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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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使用手机已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意的沟通交流，其功能也从最初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根据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止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68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48.8%。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已成为手机使用重要群体，高使用率是大学生手机使用的典型特征。手机依赖已经蔓延到了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的生活中，由于情感表达的满足、沟通的及时性、较低的资费等特征，渐渐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已经沉溺于这种虚拟的交往中。这种长时间沉溺于虚拟的人际交往中，会弱化现实的人际交往能力，不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及以后的社会适应。手机依赖现象不仅对身体造成了损害，而且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也造成严重影响  (师建国，2009) 。手机依赖的定义和标准不一，但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手机依赖是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对手机使用产生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赖感，并且无法自控从而导致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等损害  (Yen， Tang， Yen， et al.， 2009) 。已有研究发现，过度使用手机会导致个体逃避该完成的学习任务或降低完成任务的效率  (Leung， 2008) ，而且还会伴随有高度的焦虑、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症状  (黄海，周春燕，余莉，2013) 及更强的孤独  (刘红，王洪礼，2011) 。因此，手机依赖问题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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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样本的是通过现场发放方式采集，主要以烟台部分高校的学生为主。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1份，其中有效问卷291份，有效率97%。其中，其中男生123人(42.3%)，女生168人(57.7%)。独生子女140人(48.1%)，非独生子女151人(51.9%)，城市124人(42.6%)，乡镇167人(57.4%)。大一74人(25.4%)，大二73人(25.1%)，大三69人(23.7%)，研究生75人(25.8%)。调查时间为2015年3月到4月间，所有问卷均由四名研究生主持施测，由大学生被试现场独立认真完成。 2.2. 研究工具 1) 手机依赖：本研究采用的手机依赖指数(MPAI)量表经原作者Leung教授授权，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教授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主要用于诊断青少年和大学生手机成瘾。该量表采用5点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一共17个题项，4个维度，分别为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断性包括项目8、9、10、11，失控性包括了项目1、2、3、4、5、6、7，低效性包括项目15、16、17，逃避性包括项目12、13、14。总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手机依赖程度越高。MPAI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83、0.87和0.81。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69，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61、0.70、0.69、和0.60。 2) 大学生人际关系：采用郑日昌主编的《大学生心理诊断2》中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量表是一份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量表，共28道题，每道题作“是”，“否”回答。回答“是”得1分，“否”得0分。有四个纬度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本研究中，Corbnach Q = 0.7598。 3) 自我调节学习：国内方平(2003)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在已有国内外大量问卷的基础上编制了《自我调节学习问卷》，其编制目的是测量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水平。问卷包括四个分问卷：动机策略问卷，学习策略问卷(元认知和认知策略、资源管理策略问卷)，目标策略问卷，学业意志AVS工策略问卷(动机、情绪控制问卷)。该量表为5点量表，“5”代表非常符合，“4”代表比较符合，“3”代表不确定，“2”比较不符合，“1”代表非常不符合，选项即为所得分数，(如：被试在某题项上选“5”，则该题项得分记为5)。根据各维度题项分配情况记录表将各维度包含的项目得分相加，计算各分量表及量表总分。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理想的信效度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根据修订结果，四个分问卷的克伦巴赫系数分别为：0.8889，0.9231，0.7012，0.7561。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SPSS19.0进行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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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体特征 本研究选取了300名大学生，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分布呈正态分布，总分平均得分是78.97，显著低于理论均值60分，大学生手机依赖总体高于平均值，说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较为普遍和严重。通过对300名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的状况，编写5道调查题，较为突出的结果：1)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排名前三是用手机上网(44.7%)、打电话(20.6%)、看电影(15.5%)。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用手机打电话的人数。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手机功能的越来越多，手机使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占用了过多的时间，导致在其他生活、学习方面的时间相对减少，使大部分学生通过手机来打发时间、娱乐消遣，手机使用确确实实已经影响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长期过度使用手机渐渐就成为了一种习惯。2) 大学生手机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前三是人际交往需求(43.0%)、娱乐消遣(25.8%)、学习与工作需要(13.7%)。大学生人际交往需求比重最大，远远超过其他动机需求。可能原因大学生如今较高中学习压力减少，把关注的目光向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交往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大学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一期间需要接触更多的伙伴。并且，大量的研究表明成瘾性行为与孤独感、社会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孤独感的不断增加，社会支持不断减少，成瘾性行为会不断增加。大多数研究也提到内向、性格孤僻的人更容易出现手机依赖  (王芳，李然，路雅等，2008) 。学校、社会要给予一定的重视和关注，可以在正常的课时之外多开展一些活动，丰富大学生的生活，让同学们交流和沟通更频繁一些。3) 37.8%大学生手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6 h。34.4%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4 h。手机使用年限越长，越容易产生手机使用问题  (刘鹏，2014) 。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时间越来越长，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以及更容易手机成瘾。高校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手机，引导大学生回归现实，并不断培养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交能力  (姜永志，白晓丽，2013) 。 4.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年级、独生子女与否的差异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手机依赖的t检验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男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也就是说，与男生相比，女生把手机看得更重要，更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使用手机。源于女生需求，较男生更常用手机来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  (胡心怡，刘霞，申继亮等，2007) 。男女性别在手机依赖各个维度上，男性的平均值都要高于女生。原因可能在于，男生与他人沟通和交流都常常不易表露，但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时，他们常常会找自己的伙伴一起合作处理。虽然女生的活动范围较大，善于言辞，交流。但是，大多数女生面对自己的个人困惑和难题都不轻易与他人分享和沟通，甚至是自己的家人和伙伴。而是向手机上的网络进行寻求帮助或者通过手机抒发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情绪。目前国内对于手机依赖的性别差异，并没有一致性结论。一些研究表明，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黄海，周春燕，余莉，2013) 。但仍有一些研究也同样证实了本研究，认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确存在性别差异，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行为  (孙玲，汤效禹，2011) 。 在年级之间，大二和研究生的手机依赖最高，可能原因之一是学校在这两个年级组织的活动不丰富。大二的同学对学校的好奇和渴望不断降低，把自己的目光投射到自己个体的人际关系圈。需要用手机不断修补和扩大自己的交际圈，而不是仅仅在自己的周围生活中。同时，由于不断的了解了大学生活，也有了源源不断的困惑和难题，所以心理团体辅导这时非常重要。学校心理辅导部不仅要关注大一的适应问题，同时还要关注大二、三的学习、生活困惑，给予一定的建议和指导。大三的失控性、逃避性、低效性较其他年级程度较低。失控性是指手机使用者在手机上花费大量时间，不能自控。逃避性指利用手机来回避一些现实问题。低效性是指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到日常生活学习效率。大三年级的同学课程不断开始增多，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就业方向，在手机上寻求娱乐、游戏、聊天的空闲时间开始变少。外在的环境如毕业和就业压力，让大三的学生不得不面对现实。 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在手机依赖失控性维度、低效性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并且，独生子女的均值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当今，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受到的父母的爱更多，几乎是有求必应，高科技电子设备，一应俱全。父母的纵容会让他们更快、更深的沉浸在网络的世界中，不能自拔，不仅影响到日常的学习生活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非独生子女相对于独生子女有较少的孤独感，有更多交流沟通的机会。 4.3. 手机依赖与人际关系及自我调节的相关研究 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往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 < 0.0l)，其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与人际交往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l)。说明手机依赖总分越高，人际关系就越差。学校、社会和家庭要关注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可以采取一些标准和规则来约束学生手机的使用。在人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上，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上存在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的困扰的种类越多，程度越深，手机依赖就越严重。学校要多关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给予一定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建议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大学生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减少生活中可以解决的困扰，从而避免手机依赖的发生。在手机依赖与自我调节学习的关系上，数据显示，手机依赖总分及其各维度与自我调节学习总分及各个维度均有显著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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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排名前三是用手机上网(44.7%)、打电话(20.6%)、看电影(15.5%)。大学生手机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前三是人际交往需求(43.0%)、娱乐消遣(25.8%)、学习与工作需要(13.7%)。37.8%大学生手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6 h。34.4%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4 h。 2)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3)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差异显著(p < 0.01)，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上显著(p < 0.01)。 4)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独生子女与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独生子女在手机依赖的失控性、低效性这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5) 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往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 < 0.0l)，其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与人际交往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l)。在人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上，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上存在显著负相关，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在手机依赖四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在手机依赖与自我调节学习的关系上，数据显示手机依赖总分及其各维度与自我调节学习总分及各个维度均有显著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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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当事人事前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前的司法解释将自传作品著作权归于特定人。但是由于作品创作方式的不同，著作权归属情况不应该是单一的。根据撰写者对自传作品不同的参与程度，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特定人独自享有著作权、特定人和撰写者共同拥有著作权、撰写者独自拥有著作权。为了解决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时面临的问题，笔者也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完善司法解释、事前形成约定、注重对证据的保留。 关键词 :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传主，撰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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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各类描述名人经历的自传作品不断产生，关于该类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的争议也不断增加。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自传作品中的特定人与作者并不一定是同一人。在自传作品撰写的过程中，除传主本人外，可能也会有其他人参与其中，为作品的完善度和精确度付出自己的劳动。自传作品创作方式与过程的复杂性，使得著作权的归属产生了争议。我国最高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虽然明确了自传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但是其不加区分地将著作权归于传主，有失公允，并不利于对其他参与者相关权利的保护。本文将根据撰写者的不同参与情况，对自传作品著的著作权归属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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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概述 2.1. 自传作品含义 自传是传记的一种，传记以记叙人物生平事迹与心得为主，而自传则是以记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为主。一般用第一人称，也有用第三人称的。自传必须以事实为基础，描述特定人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历程，表现其感情的流露和对事情的看法。这些内容都是特定人自己的经历和感觉，他人是无法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自传作品的作者是谁，特定人的人身权利都与该作品密切相关。 2.2. 著作权归属含义 著作权，也称为版权，是当事人依照著作权法对作品享有的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对“作品”所下的定义是：“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等作品，不论是否发表，只要具有独创性，在创作主体完成作品后，都能依著作权法的规定产生著作权，即著作权自动取得原则。 目前，自传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之所以产生纠纷，主要在于“该类作品的作者是谁？”这一问题并没有在双方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特定人认为自传作品是描述自己的特殊经历，著作权自然归本人所有。撰写者认为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付出了劳动，自己应该享有著作权。甚至有些撰写者认为特定人只是提供了相应的素材，自己才是作品创作的主体。 笔者认为由于自传作品的特殊性，各参与者对著作归属权产生争议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更好地保护各参与者的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也应该完善我国司法解释中的权属原则 [ 1 ] ，避免“一刀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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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以《地狱归来》案为视角探讨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 3.1. 案情概述 1987年10月，原告赵迎建所著《地狱归来》出版发行，该书是原告在被告王定烈革命回忆录基础上，经再创作而完成的纪实文学作品。2007年9月，原告发现网上有出售署名为余毅，由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地狱归来》一书。赵迎建认为王定烈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以笔名余毅出版发行《地狱归来》一书，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蓝天出版社对此也应承担侵权责任。经对比，蓝天出版社出版的《地狱归来》与赵迎建在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地狱归来》内容基本相同，仅有个别字句或段落的删改。被告王定烈认为《地狱归来》是在其亲自创作的几十万字回忆资料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整理、润色而完成的作品。并且赵迎建时任王定烈同志的专职秘书，在被告完成该书过程中仅担任辅助角色，并不能享有著作权。经比对，《地狱归来》一书所描述的主人公为王定烈，其内容、情节与王定烈的革命经历基本相同。本院最终认为《地狱归来》一书的著作权应归王定烈所有，赵迎建并已通过出版书籍获得了适当的报酬，故王定烈与蓝天出版社出版《地狱归来》一书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驳回原告赵迎建的诉讼请求。 3.2. 案情剖析 要对该案件中《地狱归来》著作权的归属进行分析，就要对王定烈和赵迎建的角色进行界定，进而判断该作品是否为合作作品。首先，根据法院调查，该作品是在王定烈亲自创作的几十万字回忆基础上形成的，有传主的独创性内容，首先可以判断王定烈对该作品是拥有著作权的。然后，根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出具证明，赵迎建是在王定烈向上级申请完成自传作品时，上级给王定烈所派的专职整理和修订自传作品的秘书，其并不是在自主意愿的支配下，去和王定烈合作完成该作品，而是在组织的安排下，完全听从王定烈的安排，进行文字的润色、整理以及对其他人员的采访活动。文章的逻辑、结构基本上都是按照王定烈的思路进行，赵迎建所进行的修改都要经过王定烈的最终敲定。据此，笔者认为赵迎建并不能算是王定烈的合作人，而是辅助人，其并不能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但是其在该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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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权三种可能性的分析 2002年10月12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当事人对著作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从该司法解释可看出，其侧重保护的主体并非是执笔者，而是被写作的特定人物。虽然其是出于对特定人物对国家贡献、社会影响等方面考虑，但是其不加区分地将自传的著作权赋予特定人物，将撰写者笼统地都算作协助者，没有对撰写者的贡献程度和参与程度进行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一部分撰写者的权利，忽视了其所起的作用，不利于激发撰写者的写作热情。 笔者认为要对自传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进行认定，那就要对本人和撰写者的贡献程度与参与程度进行认定，进而对撰写者的作用做出基本的判断，最终再对撰写者是否能与特定人共同拥有著作权做出最终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双方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体现法律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4.1． 特定人独自享有著作权 4.1.1． 特定人自主完成 如果特定人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精力，能够自主地对自传作品进行撰写和修改，那么著作权毫无疑问由特定人独自享有 [ 2 ] 。 笔者认为，特定人独自拥有著作权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对上级提出自传的要求，上级根据其的请求安排文笔较出色的助手对特定人完成自传提供相应协助，在此背景下，该助手只能被视为辅助者，而不能被视为合作人。因为该协助者并不是出于自主意愿，并无合作意图，只是上级需要相关人员对特定人的经历进行整理、润色，其如何修改和完善自传作品的内容都需要经过特定人的允许，服从特定人的安排。 4.1.2. 撰写人协助完成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规定：“作品是当事人智力创作的成果。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也就是说，特定人因为某些特别原因，如病重、工作繁忙、文字能力有限等，不能亲自执笔 [ 3 ] ，但是向撰写人清晰地口述了自己的经历，撰写者只是在此基础上对语言进行润色，使场景更加形象生动，并没有独创性的内容，在该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撰写者只是参与了有关工作，对特定人的经历起到一个整理的作用，并不能认定其有拥有著作权，只能是视为特定人完成作品的辅助者。但是撰写者在此过程中付出了劳动，有享有报酬的权利，可以依据合同从特定人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 4.2. 撰写者与特定人共同拥有著作权 要判定撰写者是否与特定人共同拥有著作权，那就要看已完成的自传作品是否为合作作品。合作作品是指两个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其构成要件是：作者为两个人以上；作者之间有共同创作的合意，即对合作作品的表达形式及其创作内容达成共识；有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自传作品常常容易以合作作品的形式呈现。 特定人向执笔人描述自己的经历时，已经通过自己的独创性语言表达形成了自传作品的基本框架，由于时间长远等原因，在某些事情上只能想到大概的轮廓，细节不够完善清晰，且某些回忆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撰写者在特定人提供相关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对其他当事人进行调查，进一步还原当时的事实与场景。融入了自己独创性的思想和内容，对作品的内容和逻辑进行修正和完善，然后征得特定人的同意，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双方共同参与创作的合作作品。 《著作权法》第13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合作作者对著作权的行使如果不能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止他方行使”。 由于特定人和撰写者共同创作的自传作品是不可分作品 [ 4 ] ，应该是由双方共同拥有著作权，撰写者也有署名权、获得报酬等权利，但是由于自传作品的特殊性，其主要是对特定人的传奇经历和个人生活进行描述，撰写者在行使修改权等权利时，应该经过特定人的允许和同意，不然易对特定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伤害 [ 5 ] 。 4.3. 撰写者独自享有著作权 特定人有传奇而独特的经历，撰写者对其有较浓厚的兴趣，想完成一本以特定人为视角的自传作品。撰写者与特定人取得联系，并获得相应的素材，然后撰写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丰富，加入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内容，在特定人的同意之后，享有完整的著作权。但是，未经本人同意，笔者认为撰写者并不能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因为自传作品主要是描述特定人独特的经历，以特定人的私人生活为主线，向大众揭示一个全面的人物形象。大众之所以对该作品有兴趣，主要是想要得知特定人更多的生活细节。因此，不管撰写者对作品的创作和完善做出多大的贡献，该自传作品都与特定人紧紧挂钩，发行之后所产生的社会责任也会由撰写人和特定人共同分担 [ 6 ] [ 7 ] 。因此，只有经过特定人的同意和权利的让渡，撰写者才能有完整的著作权。 在特定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撰写者想向大众展示一个真实的特定人的形象，在经过本人亲人的同意下，可以撰写针对特定人的自传作品。撰写者通过相关人员提供的与特定人相关的信件、资料等素材，对自传作品框架完成基本的构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对特定人的朋友、家人进行调查，尽可能地还原本人，给大众呈现一个更生动形象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撰写者是该自传作品的唯一作者，享有完整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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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自传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的建议 5.1. 完善司法解释 随着自传作品创造方式和完成形式不断多样化，当事人针对该类作品著作权归属的争议也不断增加。目前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传作品撰写过程中的复杂情况，采取“一刀切”的解决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撰写者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当代文学市场的繁荣和发展。笔者认为，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司法解释的归属原则应该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加以完善和修正，在对撰写者的不同情况进一步细化的基础上，再对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进行判定，给双方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权利。 5.2. 事前形成约定 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撰写者扮演的角色对著作权的归属进行判定，但是在实践生活中，由于很难准确地对双方所做的贡献难以界定，往往会出现著作权归属的争议。但是在实践生活中，由于很难准确地对双方所做的贡献难以界定，往往会出现著作权归属的争议。 因此，笔者认为，在自传作品编写之前，双方就应该对双方在之后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书面上的约定，以便之后出现不必要的争议。而就目前的情况所知，双方在撰写自传作品之前往往忽视约定的形成，最后在著作权的归属上产生分歧。而根据目前的司法解释，在没有形成约定的情况下，著作权是属于特定人的，这就不利于撰写人权利的维护。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双方的权利，双方应该注重事前的约定。 5.3. 注重对证据的保留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定人和撰写者往往忽略书面约定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特定人和撰写者都应当保留可以证实自己参与程度的证据，以避免在之后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中自身正当权益的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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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探讨自传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应该根据当事人在自传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参与状况和贡献程度，分情况讨论。但是目前的司法解释在当事人事前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将著作权归于特定人，过于笼统，不利于平衡特定人和撰写人双方的利益。本文对自传作品归属权三种可能性进行剖析，希望对之后司法解释的完善和修正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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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中国国家级的新区，在过去的几年，珠海横琴新区正在经历着一个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在我们这个研究中，我们通过采用灰度预测技术分析及预测珠海横琴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地，我们通过采用灰度预测的GM(1，1)模型，预测分析珠海横琴新区的自2010年到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本文的研究分析得到了若干重要的结论。该分析不仅仅能为决策者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同时也为即将在横琴投资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 :预测，横琴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G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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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9年8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横琴成为探索粤港澳紧密合作新模式的新载体。2009年12月16日，横琴新区正式成立，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政策，横琴开发全面启动。横琴新区以合作、创新和服务为主题，充分发挥横琴地处粤港澳结合部的优势，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 [ 1 ] 。在过去的6年期间，横琴新区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全面发展的阶段，包括但不局限于金融(银行)、环境、旅游、投资等。比如，根据珠海统计局的数据 [ 2 ] ，2015年横琴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高达91.867亿人民币，相比于2011年的8.1243亿人民币，在4年期间实现了高达10倍的增长。为了分析横琴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驱动力，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从不同的经济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RP)、进出口总额(TEIV)、工业增加值(IAV)和固定资产投资额(IFA)等。 特别地，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额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动力作用，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角度进行经济发展分析以及预测显得举足轻重 [ 3 ] [ 4 ] 。更重要的是，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预测不仅仅能为决策者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支持，同时也为即将在横琴投资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参考。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学者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时间序列分析与预测的方法，包括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 5 ] 、GARCH模型 [ 6 ] 和灰度预测系统 [ 7 ] 。作为马尔可夫链的一个扩展，马尔可夫决策过程为对输出是部分随机受控的场景进行建模提供了一个基本数学框架 [ 8 ] 。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是另一个用于估计随机波动的模型 [ 6 ] ，是专门针对金融数据量体订做的回归模型，除去和普通回归模型相同的之处，GARCH对误差的方差进行了进一步的建模，特别适用于波动性的分析和预测，这样的分析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 9 ] 。灰度预测系统，最早期是1982年由邓聚龙教授提出来的 [ 7 ] 。在现实应用系统中，通常无法提取学习系统中的隐藏结构、参数和特征等 [ 10 ] [ 11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教授提出了灰度系统，广泛应用于条件分析、预测和决策等。特别地，对于预测任务，将隐性的动态特征当成灰度系统，通过建模连续不断预测这些特征。在本文研究中，鉴于灰度预测系统使用累积生成操作来生成差分方程，将有助于分析不同时间窗的隐变量相关性，从而我们通过使用灰度预测系统预测珠海横琴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特别地，我们使用GM(1，1)模型，从月度、季度、年度三个不同的尺度分析珠海横琴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我们的研究得到三个有意义的发现：1) 相比于2010年至2011年的月度累积值的预测结果，2013年至2015年的月度累积值的预测结果准确率更高；2)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度预测值的准确率也是不断增加；3) GM(1，1)模型在长期(比如年度)数据预测方面，比短期(比如月度)数据预测更佳准确。最后，我们也使用灰度预测系统预测下一个五年计划(2016年至2020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研究发现，在下一个年度计划，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代表，横琴新区将经历一个更加快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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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灰度预测模型 一个代表性的灰度预测模型是GM(1，1)模型，是一个一阶并且仅包含一个变量的模型 [ 7 ] 。GM(1，1)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动态预测，并且获得了相当好的研究成果 [ 12 ] [ 13 ] 。所以，本文的研究拟采用GM(1，1)模型，它的基本流程如下所述。 第一步：为了保证模型的可靠性，首先要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如下的预处理。假设原始的时间序列是 ，则 (1) 其中 是时间t的隐向量的第i维，w是时间序列的长度。从公式(1)，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原始时间序列的水平比值序列如下 (2) 其中 (3) 若对所有的 ，满足 ，则原始的时间序列可以直接用于GM(1，1)模型，否则，首先需要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如下的平移变换 (4) 从而结果序列的水平比值序列能满足位于 。 第二步：通过如下的累积生成操作生成新的时间序列 (5) 其中 (6) 第三步：生成如下的一阶差分方程 (7) 其中 (8) 其中 表示一个水平发展系数。在我们的实验分析中，我们设置 。 第四步：解方程(7)，我们便得到预测模型，如下 (9) 其中a是发展系数，b是灰度行为，分别通过如下公式计算所得 (10) 其中 (11) 以及 (12) 第五步：最后通过相反累积生成操作，将累积生成操作得到的数据转化为原始数据域 (13) 则这个值就作为新的(t + 1)时刻点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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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分析 3.1. 数据选取与描述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从珠海统计局网站收集了珠海横琴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 [ 2 ] 作为我们实证分析数据。具体地，我们收集了从2010年3月到2015年12月的，除了2014年9月份和2014年10月份(这两个月的数据未公布在网站上)的月度累积值。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为了从不同的尺度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分析，原始的月度累积数据经过预处理之后得到季度累积数据和年度数据，如表1中的黑体和斜体所示。注意到，与月度累积和季度累积不同的是，在年度数据中，不存在累积这个值而是一整年的值。 3.2. 模型评估和讨论 首先我们从三个角度，即采用不同尺度的时间窗对模型进行评估，分别是月度、季度和年度，分别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为了评估在(t + 1)时间窗， 的预测性能，原始的1至t时间窗的数据用于做训练。所预测得到(t + 1)时间窗的数值将与原始的(t + 1)时间窗的数值进行比较，若所得到的预测数值与原始的数值很相近，则证明了本模型的有效性。 3.2.1. 月度累积数据预测性能评估 首先，我们从月度累积数据预测方面评估模型的性能。由于每一年的月季累积数据是从当年的2月份开始计算，为了保证训练数据中至少包含两个月份的时间窗，则起始的预测时间窗是从4月份开始。图1对比了2010年至2015年期间，从4月份到12月份的预测的月度累积数据(百万)与原始的月度累积 数据(百万)。注意到在图1(e)中，由于2014年9月和10月的原始数据缺失(见表1)，我们将这两个月的原始数据列为0，并且根据2014年2月至8月的数据去预测这两个月的结果。从图1可以看出，GM(1，1)模型在月度累积数据预测方面具有较高的性能。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2014年缺失数据之外，整个预测的准确性在不断的提高。也就是，2013年和2015年的月度累积数据预测准确性要高于2010年 Table 1 The original data (in million): Cumulative Monthly Value (CMV)， Cumulative Quarterly Value (CQV) in bold， and Annual Value (AV) in italic bol 月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月 NA 407.64 1827.43 2942.56 1160.41 3571.26 3月 103.30 817.70 3544.04 4304.47 4524.75 6278.83 4月 135.24 1058.80 5142.36 5518.82 6099.80 7969.56 5月 699.05 2057.35 6972.24 7536.94 8158.15 10644.45 6月 2158.64 4494.02 8757.63 10049.31 11602.98 14395.64 7月 2637.89 5474.79 10546.45 11251.49 14344.86 16873.88 8月 3161.66 6886.17 11574.51 12278.51 16376.95 19725.44 9月 3550.15 8273.95 12843.01 14320.59 NA 22276.10 10月 3945.42 9814.86 16194.13 16194.13 NA 24653.27 11月 4591.19 11143.32 15525.21 18390.35 22712.82 27411.44 12月 5866.09 12010.74 16684.04 20426.49 24680.91 28983.14 表1. 原始数据(百万为单位)：月度累积数据、季度累积数据(黑体表示)、年度数据(黑体斜体表示) 图1. 从月度累积数据(百万为单位)预测的角度评估模型 和2011年的月度累积数据的预测准确性。这可能是由于经过3、4年的发展(从2009年开始算起)，珠海横琴新区的发展进入正轨稳定，从而变得更加可预测。本文稍后对年度数据的预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个观点。 3.2.2. 季度累积数据预测性能评估 图2对季度累积数据预测能力进行了展示。特别地，对2010年至2015年的预测的第3、4季度累积数据值与原始的第3、4季度累积数据值(百万)进行了比较。注意到，在图2(a)中，由于原始的数据中，2014年第3季度的季度累积数据值缺失(如表1所示)，则我们把它列为0（未展示），并且通过2014年的前两个季度的数值对该数值进行预测。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GM(1，1)模型无法对第3季度的季度累积数据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却能准确地对第4季度的季度累积数据进行预测(除了2014年缺失数据的情况之外)。这可能是由于仅仅用前两个季度的数值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去预测第3个季度的数值。但是当使用前三个季度的数值时候，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将大大提高。 3.2.3. 年度数据预测性能评估 除了月度累积数据和季度累积数据的预测之外，我们还对年度数据预测的性能进行了测试，如图3所示。图3对从2012年至2015年的预测的年度数据值与原始的年度预测值进行了比较。从该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只用了2010年和2011年两年的数值，2012年的预测准确性是比较低的，但是从2013年开始，由于采用了更充足的数据，预测准确性不断提高。特别地，若我们定义预测误差率如下 (14) 则2012年至2015年的预测误差率分别是0.69、0.17、0.07和0.07，呈逐年急剧降低之势。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GM(1，1)模型对于长期尺度(比如年度)的预测能力远远高于短期尺度(比如月度)的预测能力。这可能是由于在更长期的尺度下，比如年份，一个区域，特别是横琴新区的发展将相对比较稳定和更具可预测性。相反，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存在一系列的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影响着短期发展的稳定性。 3.3. 对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预测和讨论 根据前面的分析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年度数据的预测比对更短期(比如月度或季度)数据的预测更准确。所以，基于2010年至2015年的年度数据，我们将采用GM(1，1)模型，预测下一个 图2. 从季度累积数据(百万为单位)预测的角度评估模型 图3. 模型的年度数据(Annual Value，百万为单位)预测分析：预测值(Predicted)和原始值(Original)的比较 Table 2 Forecast of the annual value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million) of Hengqin new area from 2016 to 202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36043.78 43892.62 53399.02 64913.80 78866.11 表2. 横琴新区2016年至2020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百万)预测 五年计划珠海横琴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年度数值，也就是预测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年度数值，如表2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出，正如大家期待的，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代表，珠海横琴新区的经济发展将经历一个巨大的飞跃。特别地，到了2020年，珠海横琴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预计将达到78，866.11百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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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对珠海横琴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和预测，特别是采用了灰度预测模型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角度进行分析预测。具体地，我们用仅仅含有一个变量的一阶GM(1，1)模型分析从2010年到2015年的月度累积数据、季度累积数据和年度数据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本文的研究发现了若干有意义的规律。此外，我们还用GM(1，1)模型预测了下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016年至2020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预测分析指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代表，珠海横琴新区的经济发展将经历一个巨大的飞跃。从而，本文的研究不仅仅能为决策者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同时也为即将在横琴投资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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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对分析师的研究是近年来公司金融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对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本文以这一中心问题作为主线来梳理相关文献，综述了有关对分析师预测精准性研究以及对分析师预测精准性影响因素探讨的文献，并介绍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注重私有信息对分析师预测的重要性，以及对分析师关系网络研究的兴起。本文最后认为，对分析师关系网络的研究尚有充足的空间，尤其对于我国，关系网络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作用将会更为重要和突出。 关键词 :分析师预测，关系网络，私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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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作为专业信息中介，分析师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影响着股票价格的合理定价和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因其在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对分析师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极为丰富，并形成一条重要的文献支流。与分析师研究的相关问题极为庞杂，其中，考察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及其影响因素是其中心问题 [ 1 ] 。对分析师的众多研究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问题展开。 以分析师研究的中心问题作为主线，可以将分析师研究的相关文献划分为两大主题：一是考察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二是研究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准性的因素。依据这两大主题来梳理相关文献，能够清楚看出对分析师的研究有非常明显的时间阶段特征，同样的问题在不同时间段内有不同的研究侧重点，从而可以找出分析师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发现当前的研究趋势——注重私有信息对分析师预测的重要性，以及对分析师关系网络研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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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分析师预测精准性文献的概述 作为信息中介，由于分析师的重要性在于其预测的准确程度和荐股的投资价值。因此，早期研究主要是考察分析师盈利预测的精准程度和股票推荐的投资价值，并可以分为总体和个体层面的两类研究： 在总体层面上的研究，早期对分析师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建立更好地预测模型或者研究盈余预测的统计属性 [ 2 ] ，以便考察分析师预测的准确程度。Brown和Rozeff [ 3 ] 最早证实分析师的盈余预测的精确性要好于通过统计模型得出的预测结果。随后，更多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 2 ] [ 4 ] 。此外，研究也发现按照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和股票推荐进行投资能获得盈利 [ 5 ] - [ 7 ] 。并且，在证券价格发现过程中，分析师的推荐能够影响股票价格，促进证券价格的合理定价，从而促进证券市场效率 [ 8 ] 。但在近期，也有个别研究认为分析师的预测在平均上是无效的 [ 9 ] 。 从个体上看，最早的研究认为分析师在盈余预测上不存在个体差异 [ 10 ] - [ 12 ] )。然而，更多的、较新的研究则证实分析师个体在预测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 1 ] [ 13 ] [ 14 ] 。 大量早期的研究没有发现分析师在盈余预测上的系统性偏差。但随着研究的进展，许多学者在考察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时，发现分析师在预测时普遍存在系统性偏差，其典型表现有两种：一种是“羊群行为”，另一种则是乐观偏差。Trueman [ 15 ] 最早发现分析师群体在预测和荐股上都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Welch [ 16 ] 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了分析师羊群行为的普遍性。并且，研究还发现分析师的“羊群行为”的程度比普通投资者更为突出 [ 17 ] 。较之于“羊群行为”，学者们更为关注分析师的乐观性偏差。后续的研究通过对更长时期、更宽范围的样本进行考察，也同样证实了分析师预测存在乐观性偏差。 对于分析师预测精准性的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样本和实证方法的不同，因此，大量的实证研究至今仍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近期的研究已较一致的认为分析师的预测存在个体差异，并且分析师的预测存在系统性偏差，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对分析师预测精准程度的考察，而转向了对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准性原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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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探讨分析师预测精准性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对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准性原因的探讨是分析师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点内容，大量研究从多种角度对分析师预测产生个体差异以及分析师预测存在系统性偏差进行理论解释，并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1、对分析师预测产生个体差异的原因解释 对分析师预测存在个体差异的原因解释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从分析师的个人特征、预测工作的难度以及所在券商的情况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发现分析师的个人特征、分析师的工作经验(分析师的技能)、预测时间跨度、所跟踪企业和行业的数量(任务的复杂程度)，以及所在券商的规模(可利用的资源)、券商行业专业化程度(brokerage house’s degree of industry specialization)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到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 [ 1 ] [ 14 ] [ 18 ] [ 19 ] 。 另一类的文献则从激励和职业关注的角度来探讨分析师为何有动力为投资者提供无偏差的盈余预测。相关研究证实，预测精准度高的分析师以及高评级的分析师能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 [ 13 ] ，而预测精准程度低则容易失去工作 [ 20 ] 。因此，薪酬和职业激励会促进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此外，声誉模型认为分析师预测精准有助于分析师建立良好的个人声誉，进而为分析师带来更好的职业发展 [ 13 ] 。但近期的研究则发现，分析师为了个人声誉同样也会产生预测偏差，出现乐观偏差和“羊群行为” [ 21 ] 。因此，从声誉和职业关注的角度来解释分析师预测精准性上存在矛盾。 2、对分析师预测存在系统性偏差的原因解释 Scharfstein和Stein [ 22 ] 首先提出了声誉理论模型解释“羊群行为”的发生。Graham [ 23 ] 则基于Scharfstein和Stein [ 22 ] 的声誉羊群模型进行检验，认为分析师出现“羊群行为”的原因在于某些分析师拥有私有信息，其他分析师则跟随拥有私人信息分析师的预测。Hong，Kubik和Solomon [ 17 ] 发现年轻的分析师出于对声誉的考虑，比年老的分析师更少偏离大众的观点(consensus)，从而出现羊群行为。Hong和Kubik [ 21 ] 的实证检验同样支持了声誉羊群模型，认为分析师具有比投资者更强的“羊群行为”是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的考虑。Clement和Tse [ 24 ] 的研究则发现分析师个人特征同样会影响到分析师羊群行为的产生。 对分析师预测产生乐观性偏差的原因的研究可以分为从分析师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两个角度的解释。从分析师不完全理性角度的解释认为，分析师并非完全理性，鉴于自身的认知能力难免会出现预测上的系统性高估。 较之于从非理性角度的解释，从分析师理性角度解释乐观性偏差得到了更多研究的认同，相关解释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分析师的乐观偏差是投行利益驱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认为，分析师的乐观偏差是为了引导投资者购买，以促销券商承销的股票，刺激交易量和提高佣金收入 [ 25 ] - [ 27 ] 。第二种认为分析师乐观偏差是出于分析师的个人利益动机。持有该观点的研究认为，分析师的乐观预测是为了维护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关系，得到与高管沟通的机会并获取上市公司的私有信息，以促进后期的职业发展 [ 9 ] [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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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当前研究进展 尽管以往研究证实了分析师在证券市场上的重要性，丰富了对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准性因素的认识，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基础。然而，不少学者却对这些研究提出了批评。Brown [ 2 ] 认为要研究分析师的预测过程，以及各种信息在盈余预测和股票推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amnath et al. [ 28 ] 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对分析师的研究范围虽已拓宽，但分析师研究过程对学者来说依然是一个黑箱。Bradshaw [ 4 ] 则认为对分析师的现有研究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能够被量化的变量，研究要取得进展需考察分析师如何处理信息这个黑盒。 这些批评推动了对分析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后续研究开始对分析师如何处理信息进行考察，从而将分析师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探讨各类信息在预测中的作用，并发现私有信息对分析师预测精准的重要性。从最近在金融学顶尖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分析师研究的几篇论文可以明显看出，当前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明显不同，主要是从私有信息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和荐股的投资价值。 Brown et al. [ 29 ] 通过对美国分析师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首次打开分析师信息处理过程的这一黑箱。调查发现，和公司高管保持紧密的关系是分析师成功的基础。为了进行盈余预测和股票推荐，和公司高管的私人电话是最有用的私人接触，其有用性甚至超过了财报电话会议(earning conference call)。其他实证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Solomon和Soltes [ 30 ] 发现分析师积极参加能与管理层接触的各种会议。并且，与管理层的私下接触有助于分析师更精确的预测 [ 31 ] [ 32 ] 。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不仅来源于对公共信息的处理能力，而且更重要的还来源于对公司私有信息的获取，与管理层的私下接触则是获取私有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 32 ] 。 此外，当前研究的另一重要进展是——探讨关系网络对分析师预测精准性影响的研究开始兴起。Malloy [ 33 ] 最早发现与所研究公司地理距离较近的分析师比其他分析师的预测更为精准。并且，享有这种地理位置优势的分析师的预测变更，证券市场的反应也更为迅速。这种效应对于小规模公司和偏远地区的公司更为突出。Cohen，Frazzini和Malloy [ 34 ] 的研究发现，当和所研究公司的高管存在校友关系时，美国分析师的股票推荐在信息公平披露法案(Reg FD)实施之前能获得超额回报，但在信息公平披露法案实施之后则没有超额收益；但在英国市场上，这种超额收益一直存在，并且程度更高。Ergungor et al. [ 35 ] 考察了另一种形式的关系网络——分析师所研究的公司与分析师所服务的银行存在借贷关系。研究发现，所研究的公司与分析师所在银行有借贷关联关系时，分析师的预测精准性高于无这种关联关系的分析师预测。并且，其他无关联关系分析师会跟随有关联关系分析师的预测。以上的研究结果说明，分析师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能获得私有信息优势，并借助于私有信息优势提高了预测的精准性。 与其他研究分析师关系网络的文献不同，Horton和Serafeim [ 36 ] 开始把社会网络的研究技术运用于分析师关系网络的研究中。他们以42，376名公司董事成员和10，508分析师的资料构建分析师与董事之间、董事与董事之间以及分析师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网络，考察分析师关系网络水平和位置与分析师的信息优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关系网络水平高的分析师的预测更为精准、及时及大胆。 综上，强调从私有信息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其中，由于关系网络的信息交流功能恰好满足分析师职业本身对信息的内在需求，这就决定了研究分析师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再加之近几年社会网络在金融学研究领域中的大量运用，对分析师关系网络的研究也就开始逐渐兴起，并成为当前对分析师研究的前沿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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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及评论 分析师的研究是近期公司金融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其中心问题是考察考察分析师预测的精准性及其影响因素。以这个中心问题作为主线梳理相关文献，从中可以清晰看出分析师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发现当前的研究趋势——注重私有信息对分析师预测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分析师关系网络的兴起。由于关系网络的信息交流功能以及分析师职业本身对信息的内在需求，这就决定了研究分析师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有关分析师关系网络的研究将会成为研究的前沿方向之一。 需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只是考察分析师是否存在关系网络，以及关系网络的位置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而尚未考察影响分析师关系网络作用发挥的条件，以及在不同情形下分析师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是否存在差异。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关系网络是在正式制度不完善时作为替代机制出现并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分析师之间关系网络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分析师所处的环境特征。在不同情形下，分析师之间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存在明显差异，对分析师预测和市场效率的影响程度也会显著不同。考察影响其作用发挥的外部环境因素，可以更好地理解分析师之间的关系网络作用发挥的依赖条件，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分析师之间关系网络会对分析师预测和市场效率的影响更为突出。然而，目前对分析师关系网络的研究尚未涉及这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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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水热法，通过控制反应时间合成了单斜相的纳米WO 3 粉体。使用X射线粉末衍射仪对产物的物相结构进行表征，并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分析纳米WO 3 光降解亚甲基蓝(MB)实验来研究水热反应时间对所制备的纳米WO 3 光催化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水热条件下，反应温度为110℃时，反应时间为14 h的纳米WO 3 样品具有最好的光催化活性，在500 W氙灯照射120 min后对MB的降解率达到了95%，显示了其优良的光催化性能。 关键词 :水热时间，纳米WO 3 ，光催化性能，亚甲基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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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三废”特别是工业废水中的有机染料已经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世界各国对于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并积极探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技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光催化技术便在水分解制氢和有机污染物降解方面显示出重要的应用前景 [ 1 ] [ 2 ] 。因其具有能耗低、运作条件温和、能够深度净化污染物且无二次污染物等优点 [ 3 ] ，光催化技术近年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光催化技术的核心是光催化剂。迄今为止，包括氧化物、硫化物和聚合物在内各种各样的光催化剂都被用于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如TiO 2 [ 4 ] 、ZnO [ 5 ] 、WO 3 [ 6 ] 、BiVO 4 [ 7 ] 、Bi 2 WO 6 [ 8 ] 、CdS [ 9 ] 、ZnIn 2 S 4 [ 10 ] 、g-C 3 N 4 [ 11 ] 、石墨烯 [ 12 ] 等。其中WO 3 是一种禁带宽度约2.5 eV的n型半导体材料，具有电致(光致)变色 [ 13 ] 、气敏性 [ 14 ] [ 15 ] 等诸多性能，在显示器件、气敏感器件等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WO 3 也是一种重要的光催化材料。虽然WO 3 的光转换效率低于TiO 2 ，但是高纯WO 3 的制备工艺简单，在近紫外和可见光区域有较强的光催化活性，可将多种有机污染物氧化为CO 2 和H 2 O [ 16 ] - [ 18 ] 。因此，对纳米WO 3 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目前，制备纳米WO 3 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水热法凭借对环境污染小、成本低、易于商业化的优良性质成为一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备纳米半导体光催化剂材料的方法。如傅小明等人 [ 15 ] 采用水热法以钨酸钠为原料，硫酸钾为辅助盐，在强酸性反应体系合成了WO 3 纳米棒。何晓宇 [ 17 ] 分别采取CaCl 2 和Na 2 SO 4 为诱导盐，Na 2 WO 4 为W源，在一定的pH值条件下制备了WO 3 纳米网格和纳米线，并研究了这两种不同形貌结构的WO 3 纳米材料的光催化活性。余家国等人 [ 16 ] 以钨酸钠为原料，硝酸为pH值调节剂，利用水热法合成了三维花状WO 3 ，并研究了其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的性能。 然而，以上合成纳米WO 3 的方法都涉及到添加剂的使用，起始原料相对复杂，使得水热法的应用受到了一定限制。本实验在无任何模板剂和有机溶剂的条件下，利用水热法通过改变反应时间快速合成了纳米WO 3 。利用X射线粉末衍射仪对其物相结构进行表征，并研究不同时间下合成的纳米WO 3 在光催化降解有机染料亚甲基蓝(MB)时的光催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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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WO 3 的制备 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在使用前都没有经过进一步的纯化处理。实验用水为超纯水。用电子天平称取2.32 g钨酸并置于100 mL的烧杯中，加入50 mL去离子水，搅拌充分后将溶液转移至带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水热反应釜中，然后将密封好的水热反应釜放入电热干燥箱内，设定温度为110℃，保温时间分别为2 h、7 h、14 h。反应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反应釜。将反应所得到的淡黄色沉淀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离心洗涤数次，然后将试样放入电热干燥箱内中，在80℃下干燥6 h取出，随后试样放入研钵中研磨，得到淡黄色粉末样品。根据所需水热合成时间不同，三样品分别记为S-2、S-7和S-14。 2.2. 样品表征 采用德国Bruker公司D8 ADVANCE X射线衍射仪(XRD)表征粉体的物相结构，辐射源为Cu Kα (λ = 0.15406 nm)，步长为0.017˚，扫描范围是20˚~80˚。用日本日立公司U-3010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样品的光催化性能。 2.3. 光催化性能评价 使用北京泊菲莱科技有限公生产的PLS-SXE300型氙灯作为辐射光源，以工业生产中常用的且对环境有害的有机染料MB为目标降解物，光源与MB溶液液面间距离为15 cm，进行光催化实验测试。溶液中MB的浓度为10 −5 mol/L，体积为200 mL，WO 3 粉末的用量为0.1 g。首先将WO 3 光催化剂分散在MB溶液中，将所得溶液于暗处磁力搅拌30 min，使MB在WO 3 表面达到吸附–脱附平衡，然后打开氙灯光源，在持续磁力搅拌下进行光催化降解反应。每隔30 min取出5 mL反应溶液，沉降后取上层清液，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MB最大吸收波长664 nm处测定其吸光度。由式(1)计算对MB的降解率 (1) 其中：η为降解率；A 0 和A t 分别为样品的溶液初始吸光度值和降解t min时的吸光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