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十堰山区发展中药材产业潜力：多要素叠加潜力巨大 (一) 基地建设已具规模。“十二五”期间，十堰市大力实施“四百万”产业工程，全市中药材基地面积迅速扩大。截止2016年底，全市中药村基地面积达142.85万亩(人工种植85万亩左右)。从集中度看，500亩以上连片基地超过30万亩，千亩连片基地面积15万亩。从品种看，20万亩以上的有木瓜；10万亩以上的有黄姜、肚倍；5万亩以上的有杜仲；万亩以上的有金银花、黄连，玄参、桔梗、板蓝根、丹参、柴胡、连翘等 [ 1 ] 。 (二) 品种分布特色鲜明。各地结合自身地理和资源优势，围绕道地，因地制宜地搞好品种布局，初步形成高山以黄连、绞股蓝等为主；二高山以金银花、木瓜、草决明为主；中部平坝以板蓝根、丹参、苍术为主的三个中药材分布带。其中，竹山县栽培品种以板蓝根、黄姜、金银花等为主；竹溪县常年产药的骨干品种有黄连、杜仲、玄参等；房县主产品种为党参、柴胡、绞股蓝等；郧西县以黄姜、杜仲为主；郧阳区以木瓜、金银花、连翘为主；丹江口市主产品种为何首乌、黄精、射干等；武当山特区以出产珍稀、名贵药材闻名中外，主产灵芝、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等珍稀名贵药材。 (三) 加工企业快速发展。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十堰市制药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过程。全市现有规模以上中药材及生物医药加工企业26家，年消化原料60万吨，实现加工产值46亿元，出口创汇3000多万元，实现利税13亿元，提供2000余人就业岗位，辐射农户15万户，带动农民增收5.3亿余元。26家企业中，20余家重点医药企业GMP达标，年加工产值过亿元的有8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7家，市级龙头企业11家，中药饮片加工及制剂企业7家，以黄姜为原料的加工企业6家，医药化工企业6家，中药植化原料企业3家，中药保健品企业3家，兽药企业1家。湖北人福药业投资30亿元在竹溪县建立医药工业基地，全部投产后年可实现100亿元的加工产值。 (四) 品牌打造成效显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竹溪县被国家确定为“黄连之乡”，房县被确定为“党参之乡”，郧西县被确定为“黄姜之乡”，竹山被确定为“肚倍之乡”。“郧西杜仲”、“郧阳木瓜”，“竹溪黄连”、“房县虎杖”等11个中药材品种先后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神农本草”、“武当动物药业”和“武当医药”3个中药材品牌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证。“武当牌”金银花、“神农蜂语”蜂蜜(蜂王浆)、“效威牌”磷素胶囊、“云浩牌”黄连、“神农本草牌”丹参、“武当牌”百草传奇针剂等9个中药材品牌获湖北省名牌产品称号；“房县北柴胡”通过国家中药材GAP认证。 (五) 科技研发初见成效。十堰市拥有湖北省胚胎干细胞研究重点实验室及“武当中草药资源开发利用实验室”与“中药新制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两个国家中医药二级实验室。十堰市太和医院被国家批准为新药临床试验基地(GCP)，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国家中药药理二级(肿瘤)试验室。市太和医院治疗不育症的制剂，市人民医院治疗前列腺的制剂，市中医院治疗肝病的制剂，均取得了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制判批准文号。同时，一批从民间药方中开发的新药和新制剂相继涌现。湖北医药学院拥有中药相关专业博士生11人、硕士生30人。农业部门成功培育了黄姜、金银花、北柴胡等新品种，湖北神农本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创建了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这些都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较强的科技支撑。 (六) 生物医药批号众多。近年来，十堰市中药材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由我市企业开发的“神农本草牌”丹参、“云浩牌”黄连、“武当牌”百草传奇针剂等8个中药材产品分别获湖北省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称号。全市现有国家药品批准文号212个，常年生产的达50多个品种，年生产针剂2亿支、片剂20亿片、口服液1.8亿支，胶囊剂13.6亿粒，丸剂900吨、颗粒剂220吨。 (七) 产业扶贫作用明显。据统计，房县、竹溪县、郧阳区三个县区为建设中药材基地流转土地40万亩，按每亩流转费500元，农民增收2000万元。竹溪县建中药村基地流转土地9万亩，涉及农民5万人，人平增收900元。据初略统计，全市的本地农民就近在中药材基地务工近10万人，人平打工创收2000元。同时，农民通过自种、采挖中药材，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
system: [SYSTEM]

user: 4. 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五大症结亟待解决 一是野生品种多，栽培品种少。全市主要中药材品种达2500多种，而目前人工种植的不到100种，种植较多的仅有木瓜、金银花、黄连、玄参等，其它品种基本没有形成规模。尤其是不少名贵中药材和地道优质中药材，都生长在深山、远山，这些地方交通条件差，长期处于自然生长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 2 ] 。 二是乡土人才较多，高端人才少。长期以来，十堰中药材栽培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只有极少数医药学院科研人员因科研课题要求才涉足此行。从事贮藏偷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从事中药材栽培技术推广中高级药材专业技术人员几乎空白，大多是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人员。中药材种类繁多，栽培技术各异，产品质量千差万别，专业技术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严重匠乏，导致十堰中药从制种、栽培、采收到加工贮运等环节仍停留在低水平、自发性、盲目性和非标准化的生产局面。 三是混杂品种多，专育良种少。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专门的育种机构，良种繁育和野生驯化技术落后，种(苗)无统一标准，种(苗)得不到提纯复壮，栽培品种退化严重，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药农各自为政直接从外地购种，由于地理气候差异导致种性千差万别，种植的药材质量得不到保证。有时出现假种劣种一时无法分辨，到收获时才明白，给药农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严重挫伤药农生产积极性。 四是药品生产小企业多，骨干企业少。全市从事药品生产的企业约50余家，而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4家，只有湖北天圣康迪制药有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湖北武当有限责任公司等7家年产值实现过亿元，而14个企业年产值加起来还不到湖北人福医药公司的年产值的1/4，企业实力小，辐射带动力弱。 五是药材初加工多，精深加工少。十堰市现有国家药品批号212个，常年生产使用仅50多个，批号生产利用率只有25%左右。中药材初级加工多、情深加工少、出售原料多，终端产品少，真正在全国中药市场叫得响并占有一定份期的举头产品少之又少。
system: [SYSTEM]

user: 5. 破除产业发展瓶颈的应对之策：有的放矢，重点突破 (一) 理顺中药材产业协调机制。为加快推进我市中药材产 品发展，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先后设在市农业局、市供销合作社，各县市区产业办公室的设置也不尽相同，中药材的种植环节是整个产业的基础和关键，而掌握和推广中药材种植技术又是中药材种植的基础和关键，种植技术人才队伍都聚集在各级农业部门。因此，建议将中药材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设置到市、县农业部门，并赋予其拟定发展规划、研究发展政策、协调有关部门、提供技术服务等相关职能，同时，农业部门要加大对中药材种植技术的研究，推广、示范力度。 (二) 建议成立湖北神农药谷中药材研究所。湖北省中药材研究所设在恩施州，恩施州发展中药材产业，得益于近水楼台。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到现阶段，科技水平较低，已成为发展的瓶颈。应按照面向市场，政府支持，中药材种植加工企业、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建议由市农业技术部门牵头，组建湖北神农药谷中药材研充所，人员自主聘用，课题自主确定，收入自主分配，成果自主处置，为十堰市中药材产业做优做强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 3 ] 。 (三) 鼓励企业提升中药材精深加工水平。依托本地中药材加工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国内有实力的中药材加工企业对本地中药村加工企业进行收购、入股，培育壮大企业加工能力，促进中药材产地初加工、饮片加工和提取加工能力提升，重点开发虎杖、白芨、柴胡、黄连、木瓜、绞股蓝等地道中药材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使秦巴武当山区道地中药在全国卖产品而不是卖原料，提高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在产业基金中列出专项资全，对加工企业年产值达到亿元以上的，给予重奖。 (四) 加快十堰生物医药产业因建设。一方面，建议发改委等部门加大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项目争取力度，充分利用十堰市四省毗邻的独特区位、丰富的生物资源、优越的生态，南水北调水源区及国家扶贫开发区的优惠政策，积极向国家、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加快推进十堰生物产业园建设，将生物产业园打造成中国“武当药谷”。另一方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议市经信委等市直部门拿出专门力量，组建专门班子，积极引进国内大型生物医药企业和高精尖技术企业落户十堰，进入生物医药产业园、带动秦巴武当山区中药村产业快速发展。 (五) 创新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方式。财政、金融部门要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整合产业扶贫资金，集中扶持重点县、重点乡村、规模基地、规模企业，关键环节、骨干品种，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发挥扶持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向中药材产业投入，力争再通过3~5年的发展，使中药材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 4 ] 。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综述了国内主要果菜类蔬菜嫁接育苗技术的研究进展，包括了砧木的选择，适宜播种期和嫁接方法以及嫁接苗的管理。 关键词 :蔬菜，嫁接，育苗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瓜类嫁接栽培在我国至少有3000年历史，公元前100年。我国《氾胜之书》就有用嫁接法生产大瓤的记载。现代的蔬菜嫁接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本，最初主要是利用葫芦砧防治西瓜保护地生产的连作障碍。后逐渐扩展到其它果菜类，50年代以后，由于西瓜土传病害枯萎病的蔓延流行，嫁接技术才得以迅速推广 [ 1 ] [ 2 ] 。我国研究嫁接技术始于60年代，目前国内很多单位从事蔬菜嫁接砧木的引进、筛选，嫁接方法、方式的研究 [ 3 ] 。 由于保护地的不可移动性，连茬导致的土传病害日益严重，极大地影响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嫁接换根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办法之一。另外，培育出健硕、整齐、抗病的蔬菜苗是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产的大前提，嫁接育苗恰巧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嫁接育苗技术在蔬菜生产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system: [SYSTEM]

user: 2. 砧木的选择 2.1. 瓜类 砧木应具备抗瓜类多种枯萎病、与接穗的亲和力强、嫁接苗能顺利生长、正常结瓜、果实品质无不良影响等特性。 西瓜砧木的种类主要有瓠瓜、南瓜、冬瓜、西瓜共砧，最常用的是葫芦和南瓜。近年的研究认为西瓜的砧木以葫芦为最佳，郑州果树研究所育成的超丰F1葫芦和大连农科院从日本引进的葫芦一号和西砧一号表现较好 [ 4 ] ；另外“京欣砧”系列1号~4号砧木也是西瓜嫁接中较好的砧木品种 [ 5 ] [ 6 ] [ 7 ] 。 甜瓜嫁接砧木种类有南瓜、冬瓜、甜瓜共砧，一般以南瓜为主，因为南瓜对甜瓜枯萎病菌抗性极高，根的吸收水肥能力比甜瓜根要强很多，增产潜力很大 [ 8 ] 。侯栋等 [ 9 ] 认为日本南瓜与厚皮甜瓜的亲和性最好，嫁接苗在田间生长健壮。王庆喜 [ 10 ] 的研究结果表明杂交南瓜A12和世纪星砧木嫁接薄皮甜瓜都表现出与接穗较好的亲和性，嫁接苗也较自根苗长势健壮。 黄瓜砧木的主要种类是南瓜，越冬栽培的黄瓜嫁接砧木以黑籽南瓜为主；高温期选用土佐系、铁盔、马库斯等品种 [ 11 ] 。我国常用品种为火凤凰、南砧一号、京欣砧5号、6号等。 2.2. 茄果类 茄子砧木第一代品种为赤茄(又名红茄、平茄)；第二代品种为CRP (也叫刺茄)；第三代品种，也是目前茄子嫁接最常用的砧木为托鲁巴姆，源于日本，对黄萎病、枯萎病、青枯病和根结丝线虫病4种土传病害达到高抗或免疫程度 [ 12 ] 。“世纪星”番茄根砧和“浙砧一号”以及“果砧一号”比较适合作番茄嫁接的砧木 [ 13 ] 。甜辣椒嫁接应选用京研新育成，集抗病毒病、青枯病、根腐病、疫病和抗线虫为一体的甜辣椒砧木新品种——“格拉夫特”砧木，也可选用荷兰瑞克斯旺(青岛)有限公司的瑞旺1号或2号野生辣椒品种 [ 14 ] 。
system: [SYSTEM]

user: 3. 播种及嫁接 最佳的播种期主要取决于嫁接方法。瓜类嫁接一般以插接、劈接和靠接法为主 [ 15 ] ，茄果类一般以劈接、贴接和套管嫁接为主 [ 16 ] 。 3.1. 瓜类嫁接 3.1.1. 插接法 一般砧木早于接穗8~10 d播种，待砧木一叶一芯，接穗两片子叶完全展平时为最佳。嫁接时先将砧木顶芽及真叶去掉，仅留两片子叶，然后用一个与瓜类接穗苗粗细相当尖端带有6~8 mm斜面的竹签，斜面向下沿砧木子叶叶脉与砧木茎约45˚的方向插入，以竹签尖端刚好露出为准。将瓜苗在子叶下8~10 mm处用刀片斜切断茎，切面长度8~10 mm，拔下竹签迅速将瓜苗接穗切面向下插入砧木中，使两个切面贴紧，砧木子叶与接穗子叶呈“ 十” 字形交叉 [ 17 ] 。 3.1.2. 劈接法 砧木及接穗的播种期基本与插接方法相同。嫁接时先将砧木顶芽及真叶去掉，用刀片尖于胚轴的一侧自子叶间向下劈开长约1.5 cm的切口，只劈一侧，不可将胚轴全劈开，否则子叶向两边下垂，无法固定接穗，难于成活。沿接穗下胚轴距子叶下1~1.5 cm处朝根部方向将接穗斜削成楔形，削面长1.0~1.5 cm，将接穗插入劈口，使两者的削面紧贴，用嫁接夹固定。 3.1.3. 靠接法 一般接穗要早于砧木7~10 d播种。靠接法砧木和接穗真叶露心时为嫁接适期。嫁接前两天要在苗子上喷洒百菌清或多菌灵，嫁接前一天下午苗床要浇透水。嫁接时先去掉砧木生长点，再在其子叶下0.5~1.0 cm处呈45˚角向下斜削，深度达胚轴粗度的1/2~2/3。取接穗苗，用刀片在子叶下1.0~1.5 cm处呈45˚角向上斜切，深度达下胚轴粗的3/4。砧木和接穗的切口嵌合，用嫁接夹固定接口部位。嫁接后将砧木、接穗同时栽入苗钵，两者根部离开约1 cm，以便断根。嫁接后10 d切断接穗的根部 [ 18 ] 。 3.1.4. 双断根贴接法 将南瓜贴土表断根，用刀片将南瓜的一个子叶连同生长点斜切下去，留出0.3~0.5 cm的斜面。将黄瓜在子叶以下1.0~1.5 cm处斜切下去，留出0.3~0.5 cm的切面，将2个斜面相贴，用嫁接夹夹好。把接好的黄瓜苗用生根粉1000倍液蘸根，扦插到准备好的72或50孔穴盘中(扦插用的基质用播种基质即可，浇透底水) [ 19 ] 。 3.2. 茄果类嫁接 3.2.1. 劈接法 劈接法是茄果类蔬菜最常用的一种嫁接方法。此法要求砧粗穗细，一般砧木早于接穗10~15 d播种，当砧木5~7片真叶、接穗4~6片真叶时嫁接。在砧木2片真叶上部，用刀片横切去掉上部，再于茎横切面中间纵切深1.0~1.2 cm 的切口；取接穗苗保留2~3片真叶，横切去掉下端，再小心削成楔形，斜面长度与砧木切口相当，随即将接穗插入砧木切口中，对齐后用嫁接夹夹牢，放到搭好的小拱棚地上。 3.2.2. 贴接法 此法可将砧木与接穗同时播种，待长到3~4叶期时为适宜嫁接期。先将砧木保留2片真叶，去掉上部，再削成30˚斜面，斜面长1~1.2 cm；取接穗，保留2~3片真叶，横切去掉下端，削成与砧木大小相同的斜面，二者对齐、靠紧，用嫁接夹夹牢即可。 3.2.3. 套管嫁接法 在砧木基部上方3~5 cm处用刀片以30~45度角向下斜切，去掉砧木茎尖，保留根部。再根据砧木苗茎大小，选择内径2.8 mm、3.0 mm或3.5 mm的套管，套管内径与砧木茎大小相当或略小于砧木茎为宜，将套管的一半套在切削好的砧木上。将接穗从苗床取出，在接穗苗1叶1心或2叶1心处用刀片以30~45度角向根部方向斜切，保留接穗苗尖。将切削好的接穗插入砧木上的套管内，两个切面紧密贴合即可 [ 20 ] 。
system: [SYSTEM]

user: 4. 嫁接苗的管理 嫁接后的管理直接影响嫁接苗成活率的高低，从嫁接到成活一般需要10~12 d，在这期间要抓好保温、保湿、遮光等主要环节 [ 21 ] 。 4.1. 保温 冬季在日光温室内搭小拱棚放嫁接苗，夏季小拱棚上要遮阴降温。 4.1.1. 瓜类嫁接苗 嫁接苗愈合的适宜温度为白天25℃~30℃，夜间18℃~20℃，超过40℃或低于10℃都会影响成活率。晴天遮阴防高温，夜间采用覆盖或加热保温，5~7 d后，适当降低温度，白天气温保持22℃~24℃，夜间15℃以上，地温20℃。黄瓜嫁接苗在定植前一周应让瓜苗逐步得到锻炼，晴天白天可全部打开风口，接受自然气温，夜温可达10℃~13℃。 4.1.2. 茄果类嫁接苗 嫁接后前3 d是接口愈合的关键时期。白天小拱棚内温度保持28℃~30℃，夜间20℃~22℃，土温 25 ℃ 左右。3 d后，逐渐降低温度，温度高时可采用遮光和换气相结合的办法加以调节，白天掌握25℃~27℃，夜间17℃~20℃。约8~10 d后嫁接苗完全成活，可去掉小拱棚逐渐转入正常管理。 4.2. 保湿 最大限度的降低接穗水分蒸发是提高嫁接成活率的关键。 4.2.1. 瓜类嫁接苗 苗床内空气湿度小，接穗容易失水萎蔫，严重时影响成活。为保证湿度，栽植时要将苗床浇透水，苗床上的小拱棚要密闭封严，使棚内湿度达到饱和状态。3~7 d保持湿度90%以上，7 d后保持80%~85%，约10 d后，嫁接苗长出新叶成活。 4.2.2. 茄果类嫁接苗 空气相对湿度95%以上，即小拱棚内膜面要达到均匀布满水珠。 4.3. 遮光 4.3.1. 瓜类嫁接苗 嫁接后3 d内棚顶用遮盖物覆盖遮阴，避免阳光直射。3 d后，可适当在早、晚去掉侧面遮阴物，以后视苗情逐渐增加透明度，延长透光时间，7~10 d后除中午强光下，其余时间可不再遮阴。 4.3.2. 茄果类嫁接苗 嫁接后前3 d，小拱棚一般情况下完全关闭，用草帘遮阴。3 d后，早晚要逐渐增加光照时间，6 d后逐渐撤掉覆盖物。 4.4. 通风换气 4.4.1. 瓜类嫁接苗 嫁接3 d 内，每天可揭开薄膜两头换气1~2次，5 d后嫁接苗新叶开始生长，应逐渐增加通风量，通风口由小到大，通气时间由短到长，10 d后嫁接苗基本成活，可去掉小拱棚。 4.4.2. 茄果类嫁接苗 嫁接3 d内，每天可揭开薄膜两头换气1~2次，6 d后逐渐撤掉覆盖物，开始通小风，随着嫁接伤口的愈合，通风逐渐扩大。 4.5. 去除砧木萌芽 砧木摘除生长点后，仍有侧芽陆续萌发，这些侧芽生长迅速，常与接穗争夺养分，影响嫁接苗成活，要及时去除；同时注意操作要轻，以免损伤子叶和松动接穗。 4.6. 断根 靠接法嫁接后10~12 d，可从接口下0.5~1 cm处将接穗的下胚轴剪断，上下两刀，将接穗的下胚轴清除。断根时，可先试2~3株，若不发生萎蔫，第2 d即可全部断根。断根后如遇晴天高温，应适当遮阴和喷水。 4.7. 撤嫁接夹 当嫁接苗通过缓苗期后，接穗长出新叶，证明嫁接苗已成活。嫁接后10~15 d，应及时去掉嫁接夹或其他辅助工具，否则会影响嫁接苗的正常生长发育。如接口长得不好，可于定植前后后逐渐去掉嫁接夹。
system: [SYSTEM]

user: 5. 发展蔬菜嫁接育苗的建议 5.1. 提高蔬菜嫁接育苗标准化程度 目前，我国蔬菜的嫁接苗生产基本依靠经验来进行管理。嫁接育苗是将嫁接和育苗进行了有机结合，在嫁接苗生产过程包括砧木和接穗品种选择、育苗基质、水肥管理、温光控制、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需要进行全程的标准化管理，提出标准化技术规程，是我国蔬菜嫁接育苗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5.2. 以育苗工厂为抓手促进蔬菜嫁接育苗产业发展 发达国家的蔬菜嫁接苗生产基本上由专业的种苗公司完成，产业化程度较高。育苗工厂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技术应用标准等方面的优势为嫁接育苗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契机。今后，应依托各地大力发展育苗工厂，实现我国蔬菜嫁接育苗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将嫁接苗的生产和蔬菜品种的引进示范、高效栽培技术等进行集成创新，推动我国蔬菜嫁接苗产业化的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水源地保护区进行生态补偿被普遍认为是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比较有效的制度设计。本文从生态补偿的内涵、主客体界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入手，对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通过分析发现，国外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切入到了理论应用和实证研究阶段，相对而言，我国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学者们对于生态保护者的补偿研究居多，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研究相对较少，而水源地保护区的设立，所面临的补偿问题多为对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这些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问题，并且相关研究基本还是处于法规制度和理论政策的探讨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国内外研究，述评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国内外对生态补偿的研究是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展开的。由于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是较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生态问题出现得相对较早，因此对于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及其实践开始得也比较早。早在20世纪下半叶，水源地保护就已经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在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之后，发达国家相继提出针对各国国情的水源地保护框架，在此背景下，诸如水源地规划管理技术、水源地运作机制和利益保障模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 相对而言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已经涉及到了生态补偿内涵、主客体界定、标准以及方式等各个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森林、流域等方面，学者们主要针对其生态补偿的内涵、界定主客体、标准测定、方式选择以及实践探索等方面展开的研究，不过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
system: [SYSTEM]

user: 2. 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生态补偿内涵的经济范畴始于欧洲，指的是如果批准的项目影响或损害了自然环境，为了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则要按照“没有净损失”(no net loss)的原则，实施修复或异地重建，以此来应对由于建设基础设施而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Allen等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破坏地的一种恢复或新建 [ 1 ] 。后来Wunder从科斯理论视角界定了生态补偿的内涵，认为生态补偿是环境服务购买者与提供者之间的一种自愿交易 [ 2 ] 。 我国对于生态补偿涵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由于生态补偿涉及多个学科，交叉性较强，于是生态学、法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解释了生态补偿的内涵，差异性较大，因此至今生态补偿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 1) 自发式生态补偿阶段 最初生态补偿起源于生态学，专指自然生态补偿，指的是对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有一种缓冲和补偿的作用。马世骏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各成分之间具有调节功能，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补偿的，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影响逐渐扩大，这种补偿和调节作用就有了限度 [ 3 ] 。 2) 惩罚性生态补偿阶段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对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入到高峰期，并逐渐开始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态补偿，从最初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发生态补偿，逐渐演变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和机制。蒋中天等提出以“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为原则，对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给予补偿 [ 4 ] 。庄国泰等认为生态环境补偿的理论依据是生态环境价值，这是自然要素所固有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就是补偿由于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 [ 5 ] 。 这一阶段将生态补偿这一概念赋予了经济学的涵义，主要是强调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应该对其破坏行为进行补偿，使破坏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得到补偿和恢复，此生态补偿的内涵与国际上通称的“生态服务付费”或“生态效益付费”基本类似。 3) 权益性生态补偿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生态补偿内涵的关注更加深入，生态补偿的内容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俞海等通过分析庇古福利经济学角度的外部性理论，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它可以将生态保护或损害的外部性内部化 [ 6 ] 。王鑫等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是遵循一定市场规律下，受益者与保护者之间利益分配的法律制度，是生态受益者以多种形式的补偿来激励生态保护者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 7 ] 。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强调生态补偿是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不仅要对生态破坏者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从而达到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的效果，同时也应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建设者给予补偿，以此来补偿他们为了提供生态服务而造成的损失。
system: [SYSTEM]

user: 3. 对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是开展生态补偿工作的先决条件。我国对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研究首先是开始于对公益林、防护林、水源涵养林等的生态效益补偿，后来由于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严重，流域生态补偿随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 生态补偿中的主客体 最初在界定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主客体方面，有的学者将补偿者和受偿者看作是补偿主体，李群就认为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应包括生态补偿金的受偿主体和补偿主体，而补偿客体应该是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的地区 [ 8 ]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开始明晰起来，如马兴华等认为补偿者和被补偿者应该分别为补偿主体和客体 [ 9 ] 。 2) 从破坏和受益的角度来界定补偿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们通常是根据“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从“抑损性”角度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主张生态破坏者要为其破坏行为付费，即生态补偿的主体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从这个角度来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就是指因其行为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了污染或破坏，他们要对其破坏或污染行为付费，用于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治理、修复等。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对生态补偿内涵理解的深化，学者们在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时，不仅考虑了生态补偿的破坏行为，还将其受益这一客观事实考虑在内，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大多数学者从受益角度对生态补偿主体范围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生态补偿主体应该包括从生态环境服务产品中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如邓明翔以滇池流域为例，认为水源区生态补偿主体应该包括所有对滇池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以及从滇池取水的、经营旅游等受益者；补偿客体则是滇池湿地的建设者、维护者和清理者，同时还强调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承担起补偿主体和协调监督的责任 [ 10 ] 。石利斌通过对官厅水库水源地的分析，认为生态补偿的主体不仅包括对水源地水质造成污染的群体，还应包括为从官厅水库水源地保护中受益的群体，如中央政府、下游的北京市和怀来县 [ 11 ] 。 3) 从保护和减少破坏等利益受损的角度来界定补偿客体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补偿的客体(即生态补偿范围)的界定则侧重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者和减少生态环境破坏者等利益受损个人和群体的补偿。李森等以清水海水源区为研究对象，认为生态补偿的客体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行为 [ 12 ] 。葛颜祥指出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对象应该包括生态保护者和减少生态破坏者 [ 13 ] 。 4) 从法律的角度来界定补偿主客体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涉及到各参与主体的利益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姜曼认为生态补偿的主体是指负有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职责或义务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生态补偿的客体是指为了生态环境而使其正常的生活或者财产利用等受到了不利影响，应得到补偿的社会组织、地区和个人 [ 14 ] 。 综上，国内外学者从破坏和受益的角度、保护和减少破坏的角度以及法律的角度对水源地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进行了研究，虽然不同地区的水源地其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不尽相同，但界定范围逐渐明晰。将补偿主体界定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将补偿客体界定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者、利益受损者和减少破坏者，是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的。如孟浩认为补偿的主体一定是受益者与破坏者，补偿的客体则是保护者和利益受损者 [ 15 ] 。学者们在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方面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对生态补偿实践以及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论保障。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补偿主客体的界定还缺少系统的科学理念指导，界定标准还存在不一致、不清晰等问题，而且在补偿实践中尚未对补偿主客体的利益诉求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缺少针对不同的补偿客体设计适合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system: [SYSTEM]

user: 4. 生态补偿标准方面的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补偿政策制定和实施据以参照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点。因此，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作为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内容，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科学可行的补偿标准核算体系，是实施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前提。 在生态补偿标准方面，Pham等认为依据实际机会成本来确定支付标准才是最有效率的生态补偿 [ 16 ] 。Pagiola等和Munoz Pina等则认为补偿标准应当介于机会成本与服务使用者获取的收益之间 [ 17 ] [ 18 ] 。除此之外，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后对区域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热点。Scullion等利用现场调查和遥感技术，评价了墨西哥科阿特佩克实施生态补偿的环境影响 [ 19 ] 。HAYES等以哥伦比亚林生态补偿项目为例，从农户视角上研究项目实施对农户的行为变化，以及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影响 [ 20 ] 。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面也有了一些成果和实践探究，具有代表性的测算方法主要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成本法、意愿调查法等。 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确定补偿标准 该方法就是通过适当的经济学评估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货币化测算的过程。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确定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成果以案例研究居多。在对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定时，主要是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价值进行估算，按价值形态来划分，可将其分为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徐琳瑜等以厦门市莲花水库工程为例，分别计算出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经计算得到所需生态补偿费为1.29亿元，且通过比较这个数值是相对合理的 [ 21 ] 。黄一凡通过水量平衡法计算了辽东森林年涵养水源的总量，然后采用影子工程法估算其生态服务功能经济价值，以此为基础，量化了大伙房水库上游水源保护区每年需要得到2440万元的直接经济补偿，水源涵养功能价值为389元/hm 2 ∙年 [ 22 ] 。 2) 基于成本法确定补偿标准 成本法是指通过可量化的指标，相对客观地对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其可行性与操作性较强，因此运用较为广泛。水源地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总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指那些相对比较容易量化的、通常有财务数据作支撑的，且在开展生态建设保护的各项措施应必需直接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间接成本又称为机会发展成本，指的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为保护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维护与水源涵养功能，而放弃的其他方案中最大经济效益的选择方案，包括当地发展权受限导致的损失等。陈江龙等认为对于水源地保护区发展权损失的测算，实质上是对水源保护行为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价，保护行为的成本可以用机会成本法来估算，据此在地理要素修正的基础上，应用区域比较法评价了太湖东部水源保护区的发展权价值损失为423，868.5万元，并以此作为生态补偿的标准 [ 23 ] 。 3)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CVM)补偿标准 意愿价值评估法又称为条件价值评估法，是是指构造一个假想市场，通过调查获知消费者对生态物品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实现非市场物品的估值方法。靳乐山等采用意愿调查法通过实地调研得出贵阳鱼洞峡水库水源地下游用户总的支付意愿达847万元/年，同时还全面估算了上游龙里汇水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维护成本，认为生态补偿标准应该介于上游生态保护费用与下游支付意愿之间 [ 24 ] 。 4) 其他方法 耿涌等和邵帅认为现有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或者模型对水资源评价的精确度难以控制和预测，这些方法并未将人类的参与状况纳入考虑范围，而基于水足迹模型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可以定量地将虚拟水资源纳入测算范围中，这种方法可以全面反映某一区域水资源的占用情况，从而判断这一地区水资源的安全状态，因此利用水足迹分析法计算出来的生态补偿额相对客观、准确，从而流域上下游之间生态补偿的公平性和认可度能够得到提高 [ 25 ] [ 26 ] 。刘玉龙等以新安江为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借助边际价值的概念，通过分析上游补贴、下游征税、谈判这三种实现流域帕累托最优的方法，核算出上下游生态补偿额度应该在5.2亿元和136亿元之间进行选择，并建议采用谈判的方式在补偿额度上达成一致，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 27 ] 。王爱敏等通过构建纳什均衡矩阵，分析了补偿者和受偿者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 28 ] 。 5) 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比较 上述主要是针对目前学者们常用的有关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总结，事实上，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不同核算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见表1)，因此在实践中，可以根据流域生态补偿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当的补偿标准测算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5. 对生态补偿方式和途径的探索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方式即如何进行补偿，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中心环节。在生态补偿方式方面，Fennessy认为通过土地征用补偿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集水区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为公众提供安全饮用水发挥了关键作用 [ 29 ] 。Scherr还指出政府购买补偿是当前世界各国采用的主要方式 [ 30 ] 。Asquith等通过研究指出面对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应采取不同的补偿方式，而当补偿数额不大时，非现金补偿方式的激励作用要比现金补偿方式更明显 [ 31 ] 。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veral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 测算方法 优点 缺点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评估法 对生态服务赋予了可计量的经济价值，体现的是 人类可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各种生态服务 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方法的不同会导致计算结果差别很大，计算结果往往偏高，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方法 基于成本法的 测算方法 充分发挥了水源地保护区的生态效益，对 当地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包括发展机会成本 进行的补偿，补偿量核算依据易于接受 机会成本的核算方法尚未统一，还存在争议 意愿价值评估法 充分考虑了生态服务受益方的的支付意愿和能力， 以及保护方的受偿意愿和生计 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实际中可能存在 调查数据与真实意愿不符 基于水质水量 指标的测算方法 由水源供需双方共同决定水质水量， 实行超标罚款，达标补偿，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强 主要用于跨流域上下游水质较差的区段，较少用于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 表1.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几种测算方法比较 国外在生态补偿模式上相对多样，如德国、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实施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模式，瑞典、比利时、芬兰等国家征收生态补偿税、区域转移支付制度和流域(区域)合作等模式。大致来说，国际上的生态补偿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政府为唯一补偿主体，以政府为主导、补偿模式多样化，市场化运作为主体、多种实践模式相结合。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流域生态服务框架，政府和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各国对生态补偿的做法各有侧重，不同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在生态补偿过程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为了提高生态补偿的实施效率，目前很多国家致力于建立各种生态服务市场，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激励机制。国际上这些生态补偿成功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制定和完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我国在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方面也有了较多的探索，按照不同的依据和准则其分类不同。苏芳等通过分析张掖市甘州区各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产的影响，发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倾向于选择技术支持和物质支持两种生态补偿方式，而以非农经营为主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两种补偿方式 [ 32 ] 。王青瑶等认为目前湿地生态补偿的方式过于单一，应该运用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对不同的湿地保护模式进行补偿，也就是说对于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其生态补偿方式应有所不同 [ 33 ] 。
system: [SYSTEM]

user: 6. 现有研究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综述后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切入到了理论应用和实证研究阶段，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作为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部分，虽然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可取的模式，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者们对于生态保护者的补偿研究居多，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研究相对较少，而水源地保护区的设立，所面临的补偿问题多为对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这些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问题，并且相关研究基本还是处于法规制度和理论政策的探讨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 1) 对于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角度及补偿范围方面的研究 从近年来学者们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来看，主要围绕着两个领域，一是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二是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水源地保护区生态保护者的角度出发，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一些实践应用案例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模式和经验，但是对于那些生产生活方式受到限制，以减少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一部分单位和个人如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对其生态补偿及补偿范围界定方面的研究较少。 2) 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生态补偿标准方面的研究 目前在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的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研究相对滞后，无法满足生态实践的需要。目前学者们采用了基于成本、生态服务价值以及补偿意愿等多种方法用于确定具体的补偿额度，并在实践上做了许多尝试性的研究和探讨，然而目前国内对于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上，着重于总体层面的探讨，而针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标准的量化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缺少一个系统而成熟的测算体系，对于如何制定补偿标准目前尚不统一，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 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方式方面的研究 在补偿方式的研究上，目前学者们大多从生态环境保护者角度出发，提出了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基金、政策补偿、水权交易以及异地开发等模式，而对于保护区内的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居民等减少生态破坏者的生态补偿方式研究较少。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创新方式较少，补偿资金还是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 4) 缺乏相关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我国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上，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政策依据，更多地是体现在“扶贫”的意义上。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质上是保护区当地政府，与上下游地区政府之间财政收入的重新再分配过程，而当前在生态补偿资金的筹措和运作方面的相应体制和政策支持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补偿资金的筹集、运作和统一管理，加大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在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制度安排的改革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迫切需要研究水源地一级、二级和准保护区设立后对于减少生态破坏者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以及补偿方式等问题，建立一套各利益主体能够共同认可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制度。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为了使用户接收更准确和更加个性化的推荐信息，改善当前推荐系统因为数据稀疏、冷启动问题带来的诸多影响。本文采取了将用户基本属性、评分时间戳与用户的评分、偏好、评价项目的相似因子相结合的协同过滤算法，提出了基于用户基本属性与评分相似因子相结合的冷启动推荐算法。通过与传统方法在Movie Lens数据集上的对比实验，该方法展现出更好的推荐精度和对数据稀疏情况的良好适应性。 关键词 :推荐算法，协同过滤，冷启动，相似因子，用户相似度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WEB2.0的到来，互联网信息呈现井喷式增长并成为一个海量的信息空间，这些信息远超用户接受范围，使用户迷失在这些杂乱的信息中。用户需要的信息无法被快速有效地找到，这就是所谓的网络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问题，为解决这些信息超载问题，帮助用户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推荐系统(Recommendation System， RS)应运而生。推荐系统通过分析用户的过往信息记录，然后主动地把用户在未来可能需要的信息(用户喜欢的电影、商品、新闻等)推荐出来。推荐系统的核心在于研究推荐算法 [ 1 ] 上，根据推荐算法的不同，目前个性化推荐系统分为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 CF)推荐系统、基于内容(Content-based)的推荐系统、基于规则(Rule-based)的推荐系统 [ 2 ] [ 3 ] 。其中应用最广泛、最成功的当属协同过滤推荐系统，而协同过滤算法又主要分为：基于内存的协同过滤算法(memory-based CF)、基于模型的协同过滤算法(model-based CF) [ 4 ] [ 5 ] 。而相似度计算是推荐系统的根本所在，比较常见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有：余弦相似性(cosine)、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修正的余弦相似性(adjusted cosine)、Jaccard相似度(Jaccard) [ 6 ] [ 7 ] [ 8 ] ，在相似度计算后选取相似邻居进行评分预测，最后经top-n推荐 [ 9 ] ，得出最终的推荐列表。 虽然推荐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随着互联网用户与项目的增多，当用户或者项目的评分矩阵极度稀疏甚至未评分，或者当用户在一个新领域中没有任何过往记录时，如何将当前领域用户需要的信息推荐给他，如果不能够很快速地给一个新用户推荐其感兴趣的信息，那么用户可能会认为该领域的信息对他没有价值，这样可能导致用户不再使用该推荐系统，就出现了推荐系统中的冷启动问题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所以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用户基本属性与评分相似因子相结合的冷启动推荐算法。
system: [SYSTEM]

user: 3. 实验数据展示 3.1. 数据集 实验采用了MovieLens 100k数据集，该数据集包括了943名用户对1682部电影的100，000条评价，评分取值为[1， 2， 3， 4， 5]，数值升高表示用户的喜好程度越高。每位用户至少评价了20部电影，这些用户属性包括了：年龄、性别、职业、所在地等信息，评分信息中包括了时间戳信息。本文采用这些信息作 图1. 本文算法推荐流程图 为用户基本属性，并将各个特征属性的权重值按统计结果分别设置为(0.2， 0.4， 0.2， 0.1， 0.1)。 3.2. 评价标准 本文采用协同过滤推荐算法中最常见的推荐质量度量方法：平均绝对误差MAE (Mean Absolute Error， MAE)，作为度量本文算法优劣的标准。MAE通过计算预测评分与实际评分之差的绝对值来度量预测的准确性。MAE的值越小，表明预测越准确，推荐效果越好。 MAE = ∑ i = 0 N | r u i ¯ − r u i | N (13) r ui 表示用户u对一系列项目的实际评分；N为项目个数， r u i ¯ 表示为项目的预测分数。 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3.1. 预测准确率 因为考虑到用户的样本数对最终的MAE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将样本数设为了200人和500人进行计算，并将本文算法与传统的person相似度算法、修正的cosin相似度算法相比较，如图2、图3所示。 由图2、图3可以得出，用户样本数在为200、500的时候，本文算法的准确性和预测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算法；当样本数从200增加到500的时候，本文算法与两种传统算法的准确性都提高了很多；而且MAE随最近邻个数K的增而降低，当最近邻居个数K在30的时候，三种算法的效果基本趋于稳定，说明本文算法的稳定性也很好。综合来看，本文算法在提高推荐质量方面有较好表现。 3.3.2. 数据的稀疏度 从图4可以看出来，本文算法与其他两种算法虽然均受到了样本数据的稀疏度影响，但是本文算法的预测准确性依然领先于传统的Person算法和修正的Cosin算法。随着样本数据稀疏度增高，MAE迅速上涨，使得推荐质量逐渐降低。当稀疏度接近100%，甚至达到冷启动标准的时候，本文算法MAE大约为0.87，达到了样本数为200时的推荐水平，反映出本文能有效的适应不同的数据稀疏度环境，预测准确度有良好的稳定性。 图2. 算法的效果对比 图3. 算法的效果对比 图4. 算法的MAE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用户基本属性与评分相似因子的结合算法，将用户基本属性赋予权重值，然后同用户评分信息的三个相似因子相结合，得到一种新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实验表明新算法使得用户的相似度计算更加精确，而且在用户冷启动阶段向着非冷启动阶段过渡的时候比较平滑，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情况，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由于本文只利用了用户的部分显性属性，并未结合项目属性和用户的一些隐性属性，接下来可以利用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企业内部因素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关系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从供应链绿色化联合驱动机理角度出发，提出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因素以及外部压力对GSCM实践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探讨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建立制度压力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模型。通过对104份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的分析，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层次调节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制度压力调节作用下，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对GSCM实践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 除投资回收外，其他三个GSCM实践均受到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的积极影响；2) 投资回收仅受企业内部资源的积极影响；3) 强制压力对自变量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与因变量GSCM实践之间的大部分关系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规范压力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模拟压力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扩展了组织内外部因素联合驱动企业采纳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开展环境管理实践、构建具备“整合、创新、协同、共赢、绿色”等核心特征的现代供应链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提供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关键词 :制度压力，自然资源基础观，绿色供应链管理，层次调节回归分析，广西汽车制造业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由于全球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高涨，各国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增多，严重危及自然环境。因此，环境管理成为企业、政府和消费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并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此宏观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经”越念越紧，资源型企业(例如汽车、钢铁、煤炭等企业)如何根据环境变化实现战略柔性与创新的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广西传统汽车制造业仍沿袭着“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但是目前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常规高污染能源供给过剩而绿色低碳清洁能源供给不足的趋势将长期存在。这种严峻的能源与环境形势将倒逼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心做好新动能“加法”和淘汰落后产能“减法”，提交“生态+”的满意答卷。其中，“绿色”发展的驱动力来源于创新。创新是统筹绿色和崛起的最佳结合点，而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绿色创新管理(Zhu等，2012) [ 1 ] ，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高素质”，一头连着生态环境的“高颜值”，将为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厚植可持续竞争优势、培育新的绿色发展动能、孕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然而，如何驱动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组织内部因素是否能成为有力的驱动“引擎”？组织内部因素和组织外部压力的联合驱动效应是否可以起到“放大器”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将围绕这些核心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供应链绿色化改造的前因后果。从自然资源基础观出发，提出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是开展GSCM实践的内部驱动因素(Gonzalez-Torre等，2010; Lee， 2008; Sarkis等，2011) [ 2 ] [ 3 ] [ 4 ] ，同时Clemens & Douglas (2006) [ 5 ] 和Menguc等人(2010) [ 6 ] 发现，制度压力会增加企业实施和改善环境管理的意愿，影响环境管理所用资源的效率。因此，根据制度理论将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拟压力3个调节变量引入模型，探究组织内部因素和外部压力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GSCM实践的联合驱动效应。以期该研究结论能为绿色供应链管理或其他运营管理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有用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