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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合·统·分 我们以传统科学抽象法意义的反思行动作为《资本论》体系构造的“再探究”。然则需要知道，上述结构反映的是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的统一，即合·统·分的规定(图2：统一思维学的学科系统与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建构)。 图2. 统一思维学的构图 何谓“合”？合即是对象规定，是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客观”和对象思维形式的“总体”。一言以蔽之，思维即对象，这就是合的规定。科学抽象法其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层次，说详细点，就是没能首先实现对统一体本身进行探究。生产一般的动态概念即劳动过程。抽象从何处得来？显然源自“合的规定”。《资本论》中，所谓“合的规定”，其实就是劳动过程。对于物质生产而言，劳动过程同时是它的“对象思维形式”。前面提及生产一般本身阐明了“联系的观点”，但未能明确“发展的问题”，这个任务将交由劳动过程的规定来解决。从统一思维学角度看，劳动过程首先是思维学的规定，其次是“统一逻辑学”(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最后才是生产知识规定。思维学，即辩证法，而准确地说，辩证法是思维学一贯到底的规定。《资本论》中，这个规定体现在劳动过程与劳动二重性的结合、与劳动价值论的结合以及与剩余价值论的结合，分别创生出劳动过程辩证法意蕴的“思维学”(劳动过程对象思维学)、“逻辑学”(批判逻辑学)以及“知识论”(基于批判逻辑学的知识理论)。如果把科学抽象法仅仅视为“叙述的方法”，那它完全不能实现对具体思维形式的统一。“传统的形式逻辑认为只要抽出现象中的相同属性，就达到了抽象的目的，辩证逻辑则要进一步抽象出本质的联系。辩证逻辑坚持在科学的研究中运用科学的抽象，但反对那种将抽象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 13 ] ， p. 286)然则，“科学抽象是一个系统的思维过程，它是由概念、判断、推理三个主要思维形式的统一构成的。”( [ 13 ] ， p. 293)从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的统一看，科学抽象又必然是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原则性的统一。换言之，“《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不是多个，而是一个，不是‘混合’的，而是‘统一’的。”可以说，“这种统一的研究方法中的各主要形式，只有在统一中才有其内容，才能得以存在。”( [ 13 ] ， p. 307) 上述界定指明叙述与研究的结合不是“外部联合”，而是“内在结合”，必须坚持把“叙述方法的规定”放在研究规定中予以把握。“这样也才有辩证的叙述形式产生。综合态的《资本论》无疑是研究和叙述的高度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同时性的研究－叙述手段，从而达到这种效果：‘其带来了逻辑和表达上的便利’，并且，‘这一理论形式凸显了历史、逻辑的工作一致性。’”进一步则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不过是建立对‘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工作路径的搜寻，而与之配合的叙述方法则不过建立了对上述构造的辩证表述。” [ 14 ] 因为单单W = C + V + M这个公式是无法胜任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系统历史的描述，相应也就无法承担对“资本总公式”这一对象过程予以“批判的知识理论”构建的任务。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科学抽象法，它包括以下的内容：对研究对象的规定，对本质与现象关系的处理，在对旧概念的批判、新概念的规定、旧概念的改造中，建立概念的有机联系。”( [ 13 ] ， p. 9)简言之，“科学抽象法的主要特点，不但在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科学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而且在于将这些矛盾规定为对立统一的概念，从而揭示了贯穿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规律，说明了各种具体现象。”“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科学抽象法与客观对象的矛盾运动是统一的。”( [ 13 ] ， p. 274) 作为“叙述”的科学抽象法不过就是范畴的方法，而要把科学抽象法彻底作为“研究方法”，则势必走出范畴方法的工作边界，寻找“规律的方法”(规定)。如果说“范畴的方法”(或曰“象的方法”)立足“象·识”结合，那么，“规律的方法”则立足“道·象”结合，从而真正可能建立思维学与逻辑学的内在统一。此种学科方法的“两仪”(以“规律”为方法和以“范畴”为方法)可谓是唯物史观域内的辩证法的“体系性展开”。它的直接的学科基础就是统一逻辑学。它的最终学科基础是“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学” 9 。然则，“新时代需要新的研究方法论内涵，需要对研究和叙述的关系进行新表述，以期扬弃抽象态的知识一般，重建行动一般与知识一般的统一规定。这是‘四个自信’统一方法论的内在工作要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语义下，方法论乃是作为实践态‘思维规定’予以看待的。实践逻辑的‘历史域’‘理论域’‘问题域’及其对所讨论主题的立体式链接，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彼此分立，达成知行合一工作效果。” [ 14 ] 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本体按中华的规定来看，即道或“道的方法”。需要提示一点：“规律的方法”拒斥黑格尔式的思辨 10 。仍以《道德经》首章为例，若以劳动过程的本体替换“道”的用语解之，则可以用“生产方式”名之，可以用“生产关系”名之，可以用“交换关系”名之，这个道必然就会有“无”和“有”两种名称；“显然，《道德经》正是理论科学意义‘的思维学’，名指的是统一的‘思维形式’范畴，它在意义上亦包括道和象。” [ 7 ] “然则，‘道，可道，非恒道’是对‘对象规定’进行的总描绘和限定，是从‘规律的分阶段展开的方法’角度说明发展规定的客观思维特征，要旨是强调‘客观规定’。”进一步可以推断：“《资本论》商品章第一节是以‘规律的方法’开局，以寻找客观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据此得到提升，因为它从科学方面认识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思维学中的结晶形式就是‘生产一般’的规定性。简言之，这就是对象思维(形式)——生产的对象思维(规定)，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客观总体规定’。” [ 5 ] 显然，“《道德经》的道，不是‘道本体论’，也不是以道为思维本体，而在于把道确认为思维本体(规定)的客观存在性”，换言之，“道是对象思维的根本属性，是一切对象性存在(规定)的共同属性”。 [ 5 ] 那种以“道”为本体论解释的主张，很显然要么陷入“无”“有”的语义学冲突与矛盾，要么直接其求助于黑格尔的“矛盾解释学”。在后一种观点看来，道就是有无的对立统一体，但那样一来，道就完全成为一个哲学概念了，失去了方法本体的功能。唯物辩证法起自道的规定，是说实体生实体属性的状况。在“实体即主体”的路径上，对立统一作为认识规律得以显露；这个规律归根结底是说明了实体属性的总体状况，而必须将“量变质变的规律”视为它的直接空间的展开形式，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视为其历史时间上的形式。由此，对立统一规律可以说是“总规律的类型”，它根本决定了后两种规律的具体发生与作用的类型。需要知道，规律不是形而上的东西，不是知识命题，“规律是历史的‘思维’。” [ 7 ] 总之，总方法决定“总规律的类型”，在“实体即对象”的路径上，三种规律皆可能是确定型与非确定型的统一，盖因对象–历史过程–始终是主体际间关系的交互作用过程，是一自主抉择的社会性历史过程，乃是一种“道”的存在。这充分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体式是‘道·象·识’。” [ 5 ] 并且，这些观点已经由拙著《大纲》所阐明，在那里，笔者强调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心路旅程恰好因应了宋代中国的一首著名的浣溪沙词，词曰：绣幕芙蓉一笑开，斜偎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何以能将李清照一生对“爱情”的追求与践行，同马克思对《资本论》的科学谋划与工作落实(依次分六个阶段)完美地予以对接，实现思维艺术“合璧”，完全归功于方法论上的“道·象·识”体式的思维实存性。 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为什么以“三卷本体”为理想的著述形式。即虽则目前的《资本论》以“四卷结构体式”传世，但需要知道，《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其实就是“道·象·识”的基本布局，同时需要知道，《资本论》的工作体例是严格意义的条目体与章节体的结合与统一。盖因，“《资本论》绝不限于描绘资本的‘客观知识’(客观逻辑或知识)，而要在指示历史现实的发展，从中引出批判规定”，盖因“通史乃至断代史意义的纪事本末的基本体例要求是条目体”，盖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既然是‘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开辟未来’所指就是客观批判意蕴，同时也是主观批判意蕴的取向”，盖因“这样的路径是方便了刻画资本对象在学科形态上演化的全过程——史书形态、逻辑形态、知识形态，是为条目体的‘工作领衔’，是突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运动和构造的完整结构”，以及盖因创造性“保留形式逻辑”之需要，以至于“它的章节目的形式设置(例如‘抽象’和‘具体’的结合)其实暗含了‘三段论推理’的要求”，等等，“总而言之，《资本论》的知识框架需要由历史路径去理解。”“于是不管怎么说，应当认定《资本论》是从《六册计划》升华出来的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一个艺术结构。” [ 16 ] 然则，“客观孕育总体：因为，客观即是‘规律的方法’，而‘范畴的方法’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说明的。” [ 7 ] 《资本的流通过程》本质上“亦道亦象”，表明作为范畴方法的规定，第二卷是严格隶属于第一卷“规律的方法”规定的，而另一方面，《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知识体系的一次总体设计，则对第三卷起到严格的领导作用，统领现象规律与现象知识之统一。《资本论》这样的体系构造确保资本一般置身于“生产一般”之中，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资本一般乃是因应“特殊规律”的一种知识构筑，从而只是针对于资本主义世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