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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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一、女大学生恋爱观总体及各维度在恋爱经历和年级上没有显著差异。 二、除传统型性行为取向在恋爱经历和年级上差异显著外，其他因子在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三、择偶标准与驱力呈显著正相关，恋爱动机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依恋倾向与奖赏反应和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 四、现实型择偶标准与驱力呈显著正相关，理想型择偶标准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物质型恋爱动机与奖赏反应呈显著负相关，精神型恋爱动机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排除型依恋倾向与愉悦追求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焦虑型依恋倾向与奖赏反应和愉悦追求都呈显著正相关、与行为抑制呈显著正相关；开放型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激活三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而传统型性行为取向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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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通过分析一例伴有幻觉的中度抑郁症患者的沙盘游戏过程和特征，探讨其抑郁症症状产生的心理原因，并解析幻觉的涵义。方法：对1名伴有幻觉的中度抑郁症患者进行了7个月共13次个体沙盘游戏治疗。结果：患者的幻觉和抑郁症状基本消失。结论：沙盘游戏疗法对伴有幻觉的抑郁症有一定的疗效，能帮助解析幻觉。幻觉内容应当受到重视。 关键词 :沙盘游戏，抑郁症，幻觉，个案法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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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关于抑郁症的研究资料非常多，更因为近两年来明星抑郁自杀的事件频发，引发了新一轮研究热潮，众多介绍和解析文章在各信息平台转载、转发，这个病症也因此进入广大民众的意识、受到重视。不过儿童和青少年身上的抑郁症却不如成年人的那般受到重视和得到专业治疗，概因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发展的不稳定性、不平衡性和发展任务的复杂性；抑郁症和丧亲哀伤、焦虑症、学习障碍等其他症状的相容性；以及国内专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普及程度的有限性。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抑郁症在儿童及青少年中的流行率约有5%~12%，在“青少年疾病及残障”的致因排行中抑郁症居首 1 。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治疗青少年儿童抑郁症。 抑郁症典型症状一般包括悲哀，哭泣，兴趣低落或丧失，精力不足，睡眠和饮食习惯的突然改变等。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的典型表现还有社会孤立、对拒绝和失败的极端敏感，情绪不稳定、易激惹等(成人身上也有此体现) (Breland-Noble， 2016)。有些抑郁症还伴发有精神病性症状，如幻觉、妄想，且病情反复或慢性。因而与抑郁症患者建立信任的治疗关系较难，治疗过程复杂而艰难，所以研究者们多关注于抑郁症的药物和神经生理学研究。针对抑郁症伴发幻觉的心理治疗研究较少，对幻觉内容和意义进行分析治疗的更少。而且抑郁症伴发幻觉一般受到与精神病幻觉同等的对待，即施与药物控制，但是理解其内容和意义是有助于患者的治愈和恢复的。因此本研究采用一例沙盘游戏疗法治疗抑郁症伴发幻觉的中学生案例，分析其过程特征和治疗机制，证明用精神动力学和分析心理学理论分析幻觉、进而治疗抑郁症的可行性，并意图呼吁众多同行重视对幻觉内容和意义的分析，为抑郁症及相关病症伴发的幻觉的治疗探索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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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来访者的基本情况 背景资料：Q，女，13岁，八年级学生。2014年初中一年级第二个学期开始进行沙盘治疗。6岁以前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则在外地打工，弟弟与他们在一起。父母返回老家创业后，来访者回到了父母身边，但平时还是喜欢去爷爷奶奶家，跟奶奶一起睡。另外，他们姐弟两在2008年大地震之前经历了一场车祸，来访者认为弟弟受伤较重，留下了后遗症，神智有点异常。爷爷在汶川地震中遇难去世，奶奶之后也病重，并在一年以多后父亲骑摩托车载她去医院的路上摔落下来，伤重去世。现在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学校与家隔了约半个小时路程，每天她母亲会接送她上下学。她的诊断由成都三甲医院华西医院出具——中度抑郁症。 治疗原因：2014年上半年(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来访者出现了幻听和幻视等症状，治疗师的另一同事对她进行了沙盘辅导。下半年开学以来(初中二年级第一个学期)，老师向治疗师反映来访者情绪和言行变得更加怪异，具体为：经常莫名其妙地哭泣、扇自己耳光，即使是课上也常这样；有时还说要跳楼、放火烧学校等。她的父母在家为她请“大仙”驱鬼降妖，却没见什么效果，来访者本人又拒绝继续去华西医院接受治疗。种种情形让家人和师生们胆战心惊、压力很大。但因为前一个治疗师的时间不便，并且该来访者的抑郁状态比较危险，所以学校老师又将她转介给本人，希望对其进行危机干预与治疗。 初次见面时，来访者着校服，但个人卫生状况欠佳，目光呆滞、视线僵直，浑身感觉压抑。来访者主诉：“那个鬼跟我说我这个月就要死了。按照家里人出车祸的时间排列，两年加两个月，我也马上要发生交通意外了，它就要来索我的命了。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他骂我并告诉我‘我(你)快要被车撞死了！’，尤其是在过马路的时候，那个鬼就会在不远处出现。妈妈不接送我上学、没人陪我过马路的话，我一个人不敢到马路上去，很难迈开一步，实在只有自己一个人过马路时，我会吓得站在马路中间不能动……”她所说的两年加两个月是指“从自己跟弟弟出车祸开始，之后差不多每隔两年两个月家里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先是爷爷死了，然后奶奶死了，再后来伯伯离家出走了，不久后听说也出车祸了”。按她的逻辑来理解的话，今年十一月就要轮到她发生车祸了，所以十月就是她的“生命倒计时”月。治疗师分析，来访者用“那个”词语来指称鬼，像是鬼就在来访者身旁不远处，说明来访者处在身边有个鬼的幻觉里，意识不清晰。从这个词里还能感觉到来访者强烈的恐惧情绪，加之所谓的生命倒计时带给她的焦虑和无助，她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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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案例分析 从背景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来访者6岁以前是留守儿童，在此期间与其奶奶建立起了依恋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她出生后几年没有与她建立起亲密关系，外出工作后也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心，这样则可能在她心里埋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种子，导致她心理问题的易感性。至于她的弟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她没有(如果大人会给予她解释的话，她可能从理智上能够接受大人们给的理由，但感情上仍会觉得不公平)，可能她自己潜意识里也会寻找原因：“为什么弟弟可以跟爸妈一起生活，我不可以？因为我是老大吗？(治疗过程中来访者也确实反复提及被长辈教导要让着弟弟、照顾弟弟)因为我是女孩吗？因为我不好吗？……”，由此就极易导致消极自我认知和无价值感。再加上后来一系列的创伤事件——车祸时的惊吓，爷爷奶奶突然离世带给她的不安全感和哀伤等情绪的积压，她的抑郁症就产生了，因此也应将之与丧亲哀伤的治疗相区别(Brown， Russell， & Kaitlin， 2017)。 至于她幻觉产生的心理原因，可能有两大原因。第一，根据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 2 一书里的阐释： [我们接受魔鬼的概念，但是并不认为它是最终且无法再分析的心理状态。我们已经成功地解开了这个结，因为我们将它们合理的解释为一种未亡人对死者所隐藏的敌视感的投射……敌意，未亡人无法知晓，同时也不希望知晓，由内在的直觉转移到外在世界中，然后附着在上面而累及他人。他们并不承认对死者的死感到欣喜，相反他们为他感到悲伤(或许也是希望求得死者原谅，平息死者的怒气)，可奇怪的是死者竟然不感激，甚至变成魔鬼且变本加厉地来伤害他们。于是，这些未亡人只好对这种充满邪恶的敌人采取严格的防御。经由这种过程，内在的压力减弱了，可是却增添了外在的压迫感。] 我们可以理解为该来访者的幻觉——“索命鬼”可能是她心中压抑的敌意的投射。 第二，根据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 3 中的观点： [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有一种补偿的关系，无意识不断地尝试通过补充欠缺的，把心理中意识的部分修补至完善、完备的境地……为了要达到这种效果，无意识制造出来的象征必须被意识所“了解”，也就是被融入意识、与之一体化……在他看来，无意识心理学更适合用来处理出现在梦境、幻想、幻觉、以及妄想，如传说、童话、神话与宗教里的心理现象。] 分析了幻觉的来源和意义——来自于无意识，是无意识内容的象征，用来补偿意识。也就是说意识里被否认、压抑、隔离等机制而分裂出去的内容以象征的形式从无意识里跑出来补偿意识，意图使意识重新接纳、融合，以保持意识的完善、完备性。所以幻觉是被意识所排斥的内容的象征化，是主体本来的一部分。 基于分析心理学的意象对话技术，更加明确地说明了鬼的心理来源和意义： [鬼不是现实存在。在这个物质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暗处等着害我们；但是鬼也不是不存在，因为古往今来，有许多人都说亲眼看到过他们。当然这可以定义为幻觉，那么至少我们应该说鬼在幻觉中存在。在梦中、想象中以及人们的其他许多内心活动中，我们都见到过鬼，因此在我们的心中，鬼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不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心理的或社会性的存在…… 鬼是我们内心中各种消极情绪和心理障碍的象征，以幻象形式的存在……实际上每一个鬼，不过是一种误入歧途的感情，或者是一种未能宣泄的情绪，一个没有了结的心愿而已。] 4 利用该技术，临床工作中解析梦境和意象等都得到较好的结果。综上，治疗师推测来访者的幻觉来源于被她压抑的负面情绪的投射和象征，而鬼所说的内容“你快要被车撞死了”其实也就是“我快要被车撞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访者在复述这句话时人称代词混用的原因)，是她自己在骂自己、诅咒自己。这表达了一种自责，自我厌弃和自我惩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可能来源于全能自恋时期和俄狄浦斯期的未能顺利度过——弟弟出车祸、爷爷奶奶去世、伯伯出走遭遇车祸都是自己的原因，即一切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原因；自己不够好、不被人喜欢(爸爸妈妈只带弟弟不带我，喜欢自己的人也会被自己害死)。可能对爷爷奶奶的爱也会导致她在他们去世后产生出一种对于活着的羞愧感。 恐慌、哀伤、孤独无助、自我否定、愧疚、对父母弟弟等人的不满等种种情绪的压抑和投射，导致了该来访者的抑郁症和幻觉。所以治疗目标有宣泄这些积压的情绪，使无意识内容包括幻觉涵义意识化，让来访者感受支持和理解等。鉴于沙盘游戏疗法非语言性、游戏性、象征性表达和母子一体性等的特点，能较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所以选用该疗法对来访者进行治疗。而治疗师对来访者内心充满敌意和愧疚、自我否定等心理的分析，也可通过沙盘游戏过程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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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咨询效果 半年之后，治疗师再次找到他们老师和家长了解情况，回访情况如下： 图13. 第13次沙盘 图14. 第13次沙盘细节图：耶稣，原谅我吧 1) 在校表现比以前好很多，表情、眼神也都正常许多。没有自言自语、哭泣、打自己耳光等异常行为，笑容比较多见了。交际圈子跟班上其他同学相比要小许多，但也有固定的两三个好友。作业也做得较认真，只是作文内容偏向消极、凄美。 2) 来访者母亲反映的情况是：孩子在家变化较大，与以前相比爱跟我们交流了。而且也不再整天一个人窝在房子里，有时会和好友相约上街玩儿。 总而言之，治疗效果较好，来访者情况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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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 治疗结束半年后的某天，来访者的母亲来校给她送东西，治疗师第一次见到这个母亲，但感觉她很防备、甚至有敌意。清楚治疗师的身份后，虽然态度和缓了点，但仍然疏远和防备。因此治疗师没有与她过多交谈，而是等在一旁以便不干扰她们母女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观察了她与来访者之间的互动，能感觉到这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和在乎，但难以从女儿的角度去考虑事情，回绝女儿需求偏简单粗暴。她本人以及她对待孩子的方式都让治疗师感觉压抑和充满距离。这种性格的母亲，一般难以与孩子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加之父亲也让来访者充满畏惧，这样易导致孩子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责。但父母偶尔给予的回应加上长期与孩子分离又能让孩子对他们抱有期待和幻想，使孩子对他们形成一种矛盾型的依恋关系。这验证了案例分析当中治疗师所做的推测，同时成人的性格也能影响孩子人格的发展，养成她遇事就回避、压抑的习惯。治疗师还从来访者弟弟所在学校的老师那获得了信息：车祸并没有对她弟弟造成来访者认为的那么大影响，大脑智力没有受损，读书正常。所以，来访者内心里对弟弟状态的认知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反向表达，即压抑着对弟弟的不满和嫉妒。 总体而言，来访者内心压抑的认知和情绪主要有：①无价值感，我不是个好孩子，不被人喜欢(不被父母爱、被父母抛弃)；②对武断的爸妈愤怒、不满和畏惧；③对弟弟的嫉妒、忿恨(弟弟夺去了父母对我的爱；我是姐姐，应该照顾弟弟；我愧对弟弟，弟弟无缘无故骂我是我应得的)；④自责、愧疚(爷爷奶奶去世是我的原因，爱我的人都会被我害死，我是个灾星)；⑤没有人爱我了，我应该去死(爷爷奶奶都走了，我很孤独无助，想继续跟爷爷奶奶一起，重新得到他们的爱)；⑥害怕死亡，不想死(死亡很痛苦，地狱很可怕，鬼很恐怖)。所有这些被压抑的负面情绪以及自杀冲动被象征性的表达出来，投射到幻觉里的鬼身上。因此来访者的沙盘游戏治疗起效果的机制主要有： 1) 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足够敏感、积极关注和共情，与来访者建立了“接纳、安全、信任”的治疗关系。这种建设性的关系使来访者感受到理解和支持，促使来访者内在治愈力量发挥作用，敢于面对无意识里的阴影，积极探索改变途径(罗燕，2014)。 2) 沙盘游戏疗法的游戏性。该特性使儿童能够自由而自然地表达自己，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控制感和价值感，这能使他们感受到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力量(吴梅荣，章小雷，程华，2010)，进而促进其转变自我认知，接纳自我，促进其人格的良好发展。 3) 沙盘游戏的桥梁和自性化作用。沙盘游戏能帮助来访者将人格中的阴影和分裂性力量即幻觉和身心症状以意象的方式在沙盘里呈现。使意识沟通无意识，无意识里的破坏性的力量因而得以消失(Grubbs， 1995)，内外在变得更和谐，意识变得更完整，更趋近实现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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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展望 根据临床经验，幻觉多与个体自身的经历相关，用类似释梦的逻辑或者意象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往往能理解其象征的涵义和来源，然后再通过心理治疗帮患者将这些象征的内容意识化，对于症状的改善有很大帮助，本研究就是基于此方法而获得较好的疗效。再举一例，某精神病患者说自己被僵尸咬了一口，马上会变成僵尸，利用分析心理学理论可以尝试理解为是该患者因恐惧、愤怒等痛苦情绪和自主意识被严重压抑而导致他肌肉、思想僵化的象征性表达。幻觉与个体经历间有联系的案例还可从高铭(2012)《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李慧君，王建平(2013)《我穿越疯狂的旅程》、高环宇(2014)《幻觉》等描述幻觉经历的著作及改编影视作品中可见。但目前进行这种治疗、研究的比例较小，在综合了西欧和北美临床主要的治疗幻觉的心理治疗方法一书里——《幻觉——治疗和应对手册》(李虹，2012)可见一斑，心理分析取向的分析师的工作一般只作为释放病人焦虑和恐惧、获取病人信任、以便进行系统化的认知治疗的准备工作。书中所说的认知疗法里将幻觉的力量和权威感弱化、合理化的方式值得借鉴，但其轻视负面核心信念产生的创伤性事件，有治标不治本之嫌。该书里还提到马斯特里赫特方法，该方法不同于认知疗法，提倡改变医生的认知而不是改变患者的认知的方式。而且，这种方法也是公认的适用于任何一种幻听，这间接证实了精神动力取向和心理分析治疗幻觉的可行性。沙盘游戏疗法能将幻觉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容以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帮助治疗师较快地理解并处理核心问题，因此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大样本量的相关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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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国的监察制度经历秦汉的形成时期、隋唐的发展时期和明清的强化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体制，具有监察权的独立与对皇权的依附、风闻弹人与浓重的人治色彩、派驻机构与巡查制度、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与低品官吏对高品官吏的监督共存的特点。研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传统演变，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对推动和促进当代监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监察，制度，传统，改革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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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家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历来是治国安民、反腐倡廉的锐利武器” [ 1 ] 。我国的监察制度历史悠久，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如何监督权力运行、如何防止腐败滋生、如何树立监察机关的权威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体制。这一体制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规范了监察机关的监察程序，细化了对自我监督的行为准则。研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不仅仅有利于厘清我国整个古代官僚体制的发展脉落，也给当代的监察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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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与启示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迂回曲折，呈现出独特的特点，为当代监察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3.1. 监察权的独立与对皇权的依附 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制度的层面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组织机构上，形成了有别于其他行政系统的独立体系；在监察权的行使方面，御史奏劾不必征求上级部门或其他机构的意见，不受其他行政权力的干预；在人事关系上，监官选拔由监察机关独立进行，监察机构基本与其他上级或地方长官没有隶属关系，宰相也无权推荐御史。这种独立性不仅可以防止行政官吏对监察机关的控制而削弱监察职能，又能避免监察官员害怕被报复且影响提升的顾虑，使他们能够大胆的履行职责。 但是，中国古代这种“相对独立的监察体系却对皇权有强烈的依附性” [ 5 ] ，从监察机构的设置，到官员的职责的变化，再到最高长官的任命，“无不体现着维护皇权的原则，无不反映着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二者之间，就整体的发展趋势看，具有一致性” [ 5 ] 。如明朝形成了多元的监察网络，监察机构的组织独立性日趋增强，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互不统属，但都分别要对皇帝负责。御史进行弹劾都是根据皇帝的密旨，监察体系服务于皇帝的个人意志，监官的权力来自皇权，更依附于皇权。我国当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给纪检监察机关应的独立于被监督单位的监察权，正是在充分认识到监察权独立的重要性的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3.2. 风闻弹人与浓重的人治色彩 尽管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已具有某些法制化的成分，但在实施中不按法规纲纪行事的现象屡见不鲜，“风闻弹人”就是因人废法的典型。允许御史根据道听途说的传闻进行弹劾，从魏晋以后就出现了；到宋代变本加厉，监官弹奏不当也不用负责；明清时期，走向极端，甚至出现大臣只要被弹劾无须确实证据就要引咎辞职的情况，“文中一攻，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 [ 8 ] 。有的皇帝甚至鼓励风闻弹人，认为如此一方面可以不挫伤监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箝制大臣的作用。但是这种帝王权术之治，也增加了察官滥用职权的机率，使我们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带上了浓重的人治色彩。所以，中纪委提出的纪检监察机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办案方针，对于坚持法治、杜绝人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机构设置、制度构建，活动规范方面实现监察体系的全面法制化，形成具有一定合法性、权威性的监察制度，才是当前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性保障。 人治与法制规范的冲突，使监察制度党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虽然有严密的地方监察系统，封疆大吏也由皇帝亲自委派，但极权专制君主总是不放心地方官僚，怕地方长官坐大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力量，所以除了派监官监视外，常用自己的亲信监官取代其不信任的地方长官，使得监察官极易变为地方行政官，监察者变为被监察者。监察权与行政权混乱不清导致的监察失效，反而更加据了地方割据。所以，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调整内设机构，全面实现“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实现三转，聚焦中心任务，突出主业主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既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深刻变革，也是实现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3.3. 派驻机构与巡查制度共存 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不再设置郡县监御史，“分全国为十三部，各派常驻刺史1人，秩六百石，刺史在中央御史中丞领导下，对部内所属郡国进行监督，亦纯属监察官” [ 8 ] ，每个监察区设一名刺史作为专职监察官，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并公布“六条诏书”，明确刺史的职权范围。此外，还由丞相委派“丞相史”，随时随地进行抽检监督。唐代也制定了六条巡察规定，较之汉六条和隋六条，职权范围更为广泛。唐代还在正式“编制”的监察官员之外，设置具有监察职能的“里行使”，扩大监察效能，这是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新发展，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兼职监察员制度的前身。 宋代皇帝也会委派转运使、按察使等，兼掌州县的监察事物。明朝常由御史代表皇帝巡按地方，且职责划分明确，总督统管全局，巡抚兼管行政和民政，提督兼管军事。总督和巡抚都是临时派遣，事情处理完就归朝，且都是由御史兼职，隶属于监察院，所以有明一代，总督和巡抚都不是正式的地方大员。我国当前监察体制改革实行的派驻机构政策和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定期巡视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3.4. 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与低品官吏对高品官吏的监督 为维护皇权，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维持严格的等级身份，权大者监察权小者，上级监察下级，从中央到地方形成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的“垂直体系”。为使监察网更加周密的完备，封建帝王还设置多元多轨的监察体制，出现以低品级官吏监督高品级官吏的制度，监察官员品秩虽低，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大臣。“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此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 [ 17 ] 。皇帝任用低品官员作为监官，一方面便于加强对监官本身的监督，因为阶品低的官员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比较简单，与官场联系少，勇于打破情面，且对官职感情还没深入，敢于纠举；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使其尽忠竭力，因为他位低权轻，且由于立功心切，如弹劾成功，可以得要职。“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制之威重” [ 18 ] 。低阶监督高阶的政策对监官的人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在身份上要具有独立性，只有身份上独立权贵，人格上才不依附权贵的可能。如魏晋之后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所谓“甲族由来多不居宪职” [ 19 ] ；宋代宰相无权推荐御史，宰相的亲朋好友也不能做御史；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强化对六察官自身的监督机制，在尚书省置御史房，负责弹纠御史六察官的失职行为。另一方面，在监察能力、业务知识上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从政经验和应变能力。如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以保证监察效能。这些经验体现了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的历史重要性。纪检监察机关只有“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控机制，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黑”，才能保持“打铁自身硬”的清醒和“永远在路上”韧劲，才能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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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权力具有强制力、占有欲、扩张性和排他性，失去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所以监察制度在行政体系中举足轻重。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中国古代发展出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几近完备的封建监察体制，已形成独有的特点。当然中国监察制度的发展史给我们的不是简单的制度变迁史 [ 20 ] ，这种优秀的传统资源也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而消亡，梳理监察制度及其形成、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体系和外部运行形态，使其与当代的新状况相结合，催生出新的制度创举，更好地发挥监察体系“修明政治、严肃法纪、纠劾官邪、整伤吏治、矫平冤狱、褒扬清廉、举荐贤良” [ 1 ] 等多种功能，对推动和促进当代监察体制改革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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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精神疾病患者的认知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受损，而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又会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近几十年的药物研究很多都集中于成年期(人类和动物)用药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但对青少年期用药对认知功能影响的重视却不够，因此本文围绕成年期和青少年期使用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展开论述。首先介绍了抗精神病药的种类及其应用，随后分别重点阐述了成年期和青少年期(包括人类被试及动物被试)使用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注意功能、学习记忆功能和执行功能)的影响。最后分析两类人群使用药物对认知功能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进一步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青少年期用药，以及脑内神经化学系统(如多巴胺系统和五羟色胺系统)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关键词 :抗精神病药，认知功能，成年期，青少年期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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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抗精神病药(Antipsychotic Drug， APD)的研发及使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了，同时对于服用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着，抗精神病药的使用最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青少年(12~18岁)服用抗精神病药的频率也在提高，不同的国家及地区的增长情况并不一样。挪威的青少年使用抗精神病药从2004年的4.98%增长到2014年的6.03%；日本从2005年6.4%增长到2010年的17.9%；台湾地区从1997的7.42%增长到2007年的14.69% (Hartz， Skurtveit， Steffenak， Karlstad， & Handal， 2016; Hsu et al.， 2014; Satoh et al.， 2016)。虽然不同国家地区的青少年使用抗精神病药的增长幅度不一致，但总体都是在增长的，这提醒人们当前青少年使用抗精神病药的增长情况值得重视。 成人和青少年在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从脑发育的层面看，成人的神经发育系统已经成熟，药物对成人认知功能的影响是可见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灰质体积的减少以及侧脑室体积的增加可能与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有关(Vita， De Peri， Deste， Barlati， & Sacchetti， 2015)。青少年时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仍在发展变化中，前额叶皮层又影响着认知功能(Dumontheil， 2014)。从药物影响对人体带来的改变层面看，成人和青少年也有所区别。青少年接受药物的治疗后，神经代谢产物的速率要快于成人，这也使得在治疗效果上，青少年可能更加显著(Atti et al.， 2014)。另一方面，从药物运用的角度看，当前用于治疗青少年的抗精神病药主要针对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行为障碍等症状，而成人的用药范围则更广(Bloechliger， Ruegg， Jick， Meier， & Bodmer， 2015)。 之前的研究多关注于成年人使用抗精神病药及其影响，而对于青少年这一方面的关注并不够多，国内也没有出现过抗精神病药对青少年认知功能的影响的综合性评述(Sacarny et al.， 2018; Strawn， Geracioti， Rajdev， Clemenza， & Levine， 2018)。因此对于青少年使用抗精神病药的影响的综述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试着从人类被试和动物被试的研究中总结当前国内外关于抗精神病药对青少年认知功能影响与对成人认知功能影响的区别的研究现状。其中人类被试分为成年期(25~60岁)和青少年期(12~18岁)，动物被试分为健康动物与精神疾病模型动物。由于大多数抗精神病药的研究均采用雄性大鼠作为被试，因此我们将出生后22天到60天左右的大鼠称为青春期大鼠，对应人类的青少年期。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本文将从注意功能、学习记忆功能以及执行功能三个方面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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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抗精神病药及其运用简介 当前社会上能够使用的抗精神病药多达60余种(Forray & Buller， 2017)。根据药物作用的受体机制的不同，可分为典型抗精神病药(即第一代抗精神病药)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又称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典型抗精神病药有氟哌啶醇、氯丙嗪(Chlorpromazine)等，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包括氯氮平、奥氮平和利培酮(Risperidone)等。典型抗精神病药主要作用于多巴胺系统(Dopamine， DA)，往往通过阻断D2受体起到治疗精神疾病的效果。典型抗精神病药主要用于治疗妄想、躁狂等症状，但服用者容易患帕金森症(Parkinson’s Disease)。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与多巴胺D2受体的亲和力较低(Tort， Souza， & Lara， 2006)，是通过抑制五羟色胺2A受体(5-HT2A)或激活2C受体(5-HT2C)，从而达到下调多巴胺的水平(Egerton， Ahmad， Hirani， & Grasby， 2008)，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则有患锥体外系症状(Extrapyramidal Symptoms)的风险(Pierre， 2005)。 抗精神病药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且在男性中的发病时间也较早(Millier et al.， 2014)。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会表现出行为异常或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紊乱症状。双相障碍患者经常会表现出突然的情绪高涨或情绪低落，并且伴随着身体、认知以及行为上的改变(Anderson， Haddad， & Scott， 2012)。很多双相障碍患者的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似，他们的行为经常不受自身的思维控制。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的发病成因当前的研究显示主要是由基因遗传和环境因素导致的(Owen， Sawa， & Mortensen， 2016)。抗精神病药也经常用于治疗其他类的精神疾病，主要包括重度抑郁症、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人格障碍、自闭症等(Maher & Theodor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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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成年期和青少年期用药对认知功能不同影响的分析 通过对成年期和青少年期(包括健康动物和动物模型)使用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影响的梳理，能够发现成人和青少年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时，认知功能整体上是提高了的，而青少年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成人服用抗精神病药后，注意功能下降了，青少年则没有发现(Chang et al.， 2018; Hori et al.， 2012)。同时有一些研究显示青少年期使用抗精神病药会损害其学习记忆功能，而成人则没有发现(Keedy et al.， 2015)。健康的成年期动物和青春期动物的研究显示，动物接受药物处理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特定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的处理会对动物的认知功能产生副作用，而疾病动物模型的研究显示，大部分药物能够提高动物的认知功能(Ratajczak et al.， 2013; Scheggi et al.， 2015)。在成人身上的研究同时也发现，随着药物使用时间的增加，患者的认知水平会下降(Husa et al.， 2017; Stip et al.， 2017)。另一方面，动物的研究表明，低剂量的药物能够提高动物的认知功能水平，但高剂量的药物反而会损害动物的认知功能(Scheggi et al.， 2015)。 关于成年期和青少年期使用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的不同影响，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用药时间及药物剂量层面。已有的研究证实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动物，对认知功能都具有破坏作用，同时一般低剂量的药物能够恢复疾病动物的认知功能，而高剂量的药物则会破坏认知功能表现(Hori et al.， 2012; Hsu， Lee， & Wang， 2017; Marston et al.， 2009)。青少年相较于成人，长时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的情况较少，这也有可能使得抗精神病药对成人和青少年的注意功能和学习记忆功能产生了不同影响。 第二，神经受体层面。已有实验结果显示青春期接受利培酮的药物处理后的动物，伏隔核以及纹状体区域的D1受体和海马区的5-HT1A受体的表达会增加，而成年动物并未观测到以上变化(Moran-Gates， Grady， Shik Park， Baldessarini， & Tarazi， 2007)。青春期动物的海马区域发育并不完善，药物的长期作用可能会导致该区域神经受体产生永久性的改变，进而产生副作用。海马区影响着学习记忆功能，这一区域的改变就使得学习记忆功能也可能发生改变。经过慢性奥氮平处理的青春期大鼠在进入成年后伏隔核内的谷氨酸神经元和GABA能神经元会长期地下调(Xu， Gullapalli， & Frost， 2015)。伏隔核区域是重要的奖赏系统，奖赏系统的紊乱则会导致动物的学习记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也使得一些抗精神病药对成人和青少年的学习记忆功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第三，大脑发育完善程度层面。青春期的药物处理使得青少年的神经发育产生了改变，青春期这一时期神经发育就仍在进行中，不像成人已经发育完毕。这也使得成人和青少年在接受了抗精神病药的治疗后，对于注意功能和学习记忆功能的改变是不同的(Correll et al.， 2018)。抗精神病药诱导的5-羟色胺系统的改变本身又与多巴胺系统相互作用，再加上以上两个系统在青少年期并未发育完全，使得药物对于成人和青少年的认知功能改变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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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意义与展望 尽管关于抗精神病药的研究很多都集中在成年期，但通过成年期和青少年期的对比，有助于我们对抗精神病药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了解到成年人和青少年的用药差异，使得当前的研究者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青少年用药情况上，同时也为青少年使用抗精神病药提供一个参考。 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于青少年期用药这一方面，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用药意见，合理的药物剂量，将副作用降至最低是药物研发工作者的重要目标。大部分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在停止治疗一段时间后都有可能复发，因此临床上的实验研究应该更加关注长期的药物疗效，以降低症状复发的可能性。药物开发要结合理论与实际经验(人类患者和动物被试的数据)进行。同时，对于抗精神病药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很多药物都是通过作用不同的神经系统发挥作用(如5-羟色胺系统、谷氨酸系统)。虽然作用不同系统，但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多巴胺系统，因此关于多巴胺系统与不同神经系统的交互作用的机制仍需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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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调查在校大学生的自卑感，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各个因子与大学生自卑感之间的关系。方法：运用EMBU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与FIS自卑感量表对35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到有效问卷300份。结果：通过性别以及生活环境为变量对自卑感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人的自卑感显著高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人的自卑感(F = 99.398， P < 0.01)；性别与生活环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 = 18.09， P < 0.01)，农村女性的自卑感最高，而城市女性的自卑感最低。通过父母教养方式建立的自卑感回归方程模型有统计学意义。发现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与自卑感呈显著的负相关(P均小于0.01)，父母亲惩罚严厉、父亲过分干涉、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否认与自卑感呈显著的正相关(P均小于0.01)。结论：在校大学生的总体自卑感不高；父母的温暖与理解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积极的意义，而父母的严厉与过分的干涉和保护，以及否认，类似的充满压迫性的消极的教养方式，更容易导致孩子产生自卑情绪，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关键词 :父母教养方式，自卑感，性别，生活环境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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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卑感是一种不能自助的复杂情感，它对个体的生活有很多负面影响。阿德勒(1927)对自卑感有着特殊的解释，他称其为自卑情结。他认为自卑是一种在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具有自卑感。在早期，阿德勒认为自卑是由身体器官的某些缺陷引起的。之后他又扩大了自卑的范围，认为导致自卑的原因可能是生活中所有的不完善。不完美的或不完全的感觉比如身体的、心理的或者社会的一些阻挠和障碍会导致人感到自己的卑微，但同时也会激发人们追求卓越，超越自我。林传鼎等(1986)认为自卑产生于在低估自己的情况下和他人比较。在《社会心理学词典》中解释说，自卑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表现为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不如他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轻视自己。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自卑都有不完全一致的定义，但是他们对自卑的基本看法却有着一致的地方，即自卑包含着消极的情绪体验以及比较低的自我评价。张继如(2000)之后对大学生的自卑感进行的研究表明，缺乏自信、回避社交、思想消沉等是大学生自卑情绪最主要的外部表现。黄希庭(2002)认为自卑感是一种对自己失望的心态，或者是个体遭遇挫折、无法达成目标时的无力、无助感。目前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内部和外部大量因素共同导致了大学生自卑。其中，外部因素包括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因素，内部的因素主要包括对自我的评价过低(刘秀伦，1998)。而父母教养方式通常是说父母在教育、抚养儿童的活动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也可以说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总和，是父母对于儿童教养时的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可以说，父母教养方式对于人的人格和心理健康都有重要影响(罗苑，齐平，2009)。在国内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自卑感之间的关系。有些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自卑感的研究，发现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应较低的自卑感，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对应较高的自卑感(王宝勇，2012)。有研究探讨自卑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中的中介作用(王小艳，2014)。有对中职生父母教养方式与自卑感的研究，发现他们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因子父母温暖与自卑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包含父母惩罚、父母拒绝在内的七个因子与自卑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父母偏爱因子对自卑感得分的影响不明显(刘妍，2015)。目前没有太多的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自卑感的研究，仅有的几篇结果也不尽相同。所以关于成年人的自卑感和幼年时候的教养方式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验证。外部因素是导致自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外部因素的家庭因素是本研究的切入点。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社交焦虑显著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又与自卑有着紧密的联系(范鑫歆，王萍，2014)。由于中学生到大学生是从未成年到成年，是一种质的转变。大学生已经大部分时间与父母分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格的完善与成熟，未成年时期父母教养方式对成年大学生的自卑还有显著影响么？目前，已经有很多实证研究证实教养方式与自信在各个年龄阶段的相关显著。可以推测未成年期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大学生自卑感同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自卑感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的结果可能对当代父母教育有启示作用，也是对现有的教养方式探索的小完善。本研究还加入了性别与生活环境两个人口学变量，从这两个变量的角度来实证他们在自卑感上是否有差异。也能与前人的研究进行对比，为以后对于自卑的探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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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目的 1) 研究大学生性别、农村与城镇的人口学因素在自卑感上有无差异及差异情况。 2) 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各个因子与自卑感的相关。 2.2. 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统计问卷得分，作统计处理，来研究教养方式各个因子与自卑感之间的相关。 2.3. 研究工具 2.3.1.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采用瑞典C. Perris等人编制，岳冬梅等人修订的中文版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由被试自主回忆，对父母的教养方式分别进行评价，即每道题都需要选出父亲和母亲两个答案。EMBU一共包含11个因子，其中有关父亲的6个因子依次为：I情感温暖、理解，II惩罚、严厉，III过分干涉，IV偏爱被试，V拒绝否认，VI过度保护。有关母亲的5个因子依次为：I情感温暖、理解，II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III拒绝、否认，IV惩罚严厉，V偏爱被试。共66题。4点计分。问卷的信效度已经经过了国内外学者多次的检验，可靠且有效。 2.3.2. 自卑感量表FIS 1984年Janis和Field编制的自卑感量表(FIS)，又称缺陷感量表。该量表共有36个项目，包括5个分量表，分别测量个体在社交自信、学习能力、自敬(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肯定和相信别人也肯定自己)、外表和体能5个方面。7点计分，共36题。得分越高自卑感越高。此量表的信效度已经经过了国内外学者多次的检验，可靠且有效。 2.4. 被试 采用发放纸质问卷的方式，选取了西南大不同学院不同年级匿名调查。共发放问卷357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其中女生145人，男生155人。农村人口132人，城市人口168人。年龄从18~24岁，平均年龄为21.37岁。 2.5. 统计处理 将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中，以性别和生活环境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以父母教养方式各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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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性别与生活环境对自卑感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人自卑感显著高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人。一般来说，户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是非常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社交、自信等方面(车丽萍，庞连生，时珊珊，2009)。本研究的结果也不例外。而农村男性的自卑感低于女性，城市男性的自卑感高于女性。对于女性而言，在农村生活的自卑得分最高，而在城镇生活的得分最低。这说明女性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比男性大。就中国社会来说，重男轻女的老生常谈近些年来在城市已经开始弱化了，而在农村却依然严重(余利苹，2017)。这可能是导致农存女生自卑感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城镇家庭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来说比农村富裕，基本的吃穿用行都是能够保障的。常言道，穷养儿子富养女，这可能是城市女孩子比城市男生自卑感低的原因之一。 4.2.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卑感的影响及对父母教养的启示 在父母教养方式中，因子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和因子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与自卑感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父母的温暖理解和关怀，的确能够让孩子不那么容易感到自卑。这是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的，也是与之前的研究结论相吻合的(赵韩红，2018)。除了因子父亲拒绝否认和因子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与自卑感相关不显著，其它五个因子(父母惩罚严厉，父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否认)与自卑感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惩罚严厉，父亲的过分干涉保护，以及母亲的拒绝否认更容易导致孩子产生自卑感。这一点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也基本吻合(蒋荣，2017)。一般的家庭里，父亲是一家之主，是权威的象征，当权威不断的干涉或者保护时，会让孩子产生不能自助的感觉(Aunola & Nurmi， 2005)。而母亲通常来说是温暖的港湾，母亲的拒绝和否认，会让孩子觉得不被母亲理解和接纳，从而产生自卑(谢言梅，2006)。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证明了大学生(成年人)即使离开了父母开始独立的生活和学习，自卑感也与年少时期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对于所有的父母来说，应该多一点温暖理解，少一点惩罚和严厉，接纳而不是拒绝，让孩子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4.3. 研究局限 之前的研究中，有将其中一个作为中介变量来进行研究的，也有像本研究一样直接验证二者间的相关的。之前的一般来说是做了初中、高中、中职、高职等的问卷调查，本研究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许仅仅在于被试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是进一步验证而已。而本研究的意外收获是发现了性别与生活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一点是同类研究中没有的。另外，此次收集到的数据中由于仅仅只有23人是非独生子女，没有验证到父母偏爱两个因子，不太完整。这也许说明此次被试取样或许不是那么具有代表性。此外，FIS量表实际上是由5个维度构成，然而本研究统计时是将它们合在一起计算的自卑感得分总分。一般来说这样计算的得分也是有信效度的。这样做是因为本研究主要是要讨论父母教养方式各个因子对整体自卑感的影响，因此没有讨论自卑感的某维度与教养方式的一些因子之间有什么样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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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共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 在本研究的样本中，大学生的平均自卑感不高，属于正常状态。 2)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人的自卑感显著高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人的自卑感。性别与生活环境存在交互作用，农村女性自卑感高于农村男性，城市女性自卑感低于城市男性。农村女性自卑感最高，城市女性自卑感最低。 3) 父亲以及母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与自卑感呈显著的负相关，父亲和母亲惩罚严厉、父亲的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否认与自卑感呈显著的正相关。研究假设基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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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利用水热法在覆盖有TiO 2 致密层的FTO导电玻璃上生长出直径为20 nm、长度为570 nm、面密度为560 μm −2 的TiO 2 纳米棒阵列。接着使用低温化学浴沉积法，以SbCl 3 作为Sb源，Na 2 S 2 O 3 作为S源，在TiO 2 纳米棒阵列上成功沉积了Sb 2 S 3 薄膜。并以spiro-OMeTAD作为固态电解质组装了全固态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太阳电池。系统研究了所得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的形貌、结晶性和光学吸收，以及相应太阳电池的光伏性能。结果表明，当Sb 2 S 3 薄膜在450℃下退火8 min时，Sb 2 S 3 由无定形转变为辉锑矿相，其吸收开端红移到750 nm，相应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2.5%。 关键词 :低温化学浴，硫化锑，二氧化钛纳米棒阵列，全固态敏化太阳电池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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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Sb 2 S 3 作为V-VI族直接带隙半导体材料，具有合适的光学带隙(1.7 eV)，在可见光区吸光系数达到1.8 × 10 5 cm −1 ，能够有效地利用太阳光，同时Sb 2 S 3 储量丰富、廉价、低毒等优势，被视为有希望得到广泛应用的太阳电池材料之一 [ 1 ] [ 2 ] [ 3 ] [ 4 ] 。近年来，研究者们基于使用Sb 2 S 3 作为光敏化剂制备敏化太阳电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Itzhaik等 [ 2 ] 成功使用低温化学浴法在介孔TiO 2 薄膜上沉积了Sb 2 S 3 吸收层，并用其作为光阳极，结合无机空穴传输材料CuSCN作为固态电解质制备的敏化太阳电池获得了3.37%的光电转换效率。随后，Moon等 [ 5 ] 使用相同方法在2 μm厚的介孔TiO 2 薄膜上沉积Sb 2 S 3 ，并使用有机空穴传输材料spiro-OMeTAD作为固态电解质制备了敏化太阳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达到3.1%。与此同时，Chang等 [ 6 ] 使用Sb 2 S 3 敏化1 μm厚的介孔TiO 2 薄膜作为光阳极，P3HT作为固态电解质制备的敏化太阳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5.06%，短路电流密度为12.3 mA cm −2 。除了使用传统的介孔TiO 2 作为电子传输层外，一维金属氧化物纳米棒也被广泛应用于制备Sb 2 S 3 敏化太阳电池 [ 7 ] [ 8 ] [ 9 ] 。Han等 [ 7 ] 用水热法在ITO导电玻璃上制备了直径为120 nm，长度为1.3~1.4 μm的ZnO纳米棒，并使用离子交换法在ZnO纳米棒表面形成Sb 2 S 3 敏化层，所构建的固态敏化太阳电池结构为ITO/ZnO/ZnS/Sb 2 S 3 /P3HT/Pt，获得了1.32%的光电转换效率，短路电流密度为5.57 mA cm −2 。Parize等 [ 8 ] 用喷雾热解法在直径为80 nm，长度900 nm的ZnO/TiO 2 核壳纳米棒上沉积一层超薄Sb 2 S 3 ，使用P3HT为固态电解质所制备的敏化太阳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2.3%，短路电流密度为7.5 mA cm −2 。可以看出，与介孔TiO 2 作为电子传输层相比，使用一维金属氧化物纳米棒制备的固态Sb 2 S 3 敏化太阳电池的短路电流密度与光电转换效率都较低，这主要与Sb 2 S 3 的担载量与固态电解质空穴扩散长度不足有关。所以制备一种小直径、短长度、高面密度的纳米棒阵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 本文利用水热法在覆盖有TiO 2 致密层的FTO导电玻璃基底上制备了直径为20 nm、长度为570 nm、面密度为560 μm −2 的TiO 2 纳米棒阵列，利用低温化学浴法，以SbCl 3 作为锑源，Na 2 S 2 O 3 作为硫源，在TiO 2 纳米棒阵列上成功沉积了Sb 2 S 3 薄膜，并以spiro-OMeTAD作为固态电解质组装了全固态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太阳电池。系统研究了所得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的形貌、光学吸收和结晶性，以及相应太阳电池光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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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TiO 2 纳米棒阵列的制备 采用水热法制备TiO 2 纳米棒阵列 [ 10 ] ，水热反应过程在一个装有容积为50 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压釜中进行。首先将20 mL浓度为37%的浓盐酸加入到20 mL的去离子水中，超声5 min使之混合完全，接着将0.52 mL的钛酸异丙酯加入到该混合溶液中，继续超声25 min获得包含0.044 mol∙dm −3 的钛酸异丙酯和6 mol∙dm −3 盐酸的生长溶液。随后将两片覆盖有60 nm厚TiO 2 致密层的FTO透明导电玻璃倾斜靠在聚四氟乙烯内衬中，导电面朝下，并将上述生长溶液缓慢倒入。将聚四氟乙烯内衬装入高压反应釜中，密封后置入预先加热到170℃的鼓风干燥箱中，生长时间设置为96 min。反应结束后，将高压反应釜自然冷却至室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冲洗TiO 2 纳米棒阵列、吹干，并于450℃退火30 min，冷却至室温，放入干燥器中备用。 2.2. 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的制备 使用低温化学浴法在TiO 2 纳米棒阵列上制备Sb 2 S 3 ，首先配制3 mL浓度为1 mol∙dm −3 的SbCl 3 丙酮溶液和25 mL浓度为1 mol∙dm −3 的Na 2 S 2 O 3 水溶液，并将上述溶液温度降到7℃。然后将装有SbCl 3 丙酮溶液的烧杯放入7℃的冰水槽中，在磁力搅拌下将Na 2 S 2 O 3 水溶液逐滴滴加到上述溶液，持续搅拌至溶液澄清后，加入72 mL温度为7℃的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将溶液倒入方形玻璃容器中，平行放置两长条玻璃于容器，间距1.5 cm，然后将上述TiO 2 纳米棒阵列的导电玻璃，阵列面朝下依次搭在两条玻璃之间。用封口膜密封容器，将其放入冰箱生长1.5 h，温度保持7℃。生长完成后，用去离子水彻底冲洗Sb 2 S 3 敏化的TiO 2 纳米棒阵列，并用稀盐酸擦掉导电玻璃背面的Sb 2 S 3 。 使用微距离真空热蒸发仪在2 Pa压强和N 2 氛围下对Sb 2 S 3 敏化的TiO 2 纳米棒阵列退火，上下加热板温度设定为450℃，加热8 min。停止加热，待仪器显示温度降到100 ℃以下，关机械泵，开进气阀，取出薄膜，用去离子水彻底冲洗后吹干。 2.3. 太阳电池的组装 利用spiro-OMeTAD作为固态电解质制备全固态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太阳电池。spiro-OMeTAD溶液的具体配制如下：72.3 mg spiro-OMeTAD、28.8 μL tBP、17.5 μL双三氟甲磺酰亚胺锂的乙腈溶液(520 mg∙ml −1 )和29 μL钴盐的乙腈溶液(300 mg∙ml −1 )溶入到1 mL氯苯中，搅拌12 h备用。将40 μL spiro-OMeTAD溶液滴加在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上，在4000 rpm下旋涂30 s制备一层空穴传输层。然后用真空镀膜仪在空穴传输层的表面镀上一层约60 nm厚的金电极(压力为1 × 10 −5 Pa)。即组装了结构为FTO/TiO 2 致密层/ TiO 2 纳米棒/Sb 2 S 3 /spiro-OMeTAD/Au的太阳电池。 2.4. 表征与测试 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 Gemini SEM 500， Zeiss)观察TiO 2 纳米棒阵列和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的形貌；利用X射线衍射仪(XRD， X’Pert PRO， Philips， Holland)分析Sb 2 S 3 的晶相，测试使用λ = 0.154056 nm的Cu Kα射线，40 kV的电压与40 mA的电流，扫描速度为0.026˚∙s −1 。用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UV-Vis-NIR， CARY 5000， Agilent， USA)测量TiO 2 纳米棒阵列和Sb 2 S 3 敏化TiO 2 纳米棒阵列的光学吸收；光伏性能测试是由标准光源(Oriel Solar 3A，美国Newport公司)和数字源表(Keithley 2420，美国Newport公司)组成的测试系统完成(100 mW∙cm −2 ， AM 1.5)，光强是用标准单晶硅电池(美国Newport公司)进行标定，太阳电池的有效面积为0.09 cm 2 。IPCE测试采用Newport公司的IPCE测试系统完成，从300 W氙灯(Newport， USA)出来的单色光经过单色仪(74125 Oriel Cornerstone 260 1/4 m Monochromator， USA)后变为单色光(光谱范围300 nm~800 nm)先后照射到标准硅探头和样品上，单色光光强和样品光电流通过2931-C双通道光功率/电流计和标准硅探头测量。采样间隔为10 nm，采样时间为2 s。所有的部件和整个测量过程由Oriel®Tracq Basic V5.0软件控制自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