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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海岛社会的地景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 [ 5 ] 。在“边缘”的视角下，海岛社会的文化和历史始终由“他者”来书写，失去了其主体性。硇洲岛，古称硭洲，历史上属高州府吴川县管辖，位于雷州半岛的东部海面上，《太平寰宇记》有载：“化州东南至碙洲镇大海二百二十里。雷州东至海岸二十里，渡小海抵化州地界名碙洲，又儋州北十五里极大海泛大船或便风十日到广州，路经碙洲，其为吴川之硇洲分明极矣” [ 6 ] 。硇洲岛东临南海海域，西邻海南岛。此外，硇洲岛是南海大陆架的一个肥沃渔场，“环岛海岸曲折，礁石罗列，南港、北港、淡水、港头等处为渔船停泊处。附近礁群多，海面水产资源丰富” [ 7 ] ，盛产名闻世界的硇洲鲍鱼、龙虾等名贵水产。 景观呈现出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持续互动，同时也是人类对环境感知的投射与文化表征。在硇洲岛的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正是人地关系、生态理念以及人们对于景观的理解和认知。下文将从衣食住行等不同视角来对海岛社会的景观加以描述。 3.1. 冷与热：渔民对食物的分类与认知 由于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类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不同的物体进行划分归类。这里的饮食与认知逻辑呈现的是人与自然景观的互动，以及人们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文化景观与有关食物的认知逻辑。 岭南一带地处在中国亚热带、热带地区，该地区的气温比较高，《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曰：“南方生热，热生火” [ 8 ] 。岭南一带的“火气”较旺，加上降雨量大，据范端昂撰《粤中见闻》记载：“粤人腠理多疏，汗溢即致外邪，故疾病常起于风。风之不正，莫甚于广南，因多疯疾” [ 9 ] 。这种高温湿重的气候条件使这个地方的瘴气蛮行。人们对食物冷热的认知是在长期的实践与不同传承的经验中得来的。由于当地的气候比较潮热，当地人有着自己的一套排湿解热的方法。张珣在《传统中国的食物分类》中写道：“冷、热便是中国人分类食物的一个标准，与食物本身的温度、属性关系不大，其食效或疗效并不重要，而主要作为取食的一个参考标准” [ 10 ] 。 海鲜是海岛社会渔民生活很重要的食物，因此，他们对菜谱的搭配上很有讲究。他们经常在当地人认为是比较热性的食物上搭配一些凉性的食物。比如，泥丁是一种很清凉爽口的寒性食物，当地喜欢喝酒的人经常在喝白酒时配上生泥丁，“灼中带清、灼中有甜”。沙虫和泥丁一样，在当地人看来是凉性食物，性寒，味甘，有滋阴降火，健脾壮肾，清肺去虚功能。因此，“干沙虫炖狗肉”与“泥丁配烈酒”在食物的调配上当地人认为都是一样的原理：即热性食物与凉性食物相搭配，可以互补调节身体内部平衡。此外，当地人在煲汤时经常将海参与猪骨放在一起煮，主要是因为当地人认为海参属于凉性食物，与猪肉、排骨放在一起煮，不但可以相互调和，还具备一定的药用效果。 在硇洲岛的夏季，经过一夜的燥热难眠，早上醒来，走在津前村的大街小巷上，总能看到老年人结伴相邀前往镇上的“酒家”、“茶楼”去饮茶。硇洲岛地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到海洋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干热，冬季湿冷，四周环海，淡水资源较少，受水热条件影响，海岛的陆地上的温度偏高。因此，海岛社会中的人们在独特的地理居住环境以及长期的生产劳作过程中，会衍生出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分类体系。当地人喝凉茶并不是偶然现象，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是由于受到当地气候条件的影响所呈现的“惯习”。但是从文化层面观之，“喝凉茶”已经当地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是重要的文化景观。“群体文化是经由社会发展过程代代相传且由社会成员共享的一组信念、态度和行为形态，它是决定一个人的欲望与行为的最基本因素” [ 11 ] 。凉茶是建立在当地人对事物认知的文化逻辑中所衍生出来的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包含着一套地方性知识与生活逻辑。 3.2. 水热与海岛社会的民居 在硇洲岛地区，珊瑚民居是居住在海边、以海为耕、以渔为生的海洋族群独具特色的建筑。其原材料以珊瑚石为主。由于珊瑚石防潮抗蚀、坚固耐用，加上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渔民在建筑上取材困难，珊瑚石成为了他们“就地取材”的建筑原材料。“一个地区传统建筑特色的形成，受当地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是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相互影响、不断作用的结果，这些影响包括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两方面因素” [ 12 ] 。在硇洲岛，珊瑚民居的形成，是在当地滨海的地理自然条件作为先决条件的基础之上构建而成的，也是当地海洋族群在长期对海洋的实践与认知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海洋建筑文化。 由于整个硇洲岛的气候比较潮湿，而且每年夏季都有几次台风过境，而传统的珊瑚民居抗台风能力差，所以当地人还会选择用玄武岩进行建筑。这是对珊瑚民居的一种补充，甚至以前在建筑珊瑚民居时还会将珊瑚石与玄武石交错叠砌在一起进行房屋建筑。玄武岩属于基性火山岩，是火山发生后所喷出的岩浆在冷却后凝固而形成的一种质地致密的岩石，从地质学的岩石归类来看，玄武岩属于岩浆岩，亦称火成岩。硇洲岛是一个火山岛，海岛向海面突出的部分都是由于火山喷发出地表所形成的岛屿。因此，玄武岩密集散布在整个硇洲岛上。与珊瑚石一样，同样便于当地人就地取材进行建筑。 在硇洲岛地区，海岛面积不大，然而降雨量较大，沿海的风浪侵蚀严重，不宜搞夯土技术。珊瑚民居不仅可以经受海风、雨水的侵蚀，还可以在湿度、盐度较高的环境中有着较稳固、稳定的墙体结构，尤其是“冬暖夏凉”的屋内环境适合硇洲岛“冬冷夏热”的外围环境，二者相互平衡。不同地域的地理气候会孕育出不同的建筑景观，无论是主体结构还是建筑的细节设置都是反映当地人的生态观念、民间信仰观念等一系列的景观。建筑作为文化载体与符号，地景的背后呈现的是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结合。 3.3. 硇洲岛的地名与地景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既可悟、又可视的特点，体现着自然、社会的双重性” [ 13 ] 。地名是一个地方地理环境与社会人文历史相结合，同时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活化石”。 据当地人介绍，生活在硇洲岛地区的人基本是来自福建地区，以莆田居多。海岛上生活中两种文化差异比较大的族群，一种是分布的红卫居委会的疍家人，一种是散居在硇洲岛其他村落以闽南语次方言为母语的族群。在整个硇洲岛，对于排在前面的“大姓”，人们有“一谭二梁三窦”之说，从地名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以原居住地姓氏来命名的村庄。比如：窦屋村、方屋村、洪屋村、陈屋村、黄屋村、梁屋村、林屋村、庄屋村等等。这为人们追踪溯源来探讨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可考信息。这也是海岛社会文化“外源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在景观人类学的研究中，景观建构论者对于“场所”的关注多于对“空间”的思考。这主要是因为“场所”更加容易呈现出人类学的研究价值。“意义”通过身体之间的“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所共享。人类学者Santos-Granero在其对于秘鲁原住民亚耐夏人对于土地命名并赋予相关故事的行为，称之为“地势图式的填写(topographic writing)”，指出了原住民一直通过这种将“意义”写入景观的方式，向共同体外的人们传递着当地人的历史与文化 [ 4 ] 。在硇洲岛的地景名称中，同样也能够看到当地历史文化的影子。除了前文提及关于以姓氏命名的村庄之外，也存在其他的景观。 在硇洲岛地区，“上街”在历史上既是一个繁荣的集市，也是整个硇洲岛明清时期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上街作为一个地名见证了整个硇洲岛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烟楼村以昔有烽火台——烟楼得名。而在明清时期之前，硇洲岛曾是南宋末代皇帝与众多的将领曾经住过的地方。这个从硇洲岛的村落地名中可以很明显地反映出来。比如说“宋皇村”，据史籍、方志记载和父老相传：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元军大举南下、福州失守后，护卫杨太后、端宗赵昺乘船南下，途中遇台风，于1278年三四月间泊靠硇洲岛。当时，随着南下的朝臣、宫女、太监以及官兵、船民等十多万人，“伐木建行宫外....立行朝草市，百官有司皆具，造军屋三千余间”，故名宋皇村 [ 14 ] 。再比如“三忠庙”，分布在三个地方：西园村供奉文天祥的平天庙，黄屋村供奉陆秀夫的调蒙宫，那林村的调但庙。主要为了纪念南宋时期护送两位小皇帝的三位大臣：陆秀夫、文天祥、陈世杰。当年他们曾经途经硇洲岛，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这三位朝廷的忠臣，将这三位大忠臣变成自己心中敬仰的英灵，并封为境主，年年祭祀，早已约定俗成。 尽管在景观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中，“空间”和“场所”被置于一个二元范畴，但是从实际上看，“场所”和“空间”的不同研究视角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在Rutheiser关于亚特兰大的景观再生产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因为1996年奥运会的申办，在政府机构与实业家们的共同推进下，对亚特兰大的城市特色进行了建构，促进了城市景观的再生产。在硇洲岛，“红卫”和疍家人在当地人的印象中紧紧联系。疍家人过去“以船为家”，没有居住在陆地上，后来逐渐开始在海岸边搭棚居住，直到后来国家与地方政府鼓励疍家人上岸居住，并将疍家居住的地方称为“红星”。随着国家渔业政策发展的需要，将居住在“红星”这一带的船队改装为硇洲岛发展深海作业的船队，居住在“红卫”一带的疍家人规模也得到了扩大。 综上所述，在景观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下，硇洲岛的海岛社会呈现出同内陆文化不同的特色。不仅体现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文化过程，同时在地景的研究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当地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过程性展演，景观不再是民族志的背景，而是作为整体性分析视角被纳入到研究的视域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