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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积极福利理论下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完善对策 我国的儿童保护工作目前仍面临着巨大挑战：儿童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少儿抚养比持续走高，“低生育风险”仍是我们目前需要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儿童保护制度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倘若要在风险社会中切实发挥保护儿童的作用，就不能再仅仅将该制度简单地视为福利的提供者、为父母失职“买单”的补位者，而是应当将其视为积极应对风险的守望者、推动监护者转变的引导者。只有这样，我国儿童保障制度才能在新的世界环境之下保障千家万户的安稳喜乐。 4.1. 构建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 我国民政部于2018年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示范活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了为困境儿童建立运行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五位一体”的救助保护机制，保障儿童权益与发展。构建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与吉登斯所述“预防性社会政策”几乎一致。具体而言分为两块： 4.1.1. 构建家庭风险评估体系 针对目前我国法院对儿童侵权案件行使决策所涉及的风险与困难，构建家庭风险分析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措施包括： 1) 构建儿童侵权案件数据库 有关单位，通常是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对于儿童侵权案件具体信息应有记录，可以通过目前所积累的相关司法数据，或者公安机关所管理的案卷档案，将其信息进行整合，对于存在儿童死亡以及监护权剥夺的相关案例中，对其家庭、儿童以及监护人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描绘出“高风险家庭”所具备的特征并量化为具体指标，构建家庭风险评估数据库，为家庭风险预防机制提供必要的数据基础。另外分析数据还有助于有关部门更加深刻地理解导致儿童侵权、家庭分裂案例背后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强化社会决策的科学性，同时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2) 引入多领域专业团队，构建家庭风险评估体系 如前所述，儿童侵权案件的认定会给亲子双方今后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而这样的风险全聚合在单一的几个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引入多方面专业评估团队可以有效地分解这样的压力，提升评估的科学性。南方、李萍学者(2019)指出在国际上，多领域专家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与儿童保护中心(Child Advocacy Center， CAC)相结合的措施是处置暴力侵害儿童最为有效的方式。并且我国目前也有不少类似的试点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10 ] 。 3) 构建复核制度 基于儿童侵权案件有关决策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以及在评估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误判的可能性，法律应当为涉案方提供其他方面的申诉渠道，对有关部门评估结果不服的人员有权利申请复核。 4.1.2. 赋予有关部门先行处理的权力 由上所述，我国儿童侵权事件往往由于缺乏必要证据而导致无法及时处理，这不仅危害了儿童的相关权益，同时也助长了失职监护者侥幸心理，影响了社会风气的稳定。赋予有关部门先行处理的权力有利于维护儿童的权益，不仅能让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保护受害者，还能使有关机关第一时间评估案情实由，采集证据，增强有关司法裁量的科学性。具体而言： 1) 以社区为中心，构建儿童保护综合处理团队 引导社会NGO组织、社区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连接起来，结合家庭风险分析数据库，定期对社区中对高风险家庭进行访问与调查。通过协商与沟通，有效通过调动各方资源，帮扶高危家庭减少风险。对于已经发生侵权案件的家庭，公安机关可以先行判断将被害人带离或留下，并根据专业团队及有关部门的评估结果，采取相关措施或移交司法机关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 联合当地福利机构，妥善安置受害儿童，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并沟通 在儿童侵权案件中，未成年人在脱离父母，脱离家庭之后的安置也是目前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当地社区组织、专业团队应尽快对儿童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展开精准护理服务，并结合当地福利机构、儿童亲属、慈善力量等，为受虐儿童提供良好的监护环境。并在最终司法裁定下达之后，做好让儿童回归原生家庭、寄养、收养等后续工作的准备。 4.2. 引导积极自主的监护者，强化能力建设 积极的福利思想不仅与传统民主主义一样强调国家政府的干预，同时也主张以人的自发积极性对抗风险的随机不确定性，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投资型国家”概念，通过拓宽人力资本的投资、强调终身教育以及构建亲密的社会环境等方式，引导社会政策聚焦于人的自主能动性上。藉由鼓励自主与自我发展，一方面促进个体主动回归生产实践中，重新探索自身价值。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扩大了个人责任范围边界，唤醒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 4.2.1. 完善能力建设型服务体系 针对我国现有监护权制度下相关心理指导和能力培训水平低下，内容零散等问题，我国应当加快完善能力建设型服务体系构建。一方面，对于儿童来说，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有家庭侵权经历的儿童教育衔接，不仅需要加快将优秀的教育资源引渡至农村、偏远地区等教育孤岛区域，同时也要逐步提高教育与培训水平，丰富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科技教育、心理教育等教育资源类型，确实保障儿童在未来的生活中拥有足够对抗风险的能力以及积极的心态与责任感。另一方面需要强化父母身为监护人的职责与义务，完善育儿培训等亲职教育，丰富个体在面对亲子矛盾时的处理手段以及培养相应的共情能力。另外，与亲子关系相关的其他间接因素也应当被注意，例如提供相应的培训支持困境父母获得收入、通过相关的教育宣传让父母更多陪伴儿童、及时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缓解父母焦虑心理等等。最后，对于客观上无法或难以改变的父母(例如有物质依赖症的父母)，有关部门应详细记录并留意其家庭状况，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援与心理指导服务。 4.2.2. 发展社会力量 受到地域因素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环境资源、社群团体都会对政府的干预措施效用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政府提供公共资源难以回应人民多元化的需求，既不利于风险的分摊，同时也容易出现诸如供需错配、资源滥用、效率低下等“政府失灵现象”。相比之下，市场和“第三方部门”(即非政府组织团体)能够更好且及时地回应基层家庭的需要。并且多方力量的加入，能够有效地均衡社会风险。但目前来看，一方面，若由市场主导公共资源，则很容易出现资源配置不当、垄断、过度竞争等“市场失灵”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第三方部门力量较小，且缺少资金等资源支持，覆盖面积小，服务水平低。另外第三方部门同样也存在偏离公益性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性。综上考虑，国家政府应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并通过完善立法，构建相应的监督机制、规范社会服务购买服务流程，完善公共服务执行细则，鼓励引导市场、第三方部门等社会力量规范有效的参与到而儿童保障服务体系当中来。另外，完善儿童保障体系不同部门，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一方面让国家政府有力且专业的公共服务资源同“接地气”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有效精确地落实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资源反过来对国家福利进行补充，丰富服务内容。 4.3. 构建团建包容的社会环境 尽管撤销监护权在行政流程上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其对于家庭和个人所带来的影响则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关注困境个体或组织与周遭环境之间的联系也是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中的重要部分。相互合作，相互包容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会中不同领域，不同层的个人凝聚在一起，不仅推动了社会整体发展，也提高了社会整体抵御现代风险的能力。在中国这样强调孝道和美德的国家中，经历过暴力、侵权等事件的亲子双方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特异”的标签并被他人所区别对待，进而影响家庭未来的生活。因此，政府应当着眼于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的角度，采取措施帮助困境家庭。首先，要弘扬家庭文化，营造积极负责的社会价值取向，强调父母育儿意识、监护责任。引导子女形成勇于进取，知恩图报积极心理。其次，政府需要构针对已经落入“污名化”的亲子双方个体(如孤儿)开展服务，包括必要的社会救助，技能培训、心理开导等。同时也需要倡导社会包容化，开放化，让这些个体重新融入社会环境之中。最后，政府也应当以这些社会氛围特点为基础，从侧面展开一些间接性促进家庭和睦的措施，如规范工作时间，设置育儿假、生产补助等，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又例如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扩大低收入家庭税收减免额度，保证工薪家庭获得更稳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