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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Tiebout (1956)认为，在居民有权可以“用手投票”选择地方官员和选择向符合自己对公共物品偏好的辖区迁移(“用脚投票”)，而地方政府为了在辖区内吸引更多居民，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中，纵向上同中央政府要求分权，横向上与同级政府展开竞争。这就是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也称为Tiebout模型。Apolte T. (1999)、Carsten H. P. (2009)进一步从制度竞争的视角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和补充。Breton A. (1996)则对“地方政府竞争”作了一个较全面的定义，它是指某个区域内部不同经济体的政府利用包括税收、环境政策、教育、医疗福利等手段，吸引资本、劳动力和其他流动性要素以增强经济体自身竞争优势的行为 [ 12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在地方政府竞争的缘由和效应。张维迎等(1998)和周业安(2003)分析表明，财政包干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激烈竞争。刘汉屏等(2003)强调了以财政分权促进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建立。与此相反，张璟等(2008)则认为，中国式的分权制度导致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使地方官员既为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竞争，又为政治晋升竞争(周黎安，2004)，这种竞争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比如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恶性投资等消极后果(周黎安，2004；张宇麟等，2009；徐超，2015)。 经济发展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加重，已被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 7 ]，中国作为近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样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尽管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改善环境状况的法律法规 [ 13 ]，建立和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环境制度和政策，但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仍难以奏效。有研究将环境治理的低效归因于分权治理结构和政绩考核机制导致的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行为。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的“鞭策”下，拥有一定经济和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以各种手段保证经济实现增长；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弱化环境规制强度来降低当地企业的“合规成本(compliancecost)”也就是降低企业为消耗自然资源和排放污染物支付一定的额外费用(环保投入费用)，以实现招商引资，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终可能导致环境状况的普遍恶化(杨海生等，2008；王普，2011)。在缺乏外部有效干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拉动GDP，甚至会制定保护性政策吸引可能成为利税大户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到当地投资 [ 14 ]，并乐于看到污染企业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盈利活动而非环保投资，以便产生更多的税收贡献 [ 15 ]。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也缺乏足够动机敦促辖区内的污染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地方政府竞争势必会降低环境监管强度。逐底竞赛，地方政府为了竞争流动性要素，会争相降低自身的环境规制水平 [ 16 ]。尽管中央环境考核制度日趋严格，但环境质量数据的不透明与可操纵性削弱了考核制度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的提升作用。面对中央的环境治理压力 [ 17 ]，地方官员会“策略性地”修改环境质量数据，形式上实现中央制定的环保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仍不惜放松环境管制，默许甚至纵容污染企业的超标排污行为，进而导致了地方环境治理失效(梁平汉和高楠，2014；郭峰和石庆玲，2017)。 同时，在各类污染源中，企业工业活动是导致环境恶化的首要因素。据最新数据显示，企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的工业排放量占社会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达到了88.15%、67.60%和83.65%。企业工业活动在为市场快速积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虽然按照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能够促使企业加大清洁技术的创新与运用，从而抵消企业环保成本 [ 18 ]，最终能够实现环境治理与盈利目标的双赢(Porter & Linde， 1995；李玲和陶锋，2012) [ 19 ]。但短期来看，环保投资的主要受益方是社会而非企业。企业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环保投资将会增加生产成本(Clarkson et al.， 2004) [ 20 ]，降低生产效率 [ 21 ]。偏好当前确定利润与自身经济效益的理性企业家，难以主动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于短期经济效益低且未来不确定性大的环保投资(Orsato， 2006；宋马林和王舒鸿，2013) [ 6 ] [ 22 ]。 综合以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地方政府在追求GDP考核目标下，地方政府间竞争使环境规制水平不断降低，企业环保投入减少。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步加大了对上市企业和重污染企业进行环境管制与行业管制的力度，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然会做出相应的环保投资决策。一般来讲，环境规制越高，即环保标准越高，企业为了满足环境规制要求，对环保设施、环保研发以及排污税缴纳等方面的投入越多，即企业环保投入随着环境规制的提高而增加(王云，2017) [ 1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管制负相关，环境管制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呈正相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地方政府间竞争与会抑制企业环保投入。 2.2. 企业异质性与环保投入 王海妹、吕晓静(2014)认为，企业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 23 ]。行业环境在决定企业战略决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企业的投资决策及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行业环境和行业特性的影响 [ 24 ]。近年来，非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化是否会改变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主导地位，不同控制人的性质是否会对企业环保投入产生影响，我们在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的过程中试图做进一步的探讨论企业环保投资。 现阶段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环保投资动机与目的方面均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受到政府干预，更愿意按照政府设定的目标进行投资(Chen et al.， 2011)，承担更多政府赋予的社会责任(贾明和张喆，2010)。非国有企业目的是为了在法制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获得非正式制度保护，以及在市场规则不规范时获得特殊社会资源与政府庇护，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Chen et al， 2011)。因此，此类企业受到逐利目标的限制，很难不计成本投入资金用于企业环境治理。但是在政府的环境管制力度作用下，对国有企业并不会产生太大的触动，也不会立即在环保投入方面做出反应，对政府环境管制做出的反应比较滞后 [ 25 ]。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对政府的环境管制也更为敏感，为了追求企业的合法性，被迫遵守环境管制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管制的敏感性更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相比于国营企业，非国有企业对环保投资更积极。 2.3. 地区差异与环保投入 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必然受到周边地区污染排放的影响；此外，贸易和产业转移造成的跨境污染 [ 26 ]，而环境投资等公共政策外溢造成的“搭便车”行为，使得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物排放不可能相互独立。环保投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地方环保投入的增加将有利于邻近地区的环境，对相邻地区的环保投入产生负向激励：即“你多投，我便少投”，这种负向激励会导致污染水平的增加(张可，汪东芳，周海燕，2016) [ 27 ]。Kennedy and Hutchinson认为污染具有地理跨界效应，本地的环境损害同时来自于周边地区 [ 28 ]。所以，建立如下假设： H3：相比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环保投入与地方政府竞争相关性变弱。 2.4. 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频繁出现，政府愈加重视对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管制政策与制度，当前中国的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是环境保护事务面临的核心问题 [ 29 ]。 具体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政府行政监管与环境污染监管都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直接性规制工具。政府行政监管指立法或行政部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等正式制度，以引导排污者的环保选择，(赵玉民，2009)主要设立了企业必须遵守的环保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来严格规范企业的环保生产标准 [ 30 ]。环境污染监管则是针对政府行政监管实施过程中的监控，通过提高环境污染强度来降低企业违规排放概率 [ 31 ]。该强度增加，违规排放被处罚的概率变大，排污者的预期收益将减少 [ 32 ]，迫使企业增加环保设施和环保技术的投资，实现合规化生产。以上直接性规制工具主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强制性规制政策，并设立相应的事后监督机制，以此迫使企业采取措施来减轻环境污染 [ 33 ]，如安装减排设备、净化污水、低碳生产、美化环境等，这些措施需要企业投入资金，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进而对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Farzin， 2000)。二是环境经济规制，主要以经济性手段引导企业采取行动以适应社会性规制的客观需求，主要以税收、罚款以及排污费的方式将环境因素内生于企业生产函数中 [ 34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面临随着经济规制加强而上升的环境成本时，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企业最好的办法是加大环保技术投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环境成本。在运用经济监管工具时，监管机构通常不直接参与执法，而是发挥协调作用 [ 35 ]。与直接性规制工具相比，理论上基于市场的经济性规制工具的影响更为广泛，实施成本更低，(Hemmelskamp， 1997)但受竞争约束、寻租等制度因素的影响 [ 36 ]，环境经济规制工具的效率在实践中受到极大约束。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经济的处罚力度普遍较弱，其违法成本过低导致生产者往往会选择违法。 政策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其运转过程由制定和实施两个部分组成。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陈振明，2003) [ 37 ]。短期来看，环保投资的主要受益方是社会而非企业。企业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环保投资将会增加生产成本(Clarkson， P.M.， and G.D. Richardson， 2004) [ 20 ]。偏好当前确定利润与自身经济效益的理性企业家，难以主动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于短期经济效益低且未来不确定性大的环保投资(Orsato， R.J.， 2006；宋马林、王舒鸿，2013) [ 6 ] [ 22 ]。因为污染排放的预防与治理涉及到环保设施及系统的更新改造、环保技术的研发以及环保组织机构的管理等，这往往需要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Porter， M.E.， and C.Linde. 1995) [ 19 ]。企业的环保投资是在面对政府环境管制时所做出的反应(李永友、沈坤荣，2008) [ 8 ]。 环境规制越高，即环保标准越高，企业为了满足环境规制要求，对环保设施、环保研发以及排污税缴纳等方面的投入越多，即企业环保投入随着环境规制的提高而增加(王云，2017) [ 1 ]。因此在地方政府竞争对企业环保投入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的影响。 H4：环境规制是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地方政府竞争能够通过放宽环境规制发展经济，进而降低企业环保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