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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西方客体化批评理论 M. 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 1912~)是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他一生著书多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和批评传统》。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勒内韦勒克认为《镜与灯》是“一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书，是美国学术界在此领域自乔埃斯宾加恩(Joel Elias Spingarn)的著作以来最具有贡献的一本书……该书资料丰富，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来说是一个卓越的资料汇集”[ 1 ] 。此书的主要贡献在于艾布拉姆斯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种种文学批评理论以及种种文学元素都归类为四种。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艾布拉姆斯开篇明义：“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在所有的力求周密的理论中，人们总会用相互比较的方法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别、使之一目了然”[ 2 ] 。接着，艾布拉姆斯仔细分析了这四个要素：作品(work)、艺术家(artist)、宇宙(universe)、欣赏者(audience)，并用图表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此图表，如果关注的重点偏向宇宙，则呈现的是摹仿理论；如果指向艺术家的话，则呈现的是表现理论；如果倾向于观赏者，则呈现的是实用理论。如果单独围绕着作品进行研究，则呈现的是客体理论。接着，艾布拉姆斯对这四种类型理论进行了探讨和阐释。本人发现艾布拉姆斯对客体诗学的阐释远不如其对其他三种诗学理论那样翔实、深入。就连他自己也说：“这种观点在文学批评中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2 ] 。因此，本论文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础上，对客体诗学理论进行更进一步分析和阐释，随之，又对客体化批评理论在中国的状况进行研究。 在讨论了前三种理论后，艾布拉姆斯说：“还有第四个程序，即‘客体化取向’，它在原则上将艺术品从所有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由各个部分的内在标准来评判它”[ 2 ] 。在《文学术语大全》中，艾布拉姆斯有更确切的定义：“客体化批评”视文学作品为独立者，不受诗人、观赏者、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并且，客体化批评将文学作品描写成自足、自主的客体，或者是一个世界自体，有自己的归宿，根据自己的“内在”的标准，如自身各要素之间的连贯性、一致性以及内在性来分析和批评[ 3 ] 。艾布拉姆斯对客体化理论下过定义后，又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入手分析。他认为，亚里士多德首先把“悲剧”和其他艺术种类孤立开来，以它是对某种行动的摹仿为依据确定了它同世界的关系，又因它具有净化人们的怜悯和恐惧的效果而确立了它同欣赏着的关系。亚里士多德“采用向心性手法”将这些外部因素同化成悲剧作品的内在属性。其次，亚里士多德“将悲剧视为客体”，把被摹仿的行为和人物归为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六个成分中。如此一来“悲剧作品本身便可以从形式上分析为一个自我决定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内，情节是悲剧的根本和灵魂，其他的因素都围绕着这个要素。而在悲剧内部，“悲剧情节本身又是一个由各个枝节按其内在的‘必然或可能’的关系所组成的统一体”[ 2 ] 。艾布拉姆斯认为康德是第一个视审美客体具有自足性的人，其后继者是19世纪的“为艺术而艺术”者，和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批评和芝加哥学派以及欧洲的形式主义者。这是客体化理论发展的大致历史轨迹。在《以文行事》中，艾布拉姆斯认为客体化理论存在着两种模式：异世界模式(heterocosmic model)和沉思模式(也叫静观模式contemplation model)。在异世界模式中，“每一种艺术品都成为一个独特的、连贯的、自主的世界”。在沉思模式中，“每一种作品都是自足客体，无功利地以其本身的名义为人们所沉思”[ 4 ] 。异世界模式来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克里斯托弗洛兰蒂诺、塔索、斯卡利杰尔等人，他们开创了诗歌的比喻模式，“诗人不是摹仿上帝的世界，而是像《创世纪》中的上帝一般，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4 ] ，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伽登结合了莱布尼茨的宇宙演化学说，对“某些类型的诗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这一观念进行了发展，他认为诗歌中的非现实因素可以在异世界中存在，因而是合理的，“在此世界是上帝造物，在异世界是诗人造物，诗人就是异世界的造物主”[ 4 ] 。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也认为人的创造和想象将我们引领进入一个新的非现实的世界，将“不存在的东西展示给我们看”。沉思模式的历史根源则在柏拉图的《会饮篇》。柏拉图认为生命最高的善在于“对绝对之美的沉思(绝对之美即理念之理念)”，这种沉思是“全然自足”、“自我封闭”、“自主”的人类灵魂的终极目的。圣奥古斯汀试图将这种观点引入基督教思想，他认为只有上帝作为至美的同时也是至善的，上帝不是因为有用而为人们所喜爱，上帝自身便是目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采用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沉思模式阐释了相似的美学思想。德国哲学家卡尔菲利普莫里茨结合这两种模式说明艺术和诗歌客体化理论的统一标准：“艺术家创作出自已的世界，每一件事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自足的整体，具有自身完整的价值，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其自身之中”[ 4 ] 。莫里茨和康德的这种艺术观点被希勒、施莱格尔、叔本华等人所吸收，使之成为了“专业美学主流中的主要成分”[ 4 ] 。 19世纪初的客体化批评理论结合了康德“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审美无功利”的美学观念，最终发展成到了“为了写诗而写诗”、“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20世纪初，在英美掀起的新批评派把客体化批评理论推向了高潮，使之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其代表人物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从本体论批评的角度，倡导“作品本身为了存在而存在”；威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 和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于1946年合著的两篇论文“意图谬误”、“情感谬误”，就是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在概念上的体现，这也是对客体理论的认同；韦勒克和沃伦于1942年合著的《文学理论》则提倡一种文学的“内部研究”，反对外部研究。其实，真正对客体化诗学下定义的是新批评派先驱、诗人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他于1917年在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首先强调了传统的意义：“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几乎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秩序。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变成了传统。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 5 ] 。艾略特看似在说传统意义的重要性，其实，他否定了“摹仿诗学理论”。诗歌不是“摹仿艺术”而是由“传统意识和历史经验”、“过去和现在”、“有时限性和超时限性”相结合的有机秩序。诗人不是“摹仿人的行为”的摹仿者，诗人要“不断地牺牲自我、不断地消灭个性，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传统] ” [ 5 ] 。正是这个个性消灭，使得艺术更接近于科学、更客观化。艾略特觉得理论阐释还不够说明客体化理论的重要性，他还借用了一个类比：“把一丝纯净的白金放进含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容器里，它将会产生什么效应呢？……当白金丝置入上述两种化学物中时，它们便合成为硫酸。这种化合只是在放入白金丝以后才会产生，但是这种新的合成酸却一点也看不到白金的痕迹，而白金本身也显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它依然是固定的、中性的、无变化的。诗人的头脑就是这一丝白金” [ 5 ] 。艾略特用这个化学比喻否定作家个人情感的作用，以此来强调作家对文学传统继承的重要性。接着，艾略特驳斥了浪漫主义批评家和诗人华兹华斯所提出的“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的来源是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表现诗学理论”。艾略特说：“论诗，就必须从根本上把它看作诗，而不是别的东西……诗歌既不是情感，又不是回忆，更不是平静……诗歌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诗歌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艺术的情感是非个人的” [ 5 ] 。1919年，在论文“哈姆莱特”中，艾略特阐释了怎样借用客体化诗学用于创作：“用艺术形式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客体关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也就是说，借用一套客体、一个场景、或一串事件，把它们变成那个特殊情感的程序方式(formula)，于是，当停留在感受经验中的外部客体物受到刺激时，那个特殊情感立即被激发起来” [ 5 ] 。艾略特用“客体关联物”替代“个人情感”的方法，需要一个程序方式，“这个程序方式”是一个把“个人情感”转化、过滤到高度“智性化”的过程，因为“诗歌创作是智性活动中的最高组织形式” [ 6 ]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把对客体的感受等同非个人的情感感受(an impersonal current of feeling)” [ 7 ] 。艾略特的“客体化诗学”思想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情感”智性化要求的影响。柏拉图认为“智性的客体就是理念”。经过客体化的理念，会进入智性的维度，不会停留在感知区域，这样，人们的欲望能受到理性的控制、调节和管制。“理念”如果是停留在感觉区域，那么，各种欲望包括情欲、懒惰、贪婪，就会被激起，进而毁灭人们的理性区域。一旦理性区域遭到侵扰，人们就会变得疯狂。柏拉图进一步解释说，“人格”包括三个元素：“智性、意志、欲望”，具有理性的人格的欲望首先受意志的控制，然后由理性使其转化到智性维度。柏拉图反复强调，“欲望“元素不能停留在感知区域，因为“感知区域会使没有经过智性化的个人情感会变得狂妄、得意忘形，摧毁道德感” [ 8 ] 。艾略特传承了柏拉图的思想：“高度智性化的情感……能把诗歌与灵魂、精神世界链接在一起”；“智性化的情感”或“客体化的情感”“能代表一个美德” [ 6 ] ；“能阐释基督道义”[ 9 ] 。这完全体现了柏拉图最高级的理念思想：“美是最高级的理念，是绝对、永恒之美” [ 8 ] 。为了强调对个人情感智性化的重要性，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在《论心灵》中的一句重要的话语：“智性是神圣的，且不受情感的支配” [ 5 ] 。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和“客体关联物”创作原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化诗学”批评理论。他驳斥了浪漫主义提倡的“表现诗学理论”，同时也抗衡了“摹仿诗学”和“实用诗学”理论，这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后来的新批评、叙述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有推动作用。 至今，很多学者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对表现诗学、功用诗学、实用诗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如：余虹先生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狄兆俊先生的《中英比较诗学》，刘若愚先生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夏之放等先生的《当代中西审美文化研究》，童庆炳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等等在此方面都有深刻、翔实地阐释。但在中西客体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很少。本论文根据西方学者对客体化批评理论的描述，认为中国文论中也有客体化理论的某些特征，尤其是庄子的“庄周梦蝶”的故事，那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化理论，其次是王国维，他受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影响，用“无我之境”说升华了庄子的客体化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