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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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虽然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开放速度不断加快，但我国债券市场仍处于开放早期，对外开放程度与我国债券市场在全球中的地位极不匹配(宗良，2017) [ 1 ]。截至2019年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约为2.3%，持有国债占比为8.1%，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较大差距。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其中，香港和内地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机制(简称债券通)在2017年7月3日正式上线试运行。债券通的实施推动了中国债券市场与国际制度接轨，有助于完善我国债券市场管理机制和促进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因此探讨债券通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债券信用评级是境内外投资者衡量债券违约风险的重要依据，随着债券市场的开放，相关监管部门放宽了对境外评级机构的限制来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促进现有评级体系改善。2017年以来，信用评级市场开放的相关政策逐步出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引入，会打破中国境内现有评级市场的格局，通过竞争促进境内信用评级机构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市场公信力，从而出具高质量的信用评级。同时，债券通实现了境内债券市场和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资本的相互流动促进了境内外债券市场在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境内债券市场管理体系的完善和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因此，债券通的实施可能会对债券信用评级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方面考察了债券通的实施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具体影响，并将样本按照评级机构声誉、发债公司的投资者关注度的高低进行划分，分别检验债券通的实施对债券信用评级的降低效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现有文献大多研究公司内部因素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较少有从外部因素角度如政策对信用评级的研究。本文从外部因素债券通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进行研究，为信用评级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丰富了有关于债券市场开放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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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高速发展，开放速度不断加快，“债券通”制度的实施更是推动了债券市场与国际接轨，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学者普遍对其未来的发展和影响予以肯定，认为债券通满足了资金供需双方风险偏好多样化的需求，促进了债券市场交易制度的完善(桂浩明，2017) [ 2 ] 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彭飞，2018) [ 3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我国债券市场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市场化程度低，风险定价机制不健全，信用评级机体系不完善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境外投资者对境内债券市场的参与度。 基于现有研究可见，境内信用评级机构评级质量不高、与境外评级体系不一致是限制境外投资者投资于境内债券市场的主要障碍之一。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较明显地呈现出评级结果总体偏高、区分度较低的现象，从而造成信用评级能够提供的信息有限等问题。评级行业竞争状况、声誉机制等因素会影响评级机构行为。一方面，评级行业的市场竞争状况会对评级机构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Goel et al. (2015) [ 4 ] 为适当的竞争会使评级机构从长远利益出发，更加注重保持评级质量和维护自身声誉，从而会促进评级机构提升评级质量；也有学者提出行业竞争会促使评级机构出具更多较高的信用评级(姚红宇，2019) [ 5 ]，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评级机构为获取市场份额，会出具更高的评级结构来满足发行人的需求(Jiang et al.， 2012) [ 6 ]。另一方面，声誉是中介机构的核心资产，会对评级机构的行为决策起到监管作用(Becker et al.， 2011) [ 7 ]。投资者对评级机构的信赖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评级机构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这会促使评级机构维护自己的声誉，有利于其出具更加稳健可靠的信用评级。 现有研究中关于债券市场开放对信用评级影响的相对较少。在已有研究中，王冠楠等(2018) [ 8 ] 和常殊昱(2019) [ 9 ] 认为债券市场开放会促进信用评级市场开放，引入国际评级机构有利于完善境内信用评级制度，提高评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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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债券通的实施对缓解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债券市场的开放促进了信用评级市场开放，金融监管部门已批准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随着国际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在国内市场的提高，投资者更加信赖国际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那么企业则会因融资需求从而满足投资者需要选择国际评级机构(王冠楠，2018) [ 8 ]。其次，实施债券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吸引境外投资者将资金投资于境内债券市场，那么企业为了吸引境外投资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进而也有利于评级机构收集相关信息出具评级报告。最后，债券通实施以后，境内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联系愈来愈密切，资本的相互流动促进了境内债券市场的现有机制和境外信用评级、信息披露、法律环境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境内债券市场提高管理水平和完善管理体系(桂浩明，2017) [ 2 ]。由此看来，国际评级机构的引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以及境内债券市场体系的完善，将会促进评级机构提高评级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债券通的实施会使债券信用评级降低。 信用评级机构在债券市场承担着披露违约风险、监管认证的重要职责，声誉是其发展的核心资产，对评级机构的行为决策起到监管作用(Becker et al.， 2011) [ 7 ]。债券通的实施促进了信用评级行业的不断开放，具有实力的外资评级机构将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开展业务，评级机构应当维护自身声誉、提高信用评级质量从而为避免市场被抢占。一旦评级机构的声誉受到损害，一方面，投资者不会再信任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那么信用评级发挥的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将显著下降，企业也就不会选择该评级机构，该评级机构可能会因此被市场淘汰；另一方面，评级机构的不当行为可能引发监管部门关注，对其做出处罚(姚红宇，2019) [ 5 ]。因此，评级机构担心丧失声誉导致利益受损，这会促使评级机构维护自己的声誉，有利于其出具更加真实可靠的信用评级。同时，评级机构越关注自身声誉，则声誉机制越有利于保障其评级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对于声誉低的评级机构，债券通的实施对债券信用评级的降低效应在声誉高的评级机构更为明显。 债券市场的开放，意味着发行债券的企业会同时受到境内外投资者的关注。境内资本市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个人投资者交易量超过市场总交易量的85% (华鸣，2018) [ 10 ]。不同于境内资本市场，境外发达资本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他们拥有更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更专业的收集、分析数据能力。由于境内外信用评级体系、监管环境不一致，境外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债券评级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以此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关注的增加会促使评级机构规范自身行为、提高信用评级质量。一方面，相比于受到较少投资者关注的公司，受到较多关注的企业更有压力披露更加透明的财务信息，从而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评级机构收集有关企业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另一方面，投资者关注的增加使评级机构压力增大，为了更好地满足境内外投资者的需求，避免市场份额被抢占，会提高信用评级技术和加大评级区分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相对于投资者关注度较低的公司，债券通对债券信用评级的降低效应在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的公司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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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在2015~2019年发行的中期票据和企业债为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1) 剔除信用评级、财务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2) 为保持评级方法一致性，剔除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的样本；3) 为对连续性变量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利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根据得分结果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采用卡尺为0.01的无放回1对1匹配方法，最终得到978个样本，最后，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债券通的实施对信用评级的影响，使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 本文与债券相关的数据来源于万德(Wind)数据库；投资者关注的数据来源于手工收集百度指数提供的搜索指数；声誉的数据来源于对评级机构进行分组并赋值；其他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4.2.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郭阳生(2018) [ 11 ] 的实证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思想构建模型(1)如下： Rating i ， t = β 0 + β 1 List i ， t + β 2 Post i ， t + β 3 List i ， t × Post i ， t + β 4 State i ， t − 1 + β 5 Size i ， t − 1                               + β 6 Roe i ， t − 1 + β 7 Lev i ， t − 1 + β 8 Big 4 i ， t − 1 + β 9 State i ， t − 1 + β 10 Amount i ， t − 1                               + Year fixed effects + Industry fixed effects + ε (1) 其中Rating代表债券信用评级，借鉴刘娥平，施燕平(2018) [ 12 ] 的做法，本文将评级等级转化为数值形式予以考虑，具体赋值如下：AAA赋值为2，AA+为1，AA及以下为0。List代表债券通标的虚拟变量，债券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赋值为1，其余为0。Post代表债券通时点虚拟变量，债券若在债券通实施之后发行赋值为1，其余为0。本文借鉴黄小琳(2017)，姚红宇(2019) [ 5 ] [ 13 ] 等已有文献，选择公司股权属性、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审计机构、债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年份、行业加以控制。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4.3. 倾向得分匹配 本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选取公司股权属性(State)、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e)、资产负债率(Leverage)、审计机构(Big4)、债券规模(Amount)作为PSM匹配过程中的解释变量，构建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如下： L i s t i ， t = β 0 + β 1 State i ， t − 1 + β 2 Size i ， t − 1 + β 3 Roe i ， t − 1 + β 4 Lev i ， t − 1 + β 5 Big 4 i ， t − 1                       + β 6 State i ， t − 1 + β 7 Amount i ， t − 1 + Yearfixedeffects + Industryfixedeffects + ε (2) 表2列示了倾向得分匹配的检验结果，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估计值为−0.141，t检验值为−3.04，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整体匹配效果较好。通过数据平衡检验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标准化偏差(%bias)均小于10%，并且t检验结果不拒绝处理组和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这说明匹配后这些变量在两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数据平衡结果较好。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 债券信用评级 Rating 根据债券信用评级赋值，AAA = 7，AAA− = 6，AA+ = 5，AA= 4，AA− = 3，A+ = 2，A = 1，其余为0 解释变量 债券通标的样本虚拟变量 List 债券通标的样本为1，非债券通标的样本为0 债券通时点虚拟变量 Post 债券通开通之后的时间为1，债券通开通之前的时间为0 调节变量 评级机构声誉 Rep 高声誉组为1，低声誉组为0 投资者关注 SV 投资者关注高组为1，投资者关注低组为0 控制变量 股权属性 State 国有企业为1，否则为0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Roe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审计机构 Big4 财务报告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1，否则为0 债券规模 Amount 债券发行总额的自然对数 年份 Year 2015~2019年，五个研究年度取四个年份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try 以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共划分为20个行业，取19个行业虚拟变量 表1. 变量定义表 Table 2 PSM tes Variable Treated Control %bias t p > t State 0.689 0.724 −7.5 −1.19 0.23 Size 24.950 24.999 −3.4 −0.54 0.59 Roe 0.093 0.088 9.1 1.41 0.16 Lev 0.650 0.651 −1.2 −0.19 0.85 Big4 0.303 0.290 2.7 0.42 0.68 Amount 2.333 2.362 −3.7 −0.58 0.56 ATT −0.141 (t = −3.04) 表2. 倾向得分匹配(PSM)效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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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债券通”制度的实施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推动了中国债券市场与国际制度接轨。本文以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中期票据和企业债作为样本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债券通的实施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得到研究结论如下：债券通的实施会使债券信用评级降低，同时该效应在声誉高的评级机构以及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市场的开放可有效缓解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国际评级机构的引入、评级机构的声誉机制以及投资者关注度的增加会促进评级机构维护自身声誉，提高评级质量，从而出具更加真实、可靠的信用评级，有助于缓解境内债券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等问题。 6.2. 政策建议 相关部门首先应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境外债券市场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监管制度，促进境内债券市场在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等方面与国际债券市场接轨，形成适合境内债券市场发展的交易制度和运作机制，营造规范、合理的投资环境，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境投资便利化；其次，应当加强对发债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对于违规操作应详细披露其具体行为和处罚结果，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持债券市场的交易秩序；最后，应同时强化对评级机构行业的监管和引导，建立检验信用评级的合理标准，完善评级体系建设，提升境内评级机构公信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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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论述了传统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的基本原理，针对其存在的缺点，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方法。本方案取消了励磁变压器的使用，并加入了介质损耗测量功能，解决了传统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成本高、体积大、试验结果不具有整体性的问题。通过MATLAB仿真验证了新型的变频串联谐振试验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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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交联聚乙烯电缆(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Insulated Cable， XLPE)由于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能和优异的电气性能，广泛地应用于工业检测、配电网和其他大容量用电领域。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电缆本身的特性以及所在的工作环境等因素，电缆的绝缘性能会因为机械损伤、电腐蚀或化学腐蚀而产生不同形态的老化 [ 1 ]。研究表明，对电缆性能破坏最为严重的是水树枝老化 [ 2 ]。水树枝老化是指电缆运行时，在电场的作用下，绝缘层中的微量水分产生树枝状的劣化 [ 3 ]。因此为了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对电缆进行耐压试验是十分必要的 [ 4 ]。众多的研究机构也提出了很多电缆绝缘性能的检测方法，其中直流耐压试验会在电缆的内部积累大量电荷，对电缆性能造成破坏；工频耐压试验所需电源容量大，设备笨重 [ 5 ]；交流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也存在成本高，体积大，试验结果不具有整体性等缺点 [ 6 ]。 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方法，对传统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装置进行了改进，减少了励磁变压器的体积，克服了设备笨重、成本高等缺点，并且可以通过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对被试品的介质损耗角进行测量，反映了电缆的整体绝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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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 2.1.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原理 图1. 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 如图1所示，传统的变频串联耐压试验装置主要由输入电源，变频电源，励磁变压器，电抗器，电容分压器和被试品组成。变频电源将输入的工频试验电源变为频率可调节，电压幅值可调节的连续交流电 [ 7 ]。励磁变压器的一次侧和变频电源相连接，二次侧和谐振回路连接，升高变频电源输出的电压至合适的数值。谐振电抗器是变频串联耐压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被试品的大小选择串联或者并联电抗器，组成谐振电抗器组。 改变变频电源的输出电压和频率，使励磁变压器二次侧的谐振电抗器和被试品发生串联谐振。当系统发生串联谐振后，升高变频电源的输出电压，使输出电压达到耐压试验的要求值，并开始试验。 2.2.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缺点 虽然上述的变频串联耐压试验方法励磁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仅为试验电压的1/Q，降低了对试验装置的要求，但其存在以下缺点： 1) 需要使用励磁变压器来升高变频电源输出的电压。需要在系统中使用励磁变压器，且要求必须在20 Hz到300 Hz之间工作。增加部件成本的同时，降低了装置可靠性。 2) 当对被试品进行耐压试验时，需要对被试品进行长时间的耐压试验。试验要求变频电源长时间输出大电流，大幅缩减了变频电源的使用寿命。 3) 变频串联耐压试验的试验结果不具有整体性，并且属于破坏性试验，会对被试品性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从而影响电缆的性能寿命。介质损耗的测量试验具有整体性，并且属于非破坏性试验，相比有可能影响实验品寿命的耐压试验来说，测量介质损耗对实验品的损坏更小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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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型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 3.1. 新型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系统总体结构及工作原理分析 如图2所示，为本文研究的新型变频串联耐压试验系统，包括交流电源，高压直流单元，高压逆变单元，谐振电抗器，电容分压器，DSP控制器和被试品。其中L为谐振电抗器，C 1 为分压器的高压臂，C 2 为分压器的低压臂，被试品由电容和大电阻并联表示。 图2. 新型的串联变频谐振试验装置 工频交流电源接入高压直流单元，高压直流单元输出高压直流电。高压逆变单元将得到的高压直流电逆变为交流试验电压。先将这个交流电调到一个较小的值，作用于谐振电抗器和被试品，再调节输出电压的频率使谐振电抗器和被试品发生谐振，此时被试品上的电压为输出电压的Q倍。再升高输出交流电压的幅值，使被试品上的电压达到耐压试验要求的值。 本系统通过给高压逆变单元施加一个高压直流电取代了励磁变压器的使用，减小了设备的体积，降低了成本，减小了高压逆变单元的输出电流，使设备能进行更长时间的耐压试验。同时本装置利用DSP的快速计算能力可以实时进行电缆的介质损耗检测，提高对电缆整体绝缘性能的检测水平。 图3. 新型变频串联谐振等效电路 如图3所示，为串联变频谐振法的等效电路图，其中U是高压逆变单元的输出电压；L是高压谐振电抗器；C x 是被试品电容；R是试验回路的等效电阻，调节变频电源的电压和频率，使回路满足试验条件。 推得串联谐振角频率为： ϖ c = 1 L C X (1) 谐振频率为： f c = 1 2 π L C X (2) 此时试品上的电压： U c = U L = I ⋅ X L = U R X L = Q U (3) 其中Q为品质因数，输出功率为 S = U I = Q c Q (4) 根据上式可知，当谐振时被试品两端的电压与谐振电抗器两端电压相等，为励磁变压器输出电压的Q倍。试验容量为新型的变频串联耐压试验所需的电源容量的Q倍，提升了系统工作效率。 3.2. 逆变单元的调制方式 高压逆变单元要输出频率幅值均可变的交流电压，需要采用一定的调制方式，本文采用的是正弦脉冲宽度调制技术(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 SPWM)。此方法选用等腰三角形波作为载波，给定的标准正弦波作为信号波，当载波与信号波相交时，开通或者关断开关器件，得到一组幅值大小相等并且脉冲宽度成正弦值变化的矩形脉冲 [ 9 ]。 根据载波的极性，SPWM控制方式有双极性和单极性控制两类。本文采用的控制方式是双极性控制方式，利用一个正弦调制波与一个高频三角载波相比较以产生开通关断信号，输出电压在+U和−U之间变化。当信号波大于三角形载波时，输出电压为+U，当信号波小于三角形载波时，输出电压为−U。 如图4所示，为本文使用的双极性SPWM调制波形图。在调制信号 u r 的一个周期内，SPWM控制波是正负不断变化的。当 u r > u c 时，S1，S4导通，S2，S3关断，输出电压为+U d ；当 u r < u c 时，S1，S4关断，S2，S3导通，输出电压为−U d 。单相H桥每个桥臂的两个开关管的驱动信号相反，呈互补驱动模 图4. 双极性SPWM调制波形图 式。对SPWM输出电压作如下分析，设三角形载波的幅值为U c ，角频率为 ω c ，斜率为 + 2 U C ω c π 和 − 2 U C ω c π ，信号波的幅值为U r ，频率为 ω r 。那么三角载波可以用式(5)如下表示： u c = { − ( ω c t − 2 π k − 2 π ) 2 U c π − U c ，     2 π k + π ≤ ω c t ≤ 2 π k ( ω c t − 2 π k ) 2 U c π − U c ，     2 π k ≤ ω c t ≤ 2 π k + π (5) 其中 k = 0 ， 1 ， 2 ， 3 ， ⋯ 正弦调制波的数学方程式为： u r = U r sin ( v r t − f ) (6) 令载波比大于1，调制度 U r U c = M ，对输出电压u做傅里叶分解得到输出电压的基波值为： u 1 = M U d sin ( ω r t − ϕ ) (7) 由式(7)可得，输出电压的频率即为正弦调制波的频率，输出电压的幅值M由载波和调制波的幅值共同决定。所以，当载波幅值一定时，输出电压的幅值和频率就由正弦调制波的幅值和频率来决定。本文采用上述方式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幅值和频率。 3.3. 介质损耗检测 对于电力电缆的绝缘性能检测的试验项目来说，耐压试验只能对电缆的局部进行绝缘性检测，对试验的电缆具有破坏性，而介质损耗测量能够对电缆的整体进行绝缘性检测，所以有必要同时进行这两种试验 [ 10 ]。 如图5所示为本系统进行介质损耗检测的程序流程图，当对所述被试品只进行介质损耗的测量时，在低压条件下通过采样电路对被试品上的电压和电流进行采样，将采样得到的值发送至DSP处理器，通过DSP程序计算得到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设计触发函数，当电流的相位为 时，将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值做差，差值的余角的正切值即为介质损耗角的正切值。 图5. 介质损耗检测程序流程图 图6. 陷波滤波器结构图 如图6所示，在相位的计算方面本文采用的方式是基于陷波滤波器的锁相环，最基本的锁相环通常由鉴相器(Phase Detector， PD)、环路滤波器(Loop Filter， LF)和压控振荡器(Voltage Control Oscillator， VCO)三部分组成。但是在鉴相器输出后由于存在二倍的信号波干扰频率，所以需要滤除这部分干扰。陷波滤波器可用于相位检测模块的输出，它可以很好地衰减两倍的信号波频率分量，得到准确的相位值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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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型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参数选择与仿真 4.1. 实验系统主电路参数选择 变频串联耐压试验装置主要用于6 kV至35 kV电压等级的XLPE电缆的绝缘性检测，系统的谐振频率由高压电抗器的电感量和电缆的电容量决定 [ 12 ]。若要选择试验系统的参数，则必须对交联聚乙烯单芯电缆的电容量和他的试验电压标准进行分析。6~35 kV电压等级的XLPE电缆的电容量如表1所示 [ 13 ]。 Table 1 XLPE single core cable capacitance (μf/km 截面积/mm 2 6/10 kV 8.7/10 kV 12/20 kV 21/35 kV 26/35 kV 35 0.212 0.173 0.152 —— —— 50 0.237 0.192 0.166 0.118 0.114 70 0.270 0.217 0.187 0.131 0.125 95 0.301 0.240 0.206 0.143 0.135 120 0.327 0.261 0.223 0.153 0.143 150 0.358 0.284 0.241 0.164 0.153 185 0.388 0.307 0.267 0.180 0.163 240 0.430 0.339 0.291 0.194 0.176 300 0.472 0.370 0.319 0.211 0.190 400 0.531 0.418 0.352 0.231 0.209 500 0.603 0.438 0.386 0.243 0.239 630 0.667 0.470 0.415 0.271 0.262 表1. XLPE单芯电缆电容量(μf/km) 由表1可知，电缆的额定电压表示为 U 0 / U ( U m ) ，其U 0 为电缆设计用的导体对地或对金属屏蔽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U为电缆设计用的导体间的额定工频电压；U m 为设备科承受的最高系统电压值。根据 C = L C m ，电缆的电容量为电缆长度和电缆每千米的电容量的乘积。如果知道电缆的长度，那么根据表1即可得到电缆的电容量 [ 14 ]。 由表2可知，对于6~35 kV电压等级的XLPE电缆，试验所需的试验耐压值为10~52 kV。 Table 2 AC withstand voltage of XLPE cabl 电缆额定电压/kV 交流试验电压/kV 预防性试验电压/kV U 0 /U 倍数 电压值 倍数 电压值 6/6 2 U 0 12 1.6 U 0 10 6/10 2 U 0 12 1.6 U 0 10 8.7/10 2 U 0 17.4 1.6 U 0 14 12/20 2 U 0 24 1.6 U 0 19 21/35 2 U 0 42 1.6 U 0 34 26/35 2 U 0 52 1.6 U 0 42 表2. XLPE电缆的交流耐压试验电压 在实验中我们选用三台相同的高压电抗器组成电抗器组进行实验。电抗器的参数如下所示： 额定电感：42 H 额定电压：18 kV 直流电阻：250 Ω 额定电流：2 A 当三台电抗器并联接入试验回路时，电感量为14 H，谐振时可以满足6 kV电缆试验最大电容为 C = 1 4 π 2 f min 2 1 4 × π 2 × 30 2 × 14 − 6 max (8) 当三台电抗器串联接入试验回路时，电感量为126 H，谐振时可以满足35 kV电缆试验最大电容为 C = 1 4 π 2 f min 2 1 4 × π 2 × 30 2 × 126 − 6 max (9) 4.2. 实验系统主电路仿真及分析 图7. 试验系统主电路结构 如图7所示，为本文研究的新型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系统的主电路结构图，包括高压直流输入电源，4个IGBT模块组成的H桥，低通LC滤波电路，谐振电抗器和被测电缆。控制部分包括电压控制回路和介质损耗检测部分。 4.3. 实验系统电压控制仿真及分析 由3.2节可知，对于SPWM调制方式来说，可以通过调制正弦调制波的幅值和频率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幅值和频率，但是这种方式属于开环控制，会出现较大的误差甚至有可能出现危险的情况。本文设计了电压闭环反馈控制系统精确的控制了输出电压的大小和幅值。 图8. 试验系统电压控制环结构 如图8所示为试验系统的电压控制结构图，本控制方式主要利用了Simulink中的S-function的函数功能，在S-function中通过计算得到了一个标准的正弦波作为调制波，将调制波与频率为20 k的三角载波作比较，得到SPWM波形，驱动波形如下图9所示。 图9. 驱动波形 将输出等效电阻上的电压值采样，取有效值与给定值做差，把差值通过PI调节得到的0到1的一个系数，将这个系数与标准正弦调制波相乘从而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和频率。 任选额定电压为6/6 kV，截面积为1 × 120 mm 2 ，长度为0.713 km的XLPE电缆接入试验电压为12 kV的试验电路，此时电缆上的总电容为 C = L C m = 0.713 × 0.327 × 10 − 6 = 0.233 × 10 − 6   F (10) 为了保险起见，使用三台高压电抗器串联的方式接入耐压试验电路，电感量为126 H，电路上的等效电阻值为750 Ω，谐振频率为 f = 1 2 π L C = 1 2 π 126 × 0.233 × 10 − 6 ≈ 30   Hz (11) 设置输出电压为400 V，即电阻两端电压为400 V，品质因数Q为 Q = ϖ L R = 30 × 2 × π × 126 750 ≈ 30 (12) 则此时XPLE电缆两端电压为12 kV，如下图所示为试验电流和电压的波形图。 由上图10可得，从上至下波形依次为回路电流波形，电阻电压波形，电缆电压波形。最终输出的电阻电压有效值为400 V，电缆电压有效值为1200 V，符合预想的结果，至于电流略小的原因为谐振的并不完全，回路依旧存在电抗。而且通过图10可以看出输出波形平滑稳定，这是因为串联谐振回路相当于一个空载的LC滤波电路，可以使输出波形更加平滑。 图10. 试验结果波形图 4.4. 实验系统介质损耗检测仿真及分析 由3.3节可知，本装置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试验要求，进行进一步的介质损耗检测来确定电缆绝缘性的整体情况。因此，仿真如下图11所示： 图11. 介质损耗检测结构 本装置通过检测电缆被试品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相位来得到两者的相位差，设置一个触发函数对电流相位进行过零点检测。当电流相位为π，触发函数工作时，在触发函数中计算电缆被试品的介质损耗角及其正切值。 当电缆被试品处于理想情况下即电缆并联电阻为无穷大时，仿真结果如图12所示。第一个波形反映的是介质损耗角，第二个波形反映的是介质损耗角的正切值。当电缆试品处于理想情况下时，介质损耗角及其正切值均为零。 图12. 理想情况下介质损耗检测结果 当电缆被试品的并联等效电阻为226，000 Ω，等效电容为0.000000233 F，谐振频率为30 Hz时，系统的仿真结果如图13所示。第一个图形为介质损耗角，第二个图形为介质损耗角的正切值，大小均为0.1。根据公式计算： tan θ = U / R U ϖ C P = 1 ϖ R C P = 1 2 × p i × 30 × 226000 × 2.33 × 10 − 7 ≈ 0.1 (13) γ = arctan θ ≈ 0.1 (14) 图13. 非理想情况下介质损耗检测结果 由公式(13)可得计算得到的介质损耗角的正切值为0.1，由公式(14)可得介质损耗角的值为0.1，与仿真结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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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论述了传统的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的基本原理，针对其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变频谐振串联耐压试验的测量方法，该方法基于SPWM的逆变电路，是对目前变频串联谐振电路的改进，为交联聚乙烯电缆绝缘性的检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所设计的系统通过给高压逆变单元施加一个高压直流电取代了励磁变压器的使用，减小了设备的体积，降低了成本，减小了高压逆变单元的输出电流，使设备能进行更长时间的耐压试验。同时本装置利用DSP的快速计算能力可以实时进行电缆的介质损耗检测，提高对电缆整体绝缘性能的检测水平；并且通过理想与非理想状态下的介质损耗仿真结果对所提出方法进行了有效验证。另外可以通过DSP强大的处理能力分析测量变频谐振电压下的介质损耗是否合适，对电缆的绝缘性检测有一个更全面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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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计算机系统项目综合实践课程是本教学单位针对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门旨在运用多门课程所学知识、设计和实现一个复杂信息处理系统的综合性实践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运用传感器、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技术获取数据并对它们进行智能化信息处理，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达到此目标，本文以光纤传感信号的数据获取和识别这一复杂系统为例，研究讨论了引入数据可视化、数学理论类比解析和智能信息处理的几何解释等较为直观形象的教改手段和措施，使学生在数据获取、数据清洗、样本生成、模型理解和系统设计等一列环节上有效地学习和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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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计算机系统项目综合实践课程是本学院针对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门旨在运用多门课程所学的知识、设计和实现一个复杂信息处理系统的综合性实践课程。该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运用传感器、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技术获取相应类型的数据并对它们进行智能化信息处理，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在不少院校中有类似课程的设立，相关教改研究文献 [ 1 ] [ 2 ] [ 3 ] [ 4 ] 从各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方法以提高学生进行综合项目实践的能力。例如，文献 [ 1 ] 提出一种“案例引导，项目驱动”模式下的计算机综合实践能力提升策略。该策略强调通过引入实际的工程项目，从案例出发讲解和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性的工程项目实践。与文献 [ 1 ] 不同，除了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文献 [ 2 ] 中还引入了“兴趣导向”的教学机制，强化对综合实践的教学效果。在综合实践类课程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上，文献 [ 3 ] 提出了一套“四维”教学模型，包含理论与方法基础、分析设计工具、应用领域与软件产品、实现技术与拓展。文献 [ 4 ] 则研究探讨了在教育教学形式上具体的方式方法问题，该文指出形象直观的教学在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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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本课程的教学现状和改进方向 与文献 [ 1 ] 类似，在本教学单位开设的《计算机系统项目综合实践》课程上，我们也采用了“案例引导、项目驱动”的模式对学生进行教学。与文献 [ 2 ] 类似，我们在教学中也引入了兴趣机制，具体就是提供多个任务案例和实践项目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参与；此外，我们还允许学生根据课程大纲的要求自己设计一个综合实践项目或任务，在任课教师审核通过后，可以开展这一自定项目的学习实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与文献 [ 3 ] 相通的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强调理论与方法基础在综合项目实践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对智能信息处理理论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在我们的综合项目实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过去教授基础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有学生反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说明在基础理论和方法的教学方式方法上需要改进创新，我们需要采用“形象直观”易于理解的方法 [ 4 ] 对学生阐述相关的基础理论方法，使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进行项目实践时做到“心中有数”。为达到此目的，本文以光纤传感信号的数据处理和识别这一复杂系统项目的设计和实现为例，研究讨论引入“数据可视化的物理意义教学”、“样本维数的数学意义教学”和“数据分类的几何意义教学”等较为直观形象的教改手段和措施，使学生在数据获取、数据清洗、样本生成、模型和系统设计等一列环节上有效地学习和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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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计算机系统项目综合实践的课程教学中，为了能较好地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我们根据学生对课程教学效果的反馈，在教学中引入了几点教学改进措施，强调从数据可视化、数学理论类比解析和智能信息处理模型几何意义解释这几个角度，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进行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分析和剖析，得出既有科学依据又易于理解掌握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使得学生的学习和实践效果得到改善。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的增多和工程问题的愈加复杂化，我们的教学仍旧面临挑战。今后在教学改进研究上，我们仍将不断探索，摸索总结出使学生获得更好实践效果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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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边缘化处境的理解，当前研究关注于教学方式与课程改革这一认识论层面，而忽视了从形势与政策课程所处的教育空间位置这一本体论层面的反思。本文基于对25所不同高校本科生的半结构式访谈，分析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边缘化处境及其原因，并进一步阐释其知识权力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课程本身的定位是边缘化处境的重要原因，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课程改革并未发挥切实的改变效果。通过哈贝马斯“知识–权力”的共生关系视角的引入，进一步阐释边缘化处境的延续将逐渐造成形势与政策课越发薄弱的知识生产和权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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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1.1.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课程改革这类微观层面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课程教学质量是学者们聚焦的重要内容。蔡潇琦(2019)认为从教学理念、上课形式、考核方式、教学队伍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整体分析偏向于碎片化 [ 1 ]；王辉和印敏惠(2019)都观察到互联网对课程的作用，然而前者提倡以互联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提升授课质量；后者更偏向于将“虚拟社区”的概念，具体化为情境设计和实践设计引入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改革中 [ 2 ] [ 3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为质量不高的现实寻找归因，主要表现为三个纬度，其一是关系向纬度，何圆(2019)将课堂质量提升缓慢归结于信息流的不对称，近而提倡师生之间需要建立信息平台 [ 4 ]。其二是功能论纬度，吴莉莉(2019)认为规范化不足是导致质量不佳的原因，并提倡管理制度、教学内容更加注重规范 [ 5 ]。其三是发展向纬度，李准(2019)判断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效性差是因为课程与时代发展有所错位 [ 6 ]；胡平建(2019)认为课程需求与学生需求的不匹配是导致问题的原因，并提倡因材施教，分层教学 [ 7 ]。综合来看，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研究虽然弥补了缺乏微观探讨的空白，但是仅仅是理论性的讨论，并且囿于课程质量提升的环节，并未能发挥足够充分的社会性作用。于是本文将尝试做两个突破，其一尝试以形势与政策课程为微观出发点，与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空间和体系产生互动式的讨论；其二摒弃理论性的分析路径，结合经验研究对现实情境中形势与政策的发展、运行进行切实的调查分析。 为实现“微观与中观”的关联，现有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范式，第一种范式的代表是从教育分流机制入手，分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将个体的教育获得放在教育情境中分析。第二种范式从基础教育研究中吸取经验，从微观本身入手，拓展个案的意义。然而第二种范式，也有由于其拓展的要求而难免会产生过度解读。 1.2. 研究背景 为了不断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相关要求，《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从谁开课？怎么开？教什么？用什么教？谁来教？怎么教？怎么评？怎么管？这八个方面具体给出了意见。从相关要求中可以看出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为了探究考核方式和授课形式对学生上课效果的影响，以及对于上课积极性的影响，本文选取了25所不同高校本科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中调研，调研高校覆盖经、管、文、理、工等学科，男女比例均衡，年级分布均匀，所调查的院校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有效度。通过调研数据结果可以看出，授课老师的专业性，课堂授课方式，课程教学内容和框架，课程考核方式都是影响到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效果的重要因素。 1.3. 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第一种范式，从形势与政策课程和其所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情境入手，结合场域与知识权力观的理论进行分析。 “场域”一词与课程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中国的教育研究领域，许多学者会将布迪厄这一观点(1970)作为观察和反思的解释基础 [ 8 ]。马维娜(2002)认为“场域”包含关系的网络、共时与历时的交融以及场域、资本、关系三者的互相关联 [ 9 ]。郭凯(2005)从四点来把握“场域”：首先，场域是一个运作的空间 [ 10 ]；其次，场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再次，场域是具有自身逻辑、相对自主性和必要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最后，场域具有历时生成性，是作为主体的人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历史地生成的 [ 11 ]。马维娜将“学校场域”定义为“学校中各种复杂矛盾的多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的网络，是有形与无形的整体集合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 [ 12 ]。刘生全(2006)对教育场域做出定义 [ 13 ]，指出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在他看来，教育场域的含义不仅是“场域”的分支和扩充，而且它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在对教育场域中的人、事、物进行分析时应时刻考虑到此场域的关系架构，才不致使分析流于表面。 边缘化是指向人或事物发展主流的反方向移动、变化。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说被主流(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经济等)所排斥，所不包容。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第一次得到精细的解析是在福柯手上完成的。福柯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权力”的论断 [ 14 ]。在今天这样一个理性主义占主导的社会，真理就是权力，就是权威，而作为真理的载体—知识，自然而然也成为了权威的代表，无形之中也成为了社会权力的代表。而高校是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知识的场域 [ 11 ]，高校课程将作为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的有形载体，不同课程在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往往意味着，不同知识本身自生产之时便具备的先赋性的权力大小。 本文选择“形势与政策”课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布迪厄(1970)的场域理论 [ 8 ]、福柯(1977) [ 14 ] 的知识权力观点，以及刘生全“场域中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 [ 13 ]，对高校中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的空间位置、场域资源和知识权力影响进行分析，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 “形势与政策”在课程教育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是主流还是边缘？“边缘化”表征是怎么样体现的？ 2) “形势与政策”为什么处于边缘化位置？形势与政策课程开展中的师生态度如何？有怎样的实际互动行为？对边缘化发挥着怎样的影响？ 3) “形势与政策”课的边缘化现状，能否反应出其知识权力的大小？这一知识权力是如何在现实层面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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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法 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对全国范围内的25所不同的高校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从考核形式、上课形式、学生与老师对课程的认可程度层面展开。 2.2. 扎根理论编码 研究主要采用卡麦兹建构化扎根理论的方式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编码和分析，由于卡麦兹提倡“任何理论形势提供的都是对被研究世界的一种解释性图式，而不是世界实际的面貌”，因而摒弃事无巨细的编码所追求形式的严密，致力于建立一个利于定性研究展开的流动框架。据此编码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为初始编码，即尊重研究者的核心关切，可以使用研究者用词，比如本文在对教学形式、考核形式、重视情况等进行编码时，主要关注研究者话语和研究者的情绪而进行编码词汇的选择。 第二步为聚焦编码：将反复出现的研究用词挑出来，通过理论抽样和撰写备忘录等方式将之提升为理论范畴，将第一步出现的教学行为特点、授课老师等具体实践行为与中观教育场域中的位置边缘化处境、低知识权力等理论结合，形成以场域、知识权力为中心的理论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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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分析框架：SSP SSP即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理论是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通过描述心理过程(psychological process)来实现宏观到微观的过渡 [ 15 ]。 SSP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其一组成原则(The Component Principle)，研究者应当在社会系统中选取与他们感兴趣的社会机制最相关的、最能帮助理解社会机制的部分进行研究。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选择的是社会等级结构中个人的地位(status， or social positions)来对这个“最相关的部分”进行操作化。但这种操作化一方面忽略了不平等的关系性(relational nature of inequality)，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同一地位上的个体差异。由此理解并发现“形势与政策”课在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关注其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性以及对比中的落差，将有助于进一步对机制的探究。 其二接近原则(The Proximity Principle)，这一原则指定了宏观层面对微观个人施加影响的场所。具体来说，结构、系统、位置的作用是通过那些与个人切身相关的较小结构和互动交流所塑造的社会体验中对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的。这些场所可以是人际关系结构，比如社会网络、社会角色；也可以是单纯的互动行为(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大部分研究者更关注个人地位和切身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而不太在意不同切身环境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s across domains of life)。针对社会网络、社会角色的研究是比较典型的SSP研究。将高校教育场域视为具备关系网的社会空间，通过研究“形势与政策”课在这一现实情境中与教育主体的互动过程，将有助于理解知识载体对微观个人的影响。 其三心理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这个原则指出了宏观层面对微观个人的影响是通过心理机制达成的。这一原则虽然表明社会学注定要与心理学紧密沟通，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大多数学者并不是已经经过心理学检验过的机制理论来研究，而是自己提出一些心理过程(比如社会比较)，从而理解切身环境是怎么被个体感知、理解并内化的。因而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是结构如何内化于个体，这将有助于重新思考，教育主体如何理解、感知和反馈，“形势与政策”课程地位和知识生产过程中对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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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发现：“形势与政策”的边缘化与低知识权力 4.1. “形势与政策”的边缘化及其表征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其设置之初，旨在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然高校中同样有开设更加专业化、细致化的思政课程，形势与政策课便逐渐因其薄弱的理论根基和分析能力而逐渐走向边缘化，成为一门实时分享课程。 4.1.1. 形势与政策的基本课程要求 “形势与政策”中“形势”指的就是通过学校教育将国内、国际的时事和其发展趋势向学生进行的传授；“政策”普遍认为是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目标制定的国家党政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共同遵守的行动规则。 “形势”与“政策”的关系也同样需要理解。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形势具有客观性，政策则是主观的。社会形势、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军事形势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个人的意志而改变。而政策是人为制定的，带有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愿。其二形势是变化多样的，政策则具有针对性和稳定性。形势瞬息万变，政策则带有很强的针对性，且政策制定后通常不会轻易改变。 4.1.2. 形势与政策课在思政课中的位置 形势与政策课程虽然同为思政课却没有学科理论作为支撑，也往往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历史学院的老师授课，多数由辅导员根据材料授课。从专业化、重视程度和影响力层面，形势与政策因其专业化程度低、每学期的低学分设置以及低影响力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政课程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4.2. 矛盾：多元的教学与考核方式 既有研究认为造成边缘化处境的主要原因是课程质量不佳，造成原因：其一课程缺乏时效性，提倡与时俱进，实现多元化教学并灵活使用媒体技术；其二教学管理不科学要对教师进行培训和管理；其三认为是信息流沟通的不通畅，提倡构建信息平台以便老师与学生实时了解学生动态。由此可见，课程的管理方式革新被认为是形势与政策课程实现突破的重要面向，然而这些对边缘化原因的探讨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以至于现实情境与既有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和错位。以教学和考核方式为例，可以发现如果仅仅从课程改革和管理的角度入手，现存在的多元化手段本不应该导致边缘化处境(详见图1)。 4.2.1. 多元的考核方式 在综合被访谈的同学对考核方式的回应中，考核过程采用阶段考评的方式，其中考勤和其他课程作业构成平时作业，课程中期有的学校会要求提交论文，期末则有一部分学校会进行开卷考试(线上或线下)。相比于单一的考核标准，形势与政策课现阶段的考核手段更加关注到学生的阶段性成长。 4.2.2. 教学方式 胡平建(2019)在对乐山市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中，以描述性的方式表明教学方式的陈旧导致了教学满意度较低 [ 7 ]。然而这种“陈旧”的价值判断或许并不具有普遍性。整理访谈者对教学方式的陈述，以选择编码的方式呈现关联为图2： 图1. 形势与政策课多元的考核方式 图2.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方式 通过图2可以发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方式，可以由教学行为特点、班级规模、和授课老师特点三个部分体现出来。在教学行为特点方面，形势与政策课主要采用专题式教学和新媒体使用的方式支撑课程开展，其中新媒体使用即包括了PPT教学这表明了授课是有材料的，也包括翻转课堂，线上学习方式的使用，解放了形势与政策课程与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联系。综合来看教学行为特点其实在以教学的方式提升课程的参与度和易掌握度。 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和考核方式的编码呈现，可以发现很多既有研究认定的课程问题，实际上与现实情境之间存在认知层面的错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和考核方式在高等教育课程中是足够多元、新颖的。甚至在面对大班教学的课程安排上，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行为、考核方式可以说是目前来看最好的一种实践处理。然而矛盾的是为何这门课程，仍旧处于边缘化的教育空间位置。 4.3. 微观层面的“低互动”与中观层面的“力所不及” 微观层面的“低互动”与中观层面的“力所不及”使得形势与政策课程仍处于边缘化的教育空间位置，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持续互构的原因。即无法改变的教育结构，具体表现为形势与政策课程为课纲中的界定，与越加低靡的互动实质，在教育空间场域中相互影响，相互稳固边缘化这一认同。 首先在被访谈者的回答中，授课老师与学生自己对于课程的重视态度明显较低，授课教师对形势与政策课的不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未备课以及课程期望。 其次，课程在教育课程体系中位置，以及逐渐固化的趋势也影响着这一边缘化形象。形势与政策因其专业化程度低、每学期的低学分设置以及低要求标准等特征，而处于必修思政课中的边缘化位置。 4.4. 边缘化的后续：低知识权力的影响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知识型被一种独特的求真意志所主宰，而求真意志是福柯用来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内在联系的关键，其中“知识–权力”的共生关系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真理制度。在法文中“知识”(Savoir)与“权力”(Pouvoir)享有共同词根Voir。福柯认为它是二者间的纽带意为能见、欲知、并加以控制。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知识被权力生产出来，随即它又产生权力功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权力。知识和权力构成管理和控制的两位一体，对主体进行塑造成型。“形势与政策”课的边缘化处境的后续发展，就意味着形势与政策课正在教育空间与场域中所享有的资源以及具备的知识生产能力不断被解构着，维系教育实质的知识和知识生产的权力在形势与政策这一客体上不断弱化和消减，由此会产生两个重要影响：其一形势与政策课程对主体的塑造作用不断下降，尤其是在思政课中。其二形势与政策课对教育空间外的其他情境的辐射性影响、真理性表述的认可程度不断下降。这两个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低知识权力的影响 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疑问；阿普尔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批判，而福柯则提出了“知识(或者权力)如何运行才最有价值”的过程性分析意义。边缘化的处境似乎同时对这三种角度都产生着冲击，尤其是它逐渐固化和闭塞的运行方式，限制着知识权力的生产和在生产过程。 这一焦虑的后续发展，最好的解决方式或许并非是取消形势与政策课程，在前文比较中提到该课程的课纲目的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课程目的指向调整大学生价值观念和塑造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任务，在高等教育空间中是唯一而独特的存在，是相应知识发挥权力作用的唯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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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重新定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体系 结合对低知识权力影响的担忧，形势与政策边缘化处境的困境，显得更加具备持续性和复杂性起来。实际上走出边缘化困境最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定位“形势与政策”课在教育空间场域中的位置、目的和规范形势。 教学方式：加入社会实践和期末展示，课堂师生互动要更多。激发学生思维，比如每节课以20分钟左右的时事点评开头，并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考核方式：多方面考核(社会实践，出勤，线上考核，期末论文)，分配不同权数；设置题目或者开放性题目写论文(开放的原因是不同专业的学生侧重点可能不一样)；由多种考核方式(论文、小组课堂展示、社会实践等)以不同权重分配得出总和为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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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直面中国对外开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开放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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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思想 1.1.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构中，阐释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开放性。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 [ 1 ] 任何狭隘的“地域性共产主义”都不可能成功。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建立在物质文化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且设想这种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消灭了民族国家界限和差别的“世界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社会打破了狭隘的地域性的局限，使人们的交往关系建立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之上，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当时因大工业而成长起来的“世界市场”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考察指出，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它必然要为自己创造“世界市场”，以满足其日益扩张的需要。而“世界市场”的扩展则“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 2 ]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侵略和残暴的本性，并且预言“世界市场”的扩展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但是，他们肯定了资产阶级借助“世界市场”的作用，有利于摧毁一切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势力，打破了各个民族间相互隔绝的状态，发展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剌激了那些落后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无疑有利于为未来新社会的到来准备物质的基础。 1.2. 列宁提倡利用外国资本理论 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在如何在开放中利用国外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所构想的并不一样，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并没有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共存于一个世界体系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问题上，列宁打破了“商品交换、贸易自由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禁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世界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共居”互贸的理论，他甚至提出要利用外国资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居”互贸，列宁提倡“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 [ 3 ]，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交易中巧妙地讨价还价，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针对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想不通苏俄政府允许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特别是允许一些企业实行租让制与合营制之后，与外国资本家、外国企业以及“世界市场”就不能不发生联系，甚至出现了在革命中刚刚被赶走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又被“请”了回来的疑惑，列宁指出：“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而“租让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合同。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租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