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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上书言事 袁保恒少年科第，素负经世之志，所得保奖又大半出自圣心，可谓特达主知。这使得他遇事敢于直抒己见，但视事太易，行为举措不免激越。在皖北刚刚平定不久，袁保恒便通过河南巡抚张之万代递《敬陈皖北善后事宜折》折，列举了八条在善后中应注意的事项 [ 9 ] 。清廷将此折交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议复 [ 8 ] 。一年过后，袁仍未看到各督抚的议复，心急之下，于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擅用陕州印信上《条陈屯田事宜片》，片中甚至有屯田事宜“非笔墨所能详，亦非旦夕所能定”，希望自己能“躬诣京师”，“与在廷诸臣当面筹商”等语，难免会让人怀疑他有所希冀，存奔竞之心 [ 9 ] 。清廷就表示袁保恒此举“实属自信过深，冒昧从事，不谙体制”，将此事交由吏部议处 [ 8 ] 。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吏部就袁保恒的处分提出处理意见： 应请将前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袁保恒比照官员妄行条奏降一级调用例，议以降一级调用，系公罪，例准抵消。可否准其抵消之处，恭候钦定 [ 3 ] 。 吏部将此事定性为“公罪”，并未追究袁个人的私德，尤其是公罪还“例准抵消”，看来吏部并无穷治之意，打算对袁网开一面。在清代，丁忧官员连地方公事都禁止干预，按袁保恒的说法，他更是打算与闻国事，还主动请缨赴京，吏部仅仅以“公罪”含混处之，自然难以服众。就在同一天，福建道监察御史张观钧不知从何种渠道提前知晓吏部的意向，上折称： 窃臣闻丁忧庶子袁保恒因妄行陈奏屯政，钦奉谕旨交部议处。查该庶子籍隶河南，丁忧后应行回籍守制。向来守制人员不准干预公事，例禁綦严。乃该庶子忽而擅发驿递，陈奏屯政，其条陈事件迹近为公，而恐系藉此意图干进。况人子居丧读礼之余，思亲之不暇，何虑及此，闻之殊堪诧异。古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彼不能尽其孝思而妄行干预公事者，其孝尚可问耶？其忠又可侍耶？且闻原折内尚有欲来京与廷臣面商之词，其妄自尊大，语涉轻狂，已可概见 [ 3 ] 。 和吏部的处理意见相反，张观钧集中攻击袁保恒的私德，同时将矛头指向吏部，称其舍重从轻，日后流弊滋多，对袁应按照“无言责官员将公事妄行具奏者，降二级调用公罪”例议处。其实，袁保恒官至正五品京堂，例有奏事之权，虽处丁忧期间，仍可由他人代递折子，并非所谓的无言责官员。此前的《敬陈皖北善后事宜折》便是由张之万代递，并未引发什么事端，清廷还将此折交由相关督抚议复。袁保恒的问题乃在于以丁忧之身干预朝政，还不按惯例，擅发驿递。吏部便于二十七日的复奏中指出张观钧所引例文的不当之处，并且反戈一击，称张在吏部“甫经具奏”，尚未奉旨之时，便“遽行援引例文，同日具奏”，亦是“与体制不符”之举 [ 3 ] 。清廷最终则依照吏部原议，将袁保恒“降一级调用”，对张观钧的做法也未予追究，而为了平息清议，不准袁抵销 [ 8 ] 。袁保恒最后能得到如此处置，可能与当时的军机大臣李棠阶有关，因李与袁不仅有同乡之谊，且和保恒之父甲三为数十年旧交 [ 10 ] 。 朝廷对袁“一再施恩”，袁保恒“感激涕零”，但他并未有所收敛，在给枢臣的私信中，袁保恒仍就曾国藩的剿捻策略发表意见 [ 9 ] 。李棠阶在接到信后，虽称赞其言“尤为明切”，亦劝他要学会“敛才约己，藏器待时” [ 10 ] 。该年九月，袁保恒丁忧起复后，依旧故态，屡上封奏，其中还牵扯到朝中重大的人事调动。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因曾国藩剿捻无功，清廷改命李鸿章出任钦差大臣，负责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负责后路事宜 [ 8 ] 。为后生辈筹粮筹饷，曾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遂坚辞拒绝回任两江，并表示自己可以“以散员留营帮同办理” [ 11 ] 。但以曾国藩之“素著威望”，若他在营，继任者岂能大展拳脚。在清廷的连番催促下，曾国藩的态度有所松动，虽接任督篆，可仍要驻扎徐州，“为李鸿章后劲之助” [ 11 ] 。随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不断地向曾“陈情说礼” [ 11 ] ，曾国藩遂同意回驻金陵，不过打算三个月后“再行专疏奏请开缺” [ 11 ] 。就在曾国藩进退失据之时，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袁保恒上《端本至计折》，为曾谋出路。折中称： 窃闻大学士曾国藩在宣宗时即为学者所宗，仰其德性之坚定，风裁之峻整，懔然不可亵慢。年来勋业盛著特其余事，而戎马之中不废讲学，造诣日益精进。若蒙特简，令其入赞讲帷，必能辅翼圣德。或疑两江重任非该大学士不可，臣愚以为论人才则两江易得而讲帷难求，论本末则圣学宜先而两江为后。若与现任封圻中酌量更调，该大学士非必不可移动。况以两江繁剧而令以病体当之，设有贻误，亦非两全之道。若得专心侍学，每日讲学不过数时，退食从容仍可静摄，既以示圣主体念劳臣之意，又于圣学大有裨益，似为一举三善 [ 9 ] 。 从文意上看是要让曾出任帝师，但让号称“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只是“每日讲学不过数时”，未免大材小用。袁保恒的真正意图乃是以“入赞讲帷”为曾将来入枢之渐，毕竟军机中李鸿藻的位置一时还无人接替。袁保恒此折是否有他人授意不得而知，不过袁、曾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袁保恒的父亲袁甲三与曾国藩皆于道光十四年中举，系属同年，且二人“投分最早，相知颇深” [ 11 ] 。袁甲三去世后，曾国藩不仅为他撰写墓表，还奏请为其建立临淮专祀 [ 11 ] 。曾国藩对故人之子也很是欣赏，称袁保恒“久侍帷幄，具得韬钤心传”，希望他将来能“宣力戎旃”，“成先人未竟之志” [ 11 ] 。曾在查办河南巡抚吴昌寿被参案时，还咨询袁保恒以了解河南宦情 [ 11 ] 。袁保恒则在曾国藩入豫时，表示愿意让出新屋由曾居住 [ 11 ] 。双方关系十分和谐。曾能否入枢姑且不论，若真能“入赞讲帷”，对曾国藩个人而言确属位望兼隆，但这势必导致两江无人镇守，李鸿章的军饷无法得到保障，进而影响到整个剿捻大局。清廷根本不会同意袁保恒的建议。 随后，袁保恒又多次就军务问题上折，清廷对此都没有什么表示。袁保恒不能“一展长才”，且起复后已一年有余，仍属候补官，未能补上实缺，心情十分烦闷。从兄袁保庆便劝他： 弟此时既未补缺，则犹是闲人，正是养晦之时，若多言则不知者将以为炫长逞才也，只可静守以待耳。人生皆有命定，不能勉强，惟顺其自然可也 [ 12 ] 。 袁保恒接到此信后，似有所悔悟，表示自己“不愿多言”，令袁保庆十分高兴。但都中此时已有人议论袁保恒的所作所为“非抱道自重之义”，故仍不忘叮嘱他“斯时只可缄默养望，以俟上下交孚”，勿再生事 [ 12 ] 。 同治六年底，西捻军乘黄河结冰之时，突破左宗棠的防线，由晋入直，旋又窜扰山东。近畿一带军务方兴，袁保恒认识到机会已来，便于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毛遂自荐，陈请“效力戎行” [ 9 ] 。为了尽快平定捻军，清廷此次对袁的请求终于有所回应，命他赴“赴钦差大臣李鸿章军营，听候差委” [ 8 ] 。李鸿章则于闰四月二十日命袁保恒充当全军翼长，负责“联络诸军，妥筹防剿” [ 13 ] 。袁保恒入李鸿章军营仅仅一个月，李便对他委以重任，并夸袁“甚有阅历，军情贼势亦甚了亮，能顾大局也” [ 13 ] 。这一方面是因为二人本属世交，李鸿章亦曾于咸丰三年随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得以结识袁甲三，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李鸿章看中了袁保恒自身的人脉。此时负责剿捻的部队除了湘、淮军外，尚有宋庆、张曜的豫军，郭宝昌、程文炳的皖军。宋庆、郭宝昌、程文炳三人皆出身于临淮军，为袁甲三旧部，张曜虽和袁甲三无直接统属关系，但长期在豫活动，和袁家当有所交往。李鸿章欲通过袁保恒的关系来调控各方军队，以便协同作战。 对于袁保恒此次出山，袁家人颇为看重。袁保龄(保恒之弟)便建议他要召集“旧日部将之愍勇知忠义者”，“以壮爪牙” [ 12 ] 。袁保庆则为了弟弟能成大功，不顾将来赔累，竭力为其办粮 [ 12 ] 。不过袁保恒的运气不太好，西捻军于同治七年六月底便被彻底平定，袁并未立下显赫战功，但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仍得以开复之前的降调处分，恢复原职，还得到了“三品衔”的奖励 [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