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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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福州四所大学的应届考研学生作为被试，应届非考研学生作为参照被试。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73份(回收率91.0%)。将量表分数转换为标准分，剔除极端数据，最终样本量为252份，其中男生150人，女生102人；106人参加2012年研究生入学考试，146人为应届非考研学生；理学57人，文学52人，工学59人，医学47人，农学37人。 2.2. 研究工具与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采用首都师范大学王春莉2006年针对大学生编制，张靓晶2008年改编的自我概念问卷。修订后的量表包括18个条目，分为能力自我、情绪自我、人际关系自我、生活态度自我4个维度。该问卷的α系数为0.85，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0.84、0.71、0.71，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 5 ] 。自我差异问卷是由自我概念问卷改编而成，在自我概念问卷条目前分别加上“我现实中”“我希望”“我应该”形成了三个问卷，分别测量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如“我在现实生活中很有人缘”，“我希望自己很有人缘”，“我认为自己应该很有人缘” [ 5 ] [ 6 ] 。 两类自我差异的计算方法为：IA差异 = 理想自我得分 − 现实自我得分；OA差异 = 应该自我得分 − 现实自我得分。最后得到IA能力自我差异分、IA情绪自我差异分、IA人际关系自我差异分、IA生活态度自我差异分、IA自我差异总分，以及OA能力自我差异分、OA情绪自我差异分、OA际关系自我差异分、OA生活态度自我差异分、OA自我差异总分 [ 6 ] 。在本研究中此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4，能力自我、情绪自我、人际关系自我、生活态度自我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509、0.783、0.924。本量表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差异越大。数据采用SPSS22.0进行录入与分析，主要采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等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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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表1，为考研学生两类自我差异总分及各个维度。结果表明：考研学生理想现实自我差异的平均分为2.65，应该现实自我差异的平均分为1.15。IA自我差异在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OA的四个维度。也就是说考研学生中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表2，分别以自我差异的IA差异和OA差异为因变量，对应届毕业生进行2 (考研、非考研)*2 (男、女)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应届毕业生OA差异的性别主效应、性别和是否参加考研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即考研学生应该现实自我差异在性别、考研类型上差异不显著。但是IA差异的性别主效应显著，应届男、女学生的理想现实自我差异显著，经事后检验发现，女生IA差异3.41大于男生IA差异2.53。对应届毕业生的两种自我差异各维度，在性别、是否参加考研上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除IA差异的性别主效应显著外，其余均不显著，考察男、女学生的IA生活态度发现，女生得分高于男生。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 维度 能力 情绪 生活态度 人际关系 总分 IA OA IA OA IA OA IA OA IA OA M 0.67 0.28 0.94 0.66 0.66 0.28 0.39 −0.07 2.65 1.15 SD 0.73 0.85 1.21 1.32 0.80 0.85 0.70 0.73 2.69 2.90 表1. 考研学生自我差异描述统计 Table 2 ANOVA of different gender and major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P 性别 IA总分 44.15 1 44.15 5.61 0.02 OA总分 1.00 1 1.00 0.16 0.69 是否考研 IA总分 3.42 1 3.42 0.43 0.51 OA总分 5.05 1 5.05 0.80 0.37 性别*是否考研 IA总分 2.42 1 2.42 0.31 0.58 OA总分 12.01 1 12.01 1.90 0.17 表2. 是否为考研学生在性别、专业上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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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称为自我导向(self-guides)或者自我标准，现实自我即是客观存在，自我差异即指现实自我和自我导向之间的差距。自我差异的类型有两种类型，一方面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简称OA差异)。这两者自我差异会出现自我概念中，对于自我概念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本研究假设，自我差异是类似于人格结构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个人某一时刻的状态，而倾向与是一个人较为长期而相对稳定的特征，自我差异与性格一样和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教养方式相关，它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对人们的现实认知、理想状态和义务、责任的感知产生影响。 本研究针对的人群为考研学生，首先，本研究侧重的是考研学生，根据针对考研学生的描述统计来说，考研学生中，相对于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来说，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这也是符合现实生活中所观察的现象，人更关注的理想的自我，想要追求更完美的自我，但现实的条件与理想的差距造成人的情绪问题，而较少人注重应该自我这个层面。这也符合精神分析中的理论中自我，超我和本我的关系。然而，经过分析表明考研学生与非考研学生在自我差异上并没有显著差别，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学生考研目的所致，如果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自我部分差距比较明显的话，可能较为显著。但是如果大部分学生考研只是为了逃避就业压力或者只是想尝试考研的话，对于本研究是有重要影响的，这也是之后研究需要深度研究的，区分出考研人群的目的性。 其次，对于性别来说，在对应届毕业生自我差异各维度在方差分析中发现，两类自我差异的是否参加考研主效应、性别和是否参加考研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是IA差异和IA情绪性别主效应显著，女生得分高于男生。也就是说，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差距会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受女性特质的影响，女生敏感的特性使得其对情绪的感受性更高，觉察理想现实自我差异的能力更强，于是出现了女生IA情绪得分高于男生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有可能是社会，家庭对于女性自我的要求，导致了女性个体对于自我的追求更加完美，女性希望自己能够更有责任或者有义务做到更好。而鉴于IA差异其余各维度的在性别上无显著，仅在IA情绪存在差异，这也反应了当理想自我跟现实自我存在差距时，可能会导致了情绪的变化。自我差异在情绪方面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已经受到关注，霍尼认为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的冲突是神经症的根源，因为精神病人的理想自我是脱离实际的，以一种幻想的完美形象去贬低现实自我，而罗杰斯认为自我是全部个体经验的核心，是由实际自我和理想自我构成的，他强调自我结构一致性的重要，并认为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和谐一致是一个人心理健康发展的指标。当有关自我差异所引起的情绪问题时，可以提出降低理想自我标准，或者努力提升现实自我。而可能需要提高关注应该自我，这对于遵纪守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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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服刑人员的述情障碍与应对方式和儿童期受虐经历的关系，以及述情障碍在儿童期受虐经历和应对方式之间的作用，为服刑人员的矫治提供有效依据。方法：用儿童期虐待问卷、TAS-20问卷、应对方式简化版问卷对300名服刑人员进行测量。结果：儿童期虐待和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述情障碍的两个因子F1 (难以识别情感)和因子F2 (难以描述情感)在儿童期虐待和应对方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改善服刑人员的述情障碍对改变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以及改善儿童期虐待的创伤体验有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应对方式，述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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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服刑人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危害。犯罪行为的背后，也隐藏着他们复杂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原因。那么服刑人员的家庭和环境因素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变化，以至会发生犯罪行为？本文通过研究服刑人员述情障碍与早期的受虐待经历、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了解早期不良经历对犯罪心理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虐待儿童是对18岁以下儿童的虐待和忽视行为。它包括在一种责任、信任或有影响力的亲密关系中的各种身体和(或)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疏忽、商业或其他剥削，这给儿童健康、生存、发展或尊严造成了实际伤害或潜在伤害。遭受亲密伙伴的暴力有时也列为一种虐待儿童行为(世界卫生组织)。由此可见，儿童虐待更多的是指父母和抚养者对儿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又称应对风格，是指个体面对不同的应激源时所采取的认知调节和行为努力的策略和方法。它是心理应激过程中一种重要的中介调节因素，个体的应对方式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和强度，并进而调节着应激与应激结果之间的关系  (李恒，2007) 。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和犯罪行为有着重要关系。在面对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服刑人员会采取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应对方式？消极的应对方式往往更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王香玲等调查发现，童年期被虐待和忽视的心理影响与成年后的人格发展紧密相关，而且经常持续终生，影响到成年后的情绪与应付方式。研究发现，在儿童期虐待问卷上得高分的高中生更多的采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自责、幻想和退避。而低分组的高中生更多的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这可能说明儿童期的虐待经历对高中生的应对方式有明显的负性影响  (黄群明，赵幸福等人，2005) 。 述情障碍的定义现在研究中最常引用的是Haviland的定义。  Haviland (1996) 统计了13个情绪研究领域专家们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对述情障碍做了这样的定义：“个体在体验和表达情绪情感方面有困难，易于焦虑、刻板、不灵活、退缩、缺乏想象力，不拘小节，循规蹈矩，缺乏洞悉感，不幽默，生活中缺乏个人价值感，其焦虑和紧张主要通过躯体症状表现出来。”  Taylor et al. (1997) 进一步描述了述情障的核心特点：“(1) 难以识别情绪，在躯体感觉和情绪之间较难作出区分；(2) 难以向他人描述情绪；(3) 想象活动或白日梦减少；(4) 外向性的思维方式，缺乏对内心世界的关注，拘泥于外界事物的细枝末节”。 赵爱珍、耿德勤(2001) 描述到，述情障碍患者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不能用言语描述自己情感，缺乏想象，习惯于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类患者回忆梦境多为陈旧的、缺乏鲜明奇妙的具象征性的原发性梦的过程。他们常以人际关系改变开始，象征性的思维减少，不能用语言恰当地表达内心态度、感受、希望和动力，不善于辩别情绪状态和躯体感受，常常只描述躯体不适而不谈自己的情绪，从表面上看来他们能与社会保持一致，适应良好，但经仔细观察，他们只是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生活。由于他们的情感功能和内心体验受限，因此常常姿态僵硬、缺乏面部表情、人际关系淡漠、刻板、僵化和保守。 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冷漠和过度保护会影响子女成年后的述情障碍水平。此外，父母双方各自的教养方式也会对子女的述情障碍水平产生作用，在父亲方面，父亲的冷漠或缺乏父亲给予的温暖也对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困难存在预测作用，而在母亲方面，母亲的冷漠和虐待则与述情障碍存在显著的相关  (张春雨等，2011) 。还有研究结果显示述情障碍高分者多采用不成熟型应对方式，而较少采用成熟型应对方式，述情障碍特征是一种适应不良的防御或应对方式  (杨文辉，姚树桥，2009) 。近几年国内在大学生群体进行的应对方式和童年期虐待的关系研究中，都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童年期虐待对应对方式有预测作用，即有童年期受虐待经历者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沈晓红等，2002；李金钊，徐媛，2003；马伟娜，2004；李士保等，2006) 。 已有的研究都已经证实了儿童期虐待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的关系，述情障碍与两者均存在相关关系，那么，儿童期虐待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是否儿童期虐待造成的述情障碍进而有消极的应对方式。本文假设述情障碍可能在儿童期虐待和应对方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在服刑人员中进行探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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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于江苏省某监狱在押服刑人员，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于2015年1月到2月之间，在监狱四个监区中间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9份，回收率99.67%；其中有效问卷288份，有效率96.00%。 对象全部为男性，平均年龄36.96 ± 8.57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77人(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侵犯财产罪123人，(包括抢劫、盗窃、诈骗、抢夺、侵占、职务侵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75人(包括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黑社会组织，赌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组织、强迫卖淫)；贪污贿赂罪7人。其中判决有期徒刑199人，无期43人，死缓45人，死刑1人；其中首次服刑227人，非首次服刑61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虐待问卷中文版 该问卷由美国纽约的临床心理学家Bernstein等  (Liu & Wuerker， 2005) 于1998编制的CTQ-SF问卷，国内  赵幸福等人(2005) 将其翻译成中文，用于大学生和成人研究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该量表共28个条目，按5级评分：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共包含5个因子：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各因子得分越高代表受虐越严重。本研究中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在0.459~0.888，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8。 2.2.2 多伦多述情障碍问卷中文版(TAS-20) 由  袁勇贵等(2003) 翻译成中文。TAS-20量表共20个条目，按1~5级评分，其中4、5、10、18、19等12个条目按反向评分。本量表包括三个因子：因子一(F1，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1、3、6、7、9、13、14共7条；因子二(F2，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2、4、11、12、17共5条；因子三(F3，外向性思维)：5、8、10、15、16、18、19、20共8条。TAS-20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Cronbach’s α系数在0.581~0.739，TAS-20各分量表的分半相关系数在0.558~0.803，TAS-20各分量表得分在正常人对照样本和精神病人样本之间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Bagby按照划界分(≥61分为述情障碍；≤51分为非述情障碍)将个体划分为述情障碍者与非述情障碍者。 2.2.3. 应对方式问卷 应对方式问卷是由Folkman和Lararus编制  (Zeidner & Endler， 1996) ，国内  解亚宁(1998) 翻译和修改成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20个条目组成，涉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寻求社会支持和通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等。为自评量表，采用多级评分，在每一应对方式项目后，列有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4种选择(相应的评分为0、1、2、3)本研究全量表的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量表的α系数为0.78。 2.3. 施测方法 主要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说明测量的目的，集体施测，当场填写、回收问卷。因为本研究是系列研究，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建议留下编号，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研究。 2.4.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有效数据输入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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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经统计可知应对方式问卷得分的情况(见表1)，其中消极应对方式的人47人，占16.30%，积极应对方式的人241人，占83.7%。儿童期虐待问卷每个分量表得分高于10分即为虐待组，即在五个项目中，被试选择其中的四项为“偶尔”受到虐待，一项选择“有时”受到虐待，那么就认为该被试在这个分量表类型上受到了虐待；总量表得分高于50也为虐待组，则认为该被试至少受过一种形式的虐待。本研究的被试中情感虐待占总人数的14.2%，身体虐待占11.1%，性虐待占8.0%，情感忽视占50.7%，躯体忽视占47.2%，15.6%的被试至少受过一种形式的虐待。其中103名服刑人员有述情障碍，占35.9%，184名服刑人员不存在述情障碍的情况。 3.2. 述情障碍与儿童期虐待、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对儿童期虐待、应对方式倾向和述情障碍及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期虐待和服刑人员的述情障碍呈显著正相关，p < 0.01；儿童期虐待与因子F1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和因子F2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显著相关，p < 0.01。应对方式和述情障碍显著负相关，应对方式与因子F1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和因子F2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显著负相关，p < 0.01。儿童期受虐、应对方式只在因子F3外向性思维上不存在统计学意义。说明儿童期受虐、应对方式和述情障碍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见表2。 3.3. 述情障碍在儿童期虐待和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中，述情障碍的F3因子与应对方式相关不显著。F1因子难以识别情感、F2因子难以描述情 感与应对方式和儿童期虐待相关显著，对这两个因子的中介效应依次进行检验：(1) 以应对方式为自变量，儿童期虐待为自变量；(2) 以述情障碍的F1因子、F2因子为因变量，儿童期虐待为自变量；(3) 以应对方式为自变量，儿童期虐待和述情障碍为自变量。结果显示，F1因子难以识别情感和F2因子难以描述情感的a、b、c和c’回归系数均有统计有意义，且c’的绝对值小于c的绝对值，说明述情障碍的这两个因子在儿童期虐待和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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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儿童期虐待和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加入各项述情障碍的因子以后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期虐待对于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也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儿童期受虐的经历对于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儿童期的受虐经历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创伤，这可能会导致个体产 Table 1 The situation of prisoners’ childhood abuse， alexithymia and coping tendenc 项目 N % 儿童期虐待 45 15.6 情感虐待 41 14.2 躯体虐待 32 11.1 性虐待 23 8.0 情感忽视 146 50.7 躯体忽视 136 47.2 述情障碍 103 35.8 消极应对倾向 45 15.6 表1. 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述情障碍、应对倾向情况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prisoners’ alexithymia， childhood abuse and coping styl 述情障碍总分 F1 F2 F3 儿童期受虐 0.24 ** 0.34 ** 0.18 ** −0.05 应对方式 −0.44 ** −0.53 ** −0.32 ** −0.07 表2. 服刑人员的述情障碍与儿童期虐待、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系数(r值) 注明： * p < 0.05； ** p < 0.01。 Table 3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isoners alexithymia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coping styl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第1步 Y = −0.303X c = −0.303 0.006 −5.379 <0.01 第2步 M 1 = 0.344X a = 0.344 0.025 6.203 <0.01 M 2 = 0.181X a = 0.181 0.012 3.109 <0.01 第3步 Y = −0.136X + −0.485M 1 c′ = −0.136 0.005 −2.575 <0.05 b = −0.485 0.011 −9.912 <0.01 Y = −0.253X + −0.275M 2 c′ = −0.253 0.005 −4.605 <0.01 b = −0.275 0.026 −4.994 <0.01 表3. 服刑人员述情障碍在儿童期虐待和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Y—应对方式，X—儿童虐待，M 1 —难以识别情感，M 2 —难以描述情感。 生各类问题，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是其中一种。 本研究与先前的研究有共同的发现。  张春雨(2011) 发现高述情障碍的产生与儿童早年的一些经历有关，它随着人的逐渐成熟而得到发展，并在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中得到不断的强化。我们也发现，早期的儿童虐待经历对述情障碍有一定影响。并且述情障碍中的两个因子——识别情感困难和描述情感困难在儿童期虐待和服刑人员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结合已有的情绪理论能够更深入理解本研究的结论。关于情绪发展理论一共有五种不同的观点——生物观点强调情绪包含的生理状态；机能主义强调活动倾向；认知观点强调认知的作用；组织观点强调多个子系统的模式构造；社会文化观点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Lane和Schwartz基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模型，提出了情绪觉察的认知发展理论。他们假定，情绪体验的发展遵循着和认知发展同样的原则，情绪觉察能力的差异反映了个体识别和描述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认知能力差异。他们将情绪觉察能力分为五个等级。最低等级是对生理感觉的觉察。在这一等级，只有情绪事件伴随着身体变化，个体才能感知到这一情绪体验，如“头痛”、“冒冷汗”等等。第二等级是对行为倾向的觉察。在这个等级，个体能够体验到情绪事件所引发的行为反应方式。第三等级是对单一情绪的觉察。在这个等级，个体能够在事件发生后体验到一种情绪，如难过、愉快或愤怒等。第四等级是对混合情绪的觉察，也就是说，个体能够体验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绪，甚至是两种对立的情绪。第五等级是情绪觉察的最高等级，在这个等级，个体不仅能够体验到混合情绪，而且能够通过感知他人的情绪体验来整合自己的情绪反应，使之适应当时的情境  (Lane et al.， 2000) 。具有高等级的情绪觉察能力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社会适应能力更强  (郭婷婷，崔丽霞，王岩，2011) 。而述情障碍是情绪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的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了情绪调节能力和压力管理能力方面的困难  (蚁金瑶，钟明天等，2009) 。述情障碍的个体在识别和描述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认知能力上较差，即情绪觉察能力处于较低的等级，这必将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会适应等。改善他们的述情障碍症状也是逐步提高他们的情绪觉察力的过程。采用合适的干预方法改善服刑人员的述情障碍将能够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更好地适应社会，将改善儿童期虐待体验对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 本研究集中探讨了述情障碍与儿童期虐待、应对方式之间三者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儿童期虐待可能通过影响述情障碍进而影响应对方式。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第一服刑人员不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其犯罪的根源之一，这与他们的述情障碍和早期的虐待有关系；第二矫治服刑人员的犯罪行为需要矫治他们的述情障碍；第三矫治述情障碍是需要关注服刑人员早期的受虐待经历，矫治早期经历中的创伤问题。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很复杂，述情障碍只是其中的一个，导致述情障碍的原因也有很多，我们的研究只是一个发现，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做比较全面的解释。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本研究是通过被试回忆早期经历的方式，可能存在一些回忆偏差。其次，监狱中压抑的环境和严格的管制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服刑人员的述情障碍，可能造成数据偏差。最后，本研究集中于男性服刑人员，缺少女性服刑人员的数据。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增加女性服刑人员，同时注意其他可能影响应对方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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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超混沌系统比普通混沌系统的动态行为更加难以预测，因此在保密通讯中具有更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在Chen混沌系统中引入两个状态变量和一个反向控制器构造了一个新的五维超混沌系统。首先讨论了新系统的定点稳定性及其相空间动力学行为，发现新系统有3个正的Lyapunov指数。设计了该系统的模块化电路，示波器观测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一致。其次采用驱动响应式同步方式实现了新系统的混沌同步，并数值模拟了方波信号的混沌保密通讯过程，利用混沌掩盖法完成了新系统方波信号的混沌保密通讯电路。最后，分别采用混沌信号加入到图片中和图片数字化加入到混沌信号中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图片的混沌保密通讯过程。对比研究表明后者的加密效果更好，具有更高的信息还原度。 关键词 :混沌电路，超混沌，Lyapunov指数，保密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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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混沌是在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中发生的不可预测后期演化的现象 [ 1 ] 。自《周期3意味着混沌》 [ 2 ] 一文给出混沌的数学定义之后，混沌理论得到极大发展。在牛顿天体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等领域有许多讨论混沌的文章 [ 3 ] - [ 12 ] 。目前比较成熟的混沌识别方法有庞加莱截面、李雅普诺夫指数、快速李雅普诺夫指数、较小排列指数、频谱分析等方法 [ 3 ] - [ 14 ] 。庞加莱截面法可直观反映系统的动力学性质，但最适宜不超过四维的保守系统；李雅普诺夫指数是衡量两邻近轨道随时间平均分离比的指标，也能够区别混沌和超混沌现象，有变分法和两粒子法两种方式，有时候两者可以结合使用；相比李雅普诺夫指数，快速李雅普诺夫指数在给定的时间内不采用重整化，也不对时间平均，能迅速区分有序和混沌轨道，但不能区分混沌和超混沌现象；较小排列指标是利用积分运动方程和同时积分两次变分方程得到的，其和频谱分析等方法一样都是保守系统中常用的混沌识别方法。本文采用Benettin [ 14 ] 等人提出的计算李雅普诺夫指数方法。 混沌理论和各种识别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实际工程领域，混沌控制与同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 15 ] - [ 18 ] ，研究人员一方面设计了多个混沌控制与同步的方法，另一方面关注混沌电路在保密通讯方面的应用。超混沌系统比普通混沌系统具有更为复杂的动力学行为，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的Lyapunov指数 [ 19 ] 。加入复杂的超混沌信号可以提高混沌保密通信和混沌信息加密的安全性，并且超混沌电路系统一般具有强大的储容量和信息处理能力以及鲁棒性等优点，因此超混沌电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20 ] [ 21 ] 。构造超混沌系统的方法也一直在逐步形成和发展。超混沌Rössler系统 [ 22 ] 和超混沌Chua系统 [ 23 ] 最早出现的高维超混沌系统。近年来通过在连续混沌系统中加入反馈控制器得到超混沌的方法得到关注 [ 24 ] - [ 29 ] 。加入反馈控制可以控制系统的定点个数、定点稳定性、耗散性等，从而确定一个系统处于超混沌状态时的参数范围。文献中已通过该方法可以分别将Lorenz系统 [ 30 ] 、改进的Chen系统 [ 31 ] 和Lu系统 [ 32 ] 控制为超混沌系统。本文在Chen混沌系统 [ 33 ] 中加入两个控制器，也可将其控制到超混沌状态，通过理论分析、Lyapunov指数、数值模拟和电路实验验证了其超混沌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新系统的混沌同步与保密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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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控制Chen系统到五维超混沌系统 2.1. 模型 Chen系统 [ 33 ] 的状态方程为： (1) 取参数a = 35，b = 3，c = 28时，Chen系统处于混沌状态。本文在Chen系统中加入第四个方程 和第五个方程 ，第三个方程加上反向控制器−ku。得到一个新五维非线性系统： (2) 参数a，b，c，d，k为变量，令a = 35，b = 5，c = 12，d = 5，r =0.5，k = 1.5，采用四阶龙格库塔法对系统数值模拟，可得系统的相位图如图1所示，其中三个平面均含有双涡卷结构，u-z平面结构更为复杂。 2.2. 系统基本特性 2.2.1. 定点稳定性 这里采用李雅普诺夫第一法，在定点的领域把非线性方程线性化，利用线性化方程的解可得定点的稳定性。由方程(2)，可得新系统只存在唯一定点 ，在平动点附近的线性化Jacobian矩阵为： (3) 设特征值为 ，E为单位矩阵，则特征方程为 (4) 当参数a = 35，b = 5，c = 12，d = 5，r =0.5，k = 1.5时，代入可得 (5) 特征值为 (6) 图1. 相空间结构图 特征值有一个为零，两个为负，两个为正数，和文献 [ 27 ] 中超混沌模型定点处的稳定性情况一样。 2.2.2. 相体积 系统(2)的散度为 (7) 当取参数a = 35，b = 5，c = 12，r =0.5时，有 (8) 在上述参数条件下，系统散度小于0，说明此时系统处于耗散状态，该系统为耗散系统。 2.2.3. 李雅普诺夫指数 李雅普诺夫指数是衡量两邻近轨道随时间平均分离比的指标，是研究混沌行为的一个重要工具。本文采用Benettin 等人在1980年给出的计算李雅普诺夫指数的方法，每积分一次都进行一次Gram-Schmidt正交归一化。如果系统含有1个大于零的李雅普诺夫指数，则该系统为混沌系统；如果含有2个或者2个以上正的李雅普诺夫指数，则系统为超混沌系统。新系统含有3个非线性项和5个李雅普诺夫指数。以四阶龙格库塔为基本数值工具，给定参数a = 35，b = 5，c = 12，d = 5，r =0.5，k = 1.5，系统的李雅普诺夫指数如图2所示。5个李雅普诺夫指数中有3个为正，1个为零，1个为负，说明新系统在满足上述条件时处于超混沌状态。在系统相空间结构图1中出现的3个双涡卷结构，与系统含有3个正的李雅普诺夫指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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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五维超混沌系统的电路实验 为了从物理上说明该系统的混沌特性，我们利用改进型模块化方法设计系统的模拟电路。电路部分一般由四个模块组成，即反向器模块、反相积分器模块、反相加法比例运算模块和函数发生器模块。本文设计过程只需其中的三个模块。 运算放大器的端电压最大为35 v，有必要对系统(2)作变量比例压缩变换。设压缩系数为n = 5，则 图2. 系统Lyapunov指数 nx → x，ny → y，nz → z，nw → w，nu → u，压缩方程为： (9) 还需作时间上的尺度变换，设尺度因子为100，则对应的微积分转换为： (10) 模拟电路由反向比例积分器、反相器和电子器件乘法器构成，可以实现系统中的加、减、乘和积分运算。本文的运算放大器为TL085，乘法器选用AD633，电源电压为±35 v。系统(9)对应的改进型模块化设计电路如图3所示。 电路图中R5 = 28.75 kΩ、R4 = 28.75 kΩ，与之对应的系统中的参数为a = 35；R10 = 666.67 kΩ、R1 = 666.67 kΩ，其对应参数为k = 1.2；R7 = 200 kΩ、R8 = 83.333 kΩ、R11 = 200 kΩ、R14 = 2000 kΩ对应的参数分别为d = 5、c = 12、b = 5、r = 0.5。其它参数在图3中均有标注。采用Multism 12仿真电路，在示波器上得到相空间在各相平面上的投影图。图4和图5分别对应图1的上方和下方两图，在噪声干扰最少时，电路仿真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完全符合，从而在物理上说明新系统的超混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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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系统在保密通讯中的应用探究 4.1. 混沌同步 混沌同步是混沌保密通讯的应用基础。实现混沌同步方法有驱动响应式同步、耦合同步、自适应同步、脉冲同步等。其中驱动–相应式同步的特点是两个非线性动力系统存在着驱动与响应的关系，响应系统行为 图3. 五维超混沌电路图 图4. 电路仿真图。左边为x-y平面，右边是x-z平面 图5. 电路仿真图，左边对应y-z平面，右边为z-u平面 取决于驱动系统，驱动系统的行为与响应系统无关。该方法只需要通过信道传送一路加密信号，并且是自同步方式，当系统由于某种原因失步后能重新自动同步，与现有通讯传送方式兼容。本文采用驱动响应式同步。 用变量x (1) 作为驱动变量，驱动系统的状态方程为 (11) 当变量x (1) 为驱动信号，同步步系统的状态方程为 (12) 虽然响应系统和驱动系统具有相同的形式，但是(12)式中用驱动系统中的混沌信号x (1) 取代原系统的部分混沌信号x (2) 。驱动系统和同步系统误差为ex = x(1) − x(2)，ey = y(1) − y(2)，ez = z(1) − z(2)，ew= w(1) − w(2)，eu = u(1) − u(2)。令驱动系统的初始条件为 ，同步系统的初始条件为x = 3，y = 1，z = 0.2，w = 0.2，u = 0.3，即驱动系统和同步系统处于不同步的状态。数值模拟得到误差ex，ey，ez，ew随时间的变化如图6所示。 虽然驱动系统和同步系统的初始状态相差较大，两系统处于完全不同步状态，但是通过同步的控制，误差很快变小，达到 状态。说明系统快速达到稳定混沌同步，确实能够满足保密通讯的要求。 4.2. 保密通讯数值模拟 此处我们模拟了图片的加密传输和方波信号两种保密通讯方式，方波信号可以代表实际通讯中的数值信号。首先，Matlab模拟方波信号的混沌保密通讯，驱动系统的初值为 ，同步系统的初始值为x = 3，y = 1，z = 0.2，w = 0.2，u = 0.3，其结果如图7所示：s，s1，s2分别是加密前、加密后、解密后的信号图像。当系统达到混沌同步后，解密后的信号和原信号相比，失真度不大，说明该保密通讯方案是合理的。 其次模拟图片混沌保密通讯过程。驱动系统混沌信号对每个像素点的RGB颜色值分别进行位运算，形成加密图片，接受端接收到加密图片后，用同步系统对应的混沌信号对已加密图片位运算解密。仿真结果见图8，从左至右分别为发送前图片、混沌加密后传输途中图片和接收端解密后图片。虽然加密效果良好，但是图片解密后失真的情况比较严重。最右图的上半部分，解密后处于不清晰状态，这是由于系统还没有达到混沌同步。但是当混沌达到同步后，图片仍有较为严重的失真情况，噪点比较明显。因此，该方案不适合图片的混沌加密传输。其原因在于加密系统和解密系统存在误差，使得该加密方式失真度大。 由于混沌同步的误差是无法消除的，因此我们采用另外一种混沌加密方式。图7中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存在一定误差，但如果把方波波形看成数字信号，若方波电压为1代表1，为−1的时候代表0，那么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所代表的信息就完全一样了。基于此，我们首先把图片的每个像素点的三个值由十进制化为二进制，电路中将二进制数字信号转化为电信号。数值模拟时需将图片转换的二进制数据整理成适用于混沌加密和解密的数据，像素的最大值为255，转化为二进制后刚好为8位。按照每8个位值存放一个数据的方式建立数组，将图片存放在数组中。利用混沌掩盖方法将数组中的数据混合到混沌信号中，接收端得到混入图片信息的混沌信号，混沌同步后解密。由于存在误差，需要对信号处理，将数据重新变为0和1的形式，最后将二进制数据还原为十进值数据，确定好数据对应位置，就可以还原图片了。该加密方式可以减小混沌同步固有误差的影响，加密效果好，数据还原度高，该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其它形式的数据传播中。传播图中为混沌模拟信号，该信号并不是图片信息，如果按照图片信息处理的话，将完全是黑色，此时解密出图片信息的难度较大。数值模拟见图9，从左到右分别为图片加密前、加密后图像信号和解密后的图片。当系统达到混沌同步后，该方式有很好的加密效果，而且解密后图片的失真度很小。由此可见，该方案具有实际工程应用价值。 图6. 误差随时间变化图 图7. 方波信号混沌保密通讯数值模拟结果图 图8. 混沌信号加入图片的加密和解密图 图9. 图片数字化后加入混沌信号的加密和解密图 4.3. 保密通讯电路实现 基于驱动–响应式同步，直接采用混沌掩盖法实现其混沌保密通讯。超混沌电路系统的驱动–响应式同步保密通信方案的完整电路图如图10所示。p=x(1)+s为加密信号，其中s为信号发生器。S2为解密信号，这里s2 = x(2) − p。数值模拟时设S0 = sin(0.01t)，驱动系统的初值为 ，同步系统的初始值为x = 3，y = 1，z = 0.2，w = 0.2，u = 0.3，结果如图11所示。图中当系统达到混沌同步后， 图10. 混沌保密通讯电路原理图 图11. 方波信号的混沌保密通讯电路结果图 解密后的信号和原信号相比，失真度不大。若输入信号S = 0.1 V，频率为8 Hz，电路仿真结果如图11所示。从上到下依次为示波器给出的加密前、加密后、和解密后的电压信号随时间变化图。电路仿真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图7基本一致，说明新混沌电路系统成功完成了对一个方波电压信号的加密和解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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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Chen系统引入反馈控制器方法构造了一个新五维超混沌系统，该系统存在唯一平动点，分析了定点稳定性和系统相体积，确定了系统处于耗散状态时的参数。在给定参数区域内系统具有3个正的Lyapunov指数， 说明系统处于超混沌状态。电路的仿真结果和数值模拟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从物理上说明了系统的超混沌行为。数值模拟了系统的混沌同步过程，给出了误差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可以快速达到混沌同步，达到了保密通讯的基本要求。数值模拟了系统对方波信号的保密通讯过程以及对图片信息的两种混沌加密方案，得出图片数字化后加入混沌信号的方式效果更好。最后基于混沌掩盖法设计了五维超混沌系统的驱动-响应式同步保密通信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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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前肺癌已成为所有癌症中发病人数最多的疾病，其死亡率逐年呈上升趋势。近年来，虽然以化疗为主的综合疗法使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但是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较低，并且由于放化疗的附加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实际生存率并未显著改变。近几年随着肿瘤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完善，肺癌的免疫治疗得到广泛关注，并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对当前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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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成上升趋势，尤其在中国等经济发展中国家 [ 1 ]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World Cancer Report 2014》中显示，肺癌以每年180万的新发病例和160万的死亡病例，高居所有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首 [ 2 ]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肺癌中最为常见的组织学类型，约占肺癌总体的80%。目前虽然以化疗为主的综合疗法使非小细胞肺癌的生存率有所延长，但是大多数NSCLC患者的疾病无法得到长期控制，总体5年生存率仍然很低 [ 3 ] 。分子靶向治疗以其针对性强及不良反应小等优势一度给NSCLC患者带来曙光，然而携带基因突变且对靶向治疗有效的患者毕竟是少数(EGFR突变发生率为10%~15%，ALK突变发生率为2%~7%)；同时靶向治疗后期出现的耐药等问题 [ 4 ] [ 5 ] ，让分子靶向治疗的效果也陷入了瓶颈时期。因此，探索新的治疗手段，寻找更为有效的治疗模式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及肿瘤免疫学的迅速发展，肺癌的免疫治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免疫治疗已成为肺癌新的治疗方法 [ 6 ]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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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肿瘤与免疫系统 为更好地认识肺癌的免疫治疗，首先应了解肿瘤的发生与免疫系统的关系 [ 8 ] 。免疫系统对肿瘤实行抵抗、塑形和选择，而肿瘤则经过免疫清除、相持和逃逸三个阶段逃避免疫监视 [ 9 ] 。 肿瘤特异性抗原及相关抗原经抗原递呈细胞(APC)摄入后加工，并联合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1和-2在APC表面表达，激活免疫效应细胞，启动相应的免疫过程，致使肿瘤细胞凋亡，从而产生有效的免疫监视与杀伤，最终避免肿瘤发生 [ 10 ] 。然而尽管机体有一系列的免疫监视，但肿瘤仍可在体内发生发展，说明肿瘤具有逃避机体免疫监视的能力，称之为免疫逃逸 [ 11 ] 。 有研究表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细胞免疫处于免疫抑制状态，肿瘤细胞通过多种途径来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从而不受限制的大量扩增。可能的免疫逃逸机制如下：1) 免疫原性降低；2) 抑制性免疫调节分子表达上调；3) 分泌大量免疫抑制因子；4) 肿瘤细胞凋亡程序异常 [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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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非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 不同于其他实体肿瘤，肺癌较难建立抗肿瘤免疫反应，肿瘤导致总的免疫不应答以及存在肺部微环境的免疫抑制，是促进气道发生肿瘤的因素之一。虽然很多人认为肺癌是无免疫活性的恶性肿瘤 [ 13 ]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抗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往往与肺癌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 14 ] ，在基础研究或是临床应用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非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受体抑制剂、肿瘤疫苗、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及基因治疗。 3.1. 免疫检查点受体抑制剂 免疫检查点是指免疫系统中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抑制性信号通路，在机体中通过调节外周组织中免疫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性避免损害正常组织的生理功能，并参与维持对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但肿瘤细胞也能利用某些免疫检查点的抑制性信号通路抑制T细胞激活，从而避开免疫监视 [ 15 ] 。目前在临床应用的主要免疫检查点受体抑制剂靶点有: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 (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程序凋亡分子1(programmed death-1， PD-1)及程序凋亡分子1配体(PD-L1) [ 16 ] 。 CTLA-4是表达于活性T细胞表面的重要的抑制分子，与配体B7-1和B7-2结合后，抑制T细胞活化。因此利用免疫检查点阻断剂与CTLA-4结合，使其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消失，刺激T细胞的活化与增殖，从而诱导或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 [ 17 ] 。首个抗CTLA-4单抗易普利姆玛于2011年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并作为恶性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药物 [ 18 ] 。近年来，抗CTLA-4抗体用于NSCLCⅡ期/Ⅲ期的临床治疗 [ 19 ] 。 PD-1是T细胞表面另一个重要的抑制性受体。研究表明PD-1/ PD-L1信号通路的激活可导致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形成，使肿瘤细胞免受机体免疫监视和杀伤，而通过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可逆转肿瘤免疫微环境，增强机体内源性抗肿瘤免疫效应。目前抗PD-1抗体、抗PD-L1抗体因副作用低、特异性强、肿瘤控制时间相对长等优势已成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新方向，在临床试验中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 20 ] 。有研究结果显示使用PD-1单抗的I期临床研究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治疗有效率为18%，使用PD-L1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客观缓解率达到10% [ 21 ] 。目前有两个抗PD-1的新药(Nivolumab、MK3475)正在研究阶段。抗 PD-L1治疗也是针对PD-1通路的药物，通过与PD-1的一个配体结合发挥作用，阻止PD-L1/PD-1免疫抑制信号，恢复抗肿瘤免疫。尽管BMS936559的临床研究已经关闭，其他的抗PD-L1的药物正在进行研究，如：MPDL3280A，MED74736 [ 19 ] 。 3.2. 肿瘤疫苗 肿瘤疫苗即含肿瘤抗原肽或肿瘤抗原基因的疫苗，是以自体或异体肿瘤细胞或肿瘤抗原物质经过特殊处理(如加热、放射、冻融或抗癌药物处理、体外培养增值)后使其失去毒性，同时又保留其免疫原性，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效应细胞或抗体清除或控制肿瘤细胞 [ 22 ] ，一般由一个或多个肿瘤抗原成分和免疫佐剂组成。其优点是具有特异性及在体内免疫效应维持时间长，适用于失去手术机会患者的姑息治疗或术后患者预防肿瘤复发转移治疗。因为肺癌在组织学上的差异，使得肺癌免疫学上的特异性抗原很难测定。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对MUC-1蛋白，MAGE-3蛋白的发现)。所以，使用自体肿瘤细胞在肺癌免疫接种研究中的可行性会更高。目前一些肺癌瘤苗的治疗已经从临床前试验进入到了大型的多中心的Ⅲ期临床试验 [ 23 ] ，我们期待能有新的进展。 3.3. 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 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adoptivec cellular immunotherapy， ACI或AIT)是指向肿瘤患者输注体外激活和扩增的自体或异体免疫效应细胞，并辅以合适的生长因子，通过直接杀伤或激发机体免疫反应来杀伤肿瘤细胞，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 24 ] 。 从早期的淋巴因子活化的杀伤细胞(LAK)到体外扩增的CD 8+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肿瘤免疫效应细胞的特异性愈来愈强，但是预期的临床效果并不如人意 [ 25 ] 。CIK的出现使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出现了转折，CIK具有增殖速度快、杀伤肿瘤活性高、杀伤肿瘤谱广、副作用小等其他过继性免疫治疗细胞没有的优点 [ 26 ] 。CIK能增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改善因肿瘤引起的免疫功能紊乱，提高患者抗肿瘤免疫应答能力，直接或间接增加机体抗肿瘤活性 [ 27 ] 。CIK强大的生物学活性及独特的杀瘤机制和特点，且其发热、皮疹、疲劳等副作用具有易耐受的特性 [ 28 ] ，为CIK广泛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提供理论基础。然而，CIK疗法至今尚未成为肺癌的常规治疗手段，这可能与当前的细胞免疫疗法价格高昂和CIK不能大批量生成等原因有关。 3.4. 基因治疗 肺癌的基因治疗包括两类：1) 基因替代疗法，就是肿瘤细胞的直接基因修饰，以替代缺陷基因。2) 免疫基因疗法，就是插入免疫刺激基因，以诱导有效的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 [ 29 ] 。众所周知，p53基因的突变或缺失与很多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肺癌也存在抑癌基因p53的突变，重组人腺病毒(recombinant human Ad-p53 infection， Ad-p53)是由人野生型基因与缺陷型腺病毒重组产生的肿瘤基因治疗性药物，可将具有功能活性的缺失基因的复制本(基因)转染给机体的肿瘤细胞，使外源野生型基因在机体的肿瘤细胞中得以表达，从而特异性地引起肿瘤细胞程序性死亡，以致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 30 ] 。目前虽已有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的报道，肿瘤的EGFR和ALK基因检测正逐步成为常规检测项目，在肺腺癌领域，EGFR基因突变和ALK基因重组意味着单纯化疗不再是首选治疗 [ 31 ] ，但对非小细胞肺癌有针对性的基因治疗尚未有确切的药物，国内外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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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免疫治疗的评价标准 肿瘤免疫治疗的进展带来了对传统疗效评价(WHO标准、RECIST标准)的挑战，国际免疫治疗协会相关专家于2009年正式提出了新的免疫相关疗效标准，即irRC [ 32 ] 。对于irRC而言，可测量的新发病灶被计入总肿瘤负荷并与基线肿瘤负荷进行比较，这一点与传统的WHO标准完全不同 [ 33 ] 。此外，对肿瘤直径的测量从原先的每个器官5个可测量病灶增加到每个内脏器官10个病灶或5个皮肤病灶，将所有测量结果相加以获得患者总肿瘤负荷并进行比较。对于像ipilimumab这样能够诱导肿瘤消退的免疫治疗药物，irRC能够对临床免疫治疗的抗肿瘤效应作出更加准确和客观的评价，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经WHO标准认定为PD的患者能够长期生存。对于那些不能引起肿瘤明显缩小的肿瘤免疫治疗方案，irRC能够帮助评价其早期疗效，这与传统标准相比有一定的进步。但值得一提的是，irRC标准尚不能全面概括所有的临床疗效类型，目前仍然没有被广泛的使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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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由于肿瘤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遗传不稳定性，发病机制复杂，需要继续深入探索肿瘤免疫逃逸的本质，发现关键调控点及其机制，找到关键作用分子，恢复机体的免疫平衡。研究显示，仅依靠单一的免疫治疗，疗效并不十分理想，未来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更趋向于将传统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化疗、放疗)与免疫学的靶向治疗有效的结合，发挥更大的临床疗效，从而使患者受益更多。 目前我国临床免疫治疗的水平仍然落后于国外，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善这个问题：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肿瘤免疫治疗中心，开展国家多中心、前瞻性免疫治疗临床试验，建立统一的疗效评价标准，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才能更好的为中国肿瘤临床免疫治疗的国际化专业化发展奠定基础。另外，目前的免疫治疗研究大多集中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肿瘤的研究，如果早期癌症患者也能从中受益，那么我们将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肿瘤治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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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对国内外农村电商、物流服务质量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根据SERVQUAL量表、LSQ模型及农村电商物流服务的特点，初步构建5维度22问项农村电商物流服务质量的指标体系，其次，根据理论测度模型的维度和指标形成量表和问卷进行调研，采用相关性分析对模型的测度体系进行验证和筛选，剔除五个指标后的指标体系是合理的，最后，提出电商及物流企业需重点提高便利性和经济性的服务质量水平。 关键词 :农村，电子商务物流，物流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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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一二线城市网购市场增速放缓，农村电商市场份额逐步增大，正在成为电商下一个蓝海。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2015年10月2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基本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快递年业务量达到500亿件，年业务收入达到8000亿元”的发展目标，2015年中英政府投资20亿鼓励农村电商的发展，其中国家将会培育200个电商进农村的综合示范县，每个县将投入100万元。按照阿里研究院的预计，到2016年，全国农村网购市场规模有望达4600亿元。物流是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在服务质量评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物流服务质量水平是评价客户满意度、忠诚度的重要指标。农村电商物流服务质量的指标与城市是不同的，农村客户更注重个性化体验、经济性等。本文通过构建适合农村地区的物流服务质量指标体系，了解农村消费者最关注的指标是哪些，哪些指标是需要电商企业重点改进的，哪些指标是物流企业重点改进的，哪些指标是需要物流企业和电商企业共同改进的，从而提高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在农村市场的竞争力。因此，提高农村地区网购的物流服务质量水平对于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很好的在农村站稳脚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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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农村电子商务相关研究综述 Christophe(2010) [ 1 ] 阐述了农村相比于城市在电子商务购物中在物流、支付等方面处于劣势。Ali(2011) [ 2 ] 对伊朗市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发展趋势和经验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进行了论证，提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在农村ICT中心提供四服务的IT应用服务的一部分；通信服务、IT服务、邮政服务、网上银行服务。在电商物流的现状问题对策方面，解新华(2013) [ 3 ] 利用长尾理论分析得出农村是电商物流的利基市场，并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和怎样构建电商物流网络进行了论述。宋剑(2014) [ 4 ] 针对农村电商物流存在的宽带客户端稀缺、网上购物意识淡薄、电商物流配送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提出宽带中国计划促进农村电商物流市场发展。苏珊珊(2014) [ 5 ] 文章分析了辽宁省农村电商物流发展背景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在农村电商物流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对农村电商物流的现状、问题、对策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但从物流服务质量角度去研究还比较鲜见 [ 6 ] 。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物流服务质量认可度最高、应用范围最广的SERVQUAL量表和LSQ量表，结合农村地区消费者的特点建立农村电商物流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