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

title: 结集.
content: 佛教早期并没有书面经典,僧众以口语方式传承教法。释迦牟尼般涅槃后,僧团在王舍城举行第一次集结(saṃgīti)。据佛教律藏的共通记载,该次集结由「上座」比丘大迦叶等人主持,「多闻者」阿难诵出佛陀所说修多罗,「持律者」优波离诵出波罗提木叉,大众对其内容共同审定,再编成次第,为后来《四阿含》(法)与律藏(律)的起源。  佛陀在世期间,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于归纳演绎佛法精义,为后来阿毘达磨论藏(对法)的滥觞。传说王舍城结集时,大迦叶诵出了阿毘达磨(其他的记载,则谓是阿难或富楼那)。在推重阿毘达磨的上座部中,如说一切有部、铜鍱部、犊子部等,主张自宗所传承的阿毘达磨论为佛陀所说,不过大众部与化地部、铜鍱部律没有结集论藏的明文,而经量部师认为没有对法藏,对法只是契经解说慧学的部分,弟子所作的论只是经疏,不算作藏。  印顺法师检视有关论藏结集的记载,异说纷纭,认为论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时代尚未存在,而应为部派时代的作品。他也主张经与律,应是经过一段时期不停的整理与结集才形成现有规模,现存的四阿含与律藏难以单一溯源到王舍城结集。  相对于三藏的结集,大乘经的传出则伴随种种传说。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传说大众部另外进行窟外集结集出五藏,其中有大乘经;《大智度论》则记载,传说佛陀灭度后,文殊、弥勒诸大菩萨,与阿难共集摩诃衍教法,专称为「菩萨藏」。西藏传说则称大乘佛法之根本结集,在王舍城旁无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万佛子聚集,由普贤菩萨领导、文殊、金刚手、与弥勒菩萨,结集而成。其他则有说是从诸天龙宫取得、从他方佛、从三昧中见佛等听闻而来。  大乘经论当中,文殊传承甚深观于龙树─提婆,形成《中论》等中观般若经论,弥勒传承广大行于无著─世亲,形成《大乘经庄严论》等唯识经论。天台宗以龙树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为龙树「今师相承」。禅宗称佛陀在灵鹫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传至菩提达摩。。  有些记载称,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专门收集诸佛所说之秘密真言(mantra)、陀罗尼(dhāraṇī)、种子字(bīja)、明咒(vidya),或护咒(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刚手菩萨(金刚萨埵)为杂密及诸密续之传法与集结者,藏密又以普贤王如来、金刚总持为无上瑜伽的传法者。
title: 传布.
content: 关于佛教在何处传播、受持等问题,历史上并无留下明确记载,因此无法确定从佛世到佛灭间佛教流传的地域范围。只能从阿含经与律藏所提的说法与制戒地点,约略推想出佛陀游历的地区,大抵就是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即现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大部分与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区。  在根本分裂后,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保护政策,佛教传到印度内外各地。之后,根本两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灭三百年以后,便形成所谓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据南方上座部所传,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国内外九个地区传教,扩大佛教教团的幅员,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远及希腊;北至喜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带发展,南从印度南部到斯里兰卡,东则远达缅甸地区。而佛教哲学的论书(阿毘达磨)也在这时逐渐成立,一般认为论藏是历经初期、中期、后期,共费时约二至三百年的时间,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才定型下来。  大乘佛教的传出,至早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初期传出的大乘经典可分为以信行为中心的「念佛」,与重视智行的「般若」、「空」等两大类。迦腻色伽28年(公元2世纪),摩偷罗地方就有阿弥陀佛像,为已知最古之阿弥陀佛像,其铭文为「愿一切众生得无上佛智」,可见其时阿弥陀佛信仰已在当地流传。这些新传出的大乘佛典,与佛传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当中提倡以菩萨为本的佛法,并反对部派佛教的阿毘达磨学说,引发了当时部派间的论诤 。至公元二世纪后,这些大乘经典大量在中国传译。  关于大乘教团的起源问题,现代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未有明确定论。明治时期的学者前田慧云(1903)对比大乘和大众部的思想后,找出其中的共通点,提出「大众部起源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未必与大众部有密切的关系,倒与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渊源。平川彰(1968)则提出「在家佛塔教团起源说」,认为大乘佛教非源于部派,而是以佛塔供养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团。不过此说因文献证据不足,主观推论过多,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见。Gregory Schopen更详细考察印度与佛塔相关之碑铭,得出公元前二世纪已有出家僧人参与佛塔供养,表明部派僧人与佛塔供养的密切关系,主张「在家佛塔起源说」不能成立。Paul Harrison等学者,则注意到大乘经典强调禅修的重要,而主张大乘初期的教团是以森林禅修、头陀行为主的传统,这群禅修者日渐增多后才开始发展成寺院。  另外,有学者认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于部派的特定学派(school)思潮,而不具有教团(sect)的独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最早出现「大乘」用语的碑文位于公元五世纪以后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释种比丘.大乘(ma[ha]yana)【信奉者】的布施,回向一切众生得无上智」的字样,可能要到此时才有比较自主的大乘教团存在于印度。
title: 翻译.
content: 佛陀传布其教法的用语,最初为摩揭陀俗语(Ardhamāgadhī)。随着教团扩张,僧众们用印度当地的俗语(Prakrit)来传布佛陀的教法,到笈多王朝(约公元320-550年)时期,佛教内部转而使用梵语的情况变得明显。  由于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语传述佛典,早期的汉译佛典并非译自梵语,而是从印度俗语、犍陀罗语、西域诸语等语言翻译过来的。直到后期,佛教僧众改以梵语作为经典语言之后,南北朝之后的汉译佛典就以梵语占多数,而七世纪之后的藏译佛典更是几乎全译自于梵语。  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相传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随后有安世高译《转法轮经》《安般守意经》、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支谦等译《法句经》《大般泥洹经》、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竺法护译《生经》《修行道地经》、鸠摩罗什译《遗教经》、还有译者不明的《稻秆经》、《八大人觉经》等早期翻译佛典。  东晋至唐朝为汉译佛典兴盛期,其中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不空(或义净)并称为佛经翻译四大家,译出不少般若、中观、如来藏、唯识和秘密乘佛典。北宋的法天、施护、天息灾等人,所译佛典以密续为主而旁兼阿含类及些许大乘显教经论,这是汉传佛教最后一次大规模翻译佛典的活动。  民国时期,汉传佛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有了较多接触,分别有了参法师(叶均)和法尊法师译出零星作品。
title: 教典.
title: 概述.
content: 不同时期和地域的佛教,有其各自尊奉的至高教典。初期佛教奉《阿含》为佛陀根本圣教,大乘佛教以《般若经》为佛法核心,唯识学派以《解深密经》为最高宗义 ;中国佛教把《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视为究竟圆满的圆教,赞誉「法华成佛,华严富贵,楞严开慧」。源自唐密的日本密教,宗奉《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般若理趣经》。藏传佛教的藏密行者常诵持《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以《秘密集会续》《胜乐根本续》《时轮续》等无上瑜伽密续为最上教法。尼泊尔的尼瓦尔佛教则有以九部梵文本大乘佛经为殊胜「九法」(Nava Dharma)的传统。  就汉传佛教宗派而言,禅宗又与《楞伽经》《思益经》《维摩诘经》《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大乘涅槃经》《圆觉经》有重要渊源;净土法门特重《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弥勒下生经》《观弥勒上生经》。此外,解说如来藏义的《胜鬘经》,传大乘禅法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授大乘忏法的《普贤观经》在汉传佛教亦受一定重视。祈请佛菩萨护佑加持的《金光明经》《仁王护国经》《药师经》《地藏经》《普门品》等,在汉传佛教也相当盛行。《大宝积经》和《大方等大集经》为大乘的经集,广收各种大乘修行法门。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大悲咒〉〈尊胜咒〉为汉传佛教不分宗派普遍诵持的陀罗尼。在密教当中,佛菩萨本尊护法各有其真言,如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准提菩萨的〈准提咒〉、毗卢遮那佛的〈光明真言〉。藏传密宗特别盛行〈金刚萨埵百字明咒〉,为修习本尊瑜伽的必备前行。奉尼柯耶为圣典的南传佛教则把《慈经》、《吉祥经》、《宝经》、《阿咤曩胝经》等当作护卫经文。舍利弗因之悟入法眼净的〈缘起偈〉,经常被铭刻在印度寺院的佛塔上,视之为佛陀法身。  并非所有汉传佛典皆为翻译之作,传达孝顺亲长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盂兰盆经》、《地藏经》,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华人僧俗所造。这些可能为汉地所造的「本土经论」不乏至今仍对中国佛教影响至巨的佛典,如戒律类的《大乘梵网经》,经藏类的《楞严经》、《圆觉经》,以及论典类的《大乘起信论》、《宝藏论》等等。  《六祖坛经》是后人推崇禅宗六祖曹溪惠能的言行,尊称为「经」的言行录,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净影慧远《大乘义章》、慈恩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以及永明延寿《宗镜录》为汉地重要的佛教通论之书,被视为佛法之纲要。《法苑珠林》以类书的形式网罗众多佛教经论和外典俗书,被当作佛教的百科全书。《弥兰王问》(那先比丘经)记载部派佛教时期,印度僧侣那先比丘(龙军长老),与统治当时北印度之希腊国王弥兰王(米南德一世)对答佛教义理,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文明的初次对话。  中国佛教在唐代以后,为了控管僧尼人数,曾形成「试经度僧」的度牒制度,以《法华经》等大乘经为主要的应试经论。历史上流行又富有文学影响的汉译佛经,依据胡适的说法,则要算上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法华》,《维摩诘》这三部。初期佛教圣典、现代佛学公认最接近原始佛教的《阿含》,反而长期在中国佛教的传统里受到冷落。不过在印顺法师的阐发推动下,记载佛陀根本思想言行的四阿含及尼柯耶,已逐渐为现代华语佛教界所研习重视。  由于佛教经文繁多、经典庞大,一些短小的经文或偈颂集,编辑为入门书而流传开来,如《法句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中国佛教)、沩山灵祐禅师的《沩山警策》(禅宗)、无著贤论师的《佛子行三十七颂》(西藏佛教)等。
title: 结构.
content: 佛陀开演教法的第一部经是释迦牟尼觉悟后,在鹿野苑对五比丘宣说中道及四圣谛的《转法轮经》,接着是《五蕴皆空经》,最后一部是佛陀入般涅槃前三个月行脚教化及开示最后教诫的《大般涅槃经》。按天台宗判教等说法,佛陀初成道三七日间说《华严经》,尔后开演《四阿含》,以及《般若经》等方等大乘经,最后则讲《妙法莲华经》显扬一乘,并于入灭前一日一夜说《大乘涅槃经》。《巴利三藏》对佛陀初成道三七日的说法是:享受解脱乐七日,观菩提树七日,经行七日,与《妙法莲华经》的说法相似,而与天台宗不同。  若按体裁,佛典又可分为十二种形式(若依九分教则没有「尼陀那」、「阿波陀那」、「优波提舍」):
title: 佛传.
content: 佛陀在人间活动事迹的素材,散见于律藏以及本缘部佛经,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四分律·受戒犍度》、《巴利律藏·犍度》、《大事》、《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普曜经》、《佛本行集经》、马鸣《佛所行赞》等佛典,当中涉及具神话色彩的本生类故事。信仰者以这些佛传故事为雕绘主题,而创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图的艺术表现形式。  传统的佛传作品,有六世纪初僧祐造《释迦谱》,禅宗灯史录〈七佛〉传,十三世纪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统纪·释迦佛纪》,十五世纪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传释迦牟尼佛传》(原书名:无误讲述佛陀出有坏美妙绝伦传记·善逝圣行宝藏),这些作品大多为史实、传说与法统相糅合的叙事。  现代人著作则有星云法师《释迦牟尼佛传》、髻智比丘《亲近释迦牟尼佛:从巴利藏经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禅师《故道白云》、中村元《瞿昙佛陀传》等等。
title: 藏经编纂.
content: 汉文藏经的编纂始于南北朝时,之后在全国存有大量的写本藏经,但由于资料缺乏,对于这些写本藏经的情况现在尚未厘清。到唐开元时,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已有1076部,5048卷。之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经最早为开宝藏,北宋初开始刊印。最初为蜀版,后有福州版。其后历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经雕印。  历代雕版印刷的汉文大藏经以般若部为首,排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前,至大正藏则以阿含部为首,排序长阿含最前。藏传的《蔡巴甘珠尔目录》以金刚果乘续部为首,排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和《吉祥时轮本续》最前。
title: 分类.
content: 狭义的佛经专指经藏中的契经。现存的佛教原典有:  广义的佛经总称“三藏”,包括: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将「过去无量殑伽沙诸佛世尊所说正法」,摄为五分(藏):  并称五藏之受持者,阿难受持「素呾缆藏」(经),优婆离受持「毘奈耶藏」(律),迦旃延受持「阿毘达磨藏」(论藏),文殊菩萨受持「大乘般若波罗蜜多」(般若),金刚手菩萨受持「甚深微妙诸总持门」(真言门)。
title: 石刻及墨宝.
content: 中国佛教石经雕刻之举始于北魏末年,盛于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于摩崖和经幢上。  「摩崖刻经」以北齐、北周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大字《金刚经》、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水牛山《文殊师利般若经》等。河南安阳宝山、河北磁县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经摩崖。  「经幢」创于初唐,其制如柱,一般为八角棱形,上有盖,下有座,经文刻于柱身。陕西富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刻于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为现存较早的经幢。佛教经幢以刻《陀罗尼经》为多,但也有刻《心经》、《楞严经》、《大悲心陀罗尼经》、《金刚经》、《药师经》等经的。  「碑刻佛经」,数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幽州沙门静琬镌刻石经以防法难,直至明末,历时千余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经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国字数最多的铭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审,亦包括从未见于目录着录的稀世孤本,例如《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唐玄宗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此外,还有「石柱佛经」,刻在石柱上藏于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为代表;「塔刻佛经」,镌刻于塔身或塔内石壁上,内容包含了佛教经目和各类佛教经咒。  长庆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于苏州重玄寺法华院刻成石壁经,系为寺僧契元所书,白居易亦为之作赞碑。计刻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般若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阿弥陀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实相法密经(实相般若波罗蜜经)及般若心经等十万言以上。  书法家写佛经,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北魏人所书,刻入《壮陶阁帖》者为最早,有唐咸通年间大秦寺僧题识。但影响较大的,是稍晚的欧阳询心经写本,他也写有〈佛说尊胜陀罗尼咒〉。此外,释怀仁集王羲之墨迹为〈集字圣教序〉,写有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著名的,还有题为王羲之所书的《佛遗教经》、钟绍京的《转轮圣王经》(起世经·转轮圣王品)、柳公权的《金刚经》、国诠的《善见律》卷、张旭草书《心经》、以及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  唐代佛经传抄最广的是写经生、僧人的写经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这些作品才大量现世。所抄佛经以《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无量寿宗要经》的数量最多,其质量参差不齐,以发愿供养、祈求福报为主要目的。此外,大批的佛典疑伪经文献、汉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禅宗著作、宣教通俗文书,如变文等,皆在敦煌文献抄写之列。  唐代以后,黄庭坚、赵孟𫖯、董其昌、文征明、陈洪绶、文嘉、张照、孔继涑等人所写《心经》;苏轼、赵孟𫖯、祝允明、孙慎行等人所写《四十二章经》;米芾写〈倒念揭谛咒〉;苏轼、黄庭坚、张即之、赵孟𫖯、文征明、董其昌、释弘一写《金刚经》;赵孟𫖯、董其昌写《妙法莲华经》等,均可称为名品。其余佛经法帖尚有张即之《华严经》《佛遗教经》、赵孟𫖯《楞严经赞佛偈》、苏轼《圆觉经》《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文益禅师语录》、董其昌《楞严经圆通偈》《佛说阿弥陀经》《佛遗教经》、林则徐《阿弥陀经》、弘一法师《华严经》等等。  清代帝王亦好写佛经,所抄内容以智慧、修持、觉悟、真如类的典籍为主,包括《般若经》、《心经》、《金刚经》、《法华经》、《圆觉经》等。较具有代表性的佛经写本,则有:康熙《心经》、乾隆《金刚经》、《白衣大悲王印陀罗尼经》、咸丰《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慈禧太后《心经》。  篆书方面的名作,则有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灵隐寺莫庵道肎,写成的集篆三十二体《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每章一体,并注记各体源流。从北宋以后,历经明、清二代,屡见重钞翻刻或复临的三十二体篆书《金刚经》,是篆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集篆作品。  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经被毁,中国石刻佛经相当兴盛,从北齐至宋元时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经已无法统计。书法家写佛经的风气,则较道经晚起步。唐代书法家少写佛经,宋代书法家以翰墨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风气下,兼写佛道经。晚清藏书家叶昌炽评论:「佛经之精者皆大字,而碑为多;道经之精者皆小楷,而帖为多」。

Summary: 佛经,为记载佛语和佛陀教法的经典。主要指经藏,有时也泛指经律论三藏,以及历代后贤著作的全部佛典,古代总称为「众经」、「一切经」或「大藏经」。按佛教传统和记载语言,佛典可分为巴利语(南传上座部佛教)、古汉语(汉传佛教)、古典藏语(藏传佛教)三大体系,残存的梵语、犍陀罗语文献,并衍生出韩语、日语、西夏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蒙语、满语、越南语、泰语、缅语、僧伽罗语、现代汉语和英语等语言的再译本。

Buddhistické texty: Buddhistické texty se dají roztřídit mnohými způsoby, avšak asi nejzákladnější rozdělení je na kanonické a nekanonické. Kanonické texty jsou trojího ty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