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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一) 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献概况 通过CNKI数据库自带的“计量可视化”功能，我们得出1998~2018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论文发表趋势图(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98~2005年，年发表论文量呈缓慢上升趋势，从2006年到2008年发文量急剧攀升，从2008~2011年增长趋势平稳，2011年达到峰值，年发文量达到758篇。从2011年开始年发文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直到2015年又开始逐渐上升。 图1. 论文发表年度趋势 从发文机构统计图(见图2)来看，发文量位居前十的机构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306篇)、武汉大学(264篇)、中共中央党校(247篇)、北京大学(184篇)、东北师范大学(158篇)、南开大学(113篇)、南京大学(107篇)、陕西师范大学(107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98篇)、复旦大学(97篇)。 图2. 发文机构分布 从发文作者统计图(见图3)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总发文量排名前五的“核心作者”分别为石仲泉(34篇)、汪信砚(31篇)、田克勤(28篇)、郑德荣(21篇)、郭建宇(21篇)。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点分析 我们以来自CSSCI的673文献中的关键词为分析对象，通过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呈现出关键词频次图谱(见图4)。为保证分析的科学性、可靠性、权威性，我们还对来自CNKI的6749篇文献数据进行了计量可视化分析(见图5)，通过对比发现，虽然数据来源不同，但是关键词出现频次比大致相当。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复性关键词，我们不难得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大众化”“邓小平理论”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毛泽东思想”；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 “邓小平理论”。 图3. 发文作者分布 图4. CiteSpace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图谱 图5. CNKI关键词计量可视化 1)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依然存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认识上的模糊问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的初期，在党内就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有中国化的必要，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算走上正确道路，并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性的理论成果” [ 1 ]。这一认识是以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基础产生的。但其实在同年4月，艾思奇就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一部分学者也认为，虽然在党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只是照搬照抄教条式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革命斗争，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直到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明确要求我们要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 2 ]。但是很多人知道，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一开始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是后来换了一个说法，叫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和前苏联的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由艾思奇正式提出，并由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明确。 其次，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历史贡献。延安时期，毛泽东花费大量时间对马列著作进行学习，并结合国内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对抗战情况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一时期毛泽东主要著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也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要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阶段” [ 3 ]。有学者认为，“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生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世界性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逻辑延伸及其现实推广的历史过程” [ 4 ]。也有学者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清算教条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观中经历了多次思想交锋，并科学回答了‘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 [ 5 ]。 还有就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为当代不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条件下不断走向新境界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 6 ]。有学者认为，“由毛泽东开创并不断推向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 7 ]。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发展史上的卓越代表。这为新时代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力，从而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 8 ]。可以明确的是，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指导中国社会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 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问题。“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旨趣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也明确说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但这一人民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极其重要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大众化的功能，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内容和实现途径三个方面” [ 9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两个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旨趣在于解放全人类，因此在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具有“大众化”的属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是为大众准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无情地、深刻地从理论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最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途径就是发动联合起来的劳苦大众、无产阶级，他们掌握“物质力量”后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二者在本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二者之间既相关联又有区别，后者强调人民大众对知识的接受、掌握与运用，这两个层面均体现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两个不同方面”。而笔者认为，就范围而言，“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的新的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中国”范围之内的。而“大众化”在范围上，既可以是全世界的“大众化”，也可以是在中国的“大众化”。因此在范围关系上来说，“大众化”是大于“中国化”的。但就从“中国化”的实践目的而言，首先“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存在的。故“大众化”首先也在于中国的“大众化”。由此又产生了“中国化”与中国的“大众化”的先后关系问题。但我们不难得出，“‘大众化’只有在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其实际意义”。因此，这两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整个实践过程。 三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大众化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大众的文化自觉不是外化的抽象观念形态，而是内化的思想上的自主认知和行为上的自觉践行” [ 10 ]。但是笔者认为，要做到“思想上的自主”和“行为上的自觉”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如今“快餐式”学习颇为流行，因此充分利用好现今的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挖掘出人们的学习习惯。并加以一定的物质奖励就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手段。例如“学习强国”平台就成功培养了一批人在线学习的良好习惯。还有学者认为，“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场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耦合，扩大接受马克思主义者接收教育的渠道，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使理论思想内化为人民大众实践的指导思想与行动准则” [ 11 ]。习近平也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从国家层面掀起这种“学马”、“研马”、“用马”的学习之风，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能少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而邓小平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 我们党9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它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邓小平理论被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主要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等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 12 ]。 图6. 关键词timeline分析图谱 图7. 被引作者timeline分析图谱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演进分析 通过使用CiteSpace对CSSCIS上673篇文献的共现关键词timeline分析，我们得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现关键词的时间线图谱(见图6)。从图中可以看出，共现关键词的时间线分布顺序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国家大政方针的提出时间顺序趋于一致。对高频Cited Author (被引作者)的timeline分析(见图7)，同样可以看出，被引作者时间线顺序与相关国家政策的出台顺序趋于一致。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被引作者时间线中最近的高频被引作者为习近平。由此可以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前沿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据此，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阶段；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新时代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