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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作为野蛮的反人性的“社会存在”活标本的分析批判 “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它是随着人们的生生死死在时间之流中的生存历史。我们可以如历史学家从器物、制度、风俗、理念去描述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时间性之在，我们可以如海德格尔抽象地描画社会存在如何在时间之中“在起来”并成为“此在”，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揭示社会存在的法则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些方式具有传统的形而上的特征。文学具有“前形而上学”的“思”的特征，一部杰出的小说常常抛去了形而上的抽象性，让人们如此真切经验地感知、思考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它是活的“社会存在”的标本。通过对它的具象的感知与思索，我们可以获得传统形而上学所不具备的“前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思。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即西元1568~1602年。它从《水浒》中的一个片段——武松景阳冈打虎写起，进行独立的演绎，似乎写的是宋代的事，实际写的是明代的社会生活。“作者通过西门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社会上活动的脉络，描写了上自宫廷间皇帝身边的为非作歹的宦官和朝廷上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在市井间招摇撞骗、蛮横狡诈的帮閒篾片和地痞流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些人物的卑鄙行为和罪恶活动，作者细緻地勾勒出来一副阴森残酷的鬼域世界的轮廓。” [ 6 ] 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存在既是正德以后至万历中期明代社会的生动写照，也是君主集权的等级社会腐朽之后活的人们社会生活的标本。 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君主集权的等级制的男权宗法社会”，是其鲜明的特征。它是君主集权专治的，名义上在君主之上还有一个“天”或“天帝”“天命”，但实际上君主男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那些逆臣叛党也需借助的权威，否则谓之“变天”。他不仅处于世俗权力的最高等级，也是宗教的具有代天帝治理天下、奉天承运、教化万民、作为道德典范的被神圣化的天帝之子，是人世间集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于一身的无上权威。他是最有权力的男人。传统社会是等级制的，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权力不平等，此“三纲”之谓，前者为“乾”后者为“坤”，因而“乾纲独断”。其生享独断之权，死而祭之于宗庙，书之于史人们还必须对其行为“讳”，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父权制宗法社会本身等级分明，其等级次序不容逾越。其延伸于女人，在家国之体制中也等级分明。它与官僚等级的制度相混合，形成“君主集权的等级制的男权宗法社会”，它成为家国统一体的秩序模型。传统社会作为集权社会的家国统一体，是一个怪异的集合体。其生成于男权宗法的家庭，完善于官僚等级的国家。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在家庭中男子渴望成长为父亲，拥有乾纲独断的权力，以无限扩张其欲望；在社会中男人们则渴望上升到官僚等级制的更高等级、以至最高等级——天子，才真正具有纵横天下、为所欲为的权力。在家庭中女子成为道具与陪衬——但也等级分明，成为男权得以确证的对象，妻妾成群是一种荣耀与权力的象征。反过来，妻妾争宠、争夺交配权、获得子嗣则成为女性权力争斗与权利获得的中心。前者是正剧，后者则是与之相交织的副剧，但同样充满机谋盘算、刀光血影。权力的等级与权利的获得在国与家之中是相匹配的，更高等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权利的获得。因此，吴思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读出了作为男人童话——“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读出了“暴力的幻想” [ 7 ]。因此，权力崇拜与暴力崇拜构成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底色。男人们崇拜权力、渴望获得社会权力的更高等级、成为俗语所言的“人上人”，其常态的吃苦耐劳“吃得苦中苦”(科举)、其非常态的通过暴力(战功)，便成为获得权力、晋身更高更高权力等级的阶梯。其副产品则是“黄金屋”(财货)“颜如玉”(美色)。而在家中，女人依附于更有权势的男人、妾成为正室、婢成为妾则视为一种荣耀，也更有权力与权利。传统社会的鲜明特征与文化底色，通过《金瓶梅》一书可得到具体生动丰富的感知。 西门庆一出场在家庭中，已经成为父亲与一家之主的男人，在家中具有了乾纲独断的权力，其权力的表现与权利的获得，体现在对于女人的占有及其性幻想欲望的扩张与满足，体现在可以不受约束地对于财富的支配与挥霍。儘管已有三房女人——吴月娘、李娇儿、孙雪娥，他依然可以巧取孟玉楼、杀夺潘金莲，并行走于青楼妓院。但是，在社会权力等级的结构中他最初是一个依靠资财与地方官僚相勾结、依靠社会黑恶势力、处于权力边缘的角色，他只是间接地通过儿女亲家与官僚阶层相勾结；随着他的苦心经营与投机、贿结蔡太师与社会高层的政治权力挂上钩，由“白身”布衣升为清河县副提刑官、再升为正提刑官，晋身于官僚权力更高的等级之中，随着他在权力体系中不断扩大联络、广通人脉，他不但让移情别恋蒋竹山的李瓶儿主动投入其怀抱，而且其财富也得以在官商勾结中迅速扩张，在作为官僚一份子所具有的“合法的伤害权” [ 8 ] 中获得财富与尊荣，并为所欲为地扩展、满足对于各色女人的欲望与幻想。“淫器包”与“胡僧药”均为增强其性欲望满足的手段，可以看作是写实的。但是，它也可以看作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前者是男权社会中男性权力对于女性具有的威权象征，以此才能够支配、驾驭、征服女性，使其臣服于男性的威权之下。“胡僧药”则是在西门庆获得等级制的权力之后所获得的性药。胡僧不仅告知其用药之法，且告诫其不可多用、滥用。因此，它具有社会政治权力象征之意味。权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支配力，无论对于个人与社会整体，运用适当加以节制则有益，滥用、无节制“私用”则贻害无穷。但是，专制的等级的权力必然导致其不受节制的滥用、“私用”。西门庆将其无节制地滥用于各色女人以满足其“私欲”，最终潘金莲在其醉梦之中使其最彻底加以滥用，在其醉梦之中——在其沉迷于权力的滥用与追求之中、在其沉迷于征服女人的幻想之中，导致其最终的灭亡。 因此，“淫器包”与“胡僧药”就不是作者实写的简单的性欲望满足的增大器与增强剂，在其背后有其深刻的象征意味。如果将西门庆这个人物与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相联繫，认为其暗写的是这个站在等级权力的顶峰、滥用权力、荒淫无度的皇帝，则对于专制的等级的权力的象征与批判的意味更明确、更深刻，这个专制的遭滥用的权力——专治等级制的最高男权，像西门庆这个人物壮年而亡一样，必然要被自身所毁灭。野蛮的不平等的反人性的权力结构及其社会制度必然会腐败、必然要灭亡。是否我们对《金瓶梅》相关描述，进行了过度的诠释？只要读一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一文，对于专治等级的君主制激烈批判的文字，就会知道明代先进知识份子对中国传统社会认知的高度与深度，就会知道《金瓶梅》的作者与黄宗羲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鲁迅曾在《灯下漫笔》文中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所谓天下太平，便是“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任凭学者如何铺张，真实的历史“有其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的一治一乱 [ 9 ]。这是一个集权专治等级的人与人相残食的社会，其纲常礼教使其获得超稳定性。其中不乏改朝换代，但社会制度却如车轮一般周而复始，并无革命性改变。这种通过暴力获得的权力，在其获得的过程中是至上而下的军事组织与命令方式，在其获得之后便按照至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组织分配权力，从而形成金字塔的权力模式。其获得权力通过暴力，其维护权力也依凭暴力，并将金字塔式的等级模式转化为权力统治模式与权利的分享模式。当王朝初建之时，统治者还对前代统治覆亡的鉴戒记忆犹新，还能够励精图治、以保障“民”的基本生存；随时间的推移，后代统治者模糊遗忘了前车之鉴，其集权等级的权力集团必借助暴力无限扩张其权利与权力，为追求私利、满足私欲、而上下勾结、滥用权力、终于形成牢固的利益链，最终导致人民至下而上的揭竿而起、重新改朝换代。这就是中国社会历史“一治一乱”“分而合、合而分”的面相与表象。它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作为体制的权力模式。 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是一个摆在桌面的明规则，其真实的运行则按照一套“潜规则”行事：“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管理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 8 ] 作为统治者的官僚等级集团，当欲获取权力之时，人民被抬高与驱使，当权力获得之时，分配权力、分享权利之时，人民则重新落入权力与权利等级的底层，其权力被有组织的以暴力为后盾的官僚集团支配、剥夺，其权利任处于上层官僚等级集团剥夺与践踏，人民永远处于鲁迅所言的被奴役的奴隶地位，从未获得做人的权力与自由平等的权利。如几千年前老子所言，人民是“刍狗”，这用草扎成的狗先贡之于祭坛、完事后则被随意践踏。这一被吴思称为“官家社会”“官家主义”的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君主集权的等级制的男权宗法社会”。所有男人在君主面前均是奴才，在等级制的层层等级中，低位的男人则是高位男人的奴才，女人则是受男人欲望支配的奴隶。普通劳动大众的“民”，既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力也没有享受平等的权利，却被“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谎言所欺骗，实际上则是“君贵民轻”“官为邦本”“官贵民轻”。当“草民”正当的权力与权利受到侵害试图得以伸张，并触犯了官家的权力与利益，轻则当作玩虐刁民予以刑罚，重则当作乱臣贼子予以剿灭。因此，不要不学无术廉价礼赞“民本”，如何实现民主，人民——特别是中下层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男人与女人平等地拥有权力、享受权利，创建出一套从下而上的制度体系以保障落实民主，旧历史的悲剧才不会在“一治一乱”中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