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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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和讨论 利用NOAA扩展重构的全球SST数据ERSST v5，和气候模式FIO-ESM v2.0参与CMIP6的历史试验以及未来情景试验结果，采用EEMD分解和机器学习方法BP神经网络相结合的订正模型，对历史试验模式模拟的全球月平均SST开展偏差订正并评估了订正效果。在此基础上，利用建立的订正模型对SSP1-2.6、SSP2-4.5、SSP5-8.5三种典型浓度路径排放情景下的2015~2100年全球平均SST开展预估订正。主要结论为： 1) 将观测的和模式模拟的历史时期(1929~2014)全球月平均SST经EEMD分解得到的9个IMF分量，按照季、年、年际、十年际、年代际、八十年以上的时间尺度组成6个新的时间信号，对每一个组合时间信号输入BP神经网络开展偏差订正。结果显示，订正模型能够有效减小模式模拟的全球月平均SST的偏差：均方根误差由订正前的0.401℃减小为0.096℃，降幅达到76.1%；平均绝对偏差由订正前的0.338℃减小为0.077℃，降幅为77.2%；与观测的相关系数由订正前的0.332提高到了0.952。 2) 将建立的订正模型应用到SSP1-2.6、SSP2-4.5、SSP5-8.5三种排放情景下全球平均的SST预估订正，与观测的对比表明，2015~2019年的订正后结果相对订正前有显著改善；相比订正前的未来预估增温趋势，订正后的2015~2100年全球平均SST增温速度有所减缓，分别增长0.424℃/100a、1.325℃/100a和3.185℃/100a；本世纪末20年(2081~2100)平均相对最近20年(1995~2014)将分别升温0.608℃、1.183℃、2.409℃。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气候模式模拟的全球平均SST偏差的订正是对不同时间尺度组合信号的偏差分别订正，虽然订正后的历史试验重构结果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高频和几个偏差较小的时间尺度信号上改善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在未来预估的订正上，模型对极值点处的预估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全球平均SST的变化受到多种外强迫因子的影响，如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大气气溶胶浓度等因子，SST的模拟偏差可以认为是模式对上述影响因子的响应问题，建立影响因子与SST偏差的关系或许也能更有效地订正全球平均SST的偏差。 本文只是对FIO-SEM v2.0单个气候模式模拟的全球平均SST开展了模式偏差订正的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机器学习的订正模型有望在模式模拟偏差订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下一步将在此工作基础上探讨多个气候模式以及空间SST偏差订正与机器学习算法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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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地震波在地层中的衰减属性用品质因子Q来表示，Q值越大，衰减越弱，Q值越小，衰减越强。反Q滤波是一种补偿大地滤波效应的技术，在已知Q值的情况下，进行反Q滤波可以达到改善地震资料品质的目的。本文数值模拟了地震波的衰减效应，并进行了反Q滤波处理，消除了地层对地震波的衰减效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地震波，Q值，反Q滤波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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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概述 地震波能量的衰减可以分为两部分：固有衰减和非固有衰减。其中，固有衰减与介质的粘弹性有关，这一性质使地震波在传播过程中的振动能量因转化为热能而耗损掉，由此造成能量的衰减；非固有衰减由介质的几何构造和震源的几何扩散引起，是一种对地震波能量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地震波能量的损失，其衰减机理主要与波阻抗界面对地震波的反射和透射，导致能量的重新分配以及三维非均匀散射体引起的能量向各个方向的分散特性有关 [ 1 ] [ 2 ]，本文主要分析讨论的衰减是固有衰减。 地震波在地下介质中传播时，能量会随地震波传播距离的增加而发生衰减。这种由于介质粘弹性而产生能量衰减的性质可以用具体的参数来表示。品质因子Q是描述地震波衰减性质的一个重要参数，它详细描述了地层的非完全弹性特质。一般来说，当地震波在粘弹性介质中传播时，通常使用介质的品质因子Q来表征地震波的能量衰减 [ 3 ] [ 4 ] [ 5 ] [ 6 ]。 在已知Q值的情况下，对衰减后的地震记录进行反Q滤波处理，可以达到改善地震资料质量的目的。通过反Q滤波，可以补偿地震波在传播过程中的能量衰减、频率缺失和相位畸变，处理后的剖面频带会变宽、主频会增高、能量会加强，分辨率显著提高。这里我们基于Futterman模型对地震波衰减和反Q滤波进行了数值模拟和处理，得到一些认识和结论 [ 7 ] [ 8 ] [ 9 ] [ 10 ]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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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原理 2.1. 品质因子Q 品质因子Q是描述地震波衰减性质的一个重要参数，它详细描述了地层的非完全弹性特质。一般来说，当地震波在粘弹性介质中传播时，通常使用介质的品质因子Q来表征地震波的能量衰减。Q的含义为：地震波传播一个波长的距离后，储能与耗散能的比。表达式如下： 1 Q = Δ E 2 π E (1) 式中，ΔE是地震波振动一个周期产生的能量损失，E是地震波在最大应变条件下的能量，显然，Q值越大，损失能量越少；反之，损失能量越多。 2.2. 影响地震波衰减的因素 地震波在介质中传播时发生衰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频率、岩性、压力、温度、饱和度和应变振幅等。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结论确定Q值是否与频率有关，但研究表明在干燥的岩石中，Q值与频率无关，但在饱和的岩石中，Q值是与频率有关的。在超声波的频段范围内，Q值与频率的变化有一定关系，但在勘探地震的频率范围内，Q值可以看作是与频率无关的物理量。对频率相同的地震波而言，火成岩、变质岩和结晶岩的Q值最大，页岩次之，砂岩再次之，未固结成岩的地层Q值最小。这是不同岩石具有不同密度、孔隙度和成岩压力作用的综合结果。和速度类似，压力对地层衰减作用的影响很大。地层衰减随压力增大而减小，最终会在达到某个高压值后趋于常数。这是因为，当地层有效压力增大时，地层会被压实，从而导致岩石中裂隙和孔隙的闭合，岩石的骨架硬度得到加强，最终使地层对地震波的吸收降低，也就是地层衰减减小，Q值增大。当温度高于150℃的时候，Q值会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在接近流体沸点的温度附近，Q值会随温度发生剧烈的变化；而在温度低于150℃时，Q值与温度变化基本无关。当岩石完全饱和或部分饱和时，其Q值比干燥的岩石要小。对于纵波来说，干燥的岩石Q值最大，加入少量水后Q值会减小，继续加水后Q值会一直减小，并在加水至岩石饱和度为80%~90%时到达峰值，这是由于岩体孔隙中气泡的形成产生了能量的损耗。对于小应变情况，衰减与应变振幅无关，而当应变振幅大于10 −6 时，衰减迅速增加。在震源附近，地震波的振幅很强，颗粒间的摩擦作用很强，Q值很小。 2.3. Futterman模型 Futterman对统一的黏弹性介质模型进行了研究，率先总结出了品质因子与频率的关系式，后人将其所做工作称为Futterman模型 [ 12 ]。由于Futterman模型相对简单，所需参数容易估算，是常用的衰减模型。 假设振幅为 A 0 ( f ) 的地震波，传播时间t以后振幅衰减为： A ( f ) A ( f ) = A 0 ( f ) exp ( − π f Q t ) (2) 其中，Q为品质因子，f为频率。从上式可以看出，当Q值为常量时，介质对地震波的吸收效应是时变的低通滤波器。介质吸收因子的振幅谱 A M P ( f ) 为： A M P ( f ) = exp ( − π f Q t ) (3) 取振幅谱的对数作希尔伯特变换，得到介质吸收因子的相位谱 φ ( f ) ： φ ( f ) = H { ln [ A M P ( f ) ] } = H { ln [ exp ( − π f Q t ) ] } = − π t Q H ( f ) (4) 式中 H { } 为希尔伯特变换。则吸收因子的频谱 S ( f ) ： S ( f ) = A M P ( f ) exp [ i φ ( f ) ] = exp ( − π f Q t ) exp [ − i π f Q H ( f ) ] ⇒ S ( f ) = exp { − π t Q [ f + i H ( f ) ] } (5) 式(4)就是Futterman模型。其中，f为频率；t旅行时；Q为品质因子，一般认为Futterman模型中的Q值是一个常数，不随频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H ( f ) 是f的希尔伯特变换。 Futterman模型说明地震波呈负指数衰减并且是最小相位的。衰减量与频率f、时间t以及品质因子Q有关。频率和时间与衰减量成正比，品质因子与衰减量呈反比，这就是普遍存在于大地滤波过程中的地震波场衰减规律。Futterman模型可以较准确地描述地震波在介质中的衰减性质且表达式较为简洁，本文所有的运算均基于Futterman模型进行实现。 2.4. 吸收衰减模拟 令震源为雷克子波，其频谱 R ( f ) 。根据Futterman模型，在该模型中，介质吸收因子的频谱 S ( f ) 可以表示为： S ( f ) = exp [ − π t Q ( f + i H ( f ) ) ] (6) 其中t为传播时间，f为频率，Q为品质因子， H ( f ) 为频率f的希尔伯特变换。 在介质吸收因子的频谱表达式 S ( f ) 中： exp ( − π f Q t ) 表征地震波在传播中振幅的衰减； exp [ − i π t Q H ( f ) ] 表征地震波在传播中相位的畸变。 在频域中，将吸收因子的频谱 S ( f ) 与震源子波的频谱 R ( f ) 相乘后再通过积分返回到时域则可以得到经过介质吸收衰减后的地震波 x ( t ) ： x ( t ) = 1 2 π ∫ 0 ∞ R ( f ) S ( f ) exp ( i ω t ) d ω (7) 2.5. 反Q滤波 大地滤波的正过程为： ，式中： R ( f ) 为地震子波； S ( f ) 为吸收因子。反Q滤波的过程如下： R ( f ) = X ( f ) S ( f ) − 1 ，对 R ( f ) 作傅里叶逆变换，可以得到时域子波 r ( t ) 。式中： S ( f ) − 1 为反Q滤波因子。 S ( f ) − 1 = exp [ π t Q G ( f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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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拟资料处理 3.1. 大地滤波数值模拟 令震源为雷克子波，其频谱 R ( f ) 为： R ( f ) = 2 π f 2 f m 2 exp ( − f 2 f m 2 ) (9) 令式中的主频 f m = 100   Hz ，采样频率 f s = 1000   Hz ，频率 f = 1500   Hz 。这就是正演中震源子波的初始参数，为标准的雷克子波。取品质因子Q为40，传播时间t为100 ms，可以正演出震源雷克子波经过大地滤波作用后的波形和频谱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经大地滤波作用后，在时域上表现为波形的振幅值减小，相位也发生畸变，不再是标准的雷克子波；在频域上表现为振幅谱高频部分的衰减要快于低频部分，即高频信息损失较多，导致其主频由高频端向低频端发生移动，频带带宽变窄。该正演结果符合地震波在地下介质中传播的客观规律。 3.2. 反Q滤波处理 补偿使用的Q值为已知的40，则得到反Q滤波后的波形和振幅谱(图2)。从图2中可以看到：经过反滤波处理后，时域上振幅值增大至与震源雷克子波保持一致，相位也恢复为原始形态；在频域上振幅谱大小与原始波形基本保持一致，损失的高频信息得以恢复，主频提高，频带变宽；因为此处使用的是无噪的理论模拟数据，并且品质因子为准确已知的真实Q值，反Q滤波的补偿效果理想。 图1. 振幅和相位发生衰减后的波形图和振幅谱(Q = 40， t = 100 ms) 图2. 反Q补偿后的波形图和振幅谱(Q = 40， t = 1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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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模拟了大地滤波的正反过程。地震波在实际地层中传播时，会受到非完全弹性从而产生吸收衰减作用，在地震记录上表现为能量降低、波形畸变、分辨率的降低。对地震记录进行反Q滤波处理，时域上振幅值增大至与震源雷克子波保持一致，相位也恢复为原始形态；在频域上振幅谱大小与原始波形基本保持一致，损失的高频信息得以恢复，主频提高，频带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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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对运输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有的《指导意见(三)》并不足以指导疫情下运输合同问题的处理。实际上，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基础是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问题。不可抗力规则使当事人得解除合同或获得责任减免，情事变更规则使当事人得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且二者存在交叉适用的余地。因此，应当坚持结果导向的判断标准，合理运用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规则处理疫情下的运输合同难题，以实现公平正义。 关键词 :新冠肺炎，运输合同，不可抗力，情事变更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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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爆发以降，党和政府及时采取各项有效措施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但同时应当注意的是，疫情及其防控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使运输合同的正常履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各类封锁措施和确诊、隔离等导致运输合同实际履行不能或不能按既定路线和时间履行；因预期面临封锁措施、隔离等导致运输合同履行后预期成本显著增加；因目的地或途径地疫情严使承运人履行运输合同将面临极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如何解决运输合同履行纠纷，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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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既有路径及缺憾：现行法对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规定及不足 疫情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为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处理涉及疫情的各类民事案件，先后印发了三份指导意见， 1 其中只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三)》)第10条(以下简称第10条)对运输合同案件的审理专门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规定，运输途中因运输工具上爆发疫情需要及时确诊或采取隔离等措施而变更运输路线的不构成对《合同法》第291条的违反，承运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因禁行、限行等措施不得不变更运输路线或使装卸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而导致交付迟延的，承运人得主张免除相应责任；发生上述情形时承运人负有及时通知的义务。 2 质言之，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运输路线变更或履行迟延的，运输合同承运人可免于承担责任。但对疫情及其防控下的运输合同而言，该规定仍存在如下缺憾： 1) 该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如下疑问：a) 《指导意见(三)》明确其针对的是“涉外商事海事纠纷”案件，虽以“等”字作陪，但综合全文观察该“等”似理解为“等内等”更为合理。由是，第10条对国内运输合同是否适用不无疑问。b) 第10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变更运输线路不构成对《合同法》第291条的违反，其本质是不可抗力项下的免责亦或是情事变更项下的合同变更？ 3 若是后者，根据该规定承运人获得的则是自行变更合同的权利，似与我国情事变更合同必须经过法院裁判的规定不符。 4 亦即是，该规定能否得到适用及如何适用本身就存在疑问。 2) 其解决问题的范围有限，不足以满足复杂实践的需要：a) 未规定运输始发地、途径地和目的地发生疫情需要及时确诊和采取隔离措施等情况的处理；b) 未规定因禁行、限行导致运输合同实际履行不能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情况的处理；c) 未规定运输将面临被隔离、被感染或被困异地等风险时的处理；d) 未规定包括第10条涉及的情况在内的上述情况发生时托运人的权利。质言之，该规定仅调整了疫情及其防控下运输合同履行中的小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重要且关键的问题未予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疫情及其防控对运输合同的影响，探寻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前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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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未来路径的基础：疫情及其防控——不可抗力或情事变更 疫情下的运输合同如何处理背后的判断根本在于，疫情及其防控究竟属于不可抗力还是情事变更、亦或是二者兼有之。由是，我们必须先重新审视我国的不可抗力制度、情事变更制度及二者的关系。 3.1.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制度源于罗马法，系指地震、海啸、敌人入侵等当事人通常无法预见或即使能预见也不可抗拒的外部事实，债务人可就因此产生的给付不能获得免责 [ 1 ]。就其界定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及折衷说的区分，由于前两者各有其固有利弊，又我国理论向来倡导主客观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因此折衷说系通说 [ 2 ]。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即采折衷说 [ 3 ]。因《合同法》及《民法总则》对不可抗力制度的规定实质上与《民法通则》并无差异，所以我国的不可抗力制度一直为折衷说应无疑问。 5 根据规定，我国合同法语境下的不可抗力系指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当事人不能预见、避免和克服的客观情况。其特征大致可总结如下：1) 系客观现象，且该客观现象须为社会公认；2) 系外部事实，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个范畴；3) 系不能预见的现象，通常适用“普通人标准”判断，但专业人员除外；4) 系不可抗拒的现象，即使事件和损害结果都不可能通过行为人的努力不发生；5) 系合同成立后发生的现象。应当注意的是，仅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客观情况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目的不能实现时，当事人方得解除合同或减免责任。 不可抗力制度的功能在于缓和民事责任，合理分配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意外损失，避免使无过错当事人在合同法严格责任体系下承担绝非合理的风险损失，从而达到鼓励交易的目的。因此，我国《民法总则》和《合同法》明确当事人得在不可抗力发生时获得责任免除和合同解除的权利 6 [ 4 ]。 3.2. 情事变更 情事变更制度系德国法院为应对一战后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社会混乱而创设，学说认为其法律渊源系罗马法之情势不变理论 7 [ 4 ]。因此，从历史和法源的角度分析，情事变更制度的法理依据乃交易基础之丧失。既是如此，其使当事人得单方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与合同法“合同严守”的基本精神显然相背，因而具有例外性和补充性 [ 5 ]。 为适应实际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早至上世纪末就多次在司法政策文件和司法解释文件中提及情事变更制度 8 [ 6 ]，但直到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才比较完整地在我国确立了一般性情事变更制度。 9 根据该规定，我国合同法语境下的情事变更系指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当事人不能预见的、导致合同继续履行将显失公平或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且不属于商业风险的客观情况变化，该客观情况变化不能由不可抗力造成。其法律特征可大致总结如下：1) 系客观现象，且该客观现象非由不可抗力引起，也不属于商业风险。否则应属不可抗力制度和风险自担原则范畴；2) 系外部事实，学界对是否同时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个范畴尚无定论；3) 系不能预见的现象；4) 系合同成立后发生的现象；5) 在该事实下继续履行合同可能，但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 情事变更制度的价值在于缓和民事义务，合理解决意外事件发生时当事人的权益衡平问题，避免在合同法严格责任体系下发生不合理的显失公平的情况 10 [ 7 ]，进而达到鼓励交易的目的。因此，我国《合同法解释(二)》使当事人得在情事变更之事实发生时诉请变更或解除合同。 3.3. 二者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 根据规定，情事变更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所以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继续履行将产生显失公平之结果的不符合情事变更之适用条件。质言之，该规定试图一刀斩断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使其泾渭分明。该解释主要起草人曹守晔法官指出，如是选择的理由在于二者存在显著的区别：1) 性质不同，不可抗力项下的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而情事变更项下的合同解除权和变更权系请求权；2) 启动不同，不可抗力可由当事人主张或法院依职权适用，而情事变更只能由当事人主张启动；3) 适用范围不同，金钱之债因不存在给付不能而不能适用不可抗力制度，但可能因继续给付产生显失公平之结果而符合情事变更的适用条件；4) 后果不同，不可抗力可导致时效中止；5) 责任不同，不可抗力系合同履行不能和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情事变更的功能主要在于变更或解除合同 11 [ 8 ]。此外，还有学者从客观表现、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对二者进行区分 [ 9 ]。实际上，正如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制度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区分，但制度本身的差异并不能得出二者不能共存的结论。因此，虽然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系两项不同的制度规范，但就此认为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的就不能适用情事变更制度的观点显然是难以服人的。实际上，由于二者均以规范当事人未承受的、支配领域外的风险为目的 [ 10 ]，因此在实际适用时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存在明显的交叉 [ 11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也认可了这一观点。 12 新颁布的《民法典》合同编第533条第一款也将《合同法解释(二)》中所谓“非不可抗力造成的”条件予以删除，明确不可抗力本身并不排斥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 13 由是，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应属明晰，二者完全可以共存并生。 既然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并不相互排斥，则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一)》)第二条明确疫情及其防控得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况下，疫情及其防控仍有可能构成情事变更。实际上，《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虽然没有明示疫情及其防控在符合条件时得适用情事变更制度，但其行文的实质就是情事变更。 14 因此，疫情下的运输合同处理，应当合理运用不可抗力及情事变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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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路径：合理运用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制度 4.1. 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判断标准 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在何种情况下又应该认定为情事变更，学界和理论界大致分为两派：1) 以形式为导向，认为特定事件只能是不可抗力而不能是情事变更，反之亦然；2) 以结果为导向，认为特定事件究竟应当是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其对合同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形式导向。我国学者在研究特定制度适用范围时，通常会将其类型化，这是形式导向说的根源所在。如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主要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和技术风险等，而政府行为应属情事变更范畴 [ 12 ]；也有学者认为，情事变更仅针对社会生活环境变化而导致交易基础丧失的问题 [ 13 ]，将自然现象等完全排除在外。形式导向说的优势在于便于适用，裁判者无需进行实际审查，只需要根据事件类型对号入座即可，当事人也可以清楚地进行识别作出合理的诉讼选择，因而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但其代价是司法对实质公平的追求，极易导致非正义的结果。甚至可能引发机会主义行为，不利于诚信社会、诚信市场的构建。应当注意的是，形式导向说的基础和前提是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二者泾渭分明、不存在交叉，但当前学界通说以及《民法典》均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由是形式导向说已难谓妥当。 结果导向。所谓结果导向即以特定事件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为依据，特定事件若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则应认定为不可抗力；若仅在合同继续履行后将导致显失公平之结果的，则应当认定为情事变更。以《民法典》为标志的观点认为，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主要区别即在于特定事件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不同：刨除二者的共同构成要件“客观情况”“不能预见”和“不可抗拒”，其区别仅剩事件导致的结果差异。 15 实际上，我国法院在“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裁判大多以此为判断标准 [ 14 ] [ 15 ]。结果导向说的劣势在于不易判断，给法官裁判和当事人自我评估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和诉累增加。但结果导向说要求制度适用必须建立在评估意外事件对合同影响的基础之上，因而更有可能得出合理和正义的结论，使群众在案件审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此外，结果导向说还有利于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引导社会和市场的诚信之风。因此，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判断应当以结果为导向：凡意外事件将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目的不能实现的应认定为不可抗力，凡意外事件将导致合同履行产生显失公平之结果的应认定为情事变更。 4.2. 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未来路径 疫情下的运输合同应当如何处理不能搞一刀切，应当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合理衡量合同严守与实质公平的关系，综合考虑疫情及其防控对地区、行业及案件的影响程度，准确把握疫情及其防控与合同受影响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正确处理疫情下的各类运输合同问题。笔者以为疫情下的运输合同处理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 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意思自治是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领域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当事人通常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在当事人能够自行解决的私领域范围内，公权力应当严守“非请勿进”的原则。所以，但凡当事人能够对受疫情及其防控影响的运输合同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法院应当鼓励和支持。 2) 准确适用情事变更规则。凡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运输合同继续履行将发生显失公平之结果的，应当合理支持不利一方请求变更或解除运输合同的诉求。在此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a) 协商前置，当事人必须先自行履行磋商义务，磋商不成方能诉请变更或解除合同；b) 在裁判之前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再次进行协商和和解，既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平衡，又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c) 但凡存在履行可能且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应当尽量避免判决解除合同，而应当合理变更合同，最大程度地实现合同严守精神；d) 凡合同继续履行可能严重损害一方利益，造成严重不公平之结果的，应当及时判决解除合同，避免裁判拖延损害当事人利益；e) 判决解除合同的，应当对运输工具上之货物如何处理进行安排，承运人应当积极配合。 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凡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运输合同实际履行不能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应当支持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解除或减免责任的诉求。在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a) 必须慎重认定不可抗力成立，因其对既有合同的影响甚巨，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b) 对于确实符合不可抗力条件的应当及时裁判，避免裁判拖沓损害当事人利益；c) 在责任划分时应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存在因迟延履行致使合同履行不能落入不可抗力范畴、责任人是否尽到及时通知义务及当事人是否及时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失扩大等问题，合理划分双方责任；d) 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货物(如水果鲜货等)毁损甚至灭失的，承运人对毁损灭失的货物不应承担责任，但也不应支持其收取运费的主张；e) 证明责任应由主张不可抗力存在的当事人承担，其还必须证明合同不能履行或目的不能实现与不可抗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非因自己过错导致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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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确保2万t列车的安全运行及重载运输任务的完成，针对2万t列车在长大坡道循环制动缓解时同步性较差以及缓解后产生拉钩力较大等问题，本文使用列车空气制动与纵向动力学联合仿真系统(TABLDSS)，比较不同制动减压量下列车制动及缓解的同步性及长大下坡道一次制动缓解产生的最大拉钩力。仿真结果表明：从列车制动同步性看，常用制动下不同制动减压量列车制动的同步性差异不大。从列车缓解同步性看，常用制动下制动减压量对于列车缓解同步性的影响较为明显，列车缓解同步性随减压量的增大而提高。从列车最大拉钩力看，列车最大拉钩力随制动减压量的增大而显著增大，由减压50 kPa分别增至60 kPa、70 kPa后，列车最大拉钩力分别增大了20.8%和27.8%。 关键词 :重载列车，同步性，车钩力，制动减压量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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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重载铁路运输是铁路货运的发展方向。通过多年来对列车重载技术的开发及发展，有效地提高了重载货运运输能力，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列车重载技术在助力铁路建设的同时也不断带来新的挑战。新挑战、新问题制约着铁路货运朝着“重载与提速”的方向发展。作为当前重载列车主要代表的2万t列车面临着列车编组长、开行密度大、线路复杂以及循环制动缓解后加速缓解作用不明显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列车在循环制动时产生较大的纵向冲动，加剧钩缓装置的磨耗损伤，甚至导致列车断钩、脱轨等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列车循环制动时制动减压量的选取尤为重要，研究2万t列车制动减压量对列车纵向动力学性能影响也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探究2万t列车制动减压量可以采用列车纵向冲动试验和仿真分析两种方式。列车纵向冲动试验耗资大、试验周期长、列车纵向冲动规律研究效果较差。与之相反，仿真分析的优点是周期短、耗资少、分析效果好、还可以与试验形成互补并能模拟某些特殊工况加以比较研究。 Janarthanan建立了重载列车纵向动力学瞬态分析仿真模型，并使用该模型对重载列车在不同轨面上的加速度和制动性能进行了仿真研究 [ 1 ]；澳大利亚的Cole [ 2 ] 教授带领其团队研发了列车运行模拟系统，该系统被用于确保列车的运行安全。与之相比国内的纵向冲动仿真工作也在不断发展。杨亮亮等通过Matlab/Simulink对2万t重载组合列车在紧急制动工况、不同编组情况、不同车辆参数及不同运行条件对于列车纵向冲动的影响进行了仿真比较分析 [ 3 ]，但是其工况的分析单一不具备代表性；魏伟等通过对制动工况下列车纵向冲动作用机理的研究，发现列车纵向冲动是由冲击和挤压作用二者共同造成的 [ 4 ]；张东芹分析了万吨列车缓解工况下列车管减压量、缓解初速度对列车纵向冲动的影响 [ 5 ]；魏伟、赵连刚对1 + 2 + 1编组两万吨列车制动特性进行了仿真分析，并得到了2万t列车车钩力的分布特性 [ 6 ]。目前有关2万t列车制动减压量对列车制动特性、缓解特性以及列车车钩力等列车纵向动力学性能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采用列车空气制动系统与纵向动力学联合仿真系统(TABLDSS)，对不同制动减压量下列车制动及缓解的同步性及长大坡道列车一次制动缓解产生的最大拉钩力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究制动减压量对列车纵向动力学性能的影响，相关研究结果可为2万t列车在长大坡道制动时减压量的选取提供参考，从而减小列车在长大坡道循环制动时产生较大的纵向冲动，避免列车断钩、脱轨等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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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仿真模型的建立 2.1. 列车纵向动力学模型 列车由一系列机车与车辆组成，车辆(或机车)间由车钩和缓冲器连接。建立模型时将每个车辆(或机车)视为一个集中质量，车辆间由弹簧阻尼单元连接。其中任意一个车辆(或机车)的i受力如图1所示。其中 x i 、 v i 、 W i 为第i辆车瞬时位置、速度和重力； m i x ¨ i 、 F G i 、 F L i 、 F A i 、 F B i 、 F C i 、 F W i 分别为第i辆车的瞬时惯性力、车钩力、牵引力或动力制动力、运行阻力、空气制动力、曲线阻力、坡道阻力。 图1. 单个车辆受力图 对一节车辆i，可以列出运动方程： m i x ¨ i = F G i − F G i + 1 − F A i − F B i ± F L i − F C i − F W i (1) i = 1 ， ⋯ ， n 对于首、尾车辆 { F G i = 0 ， i = 1 F G i + 1 = 0 ， i = n (2) 式中：n为列车中机车车辆数总和。 通过求解方程(1) (2)组成的方程组可计算出各个车辆的加速度，再利用加速度与速度、位移间的关系，便可得出各个车辆的速度、位移，进而获得各车辆在牵引与制动过程中所有运动参数。 2.2. 空气制动系统模型 计算管路内气体流动是建立空气制动系统模型同时保证模型准确性的关键。列车空气制动系统内各管路均采用细长管，因此气体在列车管内流动时管内气体径向流动效应与纵向流动效应相比可忽略不计。假设管路内壁是刚性的，管路内为一维、非等熵不定常的气体流动，在不计空气重力的情况下，根据气体流动的连续性、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建立描述气体状态的方程组 [ 7 ] 如下： { ∂ ρ ∂ t + ρ ∂ u ∂ x + u ∂ ρ ∂ x + ρ u F d F d x = 0 ∂ u ∂ t + u ∂ u ∂ x + 1 ρ ∂ p ∂ x + 4 f D u 2 2 u | u | = 0 ∂ p ∂ t + u ∂ p ∂ x − a 2 ∂ ρ ∂ t − a 2 u ∂ ρ ∂ x − ( k − 1 ) ρ ( q + u 4 f D u 2 2 u | u | ) = 0 (3) 式中： ρ 、u、p、a、k、D、F、f、q、x、t分别为气体密度、流速、压力、音速、比热比、管路直径、管截面积、管内壁摩擦系数、传热率、距离和时间。上述方程组可应用特征线法求解，具体求解过程可参阅文献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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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列车空气制动与纵向动力学联合仿真系统 本文运用列车空气制动与纵向动力学联合仿真系统(TABLDSS)，该系统实现了列车制动系统与纵向动力学的同步仿真。通过不断地分析与调试测试，证明了该系统具备较高程度的准确性 [ 9 ]。该系统能够模拟司机根据列车所行驶的线路状况、列车编组情况、运行速度等多种因素控制列车安全平稳运行的过程，并且具有良好的制动特性、车钩加速度等参数的同步技术、数值显示及图形显示功能，为分析列车纵向冲动机理，优化制动、缓冲器系统，模拟列车驾驶提供了基本理论和实用工具 [ 10 ]。该仿真系统于2017年参加了VSD组织的国际纵向动力学评测，在计算精度和计算速度上获得优异成绩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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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制动减压量对列车制动同步性的影响 本节以2万t列车为计算对象，列车编组为1HXD1+108辆C80车+1HXD1+108辆C80车+可控列尾，牵引总重21，600吨，列车初速度均为70 km/h，计算工况分别为大闸减压50 kPa、60 kPa及70 kPa。线路形式为平直线路。 列车制动同步性是影响列车纵向动力学性能的关键因素。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列车各车辆的制动是不同步的，同时这种不同步性也是列车纵向冲动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各车辆制动的不同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 制动波传播受其有限的制动波速的限制，造成各车辆制动时间不一致，靠近机车的车辆相较于远离机车的车辆更早制动。2) 制动缸上升速率不同造成的制动缸升压曲线形状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不同位置列车管减压速度不同造成的，靠近机车的车辆列车管减压快，制动缸压强上升快，远离机车的车辆正好相反 [ 12 ]。两种因素叠加造成了制动不同步的产生。为探究制动减压量与列车制动同步性间的关系，现使2万t列车以相同初速度制动待首尾列车管压力稳定后，比较全列车的制动缸活塞开始伸出时间，10个车输出一个制动缸压强，其比较结果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从制动缸活塞开始伸出分布规律看，三种工况下列车制动波传播规律均是主控机车由列车前部向后部传播，从控机车向列车前后两个方向传播，其中减压60 kPa与70 kPa下部分车辆的制动缸活塞开始伸出时间略早于减压50 kPa时对应时间，但二者总体差异不明显，说明三种工况列车制动波速差别不大。三种工况下最后发生制动的是列车中后部车辆，并非列车尾部车辆。原因是可控列尾装置的排气作用加快了尾部车辆列车管减压速度，对应尾部车辆制动缸升压速度加快，导致尾部车辆相较于中后部车辆提前制动。从首车与最后制动车辆之间的时间差(最大时间差)来看，三种工况下最大时间差相同，差值均为6.9 s。以上情况表明三种工况下列车制动的同步性差异不大，说明常用制动下制动减压量对于列车制动同步性的影响较小。 图2. 三种工况下列车制动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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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制动减压量对列车缓解同步性的影响 制动减压量主要通过120-1阀加速缓解作用的强弱进而影响列车缓解的同步性。随着列车加长，列车管总容积增大，列车缓解时列车管升压速度较慢，列车的缓解性能也越来越差。为改善缓解性能，仿照供制动用的副风缸模式和局部减压模式，给每个车辆配备了一个加速缓解风缸，实现加速缓解。2万t重载列车普遍应用的120-1阀便采用了加速缓解阀和加速缓解风缸的结构形式，其作用是当120-1阀主活塞动作下移到缓解位，让准备排入大气的制动缸压力空气作为压力信号先引到加速缓解膜板处、使加速缓解阀产生动作，让本车加速缓解风缸的压力空气通过加速缓解阀中被顶开的夹心阀充入列车管。这样，列车管除了有来自机车供风系统的压力空气充入以外，还有来自本车加速缓解风缸的压力空气充入，即加速缓解作用 [ 13 ]。加速缓解作用使列车管增压速度不会沿列车长度严重衰减，使列车前后缓解作用的时间差得以减小。制动减压量的增加，势必导致加速缓解作用的变化，进而影响列车缓解的同步性。为探明列车缓解同步性受制动减压量的影响程度，现使2万t列车以相同初速度制动待首尾列车管压力稳定后以相同速度缓解，比较全列车的开始缓解时间，每个车输出一个制动缸压强，其比较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三种工况下列车缓解特性曲线 由图3可知，从列车开始缓解时间分布规律看，减压50 kPa、60 kPa、70 kPa下列车缓解时主控机车由列车前部向后充风，从控机车分别向列车前后部两个方向充风，导致前部120辆左右的车辆与后部剩余车辆之间存在较大的缓解时差，其中前120辆车在8 s内全部开始缓解，而后部剩余车辆分别在25 s、21 s、18 s内产生缓解作用，后部120辆车开始缓解平均时长分别为15 s、13 s、11 s。从三种工况缓解波传播曲线比较看，减压50 kPa、60 kPa下列车缓解波速的传播是不均匀的，具有随机性。同时减压50 kPa缓解曲线的斜率最大，即缓解波速最慢。减压70 kPa缓解曲线的斜率最小，即缓解波速最快。从全列车缓解动作顺序看，三种工况下最后发生缓解作用的均是是列车中后部车辆并非列车尾部车辆。由图3可知减压50 kPa下列车加速缓解作用不明显，导致存在中后部部分车辆开始缓解时间相对周围车辆严重滞后的现象(缓解异常现象)。从首车和最后缓解车辆之间的时间差(最大时间差)看，减压60 kPa、70 kPa下缓解传递时间相比于减压50 kPa分别减少16.5%和28.3%。且减压60 kPa下缓解异常现象有所改善，减压70 kPa下缓解异常现象完全消失。说明相较于减压50 kPa，减压60 kPa、70 kPa下列车加速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列车缓解波速逐渐加快，列车缓解的同步性逐步提高。故相对减压50 kPa而言减压60 kPa、70 kPa下列车缓解的同步性有所提高，说明常用制动下减压量的增大对列车缓解同步性的增强效果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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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制动减压量对长大坡道列车最大拉钩力的影响 2万t列车在长大坡道循环制动缓解后会由于种种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较大的拉钩力。列车一次制动缓解后产生的最大拉钩力与列车制动减压量的变化息息相关。本研究以某重载线路长大下坡道为例，在50 kPa、60 kPa、70 kPa三种减压工况下对2万t列车以相同速度制动和缓解的过程进行仿真，比较不同减压工况下列车最大拉钩力，进而探究不同制动减压量对于2万t列车在长大坡道缓解后产生的最大拉钩力的影响。 图4所示线路是某重载线路K16+589至K23+500的一段长大下坡道。图中绘有三种工况下列车的速度仿真曲线、坡道变化及操纵指令。由图可知在仅改变制动减压量的前提下三种工况下列车缓解时坡道的坡度均相同且整个过程中列车再生力保持不变。三种工况下列车均于K20+648处以64 km/h的速度开始制动并以40 km/h的速度缓解，整个过程各车辆最大拉钩力分布情况如图5所示。 图4. 三种工况下列车操纵指令、坡道变化及速度变化曲线 图5. 三种工况下列车最大拉钩力分布情况 图5为三种减压工况下列车的最大车钩力沿车长分布曲线。由图所示三种工况下整列车最大拉钩力均发生于109车。减压50 kPa、60 kPa、70 kPa三者列车最大拉钩力分别为1536 kN、1855 kN、1963 kN。相比减压50 kPa，减压60 kPa、70 kPa最大拉钩力分别增大了20.8%和27.8%。说明长大坡道列车最大拉钩力会随着制动减压量的增大而显著增大，即制动减压量对于长大坡道列车最大拉钩力影响较大。 为探究2万t列车最大拉钩力随制动减压量增大的根本原因，本节整理了列车最大拉钩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展开研究，其过程如下：缓解时列车的最大拉钩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坡道种类、机车电制动力、列车管减压量、列车缓解初速度、车钩间隙等，本研究采取控制变量的方式仅改变列车管减压量而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因此影响最大拉钩力的主要因素是列车管减压量。列车管减压量影响着各车辆制动缸最终平衡压强值，后者又与列车的空气制动力密切相关。相邻车辆间的制动力差恰恰是造成车辆间产生车钩力的根本原因 [ 14 ]。2万t列车缓解时沿列车长度方向制动力缓解的差异是造成列车纵向冲动的根源，而这种差异又与制动缸降压特性以及列车缓解波速息息相关。因此分别对三种工况下列车缓解波速以及制动缸降压特性二者对列车最大车钩力的影响进行探究，进而分析最大拉钩力增大的原因。 1) 列车缓解波速 由上节可知相较于减压50 kPa，减压60 kPa、70 kPa下列车缓解波速逐渐加快，列车缓解的同步性逐步提高，应该有助于最大拉钩力的降低，但减压60 kPa与70 kPa下整车最大拉钩力反而增大。说明列车缓解波速并非是影响列车最大拉钩力主要因素。 2) 制动缸降压特性 同一编组列车，其制动缸降压特性会随着机车减压量的改变而产生差异。制动缸降压特性越陡，越会加剧列车的纵向冲动。制动缸降压特性变缓，将会有助于减少列车的纵向冲动 [ 15 ]。故对三种减压工况下制动缸降压特性的比较如下表1~3所示。 Table 1 Decom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ke cylinder under 50 kPa braking reductio 车序号 制动缸平衡缸压/kPa 制动缸排气时间/s 制动缸降压速率 1 137.4 15.7 8.8 50 140.3 15.5 9.1 100 131.6 15.1 8.7 150 128.5 14.7 8.7 200 121.7 14.8 8.2 218 119.8 13.7 8.7 表1. 减压50 kPa制动缸降压特性 Table 2 Decom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ke cylinder under 60 kPa braking reductio 车序号 制动缸平衡缸压/kPa 制动缸排气时间/s 制动缸降压速率 1 179.8 18.1 9.9 50 177.8 17.7 10 100 173.9 17.5 9.9 150 165.1 16.6 9.9 200 165.6 16.8 9.9 218 153.2 14.7 10.4 表2. 减压60 kPa制动缸降压特性 Table 3 Decom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ke cylinder under 70 kPa braking reductio 车序号 制动缸平衡缸压/kPa 制动缸排气时间/s 制动缸降压速率 1 225.9 20.5 11 50 211.7 18.8 11.3 100 206 18.8 11 150 193.8 17.5 11.1 200 192 17.6 11 218 182.7 16 11.4 表3. 减压70 kPa制动缸降压特性 由上表计算可知减压50 kPa、60 kPa、70 kPa三者制动缸平均降压速率分别为8.7、10、11.1。说明相较于减压50 kPa，减压60 kPa、70 kPa制动缸压力下降速度加快，制动缸的降压特性变陡，因此加剧了列车纵向冲动，导致最大拉钩力增大。同时也证明了制动缸降压特性对列车纵向冲动的影响比列车缓解波速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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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1) 制动工况下减压50 kPa、60 kPa、70 kPa三种工况列车制动的同步性差异不明显，说明常用制动下制动减压量对列车制动的同步性影响较小。 2) 缓解工况下减压60 kPa、70 kPa相比减压50 kPa，120-1阀加速缓解作用增强，列车缓解波速加快，缓解的同步性也有所提高，说明常用制动下列车缓解同步性随制动减压量的增大而提升且影响程度较大。 3) 减压50 kPa到减压70 kPa，列车缓解波速加快，缓解同步性提高，降低了纵向冲动，而制动缸降压特性的变陡，增大了纵向冲动。而最终相对减压50 kPa，减压70 kPa纵向冲动增大，证明制动缸降压特性对列车纵向冲动的影响比列车缓解波速的影响显著。 4) 制动减压量由50 kPa增至70 kPa，制动缸降压特性逐渐变陡，加剧了列车纵向冲动，导致缓解后列车最大拉钩力逐渐增大。因此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较小的制动减压量以降低长大下坡道循环制动缓解后列车最大拉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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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本研究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总结欧阳郴生名中医治疗肺癌的用药规律，探讨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用药传承规律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中医药治疗肺癌的方法提供新思路。方法：收集整理2009年11月~2019年7月深圳市中医院信息中心记录的欧阳郴生诊治的肺癌患者的门诊病案，建立处方用药数据库，分别运用Python和R语言对数据进行整理及关联分析，并采用Cytoscape 3.7.1软件对结果可视化，分析欧阳郴生名中医辨治肺癌用药经验规律及特点。结果：本文共分析处方2852首，中药45，519次。大数据分析欧阳郴生名中医近10年临证诊治肺癌的处方用药，我们发现其遣方用药以平为期，辨证以扶正祛邪为主，兼顾化痰祛瘀、滋阴润肺、健脾补肾为法。选方多以六君子、三子养亲汤合二陈汤、千金苇茎汤、血府逐瘀汤、小青龙汤、沙参麦门冬汤等加减。选药常用黄芪、党参、茯苓、白术、山萸肉等补益脾肾，配以化痰祛湿、活血养血之品，用药多寒温并用、宣肺祛痰。结论：通过数据挖掘整理欧阳郴生诊治原发性肺癌的临证用药，谨守病机，重视辨证论治，配以调补脾肾之法，扶正与祛邪并施是欧阳郴生教授治疗肺癌的基本治法。 关键词 :肺癌，数据挖掘，学术传承，用药规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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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2018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73.33万例，居各类恶性肿瘤之首。面对严峻的形势，2019年9月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中提出了提升中医药防治肿瘤的能力，制订完善癌症中医药诊治指南、挖掘整理并推广应用癌症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法的期望 [ 1 ]。欧阳郴生教授为深圳市第四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经过37年的临床工作，他对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癌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继承了国医大师孙光荣“和中组方”思想，将扶正培本法贯彻肺癌治疗的前中后期，经前期50例临床研究观察，我们发现中药联合化疗治疗ⅢB期或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稳定率达76%，症状缓解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 2 ]。本研究旨在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总结欧阳郴生教授治疗肺癌的用药特点及规律，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在肺癌治疗全程管理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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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源 提取2009年11月~2019年7月深圳市中医院信息中心记录的欧阳郴生诊治的肺癌患者的门诊病历，进行资料统计分类及规范化。 纳入标准：1)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95个病种中医临床诊疗方案中《肺癌中医诊疗方案》 [ 3 ] 明确诊断为原发性肺癌的患者病例；2)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诊次、病史、症状、治法、处方等病历数据记录完整的病例，有明确的中西医病名以及中医辨证分型，分型标准参考《肺癌中医诊疗方案》 [ 3 ] 及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 [ 4 ]；3) 有完整的中草药处方用药的医案。 排除标准：1) 含外用药物的处方；2) 含中成药物的处方；3) 含院内制剂的处方；4) 患者伴有其他严重疾病的病例处方。 2.2. 数据处理 数据导出后由两名研究人员筛选比对确定是否纳入，如有不同意见则与第三名研究人员讨论取得一致。收集整理的3274首处方，按照纳入排除标准，从中删除信息中心系统未记录辨证分型的处方、外用的处方、中成药处方等，最终总共532例患者2852个处方录入EXCEL，建立方药数据库。 2.3. 资料规范化 进一步按照《中药学》第五版教材和《中药大辞典》内容，同时参考医师临床处方习惯，对药物名称、证候名称进行规范化，某些药物利用其炮制方法不同而取其统称，不再分列之，如“炙麻黄”与“密麻黄”，列为“麻黄”、“麸炒白术”与“生白术”列为“白术”，“莱菔子”和“炒莱菔子”统一列为“莱菔子”等。甘草几乎每个处方中均有配伍使用，根据本研究的关联强度计算规则，甘草会被视为处方中的主药，这与我们组方配伍时常将甘草作为使药“调和诸药”角色相悖，故在分析时未纳入甘草。 2.4. 数据挖掘 应用python语言读取EXCEL数据，并作中药的频数分析。整理好的中药数组数据导入R语言，采用Apriori算法关联规则分析法，计算支持度(support)和置信度(confidence)，分析各证型中药的关联关系。数据进一步导入Cytoscape 3.7.1软件对处方中作可视化分析，并采用Cytocape的MCODE增强包进行模块化分析，探索方剂中的核心组方。其中频数分析反映了用药的频繁度，而关联规则挖掘则通过查找频繁项集，探寻处方中不同药味之间的相关性。其中支持度是指在所有项集中{X，Y}出现的可能性，即项集中同时含有X和Y的概率；置信度表示在先决条件X发生的条件下，关联结果Y发生的概率，以{X→Y}表示。支持度和置信度较高的频繁项集反映了医师处方配伍药对和用药规律 [ 5 ]。探讨药物之间的对应模式及对应变化规律，能一定程度上表现其处方用药的传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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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常用中药频类分析 共收集处方2852首，涉及中药289味，共计用药45，519次。在处方中出现频数在500次以上的药物有20味，占全部药味出现频次的61.58% (如表1)常用药物中黄芪、党参、白术、桔梗益气补肺；陈皮、半夏、砂仁健脾渗湿化痰；杏仁、瓜蒌止咳；山慈菇、莪术、半枝莲、红豆杉软坚散结。总体体现了欧阳教授诊治原发性肺癌，谨守病机，攻补兼施，清温并用，重视扶正培本，以平为期的辨证用药思路和用药规律。 Table 1 Frequency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 序号 中药 频数 百分比 1 甘草 2700 5.93% 2 茯苓 2593 5.70% 3 半夏 2342 5.14% 4 陈皮 2188 4.81% 5 白术 2137 4.69% 6 浙贝母 2096 4.60% 7 桔梗 1921 4.22% 8 瓜蒌皮 1492 3.28% 9 党参 1335 2.93% 10 半枝莲 1300 2.86% 11 苦杏仁 1192 2.62% 12 山药 1103 2.42% 13 黄芪 960 2.11% 14 枳壳 945 2.08% 15 砂仁 710 1.56% 16 莪术 692 1.52% 17 薏苡仁 656 1.44% 18 山慈菇 576 1.27% 19 红豆杉 572 1.26% 20 醋鳖甲 520 1.14% 总计 28，030 61.58% 表1. 中药频次分析 3.2. 欧阳郴生教授辨治肺癌证型分布特点 经过数据挖掘，我们可以看出欧阳郴生教授诊治肺癌证治类型分为气滞血瘀、气阴两虚、痰热阻肺、痰湿瘀阻、肺脾气虚、脾肾两虚、风邪犯肺这7种证型(如表2)，其中以痰湿瘀阻、肺脾气虚、脾肾两虚这3种证型所占比例最多。 Table 2 Syndrome types of lung cance 证型分布 处方数 (%) 用药次数 单方用药数 气滞血瘀 35 1.2% 585 16.7 气阴两虚 44 1.5% 658 15.0 痰热阻肺 91 3.2% 1415 15.5 痰湿瘀阻 1694 59.4% 27111 16.0 肺脾气虚 565 19.8% 9050 16.0 脾肾两虚 396 13.9% 6259 15.8 风邪犯肺 27 0.9% 441 16.3 总计 2852 100.0% 45519 15.9 表2. 肺癌常见证型 3.3. 各种证型中的用药特点 3.3.1. 肺脾气虚 益气健脾则水谷精微得以温化，气行痰消，组方多以六君子汤加减(如图1，高频用药相关图所示)，其中黄芪、党参、白术补气健脾，半夏、陈皮、桔梗、茯苓、薏苡仁、川贝、杏仁化痰止咳。 图1. 肺脾气虚证高频用药关联强度网络图 3.3.2. 痰湿瘀阻 证型分布特点里的痰湿瘀阻证用药组成大致如图2，结合临床实践，欧阳教授认为肺癌形成及发生发展多由气滞、痰、瘀、湿阻而导致，临证治疗时选方多以三子养亲汤合二陈汤加减，酌加菝葜、猫抓草、红豆杉、壁虎、山慈菇、鳖甲软坚散结。 图2. 痰湿瘀阻证高频用药关联强度网络图 3.3.3. 脾肾两虚 欧阳教授诊治肺癌，辨证久病及肾，脾肾两虚证的组方用药(如图3)，扶正培本法是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的特色之一，应用中药配合放化疗较单纯放化疗治疗肺癌具有明显的优势 [ 2 ]，结合长期临床实践，我科运用扶正肺瘤方联合化疗改善肺癌患者临床证候，提高临床疗效及生存质量，减轻化疗的毒副反应 [ 2 ] [ 6 ] [ 7 ] [ 8 ]。扶正肺瘤方以扶正祛邪为治法，后逐步运用改进形成院内制剂的不同剂型，丸剂为扶正培本丸、膏方命名为固本膏，方中既有黄芪、党参、白术、女贞子、黄精、山药、山萸肉扶助正气、肉桂固本培元；又配伍瓜蒌皮、浙贝母、法半夏、陈皮化痰祛邪，共奏健脾补肾、扶正培本，固本清源祛邪之功。 图3. 脾肾两虚证高频用药关联强度网络图 3.3.4. 痰热阻肺 对于肺癌患者辨证分型属痰热阻肺，治当以清热化痰，袪湿散结为法。如下图4所示，千金苇茎汤合加减。如咯痰量多色黄，以黄芩、白英、栀子、连翘、赤芍、桑白皮清热化痰解毒，可增强清解肺热毒邪之力，久咳不愈，加胆南星、浙贝母祛顽痰，如伴有发热，则加生石膏、知母清热，蝉蜕利咽开音，同时正虚容易邪恋，酌加陈皮、半夏、茯苓、白术、党参益气健脾祛痰，扶正以祛邪。 图4. 痰热阻肺证高频用药关联强度网络图 3.3.5. 气阴两虚 对于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SBRT)治疗后的患者，临床症见咳嗽气喘，痰中带血，咽喉燥痛，头晕目眩，午后潮热，舌红少苔，脉细数。基于数据挖掘，发现肺气阴两虚证，虚火上炎，方药总结如图5，方用沙参麦门冬汤加减。黄芪、沙参、麦门冬、百合、玄参、浙贝、杏仁、半枝莲、天花粉等滋阴润肺，止咳化痰，软坚散结，酌加杏仁、桔梗、瓜蒌、木蝴蝶、紫菀止咳对症加减。 图5. 气阴两虚证高频用药关联强度网络图 3.3.6. 气滞血瘀 欧阳教授认为肺癌晚期的咳嗽痰喘病机多属气滞血瘀、寒痰内阻、症见咳逆上气，喘咳，痰涎清稀而量多，胸闷胸痛，或干呕，或痰饮喘咳，不得平卧，或身体疼重，头面四肢浮肿，舌苔白滑，脉浮。治以活血祛瘀，温化寒痰，通宣理肺止咳，方选血府逐瘀汤合小青龙汤加减，酌加黑顺片、肉桂，一方面血得温则行；另一方面，以温肾纳气，以防肺气上脱(如图6)。壁虎活血祛瘀；若咳痰带血则加仙鹤草、茜草、白茅根、大小蓟、藕节炭；或加葶苈子、茯苓、猪苓、泽泻利水逐饮。低热者加银柴胡、牡丹皮、地骨皮、青蒿、知母。 图6. 气滞血瘀证高频用药关联强度网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