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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法学方法论的转向与“信息主义法学”的独立 2.1. “信息”也是立法与裁判的研究对象 世界是由物质与非物质构成。立法与裁判活动没有恒久稳定的公式，那是由于这两种技术对非物质现象的掌控能力较为弱小，这些非物质现象的最大特点是观察困难，逻辑表述困难。这些原因使立法与裁判具有极其的不稳定性。随着我们对理论信息学的借鉴与反思，这些非物质现象大部分属于信息现象的范畴，如果了解信息现象的变化规律与结构。法学研究对象的不稳定性会相对减弱。 立法意味着立法机关对信息进行支配与操控的一种能力。立法与裁判都关注整个人类个体运动信息或群体运动信息。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形下，立法与裁判效果均会受到较大影响。立法调研报告内容大部分是对信息的总结与归纳。 在司法裁判中，法官除了对法律条文信息、司法解释信息进行足够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对案件事实所呈现的信息进行掌握。裁判书只是对法律规则信息、案件事实信息、当事人信息、法庭审判过程信息的一个总结。 我国的法学体系、立法体系、司法裁判体系其分类是依据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进行划分的，不同类属的立法、裁判，其研究的信息内容有所差异。宪法与行政法研究的信息类型有：国家机关权力机构组织信息、政府公开信息、公民信息、国家自然资源分布信息；民法研究的信息有：不动产物权信息、动产物权信息、人身关系信息、人的名誉荣誉信息、法人信息、组织信息；刑法研究的信息有：犯罪人行为信息、心理信息、犯罪率信息、犯罪地理分布信息、监所执行处罚信息、刑释人员的回归社会状态信息。这些信息的类型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以信息学分类的视角来看，这些信息就是：自然信息、社会信息、人文信息。其中社会信息占据了很重要的空间。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其分类为生命信息学与非生命信息学。 信息学研究者们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将人设想为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其输出的信息支配与控制着人的行为。这个信息系统只要一直处于运作之中，那么他将不断处于知识的更新，自我学习、创新的过程之中 [ 5 ]。因此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同时也研究人脑产生的信息如何控制人的行为的科学。 2.2. 法学方法论的瓶颈与立法、裁判的症结 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立，其的标志就是方法论上的独立。法学方法论与立法、裁判之间的关系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关系。这里的立法与裁判涉及了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各大部分法。各大部分法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构建理想的立法、精确的裁判、完善的执行。本文的研究重心放在“立法与裁判”二者之上。因此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如果理论所涉及的方法论无法应对立法与裁判中的症结，那它就是无效的法学方法论。 早期的法学方法从哲学中的方法论中吸取和借鉴而来，即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的方法 [ 6 ]。“实证分析”方法注重描述法律“是什么”，运用实证分析技术进行立法与实践，这一方法技术可以一直追溯至古罗马的注释法学派。这种研究方法被后世法学家进行完善与扩充之后，逐步发展为独立且专业法学方法论。此外，还有一种法学方法论思潮与实证主义法学有部分交汇，它就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强调实在法秩序的稳定与权威，并对实在法进行系统化的研究 [ 7 ]。这种法学方法在人们对实在法的精确适用上发挥了重要贡献。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法律的适用中会大量使用到“法教义学”方法论。他们不仅要深入理解实在法条文中的具体含义，还对实在法的体系不断进行梳理与总结。 价值的分析方法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侧重对法律规则的价值分析。更关注形成规则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人作为主体与外界的自然性或社会性联系，外界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注重法学的终极目标与动力。随着宗教的除魅，自然神、人造神的退场，学者们对科学理性方法论的强化，价值研究方法论因此在法学界被强调的并不明显。法学家们转战于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进行结合研究。这种冲破法学学科壁垒的研究思路被中国的法学研究者描述为“社科法学”。(“社科法学”这一名词是我国著名法学家苏力于2001年所提出，即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对法学进行研究。曾经使用的名称还有：“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法律社会科学”等。这种法学研究方法包罗万象，横跨多宗学科研究方法。超越了传统法律解释学的范畴。)于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成为法学研究方法论擂台上的两大主角，但无论是“社科法学”还是“法教义学”依然无法把控法律现象之中的非物质现象。 立法条文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保守性，其内容相对于信息时代总是相对落后，因此它对社会行为的调整往往不连贯。这种滞后性是所有国家的症结。立法困境体主要现在：第一，立法程序透明化困境；第二，回应式立法模式的滞后性；这些困境是传统法学方法论无法应对的难题。裁判的困境在于：第一，传统法学方法论会陷入无力指导法官裁判的僵局之中，相同的法律规则、概念对不同裁判者传递的信息并不对称，裁判依旧存在误差；第二，裁判者、当事人的事实认定误差；第三，不确定外来信息因素对法官、当事人的干扰等。 2.3. 法学方法论的信息学转向 法学的研究方法论的更新与成长始终没有停止，它随时可以接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目前，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还未涉及信息科学领域。在国家学科专业门类的划分体系中，信息学归属于工学学科这个大类。信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体系自19世纪中叶诞生。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为各类信息，从简单的信息(如“是”、“非”逻辑判断)，到复杂信息(人脑信息)；从非生命信息(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信息)，到有生命信息(如：生物遗传信息)等等 [ 8 ]。由于信息科学中信息类别的包罗万象，那么属于法学学科的信息也属于信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些信息包括法律条文信息、法律行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法律事实信息、法律历史信息、法律思想信息。 信息学方法论经历过“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 9 ] 阶段。前种研究方式注重研究者与信息的互动，通过对信息的长期调查分析获取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后种研究方式侧重对信息的可量化部分并进行计算，后种研究方式过程中产生了信息熵、信息负熵等理论。 我国学者将信息的发展规律总结为：“信息不守恒”、“信息与时俱进”、“信息增长没有限制”三大定律，对法信息学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条文也是逐渐扩充增加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立法条文的数量以及信息含量也在不断扩充之中。 理论信息学的总体研究方法论为“信息涌现论” [ 10 ]。在单个信息学领域内，又存在各自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如在通讯、控制、计算领域内的方法论就有：香农通讯模型、维纳控制模型、图灵模型、冯诺依曼计算模型等 [ 11 ]。人对信息进行统计、计算过程中的成与败、效率，是依靠硬件结构模型与软件结构模型，其中软件结构模型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需要研究者对信息进行观察、实验、假设、推理中探索信息能够涌现所形成的模式或模型。我们需要研究信息本身的结构，还有信息的动力学原理。 信息结构与其运行的模型可以作为立法、裁判的的方法论。立法与裁判的研究范式可以从传统的对条文、概念、原则，事实、证据等转向对信息本身进行研究之上。立法条文除了是物理意义的符号之外，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既然它属于信息的类型，它必然拥有所有信息所具有的共同的结构或动力学规则。以前的立法者更多关注人类的社会关系，拥有信息学方法论视角的立法者眼中看到的就是信息。 在法庭审判上，案件的事实具有相对性与偶然性的，案件的证据除了具有物理、声像，气味等特征还具有信息学特性。掌握了信息学方法论的法官对案件的裁判是采取信息学的视角，法官所掌握的信息多寡，法官对案件信息的提炼、整理、总结必然影响着案件的判决结果。我国著名学者李宗荣教授曾经提出过“信息能”的概念。这种能量的形态是抽象的，它与物理能交错在一起。如果“物理能”能够推动物质运转的动力，那么“信息能”决定着物质运转的轨迹与方向。人的法律行为中既有物理能在发生作用、同时也有信息能在发挥作用，“信息能”同时也是推进立法进步、裁判公平且严谨的一种重要力量。 2.4. “信息法学”的独立与界定 通过上述的论证，我们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发现法学与信息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高度重合。信息学方法论可以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因此两门学科的融合是学科发展潮流的必然。一旦两门学科结合，那么“信息法学”既可以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也可以作为信息科学的分支学科而独立存在。甚至每一个独立部门法学科都可以创设一个相关联的法信息学专业。 在此，我们要界定信息主义的含义。法信息学我们其实也可以将其称为 “信息主义法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过“信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 12 ]。当时的“信息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法”，当时“信息法学”的任务是揭示“信息法”的特征、本质。所谓“信息法”是根据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而进行的一种法律分类，它是一种特别法，这个特别法调整与信息领域有关的法律关系。 一门学科的建立前提是其研究对象的确定。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及其法律现象。90年代的“信息法学”的建立，其研究方法都仅仅局限在管理学与法学的方法论之中。研究对象依然离不开“法”这个概念本身。我们今天所界定的“信息法学”或“信息主义法学”研究对象与方法论都是从信息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信息法”本身，而包含了法律现象中的一切信息现象。 法律、法律现象既有物质属性也有信息属性。如前文所陈述，传统法学研究对法律现象的非物质属性研究出现瓶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法的价值研究。今天的信息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现象中的信息现象。因此我们对新的法信息法学定义为：对法律信息、法律信息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 信息现象不仅包括符号、数字、文字为载体的信息，还有以人的身体为载体呈现的信息。尤其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的信息现象将成为信息学与法学结合的突破口。信息法学的独立意味着我们将会突破传统法学概念的界限。对法学中核心概念将重新以信息学素语进行定义。例如：“信息人” [ 13 ] 的假说；对“人格”概念的重新定义；以信息学视角重新界定“人的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