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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审美意义上的共通感 康德对共通感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比如，他曾经将普通知性(dem gemeinen Verstand)称之为共通感( [ 20 ]， p. 295)。但康德并没有停留在普通知性，他认为在普通知性之上还有思辨知性，普通知性用于“经验中马上要使用的判断”上，而思辨知性用于“反思要一般地、纯粹用概念来进行判断”的地方，无论是普通知性，还是思辨知性，作为感性到理性的中介都关联于认知，因此康德的共通感毫无疑问具有认知意义。但康德的共通感不仅可以被界定在一种思维和判断的维度上，而且也可以、并且也有必要设定在一种可以推动意志的情绪性维度上，尤其是可以被设定在审美判断的维度上。他说：“比起健全知性来，鉴赏有更多的权利可以被称之为共通感，而审美判断力比智性判断力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 [ 20 ]， p. 295)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通过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阐明了审美，并导出了审美共通感。 在鉴赏判断的第一个契机，即按照质上来看，共通感是一种无利害的鉴赏。康德首先对鉴赏作了一个性质界定：“为了判别某一对象是美或不美，我们不是把它的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和悟性相结合)连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 [ 21 ]， p. 33-34)由于借助于想象，这种审美判断不可能是客观的，而只能是主观的，它不夹杂任何的利害关系，这一点是共通感的前提。康德讲到：“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 [ 21 ]， p. 35)由此，康德区分了快适、善和美，他认为快适是从感觉经验中来的，善是通过概念来的，前者因刺激而产生，受感性制约，后者由主体与对象的存在关系而决定，受理性制约，但二者都与利害相关。相反，鉴赏判断是静观的，它“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 [ 21 ]， p. 41)，是一种自由的愉快。 在鉴赏判断的第二个契机，即按照量上来看，共通感具有可传达的普遍性。康德说：“人自觉到对那愉快的对象在他是无任何利害关系时，他就不能不判定这对象必具有使每个人愉快的根据。”( [ 21 ]， p. 42)那么，他就会想到，这种愉快的根据肯定不是私人的，肯定不会只和他自身相关，而肯定会这样认为，这种愉快人人共有，这样就导致了，他有理由设想每个人都会因此而感到愉快。然而，“就逻辑的量的范畴方面来看，一切鉴赏判断都是单个的判断”( [ 21 ]， p. 46)，而出于无利害的鉴赏对于每一个人具有普适性，这种鉴赏是对美的鉴赏，而一个宣称某一事物为美的判断，本质地包含着普遍性的要求。这种普遍性的要求“不含有判断的客观的量，而只是含着主观的量。”( [ 21 ]， p. 46)只有这种量才具有共同有效性(Gemeingueltigkeit)。 在鉴赏判断的第三个契机，即按照合目的性原则来看，康德认为，鉴赏判断是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性。他分析到，“一个概念的因果性就它的对象来看就是合目的性”( [ 21 ]， p. 52)，合目的性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合目性，它是多样性对于一定目的之关系，只能经由概念而被认识；一种是“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即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依据”( [ 21 ]， p. 59)。客观的合目的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在的合目的性，即有用性；一种是内在的合目的性，即对象的完满性。对于前者而言，我们之所以称一对象为美，并不因为这一对象对我有用，无用之物也会具有美感。对于后者而言，我们称一对象为美，也不因这一对象的完满性。对象的完满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质的完满性，指的是一事物之多样性与其“应当是什么”之概念的协调；一种是量的完满性，指的是一事物在它的种类里的完整。无论是质的完满性还是量的完满性，都有一个目的存在，但是，“去设想一个形式的客观的合目的性而没有目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矛盾。……因此，若果把美作为一个形式的主观的合目的性，就绝不能设想一对象的完满性作为假定形式的但仍然是客观的合目的性。”( [ 21 ]， p. 60) 在鉴赏判断的第四个契机，即按照对于对象所感到的愉快的情状上来看，共通感何以可能？“鉴赏判断期望着每个人的赞同；谁说某一物为美时，他是要求每个人赞美这当前的对象并且应该说该物为美。”( [ 21 ]， p. 70)然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者，我们如何能够使每个人赞同我们的鉴赏判断呢？这就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谁依据这个标准下了一个判断，他就能够宣称他的判断是必然的、无条件的。这个标准要么是主观性标准、要么是客观性标准。客观性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不可能存在，我们只能诉诸于主观性标准。主观性标准“只通过情感而不是通过概念，但仍然普遍有效地规定着何物令人愉快，何物令人不愉快”( [ 21 ]， p. 71)，这种标准就是共通感。康德说：“人们争取着每个人的同意，因为人们要为它找出人人所共同的根据；人们也能够期待这种同意，因为人们常常确知当前的场合是正确地包含在那个作为赞同的规则的根据之下。”( [ 21 ]， p. 70)所以，进行一个共通感的设定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没有共通感的设定，我们就不可能进行鉴赏判断。 康德如此去设定共通感，在他看来，知识和判断是可以普遍传达的，否则主观与客观之间便不能一致。但是，如果知识能够普遍可传达的话，我们就不能否认心意状态的普遍可传达，因为，“认识能力与一般认识之间的一致，以及为了可以从其中获得知识而适合于对象所赖以表现的表象的这两者之比例，是必须能够普遍可传达的。因为没有这个作为认识的主观条件便不能产生作为结果的知识。”( [ 21 ]， p. 71)但是，情感的普遍传达性却以共通感为前提，“作为我们知识的普遍传达性的必要条件，这是在每一种逻辑和每一非怀疑论的知识原则里必须作为前提被肯定着的。”( [ 21 ]， p.72)康德所假设的共通感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判断基础之上，他的判断不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这样，关键之处在于，“它不是说，每个人都将同意我们的判断，而是应该对它同意。”( [ 21 ]， p. 72)这样，共通感是一“理想的规范”，在这一规范的前提下，人们将某一判断和这一判断里所表示的愉悦构成法则，这使共通感原理虽然是主观的，但却可以被设定为普遍的，“它涉及不同的诸判断者的一致性，就像对于一客观的判断一样，能够要求普遍的赞同；只要人确信它是正确地包含在那原理之下。”( [ 21 ]， p. 73)这里，不同的诸判断者都持有一种私人化的感觉，但是却在社会维度中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之中，共通感得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的审美共通感与其说是主客之间的共通感，不如说实质上是一种交互主体之间的共同体感觉。它与其说是为我们指向了感觉的共识，不如说为我们指向了感受的共鸣。” [ 22 ] 康德为什么要设定共通感，在1787年12月底给赖因霍尔特的一封信中，他给予了说明。康德说：“我现正忙于鉴赏力的批判，在这里将发现另一种以前没有发现的先天原则。心灵具有三种能力：认识能力、感觉快乐和不快的能力和欲望能力。我在对纯粹的(理论的)理性批判里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在对实践的理性的批判里发现了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我现在试图发现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 [ 23 ] 正是为了追求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康德阐释了审美判断，他说：“当我们在面对同一个对象时，可以有两种把握方式：一种是对其进行概念判断，另一种是对其进行审美判断。这就意味着，我们既可以判断一个对象是什么，也可以判断它是美还是丑。前者属于理论知识的领域，后者属于审美判断力的领域。当我们对事物进行规定的时候，产生的是知识，知识的精确性是不允许自由存在的。而当我们对事物进行审美判断时，产生的是一种审美的情感，这种共通感是自由得来的，并不是强制赋予的。” [ 24 ] 知识和审美代表着自然与自由，自然属于理论理性，关注于认知领域；自由属于实践理性，关注于人文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理论中实际上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之区分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