比利提斯的女儿

title: 背景.
conten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历了麦卡锡时代,不少美国人被指为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主义者,被迫在政府或私营部分、委员会等地接受不恰当的调查和审问。美国国会开始要求对政府雇员进行安全审查。1948年,司法部编订名单,列出具有颠覆性的组织名单,与这些组织有关系的雇员也都会被登记在册。1950年,国务院宣布同性恋者为安全风险(因为这一群体更容易受勒索),随之而来的是针对同性恋者的一系列打压性行为,包括大量解雇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疑似同性恋者的政府雇员。出于类似的政治动机,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警察对同性恋酒吧进行临检,甚至政府明确颁布法律禁止变装行为。
title: 历史.
content: 1955年,在一起三年的女同性恋伴侣黛儿·马丁和菲莉丝·赖恩(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向一对男同性恋伴侣抱怨她们不认识任何其他女同性恋者后,这对男同性恋伴侣介绍了另一对女同性恋伴侣给她们。随后,这对伴侣建议黛儿·马丁和菲莉丝·赖恩成立一个社交俱乐部 。1955年10月,八个女人──四对女性恋伴侣──聚集在旧金山开始共享社交渠道。因为当时在公共场所与同性共舞仍然是非法的,因此她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即是有一个可以跳舞的地方。马丁和赖恩后来回忆说:“女性需要隐私......不仅要避开警察的监视,也要避开一般酒吧里陌生人的窥探和来自父母及家庭的质疑。”尽管这个小团体在当时还不确定要如何运营,但在定期见面一段时间后,她们都意识到成立社团的必要性,并迅速选举了马丁为主席。从一开始,她们就非常明确她们的目的是要教育其他女性有关女同性恋的知识,减少她们因为社会排斥而导致的自我厌恶。
title: 命名.
content: 在这个小团体第二次聚会时,她们确定了这个社团的名字。「比利提斯」是法国诗人与作家彼得·路易(Pierre Louÿs)所著的诗歌《比利提斯之歌》(The Songs of Bilitis)中提到的人物。在诗歌中,比利提斯与莎孚一起住在爱琴海东北部的列斯伏斯岛上。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十分隐晦,无法看出社团的性质。事实上,即使是马丁和赖恩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之所以叫「女儿们」是因为想要建立与当时美国其它社会团体的联系,例如美国革命的女儿协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早期比利提斯的女儿们的成员一直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在运营:一方面她们希望吸引对俱乐部有兴趣的潜在成员,另一方面又要对社团的存在严格保密。马丁和赖恩后来解释这个名字时说:「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总是可以说我们是一个诗歌社团。」 比利提丝的女儿们还设计了一个别针供社团成员佩带,以便能够迅速认出彼此。她们还选定了社团的颜色,并投票确定了社团的座右铭是“Qui vive。”这个座右铭在法文中是警惕的意思。该社团于1957年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语焉不详的非营利组织章程,赖恩回忆说:「只看章程的话,你甚至以为这是一个养猫社团。」
title: 愿景.
content: 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创会一年左右时,尽管大多数参与筹组社团的成员已经离开,但社团的成员仍然达到了16个,而且成员们也更加明确这一社团不仅仅只是一个酒吧的替代品。历史学者Marcia Gallo这样记载这段历史:「她们(比利提斯的女儿们的成员)意识到许多女同性恋都因为对她们的性欲望感到羞耻而选择逃避,她们知道。。。如果这些女同性恋无法获得支持,就无法建立自信从而去倡导自己的权利,这样下去,女同性恋的社会处境就无法改变。」 截至1959年,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罗德岛均建立了分部。社团成员举办会议时,组织者会在门口与参会者逐个打招呼。为了显示善意,她们通常会说:「我是XXX,请问你怎么称呼?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本名,甚至不需要告诉我名字的简称。」 当赖恩和马丁意识到社团无法在当地报纸上宣传活动时,具有新闻从业背景的两个人便开始自己制作通讯,并分发给她们所认识的女性。1956年10月,这份通讯被正式命名为《梯子》(The Ladder),这是美国第一个全国性发放的女同性恋出版物。1958年和1964年,《梯子》通过邮寄的方式分别做了两次读者调查,并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与女同性恋者相关的一系列统计数据。马丁担任了《梯子》的第一任主席,而赖恩则担任了编辑一职。  成立不久之后,马丁和赖恩根据当时女同性恋通常遇到的紧迫议题撰写了社团的愿景声明。在声明中,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宣称自己是一个「促进同性恋融入社会的妇女组织」,并进一步说明了社团成立的四个目的 。这份声明被自《梯子》发刊开始便被印在了杂志的封底内页,直至1970年。 这份声明的具体内容是:  纽约分会主席芭芭拉·吉廷斯(Barbara Gittings)强调之所以在愿景中用「多样教育」取代了「女同性恋教育」,是因为在1956年「女同性恋」仍然具有非常负面的意涵。
title: 策略.
content: 早期的同性恋权益倡导运动,仍然被称为同性之爱运动,是由成立于1950年的马太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首先推动的。创立初期,由于创始人的共产主义倾向,马太辛协会在政治上偏向激进,但协会的核心成员认为通过让异性恋社会相信同性恋者与自己没有什么不同的策略要比激进的社会变革更保险且富有成效。于是在1953年,他们最终改变了策略。比利提斯的女儿们也遵循了这一模式,鼓励其成员尽可能地同化并融入当时的异性恋文化。  有关不同性别气质的女同性恋(Butch and femme)应当如何着装以及如何合宜的进行性别角色表达一直是协会成员争论的问题。早在1955年,协会就制定了一项规则,参加协会会议的成员如果需要著裤装,必须著女式休闲裤。然而,这一规则并没有真正发生效力,因为大多数与会者都穿着牛仔裤,而在当时并没有女式的牛仔裤。 芭芭拉·吉廷斯回忆起当时的一个例子:「为了准备一次全国大会,协会成员成功的说服了一位从未穿过女式服装的女性『尽可能地在着装上让自己成为女人』。协会成员在当时将此事视为伟大的胜利......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类似福音派的行为会觉得十分震惊。」  在1959年的旧金山市长竞选过程中,比利提斯的女儿们被当时的政客所利用。候选人拉塞尔·沃尔登(Russell Wolden)在选举中为了攻击现任的市长乔治·克里斯托弗(George Christopher),暗示克里斯托弗正在让这个城市变得对「性别偏差者」安全。 沃尔登在他提供的材料中说:「那些女孩的父母,不要以为你没有儿子,就自满的觉得同性恋者跟你没有关系......你需要知道一个女同性恋组织的存在,她的名字是比利提斯的女儿。」为了阻止会员和订阅者的信息落入其他人的手中,《梯子》的订阅者名单仅有两份。在这次政治爆料发生后,协会的主事者迅速将名单从总部转移,侥幸避开了旧金山警方随后对协会办公室的搜查。此事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联邦调查局也表现了对协会的兴趣,参与了1959年有关协会的报告会议并表示说:「比利提斯的女儿们的目的是通过公众教育让社会接受女同性恋者。」
title: 全国会员大会.
content: 1960年,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在旧金山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会员大会,随后会员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直至 1968年。这次大会的新闻稿被派发到当地的电台和报纸,促使《旧金山纪事报》报导了这一会议,报导者赫伯·卡恩(Herb Caen)还借机调侃拉塞尔·活尔登道:「就算别人没有兴趣,拉塞尔·沃尔登一定会非常乐于知道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将在5月27-30日召开会员大会。他们是女版的马太辛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律师Morris Lowenthal将在大会上发表以《法庭中的同性恋酒吧》为题的演讲。哦兄弟。。。不,我是说姐妹们,来想一想,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这段话也被收录到当年3月号的《梯子》中。  两百名左右的女同性恋出席了这次大会,当地的警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以确保会议期间协会的成员不会穿着男式服装。黛儿·马丁配合警察完成了这次检查,让他们看到全体的参会者都穿着裙子,长筒袜和高跟鞋。 这次大会的演讲也非常精彩,包括两位律师对于同性恋酒吧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辩论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演讲。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也在会议期间“长篇大论”来提醒与会者都是罪人,但观众们仍然给予他礼貌的回应。 这次会员大会也向协会的男性盟友──她们称之为「比利提斯之子」(Sons of Bilitis,简称SOBs),颁发了特别的奖励,包括支持她们的律师、摄影师以及帮助她们筹备会员大会的马太辛协会的成员。  协会在1962年举办的第二次会员大会进一步吸引了电视媒体的注意。KTTV台的一档名为保密文件(Confidential File)的节目报导了这一会议,并在全国播放,这应该是美国国家广播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女同性恋的专门报导。
title: 改变策略.
content: 1960年,《梯子》读者的来信显示了对于协会鼓励女同性恋通过从众行为来迎合主流价值这一策略的不满。 黛儿·马丁和菲莉丝·赖恩在1970年代回顾这一策略时,也认为当时鼓励女同性恋融入主流社会的想法在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950年代、甚至1960年代初期,许多同性恋还认为这种迎合主流价值的策略过于激进,很难被实现。 比利提斯的女儿们从未达到过马太辛协会的规模。对于它的权利主张,有人认为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有人却觉得过于温和。  1961年,警察对旧金山一家同性恋酒吧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临检并逮捕了100个人。在另一次对芝加哥同性恋酒吧的临检中,警察强令被逮捕的女性证明她们没有穿着男性内衣。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梯子》更加关注权利议题:「如果我们希望赢得我们的战斗,我们必须战斗。首先,不要让自己摆脱恐惧,因为只有它是我们无所不在的敌人。」  然而,直到1962年协会的第二次会员大会,协会全国主席杰伊·贝尔(Jaye Bell)仍然强调应该用务实低调的方法来慢慢改变美国监禁制度。但1963年发生了两件事,彻底的促成了协会策略的改变。这一年,一名拒绝透露名字的捐赠者(协会称其为「宾夕法尼亚」)开始向协会捐赠大笔资金──五年内总计捐赠10万美元。「宾夕法尼亚」向多名协会成员赠予了3000美元的支票,再由这些成员转赠给协会。 同年,芭芭拉·吉廷斯取代了黛儿·马丁成为《梯子》的主编。  因为《梯子》是协会核心领导层和个人成员及各分会沟通的主要方式,因此编辑一职在组织中极具影响力。吉廷斯对杂志进行了重大改革,将重点调整为提高女同性恋的可见性。吉廷斯所做的首批举动之一即是让协会加入了一个由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共同组成的社交和政治协会联盟──东海岸同性恋组织网络(Eastern Regional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简称ECHO)。 1964年,在东海岸同性恋组织的会员大会上,协会成员公开表达了对于同性恋病理化论述的不满。在会议期间,一位名叫阿尔伯特·艾利斯的主讲人表示「绝对的同性恋者是精神病患者(Psychopathy)。」这一主张立刻引起了当场一名观众的反击「任何去找你接受治疗的同性恋一定是精神病患者。」这一回应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1964年,马丁和赖恩开始淡出协会的领导核心:「我们觉得,一个组织的存在不应该仅依赖两个人,它必须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我们的退出就是帮助它实现这件事。」 马丁和赖恩随后加入了新成立的宗教和同性恋委员会(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简称CRH),希望可以推动制度性宗教与同性恋者之间的对话。他们也尝试敦促比利提斯的女儿们也加入这一委员会,但协会之前制定的章程明确禁止了协会作为一个组织加入另一个组织(当时制定这一章程主要是防止协会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社团)。  同性恋运动受到了当时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成功的影响 (1960年,协会的全国主席是非洲裔美国人克莱奥·邦纳),1965-1966年间,协会的主要成员芭芭拉·吉丁斯,黛儿·马丁和菲莉丝·赖恩与马太辛协会的成员多次在白宫、美国国务院和其他联邦大楼抗议。作为《梯子》的编辑,吉丁斯还鼓励协会的其他人也这样做,可想而知,他们的这一行动在协会的核心领导层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吉丁斯还在《梯子》中著有专栏,名为「生活中的倡导」 (Living Propaganda),鼓励女同性恋者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出柜。当然,她也通过这一专栏公开表达了对法兰克·卡梅尼(Frank Kameny)倡导活动的支持。对于法兰克认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正常的主张,《梯子》的读者表达了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对此表示支持,但另一些人则不满法兰克的这一政治态度,还有一些人愤慨于法兰克作为一个男性来教导女同性恋应该如何生活。协会的领导者也不喜欢法兰克以及吉丁斯对于杂志所做的变革,最终导致吉丁斯在1966年卸下了主编一职。
title: 女权主义的崛起.
content: 黛儿·马丁曾经明确提道比利提斯的女儿们从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组织,专注于女性以及女同性恋者的问题。6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成为协会大多数成员所关注的议题。成为 1966年,马丁和赖恩加入了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并通过入会家庭折扣的方式来怂恿《梯子》的读者也加入这一组织 。历史学家马丁·梅克(Martin Meeker)指出,1966年协会在北美同性恋组织大会(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简称NACHO)期间举办的会员大会是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至此之后,女性的议题在协会的工作中逐渐超过男同性恋所关注的议题。这次大会也是协会历史上所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会议,吸引了旧金山大量媒体的报导。这次会议邀请了许多全国知名的讲者,但多数演讲都以男同性恋为主要关注对象,这成为女权主义在协会真正崛起的契机。  1966年11月,时任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全国总会主席的雪莉·威勒(Shirley Willer)发文指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问题存在差异。男同性恋者在当时最关注的议题是他们经常遭遇的议题,如警察的骚扰、钓鱼执法、唆使(Solicitation)、以及公共场所的性行为,而女同性恋则很少遇到这些情况,直到最近,才有少数女同性恋因为变装被捕。事实上,女同性恋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就业和晋升机会、家庭关系、子女监护和探视权。 随着越来越多成员觉得她们的议题没有被同性恋组织讨论,她们开始认为相比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处境与异性恋女性更接近。  时代的变迁也影响着协会的走向。年轻成员与资深成员之间的代沟在很多议题上显现,地方分会和全国总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烈。成员的活跃度下降,数量也开始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员选择离开并加入女权主义组织。当1968年会员大会在丹佛举办时,仅有不到二十几名参会者。
title: 争议性的结尾.
content: 《梯子》的编辑是一份全职工作,在芭芭拉·吉廷斯离开之后,协会的资深成员海伦·桑多斯(Helen Sandoz)暂时接手了她的编辑工作。但这份繁重的工作很快影响了她私人的亲密关系,导致她在1968年将这一工作交给了芭芭拉·格里尔(Barbara Grier)。仅管格里尔自1957年就开始为《梯子》杂志撰写书评和诗歌,但她与协会的核心工作团队彼此之间并不熟悉。  格里尔对《梯子》抱有很高的期待。为了吸引更多女性读者,她将吉廷斯在1964年放在封面上的「一本女同性恋评论」的字样删除。她扩充了杂志的内容,增加了每个单元,并把女权主义的思想大量的引介到杂志中。她在1969年报导了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家分会,并尝试在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组建分会。1970年,格里尔试图让杂志在协会瓦解的过程中幸免于难,于是她在协会主席丽塔·拉波特(Rita LaPorte)的支持下,将杂志的订阅名单从旧金山总部带到了雷诺 (内华达州)。《梯子》的订阅名单仅有两份,丽塔·拉波特在带走名单和打印机的时候,并没有告诉除了格里尔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当马丁和赖恩发现名单丢失时,她们认为这一名单已经被警方或者FBI获得。 Previous editors Martin, Lyon, Gittings, and Sandoz considered the act a theft. 《梯子》的历任编辑皆认为这一行为构成了盗窃,但由于丽塔将这份名单带离州境,如果想追查名单,就需要上升到联邦等级的调查,而当时的协会并没有资源将名单追回。格里尔随后切断了与协会总会领导层的关系,由于失去了订阅人名单,总会也无法再和各分会保持联系。1970年,比利提斯的女儿们正式结束,尽管它的一些分会在此之后仍然独立运作。尽管格里尔在杂志失去协会资助后,计划通过广告和订阅的营利方式继续经营《梯子》,但最终没有成功。《梯子》在1972年因为资金短缺而正式停刊。  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启发并促成了许多女同性恋组织和女权主义组织的成立。对于协会运营14年对于女同性恋社群的影响,历史学者马丁·梅克这样评价:「比利提斯的女儿们成功的将(美国)全国数百名的女同性恋聚集在一起, 并通过印刷、图像在内的现代沟通方式建立并维持了这一独特的网络。」
title: 组织档案.
content: 马丁和赖恩保存了比利提斯的女儿们全国总会和旧金山分会的完整档案,现在被存放在旧金山一家致力于研究、存盘的非营利组织──同志历史协会(GLBT Historical Society)。这些档案详尽的目录也可以在因特网上获得。  另外,女同志历史档案女同志历史档案(Lesbian Herstory Archives)所持有的红点收藏(Red Dot Collection)也收录了协会纽约分会的资料。
title: 其他相关资料.
content: 档案来源

Summary: 比利提斯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Bilitis),也被称为DOB或女儿们(Daughters),是美国第一个 女同性恋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组织。该组织于1955年在旧金山成立,因为在当时被认为是女同性恋酒吧的替代品,而经常受到警察的临检和骚扰。随着成员的增加,该组织逐渐转向为没有出柜的女同性恋提供支持,通过社群教育提升她们的权利意识,让她们可以更了解同志历史。正如女性历史学者莉莉安·斐德曼(Lillian Faderman)所说,在针对同志的猎巫文化与警察骚扰盛行的年代,这一组织的成立本身就代表着勇气,她们需要时刻面对潜在的攻击,无论她们做什么,她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意义 。比利提斯的女儿们运营了14年,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精神健康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的重要教育资源。

Daughters of Bilitis: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also called the DOB or the Daughters, was the first lesbia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rganization, formed in San Francisco in 1955, was conceived as a social alternative to lesbian bars, which were subject to raids and police harassment. As the DOB gained members, their focus shifted to providing support to women who were afraid to come out. The DOB educated them about their rights, and about gay history. The historian Lillian Faderman declared, "Its very establishment in the midst of witch-hunts and police harassment was an act of courage, since members always had to fear that they were under attack, not because of what they did, but merely because of who they were."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endured for 14 years, becoming an educational resource for lesbians, gay men, researcher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