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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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EMS中的15个因子与BDI，MMPI，DSQ，SCL-90中各因子基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提示抑郁症患者的EMS对其抑郁症状、人格特征及防御机制的影响是广泛而弥散的。与崔丽霞等(2011)， Davoodi et al. (2018)， Shorey et al. (2015)， Bamelis et al. (2014)研究结果一致，EMS与许多精神病理状态呈正相关，如焦虑、抑郁、物质依赖和人格障碍等。EMS被认为是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基础，是精神病理学发展和维持的基础。未来的临床工作可更多的关注抑郁症患者的EMS进行个体化心理治疗，针对患者突出的EMS因子进行深入探索和治疗，以期症状的彻底缓解及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的全面提升。 而临床所见，并非所有早期适应不良图式突出的个体都一定会发展出精神或心理症状，且经历相同或类似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的个体也并不一定会发展出相同的症状，这其中有哪些因素影响了症状或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值得深思和探索。个体可能会调动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资源以补偿与这些图式相关的负面影响，比如家庭与社会支持、心理防御机制等。通常，防御机制能保护个体免受一定的心理冲突，使个体暂时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可能阻碍个体正常的心理功能的发挥发展。Walburg & Chiaramello (2015)的研究显示，神经质和不成熟的防御方式能被特定的EMS预测。而本研究提示EMS对抑郁症患者防御机制的影响是弥散的。 Young et al. (2003)认为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与精神病理状态有关。并将18个图式分成五大类图式类别，分别是：分离和拒绝；自主性和能力不足；限制不足；他人导向；过于警惕和压抑。其中分离和拒绝图式类别包括遗弃/不稳定、不信任/虐待、情感剥夺、缺陷/羞耻以及社交孤立/疏离。自主性和能力不足包括依赖/无能力，对伤害和疾病的易感性，纠结/未发展的自我，失败。而情感压抑归于过于警惕和压抑类别。 本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15个EMS中与抑郁症患者临床症状、人格特质及防御机制各因子相关程度最高且相关因子数最多的前四位因子都是对疾病和伤害的易感性，情感压抑，社交孤立，情感剥夺。而这四个因子分别归属于自主性和能力不足；分离和拒绝；过于警惕和压抑三大图式类别，其中2个因子归属于分离和拒绝图式类别。提示相对于其他EMS因子，对疾病和伤害的易感性、情感压抑、社交孤立、情感剥夺这四个因子(尤其是分离和拒绝类别的图式)对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人格特征及防御机制的影响程度更大且更广泛。 Bosmans et al. (2010)、Yakin et al. (2019)和Frias et al. (2018)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分离和拒绝与各种心理问题有关。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状况的图式类别也是分离和拒绝。且通过修复分离和拒绝图式类别，可以降低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出现精神病样症状的可能性。因此，分离和拒绝被认为是与心理健康方面关系最重要的图式类别。 未来在临床工作中可尝试更多地关注与抑郁症患者建立“更有疗愈性”的咨访关系，对患者进行“有限的再抚育”，引导患者觉察并充分表达既往的感受和体验，使患者更多更深刻地体验到安全感、稳定感、分享情感、接纳和尊重等感受，以期患者能重新认识并整合过往的创伤经历和体验。必要时进行系统家庭治疗。 EMS突出的患者在童年大多遭受遗弃、虐待、忽视、拒绝等创伤，成年后当他们感知到(无意识)与童年创伤经历相似的事件时，他们的图式被激活，会体验到强烈的负性情感体验，如悲痛、羞愧、内疚、恐惧等。童年经历与EMS及抑郁症患者功能不良的核心信念的形成有关。Hovens et al. (2016)， RogoSch & Cicchetti (2004)， Li et al. (2014)的研究均提示早期创伤不仅增加个体患抑郁症的风险，而且可能影响其人格特征的发展。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更多地针对抑郁症患者的对疾病和伤害的易感性、情感压抑、社交孤立、情感剥夺这四个EMS因子(尤其是分离和拒绝类别的图式)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更深入具体的探索和讨论，延长治疗时间，观察随着疾病和伤害的易感性、情感压抑、社交孤立、情感剥夺等因子的变化，患者的临床症状，人格结构和防御机制是否会发生更理想、更彻底的改善。 而相对于其他EMS因子，失败，依赖/无能力与抑郁症患者临床症状，人格特质及防御机制各因子相关系数均值最小，相关因子数也最少。这一结果与患者的临床表现不一致，临床上见到的抑郁症患者多数表现自我评价低，自卑自责，甚至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无力应对生活，是哪些因素介导或影响了本研究这一结果，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去探索。 本研究的结论还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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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铜镍合金的导热率远远大于低合金钢的导热率，因此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焊接的难度大，焊缝及熔合区易产生裂纹、气孔等焊接缺陷，给实际操作带来了极大的操作困难。通过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的焊接工艺质量分析，重点介绍焊接工艺和焊接过程，并总结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焊接经验，为同类工程施工提供借鉴。 关键词 :铜镍合金，低合金钢，焊接工艺，应用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Yangtze University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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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沙特哈拉德油气田距沙特胡富夫市西南约150公里，达曼西南270公里。沙特阿拉伯哈拉德–哈维亚天然气管道项目是沙特阿美公司哈拉德油田新规划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后，将促进哈拉德油田大幅提高产能。项目主要包括主线路施工约302 km，10座站场、3座阀室。沙特阿美标准规范中要求，在非酸性条件下，场站水管线上的放空阀和排污阀设计为铜阀门，连接阀门的铜镍材质丝头短节与低合金钢母管之间联接方式为焊接式联接。 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的焊接性主要困难是在焊缝及熔合区易产生裂纹和气孔 [ 1 ]。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间焊接操作不易控制，控制好此类焊接，对于整个项目的焊接质量管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可以为今后同类工程施工提供借鉴的焊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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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可焊性分析 2.1. 铜镍合金特性 铜镍合金：铜镍合金是以铜和镍为主的合金。纯铜加镍能显著提高强度、耐蚀性、硬度、电阻和热电性，并降低电阻率温度系数。因此铜镍合金较其他铜合金的机械性能、物理性能都异常良好，延展性好、硬度高。 影响铜合金焊接性的工艺难点主要有四项元素：一是高导热率的影响。铜的热导热率比碳钢大7~11倍，当采用的工艺参数与焊接同厚度碳钢差不多时，则铜材很难熔化填充金属和母材也不能很好地熔合。二是焊接接头的热裂倾向大。焊接时，熔池内铜与其中的杂质形成低熔点共晶物，使铜及铜合金具有明显的热脆性，产生热裂纹。三是产生气孔的缺陷比碳钢严重得多，主要是氢气孔。四是焊接接头性能的变化。晶粒粗化，塑性下降，耐蚀性下降等 [ 2 ] [ 3 ]。铜镍合金C70600的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如表1和表2所示。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7060 材料 C Mn S P Si Cr Mo Ni Cu Nb Pb V Zn Fe C70600 -- 0.014 -- -- -- -- -- 9.76 REM -- 0.01 -- 0.024 1.32 表1. C70600材料化学成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y of C7060 材质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延伸率% C70600 119 325 30 表2. C70600材料机械性能 2.2. 低合金钢特性 A333-6钢属于低合金钢，一般采用正火或正火加回火状态供货。A333-6钢无缝钢管的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如表3和表4所示。 Table 3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A333- 材料 C Mn S P Si Cr Mo Ni Cu Nb Pb V Zn Fe A333-6 0.16 0.86 0.009 0.017 0.31 0.006 0.003 0.001 0.004 0.002 -- 0.001 -- REM 表3. A333-6材料化学成份 Table 4 Mechanical property of A333- 材质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延伸率% A333-6 293 492 39 表4. A333-6材料机械性能 由表3和表4中可知，A333-6钢在含碳量较低，因此淬硬和冷裂倾向都比较小，材质韧性和塑性较好，一般不易产生硬化和裂纹缺陷，可焊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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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焊接工艺及试验结果 3.1. 焊接方法及选择 3.1.1. 焊接方法 哈拉德场站的焊接执行沙特阿美焊接标准SAES-W-011，同时执行国际通用标准ASME SEC IX-2017、ASME B31.3-2016、ASME BPVC.II.C-2015。站内的铜镍合金与低合金碳钢的公称管径全部小于等于50.8 mm，根据标准SAES-W-011中要求，公称管径小于等于50.8 mm的工艺管道的焊缝根焊必需采用氩弧焊方法，同时考虑到焊接的管径小，焊缝的填充与盖面也选用氩弧焊方法。 3.1.2. 氩弧焊 氩弧焊，是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的一种电弧焊方法。氩弧焊按照电极的不同分为熔化极氩弧焊和非熔化极氩弧焊(通常指钨极氩弧焊)两种。钨极氩弧焊与熔化极氩弧焊相比，操作技术更易被掌握，对现场操作空间要求低，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场站施工的管道焊接 [ 4 ]。 3.1.3. 氩弧焊的优点 1) 氩气是惰性气体，不与金属产生化学反应，氩气保护可隔绝空气中氧气、氮气、氢气等对电弧和熔池产生的不良影响，使高温下被焊金属中的合金元素不会氧化，减少合金元素的烧损，同时氩气不溶解液态金属，能有效保护熔池金属，保护效果好，因此能获得较高的焊接质量。 2) 氩弧焊的电弧燃烧稳定，热量集中，弧柱温度高，焊接生产效率高，热影响区窄，所焊的焊件应力、变形、裂纹倾向小。 3) 氩弧焊为明弧施焊，操作、观察方便，操作技术易于掌握，而且焊缝成型美观，质量好。 4) 氩弧焊几乎能焊接所有金属，特别是一些化学性质活泼的金属和合金，如铜、镁、钛、铝等及其合金。 5) 不受焊件位置限制，可进行全位置焊接。 6) 无焊渣，用于管道的根部焊接时，能保证管道内部焊接的清洁度。 3.1.4. 焊接工艺确定 根据标准SAES-W-011中要求，以及钨极氩弧焊操作简单，能够适应现场复杂施工空间的特点，确定铜镍合金C70600与低合金碳钢A333-6的焊接工艺为钨极氩弧焊。 3.2. 焊接材料 按与焊接管材化学成份及机械性能相匹配的原则，选择焊接材料。与铜镍合金C70600管材最佳匹配的焊丝为铜镍焊丝ERCuNi，但ERCuNi焊接材料的机械性能低，与低合金A333-6的机械性能不匹配；而且ERCuNi焊材的抗裂性，无法满足因低合金与铜合金的热导热率差距大而产生的裂纹倾向。所以选择用机械性能高，抗裂性好的镍铜焊丝ERNiCu-7 [ 5 ] [ 6 ]，焊丝直径为2.0 mm，焊材化学成分详见表5，机械性能见表6。 Table 5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welding consumable 焊接材料 C Mn S P Si Ni Cu Ti Nb Fe ERNiCu-7 0.01 3.5 0.001 0.003 0.1 64.4 29.1 2.3 0.09 0.7 表5. 焊材化学成份 Table 6 Mechanical property of welding consumable 材质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延伸率% ERNiCu-7 300 500 30 表6. 材料机械性能 3.3. 焊接工艺参数 焊接过程中采用多层多焊道，焊接工艺参数详见表7。 氩气流量25~30 L/min，背氩流量25~30 L/min。 Table 7 Parameter in WP 焊接层 Weld Pass(es) 焊接方法Process 焊接材料Fille Metal 电特性Current Type 焊接电压Volts (V) 焊接速度 Travel speed (mm/min) 线能量 Heat Input (KJ/mm). 型号 Classification 规格Diameter (mm) 极性Polarity 焊接电流Amps (A) Root GTAW ERNiCu-7 2.0 DCEN 126-130 10-13 51-77 1.380 Hot GTAW ERNiCu-7 2.0 DCEN 127-130 10-13 56-120 1.007 Cap GTAW ERNiCu-7 2.0 DCEN 117-119 10-13 45-53 1.662 表7. 焊接工艺参数 3.4. 焊接缺陷 铜镍合金与低合金碳钢焊接容易出现的缺陷有：裂纹，气孔。 3.4.1. 裂纹的控制 选用硫，磷含量较低，镍含量高的镍铜焊丝ERNiCu-7，防止熔敷金属中低熔点夹杂物产生，提高焊接接头的抗裂能力；清理干净焊缝坡口及两侧的污物、氧化层等杂质，防止杂质混入熔敷金属中；控制热输入量与层间温度，防止焊缝过热及热影响区过热产生热裂纹；控制焊接摆速与摆宽，防止铜合金熔池与低合金的导热不同而产生的收缩冷裂纹；焊缝表面要均匀平整，圆滑过渡，防止超高或高低不平应力集中。 3.4.2. 气孔的控制 焊接前焊件的坡口及两侧各至少25 mm范围内的焊件表面附着杂物清理干净；选择合适的焊接喷嘴直径，喷嘴与焊件间的距离在8~14 mm，控制钨极端部突出喷嘴的伸出长度在3~4 mm，焊枪氩气流量25~30 L/min，使焊接熔池处于氩气的完全保护之中；做好环境防风措施，减少自然风对焊接过程的影响。 3.5. 质量检查 3.5.1. 外观检查 根据阿美焊接检验标准SAES-W-011要求，焊缝表面应无飞溅、裂纹、气孔、咬边、余高过高、凹陷等缺陷，宽窄均匀、圆滑过渡。 焊缝表面的飞溅、裂纹、气孔、咬边、余高过高等缺陷，采用打磨的方法进行处理；表面凹陷可采用补焊与打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处理。 3.5.2. 无损检测 焊缝内部未熔合，夹渣、气孔等焊接缺陷需要进行无损检测。对接焊缝采用100%射线检测RT (Radiography Testing)，角焊缝采用100%液体渗透检测PT (Liquid Penetrant Test)，承插焊还需要进行10% RT抽查检测，检测结果要符合ASME B31.3中的要求。 检测不合格的焊缝按返修工艺进行返修，同一不合格部位的返修次数不得超过2次。 3.5.3. 机械性能试验 焊接工艺评定试件按ASME B31.3-2016射线检测标准评定合格后，根据ASME SEC IX-2017中QW-451要求进行拉伸和弯曲试验，并宏观检测，机械性能试验要均符合规范要求 [ 7 ] [ 8 ]。机械性能结果详见表8，试件详见图1、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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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返修工艺 根据ASME SEC IX-2017中QW-202.1的规定，在坡口试件上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可以作为坡口焊缝及角焊缝的返修焊接工艺。本文中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的返修焊接工艺与其主焊接工艺为同一焊接工艺。 Table 8 Mechanical performance result 拉伸试验 弯曲试验 试样编号 抗拉强度MPa 结果 试样编号 180˚弯曲方向 结果 T1 392 合格 FACE-1FACE-2 面弯 合格 T2 353 合格 ROOT-1ROOT-2 背弯 合格 表8. 机械性能结果 图1. 拉伸试验 图2. 弯曲试验 图3. 宏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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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应用 铜镍合金与低合钢焊接工艺在该项目HGP站中得到实际应用。在应用过程中，通过采用有效管理控制措施，获得了高质量的焊缝。 5.1. 材料验收 铜镍合金管材及焊材ERNiCu-7严格按沙特阿美标准Inspection Requirements for Contractor Procured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SAEP-115进行验收，重点验收材料的外观质量、出厂质量资料是否齐全，并按阿美标准Positive Material Identification SAES-A-206进行材料化学分析PMI (Positive Material Identification)，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场使用，确保施工材料的质量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5.2. 焊前培训 正式施焊前，项目部组织电焊工进行焊前培训，对初期培训焊接的10道焊口进行RT检测，其中有5道焊口不合格，全部为气孔缺陷。经过原因分析，改进行焊工操作手法及氩气保护措施后，再培训焊接的10道焊口，经检测全部合格。焊前培训为铜镍合金焊接提供了合格的焊接操作人员。 5.3. 现场焊接管理 现场焊接过程中采取了以下管理措施： 1) 坡口清理：坡口及两侧各25~30 mm范围内的焊件表面附着杂物清理干净。 2) 气体保护：控制焊枪氩气流量在25~30 L/min之间，使焊缝内表面及外表面处于氩气的完全保护之中，并做好防风措施，减少风对焊接过程的影响。 3) 控制焊接电流：因铜合金导热率高，需要大焊接电流才能将其熔化；液态铜流动性好，焊接电流过大，熔池容易出流淌现象，所以焊接电流要控制在120~130 A之间。 4) 控制焊接摆动：铜镍合金一侧母材导热率高，焊接时不易完全熔合，在焊接摆动的时，铜镍合金一侧减缓焊接摆速，低合金一侧保持正常焊接摆速。 5.4. 检测结果 HGP站中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的焊口共30道，外观检测100%合格，焊口RT检测全部合格，焊接一次合格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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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实践证明，采用焊丝ERNiCu-7焊接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其焊接工艺参数及坡口角度的选择是正确的。 2) 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的导热率差距很大，焊接过程中易产生裂纹，相对铜与铜之间有色金属焊接难度更大。通过合理控制焊接热输入量及层间温度，能够有效控制焊接裂纹。 3) 液态铜中氢的溶解度很大；凝固后，溶解度又降低。焊接时，焊缝冷却很快，过剩的氢来不及逸出，容易形成氢气孔。做好气体防护措施，使焊接熔池处于氩气的完全保护之中，可以避免焊缝产生气孔缺陷。 4) 本文总结的铜镍合金与低合金钢焊接经验可以为同类工程施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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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化是经济人类学中一个研究的关键问题，达斡尔族的库木勒因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其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功能与作用，作为达斡尔族的救命菜，库木勒担负着承载历史文化信息和记事的功能，不但作为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还蕴含了达斡尔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认知，并通过库木勒节、饮食、祭祀、交往等表达它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意义。在这个新时代，库木勒借助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运行之中，使达斡尔族的库木勒文化在多种因素推动之下得到传承与发展。本文将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达斡尔族库木勒茶产业开展研究，为我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经济人类学，民族文化产业，达斡尔族，库木勒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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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达斡尔族库木勒与文化产业介绍 达斡尔族 1 共有人口131992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尊重达斡尔族人民的意愿，1956年，达斡尔族被承认为独立的单一民族。达斡尔族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审批并确认为祖国大家庭的56个成员之一，同时达斡尔族的族称也被恢复 [ 1 ]。 库木勒是达斡尔语对一种野菜柳蒿芽的称呼，这种野菜也被称为“达斡尔菜”和“天下第一可食香草”。柳蒿芽(Artemisia integrifolia L.)，别名柳叶蒿、柳蒿、水蒿、白蒿等，为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2 ]。达斡尔族是最早开始将库木勒作为野菜来食用的，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在嫩江流域，由于丰富的水资源，加上肥沃的土地，为库木勒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因此，达斡尔族老人们常说：“无江河的地方，达斡尔不安家；无流水的地方，不长柳蒿芽”。了解库木勒可以从其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三方面入手。第一，库木勒的食用价值。科学研究发现库木勒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嫩茎叶可以食用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在每年5~6月份就会进行库木勒的野外采集，采集后的库木勒嫩茎叶用热水焯一下，去掉里面一种特殊的苦味，便可以食用，采集来的新鲜库木勒中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粗纤维、烟酸、脂肪、胡萝卜素、维生素，库木勒的干品中含有钾、钠、铁、钙、镁、磷、锰、锌、铜 [ 3 ]。第二，库木勒的药用价值。在中国古代关于库木勒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有多种记载，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中就有了许慎关于库木勒可以搭配鲜鱼食用的记载，宋代的《图经本草》一书中提及库木勒的独特香味，言其生蒸皆宜，中国古书《神农本草经》中关于库木勒的记载为白色蒿，气味甘香。主五脏邪气，风寒温痹。补气，生发，治疗心悬，久服，轻身，耳目聪明，不老。明代的《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也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库木勒的药理保健作用，库木勒可以治疗风寒恶疮，能去除河豚鱼毒。第三，库木勒的文化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柳蒿芽命名的库木勒节已经逐渐演变为达斡尔族盛大的节日——库木勒节。库木勒节于1987年创立，在达斡尔族艺术家色热先生的带领下发起，创立的一个属于达斡尔族人民自己的节日，将一种野菜的传统饮食习惯转化为独具民族特色的社会文化，饮食文化现象又逐渐被达斡尔族人民上升到了社会文化现象的层次。随着民族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库木勒节逐渐形成一种经济文化现象，而今天达斡尔人更是将库木勒发展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在1901年~1910年期间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产业，这种新型产业甚至成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柱型产业，但文化产业在中国的起步相对较晚。在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时尤其强调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指根据各个区域特点和实际情况，借助互联网或者新媒体等手段对文化资源进行创意转化，提升科技水平和市场的健康运行，打造出能够突出地方特点且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营造全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开发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可以深入挖掘优秀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加速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部分民族地区的产业基础薄弱、文化产品的产业化程度低、品牌知名度低、产品缺乏创新等一系列问题。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对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问题有了重要讨论，为推进文化产业融合，促进特色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并指出要深入发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建设文化城市。2019年6月28日，文化和旅游部对《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指出，国家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 4 ]。2010年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促进法，2015年启动起草工作，2018年被列入五年的立法规划，从起草到审议，文化产业领域的法律经历了九年时间。随着《电影产业促进法》出台和《意见稿》的最终发布，意味着我国首部关于文化产业领域的立法工作将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正式出台将对我国文化产业健康繁荣意义非凡。 关于达斡尔族库木勒茶产业发展情况。在2018年初，梅里斯契丹壶柳蒿芽茶厂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落成运营。在运营初期，经多次南下寻访、潜心研究后，结合现代炒茶工艺，反复试验，利用嫩江沿岸的柳蒿芽野菜，成功研制了“柳蒿芽绿茶”，产品上市后反响极好。通过在管理方面不断的改进，在生产技术方面不断的创新，产品生产严守质量关，并运用互联网 + 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但目前达斡尔族库木勒茶产业仍存在产业市场不完善，没有形成有影响力产业集团；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入，品牌效应较弱；茶产业相关人才匮乏，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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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经济人类学视角下看民族文化产业 经济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具有独特的交叉研究视角、广阔的研究视域和跨学科探索的特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叫做SFI 2 。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解决单一传统学科无法单独解答的问题，借助不同学科的“综合会诊”便可以得出相对较科学的答案。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所著的《经济人类学》一书，作者栗本慎一郎在本书中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书中运用了心理学、哲学、神话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伦理的起源进行分析，使大家对于经济的深层结构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知，这样的研究将摆脱掉传统经济学中狭义的经济概念。作为一门具有应用性的交叉学科，经济人类学提供给读者一个全新视角去认识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方式的形成与变迁，向人们解释人类历史中各族群的经济活动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栗本慎一郎独特的研究视角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学术影响也远远超出本学科的界限 [ 5 ]。经济人类学经历了几个阶段，1940~1950年是经济人类学诞生和早期发展阶段，1960~1969年处于经济人类学“实在”与“形式”之争阶段，此阶段是经济人类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经济人类学有了新思路和新进展，进入七八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研究”，其研究方法和思路出现越来越凸显跨学科研究的特点，逐渐向广义发展。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站实在主义的立场，因为实在主义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是更加广义的关于人的经济，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历来就是与各种社会活动及其节日、宗教、祭祀、礼仪、神话等嵌合在一起的，只有深入不同社会更加深层的结构本原中，将人与社会和经济的系统关联起来，才能揭示人在经济活动背后的真正社会本质 [ 6 ]。经济人类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经济人类学摈弃了与理性行为人思路有关的利益最大化模型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经济人类学视野下来看民族文化产业问题，这种独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角，在考察民族文化产业时，不会简单的以各种经济数据作为依据，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做为衡量指标，去评判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经济人类学视野下观察民族文化产业更加关注的另外一点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和经济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分析。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主编的这样一本书，《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中提出事物的世界不是静止和沉默的，人具有社会生命，而物也一样，依照他的观点，民族文化产业中开发的文化产品，并不仅仅是一个沉默不语的“物”，而是一个凝聚了丰富文化价值，可以体现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生命”。因此达斡尔族的库木勒茶产品将被视为一个具有社会生命的物。库木勒茶产品是被安放在社会和文化情境之中的某种符号。库木勒茶产品作为文化建构的实体，同时又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行为和民族文化意义。因此，在经济人类学视野下看民族文化产业，可以认为经济利益的获取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是有机统一的。 3 傲蕾·一兰是历史上真实的达斡尔女英雄。是抵抗沙俄入侵的达斡尔族女将领，傲蕾是她的名字，一兰是她的部落名称，傲蕾·一兰的实际意思是达斡尔族依兰部落的傲蕾。 一项研究强调人的价值观是由其文化决定的 [ 7 ]。为验证这个结论，对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达斡尔族老人进行了访谈，试着通过库木勒找了答案。调查过程中，当地老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要从傲蕾·一兰 3 配合康熙皇帝反击俄军的卫国之战讲起，300多年前，在黑龙江北岸达斡尔人与沙俄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搏斗，维护祖国尊严，保卫家乡领土不受侵犯，后来侵略军将领图尔布青和斯捷潘诺夫命丧北疆，沙俄于是和清朝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达斡尔族的官兵和亲眷奉清帝之命集体南迁至嫩江流域沿岸，最开始到达嫩江沿岸的几年里，达斡尔族人民找不到粮食，经常是食不果腹，无奈之下他们到嫩江边采食库木勒充饥，可以说达斡尔族先人能够顺利度过艰难的饥荒和战乱岁月是依靠采食库木勒，达斡尔人为感谢霍烈日·巴尔肯 4 赐予的救命神草，逐渐形成了吃库木勒的习惯。每年一般在5~6月份达斡尔族男女老幼都会到野外进行库木勒采集 [ 8 ]，通过库木勒的烹调来铭记民族历史，缅怀达斡尔族的祖先，告诉每一个达斡尔族后辈都一定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艰辛，更是想借助对库木勒的特殊情结来呼吁年轻一代达斡尔族人要学会感恩，感恩祖先、感恩社会和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如果说人的价值观是由其文化决定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达斡尔族族源是契丹先人的论点作个大胆推测，达斡尔人食用库木勒的时间应该不下一千年了，库木勒是达斡尔族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菜品元素，达斡尔族人的生活方式里一年四季都有库木勒的身影存在。经调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正在开发旅游业，调查发现，过去当地的旅游多半以观光型旅游为主，旅游开发中出现对当地的文化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而现在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更多提倡的是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当地政府和企业利用文旅融合促进当地民族文化产业升级，将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相结合，重视利用民族文化的力量，整合当地优势资源，将民族文化的动力放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上，更多赋予产业文化内涵，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于是库木勒茶产业应运而生。伴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和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越来越高，许多人在选择购买某类产品时会比过去增加一个要求，那就是人们不仅关注这种产品所能满足生理需要的实用价值，还要求潜藏在产品内部的文化价值 [ 9 ]。生产厂家把一个一般性产品生产出来进行销售，就算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这个一般性的产品也具备一个产品的资格，这是民族文化产品和一般性的产品最大的不同点，民族文化产品如果生产出来，消费者进行选择购买，一定是出于对某种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可，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般情况下民族文化产品的开发都首先强调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某种社会性，而相反恰恰这种以往最看重的实用性不是唯一的考量。所以说，民族文化产品的选择是消费者对于文化价值肯定的过程，也是对当地民族观念的一种认知过程。另外，民族文化产业和民族文化产品必须注重当地产品由“物”向社会性转换的问题。也就是说，一种“物”既要具有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同时，还要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从而得到社会的普遍性认可，这个产品才能称为民族文化产品 [ 10 ]。所以库木勒茶产业就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得以同消费者见面。而今天许多人选择一种产品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对一种“物”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的是“物 + 情”，也就是人们不单单是希望购买一件产品，更多的是考虑从这件产品或服务中所能获得的一种超越实用性的精神上的补给。我们国家不同的民族地区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产业，这些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中取其精华，而得以保留和传承下来的，这些文化担负着承载历史文化信息和记事的功能，不但作为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还蕴含了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认知，是代表的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因此民族文化产品的消费，不但能加强消费者对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更在精神上获得一种勉励。众多事实证明，拥有丰富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民族文化产品，不但在同类产品中的独特性增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族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因此，当地通过对库木勒茶产业中文化的审视挖掘和开发利用，发展了现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深刻文化内涵的库木勒茶产业。突破传统经济模式，提高库木勒相关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借以实现库木勒茶产业升级和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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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达斡尔族库木勒茶产业的理论反思 业界将2019年称为5G商用元年。工信部在2019年6月6日修订《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增设5G相关业务子类。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使万物互联互通成为现实，高效利用科技力量，可以促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使产业融合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 12 ]。通过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调查，梅里斯契丹壶柳蒿芽茶厂正在运用互联网技术助力库木勒茶产业的建设，线上入驻有赞商城、京东商城、淘宝、大茶网等。库木勒茶曾代表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与印度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先后参与了绿博会、广博会、深圳电商会展等国内线下展会26场，线下入驻多家市内经销处，2018年产品上市仅半年销售总量达到5000余盒，成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品。调查得知，2019年契丹壶茶厂通过完善柳蒿芽种植基地建设，创新种植技术实现无土栽培，保障原材料产量和货源充足，与南京同仁堂签订合作协议，利用现代技术和古老制茶工艺与南京同仁堂联名推出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茶产品。随后入驻全国同仁堂线下实体店，依托同仁堂线下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实现品牌建设提档升级。通过对达斡尔民族文化和柳蒿芽传说故事的挖掘，结合现代都市农业技术的革新，借助民族文化来促进产业全面发展。梅里斯契丹壶柳蒿芽茶厂走上了互联网 + 农旅结合的转型之路。2019年初梅里斯契丹壶柳蒿芽茶厂扩大生产规模，引进了最先进的制茶设备，生产量由每年一万盒提升至每年十万盒。同年5月在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建设了柳蒿芽茶线下体验旗舰店，以线下体验带动线上聚粉，提升线上转化率、回购率。同时在梅区哈拉新村博物馆设柳蒿芽茶展示专区作为梅区旅游景点的文化体验项目和线下体验馆。同期在齐齐哈尔市建设大街建设了340平米的“达乡印象”达族特色餐饮名店，传承达族历史文化，推介达族美食、歌舞及优质农副产品。店内设置了伴手礼专区，以柳蒿芽茶系列产品为核心、带动梅区水果蔬菜、酒、肉等特色农产品共同发展。2020年，梅里斯“柳蒿芽茶”已经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中国企业发展协会、全国品牌发展联盟、中国企业信用管理中心、中国企业诚信公共服务平台等机构审核，“契丹古茶”系列在全国优质品牌调研入选活动中被荣选为“中国著名商标”“中国名优产品”“中国绿色环保产品”“中国3.15诚信企业”“中国创新领导放心品牌”“低碳节能环保创新产品”“质量、服务、信誉AAA级企业”“中国绿色环保产品”等。2020年浩热额仁柳蒿芽种植合作社被评为黑龙江省AAA级服务三农金牌合作社。企业坐拥嫩江之畔，年产契丹古茶10万盒，驿洺柳蒿芽茶3万盒，驿洺红茶1万盒，“契丹古茶”系列全部以野生柳蒿芽为原料，精工制作而成，历经多次检验后，产品各项理化指标均符合有机标准，并于2020年获得有机认证。企业在内蒙古、浙江省、山东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有多达80多个实体店代理商，并有300多个微商团队销售契丹古茶。随着柳蒿芽茶产业的多元化发展，生产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以“贫困农户 + 合作社 + 基地 + 无土栽培 + 科研”的模式进行助农增收，在“五+”的模式下与农户利益连接机制紧密，截止2019年末，共带动当地140余户农民增收60余万元。 库木勒茶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不单单是表现为人类同自然界进行的物质性交换，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人和人之间社会文化性的交换，库木勒茶产业发展是集合经济行为、社会交往、文化保护传承的“综合体”。可以说库木勒茶产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其特定的环境，即离不开它赖以产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它存在于达斡尔族生活的自然生态中，同时也是以达斡尔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为载体的社会生态，如果离开达斡尔族特定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将不复存在 [ 13 ]。所以说，适合库木勒生长繁殖的自然环境和优美的库木勒节中蕴含的民族文化传统，是达斡尔族的库木勒茶产业发展的深厚根基。通过对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调查，可以发现达斡尔族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劳动记忆和经验的传授和对成员道德品质的培养，大多是以民族节日为载体。因此，经济人类学视角下达斡尔族库木勒茶产业的发展不能单纯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还要考虑经济背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的良性互动，实现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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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探究影响个体新冠肺炎疫情焦虑的因素及其内在机制，本研究测量了222名被试(121名女性，Mage = 31.68，SD = 7.90)在疫情爆发前一个月的特质焦虑和幸福感水平(T1)，以及疫情高峰期的疫情焦虑，人际关系满意度，以及幸福感水平(T2)。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前的特质焦虑显著正向预测疫情焦虑，人际关系满意度在特质焦虑对疫情焦虑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幸福感完全中介人际关系满意度对特质焦虑和疫情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疫情焦虑，特质焦虑，人际关系满意度，幸福感，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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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许多民众置于前所未有的负性情绪体验之中(Rajkumar， 2020; Xiang et al.， 2020)。研究显示，人们对隔离的恐惧、对疾病的担忧和不确定性(杜娟，江启成，丁体龙，陈婷婷，2014)，以及对疫情的认识程度和负面信息的接收量(昌敬惠，袁愈新，王冬，2020)都会影响人们产生对疫情焦虑等负性情绪(Liu et al.， 2020)。然而，现有疫情研究多基于横断数据，以至于让我们对导致疫情焦虑的前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知之甚少。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疫情发生前一个月与高峰期的两段追踪数据，尝试从特质焦虑和疫情焦虑间的关系入手，接着寻找改变两者关系的因素，继而探明其中介机制，从而为提升民众应对大型突发事件的能力提供建议和帮助。 在公众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焦虑是个体最为常见的心理反应之一(Tambo， Ugwu， & Ngogang， 2014)。首先，各种媒体报道的负面信息往往会导致个体出现负性情绪反应，产生担忧(Yang， Aloe， & Feeley， 2014)，诱发焦虑(昌敬惠等，2020)。此外，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的创伤事件会进一步促使民众经历替代性创伤，进而加剧焦虑水平(Perez， Jones， Englert， & Sachau， 2010)。本研究将个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感受到的紧张不安的情绪状态称为疫情焦虑，它代表的是个体一段时间内的焦虑水平，它既区别于特质焦虑，又会受到后者的影响(Elwood， Wolitzky-Taylor， & Olatunji， 2012；姚雨佳，宣雨阳，齐常辉，桑标，2019)。由于特质焦虑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源时更易产生焦虑情绪(Elwood， Wolitzky-Taylor， & Olatunji， 2012)，更易察觉到威胁(McNally， Hornig， Otto， & Pollack， 1997)。因此，特质焦虑高的个体在疫情高峰期间会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诱发个体产生更高水平的疫情焦虑(假设1)。 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各地都采取社会隔离措施，影响了个体的人际交往范围，可能导致其人际关系满意度降低，疫情焦虑增加。人际关系满意度是指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与他人之间心理关系的认知判断(赵菊，2012)，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良好的社会支持(Boyers， & Simpson， 2018; Sullivan， Pasch， Johnson， & Bradbury， 2010)，而社会支持能够在压力事件及其所引发的情绪问题之间起到缓冲作用(Dalgard， Bjork， & Tambs， 1995; Zimmermann， Chong， Vechiu， & Papa， 2019)。此外，还有研究指出，对自身总体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较高的个体有更少的消极情绪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刘会驰，吴明霞，2011)。因此，人际关系满意度很可能会调节特质焦虑和疫情焦虑间的关系(假设2)。而交互作用的方向则有可能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的假设是，对于人际关系满意度高的个体，疫情焦虑并不会随着特质焦虑的增加而升高，而对于人际关系满意度低的个体，疫情焦虑则会随特质焦虑升高(假设2a)。另一种假设是，对于人际关系满意度低的个体，疫情焦虑不会随特质焦虑而变化，而高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个体的疫情焦虑被特质焦虑正向预测(假设2b)。 此外，人际关系满意度不仅体现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还是中国人幸福感的重要组成之一(Kwan， Bond， & Singelis， 1997)。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王佳佳，牧新义，崔占玲，2018)。Baumeister和Leary (1995)认为，归属需要是个体的基本需要之一，一旦归属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个体的情绪、认知、行为等方面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消极影响。实证研究显示，建立更多亲密关系的个体认为自己更幸福(McAdams & Bryant， 1987)，而人际关系的破裂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消极情感，幸福感降低(Leary， 1990)。幸福感的自上而下理论(Diener， 1984)认为，个体自身的幸福感水平能够影响个体对后续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个体的幸福感越高，对后续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价更高，情绪反应也更为积极。因此，幸福感在个体应对压力事件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Huppert & Baylis， 2004)。而在疫情背景下，考虑到特质焦虑高且人际关系满意度差的个体将会体验到更低的幸福感和更高的疫情焦虑，本研究认为幸福感可能中介人际关系满意度在特质焦虑和疫情焦虑间的调节作用(假设3)。 综上，本研究假设，个体特质焦虑水平越高，疫情焦虑越高，且人际关系满意度有可能通过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进而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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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0年2月13日疫情高峰期间，在线收集了来自中国26个省份的164名被试的疫情焦虑，人际关系满意度和幸福感，被试来自于2020年1月3日开展的一项针对特质焦虑与幸福感间关系的研究，当时测量了222名被试的特质焦虑和幸福感水平。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9~65岁(M = 31.68， SD = 7.90)，其中男性101名(45.50%)，女性121名(54.50%)。因此，将T1和T2时间段的数据进行配对，最终纳入分析的是222名被试数据。 为了有效处理缺失值，我们首先采用Little (1988)的完全随机缺失(MCAR)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检验，所有控制变量和研究变量Little’s MCAR检验结果是显著的，χ 2 (10) = 34.07，p < 0.001，即拒绝完全随机缺失假设。因此，最终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FIML)处理缺失值，该方法被证明是处理非完全随机缺失数据最好的方法之一(Enders & Bandalos， 2001)。 2.2. 研究工具 2.2.1. 特质焦虑 采用中文版《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中的特质焦虑分量表测量人们经常性的焦虑情绪体验，共20个条目。所有题目采用4点评分，1代表“完全没有”，4代表“非常明显”，有一半题目为反向计分题，转换之后所有分数相加总体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特质焦虑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2. 疫情焦虑 采用《公众抗疫心态自检自助表》测量个体的疫情焦虑状况(中国心理学会，2020)。该量表为自评量表，由10道描述性题目组成，全部为单向计分题，参与者被要求回答过去一个月期间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行为和情绪。所有题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无”，5代表“总是”，各个题目相加总体分数越高表明疫情焦虑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3. 人际关系满意度 借鉴前人研究(吴志雄，邱鸿钟，龚文进，2011；Kwan et al.， 1997)，采用1个条目考察被试的人际关系满意度水平(“在过去一个月，你对自己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如何?”)。采用7点计分，1代表“很不满意”，7代表“很满意”，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满意。 2.2.4. 幸福感 采用段建华(1996)修订的中文版《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测量个体的幸福感水平。该量表共18个条目，包含6个维度：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参与者被要求报告过去一个月期间的幸福感水平。转换反向计分题目之后各个维度相加，总体分数越高表明个体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5. 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测量了身体健康状况，具体题目是：你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1代表“确诊新冠肺炎”，2代表“疑似新冠肺炎”，3代表“身体不适(非新冠肺炎)”，4代表“身体健康”。考虑到人口学变量、身体健康和T1幸福感可能会对研究变量造成影响，分析中将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T1幸福感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模型检验。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5.0和Mplus 8.3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用SPSS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分析，同时使用Mplus进行模型检验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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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被试信息匿名、顺序随机和部分条目使用反计分等进行程序控制(周浩，龙立荣，2004)。随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利用SPSS 25.0对问卷所包含的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发现未旋转的第一个公因子方差解释比为26.22%，小于40%临界值，10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可以认为整体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 如表1所示，特质焦虑与疫情焦虑显著正相关；特质焦虑均与人际关系满意度，T1幸福感和T2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同时疫情焦虑均与人际关系满意度，T1幸福感和T2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满意度和T1幸福感、T2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T1幸福感和T2幸福感差异显著，t (163) = 3.70，p < 0.001，说明T2时间点的幸福感相比T1时间点的幸福感显著下降。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study variabl 研究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a 1.55 0.50 — 2. 年龄 31.68 7.90 −0.19 *** — 3. 身体健康状况 3.91 0.28 −0.12 0.01 — 4. 特质焦虑 39.76 9.57 0.05 −0.17 ** −0.17 * — 5. T1幸福感 80.88 12.91 −0.06 0.13 * 0.19 * −0.77 *** — 6. T2幸福感 79.22 13.04 −0.07 0.05 0.28 *** −0.36 *** 0.54 *** — 7. 人际关系满意度 5.13 1.38 0.05 0.04 0.08 −0.38 *** 0.38 *** 0.43 *** — 8. 疫情焦虑 24.79 6.42 −0.01 0.02 −0.19 * 0.20 * −0.30 *** −0.75 *** −0.24 ** 表1. 各个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 注：a性别为虚拟变量，1代表“男性”，2代表“女性”；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平均值(M)，标准差(SD)。 3.3.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 首先，建立T1特质焦虑水平与T2疫情焦虑的简单调节模型，在控制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后，检验直接效应是否受到T2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调节，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c 2 (1) = 0.000，CFI = 1.00，RMSEA = 0.00，SRMR = 0.00。T1特质焦虑水平(β = 0.20， p = 0.03)和T2人际关系满意度(β = −0.16， p = 0.04)对疫情焦虑的效应显著，二者的交互项(β = 0.22， p = 0.01)对T2疫情焦虑的效应显著。因此，假设1和2成立。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T2人际关系满意度在T1特质焦虑水平与T2疫情焦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按照T2人际关系满意度的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被试分组。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T1特质焦虑水平和T2疫情焦虑的关系，在控制性别、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后发现，对于低人际关系满意度组(−1SD)，T1特质焦虑对T2疫情焦虑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 = −0.02， p = 0.89)；而对于高人际关系满意度组(+1SD)，T1特质焦虑对T2疫情焦虑的回归系数显著(β = 0.42， p = 0.003)。说明当个体的人际关系满意度较高时，其T2疫情焦虑随T1特质焦虑水平的增高而提升；而当人际关系满意度较低时，T1特质焦虑无法显著正向预测T2疫情焦虑，低T1特质焦虑水平的个体也产生了较高的T2疫情焦虑，支持了假设2b (如图2所示)。 图2. T2人际关系满意度对T1特质焦虑水平和T2疫情焦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最后，检验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T1幸福感后，检验T2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是否是通过T2幸福感的中介而发挥作用的。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c 2 (1) = 0.001，CFI = 1.00，RMSEA = 0.00，SRMR = 0.00。T1特质焦虑水平(β = 0.14， p = 0.23) 对T2幸福感的效应不显著，T2人际关系满意度(β = 0.27， p < 0.001)对T2幸福感的效应显著，T1特质焦虑与T2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交互项(β = −0.15， p = 0.04)对T2幸福感的效应显著；T1特质焦虑水平(β = 0.11， p = 0.16)、T2人际关系满意度(β = 0.10， p = 0.12)以及二者的交互项(β = 0.09， p = 0.09)对T2疫情焦虑的效应均不显著，但T2幸福感(β = −0.86， p < 0.001)对T2疫情焦虑的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0.13，占总效应(0.22)的59.09%。由此可见，T2人际关系满意度调节了T1特质焦虑水平对T2疫情焦虑的影响，而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T2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而发挥作用的(见图3)。因此，假设3成立。 图3. T2幸福感中介T2人际关系满意度在T1特质焦虑和T2疫情焦虑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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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和高峰两个时间点的追踪数据发现，个体在疫情爆发前的特质焦虑水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疫情爆发时的疫情焦虑水平，人际关系满意度在特质焦虑影响疫情焦虑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并且这种调节作用完全通过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实现。 4.1. 特质焦虑与疫情焦虑：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证实特质焦虑和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可以预测疫情焦虑，特质焦虑越高，人际关系满意度越低，疫情焦虑越高，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Elwood et al.， 2012; Røsand， Slinning， Eberhard-Gran， Røysamb， & Tambs， 201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传播迅速，特质焦虑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察觉这些负面信息，即使没有处于疫情严重的地区，高特质焦虑的个体也会感到威胁，因此高特质焦虑的个体在疫情发生时感到更严重的焦虑情绪。过于严重的焦虑情绪会对个体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如茶饭不思，难以集中注意力(Edwards & Edwards， 2018; Testa et al.， 2013)，因此，针对民众进行焦虑情绪的引导和干预时，需要更加关注高特质焦虑的人群，为其专门开发有效的干预方法。 本研究还发现人际关系满意度在特质焦虑和疫情焦虑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高人际关系满意度的群体，特质焦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疫情焦虑，但对于低人际关系满意度的群体，不论特质焦虑水平如何，人们的疫情焦虑水平普遍较高。除了同时具备高人际关系满意度和低特质焦虑的个体，其他个体基本都对疫情存在较高的焦虑水平。本研究收集疫情焦虑的时间为2月13日，当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5090例(高峰期)，人们在尚未对疫情产生较稳定的认知时持续地接触到大量负面信息，因此，即使个体人际关系满意度水平高或特质焦虑水平低，也会出现严重的疫情焦虑(Liu et.al.， 2020; Rajkumar， 2020)。 4.2. 特质焦虑与疫情焦虑：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特质焦虑对于疫情焦虑的影响是由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所中介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幸福感的自上而下理论的观点(Diener， 1984; 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即个体的幸福感越高，对未来生活事件也会有更高的认知评价和更积极的情绪反应。同时，人际关系满意度在特质焦虑与疫情焦虑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也能够通过幸福感进而影响到疫情焦虑。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在模型加入幸福感后显著降低，无法显著地预测疫情焦虑，说明幸福感在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影响疫情焦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由此可见，幸福感的降低可能是个体产生高水平焦虑的重要环节，而幸福感也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研究在探究特质性焦虑和状态性焦虑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发焦虑干预方式时的行之有效的切入点。 4.3. 当前研究的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支持了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和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同时也从积极心理学角度为缓解疫情焦虑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建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既通过认知与情绪调节降低特质性焦虑水平，又要注意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培育高水平的幸福感，从而有效促进人们在突发疫情之时临危不乱，有效缓解内心的紧张与焦虑情绪。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样本量相对较小，限制了研究结果及推论的外部效度。第二，所有变量测量都是基于问卷测量这种主观报告的方法，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加客观的指标，比如行为观察和分析等等。第三，本实验虽然收集了纵向数据，但时间点较少，因此还需要后期关于疫情焦虑的发展的追踪研究来验证和支持本研究中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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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 T1特质焦虑能够负向预测T2疫情焦虑；2) T2人际关系满意度在T1特质焦虑影响T2疫情焦虑这一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3) T2人际关系满意度对T1特质焦虑影响T2疫情焦虑的调节作用完全通过T2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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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调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在二者间的作用。方法：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与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对318名大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生命意义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自我控制在生命意义感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与调节作用。结论：生命意义感的提升与自我控制的能力提升对预防和干预大学生抑郁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生命意义，抑郁，自我控制，大学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