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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的文化实质是家的文化(李亦园，1988)。中国古语有“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足以可见“家”烙印于中国人的骨血中，烙印于中国人的大义里。“家”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特殊的涵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家”文化。能像在中国文化中这样丰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对家的依恋如中国人这般强烈(费正清，Fairbank，张理京，2003)。梁漱溟也在 《中国文化要义》里指出：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见重要，尽人皆知；与西洋人对照，尤显觉显然。即使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家”在中国人心中也未有分毫褪色，一些研究调查发现：大多数人仍将家庭的幸福列为自己的首要追求(韦宏耀，钟涨宝，2015)，同时赞同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刘汶蓉，2011；韦宏耀，钟涨宝，2015)，认同自己对家人的幸福负有很大的责任，具有较强的家庭义务感(刘汶蓉，2011)。在一项中国青年和老年人家庭观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家庭本位观并没随着代际的差异而出现下滑趋势(彭大松，20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着重探讨了于家庭、家教和家风问题，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中国人具有浓厚的重家观念，对于中国人而言，家的意识具有核心价值的作用(杨国枢，2004)。爱家，顾家，护家已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家庭主义价值观及其保护性作用 家庭主义价值观(Familism Values)是一种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价值观，从上世纪中期开始，不同学者对家庭主义价值观的提出了自己的界定。 上世纪中期，Burgess和Locke首次将家庭主义价值观作为区别于现代个人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提出，认为家庭主义是个体对家庭的绝对忠诚和团结(Burgess， Locke， & Thomes， 1963)。George (1986)将亲密度，即持有家庭成员间应该保持亲密关系的信念纳入到家庭主义价值观中；Sabogal等(1987)将家庭主义价值观定义个人对家庭的认同和依附，以个人以家庭作为情感支持的来源，个人对家庭的义务以及作出决定时参照对家庭的影响为主要特征；Steidel及其同事(2003)认为，家庭主义价值观涉及个体对其所属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强烈认同和依恋，以及对同一家庭成员以忠诚，互惠和凝聚力为特征的强烈感情。近期Knight和Carlo (2011)指出，家庭主义价值观是指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倾向于维护自己的核心家庭或者共同生活的大家庭的利益，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支持，维护家庭荣誉。包括对家忠诚、家庭支持与亲密度以及承担家庭义务几个维度。本研究认为，家庭主义价值观是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与家庭、家庭成员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以为家庭成员着想，服务团结家人，对家庭忠诚为特征的价值体系，包括感知到家庭支持与温暖、明确家庭义务以及行为和态度以家庭为参照。 对家庭主义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拉美裔美国人的家庭主义价值观的研究，被认为是拉美裔美国人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大量研究将其作为拉丁美裔青年成长发展的保护性因素，如作为青年社会心理功能的保护性因素(较少的物质滥用和较少的行为问题相关) (Ayón， Marsiglia， & Bermudez-Parsai， 2010; Germán， Gonzales， & Dumka， 2009)。较高家庭主义价值观与青年的高幸福感相关(Campos et al， 2014; Schwartz et al.， 2010)，同时也可以预测较低水平的青年内化、外化问题(Gonzales et al.， 2011; Zeiders et al.， 2013)与较少的好勇斗狠行为(Marsiglia， Parsai， & Kulis， 2009)。反之，在对拉美裔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的系列研究中，Knight， G. P.与他的同事分别从横向(Knight， Carlo， Basilio， & Jacobson， 2015)和纵向(Knight， Mazza， & Carlo， 2017)两方面证明了家庭主义价值观对墨西哥裔美国青年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对于家庭主义价值观保护性作用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高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父母的指导和权威相关(Bush， Supple， & Lash， 2004)，同时家庭也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和情感支持来源(Rodriguez， Mira， Paez， & Myers， 2007)，这些都有助于风险行为的抑制。从社会控制理论角度出发，个体对父母、学校和同辈朋友的感情依恋越强烈，越不可能犯罪(Hirschi & Stark， 1969)。家庭主义价值观越高，个体对家庭的依恋与忠诚也越高，越会对一些可能涉及暴力和犯罪的风险行为产生抵制和反感(Brooks， Stuewig， & LeCroy， 1998)。 1.2. 家庭、攻击性行为与移情 攻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攻击性行为是指任何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且攻击者相信其行为将伤害对方，而对方有避免这种伤害的动机(Anderson & Bushman， 2002)。攻击性行为不仅对个体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与个体神经质、精神质、自恋、自尊等人格因素相关(Twenge & Campbell， 2003; Hosie， Gilbert， Simpson， & Daffern， 2014; Turner & White， 2015)，同时，攻击性行为也会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以及社会的稳定造成不好的影响，近年来攻击性行为越来越多地得到学界的关注(Hamama & Ronen-Shenhav， 2013)。家庭作为人从出生开始最先接触也是较长时间居住的环境，对个体的攻击性具有重要影响，早年的研究发现，个体对家庭的感知与个体当前阶段的抑郁、敌对等状况存在密切联系(Searight， Reuterman， & Russo， 1996)。攻击行为倾向较高的大学生，其原生家庭的背景也越不健康(郭梅英，魏广东， 张玉英，2010)，如果父母不能提供支持的、温暖的家庭环境，而是以拒绝的、冷漠的、忽视的教育方式来对待孩子，那么孩子长大以后更容易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倾向，包括成年早期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和攻击行为(Gover et al.， 2008)。对攻击性行为产生影响的还有个体的移情水平，已有研究指出，移情反应是个体攻击性的一个抑制因素(应贤慧，戴春林，2008; Ciucci & Baroncelli， 2014)，缺乏共情能力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Piko & Pinczés， 2014)。移情的共情维度可以通过引发对被攻击者的愧疚情绪来调节攻击行为；而观点采择则是一种理解他人的能力，在威胁情境中，观点采择测量得分高者能够建构良好人际关系，较少发生攻击行为(Stanger， Kavussanu， & Ring， 2012)。鉴于个体的移情水平对攻击性行为的相关影响，家长也可以通过培养子女的移情来预防暴力的产生(Swick， 2005)，家庭对个体的移情水平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个体的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移情水平呈正相关(Knight， Carlo， Basilio， & Jacobson， 2015)，一些学者认为，在家庭生活中，高家庭主义价值观的父母更可能对子女提出多为家庭成员着想的要求，这会促使其观点采择能力的提高(Armenta， Knight， Carlo， & Jacobson， 2011; Calderon-Tena， Knight， & Carlo， 2011)。 从已有文献可以得出：家庭主义价值观的保护性作用已被学界所承认，其对攻击相关因素(如内外化问题、暴力因素)也呈现负相关和抑制的作用。但对于家庭主义价值观对攻击性行为影响的直接研究仍然空白，更是鲜有对其内部机制的探讨。本研究通过自编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问卷、移情和攻击性行为问卷的施测，探讨家庭主义价值观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同时假设移情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以期找到家庭主义价值观对个体攻击性行为的保护性作用的实证证据，进一步为和谐家庭和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