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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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有关面孔特征影响社会知觉的研究范式 面孔作为人类最显著的外化标志，一直以来便是人们乐此不疲研究的对象。针对面孔社会知觉的研究经历了从分类、评分到内隐判断的过程，其他相关变量的加入也使得研究更具生态效度。此外，对面孔的操控进入数据时代，社会心理物理学(Social Psychophysics)的出现为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可控的实验材料。 4.1. 分类、评分范式 早期的研究致力于寻找面孔特征与社会知觉的对应关系。在面孔的分类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被试根据不同的社会知觉属性对面孔进行分类，如面孔的可信度、能力、吸引力等。对面孔不同社会知觉类型的分类表明人们存在内隐的心理分类机制(Santos et al.， 2016)。这种验证两个类别标签的方式，已经找到了影响社会知觉的多个面部因素，但其局限性在于无法解决元感知机制问题，面孔特征与社会知觉之间可能的假设空间非常之大，无法一一进行验证(Jack & Schyns， 2017)。在多样的面孔信息中，可能有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有的关键因素可能还未被察觉。 面孔是多种社会知觉属性的集合，对面孔不同社会知觉维度的评分可为面孔提供量化的评价。Secord等人(1956)最先进行了面部特征与社会知觉之间的评分实验，发现了嘴唇、眼睛等面部特征与聪明等品质之间的对应关系。Todorov等人(2008)通过对面孔的一系列评分，建立起包含不同社会知觉维度、不同等级的面孔库。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分数一致性的获得可能受趋中效应的影响，也并非所有年龄段都可以使用评分的方式。Jenkins等人(2011)发现，对面孔的社会知觉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面孔吸引力和可信度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评分的有效性。 4.2. 情境结合范式 对面孔进行分类或评分的方式受被试年龄的限制，并且可能具有明显的暗示倾向，因而发展出更具有情境化的研究范式，将内隐的知觉判断以外显的行为表现出来，如创设故事情境、代币信任游戏(Token Quest trust game)、冲突信息提供者等形式(Ewing， Caulfield， Read， & Rhodes， 2015; Mondloch et al.， 2019; Tang， Harris， Zou， & Xu， 2019)。Mondloch等人(2019)创设了“抵御恶龙”、“保守秘密”等不同的任务故事情境，以考察不同情绪下被试的信任选择。在信任代币游戏中，将投入的代币数量看作是选择性信任的程度，将社会知觉判断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Ewing， Sutherland， & Willis， 2019)。与此同时，也可以进行重复代币游戏(Repeat Token Game)，参与双方可以进行多重互动，以此考察信任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发展规律。冲突信息提供范式考察的是在信息提供者(information provider)提供的信息相互冲突或与被试自身经验相互冲突时，被试的信任选择。 当前针对面孔社会知觉的研究不断深化拓展。一方面，对原有的研究范畴继续深化，包括形成机制、作用机制等；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加入行为反馈(Tang et al.， 2019)、信息正确性(唐卫海，钟汝波，许晓旭，刘希平，2019)、提示线索(Ewing et al.， 2019)、文化(Todorov et al.， 2015)等相关因素，丰富对社会知觉的认识。Ewing等人(2019)发现，明确提示可信度与不提示可信度情况下，被试的行为选择并没有显著性差别，被试对儿童面孔和成人面孔的社会知觉也没有明显的年龄偏见。对相关变量的研究使得面孔社会知觉研究更为丰富，也更加贴合实际。 4.3. 基于社会心理物理学的数据驱动面孔信息操控 真实的面孔具有较强的生态性，但缺乏足够的实验控制(Sutherland， Young， & Rhodes， 2017)。随着跨学科文化的发展，社会心理物理学成为卓有成效的社会面孔感知研究领域的方法之一(Jack & Schyns， 2017)。社会心理物理学的核心在于对面孔进行数据操控，以发现特定面部信息与特定社会知觉之间的联系。其发展之处在于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可以对给定的视觉信息空间进行更广泛、更丰富的探索。社会心理物理学的信息采集方式主要采用反向相关法，包括三种形式：面孔局部暴露；添加像素噪声；生成面孔。“面孔局部暴露”的典型方式是“气泡法”(Bubbles)，基本原理是随机遮盖部分面孔，以测试特定面孔信息与社会知觉间的联系(Todorov et al.， 2015)。“添加像素噪声”是指将随机的像素噪声叠加在面孔图像上，以形成新的面孔噪声图像，如使用PsychoMorph工具可以操控面孔的情绪状态。“生成面孔”即将面孔信息进行建模，在此基础上生成面孔，创建反映任意社会知觉的面孔控制模型(Jack & Schyns， 2017; Oosterhof & Todorov， 2008)。 数据驱动的方法创建出丰富的面孔信息空间，从而对面孔进行更精确客观地分析和比较，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其缺点表现在面孔是一个高维、复杂的信息集合，但数据驱动主要依赖于建构模型。这些模型的建立主要依靠主成分分析法(PCA)对面孔进行降维，因而制约着模型的生态有效性，可能无法推广到新的面孔中。但仍不可否认，数据驱动的方法是研究面部社会知觉的强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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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展望 基于以上对面孔特征影响社会知觉的研究综述，今后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 首先，提高面孔社会知觉研究的准确性。面孔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动态信息空间，因此很难把握面孔社会知觉的准确性。从生理水平看，每个面孔都各不相同，每个面孔上都有42块表情肌，因而面部特征的组合便十分复杂(Sutherland et al.， 2017)。情绪表达是面孔线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研究对面部表情能否可靠地表达情感仍有质疑，不同的个体对微表情的识别和判断也并非完全一致(Mondloch et al.， 2019)。Todorov等人(2008)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面孔都有多个相互共变的社会知觉维度，面部特征与社会知觉之间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同一个人的不同图像之间也存在差异，Jenkins等人(2011)研究发现，人们将同一陌生面孔的不同图像识别为不同的个体，而对于熟悉面孔的不同图像则能够完全识别。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一种面孔社会知觉判断优先于另一种，因此不同的性格判断可能有不同的时间阈值(Willis & Todorov， 2006)。今后的研究中应尽量控制面部线索中非模糊的无关变量。Olivola等人(2014)研究发现，控制感知对象的性别、种族和年龄之后，面部知觉判断的准确性便下降到随机水平，因而一些潜在的面部线索可能会影响判断。 其次，探索影响面孔特征与社会知觉关系的更多可能的中介变量。首先是曝光率的影响，Rhodes等人(2003)发现，被试在适应了长相怪异的面孔后，会改变对相似面孔的吸引力评分，影响人们的审美观。社会文化对面孔感知有很大影响，种族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等会形成很大的社会偏见，影响面部的感知和社会知觉(Bruce & Young， 2012)。反刻板印象的情况也有存在，Sutherland等人(2015)研究发现，拥有反刻板印象(不那么女性化)面孔的女性更容易被负面评价。从感知者的角度看，每个人对面孔的感知也并非完全一致，社会知觉的感知还受感知对象先前经验和行为目标的影响，与重要他人相似的新面孔与那些重要他人的面孔评价相似(Günaydin et al.， 2012)。面孔与感知者的性别差异、个体的已有经验、信息的准确性、反馈经验等都会对社会知觉产生影响。 第三，深化研究方法的探索。数据驱动无疑是一项强大的工具，但当前的计算机建模的方式尚未做到对面部线索的完全控制，相关性的获得往往是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得出的。因此，对面孔社会感知基本模型的建立应越来越丰富，尽可能地添加其他相关维度，增强面孔的生态效度(Sutherland et al.， 2013)。人们对社会知觉能力的元认知研究较少，在判断其准确性上存在困难。在材料的选择上，当前研究大多以图片为载体，定格某一瞬间的静态面孔，必然影响信息的丰富程度和有效性；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也受模型准确性和生态效度的限制(Oldmeadow et al.， 2013)。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研究的生态效度，增强研究的外在效度。 第四，注重对面孔社会知觉能力的个体发展研究。对成人而言，根据面部特征进行社会知觉推断似乎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但儿童时期是该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对这一时期的面孔社会知觉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知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已有研究证明，儿童通过认知与非认知线索有选择地相信他人(Charlesworth， Hudson， Cogsdill， Spelke， & Banaji， 2019; Harris， Koenig， Corriveau， & Jaswal， 2018)。Palmquist， Cheries和DeAngelis (2019)发现，4、5岁的儿童对不同面部特征的敏感性并不相同，对面孔可信度的判断能力高于对面孔能力的判断。陈丽君等人(2018)发现，4~6岁的儿童通常将女性化面孔与积极的人格标签联系起来，将男性化面孔与消极的人格标签相联系。唐卫海等人(2019)研究发现，在经验相对缺乏时，4~6岁儿童普遍存在有偏见的选择性信任。Tang等人(2019)研究发现，儿童更信任表达积极情绪的面孔，即使在已知知觉对象“将猫说成是狗”的前提下。Mondloch等人(2019)研究发现，儿童对微表情的理解并没有达到成人水平。这些发现突出了儿童早期出现的复杂社会知觉能力。未来的研究可细化儿童各年龄段的研究，以揭示人类面孔社会知觉的发展过程。 第五，关注面孔社会知觉引发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以貌取人”现象是真实存在的。李梦珠等人(2019)研究发现，在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个体的道德判断受面部特征的影响。Li et al. (2019)采用提名和问卷的方式发现，陌生人对8~13岁儿童面孔可信度的评分可以显著预测其现实世界可信度和同伴接受度。因此，应关注人们对面孔的下意识知觉判断所带来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人们对感知对象“热情”和“能力”水平的判断是引发善意或敌意的重要因素。被视为冷漠且无能的个体往往会引起他人的厌恶和轻蔑，进而被边缘化(Cuddy， Fiske， & Glic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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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性别差异始终是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中的热点话题，大脑结构作为其功能实现的基础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兴趣，然而目前对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的研究，特别是结构磁共振脑影像的结果中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本文回顾并着重探讨了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下不同软件处理平台呈现出的人类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总体上SPM和CAT12软件处理下得到的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是与FSL软件处理得到的结果具有较大差异，最后强调结构图像处理手段的选择要慎重。 关键词 :性别差异，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SPM，CAT12，FSL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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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大脑是心理功能实现的基础，其生理构造又是其基础的基础，理解大脑结构有助于我们理解心理功能对应的生理基础。随着非侵入式磁共振扫描技术的成熟，尤其是静息态和结构态磁共振扫描技术的发展，其稳定性和便利性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广泛认可。结构态磁共振脑影像的易采集性使得从较大样本量上研究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成为可能。 性别差异在大脑结构上的表现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更全面的理解人类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有助于解释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在风险倾向和抗风险能力方面为何不同以及定制不同的干预方案。许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发病年龄和症状学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Central Brain Tumor Regis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2)，例如：女性患阿尔兹海默症(Mazure & Swendsen， 2016)，焦虑障碍(Baron-Cohen et al.， 2011)，抑郁症(Bao & Swaab， 2010)和神经性厌食症(Rutter et al.， 2003)概率高于男性，而男性更容易患上自闭症谱系障碍(Baron-Cohen et al.， 2011)，精神分裂症(Aleman et al.， 2003)和阅读障碍(Arnett et al.， 2017)。此外，性别差异在心理特质和行为水平上也有所体现，例如：男性在心理旋转任务(Maeda & Yoon， 2013)和身体攻击(Archer， 2004)上的平均水平要高于女性，而女性在自我报告中表明相比于事物，其对人更感兴趣(Su et al.， 2009)，此外在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Schmitt et al.， 2008)，宜人性(Costa et al.， 2001)上的平均水平要高于男性。性别作为影响人类认知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大脑作为认知和行为表现的基础，大脑结构和功能上的性别差异的研究受到认识神经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此外，大脑结构研究作为大脑功能研究的基础，我们有必要对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进行深入研究，为后续大脑功能的性别差异的研究奠定结构基础。 在大脑结构的研究中通常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方法(VBM)，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方法是神经解剖学方法的一种，它通过将每幅大脑图像配准到标准模板上，从而消除人与人之间大脑解剖结构上的大部分巨大差异。然后对大脑图像进行平滑处理，使每个体素都能代表它自身及周围体素的平均值，最后比较大脑在每个体素上的图像体积。与传统的形态测量方法相比，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能对大脑进行全面的测量，可以比较具体结构的差异。常用的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方法软件有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 Computation Anatomy Toolbox (CAT12)， FMRIB Software Library (FSL)和FreeSurfer等。 之前的很多研究探讨了样本量和年龄对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的影响，比如Ritchie及其同事的研究中探讨了在大样本数据下性别差异在大脑结构和功能上的表现，Chen及其同事的研究中控制了年龄的变化探讨成年健康被试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Ruigrok等人的研究在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近年来对大脑结构的研究越来越趋于大样本，因此也越来越依赖自动化处理软件平台来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来减少人工处理造成的不确定性，从而研究大脑结构与功能，大脑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大脑结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状，说明我们可能忽视了处理软件对结果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综述，论述在不同的软件下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健康被试性别差异在大脑结构上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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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不同处理平台下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 2.1. SPM下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 SPM是分析脑成像数据序列的软件，主要用于功能磁共振成像，结构磁共振成像，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和脑电图图像的分析等。在分析结构磁共振图像时一般步骤(Ashburner & Friston， 2000)为：1) 空间归一化，将所有T1图像归一化到同一个立体定向空间。通过将每幅图像配准到相同模板，最小化它们之间的差平方和残差实现。2) 利用改进的混合模型聚类分析技术，将归一化后的图像分割成灰质，白质和脑脊液。对得到的灰质图像使用各向同性高斯核进行平滑处理。3) 将平滑处理后得到的灰质图像用于统计分析，定位并推断组间差异。 Chen及其同事(Chen et al.， 2007)研究了411名年龄在44~48岁之间的健康男女大脑结构的灰质区域的性别差异，使用SPM2对大脑结构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将年龄，利手，受教育年限和总的颅内体积作为协变量。研究发现男性总的大脑体积，灰质体积，白质体积和脑脊液均大于女性。对于局部灰质体积，男性在中脑，左颞下回，右枕舌回，右颞中回，双侧小脑半球的灰质体积大于女性，女性在后扣带回皮层，背侧(BA24)，前扣带回皮层，背侧(BA32)，左扣带回(BA24)和右顶下小叶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 D. Good及其同事(Good et al.， 2001)对465名健康成年人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探讨了大脑的不对称性以及性别和利手对大脑结构的影响。使用SPM99对大脑结构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并将年龄和利手作为协变量，分别探讨其对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的影响。其中性别差异对大脑结构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男性总的大脑体积，灰质体积和白质体积，脑脊液大于女性。男性在杏仁核，海马体，嗅内皮层和嗅周皮层，小脑前叶和左前颞上回的灰质体积显著大于女性，女性在右侧颞中，眶外侧，左侧海马旁回，右侧颞横部和额下回，右侧颞平面，右顶下和扣带回，左颞上沟边缘和中央沟边缘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 2.2. CAT12下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 CAT12是基于SPM的扩展工具包，常用于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分析大脑结构的变化。相比于SPM，CAT12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上有更多的优势，比如：CAT12使用内部插值进行计算，在低分辨率图像和各向异性图像中也可以得到更可靠的结果；使用两种去噪方法，在图像分割时更具有鲁棒性；在偏差校正时使用线性配准去改进原始的SPM分割；分割时不需要组织概率图的先验知识等。其一般处理步骤为：1) 校正T1图像的磁场不均匀性，使用DARETL算法进行空间平滑处理。2) 将大脑图像分割成灰质，白质和脑脊液。采用马尔可夫随机场(MRF)模型和部分容积效应提高分割质量。3) 分割得到的灰质图像使用高斯核进行平滑，得到最终用于统计的结果图像。此外CAT12会自动进行质量检测并生成质量评定指数(IQR)，可用于检查图像分割质量或作为后续统计分析的协变量。 Lotze及其同事(Lotze et al.， 2019)研究了2838名健康男女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是否具有独立样本可重复性以及皮层上大脑结构灰质体积的性别差异，使用CAT12对大脑结构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并将年龄和总的大脑体积作为协变量。发现男性在海马旁回，海马体，杏仁核，双侧丘脑，颞极，壳核，梭状回，前小脑半球，枕区，前运动皮层的灰质体积大于女性，女性在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内外侧眶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额极，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侧枕叶，右侧颞横回，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后脑岛，下顶叶，楔前叶，上顶叶，颞上沟，后小脑和右侧丘脑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同时发现海马体与年龄相关，年轻男性在前下海马体的灰质体积大于年轻女性，年长女性在后海马体的灰质体积大于年长男性。 2.3. FSL下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 FSL是一款全面的可用于分析大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结构磁共振成像和弥散张量成像的软件。FSLVBM可用于研究多个群体之间的局部灰质体积的体素差异，由于它不需要关于灰质可能存在差异位置的先验知识，且不存在操作依赖性，所以它是无偏差的。但FSLVBM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有时无法确定得到的结果是灰质有效厚度减少或萎缩的结果，或者是不同旋回模式的间接反映等。其一般处理步骤为：1) 使用脑提取工具BET删除T1图像中的非脑部组织，获得脑提取图像。2) 基于脑提取图像，使用自动分割工具FAST进行组织类型分割，将所有图像分割成灰质，白质和脑脊液。将分割后的灰质图像使用线性仿射配准工具FLIRT将灰质与ICBM-152模板进行仿射对齐，然后拼接平均，最后生成用于具体研究的模板。3) 使用非线性配准工具FNIRT将所有灰质图像配准到生成的用于具体研究的模板上，进行高斯平滑，得到用于统计的最终结果。 英国生物样本库项目采集了5126名参与者的影像数据，Ritchie及其同事(Ritchie et al.， 2018)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在总的大脑体积，皮层下结构，皮层厚度，白质，静息态连接和认知测试方面的不同。使用FSLVBM对大脑结构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分析，将年龄和种族，总的大脑体积，体重作为协变量，分别研究其对大脑结构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男性总的大脑体积，灰质体积，白质体积和14个皮层下结构体积均大于女性，其中皮层下结构包括：双侧海马体，双侧伏隔核，双侧杏仁核，双侧尾状核，双侧背侧苍白球，双侧壳核和双侧丘脑。当将总的大脑体积作为回归变量对每个皮层下结构进行回归后发现双侧海马体，双侧尾状核和双侧丘脑的性别差异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女性双侧伏核体积大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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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在使用SPM和CAT12软件对不同人群的大脑结构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分析的前人研究中，Lotze和D. Good的研究结果均显示男性在杏仁核，海马体的灰质体积大于女性，女性在颞横回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D. Good和Chen的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在小脑，颞回的灰质体积大于女性，女性在扣带回，顶叶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此外，Lotze等人的研究主要发现女性在前额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男性在颞前内侧的灰质体积大于女性，这与Chen及其同事发现的男性在中脑，左侧颞下回，右侧枕舌回等的灰质体积大于女性和女性在后扣带皮层，背侧扣带皮层和右下顶叶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对比SPM和FSL软件下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分析性别差异在大脑结构上的表现的前人研究中，Lotze和Rithie的研究发现男性在海马体，杏仁核和硬膜上的灰质体积大于女性，Lotze等人发现女性左侧丘脑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而在Rithie等人的研究中男性双侧丘脑灰质体积均大于女性，且除了伏状核外没有发现女性灰质体积大于男性的区域，Lotze及其同事和Chen及其同事等人的研究中没有发现女性伏状核的灰质体积大于男性。此外，在与年龄相关的研究中，对总的大脑体积进行校正后，Lotze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男性双侧海马体体积增加而Rithie及其同事的研究没有发现海马体存在性别差异。 从上可以看出SPM和CAT12处理下得到的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可能是因为本身CAT12是SPM的拓展软件，在很多处理步骤的算法上是相同的，其结果差异可能是由于被试年龄，男女不同的激素水平，总的大脑体积，利手和体重等因素引起。CAT12和SPM与FSL处理结果在男性灰质体积较大区域表现出相似性，但在女性灰质体积较大区域，CAT12和SPM得到了较多结果而FSL仅得出在伏状核区域女性灰质体积大于男性。相比FSL，SPM和CAT12得到了更多的结果，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内部算法或者参数值设置不同和阈值差异引起。 目前在关于男女大脑结构上的性别差异的研究中，其结果在总体水平上呈现一致性，比如男性总的大脑体积，灰质体积，白质体积和脑脊液均大于女性，但在皮层上大脑结构或皮层下大脑结构等更细微的大脑结构上得到的结果不具备可重复性和一致性，除了处理软件的差异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原因可能会影响结果，例如：样本年龄差距较大，男女大脑结构在与年龄相关的变化中表现不一致；研究方法不同，有的研究会将总的大脑体积，年龄，体重等作为协变量考虑，有的研究仅考虑大脑结构本身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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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是由复杂的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引起的。本文我们比较了不同软件下健康被试大脑结构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得出了基本结论——男性大脑总体上大于女性，但是也存在以下几点问题有待未来研究解决：1) 目前对健康被试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使用FSLVBM对大脑结构性别差异的研究。2) 无法控制被试年龄、总的颅内体积等相关变量对结果的影响。3) 目前的结论无法说明哪种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软件更适合用于大脑结构的研究。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应该尽可能控制被试年龄、总的颅内体积、平滑核大小等相关变量使用不同的分析软件对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进行更细致的比较，更深入的比较软件算法差异，进一步得出哪种分析软件的分析结果更具稳定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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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发给国内、外旅游业带来的重大打击，通过对疫情后旅游行业的SWOT分析，即：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的分析，得出我国旅游业虽然面临旅游人数减少，旅游业受创的情况，但是也面临着疫情得到控制，消费者消费意向、消费观念发生改变，旅游业行业洗牌等挑战与机遇，提出了通过计算机技术，将智慧化、网络化、大数据等途径，实现旅游服务信息化，促进疫情后旅游业新发展，从而为我国旅游业在疫情后、乃至将来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信息化，旅游业，疫情，大数据，SWOT分析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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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旅游业发展状况分析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层面的需求逐步提高，因而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资源种类繁多，类型多样，旅游景区不断开发，旅游人数增加，都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前提条件。根据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对旅游业自2010至2019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近10年的发展趋势图，即：人数和旅游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2010~2019年旅游人数与收入趋势图 但是，2020年，旅游产业却遭遇寒冬。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的蔓延，旅游业业务量骤减，营业收入减少，企业面临现金流危机等。世界旅游组织报告指出游客会比2019年下降20%~30%，国际收入将减少3000亿~4500亿美元，亚太地区受到的影响较为严重，预计行业产值损失近8000亿美元，4900万旅游从业者可能失业。据环球旅讯做的调查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旅游业2020年面临的困难如图2所示。 虽然我国旅游产业经营受创，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恢复，旅游产业也在适应新形势，在危机中寻找机会，利用优势进行发展。 图2. 2020疫情影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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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疫情下旅游业SWOT分析 1、优势(S)，从表面上看，疫情时景区闭门给旅游业带来极大损失，但是在常年旺季旅游中，因旅客众多，旅游景区不堪重负，旅游企业也忙于应付接待旅客而没有把旅游景区建设与旅游文化进一步深入提升，面对疫情，旅游业可以利用景区无人的时间内，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部建设。在疫情后，有创新改变的旅游企业将在疫情后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从而站在旅游业的前端，完成行业洗牌。再有，疫情后，我国旅游企业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优越的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及社会安全等优势，国内旅游人数将会随着国内游成为游客的首选而增加。 2、劣势(W)，劣势是因封城、人员隔离、交通限制等原因，游客减少，酒店入住率低，收入低，航空业、零售、餐饮以及第三产业旅游工艺品生产等因旅游业受到重创后，整个旅游产业链上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 [ 1 ] 。再有，因疫情影响，人们的收入降低，从而使人们消费更加理性，有缩减未来旅游消费支出的倾向。 3、机遇(O)，首先，因为前期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小区封闭等措施，导致人们长时间居家，压力增大，而旅游可以起到缓解压力，净化心灵的作用，因此，针对人们对户外活动的心理需求，在疫情后，旅游人数可能出现井喷式增加。其次，在疫情后，不符合卫生健康要求的旅游项目将会取消，一些实力较弱的、核心能力不强的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将出现倒闭、并购等现象，从而造成旅游行业的洗牌，这为很多旅游企业带来机遇。再次，由于各国封国策略的采用，全球旅游业因为中国游客的减少也“陷入窘境”，严重依赖中国旅游业的亚太地区更是因为中国游客缺失带来重大的损失，而欧洲和美洲部分地区旅游产业也受到波及 [ 2 ] ，中国游客对国外旅游安全的顾虑，会使更多的人会将旅游目光放在国内，对国内旅游企业来说是重大机遇。 4、挑战(T)，在疫情后，人们更加重视家庭和亲情，注重休闲养生，传统的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变，在面对出现的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旅游企业应如何完善自身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策略，创新和改变旅游模式，保障旅游人员健康安全等问题，都是旅游业面临的挑战。疫情后，旅游业面临着行业洗牌，企业能否适应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能否使企业实现可持续经营，对旅游企业来说都是挑战。 通过SWOT分析，我国旅游业将面临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人们消费观念、消费模式的转变，传统旅游方式已经无法在新形势下发挥良好作用，应改变传统管理模式、实现旅游业的管理模式的创新与提升，而创新与提升的实现要重要的手段是旅游信息化，即要通过旅游信息技术实现旅游业的复兴和发展，信息技术与旅游业的融合策略通常包含互联网 + 旅游、大数据 + 旅游和人工智能 + 旅游、物联网 + 旅游这样四个方面。因此，旅游业的无接触式旅游新模式可以通过这四个主要途径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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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形势下旅游业发展途径分析 1、以互联网 + 旅游，促进旅游业文化提升，提高文旅旅游服务质量 1) 互联网“线上”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实现无接触服务培训。 优秀的旅游信息专业技术人才一直是旅游业所急需的，该类型的人才不仅要懂信息技术，还应懂旅游和管理，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化培养过程是持续和不断升级的 [ 3 ] ，在疫情中，人们更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线上方式，这种工作方式会在疫情后延续下去，针对人们喜欢的线上生活，充分调动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线上学习和培训，采用网课、直播、视频等多种模式加强业务人员素质，提升无人化、无接触服务技术的应用能力，最终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和业务素质。 2) 通过网络管理平台转变旅游企业组织结构 通过企业网络管理平台，实现旅游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开启智慧化管理模式，提高服务质量。通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企业管理信息化的实现，可以保证旅游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实时性，网络信息平台能够及时将数据反馈给管理者，加强景区的运营监管力度，实现运营数据的全展示；在旅游过程中实施监控措施 [ 4 ] 。将整个运营的数据过程全部展现出来。管理员可以对员工进行实时监督，优化员工的工作质量，同时，员工也可以更好的为管理者提供建议，从而实现企业扁平化管理，更有利于信息的沟通，这会对旅游业的服务带来优势，促进旅游业更快速的发展。 2、以智能化 + 旅游，改变传统旅游商业模式，创新旅游产品 根据亚太旅游协会3月13日联合发布的《疫情过后游客出游意愿调研报告》显示，56%的游客选择到国内其他城市或者景区旅游，因此在疫情后，国内游成为旅游重点，而在国内游中近郊旅游会成为各地旅游新热点，在旅游产品中自驾游将成为旅游首选，家庭游受到青睐。 1) 疫情会加速中国旅游业向高质量、智能化方向发展。国内旅游业通过旅游行业的洗牌，实现优胜劣汰，加速行业的转型和升级。将旅游行业通过旅游信息的共享，与互联网相结合，从需求端来看，旅游消费体验趋向分层化、复合化、散客化、个性化等方向转变，对应的企业需要通过智能服务，提供精细化、多元化、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数字文化内容与互联网旅游、智慧旅游、虚拟旅游等新模式联动发展。旅游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媒体的传播特性，建立游客智慧旅游的项目或产品。如科普亲子模式下的“居家非遗手作”、“云上旅游”、“云上美食”等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内容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要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为基础支撑，实施“旅游 + 智能化”战略，推动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培育新业态。 2) 将旅游与移动通信技术相结合改善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与质量，通过互联网实现线上的旅游新模式。在旅游之前，游客通常会根据网络查找出行路线制定旅游计划。这时候，旅游企业可以根据游客的访问信息自动分析，为游客做出提前安排，并提出具有吸引力的出行方案以此来吸引游客。游客根据实际情况对旅游企业提出合理需求，企业根据游客的规划为其提供合适的产品，为游客实现人性化的旅游体验。所以，发展沉浸式体验型旅游模式，引导和培育网络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消费新热点、新模式等。 3) 智能化营销模式的实现，促进旅游业线上业务的推广。在新形势下，通过在线平台，采用云旅游，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营造线上营销场景，通过VR、CR等智能化方式提升游客线上体验经历，从而扩大企业知名度。通过旅游平台、电商平台或者是直播平台推广旅游产品、文化产品，如：抖音、淘宝、快手等平台。 3、依据大数据 + 旅游，增强旅游服务安全性 1) 大数据可以分析人们消费偏好，依据个人状况实现订制化服务。疫情后，旅游产品向健康旅游和高科技品质旅游两个方向发展，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需求，消费者更重视健康和安全，重视旅游质量。因疫情影响，人们收入减少，人们会加大理性消费，也会更注重家庭、亲情等观念，因而旅游产品应向高品质家庭游方向发展，以满足高收入和稳定收入人员的需求。疫情后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度提高，健康是目的，珍惜生命、提高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提高，从而更增加了人们对健康旅游产品的需求，信息化技术中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网上售票自动化、旅游线路推荐智能化、验票程序自动化及游客管理人性化等功能，为实现健康游、品质游提供保障。 2) 大数据可以实现旅游人数的自动监测。大数据通过数据采集、存储、分析以及可视化，可以为人们提供清晰、明了的数据展示。大数据在疫情期间对人员监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武汉封城后500万人的动向问题，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到人员流动图。因而国家快速定位流动人口去向，从而采取更有效的疫情监管策略，保障了我国疫情的防范与控制，从而为我国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所以，大数据信息化也可以应用在旅游人员流动控制上，从大数据中获取人员流动信息，保障人员安全，也通过大数据，对旅游人员层次，消费习惯，消费倾向等分析，从而为旅游业管理者提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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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疫情后，旅游业重组与升级，有的企业面对的是危机，而给旅游业带来更多的是新的机遇，旅游业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大信息化技术的投入，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信息化途径带动旅游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从而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升级和转型，并催生一大批新兴企业和投资、融合，从而带动旅游产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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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风险决策是指在不确定条件下或模糊条件下对决策结果的成本收益权衡。近年来，由于老龄化的影响逐渐成为老年心理学的热点。总体来说，老年人与青年人的风险决策特点因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与相似性。老年人的风险决策主要受到认知能力、情绪、动机、框架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不仅要深入探讨老年人在不同情境领域下的风险决策特点与影响机制，还可以从文化取向、病理性老化等方向做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 :老年人，风险决策，影响因素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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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个人方向、工作选择，还是企业投资、国家议事等，都需要决策的存在。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更甚者，国家正确的决策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及社会观念的转变，2018年，我国老年人口数达1.5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11.9%，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秦敏花，2019)。由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主要决策权也逐渐倾向于老龄化。并且有研究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寿命会更长。大多数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有可能会活到100岁(Vaupel， 2010)。这也就意味着，老年人退休的年龄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其对于决策的判断越发重要。除此之外，老年人上当受骗现象的不断增多也引起人们对其决策的广泛关注。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经常会陷入两难情境下的判断选择，即风险决策。按照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 (1947)的期望效用理论的“理性人”观点，人们在决策时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表现出决策的客观性。即老年人的风险决策应当是客观且理性的。然而Tversky和Kahneman (1981)通过“亚洲疾病问题”首次证实了决策框架效应的存在后，这一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人们开始试图构建一系列理论如前景理论、模糊痕迹理论、齐当别模型等来解释风险决策，并逐渐从认知与情感等角度探讨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如今学术界有关风险决策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基本集中于青年人与儿童，老年人方面相对匮乏。且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老年人的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方向不一，影响机制也并不是很清晰。因而本文拟对老年人风险决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描述老年人风险决策的特点，并从认知、情绪、任务情境、框架等方面揭示老年人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以尽可能探讨老年人风险决策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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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老年人风险决策的特点 风险决策是指在不确定条件下或模糊条件下对决策结果的成本收益权衡。这里提到的风险是特指人们对损失可能性大小的分析和判断。面对风险人们有两种反应：趋近(冒险行为)或规避(风险规避行为) (吴燕，周晓林，罗跃嘉，2010)。大众普遍的看法是，老年人由于年龄的优势、依赖个人的生活经验，在决策上更加谨慎、更倾向于风险规避。与青年人相比，一些研究确实表明老年人有更少的风险寻求：Okun (1976)指出，老年人在决策任务中更倾向于选择保守选项；在计算机赌博任务中，Deakin等(2004)发现人们的冒险行为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少；夏维海等(2017)采用哥伦比亚卡片任务将决策的加工方式分为情感加工与审议加工，指出情感加工条件下，老年人比青年人更倾向于决策规避。并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即老年人因感知到时间所剩无几，更注重个人的情绪调节，避免消极体验来解释这种偏好(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还有研究者从毕生发展的角度，设置投资决策任务，探究决策者角色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投资决策中，大学生组的冒险倾向显著高于老年组(金力炜，2019)。然而有一些研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样是用到哥伦比亚卡片任务探讨，有研究认为总体上，在风险寻求上不存在年龄差异，但是年龄和环境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Huang， Wood， & Berger， 2013)。喻婧和饶俪琳(2014)也认为正常老化的老年人与青年人的风险决策没有显著差异。通过设置不同情境来探究老年人面对风险的反应，有研究者发现老年人在受益情境下倾向于规避，而在损失情境下倾向于趋近(谭九霄，2015)。若将决策任务情境设置为正框架与负框架，在负框架下，风险决策没有年龄差异(Best & Charness， 2015)。近期有研究将任务情境分为受益框架与受损框架，发现受益框架下老年人比年轻人更保守，而损失框架下，不存在年龄上的显著差异(刘云瑞，2019)。 总结来说，大部分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风险规避，但是受到环境等的影响也会发生偏转，表现为风险寻求。虽然目前有关老年人与青年人在风险决策上的差异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但也可看出，老年人的风险决策是多个变量交互的结果。它可能因为任务情境的变化或是个体认知的差异等原因发生不同的反应。大众对于老年人保守的看法，也许是受到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影响，认为老年人由于经验的积累会在风险决策中更加小心翼翼。但这却忽视了年龄以外老年人认知神经的发展以及个体特异性等多方面因素。并且，这种大众的刻板印象也很有可能影响老年人的风险决策。这也说明，老年人的风险决策特点比起青年人及儿童更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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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展望 综上，老年人的风险决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认知能力、情绪、动机、心理距离、权力等，因而与青年人对比更加复杂。国内关于老年人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还是较少。而纵观中国老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人格、情绪情感探讨较少，既缺少前沿的基础研究，也缺少对复杂能力、复杂情感等的系统研究(彭华茂，2017)。一方面，在老年人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中，认知神经机制是基础，情绪与动机虽然逐渐成为热点，但是对其的剖析仍然不够，未来应该更深入的探讨内在的影响运作机制。在情绪方面，是否诱发与持久性仍是问题，或许可以结合脑电等新兴技术进行诱发情绪成功等方面的确定。而关于老年人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许多学者也更深入这一方向。但对老年人框架效应的解释中，大量理论更多的是推导，而缺乏实证。因此，未来需要在更多研究的基础上对老年人的框架效应做出解释。另一方面，老年人决策策略也可能成为影响其风险决策的重要原因，建议可以就决策策略的选择主动性上进行探讨。之前的大多数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仅仅是为自己考虑风险，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为自己决策与为他人决策的情况探究，但数量较少。后续研究可以更深入探讨老年人为不同人做出风险决策的特点以及内在的原因、影响机制。最后，还可以探索文化取向对老年人风险决策的影响。同样是进行的哥伦比亚卡片任务，国内与国外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Huang et al.， 2013; 夏维海等，2017)。由此可见，文化也是风险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不同文化取向的老年人风险决策过程进行对比，或许亦可发现一些忽略的因素。 另外，虽然老年人的决策情境多与生命、金钱方面相关，但却不止于此。老年人的生活亦是丰富多彩，建议可以将情境向娱乐、生活、工作等方面扩展，探讨老年人在其他任务领域风险决策的特点。与现实接轨，提高生态效度。此外关于老年人风险决策的研究往往受到被试的影响，导致其不能推广，无法真正起到现实作用。建议之后的研究多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并将注意较多的关注到被试方面，以期获得广泛的认可性。例如，许多研究表明，正常老化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并不存在决策差异(Huang et al.， 2013；喻婧，俪琳，2014)，因而可以选取病理性老化的老年人为被试。如Rosa等(2017)对糖尿病患者在风险的反馈处理上的相关因素的探讨，以及对AD患者决策行为的研究(Sinz， Zamarian， Benke， Wenning， & Delazer， 2008)。对与病理性老化相关的研究既可以探知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也能针对性的提出更好的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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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主要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居家隔离期间3~6岁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变化和家庭教养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学前儿童的生活作息有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疫情居家隔离期间起床更晚、运动量更少。而且，大部分学前儿童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表现出比往常更多的负性情绪行为。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负性情绪行为与溺爱型、放任型、专制型和不一致型四个教养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与民主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结合本研究的发现，文末提出了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下幼儿情绪行为问题的干预措施和行动策略。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家庭教养方式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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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自2019 年 12 月武汉市确诊首例新型肺炎患者以来，疫情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心理等各个领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鉴于新冠肺炎具有较强传染性及人群普遍易感性，为了阻断疫情的传播，武汉乃至全国各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防疫隔离措施(如，居家隔离、减少外出等)。而且，抗疫初期与农历春节假期的重合无疑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此外，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以避免疫情向校园蔓延。这些防疫措施一方面有效地遏制疫情的扩散，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心理行为产生影响。例如，最新数据发现，武汉民众在“封城”期间处于焦虑、愤怒、敌意和失望等负面情绪较高的状态(赵楠等，2020)。在疫情背景下，人们的自主行为和活动范围受限、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经济收入不确定性等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容易使人处于相对被动和焦虑之中(李泽洲，2003；Coyne & Downey， 1991)。因此，面对疫情危机，除了关注个体的生理健康，关注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学前儿童是更为脆弱的群体，幼儿因受自身认知发展的限制，可能难以理解疫情所带来的变化，因而更容易产生不解和恐惧等负性情绪。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需要面对长时间不能出门、活动与游戏的范围变小、不能与同伴见面游戏、玩具失去新意等生活方式的限制与变化，因此，幼儿的需求可能不能得到满足从而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同时，父母与幼儿在家庭中的相处时间和互动频率增加，而且当幼儿处于学前阶段时，自主行为能力有限，对父母较为依赖(徐安琪，叶文振，2002)。居家隔离期间，父母是幼儿最亲密和陪伴时间最长的人，父母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可能会传染给幼儿，从而导致幼儿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幼儿更容易产生紧张、害怕、焦虑、痛苦、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一直是近年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其主要包括内化如焦虑、抑郁，外化如攻击性行为(Mcelroy， Shevlin， & Murphy， 2017; Simsek， Erol， Öztop， & Münir， 2007)。幼儿的情绪受年龄影响，具有情绪易外露的特点，情绪管理能力还处于发展阶段，学前儿童阶段的幼儿在负面情绪出现时，通常倾向于使用哭、摔物体、攻击等行为方式来表达其负面感受(惠秋平，2013)。而且，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子交往可能更容易诱发幼儿情绪行为问题。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下的学前儿童情绪行为的变化，以期及时协助幼儿管理情绪和正确表达情绪，帮助幼儿建设坚固的心理防护，让幼儿顺利度过特殊时期。 疫情期间，家庭是幼儿一日生活的中心场所或唯一场所，幼儿生活、学习、活动、游戏等均受着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与儿童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和情绪行为问题关系密切。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中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具有相对稳定性。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的情绪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专制型、忽略型和权威型父母会增加幼儿负面情绪(施媚妮，2017；Brennan， Shaver， & Tobey， 1991)。此外，有研究显示，参与支持式的教养方式会降低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出现频率，父母强制敌意的教养态度是导致儿童抑郁或焦虑的主要因素(Macalli et al.， 2018; Maloney & Tolan， 2018)。本研究考察新冠肺炎疫情下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变化，探究在疫情下父母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负性情绪行为的关系，以期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下为幼儿的情绪行为问题提供行动策略和预防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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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3~6岁的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重点调查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负性情绪行为变化情况和家庭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变化的相关性。首先，对性别、年龄、是否独生、隔离时期居住地等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对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基本生活习惯与负性情绪行为变化进行卡方检验；然后，对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倾向的分布、性别差异和主要特征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最后，使用相关分析考察不同家庭教养倾向与学前儿童负性情绪变化的关系。 受疫情影响，问卷调查在问卷软件上进行发放，由学前儿童抚养者在网页上独立完成填写，发布时间为2020年3月21日至2020年3月27日，共回收有效问卷116份。这些幼儿的家庭自疫情爆发后均自觉遵守了居家隔离的防疫措施。调查的学前儿童中独生子女33人(28.45%)，非独生子女83人(71.55%)。男孩59人(50.86%)，女孩57人(49.14%)。3~4岁学前儿童50人(43.11%)，4~5岁学前儿童31人(26.72%)，5~6岁学前儿童35人(30.17%)。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居住于市区有63人(54.31%)、城镇19人(16.38%)、乡下34人(29.31%)。父亲的学历情况分别为初中及以下18人(15.52%)、高中/中专/职业教育23人(19.83%)、大专20人(17.24%)、大学本科42人(36.21%)、研究生及以上13人(11.21%)；母亲学历情况分别为初中及以下18人(15.52%)、高中/中专/职业教育27人(23.28%)、大专18人(15.52%)、大学本科49人(42.24%)、研究生及以上4人(3.45%)。整体来看，调查对象大部分为多子女家庭，学前儿童性别及年龄分布平衡，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主要居住于市区，父母教育水平占比最大的是大学本科。 2.2. 方法 2.2.1. 基本情况调查表 内容包括是否独生、幼儿性别、幼儿年龄、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居住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信息。 2.2.2. 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杨丽珠和杨春卿编制的幼儿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考察家庭教养方式(杨丽珠，杨春卿，1998)。该问卷总体上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同质性信度为0.711，分半信度为0.852，重测信度为0.825。该问卷共有40个条目，分为溺爱性、放任性、民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五个纬度，采用5点记分法(“从不”记1分，“很少”记2分，“有时”记3分，“经常”记4分，“总是”记5分)，得分高低仅表示家长教养方式的倾向，分数越高，表明教养方式的某一维度越突出。 2.2.3. 幼儿基本生活习惯与情绪行为变化问卷 结合疫情居家隔离的特殊情况及正式发放问卷前预调查的结果，参考我国研究者自编问卷的相关内容，以学前儿童消极情绪延伸的外部行为作为变量以考察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变化，本研究自编了3~6岁幼儿情绪与行为变化的问卷用于调查学前儿童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基本生活习惯、幼儿负性情绪与行为变化情况。该问卷共有20个条目，问卷均由幼儿抚养者针对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的实际情况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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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文选取疫情居家隔离的3~6岁学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重点调查疫情背景下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变化情况和家庭教养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究两变量的相关性。 4.1.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一半以上的学前儿童出现了一些比往常更频率的负性情绪行为，但是，极少部分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出现较大的变化。针对每一项负性情绪行为表现的分析结果显示未出现某一负性情绪行为表现的人数显著地高于出现了某一负性情绪行为表现的幼儿人数。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产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自身认知、家庭环境、外界生活环境等。本研究的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学前儿童因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的基本生活习惯出现了一些变化，起床时间显著地更晚、运动量显著地减少。相比在幼儿园，幼儿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生活自由且随意，家庭在作息、饮食等活动上没有严格的秩序和相对有限的时间要求，而且活动空间以及活动的内容与项目也受到了限制，可能使得幼儿的生活习惯出现了以上变化。研究者认为，学前儿童在满足其安全和爱的需求的情况下会产生愉悦的情绪体验；反之，当客观情景和事物与幼儿的目标和观点相违背，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时，则会产生不愉悦的体验(傅小兰，2016)。显然，新冠肺炎疫情下居家隔离期间的环境给学前儿童的行动造成了极大阻碍，从而使得部分幼儿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体验，并外在表现为发脾气、大喊大叫和耐心缺失等情绪行为。 4.2. 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情绪行为的关系 在所调查的家庭中，一部分家庭是多种教养方式显著共存，一部分家庭是仅一种教养方式显著突出，且民主性是绝大部分家庭教养方式的第一倾向。这表明大部分的家长对民主性教养方式持认同的态度，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倾向于民主性教养。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接受本次调查的父母大多是80后和90后，大部分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树立了科学的儿童观和育儿观念，因此民主性在五个因子中尤为突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前儿童情绪行为与其家庭教养方式息息相关。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学前儿童的负性情绪行为与溺爱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四个教养因子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民主性教养因子呈显著的负相关。换而言之，溺爱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四种教养倾向越明显，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更多地出现焦虑、紧张、害怕、痛苦、哭泣、退化和攻击等外显负性情绪行为，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一致，均发现民主性教养倾向越明显的家庭，学前儿童的负面情绪(如焦虑)越少(e.g.，刘佳，2015；施媚妮，2017)。 4.3. 相关的措施与建议 4.3.1. 保障幼儿有规律的作息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背景下，疫情居家隔离的防护措施打乱了幼儿以往规律的生活作息，例如，本研究发现了幼儿的运动量显著地减少、起床时间更晚等。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父母有必要帮助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幼儿园教师可以采用线上的方式辅助家长引导幼儿调整生活作息安排(如，早睡早起、适度运动、规律饮食等)，共同帮助孩子在结束居家隔离后回归到正常有序的生活中，以期让幼儿更快地重新适应幼儿园生活。 4.3.2. 引导幼儿表达情绪并积极回应 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幼儿对疫情相关防护信息(如，为何不能上幼儿园)无法理解，因此，幼儿可能产生好奇的心理，同时可能烦躁、焦虑甚至乱发脾气。家长首先需要接纳和宽容学前儿童的情绪，允许学前儿童对自身的体验与感受进行表达，给幼儿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和机会。成人对于幼儿消极情绪所持的态度及其归因，是情绪教育观构成的要素之一(Eisenberg et al.， 2001)。研究表明，不管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若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给予合理的关注、评价和教导，满足幼儿得到家长关注的心理，让幼儿感受到被支持、理解和保护，都能给孩子的多方面能力和社会性发展带来正面影响的效果(Denham， Bassett， & Miller， 2017)。关注幼儿的情绪情感是做出积极回应的保障。当然，并非所有的情绪反馈都会使儿童找到正确应对情绪压力的策略，因此对幼儿情绪做出有效反应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比如，在做出反应之前需要仔细全面地观察幼儿，对幼儿当下表现出的情绪保持敏感；对幼儿正在体验的情绪做出非判断性评价；使用变化的情绪词语对幼儿正在经历的情绪做简单的陈述；帮助幼儿改正不恰当的情绪表达方式等。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游戏可以帮助幼儿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陪孩子玩扮演角色的游戏，让孩子扮演“医生”、“父母”等主动角色，让孩子从在疫情期间的“我不能”过渡体验到“我能”的自主感，从而获得情绪上的满足与补偿。 4.3.3. 家长做好情绪示范 以往研究表明，3岁幼儿已具备对情绪语音、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傅小兰，2016)。疫情期间，家庭成员交流时的表情、语调和姿态等都是学前儿童获取生存环境相关信息的重要线索。相比往常，幼儿陪伴者如父母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递着负面情绪，例如，因疫情而对生活和工作等方面而焦虑的情绪信号(赵楠等，2020)，对于幼儿的需要不能给予及时、热情的回应，周围环境中更多的负面回应则会导致部分幼儿更多地将生理唤醒评定为焦虑、内疚等消极情绪，继而表现为发脾气等外部行为。家长是学前儿童情绪社会参照性学习的对象，Altshuler和Ruble (1989)发现学前儿童主要依赖抚养者的支持和帮忙进行情绪调节。因此，家长为儿童做出真诚合适的情绪示范是家庭情绪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日常生活中家长的面部表情、语气语调、情绪表达的时间和方式等行为都是学前儿童能轻易捕捉到的信号，接收信息与观察的过程是学前儿童进行学习的过程。因此，家长应重视自身的情绪示范作用，准确把握情绪示范的时机，有意识地调节自身的情绪行为，适宜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为儿童树立一个积极、乐观的情绪示范榜样。 4.3.4. 反思教养方式 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来自于各成员良好心理素养的结合，民主健康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儿童情绪的发展。幼儿开始出现自我意识后，不但能感受到消极情绪，同时也能够意识到如何借助他人和自身力量改变消极情绪(傅小兰，2016)。成人在育儿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抚育行为方式和态度倾向，越民主的教养方式越有利于儿童与抚养者之间形成亲密、稳定的依恋关系，其正面影响着学前儿童的情绪发展。研究发现教养方式与情绪性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家长可以多了解自己的教养方式和幼儿的情绪需要，培养幼儿良好的情绪能力，帮助幼儿更好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