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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声律发蒙》与《声律启蒙》及其关系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这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句子。作为《声律启蒙》一书“一东”中的内容，曾被收入小学课本，甚至被编为歌曲传唱。但是却鲜有人知其祖本——明版《声律发蒙》的存在，相关研究文章也很少，下面谈一下这两本书之间的源流关系。 1.1. 《声律发蒙》 书籍名称为《声律发蒙》者，不止祝明版一。广为人知的是明代的兰茂(字止庵)本《声律发蒙》，另有传杨林兰所著，但后者是讹传，乃是对“杨林兰先生”的误读，古人常将籍贯置于人名之前( [ 1 ]， p. 107)。经过比较，兰茂本与本文所言的《声律发蒙》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所凭依的声律发蒙版本为元祝明撰，潘瑛续，明刘节校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涂时相重刻的《声律发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称《提要》)卷一百三十七子部四十七：“据高儒《百川书志》云，《声律启蒙》二卷，元博陵安平隐者祝明文卿撰。自一字七字至隔句各押一韵，对偶浑成，音响自合，共九十首，则此编前二卷为明书，后三卷瑛所续也。瑛不知何许人。( [ 2 ]， pp. 164-165)”这里点明了作者为元代博陵安平人祝明字文卿，也点明了《声律启蒙》二卷的格式、篇数。以在《声律发蒙》和《声律启蒙》共存的一东部分的第二小节为例：“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从“云”、“雨”、“雪”、“风”一字到“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七字。“风”、“红”押上平一东，而前一句则不押韵。二字、三字、五字亦然。其中不合于“隔句各押一韵”者，或为刘节所校补。 《声律发蒙》小引中提到：“《声律发蒙》五卷。前二卷，安平素庵祝先生文卿所作。后三卷，则四明潘瑛景辉氏续而成之者也。木行书肆旧矣。予尝日取课稚子音。因其讹舛，病中辄较订，间增补至三百首，庶足愚幼者岁肄云。正德十六年辛巳春二月望，大庾梅国居士刘节题。”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作者的信息，同时指明在1521年春刘节根据当时对于音韵的考察，在病中进行了校订。 另在《提要》中有：“《别本声律发蒙》六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元祝明撰。原书二卷。此本作五卷，盖后人所分。末附歌一卷，题曰黄石居士撰，不知为谁。每卷又题马崇儒重订，亦不知何许人。据书中前后题识，盖嘉靖中衡王府医正也。( [ 2 ]， p. 165)”这里进一步展示出了其流传过程，但其言“盖后人所分”是错误的，实则续补而至。根据涂时相刻本中提督学校山西按察司副使长洲陆檄书的刻《声律发蒙》引来看，也别无二致，因此这里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引当中提到了祝、潘本《声律发蒙》的地位：“韵辑于休文，广于才老，发蒙则自祝、潘二氏。是刻又羽翼四家而大造后学也。厥施普哉！”“休文”为沈约的字，他曾撰《四声谱》；“才老”为吴棫的字，他为音韵学家，著有《字学补韵》、《楚辞释音》)等，在这里马公将启发幼童的功绩归于祝、潘二人，还将其摆到与沈约、吴棫的同等位置上。同时也指出，“以发蒙名，讵止蒙藉以发也？”这本书并不限于孩童使用，这番话是马公在视察科举之事后所说的，所面对的大抵都是青壮年了，可见其对于这本书的重视。涂时相所重刻的版本也应当就是这位马崇儒 1 先生所修订的版本。至此，我们大概了解了现本《声律发蒙》的成书过程。 1.2. 《声律启蒙》 《声律启蒙》原名《声律启蒙撮要》，是清代的车万育编撰的一本声律启蒙读物。公众对它的熟悉度大大高于《声律发蒙》，民国元年宝庆详隆局刊本曾特别注明：“中华民国初等小学用。”( [ 3 ]， p. 104)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因此，这里仅作简要介绍。全书按照平水韵中的上下平声分为上下两卷。每卷以韵分为十五部分，每部分含有三小节。书中内容对仗工整，平仄和谐，声韵优美，典故丰富，对幼童与对联、诗韵的初学者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本良作。根据文本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声律启蒙》与涂刻版《声律发蒙》有众多相似之处。例如第二卷九青部分第一节“绣倦佳人，慵把鸳鸯文作枕；吮毫画者，思将孔雀写为屏”，在涂刻版为“刺倦佳人，勤把鸳鸯文作枕；丹青名士，善将孔雀写为屏”。十三覃部分第三节“攘鸡非君子所为，但当月一；养狙是山公之智，止用朝三”，在涂刻本为“鸡攘非君子之为，岂当月一？狙养寔老翁之智，复用朝三。”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本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声律启蒙》作者为车万育(1632~1705)，其生活年代为清顺治、康熙年间，可以推测，《声律启蒙》取本于《声律发蒙》，是否所取之本为涂刻本，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1.3. 《声律发蒙》与《声律启蒙》的关系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人们的不重视，就如《提要》所说：“盖为初学发蒙而作，无所当於著述。《百川书志》所云，未免过情之誉也。” 2 祝明版《声律发蒙》在历史长河中，目前仅剩下类书中的孤身片影。而我们现在可见的涂刻版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根据《声律发蒙》一书所留版本，一种观点即把涂刻版当做是《声律启蒙》所撮要原本，笔者曾也这样认为，但是根据随后的发现，了解到实际上并非如此。 袁庆述先生曾作《声律启蒙》校注记一文，其中谈到他利用明涂时相本《声律发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纠正了清代光绪癸未年间(1883年)用墨耕堂藏版重印的《声律发蒙》。这一版本的《声律启蒙撮要》在对仗工整的韵文后，都有多少不一的注解。袁先生利用元祝明撰，潘瑛续，明刘节校补《声律发蒙》校注《声律启蒙》，是以承认后者以前者的前两卷为其祖本为前提的，但是在校注过程中袁先生发现后者据以撮要的底本却并非祝明原本。袁先生举的例子为后者卷下“一先”中有“郑虔毡”，原注云“见前”，但是此书前面并无与此有关的注解( [ 4 ]， p. 103)。因此袁先生认为，后者所撮要的版本应当是有注的，而非无注的万历二十一年涂时相本。同时他还提到了《声律发蒙》版本源流的复杂性。袁先生与涂刻版《声律发蒙》作比照的的版本为清代光绪癸未年间(1883年)用墨耕堂藏版重印的《声律发蒙》，并不具有通行本的代表性，同时仅凭借有注无注，而非文本比照就言后者据以“撮要”的底本却并非祝明原本，确实还有欠妥当。 随后有学者发现了刘节校补前的版本，以及潘瑛补续前的版本。并指出，《声律启蒙》所撮要的底本为潘瑛未补续前的二卷本。根据上文注《百川书志》中记载祝明的原本为90首；而涂刻本前两卷为120首，多出的30首应当是刘节所补。而明唐居子编的《对类正宗》卷首有《声律发蒙》一编，但是未标明撰者，其中上下平声共90首( [ 5 ]， p. 172)，与《百川书志》所言相合，而根据对比，该学者认为《对类正宗》所载的版本即为刘节补校前的版本。通过对勘，该学者指出，每一韵部之代表字(韵目字，如一东、二冬等)未出现在祝明、潘瑛原作之中或未出现在第一个韵脚者，刘节必爲补作或改作，这样就使得每一韵部的第一首第一个韵脚字一定是该韵部的代表字( [ 5 ]， p. 173)笔者根据手中涂刻本对照，发现的确如此，一字对的第二个对的押韵字的确为该韵部的代表字。例如：下平声三肴“宾对祭，脍对肴”；甚至上去入声也是如此，如上声二十三梗“枳对菰，蓬对梗”。后该学者指出祝明《声律发蒙》二卷本现今也尚存，首都图书馆藏《声律发蒙》二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録爲明刻本( [ 5 ]， p. 173)，首都图书馆网站著録爲清刊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版心上刻“阳平书院”。其中的王伟序亦能帮助我们了解更多。最后，该学者指出，从文字方面进行比较，车万育本《声律启蒙》更接近《对类正宗》本。虽然笔者在写作本文时尚未见到《对类正宗》本，但根据其在文中所摘录的部分与车本《声律启蒙》进行对照，几无二致。由此我们就可以肯定车本《声律启蒙》与《声律发蒙》的源流关系。 涂本《声律发蒙》和车本《声律启蒙》有着同宗异流的关系，而并非直接的承接关系。涂本是经由刘节补校、马象乾重勘补韵字而来的；而《声律启蒙》极有可能是在《对类正宗》本中未经过刘、马等人之手的《声律发蒙》之上撮要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