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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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是将目标基因通过某种途径导入靶细胞中，在靶细胞中表达蛋白质，进而发挥作用。基因治疗在体内需通过适宜的载体来发挥作用，也可利用离体靶细胞来进行，过程包括去除、培养、遗传改变，最后重新植入 [ 31 ]。载体包括两种类型：病毒载体以及非病毒载体。病毒是极为常用的载体，诸多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都使用了病毒载体，载体病毒包括慢病毒、腺病毒以及腺相关病毒。 慢病毒是十分有效的基因传递载体，因为它们可以将遗传信息导入宿主细胞的DNA中，如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TGF)、TGF-β3以及TIMP-1通过慢病毒载体进入退变椎间盘后，II型胶原和蛋白多糖合成增加。 腺病毒载体在基因治疗中被广泛应用，并且具备感染非分裂细胞的优点并且能有效地帮助基因在体内外模型中短暂地高水平表达。肖剑证明了TGF-β基因可以在髓核细胞中持续而大量地表达，并能刺激产生蛋白多糖，进而使髓核含水量增加，起到阻止椎间盘退变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调节II型胶原的合成。 [ 32 ] 保罗等研究了SOX-9基因通过腺病毒载体转染人类退变的椎间盘并发现了II型胶原合成增加 [ 33 ]。 用腺病毒载体将GDF-5基因转入IVDD的小鼠体内，其NP、AF细胞的增殖以及细胞外基质的沉积均增加 [ 34 ] [ 35 ]。腺病毒载体转染的人潜伏膜蛋白1 (latent membrane protein 1， LMP-1)基因在兔中的表达致使蛋白多糖和骨形成蛋白(BMP-2、7)的mRNA水平增高 [ 36 ]。Moon等研究了腺病毒、BMP-2、IGF-1、BMP-12和TGF-β组成的基因载体的转导，并提出了其在NP细胞中有明显的促合成代谢作用 [ 37 ]。王珏等证明了AdvBMP-2转染兔退变椎间盘髓核细胞后，可使髓核细胞中Sox9的含量增加，BMP-2可能通过调节Sox9基因的表达对退变的椎间盘产生修复作用 [ 38 ]。 尽管腺病毒载体在体内和体外均可传递基因且在体内模型中的效率很高，但宿主体内的免疫反应对重复转染时的基因表达产生了显著影响 [ 39 ] [ 40 ]。因此，腺相关病毒载体成为了替代方案，因为其免疫原性较低并且为非致病性。腺相关病毒为插入TGF-β和BMP-2基因提供足够的空间 [ 41 ]。Ren等研究了AAV介导的SOX-9和成骨蛋白-1 (Osteogenic protein-1， OP1/BMP-7)双基因共同转染兔IVD，进而得出结论：其使得II型胶原和蛋白多糖的表达增加 [ 42 ]。 近期的研究表明非病毒载体基因转移系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病毒载体虽然有着转染高效的优点，但存在着许多安全问题，例如致突变性和全身性病毒感染。非病毒载体制备难度低且更有安全性和潜力，但是也存在着转染率低的弊端，相关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提高非病毒载体的转染效率。非病毒载体转移系统指的是脂质体，DNA配体复合物以及基因枪技术等 [ 43 ]。 Chung等人进行了体外转染绵羊NP细胞的研究，他使用脂质体作为非病毒载体传递端粒酶基因，其结果是增加ECM的表达并且延缓细胞的衰老，特别是I型和II型胶原蛋白，其延长 > 9个月 [ 44 ]。Nishida等使用大鼠进行体内研究，确定了微泡可增强超声基因转移技术对椎间盘的影响并报道微泡可维持转染NP细胞增强表达所转基因至少24周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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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联合治疗 联合治疗是基于细胞的基因递送疗法，其中启动子通常加入干细胞中以增加软骨基因和抑制成骨基因的表达。Feree于2000年证明了从另一来源采集的NP细胞极其细胞外基质的组合用于恢复椎间盘功能和减轻椎间盘疾病患者的疼痛 [ 46 ]。张丽等人验证了慢病毒介导hTERT基因感染人髓核细胞后，人髓核细胞的基本特性无明显变化，且不具有致瘤性 [ 47 ]。Xin等人证明了用载有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hTERT)基因的病毒载体转染犬NP细胞并移植到狗的椎间盘中，由此对椎间盘退变产生了抵抗 [ 48 ]。Yi等人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携带hTIMP1基因的重组腺病毒载体转染骨髓MSCs造成TIMP-1表达增加以及椎间盘退变减少 [ 49 ]。使用外泌体的无细胞治疗是治疗IVDD的另一种选择。 Lu等人研究了退化后的NP细胞被骨髓间充质细胞刺激后增殖和细胞外基因表达的情况。聚集蛋白聚糖(P < 0.01)、胶原蛋白II (P < 0.01)和SOX-9 (P < 0.05)基因的表达显着增加，细胞增殖活性得到改善 [ 50 ]。 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了解其病因来治疗IVD变性的生物学方法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基因治疗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治疗IVDD和促进IVD再生的方法，它可以提供持续的治疗效果并消除与其他疗法相关的风险和局限性。随着先进的传递载体或系统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引入具有最小风险的特定基因来提高基因治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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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结论 在研究修复或再生退变椎间盘的方法之前，首先要充分了解IVDD的发病机制。退化程度是评估治疗策略和再生功效的关键。生物疗法仍然是解决椎间盘退变的重要措施。诸多研究表明生长因子可促进细胞的合成代谢并且抑制分解代谢，但其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缺乏稳定性、半衰期较短。在退变的椎间盘中使用干细胞的治疗无疑为治疗IVDD提供了一个更新死亡细胞且保留细胞外矩阵的方法。虽然许多研究证明MSCs的治疗效果，但依然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例如细胞介导的效率，生物力学功能，营养，保留，活动，生存能力，对抗氧化标记物。细胞疗法的风险包括注入部位的感染、肿瘤的形成以及肺栓塞等，因此必须在高等哺乳动物中完成临床试验。 在近十年里，基因疗法因其通过转移治疗剂来调节IVDD的生物学过程的能力而备受关注。为了降低其毒性和其他有害结果，靶向传递是一项重大挑战。基因治疗在IVDD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它不仅可以引入单基因，而且能够结合不同的基因从而获得明显的协同治疗效果，这可能对椎间盘再生产生长期疗效 [ 37 ] [ 42 ] [ 51 ]。因此，基因疗法为缩小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之间的差距提供了新的机会。基因疗法的作用可通过临床试验来证明，可以作为对抗腰痛和IVDD的重要策略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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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9. 研究展望 在充分了解IVDD的发病机制以后，仍然需要发挥生物疗法在解决椎间盘退变方面的作用。应重点解决生长因子、细胞、基因疗法在治疗椎间盘退变中的缺陷和弊端。充分发挥相对更安全有效的基因疗法的作用，尽量为患者提供既有效又微创的治疗方法，减轻患者对疾病治疗的顾虑，提高患者满意度。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未来有望为椎间盘退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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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宫颈锥形切除术对阴道镜检查不充分(TZ3型)患者的诊断价值并比较两种锥切方式对宫颈高级别病变的检出价值。方法：将2015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做过阴道镜且阴道镜评估不充分的104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阴道镜联合宫颈管搔刮术(ECC)的活检与宫颈锥切术后的病理结果。同时，依据病人选择治疗方法的不同随机分为宫颈环形电切术组(n = 49)和冷刀锥切术组(n = 55)，对比分析两种锥切方式对宫颈高级别病变的检出价值。结果：宫颈锥切术后病理与阴道镜下活检联合ECC病理结果符合者54例(51.92%)，不符合的患者中检出高级别病变11例(10.58%)。宫颈环形电切术(LEEP)和宫颈冷刀锥切术(CKC)对宫颈高级别病变的检出率分别为8.16%和12.73%，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诊的87例中，48例HPV转阴，转阴率为55.17%，平均转阴时间为8.9个月。结论：对于阴道镜评估不充分患者必要时应行诊断性宫颈锥形切除术，同时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在诊断性宫颈锥切除术中，LEEP术可以达到与CKC术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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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宫颈上皮内瘤变与宫颈癌的发病密切相关，宫颈上皮内瘤变分为三级，即CINI、CINII和CINIII，其中CINI为低级别病变，CINIII为高级别病变，CINII又以P16是否阳性决定是高级别病变还是低级别病变。宫颈上皮内瘤变的诊断方法分为三级，即“三阶梯”筛查方法：宫颈细胞学检查和(或)HPV检查、阴道镜检查和子宫颈活组织检查。该方法使许多宫颈病变在早期低级别病变时即可发现，并进行干预治疗。但对于阴道镜评估不充分的患者使用“三阶梯”进行筛查诊断准确率低 [ 1 ]，且无论高级别病变还是低级别病变均容易漏诊 [ 2 ]。而宫颈锥切术后病理可以全面、细致分析宫颈病变程度及范围，在临床工作中得到广泛使用。本研究通过回顾分析104例阴道镜评估不充分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宫颈锥形切除术对阴道镜检查不充分患者的诊治价值及LEEP术和宫颈冷刀锥切术两种方式诊断价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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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对2015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行宫颈病变筛查的104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准：因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测和(或)宫颈HPV检测异常，而行阴道镜检查且阴道镜检查评估不充分(TZ3型)的患者。排除标准：排除伴严重内科疾病的患者；排除伴严重生殖道感染疾病的患者。阴道镜检查指证为有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测和(或)宫颈HPV检测异常合并有以下至少一项者：1、年龄 > 40岁；2、高危型HPV持续感染1年以上；3、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或体征者，如接触性出血，异常排液、肉眼可见的宫颈重度糜烂样改变；患者平均年龄为(47.15 ± 8.16)岁。本项目研究得到我院医学伦理委员的审批，所有操作均在患者知情同意下进行。 另外，在对LEEP术和宫颈冷刀锥切术两种方式的诊治价值进行对比时，将104例患者依据病人选择治疗方法的不同随机分为两组，宫颈环形电切术组，49例，年龄为27~64岁，平均年龄(46.88 ± 7.74)岁；宫颈冷刀锥形切除术组，55例，年龄为30~63岁，平均年龄(47.40 ± 8.52)岁。两组患者年龄、HPV及LCT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阴道镜检查，检查前3天禁止性生活及阴道内用药，在冰醋酸及卢戈氏碘染指引下行多点活检，并搔刮宫颈管一周，活检组织经10%的中性福尔马林固定后，送病理检查。所有患者均行宫颈锥切术，55例患者采取LEEP术，于碘阴性区外0.3~0.5 cm处环形或锥形电切，切除深度1.0~2.0 cm。其余患者行宫颈冷刀锥切术，同样，于碘染不着色外0.3~0.5 cm处行冷刀锥切，锥高2.0~2.5 cm，切除标本标记12点后用10%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固定，送病理检查。采用自身对照法，对比阴道镜多点活检联合ECC和锥切术后的病理结果、活检病理组织p16及Ki-67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对比LEEP术和CKC术对宫颈高级别病变的检出率。 2.3. 术后随诊 术后每3个月做1次细胞学及HPV检查，连续2次阴性后改为每半年1次，最短随诊时间为6个月，最长随诊时间为36个月，平均为9.9个月。 2.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所涉及数据采取SPSS25.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进行χ 2 检验，P < 0.05表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高级别病变的检出率=检测出的高级别病变的例数/检测患者的总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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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阴道镜多点活检联合宫颈管搔刮术和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的对比 104例患者中，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与阴道镜下多点活检联合ECC病理结果符合者54例(51.92%)，不符合者50例(48.08%)。其中宫颈锥切术后病理诊断升级者23例，由非CIN升级为高级别病变者6例，低级别病变升级为高级别病变者有5例。对高级别病变的检出率为10.58% (11/104)。漏诊的11例高级别病变(包括1例原位腺癌)，9例为高危型HPV感染，1例低危型感染，1例HPV检测阴性；细胞学检查示5例为阴性(包括1例原位腺癌)，3例为ASC-US，1例为LSIL，1例为ASC-H，1例为HSIL。 3.2. LEEP术及CKC术对阴道镜评估不充分患者的诊治价值的对比 LEEP术检出漏诊的高级别病变4例(表1)，CKC术检出7例(表2)，LEEP术与CKC术对高级别病变的检出率分别为8.16% (4/49)、12.73% (7/5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1 Comparison of pathological results of colposcopy combined with ECC and LEE 宫颈活检联合 ECC病理(例) LEEP锥切术后病理(例) 非CIN 低级别病变 高级别病变 合计 非-CIN 17 2 1 20 低级别病变 23 3 3 29 合计 40 5 4 49 表1. 阴道镜联合ECC宫颈活检病理结果和LEEP术后病理结果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pathological results of colposcopy combined with ECC cervical biopsy and cervical cold knife conizatio 宫颈活检联合 ECC病理(例) CKC术后病理 非CIN 低级别病变 高级别病变 合计 非CIN 29 10 5 # 44 低级别病变 4 5 2 11 合计 33 15 7 55 表2. 阴道镜联合ECC宫颈活检病理结果和CKC术后病理结果的比较 注：#包括1例原位腺癌。 3.3. 高级别病变及低级别病变患者的HPV检测、宫颈细胞学检测及年龄的比较 所有患者的最后诊断为阴道镜活检病理及锥切术后病理中较高级别者。HPV分析检测中以未感染HPV及低危型感染为阴性，高危型HPV感染为阳性；宫颈细胞学检测正常为阴性，其余为阳性；年龄以35岁为界 [ 3 ]。高级别病变及低级别病变患者的HPV阳性率、宫颈细胞学阳性率差异及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4. 术后HPV转阴率 术后所有患者均进行随诊，定期就诊的有87例，失访17例。随诊的87例中，48人HPV转阴，转阴率为55.17%，行LEEP术及宫颈冷刀锥切术的转阴率分别为51.28%、58.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平均转阴时间为8.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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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是公认的子宫颈癌前病变，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宫颈上皮内瘤变-早期浸润癌-浸润癌的连续发展过程，据报道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经过早期医学干预能使发病率和病死率下降的人类恶性肿瘤 [ 4 ] [ 5 ]。因此，提高临床诊断率，及时给予干预治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病变的发生 [ 6 ]。目前“三阶梯”是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重要筛查手段，阴道镜下行多点宫颈活检术为最后一步，是诊断CIN的金标准，但这金标准必须在阴道镜检查充分的前提下。 4.1. 阴道镜活检病理与锥切术后病理结果的比较 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的准确度受很多因素影响 [ 7 ]，如年龄、宫颈活检点的数量及宫颈转化区类型，有研究显示I型、II型、III型转化区宫颈活检准确度分别为89.50%、85.35%和66.51%，三者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 9 ]，可见III型转化区的活检准确度明显低于其他两型。本研究通过对阴道镜检查不充分患者的术前术后两次病理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两次病理结果的符合率为51.92%，明显低于国内其他人 [ 8 ] [ 9 ] 的研究结果。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只纳入阴道镜评估不充分的病例，其他研究人员纳入的病例则包括阴道镜评估充分者。 本研究中检查出漏诊的高级别病变共11例，包括1例原位腺癌患者。对高级别病变的检出率为10.58%，这一部分患者如果仅通过三阶梯诊断就会被漏诊，发展为宫颈癌的几率就大大增加。漏诊的11例高级别病变9例为高危型HPV感染，细胞学检测5例为阴性，3例为ASC-US。可见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患者即使细胞学检查阴性，仍有进展为高级别病变的可能，且HPV持续感染者是术后病变复发的高危因素 [ 10 ] [ 11 ] [ 12 ]。漏诊的原位腺癌患者就是高危型HPV16型持续感染超过1年，而宫颈细胞学检查正常。ASC-US是一种对存在病变危险的提示，亦不可忽略。临床工作中我们仍需将细胞学检查与HPV检测结合起来，重视细胞学异常合并高危型HPV感染患者，尤其是持续性感染超过1年以上者，相关研究显示宫颈HPV持续感染患者术后CIN复发率也较高 [ 13 ]，因此必要时可行诊断性宫颈锥切术，切除部分HPV感染的组织达到治疗的目的。 4.2. LEEP术及冷刀锥切(CKC)术对阴道镜评估不充分患者的诊治价值的对比 LEEP术与冷刀锥切术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使用范围，在治疗方面，相关研究 [ 15 ] [ 16 ] 表明LEEP术可减少术中出血量，缩短手术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简便易行、操作时间短、无需住院。而宫颈冷刀锥切术可减少术后HPV持续感染，降低复发率。另外，虽然国内许多研究证明LEEP术的平均锥高小于冷刀锥切术的平均锥高 [ 14 ]。但本研究中，LEEP术与冷刀锥切术对高级别病变的检出率及术后HPV转阴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诊断性锥切时，LEEP术仍可以达到与冷刀锥切术相同的效果。 4.3. 高级别病变及低级别病变患者的年龄的比较 年龄以35岁为界，高级别病变及低级别病变患者的年龄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当阴道镜评估不充分且需要判断患者是否需要进一步诊治的时候，年龄亦不是可靠的参考因素。本研究纳入的病例均为阴道镜评估不充分者，而围绝经期或绝经后的患者其宫颈转化区易内移 [ 17 ]，因此本研究纳入病例的平均年龄为(47.15 ± 8.16)岁，但漏诊的高级别病变的患者中有3例患者小于40岁，其中原位腺癌患者年龄仅34岁，因此，对于阴道镜评估不充分的年轻患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另外，本研究的术后转阴率明显低于相关文献报道的60%~85% [ 18 ] [ 19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1) 随访时间过长患者存在再次感染的情况，(2) 相关文献报道 [ 20 ] 已绝经、年龄增大是HPV持续感染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其年龄偏大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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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对阴道镜评估不充分的TZ3型患者，在按照常规的“三阶梯”进行诊断的同时，必要时应行诊断性宫颈锥形切除术，虽然本研究显示在诊断性方面LEEP术与冷刀锥切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诊断性锥切术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生育要求、手术意愿及随访条件等因素。本研究数据样本较小，尚需更大的样本量以及更长时间的随访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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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载脂蛋白B/载脂蛋白A1比值(APO B/APO A1)、血浆纤维蛋白原(FIB)水平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相关性。方法：选取冠心病患者152例，对照组69例，分别测定其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比较两组结果并分析其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结果：冠心病患者的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多支病变组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P < 0.05)。Gensini评分重度组APO B/APO A1比值显著高于轻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FIB在Gensini评分重度组和轻度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相关性分析中，冠心病患者中APO B/APO A1比值、FIB与Gensini评分均显著正相关(r = 0.266，0.372，P均<0.05)。结论：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的升高与冠心病的发生及冠脉病变程度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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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据最新《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我国心血管疾病目前仍处于较严重的形势，患病率及死亡率仍较高，估算现患人数2.9亿，其中冠心病患者1100万 [ 1 ]。冠心病发生隐秘，起病急骤，病情进展快，致死率高，严重威胁了人们的健康及生命。尽早诊断冠心病及评估冠脉病变程度对冠心病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的改善至关重要。高血脂是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冠心病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凝血功能障碍。近年来有研究提出载脂蛋白B/载脂蛋白A1 (APO B/APO A1)、血浆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与冠心病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旨在探讨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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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因胸前区不适入我院心内1住院治疗，行冠状动脉造影术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152例(冠心病组)，选择同期行冠状动脉造影阴性的患者69例(对照组)。其中冠心病组，男95例，女57例，年龄50~81岁，平均年龄(58.71 ± 6.67)岁。对照组，男38例，女31例，年龄45~81岁，平均年龄(56.94 ± 5.85)岁。两组患者各项基础资料如性别、年龄、吸烟、高血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1.1. 纳入标准 1、经冠状动脉造影术明确诊断为冠心病；2、临床资料完整；3、本研究入选患者资料及血样的采集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1.2. 排除标准 既往冠心病史，既往行冠状动脉介入(PCI)术者，既往有调脂药物服用史，心脏瓣膜病，心肌炎等疾病，严重肝、肾功能异常，糖尿病，严重贫血，免疫性疾病，全身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临床资料不完整或不同意本研究的患者。 2.2. 研究方法 2.2.1. 冠脉造影诊断标准 冠状动脉造影由我院胸痛中心导管室介入医师经桡动脉使用6F JR4.0造影导管对患者左前降支、右冠脉、回旋支及各小分支进行冠状动脉造影。主要血管管腔狭窄面积超过50%为病变血管。根据冠脉病变支数分为单支病变组和多支病变组，左主干病变计为两支病变组，左前降支、右冠脉、回旋支计分别计为一支病变。一支血管病变分为单支病变组，共两支及以上血管病变分为多支病变组。 2.2.2. 冠状动脉Gensini 评分标准 冠状动脉采用修正的Gensini评分标准 [ 2 ]，每位冠心病患者Gensini总分为每处血管病变积分之和，每处血管病变的积分为冠脉狭窄程度评分乘以病变部位评分。冠脉狭窄程度评分标准为：冠脉狭窄程度为1%~25%，积分计为1分，26%~50%计为2分，51%~75%计为4分，76%~90%计为8分，91%~99%计为16分，100%计为32分；冠状动脉病变部位评分标准为冠状动脉病变部位与各病变部位系数的乘积。左主干系数为5，前降支近段、右侧近段及回旋支近段系数为2.5，前降支中段、右侧中段及回旋支中段系数为1.5，前降支远段、右侧远段、右后降支、回旋支远段、第一对角支系数为1.0，第二对角支、第一钝缘支、第二钝缘支系数及其他小分支系数为0.5。Gensini评分 < 20分为轻度组，Gensini评分 ≥ 20分为重度组。 2.2.3. 生化检测标准 研究对象均在入院后24 h内采取空腹5 ml静脉血送检验科，检测APO A1、APO B、FIB水平，所有检测均由十堰市太和医院检验科专业人员检测完成。计算APOB/APO A1比值。 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指标采用均数 ± 标准差( X ¯ ± S )表示。经正态性检验，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均不服从正态性分布，故采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相关性分析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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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对照组与冠心病组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冠心病组患者的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均明显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1。 3.2. 冠心病组不同冠状动脉病变支数与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的比较 根据冠心病患者造影结果，将冠脉病变支数分为单支病变组和多支病变组。多支病变组的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均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1 Comparison of APO B/APO A1 ratio and FIB level betwee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 组别 n APOB/APO A1 FIB (g/L) 对照组 69 0.56 (0.47~0.63) 2.87 (2.48~3.21) 冠心病组 152 0.63 (0.53~0.72) 3.16 (2.64~3.56) Z - −4.100 −2.958 P值 - 0.00 0.003 表1. 冠心病组与对照组患者的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的比较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and the ratio of APO B/APO A1 and FIB level in th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 病变支数 n APOB/APO A1 FIB (g/L) 单支病变 49 0.59 (0.49~0.69) 2.87 (2.43~3.36) 多支病变 103 0.64 (0.56~0.73) 3.22 (2.78~3.63) Z - −2.197 −2.839 P值 - 0.028 0.005 表2. 冠心病组不同冠脉病变支数与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的关系 3.3. 冠心病组Gensini评分程度与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的关系 将冠心病组患者依据Gensini评分分为轻度组(Gensini评分 < 20分)和重度组(Gensini评分 ≥ 20分)，轻度组APO B/APO A1比值明显低于重度组，且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Gensini评分轻度组FIB水平高于重度组，但两者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Gensini score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he ratio of APO B/APO A1 and FIB leve Gensini评分 n APOB/APO A1 FIB (g/L) 轻度(<20分) 59 0.57 (0.46~0.66) 3.02 (2.62~3.445) 重度(≥20分) 93 0.65 (0.57~0.74) 3.19 (2.73~3.66) Z - −3.966 −1.743 P值 - 0.00 0.081 表3. 冠心病Gensini评分程度与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的关系 3.4. 冠心病组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与Gensini评分关系 在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与Gensini评分相关性分析中，冠心病组患者的APO B/APO A1比值与Gensini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 = 0.266， p = 0.00)。FIB水平与Gensini评分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 = 0.372， p = 0.00)见表4。 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APO B/APO A1， FIB and Gensini score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 Gensini评分 APO B/APO A1 FIB r值 0.266 0.372 P值 0.00 0.00 表4. 冠心病组APO B/APO A1、FIB与Gensini评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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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冠心病发病率及死亡率逐渐上升，且越来越趋向年轻化，临床表现多变，可以从完全无症状至突发心源性休克及猝死，风险极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影响生存质量的重要心血管疾病之一。冠心病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是由于冠状动脉内皮受损后，冠状动脉管腔内脂质斑块聚集，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引起管腔狭窄或闭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的发生与血脂异常、凝血因子异常明显相关，严重时会引发急性血栓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复杂的炎症性疾病，始于动脉内膜小脂蛋白颗粒的聚集并激活了各种免疫细胞，例如巨噬细胞、单核细胞、T淋巴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导致细胞内脂质堆积，形成泡沫细胞，泡沫细胞堆积形成脂质条纹乃至脂质斑块。血脂异常是引发冠心病斑块破裂和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目前国内外不少研究已证实LDL-C是冠心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HDL-C是冠心病的保护因素，但两者升高或降低水平易受年龄、性别、饮食等影响。国外有研究表明高APO B水平和低APO A1水平已被证明是冠心病的独立预测因子。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试验表明，与LDL-C，HDL-C和LDL-C/HDL-C相比，高Apo B浓度，低ApoA 1浓度和Apo B/APO A1比值可能是冠状动脉疾病风险的更好标志。 APO A1是HDL的载脂蛋白，是胆固醇的主要受体，能将胆固醇从组织转运到肝脏，从体内排出，APO A1约占HDL中载脂蛋白总量的70%，其血浆含量代表抗动脉粥样硬化颗粒的总数。APO B是LDL的主要载脂蛋白，可识别LDL受体及调节胆固醇代谢，运输甘油三酯和内源性胆固醇，血浆apoB的浓度可以反映出致动脉粥样化颗粒的总数。APO B/APO A1比值部分反映了潜在动脉粥样硬化和抗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颗粒之间的胆固醇平衡 [ 3 ] [ 4 ] [ 5 ]。Tian等 [ 3 ] 研究表明，APO B/APO A1比值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和心血管预后之间存在显着相关性。Song等 [ 4 ] 研究发现APO B/APO A1比值与Gensini评分和狭窄血管的数量均呈正相关，可能作为评估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度的有用预测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组患者APO B/APO A1比值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支病变组APO B/APO A1比值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在Gensini评分中重度组APO B/APO A1比值明显高于轻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相关性分析中提示APO B/APO A1比值与Gensini评分具有正相关性(r = 0.266， p = 0.00)。结果提示，APO B/APO A1比值与冠心病的发生显著相关，可评估冠脉病变严重程度，与之前研究一致。 FIB水平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疾病的发展或存在有关。FIB及其代谢产物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其与内皮细胞的结合导致血管活性介质的释放并调节内皮的通透性，导致FIB沉积在内皮下，为LDL和APO A在细胞外蓄积提供了吸附表面。FIB还能诱导内皮细胞解体和迁移，刺激平滑肌细胞增殖，促进内皮细胞衍生生长因子的释放，加重冠脉病变 [ 6 ]。此外，纤维蛋白原有助于血液粘度、血小板聚集、纤维蛋白形成，并调节随后的凝血激活和纤溶。凝血激活和纤溶受损或氧化纤维蛋白原可能加剧先前存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并促进其恶化。Tabakcı等 [ 7 ] 研究表明FIB水平与稳定型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严重程度和复杂性独立相关。 冠心病患者体内存在不同程度的凝血和纤溶系统功能紊乱。近年来有研究表明，FIB水平与冠心病的发病及冠脉病变存在关系。史斌浩等 [ 8 ] 研究表示FIB水平在对照组、冠脉硬化组、冠心病组中逐渐升高，FIB水平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相关。许莹莹 [ 9 ] 研究表明FIB水平在SAP组、UA组和AMI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性，且随病情加重而增加。FIB水平与Gensini评分呈正相关，是冠脉狭窄程度的独立预测因素。本研究中冠心病组患者的FIB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冠心病患者FIB水平在单支病变组、多支病变组中呈递增趋势，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冠心病患者FIB水平与Gensini评分有显著的正关性(r = 0.372， p = 0.00)，提示FIB水平在冠心病的评估冠脉狭窄程度上具有一定价值。在本研究中Gensini评分轻度组FIB水平与重度组比较无显著差异，与之前大多数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样本量较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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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作为临床常用检测指标，其水平升高与冠心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且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APO B/APO A1比值、FIB水平在冠心病的早期评估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及危险分层方面，为冠心病高风险人群提供早期防治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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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考察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现状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和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关系，为鼓励我国流动老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提升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公共事务参与和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关系(N = 5645)。结果：流动老人总体上的公共事务参与度较低(M = 4.519， SD = 1.173)，流入地认同相对较高(M = 25.780， SD = 3.423)；除文化认同维度外，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各维度均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03~0.07， P < 0.05)，其中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城市认同的预测作用最为突出(β = 0.07， P < 0.01)；流动老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区特征均与流入地认同显著相关。在控制了样本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区特征后，公共事务参与依然显著预测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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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 1 ]，我国流动老人的规模正快速增加，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随着更多老年人由于照顾孙辈、帮忙做家务、自身照料需求等原因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以及年轻流动人口的老龄化，流动老人的数量已达到流动人口总量的7.2%，流动老人成为越来越需要关注的群体 [ 2 ]。从流出地到流入地，流动老人离开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新的城市，需要在新环境中通过各种方式建构新的认同并融入新的群体。在同时具有“流出地居民”和“流入地居民”双重身份的情况下，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社会融入问题。其中，流入地认同是实现社会融入中的关键一环 [ 3 ]，探讨我国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是流动老人适应流入地环境和主观融入流入地的一个动态过程。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过程中建构的 [ 3 ]。符号互动论认为，在互动过程中流动老人会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改变对流入地的原有认知，同时根据他人的反馈性评价来建立自我概念，重新建构自己的流入地认同。公共事务参与作为社会互动的形式之一，可能会提升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因此，本研究将公共事务参与作为自变量，将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作为因变量，在控制了流动老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区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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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认同是指个体潜意识地向某一对象模仿的过程，可使个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归属感 [ 4 ]。认同的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过程中建构的 [ 5 ]。表现为个体持续地吸纳外部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并把它们纳入与自我有关的、正在进行着的“故事”当中 [ 6 ]，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 7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由所属的某些社会群体而产生的 [ 8 ]，因此，个体所在的群体和社会对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移民的研究发现，移民在迁移前后经历了对新的社会群体重新适应和认同的过程 [ 9 ]。我国流动老人从流出地到流入地，也面临着环境改变、重构自己生活圈子和融入群体生活的新问题。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动人口的认同模式与国际移民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种族差异是导致国际移民不同认同模式的主要原因，而国内流动人口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不同文化、社会经济水平等息息相关 [ 10 ]。对我国流动人口而言，流入地认同是个体适应流入地环境和主观融入流入地的一个动态过程，包括城市认同、文化认同，也包括个体对自我社会属性的认知，即身份认同 [ 11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归属感 [ 7 ]。其中，城市认同和文化认同决定身份认同的形成 [ 12 ]。研究证明，流入地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的控制感和幸福感 [ 13 ]，因为个体相信当自己遇到困难时，其他成员可以和他一起面对并解决。同时，流入地认同还会促进人际信任的增加 [ 14 ]。个体更愿意帮助群体内成员，也更易接受群体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 15 ]，也会对自己所在的群体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偏好和评价，为了提高群体形象采取各种策略改善自己的行为 [ 16 ]。因此，探讨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发现，影响老年人流动人口流入地认同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 [ 17 ]、认知需要(need for cognition) [ 18 ]、歧视、社会资本 [ 19 ]、经济状况 [ 20 ]、户籍制度、个性特征等，证明了个人因素及环境因素等对流动人口的流入地认同有关。然而，这些因素往往不受个人的控制，而且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体个性特征较难改变。Cardenas和de la Sablonniere (2017)提出了一个更容易被流动人口自己接受和改变的因素：参与所属社会群体的事务，如文化传统工作、各类社会活动、教育活动等 [ 21 ]。流动老人参与群体事务能够激活其两种心理机制：认为自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成员 [ 22 ] 以及行为和身份之间的一致性需要 [ 23 ]。根据Postme (2005)提出的认同形成互动模型 [ 24 ]，个体对所在群体和社会的认同是在群体间的互动和事务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参与及互动中群体成员相互交流、谈判以及协商，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认识到成为该群体成员对自己的意义，进而形成对该社会群体的认同 [ 25 ]。一项以老年妇女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老年妇女希望能够参与到日常休闲活动中，以此实现社会互动和重建社会网络 [ 26 ]。老年妇女参与休闲活动与增强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显著相关 [ 27 ]。研究表明，社区认同的机制之一就是通过社区事务共同参与，促成居民之间的合作 [ 28 ]。当个体积极参与了社区活动，就可能十分珍惜自己参与所取得的成果，从而更加关心社区事务，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公共事务参与是建构社区认同的重要因素 [ 29 ]。可见，参与社会事务及活动因为侧重于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共享关系，与需要在互动的基础上建构主体认同的特性不谋而合，参与促进认同已成为主流观点之一 [ 4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流动老人公共事务参与和流入地认同的关系。 公共事务参与是指为解决公共问题和实现共同利益通过组织制度等一系列规范，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参与的过程 [ 30 ]。一些学者提出将公共事务参与分为两个维度：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 [ 31 ] [ 32 ]。社会参与包括所有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如志愿者活动；政治参与主要指以影响政治决策为目的的行动，如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 33 ]。当谈论到公共事务参与，大多数的研究将青中年作为研究群体，老年人公共事务参与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不论哪个年龄段的群体，公共事务参与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已有研究证明，在社区中与他人的互动可以改变个体的自我概念、对他人以及周围世界的看法 [ 34 ]，社区参与有助于个体的社区身份认同 [ 35 ]。另外，社会参与使得个体有机会在不同群体中进行社交活动，以小组和团队为中心的社会参与可以极大地满足个体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 [ 36 ]。政治参与可以有效发展社区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培育社区文化认同 [ 37 ]。老年人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既可以为社会和所在社区带来好处 [ 38 ]，又能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 [ 39 ]，是积极老龄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流动老人来说，公共事务参与同样可能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改变，包括与本地人的关系以及对流入地城市的看法，探讨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 以往研究发现部分人口学变量、家庭特征以及社区特征与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显著相关，在本研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政治面貌、收入 [ 40 ]、流动时间、流动范围 [ 41 ] 以及社会交往状况 [ 42 ]；家庭特征包括住房性质 [ 43 ]、老家生活状况以及本地生活状况 [ 44 ]，以及是否享受到社区服务等。因此，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流动老人的个人、家庭和社区服务的特征作为三组控制变量，探讨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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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变量和统计分析 3.1. 数据 本研究采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此项调查是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自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10次连续断面调查，采取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PS抽样)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进行抽样，实际抽取的有效样本为169，989人。结合问卷对本次调查中流动人口的界定，本研究中的流动老人指年龄在60岁及以上、非本区(市、县)户口并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根据此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剔除户籍性质不明的流动老人样本，最终得到5645个有效样本。调查内容涉及流动老人的个人及其家庭基本信息、受访者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以及社会融合等有关情况，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3.2. 变量 3.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包括城市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群体归属感。分别用题项“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和“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测量城市认同；用“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和“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测量身份认同；用“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和“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测量文化认同；“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用来测量流动老人的群体归属感。采用四点计分，从“1 = 完全不同意”到“4 = 完全同意”，其中，文化认同的两个题项采用反向计分。七个题项的得分相加即为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总分，分数越高，代表流动老人对流入地越认同。 3.2.2. 自变量 流动老人的公共事务参与包括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其中，“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属于社会参与；“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评论，参与讨论”属于政治参与。采用四点计分，从1 = 没有到4 = 经常。四个题项的得分相加得到公共事务行为的总分，得分越高，代表流动老年人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越高。 3.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采用三组控制变量：第一组是流动老人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连续变量)、户口(1 = 非农业，0 = 农业)、流动时间(连续变量)、流动范围(1 = 跨省流动，2 = 跨市流动，3 = 跨县流动)以及社交状况(1 = 同乡，2 = 非同乡，3 = 很少与人来往)；第二组是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月收入(连续变量)、住房性质(0 = 租房，1 = 自有住房)、老家生活状况(0 = 无困难，1 = 有困难)、本地生活状况(0 = 无困难，1 = 有困难)；第三组是社区服务，包括心理健康服务(0 = 没有接受，1 = 接受)、慢性病防治服务(0 = 没有接受，1 = 接受)。为便于研究分析，对控制变量重新合并分组，具体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Table 1 Variable name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 变量名称 mean/(%) SD 公共事务参与 4.519 1.173 社会参与 1.29 0.684 政治参与 3.225 0.792 流入地认同 25.780 3.423 城市认同 6.978 1.073 身份认同 6.775 1.159 文化认同 5.456 1.384 群体归属感 3.42 0.622 个人特征 年龄 66.3772 5.52967 户口(农业，%) 64.4 — 流动时间 8.9562 8.16580 流动范围(%) 参照组：跨省流动 43.9 — 34.9 — 21.2 — 社交状况(%) 参照组：很少与人来往 16.1 — 46.2 — 37.7 — 家庭特征 家庭月收入 5789.75 6427.850 住房性质(租房，%) 45.5 — 老家生活状况(没有困难，%) 24 — 本地生活状况(没有困难，%) 47 — 社区服务 心理健康服务(接受，%) 72 — 慢性病防治服务(接受，%) 60 — 表1. 变量名称及描述性统计 3.3. 统计分析 本文在控制了流动老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服务三组变量的情况下，使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公共事务参与和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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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关系 4.1.1. 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入地认同的相关分析 流动老人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入地认同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 = 0.117， p < 0.001)。流动老人政治参与与流入地认同的各维度(文化认同除外)呈显著正相关；社会参与与流入地认同的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identity towards inflowing areas and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 变量 1 2 3 4 5 6 7 1.政治参与 — 2.社会参与 0.269 *** — 3.公共事务参与 0.829 *** 0.762 *** — 4.城市认同 0.053 *** 0.149 *** 0.122 *** — 5.身份认同 0.041 *** 0.124 *** 0.100 *** 0.682 *** — 6.文化认同 0.012 0.083 *** 0.056 *** 0.162 *** 0.169 *** — 7.群体归属感 0.023 * 0.097 *** 0.072 *** 0.454 *** 0.674 *** 0.354 *** — 8.流入地认同 0.044 *** 0.150 *** 0.117 *** 0.742 *** 0.774 *** 0.631 *** 0.779 *** 表2. 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入地认同的相关分析 注：*p <0.1，**p <0.05，***p <0.01，下同。 4.1.2. 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回归分析 基于以上相关分析，进一步对公共事务参与和流入地认同进行回归分析。以流动老人的公共事务参与总分为自变量，依次将控制变量纳入多元分层回归模型，以期通过控制流动老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社区服务来考察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预测作用，如表3所示。 模型1直接探讨了公共事流动参与和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关系，从该模型可以看出，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入地认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R 2 = 0.014)，而且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预测作用是显著的(p < 0.01)。结果表明，流动老人的公共事务参与每增加一分，对于其流入地认同将提高0.118分(β = 0.118)。本文的核心假设被证明。 模型2显示的是在控制了流动老人的个人特征，如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流动范围、社交状况六个变量后，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模型解释力度提高到6.1% (R 2 = 0.061)。以上个人因素对流入地认同显著影响：非农业户口、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越高；从流动范围来看，相较于跨省流动的流动老人而言，跨县流动的流动老人更加认同流入地(β = 0.037， p < 0.05)；从流动老人的社交状况来看，相比很少与人交往的流动老人，经常与除同乡之外的本地人交往的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更高，而经常与同乡交往的流动老人则不显著。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了家庭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月收入、住房性质、老家生活困难、本地生活困难四个变量，模型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提高(R 2 = 0.72)，结果显示，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依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此外，我们还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家庭月收入的增加并没有提高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反而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0.04， p < 0.01)。相较于租房的流动老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更高(β = 0.083， p < 0.01)。如果流动老人的老家有困难，其对于流入地的认同便会显著降低(β = −0.067， p < 0.01)，但是本地家庭困难并不显著预测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β = 0.011， p > 0.1)。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流动老人所在的社区服务，主要包括社区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社区慢性病防治教育。社区服务的加入降低了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影响，但公共事务参与依然正向显著预测流入地认同(β = 0.046， p < 0.01)；相比于没有接受社区服务的流动老人，接受社区心理健康教育(β = 0.062， p < 0.01)以及社区慢性病防治教育(β = 0.068， p < 0.01)的流动老年人均显著预测其流入地认同。相较于模型3，模型4的解释力提高到8.4% (R 2 = 0.84)，从模型4可以看出，基于模型2及模型3的结论是稳健的。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on the identity towards inflowing areas of the elderly immigrant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自变量 公共事务参与 0.118*** 0.071*** 0.069*** 0.046*** 个人特征 年龄 0.041*** 0.027** 0.027** 户口(农业 = 0) 0.122*** 0.107*** 0.107*** 受教育程度 0.062*** 0.060*** 0.060*** 流动时间 0.101*** 0.085*** 0.085*** 流动范围 跨市流动 (对照组：跨省流动) 0.001 −0.006 −0.006 跨县流动(对照组：跨省流动) 0.037** 0.025* 0.025* 社交状况 (对照组：很少与人交往) 同乡 −0.008 −0.006 −0.006 非同乡 0.089*** 0.081*** 0.081*** 家庭特征 家庭月收入 (对数) −0.040*** −0.039*** 住房性质(租房 = 0) 0.083*** 0.084*** 老家生活状况(没有困难 = 0) −0.067*** −0.070*** 本地生活状况 0.011 0.016 社区服务 心理教育服务 0.062*** 慢性病防治教育服务 0.068*** 调整后R 2 0.014 0.061 0.720 0.840 F 74.733*** 39.490*** 32.576*** 33.453*** 表3. 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回归分析 注：N = 5645；*p < 0.1，**p < 0.05，***p <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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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本文以我国60岁以上的流动老人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预测作用显著，可能是因为参与志愿者活动等公益活动需要流动老人走出封闭的生活圈，要求流动老人与外界互动并完成活动。根据符号互动论，在互动过程中流动老人便会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改变对流入地的原有认知，同时根据他人的反馈性评价来建立自我概念，重构自己的流入地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群体归属感。因此社会参与能够显著预测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政治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预测作用显著，可能是因为政治参与是一项高个人努力的活动，需要个体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 45 ]，并且这种投入往往是长时的、稳定的 [ 46 ]，如关注国家事务、监督社区管理等。在政治参与中，流动老人的“我是这一群体的典型成员”这一心理机制被激活，在交流、谈判以及协商的互动过程中，流动老人认识到作为流入地居民对自己的意义，进而形成对流入地城市以及自己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最终在流入地形成归属感。 根据研究结果，政治参与对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有显著影响。但是本研究也发现，我国流动老人的政治参与度明显低于社会参与度。在社会参与这一研究领域，已有研究多以流动农民工或其他青中年人群为研究群体。而本研究以流动老人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放到政治参与这一领域，结果发现，政治参与显著预测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这些发现建议我国流动老人，除了多参加捐款、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公益活动外，一些政治参与如社区治理、监督管理、给社区提建议等也可以有效提高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的认同。根据Hustinx等人(2012)的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增加，需要认识到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应该广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 47 ]。在全球范围内，老年人为自己争取权利、积极为难民游行示威、从事宣传或其他政治活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 48 ]，老年人直接参与政治领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而本研究鼓励流动老人参与流入地各类组织，扩大自身组织网络，由此增加流动老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提高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应积极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创新政治参与形式，为流动老人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权利实现途径，以避免他们在流入地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中被完全边缘化。另外，政府或者社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加以引导，帮助流动老人跳出家庭生活的小圈子，走向流入地社区治理的大舞台，以减弱其政治冷漠，增强流动老人的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责任意识。 本研究还发现一些其他因素也与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显著相关，如流动老人的老家生活状况。由于乡土对流动老人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当流出地老家出现类似配偶生活孤单、家人有病缺钱治、土地耕种缺劳动力等困难时，流动老人便被老家的事务牵绊，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流入地的生活中，其对流入地的认同也普遍较低。这一发现提醒我们，为了提高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让流动老人摆脱乡土、融入城市，需要促进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对于流动老人这类市民化能力弱的群体，即需要关注流入地的政策，也需要关注其老家情况，促进流动老人在流入地“落地生根”。 社会交往也会影响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业余时间很少与人来往和经常与同乡来往的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较低，而经常与本地人来往的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较高。因此，建议社区积极搭建流动老人与本地人交流的平台，如开展有关老年人各类社会活动和兴趣小组，举办各种交流会和联谊会，组建爱好者协会等。积极引导流动老人参与，既提升流动老人的社会参与水平，又促进流动老人之间及其与本地人的交流与互动，进而增强流动老人的流入地认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是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截面数据。该数据只能反映流动老人在这段时间流入地认同的情况。因此本研究所能探讨的只是公共事务参与与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线性关系，但对流入地的认同是变化的，既有可能从不认同转变为认同，也有可能从刚开始认同转变为不认同，认同与不认同的程度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并不能够测量和反映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作用是如何动态变化的。后续的研究可以利用多个年份的纵向数据把流入地认同作为一个动态的指标来分析公共事务参与对流动老人流入地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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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西方汉学家眼中，儒家经典应当首推《论语》，《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蕴藏着独特的东方文化史观和哲学观。因此，《论语》的英译，历来是翻译界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儒家核心概念“仁”为例，将不同时期三位译者的《论语》英译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阐述产生不同译文的原因，即译者所在国家、所在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自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