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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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历程 自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被提出之后，我国在各个发展阶段均有不同类型的政策陆续出台，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2020年间，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出台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89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数量在2010年以后都有明显的增长，并呈现出阶段性波动式增长的特征。总体而言，根据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年出台数量的变化和走势，结合社会情境和文化服务的内容和特点，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的历程分为三阶段：政策探索期、政策萌芽期和政策深化期。 4.1. 政策萌芽期(2002~2010) 2002年~2010年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萌芽阶段。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 [ 4 ]，让公共文化服务得以萌芽发展，而后文化部(现称文旅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多部门也独立或联合发布了多项政策(见表1)，丰富了政策内容，明确了发展目标。这一阶段把公共文化资源共享作为政策的重点进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也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初步发展，相关政策也萌芽而生，基本掌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方向与重点内容，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与初步构建奠定了基础。 Table 1 Policies in the policy embryonic perio 发布主体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关键词 全国人大 2002 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正式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部(现称文旅部)、教育部 2002 《关于做好基层文化教育资源 共享工作的通知》 多主体、多渠道推动基层文化 教育资源共享 文化部、教育部 2003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加强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 建设、管理和保护 文化部联合多部门 2004 《关于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 免费开放的实施意见》 保护未成年人使用公益性 文化设施的权利 文化部 2006 《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 (2006~2010年) 对文化建设做出部署和安排 文化部、财政部 2007 《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的实施意见》 对实施共享工程提出了具体要求 文化部、财政部 2010 《关于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 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表1. 政策萌芽期的各项政策 2 4.2. 政策探索期(2011~2015) 2011年~2015年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探索阶段。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拉开了数字科技与公共文化服务共同发展的序幕，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延伸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必然选择就是融入科技创新元素。随着科技创新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交融发展，而后也相继出台多项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政策文本(见表2)。在探索阶段，各政策主体出台了十余份有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件，涉及的政策主体包括国务院、中办、国办、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4.3. 政策深化期(2016~2020) 2016年~2020年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深化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年2016和2017年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这两部法律的相继出台及落地实施，表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已经上升到制度体系建设和法律层面。2017~2018年文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也相继出台了有关数字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见表3)。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深化阶段，中央出台了大量有关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全方位的构建起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并以政策为支撑，逐渐完善和延伸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也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 Table 2 Various policies in the policy exploration perio 发布主体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关键词 文化部、财政部 2011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 建设的指导意见》 拉开了数字科技与公共文化服务 共同发展的序幕 文化部 2013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提出建设的主要指标 文化部 2013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加强公共图书馆的共建共享 文化部 2013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十二五”规划纲要》 巩固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数字文化资源 表2. 政策探索期的各项政策 3 Table 3 Policies in the policy deepening perio 发布主体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关键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加强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文化部 2017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 文化建设规划》 明确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六项重点任务 文化部 2017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等 文化部 2017 《“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规划》 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科学发展 财政部 2018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 规范专项资金管理 表3. 政策深化期的各项政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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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公共服务政策演化特征 5.1. 重视硬件设施的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硬件设施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台了大量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场所等硬件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从2002年建设部、文化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和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到2017年文化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完善全国公共图书馆设施网络，期间中央共出台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十余项，主要包括硬件设施规划纲要、建设标准、配置要求、服务规范等多个方面。 5.2. 重视重大文化惠民工程的建设 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重要抓手。分析每个阶段的政策可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多为确定公共文化服务目标，并且通过规划纲要等形式明确发展目标，尤其是重视推进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大多都是通过规划纲要来具体确定目标及实施手段，如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本中，中央向地方政府下发指导性意见，确定具体的发展目标，并引进激励机制来引导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弹性指挥，善于结合实际，积极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以保证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政策的有效执行。 5.3. 重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实现机制，公平性、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目标” [ 5 ]。在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这也是正式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概念，此后，相关部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春雨工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强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重视推进区域和不同人群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这些政策总体表现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更加注重公平和平等，城乡以及不同群体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差距的逐步缩小，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公平和平等，保障人民文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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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制定是满足社会矛盾变化的需要，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发展根基，因此，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制定是促进国家文化领域发展的必然选择。2018年国家重新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是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措施，也体现了国家对文化发展的重视。从政策演变过程来看，自2002年确定“公共文化服务”这个概念以来，国家对公共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不断拓展和延伸，不断促进传统文化、科技、民生等的融合，不断重视和保护人民文化权益，并将公共文化服务法律化，政策文本的类型和主体在不断增加，政策主题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业越来越受国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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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乔治·卢卡奇客体化研究，并将其归结为以总体性为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这一归结有力回击了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歪曲、僵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而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西方思潮多元化、网络信息化等等的挑战与质疑，重提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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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卢卡奇率先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客体化，在发表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篇就抛出了“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带有诘难性的问题，那么在90多年后的今天，在这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纷繁复杂、狂飙突进的21世纪我们需要重提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重估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当代价值，立足中国现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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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争议 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争议从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像米海诺夫斯基等俄国理论家把他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理论教条地理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学理论”，马克思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 1 ]。1882年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您屡次硬说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依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2 ]。伴随着马克思的困惑，正统性问题的争议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被逐渐放大。 1) 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与在德国、匈牙利等国惨败，要求在理论上重新解释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面临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是什么。第二国际的答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也就是上层建筑统统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因此，以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等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等于经济决定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就在于经济决定论。这就导致了一种后果：割裂了上层建筑中人的意识、文化、精神的作用。在理论上，用了非此即彼的方式，否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非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社会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一切以经济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何时发生取决于经济，对于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个矛盾就不够尖锐、激烈，因此什么时候举行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这样一来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取决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需要等待，等待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发展起来，后来列宁批判其为机会主义。因此第二国际的错误就在于理论上的形而上学，片面强调经济决定论。实践上的机会主义，等待革命论。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打着恩格斯的旗号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却恪守历史唯物主义，忽略了意识、文化、心理、精神的反作用，用经济决定论概括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僵化、庸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形而上的马克思主义。 2) 卢卡奇：“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在于辩证法 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的标题下引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3 ] 点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于“改变世界”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辩证法。“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通向真理之路的科学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 4 ]。换言之，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的、历史的、总体性的唯物主义方法。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假定马克思的某一个个别结论被新的研究所驳倒，但是只要革命的辩证法始终在手，则他仍然未曾离开其“马克思主义正统”。 总体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问题。而第二国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实证主义化，褫夺了辨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卢卡奇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特征在于历史性，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是为了改变现实和改变世界的，现实与世界总是在社会历史的总体运动中不断改变的，总是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总体性原则本身也包含它只能是一个历史的总体。因此没有辩证法就没有总体性，没有总体性就没有历史性，没有历史性就没有批判性、革命性。卢卡奇曾对其总体性思想概括道：“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首先是指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第二，是指不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整个总体的系统相对性；第三，是指整个总体的历史相对性，即整个总体的总体性特征，即整个总体的总体性特征是变化的、分解的，并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只有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时，理论才能掌握群众并变成物质的力量，卢卡奇认为这种局面伴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已经出现了，正如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进行革命活动时，必须先通过理论充分地了解这个社会、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特征，以及革命的相关理论。只有充分的认识，才能使理论与实践得到充分的统一。卢卡奇是在革命的叙事中将正统性定义为辩证法，因为卢卡奇所处的时代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激发唤醒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社会的纯客体，而与此同时一种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发生合奏的旋律——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不谋而合，而第二国际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竟然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卢卡奇在文章中对于第二国际实证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当然卢卡奇也有他的局限性，他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直接取自黑格尔，他没有看到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但是与其说卢卡奇没有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彻底改造，倒不如说卢卡奇没有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一场存在论革命，这场伟大的哲学革命的过程发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卢卡奇当时没有接触到这篇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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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重提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必要性 第一，厘清坚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边界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门发展的学说，在应对不同的现实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不仅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而厘清坚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的问题，今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问题上都很重要，理论上关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践上关系到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问题。坚持不是意味着固守马克思词句，发展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创新不是重构、重写马克思主义。凡是离开了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误解，都是一种伪造的“马克思主义”、再造的“马克思主义”。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一味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当成“真理”的集合，抱着一成不变的思路因循守旧，无视历史曲折、经验教训就会导致教条主义的错误。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中国共产党曾犯过两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走向教条主义的错误，分别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主义错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是恪守马恩的革命理论的词句，而王明的左倾主义是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这二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固步自封、固守马克思个别词句，不敢越雷池半步，都给中国的民主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错误。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抛出“新思维”理论，打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突破和创新的旗号，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颠覆。理论根基上彻底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就导致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得以不断滋长泛滥，催生了大量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一起谋划推动各种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集会、游行，最终形成颠覆苏共领导地位的决定性政治力量。 理论上的固守导致实践上教条，理论上的背弃背离导致实践上的邪路。而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之所在，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正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用理性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进行创新、发展并指导实践。 第二，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正统性问题的硬核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问题。我们今天中国道路为什么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真理性我们还要坚守吗？马克思主义有无真理性，真理性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统。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 5 ] 这是对马克思真理性的准确定性。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有170多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显示出巨大的真理力量。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写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狂飙突进的年代，被遮蔽的太多，现在是时候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语境和时代条件下重新彰显真理性，在21世纪的中国道路中发光发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才一步步地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作为基本理论原则的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愈益灿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三，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学习、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都需要一个方法论，这也关乎到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导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争论的重要原因，而我们现在往往是用非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是如此之重要，当前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理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出现各种敌对势力也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第二国际曾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仅仅概括为经济决定论，列宁花了大量时间去批判第二国际，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是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它必须落实到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与中国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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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当代阐释 历史总是相似的，如今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境地与卢卡奇时代何其相似，如今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纷繁复杂、狂飙突进，卢卡奇当年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革命斗争精神无疑是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时代感召。今天，我们需要重提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重估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的当代价值，立足中国现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在今天发挥真理性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就是辩证法，邓小平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髓，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发展资本，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我们发展资本是为了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不能被资本绑架。不要资本、把资本连根拔起、视资本为洪水猛兽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中提到过，苏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他们抓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教条，他们看到的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看到活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证明了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可以成功，什么时候歪曲误解放弃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失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 6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坚持底线思维与创新思维之间的辩证法，坚持底线思维就是既要守住稳定底线、安全底线、廉政底线、生态底线，又要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坚持创新思维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创新，敢为人先，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破解难题，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而新时代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底线思维也要坚持创新思维。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反之亦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并不意味着抱着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不放，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问题，并把正统性问题定义为方法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只有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只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才能高扬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只有像当年的卢卡奇一样忠诚而勇敢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创新、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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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其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技术哲学作为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也成为了学界中越来越火热的研究领域。麦克卢汉，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技术哲学上曾提出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地球村”等等，这些思想都为技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分析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及其现实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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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麦克卢汉，20世纪的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地球村”等多个理论，虽然这些观点让麦克卢汉一度陷入学术界的争议中，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些理论正在一步步得到验证，并且为技术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在现如今这样一个时刻被技术包围的时代，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依然熠熠生辉。因此，分析并解读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及其现实价值对进一步了解其观点和掌握时代的脉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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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媒介即人的延伸”的思想 麦克卢汉认为，人的自身与外部世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并且人具有很强的主体性，他们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一切感官去认识和探索外部的世界，但是由于外部世界种种因素的干扰以及人类自带感官的局限性，人们的认知过程并不顺畅，甚至可以说是阻碍重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新媒介技术与手段就诞生了。这些媒介技术被麦克卢汉看作是人的延伸，是人类为了应付各种生存环境而延伸了自己身体的感官或部分，是人类力量的再体现和放大。关于这一思想，麦克卢汉也曾解释过：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对人自身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在人类受到外界强大的刺激和压迫时，中枢神经系统出于保护的目的，会对人的感官、感觉或者是部分进行“截除”和“隔离”。正如轮子被看作是脚的延伸就可以作出如下解释，由于文字和货币的发明，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物品的交换进程，这便给人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于是脚的功能便被自动的延伸或者说是“截除”了，因此轮子作为应对这种压迫而放大人脚功能的工具就应运而生了 [ 1 ]。以此类推，衣服可以被看作是人的皮肤的延伸，印刷术是人的眼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而报纸则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等等。任何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都会对人的感官平衡产生影响，由于它们本身的延伸性质，人类的感觉和感官借此放大，如此便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外部世界。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界定。麦克卢汉口中所说的媒介不仅仅包括那些传统传播意义上的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还包括其他一切技术性的工具和机器，如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衣服和房屋等。他将媒介的范围进行了丰富和扩大，他所讨论的是一种“泛媒介”。并且在他的论著中，媒介和技术是一组同义词。他将媒介等同于技术，而他所说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实则就是“技术即人的延伸” [ 2 ]。 除此之外，麦克卢汉所说的“延伸”还被理论界大致分为三类，即人体肢体的延伸，人的感知能力的延伸以及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实，无论是人体肢体的延伸还是感知能力的延伸都可归结为人的部分器官的延伸，它们与第三类延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只是使得人类的某个器官感官功能被放大和扩展了，而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即电力技术和互联网则使得人的部分得以整合。尤其是电子媒介出现之后，人们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随着社会的更替与前进，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在各种新技术层出不求的时代，麦克卢汉还将“人的延伸”分为了三个阶段：机械化时代，这一时代主要实现的是身体在空间上的延伸；第二个阶段是伴随着各种电子媒介出现的电子时代，实现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最后是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的延伸。正如他所说，在机械时代实现了人类身体于空间上的延伸之后，电子技术飞速发展，我们紧接着来到了电子时代。这时，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各种电子媒介在全球的范围内都得到了延伸。对于整个行星而言，时间和空间的意义都将不复存在。现在的我们正在迅速的进入下一个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一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的、共同的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 [ 3 ]。在麦克卢汉看来，之前西方世界的机械化模式，更偏向将过程切分，是碎片化、片段化的过程，更形成了被肢解和切分的不完整的人。而电子技术的到来，让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发展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开始变得完整。但是与此同时，麦克卢汉也提出了麻木性自恋的警示。在电子时代，人的任何感官的延伸都会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保护，而将相应的器官隔离起来，使其感受不到剧烈的刺激。正如古希腊神话中英俊青年耳客索斯迷恋上自己在水里的倒影坠河而死的故事一样，我们正在逐渐成为电子媒介的伺服系统以及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由于“单个人”在面对“整体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彻底外化而创造出的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电子媒介虚拟世界时所暴露的脆弱显而易见，人们便开始变得冷漠和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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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一般传统的技术观总是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运载物质或者信息的工具，它并不能改变或者决定它所运载的东西，技术所承载的内容比技术本身更重要。但是麦克卢汉对此提出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有关“媒介即讯息”的思想，他指出媒介本身就是讯息，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人们普遍更看重媒介所传递的内容，但只有在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技术之后才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或者其他的活动。当然，麦克卢汉也没有否定技术所展现的内容的意义，他只是在强调人们过分关注技术运载的内容而忽视了媒介技术本身的重要性。具体来说，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一方面是关于媒介与内容的关系，从古至今，媒介技术与其内容几乎是无法分割的，技术承载着内容，两者一起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但是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技术想要展现的内容。正如之前所说，麦克卢汉认为这种观念遮蔽了技术的本质特征。就对人类的各种感官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上来说，媒介技术以及媒介形式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媒介的内容，这使得媒介技术本身成为一种讯息。在《理解媒介》这本书里，麦克卢汉更是将媒介所阐述的“内容”比作一块味道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盗贼用这块肉去吸引看门狗的注意力 [ 4 ]。麦克卢汉通过这层比喻还是在意图说明数年来人们更多的关注媒介的“内容”，但是媒介的“内容”其实只是吸引大家、将人们的注意力错误转移的一个幌子而已。至于第二个方面，则是从媒介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即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来看。麦克卢汉指出任何媒介即人的各种延伸对个人以及社会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其实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的产生。任何一种新的技术或者说任何一种人的新的延伸都会在我们的社会活动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动化技术的出现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它给这个时代引进了一种新的尺度。一方面，自动化媒介技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诞生出一种新的模式，因而会淘汰一些职业甚至导致一些人面临失业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它使得人们的工作与协作更加紧密，它创造出了新的角色。与机械技术那种切割肢解、肤浅的模式不同，自动化技术带来的更多是整体有效的深度模式。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机器所产生的意义不应该是机器本身，而应该是机器给人们和社会带来的东西或者说人们用机器去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就机器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影响来看，机器无论是生产让人们饱腹的玉米片还是更高级别的轿车都是无关紧要的了。与此同时，麦克卢汉还指出任何一种媒介技术的“讯息”，就在于这种技术对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即它所造成的人类活动的尺度、速度等模式变化。铁路这一技术的作用并不是把与之相关的道路、轮子、运动引入了人们的生活，而是发挥着扩大的功能，推动着新型城市、工作和闲暇的诞生。无论铁路所处的环境如何，它始终起着这样的作用。另外，在大家大肆讨论媒介与内容谁更重要时，麦克卢汉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实，每一种媒介的“内容”就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语言，而文字又是印刷的内容，再往下延伸，电报媒介的内容正是印刷。这并不是什么绕口令，而是麦克卢汉所信奉的真理。也正是这个观点让媒介和内容整齐划一，向大众再次证实了媒介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麦克卢汉在阐释“媒介即讯息”时，也指出研究媒介的最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虑其“内容”，而且还需要考虑媒介技术以及它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与马克思唯物辩证的技术观不同，麦克卢汉在此处用一种抽象晦涩的语言突显了对他口中所说的“环境”或者人的意识之外的文化现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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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地球村”的思想 麦克卢汉曾在1964年作出预言：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世界将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事实证明，他的这条预言是正确的。因为在电子媒介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正在以高速度的模式相互连结，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村落”即“地球村”。但是，麦克卢汉的这种观点并不仅仅是在说明电子媒介技术使得我们的世界变小，而且他也指明了媒介技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麦克卢汉认为，人类的历史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再到重新部落化。在原始社会，物资匮乏，人们主要通过表情、语言以及肢体动作来面对面的交流和传达想让别人知道的信息。此时，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是直观并且整体的，人们不会专门的分析外界事物，其感官相互平衡。之后，随着文字以及劳动分工的出现，人们开始分析起外界的事物，人类社会还出现了专门化的模式，人们的感官平衡被打破，视觉等感官被大幅度的放大和延伸，听觉和触觉则被削弱，此前部落化的完整的人正在一步步的走向分割、分裂以及非部落化，印刷术的出现也将这种非部落化推及到顶峰。麦克卢汉曾指出，部落化的人的感官是同步的，他们是通感的而不是线性、分析的，而非部落化的人即文字人和视觉人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彼此疏离的。再后来，电子媒介技术出现，电子时代也真正来临，至此人们的感官又重新相互联系，恢复了平衡。电子媒介技术使部落化的人相互统一、结为一体，又实现了从非部落化向部落化的转变。从人类历史的这一段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之大，尤其是电子媒介技术的出现更是推动了人们的重新紧凑，它改变了人们相互割裂、相互分离的局面，使人们又重新走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地球村”。另外，在麦克卢汉看来，这个“地球村”具有“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特点。之前，印刷术和工业化让世界形成了一种中心格局的模式。但是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交流与传递逐渐打破了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信息运动的速度也不断加快，当其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冲破印刷术作用下的中心格局，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中心。无论你身在何处，身逢何时，都能感受到电子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的同步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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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麦克卢汉技术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充分展示了科学技术给我们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也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与社会和人类的关系，在重视媒介技术的社会地位的同时警惕其给自身所带来的麻木状态。 5.1. 重视媒介技术的社会地位 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强调媒介技术比技术本身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更为重要，它将一种新的尺度引入社会，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并且在他看来，媒介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从来都离不开技术的存在。诚然，无论是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还是20世纪之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都彰显出技术发展对整个社会进程和框架建构的巨大作用，推动了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 5 ]。与此同时，麦克卢汉还进一步认为媒介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更新着人们认识与感知世界的方式，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紧密相连，影响巨大。因此，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技术本身的关注度，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媒介技术不再是纯粹运载信息的工具，应该更加重视其社会地位 [ 6 ]。 5.2. 警惕麻木自恋的不清醒状态 现如今，电子媒介技术种类形式丰富多样，人们在沉浸其中的同时也应该警惕麻木自恋的不清醒状态。根据麦克卢汉技术哲学的观点，在电子媒介技术时代，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得以大大延伸，而它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会对其他的感官器官进行相应的麻痹，从而让相应的感官与器官感受不到巨大的刺激，最后使得人们对于技术的社会影响保持在无意识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变得麻木不堪，痴迷于自我诱导的潜意识，逐渐成为技术的伺机服务系统，失去自己的判断力，简单的服从于大众的意志。正如当今电视与网络所提供给人们的各种看起来真实的信息与场景，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虚假的，但是在陷入麻木的观众看来，这些情节看得见也听得着，因而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阶段，这种麻木式自恋十分危险，深入学习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吹响警示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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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自诞生以来便在技术哲学领域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延续至今，在现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的思想依然值得被关注与思考。因此，深入把握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及其所迸发出的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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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伴随着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的高度接榫，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重大挑战。知悉网络意识形态表征，剖析其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共同体建设缺失的深层诱因；建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之措，将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遵循贯穿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始终；重科技、重启蒙、重内核，立足长远，高标准建立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以此来夯实网络意识形态防范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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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习近平所言，“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 [ 1 ]。网络空间作为人们现实生活的空间延伸，业已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网络意识形态由此也展现出其时代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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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网络意识形态的表征 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 2 ]。虽时过境迁，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经实践检验后至今仍具指导意义；须与时俱进，将其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乃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中国的、原创性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 3 ]。网络意识形态不仅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特有产物。因此其既有意识形态、网路意识形态的共有特征，又具其自身的独特表现。网络意识形态具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依赖网络与技术、贯通虚拟与现实、维护常态与稳定三大特征。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非人脑固有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马克思十分重视意识形态，认为其是一个阶级立足于社会的精神力量。马克思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执掌社会的阶级具有怎样的社会成产方式，其意识形态也必然与之匹配。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拥有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生产方式，由此我们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是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度身定制。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感知事物的工具，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点、观念、价值、思想诸要素的综合。 第二，贯通虚拟与现实——网络意识形态主要特征。网络意识形态凭借其强大的网络及相关技术，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社会的全方位链接、高质量融合，破除传统地理空间隔阂，将虚拟与现实统摄其中，合为一体。网络意识形态统摄下的虚拟与现实是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即新时代虚拟空间意识形态的建设将监测、捕捉、辐射现实空间意识形态工作的遗漏点；现实空间意识形态的建设将为虚拟空间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参考数据、监测标准、反馈意见，从而实现虚拟与现实的有机交融，共同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 第三，维护常态与稳定——网络意识形态关键特征。新时代我们适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也是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面临压力巨大。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重要且独有的组成部分，亟需我们将可控与稳定放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无数的历史事件与大国兴衰都在警示当下的我们，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可控就没有国家的可控，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就没有国家的稳定。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重要构成的网络意识形态，其可控与稳定不仅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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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 居安思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长盛不衰的奥秘，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点的担忧、排查、梳理是夺取网络意识形态主动权的第一步。而以何种方式进行，恩格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 4 ]。 3.1.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之忧 习近平指出：“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领导权博弈” [ 5 ]。领导权即说话权，掌控舆论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能否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亦然。然而我国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上还面临资本扩张、技术垄断、创新滞后等风险。 1) 资本扩张，使得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空前激烈 有关于资本的力量，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 6 ]。资本的扩张已经进入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领域，资本趋势着国内外的网络团体纷纷建立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使得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空前激烈。 网络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差异性诉求 [ 7 ]。在国内来看，进入新时代众多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直播平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凭借其在互联网领域强大的“流量”而获得广告、销售等巨额利益，为巩固各自地位以及扩大规模，它们都会将自己文化或价值观通过互联网灌输给受众，形成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以达到长久锁住现有受众，获取潜在受众的目的。比如某些直播平台为博人眼球而大搞庸俗，以至于成为庸俗、“黄色”的代名词；还有某些电商平台为争夺市场大肆仿制，劣币驱逐良币，倒退人们的知识产权观；更有的社交平台打擦边球，成为滋生卖淫、犯罪的温床。 从国际来看，进入新时代，依托互联网资本的全球化流通更加便利、更加广泛、更加持久。中国因网名众多成为国外游戏平台争相争夺的香饽饽。它们在攫取广大中国网民利益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将它们的价值观认同渗透其中。并且它们为攫取更多利益，吸引更多用户，它们同样也建立起了一套适应中国网民的话语体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些平台在其背后资本的支持下疯狂争夺新时代网络领导权，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造成重大威胁。 2) 技术垄断，阻碍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 5 ]。技术之殇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障碍，西方国家依托其互联网领域的相关技术垄断，频频向我互联网领域发起进攻，近年来每年都有大量木马和僵死网络攻击我国境内主机，更有甚者窃取和篡改有关网络意识形态的实施方案、决策部署。核心技术被“卡脖子”使得我们在新时代网络意识领导权建设上进退维谷，在别人孕育的沃土上播种，长势再好也有被连根拔起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领导权的重要性：“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 8 ]。从根本利益层面来看，涉足于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网络技术，西方国家是不会转让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的，这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存在现实阻碍之一；从客观规律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遵守客观规律的过程，我国互联网技术与西方国家存在的差距是需要时间来弥补、追赶、超越的，因此网络技术在时间上的真空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存又一现实阻碍；从相关人才储备来看，我国在涉足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安全领域内还是存在很大人才缺口，这一方面受制于培养速率，更多的是对人才外流或者人才引进相关举措力度还是不够，这是阻碍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根本阻碍。 3.2. 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建设之忧 马克思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建设也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因此构建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有其应然重要性。但在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建设中，全民在共同体建设的意识、思维、硬核等方面认识不足，须亟待提升。 1) 全民缺乏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意识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维护网络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 5 ]。当前全民缺乏网络共同体意识，即没有意识到新时代全民网络共同体的重要性，其原因有三。其一，受知识储备影响，全民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缺乏理论的认识与学习，这一点是根本的也是致命的；其二，受宣传力度的影响，政府主体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的普及宣传，范围还不广、频率还不强、效度还不深；其三，受启蒙方法论影响，当前缺乏适用于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启蒙的方法论，还需下沉式调研，科学化设计，实地性论证，适宜全民的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意识启蒙的方法论。 2) 全民缺乏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思维 拥有全民意识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全民思维，意识是形成思维的前提，意识是一种应激性训练的结果而思维才是建立在长久之上，是解决问题的源泉。当前全民缺乏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思维，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一种错误思想的困扰即：全民作为网络意识形态的受众，无需具备这种共同体思维，它把这种思维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独享；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共同的构建依托强大的网络技术和网络思维，全民对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思维的缺乏在某些方面就是对新时代网络思维的缺乏。 3) 全民缺乏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硬核 从意识到思维，皆是对全民内生性品质的培养或者塑造，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更需要强大的硬核，作为外部保护力量才能使其屹立长久，这个硬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唯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坚守，方能抵御外来的糖衣炮弹时更加持久；唯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极具迷惑的西方思潮中安身立命，处于不败之地。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硬核的全民化普及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两者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因而是深奥的、凝练的、精湛的，这就给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建设增加了难度、抛出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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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 9 ]。网络意识形态是当今社会发展不可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打好网络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仗，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因此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点不能仅停留在分析和认识层面，更要从实践层面出发科学规划、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将其风险点各个击破，建构起强大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4.1. 根本遵循：加强党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时代加强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路线在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延伸。 1) 坚持党领导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本质特征，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其一，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领导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其二，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参与风险化解的主体是多方的，方法是多元的，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能力及实践经验已被证明将能够较好地协调各方参与到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来，增强工作的实效性。 2) 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其与时俱进思想路线在新时代的延伸 与时俱进是党的重要思想路线，也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重要经验。党对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既是一次应对新的现实问题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又是一次经验积累的与时俱进。新时代将为党的发展提供新视角、新思维、新路径，党在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经验，将为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供给进路，增添智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亦是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党领导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既是原有意识形态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新境遇下的实践检验，亦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原创性的贡献。 4.2. 立足长远，高标准建立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 习近平讲：“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依靠人民” [ 5 ]。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保障更离不开人民，因此高标准建立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意义重大。 1) 重科技，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 “大数据时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存储、提纯、分析来获得巨大价值、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服务或者洞见” [ 10 ]。当前，我们应借助大数据技术将网络意识形态对抗这个新领域筑牢，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紧握网络意识形态对抗的主动权。 首先，在国家层面建立意识形态安全中央数据库，在各县市构建舆情监测数据库，在各乡镇村设立网络化网格员，最大限度收集信息数据，为联机分析与可视化进程提供完整数据，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对抗阵地。 其次，在社会层面，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激发社会力量提振在大数据技术领域国际领导权，唤醒全民对大数据意识的觉醒与认知，为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社会领域与大数据相关企业的治理与监管，尤其是对社交领域的企业监管。应建立健全大数据相关法律机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建立一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巡视组，不定期对相关企业和机构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评估检测；应设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黑名单机制，规范与互联网及计算机行业相关的外资企业行为规范。 最后，在个人层面，加强对意识形态及大数据的学习与认识，保护个人数据安全，提升意识形态渗透甄别能力，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2) 重启蒙，组建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宣传“尖兵” 突出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全民启蒙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淬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的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宣传“尖兵”，推动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高质量建设。 第一，组建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的宣传团队。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设立已经辐射我国所有地市，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当地政府进行结队共建，推动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宣传启蒙，实现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最大限度的创造价值。 第二，研究论证符所在地区的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宣讲内容、话语、方式。根据所在地受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进行宣讲内容、话语、方式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最大限度规避形式主义，最大限度实现全民认同。 3) 重内核，打造中华传统文化硬核，筑牢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 “现实生活中的核心价值是靠一系列公认的经典维持的，这种经典不是文学的，就是哲学的或者历史的” [ 11 ]。中华民族正是凭借其传统文化的强大硬核，披荆斩棘，继往开来的走到了今天。 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巩固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硬核支撑，只有这样的硬核存在，才能让我们在形形色色、纷扰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保持清醒，保持正确。我们要借助线上线下两条主线，家庭、社会、学校三个空间，开展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真正让全民获得这种抵御网络“危害”的抵抗力，从而使得新时代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更加稳定、更加牢固、更加坚不可摧。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实现高度接榫，意识形态业已实现从现实空间到网络空间的延伸。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而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规避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构建起强大的网络意识形态防范体系，既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夯实、树牢人们价值观的应有举措，亦是坚持整体国家安全观的题中之义。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 [ 12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实践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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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主要利用一个自然恒等式并且考虑一类特殊 ( α ， β ) -流形 ( M ˜ ， F ˜ ) ， F ˜ = α ˜ ϕ ( β ˜ / α ˜ ) 且 ϕ ( 0 ) = 1 ，其中 α ˜ 是Riemann度量， β ˜ 是一个1-形式。旨在利用自然恒等式研究一类特殊 ( α ， β ) -流形在一定条件下不存在闭的可定向的BH-极小子流形和闭的可定向的HT-极小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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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72年，M. Matsumoto [ 1 ] 推广了Randers度量的概念，得到了 ( α ， β ) -度量。 ( α ， β ) -度量 F = α ϕ ( β / α ) 是由Riemann度量 α = a i j ( x ) y i y j 和1-形式 β = b i ( x ) y i 构成的一类重要的Finsler度量，其中 ϕ ( s ) 是定义在开区间 ( − b 0 ， b 0 ) 上的光滑正函数，并满足 ϕ ( 0 ) = 1 使得 F 为正定的Finsler度量。不难看出，这类 ( α ， β ) -度量包含了所有的Riemann度量( ϕ = 1 或者 β = 0 )，这是Finsler几何中一类重要的度量，它们已经被应用到物理、生物等学科 [ 2 ] [ 3 ]。因此，人们对这类特殊的度量进行了深入研究。当 ϕ = 1 + s 时， ( α ， β ) -度量 F = α + β 称为Randers [ 4 ] 度量，它是最简单Finsler度量，著名的Funk度量就是射影平 坦且旗曲率为 K = − 1 4 的Randers度量；当 ϕ ( s ) = ( 1 + s ) 2 ，那么 F = ( α + β ) 2 α 称为Square度量，它是由L. Berwald [ 5 ] 构造的二次平方度量，其旗曲率为 K = 0 。而当 ϕ ( s ) = 1 1 − s ，那么 F = α 2 α − β 称为Matsumoto 度量。它是由日本数学家M.Matsumoto在研究山路的斜坡问题时抽象出来的度量，其中 α 是地球引力， β 是高度。 近年来，受到Riemann子流形研究的影响，Finsler子流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98年，在没有借助任何联络的情况下，文献 [ 6 ] 研究了在Busemann-Hausdorff-体积形式下Finsler子流形几何。之后，文献 [ 7 ] 考虑了Minkowski Randers空间的(超)曲面，得到了极小曲面的Bernstein型定理。2006年，文献 [ 8 ] 和文献 [ 9 ] 提出了另一种集中于Holmes-Thompson测度的方法，引入了法曲率以及Holmes- Thompson平均曲率的概念并给出了具体的表达式。而文献 [ 10 ] 首次引入了体积比函数 Φ b ( t ) :   = 2 σ ′ ( t ) ( b 2 − t ) + σ ( t ) ， t ∈ [ 0 ， b 2 ] 目的是为了简化平均曲率公式并使它们适用于Busemann-Hausdorff测度和Holmes-Thompson测度下 ( α ， β ) -空间中的浸入曲面。 本文考虑一般 ( α ， β ) -流形 ( M ˜ n + p ， F ˜ ) ，其中 F ˜ = α ˜ ϕ ( ‖   β ˜   ‖ α ˜ 2 ， β ˜ / α ˜ ) ， α ˜ 是一个Riemann度量， β ˜ 是1- 阶微分形式， b :   = ‖   β ˜   ‖ α ˜ 2 是 β ˜ 在度量 α ˜ 的长度， ϕ ( b ， s ) 在条件 | s | ≤ b < b 0 下是一个2-变量光滑正函数，且满足式(8)使得 F ˜ 是正定的Finsler度量。我们将引用文献 [ 11 ] 中一个涉及了 σ -平均曲率向量和一个向量场切分量相关的散度项的自然恒等式(定理1.3)。选择一类特殊的 ( α ， β ) -度量 F = α ϕ ( s ) ， s = β α 其中 ϕ 是定义在某区间 ( − b 0 ， b 0 ) 上的光滑正函数且 ϕ ( 0 ) = 1 。本文旨在利用自然恒等式研究在Busemann-Hausdorff测度和Holmes-Thompson测度下一类特殊 ( α ， β ) -流形在一定条件下不存在闭的可定向的极小子流形和极小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