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平容保

title: 生平.
title: 会津.
content: 由于会津藩八代藩主松平容敬(义建异母弟)膝下无子,容保于弘化3年(1846年)十二岁的时候,过继至会津松平家,同时容敬也把女儿敏姬许配给他。嘉永5年(1852年)接任会津藩主。  万延元年三月初三(上巳节)(1860年3月24日),江户大老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之变中遭到水户藩激进浪士的刺杀。由于井伊直弼施政风格争议颇大,加上水户藩为德川御三家中水户德川家的一支,因此容保不赞成讨伐水户藩,对此他对老中和将军发表了有说服力的见解,万延元年十二月受到将军赏识进升为左近权中将(官职)。  此后文久元年(1861年)他继续派家臣到水户藩调查水户家的情况再向将军家复命,借此调和将军家和水户家的对立。  井伊惨死之后,朝廷在萨摩藩的支持下向幕府施压,幕府因此进行文久改革(1862年),一桥庆喜(即后来德川庆喜)被任为「将军后见职」,福井藩主松平庆永则被任为「政事总裁职」。而鉴于当时京都政局混乱,天诛横行,京都所司代无力控制京都治安,所以必须要找有信望、有军力可以左右京都朝廷的藩控制京都局面,因此创设「京都守护职」一职。  众藩之中刚好会津藩符合以上各条件。会津藩是亲藩(御家门)、尊皇(会津家信奉神道教)又有守备经验(有品川炮台、虾夷及江户近海守备经验),再加上容保在讨伐水户藩事件中处理得宜被受幕阁注目,所以京都守护职的重任便落在他身上。  当时容保抱恙在身,家臣也建议容保不要接受这些职位,因为会津藩财政已经由于虾夷地警备的职务及藩内经济制度衰落陷入贫穷状态,加上德川幕府的威望不再,所以有不少会津藩的家臣反对藩主就任守护职,导致容保再三推辞。经过庆喜强列要求及庆永不断劝说,并引证会津藩祖保科正之的家训「会津家训十五个条」其中第一条「大君之仪、一心大切、可存忠勤、不可以列国之例自处焉、若怀二心则非我子孙、面面决而不可从。」 (对将军之义,最重要心存忠勤,不能以他国规矩用在本国(不可以满足于与他国同程度的忠义),若对将军家怀异心者则非我子孙,众人决不能跟随他。),为了贯彻家训最后容保毅然同意。  后来家老西乡赖母曾为此由会津到江户说劝容保「在此最难之局就任,犹如抱薪救火,多劳少得」,不过容保还是同意担任守护职、并且决意视京都为自己的葬身之地。
title: 京都守护职.
content: 文久二年十二月(1863年)年容保带领会津藩兵来到京都就任,此时京都「天诛」之举横行,不少佐幕派的公卿诸候受到尊皇攘夷派的恐吓,庆喜和春岳建议容保严加取缔,可是容保却认为尊攘派采用的极端手段的原因,是因为下层的意见不能传达到上层。所以后来容保以「洞开言路」(凡关于国事事无大小可向守护职申明)的方针管理京都,直到足利三代木像枭首事件出现。事情源于文久三年二月二十三日(1863年4月9日)神道教平田笃胤门人三轮田纲一郎、诸冈节斋、宫和田勇太郎等十数人,取走京都等持院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第2代的义诠以及第3代义满木像头部放到京都贺茂川原示众,并细列三人罪状。  三轮田等人借室町幕府暗指德川幕府侵夺皇权,又暗示如德川家不知悔改将军家茂也如木像一像的下场。容保大怒,并下令拘捕凶徒。此后,他改变对浪士的政策。  对于不法浪人严加取缔,对于有志浪人则采怀柔政策。他把浪士组中不肯东归江户的近藤勇、土方岁三等13人收入麾下(壬生浪士组,即后来的新选组),此后壬生浪士组协助会津藩维持治安。当时京都尊攘过激派(长州藩)横行,激进派屡次联同公卿发出假诏,此举令孝明天皇苦恼不已,于是他颁下密诏,命中川宫朝彦亲王、会津(松平容保)及萨摩藩(岛津久光)协助发动八月十八日政变(又称禁门政变或文久政变),借此排除激进派公卿。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政变之后的激进派不甘在朝势力尽失,聚集商讨下一步对策。其中一次不巧被新选组撞破,因而发生了池田屋事件,之后激进派终于按捺不住,于七月发动禁门之变。最后结果为激进派长州大败。尊攘激进派的长州,自此对公武合体派的会津和萨摩恨之入骨,称之为「萨贼会奸」,从此会津与长州之间结下长久之怨。对于禁门之变长州藩对皇宫开火的叛逆行为,容保实在看不过眼,主张征讨长州。  庆应2年(1866年),孝明天皇驾崩,容保本人多次陈情坚持辞去守护职,然而幕府和朝廷都未接受。根据朝廷命令,容保还是必须待在京都。可是随着佐幕的孝明天皇逝世,德川幕府以及容保的立场逐渐变得不利。庆应3年(1867年),第15代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实行大政奉还,随后京都朝廷发出的王政复古大号令,使幕府、京都守护职、京都所司代等职遭废。及后,容保随德川庆喜撤至大坂,对于朝廷突然转变对德川幕府的态度,以往受孝明天皇信任的容保认为是萨长军挟持了年幼的明治天皇夺取政权,他主张与萨长一战。未久,幕府军和容保麾的下会津藩兵,在鸟羽伏见与明治新政府军展开交战(史称鸟羽伏见之战)。由于对着御锦旗(菊花旗)开火,使庆喜、容保等人相继变成朝敌,加上战况不利,庆喜暗自带容保与定敬(京都所司代)等人,脱离战场同乘幕府军舰「开阳丸」回到江户。而在江户的旧幕臣中,则出现了提出从顺明治政府的恭顺派,与反对新政府的抗战派,同样的对立也在会津藩发生。对于阵前逃走,容保率直地向战场归来的臣子道歉,也让出藩主之位予养子喜德。
title: 会津战争.
content: 容保回到江户不久,就被禁止登城,庆应四年(1868年)二月十六日他起程回会津,由于将军庆喜对新政府态度恭顺,所以容保也跟随将军的作法恭顺以对。以仙台为首的奥羽越诸藩,对因担任守护职而招致怨恨的会津藩寄予同情,向奥羽镇抚总督府(新政府军)提出宽大处理会津的请愿。会津又在奥羽越诸藩的中介下,写下数封谢罪陈情书。可是总督府却提出如战败般的苛刻谢罪条件: 在无任何转圜的余地之下,一切只能以武力解决。会津藩在三月进行军事改革,把藩士按年龄分成青龙队、白虎队、朱雀队及玄武队。四月十日会津藩与庄内藩合组「会庄同盟」,其后与奥羽越列藩同盟联手继续对抗新政府军,然而江户城在四月十一日西乡隆盛与胜海舟谈判后,兵不血刃开城投降(江户开城),新政府军在上野战争中驱逐了彰义队(江户的警备部队),进而控制江户,因此顺利进军到北陆一带。容保在会津战争中率领藩士、藩民及新选组与新政府军交战。在会津若松城被围困情况下力战一个月,最后势衰力竭投降,死伤达三千多人。
title: 明治.
content: 依武士社会惯例,主君的过失即是臣下的过失,加上会津众臣力求明治政府宽恕容保父子。明治政府赦免容保死罪,但是要求会津交出战争首谋者3人。当时会津首席家老是田中土佐、神保内藏助及西乡赖母,可是田中与神保均已战死,西乡则行踪不明。最后家老萱野权兵卫决定一人负上战争罪责。  而明治政府则将容保软禁在鸟取藩后来转到和歌山藩,又将容保的养子喜德软禁在久留米藩,明治二年(1869年)十一月,明治政府容许容保之子庆三郎(即松平容大)再兴会津松平家家门,于是山川大藏等众会津家臣便与仍是婴孩的容大一起迁到北方斗南藩。  明治四年(1871年)三月,容保与喜德改为在斗南藩软禁,七月下旬两人到达北方斗南藩。由于交早前颁下废藩置县之令,斗南藩被解散。八月容保、喜德及容大迁到东京。  明治五年(1872年)容保、喜德解除永久软禁的处分。明治十三年(1880年)二月二日,容保以从五位的官职就任栃木县日光市山内镇座的日光东照宫宫司。  明治26年(1893年)十二月五日,容保在东京目黑区的自宅中因为肺炎而过世,享年59。  容保过世的前天从明治天皇那里蒙赐了牛奶。容保在生时颈上一直挂着一个小竹筒,后来证实是在八月十八日政变所得,当时按孝明天皇御意会津藩联同中川宫朝彦亲王及萨摩藩等公武合体派,排除三条实美等尊攘派公卿,事后天皇亲手御书宸翰(书信)及御制和歌赐予容保。容保直到死,这个小竹筒及当中的御书始终都没有离身。  在孝明天皇的宸翰内容中表自己对过激派公卿的事感到苦恼,感谢容保替他攘除忧患并认同容保的忠诚。就明治政府的立场来说明,这篇宸翰的存在对明治政府非常不利,因其内容足以证明当时的过激派就是违背天皇旨意的逆贼,而在戊辰之战后变成逆贼的会津藩才应该是正统官军,这篇宸翰对由过激派组成的明治政府来说,成为了必须抹灭的证物。  山县有朋(长州藩出身的下级武士,日后成为日本第三任首相)听说了这封宸翰的存在而感到震惊,为了不让信函公开,他秘密地以5万日圆(也有3万日圆之说)(用现在的币值换算的话,约等于5(或3)亿日圆的价值)诱使松平家的人转让这封宸翰,然而会津松平家始终并没有因为钱而把宸翰转让。  容保的墓地本来在东京都新宿区的正受院,但后来改葬到福岛县会津若松市的松平家院内御庙。现在正受院内并没有残留容保墓碑。
title: 官职位阶履历.
content: ※日期以旧历为准,但明治9年以后以新历为准。
title: 家系.
content: 正室原为容敬的五女敏姬,14岁成为容保的正室,不幸于19岁去世,无子嗣。后再迎娶加贺藩主前田庆宁女儿礼姬为继室,但因戊辰战争而使婚约未成立。侧室为田代孙兵卫的女儿佐久(生有长男容大、次男健雄、五男英夫及七男保男)和川村源兵卫的女儿名贺(生有长女美弥、次女、三男、四男及六男恒雄)2人。佐久在容保任职京都守护职时,负责亲身照顾。

Summary: 松平容保(;1836年-2月15日-天保]]6年12月29日-1893年-(明治26年)12月5日),是日本江户时代会津藩第九代藩主,曾任京都守护职。官称肥后守。号佑堂、芳山。幼名𫓯之允() 松平容保是美浓国高须藩主松平义建之六子,母亲为侧室古森氏。与兄长德川庆胜、德川茂德、弟弟松平定敬四人并称为「高须四兄弟」(高须松平氏为德川御三家之一尾张家的分支)。

Matsudaira Katamori: Matsudaira Katamori (jap. ; * 15. Februar 1836; † 5. Dezember 1893) war ein Samurai, der in der Bakumatsu-Zeit (Ende der Edo-Zeit) und der Meiji-Zeit lebte. Während der Regentschaft des Tokugawa-Shōgunats in der Bakumatsu-Zeit war er der 9. und letzte Daimyō des Daimyats Aizu und für die Sicherheit Kyōtos zuständig. Obschon er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Shōgun und Tennō auf der Seite des Shōgunats gekämpft hatte, wurde sein Leben geschont. Nach der Meiji-Restauration wurde er mit der Führung des Schreins Nikkō Tōshō-gū betraut. Zusammen mit dreien seiner Brüder hatte er eine einflussreiche Position inne, sie wurden „die vier Takasu-Brüder“ genan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