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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 概念定义 1. 社区治理 国外社区发挥着为社区集体可以解决一些个人、市场、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 [ 1 ]，社区作为解决居民实际问题的“一公里”。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下，社区治理更多是指行政主导下，居委会扮演重要角色的社区治理和管理模式，学者从多角度出发解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社区作为我国居民共同生活区域，社区治理就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 [ 2 ]，并认为，治理主体包括：党的组织，政府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居民协会或兴趣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自愿组织和居民个人。可以看出，以上定义倾向于指出，治理主体并非单一居委会，而是由多个组织共同参与，强调合作共治。陈加喜重新审视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将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纳入了社区治理的体系，认为社区主体间以合作的形式达成了治理 [ 3 ]，由此为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陈伟东等从公众选择的角度，认为社区治理是集体选择的过程，是政府、社区、企业、非盈利组织和居民之间合作的过程 [ 4 ]。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性，为后续多主体展开治理机制构建创造了基础，社会治理的结果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产生的，例如主体背后的资源、社区治理结构网络特点等，同时利用相应的机制联结，形成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的概念在逐渐丰富，学者从多元的理论角度提出了新的治理主体组合，探讨了各新的主体之间合作过程。治理理论的崛起和运用促使社区治理由单一的自上到下管理方式走向主体的多元合作模式，应对社区复杂的公共问题，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的演变，物业公司被纳入管理范围，居民协会或兴趣组织、自愿团体和居民个人成为联盟。社区逐渐形成以资源为基础的社区权力结构，但实际上不能打破社区治理与管理模式 [ 5 ]，因而实际上社区的治理走向了党政引领下的多主体协商趋势。 2. 草根组织 关于城市社区的草根组织，学界多称之为城市社会组织，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社区中介机构。陈志卫从社会组织的功能出发，认为草根组织是新的群众组织，它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作为活动范围，以满足不同社区居民的需要为目标，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或参与，介于社区个体组织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织 [ 6 ]，同时，草根组织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具有独立、自治、公益和基层等特点 [ 7 ]。从社会中介的角度出发社区中介组织是指在社区中，除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以外的，大量充当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以及居民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 [ 8 ]。在草根组织的功能发挥上，学者认为草根组织是一种具备强烈的自主性和公民性的社会组织，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同作用 [ 9 ]；草根组织的功能性定义还包括连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居民的连接点 [ 10 ]，满足居民的差异性和多样化需求 [ 11 ]，弥补社区主体功能缺失的责任等 [ 12 ]。由此可以得出，草根组织是以居民自发形成的利益载体和需求载体，在社区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区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领域，而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协商形成了一定的社区治理结构。以往社区治理结构强调自上而下控制，忽视自下与上的参与和反馈，不利于公共意愿的达到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组织化，限制了社区治理效果的提升。因此，城市社区的草根组织就成为了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组织化的载体，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促进了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 (二)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 1. 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 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各式各样的矛盾，社会组织在我国已经形成规模，资源的相对匮乏和公民基础薄弱导致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参差不齐。根据政策产生的依赖国家权力的“官办”社会组织拥有绝对的资源权威，但自主性活动范围相对缩小，自发产生的草根社会组织则面临相反的困境。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从国家与社会二元角度出发，公民社会视角认为社会权力的增强会对国家权力形成制衡，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法团主义视角则认为国家具备主导性的权威，社会组织作为结构性因素解决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非对抗性关系。 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视角作为国家–社会视角下宏观且极端看待社会组织的发展，在现实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组织通过依靠嵌入政治关系中获取合法性与发展资源，其观念、行为和目标与政府保持了一致性 [ 13 ]，还有部分社会组织策略性的选择迎合、默认合作和不合作等行为，草根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发展更是凸显出差异化。市场化为社会组织发展创立了空间，中国社会组织与国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更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视角分析社会中国社会组织过于单一 [ 14 ]。 2. 空间–行动者视角 社区空间–行动者视角认为社区是边界不明显的多主体活动场域，多主体和多矛盾之间的张力构成社区新空间 [ 15 ]，体现了社会、政治和空间的互相建构，特别强调了行动者和空间之间的互相建构，包括社区中的行动者围绕着社区生活，开展各种行动和各自的利益。在益取向和偏好的范围内，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交换、合作和竞争，从而使行动者与社区空间形成结构的公共联系，从而对社区空间中权力规则产生影响并改变，重塑了社区空间中权力的秩序 [ 16 ]。社区空间–行动者视角包含了社区内的多方主体，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困境，以其主体边界模糊化和社区“去实体化”特征强调各个行动者以自身利益和目标夺取规则建构权，该视角更多强调多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发展产生的互动和主动的秩序建构。 3. 嵌入性视角 嵌入概念首先应用于经济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中，嵌入性通常指的是一种社会联结，某个行动主体嵌入在其他的社会联系中，它的作用逻辑是行动者可以在某一社会网络上，为了获取经济活动可资利用的资源时产生的自主行为 [ 17 ]。嵌入性分析框架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种类型，以及认知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和企业内部的业务和技术嵌入等经典内容，同时，嵌入的三个层次分别是环境嵌入、组织间嵌入和双边嵌入，三个嵌入层次共同发挥作用促进企业的合作关系的达成 [ 18 ]。结构嵌入是指既关注嵌入个体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也关注网络个体间的相互联系，关系性嵌入基于互惠预期发生的双向关系，主要强调主体的网络特征，以关系的分析维度研究个体之间的互动；认知性嵌入以及文化嵌入强调主体受到自身传统价值与周边环境的影响；政治嵌入强调所处的政治环境、权力结构对主体形成的影响。嵌入性的三个层次分别从国家政治环境、外部行业特点、组织间的合作频率和信任累积的角度出发研究嵌入性层次。嵌入性视角同样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草根组织嵌入性是指在社区网络联结中为了自主性扩展展开的一系列行动，采取行动是一种组织过程。 基层自发类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居民需求与社会需求结合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空间的延伸，草根组织正是在社区复杂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下的产物，在社区博弈空间里尚且处于弱势地位。空间–生产者视角以其微观化和场景化出发，认为社区各个行动者通过博弈产生新的社区权力秩序，这个秩序建构过程是值得肯定的。嵌入性视角相比于社区空间–行动者视角更强调主体有目的性的自主行为，弱化了各个行动者的“夺权”行动，将社区内的主体行动限定在各自资源基础上的利益选择。空间–生产者视角中各类行动者的行动策略选择取决于不同的情景，容易让人忽略中国社区内的社会变化的本质 [ 19 ]，大多数的社会组织无法脱离政策催生和政治嵌入的现实。以上视角以国家–社会为主线，分别代表着强国家、强社会以及强国家–强社会三种互动关系，社区空间–生产者视角和嵌入性视角注重微观化的社区主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