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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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喉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约有177，000例新发喉癌病例，死亡病例约有94，000例。基于2014年喉癌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收集喉癌资料分析得出，我国喉癌发病世标率为1.14/10万，喉癌死亡世标率为0.60/10万，是头颈部恶性肿瘤发病的第2位，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恶性肿瘤中占7.3%~35% [ 1 ] [ 2 ] [ 3 ]。因喉部器官的特殊性，喉癌在治疗上注重生存率与生活质量并重的治疗方式。随着手术、放化疗等多种治疗方式的发展，早期喉癌患者(I期和II期患者)的5年疾病生存率较高，但晚期喉癌患者(III期和IV期患者) 5年疾病生存率低，研究显示晚期患者生存率低与肿瘤转移和复发有很大关联。尽管治疗手段和技术不断进步，但近十年来，喉癌的生存率没有进一步升高，反而出现了下降。进一步的研究影响预后的因素对改善患者预后有着积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的逐步深入，发现炎症不仅对机体产生保护作用，过度的不可控的炎症反应，可通过改变细胞生存微环境而促进癌细胞的发生、发展及转移 [ 4 ] [ 5 ]。非可控性炎症被发现参与多种癌症发生的起始阶段，研究机体炎症、免疫等微环境的改变，进一步明确炎症与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是实现癌症早防、早诊、早治的一个突破口。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机体炎性反应能预测癌症患者的预后，单一的炎症指标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等，联合性炎性指标有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 P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率(lymphocyte to monocyte ratio， LMR)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改良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PS/MGPS)等，它们被证实与多种癌症的总生存率、疾病无进展生存率(DFS)显著相关 [ 6 ] [ 7 ]。但炎症指标与喉癌复发的关系较少被研究。本文主要研究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NLR、PLR、LMR等炎性指标与喉癌复发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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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为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就诊的喉鳞状细胞癌患者，患者纳入标准：病理组织学活检确诊为喉鳞状细胞癌；初始治疗方式为手术治疗；具有完整的病历资料。排除标准：患者既往有其他部位癌症病史；手术治疗前做过化疗、放疗等其他治疗；有可能影响机体产生炎症反应的基础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急性感染性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激素治疗史或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合并心肺严重疾病的患者。收集符合标准患者的临床数据及炎性指标数据，喉癌分期以AJCC第八版为参考标准 [ 8 ]。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病理分化、肿瘤部位、T分期、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患者的炎性指标数据包括术前5天内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血小板、NLR、PLR、LMR。通过对患者所有住院及门诊病历资料的查阅，并通过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病情变化，以喉癌复发为研究终点，随访最长时限为5年。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统计学方法 选择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K-S检验样本的正态性。正态分布数据，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者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或者Kruskal-Wallis检验。当P < 0.05被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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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许多研究显示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或淋巴结转移等组织病理学特征与癌症的预后相关，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先天免疫反应以及疾病的遗传驱动因素，仅凭借肿瘤特征来评估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并不满足目前临床诊疗需要 [ 9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肿瘤发生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对其分子及免疫机制的探索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身炎症反应与肿瘤进展、侵袭密切相关。在癌症起始阶段，非可控炎症导致细胞局部微环境改变，从而导致细胞代谢调节紊乱，进一步引起基因层面突变从而导致癌症的发生、发展。在癌症发生后，免疫细胞由于肿瘤抗原诱导的免疫反应而迁移至肿瘤所处部位，同样癌细胞募集免疫调节细胞以诱导免疫抑制网络，从而逃避宿主免疫。这种相互作用反映了肿瘤的微​​环境和全身炎症状态，炎症及免疫状态失衡进一步影响癌症的发生发展。相较于肿瘤的组织病理学特征，炎症相关细胞计数在不需要手术等特殊治疗前就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全血细胞(CBC)计数获得，且通过抽血获取CBC数据成本低，可以定期进行，对患者的风险小。 自1863年Virchow提出癌症与慢性炎症存在关联的假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症参与了肿瘤发生和发展，在一个富含炎症细胞、生长因子等的炎症微环境中，肿瘤更容易发生发展 [ 4 ] [ 5 ]。2010年Roxburgh和McMillan发表了一篇关于全身炎症反应在预测手术治疗后癌症患者生存率中作用的全面综述。他们纳入了80项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生化或血液学指标，如C反应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可以预测癌症的存活率 [ 7 ]。目前除了研究使用炎症反应的单一标志物，如CRP、白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数。研究基于全身炎症反应的联合评分系统的预后价值的研究数量明显增加，如NLR、PLR、LMR、GPS/mGPS等，虽然这些研究报告了全身炎症反应和存活率之间的显著关系，但是对于单个或联合的标记物使用了不同的阈值，导致所报道的影响的大小有很大的差异 [ 6 ]。最近的一篇关于炎性指标与癌症发生发展关系的meta分析中 [ 6 ]，纳入了244篇文章，对全身炎症反应综合评分(NLR、PLR、LMR、GPS和MGPS)在原发性可手术癌症患者中的预后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NLR、PLR、LMR与多种肿瘤的总生存率和疾病特异性生存率显著相关。 在本研究中，单一的炎性指标中仅淋巴细胞与喉癌复发上存在统计学意义，复发组淋巴细胞平均值较未复发组要低，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数值比未复发组要高。这与Kara， M.等 [ 10 ] 人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单一的炎性指标与喉癌患者临床特征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他们还发现，喉癌患者治疗前外周血中PLR可作为判断生存时间的预后指标，NLR可作为判断局部复发的预后指标。Chiyao Hsueh等 [ 9 ] 关于979例喉癌患者的研究中也发现，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和单核细胞的绝对数在术前升高，淋巴细胞的绝对数在术前下降，术前淋巴细胞、NLR、PLR和LMR与肿瘤进展、无病生存期和肿瘤特异性生存期显著相关，这些血液学参数对喉癌患者预后有着独立的预测价值。 单一的炎性指标往往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联合性炎症指标似乎在评估肿瘤的预后上更有价值。这可能与单一的炎性指标在机体内复杂的作用有关。中性粒细胞对癌症的发生、发展有着抑制和促进的双重作用 [ 9 ]。中性粒细胞可以通过直接和抗体介导的肿瘤细胞毒性以及诱导T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激活而发挥抗肿瘤作用。但另一方面，中性粒细胞可被肿瘤细胞衍生的细胞因子激活，被激活的中性粒细胞通过分泌促血管生成因子包括MMP9和VEGF来促进肿瘤生长和血管生成 [ 11 ] [ 12 ]。淋巴细胞与中性粒细胞不同，它在机体防御对抗肿瘤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淋巴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并诱导肿瘤细胞毒性死亡。NLR在多种癌症中显示与生存率相关。血小板被认为与癌症进展有关，它们通过释放相关生长因子，促进肿瘤在转移部位的血管生成和生长，使肿瘤生长和转移扩散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单核细胞通过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其演变成的巨噬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能促进血管生成及肿瘤转移 [ 18 ] [ 19 ]。 在本研究中，NLR、PLR和LMR均与喉癌的复发存在关联，结果显示NLR、PLR升高以及LMR降低可促进喉癌复发，在其他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结果 [ 20 ]。Zhong， B.等人 [ 21 ] 研究显示随着术后PLR的增加，T3~T4喉癌患者的生存率和复发率呈明显上升趋势。PLR的变化对喉癌的预后有较强的预测意义。不仅在手术治疗后能预测生存率，在接受放疗治疗的喉癌中也显示循环中的中性粒细胞计数和NLR可能是喉癌患者的独立预后指标 [ 22 ]。炎性指标在癌前病变及癌症中也存在差异 [ 23 ]，有文献报道，NLR在喉癌、癌前病变及喉良性病变中表达存在差异 [ 24 ]，但还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研究去证实。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疾病的生存率对于疾病的治疗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肿瘤患者，寻找提高早期诊断和判断预后的方法是早防早治的关键。炎性指标方便获取，且成本低，我们的研究显示淋巴细胞、NLR、PLR、LMR与喉癌的复发相关，且与患者较差的临床特征相关，应将这些炎性指标常规用于术前检测及术后随访复查。但因为目前研究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今后还需要去制定统一的评估标准及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验证。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这项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需要进一步进行前瞻性研究验证。其次，研究分析了术前炎性指标的变化，但治疗后一段时间炎性指标的变化情况未进行研究，治疗后炎症指标的变化趋势是否更能预测复发风险需进一步研究。最后，研究对象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就诊患者，可能会存在地域人口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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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术前NLR、PLR升高以及淋巴细胞、LMR降低可用于预测喉癌的复发。炎性指标应作为术前及术后常规检测项目，并且需要进一步前瞻性研究，制定统一标准用于协助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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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自闭症发病率持续增加，对自身、家庭以及社会都有着消极影响。基于脑成像的静息态功能性连接研究对自闭症早期及客观诊断有着重要意义。与正常人相比，自闭症患者在静息态下长程和短程功能连接都可能存在差异，但不同研究的结果不一致。本文从短程和长程连接的定义、计算方式、脑成像仪器以及异常脑区等方面，总结自闭症静息态功能性连接研究的最新发现。这些发现不支持过往提出自闭症短程功能连接过度的理论假设，如在扣带回处自闭症青少年短程功能性连接不足。而在长程功能性连接，自闭症儿童半球间颞–颞连接及额区与其他区域间功能连接不足。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探索在自闭症群体中呈现一致性变化的功能连接性，可以为基于脑成像的客观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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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类疾病，其语言交流和社会交互能力有缺陷，并伴随着刻板重复性行为和兴趣狭隘的问题。近几年自闭症患者数目持续增加，在儿童群体中自闭症患者数量增加对于自身成长及其家庭都有着明显消极影响。而到目前为止，对于自闭症产生和形成病理原因仍未能解释清楚，也不能通过有效药物去治愈自闭症(Walsh et al.， 2011)。 现阶段是通过量表，如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 (ADOS)，对自闭症进行诊断。行为研究对自闭症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年龄较小儿童(0~3岁)其行为表现不稳定，社会行为或交流方式的波动性影响基于行为观察的诊断结果，对早期可靠且有效的诊断造成困难(刘涛，刘星辰，2017)。儿童时期是大脑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基于大脑可塑性理论，自闭症患者越早被确诊、越及时干预与治疗能够更有效地改变其发育轨迹，并产生长期有益效果(李军等，2013)。为了能早期且客观准确地诊断出自闭症患者，越来越多的脑成像技术被应用于研究自闭症异常功能脑区和神经病理机制。自闭症患者大脑区域在功能或结构上存在异常。大脑结构异常发育通常会导致脑认知功能的异常，即脑功能区激活异常(刘涛，刘星辰，2017)。此外，认知功能也可能源于大脑不同区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某个特定区域活动的结果(Just et al.， 2004; Sporns et al.， 2004)。研究大脑功能性连接提供更多有关区域间或神经元群体随时间同步激活或相互作用方式的信息。从通过量表对自闭症进行行为研究，逐渐发展为由脑功能成像技术开展对自闭症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脑功能性连接和特定任务下的激活区域，认为自闭症的能力缺陷和行为表现异常，源于相关脑区功能连接异常或区域局部缺陷(Barttfeld et al.， 2011; Long et al.， 2016)。而连接性研究可将大脑解剖学特征和功能特征相联系，为自闭症患者大脑功能性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持(Vissers et al.， 2012)。目前研究自闭症功能性连接的脑成像设备，主要有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和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也有少部分研究者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PET)、脑电技术(Electroencephalogram， EEG)等仪器。 功能性连接是指大脑区域间神经元活动变化的相关性，研究包括无任何任务或认知活动的静息状态和某种特定任务下的状态。前人研究表明静息态功能性连接能作为功能定位器，用于预测与任务响应相关的大脑区域，如海马静息态功能性连接相关图揭示在多个实验中评估与记忆相关区域的完整分布。此外，静息态功能性连接还能预测个人的任务表现或行为(Fox & Raichle， 2007)。因此，自闭症患者静息态功能性连接与正常人的差异可从侧面反映某一功能区域受损，而造成其异常行为表现。与任务态功能性连接研究相比，静息态功能性连接更适用于研究与诊断自闭症患儿。因为早期儿童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存在一定困难，而静息态的测量只需要保持闭眼放松休息状态，对于语言能力有限的儿童更容易配合完成。因此，自闭症静息态功能性连接有希望成为早期诊断出自闭症的脑功能指标。 自闭症静息态功能性连接研究初期，专注于患者脑区间相对远距离连接，发现自闭症患者长程功能性连接与正常人相比较存在异常，但不同研究者之间结果并不一致。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源于不同被试年龄、采用不同类型的脑成像技术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部分研究者对于长程功能性连接研究不区分半球间相对应脑区之间或半球内不同脑区之间的连接，即没有相对统一的定义，由此可能得出不一致的结论。随着脑科学不断发展，研究者提出大脑在宏观层面的信息传递源于相邻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和远距离区域连接共同形成复杂的分布式网络(Bullmore & Sporns， 2009; Sepulcre et al.， 2010)，认为不同连接性模式可能导致网络具有不同传输效率。研究者把相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短程功能性连接，发现自闭症患者短程连接性与正常人相比存在差异。有研究者提出一理论假设，自闭症患者的短程连接增强，长程连接减弱(Courchesne & Pierce， 2005; Anderson et al.， 2011; Barttfeld et al.， 2011)。但无论在短程功能连接还是在长程功能连接上，不同研究者的结果都不一致，不能获得自闭症患者短程功能连接过度，长程功能连接不足的一般性结论。尽管在功能性连接研究中经常使用短程连接和长程连接，但仍缺乏对其定义的共识。这促使需要从短程功能性连接和长程功能性连接的定义、计算方式、仪器设备、异常脑区等方面，对目前自闭症静息态功能性连接的研究进行整合梳理，归纳出结论，有助于基于功能连接的自闭症的早期筛选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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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自闭症静息态功能性连接总结与研究前景 综合整理目前关于自闭症静息态功能性连接差异研究，其中包括短程功能连接和长程功能连接，既涉及可能揭示的自闭症患者大脑信息，也涉及未来研究中应解决的问题。对自闭症静息态短程功能性连接研究总结以下三点：第一，发现过往研究者基于Courchesne文章中额区内皮质结构性连接增强，提出自闭症短程功能性连接过度(Courchesne & Pierce， 2005)，这一理论假设不是普遍存在。Honey等人借助计算建模研究功能网络是否可以由基础解剖网络来解释，以高分辨率测量同一个人的静息状态功能连接和结构连接，其发现在没有直接结构连接的区域之间存在较强的功能连接，且直接结构连接无法解释间接连接和区域间距离造成的某些功能连接差异(Honey et al.， 2009)。结构性连接增加，并不等同于功能性连接增加。自闭症患者在不同脑区短程功能连接表现并不一致，存在连接过度或连接不足。第二，短程功能性连接的空间尺度取值太小不能稳定反映出区域内连接的变化。Sepulcre等人使用图论对正常人短程功能连接的定义进行探究。而Maximo等人通过自闭症患者与正常人功能连接组间差异的角度去研究短程连接适当的距离范围。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恰当地定义短程功能连接距离范围，使静息态功能连接能稳定反映出长程与短程间存在差异，这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短程功能连接的距离范围。第三，静息态短程功能连接与年龄变化相关。目前多位研究者都发现青少年期自闭症患者在扣带回处呈现短程功能连接不足，而其他年龄层并没有在该区域发现较一致性规律。自闭症儿童在短程功能连接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短程功能连接的距离范围不一致造成的。小于10 mm范围内自闭症儿童短程功能连接没发现一致规律，而在10~30 mm距离范围内发现自闭症儿童基于血液动力学参数的短程功能连接不足(Zhu et al.， 2014; Long et al.， 2016)。 对自闭症静息态长程功能性连接研究总结，多名研究者都发现自闭症儿童在双侧颞区对称长程功能连接不足。Li等人通过支持向量机模型将双侧颞区间功能连接、HbO 2 和Hb波动振幅作为指标区分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能得到较高准确度和精确度(Li et al.， 2016)。研究者发现自闭症群体在双侧颞区间功能连接低于正常儿童群体，从群体差异研究探索脑生理指标的临界阈值可能协助临床早期诊断自闭症。其次，若将双侧颞区间功能连接指标的临界阈值作为图论指标中功能连接阈值，可能通过图论中相关参量上的差异区分自闭症与正常人。而在双侧额区间长程功能连接未发现相统一的结论。 关于非对称长程功能连接的研究，目前主要发现自闭症患者在额区与其他区域之间功能连接性低于正常人，表现为连接性不足。研究者从自闭症患者额叶中发现的结构和功能异常可能干扰该区域与大脑其他部分区域间长距离交互联系(Courchesne & Pierce， 2005)。与自闭症较为密切的大脑皮层区域主要有额区与颞区。额区主要负责认知功能，包括语言产生、识别与模仿情绪面孔、社会交互等(Sanders & Orrison， 1995; Mori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9)；而颞区目前更多与语言理解相关，这都是自闭症患者异常行为表现最为突出的部分。但研究自闭症颞区与其他区域间的静息态长程功能连接较少。颞顶联合区域(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在社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感知和认知过程。Pantelis等人利用fMRI技术采集被试在观看影片中出现的社交尴尬场景时的血液动力学参数，发现自闭症患者在颞顶联合区域激活程度低于正常人(Pantelis et al.， 2015)。研究颞区与其他大脑区域的静息态长程功能连接，如半球内颞–顶连接，能揭示复杂的自闭症大脑功能连接，且可能作为预测个体在社会过程中行为表现的指标。 自闭症静息态功能连接研究中无论长程连接还是短程连接，研究者都是从群体间功能连接的差异证明自闭症患者静息态功能连接不足或过度。Fingelkurts等人在研究抑郁症时，通过比较自身的短程功能连接在左半球与右半球的差异(Fingelkurts et al.， 2007)。而Sepulcre等人使用一种新颖方法评估人脑功能连接，研究了个体内短程与长程功能连接的差异。他们发现人脑在各个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功能连接，主要感觉和运动区域显示出优先的短程功能连接，异质联结区域显示出优先的长程功能连接(Sepulcre et al.， 2010)。与自闭症异常行为密切相关的颞上回、额下回和颞顶联合区域等脑区域是否表现出优先的短程功能连接或长程连接，待进一步研究自闭症患者其个体内短程与长程功能连接的差异。 脑成像技术不断发展，静息态功能性连接研究对自闭症早期客观的诊断有着重要意义。过往研究者提出自闭症患者短程功能连接过度的理论假设，并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脑区。此外，短程功能连接定义的距离范围不能过小。本文通过归纳整理最新研究，得出自闭症静息态短程功能性连接与年龄变化有关，在扣带回处青少年短程功能性连接不足，其他年龄层未发现相一致的结果。在对称长程功能性连接上，自闭症儿童双侧颞区功能性连接不足。在非对称长程功能连接上，自闭症患者额区与其他区域功能连接不足。自闭症功能连接研究的数量逐渐增多，但仍有未来研究中应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探究如何确定短程功能性连接的距离范围。另一方面，重视与自闭症社交认知相关的非对称长程功能性连接如半球内颞–顶连接等，探索功能连接的临界值以区分自闭症与正常人，为在临床应用早期诊断自闭症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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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叉头盒蛋白F2 (FOXF2)是叉头/有翼螺旋家族的转录因子，参与正常的胚胎发育并调节多器官的发育和功能。最近的研究揭示了FOXF2在肿瘤中的发展和转移中起着抑制肿瘤增殖、迁移和侵袭的作用，但对其确切的潜在作用机制知之甚少。本文对FOXF2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功能和调控机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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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FOX基因最初是在果蝇中进行随机诱变筛选后克隆出的一类叉头基因(Forkhead)，其功能对胚胎正常发育和组织分化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 1 ]。人类FOX基因家族目前有19个亚族，由200个成员组成，命名从FOXA1至FOXS1。FOX基因家族主要编码蛋白为生物进化上的转录因子 [ 2 ]，其功能涵盖通过与特定的DNA序列(启动子或增强子)结合来控制DNA向信使RNA的遗传信息的转录速率，充当下游基因精细调控的激活物和阻遏物，同时FOX蛋白负责胚胎发育各个阶段基因的表达的微调以及体内的监测保护，另外还作为多种网络的活性调节剂参与其他生物功能诸如细胞衰老、细胞周期进展、DNA损伤反应、免疫应答以及细胞代谢等 [ 3 ] [ 4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FOX基因家族的成员FOXF2与肿瘤的发生及转移具有相关性，并且在多水平、多层次上调控肿瘤的发生发展，包括DNA水平、RNA水平、蛋白表达水平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同时参与多种信号通路。因此，FOXF2作为一种转录因子可能成为肿瘤治疗的有效标志物和治疗的有效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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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FOX基因家族与FOXF2结构 FOX家族是具有高保真DNA区域和组织特异性表达特点的基因家族，叉头框为含有约100个氨基酸的DNA结合域，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因其核心部分含有α螺旋排列和β链故被称为翼状螺旋蛋白。FOX蛋白通过其叉头结构域将基因组DNA作为单体结合，以转录调节其靶基因。FOX蛋白的生物学功能主要在胚胎的形成及发育和调控细胞的生长分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下游蛋白的异常表达可能会导致胚胎的发育不良，发育畸形以及肿瘤的发生。Pierrou [ 5 ] 在1994年最早发现FOXF2，如图该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6p25.3 [ 6 ] [ 7 ] [ 8 ]，编码同族FOXF2转录因子，其结构具有1个DNA结合结构域和两种DNA激活结构域分别为：1个AD1激活结构域和2个AD2激活结构域。FOXF2在邻近上皮细胞的间充质细胞中表达，并且在胚胎发生和组织发育过程中具有组织特异性，基因表达模式中，调节细胞外基质合成和上皮–间充质相互作用已经被证实在肿瘤的发展、侵袭和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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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FOXF2与肿瘤相关特征和功能 FOXF2作为一种重要的叉头转录因子，其编码蛋白通常在间质细胞中表达，通过增加纤维的运动来促进间质细胞的转移。FOXF2对于多个基因的表达及不同信号通路都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3.1. FOXF2与Wnt信号通路 Wnt信号通路在调节细胞周期和监测正常以及恶性上皮细胞增殖等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Wnt通路主要包含三种模式，其中Wnt/β-catenin途径是Wnt信号通路的经典途径之一，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 9 ] [ 10 ]。在Wnt信号通路激活后，Anxin-GSK-3β-β-catenin蛋白复合物被降解，释放出β-catenin，β-catenin是经典途径的关键细胞质和细胞核介质，可以促进细胞增殖和分化 [ 11 ]。LEF1是该信号通路中另外一个关键的转录因子 [ 12 ]，LEF1/β-catenin转录因子复合物的形成是Wnt通路下游靶基因转录的前提 [ 13 ]，其复合物形成与否主要取决于β-catenin水平的调节。在不改变β-catenin mRNA表达的情况下，FOXF2大大降低了β-catenin的水平，从而抑制了β-catenin诱导的Wnt信号通路 [ 14 ]。在Wnt信号通路未被激活的情况下，β-catenin通过与GSK-3β继续组成磷酸化复合物，最终被蛋白酶体泛素化并降解 [ 15 ]。以上研究表明FOXF2通过降低β-catenin水平抑制Wnt通路，同时FOXF2以GSK-3β非依赖性方式通过蛋白–蛋白酶体途径促进β-catenin降解。研究人员还发现一种新的FOXF2-IRF2BPL-β-catenin信号转导轴抑制胃癌中的Wnt信号传导活性。FOXF2转录结合并上调泛素E3连接酶IRF2BPL，其反过来与β-catenin相互作用对其进行泛素化和降解。FOXF2的这些作用有助于抑制Wnt信号传导活性以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Nik等人 [ 16 ] 研究发现FOXF2在成纤维细胞中的表达与Wnt信号传导的抑制相关，成纤维细胞可诱导激活原始低克隆形成肿瘤细胞中的Wnt通路的活性和干性，从而预防腺瘤的形成。因此，FOXF2正在成为抗癌药物潜在重要的新靶点。 3.2. FOXF2与EMT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是上皮细胞逐渐获得间充质细胞表型的过程，该过程受到多种信号通路和转录因子的调控并最终获得间充质的特征，病理情况下发生则会导致上皮细胞失去上皮属性如黏附性、紧密连接蛋白和失去极性，并获得间充质细胞的特征其中包括：运动性、侵袭性和细胞凋亡的抗性 [ 17 ] [ 18 ] [ 19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EMT导致上皮细胞间失去上皮属性，而获得了间质属性，表现为细胞间黏附作用的丧失、细胞骨架的异常重构，继而导致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 20 ]。 FOXF2的上调刺激E-cadherin表达并抑制Vimentin和Snail表达。E-cadherin，Vimentin和Snail是三种与EMT相关的基因。E-cadherin是一种分布在上皮细胞侧交界处的跨膜糖蛋白，是介导细胞连接的分子基础 [ 21 ]。细胞膜表面E-cadherin的减少破坏了细胞间连接，从而导致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增强 [ 22 ]。FOXF2介导E-cadherin的转录下调并因此破坏细胞–细胞粘附。TWIST1被认为是EMT的关键调节因子，其过表达能够触发EMT表型和肿瘤转移 [ 23 ]，Wang等研究者 [ 24 ] 确定TWIST1是FOXF2的转录靶标，同时受到FOXF2的负调控，并介导FOXF2调节诱导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 3.3. FOXF2与microRNA182 微小RNA (miRNA)属于一类高度保守、内源表达的单链小非编码RNA (ncRNA)分子，其长度大约为22 nt [ 25 ] [ 26 ]。它们通过碱基配对方式与靶mRNA的3’非翻译区(3’UTR)内的特定互补位点结合而负调节基因表达，导致mRNA降解或翻译受到抑制。每个miRNA可以有效调节和协调多个细胞过程，包括细胞增殖、凋亡、分化、侵袭、转移和血管生成 [ 27 ]。miRNA主要通过调节靶基因起到癌基因或肿瘤抑制基因的作用参与肿瘤进程 [ 28 ] [ 29 ]。越来越多的证据突出miR-182在癌症进展和患者生存中的调节作用，目前已发现miR-182异常过表达会促进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瘤、胶质瘤和结直肠癌的肿瘤发生 [ 30 ] - [ 36 ]。 Zhang [ 36 ] 研究确定了miR-182和FOXF2之间存在调节关联，使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测定证实miR-182与FOXF2 mRNA的3’非翻译区(3’UTR)存在直接结合。另外在miR-182敲低细胞中观察到FOXF2表达升高，Yu [ 37 ] 为了进一步探究，在计算机软件上预测到位于485~491 (U1)和688~695 (U2)的FOXF2是miR-182的潜在靶区域，实验qRT-PCR和蛋白质印迹显示，与对照组相比miR-182模拟物转染的人乳腺癌细胞系MCF7细胞中FOXF2表达显着降低，因此FOXF2被鉴定为miR-182的直接靶标，因此可以推测miR-182可能通过靶向下调FOXF2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和侵袭。Wang等人 [ 38 ] 采用相同的方法验证了在卵巢癌(OC)中FOXF2是作为miR-182的直接靶标，在研究中发现miR-182-5p通过直接靶向卵巢癌细胞中FOXF2的3’UTR而负调节FOXF2表达，FOXF2表达显著降低，并与卵巢癌组织中miR-182-5p表达呈负相关。Zhang和Kundu [ 39 ] [ 40 ] 分别在乳腺癌(BC)最具侵袭性的三阴性乳腺癌(TNBC)亚型和肺癌中同样验证了以上的结果。 3.4. FOXF2与MAZ MYC相关锌指蛋白(MAZ)是一个转录因子位于染色体16p11.2，编码2.7 kb的mRNA，翻译蛋白分子量约为60 kd。研究表明，MAZ在基因转录中起重要作用，如反式激活致癌基因c-MYC、HRAS、PDPN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并反式抑制某些癌基因p53、Sp4和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成酶(eNOS) [ 46 ] [ 47 ]。最近的研究表明，MAZ的失调表达与各种肿瘤的进展密切相关，MAZ在胰腺癌，肝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脂肪瘤中高度表达 [ 48 ] [ 49 ] [ 50 ] [ 51 ] [ 52 ]。 MAZ是具有C2H2型锌指蛋白的转录因子，MAZ与富含GC的顺式元件结合以调节靶基因的表达 [ 53 ]，已知FOXF2启动子区域富含GC的顺式元件且含有多个候选MAZ结合元件，这些表明MAZ可能与FOXF2启动子在特定区域特异性结合，因此FOXF2被确定为MAZ的转录目标。由于MAZ和FOXF2均有抑制乳腺癌细胞的侵袭性，推测MAZ可能激活乳腺癌细胞中FOXF2的表达，Yu [ 54 ] 通过调节FOXF2确定了MAZ在乳腺癌增殖和进展中的功能，在BLBC细胞的EMT过程中通过检测细胞特异性类型的方式发现MAZ-FOXF2-TWIST1轴，验证了MAZ与FOXF2在肿瘤中的相关性。 进一步生存分析后发现MAZ mRNA水平与FOXF2mRNA水平的组合，可以作为检测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标志物。MAZ-FOXF2轴在调节癌症发生和进展中反映出多功能转录因子的多效性，有助于癌症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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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甘肃省红层地貌发育广泛，分布较密集的市(州)为张掖、兰州、临夏及平凉。其中位于张掖的彩丘地貌随着有关部门的宣传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对兰州市远郊的红古区辖区内发育的大片红层景观关注度明显不足。本文将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表明研究区红层地貌自然地理条件、地质构造、景观分布的基础上，对区域内局部地貌景观进行科学的定义。探究其形成演化的动力机制。本文以兰州市红古区内的红层为研究对象，按照主导动力成因，开展地貌测量和分析工作。对发育的红层景观和丹霞地貌的类型、形成条件及演化过程进行研究。本研究工作对了解和认识红古区丹霞地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本区以丹霞地貌为主题的地质公园申报、建设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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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红层(redbeds)在我国主要是指中生代以来即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新生代古近系的湖相、河流相、河湖交替相或是山麓洪积相等陆相碎屑岩，多以互层出现，从外表来看颜色为红色 [ 1 ]。红层的岩性通常为交互沉积、软硬相间的砾岩、砂砾岩、砂岩、粉砂岩、泥岩、页岩，有时夹有淡水灰岩或膏盐层 [ 2 ]。宏观上，红层发育了各式各样的地貌，典型的有红层丘陵、红层平原、丹霞地貌等。 丹霞地貌是一种具有很高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地貌类型 [ 3 ]。从1928年冯景兰先生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经众多地理工作者的广泛深入研究，认为丹霞地貌的形成、演化取决于地质构造、岩石组分和结构、气候条件三要素 [ 4 ]。红层作为丹霞地貌发育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丹霞地貌的研究有向着红层及红层地貌拓展的趋势 [ 5 ]。粗碎屑物是红层的主要物质构成成分，其周边山地的物质组分与临近红层碎屑物的组分有很高的相似度。岩屑、砾屑是其外围物源地岩石碎屑的混合，其砂质主要是石英，含部分长石，胶结物以泥、沙为主，化学胶结物主要为硅质、钙质和铁质 [ 6 ]。 根据我国红层的分布特征及形成背景，将我国红层划分为西南地区红层、西北地区红层、中南、东南地区红层和其他地区(西藏及华北的部分地区)红层 [ 7 ]。西北地区红层总面积191，251 km 2 ，约占全国红层面积的23.15%，其中甘肃红层面积约87，799 km 2 ，占西北红层的45.9% [ 8 ]。 在兰州市西北郊区的红古境内发育的大量红层地貌，其主要地质年代为白垩纪。形成的各种红层丘陵和丹霞地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科普意义。本文在前人关于甘肃地质地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野外实地考察和室内分析结果，对考察区内发育的大规模红层地貌和丹霞景观的沉积环境和形成演化过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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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 2.1. 研究区地质构造背景 红古区地处兰州市的西北远郊区，位于102˚50'~102˚54'E，36˚19'~36˚21'N之间。地理单元上隶属于民和中新生代盆地的周家台隆起 [ 9 ] (盆地内褶皱、断裂发育，主要划分为皋兰隆起、永登坳陷、周家台隆起及巴州坳陷四个次级构造单元)。盆地是一个多种矿产资源共存的中新生代陆相碎屑岩沉积盆地，是燕山运动初期形成的典型的退缩型盆地 [ 10 ]。在不同的构造和气候条件下，沉积了5000~7000余米的中–新生界地层，发育多种不同的沉积建造和丰富的沉积相类型，盆地内彩色丘陵广布，地貌形态奇特，多种地质遗迹保存完整 [ 11 ]。 红古区红层主要见侏罗系J、白垩系K、三叠系T地层，红层总面积约为213 km 2 (图1)，占全区总面积的37.5%，总体上在全区呈均匀态分布。三叠系T层和侏罗系J层主要分布在区域西北部的窑街街道、下窑街道和矿区街道，白垩系K层大部分分布在花庄镇东北部和平安镇北部，其余的在全区零星展布，多呈条带状或串珠状延伸。第四系Q层黄土盖层下部基岩多为白垩系和第三系(图1)。区域内由于构造运动和地层岩性的不同，使得不同地段呈现出的红层地貌特征有巨大差异。 图1. 考察路线图 2.2. 产出特征 红层地貌的分布不仅仅是指出露地表的红层，还包括被后期地层掩盖的下伏的地层 [ 12 ]。 2.2.1. 窑街东北红层分布区 本区产出的红层以上覆黄土盖层的丘陵为主，少量的黄土红层混合型地貌和几处大型滑坡体，主要分布在红山村东部大沟。因为本区黄土盖层和红层之间含有1米到20米不等的砾石层，并且黄土盖层较厚，最厚的地方达到30米左右，薄处有两米以上，导致典型的红层景观特征不明显。 2.2.2. 平安镇北红层分布区 平安镇北部红层考察地点主要在仁和沟红古区境内和张家寺北沟，仁和沟产出以红层丘陵为主，少量丹霞地貌。在一处名为红岘子的地点附近，发现的丹霞地貌主要以塔状、宫殿状、残峰孤丘地貌类型为主。本区域黄土盖层较薄，普遍在1到2米，个别地方黄土层侵蚀殆尽，红层丘陵普遍发育，色调以紫红色为主，间杂灰色板状砂岩，砂岩呈平行状分布，砂岩中伴有明显的石膏穿层。张家寺北沟整体比较广阔平缓，已经发育成坳沟，红层大面积出露，侵蚀残丘和石柱较多。 2.2.3. 海石湾镇东北红层分布区 海石湾镇东北部红层分布区考察活动在上旋子村北哈拉沟进行。本区域产出以红层丘陵为主，发现一处火焰山地貌，两处丹霞地貌。本区黄土盖层比较厚，无砾石层。地貌形态受切割明显，存在一定规模的大型切沟、冲沟和山间台地。红层地貌色调以红褐色为主，夹有灰色页岩。 2.2.4. 红古乡红层分布区 红古乡红层分布区考察活动在下旋子村东部磨石沟和马家台东沟进行。 磨石沟沟口发现有典型的彩色丘陵，在不同颜色的粉砂岩碎屑、泥岩、黄土的衬托下，呈现出鳞羽形态，沟口深切，沟内流水侵蚀剧烈，产出多种坡面地貌以及小型冲沟，沟内砾石遍布。红层地貌色调以红褐色为主，夹有互层状杂色砂质泥岩。 马家台东沟主要以红层丘陵为主，流水侵蚀剧烈，遍布切沟和冲沟，发现少量火焰山地貌、并且有两处处于发育初期的砂岩石柱。此沟水流侵蚀和溶蚀作用明显，由于大片红层都是由细软的粉砂岩和泥质岩等组成，虽遭受侵蚀作用强烈，但很难形成陡崖，大多形成波状起伏的丘陵。 2.3. 典型的红层地貌类型 2.3.1. 窑街东红山沟 红山沟具有景观特征的红层地貌主要分布在定点(103˚53'59''E，36˚27'56''N)以及往东约3公里内。区域内黄土盖层较厚，并且盖层和红层间普遍夹有1米以上砾石层，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0米，导致很多丹霞景观如岩墙、岩壁、石柱、峰丛等都处于形成初期，“顶平、身陡、麓缓”的典型丹霞地貌特点只体现出“身陡、麓缓”两项。并且多以基部红层，中部夹砾石层，黄土盖顶的组合形式存在。全部为正地貌。因流水夹带泥沙的侵蚀，导致裸露的红层剖面普遍覆有薄层泥乳膜。红山大沟形成景观的裸露红层为粉砂岩夹泥岩，色泽红灰相间，产状缓倾斜，海拔1830~1890 m，丘陵之间的高差大多在50 m左右，水蚀、风蚀和重力坍塌等作用综合形成的丹霞雏形遍布。 2.3.2. 平安镇北仁和沟和张家寺北沟 仁和沟黄土盖层普遍薄，并且因流水侵蚀，导致粘土物质流失，土壤沙化，颜色已近灰白色，宏观上明显呈现的红层丘陵地貌特征。此沟遍布各种散流侵蚀堆积地貌和暴流侵蚀堆积地貌，因为红土连续夹有板岩和紫红色泥岩叠层，导致坡面切沟受出露岩层的阻挡，形成了陡坎和跌水。丹霞地貌多以火焰山地貌，单体形态主要以塔式、宫殿式呈现，有石柱、残峰等(图2、图3)。成景地层为白垩世河口群的棕红色块状粘土岩夹细砂岩，色彩层次明显，产状近水平，海拔1800~1890 m，动力作用多为溶蚀、风蚀和重力崩塌等作用。 张家寺北沟入口在张家寺村正北方向，此沟相对较短，与仁和沟近平行，平均距仁和沟3.5公里，除黄土盖层稍厚外，其他地质特点与仁和沟相似。此区域盖层普遍达到3米以上，此沟整体广阔平缓，已经发育成坳沟。在距沟口5公里处发现一处丹霞象形景观和一处比较震撼的红层台地(图4)，成景地层由早白垩世河口群砂砾岩组成，红层建造主要为陆相碎屑沉积，产状近水平，层理清晰可见。丹霞象形山由相对高度为30~50米的连续山包组成，顶部覆有5米左右厚的冒状黄土，红层台地景观大约高50米，宽120米，黄土层和不同种类的砂岩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图2. 火焰山地貌 图3. 丹霞象形山 图4. 丹霞台地 2.3.3. 上旋子村北哈拉沟 此沟黄土盖层较厚，冲沟侵蚀深度普遍达30~50 m，丹霞地貌特征不明显。沟道两侧地层滨湖相沉积和滨浅湖相沉积典型，呈平行层理，由中细粒石英砂岩、块状暗紫红色钙质泥岩组成，砂岩相对薄，约0.2~0.5 m，最厚4 m，泥岩单层厚1~3 m，虫迹、波痕和泥裂等遗迹发育。在沟内发现大片红层残塬景观(图5)和一处丹霞石柱(图6)。视野总体比较辽阔，可以看出大型的切沟、冲沟和山间台地，能较好的体现出整个高平原在长期的地质历史过程中被切割的千沟万壑的景象。 图5. 侵蚀台地 图6. 丹霞石柱 2.3.4. 下旋子村东部磨石沟和马家台东沟 下旋子村东部磨石沟和马家台东沟同属于红古区红古乡辖区。 磨石沟入口的一处丹霞地貌以宫殿式彩色丘陵呈现(图7)，在红褐色砂砾岩、灰绿色泥质粉砂岩的衬托下，呈现出鳞羽状色彩分布，加之顶部黄土凸起，神似一尊佛像，沟间下切比较深，两侧陡峻，砾石遍布，形态各异。此处表层为第四纪上统冲积砂土，层理清晰，顶部为风成黄土 [ 13 ]，属于湟水河古河道III、IV级阶地，存在大面积厚层冲积砾石。沟内主要包括小型丹霞和红层丘陵地貌，并伴有流水切割形成的多种坡面红层与黄土结合的地貌以及小型阶地、构造夷平面等，基座为晚第三纪红层。在磨石沟红古区与永登县交界处发现一处孤峰残丘(图8)，含砾冲积砂土作顶。 马家台东沟距离马家台垂直距离约1.7公里，地貌表现为黄土台地和红层丘陵交错分布，同样存在大量的流水切割所形成的多种坡面红层地貌和构造夷平面。彩丘和丹霞的成景地层主要是早白垩世河口群红褐色砂砾岩和少量的灰白色泥岩。 图7. 宫殿式地貌 图8. 丹霞峰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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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红古区地质特征 3.1. 地层特征 红古区地处民和盆地周家台隆起，河口群主要出露于周家台隆起，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与上覆地层呈假整合接触，地层遭剥蚀程度较高 [ 14 ]。周家台隆起构造单元区白垩系地层主要包括早白垩世河口群和上白垩世民和组，由下图可以看出红古区成景地层主要分布在早白垩世河口群地层出露区(图9)。 早白垩世河口群是以一套紫红色为主夹灰绿色、桔红色、红褐色、蓝灰色等杂色的陆相碎屑岩沉积 [ 15 ]。与下伏侏罗系享堂组呈不整合或微角度不整合接触，或覆于更老的地层或岩体之上，与上覆上白垩统民和组或新生代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 16 ]。 1998年到2000年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调查院将兰州–民和盆地下白垩统河口群自下而上依次建组为朱家台组、盐锅峡组、红古城组和花庄组。朱家台组为一套紫红色厚层、巨厚层状砾岩、砂岩组合 [ 17 ]；盐锅峡组由粉砂质泥岩、粉砂岩、紫红色细砂岩组成 [ 18 ]；红古城组以灰紫色厚层、中厚层、薄层细、粉砂岩夹钙质泥页岩为主要成分 [ 19 ]；花庄组为厚到巨厚层粉砂质泥岩、薄层细砂岩、粉砂岩互层 [ 20 ]。 红古区白垩世河口群为红古城组和花庄组。此外西北部还有小部分三叠系南营儿群和侏罗系窑街组地层出露，其余表层为第四纪风积和冲积黄土(图9)。 图9. 红古区地质简图 3.2. 岩性与沉积特征 沉积岩的颜色是沉积岩最醒目的标志，是区分岩石，判断古地理的重要依据 [ 21 ]。不同颜色的沉积岩类代表不同的沉积环境，有机质量含量的不同也会使岩石颜色产生变化 [ 22 ]。 3.2.1. 砂岩 分析区选取河口群红古城组地层。砂岩主要是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剖面底部为紫红色粉砂岩夹紫红色泥岩和少量石英砂岩，从下到上层理从不明显到发育微型交错层理，剖面中上部含有紫红色厚层砂岩夹粉砂岩互层，互层中含有碎屑填充物，占比低，层理多为槽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图10)。岩层中多见虫迹、和植物碎屑化石。 剖面岩石分层性好，水平方向延伸稳定，面积广、垂直方向上由多个单层叠加而成，层理多为槽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粉砂岩中含有少量的泥砾，生物潜穴及生物扰动现象丰富，可能是湖水位深浅变化的沉积产物 [ 14 ]。由此可见，沉积相应该为滨浅湖-半深湖。 3.2.2. 泥岩、粉砂质泥岩 泥岩和粉砂质泥岩在整个河口群亚组中广泛存在，多与中-薄层砂岩互层存在。粉砂质泥岩主要见紫红色，灰绿色和灰色，层理不清晰，中—厚层状构造。河口群花庄组中紫红色厚层块状砂岩夹有大面积中层粉砂质泥岩，从颜色上看多为紫红色或者棕红色，可以断定铁元素含量高。 泥岩、粉砂质泥岩岩层中明显可见沉积碎屑和浅灰色泥灰岩，夹有少量砾岩，碎屑物质平伏于岩层，层理清晰有生物扰动痕迹，属于湖相沉积环境。在红谷区西北部大通河III、IV级阶地中存在普遍的冲积相泥岩，主要表现为粉砂质泥岩中夹有大量碎屑和砾岩，且夹层厚度呈单一变化走向。 图10. 河口群红古城组剖面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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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红层地貌成因 红古区红层地貌的形成过程是整个兰州—民和盆地红层发育地质历史的缩影。泥盆世早—中期祁连运动使青海南部、南秦岭等地隆起成陆地，加之干热的强氧化环境，红层沉积开始形成；经石炭纪、三叠纪多次海侵、海退循环，以三叠世中期古祁连山-秦岭一线为界，形成了南海北陆的沉积环境 [ 23 ]。北部多山间盆地，河湖相紫红色粗碎屑岩建造；三叠纪末期，甘肃海侵史结束；中侏罗世早期，燕山运动使山间盆地由水平挤压转变为伸展断陷，沉积盆地规模迅速扩大，气候湿润，植物繁茂，沉积了少量湖相、山麓相红色碎屑岩；早白垩世早期，祁连山隆生加快，在兰州盆地边缘出现一套以洪积扇为代表的粗碎屑沉积 [ 19 ]。早白垩世中期隆升趋向于稳定，兰州—民和盆地大部分地区为滨浅湖，湖相杂色泥岩开始大量建造。到早白垩末，盆地演化趋缓 [ 24 ] (图11)。至此，兰州西部河口群、民和群红色陆相砂、泥岩大规模发育。古近纪到新近纪山间盆地又沉积了西柳沟组、野狐城组及甘肃群等地层 [ 25 ]。这些地层为兰州周边红层地貌的形成与演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的隆升速率发生多次变化，高原东北缘为高原扩张的前锋区域，导致地层发生构造运动，形成大规模褶皱与断裂。民和盆地处于半干旱气候区，主要受构造运动的改造和风化剥蚀，伴随着流水的切割与溶蚀，红层基本格局应运而生。在断裂构造带，流水沿高角度断面或节理切割，易形成陡峭坡面(丹霞岩壁)，亦可形成深切峡谷(巷谷)，也可形成顶平坡缓的台地，或顶平四面陡峭的方山，方山或台地进一步被切割各种各样的奇峰，有直立型、堡垒型、宝塔型等，在岩层倾角不大，岩性又软 图11. 地层演化图(据陈军绘 [ 14 ] ) 弱的区域，多形成起伏和缓的丘陵。红层中的灰岩砾石、含盐类泥质胶结物等碳酸盐物质，被水溶解后常形成一些溶沟、佛龛状凹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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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通过对兰州市红古区的实地考察，红古区红层地貌分布广泛，形态类型丰富，保存完整。大多数成景地层除去松散沉积层、第四纪马兰组(风积黄土)、五泉山组(钙质胶结砂砾石，砂质土)外，主要为早白垩世河口群红色相砂岩，是一套在炎热环境下氧化形成的高价铁离子所导致的红层沉积，大致经历了红盆发育与成岩、构造抬升、成景塑形等三个重要的阶段。 2) 景观色彩主要以红色为主(棕红、紫红、褐红)，夹杂一些其它颜色。丹霞地貌以彩丘、残丘、宫殿状、塔状、泥乳状、石柱、峰丛为主要呈现方式，色泽艳丽，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科研价值。区域内交通便利，山间沟道开阔，丘陵起伏和缓，有利于开展以丹霞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和科研活动。 3) 区域内沉积岩岩性较软，抗风化与流水侵蚀能力弱，水流切割、溶蚀、重力崩塌等地质作用显著，地貌景观外形多低矮、浑圆状，条带状，相当一部分红层地貌处于演化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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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本质内容。编制文化认同感问卷为研究这一重要的社会和心理概念提供了工具的参考。本研究编制了9个题项的文化认同感问卷，包含情感承诺和行为承诺两个维度，情感承诺指对文化的依恋和赞扬，行为承诺指对文化的学习和参与实践的意愿。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与文化自信显著正相关。可以进一步应用到文化认同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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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个体对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郑晓云，1992)，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崔新建，2004)，是个体自觉投入并归属于某一文化群体的程度(Oetting & Beauvais， 1991)。文化认同作为深刻的社会问题，伴随着现代性及其引发的危机而出现，并逐渐成为多元文化下文化适应的核心主题。探究个体的文化认同，为其身份认知、社会适应、文化实践等的衡量和预测提供了重要指标，也为群体认同现状的刻画提供了参考。 文化认同作为多学科交叉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心理学家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等视角对其进行了多方面探讨。文化认同结构的探索，国内外经历了从单维、二维到多维再到层次结构的演化(赵科，杨丽宏，2019)。Tajfel (1978)认为社会认同要求个体既认识到其属于的特定社会群体，又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Marcia (1980)根据认同理论的情感承诺和行为探索两个维度，将文化认同分为分散、排斥、延缓和成熟四种个人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Phinney等(Phinney， 1992; Phinney & Ong， 2007)认为文化认同包括对其本源文化和居住地文化两种认同，即“双文化范式”，并进一步提出了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四种文化认同态度模式，并发展出了多群族认同问卷(MEIM/MEIM-R)。类似的，Dehyle (1992)也认为文化认同是一个多维多层次的概念，具体包括文化投入、文化归属和文化统合三个维度。 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来定义文化认同，前者认为文化认同是一个包括器物认同(符号认同、形式认同)和观念认同(身份认同、规范认同、价值认同)，由表及里的体系(如王沛，胡发稳，2011；佐斌，温芳芳，2017)；后者则将文化认同视作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组成的心理构念(如杨曼，吕立杰，丁奕然，2019；郑彩花，张玉柱，侯友，田磊，2018)。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针对特定文化内容(如中医药、武术、妈祖文化)和特定族群(如藏族、哈尼族)的文化认同测量工具。 文化认同是认同的核心内容，并与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概念紧密联系。文化认同构成群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其与群族认同有交叠的部分(韩震，2010)。民族认同包含文化认同的内容，文化认同又反过来影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同时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离不开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和认可(见刘林涛，2016；周婷，毕重增，2020)。鉴于此，文化认同的研究大多在民族认同的概念上进行延伸，而基于Phinney等的民族认同考察文化认同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如赵科，杨丽宏，2019；张少科，2018；Pan， Hao， Guan， & Hsieh， 2019)，但尚未形成共识的文化认同测量工具。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概念，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同一国家内部的民族，又形成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共同性(韩震，2010)。因此，我们能够在特定族群及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为编制一般性的中华文化认同工具提供了内容参考，而中华文化认同也能应用到特定内容认同的考量和分析。 总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不仅需要从特定文化内容和群体入手，还需要从更宏观层面的概念和工具来探讨中华文化的主动建构。因此，本研究旨在编制一个能灵活运用到不同文化交往情境和群体的一般性文化认同感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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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文化认同感问卷的构建 根据已有文化认同相关研究的做法，本研究也基于Phinney等(Phinney， 1992; Phinney & Ong， 2007)的多群族认同问卷进行改编，并参照周婷和毕重增(2020)的文化自信问卷，雍琳和万明刚(2003)以及Hu等(2014)的民族认同问卷，和Mael和Ashforth (1992)的组织文化认同问卷选取测量题项。最终形成了9个原始条目的初始量表(见表1)。 Table 1 Items of perceived cultural identity scal 条目 内容 来源 Q1 我对中华文化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周婷，毕重增，2020 Q2 我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Phinney， 1992; Phinney & Ong， 2007 Q3 我很明白中华文化于我而言的意义 Phinney， 1992; Phinney & Ong， 2007 Q4 我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依恋 Phinney， 1992; Phinney & Ong， 2007 Q5 当有人称赞中华文化时，感觉就像是在称赞我自己 Mael & Ashforth， 1992 Q6 我愿意花时间去学习中华文化，如它的历史、传统和习俗 Hu et al.， 2014; Phinney， 1992; Phinney & Ong， 2007 Q7 我愿意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 Hu et al.， 2014 Q8 我愿意向别人介绍和讲述中华文化的历史 雍琳和万明刚，2003；Hu et al.， 2014 Q9 我关心中华文化的未来和命运 Hu et al.， 2014 表1. 文化认同感问卷初始条目 Phinney开发了适用于多群族的认同量表(MEIM)，包含14个测量民族文化认同水平的题项，而后Phinney & Ong (2007)对量表进行了修订，用6个题项考察文化认同的两个维度：情感承诺(commitment)和行为探索(exploration)。随后该量表(MEIM/MEIM-R)被广泛应用于国内文化认同测量的研究中，并被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因此本研究的文化认同感问卷也参照该问卷的两个基础维度，从情感和行为两个方面考察中华文化认同感，并选取了其关于情感承诺的3个题项：“我对我的族群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我明白我的族群成员与我而言的意义”“我感到与我的族群有强烈的联结”和行为探索的1个题项：“我花时间尝试去了解我的族群，比如他的历史、传统和习俗”进行改编，分别为Q2、Q3、Q4和Q6。国内学者Hu等(2014)也开发了多维的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并被验证在在内蒙古地区大学生中有很好的适用性(朱晓琳，刘洋云，张玉柱，胡发稳，2018)。该量表同样基于认知、情感和行为维度，对具体的族群器物、宗教信念、民族俗约等内容表达其对文化的评价、情感和意向。本研究中主要选取其关于文化实践行为和心理准备的表述，改编后的题项为Q6、Q7、Q8、Q9。 此外，由于多群族认同量表的情感承诺维度主要是对文化的依恋和归属感，缺乏对文化的外显态度的测量，如对群体的自豪和赞扬感(Phinney & Ong， 2007)，因此在参考周婷，毕重增(2020)文化自信的测量工具后，在题项中加入“我对中华文化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为Q1。而文化认同的研究除了主流文化中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和跨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外，组织文化认同也是重要的研究部分。本研究选取Mael等的组织认同问卷中“当别人称赞这个组织，感觉像是一种个人的赞美”这一题项，并改编为文化认同感问卷的题项Q5。 文化认同感问卷的构建继承了多群族问卷的结构，并涵盖了文化认同的情感和行为维度的内容。本研究参考的工具被检验均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因此可以预测本研究的文化认同感问卷一方面能够刻画文化认同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应具备良好的信效度。 2.2. 文化认同感问卷的结构分析和验证 2.2.1. 研究对象 样本1：大学生233人，男生52人，女生181人，平均年龄21.57岁(SD = 5.20)，该人群完成文化认同感问卷，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 样本2：大学生169人，男生46人，女生123人，平均年龄22.82岁(SD = 5.90)，该人群完成文化认同感问卷和文化自信问卷，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2.2.2. 研究工具 文化认同感问卷：采用上面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初始量表。回答者在李克特量表上7点评分作答，评分越接近7表达个体对题项的认同度越高。 文化自信问卷：采用周婷，毕重增(2020)编制的文化自信问卷。该量表包含文化自豪和文化赞扬两个维度。本研究中，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两个维度上分别为0.84和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