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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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临床表现及诊断 在发达地区，1/3~1/2的后尿道瓣膜患儿通过产前超声发现 [ 12 ] [ 13 ]。产前B超多提示肾积水、膀胱扩张、膀胱壁增厚、后尿道扩张(钥匙孔征)等 [ 14 ]。产后诊断的患者临床表现多样，约1/2的患者因泌尿系感染就诊而发现后尿道瓣膜 [ 12 ]。新生儿期患儿可能出现肺发育不良而引起的呼吸窘迫、尿道梗阻导致的腹部膨隆等；婴儿期及大龄儿童可能出现生长迟缓、排尿费力、尿失禁、尿频、尿流不顺畅等 [ 15 ] [ 16 ] [ 17 ]。成年患者也有一些特殊的临床表现，如无精症、不育症等 [ 18 ] [ 19 ]。 由于许多后尿道瓣膜患者存在肾发育不良或尿路梗阻性疾病或反复感染引起的肾损伤，所以后尿道瓣膜患者约25%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 [ 20 ]。部分患者会进展为终末期肾病，血肌酐大于1 mg/dL被认为是终末期肾病的高危因素 [ 21 ]。后尿道瓣膜患者常伴肾发育不良，在产前诊断的后尿道瓣膜患儿中，约60%存在肾发育不良的产前肾实质改变 [ 22 ]。后尿道瓣膜导致的慢性肾脏病，通常表现为早期多尿、生长发育不良、高血压、贫血等，终末期肾病患者可以出现所谓尿毒症症状，包括恶心、厌食。呕吐。虚弱乏力、注意力缺失、嗜睡，重则出现抽搐、昏迷等。 排泄性膀胱尿道造影和膀胱镜是诊断后尿道瓣膜的重要方式。排泄性膀胱尿道造影的典型表现为排尿期后尿道扩张、延长。膀胱镜可以直接观察到后尿道瓣膜而确诊，并且可以在膀胱镜检查期间直接消融后尿道瓣膜。 B超具有有无创、没有辐射、软组织分辨率高、无需注射对比剂观察脏器血流情况以及实时动态成像特点 [ 23 ]，是后尿道瓣膜诊断、评估病情的重要检查手段。产前B超可通过发现肾积水、膀胱后尿道扩张提示后尿道瓣膜，另外，泌尿系超声可以评估梗阻性肾积水的严重程度，还可以评估肾实质皮质的厚度等。 放射性核素扫描用于检测肾实质异常并且可以评估梗阻程度。放射性核素扫描分为静态放射性核素扫描和动态放射性核素扫描。静态放射性核素扫描常使用放射性示踪剂锝[99mTc]-DMSA，用于评估两侧肾功能差异和检测局灶性肾实质异常。动态放射性核素扫描可以评估肾脏排泄功能 [ 24 ]。放射性示踪剂经静脉注射后由肾单位摄取，主要通过肾小球滤过和近端小管分泌进入肾小管管腔，随后进入膀胱。所以，该检查在血清肌酐较为正常的患者中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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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治疗 随着胎儿外科的发展，后尿道瓣膜已经可以进行产前干预。然而产前干预仍处于发展阶段。1987年开始了第1例缓解胎儿尿路梗阻的产前手术——放置膀胱羊膜腔分流管 [ 25 ] [ 26 ]。目前产前干预措施包括膀胱羊膜腔分流置管、后尿道瓣膜消融、膀胱造瘘、输尿管造口等 [ 27 ] [ 28 ]。Holmes等学者对14例后尿道瓣膜胎儿进行手术干预，干预措施包括9例膀胱羊膜腔分流置管、2例后尿道瓣膜消融、2例胎儿膀胱造瘘术、1例输尿管造口术。干预结果为5例婴儿死于早产和呼吸衰竭、1例分流失败、肺肾发育不良而终止妊娠、8例存活，随访11.6年，5例伴慢性肾脏疾病，其中2例接受肾移植 [ 29 ]。Sananes等学者观察了30例接受后尿道瓣膜激光电灼疗法的胎儿，4例终止妊娠，24例在平均35周胎龄出生，7例死于新生儿期 [ 30 ]。可见产前干预治疗后尿道瓣膜并发症率和死亡率非常高，死亡率约33.3%~43% [ 28 ] [ 29 ] [ 31 ]。所以仅对一些特定胎儿采用产前干预：中期妊娠严重羊水过少导致宫内或新生儿期死亡风险较高的胎儿，且核型正常及胎儿尿液评估肾功能良好。对于这些胎儿，可以考虑在极为擅长胎儿手术的胎儿中心进行产前干预。尽管胎儿外科技术在近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尚不是成熟技术，它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 32 ]。 出生后诊断为后尿道瓣膜的患儿，解除尿道机械性梗阻的唯一方式是手术切除。膀胱镜检查可以通过直视膀胱观察到后尿道瓣膜，并且在膀胱镜下直接切除后尿道瓣膜是首选治疗方式，它的优点在于创伤小、保护膀胱功能、降低肾功能下降的风险。目前膀胱镜下后尿道消融术已经相对成熟，大部分患儿可通过消融瓣膜解除尿道机械性梗阻并且受益于该手术 [ 33 ] [ 34 ]。在近些年的一些单中心报道中，即使是一些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膀胱镜下后尿道瓣膜消融术并发症率也较低。喀麦隆一家妇儿医院对18例患儿进行膀胱镜下后尿道瓣膜消融术，术后残余瓣膜率16.7%，尿道狭窄率11.2%，与一些发达地区并发症率相当 [ 35 ]。对于无法耐受手术或麻醉的患儿，多采用膀胱内留置尿管，并监测电解质，因为患儿可能经尿液流失大量的水和电解质。对于无法行膀胱镜后尿道瓣膜消融的患儿，还有一些其他手术方式帮助患儿引流尿液，包括：1) 膀胱造口术，该方式也可以很好地引流尿液，降低膀胱压力。但是通过留置尿管和膀胱镜下瓣膜消融术，已经足以引流膀胱尿液，故膀胱造口术仅适用于无法留置尿管或瓣膜消融的患儿；2) 高位分流术，指输尿管或/和肾盂造口。但是对于这种手术方式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高位分流破坏了膀胱充盈与排空循环，可能影响膀胱功能 [ 36 ]。支持高位分流术的学者认为，短暂性的高位分流并不会影响膀胱功能，同时可以充分引流肾盂内尿液从而改善肾功能 [ 37 ]。所以高位分流应该把握好其适应症，对于严重肾盂输尿管扩张的后尿道瓣膜患者，当膀胱梗阻解除后，肾积水持续存在或加重、肾功能未见好转，可考虑同时进行高位分流术。 解除尿路梗阻后或成功引流尿液后，并不意味着后尿道瓣膜的治疗就已经结束，在这些操作后应该持续关注并及时治疗膀胱功能障碍、监测肾功能并及时处理慢性肾脏疾病的并发症等。瓣膜消融术后仍有部分患者存在持续性肾积水、输尿管扩张，这些患者可能提示存在膀胱功能障碍。消融术后膀胱功能障碍包括膀胱顺应性低、逼尿肌收缩不稳定、小膀胱容量等。治疗膀胱功能障碍目的是降低膀胱压力，防止肾功能损害，延缓终末期肾病。常用的行为治疗方式包括排尿行为矫正、定时排尿计划等，但是这项治疗需要儿童和家属高度积极性并且依从性好。药物治疗包括抗胆碱能药物，如奥昔布宁、托特罗定等，它们可以减少膀胱充盈阶段不受控制的逼尿肌收缩并增加膀胱容量。Young H. Kim等学者观察21例PUV患儿术后进行抗胆碱能药物治疗，改善了大部分患儿的顺应性，减少了逼尿肌不稳定，改善了膀胱可控性 [ 38 ]。Casey Jessica T.等学者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18例、平均年龄3.4个月的后尿道瓣膜消融术后婴儿早期应用奥昔布宁，直到婴儿完成如厕训练，结果表示早期应用抗胆碱能药物改善了婴儿的排尿压、膀胱顺应性、低容量膀胱 [ 39 ]。其他治疗方式包括：1) 清洁间歇导尿，可以定期排空膀胱，防止膀胱过度膨胀，减少反流同时改善膀胱壁血液循环，预防反复泌尿系感染和反流造成的肾功能下降 [ 40 ]；2) 生物反馈和盆底肌训练，这项治疗是指导儿童如何识别、控制参与排尿的盆底肌；3) 电刺激疗法，指植入可刺激骨盆肌肉收缩、调节逼尿肌活动的非侵入性设备；4) 肉毒毒素，通过向逼尿肌或尿道括约肌注射肉毒毒素，从而阻断周围传入神经末梢释放神经递质，抑制传出神经支配的肌肉收缩，但是Ibrahim等学者对20例后尿道瓣膜消融术后有严重膀胱功能障碍患儿的膀胱颈进行肉毒毒素注射，发现似乎并不能改善这些患儿的预后结果 [ 41 ]，并且肉毒毒素是否长期安全有效需要进一步研究。 尽管可以产前诊断、早期干预后尿道瓣膜患儿，但是仍有部分患儿发展为终末期肾病，这可能与部分后尿道瓣膜患儿肾脏先天性发育不良相关。这些患儿需要进行肾脏代替治疗，包括肾脏透析和肾移植。一项研究对比接受肾移植的后尿道瓣膜患儿与其他基础原发病的终末期肾病接受肾移植的患儿，随访7.4~10.2年，移植成功率基本相等 [ 42 ]。但是接受肾移植治疗的后尿道瓣膜患者，可能在移植10年后移植肾丧失风险增加，这可能与膀胱功能障碍有关。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膀胱功能障碍对长期移植肾存活是否存在影响，及时有效的干预膀胱功能是否可以改善这一影响。 随着产前诊断、早期干预的发展，后尿道瓣膜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儿外科及泌尿外科医生应该意识到即使解除机械性尿路梗阻后，后尿道瓣膜需要长期随访影像学、尿动力检查及肾功能，及早识别并提倡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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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观察theta脉冲刺激(theta burst stimulation， TBS)联合认知训练对卒中后认知障碍(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PSCI)患者的认知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疗效。方法：38例PSCI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最终36例病人完成本研究，其中双侧刺激组12例，单侧刺激组12例，假刺激组12例。3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包括认知训练)和常规药物治疗(包括改善认知药物)。在进行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双侧刺激组给予左前额叶背外侧间歇性TBS和右前额叶背外侧持续性TBS，单侧刺激组给予左前额叶背外侧间歇性TBS和右前额叶背外侧的假刺激，假刺激组给予双侧的假刺激，5次/周，共治疗3周。治疗前后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评价认知功能，采用磁共振波谱分析(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评估脑组织代谢及影像学变化，采用改良Barthel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评估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结果：双侧及单侧刺激组患者治疗后的MMSE、MoCA、MBI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 < 0.05)，假刺激组MBI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 < 0.05)。与治疗后假刺激组比较，双侧刺激组的MoCA评分、MMSE中语言能力(命名、复述、阅读、三步指令、书写、结构能力总分)评分显著改善(P < 0.05)。双侧及单侧刺激组治疗后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显著升高(P < 0.05)。与治疗后假刺激组比较，双侧刺激组NAA/Cr升高更为明显(P < 0.05)。3组患者治疗前后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差值与MoCA评分差值呈中度正相关(r = 0.663~0.710， P < 0.05)。结论：TBS联合认知训练可改善PSCI患者的认知功能，双侧前额叶背外侧刺激可能疗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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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卒中后认知障碍(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PSCI)是卒中发生后常见的功能障碍之一，严重者可为患者及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目前PSCI的治疗多为改善认知药物、认知康复训练等。然而，患者及家属对药物治疗的费用及副作用常有抵触心理，在认知训练的过程中也存在患者配合度差等问题。Theta脉冲刺激(theta burst stimulation， TBS)是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的新模式，通过间歇性或持续性的脉冲串作用于颅骨，时间短疗效强，已在许多研究中获得初步验证 [ 1 ] [ 2 ]。另外，Wang等 [ 3 ] 在荟萃分析中发现，与单独应用rTMS相比，rTMS联合认知训练对患者的认知功能似乎产生了更大的改善。本研究旨在通过不同的TBS处方治疗PSCI患者的效果比较来发掘更优治疗方案，为进一步的临床应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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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QYFY WZLL 25937)通过后，选取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院区康复医学科脑卒中患者38例，纳入标准：① 疾病诊断均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8》及《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19)》。② 符合2017年6月中国《卒中后认知障碍管理专家共识》提出的PSCI诊断标准。③ 年龄18~80岁，首次发病，病程处于恢复早期和中期(3周至3月)。④ 患者为右利手。⑤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 排除脑卒中以外疾病导致认知障碍以及本次卒中前即有认知功能损害患者。② 患者有严重的理解表达障碍不能完成神经心理学测试。③ 患者病情有加重趋势，或存在严重的基础疾病。④ 患者有癫痫发作病史。⑤ 颅内、心脏等体内有植入金属物件者。 将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双侧刺激组(13例)、单侧刺激组(13例)和假刺激组(12例)。双侧及单侧刺激组中各有1名患者因无法耐受TBS而退出。3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变类型、病程、学历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 x ¯ ± s 分组 例数 年龄(岁) 性别(例) 病变类型(例) 病程(天) 学历(例) 男 女 脑梗死 脑出血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或中专 高中或大专 大学及以上 双侧刺激组 12 50.17 ± 11.09 8 4 8 4 31.92 ± 13.16 1 4 3 2 2 单侧刺激组 12 54.92 ± 10.21 7 5 9 3 33.50 ± 10.19 2 1 5 3 1 假刺激组 12 52.53 ± 11.15 8 4 7 5 35.42 ± 13.69 2 2 3 3 2 表1. 3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x ¯ ± s ) 2.2. 试验方法 1) 基础治疗：3组患者常规进行以下干预：① 常规康复训练：包括运动疗法、平衡训练、肌力训练、针灸、推拿、理疗、吞咽功能训练等以及认知功能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定向能力、专注能力、结构能力、计算能力、记忆能力、推理能力、语言能力等，训练时间为30分钟/次，5次/周，共3周。② 常规药物治疗：包括抗血小板、营养神经、调脂降压降糖等常规药物，以及改善认知药物盐酸多奈哌齐5毫克/晚。 2) TBS治疗：采用依瑞德公司开发的CCY-I型磁刺激仪，使用圆型线圈，TBS模式进行刺激。TBS模式特点在于，它将3个爆发式脉冲每200毫秒(即5 Hz)以50 Hz的频率发送 [ 4 ]。其主要分为两种，间歇性TBS (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iTBS)和持续性TBS (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cTBS)。iTBS模式为2秒钟刺激后进行8秒钟间歇，而后继续这一循环，共600脉冲；cTBS模式无间歇进行，共600脉冲。静息运动阈值(resting motor threshold， rMT)测量方法为：连接运动诱发电位电极片于拇短展肌处，将圆型线圈中心点对准M1区，自低强度开始刺激，直至连续10次刺激中产生5次高于50 uv肌电，5次低于50 uv肌电，这时的刺激强度即为该患者的rMT。本研究刺激强度设置为75% rMT [ 5 ]。 3) 组刺激方案如下：① 双侧刺激组：先进行左前额叶背外侧的iTBS模式刺激，600脉冲；后在右前额叶背外侧进行cTBS模式刺激，600脉冲，5次/周，共3周。② 单侧刺激组：先进行左前额叶背外侧的iTBS模式刺激，此步骤与双侧刺激组相同；后进行右前额叶背外侧cTBS模式的假刺激，线圈垂直于颅骨，患者可听到声音但没有实质刺激，5次/周，共3周。③ 假刺激组：先后于左前额叶背外侧及右前额叶背外侧进行假刺激，方法与上述假刺激相同，5次/周，共3周。 2.3. 评估方法 3组治疗前后均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康复医师在诊疗室进行评估，采用双盲法，评估者及患者对分组和治疗方案均不知情。 1) 神经心理学量表：①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 6 ]：从定向、记忆、注意、计算、回忆、语言能力几个方面对患者进行筛查，总分30分，<27分被认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②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 7 ]：从视空间与执行功能、命名、记忆、注意、语言、抽象、延迟回忆、定向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认知评定，总分30分，受教育年限 ≤ 12年则加1分，≥26分为正常。 2)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良Barthel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 8 ] 是常用的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量表，包括进食、修饰、更衣、大小便控制、用厕、床椅转移、行走、上下楼梯几项指标，满分100分，大于60分为基本生活自理，60分以下根据得分多少区分不同的依赖程度。 3) 磁共振波谱分析：磁共振波谱分析(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是无创检测对脑组织中部分成分进行定量的方法，近年来常被用来检测认知。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在3组中各选取6名患者进行MRS检查。仪器采用美国GE3.0TMR，型号3.0T SIGNA HDXT，多体素模式，扫描序列为：3-pl Loc、Asset Cal、PROBE-SI 144，线圈：HDNV Head，PROBE-SI 144扫描参数：TR：1000 ms，TE：144 ms，FOV：24 cm，Voxel Thickness：10.0 mm，NEX：1，扫描时间为5分28秒。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选择海马头体部，采集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肌酸(Cr)及二者的比值。其代谢物化学频移位置为NAA 2.0 ppm，Cr 3.0 ppm。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Statistics 25.0进行统计学分析，所得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且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后以(`x ± s)表示，一般资料的比较中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一般计数资料采用双向无序列联表分析，等级资料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治疗前后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治疗前后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量资料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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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3组患者治疗前后MMSE、MoCA、MBI评分比较 3组患者治疗前MMSE、MoCA、MBI评分组间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组内比较得出，双侧及单侧刺激组的MMSE、MoCA、MBI评分均高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假刺激组MBI评分高于治疗前，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组间比较得出，3组之间MoCA评分、MMSE分项语言能力评分之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MMSE总评分与MBI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得出，双侧刺激组治疗后MoCA评分优于假刺激组治疗后MoCA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双侧刺激组治疗后MMSE中语言能力评分优于假刺激组治疗后相应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3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cores， x ¯ ± s 组别 例数 MMSE MMSE语言能力 MoCA MBI 双侧刺激组 治疗前 12 14.67 ± 4.30 4.50 ± 1.68 11.42 ± 4.70 41.92 ± 22.65 治疗后 12 21.83 ± 4.04 a 7.25 ± 1.36 ab 17.25 ± 5.15 ab 62.00 ± 19.64 a 单侧刺激组 治疗前 12 16.08 ± 6.84 5.33 ± 1.92 10.67 ± 5.18 42.08 ± 24.54 治疗后 12 19.25 ± 6.08 a 6.25 ± 2.14 a 13.42 ± 5.63 a 65.92 ± 19.29 a 假刺激组 治疗前 12 15.83 ± 6.48 5.75 ± 2.05 11.75 ± 6.31 37.67 ± 24.01 治疗后 12 16.75 ± 6.02 5.25 ± 2.01 11.42 ± 5.87 55.50 ± 23.17 a 表2. 3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评分比较(分， x ¯ ± s )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a P < 0.05；与假刺激组相同指标比较， b P < 0.05。 3.2. 3组患者治疗前后MRS代谢值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3组患者治疗前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组内比较得出，双侧及单侧刺激组治疗后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组间比较得出，与假刺激组相比，双侧刺激组NAA/Cr升高更为明显(P < 0.05)。相关性分析得出，3组患者治疗前后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差值与MoCA评分差值呈中度正相关(r = 0.663~0.710，P < 0.05)，见表3、表4。 Table 3 Comparison of NAA/Cr of MRS metabolism in bilateral hippocampus of patients in the 3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x ¯ ± s 组别 例数 左侧海马NAA/Cr 右侧海马NAA/Cr 双侧刺激组 治疗前 6 1.35 ± 0.21 1.34 ± 0.14 治疗后 6 1.54 ± 0.23 ab 1.61 ± 0.11 ab 单侧刺激组 治疗前 6 1.22 ± 0.23 1.38 ± 0.43 治疗后 6 1.32 ± 0.28 a 1.43 ± 0.46 a 假刺激组 治疗前 6 1.18 ± 0.24 1.20 ± 0.09 治疗后 6 1.17 ± 0.19 1.06 ± 0.24 表3. 3组患者治疗前后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比较( x ¯ ± s )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a P < 0.05；与假刺激组相同指标比较， b P < 0.05。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oCA difference and NAA/Cr difference of MRS metabolic value in bilateral hippocampus of 18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 MoCA差值 P值 左侧海马区NAA/Cr差值 0.663 0.003 右侧海马区NAA/Cr差值 0.710 0.001 表4. 18位患者治疗前后MoCA差值与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差值的相关性分析 注：表内数据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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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rTMS结合认知训练及改善认知药物对增强认知功能可能具有协同效应 [ 9 ]，已在多项试验中得到支持 [ 10 ] [ 11 ] [ 12 ]。本研究得出，theta脉冲式的rTMS改善了PSCI患者的认知功能，其原因可能为：rTMS通过影响离子通道活性 [ 13 ]、改变相关代谢产物如γ-氨基丁酸的浓度 [ 14 ]、促进脑血流量重新分布 [ 15 ]、调节星形胶质细胞极化 [ 16 ] 等途经，提高或降低皮质兴奋性，调控认知网络。TBS是rTMS的模式化刺激，其参数基于对啮齿动物和人脑的研究而开发，更接近大脑的自然放电模式 [ 17 ]。iTBS或高频rTMS可使皮层兴奋性增高，cTBS或低频rTMS常降低皮层兴奋性 [ 18 ]。研究表明，与常规模式相比，TBS治疗时间短，对皮层兴奋性的诱导更加持久和稳定 [ 19 ]。 本研究结果显示，MoCA评分中双侧刺激组患者的认知功能较假刺激组患者改善明显，其原因除了二者疗效的简单相加外，认知训练和rTMS对从事不同任务的同一神经网络产生联合影响，诱发突触强化，可能会增加其功效，即“赫布理论”(Hebbian theory) [ 20 ]。与此同时，rTMS诱导的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效应可能与记忆和学习过程有关，当rTMS与技能训练或练习相结合时，会加速相关大脑皮层区域的学习技能 [ 21 ]。这一结合是“中枢-外周-中枢”闭环康复模式 [ 22 ] 的充分利用，中枢系统调控刺激产生外周效应，这一结果再正反馈于中枢系统，二者相互促进，产生远胜于简单相加的效果。另外，前额叶背外侧(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在工作记忆、运算、注意控制和双重任务处理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23 ] [ 24 ]。双侧刺激组对两侧DLPFC均进行了刺激，我们观察到双侧刺激组对比假刺激组患者认知功能得到提高，而单刺激组暂未发现与假刺激组的明显不同，这也近似于Wang等 [ 3 ] 在荟萃分析中发现的结果，多部位rTMS优于单部位rTMS。 在对患者的不同评估方法进行结果分析时，我们发现双侧刺激组的MMSE总分较假刺激组无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为：MMSE以生活常用技能为主，除认知训练外其他康复训练也可小范围提高患者MMSE评分。而MoCA更为细致，其内容部分涉及逻辑思维等更高级的认知领域，敏感性更高 [ 25 ]，可能需要疗效更佳的专业认知康复的干预来获得更大的改善。有趣的是，在MMSE评分内语言能力这一部分，双侧刺激组患者比假刺激组提高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刺激前额叶背外侧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语言功能 [ 26 ] [ 27 ]。在训练过程中，所有信息均通过听视觉等传入中枢，由语言输出，在认知训练和TBS的联合治疗下，患者的语言能力得到不断地强化。语言在认知领域中起着核心作用，并且可能是认知能力下降的最早迹象之一 [ 28 ]。因此，这一发现可能对指导治疗以语言能力下降为主的PSCI患者起到一定的帮助。另外，治疗后3组病人的MBI显著改善，而3组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可能是由于许多PSCI患者同时合并有严重的运动、吞咽等功能的下降，因此认知功能的显著改善未在病人的整体生活活动能力提升中得到体现。 本研究还随机在3组各选取了6名患者进行双侧海马区的MRS检查。海马区与学习和记忆等高级认知功能密切相关。我们发现，3组患者治疗前后双侧海马区MRS代谢值NAA/Cr差值与MoCA评分差值呈中度正相关。其原因在于，NAA是一种神经元标记，反映神经元功能，其减少通常表示神经元功能障碍或丧失 [ 29 ]；Cr主要由肌酸和磷酸肌酸组成，含量较为稳定，多用作其他代谢物标准化的内标 [ 30 ]。Meng等 [ 31 ] 的研究表明，NAA/Cr降低可能敏感地反映了认知能力下降，并且梗塞病变可能导致双侧海马均出现神经元功能障碍。另外，在治疗后双侧刺激组患者两侧海马区NAA/Cr升高较假刺激组显著，这与Wang等 [ 30 ] 的研究结果相符合。Wang等选择了PSCI患者、卒中对照患者、健康者进行MRS检查，发现PSCI组双侧海马的NAA/Cr低于卒中对照组和健康组，并且在治疗后，PSCI组和卒中组的患者均出现NAA/Cr升高。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结果：双侧刺激组患者认知功能得到提高。 本研究也存在一系列不足：第一，本研究最终只分析了36位病人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变化，18位病人进行了MRS检查，样本数量少；第二，本研究TBS采用圆形线圈并选择经验性DLPFC位置(M1区向前平移5 cm)进行刺激，未借助神经导航系统进行精确定位；第三， 我们未对治疗结束后的病人进行长期的随访，无法研究该刺激模式的远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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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推论：TBS联合认知训练可显著改善PSCI患者的认知功能，并且双侧DLPFC刺激可能疗效更佳。在未来的研究中需扩大样本量，结合MRS等检查进一步探索认知障碍的机制，为PSCI患者寻找更佳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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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该文应用无人机航拍摄影技术，采用美景度评判法(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Method，简称SBE法)对苏州大学的秋季植物景观进行美学评价，并选取5个景观要素对秋季植物景观美景度值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分析，以期为苏州大学秋季植物景观建设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苏州大学秋季植物景观质量整体良好，对美景度值影响贡献大小的要素依次为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校园文化、植物群落结构和空间层次感、植物资源丰富度、植物色彩丰富度及和谐度，以此对秋季植物景观提出了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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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植物是校园自然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景观对提升校园美好形象，营造校园独特氛围和传递校园历史文化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自然和谐、优美舒适的校园景观环境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吸取知识，还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灵感，陶冶情操，丰富生活。植物景观被解释为由自然界的植被、植物群落、植物个体所表现的形象，通过人们的感官传到大脑皮层，产生一种实在的美的感受和联想 [ 1 ]。在对校园植物景观进行综合美学评价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对之后校园环境的不断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创造出更令人满意、适用、舒适的环境。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专家应用美景度评判法的量化方法对植物景观进行了研究。SBE的评价结果是由景观本身的特征和评价者的审美尺度2个方面决定的，因可靠、成熟，其为景观评价中应用多且公认有效的一种心理物理学方法。在现有的研究中，没有对苏州大学校园植物景观的美学评价，关于校园植物景观配置的应用研究也并不多。因此，本文以苏州大学为研究对象，应用SBE法评价校园秋季植物景观。同时，为了评判人员可以得到全局性观测，便于对景观对象的四维空间进行整体评价 [ 2 ]，本文利用无人机航拍摄影的技术，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植物景观样地，对秋季植物景观进行航拍。最后，根据校园服务对象对于已建成景观环境的满意度，分析影响植物景观要素的相关显著性，提出苏州大学秋季植物景观的优化策略，以期为人性化校园环境的建设和优良的视觉环境质量提供有效、可靠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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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 苏州大学坐落在景致优美、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苏州，占地面积约为305万m 2 ，属于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校园植物景观四季分明，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校园内的骨干植物为香樟、银杏、水杉和日本晚樱。此次植物景观美学评价选取了苏州大学4个校区：天赐庄校区、北校区、阳澄湖校区及独墅湖校区内特点突出的植物景观样地，并把景观对象分成了3类，分别为邻水植物景观、道路广场旁植物景观和休憩场地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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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评价方法 美景度评判法(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Method，简称SBE法)是由Daniel等 [ 3 ] 人创立的心理物理学派的评价方法。SBE法以照片为媒介，以大众作为评价者，操作简单，通过对大众进行心理感受的评测，能够比较客观地测量美景度值，反映出景观的实际美学价值。SBE法只要按照统一的标准保证评价所用到景观照片的基础一致，依据公众评价得出的喜好度评价结果就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 4 ]。目前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森林自然景观、公园植物景观、道路景观、旅游区景观、城市绿地等景观的评价。 3.2. 取样 为了尽量保证取样对象的典型性、代表性和综合性，在苏州大学4个校区中选取了特点突出的植物景观。选取道路广场旁植物景观3个，编号为A 1 ~A 3 ，依次为独墅湖校区图书馆行道路、阳澄湖校区图书馆中心广场、本部草坪广场的植物景观；邻水植物景观3个，编号为B 1 ~B 3 ，依次为独墅湖校区一期食堂水域、本部尊师轩水域、北区小后花园水域的植物景观；休憩场地植物景观3个，编号为C 1 ~C 3 ，依次为本部钟楼北边休憩活动场地、阳澄湖校区图书馆南面场地、独墅湖校区足球场旁边的植物景观。本次评价的照片拍摄于2019年10~12月，为秋冬季景观；拍摄的工具为大疆御Mavic Pro无人机，像素为4000万。选择天气晴朗、能见度清晰且天象无明显差异的天气进行拍摄，拍摄时间为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尽量保持拍摄高度的一致，尽可能避免将人、车、动物等非自然景观因子拍摄入内。一共拍摄115张照片，经过整理筛选，选择出最能代表4个校区典型特征的照片作为评价图片，最终选取9张秋季植物景观的照片，按照分类进行编号。 3.3. 评判人员选择 前人的研究证明，不同人群无论其教育背景等是否相同，其对于美的感知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 5 ]。本研究以随机取样的方式在苏州大学不同专业中进行了实验人员的抽取，最终共有67人参与评判(表1)，分为2组人群：1) 园林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组(从事风景园林规划应用、园林植物研究应用的专业人员49人)；2) 非园林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组(从事新闻学、化学、经贸等非园林专业的人员18人)。 Table 1 Judge 组别 调查对象 数量 1 园林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49 2 非园林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18 总计 67 表1. 评判人员 3.4. 评判程序 评判方式应用室内放映幻灯片的形式。评判等级采用5级制，分别为：很喜欢、喜欢、感觉一般、不喜欢、很不喜欢，分值依次为：2分、1分、0分、−1分、−2分。幻灯片放映之前，实验人员先对评判人员介绍评判标准，说明方法。接着放映“准备实验”的幻灯片，使评判者熟悉评价过程。然后放映“正式实验”幻灯片，幻灯片按照15 s的设置间隔自动播放，不重复放映，要求评判者凭借自己对照片的喜爱程度对植物景观进行评分。 3.5. 数据处理 因为不同个体间审美的评判尺度有差异，为了排除对评价结果造成影响，需要对评判者的评价分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Z i j = ( R i j − R j ) / S j 公式(1) Z ij ——第j评判者对第i个景观的美景度值的标准化值(简称标准化值); R ij ——第j评判者对第i个景观的美景度值； R j ——第j评判者对所有景观的美景度值的平均值； S j ——第j评判者对所有景观标准差。 S B E i = Σ Z i j / N i 公式(2) SBE i ——第i个景观的标准化得分值的均值； N i ——第i个景观评判人员的数量。 采用EXCEL2016处理和分析数据。 3.6. 线性回归分析 采用回归分析法，对样地的景观要素进行分解与量化，以5个景观要素为因变量，样地的美景度值为自变量，分析各个景观要素对样地秋季植物景观的美景度值的影响力大小。运用软件SPSS22.0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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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优化建议 优美和谐的校园环境可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探索、成长空间，其植物景观美感体验有利于学生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并在美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养成美的行为、美的语言、美的人格。而植物景观又是校园环境重要的建设部分，因此，研究和探索合适的校园植物配置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 6 ]。美景度值体现了校园服务对象对植物景观美感的认可和满意程度，本文利用无人机航拍的照片，基于美景度评判法，对苏州大学秋季的9个具有代表性的植物景观进行了美学评价。由整体评价结果可知，苏州大学秋季的植物景观整体质量良好，植物资源多样，空间层次丰富，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环境氛围舒适，校园服务对象获得了良好的美感体验。进一步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各景观要素对美景度影响程度的强弱。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影响苏州大学秋季植物景观的美景度值关键的因素是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校园文化以及植物群落结构和空间层次感。 根据评价结果中美景度值较高的样地的综合分析，结合景观要素，可以为苏州大学秋季植物景观提出以下的优化策略： 1) 植物资源、植物群落结构和空间层次感以及植物色彩这3个景观要素都侧重于植物自身的属性，三者联系紧密，设计时需要相互配合，形成统一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不仅会影响到色彩的组合，而且植物群落结构的搭配和空间层次的营造也与之相关。如调查中的样地B 3 内植物种类多样，但是群落结构搭配不到位，空间层次凌乱，导致整体的美景度值降低。而丰富的植物种类也会产生不同且多变的色彩，在色彩组合时，则可以通过群落结构合理的搭配，避免色彩冲突会降低整体景观效果。因此，在植物景观设计时，要综合考虑植物自身的所有属性，协调设计，有所突出，关注整体的视觉景观质量。 2) 美的植物景观是植物与周边环境的有机结合。协调植物与周边环境的设计，比如水景、建筑小品、硬质铺装等，融合周围环境的特点，形成空间上丰富的景致，创造自然和谐的环境氛围，给人视觉上的美感，精神上的愉悦，提高对植物景观的满意度。 3) 打造校园植物景观的特色性和可识别性，提升文化内涵。每年秋季，众多游客都会来到苏州大学本部校区观赏银杏，反应了校园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新的校区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种植银杏、水杉、榉树、朴树等校园特色树种，延续校园文化，塑造符合校园文化内涵的植物景观形象。学生精神情感得到寄托，对校园的归属感增强，提升对校园植物景观的美学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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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植物景观的研究对校园环境的建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关于校园植物景观的研究，除了对景观中的植物设计的探讨，还要从校园服务对象的角度去研究植物景观的美学质量。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美学感受，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和审美标准，进行人性化的优化设计，充分发挥校园植物景观的美学价值。SBE法是应用广泛的心理物理学方法，能从人的主观评价中为景观美学效果的表达提供参考。因此，本文从“人”的审美和需求来研究苏州大学秋季植物景观，以期为校园植物景观建设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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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干扰项预习效应(Distractor Previewing Effect， DPE)是一种抑制性注意现象，当混合交替的呈现有靶子试次和无靶子试次时，若当前试次中干扰项颜色与之前无靶子试次中刺激颜色一致(干扰项预习条件)，被试的反应会比当前试次中靶子颜色与无靶子试次中刺激颜色一致(靶子预习条件)时更快。DPE是由于感知适应引起的对先前出现过的刺激的抑制。以往研究证明情绪面孔存在DPE，但是呈现不对称性。与中性情绪相比，正性和负性情绪会引起更多的注意，在情绪有关的实验中，存在两种面孔识别优势，即正性和负性面孔识别优势。行为和眼动研究表明眼睛是能够帮助个体识别面孔情绪的重要面部器官，眼睛视向与情绪的交互作用只有在面孔可辨度很低的条件下才被发现。本文综述了相关干扰项预习效应的研究，旨在为探究面孔DPE中情绪的作用提供新的方向，介绍了情绪加工和视向加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提出了今后研究结合情绪识别与视向判断考查情绪干扰项预习效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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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干扰项预习效应的定义 干扰项预习效应(Distractor Previewing Effect， DPE)是一种稳定的强试次间效应，Goolsby与Suzuki (2002)在其颜色预习效应的研究中最先发现干扰项的预习效益，当前一试次为无目标试次时(预习条件)，紧随的当前试次的目标特征若与前一试次无目标项目的特征一致，被试的反应要慢于不一致的情况(Ariga & Kawahara， 2004; Goolsby， Grabowecky， & Suzuki， 2005)。干具体来说，干扰项预习效应产生的条件需要满足前后两试次的关系模式，前一试次为刺激预习试次，紧随后一试次为目标搜索试次，即呈现一个无靶试次会影响个体对随后有靶试次中目标的搜索与反应。Ariga与Kawahara (2004)使用颜色、面孔、运动方向与词语刺激进行同样的视觉搜索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刺激均可获得稳定的干扰项预习效益，即预习干扰项比预习目标项时被试对目标的反应更快。他们的研究更广泛的证实了这种试次间效益的存在，后续研究采用干扰项预习效应(Distractor Previewing Effect， DPE)来表示这种效应。 Goolsby，Grabowecky，& Suzuki (2005)通过一系列颜色目标–干扰项预习实验，他们认为这种试次间效应是由于颜色的显著性后效，即对颜色的知觉适应，颜色相同的项目在目标呈现前被预先呈现后，其显著性自动降低，表明这是神经适应的结果。而另外的研究证明DPE不仅仅是个体对显著性特征的适应性调节，而是一种纯粹的注意现象，是个体对注意的抑制，注意偏离了最近搜索过、预习试次中的相关特征(Levinthal & Lleras， 2008; Wan & Llera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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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面孔情绪的干扰项预习效应 DPE研究中被试被要求搜索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项目的项目，研究发现DPE并不只是发现于颜色特征范畴。Ariga，Kawahara (2004)在基于面部特征的性别范畴水平上发现了DPE，其另外的研究发现分别以不同的运动方向和词语作为定义类别时也发现了DPE。此外，使用房屋与面孔、数字与字母两种不同的类别范畴亦存在DPE (Lleras， Levinthal， & Kawahara， 2009)。这些研究不仅说明了DPE是一种稳定的试次间效应，也证实了DPE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刺激特征呈现中，也存在于不同视觉范畴中，即要求被试搜索一个在某个特征上不同于其他所有项目或者属于不同视觉范畴的项目时可以发现显著有效的DPE。 Wan，Tian与Lleras (2014)使用情绪面孔简图来定义目标，面孔旁的白色横线来定义反应，结果发现在情绪范畴也存在DPE，不同的情绪面孔似乎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使用倒置面孔的实验表明这种情绪的DPE是基于对情绪面孔的整体加工实现的。有趣的是，情绪的DPE与以往经典颜色的DPE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仅在中性搜索负性面孔简图中观察到DPE，而在负性中搜索中性、正性中搜索中性和中性 中性中搜索正性的条件下并未发现有效的DPE，他们认为负性情绪对注意具有更强的引导作用，个体对正性和中性情绪的注意抑制弱于负性情绪，因此情绪的DPE呈现出不对称性。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负性情绪传递具有威胁性的信息，似乎能够被注意系统特别的“标记”用来引导未来的搜索。牟兵兵与宛小昂(2014)的实验2通过使用具有威胁性的动物图片(蜘蛛、蛇)定义目标时也发现了DPE，这说明情绪性信息能够利用DPE中的这种注意模式，快速抑制干扰信息的影响。他们还发现比面孔情绪更强且明显对称的DPE。这个结果是因为传递相同情绪的不同动物图片属于同一动物类别。因此，他们认为情绪的DPE之所以出现一种不对称性，是因为其是以类别搜索为基础的试次间效应。 倒置面孔破坏了面部的整体性，但能够保留面部特征的基本信息(Maurer， Le Grand， & Mondloch， 2002)，Wan等人(2014)分别比较了年轻组与年长组在直立面孔与倒置面孔产生的DPE的效益。结果发现，倒置情绪面孔下，在年轻组中并未发现有效的DPE效益，而在年长组中发现了与直立情绪面孔等效的DPE效益。他们认为这些结果说明，年轻组对于面孔情绪更偏向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加工，而年长组并不依赖于对面部的整体加工来完成搜索任务，他们可能依赖于面孔具体特征的差异。 Wan等人(2014)认为在基于颜色的干扰项预习效应中假设颜色的定义特征能够以相同的速度从呈现的项目中提取信息。例如，在在红色干扰项中搜索一个绿色目标，视觉系统可以自动地，并行地加工这两种颜色的特征信息。但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可能不是如此。也就是说，由于情绪效价的不同以及注意资源的有限性，一些类型的刺激可以通过注意捕获进行自动加工，而有些则需要有意识的进行注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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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干扰项预习效应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DPE受项目刺激呈现的整体构型的影响。在Goolsby，Grabowecky与Suzuki (2005)的颜色干扰项预习效应研究中，若将项目呈现的相对位置看作一个整体，即将预习试次中地项目识别为一个单一的组合项时，干扰项预习效应被消除了(在项目刺激的外侧用弧线构成面孔简图的样式)。此外，他们在后续实验中使用音调提示被试即将呈现预习试次，使被试能够分辨预习试次与搜索试次呈现顺序，在这种条件下依然观察到有效的干扰项预习效益，尽管比经典实验的干扰项预习效益小，但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由此他们证实了三个项目的相对呈现在一个假想的椭圆上所组成的特定几何构型能够最小化目标显著性对效益的影响，是能够测量到干扰项预习效应的最小感知单位。同样的，他们结合额外的几个实验检测项目位置差异的结果发现，当预习试次中的项目刺激与搜索试次中的项目刺激间的距离增加时，DPE的效益值呈现减小的趋势，但研究者发现项目刺激在4.6˚偏离时，依然存在一个有效DPE效益，包括在仅有27 ms的呈现时间下。然而在27 ms的预习呈现时间下，被试不可能完成一系列的项目扫视，无法注意到项目以形成记忆轨迹，因此，研究者认为颜色DPE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早期低水平特征的颜色适应，而是更高水平的颜色抑制，即对项目呈现的整体构型的抑制。此外，Goolsby等人(2005)发现DPE受预习试次中项目刺激的呈现时间的减少而减小。 研究发现DPE还与被试的刺激处理方式与刺激类型有关。Wan，Tian与Lleras (2014)在使用情绪面孔示意图为刺激材料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情绪产生了DPE。但他们分别比较了年轻组与年长组在直立面孔与倒置面孔产生的DPE的效益，结果发现，倒置情绪面孔下，在年轻组中并未发现有效的DPE效益，而在年长组中发现了与直立情绪面孔等效的DPE效益。他们认为这些结果说明倒置面孔破坏了面部的整体性，年轻组对于面孔情绪更偏向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加工，而年长组并不依赖于对面部的整体加工来完成搜索任务，他们可能依赖于面孔具体特征的差异。此外，Wan等人的研究旨在中性干扰中搜索负性目标时观察到了DPE，而在正性干扰中搜索中性目标、中性干扰中搜索正性目标、正性干扰中搜索负性目标时并未发现有效的DPE，这与经典DPE的研究结果不同。牟兵兵与宛小昂(2014)通过使用具有威胁性的图片进行实验认为情绪的DPE是以类别搜索为基础的试次间效应。Shin & Bartholow (2013)更精细的划分和使用类别刺激(定义目标类别为酒精相关性，定义反应类别为容器类型)进行了实验，其结果证实了不同刺激类型产生的DPE效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有研究证明任务相关性影响DPE的产生。Levinthal，Lleras (2008)通过操纵任务指令发现这种注意抑制只作用于与搜索任务相关的特征，也就说，尽管同时呈现的三个项目具有不同的特征，当其中一个特征被定义为目标特征时，仍然发现了可靠的DPE。无关的项目特征影响整体的搜索时间，但并不会影响预习效应的产生。Wan与Lleras (2010)也证明了项目的区分度并不能调节DPE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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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面孔加工的优势效应 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表情效价研究中存在“积极情绪优势”和“消极情绪偏向”的争议，不同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观点。对于情绪的知觉可以分为趋近和回避两种，接近趋向情绪的知觉，如高兴和生气，而回避朝向情绪的知觉，如恐惧(Adams & Kleck， 2005; Sander et al.， 2007)。前人面孔识别研究中，出现负性情绪面孔识别优势效应的材料大多是使用愤怒情绪面孔，愤怒面孔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威胁性信息，因而被试能够更快的知觉到刺激并作出反应。以往研究除了发现负性面孔识别优势效应(Eastwood， Smilek， & Merikle， 2001)，也发现了正性面孔识别优势效应(Calvo & Nummenmaa， 2008)。另一方面，情绪加工受到注意资源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体现为在资源极少几近耗竭的情况下，机体不能有效地区分情绪刺激与中性刺激。在注意资源相对充足的时候，个体能够适当地调节注意分配使正性刺激与负性刺激得到同样充分的加工，而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负性刺激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即出现情绪加工的负性优势现象(黄宇霞，罗跃嘉，2009)。 Calvo，Nummenmaa和Avero (2008)关于面孔的搜索研究也表明，寻找一个快乐，惊讶或厌恶的面部目标比寻找生气，悲伤或恐惧的面孔更有效，Juth等人(2005)也发现高兴表情比愤怒与恐惧表情更容易被识别，这与以往研究负性情绪的注意优势不一致(Eastwood et al.， 2001; Fox et al.， 2000)。刺激的情绪效价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它们的加工速度，也影响人们对后续呈现的刺激的加工。情绪加工随着注意资源量而变化的这个过程不仅体现了个体对视觉场景的适应，也体现了个体具有比较灵活的注意模式以及进行最佳的注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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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如上所述，在面孔情绪的研究中，既存在正性情绪识别优势也存在负性情绪识别优势，在注意资源缺乏时，负性信息似乎更具吸引力，人们的注意很难从其中脱离。既然干扰项预习效应是一个稳定的试次间效应，情绪性信息充当干扰项时也应存在显著的效应。为什么以往的研究结果存在分化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所用的实验材料无论是面孔示意图还是真实面孔，更多的是选择生气面孔与高兴面孔，且没有避免面孔特征的知觉差异。过去的研究也并未给出这种现象产生的神经机制层面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若情绪DPE的不对称性是由情绪的特殊性而稳定存在的，那么，它的产生机制是什么？若不是稳定存在，那么，是否可以重新确定实验材料或者削弱面孔的知觉差异来实现稳定的试次间效应？因此作者认为之所以仅在中性面孔作为干扰项，负性面孔(生气)作目标项才产生试次间效应，是因为面孔的表情强度与表情加工速度具有差异。此外，过去的研究中采取的面孔定义特征的判断任务是判断头发的朝向或者面孔旁白线是在右还是在左，被试的反应不仅包含对目标的识别，还包含对无关特征的判断。而Levinthal，Lleras (2008)的研究发现呈现的项目间的区分度并不影响DPE的产生。在采取面孔示意图作刺激材料的研究中，并未考虑不同情绪面孔的知觉特征差异和面部特征的差异。考虑到简图中正性面孔中向上弯曲的线条与下颌线近似平行，而复兴面孔中向下弯曲的线条与面孔轮廓容易被知觉为一个闭合结构，这两种知觉形式都有利于识别(Eimer & Kiss， 2007)。Ariga & Kawahara (2004)在使用面孔性别、词语刺激证实了DPE的稳定性，也证明DPE是一种更高水平、更多范畴的抑制。因此，作者认为可以使用更加抽象的情绪面孔简图，避免平行或闭合图形以更有效的观察DPE的产生。 作者认为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面孔的表情强度及其适应显著性的差异也对预习效应产生了影响。因此，作者认为可以定义情绪信息作为目标特征，定义面孔内部特征(视向)作为反应特征。关于视向对情绪加工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定且统一的结论。在选取情绪面孔时，可以匹配面孔情绪的强度效应，筛选加工速度匹配的面部表情(季文君，2013)。虽然眼睛视向可能增强或减弱情绪的识别，视向加工可能会内隐的占用注意资源，但是有研究表明情绪对视向加工没有速度上的促进或者干扰效应，而是表现为直视优势效应的消失。目光注视是人际社交中的基本现象，在视觉场景中，注视和目光接触都是社交活动进行和言语获得的重要线索(Wetherby， Prizant， Carpenter， & Tomasello， 2000)。Graham & LaBar (2007)的研究表明只有在面孔可辨度不高的条件下视向和情绪才会发现交互作用。他们使用简单可辨的情绪，结果并没有发现视向与情绪相互影响的证据。Adams和Kleck (2005)同证。因此，视向与情绪的交互作用主要取决于面孔刺激的可辨度，在正式使用眼睛视向作判断标准之前，对不同视向的面孔材料进行评定，除了使不同视向面孔的情绪唤醒度和加工速度基本保持一致之外，还可以对情绪面孔的可辩别性进行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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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语法成分是语法学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要素之一。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汉语与生俱来的作为语法成分的层次属性，其为汉语的句法分析提供了客观而必要的语法学依据。因而根据层次属性，并以最为典型的语言事实作为论述的材料，本文则实证了只有当“主语”和“谓语”处于同一层次属性时，它们方才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关系；否则就只是逻辑范畴的主谓关系而已。由此则可进而厘清现有的“兼语式”所存在的理论问题，同时也为汉语中客观存在的主语补语提供了分析与判断的语法成分与路径。不言而喻，汉语的层次属性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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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萨丕尔著作《语言论》自1921年问世以来，关于语法成分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当下的汉语学界对于语法成分的探讨，除了理论语法偶有涉及而外，一般的句法研究则呈现出了忽略的态势，并取而代之的则多以逻辑关系作为语法分析与判断的依据。诸如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主谓关系的语法定义，现有高校的教材则多有类似的表述：“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被陈述的部分，后面是陈述部分，两部分之间有被陈述与陈述的关系，即主谓关系” [ 1 ]。其中“两部分之间有被陈述与陈述的关系”，无疑属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是语义之间的联系，而并无涉及语法学属性的相关描述——毕竟，无论是传统的语法学、语义学还是逻辑学，都是不同门类的传统学科。 不言而喻，探究作为汉语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语法概念即主谓关系的科学定义，无疑是汉语语言科学的基本问题。而本文探索的方法则是，首先证明汉语的层次属性即为合乎语言科学的语法成分，然后则以层次属性即语法成分为依据，并且采用传统(着重当代)而典型的语言事实为证据，用来阐述汉语主谓关系的语法内涵。只有厘清了主谓关系的语法概念，我们方才能以主谓关系的科学定义为依据，进而解读现存语法缺陷的“主谓关系”的定义所导致的“兼语”理论，以便回归其原本更为合于汉语语法学概念的即起始于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法学蓬勃发展时期的——一个称之为宾补说的句法成分。 事实上，语法成分是构建语法体系的基础要素，是语法学科中最为重要的语法概念之一，理应受到汉语学界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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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阐明了汉语的层次属性“就是能够起组织作用的音义结合的语言成分”。也就是说，其“音义结合的语言成分”表现为“起语言组织作用的”语音停顿作为语法形式，并由语音停顿所显示的层次属性则表达为语法意义。而语言客观存在的层次性，则为充当汉语语法成分的层次属性之界定，提供了客观而坚实的科学基础。 语法成分则是构建语法体系的基本要素，是句法分析中不可或缺的首要依据。作为语法成分的层次属性，其客观存在则为汉语的句法分析提供了科学而便捷的句法依据，并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传统的“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被陈述的部分，后面是陈述部分，两部分之间有被陈述与陈述的关系，即主谓关系”的定义：该定义所认定的唯一依据则是“两部分之间有被陈述与陈述的关系”，即单一的逻辑关系。不言而喻，作为语法范畴的主谓关系的判定，理所当然地应有语法属性的相关描述，而不能以单一的逻辑关系取而代之。上文2.2节中，作为语法成分的层次属性就已经揭示了汉语语法范畴的主谓关系，即为处于同一层次属性的前后两个部分，两个部分之间具有被陈述与陈述的逻辑关系。不言而喻，主谓关系的语法内涵，则是作为语法成分的层次属性。 正是传统的主谓关系定义所隐含的质量缺陷，就直接导致了如“请他/来”等一类语言结构的误判：由于撇开了层次属性，其中本来就并非属于同一层次属性的语言片段如“他来”，但由于显于表象“两部分之间有被陈述与陈述的关系，即主谓关系”的定义，故而就产生了“兼语”理论。事实上所谓的“兼语式”，原来就是上世纪20年代汉语学界所称的复合宾语。本文则是根据作为语法成分的层次属性，给出了复合宾语的核心内涵：即由两个部分组成，在前的宾语和在后的处于不同层次属性的宾语补语；宾语和宾语补语之间具有被陈述与陈述的逻辑关系。 由于汉语中复合宾语的客观存在，则为深入探讨汉语的句法结构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上文第3节中给出的语言事实，即把复合宾语句改成被动句时，如： 我还不只劝人们逃走，也劝大家去杀敌。(老舍·四世同堂) 则有被动句： 人们│不只被我劝‖逃走，大家│也被劝‖去杀敌。 显而易见，宾语则成了主语，原本的宾语补语“逃走”和“去杀敌”，无疑就转身成了主语补语。实际上，不用主动句的被动转换，在自然语言中汉语存有的主语补语的实例，也同样客观存在，由于它们完全符合了上述的主语补语的定义：即由两个部分组成，在前的主语和在后处于谓语的下位层次的主语补语；主语和主语补语之间具有被陈述与陈述的逻辑关系。如， 我们如果好运气，(我们)│很可能被允许‖钻到它的肚子里去玩玩呢。(莫言·蛙) 她的白色棉布裙子│已经洗得‖发黄。(安妮宝贝·下坠) 这一顿│真正叫‖过瘾。(莫言·会唱歌的墙) 要而言之，本文则充分说明了作为语法成分的层次属性，在汉语的语法分析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语法地位，并且为汉语的句法分析提供了科学而便捷的语法手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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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拟声词是模拟自然界的声响而造的词汇，其发音与其所表达的含义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关联，根据关联程度，英语拟声词可分为基本拟声词与次要拟声词。本文用实例分析的方法，对英语次要拟声词的语音理据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英语次要拟声词具有通过部分字母拟声而由音表意的特点。此外，对国内主要英汉词典中部分次要拟声词的翻译进行了统计，并按照译文是否体现出拟声效果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显示，国内主要英汉词典对次要拟声词的翻译不够准确，存在诸多忽视其拟声理据的现象。最后，笔者针对词典中次要拟声词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以期加深英语学习者与翻译研究者对英语次要拟声词的理解、提高人们对英语次要拟声词翻译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