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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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例应用 3.1. 标准层与标准井的确定 依据选取原则，本次采用青一段顶部发育的稳定泥岩，全区分布厚度在19~25米之间变化，钻遇率达100%(图1)。其曲线特征为：自然伽玛值高，视电阻率曲线呈低平状，中间出现0.5米左右厚层的高值，呈指状，极易识别。 通过标准层的对比分析，老+9−19井的自然伽马、声波时差和电阻率曲线形态与多线型测井仪器测得的曲线形态相似，其标准层的自然伽马值为131 API，声波时差为325微秒/米，深双侧向电阻率为6.2欧姆·米。 3.2. 自然伽马曲线的标准化 3.2.1. 自然伽马曲线校正 首先对吉林伽马测井曲线向API伽马校正，校正方法采用标准层直方图分布法。选取老1、老5、老9、老13、老20、老25六个排118口井，绘制了自然伽马曲线分布直方图(图2)。校正前吉林伽马峰值在17~18之间，平均17.8；API伽马峰值在126~130之间，平均127.5 API，其比值即校正量为7.16。 其次利用校正量对吉林伽马进行校正，并绘制了校正后的伽马曲线分布直方图(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吉林伽马校正后峰值在121~130之间，平均127.6；与API伽马平均值和分布形态相似，说明校正量是可信的。 3.2.2. 自然伽马曲线标准化 利用校正后的多线型仪器测得伽马曲线和小数控仪器测得伽马曲线共同绘制了自然伽马曲线分布直方图(图3)。从图中看出标准化前自然伽马曲线一致性较差，其自然伽马平均值为127 API。相对于标准 图1. 青一段顶部泥岩段标准层对比图 图2. 自然伽马曲线分布直方图 图3. 自然伽马曲线标准化前后分布直方图 井老+9−19井的自然伽马偏移量在−4~+4之间，在进行校正计算时采用加法进行计算，对偏高的井−4，对偏低的井+4，从标准化后的自然伽马分布直方图看，自然伽马曲线一致性较好 [ 8 ] 。 3.3. 声波时差曲线的标准化 图4分别显示出L油田高、扶油层声波时差曲线标准化前后的分布直方图。可以看出，标准化前声波时差曲线一致性较差，峰值在300~320微秒/米，平均值为315微秒/米，相对于标准井老+9−19井的声波时差偏移量在−10~+10之间，在进行校正计算时采用加法进行计算，对偏高的井−10，对偏低的井+10，从标准化后的声波时差分布直方图看，声波时差曲线一致性较好(图4)。 3.4. 电阻率曲线的标准化 由于电阻率曲线的影响因素很多，如仪器的影响，测量项目的影响(有三侧向、双侧向)、含油性的影响、泥浆电阻率的影响、尤其是沉积环境带来的泥岩的纯净度的影响很大等等，因此标准层的电阻率变化是没有规律的，标准层也变得很不标准 [ 9 ] ，因此对电阻率曲线未进行标准化。但由于电阻率的系统误差不大，不会对测井解释带来很大的影响，也不会对整体储层评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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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曲线标准化验证 4.1. 自然伽马曲线标准化准确性检验 为验证自然伽马曲线标准化的准确性，意选取了校正量为+4的老5-2井和校正量为−4的老1-6井，绘制了单井的自然伽马分布直方图，从分布特征上看，自然伽马峰值都在100~120 API之间，并且都呈现一个正态分布特征(图5)。说明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标准化是可靠的。 4.2. 声波时差标准化准确性检验 标准化后大部分井的时差曲线都有所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呢？任意选取了校正量为+10的老1-7井和校正量为−10的老5-8井，绘制了单井的声波时差分布直方图，从分布特征上看，声波时差峰值都在300~350微秒/米之间，并且都呈现一个正态分布特征(图6)。这就充分说明了标准化做的比较准确，通过这种方法的检验，也验证了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标准化是可靠的。 图4. 声波时差曲线标准化前后分布直方图 图5. 单井自然伽马曲线标准化分布直方图 图6. 单井声波时差曲线分布直方图(标准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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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测井曲线标准化在储层岩性分析，地层解释的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一步； (2) 为了保证测井曲线标准化后的准确性，最重要的一步工作是准确的选取标准层以及标准井，同时这也是标准化的基础。对于校正量的求取，方法各有不同，应依据所选层段特征，按需选取 [ 10 ] ； (3) 通过分析，研究区目的层高、扶油层发育比较稳定，储层岩性平面上变化不大，目的层测井响应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通过直方图分析技术考察研究区内自然伽马、声波时差曲线的一致性，对于全区测井响应差别较大的井进行校正，以全区平均的测井响应特征为标准确定校正量，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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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特殊教育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数量，残疾人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大 [ 1 ] 。听障大学生作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兼具大学生和残疾人的双重特征，在面临各种学习生活压力的同时，由于存在听觉和言语表达障碍，势必形成较为特殊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 [ 2 ] 。研究发现，在卡特尔16人格测试中，相比健全大学生听障大学生在聪慧性、独立性上得分较低，忧虑性和兴奋性上得分较高，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听障大学生的个性心理上更多地表现出自控性差、偏仄、自我中心冲动，忧虑、不自信等特点，这种情况很不利于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发展 [ 3 ] 。因此，对于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刻不容缓，而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其心理健康水平现状及影响，对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的研究相对较少。 社交焦虑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体会到不自在，恐惧，紧张和担忧的情绪反应和回避行为 [ 4 ] 。应对方式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做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 [ 5 ]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些支持能减轻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 6 ]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社会支持能有效改善社交焦虑，减少社交回避行为 [ 7 ] 。同时，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 [ 8 ] ，即通过增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能够使得其抵抗心理压力的能力有所提高，在高社会支持者及社会孤独者身上已经得到证实 [ 9 ] 。众所周知，社会支持是多维度的概念，既包含了外界的环境因素有包括个体的内在认知因素，因此在研究时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方面来分析，有研究表明主观支持与高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也有研究表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与焦虑的相关程度最大 [ 10 ] ，因此可以认为社会支持的这三个维度可能与社交焦虑存在一定的关系。综述所述，社会支持可能是应对方式影响社交焦虑的中介变量，并且对改善青少年人际关系，减少其孤独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积极应对方式不仅能直接缓解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并且能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起到积极效果。听障青少年学生的社交焦虑比较严重，以往研究更多是将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分开研究，而由于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将重点考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探讨听障青少年学生的社会支持在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预测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为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且为特殊教育学校制定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方法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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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山东省、贵州省等不同省市特殊教育学校共350名听障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0份，分别为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65人、重庆市特殊教育学校75人、山东省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97人和贵州市盲聋哑学校83人。被试平均年龄为20.58岁，标准差为1.64。其中，15岁9人，16岁21人，17岁34人，18岁37人，19岁42人20岁45人，21岁39人，22岁35人，23岁30人，24岁28人；男性154人，女性16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 采用解亚宁 [ 11 ] 1998年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全量表共20个条目，其中1 - 12条目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13 - 20条目为消极应对特点。本研究中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9，积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97，消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13。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采用肖水源 [ 12 ] 1986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包含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计10个条目，总量表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好。鉴于研究对象为听障青少年，本研究中对量表的一些项目进行适当修改，其中，将第4题的“同事”改为“同学”；第5题中去掉了“儿女”一项；第6、7题中的“配偶”改为“恋人”。修改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8。 2.2.3. 交往焦虑量表(IAS) 采用Leary于1983年编制，由《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翻译刊登的版本，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包含15个条目，采用五级评分，1 - 5分分别对应与我一点也不相符、与我有一点儿相符、与我中等相符、与我非常相符、与我极其相符五个选项，该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社交焦虑程度越高，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89。 2.3. 问卷发放方式 采用当面发放问卷的方式，将被试集中在教室当场发放问卷，由手语老师指导被试填写问卷，并现场回收问卷。问卷填写时间为半小时。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录入及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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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各量表得分的描述性分析 由表1可知，对各个年级各量表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各量表得分虽略有差异，但是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3.2.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应对方式总分和社会支持总分不相关，和社交焦虑总分呈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及客观支持呈正相关，和社交焦虑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得分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呈负相关，和社交焦虑得分呈正相关；除客观支持得分外，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的得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 3.3. 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间的中介分析 听障青少年学生积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满足中介检验的前提条件，采用以下步骤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以积极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积极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以社会支持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同时以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上述检验结果见表3。对社交焦虑的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根据表4中介效应的分解来看，中介效应的大小为ab = 0.16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率为ab/c = 34.7%。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t students on each scal 高中 大一 大二 大三 M ± SD F p 应对方式 34.67 ± 2.08 31.56 ± 8.31 30.43 ± 8.35 31.27 ± 9.00 30.78 ± 8.49 0.43 0.72 积极应对 20.67 ± 2.31 17.00 ± 6.10 16.97 ± 5.35 17.55 ± 6.42 17.18 ± 5.69 0.56 0.63 消极应对 14.00 ± 2.65 11.62 ± 3.81 10.34 ± 4.35 10.02 ± 4.27 10.37 ± 4.29 1.34 0.26 社会支持 41.67 ± 4.04 31.06 ± 6.17 32.34 ± 4.92 32.91 ± 6.06 32.53 ± 5.43 3.54 0.01 主观支持 23.67 ± 3.51 17.17 ± 4.02 17.23 ± 3.15 17.59 ± 4.03 17.40 ± 3.53 3.46 0.01 客观支持 9.00 ± 2.00 7.23 ± 1.89 8.44 ± 2.38 8.59 ± 2.48 8.41 ± 2.39 1.59 0.19 支持利用度 9.00 ± 1.73 6.65 ± 1.76 6.68 ± 1.71 6.73 ± 1.86 6.71 ± 1.76 1.73 0.16 社交焦虑 39.00 ± 7.94 43.59 ± 5.12 43.53 ± 6.40 43.21 ± 7.58 43.39 ± 6.69 0.47 0.69 表1. 听障青少年学生在各量表上的描述统计(M ± SD)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nxiet 1 2 3 4 5 6 7 8 1 应对方式总分 1 2 积极应对总分 0.458 ** 1 3 消极应对总分 0.775 ** 0.115 1 4 社会支持总分 −0.006 0.360 ** −0.135 * 1 5 主观支持总分 −0.053 0.337 ** −0.158 ** 0.850 ** 1 6 客观支持总分 0.130 * 0.085 0.049 0.548 ** 0.133 * 1 7 支持利用度 −0.089 0.321 ** −0.167 ** 0.636 ** 0.438 ** 0.062 1 8 社交焦虑总分 0.174 ** −0.484 ** 0.258 ** −0.467 ** −0.482 ** −0.002 −0.472 ** 1 表2. 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注：**p < 0.01， *p < 0.05.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positive coping and social anxiet 变量 第一步(系数c) 第二步(系数a，b) 第三步(系数c’) 社交焦虑(c) 社会支持(a) 社交焦虑(b) 社交焦虑(c’) 自变量 积极应对 −0.484** 0.36** −0.362** 中介变量 社会支持 −0.467** R 2 0.234 0.13 0.218 0.332 F 81.164** 39.67** 74.181** 65.942** 表3. 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和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c为总效应，ab为中介效应，c’为直接效应。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decomposition 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positive coping and social anxiet 中介路径 中介效应(ab) 总效应(c) 中介效应/总效应(ab/c) 中介效应/直接效应(ab/c’) 积极应对–社会支持–社交焦虑 0.168 0.484 0.347 0.464 表4. 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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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明显高于常模且高于健听青少年，但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年级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这说明听障青少年学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时能有效的降低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焦虑水平，反之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则更容易使社交焦虑水平升高。根据Lazarus和Folkman的研究，应对行为是可以直接表现为调整和改变不和谐的环境，也可以表现为调整自身对环境的情绪反应，前者是针对问题的应对行为，后者是针对情绪的应对行为 [ 13 ] ，积极的应对方式包括宣泄、放松、解决问题等，这些方式都能够有效的达到调整自身与不和谐环境的关系，从而消除焦虑。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逃避、幻想、自责等将加剧与环境的不和谐，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焦虑等负面情绪。因此不同的应对方式能有效预测焦虑水平。同时由表2可知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这表明听障青少年学生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利用情况越好，社交焦虑水平越低，这可以从苏霞对高中聋生的研究中获得验证 [ 14 ] 。此外来自家庭成员、学校师生、邻居朋友等的帮助对于听障青少年学生建立自信心、获得安全感，及时宣泄内心情绪，改善社交焦虑有极大帮助。另外，研究表明，听障青少年学生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这表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听障青少年在社会支持上评分较高，即良好的应对方式的个体更容易接受和利用社会支持，这与黄万奇、周敦金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15 ] 。 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于社交焦虑作用不是各自独立的，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积极应对方式既能直接预测社交焦虑，又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作用于社交焦虑。这说明擅于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的青少年学生更能获得和利用社会支持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从而减轻其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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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听障青少年学生有明显的社交焦虑，同时研究发现不同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预测社交焦虑状况，这明确了应对方式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了解社交焦虑的产生机制。社交焦虑认知取向认为是对自我和社交交往弯曲的评价，导致对自己和他人的社交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 [ 16 ] ，并且已有研究将情绪智力纳入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的研究中，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探讨相关认知因素和应对方式是如何影响社交焦虑的。此外，除了把社会支持作为中介机制，还可以考虑将人际沟通、利他行为等其他社会心理因素作为中介机制进行研究。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但还存在一定缺陷，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并不能充分说明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从研究数据来看，中介效应的比例为34.7%，这一数据比例说明中介效应比较明显，但仍有不足，推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听障青少年学生自身的人格特质、自我认知均对社交焦虑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中使用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于积极、消极应对方式成分的划分并不明确，这也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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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提出，特别是未来五年中国计划实施的100个重大工程及项目中提到要“大力推进上海、天津、大连、厦门等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就对港口软土区超长桩的使用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港口建设和超高层建筑水平的同时更要符合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这一重要理念。 在工程实践中，对超长桩的定义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规定为：L ≥ 50 m为超长桩 [ 1 ] 。 本文同样采用桩长大于50 m的超长桩为研究对象。由于桩基的现场试验得到荷载–沉降关系曲线极为耗费人力、物力，所以，众多国内外学者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得到桩的承载力(Q)–沉降(S)曲线，来减少上述试验的弊端。许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桩的荷载传递函数的研究得到了丰富的成果，如Seed和Reese 1975年提出的桩身荷载传递函数的双曲线模型，调整双曲线模型 [ 2 ] ，指数模型 [ 3 ] ，蒋建平用Boltzmann数学模型对大直径桩荷载–位移曲线进行描述 [ 4 ] ，以及一些学者提出的简化线性模型三折线 [ 5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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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荷载传递函数的修正 在轴向荷载作用下，其沉降量由下述三部分组成：(1)桩体本身的弹性压缩量；(2)由于桩侧摩阻力向下传递，引起桩端土体压缩所产生的桩端沉降；(3)由于桩端荷载引起桩端下土体压缩所产生的桩端沉降。荷载传递函数法假定桩身任意点的位移只与该点的摩阻力有关，而与桩身其它点应力无关，即忽略了土的连续性。实际上，荷载传递函数法是以桩身为研究对象，荷载传递函数中的位移是桩身位移，而要发挥桩身某点处的桩侧摩阻力，必须要有该点处产生的桩–土相对位移，即应扣除该点处桩周土的下沉量的位移。这不仅表现在桩端处，还表现在桩顶到桩端的任一截面处。若不扣除，对于超长桩的受力分析会产生较大的误差。为消除此误差，阳吉宝 [ 6 ] 提出了荷载传递函数的修正。本文结合阳吉宝等人的研究和在对大量的超长桩、中长桩和短桩的静载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及拟合比较后，得出用抛物线方程表示桩周土的沉降量： (1) 式中：m在1.5~2之间。K为于土分层有关的参数(K = 0~0.8)，根据钻孔灌注成桩的超长桩静载试验结果分析得出：对非嵌岩因施工滞留相当厚度沉渣的超长桩，桩端下部K取高值；对持力层较好且清孔后滞留沉渣少的超长桩，桩端下部K取小值，z为桩身竖向坐标，桩顶处z = 0，L为桩长。 令 ，从而得到修正后的超长单桩荷载传递函数： (2) 对于浅层土，由于打入土中时的挤土作用，在地表浅部形成隆起，产生径向裂隙。且打桩会引起侧向振动，桩土之间形成间隙。因此，在地表下15 m范围内桩侧摩阻力达到峰值后有所降低，表现为应变软化的性质。故对浅层土，采用改进的模型 [ 7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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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建立修正双曲线模型进行理论推导 在桩顶荷载作用下，桩土共同作用模型如图1所示，可由桩上任一单元静力平衡条件得到： (4) 微元体产生的弹性压缩量为： (5) 由 得出： 图1. 桩–土共同作用模型 (6) 其中，u为桩周长，E为桩的弹性模量，A为桩截面面积。 将修正后的超长单桩荷载传递函数关系式(2)带入式(6)得桩身荷载传递微分方程为： (7) 积分(8)并考虑初始条件Q = 0，S = 0得： (8) 令 得： (9) 式中：a，b是与土层有关的参数。对于求解微分方程(7)只考虑了初始条件而未引入边界条件，上式(8)、(9)并未包括桩身的刚性位移对桩身轴力的影响。所以，桩身沉降等于桩身弹性压缩位移 与桩身刚性位移 之和，如图2所示，则有： (10) 在桩顶有： (11) 根据荷载传递函数双曲线模型，在桩端有： (12) 式中： 为桩端阻力； 为桩端沉降量； ， 为桩端土的荷载传递函数。 所以，桩端总阻力为： (13) 图2. 沉降沿桩身的分布 对于大直径超长桩，根据文献 [ 8 ] 考虑桩端直径D尺寸效应，对桩端承载力进行修正，修正系数 ；对于长桩扩底桩，先发挥作用的扩底桩侧阻力占主导地位。如果此时桩的扩径比较小，可不考虑扩底特性，仅将其当作设计安全储备 [ 9 ] ，故： (14) 所以，桩身任意截面处承载力即为该位置侧摩阻力与桩端阻力之和，即： (15) 将(9)、(13)代入(15)式得： (16) 在桩顶有： ，此处， 相当于整个桩身所产生的总弹性位移(压缩量)，桩顶荷载 即为： (17) 上式即为桩顶荷载与沉降的表达式。 对于桩侧土为多层土时也不难得到： (18) 式中 ， 表示与桩侧第i层土的性质有关的荷载传递函数参数；n为桩深范围内的土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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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公式的应用方法 对于图3所示的桩基础，设在桩顶荷载 作用下桩端产生的沉降为 ，桩顶沉降为 ，当土分层为两层时，此时有： (19a) (19b) (19c) 国内外大量实测资料表明：在同一土层内桩身轴力沿深度近似成直线分布。因此，在计算桩的弹性压缩沉降量时，第二层土桩身的轴力曲线均可近似地以直线代替，即： (20) 在a~b段桩身弹性压缩按胡克定律得到： (21) 代入(9)式得： (22) (23) (24) 当地表土层小于15 m时，将 代入(3)式；即： (25) (26) (27) 对于第一层土o-a段桩同样使用胡克定律得到： (28) (29) 带入(9)式可得： (30) (31) 当土层分为多层时，计算过程同上，令 等于不同的数值代入上述公式(19)~(31)即可得到不同的 和 的值，并可绘出 关系曲线，理论计算流程图如图4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计算桩的弹性压缩量时，轴力分布用直线代替曲线分布会有一定误差，但可以采 图3. 桩深入土层两层示意图 用迭代法提高精度 [ 10 ] ，也可以用C语言编制程序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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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考虑桩端沉渣的影响 对于超长灌注桩，由于施工设备、技术及施工水平的影响，桩端不可避免残余有一定厚度的沉渣，沉渣越厚，桩顶沉降量越大，单桩极限承载力越低。所以，在超长桩的荷载传递分析中不能忽略这一因素的影响。这里，本文将沉渣层视为一个与桩身材料不同的桩端单元来考虑。为此，先设沉渣层厚度为 ，压缩模量为 ，桩端直径为 ，则当沉渣层底面产生一个沉降为 时，根据上式(12)、(13)可计算出持力层顶面 。此时，沉渣层与桩侧土间的平均摩阻力近似为： (32) 式中， ， 为沉渣层的侧阻荷载传递参数。此时，沉渣层顶面的轴力(即桩端阻力)为： (33) 沉渣层的平均轴力： (34) 沉渣层产生的压缩变形： (35) (36) 考虑沉渣影响后的桩端沉降量为： (37) 则按上式(32)~(37)计算得到的 和 即被视为桩端阻力与桩端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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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参数a， b的确定 传递参数a，b是与土层深度有关。1/b其实就是桩侧土的摩阻力极限值 。对于 的确定一般有三 图4. 理论计算流程图 类方法，即 [ 11 ] [ 12 ] 法， 法属于总应力法， 法属于有效应力法， 法属于混合法。在此不再赘述。1/a是与土的剪切模量有关的。Randolph和Wroth (1978)提出了弹性土中的桩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38) 其中， 为土的初始剪切模量， 为桩身半径， 为剪切影响半径，可由 求得，考虑土中剪切模量随深度的变化，有 ，即土中剪切模量在桩长一半处与桩底处的比值， 是桩周土的泊松比。 的变化不大，一般在3~5之间，没有详细数据时可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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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工程实例分析 工程概况引用文献 [ 13 ] 的内容，某软土区大厦是一幢68层的超高层建筑，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建筑总高323 m，场地上部为20多米的淤泥、淤泥质粘土，软土总厚度达50多米，工程性状较差，属典型的深厚软土地基。基础设计采用钻孔灌注桩，桩长80-120 m，桩径1100 mm，桩身采用C40混凝土，持力层中风化和强风化基岩，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为13，000 kN，最大试验荷载25，200 kN。地基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见表1，运用本文理论推导式进行计算与分析。由于本文算例持力层较好且清孔后滞留沉渣少，故公式中各土层岩土参数K均取0，桩的弹性模量E = 3.47 × 10 7 kPa，公式中m值取2。 由图5可知，利用本文的理论推导公式计算与文 [ 13 ] 实测结果较为接近，说明用本文的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与实测曲线存在差别是由于a，b，K的取值不同所决定的。对于a，b的取值可以采用黄金分割法进行优选 [ 6 ] 或有详细数据时，根据土性指标拟合各层的荷载传递函数 [ 7 ] 来达到提高计算的精确度。另外，上述计算过程也可利用C语言编制程序进行迭代计算。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利用波尔茨曼函数模型拟合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993，同样说明了波尔茨曼函数能较好拟合实测桩顶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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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结论 (1) 基于软土区超长桩荷载传递特性的研究，考虑了土的连续性，采用修正双曲线模型进行理论推导， 图5. 实测桩顶沉降，波尔茨曼拟合和理论计算曲线 Table 1 The physical mechanicals properties of foundation soi 层序 岩土名称 层厚/m /% /(kN/m 3 ) /kPa /MPa /kPa /kPa 1 杂填土 2.4 43.5 17.38 - - - - 3-1 淤泥 12.9 70.1 15.67 42 1.0 5.0 - 3-2 淤泥 8.7 64.7 16.1 52 1.5 8.0 - 3-3 淤泥质粘土 1.5 50.5 17.27 70 2.8 10.0 - 4-1 粘土 3.4 32.9 19.06 150 5.5 22.5 250 4-2 粘土 6.1 40.9 18.2 100 4.5 17.5 200 5-1 粉质粘土夹粘土 3.3 29.9 19.33 160 6.0 23.5 275 5-2 粘土 4.7 37 18.55 130 5.0 20.0 225 6-1 粘土夹粉质粘土 7.5 29.6 19.49 180 6.5 27.5 400 6-2 粘土 0.5 36.8 18.4 130 5.0 20.0 225 8 粉质粘土混碎石 3.0 - - 170 6.0 25.0 350 9-1-1 全风化基岩 35.7 - - 190 7.0 27.5 600 9-1-2 全风化基岩 23.1 - - 250 8.5 35.0 1250 9-2 强风化基岩 6.95 - - 400 - 45.0 2500 9-3 中风化基岩 - - - 2500 - - - 表1. 地基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并考虑了表层土的软化性质，进行荷载传递函数的改进。 (2) 对于有底部沉渣的超长桩，考虑了底部沉渣的影响，提高了理论计算的精确性。 (3) 通过算例验证了理论推导与实测有较好的吻合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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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传力洞对处理拱坝软弱破碎带基础具有较好的效果，实际工程中应用也很普遍。本文通过建立拱坝及其基础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了不同传力洞布置方向对软弱基础中特定滑裂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传力洞的设置对软弱破碎带内的特定滑裂面抗滑安全通常是有利的，但当传力洞轴线的布置方向不当时，也有可能反而不利滑裂面的抗滑稳定，这一点在实际工程的设计中尤其应该引起工程师们的重视。 关键词 :坝基处理，传力洞，断层破碎带，有限元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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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对于合适的坝址条件，拱坝是一种即经济又安全的坝型。相对于同一坝址处相同高度的其它坝型，拱坝一般工程量节省，而超载能力更强 [ 1 ] 。虽然拱坝对建坝基础的要求较高，但综合基础处理后的工程造价，往往仍然低于其它比较坝型。目前，全世界200 m以上的大坝，有一半以上采用拱坝坝型 [ 1 ]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超高拱坝有拉西瓦(250 m)，锦屏一级(305 m)，构皮滩(225 m)，小湾(292 m)和溪洛渡(285.5 m)等。 根据拱坝的受力特点，拱坝的坝肩稳定是拱坝设计成败的关键，而坝肩岩体的完整性和坚固程度是影响坝肩稳定的重要因素。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的拱坝天然坝基在实际工程中很少出现，一般工程中均需对基础进行相应的处理，以满足大坝受力要求。对于拱坝坝肩基础而言，有时会出现一定范围的软弱夹层或破碎带，当通过表层处理(如灌浆、深挖回填)工程措施不能满足要求或者代价太大时，采用设置传力洞(有时也称抗剪洞)穿过软弱破碎带的处理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 2 ] [ 3 ] 。实践证明，传力洞对增强拱坝坝肩稳定是行之有效的拱坝基础深部处理措施，正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工程之中 [ 4 ] - [ 10 ] 。 合适的传力洞设置将对拱坝的坝肩稳定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不当的传力洞设置则有可能危害拱坝坝肩稳定。本文将通过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特定的传力洞对拱坝坝肩稳定的影响，以期对实际工程起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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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计算模型与方法 2.1. 计算模型 某工程双曲砼拱坝坝高60 m，在拱坝的左坝肩二分之一坝高位置存在厚度为10 m，深度为20 m，顺河向无限延伸的软弱破碎带夹层。基础处理时在软弱夹层位置设置传力洞加固，传力洞为圆形断面，截面半径3.0 m，传力洞的长度以穿过软弱夹层并进入完整基岩1 m。 建基面岩体物理力学参数如下：完整基岩之间抗剪摩擦系数f值为1.0，结构面之间抗剪摩擦系数f值为0.6。完整岩体的变形模量为12 GPa，泊松比为0.25；软弱夹层的岩体的变形模量为1.0 GPa，泊松比为0.33； 砼拱坝为混合线型双曲变厚拱坝，最大坝高60 m，坝体材料为C20砼。拱坝拱冠梁处坝顶厚度2.50 m，坝底厚度10.35 m，厚高比0.173，坝顶中心线弧长164.7 m，弧高比2.745。坝体最大中心角86.35˚。上游坝面最大倒悬度1:0.25，下游坝面最大倒悬度1:0.20。 坝体材料弹模2.0 × 10 4 N/mm 2 ，泊桑比0.167，容重24 kN/m 3 ，线膨胀系数1 × 10 -5 /℃，导温系数3 m 2 /月。基岩变模为1.2 × 10 4 N/mm 2 ，泊桑比0.167。 三维有限元计算中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和常用的Drucker-Prager屈服准则。 考虑的拱坝荷载组合主要有自重、水压力、泥沙压力和温度荷载。 坝基的计算范围为：基础的深度为最大坝高的一倍，左右岸及拱坝上游基础各延伸一倍最大坝高，下游基础延伸2.5倍最大坝高。 有限元模型的整体坐标系定义如下：拱坝拱冠梁上游顶点为坐标原点，右岸为+X方向，+Y轴铅直向下，Z轴指向下游。 坝体采用8节点SOLID45单元模拟，一般岩体采用8节点SOLID65单元模拟，软弱破碎带范围岩体及传力洞采用20节点SOLID186单元模拟。 拱坝整体有限元模型及坝体模型如图1、图2所示。 图1. 拱坝整体三维有限元模型 图2. 坝体(含传力洞)三维有限元模型 2.2. 计算方法 本文讨论传力洞的不当设置，主要分析坝肩传力洞轴线与特定滑裂面(陡倾角)之间的交角变化，对该滑裂面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的影响。为此需要假定传力洞与滑裂面成不同的交角，分别计算各种交角下有无传力洞作用时滑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比较传力洞处理前后滑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的变化情况。 在计算时假设滑裂面走向与坝轴线的夹角为30˚，考虑到实际工程可能情况，将传力洞的轴线方向与滑裂面走向分别布置成90˚、85˚、80˚、75˚、70˚、65˚和60˚的交角(如图3所示)，分别分析有无设置传力洞的情况下，拱坝坝肩稳定安全系数变化情况。 根据《混凝土拱坝设计规范》(SL282-2003)，拱坝坝肩稳定(点、面)安全系数的抗剪公式如下： (1) (2) 式中： K p ——特定软弱结构面上计算点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简称点安全系数； K f ——沿特定软弱结构面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简称面安全系数； f i ——计算点处软弱结构面的抗剪摩擦系数； σ i ——计算点处软弱结构面的法向压应力； τ i ——计算点处软弱结构面的剪应力在滑动方向上的分量(即切向应力)； A i ——计算点所代表的软弱结构面的面积。 计算时取滑裂面的单位宽度。沿滑裂面走向将其均分为20小段，取每小段的首尾两点作为应力计算点，共计21个应力计算点。每个应力计算点所代表的滑面范围为与该点相连的两小段滑面之和的一半。 通过有限元计算，可以得到各应力计算点的六个应力分量，即σ ix 、σ iy 、σ iz 、τ ixy 、τ iyz 和τ ixz 。 图3. 传力洞与滑裂面平面位置示意图 设滑动面的外法线方向余弦分别为l，m，n。根据弹性力学的有关原理，各应力计算点所代表结构面的应力分量p ix 、p iy 和p iz 为： (3) 则各应力计算点所代表结构面上的法向压应力σ i 为： 将上式展开可得 (4) 由 可得各应力计算点所代表结构面上的切应力τ i 为： (5) 将各点的σ i 和τ i 代人公式(1)和式(2)中，就可以求得可能滑动结构面各计算点的点抗滑安全系数K p 和结构面的面抗滑安全系数K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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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计算成果分析 针对设置传力洞处理和未设置传力洞处理两种情况，分别建立拱坝和地基的整体分析三维有限元模型，对未布置传力洞和布置了不同方向传力洞的同一滑面的点、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进行分析计算。设置传力洞后滑面各点抗滑安全系数与未设置传力洞的滑面点抗滑安全系数比较见图4~图9，表中横坐标表示滑面上各计算点，纵坐标表示各点的抗滑安全系数。 有无布置传力洞情况下滑面的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见表1。 根据有限元计算结果可见，设置了传力洞后，一般情况下滑面的抗滑安全系数是提高的，但是当传力洞轴线设置的方向与滑面交角小到一定程度后，传力洞的设置对滑面抗滑安全反而不利。 根据抗滑安全计算公式(1)和(2)，影响安全系数的指标主要是滑面上的正应力σ i 和剪应力τ i ，设置了传力洞以后，拱坝传至坝肩的推力，部分由传力洞承担，传至滑面之后的坚固岩体，因此在传力洞影响范围内，滑面上的正应力分量和剪应力分量是同时减少的。当改变传力洞的设置方向，滑面上正应力和 图4. 传力洞轴线与滑面交角90˚ 图5. 传力洞轴线与滑面交角85˚ 图6. 传力洞轴线与滑面交角80˚ 图7. 传力洞轴线与滑面交角75˚. Table 1 The stability safety factor for anti slip of slip surfac 交角(˚) 无传力洞 90 85 80 75 70 65 面安全系数 1.429 1.489 2.125 1.718 1.650 1.581 1.049 表1. 有无布置传力洞情况下滑面的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表 剪应力减小的幅度不同。当正应力的减小幅度大于剪应力的减小幅度时，滑面的抗滑安全系数就有可能降低。 图8. 传力洞轴线与滑面交角70˚ 图9. 传力洞轴线与滑面交角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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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传力洞对处理拱坝软弱破碎带基础具有较好的效果，实际工程中应用也很普遍。本文分析了不同传力洞布置方向对特定滑裂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传力洞的设置对软弱破碎带内的特定滑裂面抗滑安全通常是有利的，但当传力洞轴线的布置方向不当时，也有可能反而不利滑裂面的抗滑稳定，这一点在实际工程的设计中尤其应该引起工程师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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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在汇总前人实证研究中所选取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指标的基础上，对所有指标进行分类、分级处理，从指标体系中找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次要影响因素，然后以1998-2013年395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提高影响因素模型对资本结构的解释能力，并解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及内生性问题，优化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成长性、营运能力、市场认可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非债务税盾、现金流量、盈利能力、资产担保性、股权集中度、实际控制人与资本结构负相关；波动性、独特性、管理层持股、股权流动性、信息不对称性这五类指标对资本结构不能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有效性，上市公司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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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结构理论是由Modigliani和Miller [ 1 ] 在1958年开创的，他们指出，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如果不存在税收、破产成本以及代理成本的影响，那么企业市场价值将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这就是著名的MM不相关定理。之后，Jensen和Meckling (1976) [ 2 ] 、以及Ross (1977) [ 3 ] 、Myers (1984) [ 4 ] 、Milton和Raviv (1988) [ 5 ] 等人将资本结构理论向不同方向加以拓展，出现了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不同的学派。目前为止，国外研究此课题最完善的是Murray & Vidhan (2009) [ 6 ] 发表的论文，他们以1950-2003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对其分组研究了25个影响因素的效应，结果表明，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为：行业中值杠杆率、资产市账比、流动性、盈利性和预期通胀。 国内较早研究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学者是陆正飞和辛宇(1998) [ 7 ] ，他们对中国1996年沪市上市公司按行业分组，发现不同行业间资本结构的差异十分显著。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 [ 8 ] 、冯根福和吴林江、刘世彦(2000) [ 9 ] 、王娟和杨凤林(2002) [ 10 ] 、肖作平(2004) [ 11 ] 、吕峻和石荣(2014) [ 12 ] 等学者都在不同年度采用不同方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历史进程来看，后人多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累加，这就使得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不利于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与次要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判断。因此，本文在继续“做加法”，进一步完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选取的所有指标进行分类、分级处理，然后，首次在该研究中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做减法”，用较少的主要影响因素达到对资本结构较高的整体解释能力，同时又不放弃次要影响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此完成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由繁化简”的工作；最后对主要影响因素和次要影响因素进行优化，消除影响因素间的多重共线性及内生性问题，提高计量模型对资本结构的整体解释能力。完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区分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及正反作用，一方面总结提高过往研究，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上市公司在构建合理的资本结构时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合理高效的构建适合上市公司自身的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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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选择与分类 本文在Titman & Wessels (1988) [ 13 ] 资产担保性、非债务税盾、成长性、独特性、公司规模、波动性、盈利性这些指标的基础上，依据后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增加现金流量、营运能力、市场认可性、股权流通性、内部持股、股权集中度、信息不对称性、控制人类型，共计15类指标，以此作为代表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的类别，然后将梳理获得的63个解释变量分别归入其中，作为二级指标，见表1。逐一将15类中的二级指标分别与被解释变量回归，从中选择解释能力最强(t检验值最显著)的指标，以此作为一级指标的代表影响因素。 Table 1 The definition of classification variable 类别(一级指标) 符号 指标名称(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资本结构(Y) y 总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公司规模(B) xb1 营业收入 ln(营业收入) xb2 上市年龄 ln(上市年龄) 非债务税盾(D) xd1 (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总资产 (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总资产 Xd2 所得税/利润总额 所得税/利润总额 现金流(E) xe1 经营现金流/(Tobin’Q总资产) 经营现金流/(Tobin’Q总资产) xe2 自由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量/(Tobin’Q总资产) xe3 现金流量/总资产 现金流量/总资产 波动性(F) xf1 近三年现金流量标准差/总资产 近三年现金流量标准差/总资产 xf2 营业收入一阶差分百分比绝对值 ︱(期末营业收入 − 期初营业收入)/总资产︱ xf3 近三年营业收入标准差/总资产 近三年营业收入标准差/总资产 Xf4 资产回报率方差 VAR(净利润/资产市值) 盈利能力(G) xg1 基本每股收益 净利润/流通股数 Xg2 每股收益(摊薄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期末总股本 Xg3 每股收益(摊薄净利润) 净利润/期末总股本 Xg4 每股净资产 股东权益合计/期末总股本 Xg5 每股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期末总股本 Xg6 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股东权益合计 Xg7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 净利润/股东权益合计 Xg8 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总资产 Xg9 资产净利润率 净利润/总资产 xg10 销售净利润率 净利润/营业收入 xg11 总资产息税折摊利润率 (净利润 + 折旧 + 摊销 + 财务费用 + 所得税)/总资产 xg12 留存收益/总资产 (盈余公积 + 未分配利润)/总资产 成长性(H) xh1 净资产增长率 (期末净资产 − 期初净资产)/期初净资产 xh2 总资产增长率 (期末总资产 − 期总净资产)/期初总资产 xh3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期末主营业务收入 − 期初主营业务收入)/期初主营业务收入 xh4 营业利润增长率 (期末营业利润 − 期初营业利润)/期初营业利润 xh5 净利润增长率 (期末净利润 − 期初净利润)/期初净利润 xh6 托宾Q 总市值/重置成本 xh7 投资额/总资产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 期初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 xh8 总资产营业收入率 (本年营业收入 − 上年营业收入)/(期末总资产 − 期初总资产) 表1. 分级变量的定义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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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与模型优化 本文以2005年股改基本完成为界，选取其前后各8年的数据，即1998-2013年。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数据，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在1998-2013年间数据存在缺失值的公司，剔除样本区间内被ST和PT的公司，剔除资不抵债的公司，即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公司。最终，样本公司共计395家，数据共计6320个。所有的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数据处理均采用EViews 6.0软件。本文对所有指标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 首先，通过逐步回归法找出每类指标的主要解释变量，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每类指标的代表性指标如表2所示。一方面，将不同指标首先按类别进行处理，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另一方面，每类影响因素只选取一个最优指标，避免了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相似信息的重复。并且，通过对表2中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其中的最大值仅为−0.52，远小于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经验标准。因此，多重共线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将“代表性指标”与资产负债率进行回归，排除未通过T检验的因素后，将剩余的十个主要影响因素再次与资产负债率回归得到表3，将此次回归残差项取平方后作为被解释变量与表3中的解释变量(十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检验“代表性指标”是否具有内生性问题(见表4)。回归结果表明，Control(国有控股类型)、PB(市净率)、zscore(Z指数)三项指标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其它指标均具有内生性。本文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构造工具变量来消除内生性问题，并且通过最终确立的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来验证了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代替“代表性”指标原值。 此时，将工具变量以及三个外生变量(Control、PB、zscore)作为解释变量与资产负债率进行回归，得到表5，发现R方得到了显著提高。将该回归的残差项平方与表5中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表6，发现此时仅剩下DA和TAGR两个因素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与残差项下显著相关，因此，本文有理由认为内生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Table 2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 类别 一级指标 “代表”指标 简称 A 最终控制人类型 国有控股xa = 1，非国有控股xa = 0 Control B 公司规模 营业收入 lnS C 信息不对称性 无形资产小于均值xc = 1，大于均值xc = 0 Intan D 非债务税盾 (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总资产 DA E 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tobin’Q * 总资产) CTobin F 波动性 近三年现金流量标准差/总资产 CStd G 盈利能力 资产净利润率 Rota H 成长性 总资产增长率 TAGR I 资产担保性 流动比率 Curr J 营运能力 资产周转率 turnA K 独特性 销售费用率 unique L 市场认可行 市净率 PB M 股权流通性 流通股比例 trade M' 内部持股 高管人员持股比例 manage M“ 股权集中度 Z指数 zscore 表2. 每类指标的“代表性”指标 Table 3 Th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 变量 系数 T值 P值 Control −0.0159 −4.5244 0.0000 lnS 0.0465 33.0917 0.0000 DA −0.3538 −8.8381 0.0000 CTobin −0.0499 −4.5257 0.0000 Rota −1.1235 −31.2549 0.0000 TAGR 0.0291 8.6807 0.0000 Curr −0.0347 −37.2178 0.0000 turnA 0.0087 2.6080 0.0091 PB 0.0013 1.9918 0.0464 zscore −0.0385 −3.4538 0.0006 R-squared 0.462471 表3. “代表性”变量回归结果 Table 4 Endogenous tes 变量 系数 T值 P值 Control −0.0015 −1.7173 0.0860 lnS 0.0032 9.1631 0.0000 DA 0.0547 5.5292 0.0000 CTobin 0.0135 4.9435 0.0000 Rota −0.1686 −18.9665 0.0000 TAGR 0.0121 14.6456 0.0000 Curr 0.0151 65.3221 0.0000 turnA −0.0018 −2.2013 0.0278 PB −0.0002 −1.0895 0.2760 zscore −0.0009 −0.3084 0.7578 C −0.0707 −9.6880 0.0000 表4. 内生性检验 Table 5 Th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Mixed effects mode 变量 系数 T值 P值 Control −0.0068 −1.8914 0.0586 0.0336 17.4819 0.0000 −0.1448 −3.6015 0.0003 −0.0139 −1.2472 0.2118 −1.0315 −28.2657 0.0000 0.1127 18.5380 0.0000 −0.0563 −49.9539 0.0000 0.0272 6.7677 0.0000 PB 0.0531 2.0777 0.0381 zscore −0.0822 −7.5345 0.0000 R-squared 0.484934 表5. 混合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6 Endogenous test under instrumental variabl 变量 系数 T值 P值 Control −0.0015 −1.3763 0.1688 0.0013 2.3113 0.0508 0.0504 4.0954 0.0000 0.0005 0.1611 0.8720 −0.0054 −1.0286 0.1350 0.0137 7.4281 0.0000 0.0115 3.7579 0.0857 0.0011 0.9373 0.3486 PB 0.0001 0.7236 0.4693 zscore 0.0039 1.1663 0.2435 表6. 工具变量法下内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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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也不考虑主要影响因素和次要影响因素，那么，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包括：最终控制人、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现金流、盈利能力、成长性、资产担保性、营运能力、市场认可性、股权集中度，共计10项；如果考虑内生性问题，也考虑主要影响因素和次要影响因素，那么主要包括：终控制人、公司规模、现金流、盈利能力、资产担保性、营运能力、市场认可性、股权集中度，以及这8个指标下的二级指标。 研究结果还表明，公司规模、成长性、营运能力、市场认可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非债务税盾、现金流量、盈利能力、资产担保性、股权集中度、实际控制人与资本结构负相关；波动性、独特性、管理层持股、股权流动性、信息不对称性这五类指标对资本结构不能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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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某些化工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高浓度盐水一般是通过蒸发塘来进行处理和回收利用，但是该工艺具有占地面积大、蒸发效率低等缺点。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根据晾晒衣物的原理，通过将传统平面布局的蒸发塘更改为竖立布置来进一步提升蒸发塘的处理效率。即在蒸发池上方竖直放置强吸水性的材料，这些材料定时与蒸发池内的浓盐水接触，充分浸润饱和后晾晒在蒸发池上方，以此来增大水面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并最终达到提升蒸发效率的目的。进一步的对比试验表明：在相同面积内，竖置的吸水性材料越多，蒸发效率越高；而增加浸润频率对蒸发效率的提升有限。本文提出的蒸发塘工艺改进方案相对于传统工艺具有建设简单、运行费用低、蒸发效率高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浓盐水，蒸发塘，新工艺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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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背景 海(咸)水淡化或工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高浓度盐水 [ 1 ] [ 2 ] 。浓盐水的大量排放不仅会造成局部海水温度和盐度升高，还可能引起局部水体富营养化，给海洋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对浓盐水进行综合处理，实现盐和水资源的高效回收利用，对于降低浓盐水排放的环境污染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蒸发塘，又称晾晒池，是利用自然作用(日照、风等)处理废水处理流程最后留下的高浓度含盐水的一种工具，多应用在西部等缺乏纳污水体的地区，做到废水的零排放。目前国内应用的蒸发塘工艺主要有反渗透、蒸发器蒸发、膜蒸发、结晶器结晶、自然蒸发等，其中自然蒸发的原理主要是通过露天自然蒸发，将浓盐水中水分不断汽化进入大气，浓盐水不断浓缩结晶而减少，最终的含盐混合物用于综合利用或填埋处理 [ 2 ] [ 3 ] 。这种处理方式较为简单，不需要任何动力设备，运行成本较低，非常适合在雨水少、空气干燥、风大、日照时间长的高原或者荒漠地区处理成分较单一、无气味的浓盐水，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 3 ] 。但这种工艺需要设置大容量水池，占地面积较大，蒸发速率较低，从而影响其优势的发挥。 本文针对自然蒸发工艺的缺点，利用传统晾晒衣物的原理，提出将平面布置的蒸发塘竖立起来，将强吸水性的材料定时在蒸发池充分浸润充满水分后，晾晒在传统的蒸发池上方，以达到增大水面与空气接触面积的目的。通过对传统平面蒸发塘和创新竖向蒸发塘工艺对比试验表明：竖向蒸发塘工艺可以极大地提高单位占地面积高浓度含盐水的蒸发效率，减少废水处理设施的占地面积，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后期的运行成本，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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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试验原理 水的蒸发速率与周围环境温度、风速和相对湿度有关 [ 4 ] 。温度越高，蒸发速率越大，反之，蒸发速率越小；环境风速越高，蒸发速率越大，反之，蒸发速率越小；周围环境相对湿度越小，蒸发速率越大，反之，蒸发速率越小。 水池蒸发量计算公式：蒸发量 = 蒸发速率 × 蒸发表面积 × 时间 对于大面积、大容量的蒸发塘，一般都是靠自然条件实现蒸发，其周边环境温度、风速和湿度都是难以人为控制的，因此，为了提高单位时间的蒸发量，只能通过人工增加蒸发表面积来实现。 传统蒸发塘受占地面积限制，难以通过增大蒸发塘扩大，但是，根据蒸发原理，只要增加水与空气接触的面积，就可以增加蒸发量。本文提出将充分浸润后强吸水性材料竖置在蒸发池上方，尽可能增大水面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最终实现提高蒸发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