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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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HPA)轴 新生幼鼠的生存与生长主要依赖于母鼠所提供的温暖，营养与庇护，母婴分离对幼鼠来说无疑是一种应激，而HPA轴的激活是机体对应激的最重要的适应性反应。在压力情境下，下丘脑(hypothalamus)会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CRF)，刺激垂体(pituitary)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ACTH)，从而促使肾上腺(adrenal)皮质合成和分泌糖皮质类固醇(glucocorticosteroid， GC)，动员机体能量和保持内环境稳定。另一方面，GC还具有负反馈调节的作用，抑制CRF与ACTH分泌。 早期处置对分离鼠HPA轴的影响比较小，在面对应激时，HPA轴的激活处于低反应状态，CORT与ACTH的释放峰值相较于非分离控制组低，负反馈机制的调节作用更高，压力反应能够更快恢复到基础水平，表现出更好的压力应对能力 (Meaney et al.， 1989) ，就如之前所提到的，在旷场试验和高架十字迷宫中都表现出了较低的焦虑水平和更多的探索行为。与早期处置对HPA轴的影响不同，母爱分离鼠在面对压力时HPA轴的激活处于高反应状态，血浆中的ACTH与CORT水平显著提高，压力反应持续时间更长，这可能与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受损有关，CORT水平过高很容易使幼鼠大脑受损，从而对幼鼠认知、行为等方面造成影响 (Sapolsky & Meaney， 1986) 。由于分离操作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压力刺激的特点，母爱分离对HPA轴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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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下一代的成长与培养越发重视，对母婴关系的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其中包括留守儿童这一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因此对亲子分离的研究不容忽视。动物母婴分离的研究是对留守儿童、孤儿院儿童以及由于疾病住院等因素造成的亲子分离或母婴分离研究的重要补充，可以增进分离对幼儿认知、情绪、行为发展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的认识，进一步确定生理机制上的变化和主要影响因素。 规范和统一的动物母婴分离实验能够更加有效地对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促进研究的进展。文章以实验鼠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实验鼠母婴分离的操作模式及其主要影响机制，对早期处置和母爱分离这两种主要的分离方式进行了论述，并对母爱分离的操作做了进一步的分类，文中同时就母婴分离这一早期应激事件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一压力应对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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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未来焦虑量表和价值观量表对35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价值观、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的相关关系，价值观、自我概念清晰度对未来焦虑的影响。结果表明：1) 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自我概念清晰度与金钱权利、守法从众价值观存在显著负相关；而价值观这两个维度与未来焦虑呈显著正相关；2) 大学生的价值观、自我概念清晰度对未来焦虑有这一定的预测作用；3) 金钱权利、守法从众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价值观，自我概念清晰度，未来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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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认识你自己”，这是人们一直以来的追求，也是学术界对“自我概念”执着研究的体现，从最初的单一整体——一种稳定、普遍的对自我的认知(如自我概念、自尊)到现在的认知架构——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结构，包含特质、价值观、情节以及对自我的语义记忆和与自我相关信息的控制处理 (Greenwald & Pratkanis， 1984; Kihlstrom & Cantor， 1984; Kernis & Grannemann， 1988) ，其观点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Markus & Wurf， 1987) 。 Campbell (1990) 在考察自尊和自我概念的关系时发现，高自尊个体比低自尊个体的自我概念表现得更清晰和确定，由此他提出了自我概念清晰性(Self-Concept Clarity， SCC)，认为它是结构化的自我概念 (Campbell， 1990; Campbell & Lavallee， 1993) ，是指个体自我认知清晰度、确信度、自我一致性和稳定性。清晰度与其它传统的建构有重叠之处，比如身份(成就，状态，整合等) (Baumeister， 1986; Marcia， 1980; Adler， 2013) ； Rosenberg (1965) 则认为自我概念稳定性就集中在自我信念的稳定性，角色变化的结构性 (Block， 1961) 以及自我一致性上 (Gergen & Morse， 1967) 。 Mittal (2015) 研究自我概念清晰度的概念并将其与自尊区分开来，结果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促进人们的生活满足感，减少未来焦虑。 Quinones & Kakabadse (2015) 研究不同群体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社会支持、冲动性上网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自我概念清晰度在低水平社会支持的群体中对冲动性上网行为具有关键作用。此研究间接指出自我概念清晰度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而幸福感与未来焦虑存在负相关，那么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是否也存在负相关这点需进一步验证。另外，有研究关注青少年与其家长的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变化和稳定性的模式，旨在研究代际传递中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过程。结果表明相对于女生，男生具有更高的自我概念清晰度；父母比孩子有更高的自我概念清晰度 (Crocetti， Rubini， Branje， Koot， & Meeus， 2015; Van Dijk， Branje， Keijsers， Hawk， Hale III， & Meeus， 2014) 。对于自我概念清晰度的性别差异的结果提出质疑，本研究认为在自我概念清晰度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这点需要进行验证。 自我概念清晰性和人格特质、情感方面存在着一定联系。例如， Campbell等人(1996) 和 Campbell， Assanand & Paula (2003) 研究发现，人格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神经质呈负相关，而与自尊呈正相关；情感方面，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消极情感、焦虑和抑郁呈负相关 (Schwartz， Klimstra， Luyckx， Hale， Frijns， Oosterwegel， & Meeus， 2011) 。未来焦虑是一种人格特质 (Zaleski， 1996) 且与情感相关；还有研究确定大学生积极水平和未来焦虑水平，结果表明积极水平与未来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 (Khalil， 2014) 。因此，我们预测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呈负相关。 由于自我概念是由一系列态度、信念和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组织的认知结构，且自我概念清晰度的高低与价值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价值观是作为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是人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重要性，对事物进行评价与抉择的标准(关于价值观，详见 黄希庭，1990；许燕，1999；Steven，2004；张进辅，2005；辛志勇，金盛华，2006；金盛华，郑建君，2009；姜永志，白晓丽，2015 )。 Zaleski (1996) 研究表明，焦虑未来的人可能在未来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看重金钱与权利。反之具有强烈的金钱权利价值观的人可能存在着较高的未来焦虑。另外，有研究表明宗教、人文、道德、科学价值与未来焦虑呈负相关的，例如对宗教高度重视者对宗教有所承诺，似乎会减少对自己未来的否定态度。这些都说明价值观对未来焦虑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尽管有研究关注自我概念清晰度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Butzer & Kuiper， 2006) ，但已有研究并没有加入价值观这一变量。那价值观是否受到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影响，从而影响着未来焦虑？这也是本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价值观与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根据以上内容，本文提出三点假设：假设一，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呈负相关；假设二，大学生的价值观、自我概念清晰度对未来焦虑有着一定的预测作用；假设三，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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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内蒙古包头市某一高校大学生350人，有效问卷共计252份，其中男生共计有效填写160份，女生92份。被试年龄在19到23岁之间。完成问卷后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量表法，使用的量表有： 1) 《中国人价值观量表》：该量表由 金盛华等人(2009) 编写。该量表共32题，分为品格自律、才能务实、公共利益、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家庭本位、守法从众、金钱权利8个维度。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布在0.74~0.86之间，均高于标准参考值0.7。该量表为6级量表，从1 = 非常不同意，过渡到6 = 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这种价值取向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758。 2) 《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以 Campbell等人(1996) 的自我概念清晰度问卷为基础进行修订。Campbell的原始问卷共12个项目，每个项目有5个等级，从“1 = 非常不符合”到“5 = 非常符合”，分值越大代表自我概念清晰度越高。除6、11题外，其他都为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811。 3) 《未来焦虑量表》：该量表由 Zbigniew Zaleski (1996) 编制，该量表有29道题目，为七级评分量表，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数字越大，代表未来焦虑程度越高。其中第4、11、16、23、24题为反向计分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891。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对高校某教室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测试前，主试根据统一的指导语讲解测试的要领，并要求被试在读懂题项的情况下如实回答。测验完毕，主试收回问卷，汇总数据，将各题分数计入电脑，注意某些题项在计分之前进行相应的反向转换，所有数据采用SPSS22.0进行处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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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度、未来焦虑以及价值观的描述统计 表1呈现了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度、未来焦虑以及价值观的描述统计结果。为探讨其性别差异，对自我概念清晰度、未来焦虑以及价值观的各维度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都显示P > 0.05，这表明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未来焦虑以及价值观的各维度并无男女差异。细致分析表1，大学生未来焦虑的平均水平为3.33，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平均水平为3.41，表明大学生未来焦虑及自我概念清晰度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青少年价值观各维度中，才能务实、公共利益、人伦情感三个维度得分较高，而金钱权利的得分最低，为3.27，由此可以看出，在大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中，对金钱权利的价值取向较低，而对公共利益、人伦情感、才能务实等有较高的价值取向。 3.2. 多元回归分析 3.2.1. 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度、未来焦虑及其价值观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见表2。表中可以得出，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48， P < 0.01)；自我概念清晰度与价值观的三个维度有显著相关(r 金钱权利 = −0.23，P < 0.01；r 守法从众 = −0.19，P < 0.01；r公共利益 = 0.16，P = 0.01 ≤ 0.01)，与其余各维度无显著的相关关系；除人伦情感、才能务实、公共利益、名望成就不显著外，未来焦虑与价值观的其他四个维度存在显著相关(r 金钱权利 = 0.28，P < 0.01；r 家庭本位 = 0.14，P < 0.05；r 品格自律 = 0.14，P < 0.05；r 守法从众 = 0.31，P < 0.01)。 3.2.2. 多元回归分析 在上述的相关结果中可以发现，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自我概念清晰度与价值观的3个维度相关显著，分别是金钱权利、守法从众、公共利益；而价值观的4个维度(金钱权利、家庭本位、品格自律、守法从众)与未来焦虑存在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探讨自我概念清晰度与价值观各维度对未来焦虑的预测作用，以上述均显著相关价值观的2个维度及自我概念清晰度为自变量，以未来焦虑的平均得分为因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概念清晰度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守法从众、金钱权利)都进入回归方程(F = 33.44， P = 0.000 < 0.001)，三者能解释未来焦虑的29%。进一步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三者回归系数均显著(P < 0.05)，见表3，则回归方程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elf-concept clarity， future anxiety and value N Min Max M SD 自我概念清晰度 252 1.33 5.00 3.41 0.63 未来焦虑 252 1.03 5.21 3.33 0.85 金钱权利 252 1.14 5.71 3.27 0.84 家庭本位 252 1.00 6.00 4.03 1.00 品格自律 252 1.33 6.00 3.90 0.94 守法从众 252 1.00 5.75 3.42 0.84 才能务实 252 2.50 6.00 4.75 0.73 公共利益 252 1.80 6.00 4.54 0.83 名望成就 252 1.00 6.00 4.13 1.00 人伦情感 252 1.67 6.00 4.70 0.90 表1. 自我概念清晰度、未来焦虑以及价值观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Correlation with values， FA and SC M SD 自我概念清晰度 未来焦虑 金钱权利 家庭本位 品格自律 守法从众 才能务实 公共利益 名望成就 人伦情感 1.自我概念 清晰度 3.41 0.63 1 2.未来焦虑 3.33 0.85 −0.48** 1 3.金钱权利 3.27 0.84 −0.23** 0.28** 1 4.家庭本位 4.03 1.00 −0.01 0.14* 0.18** 1 5.品格自律 3.90 0.94 0.01 0.14* 0.17** 0.42** 1 6.守法从众 3.42 0.84 −0.19** 0.31** 0.33** 0.32 0.55** 1 7.才能务实 4.75 0.73 0.10 −0.11 0.04 0.38* 0.46** 0.09 1 8.公共利益 4.54 0.83 0.16* −0.10 −0.17** 0.40** 0.36** 0.07 0.57** 1 9.名望成就 4.13 1.00 −0.03 0.04 0.45** 0.33** 0.30** 0.17** 0.40** 0.22** 1 10.人伦情感 4.70 0.90 −0.02 −0.03 0.06 0.34* 0.17** 0.11 0.43* 0.42** 0.30** 1 表2. 价值观、未来焦虑、自我概念清晰度之间的相关 注：*P < 0.05， **P < 0.01。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CC， values on F 预测变量 B t P (常量) 4.13 10.60 0.000 自我概念清晰度 −0.55 −7.36 0.000 守法从众 0.20 3.38 0.001 金钱权利 0.12 2.10 0.037 表3. 自我概念清晰度、价值观对未来焦虑的多元回归分析 未来焦虑 = 4.13 − 0.55 × 自我概念清晰度 + 0.20 × 从众守法 + 0.12 × 金钱权利 3.2.3.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假设自我概念清晰度会影响未来焦虑，自我概念清晰度也会通过影响价值观来间接的影响未来焦虑，即价值观可能是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之间的中介变量。由上述回归结果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所得中介效应图见图1，图2。 由中介作用图1可看出，自我概念清晰度对守法从众价值观的回归系数极其显著(t = − 3.086， P = 0.002 < 0.01)，守法从众价值观对未来焦虑的回归系数也达到显著(t = 4.166， P = 0.000 < 0.001)。守法从众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54 × 0.233/0.638 = 9.28%，即守法从众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知，守法从众价值观可能是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之间的中介变量。 同理，由中介作用图2可看出，自我概念清晰度对金钱权利价值观的回归系数极其显著(t = −3.751， P = 0.000 < 0.001)，金钱权利价值观对未来焦虑的回归系数也达到显著(t = 3.18， P = 0.002 < 0.01)。金钱权利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305 × 0.182/0.638 = 8.13%，即金钱权利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知，金钱权利价值观可能是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之间的中介变量。 图1. 守法从众的中介作用图 图2. 金钱权利的中介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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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价值观和未来焦虑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在自我概念清晰度、价值观以及未来焦虑上都不存在显著地性别差异，假设得以验证。这与 Crocetti等(2015) 自我概念清晰度研究结果不符，但与其他研究相一致 (Campbell et al.， 1996; Chang， 2001; Csank & Conway， 2004; Wagner et al.， 1996) 。这可能是因为所选取的被试群体不同， Crocetti等(2015) 选取平均年龄为13.03的青少年，而本研究关注的则是大学生，青少年自我概念清晰度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长，因性别带来的发展速度不同，因此会产生性别差异；而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大学生未来焦虑的平均分为3.33，处于较低水平，即大学生对未来并没有过多的焦虑，这与国外的研究并不一致 (Zaleski， 1996) ，可能是因为关注点不同所导致的，国外研究更多的关注战争、严重的疾病和金钱权力。由于国内外文化不同，因此需要进行自我概念清晰度、价值观和未来焦虑的跨文化研究。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 = −0.48， P < 0.01)，表明低自我概念也许会有较高的未来焦虑，也验证了假设。这是因为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依靠外部刺激信息来进行决策，易受外界情境的影响 (Zaleski， 1996; Campbell & Fehr， 1993) ，在应对不同情境时难以提取自我相关信息，从而对未来产生较高的焦虑。价值观的两个维度(金钱权利、守法从众)与未来焦虑都呈显著正相关，也许当人们太看重金钱、权利、地位且跟随大众而没有自身标准的话，很可能有较高的未来焦虑。为进一步探讨自我概念清晰度与价值观、未来焦虑的关系，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和价值观的两个维度进入回归方程，这三者能解释未来焦虑的29%，即自我概念清晰度、金钱权利价值观、守法从众价值观对未来焦虑的预测力达到29%，经F检验，回归效应显著(F = 33.58， P < 0.01)，也验证了假设。这对评估未来焦虑这一人格特质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守法从众与金钱权利价值观分别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自我概念清晰度部分是通过守法从众与金钱权利价值观而实现对未来焦虑的影响，这验证了假设。具体来说，自我概念清晰度越低的人对金钱权利以及守法从众的价值观认同越高，而金钱以及社会带给人们的压力很大，当满足不了个体对金钱权利的掌控感时会产生较高的未来焦虑。这也符合广大青年的心境。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大学生真正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一味盲从追求金钱、地位、权利等物质生活；具体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解释。比如，进一步的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访谈，深度了解其对自我概念清晰度及其价值观的认知，针对结果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 4.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 在本研究中，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内蒙古省内某一所高校的大学生，且样本量较小，不能代表全国所有的大学生来进行研究，并不具有很强的推广性，因此，未来有必要采集不同地域的大学生数据进行研究； 2) 本研究中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和未来焦虑量表都采用的国外量表，并未进行本土化的修订，因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先对量表进行校订并编制适合我国文化的量表； 3) 本研究系统阐述了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中的中介作用，但仅凭问卷所显示的结果将有些偏差，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的价值观、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这三个方面进行访谈，多方面多角度收集资料，也为本土化的三者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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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未来焦虑呈负相关； 2) 大学生的价值观、自我概念清晰度对未来焦虑有这一定的预测作用； 3) 金钱权利、守法从众价值观在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未来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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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的颁布，使得作为新诉讼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下来。一直以来，学者对于这两类诉讼的模式、当事人(主要是原告资格或称起诉主体)的研究深入而且相当广泛，但法律实施前后，研究的着眼点、目标设定、研究方法等各类可能的当事人主体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兼之法律规定不甚详细、细化规则尚未出台，又使得在该方面制度的构建上有着广阔的讨论空间。时至今日，学者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具体模式构建及当事人资格的争鸣中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作者对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及观点加以梳理和评述，借此反映学术界及实务界对公益诉讼模式尤其是诉讼当事人的大体看法与认识，以期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具体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消费者诉讼，当事人，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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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学者对有关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普遍倾向性 “公益诉讼”区别与传统的“私益诉讼”，相对后者而言，前者关注对公共利益的司法维护，保护的对象客体和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的不同是两种诉讼的最大差别。起诉主体是否与被诉行为有直接的厉害关系成为能否判断公益诉讼的核心。这种诉讼体制目前在法律上得到正式的确认。我国2013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以及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等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定有权机关及有关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为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打开了一扇大门。法律响应社会热切的期待和学者长久的关注，将环境公益诉讼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典型列举，规定起诉主体，表明国家将建立该类型的公益司法保护的适合当事人制度乃至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纳入法律范畴。对于社会上呼吁多年的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等的公共利益保护问题，法律出台这项规定，学者们对此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公益诉讼制度从环保理念成为立法实践，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进步。但亦有学者对法律的具体落实表示担忧。如有学者认为，在“法律”未作规定的情况下，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民事权利的理念将沦为一句空话[ 1 ] 。 目前，我国法律学者的共识是：环境公益、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公益权利需要司法的强力保护，不能因为原告资格问题而拒之法庭之外。法律规定两种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学者们考虑的诉讼主体更加广泛，对于目前具体应由哪些主体提起该两种公益诉讼，即对于原告的资格标准，相关法律和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学者们大多没有把公益诉讼的原告类型与原告资格分开来讨论，或者没有一一列举论述。前者包括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公民个人、公益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后者指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主体资格。但这种不加区分并未影响对问题的阐释与学术的探讨，因为其文所述已经无需再专门划分[ 2 ] 。比如，在认定环境公益诉讼时，有定义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环境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 [ 3 ] 。孙佑海教授把上述定义作为对公益诉讼的广义的理解，但未作评述。 显然，虽有学者把起诉类型与起诉资格等同考量，并较为推崇诸如美国式的开放型立法模式而主张引进，但乐观而不照搬，客观冷静分析、慎重借鉴引进，在现有法律确立原告起诉资格的基础上，预留发展空间，循序渐进的拓展确认诉讼的多元主体为主流思想。同时认为公益诉讼的参加人可以与一般的诉讼主体有所区别。55条规定抽象笼统，为明确公益诉讼的主体、适用范围等，是一个概括性、指引性条款，有关“学者可以对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条文，为未来诉讼中专家证人的出现奠定了其合法性 [ 1 ] 。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多数学者赞成有关机关及社会组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包括检察院、环保部门(地方政府)及环保团体，并认为地方的有关规定与做法值得借鉴。其中对诉讼模式考察较多的是别涛，他从起诉主体、诉讼范围、法律援引等方面对之作了系统的说明。作为学术探讨，学界对多元的诉讼主体资格深入研究，认为公众、学者、环保NGO、新闻媒体等都可以具有起诉资格 [ 4 ] ，蔡守秋教授的观点是“一切单位和个人” [ 5 ] ，有学者甚至把视野放到国家、自然、动物层面 [ 6 ] 。对热心多元诉讼主体的学者来说，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令人失望，认为法律直接把真正有动力和责任感的可能的原告直接排除掉了，只留下一群和政府甚至环境责任者有千丝万缕关系的“社会团体”。无论诉讼难度多大、成本多高、取证多难，公民个人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随着这条规定的出台，已成为不可能 [ 7 ] 。有学者认为《环境保护法》修改提速环保法治，但二审期间公益诉讼主体独家限定的条款受到质疑 [ 8 ] 。有人认为，立法只关注权力在政府内部各个部门的分配，对公益诉讼的规定很不完善，导致公众很难通过法律手段对公共环境权益的损害进行救济 [ 9 ] 。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且此举有助于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公益意识 [ 10 ] 。 对于消费者保护诉讼，学者认为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不应仅限于消费者协会，要根据诉讼的公益性质，修改消费者协会代表公益诉讼职能，具体明确消费者组织的成立条件，确定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类型及救济方式，使得那些负有经济管理职责的机关或者其他对争议标的无直接关系，但处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自愿投诉的个人、社会团体，也能够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 11 ] 。“消法”修正案应当在消费者组织的起诉职能的规定中特别明确规定，消费者协会有权依照本法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和第55条关于代表人诉讼、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 12 ] 。但在具体内容上，不少人特别是从事公益诉讼研究的专家对公益诉讼主体独家限定的条款提出质疑，提出由法律规定单独授权一家公益诉讼主体的观点，违反了立法的抽象原则和普适性原则，还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形成针对个别组织(而非某类型或达到某条件组织)的“特权条款”。如果对作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进行过于严格的限定，则与以该诉讼所要保护的社会秩序的内容相悖，与公益保护提出者应具有开放性的内在要求不符。虽因法律有现行相关规定，在发现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该类公益诉讼的大致倾向之外，具体讨论各类起诉主体的资格问题，仍有相当的法律余地，并且对于法律的完善、有关实施条例的制定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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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各适格主体的合法性及起诉权设定的探究 2.1. 检察机关 大多数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作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参加人，其法律监督权与诉讼参与权可以并行不悖，且可以在同一个案件中履行法律赋予的双重职责。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检察院责无旁贷。甚至有学者将检察院的起诉权作为“领导性”权力，尤其在公民欲提起公益诉讼时，应首先请求检察机关起诉或向之申请起诉 [ 13 ] 。肖建华教授同时关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保障，认为有些案件的处理还需要通过完善人民检察院等制度来防止检察机关权力的滥用可能 [ 14 ] 。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当今形势下，构建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十分必要，也具备充分的条件 [ 15 ] 。有学者对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立场、参与方式、诉讼地位、诉讼权利、诉讼请求、举证责任、法院裁判形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法律完善、程序设计、机制构建等建议 [ 16 ] 。 2.2. 环保组织 对于环境保护团体，其原告资格当之无愧，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对于其他社会团体，则部分赞成可以起诉，部分予以保留，建议修改章程或成立具有环保宗旨的团体行使诉权。 首先，有学者对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大为赞赏 [ 17 ] 。在环保组织的起诉资格讨论中，有学者建议纳入环保CSO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公民社会组织)，解决国内环保CSO诉讼难问题，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程序，明确赋予环保CSO公益事件诉讼主体的权利，为环保CSO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健全、稳固的法律保障 [ 18 ] 。 2.3. 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各项事务行使行政管辖权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是否可以作为原告或诉讼参加人参与到公益诉讼中，则学者论述不一，存在较大分歧。公益诉讼可以很好地实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政府选择法律途径，以一级政府的名义起诉污染企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较好的尝试 [ 19 ] 。如张锋等较为提倡行政部门的起诉权：“政府完全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通过政府诉诸于司法，环境保护可事半功倍 [ 20 ] 。” 但也有权威学者并不赞成赋予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因为实践中，行政不作为或者滥用行政权力导致众多消费者或受害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公益诉讼产生的重要原因，赋予具有许可权、监管权和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提起相关公益诉讼的资格，是鼓励行政权的滥用 [ 21 ] 。不应赋予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的理由还在于，行政机关具有维护公共利益之责，其怠于履行职责而将违法行为诉诸司法，是推诿其应有的责任。且行政机关势力强大，其以原告身份参与诉讼，亦可能影响司法独立。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环保机关作为诉讼主体的“二元论”。环保局相对于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具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优势，这对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无疑是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有专家认为环保行政机关可以作为支持起诉人参加诉讼，和公民、法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环境诉讼 [ 22 ] 。但有学者认为，就如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弊端一样，环保机关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其起诉资格与其环境公益管理职责不能共存。认为在环境管理过程中，环保局存在作为或不作为，这两种态度可以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如果环保局积极履行职责，采取了尽可能的行政手段来监管环境违法行为者但仍然无法充分维护已经受损的环境公共利益，那么其作为原告是正当的；如果仍然允许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则法律所恪守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公平等原则将荡然无存 [ 23 ] 。 2.4. 自然人 公民(自然人)是否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这个是学者们探讨较多、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从推崇“任何人”主义到“好事者除外”，到间接利益相关直至不论及公民公诉，大体上赞成公民个人可以起诉，但应有一定的限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不能不顾中国当前国情而全盘引入国外的规定，必须考虑起诉资格采进的中国化问题”，应采用相对和缓的立法模式，给环境公益诉讼资格以明确、具体的指引 [ 24 ] 。对于单个环境要素的保护，如提起保护自然资源的公益诉讼，马明飞博士赞成广泛扩展原告资格的观点 [ 25 ] 。 值得提出的是，有些学者因直接参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案、讨论，其主要见解以现行法律规定作为研究基调，未多对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与程序问题加以法外关注，如孙佑海教授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相关制度的理解 [ 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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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诉讼制度理念与模式 鉴于环境公益与消费者权益的公益法律的一致性与表征的趋同性，且起诉的主体资格、适用的程序、学者的论述研究视野并无二致，上述分析与论述，是将两种不同的诉讼名称但同种诉讼模式结合在一起讨论的。例外的是，李战等着眼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消费者群体诉讼领域认为，“引进美国式的集团诉讼非常必要” [ 27 ] 。孙元明在评论因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业打假，但又因制度缺失而衰落时认为，构建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在观念上有所突破，理念上有所更新 [ 28 ]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社会实践和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建立针对上述两种诉讼的法律制度 [ 29 ] 。 自2013年以来，学界对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研究与2012年及其之前迥异，由于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多数学者从现行法律规定出发，对法律条文的规定性、可操作性、指引性、细化内容、制度优化等进行非常务实的探讨，并各自提出建设性意见。除了对这两类诉讼的主体资格、当事人继续斟酌外，亦多有对制度合理设计的考察。 对在公益诉讼中的审理模式上，提高司法机关能动性的研究亦不容忽视。有学者通过对美国、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践进行考察后认为，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如果一味地保持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不允许法官在审理个案时，绕开相对被动性原则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极有可能导致公平与正义的目标难以实现。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创制过程法院始终保持着对实质正义、社会正义的强烈追求，而其核心点聚集在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上。法官能动司法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中有重要价值，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并将其推向极端显然是矫枉过正” [ 30 ] 。 学者同时关注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模式建设，严防法律虚化。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处理公益诉讼可以参照公益团体的诉讼模式 [ 31 ] 。虽有法律的最新规定，但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公益诉讼制度，在公共利益发生损害时，尚难有直接有效的救济手段，因此法律应尽快明确起诉资格等，在我国建立具体可行公益诉讼制度是当务之急 [ 32 ] 。环境公益诉讼中，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防止法律实施虚化的呼声颇高 [ 33 ] 。学者主张法院应当强化环境司法的能动性，建设专业化的审判队伍，大幅提升环境公害诉讼受案率，建立环保法庭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联动司法机制 [ 34 ] 、创设执行回访机制 [ 35 ] 。必须建立一套独立的程序法保障，使环境公益诉讼成为区别于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的独立诉讼类型 [ 36 ] 。甚至有学者建议可以先实施单个公益要素的公诉制度，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应该坚持保守的态度，选择渐进的思路，不能片面追求制度的创新 [ 37 ] 。为摆脱环境诉讼低受案率的困境，有学者建议引入选择性激励制度，即在制度设计上，引入诉讼成本“败诉方负担”规则和“赏金猎人”制度的 [ 38 ] 。 有学者在对我国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等的深刻考察的基础上，对当前的问题提出了质疑：环境法学界热议多年的环境公益诉讼、环境法庭、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是否是当前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 [ 39 ] ？ 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有人建议在完善现有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基础之上，设立相关的配套机制，如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集团诉讼制度 [ 40 ] ，鼓励多种形式的公益诉讼 [ 41 ] ，设立社会保障及救济制度 [ 42 ] ，法律应赋予一般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起诉权 [ 43 ] 、设立公益机构以代表受害人提起诉讼 [ 44 ] ，扩大私人参与范围、充分利用律师及行政援助等 [ 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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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实践完善之路仍遥远 随着我国最新的《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环境权益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两种公益诉讼的司法梗概便定下基调，就法律不确定性的各种猜测和讨论也随之淡出，也标志着传统的“利益直接关系”的起诉原则更弦易张，公共利益保护“立法等待，司法冲动”的尴尬境况走出困境，也为此后的司法解释、实施条例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做好了立法铺垫。从以上专家学者对两种诉讼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从法律制定之前对起诉当事人、诉讼模式、程序诸种事项的具体化建议，还是当前对法律规定的相对保守、有待深入完善操作性等的评议，如果把法律的规定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个案中，还需要不断的法律建设。结合学者门的认识和主张，就法律适用而言，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亟待阐明： 首先，仍是学者们探讨最多的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问题。《民事诉讼法》明确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规定为一定级别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规定的是省级或全国消费者协会。民诉法规定了“机关”和“组织”两种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而环保法和消保法却都只规定了“组织”，在这里，法律之间是否存在规定的不一致和不连贯性？是否应当对民诉法中的“法律”做扩大解释，进而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和条例规章赋予有关机关的起诉资格？尤其是，例如当行政机关(环境保护部门)对一些环境污染行为在其超出法律执行权或行政处罚权的范围，能否以自己的名义按照民诉法的有关规定提起诉讼？再者，法律对组织提起诉讼规定了一些条件，如《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兼容性起诉条件规定，存在一些明显的值得细化和解释的地方，“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无违法记录”，实践中一些环保NGO组织的执照的经营范围比较细致，与“专门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之规定颇有出入甚至不相符合，该组织能否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诸如曾有违章行车停车或被交通处罚的行为等，是否不得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可能这些仍需要法律的进一步明确。 其次，是提起诉讼的动因问题，也就是起诉激励制度的建设问题。在法律没有规定公益诉讼时，自然任何机关和组织都不需要考虑提起公益诉讼，而在实践中因为非常重大的环境污染行为和消费权益侵害公共利益而偶有以保护公益的形式起诉，也是因为社会呼声高涨，基于道德的、本单位宗旨的、甚或是“一时冲动”的因素起而为之，此时的公益诉讼的起诉尚处于自发的、原始的状态。在法律规定了该类型诉讼后，起诉的动力因素问题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以往环保组织和消费者协会没有提起分种公益诉讼的业务内容，在被赋予公益诉讼起诉资格后，是否与其原有的业务领域有冲突、因起诉是否增加了机构运营成本、是否需要配置该种类的人员设施技术资金等，需要对机构业务项目重新定位，上述这些都须花费相当的人、物和财力支持。那么，两种组织有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提起公益诉讼，值得考虑。民诉法、环保法和消费者法就公益诉讼提起所用的字词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关于消费者协会须要履行的公益性职责中第七项规定支持消费者诉讼或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虽使用“职责”，但无不支持起诉的责任性规则)，且法律都规定组织支持公益的“非营利”的禁止条款，也就是说，提起公益诉讼并非是两种组织的当然义务；同时一旦发生技术型强的公益诉讼，作为原告方的公益组织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专家服务费(聘请律师、技术人员支持)、调查取证、申请执行等的各项费用，本组织工作人员的时间成本，单位的车马油资等有形无形费用何处得以弥补？即使全部得到补偿，是否提起公益诉讼仍非为法律规定的组织的义务，诉累之下，或然欠缺起诉之动力。 再次，公益诉讼的类型。当前我们的诉讼类型有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三种，很多学者希望把公益诉讼加进来，成立一个全新的诉讼程式。从法律规定所表达的精神来看，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也就是很多单个利益相关的综合利益，诉讼中成为附于侵害这种利益的行为对象的诉讼标的也是利益补偿关系；被告一般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也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生产经营者；被告可能承担的责任一般也是赔偿损失、消除危险、恢复原状、重做更换等，带有非常明显的民事性质；原来私益诉讼中原告为权益被侵害人，现在公益诉讼是有相关的组织支持或代表众多私人的综合利益起诉，也就是扩大了提起诉讼的主体的范围而已，这与原民事侵权诉讼中的起诉并无本质区别。从上可以看出，当前法律的精神是把公益诉讼当作一种新的民事诉讼类型，可以说是“公益民事诉讼”。但显然的是，公益诉讼不等同于公益民事诉讼。如果将保护的目的范围是“点”还是“面”或者将保护的主体利益是否特定作为私益和公益区分的话，那刑事诉讼就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公益诉讼。目的区分论不能定义我国公益诉讼的性质。当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影响公共利益需要提起行政诉讼时，当行为人严重的侵害公共利益而涉嫌犯罪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时，那么可否允许法定机关或组织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和公益刑事诉讼？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公益诉讼的性质，也是为以后对其定性、为民事、行政、刑事及赔偿类公益诉讼的交互融合更新制度留有相当的余地，这一空白仍需要理论与实务、法制与实践的不断探索。 最后，是公益诉讼裁决的执行问题。如果上述公益诉讼的类型能够同传统诉讼类型一样，那仅按照各类裁决的执行方式落实责任即可。事实上公益诉讼裁判的执行非为简单。设在当前民事公益诉讼类型下，我们考察法院审理后的“两级”结果情况，一是原告即起诉组织败诉，则等同于未要求保护公益的诉前状态，原告自行承担有关规费及结果。二是裁判被告须承担不利后果，则法律文书生效后，被告不主动履行判决义务时，由谁来申请执行？该案原告、负有涉案公益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做出生效裁决的法院还是有关的任何相关方包括自然人？法律只规定起诉资格，未规定申请执行的资格，则是否推定起诉组织为当然的申请人，值得考虑。还有，裁判生效后，向谁申请执行？法院、被告、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是否同前述的推定也值得商榷。而且执行的期间、效果、监督、验收等非某单个机关或组织能够独任审核完成。因为具有特殊性质的公益诉讼如果按照传统的诉讼执行程式按部就班，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能如期如愿解决。如此，法律的细化、系统化、实践操作性的完善就需要法律本身以及周围立法司法的有建设性的立体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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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更好的对具有多尺度特性的时间序列进行预测，运用小波分析方法与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相结合来创建小波回声状态网络预测模型。利用小波方法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处理，获得不同层上的细节部分序列和概貌部分序列，根据不同层上的序列特性分别创建与之相匹配的回声状态网络模型从而得到各层预测数据，将各层预测数据进行拟合，最终得到原始时间序列的预测结果。通过对某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仿真研究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时间序列的发展趋势，预测精度较高。 关键词 :预测，时间序列分析，小波分析，回声状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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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实际应用中，获得的时间序列通常表现出非线性、非平稳性及快速变化性等动态特性，对这些时间序列进行准确的预测具有很大的挑战。因此，在面向时间序列预测的模型中研究融合了人工神经网络等智能算法。这些智能算法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不同的预测效果。其中，递归神经网络以其良好的非线性逼近能力，被广泛应用于非线性时间序列预测问题中，并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同。但是，由于递归神经网络训练算法计算量过大，收敛速度缓慢，训练效率低等问题，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及在实际中的应用。回声状态网络选用“储备池”取代传统递归神经网络的隐含层，简化了模型训练过程，只针对部分连接权进行训练，解决了传统递归神经网络训练算法繁杂，训练时间长，易陷入局部最优等一系列难题。 在实际预测中，对于同一组数据采用不同预测方法得到的预测值是不同的，有的预测结果往往差别很大。因此，针对不同预测方法的优缺点，可以把多种预测方法进行融合，从而创建出一种新的预测模型来实现数据预测，这种新的模型能够充分有效的整合大量有效信息，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数据的预测精度。 为了更好的对具有多尺度特性的时间序列进行预测，本文运用小波分析方法与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相结合来创建小波回声状态网络预测模型。利用小波方法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处理，获得不同层上的细节部分序列和概貌部分序列，根据不同层上的序列特性分别创建与之相匹配的回声状态网络模型从而得到各层预测数据，将各层预测数据进行拟合，最终得到原始时间序列的预测结果。通过对某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仿真研究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时间序列的发展趋势，预测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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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小波回声状态网络模型 小波回声状态网络模型首先利用小波分析的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分解与重构，分别得到不同层上的细节部分序列和概貌部分序列，针对不同层上的序列特性分别创建相应的回声状态网络，将各层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的预测数据进行拟合，最终得到原始时间序列的预测结果，以此来提高数据预测精度。模型结构如图1所示。 小波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小波分解与重构、各层回声状态网络模型创建、各层预测数据拟合。 2.1. 小波分解与重构 小波分解与重构是对多尺度时间序列分析的经典方法，本文选用Mallat算法来完成原始时间序列数 图1. 小波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结构图 据的小波分解，Mallat算法具体如下[ 1 ] ： (1) 式中， 表示低通滤波器， 表示高通滤波器。 和 分别表示原始时间序列分解在 下的概貌信号和细节信号，其中 ，当 时，有 为原始信号，即0尺度上的信号。 在运用小波分解算法(1)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小波分解以后，生成的概貌信号和细节信号在信号点数上总是要比分解前的信号点数缩减一半，但信号点数的缩减对于预测过程是非常不利的。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通过一些算法将分解后的概貌信号和细节信号重新进行重构，重构算法[ 2 ] 如下： (2) 其中， 表示为H的对偶算子， 表示为G的对偶算子。在运用重构算法(2)对小波分解后的概貌信号和细节信号进行重构以后可以增加信号的点数。对 和 分别进行重构，得到第1层、第2层…第J层细节信号的重构结果 和第J层概貌信号的重构结果 ，并且它们同原始信号 的点数是一样的。 2.2. 回声状态网络模型 2.2.1. 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结构 回声状态网络是一种新型的递归神经网络[ 3 ] ，它是通过创建一个大规模的“储备池”代替传统神经网络的隐层作来对系统的动态信息进行处理。回声状态网络的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 回声状态网络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输入层、储备池和输出层。输入信号 与储备池之间经由输入连接权矩阵 连接，储备池中有许多随机分布的神经元，神经元节点之间经由内部连接权矩阵 实现相互连接，网络输出 经由反馈连接权矩阵 反馈到储备池，内部状态向量 则由神经元的输出组成， 经由输出连接权矩阵 与输出层进行连接。储备池的主要作用就是对输入信号进行处理，其中 、 、 在网络初始化阶段随机产生，在其后的训练过程中保持不变，不需要再对其进行训练。输出层的神经元数目与输入数目相等，其输出神经元是由一系列平行的神经元构成。在回声状态网络中，只需要对 这一个输出连接权进行训练，而且训练过程十分简单，只需要求解一个线性回归问题。 假设回声状态网络具有 个输入单元、 个输出单元、 个内部信号处理单元。则输入数据单元 、输出数据单元 以及系统内部状态变量 在 时刻的取值为[ 4 ] ： (3) (4) 图2. 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结构图 (5) 储备池内部状态更新方程如下式： (6) 式中， ， ， ， 为内部神经元激活函数，通常情况下， 采用双曲正切函数。 网络的输出方程如下式： (7) 2.2.2. 回声状态网络的训练算法 对回声状态网络进行训练其实就是对 进行训练的过程，通过预先给定的教师样本数据 来训练出与之相匹配的输出连接权矩阵 。假设反馈连接权 ，同时假设输入到输出连接权也等于0。回声状态网络的训练过程一共有两个阶段：动态采样阶段、权值计算阶段[ 5 ] [ 6 ] 。 1) 动态采样阶段 首先对网络进行初始化，随机生成网络的初始状态，一般情况下，取内部状态向量 。从0到T时刻，把教师样本输入数据 通过输入连接权 连接到储备池，同时把输出数据 通过反馈连接权 连接到储备池，然后根据储备池内部状态更新方程，实现系统内部状态的计算，以及完成相应输出 的计算与收集。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时刻的内部状态 的计算，都应该把教师样本数据 写入到输出单元。假设从T 0 时刻开始，网络趋于稳定，为了消除任意选定的初始状态对系统动态特性的影响，则从T 0 开始收集系统内部状态变量、相应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从T 0 时刻开始，能够认为系统反映的是输入、输出样本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以向量 为行构成矩阵 ，同时以相应的样本数据 构成一个列向量 。 2) 权值计算 在权值计算阶段，通过在动态采样阶段收集的系统内部状态矩阵 和教师样本数据来求解出输出连接权 。 由于系统内部状态变量 和系统实际输出 呈现线性关系，同时网络进行训练的目标是让网络的实际输出 最大可能的逼近期望输出 ，即 (8) 使计算权值 ( 属于 )实现系统的均方误差最小化，则需求解如下的最优化问题[ 7 ] ： (9) 在数学的观点中，以上问题是一个线性回归问题，可以归结为求矩阵B的伪逆矩阵的问题，即 (10) 这样就确定了回声状态网络模型的所有的参数，完成了对回声状态网络的训练。 2.3. 各层预测数据拟合 将各层预测数据进行拟合，最终得到原始时间序列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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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型预测仿真研究 3.1. 原始时间序列的分解与重构 本文中，将某国1947.1~2013.1国民生产总值季度数据作为原始样本分析数据。运用Mallat算法和Daubechies小波(Db10)实现对原始时间序列的3尺度分析。其中，经过小波分解的细节部分信号分别标记为 ；经过小波分解的概貌部分信号标记为 ，具体折线图如图3所示。 3.2. 各尺度分层建模预测 1) 模型训练 首先需要随机生成系统的 及 ，同时令 ，生成一个具有回声状态属性的初始网络[ 7 ] 。 然后进行网络动态采样。采样阶段根据系统内部状态更新方程收集系统内部状态：任意初始化储备池内部状态，这里令初始状态为0；将教师样本输入数据和教师样本输出数据分别通过输入连接权矩阵和反馈连接权矩阵加到储备池之中，按照内部状态状态更新方程及网络输出方程完成内部状态和相应的输出的计算及采集。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样本输入数据进行了特殊的处理，模型所采用的输入数据并不是在时间位置上连续的，而是采取数组形式。即假定输入向量为 ，该输入向量中的每一个分量本身也是由一个向量组成，例如， 是时间序列 的前 个数据组成的向量， 则是时间序列 中提取 后 图3. 小波分解重构图 接下来的 个数据组成的向量，后面以此类推。在本文的模型中， 取值为16。 最后进行权值计算，权值计算方法同前面所述。 2) 模型预测 对输入数据运用上述同样的方法进行特殊处理以后将其输入到已经训练好的模型之中，用输入数据对储备池进行激发，同时收集内部状态向量，最后利用模型训练阶段所求得的输出权值矩阵与系统内部状态进行线性组合，得到各层预测数据，各层预测效果图如图4~图7所示。 3.3. 各尺度预测数据拟合 将各层预测数据进行拟合，最终得到原始时间序列的预测结果。 原始时间序列预测数据与原始数据对比图如图8所示。 本文采用MAPE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作为评价预测模型预测效果的指标，在小波回声状态网络模型中MAPE的值为2.3122%。可见，该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 图4. a 3 序列预测效果图 图5. d 3 序列预测效果图 图6. d 2 序列预测效果图 图7. d 1 序列预测效果图 图8. 小波回声状态网络模型预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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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小波回声状态网络预测模型，针对回声状态网络模型面向多尺度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的局限性，引入了小波分析方法，来提高针对多尺度时间序列预测的预测效果。小波回声状态网络预测模型首先运用小波方法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处理，对处理所得的各层数据分别创建回声状态网络模型进行预测，将各层预测数据进行拟合从而得到最终预测结果。仿真研究表明，该模型具有很好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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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在阐述全空气系统、多联机系统、散热器系统三种供暖型式的基础上，针对没有供暖能耗热计量的情况，讨论了公共建筑中供暖能耗的确定方法。该方法对于合理确定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公共建筑，全空气系统，多联机系统，热水系统，供暖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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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与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指出，研究制定用能标准、能耗定额和超定额加价、节能服务等制度，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建筑节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推广建筑节能减排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首先应该制定一套完整、系统的节能标准体系。山东省已于2007年在全国率先制定并发布《公共建筑采暖空调能耗限额》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山东省主要城市的办公、旅馆及商场建筑的采暖空调能耗限额。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照明、电梯、炊事等消耗的能量占建筑能耗的比例逐渐增大，该标准的局限性也愈加明显。为进一步完善山东省的节能标准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能耗限额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提高山东省公共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需要制定山东省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标准，将公共建筑能耗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山东省气候特点和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技术和方法，将照明、电梯等的能耗考虑进去，确定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数值，并提出节能措施。采暖能耗是能耗限额中的一部分，且对于北方地区而言，采暖能耗影响较大，因此，研究建筑供暖能耗的确定方法对该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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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供暖系统主要型式 公共建筑冬季供暖的型式很多，但目前在我国应用较多的主要型式有以下几种型式: 2.1. 全空气供暖系统 全空气系统是指空调房间的室内负荷全部由经过处理的空气来承担的空调系统。该系统既能够满足室内温度与湿度的要求，又能够满足室内的新风要求，从而实现室内空气品质的全面要求。采用全空气系统供暖的建筑物，一次水送到制热机房的换热器，在换热器内换热后，由水泵将热水输送至空调机房内，再由空气处理机组将热风送入室内，其流程图见图1。 全空气系统的能耗分为直接和间接能耗[ 1 ] 。直接能耗是指空调机房内空气处理机组的耗电；间接能耗是指该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热量来自热源，热源为提供热量需要消耗的能量。因此，全空气系统供暖能耗包括两部分，其一，空调机组、循环水泵等耗电设备的耗电，需要对其进行耗电量的计量；其二，热源提供的热能，需要对给定温度的热媒进行计量。 2.2. 多联机系统 多联机系统是指一台室外机对应两台及以上的室内机，室外侧采用风冷换热形式，室内侧采用直接蒸发换热的形式[ 2 ] ，图2是多联机系统供暖的系统图，多联机系统是由压缩机、冷凝器、节流机构、蒸发器、其他阀件(附件)以及一系列冷媒管构成的环状管网系统，该系统有气管、液管及凝结水管各一根， 图1. 采用全空气系统供暖流程图 图2. 多联机系统供暖的系统图 制冷剂在管路中以气液两项变化流动，因此又称作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 3 ] 。由控制系统采集室内外各种参数并通过变频或变容量调节方式改变制冷剂流量，使系统以最佳运行工况适应房间负荷变化，满足室内的舒适性。多联机系统包括室外机和室内机两部分:系统室外机部分包括室外热交换器、压缩机、风机、电子膨胀阀和其他附件；室内机部分包括室内机(直接蒸发式换热器)、风机、电子膨胀阀和其他附件[ 4 ] 。通过控制压缩机的制冷剂循环量和进入室内各个换热器的制冷剂流量，以满足室内冷热负荷的变化要求，达到节能效果。 多联机系统等风冷热泵系统供暖的公共建筑，其热源为空气。而空气源热泵中，热媒为制冷剂时属多联机系统，应用较为广泛。热媒为水时，由热水循环水泵将热水送入末端装置(风机盘管或空调机组)，然后送入室内。多联机等风冷热泵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只消耗电量，因此多联机及其他风冷热泵系统供暖能耗的计量需要对室外机、室内机(或室外机、水泵)等耗电设备的耗电量进行计量。 2.3. 散热器供暖 散热器供暖方式最常见的是热水供暖方式和蒸汽供暖方式：蒸汽供暖系统以低压蒸汽作为热媒；热水供暖系统以热水作为热媒，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供暖方式，其分为自然循环和机械循环两种方式[ 5 ] 。目前公共建筑供暖中已经不再采用蒸汽供暖方式进行供暖，因此本文主要介绍热水供暖方式。 热水供暖系统以热水作为热媒，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供暖方式，其分为自然循环和机械循环两种方式。 自然循环供暖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锅炉加热的热水密度较小，热水经散热器放热后温度降低，密度增大，密度较大的回水驱动密度较小的供水流动，完成循环。该系统工作半径较小，一般不超过50 m。自然循环系统依靠密度差产生的动力进行循环，而机械循环系统是在系统中设置循环水泵，水泵提供动力实现系统循环，水泵的动力较大，故该系统的适应范围较大[ 6 ] 。机械循环系统图见图3，它由锅炉、供回水管道、水泵、散热器、膨胀水箱及各种附件组成。 热水供暖系统供暖能耗包括两部分，其一，机械循环热水系统中循环水泵耗电，需要对其进行电耗的计量；其二，热媒热水的消耗，需要对热水的消耗量进行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