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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社会政治背景——萨克斯悲剧的外因 4.1. 动荡的六、七十年代 小说中，“炸弹”贯穿始终。萨克斯经常谈到炸弹，称自己是“最早的炸弹儿童”，并认为炸弹是将他们与历史上的所有其他阶段区分开来的分界线 [ 9 ] (p. 25)。奥斯特用炸弹这一暴力承载物书写了美国一段重要历史阶段。美国历史从不缺暴力。从1950年到1953年，它卷入了朝鲜战争；1961年到1973年，它又卷入了越南战争。“一部60年代的美国史被谋杀、刺杀事件弄得伤痕累累” [ 11 ] 。六十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升级，校园纵火案、爆炸案、暴力冲突等事件层出不穷。仅1968年1至5月，全美就发生了10起校园建筑被炸事件。4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震撼美国社会，此后政治暴力行动不断发生。同年秋天，爆炸与纵火事件比春天增加3倍。1969年上半年，全国3/1的学生卷入抗议示威活动，街头战斗、爆炸和纵火事件是1968年秋的两倍 [ 12 ] (pp. 330-332)。 对暴力事件，尤其是爆炸事件多年的耳濡目染，使萨克斯内心恐惧的同时，也使炸弹深植于心。后来当他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写作对抗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且又被提供“炸弹”这一便利条件时，内心深处的暴力意识便被唤醒，成为他完成新的生存使命、获得个人救赎的工具。没有人天生暴力，诉诸暴力解决问题，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暴力导致创伤，却又滋生更多暴力。历史在不断重演。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暴力事件不断。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个人和社会体制有相互支撑的作用 [ 6 ] 。社会不稳定，无法为个人提供支撑，个人行为就不会稳定。不稳定的个人行为反过来会影响社会的安宁，促生更多不稳定因素。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尤其是曾经经历过创伤的社会。 4.2. 里根政治 科米尔等认为创伤具有社会政治属性，它不仅仅是科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历程，更是在特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建构历程 [ 3 ] (p. 4)。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语境一定会影响个人的心理感受。在80年代里根的“美国新秩序”下，萨克斯的位置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他的听众群“越来越小”；他被视为“大倒退”、“跟时代精神脱节的人物”；“任何反对右派的有效力量都土崩瓦解”，“民主党屈服了，左派消失了，媒体哑巴了”，“所有论据都突然被对方窃取，高声抗议被视为无礼”；他假装不在乎，但论战让他精疲力竭，逐渐对自己失去信心”，“灾祸临头之感在他心头日益积聚” [ 9 ] (pp. 119-120)。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萨克斯坠楼。家庭原因造成的慢性心理创伤使他缺乏面对新灾难的耐受力和恢复力。当话语权丧失，理想被“窃取”，且无力反抗时，“自杀”便成了逃避的途径。因此，里根政治是萨克斯坠楼的促因之一。 里根善用媒介并颇善言辞。很多美国人认为他重振了美国并结束了1970年代的噩梦 [ 13 ] (p. 1)；有人认为他重建了美国的伟大之处，保护了他们的自由不受共产主义侵害，并给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希望和骄傲 [ 14 ] 。盖洛普调查显示，战后最伟大的总统评选中，肯尼迪位列第一，里根排名第二 [ 13 ] (p. 11)。甚至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继罗斯福之后最伟大的总统 [ 13 ] (p. 402)。正因为如此受大众欢迎，里根在执政期间成功控制了主流话语权，让异议无处申辩。说话人权力越大，就越有能力定义现实，他的言论也更容易盛行 [ 4 ] (p. 4)。尽管如此，他仍然饱受争议。历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认为里根革命使美国陷入混乱：贫富差距急剧增大，左翼组织被关闭，失业盛行，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里根拥有“占有政治对手词汇并赋予它们全新涵义的可怕力量”。左派称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的人民为“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s)，而里根将前尼加拉瓜独裁支持者、屠杀数百万同胞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以及阿富汗反对妇女公共权力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等都称为“自由斗士”。他窃取了左派对于“自由”的定义，并赋予它让左派无法接受的新涵义。他成功改变了政治话语。到90年代，几乎没有政客愿意承认自己是自由派 [ 15 ] (pp. 320-324)。另外，他给了越战崇高的理由，掩盖了其侵略本质。这虽然安抚并迎合了很多美国平民和士兵的心理诉求，但同时也否定了曾经的反战人士和知道战争真相的人。萨克斯和迪马吉奥都是反战人士。当错的被说成对的，自由与正义会变味，这种扭曲容易成为极端行为的诱因。 寻找生存使命是恢复的重要一步。生存使命能激发受创者的主动权、力量和足智多谋，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同盟并与同盟有共同的目标。在为别人、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也能自我治疗。参与公益活动，追求公平正义等都可能成为生存使命 [ 4 ] (p. 149)。坠楼之前，萨克斯通过写作抨击社会现实。写作便是他的生存使命。然而，在里根时代，当他失去听众和话语权时，他的生存使命被剥夺，生命随之失去意义。后来当他决定使用暴力手段来反抗政治暴力时，他找到了新的生存使命。这使他感到幸福、充满力量，觉得重获自由 [ 9 ] (p. 261)。在暴力的社会中，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会引发新的暴力。里根的政治便引发了萨克斯的暴力反抗。 4.3. 越战之殇 越战本是扩大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随着战争不断升级，被派遣的士兵数量不断增加，到1967年底，侵越美军已近50万人。随着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战争性质的明朗，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除了学生，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反战运动，很多一度支持越战的报纸和杂志也开始对越战持怀疑态度 [ 12 ] (pp. 300-302)。因为战争的性质，回国后的越战老兵没有被看成英雄，反而被一些年轻人唾弃。战争导致创伤，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对越南人民的负罪感、对国内虚伪政治的失望，以及人们对待自身的不满态度等又对越战老兵造成了二次伤害。 据报道，有超过一半的越战老兵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将近一半患广泛性焦虑障碍。相比普通人，越战老兵患抑郁症、强迫症、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等疾病的概率要高很多；他们很难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尤其是婚姻和亲子关系 [ 16 ] 。自1975年起，越战老兵自杀人数比整个越战中死亡人数还要多。此后，自杀率逐年增高，并且在1990年达到最高峰；另外，老兵车祸发生率和离婚率明显高于常人；目前仍有3万老兵在监狱 [ 17 ] 。种种迹象表明，越战给参战士兵造成的心理、生理创伤是毁灭性的。 赫尔曼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暴力死亡或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会使士兵进入超级紧张状态(hyperstress statement)并逐渐引起过度反应。对战争强烈的恐惧感和无助感会引发交感神经系统对微小刺激物的过度警觉，似乎危险近在咫尺。因此受创者容易受惊、失眠、易怒 [ 4 ] (p. 25)。迪马吉奥是越战老兵。战争让他对美国、对政治、对自己人生有了崭新的理解。他反战、离开军队，并为此入狱。因为战争，迪马吉奥从身体，到性格，再到思维、行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战争造成的创伤使他缺乏安全感，对外界一切潜在的不安全因素高度紧张并过度反应。常人眼里正常的举动在他眼中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生命。所以当热心、纯真的男青年德怀特一再试图接近并企图提供帮助时，他连开数枪将其击毙。萨克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愤怒吞噬，杀死了迪马吉奥。生前，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迪马吉奥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不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促使他认为“某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具有道德合理性”，如果使用得当，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引导公众认识到体制权利的本质 [ 9 ] (p. 257)。因此，他选择炸弹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萨克斯深受迪马吉奥的启发，选择使用暴力手段来对抗政治暴力，去制造“以前未能达到的影响力”。他选择炸毁自由女神像复制品并留下正义的宣言，来对抗当时政要对“自由”的扭曲，让美国审视自身，弥补不足。越战影响的不只是参战士兵，也影响着生活在这一群体周围的所有居民，是社会稳定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