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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杂家的脉络与其治国思想的主要内涵 杂家产生于战国晚期，以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下食客编成《吕氏春秋》一书为标志，由于当时秦国统一六国势在必得，因此《吕氏春秋》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诸子百家精华思想的一次总结融通，更是成为秦君在一匡天下、建立秦朝之后为政治国的智囊宝库。然而，由于秦朝选择了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主导，杂家的主张便没有得到实践。到了汉代，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淮南子》，吸收众家，集为大成，阐释自己的治国思想，因与汉武帝的政策方针相左而未能付诸实施。时至唐代，魏征继承了杂家思想的精要，将当时有益于治理国政的思想加以吸纳(包括东汉土生土长的道教和魏晋时期南北朝兴盛一时的佛教等等)，融入大唐的国政治理之中，将杂家思想付诸实践，于是出现贞观之治，使得大唐雄风，盛极世界。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到刘安的《淮南子》，再到魏征兼容并包的治国理念，杂家流派的脉络清晰明了，值得我们细细发掘，深深体悟。 2.1. 以民为本 诚然，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尊君重主一直是等级制度下无可争辩的主旋律，但在一些开明统治者的眼里，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社会地位、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无疑对政权的长久稳定与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孔子很早就提出与“仁政”有关的民本思想，孟子曾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 11 ] 。”杂家吸收了儒家在治理国政上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杂家认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 [ 8 ]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 [ 8 ] ，人君不仅要因循天时地利，更要以民为本，注重人和，善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达到天下治理的目的，这就要做到顺从民心而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 [ 12 ] 。”这里的“说”通“悦”，意思是如果君主以民为本，施政以仁与义，那么自上至下的百姓臣子都会替他高兴，君主也就能够立功建业。在大唐的国政治理上，杂家代表魏征也认为其基本原则在于爱民安民，他引用古语告诫唐太宗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13 ] 。”深刻认识到君主和人民相存相依，君轻民贵的道理。他还认为，帝王之业，“守成”难于“草创”，他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有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 13 ] 。”要做到爱民安民，统治者务必爱惜民力与民财，他说：“古语曰：‘善为人者，爱其力而成其财。’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 [ 14 ] 。”杂家的民本思想是在吸收儒家仁政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都有一些论及，魏征将其付诸大唐的政治实践，使得有唐一代呈现出国力强盛、兼容并包等特点，收效不菲。 2.2.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杂家认为，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之上，君主应该将德治与法治巧妙地结合起来，具体做法就是——“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 德治来源于儒家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15 ] 。”孟子后来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杂家充分吸收了这一治国思想，并深入详细地加以论证。《吕氏春秋·上德》有言：“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 12 ] 。”施行德义，人民自觉向善去邪，政权的根基就能得到巩固，就连江河湖海都难以与之抗衡，君主为政以德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爱士》篇也说：“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 12 ] 。”可见，要想真正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与跟随，君主岂能不在德政这方面大作文章呢？《淮南子》一书虽然道家成分要显得浓厚一些，但仍然将德政、德治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尽显儒道合流会通之势，指出“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 8 ]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刘安指出五帝时期之所以能天下为一、四海咸服，主要在于天子用道德与仁义治理天下，使得远近上下各得其所、各尽其力。魏征也认为德义是治国之本，曾恳恳上疏唐太宗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 13 ] ！”综上可见，杂家将德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本源与精要，从百姓的角度出发，统治者重德行、讲求仁义，这样一来，政治安定才能有保证。 但是，单靠德行仁义来治理国家是远远不够的，法家明白这个道理，杂家更为清楚。因此杂家在尊奉“以德治为主”的基础上，辅助以法家的思想智慧，认为一定程度的法律制度对于巩固政权很有必要。“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 [ 8 ] 。”《吕氏春秋·荡兵》篇指出：“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 [ 12 ] 。”刑罚既不能废止，也不能无度妄为，应当赏罚分明，不能以主观的爱恶为标准，要看其行为的目的与归宿，“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归所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 12 ] ”。唐朝贞观之治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唐太宗以仁为政、以德爱民，还由于合理运用刑罚，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说：“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 [ 13 ] 。”不仅论述以刑罚治国，其根本目的在于惩恶扬善，还提出君王在实施赏罚的时候应注意既不能以亲疏关系、好恶喜怒等主观的意志为标准，又不能赏赐无度、惩罚过重，走向法家的极端。因此，“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 12 ] ”。 2.3. 任贤用能，注重教化 杂家为了达到“知国体，贯王治”的最高目的，还特别注重选拔贤才能人，为君王所用，并且重视文化的教化功能，以求政权的稳固长久。 杂家认为，先王兴邦建业的原因之一就是用贤人，“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 12 ] ”。杂家总结道，盛世需要贤者献言献策，比如魏征，有经国之才，性格直爽，不屈不挠，参加朝政议事，深谋远虑，多有良善之谏，唐太宗甚为器重，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 13 ] 。”其恳恳感谢之情溢于言表，动人至深；乱世更需要贤者能人，战国时期的战乱与动荡，刺激了以战国四君子为代表的开明君主广纳贤才这根神经，一时间，养士纳贤之风风靡各国，倚靠这些贤者能人的治国方法与智慧，一些国家才能够得以继续生存与发展，《吕氏春秋·期贤》篇说：“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 [ 12 ] 。”可以说无论何时何世，君王或者领导者的力量毕竟有限，想要高效且有力的掌控全局，必须使有才干、有谋略、有智慧、有胆识的贤者都得到应有的器重，他们各施其术、各尽其才，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杂家还充分注意到外部环境对人的迁染与教化作用，并将之运用到治国为政的理念之中。《吕氏春秋》分析了地域环境对人民的巨大影响，“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 [ 12 ] 。”戎人说戎言，楚人说楚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戎地与楚地的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的，人们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带有其地域特征。杂家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仍然需要重视迁染的因素，《吕氏春秋》生动地阐述了染丝在制作过程中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 12 ] 的基本道理，然后推演到具体的历史事实，指出“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 [ 12 ] 。”因此，君主不可争辩地应当坚持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治理国家，亲近贤臣良善，远离危害国家社稷的人。在对待百姓上，统治者应当充分重视政策方针的教化作用，比如提倡礼乐，反对侈乐，杂家认为“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 [ 12 ] ”，礼乐是有情之乐，而侈乐是失情之乐，“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 12 ] ，侈乐是不和之乐，如果不加以杜绝更正，就会导致“其民必怨，其生必伤” [ 12 ] 的后果，因而必须重视礼乐的提倡与教化，即倡导“适音”，“以适听适则和矣” [ 12 ] ，使百姓沉浸其中，耳濡目染，“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 12 ] ，正是这些耳濡目染的礼乐教化，统治者才能够有效地将人民纳入既定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