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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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获得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机构评审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伦理批号CS2019(08)。所有患者行影像学检查前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检查者乳腺影像学资料，通过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PACS)查阅CBBCT、MRI、DM图像，97例行增强MRI或增强CBBCT优先扫描侧乳腺显示为单发的NML，且该侧乳房既往未行治疗，84例经手术或穿刺病理确诊。其中仅37例同步行增强MRI、增强CBBCT及DM检查，平均年龄为(43.2 ± 5.5)岁。 2.2. 扫描方法 CBBCT成像：使用天津科宁医疗设备有限公司KBCT 1000进行乳腺扫描。患者取俯卧位，乳房自然下垂于扫描区域的中心。X射线管电压固定为49 kv，管电流范围为50~160 mA，单侧乳腺完成单次扫描的剂量约为5.8 mGy。先行非增强扫描，再经高压注射器以2 ml/s的速率注射80 ml非离子造影剂(碘海醇，350 mg/ml)，最后以2 ml/s追加注射40 ml生理盐水。增强检查于造影剂开始注射后60 s扫描，一侧腺体完成增强检查后对另一侧腺体行增强扫描。 MRI成像：采用GE Discovery 750w 3.0T超导磁共振仪及8通道乳腺专用相控阵线圈。患者取俯卧位，双侧乳腺自然垂于线圈内。扫描序列及参数如下：FGRE T1WI：TR 640 ms，TE 7.6 ms，视野320 × 320 mm，矩阵512 × 512，层厚4 mm，层距1 mm；脂肪抑制 FSE T2WI：TR 2587 ms，TE 85 ms，视野320 × 320 mm，矩阵512 × 512，层厚4 mm，层距1 mm；增强扫描采用乳腺容积成像序列T1WI：TR 3.9 ms，TE 1.7 ms，视野360 × 360 mm，矩阵512 × 512，层厚4 mm，层距1 mm；平扫后注射钆喷酸葡胺，剂量0.2 ml/kg，注射流率2.5 ml/s，对比剂注射完毕后立即以2.5 ml/s流率注射20 ml生理盐水冲管。 DM成像：采用Planmed Sophie X线摄影机常规拍摄乳腺头尾位及内外侧斜位片。根据乳腺腺体密度及厚度，应用机器自动曝光条件获取图像。 2.3. 图像分析 于CBBCT及MRI横断位、冠状位及矢状位图像，DM头尾位及内外侧斜位片，分别测量病变的大小，选择最长径线进行分析，以大体手术病理所测病变的最大径为金标准，应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三种检查方法测量病变最长径与病理标本最长径进行相关性分析。 2.4. 病理组织学分析 大体病理标本均经10%中性甲醛固定、组织脱水、石蜡包埋、4 μm连续切片，再行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eosin， HE)染色，恶性者进一步行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分析。参考2012版WHO诊断标准对病理组织学进行分类。 2.5. 统计学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SPSS Version 25.0 (IBM， Armonk， NY)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CBBCT、MRI、DM及病理学所测量病变大小符合正态分布，结果以(均数 ± 标准差)来表示。正态资料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r大于0时两个变量呈正相关，r小于0时两个变量呈负相关。r的绝对值越接近1，两个变量线性相关性越强，r的绝对值接近于0时表明两个变量几乎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r绝对值大于0.75时就认为两个变量有很强的线性相关关系。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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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CBBCT、MRI、DM所测量病变最大径的平均值分别为(4.60 ± 1.70) cm、(4.70 ± 2.12) cm、(5.75 ± 2.33) cm，大体手术标本最大径的平均值为(4.50 ± 2.12) cm。以术后大体手术病理标本为金标准，三种影像方法所测量病变大小均较病理标本大，CBBCT、MRI、DM所测病变大小与病理标本大小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r = 0.941、0.846、0.609 (P值均<0.001)，其中CBBCT及MRI所测量病变大小与病理标本大小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75，提示二者所测量病变大小与病理标本大小高度相关，且CBBCT所测病变大小更为接近病理标本大小(表1、图1)。本组病例组织病理学类型见表2。 Table 1 Lesion size by histopathological gold standard and different imaging modalitie 肿瘤大小(cm) ( x ¯ ± S D ) r P CBBCT 4.60 ± 1.70 0.941 <0.001 MRI 4.70 ± 2.12 0.846 <0.001 DM 5.75 ± 2.33 0.609 <0.001 病理 4.50 ± 2.12 — — 表1. 大体病理标本与不同影像检查测量病变大小对比分析 图1. CBBCT、MRI、DM检查所测量肿瘤大小与术后大体组织病理学大小相关性的散点图 横坐标统一为大体标本最大径，纵坐标分别为CBBCT，MRI，DM所测量病变大小，由图可见CBBCT与大体病理的差异性较MRI、DM更小。 Table 2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37 patients with NML 恶性(n = 33) 良性(n = 4) 导管原位癌(9) 纤维囊性变伴导管内乳头状瘤(3) 导管原位癌&浸润性导管癌(9) 纤维囊性变伴硬化性腺病(1) 浸润性导管癌(14) 浸润性小叶癌(1) 表2. 37例乳腺非肿块型病变患者的组织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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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CBBCT扫描速度快、剂量低且重建的三维数据具有各向同性，能克服DM中腺体组织与病变重叠的问题，弥补MRI不能显示钙化的缺陷，进而提高乳腺病灶检出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 9 ] [ 10 ]。本研究结果显示CBBCT所测量术前肿瘤大小较MRI及DM更接近大体病理标本，且CBBCT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因此可作为评估NML的新方法。 术前准确评估病变大小为保乳手术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是保证手术切缘阴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乳腺癌临床T分期、新辅助化疗效果评价及判断预后提供重要参考。本研究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1对肿瘤大小进行评估，肿瘤大小的测量以病灶最长径线为准。本研究显示三种影像学检查方法所测量NML大小均较大体病理稍偏大。NML相对于肿块而言，由于病变与正常腺体间无明确边界，故对其大小测量的准确性低于肿块病变。相关研究指出 [ 11 ]，病理标本经福尔马林浸泡固定过程可引起标本的皱缩，故影像所测量的标本较病理大。既往研究 [ 6 ] [ 12 ] [ 13 ] 报道MRI与肿瘤大体病理大小的相关系数介于0.5~0.95间，本研究结果为0.846，与文献报告范围相符。Rominger等 [ 14 ] 及Fallenberg等 [ 15 ] 研究分析MRI高估病变大小的原因在于其对于卫星灶及脉管瘤栓的显示较敏感，癌灶与邻近组织的其它病变如肉芽组织增生、硬化性腺病等难以鉴别，故在测量肿瘤过程中可能将周围所显示的病变一并测量从而引起肿瘤范围的过高估计。部分文献 [ 16 ] 指出DM对病灶大小低估是由于检查过程需要挤压乳房致腺体与病变重叠，肿瘤实际范围不能真实的显示，且本组病例部分腺体致密，影响病变真实边缘的显示。本研究结果显示CBBCT在评估NML大小时较MRI及DM更接近大体病理标本，且呈线性相关，这是由于部分NML合并钙化灶，CBBCT既能显示强化的范围又能显示钙化的范围，故能综合而准确评估病变大小。影响乳腺病变大小测量结果准确性的原因很多 [ 16 ]：如腺体密度、肿瘤大小、病变强化方式及形态、乳腺癌病理类型及分级、分子分型等。但由于本组纳入病例较少，故未就各种影响因素展开分类讨论。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及改进：第一、由于NML发现率较低，且本中心仅收集半年影像学资料做研究，故样本量较小，今后将扩大样本继续研究。第二、缺乏多中心研究的结果，今后将积极开展多中心联合研究，以此获得更客观的研究结果。第三、CBBCT设备新颖，国内外暂无临床诊断共识及诊断参考依据，本研究中心对CBBCT的研究也处于摸索阶段，故今后需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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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对于NML大小的术前评估，CBBCT测量的准确性高于MRI及DM，可作为术前评估NML的重要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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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公益广告历来是党和政府宣传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长期以来，由于受运行机制、创作水平和管理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公益广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市场功能，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公益广告活动，服务于公众利益，是当前政府、企业和媒体单位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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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目标。基于这一新形势，公益广告将成为宣传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当前我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公益广告近十几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引领文明风尚、传播先进思想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受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应对公益广告有个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益广告在运营模式、创作水平和政策支持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仍有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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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现状 2.1. 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广告获得长足发展 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央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以“倡文明之风”为专题的《广而告之》栏目，揭开了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新篇章。在《广而告之》栏目的示范效应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公益广告热潮，一大批形式多样、主题各异的公益广告纷纭而现。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公益广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家为规范有序地发展公益广告，开始对公益广告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组织。其中国家工商局于1996年开始组织的以“中华好风尚”为主题的公益广告月活动，标志着政府主导下的全国性公益广告活动全面展开。2013公益广告年的设立，一批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广告竞相推出，在社会上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公益广告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我国公益广告的媒体规模迅速扩大，覆盖范围也随之提高。 2.2. 新媒体为公益广告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微信公众号、视频网站、网络电视和楼宇联播等新型媒体相继出现，公益广告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传播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新媒体相对于纸媒、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广域性和个性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也为公益广告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媒体的显著特点是“广告主体”的改变，大众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能使自己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同时，新媒体集声音、图像、文字于一体，具有丰富、逼真的表现力，使受众能够获得更为生动、直观的公益信息，再加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整合推广，使得公益广告更具互动性、理解性和普及性。 2.3. 社会责任借助公益广告活动得以有效传递 同商业广告相比，公益广告的显著特征就是承载着社会责任。由于公益广告的素材来源于国家和社会层面，故在一定程度上公益广告具有警示教育意义，能给社会大众提供积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营养，并充分展现国家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使每个公民承担起社会责任。日前，学习强国APP推荐的《让综艺节目更有爱》一文指出，公益广告元素广泛介入综艺节目，客观上起到了唤醒人们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能够达到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推出了“蚂蚁森林”活动，通过线下支付、运动步行等方式积攒“能量”兑换树苗。这种公益活动广告形式打破了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的壁垒，真正实现了“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社会责任感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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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形势下对公益广告功能的重新认识 3.1. 公益广告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 公益广告作为服务于社会大众利益的广告宣传活动，其本质在于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道德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行为层面表达了我国社会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社会公众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作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精神理念传播窗口的大众媒体，应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任务。通过公益广告，能够以一种生活化的方式和亲民的主题来表达和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质内涵，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运用公益广告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引领文明风尚”，这充分肯定了公益广告在传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3.2. 公益广告是开展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 公益广告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对先进文化和高尚情操的传播，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宣传工具。公益广告所体现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追求以高品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通过非强制的宣传方式，来引导人们树立新风正气，规范人们的行为。公益广告通常借助广播、电视、报纸、宣传画和网络等传播手段，生动、细致地将主流文化意识渗透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如在环境保护、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等方面承担着社会公德、社会秩序等方面文化信息的传递。同时，国家和政府通过公益广告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思考、理解和认同，一方面，容易拉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深化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和联系，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公益广告关注社会民众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问题，使人们在思想上形成一致性，在提升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 1 ]。 3.3. 公益广告有助于企业树立形象，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传统意义上公益广告，是服务于社会大众利益的非商业性广告，其显著的特点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强烈的号召性，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主流思想和先进文化进行传播，从而使某种意识深入人心。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公益广告的功能和意义也在发生转变。具体表现在公益广告为当代企业商业广告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公益广告的形式和内涵也在发生转变，呈现出商业广告“公益化”和公益广告“市场化”的特点。十几年前，哈药六厂在央视发布的一则“为妈妈洗脚”公益广告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多个城市的中小学为此发起了“为妈妈洗脚”的活动。这则公益广告通过向社会公众诉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民族“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为哈药集团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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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4.1. 公益广告政府主导色彩浓重，缺少市场化运作 长期以来，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主导与扶持，公益广告被视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很大一部分公益广告仍停留在政治宣传层面，而忽略了广告基本的沟通和引导效果。具体表现为广告形式单一，内容缺少生动化，大多局限于标语或口号式说教。如“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请遵守交通规则”等广告，与广大民众缺乏互动意识，致使这类公益广告难以引起受众的认同和共鸣，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公益广告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是政府部门，企业、社团参与较少，政府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组织和工作布置上，没有在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方面做更多引导。在这方面，日本的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日本公益广告运营模式除了政府，还有大量企业参与合作、出资制作公益广告，并利用媒体合作机构进行资源推送，形成了一整套公益广告的传播体系 [ 2 ]。可见，我国的公益广告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运行模式上，还是在制作水平上均存在一定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相关部门对自身在市场中的作用发挥的不是很好。 4.2. 企业对公益广告的社会效应认识不足 我国的公益广告主要靠行政手段推动，而企业的精力主要放在以盈利为目的商业广告上，对公益广告的投入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有的企业认为公益广告是配合政府部门的宣传活动，有的则认为公益广告是赔本买卖。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公众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企业通过公益广告表达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公众对企业产生信任，有利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推动企业发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许多著名企业就认识到公益广告所存在的商业价值，如可口可乐、宝洁公司等每年都会在公益广告上投入数亿美元，用来宣传树立企业形象和扩大品牌影响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公益广告已占到公益广告总量的40%左右。一些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发布公益广告，如IBM的“四海一家”、通用电气的“照亮人生”，它们的品牌理念伴随着一系列公益广告进入千家万户，人们在领会公益广告表达的理念和情怀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企业的品牌。 4.3. 公益广告创作设计水平普遍较低 一般而言，公益广告不仅要求创作者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更需要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广告创意要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因此与商业广告相比，公益广告的创作水平要求相对更高。目前我国的公益广告的创作设计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深受公众喜爱的经典作品可谓凤毛麟角。从内容选题来看，公益广告与事件结合度较高，大多为“以事实说话”，如喜迎奥运、抗震救灾、“神五”上天等作品，表现出政府主导的公益广告题材不够丰富，无法满足公众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全面发展的需求。从创作设计来看，很多公益广告不仅没有摆脱说教和指令的方式，而且缺少创意和艺术感染力，主要停留在相关事件信息的告知上，事件过后公众的关注度很快下降，达不到公益诉求的长远效果 [ 3 ]。此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抄袭网络桥段，表达低俗，有失大雅，背离了公益广告的初衷。 4.4. 公益广告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与商业广告相比，公益广告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的宣传活动。因此，公益广告的宣传面广、运作复杂，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而目前我国公益广告的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部门，以及部分企业和广告公司的投入，缺乏稳定的、良性的资金保障体系。特别是企业投资的缺失使公益广告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致使公益广告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长足发展 [ 4 ]。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一方面，公益广告很难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列为主导地位，或者多数中小型企业尚未认识到公益广告在树立企业形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激励机制和支持政策不够，以及企业的知识产权未得到较好的保护，导致企业在公益广告方面的投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影响了企业投资公益广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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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新形势下推进发展公益广告的基本途径 5.1. 优化运行机制，积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公益广告通常由政府、企业、媒体和广告公司等多方合作参与实施，有效运作公益广告需要理顺各参与方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建立适合我国公益广告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政府首先要转变角色，适度弱化主导作用，通过宏观调控和指导让市场成为公益广告的运作主体。政府可运用自身的号召力和宣传力，明确公益广告的时代主题和发展方向，完善激励机制，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益广告。同时，企业要认识到公益广告是能够反哺企业自身发展的双赢举措，自觉为公益广告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并结合企业实际挖掘公益题材。媒体单位要主动承担公益广告发布主体的责任，为公益广告的传播营造良好的环境。广告公司要在与客户的交流中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创作水平，为公益广告活动出谋划策。此外，政府主管部门要协调好上述各方之间的关系，营造各方主动参与公益广告事业的良好局面。 5.2. 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感，多种媒体整合传播公益广告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企业经营理念的相似性、技术和管理的趋同性，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使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常常显得无所适从。如何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是每个企业面临的严峻问题。而公益广告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它不仅能使企业提高商誉和实施差异化，还能赢得广大公众的信任。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责任的考虑还是巩固市场方面的考虑，企业都需要积极开展公益广告的传播活动，通过寻求公益广告商业化和商业广告公益化的最佳结合点，借助公益广告展示企业的品牌，而在商业广告中亦可传递公益信息。公益广告的传播离不开多种媒体的配置和运用。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除了传统媒体外，微博、微信、APP和小程序等新型传播工具不断增多并相继运用。做好公益广告传播，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因此，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既要利用好大众媒体、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等，更要借助新媒体工具，将公益广告植入网站、微信、微博和手机APP里，尽力营造一种反映中华文明和先进思想的浓厚氛围。 5.3. 提高创作设计水平，增强公益广告的艺术感染力 广告作为传播学的一种主流艺术表现形式，艺术性是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公益广告的题材通常来源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但其社会性与思想性又要求广告作品的内涵要浓缩文化、高于生活。因此，打造精品公益广告，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创作水平和责任意识。在公益广告选题上，既要弘扬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又要关心民生问题；在创作形式和艺术表现上，要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并运用科技手段为公益广告注入现代气息和时尚元素。比如，展现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灿烂文化，既要赏心悦目又能熏陶灵魂，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操；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感化育人，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和文明礼貌；通过展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繁荣景象，来增强人们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从而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 5.4. 强化资金保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任何广告效果的产生均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发展公益广告同样也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在资金支持途径上，一方面，政府部门可通过建立公益广告专项资金，统筹规划，专款专用；另一方面，要培育企业的公益意识，引导企业成为公益广告投入的资金主体。比如，可以鼓励企业通过赞助公益活动、购买和设立基金等方式投资公益广告，在公益广告主题确定上也可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融资，或将公益活动的主办权、冠名权、发布权进行转让，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同时，政府也要在税收政策上对从事公益广告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和奖励，在公益广告资金分配上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以缩小公益广告水平的差距，确保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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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形势下，加大公益广告的传播和推广，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媒体单位共同的任务，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提供完善的资金和政策保障，积极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科学规划公益广告选题和创意设计，借助互联网优势，开发多种传播渠道，才能有效实现传播先进文化、树立新风正气、培育企业形象互利共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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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从政府债务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性效益等方面入手，并考虑风险与效益互相作用，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绿色绩效评价的联立方程模型，它具有可识别性和较好的实际可操作性，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评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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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力削弱了，但依然承担大量公共事务支出，因此，地方政府低收入与高支出的矛盾较为突出。尤其是在2008年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随之急剧膨胀，2012年达到15万多亿元，2014年24万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和“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要求“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在此背景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绿色绩效评价，就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绿色绩效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可持续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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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汉森等专家基本达成政府债务是有益于经济增长这样的共识。Brixi (1998) [ 1 ] 认为地方政府通过负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和提高他们收入水平，较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对政府债务绩效评价的方法主要是构建指标。1997年福林提出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四方面评价的“4E”评价法；宓燕(2006) [ 2 ] 从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科技进步、人口素质提高及居民生活水平等角度构建指标评价地方政府债务绩效；金荣学(2013) [ 3 ] 在“4E”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投入类指标、过程类指标、结果类指标和外部效应类指标体系，运用递进平均法探讨地方政府债务绩效考核标准值。 也有学者对政府绿色绩效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史莉芳、闫珍(2014) [ 4 ] 在博弈的视角下，找出了地方政府绿色绩效评估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路径。韩增华(2010) [ 5 ] 借鉴新绩效预算的理念，研究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监控与管理绩效相结合的途径。 考虑政府债务的绿色绩效，王丹宇、吴永住(2006) [ 6 ] 等在传统“4E”目标基础上，增加环境性目标，也就是加强了环境自然的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政府投资产生的利润分配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了政府债务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现有文献主要是构建指标静态分析，少有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效益相互作用的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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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绿色绩效评价结构模型 3.1. 指标选取 “4E”评价法是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四方面评价，考虑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替代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性效益等方面考虑，即经济效益从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指标入手；社会效益考虑就业保障；生态效益考虑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情况，或单位产值的排污情况；可持续性效益考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和对环境、社会公平性影响的风险)与效益相互作用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向好；公平性方面考虑政府投资产生的利润分配情况。 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可用地方人均GDP，或经济增长率指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选创新和产业升级产出对工业产值的占比；居民生活水平选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物价水平的比；就业保障选当地就业增长率；自然环境高效利用与保护可选择单位资源产出增长，或单位产值的排污减少；政府投资产生的利润分配情况可选当地中等收入人群占比。 在这里，信用风险主要是违约风险，操作风险主要是对环境、社会的影响。地方政府必定是在债务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追求效益最大；因此，在模型中本文选取信用风险指标和操作风险指标，并认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效益相互作用，效益增加会增加抗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使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较好发展。 3.2. 结构模型 由地方政府负债形成的投资项目，在它通过后的整体评估，应该由结构模型展现风险与效益相互作用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绿色绩效。此时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只考虑结构内部的作用。本文模型均采用线性或可线性化的回归模型，旨在作初步探索，为进一步研究积累经验。 设置变量如下： t时期当地人均GDP或经济增长率：X 1，t (若采用人均GDP，方程式中对X 1，t 取对数，以减少因个别变量太大而带来误差)； t时期当地创新和产业升级产值对工业产值占比：X 2，t ； t时期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物价水平的比：X 3，t ； t时期当地中等收入家庭占比：X 4，t ； t时期当地单位资源产出或单位产出的排污量：X 5，t (方程式中对X 5，t 取对数，以减少因个别变量太大而带来误差)； t时期当地生态环境修复投入占GDP比重：X 6，t ； t时期当地就业增长率：X 7，t ； t时期当地政府债务信用风险：X 8，t ； t时期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X 9，t ； t时期城市污水处理率：X 10，t ，生活垃圾无公害化处理率：X 11，t ， t时期森林覆盖率：X 12，t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X 13，t t时期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X 14，t ，污水再生利用率：X 15，t ； t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经济效益：Y 1，t ； t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社会效益：Y 2，t ； t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生态效益：Y 3，t ； t时期当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效益：Y 4，t ； t时期当地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Z t 。 1) 经济效益Y 1，t 的确定。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地方人均GDP (或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指标上，因此，建立如下简单关系： Y 1 ， t = p 1 ln X 1 ， t + p 2 X 9 ， t ， 其中p 1 、p 2 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地方人均GDP或经济增长率X 1，t ，我们简化地认为仅由投资和消费决定。而投资，在我国现阶段主要是由政府负债推动，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量又很大程度上由其信用风险和生态环境承受力影响。因此，我们简化构建地方政府人均GDP与信用风险X 8，t 、生态环境修复投入占GDP比重X 6，t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物价水平的比X 3，t 的关系如下： ln X 1 ， t = a 0 + a 1 X 3 ， t + a 2 X 6 ， t + a 3 X 8 ， t + μ 1 ， t 因此，可以建立经济效益Y 1，t 与信用风险X 8，t 、生态环境修复投入占GDP比重X 6，t 、人均可支配收入、物价水平的比X 3，t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X 9，t 的关系如下： Y 1 ， t = p 1 ( a 0 + a 1 X 3 ， t + a 2 X 6 ， t + a 3 X 8 ， t + μ 1 ， t ) + p 2 X 9 ， t 2) 社会效益Y 2，t 的确定。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公平性和失业率的减少指标。 Y 2 ， t = p 3 ln X 10 ， t + p 4 X 11 ， t ， 其中p 3 、p 4 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当地中等收入家庭占比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平性；失业率的减少，这里用当地就业增长率表示。具体模型如下： Y 2 ， t = b 0 + b 1 X 4 ， t + b 2 X 7 ， t + μ 2 ， t 3) 生态效益Y 3，t 的确定。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当地单位资源产出或单位产出的排污量和生态环境修复投入占GDP比重指标。 Y 3 ， t = p 5 ln X 12 ， t + p 6 X 13 ， t ， 其中p 5 、p 6 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当地单位资源产出或单位产出的排污量，本文用单位产出的排污量指标。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Y 3 ， t = c 0 + c 1 ln X 5 ， t + c 2 X 6 ， t + μ 3 ， t 4) 可持续性效益Y 4，t 的确定。债务的信用风险、生态环境的修复能力都会影响到可持续性效益Y 4，t 的确定。 Y 4 ， t = p 7 ln X 14 ， t + p 8 X 155 ， t ， 其中p 7 、p 8 为权重，由专家确定。 对于信用风险，为了简单化，认为信用风险仅由资产当地人均GDP、未来前景和利润；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物价水平的比，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们能承受税收情况决定。于是，具体模型如下： Y 4 ， t = d 0 + d 1 ln X 1 ， t + d 2 X 2 ， t + d 3 X 3 ， t + d 4 X 6 ， t + μ 1 ， t 5) 当地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Z t 的确定。地方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Z t 可以由下面式子计算出来。 Z t = f 1 Y 1 ， t + f 2 Y 2 ， t + f 3 Y 3 ， t + f 4 Y 4 ， t 这个式子为确定等式，其中f i 为权重，由专家事先确定。 我们把上述式子写成联立方程模型，就有： { Y 1 ， t = p 1 ( a 0 + a 1 X 3 ， t + a 2 X 6 ， t + a 3 X 8 ， t + μ 1 ， t ) + p 2 X 9 ， t Y 2 ， t = b 0 + b 1 X 4 ， t + b 2 X 7 ， t + μ 2 ， t Y 3 ， t = c 0 + c 1 ln X 5 ， t + c 2 X 6 ， t + μ 3 ， t Y 4 ， t = d 0 + d 1 ln X 1 ， t + d 2 X 2 ， t + d 3 X 3 ， t + d 4 X 6 ， t + μ 1 ， t Z t = f 1 Y 1 ， t + f 2 Y 2 ， t + f 3 Y 3 ， t + f 4 Y 4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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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绿色绩效评价的联立模型，方程1确定经济效益Y 1，t ，方程2确定社会效益Y 2，t ，方程3确定生态效益Y 3，t ，方程4确定可持续性效益Y 4，t ，在此基础上，方程5根据专家设定的权重计算出当地政府债务绿色总绩效Z t 。这一联立模型充分考虑了经济性、效率性、公平性和生态环境影响，并在风险与效益互相作用下动态分析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模型有一定的创新，我们可以通过它进行地方政府债务绿色绩效的纵向和横向比较。 这一模型是初步的探索，它是粗糙的且仅线性回归形式，更好的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从非线性形式上做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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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电力系统是由发电厂、送变电线路、供配电所和用电等环节组成的电能生产与消费系统，在变压器事故当中造成人员伤亡或其他重大灾害损失的以油浸式变压器为大部分，其中油浸式变压器内部的电器绝缘油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温度对于油浸式变压器事故影响的相关文献，探讨温度对于油浸式变压器内的电器绝缘油造成绝缘劣化而导致油浸式变压器火警事故发生，借由使用微差扫描热卡计(DSC)和热重量分析仪(TG)进行分析，提供实验设定温度数据。经由恒温加热观察电器绝缘油在设定温度之下重量损失变化，再由电力耐压试验分析经过恒温加热电器的绝缘油其绝缘能力是否随温度的增加而有降低的趋势。实验结果显示电器绝缘的油绝缘能力会随着温度上升而上升，但达到高温时会产生绝缘劣化，因此轻则造成油浸式变压器事故或油浸式变压器起火危害发生，重则造成电力系统失效导致经济损失等重大灾害。因此研究内相关实验数据可作为油浸式变压器使用上安全应用及操作依据的参考，并期待未来可针对油浸式变压器事故造成电器绝缘油起火事故进行预防且有效降低发生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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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及环境的变迁，人类对电力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大量的电能需求，并维持合理的线路损失，输电系统正不断地朝高电压、且大容量的方向发展。此外，对于供电的可靠度要求，亦因为产业型态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基于此，各种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俨然成为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与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输电系统变压器设备主要由绕组及铁心等金属材料和绝缘材料所组成，其绝缘系统对设备的运行肩负重要的保护与隔离作用，然而绝缘系统在设备运转过程中，长期受到电、温度、机械应力及化学反应等的交互作用，不可避免地将逐渐产生绝缘性能的劣化，同时在系统的薄弱环节处亦可能会出现导致绝缘的缺陷，此时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采取适当的修复措施，则缺陷可能不断发展而扩大，甚而引发设备绝缘击穿事故，如此不仅给用户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且亦可能破坏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转。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发生过几次大型电力网络的重大停电事故，许多即为输电系统事故所引起，其对国家经济确实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可见提高输电设备的运行可靠度对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具有很大的作用。对于维持变压器的正常运行所需的维护保养工作，国际上在早期是于发生事故后才进行修护工作，后来为了预防此类突发性的事故，而更改为于固定时间周期即进行维护工作，我国目前的输电系统变压器大多采用此种定期维修制。定期检测并施作相关的试验，对于发现设备缺陷及减少事故的发生，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没有充分考虑设备实际运转状态，亦可能对设备进行了超量的检测，如此不但造成了人力及物力的浪费，同时，随着电压等级的提高、设备容量的增大，也可能暴露出一些定期检测的问题 [ 1 ] [ 2 ] [ 3 ]，诸如1) 预防性试验周期的规定通常为固定时间，有时能及时发现变压器设备绝缘的劣化。2) 输电系统变压器的例行性试验电压通常不会太高，且检测时间亦不会太长，有时亦难以真实反映运行状态下的设备绝缘状况。3) 对于无人值班的一二次及配电变电所，需有额外人力施行测量工作。国内外学者对变压器热稳定做了大量研究，于佰鑫等人 [ 4 ] 推导了变压器突发短路工况后短路电流的全电流及其稳态分量作用下绕组平均温度的计算公式，并进行了实例计算，同时将所求得的温度与标准中的温度进行对比，得出短路电流持续时间、稳态短路电流倍数与绕组温升之间的变化规律。杨贤等人 [ 5 ] 阐述了基于热稳定性能的主变压器油纸电容式套管介质损耗异常诊断方法。通过热稳定性能试验，获取套管介质损耗随温度变化的规律；依据套管热稳定性能理论，诊断套管介损异常原因。该方法对于绝缘介质受潮缺陷诊断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综上所述，定期维修制在故障预警及检测上，仍然无法很有效地防止事故的发生。本研究针对油浸式变压器内部电器绝缘油对于温度的热稳定性，积极寻找电器绝缘油安全使用的依据，并减少由此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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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设备与方法 2.1. 试样 本实验所使用的电器绝缘油为道达尔石油集团旗下的分公司道达尔润滑油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电器绝缘油型号为ISOVOLTINE II-TP，而为避免与空气及阳光长时间接触影响电器绝缘油质量，将电器绝缘油储存于密闭容器中并放置于通风良好的阴凉处保存。 2.2. 实验设备 2.2.1. 微电子天秤 该仪器的最小读值为0.1 mg，最大读值为220 g，稳定时间1.5秒，用来测量微差扫描热卡计(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及热重量分析仪(Thermogravimetry， TG)试验电器绝缘油的重量 [ 6 ] [ 7 ]。 2.2.2. 电子天秤 该仪器的最小读值为0.01 g，最大读值为400 g，稳定时间1.5秒，分用来测量50 g及100 g电器绝缘油在恒温加热实验前试与恒温加热实验后试验电器绝缘油样品的重量，并记录。 2.2.3. TG分析 借由TG，将电器绝缘油放置于特定气氛之下改变其温度环境或是维持在一个固定温度之下，观察电器绝缘油重量的改变情况，可以分析出数据用来推断电器绝缘油的特性与组成。在TG当中最重要的两大组件分别为温度控制系统以及重量测量组件 [ 8 ] [ 9 ]。 2.2.4. DSC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DSC搭配热分析软件，对电器绝缘油持续稳定进行升温期间同时扫描分析，推测受测物体的吸热反应与放热反应情形。DSC是以热流式为主，使用于微量的测量试样热量变化与温度的关系。本实验中使用DSC掌握受测物质能量变化，因DSC可测量受测物体与空白样本之间的差异温度，绘制为热谱图表示 [ 10 ] [ 11 ]。 2.2.5. 烘箱 本研究使用恒温加热试验，为了解在不同加热温度之下对电器绝缘油的影响与变化，在重量的部分将电器绝缘油分成50 g及100 g，在温度的部分分成50℃、100℃、150℃、160℃及180℃，恒温加热时间为8小时，观察温度对不同重量电器绝缘油的重量损失率以及颜色是否的变化 [ 12 ] [ 13 ]。 2.2.6. 电力耐压试验器 在本研究中试验在不同温度之下加热过后的电器绝缘油(50℃、100℃、150℃、160℃及180℃)进行不同升压速率的耐压试验，依照仪器上所标示的升压速率500、2000及3000 VPS执行耐压试验(VPS表示每秒所加压的电压)，各别将不同升压速率的耐压试验重复试验至少五次并且纪录数据，以求得平均值，使实验数据分析结果后更能符合实际情况并加以分析归纳至结果讨论 [ 14 ]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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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TG分析 TG是用于观察电器绝缘油在特定温度条件之下的重量变化情况的仪器，图1是以电器绝缘油于4个不同的升温速率之下(分别为1.0、2.0、4.0及8.0)所做的实验结果，图1为温度对重量损失的TG图，由图可以观察出电器绝缘油的T 0 平均值大约为126℃。除此之外随着升温速率的提高，质量损失的T o 、T p 及T f ；也呈现出延迟的现象，此为典型TG实验结果。 图1. 电器绝缘油于升温速率1.0℃/min、2.0℃/min、4.0℃/min及8.0℃/min下的TG 测试曲线图 3.2. DSC分析 借由DSC分析功能来进行不同的升温速率(1.0℃/min、2.0℃/min、4.0℃/min及8.0℃/min)实验，通过DSC来观察于非恒温条件下电器绝缘油的放热反应特性，图2电器绝缘油于升温速率1.0℃/min、2.0℃/min、4.0℃/min及8.0℃/min之下TG测试热谱图，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有一个放热波锋的产生，这个放热波锋会跟随着升温速率的提高而向后平移的现象，而最大放热量也跟随着升温速率提高而增加，由此现象可以发现电器绝缘油于升温速率越快的情况之下，危害也会跟着提高 [ 16 ] [ 17 ]。 图2. 电器绝缘油于升温速率1.0℃/min、2.0℃/min、4.0℃/min及8.0℃/min下的DSC测试热谱图 3.3. 电器绝缘油恒温加热试验分析 在恒温加热试验的数据与曲线图，图3，可以观察到电器绝缘油在恒温加热温度50℃及100℃之间的热重损失都是低于0.1%，在150℃时热重损失超过0.5%，而180℃时更是160℃的热重损失的倍数成长，因此由此数据推测出150℃过后电器绝缘油的热重损失会呈现得相当明显。 图3. 电器绝缘油于恒温加热温度50℃、100℃、150℃、160℃及180℃重量损失曲线图 3.4. 电器绝缘油耐压试验分析 在耐压试验分别采用不同的升压速率(500、2000及3000 VPS)来进行电器绝缘油绝缘能力强度检测，分析温度对于电器绝缘油的影响 [ 18 ] [ 19 ] [ 20 ]。 在升压速500 VPS的试验数据中，平均击穿电压分别为17.2、21.3、28.4、34.5、27.4及21.6 × 10 3 V，可以发现在升压速率500 VPS之下以无加热、150℃及180℃来看绝缘耐压能力从一开始仅有17.2 × 10 3 V随着温度的上升绝缘耐压能力也一并上升，到了150℃达到最高值35.0 × 10 3 V之后开始绝缘耐压能力随着温度上升也开始呈现劣化的趋势在180℃时下降至21.0 × 10 3 V由此推测150℃过后绝缘能力将渐渐的劣化，其500 VPS曲线图如图4所示。 图4. 电器绝缘油于升压速率500 VPS下的耐压测试曲线图 在升压速率2000 VPS的试验数据中，平均击穿电压分别为19.5、24.2、31.3、37.5、29.3及24.4 × 10 3 V，可以发现在升压速率2000 VPS与500 VPS相较之下以无加热、150℃及180℃来看绝缘耐压能力有些微的上升现象，在150℃过后的绝缘耐压能力劣化程度相较之下有些许的较缓慢，其2000 VPS曲线图如图5所示。 图5. 电器绝缘油于升压速率2000 VPS下的耐压测试曲线图 在升压速率3000 VPS的试验数据中，平均击穿电压分别为20.5、26.1、32.6、38.5、30.2及25.6 × 10 3 V，可以发现在升压速率3000 VPS与前两种速率相较之下以无加热、150℃及180℃来看绝缘耐压能力提升至20.6 × 10 3 V，到了150.0℃更是达到38.4 × 10 3 V而180℃时仅下降至25.6 × 10 3 V，其3000 VPS曲线图如图6所示。 图6. 电器绝缘油于升压速率3000 VPS下的耐压测试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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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束语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TG热重分析结果表明，由电器绝缘油于4个不同的升温速率之下(分别为1.0℃/min、2.0℃/min、4.0℃/min及8.0℃/min)所做的实验结果，观察出电器绝缘油放热起始温度可当作未来使用上的操作依据以及SDS相关依据。借由DSC微量热扫描分析功能进行不同升温速率(1.0℃/min、2.0℃/min、4.0℃/min及8.0℃/min)实验，从图中可观察到有一个放热波峰的产生，而放热波峰会随着升温速率的提高而有向后平移的现象，而最大放热量会跟随着升温速率提高而增加，此现象凸显出电器绝缘油在升温速率越高的情况之下将会有更倍数成长的放热量以及更大的危害。另外DSC的放热量可当作未来在现场操作标准的依据。从恒温加热实验数据观察得知，在恒温加热50.0℃及100℃时，通过电器绝缘油的TG热重分析，质量损失较少，且电器绝缘油颜色部份并无变化；而在150℃时热重损失开始有明显的变化但电器绝缘油颜色部份并无变化，在恒温加热160℃及180℃时，电器绝缘油的质量损失较为明显，甚至呈现倍数级增长，且电器绝缘油颜色开始呈现明显的变化。借由不同的升压速率数据试验，得知在不同的升压速率(500、2000及3000 VPS)中耐压数值出现些许的落差(推估是因升压速率的不同加压电压而仪器读取时间差所造成的现象)，但相同的是会随着温度上升至150℃时绝缘电压能力上升到最高值，当温度超过150℃之后绝缘能力趋于下降。 建议在使用上除了注意油浸式变压器本身工作温度之外需要更加留意环境是否通风，以免环境温度影响油浸式变压器温度上升使电器绝缘油温度上升，间接造成电器绝缘油绝缘劣化。DSC分析数据表明，随着电器绝缘油的升温速率越来越大，将导致放热量急剧增加，因此在现场操作时必须更加注意变压器的升温情形。在电器绝缘油的管理与操作时必须更加留意，以免造成变压器事故导致人员伤亡的情形发生，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甚至重大灾害导致国家发展受限 [ 21 ]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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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梳理了代际流动与社会信任之间的作用机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检验了代际流动性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及主观感知维度上的代际流动性增加显著地提高了受访者社会信任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为之提供了支持性的经验证据。异质性分析显示，子代与父、母间的代际流动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代际流动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年龄组群中具有差异。本文从代际流动视角考察了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为改善社会信任水平、拓宽社会阶层流动渠道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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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会信任，通常是指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 1 ] [ 2 ]。已有研究表明，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能够改进劳动力市场 [ 3 ] [ 4 ]、繁荣金融市场 [ 5 ] [ 6 ]、抑制腐败并改良法制 [ 7 ]、提高社会运行效率 [ 8 ]、优化社会福利 [ 9 ] 等。 到底什么因素可以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就宏观视角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归纳为四种理论解释 [ 10 ]：一是信任文化论，主张信任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不同导致了信任的差异；二是信任结构论，主张社会结构决定信任模式；三是信任制度论，其观点是制度是信任的基础，制度的健全与否决定了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四是信任转型论 1 ，认为社会信任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常是匿名状态，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会释放不确定性，催生信任危机。就微观层面而言，文献主要探讨微观个体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等人格化因素的影响 [ 11 ]。 中国属于低社会信任度的国家。社会信任半径主要局限于宗族或血缘共同体 [ 12 ]。一项基于大样本的研究指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低信任水平，并且对未来社会信任的预期比较悲观 [ 13 ]。依据《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居民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的居民信任陌生人。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态势凸显。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结构趋于稳定，损害社会的发展活力，同时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的和谐秩序，这些都是我国现阶段发展中需要正视的问题。那么，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固化与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即阶层固化是否不利于信任水平的提高？本文尝试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研究阶层流动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效应，进而丰富现有关于社会代际流动性与社会信任水平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及主观感知的流动三个方面综合考察社会代际流动性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及主观感知三个维度的代际流动的上升将显著地提高被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自然灾害、农业种植方式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与此同时，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子代与父、母间的代际流动对子代信任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对于“60后”而言，代际流动对社会信任的促进效应主要源于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对于“70后”而言，代际流动对社会信任的促进效应主要源于代际职业流动，而对“80后”和“90后”来说，代际之间职业、教育和主观感知的流动均会显著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其一，丰富了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因素的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现有研究主要强调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静态因素，而对动态因素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本文选取代际流动作为研究视角，考虑了代际固化对社会信任的恶化影响，从而可以丰富关于社会信任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其二，已有关于代际流动的度量大多仅采用收入水平、职业声望等单一测量维度，而本文则从职业、教育以及主观评价三个维度对代际流动状况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刻画。并且，前期研究受限于数据指标，通常研究父亲和子代之间的关系 [ 14 ]，而本文构建代际流动指标时，则分别考察了子代与父亲、母亲相比较的代际流动状况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性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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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 代际流动与社会信任水平 社会代际流动是指子代相对于父代而言在社会阶层、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变动情况。较低的社会代际流动性会导致社会阶层逐渐固化，进而社会影响经济发展。通常测量社会阶层的重要概念是社会经济地位，一般包括三要素：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水平 [ 15 ]。 学界对代际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对中国整体代际流动水平大小进行测度。已有文献多从职业流动或收入流动的单一视角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我国具有较高、适中、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等不同结论 [ 16 ] [ 17 ] [ 18 ]；其二，考察代际流动的动态变化和趋势。由于数据来源与质量不同，目前运用微观数据对中国代际流动趋势的判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 [ 19 ] [ 20 ] [ 21 ]。其三，对代际流动的传递途径和机制进行研究。基于Blau et al. [ 22 ] 所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影响地位获得的因素分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两类，如果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决定，这意味着代际流动水平的下降，即封闭型社会；如果主要由人力资本等后致性因素决定，这意味着代际流动水平的上升，即开放型社会。部分研究发现父代的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及家庭财富等先赋性特征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代际继承效应甚至会从两代扩大到多代 [ 23 ] [ 24 ] [ 25 ] [ 26 ]；也有学者认为先赋性因素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有所衰减，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不断提高，甚至逐渐强于先赋性因素 [ 16 ] [ 17 ] [ 27 ]；其四，对代际流动产生的外部影响进行探究。已有文献主要从人力资本积累 [ 28 ]、劳动力市场配置 [ 29 ] 与激励因素等角度论证了高代际流动水平促进经济增长，而低代际流动水平阻碍经济增长。另外，部分研究还发现，代际流动也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及认知评价等方面产生影响。例如，代际流动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 [ 30 ]、政治态度 [ 31 ]、生育行为 [ 32 ] 以及对他人的歧视态度 [ 33 ] 等。 无疑，社会信任作为经济运行的加速器、社会交往的润滑剂以及人际互动的基石，代际流动对其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学界并未获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国外部分研究证实了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人际信任有正向促进作用 [ 34 ] [ 35 ]，其中Shaleva [ 36 ] 基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研究发现，若子代的收入水平相比于父代有所提高，则子代的信任水平会增加；反之，则任水平会下降。与之相反，Suchon [ 37 ] 通过实验法研究了当存在不同地位群体时，社会地位提升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若一个来自较低地位群体中的被试实现了向上的地位流动，他对自己的群体和外部群体的信任水平都会更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对代际流动影响信任水平的研究往往仅关注收入流动，然而相比收入这一指标，社会地位(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等多个维度)更能综合衡量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 38 ]，由于收入只能测量社会地位流动的一个方面，故而会使研究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 (二) 代际流动如何影响社会信任水平 基于国内外关于代际流动对信任水平的相关研究，本文梳理出以下几条路径，建立起代际流动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内在联系。 第一，代际流动通过影响个体的幸福感等主观感受来调节社会信任水平。一方面，代际流动可以缓解贫富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是此效应的重要渠道 [ 39 ]。另一方面，关于信任的“个体理论”认为，相比于外界环境的客观因素，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更多的取决于自身的人格特征和主观感受。这一理论包括了“人格理论”和“成功与幸福理论”，前者的观点是，个体的信任水平与其人格特征(尤其是乐观主义和对生活的控制感)高度相关，乐观的人更愿意相信陌生人 [ 40 ]；后者的观点是，社会上那些职业、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更高的人拥有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 [ 41 ]。因此，代际流动可以通过影响个体关于幸福感等主观感受的方式来调节社会信任水平。 第二，代际流动通过社会公平感这一渠道来影响社会信任水平。一方面，已有文献通过探讨流动性与不平等的关系，暗示了代际流动与公平感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有研究表明低水平的代际流动性会带来代际不平等，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 [ 42 ] [ 43 ]、健康不平等 [ 44 ] 等；Gottschalk [ 45 ] 认为，只有当流动性增加时，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才会减弱，社会公平性才会越高，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结论 [ 46 ]。另一方面，Knack et al. [ 1 ] 指出，社会信任来源于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某种公平和合作的期望；申广军和张川川 [ 47 ] 认为收入不平等带来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会通过加剧社会分化显著降低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才国伟和吴华强 [ 48 ] 利用2012年全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工作越进取且又得到公平的待遇，其社会信任度会越高。可见，低水平的代际流动会损害社会公平感，进而对社会信任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代际流动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资本来调节社会信任水平。边燕杰和芦强 [ 49 ] 的研究表明个体跨阶层社会流动对于打破阶层间的交往壁垒存在积极作用，此效应对中下阶层尤为明显，社会流动可以弥补他们在出身上的劣势，帮助他们融入更高阶层的社会生活，同时增加其人际网络规模以及提高其人际网络资源，而人际网络规模、人际网络资源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给定这一结论，考虑到信任关系即产生于社会互动中 [ 50 ] [ 51 ]，居民间社会互动带来的信息分享会增强居民间的一致性，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Delhey et al. [ 8 ] 也指出，与朋友交往越多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更高。因此，向上的代际流动将通过增加社会资本这一渠道影响社会信任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在保持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社会代际流动性的上升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