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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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探索姻亲关系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采用姻亲关系量表对263对夫妻进行调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21， p < 0.01)、丈夫主观婚姻质量(β = 0.17， p < 0.05)可以正向预测翁婿关系，女性作为家庭主要贡献者(β = −0.29， p < 0.01)可以负向预测翁婿关系；婚龄可负向预测妪婿关系(β = −0.12， p < 0.01)，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21， p < 0.01)、丈夫主观婚姻质量(β = 0.25， p < 0.01)可以正向预测妪婿关系；初婚(β = 0.32， p < 0.01)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19， p < 0.01)、妻子主观婚姻质量(β = 0.35， p < 0.01)可以正向预测公媳关系；无负债(β = 0.11， p < 0.05)、配偶父母支持度(β = 0.22， p < 0.01)、妻子主观婚姻质量(β = 0.27， p < 0.01)能够正向预测婆媳关系，配偶父母过度干涉(β =−0.13， p < 0.05)、与女方父母同住(β =−0.13， p < 0.05)会负向预测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是四组姻亲关系中最紧张的关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夫妻主观婚姻质量均能正向预测其自身姻亲关系，妻子的主观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丈夫的姻亲关系，丈夫的主观婚姻质量不可预测妻子的姻亲关系，姻亲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姻亲父母的支持程度、婚姻质量以及家庭居住情况对姻亲关系具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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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姻亲关系主要包括翁婿关系、妪婿关系、公媳关系、以及婆媳关系(Serewicz & Claire， 2008)。姻亲关系是由成年子女的婚姻选择而建立的一种特殊人际关系，它具有非血缘性和非自愿性。以往国内外的研究证实了良好的姻亲关系对于维持稳定的婚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袁晓娇等，2015；Bryant et al.， 2001; Salvador， 1974)，而对影响姻亲关系因素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姻亲关系具有复杂性不会由单一的影响因素所决定，而是受到个人特质、人际互动、婚姻质量的共同作用。 成年子女作为姻亲关系的主体，其个人特质是影响姻亲关系的首要因素。首先东方文化强调父系的家庭结构，使传统婚姻中的女性成为家庭中男性成员的附属物且有义务服从于配偶父母(Koyano， 2010; Zhen & Merril， 2008)。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获得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女性不再仅仅作为家庭主妇照顾老人和孩子，大部分的已婚女性选择全职工作，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提高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议价能力(Zhang， 2015; Han & Yoon， 2004)。其次，独生子女更可能获得来自原生家庭父母的全部支持，相较于非独生家庭，独生子女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发展姻亲关系(Clara， 2015)。再次，在对一般人际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原生家庭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关系水平(毋嫘等，2019；华婷等，2020)，因此姻亲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此外，随着婚龄的增长，姻亲关系可能趋于稳定，而相比初婚家庭再婚家庭面临更多的家庭调整，因此婚龄和是否初婚亦可能影响姻亲关系。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影响姻亲关系的个人特质的外延界定为个体经济水平、是否为独生子女、原生家庭类型、婚龄和是否初婚。 人际互动是姻亲关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社会交换理论从人际互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互惠性在发展和维系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意义。以往西方的研究中指出，姻亲父母为新婚夫妇提供的支持会正向预测姻亲关系(Conger et al.， 2001; Verbrugge & Chan， 2008)。与西方父母的家庭观念不同，东方社会更为强调大家庭的观念，并伴有过度“支持”的表现。一些中国父母仅仅将儿女婚姻看作了对家庭的一个扩充，因此当新生家庭面临问题时，父母容易表现出过度干涉的行为。家庭系统理论认为父母作为第三方势力参与到儿女的婚姻中可能会增加了姻亲关系的紧张性(Suzanne & Ronald，1998)。除此之外，持有传统家庭观念的父母还会与他们的子女生活在一起。研究中发现超过60%的女性因为与姻亲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压力(Apter， 2010)，但另一项研究中指出婆媳双方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她们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并正向预测婆媳关系(Woolley & Greif， 2018)。 除个人特质因素和人际互动因素以外，婚姻质量作为姻亲关系中较为特殊的环境因素亦会影响到姻亲关系的发展。家庭系统理论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家庭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尽管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姻亲关系对婚姻质量的影响(Lee， 2012)，然而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婚姻质量亦可影响个体的姻亲关系。考虑到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姻亲关系可能不仅仅受到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也可能受到配偶婚姻质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以成对数据为分析单元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将个体测量结果嵌套于成对的夫妻关系中进行处理。因此研究将探讨个人特质、人际互动以及婚姻质量对姻亲关系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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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方便取样的方式从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地区招募583名已婚夫妻参与调查，经统计后剔除无效问卷42份，去除未匹配成功问卷39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26份，即263对，有效回收率90.22%。参考张雯瑜(2015)的标准，婚龄1~3年的夫妻为较短婚龄组占总人口的36.90%，4~6年的夫妻为中等婚龄组占总人口的占30.80%，7~20年的夫妻为较长婚龄组占总人口的占32.30%。 2.2. 研究工具 2.2.1. 姻亲关系量表 本研究采用袁晓娇(2015)等人改编的姻亲关系问卷对姻亲关系进行测量。姻亲关系问卷由20个条目构成，采用4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记1分到“完全符合”记4分，分数越高代表姻亲关系越亲密，冲突越少。经检验，该量表信度较好，翁婿关系、妪婿关系、公媳关系及婆媳关系的Cronbach α系数依次为0.86、0.86、0.89及0.91。 2.2.2. 婚姻质量量表 本研究采用婚姻主观感受量表(SMPS)对个体的婚姻质量进行测量。婚姻主观感受量表(SMPS)由3个因子，共20个条目构成，其中3个因子分别为夫妻互动、家庭关系及夫妻冲突；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记1分到“完全符合”记7分；该量表的总分计算方式为夫妻互动因子总分加家庭关系因子总分减夫妻冲突因子总分，得分越高则表明其主观婚姻质量越好。经检验主观婚姻质量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 2.2.3. 人口学指标 1) 个人特质指标 本研究调查了被试的经济学指标其中包括：月收入、有无自用房、是否负债、家庭经济贡献，其中对家庭经济贡献的调查是指与伴侣相比谁是家庭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受教育程度、原生家庭类型(双亲家庭，家庭和睦；双亲家庭，家庭不和；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父母一方离世)，是否为独生子女，婚龄，是否初婚。 2) 人际互动指标 调查了被试配偶父母对婚姻的支持程度、配偶父母对个体的干涉程度、以及居住情况。 2.3. 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法收集人口学资料和姻亲关系的数据，使用spss22.0和Amos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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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其他姻亲关系，婆媳关系表现的最为紧张，公媳关系次之。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我国的姻亲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姻亲关系更为紧张，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作为家庭关系维系者，承担了更多来自姻亲关系的压力(Merrill， 2007)。相较于公媳不和，婆媳矛盾更具有跨文化普遍性。婆媳战争不仅存在于东方社会，在西方的研究中也体现了婆媳关系的紧张性(Euler et al.， 2001; Ragavan & Lyengar， 2020)。对此进化心理学观点认为，婆媳关系的紧张性是由于婆媳间进化利益不同，因此导致了婆媳关系成为姻亲关系中最具冲突性的关系(吴宝沛，2014)。 首先，从个人特质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个体经济能力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婆媳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女性在经济上越有能力她们越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自由，以及在家庭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Zhang)。其次，婚龄越长的男性其妪婿关系越差，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婚龄增长，岳母提供的支持不断减少同时年迈的岳母需要夫妻更多的照料，因此造成了妪婿矛盾(Jeon & Yoo， 2017)。此外，相比非初婚的个体，初婚女性的公媳关系更好，这可能是由于再婚家庭面临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因此相比初婚家庭再婚家庭的家庭关系面临着更多挑战。 其次，从人际互动的互惠性角度来看，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的支持度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姻亲关系，配偶父母支持度越高，姻亲关系更好。新生家庭面临众多压力，他们需要得到来自上一辈人的支持以此来推动新生家庭的发展(Kim et al.， 2015)。此外，配偶父母对个体婚姻支持度越高也代表着姻亲父母对新婚夫妇的积极态度，因此，配偶父母支持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姻亲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An， 2012)。值得注意的是从人际侵扰的角度来看，配偶父母的过度干涉会负向预测婆媳关系。家庭系统理论强调了核心家庭稳定性对于大家庭和谐的重要意义，父母的过度干涉会造成令人焦虑的三角关系干扰了核心家庭的稳定性(Yuan， 2019; Kadir et al.， 2003)。此外，一些研究发现婆媳关系紧张是由于传统观念与社会新变化的矛盾造成了婆媳对家庭角色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朱东丽，2007)。传统家庭观念强调了妻子在照顾公婆上的义务与责任，在一些地区妻子需要与丈夫一家同住以便照料年迈的公婆(Kim， 2011)，与女方父母同住冲击了婆婆传统的家庭观念，同时由于与自己父母同住因此夫妻更方便与女方父母建立更为亲密的链接这也导致了婆媳关系的疏远。 此外，研究发现婚姻质量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姻亲关系，这表明主观婚姻质量高的个体更倾向拥有良好的姻亲关系。这证实了家庭系统理论中所强调的，核心家庭愈坚固整体家庭关系愈和谐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妻子的婚姻主观感受可以预测丈夫的姻亲关系，也就是妻子的婚姻质量对丈夫姻亲关系存在显著的客体效应，而丈夫的婚姻主观感受却不能预测妻子的姻亲关系。传统孝道强调善事父母，而在中国传统父系家庭架构下，婚后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照顾父母的责任。尽管男性也承担孝的义务，但工具性的支持仍主要是由女性完成，因此女性承担了更多来自姻亲父母的期待。与女性的姻亲关系不同，岳父、岳母主要期望女婿能更好地对待自己的女儿，因此女性的主观婚姻质量可以预测男性的姻亲关系。总的看来，相较于男性，女性姻亲关系影响因素的来源更复杂。 本研究探索了人际互动、个人特质以及夫妻主观婚姻质量因素对姻亲关系的影响作用，这只是对姻亲关系的初步探索，为未来探究姻亲冲突的原因提供方向，也为临床解决由姻亲关系引发的心理不适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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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应用，我国法院大力推行电子送达，有效地提升了送达效率和节约了诉讼成本。但受制于诸多因素，目前电子送达仍存在着制度缺陷和实践不规范的情形。律条文中对于该制度的规定并不具体，可操作性极低，呈现出立法原则化的现象，后续推出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意见也未能扭转这一现象。为使电子送达制度得到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电子送达制度进行全面地系统化地研究，改进该制度的立法方面，完善该制度的理论方面，以使其在法院采用电子送达时起到指导作用。应在立法中明确传统送达与电子送达的关系，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确定合理的确认收悉标准以及制定合理的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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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我国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确立电子送达制度后，电子送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日益增多，地位也日益重要。当前，虽然电子送达在提高送达效率和节约诉讼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对电子送达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我国电子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完善现行电子送达制度并使其得以更好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电子送达制度的积极作用，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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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电子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的关系不明确 我国民事送达采取直接送达方式为主，其他送达方式为辅的送达模式。传统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六种，且在适用上形成了先后顺序。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87条将电子送达规定为一种独立的送达方式，并放置在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之后、邮寄送达之前。笔者认为，目前电子送达方式的适用顺位不够合理，有悖于设立电子送达制度的初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除了直接送达之外的送达方式仅是对直接送达的一个补充，在顺序上具有天然的后位性 [ 1 ]。法院首要适用的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才能适用留置送达，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均无法送达时才能适用电子送达。有观点认为，电子送达的顺位应该排在直接送达之后留置送达之前，但这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将“直接送达失败”作为适用前提，那么电子送达的适用要件就会增加至四个 [ 2 ]。如果缺少有效证明就直接适用电子送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有违正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在送达前会依职权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采用电子送达，在得到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会不经过直接送达而直接采用电子送达。这种做法实际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了当事人通过直接送达方式获取诉讼文书的权利。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用电子送达需要当事人同意并书面确认，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未经当事人书面确认就采取电子送达方式，这种做法无疑更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如何协调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的适用顺序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 2.2. 电子送达中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缺乏保障 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最显著的不同在于电子送达给予了当事人程序参与权。我国是典型的职权主义送达模式，在电子送达出现前，送达由法院决定，法院有完全的主动权，当事人只是被动接受。电子送达的适用需要当事人的同意并书面确认，我国法院目前采取的方式是要求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同意或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仅仅是在“同意采用电子送达”前打钩，当事人一般不能选择采取何种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也往往无法从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获知电子送达的具体信息。当事人选择电子送达方式后，往往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不知道法院会采取何种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不清楚法院是采用短信或微信送达还是采用电子邮件或送达平台送达；第二，当事人在立案时没有选择适用电子送达方式是否能在后续的诉讼程序中重新选择适用电子送达方式；第三，在一个案件中能否采用不同的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第四，一审程序适用了电子送达方式是否意味着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均可以适用电子送达方式。如此看来，当事人在电子送达中处于被动地位，其参与权非常有限，这显然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2.3. 电子送达的收悉确认标准设置不合理 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送达收悉的确认标准。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当事人签署送达回证是送达成功的标志。传统的送达方式除了公告送达以外均采用书面送达回证来证明送达时间，在直接送达中当事人签收送达回证即表示送达成功，在留置送达中由送达人员记录、拍照、录像证明送达成功，在邮寄送达中以当事人签收邮件作为送达成功的标志，委托送达和转交送达的送达成功标志与上述送达方式类似。电子送达发生于无纸化的虚拟空间，这就意味着无法使用纸质送达回证来证明送达的成功，采用何种方式证明电子送达的收悉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87条第2款规定：“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5条“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之规定，更是作出了便利法院确认收悉的解释。对于送达成功的收悉标准，不论是传统送达还是电子送达，我国采用的是到达主义。在传统送达中，当事人签收了送达回证后往往会立即阅读送达的诉讼文书，签收送达回证和阅读诉讼文书这两个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国对电子送达也采用到达主义，但无需当事人确认，“一经发出即视为送达”。在电子送达中，送达的诉讼文书到达特定系统的时间与当事人阅读诉讼文书的时间差是无法确定的，受很多客观因素影响如当事人的电子账户被盗、当事人因外部条件无法及时查看诉讼文书等。如果当事人主张送达成功时间不同于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时间，当事人需提供证明，无形中将未送达或送达逾期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当事人。由此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电子送达均偏重提高送达效率和减少法院工作量，不合理地加重了当事人的责任。 2.4. 法院采用电子送达时过于追求效率 在传统的六种送达方式中，直接送达具有绝对优先采用的地位，其他方式只是直接送达的补充方式。虽然采用直接送达方式会增加送达成本和降低送达效率，但它能充分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电子送达是我国法院在职权主义送达模式下探索的一条能够降低送达成本、提高送达效率的送达方式，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提高送达的实效。但是，有些法院为了提高送达效率，在适用电子送达时出现了不规范的做法：一是送达的诉讼文书缺失，法院只是直接简单的发个短信或微信给当事人，没有附起诉状副本或证据等诉讼文书，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易造成当事人误以为是诈骗信息而忽视；二是只送不达，法院采取电子送达时存在“一送了之”的做法，没有关注当事人是否收到或看到相应的诉讼文书。由于一些法院过于追求电子送达的效率，忽略了电子送达本身是为了更好地将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没有发挥电子送达应有的效果，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产生了侵害的可能 [ 3 ]。法院在适用电子送达时过于偏重送达效率，只考虑采用何种方式更高效的进行“送”，这显然违背正当程序的要求。无论采取何种送达方式，将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从而保障其应有的诉讼程序参与权才是法院送达的根本目的。 2.5. 缺乏电子送达操作规范 送达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还关系着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合法规范地送达诉讼文书对确保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和有效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就电子送达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显然比较简略和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电子送达制定操作规范，对于电子送达适用哪些案件、适用哪些诉讼程序、适用哪些诉讼文书以及电子送达是优先于直接送达还是作为直接送达的补充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各法院往往自行其是，这不可避免地造成电子送达适用上的混乱，容易出现损害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形，导致一些当事人对电子送达缺乏信赖从而排斥电子送达，给电子送达的推广带来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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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电子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之解决对策 电子送达作为一种新型的送达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由于电子送达在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影响了电子送达积极效用的发挥。为了确保电子送达制度更加完善，有必要对现行电子送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 3.1. 明确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将电子送达规定在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之后，但由于电子送达方式与传统送达方式在送达载体、确认收悉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电子送达应当具有独立的地位，不应与传统送达方式混为一谈。如果简单地将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进行捆绑，反而违背设置电子送达制度的初衷，阻碍电子送达发挥其自身优势 [ 4 ]。处理好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之间的关系，是解决电子送达适用顺位的前提。对此，可以设置传统送达方式与电子送达方式之间的二元化结构，并由法院依职权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适用电子送达。由于我国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网络发展水平也不同，在全国每个法院都推行电子送达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已经建立完备电子送达系统的法院，应当倡导优先适用电子送达，在不能或者不宜适用电子送达时再依顺位适用传统送达方式。但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在诉讼开始时依职权主动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适用电子送达，并详细告知当事人有关电子送达的具体方式以及当事人需要承担的后果。如果当事人同意适用电子送达，则电子送达可适用于该案所有诉讼程序。如果当事人不同意适用电子送达，法院就不能适用电子送达。即使当事人在程序开始时不同意适用电子送达，但在后续诉讼程序过程中，法院仍可在当事人主动要求适用电子送达或者经法院依职权主动询问后当事人同意适用电子送达的情况下适用电子送达。 3.2.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 目前，我国启用电子送达的方式是当事人在诉讼开始时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对同意适用电子送达方式予以确认，采取的是明示的书面同意方式。如果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作出了同意适用电子送达的确认，则电子送达可以适用于案件全过程。不过，当事人仅仅通过送达地址确认书是无法了解电子送达的具体内容，更无法看出传统送达与电子送达之间的区别。为了引导当事人积极适用电子送达方式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应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告知当事人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适用方式、适用效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电子送达的优势、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的不同，从而使当事人对电子送达有清晰的了解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用电子送达的选择，从而既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诉讼参与权等合法权益，又有利于电子送达在后续诉讼过程中的顺利适用。同时，法院应给予当事人选择具体电子送达方式的权利，并要求当事人至少选择两种以上具体送达方式，以提高电子送达的适用率和实效性。 3.3. 将当事人签收电子送达回证作为确认收悉的标准 我国传统的送达方式采用当事人签收送达回执作为确认收悉的标准，但是电子送达却采用到达主义，将法院发出诉讼文书的时间作为送达成功的标志。《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现行法律对电子送达没有关于送达回证的要求，剥夺了当事人确认收悉的权利，这显然不合理，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于电子送达不应采用到达主义。如果法院通过电子送达平台进行电子送达，可以在该系统中增加法院可知悉当事人已读邮件时间和当事人直接发送回执的功能。如果当事人不发送回执，可将当事人已读邮件时间作为送达成功时间。如果法院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电子送达，则当事人发送的回复邮件可以作为送达回证 [ 5 ]。为了防止出现当事人恶意拖延回复或不予回复的情况，可规定一个期限，如发出邮件三天后未收到当事人的回复，则将发出邮件时间视为送达成功时间。由此，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当事人享有完整的答辩、举证期间，也可以解决电子送达中存在的当事人恶意拖延的问题，提高送达效率。 3.4. 合理平衡电子送达的效率与实效 法院在电子送达的全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且告知当事人其权利义务以及相关事项。若法院在送达过程中出现失职行为或违法行为，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当事人有权拒收受送达的诉讼文书并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如果法院进行电子送达时一味追求工作效率，出现“一送了之”、只送部分诉讼文书等做法，往往会导致送达不能。适用电子送达方式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更快更准确无误的将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故法院在适用电子送达时必须更加重视电子送达的实效性，在送达效率和实效性之间寻求平衡，在发挥电子送达提高送达效率这一优势的同时提升电子送达的实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程序参与权。 3.5.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电子送达操作规范 为了发挥电子送达的作用，更好地推广电子送达，电子送达的操作规范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各个法院自行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操作规范，就以下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第一，电子送达可适用于所有案件；第二，一审、二审、再审以及非诉程序都可以适用电子送达；第三，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外的诉讼文书均可适用电子送达；第四，只要当事人同意均可直接适用电子送达，无需先适用直接送达；第五，当事人在同意电子送达时应留下两种以上的电子送达接收方式，法院在送达时至少同时采用两种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以确保当事人收悉；第六，法院在发送诉讼文书三天后未得到当事人回复的，应进行二次送达，且二次送达尽量采用不同于第一次的电子送达方式；第七，确认收悉时间应以当事人发送电子送达回执的时间为准，不应采用“发出即为送达”的确认标准；第八，如收到当事人发回的送达回执，法院可以缺席审判或按撤诉进行处理，如未收到当事人发回的送达回执，则不可缺席审判或按撤诉进行处理；第九，在送达不能的救济方面，如因法院原因或者客观原因(如电力中断、通信中断、网络系统故障、黑客或病毒攻击等)造成送达，法院应进行二次送达 [ 6 ]，如因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的送达不能应由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制定了完善的电子送达操作规范，可以充分发挥电子送达的作用，有效解决我国“送达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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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电子送达是利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来实现诉讼文书送达的一种文书送达方式，这种信息化、电子化的送达方式大大地降低了法院的送达时间以及送达成本，提高了送达效率，同时也给受送达人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受送达人的诉讼成本，真正做到了司法为民。但是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存在问题，电子送达制度也不例外。电子送达在立法上仍然缺少较为细致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立法基础上，通过完善的立法设计，不断对电子送达的实践进行改进，电子送达能够日趋完善。在制度推行的同时，切不可脱离实践，要结合实践不断地去调整，从而形成健全、高效、完善的电子送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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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对内镜下胃粘膜下剥离术后切缘阳性患者肿瘤残留或复发的回顾性分析来探讨评估切缘阳性患者的残留/复发肿瘤的发生率及临床、病理特征，并探究增加残留/复发的风险的因素，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方法：对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内镜中心行内镜下粘膜剥离术治疗1002例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将58例标本切缘肿瘤阳性的患者分为有残留/复发肿瘤和无残留/复发肿瘤两组，比较临床病理特征。结果：1) 术后进行外科切除手术的16名患者中残留肿瘤/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共8名；随访的45名患者有2名患者分别于7、21个月发现局部复发；最终统计包括淋巴结转移在内的肿瘤残留/复发率为17.2% (10/58)。2) 统计学分析显示切缘类型(P = 0.012)、组织分化类型(P = 0.001)以及浸润深度(P = 0.004)与肿瘤残留/复发显著相关。结论：内镜下胃粘膜下剥离术后肿瘤切缘阳性患者，若术后病理为基底切缘阳性、未分化组织学类型、粘膜下浸润，提示肿瘤残留/复发的高风险，建议追加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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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地区，据统计中国胃癌死亡人数占癌症相关总死亡人数的13.6% [ 1 ]。随着高清晰度白光内镜、色素内镜、窄带成像和放大内镜的广泛应用，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逐渐提高。检出上皮内瘤变和早期胃癌的患者，建议立即结合色素内镜进行高质量的内镜评估并进行内镜下切除 [ 2 ]。 相比于传统外科手术，内镜下切除保留了胃的生理解剖结构，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恢复快、费用低的特点 [ 3 ]。内镜粘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和内镜下粘膜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是常见的内镜下切除治疗手段。多项研究表明，ESD对病变的整块切除率高于EMR [ 4 ] [ 5 ]。为达到根治肿瘤的目的，要求对肿瘤进行根治性切除，而根治性切除的条件之一即为切缘阴性 [ 6 ]。切缘阴性要求水平切缘(又称侧切缘)和垂直切缘(又称基底切缘)均为阴性。内镜下切除肿瘤后若存在切缘阳性，可能存在残留、复发以及淋巴结或远处转移的风险。多项研究显示，切缘阳性是胃ESD术后残留、追加手术及局部复发的危险因素 [ 7 ] [ 8 ] [ 9 ]。当病变存在切缘阳性，即可归类为内镜的根治度C (eCuraC)，但对于eCuraC的早期胃癌病例的治疗策略，目前没有明确共识 [ 6 ]。切缘阳性的病例进行外科胃切除手术后，并非所有手术标本均发现残留肿瘤 [ 10 ] [ 11 ]。有研究指出，对于切缘阳性但无淋巴结转移或粘膜下深部侵犯且无法手术治疗的早期胃癌病例，可考虑进行额外的内镜治疗或密切监测 [ 12 ] [ 13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胃ESD术后肿瘤切缘阳性患者的残留/复发肿瘤的发生率及临床、病理特征，并探究增加残留/复发的风险的因素，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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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2011年1月至2020年10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内镜中心行内镜下粘膜剥离术治疗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病理标本的侧切缘或垂直切缘为阳性的患者被纳入研究。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按照赫尔辛基宣言进行。 2.2. 方法 2.2.1. ESD过程 双通道内窥镜先端部带透明帽进镜定位病灶，然后结合窄带成像及靛胭脂染色来确定病灶边界。用高频电切装置于边界外5 mm进行标记。标记后用美兰、生理盐水、玻璃酸钠混合物溶液进行黏膜下注射以提升黏膜。用高频电切装置贴近肌层表面逐步行圆周切口和粘膜下层剥离，辨认血管并电凝预防出血，活动性出血点用电凝止血钳电凝止血，将病灶完整剥离切除。全切除后，对创面边缘血管进行预防性凝血并用和谐夹夹闭创面。 2.2.2. 病理检查 将切除的标本进行拉伸、10%福尔马林固定，固定标本每隔2 mm进行切片，石蜡包埋后行苏木精和伊红染色，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内镜下单个病灶切除被定义为整块切除；非整块切除的标本被尽可能精确地重建。侧切缘和/或垂直切缘出现不典型细胞(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肿瘤细胞)认定为切缘阳性。因挤压或烧伤损伤而无法评估的病灶边缘也被认定为切缘阳性。 2.2.3. 资料收集 回顾分析在组织学确认切除标本后获得的患者数据，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胃癌家族史、烟酒史、肿瘤位置(长轴、短轴)、宏观类型、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溃疡、整块切除等。依据日本胃肠病学内窥镜学会/日本胃癌协会最新指南 [ 6 ] 中关于ESD术后肿瘤可治愈性的评估，建议达到eCuraC的病例进行额外胃切除术，然而，一些高龄、严重共患病或拒绝手术的患者进行密切随访。 2.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各组变量之间的差异，连续变量应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分类变量应用卡方检验及秩和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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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患者的临床病程、病理特点 共有1002名患者因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接受了内镜粘膜下剥离术，这些患者术后切除病灶中81例病灶切缘为阳性。如图1所示，在81名患者中，20名患者最初失访；16名患者进行外科切除手术，外科手术后病理提示残留肿瘤和/或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共8名；45名患者定期接受内窥镜检查随访，随访期间有3名患者术后发生异时性胃癌，有2名患者分别于7、21个月时因局部复发接受第2次ESD治疗。除最初失访及异时性胃癌的患者外，最终纳入58例患者，包括淋巴结转移在内的肿瘤残留/复发率为17.2% (10/58)。 图1. 纳入分析的患者流程图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positive margins and residual/recurrent case 编号 残留/ 复发 淋巴结 转移 切缘 阳性 分化 程度 肿瘤定位(长轴) 肿瘤定位(短轴) 肉眼分型 肿瘤大小(mm) 合并溃疡 浸润深度 复发时间(月) 额外治疗 1 残留 无 基底 印戒细胞癌 下 小弯侧 隆起型 ≤2 cm 是 粘膜下(SM1) - 外科手术 2 残留 无 基底 低分化腺癌 下 前壁 混合型 ≤2 cm 是 粘膜下(SM1) - 外科手术 3 残留 无 基底 低分化腺癌 下 小弯侧 隆起型 ≤2 cm 是 粘膜下(SM2) - 外科手术 4 残留 无 基底 低分化腺癌 下 前壁 凹陷型 ≤2 cm 否 粘膜下(SM2) - 外科手术 5 残留 无 基底 低分化腺癌 上 小弯侧 凹陷型 ≤2 cm 否 粘膜下(SM1) - 外科手术 6 残留 无 均阳 低分化腺癌 上 小弯侧 混合型 ≤2 cm 否 粘膜下(SM1) - 外科手术 7 残留 有 基底 低分化腺癌 中 小弯侧 隆起型 >2 cm 否 粘膜下(SM2) - 外科手术 8 - 有 基底 印戒细胞癌 下 大弯侧 混合型 ≤2 cm 是 粘膜下(SM1) - 外科手术 9 复发 无 基底 低分化腺癌 中 前壁 凹陷型 ≤2 cm 否 粘膜下(SM1) 7 ESD术 10 复发 无 水平 中分化腺癌 中 大弯侧 混合型 ≤2 cm 否 粘膜内(M) 21 ESD术 表1. 切缘阳性并发生残留/复发的病例的特点 水平、垂直或两种切除边缘阳性的病例分别为29例、25例和4例。对无残留/复发组与残留/复发组病变病理特征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两组病变均以下三分之一位置、小弯侧更常见。我院行胃ESD治疗的患者多符合我国指南的绝对/相对适应症，因此两组病变均达到较高的整块切除率，肿瘤直径均以≤2 cm为主。与无残留/复发组相比，残留/复发组中基底切缘阳性、低分化腺癌、粘膜下病变在组内所占百分比更高，分别为80%、70%、90%。残留/复发组合并溃疡的比例略多于无残留/复发组。所有纳入的患者中，仅在ESD术后随即行外科手术的患者发现2例淋巴结转移(表1，表2)。 Tabl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idual or recurrence of tumor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margin after ES 潜在危险因素 无残留/复发[N = 48 (%)] 残留/复发[N = 10 (%)] P值 年龄 62.25 ± 8.34 59.80 ± 6.56 0.387 性别 男 女 34 (70.8) 14 (29.2) 9 (90.0) 1 (10.0) 0.389 胃癌家族史 11 (22.9) 0 (0.00) 0.216 吸烟史 无 有 已戒烟 26 (54.2) 18 (37.5) 4 (8.3) 3 (30.0) 6 (60.0) 1 (10.0) 0.361 饮酒史 无 有 已戒酒 26 (54.2) 17 (35.4) 5 (10.4) 3 (30.0) 5 (50.0) 2 (20.0) 0.354 切缘类型 水平 基底 均阳性 28 (58.3) 17 (35.4) 3 (6.3) 1 (10) 8 (80) 1 (10) 0.012 * 肿瘤位置(长轴) 上 中 下 10 (20.8) 2 (4.2) 36 (75.0) 2 (20.0) 3 (30.0) 5 (50.0) 0.068 肿瘤位置(短轴) 大弯侧 小弯侧 前壁 后壁 7 (14.6) 22 (45.8) 9 (18.8) 10 (20.8) 2 (20.0) 5 (50.0) 3 (30.0) 0 (0.00) 0.220 肉眼分型 隆起型 平坦型 凹陷型 混合型 13 (27.1) 2 (4.2) 18 (37.5) 15 (31.3) 3 (30.0) 0 (0.00) 3 (30.0) 4 (40.0) 0.777 分化类型 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高分化腺癌 中分化腺癌 低分化腺癌 印戒细胞癌 11 (22.9) 3 (6.3) 11 (22.9) 10 (20.8) 10 (20.8) 3 (6.3) 0 (0.0) 0 (0.0) 0 (0.0) 1 (10.0) 7 (70.0) 2 (20.0) 0.001 * 整块切除 46 (95.8) 10 (100.0) 0.380 肿瘤大小 ≤2 cm >2 cm 39 (81.2) 9 (18.8) 9 (90.0) 1 (10.0) 0.509 浸润深度 粘膜内 粘膜下 29 (60.4) 19 (39.6) 1 (10.0) 9 (90.0) 0.004 * 合并溃疡 14 (29.2) 4 (40.0) 0.766 表2.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阳性切缘患者肿瘤残留或复发的统计学分析 3.2. 增加肿瘤残留/复发风险的因素 通过对两组数据的各自变量的差异性分析，我们发现切缘类型(P = 0.012)、组织分化类型(P = 0.001)以及浸润深度(P = 0.004)与肿瘤残留/复发显著相关(表2)，由此得出基底切缘阳性、较低分化类型、粘膜下浸润可能增加肿瘤残留/复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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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研究纳入的58例切缘阳性的病例中，ESD术后肿瘤残留/复发率仅为17.2%；而接受外科切除手术的14例患者中仅有半数在手术标本中发现残留肿瘤或淋巴结转移。为减少这种额外的切除性手术，我们试图通过评估胃ESD术后肿瘤切缘阳性患者的残留/复发肿瘤的发生率及临床、病理特征进一步探究增加肿瘤残留/复发的风险的因素。统计分析显示，基底切缘阳性、较低分化类型、粘膜下浸润可能增加肿瘤残留/复发的风险，这与以往类似研究结果一致 [ 14 ] [ 15 ]。 ESD的目的是切缘阴性，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非预期的阳性切缘难以避免。垂直切缘与水平切缘的临床意义具有一定差异，前期研究发现在81例阳性切缘病灶中，水平切缘阳性其残留病灶性质以癌前病变为主，与术者为缓解术后并发症在剥离范围划定时相对保守有关；而垂直切缘阳性其残留病灶性质多为癌，最近的研究也论证了上述结果 [ 16 ]。基底切缘阳性也是肿瘤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之一 [ 14 ]，本研究复发病例数量较少，后期可进行多中心多样本量的研究证明基底切缘阳性对于早期胃癌患者ESD术治疗的远期预后。病变深度判断不准确是基底切缘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粘膜下病变难以通过常规的内窥镜染色喷涂法确定浸润深度，可应用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辅助评估浸润深度；但有研究显示EUS评估肿瘤浸润深度的准确率为80.7%，而在评估粘膜下浸润病变的浸润深度时EUS的准确性降低(42.9%) [ 17 ]。现有内镜检查技术对浸润深度判断难以精准确定垂直切缘，导致ESD手术深度不够，往往造成非预期的病灶残留。因此，基底切缘阳性尤其是粘膜下浸润的病灶，术后发生残留、淋巴结转移及复发的风险较高，建议患者酌情外科手术治疗。 在2020年日本胃肠病学内窥镜学会/日本胃癌协会最新指南中，将胃癌中高分化或中分化腺癌归类为分化型癌症，而低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及粘液腺癌被归类为未分化型癌症。已知未分化型癌症是切缘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 18 ] [ 19 ] [ 20 ]。并且未分化癌更容易早期侵犯血管和淋巴结或引起深部浸润 [ 16 ] [ 21 ]。本研究中10例残留/复发组患者组织学类型均为未分化癌，与无残留/复发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印戒细胞癌患者胃内肿瘤多呈弥漫性改变，合并溃疡，形成于粘膜肌层并具有向周围生长的趋势，且常伴有淋巴结转移 [ 22 ]。建议对于ESD术后切缘阳性的病灶，若组织学类型为未分化癌尤其是印戒细胞癌，多伴有残留及淋巴结转移，为改善预后可进一步外科手术治疗。 10例病灶中除1例eCuraC-1病变于ESD术后随访期间出现复发外，其余9例均归类为eCuraC-2病变。eCuraC-2病变是否需要追加手术，对临床医生仍是一个难题。Hatta等 [ 23 ] 提出的早期胃癌ESD术后eCura危险评分系统将赋予五项指标不同的分值：肿瘤直径(>30 mm 1分)、垂直切缘(1分)、淋巴管浸润(3分)、血管浸润(1分)、浸润深度(SM2 1分)。然后依据评分将患者分为3个淋巴结转移危险组：低(0~1分：2.5%风险)、中(2~4分：6.7%)和高(5~7分：22.7%)，并指出对于低危险患者可考虑术后随访，5年生存率可达99.6%。随后的临床研究显示eCura评分系统是影响肿瘤残留的唯一显著因素：eCura评分越高，越可能发生术后残留 [ 24 ]。李宇新等 [ 25 ] 的临床验证研究指出eCura评分为低危的患者追加外科手术的获益有限，而中、高危患者应追加外科手术以改善预后。然而，本研究中ESD术后发生残留/复发的eCuraC-2病变分别评估为：4例低危、4例中危、1例高危；这与Hatta的评分系统有所矛盾。已知这些病变均为未分化癌，我们认为对于未分化型早期胃癌患者的，eCuraC危险评分并不一定适用。Hatta等 [ 26 ] 的后期比较研究也指出该评分系统对于上述患者的局限性。 本研究有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设计是回顾性研究，无法统一随访时间，一些由于高龄、严重共患病保守治疗的患者及失访的患者可能会造成一定选择偏倚；其次本研究是基于单中心的研究，且样本量有限，仍需进行多中心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以评估胃ESD术后肿瘤切缘阳性患者的残留/复发的危险因素及补救性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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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内镜下胃粘膜下剥离术后肿瘤切缘阳性患者，推荐应用eCura危险评分系统进行危险分层。若术后病理为基底切缘阳性、未分化组织学类型、粘膜下浸润，提示肿瘤残留/复发的高风险，应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建议追加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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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腹内侧前额叶(VMPFC)是皮层和皮层下网络的关键节点。这篇文章综合了近几年对人类和动物的相关研究，阐述了VMPFC在各种情绪、决策、社会认知和自我信息加工等四个心理功能领域的广泛作用。第一，VMPFC通过与杏仁核、终纹床核等相互作用，在负性情绪的产生和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VMPFC对奖励和价值决策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VMPFC通过与后扣带回皮质、前叶等脑区相互作用，在社会认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面部情绪识别、思维能力等。第四，VMPFC与后扣带回皮质、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相互作用，参与自我信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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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位于大脑前端，眼睛的正上方，大小与一个垒球接近。VMPFC没有明确的解剖边界和定义，不是特定的核团或脑区。通常指下内侧和眶前额叶皮层相互连接的网络区域(Öngür & Price， 2000; Mackey & Petrides， 2014)。不同的研究者用来描述不同的脑区，取决于实验方法的解剖精度，Clark等人(Clark et al.， 2008)认为腹内侧前额叶包括眶额叶的内侧部分(BA 10， 11， 12)，以及内侧前额皮质和前扣带回的腹侧区域(BA 24， 25， 32)。Koenigs等人(Koenigs & Grafman， 2009)认为，VMPFC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腹侧部分(胼胝体膝部以下)和眼眶表面的内侧部分(大约在每个半球的眶额叶内侧的三分之一)，Öngür等人(Öngür & Price， 2000)研究发现，在啮齿动物、猴子和人类之间有同源的VMPFC区域。这为VMPFC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以下各节对VMPFC各种心理和行为功能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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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VMPFC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 有研究发现，VMPFC能够调节多个与情绪有关的脑区，比如杏仁核、基底前脑、下丘脑和脑干(Petrides & Pandya， 2002; Öngür & Price， 2000; Al Omran et al.， 2014)。VMPFC主要与整合情绪有关(Asp， Gullickson， Warner， Koscik， Denburg， & Tranel， 2019; Buckholtz & Marois， 2012)，VMPFC的激活与负性情绪的诱发直接相关(Etkin， Egner， & Kalisch， 2011)。已有研究发现，VMPFC损伤后，人们控制情绪的功能将出现障碍和钝化(Anderson， Barrash， Bechara， & Tranel， 2006)以及社会情绪出现异常(Beadle， Paradiso， & Tranel， 2018; Krajbich， Adolphs， Tranel， Denburg， & Camerer， 2009)。Myers-Schulz等人(Myers-Schulz & Koenigs， 2012)研究发现VMPFC后侧的区域更多地与社交恐惧症、预期焦虑等消极情绪有关，而VMPFC前侧区域则与恐惧的消除、对有吸引力面孔的知觉等积极情绪有关，他们发现重度抑郁患者的VMPFC后部的一些子区域激活，而前面区域的活动反而减少。 Likhtik等人(Likhtik， Pelletier， Paz， & Pare， 2005)研究发现VMPFC通过抑制杏仁核来调节恐惧反应，有研究表明杏仁核对条件性恐惧的表达至关重要(Le Doux， 2003)。McDonald等人(McDonald， Mascagni， & Guo， 1996)在大鼠的解剖研究中，Ghashghaei等人(Ghashghaei & Barbas， 2002)在恒河猴的解剖研究中，分别发现了从VMPFC到杏仁核内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为VMPFC调节恐惧情绪提供了可行解剖学证据。另外，人类功能成像研究表明，在条件恐惧的消退过程中(Kalisch， Korenfeld， Stephan， Weiskopf， Seymour， & Dolan， 2006)以及消极情绪的意志抑制过程中(Johnstone， Van， Urry， Kalin， & Davidson， 2007)，VMPFC和杏仁核的活动是反向相关的。Atlas等人(Atlas & Wager， 2014)研究认为VMPFC是通过安慰剂效应或到达预期操纵来调节负性情绪的。Motzkin等人(Motzkin， Philippi， Oler， Kalin， Baskaya， & Koenigs， 2015)研究发现VMPFC损伤降低了皮层下终纹床核的活性，终纹床核的作用主要是参与焦虑(Adhikari，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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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VMPFC在价值决策和奖赏中的作用 Bechara等人(Bechara， Damasio， Damasio， & Anderson， 1994)在一项赌博任务中，要求VMPFC损伤的受试者在风险、模糊和扭转意外情况的三种条件下学习奖惩，证实了VMPFC损伤的患者基于价值的决策严重缺陷。后来Pujara等研究者(Pujara， Wolf， Baskaya， & Koenigs， 2015)证实VMPFC病变患者在风险赌博中价值决策的缺陷。Krajbich等人(Krajbich， Adolphs， Tranel， Denburg， & Camerer， 2009)证实VMPFC病变患者在经济交换中价值决策的缺陷。Wheeler和Fellows (Wheeler & Fellows， 2008)研究证明VMPFC病变患者在概率强化学习中的缺陷。Henri-Bhargava等研究者(Henri-Bhargava， Simioni & Fellows， 2012)证明VMPFC病变患者在简单二元项目偏好方面也存在决策缺陷。 随着功能成像技术的发展，在各种决策环境中，用评分将VMPFC活动与价值决策和奖励联系起来(Liu， Hairston， Schrier， & Fan， 2011; Levy & Glimcher， 2012)。动物研究已经证明了VMPFC在代表和更新刺激和结果的奖励值方面的关键作用。例如，动物电生理记录研究表明，猴子的VMPFC病变破坏了奖励价值和奖励偶然性指导的选择(Izquierdo， Suda， & Murray， 2004)，猴子和大鼠的VMPFC编码、评估刺激的奖励特性(Tremblay & Schultz， 1999; Lopatina et al.， 2016)。 有研究发现，VMPFC是与奖赏加工有关的脑区(De Quervain et al.， 2004; Hu， Strang， & Weber， 2015)，能够评估他人违背规范的意图以及造成的实际损害(Glass et al.， 2016)，评估违背规范的意图和价值，使人们根据情境做出适合的决策(Baumgartner， Götte， Gügler， & Fehr， 2012)。 VMPFC参与信任、怀疑等风险决策的加工(Fumagalli & Priori， 2012)。老年人的VMPFC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从而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Denburg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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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VMPFC在社会认知中的作用 研究者们在一些精神疾病患者的研究中发现VMPFC还参与了一些社会认知功能(Barrash， Tranel， & Anderson， 2000)。VMPFC损伤患者保留相对正常的智力，但在动机、移情、灵活性、行为抑制、及洞察力方面表现出缺陷。Tsuchida和Fellows (Tsuchida & Fellows， 2012)研究发现VMPFC损伤破坏对细微面部情绪表情的识别，这种病人很难区分情绪表情和中性表情。Wolf等人(Wolf， Philippi， Motzkin， Baskaya， & Koenigs， 2014)在对双侧VMPFC损伤的患者进行面部情感识别测试时，发现对面部眼睛区域的视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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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VMPFC在自我加工中的作用 VMPFC还参与了自我信息加工，比如唤起自传式回忆，或在假设的情况下想象自己的感觉(Northoff， Heinzel， de Greck， Bermpohl， Dobrowolny， & Panksepp， 2006; Svoboda， McKinnon， & Levine， 2006)。Raichle等人(Raichle， MacLeod， Snyder， Powers， Gusnard， & Shulman， 2001)研究发现VMPFC与背内侧PFC以及后扣带回皮质和前叶等脑区组成“默认模式网络”，参与自我有关的加工。还有研究表名，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及周边系统主要参与包含外部刺激在内的自我相关加工(Schmitz & John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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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研究前景 VMPFC是一个复杂的脑区，本文简单阐述了VMPFC在情绪调节、价值决策和奖赏、社会认知以及自我加工起到的关键作用。事实上，VMPFC远远不只本文阐述的几种功能，而VMPFC的诸多功能也与杏仁核、纹状体、海马等边缘系统结构有关，未来对VMPFC的研究应深入探索VMPFC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以及背后的神经机制。 根据目前的几个领域的研究，将来可以继续进行一些研究。比如在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及燥狂等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进一步研究VMPFC不同亚区的作用及与其他脑结构的联系，制定更细致更具针对性的诊断及治疗方案。再比如在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继续研究价值决策和奖赏的脑机制，研究成瘾的治疗，研究疾病导致的风险决策能力下降等。另外，在认知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中，可以在更多的患者及实验动物被试中探索出更多VMPFC是如何在各个复杂任务中发挥作用及其他脑区结构之间配合的机制，以及更多人脑VMPFC与动物脑中VMPFC的区别，从而探索更多人脑认知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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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自尊及人格特质的关系。方法：采用手机问题使用问卷、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自尊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60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问题性手机使用与自尊负相关(r = −0.29， P < 0.01)、与抑郁正相关(r = 0.38， P < 0.01)，自尊与抑郁负相关(r = −0.44， P < 0.01)。自尊是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为0.10。自尊的中介作用受到人格特质的调节，高神经质水平在自尊对抑郁的调节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37， P < 0.001)，外倾性人格在自尊对抑郁的调节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低外倾性β = −0.48， P < 0.001；高外倾性β = −0.19， P < 0.001)。结论：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关系密切，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神经质人格及外倾性人格调节自尊与抑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