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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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Xp21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取决于缺失片段的大小以及所涉及基因的数量和性质。该综合征的常见组合是由GK基因缺失引起的甘油激酶缺乏症(GKD)，NROB1基因缺失引起的先天性肾上腺发育不良(AHC)，由DMD基因缺失引起的杜氏肌营养不良(DMD)以及由IL1RAPL1基因缺失引起的智力障碍。本例患儿特点为喂养困难、发育迟缓、智力障碍、营养不良、反复感染、反复低钠和反复抽搐，同时伴脑炎。多次生化检查示ALT、AST、CK、CK-MB、TG、ACTH升高，血钠降低，皮质醇降低(表1)；血尿遗传代谢提示甘油激酶缺乏；染色体全基因组基因拷贝数变异CNV检测示IL1RAPL1、DMD、GK、NR0B1相关致病基因缺失，结合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最终确诊Xp21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而患儿母亲的染色体CNV验证正常，因此，本例患者是新生突变个体，不是家系遗传。 NROB1基因定位于Xp21上，它的突变或缺失可能导致AHC，而AHC往往是Xp21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的首发症状，也是最严重的表现 [ 5 ] [ 6 ]，其临床特征主要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和性腺激素)的缺乏。AHC通常在出生后几周内发生，首先是盐皮质激素缺乏症状。在婴儿期和儿童期，大多数患儿会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发育迟缓、盐消耗、色素沉着和抽搐发作 [ 6 ] [ 7 ]，在感染、发热等应激状态下，易诱发低血糖抽搐、电解质紊乱(低钠、高钾)等肾上腺皮质功能危象的表现，严重者致死 [ 5 ]。生化检查往往显示低钠血症、高钾血症、低血糖症和酸中毒，同时ACTH的浓度升高，而且感染会加重或诱发这些症状的出现 [ 8 ]。之后会出现糖皮质激素缺乏表现，青春期患儿会因促性腺激素低而无青春期的发育 [ 9 ]。本例患儿主要是盐皮质激素缺乏，表现为反复呕吐、进食困难、抽搐、低钠血症和发育迟缓，但血钾和血糖水平正常，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诱发了患儿反复低钠和抽搐等表现。尽管在视频脑电图中未检测到癫痫样放电，但脑MRI (图1)和脑脊液检查的结果显示为脑炎，证明患儿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同时，患儿血清皮质醇降低，ACTH升高(表1)，这也与AHC的生化表现是一致的。 DMD是由位于Xp21上的DMD基因突变引起的，它是X连锁隐性遗传性肌肉疾病，最早于1986年被发现 [ 10 ]，临床特征是进行性肌无力、肌张力低下和肌萎缩。DMD和贝氏肌营养不良(BMD)是两种临床表型，DMD在12岁之前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而BMD则呈现出较温和的临床进展过程 [ 11 ] [ 12 ]。有研究报道过由于婴儿的肌肉系统不成熟，大多数受影响的儿童无法显示肌肉无力和肌肉萎缩，而AST、ALT和CK的水平通常会升高 [ 13 ]。本例患儿有心肌损伤，心肌酶谱示CK及CK-MB升高(表1)，肝功显示AST和ALT水平升高(表1)，且患儿肌张力低下，这些特征与DMD的表现是一致的。然而，这个孩子没有心力衰竭，且心脏超声检查正常。也有文献报道过癫痫发作可以是BMD的首发症状 [ 14 ]，因此患儿抽搐发作也可能与DMD基因缺失有关。此外，呼吸肌无力也会导致该患儿反复发生呼吸道感染。 GK基因定位于Xp21.1上，编码参与甘油三酯代谢的甘油激酶，当该基因发生突变时，甘油激酶活性降低，甘油不能转变为糖，则在体内异常堆积引起高甘油血症、类瑞士综合征样表现、低血糖等 [ 15 ]。GK基因的缺失或突变会导致GKD，是X连锁隐性疾病，大多数甘油激酶缺乏症患者表现为甘油三酯代谢异常，高甘油三酯血症和甘油尿 [ 16 ]。本例患儿TG升高，且血尿遗传代谢筛查证实了甘油酸激酶缺乏症，这与GK基因缺失的表达一致。 IL1RAPL1基因位于Xp21染色体区域，是与X连锁智力障碍相关的新兴基因位点 [ 17 ]。1999年，Alain Carrie团队首先鉴定了IL1RAPL1基因，他们认为IL1RAPL1基因可以在大脑中表达，这与X连锁智力低下的非特异性形式有关 [ 18 ]。IL1RAPL1在参与记忆发育的大脑结构中高表达，它可能在具有潜在记忆和学习能力的生理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 [ 19 ] [ 20 ]。本例患儿表现出智力低下，这也与IL1RAPL1缺失的临床表现相符合。 本例患儿临床表现典型，多系统均有表现，且合并有脑炎，最终经染色体基因检测确诊。因此提示临床医生，若存在肾上腺功能低下的相关症状，且心肌酶、转氨酶异常增高时，应考虑到Xp21邻近基因缺失综合征，建议尽快行基因检测，提高早期诊断率，避免漏诊、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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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同意书 该病例报道获得病人家属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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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探究不同浓度的水杨酸(salicylic acid， SA)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及其调控机制，本研究采用DR5::GUS转基因水稻(Oryza sativa L.，中花11)为研究材料，观察不同浓度SA对水稻生长的影响，同时检测其中生长素的时空分布变化，以及检测生长素合成运输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低浓度SA (10 µM)促进水稻幼苗生长，高浓度SA (1 mM)抑制水稻幼苗的生长。低浓度SA和高浓度SA的处理影响了水稻幼苗根中生长素的时空分布状态，并且影响了生长素合成和运输基因的表达水平。因此，不同浓度的SA可能通过调控了生长素的时空分布参与调控了水稻幼苗的生长调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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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水杨酸(salicylic acid， SA)是植物体内一种小分子酚类有机物质，作为内源激素参与调控植物内许多重要生理活动。SA参与水稻、番茄、大豆等多种植物的抗病防御的生物胁迫过程，在植物的系统获得性免疫过程中起着关键调控作用 [ 1 ] [ 2 ]。外源添加SA可以增加植物的抗病能力，SA在植物内的合成、感知及信号传导也得到了广泛研究，例如NPR1/3/4、TGA2/5/6等蛋白均参与SA的信号传导过程 [ 2 ]。SA参与植物的多种非生物胁迫响应过程，例如植物在热胁迫时，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增加，促进了SA的合成，SA进一步调控NRP1等基因的表达，正调控植物的热胁迫响应过程 [ 3 ] [ 4 ]；SA还参与植物对镉胁迫响应过程 [ 5 ] [ 6 ]，以及参与植物的避光反应过程 [ 7 ]。此外，SA还参与种子萌发、营养生长，以及生殖生长等植物生长发育过程 [ 8 ] [ 9 ]。 生长素是植物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吲哚类激素，参与植物整个生长发育过程的调控，例如种子萌发、营养生长，及生殖生长。生长素合成、运输，以及信号传导均参与生长素对植物生理活动的调控过程，这些在植物对植物的调控过程被广泛研究，例如，YUC家族蛋白参与生长素的合成过程，水稻中OsYUC3、OsYUC5、OsYUC6等基因的过表达导致根生长形态异常 [ 10 ] [ 11 ]；PIN家族蛋白参与生长素的极性运输过程，水稻中OsPIN2通过调节生长素的分布参与水稻根的伸长生长及侧根的发育过程 [ 12 ] [ 13 ]。 在拟南芥中的研究发现，外源施加低浓度的SA (<50 µM)和高浓度的SA (>50 µM)调控了生长素和合成和运输过程，以两种不同的pathogenesis-related 1 (PR1)方式调控了拟南芥根的分生组织的生长发育 [ 8 ]。本研究旨在采用DR5启动子驱动GUS报告基因的转基因水稻为研究材料，通过监测水稻幼苗生长的变化，及其中生长素的积累和分布变化，探究不同浓度的水杨酸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及其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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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与处理设计 选取籽粒饱满的DR5-GUS转基因水稻种子，采用消毒液(75%的乙醇、2%次氯酸钠)消毒20 min，然后无菌水冲洗干净后，置于无菌水中避光浸种48小时。浸种后的种子置于培养箱中(光周期：14 h光/8 h暗；光照强度：200 µmol·(m 2 ·s) −1 ，温度：26℃)催芽，至胚根长约0.5 cm时，转入水稻培养盒中(黑色，96孔，孔径6.3 mm)，适应24 h后，分别采用Hoagland培养液，以及Hoagland培养液加不同浓度的SA (10 µM， 1 mM)进行处理。 2.2. 生长指标统计 株高、初生根长度、不定根长度采用直尺进行测量。初生根上侧根数目和长度在解剖镜下进行统计完成。每个处理的统计至少60株幼苗。 2.3. GUS染色 依据文献所述方法进行GUS染色，测定根系生长素的分布和积累 [ 14 ]。每个处理至少测定20株水稻幼苗的GUS活性。 2.4. RT-PCR 采用Trizol试剂盒(Invitrogen)提取总RNA，采用反转录试剂盒(Promega)得到cDNA，以OsActin基因为内参基因，分析目的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采用Gel-Pro Analyzer软件对基因的转录水平进行半定量分析，对照设置为1，相对于对照数值≥1.3为表达上调，相对于对照数值≤0.7为表达下调 [ 15 ]。 2.5. 数据处理 采用SPSS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实验结果采用至少三次独立重复的平均值和标准误差表示。采用t检测分析水稻幼苗SA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p < 0.05代表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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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 3.1. 不同浓度水杨酸处理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 水杨酸调控植物内许多重要的生理活动，为了探究不同浓度水杨酸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我们通过观察不同浓度SA对水稻幼苗株高和初生根根长的影响发现，相对于对照不处理，低浓度的SA (10 µM)处理2天对水稻幼苗生长无明显影响，处理4天显著促进水稻幼苗的初生根根长，处理8天同时促进了水稻幼苗的株高和初生根根长(图1，图2)；而高浓度的SA (1 mM)处理2天、4天和8天均明显抑制水稻幼苗的株高和初生根根长(图1，图2)。以上结果表明，低浓度10 µM SA处理水稻幼苗，促进了水稻幼苗的生长，高浓度1 mM SA处理水稻幼苗，抑制了水稻幼苗的生长。 图1. 不同浓度SA处理不同天数水稻形态的变化 图2. 不同浓度SA处理不同天数水稻株高和初生根长度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探究低浓度SA和高浓度SA处理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观察了SA处理对水稻幼苗初生根上侧根数目和侧根长度，以及不定根数目和不定根长度的影响。低浓度SA处理的实验结果显示，相对于对照不处理，低浓度的SA处理4天和8天均促进了初生根上侧根数目(图3)；处理4天对初生根上侧根的长度无明显影响，处理8天抑制了初生根上侧根长度(图3)；处理4天和8天对不定根数目无明显影响(图3)；处理4天促进了不定根的长度，处理8天时，与对照相比，无明显差别(图3)。高浓度SA处理的实验结果显示，相对于对照不处理，高浓度的SA处理4天和8天均抑制了水稻幼苗初生根上侧根数目和侧根长度，以及不定根长度(图3)；处理4天对不定根数目无明显影响，处理8天促进了不定根数目(图3)。以上结果表明，低浓度10 µM SA和高浓度1 mM SA调控了水稻幼苗初生根上侧根数目和长度，以及不定根的数目和长度，并且调控作用随处理的时间不同而不同。 图3. 不同浓度SA处理不同天数水稻初生根侧根数目、初生根侧根长度、不定根数目、不定根长度的变化 3.2. 不同浓度水杨酸处理对水稻幼苗中生长素积累分布的影响 生长素在植物内的含量和分布直接调节了植物的生长过程，为了探究低浓度10 µM SA和高浓度1 mM SA如何调控了水稻幼苗的生长，我们采用GUS染色观察了水稻幼苗根部生长素的积累分布变化。实验结果显示，低浓度10 µM SA处理2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积累明显低于不处理对照组(图4)；处理4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积累相对于对照组的降低趋势有缓解(图4)；处理8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积累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别(图4)。高浓度1 mM SA处理2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积累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别(图4)；处理4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与对照组相比呈现过度积累现象(图4)；处理8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与对照组相比过度积累现象更加明显(图4)。 图4. 不同浓度SA处理不同天数水稻中生长素积累分布的变化 进一步观察了不同浓度SA处理后，水稻初生根根尖的生长素积累分布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低浓度10 µM SA处理2天和4天，水稻根尖生长素积累都明显低于不处理对照组，但是处理4天降低趋势有缓解(图5)；处理8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积累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别(图5)。高浓度1 mM SA处理2天后，初生根的生长素积累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别(图5)；处理4天后，初生根根尖成熟区的生长素与对照组相比呈现过度积累现象(图5)；处理8天后，初生根根尖成熟区的生长素与对照组相比呈现过度积累现象，但是分生区和伸长区生长素积累明显降低(图5)。 图5. 不同浓度SA处理不同天数水稻初生根根尖生长素积累分布的变化 以上结果表明，低浓度10 µM SA和高浓度1 mM SA对水稻幼苗的生长调控作用，可能通过调控生长素的含量分布实现的。 3.3. 不同浓度水杨酸处理对水稻幼苗中生长素合成和运输基因的影响 生长素在植物内的合成和运输过程参与调控生长素在植物内的含量和分布，为了进一步探究生长素的合成和运输是否参与SA对水稻幼苗的生长调控过程，我们采用半定量的RT-PCR实验发现(引物见表1)，相对于对照不处理组，低浓度10 µM SA促进了OsYUC4、OsYUC6、OsYUC7、OsPIN9的基因表达，抑制了OsYUC1、OsYUC5的基因表达；而高浓度1 mM SA促进了OsYUC4、OsYUC6、OsYUC7的基因表达，抑制了OsYUC1、OsYUC3、OsYUC5的基因表达(图6)。这些结果表明，生长素合成与运输基因通过介导了生长素的含量和分布，参与低浓度SA和高浓度SA对水稻幼苗的生长调控作用。 图6. 不同浓度SA处理8天时水稻初生根中生长素合成运输基因表达的变化 Table 1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5’→3’) OsYUC1-F tcatcggacgccctcaacgtcgc OsYUC1-R ggcagagcaagattatcagtc OsYUC3-F gtgagaacgggctctactcggtcg OsYUC3-R gcttatgcatgaccgatgaacacg OsYUC4-F gcagaatggcctgtacgctgttgg OsYUC4-R cagaccagcacatgacgtgtctac OsYUC5-F acctcctacgacgccgccatgatc OsYUC5-R ctcccaacacagcgacgacagaac OsYUC6-F ccattcccagatggttggaagg OsYUC6-R catgttgcgcctcaagatatttg OsYUC7-F cactgctgtgtcctacaatatcac OsYUC7-R ggaggtgcatctccgtcatcttc OsPIN1a-F TCATCTGGTCGCTCGTCTGC OsPIN1a-R CGAACGTCGCCACCTTGTTC OsPIN1b-F TGCACCCTAGCATTCTCAGCA OsPIN1b-R CCCTCCTCCCAAATTCTACTTC OsPIN5b-F GGGCAGCAGGAGAGGGTGATAG OsPIN5b-R GAATCGGCAGAGAGATCAATGT OsPIN9-F GATACAAGATAGCGTCGTTCTC OsPIN9-R ATGATGTCTGCGTGGACCT OsActin2-F GGAGCGTGGTTACTCATTC OsActin2-R ACCTCAGGGCAGCGGAAA 表1. 本研究所用的引物 变性温度：94℃；退火温度：56℃；延伸温度：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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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SA参与植物生理活动的调控具有普遍性，例如，在水稻中，外源施加SA调节了水稻的根系发育 [ 16 ]；在草莓中，外源施加SA可能通过调控了SnRK1的活性调节了草莓的生长 [ 17 ]；在玉米中，外源施加SA可以提高玉米种子萌发早期的抗旱性 [ 18 ]；在直根系植物拟南芥中，外源施加低浓度SA (<50 µM)促进了不定根的生长，而高浓度SA (>50 µM)抑制了拟南芥不定根的生长，进而影响了拟南芥的根形态。在本实验中，外源施加SA调控了水稻幼苗的生长状态，并且呈现低浓度(10 µM)促进高浓度(1 mM)抑制的趋势。本实验中，外源施加SA对水稻的调控浓度与之前报道中对拟南芥的调控浓度类似，说明外源施加SA对不同植物的调控浓度可能相近。在本实验中，外源施加SA对水稻根系的发育和生长的调节与拟南芥中有很大差别，这说明，虽然SA在不同植物中的调控浓度接近，但是在不同的植物中，调控的机制可能有差别，因此，对植物形态影响的结果也会有不同。 生长素的合成和运输影响了生长素在植物体内的积累和分布。例如水稻中过表达OsPIN2基因，引起生长素的过度积累，从而增加了水稻的分蘖数和降低了株高等，最终影响了水稻的形态 [ 19 ]。本实验中，采用DR5::GUS生长素报告基团显示，低浓度的SA处理水稻幼苗2天和4天降低了初生根的生长素积累，而高浓度的SA处理水稻幼苗引起初生根中生长素的过度积累，从而调控了初生根的根长、不定根的数目和根长，以及侧根数目和侧根根长，最终影响了水稻根的形态。低浓度SA和高浓度SA处理对不定根的影响及侧根的影响，也与生长素的积累和分布有关，需要进一步实验探究。本实验进一步分析了生长素合成和运输基因在低浓度SA和高浓度SA处理时转录水平的变化，部分基因随处理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具体调节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究。 总之，本实验发现外源添加不同浓度的SA调节了水稻的生长状态，其影响与SA的浓度，以及处理时间相关。DR5::GUS生长素报告基团表明，SA对水稻生长的调节是通过调节生长素在植物内的积累和分布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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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报春苣苔(Primulina tabacum)为材料，采用常规石蜡切片法对其进行胚胎学研究，研究其雌配子体发育规律，了解该物种生殖与环境的关系，从胚胎发育角度对该植物的濒危进行探讨。观察结果显示：报春苣苔胚珠为倒生型，侧膜胎座，两心皮一心室；薄珠心；胚囊发育为蓼型胚囊。在大孢子发育、雌配子体形成的不同发育阶段，均出现有各种的败育现象。其自身繁衍能力不强，在生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常发育，是导致其濒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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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报春苣苔(Primulina tabacum)属于苦苣苔科(Gesneriaceae)报春苣苔属(Primulina)植物 [ 1 ] [ 2 ]。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 3 ]。报春苣苔一般生长在石灰岩山地林下的石上、洞穴入口甚至洞中或河流两岸石壁，为多年草本；其叶为基生叶；伞状聚伞花序；花序有花3~9朵，具对生苞片；高脚碟状花冠 [ 2 ]。报春苣苔属植物仅分布在广东北部乳源、连县、阳山以及江西婺源、湖南宁远、广西贺州一带 [ 4 ] - [ 10 ]。 报春苣苔主要生长在海拔约300 m的石灰岩山洞口附近，在其附近的植物群落主要是一些耐阴湿及喜钙的植物，并有苔藓植物 [ 11 ] 伴生。报春苣苔由于生长环境的影响，光源以及大气环境成为了限制其生长范围的重要因素 [ 12 ]。近年，人类的活动对报春苣苔生存的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也因此面临骤减的危险。对濒危植物报春苣苔的研究有不少，研究的内容涉及生态生物学特征 [ 12 ]，光合作用特性 [ 13 ]，花粉形态 [ 14 ] 和叶片结构 [ 15 ] 等方面，这些研究都表明：现今作为保护植物的报春苣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目前，关于苦苣苔科一些属种的胚胎学研究仅见少数的报道 [ 16 ] [ 17 ]。本研究旨在对报春苣苔的雌配子体发育进行解剖学研究，一方面为报春苣苔的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有参考性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为该属的生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积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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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研究的不同发育阶段的报春苣苔花，采于广东省连州市星子镇上柏场。用F.A.A固定液(70%酒精90份，冰醋酸5份，甲醛5份)固定，70%酒精低温保存，备用。 2.2. 方法 取固定后的报春苣苔花，用爱氏苏木精整体染色，常规石蜡切片法切片，切片厚度为8 µm，对子房用1%碱性品红酒精液复染，后用中性树胶封固；用Olympus显微镜观察并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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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观察结果 3.1. 大孢子发育 在显微镜下观察胚珠纵切面发现：报春苣苔的子房为二心皮一心室，侧膜胎座，心室中含有众多胚珠(图1)。胚珠呈倒生型，薄珠心，珠心外为单层珠被(图2)。孢原细胞起源于珠心表皮下方的细胞，并在以后直接发育成大孢子母细胞。大孢子母细胞的形态结构与珠心的其它细胞明显不一样，体积较大、细胞核大且原生质体丰富(图3)。大孢子母细胞通过减数分裂形成呈直线排列的两个细胞，随后两个细胞再次进行分裂，形成一个直排的四分体(图4)。接着，靠近珠孔端的三个大孢子逐渐出现退化现象，后完全消失；靠近合点端的大孢子继续发育，其体积逐渐增大，进一步发育为功能大孢子(图5)；与此同时，珠心和珠柄一侧的细胞分裂速度加快，使珠柄的发育方向发生改变，致使胚珠倒向生长，形成倒生胚珠。珠心两边表皮下的细胞经过分裂，一直向着珠孔端的方向生长，逐渐包住珠心，随后发育成为具有两到三层细胞的单层珠被。因此，其胚珠类型为倒生、薄珠心。 经观察，报春苣苔的大孢子发育阶段在减数分裂等过程存在一些败育现象，如：减数分裂不规则，形成非直线排列的几个大孢子(图6)；功能大孢子解体(图7)等。 图1. 子房横切，示侧膜胎座。比例尺 = 560 µm 图2.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薄珠心。比例尺 = 80 µm 图3.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大孢子母细胞。比例尺 = 80 µm 图4.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直线排列的四个大孢子。比例尺 = 65 µm 图5.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功能大孢子。比例尺 = 80 µm 图6.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呈“T”字形排列的大孢子。比例尺 = 560 µm 图7.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解体功能大孢子。比例尺 = 90 µm 3.2. 雌配子体发育 在显微镜下观察胚珠纵切面发现：报春苣苔胚珠的近合点端的功能大孢子的发育，其体积慢慢增大，细胞质液泡化慢慢加强，胚囊体积逐步增大，功能大孢子发育成单核胚囊(图8)，单核胚囊中的细胞核位于胚囊中央。单核胚囊通过一次有丝分裂形成两个细胞核，两个细胞核处于胚囊中央，随后移动到胚囊两侧，即一个位于胚囊的珠孔端，另一个位于胚囊的合点端。同时，胚囊的液泡逐渐增大，在胚囊中央形成一大液泡，此时两个细胞核分别位于胚囊的两端，形成二核胚囊(图9)。二核胚囊继续发育，体积逐渐增大，两个细胞核再分别进行一次有丝分裂，两个细胞核的分裂基本是同步进行的。此时，珠孔端和合点端各有两个细胞核，形成四核胚囊(图10)。位于胚囊两端的四个细胞核再分别进行一次有丝分裂产生八核胚囊(图11)，胚囊继续沿着纵轴方向逐渐延长。随后，近珠孔端的一个细胞核向中央移动，近合点端的一个细胞核也向中央移动，后停留在胚囊的中央位置，构成两个并列的细胞核。八核胚囊阶段形成后经过短暂的时间，便进行细胞分化。近珠孔端的三个细胞核，分别形成细胞壁，其中两个细胞核分化成助细胞，另外一个细胞核分化成卵细胞，刚分化的卵细胞的细胞核较大且原生质体丰富。在以后发育中，卵细胞的细胞质中开始出现液泡，液泡化逐渐加强，细胞极性逐渐明显，并细胞形状发生改变，最终呈梨形，其细胞核远离珠孔端。两个助细胞分布于卵细胞的两侧，形成卵器(图12)。近合点端的三个细胞核之间逐渐形成细胞壁，进而分化成三个反足细胞，呈“品”字排列(图13)。反足细胞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一般在受精前开始退化。位于胚囊中央的两个细胞核结合形成中央细胞，为两核的初生极核(图14)。随着胚囊细胞化的完成，雌配子体形成，进入成熟胚囊阶段。成熟胚囊由单孢子发育形成，具八核七细胞结构；因此，成熟胚囊的类型为蓼型胚囊。 图8.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单核胚囊。比例尺 = 200 µm 图9.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二核胚囊。比例尺 = 400 µm 图10.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四核胚囊。比例尺 = 60 µm 图11.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八核胚囊。比例尺 = 460 µm 图12.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卵器。比例尺 = 350 µm 图13.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反足细胞。比例尺 = 370 µm 图14.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中央细胞。比例尺 = 240 µm 经观察，在报春苣苔雌配子体发育过程并非所有胚珠都能发育形成成熟胚囊，不少胚珠在不同发育阶段，出现败育的现象，如：单核胚囊解体(图15)，形成空泡化的细胞核；二核胚囊形成后，细胞核形成颗粒状结构(图16)；四核胚囊形成后，会出现有多种败育现象：四个细胞核解体(图17)，或四个细胞核没有分布在胚囊两端，而聚合在一端或中央并形成多核合胞体(图18~20)等。 图15.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空泡化的单核胚囊。比例尺 = 60 µm 图16.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解体的二核胚囊。比例尺 = 90 µm 图17.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解体的四核胚囊。比例尺 = 630 µm 图18.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聚在珠孔端的多聚合胞体。比例尺 = 410 µm 图19.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聚在胚囊中央的多聚合胞体。比例尺 = 400 µm 图20.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聚在胚囊中央的多聚合胞体。比例尺 = 430 µm 3.3. 受精及胚的发育 在显微镜下观察胚珠切面发现：报春苣苔的精子细胞分别进入卵细胞与中央细胞(图21、图22)，与它们完成受精；合子形成以后经过分裂形成两个细胞，分别是近合点端的顶细胞和近珠孔端的基细胞。基细胞只进行横分裂，经过多次的横分裂后形成极短、细胞少的胚柄，胚柄随后将胚体推到胚囊腔中。顶细胞通过多次分裂形成多细胞原胚，原胚细胞再进行多向分裂形成球形胚(图23)，同时胚囊体积逐步增大。随着胚体细胞的继续分裂，球形胚的体积逐渐增大；此时，细胞的分裂方向、频率出现变化，发育成心形胚(图24)、鱼雷胚、子叶胚(图25)。胚囊处于心形胚阶段时，胚柄仍然存在(图26)，到子叶胚阶段时，胚柄基本上整体消失。胚乳核分裂较合子分裂要早(图27)。 图21.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精子与卵器细胞。比例尺 = 70 µm 图22.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精子与卵细胞、中央细胞。比例尺 = 690 µm 图23.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球形胚。比例尺 = 250 µm 图24.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心形胚。比例尺 = 250 µm 图25.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子叶胚。比例尺 = 250 µm 图26.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具胚柄的心形胚。比例尺 = 250 µm 图27. 胚珠横切，箭头所示正在分裂的胚乳细胞核及合子。比例尺 = 900 µm 在观察中发现，在胚囊的发育阶段出现有双胚的现象(图28)。 图28. 胚珠纵切，箭头所示具双胚的胚囊。比例尺 = 28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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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从观察结果可以看出：报春苣苔在大孢子发育以及雌配子体形成的各个阶段，都出现不同方式的败育，导致大多数胚珠都不能发育形成成熟胚囊。因此，报春苣苔虽有数量较多的胚珠，但只有少数胚珠能够发育形成成熟胚囊，这就大大减少了该种群的繁殖能力，影响其有性生殖的有效性，因而导致其后代数量难以增加 [ 18 ]。由于雌、雄配子体(另文表述)在发育各个阶段都有败育现象发生，因此，该物种自身繁衍能力不强，是其成为保护植物的原因之一。 大孢子以及雌配子体发育异常现象在一些濒危植物的胚胎学研究也有提到，例如：西畴含笑(Michelia coriacea) [ 19 ]、珙桐(Davidia involucrate) [ 20 ] 均有观察到大孢子以及雌配子体发育异常现象。植物有性生殖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但在任何一个环节中出现了问题，都有可能致使其生殖出现障碍，进而导致该物种的濒危 [ 21 ] [ 22 ]。有很多因素可以引起植物出现濒危情况，譬如：存活能力、生殖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内在因素。而种群生活史中多个环节都出现问题，便大大加剧了导致个体出现生长发育不良和早期衰退的问题的概率 [ 23 ]。导致报春苣苔濒危的因素有很多种，但其生殖过程中出现了因发育异常原因导致的生殖障碍，应该是导致其濒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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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研究对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服务可持续发展进行了阐述，以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作为研究地区，通过调研团队到当地进行走访、发放调查文卷的形式，了解到水东镇的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对当地特有的旅游资源和地理优势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运用了SWOT分析法，深入了解和分析了水东镇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劣势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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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乡村旅游将农村的优美自然风光和乡土文化等资源转型升级，使农业不再停留在生产作业的原始功能上，让淳朴的乡村生活方式成为城乡居民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如何做好资源和环境的循环可持续利用，使社区居民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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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现状分析 2.1. 水东镇人文自然概况 水东镇地处宣州区东南，北接郎溪、东临广德、南倚宁国，是四县(区)结合的要冲，至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2016年，水东镇文化旅游景区项目入选全国747个“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 2.2.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可分为三种，乡村特色型：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带动城镇区域农村居民获得国家农业产业和新型城镇化阶段与综合开发国家的生态空间能力，作为信号特征旅游。可以从生态文化培育产业、综合服务产业方面来凸显乡村旅游的特色。乡村景区型：水东镇结合已经签约的旅游合作开发项目实际需求，将按照“一花七叶·金道银廊”总体空间布局和人文一体、产城联动、规划先导、注重细节的基本原则。乡村复合型：采取“旅游+新型农业”模式。大力发展挖掘自然风光型、农业体验型、休闲度假型、民俗风情型、科普教育型等现代农业休闲模式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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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水东镇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 4.1.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开发路径研究 4.1.1. 精准旅游扶贫模式 水东镇可以围绕农产品形成从种植、采摘、加工再深加工的农业旅游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发出让游客亲身参与的活动项目，让他们自己体会制作，让简单的旅游活动充满趣味。同时，建立健全旅游公共安全体系，完善一整套旅游基础设施，给游客提供更多更大的便利，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和需要，从而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 13 ]。 4.1.2. 创新旅游产业，横贯纵融产业链条 旅游产业链拉长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带动能力就越强。水东镇的经济必须依借旅游产业链的横向开放及纵向整合。其中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横向打通旅游六要素产业链 水东镇旅游产业链还不完整，食、住、行、购、娱相对比较单薄，在建造旅游景区的时候应该对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娱乐设施这五个方面要多加注意，融合六大要素建造一个较为完整的景区，加强旅游产业的发展。 2) 纵向与一、二、三产业跨界整合 旅游 + 农业：水东镇同时发展生态旅游与农耕旅游，结合乡村土产旅游及深化乡村旅游体验。 旅游 + 工业：发展枣木制作工艺，与工业产业相结合。 旅游 + 文化产业：打造水东古镇氛围，推进非物质遗产文化和微电影文创产业进入景区，从而加深游客对水东镇旅游的认识，提高其生命力及影响力 [ 14 ]。 4.1.3. 打造品牌效应，强化运营手段 1) 互联网 + 的智慧旅游 充分发挥网络市场如微信、微博作为营销手段。利用手机APP、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等产品给游客带来更大的便利，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制作及宣传水东镇的旅游价值，更好的带动水东镇的旅游发展。 2) 多样模式，共享发展 基于旅游区内省级及县旅游局、县级及乡镇级政府还有村民等一批利益相关者的开发，采取多种开发、管理和效益模式，协调各方利益相干者，使景区协调可持续发展。 4.1.4. 完善基础设施与景点建设，提高竞争力 根据当地旅游发展战略，在“一花七叶，金道银廊”的格局下，制定了水东旅游景区及生态旅游总体发展规划。完成“甜蜜小镇”、“洞天福地”、“亲心谷”三个小城镇培育计划。在全镇共同努力下，水东风景区项目被列入国家旅游局747个旅游重点项目名单。 4.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4.2.1. 资金保障 1) 招商引资，寻求资金 最近几年来，水东镇也开展了很多旅游项目来吸引投资，比如著名的龙泉洞景区。这也吸引了不少商客。对水东镇也是一个良好的宣传。水东政府应该加强对水东旅游项目的包装与宣传，对一些优秀的旅游资源和景区对他们进行策划与包装以此来吸引客商的投资 [ 15 ]。 2) 专款专用，确保资金 旅游开发者也要充分的发挥政府投资资金的作用，尽可能把投资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建设乡村旅游上，政府资金的投入每年都要加大，要重点加强水东镇的道路水电，通讯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 16 ]。另外，还需要加大对水东镇旅游宣传的力度，和投入更多的资金。 4.2.2. 政策保障 1) 财税政策 水东的旅游经营者可以向政府部门申请一些投资等等，如果旅游经营者经营的是农家乐等等项目，可尝试着向旅游局、县委的宣传部或者文化部去申请建设资金，这类农家乐一般都是去发展水东镇当地的具有特色的餐饮，民俗文化等等，而如果是经营乡村风景旅游项目等等的，也可以去申请旅游局景区项目扶贫资金。 2) 土地政策 政府如果对一些地区进行旅游景点的开发，如果涉及到部分居民的拆迁或者搬迁问题，政府应该要积极的和需要拆迁的居民进行沟通并给予适当的补偿款。 4.2.3. 人才保障 1) 要加强政府管理和引导 要提高旅游从业者的整体素质，就要政府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引起重视。从制度层面上加强对乡村旅游业建设的管理与引导，制定的人才政策要合理，积极的去学习其他旅游地先进的管理经营技术。 2) 经营者寻找合适的经营模式 对于水东的乡村旅游业的经营，除了当地政府的投资之外，也会有个体和合资的旅游企业，但是有一部分的经营者没有远见的目光，对水东的旅游资源开发的不够合理，没有显现出水东旅游地的特点，水东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去合理规范的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使得审美的视觉与水东文化的内涵互相结合，不断地去学习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的理念并用在自身的旅游开发上。 3) 与各大院校合作，引进专业的人才 水东镇政府和各个旅游企业可以与周边的高校商量合作合作，去培养一些专业旅游人才大学生。也可以去当地建立一些实训基地，尽可能去培养能够适应乡村的生活并且真正愿意在留在乡村发展的优秀旅游人才。 4.2.4. 环境资源保障 1) 有理有序的对乡村旅游进行管理 政府要将水东镇的乡村旅游进行有序的管理才能解决环境问题。乡村旅游建设要有序的去开发，积极的去贯彻生态环境的保护原则，在水东的各个景区的开发和建设都要考虑到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如果景区要求新建项目，首先政府要对要旅游环境进行系统的环境评估，要严格地去控制各种住宿宾馆、餐厅、这一类的旅游设施在景区内的发展，在一些必要的地段要实行封山育林，这样才能保护水东各个景区的生态平衡，促进水东旅游可持续发展。 2) 因势利导的优化水东旅游资源 水东自然资源要做到合理利用经过我们调研发现，水东古镇风光是旅游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良好的自然徽派古建筑和环境为依托就没有旅游的可能性。古建筑的保护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在旅游开发的阶段就要做好科学的规划，尽可能的去避免古建筑等文物古迹的大范围破坏。因势利导的去优化水东的资源，要做到让现有的旅游景点不被破坏，保障自然资源和人文发展 [ 17 ]。 3) 做好对环境承载能力的预警 要做到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预警水东乡村旅游的环境包含古建筑、农业、和自然环境等等的复合型环境系统，对水东的旅游环境的承载能力要做好详细的规划方案 [ 18 ]。水东镇各个景区的环境容量，也包括对垃圾的净化处理能力与对游客的接待能力。随着游客的增加环境状况也会改变，要对这一点做好监管，尽可能减少水东旅游景点价值的损失与原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把环境污染降到最低。 4) 加强本地居民的思想教育 增强旅游从业者与游客的意识和观念随着水东的旅游开发，打开了水东镇的封闭性，外来的游客带来的风俗与文化也是对水东乡村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潜在而深远。我们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起来，加强当地居民的思想教育。要做到把真正的乡村旅游当作是种崇敬自然、保护自然的旅游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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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京津冀是我国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近年来环境治理的力度在不断加大。本文基于2006年~201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就京津冀地区环境规制的强度及治理成效，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三个地区的环境规制的强度和环境治理成效有所差异，但是总体上都在向保护环境、提升环境质量的方向发展。河北省在人力资本的利用上缺乏效率，环境质量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北京市和天津市在环保资金的利用率上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环境治理的短板。京津冀三地应本着持续协同治理的理念，改善区域整体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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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许多企业只是片面地追求当前利益最大化，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且缺少关于未来期间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强调经济发展要由高速度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 1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提升，中央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多种行政法规以及优惠政策，规范和督促企业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关于环境规制，学术界中存在着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这三大类 [ 2 ]。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主要是基于国家或地方政府颁布的一些行政法规、管理条例等，政府直接对环境问题进行管控；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指政府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采取税收、罚款、收费和补贴等方式进行环境管制；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是指企业基于自身的发展规划和责任意识或者外界的监管压力，自发地选择进行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节能减排自愿协议等环保行动。 京津冀是我国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因素推动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 [ 3 ]。近年来，京津冀采取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机制，不断加大对环境治理的力度。就环境规制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 4 ]。京津冀地区内部，环境规制构成及强度存在差异性，那么，这种差异性有何具体表现，对环境规制的成效又有何影响呢？本文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含下辖11个城市)为样本，基于2006年~201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就京津冀地区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环境规制的强度以及其治理成效，进行比较分析，为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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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收集京津冀三个地区环境规制及其成效的相关统计数据，比较其异同之处，并提炼出其相关特征。通过收集和整理截至2020年11月现行有效的京津冀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法规，以及2006年~2018年京津冀地区相关的统计数据展开分析，本文主要从地方法规和资源投入两个方面衡量各地政府对其环境规制的强度和重视程度；从污染控制效率和环境质量这两个角度考量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其中，地方法规数量主要是指，截至2020年11月，京津冀各个地区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地方工作文件等不同效力级别的文件数量，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资源投入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人力投入以单位产值环境及其相关部门就业人数来衡量；物力投入主要以人均的污水处理厂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数、市容环卫车辆设备数来衡量；财力投入主要从单位产值排水固定资产投资额、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市容环境卫生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比较。污染控制率借助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三个指标进行反映；环境质量主要借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上述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取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市辖区的统计数据，单位产值相关指标是利用以2006年数据为基期平减后的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得到的。对所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便于对京津冀环境规制的强度特征及其成效加以比较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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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果：1) 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京津冀区域虽然整体上处于高强度区间段，但三地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河北省拥有数量最多的地方法规，但从法规的严厉程度来看，以北京市为最。2) 在环保资源投入方面，北京市近几年对环保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其人均市容环卫车辆设备数量最多；河北省的人力资本投入相对较高，拥有为数最多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天津市的人均污水处理厂数量居多。综合来看，北京市的财力投入在三者之中相对较大。3) 在环境规制成效方面，京津冀三个地区的污染控制率各有千秋，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污水处理率优于北京市，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优于河北省，天津市在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方面表现最好；从环境质量方面看，河北省的环境质量问题仍然突出。 人力投入最高的河北省，却没有呈现出一个良好的环境规制效果，说明在人力资本的利用上，它是缺乏效率的；财力投入较大的北京市展现出来一个良好的环境质量，说明它的资金利用率是有效的；物力投入方面，三个地区的倾向各不相同，关于环境保护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京津冀三地的环保法规条目的数量居全国前列，虽然体现了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力度，但是法规制度过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业和当地居民了解环境规制的难度，不利于形成对环境规制的自觉遵循。建议通过精简、合并等方式进一步减少同类型法规的数量，删除过时法规，明晰环保法规体系，加大重要环保法规的宣传力度，确保重要环保法规人尽皆知且得到贯彻执行。 其次，京津冀三地应在相互对照中明确和克服本地在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短板。河北省单位产值下环境及其相关部门的人员数量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但是最后呈现的环境质量却不是很理想，河北省应加大对环境保护方面人力资本的利用，提升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河北省需要提升环境规制力度，可以利用税收、提升排污税费等措施加强环境规制的行政控制能力。天津市在各方面的表现大多优于河北省，但与北京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生活垃圾处理率方面有待提升。北京市呈现出较为良好的环境质量和绿化程度。北京市应注重提高污水处理率、废弃物的回收率和利用率，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转换率，强调循环经济的重要性。 最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京津冀之间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逐渐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完善，但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协调机制还不完善 [ 7 ]，污染源更倾向于向河北地区转移，因此，要持续加强京津冀之间协调发展机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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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我国一直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整体发展的重点工作，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措施之一，在带动产业发展、转变乡村发展模式、推动乡村治理等方面具有优势，可以助力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因此研究田园综合体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自田园综合体提出以来，各地方政府紧跟中央步伐，秉承中央精神，落实中央政策，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体现了田园综合体建设价值。但是在现实语境下，我国政府在建设田园综合体及持续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基于政府视角立足于我国政府田园综合体建设现状，分析当前面临的困境，探讨如何有效利用政府职能优势提升田园综合体建设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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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英国“花园城市”之父霍华德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提到应从健康、生活及产业三者整合的视角，建设融合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这是田园综合体的概念雏形 [ 1 ]。国外的田园建设早于优于我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我国的“田园综合体”是更带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我国陈剑平院士于2012年提出了“农业综合体”，2013年在此基础之上首次提出了“田园综合体”，并进行实践，2017年“田园综合体”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建设田园综合体旨在挖掘乡村“田园价值”，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与特色，致力于打造集农业生产、农民参与、商业服务、田园社区、农旅结合、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特色品牌。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把“三农”工作作为重点，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田园综合体建设恰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创新。 我国提出田园综合体时限不长，但已有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相关研究。最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价值内涵、政策解读、各地方具体实践情况、如何规划等方面。一些文献以某一特点切入，如林亦平、陶林(2020)重点从田园综合体“综合”特点入手，分析其在特色、性质、深度与机制设计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并针对“综合功能”提出对策建议。一些文献偏重于研究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国家发展的价值及意义，如杨爱君、杨异(2020)研究了田园综合体与减贫、扶贫的关系；演克武、陈瑾论(2020)论述了田园综合体如何更好与旅居养老产业对接融合 [ 2 ]。更多的学者则依靠具体地方案例，提出田园综合体建设存在的不足，分析后给予对策并通过适当引申得出普适性建议，如郭蕾蕾、尹珂(2020)以重庆市忠县为例，研究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具体影响；向梦杰、方斌以江苏省溧阳市为例，分析县域田园综合体选址评价，并提出了建设路径 [ 3 ]。不同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重点让田园综合体研究持续发酵，但目前的研究中专门从政府视角出发的较少，政府的职能优势未能完全体现，尚未形成成熟研究体系，仍需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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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建设田园综合体意义及价值 建设田园综合体一方面顺应了农业农村发展趋势与历史性变化，为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联动发展提供了新支点。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势头正旺，产业融合发展速度变快，社会资本流向农业农村力度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增强。农村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组织方式多元化，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不断完善，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已经处于新方位，已到转型升级、全面创新的新阶段。另一方面，田园综合体建设充分释放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活力，加速了农村资源整合与开发，带动了城乡产业互动及融合，驱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统筹推进构建了新模式。与此同时，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传承了乡村文化，乡村治理获得深层次文化支撑，为延续乡村文明提供了新动力，为传承和发展我国乡村文化提供了新契机，为助力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治理提供典型样本和创新思维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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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田园综合体建设现状 3.1. 政策方面 2017年“田园综合体”现身于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肓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企业可参与、可带商业模式的城市元素与乡村融合的顶层设计，计划采用多方共建的方式，创新城乡发展，形成产业变革，重塑中国乡村的美丽田园。紧接着5月发布《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2017年田园综合体试点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件，明确立项条件、重点建设内容、扶持政策及建设试点，并提出六大支撑体系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同年6月发布了《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补充通知》等，更加清晰细致地规范了田园综合体建设，优化了建设方式，完善了项目申请细节。8月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力争到2020年建成300个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目标，2017年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发展总要求的指引下，“田园综合体”被当作连接融合农业农村产业链新模式 [ 5 ]。2018年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农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和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 3.2. 实务方面 2012年，田园东方创始人张诚结合北大光华EMBA课题，撰写并发表了论文《田园综合体模式研究》，并在无锡市相关政府部门及社会各力量支持下在“中国水蜜桃之乡”阳山镇实践了中国首个田园综合体项目“无锡田园东方”。中国第一个田园综合体诞生，得到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与重视同时也获得了成功，给予了后续各田园综合体建设信心。紧接着系列田园综合体快速成长起来，如黑龙江富锦长安镇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业+”为农业品牌打造了“稻梦空间”；四川成都红光镇启动实施“多利农庄项目”，重点打造突出高端农业综合体、农业双创载体平台及国际化乡村度假新体验的特色小镇；浙江杭州蓝城以“乡愁”为寄托，以给予“回乡人”“生动视觉、听觉、嗅觉”为目标建设了特色农庄。全国各地开始了不同规模的田园综合体建设，促进了本区域发展。另外，广西省南宁横县的“西津山水花卉休闲示范园”，深圳市龙岗大鹏新区的“现代都市田园综合体”，河北省南和县的“南和农业嘉年华”等各个鲜活的成功案例都向我们展示了田园综合体具有实践价值。 3.3. 整体分析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我国现有田园综合体主要分布在二线及以下城市，分布相对较散，数量位居首位的为东南沿海地区，其次是西南地区，西北、东北偏少。从田园综合体建设情况来看，我国田园综合体建设主要以地方特色为基础，“瞄准”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地方产业，并在此基础上依托各种建设项目进一步发展本区域农业观光、乡村旅游。 从政策与实务方面可以看到，各项政策接踵而至，各大田园综合体建设收成果凸显，既表明了政府对打造田园综合体的重视，也展示了田园综合体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了田园综合体的魅力。我国自田园综合体提出以来，全国18个省份开始试点建设，借力田园综合体的建设，走上了乡村发展之路。但我国田园综合体建设在近几年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项目停滞、同质化问题严重，因此后文将进一步分析现遇阻碍，以政府视角切入，探讨政府应该如何发挥田园综合体的政策优势并实现其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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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建设与发展田园综合体困境分析 通过对田园综合体相关政策梳理发现，除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概念外，其余文件没有对田园综合体进行准确定义，导致社会各界对田园综合体建设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也正因没有相对完备的定义和建设标准，田园综合体实际建设过程中“谁来建”“建什么”“怎么建”“建到什么程度”等基本问题尚未理清，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与发展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从政策发布时间衔接度就可以明确看到，2018年后田园综合体的政策衔接度明显减弱，全国大大小小的田园综合体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实在的难题，政府的职能优势没有完全体现，许多项目呈现出“规划热”现象，资金缺口过大、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导致项目被搁置的关键因素。 4.1. 利益构架不明晰，农民主位有偏移 由于政府缺乏对田园综合体构建理念的明确，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诉求点存在差异 [ 6 ]，田园综合体在建设过程中利益构架搭建方向发生偏离，多数采纳的意见或方案倾向于资本一方。本应是资方、农民、政府三方共同协商的项目，实际却演变为农民的利益被放到一边，遭遇“冷落”。一方面部分项目形式与内容双双脱离农民，仅仅将田园综合体建设简单理解为一个旅游开发项目或康养项目，将综合体建设曲解为变相的房地产开发，更有甚者将给乡村换一个新面貌，扭曲为打造有钱人旅游度假区和私人庄园会所。政府如若进行任性投资，民企再投机巧取，就会陷入房地产的怪圈，偏离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意义，丢失田园综合体缓解“三农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农民、资方缺乏有效沟通，加之农民利益未被重点考虑，农民自身对田园综合体建设的群众主体作用没能充分激发，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府热、群众冷现象。 4.2. 产业发展不多元，建设发展不平衡 田园综合体建设本是以农业为发展平台，以提升农业附加值为主轴，农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合理的产业体系是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关键。当前，我国政府的整体关注点有错位现象，一方面由于旅游收益见效相对快，我国田园综合体建设在涉及旅游方面做得较多，对产业关注度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水平低、技术缺乏、品牌建设意识滞后，导致以农业为基底的产业链很难做到持续延展。另外，产业结构设置不合理，导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遇阻。如湖南省建设的田园综合体目标本是以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主，但实际情况却表现为园区企业发展项目单一，农业品牌建设尚未起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受限或融合不平衡 [ 7 ]，与理想目标差距过大。 4.3. 缺乏横向学习机制，纵向支持力度不足 伴随各项政策支持，各地田园综合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国各省市已形成了多个大型中心项目，各区县小型试点数量更多，在尚不稳定及建设未成体系的情况下，数量太多反而影响了产业的融合深度，甚至影响了各项目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从横向上分析，大多田园综合体建设还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复制”阶段，创新内容较少，地方特色不明显。现有田园综合建设普遍存在特色与辨识度区分不明显，存在同质化与重复建设的现象，一层不变的“景色观光–采摘吃饭”“体验生活–农家娱乐”的运作模式出现在各大田园综合体项目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和较大的生存竞争压力。纵向问题则主要表现在政策衔接不够，大多政策较为笼统，另外，由于田园综合体项目涉及范围较广，需要的支持金额数额更是巨大，容易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利益协调复杂等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纵向支持环节出了差错。 4.4. 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乡村精神延续受阻 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在田园综合体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政府未能充分起到文化引领的带头作用，资方又过分注重经济收入，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承，终究会是得不偿失的。在田园综合体建设的过程中常常出现乡村文化资源被搁置、被遗忘的问题。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主要表现为，一是相关建设主体意识淡薄，农村文化队伍建设滞后，对文化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认识不足，未将乡村文化资源作为当地独特的宝贵财富加以利用；二是乡村文化资源处于“老龄化”状态，除了极个别有名的乡村文化资源外，由于挖掘或宣传的成本过大而被“冷落”的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