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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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数据拟合及相关检验过程 5.1. 实验数据初步拟合 使用MATLAB对数据进行拟合 [ 11 ]，以对数正态分布的拟合过程为例，数据拟合后的曲线结果可以初步看出，收入数据是否初步符合所将要进行拟合的分布模型。运行程序后得到的数据拟合对数正态分布曲线如图2。初步拟合结果显示，居民人均收入分布数据与对数正态分布的拟合曲线具有一定的相似程度。 图2. 对数正态分布曲线拟合效果图 5.2. 分布拟合效果相关检验 5.2.1. K-S检验及代码实现 K-S (Kolmogorov-Smirnov)检验是通过比较频率分布 f ( x ) 与理论分布 g ( x ) 分布之间差别的检验方法。其原理是当原假设H 0 为两个数据分布一致或者数据符合理论分布时， D = max | f ( x ) − g ( x ) | ，当实际观测值 D > D ( n ， α ) ，则拒绝H 0 ，否则接受原假设。特别强调的是K-S检验具有分布无关的性质，在总体分布未知的情况下，K-S检验的应用优势就显露无遗。K-S检验在MATLAB中的程序代码如图3所示。 图3. K-S检验程序图 5.2.2. A-D检验及代码实现 A-D (Anderson-Darling)检验是另一种对拟合优度进行检验的检验方法，同样的，其检验值越小则表示最终得到的数据拟合效果更为优秀，A-D检验是在K-S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所得到的，相比K-S检验，A-D检验的灵敏度更高。因为K-S检验对不同的分布是在各个分布无关的状态下进行检验，不同的分布并不影响其临界值的计算和最终的检验结果。相比之下，A-D检验在计算临界值时更依赖于某一特定分布，这使得A-D检验具有更灵敏且更适应结构复杂变化的数据结构的优势。考虑到最终拟合效果的准确检验，所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检验方法并将其检验结果作为数据拟合效果的分析依据。A-D检验在MATLAB中的程序代码如图4所示。 图4. A-D检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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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伴发自身免疫性疾病(AIDs)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分析其对疾病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6例初诊MDS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有无合并AIDs分为两组，比较合并AIDs组与未合并组间患者的一般临床特征及预后。结果：在206例MDS患者中，共57例(27.7%)合并自身免疫病，其中血管炎最常见。合并AIDs组患者女性占比高，在2016 WHO分型中MDS伴多系血细胞发育异常型(MDS-MLD型)最常见，在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分级中多为低危级和中危-1级；合并AIDs组与未合并组患者的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PFS)分别为18.6个月vs 12.4个月(p = 0.010)，中位总生存时间(OS)分别为40个月vs 28.8个月(p = 0.043)。结论：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MDS患者女性比例较高，分型及分期上以中低危为主，多有较长的PFS及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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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一组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异质性髓系克隆性疾病，临床表现为骨髓造血功能衰竭、无效造血、难治性血细胞减少，并有较高风险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 1 ]。近年来关于MDS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发现免疫失调与炎症反应可能参与了MDS的发病 [ 2 ] ，而基于免疫炎症反应的自身免疫性疾病(AIDs)与MDS的关系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AIDs对MDS患者疾病临床特征及生存预后的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议。国外几个大型病例对照研究认为合并AIDs的MDS患者常拥有较好的基线特征及预后 [ 2 ] [ 3 ] [ 4 ] [ 5 ] [ 6 ] ，而国内几个小样本量案例报道则认为合并AIDs的MDS患者生存时间短、预后不佳 [ 7 ] [ 8 ] [ 9 ]。本研究中共纳入206例初治MDS患者(其中57例合并AIDs)，通过回顾性分析比较合并AIDs组与不合并组的临床资料，探讨合并AIDs对于原发性MDS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以期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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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病例 回顾性分析2013-1月至2019-1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血液内科收治的206例初诊MDS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25例，女81例，平均年龄59.51 ± 13.35岁。根据是否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分为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AIDs)组(n = 57)和不合并组(n = 149)。所有合并AIDs患者均既往已确诊或相关免疫学检查已完善。相关免疫学检查包括可提取性抗原(ENA)抗体谱、抗核抗体(ANA)、类风湿因子RF、血沉、C反应蛋白、免疫球蛋白。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参照葛均波等主编的第8版《内科学》相关章节。MDS诊断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国诊断与治疗指南(2019年版)标准进行(或重新进行)诊断分型 [ 1 ]。 2.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全部患者均符合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国诊断与治疗指南(2019年版)最低诊断标准，且均为初诊、既往未接受化疗、免疫检查学完善。 排除标准：年龄 < 18岁、曾接受化疗、随访资料丢失、随访时间不足3个月的患者予以排除。 2.3. 收集指标及评估 收集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初诊时的实验室指标，包括：血常规、血沉、血清乳酸脱氢酶、骨髓原始细胞比例、骨髓增生程度及纤维化程度分级、染色体核型等指标，统计患者疾病分型分期、有无转白。分型分期参照2016年WHO分型、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WHO分型预后积分系统(WPSS)、修订的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R)进行 [ 1 ]。 2.4. 随访 随访资料来源于住院和门诊病历，自明确诊断为MDS之日起随访，死亡病例随访至死亡时间，存活病例随访至2020年6月1日，统计患者的疾病进展生存时间(OS)、总体生存时间(PFS)等指标。 2.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的分布以均值或中位数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或Mann Whitney-U检验，分类变量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Kaplan-Meier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Log-rank做显著性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 < 0.05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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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AIDs与MDS常同时或先后出现，两者间关系并非偶然。此前有文献报道AIDs患者出现MDS的概率明显增加 [ 2 ] [ 10 ] [ 11 ] [ 12 ]。来自瑞典中心的一项大型研究，对纳入的9219名AML患者、1662名MDS患者和42，878名对照者进行分析，发现既往有慢性免疫炎症病史的患者发生AML风险增加1.7倍(95% CI， 1.5~1.9)，MDS风险增加2.1倍(95% CI， 1.7~2.6) [ 10 ]。另有Wilson等人基于GPRD (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base)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表明，诊断超过10年(OR 2.1， 95% CI 1.4-3.2)的AIDs患者发生MDS的风险可增加2.1倍 [ 13 ] ，提示MDS可能为慢性炎症的晚期表现。本研究中，有27.7%的MDS患者(n = 57/206)合并AIDs，其发生率远高于普通人群中自身免疫性疾病5%的综合患病率 [ 14 ] [ 15 ] ，这进一步提示MDS与AIDs关系密切，两者间可能存在共同的发病机制。 MDS合并AIDs的内在机理目前尚未明确。部分学者认为，免疫调节功能失衡是二者发病的潜在基础。MDS患者的细胞免疫中，普遍认为细胞调节性T细胞(Tregs)可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对恶性克隆的免疫活性，并促进疾病进展。在MDS早期阶段，Tregs功能受损，细胞毒性T细胞免疫激活导致骨髓及外周血细胞减少，并倾向于引发自身免疫，猜测其可能对AIDs有促进作用。在MDS晚期，Tregs扩增且免疫抑制功能恢复，细胞毒性T细胞的肿瘤杀伤作用下降导致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避，进而引发MDS恶性克隆，疾病进展 [ 5 ]。即MDS与AIDs可能源自同一类型免疫异常，而部分MDS患者在给予免疫抑制剂治疗后病情可缓解 [ 16 ] ，可为这一说法提供佐证。 国外相关研究报道AIDs在MDS患者中发病率常在10%~30%之间 [ 4 ] [ 6 ] ，合并的AIDs种类常见包括血管炎、炎症性关节炎、结缔组织疾病或未分类的疾病 [ 5 ]。本研究中观察到合并的AIDs主要有血管炎11例、典型结缔组织病系统性红斑狼疮4例、未分化结缔组织病4例，类风湿性关节炎7例，余AIDs类型散发，与国外报道一致。Liozon [ 17 ] 等人报道，在所有并发的血管炎类型中，中、小血管炎最为常见且预后较好。本研究中小血管炎类白塞病占比高达73% (n = 8/11)，这些患者受累血管病变通常较轻，与其他合并AIDs患者相比，都拥有更长的PFS及OS。国外报道MDS相关的白塞病患者+8异常染色体核型常见 [ 18 ] [ 19 ] ，本研究中8例合并白塞病患者中6例伴有+8异常染色体核型，暂未发现其他与AIDs疾病相关的特异性细胞遗传学异常。 本研究观察到合并AIDs组患者女性占比偏高，这可能与AIDs多好发于女性相关。有报道分析男女间免疫环境可能存在差异，女性在接受抗原刺激后更容易发展为以TH1为主的免疫反应，TH1分泌的IL-2、IFN-γ等细胞因子可形成致炎环境从而促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高发 [ 7 ]。 分析发现合并AIDs组患者的总体PFS、OS均优于不合并组，与两大型研究Komrokji、Seguier [ 2 ] [ 5 ] 等的报道一致，这可能与本研究中合并AIDs组患者在WHO分型中倾向于MDS-MLD型，在IPSS预后分级里低危、中危-1占比偏高有关。此类MDS患者在疾病分型中偏向于轻型，预后分期中为中低危，多处于疾病发展前期，有较好预后。进一步分析中低危MDS患者预后，调整后的IPSS分组提示低风险组(低危、中危1)中合并AIDs的患者PFS及OS亦显著高于不合并组，而此类患者接受的类固醇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可能是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之一(不合并组未接受相关治疗)。Seguier等人的研究认为以下几点可能是造成合并AIDs的MDS患者总体生存率更高、预后更好的原因：IPSS分级为低危或中危-1比例偏高、正常或有利的染色体核型占比偏高、患者平均年龄偏低、无治疗相关MDS等 [ 2 ]。对可能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多种因素(年龄、性别、WHO分型、IPSS分级、有无合并AIDs、染色体核型、血沉等)进行COX分析，结果显示合并AIDs不是影响MDS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可能是由于MDS合并的AIDs种类较多，难以比较所致。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未能进行多中心随访研究，及未能观察收集到患者治疗方案及疗效相关资料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在随后的研究中将补足上述不足，分析探讨MDS合并AIDs患者的治疗对于预后的影响。总之，免疫失调可能是MDS与AIDs共同的发病基础，并AIDs的MDS患者多好发于女性，WHO分型上倾向于MDS-SLD，IPSS分期上偏向中低危，多有较好的PFS及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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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同意书 该研究已获得病人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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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背景：缺血性肠病亦称缺血性肠炎(ischemic colitis， IC)，是一组因结肠血液供应不足或再灌注损伤所导致的肠道不同程度组织坏死和一系列症状的疾病。IC的人群发病率为4.5/100，000到44/100，000不等，以女性多见。缺血性肠炎患者多以腹痛、腹泻、便血等非特异性消化道症状为主。影像学及结肠镜检查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该病的诊断率。病例介绍：本文通过回顾保守治疗缺血性肠炎患者一例，进行文献复习，总结缺血性肠炎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疗策略，以提高对缺血性肠炎的认识。结论：缺血性肠炎是一种少见疾病，极易与其他肠道炎性疾病混淆，诊疗过程中应详细询问现病史、既往史，及时完善全腹CT及结肠镜检查，根据临床症状及辅助检查具体分析，决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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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介绍 缺血性肠炎在临床中属于一种罕见疾病，近年来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1 ]。腹痛、便血与腹泻作为缺血性肠炎的“三联征”，发病初期常见恶心和呕吐、腹胀与发热等伴随症状，严重者可出现腹膜刺激征、腹腔积液、肠穿孔、肠坏死甚至危及生命 [ 2 ]。IC患者临床症状的多样性，无特异性，使得临床上易误诊、漏诊。本文通过回顾缺血性肠炎1例，并进行文献复习。总结该病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方案，以提高对IC的认识，降低误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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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案例报道 病人李某某，男性，72岁，因“突发中下腹疼痛不适、便血1天”于2020年2月6日来院，患者1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中下腹不适伴便血，便血达6~7次/天，每次100~150 ml，暗红色，无脓性便。既往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脑梗病史，平素血糖控制欠佳，未规律服用降糖药物，脑梗经对症处理，无明显后遗症(本次发病前一直服用阿司匹林)。入院后查体：T 37.2℃，P 136次/分，R 26次，BP 153/72 mmHG，腹部平坦，全腹部压痛，以右下腹及左下腹部为著，有腹肌紧张，无明显反跳痛。腹部听诊，肠鸣音较为活跃。辅助检查：白细胞29.2 × 10 9 /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9.7%，血红蛋白192 g/L，D-二聚体1380，乳酸4.6 mmol/L，无明显贫血。急诊行全腹部增强CT (图1)提示：自升结肠至降乙交界处肠管明显水肿，周围有炎性渗出。初步诊断：缺血性肠炎。患者有腹膜炎体征且乳酸、白细胞值升高，考虑患者为重型缺血性肠炎，应引起高度重视。入院后完善腹部血管CTA (图2)提示：腹主动脉及分支广泛钙化，但肠系膜上、下动脉的主要分支如回结肠动脉、结肠右、中结肠、左结肠、乙状结肠、直肠上动脉均未见堵塞，排除肠系膜动脉血管栓塞可能，进一步印证缺血性肠炎的诊断。经给予早期禁饮食、 图1. 患者2月6日全腹部增强CT结果 图2. 患者入院后腹部动脉CTA结果 抗感染、扩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液等对症处理后(注意不使用止血药物)，2月10日复查CT (图3)显示：结肠水肿较前减轻，周围渗出明显减少。与我院消化内科沟通后，于2月10日行结肠镜检查(图4)显示：结肠黏膜呈典型奶酪样改变，尚未出现坏死，证实为缺血性肠炎。对比患者入院以来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乳酸、C-反应蛋白等检验结果变化(图5)，考虑患者保守成功可能性加大，继续给予患者对症支持治疗，患者于2月21日出院。 图3. 患者2月10日腹部平扫CT结果 图4. 患者2月10日结肠镜检查结果 图5. 患者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乳酸、C-反应蛋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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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3.1. 形成机制及临床特点 缺血性肠炎的发病原因与结肠血管的解剖密切相关。目前认为缺血性肠炎多为血流低灌注和血流恢复时再灌注损伤所引起 [ 3 ]。结肠血供主要是由肠系膜上下动脉及其内脏动脉分支供应。由于血液循环或局部供血区的肠系膜血管解剖或功能改变而引起结肠血流压力降到40 mmHg以下时，结肠就可能发生缺血。尽管结肠任何一部分都可能被缺血影响，但最易被影响的部位就是血供较差的“分界区(watershed areas)”，如脾区、降结肠、乙状结肠或直乙交界等 [ 3 ]。腹痛、便血、腹泻被称作缺血性肠炎的“三联征”，患者于发病初期，亦常见恶心和呕吐、腹胀与发热等症状。因该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可通过伪膜性肠炎和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与感染性结肠炎等肠道炎性疾病予以对比鉴别。缺血性肠炎发病周期具有季节相关性，因机体血管受环境温度影响发生收缩或舒张，使其循环系统活跃度受到影响 [ 4 ]。在解剖因素中应特别注意：德拉蒙德的边缘动脉是由肠系膜上动脉发出的回肠，右结肠和中肠动脉的吻合分支形成的，以及肠系膜下动脉发出的左结肠动脉和乙状动脉分支，它走行于肠系膜内、距大肠内缘约3~4 cm，从回盲肠交界处延伸至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Riolan拱廊是指Drummond边缘动脉的一部分，该部分形成在中、左结肠动脉的分支之间。它实际上是肠系膜上、下动脉之间直接交通的部位，其位于横结肠右侧和降结肠近端之间的肠系膜中。在狭窄或闭塞的情况下，这种联系在提供侧支血流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在5%的人口中，德拉蒙德动脉的发育异常如先天性缺失，构成了一个额外的诱发结肠缺血性疾病的因素。至于右半结肠缺血性肠炎的出现则是因为右回结肠动脉的末端——距离肠系膜上动脉的起始处最远。 3.2. 诊断方法及鉴别 CT作为外科最常见的辅助检查之一，对缺血性肠炎的诊断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据报道 [ 5 ] [ 6 ] ，缺血性肠炎CT多表现为肠壁弥漫性增厚、肠壁分层及肠管周围炎性渗出、肠梗阻、腹腔游离气体等征象。腹部CT亦可用于判定病变肠管的位置，显示病变肠管水肿程度，评估有无缺血、坏死、穿孔等严重并发症。此外，结肠镜检查被认为是缺血性肠炎诊断的金标准。有学者通过对70例患者行结肠镜检查，最终确诊为缺血性肠炎的有67例，确诊率为95.7% [ 7 ]。缺血性肠炎内镜下多表现为黏膜充血、水肿、糜烂，可有溃疡形成，上覆有黄白苔(奶酪样改变)。且结肠镜检查在评估病变部位、病情严重程度及鉴别诊断方面亦极为重要。 除CT及结肠镜检查外，缺氧诱导因子1α (HIF-1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可协助缺血性肠炎的诊断。研究显示：HIF-1α和VEGF可在正常人结肠组织中表达，在缺血性肠炎病变位置过量表达 [ 8 ]。临床工作中可通过检查上述因子的表达水平评估组织的缺血程度及修复进展，对高龄、出血多或有禁忌症不宜进行结肠镜检查患者的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和指导治疗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3.3. 治疗方案 缺血性肠炎的治疗主要依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具体分析。治疗方法以保守治疗为主，研究显示：90%以上缺血性肠炎患者保守治疗成功 [ 4 ] [ 9 ]。保守治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较重型患者早期禁食，轻型患者可尽早使用微生态制剂，如酪酸梭菌活菌胶囊等；2) 静脉营养支持；3) 应用广谱抗生素；4) 积极治疗心血管系统原发病，停用血管收缩药(肾上腺素、多巴胺等)；5) 应用肛管排气或灌肠以缓解结肠扩张；6) 另外应当特别注意止血药的慎重使用，诊断明确的前提下禁止使用止血类药物；7)本文中患者住院时间15天，在使用上述治疗方案的同时，联用前列地尔及罂粟碱等药物，取得较好效果，此外加用复方丹参注射液，对病人的病情改善也起到积极作用。目前，对于缺血性肠炎是否行手术治疗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体温、白细胞、乳酸持续升高或出现腹膜炎的患者应高度警惕，而对于出现穿孔、肠坏死、大出血的患者应积极手术治疗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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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缺血性肠炎是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逐渐增加的疾病。腹痛、腹泻、便血等症状的非特异性，无疑增加了该病的诊断难度。缺血性肠炎的CT征象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可为诊断提供依据。结肠镜检查对缺血性肠炎具有极高的诊断率，对于排除其他疾病且无结肠镜检查禁忌的患者应及早行结肠镜检查。目前，对缺血性肠炎的治疗多以保守治疗为主，当患者出现弥漫性腹膜炎、肠穿孔、肠坏死等并发症时，我们应提高警惕，必要时积极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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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网络钓鱼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并利用人类心理弱点对终端用户进行攻击的行为，研究网络钓鱼的影响因素可以提高网络安全水平，降低网络钓鱼伤害。本文以心理学的视角，从个体、情境和系统三个方面对网络钓鱼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总结，并探讨了各影响因素联结的动态过程。在个体因素方面，先天特质会影响网络钓鱼易感性，但后天学习和积累的知识经验能降低被钓鱼的风险；在情境方面，身份伪装和特殊情境设定能够利用用户的心理弱点，直接影响用户回复钓鱼邮件的行为；在系统方面，系统反馈影响人对系统安全的信任，进而影响网络钓鱼风险。未来的研究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和细化个人特质对整体网络钓鱼易感性的综合影响，建立易感者模型；二是量化邮件特征在用户动态决策过程的作用；三是结合个体特质、情境因素和系统特征，建立基于三者结合关系模型的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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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网络钓鱼(phishing)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人的心理弱点针对用户私密信息和金融账号进行盗取的犯罪行为(Aaron， 2019)。“phishing”在1996年首度被使用，它是“fishing”和“homophone”的结合体，因为最初攻击者是通过电话作案，所以用“Ph”取代“F”，意为放线“钓”到目标信息。随着互联网发展，网络钓鱼攻击手段日益丰富，由最初引诱用户输入密码转变为多种形式，如勒索软件、Java静默窃取等。传播途径也逐渐多样可通过搜索引擎、邮件、短信等方式传播(顾威，2017)，但是邮件攻击依然是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式和载体(杨明，2012)。网络钓鱼的研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研究者广泛关注，但是大多数研究围绕不断发展的技术因素展开，而忽视了处于核心地位的被攻击者的心理因素。因此，本文从心理学视角出发，以邮件钓鱼作为切入点，从个体、情境和系统三个方面论述网络钓鱼的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研究发展趋势加以展望，希望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并为改善网络安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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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评价与展望 3.1. 小结 综上所述，网络钓鱼作为一种网络欺诈手段，主要利用人的心理弱点进行诈骗。本文从个体，邮件和系统三个层面总结网络钓鱼影响因素，并探讨多方面因素联结的动态过程。个体差异不仅会直接影响甄别钓鱼邮件的能力，还会间接影响线上行为和行为习惯进而影响网络风险，所以为不同的人群定制网络安全使用建议会更好的帮助用户规避安全风险。攻击者操纵邮件特征激发用户强烈的情绪反应，加速决策过程，诱使用户点击邮件链接，所以帮助熟悉钓鱼邮件特征是提高甄别钓鱼邮件能力的有效方式。系统特征会影响用户对系统的理解程度和信任水平，从而影响用户与系统的协作和网络风险。所以邮件系统需要提高可靠性，提供系统决策解释信息和反馈帮助检测钓鱼邮件。除了单方面因素会影响网络钓鱼易感性，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也会影响回复行为。个体差异和邮件特征会共同作用于认知加工过程，进而影响最后决策行为，所以后续干预手段不仅要注重单方面影响因素的作用，也要注意因素之间联结的动态过程。 3.2. 展望 关注网络钓鱼最新研究结果及方向，可以看出网络钓鱼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探讨和细化个人特质对网络钓鱼风险的综合影响。以往研究证明了个人特质会影响网络钓鱼风险，但是研究较少考虑各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以后续研究可深入探讨各因素对网络钓鱼风险的具体影响，确定个人特质如何影响用户加工处理钓鱼信息，帮助识别网络钓鱼易感性高的用户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干预。 其次，量化邮件特征在用户动态决策过程的作用。目前研究证明了邮件的物理属性会直接影响网络钓鱼风险，但是无法了解如何调整邮件特征来实现邮件过滤，所以后续研究可以量化邮件特征的作用比重并探讨邮件特征与个体特质的交互作用，帮助改善钓鱼邮件识别算法，提高钓鱼邮件识别率。 最后，揭示系统特征与个体特质，邮件特征的交互作用，建立三者结合的防御系统。现有研究证明系统特征会影响网络钓鱼风险，但是大多局限于系统层面，没有考虑用户的个体差异和情境因素，后续研究中可考虑三者的交互影响，建立网络钓鱼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反钓鱼防御系统，将有助于帮助用户更有效地抵御钓鱼邮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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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情绪是人对外界或自我刺激产生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如果人机交互(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系统可以识别情绪，那么心理疾病的诊断和心理学的研究将会更加客观和有效。本文提出了一种仅基于光电容积脉搏波(photoplethysmography， PPG)的情绪识别方法对情感进行分类。由多波长近红外透射光谱法测量获得的脉搏波，经过特征点检测，获得其信号特征，使用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验证由PPG信号识别情绪的性能。结果表明，使用脉搏波进行情绪四分类，其识别正确率为96.2%，且单个样本的测试时间短。这意味着基于PPG信号可以实现快速的多类情绪识别，对无创检测、可穿戴设备和临床实践具有潜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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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是常见的心理疾病，并伴有思想和行为异常。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 1 ]，全世界大约有20%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疾病，而由于精神健康引起的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精神疾病不仅是心血管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是基础疾病患者疗效和预后的重要因素。 然而，心理健康的诊断和治疗仍处于效率低下的局面。心理量表已被国内外综合性医院广泛应用于焦虑、抑郁症的诊断。其中，PHQ-9/GAD-7量表对消极情绪的特异性和阴性预测值在90%以上 [ 2 ]。然而，这些量表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难以探索人为掩饰下的真实情感。在治疗上，低收入国家里每个人每年花在精神健康上的费用不到0.25美元，超过75%的精神病患者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疗 [ 3 ]。如何提高精神疾病的诊治水平，对于预防各种亚健康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界对情绪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分类模型等影响情绪识别的因素上。此外，如何判断情绪也是一个重要领域。众所周知，日常中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声音和手势，甚至行为来判断情绪。面部表情是基于视觉的情感分析的重要模式。1971年，Friesen和Ekman设计了面部动作编码系统分析实验来分析自发性情感表达 [ 4 ]。从语音、文本和多模态融合中提取信息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 5 ]。Luengo发现了6个能够区分不同情绪的声音韵律特征，分别是声音信号的平均值和方差，韵律的能量对数和基本对数的动态范围，基本频率的平均值和对数斜交 [ 6 ]。然而，这些变化可以被人们的主观意识所控制。当一个人经历情绪失衡时，其心率、血压和其他生理信号也会发生变化，不易受到意识的影响 [ 7 ]。因此，如果能够识别出生理信号的属性，即可以推断出人的情绪。考虑到测量时的便携性需求，本文选择光电容积脉搏波(photoplethysmography， PPG)信号进行分析。PPG信号是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直接调节的 [ 8 ]，其变化反映了血流量、总外周阻力、血管弹性和其他参数的变化。PPG 信号直接反映心血管状态，间接反映了神经系统对循环系统的影响。此外，PPG信号还具有无创检测和快速响应等优点，对可穿戴设备的应用以及提高测量和识别的便携性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许多学者从分类方法上进行了探索。为了找到最好的特征，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生理特征，包括时间/频率、熵、几何分析、子带光谱、多尺度熵 [ 9 ] [ 10 ] [ 11 ]。这些手动特征提取方法可以直接解释情绪状态的变化，但也存在精度低、泛化能力差等缺点。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许多研究也开始使用深度学习框架，在基于生理信号的情绪识别领域进行探索。Lee等学者分割并连接信号，以PPG和肌电图(electromyogram， EMG)同时作为输入，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特征，分别从效价和唤醒的四个等级进行分类。各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83% [ 12 ]。Hassan等将无监督的深度信念网络应用于融合观测的PPG和另外两个生理信号的深度特征提取中，得到一个特征融合向量，用对五种基本情绪进行分类 [ 13 ]。Singh等将递归神经网络应用到实时监控系统中，以识别驾驶员的情感状态，并基于皮肤电反应和PPG，累计计算出驾驶员压力水平 [ 14 ]。Kim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长短时记忆网络和基于时间裕度的损失函数的稳健生理学模型——深层生理情绪网络，用于从PPG和双极性脑电信号中分类情绪 [ 15 ]。 在以往的研究中，识别的准确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只有少数方案进入实际应用，即计算资源消耗、准确率和设备实用性之间未能处于平衡状态。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提出了只使用PPG信号作为外围输入的方法进行情绪识别。通过对脉搏波的特征点进行自动检测，提取出信号特征，分析比较了不同机器学习算法的性能。结果显示，只使用PPG信号在保证了准确率的同时，也能实现设备快速地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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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数据与预处理 2.1. 实验数据 根据数据采集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和采集的原始数据的有效性，本文使用了开源数据库MIT情感识别数据库 [ 16 ] 进行情感四分类实验，以验证实验方案在不同数据库下的稳定性。 MIT情感识别数据库包括几个独特的情绪模式，如平静，愤怒，悲伤，喜悦等。数据库收集了一个受试者在32天内的受情绪激发试验下的生理信号数据。每次试验都要求受试者坐在椅子上，同时佩戴PPG传感器和耳机。耳机中的提示音提示单个情绪激发开始，受试者将观察到各类激发情绪的图像，每类按照固定的顺序出现：平静，愤怒，悲伤和快乐，出现周期持续3~5分钟。在每次试验阶段，大约30分钟的数据被记录下来，采样频率为20 Hz。由于硬件故障，最终收集了20个完整的数据集。 2.2. 预处理 从数据库获取的时域信号会经过以下步骤完成预处理过程。 首先，考虑到人体心率一般不会超过180 bpm，PPG信号的基频信号应在3 Hz以内，而信号中高频噪声的频率集中在50 Hz及以上，因此，使用截止频率为20 Hz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对原始信号进行滤波； 其次，为了消除信号的量纲数据差异，便于后续的分析，将信号进行min-max标准化如式(1)，将数据归一化到[0， 1]范围内； x n o r m = ( x − x min ) / ( x max − x min ) (1) 信号处理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信号预处理过程——滤波和归一化 最后识别每个周期内波形的波峰和波谷，获取对应的索引值，如图2所示。 图2. 波峰波谷的识别过程 本文采用阈值法和移动窗口法 [ 17 ] 提取波峰波谷。PPG信号的采样频率为fs，一个脉搏周期长度约为0.75 s。首先，设置了一个包含了 L = 0.75 * f s 个点的窗口，即包含了L个点的时域序列S， S = [ S 1 ， S 2 ， ⋯ ， S L ] 。然后，使用二分法，搜索该序列中的最大值点。以 S L / 2 为算法起始点，如果该点满足以下条件，即被视为S的一个波峰。 S L / 2 > [ S 1 ， S 2 ， ⋯ ， S L 2 − 1 ] (2) S L / 2 < [ S L 2 + 1 ， S L 2 + 2 ， ⋯ ， S L ] (3) a b s ( S L 2 − H ) < Δ H (4) 其中，H是初值为0.9的阈值， Δ H ∈ ( 0.1 − 0.2 ) 。 以一个脉搏周期为间隔，将窗口从信号的开始移动到末尾，并在每个窗口中搜索最大值。通过自适应方法更新H： H = ( H + A M P i ) / 2 (5) 其中， A M P i 是当前窗口波峰点的幅值， i = [ 2 ， 3 ， ⋯ ， N / f s − 1 ] 。 若不满足式2~4，则以1个点为间隔，将窗口向右移动形成新的窗口 S = [ S 2 ， S 3 ， ⋯ ， S L + 1 ] ，以 S L / 2 + 1 为新的起始点，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找出整个PPG信号的所有波峰点。 根据PPG波的属性，峰值左侧的第一个最小值是波谷点。波谷和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约为周期的1/10。通过同样的方法，可以通过一个包含 L = T * 0.1 * f s 个点的新窗口找到每一个周期内的波谷。脉搏周期T可通过相邻波峰点的间隔来确定。波峰波谷点的识别结果如图3所示。脉搏波的波峰波谷点都可以准确地提取出来，并计算出相邻峰值点的时间间隔和当前心率，以便后续分析。 图3. 波峰波谷点检测结果图 以第一个波谷点为基准，本文在MIT数据库中分割了20个来自不同情绪的信号片段(4种情绪，每一种情绪有5个序列)，并将其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进行比较。如图4所示。在图4(a)中，坐标轴内放置5个平静下序列(蓝色表示)和5个喜悦下序列(粉色表示)。图4显示了相同/不同情绪信号的显著趋势。相同情绪的多个序列处于相似的状态，而不同情绪下，超过5 s后的序列片段，在频率或振幅上有直观差异。 因此，本文选择切割信号段来创建网络的输入。以第一个波谷点为起始点，截断7 s的信号段作为输入。 图4. 不同情绪下，PPG序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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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与分析 本文按照7:3的比例对MIT情感识别数据库中四类情绪对应的PPG信号进行了训练集和测试集的划分(训练集546组，测试集234组)，保存了训练模型，计算出了识别单组样本识别消耗的时间，对不同识别手段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如表3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lassifier 模型 4分类 准确率 单个样本识别时间(s) KNN 34.9% 0.0937 SVM 37.6% 0.0781 ADA 43.0% 0.156 RF 48.3% 0.154 GBDT 49.7% 0.147 CNN 51.3% 0.517 1D-CNN + RF 82.1% 0.422 1D-CNN + ADA 69.9% 0.453 1D-CNN + GBDT 96.2% 0.420 表3. 不同分类方法比较 表中前5行为3.1节的结果。四分类任务中，GBDT的准确率最高，达到了49.7%；由于分类算法简单，单个样本识别周期短，每种算法均不超过0.2 s。但从总体上看，手动提取特征并结合传统的机器学习分类器，该方案的性能并不佳，分类的准确率使该方案没有良好的实用性。由于手动提取特征存在有几个局限性，一是不能表示信号的细节，在提取特征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的丢失；二是时域特征和频域特征在短时间内没有意义(例如心率变异性相关的时域参数，在长时计算中会更为准确)。因此，不适合用手动计算特征的方法来进行短序列信号的情绪识别。 于是，在第二部分开展了深度学习的研究。与手工提取特征不同，深度学习可以自动且全面地提取特征，3.2节的计算结果优于3.1。结果显示，1D-CNN直接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的准确率达到了51.3%，与前一部分的计算结果相差不大，而且计算机的资源消耗也在增加。在提取出1D-CNN的中间层输出作为分类器的输入之后，分类准确率最优可以达到96.2%，而非最优的其他模型平均分类准确率也可以达到76% ，并且消耗的时间相较于单使用网络来说下降了一些。这表明使用PPG信号和1D-CNN结合分类器的思想进行情绪识别，可以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减少运算时间，在实际运用中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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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只使用光电容积脉搏波作为外围输入进行情感识别的方案。首先，对收集的信号进行了低通滤波和归一化。其次，使用阈值法和滑动窗口法相结合的手段，对PPG信号的波峰波谷点实现自动检测。然后，将信号分成若干个序列，分析了不同情绪序列的差异。最后，实现了包括GBDT在内的五种机器学习分类器，以及1D-CNN和以1D-CNN中间层输出为分类器输入的9种分类手段，并存储了训练模型，测试了这9种模型在实际分类中的性能。 本文对MIT情感识别数据库进行处理，得到4类情绪样本，并用上述方案进行了测试，准确率最高达到了96.2%，并且在此情况下单个样本的测试时间为0.42 s，验证了PPG信号在情绪分类方面的良好性能，以及在识别应用中的可行性。整个方案对便携式测量和可穿戴设备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未来的工作将集中在联合心率变异性来分析病人的抗压状态。通过计算心率变异性，可以得到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神经张力及其平衡状态，进而得到心血管系统的功能状态，从而可以评价抗压程度。从临床实践中扩展数据集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并利用哈希学习实现大量样本的快速检索和个性化检测，节省训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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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过以“X不是最……的”的中文否定结构作为实验材料，研究主语熟悉度对话语理解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现代反语加工理论模型的中文适用性。结果显示，在主语熟悉度高的否定句子中，人们会自动将其解释为讽刺的；而主语熟悉度相对较低的否定句会被评判为字面义的。主语熟悉度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判断，应在实验中被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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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反语理解 (一) 传统反语加工模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出于不同的目的广泛地使用修辞性语言。出于不同的心理动机，人们通过使用反语来达成复杂的社会交流目的，或为了幽默效果 [ 1 ] ，或批评讽刺 [ 2 ] ，或为了引人注目 [ 3 ] ，或为了照顾听话人的“面子”保护听话者 [ 3 ] [ 4 ]。语言学对修辞性语言的研究重点经历了从文学、修辞学到认知心理、神经科学方向的转变。自上世纪60年代起，国外对反语的探索研究大量增长，国内的研究也紧随国外研究的步伐。正如刘正光 [ 5 ] 所言，研究反语的理解不但有利于揭示非直义句的理解过程，而且有利于解释隐喻的理解过程，以及二者理解过程的差异。 反语的理解与加工长期以来是语言学研究者的关注重点。研究者们希望找到一个普适性的认知模型来解释非字面语言加工，并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这些理论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类：模块加工模型(标准语用模型、假装理论、润色假说)、直接通达模型(直接通达假说、回应提醒理论、暗示假装理论)、以及等级突显模型。 传统的模块加工模型和直接通达模型对语境的作用以及处理非字面义的先后顺序两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模块加工模型认为，无论语境条件如何，直义会被首先处理 [ 6 ] [ 7 ] ，其次才是非字面义被处理。与之相反，直接通达模型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Sperber和Wilson认为，与语境高度适配的反语意义才会被加工理解 [ 8 ] ，非字面义是可以被直接通达的。 (二) 等级突显假说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 Giora为了进一步协调以上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在非直接否定观点 [ 9 ] 的基础上，提出了等级突显假说 [ 10 ]。等级突显假说的提出解决了直接通达模型和模块加工模型长久以来有关加工顺序的争论，并提出只有突显义和基于突显义的解释才会首先被激活。突显义受规约度(conventionality)、词的熟悉度(familiarity)、使用频率(frequency)和典型性(typicality)等多种因素的影响。Giora始终将否定和讽刺紧密结合研究，随后提出了默认非字面义解释的观点(default non-literal interpretation) [ 11 ] ，即否定会激活默认的非字面义解释。 从1998年开始，Giora的等级突显假说逐渐发展成熟。突显义在理解过程中会被首先处理，词汇的突显义能够直接自动从心理词典中提取。那些更常使用的，或者更典型的、以及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社团中更为频繁使用的意义即为突显义。对于单独个体而言，突显义是更为熟悉的，或最近刚刚学会的、接触到的意义。 等级突显假说打破了一直以来对于语义的“字面义vs.非字面义”两分法，认为语义是从“极显性”向“非显性”过渡的连续统 [ 12 ]。该假说的观点为：在任何情况下，突显义在语言处理中会被首先加工。 Giora对语境的看法始终是不变的：语境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无法抑制突显义。无关语境，突显义是首先被加工的。等级突显假说提出可在不同条件下语义加工顺序的不同：直接加工、并行加工、以及顺序加工(1999) [ 13 ]。“突显”程度可以分为高突显和低突显，突显程度受规约度、频率、熟悉度、语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突显程度越高，其意义在心里词汇中被通达的速度越快。高突显义会被直接加工，例如在某一语言社群中规约度极高的习语的显性非字面义就会被直接加工；当两种可选择的意义同样突显时，非字面义和字面义会并行处理，如常用的隐喻，或者规约度较低、创新型的表达。顺序加工被应用于更有创意的、新奇的表达，或常用修辞性语言表达的字面义使用。总结来说，等级突显假说认为在加工不同的语言表达时，会有多种加工处理顺序。该理论以显性义/非显性义的整体理论框架放弃了字面义/非字面义的划分，而突显是一个等级、动态的概念，突显义的这种动态性、等级性使得等级突显假说更加灵活而富有解释力 [ 14 ]。 在等级突显假说提出的随后五年中，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等级突显假说 [ 10 ] [ 13 ] [ 15 ] [ 16 ] [ 17 ]。而关于语境的影响的争论始终在进行着，2003年Ivanko和Pexman提出了预期假设：对话语产生的预期会使语义加工变得容易 [ 18 ]。长期以来围绕语境效应的争论点在于语境究竟能多大程度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语境是否通过初期词汇加工来促进只有与语境相适配的意义才会被通达、是否会干扰早期词汇加工且在一开始就把不匹配的意义筛掉，语境产生的与其对反语理解起到的作用是促进还是抑制？为了进一步检验语境在讽刺理解中所起到的作用，Giora等人 [ 19 ] 通过四个实验检验并对预期假设提出了反对观点，实验结果表明，即使语境是支持讽刺解释的，它也不能阻碍与语境不匹配的突显字面义的通达。语境对早期的加工阶段(250毫秒的刺激间隙时)是没有影响的，在字面义偏向的语境和讽刺义偏向的语境两种条件下，关键词的阅读时间是一样的。然而后期加工(1400毫秒的刺激间隙时)却展现出了差异：只有在讽刺义偏向的语境中，关键词后的词语阅读时间显示出了溢出效应。讽刺解释与字面义解释相比，因与语境发生冲突而需被重新调整，获取不熟悉讽刺的非突显讽刺义会花费额外的时间，所以讽刺解释的获得相对来说更加困难，所需的加工时间相对更长。实验结果显示，无关预期，突显的解释在理解时间上存在明显优势，会被首先获取。 不过正如实验结果所述，等级突显假说只解释反语的初期处理情况，因此Giora [ 10 ] [ 13 ] 为说明后期的语义整合过程而提出了保留假说(retention hypothesis)：如果初期被激活的意义对于构建要表达的真实意义是不可或缺的，不管这个意义与语境是否匹配，它都会被保留到后续加工过程中。只有当它妨碍到进程时才会被抑制。诠释熟悉度低、新奇的修辞性语言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此过程不仅涉及到突显的、与语境不匹配的意义的激活，还需要非突显的、与语境不相配的意义参与进来。反语的特殊性在于，因为它依赖于“说出来的”与“实际想表达的”之间强烈的差距以达成讽刺效果，且这个差距越大，人们越容易感知到其中的讽刺。反语的理解需要将这两种意义进行对比，所以两种意义都要保留下来。 (三) 默认假说 然而Giora意识到讽刺解释的优先处理无法用当时的任何一种加工处理模型来解释，包括等级突显假说 [ 19 ] [ 20 ] [ 21 ]。同年她基于先前的理论，提出了默认假说(Defaultness Hypothesis)：默认解释是被无条件地、直接地优先构建的，无关语境等外部语言信息，否定结构的默认解释是讽刺的。随后Giora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语料库 [ 22 ] [ 23 ]、眼动和分视野技术研究 [ 24 ] ，进一步通过线上及线下研究验证了默认假说。2020年，Giora将默认假说的适用性向明喻延伸。 本篇研究探究在无语境条件下，主语熟悉度对汉语否定句型的理解是否起到关键作用。主语熟悉度受到认知个体自身的文化知识影响，认知个体越了解主语背后的信息，他/她对整个句子的判断会有所改变。否定结构可以削弱肯定词汇的肯定性，认知主体会对主语所传递出的信息与肯定形容词之间的差异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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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一) 被试 共50名国内外高校学生，所有被试来自于不同于专业但均以汉语为母语。 (二) 语料 经过前测的筛选后，总计构建了60条无语境条件下的语料。所有语料均为中文，句式参考Giora 2015年、2019年实验句型：X is not the most…本实验中采取统一的句型：“X不是最……的”例如： 戈壁不是世界上最宜人的地方。 麦克不是晚会上最健谈的留学生。 60条语料一共分成两组，第一组的30条语料的主语熟悉度较低，另一组内的30条的语料的主语熟悉度较高。 (三) 程序 1) 熟悉度前测 主语熟悉度的评判在实验的前测中进行。因本实验旨在探究主语熟悉度对否定话语理解加工的影响，所以主语熟悉度需要被严格控制。本实验的前测为主语背景信息的熟悉度。50名被试被呈现80个否定结构的句子，其中40条语料的主语熟悉度较低，另40条的语料的主语熟悉度较高，共分成两组。呈现给被试的每条语料后面有一个五点量表，要求被试判断是否熟悉句子主语背后的文化信息，从“1”代表完全不熟悉到“5”代表非常熟悉。例如： 语料：戈壁不是世界上最宜人的地方。 问题：请问你是否知道戈壁严苛的自然环境条件？ 收集到被试的熟悉度打分后，将两组语料分别进行筛选。对于低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评分最高的10条语料被筛出；对于高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评分最低的10条语料被筛出。剩余的60条语料被纳入正式实验语料中， 低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的主语熟悉度平均分为1.66 (M = 1.66， SD = 0.87)，与之相对的高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的主语熟悉度平均分为3.84 (M = 3.84， SD = 0.31)。 2) 讽刺评定 正式实验一共有50名被试参与。呈现给被试的每条语料后面会有一个五点量表，要求被试评判该句子是否讽刺，从“1”代表完全不觉得该语料讽刺到“5”代表觉得该条语料非常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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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低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的讽刺平均分为1.76 (M = 1.76， SD = 0.30)，与之相对的高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的讽刺平均分为3.27 (M = 3.27， SD = 0.51)。被试认为低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为字面义的，认为高主语熟悉度组的语料为讽刺义的。 随后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1进行数据分析。以熟悉类型(低熟悉度/高熟悉度)为自变量，讽刺程度(讽刺义/字面义)为因变量，结果见表1。 Table 1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1057.763 4 264.441 164.647 0.000 组内 2690.234 1675 1.606 总数 3747.998 1679 表1. 实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F检验显示，主语熟悉度类型对语言理解的讽刺评分有显著影响(p < 0.05)。总体来说，低主语熟悉度的否定结构的讽刺得分显著低于高主语熟悉度被试的否定结构讽刺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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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分析与讨论 如实验结果所示，如果被试熟知句子主语的背景知识，那么被试会判断该否定结构(在本实验中为否定结构为“X不是最……的”)为讽刺的，相对地，若被试初次接触到句子中的主语、非常不熟悉主语的知识背景，那么他/她将该句子评判为讽刺义的可能将大幅度降低。这种行为可以解释为在无语境条件下，人们单独见到这种否定结构的句子时并不知晓句子所处的具体环境、句子的主语是怎样的一个人，有过怎样的经历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会直接读取句子的字面义，而不会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去从其他角度，比如说从语用角度去考虑。根据Giora等人的观点，她认为刺激的熟悉度会对不同意义的加工产生负面影响 [ 11 ] [ 25 ] [ 26 ]。在2019年Giora的实验中，15条否定结构语料均被判别为讽刺的。在本实验中，语料均为自创且脱离真实语境，Giora于2019年的实验语料均取自于日报，且实验的语料并没有控制语料的主语熟悉度。两者差别在于Giora的语料源自背景信息丰富、且语言环境真实的报纸，而本实验语料均为人造。主语熟悉度是影响被试默认解释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本实验表明否定结构的直观解释依赖于受试者的熟悉程度。如果人们熟悉刺激语料主语的背景信息，他们会更倾向于将其解释为讽刺。 2013年，Giora和Fein等人结合非直接否定观，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默认非字面义话语解释(default nonliteral utterance-interpretation)，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非字面义和话语层面的默认理解：否定结构会产生默认的非字面义话语理解。满足默认非字面义解释的三个条件分别为：非熟悉表达、避免内部提示和外部提示： 1) 词，短语或者句子的熟悉度需要相对较低，如熟悉的习语、隐喻、讽刺表达。 2) 应避免内部信号，如语义异常(会产生隐喻义)，或任何内部不协调、成分对立的短语(会产生讽刺义)。 3) 避免外部信号，如特定的语境信息、语音语调或话语标记(如“打个比方”，“按字面上来讲”)。 否定是具有创造力的，否定结构可以激活特殊的默认讽刺义。例如：“他不是周围最有趣的人。”这句话的默认讽刺义为：他这个人很无聊。它的非默认字面义解释为：他不是周围最有趣的人，因为有比他更有趣的人。 Giora于2015年提出的默认假说继承了非字面义话语解释的三个条件，强调否定结构的默认解释是讽刺的。其观点可以解释本次实验的结果，对于熟悉度的规范是重中之重的，熟悉的背景知识在我们头脑中相对扎根更深，在心理词汇的通达更快，所以熟悉度对人们的语言理解评判是有很深的影响的。从等级突显假说的角度来说，熟悉主语的信息背景更突显，其传达的含义与否定结构所削弱的形容词的积极性偏差更大，反语的特殊性在于，因为它依赖于“说出来的”与“实际想表达的”之间强烈的差距以达成讽刺效果，且这个差距越大，人们越容易感知到其中的讽刺，反语的理解需要将这两种意义进行对比。否定结构由于削弱了积极意义而产生了默认的讽刺话语解释。 在控制熟悉度这一唯一变量的条件下，实验的结论证明了人们对于否定结构的直觉解释是基于对主语背景信息的熟悉程度的。如果人们更熟悉主语的相关知识，就会更倾向于把否定结构解读为表达讽刺义的，相反地，人们会更倾向于去字面义地解释主语熟悉度低的否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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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被试对主语的熟悉程度决定了对否定结构句子的理解与判断。实验结果表明，在主语熟悉度高的否定句子中，人们会自动将其解释为讽刺的；而主语熟悉度相对较低的否定句会被评判为字面义的。熟悉度高的主语所代表的意义是突显的，与否定结构所否定的积极含义产生强烈冲突，因此高主语熟悉度的否定结构更容易被默认地感知和评判为讽刺性的。与此同时，初步筛选了主语熟悉度低的否定句子，为后续研究语境对否定结构句子理解造成的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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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直流GIL/GIS绝缘子表面电荷积聚诱发的沿面闪络问题是制约其工程应用的关键，而电荷诱发闪络的物理机制尚不明晰。本文对近20年直流电压下GIL/GIS绝缘子表面电荷对固–气界面闪络性能的影响及机理研究进行了梳理。首先以切向主导型与混合型电场分布对应的电荷积聚模式为分类标准，归纳了固–气界面闪络电压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金属微粒等设备缺陷所导致的电荷积聚对沿面闪络的影响；重点总结了表面电荷诱发沿面闪络现象的物理机制及理论模型；最后，对直流电压下固–气界面电荷积聚与沿面闪络关联机制研究的关键问题和未来挑战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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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gas insulated metal enclosed transmission lines， GIL)和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装置(gas insulated metal enclosed switchgear， GIS)等气体绝缘输变电装备，相比于架空线、输电电缆等传统输电方式，在进行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时具有传输损耗小、安全性高、环境影响小等优势 [ 1 ]。盆式和支柱绝缘子是GIL/GIS的主要绝缘部件，通过对我国近30年GIL/GIS绝缘故障调研统计，绝缘子沿面放电故障在绝缘故障中占比最高，达43%，严重威胁电网及设备安全。1996年，辽宁营口华能电厂的220 kV GIS设备在正常换相操作中，一盆式绝缘子发生沿面闪络。2008年，南宁旱塘变电站的110 kV GIS绝缘子发生闪络故障。2015年，溪–浙直流工程金华换流站的一根800 kV气体绝缘穿墙套管中的支柱绝缘子发生沿面闪络事故。2016年6月，特高压1000 kV北京东变电站在启动调试期间多次发生GIL母线上盆式绝缘子和支柱绝缘子沿面闪络事故 [ 2 ] - [ 7 ]。在GIL/GIS的运行过程中，高压导体上的残余直流电压、局部电场畸变、场发射效应、金属微粒等现象会导致固体绝缘体上积聚电荷，这些表面电荷会使电场发生畸变，并向闪络过程提供电荷，是引起绝缘子沿面放电故障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外设备制造厂商日本三菱、德国西门子等都开展了直流GIL/GIS设备的研发工作，但产品均没有投入正式的商业运营 [ 8 ]。其重要原因是直流GIL/GIS中的绝缘子固–气界面、三结合处等绝缘薄弱的位置更易产生表面电荷积聚等问题 [ 9 ] [ 10 ]，诱发沿面闪络和绝缘破坏。由表面电荷引起的固–气界面闪络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直流GIL/GIS发展的关键问题 [ 11 ] [ 12 ]。 综上，研究和解决电荷诱发的固–气界面闪络问题是气体绝缘装备绝缘设计与优化的当务之急。然而，表面电荷诱发的固–气界面闪络物理机制复杂，除表面电荷的形成与分布 [ 13 ] - [ 18 ] 对闪络的直接影响外，外加电压的形式、固体绝缘材料的性质以及金属微粒的存在都会改变表面电荷的分布，进而影响到闪络过程。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索：1) 不同形式电压应力下表面电荷在沿面闪络中的作用；2) 固体材料种类、表面状态等与沿面闪络的关系 [ 19 ] - [ 25 ]。3) 金属微粒的带电与运动情况对表面电荷以及沿面闪络的影响。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综合模型、异极性电荷簇模型、同极性电荷注入模型、气体吸附模型等闪络模型被提出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本文针对直流电压下绝缘子表面电荷与沿面闪络的关联关系，综述了相关科学研究的实验现象及提出的主要闪络模型，最后对直流电压下电荷诱发固–气界面闪络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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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GIL/GIS中的金属微粒引起的电荷与闪络 在GIL/GIS设备的生产和安装过程中，腔体内存在金属微粒。金属微粒本身会畸变固-气界面电场，同时也是电荷积聚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认为金属微粒作为气体绝缘装备中的主要缺陷形式，是绝缘子沿面闪络的重要诱因 [ 42 ] [ 43 ] [ 44 ] [ 45 ]。 金属微粒的大小、形状和所处位置等都对电荷的形成和分布有重要影响 [ 46 ] [ 47 ] [ 48 ] [ 49 ] [ 50 ]。当金属微粒与电极接触时，微粒尖端积聚的电荷与电极极性相同；当微粒位于绝缘子中部时，微粒两端积聚的电荷与所对应电极呈现相反极性。当金属微粒位于绝缘子中部时，表面电荷积聚幅值小于微粒直接与电极接触的情况 [ 49 ]。此外，微粒附着高压电极时对电荷分布的影响比附着地电极时强。即使毫米级的微粒也会成为绝缘子表面电荷积聚的主要因素，甚至当金属微粒小于0.1毫米时，也会对电荷分布产生显著影响 [ 50 ]，随着微粒长度增加，直径增大，微粒引起电荷积聚也会增强。金属微粒还可能以悬浮于绝缘子表面的方式影响表面电荷分布，但当微粒尖端与绝缘子表面的距离大于4倍微粒自身直径时，微粒对绝缘子表面电荷分布的影响可以忽略 [ 49 ]。金属微粒对电荷分布产生影响的原因可能是电场的畸变、局部放电的发生、微放电和微粒运动等。对于小直径微粒，电场的畸变是电荷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大直径微粒，局放与微放电对电荷积聚的增加起主要作用 [ 50 ]。 对于金属微粒造成沿面闪络电压降低的机制，研究者针对不同类型的金属微粒，提出了不同的解释。针对线形金属微粒附着的氧化铝掺杂环氧树脂与SF 6 /N 2 混合气体界面的沿面闪络问题，王涵等认为金属微粒末端的微米级金属粉末在电场足够大时会从金属微粒表面飞出或者在温度足够高时变成蒸汽并扩散到气体中，微米级金属粉末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会加速向相反电极迁移，当其靠近对电极时，由于极强的电场作用，在微米级金属粉末与电极之间会产生剧烈的放电，从而引发闪络。因此，金属微粒表面的微观状态，金属的屈服强度、熔点等都会对沿面闪络产生影响 [ 51 ]。鉴于实际工况下金属微粒尺寸较小，许渊等学者研究了毫米级金属微粒对沿面闪络的影响。其认为金属微粒运动是沿面闪络的主要诱因。机械振动，暂态过电压和颗粒荷电等因素均易引发微金属颗粒的运动，当金属微粒运动到金属筒壁和绝缘子的夹缝中时，金属颗粒局部放电量急剧增加，并在数秒后引发绝缘子的沿面闪络。由于金属颗粒的运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沿面闪络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 52 ]。王健等研究了附着在绝缘子表面的金属微粒引起的表面电荷积聚对沿面闪络的影响 [ 53 ]。粘附在绝缘子中部的金属微粒引起微粒尖端附近场强畸变，绝缘子表面法向分量也显著提高，这将引起表面电荷量的激增。表面电荷最大值与金属微粒的粘附角度呈负相关，不同粘附形态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电场畸变，而电场畸变程度越大，在绝缘子表面积聚电荷密度越大，越容易发生闪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