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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败是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 目前中国的腐败治理的确在发挥作用，但是许多反腐败行动还呈现着“运动式”的特点，其效度是极其有限的。反腐败必须逐步走向法治化，但是法治化对证据的获取、案件的审理过程、对案件情节的认定和定罪量刑、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等要求更高。所以在日后的反腐败斗争中，还需持续强化司法机关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要较为彻底地解决(完全解决几乎不可能)腐败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力量，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反腐败道路。这一道路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全社会在道德风气上形成抵制腐败行为的文化和观念；二是使普通民众拥有参与廉政建设的合理途径。 关于腐败容忍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情境下考量，内地大学生对腐败的容忍度要明显高于香港大学生。 [ 11 ] 康明奈指出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关系性的社会交往方式存在于官员群体之中。而1978年以后的市场改革不但未能打破这种交往模式，而且产生了大量以之为基础的掠夺资源的方式。与此同时，这种掠夺方式和混合市场的融合，反过来又强化了关系交往对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这种特殊的资源分配方式极度缺乏正义性和公平性，以至于资源逐渐借助关系网络落入少数人的手中，这种现象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分裂。 [ 12 ] 对于中国目前的腐败治理，大体可以得出两个互相关联的判断：一是中国的确在治理腐败上作出了许多实质上的努力，这从根本上有别于做表面文章的反腐败行动；二是虽然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效，但是从种种评价来看，这些成效和努力的程度并不成正比。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正处于“瓶颈”期，远未及“天花板”，也能说中国反腐斗争有突破的可能。 韩国为民众有序、有效参与反腐败和维护公民权益建立的制度平台是“韩国公民权益委员会”。该组织成立于2008年2月，作为独立机构直接受韩国国务总理领导，于2008年2月通过，并于2009年1月修订的韩国《公民权益委员会法》第一条对建立公民权益委员会的目的和宗旨作了规定了：“本法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公民权益委员会来处理人民的冤情与不满，改进不合理的行政制度，防止和有效控制腐败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确保行政正当性，创建一个透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在介绍该组织的性质、组织架构和功能之前，选回顾它的前身，借此了解在长达几十年的反腐败和维护公民权益历史进程中，韩国人民的理念和制度建设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助于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公民权益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和功能。韩国公民权益委员是在整合韩国监察使(the Ombudsman of Korea)、韩国反腐败独立委员会(the Korea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和韩国行政审判委员会(the Administrative Appeals Commission)的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说早在公民权益委员会成立之前，韩国已经存在3个直接由总统或总理领导的独立机构。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民众在真正意义上有序、有效参与到反腐败和维护公民权益中是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威权主义极权统治的结束及民主制度最终确立而开始的。随着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制度真正确立之后，国民以及民主政府普遍认为对公民权益的任意侵犯与腐败现象的大肆泛滥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必须把维护公民权益和反腐败结合起来，从制度层面解决以上问题，并提出了建立一个保护公民权益、根除腐败的清廉社会的新韩国口号和目标 [ 13 ] 。 在我国香港地区，民众的推动对早期廉政公署打击腐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港英总督葛柏贪污一案中，葛柏出逃之后，整个香港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运动，为廉政公署办案和发挥打击腐败职能有力的民意支持。廉政公署内部的工作人员对此十分认同：廉政公署之所以能成功治理腐败，其实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共同成果。 [ 14 ] 事实上，当廉政公署的官员被问及当前检举揭发的数量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其实今天廉政举报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主要原因在于，原来民众不敢检举，那么有十例腐败行为，可能只有一个人敢来检举；但是今天不同，有一例腐败行为，可能会有十个人前来检举揭发。”值得提的是，香港普通民众的实名举报率高达70%以上，这是比较少见的，其反映出的问题是民众能积极参与到打击腐败行为的行动中去，他们对反腐败机构充满信任和信心 [ 15 ] 。 世界各地的反腐败实践显示，对每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公众的参与是反腐败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强大力量。很多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公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广泛的监督权，而且对保障此项权利实现的方式、途径和程序进行了周密的规定。如某些国家法律规定公众对腐败行为拥有举报的权利，并详细规定了接受举报的机关、举报的方式和程序、对举报人的保护和奖励等，这就为公众参与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切实有力的保障。另外，某些国家还会根据需要适时开展反腐败活动，如韩国就曾开展过“庶政刷新”运动、“新秩序，新生活”运动、“社会净化”运动、“国民清正”运动等。美国则开展过文官改革运动。这些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对腐败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也促进了很多反腐败制度的完善，推助了各国反腐败斗争的进程。我国也致力于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斗争。我国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行政法规及一些党规党法都赋予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广泛的监督权，但也还存在缺陷，比如人民权利的具体内容不够细化，保障人民实现权利的程序不够完善，渠道不够畅通。针对以上问题，我国应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探索落实人民群众监督权的有效措施。 在公职人员中展开道德教育，把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制层面，这是很多国家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多数国家专门反腐败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新加坡政府一贯推崇诚实、正直的观念，要求公务员做到廉洁、诚实、秉公守法。新加坡的道德教育从孩子抓起，人们从小就接受以勤奋努力所得光荣，不劳而获或以非法、卑劣手段所得可耻的价值观教育，这使他们从小就懂得明礼守法光荣，贪赃枉法可耻的道理。新加坡公务员任职当天，就要写宣誓书，内容是遵守公务员守则和条例，遵守职业守则和法律法规，加强道德自律。这些方法，使公务员自一开始就建立起清政守法的道德底线，这对于防止他们在从政过程中出现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新加坡还制定了《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和《公务员惩戒规则》；韩国也制定了《公职人员伦理法》；美国制定了《政府道德法》和《道德改革法》。这些公职人员行为准则都具有缜密、严格的特点，有的甚至细化到了穿衣打扮和言谈举止。道德与法的一个突出区别在于法是他律，道德是自律。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可以增强公职人员守法自律的自觉性和自控力，从而达到使其自觉抵制腐败行为的目的。对公职人员制定相关法律，为其提供严格的行为规范，可以达到使其不能贪、不敢贪的目的。我国也十分重视对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也规定了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但除了在《国家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等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之外，大多数还是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一些规定来体现。和其他国家的道德法相比，无论是在效力范围和效力层次上，不是在强制性程度上，抑或是在内容的详尽性和可操作性上都是明显不是的。因此，我国应该加强道德法的立法活动，有力地约束好公职人员的行为，从而预防腐败的发生，营造廉政治理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韩国及世界各地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我国而言，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我国在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实践中，应该在立足于本国实际的前提下，成功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从而不断推进我国廉政建设的进程，推动我国廉政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