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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现状 以下将从治理机制与风险控制、基本业务规定、经营状况和社会认可度几个方面描述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现状。 3.1. 治理机制与风险控制 资金互助组织的治理机制是强调社员民主控制和为社员服务的经营目标的重要保证。资金互助组织的主要业务是吸收社员存款并向社员发放贷款，合理的治理机制和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保障存款社员的资金安全和互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3.1.1. 理事会 14家样本中，除了2家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未设置理事会以外，其他5家有金融许可证和7家无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组织都设置了理事会。理事会是资金互助社的决策机构，相当于公司组织中的董事会，它是连接社员大会和管理层的桥梁，是保障资金互助组织民主管理和民主参与的重要机构。社员选出理事会，理事会任命管理人员，并要向社员大会报告经营状况。然而，根据银监会2007年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资金互助社原则上不设理事会”，因此，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不设理事会也是符合规定的，但无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组织，基本都按照合作组织的国际惯例设置了理事会。 3.1.2. 监事会与外部审计 监事会是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督机构，对理事会、管理层和员工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职责。14家样本中，有12家设有监事会，其中有、无金融许可证的各6家；没有设置监事会的有2家。外部审计是资金互助组织防范内部风险的第二道关口，它能保障互助组织财务报告的全面真实性和经营的合规性。14家样本中，9家有外部审计，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有5家，没有的4家；剩余5家没有外部审计。可见，有多于1/3的资金互助组织缺少外部审计这一风险把控的关口。 3.1.3. 社员(代表)大会 社员(代表)大会是互助组织的权力机构，社员参与互助组织的事务是通过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实现的。14家样本中，一年召开1次社员(代表)大会的有11家，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4家，没有的7家；一年召开2次及以上的有2家，均持有金融许可证，不召开的有1家。可见，绝大部分的资金互助组织都能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保障了社员参与互助组织事务的权利。 3.1.4. 社员投票权 根据《暂行规定》，“在社员大会上，社员享有1票基本表决权，出资额较大的社员，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但不得超过基本表决权总数的20%。”14家样本中，实行1人1票制度的有6家，其中有、无金融许可证的各3家；投票权与股金有关的有2家；有附加表决权的有5家，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3家，没有的2家；属于其他类型的有3家，全都没有金融许可证。可见，大约一半的资金互助组织实行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在民主参与方面，有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组织贯彻得更好一些。 综上所述，在治理机制方面，有少数资金互助组织忽视了有效治理结构的建设；虽然大多数资金互助组织能保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但社员参加大会的机会或积极性并不高；很多资金互助组织的监事会监督也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工作制度和程序；有1/3的资金互助组织没有聘请外部审计对自己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审计。总之，资金互助组织的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风险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3.2. 基本业务规则 科学合理的业务规则是资金互助组织正常运营的保障，本部分将从入社股金，贷款是否需要抵押和担保，贷款的审批时间、偿还方式和最长期限，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几个方面进行描述和分析。 3.2.1. 入社股金 14个样本资金互助组织的最低入股金额各不相同，其中100元、300元的各1家，都没有金融许可证；500元的2家，其中有、无金融许可证的各1家；1000元的最多，为8家，占样本数量的半数以上，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5家，没有的3家；3000元的1家，无金融许可证；5000元的1家，有金融许可证。可以看出，各地经济情况不同，资金互助组织的最低入股金额要求也各不相同。总体来看，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组织的最低股金额度大多集中在1000元左右，而无金融许可证的互助组织的最低入股金额则较为分散，从100元至3000元不等。 3.2.2. 贷款是否需要抵押和保证 农民贷款难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合格的抵押品。14家样本中，有11家明确表示社员贷款不需要抵押，占样本数量的绝大多数。仅有3家规模较大的互助组织表示，金额较小时不需要抵押，但贷款金额较大时需要抵押。可见，所有的资金互助组织都能够提供无抵押贷款，这对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具有重要作用。14家样本无一例外地都要求对贷款进行保证担保。考虑到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在农村地区的空白状态，保证担保是资金互助组织保护债权的理性选择。 3.2.3. 贷款审批时间和贷款期限 所有样本资金互助组织的贷款审批时间都非常短，13家表示能在1~2天内审批完毕并拿到贷款，有1家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组织表示能在7天之内审批并放款。这表明资金互助组织审批贷款的效率非常高。14家样本中，有7家最长贷款期限为半年，有6家为1年，只有1家为2年。总体而言，资金互助组织的贷款期限较短，基本上都是短期贷款，这和当前资金互助组织的贷款用途有关；此外，短期贷款也是互助组织对债权的一种有效保护。 3.2.4. 存款利率(资金使用费率)和贷款利率 14家样本中，11家的年存款利率(资金使用费率)在4%以下，等于、稍高于或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当时为3.25%)，其中7家有金融许可证，4家没有；有3家的存款利率(资金使用费率)在5%~6%之间，均没有金融许可证。总体来看，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吸收社员存款的利率基本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或上浮10%，而无金融许可证的互助组织吸收存款或使用资金的成本会更高些。14家样本中，最高贷款利率在10%以下的有2家，其中有、无金融许可证的各1家；10%~15%之间的有6家，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4家，没有的2家；15%~20%之间的有6家，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2家，没有的4家。总体来看，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组织因为获取资金的成本稍低，其贷款的利率也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只要交纳少许股金即可成为社员，在缺少其他金融网点的农村地区，农户可以方便地存款，无需抵押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利率较为优惠的贷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3.3. 经营状况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只有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有能力为农村提供服务。本部分从2012年分红情况、贷款集中度、逾期贷款和渗透率几个方面描述其经营状况。 3.3.1. 分红 14家样本中，分红在5%以下的有3家，5%~10%之间的有9家 1 ，不愿透露具体情况的有2家。可以看出，资金互助社的总体运行状况良好，在财务上能够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3.3.2. 贷款集中度 贷款分散程度越高，资产集中受损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贷款集中度是衡量资产组合潜在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14家样本中，前十大贷款占全部贷款总额的比例在15%以下的有9家，15%~30%的有3家，30%~50%之间的1家，50%以上的1家。样本中绝大多数资金互助组织的贷款较为分散，但个别资金互助组织的贷款集中度比率在50%左右，面临较高的潜在风险。 3.3.3. 逾期贷款 逾期贷款数量是衡量资金互助组织资产质量的一个指标。14家样本中，有逾期贷款的有3家，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有2家，没有的1家，逾期贷款率基本控制在5%以内。尽管绝大多数的资金互助组织目前资产质量不错，但考虑到资金互助组织的经营时间并不长，仅用逾期贷款率来衡量贷款风险并不全面。 3.3.4. 渗透率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渗透率是指加入互助组织的农户占当地农户数的比例，比例越高，说明互助组织在当地的服务程度越高，影响越广。14家样本中，渗透率在1%以下的有4家，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3家，没有的1家；渗透率在1%~10%的有8家，其中有金融许可证的3家，没有的5家；而渗透率在40%~60%的有2家，有、无金融许可证的各1家。渗透率与有无金融许可证似乎关系不大，但与营业场所有着密切联系，渗透率在40%~60%之间的2家互助组织的营业场所都建在村上。 综上所述，样本资金互助组织能够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绝大多数样本组织没有逾期贷款，有逾期贷款的资金互助组织的风险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多数样本互助组织的贷款分散情况良好，但有少数互助组织的贷款集中度较高，蕴藏潜在的风险。从资金互助组织服务农户的角度来看，建在村上比建在镇上更有优势。 3.4. 社会认可度 资金互助组织作为一种弱势群体互助合作的非盈利组织，只有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为农村提供更好更多的金融服务。以下从政府的税收优惠和是否有志愿服务两个方面描述资金互助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 3.4.1. 政策优惠 中央政府对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每笔贷款5万以下免营业税；中央财政对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的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对资金互助组织也有一些税收优惠。在14家样本中，有6家被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其中1家有金融许可证，5家没有；有2家资金互助组织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其中有、无金融许可证的各1家；其他6家享受不同程度的营业税或所得税减征。可见是否给予资金互助组织税收优惠，各地的做法大不相同。但对于没有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组织而言，均不能取得当年贷款平均余额2%的补贴。 3.4.2.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是信用合作领域倡导的风尚。在14家样本中，管理层和员工不领报酬的有2家，这2家都没有金融许可证，其工作人员都是村委的工作人员；其余12家的管理层和工作人员都领取薪酬，但薪酬较低：普通员工的月薪酬在1000~2000元之间，管理层在2000~4000元之间，与商业金融机构相比大大降低了资金互助组织的经营成本。 综上，因为部分资金互助组织的逐利性，其公益性质未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植根于社区的服务，显著降低了资金互助组织的营业成本，为其在农村地区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