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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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激变对家庭作为伦理始点地位的解构造成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从以家庭本位到以人为本的转变，金钱万能论及功利主义不断渗透于现代家庭之中，种种西方价值观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家庭伦理 [ 1 ]。现代社会中，在各种诱惑面前，人的选择多样，是更有意义的活着，还是随波逐流？如今为什么人际疏离，家庭易解体，亲情破缺，老少失养？这些现实问题已严峻地摆在每个人面前。近年来，受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伦理观了解很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甚至否定了自己本民族的伦理价值，从而产生了冷漠感 [ 2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伦理道德作为指引，发展下去终将迷失自我，故家庭伦理的重建迫在眉睫。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蕴藏着丰硕的优秀伦理规范，在这样一个物质文明不断进步，而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人心浮躁的时期，更应重塑道德规范体系，重视伦理内化人心的调节手段，让人们真正享受改革之果，享受天伦之乐。 随着网络的普及，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伦理价值观等都相互交融，西方伦理观渗透越来越严重，传统家庭伦理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与西方伦理的碰撞中，大有趋于弱势之感 [ 3 ]。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是未来的轴心，并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成熟的重要时期，所以调查和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能更客观地评估其影响，并对其随之而来的行为进行有效预测，可以更加有效地引起国人的重视，以利于优秀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指引和传播。少数民族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成熟，有着自己对事物、对外界的独特视角，他们朝气蓬勃、思维活跃，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触摸的渴望，同时他们对各种外来冲击都很敏感，也比较关注。时移事易，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在需求，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进程中的约束力不能适应 [ 4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和冲击，少数民族大学生内在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认知和偏好如何，还需要深入的讨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虽有学者做过很多伦理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多存在于思辨层面，偶有实证研究也仅仅研究了家庭伦理的某一个点，如杨国枢等人只研究传统的“孝道”，未就整个家庭伦理做深入的、科学的、全面的实证研究 [ 5 ]。对所查阅资料进行回顾与分析，已有针对少数民族寥寥无几。且仅仅是在少数民族群体，没有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个群体开展家庭伦理相关研究。本研究借助内隐实验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以期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真实看法和认识程度。通过内隐实验来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从而为重塑传统家庭伦理观中的正能量提供数据参考与依据，也为后期学者进一步研究开拓新思路。本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入手，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伦理学的内容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问题，丰富了应用心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研究内容。本研究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内隐态度，有利于引起内隐态度层面的更多研究，并与更多社会现实敏感问题紧密结合，对内隐社会认知、情感、意向行为的研究起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也对西方伦理观的入侵及重新解读传统家庭伦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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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研究对象 从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学院、海南医学院、三亚学院四所学校随机选取被试65名，有5名被试的反应错误率高于20%，故不符合实验要求，对其进行剔除，最后有效被试共60人。其中男生15人，女生45人；文科31人，理科29人；独生子女11名，非独生子女49名；年级从大—到大四，年龄段17~24岁；其中少数民族包括黎族、苗族、彝族、白族、傣族、回族、藏族、壮族、维吾尔族。被试均自愿参加本次实验，并熟悉计算机的基本操作。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应用E-Prime2.0专业软件编制了本实验的SC-IAT程序，来研究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内隐认同及情绪态度。该软件主要用于心理学实验的计算机化，便于收集、统计、分析数据。E-prime的目的是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精确且与当前技术对应的计算机语言，目前国内广大研究者在内隐联想测验中多使用该软件。 2.3. 实验设计 SC-IAT实验共包括四个任务，研究采用8个自我词、8个非自我词、22个传统家庭伦理词(表1)，每个词汇随机呈现，第一任务共练习24次；第二步进入正式测验(即数据统计)任务，词汇呈现及按键同第一步，共进行72次；第三任务要求被试对非自我词和伦理词联合归类，同样练习24次，每个词汇随机呈现；第四步进入正式实验(即数据统计)阶段，词汇呈现及按键同第三步，共进行72次测试。其中第2任务为相容任务，第4任务为不相容任务，电脑程序要求计算机自动记实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Table 1 The program design of the implicit identification association tes 测验顺序 任务描述 测验次数 按左键“q” 按右键“P” 伦理词、自我、非我词比例 1 练习 24 自我词 + 伦理词 非自我词 7:7:10 2 正式测试 72 自我词 + 伦理词 非自我词 3 练习 24 自我词 非自我词 + 伦理词 7:10:7 4 正式测试 72 自我词 非自我词 + 伦理词 表1. 内隐认同联想测验程序设计 2.4. 实验呈现及分析方法 实验测试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内隐态度，整个实验过程均在计算机前操作完成。概念词和属性词呈现均为18号黑色宋体字，呈现在背景为银灰色的电脑屏幕中间，词汇呈现时间为被试的反应时间，反应完后自动呈现下一屏，词汇呈现的间隔时间为500 ms，反馈时间500 ms。在统计SC-IAT测验结果时，首先剔除错误率高于20%的被试，本实验包括四个任务，第1、3任务为练习，不统计练习结果，第2、4任务为正式测验，不统计错误反应时数据，对原始反应时数据进行对数转换，针对第2和第4任务分别计算被试的平均正确反应时，最后将两个阶段的平均正确反应时进行比较，两组之差即为SC-IAT效应值。 在内隐认同实验中，第2任务为相容，即词汇联结与被试内隐态度是一致的，反应时短；第4任务为不相容，即词汇联结与被试内隐态度不一致，反应时较长，相容与不相容按键正确反应时之差即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内隐认同态度的指标(SC-IAT效应)。如果SC-IAT在显著性水平上>0，则证明相容任务比不相容性任务的反应时长，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是不认同的；反之若SC-IAT显著<0，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是认同的；若SC-IAT效应差异不显著，则说明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不存在预期的联系 [ 6 ]。 2.5. 施测程序 本实验在计算机上操作，实验前有标准指导语，保持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教学楼安静的氛围等，被试分批统一受测。为了减少被试因理解偏差造成的实验误差，在开始测试之前，为每个人清楚解释什么是概念词、什么是自我词汇与非我词汇、什么是属性词。每名被试根据要求在正式实验前准确输入个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年级、年龄、出生地、独生子女否、民族、专业(文/理)、性别(男/女)。 测试开始，屏幕上显示指导语：“亲爱的同学，欢迎您参加本次伦理态度实验，本实验共由4部分组成，请您根据每一部分的指导语认真完成按键反应，下面请按任意键开始实验”。 按任意键后，进入SC-IAT的正式测验阶段，要求被试左手食指按在“Q”键上，右手食指按在“P”键上，当分类词归属于“Q”键则按左手，归在“P”键上则按右手。每步会给予错误与否的反馈，按键正确，自动出现下一个词，按键错误，显示器中间则会呈现红“error”以示警告，接着屏幕会自动出现下一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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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单类别内隐联想测验的理论基础，在被试的概念中，如果对传统家庭伦理是认同的，那么被试对“伦理”词汇与“自我”词汇的联结比被试对“伦理”词汇与“非自我”词汇的联结强，在实验数据中显示的就是任务4中的平均正确按键反应时长于任务2的平均正确按键反应时；反之，如果被试对传统家庭伦理态度是不认同的，那么被试对“伦理”词汇与“非自我”词汇的联结比被试对“伦理”词汇与“自我”词汇的联结强，表现在实验中就是步骤4中的平均正确按键反应时短于步骤2中的平均正确按键反应时。任务2的平均正确按键反应时与任务4的平均正确按键反应时的差值就可以作为被试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内隐认同度的测量指标(SC-IAT效应)，若结果差值为负，就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态度是认同的；反之，若结果差值为正，就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态度是不认同的。且差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被试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认同或不认同的强度越高。对于第1、3任务为练习任务，数据忽略不计。将第2任务(相容任务)和第4任务(不相容任务)分别计算每个被试在每次测验中的平均正确反应时，然后对所有原始正确反应时数据进行对数转换，从而比较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identification with traditional family ethic IAT效果 < 0 IAT效果 > 0 平均值 标准差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认同 19 31.67% 41 68.33% 94.57 287.62 表2.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内隐认同描述性统计 由表2看出，在60名被试中，有19名被试的IAT效果 < 0，只占总人数的31.67%，从外显态度看，故不到1/3的被试认同，超过2/3的被试是不认同传统家庭伦理的。 从表3就大学生总体来看，相容任务2与不相容4任务的正确反应时差 > 0，且这种差值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内隐态度是不认同的。 Table 3 Paired test of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disagreement with traditional family ethic 人口变量 M平均反应时(ms)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自由度 相容任务 不相容任务 总计 902.98 802.29 0.098 0.243 3.125 *** 59 男 1073.40 891.08 0.145 0.342 1.646 * 14 女 846.17 772.70 0.082 0.202 2.727 *** 44 文科 889.73 828.81 0.066 0.213 1.708 *** 30 理科 917.14 773.95 0.133 0.270 2.644 * 28 独生子女 946.98 892.96 0.059 0.214 0.919 10 非独生子女 893.10 781.94 0.106 0.250 2.985 *** 48 农村(乡镇) 895.36 791.48 0.098 0.238 2.834 *** 46 城市 930.52 841.38 0.096 0.269 1.288 * 12 表3.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认同－不认同任务配对检验 注： * 表示P < 0.05， ** 表示P < 0.01， *** 表示P < 0.001 (下同)。 单就女同学、文科生、理科生、非独生子妇、农村生源、或城市生源看，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普遍都是不认同的，并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单就独生子女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比较中和，差异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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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从内隐实验结果来看，超过2/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都是不认同的，由此可见现代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且这些伦理价值观并没有内化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中 [ 7 ]。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正在逐步瓦解，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现代家庭问题层出不穷、矛盾增多、家庭解体的一个真正原因。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入侵，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受到极大的冲击，尤其对年轻的一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西方伦理中更注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男女平等、自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恋爱(婚姻)自由、性解放，所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伦理是相对的，从而可能导致社会家庭中出现的种种恶劣、犯罪问题 [ 8 ]。 现代家庭结构模式变迁，出现独生子女家庭、丁克家庭、留守家庭，城镇化推进等现实情况，基于家庭认同的伦理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 [ 9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但目前的家庭伦理领域异常复杂、多变，社会传统的主流家庭伦理观因社会改革以及群体利益重组变得“一片浑浊”，受到强烈的冲击，西方的伦理思潮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 [ 10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认同，因受到冲击而在解读过程中有失偏颇，不能很明晰地分辨家庭伦理观的对与错，产生了混乱、冲突、迷惘与裂变，这也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持不认同的态度。 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一样，属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同一中华文化，接受着同样的高等教育，但毕竟每个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独有的生活习惯、伦理规范、语言等，相对汉族大学生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认识都比较深刻。同时，很多少数民族地处偏远，受到的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冲突影响不深，故仍保留了较好的传统家庭伦理，所以对此态度比较中和，并持积极偏向的态度。在情绪态度上也积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自己对本民族家庭伦理的理解，信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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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年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对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和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显著地降低了家庭选择金融投资产品和金融信贷产品的概率。另外，通货膨胀预期对于不同产品的选择具有明显异质性，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提升了居民对债券、黄金、教育贷款和房产类产品的配置的概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个体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会改变居民风险偏好、降低其乐观程度并提高了居民的预期利率，而这些最终影响到家庭的资产和负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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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家庭金融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家庭金融主要研究了居民的资产配置和负债问题。其中，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家庭资产配置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总结来说，影响居民资产配置的因素主要有年龄 [ 1 ]、受教育水平、收入和财富 [ 2 ]、风险厌恶程度 [ 3 ]、住房 [ 4 ]、保险 [ 5 ]、职业和党员身份 [ 6 ] 等。另外，包括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 [ 7 ]、风险态度 [ 8 ]、参与惯性 [ 9 ] 等也会影响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由此可见，关于居民资产配置问题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居民负债问题研究却并不多见，仅有的文献也多集中在居民负债对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上，而居民负债的影响因素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仅有陈斌开、李涛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和人口规模是影响家庭资产负债额的重要因素。 家庭资产负债可能受到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一方面根据预期理论，通货膨胀预期是市场参与方根据价格信号与过去的经验及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对未来物价趋势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必定会对居民的投资和借贷等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居民的资产和负债；另一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市场价格信号通常被扭曲，从而使不确定性增加，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了居民信心的变化，已有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可以影响居民对未来的信心 [ 10 ]，而投资和信贷产品本质上来说是需求者当前的投资和未来的回报之间的交换，具有时间分离的特征，因此居民的信心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居民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对金融机构会更加信任，相信金融机构会在金融活动中尽力履行合同，则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获取更主动，另外对未来的信心和乐观可以增强居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 11 ]，对于风险资产需求也越大，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居民的资产和负债。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对家庭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 从微观层面对通货膨胀预期和居民资产负债间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既考虑了通胀预期对居民资产的影响也考虑了对居民负债的影响，结论更加全面和细化；2) 本文同时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对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影响，拓展了对家庭资产配置研究的范围；3) 关于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居民资产负债的原因本文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对已有文献作了完善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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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2017年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数据收集了包括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资产和负债、保险和保障、支出与收入等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本文使用的变量主要有： 2.1. 因变量：家庭资产负债 本文中，我们将家庭资产负债分为家庭金融产品、家庭非金融产品和家庭信贷产品三类，其中家庭金融产品和家庭非金融产品属于家庭资产。另外家庭金融产品包含债券、基金、理财产品、股票、黄金、非人民币资产、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商业保险；家庭非金融产品包含农业和工商业、房产、车辆和其他非金融产品；家庭信贷产品包含教育贷款、生产经营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和信用卡。 表1~3分别汇报的是拥有这三种产品配置的家庭数占总样本的比例，合计项表示至少拥有一项家庭金融产品、家庭信贷产品和家庭非金融产品的家庭数占总样本的比例，该比例分别为64.56%、19.50%和95.94%。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家庭中拥有信贷产品的比例最低，仅有不足20%的居民拥有家庭信贷产品，另外大多数人拥有家庭金融类产品，但是大部分集中在活期和定期存款中。除此之外，居民拥有非金融产品的比例很高，占总样本的95.94%，但是这其中拥有房产配置的居民比例极高，占总样本的93.03%。 Table 1 Household financial investment product configuratio 债券 基金 理财 股票 黄金 非人民币资产 定期 存款 活期 存款 商业 保险 合计 户数 195 2314 290 2314 170 332 4702 15，336 1474 17，253 比例 0.73% 8.66% 1.09% 8.66% 0.64% 1.24% 17.60% 57.39% 5.52% 64.56% 表1. 家庭金融投资产品配置情况 Table 2 Household financial credit product allocatio 教育贷款 生产经营贷款 住房贷款 购车贷款 信用卡 合计 户数 470 1179 2367 437 1563 5212 比例 1.76% 4.41% 8.86% 1.64% 5.85% 19.50% 表2. 家庭金融信贷产品配置情况 Table 3 Household non-financial product allocatio 农业和工商业 房产 车辆 其他 合计 户数 13，724 24，859 4418 4699 25，637 比例 51.36% 93.03% 16.53% 17.58% 95.94% 表3. 家庭非金融产品配置情况 2.2. 自变量：通货膨胀预期 在微观调查数据中通货膨胀预期通常来源于问卷中问题：“未来一年，您预期物价会如何变化？”，回答分别为：上升很多、上升一点、几乎不变、降低一点和降低很多，为了构造相应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已有文献中通常将回答为降低一点和降低很多时赋值为0，将回答为几乎不变时赋值为1，将回答为上升很多和上升一点时赋值为2，如李新荣等(2014)。本文同样采用这种处理方法，构造了通货膨胀预期变量。 2.3.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文献，本文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居民个体特征变量(是否城市户口、受教育阶层、是否本市县户口、风险偏好、户主年龄等)，家庭特征变量(家庭收入、家庭常住人口等)，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特征变量。我们剔除了缺失值样本，最后得到总样本26，733个，具体变量的描述性描述见表4所示。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投资产品配置 26，733 0.645 0.449 0 1 信贷产品配置 26，733 0.194 0.396 0 1 非金融资产配置 26，733 0.96 0.182 0 1 通胀预期 26，733 1.775 0.553 0 2 家庭收入对数 26，733 9.847 0.944 0 13.82 是否城市户口 26，733 0.445 0.497 0 1 受教育阶层 26，733 1.721 0.824 1 3 是否本市县户口 26，733 0.92 0.27 0 1 风险厌恶 26，733 0.279 0.448 0 1 风险中性 26，733 0.253 0.434 0 1 风险偏好 26，733 0.468 0.498 0 1 年龄 26，733 39 20.538 1 112 家庭常住人口 26，733 4.147 1.677 1 18 男性 26，733 0.507 0.499 0 1 是否结婚 26，733 0.641 0.479 0 1 本地治安 26，733 1.41 0.682 0 2 是否汉族 26，733 0.506 0.499 0 1 受雇与企业或单位 26，733 0.505 0.499 0 1 创业 26，733 0.119 0.324 0 1 务农或无业者 26，733 0.373 0.483 0 1 表4. 样本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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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型和内生性问题讨论 为了研究个体的通货膨胀预期对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本文设定基本模型为： Prob ( Y = 1 | X ) = Prob ( ∂ Inflation _ exp ectations + β X + u > 0 | X ) 其中， u ~ N ( 0 ， σ 2 ) 。 模型中Y是哑变量，在本文研究中分别代表家庭金融投资产品、信贷产品和非金融产品，当Y取1时，分别表示居民至少拥有一项金融投资产品、信贷产品和非金融产品；当Y取0时，分别表示居民没有任何一项金融投资产品、信贷产品和非金融产品。 Inflation _ exp ectations 代表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包括预期未来物价下降、不变和上升，并分别赋值为1、2和3。X代表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等。 以上模型研究的是个体通货膨胀预期对居民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然而可能出现包括互为因果关系、遗漏变量造成高估或低估通胀预期的影响等情况，导致存在内生性的可能，因此本文选择工具变量法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我们选择是否关注经济信息来作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工具变量 [ 12 ]。原因主要是：首先，已有研究中表明新闻媒体经济信息对居民的通胀预期形成产生重要的作用 [ 13 ]，居民会根据媒体中的信息调整自身的通胀预期 [ 14 ]，另外是否关注经济信息对居民本人的资产负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该工具变量选择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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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稳健性检验 以上研究我们发现了居民通胀预期确实对其资产负债选择有很重要的影响，为了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进一步对这个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我们认为个体对未来物价的预期容易受到家人、亲戚、朋友等的影响，因此我们按照家庭为单位计算了居民家庭通胀预期均值，并以此重新替代个体通胀预期，控制变量等依然和之前保持一致，所得结论如表12所示。 Table 1 2 Robustness test conclusio 变量 金融投资产品 信贷产品 非金融产品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probit ivprobit 通胀预期 −0.010 ** (0.005) −0.38 ** (0.060) −0.018 ** (0.005) −0.078 ** (0.055) −0.002 (0.002) −0.045 (0.1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1688.64 *** 584.31 *** 367.44 ** Pseudo R 2 0.1725 0.053 0.2347 第一阶段F值 98.01 *** 103.32 *** 105.34 ** Wald检验 20.30 *** 12.45 *** 0.65 表12. 稳健性检验结论 注： * 、 ** 和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为标准差。 根据表12结果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重新构造了通胀预期指标后，居民通胀预期对个体的金融投资产品和信贷产品配置依然显著为负，而通胀预期对居民非金融产品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论和前文的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了我们的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另外使用重新构造后的通胀预期指标对资产负债配置异质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也和前文基本保持一致，受篇幅限制，此处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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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系统地研究了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和家庭资产负债结构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显著地降低了家庭对金融投资产品和家庭信贷产品的选择。从不同产品角度来看，金融投资产品方面，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提升了居民对债券和黄金类风险较低或保值效果较好的产品的配置的概率；家庭信贷产品方面，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提升了居民对教育贷款配置的概率，降低了对生产经营贷款、住房贷款和信用卡配置的概率；非金融产品方面，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提升了居民选择配置房产的概率，投资房产已成为居民抵抗通胀、保值增值的一种主要手段。进一步，本文研究了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家庭资产负债结构可能的原因，研究发现个体的通货膨胀预期改变了居民的风险偏好，使得他们更加保守，同时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也降低了居民的乐观程度并导致预期利率的上升，而这些最终将影响居民对资产和负债配置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关注的重点，稳定的居民通货膨胀预期除了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物价，还会改善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高通货膨胀预期通过改变居民风险偏好、降低乐观程度和提升预期利率的方式抑制了居民对不同资产负债的选择和配置，因此在优化居民资产负债结构的过程中政府要重视通货膨胀预期和利率预期的重要作用，保持物价和利率的稳定可以使个体形成稳定、乐观的预期和风险态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房产日益成为居民抵抗通胀的主要方式，因此保持健康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对优化居民资产负债结构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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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空间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构建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9年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云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 2015~2019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位居前三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2) 滇中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滇东北和滇西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各州市应该强化政策引导作用，根据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情况分类制定政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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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是指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是指农村发展不充分。长期以来城市从农村汲取人才、土地、农副产品等资源，却限制农村人口享有和城镇人口同样待遇，低价征收农村集体土地高价出让的土地财政模式扩大了城乡差距，以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站在新高度，从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释放农村发展红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截至2019年末，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23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902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说明云南省城乡融合问题较为突出，研究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情况可对加快促进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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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文献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概括起来可分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均取得了丰富成果。1) 理论分析主要从城乡融合演进脉络、影响因素、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如：周凯 [ 1 ] 等从生产力因素、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历史发展因素等方面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阿布都瓦力 [ 2 ] 等通过总结中国融合发展的演进历程，基于我国发展国情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反思，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以及发展趋势；杨培源 [ 3 ] 认为拓展多元农业功能可促进城乡融合；张合林 [ 4 ] 等实证证明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又反过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者之间正向相互作用关系明显。魏后凯 [ 5 ] 认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土地、就业、社保、公共服务体系来补齐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吴杨等 [ 6 ] 认为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加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良性互动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 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来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如：赵德起 [ 7 ] 等从城乡融合发展前提、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城乡融合发展结果三个方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发达地区城乡融合水平要高于欠发达地区；刘荣增 [ 8 ] 等运用熵值法，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生态承载能力、交通信息网络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交通信息网络对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最大；谢守红等 [ 9 ] 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人民生活融合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洲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演化发现长江三角洲城乡融合度以东部为核心，向西、南、北递减。 综上，学术界对城乡融合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做出大量贡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存在一些不足：1) 研究尺度上大多基于全国的宏观层面，对省级，县级层面的研究较少。2) 在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基于某一年份的数据，缺少时间序列上的分析。3) 发展水平测度以单一的表格形式列出，缺少空间上的直观表现。因此本文基于2015~2019年统计数据，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空间融合、生态融合四个方面构建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客观赋值的熵值法和ArcGIS软件分析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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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选取 3.1. 评价指标选取 城乡融合是指城乡一体化发展，囊括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方面融合，在选择城乡融合指标时需要考虑实地情况，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 10 ] [ 11 ] [ 12 ]，遵循科学客观的原则构建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目标层指标、4个准则层指标、17个要素指标体系(见表1)，所选数据来源于2016~2020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云 南 省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经济融合 人均GDP (元) 正向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正向 乡村从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重 正向 非农产业产值比 正向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负向 社会融合 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正向 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 正向 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城乡就业率之比 负向 空间融合 土地城镇化水平 正向 城市空间扩张 正向 地均汽车拥有量 正向 地均GDP 正向 生态融合 森林覆盖率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正向 表1. 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2. 评价方法 客观赋权的评价方法常用的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由于本文评价指标体系含有正负向指标，主成分分析法由于正负向指标会导致意义不太明确，而因子分析法采用最小二乘法时可能会失效 [ 13 ]，熵值法是根据各项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信息量越大，代表不确定性越小，熵值越小，信息量越小，则不确定性越大，熵值越大，利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大，则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减少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因此本文将采用熵值法综合评价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将2015~2019年统计数据整合成面板数据借助Excel软件按照以下步骤完成指标权重以及综合得分计算： 1) 由于所选指标存在不同量纲差异，要保证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因此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 正向指标： X ′ i j = ( X i j − min { X j } ) / ( max { X j } − min { X j } ) 负向指标： X ′ i j = ( m a x { X j } − X i j ) / ( max { X j } − min { X j } ) 式中： j = 1 ， 2 ， 3 ， ⋯ ， n ； i = 1 ， 2 ， 3 ， ⋯ ， n ；max{X j }与min{X j }分别代表指标中最大值与最小值。 2)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P评价对象指标值的比重(P ij )： 式中：X ij 为标准化后的第i个对象的第j个指标值。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 j )： e j = − ∑ i = 1 m P i j ln ( P i j ) / ln m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 j )： W j = ( 1 − e j ) / ∑ j = 1 n ( 1 − e j ) 5) 计算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综合评价得分(S i )： S i = ∑ j = 1 n ( W j × X i j ) 其中，S i 的值越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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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四个方面分析2015~2019年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云南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各州市的发展差异显著。针对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为促进各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 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建立城乡互动双循环机制，解决农村资源要素向城市流动的单向输送过程。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挖掘自身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布局产业，引导二三产业与农村发展相结合，即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又为农村地区输送人力与物力资源，对于自然风光优美、民族风情多样的乡村可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产业资源独特村庄则可发展自身优势产业，提供更多就业的岗位，吸引外流劳动力返乡，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解决了农村“空心化”问题，让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逐步提高乡村二、三产业比重，促进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 2) 促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短板，提升村民生活水平，为每个村庄解决基本的饮水、用电、通讯、出行等问题，建立医疗、教育、休闲科普娱乐场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在解决村民看病难、读书难等问题的同时，还促进村民思想进步，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异。 3) 促进城乡空间融合发展。一是合理制定农村发展规划，科学布局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做到生产空间绿色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二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让农村土地市场化，改善政府低价征收高价出让而损伤农民利益的局面，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直接吸引城市资金到农村，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4) 促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城市发展的模式造成了很多经验教训，目前农村环境整治刚起步，脏乱差等问题较为凸显，应该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生态环境纳入一个系统中，宏观统筹，加强对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知识宣传，改变村民理念，以及为村民配备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必要设施，让农村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提供高质量休闲娱乐绿色空间。 总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引导是关键，各地政府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分类制定发展政策，只有在政策的合理引领之下，才能缩小各州市之间发展差异，确保云南省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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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本文以鄂东发展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归纳和实地调研的角度分析了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的发展基础、转型发展现状、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并将示范区分为资源型城市、山区和沿江城市三种类型。在根据政府对示范区的定位以及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转型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加速转型发展的三大模式和路径：一是老工业基地创新驱动模式，二是大别山、幕阜山山区绿色发展驱动模式，三是鄂东沿江地区临空、临港经济协同驱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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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位居武汉城市圈、长江经济带之中，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咸宁四地市，下辖9个区、4个县级市、12个县。示范区毗邻武汉，濒临长江黄金水道，北有大别山与豫皖接壤，东与环鄱阳湖城市群相望，南有幕阜山脉与江西接壤，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得中独厚、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但作为湖北省传统的资源型和农业主导发展地区，示范区的资源枯竭态势不可逆转，工业经济增长乏力，对湖北省的经济贡献逐步下降，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 鄂东地区集山区、老工业区、贫困地区等为一体，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枯竭严重，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发展趋缓，脱贫攻坚任务繁重。调研分析鄂东地区转型过程中主要核心问题，主要矛盾，具有较强的和实践意义。在鄂东地区建立转型发展示范区，发挥老工业基地的带动作用，增强自身“造血”机能，依托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江大保护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承接国外和沿海产业转移，推动冶金、建材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瓶颈，培育形成湖北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对于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可以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努力在关键领域、创新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对于推动鄂东地区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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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类似黄石、鄂州等资源型老工业基地如何转型发展，国内外的前期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比较充分。20世纪50年代后，较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西欧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相继出现了早期工业开发地区随着矿产资源衰竭而出现的萧条，资源型城镇转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也应运而生。理论研究方面，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最引人注目。他们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生态学、人口学等角度研究资源型城镇，相继提出和完善了“社区互动理论”(Marsh [ 1 ]， 1987; Gill [ 2 ]， 1985)、“矿区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Lucas [ 3 ]， 1971; Bradbury [ 4 ]， 1981)和“资源型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Hayter and Barnes [ 5 ]， 1992)等。实验探索方面，资源型城镇的转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德国鲁尔(煤城)、法国洛林(煤钢城)、英国迪斯(煤工业区)、美国休斯敦和洛杉矶(石油城)、匹茨堡(钢城)、日本北九州(煤城)等资源型区域的成功转型为世人所称道，而阿塞拜疆的巴库(石油城)“矿竭城衰”的失败案例值得深思(柳泽、周文生等 [ 6 ]，2011)。总体来说，国外资源型城镇转型基本上都是针对矿业城市，对黄石、鄂州等资源型老工业基地转型有借鉴意义。但由于各国经济运行、政府管理、历史阶段、发展水平和人文环境等各个方面国情差异巨大，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对我国资源型城镇转型的借鉴、指导意义有限。 国内关于资源型城镇转型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镇的发展历程、数量分布、分类、人口特征、转型战略及模式、产业结构调整、路径选择、转型绩效评估等方面，众多学者还从产业经济、生态环境、制度模式、利益博弈与协调、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等角度对资源型城镇的转型进行理论探索。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方面，李虹、邹庆 [ 7 ] (2018)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的合理化与高及化趋于有利。李梦雅等 [ 8 ] (2018)基于DEA模型和信息熵，对我国40个资源城市产业转型效率进行评估；严太华等 [ 9 ] (2019)年运用偏离–份额法，对资源依附型、资源依托型和资源依从型三类资源型城市进行转型成效研究。关于城市经济转型研究方面，王镝、张先琪 [ 10 ] (2018)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继续完善市场机制。在转型绩效研究方面，谭俊涛、张新林等 [ 11 ] (2020)认为城市转型绩效呈分化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优，东北地区最差，中部和西部地区居中。在实践研究方面，国内关于矿业城市、老工业基地的转型研究比较多(安树伟等 [ 12 ]，2019)，包括辽宁阜新、黑龙江大庆、吉林白山和辽源、安徽铜陵和焦作、山东淄博和枣庄、四川攀枝花等，其中大多城市还在处于转型探索阶段，也有部分城市转型很成功，比如安徽铜陵、山东淄博等(罗怀良 [ 13 ]，2019)。 具体针对湖北鄂东地区转型发展，总体来说，学术界研究较少。湖北省鄂东区的县级市大治市和地级市黄石市分别是是国家第一批、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近10年来众多学者们分析了大治市、黄石市与其他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研究大治市和黄石市转型中支柱产业的选择、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深入拓展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推动战略新兴行业发展等建议，为大治市和黄石转型实践提供了宝贵意见。如李福安、翁亚兰等 [ 14 ] (2014)通过构建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大治市的支柱产业。黄天能、李江风等 [ 15 ] (2019)从民生满意度的视角，对黄石的城市转型绩效进行测度，得出其转型绩效受被调查者特征而引起的群体和区域差异。关于山区的生态绿色转型研究，国内学者理论分析较多，案例和实践模式总结较少，其中安徽六安市和浙江宜兴市是山区转型实践中比较突出的，它们都根据自身特色走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关于临江城市的转型研究中，安徽马鞍山市从“因钢立市”到“以港兴市”的战略与江苏南通市的“江海联动、以港兴城”战略都非常有借鉴意义。鄂东地区的山区和沿江地区转型发展，也需要各个县市根据自身特色，积极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走出转型成功之路。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其一，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鄂东不同类型区域转型问题差异较大，需要区别对待。其二，根据不同区域转型问题，针对性提出三种不同的转型模式：资源型老工业基地转型模式、大别山和幕阜山山区的高质量转型模式、沿江地区临港临空转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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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鄂东转型发展模式选择 根据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发展的现状以及省委省政府对示范区的定位，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转型发展的经验，提出了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加速转型发展的三大模式和路径： 5.1. 老工业基地创新驱动模式 鄂东地区拥有湖北省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如黄石、鄂州。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带动力强，能有效拉动投资和消费，可成为长期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和潜力源泉。根据鄂东地区的发展区位条件，鄂东地区转型发展中的老工业基地振兴，可以采用传统优势产业强化带动型模式和战略新兴产业推动型模式。 5.1.1. 深入拓展传统优势产业 老工业基地应充分发挥现有资源和资源型骨干企业的潜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促成主导产业纵向延伸、横向扩展，形成新的产业链，从而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水平，实现原材料行业的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实现生产、管理、控制一体化，产销、经营、服务一体化，提高传统工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化程度，增强传统制造业的产品制造和开发能力，推动传统工业及其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转变，生产出低消耗、少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 5.1.2. 积极推动战略新兴行业发展 鄂东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过程中，要以现有优势企业为依托，注重培育发展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推动相关产业链和创新链发展，加速生产要素集聚和产业升级，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和系统化发展，形成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注重大型龙头企业发展，通过不断加快战略重组和转变发展方式，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努力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营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大型企业，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和飞跃发展，实现依托资源创业到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变，走出一条经济平稳增长与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有效转换的转型之路。 5.1.3. 大力推进生态转型 面对资源型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地质灾害、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态压力，应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优先”摆在转型发展的首位。全面实施“治山、治土、治水、治气”工程，在治山方面，加强对矿山开采区、尾砂库的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有计划地关停沿湖、沿港和重要交通干线上的矿山，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大力开展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建设生态保护区，加速林区生态环境的恢复和生态功能的提高。 5.2. 山区绿色发展驱动模式 鄂东地区地形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大别山区和幕阜山区两大山区，气候条件优越，物产富饶，具有发展绿色产业的天然优势。因此，可以采取“中医药产业 + 康养”、“红色旅游 + 生态旅游”、“互联网 + 特色农业”等模式推进转型发展。 5.2.1. 发展特色医药和康养产业，助力健康中国 伴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也日趋明显，传统中医学讲究未病先治、未病先养，在养生保健领域优势明显。可以选取中医药资源丰富、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特色产业区县，发展特色医药和康养产业，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圈。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健康产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形成“医、护、养”一体化的产业体系。 5.2.2. 发展红色生态旅游业，打造全域化旅游目的地，实现生态产业化 鄂东山区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良好的生态资源，要加强红色资源与绿色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资源的整合效应。各地依据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的发展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体的红色旅游和以自然生态休闲为主体的绿色旅游。在红色旅游方面，通过建设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红色经典景区，充分展示红色革命历史，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比如：大别山区的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和黄冈革命烈士陵园。在生态旅游方面，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抓手，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园，实现种植、加工、采摘、采购、观光、体验、休闲娱乐的全产业链打造，构建山区乡村生态旅游休闲示范区，比如：幕阜山脉的九宫山旅游区。 5.2.3. 发展优势特色农业，推动城乡产业融合 依托“互联网+”，结合一镇一品经营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互联网 + 特色农业。根据各地的条件和土壤特点，打破区划限制，推动给生产要素向优势产区、特色产品集中，形成具有区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优质农产品产业基地，比如：红安花生和红薯、麻城菊花和油茶、罗田板栗和茯苓、英山茶叶和桑蚕、通山香榧和香菇。 5.3. 临空、临港经济协同驱动模式 5.3.1. 发展临空经济，打造中国“孟菲斯” 一是加快临空经济区建设，发挥临空经济辐射功能。在现有的空港物流园基础上，统筹规划园区项目，合理布局，在建设初期避免临空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的弊端，增强临空指向性，发挥临空经济的辐射功能，不断地吸引着众多与航空业相关行业聚集到其周围，潜移默化中形成临空产业体系，并根据优越的地域条件，构建陆海空一体化的物流模式，带动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是挖掘新动能，超前谋划临空经济。临空经济区是创新的高地，发展临空经济会产生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流向制造业等实体产业。以航空物流为龙头，带动跨境电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飞机维修等临空高端产业集群的落地，对腹地经济中符合临空经济特征的企业给予在金融、税收、保险等政策方面的综合优惠，促进腹地经济中临空指向性强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向临空经济区集聚和发展，进而吸引更多的高端科研人才，开发建设更多的高端科技产业，实现临空经济可持续发展。 5.3.2. 发展临港经济，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沿江地区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结合“互联网+”，大力发展港口 + 物流、港口 + 金融贸易、港口 + 电商等新型业态，积极促进港口产业向物流化、信息化和高端化不断迈进。 首先，沿江港口城市要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加快临港产业园和临江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现代化、规模化的港口，将港口打造成物流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和信息集聚地，促进港口功能的转型升级。 其次，保护性开发港口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对于港口综合实力而言至关重要，但要保护性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控制港区污染排放，制定排污收费制度，对排放污染物较少的船舶、港口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对环保设施给予低息或无息贷款的优惠，制定合理的排放标准等。 再次，要加强港口码头与腹地的物流联系，使港口开发与腹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变迁保持一致，积极促进港口与本地主要产品产业、物流产业、金融服务业等的联动发展，从打造重点临港产业着手，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促进港口与城市产业的一体化。 5.3.3. 推进临港临空联运，促进枢纽经济发展 依托鄂州机场、长江水道、铁路、公路的交通设施，构建集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为一体的综合枢纽以及无缝衔接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形成高效便捷的“大交通”和“大物流”体系，并借助航空物流企业的集聚优势，推动物流由传统货运向集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转运加工、信息处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物流服务提供商转型，使国际和国内货物可以快速转运及迅速集散，提升国际内陆枢纽的物流能力，促进枢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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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推进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鄂东区转型发展的现状、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并深入探讨制约鄂东区三种类型的发展模式的原因，提出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以及推进鄂东地区转型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是加强区域协作分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于武汉市在产业、交通、要素、环境和人才等方面优势巨大，对鄂东各城市形成虹吸效应，加之鄂东示范区内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导致鄂东地区与武汉市区域协同发展的匮乏。因此，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不仅需要发挥武汉对鄂东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要加强鄂东地区的内部协作，按照“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对接和合作，实施统一协调。 二是创新人才工作理念，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是城市转型与创新发展中的重要环节，针对鄂东地区人口流失突出，人才引进困难的问题，必须要把人才队伍的建设视为一项涉及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社会资源配置、人才资源开发的系统工程，政府应采取主动干预措施，创新人才工作理念，引导人才资源合理回流，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三是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一方面要积极促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为产业园区的建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要开拓思路，向空间、存量、增量、机制要土地，提高土地对发展的保障力。 四是强化金融服务水平，拓宽投资融资渠道。转型发展有个阵痛的过程，有效的资金投入是确保城市转型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强化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和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 五是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及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城市快速转型。鄂东地区多为资源型城市，在过去为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了很多历史包袱，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步伐。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对资源型枯竭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六是提高对大别山区、幕阜山区转移支付水平，创新生态补偿机制。鄂东区转型发展和生态保护不仅需要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努力，更需要中央、省政府和其他受益地区对其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损失进行补偿。 七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技术创新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此要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产业向高品质、高端化发展。 八是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依托紧邻省会武汉的区位优势，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一产发展特色农业，二产发展生态工业，三产发展全域旅游，通过一产接二连三，形成了“以生态农业为根本、生态工业为纽带、全域旅游为统领”的绿色发展态势。 九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要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整体协作意识，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另一方面要实现网上办事大厅与实体大厅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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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以针刺手法与电针的刺激强度为切入点，概览了近十年针刺手法与电针刺激量的研究，不同的针刺手法参数或电针刺激参数均能产生不同的效应，但其量效作用规律至今仍不明确。在将来的研究中，应寻求一个统一的刺激量指标来衡量不同的针刺效应，有利于推动针刺量效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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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无数次地证明了其疗效。随着时间发展，针灸逐渐分为针法和灸法两个分支。当前主流的针刺治疗方法除单纯毫针针刺外，为了提高针刺疗效，临床上通常会在其基础上通过电针、针刺手法等方式加强刺激，其刺激量是影响针刺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古代文献中，对于针刺刺激量的问题少有提及，直到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提出了“刺有大小”、“针有浅深”的观点；而到了当代，对于刺激量的量化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根据刺激方法的不同，研究进展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