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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研究进展 近40年来，关于共情和攻击关系的研究已在儿童、青年和成年群体中展开。总体而言，共情与攻击呈负相关，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共情成分或类别(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一般共情，受害者共情和特定受害者共情)，攻击类型的多样性(反应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测量的群体(正常群体和犯罪群体；不同年龄组的群体)和不同的测量方法(主观报告、情境实验测量等)可能导致两者的关系不同(无相关、负向关系和负向关系受第三变量的作用)。但通过总结，可以从共情因素、攻击因素和其他因素三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认识： 4.1. 共情因素 4.1.1. 类型 不同类型的共情或共情的不同成分对攻击的影响存在差异。Feshbach等(2006)认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对身体欺负行为都存在抑制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共情起更重要的作用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在未成年群体中，情感共情低的儿童存在更高攻击行为，但认知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Lovett & Sheffield， 2007) 。  Shechtman (2002) 认为，存在身体攻击行为的男性儿童的情感共情水平更低，但在认知共情上无显著差异  (Shechtman， 2002) 。  Jolliffe和Farrington (2006) 发现，高欺负行为儿童的情感共情能力较低，但认知共情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总体而言，在青少年群体中，与认知共情相比，情感共情与身体欺负行为存在更强的负相关，并且此关系在不同传统类型的欺负行为中都有存在。 在成人群体中，  Jolliffe等(2004) 对35个研究(其中21个是关于认知共情，14个关于情感共情)进行元分析发现，认知共情与犯罪显著负相关，效果量为-0.48；而情感共情与犯罪的负相关相对较弱，效果量为−0.11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4) 。性罪犯存在一般共情能力的缺陷，但有的研究发现，性罪犯可能仅对其受害者的共情存在缺陷，而不存在一般共情能力问题，甚至性罪犯的一般共情能力要比正常人群高  (Varker， Devilly， Ward， & Beech， 2008) 。Tracey等(2008)认为，青少年性罪犯可能仅存在对受害者的共情缺陷，是否存在共情缺陷要看具体的人群  (Varker et al.， 2008) 。根据共情对象涉及范围，共情还可分为一般共情(即共情特质，是指对所有其他个体的共情)、受害者共情(对某一类受害者的共情，如妇女和儿童)和特定受害者共情(对自己侵害的受害者的共情)。 4.1.2. 测量方法 共情的不同测量方法对共情影响攻击的关系不同。  Miller等(1988) 通过对共情与攻击关系的元分析发现，自我报告测量的共情与攻击存在从低到中等程度的负相关，而其他方法测量的共情(比如情绪面孔或看图片、电影引发的共情)与攻击不存在此种关系，通过情境诱发共情的研究却发现，情境共情与外化障碍或攻击的关系是正性的  (Miller & Eisenberg， 1988) 。主观报告测量的共情是个体在许多情形下的一般性反应，即特质共情，而非对情境的直接的共情反应，较少受到被试要求特征的影响。在实验情境下测量的共情更多表现为对情景需要的反应，即状态共情，被试的要求特征较为明显，当时情境的影响较大，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例如，与一般研究相矛盾的是，  Gill等(2003) 发现，具有攻击行为的2岁儿童比非攻击行为儿童具有更高的情境共情  (Gill & Calkins， 2003) 。  Feshbach (1969) 发现，4~5岁男性儿童对听过的小插曲主观报告的情境共情与教师报告的攻击呈正相关  (Feshbach & Feshbach， 1969) 。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共情和攻击存在共同的一般唤醒能力、情绪性等因素  (Feshbach & Feshbach， 1969; Gill & Calkins， 2003) 。由于共情包含多个心理因素，不同的测量方式可能涉及共情的不同侧面。共情的某些侧面涉及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可能与攻击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存在重合，再者，攻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故而并不排除高共情和高攻击并存的现象。 4.2. 攻击因素 不同类型的攻击受共情的影响不同。在儿童群体中，  Yeo等(2011) 通过对儿童的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研究发现，在控制认知共情时，情感共情与身体攻击相关；在控制情感共情时，认知共情与间接攻击存在相关；而此两种共情共情与言语攻击都不相关  (Yeo， Ang， Loh， Fu， & Karre， 2011) 。但有些研究发现，儿童的共情得分与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存在负相关  (LeSure-Lester， 2000; Strayer & Roberts， 2004) 。在青少年群体中，共情(或同情，亲社会行为)与间接攻击、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存在负向关系  (Kaukiainen et al.， 1999) 。在年轻成年男性群体中，同情与关系攻击呈负相关。在年轻的女性成年中，共情与总体的攻击行为呈负相关  (Loudin， Loukas， & Robinson， 2003) 。在成年群体中，同情与言语攻击呈负相关  (Teten， Miller， Bailey， Dunn， & Kent， 2008) 。可见，在不同年龄阶段，共情与不同类型攻击的关系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低共情对攻击起助长作用。 共情与犯罪的关系也受到了很多关注。  Ellis (1982) 通过对12~18岁之间的331名青少年罪犯和64名非罪犯的研究发现，在青春期间，青少年犯的共情发展出现了滞留和停滞，而非罪犯群体的共情水平出现了一种随年龄而发展的趋势  (Ellis， 1982) 。性犯罪与共情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在童年期受到更多身体虐待的性罪犯对其性侵的成年女性的受虐共情更少，并且报告有更多的成年受害者  (Simons， Wurtele， & Heil， 2002) 。但Joachim等(2012)发现，通过对性罪犯共情的多维度测验发现，施虐型性罪犯与非施虐型性罪犯在情感共情上的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Nitschke， Istrefi， Osterheider， & Mokros， 2012) 。 4.3.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两者各自的因素影响外，近50多年的研究发现，被试的年龄、性别、智力、性取向以及情境因素等都会影响共情和攻击的关系。 4.3.1. 年龄 年龄对两者的关系存在影响。  Lovett等(2007) 通过综述发现，情感共情缺陷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在儿童群体中并不一致，而在青少年群体中，两者的负向关系更加一致。儿童期的共情与攻击的关系并无一致的关系，而在青少年群体中共情与攻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Lovett & Sheffield， 2007) 。纵向研究表明，共情与攻击或者外化障碍之间的负向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Hastings， Zahn-Waxler， Robinson， Usher， & Bridges， 2000) 。  Hinchey等(1982) 对问题行为儿童的研究发现，共情与攻击的相关强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Hinchey & Gavelek， 1982) 。两者的关系随着年龄而逐渐稳固可能是由于边缘系统与前额叶之间的功能失调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边缘系统缺陷可能不能足以对外界不断增多的情绪刺激进行反应，例如通过悲伤信号来提高或者维持情绪学习和记忆。 4.3.2. 性别 性别对共情与攻击的关系也存在影响。女性儿童要比男性儿童具有更高的共情水平，并且持续于整个儿童期。在成人期，女性在社会压力的反应性更强，比男性要倾向于帮助他人  (Shirtcliff et al.， 2009) 。男性儿童具有更高的CU水平并且发生CD的起始时间更早  (Davis， 1983) 。男性终生持续性犯罪的比例要远高于女性，再者男性持续犯罪者表现出低共情的神经心理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性别对共情和攻击之间关系的影响。  Jolliffe等(2006) 的研究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发现，女性的低情感性共情和暴力欺负行为存在显著相关，但在男性中此关系并不显著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 4.3.3. 挑衅 在实验研究中，共情对攻击的抑制作用会受到挑衅等因素的调节作用。  Richardson等(1994) 发现，在中等挑衅的情况下，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最大，在低挑衅情况下，男性之间进行比赛时，高观点采择能力者会有更少的攻击的行为，但在高挑衅的情况下，观点采择的抑制作用消失  (Richardson et al.， 1994) 。在  Polk(1976) 的研究中，被试充当“老师”有机会对被帮助的学习者施加疼痛的噪音，结果发现，获得角色采择控制的被试会有更少的攻击行为，但受到挑衅的影响后，角色采择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会消失  (Polk， 1976) 。新近研究表明，高特质共情的个体在低挑衅赢后的攻击行为要低于低特质共情个体，而在高挑衅状态下，则两群体的攻击行为差异消失  (宋平，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