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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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时代》文化局限词附加信息的处理 《新时代》 (及其首版前身)都十分留意文化局限词的处理，修订时更是特别注重“两种语言体现的巨大文化差异” (《新时代》修订说明)。不过，在这方面，词典仍然存在着一些改善的空间。以下将从用法标签、用法说明和参见信息三个角度描述该词典的不足，每一个部分都参考了前述文化局限词的分类，尽量顾及每一种类型的文化词语条首。为方便描述，本文将习俗、信念、社会组织和文化产物类型分别用a，b，c，d表示。 3.1. 用法标签上的不足 《新时代》在解释文化局限词时，在条首的标签设置上有两方面不足。 1) 用法标签缺失 在b类词语条目中，对于诸如“白鹤”这样的条首仅提供了<动物>一个。在中国文化中，白鹤象征吉祥长寿，洁白一身体现白鹤纯真之雅，也代表着吉祥如意。如果没有添加标签体现白鹤的相应文化含义，读者可能对词典给出的“云中白鹤”的翻译：white crane amid the cloud-person of refined taste and moral integrity， aloof from the vulgar感到困惑，即为什么云中白鹤就代表“moral integrity”了。类似地，象征长寿的“松”和象征正直清廉的“竹”也没有提供对应的标签。 在c类词语条目中，在解释“府上”一词时，只提供了<敬词>，但“府上”使用的场合较为正式，而且多用于改革开放前(至少在大陆地区)，应添加<旧语> <正式> <少用>。在d类词中，“国脚”的释义是：<口语> player of the national football team，实际上这个词语的引申义是讽刺了中国足球成绩不佳，指代屡次失败，咸鱼不能翻身的惨淡情况，所以还可以提供<讽刺> <贬> <俚>等标签。 2) 用法标签不平衡 这一不足主要体现在d类词语条目中，词典在“画鬼容易画人难”条中提供了<俗语>的标签，但对“拦路虎”、“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等其他俗语条目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标签。用法标签对于这类条目至关重要，对于编者而言，用法标签有助于词典准确地提供差异化的对译词，对于用户则有助于他们根据不同交际需求正确、灵活地选用对应词。 3.2. 缺少用法说明 纵观整本词典，没有一个条目提供了用法说明，这可能是编者考虑到词典规模的限制，但用法说明对于理解、使用文化局限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a类词语条目中，“红包”的解释性译义是red envelope or paper bag containing money (usu. given privately as a tip， gift， bonus or bribe)，这个译义对于“红包”适用范围的概括比较全面，但对于“红包”的文化意义则付之阙如，即为什么用“红”包。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往往代表着邪恶和嗜血，但在中国文化中红色通常代表着喜庆和福气。 b类词语中，条目“宣传”、“宣传队”、“宣传工作者”的译义中都使用了“propaganda”。这一词在西方国家用作贬义，通常用在政治中意为向公众传播虚假的信息，相当于汉语的“鼓吹”。“满月”的译义是full moon，在中国文化中，月亮让人想到悲欢离合，满月让人联想到美满幸福，月缺联想到悲凉分离。缺失这些说明容易导致用户机械套用对应词，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败。 c类词语条目中，“大字报”的译义是big character poster (preval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但却没有说明大字报特殊的政治含义。由于很难从“大字”二字中推测出真实含义，比较年轻的用户容易忽视隐含的文化信息，设置用法说明提醒用户注意十分必要的。 缺少用法说明在d类词语条目中尤为明显，词典将“藕粉”这种中国特色食品译成：lotus root starch，这种介绍方法不受外籍人士喜欢，因为强调了它是淀粉，如果增加用法说明介绍藕粉的本质和营养价值将对宣传中国食物起推动作用。条目“说曹操，曹操到”给的译义是Speak of Caocao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但却没有说明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用户在英语产出时直接插入，势必给受众造成很大的认知困难。在中文中，“牛”的许多引申义和英文的horse是类似的，所以在中英对译时需要进行形象转换，如吹牛是talk horse，老黄牛是work like a horse，强壮如牛是as strong as a horse，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国和英国分别用牛和马进行农耕。如果词典除了译义之外能够给出简要的文化背景说明，就会更有利于用户的习得和产出。 3.3. 参见信息不足 普通词典的宏观结构多为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编排虽然具有检索方便的优点，但也因为人为地割裂了用户的心理词库网络而不利于用户习得，参见信息正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而设置的。在《新时代》中，不少条目应该设置参见但却付之阙如。例如，“馄饨”wonton; dumpling soup、“扁食” <方言> dumpling (with meat and vegetable stuff)及“抄手” <方言> dumping soup；wonton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条目特征类似，应该设置参见系统以帮助用户激活双语心理词库。条目“东风”的标签和译义分别为<比喻> driving force of revolution，同时提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Everything is ready except one key element这个参见条目，但这两个条目还涉及“周瑜打黄盖”、“诸葛(亮)”及“三国”等条目，如果能更完整、系统地提供参见信息，不但能帮助用户构建心理词库，还能在技术上提高检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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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优化双语词典文化局限词附加信息处理的对策 针对上述的考察，本文尝试从扩散激活模型的视角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进建议。Anderson、Roelofs及McNamara & Diwadkar等人的研究发现，扩散激活模型在认知心理学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辐射力 [ 12 ] [ 13 ] [ 14 ] 。该理论的一大优点是它既关注知识表达的方式也关注知识处理的方式。具体来说，概念通过节点词表达，概念之间的关系由节点词间的联想路径体现。这种表达方式能更好地为后续认知处理服务，因为传播和提取知识是由其激活程度决定的，也就是学习者使用知识的频率和离提取知识时间的长远决定的。也就是说，语义信息的提取是一个激活扩散的过程：当一个概念被激活，其效应就会向四处扩散到与之相连接的其他概念，但是激活的能量会随着扩散距离的拉长而减弱，因此联系密切的概念比距离较远的概念更容易被激活。借助激活扩散模型理论的视角有助于帮助用户在使用双语词典时建立词汇关系网络，提高词典使用效率。在该模型的指导下，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4.1. 提供完善的用法标签 根据上文提到的条目附加信息不足，应提供完善的用法标签，例如，“白鹤”不仅保留<动物>，还添加<喻> <联>纯真之雅，吉祥如意。“松” <喻> <联>长寿；“竹” <喻> <联>正直清廉；“府上” <敬词> <旧语> <正式> <少用>；国脚<口语> <讽刺> <贬> <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俗语>；“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诗歌>。 根据前述文化局限词的分类，笔者初步建议：b类文化词语较多添加修辞色彩，c类较多添加文体色彩，d类较多添加感情色彩和修辞色彩。 4.2. 提供用法说明 用法说明的呈现形式多为置于条目末尾的并接短文，有时相对独立地置于方框之中。本文以“红包”“大字报”“满月”和“风骚”为例，分别展示给四类文化局限词语建议设置的用法说明。在提供用法说明时，“红包”的译义是red envelope or paper bag containing money (usu. given privately as a tip， gift， bonus or bribe) 这个解释性译义对于红包的适用范围概括得十分全面，但对于红包的文化意义没有给予关注，即为什么用“红”包。在英语文化中，红色往往代表邪恶和嗜血，而在中国文化中红色代表喜庆和福气。 【用法】红包在婚礼，生日和节日作为一种礼物，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一种传统。用红颜色的礼包是因为在中国红色代表喜庆和福气，但在西方红色常常代表邪恶和嗜血。 【用法】大字报是文革时期的书面宣传工具，向大众公开、广泛的宣传。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现在乱扣帽子。现在使用较少。 【用法】在中国，满月象征着幸福圆满或者团圆，缺月象征悲伤分离。另外，“满月”还可以指婴儿出生满一个月。 【用法】风骚的古意是《诗经·国风》和《楚辞·离骚》的并称，后代用来泛称文学，在文坛居于领袖地位或在某方面领先叫领风骚。是褒义。而现在，常指妇女举止轻佻，行为放荡，常有贬义。 4.3. 提供参见信息 受扩散激活模型启发，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主题关系网的方式提供参见信息。一旦相关主题的关系网建立起来，对于学习者来说就能更容易地理解、使用具体概念，这个主题词也就能作为提取线索帮助学习者提取同个关系网的其他词汇，这样一来就充分利用了有用信息，这种认知过程尤其能够激活关联的文化信息。这里，我们以条首“诸葛亮”为例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该关系网是开放的，而且在理论上网络词语项目可以是无限的。 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一个途径，将散落在不同条目的相关信息收集起来。在词典中，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无法在一个主题词下列举所有网络的词，但可以根据相关性进行选择。如可以在条目“诸葛亮”的最下方提供“三国”、“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参见条目。 4.4. 提供图例 《新时代》中，除了附录中提供了中国古典乐器的图例外，图例极少。但在双语词典中，插图可以称为“直观释义”或“形象释义”，插图作为释义的辅助手段，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帮助释义、提示用法、装帧版面，此外图例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增加词典的直观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比如条首“龙”，龙在中国是圣物，象征吉祥，与神圣和至尊相联系，而且形象是没有翅膀的。而西方文化中的龙是罪恶的象征，鹰爪鹰翅、狮头狮脚、口中喷火。因此，在双语词典中有必要提供插图进行区分比较，增强词典的参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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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文化局限词语对用户的语言交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跨语言的文化局限词语习得和使用往往比较困难，容易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败。本文把文化局限词语分成四种类型，即1) 习俗；2) 价值观，信念和态度；3) 社会组织和机构；4) 文化产物。然后从用法标签、用法说明和参见信息等方面考察了《新时代》处理的不足并借鉴扩散激活模型的视角提供了相应建议。在用法标签方面，针对用法标签缺失或不全的问题，本文建议在处理有关文化价值观的条首时多提供修辞色彩，对社会组织类文化词语多提供文体色彩，对文化产物类文化词语多提供感情色彩和修辞色彩。在提供用法说明方面，可以根据不同条首的实际情况考虑提供有关中西文化差异、语用功能、词源、语体、感情色彩和古今用法不同等给予解释，以相对独立呈现的形式引起用户的注意和重视。在参见信息方面，主要依据扩散激活模型建立主题关系网，以一个主题词为节点词，通过建立关联词帮助用户更大程度地激活信息，并对文化差异显著的条目提供插图。 本文尝试从文化局限词语不同分类和激活扩散的角度探析三种附加文化信息的处理，但由于本文考察的文化词语条目样本数量有限，且只研究了《新时代》一本词典，无法囊括所有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对于文化局限词语附加信息的处理标准和原则讨论地尚不够深入，提出的建议也没有最大化地利用扩散激活模型。后续研究如果能将语料库作为总量提取样本并以较多词典进行对比的方式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会更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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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东莞正处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创新驱动发展各项工作也正如火如荼开展中。工业设计行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行业之一，对于东莞至关重要，其发展水平也将体现东莞转型升级的效果和产业层级的高低。利用问卷调研数据，从工业设计提供企业、工业设计需求企业、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了东莞工业设计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东莞制造，工业设计，转型升级，问卷调研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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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工业设计在一国和地区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对工业设计的研究理论成果比较丰富，如定义、政策设计、具体的产业表现和实施路径等，但对工业设计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朱华晟等(2010，2011)站在经济地理学角度，分别以上海和北京为例分析了我国发达地区的创意产业网络的形成、驱动机理和创新影响，指出了地方政府、企业、其它组织以及产业链分工协作在推动地区工业设计业发展成长中的作用 [ 1 ] [ 2 ] 。周尚意等(2011)也重点关注北京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并就DRC基本内所有工业设计企业之间的横向关系之于企业网络特征与创新能力进行经验探讨。贾锐等(2006)、You et al. (2007)分别以我国南北方以及大陆与台湾地区为样本进行了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 [ 3 ] [ 4 ] 。 东莞作为全球制造名城和制造业大市，当前正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从“东莞制造”向“东莞创造”、“东莞智造”转型。工业设计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东莞智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和状况直接体现了东莞创新驱动发展的层级水平，特别是在东莞从“制造”向“创造”“智造”升级转型的过程中，更是延伸产业链和提升附加值不可缺少的一环。为此，需要对东莞工业设计产业和业内主要发展现状、遇到的难题、存在的问题以及主要诉求进行全面的摸底和充分的调查。本文将利用基础调研数据，全面分析东莞工业设计产业和行业的发展现状，总结工业设计的主要特征，梳理企业的发展诉求，并提出促进东莞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以便为东莞发展工业设计产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决策建议。 本次调研由课题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所在地经信主管部门下属的各镇街(园区)经信部门向目标企业发送电子版问卷、课题组自行向潜在企业发放问卷两种方式实施问卷调研。调查问卷包含面向工业设计机构(企业)和工业企业两类不同对象。本次问卷调查累计发送72份问卷，回收59份问卷，回收率达80.5%，问卷回收效果较好。其中，回收工业企业问卷36份，回收工业设计企业问卷2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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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促进东莞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有鉴于此，基于东莞特定产业集群初步成型的现实产业基础，本文认为东莞工业设计的重点工作应放在工业设计创新的推广与交流、设计人才与教育、设计文化的营造等之上，为此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1) 依据城市情况打造工业设计产业链聚集区，形成工业设计区域相对集中，营造设计氛围。以东莞特色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核心，规划建设基于东莞特色产业的工业设计产业链聚集区，将工业设计服务机构、工业设计中介结构、工业设计需求企业有效聚集起来，营造相对集中和浓厚的环境氛围。 2) 加强政府主导的工业设计创新服务平台及数据库建设。尽早筹划和建设集中统一的工业设计创新服务平台，打造综合全面面向全产业链的集资讯提供、服务对接、人才管理、政策申报、资金申领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为工业设计供需对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 建立完备的工业设计人才教育、引进与培养体系。一方面注重外来高端人才的引进和服务，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本土人才的教育培养。建议在本土高校、职业学院开设工业设计类相关专业，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要注重产学研结合，强化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企业实际的对接，以培养适用性应用性人才为主要目标和宗旨。 4) 政府加大对工业设计研发的投入，同时提高财政资金的效能，既有重点扶持，也有“撒胡椒面”式的全面培育。工业设计行业在东莞起步比较晚，且面临与广州深圳的双面竞争，为此政府需要加大对工业设计研发的投入，一方面要加大对工业设计行业的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效能，注重顶层设计和长远谋划，另一方面要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和服务机构增加研发设计投入，采取“政府+市场”同向发力、双轮共驱的模式推动工业设计发展。 5) 借鉴国外设计产业发展模式，将设计融入城市，打造设计之都。以东莞制造业名城和东莞的城市发展特色为基础，借鉴国外设计产业和上海深圳等地的发展经验，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智造”和“东莞设计+东莞智造”转变，适时将东莞打造为现代智能制造和制造设计之都。 6) 政府主导建立专业的中小企业孵化、融资、咨询等服务体系。紧抓国家双创发展战略的政策红利，加快建设工业设计类行业的中小企业孵化培育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产业链资源，推动主导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要对象的融资、咨询等服务体系建设，拉长完善产业链条，提升行业附加值和产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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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上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英语语言性别歧视和性别歧视语言展开大量的研究，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改革，改善甚至消除语言性别歧视现象。但是，对于这种改革结果和改善效果的检测一直是一大难题，缺少实证检验。英语语料库，尤其是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作为互联网信息数据时代语言研究的一大利器，它的强时效性、大数据性、语料客观性等特点和优势都为检验英语语言性别歧视改善效果提供了科学的帮助。 关键词 :语言性别歧视，性别歧视语，语料库，COCA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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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有效工具，是文化思想的直观载体，它直接反映和体现了人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而性别歧视是一类性别成员对他类性别成员的贬低、歪曲或忽视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它不可避免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直观载体――语言上。性别歧视体现的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尤其在当前父权为主的社会中，主要体现的是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现象，而这种不平等也赋予了语言不平等色彩。语料库是人类在生活中各个领域使用的语言的集合，是依托计算机系统的语言数据库，是通过网络实时更新和修缮的，它能够相对全面直观地反映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并且客观地不带任何偏见地展示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对于语言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都是一个非常实用有效的工具。当前，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语言研究者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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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语言性别歧视和消除 2.1. 性别歧视和语言性别歧视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性别歧视(sexism)一般是指基于他人的性别差异而非他人优缺点所造成的厌恶或歧视，也可用来指称任何因为性别所造成的差别待遇。”而《美国传统词典》对性别歧视的定义更为浅显直白，性别歧视就是“一类性别成员对另一类性别成员，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无论如何定义，性别歧视是一种缺乏事实依据的偏见，它是一种偏离的、歪曲的社会态度，虽然它包括对男女两性的歧视，但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上。 语言性别歧视(linguistic sexism)是指在语言使用领域一类性别对他类性别的偏见和歧视态度，而这种偏见和态度往往被施加在女性身上，包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定位和无理地忽视女性等等。英语作为性别无标记语言，相较于法语、德语等性别标记语言，性别歧视现象尤为明显。丹麦语言学家Jespersen [ 1 ] 在他的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英语的发展与结构》)一书中就提到“英语是我所熟悉的语言中最具男性化的语言”。社会学家Benokraitis [ 2 ] 用英语中的三个单词概括了英语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分别为dismissing (缺失)、defining (定位)、deprecating (轻视)，利用首字母缩写命名为“3Ds”。具体含义包括英语词汇中相关女性用词的缺失，比如spokesman，layman，chairman等，均以男性后缀-man构词而成，但意义通指男女两性。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附属于男性，比如男女称呼的差异，特别是婚后女性的命名权均归于男性。以及英语语言中各类轻视女性的表述，比如两性对应词bachelor和spinster均指到了结婚年龄而未结婚的人，但前者的涵义包括正派、独立和自由，而后者内涵为古怪、冷漠和不近人情，显然代表女性的词汇意义被人为降格了。 性别歧视语(sexist language)是相对于语言性别歧视应运而生的，指的是褒扬一类性别，贬低另一类性别的语言，通常会轻视甚至无视某一性别，标记的是性别歧视 [ 3 ] 。根据萨布尔–沃尔夫假说，语言不仅是社会的产物，同时还能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法。虽然语言本身不存在歧视现象，但是社会赋予了语言性别的色彩，性别歧视语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尤其对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二语学习者，受到大量性别歧视语的影响，在交流过程中存在误用和错用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称代词he和she的错用，而人称代词恰恰也是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的表现之一。在英语语言中，男性人称代词“he”往往被当成通用代词，当先行词不确定是男或女时，比如先行词为“each”，“everyone”，“anyone”，其后的代词均用“he”或“him、his”指称。虽然严格意义而言“he”是指男性“他”，但很多情况，它都被用来通指男性和女性，比如“Each person has his own duty。”“Anyone who wants to enter into this building must have his pass。”这种情况很大程度地混淆了二语学习者，尤其是二语学习水平相对比较薄弱的学习者正确掌握人称代词使用的能力，故而经常出现无原则、无条件地使用男性代词“he、his、him”替代女性代词“she、her”的错误。 2.2. 英语性别歧视语的消除 语言性别歧视和性别歧视语的普遍存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高涨和大众媒体的普及，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且努力寻求改善的方式。1971年学术刊物Ms的出版，大量报导了女权运动和女性研究，其中不乏语言和性别的学术论文。同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开设了讨论语言性别歧视和语言改革的专栏。21世纪初期开始，美国政府要求出版商使用非性别歧视语，而各类学术期刊要求作者使用非性别歧视用词 [ 3 ] 。“英国社会学学会也颁布了反性别歧视语言准则来帮助社会学学会的成员避免使用性别歧视语” (Baldwin E， 2005: 68. 转引 [ 4 ] )。改善的方法包括创造新词弥补女性词汇的缺失，比如创造spokeswoman对应spokesman；用中性词统称男女双方，比如用spokes person替代spokesman或spokeswoman；使用非性别歧视代词，比如用Ms.替代Miss.和Mrs.，用they/their替代he/his/him和she/her等。 但是语言毕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延续性和稳定性，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事实证明女权主义者、语言研究者或社会学家创造出来的许多新词都没能得到广泛流传和应用。19世纪早期，一位音乐、法学家Charles Crozat Converse试图用“thon”替代“he”或“she”。这一举动直到1889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被第二版韦伯词典收录，定义为“a proposed genderless pronoun of the third person” (对于第三人称不含性别指向的代词)。然而，当韦伯词典第三版出版的时候，已经找不到“thon”这个词了 [ 5 ] 。可见，语言的变更和发展需要伴随历史、社会的变更和发展，尤其是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对语言的发展会有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即使大部分人已经认可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的存在和对有性别歧视的语言进行改善的意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是会受到传统价值观和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相对于改善词汇，更倾向于使用歧视词汇。由此可以推测认知和意愿并不太能轻松改变习惯和现状，也未必能切实有效地根除语言性别歧视现象。故笔者试图利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的数字资源，实证检验语言实际使用过程中，歧视语和改善语的使用频率，以期初步探索语言性别歧视和性别歧视语的改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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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语言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性别歧视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产物，可以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环境学，语言学多方面出发，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趋势。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女权运动，推动了世人对于性别歧视在人类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英语上的关注。基于前人在改善英语语言性别歧视方面所做的努力，越来越多人在意识形态上开始苏醒，在行为上开始践行，尽可能地使用非性别歧视语或中性词来替代原有的歧视性语言。但是要从实证的角度检测语言性别歧视改善状况，却一直以来具有比较大的难度。而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作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更新最快的免费在线英语语料库，它的时效性和大数据使性别歧视语改善研究的数据实证检测成为了可能。当然，笔者在文中仅以个别具体词汇为证所做的分析未必能够宏观讨论英语语言性别歧视改善的整体状况，同时本文作为应用语料库研究性别语言歧视改善状况的初步探索，还有很多不完善且需改进的地方。但是，笔者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研究的道路上，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结合语料库的数据资源，发掘语言使用过程中各种歧视和改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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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网络文学历经20年的发展日渐成熟，近年来影视作品不断借网络文学的东风汲取市场红利，然而呈现褒贬不一的争论。网络小说《欢乐颂》已被改编为两部电视剧，第一部可谓众星捧月，而第二部的口碑却大不如前。本文从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逻辑出发，探究其改编创作思路，通过网上评论解读受众消费过程，从整个传播过程中发现《欢乐颂2》的问题所在，并对网络文学改编现象进行反思。 关键词 :编码解码，霍尔，网络文学，改编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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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据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6月，网络文学的用户量已超4亿，占网民总数的50.6% [ 1 ] 。网络文学的作者、作品、用户都呈上涨的趋势，其话题新、内容丰富、娱乐性强、粉丝基数大、改编难度小、变现能力强，历经20年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读写的方式，也成为影视创作的选材“宠儿”，在创作源头抢占了经典文学的风头。这是网络文学作者、影视剧制作方、读者和观众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改编后的影视剧是否能够顺利接住网络文学已有的光环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欢乐颂》是部好评如潮的网络连载小说，剧作方把一部连载小说拍成两部电视剧，其中《欢乐颂1》可谓名利双收，然而《欢乐颂2》收视和广告都乐观，口碑却一般。在大众传播的文化研究中，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影响深远，本文沿编码与解码理论逻辑探究网络小说《欢乐颂》改编的第二部电视剧作品《欢乐颂2》，主要分析这一部剧的改编过程与受众消费的过程，辅以与《欢乐颂1》的比较分析，试探究这部文学小说此次改编的失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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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基础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篇大会发言稿《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1973)是根据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提出编码解码理论，修正了巴尔特神话学中文本分析的不足之处、批判了传统大众传播研究的线性传播方式，是西方文化研究的里程碑。霍尔认为，传播是“主导的复杂结构”的过程——由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到生产等诸多拥有特性和特形的环节相连而维持下来，最终以符号为载体而呈现的意义与信息。霍尔认为，编码即传者对将要传递的信息转换为特定的代码、解码是信息受者用特定规则对上述代码解读。电视话语的意义传播也是如此，首先创作者基于原有信息和所认同的价值观进行电视话语的编码，一般由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组成；再者对所创作的符码进行美化，通常用电视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把要表现的意识形态“掩埋”到电视节目中；最后接受受众的检验——受众解码，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语境、不同社会背景的受众会对同一个内容进行不同的解读。通常有三种解码方式：一是主导——霸权(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受者认同编码者的意识形态，在所设定的框架中进行解码；而是协商(negotiated code)，受者既保留主导意识形态，又有自己的观点，受传双方处于矛盾的协商状态；三是对抗(counter-hegemonic)，受者识破编码者的意义后，根据自己的经验持与编码者相反的立场进行解码。这三种解码方式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连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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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编码：从网络小说到电视剧的创作 3.1. 建构电视话语的“意义” 编码的第一步：选材。编码者需要充分了解所传递的讯息，作为编码者的电视剧制作方通常选取受市场欢迎的内容，或能够表达其认同价值观的信息。在超级IP泛娱乐化的背景下，“爆款”网络文学作品是影视剧创作者的首选。热播剧《欢乐颂》是典型的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成功的案例。《欢乐颂》是2010年在晋江文学网连载的网络小说，讲述了背景不同的五位都市女性生活在欢乐颂小区22楼的故事。因其故事情节与现实社会生活十分相近而吸引了一众粉丝的追捧，并于2012年出版了同名纸质版小说。从小说内容到影响力，《欢乐颂》可谓是一部值得打造的IP作品。作为编码者的电视剧制作方在2016年出品了《欢乐颂1》，口碑收视双丰收。虽然2017年播出的《欢乐颂2》口碑稍有逊色，但是收视和广告依然可观。从选材上而言，《欢乐颂1》和《欢乐颂2》同出自一个网络小说，实现了IP的转化，先把网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所以选取并掌握网络文学文本是改编创作编码的第一步。 3.2. “美化”电视话语的代码 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把霍尔的电视代码理论发展为“电视的三级代码模式”(见表1) [ 2 ] ： Table 1 Three-level Code Model of T 由下列社会代码对事件加密 一级代码：现实 外表、服化道、环境、行为、言语、姿势、表情、声音等 通过媒介技术代码进行电子编码 二级代码：艺术表现 摄像、照明、音乐、音响等技术手段生产电子编码， 同时叙事、冲突、人物、动作、对白、场景，角色选配等进行规范 由下列编码组织引导 三级代码：意识形态 把以上代码组织起来让社会接受，如：个人主义、男权制度、种族、阶级、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等。 表1. 电视的三级代码模式 3.2.1. 现实环境代码 环境代码看似是不携带任何意义内涵的现实陈述，实则是传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编码。编码者对拍摄环境的选取和建构并非任意的，而是蕴含着深刻意象的空间环境，连接着故事进展的链条，传达着编码者的意图、观点与价值导向。《欢乐颂2》延续《欢乐颂1》的选景。故事发生在有时尚“魔都”之称的上海，欢乐颂小区属于上海中档小区，金领安迪和富二代曲筱筱为了低调成为该小区的业主，而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三位工薪单身女孩儿是这个小区的合租室友，这五个姑娘的居住情况也代表了不同的阶层，这与现实都市生活的场景很贴合。城市和生活小区交代了五个姑娘所处的大环境，这三套房子五个房间的设置暗含着五个女孩的不同性格——安迪的房间门口装有监控，屋内设计简约轻奢的风格、桌上摆着永不关机的电脑，说明她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工作狂；曲筱绡是鬼马精灵的富二代，装潢奢侈时尚又不失可爱调皮；另外三个合租的姑娘卧室和客厅都狭小又简单的陈设，独在异乡的生活艰辛暗含在这个场景之中。 3.2.2. 艺术表现代码 《欢乐颂2》中安迪的弟弟小明是有沟通障碍的自闭症男孩儿，他农村的家人为夺取他的抚养费，把他与精神病父亲关在牢笼。深夜，安迪的男友用手电的光晃着这个漆黑密闭的空间，气氛的紧张与压抑一涌而出。樊胜美备受家庭压力打压的角色，剧中大多是他一个人落寞的在画面中，冷色调与空镜头表现这个角色的无助与无奈。 除了灯光与摄像代码，音乐代码在影视剧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影视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了音乐的优势，音乐可以渲染环境气氛、填充画面信息、引导观众情绪、推动情节发展，音乐不仅承担叙事功能，还可以隐喻、暗指，预报即将发生的事件。音乐代码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电视剧中人物情绪与故事情节，完成人物的塑造。《欢乐颂2》与《欢乐颂1》一样，为剧中每位主人公都创作了专属的主题曲，暗指人物在剧中的故事走向与心理历程。《欢乐颂2》第一集的歌曲《咖喱咖喱》是安迪与男友度假的音乐，轻松活泼的曲风渲染着二人在海岛度假的浪漫与喜悦。《想做你的疯女孩》是乖乖女关雎尔的主题曲，从小乖巧温顺的她却爱上了摇滚男孩，这首音乐更好地塑造了关雎尔看似保守顺从实则很有主见的性格。从编码创作者的视角来看，音乐对编码创作者而言，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情感，展示人物内心的情绪；对受众而言是引发共鸣的突破口，拥有其他代码不具备的使情感情绪升华的能力。 3.2.3. 意识形态代码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小说读者已经对人物形象有了一定的建构、对故事情节有了初步的解读，电视剧的选角与塑造是对文学作品的解码与再度编码，再度编码的过程中会附着创作者的意识导向。剧中五位女主角基本包括了都市典型年轻女性的五个阶层。精明能干的海归安迪，却有着神秘的身世，饰演者刘涛为了更加切合安迪努力了解金融相关的专业知识与熟悉精神病的体验；邱莹莹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小白，演员杨紫是个活泼可爱的姑娘，把一个刚入社会的单纯女孩塑造的活灵活现；来自中产家庭的关雎尔，从小乖顺，在父辈的帮助下进入大公司；“富二代”曲筱绡，留学归来为争财产从不务正业到勤恳创业的转变，但是鬼灵精怪的本性从未改变；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小镇底层的樊胜美，只身一人承负家庭重担，不努力工作只想嫁给高富帅来脱离底层社会。剧中角色虽有些许夸大，但贴近社会现实，富有都市感、具有代表性，多维立体的呈现了当代都市独立女性的家庭观、工作观、感情观。《欢乐颂2》和《欢乐颂1》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小说形象贴近，表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起了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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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解码——受众消费过程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艺术作品中符号意义的生成与受众的解码方式息息相关” [ 3 ] 。由于受者与传者存在不同的社会地位、解码语境，即使同样的传播信息也会产生不同的解码。不同的受者存在不同的心理动机，所以在解读传播信息方面也存在差异。研究受众消费过程就是了解受者解码时遵循的法则。根据编码与解码理论，一般而言存在主导——霸权立场、妥协——协商立场、对立立场三种解码方式(见表2)。采取第一种解码方式的受众与创作统一立场，认同创作者的编码理念，完全接受所传达的内容，这是倾向式的解码；采取第二种解码方式的受众既不完全认同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又不全盘否定，而是选择性的接受，这是协商式解码：第三种“对抗式解码”的受众即便了解创作者的意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念，完全不接受剧中主导意识形态。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decoding mode characteristi 解码方式 特征描述 倾向式(主导——霸权立场) 融入剧情，将剧情与现实结合，认同主题和离意，并将剧中的价值观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参照 协商式(妥协与协商立场) 融入剧情，认可剧情内容，部分主题和寓意，对剧中的价值观保持中立态度 对抗式(对立立场) 不融入剧情，否定剧中主题、观念和价值观，秉持自己的认知 表2. 解码方式特征分类 互联网平台是网络时代的受众看剧和互动的主阵地。《欢乐颂2》的观众范围庞杂、数目巨大，为确保研究的可行性，选取“豆瓣”作为《欢乐颂2》的观众解码。“豆瓣”是以书、影、音分享与评论为主的社交网站，网友会在该平台对一些作品进行讨论与评分，从2017年5月11日首播到2017年６月11日一个月的时间，豆瓣上关于《欢乐颂2》的短评20131条，长评1169条，根据短评和长评数量比例，以评论日期为单位，在每天的评论中抽取1一篇长评、20篇短评 1 。随机抽取30篇长评，600篇短评。按照上述解码方式的分类将630个样本的解码方式统计如下(见图1)： 图1. 电视剧《欢乐颂2》观众解码方式统计分布图 研究发现，倾向式解码是大部分(50%)观众的解读方式，在观看过程中融入剧情，对剧中传达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接受和认同；少部分人(33%)采取协商式，他们对《欢乐颂2》所传达的观念基本认同的，只不过在人物的表演、导演对情节的处理、广告的植入等方面有着自己的态度与观点；还有一部分人(17%)处于完全对立的一面。相比《欢乐颂1》的好评如潮，《欢乐颂2》虽然在广告上多赚了一番，但在口碑中却有些失败。 4.1. 倾向式解读 采用倾向式解码的受众，大部分是都市剧的爱好者，或者是网络连载小说《欢乐颂》的粉丝，亦或是《欢乐颂2》电视剧中某一人物扮演者的忠实粉丝。他们对剧情了如指掌，不仅参与剧情讨论，预测故事的发展趋势，而且关注演员动态和相关新闻。他们常会融入剧情中，把自己幻想为剧中的某个角色或将剧中情节与自己生活相关联。 受者采用的倾向式解码方式与传播者的编码方式同属于一套编解码法则，因而有着相同或极为相似的价值观念认同。他们认为传播者编织的价值和意义体系与自己原有认知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基本一致，因而在解码的过程中可以让现实世界与剧情建构的虚拟世界联通，用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解读价值，也可将剧中的意义思想作为现实生活的借鉴和参照，从中获得虚拟性的满足。《欢乐颂2》引发的热点社会话题讨论“男生该不该有处女情节”“房产证上是不是必须写女方姓名”“找爱自己的还是自己爱的”等话题在剧中的展现也获得了倾向式观众的认可。 4.2. 协商式解读 采用协商式解码的观众，虽不像《欢乐颂》爱好者那般狂热，既关注剧情，又关注演员本身，却也收看了大部分剧集。他们的态度总是矛盾犹豫，一面不接受剧中的某些内容，一面又饶有兴趣的看完了全部。这部分受众对剧中传达的价值观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对立，他们既认同部分意义符码，又对特殊意义符码釆取对立的态度。他们虽基本认同《欢乐颂》中传达的意义价值，但总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对剧中不对等的价值传达进行修正，以便使剧中传达的内容适应当前的环境和社会。不同于倾向式解码的“全盘接受”，也不同于对抗式解码的“全盘否定”，协商式解码的受众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需求，对于《欢乐颂》传播的内容仍然是持肯定的态度，只是对个别观点颇具微词，或是在观看过程中随着剧情的发展解码方式由倾向式向协商式转变。 4.3. 对抗式解读 编码解码理论认为，受众存在着一定的主动行和选择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直接的被受众接受 [ 4 ] 。对抗式解码的受众对网络小说《欢乐颂》十分熟悉，很清楚符码意义的变化，很了解创作者的意图，但是对此不屑一顾，这些受众不接受传播者构建的意义、传达的价值观，而是坚持自己的认知，与创作者完全不同的解码方式理解《欢乐颂2》。在对抗式的评价中以网友的短评为主，演员做作的演技、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服装造型、冗长的故事情节、不合时宜的音乐、生硬加入的广告都是网友进行的对抗式解读。对于创作者制作的电视剧《欢乐颂2》完全不买单，这也是影响该剧口碑下滑的重要因素。 在对抗式的解读中可以发现，《欢乐颂2》的口碑比《欢乐颂1》低的主要原因是剧作方为了盈利过多而生硬的加入太多广告，让受众觉得这次改编严重不符小说原著，过多的音乐渲染会起到反作用。另外，此次演员的表现也不如在《欢乐颂1》中精彩，《欢乐颂2》正是因为原作小说的引人和第一部改编的成功，让观众有了更多的期待，然而期待越多，失望就会越大。总之，观众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都有差异，对《欢乐颂2》的消费心理与消费需求也大不相同，因而在解码时也出现了前文提到的三种解读方式，并且在传播中导致了不同的传播效果。比较《欢乐颂1》和《欢乐颂2》来看，编码过程极为相似，也有所承接，但是解码过程的受众反映就发现虽同出一辙，但受众未必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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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随着网络版权的进一步规范、网民群体日益庞大、网络市场红利高升，网络文学会进一步取代经典文学成为影视创作的“香饽饽”。然而高阅读量、多忠实粉丝的热门网络文学作品未必会是口碑、收视双丰收的影视作品，口碑下滑的《欢乐颂2》就是最现实的例证。影视作品要想接住网络文学的光环，在编码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尊重创作规律、强调价值引领。切不可为了争夺市场利益、博取眼球，违背了创作规律、滥用价值导向。网络文学作品与影视艺术作品虽都是故事的呈现形式，但是创作方法、规律、本质皆有不同，想要完美完成嫁接，必不能忘本。 再者，注重传受双方的互动，熟悉受众解码法则。互联网传播时代，传播过程是瞬间完成、循环往复的，传受的界限是模糊的，网络平台的丰富、自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崛起，让受者转身为传者。互联网的用户相对自由的活跃在网上，与创作方的编码者共同完成网络作品的改编，忽视用户就是不重视所创作的作品。 最后，不受消费市场影响，理性改编。网络文学是快速变化的消费品，很快被更新也很快被淘汰，缺乏打磨、缺乏积淀。虽然改编是热潮、虽然改编现成的IP作品比全新打造一个IP要有基础、要相对容易，然而长远考量未必所有网络文学作品适合被改编，因此创作者要理性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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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全身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影响外周关节。Sarilumab是一种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能与可溶性和膜结合白细胞介素6受体(IL-6R)特异性结合，从而抑制白细胞介素6介导的信号转导。在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中，Sarilumab在对甲氨蝶呤反应不足或对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反应不足或不耐受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表现出优于安慰剂的临床效果。与阿达木单抗单药治疗相比，Sarilumab单药治疗对甲氨蝶呤疗效不佳或不耐受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也表现出优异的效果。Sarilumab是对常规合成的生物疾病缓解型抗风湿药物或肿瘤坏死因子α抑制剂反应不足的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生物疾病缓解型抗风湿药物或靶向合成疾病缓解型抗风湿药物的替代药物。本综述总结了Sarilumab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中的作用机制、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IL-6R拮抗剂，Sarilumab，疗效，安全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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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类风湿性关节炎(RA)是一种以进行性关节残疾、全身炎症和高发病率为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 1 ]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RA发病机制是由多种炎症细胞和细胞因子的复杂网络共同作用 [ 2 ] [ 3 ] [ 4 ] ，导致关节破坏和功能丧失，并产生疲劳，贫血，骨质疏松症和心血管疾病等全身现象，RA的病理生理学涉及许多不同的细胞类型，包括巨噬细胞，B细胞，T细胞等，这些细胞都可引起局部关节损伤。遗传和环境因素在激活免疫系统和最终产生异常和持续的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 5 ] 。目前使用生物技术药物，针对某些促炎症参与自身免疫过程的分子，彻底革新了RA的治疗方法。根据基于治疗靶点方法的最新研究 [ 6 ] ，甲氨蝶呤(MTX)与生物疾病缓解型抗风湿药物(DMARDs)的联合应用是治疗难治性RA的有效方法。此外，阻断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是为该类疾病提出的第一种生物技术作用机制，迄今为止，TNF抑制剂(TNFis)是用于治疗RA的最广泛的生物DMARDs。然而，在常规治疗中，约30%~40%的用TNFi治疗的患者未能达到临床目标，或产生不良事件，导致治疗方法被撤回 [ 7 ] [ 8 ] 。因此，越来越多的关于RA治疗途径的探索集中在涉及发病机理的其他潜在目标上，产生了许多不同作用机制的生物DMARDs，如B细胞消除，T细胞共刺激抑制和IL-6阻断。在体外研究中，IL-6通过促进T细胞和B细胞活化，诱导免疫球蛋白分泌，刺激定向造血干细胞前体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等多种生理过程而在RA自身免疫途径中发挥关键作用 [ 9 ] 。因此，IL-6具有与关节炎和之前提到的该病的大多数关节外表现有关，如贫血、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和骨质疏松 [ 10 ]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最终促成了第一个人源化抗IL-6受体(IL-6R)单克隆抗体托珠单抗(tocilizumab)的研发 [ 11 ] ，tocilizumab可与DMARDs联合使用 [ 12 ] [ 13 ] [ 14 ] [ 15 ] ，也可以作为单药治疗 [ 16 ] 。随机对照试验和临床观察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 17 ] ，特别是在需要生物DMARDs单药治疗时效果显著，国际指南推荐IL-6拮抗剂作为MTX治疗无效的一线生物DMARDs [ 18 ] [ 19 ] 。 Tocilizumab治疗RA的显着成功激励了以IL-6或IL-6R为靶向的更高亲和力的新生物制剂的开发 [ 20 ] ，如Sarilumab、sirukumab [ 21 ] 、olokizumab [ 22 ] 和clazakizumab [ 23 ] 。Sarilumab是全人源IgG1单克隆抗体，由赛诺菲与再生元制药公司合作开发。2017年2月，获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用于治疗对一种或多种生物或非生物疾病改善抗风湿药物反应不足的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成人患者 [ 24 ] 。2017年5月22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治疗对改善DMARDs不耐受或应答不良的中、重度活动性RA [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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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Sarilumab的基本信息 Sarilumab是继tocilizumab后第二个上市的IL-6R拮抗剂。Sarilumab在设计产生人抗体的小鼠中对人IL-6R的亲和力比tocilizumab大20倍 [ 26 ] 。Sarilumab的基本信息如下表1。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ariluma 通用名 Sarilumab 商品名 Kevzara 公司 赛诺菲/再生元制药公司 类别 抗风湿，单克隆抗体 作用机制 IL-6R拮抗剂 给药方式 皮下注射 不良事件 常见：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丙氨酸转氨酶水平升高，注射部位红斑和上呼吸道感染 偶见：严重感染，如肺炎和蜂窝组织炎；(通常在Sarilumab与免疫抑制剂共同施用时发生) 罕见：机会性感染，如肺结核，念珠菌病，肺囊虫病； (通常在Sarilumab与免疫抑制剂共同施用时发生) 世界卫生组织ATC代码 L04A-C14 (Sarilumab)；M01 (抗炎和抗风湿产品)；S01B-C (非甾体抗炎药) EphMRA ATC码 L4 (免疫抑制剂)；M1 (抗炎和抗风湿产品)；S1R (眼科非甾体抗炎药) 表1. Sarilumab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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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作用机制 IL-6与IL-6受体结合并通过顺式和反式信号传导机制发挥作用。IL-6R由与IL-6结合的膜相关IL-6受体-α (mIL6R)和信号转导蛋白gp130分子组成 [ 27 ] 。在顺式信号级联反应中，IL-6与mIL6R结合 [ 28 ] ，并激活gp130分子。激活的gp130分子导致JAK1，JAK2和Tyk2的磷酸化，然后活化STAT1和STAT3。这个信号最终指导炎症分子的转录。在反式途径中，IL-6与可溶性IL-6R结合形成复合物并激活具有gp130分子的细胞。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可溶性的gp130分子充当缓冲液以阻断IL-6反式信号传导，而不阻断顺式信号转导 [ 29 ] 。 Sarilumab是一种重组人IgG1单克隆抗体，由2条人重链组成，每条重链通过二硫键与1条人 κ 轻链连接。Sarilumab与tocilizumab一样，特异性地以高亲和力与IL-6R上的特定表位结合，并且可以有效阻断IL-6信号转导的顺式和反式激活 [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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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药效学 Sarilumab推荐剂量为每两周皮下注射200 mg或150 mg。Sarilumab可单独给药，也可与MTX或其他常规DMARDs联合使用。Sarilumab可使C反应蛋白(CRP)水平降低，单次给药两周内可将其降至正常水平。Sarilumab还能够降低纤维蛋白原和血清淀粉样蛋白A浓度，并提高血红蛋白和血清白蛋白浓度。Sarilumab的主要副作用之一是绝对嗜中性粒细胞数减少 [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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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药代动力学 在1770例RA患者中，通过群体药代动力学(PPK)分析表征Sarilumab的药代动力学，患者每2周皮下注射Sarilumab 150 mg或200 mg，给药时间长达52周 [ 32 ] 。Sarilumab在2~4天达到最大浓度，在14~16周达到稳定状态。多剂量给药后Sarilumab的累积量是单剂量给药的2~3倍。稳态下的表观分布容积为7.3 L。 尚未表征Sarilumab的代谢途径。作为单克隆抗体Sarilumab预期通过分解代谢途径以与内源性IgG相同的方式降解成小肽和氨基酸。与其他单克隆抗体相似，Sarilumab不通过肾脏或肝脏通路消除，而是通过平行线性和非线性途径消除。这些平行消除途径的初始消除半衰期为8~10天，终浓度依赖性半衰期为2~4天。PPK数据显示在抗Sarilumab抗体存在的情况下，Sarilumab有较高的表观清除率升高的趋势；不建议剂量调整。 成年RA患者的PPK分析显示年龄，性别，种族和体重对Sarilumab的药代动力学没有临床意义。目前还没有正式研究肝或肾损害对Sarilumab药代动力学的影响。PPK数据表明轻度或中度肾损伤不影响Sarilumab的药代动力学；尚未对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进行研究。 当与甲氨蝶呤联合给药时，Sarilumab表达不受影响。Sarilumab尚未与JAK抑制剂或TNF抑制剂联用进行研究。各种体外和有限的体内人体研究表明，细胞因子和细胞因子调节剂可以影响特定CYP酶的表达和活性，从而有可能改变作为这些酶底物的药物的药代动力学。与没有RA的患者相比，升高的IL-6浓度可能降低RA患者的CYP活性，从而提高药物水平。IL-6R拮抗剂可抑制IL-6信号传导逆转IL-6的抑制作用并恢复CYP活性，导致药物浓度改变。当Sarilumab与CYP3A4底物共同给药时，建议谨慎，因为可能会降低暴露量，从而降低CYP3A4底物的活性 [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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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临床研究 关于Sarilumab在RA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主要有四项。其中第一项是MOBILITY A部分II期研究 [ 34 ] ，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剂量变化的研究，在12周的研究中比较了5个剂量的Sarilumab及安慰剂在306例中度至重度RA患者中的应用情况。患者在服用MTX的同时，随机皮下注射安慰剂或Sarilumab，Sarilumab剂量分别为每2周100 mg、每2周150 mg、每2周200 mg、每周100 mg和每周150 mg。ACR20应答率分别为49%，67%，65%，62%和72%，而安慰剂组为46%。该研究显示Sarilumab可有效治疗活动性RA。四个最高Sarilumab剂量组具有相似的功效，并且每2周给药方案可以在整个给药间隔内有效抑制CRP水平。这项研究的时间很短，但为RA治疗中的生物DMARDs的剂量寻找提供初步依据。这项研究每组50至52名患者，其数量比其他研究少，但是样本量足以检测接受Sarilumab + MTX的患者与服用安慰剂 + MTX的患者之间的统计学显着性差异。整体研究设计良好，并为选择每2周150 mg或每2周200 mg皮下注射Sarilumab联合MTX作为治疗RA的批准剂量提供依据。 第二项研究是MOBILITY B部分III期试验 [ 35 ] 。这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在持续服用MTX的中度至重度RA患者中进行。共有1197名患者在接受MTX的同时，随机每2周1次接受Sarilumab 150 mg (n = 400)、200 mg (n = 399)或安慰剂(n = 398)。其共同主要终点包括在24周时达到ACR20应答的患者比例、在第16周时HAQ-DI从基线的变化以及在第52周时改良Sharp/van der Heijde评分从基线的变化。在共同主要终点中，两个Sarilumab剂量组均显示统计学显着改善。与安慰剂组相比，Sarilumab组的ACR20应答率显着提高。在150 mg和200 mg Sarilumab组中，HAQ-DI从基线变化显着高于安慰剂组。以改良Sharp/van der Heijde评分从基线变化进行评价，与安慰剂组相比，服用Sarilumab显着延缓了第52周时结构损伤的放射性进展。 第三项TARGET III期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多国，随机，双盲研究，用于中度至严重活动性RA患者以及对TNF治疗反应不足或不耐受的患者 [ 36 ] 。在这项研究中，546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在接受常规合成DMARDs的同时，每2周接受Sarilumab 150 mg (n = 181)，每2周接受Sarilumab 200 mg (n = 184)或接受安慰剂(n = 181)。共同主要终点是在24周时达到ACR20应答的患者比例以及在12周时HAQ-DI从基线变化的患者比例。在24周时，Sarilumab组ACR20应答率明显更高(150 mg Sarilumab组为55.8%，200 mg Sarilumab组为60.9%，安慰剂组为33.7%，p < 0.0001)，DAS28-CRP和HAQ-DI的变化结果也优于安慰剂组。 第四项MONARCH III期试验是一项多中心，多国，随机，双盲研究，在24周中对中度至严重活动性RA患者Sarilumab单药治疗与阿达木单抗单药治疗进行双盲双模拟比较 [ 37 ] ，这些患者均对MTX不耐受或反映不足。随机选择184名患者每2周接受Sarilumab 200 mg，185名患者每2周接受阿达木单抗40 mg。在第24周时，Sarilumab组主要终点DAS28-ESR从基线变化显着高于阿达木单抗组。Sarilumab组ACR20/50/70应答率和HAR-DI从基线变化也显着高于阿达木单抗组。在第24周时临床疾病活动指数(CDAI)的缓解方面，Sarilumab组也优于阿达木单抗组。这项研究具有临床意义，许多患者因对常规DMARDs不耐受等原因需要接受单药治疗，这项研究为此类患者的治疗提供新方法。这项研究的设计与ADACTA研究相似，通过CDAI的测量证实了Sarilumab的临床疗效与tocilizumab类似 [ 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