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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肉刑之“身体观”初探 杨儒宾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导论部分，涉及了“一项合理的测定”，但“由于重点所限”，并未加以讨论，那就是“气–身体”知识的产生“可能与原始的宗教体验或传统医学，也就是巫医的传统，脱不了关系” [ 14 ] 。因文献不足，这一问题很难确知，所以杨氏仅称之为一项“测定”，并未展开。然而，这一“测定”的提出，为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从原始的宗教体验着手，或许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肉刑背后所隐含的“身体观”题旨。 3.1. 肉刑的出现与古代祭祀 通常来说，肉刑是指强制造成犯罪者生理终身残疾的刑罚 [ 15 ] 。中国古代肉刑始于何时？大概难以确定具体年代。荀子(荀况，前340~前245)说“肉刑盖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矣” [ 16 ] ，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从现有的文献记录来看，早在尧舜时期，已经存在肉刑。《尚书·舜典》有“流宥五刑”的记载，汉代马融(79~166)注曰：“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中，除大辟是死刑外，其余都是残害身体的肉刑。古人的传统观念，根据《尚书·吕刑》，认为肉刑的创制是苗民而非尧舜：“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孔安国(西汉人，生卒年不详)传曰“三苗之主顽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杀戮无罪，于是始大为截人耳鼻、椓阴鲸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可见，肉刑起源于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主要用于惩罚敌对的异族人和战俘，战争攻伐的暴虐手段逐渐转化为刑罚，并将其作为法制的主要内容和惩治罪犯的基本手段。这种“兵刑同源，刑起于兵”的肉刑起源说，是为大多数史家所接受的一种观点 [ 17 ] 。 肉刑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夏、商、周三代，臻至成熟。夏朝初期，肉刑仍然只是应用于战俘和奴隶，同族人犯罪往往施以流刑，或者以金赎罪，若罪轻，则不过鞭扑而已。夏禹以后，肉刑逐渐运用到氏族内部，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汉书·刑法志》：“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王先谦(1842~1917)《 汉书补注》：“据此文知班以肉刑始于夏禹。”《晋书·刑法志》亦载：“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国……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可以说，三代的法制纯粹是残酷的刑罚制裁措施。 对于夏、商、周广泛使用肉刑这一转变，仅仅解释为“德衰”所致，或归因于“阶级矛盾深化”的产物，似乎不能从思想基础的变化给予全面的解答。笔者以为，肉刑的出现与转变不能忽视古代的宗教体验，特别是祭祀传统的发展，尤其祭祀中的“人祭”更与肉刑反映出的古代身体观有很大关联。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统治者长期信奉“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因而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肉刑称为“以神权法思想为指导的肉刑” [ 18 ] 。据史料记载，夏禹对鬼神非常虔诚，非常重视祭祀神祗。孔子(孔丘，前551~前479)曾赞美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 19 ] 。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作《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无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到了商王朝建立，殷商和奴隶迷信鬼神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 20 ] 。商朝统治者一贯宣称“有夏服天命” [ 21 ] ，并且制造殷氏族与天神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 22 ]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 23 ] 等都是《诗经》里的证明。既然夏、商如此重视“天命”、“天罚”的神权思想，祭祀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从《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说法可以看出。 “祭祀”简言之，就是一种通过用“礼物贿赂”祈求神灵赐福消灾或答谢神灵的宗教礼俗。祭祀需要供奉祭品，商代卜辞中最常见的祭品除了牛、羊、豕、玉帛、粮食、酒等，还有用人作祭品的“人牲” [ 24 ] 。在原始宗教的各种巫术与仪式中，人身献祭可以说是最残忍、也是在原始民族中施行最广的一种仪典。以人作祭品祭献神灵，古书称“用人”，后世称“人祭”。与肉刑一样，人祭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甚至更早。由于当时的深产力水平低下，战争中的战俘作为人，其价值无从体现，要被杀死以祭神灵。人祭现象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其记载的人数，多者每次达三百人乃至五百人，其次用一百人、三十人，少者五人或一二人不等。处理的手法有“伐” (砍头)、“岁” (割杀)、“施” (剖腹掏肠)、“俎” (腌制成咸肉)、“卯” (把人剖开)、“炙” (用一种铜制的外形似斗、底部有格的工具炮烙在人身上)、“焚” (焚烧)、“烹” (烹煮)、“醢” (做成肉酱)、“沉” (沉到水底)等 [ 25 ] 。凡此种种是否对肉刑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影响，笔者不敢妄言，但是作为与肉刑同时存在的人祭，确实反映出原始的宗教经验里，充当祭品的人体可作为与“神灵”、“天” (限于夏、商、周三代)沟通的介质，这种观念从一个侧面对我们探讨先汉肉刑的身体观题旨很有帮助。 3.2. 从“人祭”看原始思维中的身体观 造成原始宗教中实行人祭的原因很多，如果从身体观的角度对人牲态度分类的话，可分为两类：1)将被献祭者当作罪恶的化身；2) 将其当作神灵的替补者。对于第一种情形，有研究者认为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人类得罪了神，神就会降下灾祸，如洪水、干旱、瘟疫等等。为了平息神的愤怒，必须找出那有罪的人，将他祭献给神灵……在特定的时间，人们将所有的罪恶、不洁、晦气，统统转嫁在特地挑选出来的‘替罪人’身上，并通过将他处死献给神来驱除邪气与灾祸 [ 26 ] ”。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夏商至周初统治者极力垄断与天神交往的原因。只要成为上天确认的在人间行使刑罚大权的代理人，便可“尔尚辅于一人，致天之罚” [ 27 ] ，便可有恃无恐，“折民惟刑” [ 28 ] 。这种神权法思想对施用肉刑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例如以占卜形式揣测神意而决定惩罚，就是一种变相的“人祭”手段，借天意裁定，让人无法质疑和违抗。又如，肉刑的酷烈程度不断上升，以显示上天的强大威力；施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刑罚的神秘性和随意性呈上升趋势 [ 29 ] 。 对于第二种人牲态度，原本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在原始思维中，自然万物都具有与人一样的生命、情感和形体，而且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神秘互渗。初民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既然自然物也是人，而人类又有生老病死，所以在自然界出现大旱、洪水等反常现象时，原始人就认为自然可能像人一样，同样会生病、衰老、死亡，因此必须不断地给他补充生命力，甚至必须以新的神取代衰老的旧神 [ 30 ] 。这时，人牲便成了神灵的替补者，为了将人转化为神，初民必须举行隆重的原始宗教仪式——人祭。由此无论是人牲的挑选还是人们对人牲的态度，都具相当的神圣性，在早期，能够成为这种人牲的只有巫师兼国王 [ 31 ] 。 传说商朝建立之初，七年大旱，经过占卜，要以人祭天才行，于是商汤王“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此事在《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等古籍中均有记载。著名学者郑振铎(1898~1958)在〈汤祷篇〉解释说：“汤之将他自己作为牺牲，而剪发断爪，祷于桑林，并不足以表现他的忠心百姓的幸福，即正是表现他的万不得已的苦衷。这乃是他的义务，这乃是他被逼着不能不去而为牲的 [ 32 ] ”。但是，这种原始的人祭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发生了演变：最初，人们以国王(或国王自觉地)作为祭品，后来国王们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再也不愿成为献祭的人牲，于是人牲的身份逐渐从国王下降为王子、王室成员、贵族，最后终于成为战俘、奴隶，由他们装扮为神来献祭 [ 33 ] 。这说明，人与“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在身体观方面得以表现，进而影响肉刑的发展呢？我们将从先汉“气论”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