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

title: 生平.
content: 内藤湖南的最高学历是在故乡秋田师范学校的两年师范科。1907年至1926年间任教于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他处于盛世的日本折衷学派转向实学的时代背景(1875年福泽谕吉刊行《文明论之概略》,鼓吹「脱亚入欧」,倡导独立意识,对明治精神和国民主义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而明治中期,日本人盲目仿效西方的热潮开始降温,日本朝野从一度急切欧化的狂热中逐渐清醒)。  1890年,内藤湖南曾经参加1888年成立的国粹主义的文化政治团体「政教社」,其领导人物有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其宗旨为革新传统社会,但反对欧美文化入侵,主张恢弘日本文化以及东方文化。青年时曾任记者,1897年至1898年,在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前身之一的《台湾日报》的主笔。1900-1906年,内藤湖南任职《大阪朝日新闻》,兼高桥健三的秘书。大致上,他交往的大多数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国粹主义的国民主义倾向,对于内藤史观的形成大有影响,如:最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宣扬国民主义的政教社;西村天囚主张的坤舆文明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洋文化论。  内藤湖南一生曾十次访华,一次访欧;在游历华南华北期间,他通过面会笔谈,结交了严复、文廷式、张元济、沈曾植、柯绍忞、王国维、罗振玉、刘鹗等人。综观他的前半生生涯,经世取向使他具备了现实意识,开阔的视野成就了他的业绩,职业的实践推动他进一步对中国历史作出宏观的通盘考察,并为他日后转入教授历史、研究历史铺平了道路。
title: 学术研究.
content: 内藤湖南一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旁及其他学科,学问渊博,世所罕见。大正十年(1921)左右他在京都大学所使用的讲义,日后成为其大作《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一○》,筑摩书房)一书之稿本,该书开宗明义指出:「我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其对于东亚文化的研究即是以中国历史的研究为范围:简而言之,内藤氏史学研究的地理范围,即以帕米尔、西藏高原为中心而开展,去除印度、中亚细亚、西伯利亚的所谓「东亚」为地理区划的历史文化学研究,上述范围的史学,在他本人界定中即为所谓「东洋学」,而此东洋学概念,正隐含着一种将东亚视为整体的世界史史观。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期」(或称「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在内藤湖南眼里,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变为近世,是一大变革,这变革把唐宋分割,故后来以「唐宋变革」称之。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此时代区分论曾遭到多方批评,议论尤其在日本国内于战后越来越炽,然最终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此外,除以中国为开展的「东洋史」外,在日本历史研究上,内藤认为,邪马台国位于九州,而不是在近畿地区。
title: 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
content: 内藤湖南于上世纪二○年代提出极具启发性的时代区分论,主要是以《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一书的论点为人所知。此区分论乃将中国的朝代根据其时代特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近世后期」等四期。「上古」指的是文明起源直至中后汉中叶,上古时期的特色是形成中国文化,并以此文化扩及周围各地;「中世」则为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此时乃是东洋史的第二阶段,此阶段与前述「上古」之别乃是以后汉半期至西晋期间为过渡,这段时期的特色是边疆民族入侵中国内部,而此种入侵特色在唐末五代中达到巅峰。至于何谓东洋史第三、四阶段,亦即何为「近世前期」、「近世后期」,在《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一书中没有明确说明。
title: 政治观.
content: 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深入,认为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的主流,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他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中心主义者,从他高度评价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所开启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独立思想,可以了解内藤的立足点和他的全面的东亚文化观。  内藤湖南所著作的《支那论》在二战后受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多人撰文批判内藤出自国族主义的文化史观的言论,指出其书中言论助长了军国主义。池田诚写过一系列研究内藤的文章,认为研究内藤史学不能无视明治时代后期的国族主义背景。池田诚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是建立在内藤所发挥的国族主义的延长线上。”,并履次提及内藤是“《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可以说是中国版本的国族主义派之国粹主义政治论”,《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指的就是的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和日本主义者陆羯南所主张的日本民族主义。丸山真男曾将明治时期中产阶级的国族主义分疏为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三种。  周一良曾经评点日本三位汉学大师,说:“白鸟库吉(1865-1942)受西方学术影响较深,内藤湖南受乾嘉朴学影响较深,两人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按:指日本的东京和故都西京即京都)中国史研究的长老;而桑原隲蔵(1871-1931)则兼承乾嘉与欧洲学术传统,是明治以后中国史研究的又一巨擘。三人之中,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另外研究中国历史著名的傅佛国和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亦对内藤有所评述,博佛国指出「对于像内藤这样一位相信学当致用的人说来,日本为亚洲作决策的重任,绝不能只听任职业政客和军国主义人物一手把持。」,包弼德认为「内藤从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贵族专制体制终将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障碍;这个对日本的殷鉴,看起来内藤在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时候就系之于心。」  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

Summary: 内藤 湖南(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别号忆人居主、湖南鸥侣、雕虫生闷闷先生。生于日本秋田县鹿角郡毛马内(现为鹿角市),历史学家及汉学家。

Naitō Torajirō: Naitō Torajirō (, geb. 27. August 1866; gest. 26. Juni 1934) bzw. unter dem Schriftstellernamen Naitō Konan () war ein japanischer Historiker und Sinologe. Er war der Gründer der Kyoto-Schule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zusammen mit Shiratori Kurakichi (dem Gründer der Tokyo-Schule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war er einer der führenden japanischen Historiker in Ostasien i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Sein bekanntestes Buch trägt den Titel "N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