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实验二：正性图片的情绪Stroop效应 3.1. 目的 通过图片形式的颜色命名任务，来比较被试对正性图片与中性图片的反应时有何差异，比较连续呈现和交互呈现条件下正性图片与中性图片是否有差异。验证正性图片中是否存在情绪干扰现象，即是否存在情绪Stroop效应。 3.2. 方法 3.2.1. 被试 大学生36名，其中男女被试各18名，平均年龄在19~21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 3.2.2. 实验设计 2 (情绪词类型：正性图片、中性图片) × 2 (刺激呈现方式：连续呈现、交互呈现)两因素被试内设计。 3.2.3. 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的正性图片来自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共20张，平均效价7.95，唤醒度5.10；实验采用的中性图片亦来源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共20张，平均效价4.59，唤醒度3.25；正式实验前的练习阶段所用图片为8张中性图片，平均效价4.72，唤醒度4.07，同来自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 选取20张正性图片和20张中性图片，每张图片都出现四种颜色：红、黄、蓝、绿。实验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10张正性图片 × 4种颜色，重复一遍，总共是80个试次；第二部分为10张中性图片 × 4种颜色，重复一遍，一共80个试次；第三部分是10张正性图片和10张中性图片(不同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图片) × 4种颜色，也是80个试次；第四部分与第三部分相同。再加上练习实验的8张中性图片 × 4种颜色，有32个试次。实验总共是352个试次。 3.2.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编写，将实验材料全部用图片方式放进e-prime里面，图片像素统一为640 × 480。 实验开始，先出现指导语界面，指导语告诉被试如何进行实验操作。实验首先会在电脑屏幕中央出现一个红色“+”符号注视点，要求被试集中注视电脑屏幕的中央。接着呈现一张图片，让被试判断图片边框的颜色，并按相应的颜色按键。实验要求被试快速准确地作出判断，直到被试按键之后图片才会消失，然后又出现红色“+”符号注视点，再出现下一张图片，以此类推。在相应的键盘位置已经贴好了对应的颜色贴纸，被试把左手中指放在“红”键上，左手食指放在“黄”键上；右手食指放在“蓝”键上，右手中指放在“绿”键上。 正式实验开始前会有一个练习实验，要求被试进行32次练习实验，目的是让被试熟悉四种颜色对应的键盘位置。练习实验和正式实验之间有一个过渡界面，询问被试是否已经熟悉实验过程，如果不清楚的可以继续返回练习实验进行练习，如果已经熟悉实验过程就能进入正式实验了。系统会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3.3. 结果 实验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action time between continuous presentation of positive pictures and neutral picture 正性 中性 t p 反应时 813.38 ± 162.39 805.36 ± 176.54 0.395 0.695 表4. 连续呈现时正性图片与中性图片之间反应时的差异比较 由表4可知，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连续呈现条件下正性图片的反应时和中性图片的反应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差异不显著，说明正性图片没有出现情绪Stroop效应。 Table 5 Comparison of response time between interactive presentation timing pictures and neutral picture 情绪图片类型 正性–正性 正性–中性 中性–中性 中性–正性 反应时 787.92 ± 128.75 786.53 ± 147.08 793.65 ± 162.96 803.19 ± 164.38 表5. 交互呈现时正性图片与中性图片之间反应时的差异比较 由表5可知，采用2 (前一试次：正性、中性) × 2 (当前试次：正性、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前一试次效价的主效应不显著，F(1，35) = 2.102，p = 0.156；当前试次效价的主效应不显著，F(1，35) = 0.435，p = 0.514；交互作用不显著，F(1，35) = 0.497，p = 0.485，说明正性图片与中性图片的实验中没有出现情绪Stroop效应。 Table 6 Repeated measurement variance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presentatio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前一试次 4513.00 1 4513.00 2.102 .156 误差项(前一试次) 75，156.77 35 2147.34 当前试次 598.18 1 598.18 .445 .514 误差项(当前试次) 48，147.60 35 1375.65 前一试次 × 当前试次 1074.54 1 1074.54 .497 .485 误差项(前一试次 × 当前试次) 75，621.73 35 2160.62 表6. 交互呈现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由表6可知，正性图片与中性图片交互呈现的条件下，前一试次与当前试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以图片形式呈现的正性刺激与中性刺激中不存在显著的快效应和慢效应。 3.4. 讨论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可知，正性图片没有出现情绪Stroop效应，无论是在连续呈现正性图片的情况下，还是与中性图片交互呈现的情况下。Ohman (2001)提出的情绪驱动注意理论认为人对环境中的威胁刺激有天生的本能的回避的选择，当环境中出现威胁性刺激时，注意会受到情绪驱动首先注意到这些威胁性的刺激，所以在负性情绪刺激一般会产生情绪Stroop效应。由此推断，正性情绪刺激由于不具有生存保护意义，所以无法驱动注意，或者驱动力微弱，不会让注意优先集中在刺激的意义上，而是识别颜色，导致正性刺激与中性刺激的反应时差别不明显。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讨论 从上面两个实验可知，不管正性情绪刺激是以字词的形式呈现，还是以图片的方式呈现，都没有出现情绪Stroop效应；无论是连续呈现条件还是交互呈现条件，都没有出现情绪的干扰现象。从实验一和实验二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注意警觉还是从情绪驱动注意理论都可以看出，负性刺激更能引起被试的注意，从而延长了反应时。相对而言，正性刺激不带有威胁性，无法引起被试注意力的集中，导致正性刺激与中性刺激的反应时几乎没有差别。 在McKenna和Sharma 1995年关于用情绪Stroop任务来探查侵入性认知的文章中提到，威胁性词汇对颜色命名具有更多的干扰作用，干扰是相对于中性词而言的情感词，干扰更多的发生在负性词汇上，突出了威胁的关键作用。其中还提到，当交互出现负性刺激和中性刺激时，当一个负性刺激后跟着一个中性刺激时，那么中性刺激与负性刺激之间的差异就被消除了(即对负性刺激的反应会影响到对中性刺激的反应，也就是慢效应)。对负性刺激中带有的威胁性信息的注意力会延长到下一个颜色命名的任务中。而在我们的实验中，交互呈现时，正性刺激后跟着一个中性刺激，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慢效应。 Pratto和John所做的研究“自动警觉：对负面信息的注意力”中也说到，人们在颜色命名的任务中有着普遍而显著的不对称，即对负性刺激反应更慢，是因为进化原因，被试可能对会对个人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比导致理想后果的事件更加紧迫，从而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信号价值，因为它意味着有机体需要改变或调整其当前状态或活动。这样看来也许是正性刺激不带有进化意义，不具有信号价值，所以无法得到被试更多的注意，进而导致如此的实验结果。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正性刺激是否存在情绪Stroop效应，发现不管刺激呈现的形式(字词、图片)如何，呈现的方式(连续、交互)如何，正性刺激都不存在情绪Stroop效应。可能是由于正性刺激的生存适应意义不够明显，无法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力，使得被试对正性刺激和中性刺激的反应时几乎没有差别。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去个性化是个体在群体中会失去约束，做出在独处时不会做的事情。本文梳理了“去个性化”的诞生以及早期研究内容，论述去个性化产生的原因，差异自我意识理论对去个性化产生的影响。最后总结传统研究的短板，以及用社会认同模型这个新视角解释去个性化行为。 关键词 :去个性化，差异自我意识理论，社会认同模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去个性化”的诞生以及早期研究 在这段勒庞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群体似乎拥有某种特殊的力量，这股力量会使得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失去某种约束，从而做出一些这个人独处时候绝对不会做出来的事情。仔细回想一下，当我们观察一个人在群体会中的表现和他独处时，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往往不同。 勒庞是第一个对这种特殊现象进行系统描述与整理的作家 [ 1 ]，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群体中个人的个性因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情愿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此时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 勒庞认为，无论谁在人群中，个人意识的个性都会消失，而群体的无意识人格盛行。在他的位置上，人群构成了一个单一的集体存在体，这个集体存在体以一种精神上的团结和集体的灵魂为指导，让个人的感受、思考和行动都与独立不同。在传染机制的帮助下，感受和想法可以很快成为行动。尽管有不同种类的人群，但它们具有类似的特点。如破坏的力量，有罪不罚的确定性以及有罪不罚的确定性和人群规模之间的直接关系 [ 2 ]。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写的那样，身为群体成员时往往可能会违反他们独处时不会违反的社会规范。在勒庞看来，个体只需要处在这个群体中就有可能会引发这种现象。这个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的研究。为了探究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有研究者 [ 3 ] 首次提出了“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这个专有名词。在他们看来，去个性化可以被描述为人们进行群体活动而不把行为视为个人活动，并因此催生反常行为的情景 [ 3 ]。 Festinger [ 3 ] 等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去个性化确实会在群体中发生，并且伴随着内部约束的减少；以及会发生去个性化的群体对其成员更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并不察觉到自己于他人相比的独特性，这种“我们都一样”的感觉导致减少内在约束的倾向，而内部约束的减少有利于抑制解除行为(suppressed behaviors)的释放，而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超越社会规范。 与前两位研究者不同，Zimbardo [ 4 ] 认为，虽然去个性化的产生是受到了群体的影响，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个人内部的过程。他是第一位指出去个性化产生的行动也可以是亲社会的，例如要求女参与者在决定给别人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在实施电击时，这些穿护士制服的参与者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么她们的攻击性就不如说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时强。但是，在Zimbardo的另一个实验中，如果被试被要求穿上3K党服饰，他们的攻击性就会变强。因此研究者认为，去个性化是对情境因素的反应增强的后果。 Zimbardo [ 4 ] 在描述去个性化的机制时提出：相关的内外部变量(匿名性、分享感或责任扩散，群体规模，改变的时间知觉，社会唤醒，感觉输入超载，坚信没有认知的互动，群体行动中的躯体参与，改变的意识状态等)会导致去个性化的状态。这种状态的特点在于对自我和他人的察觉的改变。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和对社会评价的顾虑的减少会导致通常被禁止的行为的产生。 在这里也有必要简单对Zimbardo提出的内外部变量以及前面几位研究者提出的影响因素做一个简要的串联。结合文献和已有的知识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状态(社会促进作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并且群体规模越大(责任分散)和穿着能隐蔽身份的服装(例如3K党服饰或者是护士服饰，这可以带来匿名性，也是一种责任分散的表现)，可以导致这个人的自我观察的改变以及自我约束的下降。同时，个体的评价顾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情境上，而非自身。并且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所有的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责任归因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选择。这样最终导致对情境因素反应的增强，其后果就可以表现为去个性化。
system: [SYSTEM]

user: 2. 差异自我意识理论 除了Zimbardo提出的相关因素外，Diener等 [ 5 ] 也考虑到了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并提出自我意识的减少是发生去个性化的关键因素。Diener认为，当有意识的注意力不集中在自己身上时，是否引起行为的决定被破坏了。这减少了内心的限制，并为反常行为腾出空间。研究者不仅证明了自我意识的减少与去个性化之间的关系，也强调了去个性化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不管个体在一个群体中是否是匿名的，如果他不是自我意识的，就有可能会出现去个性化 [ 6 ]。一些简单的小措施就可以帮助增强自我意识，例如摆放镜子。 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经历通常能分离个体的行为和态度。随后，Prentice-Dunn & Rogers [ 7 ] 也发现，率真、去个性化的人更难自控，更难自律，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观就采取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进一步证明去个性化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Prenticedumn and Rogers在1980做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某些变量(匿名性、责任涣散和社会唤醒)可以导致去个性化的状态，并且这状态可以作为攻击行为的中介变量。 随后在1982年，Prenticedumn等人提出差异自我意识理论(differential self-awareness theory) [ 8 ]。这个理论明确了什么条件下去个性化有可能会产生集体攻击行为，并且也提出了抑制解除行为所导致的群体攻击(而不是去个性化)的先决条件。研究认为，集体攻击可能是由于行为的认知中介的减少。根据对研究者文献内容的理解，绘制下图(图1)以方便对理论内容理解。 正如图1所示，研究者认为抑制解除行为并不是去个性化的原因。而是抑制解除行为和去个性化都有可能导致集体攻击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先决条件分别是问责线索(accountability cues)和注意线索(attentional cues)。前者能降低个体的公众自我意识水平(public self-awareness)，使个体忽略他人和社会评价，即评价顾虑降低；后者能降低个体的自我意识水平(private self-awareness)，转移个体对自身的注意，从而降低个体对内部约束的依赖，行为更多地受外部线索的调节。研究者认为，由公众的自我意识降低引起的抑制解除行为并非去个性化，因为个体此时能清晰的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图1. 差异自我意识理论示意图
system: [SYSTEM]

user: 3. 传统研究的短板及社会认同模型 去个性化的现象引发了众多的研究，但是往往这些研究结果之间并不一致。例如，有研究者 [ 9 ] 总结道，以往理论认为去个性化就是一个自我评价减少的心理状态和减少评价理解引起反收缩和解除抑制行为。这项对以往60项研究的元分析表明，以往的去个性化理论提出了一种主观的去个性化状态，导致一般社会规范的违反。去个性化研究通常操纵匿名性、自我意识和群体大小。但是这60项独立的研究结果表明，很少研究支持(a)发生的去个性化(反常)行为或(b)存在一个去个性化的状态。 以往的去个性化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这些(去个性化的)诸如沉浸在群体中或者是匿名性的因素会导致个体自我的丧失，并因此失去对行为的控制 [ 10 ]。这个假设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自我代表了一个人理性的全部，自我丧失了，那么行为也会不受控制。其次，群体在此扮演了阻碍自我的角色，因为群体阻碍了自我的理性，因此群体总是非理性的。 许多心理学家都反对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与以往的理论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的新理论，即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DE) [ 10 ]。这个理论虽然也是从去个性化理论发展而来，但是它挑战了去个性化是一定条件下个体失去自我而做出反规则、反社会行为的观点 [ 2 ]。它们从个体的社会本质以及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关系出发，为解释去个性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SIDE理论从社会认同理论发展而来。有关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小实验是随机让被试成为某组成员并且为本组和另一组分配分数。被试不知道另一组的成员以及其他任何信息，即便如此，被试也有让本组的得分更高的倾向。因此，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根据所属群体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而群体的定义则依赖于社会中群体之间的比较。并且，该群体成员有使该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好的倾向。 SIDE理论另一方面也与自我分类理论有着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SIDE理论认为身份认同并不是简单的二分法——个体和社会认同层面，而是自我可以显示出更多的概念——下级的或是个体层面的(我vs.你)，中间或是分类层面的(我们vs.他们)以及上级层面、将所有人都归为一类的(人类)。 要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就要将自己定义为社会范畴的成员。个体对自我定义的不同水平(层面)会导致他们如何与别人相联系，以及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对于团体成员而言，知觉在社会范畴层面上运作。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刻板印象的问题，因为个体会采用与内群体类别相关的理解和特征。也就是说，支持行为选择的价值观和信念，都取决于所讨论的社会范畴的定义。因此，SIDE理论认为，群体并没有摧毁一个人的“自我”，反而是加强了它。如此，成为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个体也没有丧失其全部的自我，而是从个体层面转换到了社会层面的认同。同时，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也不会完全丧失对行为的控制。相反，行为的准则也会从个体层面转移到更高的社会分类水平 [ 10 ]。 以匿名为例，SIDE理论认为，通过戴面具或者穿着怪异服装带来的匿名性是以牺牲个人身份为代价来增强相应社会身份的显著性。并且这种匿名性可以强调群体成员的可互换性、模糊人际差异来进一步增强个体对社会身份显著性的觉知。此时，如果个体的群体身份是显著的，并且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界限也是显著的，那么匿名性可以通过缩小组内差异、扩大组间差异来增强群体显著性，使个体更容易在群体规范的层面上行事 [ 10 ]。例如，在网络聊天中，匿名和个体性的减弱使交流从个体水平转变为群体水平，而这种群际交流将增加刻板印象和偏见，产生内群体吸引和外群体拒绝，从而强化了群际边界 [ 2 ]。 传统的去个性化理论与SIDE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认为去个性化操作减弱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导致反规则行为；后者认为去个性化操作并非减弱自我意识，而是增加了个体对情境规则的遵守。SIDE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更适合现代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影响和群体行为的研究，它不仅合理的解释了传统去个性化理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而且它通过分析具体条件下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理解群体心理和行为，从而能够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得到验证和应用。但它同时也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中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 2 ]。 Table 1 List of major studies on deindividuatio 作者 因素 结果 理论核心 勒庞 处于群体之中 个体人格的意识层面消退，群体人格的无意识层面上升。个体的感受、思考、行为都与他们独处时不同，并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反常行为。 公认的第一个与去个性化有关的理论。 Festinger， Pepitone and Newcomb， 1952 个体不再被认为是单纯的个体 内心约束的减少，因此人们会更可能做平时不会做但是想做的事情。并且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是会更满足。 首次正式提出“去个性化”的概念，去个性化不仅会出现于群体，也会出现在较小的团体中。去个性化的团体对其成员会更具有吸引力。 Zimbardo， 1969 自我观察和对社会评价顾虑的减少 去个性化的特点是对自我和他人的察觉的改变。自我观察和对社会评价的顾虑的减少会导致通常被禁止的行为的产生。 内外部的因素都有可能引起去个性化。由去个性化引起的行为可能是亲社会的也有可能是反社会的。当去个性化发生的时候，个体如何感受可能会引发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Diener and Wallbom， 1976 自我意识的减少 对是否出发一个行为的决策受到了破坏。这减少了内心的约束并且为反常行为提供了场所。 自我意识的减少是去个性化的关键因素。 Prenticedunn and Rogers， 1980 & 1982 个体自我意识的减少 行为的认知调节方面被损害，并且可能引发反常行为；去个性化可以作为攻击行为的中介变量。 只有个体的自我意识与去个性化有关。 SIDE (Reicher， Postmes & Spears， 1995) 个体差异的最小化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所受的群体规范的影响增加，产生行为规范和展示更多人格的集体方面，行为上升到群体规范水平。 个体人格仍然在去个性化的个体身上得以展现。 表1. 去个性化及其相关主要研究一览表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群体可以影响人们的唤醒状态，可以导致个人的自我观察的改变以及自我约束的下降。自我意识是发生去个性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传统研究方法对去个性化研究有很多不一致的结果，但是SDIE理论对这些结果作出很好的解释，并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更好的验证和应用。最后，有关去个性化的主要研究人员及其研究结果已简要列在表1。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混搭心理效应的深入探索极富时代意义。本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通过文化启动范式操纵文化混搭，设置想象情景测量个体群际帮助行为，考察了内–外群体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结果发现内–外文化混搭接触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对相应外文化群体的帮助行为，并且不受愉悦情绪和文化熟悉度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不仅丰富拓展了文化混搭的心理效应，而且为实践中群体关系的管理提供了一定指导。 关键词 :内–外群体文化混搭，群际帮助，愉悦，文化熟悉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群体文化符号在同一时空呈现的文化混搭现象已随处可见(Chiu， Mallorie， Keh， & Law， 2009)，如米饭汉堡、皇家大白 1 。文化混搭心理效应也成为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趋势(Chiu， Gries， Torelli， & Cheng， 2011)，以往研究立足于个体对文化混搭的反应及心理机制(De Keersmaecker， van Assche， & Roets， 2016; Chiu et al.， 2009; Chiu & Cheng， 2007)展开了系列实证研究。然而，文化混搭作为两个或者多个群体文化符号的组合，可能涉及相关群体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以，本研究从群体关系角度出发，考察个体面临内–外群体文化混搭时对相应文化群体的帮助行为。 文化作为一种能够满足个体或群体的心理需要从而在某一群人中共享延续的知识传统(Leung， Maddux， Galinsky， & Chiu， 2008)，它不仅能给群体内成员带来心理获益，还是个体划分群体的重要依据。虽然泰弗尔等人早期关于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社会意义的类别化和分组也能形成群体认同从而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和区隔，但事实上，现实的群体划分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吴莹，2016)。尤其是在族群认同中，族群认同源于族群成员们的长期生活实践，并且往往以文化为中心来分类，比如：服饰、饮食、宗教、语言等方面，换言之，族群类别的区分标准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意义(兰林友，2003) 。由此可见，文化是群体的基础，它与群体密切相关，难分彼此。人们可能会把文化和其背后的群体等价化。置身于内–外群体文化混搭情境中时，对个体而言，混搭中的外群体文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符号，而代表着其对应的文化群体(Yang， 2011)。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在文化混搭情境中，中国被试有更高动机去抵制麦当劳品牌同时也会对美国人产生消极内隐态度(Shi， Shi， Luo， & Cai， 2016)；而美国人对清真寺及其背后的穆斯林群体持有同样的消极态度(Yang， 2011)。可见，在群际互动情境下，人们往往对文化混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群体持有一致态度。 不同个体对文化混搭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然而文化混搭积极接纳反应更为普遍。首先，虽然有研究发现存在排斥反应，但这些排斥反应受众多因素的调节，仅仅启动被试的交易型思维定势(Tong， Hui， Kwan， & Peng， 2011)或者增加混搭中群体双方文化的相容度(Torelli & Ahluwalia， 2012)等都足以促进人们对文化混搭的好感。甚至，即使文化混搭诱发消极情绪，这个消极情绪也许会使人们进入深层思考(Cheng， Leung， & Wu， 2011)，从而可能产生接纳反应。其次，Yang (2011)认为对外群体文化流入的接受和尝试去整合外群体文化与内群体文化从而激发有创意的想法都是对文化混搭持接纳态度的表现。所以，关于文化混搭与创造力的研究已经为接纳反应的存在提供了实证支持(Cheng et al.， 2011; Maddux， Bivolaru， Hafenbrack， Tadmor， & Galinsky， 2014; Leung & Chiu， 2010; Leung et al.， 2008)。最后，实际生活中文化混搭广泛存在且深受欢迎(Cho et al.， 2017；周懿瑾， 2017)。比如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符号的电影《功夫熊猫》，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追捧，其票房已超5亿美元，雄踞2008年北美票房的第一宝座(郭慧钰，2012)。综上，整体而言，人们对文化混搭普遍持接纳态度，相应地，文化混搭可能会促进人们对相应文化群体的好感从而增加群际帮助。 群际帮助指施助者作为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内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帮助行为(Weinstein & Ryan， 2010)。近年来，帮助行为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人际间的帮助，而群体之间的帮助行为则鲜有涉及(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人际帮助往往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个体之间，在这种情境下，双方的群体成员身份不会在施助者对受助者提供帮助时带来影响。与之不同，群际帮助强调双方群体身份的凸显，受助者与施助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施助者对外群体成员的帮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自身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张兰鸽，王磊，张应兰，&寇彧，2015)。帮助行为研究中最常见的实验范式是情景假设任务，主要分想象情景和真实情景两种。本研究采取想象情景，请被试想象假设的情景然后评估自己对目标群体成员提供帮助的倾向。 综上所述，文化是群体划分的重要依据，人们倾向于把具体文化与其对应文化群体等价化，而整体上，人们普遍接纳文化混搭，因此研究假设文化混搭能促进群际帮助行为。对此，研究采用实验法，通过图片观看操纵文化混搭从而验证文化混搭对帮助行为的促进作用并排除文化熟悉度和愉悦情绪的混淆影响。另外，虽然群体划分种类繁多，但考虑到文化在族群划分中更为突出(兰林友，2003)，我们选择了国内民族群体——彝族、傣族。
system: [SYSTEM]

user: 2. 实验 2.1. 实验目的 探索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同时考察愉悦情绪和文化熟悉度在其中的作用。 2.2. 实验设计 2.2.1. 被试 某中学97名彝族初中生参与本实验。剔除随意作答3人数据，最终有效被试94人(n 男生 = 45人，n 女生 = 49人，M 年龄 = 15.89岁，SD = 0.91)。根据文化混搭主效应的效应量，选择0.95置信区间，采用G*Power 3 (Faul， Erdfelder， Buchner， & Lang， 2007)进行事后分析，发现统计检验力值为0.91，高于0.8，表明目前样本量可接受。 2.2.2. 实验材料制作 阅读民族文化相关文献选择含有代表性文化元素的彝族和傣族经典图片各8张，然后在图片顶部附文字描述形成16张文化学习图片。接着制作记忆测试图片，另挑选30张彝族文化图片、30张傣族文化图片(每一张都包含文化学习图片中介绍的一个或多个对应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元素)合成新的30张文化混搭图片，即上述的30张彝族文化图片、30张傣族文化图片，与新合成的30张文化混搭图片是元素匹配的(样例见图1)。为了证明图片材料设计的合理性，对45名彝族高中生进行了预实验 2 。结果表明图片设计合理，能成功被被试感知。 2.2.3. 实验程序 首先，将被试随机分到3个条件组(傣族文化组、彝族文化组、彝–傣文化混搭组)并告知即将进行一个关于记忆测试实验。然后运行E-Prime程序，每个被试都将在电脑上完成先后4个任务：按键练习任务、图片学习任务、记忆测试任务、问卷填写任务。按键练习任务旨在让被试明白如何进行按键操作；图片学习任务是为了让被试通过学习获得相应的文化知识；记忆测试任务则用来操纵被试的文化混搭经历；问卷填写任务为因变量测量、额外变量和人口学变量等。 内–外文化混搭操纵：在彝–傣文化混搭组中，我们通过让被试在记忆测试任务中观看30张彝-傣文化混搭图片来操纵他们的文化混搭经历，同时为了增强效果，每看完一张便要求被试思考“刚才那张是彝族与傣族文化混搭的图片吗？是请按F键，否请按J键”。另外，由于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彝族初中生基本不了解傣族文化，所以在观看混搭图片之前让被试完成图片学习任务，即学习8张彝族文化图片和8张傣族文化图片(图片上附文化介绍)。彝族文化组则学习8张彝族文化图片，然后观看30张彝族文化图片，并回答“刚才那张是彝族(或傣族)文化图片吗？是请按F键，否请按J键”。傣族文化组则学习8张傣族文化图片，然后观看30张傣族文化图片，并回答“刚才那张是傣族文化图片吗？是请按F键，否请按J键”。 群际帮助测量：请被试根据自己情况回答“您会把向傣族灾害地区捐款的倡议书网络链接转发给多少QQ好友?”(0 = 不转发，3 = 转发50%好友，6 = 转发所有好友)。 其他变量测量：让被试回答“我见过彝族与傣族文化混搭的事物；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操纵检查题)，并测量被试的傣族文化熟悉度(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是熟悉傣族文化的；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与愉悦情绪(此时此刻，我感到愉悦；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最后要求被试填写填写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亲属血统等人口学信息。 图1. 元素匹配的图片材料样例 2.3. 实验结果 2.3.1. 内–外文化混搭操作检查 以被试在“我见过彝族与傣族文化混搭的事物”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三个条件组差异显著(F (2， 91) = 335.90， p < .01)。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彝–傣文化混搭组的被试得分(M = 6.16， SD = 0.81)远远高于彝族文化组(M = 1.52， SD = 0.85， p < .01)、傣族文化组(M = 1.39， SD = 0.84， p < .01)。即相对于其他实验条件组，彝–傣文化混搭组的被试确实拥有更高的彝–傣文化混搭经历。可见，本研究对内–外文化混搭的操纵是成功的。 2.3.2. 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影响 以群际帮助为因变量，内–外文化混搭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有显著影响(F (2， 91) = 4.96.36， p = .009， η p 2 = .098)。LSD事后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彝族文化组(M = 3.35， SD = 1.54， p = .006)和傣族文化组(M = 3.45， SD = 1.46， p = .011)，彝–傣文化混搭组的被试会给傣族提供更多帮助行为(M = 4.44， SD = 1.54)。而彝族文化组和傣族文化的被试在帮助行为上则无显著差异(p = .802)。 2.3.3. 额外变量 相关分析发现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亲属血统与因变量群际帮助无显著相关，所以不再讨论。以愉悦情绪为因变量，内–外文化混搭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明内–外文化混搭主效应不显著(F(2， 91) = 2.97， p = .056)，换言之，不实验组的被试在愉悦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彝–傣文化混搭组和傣族文化组被试在傣族文化熟悉度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t(61) = −.31， p = .76)，说明傣族文化熟悉度和愉悦情绪并没有影响内–外文化混搭和群际帮助之间的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3. 讨论 本研究验证了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的促进作用，这与Tadmor et al. (2012)研究结果一致。Tadmor等人在探究多元文化经验与群际偏见关系时，将文化混搭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经验(study 1)，发现相对于单文化接触组(只看一种文化)，观看中–美文化混搭的白人大学生对黑人的消极刻板印象更低。前人研究表明文化混搭会促进经验开放性(Benet Martínez， Lee， & Leu， 2006; Fu， Zhang， Li， & Leung， 2016)，而经验开放性与群际态度的改善有很强的相关(Ekehammar， Akrami， Gylje， & Zakrisson， 2004; Flynn， 2005; Sparkman et al.， 2016; Tadmor， Berger， Brenick， Abu-Raiya， & Benatov， 2017)。这些证据为我们的结果提供了支持，暴露在不同群体文化杂糅交织在一起的场景可能带来了个体经验开放性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对相应外文化群体的帮助行为。 另外，虽然有研究发现接触中美文化混搭会增强中国被试对美国人的内隐偏见(Shi， Shi， Luo， & Cai， 2016)，但该研究结果表明文化混搭接触对内隐偏见的影响仅存在于高文化认同和低多元文化取向的个体；且在该研究中两种混搭文化群体的的文化地位并不平等，处于文化弱势的一方可能对于文化混搭更为敏感(Yang， 2011; Cheng et al.， 2011)，易理解为“入侵”，所以反应更为负面。而我们的研究选择的是中国两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少数民族间是平等的，并无地位的差异。因此，混搭文化的地位差异可能会影响对相应文化群体的态度，未来的研究中值得关注。 本研究表明内–外文化混搭促进了群际帮助行为。这为实践中群际关系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在实际生活中，群体划分无处不在，划分的标准也具有多样性(Shutts， Kinzler， McKee， & Spelke， 2009; Miller， Maner， & Becker， 2010)，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科等。社会认同理论的大量研究证明，社会类别的形成强化了刻板印象，使个体对所属群体持有更积极的印象和评价，而对外群体成员则持相对负面的印象和感受，所以群体划分往往会带来群际间矛盾冲突(Bernstein， Young， & Hugenberg， 2010; Bigler & Liben， 2006)。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可鼓励倡导文化混搭，并提供不同群体间文化混搭的机会和平台，比如一场文化混搭艺术展览，一次文化混搭音乐会，一部文化混搭电影…… 本文探讨了内–外文化混搭对群际帮助行为的影响，拓展了文化混搭群体心理效应，但仍存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 首先，研究要考虑与文化混搭相关的文化认同、文化聚合主义等因素。前人研究指出文化认同(Morris et al.， 2011; Torelli et al.， 2011)、文化聚合主义(Cho et al.， 2017)、认知闭合需求(De keersmaeker et al.， 2016)等变量都会影响人们对文化混搭的反应。其次，有必要用不同形式的文化混搭证明二者关系的稳定性。虽然本研究证明在文化杂糅情境下个体对相应文化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得到提升，但文化混搭从并列式到杂糅式，再到内化式一共有8种方式，依次体现了不同群体文化之间融合程度的逐渐加深，而不同的融合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观感和态度(Cheon， Christopoulos， & Hong， 2016)。所以，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比较这些不同混搭方式对群际关系的影响。最后，有必要使用多民族进行跨文化适用性的研究。本研究关注的群体均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且被试都是彝族。未来研究可选择更多样化的样本来验证当前研究结论，提高理论在跨文化实践中的可应用性，比如研究文化混搭情境中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群体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以web of science里的179篇体裁教学法(GBI)研究论文题录为数据样本，可视化地描绘了近20年来GBI的研究全貌。10篇高引文献从GBI的三大流派、GBI的教学实践和对GBI的反思等三方面呈现该领域的知识结构，通过分析高频主题词确定GBI的研究热点为GBI实施载体、主要受众、主要应用领域，目标等。通过检测词频变动趋势显著的主题词预测了GBI的前沿研究大致有对写作中意义生成的关注、对体裁意识和体裁动态性的强调、对日渐丰富体裁类型的研究以及用大数据技术助力GBI等。 关键词 :体裁教学法，CiteSpace，知识图谱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体裁教学法(genre based instruction，以下简称GBI)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是基于体裁理论以体裁分析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法。主要流派有澳大利亚悉尼学派、以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为主要研究对象的ESP或EAP学派和北美新修辞学派。在40年的发展中，GBI被广泛应用于英语为母语和二语的读写教学，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于本世纪初被引入我国，成为继结果法、过程法之后的主流写作教学法。近二十年来，体裁教学法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如何？有哪些热点话题？未来发展趋势如何？目前国内学界为数不多的对GBI的综述研究 [ 1 ] [ 2 ] 都是对该领域文献的手动分析，难以呈现研究全貌，所得结论也难免有主观之嫌。文献计量学因其数据全面、方法可重复的特点 [ 3 ] 能呈现某一研究领域全景，帮助研究者准确厘定研究热点，预测发展方向。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学经典工具CiteSpace，分析国外近20年来GBI的研究，梳理研究现状，锁定研究热点，探究其未来发展方向，并可视化呈现，以期为教学提供启示。 本研究工具为CiteSpace V (版本号：5.1.R8 SE (64-bit))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能分析海量数据，可视化地呈现特定领域的知识结构、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挖掘文献的潜藏知识，并生成“科学知识图谱” [ 4 ]。笔者利用该软件对被引文献(cited reference)和施引文献(citing reference)进行数据挖掘和计量分析，呈现GBI经典文献，以廓清其知识结构；然后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锁定研究热点，接着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预测其研究前沿。 笔者从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检索，将主题词确定为“genre-based pedagogy”或“genre-based instruction”，文献类型选为“article”，语种选为“English”，时间跨度定为2000~2018，得到文献195篇，手动剔除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179篇论文。选中这些文献，然后在导出功能区选择Save to Other File Formats，在Record Content中选择Full Record and Cited References，在File Format中选择 Plain Text，保存格式为 download_GBI1-179。对数据除重之后，生成按时间分割的小文本数据，便于生成图谱。
system: [SYSTEM]

user: 3. 国外GBI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话题 研究热点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 4 ]。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浓缩，文献计量法通常利用关键词频次来确定某一领域研究热点。CiteSpace利用关键词出现频次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自动计算关键词的中心性，并对高频关键词聚类，生成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锁定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将数据输入，时间跨度选择2000~2018，时间分区设为1，主题词来源同时选择标题、摘要、关键词，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阈值选择Top 30，图谱修剪选择最小树，运行软件生成关键词图谱。 图2.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2中N是关键词，共有76个，E是节点间的连线，有136条。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频次，频次越高节点越大。E是关键词共现强度，两词之间关系越密，连线越粗。N的紫色光圈代表中心性，光圈越厚，该词连接其他节点的作用越强。如图所示，“语言”是最大节点，紧随其后的有体裁、教学、学生、语文、写作等。它们反映了GBI研究者们的关注点，“学生”节点的紫色光圈最厚，表明教学是GBI研究重点。这76个关键词之间亲疏关系不同，据此可生成不同聚类，更清晰地呈现GBI的热点子域。在上一步操作的基础上，选择“cluster”，生成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见图3。 图3.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3生成8大聚类。模板值(Modularity Q，简称Q值)为0.53，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简称S值)为0.62。当Q值大于0.3时，说明网络社团结构显著，S值越高，聚类内部文章的相似度越高，与其它聚类的差异也越大，大于0.5时，可认定聚类结果合理。笔者手动分析了聚类里的文章，发现国外学界在GBI的研究中，围绕实施载体、应用领域、对象、主要目标和对体裁理论的更新形成了五个热点子域。 聚类#0标签为genre-based task。任务的层进性与体裁教学法内在契合，有助于学习者逐步习得前体裁知识和体裁技巧。因此，GBI多依托任务开展，如e-mail、商业策划书、报告等等。聚类#1标签为planning academic genre teaching。学术文体，尤其是研究论文具有辨识度极高的体裁特征，因此GBI的主要应用领域在于学术写作教学。聚类#2标签为adolescent L2 writer，聚焦于GBI的主要受众。美国是个移民大国，移民、难民、土著、国际学生等对英语教学提出严峻挑战。读写能力直接关系到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GBI因其提高读写能力成效显著被应用于青少年二语写作教学。聚类#3标签为using academic literacies，聚焦于GBI目标之一：学术素养提升。聚类#4的标签是reconsidering genre theory，聚焦体裁理论的更新。随着GBI实施环境的变化，如学生背景多元化，年龄趋小等，社会文化理论影响日甚，权力、身份等备受关注，数字技术改变着知识结构。体裁理论也需要引入新视角和新的研究维度以适应新的教学环境。 研究前沿被定义为一组凸显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是正在兴起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的涌现 [ 4 ]，能代表某一领域研究前沿。图4是CiteSpace生成文献共被引聚类图，显示了GBI的研究前沿话题。 图4. 文献共被引聚类图谱 标签为textually-rich content area的聚类#1围绕写作的意义生成展开探讨。基于内容的写作是通过写作构建意义的模式之一。社会因素对教学影响日深，写作被重新定义成“为实现社会意义和功能进行的修辞协商” [ 17 ]。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意义是选择的结果这一观点契合，因此在SFL框架下考察写作中的意义生成是GBI前沿话题之一。聚类#2的标签虽然是genre-based task，内部文章聚焦于体裁意识提升。随着教育的认知转向，GBI教学目标逐渐从显性知识转向隐性意识。标签为facilitating writing的聚类#3聚焦以“过程”视角优化GBI。随着体裁概念的不断丰富，体裁的动态构建性也被不断凸显。标签为integrating content的聚类#4聚焦基于内容的体裁教学。融语言于科目学习的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被简称为CLIL。以GBI为依托，立足于学科内容的写作研究是近年一大趋势。标签为research grant proposal的聚类#6聚焦于体裁研究中日趋丰富的体裁种类，如项目申请书，研究报告电邮和附信等。标签为eap pedagogy的聚类#7聚焦于语步分析(move analysis)在EAP教学中的新应用。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语步分析与语料库技术结合能实现自动评价学生作文，为学生写作提供专业的丰富的写作模式借鉴等。标签为DDL Technology的聚类#8讨论了“数据驱动学习”DDL (data-driven learning)为GBI带来的契机。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GBI研究近年来的前沿话题有：对写作意义的重视；对体裁意识的关注；“过程”视角的引入；CLIL模式；语步分析的新应用；日渐丰富的体裁类型；数据技术驱动。它们给我国外语教学，尤其是写作教学能带来一定启示。比如现在我国大学外语写作的专业针对性不强 [ 18 ]，学生思辨能力不够 [ 19 ] 等问题；写作到底是意义的输出还是意义的构建的争论 [ 20 ]，以及大数据背景对写作教学提出的挑战等，都可以从GBI的研究前沿中获得一些启示。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为探究高焦虑个体是否存在注意偏向且对负性情绪存在注意警觉还是注意解除困难，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实验采用点探测范式，使用Spielberger等人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来测定研究对象的焦虑程度，采用NimStim面孔表情图片库中的图片作为刺激材料，采用2 (情绪面孔类型：恐惧、愉快) × 2 (线索有效性：有效、无效) × 2 (焦虑水平：高、低)的混合实验设计。结果发现，高焦虑大学生在恐惧情绪面孔条件下，对无效提示线索下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有效提示线索下的反应时；在无效线索提示条件下，对恐惧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愉快情绪面孔的反应时；低焦虑大学生在不同条件下，差异均不显著。因此，低焦虑大学生不存在注意偏向，而高焦虑大学生存在注意偏向且对恐惧情绪面孔表现出注意解除困难。 关键词 :状态焦虑，情绪，点探测范式，注意偏向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长期以来，情绪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情绪的种类繁多，包含愉快、愤怒、恐惧、惊讶、焦虑等。近年来，大学生中焦虑人群比例也在逐年上升，而大学生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心理状况，积极探索改善焦虑的方法与途径，使他们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因此，进行焦虑的认知研究，进一步了解焦虑的产生原因，考察焦虑的成因以及焦虑个体的认知加工特点已然成为情绪与认知领域的重中之重。焦虑是一种对于未知的客观原因所产生的无目的、无根据的、复杂的情绪状态，包括恐惧、兴趣、内疚、兴奋、羞愧、期待等(黄希庭，2004)。但是个体所产生的焦虑有稳定和不稳定，长期和短期之分。根据Spielberger (1966)的理论，将焦虑分为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两种，前者被认为是一种人格特质，它是在焦虑倾向上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持久的稳定的个体差异，即把外界刺激知觉为危险的或有威胁的倾向；后者被认为是个体所持有的一种心境，它是在一段时期内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的一种情绪状态。在有关焦虑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负性偏向是引起焦虑的原因，即相对于中性刺激而言，一些带有负性色彩的刺激更能引起个体的注意，从而导致被试引发焦虑的情绪(Mansell， 2004)。 Fox，Russo和Dutton (2002)认为有关注意偏向内在机制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注意偏向发生在最初的定向阶段，个体因为被当前刺激吸引而产生注意，表现出对当前刺激信息的注意偏向，这种现象叫做注意警觉；另一种观点认为，注意偏向是发生在晚期的维持解除阶段，因为某些对机体有一定意义的刺激使注意在当前刺激的维持时间增长或者无法解除，从而不能注意其他的刺激而导致的注意偏向，这种现象叫做注意解除困难，有的研究者也将它称为脱离困难(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Houwer， 2004)。从前人的研究来看，对于焦虑个体产生注意偏向是何种机制在起作用有不一致的说法。例如，高鹏程和黄敏儿(2008)采用双选择oddball范式进行研究，发现高特质焦虑人群对威胁信息过分敏感是因为注意信息之后，难以转移，而低焦虑特质人群对快乐信息更敏感，其他研究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Mathews & MacLeod， 1986; Mathews & MacLeod， 1994)。毋嫘、林冰心和刘丽(2017)发现不管是高焦虑还是低焦虑个体都对负性信息产生注意偏向，两组都在注意前阶段对负性信息产生注意解除困难，随后，低焦虑组随着注意转换会将注意资源重新分配，而高焦虑组仍然表现出注意的转移或移除出现困难。Mogg，Bradley和Hallowell (1994)发现高焦虑被试的前注意警觉引起了对负性面孔的注意偏向。Fox等人(2002)的研究也表明个体是由于注意警觉才会对负性信息产生注意偏向。因此研究者们只是从现象学层面揭示了焦虑者存在注意偏向，但尚未就其潜在的内在机制达成共识。 从实验材料来看，多项研究中(柳春香&黄希庭，2008；高鑫，周仁来，&李思瑶，2012)都采用带有情绪色彩的词汇作为刺激材料来考察特质焦虑者的注意偏向。但是，除了书面或者数字文字的交流外，面孔表情也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信息源，面孔表情包含性别、年龄、种族、情绪等丰富的信息，准确解读他人面孔表情传递的情绪信息对人机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就词汇和面孔的敏感性来说，甘淑珍和李国瑞(2010)同时用词语和面部表情作为实验材料进行注意偏向的研究，对两类材料的敏感性做了比较，发现面孔材料在区分焦虑个体注意偏向上更有效。 基于以上分析，以往有关研究存在的争议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焦虑个体产生注意偏向是由注意警觉引起的，还是注意解除困难引起的？低焦虑个体对于正性信息会不会产生注意偏向？本实验采用了传统的点探测范式，该范式由Mathews和MacLeod (1986)提出，后来有研究证明了情绪点探测范式适用于研究高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杨小冬&罗跃嘉，2004)，之后被多名研究者沿用。同时，本实验针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改进，运用恐惧、快乐、中性三种情绪类型的面孔材料，增加了低焦虑正常组，综合考察焦虑情绪与注意偏向机制的关系。研究预测，低焦虑个体不存在注意偏向，高焦虑个体存在注意偏向且该偏向表现为注意解除困难即对负性信息更敏感，且不易将注意转移。
system: [SYSTEM]

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随机招募在校全日制本科生120人，采用Spielberger等人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中的状态焦虑分量表(郑晓华等，1993)对被试进行筛选。按量表得分排序，取高分组和低分组各30%的被试分别作为高低焦虑组，根据自愿参与的原则，最终有36名被试(男16名，女20名)参与，高分组18人，低分组18人。被试平均年龄21岁，视力及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后给予所有被试适当的报酬。正式实验前所有被试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对状态焦虑高低组在焦虑水平上的差异用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高分组平均数为46，低分组为30.28；高分组标准差为7.13，低分组为4.08，t(34) = 8.12，p < 0.01，状态焦虑高低组在焦虑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高分组被试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被试，表明高分组的焦虑水平要比低分组焦虑水平高。 2.2. 方法 2.2.1. 实验材料 本实验采用Spielberger等人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中的状态焦虑分量表，此量表共20个题，采用四点计分(1 = 完全没有，2 = 有些，3 = 中等程度，4 = 非常明显)，总分在20~80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状态焦虑越严重。其中第1、2、5、8、10、11、15、16、19、20题是反向计分。1999年汪向东等人(1999)修订了中文版，收录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中，并验证了信效度。 实验材料选取来自NimStim面孔表情图片库(Tottenham et al.， 2009)的22个人的面部表情图片，每个人都包括恐惧、愉快和中性的三张面部表情图片，共有66张图片。招募15名心理学专业大学生采用七点制对面孔情绪唤醒度和效价评分。情绪唤醒度(周湛菁，2016)是指机体情感状态激活的程度，在预实验中根据体验到的情绪强度打分(1 = 极弱，2 = 弱，3 = 较弱，4 = 中等，5 = 较强，6 = 强，7 = 极强)。情绪效价是对情绪属性的自我评估，分为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在预实验中对情绪属性的程度打分(1 = 极度消极，2 = 消极，3 = 有点消极，4 = 中等，5 = 有点积极，6 = 积极，7 = 极度积极)。所选图片评分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result of Emotional arousal and tite 恐惧 中性 p 愉快 中性 p 恐惧 愉快 p 唤醒度 5.68 ± 0.47 2.94 ± 0.25 0.000 5.45 ± 0.40 2.94 ± 0.25 0.000 5.68 ± 0.47 5.45 ± 0.40 0.060 效价 2.01 ± 0.28 3.45 ± 0.29 0.000 6.04 ± 0.32 3.45 ± 0.29 0.000 2.01 ± 0.28 6.04 ± 0.32 0.000 表1. 情绪唤醒度、效价评分结果(M ± SD) 基于表1可以得出，恐惧、愉快面孔比中性面孔更能激活被试的情感状态，且恐惧面孔与愉快面孔对被试情感状态激活程度并无明显差异。同时，恐惧、中性、愉快三者面孔的情绪属性的自我评估存在差异，这说明了66张图片给被试带来的主观感受同图片的客观实际相一致。 最终正式实验保留高唤醒度和高效价的图片，其中恐惧、愉快和中性各20张来自20个人，配成恐惧–中性对20对，愉快–中性对20对，作为面孔刺激。 2.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 (被试类型：高状态焦虑，低状态焦虑) × 2 (线索类型：有效，无效) × 2 (情绪面孔：恐惧，愉快)的实验设计，其中被试类型为被试间变量，线索类型和情绪面孔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是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2.2.3. 实验程序 用E-Prime2.0软件进行编程，采用点探测任务，所有实验材料均用计算机屏幕呈现，背景为黑色。在编程时，将恐惧、愉快、中性共60张图片配对，图片位置遵循ABBA的原则，恐惧–中性20对，愉快–中性20对，中性–恐惧20对，中性–愉快20对，并且每种配对图片在整个实验中呈现4次，共320组配对图片随机呈现。正式实验时，先在屏幕中心呈现一个注视点“+”号300 ms，接着屏幕左右两边同时呈现一对图片(恐惧–中性或愉快–中性或中性–恐惧或中性–愉快) 300 ms，然后在刚刚呈现图片刺激的任一位置呈现一个探测点“*”(*在恐惧图片位置共呈现80次，在愉快图片位置共呈现80次，在中性图片位置共呈现160次)并要求被试对探测点(持续时间最多为10 s，若被试不反应，将自动呈现下一个注视点“+”；若被试在10 s内给出了按键反应，也进入下一界面)进行反应，“*”出现在左边，用左食指按“F”键(见图1)，“*”出现在右边，用右食指按“J”键。要求被试既快又准确地反应，按键后探测点消失会进行下一个trial，系统自动记录被试按键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图1. 实验流程图 开始是练习实验，被试按键反应后会出现一个反馈界面，然后是正式实验。正式实验有320个trials，分为4个blocks，每80个trials休息一分钟，尽量减少疲劳效应的影响。 2.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Bonferni法对p值进行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