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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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情况 本组705例，男性373例，女性332例，男女之比为1.12。食管、贲门、胃部病变分布：男性分别为203例、142例和28例；女性分别为208例、109例和15例。年龄分布：40~49岁组61例(8.65%)，50~59岁组275例(39.01%)，60~69岁组361例(51.21%)，70~74岁组8例(1.13%)见表1。 从表1中看出，在接受治疗的人群中，以60~69岁和50~59岁人群为主，分别占到51.21%和39.01%。 2.2. 病变分布 本组705例，早期病变640例。占90.7%，浸润癌65例，占9.3%，病变部位及各级别病变的分布见表2。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gender and age for 705 case 年龄组 40~49 50~59 60~69 70~74 合计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食管 19 15 68 85 112 107 4 1 411 贲门 10 10 53 49 76 50 3 0 251 胃体 1 6 15 5 12 4 0 0 43 合计 30 31 136 139 200 161 7 1 705 表1. 705例治疗病例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lesions for 705 case 部位 重增/原位癌/高级别瘤变 粘膜内癌 粘膜下癌 浸润癌 合计 食管 303 51 43 22 419 贲门 128 52 39 30 249 胃 10 9 5 13 37 合计 441 112 87 65 705 表2. 705例应治疗人群病变分布情况 2.3. 治疗方法 内镜下微创治疗333例(47.23%)。其中，黏膜切除258例(36.60%)，亚离子激光75例(10.64%)。外科手术治疗221例(31.35%)，放化疗及其他18例(2.55%)，未接受治疗133例(18.87%)。接受治疗的病例占到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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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生存状况 接受治疗后生存尚在1年以内者42例(5.96%)，1~2年者359例(50.92%)，3~5年者206例(29.22%)，6-年以上者98例(13.90%)。由于多数病例(50%以上)是近3年期间接受治疗的，尚无截距期，故未作生存率分析(图1)。 3.2. 疗效比较 主要反映接受治疗与未接受治疗者之间生存与否的近期疗效。 在接受治疗的病例中，生存542例(94.76%)，死亡25例(4.37%)，死于其他疾病5例(0.87%)；在未接受治疗的病例中，生存116例(87.22%)，死亡14例(10.53%)，死于其他疾病3例(2.26%)。其存活状况与治疗与否存在着统计学差异(х 2 = 6.47，р < 0.05)。在不接受治疗的病例中，主要是食管的重度增生/原位癌，占到17.27%和贲门胃的高级别瘤变，占到23.90%。其与接受治疗者相比，生存与否，存在着非常显着的统计学差异(х 2 = 28.41，р < 0.01)。另外，我们还分别对食管不同病变(重增/原位癌、粘膜内癌、粘膜下癌和浸润癌等)接受治疗与否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分析，均显示出统计学差异(图2~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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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项目的核心不仅贵在早诊，而且要强调早治。对于筛查中发现的不同病变，应积极采取相应的规范化治疗 [ 4 ] 。接受治疗与否，对于病人的生存状况有着明显的影响。提高早治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图1. 林州上消化道癌筛查治疗病例生存期比较 图2. 各类上消化道病变治疗与否生存状况 图3. 各类食管病变治疗与否生存状况比较 图4. 各类贲门胃病变治疗与否的生存状况 图5. 食管重增/原位癌/高级比别瘤变治疗与否生存状况比较 4.1. 强化对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认识 强化对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认识应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患者，其二是医务人员。从患者层面讲，要对早期癌及癌前病变有足够的认知，这就要回归项目的要求，“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要加强对防癌抗癌知识的宣传，提高人群对癌症防治知识的认知。本组资料显示，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治疗率为83.55%，而浸润癌的治疗率为99%，这足以说明高危人群对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认识不足。究其原因，除了这些患者因为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对诊断结果不相信怀疑之外，还有许多患者会到上级医院进行复诊，部分病理医师对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认识不够，加之早期病变范围有限活检往往难于重复，从而给予否定结果，导致病人延误治疗。从医务人员层面讲，要积极当好政府的助手，对发现的早期癌及癌前病变患者，要针对每个个体进行动员和癌症知识的宣传，即个体层面工作。只有整体和个体层面的有效结合，才能提高早期癌病变的治疗率。 4.2. 提高对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治疗水平 癌症早诊早治，早诊是关键，早治是目的。严格按照《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技术方案》 [ 5 ] 的要求，进行规范的内镜操作、活体组织检查，对提高人群的上消化道癌早期发现率非常重要。但早诊的目的是早治，在林州肿瘤医院，开展内镜下微创治疗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10年之前主要是氩离子激光术(APC)，之后逐渐开展粘膜切除(EMR)，2014年后开展黏膜下剥离术(ESD))。近年来随着ESD的开展，很多的上消化道癌及癌前病变患者得到了早期治疗，治疗率逐年提高，但尚需要时日和积累更多病例资料，以便作进一步统计分析，包括与手术等其他方法疗效的比较等。因此，提高内镜医生的诊疗水平，使食管癌高发区高危人群上消化道癌及癌前病变能得到有效的早诊早治，这对降低上消化道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有积极的意义 [ 6 ] [ 7 ] [ 8 ] 。 4.3. 早期治疗效果明显 WTO在2006年正式公布癌症是一类慢性疾病。所谓癌症只是慢性病，基于两点：其一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缓慢，有一个长期渐进而累积的过程，一般需要5~20年；其二在这种情况下，为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以及治愈提供了机会。有时它可以长期荷瘤生存，甚或逆转康复 [ 9 ] [ 10 ] 。 从林州资料可以看出，无论食管或是贲门胃体的各类病变，接受治疗与否，其生存状况是有明显差异的。尤其如食管黏膜重度增生/原位癌和高级别瘤变患者，接受早期治疗者，近期生存比率99.19%，死亡比率0.81%，死于其他疾病为0；然而同期病例，未接受早期治疗者，生存比率85.71%，死亡比率10.72%，死于其他疾病者3.57%。从上消化道癌前病变随访资料观察 [ 11 ] 也证实对于食管早期癌前病病变如重度增生/原位癌；贲门胃部的高级别瘤变以及黏膜内癌、粘膜下癌等早期干预和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生存状况是积极和有利的。从对河南省12个项目县市3000多例各类癌前病变的随访筛查来看，逆转者也主要是轻中度增生或低级别瘤变人群，重度增生和高级别瘤变多数进一步恶化，这些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 9 ] [ 12 ] [ 13 ] 。由于林州各组治疗病例还比较少和随访时间尚短，因此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料和时间，以对上消化道癌的早诊早治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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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乳腺癌的发病率居于全世界女性恶性肿瘤之首。目前，我国乳腺癌病人以3%的速度逐年递增，且呈现低龄化趋势。西医治疗乳腺癌主要采取的手术、放疗和化疗方式虽见效快，但副作用也比较显著。中医中药作为中华国粹，近年来在肿瘤综合治疗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其以安全、有效且副作用小等优势，在弥补西医治疗的缺点和不足、以及预防和阻断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的疗效和独特的优势。但长期以来，中医药在乳腺癌综合治疗中的地位不高，因此，探讨中药在乳腺癌综合治疗中的切入点和时机，以及中医药预防乳腺癌的机理，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本文以冬凌草甲素为切入，总结概括近10年来冬凌草甲素在治疗及预防乳腺癌中取得的进展，为进一步探究冬凌草在乳腺癌治疗方面的相关机制提供临床参考及基础依据。 关键词 :冬凌草甲素，乳腺癌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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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乳腺癌简介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过去几十年中，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均以1%~2%的速度逐年增长 [ 1 ] 。目前，乳腺癌的复发和转移是致死的重要原因，也是临床治疗的难题。在治疗策略中，外科手术是首选方法，但对于已转移、复发或晚期癌症，通常选择药物治疗(化疗)来抵御恶性肿瘤。然而，目前采用的大多数抗肿瘤药物主要针对增殖期的肿瘤细胞，杀伤并抑制其增殖，而对许多处于休眠或蛰伏期的肿瘤细胞无效。同时，化疗伴随的毒副作用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2 ] 。因此，研制毒副作用小、针对转移过程和微小转移灶的抗肿瘤转移药物，对乳腺癌的治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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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冬凌草甲素的抗乳癌作用 冬凌草(Rabdosia rubescens)又名冰凌草，因植株冬季凝结薄如蝉翼、形态各异的蝶状冰凌片而得名。植物来源为唇形科香茶菜属植物碎米桠(Rabdosia rubescens (Hemls.) Hara)，其味苦，性微寒，富含多种有效药物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及抗肿瘤等功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 [ 3 ] 。冬凌草作为我国的传统中草药，主要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扁桃体炎、感冒、头痛、气管炎、慢性肝炎、关节风湿痛、蛇虫咬伤等。近年来研究发现，冬凌草全株对食管癌、贲门癌、乳腺癌、直肠癌、白血病等有缓解症状的作用，也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长其生存时间有作用。由此，冬凌草的作用被重新探索，被称为“中华神草” [ 3 ] 。 冬凌草甲素(oridonin， ORI)是从冬凌草中提取的一类以贝壳杉烯为骨架的四环二萜类化合物 [ 4 ] ，研究者对其生物活性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发现其具有抗病毒、抗炎、抗肿瘤等多种药理活性，药理实验证实该化合物低毒，对骨髓、肝脏、肾等无显著损伤。近年来人们对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其抗肿瘤活性上，发现其对多种实体瘤如肝癌、食管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有一定的效果，而且对白血病细胞也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具有抗致畸、抗突变作用，可诱导HL-60和K562细胞凋亡 [ 5 ] 。同时，具有显著的细胞毒作用，可诱导G2/M期细胞堆积，抑制肿瘤细胞钠泵转运活性，阻断脱氧核苷酸形成DNA的过程，诱导细胞凋亡，及抗突变、抗氧化、β受体拮抗作用等 [ 6 ] 。构效关系研究发现，其结构中与环外亚甲基共辘的环戊酮结构为其抗癌活性中心，裂环或亚甲基饱和后则作用消失。同时，与一般抗肿瘤药物不同的是，其对骨髓、肝脏、肾功能无明显抑制作用，对体液免疫有轻度抑制作用，对细胞免疫无明显抑制作用 [ 7 ] 。 冬凌草甲素在抗乳腺癌方面的作用尤为显著。崔桥的实验结果显示，冬凌草甲素诱导人乳腺癌MCF-7细胞发生凋亡。随着冬凌草甲素剂量的增加，线粒体膜电位下降，P21表达的上调导致细胞周期阻滞于S期，非整倍体细胞数目减少 [ 8 ] 。朱仁书发现冬凌草甲素可显著抑制MCF-7细胞的生长及诱导细胞发生凋亡，并呈现出一定的剂量-效应与时间-效应关系 [ 9 ] 。江永青等通过体外实验研究证实冬凌草甲素可通过激活Caspase 途径，下调抑制凋亡基因Bcl-xl的表达，同时上调促进凋亡基因Bid及caspase3的表达，进而诱导乳腺癌细胞MDA-MB-231的凋亡 [ 10 ] 。杜海爽研究发现冬凌草甲素可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增殖，该作用可能与p21mRNA表达上调及cdc、cyclin B1 mRNA表达下调有关 [ 11 ] 。通过体外实验王海啸等证实冬凌草甲素可导致MCF-7细胞的G1期阻滞，同时伴随S期、G2/M期细胞比例的相应减少，显著抑制人乳腺癌细胞MCF-7增殖，且冬凌草甲素诱导MCF-7细胞凋亡呈明显的剂量效应 [ 12 ] 。彭延延等通过体外实验首次证明冬凌草甲素通过下调MMP-2和MMP-9明显抑制乳腺癌细胞MDA-MB-231的侵袭 [ 13 ] 。张涛在探究冬凌草甲素抗乳腺癌作用及机理研究中通过体内实验证实冬凌草抗乳腺癌机制主要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实现，且体内实验证实冬凌草无明显的毒副作用；体外实验证实冬凌草抗乳腺癌主要与引起细胞DNA损伤、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抑制细胞增殖及通过线粒体和死亡受体途径诱导细胞凋亡实现 [ 14 ] 。汪茗等研究表明冬凌草甲素可通过调控PI3K/Akt通路，抑制乳腺癌MDA-MB-231细胞中PI3K的活性，使下游p-Akt、p-GSK3β蛋白表达降低，进而诱发细胞凋亡 [ 15 ] 。余越美等通过研究发现冬凌草甲素作为一种潜在的抗乳腺癌制剂，诱导乳腺癌细胞Bcap37发生凋亡可能与Survivin和GADD34相关 [ 1 ] 。岳静发现冬凌草甲素对乳腺癌MCF-7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呈时间依赖性、浓度依赖性；冬凌草甲素阻滞MCF-7细胞于G2/M期，且可诱导其凋亡；冬凌草甲素可下调wnt4、GSK3β-catenin的表达 [ 16 ] 。李秀才发现冬凌草成分冬凌草素乙和冬凌草素甲诱导乳腺癌MCF-7细胞停滞于S/G2 M期，减慢G1/S期进程 [ 17 ] 。李瑞芳发现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冬凌草甲素可下调K562细胞的端粒酶活性。同时细胞周期各时相分布发生变化，G0/G1期或G2/M期细胞增多，S期细胞减少 [ 18 ]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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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冬凌草甲素的抗癌机制 冬凌草甲素的抗肿瘤作用机制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 [ 19 ] [ 20 ] ：(1) 抗突变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为冬凌草甲素阻断或灭活了诱变剂的诱变活性及阻断诱变剂对靶分子的作用。(2) 降低肿瘤细胞的钠泵转运活性：冬凌草甲素通过直接与受体结合或抑制细胞Na-K ATP酶活性降低肿瘤细胞的钠泵转运活性，抑制肿瘤细胞从周围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从而延缓肿瘤细胞的生长速度，使瘤体缩小或消失。(3) 增强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疗效：冬凌草甲素与化疗药物的联合应用具有相互协调、互相促进的作用，既能增加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又能减少药物对正常细胞的损伤。(4) 冬凌草甲素能诱导多种肿瘤细胞凋亡，发挥抗肿瘤活性：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作用于凋亡调控因素，如降低Bcl-2的表达水平，激活Caspase途径等诱导细胞发生凋亡。(5) 与端粒酶活性的改变有关。 Table 1 The literature statistics about the Effects of anti-breast cancer by Oridoni 序号 姓名 时间 细胞模型 结论 1 崔桥 [ 8 ] 2008 MCF-7 冬凌草甲素诱导人乳腺癌MCF-7细胞发生凋亡。 2 朱仁书 [ 9 ] 2009 MCF-7 冬凌草甲素显著抑制MCF-7细胞的生长及诱导细胞发生凋亡。 3 江永青 [ 10 ] 2009 MDA-MB-231 冬凌草甲素诱导乳腺癌MDA-MB-231细胞发生凋亡。 4 杜海爽 [ 11 ] 2010 Bcap-37 冬凌草甲素抑制乳腺癌Bcap-37细胞的增殖。 5 王海啸 [ 12 ] 2010 MCF-7 冬凌草甲素显著抑制人乳腺癌细胞MCF-7增殖，导致MCF-7细胞的 G1期阻滞，同时伴随S期、G2/M期细胞比例的相应减少。 6 彭延延 [ 13 ] 2012 MDA-MB-231 冬凌草甲素通过下调MMP-2和MMP-9显著 抑制乳腺癌细胞MDA-MB 231的侵袭。 7 张涛 [ 14 ] 2012 MCF-7细胞 冬凌草甲素可通过ATM-p53-p21WAF1/CIP1和ATM-Chk2-Cdc 25C 信号 途径诱导人乳腺癌MCF-7细胞G2/M期周期阻滞而诱导MCF-7细胞凋亡。 8 汪茗 [ 15 ] 2013 MDA-MB-231 细胞 冬凌草甲素通过抑制乳腺癌MDA-MB-231细胞中PI3K的活性， 使下游p-Akt、p-GSK3β蛋白表达降低，进而诱发细胞凋亡。 9 余越美 [ 1 ] 2013 Bcap-37细胞 冬凌草甲素诱导乳腺癌Bcap37细胞发生凋亡 可能与调节Survivin和GADD34相关。 10 岳静 [ 16 ] 2014 MCF-7细胞 冬凌草甲素阻滞MCF-7细胞于G2/M期，且可诱导其凋亡， 同时下调wnt4、GSK3β-catenin的表达。 11 李秀才 [ 17 ] 2014 MCF-7细胞 冬凌草成分冬凌草素乙和冬凌草素甲诱导乳腺癌 MCF-7细胞停滞于S/G2 M期，减慢G1/S期进程。 12 李瑞芳 [ 18 ] 2014 k562细胞 冬凌草甲素可下调K562细胞的端粒酶活性，同时诱导细胞周期各时 相分布发生变化，G0/G1期或G2/M期细胞增多，S期细胞减少。 表1. 冬凌草甲素的抗乳癌作用文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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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综上所述，作为冬凌草主要抗肿瘤成分，冬凌草甲素能够通过遏制细胞周期、下调端粒酶活性及抑制细胞膜钠泵活性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上调死亡受体和线粒体相关途径及增强自噬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同时其对于正常细胞较低的细胞毒性使其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但是，由于冬凌草甲素水溶性较小，口服难以吸收，静脉用剂型问题尚未解决，使其临床应用及抗肿瘤体内药效学研究受到较大限制。因此，对冬凌草甲素进行结构修饰，改善其水溶性，将冬凌草甲素开发成新的抗肿瘤药物注射剂，为在分子生物学水平解释抗肿瘤药物的分子药理机制提供新的途径，成为提高冬凌草甲素抗肿瘤作用和临床疗效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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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传统规矩礼数调查问卷，从“用餐规矩”、“拜访规矩”、“生活规矩”、“长幼相处规矩”四个方面了解不同的家庭结构下(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的两组儿童(各30人)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1) 传统规矩礼数的学习包括知、情、行三个方面，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建议按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基本模式来培养。(2) 家庭结构影响了儿童在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成效，主干家庭下的儿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和遵从度显著高于核心家庭下的儿童。主干家庭中的祖辈教养者对传统规矩礼数的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3) 传统规矩礼数既有传承的问题也有发展问题，不同方面的传统规矩礼数在传承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差异性。 关键词 :家庭结构，主干家庭，核心家庭，传统规矩礼数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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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家庭结构包括家庭人口要素和家庭模式要素两个方面(徐汉明，盛晓春，2010)。最通行的家庭结构分类是按家庭的代际层次和与亲属的关系把家庭分为：①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②主干家庭，即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比如由父、母、子、媳所组成的家庭；③联合家庭，即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④其他家庭(以上3种类型以外的家庭) (齐麟，2003)。 当代社会，核心家庭已成为各国家庭的主流形式，但在中国，主干家庭依然占到显著的比例，因为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普遍存在“隔代教育”的国家。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20083位老人的调查，照看孙辈的老人占了66.47%，隔代抚养孙辈的女性老人在城乡更是分别高达71.95%和73.45% (沈锄云，2000)。李赐平(2004)认为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及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孙辈，只好求助祖辈帮忙等多重原因造成了隔代教育在我国会具有如此巨大的规模。 由于社会阅历、教育程度、时代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祖辈和父辈在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内容、标准、重心以及具体方式方法等方面多有分歧和差异(黄姗，陈小萍，2007)。不同的家庭结构下由于实施教育的对象不同，造成受教育者即儿童培养上的诸多差异。目前关于隔代教育的研究常常强调隔代教育的弊端，认为祖辈教育观念陈旧，容易溺爱孩子等。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隔代教育也有其优势所在，譬如祖辈家长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社会阅历和人生感悟，也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等(余逸群，2001)。而且老一辈作为怀旧的一群人，他们会更多地保有着传统的中华文化和美德，有他们参与教育孙辈，孩子们能否更好地传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美德呢？为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以传统规矩礼数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考察不同家庭结构下主要是生活于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下的两组青少年对传统规矩礼数在了解、认同和遵从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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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所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为自编问卷。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访谈老一辈等多种形式，研究者选择了与青少年关系比较密切四类传统规矩礼数，包括从“用餐规矩”、“拜访规矩”、“生活规矩”、“长幼相处规矩”等四个方面(见表1)，每个方面涉及8条，共32条。 考虑到品德的构成包括三个方面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对于这些规矩礼数的学习也应当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即对于规矩礼数的学习首先必须要对相应的规矩礼数有一定的了解，其次是对这些规矩礼数做到情感上的认同，才能在行为上自觉的遵守。因此对于每一条规矩礼数，自编问卷都从知、情、行三个方面进行考查，分别编制了三道调查题。例如： (1) 你是否了解“吃饭时双手应该扶着碗，不能一只手放在桌子下”这项传统规矩礼数？ 1、不了解 2、了解 (2) 你是否认同“吃饭时双手应该扶着碗，不能一只手放在桌子下”这项传统规矩礼数？ 1、完全不认同 2、比较不认同 3、说不清楚 4、比较认同 5、完全认同 (3) 在日常生活中，你能否做到“吃饭时双手扶着碗，不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下”这项传统规矩礼数？ 1、完全做不到 2、基本做不到 3、说不清楚 4、基本能做到 5、完全能做到 2.2. 研究对象 考虑到儿童的认知水平，本研究选择四年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对北京某小学四年级4个班的全体学生进行整体施测。为匹配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成长的学生人数，从所有被试中随机抽选出30名在主干家庭成长的学生(其中男性14人，女性16人)和30名在核心家庭成长的学生(其中男性14人，女性16人)作为数据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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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分析 4.1. 儿童传统规矩礼数习得的培养道路分析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规矩礼数之多之全可谓是冠绝天下，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衣食住行、生死嫁娶等具体事宜，无一不有周全完备的规矩礼数。礼的要求很多，在生活中，父子间要“上慈下孝”，兄弟间要“兄友弟恭”，夫妻间要“相敬如宾”，朋友间要“谦恭礼让”，邻居间要“守望相助”等等。前两年，由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在各大影院上映，京味十足的对白中，“礼儿”、“规矩”，这两个听上去略显抽象又含义无穷的名词，在重要情节里不断反复出现，引发了大家对传统规矩礼数的关注和重视。 传统规矩礼数的学习在教育心理学中隶属规范学习的范畴。规范学习包含规范的认知学习、情感学习和行为方式学习三个方面。规范的认知学习是指对规范意义与内容的学习，获得规范的相关知识，形成规范观念。规范的情感学习是指形成与规范相一致的情感体验与需要状态。规范的行为方式学习是指通过规范操作性经验的积累，获得与规范一致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张大均，2005)。 知、情、行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在本研究中，对于每一条传统规矩礼数都从是否了解、是否认同、是否遵从三个方面对被试进行调查，而这三个方面所呼应的就是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从被试在了解度、认同度、遵从度三者的数据高度相关，可见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学习同样需经历从了解到认同再到遵从这样的一脉相承，逐步提升的过程。而且认同度与遵从度的相关(0.652)远大于了解度与遵从度的相关(0.471)，这说明对某一个传统规矩礼数的落实，了解仅是基础，但认同是核心。只有从情感上认同，并肯定其意义和价值，儿童才能积极内化，从而在行为上主动遵从和贯彻实施。所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同样可以遵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样的基本模式来建议培养，特别要突出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认同。 4.2. 家庭结构对儿童在传统规矩礼数培养的影响分析 从本研究的数据可以看到，家庭结构是影响儿童在传统规律礼数培养上的一个重要变量。生活于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两种不同的家庭结构下的儿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和遵从度均存在显著差异，主干家庭的儿童在了解度和遵从度上均显著高于生活在核心家庭的儿童。在认同度上，两种家庭中生活的被试的得分也达到了边缘显著的水平。就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三者而言，两组儿童在了解度的差异最为显著，其次是遵从度，认同度的差异最为不明显。可见，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对儿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了解度上。在主干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可以亲身观察到的是父母对祖父母的恭顺、孝敬，体验长幼相处之道，而且老人给孩子讲的故事多是他自己的经历和古代传说，儿童受主干家庭中祖辈教养者言传身教的耳濡目染，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知悉这些传统的规矩礼数(王丽荣，李若衡，2016)。生活于核心家庭的儿童的父辈们，大多为70后、80后，对于日常的一些传统规矩礼数，一方面自己的了解熟悉度就不如自己的长辈清晰，另一方面他们基本都处于自己事业发展的关键期，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培养孩子的时间本就有限，有限的时间里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而无暇顾及这些传统的规矩礼数的熏陶。因此，主干家庭相对核心家庭而言更有助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传承。特别是在认识层面上，主干家庭中的儿童基本都知道调查所提及的这些传统的规矩礼数。 4.3. 不同维度的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差异性分析 此次研究所调查的传统规矩礼数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用餐礼仪”、“亲朋拜访”、“日常生活”、“长幼相处”四个方面。数据显示，儿童对于这四个方面的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的得分呈现出特定的模式。例如在“日常生活”这个维度中，不论是生活在主干家庭的儿童还是生活在核心家庭的儿童其了解度、认同度和遵从度的得分都是四个维度中得分最低的。这主要和“日常生活”这个维度所考察的项目本身有关。以“递剪刀给他人时要手拿剪子尖，把剪子柄让给对方”这条规矩礼数为例，这条规矩礼数本质是要求一个人在递给别人类似于剪刀这样的工具，应该将容易伤害人的那一头留给自己，将安全送给别人。这样的规矩偏于细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关注度不如“用餐礼仪”、“亲朋拜访”。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孩子们所使用的大多都是安全剪刀，剪子尖还是剪子柄的问题相对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这样的一条规矩礼数传承度就偏低。此外，“日常生活”这个维度中还有一条“平时坐着不许抖腿，不能翘二郎腿”。在中国传统礼仪中，言行举止是极其讲究，鞠躬、磕头、作揖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蕴意。以作揖为例，根据不同场合作揖有不同用法，右手握拳左手包于其上称为“吉拜”，常用于过年等喜庆场合，反之则是“凶拜”，一般用于吊丧。而且女性的手势和男性是相反的。这些讲究，现在的年轻人基本都不清楚，与之类似的如“平时坐着不许抖腿，不能翘二郎腿”这些要求也逐渐淡化，不再是一个必须讲究的礼仪。可见，传统规矩礼数既有传承的问题也有发展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最为重要的规矩礼数被保留下来，世代相传，而有些规矩礼数则慢慢淡化，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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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1) 传统规矩礼数的学习包括知、情、行三个方面，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建议按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基本模式来培养。 (2) 家庭结构影响了儿童在传统规矩礼数的培养成效，主干家庭下的儿童对于传统规矩礼数的了解度和遵从度显著高于核心家庭下的儿童。主干家庭中的祖辈教养者对传统规矩礼数的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 (3) 传统规矩礼数既有传承的问题也有发展问题，不同方面的传统规矩礼数在传承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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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国家为实现对国家社会的廉洁治理而设置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总和，亦包括支撑这些制度体系的价值体系。在反腐倡廉方面，韩国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使反腐斗争从运动式反腐的低级阶段，成功过渡到制度式反腐的高级阶段，推进了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韩国廉政治理体系建设为我国当前制度反腐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反腐倡廉，启示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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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国家为实现对国家社会的廉洁治理而设置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总和，亦包括支撑这些制度体系的价值体系。按照透明国际的界定，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指由国家建立的，旨在长期预防腐败、实现廉洁政治的体系结构。 在反腐败运动方面，韩国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给处在相同情况下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有益的启示。作为韩国的邻国，中国同韩国一样也正在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同样因此衍生出现代化进程中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从相同点来看，两国的腐败问题都呈现出以下特征：腐败是制度性的，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腐败的突出表现形式；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廉政建设方面虽然有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为此，韩国在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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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从政治生态和反腐败战略的视角重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有十一根由机构和规则组成的制度支柱支撑着，这些支柱分别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能解决利益冲突的行政机关、独立的司法机关、拥有审计所有公共账目并公开发布审计报告权力的审计机关、以高标准的公共服务道德准则为行为规范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对不良行政行为拥有处理权的议会监察专员、完善的反腐败机构和监察机构、能自由获取公共信息的新闻媒体、拥有文化自由的公民社会、提倡公平竞争的私人部门、能有效提供司法协助的国际行动者。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根基是深入民心的廉洁意识和廉洁价值观。其十一根制度支柱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最早提出国家廉政体系概念的是透明国际的杰里米·波普(Jeremy Pope)，他认为廉政体系反映了宏观层面的治理水平，腐败问题必须由政府过程(领导行为规范、司法健全、机构改革等)和社会改革(公众意识、社会价值)共同解决。构建国家廉政体系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措施，反腐败改革计划中是最有效的。近年来国家廉政体系的理论框架得到了持续发展和完善，并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反响，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援助机构推进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案例。 [ 2 ] 其实，提高廉政治理能力，便反腐败领域由“劣治”向“良治”转变就是构建国家廉政体系的最终目的。 透明国际用神庙来比喻国家廉政体系的结构。国家廉洁目标相当于神庙的顶部，而神庙的中部由一些重要支柱构成，这些支柱代表着国家廉政体系的构成要素，对国家廉政治理起着支撑作用，其中包括司法机关、议会、审计总署、公民社会、监察专员等部门。同时每一根支柱都包含了使其发挥作用的制度规则，缺少制度规则填充的支柱被称为空心柱，将影响整个神庙的安全和稳定。这些支柱互相促进、互相依赖，每根支柱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支撑力，为了让国家廉政体系稳固而有效，必须让每根支柱之间的支撑力相对平衡，这对于国家廉政治理极其重要。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理论在强调廉政治理的全面性的同时，也关注到了廉政要素的均衡性，倘若国家廉政体系这一神庙屋顶的重量只施加在其中几根支柱上，那么作为神庙基石的公众意识和社会价值将发挥重要的承重作用，如果它们能为这些支柱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力，那么国家说法程度就会更高。反过来，如果公众与社会对腐败持较宽容的容忍态度，或者尚未普遍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观，那么国家廉政体系就会缺乏稳固性，就算各个支柱都发挥了作用，长此以往也会出现问题。所有国家和地区，只有在建立牢固基石的同时，充分发挥每一根支柱的作用，置于神庙顶部的“可持续发展”、“法制”、“生活品质”三个圆球才不会跌落，国家也就真正实现了廉洁，并达到国家廉政治理的“良治”状态。 从政治生态的视角和反腐败战略来看，在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对框架的分析应从机构、法律、战略三个层面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入手。 [ 2 ] 反腐败机构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核心力量，为反腐败职能的发挥从根本上提供了力量保障，其中监察专员、司法部门、审计部门、立法机关和反腐败机构关系紧密。反腐败法律为廉政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是保证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支柱发挥作用的制度规则。反腐败战略为廉政治理提供策略与方法，是反腐败工作的着力点，其中包括培养公众意识和社会价值观。这三点基本上涵盖了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所包含的内容。 现代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作用，强化审计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期短，议程多，而且代表兼职情况普遍，对财政预算进行专项审查的时间和精力不足，而各级政府、各类机关财政执行随意性较强，尤其是大量体制外资金的混乱运作，导致了腐败的滋生。加强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对财政预算审核、批准、监督的作用，强化审计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建设现代国家廉政治理体系还需要强化、重视、发挥民营经济部门和公民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力。民营经济部门对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十分重要，要想让民营经济部门远离商业贿赂，消除公共采购中的行贿动机，必须施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政策，取消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歧视性政策，鼓励自由、公平的竞争。另外，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积极发挥公民社会监督腐败和营造健康舆论环境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建设现代国家廉政治理体系需要加强国际社会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国际社会是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外围“廉政支柱”，而促进贪官引渡、反洗钱、资金返还的双边或多边法律援助协议形成了促使国际合作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规则。目前，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强对腐败犯罪的国际调查与审判的合作，学习发达国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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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在政治改革中推动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和廉政治理、反腐败是什么关系呢？治理体系即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其中既包含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也包括法律法规在内。所有的规章形成一个系统，被统称为制度。治理能力就是如何科学使用这套体系和规章。现代化是关键。体系、能力都要为现代化让行。这一点十分重要。我国过去也存在廉政治理体系，只是完备性和对社会的适应性有待评议。并且也有一定的治理能力，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需要改变。改革的原因是现代社会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由问题逼出来的。推着我们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代表着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法律现代化要体现大众、全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要发扬民主，体现民主，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体系才符合现代化要求。如果全都由贪官污吏掌控并制定一套体系，具代表的只会是腐败者的利益。代表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比如说制定领导干部用房制度，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和从腐败者利益出发，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实现现代化必须做到民主化。另外法治化也是必需的。简单说，法治化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法律的实施带有狭隘性和随意性，那就是人治，不是法治。现代化必须法治化，后者和腐败是格格不入的。 国家治理实现了现代化，腐败现象就会得到有效控制，反过来也是一样，腐败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走向现代化。二者是相辅相承的关系，贯彻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会有效遏制腐败，社会守法风气就会自然形成。 3.1. 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之后，腐败的机会就会相应减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着力点和发力点，一是减少滋生腐败、职务犯罪的机会和条件；二是腐败者的心理和犯罪动机。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目的就是滋生腐败的机会和条件，属于源头治理。对于转变政府职能，《决定》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过多，同时，监管不到位。所以要适当减少审批事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较多政府职能，会在四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其中一个就是有利于遏制消极腐败现象。 3.2.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建设能让公民参与反腐的渠道趋于畅通。比如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协商，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方式有别于管理，更不是统治和专政。廉政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发扬民主，让公民有序参与到立法中来，让民众的诉求有表达的渠道，对社会的关切予以反馈。在执行层面上，对社会的需求要及时回应，接受监督，这就是民主。民主能有效遏制腐败，因为它既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接受了监督。所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对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3.3.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是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切事务都要依法进行。要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和法律制度。即强化法律的力度、威力、及时性和广泛性。因此我国提出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反腐败，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无论是平民还是政府都要有法制观念。为了保证法律发挥更大的效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提出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比如推动省以下地方检法两院将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探索制定与行政区划适当分享的司法管辖制度。目的是防止检法两院地方化、行政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国，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依法办事，有利于廉政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3.4. 建立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权力需要制约和监督。我国反腐败的领导体制仍然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律组织协调，部门各司其责，依靠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在此基础上，对纪律检查体制进行了诸多调整，比如强化上级纪律机构对下级纪律机构的领导，这项调整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从而达到预防腐败的作用，对建设廉政治理有积极作用。 制度主义者通过制度设计无法解决同一制度在不同国家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背景。在腐败研究领域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腐败的认识更加深入，不再简单地把腐败划归于不道德的违法行为，或者非正常的行为，而是开始用价值中立的眼光来看待腐败问题。研究腐败的模式也开始由道德论、功能论向嵌入论转变。 [ 3 ] 嵌入性腐败有别于非嵌入性腐败在于腐败所形成和赖以生存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的地方。嵌入性腐败是无法通过强制手段有效治理的，因为强制治理策略无法改变正式制度，更别说改变非正式制度了。要想解决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改变正式制度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 [ 4 ] 根据中国政体及国情现实，只有依靠改革，通过制度设计去推动国家廉政治理建设，才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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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建立独立、高效反腐败机构是建立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基本条件 构建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涉及到反腐败机构的自身建设和整个公共组织系统建设。考察韩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反腐败历程，会发现韩国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实际涉及了整个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韩国三个反腐败组织机构分别为：韩国监察院(Board of Audit and Inspection)、隶属于法务部的大检察厅(Prosecution Service) [ 5 ] 和韩国公民权益委员会(Anti-Corruption and Civil Rights Commission)。三个机构功能及作用覆盖了反腐败的三个环节，即对权力的审计监督、对腐败行为及腐败分子侦查起诉和预防腐败的具体制度建设。正是这种反腐败系统的构造确立与完善形成了韩国国家廉政治理制度体系，使韩国的腐败被遏制在一个有效的可控范围之内。建立专门、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是目前各国治理腐败、建设清廉国家的主要措施。 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是指某些国家除了通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行使反腐败的职能和权限，还设立独立的机构专门行使反腐败职能。比如新加坡的反腐败调查局(CPIB)；韩国的腐败防止委员会和监察院；美国的司法部公共说法处、监督长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英国的罗兰委员会、议会监察专员署、国民保健署等。从目前情况看，这些专门反腐败机构均呈现出独立、高效、权力集中的特点。 所谓独立，是指专门反腐败机构直接隶属于议会、国家最高行政首脑或国家司法部门，并向他们负责，独立行使职能，不受外界影响。反腐败机构的成员由国家元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或司法机关的首长直接任命。如新加坡的“反腐败调查局”直接隶属于内阁总理，局长由总统任命，局长只对总理负责，不接受其他任何人员的指挥；菲律宾的“反腐败法院”隶属于国家司法部门；泰国的“反贪污委员会”、巴西的“议会反贪污调查委员会”都隶属于议会；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设立的监察长办事处的监察员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同样，总统必须向国会说明理由并提出证据后才能罢免他们；尼日利亚腐败行为调查局局长和副局长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任命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监察专员公署的首席监察专员和两名监察专员由国务部长任命；南非的严重经济犯罪行为调查署署长由司法部长任命 [ 6 ] 。 所谓高效，是指专门反腐败机构在实体上和程序上拥有一些特殊的权力，有助于它们及时查办腐败案件。从实体权力看，专门反腐败机构权限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对所有腐败违法犯罪行为，它们都享有广泛的监督、接受举报、调查、搜查、逮捕等权力。从程序角度看，专门反腐败机构的特殊性则表现为在行使调查、侦查、逮捕等权力时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法律程序的约束。主要包括特别调查权、强行搜查权、无证搜查权、无证逮捕权等。其中，特别调查权是指一旦反腐败机构或其人员确定或有理由怀疑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确实存在，即使其他法律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规定，他们也能依据反腐败法的相关规定调查任何人或事项。如新加坡的《防止贿赂法》规定：“无论任何其他法律有何规定，检察官如果确信有充分理由怀疑违反本法构成犯罪，可以发布命令授权贿赂调查局局长，或者在命令中指定任何衔级相当或者高于主力警长的警官或者贿赂调查局特别调查员，根据命令确定的方式或方法对有关事项进行调查。”无证搜查权指允许执行调查任务的人员，在特殊情况下虽没有一定机关或一定级别官员签发的搜查证进行搜查。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尼日利亚等国的法律对此都作了相关规定。强行搜查权是指某些国家允许搜查人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进行搜查。文莱、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的反腐败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无证逮捕权是指允许一定级别的官员在特殊情况下，不经批准或决定实行无证逮捕。对此，新加坡、文莱的法律都有相同规定 [ 7 ] 。 所谓权力集中，是指某些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它们不仅有调查、搜查、逮捕以及处理腐败行为的权力，而且拥有很多预防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它们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道德规范的情况，以及执行择优录用、财产申报、绩效晋升、金融实名、高薪养廉、透明工作、禁止收礼等制度的情况，从而达到防范腐败行为的目的。 独立、高效、权力集中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为专门反腐败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职能提供了保障，使它们在各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尚未设立类似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在我国，对腐败行为的预防、监督和处理属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设立于它们内部的职能部门以及党内的专门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这些机关、组织和部门，虽然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查办了大量案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业绩，但和其他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相比，在独立性、统一性和权威性方面明显不足，影响了我们反腐败的力度和效率。 [ 8 ] 因此，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进一步加强现有反腐败机关和部门职能的同时，设立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垂直领导，独立行使职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并使它们具有广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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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制定专门系统性反腐败法律是践行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 制定专门系统性反腐败法律，是指除在刑法、行政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作相关规定之外，另外专门制定独立的反腐败单行法律法规。目前，很多国家都有专门反腐败法，且功能齐全、类型多样，在各国反腐败斗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按类型划分，专门反腐败法有实体型、程序型以及二者兼备的综合型。实体型反腐败法，就是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判断标准和处罚标准作出规定的法律。其往往作为对刑法的补充或修改而存在。如英国的《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和《防止腐败法》；美国的《联邦贪污对策法》。英国的《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制定于1889年，为英国历史上首部专门反腐败法。该法严令禁止公共机构成员的各类贿赂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而且对此类行为的惩罚非常严厉。1906年，英国颁布了《防止腐败法》，该法把禁止贿赂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修订完的《防止腐败法》将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2003年3月，英国政府颁布了新的《反腐败法》，该法案把经济合作组织在1999年签订的《关于公共官员受贿的协议》纳入其中，同时赋予该法案域外效力，把禁止贿赂行为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及外国人的贿赂案件。1925年美国制定了《联邦贪污对策法》，希望通过遏制公职人员违法募集竞选资金行为达到预防腐败犯罪的目的。该法重点惩处的对象是选举中的间接贪污行为，限制了向国会初选和大选的捐款。《联邦选举法》制定于1972年，经过3次修改，这一项法案以《联邦依法对策法》为基础，对竞选捐款的数额和来源的限制性规定更为具体、明确。该法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控制竞选财政的制度。程序型反腐败法，就是对如何保证实体反腐败法得以实现作出相关规定的法律。它主要规定了对腐败行为的举报、调查、侦察和处理的特别程序。如1988年颁布的《新加坡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它以规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的程序和没收潜逃罪犯的贪污贿赂所得利益的程序为主。依据该法规定，法院在审理贪污贿赂案件过程时，如果确认被告人存在贪污贿赂行为，则应根据检察官的请求，在做出判决或其他处理前，向被告人发出“没收令”，以之作为没收被告人贪污贿赂所得利益的法定依据。[ 9 ]另外，《加拿大1991年舞弊行为调查法》也属于程序型反腐败法。综合性反腐败法，则既对实体内容作出规定，又对程序内容作出规定。1960年制定的新加坡《防止腐败法》就属于这一类型的。该法确立了非常广泛的贪污定义，包括所有以金钱和非钓鱼形式表现的利益和好处，以及被查人不能说清来源的额外财富，还详细界定了受贿者收受的“报酬”，其中包括金钱和非金钱物质；访法对刑法作了补充，规定了投标人、代理人、公共机构成员的受贿罪，对教唆犯罪、共同犯罪和预备犯罪都作了新规定。它全面规定了新加坡重要的专门反贪污机构——贪污调查局的权力，赋予它广泛的侦查权，并对其侦察措施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规定了一些适用于反腐败的特别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包括财产来源不明证据、贿赂推定、共犯证据、习惯证据、贿赂人的证据效力、证人免责等内容。 按功能来划分，专门反腐败法可分为惩罚型、预防型和两者兼具的综合型。惩罚型反腐败法通过严惩腐败行为，让腐败分子有所忌惮，警示他们不要再发生腐败行为。预防型反腐败法确立了一系列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目的是防范公职人员发生腐败行为。新加坡的《防止腐败法》属于惩罚型，该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比刑法更为严厉的惩罚。如：在定罪的构成要素上，能为证实其实际上为对方谋利提供了帮助、贪污和贿赂的赃款去向或用途并不影响定罪；对定罪的数额起点不作规定；对犯罪的处罚比刑法严厉得多。2001年韩国制定的《腐败防止法》属于预防型，其目的是预防腐败的发生。该法律对举报腐败行为、扩大财产登记及公开对象的范围、国民监察请愿制度、成立没收非法财产的机构、强化审查事项、发动市民多与行政评价、实施持续性高强度的监察活动和召开听证会等内容作出了规定，目的是遏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发生 [ 10 ] 。 从效力上看，专门反腐败法在对事、人、时间和空间的效力范围以及力量上都在逐渐扩大和增强。在对事方面，专门反腐败法更强、更具体的针对性，来些国家甚至会针对某个特定方面或特定范围中的严重腐败行为制定一项专门反腐败法。比如，在计算机普及后，英国发现有人在上班时间用计算机从事工作无关的事情，于是制定了《计算机使用权限法》，目的是保证计算机这类公共财物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在对人方面，某些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法既适用于本国人，对外国人也适用。如美国的《涉外反行贿法案》。在时间效力上，某些国家为加强对腐败行为的追究，在专门反腐败法中规定了对过往腐败行为的效力。如新加坡的《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第3条规定：“本法适用于本法公布实施之前的任何实施终了的贪污罪。”而《文莱1982年防止贿赂法》第40条也有类似规定。在空间效力上，某些国家的反腐败法不仅在域内效力，在域外同样有效力。这一点在新加坡《防止贿赂法》、《文莱1982年防止贿赂法》、《马来西亚1961年防止腐败法》、《南非共和国1992年贿赂法》中都有相关体现。 [ 6 ] 另外，某些国家还赋予了专门反腐败法特别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不论其他法律的规定是怎样的，只要和专门反腐败法的规定相冲突，必须为专门反腐败法让行。如《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1975年腐败行为法令》规定：“尽管其他法律有相反规定，如果确信有合理根据怀疑某人实施了本法中的犯罪，局长和有局长一般授权或特定事项授权的调查局官员可以以局长认为合适的方法对各事项进行调查” [ 6 ] 。 目前，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策略都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规律，而且呈现出以预防性措施为主的趋势。这是因为预防作为治本的措施，是反腐根基，更为重要。在反腐败实践中，各国创造性地建立了很多旨在预防腐败发生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在：对公职人员的择优录用制度、绩效晋升制度、严禁收礼制度、财产申报制度、高薪养廉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透明工作制度和反洗钱制度等等。这些法律制度断绝了公职人员发生任何腐败行为的机会，能从源头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虽然有些法律制度在我国已经存在，比如公务员的录用必须经过统一的公务员考试，要求党政干部申报财产，实行金融实名制，要求政务公开，但这些制度无论是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是在落实的过程中，都远不及其他国家具体、详尽、明确，可操作性还强，甚至流于形式，未能充分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细化、完善这些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强化其可操作性，使其更好地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服务。 目前，我国还未制定专门反腐败法，反腐败的制度和措施，除了在刑法和行政法中有所体现外，主要还是由党的规章制度或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规定。而这一种方式无论是在效力、适用范围，还是在约束力上都远不如法律，它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制度措施功能的发挥。所以，我国也应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一部综合型的专门反腐败法，对惩治、预防腐败的措施和程序作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规定，梳理、整合分散于党的规章制度和政府行政命令中的反腐败制度和规范，将它们纳入作专门反腐败法中，从而强化我国反腐败的制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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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当今雾霾天气日益严重，我们逐渐认识到雾霾天气不仅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也让人们对生存的环境日感忧虑，甚至心理恐慌。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深入探索空气质量对人们跨期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空气质量会对人们的跨期选择行为产生影响，重度污染下个体将更多地表现出当下自我节制及对远期环境结果的偏好，空气污染产生的焦虑心境是空气质量和跨期选择行为的部分中介变量。 关键词 :空气污染，金钱领域跨期选择，环境领域跨期选择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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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实生活中，小至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大到组织乃至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人类做出的绝大多数选择都具有时间性(Soman， Ainslie， Frederick， et al.， 2005；索涛，张锋等，2014)。人们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价值做出权衡的决策过程叫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 Frederick， Loewenstein， & Donoghue， 2002；孙彦，2011；梁竹苑，刘欢，2011)。比如是否戒烟，其中包含了对近期选择吸烟和远期健康身体的抉择。跨期选择是一个无所不在且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对于环境结果的选择也属于跨期选择的范畴，Hardisty和Weber针对环境结果的跨期选择时间折扣率和金钱结果的时间折扣率进行了比较，得到了环境结果的时间折扣率和金钱结果的时间折扣率几乎相同的结论(宇霄，代豪，2014；马文娟，索涛等，2012；王萌，2010)，这一结论证明对于环境结果的选择也体现出一种典型的跨期选择行为。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以及生存环境。这使我们更加关注环境质量与跨期选择中环境结果的选择。本研究是在以往关于跨期选择以及环境结果选择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的空气质量对环境结果跨期选择的影响。 刘霆宇曾在一项研究中得出环境结果在群体决策方式下倾向于远期选项，而在个体决策方式下倾向于近期选项(刘霆宇，2013)。我们选择在真实的天气情况下探寻雾霾天气中个体对于环境结果的跨期选择。综合以往研究，本项目提出以下假设：空气质量会对人们的跨期选择行为产生影响，雾霾天气下个体将更多地表现出当下自我节制及对远期环境结果的偏好，正常空气质量状态下个体将会表现出对近期自我利益的偏好，而降低对远期环境结果的偏好。另外在雾霾天气下人们的心境尤其是焦虑情绪是天气和跨期选择行为的中介变量，天气通过影响心境进而影响跨期选择行为。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项目开展了问卷调查考察不同空气质量下人们在金钱与环境领域的跨期选择偏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