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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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B-IBI)是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常用指标之一。根据呼兰河口湿地以及周边水域30个样点(9个参照点和21个受损点)，通过对候选生物参数判别能力分析、敏感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决定构成B-IBI值的参数共有6个，即：总分类单元数、EPT (E蜉蝣目、F襀翅目、T毛翅目)分类单元数、蜉蝣目%、直接集食者%、耐污类群%和生物指数BI。利用比值法和三分法计算得到B-IBI值，建立了评价水体健康的5级标准。比值法为：>3.56健康，2.67~3.59亚健康，1.78~2.66一般，0.89~1.77差，<0.88极差；三分法为：>26健康，20~26亚健康，13~19一般，7~12差，<6极差。利用上述标准对呼兰河口湿地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三分法和比值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选择的参照点评价结果为健康，呼兰河口湿地样点处于一般到亚健康的状态。 关键词 :呼兰河口湿地，B-IBI，底栖动物，健康评价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Wuhan University.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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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如果生态系统是稳定的、可持续性的，它是活跃的并且随时间的推移能够维持其自身组织，对外力胁迫且有抵抗力，那么，这样的系统是健康的 [ 1 ] 。Karr (1993)认为由于人类的过度干扰造成了生态系统的退化，生态系统健康就是生态完整性 [ 2 ] ，并首先在对河流的评价中建立和使用了“生物完整性指标”。目前，该方法在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是指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保持正常状态，系统对长期或突发的、自然或人为干扰能保持着弹性和稳定性。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活力 [ 3 ]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目的是诊断由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引起的湿地系统的破坏或退化程度，以此发出预警，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目标依据，更好地利用、保护和管理好流域湿地 [ 4 ] 。 生物完整性指数(IBI)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推广性，又可以称为多度量生物指数，即运用与目标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有关的，与周围环境关系密切的，受干扰后反应敏感的多个生物参数对生态系统进行生物完整性健康评价 [ 5 ] 。这是Karr在1981提出的，最初是以鱼类为研究对象建立的，随后逐渐被应用于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藻类和高等维管束植物 [ 6 ] ，而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B-IBI)也已在全球得到广泛使用。我国学者王备新等先后对秦淮河上游和安徽黄山地区溪流进行B-IBI评价 [ 6 ] [ 7 ] ，东北地区的辽河、挠力河等流域进行B-IBI评价 [ 8 ] [ 9 ] 。IBI可以反应化学污染物的生物效应及人类活动对流域或景观的影响，可以作为水资源调查过程中生物资源调查的工作框架。由于我国南方与北方生物区系差异较大，在生物完整性评价方面还需要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工作。为此，本研究选择松花江流域、呼兰河口湿地及周边水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实际构建适于该区河流的B-IBI评价指标与标准，为我国东北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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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南部，地处松嫩平原南部，保护区沿松花江北岸，呈东西带状延伸，呼兰河入江口至大顶山大坝，其地理坐标为N45˚53'44''~46˚54'04''，E126˚41'00''~127˚15'00''。保护区东西长63.5 km，南北宽21.3 km，周长179.5 km，总面积为19262 hm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标准》(GB/T15629-93)，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属“自然生态系统类”中的“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是以水生和陆栖生物及其生境共同形成的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该湿地是保存较完整、面积较大的沼泽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但近年由于人为工程建设等，使呼兰河口湿地水域面积增大，致使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发生复杂变化，造成底栖动物群落的组成和结构发生改变。 2.2. 样品采集与处理 底栖动物样本于2011年春夏秋季三季进行采集。根据研究地环境特点，样品来自于不同小生境，利用重复定量采样相结合的方法；定量采集用索伯网和彼德生采泥器(1/16 m 2 )；同时对水体理化指标进行测量和测定，如水温(WT)、水深(Depth)、pH、溶解氧(DO)、高锰酸盐指数(COD Mn )、氨氮(NH 3 -N)、硝酸盐氮( NO 3 − − N )、电导率(EC)、总氮(TN)、总磷(TP)。 2.3. 参照点和受损点的确定 根据底栖动物栖息特点合理布点，本研究共设置30个采样点，根据呼兰河口湿地水主要来源设置4个区域。受损点已受各种干扰的样点，松江哈尔滨江段设置5个采样断面(S1-S5)；呼兰河口湿地水域(HLEWR)设置8个采样断面(S6-S13)；呼兰河下游入松花江处(HLH)设置8个采样断面(S14-S21)；阿什河是松花江哈尔滨江段的重要支流，参照点根据Astin A E [ 10 ] 的方法，选择在阿什河的上游—帽儿山溪流9个采样断面(S14-S21) (表1)。文中所用统计分析方法均在SPSS13.0中完成。 Table 1 Locations of the sampling sites in Hulan Estuary Wetland and surrounding water 采样点 Sampling site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采样点 Sampling site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采样点 Sampling site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S1 万家 N45˚46'20'' E126˚30'57'' S11 糖坊厂上 N45˚59'46.6'' E126˚54'44.9'' S21 黄鱼圈下口门 N45˚55'33.1'' E126˚46'35.8'' S2 朱顺屯 N45˚45'29.2'' E126˚32'30.3'' S12 大顶山上游 N45˚59'46.6'' E126˚54'04.9'' S22 老爷岭 N45˚24'59.5'' E127˚39'23.1'' S3 东江桥 N45˚48'48'' E126˚41'33.7'' S13 大顶山 N46˚60'30'' E126˚55'53.3'' S23 尖砬子沟 N45˚25'27.3'' E127˚38'32.1'' S4 阿什河口内 N45˚49'29.6'' E126˚42'53'' S14 呼兰河大桥 N 45˚58'15.9'' E126˚35'27.8'' S24 十号桥 N45˚24'9.7'' E127˚37'58.8'' S5 阿什河口下 N45˚54'11.2'' E126˚45'10.4'' S15 兰河屯 N45˚57'04.4'' E126˚40'03.3'' S25 三号 N45˚23'52.1'' E127˚37'35.5'' S6 呼兰河内 N45˚55'31.3'' E126˚46'30.5'' S16 兰河屯下 N 45˚56'53.2'' E126˚40'19.4'' S26 头号桥 N45˚21'0.9'' E127˚34'13.2'' S7 呼兰河口下 N45˚56'41.3'' E126˚47'30.5'' S17 呼口 N 45˚56'22.5'' E126˚40'37.3'' S27 红明桥 N45˚20'52.7'' E127˚34'14.4'' S8 老坑 N45˚57'26.6'' E126˚48'17.0'' S18 呼口下 N45˚56'32.6'' E126˚41'35.3'' S28 富民屯 N45˚19'4.9'' E127˚34'22.8'' S9 大亮子 N45˚58'16.1'' E126˚49'07.2'' S19 东岗村 N45˚56'12.9'' E126˚42'12.2'' S29 李家粉坊 N45˚17'16.5'' E127˚31'13.7'' S10 大亮子下游 N45˚59'06.6'' E126˚49'57.0'' S20 黄鱼圈 N45˚55'31.5'' E126˚44'10.0'' S30 上牌 N45˚16'38.7'' E127˚30'27.1'' 表1. 呼兰河口湿地及周边水域各采样点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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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利用两种方法计算得到呼兰河口湿地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B-IBI值来评价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根据三分法计算，本研究的30个样点的B-IBI指数值介于5~30之间，根据比值法计算，全部样点的B-IBI指数值介于1.45~3.73之间。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到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即：处于健康状况的样点9个，位于ASH，也就是本研究选取的参考点；6个样点为亚健康，评价结果为一般的为10个样点，差的为4个，极差的1个。 健康的样点位于本研究的ASH水体，这是因为阿什河支流发源于尚志市帽儿山镇的大青山东坡—尖砬子沟，森林植被覆盖率较高，主要植被类型为硬阔叶混交林为主的天然次生林和种类繁多的草本植物，从山上下来的溪水清澈见底、无污染，一直作为帽儿山镇和周边村屯居民重要用水来源。阿什河自东向西流经尚志、阿城两市交界的西泉眼河附近折向西北，流经五常、阿城、哈尔滨三市县，在哈尔滨市东郊注入松花江，为此中下游为农业生产区，在流经哈尔滨又受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污染较重，所以源头评价结果为健康，而汇入江处样点为“一般”的原因。 S6-S13为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采样点，评价结果为亚健康、一般和差。通过分析表明：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上游和湿地北部存在大面积的农田，农田的面源污染通过地表径流汇入呼兰河口湿地，致使评价结果为亚健康和一般的原因。以上分析也说明呼兰河支流受到的人类的干扰明显小于阿什河支流。S9 (大亮子)位于呼兰河口湿地下游，研究时发现水体底栖动物生存的基底中泥沙和有机碎屑等沉积物特别多，在底栖动物组成上以较耐有机污染的摇蚊幼虫和水栖寡毛类为主。S13大顶山采样断面由于大坝的修建，采样处厚达约1 m的淤泥底质，并且有机物非常丰富，此类底质为水栖寡毛类的生存创造了很好的生境，因为评价结果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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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B-IBI参数的构建。通过对候选生物参数判别能力的分析、敏感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决定构成B-IBI值的参数共有6个，即：总分类单元数、EPT分类单元数、蜉蝣目%、直接集食者%、耐污类群%和生物指数BI。 2) 利用比值法和三分法进行计算得到B-IBI值，建立了评价水体健康的5级标准。比值法为：>3.56健康，2.67~3.59亚健康，1.78~2.66一般，0.89~1.77差，<0.88极差；三分法为：>26健康，20~26亚健康，13~19一般，7~12差，<6极差。 3) 利用B-IBI对呼兰河口湿地进行健康评价。结果表明，三分法和比值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所有参照点评价结果为健康，呼兰河口湿地处于一般到亚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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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中国典籍中的哲学概念术语展现了古代哲人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术语翻译是典籍翻译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将这些术语正确引入目标语，并引起目标语读者的情感共鸣，是术语翻译面临的重要挑战。研究以《资治通鉴》中经典概念术语“礼”、“道”、“理”为研究对象，基于方志彤和张磊夫两位的《资治通鉴》英译本，分析了译者在英译哲学概念术语时运用的翻译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译者在英译哲学概念术语时进行了概念重构，体现了不同程度的概念整合倾向，以期增加译文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术语外译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资治通鉴》，哲学概念术语，概念重构，概念整合，翻译策略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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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西方哲学思想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文学由经史子集构成，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文本也多集中于儒家四书五经、道家《道德经》等经典典籍。《资治通鉴》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引经据典，跨度十六个朝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所记，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二百四十九卷，具有史学及文学研究价值，尤其涵盖典型的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以及宋儒哲学，是这一时期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而这些思想也被涵盖在简练的中国哲学概念术语之中。司马光的哲学追求，从其作品中可见一斑。在其《四言铭》中点明“聪明勇健之谓才，忠信孝友之谓行，正直中和之谓德，深远高大之谓道”。可见司马光追求之“道”为“治国之道”。在《颜太初杂文序》中，司马光又叙述了自己对“儒”和“所求之道”的研究之法，既要保留儒学的外在形式，更要身体力行实践之，这与北宋时期的理学(当时又称为“道学”)，强调理学与修身做人的准则的“格物”的哲学观点相契合，这一主流思想对当时政治、经济、科学领域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国内外对于《资治通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1) 史学领域。例如：北京大学史学家辛德勇以《资治通鉴》为分析基础探讨了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从《资治通鉴》的学术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入手，论证其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分析此书作为大学通识教育读本的意义 [ 2 ]；2) 哲学领域。荷兰汉学家Anthony William Sariti分析了司马光的政治哲学，如政治上追求“无为” [ 3 ]；包米尔针对于司马光的哲学思想展开了关于中国哲学发展演变过程的讨论 [ 4 ]。综合以上研究，多数是从史学角度研究《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在《资治通鉴》语言学和翻译角度研究鲜见。对《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概念术语及其英文翻译研究尚有研究空间。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分析《资治通鉴》中涉及到的核心的几类概念术语，探究其语义在英文翻译中的构建，在文化差异背景下，为读者理解和接受《资治通鉴》译本提供语言学依据，丰富概念术语研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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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概念整合理论 1994年Fauconnier and Turner在其论文中首次提出概念整合理论 [ 5 ]，随后发表了相关深入研究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整合心理模型由Fauconnier and Turner于2002年提出。概念的整合是通过书面语言或图式将不同视域下不同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概念整合发生在由四个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 (即，类属空间、输入空间一、输入空间二和整合空间)组成的网络结构中(如图1所示)，这些结构是由语境信息和背景知识构建而成。这四个心理空间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出于特定自我理解的目的，而进行交谈或产生行为时构建的小的概念集 [ 6 ]。 图1. 概念整合框图 结合概念整合理论基本图示，Input 1是源语文本空间，它可以涵盖被研究文本中的词、句、段落以及篇章，涉及语言及语法层面。也包含原文作者创作时的个人知识结构、生活经历及社会经验等。在本次研究中，将Input 1中包含的情况大致归纳为两种，即语言的基本意义成分，以及文化含义的成分。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中的成分是Input 1中成分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意义，是一种抽象的结构。Input 2是译语的语言空间，同样包含了译语的语言结构特征，译者的知识结构。稍有不同的是译者在面对原文时，译者需要有一种敏锐的文化意识，去洞察自己所处的Input 2与原文所处的Input 2在Generic space里是否存在等效或者冲突关系，从而发挥思维的积极性而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实现源语到译语的充分再现。 本文基于《资治通鉴》的两个译本，即中国翻译家方志彤(Achillese Fang)英译本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 7 ] 和澳大利亚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英译本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 8 ]，分析不同译者在英译《资治通鉴》中的哲学概念术语时，如何处理源语和译语之间文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存在对源语的语义概念进行重构的现象、如何进行重构以及重构的效果等。 借鉴概念整合理论的翻译观作为文化术语翻译的重要方法，是把概念术语中的内涵意义在译入语中进行概念重构的翻译方法。其具体表现形式借鉴了Peter Newmark的翻译方法。Peter Newmar根据译者侧重译出语还是译入语，将翻译方法分为两大类类，由此可以看出一篇译文的翻译时的侧重点，以及译文呈现出的某种文化上的趋势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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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初步探讨了《资治通鉴》中三个典型概念术语“礼”“道”“理”，结合方志彤、张磊夫英译本《资治通鉴》的翻译过程，借助了概念整合心理空间图示，解释了概念术语在翻译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解构与重构。本文又借助了Peter Newmark的翻译方法，总结出五种具体翻译方法，分析了概念术语的英译过程。通过具体例子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关注中文文本的语言风格和文化背景，采用了描述性翻译和内涵明晰化翻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在典籍概念术语英译中，术语经历了译者认知上的概念重构过程，使译文呈现出译者的语言个性和译者对文化背景知识的理解。通过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的文化术语翻译逐渐保留传统文化的内涵意义，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进其他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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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纠正性反馈学习者信念进行了问卷调查，从学习者对于纠正性反馈的整体态度、优先反馈的错误类型、反馈时机和反馈方式的偏好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信念受到文化背景、教学环境和语言水平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是动态变化的。两组学习者对纠正性反馈均持有积极态度，但是英语专业学习者有更强的焦虑感；两组学习者都重视语法错误的反馈，但是英语专业学习者对影响有效交际的错误和语音错误更为关注；两组学习者都希望在表达结束时得到反馈；两组学习者都优先选择显性纠正和重述的方式，而英语专业学习者更希望得到澄清请求的反馈方式。 关键词 :口头纠正性反馈，学习者信念，对比研究，大学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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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习者信念，是指学习者对学习和知识的信念，即学习者关于学习的元认知知识 [ 1 ]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学习者信念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度中期，一直很受关注。早期关于学习者信念的研究关注学习者对于语言习得的整体信念，同时也探究影响其信念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动机、焦虑、自控、学习者自主性、性别、语言水平和策略的使用 [ 2 ] [ 3 ] [ 4 ] [ 5 ] 。很多研究表明，在不同年龄组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和教师拥有一些共同信念 [ 6 ] [ 7 ] [ 8 ] 。但是，学习者信念已经不再被看成是“具有固定构念的稳定的心理表征” [ 9 ] ，而是根据学习者的环境、情感状态和同伴变化而高度动态变化 [ 10 ] 。研究发现，学习者信念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学习者信念能够影响并塑造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的方式 [ 11 ] 。Dornyei & Ryan [ 12 ] 预言在今后的十年，关于学习者信念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影响学习者动机、学能和情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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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综述 学习者信念最早是Horwitz引入到二语习得研究中，他创建了BALLI量表(the 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Inventory)，调查了学习者态度和二语习得结果的关系。Horwitz [ 13 ] [ 14 ] 证明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拥有某些共同信念，但是有些研究表明学习者对于学习的信念与语言学习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 纠正性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即教师对学习者的错误做出的回应 [ 15 ] ，提醒学习者意识到错误的存在 [ 16 ] 。纠正性反馈信念是指教师和学习者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对于纠正性反馈的使用和实施的态度、观点和立场 [ 17 ] 。纠正性反馈可以分为输入型反馈和输出型反馈 [ 15 ] 。输入型反馈是对语言错误提供正确的目标语形式(显性纠正和重述)；输出型反馈则是让学习者注意到错误的存在，推动他们认识到纠正性反馈背后的纠正意图并自行修正(重复、澄清请求、元语言反馈和诱导，总称为提示)。对这些纠正性反馈手段的有效性都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还存在争议。 不同教学环境和语言水平对于语言教学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外语教学环境下，教学关注的重点往往是语言形式；而在第二语言教学环境更为关注交际和意义 [ 18 ] 。这对于教师的纠正性反馈会产生影响。如果教师不提供反馈或者反馈不当都会造成学生和教师观念的差异 [ 19 ] ，会降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以及教师的声誉 [ 2 ] 。 在纠正性反馈的研究中，关于学习者信念研究相对较少 [ 18 ] 。Loewen等人 [ 20 ] 的研究使用的问卷包括37道题目，调查外语和二语学习者对于语法教学和纠正性反馈的信念，但是他们的问卷对于纠正性反馈关注较少。Jean & Simard [ 21 ] 的问卷调查高中英语和法语学习者和教师对于语法教学的信念，该问卷包括14道题目，其中只有3道题目是明确与纠正性反馈的作用有关。这些研究对于学习者的纠正性反馈信念关注不足，很难充分考察学习者信念。 同时，对于学习者纠正性反馈方式偏好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学习者纠正性反馈方式信念的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 [ 18 ] 。Yoshida [ 22 ] 的研究发现有些学习者在了解正确答案时希望以提示的方式得到纠正；而Brown [ 23 ] 的研究认为高水平学习者更喜欢重述的纠正方式。在Loewen等 [ 20 ] 的研究中，英语学习者强烈反对纠正性反馈以及对语法错误的纠正；而81%的英语为母语的外语学习者对纠正性反馈持积极态度并对于语法准确性有较高的需求。Loewen等 [ 20 ] 认为不同的语言学习经验会极大影响学习者信念。英语学习者沉浸于第二语言教学环境，同时可能是因为他们过去已经接受了大量的语法训练和纠正性反馈，他们更需要交际性技能的训练而不是语法准确性的练习。而外语学习者缺少在真实环境下的语言训练，语言能力不足，更为看重语法教学。 在中国关于英语学习者信念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的相关研究往往关注学习者信念本身，对于教学环境和语言水平与学习者信念的相关研究关注较少，而研究学习者在语言学习某一方面的信念有助于了解学生对有效教学的看法，对于增进学习效果无疑是很有帮助的。文秋芳 [ 24 ] 对学习者信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胡坚 [ 25 ] 研究了教师和学生对于纠正性反馈方式的偏好。施光 [ 26 ] 研究了学生偏好的纠正性反馈方式与接纳的关系。范玉梅、徐锦芬 [ 27 ] 对国内外的二语/外语课堂口头纠正性反馈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探讨了研究趋势。朱彦 [ 28 ] 的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探究了大学英语学习者对纠正性反馈的信念，认为学习者对纠正性反馈的信念整体上比较积极，同时受到学习者因素、人际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学习者总体上对于纠正性反馈持积极态度，但是由于教学环境、文化背景和语言水平不同，学习者对于语言错误纠正的态度和纠正性反馈的方式存在差异 [ 20 ] 。了解学习者的纠正性反馈信念有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期望和需要调整纠正性反馈的方式，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对学生的语言错误提供帮助。对于学习者，了解他们对于纠正性反馈的观念有助于学习者明确他们学习的侧重点以及哪些纠正性反馈方式对他们更为有效，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也有一定帮助。 本研究旨在调查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对于纠正性反馈、反馈时机与反馈方式的学习者信念异同，了解不同的教学环境和语言水平对学习者纠正性反馈观念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研究问题： 1) 两组学习者(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对纠正性反馈、反馈的时机、反馈的错误类型和针对不同错误类型反馈方式的信念有哪些异同？ 2) 他们的信念根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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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 在Horwitz [ 13 ] 的问卷(BALLI)、Kartchava [ 18 ] 、谢斌 [ 29 ] 和王妤 [ 30 ] 的问卷基础上笔者进行了改编和整合，问卷共包括40道，均为量表题目，涵盖四个主要方面：1) 学习者对于课堂口头纠正性反馈重要性的认识和期待(包括纠正性反馈的重要性、焦虑和反馈的来源)；2) 学习者希望对哪些错误类型优先给与反馈(语音错误、语法错误、词汇错误和语篇错误)；3) 学习者对纠正性反馈时机的偏好(立即纠正、表达结束后纠正和以后纠正)；4) 学习者对不同错误类型纠正性反馈方式的偏好(显性纠正、重述、重复、澄清请求、元语言反馈和诱导)？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全部来自于北京某211理工类重点高校，其中英语专业学习者为二年级2016级学生29人，非英语专业学习者为一年级2017级学生90人。研究对象中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高考英语入学成绩普遍高于110分，均为该校英语教学普通班学生，均未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英语专业学习者均通过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考试平均分为70.95分。他们在进入大学前接受的英语教育基本相似，以学校的课堂教学为主，但是各个省份的高考英语试卷略有不同。 在教学环境方面，二年级2016级英语专业学生以英语类课程为主，课程体系是根据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设定，除了包括听说读写译等课程外，还有专门强化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语音课、英语语法课、外教口语课，以及拓展学生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英美国家概况和文学选读等课程，每周的英语课堂教学为10课时以上，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学生的教学参与度较高，与英语母语者交流比较多。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课程是参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设置，教学内容涵盖听说读写译等内容，课程定位是本科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大学英语课程每周有4课时，同时还有一些公共选修课程，总体英语课时远远少于英语专业，与英语母语者交流有限。 3.3. 研究实施 研究者编写问卷后上传到问卷星网站，以网络形式方法问卷。在学生课间休息时间，在说明研究目的，并征得学生同意后，研究者通过微信发放到班级微信群。学生自愿参与，在手机端填写问卷并提交，之后研究者向参与者发放一定金额的红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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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据分析与讨论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119份(非英语专业学习者90份；英语专业学习者29份)。两组学生的问卷数据通过问卷星官网下载，以excel表格形式输出数据，并通过问卷星统计选项比例，同时通过SPSS23进行部分题目的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数据。 统计结果表明，两组学习者对大多数问卷题目的回答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个别选项的选择比例上存在区别。两组中学习者大多数人期望得到纠正性反馈(N96% (N非英语专业，下同)；E100% (E英语专业，下同))，都能够认识到纠正性反馈的重要性，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语言错误和纠正性反馈方式，能够认识到重复、澄清请求、元语言反馈和诱导等提示手段对他们语言学习的促进作用。在四类错误类型中的反馈时机方面，两组学习者选择“在表达结束时纠正”均超过半数(55.17%~68.97%)。在四种错误反馈方式的选择上，两组学习者均优先选择显性纠正和重述的反馈方式(均接近半数或在半数以上)。这验证了Horwitz [ 7 ] 的观点“也许在全世界的语言教学文化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对语言学习都有相似的观点”。 但是，在纠正性反馈的焦虑方面，在20题“教师对学生口语中的错误纠正过多会使学生失去信心，造成沮丧、挫败的心理”中，英语专业学习者明显比非英语专业学习者表现出更大的焦虑(N31%；E51.7%)，该选项在统计学上差异也非常显著(p < 0.05)，该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错误较少，如果教师过多纠错反而会造成学习者比较强烈的失败感。在第17题“教师应尽量纠正学生口语中的每一个错误”中，英语专业学习者同意该选项的比例明显低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N61.1%；E44.8%)，这说明英语专业学习者认为他们的语言错误相对较少，并有一定的自我纠正能力。同时，在第19题“教师只需纠正那些对成功交际有影响的错误，对于不影响课堂交际的口语错误可以不必纠正”(N31.1%；E58.7%)，英语专业学生更为重视影响课堂交际的错误，更为重视交际的有效进行，语法错误的纠正可以延后处理。在纠正性反馈的错误类型方面，两组学习者的优先选项略有不同，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排序是：语法错误 > 词汇错误 > 语音错误 > 语篇错误，这说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更为重视语法和词汇基础知识的掌握；而英语专业学习者的排序则是语法错误 > 语音错误 > 词汇错误 > 语篇错误，英语专业学习者对语音纠错有更高的需求，可能是因为语音对于交际的影响更为重要。这表明两组学习者都非常重视语法错误，但是英语学习者更为重视交际的流畅性。这与Loewen等 [ 20 ] 的研究结论比较相似，由于教学环境的差异，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学习者更为关注语言的交际而不是语言的准确性；而语言水平不高的学习者更为依赖教师提供的纠正性反馈来提高基础语言能力。 另外，两组学习者在四种类型错误的反馈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在语音错误中，英语专业学习者更希望得到显性纠正的反馈方式(N55.6%；E65.5%)；而在语法错误中，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希望得到显性纠正反馈方式的比例更高(N92.2%；E72.4%)；在词汇和语篇错误中，两组学习者的反馈方式偏好比较接近。这与错误纠正的优先排序相似，英语专业学习者更为重视语音的准确性，有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而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不足，更为重视语法错误的改正，有利于英语水平的提高。同时，英语专业学习者对提示(重复、澄清请求、元语言反馈和诱导)反馈方式的偏好比例略高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其中英语专业学习者尤其偏好澄清请求的反馈方式。在四种类型错误的澄清请求反馈方式上，英语专业学习者的选择比例均高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同时，在四种类型错误的提示类反馈方式中，英语专业学习者选择澄清请求方式的比例均高于重复、元语言反馈和诱导方式。这部分是由于英语专业学习者课时较多，学习经验更为丰富，接触了更多的纠正性反馈方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纠错能力，对于教师的提示有更为敏锐的了解，更希望以协商的方式纠正错误。这与很多第二语言习得学者的观点相似，“学习者关于语言学习的信念来自于他们的语言学习经验 [ 31 ] [ 32 ] ”。 另外，以往研究认为重述优于显性纠正的方式，重述具有冒犯性较弱的优点，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能够营造友好的学习氛围，被认为是西方语言教学中最为普遍采用的纠正方式 [ 33 ] [ 34 ] [ 35 ] 。在本研究中，与重述的反馈方式相比，显性纠正方式更受到两组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期待。同时，在26题中两组学习者普遍接受教师在说话时打断并纠正错误，并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语表达(N83.3%；E93.1%)。在第31题“在英语课堂中，你更希望谁来纠正你的语言错误”中，两组学习者普遍把教师作为第一选项(N73.3%；E82.8%)。这体现出在中国尊师重教的儒家文化传统下，学习者往往信任和服从教师的权威，他们往往认为教师是语言教学的权威，教师应该掌控课堂教学活动，即使语言水平较高的英语专业学习者也更为信赖教师的反馈。另外，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语言错误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察觉，他们并不信任同伴能够给与有效的反馈，因而非英语专业学习者期望得到同伴反馈的比例高于英语专业学习者(N14.4%；E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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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和启示 本研究调查了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对于纠正性反馈的学习者信念，发现他们的学习者信念受到文化背景、教学环境和语言水平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是动态变化的。两组学习者在总体上都希望得到教师的纠正性反馈，比较信赖教师的权威，但是英语专业学习者对纠正性反馈的焦虑更强，过多的反馈会引起他们的挫折感。在反馈的内容方面，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希望得到更多的纠正性反馈，而英语专业学习者更为关注影响有效交际的语言错误，同时对于语音错误更为敏感。在反馈的时机方面，两组学习者都更希望在表达结束时得到反馈。在反馈方式的偏好方面，两组学习者都把显性纠正作为优先选项，其次是重述，说明两组学习者都偏好输入型反馈；而对于输出型反馈，英语专业学习者的偏好略高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同时，由于英语专业学习者有更多的学习经验，自我纠正能力更强，更希望得到澄清请求的反馈方式。因此，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需求调整纠正性反馈的重点和反馈方式，更好地促进英语教学。 由于本研究的人数样本有限，量表的部分内容可能不够完善，同时学习者对于量表内容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本研究虽然能够大致体现学习者信念，但是对于学习者信念的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的量化研究进行验证，同时也需要相关的质性研究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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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活体肝移植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应用预见性护理的临床疗效。方法：抽取我院2013年1月至2016年9月收治的活体肝移植手术患者18例为研究对象，以围手术期所用护理方式分组：9例行常规护理者作为对照组，9例行预见性护理者作为实验组，观察两组手术指标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1) 实验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P < 0.05)；2) 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活体肝移植围手术期应用预见性护理，可降低手术风险，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值得推广。 关键词 :活体肝移植手术，预见性护理，并发症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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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本次抽取18例活体肝移植手术患者进行研究，旨在分析预见性护理对改善手术质量、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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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收治的18例活体肝移植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患者临床症状符合《肝脏疾病实验诊断》 [ 1 ] 中相关诊断标准；②经超声造影、肝纤维化组织学检查确诊；③对研究内容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重要器官如心、肾等功能障碍；②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③合并血液系统疾病；④合并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疾病；⑤合并凝血功能障碍；⑥生命体征极度不稳，有死亡风险。根据患者围手术期采用的护理方案对其进行分组：对照组中，男性7例，女性2例，重症肝炎2人，肝Ca2人，终末期肝硬化者4人，肝功能衰竭者1人，年龄35~61岁，平均(48.2 ± 11.3)岁；实验组中，男性6例，女性3例，重症肝炎者3例，终末期肝硬化者3例，原发性肝癌者3例，肝功能衰竭者0例，年龄36~62岁，平均(48.8 ± 11.6)岁。两组基线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2.2. 方法 对照组按照常规流程为患者提供基础护理；实验组围手术期应用预见性护理，具体操作如下： 2.2.1. 术前护理 ①环境护理：一方面，首先与患者做自我介绍，为患者安排层流重症监护病房，并协助其办理住院手续，准备移植手术患者常用物品、药品等，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如消毒隔离制度、移植病房工作人员守则、24小时工作程序等。另一方面，提高护理人员专业素质，邀请专家到重症病房给予技术协助，对重症患者的护理人员进行疾病观察要点的培训，要求每位护理人员均能熟练掌握抢救仪器的使用如呼吸机、微量泵、中心静脉压的监测等使用方法。②健康宣教：从入院宣教、药物宣教、手术前、后宣教以及进入层流病房后的观察要点等一一都向病人做了交代，让病人主动参与疾病治疗的全过程，不仅需讲解各项检查的目的，还逐渐告知其手术相关的知识，同时讲解术后容易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及使用免疫抑制剂排斥反应的可能，使病人做好思想准备，取得对治疗和护理的全面配合。③心理疏导：全面评估患者及心理状态，耐心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多次交流。针对供体者，强调亲体肝移植术治疗的重要性及可行性，介绍部分肝切除后剩余的肝脏能满足机体正常生理需求，不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供者不会因切除部分肝脏而缩短寿命，减轻供者恐惧心理，获得其理解与支持。针对受者，应告知其亲属供肝的优势，讲解供受体存在血缘关系，因遗传学特征，可降低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风险 [ 2 ] ，且同时进行供受体手术，可提高供肝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并安排成功病例与患者会谈以减轻对手术的疑惑，增强对手术的信心。 2.2.2. 术中护理 准备好移植器械、抢救药物等，配合麻醉师完成手术麻醉；手术时间较长，骨隆突处脂肪、肌肉较薄，容易使皮肤压伤，故应提前加海绵软枕；预先放置体温探头行肛温、鼻咽温监测，每15 min记录一次，一旦出现体温下降情况，应立刻应用加温毯进行升温，但应注意温度调节，避免过高烫伤皮肤；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特别是阻断或开放肝血管、下腔静脉时，患者循环系统会出现剧烈波动 [ 3 ] ，故护理人员应提前准备好除颤仪、抢救药品等，避免发生不良事件。 2.2.3. 术后护理 ①生命体征监测：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尤其注意观察患者皮肤状态，并注意观察血压、尿量变化，一旦有异常情况发生，立刻告知主治医师，及时给予对症治疗。②心理护理：患者术后受疼痛、药物副反应、代谢紊乱等影响，加之重症监护病房严格限制探视频次，患者处于封闭的环境下，极容易产生濒临死亡的恐惧感，护理人员应细心安慰，应用恰当的方法给予患者心理支持。③抗感染护理：严格遵循消毒隔离制度，定时对病房进行消毒，并对腹腔引流液、胆汁等进行药敏试验，确保能及时发现感染情况，降低院内感染发生几率；定时翻身扣背，指导有效咳嗽，如有必要，给予雾化吸入，以免引发肺炎。④并发症防治护理：胆漏是术后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护理人员应详细记录引流量，保持引流通畅，若患者出现持续高热、肝痛、黄疸加重，且引流液呈金黄色，表示患者有胆漏发生 [ 4 ] ，应立刻告知主治医师，行引流术治疗。受手术创伤、凝血功能紊乱等影响，患者术后极容易出现渗血情况，故术后应遵医给予改善凝血功能的药物，若出血过多，应及时给予止血、输血治疗，并报告给医师。 2.2.4. 出院后护理 针对患者出院后的复查问题，与主治医师通过网络平台建立肝友群，患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医生近距离联系，护理人员则通过与患者交流掌握患者复查时间，并安排好患者抽血事项，待化验结果出来后联系患者，并协助医师为其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2.3. 观察指标 ①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②统计两组并发症发生病例。 2.4. 统计学方法 以SPSS19.0行统计学分析，正态计量资料以 x ¯ ± s 表示，行t值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行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P < 0.05为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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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手术指标观察 对照组手术时间明显比实验组长，术中出血量明显比实验组短(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operative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 + s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h) 术中出血量(ml) 对照组 9 9.38 ± 0.87 1479.46 ± 243.57 实验组 9 6.23 ± 0.62 1148.25 ± 105.33 t - 7.085 6.485 P - <0.05 <0.05 表1. 两组手术指标对比( x ¯ + s ) 3.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观察 对照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22.22%，明显比实验组11.11%低(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two groups of complications (n% 组别 例数 压疮 感染 对照组 9 0(0.00) 0(0.00) 实验组 9 0(0.00) 1(11.11) χ 2 - - - P - - - 表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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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以健康成人为供体切除其部分肝脏，将切除的肝脏移植给肝功能障碍受体的手术方法，被称为活体肝移植手术 [ 5 ] 。我院于1999年起筹备移植手术，首先是胰肾联合移植，其次是肝移植，尤其在以后长达数年里以肝移植手术为主。而肝移植手术不仅要求手术医师具有精湛的操作技术，且对护理人员也提出了较高的工作要求 [ 6 ] 。我院护理工作从零开始，边护理边摸索，直至目前的成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基于此，本次抽取肝移植受体患者对护理经验进行总结，以期能给同行带来一些启发，为提高肝移植患者生存率创造有利条件：①术前注重人性化护理，包括环境护理、健康宣教、心理护理等环节，尽可能消除不利因素，保证手术能顺利进行；②术中密切配合麻醉师、主治医师操作，保证手术安全性，缩短手术时间；③术后通过生命体征监测、心理支持、并发症防治，改善患者预后，促进其康复；④建立健全复查机制，为病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实验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并发症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证实了预见性护理的重要作用。 综上，预见性护理在活体肝移植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显著，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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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信必可都保联合呼吸训练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的改善效果。方法：选择本院2016年4月~2018年5月收治的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126例，以双盲法分为参照组和治疗组各63例，两组均采取常规综合治疗，参照组在此基础上采取信必可都保(布地奈德福莫特罗)治疗，治疗组采取信必可都保联合呼吸训练。观察对比两组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结果：6个月后治疗组FEV1、PEF、FEV1/FVC、PaO2、SaO2均高于参照组，且PaCO2低于参照组，P < 0.05。结论：信必可都保联合呼吸训练可有效改善COPD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慢性阻塞型肺疾病稳定期，信必可都保，呼吸训练，肺功能，血气指标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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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COPD是一种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肺部病症，病情呈进行性发展，多与肺部炎症反应、吸入刺激性气体和颗粒有关 [ 1 ]，患者可出现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症状，对肺通气功能造成严重影响，久而累及全肺部和机体其他重要脏器，这也是患者生存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 [ 2 ]。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提高患者呼吸肌的耐力和肌力，是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生存质量的关键措施。COPD稳定期患者多采取药物治疗以延缓病情进展，信必可都保属于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和β2受体激动剂福莫特罗的混合制剂，是目前治疗COPD的首选药物，但单用药物治疗的疗效并不理想。有研究认为 [ 3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肺功能呼吸训练可有效缓解患者进行性呼吸困难加重症状，有利于改善肺功能和血气指标，巩固疗效。本次研究基于以上论述，探讨了信必可都保联合呼吸训练对COPD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的改善效果，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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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6年4月~2018年5月收治的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126例为研究样本，以双盲法分为参照组和治疗组各63例，参照组男39例，女24例，年龄52~79岁，中位年龄65.49岁，病程1~12年，平均(6.34 ± 0.26)年；治疗组男41例，女22例，年龄51~80岁，中位年龄65.47岁，病程1~14年，平均(6.36 ± 0.34)年。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和排除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经本院临床体征检查和X线胸片检查确诊为COPD，年龄均在40岁以上，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低于70%，肺功能等级为III~IV级；②排除对吸入糖皮质激素和长效β受体激动剂过敏的患者、治疗前3个月内有抗胆碱能药物使用史、合并肺结核、支气管扩张、胸廓畸形、精神障碍、肺癌以及其他恶性肿瘤、因病情需要增加其他药物、依从性差的患者。所有患者接受治疗前均与本院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两组均采取常规综合治疗，包括常规吸氧、平喘解痉、祛痰、抗感染、支气管扩张剂、营养支持等，必要时采取低流量吸氧。 参照组在此基础上采取信必可都保(布地奈德福莫特罗，AstraZeneca AB，进口药品注册证号：H20050505)治疗，2吸/次(约9 μg)，Bid。 治疗组在上述基础上联合呼吸康复训练，包括呼吸训练和体能训练。①呼吸训练。1) 腹式呼吸。指导患者左手置于胸前，右手置于上腹部，保持胸部稳定不动，缩唇缓缓呼气，右手稍用力向腹部施压，同时腹部尽量回缩，促进膈肌复位 [ 4 ]。吸气时用鼻深吸气，腹部向上隆起时右手随之抬起。呼吸时间比为2:1，每次训练持续5 min，患者习惯后可增加至每次15 min，2~3次/d，患者可选择自由体位，坐、卧、立均可；2) 缩唇呼吸。指导患者闭口经鼻吸气，呼气时缩唇，像吹口哨一样缓缓呼气，持续6 s左右，尽量呼出肺内气体，呼吸时间比为1:2。②体能训练。1) 有氧耐力性运动。以步行为主，每天坚持中速步行20min，速度控制在80~100步/min，运动强度控制在心率100/min以内、停止运动后3min恢复到安静值心率为宜 [ 5 ]。 2.3. 观察指标 持续治疗6个月后观察对比两组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①肺功能指标包括一秒用力肺活量(FEV1，正常值3.65 L)、呼气峰流量(PEF，正常值8.38 L/sec)、一秒用力肺活量和用力呼气肺活量比值(FEV1/FVC，>75%为正常)，②血气指标包括PaCO2 (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正常范围35~45 mmHg)、PaO2 (动脉血氧分压，正常范围75~100 mmHg)、SaO2 (血氧饱和度，正常值 > 98%)。 2.4.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 s )表示，t检验。P ≤ 0.05表示统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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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FEV1、PEF、FEV1/FVC、PaCO2、PaO2、SaO2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各组患者FEV1、PEF、FEV1/FVC、PaO2、SaO2均高于治疗前，且PaCO2低于治疗前，P < 0.05；治疗组FEV1、PEF、FEV1/FVC、PaO2、SaO2均高于参照组，且PaCO2低于参照组，P < 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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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COPD是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多发性肺部疾病，受吸烟人数增多、环境恶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全世界COPD病发率逐渐升高 [ 6 ]。稳定期患者肺功能会进行性降低，因此仍然存在急性加重的风险，后期会出现肺源性心脏病、自发性气胸等严重并发症 [ 7 ]，对患者肺功能和生存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Table 1 Comparison of pulmonary function and blood ga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 ± s ; n = 63 指标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组间比较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 治疗后组间比较 检验值 P值 检验值 P值 检验值 P值 FEV1 (L) 参照组 1.25 ± 0.35 2.58 ± 0.42 t = 0.156 0.876 > 0.05 t = 19.309 0.000 < 0.01 t = 9.097 0.000 < 0.01 治疗组 1.24 ± 0.37 3.41 ± 0.59 t = 24.732 0.000 < 0.01 PEF (L/sec) 参照组 4.32 ± 0.78 5.64 ± 0.46 t = 0.076 0.939 > 0.05 t = 11.570 0.000 < 0.01 t = 34.135 0.000 < 0.01 治疗组 4.33 ± 0.69 8.29 ± 0.41 t = 39.161 0.000 < 0.01 FEV1/FEC(%) 参照组 53.68 ± 5.32 61.38 ± 5.62 t = 0.062 0.950 > 0.05 t = 7.898 0.000 < 0.01 t = 11.698 0.000 < 0.01 治疗组 53.62 ± 5.48 73.24 ± 5.76 t = 19.588 0.000 < 0.01 PaCO2 (mmHg) 参照组 50.18 ± 4.82 45.55 ± 4.49 t = 0.052 0.958 > 0.05 t = 5.579 0.000 < 0.01 t = 6.456 0.000 < 0.01 治疗组 50.13 ± 5.87 40.21 ± 4.79 t = 10.393 0.000 < 0.01 PaO2 (mmHg) 参照组 58.75 ± 6.25 67.23 ± 5.77 t = 0.009 0.993 > 0.05 t = 7.913 0.000 < 0.01 t = 9.609 0.000 < 0.01 治疗组 58.76 ± 6.14 78.11 ± 6.89 t = 16.642 0.000 < 0.01 SaO2 (%) 参照组 88.24 ± 3.76 93.54 ± 2.46 t = 0.031 0.975 > 0.05 t = 9.362 0.000 < 0.01 t = 15.228 0.000 < 0.01 治疗组 88.26 ± 3.44 98.75 ± 1.15 t = 22.955 0.000 < 0.0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和血气指标比较( x ¯ ± s ; n = 63)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6个月后治疗组FEV1、PEF、FEV1/FVC、PaO2、SaO2均高于参照组，且PaCO2低于参照组，P < 0.05。原因分析为：①改善肺部炎症反应，遏制肺功能下降是临床药物治疗稳定期COPD的主要原则 [ 8 ]，目前多选择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茶碱类药物、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等药物 [ 9 ]。信必可都保属于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布地奈德和β2受体激动剂福莫特罗的混合制剂，布地奈德具有抑制CRP、IL-6、TNF-α等炎性介质和炎性细胞趋化的作用，并可抑制上皮细胞增生，对炎症反应损伤上皮细胞产生阻止。此外，布地奈德可促进呼吸道黏膜β2受体蛋白合成以及肺组织细胞膜上的β2受体转录，因此能提升β2受体敏感性，减少患者耐药问题 [ 10 ]。福莫特罗则属于β2受体激动剂，药效持久，具有抑制炎症、舒张痉挛的呼吸道平滑肌、促进纤毛运动的作用。二药联用可发挥协同作用，可起到显著的抗过敏、抗炎效果，通过扩张患者支气管，可改善PaO2、SaO2，并降低PaCO2 [ 11 ]。但单用药物治疗对改善肺内气体交换效果不够理想，考虑到患者早期气流受限有部分是可逆的，因此配合呼吸训练能进一步提升疗效；②呼吸训练中的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能改善患者浅快的呼吸模式，指导患者缓慢深呼吸可延缓呼气流速，让气道保持一定的气压，从而起到改善肺内气体交换的作用，因此治疗组PaO2和SaO2的提升效果要优于参照组。采取体能训练对患者心血管功能可起到调节作用，并能增强呼吸肌的耐力和肌力，缓解气促等缺氧症状，改善患者肺通气、换气功能，减少肺内CO2潴留，因此治疗组FEV1、PEF、FEV1/FVC均高于参照组，且PaCO2低于参照组。此外，坚持体能训练还可提高患者全身肌肉力量，避免因COPD导致骨骼肌功能障碍 [ 12 ]，有利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综上，信必可都保联合呼吸训练可有效改善COPD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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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16年在太阳岛外滩湿地对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调查，分析了物种的水平分布特征，根据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与栖境的关系，研究了不同栖境下4种生物多样性，利用生物学污染指数(BPI)和Chandler生物指数(CBI)对该湿地水体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水质呈现轻度污染向清洁过渡的阶段。研究结果表明，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26科64种，水生昆虫种类最多，为38种，其次为软体动物17种，环节动物6种，甲壳动物只发现3种。各样点物种密度在52~923 ind/m 2 之间，荷香泽和映天池为物种分布的热点区域。基于对不同栖境类型4种生物多样性指数的比较分析，发现底质类型不同，生物多样性也不同，其中泥–沙类型(M-S)的Simpson多样性指数(d)最大为10.04，Margalef丰富度指数(D)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分别为2.51和2.56，这三种生物多样性指数差异都不显著(P > 0.05)。只有Pielou均匀度指数(J’)为0.91 ± 0.02，并且在不同的底质类型中表现差异显著(P < 0.05)。太阳岛外滩湿地水流类型分为流水、季节性流水和静水三种类型，季节性流水(SL) d最大为10.76，而流水水体(OL)最小为2.00。生境最为复杂的沉水–浮水–挺水植物群落(S-F-E)，d最大为7.96，D和H’也最大，分别为1.54和2.20。 关键词 :太阳岛外滩湿地，大型底栖动物，栖境，生物多样性，水质评价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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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太阳岛外滩湿地位于哈尔滨市太阳岛国家湿地公园，属于松花江哈尔滨江段沿江湿地，岛内有野菱湖、荷香泽、云鹭池等众多湖泊泡沼，湿地保护完好，是众多水禽、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的栖息地。该湿地水源充沛，水生生物丰富，大型底栖动物是水生态系统碎屑食物链的重要生物类群之一，在营养物质的矿化、调节泥水界面物质交换及促进水体自净等方面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常用的水生态系统重要的指示生物之一，广泛应用于水质生物监测、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水生态修复评价等 [ 1 ] [ 2 ] [ 3 ] [ 4 ]。 随着国家对湿地保护的日益重视，国家湿地公园也相继建立，对其研究和评价方法也越来越完善。常用的方法有生物多样性指数评价、Chandler生物指数(CBI)评价等，都是通过研究环境生物状况来评价湿地水环境质量。迄今，孟瑶等 [ 5 ] 对太阳岛外滩湿地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大型底栖动物34种，其中水生昆虫种类最多，为19种。并且得出影响其物种分布的主要水体理化因子为磷酸盐和氧化还原电位的结论。太阳岛湿地公园旅游业发展比较迅速，游客的活动等人为干扰较大，水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本研究再次对太阳岛外滩湿地不同水域的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和水质进行评价，为太阳岛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