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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属性研究 金银器、玉器和钱币等各种珍贵的窖藏文物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无数的疑问和争议。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何家村窖藏属于谁或者是谁埋藏的呢？埋藏在什么时候？埋藏在哪里？自何家村窖藏出土四十多年以来，其属性引发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窖藏属性的研究往往和窖藏主人、窖藏年代、窖藏地点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讨论其属性时，也会涉及到这些方面。目前学术界关于其属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2.1. 邠王李守礼后人埋藏 发掘者认为窖藏在邠王府位置，所以研究者多将窖藏和邠王府及邠王李守礼后人联系起来，但由于对窖藏年代等问题的认识不同，具体对应于哪个历史人物又有所差别。 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钻探组经过实地测量和考察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范围、坊内东西大街和地下遗迹保存情况以及结合史料分析，认为现在的何家村窖藏就是在当时唐长安城的兴化坊内东西街路南靠近西部 [ 2 ]，埋藏地点相对位置的认定，是相关研究的基础，由于经过了较为详细的勘探，这一结果应当是可信的。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的专家们依据何家村窖藏开元十九年(731年)的“庸调”银饼和器物的形制、纹饰和中外钱币等认为这批文物的时代下限是盛唐晚期，继而通过今昔长安城对比和《两京新记》的记载认为何家村窖藏在邠王府的部位上 [ 3 ]，在这里作者没有详细解释，不过这种观点是在何家村窖藏发现之初学者们的普遍认识，即何家村窖藏和邠王李守礼有关。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据此判定这批文物“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的后人所窖藏” [ 4 ]，这种观点在当时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 不同背景的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套按历史顺序收集的古代钱币，陈尊祥站在钱币学的角度上对此进行了研究，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的研究》一文中，他研究了李守礼之父章怀太子和其师的人物经历以及章怀太子的墓道壁画“客使图”，认为这一套按历史顺序收集的货币的主人可能就是章怀太子，而李守礼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将这些钱币保存下来，等到后人埋藏 [ 5 ]。如果光站在钱币的角度上，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无疑是一名爱好钱币的收藏家，但是至于是不是章怀太子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毕竟那些热爱钱币收藏而并没有被史书记载的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少。 关于窖藏的埋藏者，杭志宏提出埋藏者为李守礼的长子李承宏的观点，在《对何家村遗宝的一些新认识》一文中，杭志宏否定了齐东方刘震埋藏的观点和段鹏琦十字街西之南的观点，无论是对唐长安城其他坊和兴化坊的钻探结果来看，还是《两京新记》中对邠王府位置的描述，都可以说明兴化坊内没有南北向大街，因此何家村窖藏地点位于“十字街西之南”的观点还有待商榷。而何家村窖藏在邠王府旧址上在作者看来似乎更为合理。通过史料记载，李承宏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人攻入长安时被立为皇帝，在他在位之时，他利用手上的权力搜刮了皇宫中的金银财宝，随后藏于何家村窖藏，而遗宝上的墨书题记也反映出书写人并非专业的库房管理人员，李承宏可能参与盗运。墨书题记对“金”字的避讳也和李承宏有关，何家村遗宝小部分为他私人所有，绝大多数有墨书题记的是他偷盗的，时间是唐代宗广德元年 [ 6 ]。作者对《两京新记》的重新解读和对窖藏墨书的认识让人们重新思考窖藏与邠王府的关系。 2.2. 与租庸使刘震有关 从窖藏发现以来，主流观点是认为窖藏是安史之乱时邠王府后人埋葬，段鹏琦对窖藏年代和地点都提出了质疑，因为公布材料的限制，作者以器物的纹饰为切入点，首先进行了金银器的编年研究，以纪年唐墓石刻纹饰为借鉴，在唐代文物的共性中找出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共性，他将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分为四期，认为何家村窖藏埋藏年代为德宗时期。通过对《两京新记》中兴化坊记载的考证，作者认为何家村窖藏应该在十字街西之南，而邠王府的位置在西门之南，不能包括何家村金银器的出土地，埋藏这批宝藏的主人为封建统治阶级，可能是兴化坊内的其他达官贵族 [ 7 ]。然而在当时段鹏琦的观点并没有被很多人注意到。对何家村窖藏文物的编年研究，有助于我们确定窖藏的埋藏年代，从而推进对窖藏埋藏者和窖藏属性的研究。不过，虽然作者对地点的研究很有新意，但是他忽略了包括兴化坊在内的皇城正南的坊没有南北向大街的事实，这也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一些误导。 二十多年间里，各类器物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可是埋藏问题却一直没有进行充分讨论，直到二十多年后，齐东方在段鹏琦对年代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文献记载，认为何家村窖藏与庸调使刘震有关 [ 8 ]。他先是根据长安城的格局和兴化坊的范围否定了窖藏地点在邠王府，而后依据李守礼无才无德、负债消费的德行和器物的时代否定了何家村窖藏是邠王府的遗物。作者随后提出遗宝埋藏时间为德宗时期和不晚于天宝十五年两种假设来考察他们的可能性，最后凸显出来的就是刘震，租庸使的身份和《刘无双记》的记载更加证明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是其做庸调使时收缴上来的庸调及官府的财宝，也就是国家的财物，泾原兵变即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时被其埋藏起来。申秦雁在《重见天日的遗宝》一文中较为赞同这种说法 [ 9 ]。不过，齐东方的观点虽然有理有据，但是随后就遭到质疑。黄正建在《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中认为“《齐文》所依据的史料只是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改编自一个流行故事，小说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及其身份都是虚构的，所以‘刘震’其人也是虚构的。因此，所谓刘震住在兴化坊并埋下了财宝，这财宝就是今日所见何家村遗宝的观点还值得继续探讨” [ 10 ]。小说的创作虽然是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是当涉及到其中的某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时，其真实性是有待考证的，刘震其人是否真实存在，还有待更多材料的发现和支持。 2.3. 窖藏所在地为邠王府的药院 还有个别学者认为何家村窖藏是药院，与炼丹及道教祭祀有关，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是沈睿文。窖藏中的珍贵药材、全套的用药炼丹器具和唐代的炼丹风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何家村窖藏是一个药物或者宗教有关的地方。他在《何家村窖藏再认识——从考古学的功能研究谈起》中，从考古学的功能研究角度出发，将窖藏出土的器物分成了四个组合，即炼丹器具、装盛炼丹器物的金银器和炼丹药物及未成品、斋蘸及压胜的器物和配套使用的用具，将兴化坊放在唐朝帝国的礼仪空间中，认为何家村窖藏所在地点应该是住宅的附属建筑，是一处“药院”，和道教仪轨有关。并进一步指出窖藏与战乱无关，并且是邠王李承宁或嗣邠王李谞遗留的物件 [ 11 ]。不过药院这一观点似乎很难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毕竟遗宝中还有不少的日用品和装饰品，而沈睿文的视角似乎有点狭隘了。 2.4. 作坊 因为何家村窖藏陶瓮上的金属渣块，经化验为唐代炼银的渣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窖藏与作坊相关，不过齐东方认为金属渣块与作坊无关，一是遗址周围只发现了一些唐代砖瓦；二是唐代手工业分工明确；三是章怀太子墓中也发现过类似渣块，却与作坊无关 [ 8 ]。除了六件之多的金银器半成品，玉带和银饼等都有未完成品，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韩建武等在《金银器制作工艺及作坊》中有讨论到，何家村窖藏的文物种类多，并且有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的东西，还有进贡的物品，此外，丁卯桥窖藏中也有大量的半成品，所以这些半成品可能与金银器的制造和管理制度有关，无论是成品还是半成品都要定期上交 [ 12 ]。齐东方和韩建武等的观点似乎推翻了何家村窖藏是作坊遗址的观点，然而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2.5. 皇家窖藏 还有学者认为窖藏为皇家窖藏，韩建武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将窖藏器物分为外国珍宝和中央官府作坊生产的金银器、进奉的金银器和收缴的庸调银等及大量未完成品和部件这三部分，因为中尚署是“校检进奉杂作”的检验部门，因此认为中尚署是窖藏的管理者，又因为窖藏出土了大量的炼丹器物和皇帝拥有的可能性更大的珍贵物品，由此认为何家村窖藏属于皇家窖藏 [ 13 ]。林梅村最近又提出何家村窖藏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的观点，在《唐武德二年宾国贡品考——兼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原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一文中，他认为何家村窖藏中的一些物品如骨咄玉带、鎏金银锁、凸环纹玻璃碗、八曲水晶长杯，以及红宝石、蓝宝石等为文献记载的唐武德二年罽宾国进贡的贡品，玻璃碗经检测为中亚玻璃器也进一步证明何家村窖藏中的部分器物为罽宾国贡品，说明何家村窖藏为唐王朝皇家宝藏，如果这些遗宝确定是唐代皇家窖藏，那么他们就是原藏于大明宫皇帝的私库琼林库，是泾原之变时唐德宗逃难过程中所藏 [ 14 ]。这种观点虽然比较新颖，但是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地方，那些器物究竟是否是贡品，这是无法证实的，将这些器物与文献记载进行直接对应和比附，这似乎过于简单了。林梅村认为泾原之变时，德宗逃难，宫中太监将宝物埋于何家村。可是皇帝都逃走避难了，宫中太监为何不带着这些宝物逃走呢？将这些宝物埋藏起来有何意义呢？学者们似乎总是习惯把何家村窖藏与战乱联系起来，如此多的宝物为什么要深埋地下除了战乱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2.6. “唐玄宗说” 最新关于何家村窖藏主人研究的是姜一鸣的“唐玄宗说”。他认为藏宝不一定要藏在自己的家里，这给以往何家村窖藏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方向。而邠王李守礼荒淫无度、浑浑噩噩，对后人也缺乏教养，所以不可能拥有如此大的财力。德宗朝国力耗尽，不可能放着这些财宝不用，以及其中一块银饼上刻有“开元十九年”的年号，进而否定了窖藏主人是租庸史刘震的说法。作者根据窖藏文物的异域风情和带有唐玄宗时期显著特征的器物，认为这些器物都出自唐玄宗的皇宫，直接参与藏宝的是虢国夫人、杨国忠和太卿杨暄三人，而因为此处被荒废，又靠近虢国夫人宅，故埋与此 [ 15 ]。作者根据部分文献记载将何家村窖藏的器物与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习俗生硬地套在了一起，似乎不太合适，大部分器物也不是只存在于一个时代，也会向后流传。在不能准确判断窖藏年代时，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让我们把窖藏放在一个大致的时代区间内去研究，也就可以更好的判断它的属性。 不少学者对何家村窖藏的属性做了综合研究。荣新江在《何家村窖藏与长安物质文化》中列举了段鹏琦、齐东方和黄正建等各位学者的观点，与我们普遍认为的何家村窖藏属于皇家不同，作者认为何家村窖藏具有私家属性，我们不能把这些遗宝一味的看成皇家所有，而官人所有又与官府所有不同，官人所有就是私人所有，私人所有主要是来自皇帝的赏赐，或者还有买卖等形式 [ 16 ]。 谭前学在《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分述了何家村窖藏与邠王李守礼有关和与刘震有关两种观点，认为“目前有关何家村窖藏金银器性质及归属的研究均从某一方面入手讨论，因而，看似自然合理的结论不但经不起推敲，而且在解释有关问题时也矛盾重重。由于它们出现得那样突然，而又缺乏详实的文献记载，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秘密也许早已随着那次埋藏而被尘封起来，今天的人们试图揭开这批遗宝所有秘密的过程，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推测、假设的过程，并且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