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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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研究一类带有扩散项的非线性抛物方程组的初边值问题，借助Sobolev嵌入定理，Gagliardo-Niren- berg不等式，利用Galerkin方法，建立了弱解整体存在和爆破的充分条件，结合伯努利不等式得到了弱解整体存在时的有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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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准备工作 本节主要给出结论证明过程中需要的三个引理。 引理1 [ 4 ] (Sobolev嵌入定理)对任意函数 u 0 ( x ) ∈ H 0 1 ( Ω ) ，有 ‖ u ‖ L p + 1 ≤ C 1 ‖ ∇ u ‖ L 2 ， 其中，当 n > 2 时， 0 ≤ p ≤ n + 2 n − 2 ；当 n ≤ 2 时， 0 ≤ p < ∞ ，常数 C 1 仅依赖于 n ， p ， Ω 。当 n < 2 时， H 0 1 ( Ω ) 中的函数的连续的，且 s u p | u | ≤ C 2 ‖ ∇ u ‖ L 2 ， 常数 C 2 仅依赖于 n ， Ω 。 引理2 [ 4 ] (Gagliardo-Nirenberg不等式)对任意函数 u ( x ) ∈ W 0 1 ， p ( Ω ) ， p ≥ 1 且 r ≥ 1 ，有如下不等式成立， ‖ u ‖ L q ≤ C 3 ‖ ∇ u ‖ L p θ ‖ u ‖ L r 1 − θ ， 其中 θ = ( 1 r − 1 q ) ( 1 n − 1 p + 1 r ) − 1 ， 且 1) 当 p ≥ n = 1 时， r ≤ q ≤ ∞ ； 2) 当 n > 1 且 p < n 时，若 r ≤ n p n − p ，则 r ≤ q ≤ n p n − p ；若 r ≥ n p n − p ，则 n p n − p ≤ q ≤ r ； 3) 当 p = n > 1 时， r ≤ q ≤ ∞ ， 4) 当 p > n > 1 时， r ≤ q ≤ ∞ ， 常数 C 3 仅依赖于 n ， p ， q ， r 。 引理3 [ 5 ] (伯努利不等式) 若 0 ≠ x > − 1 ， α ∈ R ，则有 ( 1 + x ) α > 1 + α x ，当 α < 0 或 α > 1 时； ( 1 + x ) α < 1 + α x ，当 0 < α < 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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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我国高校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使得人们开始广泛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否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教育差距、城乡教育差距以及国民整体素质，因此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家庭文化资本的角度，从每个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差异出发，在分析了三种形式的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基础上，探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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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中国高校实行扩招始于1999年。到2008年秋季学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5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由此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了大众化阶段。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但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无法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需求。相对来说，仍然是一种较为稀缺的社会资源。所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几年，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研究中，家庭文化资本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最早对家庭文化资本进行研究并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他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最隐蔽、最不易被人察觉却是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它对学生学术成就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 1 ]。国内学者陈宁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教育机会均等》也证实了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由于文化的代际传递性，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更加丰富和广泛，其子女享有的非基本教育权利之机会也会大大高于较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也会更加贴近学校里所传达、培育和考核的知识与文化 [ 2 ]。赵杰、刘永兵(2010)对比不同的个人资本与受教育机会关联的理论，认为布迪厄更强调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关键在于文化差异，家庭是文化资本的根源 [ 3 ]。在当前实行的高考选拔制度下，家庭文化资本作为一项相对隐蔽的因素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受高等教育情况，研究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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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家庭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逻辑关联 2.1. 家庭文化资本概念界定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在书中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按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和外在体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审美趣味、学识、修养等方面；二是客观化形态，主要体现书籍、词典、仪器等物质性的文化工具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它是通过制度和形式将资本标示出来 [ 4 ]。 学者郑雅萍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性情气质、兴趣取向、文化氛围、处事方式等综合而成的一种家庭教育氛围 [ 5 ]。 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综合了两位学者的相关观点后，我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在家庭场域中，文化以及文化的物质载体所构成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总和。家庭文化资本也存在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身体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家长的教育方式和对教育的期望程度；客观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家庭氛围，家长提供学习资源的情况。体制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父母的学历水平。 2.2. 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影响表现 2.2.1. 家庭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1) 家长的教育方式 家长的教育方式是指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养育、教导子女的方式和方法。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作用于家长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学校学习方面给予子女指导和帮助的多少。在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家庭中，家长处于优势地位，可以为子女提供较多的学校学习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以及相关的技能培训。子女在接受了父母的指导与帮助后，可以较快的融入学校生活中。熟悉并掌握学校的教育方式与学习方法，培养学校所认可的审美情趣及知识技能，进而进入到更高的教育阶段。相反，在家庭文化资本量较低的家庭中，由于家长给予子女的教育资源有限，使得其子女在学校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不利于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 2) 家长对教育的期望程度 家长的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将来可能获得的最高学历水平的一种预估或者设想，有较强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基于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了解，对未来学业成就水平的预测。在实际生活中，布迪厄认为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基于父母的思想观念、教育方式、行为举止，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生成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他们在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体现在父母给予子女的帮助与指导可以贯穿整个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为子女营造较好的学习环境，并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子女积累学习经验与知识技能，有利于子女获得更高的学业成就，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对子女而言，由于长时间受到家长的文化教育的熏陶，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通过后期的模仿和学习，将父母的文化修养内化为自身的文化习惯，更加勤奋努力的对待学习。出身于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较少的子女，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环境的影响，对自己的教育期望一般较低。父母提供的学业帮助与指导较少，不利于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 2.2.2. 家庭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1) 家庭文化氛围和家长与教师的有效沟通 家庭文化氛围往往可以体现一个家庭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和精神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的价值观 [ 6 ]。家庭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的作用于子女的成长。具体表现在子女的为人处世、价值观的建立、心理等方面。这种家庭文化氛围对子女学习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家庭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子女更加喜爱看书、学习，倾向于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思想，与父母交流关于生活、学习方面的信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的子女受教育的几率会被增加。除了和子女的交流以外，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是否和谐、有效也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文化氛围和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受家长的眼界、学识、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关系以及道德修养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较高的家长，他们能够通过良好的家庭氛围与教师进行有效沟通，并贯穿子女的整个教育过程。通过与教师的及时有效的沟通，家长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教育信息，帮助子女学业成绩的发展，进而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家长，受自身较差的家庭文化氛围的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和教师交流持逃避的态度，在与教师沟通时，只会一味的赞同教师的意见和看法，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无法达成教师和家长共同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学习进步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家长对子女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 2) 学习资源的提供情况 家长对子女学习资源的提供包括书籍、学习设备、多媒体学习资源等方面。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家庭在其学习资源提供能力方面有较大差异。学者徐继岭在其论文中调查发现：工人、农民家庭拥有的图书数量明显少于干部、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家庭。不同阶层家庭子女的阅读情况也明显具有区别，从不同阶层家庭占有藏书量以及其子女的阅读量来看，干部、管理人员与技术工作人员阶层的占有情况明显优于工人 [ 7 ]。这说明家庭图书提供情况受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较好的家庭可以提供更多的图书。另外，对于电脑、录音机、电子词典等一些学习设备，家庭文化资本较好的家庭在提供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家庭文化资本差的家庭。这是由家庭的经济基础与家长对子女学习重视程度决定的。 2.2.3. 家庭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依据布迪厄的观点，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典型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 8 ]。一般地，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其教育子女能力与效力较强，进而能有效改善子女的学业成就。在高考选拔制度下，学生学业成就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就读高校的层次水平。子女在校的学业成就依赖于家庭文化资本投资，其是学生在文化资本和时间上投资得到的产物 [ 9 ]。因此，家庭文化资本的多少及其最初的价值导向对子女学业成就与未来前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对中学层次的选择不同，进而对随后一系列学业选择与成就机会产生重要影响，如高校的选择、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选择倾向，这些都得益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学习氛围与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等累积因素。那么拥有家庭文化资本高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投资高于家庭文化资本低的学生，在高校的选择，专业的挑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更有利于进入较高层次水平的高校，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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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高等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原因分析 3.1. 家庭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日本学者天野郁夫对教育过程中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作出了论述，指出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能够给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 [ 10 ]。那么，子女是如何获得家庭文化资本的呢？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获得家庭文化资本有两种方式，分别是幼年时受到的家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后期系统的学习。基于两位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家庭文化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代际传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知识、技能、价值观等文化资本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子女的无意识模仿被潜移默化的继承下来，进而转化为自身的文化资本。比如出身书香门第或者艺术家庭的学生，由于从小接触大量的相关文化活动，受到了良好文化渲染和艺术熏陶，在不知不觉中就继承了家庭文化资本。出身在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学生，父母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也不高，附着性文化资本非常局限。因此他们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较高的文化资本，也不能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带来较多的正面收益。 3.2. 家庭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 当前，我国社会人口的总体文化水平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是偏低的。这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大，义务教育普及发展时间较短，高等教育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我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社会资源开始重新组合，社会各阶层间资本拥有量开始极速分化。学者刘海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各社会阶层由于在物质资源、价值观、知识和理解力及语言技能的先天原因和后致因素的双重影响，使得在接受高等教育中，中上等阶层家庭的子女会比其它阶层的子女享有更多有利的条件，也使得他们在高等教育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高 [ 11 ]。因此，在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的差异对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目前的现状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来改变。 3.3. 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 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官僚主义思想、居民表达利益渠道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在享用文化基础设施、构建文化服务队伍以及文化资源共享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实证分析表明，整体而言2005~2015年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程度由0.416下降至0.127，但非平衡成长的态势仍然显著，其中2015年城乡公共文化财力资源配置的非平衡水平高达0.226 [ 12 ]。该数据进一步阐明我国在公共文化资源分配方面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的弊端。这就使得弱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无法通过公共文化资源来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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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会计职业判断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以会计准则为会计职业判断的制度基础，根据有限理性理论，从经济利益、法律和道德维度分析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过程。职业判断并不是会计师个人的偏好，而是涉及相关者利益的社会问题，企业管理者和会计师恰当、合理的运用职业判断，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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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商业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这些信息可以分为定量信息和非定量信息，定量信息是指那些可以用数字表示的信息，非定量信息则不可以用数字表示。会计信息是多种定量信息之一，会计信息与其他定量信息的区别是货币计量。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以企业财务报告形式为管理者、投资人和债权人等企业内外部相关人员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会计信息看似精确，但事实上并不精确，充满着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会计准则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完善，会计理论与实践才逐步走向成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会计准则从规则导向发展到原则导向，这不仅是会计工作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会计理念的变革。原则导向下的会计业务处理，有相当多的内容要求通过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解决，会计职业判断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加，从而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随着企业业务活动的复杂化和会计信息提供者的利益驱动，一方面，一些企业通过光鲜亮丽的虚假财务报告掩盖其严重的经营失败；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创新公司根据现行的会计准则合法的披露低质量的“真实”的财务报告。如何引导和规范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核心内容，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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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会计职业判断的本质 会计职业判断的概念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1988)在《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中指出，会计职业判断是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决策过程，是建立在会计人员的逻辑分析能力、积累的经验、专业知识并遵循客观谨慎原则基础上，在适当的职业框架之内进行的判断。迈克尔·杰宾斯(1984) [ 1 ] 通过人、动因和责任模型来研究职业判断过程中会计师的心理，对会计职业判断动机进行研究，认为管理当局具有通过会计选择影响会计利润的动机。 我国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夏博辉(2003) [ 2 ]、杨家亲(2003) [ 3 ]、张世兴(2003) [ 4 ] 等学者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含义、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会计职业判断是指会计人员根据会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则等会计标准，充分考虑企业现实与未来的理财环境和经营特点，以及对经济业务性质的精确分析，运用自身专业知识，通过分析、比较、计算等方法，通过识别、计算、分析、比较等方法，对不确定性会计事项所做的裁定与判断，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因素包括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刘泉军(2009) [ 5 ] 认为，会计职业判断主体是指有资格和能力进行职业判断的人员，一切具体的判断行为都必须有主体来实施。广义的会计职业判断主体包括会计人员和管理者，即由会计师对企业的经济活动提出专业判断建议，然后由管理者做出判断与选择，而最终将判断结果落实到财务报告中的仍是会计人员。王清刚(2012) [ 6 ] 认为，会计职业判断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会计职业判断需要构建完整的会计职业判断框架作支撑。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及相关人员在会计法规、以会计准则为约束，结合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报告编制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判断与选择的过程。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会计职业判断是判断主体会计人员，以其应有的职业关注、客观公正的态度，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对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报告编制应采取的原则、程序、方法等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思维过程，会计职业判断也是会计及相关人员进行信息处理的认知过程。 会计师面对企业复杂的经济业务，以会计处理程序为例，需要判断哪些事项应否确认为会计要素，何时确认为会计要素，怎样确认等关键问题；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需要根据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判断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判断企业与其他企业是否构成关联方、判断合并报表的范围等，并且进一步要求会计人员在作判断时，必须尊重客观事实，要保持客观中立，如实反映经济事项中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实际影响，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陈毓圭(2014) [ 7 ] 认为，如果一个会计师的工作就是按照某一规则手册的规定去做，那他就不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在工作，而仅仅是从事一项手艺。一个行业的精髓在于，执业过程需要很高程度的判断。事实上，会计工作是由一系列的职业判断构成的，职业判断能力也是会计人员胜任能力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市场监管者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都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支撑。可见，会计职业判断中客观中立的立场正是会计职业的力量之源和本质特征所在，会计职业判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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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会计准则是会计职业判断的必要制度框架 会计职业判断是随着会计准则的出现才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会计职业判断应该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进行会计职业判断的前提条件。在会计准则出现之前，会计工作主要依靠会计人员个人判断，由于受个人认知能力、经验等影响，导致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甚至引发会计秩序的混乱。早期以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由众多的解释公告、实施指南组成，试图详述每一种可能情景下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减少会计职业判断，增加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在现实快速发展且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可能识别和预见企业的所有业务活动并以会计准则加以规范，相反，会计准则越是详细、严格，就越缺乏广泛的适用性。以安然事件为代表，规则导向试图消除会计职业判断的会计准则暴露了诸多的问题，原则导向日渐兴起。 从规则导向到原则导向的转变将会增加会计师的职业判断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复杂动态的环境或准则界定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会计职业判断尤为重要。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会计人员关注的是在当前的环境下是否可以进行职业判断、依据什么进行判断、是否可能导致会计人员的“事后预言”。唐国平(2013) [ 8 ] 认为，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以及会计准则的刚性与不完备性和现实适应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会计准则必须允许企业管理当局在财务报告中适当地运用职业判断，进行必要的会计政策与方法选择。然而会计准则的这一无奈设计恰好成了一些企业管理当局蓄意操纵利润的最好借口和工具。一些企业管理当局利用会计职业判断和会计方法选择，滥用会计职业判断的规则，从而达到粉饰利润的目的。因此，制定会计准则必须为会计职业判断提供法律依据，限定会计人员运用判断的程度，并通过惩罚等措施促使其更加客观地进行判断 [ 9 ]。如果没有会计准则的约束，会计职业判断就无据可依，就会变成会计人员随心所欲的选择。另一方面，就监管机构而言，也需要大量的依赖职业判断，判断会计人员是否在违反事实之后，试图使用“合理的判断”来解释故意的舞弊行为。例如，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确认条件采取了“很可能”的提法，现值计算用“资产特定风险”、“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公允价值而言，强调“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这体现了会计人员对市场正常交易价格的认定；又如，商誉的减值测试涉及到“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等，这些都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而会计人员判断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建立健全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有效遏制专业判断的滥用行为。恰当的专业判断可以提供“真实和公允”的会计信息，反之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工具，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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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有限理性的职业判断过程分析 20世纪40年代，以H. A.西蒙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决策理论认为，传统决策理论中将“经济人”假设为完全理性是与实际决策过程不相符的。在实际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决策者的认知局限以及决策者本身对寻求解决方案过程的重视，而不仅仅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 10 ]。理性是指个人信仰与个人对某一事项判断理由的一致性，以及个人行为与个人行为理由的一致性。有限理性学说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真实、具体、复杂的环境影响，以及外部时间、信息和自身认知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决策者需要简化决策过程，以做出令人满意的选择。而当有另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出现时，决策者会调整之前选择，采用替代方案并做出新的决策。由此可见，在有限理性学说下，决策者因为受知识、信息、经验、能力的限制，无法做到全面地看待和考虑所有备选方案并做出最优选择。Martin (2009) [ 11 ] 认为，会计师作为有限理性的人，在实际需要职业判断的工作中，会受到自身经验、需求等内部因素以及具体业务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并不总能做出合理的职业判断。因此，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判断是有限理性的。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经济利益、法律及道德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 经济因素。经济利益的实质是倾向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即利己主义。第一，作为个体的会计师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主要体现在职业报酬，包括货币收入及福利待遇等，而经济利益的实现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第二，会计师作为企业的一分子，会计师的职业判断不仅是会计师个体的偏好、利益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问题。如果会计师在职业判断过程中是理性的，应该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客观可靠的财务信息，但现实中，会计师受制于企业管理当局，会计师在做出职业判断与选择时，最有可能选择倾向于管理当局的利益，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第三，会计师是确定选择企业利润最大化或者考虑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上，每一企业个体的行动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并构成整个社会的净收益。在选择企业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时，是否考虑个体的决策对社会经济效益带来的影响。企业个体的经济决策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会计师会倾向选择企业个体利润最大化，并进一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法律因素。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体现了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会计师以遵守法律的社会动机为基础的，会计职业判断过程首先是应该选择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会计师必须确认当前经济事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其次，以会计准则为约束，对企业复杂的业务活动进行职业判断。但由于一些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混乱，内部控制薄弱，权大于法、情大于法，会计师依附管理层，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中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出现，管理当局的意愿直接影响职业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进一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别是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这些与会计师法制观念薄弱，心存侥幸有关。随着经济法律法规的发展和完善，在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环境下，要求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时，就应该考虑到各利益集团的实际情况和切身的利益，从根本上消除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不良因素，要在整个社会形成人人遵纪守法，法律至上的氛围。 道德因素。道德职责是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责任或义务。会计法律法规是对会计师的最低要求，会计职业道德是对会计师的高要求，是无形的约束，是法律法规无法替代的。会计职业道德有助于形成公正的理念以支配职业判断。一方面，会计职业判断中道德风险的产生与会计师自我保护和自利动机紧密相连，会计师个人的经济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管理当局，一旦管理当局出现道德风险，会计师在职业判断时可能屈从于管理当局的意愿，或者与管理当局合谋，难以保持客观公正，利用职业判断赋予的权利，做出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导致会计师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复杂的业务活动，导致会计事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扩大了会计职业判断的范围，这时如果没有法律和职业道德的双重约束，会计师为实现自身超额利益可能利用职业判断扭曲或操纵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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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启示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企业生态发生巨大的变化，新业态企业的资产要素与传统企业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高科技企业的“轻资产”模式；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的广泛运用，商品交接方式、货币支付方式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给会计师的职业判断带来巨大的挑战。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运转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价值源于会计执业人员的职业判断。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因素很多，除了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外，本文认为基于有限理性理论，经济、法律和道德动机很大程度影响着管理者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质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制度层面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建立健全会计准则和有效审计监督；从外部环境层面，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树立正确的企业伦理观和良好的信誉及有效的社会公众媒体监督，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建立以经济、法律和道德维度为原则的职业判断引导体制，为高效、有用的会计职业判断提供基础，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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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但随着对物质、精神双重需求的增加，与之相应的是社会供给结构失调所造成的群体融合成为难题，主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群体融合过程中收入水平、价值层面，群体排斥、生活理念上的差异导致身份认同感知较低。从群体特征看，新生代农民工向技术性和经营性工作转变、城市认同大于农村认同、更多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这三个主要特征；从制度困境看，户籍制度僵化及租住房福利覆盖面不足，制约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进程。因此，要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接纳程度；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工薪资待遇；打造一体式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体系；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中心城市，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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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城市化推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结，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收尾，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接下来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农民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都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截止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升至44.38% [ 1 ]。Twenge (2010年)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首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大多不具备基本的务农经验和常识，外出务工主要作为改善生活和自我发展的途径。钱文荣(2016年)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已经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理想工作的首要前提就是体面工作和实现自身价值。在社会阶层分化下，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相对差异性，社会评价虽然总体有所提高，但在整个社会群体分化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反之，在价值层面，群体认同、生活理念及自我身份感知等方面与首代农民工呈现明显不同，甚至出现严重观念冲突。归根溯源，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提升和市民群体传统观念的排斥问题成为城乡二元化下群体融合的障碍 [ 2 ]。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找寻身份认同差异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缓解新时代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阻碍，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成为构建新时代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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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群体特征 2.1. 择业导向：以技术性和经营性工作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首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受过初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定的技术。根据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知，在全部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比11.1%，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过程中具有更多选择性 [ 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不局限于传统建筑行业、制造业等，更多选择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批发行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其收入水平逐年平稳增长的同时，也为扩大收入来源打下基础，其自我创业能力逐渐增强。 2.2. 社会认同：对城市认同大于对农村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辍学进城务工，缺乏农事生产经历，农村生活的记忆也都停留在青年期乃至更早，因此，对城市生活条件、市井文化、市民群体价值观念等都很认同，并将原著市民作为自身的参照标准，渴望被同化、被接纳，以此来获得归属感。相反，他们对于农村生活苦和累并未有较深体会，乡土眷恋度较低。并且大多数农民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城市居民排斥，以至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厌农”情绪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城市化发展。 2.3. 价值追求：改善生活的同时追求自我价值 相较于首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追求多元化明显，主要是他们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懂技术、有抱负、接触更多互联网信息，在追求经济收入提高的同时，明白改善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其价值追求具有很强的理想性。表现如下：第一，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首代农民工总是带着谋生技术进城，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以体力性、重复性与农村生产活动相近的工种，未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业余学习，相反，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技能学习关系到自身职业发展，对于用人单位、地方政府、网上培训等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都会主动寻找；第二，追求较高品质生活 [ 3 ]。首代农民工赚钱后多邮寄回老家，来补贴家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理财观念，除补贴家用，满足自身花销后，会留有一部分钱购买理财产品，其消费理念追求性价比，首代农民工的家庭取向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自身发展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增强，生存需求转向了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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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两种群体在同一城市空间内的融合，鲜明区别是两者无论是从群体意识、生活习性、社会归属、职业特性以及经济基础上都有明显区别，并且种种区别所投射在两个不同群体身上，形成所属群体的固有特性和身份符号，而群体社会化程度加深过程是对认知事物价值排序的必然过程，高低优劣以及与相伴而来的偏见成为当下两个群体融合不可避免的障碍。一方是以新生代农民工所构建的“新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即使内部成员需求在多元化的同时，仍合力发出共同诉求，即“市民化”进程中的谋求的身份认同和对物质保障的诉求，来强化其群体归属意识。另一方是以原生市民群体所构建的“现有市民”，认为不同地方群体因低层次教育水平所导致的低素质和其所从事的脏乱差工作带来的刻板印象，致使群体双方融合相处成为现存的困难之一。 3.1. 户籍制度僵化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制度推动器之一，与之相伴的是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城乡结构僵化，社会公平度降低，社会稳定等问题突出促使社会隔阂加深。20世纪80年代后，三次重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行暂住制度和人户管理制度相结合，并放宽各类城市落户条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保障农转城为导向的配套改革措施这一改革路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地方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改革同步推进，对住房保障、教育资源配给、医疗服务供给等相关领域进行资源配置，促使政策实施与户口管制相脱钩，全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 4 ]。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处于地区财政贡献考量，将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指标与人才引进战略联系起来，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如2020年上海落户政策共计10类落户方式，分别是非沪籍应届生落户(积分需满足72分)、人才引进落户、留学生落户、居住证转常驻户口、博士后研究人员落户、夫妻两地分居，老人身边无子女落户、外省市职工(家属)转沪(要求非农业户口)、夫妻投靠落户、子女投靠落户、老人投靠落户。其中最有可能实现农民工落户的是“居住证转常驻户口”，其要求如下：(一)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二) 持证期间按照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三) 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四) 在本市被评聘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工种与所聘岗位相对应；(五) 符合国家及本市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无刑事犯罪记录等其他不宜转办常住户口的情形等。相对于农民而言，低学历为主和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的群体特点，职业技术和至少7年的居住证要求，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深深阻隔。 3.2. 城乡二元分化下，租住房福利覆盖面不足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因户籍制度限制，加之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区位呈现明显的边缘化趋势，居住环境及治安问题整体较差。韩克庆、林欣蔚通过对北京、山东、湖北等地653位农民工住房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住房设施落后，住房空间狭小，卫生条件不达标、治安环境堪忧等问题突出，且68.9%的农民工都以郊区为主 [ 5 ]。近些年来，经济和社会民生问题成为政府重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农民工居住环境和面积及相关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2019年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到达了20.4平米。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成为市民化过程中的一大阻隔，地方政府未能将城镇住房保障体制覆盖面扩到农民工群体，导致农民住房保障权力缺失，此中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工户籍在农村，未能有资格享受福利租住房；二是政府财政无力承担全部农民工住房资金支出。企业从成本收益角度考量，并不愿意主动为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同时反应出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并不强烈。 现阶段，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能支撑其转为城市居民的经济能力的依然处于低位，快速攀升的房价和微薄的薪水，加之社会偏见的存在导致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不能仅归咎为经济问题，还存在社会群体分层下群体身份偏见问题 [ 6 ]。“富有”和“贫穷”成为“强”和“弱”的代名词，社会群体将经济多寡成为群体认同的唯一衡量标准，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自然而然被边缘化，最终结果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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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路向 4.1. 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接纳程度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重大阻碍之一就是群体包容度不强，社会群体排斥问题严重。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物质层面、社会心理、文化知识等达到了半市民化程度。聂伟(2018年)指出，社会歧视(排斥)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社会群体差异感知所导致的心理认知落差增加，并限制农民工进一步市民化 [ 7 ]。从长远看，不利于市民群体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合。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的一大措施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团参与度，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面。社会活动能丰富业余生活，增加归属感的同时更好的应对他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利局面，不同群体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增加社会群体的包容度，降低群体排斥，促进进一步市民化进程。 4.2. 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工薪资待遇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就是薪资水平的提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既可以缓解住房问题又可以改善农民工经济紧张，稳定的收入水平对于社会稳定具有良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近30%的农民工无固定工作，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缺乏社会保障，人口流动性强等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及相应的薪资待遇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对于国家其他政策的接受度。就业问题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问题。首先，要从就业信息着手，特别是就业信息告知、就业待遇明确、就业渠道获取方式等及时面向农民工，社会各组织成员进行农民工就业帮扶，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帮助农民工从主体意识上认识到他们不但是新市民，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4.3. 打造一体式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体系 户籍制度与众多社会福利以及权利相挂钩，与之相伴的是社会群体财富的多寡问题，这势必引起群体在社会意识和公平感知上的差异，并且此种差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成为社会融合、和谐社会构建的巨大障碍之一。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候鸟迁徙”式和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如2019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指出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在增加的同时，东部、东北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在不断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农民工在持续增加。2019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08万人；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391万人，比上年减少61万人；珠三角地区就业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18万人。中部地区就业农民比上年增加17万人，西部地区比上年增加180万人。农民工就业迁徙方向的变化与中西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优化相关，更与目前中西部较为宽松的户籍制度相关，虽相比东部地区薪资水平仍然有一定差距，但考虑到住房环境、生活成本等方面，农民工更多选择就近就业。 4.4. 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中心城市，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权益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最终必然导致巨型城市的出现，交通、住房、供水供电等紧张，导致巨型城市超负荷运转，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城市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虽强烈，但并非仅仅是为寻求市民身份，更多是为了获得市民身份背后赋予的一些基本权利，以此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条件。基于此，农民工市民化和超大型城市未来发展规划问题具有一体两面，目前大型城市发展面临的是人口超大容量问题，以中心城市为重点的分散型城市化是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一大趋势。依托中心城市经济和政治条件，引导社区医院、重点高校、大型企业等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集聚，引导各行业人才向中小城市落户，提升中小城市宜居宜养吸引力。提升非户籍福利水平，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民工就业难就业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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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网络短视频作为内容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版权侵权问题也愈发严重。探析网络短视频平台的版权侵权责任对于遏制版权侵权、维护原创作品确有必要。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短视频平台的责任同样适用现有法律规定，但存在着法律规定分散、避风港规则缺乏具体可操作性以及注意义务缺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通过设立短视频平台责任相关条例、统一规范主观过错判定标准；完善避风港规则的具体操作规范；增设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等，以此完善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遏制短视频侵权乱象，促进内容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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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几年互联网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移动设备端不断升级，“短小精悍”的网络短视频逐渐成为网络用户的宠儿。对于网络短视频的定义目前没有权威的观点，一般认为，短视频是指视频长度不超过15分钟，主要依托于移动智能终端实现快速拍摄和美化编辑，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时分享和无缝对接的一种新型视频形式 [ 1 ]。 根据《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9.01亿，在各个细分领域中，短视频的用户使用率最高，达87.0%，用户规模8.18亿；2018年下半年，短视频应用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综合视频应用，成为网络视听应用领域之首，在网络视听产业中，短视频的市场规模占比最高，达1302.4亿，同比增长178.8% [ 2 ]。作为内容产业，网络短视频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版权侵权问题，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短视频平台在版权侵权中应承担何种责任，现行责任承担存在何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怎样进行解决便是本文的探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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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法律规制现状 2.1. 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目前我国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无论是在理论界还在司法实践中，就著作权侵权是按照过错归责原则还是无过错归责原则一直存在争议。但从相关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的表述以及司法审判中，可以推定目前我国对于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采取的是过错归责原则。在法律规定中，最早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就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版权侵权责任的主观状态为“明知”；《侵权责任法》的原则性规定也使用了“知道”来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必须要素即主观过错；随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知道”一分为二成了“明知”与“应知”，并有大量条款对两种状态的判断做出的详细规定，且第8条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确定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所以，避风港原则的本质上属于过错责任原则的实践 [ 3 ]。明确规定了主观过错条件的法律汇总如表1所示。 Table 1 A summary of laws that explicitly stipulate the conditions of subjective faul 法律法规 关键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 第5条“明知” 第7条“明知” 侵权责任法 第36条“知道”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18条“故意”“明知”“应知” 第19条“故意” 第23条“明知”“应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7条“明知”“应知” 第8条“过错”“明知”“应知” 第10条“应知” 第11条“应知” 第12条“明知” 表1. 明确规定主观过错条件的法律汇总表 2.2. 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与免责规定 对于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的现有法律规定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确网络短视频平台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几种情形：为侵权行为提供教唆、帮助等；知道(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却未采取措施，此外法律规定平台还需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二是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的免责条件，主要体现为“通知–移除–反通知–恢复”规则，也是借鉴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512条款的“避风港原则”。可以看出现有法律法规在为网络平台赋责的同时也未保护平台权益规定了免责条款。有关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与免责条款的分布如表2所示。 Table 2 Tabl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and exemption clause of network short video platfor 法律法规 发布时间 责任条款 免责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 2006年11月20日修订 第5条、第6条、 第7条 第8条、第9条 侵权责任法 2009年12月26 第36条 第36条反推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2013年1月30日修订 第14条、第15条、 第16条、第17条 第20条、第21条、 第22条、第2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2月17日 第7条、第9条、 第10条、第11条、 第12条、第14条 第4条、第6条、 第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9年1月10日 第三部分第2条 表2. 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与免责条款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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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规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网络短视频平台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现有法律规定，但是在适用中出现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3.1. 有关立法较为分散 由于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之前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规定缺乏前瞻性，关于数字版权纠纷中平台责任的规制比较分散，致使在发生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因为立法不成体系，在法律适用上无法达成统一标准。在我国的立法中，关于短视频平台作为网络提供服务者责任的法律条款分散于《侵权责任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各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当中。 对于网络短视频版权纠纷中的责任规定，我国现有法律采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认定侵权责任的核心在于侵权方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对于网络短视频平台的免责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采用了避风港规则，而对适用避风港规则的认定主要是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以及主观无过错。所以综合而言，无论平台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还是进入“避风港”免责，都需要判断平台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对于过错的规定主要见于《条例》第22条，《规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以及第13条，但表达不尽相同，而且条款内容间存在重复混淆。比如在《条例》第22条第二款规定进入避风港符合的要件是未改变涉案作品，而在《规定》第9条中同样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案作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列为判断平台“应知”的条件。《规定》第10条以及第12条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热播影视作品进行主动地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或者为其设立榜单或排行榜、放在显著易感知位置等操作时推定为“应知”状态。《条例》第22条第五款规定平台接到通知书后根据规定删除涉案作品也是进入避风港的重要条件，在《规定》第9条第三款中同样也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及时对侵权通知作出合理反应规定为判断应知的标准；而且与此相矛盾的是，《规定》第13条又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认定为其明知相关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还存在矛盾关系的是《条例》第22条第四款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未从涉案作品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是适用避风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规定》第十一条却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从涉案作品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其对该侵权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这也意味着只要平台履行了较高的注意义务，那么即使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也能适用避风港原则，进行免责，这就与《条例》规定产生了冲突，或者说《条例》的范围可以像《规定》一样扩大化，以留有余地，方便实际中的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判断。 所以，《条例》与《规定》中对于主观过错的相关规定存在着内容重复、互相矛盾的情况，对于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条件也不尽一致，这并不利于在司法审判中的具体法律适用，对同一个案件适用不同法律将会产生不同结果，这将不利于司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也不利于网络短视频版权纠纷的有效解决。 3.2. 避风港规则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是“通知删除”的规定不够细化与统一。避风港规则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接到了作品侵权的通知，应当删除侵权作品，但在网络短视频平台的实际操作中存在系列问题。首先是通知的内容以及途径，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例，发现作品侵权的通知途径是在平台内点击侵权视频进行举报，快手短视频平台的通知途径是平台内点击侵权视频进行举报或者邮箱发送详细信息。不同的短视频平台公示了不同的通知方式，对于通知方式的适用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争议。 其次相比于网站中浩如烟海的视频和轻易就可以隐匿真实身份的服务对象，广大用户可以更轻易的发现侵权视频的存在并提供证据，但在某些网络短视频平台中，如果是用户举报，只能在原创作品与侵权作品都是于该平台内发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举报，不能进行跨平台举报，不利于打击跨平台抄袭现象。 此外，在通知的处理时间上，就网络短视频的特点来说有待提高处理效率，缩短处理时间。对于传播速度、时效性强的网络短视频来说，其在信息网络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发布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因为根据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推荐，当一个视频发布后会被算法推荐到流量池，反馈较好的话便会维持热度进入下一个流量池，就如“抖音”APP而言，对一个反馈较好的网络短视频会进行为期三天至七天的持续流量推送，当然也有质量较高的短视频被算法识别出来直接投入到大流量池，极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达到流量峰值，成为爆款视频。而网络短视频平台只开通了举报功能，未写明处理举报的时间，而短视频传播周期短、渠道多、速度快，侵权视频一旦上线短时间内就能获得极高点击率，在网络“避风港”规则下，平台删除侵权视频的速度远跟不上传播的速度，剧集热播期一过，损失便再也难以挽回 [ 4 ]。滞后的通知删除实际上为时已晚，对于权利人的救济程度远远无法与其付出的版权和带宽等成本相匹配，何况还有可预期的广告收入和会员收益等损失，这也是短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困境。但一味提高通知的处理效率，也可能面临在恶意通知的情况下误删、错删的情况，侵犯权利人利益，所以还需要改进通知–删除规则，以防出现大量恶意通知、不当竞争的情况。 3.3. 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缺失 网络短视频平台以网络短视频为运营产品，其盈利模式主要为流量变现、广告变现、以及有偿流量推广，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意味着平台与短视频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挂钩。且网络短视频平台由于短视频数量多、时长短，往往采用的是人工智能审核模式，底层参数中并没有内容版权正当性审核。在视频发布后，平台采用算法推荐模式，给视频输送流量和热度，掌握了短视频上传与传播的主动权，并以短视频为营销产品的平台，其注意义务也应当有所改变。 网络短视频平台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也是司法审判中常常会用到的审判标准，注意义务在法律规定中并不明确，仅出现过一次，在《规定》第13条即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涉案作品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那么其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而对于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在司法审判中往往“因案而异”，例如在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1 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即应当知晓热播剧被用户违法上传的侵权行为并采取预防侵权措施。在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新梨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 2 中，因为上传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所以平台应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是《规定》第九条判断“应知”的标准，但在司法审判中却被归为了平台的较高注意义务。所以注意义务存在的问题是当注意义务没有被法律规定，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自行为注意义务增设内容，将可能导致网络短视频平台承担更多不确定的义务，不利于平台权利保护，也不利于司法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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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完善路径 4.1. 梳理完善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我国立法分散于《侵权责任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让我国法院在平台版权侵权案件的判决书中援引这些规定时面临着选择的困难，也会使相似案例由于不同法院选择不同法律法规而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严重影响我国司法的发展。对于网络版权，我国相关的立法时间比国外晚，而且大多是结合实际国情借鉴国外的经验。现在，我国依然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关于网络短视频平台制定专门的条例或管理办法，结合现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整合，针对问题提出应对方法。该条例可以以《著作权法》为基础，将分散在《侵权责任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统一收录，并统一法律用词。将其他重复或相互矛盾的规定予以废除或重整。例如针对“明知”、“应知”两个主观过错的判断标准问题上，既要整合现有规定，进行统一化规定，同时又要结合网络短视频纠纷的新特征、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新兴运营模式制定出新的法律规定。结合网络短视频平台的盈利模式，如果购买了平台的流量推广或者含有平台进行利益抽成的广告，就可以判定平台对该视频内容的版权正当性为明知状态；针对网络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模式，对于一个高热度视频往往是平台经过多次数据采集后主动进行分发投放的视频，给平台的流量推送设置一个门槛，当平台主动推送一个涉嫌版权侵权视频到第三阶段时，推定平台为“应知”状态。 针对网络短视频的新特征，法律也应相应作出调整。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要不断根据网络版权侵权的新特点新形式做好立法和司法工作，使侵权人难以逃避法律责任，版权权利人的权益能得到有效保护 [ 5 ]。在统一认定标准之后的专门性法律规定可以规制于《著作权法》或者《民法典》之中，对于该责任的具体实施、判定、适用细则可以见于司法解释或者具体实施条例之中。在完善统一网络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的同时，配套的短视频平台管理办法也应该及时跟进，对已经出现但是法律还未进行规制的问题或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再进一步做出详细规定，为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4.2. 完善避风港规则的具体操作规范 不同的平台根据自身经营的网络服务的类型及特点、技术成本及可行性，对于在何种侵权情形下采取何种不同的管理措施来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则，该规则也可向其平台的网络用户及权利人公示，成为网络用户在该平台上进行网络活动以及权利人发出侵权通知时的行为参照。 3 虽然不同的平台适用各不相同的操作规范，但是在“通知”和“删除”两个阶段还是应该遵守一致的基本规则及流程。 首先是在“通知”上，应清晰明确地罗列出有效通知的具体内容、有效方式以及处理时间，在通知内容上，平台可以给出具体示范模板的形式用户填写；在通知的有效方式上，可以扩宽用户的举报途径，同时支持在线客服、电子邮箱、传真、邮寄等多种方式，还应开放用户跨平台举报功能。关于“通知”的处理时间应该进行一定的缩短与固定，可以在权利人愿意提供担保的情况想做出紧急处理。 按照避风港规则，对侵权作品的处理方式——“删除”收效甚微，不利于打击侵权，可以配套使用渐进反应机制。渐进反应机制又称“三振出局机制”，也就是当一个终端账号实施侵权行为，收到了三次或者三次以上的删除处理和侵权警告，那么平台将永久注销该账号。对权利人多次通知下线的内容、多次上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采取积极的管理措施。当然实施的前提是网络短视频账号的实名制注册，一人一号，因为对于网络短视频发布者来说，一个拥有大量粉丝的账号价值远高于几次抄袭所获的价值。所以在避风港规则的处理方式上配套使用渐进反应机制将会有效遏制侵权泛滥的现象。 4.3. 增设网络短视频平台注意义务 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指平台在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和网络链接服务的过程中，对于用户上传的视频应当加以适当的关注，防止出现侵犯版权的作品，并且在知道侵权事实之后迅速删除侵权视频的义务。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却会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并且根据平台管理内容能力的大小、平台是否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行为存在、平台是否通过侵权作品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等标准对来强调平台的注意义务，但这种注意义务多是平台事后的审核、删除义务，而未强调事前事中的注意义务。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为了不过量增加平台审核负担，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平台履行事前的审核监控义务。结合网络平台的盈利模式、审核模式以及算法推送模式应适当为其增设事前与事中的注意义务。 一方面是网络短视频平台应投入技术支持，在人工智能审核环节增加版权审核，从技术方面着手，在审核中纳入版权正当性审核指标，建立作品数据库，将被审核作品分帧化与数据库的作品进行对比，达到高度相似性则不予通过审核。在算法推荐中，识别出热度较高的视频，再次进行版权检测，以防止侵权作品得到广泛传播。对于热播影视剧采取关键词屏蔽，主动在源头上遏制侵权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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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ADS100作为徕卡公司最新一代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现已成功应用于实际生产项目中。本文采用近红外波段辅助空三加密连接点提取，优化同名像点的匹配结果。并结合Leica XPro软件，与传统可见光空三加密精度进行对比分析。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近红外波段辅助空三连接点的提取，可以匹配更多的同名像点，改善空三加密的精度，更好地满足航测大比例尺的生产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