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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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稀土资源，占世界总储量的38%，并且承担了世界86.1%的市场供应，有力地促进了稀土资源支撑的高技术行业发展 [ 1 ] [ 2 ]。目前进一步开发并充分利用稀土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其中稀土离子激活的高效白光LED荧光材料的研究与开发正受到全球科学家的高度关注 [ 3 ] [ 4 ]。 白光LED作为一种新型照明光源，具有体积小、发光效率高、绿色环保等优点。目前产生白光LED的组合方式主要有如下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蓝色芯片与发黄光的荧光粉组合产生白光，但是最终形成的白光因缺少了红光，导致显色效果受到影响，因而阻碍了它的推广应用；另一种是最近发展起来的用近紫外光激发的稀土掺杂的三基色荧光粉(红、绿、蓝)而得到白光，其显色效果得到明显改善。荧光粉与LED芯片组合发出白光的结构如图1所示 [ 5 ]。 稀土元素铕掺杂的无机红色荧光材料具有优良的发光特性和发光效率，是实现白光LED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6 ] [ 7 ]。因此，开发新型红色荧光材料成为众多科研工作者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分析了掺铕红色荧光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各自特点，并根据所采用的基质材料及制备方法的不同，对铕掺杂激活荧光材料的荧光机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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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不同基质红色荧光材料 3.1. 氧化物体系 3.1.1. 稀土金属氧化物 Eu 3+ 激活的稀土氧化物发展比较成熟，常见的基质材料有Y 2 O 3 、Gd 2 O 3 、Y 2 O 2 S等。纳米氧化物结构中的Eu 3+ 离子因其宽的直接能带隙、大的激子结合能、独特的光学和电子性质等特性，被认为是重要的荧光材料 [ 23 ] [ 24 ] [ 25 ]。Ramgopal G [ 26 ] 等采用PXRD、SEM、TEM等手段对Y 2 O 3 :Eu 3+ 纳米微粒进行表征，证实其为立方晶体结构。Wei Xie [ 27 ] 等采用固相反应法制备了Y 2 O 3 :Eu 3+ 和Y 2 O 3 :Eu 3+ 、Ho 3+ 荧光粉。如图7所示，Eu 3+ 和Ho 3+ 共掺杂对立方Y 2 O 3 晶体结构没有明显的影响，且由于Ho 3+ 的掺杂更有利于载流子捕获，共掺杂后表现出红色发光增强现象。 图7. Y 2 O 3 :Eu 3+ 和Y 2 O 3 :Eu 3+ 、Ho 3+ 荧光粉的XRD衍射图 Y. S. Vidya [ 28 ] 等采用生物模板法成功的合成了Eu 3+ 离子结合的Gd 2 O 3 纳米材料，研究了Eu 3+ 离子浓度对晶体结构、形貌和发光性能的影响。如图8所示，制备的纳米材料可以用273 nm波段和393 nm波段激发，紫外光，紫色和蓝色激光二极管都是有效的泵浦源。激发光谱证实了Gd 3+ 和Eu 3+ 离子之间有效的能量转移，发射光谱显示在612 nm处有丰富的红色发射。所得的Gd 2 O 3 :Eu 3+ 荧光粉在紫外激发下表现出强烈的红色发射。Akhil Jain [ 29 ] 等采用了燃烧合成法和溶胶凝胶法合成了Gd 2 O 3 :Eu 3+ ，不同的合成方法得到的纳米粒子具有不同的晶粒尺寸。晶粒尺寸随合成方法的变化是由不同的反应温度引起的。燃烧合成法合成的纳米粒子具有较小的粒径分布，接近球形，聚集程度较少等特点。此外，另一种使用较多的液相法合成的红色荧光粉为Y 2 O 2 S:Eu 3+ ，合成的该荧光粉具备颗粒小、分散均匀、发射强度高等优点 [ 30 ]。 图8. 600℃焙烧Gd 2 O 3 :Eu 3+ (7 mol%)的激发光谱 3.1.2. 过渡金属氧化物 为了降低成本，制备出价格便宜且发光性能优越的红色荧光粉，以过渡金属氧化物为基质制备掺铕红色荧光粉的研究越来越多。K. Park [ 31 ] 等通过固相反应制备了Zn 0.98 O:0.01Eu 3+ 、0.01Li + 荧光粉，利用了Li + 离子的电荷补偿，显著提高了发射强度和颜色纯度，添加Li + 离子和控制退火温度对提升该荧光粉的光致发光性能非常有效。G. Seeta Rama Raju [ 32 ] 等采用简便的溶胶–凝胶法合成了很有前景的红色CaGd 2 ZnO 5 :Eu 3+ (CGZO:Eu 3+ )纳米水合物。 Al 2 O 3 也是非常重要的发光基质材料，有着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Sandeep Kumar [ 33 ] 等以尿素为燃料，采用低温溶液燃烧法合成了a-Al 2 O 3 :Eu 3+ 纳米荧光材料。用X射线衍射(XRD)、透射电子显微镜(TEM)、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光致荧光光谱(PL)和漫反射光谱对合成的纳米荧光材料进行了表征。如图9所示，纳米荧光材料在较低激发波长228 nm处的光致发光强度增加。 图9. 合成的α-Al 2 O 3 :Eu 3+ (1 mol%)的(a)激发光谱和(b)发射光谱 3.2. 无机盐基质材料体系 3.2.1. 磷酸盐 近年来稀土磷酸盐被广泛用于荧光材料的基质。Xiaoyong Huang [ 34 ] 等传统高温固相反应法制备了一系列Eu 3+ 激活的Na 2 Gd(PO 4 )(MoO 4 )红色发光材料。分析表明Eu 3+ 离子的最佳掺杂浓度为0.5，制得的荧光粉具有良好的色坐标，色纯度高达92%，且产物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荧光体的内量子效率和外量子效率分别为90%和37%。这些都表明该荧光粉是非常适合用于近紫外激发的白色LED的红色发光材料。 Feiyan Xie [ 35 ] 等采用传统固相法合成了一种新型荧光材料Ca 8 MgLu(PO 4 ) 7 :Eu 3+ ，在394 nm的激发下，荧光粉在612 nm处表现出最强的发射峰。如图10所示，荧光体的发光强度随着Eu 3+ 掺杂浓度增加而增强而没有发生浓度猝灭，因此该荧光粉的红色和橙色的强度比高达7.2，且荧光体的CIE坐标和内部量子效率分别为(0.654，0.346)和69%，这都表明该荧光体是一种有潜在应用的可用于近紫外激发的白色LED的纯红色荧光粉。 图10. Ca 8 MgLu 1−x (PO 4 ) 7 :xEu 3+ 的R/O值随Eu 3+ 离子浓度变化 3.2.2. 硅酸盐 硅酸盐磷灰石结构材料因其良好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在阳离子周围保持稳定的环境而备受关注。Sanhai Wang [ 36 ] 等用固相法制备了一种具有高量子产率和热稳定性的新型红色荧光粉Ba 2 La 4 Y 4 (SiO 4 ) 6 O 2 :Eu 3+ 。利用Eu 3+ 离子取代La 3+ 离子后提高了发光强度，与BaMgAl 10 O 17 :Eu 2+ 蓝色荧光粉和(Sr，Ba) 2 SiO 4 :Eu 2+ 蓝色荧光粉相结合，可以得到3306 K的低色温、发光效率为33.55 lm/W、发光效率为91的暖白光LED。表明该红色荧光粉可以作为高性能大功率白光LED的潜在近紫外激发红色荧光粉。Licheng Ju [ 37 ] 等采用常规的固态反应方法合成了Sr 2 SiO 4 :Eu 2+ 荧光粉，并在其中加入少量的氮，由此使Eu 3+ 局部协调环境发生改变，获得了热稳定性较高的红色发射。 3.2.3. 硼酸盐 在常见的发光材料基质中，硼酸盐化合物种类丰富，合成温度低，制备的荧光材料发光效率高。A. P. Shablinskii [ 38 ] 等采用熔融法制备了一系列Ba 3 Bi 2 (BO 3 ) 4 :Eu 3+ 新型的用于固态照明的红色硼酸盐基质发光荧光粉。合成材料的色度坐标与标准值相近并且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表明其有潜在应用价值。Xiaoyong Huang [ 39 ] 等采用高温固相法制备了Ca 3 Lu(AlO) 3 (BO 3 ) 4 :Eu 3+ 高亮红色荧光粉。在397 nm的激发下，产生强烈的红光，计算得到的颜色纯度高达93%，内量子效率达到了98.5%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3.2.4. 钼酸盐 钼酸盐是一种重要的光学材料，它可以有效吸收蓝紫光LED灯发射的光谱并传递给掺杂在钼酸盐基体中的稀土离子。Peng Du [ 40 ] 等通过柠檬酸辅助溶胶–凝胶法合成了一系列Eu 3+ 激发的Gd 2 MoO 6 荧光体。激发光谱表明，发射强度强烈依赖于Eu 3+ 离子浓度，且制备的荧光粉能有效地泵浦近紫外光和蓝光。实验结果表明Gd 2 MoO 6 主晶格中Eu 3+ 离子的最佳掺杂浓度为15 mol%。另外将蓝色LED芯片与黄色YAG:Ce 3+ 和红色Gd 2 MoO 6 :0.3Eu 3+ 荧光粉集成，可制作出相关色温 5918 K，色度坐标为(0.321， 0.378)的LED，如图11所示，表明了该荧光粉可以用作WLED的红色荧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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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应用前景 发光材料因其独特的光学和化学性质在发光显示、光电器件、光通信、生物和化学探针等领域都有相应应用 [ 41 ] [ 42 ]。在不同的镧系离子中，铕离子被认为是将紫外光转化为可见光最有效的材料。 Bin Li [ 43 ] 等以Ca 3 Gd(GaO) 3 (BO 3 ) 4 为基体，通过掺杂Eu 3+ /Ce 3+ /Tb 3+ 离子制备出耐热性好、内量子效率高的红色荧光粉并用于高效显示的白光LED中。Deyneko D V [ 44 ] 等通过高温固相法合成了Ca 8 MgSm 0.25 (PO 4 ) 7 :0.75Eu 3+ 红色荧光粉，并通过实验测得其量子产量为商用Y 2 O 3 :Eu 3+ 的1.6倍，这将是一种更有发展潜力的高效白光LED用红色荧光材料。 图11. Gd 2 MoO 6 :0.3Eu 3+ 荧光粉的CIE色度图 还可通过调节荧光粉的色彩范围来制作各种色彩波段的LED，从而可优选相应光谱的LED来用于各类植物吸收相应波段的光谱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Devesh Singh等 [ 45 ] 研究分析了发光效率高且散热性好的多种发光颜色的LED，用于辐照不同波长响应的特色花卉植物，从而保障植物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促进植物生长与果实成熟。图12显示了改进的散热设计LED结构示意图。同时亦可以通过调节LED红外光及红光等成分比例和改变光照时间来促进植物开花与结果以及增加作物产量等作用。 图12. 改进散热设计的LED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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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稀土元素铕掺杂的无机红色荧光材料具有优良的发光特性和发光效率，是实现白光LED的关键红色组分。Eu 3+ 作为一种重要的激活剂，可制备高效的新型发光材料，并已应用于大多数商用红色荧光粉中。实验研究表明，铕离子掺杂的红色荧光粉能实现高显色指数和低色温的白光LED的组装要求，可以开发出优良发光特性和发光效率的新型高效LED，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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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利用混合熔盐辅助高温氮化成功制备了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光催化剂。调控助熔剂种类、混合熔盐配比、Ta 2 O 5 与混合熔盐比例等工艺条件，制备出六面体形Ta 2 O 5 ，确定最佳制备条件为NaCl和Na 2 CO 3 混合熔盐(摩尔比为1:1)作为助熔剂，Ta 2 O 5 和混合熔盐比例为1:3 (质量比)，再经过800℃氮化处理3 h，仍保持六面体拓扑结构，建立了分步控制合成工艺。以水热合成的无规则形貌Ta 2 O 5 为前驱体，利用混合熔盐辅助技术，经800℃氮化4 h制备出核壳异质结构的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建立了晶面控制与异质结构建同步控制合成工艺；其光电流密度达到0.57 μA∙cm −2 ，是前者(0.28 μA∙cm −2 )的2.03倍，比课题组前期制备的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产氢活性为(709 μmol∙g −1 ∙h −1 )，也远远高于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21.75 μmol∙g −1 ∙h −1 )。六面体形貌的棱角改变体相电荷分布，以及Ta 3 N 5 /Ta 2 O 5 异质结构的构筑有效促进了光生电子空穴分离，提升了载流子分离效率，为进一步实现表面空间选择性修饰助催化剂奠定了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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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传统化石燃料燃烧引起了严重的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化。氢气燃烧产物是水，可储存、易运输，是绿色的清洁燃料 [ 1 ]。利用半导体可见光催化分解水是最具发展前景的产氢技术。Ta 3 N 5 光催化剂可吸收拓展到600 nm的可见光，具有适合于整体水分解的带位置，带隙约为2.1 eV，理论上太阳能转化为氢能效率可达15.9%，是理想的可见光催化产氢材料 [ 2 ]。但其存在载流子输运性差、载流子易复合，分离效率低、易光腐蚀稳定性能差等缺点，限制了其在光催化领域的实际应用。 光催化解水析氢过程中，光生电荷分离起关键性作用 [ 3 ]。由于传输路径长或存在缺陷，它们在传输过程中很容易复合 [ 4 ]。不同晶面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同，纳米复合光催化材料的晶面控制技术是促进光生电荷的分离和转移的有效途径 [ 5 ]，并且可以在不同的晶面上分散负载辅助催化剂。Teshima及其合作者对熔盐辅助氮化生长氮氧化物晶体进行大量研究，并报道了一系列氮氧化物晶体，如LaTiO 2 N、BaTaO 2 N、BaNbO 2 N和LaTaON 2 等 [ 6 ] [ 7 ]。采用助熔剂生长法成功地构建了BaTaO 2 N的各向异性晶面({100}和{110}晶面) [ 8 ]，实现了空间电荷的有效分离，光催化产氢活性比常规不规则形状样品的光催化产氢活性高出近10倍。 不同半导体材料耦合形成异质结可以有效提高光生电子空穴的分离与迁移效率。课题组 [ 9 ] [ 10 ] 前期通过高温氮化控制工艺构筑了Ta 2 O 5 @TaO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显著提升了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及可见光下光催化解水析氢活性。进而，以Rh 3+ -Ta 2 O 5 纳米颗粒为前驱体，采用一步高温氮化还原技术，制备了新型多重异质结构Rh-Rh 3+ 修饰Ta 2 O 5 @TaON@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进一步提升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及可见光下光催化解水析氢活性。 本文旨在通过晶面控制与异质结构建同步协同控制策略，利用混合熔盐辅助高温氮化技术，控制合成核壳异质结构的六面体形貌Ta 2 O 5 @Ta 3 N 5 光催化剂，对比研究分步控制合成工艺与同步控制合成工艺制得样品的形貌及电荷载流子分离效率，并对优化产物的组成、结构及可见光解水析氢活性进行了表征，为进一步开发高效Ta 3 N 5 基光催化剂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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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与试剂 试剂：TaCl 5 (分析纯)，湖南省华京粉体有限公司；甲醇(分析纯)、乙醇(分析纯)，天津市光复科技有限公司；NaCl (分析纯)、Na 2 CO 3 (分析纯)、NaOH (分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仪器：管式炉MXG1200-40S，上海微行炉业有限公司；氙灯350 W，上海蓝晟电子有限公司；X射线衍射仪Shimadzu XRD-6000，日本岛津公司；透射电子显微镜Tecnai G 2 TF20，美国FEI公司；红外光谱仪VERTEX 80，美国布鲁克光谱仪器公司；光电流测试CHI660E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有限公司；产氢测试Labsolar-IIIAG，北京泊菲莱科技有限公司。 2.2. 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的可控制备 2.2.1. 无规则形貌Ta 2 O 5 前驱体的水热制备 Ta 2 O 5 前驱体的制备：取0.05 M的TaCl 5 乙醇溶液于烧杯中，在室温搅拌下加入0.01 M NaOH溶液，2.28 M 0.5 mL HF溶液，待其持续搅1 h后将澄清的混合液转移到聚四氟乙烯反应釜中，经160℃ 3 h水热后冷却至室温，洗涤过滤烘干。 2.2.2. 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的分步控制合成 取一定量无规则形貌Ta 2 O 5 样品，加入一定量的助熔剂在玛瑙研钵中研磨15 min后，在马弗炉中经高温煅烧，改变下面(1)~(3)不同实验条件制得六面体形貌的Ta 2 O 5 纳米光催化剂。 1) 助熔剂种类：NaCl、Na 2 CO 3 、NaCl + Na 2 CO 3 (摩尔比为1:1) 2) 混合熔盐不同比例：NaCl + Na 2 CO 3 (摩尔比分别为1:1、1:2、2:1) 3) Ta 2 O 5 与混合熔盐相对比例：2:1、1:1、1:2、1:3 再经800℃氮化3 h得到六面体形貌Ta 2 O 5 @Ta 3 N 5 样品，记为Ta 2 O 5 @Ta 3 N 5 -分步。 2.2.3. 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的同步控制合成 取一定量无规则形貌Ta 2 O 5 样品，加入一定量NaCl + Na 2 CO 3 (摩尔比为1:1)，与Ta 2 O 5 样品质量比为1:3，在玛瑙研钵中研磨15 min后平铺在刚玉瓷舟中，放置于管式炉中通入氨气，经800℃氮化4 h，得到六面体形貌Ta 2 O 5 @Ta 3 N 5 样品，记为Ta 2 O 5 @Ta 3 N 5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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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六面体形Ta 2 O 5 纳米光催化剂制备工艺研究 3.1.1. 助熔剂种类对Ta 2 O 5 形貌的影响 图1为不同助熔剂制备Ta 2 O 5 纳米光催化剂的SEM图像。结果表明，NaCl + Na 2 CO 3 (摩尔比为1:1)混合熔盐作为助熔剂，Ta 2 O 5 样品出现了明显的六面体形貌，但并不完整。可见NaCl + Na 2 CO 3 (摩尔比为1:1)混合熔盐为较合适的熔盐体系。 图1. 熔盐分别为(a) NaCl (b) Na 2 CO 3 (c) Na 2 CO 3 :NaCl摩尔比1:1所制得Ta 2 O 5 纳米光催化剂SEM图像 3.1.2. 混合熔盐配比对Ta 2 O 5 形貌的影响 图2为Na 2 CO 3 和NaCl混合熔盐不同比例制备Ta 2 O 5 纳米光催化剂的SEM图像。结果表明都有一定的六面体形貌或棱角出现，Na 2 CO 3 和NaCl摩尔比为1:1时，Ta 2 O 5 样品的六面体形貌最为均匀。可见，Na 2 CO 3 和NaCl摩尔比为1:1为最佳比例。 图2. 混合熔盐NaCl:Na 2 CO 3 摩尔比分别为(a) 1:1 (b) 1:2 (c) 2:1所制得Ta 2 O 5 样品的SEM图像 3.1.3. Ta 2 O 5 与混合熔盐比例对Ta 2 O 5 形貌的影响 图3为Ta 2 O 5 和混合熔盐不同相对比例制备Ta 2 O 5 纳米光催化剂的SEM图像。其中Ta 2 O 5 和混合熔盐比为2:1时，样品出现了棱角；比例达到1:1时，六面体形貌更加完整；比例达到1:2时，棱角趋于消失，呈聚集态；当比例为1:3时，Ta 2 O 5 呈现出相对均匀、分散且粒径较小(约60 nm)的六面体形貌。因而，确定Ta 2 O 5 和混合熔盐的最佳比例为1:3。 图3. Ta 2 O 5 和混合熔盐比例分别为(a) 2:1 (b) 1:1 (c) 1:2 (d) 1:3所制得的Ta 2 O 5 纳米光催化剂的SEM图像 3.2. 六面体形Ta 2 O 5 @ 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制备工艺的对比研究 图4为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分步合成样品以及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同步合成样品的SEM图像，结果表明分步合成工艺与同步合成工艺，均能制得分散性能优异六面体形貌Ta 2 O 5 @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 图4. (a) 分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b) 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的SEM图像 为此，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工艺条件对制备样品的光电流行为的影响。图5为直接高温氮化制备的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样品、分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样品以及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样品的光电流密度曲线。结果表明，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样品的光电流达到0.57 μA∙cm −2 ，是分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样品的2.03倍，远高于直接高温氮化制备的Ta 2 O 5 @Ta 3 N 5 样品 (0.01 μA∙cm −2 )，光电流提升了一个数量级，载流子分离效率显著提升。 图5. 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分步以及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同步光电流密度曲线 3.3. 同步控制合成的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的组成结构表征 3.3.1. XRD分析 通过XRD研究了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结构，由图6可以观察到，位于17.25˚、24.42˚、31.35˚、34.97˚、35.94˚、39.27˚的主要衍射峰对应Ta 3 N 5 的(002)、(110)晶格面(JCPDS No.19-1291)以及(-203)、(004)、(113)和(-402)晶面(JCPDS No.79-1533)，即主相为Ta 3 N 5 。而29.94˚、53.52˚出现了Ta 2 O 5 的(220)和(004)晶面(JCPDS No.54-0432)的弱衍射峰，源于样品核芯未氮化的Ta 2 O 5 ，Ta 2 O 5 @Ta 3 N 5 样品符合核壳结构特征 [ 9 ] [ 10 ]。 图6. 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的X射线衍射图 3.3.2. FT-IR分析 为了考查样品表面键合情况，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的FT-IR光谱如图7所示。在899 cm −1 、493 cm −1 和461 cm −1 处的特征峰为Ta 2 O 5 的振动峰。对于氮化样品，877 cm −1 、789 cm −1 和562 cm −1 处的特征峰为Ta-N键振动峰。在1639 cm −1 和1400 cm −1 附近出现的吸收峰，源于样品表面羟基的弯曲振动和残余-CH 3 的剪切振动 [ 11 ]，说明表面残留一定的有机物污染物。 图7. 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的FT-IR光谱图 3.3.3. TEM分析 利用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HRTEM)对同步合成六面体Ta 2 O 5 @Ta 3 N 5 微观结构进行研究。如图8所示，HRTEM图像中出现0.225 nm和0.143 nm的条纹间距，对应Ta 2 O 5 (0016)(JCPDS No.33-1391)晶面和(262) JCPDS No.54-0514)晶面；0.297 nm、0.254 nm和0.285 nm的晶格条纹，对应Ta 3 N 5 (025)、(004)和(023)晶面(JCPDS No.19-1291)，样品表面为Ta 3 N 5 ，核芯为Ta 2 O 5 ，证实成功构筑了Ta 3 N 5 /Ta 2 O 5 异质结构。 图8. 同步合成六面体Ta 2 O 5 @Ta 3 N 5 样品的高分辨率透射电子显微镜HRTEM图像 3.4. 可见光催化解水析氢活性 在可见光(λ > 420 nm)照射下，测试了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分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以及同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在20%甲醇水溶液中的光催化解水析氢活性，同步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可见光解水析氢活性高达709 μmol∙g −1 ∙h −1 ，比分步合成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350 μmol∙g −1 ∙h −1 )提升了一倍，远高于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21.75 μmol∙g −1 ∙h −1 )。与其光电流变化规律一致，说明该样品可见光解水析氢活性的显著提升应主要归因于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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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采用混合熔盐辅助技术控制合成了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建立了分步控制合成工艺：NaCl和Na 2 CO 3 混合熔盐摩尔比为1:1，Ta 2 O 5 和混合熔盐质量比为1:3，制备出六面体形Ta 2 O 5 ，进而经800℃氮化3 h处理，依旧保持六面体拓扑结构；建立了晶面控制与异质结构建同步控制合成工艺：以无规则形貌Ta 2 O 5 为前驱体，混合熔盐辅助800℃氮化处理4 h制备出了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样品，其光电流高达0.57 μA∙cm −2 ，是前者的2.03倍，远高于课题组前期制备的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其可见光解水析氢活性高达709 μmol∙g −1 ∙h −1 ，远高于无规则形貌Ta 2 O 5 @Ta 3 N 5 (21.75 μmol∙g −1 ∙h −1 )。Ta 3 N 5 /Ta 2 O 5 核壳异质结构与六面体形Ta 2 O 5 @Ta 3 N 5 的各向异性晶面有效促进了电荷载流子分离与迁移，协同提升了可见光催化析氢活性，为进一步开发高性能Ta 3 N 5 基光催化新材料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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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跨期选择是指对发生于不同时期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的决策行为。无论是政府、集体还是个人都需要持续不断进行此类决策。跨期选择研究以来，产生了时间折扣和非时间折扣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型。时间折扣模型用“时间折扣率”来描述跨期选择行为，围绕“时间折扣率”是否恒定以及时间折扣率和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非时间折扣模型认为个体在属性之间做比较，且关注认知在跨期选择中的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借助时间相关电位技术或者功能核磁成像技术整合不同的理论，同时关注损失情境中的跨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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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是指人们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进而做出判断和选择的过程(Loewenstein， Read， & Baumeister， 2003; 何清华，李丹丹，2020；任天虹，胡志善，孙红月，刘扬，李纾，2015)。这类决策发生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小到日常家庭的消费或者储蓄的选择，大到国家各种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人们对当前和未来选项做出权衡和选择。跨期选择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John Rae在《资本的社会理论》中提出，并且聚焦于社会经济问题如利率变化、通货膨胀等(引自Loewenstein & Prelec， 1992)。在早期经济学家的观点中，跨期选择被认为是不同心理动机的融合，心理学家的介入使得个体的时间知觉、风险偏好等心理特征被不断地纳入到跨期选择过程之中(Ainslie， 1975; Takahashi， 2005)。 个人对未来的态度会强烈影响他们当前对储蓄、投资和创业活动的决策，从而影响金融发展(Ghosh， Parab， & Sahu， 2020)。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跨期选择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跨期选择小到与个体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等方面息息相关，大到与国家的宏观发展取向和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因此，近年来跨期选择的研究越来越得到经济学和心理学学者的关注。 跨期选择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时间折扣家族模型”和非折扣模型。折扣模型以时间折扣为基础，以不同的折扣函数形式对人们的跨期决策行为进行拟合，以分析式的决策策略对时间进行折扣；非折扣模型认为，决策者受限于认知加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不存在折扣模型所假设的折扣计算过程(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2015；张阳阳，周蕾，游旭群，李纾，梁竹苑，2018)。非折扣模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基于维度比较的模型，被称为“单维占优家族模型”，该模型认为跨期选择过程通过比较维度间的差别，以差别最大的单一维度作为决策依据，其本质是认为决策者会按照启发式原则， 将有限的认知资源集中在单一维度上以进行决策；另一类则更关注跨期选择中的认知和心理属性(Ericson， White， Laibson， & Cohen， 2015；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2015；杨权，尹述飞，胡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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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折扣家族模型 折扣模型认为，决策者会通过折扣函数来整合关于每个选项的奖励和时间的信息来权衡不同时间点的主观价值(杨权，尹述飞，胡兴，2020；张阳阳，周蕾，游旭群，李纾，梁竹苑，2018)。人们总是倾向于赋予当前或近期的损益更大的权重，而赋予未来的损益更小的权重，这一现象叫做时间折扣(time discounting) (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随着收益兑换的时间延迟，个体对于收益的主观价值会降低，进而会倾向于选择能更快兑现的收益选项(索涛，张锋，赵国祥，李红，2014)，比如，与“立即获得10元”相比，个体对“5天之后获得10元”的价值评估会大打折扣。 1937年，经济学家Paul Samuelson基于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提出了一个理性模型——折扣效用(Discountedutility， DU)模型，用以解释时间折扣问题(Samuelson， 1937)。该理论假设，人们会将将来不同时间点的效用按照指数函数形式，用同一比率进行折扣：V(D) = A exp(-kD)，其中V是奖赏的主观价值，A是客观价值，D是延迟的时间，k是折扣率。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性和通用性。但是该模型假定折扣率稳定不变，因此无法解释跨期选择的一些异常现象，如符号效应、动态不一致效应等。 Ainslie (1975)最早对折扣效用模型提出质疑，随后Mazur (1987)提出双曲线模型指出：人们在不同时间点的折扣率是不一样的。主观价值与时间延迟之间呈双曲线关系：V(D) = A/(1 + jD) s ，j和s都是自由参数，当j = 1时，这个函数就是简单的双曲线函数。按照双曲线方程式对延迟的奖励进行拟合称为“双曲线折扣”。J和s越大，对奖赏的折扣越大。指数折扣和双曲线折扣的显著区别在于折扣的时间过程，定义为(dV/dD)/V。具体来说，在双曲线折扣中，折扣率是延迟的递减函数，导致“偏好反转”，而在指数折扣中，贴现率与延迟无关，并且保持恒定。 时间折扣是人类决策的一个基本特征(Frederick et al.， 2002)，它反映了个体如何看待未来或者过去事物的价值，如金钱、生命等(Kawakami et al.， 2020；梁竹苑，刘欢，2011)，可以预测个体的教育成就、收入和死亡率(Lergetporer， Sutter， Angerer， & Gltzle-Rützler， 2014)和犯罪行为(Åkerlund， Golsteyn， Grönqvist， & Lindahl， 2016)；更有趣的是，个体的社交媒体行为如点赞帖子和时间折扣率也存在相关关系(Ding， Bickel， & Pan， 2019)。时间折扣率反映了对结果的延迟降低其价值的程度(Amlung， Petker， Jackson， Balodis， & MacKillop， 2016)。延迟奖励的过度折扣常常等同于冲动或自我控制的缺乏，是一个人延迟满足的认知能力的指标(Barlow， Reeves， McKee， Galea， & Stuckler， 2016)。作为一种选择冲动(MacKillop et al.， 2016)，时间折扣和个人的决策风格、赌博(Steward et al.， 2017)、肥胖(Amlung， Petker， Jackson， Balodis， & MacKillop， 2016; Bickel， Moody， Koffarnus， Thomas， & Wing， 2018)、物质使用障碍(Snider， DeHart， Epstein， & Bickel， 2019)等不良行为紧密相关。此外一些特殊被试如阿尔茨海默症或轻度认知障碍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也存在跨期选择障碍，倾向于选择时的较小的奖赏(Geng et al.， 2020; Jackson & MacKillop， 2016)。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植根于经济学经典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在决策行为中，会使用推理来做出利己行为，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完全理性的个体而言，所有信息都是确定的，即便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也可以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推断出其概率分布情况。基于此，当人们面临跨期选择时，以理性的方式对延迟的奖赏进行折扣。权衡选项里的所有属性得出结果。这种选择结果具有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以及传递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并未完全按照一套精密的计算公式做出跨期选择，跨期选择还受情绪、认知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学者西蒙认为人们的决策行为“满意性原则”，而不是最优的结果。在跨期选择研究领域，尽管其结果数据能被传统的时间折扣家族模型所解释．但是一旦涉及到个体的跨期选择过程，传统的时间折扣家族模型就显得无能为力。非折扣模型考虑到跨期选择时人的认知因素，弥补了时间折扣模型的不足，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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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跨期选择时基于属性还是基于选项一直都是这个领域的争论热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争论并没有明确答案。在行为层面，已有研究者借助眼动技术支持跨期选择是基于属性比较的过程，但并没有神经影像上的支持，因此未来可以借助时间相关电位技术或者功能核磁成像技术整合不同的理论。 大多数研究都是以虚拟的金钱和等待时间为实验材料，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更加复杂，在研究跨期决策时需要考虑到不同的背景，提高实验的生态效度，因此，在真实金钱的条件下，人们的选择模式是基于选项，对不同时间点选项加以折扣还是基于维度比较，也是值得我们探究的。此外人们不仅需要在收益的情境下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的奖励进行选择，还需要在当前损失和未来损失当中做出决策，如个体是选择现在支付较小金额罚单还是延迟一段时间支付较大金额的罚单。损失情境中的跨期选择也越来越收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综合收益和损失两个情境，或许对理解跨期选择的心理机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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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广西乡村中学教师工作压力现状不容乐观。为了验证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是否会抑制该地区乡村中学教师体验到的工作压力，研究选取121名当地中学教师为样本，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方法，并采用回归分析为技术手段展开调查。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和工作压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中学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越丰富，则其核心自我评价也越高，并因此体验到更低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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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与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黄晋生，蔡文伯，2019)。为了推进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心理素质是十分关键的，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西部民族地区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陈秋燕，钱敏，郭娅，2004)，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巨大的工作压力是教师身心疾病增多、抑郁焦虑情绪突出、自卑心态强等生理和心理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王有智，2000；徐学俊，魏礼飞，2001；俞国良，曾盼盼，2001)，部分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遍处于高压环境中(蔡文伯，袁雪，2018)，西部民族地区则尤为如此——近年来，受工资待遇偏低、工作负担过重、升学率、晋升难、培训机会少等各种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普遍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压力(梁承新，2013)，这严重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与教育质量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也不是所有农村教师都会选择离开岗位，也有一些教师，如薛开明(王莹，程丹，2019)、彭娟(王仁斯，2019)、坎拜散姆·克然木(谭洁羽，曾伟，2014)等，他们能够在无数压力、挫折和困难面前坚持留下，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一生谱写一幕幕“最美乡村教师”的动人传说。在这其中，一定存在一些个体心理层面的积极因素，降低了教师能感知到的工作压力水平，从而保证教师能顺利完成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因此，深入了解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中学教师工作压力的现状及其抑制性影响因素将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抗压力的众多积极品质当中，心理韧性是当下研究的热点，它由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因子组成(胡月琴，甘怡群，2008)。正如其名，它代表了面对挫折和逆境的韧性。当面对持续的生活压力时，心理韧性高的人往往能抑制压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心理弹性的组成内容中，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统称社会支持，它实际上指的是个体在面对挫折时，能否得到家人或朋友持续的援助。依据布朗分布伦纳提出的著名生态发展心理学理论——生物生态学模型(Bioecological model) (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 Rosa & Tudge， 2013; Siraj & Huang， 2020; Xia et al.， 2020)，社会支持是一种过程(Process)因素，是导致发展的四种因素中，最强有力的。可以预测，个体的社会支持将会有效抑制其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最基本的评价，包含了自尊、控制点、神经质和一般自我效能四个子特质(Judge et al.， 1997)。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具备积极的自我认知、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比较成熟、自信和稳重(Judge & Bono， 2001)。以成年人或儿童为对象的研究均发现，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至少有部分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实现的。比如，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关系间均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谢其利，2017)，并且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杨晓峰，许思安，郑雪，2009)。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赵燕，2014)。对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结果(王伟国，王树荫，2016)。对听力障碍中学生的研究也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其他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项明强，侯晓晖，2013)。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是影响工作压力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又至少是部分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因此，对于西部地区中学教师而言，其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水平的抑制作用，很可能也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实现的。但是以往研究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工作压力问题多集中于成因，而对能抑制工作压力水平的保护性因素和其传递机制均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在对农村中学教师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探索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强度的影响，以及教师的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政策的优化改进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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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一) 被试 在广西各个乡镇和县城的中学选取教师121人，其中男性8人，年龄范围22~35岁，平均年龄28岁。 (二) 研究工具 1)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共有27题，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大于0.7。前3个因子属于个人力，后2个因子属于支持力。本研究采用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维度，共12题作为社会支持的度量。使用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其心理韧性越强(胡月琴，甘怡群，2008)。在本次研究中社会支持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9。 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Judge 等编制，杜建政等翻译并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杜建政，张翔，赵燕，2007，2012)。原问卷只有一个维度，共10个题目，采用5等级计分方式，1~5代表“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对自己的评价越高。在本次研究中核心自我评价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8。 3) 工作压力量表 采用石林、程俊玲等编制的《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问卷》，问卷分压力源和压力反应两部分(石林，程俊玲，邓从真等，2005)。本研究取该问卷第一部分压力源进行评定。压力源部分主要有教育教学改革、学生、学校管理、工作特征、职业发展、身心特征、家庭和社会8个维度，36个题目。为了避免趋中反应，问卷所有题目分为5级反应，0 = 没有压力，1 = 压力较轻，2 = 压力中等，3 = 压力较大；4 =压力很大，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感受到的工作压力越大。在本次研究中工作压力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5。 (三) 程序 由于疫情的影响，所有调查改为线上进行。为了保证被试作答质量，在设置题目时加入一题“此题请选第一个选项”，作为探测被试是否认真作答的手段。共发放电子问卷121分，在排除掉探测题没按要求作答的问卷后，余下有效问卷77份，回收率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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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调查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报告法，因此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杜建政，赵国祥，刘金平，2005)。对研究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采用未旋转的因素分析共析出了13个因子。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的变异为19.67%，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描述统计 使用SPSS22.0统计广西民族延边地区中学教师的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压力得分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彼此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结果如表1所示。从该结果可知，广西民族延边地区中学教师的社会支持平均得分42.47分，占满分60分的7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核心自我评价平均得分33.53分，占满分50分的0.67%，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工作压力平均得分120.61分，占满分180分的67%，同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同时，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工作压力则和前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each variabl 变量名称 M SD 核心自我评价 工作压力 社会支持 44.44 7.39 0.561 ** −0.304 ** 核心自我评价 33.53 6.38 \ −0.601 ** 工作压力 120.61 26.46 \ \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三) 中介效应分析 以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以工作压力作为因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利用SPSS的插件Process3.3 (Hayes， 2013)进行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2。从结果可知，尽管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p = 0.667)，但是社会支持对核心自我评价以及核心自我评价对工作压力的影响均达到了非常显著都水平。Btoostrap (5000样本)检验表明，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工作压力(既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均不包含0值，效应显著。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说明在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的影响过程中，核心自我评价其完全中介作用，具体的中介模型见图1。 Table 2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 回归系数 t Bootstrap下限 Bootstrap上限 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 0.485 5.873 *** \ \ 核心自我评价–工作压力 −2.606 −5.607 *** \ \ 社会支持–工作压力(直接效应) 0.173 0.432 \ \ 总效应 −1.090 −2.767 ** \ \ 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工作压力(间接效应) −1.263 \ −2.016 −0.742 表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图1. 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压力三者之间的完全中介模型，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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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以广西为例，采用实证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探索了西部民族地区乡镇中学教师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压力的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西部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政策的优化改进提供经验参考。 1) 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一方面，该地区中学教师的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压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说明虽然该地区中学教师由于受工资待遇偏低、工作负担过重、升学率、晋升难、培训机会少等各种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确实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但同时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对自己的综合评价也不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教师的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压力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水平的负性影响是完全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实现的。以往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对于心理健康相关因素的影响中，核心自我评价均其到了完全(谢其利，2017；项明强，侯晓晖，2013)或是部分(杨晓峰，许思安，郑雪，2009；赵燕，2014；王伟国，王树荫，2016)的中介作用，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提高核心自我评价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鉴于心理健康和工作压力的密切关系，本研究结果和前人结果存在一致性。社会支持指的是当生活中出现困难或烦恼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来自亲人或朋友的支持，比如倾诉、鼓励或帮助等。依据布朗部分布伦纳的生物生态学模型(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这种和亲密人物之间的互动属于最近过程，是导致个体身心发展的最关键，最核心的力量。当这种良好的互动不被中断地频繁发生时，就能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广西边境民族地区的乡镇中学教师尽管每日都会经历不小的工作压力，但也会在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与他们的家人或朋友进行倾诉，或寻求他们的鼓励与帮助，这种行为能够有效的降低他们能体验到的工作压力水平，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核心自我评价其了关键作用。向家人或朋友倾诉能够保持教师情绪的稳定性，而得到亲朋好友的安慰与鼓励则会增强他们应对困难的信心和对自身的喜爱程度，并倾向于认为事情的发展是在自己掌控之中的。这种对自我的综合评价越高，则教师在面对压力来源时就越相信自己能有效应对，从而表现出临危不乱，泰然自若，体验到较低的压力水平。 2) 建议对策 针对当前研究发现的西部民族地区乡镇中学教师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压力现状以及三者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以降低这些地区教师的工作压力，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首先，保证并鼓励教师寻求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亲人和朋友。对于偏远山区的中学教师来说，他们的亲人往往离他们工作的地方非常远，因此无法直接面对面进行沟通，其交流往往通过手机进行。如果当地教育部门能给与教师一些适当的电话费或是流量费用补贴，或是在教师执教的学校开通高网速的免费Wi-Fi，将会极大的提升教师利用网络和亲人远程交流的概率。此外，西部民族地区乡镇中学教师作为一个群体，面对相似的工作环境，经历相同的压力来源，非常容易彼此相互认同，形成一种带有特定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集体。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可以有效利用这个规律，定期为教师组织集体活动，增加或稳固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使当地的教师群形成一个有高度集体效能感的群体，这样，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不仅会主动向身边的其他教师寻求帮助，并且其他的教师也非常愿意帮助他们，以此形成积极的社会支持良性循环。 此外，由于核心自我评价是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产生影响的桥梁，所以除了保障教师获得多样、充分的社会支持外，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也应该注意引导教师在面对艰苦条件时能够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自身，使他们相信自己非常优秀，并且有能力解决当下的困难。比如说，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定期组织教师进行心理咨询或干预，训练他们对事物的发展形成积极归因的倾向，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或努力，把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并且系统的学习一些情绪调节策略，这将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自我印象，从而能够信心十足地应对工作中的压力源。 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原计划采取实地调研，无奈在计划施行前遇上卷席全球的新冠疫情，因此只能采取线上调查的方式进行，从数据收集的结果来看，有36%的被试确实没有通过认真作答测试。这说明线上作答的形式的确会导致较大的样本流逝，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不过，至少在通过了认真测试的样本中，被试的表现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将来的研究可以采取实地调研的方式，以更大的样本量和更宽广的取样地域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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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1) 广西民族地区乡镇中学教师的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压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 该地区教师的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对其工作压力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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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研究中国大学生个人奋斗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自我效能感在个人奋斗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方法：运用总体幸福感量表、个人奋斗问卷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9省市共630名中国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个人奋斗各维度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且个人奋斗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自我效能感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本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大学生的个人奋斗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以及提供证据表明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中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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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逐渐兴起，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就一改过去对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状态的过分研究，主观幸福感作为其研究领域的主题之一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心理学在研究消极方面的文章数量是积极方面文章数量的17倍(Robitschek & Spering， 2012; Myers & Diener， 1995)。而对大学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一些消极的心理状态，那么研究他们的积极状态就显得更为重要。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选择的标准来总体评价生活水平的一种指标(Ludwigs et al.， 2018)。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较少研究人格的非特质取向即人格的动机取向。个人奋斗作为动机研究的新取向，是个体当前正努力去做的事情，而个人奋斗的各因素比人格特质能解释主观幸福感中更多的变异(Goodman et al.， 2019; Emmons， 1991)。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行(Chang et al.， 2019; Emmons， 1986)，即个人奋斗会对主观幸福感起到影响(Heckhausen et al.， 2013)。此外，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认知因素，是指个体确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件事进行的评估(Bandura， 1977)。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主观幸福感，且与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Li et al.， 2020; Zheng et al.， 2016)。因此，高自我效能感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 本研究通过探讨中国大学生个人奋斗个人奋斗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自我效能感在个人奋斗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从人格的非特质取向与认知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弥补仅仅从人格特质取向来研究的不足，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供一个有力的补充，为提高中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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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取广东、安徽、江苏及上海等9省市共630名在读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效问卷606份，回收率96.2%。其中男生251人，占41.4%；女生355人，占58.6%。 2.2. 研究工具 2.2.1. 个人奋斗问卷 该问卷由杨慧芳翻译修订的中文版本(杨慧芳，2006)修订自Emmons编制的个人奋斗量表(Personal Striving Assessment Scales)。本论文选出了55个维度进行评价，包括：重要性、难度、清晰性、成功可能性、以往成就。重要性是个人奋斗对个体来说有多重要；难度是个体认为在个人奋斗上获得成功有多难；清晰性是个体想要成功，需要对努力做的事情有一个大致的想法，该想法有多清晰；成功可能性指个体未来在个人奋斗上获得成功有多大可能；以往成就指个体的个人奋斗在最近一段时间获得了多大成就。本论文运用5点计分，一共有25个项目，计算5个维度的平均分，每个维度的得分在1~5分之间。本研究中，该问卷总表的克朗巴赫a系数为0.851，且各维度均大于0.7，说明该问卷信度良好。 2.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Zhang和Schwarzer修订的中译本，共有10个项目，为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高(Zhang & Schwarzer， 1995)。本研究中该克朗巴赫a系数为0.877，信度良好。 2.2.3. 总体幸福感量表 段建华修订了Fazio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段建华，1996)。量表一共有18个项目，包括6个部分，分别是：精力、健康的担心、忧郁或愉快的心境、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本研究中，该问卷克朗巴赫a系数是0.728，说明量表有很好的信度。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6.0软件以及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4模型(Hayes， 2017)对数据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运用描述统计、内部一致性检验、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大学生个人奋斗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个人奋斗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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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从个人奋斗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得知，个人奋斗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杨慧芳，郭永玉，2008)。说明大学生个人奋斗各维度得分越高，则主观幸福感得分就越高，越觉得幸福。也就是说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个人奋斗越重要、越难、越清晰、越有可能获得成功、进展得越好，那么越觉得幸福。这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时，他的内心是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 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申正付，杨秀木，孙雪芹，贺庆功，韩布新，2013；刘洋，2011)。说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得分越高，则主观幸福感得分就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一个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各种事情的人，通常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会产生积极的情感。同时，个人奋斗各维度与自我效能感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大学生在个人奋斗各维度得分越高，则自我效能感得分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目标持续努力时，他也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完成它的。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大学生个人奋斗各维度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且个人奋斗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自我效能感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个人奋斗各维度不仅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会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比较重要、达成比较有难度、有清晰的思路、近期为目标所做的努力进展得也很顺利时，他会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做到，即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增高，认为自己做任何事都会成功。一个自我效能感高的人，会确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件事，从而内心会迸发出一种积极的情感，反之，那些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在活动开始之前就怀疑自己的能力，不敢去尝试，害怕自己会失败，产生一些消极的负面情绪，从而降低自己的主观幸福感。 因此，对于大学生而言，想要提高自己的主观幸福感，需要思考并选择一些想要去努力做的事，比如：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断完善自身技能等个人奋斗，并且所选择的个人奋斗对于自己来说是重要的、清晰的、有一定难度、有可能会取得成功的，进而提升自己的自我效能感，而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总是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伴随着一种积极的情感，同时会觉得更加的幸福，即主观幸福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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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大学生的个人奋斗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以及提供证据表明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中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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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通过探讨藏民族宗教文化中宗教人物对当下藏族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影响，揭示藏族大学生的精神信仰状况；方法：采用自我参照效应的R/K的研究范式，以藏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1) 藏族大学生具有明显的精神性自我；2) 精神性自我会随个体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而发生改变；3) 在精神性自我中，不同宗教人物的影响力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