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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立法现状 2.1. 我国立法现状 风险交流(risk communication，也称风险沟通)指在风险分析的整个过程中，风险评估、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等利益相关者就风险及其相关因素和风险认知进行信息和意见交流的过程 [ 1 ]。 国家层面：《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三条 [ 2 ] 规定表明我国初步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但仅要求相关主体交换风险评估信息和监督管理信息。笔者认为此规定为原则性规定，执行力低，可操作性差。此外，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曾印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技术指南》(以下简称《工作技术指南》)，该《工作技术指南》对于各相关主体之间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具体操作规范作出较为详尽的规定。其中主要从科普宣传、政策发布、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情形下的风险交流形式、内容、策略等方面做出具体细化，但部分细节细化程度仍然不够。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法律制度的完善，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该规划将完善风险交流制度纳入了“十三五”食品安全规划的重要任务清单，并要求相关市场主体定期组织分享交流食品安全存在的风险，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但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仅在制度层面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进行了相关规定，内容过于宽泛、执行力不强，缺乏可操作性。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19年修订)也仅提及同级政府部门间应当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进行会商、研判，上下级部门间就此进行报告，除此之外并无更多有关风险交流制度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宽泛，本该细化规定的部分过于粗略，使得我国食品安全交流制度一直未得到有效实施。 地方层面：部分地区针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如安徽省制定了《安徽省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协作办法(试行)》、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研判和风险预警工作制度》、深圳市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这类文件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内容、程序和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探索。笔者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梳理，详见表1。 Table 1 Current legisla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exchange in Chin 序号 法律名称 发布部门 依据 参与主体 交流方式 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及其技术机构，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检验机构、认证机构、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新闻媒体等 无具体规定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 2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国务院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四章 保障措施 无具体规定 无具体规定 无具体规定 3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技术指南》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全文 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行业协会、相关研究机构、学者、消费者、媒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等 “制作和散发各种形式的科普载体”“公众活动” 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的科普宣传、解释政策措施制定的背景和依据、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修订的原则和程序风险评估的原则、框架和管理体系等 4 《安徽省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协作办法(试行)》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全文 安徽省市场监管部门等本级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组织、食品生产经营者、科研机构、媒体与公众 “风险预警交流会议进行会商” 预警提示、预警通报、风险提示、消费提示等 5 《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研判和风险预警工作制度》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十一条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风险预警信息” 食品安全风险的整体状况、波及范围、可能产生的健康损害、建议各方应采取的防控措施、相关监管部门已采取的措施等 6 《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三、五十四条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经营者、行业协会、技术机构、科研院所、消费者委员会、新闻媒体、市民代表等 “沟通交流”“运用互联网媒体进行传播”“向社会公布” 食品安全风险的整体状况、行政许可信息、食品检验以及监督性抽样检验情况、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分级分类管理情况、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以食品安全特殊监管名单、奖励信息、应当公开澄清的食品安全信息等 表1.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立法现状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在食品安全领域迈出了一大步，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体系不完整，部分制度缺失。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发展缓慢，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参与主体、交流方式、交流内容等法律规定也不明确、不统一。目前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对其做了细化规定且各地标准不一，多数地方政府未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这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可操作性。原则性规定不利于风险交流制度的具体运用，在社会实践中也无法凸显其为食品安全带来的警示作用。 2.2. 域外立法现状 2000年，欧盟正式发布了“食品安全白皮书” [ 3 ]，该文件为欧盟(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2年，欧盟正式通过了《通用食品法》，并设立了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简称EFSA) [ 4 ]。EFSA主要负责食品安全中的风险交流及风险评估工作，在该局的工作规章中还明确规定EFSA应当支持各成员国有关食品安全的立法并对其提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还应当承担公布食品信息、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的义务。 2009年，EFSA通过了《2010年至2013年欧洲食品安全局交流战略》，该文件规定：各成员国政府、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食品产业和公众都能参与到交流过程中，在交流的过程中以EFSA为中心，分别向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者、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者、食品安全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者、媒体、学者、科学家、普通公民进行信息交流。2012年，EFSA正式颁布《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交流指南》，并依据该文件成立了食品安全权威专家工作组，该专家组以专业的水平指导各成员国的食品安全交流问题的开展。 可以看出，整个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以EFSA为中心进行，可以参与风险交流的主体为欧洲议会、各成员国、学者、科学家、媒体、消费者等。可见，在欧盟现有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法律框架内，可以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体类型多、数量大。欧盟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效率高，基本制度相对完善。 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发布了《联邦政府的风险评估：管理流程》报告，并在该文件中首次提出了风险交流的重要性 [ 5 ]。之后美国又相继制定了《联邦咨询文员会法》《行政程序法》等法为各主体进行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在2009年制定的《风险交流战略计划》进一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程序提出要求，并对交流活动的内容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同时，为了有效推动食品安全交流法律法规的落实，美国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简称FDA)成立了风险交流专家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查、监督FDA在交流中的日常工作，而在联邦机构中设置的风险评估联盟的工作在于促进各风险评估机构之间内部交流。 2003年，日本正式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该部法律明确指出：政府通过向大众提供策信息等措施来保证决策制定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同时还 提供给民众反映意见的渠道，并有序地引导相关单位及人员间交换建议和信息 [ 2 ]。依据《食品安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日本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风险交流机构。该部法律中明确了日本食品安全评估及交流职责的承担主体为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内部设立的风险交流专家委员会主要工作在于对交流工作进行监督，同时还需要设置专门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官管理日常的交流事务。同时，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通过派遣食品安全监督员对风险交流机构及公众的交流进行传递，扩大了公众在风险交流中的作用。为增强公众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的话语权，日本还将定期通过官方网站及时发布收集的食品安全的有关信息，并设有“食品安全专线”、意见交换会等方式使公众参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