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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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调查分析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方法：方便取样，采用生活目的测验量表(PIL)、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SRQ)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广东省广州、深圳、东莞三市985名肢体残疾人进行问卷施测，回收有效问卷941份，有效率为95.5%。结果：(1) 肢体残疾人组的生命意义感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和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 < 0.001， p < 0.05)，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01)。(2) 独生组生命意义感量表和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组(p < 0.05， p < 0.01)，SCL-90总均分显著低于非独生组(p < 0.05)。(3) 在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先天残疾组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后天残疾组(p < 0.01， p < 0.05)；在SCL-90总分上，先天残疾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后天残疾组(p < 0.01)。(4) 31~40岁组的SCL-90总分显著高于41~50岁组(p < 0.001)；在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分上，31~40岁组得分显著低于41~50岁组(p < 0.001)。(5)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量表、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SCL-90总分均呈现残疾级别组间差异，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p < 0.05)，在生命意义感量表总均分上，一级残疾组显著低于其他残疾级别组；在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均分上，一级和二级残疾组低于三级和四级残疾组，一级和二级残疾组的SCL-90总均分显著高于三级和四级残疾组。(6) 意向性自我调节高分组的生命意义感量表总分及各分维度得分高于低分组(p < 0.001)，SCL-90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低分组(p < 0.001)。结论：(1)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程度、意向性自我调节及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健康正常人。(2) 30~40岁年龄段肢体残疾人士、先天肢体残疾人士、一级和二级残疾的肢体残疾人士生命意义感程度偏低、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偏低，心理健康水平偏低，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有必要重点关注30-40岁年龄段肢体残疾人士、先天肢体残疾人士、一级和二级残疾的肢体残疾人士。(3) 高意向性自我调节肢体残疾人较低意向性自我调节肢体残疾人的生命意义感程度、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在肢体残疾人士心理康复工作中有必要纳入意向性自我调节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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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肢体残疾人为2412万人，占残疾人总数29.07%，在各残疾类型中的比重最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比例逐年攀升，其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这一特殊群体的心身康复需要同时并举，心理康复不容忽视。 肢体残疾人主要是指躯体缺失或功能受损而导致机体功能不同程度的丧失，活动范围受限的个体。肢体残疾人由于先天因素或后天事故导致躯体的残缺或病损，部分或全部丧失了机体能力，社会参与度不高。肢体残疾人群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由于肢体残障致其机能不全，使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免时常遭遇种种困境，并且有可能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其在心理上需要接纳自我和承受他人的歧视等，他们在求学、就业、婚姻等一系列社会生活中均面临着超乎寻常的困难。他们无法充分参与社会活动，难以发挥既有能力，加之日常生活诸多方面不得不经常求助于人，使之易于产生无用感，甚至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长期以来，肢体残疾人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有限，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加之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难以参加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此显而易见会阻碍肢体残疾人士的社会适应性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的维护。有研究表明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人(洪伟，唐勇，张南平，陈惠玲，2010)，肢体残疾成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值得关注(伍毅，黄胜春，贡东卫，褚毅生，陈优，2012)。肢体残疾人多有敏感、脆弱、自卑及自尊心强的心理特点(吴靖萱，2015)。残疾人易于产生自杀意念，是自杀的高危群体(曾文芳，谭彩，曾鑫，2017)。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过程中，尤其有必要增强其生命意义感。 尽管肢体残疾人总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乐观，但是在这一群体中也存在着一部分适应良好的个体，他们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并在社会生活中体验到个人生命价值。以积极心理学为导向，个体积极心理品质能够使其获得良好心身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本研究纳入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变量，探索肢体残疾人这两方面积极个性特质与心理健康的发展现状，以期增进对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心理机制的了解，为其心理康复提供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参考角度。 生命意义感是Frank存在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人类的基本动机就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目标，其强调此意义即为人格的核心。生命意义感影响着工作、创造和承受苦难的能力，个体如果感知不到生命的意义或者没有明确的生命目的，将会陷入存在空虚而痛苦，从而引发存在性神经症即自我无法找到意义的心理疾病(Jim， 2000)。研究表明，希望和目标的缺乏、生命意义感的丧失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Krause， 2007)。Crumbaugh将生命意义感界定为个体对生命意义与目的的感知程度，他认为获得生命意义感是个体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让个体有存在方向感，而且给予其价值感，Crumbaugh强调个体有明确价值感的生活态度源于其对生命意义的感知，个体通过自己的生活态度来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并获得“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认同感(Crumbaugh & Maholic， 1964)。有研究表明增强生命意义感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显著降低自杀意念(徐良雄，石聿树，熊昌娥，刘祖松，黄翠萍，曾德志，等，2019)。生命意义感知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情绪，更善用积极的心理资源应对问题(于洪苏，段刚，张广清，万雪良，2020)。 意向性自我调节是指个体以增强自我功能或优化自我发展为目标，积极协调情境中的要求、资源与个人目标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行动过程(Gestsdotir， Bizan-Lewin， Eye， Lerner， & Lerner， 2009)，即个体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或其他因素时，通过对自身进行调整，去更好地适应环境，使自身的发展或目标的实现不受影响。意向性自我调节是个体自我调节的高级形式。意向性自我调节反映个体倾向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个性特质，对于个体的发展起着积极推进作用(Gestsdottir， Bowers， von Eye， Napolitano， & Lerner， 2010)。SOC理论模型是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主要理论模型，SOC分别指的是选择、优化和补偿三种调节策略，其主要阐述个体如何运用这些调节策略去协调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使潜能发展最大化的同时损失最小化。意向性自我调节早期用于老龄化研究，有研究结果显示，倾向于采用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的老龄者，其生活满意度更高，幸福度指数更高(Isaacowitz & Blanchard-Fields， 2012)。高意向性自我调节个体有更加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加明确的生活目标。 对于肢体残疾人这一遭受心身重创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现状值得关注。本研究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肢体残疾人进行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调查，以了解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总体状况，在人口学变量上对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同致残原因肢体残疾人组别间的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同残疾等级组别间的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进行比较分析；对高、低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肢体残疾人组别间的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健康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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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方便取样，在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社区、残疾人企业和残疾康复机构抽取肢体残疾成年人进行问卷施测，回收问卷985份，有效问卷941份，有效率为95.5%。被试在性别和残疾级别上的分布：男性403人，女性538人，比率分别为42.8%和57.2%；一级肢体残疾289人，占30.7%，二级肢体残疾251人，占26.7%，三级肢体残疾209人，占22.2%，四级肢体残疾192人，占20.4% (见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 samples in each variabl 变量 组别 n 百分比% 性别 男 403 42.8 女 538 57.2 独生与否 是 201 21.4 否 740 78.6 年龄 25~30岁 3 0.3 31~40岁 635 67.5 41~50岁 253 26.9 51岁以上 50 5.3 残疾级别 一级 289 30.7 二级 251 26.7 三级 209 22.2 四级 192 20.4 致残原因 先天 306 32.5 后天 635 67.5 表1. 一般资料分布情况 2.2. 研究工具 2.2.1. 生命意义感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尹美琪基于Crumbaugh & Maholic (1964)编制的“生活目的测验(Purpose-in-life Test， PIL)”修订而成的PIL中文版本进行生命意义感测量。全量表共20个条目，包含生活态度、生活目标、生活价值和生活自主四个维度，采用Likert氏七点计分法。总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生命意义感越强。周静(2016)对PIL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IL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92，四个维度效度相关系数在0.742~0.865之间，表明PIL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PIL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8，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9~0.911。 2.2.2. 心理健康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Derogatis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全量表一共90个项目，包含九个因子。采用五点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相关症状越严重，即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该量表在国内外研究中广泛使用，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SCL-90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5，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9~0.916。 2.2.3. 意向性自我调节研究工具 采用Gestsdottir和Lerner编制的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测量肢体残疾人的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该问卷一共13个题目，分为选择意向性(3个题目)、优化意向性(3个题目)、补偿意向性(4个项目)和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性(3个题目)四个维度，采用的是李克特7点方式计分。被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好。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7，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5~0.932。 2.3. 数据统计研究工具 采用SPSS22.0中文版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 t检验：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及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以及高、低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组间在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健康上存在的差异。 (2) 方差分析：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在残疾级别组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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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差异分析讨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从总体上看，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与正常人群相比，肢体残疾人更易于产生消极悲观情绪、自卑、敏感、对康复丧失信心，甚至产生自杀意念等。另外，本研究结果表明肢体残疾人总体生命意义感程度低，这可能因由肢体残疾人躯体残障之限制而难以发挥其生活的自主性，使得生命目标的实现受到阻碍，进而削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感，提示在肢体残疾人的康复计划中需要考虑心身康复同时并举，并在促进其心理康复过程中，着力于增进肢体残疾人士的生命意义感。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之女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肢体残疾人独生组SCL-90总均分比非独生组低，在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上的得分比非独生组高，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独生肢体残疾人相较非独生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程度更高。独生子女在家庭生活中可能获得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与独生子女肢体残疾人相比，非独生的肢体残疾人可能存在与其他兄弟姐妹作比较的情况，此可能会增强其缺陷感、不平衡感，进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 年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31~40岁年龄组的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水平、生命意义感程度和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比其他年龄组的肢体残疾人更低，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31~40岁处于成年中期，这一时期的个体面临的是生育与自我专注的冲突，埃里克森认为没有产生繁殖感的个体是以“停滞和人际贫乏”为特征的。肢体残疾人由于明显的躯体缺陷等，在婚姻上面临着比正常人更多的困难，在本研究的被试群体中有635例年龄处于31~40岁，其中有330名被试处于单身状态，再婚的有85名，处于此年龄阶段的肢体残疾人极可能无法满足个体的繁殖感，以致产生发展上的心理危机。另一方面，31~40岁年龄段的个体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以及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支柱，如能参加工作可以让肢体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提升自我价值感，从而缓解因躯体残障带来的心理冲突。而在本研究中，31~40岁年龄段被试有45.7%处于无业状态，可见此年龄层的肢体残疾人就业情况并不乐观，此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偏低，且易于使之与社会隔离，社会化发展受到阻碍，无从体现社会价值，从而影响生命意义感程度，且基于现实客观条件所限，其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难以发挥作用。提示应该更多地关注处于成年中期的肢体残疾人的社会生存状况，给予必要的社会支持，拓宽肢体残疾人的就业途径，以使肢体残疾人有机会发挥自主性，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从而体验生命价值，增强生命意义感。 4.2. 意向性自我调节高、低分组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和生命意义感的差异分析讨论 意向性自我调节高、低分组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两组SCL-90和生命意义感总分和各维度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高意向性自我调节组的生命意义感得分显著高于低意向性自我调节组，SCL-90总均分显著低于低意向性自我调节组，此表明相较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水平较低的肢体残疾人，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水平较高的肢体残疾人，其生命意义感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在社会生活中，肢体残疾人因身体残障所带来的不便，会时常遭遇各种困难，也常有可能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他人的歧视等等，即使面临这样的生活处境，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高的肢体残疾人士善于将情境与个人发展目标进行协调，并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以促使自身能力的提高和发展的优化。因此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高的肢体残疾人士在面对挫折时能更好地运用优化、补偿等策略进行自我调节，以此弱化躯体残障对自身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此有助于肢体残疾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积极的生活态度，适时而有效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困境，从而不断增强生命意义感，并得以持续动态维护良好心理健康状态。在未来维护肢体残疾人士心理健康工作中，有必要纳入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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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肢体残疾人相较健康正常人心理健康水平、生命意义感程度以及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更低。加大力度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维护势在必行。 (2) 不同年龄段、不同致残原因和不同残疾级别的肢体残疾人的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水平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均存在显著差异。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有必要重点关注30~40年龄段肢体残疾人士、先天肢体残疾人士、一级和二级肢体残疾人士。 (3) 高意向性自我调节肢体残疾人较低意向性自我调节肢体残疾人的生命意义感程度、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在肢体残疾人士心理康复工作中有必要纳入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训练计划，以期充分发挥肢体残疾人的主观能动性，持续增进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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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为了探讨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离职倾向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野心家取向量表、离职倾向量表及工作满意度量表对413名幼儿教师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教师的野心家取向既可直接预测离职倾向(p < 0.001)，又可通过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离职倾向(p < 0.01)。研究结果说明对于幼儿教师离职倾向的干预，需要关注其野心家取向和工作满意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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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前教育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有学者指出教师是教育发展第一资源，学前教育发展离不开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创建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幼儿教师队伍是建设第一要务(谢建罗，2020)。虽然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幼儿教师队伍素质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十四五”期间幼儿教师队伍建设面临新挑战，如出现教师队伍稳定性较弱，离职率高，行业内部流动性大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教师队伍质量的提高(付卫东，周威，2021)，还不利于教师与幼儿建立良好依恋关系，影响幼儿的入园适应，对幼儿社会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郭莉萍，李敏谊，王诗棋，2021)。所以幼儿教师的职业稳定性，影响着学前教育是否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离职行为预测困难，西方学者建议用离职倾向作为离职行为的测量指标进行研究，且部分研究已证实离职倾向是离职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Griffeth， Hom， & Gaertner， 2000)，是组织成员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因此，探明幼儿教师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对减少幼儿教师的流动，提升幼儿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离职倾向是工作者在特定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后，经过思考所产生离开特定组织的意图(William， 1997)。国内外关于幼儿教师离职倾向的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对其前因变量的探究，如社会支持(唐文雯，苏君阳，吴娱，2015；黄旭，王钢，王德林，2017)和学校氛围(魏叶美，童星，2020)等，缺乏从职业生涯取向角度出发的研究。而职业生涯取向能直接影响着教师个人的离职意向。野心家取向作为职业生涯取向中的一种，是指个体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追求自我职业生涯发展的倾向，此类员工更倾向于玩弄组织中的政治权力，采用欺骗和印象管理等策略来帮助自己实现职业生涯的发展，罔顾组织利益(Feldman & Weitz， 1991)。Adams等人证实了拥有野心家取向的员工以追求个人目标为主，他们只把组织当作一个实现自我发展的暂时落脚点，总是在伺机而动，当有更好的工作出现时，即使目前的工作很重要，他们也会轻易地选择离开。因此，野心家取向高的个体更换工作的意向更为强烈，相较于其他个体，他们更渴望通过跳槽的形式去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Adams， Srivastava， Herriot， & Patterson， 2013)。基于此，从野心家取向这一职业生涯取向角度出发，对幼儿教师离职倾向进行相关研究，有利于丰富离职倾向研究的理论视角，为降低幼儿教师离职倾向和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供实质性建议。 已有研究发现，野心家水平高的个体，对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尤其敏感，只关注自身所经历的不公正待遇，从而忽视组织的公平性，更易对组织及工作产生不满(杨越，谢员，秦晨曦，2016)。因此，考察幼儿教师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对理清野心家取向与离职倾向间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指教师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条件及状况的一种总体感受与态度(张燕，刘云艳，2008)。非野心家取向的教师对工作及组织的满意度较高，其工作积极性越大，职场活力也会得到相应提高(曾练平，曾冬平，赵鹏娟，燕良轼，2020)，对教学质量有着积极影响(武向荣，2019)。同时，员工工作满意度也是衡量员工离职倾向的要素之一(李宪印，杨博旭，姜丽萍，2018；Trust， Nomakholwa， & Hlanganipai， 2013)。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教师野心家取向与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推论。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野心家取向与离职倾向的相关研究缺乏，而且并没有探讨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本研究以工作满意度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进一步探讨幼儿教师的野心家倾向与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提出以下假设：① 假设H1：野心家取向显著正向预测离职倾向。② 假设H2：工作满意度在野心家取向和离职倾向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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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对贵州省某地区9所幼儿园的教师施测。纳入标准为：每位教师至少任教一年以上。共发放460份问卷，回收431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41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男性教师35人，女性教师378人。 2.2. 研究工具与方法 2.2.1. 野心家取向量表 采用杨越编制的中国版野心家取向量表(杨越，2016)，该量表共18个条目。由于本研究是针对幼儿教师群体，因此对原量表项目的个别词句进行了修改，将原量表中“公司”一词换成“学校”、“老板”换成“上司”。采用Likert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野心家取向越严重。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8，说明修改后的量表用于调查幼儿园教师的信度良好。 2.2.2. 工作满意度量表 采用张燕编制的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张燕，刘云艳，2008)，该量表共35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工作满意度越好。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65。 2.2.3. 离职倾向量表 采用樊景立所编制的离职倾向量表(Farh， Tsui， & Cheng， 1998)，该量表共4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离职倾向越严重。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 2.2.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5.0和Process 3.3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分别进行了共同方法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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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0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66%，远低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的相关分析 对野心家取向、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野心家取向与离职倾向呈显著正相关；野心家取向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工作满意度与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N = 413 变量 1 2 3 1. 野心家取向 1 2. 工作满意度 −0.14 * 1 3. 离职倾向 0.27 ** −0.45 ** 1 表1.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 = 413)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3. 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的回归分析 鉴于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相关，采用回归分析，以检验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和工作满意度对其离职倾向的预测作用。以幼儿教师的野心家取向以及工作满意度作为自变量，离职倾向作为因变量来构建回归方程。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野心家倾向与工作满意度对离职倾向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22， p < 0.001; β = −0.42， p < 0.00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N = 413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2 ΔR 2 F β t 离职倾向 野心家 0.25 0.25 68.56 *** 0.22 5.01 *** 工作满意度 −0.42 −9.81 *** 表2. 变量间的回归分析(N = 413) 3.4.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在野心家取向与离职倾向的中介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Preacher和Hayes的Bootstrapping (重复抽样1000次)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来探究工作满意度在野心家取向与离职倾向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该方法在检验过程中提供的中介效应为95%的置信区间估计，若区间估计不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结果如表3和图1所示。幼儿教师的野心家取向对离职倾向的直接效应为0.11，p < 0.001，[95%CI (0.07， 0.15)]，说明野心家取向对离职倾向的直接效应显著；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为0.03，p < 0.01，[95%CI (0.01， 0.05)]，表明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在野心家取向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 Table 3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 路径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X → Y总效应 0.14 0.1 0.19 X → Y直接效应 0.11 0.07 0.15 X → M → Y的间接效应 0.03 0.01 0.05 表3.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注：X为野心家取向；Y为离职倾向；M为工作满意度。 图1. 工作满意度与野心家取向和离职倾向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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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证实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显著预测其离职倾向，即幼儿教师的野心家取向越高，其离职倾向越高，验证了假设H1。这与国外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Buchanan， Kim， & Basham， 2007)。野心家取向水平高的个体，往往认为组织的目标与自身的职业目标不相容，组织无法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组织外的发展前景更具吸引力，导致其离职倾向的产生(Cerdin， 2014)。由于我国幼儿教师的经济收入等各方面待遇偏低，如社会保障不健全，职业声望不高，社会地位较低(张晓辉，2010)，相较于其他行业的待遇与发展前景来说，幼儿教师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野心家倾向越高的幼儿教师，在面对自身行业缺陷以及其它行业的优厚待遇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离职倾向。 本研究以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对其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证实了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不仅能直接影响离职倾向，而且会通过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消极作用，继而影响个体的离职倾向，验证了假设H2。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野心家取向越高，工作满意度会越低(Chen， Xie， & He， 2017)，究其原因是野心家倾向高的个体，更关注自身职业中消极的方面，忽略其积极面，倾向于用当前组织中的缺点与其它组织的优点相比较，不满情绪便油然而生。就幼儿教师行业来说，存在着教师社会地位普遍偏低(林榕，王海英，魏聪，2019)、薪酬不理想等问题(周喜华，腾菲，2019)，与其它行业相比，处于较为劣势的位置上，因此具有野心家倾向的幼儿教师难免对自身工作产生更多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国内外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与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李欧，2014；Riffat & Muzaffar， 2017)。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幼儿教师对自身工作产生不满，认为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离职想法，寻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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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与工作满意度对其离职倾向具有重要预测作用，且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在野心家取向与离职倾向中起中介作用。针对所得的研究结果，幼儿园管理者可从降低幼儿教师野心家取向、提高工作满意度方面着手，以确保幼儿教师的稳定性，进而提高学前教育教学的质量。为此，本研究针对所得结论，提出以下建议：① 帮助幼儿教师规划和认清当前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由于野心家倾向的员工，过多重视自身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忽略了组织的发展目标，当自身的目标与组织目标不相容时，个体就会产生离职倾向，最终引起幼儿教师的离职，对学前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帮助幼儿教师规划职业生涯发展的目标，并且引导其跟随着幼儿园发展脚步来规划自身发展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状态，避免因为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离职倾向。② 增加幼儿教师的培训机会。在一项针对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的实证调查发现，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困难重重(孙丽华，张龙宇，2019)，导致幼儿教师无法获得足够的成长及发展的空间，迫使教师通过跳槽等非绩效方式去追求自我职业生涯发展。因此，要提供幼儿教师适当的培训机会，促进其在行业内的发展，并满足其自我实现需要，最终实现幼儿教师稳定性提高的目的。而且适当的培训对教学质量的提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③ 多给幼儿教师情感上的关爱。可以定期举行一些团队素质拓展活动，增加团队的合作与共同解决困难的机会，提升幼儿教师之间的情感链接，使他们处于一个安全、互助、有爱的环境中，用情感上的满足去弥补物质上的缺失，提升其满意度，减少离职倾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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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探索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方法：方便采样，对广东省985名肢体残疾人施测生活目的量表(PIL)、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ISRQ)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结果：(1) PIL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与SCL-90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 = −0.539~−0.883， p < 0.01)，PIL四个维度与SCL-90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生活目标、生活价值、生活态度、生活自主(r = −0.789， p < 0.01; r = −0.725， p < 0.01; r = −0.607， p < 0.01; r = −0.561， p < 0.01)。(2) ISRQ总分及各维度均分与SCL-90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 = −0.497~−0.813， p < 0.01)，ISRQ四个维度与SCL-90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补偿意向、优化意向、选择意向(r = −0.813， p < 0.01; r = −0.796， p < 0.01; r = −0.636， p < 0.01; r = −0.569， p < 0.01)。(3) PIL总分及四个维度与ISRQ总分及四个维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691~0.786， p < 0.01)，ISRQ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与PIL的生活目标维度相关程度最高，ISRQ对待丧失的选择维度与PIL生活价值维度的相关程度次之(r = 0.788， p < 0.01; r = 0.700， p < 0.01)。(4) 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分别在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补偿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78%；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4.59%。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选择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9.39%；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对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0.27%。结论：(1) 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康，也可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影响心理健康。(2) 肢体残疾人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了程度不等的部分中介效应，提示心理健康工作者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非常有必要以团体心理辅导形式开展生命意义教育，以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程度为参考，依序开展针对各个维度相关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团体心理训练，并兼以生活化、日常化的心理支持促进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意识和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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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肢体残疾人主要是指躯体缺失或功能受损而导致机体功能不同程度的丧失，活动范围受限的个体。肢体残疾人由于先天因素，或在生活中遭受意外事故，部分或全部丧失了机体能力，社会参与度不高。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肢体残疾人为2412万人，占残疾人总数29.07%，在各残疾类型中的比重最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比例逐年攀升。肢体残疾人群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在社会群体中属于弱势群体，由于先天因素或后天事故导致躯体的残缺或病损，使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免时常遭遇种种困境，加之常常有可能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其在心理上既需要接纳自我还要承受他人的歧视。他们在求学、就业、婚姻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均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赖德胜，廖娟，刘伟，2008)。一方面，肢体残疾人由于躯体部分缺失，无法充分地参与正常的社会活动，使其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需要他人的帮助，不得不经常求助于人，这可能使肢体残疾人士易于产生无用感，甚至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另一方面，肢体残疾人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有限，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加之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难以参加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此显而易见会阻碍肢体残疾人士的社会适应性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的维护。 洪伟，唐勇，张南平，陈惠玲(2010)采用SCL-90对肢体残疾人与健全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人。肢体残疾成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值得关注(伍毅，黄胜春，贡东卫，褚毅生，陈优，2012)。黄田艺，陈定湾(2020)对杭州市肢体残疾人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35.1%肢体残疾人存在抑郁状况，残疾等级、生活自理能力、朋友数量和社会支持度是抑郁影响因素的独立危险因素。肢体残疾人多有敏感、脆弱、自卑及自尊心强的心理特点(吴靖萱，2015)。残疾人易于产生自杀意念，是自杀的高危群体(曾文芳，谭彩，曾鑫，2017)。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过程中，尤其有必要增强其生命意义感。 肢体残疾人总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乐观，但是在此群体中存在着一部分适应良好的个体，他们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并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生命价值。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积极心理品质能够使其获得良好心身状态。本研究纳入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两个积极心理变量，探索肢体残疾人的这两方面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探寻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的有效机制提供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参考角度。 生命意义感是Frank存在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人类的基本动机就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目标，而其强调此意义即为人格的核心。生命意义感影响着工作、创造和承受苦难的能力。Frank认为个体如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或者没有明确的生命目的，将会陷入存在空虚而痛苦，从而引发存在性心理疾病，甚而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Jim， 2000)。研究表明，希望和目标的缺乏、生命意义感的丧失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Krause， 2007)。Crumbaugh将生命意义感界定为个体对生命意义与目的的感知程度，他认为获取生命意义感是个体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让个体有存在方向感，而且给予其价值感。Crumbaugh进一步强调生命意义感也使个体有明确价值感的生活态度，个体通过自己的生活态度来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和自我认同感(Crumbaugh & Maholic， 1964)。对生命意义感实施干预有助于调适负性自动思维以及缓解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周静，2016)，增强生命意义感有助于显著降低自杀意念(徐良雄，石聿树，熊昌娥，刘祖松，黄翠萍，曾德志，等，2019)。生命意义感知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情绪，更善用积极的心理资源应对问题。 意向性自我调节是指个体以增强自我功能或优化自我发展为目标，积极协调情境中的要求、资源与个人目标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行动过程(Gestsdottir， Bizan-Lewin， Eye， Lerner， & Lerner， 2009)，即个体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或其他因素时，通过对自身进行调整，去更好地适应环境，使自身的发展或目标的实现不受影响。意向性自我调节是个体自我调节的高级形式。意向性自我调节促进个体积极发展(Gestsdottir， Bowers， von Eye， Napolitano， & Lerner， 2010)。SOC模型(选择、优化和补偿模型)是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主要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出发点是如何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以避免消极发展，即最大程度地激发发展潜能，同时为最大限度地减小损失而启动补偿修复功能。意向性自我调节早期用于老龄化研究，有研究结果显示，倾向于采用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的个体，其生活满意度更高，幸福度指数更高(Isaacowitz & Blanchard-Fields， 2012)。有研究者将意向性自我调节用于青少年早期幸福感研究，提示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与发展速度在学校资源与青少年早期幸福感发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常淑敏，郭明宇，王靖民，王玲晓，张文新，2020)。高意向性自我调节个体有更加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加明确的生活目标(王国霞，盖笑松，2011)。 肢体残疾人这一心身遭受重创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现状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值得探究。本研究在前期对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进行调查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析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是否发挥着中介效应，分析生命意义感是否既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又可通过选择、优化和补偿等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以期为探索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康复的有效机制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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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方便取样，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社区、残疾人企业和残疾康复机构肢体残疾成年人进行问卷施测，回收问卷985份，有效问卷941份，有效率为95.5%。被试在性别和残疾级别上的分布：男性403人，女性538人，比率分别为42.8%和57.2%；一级肢体残疾289人，占30.7%，二级肢体残疾251人，占26.7%，三级肢体残疾209人，占22.2%，四级肢体残疾192人，占20.4%。 2.2. 研究工具 2.2.1. 生命意义感研究工具 采用尹美琪基于Crumbaugh编制的“生活目的测验(purpose in-life test， PIL)”修订而成的PIL中文版本进行生命意义感测量。全量表共20个条目，包含生活态度、生活目标、生活价值和生活自主四个维度，采用Likert氏7点计分法。总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生命意义感越强。周静(2016)对PIL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IL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92，四个维度效度相关系数在0.742~0.865之间，表明PIL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周静，2016)。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PIL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8，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9~0.911。 2.2.2. 心理健康研究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全量表一共90个项目，包含9个因子。采用Likert氏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相关症状越严重，即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该量表在国内外研究中广泛使用，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SCL-90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5，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9~0.916。 2.2.3. 意向性自我调节研究工具 采用Gestsdottir和Lerner编制的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ISRQ)。该问卷一共13个题目，分为选择意向性(3个题目)、优化意向性(3个题目)、补偿意向性(4个项目)和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性(3个题目)四个维度，采用Likert氏7点计分法。被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好。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7，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5~0.932。 2.3.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22.0中文版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分析。 (1) 相关分析：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探讨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程度。 (2) 中介效应检验：以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意向性自我调节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探讨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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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均与SCL-90总分及各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分及各维度均与SCL-90总分及各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生命意义感与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本研究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四个维度与SCL-90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生活目标、生活价值、生活态度、生活自主，表明在对遭受身心重创的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维护过程中，促进其明确生活目标至关重要。生命意义的感知首先有赖于个体对自己生命中的目标、目的的认识和追求。而清晰的生活目标，使之生活充实而有价值，而较高的生活价值体验，有利于个体在生活中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归因方式，这有利于肢体残疾人士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保持较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而不断增强和维持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掌控感，以获得和增进生活的自主性。在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心理健康工作者有必要引导在遭受身心重创后的肢体残疾人士探讨生活目标的再确立，进而不断增强生命意义感知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四个维度与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分及四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生活目标维度相关程度最高，其次是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对待丧失的选择维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生活价值维度之间相关。意向性自我调节四个维度与SCL-90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补偿意向、优化意向、选择意向。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对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30.27%。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补偿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7.78%；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优化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4.59%，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选择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19.39%。对于遭受身心重创的肢体残疾人而言，躯体的损伤可能阻碍了个体对生命目的或目标的追求，而意向性自我调节对于个体的正向发展起着积极推进作用，而在意向性自我调节中发挥最为重要自我调节作用的是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其次是补偿意向。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旨在经历丧失后，集中现有资源并将其用在可用的选择上面，以重新建立基本适合自己现有条件和资源的可及目标系统，此符合肢体残障人士发展所需，进而在发展过程中，如若在应对目标失败时或实现目标的资源不足时，通过寻求替代补偿来减少丧失影响力求目标实现。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源的整合来更好地适应现实生活。肢体残疾人士受肢体残障所限，可能无法完全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外部要求来确定目标，即可供选择的目标有限，这也许是选择性意向是所有意向性自我调节维度中与心理健康相关程度最低、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中的中介效应相对较低的缘由所在。 高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肢体残疾人善用对于丧失的选择意向、补偿意向等自我调节策略，重新确定目标，动态优化整合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和体验生活价值，从而不断增进生命意义感知程度，使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从而得以持续动态维持良好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中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了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为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了实务工作的序列干预参考依据，基于此可制定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团体心理训练序列干预方案，并兼以生活化、日常化的团体心理辅导以促进肢体残疾人自发增长生命感知程度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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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康，也可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影响心理健康。 (2) 本研究中肢体残疾人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了程度不等的部分中介效应，提示心理健康工作者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非常有必要以团体心理辅导形式开展生命意义教育，以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程度为参考，序列开展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团体心理训练，并兼以生活化、日常化的积极心理支持促进肢体残疾人自发增长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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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了解肢体残疾人适应性、应对方式和坚毅特质、婚姻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应对方式和坚毅人格特质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间的中介效应。方法：方便采样，对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社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人企业1570名肢体残疾人进行问卷施测(残疾人适应性量表、中国人婚姻质量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和坚毅量表)。结果：① 婚姻质量与适应的相关分析：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431~0.866) (p < 0.01)，婚姻质量量表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家庭角色维度与适应量表的人际适应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769~0.866) (p < 0.01)。② 适应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 = 0.496~0.822) (p < 0.01)，其中环境适应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最高；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 = −0.474~−0.503) (p < 0.01)。③ 适应与坚毅的相关分析：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坚毅量表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68~0.821) (p < 0.01)，其中坚毅量表的坚毅努力维度与适应量表的生活适应维度、环境适应维度的相关程度较高(r = 0.821， r = 0.790)。④ 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婚姻质量量表及各维度与应对方式问卷的积极应对方式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561~0.813) (p < 0.01)，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 = −0.624~−0.823) (p < 0.01)。其中婚姻质量量表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较高(r = 0.813， r = 0.795)；婚姻质量量表中的经济安排、亲友关系、家庭角色维度与消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较高(r = −0.769~−0.823)。⑤ 婚姻质量与坚毅的相关分析：婚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坚毅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 = 0.469~0.813) (p < 0.01)，婚姻质量量表的家庭角色、生活观念维度与坚毅努力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811， r = 0.801)；婚姻质量量表的性格相容、业余活动、情感与性维度与坚毅兴趣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803~0.813)。⑥ 中介效应分析：积极应对方式、坚毅特质分别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坚毅特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5.32%，积极应对方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80%。结论：积极应对方式和坚毅特质对于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并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婚姻质量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也通过坚毅特质、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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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全国第二次残疾人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类残疾人8296万，其中肢体残疾人占比29.1%，为2412万人(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2006)，肢体残疾人的占比在各类残疾类型中最大。肢体残疾给个体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重大变化，大多肢体残疾人士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因致残事件引发的即时强烈应激以及继后由于躯体缺失功能受损，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受限而带来的持久慢性应激，势必影响肢体残疾人士心身健康。 国内关于肢体残疾人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特殊群体在情绪体验(焦虑、抑郁)、社会支持、社交能力、自我认知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堪忧(谢瑞红，王志刚等，2012)。黄田艺、陈定湾针对杭州地区肢体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与抑郁状况调查发现，肢体残疾人存在抑郁状况占35.1%，残疾等级、生活自理能力、朋友数量和社会支持度是抑郁影响因素的独立危险因素(黄田艺，陈定湾，2020)。陈红光、黄悦勤等在2019年的调研中发现肢体残疾中精神残疾共患率较高(陈红光，黄悦勤等，2019)。积极维护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势在必行。 如何预防肢体残疾人士在遭遇躯体残障后继发精神残障，切实维护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非常有必要探寻肢体残疾人心理适应性的总体状况以及如何促进适应发展。适应是个体对外部变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我调节的过程，一般需要经历认知调节、态度转变和行为选择三个主要环节(贾晓波，2001)。陈玉珠(陈玉珠，2014)将残疾人的适应性界定为：在生理层面，能够接纳自身的身体状况，正确看待自己的生理缺陷，并且能够积极主动想办法来克服由缺陷带来的障碍；在心理层面，在遇到挫折时能够进行自我调适，不盲目自卑，对生活充满信心；在社会层面，能够积极努力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能够理性地处理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陈玉珠提出适应性可从自我、人际、职业、环境、生活5个维度进行评估，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反映特殊群体残疾人生理、心理、行为的适应性。 婚姻涉及主客观综合因素，以往有学者基于对残疾人婚姻进行质性研究提出，残疾人婚姻不仅是个人选择，还涉及环境和适应的问题，引发残疾人婚姻与其适应性的探讨。国内对于残疾人婚姻的研究，多集中在现状调查，以及相关婚姻的影响因素分析，少见对残疾人婚姻质量的研究。为了研究残疾人适应性，有必要引入婚姻质量这个变量，深入探索残疾人的婚姻质量与适应性的关系，以期了解反映婚姻质量的家庭功能有效性、家庭地位的平等性、夫妻交流的有效性、心情愉悦程度、个性的相容和适应程度、生活习惯的一致性等方面是如何影响残疾人适应性的方方面面，这对提升残疾人的婚姻质量以及促进其适应性意义重大。 根据适应性相关理论，适应机制涉及认知调节、行为反应一体化的应对方式等方面因素。应对方式 (coping style)是个体遇到压力和挫折等应缴源时所采取的应对机制。应对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是个体面对困难及超自身资源负担的生活事件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措施。Costa Jr.等国外研究者，提出应对方式可分为两类：积极的应对方式和消极的应对方式。积极的应对方式是依照改变个人及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为问题解决指向性的应对。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应激当前有更加强烈的愿望去采取措施应对压力；消极的应对方式通常指向情绪或生理唤醒的应对(Costa Jr. & McCrae， 1988; Costa Jr. et al.， 1991)。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应激当前有更多的消极情绪的反馈，国内有研究者对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王厚亮等人(2003)对育龄妇女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研究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夫妻之间情感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提高婚姻满意度。陈小萍和张怡星以已婚城市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职业女性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显著相关，其中积极应对方式可以有效预测婚姻质量(陈小萍，张怡星，2019)。 适应与人格特质具有相关性，积极人格特质与社会适应有互为影响作用(季元德，魏钢焰，2012)。Duckworth等(2007)提出了坚毅这一积极人格特质，其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为长久目标付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二是对这个目标保持一如既往的兴趣。具有坚毅人格特质的个体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论经历多少次失败、困境、以及挑战，都会继续坚持努力和不懈挑战，并始终保持初心不改的兴趣和激情。Duckworth等研究者提出坚毅结构包括努力持久性与兴趣一致性两个因素，在Duckworth之后，国内研究者梁葳等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坚毅的维度进行了验证，同样得出了坚毅的两因素模型(梁崴，王丹丹等，2016)。Vela等人(2015)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研结果提示，希望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坚毅人格。Meriac等人探索了坚毅与延迟满足之间的关系，提示延迟满足能够正向预测坚毅人格(Meriac et al.， 2015)。West等人探索了坚毅与成长型思维之间的关系，提示目标承诺能够正向预测坚毅，方向和目标会激励个体为实现长远目标而不懈努力(West et al.， 2016)。Eskreis-Winkler在婚姻与坚毅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坚毅品质的水平能够预测其维持婚姻的可能性(Eskreis-Winkler et al.， 2014)。Duckworth认为，坚毅特质的作用类似于心理弹性、意志力和自我控制等心理特质(Duckworth & Gross， 2014)。坚毅特质与积极情感成正相关，如幸福感等(Vainio & Daukantaitė， 2016)；坚毅性与自我控制、尽责性等特质高度相关，因而坚毅人格特质有利于人的适应性发展(杜帅领，朱艳丽，2019)。 本研究在前期对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坚毅和应对方式、适应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析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坚毅和应对方式与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坚毅和应对方式在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对适应的影响中是否发挥着中介效应，分析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是否既直接影响适应，又可分别通过坚毅特质、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适应，以期为探索肢体残疾人的心理适应的有效机制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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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方便抽样，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和东莞市社区、残疾人企业以及残疾人康复中心抽取已婚的肢体残疾人1570名作为研究被试施测以下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10份，有效率为96.2%。 2.2. 研究工具 2.2.1. 残疾人适应性研究工具(陈玉珠，2014) 陈玉珠编制的“残疾人适应性量表”，该量表5个维度：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职业适应、环境适应、生活适应，全量表含30个条目。采用Likert 5记分，从“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不能确定”、“有点符合”、“非常符合”进行1~5级评分。部分项目采用反向记分。评估适应性水平以各条目得分相加总分高低判定，得分越高表示适应性水平越高。该量表信度较好，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0.974，分半信度0.972；内容效度良好0.989；五因子方差比71.06%，具较高的效度。 2.2.2. 婚姻质量研究工具(戴晓阳，2015) 采用“中国人婚姻质量量表”测量，该量表由程灶火编制，含90个条目，分10个维度。量表总分的分半相关和α系数分别为0.899和0.925，各维度的分半相关和α系数范围分别为0.477~0.698和0.462~0.645，其具有较高的信度。 2.2.3. 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1998)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测量，该量表由解亚宁编制，该量表重测信度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78。 2.2.4. 坚毅量表(谢娜，王臻，赵金龙，2017) 本研究采用的坚毅量表是由Duckworth等人编制的GRIT量表的中文版本，该中文版本由谢娜、王臻、赵金龙等修订而成，其保留了原有题项，含坚毅努力和坚毅兴趣两个维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0.729，折半信度为0.784，重测信度为0.804 (p < 0.001)。 2.3. 统计方法 收集数据输入SPSS25.0统计软件包，进行相关分析、中介分析等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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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应对方式和坚毅特质对于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并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婚姻质量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也通过坚毅特质、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在制定肢体残疾人适应性发展的干预方案中，有必要把肢体残疾人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作为重要内容，并将积极应对方式学习和坚毅品格的养成嵌入促进其自主适应、人际适应、环境适应、职业适应、生活适应过程中，从而切实而全面地促进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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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流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CTA)技术定性定量分析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 POAG)黄斑区及视盘旁的微循环变化特点，探讨各期开角型青光眼患者黄斑区与视盘旁的微循环变化与视网膜结构损伤与视野损害的关系。方法：选取2018.04~2019.04就诊于深圳爱尔眼科医院确诊为POAG且眼压控制稳定的患者41人(共77眼，其中早期35眼、进展期25眼、晚期17眼)为观察组，选择年龄、性别配对的正常人群23例(43眼)为对照组。应用OCTA技术分别测量黄斑区各象限以及视盘旁平均毛细血管密度，分析其黄斑区及视盘旁微循环变化；同时应用OCT分别测量黄斑区节细胞复合体(retinal ganglion cells， GCC)和视盘旁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RNFL)平均厚度，并研究各参数与视野MD值的相关性。结果：POAG患者存在眼底微循环异常，黄斑区及视盘旁毛细血管密度低于正常眼，而且随着病情进展，黄斑区(全周、上方、下方)及视盘(全周、上方、下方)毛细血管密度明显减少，且与患眼RNFL和视野的损害有较好的相关性。结论：随着青光眼的进展，视盘及黄斑区的上方与下方微血管微循环容易出现异常而表现相应微血管密度降低。青光眼的严重程度与血管密度有一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