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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公交车上“司乘冲突”的刑事司法现状评析 从以往刑事判决结果看，对于乘客与司机因争执互殴引发重大事故，该如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定性，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 (一) “司乘冲突”刑事案件的类型分析 1、乘客行为引发“司乘互殴”致车辆失去控制 该类“司乘冲突”案件以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为典型 [ 1 ] 。此类案件中，乘客行为引发驾驶人员擅离职守，其以行为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为主要特征。乘客行为多表现为双方口角或者程序较轻的攻击行为，其行为不足以致驾驶人员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从因果关系看，乘客、司机的行为均与结果的发生有关，均存在形式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但刑法中因果关系须进一步考察实质上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从规范或价值的角度分析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2、乘客行为直接导致车辆失控 在此类案件中，乘客行为通常表现为在车辆行使过程中，采取身体攻击、暴力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等使得驾驶人员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车辆失控引发交通事故与乘客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乘客主观方面的不同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在祝久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乘客祝某殴打司机、争夺变速杆，导致公交车失控，造成直接损失近万元，法院判决祝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孙某某寻衅滋事案中，乘客孙某某殴打司机王某，同时拔掉公交车启动钥匙，又将王某某拉出驾驶室，自行坐进驾驶座开启公交车电源，乱按操作台上的按钮，在与王某的争执中，用弹簧刀将王某划伤，法院判决乘客寻衅滋事罪。 (二) “司乘冲突”刑事案件的定性分析 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过度评价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危险方法”有特定要求，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 2 ] 将乘客采取身体攻击、暴力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等使得驾驶人员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的行为，一概认定为该罪过于粗糙，容易导致错误定性。笔者认为，对于乘客的行为应结合客观因素，如公交车行驶的路段、车速、车内乘客及车外路人、车辆等，具体判断该行为是否引发了同放火、爆炸等具有同质性的公共危险，如公交车行驶在乡村路段，抢夺方向盘的行为因司机及时刹车而未导致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应当说从当时的情况未产生现实而紧迫的高度公共危险，将此一行为评价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不适当的。那么如何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笔者认为，由于此种情形下，抢夺方向盘的行为所造成的危险不具有与放火、爆炸等引发的危险具有同质性，难以对行为人科以刑责，只能对其行政处罚。 同样，对于司机的行为评价也应关注其他客观因素，若城乡公交的司机在人烟稀少的乡村路段行驶，恰好车内的仅有个别乘客，此时司机与乘客发生冲突，类型一中司机擅离岗位的行为难以认定为公共安全的犯罪，“公共”安全必须体现一定程度的不特定性或者多数性、公众性、社会性，此种情形下侵害的对象不具有向多数拓展的可能性，因此只能成立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如故意伤害罪。 2、交通肇事罪难以准确评价乘客行为 对类型一中的乘客定性为交通肇事罪值得商榷。以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为例。从客观要件看，危害结果虽然达到司法解释的要求，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万左右的财产损失，但由乘客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并不妥，责任的认定须依赖于行为、结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乘客斗殴与司机离开驾驶岗位具有条件关系，即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但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满足于形式关系的判断，更应对实质关系进行判断，刑法理论存在诸如“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危险的现实化说”的不同理解，从笔者支持的“危险的现实化说”来看，行为须具有内在的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结果的发生是实行行为所包含的危险的现实化。首先，乘客仅挥拳击打了司机脸部，司机完全能继续保持安全驾驶，该殴打行为引起结果的危险性低，其次司机离开驾驶室这一介入因素并不是经常伴随乘客殴打这一实行行为而发生，公交司机具有特殊性，应当说合格而理智的司机在这种情形下不会选择在车辆行进的过程中，置车上乘客利益不顾而贸然起身进行互殴。司机的行为应是独立地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即使是从作为通说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折中说理解，作为一般人的乘客对于公交司机的基本素质具有合理的期待，即认为公交司机在被拳击打后不会贸然起身与自己互殴，至少也应当是将车挺稳后才离开驾驶室，因此公交司机的行为已经能超出一般人的认知，其发生属于罕见的情形，乘客的殴打行为与交通事故并不具有因果关系，难以将其归责于乘客。总之，就本案而言，该乘客宜做无罪处理，对其行政处罚即可完成责任追究。 在实践中，对于乘客的抢夺变速杆、方向盘等行为，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常出现争议。焦点在于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分。根据“罪疑唯轻”的原则，当出现模棱两可时应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与判断，实践中却往往与原则相背离，即当被告人罪过形态出现疑问时，法院更倾向于认定为故意犯罪。因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的现象，学者认为体现了大众舆论对于“重刑主义”的追求 [ 3 ] 。从规范的角度看，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其一是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其二是对该公共危险的主观心理态度。学界对于危险程度有诸多探讨，可以从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概率、结果影响的范围等方面来判断，对于主观心理态度的区分，站在动机说的立场，过失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应当并且也能够认识犯罪事实，由于不注意却没有认识，以致引起了危害结果。行为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但不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公共危险，且对具体的公共危险没有认识和预见，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实施了具有高度危险的驾驶行为，在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况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对危害结果没有认识或预见的情况则构成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诸多由司乘冲突引发的刑事案件中，乘客抢夺变速杆是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作为一般人应认识到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不能被干扰，变速杆作为驾驶汽车的关键装置，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危及公共安全，行为人认识到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刑法规范期待行为人“形成反对动机”，但行为人辜负了刑法的期待，因此乘客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类的故意犯罪。但究竟定何罪，实践一般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学者认为应避免该罪“口袋化”，此种行为的实质是妨碍交通工具正常功能的发挥，足以使汽车发生颠覆、毁坏危险，与劫持火车的行为具有共同本质 [ 4 ] ，宜认定为破坏交通工具罪 [ 5 ] 。 本文认为，从刑法条文看，两罪的刑罚幅度具有一致性，侵害的法益也均是公共安全，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应优先适用特别法，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但是适用的前提是符合该罪的构成，客观上的破坏需要使得交通工具本身遭受整体损坏或失去原有功能足以使车辆倾倒，具体到司乘冲突案中，若乘客抢夺方向盘、变速杆不足以使得车辆倾倒，如使得公交车路线失控，冲进人群，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乘客对方向盘、变速杆等实施了破坏行为导致车辆失控，则适用破坏交通工具罪。 3、寻衅滋事罪的评价不足 由于该罪在司法适用中欠缺可操作性，构成要件上的非独特性，学者称之为“口袋罪” [ 6 ] ，在理论上面临存废之争。乘客在公交车上殴打司机符合该罪“随意殴打他人”这一表现形式，司乘冲突多因“下车”、车费而起，可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随意性。司法大数据显示，有14.74%的乘客被定为寻衅滋事罪。 然而将乘客抢夺方向盘或与司机斗殴等行为定为寻衅滋事罪却是一种无奈之举，此种评价无法涵盖乘客行为的刑法属性。应当认识到去罪化是寻衅滋事罪的最终路向，在司法适用中先进行软化和弱化的处理，在不得不动用刑罚时也应优先选择其他罪名，保持适用中的克制。更为重要的是，诸如乘客抢夺方向盘等行为除了侵害社会管理秩序外也侵害了公共安全，而寻衅滋事罪无法涵盖公共安全这一法益，这一法律评价未体现此类案件发生的特定情形——公共交通工具上，寻衅滋事罪实属在现行刑法中缺少能准确评价行为的罪名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