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

title: 事件背景.
content: 198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社会就历经剧烈的变动。经过解严、解除报禁和党禁后,民间活力四起、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台湾各地弥漫着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室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场域。  虽然1987年总统蒋经国结束台湾戒严,尽管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政治改革却似乎永远追不上民众的要求,即使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后,改革速度仍然保持慢速。1990年,是第8届中华民国总统改选的年份,当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八届正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所谓「主流派」(支持李登辉)与「非主流派」(反对李登辉)之争。非主流派企图推出林洋港、蒋纬国参选,但因林洋港拒绝接受连署而破局。而这两派之争又牵涉敏感的「省籍问题」,史称「二月政争」。就在同年3月13日,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全面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在阳明山中山楼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当时被嘲讽为「山中传奇」。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进党主席及国大代表赴总统府请愿遭抬离殴辱,而有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1990年3月16日,9名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出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
title: 事件经过.
title: 3月16日.
content: 由于学生选择的静坐地点在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了可能被警方驱离的状况。于是,一些学运人士、社运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风中一直撑到第二天早上,广场的指挥中心成立,野百合学运度过了最危险的一个夜晚。
title: 3月17日.
content: 由于媒体的报导,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由于各级议会与社会团体自16日起就陆续发表「声讨国大」行动,国民党政争已拓展成全民各阶层的动员。在媒体持续披露广场静坐消息下,17日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广场俨然成形并持续成长。
title: 3月18日.
content: 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学运份子串连活动,参与静坐示威的大学生已达数千人。当天下午,甫成立的民进党发起造势大会,动员数万群众在广场大门旁边进行演说,主轴在于声讨国大。广场之学生自治领域,表现出超龄的政治运作,以和平理性态度扩大静坐的参与,依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并进行自我教育与组织的工作。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广场决策委员会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时,野百合学运已用自主的逻辑宣示了学运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力之一。  也是在这一天,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 这四条要求,反应当时台湾民间社会一部分人士对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title: 3月19日.
content: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总统李登辉与行政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将道德张力推向高峰。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本次学运之精神象征,因此此次学运称为「野百合学运」。在一份由学生广场文宣组所发出之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学生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该次运动之精神象征的原因,有如下的说明:  台湾野百合道尽了学生心目中的野百合学运,包含了对台湾主体性的认同(自主性)、全民的运动(草根性)、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开)、学生的理想道德象征(纯洁)、以及参与者生命中的荣耀(崇高)。
title: 3月20日.
content: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决策委员会决定由原来七名扩增到十二名。面对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全国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发言。总统府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野百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陈燊龄上将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title: 3月21日.
content: 3月21日,甫当选第八任总统的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四点要求共识: 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像带后,进行分校讨论,以决定是否要结束这次抗争。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
title: 3月22日.
content: 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之组织工作,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运。
title: 影响.
content: 李登辉承诺召开国是会议之后,行政作业迅速展开,4月3日公布筹备委员名单,4月14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6月28日,李登辉于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国是会议,计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一一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就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而言,政治上实际的推动者实际是立法院与大法官会议,而不是国是会议。对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不愿退职及国大代表扩权不满的增额立法委员,以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余政宪、彭百显为首,结合国民党籍的赵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声请释宪。而在国是会议召开、朝野未达成具体共识之际,6月大法官会议做成司法院释字第261号解释,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终止行使职权,才使得退职条例的功能得以彰显,也正式宣告了「万年国会」终结的最后期限。  野百合学运对台湾政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于台湾政治发展而言,虽然野百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也逐渐内化成台湾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和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那么畏惧政治,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更民主化」。  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经过十数年后,很多现在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和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菁英,其实都和野百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前中华民国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兼社会民主党范云、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兼社会民主党第二任召集人陈尚志、台北艺术大学讲师顾玉玲、《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蕃薯藤执行长陈正然、交通部部长林佳龙、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前高雄市文化局长史哲、文化部部长郑丽君、前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文嘉、立法委员李昆泽、立法委员郑丽文、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前内政部政务次长颜万进、嘉义县县长翁章梁、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台南市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钟佳滨和立法委员林宜瑾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语言。

Summary: 野百合学运,又称1990年3月学运、三月学运,是指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间于台湾所发生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今自由广场)上静坐,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这场活动对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与质变。在学生运动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随后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的民主化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Wilde-Lilien-Bewegung: Die Wilde-Lilien-Bewegung () war ein über 6 Tage vom 16. bis 22. März 1990 andauernder massenhafter Studentenprotest in Taipeh in der Republik China (Taiwan). Die Bewegung war ein wichtiges Ereignis beim Übergang Taiwans von der Ein-Parteien-Dominanz der Kuomintang (KMT) zu einer demokratischen Mehrparteiengesellscha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