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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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长三角两次热浪个例成因分析 挑选长三角地区干/湿热浪个例各一次，其中干热浪过程为2017年7月20日至7月26日，湿热浪过程为2018年8月5日至8月11日。 4.1. 动力分析 4.1.1. 南亚高压与西太副高 南亚高压作为青藏高原上空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底部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反气旋系统，分布流型和西太副高的进退关系密切，当南亚高压东伸加强时副高西进，当南亚高压西退时，副高也相应东撤。 长三角干热浪个例期间100 hPa平均位势高度场及距平场(图6a)表明，南亚高压东部和西南部明显偏强，面积偏大，整体强度偏强，正异常区域覆盖了中国东部20˚N~45˚N的大部分区域，中心位于30˚N，80˚E，较气候态的位置偏东。500 hPa位势高度图及距平场(图6b)显示西太副高中心位置位于中国东部上空，中心强度为590 gpdm。副高脊线西伸至105˚E，中国东部20˚N~40˚N范围都处在副高的控制之下，120˚E的脊线位置稳定在30˚N左右。此次干热浪过程中西太副高位置相较常年1) 偏西：西伸脊点较30年气候态(1980~2010年，数据来自NCEP，下同)位置(140˚E)偏西35˚；2) 偏北：副高北界较30年气候态位置(30˚N)偏北10˚；3) 强度偏强：中国东部上空为正距平。 图6. 平均位势高度及其异常(a) 干热浪个例，100 hPa；(b) 干热浪个例，500 hPa；(c) 湿热浪个例，100 hPa；(d)湿热浪个例，500 hPa，填色为归一化距平，气候态取1980~2010年同期位势高度(单位：gpm) 从2017年7月19日至7月27日中国东部上空500 hPa位势高度变化图中(图7)可以观察到西太副高向西移动并逐步控制中国东部的过程。以500 hPa位势高度上588 gpdm包围的高值区作为西太副高控制区，2017年7月20日，西太副高北至山东半岛南侧，西至110˚E，长三角已经处于西太副高控制区下；7月21日西太副高西伸，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韩国受到西太副高控制，长三角上空500 hPa位势高度超过5912 gpm；7月22日，西太副高在黄淮和江淮存在一个的闭合高值中心，中心值超过5930 gpm，此高值中心在之后的4天(2017年7月23日至27日)在长三角一带维持，此热浪期间长三角一直受西太副高影响。 图7. 2017年7月19日至2017年7月27日500 hPa日平均位势高度(单位：gpm) 长三角湿热浪个例期间南亚高压西部偏强，东部偏弱，负异常区域覆盖中国东部20˚N~40˚N的大部分区域，高压中心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图6c)。南亚高压偏东影响着西太副高偏西，西太副高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图6d)，中心强度为588 gpdm，此次湿热浪期间西太副高位置相较常年偏西且强度偏强。长三角上空为500 hPa位势高度为正距平区。 与干热浪个例相似，此次湿热浪期间西太副高也有西伸加强的过程(图8)，长三角区域受西太副高影响，但此次西太副高的高值中心位于黄淮和江淮一带，与干热浪个例相比位置偏北。 干热浪期间850 hPa日平均风场(图9)表明中国东部上空低层流场存在一个反气旋环流。与西太副高相对应，反气旋环流也有一个自东向西移动的过程，2017年7月20日至7月21日(图9b~c)，长三角850 hPa受西南气流影响；7月22日至24日(图9d~f)，随着反气旋向西移动，长三角位于反气旋系统中心，风速很小，这样稳定的环流形势是热浪形成和维持以及近地面污染物累积的有利条件。 图8. 2018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12日500 hPa日平均位势高度(单位：gpm) 图9. 2017年7月19日至2017年7月27日850 hPa日平均风场 图10. 2018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12日850 hPa日平均风场 湿热浪期间850 hPa日平均风场(图10)显示渤海、黄海上空低层流场存在一个反气旋环流，此反气旋相较干热浪过程的反气旋位置偏北，这个反气旋也有一个向西移动的过程，其中心从黄渤海区域移动至江淮一带，长三角位于反气旋系统中心的南侧，受东风影响。 图11. 850 hPa (a) 干热浪个例，流场；(b) 干热浪个例，水汽通量场；(c) 湿热浪个例，流场；(d) 湿热浪个例，水汽通量场，仅标识方向 4.1.2. 低层流场和水平通量场 2017年7月长三角干热浪个例期间，长三角上空出现较强的反气旋环流(图11(a)红框内)，使得长三角地区上空的水汽向东北方向大量输出(图11(b)红框内)，该区域水汽含量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短波福射增加，这也是高温和干燥天气形成的原因。区别于2017年7月长三角干热浪过程的流场与水汽输送，2018年8月长三角湿热浪个例期间，反气旋环流出现在渤海上空，由东海自东向西输送的水汽运送至长三角上空，此次湿热浪期间的平均相对湿度高于2017年7月干热浪期间的平均相对湿度。 4.2. 热力诊断 根据地表辐射平衡方程： R n = S E + L E + G (1) R n = R s d − R s u + R L d − R L u = R n s + R n L (2) 对两次热浪天气进行热力诊断。公式(1) (2)中 R n 为地表净辐射，SE为感热通量，LE为潜热通量，G为土壤热通量， R s d 为地表接收的太阳短波辐射， R s u 为地面反射的太阳短波辐射， R L d 为地表接受大气的长波辐射， R L u 为地表发射至大气的长波辐射， R n s 为地表净短波辐射， R n L 为地表净长波辐射。 本文使用ERA5的月平均地表通量资料分析两次热浪事件所在月份的各地表通量的分布情况。各辐射通量取向上为正，2017年7月长三角地区地表接收的净短波辐射通量相较于气候态(取1979年~2018年，数据来自ERA5，下同)偏多20至30 W/m 2 ，接收到的太阳短波辐射偏多(图12a)；地表向上的净长波辐射较气候态偏多5至15 W/m 2 ，近地面大气从地面获得的热量偏多(图12b)。2017年7月长三角地区地表向上的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相较气候态也偏强10 W/m 2 左右，部分地区偏强达到30 W/m 2 (图12c~d)。近地面大气的主要热源是地面，增加的太阳短波辐射使地面得到能量，地表温度升高，偏多的向上的感热、潜热通量和长波辐射加热近地面的空气的作用更强，使气温高于平均态。 图12. 干热浪个例当月(a) 太阳短波辐射；(b) 地表向上净长波辐射；(c) 感热通量；(d) 潜热通量平均值，以地表向上方向为正(单位：W/m 2 ) 2018年8月长三角地区地表接收的净短波辐射通量相较气候态无明显差异，此时段接收的太阳短波辐射与往常相似(图13a)；但地表向上的净长波辐射较气候态偏多5 W/m 2 ，近地面大气从地面获得的热量略微偏多(图13b)。2018年8月长三角地区地表向上的感热通量相较气候态也偏强20 W/m 2 左右(图13c)，潜热通量相较气候态无明显差异(图13d)，向上的感热通量和长波辐射加热了近地面的空气，使近地面气温上升。 图13. 湿热浪个例当月(a) 太阳短波辐射；(b) 地表向上净长波辐射；(c) 感热通量；(d) 潜热通量平均值，以地表向上方向为正(单位：W/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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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长三角两次热浪期间的气象要素及污染物浓度变化 5.1. 气象要素及污染物浓度的时间变化 长三角两次热浪过程及其前后7天的气象要素和污染物浓度的时间序列(图14)表明，干热浪和湿热浪期间长三角地区出现了大范围高温，区域平均气温分别为32.6℃和30.3℃。干热浪期间长三角地区的相对湿度在70%以下，而湿热浪期间长三角地区的相对湿度在70%以上，这两次长三角的高温过程可认为是较为典型的干热浪过程和湿热浪过程。干热浪期间臭氧浓度与温度同位相变化，与风速和相对湿度变化反位相变化。气温偏高、相对湿度偏低，有利于近地面臭氧的生成；近地面风速偏低，不利于污染物的水平扩散，在这些气象条件下干热浪期间近地面臭氧和PM 2.5 浓度偏高。湿热浪期间气象要素的变化趋势与干热浪相似，近地面臭氧和PM 2.5 浓度也偏高。 图14. 干热浪期间及其前后7天(a) 每日最高气温(˚C)；(b) 每日平均相对湿度(%)；(c) 每日平均风速(m/s)；(d) 臭氧小时平均浓度(μg/m 3 ，红线)和日平均浓度(μg/m 3 ，蓝线)；(e) PM 2.5 日平均浓度(μg/m 3 )，(f)~(j)与(a)~(e)相同，但为湿热浪过程 5.2. 长三角两次热浪期间臭氧浓度时空分布 长三角两次热浪期间近地面均出现了臭氧污染，且臭氧的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与西太副高的位置与强度相关。图15~16分别给出了长三角两次热浪过程及前后各1天(每次各9天)的地面臭氧浓度空间分布，长三角干热浪期间近地面平均臭氧浓度为108.4 μg/m 3 ，2017年7月19日至7月21日，长三角近地面臭氧浓度逐渐升高，7月22日至7月26日，长三角近地面日臭氧浓度维持在100 μg/m 3 以上，平均浓度为116.4 μg/m 3 ，远高于长三角夏季的平均臭氧浓度76.3 μg/m 3 ，各站平均每日最高浓度在170~200 μg/m 3 之间，超出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15 ] 的一级浓度限值160 μg/m 3 。湿热浪期间近地面平均臭氧浓度为104.8 μg/m 3 ，各站平均每日最高浓度在145~185 μg/m 3 之间，2018年8月6日~7日、9日~11日的各站平均每日最高浓度超过160 μg/m 3 。 干热浪期间西太副高的强度与进退影响着长三角近地面臭氧浓度的变化与分布。结合2017年7月19日至7月27日的500 hPa位势高度场(图7)、850 hPa风场(图9)和近地面臭氧浓度(图15)分析发现，7月19日至21日西太副高中心和850 hPa反气旋环流位于太平洋且逐渐向西移动，长三角近地面臭氧浓度逐渐升高；7月22日至26日西太副高中心和850 hPa反气旋环流中心位于长三角上空且逐渐向西移动，在这种高温、干燥且稳定的天气形势下，长三角地面出现持续的臭氧污染，且污染高值区也有自东向西移动的趋势。 湿热浪前后西太副高的位置影响着长三角近地面臭氧浓度的分布。湿热浪过程开始前一日(2018年8月4日)，长三角处于西太副高边缘，湿热浪过程结束后一日(2018年8月12日)，西太副高入海，长三角不再受副高控制，这两天对应的长三角近地面平均臭氧浓度值(85.0 μg/m 3 、42.5 μg/m 3 )与湿热浪过程相比(104.8 μg/m 3 )明显偏低。8月5日至8月10日，长三角受西太副高控制(图8)，高值中心与干热浪相比位置偏北，位于黄淮和江淮一带。850 hPa的风场(图10)和水汽通量场(图11d)显示长三角位于反气旋系统中心的南侧，受东风影响，有自东向西的水汽输送。此次湿热浪过程不如2017年7月下旬的干热浪过程干燥和稳定，期间长三角同样存在着持续的臭氧污染，但臭氧浓度水平低于干热浪个例。 图15. 2017年7月19日至2017年7月27日长三角各站地面日平均臭氧浓度(μg/m 3 ) 图16. 2018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12日长三角各站地面日平均臭氧浓度(μ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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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从合成统计和个例分析两个角度讨论长三角(干/湿)热浪期间大气环流形势及近地面臭氧浓度的时空分布，结论如下： 1) 西太副高偏西偏强有利于热浪天气的形成。1973~2018年长三角地区夏季区域热浪日与夏季平均状态相比西太副高位置偏西(西至112.5˚E)、偏北(北至33.5˚N)，强度偏强，平均高值中心位于长三角东部东海海域，中心值超过5895 gpm。长三角干热浪日期间西太副高更强，中心强度与长三角热浪日相同但中心范围更大，西伸脊点和北界位置较长三角热浪日偏西0.5˚和偏北0.5˚；长三角湿热浪日期间西太副高相对较弱，西伸脊点和北界位置分别较长三角热浪日偏东0.5˚和偏南0.5˚。 2) 高温干燥的气象背景是近地面臭氧浓度升高的有利条件。2015~2018年长三角热浪时段地面臭氧浓度水平较高，热浪日、干热浪日、湿热浪日和夏季平均的臭氧浓度分别为89.7 μg/m 3 、 91.8 μg/m 3 、86.0 μg/m 3 和76.3 μg/m 3 。长三角干热浪日期间太湖以东站点近地面臭氧和PM 2.5 浓度高于太湖以西站点，这可能是因为干热浪期间位于长三角东部上空为西太副高中心，天气形势稳定更利于污染物的累积。 3) 2017年7月下旬、2018年8月上旬长三角两次热浪个例期间西太副高异常偏强且西伸明显，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时间受西太副高控制，异常增强的西太副高带来大范围的下沉运动，使得大气绝热和非绝热加热异常增强。干热浪个例中偏多的太阳短波辐射使地面获得更多能量、地表升温幅度更大，偏多的感热、潜热通量和长波辐射使得近地面气温偏高而出现热浪天气。湿热浪个例中偏多的感热通量和长波辐射使近地面气温偏高。 4) 长三角干热浪个例期间(2017年7月20日至7月26日)，500 hPa西太副高和850 hPa反气旋系统中心位于长三角上空，这种高温、干燥的稳定环流形势是热浪形成和维持以及地面污染物形成和累积的有利条件。对该区域典型湿热浪个例期间(2018年8月5日至8月11日)环流形势的分析表明，长三角上空在该过程中受西太副高控制，但500 hPa西太副高和850 hPa反气旋系统中心出现在渤海上空，较干热浪个例位置明显偏北，长三角上空有显著的源于东海海域自东向西输送的水汽，这种环流形势有利于湿热浪过程的形成。此次湿热浪个例期间也出现了近地面的臭氧污染，但相对于干热浪天气，较偏低的气温和较高的相对湿度使得湿热浪过程臭氧形成条件不如干热浪天气更有利，导致湿热浪过程长三角臭氧污染浓度水平低于干热浪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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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铁元素作为生命体不可或缺的微量营养素，广泛参与生命体的多种生物功能中，如细胞呼吸、DNA复制、细胞周期、活性氧产生。正常情况下，机体铁稳态受到严格调控。转铁蛋白受体1 (transferrin receptor 1， TFR1)这一“铁门”作为细胞摄取铁的主要途径，在维持机体铁稳态中起关键作用。TFR1表达受到严格调控。研究发现，血脑屏障管腔膜上TFR1表达水平远高于外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这种高表达属性已被证明与维持脑内铁稳态有关。血脑屏障的存在阻挡了绝大多数药物的脑内渗透，低生物利用度使得药物药效无法发挥。TFR1作为血脑屏障管腔膜上的天然膜受体可以介导生物大分子转铁蛋白的转胞吞。目前基于TFR1抗体的药物脑内递送研究主要围绕TFR1抗体跨血脑屏障转运的潜力开发和TFR1抗体相关药物的脑部疾病治疗展开。除此之外，多份研究表明，机体铁过载有助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TFR1作为细胞摄取铁的主要途径，广泛参与这一过程。通过靶向肿瘤细胞这一“铁门”，TFR1抗体已被广泛用于血液恶性肿瘤、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诊治中。本文旨在对靶向细胞“铁门”的TFR1抗体在以上两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论述。 关键词 :铁稳态，血脑屏障，铁代谢异常，转铁蛋白受体1，转铁蛋白受体1抗体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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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脑作为人体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血脑屏障的存在虽然限制很多大分子物质的进入，但通过血脑屏障管腔膜上各种膜受体对营养物质的转运，大脑的稳态依旧不受影响。转铁蛋白受体1 (transferrin receptor 1， TFR1)在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管腔膜上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外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这种高表达属性已被证明与维持脑内铁稳态有关。自从20世纪80年代TFR1抗体产生时起，围绕TFR1抗体靶向BBB管腔膜上TFR1跨血脑屏障转运研究一直在进行。近十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TFR1抗体跨血脑屏障转运被直接证明。随着对TFR1抗体促发的TFR1胞内差异分选机制研究深入，TFR1抗体跨血脑屏障转胞吞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开发，目前已有TFR1抗体相关药物走向临床试验。 正常情况下，机体各组织TFR1的表达受到严格调控，仅维持基础表达。但在很多肿瘤组织中，铁代谢被重新编程，TFR1表达显著提高。靶向TFR1抑制肿瘤细胞铁摄入已经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被证明具有铁耗竭性抑制增殖、促进凋亡的作用。本文将从TFR1抗体应用的基础开始对TFR1抗体的最新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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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铁元素与铁稳态 微量元素是生命体不可或缺的微量营养素。铁作为人体内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是人体内很多蛋白发挥活性所必须的组成成分。这些蛋白在人体中具有广泛的生物功能，包括参与细胞呼吸的细胞色素体系、铁硫蛋白；参与与氧有关的氧传感、氧转运、氧代谢的血红蛋白、肌红蛋白、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参与能量代谢三羧酸循环中的柠檬酸合酶、乌头酸梅、异柠檬酸脱氢酶、琥珀酸脱氢酶；参与DNA合成和修复的核糖核苷酸还原酶、脱氧核糖核酸解旋酶；参与信号转导的一氧化氮合酶、单加氧酶、氧化还原酶等 [ 1 ]。人体内铁稳态受到严格调控。在全身水平上，骨形态发生蛋白–铁调素–铁转运蛋白轴对全身铁稳态进行调节，表现为当机体缺铁时，肝脏铁调素分泌下调，细胞表面铁转运蛋白运铁能力增加，一方面增加食物来源铁在小肠壁细胞向血液循环系统输入，一方面包括巨噬细胞在内的储铁细胞铁输出增加，通过增加外源和內源铁释放使得血液循环系统铁载量增加，反之亦然 [ 2 ]。在细胞水平上，目前研究最透彻的是通过铁调控蛋白–铁蛋白/TFR1轴进行细胞内铁稳态调节，表现为当细胞缺铁时，铁调控蛋白表达增加使TFR1表达增加，增加铁摄取，细胞内储铁铁蛋白表达减少，减少摄入铁的储存，增加细胞代谢用铁，反之亦然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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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铁代谢异常与肿瘤发生发展 肿瘤发生是由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归根结底，肿瘤发生与基因的改变密不可分。正常细胞的生长和增殖受到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共同调节，无论是原癌基因的激活还是抑癌基因的失活都会促发正常细胞的恶性生长，诱导细胞发生癌变。铁元素广泛参与机体生物功能中，如DNA复制、细胞呼吸、细胞周期。但同时铁也参与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产生，如通过细胞呼吸产生的H 2 O 2 及O2 •− 可以和Fe 2+ 发生net Haber-Weiss反应产生HO • 自由基。铁元素同样可以介导脂质ROS的产生。ROS可以诱导DNA碱基修饰和DNA链的断裂。目前认为，过多ROS产生与肿瘤发生密不可分。一份来自于铁与癌症间关系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相比低血液转铁蛋白载铁饱和度，高血液转铁蛋白载铁饱和度致癌风险更高 [ 4 ]。遗传性血色沉着病作为典型的铁过载型疾病，研究表明血色沉着病患者多种癌症发生风险增高，其中肝癌发生率是正常人的20~200倍。Shinya Akatsuka等人通过对过量铁诱发的肾细胞癌基因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广泛的基因组改变，表明由铁介导的ROS过量产生是基因组改变的原因 [ 5 ]。流行病学数据结合肿瘤基因组分析结果都表明铁过载有利于肿瘤发生。铁过载同样可以促进肿瘤的生长，这种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减少膳食铁摄入、使用铁螯合剂和调控铁代谢相关蛋白如阻碍TFR1介导的铁摄入、促进铁转运蛋白介导的铁输出，失活铁调控蛋白等逆转。铁过载也显示出促进肿瘤转移的作用，Jiabei Wang等人使用铁螯合剂提高了细胞内抑癌基因NDRG2 (N-Myc downstream regulated gene 2)表达水平，从而抑制了肝细胞癌上皮间质转化 [ 6 ]。Wenli Guo等人同样发现铁转运蛋白的过表达阻碍了小鼠的乳腺癌生长以及向肺和肝的转移 [ 7 ]。由此可见，铁元素对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都是必不可少的，肿瘤细胞对铁的依赖性甚至可以是上瘾的。针对肿瘤细胞这一特性，靶向铁代谢途径已经被广泛用于疾病诊断、药物研发及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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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TFR1和TFR1抗体 TFR1，亦称作CD71，为一种单程二型跨膜糖蛋白分子，相对分子量约为84 KDa。TFR1在细胞膜上主要以同源二聚体的形式存在，在结构上主要分为氮端胞内区(1-67AA)、跨膜区(68-88AA)和胞外域(89-760AA)。胞内区含有内吞基序(YXRF)，参与内吞。胞外茎区(89-120A)通过两个二硫键将TFR1连成同源二聚体。胞外蛋白酶样结构域(121-188AA， 384-606AA)、螺旋结构域(607-760AA)参与结合载铁转铁蛋白(holo-transferrin， holo-Tf) [ 8 ]。TFR1作为细胞摄取铁的主要途径，可与血液中的holo-Tf结合。holo-Tf-TFR1复合物以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向细胞内输送铁元素，进而维持细胞内的铁稳态。正常情况下，TFR1本身受到严格调控，在机体的许多组织中仅有基础表达。目前仅发现在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肝细胞和快速增殖的细胞上表达增加。除此之外，很多恶性肿瘤细胞表面TFR1表达明显增加。 依据识别的TFR1部位，TFR1抗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为靶向TFR1配体结合部位，可以对holo-Tf与TFR1的结合产生竞争性抑制作用。另一种为靶向非配体结合部位，这种非竞争性结合并不会明显阻碍holo-Tf与TFR1的结合。配体竞争性TFR1抗体具有阻碍TFR1向细胞内输送铁的能力，主要应用于抗肿瘤研究。研究表明，配体竞争性TFR1抗体可使高表达TFR1的肿瘤细胞铁耗竭性死亡 [ 9 ]。非配体竞争性TFR1抗体不会影响TFR1正常的运铁功能，对细胞毒性较小，主要应用于跨血脑屏障脑内转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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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在脑外肿瘤诊治中的应用 6.1. 在血液恶性肿瘤诊治中的应用 免疫疗法尤其是抗体介导的抗肿瘤疗法在血液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诸如靶向CD38 和SLAMF7的达雷木单抗和埃罗妥珠单抗，均于2015年被FDA批准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CCR4靶向的mogamulizumab也于2018年被FDA批准用于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治疗中。这些抗体抗肿瘤作用的发挥主要是依靠抗体Fc段的效应功能。虽然我们已经在战胜血液恶性肿瘤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更具治疗潜力靶标抗体的开发依旧是刻不容缓。研究发现，TFR1在多种血液恶性肿瘤中呈现高表达。Manuel L. Penichet等人将hTFR1抗体(ch128.1)应用于恶性B细胞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结果显示ch128.1对恶性B细胞多发性骨髓瘤具有异常高的抗肿瘤活性 [ 42 ] [ 43 ]。除此之外，Tracy R. Daniels-Wells等人在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AIDS-NHL)异种移植小鼠中也观察到ch128.1显著的抗肿瘤作用 [ 44 ]。值得注意的是，靶向TFR1所发挥的抗肿瘤作用可以依赖于两个独立机制，一种即为依靠抗体Fc段的效应功能，另一种是由中和作用引起的细胞内铁耗竭效应。这种协同作用被Shunsuke Shimosaki等人印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免疫缺陷或免疫系统健全小鼠体内，TFR1抗体(JST-TFR09)均展现出强烈的抗肿瘤能力，免疫系统健全下肿瘤基本消退。相比而言，mogamulizumab仅在免疫系统健全时对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生长起到温和的抑制作用 [ 45 ]。TFR1抗体在红白血病的治疗中也展现出很高潜力 [ 9 ]。这些研究表明TFR1极有希望成为血液恶性肿瘤广谱生物标志物，显示出TFR1抗体在血液恶性肿瘤诊治方面的巨大潜力。 6.2. 在胰腺癌诊治中的应用 胰腺癌侵袭性强，预后差，患者5年生存率不足10%，是全球与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七大主要原因[ 46 ]。目前治疗方法依旧是以手术切除治疗为主，但由于胰腺癌早期缺乏典型的临床表现，无特异症状，使得患者确诊时往往已处于晚期，癌细胞已经发生扩散，适合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的患者比例少之又少。研究表明，胰腺癌中80%具有KRAS突变，目前设计针对RAS-RAF-MEK-ERK MAPK信号通路及其下游相关信号转导通路的靶向抑制剂有很多已经走向了临床试验，如ERK抑制剂(SCH772984)、MEK抑制剂(trametinib)等。MYC处于RAS-RAF-MEK-ERK MAPK信号通路下游，MYC的激活将导致TFR1的表达上调。TFR1有可能成为MAPK信号通路依赖型胰腺癌生物标志物。Kelly E. Henry等人证明了TFR1在评估MARP通路靶向抑制剂胰腺癌治疗响应方面的能力。作者通过对胰腺癌模型小鼠使用TFR1靶向探针进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PET)成像，成功反映出BRD4、ERK抑制剂胰腺癌治疗响应程度 [ 47 ]。这些结果表明TFR1靶向探针可以对MARP通路依赖型胰腺癌药物治疗情况进行即时评估，具有指导临床分层加快胰腺癌治疗药物临床试验进程的潜力。针对TFR1开发的67Ga-citrate-Tf放射性探针已被用于评估TFR1表达，但具有更高特异性和更高亲和力的TFR1抗体更能真实反应TFR1的表达和分布情况，这一点已在Aya Sugyo等人做的对比试验中得到证明 [ 48 ]。Aya Sugyo等人在胰腺癌异种移植小鼠中证实了TFR1抗体对高表达TFR1的胰腺癌的靶向示踪能力 [ 49 ]，并且以此靶向探针设计的放射性免疫制剂也在高表达TFR1的胰腺癌治疗中显示出明显的抗肿瘤作用 [ 50 ]。虽然TFR1抗体的放射性免疫疗法局部杀伤力不如X射线疗法，但若针对晚期癌细胞扩散的胰腺癌将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此外，以TFR1抗体介导的靶向基因疗法也在胰腺癌的治疗中表现出很大潜力。ER Camp等人以TFR1scfv修饰的脂质体包封p53基因表达质粒，形成的免疫脂质体SGT-53成功实现在转移性胰腺癌中p53基因特异性表达。SGT-53和吉西他滨联合治疗，增加了胰腺癌对吉西他滨的敏感性，明显抑制胰腺癌向肝脏转移。吉西他滨和SGT-53联合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二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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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在液体活检方面的应用 液体活检是一种无创、非侵入性血液样品检测技术。微流控芯片技术作为捕获细胞的一种方法，其原理是在芯片的微柱上固定特异性亲和配体，样品流过芯片从而对目的细胞进行捕获。但目前该方法的局限在于只能用特异性亲和力配体筛选特定亚型的肿瘤细胞，这往往需要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事先获得待分离肿瘤细胞的亚型特征，这往往是耗时而且高成本的。因此目前仍需要一种精简的肿瘤细胞检测方法，在没有对肿瘤细胞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保留目前肿瘤检测方法的灵敏性和选择性，从血样中筛选出肿瘤细胞。TFR1在多种肿瘤细胞表面高表达，且蛋白表达密度跟肿瘤进展呈现正相关，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广谱肿瘤细胞生物标志物 [ 52 ]。Wenjie Li等研究人员使用TFR1抗体包被的微流控芯片对模拟的急性白血病血样进行淋巴母细胞分离，结果显示其分离能力强于急性成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特异性抗体(CD7， CD10)。在急性成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细胞占白细胞总数7%的情况下，分离的急性成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纯度达到80%以上。在急性成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COG-LL-332， COG-LL-317)占白细胞总数只有1%的情况下，分离纯度依旧分别保持在80%~97%、57%~92% [ 53 ]。Veronica J. Lyons和Dimitri Pappas将TFR1抗体应用于急性成骨髓细胞白血病(AML)血样的筛选中，使用TFR1抗体作为AML检测的亲和力配体成功分离出白血病细胞，最高产生92%和62%的捕获效率和纯度 [ 54 ]。 除此之外，TFR1抗体也可以用于孕妇产前诊断。目前主流的孕妇产前诊断方法主要为羊膜穿刺术取样、绒毛膜绒毛取样。但是这两种侵入性取样方法都有可能造成羊膜内或胚胎感染甚至流产。Huimin Zhang等研究人员开发出针对孕妇血液中循环胚胎有核红细胞的微流控芯片。该芯片以TFR1抗体为亲和力配体对血样中循环有核红细胞的富集可以达到90%。在其应用的三组受试者(18名孕妇、5名未孕女孩和5名产后母亲)中，只有孕妇血样中被检出循环胚胎有核红细胞。通过对筛选出的细胞进行DNA测序分析就可以鉴定胚胎来源、确定胚胎是否存在先天性缺陷 [ 55 ]。无论是在孕妇产前诊断，还是在急性白血病的诊断检测中，以TFR1抗体构建起的亲和力筛选方法都展现出很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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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总结与展望 不可否认，TFR1抗体介导的脑内药物递送极大增强了药物脑内生物利用度，有助于提高药物治疗指数。目前进入临床的以TFR1抗体进行脑内递送的药物JR-141、SGT-53已完成二期临床试验。JR-141治疗MPS II临床效果良好，SGT-53与TMZ联合治疗脑胶质瘤也展现巨大潜力。相信随着对TFR1在BBB管腔膜上介导的转包吞机制的深入了解和更多新型纳米载体的开发，无论是药物跨血脑屏障转包吞效率，还是药物载量上都会得到很大提高，脑部疾病治疗最大的屏障终将被攻克。除此之外，TFR1抗体在脑部之外的疾病诊治中也表现出很大潜力，高代谢的肿瘤细胞无论是对物质和能量的需求都远远高于正常细胞，TFR1作为细胞摄取铁的主要途径，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呈现高表达。针对TFR1开发的免疫探针、免疫毒素、重组抗体、免疫脂质体、免疫纳米颗粒等在血液恶性肿瘤、胰腺癌等恶性肿瘤的诊治中表现出巨大潜力。 当然，TFR1在造血干细胞等快速增殖的正常细胞上也呈现高表达，TFR1抗体的使用不可避免的会对这些细胞产生一定影响。以TFR1抗体开发的靶向药物需要在临床前进行充分的安全性评估，这可能是TFR1抗体相关药品走向临床使用的最大考验。但同时也有相应的机遇存在，比如通过将TFR1抗体与基因疗法结合，通过抑制致癌基因，激活抑癌基因等，实现对肿瘤细胞的双重甚至多重靶向。SGT-53就是以TFR1抗体结合p53抑癌基因构建起的靶向基因疗法。临床实验表明，SGT-53在自身抗肿瘤作用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肿瘤细胞对其他抗肿瘤药物的敏感性，逆转耐药性。可以预见，依托TFR1抗体的靶向基因疗法将在多种恶性肿瘤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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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含膏盐层在地下水的长期作用下，对周边的隧道结构等地下结构产生膨胀力、溶蚀损伤等复杂的破坏作用。新建济莱高铁有多个长大隧道穿越鲁中山区，沿线广泛分布的含膏盐层，为了对含膏盐地层有充分的认识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过程中含膏盐地层对隧道结构的损伤，在充分探明沿线含膏盐地层分布规律的基础上，调研分析了含膏盐层的地质成因、工程特性，总结了含膏盐层对隧道结构的病害和防治措施，并针对今后对含膏盐层的工程特性的进一步研究和含膏盐地层隧道工程的安全措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含膏盐层，隧道工程，地质成因，工程特性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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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含膏盐地层的概念常见于油气地质领域的相关文献中，该类地层塑性较好，具有较强的毛细管封闭能力，是大众型油气田很好的盖层，在区域分布上与已经探明的大油气田相关性较高 [ 1 ]。含膏盐地层通常系指含有石膏或硬石膏的一套蒸发沉积岩地层，形成于海盆或湖盆水体遭受蒸发、浓缩之后的盐类结晶物 [ 2 ]。硬石膏水化生成石膏，石膏在一定的条件下脱水又能生成硬石膏。膏盐岩的造岩矿物以硬石膏、石膏为主，同时还含有少量的白云石、方解石、滑石等其他矿物。在不同区域，由于含膏盐地层的氯化物(如钾盐)、硫酸盐(如石膏等)组分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 含膏盐岩在整个地质沉积历史中均有广泛分布。全球范围内膏盐岩在陆地上的分布面积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十 [ 3 ]。在我国北方地区，石膏质岩主要存在于寒武系–奥陶系中，在南方则主要存在于中–下寒武系、石炭系、中–下三叠系及白垩系–古近系 [ 1 ]。可见，从古生代的寒武纪一直到新生代的第三纪，几乎每个地质时代都有膏盐岩的沉积。 在工程建设中对含膏岩地层研究也由来已久，在我国较早可追溯至对1970年建成通车的成昆铁路的运营维护工作。成昆铁路穿越含膏岩地层区域的隧道结构工后损伤严重，很多学者对含膏盐地层的工程地质特性及隧道结构损伤机理进行了研究 [ 4 ]。但是，在之后的很多铁路隧道建设过程中，含膏盐地层对隧道衬砌结构的病害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2007年建成的石太客运专线太行山隧道 [ 5 ]、2013年建成的瓦日铁路南吕梁山隧道 [ 6 ] 都由于这类含有硬石膏、石膏的特殊岩体的特殊的工程性质而造成了许多的病害。 在新建济南至莱芜高速铁路工程沿线，勘察揭露了广泛分布的含膏盐地层，而且全线共计24座隧道，总长超过40公里，因此，有必要对含膏盐地层的分布特点、成因、工程特性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汲取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实践经验，并分析研究现状中的不足之处，以进一步警示工程实践并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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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况 新建济南至莱芜高速铁路线路是规划山东省“三纵三横”快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穿越鲁中隆起和泰莱凹陷区域，全长117.503 km。工程地质勘察资料揭示沿线分布的奥陶系马家沟群阁庄段(O 2 m g )、五阳山组(O 1 m w )、土峪组(O 1 m t )，寒武奥陶系九龙群三山子组(Є 3 -O 1 j s )、寒武系下统长清群朱砂洞组丁家庄段(Є 1 c zd )均有含膏溶角砾岩及石膏结晶的分布，在此统称为含膏盐地层。在区域研究成果中，沿线下寒武朱砂洞组亦有含膏盐层分布 [ 7 ]。济莱高铁沿线含膏盐层分布规律如图1所示，里程总长约20 km，其中隧道通过长度为6.401 km。 图1. 济莱高铁沿线含膏盐层分布示意图 通过对含膏盐地层区域的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侵蚀程度分析，发现在DK60里程之前均无侵蚀性，在DK80~DK83里程之间SO2− 4测试结果显示为弱腐蚀性。根据研究资料分析，隧道开挖等工程建设活动会改变局部的地下水环境，使得原本含膏盐地层中的石膏吸水膨胀，并且析出更多SO2− 4离子，使得工程建成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周围水环境中的SO2− 4离子含量持续增高，对工程结构形成膨胀力和腐蚀性双重侵害。因此，工程勘察过程中对水环境的监测结果，不能降低对含膏盐层危害的警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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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含膏盐层的历史成因 含膏盐层具有特定的沉积环境，主要发育于构造沉降速率小于岩层沉积速率的盆地或断裂凹陷区域，此时的水环境由海洋岸边半封闭性的潟湖逐渐转化为内陆封闭性的盐水湖，水体的含盐量急剧增高，此时大量膏盐岩开始沉积。地层中的膏盐岩的主要是石膏和白云质石膏，其次还有膏质白云岩。在浅部地表，由于含膏盐地层长期受到淡水的淋滤溶蚀作用，原本成层分布的膏盐岩出现挤压和塌陷，形成了工程上危害性比较大的膏溶角砾岩，先后有多位学者就膏盐岩坍塌及膏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张凤岐和韩行瑞 [ 8 ] 在分析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灰岩岩溶发育规律时指出，区域内中奥陶系普遍分布有石膏夹层，受现代岩溶作用影响，在地表及浅层部位的石膏已经少见，常见的是大量层次不清的膏溶角砾岩，该岩层既非原生沉积，又非构结作用，而是膏溶作用的产物。王兆升和沙庆安 [ 9 ] 经过进一步研究，详细介绍了中奥陶系膏溶角砾岩的形成过程：含膏盐层原生沉积构造破坏并部分角砾化；含膏盐层开始溶解流失直到发生大规模沉陷形成角砾状含膏盐岩，随后角砾状岩层进一步受地下水、地表水的溶解，使残存的膏盐溶解流失掉，白云岩角砾失去支撑，随即产生压实作用，部分孔隙则充填有方解石胶结物，形成典型的膏溶角砾岩，如图2所示。这类关于膏溶角砾岩的成因描述称为膏溶坍塌成因说。 胡文寿和于俊清 [ 10 ] 通过对山西晋中祁临段高速公路工程中遇到的膏溶角砾岩的工程特性的研究，认为该区域膏溶角砾岩的特性符合膏溶坍塌成因说：由白云质灰岩或白云岩组成；由原岩崩塌堆积而成，棱角明显，大小悬殊。另外，由于胶结物是在地下水流动条件下生成的，故胶结物往往围绕角砾形成典型的角砾状、条带状联合构造，致使岩石外观呈铁丝网状花斑，学者称为“鸡丝网笼”构造，这是膏溶角砾岩的典型标志。 图2. 含膏盐岩溶蚀膏化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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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含膏盐地层的工程特性研究 自然界中含膏盐地层的存在形式各异，不同学者根据矿石构造特征以及成因不同将膏盐岩分为了很多种，其中最典型的、在工程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膏溶角砾岩，先后有很多学者基于含膏盐层以混凝土的腐蚀性和膨胀性为出发点对膏溶角砾岩的工程特性进行了研究。 刘艳敏等 [ 11 ] 对硬石膏的重塑样进行了室内土工试验，研究发现硬石膏岩水化膨胀过程十分缓慢，72 h膨胀力仅为2.24 kPa，并且膨胀力缓慢的增长，预计最终膨胀力可达584~840 kPa。因此，含膏盐层对于建成后地下结构的破坏是长期的。 孟丽苹 [ 12 ] 通过对膏溶角砾岩进行的扫描电镜、能谱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及热分析等一系列室内试验，指出含膏角砾岩主要矿物成分以白云石和方解石为主，次要矿物主要有蒙脱石、伊利石、绿泥石及其混层矿物等黏土矿物。彭结兵 [ 13 ] 通过对不同含水率下膏溶角砾岩的单轴和三轴压缩试验，得到了膏溶角砾岩强度、弹性模量、泊松比与含水量的关系，研究认为，含膏盐层初始含水量对于其膨胀力以及变形特性均有较大影响，含水率越大，其膨胀力越大，而强度和弹性模量则越小。 邓建华 [ 14 ] 研究得到了膏溶角砾岩的水岩作用的损伤机理，吸水时的岩石中微缺陷附近的粘土矿物发生物理化学作用，使得水进入晶层之间形成水分子层，造成粘土矿物的膨胀而产生膨胀应力，产生微观裂纹，导致岩石强度下降，失水时则发生收缩，同样产生微观裂纹，为岩层再次吸水提供了通道，加速含膏盐层的损伤破坏。李尤嘉 [ 15 ] 通过细观观测试验发现膏溶角砾岩的损伤微裂纹的发展和演化规律在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特征，得到不同含水率下含膏盐岩的三种破坏形式：(a) 张拉劈裂破坏、(b) 张拉和剪切混合破坏、(c) 剪切滑移破坏，如图3所示。 含膏岩层的腐蚀性主要是因为遇水析出的SO2− 4离子。硫酸盐对混凝土侵蚀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梁咏宁等 [ 16 ] 和刘亚辉等 [ 17 ] 研究了硫酸盐溶液的阳离子类型、浓度、PH值等因素对于混凝土侵蚀作用的影响规律。张磊等 [ 18 ] 研究了硫酸盐对硬化混凝土的侵蚀破坏机理，SO2− 4离子对骨料的影响很小，对水泥浆体的破坏是主要原因。 综上，既有研究从含膏岩层的基本物理力学特性的研究为出发点，开展了大量室内试验，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含膏盐层分布及成因不明、结构多变、成分复杂等特点，其工程地质特征无法统一定义。含膏岩层膨胀性及腐蚀性涉及物理破坏和化学反应等复杂影响，而且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起到作用，导致这方面虽然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距离直接指导工程应用尚有一定的距离。 图3. 含膏盐岩的三种破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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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含膏盐层中隧道的病害及防治措施 膏岩对隧道工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混凝土的化学腐蚀和膨胀变形破坏两方面。渗滤过膏岩的地下水，由于含有相当数量的硫酸根离子，因而具有硫酸盐侵蚀。膏岩中含有的黏土矿物(如伊利石、绿泥石与蒙脱石混层等)以及硬石膏、无水芒硝等膨胀性盐类，遇水后会迅速产生明显的膨胀变形，对混凝土结构产生物理损伤破坏。 以1966年建成的成昆铁路百家岭隧道为例。在建成11年后的1977年，隧道混凝土结构物在遭受硫酸盐侵蚀作用的情况下强度降低，未危及线路的正常运营，但局部混凝土骨料误用含膏盐层造成混凝土严重腐蚀 [ 4 ]。在近40年后，隧道内凡是含膏盐层的地段渗水严重，局部围岩严重侵蚀，出现溶洞并有泥浆状流体 [ 19 ]。经过分析，病害产生的原因大部分是围岩膨胀与地下水侵蚀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拱部、边墙部严重开裂、掉块，整体道床开裂、翻浆。成昆铁路的教训在最新建成的南吕梁山隧道再次出现，根据铁总对隧道病害的调查通报，与百家岭隧道病害原因基本一致，详情见表1。由此可见，含膏盐层的性质比较复杂，病害难以防治。 Table 1 The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typical tunnels in gypsum-bearing stratu 项目 水柏铁路银山隧道 南吕梁山隧道 成昆铁路 济莱高铁 地层年代 三叠系中统 奥陶系中统 白垩系上统 寒武-奥陶系 主要岩性 白云岩、泥质白云岩，含数层石膏 膏溶角砾岩夹泥灰岩，含石膏及膨胀性黏土矿物 砂质泥岩为主，含约5%~40%的石膏、钙芒硝等 含膏溶角砾岩及石膏结晶 水文地质 碳酸盐岩裂隙溶隙水和基岩裂隙水，含大量SO2− 4、HCO- 3 同前，侵蚀等级H1、Y1~Y2 基岩裂隙水，侵蚀等级H3、Y4、L2 地下水具硫酸盐侵蚀，局部侵蚀等级为H2、Y2 主要侵蚀类型 隧道二衬混凝土腐蚀形成砂石混合物 岩层膨胀结晶，挤压二衬致其开裂变形 大部为岩层膨胀挤压二衬致使开裂变形，局部侵蚀破坏 / 表1. 各典型含膏岩层隧道的工程性质 李建华和焦瑞虎 [ 20 ] 以及吴银亮 [ 21 ] 总结了含膏盐地层在工程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隧道在含膏盐层围岩中的施工和运营提出了建议，指出以下几点： 1) 施工期间不宜改变隧道周边围岩的稳定和水环境，宜采用无爆破掘进法(如掘进机、风镐、液压镐等)进行开挖； 2) 在开挖过程中宜不分部或少分部，多采用正台阶法、侧壁导坑法和“眼镜法”； 3) 施工过程持续检验地下水中有硫酸根离子的含量，正确选择抗侵蚀性好的水泥、外加剂和掺合料技术，配制高抗渗的混凝土。 综上所述，现有实践经验对含膏盐破坏防治的工程措施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小对围岩的破坏，二是保持既有水环境。但是，围岩的稳定性往往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涵盖的项目也比较多，需要结合现场围岩稳定性观测、膨胀应力测量，以及围岩的膨胀变形及溶蚀情况、地下水离子含量及浓度情况的动态监测，综合各种因素以实时掌握工程地质的实际特性。因此，在工程实践中，应对含膏盐层中隧道支护结构变形及应力情况进行长期量测和监测，结合室内试验及理论分析成果，以更加准确的掌握含膏盐地层的工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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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在交通强国的国家战略指引下，越来越多的高速铁路穿过崇山峻岭，因此对于分布在山区丘陵地带的含膏盐岩这种特殊岩层，其工程性质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济莱高铁沿线含膏盐地层的广泛分布及含膏盐地层中隧道病害防治难度为背景，调研了含膏盐地层的历史成因、工程特性、工程病害机理和防治措施，既有研究成果可以有效提升对济莱高铁沿线含膏盐地层的认识和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安全性。但是，对于含膏盐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要最终形成成熟的应用技术，还需要更具创新性的研究和大量细致的试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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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建议 在下一步工作中，应立足于区域地质构造历史并与周围岩石矿物组成相结合进行研究，以明确区域含膏盐地层的成因，并针对工程中揭露的典型含膏盐层补充开展大量实验研究，明确其各项力学指标，并结合施工中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并辅助以相应的室内模型试验，形成理论数据与现场经验相结合的系统成果，以直接指导含膏盐层隧道工程的勘察设计、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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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期孙杨在听证会过程中更换口译员的事实揭示了言外行为功能在翻译中产生了不对等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试图探讨口译员在听证会总结陈述过程中翻译孙杨疑问句言语时，分别在原文和译文句子结构类型对等和不对等的情况下是否遵循孙杨问语言外行为功能，从而揭示该口译员无法准确有效传达孙杨话语的含义和意图的原因。研究以对比分析为主，采用个案分析法对孙杨总结陈述过程中问语进行统计。研究发现，口译员在翻译问语过程中多次违背孙杨问语的言外行为方面的结构和功能，并没有客观传递孙杨问语的主要信息意图。 关键词 :语用学，问语，口译，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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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一带一路开启中国对外开放新时代，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国际实践活动显著增加。相应地，涉外案件的收结案数量整体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然而由于涉外案件涉及到多国语言，庭审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从当事人角度来看，法院经常会遇到类似情形：外籍被告人的母语为稀有语种(如印地语、马拉提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希伯来语、斯瓦西里语等)，而英语是其本国的官方语言，因此该外籍被告人只能用英语进行基本的交流 [ 1 ]。这揭示庭审中可能出现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第二语言使用者与警察或律师之间的沟通不顺畅可能妨碍案件全部事实的发现；第二，第二语言使用者被剥夺了充分表达自己对事件看法的权利 [ 2 ]。另一方面，从口译员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法庭口译现状并不乐观：首先，我国鲜有高校开设法庭口译专业，因而缺失专业人才培养源头；其次，法庭口译考试制度和从业资格认证制度缺乏，法庭口译未能职业化；最后，法庭口译收入不高，缺少职业发展吸引力。由是，涉外庭审常常临时聘用非法律英语翻译专业的口译员“救场”，从而使庭审口译质量大打折扣 [ 3 ]。目前庭审口译领域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法律何时(以及是否)需要口译员值得商榷；如果法律需要口译员，如何达到应有的口译水平；法律口译以及口译的过程是怎样的 [ 2 ]。由于法庭审理过程既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重要阶段，又是当事人行使诉权实现其法律主张、维护其法律权益的重要环节 [ 4 ]。并且在庭审过程中，译员是审判庭、公诉人、辩护人与外籍被告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法庭口译作为实现法律平等的重要环节和确保控辩双方公平竞争的语言手段，在审判中发挥着信息中心的枢纽作用 [ 5 ]。目前中国大陆对法庭口译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国(境)外法庭口译员制度的介绍和我国法庭口译的制度化、规范化层面，或是探讨法庭口译员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法庭口译微观层面的分析也比较缺乏，很少有研究关注于法庭口译具体过程中的言语现象和策略 [ 6 ]。近期，“孙杨抗检”听证会事件持续发酵，不断引起热议。令人注意的是，孙杨在听证会总结陈述阶段连发十来问，逻辑清楚，掷地有声，但口译员的翻译却未能尽如人意，以至于孙杨在中途主动要求更换口译员。这一情形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个案分析法，基于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口译员在翻译孙杨问语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孙杨的问语言外行为功能，从而揭示口译员是否准确有效传达出孙杨问语的含义和意图。 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法，以孙杨听证会总结陈述视频为研究来源。首先，进行了对话数据收集，即对案例视频进行转写。笔者是在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处理转录，只能注意到话语重叠和间断，如发声的暂停或沉默，予以语音填充。仅定位和分析涉及孙杨和口译员问语的对话活动，忽略掉语音强调模式，参与者的非言语行为以及对于话语目的似乎毫无意义的部分；其次，分析转写的对话数据，即对比分析孙杨及其口译员问语句子结构类型及其言外行为功能；最后，总结归纳对话数据的分析结果，即在判断原文和译文问语句子结构类型是否对等的前提下，说明口译员在翻译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原文和译文问语言外行为功能，实现以言行事的效果。本研究期望能对法庭庭审语境下的口译员翻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期望通过指导法庭口译，促进涉外案件的庭审能公平有序进行，进而维护当事人的平等法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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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法庭口译相关研究综述 口译是一种通过听取和解析原语所表达的信息，随即将其转译为目标语的语言符号，进而达到传递信息目的的言语交际活动 [ 1 ]。法庭口译，是指庭审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时，由法院提供的职业口译服务，借助法庭口译员的参与，将一方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的语言翻译为另一方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所用语言的口译过程，包括在法庭上发生的传译和在法庭外其他法律场所发生的准司法传译 [ 5 ]。 法庭口译与普通口译主要有以下区别：首先，与普通口译相比，交际的性质对口译的要求更高，如果说一般口译的目的是描述、陈述和传递信息，法庭口译的目的则更多地倾向于行为的实现 [ 7 ]。其次，法庭口译尤其注重伦理问题，而口译技巧上追求忠实性、公正性与保密性 [ 8 ]。最后，法庭程序依赖翻译的结果往前进行，翻译的结果可能会对决定的做出有方向性的影响 [ 7 ]。即时性是法庭口译最显而易见的特点。瞬间内，译员必须从容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且较难得到机会修改自己的翻译结果，即使得到这样的机会。也很难真正地挽回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 7 ]。 鉴于法庭口译涉及一系列原则，法庭口译员应该遵守一定的规定，必须时刻囿于自己的责任范围，不能稍加阐发。在资格方面，受制于法庭活动的严肃性，法庭口译员首先需具备较高的口译能力；其次透彻了解源自多语言背后不同的文化；最后应对所涉案件翻译话题的总体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在道德方面，法庭口译员还应该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在庭审过程中，鉴于法庭口译员往往是法庭活动中唯一能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员，因此有相当多的机会决定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这时，道德准则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由于译员翻译结果直接影响法律程序，这时道德准则的遵守愈显重要 [ 7 ]。笔者通过初步统计后发现，以往学者们主要从以下角度切入对于法庭口译现象的研究。从法庭口译制度完善层面，有不少学者简要回顾了中西方近几十年来法庭口译研究的方向和成果，并且对比分析了中西方法庭口译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未来法庭口译教学和研究面临的挑战做出展望，以期服务于我国的法庭口译事业的发展 [ 9 ]。还有学者在文章中主要论述了我国法庭口译的现状、机遇与挑战，并对如何健全我国法庭口译提出一些构想，比如：从语言学和翻译学角度提供理论支撑；制定相关法律；引入相应能力测试等 [ 8 ]。从法庭口译遵循的规律，有学者基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从“语言游戏说”的“意义即用法”“生活形式”以及“遵循规则”三个层面解析法庭口译这种语言游戏的规律及属性，并对法庭口译现象和口译改善策略进行探索，以促进法庭口译员与庭审参与各方的协调和配合，并为法庭口译员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指导 [ 3 ]。从法庭口译员角色层面，有学者在文章中主要通过对中国大陆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下口译员分权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分析口译员角色对庭审语境物理、社交和心理世界的影响，并对口译员角色定位的历史和体制的樊篱进行探讨，从而揭示法庭口译员所客观面临的语言、法律和道德困境 [ 10 ]。还有学者基于法庭译员Camayd-Freixas的“声明”，从角色混同、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角色与人格冲突等方面加以分析，揭示了法庭口译中不可避免的角色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克服角色冲突、提高译员职业化水平的几点建议，比如：角色层次法；角色规范化；角色创新法等 [ 5 ]。从法庭口译语言和控制力层面，有学者在文章中主要阐述了法庭口译员在庭审中的语言重建以及控制力重建，揭示了法庭口译员在庭审翻译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具有建设性的重建功能 [ 4 ]。还有学者主要从问语的本原控制和过程控制两大方面，分析了法庭口译员对问语控制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试图为法庭口译员，法官和公诉人更好地配合与工作提供参考，以提高涉外刑事案件庭审的质量和效率 [ 6 ]。 文献综述表明，在法庭口译制度完善以及研究法庭口译员角色方面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研究。然而，我国法庭口译存在两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译员自身能力有待加强；二是缺乏规范译员的法律规定。尤其法律口译员的道德准则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不少学者对法庭口译员的地位和角色展开研究，认为法庭口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应避免超越译员责任范围去解释法律程序或为当事人辩解。然而对于法庭口译言语行为层面的对比分析研究较少。更重要的是，很少有研究运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法庭口译员的施为性言语问语的结构和功能。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在庭审过程中，法庭口译员翻译问语目的语过程中是否遵循当事人问语言外行为功能，从而揭示口译员是否准确有效传达当事人话语的含义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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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追溯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是对语言交际本质的一种哲学解释。它旨在回答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如何以言行事。1962年《如何以言行事》的出版标志着言语行为理论的正式创立。起初，奥斯汀认为并非所有的可分真假的陈述句都是“描写”的，因此奥斯汀把有真假之分的陈述句叫叙事句，将那些既无真假之分又不是用来描述或陈述的句子叫施为句 [ 11 ]。其中叙述句指陈述描写事情的过程或状态；施为性话语则具有行事能力，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可以表达许诺、道歉、指责、感谢、祝贺等 [ 12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奥斯汀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如何以言行事。根据他的新模型，奥斯汀认为一个人在说话时会同时进行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Searle)在批判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将言外行为功能重新分为五大类：1) 断言类(assertives)描述事情状况，如陈述、断言、结论等。2) 指令类(directives)表达说话者想使听话者做某事，如建议、请求、命令等。3) 表达类(expressives)表达说话者自己对事物的情感和态度，如感谢、祝贺、道歉、抱怨等。4)宣告类(delcaratives)说话者改变某种事态，如任命、提名、辞职等。5) 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说话者将要做某事，如许诺、恐吓等 [ 13 ]。塞尔认为英语中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这三种基本句型结构分别表达不同的言语功能，即确定、提问和命令或要求。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当三种句型与表达的言语功能呈一一对应关系时，被称为直接言语行为，反之，则是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现象实际上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另外为了很好地理解间接言语行为，还必须借助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于是塞尔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 [ 11 ]。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人依赖他和听话人所共有的背景知识，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背景知识，以及听话人的推理能力向听话人传递他的言外之意。塞尔把说话人间接地使用语言所实施的两种言外行为称为首要言外行为(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和次要言外行为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其中首要言语行为是说话人交际的目的行为，而次要言语行为则是说话人为实现交际目的所运用的手段 [ 13 ]。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它让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