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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西红柿”解释性地图及其初步分析 4.1. 解释性地图 根据LV022的数据及表2的分类，可绘制如图5所示的“西红柿”解释性地图。为了便于图面的设计，图例中的词形排列顺序跟表2有所不同。红色为D类，绿色为C类，蓝色为E类，黑色为G类，粉红为F类，浅蓝和褐色分别为A类和B类。 4.2. 解释性地图的分析 除表2的B类词形到下文4.3“闽台方言的互动”再讨论外，下面依次讨论各类词形。 4.2.1. A类词形 A1 (“番柿”)只见于闽东部分地区，主要是福州、宁德二市；A2 (“西番柿”)只见于晋北部分地区。前文2.2已指出，西红柿在传入中国之初，各地的称谓比较统一，即“六月柿”或“番柿”(“番”或作 Table 2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tomato’s word form 类别 词形 类别 词形 A 18 1 A9番柿 14 E 6 A8洋红柿 1 2 A3西番柿 4 7 B6洋茄/洋茄— 23 B 8 1 E5甘囝嘚等 8 8 B7洋落苏 3 C 172 1 A1西红柿 150 9 B8洋海茄 1 2 A4西薐柿 1 F 46 1 C3洋辣子 18 ｜C4洋辣崽 2 3 A14山红柿 1 2 C1洋辣椒 7 4 A13红柿— 2 3 C2洋辣姜～野辣姜 1 5 A15火柿子 2 4 C5洋椒 1 6 D8西红薯 1 5 C6洋梗椒 1 7 A16臭柿/臭柿— 15 6 C7洋海椒 3 D 424 1 B1番茄 364 ｜B3番茄— 13 7 C8洋番椒 2 2 B4番鬼茄 1 8 C9番椒 1 3 B5番薯茄 1 9 C10番姑辣椒 1 4 B14斑茄 1 10 C11柿饼辣子 1 5 D5番瓜 4 11 C12酱辣子 5 6 B9海茄/海茄— 6 12 C13毛辣角 2 7 B10海茄瓜 1 13 C14辣椒果 1 8 B11天茄瓜 1 G 49 1 D1金桔 7 ｜D2金桔子 6 9 B13红茄 2 2 D3金桔果 2 10 B12茄/茄子 2 3 E6トマト/tomato 11 11 B15柿饼茄 1 4 E1毛秀才等 13 12 B16酸茄/酸茄— 4 5 E2秀才果 1 13 B17酸茄果 1 6 E3状元红 1 14 B2番茄～西红柿 22 7 E4五子登科 1 E 209 1 A5洋柿子 133 ｜A6样柿嘚 10 ｜A7洋柿/洋柿柿 7 8 D6酱瓜/酱瓜儿 2 2 A10海柿/海柿子 2 9 D7酱果儿 2 3 A17棋盘柿子 1 10 D4酸汤果 1 4 A11柿子 26 ｜A12柿哩 1 11 D9洋球儿 1 5 A2西洋柿 1 12 D10海笋儿 1 表2. 西红柿词形的重分类 图5. “西红柿”解释性地图 “蕃”)。不过“番柿”在传播过程中也产生了若干变异，“西番柿”即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新变体。A2大概就是“西番柿”叫法的残留，属于偏僻地区的一种存古效应。至于A1，恐怕未必是“番柿”叫法的残留，而很可能是福州、宁德方言的创新，只是碰巧跟历史上的叫法相同而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山西的历史文献中存在“西番柿”或“西蕃柿”一类的记载(参看前文2.2)，而福建的历史文献中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有“番柿”一类的记载。还有，“番柿”这一叫法也跟五口通商后“番—”名称成批涌现的事实十分吻合(参看前文 2.6.2 )。这种取名的“撞车”现象前文2.6.3讨论“洋柿”已经提到过。 4.2.2. C类词形 “西红柿”(C1)首见于张德彝同治七年(1868)作为翻译随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外交使团访问欧美时的日记(前文2.6.1)，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京城的新词还是张德彝的个人创造，不过它兴起于京畿地区是没有疑问的。北方C类词形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及毗邻的周边地区(即山西、河南、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此外甘肃、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南方C类词形主要分布在湘、赣、闽三省及毗邻的周边地区(即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 铃木史己(2012) [ 6 ] 把C类词形的这种分布格局称为“远隔分布”，并根据这种分布格局推论“‘西’系很可能从前占有较广的地区”(按：铃木的“西”系包括“西红柿”、“西番柿”、“西方柿”三种词形，范围跟本文的C类词形并不完全一致，但主体都是“西红柿”)。本文的看法不同。“西红柿”这一说法原本主要局限于京畿地区，而其他地区的“西红柿”说法大概都是晚近直接从共同语输入的。我们知道，西红柿作为蔬菜在中国广泛种植的时间比较晚(参看前文2.6)，试验场引种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田里的大规模种植就更晚了，以福建为例，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西红柿的种植范围才有所扩大(厦门、福州、漳州、泉州、长汀、永安、邵武等地均有少量栽培)。引种、推广作为一种蔬菜的西红柿往往是一种官方行为，因此直接采用通语里的叫法是顺理成章的。我们认为湘赣闽及其周边地区以及甘肃、宁夏、青海的“西红柿”叫法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目前的远隔分布是由跳跃式扩散(jump diffusion)形成的，而非连续分布格局受其他词形冲击造成的结果。非京畿地区出现“西红柿”的叫法跟西红柿的晚近推广种植及共同语对方言的侵蚀密切相关。 C类包括“西红柿”、“西薐柿”、“山红柿”、“红柿—”、“火柿子”、“西红薯”、“臭柿/臭柿—”共7类词形。C2~C7方言点数都很少，而且都分布在C类词形分布区的外围。“山红柿”大概是将“西红柿”的外来标记替换成表示地点的修饰成分“山”得到的；“红柿—”脱落了外来标记，增加了词缀；“火柿子”脱落了外来标记，并将颜色语素“红”用“火”来替代，增加了词缀“子”；“臭柿/臭柿—”则是用表示气味的语素“臭”替换表示外来的“西”、表示颜色属性的“红”得到的(还可以增加词缀)，其理据是“其蔓与叶臭不可近”。“臭柿/臭柿—”南北皆有分布(辽宁2个点，福建12个点，广东1个点)，应为平行演变的结果，它们都处于C类词形分布区的外围。 “西红薯”仅见于岑溪市南渡镇六丰村一个点，既不在C类词形的分布范围里，也跟周边方言都说“番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2008年的方言调查实习报告，岑溪市大业镇“西红柿”仍叫“番茄”[ ]，跟周边方言并无不同。因此“西红薯”的说法需要更细致的调查材料才能确定其性质。“西薐柿”的变异原因目前也不清楚，因为“薐”的意义不明朗。 4.2.3. D类词形 “番茄”(D1)是随着五口通商(1842)而新生的叫法(前文2.6.2)，主要通行于广大的南方地区。从图5可见，苏南、上海、浙江以及广东、桂东是“番茄”词形的密集分布区，而且很少变异，这说明上海、宁波、广州大概是西红柿新一轮引种的“桥头堡”。编于上海的《格致汇编》和编于广州的《英语汇腋初集》先后出现“番茄”的叫法(1876/1884)绝非偶然。 随着西红柿的广泛传种，“番茄”这一词形也在不断发生变异，与原始词形的偏差也越来越大。边缘地区，尤其是跟其他词形有接触的地区，词形的变异最为复杂。D类词形包括“番茄/番茄—”、“番鬼茄”、“番薯茄”、“斑茄”、“番瓜”、“海茄/海茄—”、“海茄瓜”、“天茄瓜”、“红茄”、“茄/茄子”、“柿饼茄”、“酸茄/酸茄—”、“酸茄果”、“番茄～西红柿”，计14类词形，除“番茄～西红柿”可以看作受共同语影响产生的词形兼用外，绝大部分都可以看作是“番茄”在使用和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异形式。变异主要有增字、换字、脱落、叠用等不同方式，4.2.2讨论“西红柿”的变异大体都已碰到。增字，增加的既可以是修饰成分，也可以是词根，还可以是词缀。换字，既可以替换修饰成分，也可以替换中心成分。脱落，即脱落某一个字。这些方式可以单用，也可以合用。“番茄”的变异情况如下。 1) 番茄→番鬼茄/番薯茄(修饰成分增字)。 2) 番茄→斑茄/红茄/柿饼茄(外来标记替换成其他修饰成分)。 3) 番茄→番瓜(替换词根)。 4) 番茄→海茄/海茄—(外来标记替换成另一个外来标记；增加词缀)→海茄瓜(词根增字，结构为([海茄]瓜])→天茄瓜(外来标记替换成其他修饰成分) [按：根据铃木史己(2012) [ 6 ] ，“海”是西南地区常用的外来标记。] 5) 番茄→茄/茄子(脱落外来标记；增加词缀)。 6) 番茄→酸茄/酸茄—(外来标记替换成表示味道的语素；增加词缀)→酸茄果(词根增字，结构为([酸茄]果])。 “斑茄”或许就是“番茄”，只是语音发生了变异。4)也可以分析为“番茄→海茄(—)/天茄→海茄瓜/天茄瓜”。不过，LV022没有出现“天茄”这一词形。 4.2.4. E类词形 “洋柿(子)”(E1)是清末东北地区从俄罗斯引种西红柿时出现的叫法(前文 2.6.3 )，这种叫法也传播到了内蒙、山东、晋南、陕北、甘肃、宁夏、新疆，在北方地区颇成势力。 E类包括“洋柿子/样柿嘚/洋柿/洋柿柿”、“海柿/海柿子”、“棋盘柿子”、“柿子”、“柿哩”、“西洋柿”、“洋红柿”、“洋茄/洋茄—”、“洋落苏”、“洋海茄”，共9类词形。“洋柿子”是主要词形，“样柿嘚”属于方言“子”尾的发音不同，“嘚”的本字就是“子”。“洋柿”由“洋柿子”脱落词尾得到，“洋柿柿”则是脱落词尾并重复核心语素。其他几类词形的变异过程如下： 1) 洋柿子→海柿/海柿子(外来标记替换成另一个外来标记；脱落词尾)。 2) 洋柿子→棋盘柿子(外来标记替换成其他修饰成分)。 3) 洋柿子→洋茄/洋茄—、洋落苏(替换词根；脱落词尾)。 4) 洋柿子→洋红柿(增加表示颜色的修饰成分；脱落词尾)。 5) 洋柿子→柿子、柿哩(脱落外来标记；替换词尾)。 6) 洋柿子→西洋柿(增加外来标记；脱落词尾)。 7) 洋柿子→洋海茄(把中心成分“柿子”替换为“海茄”)。 其中6)和7)都有外来标记“洋”，又有外来标记“西”或“海”。“洋海茄”当然也可以归为D类词形，看成是“海茄”增字而成(海茄→洋海茄)。 变异词形大多分布在E类词形分布区的外围，但E4 (“柿子”等)在外围区和核心区都有分布。这种叫法主要通行于东北、内蒙古及其毗邻地区。“洋柿子”简称为“柿子”明显跟上述地区不产柿子有关。传统上东北地区一般只有在冬天能买到“冻柿子”，出自关内。近几十年随着物流的发达，也会有新鲜的“柿子”上市，“柿子”就变成多义词了。 E5 (西洋柿)、E6 (洋红柿)大概是由“西红柿”跟“洋柿子”两类词形杂糅而成的，E9(洋海茄)大概是由“洋柿子”跟“海茄”两类词形杂糅而成的，不过这几种杂糅词形都只有一个方言点。真正成势力的杂糅词形是“洋茄(—)”，大概是由“洋柿子”跟“番茄”两类词形杂糅而成的。图5中陕南、川北、渝北、鄂西的“洋茄”分布区正好介于北边的“洋柿子”分布区和南边的“番茄”分布区之间，杂糅的性质十分明显。 4.2.5. F类词形 F类词形的方言点数(46)和分布范围都远不及C、D、E类，主要集中在湘西，云南、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有分布。 F类包括“洋辣子/洋辣崽”、“洋辣椒”、“洋辣姜～野辣姜”、“洋椒”、“洋梗椒”、“洋海椒”、“洋番椒”、“番椒”、“番姑辣椒”、“柿饼辣子”、“酱辣子”、“毛辣角”、“辣椒果”，计13类词形。方言点数最多的词形为“洋辣子/洋辣崽”(20)，已近一半。F类词形实际上可以视为“洋柿子”的变异形式，有三个分支，即(不再说明变异方式)： [洋柿子→]洋辣子/洋辣崽→酱辣子 →柿饼辣子 [洋柿子→]洋辣椒→[辣椒]→辣椒果 →洋椒→洋海椒/洋梗椒 →番姑辣椒 →毛辣角 →洋辣姜→野辣姜 [洋柿子→]洋番椒→番椒 即把“洋柿子”的中心成分“柿子”替换为指辣椒的“辣子”(“辣崽”即“辣子”)、“辣椒”、“番椒”就得到了三个分支的初始词形。其中第一支(洋辣子/洋辣崽、酱辣子、柿饼辣子)集中分布在湘西，变异关系比较显豁；第二支、第三支都比较分散，不同词形之间的变异关系或许存在讨论的空间。 4.2.6. G类词形 G类实为杂类，不仅方言点数不多(49)，分布的区域也不广，主要见于桂西、湘西北和台湾北部地区，云南、贵州、江西、海南等省也有零星分布。其中桂西北部为“毛秀才”类词形，桂西南部为“金桔”类词形，湘西北为“酱瓜”、“酱果”类词形，台湾北部地区为トマト类词形。为了加大解释性地图的概括性，也可以把G8 (酱瓜、酱瓜儿)、G9 (酱果)归为F类词形，把G10 (酸汤果)、G12 (海笋儿)归为D类词形，把G11 (洋球儿)归为E类词形。即： [洋柿子→]洋辣子/洋辣崽→酱辣子→酱瓜/酱瓜儿 →酱果 番茄→酸茄/酸茄—→酸茄果→酸汤果 →海茄→海笋儿 洋柿子→洋茄→洋球儿 从图5可以看到，G8 (酱瓜、酱瓜儿)、G9 (酱果)和F11 (酱辣子)在湘西连成一片，G10 (酸汤果)、D13 (酸茄果)在黔南、滇东相望，G12 (海笋儿)、D6 (海茄)在黔北为邻，G11 (洋球儿)、E7 (洋茄)在赣北连成一片，因此上述调整都有较大的合理性。不过这种调整总共只牵涉到7个方言点，对图5的格局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4.3. 闽台方言的互动 一般认为，台湾北部把西红柿叫做“臭柿”，南部叫做“柑仔蜜”，例如： (番茄)土名臭柿(台湾北部)、柑仔蜜(台湾南部)，属茄科植物。(黄登忠等1996 [ 29 ] )。 “番茄”在南部称为“kam 1 a 2 bit 8柑仔蜜”，北部则以外语借词说成“tha1 ma2 toh 4 ” 或“thoo1 ma2 toh 4 ” ，但也有人说是“chau3 khi 7 a 2臭柿仔”，金门则说成“kam 1 a 2 tel柑仔得”。(卢广诚2003 [ 36 ] )。 (番茄)在我国台湾北部俗称“臭柿”，南部叫做“柑仔蜜”(台语)。(孙国宾2009 [ 37 ] )。 根据LV022，台湾15个方言点西红柿的说法可以归为(参看前文表1)： E5甘囝嘚等 8 E6 □□□[  ]等 11 E5、E6两类词形都用了小“等”字，大概是指这两类词形在各方言点里的发音不完全相同。LV022对E6还有一个注释：“借自英语tomato”。其实台湾[  ]一类的说法不是借自英语，而是转借自日语的トマト(有的学者称为“转口音译词” [ 38 ] )；日语的トマト才是英语借词。台湾把西红柿叫做トマト是日本殖民(1895—1945)的结果。按照LV022，台湾北部都说トマト，南部主要说“甘囝嘚等”，但也有说トマト的。可见LV022跟北部说“臭柿”、南部说“柑仔蜜”的描述也有差异。 张屏生(2007) [ 27 ] 词汇第381条“番茄”记录了40个台湾汉语方言点的对照词汇，其中闽南话19个，闽东话1个，客家话19个，军话1个。从张屏生(2007) [ 27 ] 的记录看，台湾本岛上的汉语方言，西红柿只说トマト、“臭柿仔”或“柑仔蜜”，没有说“柑仔得”的。可见LV022的“甘囝嘚等”其实是代表了“柑仔得”和“柑仔蜜”两种词形。“仔”的本字为“囝”，用的是弱读音，本文从俗仍作“仔”。 无论“柑仔得”还是“柑仔蜜”，其实都是外来语，借自他加禄语(Tagalog，即菲律宾语)的kamatis。“柑仔得”(例如泉州[  ] [ 39 ] 、晋江[  ] [ 40 ] )大体就是kamatis的音译，而“柑仔蜜”大概是译音词音变的结果，即[  ]因同化作用变为[  ](即[]受前一音节声母的影响变为[])。“柑仔”、“蜜”都是根据同音关系俗词源化的结果，所以前文2.5所引的地方志中有“细如橘”、“蜜糖以充茶品”之类的说法。 王建设、张甘荔(1994) [ 41 ] 已指出泉州“柑子得”来自菲律宾他加禄语，沈文(1996) [ 42 ] 所列菲律宾闽南话词汇中的部分外来词中，即有kamatis (番茄，西红柿)。作者指出这些外来词有他加禄词汇，英语词汇和西班牙语词汇，而他加禄语本身有许多词汇又是从英语和西班牙语借来的。陈晓锦(2014) [ 43 ] 把马尼拉福建话和马尼拉广府话西红柿的说法都归源于他加禄语的kamatis。 根据Paloma Albalá (2003) [ 44 ] 的研究，kamatis属于菲律宾语中借自西班牙语(tomate)的美洲印第安语。Paloma Albalá (2003) [ 44 ] 罗列了菲律宾六种土著语言西红柿的说法： Spanish tomate > Bikol kamátisCebuano kamátis/tamátisIlokano kamatis Kapampangan tamátis Pangasinan kamátis Tagalog kamatis 其中，卡潘潘甘语(Kapampangan)用tamátis，宿雾语(Cebuano) kamátis和tamátis并用，其他四种语言用kamátis或kamatis。可以设想：西班牙语的tomate借入菲律宾语的最初形式可能是tamátis，而kamátis和kamatis则为其变异形式，变异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综合LV022和张屏生(2007) [ 27 ] 的语料，可绘制闽台西红柿的方言地图如图6。LV022台湾的5个“甘囝嘚等”图中都归为“柑仔蜜”。张屏生(2007) [ 27 ] 的40个方言点中，苗栗(头份)跟地图集的调查点和所记词形都相同，图6不重出；宜兰(罗东闽南话)、新竹(竹东客家话)、云林(仑背客家话)虽然也跟地图集的调查点相同，但所记词形不同，图6都予以保留，并处理为不同的地点。因此图6比LV022的闽台部分多了39个方言点。 图6. 闽台方言的互动 从图6可见，福建西红柿的说法多达六类，即“番柿”类、“臭柿”类、“西红柿”类、“番茄”类、“柑子得”类和“洋番椒”类。“番柿”类主要集中在闽东，“臭柿”类主要集中在闽南的漳腔、厦腔地区，“柑子得”类主要集中在闽南的泉腔地区。“番茄”类主要集中在闽西，“西红柿”类主要集中在闽中和闽东北，“洋番椒”则仅见于闽北的少数点。台湾西红柿的说法只有三类，即トマト类、“臭柿仔”类和“柑仔蜜”类。南投、花莲以北地区主要使用トマト类，但也有一些方言使用“臭柿仔”类，云林以南的地区主要使用“柑仔蜜”类，但トマト也开始侵蚀这一地区，个别点已换说トマト，或者是トマト和“柑仔蜜”并用(有些并用地区可能产生了词义的分化，用トマト指大西红柿，用“柑仔蜜”指小西红柿，详情尚待调查)。 日殖台湾前，“柑仔蜜”大概是全台湾指称西红柿的通用词形，这一词形也传播到大陆沿海的泉州、同安等部分闽南话地区(参看前文2.5)。日殖台湾后，台湾开始使用トマト的说法(具体发音视方言而定)。这是目前主要通行的词形，“柑仔蜜”的说法只保留在南部地区。“臭柿仔”大概是闽南地区晚近新出现的词形，台湾光复后由大陆带到了台湾，但只影响到彰化、南投、花莲以北的部分方言点，个别方言点甚至变异成了“青柿子”。 西班牙1565年侵占菲律宾，进行了300多年的殖民统治。西红柿大概就是由西班牙殖民者传入的(不晚于17世纪中叶)。当地土著语言把西班牙语的tomate音译为tamátis，后来包括他加禄语在内多数语言音变为kamátis/kamatis。根据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可以设想台湾西红柿称谓的历史发展过程为：首先是17世纪后期(不晚于康熙年间)，菲律宾的kamatis (西红柿)传入台湾，因音变和俗词源等因素，成了“柑仔蜜”(例如高雄[  ] [ 27 ] )，并在全岛的汉语方言区里流行(高山族语如布嫩语的[] [ 45 ] 显然跟kamatis无关)，仅在澎湖列岛出现了“王公蜜”、“虎井蜜”等个别变异。台湾的“柑仔蜜”历史上也曾扩散到部分闽南地区(参看前文2.5)，但这种说法在大陆并没有传承下来(图6用蓝色的虚线箭头表示未被传承的扩散)，而是被后来重新从菲律宾借入的“柑子得”(即kamatis的音译)替换了。接着是日殖台湾(1895~1945)带来了トマト的说法，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台湾北部，已经完全代替了“柑仔蜜”的说法。最后是随着台湾的光复和国民党的退守台湾，福建闽南话“臭柿仔”又传到了台湾，主要见于台湾北部的部分方言，并出现了个别变异(“青柿子”)。 “臭柿”是厦漳一带闽南话的创新。目前已知最早记录这种说法的文献是《厦门方言词典增补》(Barclay 1923 [ 46 ] )。作者Barclay是台南的一位牧师，大约在1913年前后受厦门牧师的邀请，进行增补Douglas (1873) [ 47 ] 的工作。作者自己说： I hope I have not by mistake inserted any expressions in other than their Amoy form. [我希望自己没有误收进任何非厦门话的说法。] 即作者的工作目标是只记录厦门的说法，而不搞杂烩。这部词典所收录的西红柿及其制品的说法分别见于“茄”字头和“柿”字头(本文酌加汉字词形和目前的厦门话读音)： hoan-kâ， the tomato.(番茄 [ ]) chhàu-khī-á， the tomato. soa n -khī-á， id. khī-chiù n ， tomato sauce. (臭柿仔[  ]西红柿；山柿仔[  ]西红柿；柿酱[ ]番茄酱) 周长楫(1993) [ 48 ] 只收“臭柿仔”和“柑仔得”(“柑仔得”说明是旧时的叫法)，不收“番茄”和“山柿仔”。其实西红柿在厦门真正的旧说法应为“山柿(仔)”，而“柑子得”大概是后来受了金门、泉州等地的影响而产生的新说法，目前也已少用。Macgowan (1883) [ 49 ] 所记的厦门话有(本文酌加现代厦门话的读音)： Tomato， 山º柿 soa n -khī [ ] “柑仔蜜”的说法起源于台湾，前文2.5已列举若干闽台地方志做了说明，这里再举两条文献资料说明台湾的トマト和“臭柿仔”是晚近传入的说法。东方孝义(1930) [ 50 ] 只收“柑仔蜜”，不收トマト和“臭柿仔”，说明当时台湾不说“臭柿仔”，而トマト是日语的说法，所以从日本人的角度不把它看作是台湾闽南话的说法也属正常。蔡培火(1969) [ 51 ] 则“柑仔蜜”、“柑仔得”和“臭柿仔”都收，其混杂性显而易见。这种混杂性跟台湾的光复以及国民党退守台湾直接相关，因为大陆人口的突然涌入必然会给台湾提供一个新的方言混杂机会。不过“柑仔得”和“臭柿仔”的命运不同。“臭柿仔”虽然并非台湾目前的强势词形，但毕竟得到了若干地点的传承，而“柑仔得”则已寻无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