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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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反讽的界定新解 传统意义上的反讽，被解读为“表达与字面义‘相反’含意的一种修辞手段”。但从近些年的语言学研究中可以发现，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定义过于狭隘，并进行了新的诠释(Grice， H. P. [ 2 ]， Leech [ 1 ]， Kumon-Nakamura， S.， Glucksberg， S. & Brown， M. [ 3 ]，内海彰 [ 4 ]，村越行雄 [ 5 ]，Barbe， K. [ 6 ]，河上誓作 [ 7 ]，Attardo， Salvatore [ 8 ] )。 Grice [ 2 ] 开创反讽的语用学研究先河。他将反讽定义为说话人对质准则的公然违反而产生的特定含意，表达一种充满敌意、轻蔑或愤怒的贬义判断。Leech [ 1 ] 的“反讽原则(the Irony Principle)”则首次提及反讽与礼貌交际的关联。kumon-nakamura [ 3 ] 的“暗示伪装理论”和内海 [ 4 ] 所提的“隐性展示理论”都主张反讽是说话人否定性态度的表达。村越 [ 5 ] 强调，对于反讽的理解，重要的是对说话人的意图，以及说话人与话语的关系的理解。 随着研究的深入，反讽的态度仅限于否定亦或者包含肯定，开始成为不少学者踌躇的问题。显然，大部分反讽都表现出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态度。但学者们开始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所有反讽的共同特征。Barbe [ 6 ] 认为反讽表达中存在表肯定性态度的种类，并称其为直义反讽。河上 [ 7 ] 指出有部分反讽伪装批评、贬斥对象，但实际是在褒奖、肯定对象。Attardo [ 8 ] 则从范畴的角度进行分析。范畴中，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完美地具备核心原型的所有特征，必定存在一些与原型具有某种程度相似性的范畴成员。因此，反讽范畴当中，除了消极反讽，也必然存在积极反讽。但由于积极反讽更罕见、更难处理，Attardo假定，消极反讽比积极反讽更典型。换言之，积极反讽根本不具有批判性，是一种不那么典型的反讽类型。 而传统定义中对反讽表现出来的“相反”特性的解释，也被证明与很多实例不相契合。狭义的“相反”，仅指语义层面上词语义素之间的不兼容，范围基本限于两极对立的反义词。然而，实际的反讽中，这种“相反”往往表现为话语的字面义与语境之间的冲突、现实与说话人心理认知的差异、话语的显性表达与说话人意图之间的矛盾等等比单纯的“相反”更复杂的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在传统定义的基础上对反讽的内涵进行扩充，将反讽理解为：说话人表达对对象的一种态度，并意图向听话人传达一种信息，这信息指说话人的本意与字面义或者由字面义所能形成的一般性联想不一致，多数表现为矛盾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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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反讽与礼貌 根据语用学研究，言谈参与者为了实现交际，都会自觉遵循合作原则。然而，反讽言语行为“指此言彼”，其语用功能正是通过故意违反质准则而实现的，重点还在于说话人毫不掩饰这种不真诚性。礼貌原则作为合作原则的补充，恰恰对这种“有缺陷”的话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按照Leech的礼貌原则，在交际当中选择恰当的语言，实施符合礼貌的言语行为，这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圭臬。Brown， P. & Levinson， S. [ 9 ] 指出，交际参与者都拥有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而绝大多数言语行为都是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 FTA)。在交际过程中，多赞誉别人、少贬低别人、减少双方的分歧、增加双方的一致等礼貌策略的运用，能保护交际者的面子，降低FTA的负面影响，为协调交际保驾护航。与之相反，批评、嘲讽、否定别人，这类行为直接伤害对方的面子，既不利于对话开展，也不利于人际关系构建，属于高危险性的交际行为。 当说话人意图对听话人作出此类高危险性的否定性评价时，考虑到FTA对交际的妨害，说话人利用礼貌态度实施相应言语行为，营造一种维护对方面子的假象，于是便生成佯装礼貌、暗含攻击的反讽。另一方面，当说话人意图对听话人做出肯定性评价时，顾及话语的实际效果，一般选择直接表达。然而在特定的情景之下，基于某种特殊的情感表达需求(诸如掩饰羞怯等)，说话人选择表面上违反、实际上符合礼貌原则的表达，以便顺应交际双方的关系和话语的发展。这种言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反讽的范畴属性，如Attardo等学者所言，虽不典型，但仍应归为反讽。可以说，迂回间接使得反讽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以比直接批评、羞辱、威胁等更为安全的语言形式允许某种冒犯行为发生，将表面上无法协调的批评与礼貌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显而易见，礼貌原则对于反讽的阐释比合作原则更充分。贯穿反讽行为的始终是对礼貌原则的遵循。多数情况下，反讽之所以会引起听话人的注意，往往是由于其在特定情境之下显得过于礼貌，而让人不得不透过其表义，探寻其内部反义。从根本上说，Irony so far emerged as a critical attitude used for politeness’ sake [ 6 ]，即反讽是顾全礼貌而采取的一种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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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反讽的原型 反讽是一个典型的范畴，原型性对其认识具有显着的作用 [ 10 ]。对此，内海彰 [ 11 ] 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主张反讽的成立必须具备“反讽环境”和“隐性展示”这两个因素。其中反讽环境是前提，隐性展示是手段。反讽环境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1) 说话人对某事有着期待；2) 期待落空；3) 说话人产生一种否定性的态度(如失望、生气、责怪等)。 这三个条件在时间上存在一种顺时继起的关系。具备反讽环境之后，说话人通过隐性展示实现反讽，即委婉提及、语用不诚实、否定态度的暗示(见图1)。 图1. 反讽环境与隐性展示 根据 [ 11 ]，在反讽环境下同时满足三个特征的话语将构成反讽原型。与反讽原型的相似程度决定话语的反讽程度(ironicalness)。这种原型观点认为，隐性展示的三个特征并非反讽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是当这三个特征的满足度越高，反讽的原型性越强。 Kallbermatten [ 10 ] 和内海 [ 11 ] 对核心特征的提出和原型概念的确定，是反讽范畴体系的有力支撑。尤其是内海对“反讽环境”和“隐性展示三特征”的阐释为我们区分反讽与其他言语行为、反讽范畴内不同类型的反讽提供了判断的依据。 但是，同样符合反讽环境和隐性展示的反讽当中，却因说话人对话语效果的期待值之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异。我们将这种影响因素归于说话人“破坏言后良好关系的意图”以及“对听话人消极情绪的期待”两点，并在下一章节通过语言事例进行说明，完善对反讽原型性特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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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同一范畴中，接近原型的成员与偏离原型的成员共存。不同类型的成员之间存在的家族相似性以及程度之间的渐变区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以日语为例，利用礼貌的有无与否定态度的虚实强弱将反讽分为上述四种类型：礼貌实讽型(强讽)、礼貌实讽型(中讽)、礼貌实讽型(弱讽)和失礼虚讽型(无讽)。不同类型的反讽之所以都能被识解，皆因其具有一种共通性，体现为与反讽原型的相似度。 礼貌实讽型与失礼虚讽型的区别在于，前者在礼貌交际的前提下，对反讽原型性特征的满足度极高。而后者却出现明显缺陷，对原型的偏离度较大，因仍保留与原型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同为反讽范畴成员之一。如例(7)虽然无法满足大部分条件，但字面义却符合“否定性评价”这一特征，含意上也满足“委婉提及”和“语用不诚实”，视为反讽范畴的边缘成员。 礼貌实讽型的三个类别当中，说话人否定对方的意图具有强弱之别，也相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攻击性。强讽型意图通过否定性评价对对方造成伤害，对双方关系的良性发展也存在破坏的故意，完美地满足了反讽原型性的各项特征，属于最典型的反讽。中讽型意在让对方意识到说话人的的不满和自身的错误。并暗寓听话人应如说话人之期待进行某种改变。但说话人对于双方关系的和谐保持着期待，并无意破坏这种平衡。所以，虽然中讽型反讽对听话人具有一定攻击性，但却弱于强讽型。而弱讽型反讽的意图可以说幽默大于批评。说话人通过反讽对听话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同时，更多的是利用话语展示幽默，也展示自己对于双方和谐关系的确信。由此，对反讽原型的偏离度比前两者更高。 从礼貌在语境中的突兀性来看，语言表达所呈现的礼貌在当下的交际环境当中显得越不恰当，话语与实际交际目标的偏差则越大，反讽性亦随之越强。设想立场冲突的双方使用礼貌的语言进行交际，无疑比关系和谐的双方使用礼貌的语言更让人不适应。 图2. 反讽的原型性与礼貌程度的突兀性 综上所述，反讽范畴的原型性如图2所示，随强讽型–中讽型–弱讽型–无讽型的顺序呈现一种渐变性，其礼貌表达在实际语境中的反差程度亦相应产生变化，再次印证了礼貌原则应用于反讽解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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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货膨胀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产物，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其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我国，有很多因素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找到这些有效的因素将有助于通货膨胀控制相关方面的研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本文基于2008年01月至2019年05月的月度数据，使用逐步判别法来对变量进行筛选，然后再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对数据进行拟合，进而得到模型。模型显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的期末值、月内人民币的平均汇率都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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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简介 通货膨胀是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一个复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是否健康运行和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使用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幅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程度。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是度量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综合反映居民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涵盖了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8大类、262个基本分类的商品与服务价格。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明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实行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之后，我国的CPI增长幅度屡次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出现过多轮的通货膨胀，CPI表现为剧烈的振荡以及高位稳定状态。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的显著影响因素，对指导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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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在通货膨胀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国外的理论研究要早于我国，有学者认为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大于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增加速度 [ 1 ]。研究货币制度的内生性和市场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来探讨从货币发出到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的问题 [ 2 ]。利用2001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的数据，经过分析得知，自2001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采用货币冲销政策在总体上缓解了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加程度 [ 3 ]。在国内，王智勇在之前学者的误差修正模型上使用了协整检验的方法，然后分别用季度数据和年度数据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季度数据还是年度数据，国内生产总值都表现出对通货膨胀率较为显著的影响 [ 4 ]。黄益平等则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结论阐明，过剩流动性、房价和股价都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正向影响，过剩流动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5 ]。韩学红等则探讨了实际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通过膨胀上升是由于攻击侧冲击的话，那么两者之间是负相关；如果是由于需求端，那么就会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需求端或者供给侧的相对重要程度将决定这其中的正负相关性关系 [ 6 ]。在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并对汇率变动下的国内通货膨胀影响因素(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主要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 7 ]。张成思对之前学者的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引入模型中，以1978~2011年的数据为基准，实证分析了货币供应量是否对通货膨胀的具有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都显著具有加剧通货膨胀的作用 [ 8 ]。 本文根据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同月为100)、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单位：亿元人民币)、累计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单位：百万美元)、月内人民币平均汇率、外汇储备(单位：亿美元)、原油进口量(单位：万吨)等可能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利用R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2008年01月至2019年05月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关于数据来源，外汇储备、月内人民币平均汇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月度数据，其余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局网站的月度数据。在本文中，为了减小异方差(可能存在)对模型拟合的影响，我们对所有的数据都求其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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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控制流动性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包括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操作对象包括央行票据和有价证券，以央行票据为主)、再贴现等措施。在预期通货膨胀增强的条件下，调节货币供应量并结合高利率的措施，进而达到降低物价总水平的目的，而这正是由本文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消费价格指数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调节物价是有效的。 在应对通货膨胀的外部冲击上，国际大宗原材料的价格变化会是我们的首先关注对象，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通过参与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竞争，尽可能地减少外部冲击，同时也尽可能在国内实行新型绿色能源来替代严重依赖进口的石油能源；其次，汇率浮动制度是能够在国际收支失衡时发挥调节作用的重中之重，所以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是增强我国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有力手段；再者，我国也要有计划地制定和实行稳定的人民币升值计划，管理汇率预期，严防人民币升值导致的货币替代效应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尽可能化解国内的价格上涨。 最后，要对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例如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加大监测力度，建立健全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相关的预测预警机制，防范因为成本提高而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风险。同时针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调控供给应该是主要的治理政策。 本文在2008年01月至2019年05月的月度数据基础上，产生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确定能显著性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是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月内人民币平均汇率，并且通过检验，模型是合理有效的，能够为政策制定者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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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文章在现有“云X”研究基础上，对“云X”这一构式提出了新的构式义，即“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事物或群体”。并通过考察语料，得出“云X”中的“X”动词性成份占比升高，缘由是因为动词的事件性更强，可以更好地联系身边的事物和活动。文章还以“云玩家、硬云、变云”等结构为例总结出“云”——“没有根据地胡乱评论、发表意见”这一贬义用法是通过引申的方式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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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无法出门，只能宅在家里，于是很多活动方式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以互联网为媒介，大量的“云X”方式的活动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云监工”，到休闲娱乐的“云喝酒，云约会，云瑜伽”，旅游旺季的“云旅游，云赏花，云看海”，再到毕业季的“云答辩，云毕业，云面试”，大量依托于网络这一载体的新的“云X”爆发式地涌入了大众的视野。 考察现有的研究，最早对“云X”结构进行探究的是孙青波(2014)，他从结构特征、语义特点、新义以及来源与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杨春明(2015)从云族新词语的组合方式、来源做了梳理；姚文彪(2016)从语义、构成、造句功能、词语的词典收录问题以及形成机制等方面对“云X”结构进行了讨论；伦昕煜，孙建伟(2019)首次提出了“云X”作为一个构式的概念。但对“云”的贬义用法以及如何发展而来没有提及，本文通过对现有语料分析总结出其用法的来源和演变方式。 由于“云X”是依据与网络载体应运而生的，因此文章所用的语料大都来自各大网站的新闻标题或副标题，以及百度，知乎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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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云X”的构式考察 伦昕煜，孙建伟在《“云”族新词语的构式考察中》首次提出云“X”作为构式概念来讲，文中把“云X”这一结构定义为：从互联网领域产生发展并逐渐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与“X”含义相关的新兴事物 [ 1 ]。Goldberg于20世纪80年代对构式语法有经典论述：“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 ，且Ｃ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Ｃ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 [ 2 ]。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收录的“云计算”释义为据，对“云X”的构式义作了一个新的概括。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对“云计算”的定义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我们提取这一定义中的“云”的语义，即“基于互联网” [ 3 ]，所以文章对“云X”的构式义理解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又因为“X”可以是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所以又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事物、群体。”例如： (1) 花式宅生活：“云瑜伽”开启，在家也能锻炼身体。(百度2020-2-13) (2) 数千万网友对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云监工”，激励了所有人与时间赛跑，见证全力以赴的中国速度，传递治愈和胜利的希望。(人民网2020-04-27) (3) 随着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新基建设施的不断完善，相信“云医疗”“云健康”也会逐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医疗健康需求，让生活更加健康美好。(人民网 2020-04-29) 例(1)、例(2)的监工和瑜伽通常都是通过线下现场参与的形式实现，但是因为互联网的发达，这些活动以互联网为载体，现在不需要人与过多的亲身实践，就可以通过在云端以线上的方式参与进来，那么云监工就是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监看工程的进度，云瑜伽则是在网络上参与瑜伽训练。同样的云健康也是通过网络全程记录管理人的身体状况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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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云X”的语义分析 上面提到“云”表示网络义最开始出现在“云计算”这一词中，而“云计算”最初是从英语的“cloud computing”翻译而来。在汉语中“云”没有表达“网络”这一义项，但是能表示“网络”的意思应该是隐喻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云：在空中悬浮的由水滴、冰晶聚集形成的物体，云给人的感觉是漂浮在空中的，巨大的摸不着的，他和互联网的信息量巨大以及复杂摸不着的特点非常相似，相似性在隐喻性词义的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隐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相似性。因此云表示的网络义是由隐喻的机制产生，例如“云喝酒”就是在网络上和朋友喝酒，“云逛街”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浏览线下的街铺，“云签约”是通过网络进行签约的形式。 “云X”中的“X”分别可以是名词性结构、动词性结构、形容词性结构。姚文彬(2015)对“云X”中“X”成分做了统计 [ 4 ]，见表1： Table 1 “X” component statistics of Yao Wenbin (2015 X词性 云X 名词性成分(20) 云盘、云商、云网、云上、云店、云科技、云平台、云相册、云农场、云音响、云产品、云市场、云商店、云课堂、云策略、云手机、云冰箱、云医疗、云学校、云生活 动词性成分(17) 云服务、云计算、云停车、云缴费、云支付、云搜索、云陪练、云传输、云査阅、云制造、云存储、云直播、云备份、云印刷、云速贷、云托管、云听 形容词性成分(3) 云智能、云健康、云安全 表1. 姚文彬(2015)“X”成分统计 笔者通过对人民网、新浪网和百度检索的结果，见表2： Table 2 Analysis table of “X” part of speech in “Cloud X” structur X词性 云X 名词性成分(17) 云音乐会、云卖方、云玩家、云法官、云舞会、云党课、云课程、云视频、云瑜伽、云经济、云展览、云服务、云party、云发布会、云游戏、云庆祝活动、云晚会 动词性成分(40) 云直播、云购物、云买菜、云走秀、云喝酒、云合作、云赏花、云开馆、云探店、云追星、云会展、云买菜、云买货、云开工、云开业、云体验、云签约、云招标、云合奏、云挑战、云支教、云招工、云庆祝、云办公、云调研、云比赛、云引才、云交往、云共享、云开学、云考试、云监考、云接单、云排练、云抗疫、云蹦迪、云登顶、云走秀、云辅导、云主持 形容词成分(3) 云健康、云智能、云安全 表2. “云X”结构中“X”词性分析表 姚文彬(2015)对所搜索到40个“云X”的结构中，“X”为名词性成分时，所占的比例为50%。但是我们在对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大量出现的“云X”结构分析发现，新出现的“云X”结构中“X”为动词性成分约占67%，并且这个趋势在不断扩大。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这约67%的动词性的结构中，“X”大多为活动事件动词。税昌锡(2005) [ 5 ] 认为活动事件动词表示活动进程的情况，具有很强的事物性，这一类动词又分为两个小类，一是侧重活动的一面，如“购物、买菜、支教”等，另一种是侧重事件的一面，如“完成、结束、变成”等。活动事件动词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变化的过程，有内在的起始点和终止点。有一部分“云X”结构可以搭配动态助词“了、过”。如“昨晚我们一起云喝酒了”，“上午我们云排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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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云”贬义用法的演变 前文提到了，“云X”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方式或事物，参与者不用亲自到线下，通过网络就可以参与进来，不需要自身实践。但因为通过网络形式，缺乏线下的亲临现场实践获得经验，因而就容易根据网络的图片数据或者观感产生一种主观性比较强烈的看法和观点，缺乏实践性。基于这种缺乏亲身实践而发出的没有根据的观点，一些“云X”结构有了一种贬义的色彩，表贬义的“云X”结构中的“云”有了“主观猜测，胡乱指点，不切实际”的意思。例如： (4)云玩家获得快乐，bilibili是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这里有最及时的动漫新番，最棒的ACG氛围，最有创意的up主。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欢乐。(百度网2017-5-21) (5)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云玩家”或者是“云体验”等词语陆续出现，很多时候说一个玩家是“云玩家”那就认为他是没有玩这款游戏，或者是刚入坑的萌新，略微一两句就直接露馅了。(新浪网2020-3-17) (6)经常听到有人在说云玩家，云玩家的，云玩家指的是个什么东西？简单的概括上来讲，云玩家指的就是，自己从来没有玩过游戏，却对游戏指手画脚的人，明明了解不深，却偏要一副很是了解，早已熟记于心的样子。(新浪网2020-6-4) 例(4)中的“云玩家”按照一种基于互联网的事物来说，可以理解为“通过网络进行游戏的玩家。但是例(6)中对于云玩家做了详细的解释，是指以非直接的方式，如网上攻略，图片，玩家议论等方式了解游戏而个人并没有真正接触、玩过该款游戏或者对该游戏了解甚微的玩家。所以“云玩家”即没有经验胡乱指点的玩家。再例如： (7)发现球迷圈，有一种人，我管他们叫“云球迷”，这波人不看球，第二天醒来看个比分，找个集锦，就可以洋洋洒洒指点江山评头论足了。(新浪微博2018-4-21) (8)涉及法律的问题，请交给公检法以及专业法律人士去处理，咱们一不在现场，二不认识原告，三不认识被告，四没看过卷宗，五没专业知识，扯来扯去，等于小区里老大爷摆龙门阵。不能做“云法官”，好歹先通过司法考试再说。(百度2019-12-3) 例(7)的云球迷并不是通过喜欢在网络上观看比赛的球迷，而是指没有亲自观看，根据网络上的数据图片胡乱发表意见的人。同样的例(8)云法官，并不是指在网络上进行审判的法官，而是指没有充足的法律知识，喜欢凭借强烈的主观个人情感对一件案子下论断的网民，他们本身的身份不是法官。 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总结出，在“云玩家”“云球迷”“云法官”中的“云”并不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意义，这里的“云”指“主观猜测，胡乱指点，不切实际”的意思，是通过隐喻方式产生的。认知理论认为，隐喻的基础过程从本质上讲是投射过程，是人类在两种不同事物之间发现了相似性，因而把熟悉的、已知的、具体的范畴概念(始源域)投射映现(projecting or mapping)于抽象的范畴概念(目标域)中去 [ 6 ]。以“云法官”为例，指没有充足的法律知识，喜欢凭借强烈的主观个人情感对一件案子下论断的人，他们本身的身份不是法官，通过认识隐喻的方式将“云”和“法官”组合成“云法官”。 前面讨论的是云都是在“云X”结构中讨论，下面看几个云单用的例子： (9)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这么喜欢玩dota的人也会慢慢变云……(百度2019-4-10) (10) b站这一个个的，属实硬云，不需要平衡这种话都说得出来。(百度2020-5-3) (11)感觉有些人在讨论角色强度对比的时候，喜欢一本正经的硬云。用臆想做论据，并不自觉的夸大自己的角色。麻烦说前确认一下自己的话是不是客观好不好？没见识就别误导新人了。(百度2020-6-16) 上面三个例子中的“云”出现了单用的情况，我们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例(9)中的“云”出现了单独使用的情况，跟在动词“变”后面做宾语，表示一种状态：“理解出现偏差而发表错误的观点的状态”，语法功能和名词相当，是一个名词，这里的“云”可以看作一种指称。第二，例(10)和例(11)中的“云”是动词词性，和“硬”组成状中结构，意思是“非要在那里胡说八道”，这里的“云”更偏向是一种陈述。陆俭明在《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中认为自指是一个陈述形态转化成指称形态以后，词法功能转化了，即词性发生了变化，但是语义保持不变 [ 7 ]。“硬云”“变云”中的“云”由动词变为名词，“云”是一种自指。此外，王淑华(2005)认为在句法平面指称和陈述也可以互相转化，通过改变句法位置可以是指称转化为陈述 [ 8 ]，“云”在充当宾语和谓语时分别表示指称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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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疫情下的“云X”结构的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网络发展为这种“云X”提供技术手段或方式，二是疫情期间无法线下见面这导致我们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不断增加。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收录的“云计算”一词为依据，为“云X”赋予“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事物、群体”这一新的构式义。基于这一义项，通过分析现有的语料分析得出“云”的贬义用法是通过“一种基于互联网”这一语义引申而来。并且“云”除了可以组成“云X”结构之外，还有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一种是可以和动词“变”组成动宾结构，表示一种状态，可以理解为一个状态形容词；第二种是受形容词“硬”修饰构成状中结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云X”结构会越来丰富，云的贬义用法也会更加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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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科普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里，向大众传递科学知识。科普文是以文章的形式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国内对科普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翻译方面以及以新媒体为媒介的科普传播。从元话语角度分析科普文中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研究较少。本文基于Fu (2012)对互动元话语中的立场特征划分，主要分析科普文中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和自称语的使用情况及特点来探究科普文中作者如何表达自己的立场。研究发现：在立场特征中，模糊限制语和自称语的使用较多；而科普文中较少使用态度标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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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科学普及简称科普，又称大众科学或者普及科学，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公众接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百度百科 [ 1 ] )。科普文则是科普传播的一种形式。科普文章是以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和弘扬科学精神为要旨的文章，大多具有科学性、思想性、通俗性、文学性等特征(吕映，2019 [ 2 ] )。 近些年的研究显示，元话语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研究内容日益深化，研究对象也愈加精细化。迄今为止，元话语研究主要关注对学术语篇的考察(付晓丽、徐赳赳，2012 [ 3 ] )。Hyland (2009 [ 4 ] )将学术语篇定义为专科院校中存在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使用方式。而科普是指为了不需要专业科学知识的观众制作的文章、书籍、期刊和电视节目。虽然这两种语篇定义不同，但是他们都属于科学语篇。依据Goldman & Bisanz (2002 [ 5 ] )文中的分类，学术语篇属于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体裁，位于科学语篇的上层；而科普文是普及科学信息的体裁，介于科学家的交流体裁和教科书之间。本文通过分析科普文中立场特征的使用情况，考察汉语科普文中作者是如何与读者进行互动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使读者最终了解并接受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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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框架 Hyland (2005a [ 6 ] )将元话语分为引导式元话语和互动式元话语两大类。引导式元话语包括过渡语、框架标记语、回指标记、言据标记、语码注释语；互动式元话语包含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自称语以及介入标记。他认为元话语必须体现成功交流所必需的相互作用，所以所有的元话语都起到的是人际的作用。而Hyland (2005b [ 7 ] )进一步提出学术语篇中作者通过立场、介入两种方式与读者互动的观点。Fu (2012 [ 8 ] )合并Hyland (2005a， 2005b [ 6 ] [ 7 ] )的两种模式将互动元话语细分为立场特征和介入特征两大类。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自称语属于立场特征；包括读者在内的代词，问题句和指示属于介入特征。立场特征在互动元话语中主要起评估作用，并且关注作者陈述自己的方式或对文本的命题表达自己的判断和承诺的方式。介入特征则体现出作者积极引导读者加入论点，集中读者注意力，将他们作为话语参与者并引导他们进行理解(Fu， 2012 [ 8 ] )。本文依据Fu (2012 [ 8 ] )对互动元话语的分类，主要考察科普文中作者通过表示立场特征的词语来向读者传达对命题的观点以及态度。 立场特征关注的是以作者为主的特点，他们主要作用是传达作者的态度和评价(Fu， 2012 [ 8 ] )。模糊限制语表示作者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命题信息，增强命题的主观性，拒绝对一个命题作出完全承诺。因此，模糊限制语意味着陈述是基于作者的可信推理，而不是某些知识(Hyland， 2005b [ 7 ] )。增强语与模糊限制语相反，作者肯定和强调命题的确定性。态度标记语是作者对命题的情感态度的体现。自称语是指作者以第一人称代词和其所有格形式出现在文中(Hyland， 2005b [ 7 ] )。 关于科普文这一文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教学以及传播学方向。例如：严沁(2016 [ 9 ] )在翻译变异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科普语篇中的长句和复合句的翻译策略。金鑫(2017 [ 10 ] )运用语用顺应论来研究科普英语翻译。于梦倩(2019 [ 11 ] )调查了高中语文科普文教学现状并且提出解决策略。谢广岭、周荣庭(2015 [ 12 ] )对信息化时代下的中国科普传播现状进行调研分析。科普文的受众是对科学技术知识仅有浅显了解的大众人群，所以科普文章要尽可能平实、通俗，作者要列举客观、公正的事实内容，通过丰富多彩的语言形式把内容表达出来，增加语言感染力和号召力，对读者形成知识普及和情感传染(郭松林，2019：41 [ 13 ] )。然而学术语篇(如研究论文，学术期刊中科学论文)的受众是同行专家和学生，文章中会有许多专业词汇，详细的实验过程以及理论知识等。对于公众来说，学术语篇专业性强，过于枯燥，没有阅读兴趣。科普文是将专业科学知识和大众的兴趣结合起来的一种体裁。所以科普文需要既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又具有文学性、通俗性的特点，让公众可以获取到新知识。Fu & Hyland (2014 [ 14 ] )指出科普文有多种的印刷格式，它们可以出现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而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媒体传播趋势，目前科普传播不仅依靠传统媒体，更大程度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果壳网等自媒体和科普手机应用向公众提供权威、有趣的科学内容，让公众热爱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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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研究语料从今日头条中国科普博览官方账号搜集30篇问答类科普文章，涉及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选取时间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由笔者选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文章进行研究。多种新媒体形式的出现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等使得科学更加普及化。大众更容易接触并且学习到科普知识，从而提高民众的科学知识水平。2019年1月人民网发布“典赞·2018科普中国”2018年十大科普自媒体公布的新闻，其中今日头条中国科普博览专栏获得2018年十大科普自媒体之一。中国科普博览在今日头条的官方账号是中国科学院网络科普门户，旨在传播前言科学知识和提供趣味科教服务。问答类科普文章是人们在网上提出问题，中国科普博览邀请中国科学院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来回答问题并在文章开头或结尾标注出作者。这些科普文章不仅包含文字，有些文章还有图片来辅助读者理解专业知识，图片下还有标注。本文只研究关于问题回答部分中的文字语言部分，图片及图片的标注不在本研究范围内。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中国科普博览今日头条号依托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致力于汇聚和传播高端、前沿、特色科学资源，关注社会生活和热点中的科学，在重大新闻事件上率先科学发声，引发科学讨论和全民关注(人民网，2019 [ 15 ] )。 30篇语料共计20，593字，其中字数最多的一篇是1475字，最少的一篇是462字，平均每篇文章约686字。30篇语料按时间顺序排序并标记序号，从科普01至科普30。本文依据Fu (2012 [ 8 ] )的划分，对30篇语料中互动元话语的立场特征人工标记分类，并计算其出现的次数及比例(见表1)。 Table 1 The frequency and proportion of the stance features in the corpu 立场特征 次数 百分比 模糊限制语 45 35.43 自称语 44 34.65 增强语 34 26.77 态度标记语 4 3.15 总计 127 100 表1. 本语料中立场特征出现的次数及比例 数据显示，科普文中立场特征共出现127次，平均每篇出现4次，约每162字出现1个立场特征语。其中模糊限制语和增强语的次数在本研究中接近，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下面主要分析这四种立场特征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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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依据Fu (2012 [ 8 ] )对互动元话语的分类，考察了汉语科普文中立场特征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作者较多使用模糊限制语、自称语和增强语，态度标记语出现次数最少，仅有4次。立场特征关注以作者为主的互动特点，作者通过模糊限制语和增强语准确地传播科学知识，同时以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来建立作者的权威性。但是态度标记语使用最少。除了追求科普文章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作者们还可以在写作中通过表达自己对命题的态度来与读者建立共同的情感来达到与读者互动的目的。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书面语篇同样拥有作者与读者互动的特性(Hyland， 2005b [ 7 ] )。科普文章的目标读者是公众，考虑到不同人的需要，兴趣以及理解程度，作者们更需要主动积极与读者互动，从而使读者们有兴趣阅读完整篇文章，掌握科学知识。然而，本文具有两点局限性。第一，虽然本研究语料来源于官方科普文章，但选取数量少；第二，本文只关注互动中以读者为主的特点，未研究文章中以读者为主的介入特征。未来研究可以建立更大的语料库并对互动资源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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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考察中级学习者英语语音常见偏误的习得难度以及不同音系范畴的可学性。来自国内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65名学生参加诊断性朗读测试，由3名英语母语者和2名国内英语教师评分，归纳常见的语音偏误类型为词首辅音(/b， l， n， p， r， v， w/)、部分元音(/ɒ， æ， e， ɛ， i， ɪ， aɪ， ɔɪ， aʊ/)、词首辅音连缀(/gr-/， /fr-/， /str-/， /br-/)、词尾辅音(/-s/， /-t/， /-k/)。随后，受试随机分为三组，第1组接受4次针对性的大班教学干预，第2组接受4次大班和7次小班干预，第3组(控制组)不接受干预。前后测试结果显示，受试总体上都表现出显著进步，第2组进步最大，第3组进步最小。这表明学习者在正常的学习环境下可以获得自然进步，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更能促其进步。各音系范畴的习得难度由易到难的顺序为：词首辅音连缀 < 部分元音 < 词尾辅音 < 词首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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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二语语音和音系是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尝试归纳学习者口语音段的错误类型 [ 1 ]，也有学者提出过诸多二语语音习得理论：从产出角度入手的有对比分析假说、标记区分假说、系统发育模型、优选论等；从感知角度入手的则有言语学习模型、感知同化模型等 [ 2 ]。对于国内高校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尽管学习者已经接受过数年的英语教育及训练，但这些中级学习者的英语语音表现仍然存在较多偏误，难以达到目标语的标准，似乎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或石化阶段。而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不同的语音特征的习得难度并不一致，有些语音特征的习得似乎难于其他语音特征 [ 3 ]。我们认为，二语语音系统各个范畴的习得难度并不相同，而教学干预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也会随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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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研究通过教学干预的手段开展实验，拟回答以下具体问题：1) 中国中级学习者的二语英语语音存在哪些类型的偏误？2) 这些偏误能否通过教学干预得以纠正或改进？什么样的干预更为有效？3) 这些二语音系范畴习得难度的程度如何排序？ 2.2. 受试情况 国内某211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二年级65名学生自愿报名参加本次研究。所有受试在一年级第一学期已经修过《英语语音》课程。本研究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进行。根据实验前的语言背景问卷调查，受试在实验前学习英语的时间为7~10年，都准备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可以认为是中等程度的英语学习者。 2.3. 测试材料 选取Baker《中级语音教程》 [ 4 ] 的诊断性测试卷Test B作为前、后测朗读材料。该测试题是一个购物清单，共包含24个条目，每个条目由若干短语构成，共计193词。所选的朗读材料均为常见的单词，涵盖了英语音系系统里的所有元音、辅音以及常见的辅音连缀等。 同时，选取上述教材中诊断性测试卷的Test A作为听辨测试材料。该测试题共有51题(51组单词)，测试点分别对应于上述朗读材料中的24个条目。本研究由英语母语者1人朗读该测试题，受试听辨，判断每组中的两个单词是相同还是不同。 另外，本研究设计了调查受试语言背景的问卷题，收集学习者的性别、民族、母语背景、掌握语言的门数、英语学习年限等信息，用以考察上述因素是否对学习者二语英语的语音表现有所影响。 2.4. 研究步骤 本研究实施的方案如下：6~7月对所有65名受试进行听辨测试和朗读前测，并收集有关受试语言学习背景的问卷数据。8月由5名中外教师(2人来自美国，1人来自澳洲，2人为中方语音课程教师)对前测录音进行评分，归纳典型的语音偏误，据此有针对性地准备教学干预材料。9~10月将所有受试随机分为三组，每组21~23人；对第1组(21人)、第2组(23人)受试进行4次大班教学干预，每次1小时，每周1次；每次由上述5位教师实施干预，每位教师12分钟，分别负责一个板块。干预的形式为简单讲解知识点后，教师带领学习者操练。第2组在接受4次大班教学之后，11~12月将第2组受试再随机分为5个小组(每组4~5人)，增加7周的一对一教学干预，每周1次，每人每次20~30分钟，每组由1位英语教师负责实施干预。干预的形式为教师较为细致地指出学习者的问题，加以引导、纠正。第3组为控制组(21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教学干预。次年1月对所有三组受试做朗读后测的录音。 2.5. 录音及评分 前、后测朗读录音均在该校的语音实验室统一进行。受试在录音前有10分钟练习时间。朗读材料只要求学生朗读一次。每个学生的录音文件保存为.wav格式。前、后测都由5名教师参与评分工作。每个录音文件由其中两位教师分别评分，列出每个录音文件中出现的语音偏误及其频次。如元音/i/在整个朗读材料中的不同单词中出现偏误5次，则记为频次5。如两位评分员分别评定的偏误频次不一致，则取平均值作为该受试的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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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学习者常见的语音偏误类型 根据前测评分结果以及英语本族语教师的反馈，中级学习者常见的语音偏误类型主要有以下4类，并集中在以下音段或音段组合： 1) 词首辅音7个：/b， l， n， p， r， v， w/； 2) 部分元音9个：/ɒ， æ， e， ɛ， i， ɪ， aɪ， ɔɪ， aʊ/； 3) 辅音连缀4个：/gr-/， /fr-/， /str-/， /br-/； 4) 词尾辅音3个：/-s/， /-t/， /-k/。 其中，1)中所列的辅音偏误主要是发音部位或发音方式有误。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英语中的一些音段如/θ， ð/因为在汉语普通话中不存在，因而是中国学习者的难点。但在本研究中，几位英语本族语者认为，相比较而言，上述1)所列的辅音音段偏误更为严重，已经影响到听话人的词义辨析，因而归为常见偏误。2)中部分元音的偏误主要是发生的元音替代或发音不到位，造成听话人识别困难。3)中的辅音连缀主要出现在词首位置，偏误形式是在第一个辅音后添加了元音/ə/。4)中的词尾辅音偏误形式主要是辅音脱落，这在英语母语者看来也是影响词义判断的。 3.2. 全体受试前–后测对比 首先统计每位受试前测出现的偏误总频次，然后求65名受试前测的平均偏误频次。对后测也作同样处理。结果发现前测表现最佳的学习者，其偏误频次是2.5，而出现偏误数最多的学习者，其偏误频次为52，即前测学习者偏误频次的区间为2.5~52，这一区间在后测下降为2~29。另外，全体受试的偏误频次平均值由前测的20.4 (SD = 8.53)下降到后测的12.2 (SD = 6.37)，见表1。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前、后测的偏误频次具有显著差异(Sig. = 0.000)，表明全体受试在总体上表现出显著进步。前测偏误较少的学习者，其后测的偏误也较少。 Table 1 Paired samples statistics of deviation frequency of all participants (pretest vs. post-test 平均值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20.4 65 8.53 后测 12.6 65 6.37 表1. 全体受试偏误频次配对样本统计量(前–后测) 3.3. 三组受试前–后测对比 为了考察教学干预程度对学习者语音习得的影响，本研究分别统计三组受试前、后测的人均偏误值。图1展示了三组受试前、后测偏误的总体情况。其中，第1组(4周大班干预)的人均偏误数由前测19.3 (SD = 9.29)下降到12.3 (SD = 6.15)，下降率为36.1%；第2组(4周大班干预+7周小班干预)的人均偏误数由前测20.5 (SD = 9.83)下降到11.7 (SD = 7.36)，下降率为42.9%；第3组(无干预)的人均偏误数由前测21.5 (SD = 9.29)下降到13.9 (SD = 9.29)，下降率为35.3%。其中，第2组偏误下降率最大，表明进步幅度最大；第3组偏误下降率最小，进步幅度最小。 图1. 三组受试人均偏误频次(前–后测) 另外，分别对三组受试进行前–后测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三个组的前测与后测偏误频次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Sig.分别为0.005，0.000，0.002)。这与3.2报告的结果是一致的：全体受试总体上都有明显进步。 从上述数据看出，第3组(控制组)虽然没有在本研究中接受任何形式的语音教学干预，但是后测偏误频次也显著下降，表现出显著进步。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本项研究持续进行了半年，学习者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此期间同时修读了其他英语课程，而他们在正常的学习环境下是可以获得自然进步的。 另外，比较实验组(第1、2组)和控制组(第3组)，可以看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更能促使学习者获得进步。这是由于学习者能因此更加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意识地学习和纠正，这一结果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比较第1组和第2组，则可以看出，干预越多，学习者获得进步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点也表明，教师的干预能激发学习者的动机，增强学习意识，而多次训练也更有助于学习者改进自己的语音问题。 3.4. 四类音系范畴的习得难度及可学性 为了考察不同语音或音系范畴习得的难易程度，本研究分别统计全体受试四类音系范畴前、后测的偏误频次情况。表2和图2展示了全体受试四类音系范畴前、后测偏误频次下降的不同程度。 如图2和表2所示，全体受试的辅音连缀偏误平均频次由前测的4.49 (SD = 3.037)下降到后测的2.29 (SD = 2.703)，降幅为2.200，下降率为49.0%，前、后测具有显著差异(Sig. = 0.000)；部分元音偏误平均频次由前测的5.26 (SD = 4.044)下降到后测的3.42 (SD = 2.704)，降幅为1.846，下降率为35.0%，前、后测具有显著差异(Sig. = 0.003)；词尾辅音偏误平均频次由前测的6.08 (SD = 4.338)下降到后测的4.69 (SD = 3.395)，降幅为1.385，下降率为22.9%，前、后测具有显著差异(Sig. = 0.045)；词首辅音偏误平均频次由前测的2.89 (SD = 3.567)下降到后测的2.43 (SD = 2.6163)，降幅为0.462，下降率为15.9%，前、后测没有显著差异(Sig. = 0.402)。 上述数据显示，几类音系范畴的习得难度并不一致，有些范畴相对来说较易习得。具体来说，辅音连缀的进步幅度最大，词首辅音的进步程度则最小。各音系范畴的习得难度由易到难的顺序大致为：辅音连缀 < 部分元音 < 词尾辅音 < 词首辅音。 图2. 全体受试四类音系范畴偏误频次均值(前–后测) Table 2 Deviation decrease rate of four phonological categories for all participant 音系范畴 偏误下降率(%) 显著性(Sig.) 辅音连缀 49.0 0.000 部分元音 35.0 0.003 词尾辅音 22.9 0.045 词首辅音 15.9 0.402 表2. 全体受试四类音系范畴前、后测偏误下降率 3.5. 其他可能影响语音习得的因素 根据所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学习者的性别、民族、学习英语的年限、掌握语言的门数等因素和学习者二语英语的语音表现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根据听辨测试的结果，学习者听辨测试的得分普遍较高，听辨测试中的错误情况和朗读的偏误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这一结果表明，学习者语音的感知和产出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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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以国内某高校的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为例，考察中级学习者英语语音常见偏误的习得难度以及不同音系范畴的可学性。干预实验表明，中级英语学习者在正常的学习环境下，其二语语音仍然可以获得自然进步，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更能促其进步。干预越多，学习者获得进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明确指出并干预学习者存在的问题，帮助其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语音偏误，有意识地加以纠正。 基于本研究的数据，各音系范畴的习得难度由易到难的顺序为：辅音连缀 < 部分元音 < 词尾辅音 < 词首辅音。语音范畴、音节结构、音段在词中的位置都可能影响二语语音习得的难度和可学性。这些因素应当在语音课堂教学以及语音教材编写中加以考虑。 总的来看，中级学习者的语音表现虽然似乎已经进入石化阶段，但事实上，如果学习者和教师对语音加以重视，学习者的二语英语语音是可以通过教学干预以及有意识的练习加以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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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话语标记语是言语交际过程中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对理解话语起引导制约作用。这篇文章立足于语言学家Sperber & 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以《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为研究对象，从认知–语用角度对话语标记语“Yeah”的语用功能进行尝试性分析和探究。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归纳借鉴前人关联视角下话语标记语相关研究成果，并利用语料库工具Wordsmith中的词频统计及语境共现功能，得出话语标记语“Yeah”在戏剧中主要语用功能有四：一是作为话语回答语；二是表达情感态度；三是起话题连接作用；四是起话题转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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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话语标记语是一种表达形式，它体现着话语的基本信息与前叙话语之间的关系” [ 1 ] (1997: 160)。但因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不同，至今学术界对这一术语未达成统一定义。从关联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话语标记语的学者众多。张艳雷以关联理论为框架，从认知–语用角度探讨话语标记语oh在言语交际中的六大语用功能(张艳，2012) [ 2 ]；孙佳丽也以此为视角，将美国肥皂剧《老友记》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对比性话语标记语but和anyway的语用功能(孙佳丽，2013) [ 3 ]；无独有偶，胡晋华运用相同的语料和视角，探究关联理论下《老友记》中话语标记语so的语用功能(胡晋华，2016) [ 4 ]；郭丽娟也从关联理论出发，探究英国肥皂剧《唐顿庄园》中话语标记语Oh的语用功能(郭丽娟，2017) [ 5 ]。纵观关联视角下学者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他们多以英美电视连续剧为研究对象，但少有学者基于此视角，探究戏剧语言中的话语标记语。 戏剧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戏剧言语交际呈动态交际现象，作为一种高度熟化的语言式，话语标记语可在这种动态交际过程中发挥其明示导向作用。也就是说，剧作家在剧本创作时往往有意识地使用话语标记语，以此寻求话语的最佳关联，选择最佳语境假设。通过使用特定话语标记语，剧作家可以赋予说话者A编码、明示自己交际意图的能力，听话者B则可以对明示的信息解码并通过语境进行关联性的推理，探究其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功能。因而本文以天才剧作家Bullins的戏剧《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为研究对象，探究剧中人物对话中话语标记语“Yeah”的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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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关联理论对话语标记语的解释力 对于话语标记研究，Schiffrin、Fraser和Blakemore于80年代后期都提出了观点各异但较为系统的理论学说。Schiffrin (1987: 31)将其定义为“切分话语单位的顺序性依附成分”(sequentially depend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 units of talk)，指出其具有为所在句提供“坐标语境”的作用 [ 6 ]。Fraser (1999)认为，在句法层面来说，话语标记语不属于独立语法范畴；从语义层面来看，话语标记语都有其程序性核心意义；从语用层面来看，话语标记语标记其所在话语成分 [ 7 ]。而Blackmore (2002: 9)则在Sperber & Wilson (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框架下研究话语标记语。Blakemore (2002: 9)指出，话语标记语编码语用过程信息，亦即语用信息 [ 7 ]。所谓语用过程，即信息推导过程，说话人在说话过程中通过使用话语标记语，引导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内涵理解把握。 话语标记语标示着后续命题与前命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其缺省既不会影响话语真值条件，也不会给话语增加新内容。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理解仅凭静态语义理解可能会导致信息缺失，达不到说话者欲表达的自身意图，使交际结果难以使得交际双方满意。因而这一理论将我们的目光从静态语义理解转向动态认知语用。Sperber & Wilson认为语言的交际过程即明示—推理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由发话者明示和受话者推理两部分组成 [ 8 ]。从发话者角度来看，发话者总是尽己所能准确无误地表明自身意图，使其话语与当时情境相关；从受话者角度来看，受话者总是设定发话者的话语与当时情境相关，其含义可通过发话者明示手段，并结合情境及认知语境推导出来。而在话语的生成与理解过程中，话语标记语是发话者用以进行有意图的编码和受话者对此进行解码和推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可充当明示手段这一角色。从认知关联理论出发结合动态语境假设研究话语标记语，有助于寻求与动态语境的最佳关联来消除话语的语义和语境歧义，从而获得成功会话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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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对象 本论文致力于研究Ed Bullins创作的戏剧《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中的话语标记语“Yeah”，探究其在戏剧中发挥的语用功能。 3.1. 戏剧简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黑人戏剧创作及发展的黄金时代，而Ed Bullins也因其洞察社会现实、巧妙运用黑人英语备受戏剧界青睐，其作品生动形象，善用隐喻和文字游戏。他创作了大量描写黑人在美国底层社会生活的天才作品，《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也是其中之一。《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是一部于1969年问世的三幕剧，虽然Bullins是一位较为激进的剧作家，但这部作品中少有明显政治色彩。它是一部描写非裔美国黑人社会现实的一部剧，从中我们可以窥得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以及面临的残酷社会现实。剧中人物都梦想着逃往Buffalo，似乎那里可以让他们开启新生活，拥有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人生；似乎那里可以让他们逃离剥削与不公，让他们不再“像暴徒、皮条客和水蛭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 9 ]。然而我们很清楚，现实是黑人在那里的生活并不会有什么不同。 3.2. 戏剧中出现的话语标记语 通览整部戏剧，我们可以发现，戏剧语言中频繁出现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语言成分。若仅从句子层面对这些成分进行分析，其语义、功能及句法地位似乎都不那么让人满意；但若将其置于整体或更大的交际语境中，其功能作用方能体现。这些语言成分，就是话语标记语。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戏剧中的话语标记语就引起学者注意。Quirk提到，“很容易就能证明，从语法结构角度看，那些‘反复出现的修饰语’在信息传递中毫无意义，但其身影不仅在日常口语中出现，而且在莎士比亚戏剧(或这之前)的对话中，同样反复出现这些看似毫无用处的成分” [ 10 ]。 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smith的词表功能，可以发现《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中多次出现话语标记语，如yeah、you know (ya know)、well、hey等。其中“yeah”出现频率最高，共计93次，且其在不同语境下带有不同语用功能。“yeah”既可作话语回答语，也可表露人物情感态度；既可以作为话题连接手段，又可作为话题转换工具；甚至有时还暗含面子威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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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总结前人关联理论视域下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结合语料库研究方法，探究《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中的话语标记语“Yeah”的使用频次，分析其语用功能。笔者使用Emeditor软件对文本进行清洁，并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AntConc等软件，辅以人工手段，自建《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英语语料库。通过Wordsmith中的语境共现功能，结合前人研究经验成果，分析话语标记语“Yeah”在剧中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语用功能，并制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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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话语标记语作为一种常见会话策略，在高度熟化的戏剧语言中随处可见。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巧妙运用话语标记语，以期使得剧中听话者以最小努力获得最佳关联，从而正确理解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框架，探究戏剧《去布法罗——一个悲剧幻想》中话语标记语“Yeah”的四大语用功能。诚然，戏剧中话语标记语如漫天繁星，待业界学者开拓挖掘。本文实为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对象探究戏剧中的话语标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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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媒体的报道直接影响受众对此事件的认知。由此，基于大数据分析方法，收集了学习强国“抗疫英雄谱”专题报道中的719篇新闻专题报道，通过数据挖掘和处理，构建了一个14万词次的“抗疫英雄报道语料库”。基于媒介形象系统论和语料库语言学理论，通过对该语料库文本数据的分析，建构出抗疫英雄的媒介形象。研究表明由于媒介形象对受众价值取向具有引领作用，英雄形象的报道和谱写对抗疫具有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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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19年12月湖北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以来，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1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全国人民都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涌现出各种抗疫英雄事迹。媒体在跟踪报道这些事迹的过程中为受众建构了此次新冠肺炎的抗疫英雄形象，即抗疫人员媒介形象，从而起到引领受众价值取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