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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 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 由于全球环保意识不断提高，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提升核心竞争优势。GSCM包括所有产品过程——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回收利用，再利用和再制造，并且这些流程必须符合环保法规。供应链成员必须建立基于网络的关系来分享信息并进行合作，GSCM在开展环境保护时也不例外，比如核心企业开展环境监测，或者投资他们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以帮助其提升保护环境的能力。Zhu & Sarkis (2006) [ 7 ] 将GSCM实践定义为包含资源管理、供应链整合以及逆向物流。因此，GSCM实践可以被视为在一个跨组织的闭环供应链里运作，允许供应链成员开展合作、保护环境。 作为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的先驱，Zhu等人(2005) [ 8 ] 调查了中国纺织、汽车、发电、化工、电气、电子等行业的内部环境管理、生态设计、绿色采购、与客户合作、投资回收等五项实践。进一步地，Zhu & Cordeiro等人(2013) [ 9 ] 将这五项GSCM实践分为两种类型，即可由个体制造商管理和实施的内部实践以及需要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外部实践。与此同时，有不少学者对内外部GSCM实践进行完善，指出内部GSCM实践主要包括：1) 生态设计(ECO)：包括产品和流程中的生态属性以及公司利益相关者对产品设计和开发的需求 [ 8 ] [ 10 ] ；2) 内部环境管理(IEM)：是指组织内部的做法，如高层管理支持、环境合规计划和部门间环境改善 [ 8 ] [ 11 ] ；外部GSCM实践主要包括：1) 绿色采购(GP)：意味着购买原材料或零部件时，公司应评估供应商的环境管理和认证 [ 12 ] ；2) 客户合作(CC)：这种合作需要协调设计更清洁的生产流程，以生产更环保的产品，并采用绿色包装 [ 12 ] ；3) 投资回收(IR)：这种回收意味着公司从出售过剩材料和废旧材料以及从设备更换中出售超额资本品的资本收益 [ 10 ] 。在此基础上，Zhu， Sarkis & Lai (2013) [ 13 ] 使用396个中国制造商的样本研究了GSCM内部实践与外部实践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内部GSCM实践有助于提高外部GSCM实践的水平。 综合以往研究，为了反映广西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参与程度，更好地了解企业自愿参与GSCM实践的情况，本研究将GSCM实践分为：绿色采购、生态设计、与客户合作和投资回收。关于组织内部开展环境管理时采用的各种做法，本研究将其定义为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详见第1.2.1节)。 2.2. 资源基础观(RBV)与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 与侧重企业外部机会和威胁的工业组织经济学相反，资源基础观主要强调企业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因为当外部环境呈动态变化时，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可能更容易控制。RBV认为，公司的特殊资源和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Lynch等，2000) [ 14 ] ，而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的支持(如Bowersox等，1999; Lynch等，2000) [ 14 ] [ 15 ] 。 虽然RBV强调了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资源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但它并不反映自然环境所造成的限制(Hart， 1995) [ 16 ] 。因此，作为资源基础观的扩展——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提供了自然环境与公司资源和能力之间的联系。从自然资源基础观的角度来看，持续的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因为NRBV从根本上提出了企业面临自然环境限制所应具备的三种战略能力，即产品管理、污染预防和清洁技术。这些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环境绩效，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2.2.1. 企业内部资源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 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以及专业能力通常是组织中实施GSCM实践最常见的障碍。Gonzalez-Torre等(2010) [ 2 ] 指出，如果企业想要实施GSCM实践，就必须克服组织内部的障碍，如缺乏高层管理支持，缺乏环境专业知识，缺乏信息和技术系统以及昂贵的财务和人力资源。 首先，管理层的支持和承诺是成功实施GSCM实践的关键因素(Zhu等，2008b) [ 17 ] 。例如，高级管理人员对GSCM的承诺可以使组织采取适当的环境管理体系(Ramus & Steger， 2000) [ 18 ] 。这些承诺包括增加环境管理沟通渠道，制定组织环境管理目标，建立奖励制度等(Ramus & Steger， 2000; Zhu等，2008b) [ 17 ] [ 18 ] 。中层管理者对GSCM实践的支持体现在协调跨部门环境运作，提高组织对实施环境管理实践的认识(Carter等，1998a; Zhu等，2008b， 2005) [ 8 ] [ 17 ] [ 19 ] 。 其次，专业知识、跨部门沟通和环境管理体系等能帮助企业实施环境管理。 例如，环境问题的专业知识可以降低实施GSCM实践的风险，减少技术和财务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实施GSCM实践的意愿(Gonzalez-Torre等，2010; Lee， 2008) [ 2 ] [ 3 ] 。而跨部门沟通可以改善跨部门的环境合作(Zhu等，2008b) [ 17 ] 。此外，环境管理体系是一种组织学习机制，不仅可以构建防止污染的环境标准(Sharma等，1999; Zhu等，2008b) [ 17 ] [ 20 ] ，而且可以加强企业持续改进的能力，以实施GSCM实践。 最后，企业应该有实施GSCM实践不可或缺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如果一个组织想要实施环境管理实践，就需要员工的全面参与，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对成功实施GSCM实践至关重要。Charbel等(2016) [ 21 ] 提出了一个企业寻求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现实分析框架，即GSCM-GHRM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协同整合框架，指出更多的无形GHRM因素(如文化、赋权和团队合作)是开展GSCM实践的基础。Adriano等(2016) [ 22 ] 通过对使用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巴西公司进行调查，发现绿色培训有助于企业改善GSCM，并且与GSCM实践中的绿色采购、客户合作均呈正相关关系。此外，绿色制造工艺和创新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投资(Sharma等，1999) [ 20 ] 。然而，成本是实施GSCM实践的典型障碍。因此，只有凭借优秀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企业才能成功实施GSCM实践(Lee， 2008) [ 3 ]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企业内部资源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绿色采购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H1b：企业内部资源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生态设计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H1c：企业内部资源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与客户合作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H1d：企业内部资源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投资回收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2.2.2. 企业战略能力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 波特(Porter) [ 23 ] 认为污染是无效率使用资源的表现，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态设计，创新性的减少或消除该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提高资源生产率。另一方面，投资回收也是污染预防的一个关键环节，主要包括企业出售过剩的库存或材料、废料和旧料以返还资本 [ 4 ] 。污染预防旨在提高生产和运营的内部效率，其主要目标是减少废物和排放，而不是在“管理末端”清理废物 [ 24 ] 。企业通过在内部运营过程中，包括从原料的获取到废品的回收，都把废物的排放降到最低，这样可以降低环境责任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产品管理战略主要强调将环境问题整合到产品设计决策中，其总体目标是尽量减少产品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 [ 4 ] 。产品管理是一种比污染预防更综合的方法，所发起的环境行动超越了企业的内部界限，扩展到原材料供应商、分销商和最终用户 [ 25 ] 。该策略将环境改善纳入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需要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几乎涵盖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中的绿色采购、生态设计、与客户合作。 清洁技术战略是指超越企业现有产品和业务模式的巨大环境变化。采用这一策略的企业尝试创新产品和流程设计，从未来的市场机遇中获益 [ 25 ] 。与产生污染排放的传统技术不同，清洁技术强调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将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废弃物再利用、再资源化，通过突破性的创新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化 [ 26 ] 。清洁技术也致力于减少从原材料提供到产品最终处置全生命周期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企业战略能力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绿色采购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H2b：企业战略能力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生态设计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H2c：企业战略能力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与客户合作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H2d：企业战略能力对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开展投资回收实践具有促进作用。 2.3. 制度压力 许多学者研究了制度环境和GSCM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已经确定了三种制度压力：强制、规范和模拟 [ 4 ] [ 15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事实上，制度环境的影响可以帮助企业减少实施GSCM实践的障碍。然而，对于拥有优秀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公司，在开展GSCM实践时，几乎没有文献同时调查制度压力对企业内部资源与战略能力和GSCM实践的影响。因此，这个话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研究人员经常在中介、调节变量之间混淆。中介效应表明，中介变量是独立变量(自变量)导出因变量所必需的；调节效应表明，当调节变量存在时，可以加强因变量与独立变量之间的正、负相关关系。本研究列举了足够的文献支持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在制度压力和资源同时被考虑用于环境管理实践时，Clemens & Douglas (2006) [ 5 ] 表示制度压力对优质企业资源和环境管理实践产生了调节的影响。同样，Menguc等(2010) [ 6 ] 指出，制度压力对企业家导向与污染防治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Rameshwar等(2015) [ 32 ] 使用调节回归分析检验了供应商关系管理(SRM)和全面质量管理(TQM)在领导力影响下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压力(IP)的调节效应，并将研究结论推广到绿色供应链网络。马玎等(2016) [ 33 ] 考察了制度压力在环保实践与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揭示了生态创新类型以及制度压力对其经济回报的影响。广西汽车制造业供应链成员应从事GSCM，以应对制度压力的环保要求。此外，GSCM是组织间的环境管理，公司不仅必须使用组织内部资源、充分发挥组织战略能力，还要受到外部的制度压力，以督促和协调供应链成员积极采取环保行动。Darnall等(2008) [ 34 ] 指出，在制度压力下，包括制造商、供应商和客户在内的供应链成员对于如何实施GSCM实践都形成类似的共识。 鉴于此，本研究假设在实施GSCM实践时，公司将利用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来满足制度压力的环境保护要求，这导致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环保合作。当供应链成员认识到GSCM的重要性时，他们将更有效地利用这些组织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来开展GSCM并提高GSCM实践的绩效水平。因此，这项研究将认定制度压力的环境保护要求对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 2.3.1. 强制压力的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的强制同构可以通过强制性规定来实现，其中政府和监管机构是对企业开展环境管理施加强制压力的典型代表。Porter (1995) [ 23 ] 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而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从而抵消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并且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 近年来，随着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加剧，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制定了许多环境法规，来引导汽车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例如，2015年6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有害物质和可回收利用率管理要求》，旨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汽车行业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此外，在国际环保趋势下，欧、美、日、韩等国外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对汽车有害物质及回收利用领域的管控已长达十余年，如欧盟2000年颁布《2000/53/EC指令》，日本2002年颁布《汽车回收再利用法》，产品管理、清洁技术、投资回收等GSCM能力与实践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环境绩效显著，并且形成了明显的绿色竞争优势。因此，广西汽车工业应遵守国内外汽车行业环境法规或标准，才能更好地立足于长远发展。 Delmas & Toffel (2004) [ 35 ] 认为，监管压力是强制力量，意味着如果企业违反了环境法规将被罚款。监管压力的特征是环境保护的确切要求，这有助于企业主动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来克服组织的惰性。环境管理体系可以实现跨部门协调和沟通，促进员工环境保护知识共享，提高中高级管理者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同时，在强制压力下，企业会开发清洁技术，进行污染预防，提高GSCM实践水平。另一方面，为了帮助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转变经营模式，符合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广西区政府制定了《广西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从金融、研发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提高GSCM水平，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符合环保规定的绿色产品。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在面临较高强制压力时，企业内部资源与GSCM实践之间的积极关系较强。 H3b：在面临较高强制压力时，企业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的积极关系较强。 2.3.2. 规范压力的调节作用 规范压力会促使组织符合实践中的社会合法性问题，这种压力可能由与组织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施加。客户和市场需求(社会规范)以及日益增长的消费者环保期望往往会形成驱动企业实施GSCM实践的核心规范压力 [ 13 ] 。 由于社会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消费者越来越偏爱绿色和环境友好型产品，因此，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应顺势而为，实施绿色环保创新，开发绿色产品技术，进行绿色制造，为消费者提供绿色环境友好型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在全球环保趋势下，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不仅要满足国内客户的环保要求，维护企业的绿色形象，而且还能满足国际客户的绿色采购行为。Menguc等(2010) [ 6 ] 指出，环保的市场压力将加强高层管理人员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因此，整个组织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鼓励员工的环保行为，对员工开展相应的绿色培训，并投入更多的绿色人力资源进行产品的生态设计，将清洁技术和污染预防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这些变化将会在组织各部门之间产生更多的沟通和协作，强化员工对实施GSCM实践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员工对企业战略和运营的了解(Darnall等，2008) [ 34 ]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面临较高规范压力时，企业内部资源与GSCM实践之间的积极关系较强。 H4b：在面临较高规范压力时，企业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的积极关系较强。 2.3.3. 模拟压力的调节作用 当组织模仿行业中成功竞争对手的行为时，会产生模拟压力。企业往往会因为想要取得成功而跟随或模仿竞争对手，这种行为在运营和生产中被定义为竞争性基准，理由就是跟随成功竞争对手的行动来复制其成功之路 [ 36 ] 。Carter等(1998b) [ 37 ] 和Christmann等(2001) [ 36 ] 发现，竞争压力使得公司学习和模仿竞争对手的环境管理实践，以产生模拟同构。当前中国汽车行业竞争激烈，许多企业开始将环境管理作为差异化工具获取竞争优势，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就是典型代表。例如，在中国经济和整体车市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比亚迪因其趁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在丰富产品上做好充分准备，2015年稳坐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宝座，同时摘得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排行榜桂冠 [ 38 ] 。 自2015年12月4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中国生态汽车评价(C-ECAP)结果以来，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广汽本田、东风本田等企业的车型相继获得生态汽车认证。这给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也促使其模仿这些竞争对手的成功商业模式。同时，广西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衔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门户，在参与国际汽车产业竞争与提升海外品牌影响力时，必须打造绿色供应链，开发绿色产品。目前欧美日等国外发达国家的汽车有害物质替代与减量化技术应用、清洁生产等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为其赢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例如，丰田汽车在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环节不断创新，并将环保理念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屡屡在行业内拿下“第一” [ 39 ] 。 因此，在国内外汽车行业高度的竞争压力下，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要开展环境管理，提升GSCM水平和GSCM实践绩效。从源头就应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制造、生产、使用、处理等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利用科技创新开发清洁技术，尽可能地使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a：在面临较高模拟压力时，企业内部资源与GSCM实践之间的积极关系较强。 H5b：在面临较高模拟压力时，企业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的积极关系较强。 2.4. 控制变量 由于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资源和能力，实施GSCM实践更为困难(Lee， 2008) [ 3 ] 。此外，供应链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企业有自己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竞争。因此，本研究将企业规模和行业地位视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以员工人数计量，行业地位分解为整个广西汽车制造业供应链的上、中、下游企业。整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