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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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完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由于梁启超本人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五四运动之后尤其重视总结其中的价值遗产，而此时他又处在西方文化大量被引进和翻译进中国的时期，所以又具有开放、进取、迎接新文化潮流的思想，他的史学研究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同时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优秀的部分结合起来，融汇贯通。梁启超认为史学研究的进步有两大方面：首先是对史料的整理，其次则是观念的革新。梁启超先生把史料整理放在史学研究中的首位可见其对史料重视且他多次强调治史者应树立为全社会做史的责任感。他不仅把史料定义的范围拓宽，而且在史料收集和鉴别上提出归纳、反证的研究方法，这些关于史料方面的理论方法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值得借鉴学习的。且在当今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梁启超的继承与创新的治学精神要求史学研究者不仅要常怀一颗真诚求知的责任心更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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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研究大学生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随机选取257名大学生，分别使用大学生身体意识量表、归属感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对其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以及生命意义感水平进行测量。结果：自我客体化对生命意义、归属感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归属感中介自我客体化对生命意义的影响；在控制归属感对生命意义感影响的基础上，自我客体化仍然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值从0.244下降至0.211，p < 0.01)，表明该正向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归属感可能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生命意义感，自我客体化，归属感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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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使学界对幸福感相关变量的研究日趋活跃，而生命意义感就是一个核心概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弗兰克尔等都对生命意义感做过相关研究，阐述了生命意义在维持个体积极心理功能中的重要角色。奥地利心理学家Frankl (1963)最早提出了生命意义感，他认为人最基本的原始动机是追寻生命意义与目标，当缺乏生命意义感时，人会空虚、无聊、厌烦。目前生命意义感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国内外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生命意义感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但一般认为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生命意义与目的的知觉与感受程度(Crumbaugh， 1973)。 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因素很多，自尊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大量研究发现，自尊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Overholser， Adams， Lehnert， & Brinkman， 1995；李彩妮，2012；谭亚菲，2013)。也有研究发现，随着身体意象水平升高，其自尊水平也随之增高(李娜，2007)。此外，自我客体化作为一种身体自我的认知方式，与身体意象当有相通之处，二者可能有着类似的心理机制，例如内化和社会比较(孙青青，2016)。自我客体化是指生活在性客体化的环境中，会使女性内化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待身体自我，开始重视身体的外貌特征，而不再是身体的能力属性，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基于外表评价的客体(Stice， Rohde， Durant， Shaw， & Wade， 2013)，并表现出习惯性的、持久的监视自己的身体(Hunsley & Meyer， 2003)。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外形，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会使其进一步去塑造体形，重视衣着，改变外貌。这些做法会使个体的形象更加符合理想美，使其在社会的审美价值观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感受到更高水平的自尊和幸福感，进而增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综上所述，我们假设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 归属感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团体，并对其产生亲切、自豪的情绪体验(时蓉华，1988)。Maslow (1954)和Thoits (1982)都把归属感描述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归属感是预测个体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变量之一，Tajfel和Turner (1979)认为，当内群体成员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价值以及“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时，其自我评价和价值观会受到影响，并感受到更强的自我效能、更高的自尊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即达到更高生命意义感。 查阅国内外文献，尚未发现自我客体化、生命意义感以及归属感三者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是一次尝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三点假设：假设一，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假设二，自我客体化与归属感对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假设三，自我客体化通过归属感对生命意义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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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对象 选取河南省某高校大学生283人，其中有效问卷257份，有效率为90.8%。男生85名，女生 151名，未注明性别者21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身体意识量表 选用Lindberg，Mckinley和Hyde (2006)编制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S)，陈欣等(2007)将其修订为中文版。修订后的量表包含20个项目，由3个分量表构成，分别是身体监视分量表(the Body Surveillance subscale)、身体羞耻感分量表(the Body Shame subscale)、控制信念分量表(the Control Beliefs subscale)，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在0.86以上。每个条目采用5点评分，从1分到5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 2.2.2. 归属感量表 选用Lambert (2013)编制的归属感量表，共有5个条目，如“我可以去一些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每个条目采用7点评分，从1分到7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1。 2.2.3. 生命意义感量表 使用Steger et al. (2006)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量表(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刘思斯等(2010)将其修订为中文版。中文版量表由9个条目组成，由两个分量表构成，分别是生命意义感量表与寻求意义感量表。采用7点评分，从1分到7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 2.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运用SPSS 21.0软件对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T检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运用逐步回归分析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使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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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现状分析 由表1可知，男女生的身体意识处于较高水平，对男生和女生的身体意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男女生在身体监视、身体羞耻、控制信念和身体意识总分上均无差异(p > 0.05)，启示现在男女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水平相当。 3.2. 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为探索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以Pearson积差相关对各量表进行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body consciousnes 变量 总体(n = 246) 男生(n = 85) 女生(n = 161) 身体监视 2.94 ± 0.74 3.02 ± 0.44 2.91 ± 0.49 身体羞耻 2.84 ± 0.61 2.81 ± 0.56 2.87 ± 0.63 控制信念 2.86 ± 0.65 2.88 ± 0.64 2.84 ± 0.65 身体意识总分 2.88 ± 0.47 2.90 ± 0.41 2.87 ± 0.50 表1. 大学生身体意识的描述统计分析 注： * p < 0.05. 结果如表2所示，身体意识与归属感、生命意义感均呈显著正相关，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 3.3. 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的主要假设，即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起中介作用，构建身体意识、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三者的中介模型，如图1、图2。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侯杰泰等建议的回归分析来进行中介作用检验(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由表2可知，三者两两相关，故可进一步检验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作用，即在将变量中心化后，将生命意义感作为因变量，身体意识作为自变量，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用强迫进入法研究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以及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步，进行自变量身体意识对因变量生命意义感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c；第二步，进行自变量身体意识对中介变量归属感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a；第三部，进行归属感、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感的回归分析，分别得到路径系数b，c’。结果见表3，由第一步可知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由第二步可知身体意识对归属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归属感纳入方程，控制了归属感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身体意识仍然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而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感的回归系数从0.244下降至0.211，表明归属感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使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此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陈瑞，2013)。结果显示，身体意识至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201至01743，而两者间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154至0.095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为0.0972，间接效应为0.0501，故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4.01%，说明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与生命以意义感的因果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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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现状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身体意识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发现：男女生的身体意识处于较高水平；男女生在身体监视、身体羞耻、控制信念和身体意识总分上均无差异。以前有研究认为，由于女性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更容易被性客体化，她们对于自己的客体化程度也理应更高(张申菓，2016)，而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的社会观念差异较大，带给了我们新的启示：首先，在现代社会，由于理想美的内化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理想身体”的标准在人们头脑中趋于固定化，女性身体形象多是面容姣好的、苗条的，男性形象往往是英俊、帅气、高大的；其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接触一些大众媒体，包括网络、电视、电影在内的一些传播媒介在呈现女性和男性形象时总是以性器官、暴露的衣着为卖点吸引大众的目光。大学生作为大众传播的易感人群，极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外表标准与期望，从而产生对自己外表的不满意。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ody consciousnes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meaning in lif 项目 身体意识 归属感 生命意义感 身体意识 1 归属感 0.394 ** 1 生命意义感 0.244 ** 0.274 ** 1 表2. 身体意识、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注： * p < 0.01.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s of sense of belonging o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meaning in lif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β) R 2 t值 第一步(c) 生命意义感 身体意识 0.244 0.056 4.019 *** 第二步(a) 归属感 身体意识 0.394 0.152 6.843 *** 第三步(b) 生命意义感 归属感 0.161 0.090 2.483 * (c’) 身体意识 0.211 3.249 *** 表3. 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 注： * p < 0.05， *** p < 0.001. 图1. 自我客体化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 图2. 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作用 故而性客体化的经历并不仅仅发生在女性身上，在男性身上也有很大程度的体现，所以男性的自我客体化水平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提高，表示当代男女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水平相当。 4.2. 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大学生自我客体化与归属感和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关系。自我客体化与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自我客体化水平越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外形，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会使其进一步去塑造体形，重视衣着，改变外貌。这些做法会使个体的形象更加符合理想美，使其在社会的审美价值观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归属感水平越高；归属感水平越高，越会感受到更高水平的自尊和幸福感，进而增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而高自我客体化水平也会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通过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发现：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归属感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客体化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能够通过归属感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这可能是因为自我客体化水平较高的个体在性客体化的环境里受到理想美内化的影响体验到较强的改变自身形体、外貌的驱力，促使他们做出积极的改变行为，使其更符合大众审美，因此更容易在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另外，按照Fredrickson和Roberts (1997)的客体化理论，高自我客体化水平往往会带来消极的情绪以及对身体的负面认知。但是该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纪的西方社会，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自我客体化的性别差异越来越不显著，而且自我客体化的后果从普遍认为的消极、负面的逐渐开始发生转变。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的自我认知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社会主流媒体也开始宣传“健康最美”等理念，所以自我客体化的结果带有较少的消极色彩，而多以积极的行为来改变自己；同时个体也更趋于让自己符合大众的主流审美，所以会以“理想形体”、“理想外貌”为标准来塑造自己，这样会让他们更受欢迎，得到更多的赞美，获得更高的归属感。由于较高水平的归属感，他们更容易获得更强的自我效能和目的感，因此他们的生命意义感水平更高。但是，对于低自我客体化的个体而言，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外形是否与主流标准一致，所以很难被大众的审美接纳，感受到较低的归属感。总的来说，自我客体化水平高的人归属感水平总体较高。所以他们更不易产生无意义感、孤立感、疏离感等消极的情感，而是能够把握主动权以寻求在主流文化中的定位，并体验到生命的整合感、价值感以及充满意义的状态。 4.3. 研究现实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的结果，即自我客体化能够通过归属感来影响生命意义感，该结果对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增强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低自我客体化水平的大学生，他们较低的生命意义感可以通过增强归属感水平来进行改善。他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追求理想美，做出积极的改变，在给自己一种对生活的美好体验的同时加强与他人、自己、社会文化、环境等的联结程度，体验到更多的融入感，被接受感，主动地去增强自己的归属感水平。由此，自我客体化水平较低的个体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体验到目的感以及效能感。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横断研究，但此类研究并不能提供对因果关系的很好理解，因而无法确立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且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有待于大样本的纵向研究的证实。其次，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是一所高校的大学生，样本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缺乏多样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从而影响了本研究结果的推广和准确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探索。另外，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虽力求避免误差，但无法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效果的影响，后续研究有必要采用其他的方法，如观察法或者质性研究方法对本研究中的出的效应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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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自我客体化不仅可以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归属感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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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编制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量表，并检验社会支持量表的效度与信度。方法：利用文献分析、专家检阅编制量表的预试题项，并以项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来对融合生家长进行了预试。结果：项目分析显示，除了第1题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为.190外(p > .05)，其它每一个题项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介于.333~.753 (p < .05)，显示每个题项所测量之心理特质是比较接近；当删除了第1题、第11题后，其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各题项因素负荷量在.684~.861之间，解释总变异量为67.539%；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量表的[情感支持]、[实质支持]、[讯息支持]等三个层面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是.851、.839、.909，整个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865。结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在未来相关研究领域使用。 关键词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编制，项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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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会支持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者对当时社会变迁、社会政策、工业化等现象的观察，且认为有关现象会造成人类社会关系解离及社会统整丧失，也会使有关人士在心理上的幸福感受到负面影响，继而引申出社会支持的概念(张美云，2007)。有文献显示，个体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则其压力就会越低(何采萤，2015)。另外，之前有实证研究显示，身心障碍人士家长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压力呈现负相关(冼嘉华，2014)。可见社会支持能减轻身心障碍人士家长的心理压力之负面影响。 澳门政府于2006年颁布“第9/2006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强调特殊教育优先在普通学校内以融合的方式实施(董志文，2017)，澳门私立学校正式开始收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同时澳门政府亦界定了融合生的定义：融合生是指经评估后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学习或学校环境上只需要少量的特别辅助，便能和普通学校同班同学一起学习、成长，以及发展潜能的学生，一般而言，这些学生可包括身体机能障碍、智力范围在临界之内、学习困难、轻度的自闭症、情绪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类别(澳门教育心理辅导暨特殊教育中心，2015)。在融合教育推行十多年下，近年澳门融合生正在不停地增加，且引申其它问题。之前研究显示，融合生家长会对孩子的融合教育学额、学习状况、教育支持等有不同的忧虑(董志文，2016)。可见当社会上有越来越多融合生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融合生家长承受有关的忧虑、心理压力，而有关家长在教养孩子时所面对的压力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调适。然而，目前关于澳门融合教育研究不多，而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研究更是甚少，本地化的研究工具又欠缺，因此有必要制定澳门本土化的融合生家长之社会支持量表，才能推广到日后的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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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之初步制订 在测量这些家长所感受有关社会支持之前，就须在编制量表的初期，参考国外、国内学者对于社会支持测量的文献。其中，社会支持理论有两位倡导者House与Kahn，就提出了社会支持有两个层面，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House & Kahn， 1985)。这两个层面内容，主要是陈述个体承受压力时，给予调适的社会支持之类型可以是什么，有关层面与本研究想探究的似乎符合。因此研究者认为以House与Kahn所提出的两个层面来作为本量表的因素层面之制定是合适的，初步亦拟用有关层面来订出预试题项。另外中国台湾在社会支持的测量上，黄宝园(2010)曾提出社会支持可包括[尊严的支持]、[讯息的支持]、[社会情谊]、[工具的支持]、[评价支持]、[实质帮助]等六项，然而有关层面似乎太多，这样可能会造成题项过多的状况，家长就未必愿意花太多时间填写较多的题项。而有更多学者，包括吴佳贤、张美云、林宏炽、王龄竟、陈毓文、张桂贞等人，除在House与Kahn的基础上提出上述[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等两层面来测量社会支持外，也提出另一个层面来测量社会支持，该层面就是[实质支持] (也称作工具支持) (吴佳贤，2002；张美云，林宏炽，2007；王龄竟，陈毓文，2010；张桂贞，2012)。研究者认为，若从量表实际操作的便捷性、效益、可测量范围等角度来看，以三个层面来作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的因素会较合适。因此综合上述，本量表在研究层面之设定先以上述学者所提出的[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为层面，作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的三个因素，并以这三个层面为蓝本，参看上述提出三个层面相关题项的学者来设计预试题项。每个层面最初订出了7个题项，全份预试量表共21个题项。本量表中的[情感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孩子时所感受到他人在精神上、情绪上的支持；[实质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孩子时所感受到他人所给予之实际支援与帮助；而[信息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所感受到社会给予帮助融合生孩子的资讯。量表拟定使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rating scale)的五点量表方式塡答，从[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一半同意]、[少部分同意]到[不同意]，分别给予5分、4分、3分、2分、1分，将每一位受试者在每层面的分数加起来，其分数就代表该受试者在该层面的心理表现，三个层面分数相加后所得出的总分，即为量表的整体分数(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名融合生家长所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大，反之越低。 定出最初题项后，研究者将有关量表交给一位澳门的教育心理学教授、一位澳门教育系教授、两位本地资深特殊教育教师等专家进行审阅，这四位专家依据题项的适宜性、重要性及题项语句流畅清晰度对有关题项修正，考虑到上述两位教授指出因素分析的预试人数须与题项数目呈一定关系、以及过往澳门融合教育研究较难抽取家长来作施测的状况，参考有关建议，研究者于是将量表的每个层面较不重要的一个题项删除，因此[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等每个层面最后只保留了6个题项，整份量表的题项总数为18题，有关量表预试题项，见附录所示，当中第1至第6题(A1~A6)为[情感支持]，第7至第12题(A7~A12)为[实质支持]，第13至第18题(A13~A18)为[信息支持]。 2.2. 研究对象 在实施本量表的预试前，须考虑预试取样数目。按预试对象人数须不少于题项数、最好按量表题项总数的3~5倍之数目来作为预试人数(吴明隆，涂金堂，2016)。以此为准则的话，本研究量表的预试题项有18个题项，因此预试人数就不能少于18人，即最少预试样本数要在18人以上。若也按上述所指出的题项总数之3~5倍为原则，则可将预试人数定在54人~90人之间会更好一些。所以研究者参看上述两个预试取样准则，于2017年6月间，采用方便抽样方式，透过澳门非牟利社团：“澳门鲍思高青年服务网络”向融合生家长派发有关预试量表填写，考虑到过往澳门融合教育的家长研究上，在正式施测时，取样数大概只可取250人左右(澳门特殊教育研究学会，2015)。因此本研究在预试上就不能派发太多量表，以免影响正式施测时的取样数。因此最后只对两间在澳门参与了融合教育的学校之融合生家长派发预试量表，家长除了是融合生的父母外，也包含融合生的其他主要照顾者。预试量表共发出71份，有效回收数只有43份，有效回收率60.56%，其中母亲有20份，父亲有15份，其他主要照顾者有8份。虽然43份有效量表数目少于理想预设的预试数目(54人~90人)，但仍多于预试最少样本数18人，按在特殊情况下，预试样本取样数可以少一些为依据(吴明隆，2016)。因此，有关预试数目仍符合预试取样的基本要求。 2.3. 统计方法 本量表编制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回收的43份量表之数据进行输入处理，接着以教育统计学者吴明隆的问卷预试方法，依次实施项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项目分析采用[同侧性考验法]，以求出量表每个题项与量表整体分数(总分)的相关，按有关数值来决定量表的题项所测量之心理特质属性是否非常接近；因素分析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此求出量表的建构效度；最后利用[内部一致性考验]，以检验本量表的可靠性及稳定度(吴明隆，2016；吴明隆，涂金堂，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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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研究对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编制，首先透过文献分析，建立量表的三个理论层面([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并在专家多次检验、及对题项进行反复修改下，构建了较好的专家效度。项目分析上，删除第1题后，其它各个题项与量表总分具有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在.30以上，说明量表中除第1题外，各个题项所测量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心理特质属性是非常接近。综合上述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的部分，整理如表10。 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结果表明，在删除第1题、第11题后，剩下16个题项的共同性在.560以上，显示这16个题项中、每个题项与其它题项可测量的共同特质会较多，三个共同因素在转轴后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6.767%、20.724%、20.047%，解释总变异量为67.539%；在删除第1题、第11题后的转轴因素显示，每一个题项能有效归类于原预试量表设计的因素层面，各因素之题项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在.684~.861之间，整份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而对量表结构的可靠性、稳定度上，以内部一致性考验，可发现各层面的Cronbach α系数均在.839以上，整份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在.80以上，各项系数都能符合心理测量之要求，量表具较好的信度。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的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具有 Table 1 0 The pre-test summary table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 讯息支持的因素负荷量 情感支持的因素负荷量 实质支持的因素负荷量 共同性 正式题项 A2 −.002 .780 .135 .626 01 A3 −.071 .858 .083 .747 02 A4 .070 .804 .054 .653 03 A5 .300 .770 −.084 .691 04 A6 .233 .725 −.240 .637 05 A7 .295 −.077 .684 .560 06 A8 .153 .070 .811 .686 07 A9 .034 −.175 .844 .744 08 A10 .333 .202 .686 .622 09 A12 .146 .060 .743 .577 10 A13 .729 .186 .121 .581 11 A14 .763 −.097 .358 .720 12 A15 .843 −.064 .239 .771 13 A16 .858 .131 .171 .782 14 A17 .861 .125 .147 .779 15 A18 .763 .205 .074 .630 16 特征值 4.283 3.316 3.208 解释变异量 26.767% 20.724% 20.047% 累积解释总变异量 26.767% 47.492% 67.539% Cronbach α系数 .909 .851 .839 表10.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预试摘要表 良好的信效度，可在未来相关研究领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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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我接纳是指个体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对现实自我及其相关特征主动认可和乐意接受的态度。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具有非依附性、非回避性、非评判性和自愿等多种特性。自我接纳对个体健康自我的养成、对情绪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提升都有着促进作用。从发展的角度看，自我接纳是自我改变的先导。为最大发挥自我接纳在维护个体身心健康、促进自我成长方面的积极功能，个体应正确理解和实践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变自己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应探讨自我接纳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并着重对我国当代中学生自我接纳特点进行考察，以期为其自我接纳品质的养成提供建议。 关键词 :自我接纳，心理健康，适应，自我认识，自我改变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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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通常是指个体对自我及其相关特征的接受，是积极心理特征的一种。自我接纳与心理健康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不接纳自我被视为心理疾病的一个指标(Chamberlain & Haaga， 2001a; 2001b) 。沈德立，马惠霞和白学军(2009)认为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一种适应良好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情绪情感适应，即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良好、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的状态；生活适应，即人们对现实生活不同方面的满意感和幸福感；社会适应，即个体能够满足社会期望、适应社会环境的状态。自我接纳对个体的良好适应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于这种积极作用源于自我接纳的何种机制，不同学者对此看法不同。有学者持情感取向，如，Ryff (1989)认为自我接纳作为一种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情感和感受构成了其适应机能的主要方面。持认知取向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Hayes，Strosahl和Wilson (2012)认为自我接纳是一种个体保持独立自我以及灵活处理自我经验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极大赋予个体认知和行为的适应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我接纳是自我概念的评价性成分(Shepard， 1979)，较高的自我评价是个体接纳自我和心理健康的一个指标(丛中，高文凤，1999)。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可能源自研究者看待问题角度的互异，不过，这也给了研究者新的启示：自我接纳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心理成分。 另外，一个具有哲学思辨性的问题是：自我接纳与自我改变是互相矛盾的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尽管较少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但该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自我接纳的内涵和功能将大有裨益。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将自我接纳应用于实践，帮助人们养成健康有益的自我接纳品质。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自我接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从自我接纳的文化及心理特性出发着重探讨了它在维护个体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功能并进一步澄清自我接纳与自我改变之间联系，旨在为个体养成健康自我接纳品格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并对自我接纳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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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我接纳的内涵及性质 从词源讲，“接纳”的英文“accept”源自拉丁文“acceptare”，意为“主动或乐意地接受”(Williams & Lynn， 2010)。“acceptance”是“accept”的名词变体，其内涵大概有13种，其中符合心理学特点的主要有4种：1) (乐意地)接受、收受；2) 承认、认可；3) 容忍、忍受；4) 同意、赞成(《21世纪大英汉词典》)。《牛津简明英语词典》中对“acceptance”的解释更为积极，认为“接受、认可、同意、忍受”等具有自愿自发性，应和“被动的”属性相区分。中文“接纳”主要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吸收、纳入”，其二为“接受、采纳”(《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前者主要适用于组织机构，不符合心理学语境；后者主要是指认可、承认的态度和行为，属于心理学释义。因此，在心理学语境中，接纳主要是指个体对一定客体的接受、承认、认可和容忍的态度及行为。 Allport (1961)首次提出“self-acceptance”概念，并视其为健康成熟人格的一个特征。“自我”是自我接纳概念的一个核心构成，从主–客体关系上讲，它既是接纳的主体也是接纳的客体。从心理学视角看，自我接纳属于个体对自我所持态度的一种，这种态度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等复杂成分。在认知层面，个体对自身及其正面、负面特征的了解并认可其正面价值是其接纳自我的前提；在情感层面，个体对自我抱有积极情感，从而乐意接受现实自我，并且在行为上表现出珍爱自己和包容自己。因此，自我接纳是积极心理特征的一种。在积极的心理背景下，“接纳”内涵中的“容忍”主要体现为“包容”，即个体不因一些不可挽回的过失或负性特征苛责自己，而是体谅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本质是个体在关爱自己的情感基础上能够承认自身某些缺点或过错的存在，并接受其作为现实自我的一部分，这有助于维护自我的完整与和谐。总之，自我接纳是一种包含多种复杂特性的心理现象，主要包括非依附性、非回避性、非评判性和自愿特征。 在心理学语境中，非依附(non-attachment)是指个体对某种刺激客体不作过度依赖、关注或寻求的认知–行为模式，是个体“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的体现(Hayes， Luoma， Bond， Masuda， & Lillis， 2006)。依附常使个体因不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而导致行为失败或者产生情绪困扰或痛苦，它具有多种不同表现。例如，佛家用“执念”一词来阐释“依附”的内涵，执念(obsession)是指个体对某些想法、人、事物或者行为习惯过度依附和执着的观念，是人类心理痛苦的根源(Williams & Lynn， 2010)；文学作品中，“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和“死心眼儿”等用语常被用来形容固执者(偏执者)的心理及行为特征，他们倾向于固守并拒绝改变自己的一些不合理的观念、想法或决定。在心理学领域，绝对化要求是个体非理性信念的一个特征，反映在个体对“必须、应该、一定”等词语的使用上，并因此更容易产生一系列不健康的负性情绪，如抑郁、焦虑和自我厌恶(Ellis， 2006/2014)。自我接纳的非依附性表现在个体能够灵活、多角度地看待自我及其相关特征的变化或者在生活中遭遇的自我相关事件(尤指负性事件)，并最终根据这种对自身特点或者环境改变的理解来灵活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行为目标。这有助于避免或减轻个体因外界环境和事件的干扰而产生的情绪困扰，同时，对提升其自我独立性以及认知、行为的灵活性并保留更多认知资源以关注其真实自我也有助益。 非回避(non-avoidance)即个体直接面对客观真实自我及其现实特点，而不是对其进行回避或否认的心理及行为倾向。而心理上的回避则是个体拒绝认知或排斥某种事物，同时伴随着厌恶、恐惧或焦虑等负性体验。不接纳自我者倾向于回避真实自我，动用否认或压抑等不良自我防御机制来避免不满意的负面特征或事件对自我的威胁。例如，“讳疾忌医”所揭示的正是一种否认和回避现实自我以避免焦虑的典型行为。自我接纳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是个体不回避真实自我及其相关特征(尤指负面特征)，这种非回避倾向是自我经验开放性的一种表现。Wang (2011)认为，“非回避”的内涵与中国文化中“直面”一词的含义相近，直面是指个体直接、诚实地面对自己、生活和他人。因此，自我接纳又可理解为个体能够勇敢、坦然地直面真实自我而较少动用否认或回避等不良自我防御机制的心理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或减轻由此诱发的心理压力。 非评判(non-judgment)是指个体不以单一标准对自己或者自己的某个(些)具体特征作出批判性的评价，其本质是个体保持无条件的积极自我关注并有着稳固的自我价值信念系统(Nielsen， Szentagotai， Gavita， & Lupu， 2013) 。Nielsen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分割的独特价值，价值评价标准多样且复杂，个体根据自己部分特征来判定自我价值是不合理的，它说明个体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Ellis (1996)认为不合理自我价值评价往往会诱发个体不良情绪反应。例如，过高自我评价会使个体产生自大、自恋的心理，而过低评价则易为个体带来自卑感。自我接纳强调个体以稳固的自我价值系统为基础，非批判地看待真实自我及其特点，这是其勇敢直面真实自我的一种重要力量源泉。在心理咨询中，非评判性有助于求助者明晰自己的价值、直面自身问题并接受自己的现实，这对于缓解其由于泛化自我批判所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积极的效果(Gregg， 2013) 。 自愿(willingness)是自我接纳最为关键的一个特性，是指个体根据自己的内心意愿而非外部压力进行活动的心理状态，并常伴随积极的情绪体验。而被动地接受则是个体面对外在压力或负性事件无能为力时的忍受，并伴随着压抑、沮丧等消极体验。自我接纳是指个体自愿、乐意地接受自己，而非不情愿地接受不满意的现实自我，这种乐意和自愿的内在体验与平和无冲突的心境相伴而生。自愿反映了自我接纳的积极心理属性，也是自我接纳能激发个体更多积极行为的动力性成分。例如，自我接纳者能够坦然地面对自身现实、承认自己的不足，这种对现实自我的清晰觉知会促使个体产生进一步弥补不足、改善自我的动机和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可认为，自我接纳是指个体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对真实自我及其特征主动认可和乐意接受的态度。其非依附性、非回避性、非评判性以及自愿特征规定了此概念的文化和心理内涵。在多种特性相互作用下，个体得以保持独立自我、直面真实自我、维护完整自我，这也是个体实现自我客观化、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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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接纳自己与改变自己之间的关系 在Bacon和Aphramor的研究中，患者对自身疾病是一种被动的接纳，即无奈地接受消极现状并放弃任何主动努力。然而，根据前文分析，自我接纳是指个体自愿的接纳，不同于被动、放弃任何改变的忍受。其概念核心是“接纳”，它只强调了接纳及其主动自愿的特征，并未否定或排除自我改变的内涵，即自我接纳与自我改变并非相互对立；相反，从个体心理活动特点来看，个体通过直面、认可和接受自己的现实，实现心理平和，这能为改变自我、完善自我创设更有益的心理条件。 Higgins (1987)的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将自我划分为现实自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与应该自我(ought self)三个维度。现实自我是指个体从自己或他人视角知觉到的现实的自己，它与理想自我、应该自我之间的差距产生了个体自我差异。自我差异的存在使个体产生寻求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或应该自我相一致的动机，同时，差异越大，动机就越强(Higgins， 1987)。因此，根据该理论，个体的自我是趋向改变的，这种改变不仅有其动力性，也有其方向性。在相关文献中，尽管有学者强调，自我接纳并不排斥自我改变(Dryden， 2013) ，人本主义学派甚至将自我接纳视为自我超越的起点(Bernard， 2013)。但是，这种积极取向并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致使人们产生“接纳”即“接受现实、拒绝改变”的误解。 自我差异理论还认为，自我差异可诱发两类不同的负性情绪，一种是与现实-理想自我差异相联系的沮丧相关情绪(dejection-related emotions)，如失望、不满和悲伤；一种是与现实-应该自我差异相联系的焦虑相关情绪(agitation-related emotions)，如恐惧、焦虑和烦躁(Higgins， 1987)。这种负性情绪源于个体对现实自我的不满意，其深层机制可能是个体对积极自我方面的忽视或否认以及对消极自我方面的过分关注和依附。而自我接纳的功能在于，它使个体通过认清并肯定自己的价值以敢于直面自己的现实，最终达到减弱沮丧和焦虑体验、增强心境平和的效果。从发展的角度看，它为个体改变自己，缩小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应该自我之间差距创造良好的心理条件。 然而，自我改变总能成功吗？Seligman (2010)认为，人们的自身问题有“能改变的”和“难以改变的”两种类别，问题的“深度”制约着其能否被改变以及被改变的程度，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更多受遗传作用而形成的心理特征难以改变；其二，问题中潜藏的信念越容易被证实越难改变；其三，问题中潜藏信念的力量越强就难以改变。根据Seligman的观点，个体自身符合上述三类范畴的特征是较难改变的，比如性取向、气质及性格类型等。对此，个体应该直面其现实并欣然接受，以避免过多过强心理冲突产生。相反，其他的一些特征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个体仍能以理想自我或应该自我为导向来改变不满意的现实自我，以达成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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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自我接纳的养成 在心理治疗与生活实践中，为充分发挥自我接纳在促进个体心理健康、自我成长方面的机能，个体应正确认识和实践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变自己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即个体清晰了解自我及其各个方面优点和缺点、优势与不足。认识自己是自我接纳的前提，它为个体明确区分“能接纳”与“不能接纳”这两类对象特征提供指导。总体上，自我接纳是个体对自我的接受和认可，但涉及到某些方面，却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自己的某一些缺点(如不良的习惯或癖好、不道德的性格或品行等)，个体对其进行接纳并不利于自己健康成长和人格发展。而认识自己则保证了个体对这类缺点的有效觉察，认识上承认其存在，而行为上要有改变或提升的意向，如此才能激发自我成长和完善的潜能。 个体该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首先，自省是一个有效方式。自省(self-reflection)即自我反省，自我提升，不断进取(黄希庭，尹天子，2016)。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人们主要通过自察和自讼对自己进行自省，以达成改正过失、预防过失和提升自我的目的(王馥芸，董薇，李志强，秦启文，2017)。严格来讲，自省是个体更深刻、全面认识自己的一个直接路径，个体通过主动反思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强项与不足，以达到一个较自我知觉更为深刻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个体进一步建构弥补自己不足、促进自我成长的策略。然而，自我反省并不总是有效的(Carlson， 2013)，它常受到自我保护偏见的干扰(Wilson， 2002)。此时，透过他人眼睛来了解自己则提供了另一种认识自己的可行途径。 在社会情境中，个体获取有关满足自我认识需要的信息来自两种社会交互过程：社会比较和反映评价。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认为人们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获得对于自己的认识(Festinger， 1954)。例如，中学生通过与成绩更优秀者进行比较来认识自己的成绩水平以及自身存在的不足。然而，社会比较不一定是客观的，因为个体可能在自我提升动机的影响下通过上行的或下行的社会比较来满足积极自我感觉需求(Helgeson & Mickelson， 1995)，这种自我提升动机会造成自我认识的偏差。而反映评价(reflected appraisals)似乎能够弥补此不足，它强调个体主动观察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达到认识自己的目的(Cooley， 1902/1999)。例如，教师或同学的评价往往会让一位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在学校、学习中的表现和道德品质等。 认识自己并非轻而易举，但个体仍能通过各种途径和线索来了解自己，综合运用自省、社会比较和反映评价等方式来识别自己的优缺点，认清自己的现实，为更好地改变自己提供导向。 第二，接纳自己，改变自己，养成健全人格。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改变自己是自我接纳的必然要求。在肯定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关心和爱护自己，了解、承认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直面真实自我，实现自我完整、统一与和谐，这是个体成为一个心理健康者的基本条件。但是，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要求人们不断提升自己以适应这种变化。同时，人也有着自我改变的强烈动机，这种动机可能源于自我实现的需要或是对自我完善的寻求，以使自己变得更优秀(Weiten， Dunn， & Hammer， 2014) 。黄希庭(2014)认为自我改变的动力源于“幸福进取”潜能。心理健康是有层次的，健全人格是最高层次的心理健康状态，成为健全人格者或幸福进取者应该是一个人毕生不懈追求的目标。 他进一步指出，成为健全人格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正确的价值观、积极的自我观以及追求未来梦想的优良品格。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标准并指导行为的观念系统，正确的价值观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均有着助益作用，而错误的价值观则会误导个人踏入歧途并对他人、社会造成危害；积极自我观是个体对自身持有的正面、积极的观念，是个人不断进取的动力之源；追求未来梦想的优良品格是指“内在的心理世界和外在行为举止都升华至一个高于常人的境界，即具有热爱学习、追求理想、善于实干、仁德之心、人际和谐、团队合作、心境平和等品格”(黄希庭，尹天子，2016) 。只有具备这三者素质，个体才能从一个心理无疾病者不断成长为健全人格者，这也是自我接纳对于个体的深远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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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自我接纳是涉及个体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和包容自己等心理成分的一种复杂心理现象。它具有多种特性与内涵，这些特性能保证个体尽量客观真实地认识自己、体谅包容地对待自己，其最终结果是个体自我客观化的获得，即成为一个现实、真实的人。当前，对自我接纳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问题。未来研究应着重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自我接纳的文化差异。文化是影响个体自我的显著因素。例如，一项跨文化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来自民主文化中的个体，来自权威文化中的被试更少接纳自我和他人(Kornyeyeva & Boehnke， 2013)。就中西方文化差异来看，西方人的“个人取向自我”是一种追求独立、自决、主宰和独特的心理诉求所反照的自我观念(陆洛，2007)。而中国传统及当代文化特有的形塑力所塑造的中国人“社会取向自我”(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2008)，则是一种强调互依共生、角色责任、道德修为与顺应环境的自我观(陆洛，2007)。因此，从自我接纳的动力来源看，中国人接纳自我的出发点可能不是单纯考虑个人的，其中更渗透着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和贡献的责任意识以及谋求和维系自我与他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平和一致的和谐意识。另外，根据Wang (2011)观点，在中国文化中，“直面”一词与西方的“接纳”在内涵上更相近，而“直面”是一种涵盖了勇气特征的心理现象。这与西方学者将自我接纳简单地视为一种积极情感或自我评价有较大的区别。 第二，考察我国当代青少年的自我接纳的特点。青春期是儿童人格发展的关键期。青春期中发生的同一性转变涉及到个体自我感受的重大重组和重构，而且此时个体的认知能力也逐渐达到理解和解释这些转变的程度。建立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该时期心理社会性发展一个重要任务，同一性建立的失败会导致青少年一系列的适应问题。自我接纳对于青少年认识自我、整合不同类型的自我经验，促进其自我同一性的获得意义重大。而当前研究主要以大学生以及其他成人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自我接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而较少有针对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自我接纳特点的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应重点考察我国青少年的自我接纳特点，以期为其自我接纳品质的养成教育提供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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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资助项目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计划——《健全人格取向青年学生勇气品格养成教育研究》(16SKB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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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作刺激材料，通过阈下情绪启动任务比较高低特质焦虑个体对不同情绪面孔效价判断的正确率的差异。探讨高、低特质焦虑个体对正负性信息的无意识注意偏向的差异。结果发现：1) 呈现正性图片时，高焦虑个体在非启动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低焦虑组没有显著差异；2) 呈现负性图片时，高低焦虑个体在启动和控制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非启动条件；3) 在启动条件下，高焦虑个体对负性图片判断的正确率远高于正性图片，低焦虑个体没有显著差异；4) 在控制条件下，高低焦虑个体对负性目标图片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正性目标图片。结论：高焦虑个体对威胁面孔存在无意识注意偏向。人们对恐惧情绪的反应强于其它表情。 关键词 :特质焦虑，情绪面孔，认知偏向，阈下启动效应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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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是焦虑障碍的核心特征，也是导致焦虑持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Schultz & Heimberg， 2008)。当与威胁信息相关的注意加工过程引起我们强烈的知觉和反应时，其可能与不适应的加工模式相关联，从而导致高特质焦虑甚至是焦虑障碍(Sheppes， Luria， Fukuda， & Gross， 2013)。对焦虑个体注意偏向的研究，集中在负性信息上的比较多(Schultz & Heimberg， 2008；吕创，牛青云，张学民，2014)。有研究发现了高焦虑者对负性面孔的注意偏向(Mcgrath et al.， 2016)，以及高特质焦虑个体对生气面孔的注意偏向(Dodd， Vogt， Turkileri， & Notebaert， 2016)。Weeks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个体即使在没有威胁的社交情境中，也体验着焦虑情绪，体现在害怕吸引他人的注意，以及将他人给自己的积极评价视作未来要作出的社交补偿而感到恐惧。虽然近几年对正性信息的研究日趋增多。但多数都关注社交焦虑个体，对特质焦虑个体的积极情绪及体验的过程关注很少。认识到焦虑个体对情绪面孔加工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训练焦虑个体对刺激的关注和解释，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加工特性为焦虑障碍的个体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治疗。 情绪启动范式是研究焦虑个体认知偏向比较常用的工具。分为阈上和阈下启动，在阈下情绪启动实验中，启动刺激呈现的时间十分短暂，以至于被试无法意识到启动刺激的存在，但启动刺激的性质依然影响被试对目标刺激性质的判断。焦虑对威胁的偏向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还不明确。使用阈下呈现刺激能说明焦虑个体早期、自动的结构对威胁更敏感，而不是晚期的有意识加工。 以往关于情绪启动的研究发现了情绪一致性效应，即把中性目标性质判断为与启动刺激一致的倾向(Sweeny， Grabowecky， Suzuki， & Paller， 2009；叶彬等，2016)。也有研究发现情绪启动的相容性效应。即个体对与启动图片效价一致的图片反应更快，判断正确率更高。姚泥沙等人(2013)发现了控制组被试的相容性效应，而高社交焦虑个体表现出不相容：他们在正性–正性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慢于控制组被试，解释为他们不能充分理解正性社交材料中的积极含义。而Weeks等人(2008)认为，社交焦虑个体害怕正性的评价，焦虑个体对正性启动图片的启动表现出了不相容性，而控制组表现出相容，即，焦虑个体对正–正图片的反应时更慢，控制组更快。可见，被试不仅受启动刺激效价的影响，也会受目标刺激效价的影响。 综上所述，焦虑个体对负性信息存在注意偏向，但焦虑个体对正性信息是否也存在注意偏向，以及这种偏向是否是无意识，目前还不清楚。本研究拟采用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黄宇霞，罗跃嘉，2004)作为刺激材料，启动图片通过阈下方式呈现，采用2 (高焦虑组，低焦虑组) × 2 (目标图片正性，目标图片负性) × 3 (启动条件，非启动条件，控制条件)的实验设计。分别比较高、低特质焦虑个体在不同情绪启动条件下对目标图片进行正、负性判断的正确率的差异。本研究假设：高特质焦虑个体会对情绪面孔产生无意识注意偏向，影响被试对目标图片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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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通过在北京4所高校张贴广告及在网上发放电子版问卷的方式，共发放800份问卷，施测问卷为《状态-特质焦虑问卷》之特质焦虑问卷(STAI-T)。选出高于75%分位数和低于25%分位数各80名大学生作为候选被试。综合被试意向，排除身体疾病等因素，最终确定被试60人(26男，34女)。被试分两组。高焦虑组(27人：6男，21女，平均年龄22.7岁，标准差2.15)，平均特质焦虑48.5，标准差6.02，低焦虑组(33人：20男，13女，平均年龄22.9岁，标准差1.67)，平均特质焦虑32.2，标准差2.91。 2.2. 实验材料 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黄宇霞，罗跃嘉，2004)中选出恐惧、喜悦和中性三种表情的图片，每种表情30张，一共有90种不同面孔刺激。恐惧图片的愉悦度平均值为2.60 (从1.89~3.09)，标准差为0.34；喜悦图片的愉悦度平均值为6.80 (从6.27~7.77)，标准差为0.38；中性图片的愉悦度平均值为4.90 (从4.45~5.45)，标准差为0.29。恐惧图片的唤醒度的平均值是6.85，标准差为0.92；快乐图片的唤醒度的平均值是6.21，标准差为0.80；中性图片的唤醒度的平均值是3.68，标准差为0.42。将三种情绪图片进行随机配对，形成六种配对类型(正–正、负–负、正–负、负–正、中–正、中–负)。三种启动条件：启动条件、非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如表1所示。确保同一张图片不会出现于相临的两个任务中，并且任意配对中的启动图片和目标图片都不相同。 2.3. 实验程序 通过Presentation软件在15寸CRT电脑屏幕呈现所有的刺激材料，刷新频率设置为120 Hz。图片位于屏幕中央，被试者坐在屏蔽室中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双眼注视屏幕中央，眼睛距屏幕约0.8米。要求被试者双手握住无线鼠标，又快又准的判断目标图片的正负。若为正性图片，则用左手拇指按下左键， Table 1 Three types of priming condition 目标图片：正性 目标图片：负性 目标图片：中性 启动图片：正性 启动条件 非启动条件 控制条件 启动图片：负性 非启动条件 启动条件 控制条件 表1. 三种情绪启动条件的组合类型 若为负性图片，则用右手拇指按下右键。在被试间平衡两个按键。 2.3.1. 阈下情绪启动任务 每个情绪启动任务中，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200 ms的固定点+，在间隔800 ms黑屏后，迅速呈现16 ms的启动图片，随后用40 ms纯色块图片将其完全掩蔽，然后目标图片随机出现，被试者对目标图片进行按键反应，反应后间隔1500 ms进行下一个任务。如图1。实验分2个组，每组120个任务，共240个任务。所有任务以及配对类型的顺序都是随机呈现的。在被试间平衡序列施测顺序。实验开始之前，先让被试完成4个练习试次，以便熟悉并掌握按键和实验流程。 2.3.2. 意识检测阶段 为检验被试是否意识到阈下呈现的图片，在被试判断图片的效价之后，进行五步顺序的简短谈话。以下问题逐一对被试进行询问，若回答否，就终止问题。 1) 除了十字和需要判断情绪正负的面孔之外，你看见什么别的了么？ 2) 在十字和面孔之间，你看见什么别的了么？ 3) 在十字和面孔之间确实有个闪影，你看见什么了？ 图1. 阈下情绪启动任务 4) 你看见一张脸或是什么颜色了么？ 5) 你看见脸上是什么表情了么？ 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采用2 × 2 × 3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因素为组别(高焦虑组、低焦虑组)，组内因素分别为目标图片效价(正性、负性)和情绪启动条件(启动条件、非启动条件、控制条件)，因变量为目标图片效价判断的正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