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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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客体因素 2.1. 任务特性 影响拖延任务特性主要包括奖惩时间、外界诱惑、任务厌恶、任务呈现方式和任务结构。Lewin (1935)认为如果事件距离当下时间较远，那么它对人们的影响较弱。人们的决策过程常常受到延迟折扣(delay discounting)的影响，即与当前的获益(或损失)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赋予将来获益(或损失)更小的权重(Frederick，Loewenstein et al.， 2002；孙彦，2011)。根据拖延决策模型(张顺民 & 冯廷勇，2017)的解释，任务的积极结果由于距离当下时间较远，其积极效用被折扣；而个体在即将面对任务的时候，为了减少任务负性过程的体验，会主动推迟任务，使负性体验发生折扣，由此导致拖延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在延迟折扣方面，任务的负性过程距离当下更近，对人的影响也更大。而完成任务的积极结果距离当下时间比较遥远，其价值更容易被折扣。个体在面对任务或者进行任务时，可能会受到外界诱惑的影响，用其他行为代替当下行为，但是这并不利于目标的完成。外界诱惑越多，个体越容易拖延(Steel， 2007)。此外，任务本身令人厌恶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引起个体的回避倾向，进而导致拖延(Procee et al.， 2013; Van Eerde， 2000)。影响任务厌恶的因素有任务挫折、任务的趣味性、个人意义和自主动机：遭遇挫折会使个体难以集中注意于任务，个体会倾向于进行一些其他的活动来减少受挫带来的负性情绪(Blunt & Pychyl， 2000)；任务本身越乏味，没有趣味性，个体越容易拖延(Wyk， 2006)；个人意义指的是任务对自身来说值得追求的程度(Little， 1983)，任务对个体的自身意义越大，个体越不容易拖延(Blunt & Pychyl， 2000)；想要完成任务的自主动机越强，越不容易拖延(Deci & Ryan， 2008; Vansteenkiste et al.， 2009)。Steel (2007)还强调，任务厌恶对拖延行为的影响是以具体的奖惩时间为前提的，如果不考虑具体时间期限，任务厌恶只能预测回避行为而非拖延。就任务特性而言，除了任务厌恶以外，任务的呈现方式也会影响拖延行为，比如用低建构水平(具体的)的方式呈现任务会让被试更快地给实验者回复邮件(McCrea et al.， 2008)。Ferrari和Tice (2000)的实验结果表明，把与能力测验有关的任务描述成轻松有趣的游戏可以减少拖延者的拖延行为，因为这种描述方式会让拖延者认为该任务不会威胁到自己的自尊、暴露自己能力不足。还有任务的结构性也会影响拖延，如果任务缺乏完整的结构，那么个体在进行任务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评估和决策，这会增大拖延的概率(Blunt & Pychyl， 2000)。 2.2. 成长环境 Steel (2007)认为拖延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在其形成过程中会受到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一项针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研究发现，被教养方式为参与型和心理自主型的学生的学业拖延水平较低，而接受严格/监督型教养方式的学生学业拖延水平较高(Zakeri， Esfahani， & Razmjoee， 2013)。在教育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拖延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更多更好的资源，而且了解自我监控和时间管理的方法(Ferrari， Özer， & Demir， 2009; Steel & Ferrari， 2013)。教育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拖延行为，还会影响子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孩子们的拖延水平较低，因为孩子可以在学习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拖延(Ferrari et al.， 2009; Rosário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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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主体因素 3.1. 人格特质 关于影响拖延的主体因素，研究最多的是拖延与大五人格之间的关系。拖延与神经质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Steel， Brothen， & Wambach， 2001; Steel， 2007; Van Eerde， 2003; Watson， 2001)，而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负性情绪，倾向于把困难的任务视为一种威胁和挑战(Costa & McCrae， 1992; Hettema et al.， 2006)，因此在神经质的作用下个体更容易产生焦虑、厌恶等情绪进而表现出拖延行为(Rozental & Carlbring， 2014)。神经质包含不合理信念、低自尊、低自我效能感、自我设障、冲动和抑郁等内容，这些组成因素与拖延之间也存在联系。比如拖延者总是保持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比如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外界要求过于苛刻等(Knaus， 1977)。持有这些不合理信念的个体通常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水平较低，会进一步增加拖延行为(Burka & Yuen， 2012; Judge & Bono， 2001)。在不合理信念、低自我效能感等神经质因素的作用下，拖延个体通常认为自己无法改变自身的处境，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调节自身情绪而不是解决问题(Berzonsky， 1992; Flett， Blankstein， & Martin， 1995)。为了维护自尊，拖延者常常采取自我设障行为，他们倾向于把较差的任务表现归因于外部环境而非自身原因(Ferrari， 1991)。此外，高拖延者比低拖延者具有更高的冲动性，更容易感到焦虑，这就意味着他们在面临任务时(比如学业考试)会有更强的回避倾向并会更主动地寻求一些娱乐活动以调节情绪(Johnson & Bloom， 1995; Rothblum， Solomon， & Murakami， 1986; Walsh & Ugumba-Agwunobi， 2002)。抑郁也是导致拖延的一个因素，抑郁会使个体难以感受到快感，缺乏生活动力和能量(Steel， 2007)。除了神经质以外，尽责性这种人格特质对拖延行为也具有重要影响。尽责性高的人做事坚决果断，更能够按照计划坚持完成目标，成就动机较强，这些特点有助于个体减少拖延行为(Costa & McCrae， 1992; Ozer & Benet-Martinéz， 2006; Steel， 2007)。尽责性及其组成因子(自我控制、注意、组织性和成就动机等)与拖延之间也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Johnson & Bloom， 1995; Lee， Kelly， & Edwards， 2006)。比如自我控制和组织能力都与拖延成负相关关系，自我控制能够保证个体按照计划坚持朝向目标前进并抵御诱惑、克服困难(Ferrari & Emmons，1995; Steel， 2007)；组织能力意味着合理有序地制定计划，是自我控制的重要技巧，也有利于减少拖延(Bargh & Barndollar， 1996; Latham & Locke， 1990; Steel， 2007)。在临床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指出宜人性与拖延行为之间有负相关的关系，那些宜人性得分较低的个体倾向于把外在的时间安排视为厌恶性刺激并表现出抗拒和回避的态度(Burka & Yuen， 2012; Knaus， 1977)。 除了大五人格所代表的人格特质之外，恐惧失败、完美主义等特质也会影响个体的拖延行为。恐惧失败与拖延之间的关系受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对于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来说，恐惧失败与拖延之间呈负相关，对失败的恐惧会促使他们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而对于低自我效能感的人来说，恐惧失败与拖延之间成正相关关系(Haghbin， McCaffrey， & Pychyl， 2012)。Ellis和Knaus (1977)认为，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过高，希望把每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所以完美主义者为了把事情做到最好，通常会推迟任务，直到他们认为万事俱备才会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完美主义者过于注重细节、吹毛求疵，根本就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然而，关于完美主义对拖延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Walsh和Ugumbaagwunobi (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完美主义与拖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Sadeghi et al.， 2011)。 3.2. 个人能力 个人能力也是影响拖延的重要主体因素。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拖延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Sirois，2014；宋梅歌，2016)，而主观时距和压力知觉与拖延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芬芬，2013)。情绪调控能力、归因方式以及情商也会影响拖延，高情商、内归因方式、情绪调控能力较强以及负性情绪忍耐度较高的个体拖延行为较少(Deniz， Traş， & Aydoğan， 2009; Eckert et al.， 2016; Hampton， 2005)。运用有效的学习策略，比如元认知的学习方法，也可以减少拖延(Schraw， Wadkins， & Olafson， 2007; Vahedi， 2011; Wolters， 2003)。还有研究指出，高拖延者的预期想象能力较弱，无法有效地构建未来自我，因此更多地关注当下的情绪状态而不是未来的长远利益(Blouin-Hudon & Pychyl， 2015; Rebetez，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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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干预措施 由于拖延行为的普遍性和诸多弊端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者从行为、认知和情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干预措施。 4.1. 行为干预 拖延的行为干预主要涉及到任务安排、目标明确、任务暴露和外部奖赏等方面。Silver (1974)认为拖延是几种行为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限制影响个体任务表现的事件的数量，减少个体的决策选项可以降低拖延。比如在进行任务时，远离那些干扰任务的即时奖赏(智能手机，电脑等)；或者制定任务计划并在特定的、专一的环境下进行任务(Mulry， Fleming， & Gottschalk， 1994; Ziesat， Rosenthal， & White， 1978)。合理地建立任务计划十分重要，这有利于个体获得正常的生活节奏、减少心理疲惫，进而提高工作绩效、养成合理的社会生物钟(Ehlers， Frank， & Kupfer， 1988)。从自我损耗的角度来看，有合理规划的生活让人更有精力，可以避免因自我损耗导致的自我控制下降，从而减少拖延行为(Baumeister， Brat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由于拖延者常常在临近任务最终期限的时候开始行动，短时间内工作量剧增，这也会加剧个体的自我损耗，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拖延行为(Digdon & Howell， 2008)。让拖延者多接触负性任务也可以减少拖延行为，因为个体对任务有一段时间的接触并熟悉之后可以降低对任务最初的厌恶感(Brown， 1991; Schraw， Wadkins， & Olafson， 2007)。因此，有学者认为确定任务的“最低努力限度”十分必要，比如先工作15分钟然后决定要不要继续，对任务有了短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之后可以减少一些导致拖延的负性情绪(Burka & Yuen， 2008)。此外，明确任务目标很重要，不清晰的目标设置不利于问题解决而且会降低行动动机，增加拖延倾向(Locke & Latham， 2002)。Norcross (2012)认为目标不明确会导致行为的迟滞，明确目标并突出其重要性可以提升目标导向行为的表现。在明确目标的同时，细化目标也有利于减少拖延，因为这有利于个体及时获得行为反馈，支持个体坚持完成目标(Lindsley et al.， 1995)。当面对的目标需要付出较多意志努力且周期较长时，把大目标划分为多个子目标有利于个体的时间管理，进而减少拖延(Steel & König， 2006)。从根本上讲，拖延或者不拖延是一个动机问题，涉及到个人对奖赏的偏好以及任务奖赏的延迟(Steel， 2007)。在外部动机方面，Eisenberger (1992)认为个体完成规定的任务之后，持续不断地给予额外奖赏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积极性，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习得性勤勉”(learned industriousness)。在内部动机方面，提高个体对任务本身的认识，了解完成任务对个体的个人意义，可以提高完成任务的主动性(Hayes， Luoma， Bond， Masuda， & Lillis， 2006)。 4.2. 认知干预 在认知层面，对拖延行为的干预主要针对的是纠正不合理信念(Pychyl & Flett， 2012)。纠正不合理信念、进行认知重建有利于矫正个体的不合理行为，促使个体对具体任务作出正确反应，比如“按照要求完成任务是必要的”(Bennett-Levy， 2003; McDermott， 2004)。认知重建还可以帮助个体认清现状与目标以及目标价值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强个体动机，改善行为(Hayes et al.， 2013)。个体在纠正自己不合理信念的同时，还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动机，了解拖延的利弊，做出更合理的决策和行为(Miller & Rollnick， 2002)。目前常用的纠正不合理信念的方法是理性情绪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REBT) (Ellis & Knaus， 1977)。理性情绪疗法会先要求拖延者想象自己在某事件中不拖延的场景，并预期自己将会体验何种情绪，这样能够让拖延者意识到自己先前信念的不合理性。然后给拖延者设置具体可行的目标，以此为导向执行任务，因为目标是合理且可行的，所以也会减少拖延者企图拖延的借口。第三是要求拖延者做出承诺，承诺忍受一时的不适来实现长期的目标，促进合理信念的形成。最后是巩固形成的合理信念，并坚持与不合理信念斗争。有研究结果表明，理性情绪疗法确实可以有效减少个体的拖延行为(Dryden， 2012; Neenan， 2008)。另外，提升自我效能感也是减少拖延的有效方法(Van Eerde， 2000)。个体通过不断地完成任务获得积极反馈，提高动机，有利于坚持完成任务(Lindsley， Brass， & Thomas， 1995)。Oettingen等人(2005)认为“心理对比”(mental contrasting)也能够增强个体的任务动机。“心理对比”是通过可视化的想象来构建未来目标，突出当下情景与未来目标之间的差距，既可以增强动机又可以具体化达成目标的步骤。 4.3. 情绪干预 在情绪干预方面，基于Folkman等人(1986)提出的理论，人们在面对某一情境和任务时会先对其进行评估，如果感受到威胁(无法应对、威胁自尊等)就会产生焦虑情绪，进而选择回避行为。在此基础上，拖延的情绪干预一般先利用理性情绪疗法纠正个体的不合理信念，然后帮助拖延者对抗焦虑：通过放松训练、冥想等方法减少负性情绪，或者通过回忆生活中的愉悦事件来增加积极情绪。有研究指出，在纠正认知和调节情绪的作用下，个体的拖延行为有所减少(Mirzaie， 2014)。最近有研究者(Eckert et al.， 201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预拖延的情绪关注策略(emotion-focused strategies)，该方法步骤如下：1) 要求个体选择一个生活中最拖延的事件；2)确认该事件是不是与负性的情绪体验有关，或者说缺乏积极的情绪体验；3) 在1) 2)的基础上，鼓励个体忍受这种积极情绪的欠缺或者厌恶的情绪；4) 在以上3点的基础上，个体可以去调节他们的情绪。要想调节情绪，个体需要增强其积极情绪或者减少其厌恶情绪。对厌恶情绪的调节包括短暂的放松锻炼，然后重新考虑一下拖延的害处和潜在的威胁，最后考虑要不要执行任务；5) 前面4步完成之后，被试要评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执行了情绪调节策略。这种练习每天持续10分钟，训练两周。接受情绪关注策略的个体拖延水平显著下降，而且他们对厌恶情绪的忍耐程度提升了。Berking和Whitley (2014)认为有策略地允许厌恶情绪的存在，可以保持个体的情绪韧性和恢复力，最终较好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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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与展望 虽然研究者对拖延行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笼统而且宏观的。除了“拖延是一种自我控制失败的行为”这一观点几乎没有争议以外，对于造成拖延的其他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比如Van Eerder (2000)认为拖延是一种动机机制，当个体面对一个困难的、需要意志努力的任务时，个体会产生厌恶、焦虑等负性情绪，暂时回避任务可以缓解负性情绪(Milgram et al.， 1998)。Fiore (2007)也认为拖延行为能够给个体带来回报，那就是让个体远离威胁性事件，减少紧张感。因此，拖延行为的成因是面对任务时产生的负性情绪，拖延行为本身则可以视为是一种情绪调节的手段(Tice & Bratslavsky， 2000; Tice & Bratslavsky， 2001)。但是Gustavson等人(2014)利用行为遗传学方法发现拖延和冲动存在显著相关，而且在基因水平上两者的相关度达到了1。因此Gustavson认为拖延是冲动的副产物，人们推迟计划内的行为是因为无法有效抵抗外界的诱惑。 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对拖延的研究都是以问卷研究为主，探究拖延行为与一些人格特质的相关性。然而拖延行为是一种跨时间的复杂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当下时间与任务之间的距离变化)个体的决策以及自我控制与情绪之间的斗争也在不断变化。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验设计，对拖延行为的决策过程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调整过程至今还不清楚。此外，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利用脑成像技术，比如Fmri，来研究拖延的认知神经机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多以静息态和结构态研究为主，还没有有效的任务态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设计有效的实验范式来探究拖延行为的动态变化并利用脑成像技术来考察拖延行为深层的认知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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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电影海报是一部电影重要的宣传工具。它犹如一个窗口，向大众展示一部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信息。它除了通过各种影像的组成传递电影故事的信息外，更重要的是吸引文化消费市场上的潜在观众。通过文字，图像与人物造型的构建使得每张电影海报都有其独特的视觉叙述模式。中国武侠电影海报作为一项典型的中国文化视觉符号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通过应用语言学领域中的视觉语法框架，本文分析了四张经典的中国武侠电影海报，从中发现它们视觉意义的建构模式以及探讨它们为吸引潜在观众所采用的多模态语言以及图像图形的构建方式。 关键词 :视觉语法，多模态话语，视觉再现，图像叙事，电影海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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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电影海报是一类视觉文化，而视觉文化研究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理解这些复杂的图形图像以及文字是如何整合到一块的 [ 1 ] 。电影海报可以说是一种整合了一部电影核心内容和关键信息的叙事图像，它是一种高度浓缩信息的图像再现 [ 2 ] 。叙事元素与复杂的视觉信息聚合是中国武侠电影海报的重要特点，也是其中值得探究的关键元素。中国武侠电影，或者更宽泛的说也叫功夫电影，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电影类型 [ 3 ] 。在武侠电影中，各式具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充满其中，比如儒家的中庸内敛，道家的超然物外，佛教的普度众生。当然，武侠电影中的功夫打斗与神奇招式更是必不可少。对于武侠电影海报而言，如何在有限的视觉空间中展示其故事情节及核心信息则涉及众多因素，如语言表达、人物造型、图形建构与背景色调等。本文通过应用视觉语法理论框架 [ 4 ] ，以四张武侠电影海报为案例，分析了它们的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以及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从多模态视觉语法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武侠电影海报所蕴含的语言、文化与图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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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背景 本文所分析的四张武侠电影海报均已在中国大陆发行，四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在2000至2010年间。海报图片来源于时光网(Mtime.com)。这四部中国武侠电影分别为：2000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2005年徐克导演的《七剑》以及2009年由王家卫导演的《东邪西毒·终极版》。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 4 ] 提出的视觉语法框架(Visual grammar framework)探索并解构案例中四张中国武侠电影海报的三个语言学功能意义，即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以及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基于研究对象的本质，即图形文本，本研究以定性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为主，辅助于描述性统计方法，以期有相应的数据为定性分析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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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视觉语法理论为框架，分析中国武侠电影海报中的多模态话语参数。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为基础，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三个纯理功能(Metafunctions)，即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为原型 [ 5 ] ，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 4 ] 系统性地对各种图形、图像以及符号等视觉产物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视觉语法的概念。在视觉语法框架中，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与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对应，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与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对应，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与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 对应 [ 4 ] [ 5 ] [ 6 ] [ 7 ] 。视觉语法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视觉资源，如静态的图形、图片、符号、漫画 [ 8 ] 以及动态的电影电视画面等，有了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依据，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隐藏在这些视觉产物背后的语言内涵、心理机制以及权力关系等元素提供了理论分析的框架。在下列的论述中，本文将分别论述视觉语法框架中的三个意义。 首先是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根据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 4 ] 的观点，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包括两个过程，即叙述过程(Narrative process)与概念过程(Conceptual process)。叙述过程(Narrative process)指的是一个实施行为的过程或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展示了一个事件是如何通过参与者(Participants)的行为动作与其反应(Action and reaction)，物质的(Material)言语的(Verbal)和心理的(Mental)过程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的；而概念过程(Conceptual process)则是一个静态过程，这一过程中事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由它们的类别(Classifications)，分析过程(Analytical process)和象征过程(symbolic process)来展现。这一意义的所属关系可以概括为图1。 图1. 再现意义 [ 4 ] 其次是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Kress and van Leeuwen’s (1996， p.116) [ 4 ] 曾把这一概念定义为“图片作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进一步说明还可以阐述成“图片是另一种形式的视觉资源，涉及两种类型的参与者，即再现参与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与互动参与者(Interactive participants)” [ 4 ] 。这一定义阐明了图片本身、图片观看者以及图片生产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本身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它们是接触(Contact)，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以及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这三种要素本身的内置属性的变化则揭示了再现参与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与互动参与者(Interactive participants)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内的要素可概括为图2。 图2. 互动意义 [ 4 ] 最后是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它指的是在一个图片中展示其完整含义的所有成分的构成(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p.175-177) [ 4 ] 。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包括三个要素，即信息价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Salience)及取景(Framing)。这三个要素不仅可以应用于单一图片的分析还可以应用于大型复杂图片的视觉及文字分析，如大型画作、建筑设计稿以及科学文章中的图谱表格等。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内部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可由图3简要概括。简言之，视觉语法框架有着对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资源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分析功能。 图3. 构图意义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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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分析结果与讨论 本小节将对上述章节中根据视觉语法的三个意义框架分析得出的要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探讨中国武侠电影海报如何构建视觉意义以及传播视觉信息。统计对象为四个案例中出现的人像与物像。基于对武侠电影海报的视觉语法分析，首先统计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在这四个案例中的数据，未出现的元素用“\”表示。如表5所示，在构建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的过程中，动作(Actional process)叙述过程所用的频率最高，总共出现7次。其次是象征的(Symbolisms)和类型的(Classifications)的过程，分别出现3次。最后是分析(Analytical)的过程，只出现1次。这说明本文中的四个案例在建构图像的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方面，更愿意使用动作过程(Actional process)。 Table 5 The frequency of representational meanin 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 叙述过程 Narrative process 出现次数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概念过程 Conceptual process 出现次数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动作的Actional 7 类型的Classifications 3 物质的Material \ 分析的Analytical 1 口头的与心理的Verbal and mental \ 象征的Symbolisms 3 表5. 再现意义出现次数 在人像与物像的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构建方面，这一过程较为复杂。如表6所示，在接触(Contact)方面，索取(Demand)出现2次，给予(Offer)出现10次。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方面，人与物的远景(Long shot)距离被运用的最为频繁，出现18次；其次是中景(Medium shot)，出现8次；近景(Close shot)使用最少，只有2次。在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方面，齐眼高度(Eye-level angle)的出现频率最高，为23次；而仰角(Low angle)和俯角(High angle)分别只出现4次和1次。简言之，这说明视觉资料的生产者会根据其具体的表达意图和所想要营造的互动氛围来设置互动参与者(Interactive participants)与再现参与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之间的距离。 Table 6 The frequency of interactive meanin 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 眼神接触Eye contact 出现次数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出现次数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 出现次数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索取Demand 凝视(Gaze) 2 近景Close shot 2 俯角High angle 1 给予Offer非凝视(No gaze) 10 中景Medium shot 8 齐眼高度Eye-level angle 23 远景Long shot 18 仰角Low angle 4 表6. 互动意义出现次数 在创造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方面，以本案例的四张海报为例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的空间分割图表。根据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p.197) [ 4 ] 提出的视觉区域分布(见表7)，图片的中间部分为中央区(Centre)，是展现关键性内容的区域。根据这一理论，所选的四个案例基本都符合，但《东邪西毒》海报有略微偏移，但主要人物的大部分比例仍在中央区域。然而，不可否认，这四个案例中，主要的人物角色、物体、文字以及背景渲染等都置于最显眼的中央区域，而四个边角区域则根据视觉资源生产者的具体需求来建构相应的图像意义。 Table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sual meanin 表7. 视觉意义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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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本研究选择了四张中国武侠电影海报作为案例，应用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所提出的视觉语法框架分析了海报图像中所存在的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与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及构成这三个基本意义的次级元素。通过具体地分析，针对本案例中的研究对象，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中，人物角色在武侠电影海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传递电影故事信息和营销电影的重要符号形象；主要的人物角色或意象通常会被分类或单独突出，以此凸显电影主题。其二，通过构建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静态的视觉产物，在本例中为武侠电影海报，与观看者之间形成了互动行为，观看者在与视觉资源交互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发共鸣。其三，通过对案例中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的观察，人物角色或主要意象被置于视觉空间中的中心位置，以求最大程度地吸引观看者的注意力，以便实现其特定的视觉传播与营销目的。然而，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有三点：其一，分析的图像数据较少，难以说明中国武侠电影海报的多模态话语的总体特征。其二，通过视觉语法框架对海报的多模态视觉资源分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其三，对互动意义的分析中，难以量化测量观看者个体对特定视觉资源的解读程度。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进行弥补，如扩大图片数据，建立多模态资源语料库，引入统计分析模型以及开展有观看者被试参与的实验项目。诚然本研究存在不足，但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以理论结合实例，成功应用视觉语法理论框架(Visual grammar)对中国武侠电影海报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为以后进一步对影视图像资源的多模态话语研究做出了一次实践性地尝试。 注： 1) 本文中所引用的电影海报图片来源于时光网(Mtime.com)的公开资料。 2) 四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及上映地区等信息皆来源于百度与谷歌搜索引擎所提供的公开信息，文中引用只作参考；上映地区一栏的“*”表示还有“其他地区”，但由于表格篇幅有限不完全列出。 3) 图1、图2、图3引自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的著作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中的图表，完整图表请参考英文原著。此外，图表中的分析成分亦参考了香港理工大学Dr. William FENG在New Media课程上的英文教案，在此感谢。本文图中的相关术语由本文作者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以便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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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面对日益严峻的防鸟形势和逐年增长的经济损失，笔者将高科技技术和鸟类学知识相结合，制作了“机场鸟撞预警防范系统”，适用于全国大小、军民用机场，以此来防范鸟撞，保障航空安全。本文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中研发了新的数据库框架，减少了数据库与系统连接中不稳定与不安全问题的出现。文中介绍了系统设计目标、系统数据库、系统实现方式等。笔者最后利用该系统对部分鸟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机场对鸟类的防范。 关键词 :鸟撞，鸟情预警，数据库框架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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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1912年美国加州长滩发生海鸥撞击飞机引发的首起空难以来，鸟撞问题已成为影响世界航空安全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鸟撞问题都是构成航空事故链中的重要一环，它已经成为航空界公认的严重致灾因素，并被国际航空联合会确定为A类安全灾难。 面对日渐复杂的空域危险，防范鸟撞、保障飞行安全成为国际航空界必须解决的科学难题。研究表明，飞机起降阶段是最容易遭受鸟类撞击的时段。对鸟情规律进行科学研究，加强科学驱鸟和对鸟情与鸟撞相关性的预测、预报研究，是有效降低鸟撞发生概率的重要方法。据统计，当前大多数鸟撞防范措施尚停留“驱赶”层面上 [ 1 ] [ 2 ] ，当发现可能马上来临的潜在危险鸟情时，地勤人员往往采取鸣枪示警、声音恐吓等传统方式驱赶；而在平时，地勤人员则采用气味驱赶、阻断生态链、恶化本地生态等方法将鸟类逼走。可以说，这些方法在短时间有一定作用，但其“被动驱赶”的特点使工作人员无法对鸟情进行提前预测，也就难以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笔者针对上述情况，设计了“机场鸟撞预警防范系统”。该系统可以实时采取鸟情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鸟类规律变化，将鸟情信息提供给机场，从而及时采取鸟撞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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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系统研发展望 1) 系统后期升级中将鸟情信息通过地图方式展示出来，具备电子地图基本查询功能；界面友好。 2) 在系统中对新加入的鸟类资料，要进行筛选，识别等工作，最终并入鸟类分布数据库。 3) 系统基本完善之后。考虑采用数据挖掘算法、机器学习算法、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研究。选择并固定特定区域，给出该区域多年来、近年来、近期一段时间的鸟情活动、变迁规律。 4) 选择并固定特种鸟类，给出该鸟类在各区域的多年来、近年来，近期一段时间的活动规律；给出鸟类的种群活动、发展趋势预测；给出鸟类危害等级预测。 5) 给出未来一年、半年、3个月、1个月、15天、7天，3天，1天内的鸟情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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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绥中36-1油田破乳困难的问题，我们对6种类型、15种非离子型聚醚破乳剂，包括(壬基酚)酚醛树脂聚醚、双酚(A)酚醛胺树脂聚醚、(苯酚)酚醛胺树脂聚醚、丙二醇聚醚、十八醇聚醚和多胺聚醚进行筛选破乳试验。采用瓶试法，在破乳温度为70℃，破乳剂浓度为150 mg/L条件下，利用自制的原油模拟乳状液对缔合聚合物驱采出液的破乳效果与聚醚型破乳剂的结构关系进行了探索。实验结果表明，合成聚醚型破乳剂的起始剂类型、破乳剂中PO/EO的比值以及破乳剂的结构类型对模拟乳状液的脱水率均有影响。 关键词 :起始剂，脱水率，PO/EO嵌段比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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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陆地油田的深入开发和利用，海上油田的未来发展也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绥中36-1 (SZ36-1)油田是渤海油田中的主力油田，也是迄今我国海上发现的第二大油田，因此其油田的高产、稳产具有非凡的意义 [ 1 ] 。基于SZ36-1油田油稠、注水水源和水质复杂、油井和卫星平台多 [ 1 ] 以及油田地层的较高渗透性、疏松砂岩等特点 [ 2 ] ，油田现场开发由二次采油向三次采油转换来提高稠油油田采收率 [ 3 ] 。 聚合物驱已成为我国陆地油田最主要的提高采收率的技术手段，其原理是在注入水中添加少量聚合物，提高注入水粘度、扩大波和体积，达到提高采收率的目的 [ 4 ] 。由于海上油田与陆地油田存在以下几点差异性：1) 海上油藏和完井方式特殊性；2) 海上平台空间狭小；3) 海上油田开发环保要求高且平台空间受限，因此要求聚合物驱油剂具有高增粘性能、抗剪切能力强、老化稳定性好、耐盐性好、快速溶解等特性 [ 4 ] 。通过近几年现场注聚试验的研究，发现一种水溶性高分子疏水缔合聚合物(AP-4)作为驱油剂，取得了明显的增油降水效果 [ 5 ] 。缺点是，其经过地层复杂作用后，原来的大分子链降解为小分子链，分子量明显降低。这些小分子链聚合物被吸附到油–水界面处，在改变界面性质的同时，增强了水珠的立体保护作用，促进了水珠在原油中的分散，从而提高了原油采出液的稳定性，增加了后续破乳难度 [ 6 ] ，仅仅依靠物理方法难于实现快速的油水分离达到外输含水率要求。 据报道，目前国内针对聚驱原油破乳困难的问题，主要以高分子量的聚醚型破乳剂研究为主 [ 7 ] [ 8 ] [ 9 ] ，其具有独特的破乳脱水性能 [ 10 ] [ 11 ] [ 12 ] 。其中线型聚醚破乳剂、多分支型聚醚破乳剂是两种主要的破乳剂结构，特别是对于SZ36-1油田开采具有增产保质的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成功模拟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原油乳状液，并通过瓶试法，对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聚醚型破乳剂进行筛选和评价，以得出聚醚型破乳剂结构对含聚原油乳状液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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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原料与仪器 主要原料：外输脱水原油由中海油提供；(壬基酚)酚醛树脂聚醚：RQ-11，RQ-1951，RQ-31；(双酚A)酚醛胺树脂聚醚：SQA-21，SQA-31，SQA-371；(苯酚)酚醛胺树脂聚醚：BQA-21，BQA-31，BQA-381；丙二醇聚醚：BC-20，BC-40；十八醇聚醚：SP-169；多胺聚醚：DA-21，DA-52，DA-31；以上破乳剂均为实验室自制干剂，有效含量 ≥ 97.5%。 主要仪器：HT-Ⅱ型自动混调器(无锡市石油仪器设备厂)，EMS-20恒温水浴磁力搅拌器(天津欧谱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2. 原油乳状液的配制 [ 13 ] [ 14 ] 首先量取400 mL脱水原油和200 mL蒸馏水，在70℃水浴下，预热30 min；然后先将原油倒入混调器中搅拌，并将水慢慢倒入搅拌的原油中，随着加入的水量的增加，乳状液的黏度也逐渐增大，因此要不断加大搅拌力度，直至乳状液的表面光滑发亮，即可停止。 2.3. 瓶试法破乳试验 取上述自制的含水33%的原油乳状液60 mL于具塞试管中，加入0.9 mL 1%破乳剂，浓度为150 ppm，每种破乳剂每次两个相同瓶试；手动摇晃200下，在65℃~67℃下进行破乳，平行三次实验，分别记录15 min，20 min，30 min，45 min，60 min，120 min时的脱水情况。 2.4. 分离效果评价(脱水率的计算) 在相同的破乳温度和相同的破乳剂浓度条件下，通过对一系列不同破乳试验的观察，记录脱出水体积随时间的变化，由式(1)计算乳状液分离效率(脱水率)。 脱 水 率 ( Dehydration   rate ) = V 1 V 0 ∗ Ψ ∗ 100 % (1) 其中，V 1 ——脱出水体积，mL；V 0 ——乳状液总体积，mL；ψ——乳状液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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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苯酚醛胺聚醚破乳剂的破乳性能 苯酚醛胺聚醚BQA-21，BQA-31，BQA-381分别代表着m PO :m EO = 2:1，3:1，3.8:1。如图1所示，这三种破乳剂的破乳脱水效果均高于空白实验的出水率(不加破乳剂)，均在30~50 min中脱水速度最快。随着破乳剂中PO/EO的比值增加，其脱水率也有明显的提高增加。在90 min时，BQA-381的脱水率最高，达到76%，BQA-21和BQA-31的脱水率次之，接近70%，而对于空白实验来讲，其脱水率在120 min后才为70%。三者脱出水均为清水，油水界面齐，都表现出较好的清水功能。在此基础上，破乳剂BQA-381也发挥出比其他两者较好的油溶性，达到更好的脱水效果。 3.2. 多胺聚醚破乳剂的破乳性能 多胺聚醚中m PO :m EO = 2:1，5:2，3:1分别记为DA-21，DA-52，DA-31。如图2所示，在模拟乳状液中分别加入等浓度的DA-21，DA-31与不加的破乳剂的空白实验相比，三者的脱水率相近，在脱水实验进行120 min时，脱水率为70%。而通过与破乳剂DA-52的破乳性能相比，DA-52表现出较优越的脱水能力，在整个脱水实验中，其脱水率总是高于DA-21，DA-31，并且在120 min时的脱水率为75%。当PO/EO的比值从2:1增加到5:2时，其破乳剂的脱水效果也有所提升；当比值增大到3:1时，脱水率反而降低了。这一现象说明对于起始剂相同的多胺聚醚类破乳剂其PO/EO的比值会影响脱水率，当比值合适时就会产生较高的出水率 [ 15 ] 。在120 min时，DA-21破乳剂脱出水水清，而DA-31和DA-52脱出水浑浊，且有乳化层。 图1. 不同PO/EO嵌段比苯酚醛胺聚醚类破乳剂对含聚乳状液脱水率的影响 图2. 不同PO/EO嵌段比多胺聚醚类破乳剂对含聚乳状液脱水率的影响 3.3. 丙二醇聚醚破乳剂的破乳性能 根据含有不同质量分数的EO，我们得到两种不同嵌段比的线型丙二醇聚醚破乳剂BC-20和BC-40。从图3中可以看出，相比不加破乳剂的情况，两种破乳剂的脱水率均有很大的提高，在破乳120 min时达到96.0%。当EO的质量分数为20%时，其脱水率在60 min为91.0%，比BC-40的出水率高出5.0%。这一结果表明，对于丙二醇聚醚而言，当分子量增大到一定值后，继续增大其分子量反而降低了其脱水效率。在120 min时，BC-20脱出水水色清，油水界面齐；而BC-40在破乳过程中出现乳化层，脱出水浑浊含有油珠。 3.4. (壬基酚)酚醛树脂聚醚破乳剂的破乳性能 如图4，三种壬基酚酚醛聚醚类破乳剂分别为RQ-11，RQ-1951，RQ-31。PO/EO的比值依次增加， 图3. 不同PO/EO嵌段比丙二醇聚醚类破乳剂对含聚乳状液脱水率的影响以及在脱水120 min时，BC-20的脱水效果直观图 图4. 不同PO/EO嵌段比(壬基酚)酚醛树脂聚醚类破乳剂对含聚乳状液脱水率的影响 为1:1，1.95:1，3:1。在50 min以内，RQ-11脱水率最高，为75.0%；50 min之后为96.0%。随着PO含量的增加，其脱水率逐渐降低，RQ-31脱水率最低，在120 min时为76.0%。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PO和EO共同影响着破乳剂的脱水效果，当PO的含量过高时反而会抑制破乳剂的出水率。只有当保持在合适的嵌段比，破乳效果才能充分体现。从脱出水情况来讲，RQ-11破乳剂的脱出水水色清且油水界面齐，其他三种破乳剂均是出现浑浊且含有较多油珠。 3.5. 十八醇聚醚聚醚破乳剂的破乳性能 SP-169是以饱和的烷基醇十八醇为起始剂合成的具有与一定PO/EO嵌段比的线型聚醚破乳剂。从图5中可以看出，其脱水率远远高于不加破乳剂的空白试验。并且在破乳60 min时，SP-169的脱水率为81%。 图5. 十八醇聚醚破乳剂对含聚乳状液脱水率的影响以及在脱水120 min时，脱水效果直观图 在120 min时基本破乳完成，且油水界面齐，水色清。说明SP-169破乳剂不仅水溶性好还展现出良好的油溶性。 3.6. 双酚A醛胺聚破乳剂的破乳性能 双酚A醛胺聚醚是一类支化型的破乳剂。在此，我们利用SQA-21，SQA-31，SQA-371为破乳剂分别对模拟乳状液进行破乳试验。如图6所示，PO/EO为3:1，3.7:1的破乳剂SQA-31，SQA-371具有相近的脱水率，均为81.0%。而PO/EO为2:1的破乳剂SQA-21比SQA-31，SQA-371的脱水率都高，在120 min时为91.0%。因此，对于双酚A醛胺聚醚类破乳剂来说，当PO/EO的嵌段比保持在2:1时能表现出较好的脱水效果，这是因为较小的PO/EO值的双酚A醛胺聚醚破乳剂拥有更好的油溶性，在油相分布均匀，因此脱水率高。三者脱出水均是黑色浑浊，油水界面较齐。 3.7. 固定PO/EO的嵌段比，不同起始剂合成的破乳剂的破乳性能 当保持PO/EO的嵌段比为3:1时，分别以壬基酚醛树脂、双酚A醛胺树脂、苯酚醛胺树脂以及多胺为起始剂合成的聚醚型破乳剂为RQ-31，SQA-31，BQA-31和DA-31。固定PO/EO嵌段比为3:1，将不同起始剂合成的聚醚型破乳剂对模拟乳状液的脱水情况进行比较。从图7中可以看出，在前60 min的破乳试验中，我们可以得出SQA-31和BQA-31的脱水效果明显高于其他两种，其脱水率为71.0%。这一现象说明支链化的酚胺树脂聚醚具有更好的润湿性能和渗透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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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与展望 通过瓶试法，我们分别对起始剂不同，而PO/EO嵌段比相同的四种破乳剂RQ-31，SQA-31，BQA-31和DA-31进行评选与分析，得出酚胺树脂聚醚(SQA-31，BQA-31)基于其支化性表现出更优越的渗透扩散能力。对于起始剂相同而PO/EO值不同的苯酚醛胺聚醚、多胺聚醚、丙二醇/十八醇聚醚、壬基酚醛聚醚、双酚A醛胺聚醚五类非离子型聚醚破乳剂进行破乳试验，发现BQA-381，DA-52，BC-20，SP-169，RQ-11，SQA-21具有更高效的出水能力，其中SP-169和BC-20还拥有良好的清水功能，脱出水水色清且油水界面齐。我们将脱水率高与脱水水色清的破乳剂进行筛选，并为之后聚醚复配实验打下基础。 图6. 不同PO/EO嵌段比双酚A醛胺聚醚类破乳剂对含聚乳状液脱水率的影响 图7. PO/EO嵌段比为3:1时不同起始剂聚醚类破乳剂对含聚乳状液脱水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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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CartoDB是一款基于开源网络应用程序和交互式地图制作工具，能够在web上快速存储和虚拟化地理数据。为了更有效、针对性的对金丝猴进行保护，文章利用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丝猴位置监测数据和无线传感网环境监测数据，结合生境数据及坡度信息，对哺乳期金丝猴与非哺乳期金丝猴位置及生活习性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得出哺乳期金丝猴更适宜在低纬度、低温、土壤湿度高、区域平缓范围内活动，受人为影响大，非哺乳期金丝猴活动范围纬度跨度较大，温度和土壤湿度影响小，但均在偏高温度和土壤湿度区域活动，在区域平缓和陡坡均较活跃，受人为影响偏小，经常越过道路活动。实验也证明了基于CartoDB无需安装GIS软件即可在有网络的环境下可视化现有数据，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 :CartoDB，金丝猴，定位项圈，生活习性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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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珍稀野生动物监测是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应用设定的方法，对自然保护区内的保护动物种群及其环境进行调查，以获取有关野生动物的可比较资料，有助于更好的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 1 ] 。野生动物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栖息、活动的空间范围有一定的规律，而且常常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此了解野生动物动态变化的过程，掌握野生动物种群的动态，针对其变化确定保护或利用的策略具有重大意义。野生动物活动范围能够反映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了解其活动范围可以为保护生物学、动物生态学、生态系统等科学研究领域提供理论研究的基础数据 [ 2 ] 。因此，对野生动物活动范围的定位跟踪及生活习性分析研究非常重要。 野生动物监测方法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监测目的，针对不同的监测目标类群和物种，科学家研究出了很多的方法进行监测工作。其中包括监测候鸟迁徙规律的环志鸟类的方法，在动物身体上安装无线电发射仪，通过接收装置监测各种动物的空间活动规律，针对陆生野生动物最常用、成本最低的监测方法是采用样线调查法。这些方法大都不涉及定位技术，无法即使或随时获得动物的位置信息。虽然有些鸟类监测研究采用了卫星定位技术，能够实现鸟类迁徙的定位追踪，但由于均采用了国外的定位跟踪技术，所有的跟踪数据都首先回传到国外的数据中心，需要数据时还需要再耗费资金购买跟踪数据，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可以为国外首先使用分析，造成生物数据安全隐患 [ 3 ] 。虽然可以采用GPS/北斗定位技术，但在茂密的森林中，卫星信号往往难以获得，难以保证连续成功定位。另外，卫星定位往往功耗大，对于野生动物的定位跟踪而言，很不实用。 文章使用的金丝猴位置数据采用星–地结合监测方法由金丝猴佩戴的定位感应项圈获取，环境因子数据是由分别部署在东北角(110.3884326， 31.4695507)和西南角(110.3885865， 31.46893502)的两个环境监测站通过无线网传输到管理站获取，坡度数据从NASA提供的30 m分辨率的DEM使用IDL提取。利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高性能环境上搭建的CartoDB环境分别对哺乳期(id = 0)和非哺乳期(id = 1)的金丝猴一个月轨迹分析，同时结合监测站获取的环境因子，包括温度、土壤温度、土壤湿度、二氧化碳等数据和坡度信息综合分析哺乳期与非哺乳期金丝猴生活习性。CartoDB工具可以快速便捷的对金丝猴生活习性分析，并且用户无需安装GIS软件使用浏览器即可在有网络的环境下随时随地可视化现有数据，非GIS人员同样能够快速可视化与分析空间数据，操作简便，可视化效果好，同时针对开发人员，友好的用户界面在浏览器直接提供SQL数据库操作接口和Cartocss界面可视化接口，为开发人员提供更快速的操作入口，并且用户可以将分析结果公开分享，与不同区域的金丝猴管理人员分享保护经验。CartoDB的优势同样适用于其它动物的保护及林业碳储量等工作，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