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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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两年，蚂蚁森林/庄园这类新型“互联网+”公益模式非常流行。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免费”与“自由”，因此本调研将其命名为“Free公益”。目的：目前对“Free公益”的研究集中在模式初探、问题分析、公益营销，很少涉及心理层面，因此本调研想将其扩充到心理层面，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可行建议。方法：以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为调查样本，以蚂蚁森林/蚂蚁庄园为典型案例，通过问卷与访谈法，探究本科生“Free公益”参与现状及背后的心理。结果：1) “Free公益”对本科生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抓住了本科生的好胜心、攀比心、“沉没成本效应”等，还能让其感受到自身对社会的价值。2) 在本科生对“Free公益”的发展做出一系列贡献的同时，“Free公益”也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本科生的公益意识。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对“Free公益”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翔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 :“互联网+”公益，蚂蚁森林/庄园，“Free公益”，心理感受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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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背景 近年来，公益众筹、网络募捐等带有强烈互联网气息的公益新模式开始兴起(李东方，2015)。 根据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底，32.5%的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益项目，规模达到2.38亿元。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开始从传统模式向新型互联网模式转变，优秀的互联网公益项目大量涌现(佚名，2016)。其中，支付宝“蚂蚁森林”是一个现象级的成功案例(王大庆，2017)。 “蚂蚁森林”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为改善阿拉善地区生态环境而开展的一项公益活动，旨在呼吁人们用自己的低碳行为为沙漠化治理助力。用户通过“偷”、每日行走或使用支付宝消费便可收集到能量，好友之间也可以互相“浇水”，当能量达到一定数量时，便可在阿拉善地区种植一棵真实的树(徐玲玲，2017)。5月20日，《蚂蚁金服2016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了“蚂蚁森林”的最新数据：经过一个忙碌的春种，这个环保公益行动的用户已经超过2.2亿，减排67万吨(佚名，2017a)，在地球上种下了845万棵防风固沙的梭梭树(佚名，2017b)。 与蚂蚁森林类似的公益还包括蚂蚁庄园，微信捐步。这类公益的显著特点是门槛低，具体表现为：既不需要直接捐钱，也不需要额外花费时间精力，只需要每天完成一些日常任务就可以达成做公益的目的。因此本调研将这类公益命名为“Free公益”，简练而双关地表达其“免费”与“自由”的两大特点。 目前，“Free公益”中，蚂蚁森林是普及度最广的，因此与之相关的思考与研究相对较多。徐玲玲(2017)认为，“蚂蚁森林”火爆有三大原因。第一，贴近用户生活，主张“小行动，大公益”：用户通过行走、线下支付、生活缴费、网络购票等方式获取能量；“能量果”在每天早晨7点左右结成，这符合人们正常作息。第二，“蚂蚁森林”是一款基于好友互动的公益游戏：好友之间可相互“恶意”采摘、“善意”浇水，还能够通过“蚂蚁森林”内置的、极具个性的“语句+表情”在“TA的动态”下表达感谢、愤怒等内心感受，且显性化的排名也能带来几分竞争色彩。第三，支付宝已经拥有了大批稳定的用户，这些用户都有自己的“好友圈”，“好友”互动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尽管学者们对“Free公益”有一定的研究，但焦点大多集中在现状、问题(陈小燕，2017)、模式(徐玲玲，2017)、公益营销(陈文静，2017)这几方面，且理论思辨多、数据论证少，浅层表现多、深层心理少，与本科生相关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调研选取蚂蚁森林和蚂蚁庄园作为“Free公益”的典型例子，以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与访谈法来探究本科生“Free公益”参与现状及心理，尝试解答如下问题：1) “Free公益”在本科生群体中是否流行？2) 如果流行，它抓住了本科生的哪些心理？3) “Free公益”在本科生群体的推广作用如何？4) “Free公益”是否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本科生的公益意识？最后我们将根据调研结果为“Free公益”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行建议。 就理论而言，关于“Free公益”的研究不多，关于“Free公益”背后本科生心理的研究更少。本调研丰富了“Free公益”研究，也丰富了新型互联网公益项目发展的心理研究。 就实践而言，蚂蚁森林与蚂蚁庄园能引导人们低碳出行、绿色消费、保护环境、捐献爱心，对国家改善民生环境、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本调研通过研究蚂蚁森林/庄园参与者的心理机制，能为新型公益项目的发展和营销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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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问卷法 通过问卷星派发问卷获取数据，问卷题目详见附录。共回收问卷434份，其中有效问卷409份，有效率为94.2%。针对问卷数据，使用spss22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并使用r语言做决策树。样本的基本信息详见表1。 2.2. 访谈法 深度访谈6位蚂蚁森林/庄园用户，以深入了解其对“Free公益”的看法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 访谈对象涉及大二到大四三个年级，在三大种树类别上各有2位，且每个类别内部男女分布均等，文理科分布也算均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2。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sampl 项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35 33 女 274 67 专业 文科 132 32 理科 256 62.6 其他 21 5.4 年级 大一 46 11 大二 79 19 大三 250 61 大四 34 9 表1. 样本的基本情况 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interviewee 姓名 性别 专业 年级 种树数 A同学 男 理 大三 ³2 (4) B同学 女 文 大四 ³2 (2) C同学 男 理 大四 1 D同学 女 文 大二 1 E同学 男 理 大三 0 F同学 女 文 大四 0 表2.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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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访谈分析结果 前文提及，七成被调查者参与“Free公益”超过了半年，超过半数参与这类公益的受调学生每天至少点开蚂蚁森林/庄园一次。如此多的学生这般频繁地点开“Free公益”界面，或多或少地获取了与公益相关的信息，公益概念有可能已逐步深入人心。 为验证上述猜想，我们对6位同学展开了深度访谈，访谈精华部分见表8。其中A同学表示“参与了这类公益之后，深刻感受到原来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E同学表示“这类公益提高了他对公益信息的关注度，比如植树节”；C同学提出了一个观点“参加这类公益，让人不知不觉就为公益做了很多贡献，意识不到的公益才是真正的公益”，而B同学则恰好提出了反面的观点“不知道自己在做公益的不算做公益”；F同学表示“参加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公益还可以这么做，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也不一定要某时出现在某地做某事”。另外，同学们普遍在参与“Free公益”过程中体会到价值感，并认为其对培养本科生公益意识有作用，还踊跃为其如何能更好地促进本科生公益意识建言献策。 以这6位同学为代表，可以推测，“Free公益”确实是在每天简单的任务中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本科生的公益意识，表现为它激发了本科生对公益形式的思考，促进了其对公益本身的认识，提高了其对公益信息的关注度，提升了其对需要帮助的人的敏感度及责任感。 Table 8 Interview essenc 编号 问题 观点 1 “Free公益”游戏与公益性之争 更多是认为游戏性 > 公益性，但有的认为首先就该通过游戏来吸引更多人参与这类公益，娱乐性是达到公益目的的手段；有的则认为抱着游戏心态玩就始终是款游戏而非公益。也有同学认为公益性>游戏性，他们并非以游戏心态参与，更想的是为公益尽一份力。 2 对传统公益的看法 普遍参与热情不高。部分原因是信息闭塞，难以获取渠道。 3 对公益信息的关注度转变 普遍有所提高。有同学表示比以前更关注植树节了，有同学表示玩庄园时有留意里面提及的公益活动。 4 对公益本身的认识转变 深化了对公益形式的认识，“原来还能这样做公益”。 促进了对公益需求的认识，“原来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 改变了对公益参与可行性的认识，“原来公益并没有那么难参与，并不非要某时出现在某地去做某事”。 5 参与以来的收获 A同学：认识到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他们。 C同学：1棵树和快乐(因看到帮助别人而感到快乐)。 F同学：发现公益并没有那么难参与，并不一定要某时出现在某地去做某事。主要是公益方面的体悟，而不是娱乐消遣上的欢愉。因为现在娱乐方式那么多，只是为了娱乐，不一定要去玩森林庄园。 6 “Free公益”活动对培养本科生的公益意识有作用吗？ 基本都认为有作用。 7 具体是怎样发挥(培养公益意识)作用的？ B同学：虽然是游戏，但它也有真实的反馈，比如种树的证书，让你觉得你做出了一些公益的事情。 E同学：通过这种活动，做了公益，本科生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成就感，那样对公益事业就会更加关注，从而推动他们继续做公益。 8 平台怎么做才更能潜移默化地打动大家，培养大家的公益精神？ A同学：首先得让大家愿意来玩，里面的公益信息才能被更多地关注——所以得先让游戏变得更有趣。 D同学：增加简单的线下活动。如与学校组织联合办徒步、马拉松活动，跟社团合作搞特色的公益活动。 E同学：增加公益额度。例如捐步，别那么快就捐完了(50万额度太少)。 F同学：让参与人真正看到成果，而不只是一些数据。 表8. 访谈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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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5.1. 结论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得知，多数华师本科生都参与“Free公益”，且参与时间长、频率高，积极度高于传统公益。至于那少数不参与蚂蚁森林/庄园的华师本科生，多是因为不怎么使用支付宝或不习惯附加功能，对蚂蚁森林/庄园持积极态度的人也占绝大多数。 那么这种参与积极性转化为公益实效的情况如何呢？调研发现，华师本科生已经为“Free公益”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贡献，包括植树、捐爱心和向他人推广宣传。其中植树方面，就受调查学生而言，人均种植约0.5棵，是蚂蚁金服截至2017年8月底调查的总体人均种植量的11倍，若将华师本科生推广到整个本科生群体，将是相当强大的一股力量。捐爱心方面，人均捐爱心约200颗，而蚂蚁庄园显示每集齐约400万颗爱心就可以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资助20名贫困生完成3年的高中学业，换言之每约1000名玩蚂蚁庄园的本科生就可以资助1名高中生完成3年学业。推广宣传方面，多数学生表示会向他人推广，会跟家人朋友提及，也会邀请好友参与，公益无形中被大范围推广。 进一步地，“Free公益”何以吸引那么多本科生的参与呢？这与其自身特点以及本科生的一些心理有关。“Free公益”不必直接捐钱，轻松自由，能促进早起，促进运动，可以与好友互动，可以娱乐消遣，带动低碳出行与绿色消费，这些都对本科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此外，本科生从众心理，对新事物的好奇心理，求胜心，攀比心，对不劳而获感与公益价值感的偏爱都让他们喜欢“Free公益”模式。其中，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因为从众、希望为公益奉献一份力而参与“Free公益”，也更容易因其不必直接捐款、轻松自由而被吸引，这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以“免费”和“自由”为最大特点的“Free公益”总体上更吸引女性。部分本科生在参与“Free公益”时存在“沉没成本效应”，在付出了努力但还没成功种树时，会非常努力去积攒能量，在成功种出一棵树后就会选择抽身离开。而对于那些能长久坚持下去的学生而言，能与好友互动十分重要。“不劳而获”心理、“早起兴趣”及“互动愉悦感”对于增加华师本科生对“Free公益”的投入度有重要影响。 最后，参与“Free公益”对本科生的公益意识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认为，“Free公益”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华师本科生的公益意识，促进了其对公益形式的思考，深化了其对公益本身的认识，提高了其对公益信息的关注度，加强了其对需要帮助的人的敏感度，在每天日积月累做公益任务以及跟亲朋好友闲暇谈论的过程中，公益概念逐步深入人心。 5.2. 问题与建议 在对“Free公益”的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首先，虽然蚂蚁森林/庄园以其独特的优势抓住了许多本科生的心理，吸引他们参加，但是其用户粘性仍不够高。通过访谈可知，蚂蚁森林要存储很久能量才能种下1棵树，缺乏及时的反馈激励导致部分学生半途而废；通过问卷调查可知，存在“沉没成本效应”心理的学生在成功种植1棵树后会选择抽身离开。因此我们建议缩短种树周期，丰富反馈机制。而且问卷调查还发现，对于能长期坚持的学生而言，能与好友互动十分重要，为了留住这些长期用户，我们建议进一步丰富好友互动模式。部分受访者还反映，蚂蚁庄园的游戏模式单一枯燥，小鸡永远不会长大，吃了饿，饿了吃，容易让人操作疲劳。对此，我们建议蚂蚁庄园转变为小鸡养成模式，该模式长期深受欢迎。 除了要留住老用户外，蚂蚁森林/庄园怎样才能吸引更多新的参与者呢？我们建议从三方面下手。其一，由于部分用户不参与的原因是不喜欢附加功能，即害怕麻烦，我们建议将图标放在支付宝首页显眼的位置，让他们容易发现，容易点开，从而大大降低他们因怕麻烦而不参与的几率。其二，由于绝大多数参与的学生都邀请过朋友参与，我们建议新增邀请者奖励，从而扩大宣传。其三，由于结果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容易被“Free公益”的两大特点吸引，即该类公益更容易吸引女生，所以向其中加入更多女性元素或可吸引更多的女性用户。 最后，虽然访谈结果发现，蚂蚁森林/庄园确实能潜移默化促进本科生公益意识，但其效果不够明显，受访者往往意识不到他们的公益意识正受到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很少会受到情感上的触动。对此，我们建议在这些游戏的界面上增加动人的音乐，弹出触动人心的公益话语，插入一些与公益有关的感人照片与故事，以增强情感共鸣。另外，有些受访者也会怀疑，这些公益是否真的落到实处，对此，我们建议让参与人真正看到成果，而不仅是一堆数据。例如，不能只展现“今天又有多少人捐献了爱心，项目进度如何”，更要展示真实教室的建造，爱心早餐的派送等。不久前蚂蚁森林界面增加了观看春种直播的按钮，这是对成果可视化所做的一种改进，也从侧面支持了我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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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哺乳动物的母性行为是一种重要本能行为，对母亲健康和子代的生存发展都具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母性行为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但对其阿片系统调控机制了解尚不充分。本文综述了阿片系统调控母性行为的相关进展。首先简要介绍了阿片系统的基本功能及哺乳动物母性行为，随后重点阐述了阿片系统调控母性行为的中枢神经机制方面的进展。最后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对阿片系统调控母性行为的神经环路和生理心理机制的研究。 关键词 :母性行为，阿片系统，阿片受体，阿片受体激动剂，阿片受体拮抗剂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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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母性行为是哺乳动物母亲为后代提供生存保障的重要的行为组合。它涉及到许多不同环路中的激素、神经递质以及神经肽系统的活动，而阿片系统是调控母性行为的关键神经肽系统之一。研究表明母婴接触等亲社会交往活动会促进内啡肽(内源性阿片受体配体，主要激活µ和δ受体)的释放(Machin & Dunbar， 2011)，但外周注射高剂量吗啡(主要激动µ受体，对κ受体有微弱的激活作用)以及µ受体选择性激动剂会破坏母性行为的表达(Bridges & Grimm， 1982; Grimm & Bridges， 1983; Mann， Kinsley， & Bridges， 1991a)。Panksepp提出社会依恋(BOTSA， Brain Opioid Theory of Social Attachment)的脑内阿片理论来解释这一矛盾的过程。该理论预测：社会孤立会导致体内阿片系统活动变低，从而促使个体寻求社会接触。而社会接触会导致母亲脑内内源性阿片肽的释放，得到消费性奖赏，从而产生欣快以及满足相关的情感(Machin & Dunbar， 2011)，并最终停止社会接触而转向其它行为。此外内源性阿片肽在体内快速降解且不会产生耐受的事实表明个体需要不断寻求与奖赏性物体的接触来避免戒断症状(依恋的物体消失时产生分离焦虑或者抑郁等情绪状态)的产生。而母婴依恋作为社会依恋的一种特殊形式，也会导致阿片肽释放。当脑内阿片肽含量较低时，母亲寻求母婴接触的动机增强；而当内啡肽含量到达一定程度后，母亲在母婴交流过程中得到满足感而开始进行其它活动(Machin & Dunbar， 2011; Panksepp， Nelson， & Siviy， 2010)。社会依恋的脑内阿片理论为我们理解阿片系统如何调控母性行为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具体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综述的目的就是总结关于阿片系统调控母性行为的研究结果，并进一步揭示阿片系统在母性行为全程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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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阿片系统与母性行为的联系 2.1. 阿片系统 阿片受体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主要有µ、δ和κ三种亚型，其内源性配体分别为脑啡肽、内啡肽以及痛啡肽(Pellissier， Gandía， Laboute， Becker， & Merrer， 2017)。孤啡肽受体及其内源性配体孤啡肽发现的相对较晚，在20世纪 90年代被发现。阿片受体在神经元上主要起抑制性作用，即当内源性阿片肽激活某些神经元上相对应的阿片受体时可以使其所在的神经元超级化从而抑制神经元的活性(Feng et al.， 2012)。三种主要受体亚型的分布以及功能如下：µ受体主要分布于脑干以及内侧丘脑区域，参与了脊椎疼痛抑制、呼吸抑制、欣快、镇静、胃肠蠕动减少以及生理依赖等生理过程。κ受体在间脑的边缘以及其他区域、脑干和脊髓有分布，参与了脊髓疼痛抑制、镇静、呼吸困难、依赖、烦躁不安以及呼吸困难等生理过程。δ受体在脑中广泛分布，它们的效应尚未被研究，可能参与致幻以及烦躁不安等生理过程(Trescot， Datta， Lee， & Hansen， 2008)。 阿片样物质用于泛指所有能作用于阿片受体的化合物，进行实验研究时通常使用自然发现或人工合成的能作用于阿片受体的阿片类物质来增强或降低体内阿片系统的活动水平。实验研究中常用的阿片类物质有吗啡(主要激动µ受体，对κ受体有微弱的激活作用)，纳洛酮(主要的µ和κ受体拮抗剂，对δ受体有微弱的拮抗作用)，纳曲酮(主要的µ和κ受体拮抗剂，对δ受体有微弱的拮抗作用)，DAGO (D-ala2NMe-Phe4， glyol5-enkephalin，µ受体选择性激动剂)，DPDPE (D-Pen2， D-Pen5-enkephalin，δ受体选择性激动剂)，U50488H (trans-3，4-dichloro-N-methylN-[2-(I-pyrolidinyl)-cyclohexyl]-benzeneacetamide methanesulfonate，κ受体选择性激动剂)等(Trescot et al.， 2008)。 2.2. 母性行为 对于哺乳动物而言，母性行为是一种本能行为。不管是非人类哺乳动物还是人类，“成为母亲”这个过程都涉及到复杂的神经与生理心理基础的变化。情绪、动机以及执行功能等过程都是影响母性行为正常表达的重要心理功能(Lonstein， Lévy， & Fleming， 2015)。心理功能的正常运行需要某些关键脑区的正常活动：母性行为的启动需要激活基底前脑(内侧视前区/终纹床核，medial pre-optic area/ bed nucleus of stria terminalis)从而产生母性动机；嗅球(olfactory bulb)及其附属区域参与了母性行为选择性的调控(自然条件下母亲是否哺乳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幼崽)；中脑多巴胺系统主要调控幼崽奖赏性；杏仁核(Amygdala)以及下丘脑(hypothalamus)主要参与了母亲的情绪调节；皮层主要参与母亲的执行功能的调控(Feldman， 2016)。这些关键脑区正常以及协同的活动涉及到一些重要神经递质或肽类系统的活动，而阿片系统则是其中之一。 一般情况下雌性哺乳动物在经历分娩后母性行为会迅速启动并由经验长期维持(Elyada & Mizrahi， 2015)，而未经历过分娩的雌性哺乳动物一般很难自发表现出母性行为，但通过敏化方法或者激素诱导的方法也可以使某些种类的未孕雌性动物表现出母性样行为。敏化过程指的是将未孕雌性动物持续暴露在有幼崽的环境中并诱导出母性样行为的过程(Lonstein， Wagner， & De Vries， 1999; Rosenblatt， 1967)，该过程发生难易程度取决于动物品系、性别、年龄等条件。大小鼠是实验研究中的一种模式动物，未孕雌性的母性行为较容易被诱导出来。而山羊之类的早成雏物种母亲若未经分娩则很难被诱导出母性行为(Keverne & Kendrick， 1991)。激素诱导指的是通过模拟妊娠终末激素的变化来诱导母性行为的产生(Stolzenberg & Champagne， 2016)。前人实验中不仅研究产后动物的母性行为，还会研究未孕雌性甚至雄性等非母亲被诱导出的母性行为，这样能够使我们全面理解母性行为表达的生物基础。 2.3. 阿片系统与母性行为的联系 阿片系统广泛地分布于母性行为调控环路中，调控许多能够影响母性行为的重要生理功能。前人也曾提出过社会依恋的阿片脑理论(BOTSA， Brain Opioid Theory of Social Attachment)来解释内源性阿片系统在母性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即促使母性行为向其它恢复与维持自身母性抚养能力(例如捕食)的适应性行为转换。所以该理论强调是脑内阿片系统活动的动态变化在调控母性行为表达与母性能力维持的最优化转换中的关键性(Panksepp et al.， 2010)。现有研究发现中脑导水管灰质是调控这种转换的关键脑区(Klein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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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系统激活µ阿片受体会破坏母性行为。且在中枢中，激活内侧视前区的µ受体以及同时激活中脑导水管中µ和κ受体的也能破坏母性行为(Klein et al.， 2014; Rubin & Bridges， 1984; Stafissosandoz et al.， 1998; Wellman et al.， 1997)，它们起作用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分离。激活内侧视前区的µ阿片受体可能主要通过抑制母性动机的诱导而破坏母性行为；而中脑导水管灰质中的µ和κ受体之间的协同活动参与调节母性行为以及捕食行为的转换，这种转换为母亲恢复恢复能力以更好进行抚养行为提供了可能。在中脑奖赏环路中的阿片系统的活动上升对于母性行为具有积极的调控作用，即激活此处的阿片受体能够通过促进多巴胺的释放而增强幼崽奖赏性(Thompson & Kristal， 1996)。虽然腹侧被盖区的µ阿片受体激活能够增强幼崽奖赏性，但全身给药激活µ阿片受体仍会破坏母性行为，据此推测某关键脑区阿片系统活动上升切断了幼崽信息加工与奖赏信息加工之间的信息传递。内侧视前区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起关键作用。 前人对于系统激活µ阿片受体对母性行为的破坏作用已有较清晰的认识，但中枢调控母性行为的研究尚不具体。之前研究关注点主要在三个脑区：内侧视前区(母性动机激发的关键脑区、腹侧被盖区(奖赏系统的关键脑区)、中脑导水管灰质(母性行为与非母性行为之间转换的关键脑区)。阿片系统在脑中广泛分布，已有的中枢研究尚不充分。未来研究可从如下几个层面深入进行：1) 从神经递质系统层面上看，阿片受体作为一种抑制性G蛋白偶联受体，它抑制所在神经元的活动，所以确定阿片受体与其他递质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例如已有研究表明了五羟色胺2A和2C受体在母性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即激活2A与2C受体均会破坏母性行为(Chen et al.， 2014; Gao， Wu， Davis， & Li， 2018; Nie et al.， 2018; 陈磊磊等， 2017)，而在人类被试中发现阿片成瘾可能通过影响五羟色胺系统功能而导致家族性抑郁障碍的发生(Gerra et al.， 1997)，所以阿片系统与五羟色胺系统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值得深入探究。2) 从脑区层面上来看，实验证据尚不全面。首先，奖赏环路中只观察了腹侧被盖区中阿片系统活动对母性行为的调控作用，而其他例如伏隔核和腹侧苍白球等关键脑区中阿片系统的活动对母性行为的调控尚无研究。其次，杏仁核以及额叶皮层等脑区是调控情绪、执行等心理功能的关键脑区，阿片系统在其中也很有可能参与了母性行为的调控，但尚无相关研究。3) 从环路层面上来看，阿片系统如何在环路中起作用从而调控母性行为有待探究。4) 从行为层面上看，需要利用多种行为范式以及分析方法观察阿片系统对于母亲的情绪、认知和动机等心理功能的调控作用。 雌性哺乳动物成为母亲之后需要不断在幼崽导向行为以及自身导向行为中进行最优化转换。这两种导向的行为之间的动态平衡对于幼崽或幼儿以及母亲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当前有证据能证明阿片系统在导水管灰质中的动态变化对于母性行为和非母性行为的动态转换中的关键作用(Klein et al.， 2014)，这个发现深化了Panksepp的社会依恋的脑内阿片理论(Panksepp， Nelson et al. 1994)，即强调的是阿片系统参与调控母性抚养能力的恢复，而非对母性行为的破坏。此外大部分阿片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它们的不当使用能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而阿片类物质在慢性疼痛治疗中的关键作用又使得人们对该类物质的管理变得复杂。近年来，由阿片类物质使用而引起的公众健康问题被大量报导。动物和人类研究均表明阿片成瘾会影响母亲自身的健康发展以及母性行为的正常表达。所以充分研究处方阿片类物质的使用方式以避免药物依赖的形成，成瘾母亲的治疗以及生理和行为改变具有重要的社会、临床和理论意义。而现有研究尚不深入，需要结合人类临床研究以及动物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来充分了解阿片成瘾对母性行为的调控机制，寻找对阿片成瘾造成的不利后果进行控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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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925名青年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调查法探究其勇气与自信、自立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发现，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勇气均与自信、自立显著正相关，高低勇气者的自信、自立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勇气对自信、自立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 :勇气，自信，自立，青年学生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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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勇气品格成为了一种重要国民性格成分。心理学上，勇气被定义为人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以坚守、进取、突破等为特点的一种心理品质(程翠萍&黄希庭，2014)，这一品质在人格体系中发挥动力作用，调控中国人其他相关的心理品质。自我是人格的核心成分，中国人自我中的自信、自立与勇气有密切的关系。宏观上，勇气、自信和自立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具有现代生命力的人格构念，也是健全人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追求事业成功、生活幸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正向心理品质。微观上，自信是个体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的确信、有信心(毕重增&黄希庭，2007)，个体的自信心常受到其勇气的影响，就如西塞罗(2015)总结出“一个勇敢的人，也就是满怀信心的人”。而个人层面的自立是指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个人生活问题中形成的综合性的非人际性的人格特征(夏凌翔&黄希庭，2008)。个体要实现自立，勇气是不可或缺的原动力，个体应“有勇气做真正的自己，单独屹立，不要想做别人”(阿迪力，2008)。而现实生活中，有勇气的人大多能坚定自己行为处事的信心，并较少依赖他人、倾向于独立自主做决定。 青年学生正处于生理、心理发生剧变的关键时期，繁重的学业任务和心理压力成为影响其健康成长的障碍。勇气、自信与自立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视的积极人格，被视为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子，具有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功能(车丽萍，庞连生，黄大伟，&赵紫凤，2010)。这三种对青年学生有重要作用的人格品质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关于这一问题，鲜有实证研究对其进行探讨。鉴于此，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年学生勇气与自信、自立之间的关系，提出3个研究假设：H1是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勇气与自信、自立显著正相关；H2是高低勇气者的自信、自立水平存在显著差异；H3是两种勇气对自信、自立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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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被试来自山西、广东、重庆地区的2所中学和1所大学。共发放问卷925份，回收问卷851份，有效回收率92%。其中，男生349人，女生502人；高中402人、大学生449人，年龄M ± SD为18.73 ± 2.43。删除印象管理题均值大于4以及各变量总分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值之后，剩余838个有效研究对象。 2.2. 研究工具 自信的测量工具：毕重增和黄希庭(2009)编制的《青年学生自信问卷》。自信问卷包含才智自信、成就自信、人际自信、应对自信和品质自信5个维度，共33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我能很快看到事物的本质”。问卷为李克特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信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自信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各维度介于0.71~0.84。 自立的测量工具：夏凌翔和黄希庭(2009)设计的《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中的个人自立分量表。该量表共20个题项，分属于个人独立、个人主动、个人责任、个人灵活、个人开放5个独立因子。代表性题项如“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各因子上得分越高，表明自立水平越高。其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62~0.68。 勇气的测量工具：程翠萍和黄希庭(2016)编制的《中国人勇气量表》。该量表包含个人取向勇气分量表(IOC)、社会取向勇气分量表(SOC)、印象管理题(SDR)、效度题4个部分，共34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我敢于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理想”。量表也是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越有勇气。本次研究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0.83。 2.3. 研究程序 高中生以班级为单位开展调查，大学生兼有班级和个别两种施测方式。主试为经过培训的任课教师和研究助手，宣读统一指导语后，被试填答问卷约20分钟，所有问卷当场收回。录入数据后，采用SPSS19.0、AMOS19.0软件包进行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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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青年学生勇气与自信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年学生勇气与自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勇气水平越高的人通常对自己更加有信心。差异检验发现，高勇气青年学生的自信水平显著高于低勇气者。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两种勇气对自信有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各维度最少能解释24%变异量。这些结果都说明勇敢的人通常表现出较多的自信，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勇气与自信的正相关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如此，西方研究也证实了勇气与自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Goud， 2005)。例如，Rachman (2004)通过反复训练个体的身体勇气，发现其恐惧情绪逐渐减少，自信水平不断提高。类似地，Finfgeld (1999)研究发现随着人们勇敢行为逐渐变多，自信心也随之增强，有利于改善现有的危险处境。另一项调查也得出个体的勇气与自信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Pury， Kowalski， & Spearman， 2007)。这些提示人们勇气与自信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也为古往今来成就大事的都是自信的勇者这一历史规律提供心理学的解释。 4.2. 青年学生勇气与自立的关系 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得出，两种勇气与个人独立、个人主动、个人责任、个人开放显著正相关，并且两种勇气正向预测自立的4个维度，这意味着个体拥有出于维护自己或造福社会的意愿的勇气，会表现得更为独立自主、自觉主动、严谨担当、通达开放。上述结果与前期勇气公众观调查、典型勇者个案分析中勇气与独立性品质有密切关系的结论一致(Cheng & Huang， 2017)。从内涵上看，个人独立指自己能独立解决问题，个人主动是自发、自觉解决问题，个人责任即行为严谨，个人开放是指乐于接纳新事物。两种勇气的责任性和突破性维度涉及自觉克服困难、主动承担责任、进取创新之意，因而数据支持正相关关系与变量的实际内涵相吻合。此外，有研究表明勇气水平高的成年人，倾向于采取解决问题型的应对方式(Coolbrandt & Grypdonck， 2010)；同时，也有调查结果支持大学生的自立人格能正向预测其日常问题解决能力(夏凌翔，黄希庭，万黎，&杨红升，2011)。因而，解决问题导向作为联系勇气与自立的公共因素，也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证据。同时布鲁诺、哥白尼等人勇于追求独立见解、捍卫科学真理、敢于忍受承担，也是勇气与自立紧密相关的实际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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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开展青年学生勇气与自信、自立关系的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勇气水平越高的青年学生，表现出更多的自信和自立；2) 与勇气水平较低的青年学生相比，勇气水平高者更为自信和自立；3) 青年学生的勇气能够正向预测其自信和自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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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肺部超声已成为多种肺部疾病早期诊断、动态评估及病情随访的重要工具，广泛应用于各种人群。本文就肺部超声的临床应用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关键词 :肺部超声，肺疾病，肺部超声评分，重症监护病房，儿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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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肺部是人体主要的含气器官，由于超声本身的物理特性，传播路径上遇到气体即发生全反射，导致超声对正常肺组织无法显像，然而在病理状态下，肺组织内气–液比例会发生改变，在超声检查过程中可出现伪影等异常征象，肺超声的检查正是基于这种伪影的分析。肺部超声(lung ultrasonography， LUS)主要包括10个基本征象，即正常肺征象(蝙蝠征、胸膜滑动征、A线)，胸腔积液征象(四边形征、正弦波征)，肺实变征象(碎片征、组织样征)，间质综合征(肺火箭征)及气胸表现(平流层征、肺点) [ 1 ] 。近年来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国际上超声诊断肺部疾病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检查和监测治疗效果的手段，实现了肺部病理生理的可视化，被誉为可视“听诊器”，本文就肺部超声在临床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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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肺部超声用于肺部疾病的诊断 随着Lichtenstein发现肺部超声的应用价值，建立完善的操作及评分规则、形成LUS的影像学理论及流程 [ 2 ] [ 3 ] ，近年来LUS已成为临床中诊断肺部疾病简单而可靠的手段，LUS为肺部形态学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即时有效的信息，通过超声的间接征象例如：是否出现胸膜线异常、A线消失、B线异常增多、肺实变等表现可判断肺部疾病的变化 [ 4 ] [ 5 ] ，肺脏超声国际联合会发布了肺部疾病超声诊断国际共识认为，肺脏超声不但可以准确诊断多种肺部疾病，而且对气胸、肺实变和胸腔积液等的诊断方面比胸部X线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敏感性 [ 6 ] 。 2.1. 诊断胸腔积液 目前LUS已广泛应用于胸腔积液的诊断，超声检查可以对积液量进行评估、有助于积液性质的判断并定位胸腔穿刺部位，即使是少量的液体，仍具有高敏感性，Yousefifard的研究表明超声诊断胸腔积液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94%、98%，高于胸部X线(51%， 91%) [ 7 ] 。四边形征是M型超声诊断胸腔积液的特征性表现，其敏感性为93%，特异性为97% [ 8 ] 。此外，超声的声像图形态特征有助于鉴别胸腔积液的良恶性，胸膜或横膈膜结节及支气管充气征消失是恶性胸腔积液的特征性表现，其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率分别为80.3%、83.6%及81.9% [ 9 ] 。 2.2. 诊断气胸 LUS诊断气胸主要的声像图特点是：肺滑动征及沙滩征消失、代之以平流层征，无B线或彗尾征及可见肺点。其中肺点是超声诊断气胸的特殊征象，其诊断阳性率可达100% [ 10 ] ，肺点的存在也为鉴别诊断胸膜粘连和肺大疱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Alrajab [ 11 ] 的研究表明LUS与胸部X线在诊断气胸上的特异性相似，而前者敏感性明显高于后者，这说明超声对诊断气胸的准确性高于胸部X线，而若以CT为参照，超声的敏感度为90% [ 12 ] 。 2.3. 诊断肺炎 LUS用于诊断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肺实变及胸膜线异常，部分伴融合的B线和胸腔积液。其中胸膜线异常主要表现在急性炎症时期，多呈“破碎征”，当肺组织产生炎症渗出时即产生B线，其数量与肺通气的损失程度相关 [ 13 ] [ 14 ] 。有国外的研究 [ 15 ] 提示LUS诊断肺炎的特异性及敏感性可达96%及90%，说明LUS是诊断肺炎的可靠方法，但相较CT来说，对于肺门周围的病变敏感性较差，无法量化的评估肺炎病情的严重程度，故目前LUS在肺炎中仅用作辅助检查手段。 2.4. 诊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的LUS表现主要为：肺实变伴支气管充气征、胸膜线异常、弥漫性肺水肿及A线消失。其中当肺实变、弥漫性肺水肿与胸膜线异常这三种征象同时存在时，其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均可达100% [ 16 ] 。另外，LUS是鉴别急性心源性肺水肿与ARDS的有效工具，LUS可以早期识别ARDS，因其超声异常早于血气分析PaO 2 /FiO 2 的变化，且超声表现与肺损伤的进展及CT改变高度一致，能较好的反映ARDS的严重程度 [ 17 ] [ 18 ] 。 2.5. 诊断肺栓塞 目前临床上肺栓塞诊断的金标准是肺血管造影，然而对于部分生命体征不平稳、严重肾功能不全或造影剂过敏而无法行增强CT检查的患者来说，LUS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辅助检查。以肺血管造影为参照，LUS诊断肺栓塞的敏感度为71%，特异度为95%，阳性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5%和75%，且两者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 [ 19 ] 。此外LUS作为一种简便无创的检查方法，可以实时动态、连续监测病情变化，具有其他影像学检查方法所无可比拟的优势。 2.6. 诊断肺肿瘤 对于近胸壁的周围型肺肿瘤，LUS可获得与CT相似的断层成像，显示率可达91%，且不受胸膜肥厚、胸水等因素的影响 [ 20 ] ，并且超声可以动态实时引导操作，提高穿刺准确率减少并发症，故超声引导下肺活检是诊断周围型肺肿瘤的首选方法。气道内超声(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EBUS)是LUS的一种特殊类型，将EBUS与电磁导航支气管镜(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bronchoscope， ENB)相结合，可实现可视化病灶探测和定位，将EBUS与经支气管针吸活检术(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TBNA)相结合，能明显提高TBNA的阳性诊断率，是肺恶性肿瘤术前评估的重要工具 [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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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肺部超声用于监测病情、评估治疗反应 3.1. 监测病情变化 目前LUS逐渐成为临床中诊断肺部疾病简单而可靠的手段，它能够在患者病情发生改变的第一时间监测到肺部通气区域的形态学改变，有利于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和评估治疗情况。研究 [ 22 ] [ 23 ] [ 24 ] [ 25 ] 证明可以通过动态观察支气管影、肺实变范围与胸腔积液量判断肺炎重症患者病情变化、评估治疗反应，可以通过LUS中B线数量、间距来评估ARDS患者通气障碍的程度，B线数量增加提示肺通气功能障碍程度加重，而且在使用抗生素治疗的过程中，LUS显示肺部通气改变比X线更为精确。LUS还可以量化气胸的严重程度和积气体积，其判断速度和准确度均优于传统的CT扫描。 B线亦称彗尾征，其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肺通气的损失程度，研究 [ 26 ] 证明LUS B线与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二尖瓣舒张早期血流峰值速度与二尖瓣环舒张早期运动峰值速度比值(E/e’)、血管外肺水(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EVLW)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故可以利用LUS动态评估多种病因引起的肺水肿程度，监测患者机体对补液的反应性，在确保器官灌注的前提下指导液体管理，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3.2. 评估肺通气及膈肌功能 LUS评分 [ 27 ] 是一种量化肺通气减少程度及比较治疗前后肺通气改善程度的有效评价工具，它实现了由超声影像向具体数值的转变，总分为36分，分值越高提示肺通气情况越差。临床研究 [ 28 ] 表明LUS评分与呼吸频率、脉搏血氧饱和度、血气分析中的PaO 2 、PaCO 2 均具有相关性，LUS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临床监测手段，更直观的指导机械通气患者拔管。此外，LUS可以动态测量呼吸过程中膈肌的运动幅度、厚度及收缩速度，并计算膈肌增厚分数(thickening fraction， TF)，而TF是评估膈肌压力驱动能力的直接指标 [ 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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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肺部超声在特殊人群中的应用 4.1. LUS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 重症患者的呼吸治疗离不开影像学技术，以往胸部X线是唯一的床旁影像学监测手段，然而不同观察者对同一张胸片是否存在浸润影的一致性仅为57.7% [ 30 ] ，这种情况对于ICU的患者来说更明显，若要进行CT扫描，患者需要转运至CT室，这个过程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重症患者来说存在着巨大风险。床旁肺部超声具有实时、快速、无创且可重复多次操作的优势，对于危重患者来说尤为重要。有研究 [ 15 ] 证实，LUS检查在重症患者或接受机械通气患者的一些肺部和胸膜疾病中，其诊断效果优于X线，与胸部CT相当。例如：LUS可以很好地检测到ICU患者厚度大于20 mm的肺实变，其总体敏感度为90%，特异度为98%。胸腔积液在ICU患者中的发生率很高，约41%的患者入院时即合并有胸腔积液，62%的患者在ICU住院期间可发生胸腔积液 [ 31 ] ，约19%的机械通气患者被诊断为ARDS [ 32 ] ，存在血管外肺水的增多，而有创呼吸机使用时间延长又可明显增加肺内感染的发生率，这些疾病的诊断、监测都离不开LUS。当处理重症患者的氧代谢异常时，超声既能诊断性评估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又能实时评估治疗效果和监测治疗带来的副损伤 [ 1 ] 。 4.2. LUS在儿童中的应用 超声作为一种便捷无辐射的影像学检查，对于儿童这类敏感人群来说优势显著，特别是对于肌肉骨骼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及肺气体含量较少的新生儿更易应用。LUS对于小儿肺部疾病如：NRDS、胎粪类吸入综合征、急性气胸、隐匿性肺不张等都具有很高的诊断敏感度与特异度 [ 33 ] [ 34 ] ，广泛应用于小儿肺部疾病的诊断及疗效的监测中，在国内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已替代X线成为肺部疾病诊断的首选检查方法 [ 35 ] 。 肺部超声作为一种新兴的床旁影像学诊断技术，具有无创、操作简便、准确可靠、重复性强、便于动态观察的优势，减少危重患者的搬动及放射线暴露，可以对肺部形态学变化提出即时有效的信息，对于多种肺部疾病的早期诊断、动态评估及病情随访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同样LUS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肥胖患者胸廓、软组织较厚，皮下气肿、大的胸壁敷料均会影响超声观察 [ 36 ] ，但是LUS作为X线和CT检查的有益补充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在提倡可视化和无创化医疗的今天，相信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LUS会在临床以及麻醉学领域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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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研究正常成人事件性前瞻记忆的加工机制。方法：研究对象为20名高校在读研究生，实验任务为双任务范式，分为正在进行的任务(Ongoing task)与前瞻任务(PM task)。系统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及正确率，Neuroscan 32导脑电仪同时记录其脑电特征。结果：前瞻性任务较正在进行的任务在枕区诱发更大的N300(F(1，19) = 215.44， p < 0.001)；前瞻性任务较正在进行的任务诱发更大的前瞻性正波(F(1，19) = 215.44， p < 0.001)。结论：前瞻任务诱发了两种特异性的ERPs成分：N300和前瞻性正波，N300反映了对前瞻线索的察觉，前瞻性正波反映了计划提取后的加工过程。 关键词 :事件性前瞻记忆，事件相关电位，N300，前瞻性正波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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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PM)是指对将来要完成的活动或者事件的记忆，是指向未来的记忆，被认为是情景记忆的一个重要方面(Brandimonte， Einstein， & McDaniel， 2014)。比如，上午10点把垃圾丢在垃圾桶或者看到邮筒邮寄一封信。前瞻记忆分为事件性前瞻记忆(Event-based PM， EBPM)和时间性前瞻记忆(Time-based PM， TBPM)，前者是指记住看到目标事件或者靶线索时要去做某事；后者指意向行为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或者某个时间段执行完成(Kliegel & McDaniel， 2008)前瞻记忆是相对于回溯记忆提出的，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回溯记忆，而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失败有50%~70%均属于前瞻记忆失败，前瞻记忆对于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前瞻记忆的研究尤为重要(Kvavilashvili， Messer， & Ebdon， 2001)。 目前国内外有不少研究探讨前瞻记忆的行为学特征，对前瞻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较少，国内对前瞻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尤为缺乏。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RPs)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精细的了解认知加工过程所涉及的神经活动，而事件性前瞻记忆可以对事件发生的起点做准确的标记，因此本研究采用事ERPs研究事件性前瞻记忆的神经机制，主要聚焦于对事件性前瞻记忆所诱发的ERPs成分的识别及所激活的脑区，并且确定这些成分所代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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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实验对象 被试为高校在读研究生20名，其中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龄20~25岁，均为右利手，无生理或精神方面疾患，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自愿参加本项研究，实验后给予适当报酬。受试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五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方法 2.2.1. 事件相关前瞻记忆任务 本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范式为双任务实验范式，在既往的研究中使用(Zhuo et al.， 2013)。正在进行的任务为一个简单的分类任务，即一个绿色的词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而4个不同的黑色的词(动物，植物，商品和人)显示在屏幕的中央下方。参与者的任务是决定绿色的词属于哪一类。前瞻记忆任务的靶线索为蓝色，即字词以蓝色书写时，不是对呈现的字词进行归类，而是按特定的键进行反应。一共有1000个trial，共分为10 bolck。每个block包括94个正在进行的任务(Ongoing task)和6次前瞻记忆任务(Prospective task， PM)。实验任务过程中词汇在屏幕中央显示被试需要在最大4000 ms内作出反应。在反应结束后，500~800 ms的随机间隔。PM任务随机穿插在每个block中。在实验任务开始前，所有被试进行了一个练习以保证其了解指令，练习模块包含20个正在进行的任务和3个前瞻任务。 2.2.2. 刺激材料 从小学语文课本和阅读材料(人民教育出版社)中选出，各类词汇熟悉程度相匹配，词汇包括4类(动物，植物，商品和人)。共有500个单词，每一类包含125个单词，在每一个block中，每类25个词被随机选出。 2.2.3. ERPs数据记录与分析 EEG记录使用美国NeuroScan 32导(FP1、FP2、F3、F4、FC3、FZ、FCZ，FC4，C3，C4，CZ，CP3，CPZ，CP4，P3，PZ，P4，F7，F8，FT7、FT8，T3，T4，T5，T6 TP7，TP8，O1，O2，OZ)放在标准的位置覆盖整个头皮(扩展国际10–20系统)。参考电极贴在右侧乳突(A2)，接地电极置于前额。两根电极放置左眼眶上方与下方，用以记录垂直眼电；在左、右眼角外侧1.5 cm处各放置一根电极记录水平眼电，头皮电极阻抗降至5 KΩ以下。记录带宽为0.05~100 Hz，采样率为1000 Hz。离线数据分析利用eeglab (Delorme & Makeig， 2004)和erplab (Lopez-Calderon & Luck， 2014)工具包。以双侧乳突(A1和A2)作参考，利用eeglab独立成分分析(ICA)功能实现伪迹校正。分析时程(epoch)为刺激前200 ms至刺激后1000 ms，基线校正为刺激前200 ms，将超过±75 μV的数据作为伪迹剔除，只对正确反应的EEG进行叠加平均后的脑电数据进行低通道30 Hz的滤波处理。 2.2.4. 统计方法 实验为被试内设计，运用单因素两水平(正在进行的任务与前瞻记忆任务)重复测量设计，运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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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行为学结果 行为学数据中剔除错误反应及极端反应数据(大于或小于2倍标准差) (Fehr， Wiedenmann， & Herrmann， 2006)，结果见表1。反应时存在刺激类别的主效应F(1，38) = 25.35， p < 0.001，即Ongoing任务较PM任务更慢；正确率不存在刺激类别的主效应F(1，38) = 2.74， p > 0.05 (图1)。 3.2. ERPs结果 参照既往研究结合本研究平均图(Chen et al.， 2015)分别以275~325 ms和475~525 ms作为测量N300及前瞻性正波平均幅值的时间窗口，对测量结果分别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Table 1 Accuracy (%) and response time (ms) under two condition Ongoing Task PM Task F p 反应时 998.2 (37.58) 780.88 (21.22) 25.35 <0.001 正确率 96.85(9.52) 93.95 (1.47) 2.74 0.11 表1. 两种任务条件下反应时(ms)及正确率(%) 注：括弧内为标准差。 图1. 反应时的比较 3.2.1. N300 存在刺激类别主效应F(1，19) = 215.44， p < 0.001，较Ongoing任务相比，PM任务诱发的N300幅值更大(图2)。存在左右半球的主效应F(2，38) = 89.24， p < 0.05，N300幅值在O Z 较O1、O2幅值更大。此外，存在刺激类别与半球的交互作用F(2，38) = 4.13， p < 0.05，事后分析表明：Ongoing任务条件下，O Z 较O1、O2幅值更大；而PM任务条件下，半球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3.2.2. 前瞻性正波 存在刺激类别的主效应F(1，19) = 215.44， p < 0.001，较Ongoing任务相比，PM任务诱发的前瞻性正波幅值更大(图3)；存在脑区的主效应F(2，38) = 15.77， p < 0.001，前瞻性正波的幅值在中央区及顶区较额叶更大；此外存在大脑半球的主效应F(2，38) =11.51， p < 0.001，前瞻性正波幅值在中央区位置高于左右半球；刺激类别与脑区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2，38) = 8.25， p < 0.001，刺激类别与大脑半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2，38) = 28.47， p < 0.001，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PM任务下诱发的前瞻性正波幅值最大的分布区域为中央区及顶区(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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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中两种任务的正确率无统计学差异，而正在进行的任务反应时较前瞻记忆任务反应时长，可能与正在进行任务较前瞻记忆任务难度稍大有关系。 本研究中ERPs结果发现：前瞻线索呈现250~350 ms存在一个负走向的波，该成分定义为N300，该成分主要分布在枕区，反应了对前瞻线索的觉察。这与West等研究结果一致(West， 2011)。N300在时程和形态上与N2相似，但是其所代表的心理学意义完全不同。N2成分是目标刺激显著的知觉特征所诱发(魏景汉&罗跃嘉，2002)；N300所反映的是前瞻记忆任务中被试对靶线索的觉察。West在既往实验中讨论了N300与N2的差别(West， Herndon， & Crewdson， 2001)，实验分为前后两部分，在前半部分，只要求 图2. PM及Ongoing任务在枕区(O1/Oz/O2)诱发的N300波形 图3. PM及Ongoing任务在顶区(P3/Pz/P4)诱发的前瞻性正波 图4. PM任务在475~525 ms下前瞻性正波峰值的脑电地形图 被试进行语义相关判断，而忽略靶线索；在后半部分，要求被试在进行语义相关判断任务的同时遇到靶线索进行前瞻记忆任务。结果发现：左半球，前后两部分实验所出现的N300没有显著差异，反应的是对靶线索的知觉特征的加工，其心理学意义与N2成分相似；而在右半球，实验后半部分所出现的N300是不同于N2的一种成分，反映了前瞻记忆任务中对靶线索的觉察，具有特异性。 前瞻线索呈现400~800 ms后存在一明显正波，该成分定义为前瞻性正波；脑电地形图结果显示，前瞻性任务所诱发的前瞻性正波更多地激活中央区与顶区，与West研究结果较为一致(West & Covell， 2001)；前瞻性正波与P300成分在脑区分布和形态上也是极为相似；P300是较早发现的内源性成分，主要与人在从事某一任务时的认知活动如注意、辨别及工作记忆等有关(魏景汉&罗跃嘉，2002)；West在既往的研究中比较前瞻性正波与P300的差异(West， Bowry， & Krompinger， 2006)，实验要求被试在进行N-back任务的同时遇到靶线索进行前瞻记忆任务，结果发现：N-back任务所诱发的P300成分幅值受N-back任务负载的影响；而前瞻性正波的振幅不受N-back任务负载的影响。这表明前瞻性正波是不同于P300成分的一种ERP成分，反应了计划提取后的加工过程，具有特异性。 前瞻记忆的认知加工机制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焦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Cruz， Miyakoshi， Makeig， Kilborn， & Evans， 2016)。一些行为学研究认为前瞻记忆提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加工的过程，当靶线索出现时会自动进入意识中(Einstein & McDaniel， 1990)。更多的脑电、功能性核磁等研究更倾向于前瞻记忆是主动的、策略的加工过程，注意资源可能不断地用于监控与前瞻记忆活动有关的目标事件出现；执行注意系统可能定期扫描前瞻记忆活动以保持线索—活动的激活(Smith & Bayen， 2004)。总之，前瞻记忆的加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即包括自动加工的过程也包括策略加工的过程，至于何时依赖自动加工过程何时依赖于策略加工过程，则取决于前瞻记忆任务的重要性、靶线索与进行中任务的性质、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