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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政治哲学的困境：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危机就是价值判断的危机，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危机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就是事实和价值的分野造成的价值判断的危机。施特劳斯看来这种危机源于现代性本身或者说现代性方案本身就蕴含着危机。现代性方案本欲构建出一种由诸平等民族构成、各民族自由平等，并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给全人类带来普遍富裕与幸福的普世社会(the universal society)，将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放，消除人类之间冲突与战争，实现全人类自由平等和谐共生。近代以来，科学与理性战胜了信仰和道德，科学技术与理性带人们不断地征服自然。但是同时人类也陷入战争、贫穷和压迫，无数人信奉暴力、沉溺享乐，现代性通过科学技术赋予人类强大的力量，而这份力量究竟用于行善而是作恶却鲜有人关心。当古人还在思考何为正义、纯善、高尚等问题时，现代沉溺于肉体的爱欲和欢乐；当古人还在思考爱与欲、情与理、法与义的问题时，现代人早就开始肆意随性地懈放自我，选择最直接的物质享受；当古人还在精神世界中辗转追问人生的意义时，现代人早就过着你请我愿，得过且过的世俗生活。 现代性方案构建的过程中却走向其对立面，现代性带给人们的不是富裕的生活，和平的发展，而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资本的剥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人性的堕落，甚至是将全人类两次卷入战争的泥沼。现代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套方案，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不在确信自己的目标。在过去人们一直相信现代性带给人们的是一个最终的幸福的普世社会，人们坚信目标会实现。哲人们认为这套方案以“最完美的方式满足人类最强烈、最自然的需求。征服自然是为了人们的利益。 [ 2 ] ”但是在理解人类的过程中，人被误解为“具有某种不变的自然本性”。奠基的哲人们想当然将哲学与自然科学当成相同的东西。但是当价值指引的判断的哲学，与工具的科学划归等号。造成的就是，价值判断的消弭，当工具的打着理性的旗号开始指引人们判断。“理性随之失去声誉，致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时无法区分智慧与愚蠢，正确与错误。 [ 2 ] ”但是现代的人们觉得随着科学技术或者说社会学科学的进步问题会随之而解决，但是这个想法毫无依据，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会给人以价值判断的启示，科技进步增强的只是人类的力量。但是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力量越强大，对持之者伤害越大。 可以说“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也是哲学自身的危机，其原因在于现代哲学本身已经完全政治化了，哲学一开始就是对永恒秩序的人道追求，并因而成为人道的灵感于渴望的纯粹源泉。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成为一件武器，因而成为器具。 [ 2 ] ”或者说哲学丧失了指引人类追寻幸福的用途，在政治科学的演变下哲学从人类终极幸福的指引者，沦落为一种智识工具。现代哲学试图通将哲学构建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将哲学变成科学，但是如此一来，彻底摧毁构建于形而上学的传统。当哲学成为像数学一样的可以衡量的科学，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于正义的、好的、善的事物抛却，它们没有固定的参照标准，不能精确以数学的精确表达。当现代哲学按照数学的模式来构建，人们所能获得的只是“图形和运动的比较 [ 3 ] ”。最终，单纯对事实的追求，忘却了目的与意义，导致的只能是反对目的论的偏见，形成一种机械论式的偏颇倾向。这种失去了目的于意义的现代哲学，只能像失去缰绳的野马冲击人的心灵，这种构建于唯物主义与机械论的唯物哲学，实质上消弭灵魂与心灵对人的指引作用，造成的仅仅是丧失了灵魂指引和目的与价值后对物质的无尽索取。虽然现代哲学成功的将人类从对上帝的赎罪与等待救赎解放，但是人类却堕入“极端堕落、反社会的、自我为中心的并具有无限权力和快乐欲望 [ 4 ] ”的深渊。从表面上看现代哲学构建出的方案将人们从孤单、贫穷、卑污、野蛮、短命的自然状态中解脱，但是不过是保存了人类过渡欲求的最好与最坏世界的折衷方案。为了满足人们过度的“快乐”欲求，现代性通过实证科学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无尽征服与锱铢盘剥来实现。如此一来现代性危机从思想走向现实，从哲学危变为我们时代的危机。 现代性危机所有问题都指向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主义”确立的“现代性方案”，当“理性主义”发展出的科学用“实证主义”对哲学进行猛烈抨击。实证主义科学占据统治地位，追求人类终极幸福指引和价值判断的哲学却越来越边缘化。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对于作为理性的哲学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人们。“战后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哲学还可以不可以继续’的论题就一直没有停下来。以霍克海默、阿诺多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纳粹继承了属于启蒙哲学思想的理性主义遗志，他本身就是哲学的产物。” [ 5 ]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突破哲学的困境，解决现代性危机，重新树立哲学地位，成为现代哲人不懈的追求。其实早在一战以后，西方部分人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方案的危机，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是对现代性危机最有力的文字证据，但是斯宾格勒仅仅将“西方的没落”归结为西方文化的没落，并认为“西方的没落意味着高级文化的可能性已损耗殆尽” [ 2 ]，简简单单将现代性危机这个哲学的世纪之问划归为意识形态问题。斯宾格勒只是将危机剖露出来但是并没解决危机。对危机诊断如此平常，完全没有对其肌理成因进行深度的、全方位的解读。所以危机还在继续，危机只是在短暂的显现后潜行匿迹，因为它在酝酿一场更猛烈、更巨大的危机。 当继承了启蒙哲学思想的理性主义遗志的纳粹席卷世界后，危机在二十世纪如此频繁的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危机是否会成为一种深深根植于现代化方案之内，或者说危机是否是永久性的、周期性的、不可避免的。那么对危机的诊断便不可能在等待中产生，所有的哲人都将目光转向现代性危机。“危机是真实的，正如理性的危机和‘共同生活’的危机” [ 5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胡塞尔这样中谈到：“这绝不仅是由于表面上的原因，形而上学不断的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 [ 6 ]，而是近代科学将自然数学化，使得自然成为一个自身封闭的物体世界。“很快就引起了关于世界一般的理念的完全改变。世界可以说分裂成为两个世界：自然和心灵的世界” [ 6 ]。胡塞尔认为正是由于实证主义将自然数学化，将世界物质化的现代性方案引起了现代性危机。马克思认为这是‘异化’对世界的扭曲，韦伯认为这是‘铁笼’对人的困囿，阿诺多认为是‘工具理性’的极权胜利” [ 7 ]。“哲学不在能自圆其说，绝大部分哲学家已经放弃了理性，并因此放弃了哲学” [ 8 ] 甚至有些哲学家认为只有宣布哲学的死亡才能解决现代性危机。从亚里士多德起哲学确立的第一学科的合法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哲学因理性本身陷入批判与批判自我的死循环，对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遭到不断地否定。哲学开始以各种形式的现代性批判来寻找生机，但对现代性批判却越来越脱离实际，哲学对现实批判开始成为对现实理论的批判。哲学开始越来越学院化理论化，而这个典型标志恰恰是 “语言学转向”。“哲学的语言转向将哲学与时代逐渐隔开，意义和真理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人生的问题，只是语言问题；语言批判取代了时代批判。” [ 9 ]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应，而现代化方案通过哲学的语言转向，反映时代的问题：实质意义的缺失：除了语言的形式意义皆无意义；零碎的语言的意义只对自己有意义。“这种意义的缺失，原因不止一端，但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的整体统一性的追求，与这个世界一起分裂，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 9 ] “哲学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非历史的。科学和历史，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最终成功地毁灭了哲学存在的可能性本身。” [ 10 ] 科学从哲学中来，但却反叛哲学，取代哲学，将自己包装成知识的最高形式。终于科学用现代“实证主义”成功的将哲学拒斥为非科学。当现代科学用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取代古典哲学绝对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念时，现代性的危机随之而来。因为实证主义的科学只是基于事实而进行的价值判断，但是基于事实做出的判断无法赋予判断永恒的价值效力。当一切都成为基于事实的瞬时判断，判断的价值效力便基于判断的一瞬。判断的价值成事实的价值，丧失了判断永恒的价值。当一切判断成为了相对的判断，那么作为判断主体的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普遍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恶的。当价值成为相对，善恶成为主观意愿，一切都不重要了。如果一切都只是人主观意愿做出的无法把握的相对判断，那么基于理性的现代性方案为何会将理性引向无法把握的相对判断就不难理解了。所有的现代性方案都通过表现出现代性危机，对启蒙运动后的理性哲学以猛烈冲击。理性哲学用科学不断冲击哲学，是不是可以说作为一种理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已然失败了。 哲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来定义对危机的解，但无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危机都是现代性方案的一部分。“虽然对现代性的批判几乎伴随现代性本身而来，但从卢梭发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及其后现代徒子徒孙的现代性批判都是从现代方向上来批判现代性，因此其结果都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 [ 3 ]。站在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现代性，所做的无非是否定之否定，进一步推动现代性发展。但现代性的批判不能只是隔靴捎痒表面之举，必须要获得一个超越现代性的视野。我们必须跳出现代性视域，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获得一个独特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