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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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宽恕、应对方式、认知失调上的分析 4.1.1. 宽恕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男生的宽恕水平平均得分高于女生平均得分，且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p < 0.05)。因此，可以认为宽恕水平存在性别差异，说明在大学生被试中，男生的宽恕发展水平高于女生的宽恕发展水平。这与一些学者先前的研究结果相符合(马庆磊，2012)。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会产生性别差异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远古社会中，男性以群体为单位在野外狩猎，此时一个团队团结的程度很大方面影响了一个族群的事物获取，因此能对周围其他人有更高的宽恕倾向，有利于种族的繁衍。另一方面，女性在家中抚养幼小的个体，这也使得她们必须发动全身的感官去监视着生活活动的进行，不能对一些错误的行为视而不见，而较年长的或地位较高的雌性为了能督促其他雌性，而产生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从这个研究结果也可以得出结论，为何大学中女生宿舍的和谐程度一般都低于男生宿舍。 4.1.2. 年级在宽恕、应对方式、认知失调上的差异分析 Enright等人(1989)研究发现宽恕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相一致。虽然国内的马洁和胡三嫚的研究在年级变量存在显著差异，李湘辉的研究也表明存在年级差异，而本研究发现，在大学四个年级中，三个问卷都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由于大学生已经处于一个人格完善的阶段，已经具备了对于自己心理应激的调节，对生活事件的处理，和人际关系中发生冲突的应对都有比较完整的一套体系。并没有较为突出的发展和变化出现在大学阶段。简单来说，宽恕水平的形成与发展大多在青少年时期，多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大学各个年级并不是宽恕水平发展的主要时期，发展速度也已经不显著，因此是件纵向上短期比较宽恕水平差异不大。 当然，还有可能存在由于本研究在选择被试过程中产生的误差的影响而引起差异不显著的可能性。 4.1.3. 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在宽恕与积极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在宽恕与积极应对方式方面显著高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 在大学生活中，很多大学生选择从事学生干部，很大部分是希望给自己创造锻炼自己的机会。而这个研究的结果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在经历了学生干部这样一个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的事业中，培养出了为人处世的积极能力。可以更好的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冲突，和给自己正确的应对生活时间的方式。 4.1.4. 是否做过兼职在积极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有做过兼职的大学生在积极应对方式方面显著地高于没有做过兼职的大学生。 大学生通过兼职的方式提早地接触社会，能更快地学会今后在社会立足的技能。这也让这些做过兼职的大学生能更好的看待生活中发生的应激事件，同时用较为积极健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学校鼓励并提供大学生社会实践，或做兼职的机会，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意识和生活能力是十分有益的。 4.1.5. 家中排行在积极情绪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对比其他家中有兄弟姐妹的大学生，更不容易产生积极的情绪。在发生生活事件与自身的认知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不能很好的处理好矛盾，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引发认知失调。 李娜(2010)通过研究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会体验到更高的消极情绪，更低的积极情绪。同时该研究者认为从小就生活在多子女环境下的人，知道如何与朋友相处，更能学习别人，主动调节、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也较高。 梁媛(2012)的研究认为，非独生子女较独生子女更常常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家中孩子多，情绪问题并不一定得到家长关注，时间一长，个体就会选择压抑、忽视自己的情绪。不会像独生子女那样敏感，易受不良情绪的左右。 自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压力，但也同时带来了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因为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对资源的分流，独生子女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这也带来了父母溺爱，独立性较差等不良隐患。而心理健康需要大学生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认知，通过真确的方式来调节以达到平衡。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 4.2. 大学生认知失调各维度、应对方式各维度和宽恕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宽恕与消极应对方式、自我指向性负性情绪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一般不适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大学生为了产生对他人的宽恕，而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频率较高。消极应对方式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认为是对人际关系之间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的。而通过对人际冲突的联想而产生的不良情绪的唤起，也使得受试的大学对负面情绪有较多的表露。从而可以进一步认为，需要宽恕行为发生的场合之前首先会有不良情绪。当个体遭受他人的伤害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情绪反应，比如生气、愤怒、焦虑等。个体这种以消极情绪反应为主的认知失调状态，对个体的生活会产生不良影响。个体为了摆脱消极情绪的干扰，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以达到新的认知协调。对于伤害事件，个体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正亦即报复，另一种是仁慈亦即宽恕。这两种选择是缘于个体内部产生的公正原则认知和归属需要受到威胁认知间的失调状态，而产生心理不适感，如紧张、恐惧、焦虑、抑郁等。为了减少这种消极情感，个体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再认知、对伤害事件重整、对侵犯者进行再评价，逐渐通过不断地宽恕来达到认知协调。这和王秋玲等(20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宽恕是有前提的，受害者的认知失调状态在宽恕的发生中起关键作用。个体为了对抗认知出现的不平衡状态，会对自身的认知感受进行调节，从而发生了宽恕行为。 在认知失调状态与宽恕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个体还可能选择一些习惯性的应对方式，来帮助宽恕行为的实现。本研究结果表示，消极应对方式与宽恕存在着极为显著的正相关。李仨山(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在自我宽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自我宽恕是对自己有过的想法、做过的事情再认知，本质上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应对方式会更有利于营造自我宽恕的氛围。但大学生在应对伤害事件时，也有可能经常使用消极应对方式。他人的伤害行为引起的宽恕，除了与自身的认知有关，还需要改变对外界的态度，从自身、他人、社会等方面共同再认知。这就可能需要个体更大的精力投入，所以消极的应对方式也就出现的更为频繁。 总的来说，他人侵犯行为会引发个体的认知失调，应对方式在个体再认知和找寻新的认知协调的过程中起着协助的作用，从而产生了宽恕行为的发生。 4.3. 不足与展望 一、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只是从一个省份抽取大学生样本，研究结果是否使用于其他人群，还有待验证； 二、本研究只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此方法可能会使被试受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回答时有偏颇。为了能更好地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讨论，在今后的研究中最好能使用到实验法等方法。 三、由于对外文文献查阅较少，不能获得比较新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中的结论可能还存在许多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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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一、男大学生的宽恕发展水平高于女大学生； 二、大学阶段各个年级的宽恕发展水平没有显著的变化时期； 三、担任学生干部和参加兼职活动都可以提高大学生处理生活事件的能力； 四、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更容易发生不良情绪问题； 五、人际冲突事件会引发认知失调，大学生会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来解决认知冲突，从而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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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弱势群体逐渐成为歧视知觉研究的焦点，研究者们对歧视现象的知觉和反应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本文整合了歧视知觉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对歧视知觉的概念、影响机制及其测量进行综述，并基于此提出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展望：建议细化弱势群体属性，进一步探索群体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对群体成员的歧视知觉特点和内在规律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拒绝认同理论的双重效应，建议关注个体差异对歧视知觉的影响，特别是积极中间变量及其对被歧视者心理健康的间接性积极效应。 关键词 :歧视知觉，弱势群体，群体属性，个体差异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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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社会不公平现象所引发的歧视对个体心身发展的重要影响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大量的初始研究倾向于歧视来源——优势群体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忽视了对被歧视目标——弱势群体歧视知觉问题的关注。最近几年，歧视研究中的“强势心理学”现象开始减弱，被歧视的目标——弱势群体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对于歧视现象的知觉与反应，对歧视知觉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个体受到歧视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个体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以及躯体行动能力等。有些歧视行为和态度每天都在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发生着，逐渐地损害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歧视知觉的相关研究可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歧视知觉的内在本质，有助于设计科学的歧视干预方案，帮助弱势群体有效应对遭受到的歧视，缓解紧张焦虑的消极情绪，消除外界客观歧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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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歧视知觉的理论 2.1. 界定 研究者对歧视行为所具有的核心特征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因而对其界定不统一(Orbe & Camara， 2010)。Fishbein (1996)把歧视简洁地定义为：个体因独特的群体身份而受到的伤害性行为。歧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从心理排斥到身体攻击等范围广泛的各种行为，它有时明确具体，表现在外；有时不明确而难以觉察，比如，制度性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个体受到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以及身心方面的能力表现等(Seaton et al.， 2008; Kam et al.， 2010; 李文涛，2013；薛栋，2015)。 对歧视知觉(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的界定一般是以客观歧视为参考的，强调的是个体的主观体验，即个体感到自己或群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原因是自己及所属群体成员的资格(group menbership)所致，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会对被歧视者产生消极的、伤害性结果，具体可以通过实际行为动作、拒绝性态度或者一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现出来(Major et al.， 2002; Pascoe et al.， 2009; Tom， 2006)。歧视知觉和群体成员资格有关的主观体验关系密切，目前对歧视知觉能否真正反映客观歧视尚没有定论，可其是弱势群体成员的一种“重要心理现实”(Dion & Kawakami， 1996)，逐渐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正如Dion & Kawakami (1996)所强调的，与客观歧视相比，正是歧视知觉这一“心理现实”作为实际变量，影响着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2.2. 歧视知觉的影响机制模型 Branscombe等人(1999)从消极和积极双重加工的角度，提出了具有整合性的拒绝认同理论模型(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RIM)，用来解释歧视知觉对于弱势群体成员心理健康的多重影响。该模型认为，歧视知觉实际上就是个体可感知到群体外的排斥，包括拒绝的言语、态度和行为等，这种被拒绝的感知可能会产生相互对立的结果：一方面，个体对歧视的知觉会促进内群体认同感提高，继而减缓歧视现象影响心理健康；另一方面，个体对歧视的知觉也让其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利处境及弱势地位，进一步影响了心理健康。拒绝认同理论认为弱势群体成员可通过提高自己的群体认同感来应对与歧视有关的心理伤害。群体认同可以为个体提供来自内群体成员的社会支持，它不仅可让个体感受到来自所属群体成员间的巨大支持，还可是直接的情感支持，或是共享的时间和资源等；此外，群体认同还能为个体提供一种归属感和被接纳感，让个体感受到温暖、安全，对外群体的拒绝和歧视导致的各种心理伤害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拒绝认同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同时考察了歧视知觉的双重效应，并解释了歧视知觉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强调歧视知觉可以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通过群体认同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拒绝认同理论涉及心理健康的两个水平——个人和集体水平，认为个体幸福感和集体幸福感与歧视知觉密切相关(Tom， 2006)。 随着对拒绝认同理论观点不断地深入探讨，研究者在不同弱势群体中进行了多次的验证，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证据支持，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Leondardelli & Tormala (2003)认为歧视知觉可以负向预测集体幸福感，并且群体地位感可能在歧视知觉影响集体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认为，随着歧视知觉程度的加深，个体的群体地位感会逐渐下降，即很容易感受到所属群体遭受的社会排斥或拒绝，进而导致集体幸福感的降低。Tom (2006)认为歧视知觉不能直接影响个人幸福感，取消歧视知觉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直接影响路径，指出歧视知觉主要是基于个体所在的群体成员资格而产生的，遭受到最直接影响的应该是集体幸福感，而非个人幸福感。另一方面，Tom认为需要增加集体幸福感对个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路径。已有的多数研究发现，集体自我与个人自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集体幸福感可以促进个体自身的幸福感(Luhtanen & Crocker， 1992)。这实际上承认了个人价值感建立在其所处的社会群体之上。 随着拒绝认同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复杂，目前学术界也尚无定论，尤其是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另外，不论是最初的拒绝认同理论模型，还是后续对模型的修正，都没有涉及个体的心理特性因素。任何外界因素对个体施加影响都将受到个体内在心理品质(心理弹性、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已有的理论模型进行完善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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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歧视知觉的测量 深入研究歧视现象需要以适应性测量为前提，相关内容涉及客观描述被歧视者的歧视经历，但是对歧视经历的操作性定义很难把握，不仅需要考虑到歧视者持有偏见的客观历史，还需要判断歧视行为出现的形式和程度、歧视行为发生的主观程度、被歧视者对歧视行为的知觉程度或造成的切实消极影响等，这些导致被歧视者很难准确报告出自己受到的歧视对待，且研究者也难以判定个体报告歧视体验的真伪性，因此实际操作中，对歧视行为进行客观测量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此研究者将视角转移到个体知觉到的歧视。Brown & Bigler (2004， 2005)通过归因考察歧视知觉，当将他人的行为归为偏见，个体体验歧视的可能性更大，若个体没有这种归因倾向的话，对待同一事件歧视体验就会减轻，这种对歧视知觉的测量主要是通过个体对不利事件的归因来实现的；Lee & Ferraro (2009)通过主观报告法来测量歧视知觉，让个体报告自己感受到的受歧视程度，或者由歧视引起的伤害程度。当前，研究者对个体体验到的受歧视程度的考察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整体性的考察个体的歧视知觉；二是在具体情境下考察歧视知觉，如，Krahe等人(2005)根据客观歧视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从言语歧视、避免或回避、直接歧视和身体攻击四个方面考察了留学生的歧视知觉状况。 随着歧视知觉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开始涌现出一些用来评估歧视知觉的工具。Harvey (2001)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共含18个条目，部分项目为反向计分，以Likert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歧视程度越高。国内学者何丹(2014)引入该问卷，经翻译修订为中文版本，考察留守儿童感知自己受到歧视的程度。在该研究中，此歧视知觉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2。刘霞等(2008， 2010)从个体和群体两个维度编制了歧视知觉问卷，总问卷37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分数越高，歧视经历越多、被歧视程度越严重。方晓义等(2008)对其中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进行修订，按照量表的4点记分方式，计算9个条目的总平均分，作为受歧视程度的指标，得分越高，代表体验到的被歧视程度越明显。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我国学者申继亮等(2009)在Postmes (2002)的外群体拒绝问卷和Krahe et al. (2005)的歧视知觉问卷基础上，编制了国内适用的歧视知觉问卷，包括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和0.82。刘霞和申继亮(2010)根据对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和老师的访谈结果，选取流动儿童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歧视事件，对个体歧视知觉问卷(Perceived Personal Discrimination Scale)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内容涵盖言语歧视、身体攻击、躲避等方面，由被试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用以考察流动儿童在与城里人交往过程中知觉到的被歧视程度。问卷共21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由被试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知觉到的歧视现象越多。该问卷已经在国内多个研究中得到使用(邢淑芬等，2011；范兴华等，2012)，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以应用较广泛的个体歧视意识问卷为效标指标(刘霞，2008)，二者之间相关为0.59，p < 0.01，效标效度良好。在该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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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歧视知觉的相关研究 4.1. 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歧视知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种族歧视与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等领域，并且大多数研究已经证实，歧视知觉在个体的情绪情感等心理健康指标中存在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其他中间变量间接发挥着作用。 Finch (2000)等对墨西哥移民的调查研究发现，移民的歧视知觉水平与抑郁有直接的关系，并且需要考虑文化适应性、性别等多个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Foster (2000)的相关研究发现，个体的歧视知觉与焦虑、抑郁呈正性关系，即个体如果体验到的歧视越多，其焦虑和抑郁程度就越严重。Diaz et al. (2001)和Corning (2002)各自的研究结果均指出，个体的歧视知觉将通过自尊这个中介变量影响其抑郁水平，自尊水平的差异将会导致个体歧视知觉对抑郁、焦虑产生程度上的差异。Nyborg (2003)针对黑人儿童歧视知觉的研究指出，知觉到的歧视与其抑郁、低自尊等消极心理有正向预测作用，即黑人儿童知觉到的歧视越多，其抑郁的程度就越高，自尊水平就越低。Samuel (2003)等以加拿大籍朝鲜移民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种族歧视的感知程度对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Edwards (2008)等人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美籍墨西哥青少年的歧视知觉与其自尊水平的负性相关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歧视体验与积极应对方式的交互作用对自尊的正向预测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 4.2. 国内研究 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国情，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民工潮”，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特殊极具时代烙印的弱势群体。因此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认同、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研究等领域。方晓义等(2008)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其孤独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达到显著性水平，而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起到了调节的作用。申继亮(2009)认为，流动儿童随父母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其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家庭环境、人际网络、教育发展等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处境。刘霞&申继亮(2010)的相关研究指出，环境是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家庭的经济环境、学校班级环境等等。胡芳芳(2012)一项针对苏州817名流动儿童进行的歧视知觉与心理适应的关系研究发现，超过70%的流动儿童具有中等程度的歧视体验，歧视知觉中的歧视感知维度对孤独感、抑郁、自尊、群体归属感等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与心理适应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弹性对歧视知觉和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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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建议 近40年以来，研究者对歧视知觉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逐渐深入。歧视知觉的研究视角最开始从“强势心理学”优势群体角度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等出发进行了探索，现已逐渐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弱势群体，关注其成员对歧视现象的知觉、反应和心理感受，对歧视知觉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探讨。国外的研究已经证实，歧视知觉在个体的情绪情感等心理健康指标中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其他变量间接发挥作用。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group menbership)而受到的不公平的消极性或者伤害性对待，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可以表现为实际的行为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某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等。歧视知觉是直接与群体成员资格有关的主观体验，群体成员中不同个体面对客观歧视行为和态度的感知能力有着差异性的体现，也就是说歧视知觉对被歧视者心理的影响途径存在着中介变量的作用效果，特别是积极的中介变量对被歧视者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将发挥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探究的有意义的课题。综上所述，歧视知觉有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5.1. 细化群体属性 刘霞(2008)等人根据群体成员资格可变性和可见性这两种不同特点，把弱势群体成员划分成四种类型。相对于隐蔽性特点而言，群体资格相对稳定且具有可见性的弱势群体，如肢体残疾人，他们身体的缺失具有外显性，更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旁人对肢体残疾人有意或无意的注视，都会被他们自己感知到并进行解读，根据个体不同的主观感受、敏感程度和心理品质，会有不同的歧视知觉水平，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不同弱势群体的所属成员其歧视知觉及其影响机制也存在着不同的特点，群体成员资格可能是歧视知觉影响效应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例如我国学者(蔺秀云等，2009；苏志强等，2015；赵景欣等，2016)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歧视知觉做了大量的研究，考察了这些特殊儿童歧视知觉程度与孤独情绪、心理适应、社会适应、主观幸福感等的相关关系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这些特殊儿童的群体成员资格并非是固定的，通过自身努力或者返回老家，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流动人口身份，就此脱离了原有的群体成员资格以及针对这一群体的外部歧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歧视知觉作用于他们心理的消极作用将会逐渐消失。因此，在对歧视知觉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对群体成员资格进行细化和区分，进一步探索群体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对群体成员的歧视知觉特点和内在规律所产生的影响。 5.2. 重视考察个体差异的作用和影响 虽然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主要是针对群体属性所持有的一种伤害性或拒绝性的态度，但作为该群体成员，群体内的普适性影响规律具体到不同的群体成员却存在着个体差异性，而产生这种差异主要是中介变量发挥的作用。例如Diaz et al. (2001)和Corning (2002)的研究指出歧视知觉将会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到个体的抑郁水平，自尊水平的差异将会导致歧视知觉对抑郁、焦虑的作用程度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拒绝认同理论提出歧视知觉具有双重效应，认为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是直接的，而其积极作用则是间接的。二战后，有关高危(high risk)经历对于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不断出现，在学术界致力于发现这些危险因子与何种心理或行为问题相关联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另外一种情况的考察：处境不利群体内的变异及个体之间的差异(席居哲等，2008)。Rutter于1972年所做的有关母爱剥夺的研究综述，报告了个体差异的现象与证据。这些儿童的成长环境中存在着公认的危险因素，或经历过严重逆境/创伤，但最终他们的心理社会功能未受到明显影响，发展良好，甚至有些还在某一领域有优异的成绩。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从“消极”的危险因素转移到了“积极”的发展现象上，并将这类发展现象称之为心理弹性(resilience)，心理弹性的研究就此启动。该理论认为处于不利环境的人们拥有自我成长和积极向上的能力，而其本身所具备的保护性因素是缓解高危情境所带来的不良情绪的关键。一些研究发现，大部分被歧视者在面临不利情境时具有较好的心理防御体系，这些保护性机制可以将个体的自我概念与某些外部消极评价相分离，有利于个体自我价值感的保持和发展(刘霞等，2011)。例如，通过回顾污名的自我保护特性，指出归因于歧视将外化了失败的原因，间接地保护了个体的自尊水平(Crocker， 1989， Carney et al.， 2009)。朱倩等人(2015)采用刘霞等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和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心理韧性量表，测量北京577名流动儿童感知到的歧视和心理弹性水平，结果显示，歧视知觉、个人力和支持力均对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心理弹性中的个人力对歧视知觉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提示可通过提升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调整对危险性因素的认知，以达到减缓对流动儿童心理发展不利影响的目的。鉴于此，研究者可以通过明晰歧视知觉的多重影响路径，考察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对被歧视者心理的间接性积极效应，从而为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以帮助被歧视者应对外界的歧视及消极的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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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广州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启动编制的背景下，分析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纽约大都会区、伦敦大都会区等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通用航空发展经验，分析广州发展通用航空的趋势，提出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发展策略，完善广州市通用航空体系，充分预留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条件，支撑广州市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 关键词 :通用航空，机场，发展策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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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通用航空是指除了军用航空和运输航空以外的航空活动，主要应用于强化交通服务、扩大公益服务和生产应用以及航空消费等方面。纵观目前国际主要航空枢纽可以发现通用航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通用航空的发展对构建合理的航空体系起到重要作用；第二，通用航空的发展可以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第三，通用航空的发展是国防建设的重要保障 [ 1 ] 。国际经验也表明，通用航空飞行中，商务和私人飞行占58%左右。欧洲商务航空协会统计数据显示，80%的商务航空飞行是服务于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中，有386家拥有公务机机队 [ 2 ] 。因此，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能否提供先进的通用航空服务已经成为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2016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全国各省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突出通用航空交通服务功能，大力培育通用航空市场，加快构建基础设施网络，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用航空机场是发展通用航空必要的基础设施，但其起降噪音、净空影响等诸多因素使其一定程度上属于“邻避”设施的范畴，导致地方政府和市民对通用航空机场的选址接受存在疑虑，而且目前广州城市发展迅速，中心城区等重点范围不及时布局将会面临无处可布的境遇。因此，在广州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启动编制的背景下，为适应“航天强国”战略，支持广州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目标，完善广州市通用航空体系，保证机场的合理布局，充分预留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条件，及时明确通用航空机场的发展策略和选址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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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现状及存在问题 截至2015年底，我国的通用机场超过300个，通用航空企业345家，在册通用航空器2776架，飞行小时达73.5万小时。总体上看，我国通用航空业规模仍然较小，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进展缓慢，通用航空运营服务薄弱 [ 3 ] 。广州市目前只有白云机场商务航空服务基地、番禺沙湾机场、幸福运通用航空番禺基地以及若干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可提供通用航空服务，中心城区的部分医院和商业大厦的楼顶设置了直升机临时起降点，能够提供商务或应急救援服务。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存在的问题如下： 2.1. 可提供通航服务的机场数量少 由于通用航空产业尚未发展起来，受到空域管制、报批困难、费用昂贵等因素的制约，通用航空机场数量少，依托白云国际机场的商务航空服务基地目前正在建设中，番禺沙湾机场主要提供航空摄影、通航培训和应急救援等服务，幸福运通用航空番禺基地主要提供公共运输、空中游览等服务，机场密度为4.04个/万km 2 。 2.2. 机场使用率低、空域资源紧张 就目前运营的番禺沙湾机场、幸福运通用航空番禺基地和城市中心区的直升机起降点来看，机场使用率较低，在商务服务、抢险救灾、勘探监测、旅游观光等方面的功能尚未发挥出来。 珠三角机场空域是中国目前最繁忙、最复杂的终端管制区域，受到周边军用、民用机场空域的挤压，广州民用机场的空域已经支离破碎，可供通用航空使用的空域资源非常紧张。 2.3. 缺乏对通用航空机场的用地控制 广州市法定规划中的机场用地只有白云机场一处，此外没有预留通用航空机场建设用地。在已经开展的通用航空相关规划过程中发现，受制于目前国内通用航空服务发展水平，大众对通用航空机场的功能和影响难以做到客观评估，对于机场的选址接受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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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经验借鉴及启示 纽约大都会区和伦敦大都会区均是世界经济发达地区，也是通用航空较为发达地区，以这两个都会区的通用航空发展情况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为广州提供经验借鉴。 3.1. 纽约大都会区 纽约大都会区包含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4个州的部分区域，总面积34，490 km 2 ，有运输机场6个，通用机场47个，按照规模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和基本性等不同等级 [ 4 ] 。纽约大都会区内通用机场密度达到了13.8个/万km 2 。核心城市纽约市被称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中心，在785 km 2 的范围内有3个国际性运输机场和3个全国性通用机场，通用机场密度高达38.2个/万km 2 ，主要为华尔街和曼哈顿金融区等重点发展区域的高端商务旅客提供商务飞行和私人飞行服务，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航空服务。 3.2. 伦敦大都会区 伦敦大都会区包含英国首都伦敦与其周围的卫星城镇，总面积10，385 km 2 ，拥有5大运输机场和17个通用机场，通用机场密度16.4个/万km 2 。在核心城市伦敦市总面积1579 km 2 的范围内有2个运输机场和3个通用机场，通用机场密度19.0个/万km 2 ，主要为伦敦金融城、金丝雀码头等CBD区域商务旅客提供商务飞行、私人飞行以及应急救援、城市消防、飞行培训等服务。 3.3. 对广州的启示 世界先进大都会区的通用机场密度较高，超过了13个/万km 2 ，都会区核心城市通过由运输机场和通用航空机场形成的机场群共同承担城市的航空运输功能。城市中心附近以直升机机场为主，主要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商务通用机场一般位于城市外围，用于开展商务飞行、私人飞行及包机飞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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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广州市发展通用航空的趋势分析 4.1. 发展通用航空是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实现“航天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广州是南方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地理位置优越。发展通用航空，特别是开展商务飞行、短途客货运等服务，将有效提升广州在国际、国内和区域城市群的战略地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228家在广州投资，广州对商务飞行、短途客货运等通用航空服务的市场需求明显。同时，发展通用航空也是提高应急救援、事故处置、医疗救助等城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十九大提出的航天强国战略指引下，迫切需要充分利用空中运输能力，全面提升广州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4.2. 建设通用航空机场是打造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广州市明确提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目标，经验借鉴表明，国际航空枢纽的打造多是通过区域协同、功能互补的机场群共同实现的。其中，通用机场由于其短途、多样化、灵活性的特征成为运输机场的重要补充。广州市新一轮的总体规划提出了通过建设若干个通用航空机场的机场群来完善航空枢纽体系布局的发展策略。因此，通用航空机场规划和选址是广州市和珠三角地区机场群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4.3. 规划通用航空应对即将来临的低空空域改革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空域问题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航空运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1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国家空管委开展了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广州飞行管制区是试点地区之一，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了扩大低空空域开放的要求。因此，国家层面低空空域改革和空域结构的优化调整工作已经逐步开展，广州市应积极抓住通用航空发展的历史机遇，提前为机场的建设做好规划。 4.4. 发展通用航空是改善新时代交通出行体验和引导新的产业形态的迫切要求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交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通用航空是个性化、多元化出行方式的重要形式，很好地契合了体验经济时代的交通出行特性。通用航空在提升传统产业效率、促进产业融合、制造广域的产业集聚和引领城市型形态等方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与汽车产业等支柱产业相比，通用航空产业链更长、辐射范围更广，能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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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发展策略 5.1. 构建“运输机场为主体、通用航空机场为补充”的机场群 广州通用航空机场的规划建设要着眼于整个珠三角地区航空运输的发展，要与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相衔接，并充分利用运输机场、军民合用机场等设施，在不影响民用运输航空和军民航发展的前提下，开展通用航空服务，构建“运输机场为主体、通用航空机场为补充”的机场群，形成“白云国际机场 + 第二机场 + N”的广州机场格局。 5.2. 对接法定规划，保障通用航空发展用地 根据《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通用航空机场分为A类(对公众开放)和B类(不对公众开放)两种类型，A类通用航空机场根据适用的机型大小一般分为A1、A2、A3级三类，A3级一般为直升机临时起降点。A1级和A2级机场选址一般遵循“五性”原则 [ 5 ] ：① 规划适应性，要与城市空间相适应，要与控规、土规、总规三区四线相适应；② 建设可行性，要充分考虑征地拆迁条件、地质条件、扩建条件等因素的制约；③ 社会接纳性，要考虑飞机的进离场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噪声和限高影响；④ 交通可达性，要充分考虑与周边重要交通枢纽和地区的交通直接通达性；⑤ 空域可行性，要考虑气象、空域和飞行条件对机场选址的要求。主要用于商务飞行的通用机场在建设规模和设施设备的配备上应较为完善，A1级通用机场的跑道长度大约为1800~2200米，飞行区指标为4C，跑道宽度为30~45米，占地面积约2500亩以上，主要用于一般通用航空飞行及作业的一类通用机场的跑道长度大约为800~1200米，飞行区指标为2B，跑道宽度为25~30米，其他综合配套保障服务设施等，占地面积700亩以上。A2级通用机场主要包括直升机进近和起飞区、直升机坪、办公楼及机场配套服务设施，用地约100~300亩。根据相关规划，广州市基本明确了2个A1级、3个A2级机场的选址方案，总用地面积513.9万m 2 ，约7700亩，详见图1所示 [ 6 ] 。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选址应与新一轮广州市总体规划进行充分对接，并逐步推进控规调整工作，将通用航空机场用地纳入法定规划，做好通用航空机场用地储备工作。 5.3. 研究制定相关鼓励政策，加大社会宣传力度 根据《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5013-2014)的规定，首先将最终起飞和进近区(FATO)以及安全区的形状设为圆形；罗列可能使用临时起降点的所有直升机类型，取其中最大的直升机全尺寸D = 15 m，将其设为FATO的半径和安全区的直径；当安全区为实体时，临时起降点的面积不小于FATO的面积，即707 m 2 ，当安全区不为实体时，临时起降点的面积不小于安全区的面积即177 m 2 。广州市基本明确了32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的选址方案，详见图1所示，直升机应急救援起降点并不需要独立的机场用地，也不影响地块的主体使用功能，但由于大众对通用航空机场的功能和影响难以做到客观评估， 图1. 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布局选址规划方案 对于直升机起降点选址接受程度低，需要制定针对直升机临时起降点的鼓励政策，加大宣传的力度。 5.4. 打造全国低空空域管理运行服务先行区 低空空域改革是广州市发展通用航空前提条件。2014年国家空管委组织召开的全国低空空域管理试点工作会议上提出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12个飞行管制区进行1000米以下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标志着我国低空空域资源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在粤港澳湾区的建设机遇下，广州市应通过优化广州市军用、民航机场布局，促进珠三角地区空域资源统筹安排和释放，充分借助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的机会打造全国低空空域管理运行服务先行区。 5.5. 完善通用航空机场陆侧交通网络 机场陆侧交通网络既是实现机场群功能互补的重要保障条件，也是机场拓展腹地、强化辐射、提升效率的重要条件，在通用航空机场的选址阶段应同步完善城市的道路、轨道等接驳条件，全面保障机场建成后的服务功能和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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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和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城市战略的背景下，广州市通用航空大发展时期即将到来，机场作为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平台和一定程度上的“邻避”设施，亟需在城市中提前布局，本文在分析全国通用航空发展的政策背景下，结合广州市通用航空机场的建设及运作情况，充分借鉴了发达城市的通用航空机场建设情况，预测了广州市通用航空发展的趋势，从通用航空机场的功能定位、用地保障、空域条件和陆侧交通等方面提出了发展策略，积极应对航空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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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孔隙型碳酸盐岩储层非均质性强，孔隙结构复杂，利用通常的测井解释方法求取的物性参数与岩心实验数据差别明显。通过储层沉积微相分析，相同沉积微相的储层通常具有相似的岩性特征、物性特征和孔隙结构特征，测井响应特征也类似。在沉积微相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其测井响应特征，利用测井参数交会图法求取物性参数；使用孔隙结构参数分类评价方法，建立基于沉积微相约束的测井评价方法。测井解释结果与岩心分析数据吻合度高，表明这种方法应用效果显著。 关键词 :沉积微相，孔隙型碳酸盐岩，测井评价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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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以溶蚀孔隙为主的孔隙型碳酸盐岩储层，储层形成的控制因素复杂，孔隙类型多样，非均质特征明显；储层受后期成岩作用改造程度高，储层孔隙结构复杂；储层品质主要受孔隙结构影响，与孔喉半径相关性较好。目前基于经验模型和公式的测井储层评价方法求取的孔隙度和渗透率与岩心分析数据差别加大，且无法进行孔隙结构的定量表征，导致解释符合率偏低 [ 1 ] 。为提高测井解释符合率，选取中东地区A油田上白垩统Khasib组孔隙型碳酸盐岩储层为例，依据有些学者对陆相沉积的砂岩储层进行过岩石物理相和相控测井解释的方法 [ 2 ] [ 3 ] [ 4 ] ，吸取多位学者对复杂碳酸盐岩储层测井评价的成果 [ 5 ] [ 6 ] [ 7 ] [ 8 ] [ 9 ] 。通过对工区所取地质资料和岩心分析资料精细研究，划分并总结储层发育的沉积微相特征，结合测井参数交会法等工具，提出了基于沉积微相约束的测井评价方法。此方法与前期学者提出的方法相比，偏重分析储层的成因机理，更关注孔隙型碳酸盐岩储层孔隙结构的评价，使测井评价的内容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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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Ahdab油田位于伊拉克中南部(图1)。构造上属于美索不达米亚盆地前缘 [ 10 ] [ 11 ] 。该油田主要含油层位是上白垩统的Khasib组和中白垩统Misrif等层组。中生界上白垩统储层以灰岩沉积为主；中下白垩统储层以灰岩和白云岩为主。 研究区白垩系碳酸盐岩储层形成时代较新，储层为礁滩的孔隙型碳酸盐岩储集层，沉积作用控制储层形成和发育 [ 12 ] [ 13 ] [ 14 ] [ 15 ] 。由于不同沉积微相具有不同的岩石构成和孔隙类型，会引起不同的测井响应，因此测井方法成为储层评价的有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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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沉积微相分类及特征 通过5口井岩心分析结果，结合测井相分析，可以看出上白垩统Khasib组储层是海平面逐渐上升时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据 [ 10 ] ) 形成的开阔台地，以沉积颗粒灰岩为主。上部主要发育砂屑滩和生屑砂屑滩微相；中下部发育生屑滩和生屑藻屑滩沉积微相(图2)。 1) 砂屑滩 砂屑滩发育于上白垩统Khasib层上部，主要的岩石类型是泥晶含生屑砂屑颗粒灰岩，颗粒以砂屑为主，生屑含量低，砂屑颗粒主要由泥晶方解石组成，分选较差，粉-细砂级，生屑以细粒的棘屑为主，多见海百合碎片，次见有孔虫。少量粒内孔(砂屑)和体腔孔(多为有孔虫)，溶蚀孔洞不发育。呈现水进的沉积旋回，水体能量逐渐变弱。 测井相特征：砂屑滩环境自然伽玛GR大致呈钟型，曲线锯齿状，数值逐渐升高，表明岩石颗粒逐渐变细，声波时差(DT)、补偿中子(NPHI)和补偿密度(RHOB)曲线值略高，显示孔隙不发育的特征。 2) 生屑砂屑滩 生屑砂屑滩发育于上白垩统Khasib层中上部，纵向上看，呈现水退的沉积旋回，主要的岩石类型有亮晶生屑砂屑颗粒灰岩和泥晶生屑砂屑颗粒灰岩，见少许的亮晶砂屑颗粒灰岩和泥晶生屑颗粒灰岩。颗粒支撑结构，砂屑颗粒主要由泥晶方解石组成，内部发现有孔虫屑和少许藻屑，颗粒较大的粒径0.10 mm~1.5 mm，分选较好，次圆状~圆状，顶部见少量砾屑。生屑颗粒种类多，主要由瓣腮类、棘皮类、有孔虫及抱球虫等生物碎屑组成，棘屑具有次生加大边。沉积位于浪基面附近的浅滩，呈现水退的沉积旋回，水体能量较强。岩石颗粒发育溶蚀孔隙，以粒间溶孔为主，呈港湾或不规则状，呈现多期溶蚀的特征。部分被棘皮增生边堵塞。个别可见3个喉道。少量原生剩余粒间孔，晶间微孔、生屑体腔孔、砂屑孔等。 测井相特征：生屑砂屑滩自然伽玛GR大致呈箱型，曲线锯齿状，数值低，表明岩石颗粒较粗，水体能量高，声波时差(DT)和补偿中子(NPHI)曲线值升高，补偿密度(RHOB)曲线值降低，显示出高孔隙的特征。 3) 生屑滩 图2. Khasib沉积微相识别 Khasib层中部发育开阔台地的生屑滩相，主要发育泥晶生屑颗粒灰岩，生屑种类多，主要有瓣腮类、有孔虫、抱球虫灰岩和棘屑等，少量绿藻，生屑大小不均，部分颗粒粒度较粗，表明水体能量较强。可见缝合线构造，多在生屑颗粒发育带与不发育带的接触面处。孔隙主要为有孔虫与抱球虫体腔孔为主，并局部集中；见多量晶间微孔不甚清晰及瓣鳃类壳壁孔。 测井相特征：自然伽玛GR幅度值较低，表明细粒成分较少，水体能量较强。自然伽玛呈锯齿状，表明水体能量不均。声波时差和补偿中子测井值较高，密度值偏低，显示储层孔隙比较发育。 4) 生屑藻屑滩 Khasib层下部为生屑藻屑滩微相，岩性主要为泥晶生屑绿藻灰岩，岩石中发育粗大的绿藻碎片，分布不均匀，颗粒粗细混杂，有些被泥晶方解石交代，藻颗粒多被溶蚀，形成细小的藻模孔；生屑含量逐渐减少，以底栖有孔虫等居多，代表了水深不断增加，呈水进沉积旋回，水体能量较弱，颗粒间被生物粉屑和灰泥充填。 测井相特征：GR值高低不等，曲线锯齿状现象明显，内部有多个次级沉积旋回，表明水体能量较高，但不稳定；声波时差DT和补偿中子值参差不齐，密度值也高低不等，表明储层孔隙分布不均匀，非均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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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测井储层评价 基于以上的沉积微相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沉积微相形成的储层岩性特征、物性特征和孔隙结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且不同沉积微相约束的储层测井曲线响应特征有所差异。因此根据沉积微相特征选取不同测井解释参数和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储层评价，可以提高测井解释的符合率。 1) 孔隙度计算 不同沉积微相约束的储层由于物质基础和改造作用不同，孔隙特征差别较大，因此沉积微相约束的储层孔隙度分析要有所侧重。通过对三孔隙度测井曲线进行分析，不同沉积微相约束的储层由于基质孔隙和溶蚀孔隙占比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测井曲线特征，密度曲线可以表征储层总孔隙度特征，声波曲线能较好的反应储层的基质孔隙度。由于砂屑滩和生屑滩储层溶蚀孔隙不发育，基质孔隙较发育，声波时差曲线响应较好，因此有效孔隙度的计算使用中子-声波交会的方法(NPHI/DT) (公式1)。生屑砂屑滩和生屑藻屑滩储层，溶蚀孔隙较发育，密度曲线对储层孔隙度响应较好，因此孔隙度的计算使用中子-密度交会的方法求取孔隙度(NPHI/RHOB) (公式2)。 中子声波孔隙度计算公式： ϕ = ϕ D T 1 + ϕ N 1 − ϕ D T 1 1 − ( ϕ N 1 − ϕ N 2 ) ( ϕ D T 1 − ϕ D T 2 ) (1) 其中： ϕ N 1 = 骨架1校正后的中子孔隙度； ϕ N 2 = 骨架2校正后的中子孔隙度； ϕ DT 1 = 骨架1校正后的声波孔隙度； ϕ DT 2 = 骨架2校正后的声波孔隙度。 中子密度孔隙度计算公式： ϕ = ϕ D 1 + ϕ N 1 − ϕ D T 1 1 − ( ϕ N 1 − ϕ N 2 ) ( ϕ D 1 − ϕ D 2 ) (2) 其中： ϕ N 1 = 骨架1校正后的中子孔隙度； ϕ N 2 = 骨架2校正后的中子孔隙度； ϕ D 1 = 骨架1校正后的密度孔隙度； ϕ D 2 = 骨架2校正后的密度孔隙度。 2) 渗透率计算 通常使用的渗透率解释模型建立在均质储层模型基础之上，不能准确表征不同沉积微相约束的储层特征。基于储层成因机理，按沉积微相特征进行岩性划分，利用岩心实验测得孔隙度和渗透率数据进行拟合，建立基于沉积微相的不同岩性的渗透率解释模型(图3)。 3) 孔隙结构评价 储集岩的孔隙结构是指岩石所具有的孔隙和喉道的几何形状、大小、分布及其连通关系。储层孔隙结构研究首先要进行储层孔隙结构成因分析 [ 16 ] 。通过沉积微相分析之后，孔隙结构成因比较清楚，有利于选取合适的测井方法分类进行孔隙结构的分析解释 [ 17 ] [ 18 ] [ 19 ] 。 孔隙度测井参数曲线可以用来定性表征储层孔隙发育程度，利用声波时差测井能反映基质孔隙发育程度，而补偿密度测井能反映总孔隙发育程度的特点，通过声波时差和补偿密度拟合孔隙结构参数Z用来定性评价储层的孔隙结构特征(公式3)，加大了储层基质孔隙与次生孔隙发育程度好坏差异的评价，突出研究区目的层孔隙结构分析，与单纯的孔隙度计算相比，Z对储层孔隙结构反映更为全面。此参数主要受岩性和物性的影响，可以通过Z值的相对大小来区别储层孔隙结构的优劣，Z值越大说明孔隙结构越差。 孔隙结构参数计算公式 Z = D E N D T × 30.48 × 10 (3) 图3. 不同沉积微相储层渗透率计算公式 其中： Z：孔隙结构参数，单位g/cm 3 ∙cm/us∙10； DEN：密度测井值，单位g/cm 3 ； DT：声波测井值，单位us/ft。 选取研究区5口井Khasib组测井数据计算得到Z值，按沉积微相特征对储层岩性进行类比，Z值分布在8~15之间，生屑砂屑滩的泥晶生屑砂屑灰岩Z值较低，生屑藻屑滩的泥晶生屑绿藻灰岩Z值较高(表1)。因此不同沉积微相约束的储层孔隙结构特征可以通过Z值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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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应用效果分析 1) 沉积微相约束的孔隙型碳酸盐岩测井评价方法针对不同特征的储层分类建立计算评价图版，经分析拟合，测井计算孔隙度与岩心分析孔隙度对比后相关性可达0.93，测井计算渗透率与岩心分析渗透率对比后相关性可达0.70 (图4)。 2) 孔隙结构参数Z值与压汞数据分析的排驱压力和孔喉半径对比可见，Z值越大，排驱压力越小，对应孔喉半径越大；Z值越大，排驱压力越大，对应孔喉半径越小(表2)。 图4. 测井计算孔渗参数与岩心分析孔渗参数对比 Table 1 Z statistical table of different reservoir in different sedimentary microfacie 沉积微相 主要岩性 Z值 最大 平均 最小 生屑砂屑滩 泥晶生屑砂屑灰岩 11.2 8.7 8.1 生屑滩 泥晶生屑灰岩 12.5 9.2 9.3 生屑藻屑滩 泥晶生屑绿藻灰岩 14.4 12.4 8.2 砂屑滩 含生屑砂屑灰岩 11.9 8.9 8.3 表1. 不同沉积微相储层Z统计表 Table 2 Comparison table between pore texture parameter Z and displacement pressure & pore-throat radiu 沉积微相 孔隙结构参数Z 排驱压力MPa 对应孔喉半径μm 生屑砂屑滩 8.4 0.25 2.51 砂屑滩 9.1 0.65 1.21 生屑藻屑滩 11.6 4.5 0.19 生屑滩 12.5 5.8 0.11 表2. 孔隙结构参数Z与排驱压力和孔喉半径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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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根据储层岩性、物性、古生物发育和孔隙结构等特征，可以把研究区控制Khasib组孔隙型碳酸盐岩发育的沉积微相划分为四种类型：砂屑滩、生屑砂屑滩微相、生屑滩和生屑藻屑滩。不同沉积微相的储层具有不同测井曲线特征。 2) 基于测井曲线特征分析，应用中子声波交会法对砂屑滩和生屑滩储层有效孔隙度进行计算，应用中子密度交会法对生屑砂屑滩和生屑藻屑滩储层有效孔隙度进行计算，与岩心分析孔隙度吻合度可达0.93；利用岩心实验测得孔隙度和渗透率数据拟合建立基于沉积微相的不同岩性渗透率解释模型，与岩心分析渗透率吻合度可达0.70。 3) 提出孔隙结构参数公式，并对不同沉积微相储层的孔隙结构参数进行计算，与岩心分析排驱压力和孔喉半径呈正相关，吻合度较高，可以用于不同沉积微相储层的孔隙结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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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澳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之现况，并了解不同背景下家长社会支持的差异情形。研究一共收取了337位融合生家长的资料，以描述性统计、单一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进行统计。结果显示：1) 家长的「实质支持」和「讯息支持」是中等程度，「情感支持」、整体社会支持是较高程度；2) 「家长教育程度」、「与配偶关系」等两个背景变项在社会支持中呈现显著的差异(p < 0.05)。最后，根据本研究之结果提出建议，以作为家长、学校及政府之参考。 关键词 :澳门，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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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动机 澳门特区政府于2006年颁布了“第9/2006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其第十二条第三部分是关于特殊教育，当中提出了「特殊教育优先在普通学校内以融合的方式实施，亦可在特殊教育机构以其他方式实施 [ 1 ] 。」同年，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推出了「融合教育资助计划」，为私立普通学校提供技术支持、财政资源与培训，鼓励相关学校收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 [ 2 ] 。正是这样，澳门融合教育此后得到稳步的发展 [ 3 ] 。然而，随着陆续有私立普通学校参与「融合教育资助计划」，近十多年中，澳门融合生数目有明显的改变。根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的网站资料显示，2006/2007学年至2012/2013学年，澳门融合生数目从277人增至516人 [ 4 ] ，而之后从2013/2014学年开始起，融合生人数更以每学年超过100人新增数字的速度在提升，直到2016/2017学年为止，融合生数目已增至1134人 [ 5 ] 。在此状况下，澳门当地的融合教育逐渐引起社会关注，早前一个澳门融合教育的质性研究显示，融合生家长会觉得融合教育学额存在不足，同时对有融合教育需要的孩子之学习状况、教育支持等表现忧虑 [ 6 ] 。有关研究显示了融合生家长在教养孩子时，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因此，当社会上有越来越多融合生的时候，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融合生家长承受有关的忧虑、心理压力，而有关家长在教养孩子时所面对的压力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调适。 社会支持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者对当时社会变迁、社会政策、工业化等现象的观察，认为有关社会现象会造成社会统整丧失及人类社会关系解离，也会使有关人士在心理上的幸福感受到负面影响，从而提出了社会支持的概念 [ 7 ] 。过往有研究显示，特教班学生家长、身心障碍人士家长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压力呈现负相关，亦即是说，有关家长知觉社会支持越高，则其感受的压力就越低。可见，社会支持或许能够减轻身心障碍人士家长、以至特殊学生家长的心理压力之负面影响，可是有关研究同时也发现相关家长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并不理想 [ 8 ] [ 9 ] 。那么澳门融合生家长所感受到社会支持的情况是如何呢？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所感受的社会支持会否有不同？目前在有关方面我们仍不清楚。因此，研究者开展以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实证研究，对未来澳门融合教育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研究目的 依据本研究动机，本研究之研究问题有三个：1) 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现况；2) 了解不同背景变项下，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差异情形；3) 就本研究结果给出建议，以作为融合生家长、学校及特区政府之参考。 1.3. 研究问题 依据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问题有两个：1) 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之现况是如何？2)不同背景变项下，澳门融合生家长知觉社会支持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