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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双向度、多维度的自由社会 极权主义特定的政治谋划和技术理性的异化通过对人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维度的压制和剔除，使人不能也不敢从本质上去想象一种与当下不同的生活。而这种单向度现象正是现代人不自由的根源。“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都应内在地包含有两个相对的‘向度’，即认可的‘肯定性向度’和批判的‘否定性向度’，两种向度的存在使人成为一个有觉悟力、有创造性的理性主体，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包容力和内生力的活动场景。” [ 2 ] 因此，获得自由意味着摆脱单向度的生活状态，马尔库塞在书中曾对“自由”这一命题做过否定性描述，他认为极权主义下的发达国家纵然以空前的技术进步掩盖了社会制度不合理的现实，但这些“福利国家仍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的全面管理有条不紊地限制了：(a)‘从技术方面看’可以获得的自由时间；(b)‘从技术方面看’可用于满足个人根本需要的商品、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c)能够理解和实现各种自我决定的可能性的才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 1 ] 可以看到，这段话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浓缩了马尔库塞的自由观思想。 1) 可以获得的自由时间 在展开论述之前，一种错误的认知应当被澄清，即把“自由时间”等同于“闲暇时间”。马尔库塞在书中的一条注释中写到，“‘自由’时间并非‘闲暇’时间，后者盛行于发达工业社会，但就它受商业和政治支配而言，它是不自由的。’” [ 1 ] 可见，发达工业文明下的极权社会利用自身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所占据的统治性地位，强制性地灌输给人们一种固定的、单向度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使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拥有丰富的夜生活和娱乐至死的新媒体作为放松，使他们在经历了一整天非人的苦役之后，忘却了生活的不幸和制度的不合理，反而乐在其中。卢梭的名言被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可见极权社会对人的控制已不再局限于工作时间，而是渗透到日常的闲暇时间中。这意味着，即使人们获得了闲暇时间，他们也不懂得如何去运用这份闲暇去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因此这种闲暇时间本质上不同于自由时间。 在极权社会，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作为完全对立的两极而存在，二者都受到社会的管理约束，同样进行着“零和游戏”的博弈，即在社会总时间恒定的前提下，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意味着自由时间的缩减。而在自由社会中，二者找到了自身的同一性，因为在这里，劳动时间就等于用来休闲、发展和实现自身类本质的自由时间，劳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顺应社会的虚假需要和统治者的意志，而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向往和追求。 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这种对立是由于劳动被赋予了不同的层次和规定性所导致的。吴宏政教授在其论文《劳动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对这一“不同”做出了详尽的论述，他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延伸为“劳动双重性”理论——将劳动再区分为作为“谋生意义”的劳动和作为生活第一需要的“生活意义”的劳动，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的二重性’概念，可延伸形成一种新的符合马克思思想的观点，即人的生命的本质的双重性是‘自然生命’和‘类本质’的统一。正是人的生命的本质的双重性，与劳动的双重性即作为‘谋生的手段’的劳动和作为‘人性的目的’的劳动有紧密联系。” [ 3 ] 当代极权社会作为发达工业文明与政治谋划相结合后的产物，其劳动必然仅仅是作为“谋生意义”的劳动而存在，虽然机械化进程不断降低着劳动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但这种劳动本质上“是对生命力的一种长期占有、消耗和麻醉，是一种非人的苦役，甚至是更使人疲惫的苦役，因为机械化加快了劳动速度，控制了机器操作者(而不是产品)并把工人们相互隔离起来。” [ 1 ] 因此，极权社会中的劳动带给人的是痛苦而不是愉悦，是对人的自由的剥夺而不是保留。于是，劳动与自由、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也就在所难免。诚然，“谋生意义”的劳动先于“生活意义”的劳动，因为“谋生”是“生活”的前提。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进，社会也终将走向自由：“在其中，先前的生产目标第一次变成了为实现其自身的需要和才能而设计和使用其劳动工具的个人。人们将破天荒第一次自由地、集体地行动，从而虽身处限制其自由和人性的必然性之下却又与之抗争。” [ 1 ] 劳动由此超越了谋生的意义，成为了现实的个人所追求的生活目的，到那时，“勤劳”不再被当作一种美德而加以歌颂，而成为了人这种趋利避害的动物所拥有的本能，劳动与自由获得了它们辩证的统一。 2) 可用于满足个人根本需要的商品、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 这是自由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极权社会之所以是一个自由匮乏的社会，正是“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 [ 1 ] 而这种经济上的技术协作不仅没有满足个人的根本需要，反而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它通过制造各种虚假需要并将其强加于人来确保其统治的发生。马尔库塞将“‘从技术方面看’可用于满足个人根本需要的商品、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自由程度的尺度，这就说明了“根本需要”与“自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根本需要呢？马尔库塞认为，根本需要决不是“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的虚假需要，而是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真实需要，这种真实需要构成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尽管他在书中没有对两种需要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在字里行间也明显透露出他对于虚假需要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 [ 1 ] 既然一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取决于对人的根本需要(真实需要)的满足，那么该如何判断一种需要是真实的或虚假的则至关重要，马尔库塞进而提出了二者的评判尺度，并认为这一尺度的内容及其客观性是一个历史范畴，这是因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两个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具有不同的界定标准，而且对两种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客观因素。但即使是这样，马尔库塞还是从历史长河的各个具体时期中抽象、总结出一条具有普遍概括性的标准：即“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 [ 1 ] 并且，任何的外部机构都无法充当这一评判标准的权威，对于何种需要是真实的或虚假的这一问题，马尔库塞认为应交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不幸的是，随着技术理性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即使是最普通的基层劳动工人也能享受到和他的老板一样体面的生活——阶级开始走向同化，这无疑对虚假需要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只要有商品被不断地从上层抛售出来，这些商品便立即被转化为人们的虚假需要，成为极权社会实施操纵的媒介，一切个人将一直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而他们的决定也就不能成为发自内心的在自由状态下做出的决定。他们无法清楚地判断出哪些是自己的真实需要，哪些是社会强加于自己的虚假需要，甚至把虚假的需要本末倒置地当作自己的根本需要，人们由此而失去了打破现存制度，追求自由的主观意识，因为“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 [ 1 ] 虚假需要对自由的破坏性作用在这里显露无疑，它使自由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死循环”，因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 [ 1 ] 王继承教授在其论文《对马尔库塞虚假需要理论内在逻辑的透视及批判》中，将虚假需要的功能逻辑概括为三点，分别是“第一，隐蔽功能：遮蔽了人的需要实际上是资本扩张的需要。”，“第二，欺骗功能：以牺牲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来筑牢资本统治。”，“第三，强制功能：人的需要是由外向内灌输。” [ 4 ] 需要的产生是消费行为得以实施的前提，极权主义通过对消费动机源头的把控，使人民心甘情愿地为技术理性所制造的大批量商品买单，人们在日益提高的富足生活中逐渐丧失了其获取自由的潜在武器——批判思维和否定思维，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因此，一个自由健全的社会，其社会生产目标，应以每一个个体的根本需要的满足为导向，并将这一需要的判定逻辑归还给个人。 3) 能够理解和实现各种自我决定的可能性的才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这是自由在个人层面的体现。马尔库塞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个人，除了社会为其提供的自由时间和对其根本需要的满足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什么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这一发展，具备独立的否定性思维，并对事物保有批判性的内心维度以及双向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而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则取决于社会在文化、语言、主流逻辑等领域对人所施加的影响。 第一，自由社会在其文化领域中应表现为高层文化的复归。在极权社会中，高层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否定向度——与社会现实相对抗的批判性与超越性特征——反而成为了它的原罪。这一特征本可以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批判性武器，但它遭到了统治者主观性的强制改造，变为一种堕落文化并通过文学艺术和爱欲的“俗化趋势”表现出来。文学艺术中那些曾经用来表达否定、超越、批判的因素不是在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苟且偷生，就是正在被技术理性的统治力量所清除，于是它们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栖身之所，最后沦为社会中屡见不鲜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因为极权社会“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 [ 1 ] 此外，被马尔库塞把爱欲看作人类的自由个性得以发展的解放力量，然而在极权统治下，爱欲被降格为纯粹的性欲，变得俗不可耐，它同文学艺术一样被逐步纳入了商品范畴。这样一来，整个高层文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几乎变得唾手可得，它不再通过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传递这个社会所没有的超越性思想，反而走向了“压抑的反升华”，腐化为一种单向度文化。“如果人类社会还想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跳脱出一种物化的理想，使得人的精神再次可以自由得到升华，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 5 ] 第二，自由社会在其话语领域中应表现为辩证语言的普及。同“高层文化”的遭遇一样，语言也被剔除了用以表达否定、超越、批判的因素，成为了单向度的语言。这种语言势必会“使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出现话语领域中的操作主义特征，事物的意义也因而被封闭在指称这一事物的语词中而得不到发展，“名”与“实”之间的矛盾不是被解决而是被压制，于是话语领域中的对立面被调和，抗议和拒绝被消解其中，语言成了极权主义者的统治工具。这种“奥威尔式的语言”，造成了语言表述上的混乱，并被统治者大批量的复制和再生产出来并加以无休止的重复，进而输送到大众的思维逻辑当中，内化为他们的潜在性意识。此外，极权主义的语言具有一种特殊的句法结构，“它们共同拥有一种叠进和省略的句法，此种句法创造出把有慑服力的、僵硬的具体性强加给自身的凝固形象，从而切断了意义的发展。” [ 1 ] 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通过人格化语言促进了个人的自我认同；通过连字号的省略用法把“指谓完全不同范围和性质的术语硬行结成一个牢固的、坚实的整体” [ 1 ] ；通过缩略语删除了语词中的超越性涵义并使其固定为官方术语。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单向度的语言必定导致单向度的思想，阻碍自由的实现。由此，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语言的对立面——辩证语言，他将这一解放式的语言归为批判思想和批判意识，因为它保留了历史(时间和记忆)中的否定性因素，“它反对话语和行为领域的封闭；它为把封闭领域理解成历史领域从而打破和超越封闭领域的各种概念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它决不推行一种不偏不倚的相对主义，而是在真正的人的历史中寻求真与假、进步与倒退的标准……当这种批判意识发言的时候，它讲的是能够打破封闭领域的话语领域及其僵硬结构的‘认知语言’。” [ 1 ] 因此，马尔库塞的自由观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双向度的辩证语言。 第三，自由社会在其思维领域中应表现为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取代。形式逻辑作为极权社会的统治逻辑和技术理性得以建构的基础，使人们在摆脱物质匮乏的同时，也成为了技₈术的奴隶。形式逻辑打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与统一，用逻各斯取缔了爱洛斯，从而将历史的辩证法以及对现实的颠覆性力量从社会的思维领域中清除了出去。因此，事物的实存和真理之间、事物的显相本相之间不再对立，思想变成了“纯粹的思想”。“可见，在形式逻辑中，思想与现实脱离，双向度中的自由向度被消解，变成了只有现实存在的向度。这导致的结果是，潜能与现实、本相与显相、必然与应然之间的否定性和对抗性力量不复存在。” [ 6 ] 而要想击败独断专行的形式逻辑，则要诉诸于辩证逻辑中的否定性力量。辩证逻辑作为一种双向度的思维，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向度和必然向度，它的逻辑结构是随着对象结构中的矛盾发展而不断运动的，它承认在“事物是什么”和“事物应当是什么”之间、潜能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紧张性张力，因而它是具有某种内在的否定性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