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自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显著增加。教育人数的增加导致的部分学校生源质量下降，高校关注的重心由教学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等导致高等学校的教学资源向研究方向倾斜、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微型计算机等智能设备的应用，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应用使得学生受到的“诱惑”大大增强，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新的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2. 传统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多的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模式，而高等学校通常面临课程多、学时少的问题，讲授法的教学模式可以在有限的时间中，尽可能多的传授学生更多的知识。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问，举例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尽管如此，传统的教学方式仍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 1 ] [ 2 ] [ 3 ] 。 2.1. 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下降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随着课堂教学的逐渐深入，学生在上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同时随着内容的逐渐增多，知识体系的逐步加深，课程难度的逐渐增大，部分学生由于进度没有跟上，上课的兴趣会下降，甚至有学生迟到或者缺勤。 2.2. 师生交流时间少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由于课程内容较多，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出充足的时间与同学就某一知识点、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有一主体，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主动，面对提问，很少有举手甚至是主动回答问题的。这两面的因素导致在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偏少。 2.3. 作业抄袭，同质化严重 课后习题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是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课堂知识的重要补充部分。学生独自自主的完成课外作业将有利于掌握课程知识，提高对知识的理解。但是，在高等学校教学过程中，学生之间相互“借鉴”，抄袭作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作业同质化比较严重。
system: [SYSTEM]

user: 3. 智能设备所导致的新的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品的普及，智能设备的使用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高校教学的一位老师，见证了智能手机在学生、教师群体中的广泛使用。然而以智能手机为主的智能化设备对传统的教学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随着网络和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以及小说、电影、电视剧、游戏等网络资源的不断丰富，智能设备的使用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学生在课堂内和课堂外对各学科课程的学习活动受到极大的干扰，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有些班级已开始采取行动。如有的班级要求大家在上课之前将手机集中起来装在手机袋中。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班长或学委不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来实施；另外在课堂教学中，也有学生使用多个手机来避免“收手机”这一问题，从而导致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基于国家对新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而新的问题也将进一步导致传统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如何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学习的效率是目前教学活动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立足于智能化设备的使用，满足学生“玩”的天性，采用智能化产品与传统教学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从课堂教学、课外教学、课程考核、三方面对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学习效果进行了初步探究和思考。
system: [SYSTEM]

user: 4. 智能设备在传统的教学中的探索与研究 4.1. 课堂教学 4.1.1. 课堂点名 传统的课堂点名方式通常按照点名册的学生信息依次顺序点名，该种点名方式对于小班比较方便，点名所占用的课堂时间较少。但是当遇到大班教学的时候，由于人数众多，点名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较大；而且由于人数较多，不能排除某些同学会“代答到”的情况出现。当采用抽查的方式进行，仍然不能排除“代答到”的情况出现；同时，某些同学还会存在侥幸的心理，试图蒙混过关。 针对以上问题，采用智能化设备和教学类App进行课堂点名。例如，依靠“教学派”软件，采用智能手机GPS定位的方式或者蓝牙功能快速匹配的方式进行签到。具体可以采用下面的策略，在一定距离的范围(比如说10米)内的签到视为有效签到，对10米以外的签到视为可疑签到，具体的点名结果在手机上即时显示出来，显示结果一目了然。当然这种点名方式仍然会出现漏洞，比方说上面提到的“可疑签到”和未签到，针对以上签到和“未签到”的同学可以采取传统的“点名签到”方式进行人工复核，缩小签到所占用课堂教学的时间。 4.1.2. 课堂教学 讲授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得到了广泛地使用。使用该方法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传授尽可能多的知识点，可以极大的提高讲课的效率。但是讲授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讲授法难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学生容易走神、“出小差”等；另一方面，随着智能化产品的普及和广泛使用，使得在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上课时玩手机的情况，并且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学习效果。此外，在讲授的过程中，老师很难关注到每个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感知情况，或者有时候老师了解到某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确实存在困难，但是由于考虑到整体的教学教学效果，也会按照既定的章程授课，忽略了少数学生的学习情况。 针对以上情况，教师可以采用智能手机和教学软件对学生的课堂教学活动的内容及形式进行调整与改进。 1) 讲授法与视频教学相结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以讲授的方式对课文中的主要知识点进行解释归纳总结；在讲述的具体的问题和现象的时候，则可以采用教学软件将相关教学视屏推送到学生的智能设备上，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在教学方法转换的过程中，更容易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2) 课堂检测与反馈相结合。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为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通常会在课程上讲解例题，有时会布置少量作业并及时讲解。但实际教学中，仍然有部分学生对问题或作业置若罔闻。通过智能设备，可以将例题和课堂作业快速发送给全班的学生，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题目，通过手机、pad等拍照及时反馈给教师。哪些学生没有做题，哪些同学认真做题都会及时在教师智能设备上显示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老师可以根据反馈的效果对学生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有较好的了解，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的形式和内容。 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题目应尽量覆盖本节课的重要知识点；二、题目的难度要适当，不要太难，以免占用过多的上课时间；三、在出题的过程中，应采用随机出题的方式，保证每位同学接收到的题目不完全雷同，从而避免抄袭。 4.2. 课外教学 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和较大的知识储备是一对矛盾体。课外学习一方面包含课外知识储备的建立，也包括为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所布置的课外作业。在传统课外教学过程中，广泛的课外阅读是构建知识储备主要途径，但是教师却很难获知学生课外阅读的数量与质量；课外作业质量通常会作为对学生课外学习的主要评价标准，但却难以避免课后学生间抄袭作业的问题。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教师可方便的获取各种资料，智能设备的普遍应用，可以促进学生丰富的知识储备的建立。而智能手机作为一个良好的传播工具，可以及时将最新的应用、最前沿知识点及时传送给每一个学生，引导学生向更高水平迈进。另一方面，智能设备的合理使用，让教师能够将课后习题快速发送到学生手机上。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后习题之后，并将已完成内容将上传至教师智能设备上，教师审核之后以分数的方式及时显示到系统之中并作为学生考核成绩的一部分。为了减少抄袭的问题，可以对相同的分数进行匹配，并进行人工复核，确认抄袭之后，可以将结果反馈到相应学生，减少学生作业抄袭的程度。同时，学生可以及时查看各次作业成绩，并根据成绩及教师评语，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方法。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通常由于时间地点的阻隔，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学生在生活、学习、情感、考研、找工作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都很少与教师进行交流。 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在课堂之外，学生可以方便的和老师谈心，探讨学习、生活、情感、考研、工作等方面的事情。提高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纽带，增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感情，促进师生关系良性友好的发展。 4.3. 教学考核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检验学生某一阶段的学习效果，会在学期结束时安排期末考试外，有些课程甚至会安排月考和期中考试。尽管如此，这种考核形式，仍然有其局限性。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或者月考，仅仅对学生一阶段的学习进行考核，其以最终的成绩为导向，从而让学生忽略了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也容易造成了一些学生“临时突击”的学习习惯。如何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学习自觉性成为“过程教学”过程中的难点。 以问题为导向，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可行性的方法之一。在以问题为导向的过程中，丰富的网络资源为我们提供工了大量的考核素材；智能在校园的普遍应用，使得学生可以更加便捷的获得这些网络资源(包含教学视屏、课件、应用、试题等)。面对海量的教学资源，如何有效的提出问题成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针对此问题，可以采取以下途径。组成教学组对网络上的某些资源进行归类和提炼，设置成相应的问题。问题的设置应满足以下的几点原则。一、问题的设置要与相应的知识点相联系，要覆盖到课程学习中的重要知识点。二、问题的设置因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关系，可根据问题的复杂及难易程度，使用教学软件对每个问题进行难以程度的标记。三、设置的问题应具有普遍性、新颖性及实用性。问题的普遍性让学生对传统的应用范围有深刻的理解；问题的新颖性则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开拓学生的视野；实用性的问题则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在分析和解答问题环节，教师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摄像功能，将具体的分析思路，解答步骤录制下来，并上传到网上。学生通过智能设备中相应的教学软件下载视频。教师则对学生提交的答案和问题解决方案，及时进行评价和反馈，最终以分数或者等级的方式提交到教学系统中。将传统的考核形式转换成平时学习考核的一个过程，从而让学生在平时自觉主动地完成相应的课程学习。
system: [SYSTEM]

user: 5. 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普遍使用，给教学带来新挑战之际，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智能手机等智能产品在课堂上的使用，“堵不如疏”；如何使用智能化设备促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则是本文的主要出发点。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探究，不难看出，智能化设备在现代教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智能设备在课堂教学、课外教学、课程考核方面，将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相互结合，可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课堂上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结合，更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丰富的网络资源极大的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考核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返回抑制(IOR)是个人对目标出现于新位置的提示线索比先前出现过提示线索的位置的响应更快更准确的一种机制。本研究采用经典的线索-靶刺激范式，与空间非预测性提示线索白色箭头结合起来，反复触发对靶刺激冒号的关注。结果表明，出现了显著的返回抑制现象，但方向性和有效性之间无交互作用。这些发现表明，外围有向提示触发的返回抑制现象与自动定位无关，并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行为和神经方面的证据。 关键词 :方向性，有效性，返回抑制，时间间隔，ERP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前言 返回抑制现象最早在空间维度中发现，反映了被试对先前注意过的位置或物体进行反应时所表现出的时间滞后现象(Person， 1980)。在Person和Cohen的研究中，采用突然变亮或变暗的方法，对空间某一位置进行线索化，紧接着被试对出现在该位置上的靶刺激进行反应，得出两种不同的结果。如果线索和靶子呈现的时间间隔(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SOA)，小于300 ms是促进(易化)，靶刺激和提示线索位置一致时反应时快于靶刺激和提示线索位置不一致的反应时；300 ms之后则表现为抑制，此时的抑制作用现象被称为返回抑制(IOR) (Posner et al.， 1985)，即靶刺激和提示线索位置不一致的反应时快于靶刺激和提示线索位置一致时的反应时。 在传统文献中描述的注意力是由两种机制之一来完成的：内源性注意，指的是产生注意力的分配；和外源性注意，这是指响应于突发的周边事件从而通常注意力的自动分配(Jonides， 1981; Posner， 1984; Klein， 2000; Chica et al.， 2011)。两种机制的描述得到一些证据的支持，表明通过内源性和外源性注意取向所参与的行为特征和神经系统是不同的(例如，Chica， Bartolomeo， & Valero-Cabre， 2011; Corbetta & Shulman， 2002)。 返回抑制的最经典范式，采用的是线索一靶刺激范式(Person， 1984)。这个范式中，首先，屏幕中央水平呈现三个大小相同的小方框，要求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的眼睛一直盯住中心注视点。随后，两边某侧的某个小框(外源性线索)突然加亮或涂黑；或是在注视点处呈现一个指向外侧小框的箭头(内源性线索)，即进行位置信息线索化，最后，靶刺激随机出现在外侧线索化小框或非线索化小框，此时被试需立刻做出反应。用电脑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对出现在线索化或非线索化的小框中靶刺激的反应时进行比较，若前者短于后者，则为促进，若前者长于后者，则为抑制(Person， 1984)。 众所周知的返回抑制(IOR)，其指的是没有出现提示信息的位置比在出现过提示信息的位置处响应时间更快(Posner， 1984)。但是在中央空间提示线索通常产生长期的促进作用：即使在预期的而不是在意想不到的位置，即使在较长时间(例如，1000毫秒)也可以观察到持续的促进作用：个体通常对靶刺激与中心提示线索的位置一致的反应时比靶刺激与中心提示线索位置不一致的反应时更快(Funes， Lupiáñez， & Milliken， 2007; Posner， 1980)。同样，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在最短的SOA (150 ms)时也出现了返回抑制现象，即在短时间内没有出现易化作用而是出现了抑制作用(Berlucchi et al.， 1989; Dodd & Pratt， 2007; Tassinari et al.， 1994; Tassinari & Berlucchi， 1995; Tassinari et al.， 1989)。心理学家解释说，人类认知过程的是可适应的，更是灵活多变的，其中IOR就是反映其适应性与灵活性的一种机制，促进注意力转移到先前没有注意过的新位置，并阻止重新定位回到先前已经注意过的位置(MacInnes & Klein， 2003; Ivanoff & Taylor， 2006)。根据这种“重新定位假说”，可以发现注意脱离对产生IOR有至关重要的效果：当注意力被外周提示吸引时，提示线索首先产生促进作用；在几百毫秒之后，注意力与提示位置脱离，此时抑制作用开始，防止注意力返回到该提示线索的位置。另外，一些人(例如，Klein， 2000)也已经关注到这种脱离接触的注意力，他们发现IOR效应对于不同任务具有不同时间过程的基础，例如，在更长的SOA上同样可以观察到IOR现象(Lupiáñez， Milan， Tornay， Madrid， & Tudela， 1997)。基于此本实验在实验一中设计不同的SOA间隔：150 ms、300 ms、800 ms、1200 ms、2400 ms，来全方面考虑将箭头从中心提示线索改为外侧时的各种情况。 最近，Martín-Arévalo等人(2013)结合了非线索性外侧提示和非线索性中心线索，以证明与IOR效应的分离和空间注意是非自愿定向的。在他们的实验中，通过在四个位置(上，下，左，右)中的一个位置呈现显着的提示来操纵外围提示，并且通过指向四个潜在目标位置之一的中心提示操作非自愿导向。结果表明：无论中央线索如何运作，周边提示和中心线索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达到显着水平(Martín-Arévalo et al.， 2013)。有方向性的提示线索(例如，注视脸部，注视眼睛或箭头)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对靶刺激的注意有重新定位的作用(Friesen & Kingstone， 2003)。虽然中心有向提示线索，如注视线索和箭头线索已经被证明在长时间间隔或短时间间隔下产生了重新定位作用(Friesen & Kingstone， 1998)，但是Green和Woldorff (2012)提出了空间冲突解释他们使用预测性箭头提示在非常短的间隔时间找到更长的反应时的结果，即提示线索与靶刺激出现位置不一致的无效试验与初次出现位置一致之间的冲突，可能由持续提示线索引起。因此，Green等(2013)审查了无线索性箭头效应的时间进程，发现短时间条件下并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易化作用，但是在长时间线索下，两个最短SOA处观察到显着的易化作用。他认为，易化作用仅在提示线索和目标靶刺激(有较长持续时间)的时间重叠中发现。因此他们建议此结果支持空间不一致的解释，而不是自动注意力的选择。Gayzur等人(2014)还审查了非预测的凝视线索的时间过程，发现短期的线索导致SOA短期的易化作用，认为长时间的线索引起了短期和长期SOA (解释为自动定向)的易化作用。Martín-Arévalo等(2013)在较长的SOA处理长时间的箭头提示，他们发现目标靶刺激出现在指示位置时反应时更快，这反映了指示位置的自动注意分配能力。当空间冲突与短期SOA长时间相关时，长时间内中心线索与长期SOA的目标在时间上重叠，其结果的反身定向与长期持续时间似乎有关。无论对中央提示效果有不同的解释，IOR都可能发生在注意力被自愿或非自愿地从参加地点脱离时。虽然有一些证据反对IOR的“重新定位假设”，但是需要进一步的通过实验来提高这种分歧的有效性。 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性提示信息对IOR效应引起的有效性，本研究拟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采用经典的线索-靶刺激范式的程序并将中心提示线索箭头出现位置改为两侧向对侧指向作为非预测性的提示线索，研究的目的是不用中心提示线索(Berger et al.， 2005; Chica et al.， 2006; Martín-Arévalo et al.， 2013)，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的SOA下IOR效应和自动注意之间的离解的神经相关性定向性。首先，呈现注视点，接着注视点两侧之一的位置出现提示线索(有向提示线索箭头或无向提示线索横杠)，最后对目标靶刺激冒号进行反应。根据上述研究设想，本研究预期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即不同的SOA下，可能都有返回抑制现象出现，且IOR现象的分离和空间注意是非自愿定向产生的。
system: [SYSTEM]

user: 2. 实验一方向性提示线索下不同SOA对返回抑制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河南大学在校大一志愿者26名(男13，女13)，年龄17~22岁(平均18.73岁，标准差为1.22)，所有被试为右利手；母语为汉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实验后给予一定的报酬。 2.1.2. 实验材料与设备 全部实验中均以指向左或右的箭头(“ ”或“ ”)为提示线索；以“：”为目标靶刺激。注视点出现在屏幕的正中间为“+”。屏幕背景为黑色，刺激为白色。 整个实验在安静、微暗的实验室里进行，眼睛距屏幕60 cm。实验过程中一直注视屏幕中央注视点位置，对靶刺激进行按键反应。使用联想PC170614-ULBD台式计算机运行实验程序，在21英寸显示器上呈现实验刺激，屏幕分辨率1920 × 1080，刷新频率100 Hz。 应用SPSS 20.0统计软件对行为和ERP指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2.1.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 (方向性：有向、无向) × 2 (线索有效性：有效、无效) × 5 (SOA：150 ms、300 ms、800 ms、1200 ms、2400 ms)的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1) 方向性，指有向性箭头提示线索和无向性横线提示线索，共两个水平；2) 线索有效性，指提示线索和目标线索一致性关系，有提示线索和目标线索位置一致的有效线索和提示线索和目标线索位置不一致的无效线索，共两个水平；3) 不同的时间间隔，共五个不同的SOA水平。因变量为行为反应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采用E-Prime 2.0软件编制实验程序，每个试次流程如下(图1)：1) 注视点呈现时间为1000 ms；2)指向左或右的箭头或者横杠在注视点两侧的一侧出现作为提示线索，时间为200 ms；3) 不同的SOA，共5个不同的SOA：150 ms、300 ms、800 ms、1200 ms、2400 ms；4) 靶刺激出现在注视点的一侧并进行反应，按键反应时间最长为800 ms。实验指导语要求被试在不出现靶刺激时不反应，在出现靶刺激时既快又准地按键反应，其出现在注视点左侧按“F”键；出现在注视点右侧按“J”键。 实验呈伪随机顺序进行。每组中有4种条件随机呈现。正式实验开始前练习16次，正式实验共400 试次，200试次时休息一次，共需约20 min。 图1. 实验一流程图 2.2. 结果与分析 行为结果与分析 在线索–靶刺激任务中，被试在不同的SOA条件下对靶刺激的平均反应时如表1所示，其中正确率低于80%，且反应时间低于100 ms或超过800 ms的不做分析(练习试次不计入数据分析)。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2 (方向性：有向、无向) × 2 (线索有效性：有效、无效) × 5 (SOA：150 ms、300 ms、800 ms、1200 ms、2400 ms)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SOA的主效应显著，F(4， 25) = 27.835，p < 0.0001， η p 2 = 0.517；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显著，F(1， 25) = 32.309，p < 0.0001， = 0.554，表明了线索化位置上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非线索化位置上的反应时，即出现了IOR效应；方向性主效应不显著，F(1， 25) = 0.55，p > 0.05， η p 2 = 0.021。对于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方向性和线索有效性交互作用显著，F(1， 25) = 12.179，p < 0.05， η p 2 = 0.319，方向性和SOA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5) = 2.304，p = 0.089， η p 2 = 0.081，线索有效性和SOA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5) = 0.601，p > 0.05， η p 2 = 0.023。方向性与线索有效性、SOA三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F(2， 25) = 1.56，p > 0.05， η p 2 = 0.057。 对方向性和线索有效性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有方向和无方向的条件下，有效线索的反应时均大于无效线索下的反应时p < 0.001；无效线索下，无向比有向条件反应时更短p < 0.05。各种条件下线索与目标位置一致时的反应时减去线索与目标位置不一致时的反应时的差值，正值表示返回抑制量的值。图2统计结果显示，不论有向还是无向提示线索，与靶刺激出现位置一致时反应时总大于与目标位置不一致时的反应时。 Table 1 The average response of the cue-target stimulus paradigm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ms 有向 无向 有效 无效 有效 无效 150 ms 421.13 ± 45.7 399.31 ± 41.63 410.55 ± 44.86 403.33 ± 52.82 300 ms 409.60 ± 47.55 380.88 ± 41.86 407.59 ± 47.41 395.17 ± 44.61 800 ms 392.48 ± 35.64 370.80 ± 41.41 397.60 ± 40.72 380.47 ± 40.91 1200 ms 381.56 ± 39.58 350.09 ± 35.24 370.27 ± 36.90 368.03 ± 42.92 2400 ms 385.81 ± 47.30 374.369 ± 33.77 377.47 ± 35.22 363.87 ± 39.04 表1. 各种条件下线索–靶刺激范式的平均反应时(ms) 图2. 各个条件下对目标刺激的平均反应时(ms) 2.3. 讨论 从本实验结果看，对比有向有效条件与无向有效条件，可以看出两者反应时在SOA为150 ms时，有效提示反应时长于无效反应时，即出现了IOR现象。即使在最短的SOA (150 ms)时也出现了返回抑制现象，即在短时间内没有出现易化作用(与Berlucchi et al.， 1989; Dodd & Pratt， 2007; Tassinari et al.， 1994; Tassinari & Berlucchi， 1995; Tassinari et al.， 1989等研究结果相一致)。 尽管方向性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但是从数据趋势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所有的SOA条件下有向有效条件比有向无效情况下的反应时更长，即方向性箭头对人们的注意选择有影响，会在无形中将注意引向箭头指向的方位。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SOA为150 ms时，被试的平均反应时最长，且整个平均反应时随着SOA逐渐增加而逐渐变短，即SOA越短人们所需要的反应时越长，SOA越长给予被试的准备时间就最长，此时人们所需的反应时相对就越短(与Martín-Arévalo et al.， 2013的研究相一致)。 因为本实验没有发现方向性提示线索的主效应差异，根据以往研究结合实验一结果，实验二选取产生IOR现象最为稳定的SOA值，即700~900 ms随机呈现。因此进一步运用ERP技术，探究IOR现象更为精确的获得时间加工进程的动态。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讨论 本研究采用的是经典的线索-靶刺激范式，并在提示线索的位置上进行的创新。将先前提示箭头在注视点处，改为注视点左右的任意一侧，指向方向为对侧。本实验之所以没有将箭头放在注视点是为了遮挡一处，将内源提示线索和外源线索信息结合，进一步对注意选择加工进行探究。这与先前研究有所不同，如果结果依然出现返回抑制现象，那么更能说明人们的视觉加工系统会自觉对已经加工过的位置信息有抑制现象，即再次印证了“重新定位假说”。本实验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将原有实验和创新后的实验进行分类，如果放在一起，可以对比同情况箭头位置差异对注意选择的影响等。 无论是多种条件下SOA的行为实验还是运用ERP技术后，在统计学上都没有发现方向性条件的主效应差异。这很可能是实验设计时由于提示信息有效性和无效性比率问题引起的。这里箭头朝向的位置是对侧位置与目标出现的位置可能是同侧位置的意识冲突，且提示信息与目标信息都为最简单的白色符号，不足以引起被试的注意系统的反馈等问题。如果将提示信息复杂化，如用文字或者面孔凝视来作为提示信息，结果可能与当下有所不同，方向性的主效应也许会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中两个实验的提示信息的有效与无效比率均为50%，如果将提示信息有效性设计为60%或70%，IOR现象也许会更为明显，结果可能与Wight和Richard研究一致，在高有效性线索条件下，目标出现在线索化位置的概率大，在低有效性线索条件下，目标不出现在线索位置的概率大，为使得搜索更有效，这是无需引发返回抑制；而在目标出现位置不确定时，在非信息线索下才引发返回抑制，即返回抑制受目的驱动，受到人的控制。如果将本研究进行分组对照，一半被试做提示信息有效性为60%的实验，另一半做提示信息有效性40%的实验，结果应该大有不同，对比两者可能会有新的结果，这可以在后续实验中进行探究。 最简单的方向性提示箭头，在人们的注意加工系统中使用的是自动的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事物是复杂的多样的，大脑对此的加工不可能与箭头加工方式完全一样。同样，道路的走向，文字的阐述，人的肢体动作，表情，情绪等都可以作为方向性指引标志。而且更加复杂精细的事物，会运用到更多的加工系统的参与，对此进行研究，其结果也可以说明更多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对面孔情绪，目光凝视的关注更为敏感，那么，多种情绪下，目光凝视对空间选择会有什么影响？对返回抑制现象会有怎样的影响？不同的头部转向和目光同时对返回抑制现象有什么影响呢？面孔与肢体动作结合呢？这都将是我们进一步探究的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不同SOA条件下，有向性和有效性提示信息均出现IOR现象。且方向性提示线索与外围有向提示触发的IOR效应与自动定位无关。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近几年民用无人机快速发展，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作案工具。一些人开始使用低成本无人机从事非法活动，使用无人机运送毒品、窥探他人隐私，干扰公共服务等等。无人机发生意外事故或安全事件后还缺乏有效的调查方式和方法。无人机电子取证面临一些困难，操纵者身份认证判定难，无人机操作日志(Vlog)保存缺乏规范，等等。需要加强日志留存立法、规范管理，进一步完善无人机取证步骤，电子取证和传统取证相结合判定操纵者身份，研究重要飞行数据存储恢复与分析。 关键词 :无人机，电子取证，安全管理，数据恢复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无人机是无人驾驶飞机的简称(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的不载人飞机。据统计，2015年，我国无人机销量约9万架，消费级无人机产品销售规模达到23.3亿元。预测显示到2018年，我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达到110.9亿元，到2020年，年销量预计达到65万架，呈现井喷式增长。虽然无人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极高的发展潜力，但是它也在全世界造成了许多上至国家安全，下至个人隐私的事故，无人机侵入军事地域、干扰军用飞行器正常飞行、航拍“偷窥”国防设施、泄露国防机密等事件不断增多。 非法无人机飞行活动已经引起了执法部门的注意。2015年，美国边防巡逻队在加州缉拿了两名利用无人机运输25斤海洛因的犯罪分子；同年又在亚利桑那州揪出了另一处利用无人机运输毒品的犯罪团伙。2016年，英国警方收到了3456起无人机相关事件的报警——较2015年上升了3倍，而较2014年上升了12倍，相当于每一天英国警察都会收到至少10起无人机相关投诉。而这些无人机的出警事件有大有小，有些只是邻里无人机的飞行范围问题，而有的却是利用无人机运输毒品和枪支。非法无人机飞行活动向监狱偷运的不仅仅是毒品，还有手机、刀、手机SIM卡、USB驱动器以及DVD播放器等其他违禁品，国内发生多起无人机非法飞行，造成民航机场航班不能正常起降。从民众安全的角度看，对无人机进行执法也非常必要。在足球比赛、大型音乐会等大型活动中，就常常会出现无人机的身影。比如在2016年西雅图的一次游行中，一名女性就被无人机砸中致伤。关于无人机的取证变得越来越重要。
system: [SYSTEM]

user: 2. 无人机取证现状 无人机犯罪属于高科技犯罪，相应的管控需要从事前预防、事中干预及事后调查三方面入手。在事前预防上无人机电子围栏与无人机云系统采用高科技手段实现无人机飞行计划管理、飞行状态监控及重点空域管控。无人机反制手段(包括阻断干扰和物理反制)是事中干预的有力手段。 无人机取证属于事后调查，需要结合传统计算机取证(文件系统取证、图像取证等)和移动设备取证等多种技术，乃至处理传统物证(痕迹、指纹、毛发)等多种手段展开。针对无人机的电子证据包括三种：物理证据、电子数据和传统证据。其中无人机的电子数据是无人机取证的重点，通过分析无人机的数据流，结合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相关工作，收集相关证据，使无人机的事后调查管控流程化、一体化。 在取证技术上，瑞典MSAB公司率先将无人机取证结合到了其手机取证软件XRY中。以色列著名的Cellebrite公司生产的新一代、高性能的手机司法取证设备UFED Touch Ultimate具有无人机数据获取功能，同时使用PA解析软件可以分析得到某些型号无人机的起点和终点，通过地图分析功能可以清晰地看到嫌疑人的窝藏地点 [ 1 ] 。具有支持文件和物理提取、支持大容量存储(内部存储SD卡，提取无人驾驶飞行旅程)等特点，提取资料的类型包括图像、视频、位置和其他详细信息(取决于解码)。在国内厦门美亚柏科公司的手机取证系列软件已增加对大疆旗下主流型号无人机的取证支持。
system: [SYSTEM]

user: 3. 无人机违法违规操作电子取证思路 无人机取证不同于常规电子取证，涉及多种取证手段，应具有多变的取证思路。 1) 全面针对无人机数据流获取电子证据 飞行的无人机只是整个电子证据数据流的一部分。这个数据流包括智能手机、控制器以及传感器等外围设备，通过外围设备收集GPS定位数据、视频图像。而通过对视频数据进行分析，还能够确定无人机的位置信息等等。调查人员在获得无人机或是其组件后，对其中的信息进行提取。在飞行过程中遥控器将控制指令发送给无人机，遥控器接收无人机传输的飞行数据和图像信号后通过USB数据线传输至手机；同时，由于手机还承担了通过移动网络与无人机服务器连接的功能，从这个控制逻辑分析，手机上是保存了所有飞行数据的，所以，无人机取证的需求首先可以明确为对手机控制App的取证，其次对整个数据流的每一部分进行有效电子证据的获取。 2) 无人机出厂进行身份认证及飞行记录设置 无人机制造商可帮助调查人员，比如有的无人机系统会将用户飞行控制应用程序的登录名和密码未经加密注入无人机设备，这意味调查人员可以轻松获取相关操纵者的登录名和密码，从而检查用户的飞行视频和飞行记录。也就是说，只要在犯罪现场找到无人机，即便没有抓到操纵者，也能够提取到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厂商出于质量跟踪和合法性要求，一般会在设计时对消费级无人机加入飞行数据记录器(Flight Data Recorder)功能，便于在飞机坠落或损坏后及时排查原因，或用于无人机调试使用，所以，无人机取证的另一个切入点是无人机自带的飞行记录器。通过对.dat文件进行数据转换，获取日志文件无人机的飞行状态及各传感器的数值记录。通过对经纬度数值的获取可找到该次飞行起飞地点的准确位置 [ 2 ] 。 3) 无人机通讯及飞行数据截取 无人机控制模块采用的日志系统写入速率低，在通信过程中采用串口接收遥控数据包和飞控的数据包。超声波和激光模块与单片微型计算机(Micro controller Unit， MCU)采用串口通信。利用数据截取技术对无人机通讯及飞行数据截取，采用网络监听和电磁波捕获两种方式截取有效信息，见图1 [ 3 ] 。
system: [SYSTEM]

user: 4. 无人机违法违规操作取证难点 由于涉及的技术含量高，要查明事实、有效对无人机违法违规操作取证存在以下难点： 1) 无人机操纵者身份认证判定困难 由于无人机往往都是远程控制的，且无人机低成本的属性使之在必要时候可以丢弃，所以在将无人机与操纵者相关联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在发现无人机违规违法操作后，通常会有三种可能：a) 无法确定无人机操纵者。b) 只找到了无人机的一些碎片。c) 仅仅怀疑某人非法操纵，但却没有找到无人机。 在捕获违规操作的无人机后，需要通过查找现场及无人机的线索来对操作者进行关联，而无人机操作者的身份锁定需要通过对无人机的电子取证和传统取证手段相结合。 2) 调取无人机操作日志困难 在确定无人机操纵者的身份时，需明确嫌疑人使用过无人机进行非法活动。无人机的操作日志调取是无人机电子取证分析的主要内容，通过操作日志追溯违规操作的范围和时间等信息。 一方面，一些无人机没有保存飞行日志；另一方面，无人机操纵者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技巧来隐匿无人机的飞行轨迹。通过关闭某些手机设置来屏蔽无人机写入飞行日志。此外通过简单手段可以修改操纵者的位置，无人机操纵者很容易隐匿其行踪。仅仅是利用锡箔纸在无人机的GPS天线周围制作了一个法拉第笼，就能够避免无人机写入飞行日志 [ 4 ] 。
system: [SYSTEM]

user: 5. 针对现阶段无人机电子取证的建议 1) 无人机取证工作步骤完善 无人机取证工作的步骤需要进一步完善。根据美国专家Warren G·Kruse和Jay G·Heiser的观点，电子证据取证是“对计算机介质进行保存、鉴定、提取、归档及阐释，以作为证据和/或进行根本原因分析”。针对无人机违规违法操作的电子取证，应将对不同取证元素组织到一个逻辑流程中，保证公正、客观、全面，将常规电子取证手段根据无人机云台及旋翼无人机的特点发展和运用，图2为无人机现场取证流程 [ 5 ] 。 应对操纵者身份认证判定难，在现场取证过程中，要及时发现生物检材，电子取证和传统取证相结 图1. MCU框图 图2. 无人机现场取证流程 合判定操纵者身份。 2) 无人机恶意覆盖或删除的数据恢复 在对无人机进行取证时，很有可能一些电子证据已经被破坏，无法得到完整的数据，因此必须要对这些电子证据进行复原，最大程度恢复被破坏的数据。现代科技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应具备自动生成备份数据的能力，并对数据进行恢复。 在无人机违规操作中，操作者极有可能删除飞行数据、损坏存储介质导致数据丢失又或者故意坠机导致视频文件无法播放等等。大疆无人机的碎片交叉存储带来碎片定位和分离极其困难的技术问题，目前市面上尚无相应的专业恢复工具，需要电子数据取证和视频数据恢复人员合作加以研究。 大疆无人机在生成视频文件时会同时生成两个同名文件，其中一个为MP4，一个为MOV，这两个文件一个是用于预览的“小视频”使用高度压缩的视频(音频)编码；另一个才是真正的高清视频，一大一小两个同名文件组成一组。 由于在传输的时候一组甚至多组大小视频同时进行(理论上还是排队写入的，只是这种速度已经很快，给人感觉像是同步进行)，这个时候大小两个视频文件就产生了交叉存储也就是“碎片化”。普通恢复软件在恢复时只会查找文件头来定位文件，如果存在碎片化，那么其恢复出来的数据必定是无效的。 针对大疆无人机的数据恢复，需要分析底层视频编码结构从而开发出了碎片重组程序，实现快速定位碎片并自动分析重组功能。保证精确定位高清视频碎片，对于由于坠机导致视频无法播放的文件也可以有效修复。同时需要支持对SD卡、大容量硬盘，对存储介质任意创建区域及对NTFS、FAT32、ExFAT以及RAW等不同格式的扫描和对存储介质进行镜像备份的功能。查看存储介质的HEX值并保存“扫描结果”和“加载扫描结果” [ 6 ] 。 3) 无人机的数据记录与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履行安全保护义务，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 无人机飞行日志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并没有留存无人机飞行日志记录的相关强制规定，参照网络安全法，有关部门应加强立法，强制要求留存飞行日志，规范管理。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束语 无人机犯罪属于高科技犯罪，电子证据是打击此类犯罪的基石。无人机的电子取证不同于传统的电子取证技术，需要结合多种类型数据，结合无人机的无人机云、无人机电子围栏及无人机反制手段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无人机取证的关键在于飞行日志中的飞行数据，针对数据的保存、采集、恢复、分析等工作需要技术的发展与国家立法相互配合，从而进一步加强对无人机的管控、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隐私。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方言作为我国语言特色存在于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一方面，方言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另一方面，普通话作为我国通用语言正蓬勃发展，并为世界人民所广泛使用。根据目前普通话的使用情况以及多数方言地区儿童习得普通话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现代汉语语音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应用心理学分析了方言特色，总结出方言地区儿童在普通话习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方言对普通话语音习得语音意识、词汇语义、语法三个方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 :方言，语音意识，普通话习得，心理机制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普通话(Mandarin)是现中国大陆使用的现代标准汉语的称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汉语语音。《现代汉语》这样定义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有效的普通话语音教学能提高学生的汉语听力的阅读技能，对口语交际能力也意义重大。中国是一个群族汇集的国家，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语言，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区域往往有不同的方言(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第二语言语音习得(phonological acquisition)是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方向之一，同时也是语音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被称为中介语音系(interlanguage phonology)。是一门边缘学科，与心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王韫佳，2003；陈俊，林少惠，张积家，2011)。 在普通话不是母语的方言区，方言作为第一种语言在学生内部根深蒂固，应用心理学的二语习得理论(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认为，对于已经掌握了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既是掌握新语言的过程，也是克服第一语言干扰的过程，二语习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母语负迁移”(Language transfer)现象。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也叫干扰(interference)，是指由于套用母语模式或规则而产生的不符合目的语的规则的用法(朱月明，2004；王韫佳，覃夕航，2005)。这就说明对于母语不是纯正普通话地区的学生，其方言对普通话习得存在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大小根据方言与普通话差异大小而定。因此，考察方言与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差异，方对普通话心理机制的影响作用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
system: [SYSTEM]

user: 2. 普通话与典型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义的差异 我国方言根据语音划分为七个区，分别是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由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变革以及地理位置的差异，各个方言区下的小方言数不胜数。而目前，在儿童的普通话习得过程中，重庆方言的语音、一般方言词汇及语义影响着儿童普通话习得(李嵬，祝华，Dodd， B.，姜涛，彭聃龄，舒华，2000)。 2.1. 普通话与方言的语音学区别：以重庆方言为例 普通话具有自身独立完整的语音体系，在普通话日益兴盛的时代，多数国外学者也会逐渐学习普通话，但是因为语音差异，初学汉语的外国学者若不接受纯正的普通话教学，受到方言的语音影响，反而会使其普通话学习变得困难。早在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提出，国际公认“《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少数外国学者主观认为《方案》是专为中国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设计的，这正是由于其在普通话习得过程中遇到的方言障碍而导致的思维。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毛令爽(2012)以重庆市区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了重庆市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学区别，以及其间的音系学转换规律，指出重庆市区方言与普通话相比，第一，无翘舌辅音；第二，无中高后元音[E]；第三，无音节首[n]，[n]只出现于音节尾；第四，部分软腭鼻音[ŋ]和硬腭擦音[c]在某些音系学环境里也被丢失了。重庆方言因地域差异，市区方言和周边县城方言不尽相同，单以重庆市区方言是不能将重庆方言和普通话差异概括完全的，但是能主要概述重庆方言在语音上面影响着普通话语音习得。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要综合各个方言区的特色来对比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2010年，周正娟、严勤在研究重庆方言、厦门方言、广州方言和上海方言时，对主要音素的共振峰的分布差异及共振峰空间分布差异做了分析。结果表明元音a的F1约为600 Hz，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值，F1受到基音强烈影响。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方言对普通话影响程度不一致，重庆方言比较明显的是声调、声母，广州方言舌尖舌根发音含糊，厦门方言和上海方言均数南方方言，其共振峰空间有较大重合。 2.2. 普通话与方言的词汇与语义差异 从语言变异的角度来看， 方言地区的普通话是不同地区下各种变异的总称。地域方言主要影响普通话习得，方言的词汇与普通话差异越大，普通话语义习得障碍越大。Cynthic G. Clopper和Ann R. Bradlow共同研究了母语为英语、母语非英语的听众对美式英语方言的自由分类。文中提到对于普通话的听众，元音后的儿化音/r/是为了区别上海方言和北京方言，卷舌音(Rhotic codas)在上海方言中不明显，它是北京方言的一个特性。方言词汇区别已经成为地区方言文化的象征，也逐渐影响普通话习得。 标准的普通话没有音韵擦音(phonologically voiced fricatives)，不同地区方言的发音方式不同，发音部位影响发音，传达给听者的意思会收到干扰，听者在理解的时候可能会有偏差。普通话的音位差异会直接传递给受试者不同的语义，可见，方言发音部位影响着个体对普通话的语义理解。
system: [SYSTEM]

user: 3.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语言加工的影响 3.1.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语音意识的影响 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指个体能够听得到的话语声音是由比词小的单位组成的，这些小单位可以是不同程度的，如音节就是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容易听得到的，例如听到party是由两个音节组成，中文每个字是一个音节。研究者在研究双语者的语音意识时认为语音意识是个体对于言语的音位片段的反应与控制能力，良好的语音意识能力有助于预测个体的阅读能力。 那么，双言者的语音意识是否更具有优势呢？目前，学术界仍然说法不一。前人在研究上海方言儿童的语音意识和声调意识时发现，上海方言区的双言地区儿童在语音和声调意识上的成绩比普通话单言儿童的成绩好。有证据表明，双言地区儿童具有语音意识的优势。也有在研究闽南方言地区儿童与普通话单言地区儿童的语音意识时发现方言地区儿童的语音意识比普通话单言地区儿童的语音意识强。以上研究都表明，双言地区儿童语音意识更有优势。 另外一种研究表明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影响普通话的学习，在感知语音时易受方言定势的影响，因此，对于普通话语音意识，方言地区的儿童发展明显滞后与普通话单言地区儿童(李荣宝等，2008)。 3.2.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词汇与语义的影响 讲话者的认知会通过不同的语言经验表现出来。连词、量词的使用会影响语义的理解。刘燕妮，舒华(2003)考察ERP与语言研究时认为语言理解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词汇获得语义。伍丽梅等人(2017)提出语码切换代价，即双言者从正在使用的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时，其反应时会变长，错误率会增加。这一现象显示方言地区儿童学习普通话，其词汇的转换会影响语义表达。语码切换代价的存在也提示双言者对两种语言系统的加工可能存在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标准语言和不同地区的方言，我国地方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在国外的语言中仍然存在。早期外国的研究员在研究意大利儿童对方言态度的发展情况时表示，在意大利公立学校系统中，当地方言是不受鼓励的，孩子们受压迫掌握标准的意大利语，在这项研究中，95名意大利南部儿童被赋予了一系列使命，以确定他们的方言生产水平及其对方言的态度。其中，在句子模仿任务中，由于词汇因素和语义理解，各年龄阶层的被试都较少地向方言转变，而向意大利标准语转变则更为常见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尽管这种模型的变化仍然不太可能达到统计学意义，但是这种模型的意大利化通常涉及把方言的词汇项目转变为标准的意大利语。 因此，普通话习得的词汇与语义层也受到方言的影响，怎样将这种影响降到最低，更精确地掌握普通话还需要深入地研究。 3.3.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语法性判断的影响 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是指有些语言对表示无性别甚至无生命事物的词有性别区分，对表征无性别甚至无生命事物的词加上性的标志(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心理学研究发现，方言和普通话语法差异，会给受试者带来不同的理解策略，对认知加工也会产生影响。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没有语法也没有词类，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有语法也有词类，只是它的语法不同于欧洲语言，而且一个词语存在多词性现象。例如“游泳”一词，在“我喜欢游泳”中作“喜欢”的宾语，是名词；在“我要去游泳”中作“去”的动作，是动词。 部分学者从眼动数据中调查汉语关系从句(RC)的语法发展时提到，以往关于RC的一些研究报告显示汉语处理不对称，他们旨在重新审视关于通过使用眼动技术更容易处理主观提取的RCs (SRC)或客观提取的RCs (ORC)的普遍争论。数据分析发现，在眼动的注视时间和回归存在三个关键位置：首要名次、嵌入式动词以及RC修改名词短语作为主体。结果显示，对RC结构进行处理的ORC偏好，它支持词序账户和从属位置理论(DLT)，并为SRC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跨分句结合，在眼动中，支持视角转换账户，并对汉语RC的处理不对称情况进行了讨论。 由于地区差异，句子语法的复杂性，方言的语法与普通话语法也存在一定的出入，还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system: [SYSTEM]

user: 4. 方言影响普通话习得的实验证据 4.1. 方言影响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实验证据 在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语音是首要问题，对于方言地区的儿童发音是最难掌握的。很多学者会选择到一个母语为所学语言的国家进行深造，认为环境会带去一定的便利，但是到最后发现，还是有一部分语音很难区分，这些难以区分的语音就是不同地区的方言。 范若琳、莫雷、徐贵平(2014)为探讨个体二语语音辨别能力的差异来源，以母语为粤语(L1)的粤语-普通话双语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被试的普通话二语(L2)的辨音能力，将其分为二语辨音强组(GP)和二语辨音弱组(PP)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二语语音辨别的个体差异不仅可以追溯到一般语音层面的辨音能力差异，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一般声音层面的复合辨音能力差异。可见，在方言不同的地区下形成的语音习得差异也更加明显。 前人采用三个实验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验一：选取的实验对象为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第一类学生只会说普通话(M)，第二类学生会说闽南方言和普通话(DM)，第三类学生会说蒲县方言和普通话(DM)，结果发现M类学生的普通话语音习得比DM类学生的普通话好；实验二：选取的实验对象为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第一类学生只会说普通话(M)，第二类学生会说闽东方言和普通话(DM)，结果发现在音节删除方面，同样条件下，M类学生在音节删除方面比DM类学生更具有优势；实验三：选取的实验对象同样为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第一类学生仍然只会讲普通话(M)，第二类学生会说闽东方言和普通话(DM)，第三类学生会说闽东方言、蒲县方言和普通话三种(BiDM)，结果发现第一类学生普通话语音习得仍然占有优势，如果控制M学生和BiDM学生的智力，语音方面的差异依然显著。但是在这三个实验中出现在高年级中，M类学生对普通话语音的优势将会逐渐消失。 所以前人得出的一种结论是，随着年级的增高，方言影响普通话语音习得的现象会逐渐消失。但是，在小学的六个年级中，这种影响的强弱以及影响程度逐渐消失究竟是从哪一个年级开始，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4.2. 方言影响普通话词汇与语义习得的实验证据 方言对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影响只是最为基础的一部分，由浅入深影响着普通话词汇与语义习得。在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时曾提出两个模型，即单词联想模型(Word Association Model)和概念中介模型(Concept Mediation Model)。这两个模型有一个相同点：假定两种语言共享语义表征，却都认为存在两个独立的词汇表征系统。其一，单词联想模型假设两种语言(L1和L2)的词汇表征具有直接联系；其二，第二语言(L2)的词汇表征与语义表征没有直接联系，必须借助于第一语言(L1)词汇表征通达语义表征。 概念中介模型则认为，两种语言(L1和L2)在词汇表征上没有直接联系，而与语义表征才有直接联系，若方言和普通话存在这概念中介模型，则普通话的词汇表征能够直接指向语义表征，有实验结果显示概念中介模型在二语习得中更为重要。 方言对普通话词汇与语义习得的影响并不通过直接通路，而是进行语码是切换。语码切换的研究为方言地区的普通话学习者的语言表征方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刘晓瑜，何朝丹，陈俊，邓沁丽，2015)。目前，有关语码切换的系列研究主要集中在言语产生以及言语理解两个方面，而方言对普通话词汇习得与语义习得的影响主要是言语理解方面。以语音习得为平台，进行语码切换之后形成全新的语码进入人的感知系统(刘晓瑜等，2015)。 张积家，王悦(2012)研究语言特征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中提出如果特定语言例如某一地区的方言的相关特征影响在词汇或语义转换时的语码切换代价，就表明转换时的语码切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的字词识别系统之内，如果遇到特殊词汇转换代价会更长。因此，方言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在普通话的学习中会因地区而异，标准语即普通话与方言的转换，在词汇以及语义的习得上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倪锦诚，2017)。具体应该怎样实现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的最快转换方式还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system: [SYSTEM]

user: 5. 研究与展望 关于方言研究始于西汉，扬雄编著的中国(也是世界)第一的作品：《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为《方言》。随后各地方言研究逐渐深入，方言与普通话习得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迄今为止，研究者从诸多认知领域考察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差异程度在逐渐缩小，且南北方言与普通话差异明显表现为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单言去讲话者能够直接交流，而南方方言和普通话则不能直接交流(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从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方言地区儿童学习普通话对其心理的影响。研究者在完善方言和普通话相关理论的同时，也为探索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这些研究对未来普及方言工作的开展和方言去的普通话教学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5.1.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的影响仍需从语法及南北方言差异的视角切入 语言的相通性在于，母语方言直接影响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发音，声母、韵母、声调及理解能力均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第二语言的学习。目前，众多研究认为方言在语法上对普通话习得的影响较小，其实不然。吴、湘、赣、客、闽、粤六大南方方言与普通话在词汇、语音甚至语法上差异甚大，研究者也大多借此来考察语言的差异是否会带来认知的改变，而且南北方言差异显著，这些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北方方言还是一个未知数(张积家，王悦，2012)。 5.2. 方言对普通话习得的影响还需要研究儿童普通话习得在不同年级中的体现 尚克维勒(D.J. Shankweiler)等人在语言研究中发现，单独呈现的元音识别起来较在上下文中识别元音困难，他们认为上下文对元音的识别不一定是消极的。然而，当前小学低年级在学习汉语拼音的时候，拼读学习也会受到邻近语音的影响，学生知觉到邻近语音，学会处理单独发音和联合发音，消除语音之间的不良影响，充分理解上下文语音的含义，才能够读准字词音。以重庆地区为例，低年级学习汉语拼音，受方言的影响极大，刚刚接触普通话的拼音，多数学生在一年级结束时都不能准确地发音，且会影响成人后的发音及语义理解。 基于以上考虑，关于方言地区儿童正确高效地学习普通话的时间和方法，至今研究者还未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对于已经具备方言能力的儿童，其普通话习得在哪一个年级的转换是最适当的呢？每一个地区的转换时间和方式是否一致？ 5.3. 方言与普通话的研究还缺乏生理机制和认知神经科学层面的探讨 刘燕妮，舒华(2003)提出用ERP来研究语言与心理具有诸多的优势，语言与认知紧密相连，很多研究揭示了语言不同层次加工密切相关的脑电成分，但是就方言和普通话的研究，这些成分运用较少。 大脑组织结构对儿童早期语言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者探讨儿童早期语言的形成及发展变化，认为普通话早期的学习在方言的掺杂中的发展因地区差异而速度不一。具体表现在方言转换为方言普通话，小部分儿童直接转换为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具体转换方式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因此，随着ERP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方言文化并认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以掌握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