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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士绅参与下的乡村治理——以《吕氏乡约》、《南赣乡约》为例 3.1. 传统社会中的“士绅” 历史上对“乡绅”、“绅士”等名词的内涵记载各异，人言人殊。本文在此不用“乡绅”、“绅士”等名词而统一使用“士绅”。 3.1.1. 士绅的涵义 据《辞海》解释，“绅”，是指“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由绅的涵义引申指代束绅的人士，并简称为绅士，而后代指士大夫阶层。 上世纪四十年代，国内学者以士绅为切入点展开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由此展开对士绅内涵的探讨。费孝通认为，士绅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其亲戚，这一阶层是沟通庙堂与乡野的中间力量。吴晗的看法则有不同，他认为，士大夫包括官僚和绅士，绅士是官僚离职、退休或未当官时的称呼。八十年代，学界大多认同美籍华裔学者张仲礼对士绅内涵的界定，士绅的地位在于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士绅这一身份的获得，需要得到国家制度的承认。也就是说，张仲礼将在职官员也纳入士绅阶层。对此，坚持士绅阶层需具备地方性与在野性的学者并不赞同。 至今为止，学界对士绅的涵义尚未达成一致，但普遍认为士绅一般具备以下身份：退居的官员或拥有科举功名者。 综上，笔者认为：士绅是有身份的文士，作为四民之首，既不是官，又不同于民，是有科举功名身份的在野政治人员。他们有学识有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见解，但又处于“体制外”，既是农、工、商阶层的诉求代言人，又是中央相关政令的传达者。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扮演着沟通庙堂与乡野的角色。 3.1.2. 士绅的角色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而在传统社会的乡村，更是具有家国同构与差序格局并存的特点。乡村社会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传统型权威(即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基础之上，受以下三种力量的制约，分别是政权(保甲制)、族权(宗族)、绅权(士绅)，形成了正统、道统、亲统相结合的“尊尊亲亲贤贤”大一统格局。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传统社会政府出现责任的转移，把一部分基层治理功能交付给了非吏治或者说民间力量。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不下县，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1) 自下而上的互动者 在礼俗社会这样一种熟人社会中，需要规则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而规则的维护者既要有威望，又要有能力。士绅是有科举功名身份的人，是乡土社会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相较于商人、农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领袖，是集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于一身的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另外，士绅阶层在礼俗社会中还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或者说是维系下层民众与外界沟通的纽带。在乡土社会中，识字并非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大部分民众即使“目不识丁”也能安居乐业。但在从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下，文字成为传达政令的重要载体。诚然，不识文字的下层民众与上层的沟通联系便需要“士绅”作为中间人的角色来实现。 “士作为四民之首，是地方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在遇到关乎地方切身利益问题时，士绅凭借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以及威望，可以较好地动员组织下层民众，维护地方权益。 2) 自上而下的执行人 在一定程度上，绅权是皇权在地方治理方面的补充。士绅沟通了庙堂和乡野，“在地方管理上作为官僚与民间的中介角色为国家利益服务” [ 3 ] 。当国家发布一项政令，经过层层传达最终到达地方时，下层民众往往难以明白书面传达的政令，这时候就需要士绅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向下层民众解释政令的内容，推动相关上级工作的完成。这时候士绅便扮演着“王者之儒”的角色。 另一方面，士绅扮演着“教化之儒”的角色，行使文化权力。在传统社会中，大部分民众目不识丁。士绅则经过儒家文化熏陶，具备一定的学识与素养，从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礼”的解释权，掌握了对所在地方的社会事务解释支配权。士绅以礼化俗的过程，便是行使文化权力的体现，从而也进一步掌握了对地方事务的支配解释权。比如当下层民众发生矛盾，或者是偷偷越出规矩被发现时，这时候村里便会召开调解的集会，而这个调解的过程，便是士绅以礼化俗的过程，便是士绅教化的过程。除了“以礼化俗”教化地方民众，地方士绅还通过组织修缮文庙，劝学兴贤，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外化于形，把“礼”与“仁”渗透到地方民众生活中，使之逐渐内化于心。 3.2. 《吕氏乡约》中士绅阶层的治理 北宋中期，陕西蓝田吕氏四兄弟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吕氏乡约》，旨在通过道德约束手段实现基层控制，是一种道德约束组织。它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同，是乡村社会中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场域对地方的自我控制，或者可称之为士绅自治 [ 4 ] 。 3.2.1. 士绅的权力场域：内部机构设置 《吕氏乡约》规定：“每个月、每个季度由约正主持月会、季会，置办酒食，讨论当月当季乡约的执行情况，并按照条例赏罚善恶。其中，约正设一人或二人，由众人推选刚正不阿、赏罚分明之人担任”。由此可见，约正既要具备经济实力(提供酒食)，又要有一定权威受人敬仰(正直不阿)，即地方士绅，他们在这样的机构设置下，又拓展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场域。 3.2.2. 基层控制方式：以礼化俗，士绅扮演“教化之儒”角色 《吕氏乡约》包括乡约、乡仪两部分，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方面。由此可见，乡约强调以礼化俗，以道德约束手段实现基层控制。士绅凭借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了对“礼”的解释权，在以“礼”化俗的过程中，士绅又获得了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支配权 [ 5 ] 。而在行使文化权力的过程中，进一步掌握对地方社会事务的支配解释权。实际上，在乡约组织中，一乡之民的“刑德二柄”实际就操执于士绅之手。 3.3. 王阳明《南赣乡约》中士绅阶层的治理 《南赣乡约》在保甲制、乡里体制的基础上，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乡村社会控制体系。其治理思想主要包括订立乡约、建立乡政、置办乡学以及抚恤乡民四个方面。而实现这四个方面，均需要地方士绅的配合与贯彻推进。 3.3.1. 立乡约，以规范乡民行为 《南赣乡约》中制定了乡村道德规范和乡村行政规范的具体要求，其中，乡村道德规范主要在于对农民服从管制的规定，而乡村行政规范方面，主要强调了乡约例会规则、约长裁决乡民纠纷与息讼罢争、债务关系处理原则、不作恶不背叛本村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从中可看出，乡村行政规范主要在于突出基层管理者即地方士绅权力与地位的绝对性以及农民服从与归顺的绝对性 [ 6 ] 。 3.3.2. 建乡政，以维系乡村秩序 根据《南赣乡约》规定，乡约的组织体系包括乡官职务设置、经费来源、开会制度、管理手段等内容。其中，乡官职务设置具体规定为：设约长1人，约副、约赞各2人，约正、约史、知约各4人。不同职务对乡官的选拔标准不一，但均要求品质突出，为人正直。乡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务报酬，但每月有相应的生活补贴，这些补贴从同约的村民中按照每人每月3分收取产生。 与《吕氏乡约》中规定的开会制度相似，每月月初由约长主持同约大会，如约者必须出席，缺席者需接受相应的惩罚(记过、罚银一两)。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惩恶扬善，约长将乡民的善行、恶迹记录在册，纠正有过乡民的行为，并由同约乡民共同监督有过者。在乡民管理方面，《南赣乡约》借助文簿记录对乡民进行管治：一是设置记录乡民善行与恶迹的文簿，为每月同约大会惩恶扬善提供依据；二是将乡民的籍贯、身份信息登记在专门的文簿中，记录乡民每日言行与出入动向。 由上述规定可知，担任乡官之人，不仅需要道德品质良好，而且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需要有一定的权威(如科举功名身份的加持)，他们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特别设计了约正、约史、知约和约赞的职位，以使基层领袖能够笼络当地精英人物，基层领袖与精英人物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地方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本身便是普通农民的榜样，加上他们是乡约的推进贯彻者，进一步有效维持乡村秩序的稳定。 3.3.3. 办乡学，以教化乡民德性 王阳明主张兴办乡学，引导乡民致良知，以教化乡民。这一主张的实现，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而有科举功名身份的地方士绅便是较好的人选，他们可以以识化民，以德化民。 3.3.4. 恤乡民，以安抚乡村人心 王阳明主张采取安抚措施账恤灾民，地方士绅作为自下而上的互动者，士绅凭借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以及威望，可以较好地动员组织下层民众，维护地方权益。如当出现自然灾害，而地方官僚不作为时，地方士绅作为中间者以及外界的沟通者，有助于为下层发言，起到安抚乡村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