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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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时间压力操作性检验 不同类型D-E冲突情境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RTs for different D-E confliction， separated by time-pressure conditio D > E风险不利 D < E风险有利 无时间压力 1029.30 (373.04) 1106.07 (385.10) 有时间压力 435.53 (63.42) 399.10 (56.50) 表2. 不同类型D-E冲突情境的平均反应时(ms)和标准差 将被试在各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对数转换，以反应时对数作为因变量进行2 (时间压力：无时间压力、有时间压力) × 2 (D-E冲突类型：D > E、D < E)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压力的主效应显著(F (1，121) = 363.28， p < 0.001， η 2 = 0.75)。D-E冲突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121) = 0.06， p > 0.05， η 2 = 0.001)，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121) = 2.49， p > 0.05， η 2 = 0.20)。说明被试感受到时间压力并缩短完成决策的时间，对时间压力的操纵有效。 3.2. 经验习得过程中不同D-E冲突类型和时间压力对被试风险偏好的影响 不同类型D-E冲突情境风险选项选择比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Mean risk preference for different D-E confliction， separated by time-pressure conditio D > E风险不利 D < E风险有利 无时间压力 0.26 (0.16) 0.82 (0.14) 有时间压力 0.26 (0.14) 0.65 (0.14) 表3. 不同类型D-E冲突情境风险选项选择比例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以被试选择风险选项的比例作为因变量，进行2 (D-E冲突类型：D > E、D < E) × 2 (时间压力：有时间压力、无时间压力)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压力的主效应显著(F (1，121) = 9.92， p < 0.05， η 2 = 0.08)，无时间压力组选择风险选项的比例(M = 0.54， SD = 0.14)显著高于有时间压力组((M = 0.46， SD = 0.14)。D-E冲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121) = 344.06， p < 0.01， η 2 = 0.74)，D < E的情境下被试选择风险选项的比例(M = 0.74， SD = 0.14)显著高于D > E的情境(M = 0.26， SD = 0.14)。时间压力和D-E冲突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1，121) = 10.44， p < 0.05， η 2 = 0.08)。在D > E的情境中，无时间压力组(M = 0.26， SD = 0.14)和有时间压力组(M = 0.26， SD = 0.14)选择风险选项的比例差异不显著，在D < E的情境中，无时间压力组(M = 0.82， SD = 0.14)选择风险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有时间压力组(M = 0.65， SD = 0.14)，如图3所示。 图3. 不同类型D-E冲突情境风险选项选择比例 3.3. 不同D-E冲突类型和时间压力对描述性决策的影响 被试的首次选择，是在未形成经验的状态下做出的，因此是以描述性信息为基础的描述性决策。对于不同类型D-E冲突中被试首次选择的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Sum of participants’ initially report for decision in different grou D > E风险不利 D < E风险有利 总计 无时间压力 有时间压力 无时间压力 有时间压力 安全选项 22 23 15 22 82 风险选项 9 8 17 9 43 总计 31 31 32 31 125 表4. 不同类型D-E冲突中被试首次选择的人数汇总 被试的经验来自于选择阶段之后的反馈阶段，因此被试的第一次选择不会受到经验的影响，可以认为只受到描述信息的影响。 对被试所选选项类型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在D > E的情境中，被试在无时间压力时首次选择中安全选项的人数显著多于风险选项(c 2 = 5.45， df = 1， p < 0.05)，在有时间压力时首次选择安全选项的人数显著多于风险选项(c 2 = 7.26， df = 1， p < 0.05)。在D < E的情境中，被试在无时间压力时首次选择中安全选项的人数与选择风险选项的人数没有差异(c 2 = 0.13， df = 1， p > 0.05)，在有时间压力时首次选择安全选项的人数显著多于风险选项(c 2 = 5.45， df = 1， p < 0.05)。 3.4. 风险收益出现概率的主观估计 风险收益出现概率的主观估计值，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Table 5 Subjective estimation of reward’s probability from risky optio D > E风险不利 D < E风险有利 无时间压力 0.29 (0.18) 0.78 (0.12) 有时间压力 0.40 (0.14) 0.74 (0.14) 表5. 被试对风险收益出现概率的主观估计 以概率估计测验的结果为因变量，进行2(D-E冲突类型：D > E、D < E) × 2 (时间压力：有时间压力、无时间压力)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压力的主效应不显著(F (1，121) = 1.90， p > 0.05， η 2 = 0.015)，冲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121) = 245.33， p < 0.01， η 2 = 0.67)，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1，121) = 8.38， p < 0.05， η 2 = 0.065)。在D > E的决策情境中，有时间压力组对风险收益的估计概率(M = 0.40， SD = 0.14)显著大于没有时间压力组对风险收益的估计概率(M = 0.29， SD = 0.18)。在D < E的决策情境中，有时间压力组对风险收益的估计概率(M = 0.74， SD = 0.14)和没有时间压力组对风险收益的估计概率(M = 0.78， SD = 0.12)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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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共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在D-E冲突的风险决策中，经验信息的影响大于描述信息的影响。第二，在风险有利的D-E冲突情境中，时间压力会降低个体的风险偏好。本研究深化了对D-E冲突影响风险选择的规律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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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贵州省梵净山自成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以及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列为中国唯一入选全球28个最值得到访旅游目的地后，掀起了一阵旅游热潮，但梵净山的旅游资源在人文和环境等方面还未被充分开发，难以在众多中华名山中脱颖而出。同为世界遗产的日本富士山景区较好地平衡了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以“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闻名遐迩。本文总结了富士山景区的保护和开发经验，对比梵净山景区，通过对梵净山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其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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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18年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梵净山一举成为中国最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之一，并于2019年以第三名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引起了全球旅游爱好者与媒体的关注，成为了旅游观光的热门之选，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产业发展 [ 1 ]。但景区的不断开发和游人的大量涌入，使得梵净山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如何有序推进梵净山保护管理工作科学保护开发的问题迫在眉睫。 梵净山虽山形极具特色，可与三山五岳相比略逊风骚；虽主打佛教文化，但因打造力度不足，名气远低于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四大佛教名山；虽保存和展现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但前往的游客很少真正了解其所孕育生命的价值。近年来在梵净山景区的总体规划蓝图下，景区在自然人文保护、区域发展与产业链、基础服务设施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需进一步开发其在人文和环境等方面的旅游资源，实现环境、文化与经济统一，可持续发展其自然人文体验型旅游产业，从而在众多中华名山中脱颖而出，打造铜仁乃至贵州的南非兰特标志 [ 2 ] [ 3 ] [ 4 ]。 与梵净山同为世界遗产的日本富士山因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原因曾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失败，而后以“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多年来在政府、企业、人民等共同努力之下，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开发，加之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与条例，富士山不仅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而且在文化传播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作为日本的象征，获得了极高的海外认知度。 本文利用网络图书馆、旅游类网站、图书馆藏书、社交平台等，收集并整理梵净山与富士山在旅游开发方面的相关文献及资料，以其在旅游开发各方面的现状为基础，通过对比分析梵净山与富士山在景区开发方面的异同之处，借鉴富士山景区保护条例、开发经验等，总结梵净山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方向，对梵净山的发展规划针对性地提出一定的意见与建议，有利于政府对梵净山旅游资源的保护，充分发挥景区优势打造自身文化，促进梵净山的旅游产业市场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推进梵净山的文化风情更自信地走向世界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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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梵净山可持续发展建议 4.1. 以环境保护为先 首先应当确保生态持续性。梵净山现存的优渥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生物资源归功于多年来的环境保护措施，但随着其客流量的剧增，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也势必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本着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只有一直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才能确保景区的景观品质，从而提高其经济价值，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在景区基本道路设施建成的基础上，在出现安全性损坏的情况下需及时修缮，若不及时，等到恶劣天气则易发生安全事故或亟需封道进行设施整改，将加大维修成本及经济亏损。 此外在分时段购票入景区的政策上，可以增加分季观赏生物的政策，例如在动物的交配、哺乳等敏感时期，以及易出现冰雪霜冻等恶劣天气的季节，适当减少观赏游客量，不仅有利于保障游客生命安全，还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人类活动对动植物生息的影响。 其次应当加强环境监管力度。现出台的相关环境保护政策以倡议类为主，辅有通报类，一方面因其无严重后果，无必要的责任条款，另一方面景区监管不足，不文明的破坏环境行为仍大量存在，因此在倡导文明的同时，必须严加管控不文明行为。可以增加景区环境监管的巡查力度，对于破环环境的行为进行劝导，必要时予以罚款或是限制其旅游行为等处罚；此外可以加强大众监督，如在确保游客隐私的情况下进行不文明行为曝光等措施从而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社会性约束。 此外应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增强个人道德素质。个人道德修养的驱动力一般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现今社会存在一部分人追求自身利益，致使景区内不文明现象大量涌现。政府及有关部门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不文明行为管理”等政策，但其目前只起了约束管理层人员的作用，由于大部分的个体对于政策基本无了解，其对于个人行为的限制微乎其微，而且对于个人道德素质的强调仅限于在网站上的呼吁以及极少数标语展示，未能较好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个人道德素质建设的重要性宣传到位，因此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从根本上提高游客的整体素质才是促进梵净山可持续发展抽薪止沸的方法。 梵净山组织的志愿活动多属为了维护景区秩序或解决游客问题的服务型活动，可以设置一部分志愿人员在人流量多的地方进行文明行为宣传与劝导，呼吁游客投身并成为文明行动践行者；其次在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时也可以融入环境保护等宣传活动，将环境保护从孩子抓起，也易使游客意识到自身作为榜样的力量，从而提升整体文明，进而减少对自然资源带来的破坏；多数游客会采取网上预约，可以在梵净山景区的官网和公众号上推送有关环境保护等宣传，引导游客自觉保护环境；可在景区周边的居民农作点进行生态民宿的打造，使其融入环境感受自然的同时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从而提升环境保护意识。 4.2. 重构文化创意，提升景区文化软实力 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再包装，大力展示梵净山的价值魅力。梵净山景区主要包含生物资源、地质资源、佛教以及民族民俗四大文化价值，其虽申遗成功，但在景区文化价值的挖掘上发展缓慢。 在梵净山展示中心设有动植物标本或是图像及文字解释，可以建立3D展或航拍影像等，更具象地向一些由于身体、天气、季节等原因难以观赏各类生物地质资源的游客展示相应的历史及外观等；展示中心、景点讲解牌、寺庙等大多以文字形式简略展示各生物或景点，而导游多为简单讲解其中的历史及特性，因此大量游客对此类文化内容兴趣不足，在短暂的观赏时间内仅以欣赏风景为主，对此可深挖文化内涵，培训相关人员对这些蕴藏的文化历史提供讲解服务，更易提升文化价值对游客的吸引力。 针对佛教及民族民俗文化，可以定期举办主题活动，如根据不同季节举办相应的节日庆典、斋菜等饮食活动等，让有意愿的旅游参与到其中，也可利用山脚的旅居环境，打造主题式民宿与酒店，多方位地展示梵净山的文化魅力。而在佛教文化传入梵净山区域的时候也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交融，更利于打造属于梵净山的鲜明文化形象，以此区别梵净山与别的佛教名山，也有利于吸引游客增加在梵净山区域游玩时间，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使游客切身感受其文化价值，从而促进景区开发与文化传播的融合。 还可像制作CCTV纪录片在各大公共媒体上加大资金投入，增强旅游景区及其文化内涵的宣传力度，凝练景区独特卖点吸引更多的游客。 另一方面可以创新梵净山文化产品，形成独特品牌。文化的丰富度与高度有利于构建梵净山景区在旅游市场中的形象，而文创产品作为一种文化输出产业更能成为景区具有独特性的品牌，提高其旅游产业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高附加值。 在文化产品的开发中，梵净山举办多年文创开发活动，但投入生产的却较少，对此可以将梵净山的旅游纪念品巧妙融合当地的沉淀千百年的文化故事等，多样化文化产品，且需迎合不同消费水平的游客需求，契合日常生活融汇古今，外观、功能、内涵三位一体，打造雅俗共赏的梵净山风格的系列产品。而在出售相关手工艺品时也可提供游客DIY活动，让其融入到文化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去，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4.3. 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建设景区人员专业素养 在开展旅游活动时，必须健全旅游市场监管体系，从而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确保旅游活动井然有序地展开。在涉及交易的旅游活动中，景区需在游客能提前接触到的平台等公开化景区各项收费，做到明码标价不坐地起价，合理定价不虚抬物价，且提供有纸质或电子类收据等，杜绝欺诈行为，提供诚信的交易环境，提高旅游质量；在旅行社带团活动中，需建立信用制度，不乱改行程、不强制性购买商品等。其次对于提供服务活动的旅游从业人员如导游、管理人员、售卖人员等均需进行规范化的技能与道德素质培训，建立一定的奖惩制度，合理地以游客为先，为游客提供专业化、高素养的旅游服务。 4.4. 完善配套旅游设施，提供景区人性化服务 景区配套旅游设施作为发展当地旅游业举足轻重的物质基础，必须适应游客的基本需求，提供舒适的服务。 在景区的交通运输设施方面，首先需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因此设置登山救护站是必要的，其次应注重游客在登山或排队等待百无聊赖之际的情感关怀，可以在此过程中提供一些可在手机平台和等待处设置播放屏播放宣传梵净山的歌曲影片等，或是安排一定的工作人员进行景区介绍等活动；在景区的食宿接待方面，重点保障游客基本的居住环境和食宿卫生条件，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更为优质的旅居条件和服务态度；在游览娱乐设施和旅游购物设施方面需提高有关人员的服务意识，以及及时告知游客相关设施的开闭情况，树立梵净山特色、满足大众需求从而完善游览与购物设施；网络上现有的梵净山旅游攻略缺失系统化，均为分散景点的旅游推荐，对此可举办活动征集有特色且可行性高的旅游攻略通过信息平台介绍给不太了解梵净山的游客。 此外还可提升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在梵净山官网及公众号以及梵净山售票处等地及时更新景点开闭与天气情况，完善网络上有关梵净山有关资源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旅游设施的提供情况等，构建相关旅游数据系统，提高旅游服务效率；在梵净山官网、公众号、大众点评等APP上完善并形成以旅客评价与投诉机制为主的服务体系，及时处理相关投诉与差评，从而利用宣传成本低、可信任度高的大众口碑更加直观且有较强针对性地宣传梵净山，从而提升梵净山景区的好评度与知名度，吸引潜在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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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植入错误屈光度人工晶体后再行无粘弹剂下人工晶体叠加植入一例病例探讨。方法：一例患者在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后发现人工晶体度数植入错误，再行无粘弹剂下人工晶体叠加植入手术，总结手术方法，观察手术疗效和并发症。结果：本例患者应用无粘弹剂下人工晶体叠加植入手术后，术后裸眼视力恢复至0.6，矫正视力至0.8；无手术并发症发生。结论：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和操作规程，加强医护人员的责任心，杜绝白内障手术中人工晶体度数植入错误的发生；无粘弹剂下人工晶体叠加植入手术是安全，有效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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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是治疗老年性白内障常见的手术方法，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治疗效果好等优点；但在手术中可能会遇到某些因素所致人工晶体屈光度出现误差的罕见情况发生 [ 1 ]；今报告一例临床上遇到的植入错误屈光度后房型人工晶体后再行无粘弹剂人工晶体叠加植入病例，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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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资料 李××，男，78岁，因双眼老年性白内障，右眼高度近视入院；既往史：患2型糖尿病13年；术前眼部检查：视力双眼手动，角膜透明，KP阴性，瞳孔圆，直径约2 mm，对光反应迟钝，晶状体右眼为棕黑色V级核，左眼为棕色IV级核，眼底视不见。眼科A超检查：右眼眼轴为30.0 mm，左眼眼轴为24.0 mm；右眼计划植入+6D后房型折叠型肝素人工晶体，左眼计划植入+21D后房型折叠型肝素人工晶体；表麻下行右眼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手术顺利，术后第一天视力为0.25，眼底：豹纹状，视盘颞侧弧形斑，后极部视网膜脉络膜轻度萎缩；2日后行左眼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手术顺利。 术后第一天视力为眼前指数/50 cm；术后1周验光结果：左眼眼前指数/50 cm + 10.0 DS − 1.0；检查左眼已植入人工晶体不干胶标签为+6D，确认人工晶体植入有误，拟于次日行人工晶体更换手术。术前应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散瞳，5分钟1次，连用4次，1小时后左眼瞳孔直径仍为3 mm，应用无粘弹剂技术在睫状沟内植入+15D后房型折叠型肝素人工晶体一枚。手术经过：行3点钟处角膜穿刺口及11点钟处2.4 mm透明角膜切口，左眼持眼力健signature自带前段玻切的灌注头，右手用推注器先将人工晶体下襻推入睫状沟，然后将光学面及上襻推出至瞳孔区，轻压人工晶体下攀弹入睫状沟内，手术结束。术后第一天，左眼视力0.3，术后第7天复查视力为0.6+0.75 DS = 0.8；术后1个月复诊视力为0.8 + 0.75 DS = 1.0；患者非常满意，同意将此病例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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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术前应该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时需注明所用人工晶体所用型号，度数，手术室准备间护士核对并取出相应晶体，手术间护士打开晶体包装时需再次核对患者姓名，眼别，人工晶体型号，价格，度数 [ 2 ]。本病例因手术室护士违反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误将左眼应植入的+21D晶体，拿为右眼植入的+6D晶体，致使术后产生高度远视，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术后视力。白内障手术多为连台手术，医护人员需有高度的责任心 [ 3 ]，特别是手术室巡回护士在打开人工晶体包装时，要把好最后一道关，认真核对患者及晶体的各项信息，避免错误发生。 人工晶体植入度数错误首选的补救方法为人工晶体置换术，但人工晶体置换手术从囊袋内取出人工晶体时，会损伤到角膜内皮；眼内注入粘弹剂可能会引起术后高眼压，且需要抽出粘弹剂，增加了手术时间和步骤；分离及取出人工晶体时可能损伤晶状体囊膜及悬韧带 [ 4 ]。本例患者因手术前瞳孔不能散开，直径仅有3 mm，不能进行人工晶体置换手术；只能选择行再次叠加一枚人工晶体植入到睫状沟内，术前人工晶体度数换算准确，细致操作，患者术后的视力和屈光度都得到有效改善，取得令医生和患者满意的效果。 患者瞳孔不能散开，术中如按常规前房内注入粘弹剂后再植入人工晶体，术中粘弹剂的完全清除十分困难，残留的粘弹剂往往会扰乱房水循环，引起术后一过性高眼压，甚至引起继发性青光眼 [ 5 ] [ 6 ]；同时术后粘弹剂残留可造成感染风险增加 [ 7 ]；因患者右眼为高度近视眼，白内障术后视力仅为0.25，眼底：豹纹状，视盘颞侧弧形斑，后极部视网膜脉络膜轻度萎缩；如果左眼再次植入人工晶体术后发生并发症，术后视力恢复不佳，更加引起患者对的不满，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大大增加；我们采用无粘弹剂人工晶体植入的方法，减少了手术步骤，手术时间缩短至2分钟；避免因粘弹剂滞留引起的术后高眼压，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同时也避免了因2枚人工晶体之间粘弹剂滞留，屈光状态变化引起的术后视物模糊；增加了患者的术后满意度，避免了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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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语文教学应该是师生之间通过双向互动，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探寻语文奥秘的过程。随着当下“个性化”、“主体性”、“全面发展”等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得到切实体现，这也对小学语文教师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唤起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是语言文字能力和文化知识的统称，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要学科之一，也是该阶段的基础核心课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塑造，利于促进学生创新能力、探究能力的提升，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习的成效的关键所在，只有不断地出现“问题”，不断追问，才能学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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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1.1. 源自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诉求 虽然大多数孩子从牙牙学语就不断地追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也乐于探索其中的奥秘、解开心中的疑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问题意识却逐渐淡薄，对新事物的探索欲降低，多数小学生还不具备独立的学习习惯和科学系统的学习方法，自身的思想意识、行为能力以及思维水平等还有待提升。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面临各种学业困惑，如果这些困惑和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那么学生在语文学习上的问题就如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自我效能感等产生负面影响，心理上自我怀疑，学业上形成不良循环，重则挫败学生对其他科目的学习积极性。要想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激发学生创造和合作探究的内在动力，就应该从学生的身心特点着手，尊重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需求，引导学生敢于提出问题。 1.2. 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充分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进取精神。”同时，“教师应当确立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需求的语文教育观念，注重吸收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 1 ] 确立适应学生需求的语文教育观念就是要改变以往由教师主导整个课堂教学的模式，这种形式使得多数学生依赖于教师单方面的讲授和知识输出、忽略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容易造成学生丧失探索和发现的兴趣，懒于思考，出现学而不问的现象，同时也脱离了语文课标中以学生为主体的要求。 现代教学论研究也指出：从本质上讲，感知不是学习产生的根本原因，产生学习的根本原因是问题 [ 2 ]。尤其重视问题意识的形成和培养，这里的问题意识是指学生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疑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时产生的怀疑、困惑、焦虑、欲求探究的心理状态。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促使个体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 3 ]。 1.3. 问题意识的教育价值 问题意识能否得到切实的培养，关键还在于学生自身。因此，承接上述课标提出的要求，应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能动性，从自身需求着手提出问题并思考。陈惠芳在阐释“问题导学”时指出：教学过程要以“问题”为纽带，以学生为主体提出问题，教师加以引导，注意将“教学内容‘问题化’”，在过程中着重解决主要问题，同时“师生主动对话，不断生成新问题”，“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预设与生成贯穿于数学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 [ 4 ]。不仅如此，语文教学中的问题教学更是需要师生互动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单纯为了达到教师预先设定的教学目标而增设的。基于小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张丹提出了一个“问题引领学习”的学习模型(图1) [ 5 ]，提供了语文课堂中问题教学的借鉴范式，凸显了问题教学本身的教育价值。 图1. “问题引领学习”的学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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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的问题意识 2.1. 以生为本，树立问题意识 墨子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教育观点——素丝说，这是关于人性的学说，认为人性不是一出生就具备的，生来的人性如同待染的素丝，即有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因此，必须慎其所染，选择所染。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其自身的一些心理、行为、思维方式等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对身心发展尚未完善、可塑性极强的小学生产生深刻影响，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者，更应当树立问题意识，对周围的事物保持好奇和热忱，给学生做好典范。问题的提出是实现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跳板，教师还应走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搭建沟通的桥梁，了解现阶段学生的发展水平和学习情况，从学生的立场出发，构建和谐、积极的师生关系，打造开放、包容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体。鼓励学生大胆发问、积极思考、创新探索，提高问题意识和创造力，逐步形成学生自主构建知识框架的能力，提升语文学习水平。 2.2. 教授方法，让学生会提问 1) 通过课前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知识乃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 [ 5 ] 学习的过程，包括学生产生疑问、探索问题的动机的培养和探索方法与思路的发展。想让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提出疑问，首先就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且敢于质疑的能力，教师也应加强根据教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的专业能力，让学生在双边互动的教学活动中萌生问题意识，促进思维能力的提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良好的准备是成功的一半。在教学中，教师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在备课时就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情选择适当的教法，教学情境的创设也要备进教案，预设学生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和反应，这样才能打开学生对问题探究的发散性思维。 例如，学习《落花生》一课时，为了突出花生朴实无华、默默奉献的可贵品质，通过提问：大家想一想，桃子、石榴、苹果高高地挂在树上，是在炫耀吗？作者明明以《落花生》为题，为什么又提到这些鲜红可人的水果呢？用生活中的事物来对比，唤起学生的经验，体会花生的精神品质。学习新课时，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他们发展的内驱力，是其自身潜能得以释放和展现的先决条件，有了学习兴趣便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这就需要教师结合教材和学情创设“问题的情境”制造悬念，带着疑问进行学习，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和解决疑惑的冲动，发挥学生在师生双边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由被动的知识输送转变为主动参与学习活动。 2) 通过课堂学习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在现代化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将更多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由“独奏者”转变为“伴奏者”，“一言堂”的情况较少出现。教师要让学生明确问题，提出在探究之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为学生提供理解问题的方向的思路，让学生通过教师适时、适当的引导来解决困惑，逐步养成学会学习的能力。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只有通过不断产生问题并追问、解答问题，才能有效培养自身的问题意识，提升学习能力和语文核心素养。此外，经过课前预习和小组合作的方式对课堂所学内容进行资料的查找、梳理及补充等，学生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有普遍性和教育价值，教师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学生提出的问题，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解决问题。名师于永正在执教《祖父的园子》时，一开始就问学生读完课文之后有哪些问题，学生的疑问大致有：作者为什么要写祖父的园子？祖父在园子里做了什么？祖父的园子里有哪些东西？整堂课基本上以学生提出的问题为线索展开，学生自主参与到问题的解答中。以问题的形式引领课堂，有利于扩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有效引导学生带着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3) 通过课后习题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课后习题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增加学生的负担，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加深对课堂所学的理解，让学生通过课后习题查漏补缺，发现问题和不足，强化自身的语文技能。借助课后习题，学生能够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解，部分学生还能从课后习题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总结出新的问题，从而推动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这与当下倡导的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等教育理念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布置课后习题时，要针对学情进行适当取舍，如果把所有的课后习题都机械化地安排给学生完成，反而得不偿失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影响学习质量。只有完成具有探究意义、能够延伸课堂所学且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课后习题，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2.3. 联系生活实际，倡导自主学习 小学语文教学不仅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更是一门关于生活的艺术。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蕴含着诸多的教育素材，能够为小学语文教学所用，且利于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因此，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善于联系自身生活经验，留心生活中的事物，寻找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和素材，引发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将课堂学到的语文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融合，利于理解问题，能够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目标。同时，也能使学生在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问题意识，养成追问、质疑的学习习惯，以便在之后的语文学习中也能够自主提出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及语文素养。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问题的产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助推器，有疑问才能促进学生思考，通过思考和探究，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在问题引导下，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明晰，并且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能够调动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多角度、立体化地对知识进行探究，在促进思维不断深化的同时也对所学知识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综上，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找准时机、善用学生的问题意识开展教学活动，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主动性，让学生以探究问题的形式学习语文，在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语文学习的乐趣、体会语文课堂的魅力，推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形成高效的问题探究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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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程度的新生儿视网膜出血对儿童眼位及屈光等视功能的影响。方法：对2016-01/2016-12在我院出生的足月新生儿383例766眼于出生后4 d内进行RetCamIII眼底照像检查，并于分别于3个月、6个月、1岁、2岁及3岁时进行眼位及屈光筛查，分析不同程度的新生儿视网膜出血对视功能发育的影响。结果：顺产的新生儿视网膜出血发生率高，不同程度的视网膜出血组的屈光随着年龄的发育均呈现出远视球镜度数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低，且各组之间未见明显差异(P > 0.05)，而柱镜的绝对值则也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低，并在1岁左右趋于稳定，且各组之间也未见明显差异(P > 0.05)。仅I度视网膜出血组6个月与1岁时的球镜与对照组正常组差异有显著性，III度视网膜出血组在6个月的柱镜与对照组正常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 < 0.05)。III度视网膜出血尤其是玻璃体积血遮盖黄黄斑者斜视发生率远远大于其它组。结论：顺产是视网膜出血的危险因素，新生儿出生后均表现为远视散光，随着年龄的增长，远视度数逐渐减低，散光度数也逐渐减低，一般在1岁左右散光度数趋于稳定，且与视网膜出血无明显的关系，即视网膜出血不影响儿童正常的屈光发育。但是重度的视网膜出血尤其是玻璃体积血长时间遮盖黄斑者可引起形觉剥夺性弱视及知觉性斜视，所以对于重度的玻璃体积血遮盖黄斑者超过3个月积血不吸收，因今早行玻璃体手术清除积血，避免知觉性斜视及形觉剥夺性弱视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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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生儿期是儿童视功能发育的关键期，尤其是屈光及眼位发育的关键期。这个时期视网膜出血是否会影响儿童屈光及眼位的发育，目前鲜有报道。本研究纳入2016-01/2016-12在我院出生的足月新生儿383例，追踪观察3岁以内不同时间段的屈光及眼位发育情况，探讨分析视网膜出血对儿童视功能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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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收集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我院出生的足月新生儿383例766眼，其中男195例，女188例，顺产250例，剖宫产133例。排除大脑性视障、发育迟缓、缺血缺氧性脑病、高胆红素血症等全身病变，同时排除先天性白内障、视网膜母细胞瘤、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上睑下垂、原始永存玻璃体增殖症、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等器质性眼病。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分组 按照眼底检查的结果分为4组，实验组：A组，视网膜III度出血者；B组，视网膜II度出血者；C组，视网膜I度出血者；对照组：D组，无视网膜出血者。所有视网膜出血者中如果左右眼出血程度不一样者，则按出血程度重那只眼作为分组依据统计病例数及患儿的一般情况。但在屈光检查统计中则均以眼数作为统计依据。详见表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newborn 组别 例数 眼数 性别 巨大儿(≥4000 g) 顺产 男 女 是 否 是 否 A组 60 95 27 33 1 13 60 0 B组 23 44 13 10 0 23 21 2 C组 54 80 25 29 0 54 47 7 D组 246 547 130 116 1 245 122 124 表1. 受检新生儿一般资料 2.3. 方法 2.3.1. 眼底检查方法 眼底检查在新生儿出后4 d内完成，所有检查均由同一医生完成，采用美国ClarityRetCam III进行眼底检查，拍摄眼底标准十方位像，包括黄斑、视乳头、颞侧、颞侧周边、上方、上方周边、鼻侧、鼻侧周边、下方、下方周边，并记录病变部位、性质、范围。 2.3.2. 视网膜出血分级 参照文献 [ 1 ] 标准将视网膜出血程度分为I、II、III度。I度，出血少，局限于视盘周围，呈点状或者线状；II度：出血稍多，出血面积小于1个PD，呈斑片状、火焰状；III度：出血面积大于1个PD，呈火焰状及黄斑出血。 2.3.3. 视功能检查方法 所有足月新生儿出生后的3个月、6个月、1岁、2岁及3岁时进行眼位、屈光检查。屈光筛查使用美国伟伦单目视力筛查仪在小瞳状态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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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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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影响新生儿视网膜出血的因素 本研究纳入的新生儿中，视网膜出血者137例，其中顺产128例，剖腹产9例，巨大儿1例；无视网膜出血者246例，其中顺产122例，剖腹产124例，巨大儿1例。单因素分析显示顺产是视网膜出血的危险因素(P < 0.05)。 4.2. 不同程度视网膜出血与各年龄阶段屈光发育的关系 本研究纳入足月新生儿中，各组的屈光随着年龄的发育均呈现出远视球镜度数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低，且各组之间未见明显差异(P > 0.05)，而柱镜的绝对值则也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低，并在1岁以后趋于稳定，且各组之间也未见明显差异(P > 0.05)。仅C组6个月与1岁时的球镜与对照组D组差异有显著性，A组在6个月的柱镜与对照组D组差异有显著性(P < 0.05) (详见表2~5)。 Table 2 Mean value of spherical lens in different age group 分组 3个月 6个月 1岁 2岁 3岁 A +2.09 ± 1.45 +2.03 ± 1.39 +1.61 ± 0.77 +1.63 ± 1.01 +0.75 ± 0.50 B +2.23 ± 1.52 +1.72 ± 1.12 +2.00 ± 1.28 +1.23 ± 1.00 +0.25 ± 0.71 C +2.24 ± 1.74 +2.39 ± 1.67 +1.83 ± 1.29 +1.41 ± 1.11 −0.25 ± 1.06 D +2.23 ± 1.83 +1.92 ± 1.21 +1.51 ± 0.94 +1.63 ± 1.01 +0.75 ± 0.50 表2. 各组不同年龄段球镜均值 Table 3 Mean values of cylinders in different age group 分组 3个月 6个月 1岁 2岁 3岁 A −1.82 ± 1.39 −0.94 ± 2.65 −0.86 ± 0.67 −0.97 ± 0.69 −0.86 ± 0.73 B −1.49 ± 1.14 −1.50 ± 0.78 −1.06 ± 0.56 −0.60 ± 0.44 −1.75 ± 0.71 C −1.97 ± 1.82 −2.13 ± 2.36 −1.18 ± 0.70 −0.69 ± 0.55 −1.50 ± 0.71 D −1.95 ± 1.73 −1.60 ± 1.80 −1.11 ± 1.34 −0.85 ± 1.40 −0.63 ± 1.00 表3. 各组不同年龄段柱镜均值 Table 4 P value of spherical lens betwee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 分组 3个月 6个月 1岁 2岁 3岁 A 0.562 0.596 0.528 0.662 0.554 B 1.00 0.497 0.089 0.54 0.486 C 0.964 0.015 ＊ 0.07 ＊ 0.806 0.296 表4. 不同实验组与对照组D组之间球镜P值 备注：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5 P value of cylinder lens betwee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分组 3个月 6个月 1岁 2岁 3岁 A 0.556 0.039 ＊ 0.251 0.742 0.324 B 0.114 0.822 0.903 0.581 0.135 C 0.941 0.058 0.764 0.556 0.242 表5. 不同实验组与对照组D组之间柱镜P值 备注：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4.3. 不同程度的新生儿视网膜出血和眼位的关系 所有入组的患儿中，有2例Ⅲ度视网膜出血患儿出现了斜视，其中1例视网膜出血未累及黄斑，在其1岁时出现外斜视；另外1例为后极部致密的玻璃体积血，遮盖黄斑，黄斑区积血一直在6个月时才吸收完全，仅遗留视盘及下方部分星月性积血，但患儿在6个月时出现内斜视。 内斜视患儿眼底及眼外观像： 生后2天： 生后3个月： 后极部浓厚的玻璃体积血，遮盖黄斑。 后极部玻璃体积血开始吸收，仍遮盖黄斑。 生后6个月： 后极部玻璃体积血基本吸收完全，仅下方遗留少许星月形积血。左眼出现内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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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5.1. 顺产是新生儿视网膜出血的高危因素 研究表明新生儿视网膜出血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分娩方式，顺产是最主要原因，其机制是：① 阴道顺产过程中挤压胎头，导致静脉回流受阻，使血管出血。② 胎头在产钳助产或者受挤压时，导致颅内压升高，易导致眼底出血和颅内出血。③ 生产过程中部分凝血物质进入血循环，造成凝血功能异常，导致新生儿视网膜出血。 5.2. 不同程度视网膜出血对儿童屈光发育无明显影响 本研究表明所有的新生儿出生后均表现为远视散光，随着年龄的增长，远视度数逐渐减低，散光度数也逐渐减低，一般在1岁以后散光度数趋于稳定，与卢跃兵 [ 2 ] 等报道的相一致。但不同年龄阶段屈光的发育与视网膜出血无明显的关系，即视网膜出血不影响儿童正常的屈光发育。与杨卓 [ 3 ] 等报道的视网膜黄斑区出血中新生儿屈光发育异常率较高不一致。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观察的方法不一致，我们采用的是连续追踪的小瞳屈光，而杨卓 [ 3 ] 等选取的是1~1.5岁这个时间段的散瞳屈光来作为统计数据。因目前对于新生儿视网膜出血对于屈光发育的影响研究比较少，因此还需要我们做更一步的研究及追踪随访，也需要收集更多的临床病例。 5.3. 重度的玻璃体积血遮盖黄斑者易引起知觉性斜视 大多数的新生儿视网膜出血通常都会在30天内吸收且不遗留痕迹，但是部分重度视网膜出血及玻璃体积血部分会持续到6个月才能吸收完全 [ 4 ] [ 5 ]。而黄斑区是中心视力的关键性区域，而0~3个月是黄斑发育的关键期，也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所以这个时期的重度视网膜出血遮盖黄斑且不能吸收者将会严重影响黄斑区视细胞的发育，导致形觉剥夺性弱视。本研究中发现重度玻璃体积血遮盖黄斑超过3个月者，会引发知觉性斜视及形觉剥夺性弱视，与李靖宇 [ 6 ] 等报道的一致。 因此，综上所述，顺产的新生儿更易发生视网膜出血，虽然视网膜出血不影响儿童正常的屈光发育，但是重度的视网膜出血尤其是玻璃体积血长时间遮盖黄斑者可引起形觉剥夺性弱视及知觉性斜视，所以对于重度的玻璃体积血遮盖黄斑者超过3个月积血不吸收，因今早行玻璃体手术清除积血，避免知觉性斜视及形觉剥夺性弱视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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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明代文学地域特征显著，地域流派众多。在文学地域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文人结社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尤以晋安、吴中、荆楚三地较具典型性。对这些地方的文人结社进行考索和缕述，可以展示结社活动在地域文学发展以及地域性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从而揭橥文人结社对明代文学地域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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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明代文学的“地域性”极其鲜明，向为论者所识。明人自己对此已有阐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 [ 1 ] 胡应麟所说的这些地域诗群在元明之际是否已经形成文学流派姑置不论，但他所说的“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则是真实的描述。清末陈田在辑录《明诗纪事》时就列举明初诗人“若犂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白、子宪之流”( [ 2 ]， p. 1)，不下三十家，史家更是评曰“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 [ 3 ]， p. 7307)。若以地域观之，山左、吴中、晋安、甬上、松江、徽州、江右、荆楚、岭南等地在不同时期都集聚着一定规模的文人群体，他们有的有强烈的流派意识，有的并无明确的派别观念，但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或多或少地借助风行于时的结社立会来激发创作、张扬旨趣、吸纳成员和壮大声势，一些群体还藉此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乃至领袖文坛，进而形成一个个“文学流派” [ 4 ]。可以说，在明代文学地域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文人结社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较具典型性的吴中、晋安、荆楚三地为例，考索和缕述当地的文人结社活动，展示这些活动在地域文学发展以及地域性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借以窥见文人结社对明代文学地域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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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晋安地区 晋安，亦称闽中，以福州为中心，包括今福建东南一带。自南宋邵武严羽标举盛唐之后，以盛唐为法就成为晋安诗派的诗学旨趣。在明代，晋安诗派的发展先后经历过元末明初、正嘉之间和隆万以后的三次兴盛。隆、万间闽县诗人邓原岳对该派的发展作过简单梳理： 余闽中之诗，唐世仅仅巳其在。国朝大较，可得而言。洪、永之间，专谭兴趣，则林膳部(鸿)、王典籍(偁)名其家。弘、正之时，气格为宗，则郑吏部(善夫)擅其誉。至隆、万以来，人操风雅，家掇菁华，道古本之建安，掞操旁及三谢，取裁准之开元，寄情沿乎大历。典刑具存，风流大鬯，一代声诗，于斯为盛矣 [ 5 ]。 而在闽诗派的每一次发展中都伴随着一定的结社活动，成为诗派形成、中兴和全盛的重要支撑。 元明之际，晋安诗派开始成型。发其轫者为崇安蓝仁、蓝智兄弟，时称“二蓝”。“二蓝”在元时曾经师事杜本，而杜本的诗学源自著名元代诗人杨载，其诗法是以宗唐为旨，主张作诗应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 [ 6 ]。这对蓝氏兄弟的诗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史》记载：“元时，清江杜本隐武夷，崇尚古学，仁兄弟俱往师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 [ 3 ]， p. 7327)蓝氏兄弟经常开展结社活动，揣摩诗艺，这在他们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如蓝仁诗云“强开桑落招诗社，倦插茱萸到病翁” [ 7 ]，蓝智诗云“此日仙舟真惜别，何年诗社更寻盟” [ 8 ] 等，由此他们的诗歌风格逐渐形成。四库馆臣认为“仁诗规模唐调，而时时流入中、晚”，“智诗清新婉约，足以肩随其兄”，“以无失唐人矩矱”，两人的诗集“卓然可称‘二难’”( [ 9 ]， p. 2272)。蓝氏兄弟对闽中诗派的影响早有论者指出：“二蓝学文于武夷杜清碧，学诗于四明任松卿，其体格专法唐人，间入中晚。盖十才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 [ 10 ] 四库馆臣也认为：“闽中诗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为之开先。”( [ 9 ]， p. 2272) 广其势者为福清林鸿。约在洪武九年(1376)前后，林鸿辞官归乡，“开诗社，招致海内词客” [ 11 ]。于是在林鸿周围逐渐聚集一批诗旨相同、诗风相近的诗人，其中有“先朝遗老如吴海、陈亮辈” [ 12 ]，又有他的弟子“赵迪、林敏、陈仲宏、郑关、林伯璟、张友谦”等人( [ 3 ]， p. 7337)，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地人，例如无锡人浦源就以收购书籍为由至闽，拜访林鸿后得以入社( [ 13 ]， p. 143)。这个诗人群体规模较大，因而在当时诗坛的影响也较“二蓝”兄弟为盛：“闽三山林膳部鸿独倡鸣唐诗，其徒黄玄、周玄继之以闻”( [ 14 ]， p. 939)，以致“凡闽人言诗者，皆本鸿”( [ 13 ]， p. 143)。林鸿论诗，认为“惟唐作者可谓大成”，且以盛唐为宗，“学者当以是为楷式”( [ 3 ]， p. 7336)，被闽中一派奉为圭臬。 树其帜者为长乐高棅。洪、永间，长乐高棅、王恭诸人继起，经常与邑中耆老结社。《列朝诗集小传》记载邑人陈亮“与名士王恭、高棅为文酒之社”( [ 13 ]， p. 181)，《全闽诗儁》则说三人“日相过从，以诗酒为乐，时往三山中为九老社”( [ 2 ]， p. 231)。两人由此成为明代闽中诗派的最终奠基者，时人林志就说两人“起长乐，颉颃齐名，至今闽中推诗人五人(另三人为林鸿、黄玄、周玄)，而残膏剩馥沾溉者多”( [ 14 ]， p. 939)。可见，元明之际闽地诗人群体的聚集、诗歌创作的丰产、诗歌理论的建树以及诗歌流派的形成，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结社活动，而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扬扢千古，陶铸百家”( [ 15 ]， p. 3530)，是明初诗歌崇唐的里程碑，开明代复古思潮之先河，不仅闽中一派遂由此开，其对明代以后文学思想的影响也至为深远，“终明之世，馆阁宗之”( [ 3 ]， p. 7336)。钱谦益对此评曰：“国初林子羽、高廷礼以声律圆稳为宗，厥后风气沿袭，遂成闽派。”( [ 13 ]， p. 648) 正、嘉之际，闽中“作者云集”，诗派中兴。其中，郑善夫、高瀔、傅汝舟诸人是为翘楚，他们标举闽派风雅：“郑吏部善夫实执牛耳，虎视中原，而高、傅二山人左提右挈，闽中雅道，遂曰中兴。” [ 16 ] 诸人结有鳌峰诗社 [ 17 ]，社中有鳌峰十子：“少谷(郑善夫)居鳌峰北，从之游者九人，乡党目为十才子。” [ 18 ] 又有林釴、郭波、林炫、张经、龚用卿、刘世扬等人，皆为“不世之才，灿然可观者也” [ 16 ]。 隆、万以后，率先奏响闽中诗派全盛乐章的是闽县人袁表，他“与诸名士结社嵩山乌石间，精研格律，为闽人所推”( [ 13 ]， p. 410)。袁表诸人所结的诗社叫做玉鸾社，在当时影响极大：“今袁景从、赵仁甫、王汝存、吴子修、林天迪相与结社于嵩山、乌石之间，力追古始，沨沨乎几龙朔、开元之风，格调俱谐矣。” [ 19 ] 袁表、马荧又于万历四年(1576)选刻《闽中十子诗》，正式追奉“十子”为诗派之首。接着，赵世显、邓原岳、徐熥、徐𤊹、谢肇淛、曹学佺等人续奏其响，重修鳌峰诗社 [ 17 ]，结芝山社、鹿草社 [ 20 ]，声气渐广。正如结社成员之一徐熥所云：“迨于今日……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开坛结社，驰骋艺林，言志宣情，可谓超轶前朝，纵横当代者矣。” [ 21 ] 时有晋安“七子”“六子”“五子”“后五子”之目，人文不可谓不盛。谢肇淛曾将嘉、隆以后的福州作家逐一罗列，凡二十余家，“皆有集行世” [ 15 ]， p. 3530)。嗣后，曹学佺从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与徐𤊹、谢肇淛等人主导闽中文坛，先后组织成立了芝社、瑶华社、邻霄台大社、红云社、泊台社、石君社、石仓社、春社、闻莺馆社等，直至启、祯间，社事仍未辍减，如西峰社、菊社、洪江社、阆风楼诗社、三山耆社、梅社等等 [ 22 ]，“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𤊹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 [ 3 ]， p. 7357) 在福州地区的影响下，福建其他地方的结社也逐渐开展起来，如在莆田，有林简、余光等的硕社、红琉璃社、遗老社、七子社 [ 23 ]，叶甲、周闻、方錝等的响社 [ 24 ]，就连偏远的漳州地区也有郑怀魁的霞中社，曹学佺还曾应邀入社 [ 25 ]。借助这些结社活动，闽中诗派逐渐突破地域限制，由福州开始领导整个福建地区，又组织金陵社，进驻文坛中心，“游宴冶城，宾朋过从”，成为明代南京社事之“极盛” [ 26 ]，进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终使“晋安一派，与历下、竟陵鼎足而立”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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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吴中地区 吴中地区一般是指以吴县为中心、包括苏州府所领诸县邑在内的地域范围。吴中文统悠长，西晋时便有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并称“二陆”，初唐时有“吴中四士”，从南宋开始则人才辈出，历代不乏，至明尤盛。清人朱彝尊就说：“汴宋南渡，莲社之集，江湖之编，传颂于士林；其后顾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吴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吴四杰，以能诗雄视一世。降而徐迪功颉颃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内之言诗者，于吴独盛。” [ 28 ] 明人叶盛则说：“我朝诗道之昌，追复古昔，而闽、浙、吴中尤为极盛。” [ 29 ] 明代吴诗繁荣首先要归功于元季以顾瑛等人为核心的文人集团。他们会文赋诗，引领吴中风雅盛极一时：“元季吴中好客者，称昆山顾仲英、无锡倪元镇、吴县徐良夫，鼎峙二百里间。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一时高人胜流，佚民遗老，迁客寓公，缁衣黄冠于斯文者，靡不望三家以为归。”( [ 2 ]， p. 504)厥后，高启、杨基等“北郭十子”继起，从而开启明代吴中诗风，所谓“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 [ 30 ]。杨基在洪武四年(1371)赋诗云：“诗社当年共颉颃，我才惭不似君长。可应句好无人识，梦里相寻与较量。” [ 31 ] 多年以后仍在追忆社中情景。北郭诗社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约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前后，除高、杨二人外，还有徐贲、高逊志、唐肃、余尧臣、张羽、王行、陈则、吕敏、周砥、王彝、释道衍等十余人参与，他们“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 [ 32 ]，直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为明太祖所灭方才中止。后期诗社约在洪武四年(1371)至六年(1373)之间，由长洲张适辞官归里后主事。黄暐《蓬窗类纪》载曰：“(张适)元季隐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荐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几辞归，与高季迪、杨孟载、张来仪、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钱彦周、杜彦正、浦长源辈结为诗社。” [ 33 ] 与晋安群体相比，吴中诗人的结社活动虽有中止，但却持续时间较长，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广泛。社中张羽、杨基、高启、徐贲四人在当时已有盛名，被后世比作“唐初四子”，而张羽“与高季迪、杨孟载、徐幼文、王止仲、张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钱彦周、浦长源、杜彦正辈结诗社”，又号为“十才子” [ 34 ]。其中，高启被认为“诗才富健”，“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故是“一代巨擘”，“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 [ 9 ]， p. 2272、2273)，评价相当之高。高启英才早逝，但后人对他开启吴中诗派的贡献从未抹杀，弘治、正德间吴中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沈周是目前可知的最早提出“吴中诗派”概念的人，他就认为“吴中诗派自高太史季迪”开始，并且认为后来之人“多流于肤近生涩”而“不能造诣” [ 35 ]，都未能达到高启诗歌的水平。 自“吴中四杰”“北郭十子”创立诗派、奠定派风之后，至明中叶而人文大盛，出现了吴宽、王鏊、黄省曾、沈周、祝颢、徐有贞、杜琼、刘珏、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等一大批灼灼有名之士，当时的长洲诗人陆粲就不无自豪地说：“吴自晋以文学擅天下，盖不独名卿材士大夫之述作炫赫流著，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乏绝，其在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 [ 36 ] 他们诗酒唱和，“甲于一时”，“彬彬称极盛” [ 37 ]。在众多文人中，始以吴宽、王鏊最著，两人长期在京为官，“以文章领袖馆阁”，吴宽在京召举同年会，在南京立五同会( [ 38 ]， p. 390、391)，王鏊则联络“苏之仕于京者”结文字之会，“或联句，或分题咏物，有倡斯和，角丽搜奇，往往联为大卷”，所赋诗卷“传播中外，风流文雅，他邦鲜俪” [ 39 ]。吴、王两人在南北二京的结社交游扩大了吴地士人与文学在外地的声誉，也促使吴地本身文风趋于兴盛：“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沖兄弟稍后出”嗣后，文徵明又“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榖祥、彭年、周天球、钱榖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 3 ]， p. 7363)，以“吴中四才子”为核心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文人群体，雅集畅饮，肆意酬唱。 天、成之间，吴中社事持续发展。长洲刘珏弃官归，引水为池，累石为山，“与客登眺以乐”，“当时所与倡和者，武功徐公、参政祝公及隐士沈石田数人而已”( [ 38 ]， p. 397-398)；成化初，长洲祝颢年六十致仕，“归田之后，一时耆俊胜集，若徐天全、刘完庵、杜东原辈，日相过从，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历二十年”( [ 13 ]， p. 207)；成化末，吴江莫震“择亲友之贤而有礼者”结为叙情之会，“每月会于一家” [ 40 ]；成、弘之际，吴县史鉴隐居，“一时名人云集，如同郡吴宽、文林、李应祯、沈周，同邑尹宽、曹浮诸人” [ 41 ]；正德时，吴爟、文徵明、吴奕、蔡羽、钱同爱、陈淳、汤珍、王守、王宠、张灵与邢参举东庄会，被邢氏称为“东庄十友” [ 18 ]；正、嘉间，长洲陆师道与王宠、彭年、张凤翼、张献翼“往来文先生家”，与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日相过从，“评骘文事” [ 42 ]。 至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吴中文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交游频繁，形成了“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 [ 43 ] 的繁盛景象。弘正之际徐祯卿、嘉靖年间归有光、嘉万之际王世贞相继出现，操持文坛，分别为“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的领军人物，他们或在京师主盟社局，“讨论文艺，诵说先王” [ 44 ]，或在家乡开社举会，“以时文步古文之脉” [ 45 ]，成为明代复古阵营的有数名家。尤其是王世贞嘉靖四十年(1561)挂冠归里后，乡居近三十年，数为吟社，“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 3 ]， p. 7381)。万历以后的诗坛则由王穉登操柄，《明史》评曰：“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 [ 3 ]， p. 7389)万历间顾宪成、高攀龙讲学无锡，结社东林，“东南之士翕然响应” [ 46 ]，继之复社倡复古学，务为今用，至明朝倾覆，“声气蔓衍，几遍天下”( [ 9 ]， p. 2654)。 可见，自景、天以后，以迄明亡，吴中文风久盛不衰，其沿流衍变虽非“吴中一派”所尽能涵盖，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学视之则自有其渊源承继，而在其长达两百年的发展、壮大与极盛的过程中，结社举会无疑起了巨大的凝结与扩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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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茶渣粗蛋白为原料，使用酶法水解制茶渣多肽。制备茶渣多肽的最优工艺为：采用碱性复合酶(碱性果胶酶:高碱性纤维素酶 = 1:1)、加酶量1600 U/g、粗蛋白水溶液的质量分数为0.8%、水解温度55℃、pH为10、水解时间1 h。对茶渣多肽进行抗氧化性能研究结果表明：茶渣多肽对羟基自由基具有清除作用，清除率高达到77.46%，茶渣多肽对DPPH·具有清除作用，茶渣多肽对DPPH·的抑制率达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