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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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整理调查数据及分析统计结果 4.1. 分析脚手架钢管截面几何尺寸统计参数 数据统计时，为便于对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参数的不定性我们采用随机变量 来表示：有 ，式中，a为构件统计参数的实测统计值； 为构件的统计参数的设计值或标准值，调查中主要依据施工单位的设计资料及有关规范、手册等确定。 项目组在几个月的调查中，得到了大量的核心影响因素的统计数据。在这些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截面外直径、壁厚、两端面切斜偏差、弯曲度得到了初步的统计参数。例如，截面外直径、壁厚统计参数如表2所示，其中样本容量均为360。 Table 1 Questionnaire about pipe physical dimension of steel tubular scaffol 工程项目： 日期：　　年　　月　　日 钢管设计参数：l × D × t： 总数量： 编号 截面外直径D/(mm) 壁厚t/(mm) 两端面切斜偏差δ/(mm) 弯曲度Δ/(mm) 表1. 扣件式脚手架钢管几何尺寸调查表 Table 2 Physical dimension of steel pipe cross sectio 项次 截面外直径 壁厚 样本均值μ 47.996 3.471 标准差σ 1.52 0.0713 变异系数δ 0.0317 0.0205 表2. 钢管主要几何尺寸统计参数 Table 3 Cross section area and inertia moment of steel pip 项次 截面面积 惯性矩 设计值 254.27 68085.48 样本均值μ 252.22 67565.70 标准差σ 9.87 1831.63 变异系数δ 0.0391 0.0271 表3. 钢管截面面积和惯性矩的统计参数 4.2. 统计分析截面面积及惯性矩的参数 在对截面外直径、壁厚参数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即可进一步通过误差传递公式 [ 5 ] 获得所需截面几何特征的统计参数，对任一函数 ，若其中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及 ，则Y的样本均值为 ；而方差为 变异系数为 。对于扣件式脚手架钢管，其主要截面特性有：截面面积 按照误差传递公式，即可得截面面积的均值与方差分别为 而截面惯性矩为 由于截面惯性矩的均值与方差的表达式过于复杂，这里不再给出具体计算公式。 对于扣件式脚手架钢管，截面的设计尺寸为：D = 48 mm，t = 3.5 mm。按照本文中上节的统计参数，可得其截面外直径、壁厚的样本均值及标准差如表2所示。则利用上述的误差传递公式，可得扣件式脚手架钢管截面面积和惯性矩的统计参数计算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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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一些大型施工企业施工中所使用的扣件式脚手架构件的调查，初步得到了其中主要参数的统计特征，并对钢管截面几何特性的统计参数进行了相关分析，由于时间所限，本文并未对所有影响因素全面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的结果将会对规范的修订提供参考，并会对相关企业的质量控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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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广义的“中国梦”是指中华民族在实现国富民强的同时，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美好愿望，而狭义的“中国梦”是指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对于“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是怎样的？本研究编制了流动人口理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的问卷，并对该问卷进行了初步应用，对800名北京流动人口进行问卷的初步应用，调查他们对“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的特点。方法：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开放式问卷调查、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等方法。结果：问卷包含三个维度：国家梦(8个项目)、社会梦(12个项目)和个人梦(5个项目)。三个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83.948%，旋转后的各项目负荷均在0.6以上。总量表、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86、0.979、0.918和0.983，分半信度分别为0.985、0.974、0.978和0.90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因子模型有良好的拟合指数(χ 2 /df = 3.781， NFI = 0.927， RFI = 0.919， IFI = 0.945， TLI = 0.939， CFI = 0.945， RMSEA = 0.087)，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结论：1)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包括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三个维度，问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2)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得分最高的是个人梦，其次是国家梦，最后是社会梦。3)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具有性别差异。 关键词 :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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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夙愿，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一种梦想，它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全部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的期盼(习近平，2012a)。 习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习近平，2012b)。这就体现了“中国梦”的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随后，习总书记又提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人民的梦”，也就是中国梦是由每个人民的梦想所组成(习近平，2013)。 学界对于“中国梦”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不同。有学者认为“中国梦”有广义和狭义两者之分，广义“中国梦”是指中华民族在实现强国富民的时候，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美好盼望。狭义的“中国梦”是指渴盼成功的中国人希望凭借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创造精神去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梦想(凌淑红，薛鹏，2008)。还有研究者从纵向的过去、现在、未来，从横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提出中国梦是由强盛中国梦、法治中国梦、文明中国梦、和谐中国梦、美丽中国梦与幸福中国梦组成的“5 + 1”立体结构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孟东方，王资博，2013)。程美东和张学成在对当前学界关于“中国梦”研究进行评述，发现学界对“中国梦”内涵的看法各异，主要有二元说、三位说和多维说。1) 二元说，即“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2) 三位说，即“中国梦”通过三个向度展示三种面相：富民梦、强国梦和复兴梦。从个体看，它是中华儿女的富民梦；从集体看，它是强国梦；从民族看，它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复兴梦。3) 多维说，即“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实现“中国梦”，不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单项推进，而是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的多维发展(程美东，张学成，2013)。 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Moscovici)提出的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是一种社会认知理论，该理论将社会表征界定作“某一社群所共享的价值观、概念以及实践系统”。社会表征实质上是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人际互动过程的概念、话语及解释体系，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神话及信念系统或同时代的常识(Abrams & Hogg， 2006)。社会表征是同一文化社群理解其生活世界的认知框架。从社会表征理论的视角来看，每个社群都对一个概念或事物的表征都会有其群体独特的理解，这种表征可能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国外有研究者研究了英国民众对精神疾病的社会表征、澳大利亚民众对欧元的社表征、英国青少年对“欧盟”、对“上帝”、土耳其大学生对“欧洲”、公众对“全球变暖”、民众对“新能源技术”、对“亲环境行为”、老年人对“老人”等概念的社会心理表征(Jodelet， 1993; Meier & Kirchler， 1998; Adam， 1998; Lindeman， Pyysiäinen， & Saariluoma， 2002; Sudas & Goregenli， 2013; Batel & Castro， 2015; Batel， Castro， Devine-Wright， & Howarth， 2016; Moreno， Sánchez， Huerta， Albala， & Márquez， 2016)。个体或群体在同一概念或事物的社会心理表征有差异。国内的研究者们研究了中国青少年对中国和“美国”及“国家”、大学生对“同乡”、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国”、人们对“残疾”等概念的社会表征(张曙光，2006；朱晓芳，2008；潘璠，2008；曹震宇，林枫，王蓓蓓，2012)，也发现了不同群体对某一概念的社会表征有差异。潘璠的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的青少年对中国的社会表征在评价维上存在显著差异，维族和土家族被试对中国的评价最积极，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壮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见，个体原有的知识表征与其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的社会心理表征。 根据社会表征理论的观点，不同群体对“中国梦”这一概念的社会心理表征也会具有明显的群体特性，与该群体之前的现实生活相关。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现阶段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城市中以“漂”的状态生存，他们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城市中的融入，因此，了解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并无统一表述，但学术界与政府条例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内涵大多从时间、空间、户籍、流动目的方面来界定(张瑞，2014)。龚幼龙和严非(2011)认为“流动人口特指人们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但排除了旅游、上学、访友、探亲、从军等情形”。本研究拟以北京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北京流动人口如何理解“中国梦”的内涵，即他们对“中国梦”的心理表征，编制北京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并对北京流动人口的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进行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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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2：《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的初步应用 3.1. 研究被试 通过线上(问卷星)和线下(纸笔)的方式进行施测。共有960名被试参与调查，流动人口800名，其中男性314，女性486。有效被试678名，男性252，女性426。 3.2. 研究工具 使用自编的《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 3.3. 研究程序 请被试完成问卷调查，收集被试的基本背景信息，作答时间为5~10分钟。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删除整理步骤：1) 删除未完成测验的被试数据；2) 删除操作检查(细节问题)回答错误的被试数据；3) 删除形容词评定中选择同一选项的被试数据。共有678个被试数据记入最终的数据分析。 3.4. 研究结果 被试在北京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各维度和总量表的得分见表4第二列。北京流动人口的个人梦得分最高，其次是国家梦，而社会梦得分最低。 对不同性别被试在《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在三个维度和总量表得分上都显著高于女性(见表4)。具体而言，男生在国家梦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社会梦，个人梦的得分最低，而女生在个人梦维度的得分最高，社会梦维度得分最低，国家梦处于中等。 3.5. 研究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北京流动人口的个人梦得分最高，其次是国家梦，而社会梦得分最低。这也就是说，对于北京流动人口来讲，他们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更多侧重于个人梦，他们更关注中国梦对于自己的影响，实现中国梦也更多要关注个人梦的实现。在北京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心理表征中，所谓的中国梦，首先是能够帮助每一个公民实现他们的个人梦：“从事喜欢的工作”、“创业”、“有朋友圈”、“更好的个人形象”和“平凡生活”。 Table 4 T-test of the score of Social-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questionnair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 subject 总体M ± SD 男(M ± SD) 女(M ± SD) t p 国家梦 3.297 ± 1.393 3.735 ± 1.258 3.199 ± 1.392 −4.918 0.000 社会梦 3.265 ± 1.351 3.644 ± 1.242 3.185 ± 1.352 −4.288 0.000 个人梦 3.322 ± 1.135 3.598 ± 1.095 3.260 ± 1.130 −3.613 0.000 中国梦总均分 3.287 ± 1.259 3.664 ± 1.160 3.204 ± 1.258 −4.605 0.000 表4. 不同性别被试在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得分的差异检验 男性和女性在中国梦的三个维度及总分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在三个维度和总量表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女性，男生在国家梦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社会梦，而个人梦的得分最低。对于男生而言，他们认为中国梦更多地与“国强民富”、“民族自豪”、“民族复兴”、“军队强大”等相关联，其次才是社会层面的社会问题，如“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国企垄断”、“全民医保”等问题，而与个人相关的内容与中国梦的关联度较低。相反，女生在个人梦维度的得分最高，社会梦维度得分最低，国家梦处于中等。从进化的角度来讲，这种对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的性别差异可能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女性更关注于自身以及子女的发展，而男性更关注于获取资源，强健自我，更大范围地保护家园。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女性更关注于自我和家庭，而男性更关注社会和国家，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关注政治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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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流动人口“中国梦”社会心理表征问卷包括国家梦、社会梦和个人梦三个维度，问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2)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得分最高的是个人梦，其次是国家梦，最后是社会梦。 3) 流动人口对“中国梦”的社会心理表征具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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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七自由度空间曲梁单元和七自由度车辆模型模拟桥梁和车辆，基于频率功率谱等效的方法模拟桥面不平度，分析了连续曲线钢箱梁的车桥耦合动力响应，建立起车桥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经自编程序对其进行动力响应研究。结果表明：当桥梁曲率半径小于某定值后，其各项响应量值将迅速增大，且扭矩的动力放大效应要大于弯矩；桥梁位移动力放大系数随横向加载车道数的减小而增大，随纵向车辆行驶间距的增大而增大，但响应量值大大减小。 关键词 :连续曲线钢箱梁，车桥耦合，动力响应，参数分析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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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公路桥梁上的车辆数量、速度和间距等具有较大随机性，其车桥耦合动力学的研究也较铁路桥梁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研究越来越多，模型也趋于复杂。Huang等 [ 1 ] 采用11自由度车辆模型研究了曲线钢箱梁的车桥耦合动力响应。Yoon [ 2 ] 等推导出7自由度曲梁单元振动方程，研究了薄壁曲梁的动力特性。Kim [ 3 ] 等采用三维有限元方法计算了汽车通过曲线梁桥的动力响应。赵跃宇等 [ 4 ] 从4个方面概括了国内外曲线梁的研究现状。黄晓敏 [ 5 ] 等则对多车荷载作用下的混凝土曲线箱梁桥冲击效应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 近年来，连续曲线钢箱梁桥在城市高架桥中已得到广泛应用，而既有研究多集中在混凝土梁桥和简支人行桥的动力响应分析。本文采用空间曲梁单元模拟桥梁结构，弹簧阻尼器相连的多刚体系统模拟车辆，建立起车–桥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某连续曲线钢箱梁桥为例，基于自编程序对该耦合系统进行动力响应分析，所得结论可供相关工程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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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车辆–桥梁耦合系统动力响应分析模型 2.1. 桥梁有限元模型 为更好地考虑曲梁杆件翘曲效应的影响，桥梁结构采用图1所示考虑约束扭转的每节点七自由度空间曲梁单元模型 [ 6 ] 进行离散，运用弹性系统势能驻值原理和形成矩阵的“对号入座”法则推导出单元的特性矩阵，经坐标变换和组装得到结构的总体质量、阻尼、刚度矩阵，建立起桥梁的动力学方程： (1) 式中： 分别为结构的总体质量矩阵、阻尼矩阵和刚度矩阵； 、为总体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列向量； 为结构的总体外荷载向量。文中桥梁结构的阻尼采用Rayleigh阻尼假设。 2.2. 汽车车辆分析模型 本文车辆模型采用7自由度多刚体系统模型，由一个车体和四个车轮组成。模型考虑了车体及车轮 图1. 考虑约束扭转影响的梁单元模型 竖向的浮沉运动、车体前后的点头运动、车体横向的倾覆运动，较全面地模拟了车辆自身的振动特性。分析过程中假定车辆平行于桥梁中心线做匀速运动，车辆各构件做小位移振动，每个集中质量的离心力水平作用于各自的质心处。车辆的简化模型见图2，基于势能驻值原理和“对号入座”法则建立车辆的动力学方程如下，详细过程参见文献 [ 7 ] 。 (2) 2.3. 路面不平度 诸多文献 [ 3 ] [ 8 ] 表明路面平顺状况是车–桥动力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采用文献 [ 9 ] 中基于频率功率谱等效的方法，根据国标所给的不平顺谱密度函数 [ 10 ] ，对桥面不平度值进行数值模拟，经傅里叶变换为时域样本，以模拟不同等级的路面状况： (3) 式中： 为时间序列 的频谱， 为虚数单位。 2.4. 车–桥系统动力学方程的建立及求解 基于前述的桥梁和车辆动力方程，以桥梁静力平衡状态为车桥系统的初始状态，即将 代入式(1)，并将桥梁和车辆各矩阵进行组装，由此形成车辆–桥梁耦合系统动力学方程如下，式中各项意义详见文献 [ 6 ] ： (4) 其中： 本文采用无条件稳定的Wilson-θ数值积分法求解上述方程 [ 11 ] ，为体现出外荷载的变化规律和结构动力响应的周期规律，同时保证计算精度，时间步长取 。据上述原理，本文采用Fortran语言编制了车–桥系统动力分析程序VBDS-1，可方便进行车辆与桥梁的动力响应分析。 图2. 车辆计算模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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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工程概况 3.1. 桥梁概况 以某高架线路中跨越道路口的桥梁为例，其跨径布置为 ，曲率半径600 m，为全钢结构等高度连续钢箱梁。梁高2.45 m，顶板宽25 m，采用整幅单箱四室的箱型截面如图3，桥面布置为双向六车道。下文中若未加说明，桥面状况取为B级(好)，桥梁阻尼比为1%。根据子空间迭代法，用Fortran编写桥梁自振特性分析程序，求解主梁前N阶自振频率和振型，与ANSYS软件的前5阶自振特性计算值对比如表1，可知两者结果基本吻合。 3.2. 车辆参数 研究采用车队的方式进行加载，以模拟现实中横向多车道且纵向每车道同时有多辆车作用于桥梁的情况。选取每列车队含10辆汽车，前后间距20米，假定后车行驶在前车的车辙上进行分析。根据文献 [ 7 ] 选取汽车参数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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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车辆荷载作用下桥梁动力响应参数分析 4.1. 桥梁曲率半径的影响 为分析曲率半径的影响，保持该桥跨径等基本参数不变，按车辆以一个车队行驶于外半幅的中心处通过桥梁，偏心距为e = 6 m，分别计算各条件组合下桥梁的位移及内力动力响应如下，限于篇幅只给出了部分结果。 图4可见，桥梁跨中位移和弯矩响应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随着曲率半径的减小，两种响应均有增大趋势，但增速较缓；当曲率半径小于120 m时，其响应最大值将明显增大。 图5可知，支点截面弯矩随曲率半径的变化趋势与跨中相似，但前者在较高车速下出现共振现象，后者则出现在较小车速下；曲率半径越小桥梁跨中截面的扭矩呈增大变化，且半径小于120 m时，扭矩也出现明显增大，其动力放大效应大于弯矩。 4.2. 车辆偏载的影响 分别取车队偏心 三种情况进行分析，计算各车速下桥梁动力响应如图6。可知随着车辆行驶偏心距增大，桥梁跨中位移响应逐渐变大。这是由于车辆偏心的不同使桥梁的扭转效应变大所引起的，可见曲线桥的扭转效应对其动力响应有较大影响，设计时不应忽视。 Table 1 Comparison of bridge natur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模态号 VBDS-1 频率(Hz) ANSYS 频率(Hz) 振型特征 1 2.765 2.764 一阶对称竖弯 2 5.220 5.206 一阶反对称竖弯 3 5.425 5.431 二阶对称竖弯 4 6.093 6.077 一阶扭转 5 7.922 8.071 二阶扭转 表1. 桥梁自振特性计算结果对比 Table 2 Vehicle parameters of geometry and dynami 参数 单位 取值 参数 单位 取值 kg 20，000 m 1.5 kg∙m 2 55，160 m 2.5 kg∙m 2 13，490 m 1.1 kg 710 kg 800 N/m 3.99e5 N/m 3.99e6 N∙s/m 2.32e4 N∙s/m 2.32e4 N/m 3.51e5 N/m 3.51e5 N∙s/m 800 N∙s/m 800 表2. 车辆的几何及动力特性参数 图3. 钢箱梁标准横截面图(单位：mm) 图4. 不同曲率半径下中跨跨中位移和弯矩响应最大值 图5. 不同曲率半径下支点截面负弯矩和跨中截面扭矩最大值 图6. 不同车辆偏心作用下中跨跨中竖向位移最大值 4.3. 横向加载车道数的影响 分别取单车道偏载(L1)，单向三车道偏载(L3)和双向六车道满载(L6)，车队均沿着桥梁最外沿外侧按照最小间距布置，计算桥梁动力放大系数(DMF)如图7。通常随着横向加载车道数的增多，车辆荷载增大，桥梁的响应也成倍增大，而DMF却相反，图6表明其随车道数的增多而有所减小。 4.4. 纵向车辆行驶间距的影响 参考相关研究 [ 12 ] ，选取纵向行车间距10 m，15 m，20 m三种行车间距组成相应的车队，计算桥梁动力响应如图8。可知行车间距增大时，动力放大作用有小幅增大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间距从10 m变到20 m，荷载大小增加一倍，而DMF最大变化不超过20%。故间距变化引起车辆数目的增减仍起控制作用，间距增大，DMF虽增大，但桥梁最终的响应值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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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以连续曲线钢箱梁桥为研究对象，建立起车–桥耦合系统进行动力响应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 曲线梁桥的位移和内力响应量值随曲率半径的减小而逐渐增大。当曲率半径小于某定值后，其各 图7. 不同加载车道数下中跨跨中位移动力放大系数 图8. 不同车辆行驶间距下中跨跨中位移动力放大系数 项动力效应将迅速增大；此时扭矩的放大效应要大于弯矩，扭转效应对各项动力响应将产生较大影响；计算时不同车道的偏心作用也不可忽视。 2) 曲线梁桥的动力放大系数随横向加载车道数的减小而增大，随纵向车辆行驶间距的增大而增大，但其并不控制设计，此时车辆数目增减引起响应量值的变化仍起控制作用，实际设计中应综合考虑两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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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手机成瘾是指个体对手机异常的过度依赖导致个体离开手机无法正常生活的现象，是继网络成瘾之后伴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社会问题。高冲动性的个体在行动时容易受到当前因素的影响，缺乏思想上的权衡。冲动性是成瘾人群的显著人格特征，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个体的冲动性水平与物质成瘾和非物质成瘾都存在密切的关系。本文对手机成瘾与冲动性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同时也提出了手机成瘾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这些都为未来进一步揭示手机成瘾的心理行为机制等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 :手机成瘾，手机依赖，冲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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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手机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和多样化。特别是近年来智能手机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各种常用的功能都整合到手机上，使得人们对手机的依赖逐渐加重。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已经使得手机成为人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贺金波，陈昌润，鲍远纯，雷玉菊，2012)。手机作为最普及的移动网络平台给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便捷，人们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来在网上工作、聊天、购物、获取新闻、游戏娱乐等。2016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较2014年增加6303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 (CNNIC， 2016)。随着手机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手机在给人们提供便利和乐趣的同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人们自己离开手机便不能正常的生活：有人在手机不在身边时会出现眩晕、烦闷、焦虑等不适症状，甚至会出现手指自觉颤动以及手机铃声的幻听等症状(徐华，吴玄娜，兰彦婷，陈英和，2008)。手机成瘾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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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手机成瘾 手机成瘾又叫手机依赖、手机滥用、问题性手机使用等，指个体强迫性地使用手机，对手机有强烈的依赖感，并且这种过度使用和依赖感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活动等方面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的现象(Park， 2005; 韩登亮，齐志斐，2006；屠斌斌，章俊龙，姜伊素，2010)。Jenaro等(2007)认为问题性手机使用是一种冲动性控制障碍，根据DSM-IV中关于病理性赌博的诊断标准对问题性手机使用进行了界定。徐华等(2008)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成瘾行为，借鉴了戒断性、失控性和突显性这三个成瘾的诊断指标来对手机成瘾进行界定。贺金波等(2012)把因手机过度使用而造成的问题性行为和心理障碍的现象称为手机依赖，认为手机依赖是一种强迫性依赖行为，属于行为成瘾的范畴。Orford (2001)认为成瘾的人经常表现为对某种活动的过度投入，而不考虑可能会产生的消极后果。周喜华(2010)从三个方面对手机成瘾进行了界定：一是对手机的滥用；二是手机滥用产生的消极影响；三是手机不在身边或禁止使用时会出现一系列不适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2.1. 手机成瘾的流行病学研究 随着手机的普及和移动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成瘾已经成为继网络成瘾之后出现的一种由科技引起的新型社会现象。许颖等(2012)使用PCPU对中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中手机依赖的检出率达到19.8%。黄海等(2014)研究发现大学生中手机成瘾的比例为15.4%。手机成瘾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严重性可见一斑，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状况也不容乐观。Leung (2008)的研究发现在香港的青少年中手机成瘾的比例高达27.4%。Yen等(2009)对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有16.3%的青少年出现由手机使用引起的功能损伤。韩国的调查发现11.1%的青少年存在严重程度的手机过度使用(Koo， 2009)。西班牙的青少年中手机过度依赖的筛出率达到20% (Sánchez-Martínez & Otero， 2009)。英国的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比例也达到10% (Olatz， Luisa， Montserrat， & Will， 2014)。由于不同的调查研究对手机成瘾的界定标准和测量手段的不同，对手机成瘾比例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10%~20%之间。由此可见，手机成瘾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2.2. 手机成瘾的危害 手机成瘾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手机产生的辐射会增高个体罹患肿瘤的风险，还会引起个体的神经和内分泌功能紊乱(Hardell & Carlberg， 2009; Myung et al.， 2009)。手机成瘾的个体长期使用手机必然会受到手机辐射影响。临床研究发现，长期使用手机会引起头疼头晕、视觉和听觉的损伤、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疲劳感等不适症状，还会引起颈椎变形等形体方面的改变(Meo & Al-Dreess， 2005；师建国，2009)。手机的过度使用往往伴随有焦虑和抑郁等精神障碍症状，也有研究表明手机的过度使用与压力和个体的睡眠状况关系密切(Ha， Chin， Park， Ryu， & Yu， 2008; Sánchez-Martínez & Otero， 2009; Thomée， Härenstam， & Hagberg， 2011; Zulkefly & Baharudin， 2009)。过度使用手机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关系，对个体的社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Kamibeppu & Sugiura， 2005; Madell & Muncer， 2007; Park， 2005; Sánchez-Martínez & Otero， 2009；王薇，2012)。 手机成瘾往往会伴随着其他的不良行为。个体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会增加出现车祸的风险和严重性，而手机依赖的个体往往会不顾法律的规定和自身及他人的人身安全在开车时危险使用手机(Briem & Hedman， 1995; Redelmeier & Tibshirani， 1997)。研究发现手机依赖的个体伴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等物质滥用行为(Ezoe et al.， 2009; Leena， Tomi， & Arja， 2005; Toda， Monden， Kubo， & Morimoto， 2006)。另外，手机成瘾的个体会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Walsh， White， & You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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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冲动性与手机成瘾 Eysenck (1993)认为冲动性是一种人格特质，冲动性水平高的个体在行动时常常会快速地做出反应，但缺乏相应的计划。Daruna和Barnes (1993)认为高冲动性个体的行为常常表现为构思不充分、表达不成熟、与环境不相适应、出现消极结果等特点。冲动性在人格障碍、行为障碍及物质滥用等异常行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周亮，肖水源，何晓燕，厉洁，刘慧铭，2006)。一般认为冲动性有两个基本特征：① 行动时易受当前因素的影响，缺乏思想上的权衡；② 个体难以抑制不适当的行为。 3.1. 冲动性与成瘾 冲动性是成瘾人群的显著人格特征，在成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药物成瘾、酒精成瘾和烟草成瘾等物质成瘾的个体常常伴随着较高的冲动性水平，表现为个体不顾后果的对成瘾物质强迫性、冲动性地使用(Billieux et al.， 2010; Curcio & George， 2011; Dawe & Loxton， 2004; MacKillop， Mattson， Anderson MacKillop， Castelda， & Donovick， 2007; Perry & Carroll， 2008; Verdejo-García， Lawrence， & Clark， 2008)。Miller等(2003)认为冲动性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反社会的人格特征和行为，冲动性的感觉寻求因子能够有效地预测不良行为和物质成瘾。 此外，冲动性在非物质成瘾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中把病理性赌博划分在冲动控制障碍中，并且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冲动性在病理性赌博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lessi & Petry， 2003; Association， 2013; Madden， Petry， Badger， & Bickel， 1997)。网络成瘾的研究也表明了冲动性的重要性，网络成瘾的个体在做选择时更容易做出冲动性的选择(Cao， Su， Liu， & Gao， 2007；梅松丽，张明，张秀玲，姜英杰，2010)。 3.2. 冲动性与手机成瘾 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都与成瘾个体的冲动性水平密切相关，这就提示我们个体的冲动性水平在手机成瘾中可能也起着重要的作用。Bianchi和Phillips (2005)认为手机成瘾可能源于个体缺乏相应的社会控制或自我控制。Billieux等(2008)使用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MPPUS和UPPS冲动行为量表探讨了问题性手机使用和冲动性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证实了冲动性在手机的问题性使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冲动性的不同成分在手机的问题性使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其中急迫性(urgency)对手机问题性使用预测作用最强。王正翔(2013)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大学生手机依赖和冲动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与冲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且注意冲动性和行为冲动性都能有效预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徐晓丹(2014)研究了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自我控制的关系，认为手机成瘾大学生的自我控制存在缺陷：特质自我控制水平显著低于控制组大学生；状态自我控制能力仅在损耗状态时显著低于控制组，在非损耗情况下无差异。这些都表明了冲动性与手机成瘾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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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手机成瘾的特殊性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4.1. 手机成瘾的特殊特点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认真梳理，我们认为，与物质成瘾和其他行为成瘾类似，手机成瘾作为一种新媒介成瘾也表现为个体对于成瘾物的冲动性、强迫性的使用，并且不顾因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手机成瘾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 首先，便携性。便携性是手机成瘾与其他行为成瘾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之一。手机作为一个移动平台具有方便携带的特点，这就增加了个体接触手机的机会，个体就不会像网络成瘾、病理性赌博等行为成瘾那样受到地点的限制，个体的冲动性更容易得到满足，这就使个体的冲动性不断地得到强化。同时，手机的便携性增加了出现手机出现的可能性，不断地诱发个体使用手机的冲动性。这些都使手机成瘾个体的冲动性与其他成瘾的冲动性有所不同。 其次，联系性。手机最开始的功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现在手机可以进行网络聊天，不仅可以使用手机与认识的人联系，也可以很容易地与陌生人进行建立联系，使个体之间的人际联系更加方便和多样。孤独感、依恋等人际交往方面因素在手机的过度依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Gentzler， Oberhauser， Westerman， & Nadorff， 2011)。这就使得个体冲动性使用手机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 第三，即时性。手机的使用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快捷，人们可以迅速地与想要沟通的人进行联系，不受时空的限制。随着移动科技的发展，手机功能不断增多，人们的大部分需求都可以通过手机快速地得到满足，这样就会减少个体有意识地去控制冲动性的机会，从而使个体对冲动性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 4.2. 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目前手机成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制量表、建立模型、探究影响因素和危害等定性研究，而研究手段则主要是通过问卷来描述个体手机成瘾的水平。Bianchi和Phillips (2005)编制的《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PPUS)是第一个关于手机问题使用的量表。此后，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手机成瘾理论和各自的侧重点而编制了各式各样的问卷。因此今后手机成瘾的研究应该在以往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冲动性以及手机的特异性的进行实验性研究，同时要结合行为学、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来对手机成瘾这种新媒介成瘾进行深入探索，进一步揭示手机成瘾的心理行为学机制。并且，我们可以针对手机成瘾与冲动性的紧密联系，通过对个体冲动性水平的干预训练来减轻手机过度依赖对个体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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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互动的本质机制在于激发更高级复杂的认知功能。如何理解和洞察联合思维的互依本质及其产生性表现应成为合作性学习研究的重点。文章对新近涉及高水平互动探索的研究进行了如下归纳：1) 合作认知互动过程分析框架，如高水平共同调节分析框架、对话分析框架、分层分析框架等；2) 合作认知互动模式类型，如促进性互动、建设性互动、合作互动等，以及3) 高水平合作认知的核心要素，如交叉理解、精制、合作监控等。最后对未来合作认知互动过程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 :高水平，合作认知，互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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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早期合作学习研究中，大量研究探索了其学习的有效性、影响因素、实践运用模式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内部互动过程逐渐引起关注。关于合作性学习(如团队、小组或同伴学习)内部互动过程的研究通常有两种思路：1) 宏观水平的分析与考察，如合作性学习背景下，对一段时间里学生的认知、行为、情感等互动状况进行调查(e.g.， Gillies， 2003; Daradoumis et al.， 2006)，包括考察参与度、角色担当、互动技能、互动取向(个人取向或团队取向)等。2) 微观水平的分析与考察，如聚焦成员一起完成某任务的微观互动过程，从纵向视角对合作认知进行阶段性描述与分析(e.g.， Gunawardena et al.， 1997; Beers et al.， 2005; Liu & Tsai， 2008)；或从横向视角对成员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互动性分析(e.g.， Van Boxtel， 2000; Greeno， 2006; Volet et al.， 2008)。微观水平的研究有助于直接观察互动全程，而不是通过前后测来推测。不过，由于互动过程的复杂难控以及研究繁杂耗时，直接面向成员间实际互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少。正如Palincsar (1998)所言，团队学习研究经常探讨的是动机性因素，研究局限于考虑输入和输出，而对团队学习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缺乏具体、细致的分析，尤其对于高级思维过程分析缺乏。另有学者也指出，很少研究考察学生的贡献是怎样相互关联，或者他们的认知贡献在合作问题解决过程中是怎样变化的(Kneser & Ploetzner， 2001)。因而，学习者在合作讨论中是怎样获得学习的也并不清楚(Dolmans & Schmidt， 2006)。 社会建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更多地出现在高水平互动中。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并非所有互动都必然产生高效学习时，研究开始关注高水平互动的表现。正如汪航(2004)在回顾国外合作学习认知研究后指出，“当前研究对合作性联合建构的效应有了更深层次的分析，是高质量的互动与高后测分相关，还是存在仅仅有互动(不管质量如何)就增进学习的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与国内某些合作学习天然优于个体学习的倾向是完全不同的。”而研究合作性学习的关键问题就是要辨认联合思维的产生性表现和理解共同建构是如何通过成员间的互动出现的(Barron， 2003)。为此，本文通过对微观水平下聚焦合作互动过程——尤其是有助于揭示高水平认知互动机制与表现的研究进行归纳，包括完整分析框架、过程特征描述以及合作认知要素的研究发现等。希望能为我们明晰合作性学习中产生性互动(productive interactions)的表现及其互依本质；为有效观察和分析一个学习中的团队(或小组)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解合作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指导学生实践富有成效的共同学习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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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是从整体上把握复杂动态的合作过程的理论指导。它既是研究目的的反映又预示了如何对互动过程进行编码分析。下面所介绍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层次理解合作互动的内部过程。 2.1. 高水平共同调节分析框架 合作性学习中的产生性互动(productive interactions)的性质和表现是怎样的？Greeno (2006)提出“在活动中学习”的情境观，该情境观融认知科学和互动研究于一体，提出将聚焦于成员的互动与聚焦于信息的认知加工结合。建议探索正在进行中的互动，从而揭示真实情况下产生性投入的涌现和发展，以及那些抑制理想合作行为的其他互动表现。同时，他建议从群体水平上分析，即将团队或小组看作一个分析单元，以理解合作性学习活动的本质以及产生性互动的涌现。Volet等(2008)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融社会调节(social regulation)与内容加工(content processing)于一体的情境性分析框架，社会调节用来解释合作性学习活动过程中的参与动力；而内容加工可以反映什么样的认知加工带来高水平的学习。 如图1所示，在社会调节维度上，如横向箭头从左至右由细变粗，代表了个体水平的调节向团队水平的调节变化；在内容加工维度上，如纵向箭头自下而上由细变粗，代表了获得知识向建构意义变化，描述了低水平→高水平的动态变化过程。图1表明，理想的合作过程是团队共同建构意义。通过对3个大学生6人团队的面对面交流的录像，对其转录文本的情节分析，其分析框架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如考察发现，低水平共同调节的团队，学生并不是在共同建构知识，而是在尝试弄清案例中存在的事实。这种澄清是低水平内容分析过程，情节的特点是在几个学生的简短的话语转换，发言者的频繁变换，以及发言者之间相似水平的言语内容。而高水平共同调节团队，学生对知识的建构做出了充实贡献。在一次推理过程中有多个成员参与，有时两三个成员天衣无缝的合作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推理。这种互动显示了非常清晰的高水平共同调节过程，包括观点的连接、把以前所学知识应用于新的问题以及演绎推理。该研究表明了探索高水平合作互动表现的必要性，同时揭示了高水平团队合作的实质。为我们辨认小组或团队合作互动中所涌现的规律性高水平共同调节以及有助于保持产生性合作的互动特征等提供了简洁而清晰的思路。不过，研究是抽取式观察而不是基于某任务的完整学习过程观察；同时团队偏大，不利于对复杂的互动过程进行编码分析。 图1. 高水平共同调节分析框架 2.2. 对话分析框架 Fisher (1994)和Mercer (1996)提出语言使用不仅可以作为个体抽象认知能力发展的“调节方式”，而且，也应当成为考察人们共同思考、联合思维过程的工具。由此，他们确认了同伴互动中三种类型的对话：争论性对话、累积性对话和探索性对话，称之为三种社会思维模式(social modes of thinking)。Wegerif等(1997)在三种社会思维模式基础上提出了同伴互动对话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被后来研究者广泛引用，可以说是研究同伴互动的经典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提出对同伴互动中的对话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具体说来，集中考察4种可能的对话事件：(提出的)问题受到其他参与者反馈、(提出的)问题没有受到其他参与者反馈、(作出的)陈述被其他参与者内隐的或外显的接受、(作出的)陈述受到(其他参与者的)挑战；同时，他提出从以下4个水平分析：水平1关注作为社会思维模式的对话类型，即，对话中参加者共同努力建构知识时相互调整的基本方式。水平2关注那些决定对话效果的合适话语的基本规则，例如，允许和不允许的话语行为序列。水平3处理具体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或者话语(utterances)的分类——依据它们在情景中的功能。水平4分析记录或转录的实际、特定词句。集中考察以上对话事件并不是有意来限制分析，而是希望得到一个有用的工具来支持探索更一般的问题。该分析框架为我们对理解、分析和指导同伴的合作互动提供了参考。 2.3. 分层分析框架 分层分析框架是基于对在线合作学习的互动过程的分析与评价。Daradoumis等(2006)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评价互动的深度和评估其表现的分层分析框架。该框架融合了微观与宏观、认知与行为，是一个研究和分析团队互动及团队支架过程的全面框架。在该层次框架中，作者从不同层面定义了学习活动的表现，最顶层是对个体与团队的任务表现、团队运作和支架特征的定性评价(质性分析)。顶层的互动分析须通过定义和运用另外两层分析实现：一是团队活动和参与行为的社会网络评估，另一个是团队有效性(依据任务达成情况以及所表现出的积极互动)的定量分析。以上顶层和中低层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的、实际的概念模型。框架的顶层在于建构一个全面的概念模型，含以下四个重要指标——任务表现、团队运转、社会支持和帮助服务。其中，团队运转(Group Functioning)包括积极参与行为、任务完成的均衡贡献以及较好的角色扮演、监控与促进团队良好功能的积极互动或互动技能、与其队员的有效互动；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包括成员对相互合作、一起学习并实现共同目标的承诺、成员的投入及对他人的影响、成员对获得相互信任的贡献、成员对同伴的学习动机与情感支持、对冲突解决的参与和贡献；帮助服务(Help Services)包括帮助及时、帮助与成员的需要相关、帮助的质量高、帮助能被他人理解、在他人需要时随时有人提供帮助。这些指标代表高水平的合作互动过程，虽然它是相对宏观角度下的分析框架，但作者指出这些指标也具有通用性。对每一项指标赋予不同的比重，联合指标及其比重的分析是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此外，对微观互动过程的经典分析框架还有贝利互动过程分析法(Bales interaction process analysis (IPA) method， 参见Gorse & Emmitt， 2007)。它将互动分为12种不同的类型(即团结性表达、释放紧张、同意、给出建议、给出观点、给予确定、寻求确定、寻求观点、寻求建议、不同意、表现出紧张、表现出敌对)，既包括社会–情感互动又包括基于任务的互动(socio-emotional or task-based interaction)。这两者被认为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构成。社会调节与任务内容加工结合分析也是研究的一种共识。另外“折扣框架”(the DISCOUNT scheme)可为如何编码互动文本以参考(Pilkington， 1996)。该框架提出从情节到单句不同水平层级的编码思路，即先从情节→交流→话轮→推进→标志性表现。因而使用DISCOUNT分析框架需要先把对话分成不同情节。在推进水平上，它明确区分了几种对话，如元陈述、推理陈述、信息融入以及提问等。元陈述反映了参加者在努力解决给定的问题过程中的努力以及对过程的监控。DISCOUNT提供了4种可能的元陈述表现：任务推理(如，给出问题解决步骤的理由)，任务计划(如计划问题解决步骤)，任务监控(如监控努力是否是朝向问题解决的方向)和反思(如就任务本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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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互动模式 促进性互动。研究合作学习的先锋和著名代表Johnson兄弟提出的促进性互动模式具有以下认知特征(Johnson et al.， 2001)：相互提供高效率和有效能的支持和帮助，相互交换所需的资源并更迅速和有效地加工信息，互相提供反馈以便提高后续要完成的任务的质量和责任心，相互质疑和解释彼此的结论以产生高质量的决策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合作互动。Forman和Cazden (1985)曾提出三种类型的互动：平行互动——交换关于任务的评论，但很少关注或试图监视同伴的工作，并告知他人自己的想法；联合互动——努力与同伴分享关于任务的信息，但并未努力协调认知角色；合作互动——成员不断关注和监视彼此的工作进展而且在完成任务时担任互补的认知角色。 建设性互动。通常用来处理任务冲突和维持成员关系的交流模式反映了团队或小组的互动风格(interaction style)。互动风格会阻止或提升成员将其独特的知识和技能带入团队的能力以及他们提出可能解决问题的策略丰富程度。早期研究将互动风格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Cooke，Szumal (1994)归为三类：一是建设性的(constructive style)；二是被动的(passive style)；三是攻击性的(aggressive style)。建设型既关注个体的发展又关注团队目标的实现，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合作、富有创造性、自由交换信息、尊重对他人观点。尤其是每个人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冲突能被识别和解决，团队成员表现出良好的合作。 此外，有学者(Visschers-Pliejers et al.， 2006)将团队合作问题解决中“学习取向的互动”与“程序性互动”和“任务无关的互动”加以区分，其中，学习取向的互动表现为批判性提问、累积性推理、处理冲突等。另有学者(Kumpulainen & Mutanen， 1999)描述了合作认知加工的三类模型(three cognitive processing modes)，按从高到低的水平依次为：“解释性或探索性加工”(interpretative or exploratory processing，反映了成员合作问题解决中的深层卷入)、“程序性加工”(procedural processing，指任务执行程序但并未推进讨论)和“任务无关的加工”(指走神了或任务不相关的对话)。 以上互动模式的描述和界定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水平互动的过程特征。下面进一步介绍促进知识的共同建构或问题解决的合作认知要素(有的也反映在上述描述或分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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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认知加工 交叉理解。社会文化理论的新近发展强调了相互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对有效互动的重要性(Palincsar & Brown， 1984)。这同样在团队工作中也倍受关注，如新近研究(Lewis & Huber， 2008)提出交叉理解(cross-understanding)，指的是团队成员对同伴的心理模型的准确理解。而Klein (2000)提出共享情境知觉(shared situation awareness)，即团队成员对正在进行的事件的一致反映和解释，是重要的团队认知变量。与此相一致，当前团队学习研究中所关注的“共享心智模型”、“交互记忆”等也反映了对成员间获得畅通、准确的相互理解的认知条件探索。 精制。精制(elaboration)指个体增加、修改或更正另一个人的描述。Hogan等(2000)将精制分为添加、更正和辩驳三种类型。合作学习中精制对认知促进的重要贡献已被广泛认识(Slavin， 1996)。De Grave等(2001)发现，导致合作不那么有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精制的缺乏。因而，精制(而非简单的信息交换)是有效合作问题解决以及概念学习的关键(Van Boxtel， 2000)。Visschers-Pleijers等(2004)通过对3个合作问题解决片段的录像发现，在不同互动情节下(如提问之后、推理过程中、解决冲突中)精制和共同建构都是小组认知互动的重要表现。与精制加工相接近的是加工性商讨。Berkowitz和Gibbs (1983)是最早设计出两类商讨性讨论详细编码系统的研究者，他们把商讨分为表达性商讨(即用不同的词来重复另一个人的陈述)和加工性商讨(它企图抓住合作者产生的深层贡献，而不是仅仅重复表达一个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当发言人的陈述被听者当作要加工的输入时，一个陈述就被视为加工性商讨。正因为发言人的输入被用于修正听者的心理模型或部分加工者的知识库(加工性商讨)，所以听者能对他人的发言进行精制。他们发现，在道德推理分数中发展最快的学生是那些交流中包括最多加工性商讨的人。反过来，那些道德推理得分低的学生的讨论是表达性商讨。 解释。解释是同伴互动中被研究者认为重要反馈中的一种。解释通常会是解释者经历对材料明晰、组织、再组织、再加工的过程，因而促进自身对材料的深化理解。Webb (1989)发现，解释只有满足以下3个条件时才有效：1) 解释与提问者的问题信息相关，2) 解释能被提问者理解，3) 解释有助于提问者的问题解决。Ploetzner和Fehse (1998)也发现，当解释与疑问密切相关，同时又能被理解时，精细解释能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效果。另有研究(King， Staffieri， & Adelgais， 1998)比较了三种条件下的解释：仅解释(explanation only， E)，探索 + 解释(inquiry plus explanation， IE)，连续探索 + 解释(sequenced inquiry plus explanation， SIE)，发现，SIE条件下的被试比IE和E条件下两种条件下的被试都表现更突出的知识建构能力。最后，“尝试性解释”(tentative explanation)虽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但它在激发同伴参与共同知识建构中发挥了作用，因而也被认为是高水平加工(Volet et al.， 2008)。 逻辑或事实辩护。Guiller等(2008)发现同伴互动中辩护有以下4种：奇闻轶事辩护(justification with anecdote)，将个人经历、经验推广；概括化辩护(justification with generalisation)，依据来自于论文资料推广；证据辩护(justification with evidence)，引用科研证据；价值观辩护(justification with values)，凭借自己的价值观。该发现在线对话中用证据辩护显著高于面对面对话。笔者对大学生优势创业团队的微观互动过程进行系统观察发现，团队成员以客观事实或逻辑辩护远高于以个人经验或价值观辩护。 合作性监控。指的是成员分担对问题解决过程的监控，包括对讨论中的观点、解释等的批判思考和对团队成员的注意控制(control of attention)等。在合作互动模式中就特别强调了密切关注和监视同伴的工作。相互监控表现为一种控制性活动，这样的控制过程与以下两点相关：“对自己正在解答问题的思考过程了解得怎么样？”“多大程度上能把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指引自己思考？”(Schoenfeld， 1987)相互的监控还会有这样的话语表现，“你为什么这样想？”“这会把我们带向哪里？”“你怎么得出这点的？”这些监控常常是合作问题解决比个体问题解决更有效的重要原因(Eizenberg & Zaslavsky， 2003)。Saleh (2007)等发现，与中等能力和低能力学生相比，高能力学生“否定”更多。否定是对彼此的结论和推理过程提出挑战的行为，可能是倾听者发现当前信息存在的问题或漏洞——反映了对他人思考的关注与监控。反过来，学习最多的个体是那些频繁充当反思角色的人(Kneser & Ploetzner， 2001)；元认知话语(meta- statements)也成为推进合作问题解决的高水平话语(Pilkington， 1996)。 此外，虽然我们通常认为提问、争论促进合作学习，但研究也发现，提问、确认问题等与学习成绩负相关(Asterhan & Schwarz， 2007)；片面的争论(one-sided argumetation)不利于概念学习(Asterhan & Schwarz， 2007)。相反，“批判性提问”(critical question， e.g.， Yew & Schmidt， 2007)、“对话的争论”(Dialogical Argumentation， e.g.， Asterhan & Schwarz， 2007)、累积性推理(cumulative reasoning， e.g.， Visschers-Pliejers et al.， 2006)等能产生高效学习。以上高水平的合作认知往往也是团队或小组等合作性学习中出现得少且通过训练可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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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与展望 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揭示，合作认知加工的大脑激活区域显著大于比孤立认知加工激活区域(Wriessnegger et al.， 2016)。在未来飞速变幻与不确定的时代，人们之间的高水平合作越发不可或缺。通过对已有研究对概览，增强了我们对高水平互动过程特征、如何观察与分析等问题获得了一定的认识。不过，到目前为止，致力于团队或小组合作性学习中正在进行中的互动(on-going interactions)的研究总量少，成员间的内部互动过程也常被称之为黑箱(the black box， e.g.， Hak & Maguire， 2000)。互动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使他人投入更高级的认知加工。合作互动中的认知差异(cognitive difference，诸如对同伴的信息有怎样的反应、是如何加工所接收到的信息的、又是如何共同精制的等)被认为是产生性互动的最重要机制(Ding， 2009)。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现实世界问题日益复杂，认知的合作视角也将成为今后认知研究演进中的一个中心主题(Wilson et al.， 2004; Visschers-Pleijers et al.， 2004)。因而，今后还期待更多聚焦认知互动过程的探索，而进一步研究需注意的问题有：1) 结合任务类型。比如，合作性知识建构过程与合作性问题解决过程的高水平互动可能存在差异，结合任务类型有利于明确分析框架的适切情境。2) 结合任务内容。基于内容加工性质(如加工的对错、深浅及相互推进状况)的探索也是揭示高水平互动机制及其表现不可或缺的。3) 充实、细化或检验已有概念性分析框架。并通过密切关注促进合作认知加工新近研究以获得更合理有效、更清晰简洁、更易操作的分析框架。4) 加强理论研究。基于群体或团队水平的合作认知过程异常复杂，它除了受多种内外输入因素影响外，互动过程中也会产生或涌现诸多新的变量。如何能更好地透视其间系统、动态、复杂的相互作用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指导。虽然纯自下而上的扎根研究有助于注意到所有实际互动，但也可能陷入杂乱无章的言语海洋，不能充分、合理地把握合作互动本质。加强理论基础的探寻是有效洞察合作性学习互动过程的重要保障。最后，互动过程研究无论从方法上或策略上(也包括编码和文本转录技术上)都有待拓展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