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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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红外热像仪作为一种新型的测温仪器，以其安全、直观、快速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方面 [ 1 ]。通过利用红外热像仪可以实时检测身体的温度变化以及人体内部的异常热源，能够更早发现机体的病理变化，从而达到早期诊断的目的 [ 2 ] [ 3 ] [ 4 ]。早在2008年，LI Qin-chuan等人就已经将红外热成像技术应用于冠心病诊疗的临床实践；2009年，郭艳萍等人应用红外热像仪诊断乳腺癌，其诊断准确率高达81.8%；2016年，WANG Linlin和LU Mei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测量肿瘤表面温度信息以获得肿瘤的相关信息 [ 5 ] [ 6 ] [ 7 ]。到目前为止，非接触式红外热成像技术与红外测温技术在某些重大疾病的早期筛查，疼痛性疾病以及皮肤疾病检查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频繁，将会对医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8 ] [ 9 ]。 在我国，脑卒中已经成为临床多发病和常见病，其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都居我国疾病前列，在2012~2013年度分别为1114.8/10万、114.8/10万、246.8/10万 [ 10 ] [ 11 ]。且脑卒中多为急性起病，经过抢救存活下来的70%~80%的急性脑卒中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造成了严重影响 [ 12 ]，因此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生命体征的准确测量和恢复期的有效评估尤为重要。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体温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测量患者生命体征的一项指标，它可以协助医护人员对疾病和机体的反应做出正确的诊断，并为治疗和护理提供理论依据。明确恢复期脑卒中患者健侧和患侧的温度差异，有助于医护人员对患者的恢复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治疗。但是在国内，把红外热像仪应用于人体肢体进行温度的检查和分析的做法还不太广泛，尤其是对偏瘫患者下肢温度的研究与分析。 目前，测量体温常用的方法是水银体温计和电子体温计，精确度高却不能在空间、时间上连续测定、观察身体表面的温度变化 [ 13 ]。但红外热像仪不但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能精确地记录出人体表面温度变化的图像，这对研究人体温度变化，观察疾病是一项新的无创功能性检测技术。不仅如此，红外热像图能够通过颜色直观反映出偏瘫患者患侧某一部位的温度异常。通过采集偏瘫患者健侧与患侧的红外热像图进行对比，能够清晰反映出患病部位，能更精准有效地对偏瘫患者进行治疗。因此，红外热成像技术与脑卒中相结合将会有很大的研究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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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抽取辽宁省沈阳市第二中医医院的47名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2.1.1. 一般资料 根据纳入标准，纳入辽宁省沈阳市第二中医医院47名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34例，年龄55~75岁，平均年龄为(62.82 ± 6.21)岁，病程6~20个月，平均病程为(11.79 ± 4.05)个月；女性患者13例，年龄55~73岁，平均年龄为(65.31 ± 5.76)岁，病程6~19个月，平均病程为(11.31 ± 3.50)个月。 2.1.2. 纳入标准 1) 发病时间至少半年以上；2) 有过治疗的经历，有一定的直立行走能力；3) 发病部位主要是下肢的某一侧；4) 年龄在55~75岁之间(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对年龄的界定，属于中老年人群体)；5) 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实验法。 2.2.1. 实验器材 本文采用的实验器材是ATIR-M301热像仪。ATIR-M301热像仪由摄像头、伺服系统(包括台车、支架系统和云台)、计算机、应用软件等。如图1所示： 1) 摄像头：摄像头具有接收人体各部分红外辐射，模数转换、非均匀性校正、测温等处理，其接口功能具有USB2.0高速通讯的数据接口。 2) 伺服系统：伺服系统包括台车、云台、支架系统。 图1. ATIR-M301热像仪 2.2.2. 实验器材的环境设置及要求 红外热像仪检测系统的安装和布局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 扫描室温度控制在24 ± 2℃。2) 扫描室空气流动尽量小，尤其是空调不能直接吹向患者或设备。3) 扫描室墙壁应尽可能采用深色、表明粗糙、不反光的材料。4) 设备需专线接地。 应用ATIR-M301热像仪进行图片采集时的布局如图2所示(主要保证摄像头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为5 m)： 图2. 图片采集布局图 2.2.3. 图像采集 采集图像时要求患者着短裤，并且尽量除去检查部位多余的饰物，纱布，膏药等。入室后休息10~20 min，期间不要摩擦，按压和抓搔机体检查部位。需要采集的图像包括：患者下肢前侧、后侧、健肢外侧(患肢内侧)、健肢内侧(患肢外侧)以及足底，因此采集图像时应保证患者可以独自或者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做出如图3所示动作： 图3. 偏瘫患者图像采集姿势图 采集到的下肢的标准图像如图4所示： 图4. 标准红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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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治疗方法 虽然现代医学对脑卒中偏瘫痉挛的机制尚未明确，但随着现代医学知识的日趋完善和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脑卒中偏瘫的治疗方法确有很多，并且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现代医学康复治疗的方法主要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两大类治疗方法。药物治疗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主要是中西药的口服，外用则是穴位贴敷和中药熏洗 [ 22 ]。非药物治疗即康复训练和各种物理因子疗法，以及作业疗法和矫形器的使用等。但是经调查研究表明，单纯地使用一种治疗方法对偏瘫患者的康复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在临床上物理治疗经常与多种口服药物、手术等结合使用。目前在临床上采用最多的，也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恢复手段就是康复训练(又叫运动疗法)，通常也结合一定的物理因子疗法，比如泥蜡和雷火灸。 在进行运动疗法之前，通常先进行泥蜡或者雷火灸等物理因子治疗，经过热传递使肌肉的温度升高，降低肌肉的粘滞性，使肌肉内的血液循环相对加快，有利于接下来运动疗法的治疗。运动疗法的机制就是最大限度发挥患者自身的运动能力，以人体正常的运动模式来提高肌张力，降低肌肉的拮抗力，提高肌肉控制神经的兴奋性。并且通过康复训练的机理研究可知，神经系统具有可塑性及肌肉拥有的记忆功能，经过反复的康复训练能够将正确的运动模式输入神经中枢系统，从而促进大脑和运动神经元重组，并通过不断地强化形成运动动力定型，恢复肌肉功能，提高患者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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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通过应用红外热像仪对47名偏瘫患者下肢的温度图像进行采集和分析，得出了偏瘫患者的下肢患侧温度要低于健侧温度，范围在1℃~1.5℃的结论。 5.2. 建议 将红外热像仪应用于研究偏瘫患者的温度觉，这一做法在国内还不太普遍。但是应用现代热像图技术观察人体“寒热”改变，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且随着我国红外技术的发展，现代热像图仪技术性能已经得到了迅速的改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不但能获得较为清晰的热像图，还有与之相匹配的计算机分析软件。尤其是医用红外热成像现在已经开始应用于脑卒中的发病前期，发病过程中的康复治疗评估，及相关并发症的评估中 [ 23 ]。除此之外，现代红外热像仪以其无创伤性和便利性，已经被我国学者张栋应用于研究针炙和经络的过程中，并且发现了体表存在的许多高温点和低温点与穴位分布有关；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育学部理疗科研究室西条已开始应用红外热像仪研究络实质及针灸治疗中穴位的热像图变化。种种事例表明，红外热像仪作为一种新的高科技术，在未来的现代医学中的发展将会是一片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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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研究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和职责探析，得出体育旅游领队概念提出的背景包括市场的供需关系失调、人才培养机制亟须完善、人才是行业发展的动力。在剖析山地户外指导员和导游的基础上，通过对概念、职责与考核标准的分析，提出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并对其职责进行探析，深化对体育旅游领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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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体育旅游领队概念的提出 随着2016年12月国家旅游局与国家体育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实施，各地方政府争相鼓励优质体育旅游项目发展，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精品景区以及精品目的地也正式进入群众视野，如新疆•奇台江布拉克山地户外路线、川西古镇冰雪体育旅游路线、瑞金红区运动休闲旅游线路、陈家沟太极文化旅游区等。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资源，体育旅游领队作为体育旅游人才中基数最大的群体，其相关的研究及培养目前还处于模糊的初级阶段，但又亟须解决，本文从体育旅游领队需求现状、人才培养机制等视角对体育旅游领队进行剖析，其概念提出的背景主要有以下3点： 1) 市场的供需关系失调。虽然我国体育旅游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 [ 1 ]，但是随着政策红利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体育旅游中来，据国家旅游局预测，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正以30%~4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 [ 2 ]。体育旅游相关企业数量也呈井喷式增加，截至2020年12月名称带有“体育旅游”的企业有1041家，具有体育旅游经营范围的企业已超25万家 [ 3 ]。人们参与体育旅游的方式也由最初单一的“休闲自驾游”、“目的地观光游”、“单一运动游”转变为集食、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有运动参与或者运动观光元素的旅游活动，消费者对体育旅游领队的需求上也已经由最初“自给自足”的方式开始朝“跟团游”方向发展。在市场膨胀式发展、领队需求几何式增加的背景下，我国以高校培养为主、市场培养为辅、相关行业来补的体育旅游领队培养方式与当下市场需求还存在严重的量和质的偏差，其中不乏是对体育旅游领队概念模糊、职责不清所致，体育旅游领队概念的界定能够助力市场供需关系协调、厘清职业需求、促进行业稳定可持续发展。 2) 人才培养机制亟须完善 体育旅游具有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双重属性，对体育旅游领队的需求也偏向于复合型多元化人才，要求具备体育学科和旅游学科两个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且不仅仅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目前体育旅游人才分类模糊，人才职业化还处于探索阶段，高校培养为主的人才输出模式还存在师资力量匮乏、培养体系零散、实践教学不足等诸多问题 [ 4 ]，进而导致相关专业学生对市场认知度低、就业流失率高、能力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现状，截至2020年，全国仅上海体育学院一所高校开设了体育旅游本硕专业，其他高校仅有相关研究方向及培养方向，且都尚处于探索阶段，由此可见，体育旅游领队的培养机制还需完善，其概念的提出以及职责的肃清，能够为高校培养体育旅游专业技术型人才提供更加精准的培养目标，帮助相关专业学生找准就业发展方向，提高人才出苗率。 3) 体育旅游领队职业化势在必得 体育旅游为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型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公共服务人才共五类 [ 5 ]，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就是工作在与游客接触的第一线的人才质量，其职业的外化也就是体育旅游领队。根据马斯诺人力资源需要层次理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传统户外运动与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既追求体育运动参与和观赏、又要有旅游的舒适与放松的需求，因此催生了体育旅游，同理，传统户外指导员与导游在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在追求更高服务上的要求时，其发展关系可见图1： 图1. 需要层次理论下体育旅游及人才要求发展表 由图1可清晰看出，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其对人才要求也会不断提高，当需求增加到峰值时，社会人才会出现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现象，此时便衍生出更高层次的对人才的需要。结合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目前有相关行业人才虽然从事体育旅游领队的工作，但是一直处于“行其事、无其名”的现状，因此当户外指导员与传统旅游导游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时，势必会催生体育旅游领队的出现及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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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体育旅游领队的研究脉络 体育旅游中包含“体育”与“旅游”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直观的根据体育旅游现有概念进行关于其人才定义的探析，是界定体育旅游领队的一种途径。韩丁(2000年)提出体育旅游人才是具有体育和旅游复合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的体育旅游高级专门人才 [ 6 ]。其对体育旅游人才的属性界定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未对体育旅游人才进行详细分类。霍红，蒲鸿春(2004年)指出体育旅游服务者必须要具有一定体育旅游运动实践和指导及保健健身等自然学科类知识 [ 7 ]。朱小丽(2015年)在关于体育旅游导游人才的需求与培养研究中提出体育旅游导游一词，并将其定义为：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及素养去对游客所进行的一些观赏、参与的体育旅游项目加以指导与服务 [ 8 ]。其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未充分考虑体育旅游与旅游的归属关系。 我国研究学者张强，柳伯力(2003)提出：体育旅游是人们以参与和观看体育运动为目的，或以体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 [ 9 ]。其参与形式具体表现为：参与型体育旅游(如参与户外徒步、登山、漂流等、跨区域的体育赛事等)和欣赏型体育旅游(如观看体育赛事、游览参观体育场馆、欣赏体育人文建筑等)。究其对人才的要求，参与型体育旅游所需与传统户外运动中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较为相似，欣赏型体育旅游所需与传统旅游中导游人员较为接近，因此对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导游的解读有利于准确把握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 2.1. 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研究 在《国家职业大典》中，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也被称为“户外领队”，是指户外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户外活动计划的实施者 [ 10 ]。 从职业职责上看：山地户外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户外活动中应该保证参与者的安全并且帮助参与者实现活动目标；促使参与者在户外活动中获得有价值的体验感；在自然环境下的户外活动中应该能够很好的与参与者保护环境；并且遵守当地的法规法纪。 从职业考核标准上看：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明确指出：山地户外运动的从业者必须通过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认证 [ 11 ]。同时中国登山协会将山地户外指导员分为初级、中级两个级别，以2017年改革后考核标准为例具体考核指标及学时可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training courses outlines for junior outdoor instructors and intermediate outdoor instructor 内容级别 初级 中级 内容 学时 内容 学时 专业理论部分 初级户外指导员的职责与能力 1 中级户外指导员的职责与能力 1 户外运动概况 1 户外运动概况 1 户外常见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2 户外装备基础知识 2 户外服装与装备 2 技术装备基础知识 2 地形图与导航技术 2 地形图与导航技术 2 环境保护 2 食品与营养 1 单日(非露营)活动的计划与准备 2 团队管理与领导力 11 户外团队指导与领导力 2 综合实践 2 专项技能技术操作 单日(非露营)活动的计划与准备 3 多日活动计划与准备 3 户外基本行走技能 4 绳索技术及运用 6 绳索基础技能操作 3 保护站设置与下降技术 9 地形图判读与导航技术 2 地形图与导航技术 4 户外安全管理 4 营地的建设与生活管理 3 团队管理与领导力 6 综合实践 24 表1. 初级户外指导员、中级户外指导员培训课程大纲比较表 从山地户外指导员的概念、职责和职业考核标准可以得出：1) 重实践，户外指导员做为指导户外运动的一线工作者要具备很强的户外运动技能(实践能力)；2) 重体验，保证参与者在安全的前提下有较好的户外运动项目体验。3) 属性归类，山地户外指导员进行的工作是体育活动，属于体育人才。通过对山地户外指导员的分析，为体育旅游领队的类型提供了参考。 2.2. 导游的研究 自1927年6月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成立、第一批导游人员产生到1999年颁布《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和201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正式的实施，历经近百年的发展，我国导游的定义和职业标准已有较为清晰的阐述： 导游人员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导游资格证书、受旅行社委派、按照接待计划，从事陪同旅游团(者)参观、游览等工作的人员。导游人员包括全程陪同导游人员和地方陪同导游人员 [ 12 ]。导游职责包括旅游团开始前准备、旅游中的接待以及旅游结束后的总结等工作，涵盖游客的整个旅游过程。 从职业资格考试标准上看，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是为国家和社会选拔合格导游人才的全国统一的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考试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目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从事导游职业的基本素养、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其考试大纲及考试目的见表2： Table 2 National tour guide examination syllabu 科目 大纲 考试目的 科目一 《政策法律法规》 检查考生对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根本制度、根本任务重大方针政策，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 科目二 《导游业务》 检查考生对导游职业道德规范和素质要求、导游服务规范，以及导游服务相关知识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检查考生对导游语言技能、带团技能、讲解技能和应变技能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 科目三 《全国导游基本知识》 检查考生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旅游业发展概况，中国历史文化、旅游文学、古代建筑、古典园林、民族民俗，中国四大宗教，中国饮食文化，中国风物特产，中国旅游景观，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本 概况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中国主要旅游客源国概况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的程度。 科目四 《地方导游基础知识》 主要考察考生对本地历史文化、重要景点知识的掌握程度，考察考生对当代时政、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知识的了解程度。 科目五 《导游服务能力》 重点考察考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要求。包括：语言表达，仪表、礼仪，景点讲解，导游规范，应变能力，综合知识，口译。 表2. 全国导游考试大纲 剖析导游人员的发展历程、定义、职责以及考核标准，可以得出：1) 科学性强，导游人员的素质结构完善，综合素质高；2) 完整性，导游服务贯穿旅游的整个过程；3) 属性归类，导游是所有旅游活动的执行者，属于旅游人才。从导游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体育旅游领队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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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 综合分析山地户外指导员、导游的定义、职责及职业考核标准，结合体育旅游的定义，可以清晰地得出：1) 体育旅游相比于户外运动与旅游，其时间跨度包含了从消费者出行至返程，贯穿整个过程，同时在需求上更偏向于具有体育元素的吃住行游购娱，如登山时入住带有登山主题的酒店，所以在人才需求上，要求“领队”能够提供具有体育元素的导游服务及技术指导；2) 如图2，体育旅游领队要兼具导游和山地户外指导员的职责，但不是二者简单的相加，而是更为综合性的人才，能够将体育文化很好的融入到旅行中，如：行程中进行跳伞远动发展史的普及、跳伞运动氛围营造等；3) 在归属上，学术界大多学者将体育旅游定义为是旅游的一个分支，但对体育旅游领队培养的问题上更倾向于体育院校。 图2. 导游、山地户外指导员、体育旅游领队三者关系图 综上所述，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受体育旅游单位委派、按照接待计划，从事陪同体育旅游团(者)进行体育旅游参与、观赏、怀旧等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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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体育旅游领队的职责 参考山地户外指导员及导游的职责，然后从体育旅游、户外运动、旅游三者的时间跨度、人才需求以及参与者对其的需求偏向进行分析，能够更加科学的对体育旅游领队的职责进行探析。详见表3： Table 3 Sports tourism & outdoor sports， tourism demand bias， time span ， talent demand comparison tabl 户外运动 旅游 体育旅游 需求偏向 运动技术指导、体验、学习 吃住行游购娱 具有体育元素的吃住行游购娱 时间跨度 特指参与运动时间 贯穿全过程 贯穿全过程 人才需求 户外运动专业技术强 导游服务 具有体育元素的导游服务及技术能力强 表3. 体育旅游&户外运动、旅游的需求偏向、时间跨度、人才需求比较表 综合分析，体育旅游领队要具备以下几个职责：1) 为参与者提供具有体育元素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基础服务，如推荐品尝山地摩托车文创美食甜品、入住具有独木舟元素的民宿、体验滑雪场地附带的冰雪项目等；2) 为参与者提供体育旅游项目体验、参观、讲解、教学、示范的服务，根据所带领的体育旅游类型不同各有侧重，如参与型体育旅游多进行体验教学，观赏型体育旅游则侧重讲解辅助参与者观赛；3) 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基础的紧急救援能力，无论何种形式的体育旅游活动，安全是首要前提；4) 通过个人魅力影响消费者更加热爱体育运动，营造体育旅游氛围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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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体育旅游领队作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人才，其研究与培养除了要参考相关领域外，更需要立足于市场需求，将“高校为主、市场为辅、相关行业来补”的模式完美结合。对体育旅游领队的概念界定与职责探析，更加清晰地确定了体育旅游人才的分类，为高校培养找准人才培养目标助力；有利于高校学生合理进行职业规划；减少专业人才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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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新兴媒体迅速崛起，大众传媒的主导性被瓦解。传统电视媒体的话语权被旁落。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契机以扩大舆论话语空间成为了近几年来电视媒体的探索方向。扩大主流舆论空间是主流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重要目的。参与式文化所构建的全新的媒介文化图景要求传统媒体利用新的姿态与用户产生情感连结。作为优质内容的提供方，与成熟网络平台进行合作，具有互联网思维对主流话语进行传播是成本较小，见效较快的方法。而对于部分基础较好，资源较丰富的电视媒体，还需着力自建融媒体聚合平台，建构台网深度融合的生态矩阵，重塑舆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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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传播方式与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电视，已经不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媒介渠道。网络似乎已经完全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被新兴媒体所占据。根据《CNNIC：2020年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较2020年3月增长362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7.0%，较2020年3月提升2.5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2%；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为28.6%；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笔记本电脑上网、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37.3%、31.8%和27.5%” [ 1 ]。由此可见，技术驱动下，网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手机成为了中国民众较为喜爱的上网渠道。但是，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媒体如何挽救被旁落的话语权，如何在危机中找契机，求生存，觅合作，扩大其舆论话语空间成为了近几年来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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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已成必然趋势的媒介融合：国家战略与政治使命 媒体融合，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早在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已经提出了“the hybrid of two media”，即媒介杂交的视角。“麦克卢汉的‘媒介’指的是一切技术，主张媒介‘交合而出新’，认为新的媒介将会创造新时代、新环境。他是从媒介环境与人的发展这一角度，思考电子媒介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延伸” [ 2 ]。而在中国，媒体融合被聚焦与关注应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崔保国于1999年在《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一书中详细阐释了媒介融合的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讲，融合是不同技术的组合，是两种或更多技术融合形成的某种新传播技术，由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的总和” [ 3 ]。 学者胡正荣则为媒体融合提出更为明确的定义：“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指多种媒体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多重意义上的相互连接、打通、融通、整合等过程。“融媒体”是指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相互融通的多媒体，主要指技术、内容、渠道、平台等相互融合的多媒体形态。可以说融媒体是个阶段性产物，也是媒体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全媒体”是指媒体融合的最终成果，是媒体融合的目的 [ 4 ]。 在近几年来，媒介融合可以被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融合形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融，以互联网思维打造具有品牌标识的融媒体产品；第二种则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导的媒体融合。前者看似是传统媒体的无奈之举，实则是传统媒体步入新纪元的重要标志。 除了技术的驱动，市场的需求以外，国家的政策方针让主流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媒体融合成为必然。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讲话《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式多样的新型媒体集团” [ 5 ]。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内容，他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 6 ]。可见，国家将主流媒体为主导的媒体融合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肩负重要的政治使命，中国的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需要从“融”走向“合”，创建“一体同生”的媒介生态，从而拓宽具有国有资本控股的主流媒体的领地，提升其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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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借优质网络平台扩大声量：平等姿态与参与式文化 在这个数字虚拟社会里，消费与内容生产之间的界限已被渐渐模糊了。网络环境营造全景式的开放空间，受众积极地参与到传播实践的过程之中形成了一种“参与式”文化。“参与式文化”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而后他与一些学者在《面向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的媒介教育》(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中为以受众为主体建构的参与式文化下了较为明确的定义“1) 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上具有相对较低的障碍。2) 强烈支持创作以及和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创作。3) 通过某种非正式的指导，将最有经验的知识传授给新手。4) 个体认为他们的贡献很重要的。5) 成员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联系(至少他们关心别人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的看法)” [ 7 ]。也就是说，当今受众通过积极建造媒介文本与传播媒介产品，主动参与到网络社交中，深入参与信息的制作与传播，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媒介文化图景。很显然，他们对待信息的模式已经被悄然改变了。 在舆论格局与传播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大部分的主流媒体电视台选择借力用户大规模聚集的互联网聚合平台，输出具有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但是需要被强调的是，传统媒体需要重视“参与式文化”以平等的姿态与用户进行有效互动，让受众愿意参与并产生情感连结。 首先，主流媒体需要认识到在新兴的网络语境下，重视文本质量之余，还需要以平等的姿态创造互联网思维的内容，才能够吸引受众进行关注与对话。例如：四川广播电视台借助抖音平台所建立的“四川观察账号”，以其高频率高效率高质量的新闻产品的制作输出以及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品牌建设与维护，成功获得了公众的好评与关注。截至2020年11月，该账号有3757.5万粉丝，获赞数达15.3亿。该账号除了利用“网感”思维制作高质量的短视频新闻以外，它还突破了传统媒体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文化感知。“在传统媒体时代，身处“庙堂”之高的专业媒体，拥有极强的权威性，其角色无可替代 ，其影响无以复加，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 [ 8 ]。四川观察以拟人化的手法，构建品牌形象，自称“观观”，在被粉丝催促更新时，用幽默的语言回应：“这届粉丝太难带了，真当观观是生产队的驴吗？”实现与受众的有效互动，从而产生情感共振。 其次，虽然传统媒体似乎成为这些成熟平台的节点，声量与过去相比变得微弱。但是可以通过对内容的创意构思，激发公众的参与欲望，从而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有效的传播。中央广播电视台于2019年在优质平台新浪微博发起话题“我和国旗同框”，至2020年11月，该话题已经有23.5亿次的阅读量，有189.7万则讨论。用户们热烈响应。这些与国旗的合照在一次次合照，转发，评论中激起了公众对国家发展历程的集体回忆，增加用户对国家的认同感。传统媒体借助较受欢迎的社交平台与受众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传播了主流思想，凝聚了用户的爱国共识。 广电媒体在具有良好受众基础的新媒体平台上设置账号，发布作品是媒体融合的可行之路。其关键点在于并非将传统媒体所呈现的产品内容换一个平台进行播出，而是真正意义地对关切受众，在与他们的互动之中传播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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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着力自建融媒体聚合平台：理想愿景与探索创新 由传统媒体所构建的平台型媒体是不仅具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同时鼓励所有受众参与进来的良性的开放式平台。它既需要保证是由媒体专业人员进行主导，也需要将用户的需求看作重中之重。目前，主流媒体通过建设平台型媒体实现互联网化，没有绝对标准的模式。但是，一些基础较好的传统媒体已经摸索出自己的道路来。自建融媒体聚合平台看上去较为理想化，但是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驱使部分媒体走向平台化的道路。 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移动传播体系的形成，改变了社会信息的传播路径。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下，受众被称为“用户”则更为妥帖：他们有着多元的兴趣，积极进行内容的生产，实现信息的交互与传播。而在互联网平台上，用户的这种强烈的主动参与与表达的欲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因此，互联网平台对于公众有着独具一格的吸引力。这也驱使传统媒体需要构建平台，吸引用户的聚集。从技术层面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发展，使无论是内容的生产、分发方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数据技术的发展与演变，给予传统媒体建构平台化的生态矩阵的重要基础。 打造融媒体聚合平台需要探索与创新，突出自身的竞争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品牌，创设出独特的新型媒体王国。以此增加用户对该主流媒体平台的依赖，从而让主流声音更有效地传播。 4.1. 湖南广播电视台与“芒果模式” 湖南广播电视台的网络平台芒果TV，可以说是一次较典型且较成功的融合尝试。目前，电视媒体湖南卫视通过与网络平台芒果TV双平台联合运作，已经逐步实现“一云多屏，两翼齐飞”的效果。 芒果TV曾经只供播出湖南卫视优秀节目之用的网络平台。在此之后，湖南卫视进行融媒体改革。为达到湖南卫视与芒果TV双平台深度融合，开始实行“独播”策略：所有优质节目都不再向进行其它渠道的分发与播出，只可在芒果TV进行高清点播。精心制作的节目内容与品牌效应增加了该平台的话语权；对用户的细分与准确把控，帮助其以最快的速度锁定了目标受众，促使高粘性粉丝群体的形成。芒果TV的出现帮助构建了湖南广播电视的舆论影响力。而后，芒果TV也绽放出独有的生命力，自制节目如《明星大侦探》等，这些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优质节目不仅大受好评，还对湖南卫视进行了“反向输出”。 如今的芒果TV不仅逐步成长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网络视频平台，还与天娱传媒，芒果互娱，芒果影视等实现有效整合，形成多点联动的生态矩阵。芒果TV，不仅实现了台网生态矩阵的真正融合与“双核驱动”，在模式创新与经济效益也得到了一定的成效，响应了国家所推进的建设主流新型媒体的政策号召。 4.2. 浙江广播电视台与“中国蓝新闻APP·蓝媒号” 浙江广播电视台的“中国蓝新闻APP·蓝媒号”实现了“全省共建一平台”的美好愿景，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媒体共同发力的网络媒体平台。该平台以移动视频直播作为竞争优势，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发布全球重大主题，热点话题新闻，致力制作可视化，高参与度的新闻作品。 充分借助技术的力量，借助VR全景，H5等更生动有趣的形式传递主流声音，传播主流思想。中国蓝新闻平台致力UGC模式，倡导“拍客”文化，激发用户的内容创造与分享欲望，以增加用户对平台的黏性。 4.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央视频App” “央视频App”背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中国首个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该平台以智媒技术5G+4K/8G+AI的运用作为核心优势。如在2020年利用5G信号技术，从2020年1月27日起，推出了时长达73天的“慢直播”节目《共同战疫》。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用户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两所至关重要的医院的建设过程。“不仅大大弥合了实体空间的距离感，而且构成了非常时期的一种社会整合，使分散的社会成员在特定场景中获得共同的情感体认” [ 9 ] 慢直播具有独特的仪式性，在特殊时期带给公众抚慰人心的力量，引起全国大量用户的关注与互动。 “央视频APP”与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十七个频道进行有效连接与融合，构建全媒体矩阵。其内容特征可以用“泛”以作说明，其内容涵盖泛文体、泛资讯、泛知识。泛文体类呈现优质电视剧、体育赛事、综艺等内容；泛资讯则以新闻资讯为主体；泛知识类的内容主要是以知识教育及生活方式的传播。泛化内容的打造，满足了不同圈层的用户可以获取其关心的内容。 虽然目前一些广电系统有了自建网络平台，打造台网联动的较为成功的案例与模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大多数媒体的用户基本集中于爱奇艺，腾讯等网络平台上，他们需要离开原有的平台，投入到新的平台具有一定的难度。正如学者彭兰所说的：“资源丰富、用户基础良好的少数媒体也许可以将平台型媒体作为长远目标，但对于大多数传统媒体来说，追求大而全的平台也许是不现实的。未来，传统媒体中的一部分，也许将成为纯粹的内容提供商，与那些强势的平台进行深度合作，尽管这未必是传统媒体愿意接受的” [ 10 ]。事实上，无论是“借平台”输出内容，还是“建平台”构建系统，都是以达到主流思想的有效传播，扩大传统媒体的舆论话语空间为目的的。两者都是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关键的形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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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技术赋能之下，移动传播体系已然成为了全社会最为重心的传播方式。互联网新兴媒体改变原有的媒介生态与传播格局。受众也不能被称为单纯的受众，他们也是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近些年来，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一直在不断进行改革。如何与新媒体相融，成为其摸索的方向。如今，国家将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上升到国家政策与政治使命的层面上：通过深度融合，打造新型的媒体集团，提升其话语权，从而增加主流核心价值观的声量，推动正能量的传播。传统电视媒体的融合之路刻不容缓。 大部分电视台都选择借力优质移动互联网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但是，并非所有电视台都与新兴媒体进行了较有效的融合。融合并非将传统媒体上的内容在互联网平台进行分发，而是通过具有网络思维的内容呈现与表达，在与受众的积极参与与互动之中传递主流价值观。主流媒体需要以平等的姿态与公众对话，调动他们参与与互动，从而产生有效的情感连接。 扩大主流舆论空间，重夺话语权是主流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重要目的。对于部分基础较薄弱的电视媒体来说，若无法自建融媒体聚合平台，可以努力成为优质内容的供应方，向成熟的网络平台借力，也可以达到传播主流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有较多资源和用户基础较好的传统媒体可以进行融媒体聚合平台构建，用具有竞争力的内容生产及社群互动吸引用户驻足并成为该平台的忠实粉丝，以促使主流话语重新被听到，被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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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对2例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病例误诊进行分析，提高对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病理诊断能力。方法：对本院收治的2例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误诊为上皮样血管肉瘤，进行形态学与免疫组化进行分析，探讨误诊原因。结果：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在形态学与免疫组织化学上具有上皮、间叶双向分化特点，与上皮样血管肉瘤在组织学、免疫组化有共性也不同。结论：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病理诊断容易误诊，在诊断方面需要形态学与免疫组织化学的结合，同时进行必要的网状纤维染色等进一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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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肉瘤样ICC)是一种少见的疾病，在肝胆系统恶性肿瘤中占比不到1% [ 1 ]。肉瘤样ICC是肝内胆管细胞癌中少见的亚型，2010年WHO胆管肿瘤分类将其定义为胆管细胞癌伴有类似梭形细胞肉瘤或纤维肉瘤，或具有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特征。目前相关肉瘤样ICC组织病理表现较少报导，研究显示ISCC的预后比胆管细胞癌更差 [ 2 ]，目前，国内外关于ISCC的文献报道非常少 [ 1 ] [ 3 ]，现对2例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病例误诊为上皮样血管肉瘤进行组织病理及免疫组化特点分析，提高临床对这种少见疾病的临床病理认识，减少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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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和方法 1、一般资料：收集孝感市中心医院2018年至2019年原发性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2例。其中男性、女性患者各1例，发病年龄分别为43岁及56岁(49.5岁)。肿瘤均发生在肝右叶。临床均为右侧腰胀痛伴倾诉腹胀，上腹部增强CT提示：43岁男性患者肝右后叶占位伴肝门及腹膜后淋巴结肿大，考虑肿瘤性病变可能；56岁女性患者肝、右肾、胰头之间占位，考虑肿瘤性病变伴出血及囊变，累及肝右叶及胆囊。 2、方法：标本用10%中性福尔马林缓冲溶液固定，常规自动组织脱水机脱水处理、石蜡包埋切片，切片厚度4 μm，常规HE切片染色光镜下观察。免疫组化采用SP法染色，用已知阳性标本作为对照，PBS代替一抗为空白对照。SP试剂盒及PCK、CK19、AFP、Glypican-3、Hepatocyte、Arginase、CD31、CD34、ERG、Vimentin、Ki-67等试剂均购自美国DKO公司。均采用0.01 mol/L枸橼酸钠缓冲溶液(PH 6.0)高压锅热修复方法进行抗原修复，过氧化氢(H 2 O 2 )封闭后滴加一抗，于4℃过夜，滴加二抗于37℃孵育30 min，最后以DAB显色、苏木素复染、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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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1、大体检查：男性43岁患者(例1)右半肝组织大小约12 cm × 12 cm × 7 cm，肝脏可见10 cm × 8 cm × 4 cm区域，呈灰白色质脆，抵达右半肝边缘，肉眼观肝被膜似被侵犯，肝脏离断面肉眼观未见明显肿瘤侵及，周围肝组织可见一些点灶状灰白色结节。女性56岁患者(例2)不整形组织18 cm × 15 cm × 9 cm，切面实性灰白灰红，肿块大小约：12 cm × 11 cm × 5 cm，包膜较完整，上附部分结肠、胆囊，胆囊与肿块粘连，肿块组织出血，部分结肠组织与肿块粘连。 2、组织学特征：2例肿瘤镜下形态大致相似，肿瘤在肝内沿汇管区浸润性生长伴大片出血坏死，细胞排列紊乱、实性，部分呈裂隙、腺管样结构；肿瘤细胞多形性、胞浆嗜酸性，大小不一，以多边，长梭形为主，核多型性(可见圆、椭圆、梭型、异性核)，核多呈空泡样，部分核仁明显，居中或偏位，部分细胞多核仁；核分裂像易见、可见病理性核分裂。例2肿瘤组织出血坏死更加明显，残存肿瘤组织以梭形、上皮样、多边形细胞为主。 3、免疫表型及特殊染色：2例肿瘤细胞PCK、CK19、Vimentin、CD31均阳性；FLI-1、ERG、CK7部分肿瘤细胞阳性；CD34、bcl-2、STAT6、desmin、CD10、CD68、MyoD1、Myoglobin、bate-catenin、SMA、Myogenin、HMB45、Glypican-3、CD1α、langerin阴性。例1患者Ki-67 (+55%)、例2患者Ki-67 (+70%)提示肿瘤高增值。 特殊染色：网状纤维染色显示肿瘤细胞巢周(+)。 4、病理诊断：2例患者初次病理诊断考虑上皮样血管肉瘤，建议上级医院会诊；两家上级医院会诊意见：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 5、预后：发文前电话随访，两位患者均诊断后半年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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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临床病理特点 肝内胆管细胞癌(ICC)是一种胆管上皮分化的肝内恶性肿瘤，多见于中老年人、为相对少见的肿瘤，是继肝细胞肝癌(HCC)第二常见的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而肉瘤样ICC是ICC少见亚型。肉瘤样ICC似梭型细胞肉瘤或纤维肉瘤，有的具有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特征。本文介绍的例1年龄为43岁，为年轻患者；例2为57岁为老年女性患者。病例1与病例2均有肉瘤样区域，梭形细胞区域，细胞多形性。对于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研究，不少文献有过报道。KIM [ 1 ] 等研究了11例为肉瘤样肝内胆管癌(s-ICC)，发现肉瘤样胆管癌与肝内胆管细胞癌在临床，放射学检测或血清学结果无明显区别，需要免疫组化染色的组织病理学才做出准确的诊断。研究发现11例s-ICC患者波形蛋白均为阳性，其中10例(90.9%) CK19阳性。本文病例1与病例2免疫组化显示CK19与波形蛋白均阳性，与文献中一致，提示肿瘤有间叶与上皮双向分化，CK19提示胆管细胞分化。另外Tsou [ 4 ] 研究了466例肝内胆管癌患者，有7例表现出肉瘤特征，组织学上表现出肉瘤样变化，免疫组化显示，肉瘤特征区域的肿瘤细胞对细胞角蛋白和波形蛋白均染色阳性。还有Kaibori M等 [ 5 ] 曾报道了一例69岁女性患者，组织学检查显示，恶性肿瘤具有癌性成分和肉瘤性成分，部分混合。前者由中分化腺癌组成，而后者由多形梭形细胞组成。肉瘤成分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显示波形蛋白，上皮膜抗原和细胞角蛋白呈阳性染色。根据这些组织学和免疫组化结果，该肿瘤被诊断为肉瘤广泛改变的胆管癌。形态学与免疫组化在肿瘤诊断中起了重要作用，Malhotra [ 6 ] 等报导了一例肝内肉瘤样胆管癌患者，不仅进行了免疫组化，而且还进行了电子显微镜的检查证实为肉瘤样胆管癌。癌组织免疫组化研究显示Cam5.2，EMA，AE1/AE3，CK7，CK19和CEA阳性，HePAR1阴性。免疫谱与胆管癌一致。肉瘤成分的波形蛋白阳性，但上皮标记物阴性。S100，HMB45，MELAN A，结蛋白，抑制素和CD117均为阴性。MiB1和p53均在上皮和肉瘤成分中均表现出强阳性(>80%)。电子显微镜检查显示，肿瘤细胞中存在基底膜和微绒毛，而肝细胞起源于这些细胞。它还表明肉瘤成分中存在紧密连接和桥粒，表明其上皮起源。对于肿瘤起源，KIM [ 1 ] 等在其文献中提到对于肉瘤样变化的发病机理，帮助我们了解肉瘤样变化的分子机制。包括胆管癌，文中提到可能首先，肉瘤样原代癌细胞转分化或去分化，上皮起源也可以解释为上皮–间质转化(EMT)或化生转化。EMT是肉瘤中的重要机制变化，这是上皮表型转化的生物学过程通过生化变化(包括增强)转变为间充质表型。有研究表明MET扩增存在一定异质性，多见于肉瘤样区域。一方面，这可能与肉瘤样区域恶性程度较高有关，并与MET扩增提示预后差的结论相一致。另一方面，根据以往文献报道，MET或许能够通过促进间叶衍生祖细胞的增生，诱导肉瘤形成。因此，MET多见于肉瘤样区域提示其在HCC的肉瘤样转变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7 ]。以上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我们遇到的病例中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形态和免疫组化的表达特点。 4.2. 鉴别诊断 在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诊断中，需要与其他疾病相鉴别，特别出血严重、血管丰富以及沿着汇管区呈浸润性生长方式的肿瘤要与肝血管肉瘤的鉴别。原发性或转移性上皮性肿瘤与分化差的血管肉瘤很难鉴别 [ 8 ]，我们的病例1与病例2出现了异性的梭型细胞，形态上与血管肉瘤有相似性，同时在两个病例中都有部分血管内皮标记物的阳性。病例1中我们发现血管内皮标记物CD31部分细胞阳性，CD34阴性，Fli-1灶阳，ERG灶阳，在病例2中CD31和Fli阳性，CD34和ERG阴性。在一篇血管肉瘤的回顾性分析中，作者研究了21例原发性肝血管肉瘤，发现4例具有上皮细胞形态，4例主要由梭形细胞组成、 CD31免疫染色强阳性、所有病例的血管标志物均阳性。然而低分化癌和上皮样血管肉瘤免疫组化的相似性。结合本文病例，肿瘤有浸润性生长，但是细胞特点与血管标志物的表达特点并不完全符合。两例病例均由上级医院会诊，诊断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 4.3. 误诊原因分析 肉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目前报导并不多，诊断与鉴别诊断困难，容易导致误诊。本文2例肿瘤沿汇管区在肝内广泛浸润、出血坏死明显，生长方式与肝脏血管肉瘤相似；镜下形态肝胆管细胞癌组织形态结构不典型，似肉瘤样改变，有梭形肉瘤样区域、有丰富的血管腔隙样结构、肿瘤细胞异型性明显，出血坏死广泛。免疫组化血管标记物：CD31、ERG、Fli阳性；间叶肿瘤Vimentin阳性，由于诊断经验不足、对免疫组化标记结果认识不全导致诊断错误。 4.4. 避免误诊措施 首先对于肝脏出血坏死严重病例、需要充分取材，尽量避出血坏死区域，同时注重交界区域的取材，确保取材充分；其次免疫组化指标的应用以及其他辅助诊断的应用必须全面，CD31在许多上皮性肿瘤肿多有阳性表达，非血管肿瘤特异性指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免疫组化指标应用中结合特异性与敏感性全面分析判断，避免误判，传统的特殊染色，网状纤维染色任然有很重要的鉴别诊断意义，本例显示肿瘤细胞呈巢排列而非瘤细胞周阳性；最后需要不断收集病例、积累诊断经验、加强与临床间的沟通避免误诊。 肉瘤样ICC是肝内胆管细胞癌中少见的亚型，诊断与鉴别诊断困难，容易导致误诊。本研究2例肿瘤组织形态大致相似，肿瘤在肝内沿汇管区浸润性生长伴大片出血坏死，细胞排列紊乱、长梭形为主、核多型性明显、核分裂像易见、可见病理性核分裂似软组织肉瘤。免疫组化双向表达(PCK、CK19、Vimentin均阳性)，CD31在许多上皮性肿瘤肿多有阳性表达，非血管肿瘤特异性指标。在行免疫组化检查时宜采用一组抗体、结合特异性与敏感性全面分析，特殊染色网状纤维染色在鉴别癌与肉瘤有很重要的鉴别意义。ISCC的最终诊断主要依赖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目前，ISCC的治疗方式与胆管细胞癌一样，都是以外科手术切除为主，但通常其发生、发展速度较快，较易发生转移，发现并确诊时多为晚期，预后较差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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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运用网络药理学方法预测扶正抑瘤方作用于PD-1和CTLA-4免疫检查点潜在信号转导途径。方法：ETCM、TCMSP数据库筛选扶正抑瘤方中各味药物活性成分，利用STITCH、Swiss Target Prediction等数据库对各活性成分进行作用靶点预测，构建成分–靶点集，与MalaCards、DisGeNET等数据库中PD-1和CTLA-4免疫检查点相关核心靶点取交集。利用STRING数据库进行蛋白互作网络构建，DAVID数据库进行富集分析，利用Cytoscape构建“药物–成分–靶点–通路”网络图，对数据进行可视化。结果：从扶正抑瘤方种筛选得到195个活性化合物，涉及相关作用靶标676个；筛选核心靶标44个，映射交集16个。蛋白互作网络筛选得到5个关键靶标HIF1A、STAT1、STAT3、CD80、CD86，主要通过PD-L1表达于PD-1检查点通路及CTLA4介导的T细胞受体信号转导。结论：扶正抑瘤方可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发挥肿瘤免疫杀伤作用，与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CTLA-4和PD-1检查点通路等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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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扶正抑瘤方是“全国名中医”杜建教授依据扶正培本法则拟定而来的经验方 [ 1 ]，由黄芪、女贞子、灵芝、山药组成，具有健脾益气，滋补肝肾、养心安神、扶正固本之功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已证实其具有降低术后癌症复发、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作用 [ 2 ] [ 3 ]。目前，对于扶正抑瘤方抗癌的完整药效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网络药理学由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学科整合而成，其分析方式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可较好的阐明多成分，多靶点之间的协同作用 [ 4 ]，与中医药整体观念相符。本研究通过运用网络药理学，构建“药物–成份–靶标–通路”作用网络，探讨扶正抑瘤方作用于PD-1和CTLA-4免疫检查点潜在信号转导途径，为中医药抗癌后续研究提供方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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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扶正抑瘤方活性化合物与靶标获取 分别以“Astragali Radix”、“Ganoderma”、“Dioscoreae Rhizoma”、“Ligustri Lucidi Fructus”为关键词在中药系统药理学分析平台(TCMSP， https://tcmspw.com/tcmsp.php)与中医药百科全书(ETCM， http://www.tcmip.cn/ETCM/index.php/Home/Index/)中进行搜索，汇总得扶正抑瘤方所含活性化学成分。 通过PubChem (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查找并获取上述活性化学成分的SMILE结构式，运用STITCH (http://stitch.embl.de/)、Swiss Target Prediction (http://swisstargetprediction.ch)进行对应的生物作用靶点预测。利用UniProt (https://www.uniprot.org)将各靶点信息归一化为Gene Symbol。 2.2. 免疫检查点核心靶点的收集 以“PD-1”、“CTLA-4”、“immune checkpoint”等为关键词，在MalaCards (https://www.malacards.org)、DisGeNET (https://www.disgenet.org)等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汇总取交集后得到免疫检查点相关核心靶点。 2.3. 基因映射与网络构建 将筛选所得的扶正抑瘤方活性成分对应靶点与免疫检查点相关核心靶点进行映射，得到交集基因并利用Venny (https://bioinfogp.cnb.csic.es/tools/venny)绘制花瓣图。将上述所得映射基因通过STRING (https://string-db.org)建立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最后，将扶正抑瘤方筛选所得活性成分、成分作用靶点、免疫检查点相关核心靶点通路等节点信息与映射关系导入Cytoscap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各项属性进行调整，构建“药物–成分–靶点–通路”网络图。 2.4. GO富集分析与KEGG通路富集分析 于Rstudio软件中加载clusterProfiler扩展包，对PPI网络中的核心靶点进行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通路富集和Gene Ontology (GO)功能富集分析，进一步利用ggplot2扩展包绘图使结果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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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ETCM、TCMSP数据库筛选扶正抑瘤方中各味药物活性成分195个，共涉及相关作用靶标676个。从MalaCards、DisGeNET等数据库中筛选得到免疫检查点相关核心靶标44个，其中16个靶点与扶正抑瘤方作用靶点重合。通过构建“药物–成分–靶点–通路”网络图，体现中医药治疗疾病中多成分多靶点联合调控的作用特点。 研究提示，扶正抑瘤方主要通过PD-L1表达于PD-1检查点通路及CTLA4介导的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涉及HIF1A、STAT1、STAT3、CD80、CD86等关键靶标。在临床上，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Opdivo)与CTLA4抑制剂伊匹木单抗(Yervoy)联用是美国FDA批准的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双重免疫疗法，“OY组合”已获FDA批准运用于涵盖肝细胞癌，结直肠癌，肾细胞癌、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在内的五种类型癌症 [ 10 ]。二者同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分别作用于抗肿瘤免疫的不同阶段。CTLA4抑制剂主要作用于T细胞发育早期，PD1抑制剂则主要在T细胞的效应阶段起作用。二者联用具有协同增效作用，III期临床试验证明，与传统化疗相比，双重免疫疗法显著改善了患者总生存期(OS)，(p < 0.05)及总体缓解率(ORR)，(p < 0.05)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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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网络药理学分析构建了扶正抑瘤方“药物–成分–靶点–通路”复杂网络图，探讨扶正抑瘤方抗肿瘤的可能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扶正抑瘤方可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主要涉及PD-L1表达与PD-1检查点通路及CTLA4介导的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为后续深入研究扶正抑瘤方治疗癌症的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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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抑制剂改性方法可以直接有效地解决沥青释放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问题。单一种类添加剂的加入会不可避免地对沥青高低温性能产生影响，尤其吸附剂类和阻燃剂类添加剂会导致沥青的低温延伸性能劣化，且单一种类添加剂难以达到理想的抑烟效果。因此，往往将不同种类添加剂复配使用，期望在抑烟的同时不影响沥青的使用性能。本文综述了沥青VOCs的危害，介绍了沥青VOCs复合抑制剂的研究进展，并对沥青VOCs复合抑制剂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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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沥青中的挥发性有机物 高温条件下，沥青在拌合和摊铺的过程中会大量挥发有机化合物，以气体和气溶胶、颗粒物的形式在空气中凝结 [ 1 ]。同时，常温、常压条件下，沥青正常使用过程中也会释放出沥青烟气。沥青烟是沥青及其制品在生产、加工和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含有固、液态烃类颗粒物和少量气态烃类物质的混合烟雾 [ 2 ]。沥青烟所含物质多为非极性高分子环碳烃类油质有机物，颗粒较小，粒径在0.1到1 μm之间，高温下为液滴悬浮状态；通常无定形，易与低温物质相粘附，高温状态下易与石油焦炭粉颗粒表面粘附并被其内部吸收；易溶于苯、环己烷、三氯甲烷等有机溶剂。烟气成分复杂，大量研究分析表明，沥青挥发性有机物的一百余种成分中包含咔唑、吡啶、萘、菲、蒽、酚等物质，其中苯并芘类、蒽萘类、吖啶类、吡啶类、酚类等物质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 [ 3 ] [ 4 ]。由于烟气成分粒径较小，悬浮在空气中通过人体呼吸进入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并刺激人体视觉和嗅觉器官，对从业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 5 ]。沥青烟气的释放不仅对大气环境和人体产生危害，而且会导致沥青性能发生变化，其烟气的释放与性能劣化存在一定关联。沥青烟气释放后，沥青的软化点增大，沥青的粘度指数增大 [ 6 ]。通过将沥青烟气释放前后试样进行流变性能测试，结果表明沥青烟气释放后的沥青复数模量明显的增大，相位角减小，其变化量与沥青烟气释放外界条件以及沥青的种类相关 [ 7 ]。沥青性能的劣化将会降低沥青材料结构的耐久性、缩减其服役寿命，增加资源与能源的消耗，对环境影响极大 [ 8 ]。因此，开发出抑制技术能从根本上减小沥青烟量的排放，对如何降低沥青筑路过程中沥青烟气对施工人员和环境的影响，使沥青路面施工安全、环保、健康。 低沸点挥发性成分的沥青在空气中的凝结物，除了包括挥发性有机物气体之外，还包括一些气溶胶以及颗粒物。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粒径0.1~1 μm，在高温下呈液滴悬浮状态，是非极性高分子环碳烃类油质有机物，强粘性，与低温物易粘附上，呈无定形状态，有机易溶性易溶于环己烷、苯、三氯甲烷等有机溶剂，危害性。沥青在高温条件下产生的气溶胶的沸点远远超过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定义的范围，所以一般将沥青VOCs的定义为在高温条件下能从沥青表面挥发的气溶胶和气体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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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沥青VOCs的危害 正是鉴于沥青VOCs所具有的危害性，世界各国环保人士和医疗卫生工作者都对暴露在沥青烟气环境中的工人健康给予高度关注。长时间在浓度较大的沥青VOCs环境中工作的人员，因受到沥青VOCs中有害成分的长时间刺激，罹患皮肤病或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 9 ]。一般情况下，暴露在沥青烟浓度达到0.75 mg/L的环境下达到10~15分钟，人体呼吸道和皮肤黏膜就会感受到剧烈的刺激，即使将浓度降低到0.005~0.01 mg/L，也只是将耐受时间延长到几个小时。石油沥青产生的烟气不仅影响小鼠的正常生长发育，而且长时间、高浓度的接触还将损害小鼠肝功能和肾脏组织 [ 10 ]。沥青VOCs可以同时对肺部造成物理和化学两种伤害：气管堵塞和引起肺部通气能力下降，严重者有致癌风险 [ 11 ] [ 12 ]。 沥青VOCs中的硫化物、氮氧化物，在大气中与水汽相结合，形成酸雨，改变土壤结构，造成土壤酸化，导致土壤中营养元素严重不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酸雨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危害，还会腐蚀建筑材料，影响建筑物使用寿命和城市市容 [ 13 ]。同时，对人体呼吸道、免疫系统也会造成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