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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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沼液是一种传统的优质有机肥料，然而随着中国规模化猪场和沼气工程的发展，沼液的数量巨大，组成更加复杂。本文阐述了2006~2017年相关文献中我国大型养猪场沼气工程产出沼液中pH值、氮、磷、钾及重金属的种类及浓度波动范围，并与相关重金属标准限值进行了比较。还介绍了某些稀释沼液灌溉实验中土壤及植物体内重金属含量的改变。本文可为沼液净化及资源化利用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沼液，氮，磷，钾，重金属，含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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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我国养殖行业近年来迅猛发展。以养猪行业为例，2017年全国生猪出栏量为6.89亿头，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生猪屠宰量为2.22亿头，同比增长6.3% [ 1 ]。养殖行业产生的粪污，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 2 ]。畜禽养殖污染对人们生活环境带来严重破坏，而且还阻碍畜牧业发展 [ 3 ]。沼气工程因具有产生可替代能源从而可减少环境污染的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 [ 4 ]。以德国为例，该国沼气工程在19年前仅有850处，到2016年已经增长了10倍以上，达到9004处，约占欧洲的沼气工程总量的62% [ 5 ]。中国截止2016年底，农村使用沼气达3202.1万户，总产气量达到1，178，696.5万m 3 ，该年每户平均产气量已达到了368.1 m 3 [ 6 ] ；在2016年仅江苏省就已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4100多处 [ 7 ]。沼气工程不仅减少了农业废弃物，还能产生清洁能源甲烷和肥料沼液，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 8 ]。集中处理的沼气工程模式通常会产生大量的沼液，其关键技术环节在于沼液的利用 [ 9 ]。了解我国大型养猪场沼液中营养元素的含量以及有害重金属的组成及浓度，对于研究沼液规模化资源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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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我国大型猪场沼液具有以下特点： 1) 沼液中的悬浮物含量、酸碱度、及氮、磷、钾等大量元素浓度与沼气工程的运行时间有密切关系，运行时间越长，沼液组分的稳定性越好。同一沼气工程排出的沼液组分及含量，季节和月份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异。 2) 2006~2017年，我国各地大型养猪场沼气工程中沼液，其pH值范围在6.89~8.83之间，其主要营养成分氮、磷、钾含量变化较大，总氮浓度范围在300~10，109 mg/L之间；总磷浓度在3~3318 mg/L之间；钾浓度在36~1755 mg/L之间；氨氮浓度范围在42~9081 mg/L之间，硝氮浓度在3.25~360 mg/L之间。其中速效氮成分有利于植物快速吸收利用。 3) 2006~2017年间我国大型猪场沼液普遍都含有重金属。其中铜离子浓度范围在0.006~44.3 mg/L；铁离子浓度范围是0.90~57.4 mg/L；锰离子浓度范围是0.033~6.21 mg/L；锌浓度范围是0.1~33 mg/L；砷离子浓度范围是0~13 mg/L；铅离子浓度范围是0~27.41 mg/L；铬离子浓度范围是0~7.5 mg/L；镉离子浓度范围是0~3.24 mg/L；汞离子浓度范围是0~0.0251 mg/L。我国沼液中重金属镉，铬，铅，砷，汞含量，其最大值均超过农田灌溉用水标准、肥料中重金属的限量指标，以及无土栽培水源中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含量标准。 4) 有实验表明稀释沼液灌溉改变了土壤中和种植的莴苣中重金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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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以砒砂岩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比例复配土中的土壤过氧化氢酶和有机质的含量及分布，结果表明：砒砂岩：沙1:2比例的复配土中，过氧化氢酶活性和有机质含量较高，表现较好，但过氧化氢酶活性和有机质含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 :酶活性，有机质，相关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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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砒砂岩是一种形成时间极为久远 [ 1 ] 的松散岩层，主要由砂岩和砂页岩等 [ 2 ] 构成，在毛乌素沙地广泛分布，作为毛乌素沙地的伴生岩 [ 3 ]，改良复杂，利用困难，被称为“地球环境癌症” [ 4 ]。目前关于砒砂岩的利用已有大量学者对此进行广泛研究，其与沙复配形成的土壤可以提高沙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对农业发展具有极大的帮助 [ 5 ] - [ 10 ]。土壤酶作为土壤生态系统的组分之一，其活性在土壤中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所处的状况 [ 11 ]。过氧化氢酶是氧化还原酶的一种，参与土壤腐殖质组分的合成，也参与土壤形成过程，有助于加深对土壤发生及有关土壤肥力等问题的了解 [ 12 ] [ 13 ]。 本研究针对不同比例的复配土壤，研究了其过氧化氢酶和有机质的分布及变化，为复配土的土壤培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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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砒砂岩和沙土取自榆林市榆阳区的毛乌素沙地。其基本物理性质见表1。 Table 1 Primitive soil physical propertie 粒径比例 质地(USDA) 毛管孔隙(%) 沙粒(0.05~2 mm) 粉粒(0.002~0.05 mm) 粘粒(<0.002 mm) 砒砂岩 34.82 58.19 6.99 粉壤土 45.26 沙土 96.33 1.44 0.23 砂土 24.97 表1. 原始土物理性质 2.2. 试验方法 2.2.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2018年5~9月在榆林市榆阳区小纪汗乡大纪汗村进行。当地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东经107˚15'~111˚15'，北纬36˚57'~39˚34'，属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当地年平均气温7.9℃~11.3℃，年平均降水量316~513毫米，多集中在7、8、9三个月。气候特点是光照充足，温差大，气候干燥，雨热同季，四季明显。 2.2.2. 试验设计 砒砂岩与沙土比例分别按1:1、1:2、1:5设置三个处理种植马铃薯陇薯一号，每个处理设置三次重复，共9个小区，每个小区长12 m，宽5 m，共60 m 2 。马铃薯于2018年5月18日种植，种植前每个施入尿素0.90 kg、磷酸二铵2.25 kg，并于6月16日中耕并补施尿素0.90 kg。小区采用滴灌进行灌水，灌水频率1周/次，每次灌水10 mm。 2.3. 数据处理 试验于马铃薯收获后取土一次，测量其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和有机质含量。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 [ 14 ]；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 [ 15 ]。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2进行整理分析及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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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分析与讨论 不同比例复配土各土层的土壤过氧化氢酶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三种比例的复配土中，土壤过氧化氢酶含量均在20~40 cm土层取得最大值。砒砂岩：沙1:1比例的复配土中，土壤过氧化氢酶含量随土层深度增加先升高后略微降低，含量最小值出现在0~10 cm土层，为267.55 mg/g，含量最大值出现在2~40 cm土层，为488.90 mg/g；砒砂岩：沙1:2比例的复配土中，土壤过氧化氢酶含量的变化趋势与1:1比例的复配土相同，含量最小值出现在0~10 cm土层，为236.57 mg/g，含量最大值出现在2~40 cm土层，为494.77 mg/g；砒砂岩：沙1:5比例的复配土中的土壤过氧化氢酶含量则随土壤深度增加先减小后增大，含量最小值出现在10~20 cm土层，为202.30 mg/g，含量最大值出现在2~40 cm土层，为468.09 mg/g。 图1. 复配土过氧化氢酶分布图 不同比例复配土的土壤过氧化氢酶含量在不同土层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0~10 cm的土壤表层，砒砂岩：沙1:2比例的复配土中酶活性最低，为236.57 mg/g，1:1复配土较之高13.10%，1:5复配土较之高33.02%；在10~20 cm土层中，1:5复配土的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最低，为202.30 mg/g，1:1复配土较之高67.16%，1:2复配土较之高135.00%，三者差异较大，而在20~60 cm土层中，3种不同比例的复配土的酶活性差异较小。 如图2，三种比例的复配土中，砒砂岩：沙1:2比例的复配土的土壤有机质随深度变化最大，其余两种比例的复配土虽同样有差异，但变化趋势较1:2的复配土小。砒砂岩：沙1:2比例的复配土的土壤有机质随土壤深度增加先减小后增大，土壤有机质最小值为1.17 g/kg，出现在10~20 cm土层，最大值为5.00 g/kg，出现在20~40 cm土层，最大值为最小值的4.27倍，差距明显。 同一土层下的不同复配土，在0~10 cm、10~20 cm和40~60 cm土层的土壤有机质表现恰巧与酶活性相反，酶活性较高的土壤中有机质含量较低，反之酶活性较底的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则较高。 图2. 复配土有机质分布图 图3. 复配土中过氧化氢酶活性与有机质相关关系 土壤有机质与过氧化氢酶之间的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相关系数R 2 仅为0.0266，相关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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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基本呈现表层低，底层高的趋势，其中砒砂岩：沙1:2比例的复配土在10~20 cm土层中含量就已经超出400 mg/g，过氧化氢酶活性在三种复配土中表现较好。三种复配土中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差异较大，1:2比例的复配土在10~20 cm土层中含量最低，但在其它土层中表现最高，超出其余两种复配土较多，有机质含量较高。而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和土壤有机质含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这与戴伟等 [ 14 ] 的研究有所差异，可能复配土的土壤性质与陕西塿土不同，后续还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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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1941年的“恐怖货币战争”是发生在政治界、经济界乃至军事界上的一件大事，这场多元素的复杂较量，从1941年1月开始，至6月结束，军统和伪政权的特务，围绕汪精卫的“中央储蓄银行”，展开了6个月的相互屠杀和报复行动，这场行动的终极目的实则只有一个：法币地位。因此，这场恐怖货币战争实际上就是金融之争的畸形演化。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待这次“战争”，可以更清晰解读和还原那段复杂的历史，以及了解中国艰难的经济抗争。 关键词 :上海，中国抗战，货币战争，恐怖手段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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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概述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1931年开始 [ 1 ]、直至1945年结束，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予以打击摧毁、在政治上予以威胁诱惑，更在经济上予以封锁掠夺，可以说，经济目的才是日本侵华的最终目的。因此，中日之间的经济战自然也是政治战、军事战背后更深层次的对抗。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准备和日本做长期抵抗的时候，已经占据中国经济重区的日本，为了破坏法币制度，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能力，凭借其政治军事力量和国民政府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战。而货币战又是经济战中最关键的环节。关于中日经济战争的研究，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大量成果，相关的著作和论文 [ 2 ] - [ 9 ] 硕果累累。然而这些成果，却只大多从经济层面分析这场货币战，没有着重论述执行这场经济战背后的政治军事力量较量；部分文章虽是关于1941年惩杀伪政府支持下银行相关人员的，却只当作政治势力之间的锄奸 [ 10 ] [ 11 ] [ 12 ]，没有对其经济层面做出论述。限于笔者的学力，本文拟从金融角度，简要概述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和南京伪政府之间的恐怖货币战的大致过程和一些主要事件，并对此战作出简要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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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货币之争”和法币地位的危机 恐怖货币战争是相对于普通货币战争而言的。一般所谓的中日“货币战争”，是文斗，主要指的是用各种方式搜刮法币，然后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以达到破坏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目的。“抗日战争史的较大部分乃是金融战：银行与银行争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各自为了用自己的通货取代对手货币而展开的激烈竞争”。然而在上海，“这种中日之间货币的竞争还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采取了使用城市恐怖战略的游击战方式” [ 13 ] P 141。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上海成为日本和伪政府势力环绕的“孤岛”，三方势力(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方面、伪政权)在表面上都不能直接干涉上海租界及其周围。然而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早已暗流涌动，各方势力在上海暗相争斗。国民政府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放弃了上海和东部地区，迁都到了边陲的重庆，然而在经济上，“据统计当时银行业在上海市，苏、浙、皖的分支行有530家，其中大部分均属上海或由上海管辖，因战事波及，先后迁移来沪” [ 14 ]。譬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不仅移沪办公，且在各处还建有分支办事处。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奉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有的还直接听命于重庆国民政府。 法币在东部地区依然畅行无阻、民众对北平“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毫不信任。这使日本人相信，之所以难以使重庆屈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破坏，国民政府还保有较大的势力，而为了彻底打败中国的经济，只有扶植和建立沦陷区中国人信任的“中央银行”，且要控制上海经济命脉。于是，汪精卫的“中央储备银行”便在南京成立了。 1941年1月6日，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发行中储券，在沦陷区建立了其金融和财政的基础，加强了其统治权威。同时，在中日之间扮演着与日本政府进行“合作”的中间人角色，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沦陷区的社会经济秩序。然而从重庆国民政府的角度看，中储券的发行，使在沦陷区流通的法币遭到了“强制”驱逐。加上后来日军逐渐控制了其在沦陷区留下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并切断了上海和重庆之间的金融联系，国民政府经济和金融力量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中储行的设立拉开了日汪与重庆政府之间激烈的“货币战”序幕。 1941年“中储券”的发行额 [ 15 ] P 61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国立台清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编印，第318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储券的发行额从1941年1月开始到12月虽只有11亿元，比起同时期的法币发行额(158亿元)可谓“小巫见大巫”，然而中储行采取了国民政府当初实施法币制度时曾使用过的领券制度，鼓励银行或钱庄领用中储券。这就意味着中储券开始与上海的金融经济力量挂钩，逐步排挤法币地位。且由于伪中央储备银行居于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的地位，中储券被赋予“统一币制”的职能，大有取代国民政府法币成为新的法定货币之势。不仅如此，汪伪政府还采取了野蛮手段强制要求各银行接受中储券的存款。首先是以向上海各银行单位强迫存款的方式推展其流通领域，汪伪政权派出特务人员持200万元中储券向上海中国银行强迫存储，该行被迫照办，缺口打开后，中国银行又收到5万元中储券的强制存款，中央、交通、农民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也都收到了类似性质的存款。如此利诱威逼、软硬兼施，无外乎想达到支起中储券“法币”地位之势力。 事实上，中储券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目的：1941年7月，领换中储券所占比例竟达到了49.20%的高峰！ [ 16 ] 上海租界的英美各银行，本欲坐山观虎斗和获取渔翁之利，现在看到民间钱庄和华商银行纷纷领券的行为，也转变了原来支持法币，排斥中储券的态度：“新法币(即中储券)既为中国民众之通货，吾人当视为中国人对新币采取如何之态度，然后决定态度。”法租界工部局更是认为“将来如发生依赖国民政府之金融事态时，必然采取容忍新法币之态度” [ 17 ]。上海公共租界的百货商店，也开始接受顾客使用中储券，这些情形显示中储券的推行已有成绩。最令人忧心的是，中储券在1941年春天收购沦陷区的春茧，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就意味着，沦陷区人民已经开始接受伪法币和伪政府的政策了。 随着中储券的推广，日伪政权以中储券收兑法币，再至上海外汇市场套取法币的外汇 [ 18 ]。国民政府法币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这就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打击伪中央储备银行，其中就包括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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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由“货币之争”发展到恐怖活动 事实上，早在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之初的时候，重庆国民政府就已经让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对其在沪分行进行破坏和惩戒了。 1941年1月30日，季翔卿被军统上海区第三大队的叶东山击毙于法租界恺自尔路174弄7号自家寓所附近 [ 19 ]；2月6日，“下午八时十五分，公共租界南京路、浙江路口(日升楼)突然发生巨裂爆炸一案” [ 20 ]，系军统上海区第三大队的董威、林镇城、田杰等6人向位于外滩的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直接投掷手榴弹袭击，虽未造成重大伤亡 [ 21 ]，却给了伪行人员一定的威慑。 随即在1941年2月20日，军统特工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制裁恐怖事件，“上午十时二十分，本市公共租界外滩中央储备银行，正值营业时间，突由正门闯入暴徒三四人，直上二楼，在二楼扶梯口由身边取出鸭蛋形式之炸弹三枚，向营业科内抛去，但未爆炸，仅地面略受掷残之状，同时并用盒枪击中适在扶梯警卫之警卫队队员赵万菊，腋下中一弹，当场身死，同时共发三枪，一时行内职员，纷纷躲避。该暴徒等，即乘乱下楼，又向扶梯对面墙壁抛掷一弹，立时爆炸，将墙壁炸一小洞，乃出门逸去……” [ 20 ] 这起制裁案件直接惊动了上海租界的“保安”势力，“事后捕房闻报，立派大批中西探捕，前往搜索，在楼梯旁，又检获炸弹三枚”，且迫使“该行现已将铁门关闭，仍照常办公”。当时外界对这次恐怖袭击的反应：周佛海亲自飞沪，“召见张队长鲁、戴队长寅，商充实中储卫办法” [ 22 ] P 467；上海市政府“赐予会同公共租界工部局协缉凶犯到案法办，并恳对于敝行之安全问题转商工部局予以密切保护，毋任公感” [ 20 ] 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做出反应“除令本市警察局协缉凶犯外，相应函请查照，迅即饬知捕房，—体严缉凶徒务获法办，并对该行予以严密之保护，以保治安而维法纪” [ 20 ] 可见当时对此事已引起公共租界、伪政府、日本人的共同关注，造成了不小的社会效应。 此后在三、四月份，军统频频对伪行人员进行制裁：3月3日，军统特工发起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傅永炳的暗杀，未得成功 [ 13 ] P 142；3月14日，“下午三时五十分，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内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突发生炸弹爆炸案”“致将该行职员事务课主任陈宗光，杭州人；及信差左宝林，绍兴人；季阿三，通州人；张士奎，海门人；郑广才，扬州人；电灯匠单阿来之妻单邱氏等，当场被炸受伤……因均伤在要害，抵院后气绝毕命” [ 20 ]。3月21日，时任日汪伪中储银行设计部主任的楼桐被军统上海区第三大队董威刺杀于新闸路与虞洽卿路路口 [ 23 ]；3月26日，一天成功两案，时任汪伪中储银行帮办总会计的卢杰被制裁于公共租界汕头路；时任伪财政部科员的冯德培被斧劈于北浙江路 [ 24 ]。4月17日，由新一组的赵家鑫等人出动，在西爱咸斯路391弄73号，将汪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张永纲予以制裁。 1 4月21日，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长万鼎模被军统第七大队何凤祥等人枪杀于爱多亚路中南饭店的楼梯上 [ 25 ]。至此，国民政府的恐怖制裁活动已到达顶峰。 这些恐怖袭击活动给汪伪的中央储蓄银行以重大打击，一时间，汪伪中储银行的工作人员人人自危，宁可丢掉饭碗，也不敢再去中储行上班了。整个黄埔滩，人人谈“银行”而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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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伪政权的报复和上海经济的动荡 军统恐怖活动的实施遭到了汪伪政府的报复，他们纷纷派出特务进行还击。 针对2月20日的制裁事件，2月25日，警务部长李士群在极司非尔路76号宣称：“我们必须立即制止重庆特工再次进行恐怖活动。”在过去两三年里，重庆恐怖分子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恐怖活动是“任何政治斗争中所使用的最为下流的手段”，它企图对上海国际团体的共存进行恐怖威胁，使得经济复苏和商业繁荣不可能实现 [ 13 ] P 141。面对伪警察局长李士群的“威胁”和美化汪政权的所谓“和平运动”，军统对此并没有放松，又制造多起袭击事件，终于在一个月后，也就是3月21日夜间，“伪政权的恐怖分子将手榴弹和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的银行，在此同时，作警察打扮的六个枪手越过夜班守卫，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枪手们打灭电灯，开始向床上的人胡乱开枪，5个银行职员被打死，6人以上受重伤，他们都昏睡在浸透了鲜血的被窝中” [ 13 ] P 142。 3月22日凌晨，“大批闯入位于上海极司斐尔路的中国银行宿舍，绑架128人 [ 15 ] P 63”。3月24日下午4点，中国中央银行白克路分处发生了爆炸，炸药摧毁了二楼的大部分，炸死1人，伤38人。另一次爆炸发生在界外的法租界内，那里的中国中央银行逸园办事处也被炸毁了，造成7人死亡，21人受伤，大多数是办事员和会计师；4月16日，伪中储行会计科副主任张养义被人击毙后，汪伪特务为了报复重庆方面，当晚绑架中国银行方面职员9人，其中2人遭杀害。 事实上，重庆的恐怖和日伪的报复并没有停止，无休止的你杀我戮终究引起了上海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秩序的动荡，人们普遍对恐怖袭击活动感到厌倦。 可以看到，在这些金融界发生的恐怖袭击活动背后，是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之间的较量。双方皆要强调其合法性，重庆方面绝不会容忍一个与之对立的中央政府的出现。而汪伪政府方面因为诞生较晚，急需强化其所谓的“合法性”，它本就是与重庆政府相对立的。同时，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在中国境内还存在着日本方面的巨大影响，因此，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的明争暗斗也就不可能不与日本方面的势力发生牵连。重庆政府当时名义上是全国唯一的合法性政府，但实际上其中心已经缩至西南地区，它要想得到民众以及各党派支持，占据话语权，就必须坚持抗战。而汪伪政府位于南京，它依靠日本方面的扶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势力的代言人，而且，它必然要受日本战略的影响。当时日本进攻中国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军事手段之外也在采取金融手段打击中国，汪伪政府也必然会采取相关措施，否则，其无法得到日本方面的信任与支持。而在重庆政府方面，不管是从争夺统治权还是抗战需要，都必然要和汪伪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战时，经济状况，金融实力对一个政府来说相当重要，双方都明白这一点，因此在金融领域才会展开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活动，借以打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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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中国的金融抗争 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之间的这场恐怖货币战争，看起来是中国境内两个政权、两种势力的争斗，实际上，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建立的，虽然它一直标榜“和平建国” 2 ，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武力统一和对抗似乎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汪伪政权确是个卖国的政权，它背后的日本人才是“太上皇” [ 22 ] P 276 3 ，因而这场货币之战，实际上是中日之间的经济战，恐怖的货币金融行动，也是重庆政府对日伪干涉中国经济和政治、侵略国土的一种反抗。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独立发展地位，中国在极端环境下的抗争行为也裹挟着一些悲剧色彩。 然而更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这场本来以制裁敌伪为主要目的的爱国行动，在造成伪“央行”人员恐慌的同时，也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安和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在1月30日，军统特务刺毙季翔卿后，“旋即通报各银行、钱庄及公司商号等如有通用新币者，即将施以恐陌之对付。嗣经渝府所属之上海党政当局，查得本市之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均亦表示通用新币情事，故决定对于该四大公司，施以警告。当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接近之地点，派人投掷小型香烟罐之爆炸药一罐，轰然一声，顿时爆炸，斯时系在晚间，热闹之区，以致行人四散逃避……” [ 20 ]。3月21日，楼桐被军统制裁后，汪伪“甚愤。电上海特工同志，力谋反攻”随后，汪伪特务“击毙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逮捕中国银行行员一百二十九名” [ 22 ] P 483，并以此要挟重庆方面停止对上海亲伪银行和人员进行攻击，然而重庆方面似乎不以为然，仍然进行制裁恐怖活动，4月17日，伪特务“枪决中国银行课主任阶级之职员三人” [ 22 ] P 488当日，中、中、交、农四行上海分行暂停营业。后经英美法领事馆的斡旋，双方同意停止针对金融业的恐怖活动，释放被捕人员。4月28日，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为维护沪市金融计，除声明决不撤退中中交农四行上海分行外，并令伤四行总行颁令中央、中农两行沪行早日复业。恐怖行动在心理上对上海汇市造成了压力，一般投机者对上海金融市场地位产生了怀疑，以往的投机活动趋于沉寂，汇市处于迷茫状态。 本来这场战争是为了人民，然而到了最后却伤害了人民，这也无怪乎其最后走向了渐失人心的结局。 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中日之间的斗争开始从单纯的军事战场的正面直接对抗，扩充到了金融等多领域的全方位对抗。就日本方面来说，对华作战的战线已经太长，兵力的不足，占领地盘过大带来的管理问题越来越多。要想继续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征服中国已经显得较为困难，所以，其扶植汪伪政府进行间接统治，减少被统治区域的冲突矛盾，同时开始在金融领域进行侵略控制，如此也能达到以战养战目的。而中国方面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重庆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汪伪政府的反叛对其威胁甚大，重庆方面也开始在金融领域与汪伪政府及其后台日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一些列针对于金融界的恐怖袭击活动随之展开。 就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民国政府所设想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地达到，反而还引起了许多不良的后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一套完备细致并能灵活调整的经济制度，没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就想使国家经济良好发展，无疑会是艰难甚至无法达到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在处理经济发展问题时能够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将内外部错综复杂的环境结合起来看，才能做到无失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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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转谷氨酰胺酶为催化剂，壳寡糖为酰基受体，通过糖基化修饰酪蛋白，利用FTIR、CD、DSC对酪蛋白的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酪蛋白经糖基化修饰之后的二级结构变得更加有序，DSC结果表明酪蛋白热稳定性有所增强。对酪蛋白及其修饰产物的乳化活性、乳化稳定性、表面疏水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修饰产物的乳化活性有所降低，乳化稳定性和表面疏水性有所提高。 关键词 :酪蛋白，壳寡糖，转谷氨酰胺酶，结构，性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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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酪蛋白(Cas)是牛乳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约占牛奶蛋白80%左右，包括以下4个组分：α s1 -酪蛋白、α s2 -酪蛋白、β-酪蛋白、κ-酪蛋白组成，它们在牛奶中的比例约为40:10:35:15，分子量在19 kDa~25 kDa [ 1 ]。酪蛋白是牛乳中营养价值最丰富的蛋白质，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为人体发育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对酪蛋白进行糖基化改性可以提高酪蛋白的性质使其更好地应用于食品工业中。 在食品工业中，常采用美拉德反应来改善蛋白质的溶解性、乳化性、流变性，表面疏水性等性质。但是，该反应存在反应时间长、反应条件难以控制、产物营养成分下降等缺点 [ 2 ]。微生物转谷氨酰胺酶(transglutaminase， TGase)是一种可以催化蛋白质分子之间发生共价交联的酰基转移酶，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中。TGase催化的酰基转移反应中，谷氨酰胺残基上的甲酰胺基提供酰基供体，赖氨酸残基上的 -氨基作为酰基受体，就形成了蛋白质分子内和分子间的交联反应。当酰基受体由壳寡糖、氨基葡萄糖等含有伯氨基团的糖提供时，则蛋白质的酶法糖基化和分子内分子间的交联反应同时进行 [ 3 ]。付淼等 [ 4 ] 利用分子量大于5 kDa的壳寡糖来修饰酪蛋白和大豆蛋白并对它们的性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糖基化产物的持水性、吸油性、表面疏水性等性质都有所提高。曲悦等 [ 5 ] 利用低聚氨基葡萄糖糖基化修饰玉米醇溶蛋白并对修饰产物的结构和流变学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糖基化之后的玉米醇溶蛋白的热稳定性和表观黏度都显著提高。 酪蛋白是牛乳中含量最多也是营养最为丰富的蛋白质，因此对酪蛋白进行修饰改性提高其功能性质具有重大的意义。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分子量为1.5 kDa的壳寡糖修饰酪蛋白，并对修饰产物的结构和性质进行测定，为进一步拓宽酪蛋白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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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试剂与仪器 酪蛋白，辣根过氧化酶，蛋白质Mark购自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壳寡糖(分子量1 kDa，Cos)，购自浙江金壳药业有限公司；转谷氨酰胺酶(TGase，酶活：130 U/g)，由江苏一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无水乙醇、浓盐酸、氢氧化钠、氯化钙、三氯乙酸，均为市售分析纯，购自上海国药试剂有限公司。 冷冻干燥机，德国 Christ 公司；AVATAR370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美国NICOLET公司；SLHW-4四联加热数显恒温磁力搅拌器，杭州仪表电机有限公司；Bio-rad电泳仪，美国伯乐公司；FVS-6000圆二色谱，购自日本JASCO公司；Cary Eclipse荧光分光光度计，美国VARIAN公司；UV-26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2.2. 方法 2.2.1. 酪蛋白糖基化交联及修饰产物的制备 参考王晓杰 [ 6 ] 的方法并作修改，将质量浓度为10 g/L的Cas与质量浓度为20 g/L的Cos按体积比2:3混合，TGase的添加量为20 U/g酪蛋白，用1 mol/L的NaoH调节溶液pH值至7.5，混匀溶液置于37℃的水浴锅中水浴震荡加热4 h。反应结束后，将样品置于85℃的水浴锅中加热灭酶5 min，冷却至室温。调节pH值至4.6，离心并收集沉淀，将沉淀用pH为4.6的等电点水水洗两次，在水中分散并用1 mol/L的NaoH调节pH值至7.0，冻干，得到Cas-Cos糖基化产物。Cas-Cas自交联产物按照同样的方法制备，将Cos溶液换成水，其余不变。 2.2.2. 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 采用溴化钾压片法进行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扫描波长为400~4000 cm −1 。 2.2.3. 圆二色谱(CD) 参考刘夫国 [ 7 ] 的方法，并作适当修改。采用远紫外圆二色谱法研究糖基化交联对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影响。分别用PBS缓冲液(pH 7.0)配制浓度为0.2 g/L的Cas、Cas-Cas、Cas-Cos溶液，然后置于1 mm的样品池中，设定温度为25℃，扫描速度50 nm/min，扫描范围185~260 nm，重复扫描3次，记录扫描光谱。 2.2.4.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 参考冯进 [ 8 ] 的方法。取2 mg~10 mg的冻干样品置于铝盘上，然后用铝盖密封，空盘作为对照。氮气流速为25 mg/mL，样品升温范围为25℃~200℃，升温速度为10℃/min。使用软件分析熔融峰温度(T p )和焓变( Δ H )。 2.2.5. 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的测定 参考文献 [ 9 ] 并作适当修改，将样品用0.1 mol/L的磷酸盐缓冲液(pH值为7.0)溶解成为0.5 g/L的蛋白质溶液，取75 mL蛋白质溶液与25 mL牡丹籽油混合，于12，000 r/min均质1 min，静置10 min。乳化液分别在0 min和静止10 min时用移液器取出，用质量浓度为1 g/L的SDS溶液稀释100倍，混匀，于500 nm处测定吸光度(用1 g/L的SDS调零)。乳化活性(EAI)和乳化稳定性(ESI)按照下式计算： EAI   ( m 2 / g ) = 2 × T × A 0 × 稀 释 倍 数 C × ( 1 − Φ ) × 10 4 (1) ESI   ( % ) = A 10 A 0 × 100 (2) 式中：T——2.303；A 0 ——0 min时的吸光值；C——蛋白质浓度(g/L)； Φ ——油相体积分数，为1/4；A 10 ——静置10 min后的吸光值。 2.2.6. 表面疏水性 参考文献 [ 10 ] 的方法来测定蛋白质的表面疏水性。将2.2.1中的冻干样品用0.1 mol/L的磷酸盐缓冲液(pH值为7.0)溶解成为浓度为10 g/L的蛋白质溶液，样品于10，000 g离心15 min，收集上清液，再将其稀释成为0.1~0.5 g/L。以1-苯胺-8-萘-磺酸盐(ANS)作为荧光探针，取4 mL稀释好的不同浓度的蛋白质溶液，加入20 的ANS (用0.1 mol/L，pH为7.0的磷酸盐缓冲液配制成8.0 mmol/L)，避光反应15 min，用Cary Eclipse 荧光分光光度计检测样品的相对荧光强度。参数设置：激发波长为390 nm；发射波长为470 nm；狭缝为5 nm。以蛋白质浓度的百分含量为横坐标，相对荧光强度为纵坐标作图，斜率为样品的表面疏水性的值。 2.3. 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使用Origin 8.0绘制相关图表，使用SPSS20.0对其进行方差分析(ANOVA)，且利用邓肯式多重比较对差异显著性进行分析(P <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图中字母完全不同的两组数据具有显著性差异。每次测试前需更换样品，且每组实验均重复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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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 FTIR用来评估蛋白质分子化学基团的振动强弱，对蛋白质样品在400~4000 cm −1 进行扫描，得到Cas、Cos、Cas-Cas、Cas-Cos的扫描图谱。如图1所示，与Cas和Cas-Cas相比，Cas-Cos在3300~3600 cm −1 之间有更宽的吸收峰、基团的振动幅度更强且最大吸收峰发生了位移，Cas-Cas和Cas-Cos都向左移动了11 nm，这表明蛋白质的-NH 2 发生了反应。研究表明，此处为O-H和N-H基团的伸缩振动特征区(酰胺A带) [ 11 ]。Cas-Cas和Cas-Cos在1652 cm −1 处也表现出更大的吸收峰(酰胺I带，代表C-O伸缩和C-N伸缩) [ 12 ]。同时，Cas-Cos在1000~1150 cm −1 也有着较强的吸收峰，此处为O-H的变形振动特征吸收区 [ 11 ]。这也说明了Cas-Cos接入了更多的羟基。对于Cos，其在1037 cm −1 处有较强的吸收峰，这是C-O和C-C的伸缩振动以及C-H的变形振动。在Cos共价接入Cas后，这个峰在Cas中的强度减弱，这是因为壳寡糖为多羟基化合物，它与酪蛋白的谷氨酰胺基团反应之后增加了肽链上的羟基数量。因此在FTIR光谱上可以看到Cas-Cos的羟基振动加强。以上研究表明，酶法糖基化修饰蛋白质会导致一些蛋白质和多糖中的一些功能性基团增强或减弱，也会导致基团发生位移，这与美拉德糖基化的研究一致 [ 13 ] [ 14 ]。 图1. Cas及其修饰产物的红外光谱图 3.2. 圆二色谱(CD) 蛋白质肽键在远紫外波长185~260 nm处具有圆二色性，所以，CD光谱常用来评估蛋白质的二级结构的变化。Cas、Cas-Cas和Cas-Cos的CD光谱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Cas和修饰产物表现出不同的二级结构特征。与Cas相比，Cas-Cas和Cas-Cos在200 nm处的椭圆率的绝对值减小，这是无规卷曲的典型吸收峰 [ 15 ]，这表明Cas-Cas和Cas-Cos的无规卷曲结构减少；其次，Cas-Cos在215 nm和220 nm处有更大的负的椭圆率，这两处分别代表β-折叠和α-螺旋结构。在220~230 nm范围内，Cas-Cos同样具有更大的负的椭圆率，这一范围是β-转角的特征吸收区域。综上所述，Cas经过糖基化之后，二级结构中的有序结构(α-螺旋、β-折叠、β-转角)增加，无规卷曲数量减少，酶法糖基化使Cas的二级结构变得更加有序。这与Fu等 [ 16 ] 研究一致。另外，Zhang等 [ 17 ] 利用美拉德反应制备山茶籽蛋白–阿拉伯糖糖基化产物，并对产物的二级结构进行分析。与山茶籽蛋白相比，修饰产物的β-折叠含量显著上升，无规卷曲的含量下降，二级结构变得更加有序。 图2. Cas及其修饰产物的CD光谱图 3.3.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 DSC作为一种热效应的分析手段，可以有效的分析物质的热稳定性。从图3和表1中可以看出，Cas的熔融峰温度(T p )和ΔH (焓变)分别为72.17℃和267.13 J/g，而Cas-Cas和Cas-Cos的T p 和ΔH分别81.97℃、271.51 J/g和85.62℃、293.95 J/g。T p 表示蛋白质的热稳定性，T p 越高，表明蛋白质具有更好的热稳定性，从而表明了TGase催化的糖基化使Cas形成了分子量更大的化合物。ΔH与蛋白质的构象有关，ΔH的绝对值越高，说明蛋白质的二级结构越有序，这一结果也与CD光谱的结果相符。Yang等 [ 18 ] 利用TGase协同壳寡糖糖基化修饰铁蛋白，结果表明修饰之后的产物具有更高的T p 和ΔH。Sareh等 [ 19 ] 利用美拉德反应制备大豆分离蛋白–葡聚糖糖基化产物。DSC表明，与大豆分离蛋白相比，糖基化产物的T p 都有所增加，从73.8℃增加至80.5℃；但ΔH有所下降，从3.2 J/g降低至2.1 J/g。这说明美拉德反应导致蛋白质二级有序结构减少，这可能是由于美拉德反应温度过高，破坏了蛋白质的构象。 Table 1 Melting peak temperature and enthalpy change of Cas and its modified product 样品 T p (℃) ΔH (J/g) Cas 72.17 267.13 Cas-Cas 81.97 271.51 Cas-Cos 85.62 293.95 表1. Cas及其修饰产物的熔融峰温度和焓变 图3. Cas及其修饰产物的DSC热量图谱 3.4. 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 对Cas、Cas-Cas和Cas-Cos的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进行评价，结果如图4所示。Cas经过糖基化交联修饰之后，它的乳化活性指数有所降低。Cas、Cas-Cas和Cas-Cos的乳化活性指数分别为65.17 m 2 /g、48.13 m 2 /g、53.29 m 2 /g；而乳化稳定性指数有所上升，分别为41.27%、38.44%、46.95%。这表明Cas发生自交联之后，其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而糖基化能够提高其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与Cas相比，糖基化之后的产物的乳化稳定性提高更多。Liu等 [ 20 ] 利用干法美拉德反应制备卵白蛋白–葡萄糖糖基化产物，并对产物的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糖基化产物的乳化活性和乳化稳定性都有一定的提高。乳化活性从30 m 2 /g增加到47 m 2 /g，乳化稳定性从26%增加到38%。这样的结果表明，TGase和美拉德反应的糖基化都能增加蛋白质的乳化稳定性，但TGase催化的糖基化产物的乳化活性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 图4. Cas及其修饰产物的乳化活性及乳化稳定性 3.5. 表面疏水性(H 0 ) Cas、Cas-Cas和Cas-Cos的表面疏水性如图5所示。Cas的表面疏水性为559，Cas-Cas和Cas-Cos的表面疏水性分别为1012和879。结果表明，Cas经过TGase催化之后，表面疏水性出现明显的增加，这可能是TGase催化使得Cas内部的疏水基团暴露在表面，从而增加了Cas的表面疏水性。但是，Cas经过TGase糖基化修饰之后，其表面疏水性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这表明糖基的接入会降低Cas的表面疏水性。这可能壳寡糖是多羟基分子，其共价接入Cas后，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Cas的表面疏水性。由于Cas-Cos是糖基化交联蛋白，所以其表面疏水性仍高于Cas。Xu等 [ 21 ] 利用美拉德反应制备大豆分离蛋白–麦芽糖糖基化产物，并对产物的表面疏水性进行测定。结果表明，与大豆分离蛋白相比，修饰产物的表面疏水性有所降低，从4229降低到3082，这也同样表明美拉德反应为蛋白质引入更多的亲水性基团，从而降低了蛋白质的表面疏水性。 图5. Cas及其修饰产物的表面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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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利用TGase糖基化修饰酪蛋白，并对酪蛋白及修饰产物的结构和性质进行表征。结果表明：利用FTIR、CD、DSC对酪蛋白及修饰产物的结构进行表征。FTIR图谱表明了酪蛋白在经过糖基化修饰后引入了更多的O-H基团。CD光谱表明酪蛋白在经过糖基化修饰之后，其二级结构中的有序结构增加(β-折叠、α-螺旋)，无规卷曲减少。DSC热量图谱表明酪蛋白在经过修饰之后，其热稳定性有所增强。对酪蛋白及修饰产物的乳化活性、乳化稳定性、表面疏水性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糖基化之后的酪蛋白乳化活性有所降低，从65.17 m 2 /g降低至53.29 m 2 /g；乳化稳定性增强，从41.27%增加至46.95%；表面疏水性有所增加，从556增加至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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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网络与媒体对“键盘侠”群体的批驳引申出了舆论审判这一重要议题，即公众在事件讨论中常用情绪的宣泄代替事实、试图影响法律和制度进程。其产生的恶劣后果包括谣言、暴力以及越来越频现的舆论反转等。本文结合社会心理学视角，借助重庆公交车坠江案等社会事件为案例，探讨舆论审判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结论发现“键盘侠”现象是公众心理、群体影响、社交媒体传播特征等个人、社会力量交织的结果。公众对事件进行评判时会受到自我展示等个人动机的影响，并存在验证性偏差；社交媒体传播速度与事实挖掘之间的时间差是滋生谣言的温床；而社交媒体上的去个体化特征和群体极化效应则导致舆论朝着偏激化的方向发展，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审判。因而应划清舆论与司法程序之间的界限，利用社会事件进行普法宣传；加强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通力合作，创造对话、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引导舆论关怀替代舆论审判，疏解公众情绪。 关键词 :社交媒体，后真相，舆论审判，群体极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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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对公众舆论的研究不仅是重要的传播学议题，也是心理学与社会学议题。社交媒体时代，社会话语的结构被颠覆；信息以无比丰盈和多面的形式存在于各种社交载体，搜索平台、通讯平台、问答社区、视频直播平台，都成为公共事件讨论即舆论产生的主要语境。同时人们接受信息和思考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克莱·舍基关注于该改变中的积极力量，认为人们的自由时间和创造力汇集成“认知盈余”可以推动社会的进程。而其中的消极力量也无法忽略，随着“后真相”成为年度词汇，社交媒体受众以情绪替代正义、以观点替代事实的舆论风向也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困境。 近年来，无论是网络上还是媒体中都不乏对“键盘侠”群体的批驳。这个网络词汇被用于指代在网络上发表“正义”斥责言论，自以为占据道德高地并滥用舆论审判的人群。笔者认为其中的矛盾在于，社会事件需要民众的探讨，而贬义的“键盘侠”和褒义的热心公民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该区分往往取决于言论造成的结果。而在媒体机构的引导、社会群体中的蝴蝶效应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民众参与讨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出现了断裂。现有情况是，当舆论对社会事件走向产生负面影响后，网络舆论倾向于简单的将问题归结于“键盘侠”个人。而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将该问题置于舆论审判整体现象与后真相时代特征的语境中，探讨此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动因与传播机制动因，从而对舆论进行合理引导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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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困境 互联网语境下的舆论经历了从传统网络舆论、新媒体舆论到融媒体舆论三个阶段的变迁，“部落社会”化的舆论主体和主观化的受众逐渐成为舆论生态环境的重要特点 [ 1 ]。已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独特的舆论语境催生了不同的受众行为与媒体行为。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间从传播社会事件的机制开始便存在差异，传统媒体关注“事件”，而社交媒体直接产生事实 [ 2 ]。后真相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社交媒体从下至上的草根化意见表达机制影响下，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被弱化，而如何重新唤起价值共识、塑造权威是后真相时代的重要议题 [ 3 ]。而社交媒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议程设置也是引发舆论反转的动因之一 [ 4 ]。然而也并非所有学者都将舆论反转看作为恶性事件。王怀东学者就从“罗一笑”事件引发的舆论反转中发现舆论反转后的集体思考则表现出群体的智慧结晶 [ 5 ]。 已有研究表明，后真相时代舆论困境建立在受众行为动机与社交媒体传播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上，因此对舆论审判现象的改善需要建立在对受众群体行为动机与新媒体传播机制的深入分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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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针对舆论审判困境的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舆论审判现象背后包含了个体的自我展现需要、群体的观点极化倾向等公众行为动因，也受到自媒体引导、个性推荐等社交媒体机制下的参照群体的影响。因此改善舆论审判现象要对公众心理和情绪进行合理的引导，并对社交媒体机制进行巧妙的利用与监管。 1) 加强普法宣传，提升舆论素养 前文分析中发现，公众试图用舆论审判替代法律审判的最根本原因是对法律机制的不信任，以及对司法效率的不满意。因而应将社会事件作为普及提升公民法律常识的窗口，在微博、知乎热搜话题中，开展对法律意识的探讨和对法律知识的普及。此外，司法调查需要时间，而除了提高司法效率之外，也应尽力保证司法调查的透明度，及时通过司法部门账号以及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发布事件进展，疏解公众的焦虑情绪。 2) 自媒体传统媒体通力合作，主动辟谣，引导多角度讨论 分析发现，舆论讨论中易产生群体极化效应，造成舆论的一边倒。针对该问题，首先应从打击谣言入手，将提高辟谣速度与提升造谣成本相结合。社交媒体上信息发布和传播的速度极快，因此需要自媒体与传统媒体通力合作。自媒体主动发现谣言，传统媒体利用其公信力击碎谣言。除了谣言产生后的应对外，也应主动生产多角度的信息观点，以从源头缓解极化，比如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媒体间高质量、多角度的互动，引导受众从聆听多重观点，减轻极化现象的产生。 3) 舆论关怀替代舆论审判，疏导公众情绪 面对性质较恶劣的社会事件，受众难免产生共情，此时也常常出现利用和煽动公众情绪，获取流量的不良媒体。因此首先可在相关话题中开设专题，加强对“标题党”、煽动性媒体账号言论的管制，及时进行批评指正。其次公众对社会事件的关心是社会进步的必须，因此对公众情绪不能一味干预、控制，而应进行合理的疏导，引导用舆论关怀替代舆论审判，将公众的感性应用于对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关心，将公众理性应用于事件追责与探讨。鼓励公众在网络上塑造有爱心的、关心他人的群体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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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以烟草品种K326为试验材料，采取随机区组设计试验，设常规施肥(对照)、紫色土复合土壤调理剂、红房子土壤调理剂3个处理，研究施用不同品种土壤调理剂对植烟土壤养分状况、烟草生长、产量的变化，增施土壤调理剂对烟草的产量、品质、环境的影响，为协调烟草高产高效和改良土壤提供理论技术指导。研究结果表明：紫色土复合土壤调理剂提高了土壤pH和土壤缓效钾含量，降低了大田青枯病发病率，促进了烟株健康生长，烟叶的产量、产值和烟叶质量都得到了提高。 关键词 :紫色土，土壤调理剂，烟草，产量，品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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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良好的土壤环境是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基础。在烟叶生产上，由于多年连作、施肥不当等因素，植烟土壤酸化、养分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病害频发，严重影响了烟叶的产量和质量，使烟农减产减收 [ 1 ]。紫色土(purplish soil)是我国的一种特殊土壤类型，是亚热带地区由富含碳酸钙的紫红色砂岩和页岩上的初育土，有机质偏低，土壤呈酸性 [ 2 ] [ 3 ]。研究发现，紫色土上种植烟草很少发生青枯病，在沙泥田上掺混10~45 m 3 /667m 2 的紫色土，显著降低了烟草青枯病的发病率，并提高了烟叶产量和品质 [ 2 ] [ 4 ]，缺点是紫色土的用量高，实际操作工作量大。施用土壤调理剂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微生物结构、提高烟叶产量和品质的有效手段之一 [ 5 ] [ 6 ] [ 7 ]。目前市场上的土壤调理剂种类繁多，品质也参差不齐，而且有些调理剂的不合理使用还可能加剧土壤恶化 [ 6 ] [ 8 ] [ 9 ]。为了在减少紫色土用量的同时，达到改良土壤、防治烟草青枯病并提高烟叶产质量的目的，进行了以紫色土为主的烤烟用紫色土复合土壤调理剂的研制相关试验，本文主要是比较两种不同类型土壤调理剂对烤烟产量的影响，以期为土壤调理剂在烟草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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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供试烟草品种为K326，供试土壤调理剂为：1) 自主研制的紫色土复合土壤调理剂(由紫色土及其他原料依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简称N5土壤调理剂)；2) 红房子土壤调理剂(由广州聚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pH值10.0，灰色颗粒，N + P2O5 + K2O ≥ 10%，腐殖酸 ≥ 3%，Ca ≥ 46%)。 2.2. 方法 2.2.1. 试验设计 本试验于2018年3月至9月在广东省南雄市水口镇水口村(N25˚09'16''，E114˚28'32'')白沙泥田进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19.9℃，年降雨量为1600毫米。前作种植水稻，供试土壤pH值5.45，有机质含量25.6 g/kg，全氮1.80 g/kg，碱解氮134 mg/kg，有效磷96.2 mg/kg，速效钾97.4 mg/kg，交换性钙515 mg/kg，交换性镁72.8 mg/kg。试验设3个处理，处理1 (T1)：对照(不施调理剂)，处理2 (T2)：红房子土壤调理剂375 kg/hm 2 ，处理3 (T3)：自制紫色土复合土壤调理剂375 kg/hm 2 ，三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为42 m 2 ，施肥为：有机肥(总养分8%，含氮5%) 750 kg/hm 2 、复合肥(13-8-15) 750 kg/hm 2 、硫酸钾(13-0-46) 225 kg/hm 2 ，其他管理措施同大田管理。调查烟株生长情况、病害发生情况及经济性状。 2.2.2. 测定指标与方法 1) 土壤指标及测定：土壤测定其pH、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缓效钾、交换性钙、交换性镁，烟叶采收试验结束时取各处理混合土样，按照常规测定方法测定 [ 10 ]。2) 烟草指标及测定：烟草青枯病病害调查：按照GB/T23222 2008“烟草病害分级及调查方法”调查烟草青枯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按照YC/T 142-1998“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方法”调查烟株的农艺性状。 2.3.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Excel2013及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