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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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旅游人类学之于旅游扶贫 3.1. 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思想 时至今日，旅游人类学的“西学东渐”之路已经逐步实现中国本土化的发展。旅游人类学关于“文化涵化”、“仪式”、“舞台真实”、“旅游者凝视”、“社区参与”等理论的分析和论述也得到广泛认可，其思想已经通过意识形态形式影响着旅游规划和旅游研究 [ 8 ] 。如果非要对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思想做一个简练的总结，人们会认同这样的观点：旅游人类学是对主动和被动涉入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人和文化的学科关怀 [ 9 ] 。这里的“人”包含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人民，即关注和研究旅游者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满足、旅游体验和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人民影响；而“文化”则指旅游人类学对孕育于旅游活动的旅游文化和对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涵化与变迁的关注。 3.2.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助力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意为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多年来，旅游的扶贫效应，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众所周知，但将旅游扶贫提升至国家战略却是第一次，因此，本次旅游扶贫在概念、内涵、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与历年的旅游扶贫相区别。旅游扶贫效果的检验也不再局限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总量数据的通报，而是将扶贫工作落实到每一家每一户，通过旅游项目的开发提升地区吸引力，拉动当地百姓的广泛旅游就业，真真切切地实施社区参与。虽然具体操作有一定难度，但是顶层设计的这一思路无疑让大家看到旅游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曙光。 旅游人类学对人和文化的学科关怀要求旅游扶贫项目关注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切实利益，将当地人民纳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范畴，合理挖掘可资利用的民族文化，明确区分传统民族文化的旅游资源类别和非旅游资源类别，切忌一味地博人眼球而丧失文化本义，应以一种有序地、自然的发展模式推动地方旅游发展 [ 10 ] 。此外，扶贫先扶观念、扶贫先扶素质，旅游目的地人民参与旅游活动积极性和能力一直是困扰社区参与的重要问题，精准旅游扶贫势必需要先改变当地民众固有的关于生活、生产、经济利益、旅游服务等方面的观念，并提高其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能力和素质。旅游人类学秉承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注重详尽的田野考察，并结合旅游活动的实际情况，形成以“民族志旅游”为主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特点是长期深入旅游目的地普通民众，以旅游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记录所见所闻，并针对关键问题开展访谈与问卷调查，形成珍贵的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和经济影响的一手资料，能真实反映当地民众的切身需求和当地社会经济的真实情况，是开展旅游扶贫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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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民族节庆活动之于旅游扶贫：平台效应 旅游发展应有“大格局”思维，即旅游发展应发挥地区整体协同效应，旅游参与者不可局限于旅游管理部门、旅游直接相关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而应包括地区所有部门、行业和个人。一地的旅游发展有赖于其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而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地方形象，地方形象的塑造涵盖自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等硬条件，也包含城市管理水平、人员素质、社会文化氛围等软条件。因此，旅游业是全行业参与、全民参与的综合型行业，旅游业的意义也在于对社会全行业的整体带动作用，即旅游业是“平台产业”，应发挥“平台效应”，民族节庆活动在旅游扶贫中也应具有类似效应。 民族节庆活动如何助力旅游扶贫？关键在于准确认识民族节庆活动的基本属性，正确认识民族节庆旅游开发的要点。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民族节庆活动在文化传承与传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民族节庆活动除了文化层面的特性外，也具有经济层面的意义，是民族地区开展商品贸易和经济交流的重要场合，如大理白族“三月街”是云南闻名遐迩的物资交流大会，早在明清时期，四川、西藏、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与商贸活动同时开展的宗教祭祀、歌舞表演、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又为民族节庆活动增添神秘色彩和狂欢韵味。正因于此，民族节庆活动能够升格为民族节庆旅游。 民族节庆旅游开发的要点在于发挥民族节庆活动的平台效应(见图1)，开发的对象不是民族节庆活动本身，而是节庆活动的吸引力所带来的人气和宣传效应，否则本末倒置，容易滋生类似“天天泼水节”那样的“伪文化”。当前多地的民族文化过度商品化已经广受诟病，民族节庆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利用应“点到为止”，民族文化在民族节庆旅游中的定位是把握民族节庆活动的平台效应，拓宽民族节庆旅游的盈利模式，发展相关延伸产品。若将节庆旅游发展视为一部舞台剧，节庆活动只是绚丽的舞台，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主角”则是依托于此的当地经济产品。节庆活动的平台角色仅是连接市场与产品的媒介和纽带。真正承担经济任务的地方经济产品包含地方土特产品、物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大型实景表演《印象大红袍》对武夷山地区茶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文化搭台，地区特产唱戏”的有力证明。广西龙脊梯田地区通过举办“茶文化节”、“辣椒节”等活动宣传“龙脊四宝”：龙脊茶叶、龙脊辣椒、龙脊水酒、龙脊香糯，将地方特产与节庆活动捆绑，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创收的双赢。当地瑶族与壮族民族文化仅是相关活动的点缀和衬托，虽不是直接商品化对象，却恰到好处地融入节庆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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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民族节庆活动的平台效应助力旅游扶贫，其运作机制可以简单概括为：民族节庆旅游活动处于旅游扶贫利益链条的前端，其目的在于提升地方吸引力和增加人气，并为处于链条核心位置的特产、物化的文化产品、服务等可资利用的地方资源发挥宣传和推广作用，产品带动整个产品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和工作人员，惠及面广，而这一利益链条的末端是参与生产(制作)和销售这些产品的地方社区居民和村落村民，他们属于节庆旅游平台联动效应中的重要一环，虽尚未直接参与节庆旅游，但却是旅游扶贫利益链条的直接受益者。创新观念，从切实关心旅游地居民和村落村民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理解民族节庆 图1. 民族节庆旅游对于旅游扶贫的平台效应 旅游的作用，“平台效应”的定位具有传统节庆旅游开发模式难以企及的巨大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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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社交焦虑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量表对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论：社交焦虑和社会支持都可以显著地预测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与社交焦虑和社会支持有较强的相关，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减少社交焦虑和增加社会支持来提高患者的创伤后成长。 关键词 :创伤后成长，社交焦虑，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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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癌症是至今仍未被医学攻克的重大疾病，严重威胁了人类的身心健康，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均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根据WHO2014世界癌症报告，到2035年全球癌症患者将增长到2400万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我国癌症发病的严峻形势亦不容忽视。2013年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原因排名第一位的是肺癌。癌症作为死亡原因排名前五位的为，男性：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女性：肺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曾倩，崔芳芳，宇传华，张干深，2016)。伴随着身体的痛苦，癌症患者还会经受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等心理障碍的折磨。这些都会使患者生命意义丧失、自尊水平下降，引发社交焦虑，严重影响了家庭生活及患者本人的病情改善。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到创伤性事件除了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还会创造出积极的心理变化。1996年Tedeschi和Calhoun首次提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指个体与具有创伤性的负面生活事件和情境进行抗争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它不是由创伤事件本身引起，而是通过个体在与创伤事件的抗争中产生的(Tedeschi & Calhoun， 1996)。创伤性事件的类型很广泛，主要有重大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暴力事件、心脑血管等突发疾病、艾滋病、瘫痪，截肢等伤害、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战争、失去亲人等突发性、灾难性事件。癌症引发的创伤后成长与其他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相比，有其独特的特性。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与创伤后成长。研究显示，癌症患者在初次得知自己病情后，除了负面的心理压力外，在治疗过程中还会出现积极正向的心理变化。有研究表明创伤后成长可以通过缓冲创伤性压力对精神健康起到保护作用，并促进使用创伤后成长作为心理资源来缓解癌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Li， Miao， Gan， Zhang， & Cheng， 2015)。因此，更好的理解创伤后成长的概念，积极发现和挖掘患者的正向成长，对提高癌症患者生命质量和健康恢复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概念最早来自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等学科先后涉入。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呈显著正相关，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发现。Dekel (2007)提出社会支持(如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够增强创伤后成长。Howard的研究中发现，父母在压力中给予更多的支持，可以增加青少年的心理成长(Howard Sharp et al.， 2016)。在癌症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对促进积极应对创伤非常重要(Nenova， Duhamel， Zemon， Rini， & Redd， 2013)，尤其是配偶和家人的支持对病人发展合适的应对策略有重要作用(Zwahlen， Hagenbuch， Carley， Jenewein， & Buchi， 2010)。与家人、朋友等坦率的讨论他们内心的恐惧和担忧有助于癌症患者增强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创伤的理解，有助于患者的个人成长和积极的去面对患病后的生活(Zebrack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癌症患者社交焦虑、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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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程序 遵循自愿、保密原则，用匿名方式在辽宁省大连市的两所医院以及河北省唐山市的医院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90份，收回问卷88份，剔除无效数据后，得到有效问卷81份，问卷有效率为90%。其中肺癌22人，肝癌19人，结肠癌9人，乳腺癌8人，胃癌3人，胰腺癌4人，直肠癌2人，卵巢癌3人，宫颈癌2人，子宫内膜癌1人，甲状腺癌4人，前列腺癌3人，淋巴癌1人。所研究对象符合：① 经临床检查确认为癌症的患者；② 本人了解病情，并自愿填写问卷；③ 语言沟通无障碍且意识清楚。同时排除：① 意识模糊及临终患者；② 无法理解问卷中问题的患者；③ 有精神疾病或有严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2.2. 研究工具 社交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由Leary在1983年编制(Leary， 1983)，共有15道自陈题项，用来评价个体的主观焦虑感受，采用5级评分制：1表示与我一点儿也不相符；2表示与我有一点儿相符；3表示与我中等程度相符；4表示与我非常相符；5表示与我极度相符。其中3、6、10、15四道题需要反向计分，此量表最低总分为15分，最高为75分，量表总分得分高的个体，其社交焦虑水平也越显著。此量表Cronbach’s a系数大于0.87，其重测信度为0.78，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此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和良好的结构。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肖水源编制(肖水源，1999)。该量表共有3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包括10个问题，其中主观支持(1，3，4，5题)指个体主观感受体验到的支持，是与理解、尊重、支持相关的情感体验；客观支持(2，6，7题)指实际方面的支持，包括物质的帮助和团体关系的参与等；对支持的利用度(8，9，10题)指个体对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的利用程度。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该量表由Tedeschi和Calhoun 1995年编制(Tedeschi & Calhoun， 1996)，包含21个题目，五个维度：与他人关系(Relating to Other)、新的可能性(New Possibilities)、个人力量(Personal Strength)、精神变化(Spiritual Change)和对生活的欣赏(Appreciation of Life)。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从“创伤后完全没有经历这种改变(I did not experience this change as a result of my crisis)”到“创伤后这种改变非常多(I experienced this change to a very great degree as a result of my crisis)”依次计0~5分，总分0~105分，分值越高表明创伤后成长越多。原始问卷的总Cronbach’s a系数为0.90，各维度a系数为0.67~0.85。 2.3. 统计方法 整理回收问卷并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录入。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运用描述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变量间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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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癌症患者的总体概况 癌症患者中男性48人(59.3%)、女性33人(40.7%)；31~50岁8人(9.9%)、51~60岁25人(30.9%)、61~70岁31人(38.2%)、71~90岁17人(21%)；大学28人(34.6%)、初、高中34人(42%)、小学10人(12.3%)、文盲9人(11.1%)；城镇69人(85.2%)、农村12人(14.8%)；医保75人(92.6%)、自费6人(7.4%)。 3.2. 癌症患者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通过t检验和方差分析得出，癌症患者的社交焦虑在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上无显著差异(p > 0.05)；在户籍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患者社交焦虑水平高于城镇患者；在费用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自费患者社交焦虑水平高于医保患者，见表1。 通过t检验和方差分析得出，癌症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在性别和户籍上无显著差异(p > 0.05)；在年龄上除客观支持维度差异不显著外，在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可知，在主观支持维度：31~50岁低于51~60岁(p = 0.026 < 0.05)、51~60岁高于71~90岁(p = 0.012 < 0.05)，在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31~50岁低于51~60岁(p = 0.000 < 0.001)、31~50岁低于61~70岁(p = 0.000 < 0.001)、31~50岁低于71~90岁(p = 0.001 < 0.01)，社会支持总分31~50岁低于51~60岁(p = 0.005 < 0.01)、51~60岁高于71~90岁(p = 0.026 < 0.05)；文化程度在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上无显著差异，在客观支持维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可知，在客观支持维度：大学高于初、高中(p = 0.043 < 0.05)、大学高于小学(p = 0.034 < 0.05)、大学高于文盲(p = 0.019 < 0.05)，社会支持总分：大学高于小学(p = 0.012 < 0.05)；费用来源除客观支持维度无显著差异外，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均存在显著差异，有医保患者高于自费患者，见表2。 通过t检验和方差分析得出，癌症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总分及其各维度在性别和费用来源上无显著差异(p > 0.05)；在年龄和文化程度上除在对生活的欣赏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外，在创伤后成长总分及其他维度上无显著差异(p > 0.05)，经过事后检验可知，对生活的欣赏维度：31~50岁高于71~90岁(p = 0.005 < 0.01)、51~60岁高于71~90岁(p = 0.001 < 0.01)、61~70岁高于71~90岁(p = 0.003 < 0.01)；大学高于小学(p = 0.002 < 0.05)；大学高于文盲(p = 0.002 < 0.05)；在户籍上除对生活的欣赏维度和创伤后成长总分存在显著差异外，在其他维度上无显著差异(p > 0.05)，对生活的欣赏维度城镇高于农村，创伤后成长总分城镇高于农村，见表3。 3.3. 癌症患者社会支持、社交焦虑和创伤后成长的相关分析 用SPSS16.0对社会支持及其维度、社交焦虑和创伤后成长及其维度做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 3.4. 癌症患者社会支持、社交焦虑和创伤后成长的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支持、社交焦虑和创伤后成长三者之间两两显著相关，接下来采用回归分析对三者间关系做进一步研究，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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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癌症患者的创伤后成长与社交焦虑和社会支持有较强的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减少社交焦虑和增加社会支持来提高患者的创伤后成长。 2) 社交焦虑和社会支持都可以显著地预测创伤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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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想象未来对个体的生存具有重要的适应性价值，它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呢？本文首先介绍了人类大脑信息表征的两种编码系统，然后介绍了为情景想象和表象编码的生理基础，最后以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想象未来，表象，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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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想象未来(imagining the future)是一个关注个体内心世界的过程，特别强调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或场景的“模拟”。与其概念相近的术语还有未来事件的情景模拟(episodic simulation of future events)、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未来情景思考(episodic future thinking)、情景预见(episodic foresight)、预先体验(pre-experiencing)等。鉴于其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厘清想象未来能力的信息表征形式及生理基础就显得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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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两种编码系统 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表征信息的？关于心理表征的本质问题，近几十年来在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哲学、神经科学等领域有过激烈的争吵。争议的焦点不是哪一种信息被记忆储存，而是信息如何被储存以及储存的格式。其中，命题表征(Pylyshyn， 1973， 1979)和表象表征(Kosslyn， 1980， 1981)是处于争议核心的两种编码系统。 命题表征认为所有的信息都是以类似于语言的符号储存的，是描述性的。毫无疑问，我们的认知过程有时明显地依赖于语言的命题表征，如语言思维和表达。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心理表征都依赖于命题，信息可以以多种格式进行储存。持表象表征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人类也可以以描绘性的图片格式表征物体的形状、大小、距离等空间信息。经过研究者们的努力，已从认知和神经机制上证明了视觉表象表征的存在。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研究者采用反应时实验范式，开创性地在心理旋转(Shepard & Metzler， 1971)、心理扫描(Kosslyn， 1973)中探讨了视觉表象表征的心理机制。但在表象表征过程中的反应时差异并不能为表象表征的存在提供直接的证据，因为反应时的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需要表征时描绘的空间定位差异，例如，表征一个物体时，并不一定是描绘性的视觉表象，也可以用描述性的命题进行内在表征，表象扫描更大距离的时间效应只不过是更多的命题结构连结之间的过渡。因此，我们在认知活动时好像“看到”心理图景的事实可能只是命题表征的一种附属现象，或者错觉，并不是图像表征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随着神经成像研究的兴起，聚焦于大脑皮层图像结构组织(map-like structures)的定位，直接获得了关于表象表征的神经生理学证据。如初级视觉皮层V1区，研究发现，在真实空间中处于相近位置的输入刺激在V1区的感受野是相近的神经元(见图1)。如果破坏V1区的某局部部分，会导 图1. 大脑对空间信息的描绘表征 致真实空间中相应部分出现盲点(Pearson & Kosslyn， 2015)。而且，当被试在黑暗中或闭着眼睛想象某真实情景时，V1区也会被激活(Albers， Kok， Toni， Dijkerman， & de Lange， 2013)。更进一步地，研究者根据V1区的活动模式，可以“读出”或“重编码”心眼“看到”的视觉表象(Harrison & Tong， 2009; Naselaris， Olman， Stansbury， Ugurbil， & Gallant， 2015)。因此，来自行为和神经映像学的研究结果基本确认，视觉表象是人类重要的一种信息表征方式。而且相对于命题表征，视觉表象在视觉信息的表征上具有功能上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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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未来情景想象的表象编码及神经基础 3.1. 表象编码的神经基础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在大脑的高水平视觉区域存在着解剖结构上相分离和区别的两条通路，即腹侧通路(ventral pathway)和背侧通路(dorsal pathway)，其中，腹侧通路从枕叶向下延伸至颞叶下部，加工客体或场景的视觉图像外观，如形状、颜色、亮度、质地和大小，而背侧通路则从枕叶向上延伸至顶叶后部，加工客体位置、运动、客体间的空间关系及其转换，以及其它的一些空间属性加工(Blazhenkova & Kozhevnikov， 2009)。相应地，腹侧通路也可被称为客体通路(object pathway)或枕–颞通路(occipitotemporal pathway)，是图像表象的生理基础；背侧通路又被称为空间通路(spatial pathway)或枕–顶通路(occipitoparietal pathway)，是图式表象的生理基础。 Levine等人(Levine， Warach， & Farah， 1985)通过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为不同视觉表象与大脑不同区域的激活关系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颞叶损伤影响人们对视觉客体及其相关属性的表象加工，但不影响空间表象任务成绩，而顶叶后部的损伤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Uhl等人(Uhl， Goldenberg， Lang， & Lindinger， 1990)的研究则为这一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他们在研究中让被试对地图上的一条路线进行视觉化(这条路线是他们先前在实验中记忆过的)，结果发现他们的顶叶被激活，而当他们对面部或颜色进行视觉化时，颞叶被激活。 此外，对具有不同视觉能力的被试的研究也表明，高空间视觉加工能力与有效地使用背侧通路的空间加工资源相关，尤其是右顶叶皮层(Lamm， Bauer， Vitouch， & Gstättner， 1999)，而高客体视觉加工能力则与有效地使用腹侧通路的客体加工资源相联系，尤其是侧枕叶复合区域(Motes， Malach， & Kozhevnikov， 2008)。Farah等人通过对两位脑损伤患者的调查，发现涉及空间位置判断的想象任务由大脑皮质的顶叶区来执行，而涉及视觉细节的想象任务则由大脑皮质的颞叶区来执行(Farah， Hammond， Lewvine， & Calvanio， 1988)。 3.2. 想象未来的神经基础 Schacter和Addis (2007)提出的“建设性情景模拟假设”(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hypothesis)认为想象未来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情景信息，通过自我参照加工和视觉想象预先体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它不是对过去事件的简单重复，而是灵活地提取和再整合过去信息，形成连贯的新的未来事件。该理论并不强调时间因素在想象未来中的作用。而“场景构建”则认为在心理上把一系列单个元素(如视觉、听觉、味觉、人、物、地点等信息)重组成复杂和连贯的场景或事件，它比简单的视觉想象更复杂(Hassabis & Maguire， 2007)。 构建心理场景需要个体提取情景记忆，而这一过程需要与记忆、空间信息加工紧密相关的脑区的参与，包括海马、海马旁回、压后皮层、后部顶下小叶等。脑损伤的证据表明，这些脑区受损会严重影响个体想象未来的能力，其中海马旁回的损伤会导致空间和场景识别能力大大受损(Andrews-Hanna， Smallwood， & Spreng， 2014)。无论是想象新异场景、回忆已构建的场景还是回忆过去真实的情景记忆，海马、海马旁回等区域有一致的激活(Hassabis & Maguire， 2007)。 构建心理场景离不开一定的空间环境，而空间距离的远近会影响想象未来的行为学指标和神经活动。想象远距离的未来事件是抽象的、概括的、去情境化的表征，反映着事物的本质特征，是一种高水平建构；而想象近距离的未来事件是具体的、情境化的表征，反映着事物的次要特征，是一种低水平建构(近距离：如即将到来的周末；远距离：如1年后)。研究表明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产生未来事件的频率降低，而且想象的内容更不生动，包含更少的情景细节。与远距离的空间环境相比，近距离空间环境下发生的未来事件更生动，包含更多细节内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压后皮层也有更大程度的激活(Tamir & Mitchel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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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展望 4.1. 视觉表象表征能力与想象未来的关系 人的表象编码能力是有个体差异的，典型地表现为男性在视觉空间能力评估上的得分要高于女性，而女性在视觉客体能力评估上的得分则要高于男性，视觉能力上的性别差异在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发现(Blazhenkova & Kozhevnikov， 2009)。例如，男性在各种空间定向和心理旋转任务中的成绩要比女性好(Collins & Kimura， 1997)，而女性在表象生动性问卷上的得分则要比男性高(Campos & Suerio， 1993)。此外，Paivio和Clark (1991)的研究还表明，男性能比女性更有效地产生动态表象，但女性则更能有效地比男性产生静态表象。而且，表象编码能力的发展具有年龄差异。儿童的视觉空间表象达到成人水平的时间比视觉客体表象更早(Van Leijenhorst， Crone， & Van der Molen， 2007)，一般在14~17岁之间便达到峰值，之后便出现缓慢下降，而视觉客体表象能力在儿童期也随着年龄而增加，但到成人期后并不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甚至还会随着年龄而增加。 未来情景想象的编码是否与视觉表象表征能力一样，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想象未来的能力是否也会出现规律性的变化？视觉空间表象与视觉客体表象与想象未来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的探讨。 4.2. 想象未来能力的测量 想象未来是人类的一项高级认知能力，是可以测量的。目前研究者已开发出“未来情景量表”(Østby et al.， 2012)和“想象策略问卷”(Andrews-Hanna et al.， 2010)来考察想象未来的具体内容及想象策略。但还缺乏标准化的想象未来问卷，已成为制约想象未来研究的瓶颈。走向未来，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编制标准化的想象未来问卷，以及以它为核心编制洞察各行各业未来发展的考察工具，将使想象未来研究在实践应用得到有效的拓展。 4.3. 想象未来在各行业的应用前景 积极想象未来，有助于增加个体及时调整计划，提高问题解决能力，调节情绪，增加自我认同感，促进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等。但过分消极和不合理的想象未来则可能导致个体焦虑，出现适应困难，甚至产生自杀行为。一些研究发现抑郁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表现出想象未来的功能异常(Washington et al.， 2014)。对想象未来的深入了解将有利于全面提升个人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 因此，有关想象未来的心理模拟能力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如问题解决、情绪调节、临床心理治疗、个人生涯规划等。让个体重新建立对未来积极的认知，在这个充满竞争、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可以有效地减少消极行为(如自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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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想象未来是人类的核心认知能力。想象未来时的心理场景构建与视觉表象编码都会激活视觉-空间的神经回路，视觉表象是想象未来的重要编码方式。基于想象未来的表象编码特性，未来视觉表象表征能力与想象未来的关系、想象未来能力的测量等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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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因学是近年的研究焦点，早期亲子关系是其中一个方面，文章从早期父母教养方式和亲子依恋两个角度来分析亲子关系和边缘型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发现早期的不良教养方式和不安全型亲子依恋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风险因素，最后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 :边缘型人格障碍，早期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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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简称BPD)是以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的功能失调、同一性混乱、并伴随有自伤及自杀行为等一系列症状为特点的人格障碍的一种亚型(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我国现行的CCMD-3中没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独立诊断标准，但在西方这是一种常见且诊断率较高的人格障碍。据国外研究数据显示，边缘型人格障碍病患占所有精神科门诊病人的10%，住院病人的20%，在家里服用药物的6%，普通人群患病率的1.6%~5.9%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国内虽未对BPD患病率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统计，但从近几年已有文献中研究者对普通人群(大学生为主)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具有边缘型人格倾向的个体不在少数(余展，李江雪，2007；彭咏梅，陈哲，蔡蓉，周世杰，2011；杨曙民，李建秀，李素敏，2015)，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早期风险因素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因学探讨重点，本文则从早期亲子关系这一角度来对以往研究进行回顾。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种关系，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孟育群，1998)。亲子关系是儿童早期所接触到的最首要的社会关系，也是个体在今后的发展中进一步去构建社会关系参照的模型，它对于个体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本研究分别从父母教养方式和亲子依恋两个方面来探讨亲子关系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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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父母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相关研究 教养方式是父母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对孩子表现出来的态度，这一系列的态度方式会营造出一种情感氛围，父母的教养方式则通过这种情感氛围来表现并达到影响孩子的效果，且这种养育方式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Darling & Steinberg， 1993)。边缘型人格障碍病因的心理动力学理论解释之一即由Adler和Buie (1979)提出的：边缘型个体的母亲在早期抚养上表现出非一致性，通常表现为对孩子的需要不够敏感以及不具有同理心，这导致孩子无法在今后发展出稳定的客体一致性。 父母教养方式和边缘型人格障碍关系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障碍显著相关，且教养方式可显著预测边缘型人格障碍。Nickell等人(2002)抽取5000名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教养方式、依恋和边缘型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边缘型人格特征和父、母的关心、过度保护以及鼓励有着密切的关联，母亲的关心照顾、过度保护则对边缘型人格特征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作用。国内也有研究(余展，李江雪，2007；刘文俐等，2011)指出对大学生抽样调查中发现BPD高分组和低分组在父母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高分组被试感受到的早期父母教养方式以拒绝否认居多，低分组则温暖关怀较多。 在比较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其他人格障碍患者和不符合轴II诊断标准对照组的父母养育方式特征的研究中(Huang et al.， 2014)发现，相对另外两组，BPD组报告出养育方式多以缺乏情感温暖，惩罚，拒绝控制为特征，并且父亲惩罚和母亲缺乏情感关怀可显著预测BPD的诊断，这与杨灿及施琪嘉(2006)和阮娟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他们的研究中也都采用了BPD组和对照组。Sayaka Machizawa-Summers (2007)对日本某医院门诊女病患进行研究发现，BPD组和对照组在父亲和母亲关心和过度保护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只有父亲的过度保护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有预测作用，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被试都为女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传统角色分工导致父亲只能扮演具有权威性和控制力的一方，阻碍了他们对孩子表现出关爱和细心照料，这与西方的传统是不一致的，权威性的父母在东方较为容易接受。 对于父母养育方式的研究多采用回顾性的自我报告法，让个体回溯所能感知到的童年期父母对自己的养育方式，少数几项研究是直接对父母进行评估的。较早的一项研究中(Golomb et al.， 1994)对患有和未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青少年的母亲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不出意料，边缘型个体的母亲对孩子缺乏关爱，时常无暇顾及孩子正常成长中的需求或者直接采取过度控制的手段，并且以自我为中心，阻碍孩子个体化和自主性的发展。Schuppert等人(2012)则同时调查了具有边缘型人格特征的青少年个体和他们的母亲，并设有健康控制组，结果发现边缘型人格特征的青少年报告出母亲对他们的照顾缺乏情感温暖，对他们的态度多为拒绝，从母亲的报告中可得知边缘型人格特征组的母亲有着大于健康组母亲的养育压力，且该类母亲自身多伴有焦虑抑郁症状或具有C群人格特征(焦虑，害怕)，这导致她们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以过度保护为主，在这种抚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更易患边缘型人格障碍。 综合以上的研究，基本可以得出父母的情感温暖和关心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保护因素，相反地，父母的过度保护和惩罚则是该人格障碍的风险因素，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对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早期干预具有启示意义，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尤其是生命的早期，应尽可能地给予充足的情感关怀和悉心照料，要同时顾及到孩子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一切。父母和孩子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孩子形成边缘型人格，反过来边缘型人格个体的所作所为会让父母以更加强势的态度和更加专制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考虑到这一关系，抚养者更应注意自己对待孩子的方法和态度，避免为边缘型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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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早期亲子依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相关研究 亲子依恋是指婴儿与照顾者(父母)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Bowlby (1969， 1977)的依恋理论为理解边缘型人格障碍中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失调提供了一个发展性的视角和组织性的理论框架。他还提出“内部加工模型”，该模型被认为是可以组织人格的发展并对将来的人际关系进行引导和塑形，同时它也可以对多种形式的情绪困扰、人格障碍的产生进行解释，包括意想不到的分离和丧失带来的焦虑、抑郁和情感破裂。在Bowlby依恋理论的基础之上，Ainsworth等人(1979)建立了一个“陌生情境”的实验程序，该设计是用来评估婴儿依恋的质量和结构以及他在不断增加的环境压力情境中的探索行为，这个实验程序是由一系列婴儿—照料者的分离和重聚、婴儿所表现出的外显行为所构成的，基于此项研究Ainsworth等人确立了亲子依恋的三种存在差异的风格：安全型，回避型，焦虑—矛盾型。 国内一项研究指出，大学生群体中检验出具有人格障碍倾向的个体往往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依恋焦虑和回避的经历，未检出组则较少有此类经历(黄上上，安静，2015)。Nickell等人(2002)的大学生样本研究中也发现安全依恋和BPD症状显著负相关，焦虑和回避型依恋和BPD症状显著正相关，并且这三种类型的依恋都可以显著预测BPD症状，因此研究者们将依恋类型考虑进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因学模型中。 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断标准之一是他们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来避免真实或想象的被抛弃，这与他们早年和父母分离的经历相关，长时间和高频率的亲子分离会导致婴幼儿无法和父母建立起安全依恋，为了进一步验证早期亲子依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设计了两项重要的纵向研究。Carlson等人(2009)认为早期混乱型和不安全型依恋关系不利于个体的发展且与之后的人格障碍密切相关，因为个体被限制了有效的表达、陈述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这会导致破裂和非整合的自我，随后他们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从个体出生到26岁不间断地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症状与早期童年经历包括混乱型依恋、虐待、母亲敌意、家庭破裂等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Lyonsruth等人(2013)选择了56个低收入家庭并对其亲子关系进行纵向研究，通过陌生情境范式和摄像记录来评估孩子们的表现，研究者们发现陌生情境中母亲的离开或是在一起时缺乏互动和积极关注可有效预测青少年期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和自伤及自杀行为 ，由此可知早期与母亲(照料者)安全依恋关系的建立可预防青少年期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出现。 国内的一些研究则对边缘型人格特征的个体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做了一个更细致的划分，将父母依恋分为：父/母缺失、父/母拒绝、父/母角色倒置、父/母消极纠缠、对父/母愤怒、对父/母理想化及对父母影响的消极评价几个方面，这是青少年基于童年依恋经历的事实而做出的评价。彭咏梅等人(2011)在研究中指出，B群人格障碍中的边缘型与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显著相关，亲子依恋不仅对边缘型人格障碍倾向起直接预测作用，还在童年期虐待和B群人格障碍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杨红君等(2008)的研究也曾指出这一点，他们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与父/母依恋各项因子均显著相关，除了对父/母理想化和对父母消极评价。刘文俐等人(2011)的研究中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阳性组和阴性组在父母依恋的各个因子(父亲角色倒置除外)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阳性组所表现出的边缘型症状也与以上这些因子显著相关，进一步确认了亲子依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密切相关。 综合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笔者认为早期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关系可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发展，安全依恋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保护因素，而回避型和焦虑型依恋则是该人格障碍的风险因素，尤其是与母亲之间的安全依恋相对于和父亲的依恋关系而言在个体的发展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早期依恋的发展过程中母亲对孩子的积极关注有利于促进亲子之间的良好互动，并且可以培养个体的探索性行为，能让个体对自我、他人、外界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安全依恋的建立为个体今后的人际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并且能够让个体在面临压力环境时可以采取合适的应对策略，亲子之间的相互信任同时也可以使个体避免遭受到其他危险因素的侵害。因此，在生命的早期照料者应给予婴儿充足的安全感，为个体今后的良好发展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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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早期亲子关系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关系研究的趋势 4.1. 以往研究的不足 笔者在对近年来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有关文献进行整理归纳时发现早期亲子关系被作为风险因素之一的研究较为充足，但也发现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取样方面存在的问题。临床样本量偏小，且多以女性为主，关于这一点有研究者认为女性也是BPD的风险因素之一(Huang et al.， 2014)。研究对象均为边缘型人格障碍个体，对其父母进行调查的研究很少，针对其父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第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已有的研究基本以问卷调查和访谈法为主，方法简单，信效度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对教养方式的研究基本上采用回顾性的方法，让青少年或成年被试去回忆童年期的教养方式，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信息偏差的问题。另外，追踪研究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较为缺乏。 第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单一的某一因素直接造成的，风险因素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有研究发现早期风险因素和边缘型人格障碍之间存在有中介变量(凌辉，钱铭怡，阳子光，2013)，但大量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一个方面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理学因素进行探讨，这是以后的研究需要去改进的。 4.2. 研究趋势 首先，扩大取样群体的范围，以检验现有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改变以往以临床、大学生、女性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趋势，扩充关于社区人群和男性群体的研究。 其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有研究者指出将三种依恋量表中的因子同时纳入回归分析之中，其对于人格障碍总变异的解释度要高于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杨红君等，2008)，鉴于此，笔者建议可根据研究的需要同时采纳多种测量工具。追踪研究有助于确定亲子关系的作用机制以及鉴别在发展过程中其他影响因素；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则可以检验西方背景下的研究结论是否也适用于东方。今后的研究如能从这些方面去改进，那将更具价值和意义。 最后，探究其他因素的影响。遗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了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形成(王兰兰等，2012)，而认知因素也发挥着中介作用(凌辉，钱铭怡，阳子光，2013)。边缘型人格障碍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产物，当我们在探寻其危险因素的同时也可研究在其中起缓解作用的保护因素。Werner和Smith (1992)曾在研究中指出心理弹性可以显著地缓解危险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那么心理弹性是否也可以缓解早期不良的亲子关系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呢？未来研究可对此进行检验并将多种因素(如心理社会因素、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及神经生化因素等)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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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发回重审后又进入二审程序的，原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回避的限制。该规定从立法现状和回避制度理论来看于合法性和合理性上都存在缺失。现实中，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可能因此受损，在实务中也将引发重审合议庭独立性受影响、当事人利用制度漏洞的危害。通过试图探究该规定的立法原因，得出结论认为这与对重审后又上诉原二审合议庭人员不回避将影响审判中立的认识具有密切联系，也与二审法院改革二审审判组织方式息息相关。当前应通过适当形式完善法律规定，将回避制度正确贯彻，并注意二审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与防范。 关键词 :回避，重审后又上诉，原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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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立法现状 重审后又上诉原二审合议庭人员不必回避——这一规定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诉法司法解释中，由于该表述与理论上“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原理冲突，不禁引起笔者怀疑该条规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否存在问题。故以基本法为主、司法解释及法院相关规定为辅，并以时间为线索，对我国回避制度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可见主要体现于以下法律内容中。 1) 《民事诉讼法》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颁布，其中对于发回重审后又二审程序时的合议庭是否适用回避制度并没有特别规定，只是在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了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以及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对于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2)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回避规定》中于第三条对回避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发回重审后又进入二审程序，原二审合议庭人员却不适用回避的规定最早见于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三条：“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但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 紧接着，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刑诉解释》第二十五条，其中规定了：“参与过本案侦查、审查起诉工作的侦查、检察人员，调至人民法院工作的，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在一个是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审判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但是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在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或者死刑复核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本款规定的限制。” 而后同样的规定再现于2015年《民诉解释》第四十五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3) 合法性缺失——司法解释越权立法 根据以上对于法律规定的简单梳理，可见发回重审后又进入二审程序时的回避问题民诉法和刑诉法其实都没有进行特别规定，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一情形下不受回避限制的例外规定突破了法律解释的权限。《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两种情况下需要运用法律解释：一是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的；一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规定的。重审后再次进入二审是自从审级制度存在以来就一直出现的现实情况，不能属于新情况；法律对回避内容的规定也并不模糊、制度目的也较为明确，无需进一步规定。因此，法律解释机关违背制度目的，以例外方式设定新内容，存在越权立法的问题。应当认识到法无规定即禁止，其并不具有突破民事诉讼法进行立法的权力。 4) 合理性缺失——与回避制度目的相悖 回避制度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古罗马的“自然正义”理念 [ 1 ] ，该理念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法官应听取双方的陈述。”两方面要求都是为了保证案件当事人有机会伸张“看得见的正义”。后来随着对正义理念认识的逐渐发展，人们认为正义的内涵不仅包括实体正义，也应涵盖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指向案件裁判结果的实体公正，体现在法官或陪审团审判后形成的裁判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程序正义却被称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是力图通过完善的程序规则以给当事人伸张的机会，其基本要求就是裁判者具有中立性。回避制度的本质目的就是通过赋予当事人申请权以回避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因素，即那些不能中立、内心存私、带有倾向性观点的裁判者。 基于回避制度的本质目的是为保护裁判者的中立性，回避的理由主要包括：“(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近亲属的；(2)本人或他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5)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请客送礼，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6)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7)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等等。”其中对于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需要回避，主要是考虑到审判人员在审判程序中接触到案件实体内容后，往往已经形成内心偏见，且此种偏见几乎难以消除。如果再次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该审判人员的中立性将会受到严重质疑，因为保证中立性的条件之一即是案件的审判人员在审判程序前应对案情呈内心空白的状态。 因此，在其他程序参与过该案审判的审判人员应当回避是大多数国家地区都规定了的回避情形之一。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83条及其之后几条，明确了曾经在一个审级参与了被声明不服的裁判的工作——当事人提起上诉并不是希望同一个法官又参与裁判，应予回避 [ 2 ]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341条对法官的回避规定的法定事由，其中也包括“如法官在此前曾作为法官或仲裁人受理过本案，或者在此前已为一方当事人提供过咨询”；《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中“法官曾参与该案件的仲裁裁决，或者曾参与被声明不服的前审裁判” [ 3 ] 。文章认为，日本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措辞内涵有待商榷，由于二审发回重审的裁定实际上没有直接收到当事人不服的声明，其再次上诉针对的乃是重审判决，但不能因此陈述就认为重审后再次上诉原合议庭成员不必回避，因为发回重审的程序也是一个完整的程序，法官在裁定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难以改变的观点，再次由其审理不利于对事实证据从换位思考的角度客观判断。只要法官曾经参与了国家意思的形成过程，以日本民诉法的术语来讲即属于与前审有关联应当除斥。二审发回重审的裁定是体现国家意思的文书，应当予以回避。从这一回避理由设置的真正目的出发，才能妥当对其适用，以落实程序正义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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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现实问题 2010年7月6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甲地的分公司处投保了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项目为建筑工程，特种危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约定保险期间自2010年5月27日至2013年11月26日，建筑期限自2010年5月27日至2011年11月27日。2012年4月29日该房地产开发商投保的某居住商业施工项目中的24号楼发生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排除开发商放火嫌疑，排除电器火灾的可能；不排除外来火源，不排除遗留火种。发生此次事故后，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出具理赔通知单，核定：此次事故出现原因为火灾，出险时间为2012年4月29日，本保单建筑期已于2011年11月27日终止，故火灾事故出险时间不在建筑期内，不属于保险责任，拒绝赔付。遂房地产公司起诉至沈阳市某基层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2010年5月27日至2013年11月26日，但不能忽略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中关于建筑期保险期间的约定，而火灾事故出险时间不在建筑期内，故不在建筑险范围内，特种危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没有证据支持，判决原告败诉。宣判后，该房地产开发公司提出上诉，以火灾事故发生于保险合同期间内为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在裁定意见中写道：建议原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是否提供证据证明对建筑期外不承担保险责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 重审法院重审后认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建筑一切险以及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合同真实有效，然而对于其中“建筑保险期间范围”被告未尽到向原告明确说明与提示的义务，即使按照行业惯例对合同中规定了建筑期间即应为建筑险的保险期间，也不能在此作当然解释。对此判决结果，保险公司提起上诉，认为根据行业惯例，其并不负有此种提示义务，保险合同已经将各种保险范围的保险期间约定的十分明确。然而再次进入二审程序，发现仍然由原二审合议庭人员受理了本案并维持了重审判决，最终保险公司败诉。 本案中，暂不论实体法问题上孰对孰错，仅从程序法角度出发——第一次二审中被告对合议庭处理意见感到不合理时，被告对负责其案件的二审合议庭中审判员的能力和公正性就产生了怀疑心理，然而发回重审后再次进入二审程序，发现自己的案件仍然回到了原二审合议庭审判员的手中。被告认为已经审判过其案件的合议庭人员很可能内心已形成偏见，将影响审判的中立性，希望通过申请回避重新组成合议庭，使自己的案件在第二次二审的过程中得到公正审理，却发现当前司法解释竟然使这种情形合法化了——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5条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于是，被告求助无门，对审判结果再次感到失望，同时对法院审判组织的信任感也大打折扣。“勿以恶小而为之”，该规定引起的现实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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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践危害 发回重审后又进入二审程序原合议庭人员却不适用回避不，存在的危害不知作用在当事人的心理层面，进入二审后案卷已经向所有合议庭人员开放，原二审合议庭人员均有可能已经对案情形成内心偏见。在此情形下，文章试图通过比较发回重审后又进入二审程序是否回到同一合议庭两种模式的实务运作，以探究原二审合议庭人员不予回避带来的不当影响。 原二审合议庭是否回避两种模式，如表1所示。 1) 当事人程序利益受损 以上文案例为例，二审合议庭法官B认为事实争点应围绕保险公司对建筑险期间是否尽到提示义务，已经与原审法院A查明认定的事故是否落在保险期间的事实争点相背，如果重审法院C经审理认为二审 Table 1 Two modes in the cases where the original second trial panel avoids or no 程序 一审 二审 重审一审 重审后又进入二审 模式一 A B C D 模式二 A B C B 表1. 原二审合议庭是否回避两种模式 A、B、C、D指合议庭或审判人员。 法院B的建议并不合理，仍然坚持原审法院A所认定的争点，那么重审后再进入二审程序如果另组合议庭D受理，存在两种可能的处理结果。一种是支持重审合议庭C的判决结果的，另一种是可能推翻C的结果。但若回到出具原二审建议的原合议庭B，由于主观偏见都带有顽固性，在这种情况下B更是极少可能承认自己原来的二审意见存在失误，因此C作出的与其预期不同的重审判决极有可能无法得到理性审视。此时第二次二审的正当程序利益对于败诉一方当事人来说已然被剥夺。 2) 重审一审合议庭评议的影响 根据以上论述，在第二种模式下，重审合议庭C可能做出两种结果。其一，未遵循B的发回意见，作出了和原审A相同的判决结果，当事人再次进入原二审合议庭B的手中，B极有可能根据自身意见直接改判；其二，假设重审合议庭C作出了符合B偏见的判决结果，B极大可能维持其判决。存在这样潜在预期的结果，不仅会给重审合议庭C造成极大压力，也很可能导致原二审合议庭B的偏见直接施加于判决结果。重审合议庭C基于上下级压力很可能不再进行独立判断，而是直接作出符合B期望的结果。 当前实务中，中级法院普遍的说法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领”，重审后的上诉案件普遍都再次回到原合议庭的手中，那么知悉此运作方式的重审合议庭很可能在重审时直接按照二审意见判决，不仅侵犯当事人的审级利益，而且这种潜在造成的重审合议庭丧失独立性的审判与推行的审判独立制改革宗旨相悖，严重侵害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 3) 一方当事人不当利用的机会 如以上分析所述，如果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二审后了解了某合议庭或合议庭中审判人员对己方主张抱有利偏见，这一回避漏洞会刺激一方当事人主动寻求案件重回合议庭B的机会。在这种利益驱使下，可能刺激产生许多相关的违法行为。对于回避制度，“利害关系”的认定本就存在很大困难，合议庭人员的信息披露机制也尚不健全，如果连这种“看得见”的对于审理过自己案件的法官申请回避的理由都得不到保护，必然增加当事人利用制度漏洞的恶劣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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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立法原因 为了寻求对这一规定的设定初衷到底为何，文章找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对于本条给出的解释，该解释中提到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案件和发回重审一审的合议庭另行组成均作出了要求，但对于发回重审案件再上诉时的第二审程序，并无要求，故在本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不受回避限制。“因为发回重审案件后的案件审理与原来案件的审理并非原审法院同一合议庭人员审理，该案件又上诉后再由原来的二审合议庭人员继续审理也并无不妥，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 4 ] 这一解释却并没有揭示出该款规定的初衷为何，同时也严重违反了司法解释的立法权限设定。那么，是否可能存在其他合理的解释观点？ 1) 发回重审原二审合议庭没有接触实体问题 实务中，大量发回重审的案件是因为存在程序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给出的解释，似乎原合议庭人员不必回避的这一例外是基于其没有接触到实体问题的考虑。 原二审合议庭发回重审既有可能仅因程序重大违法，又有可能因事实不清。因程序严重违法发回重审，合议庭有可能仅对程序证据进行了调查。但因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原二审合议庭对事实问题显然已经有所接触，内心偏见的形成难以避免，故考虑到中立性受影响不宜再次参与案件其他程序的审判。但是，进入二审后全部案卷已经对二审合议庭人员开放，不论是因何种缘由发回重审，合议庭人员都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到整个案卷内容，并且对案情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内心偏见。以何种标准判断二审合议庭审判人员内心是否已受“污染”都是模糊并徒劳的，无从查考，因此应当全部实行回避，不得在重审后又上诉时再次担任该案件的审判人员。 2) 二审法院法官素质较高 古罗马法早已记载道人性是不可信任的，故而需要法律。即使在法官地位已经足够高，可以得到大多数群众信任的情况下，也必须承认法官也是凡人，会受到感性的影响。况且情理法本就难以划分清晰的界限，一些不公正的偏见在形成后也不易被他人察觉。因此无论何时程序法的存在都是被需要的，它应当起到最基本的保护当事人得到公正判决结果的第一层堡垒作用。又何况我国当前法官水平不一，法学教育不甚完善，各项匹配制度仍于筹措与试验当中。法官水平高低的偶然性如此之大，不可妄言其素质较高或受过专业训练而免于回避。 3) 出于司法资源利用的考量 二审法院的法官人数与受理的二审案件数量相比呈弱势，现实中常见的是一个中级法院对于某一领域的法官人数组成一个小组，只要有这一领域的案件上来，就由小组共同讨论，再由其中三人组成合议庭给出最后的文书。这就导致合议庭人员即使回避，结果也仍然以小组共同的讨论结果为准，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没有胜算的可能。这种为了最大化利用司法资源的做法的正确性值得怀疑。司法制度的设置过程中，本来就存在各种价值取向的平衡与取舍。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我们在平衡取舍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司法公正可能因此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不应舍弃司法的本质目的——司法公正而盲目追逐诉讼效率。 同时，笔者也发现，实务中一些情况下审判小组经由共同讨论得出处理意见，在发回重审的意见中显示出二审法院已经对该案实体问题形成了明确的答案，似无必要再以事实未查清为由发回重审，既增加原审法院的负担，又增加当事人结案的成本。应当直接改判的不直接改判还要发回重审，可见这种审理方式存在极大的弊端，于各方面考量都不能得到正当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