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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群体决策的展开与依据决策结果而采取行动的阶段 在群体任务得到确立以后，群体成员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便是依据群体任务而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对于这一过程，“理性决策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常见的解释：首先，群体成员需要依据特定的群体任务来制定一个群体行动的目标，而在制定出群体目标之后，群体成员需要为群体目标的实现来设计多种行动方案，而在多套方案当中进行选择以确保最优方案能够得以实施则是群体成员在该环节当中所需要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 4 ] 。赫伯特·西蒙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同样也提到了该模型，而西蒙本人则对该模型做出了进一步的改造以使其更加符合决策活动的实际情况 [ 5 ]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群体决策问题同样引起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斯塔瑟本人以及后续的一些研究成果向我们揭示了信息分布状况对于参与决策活动的群体成员的偏好以及基于偏好的方案选择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信息是否完备或者说有关决策的各类信息能否在参与决策的群体成员之间进行完全共享首先会对决策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在信息完全共享的情况下，决策者的偏好将趋于一致并完全能够选出最优方案，而当信息无法完全共享时，不同决策者的偏好很容易产生冲突且各自的选择结果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最优方案很难被决策者共同选出。与此同时，信息提取的偏差程度或者说信息共享程度(半共享或完全不共享)，任务的类型(智力型与非智力型抑或是风险型与非风险型任务等)以及决策者的个体差异(与决策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的富裕度差异或者是个人的智力水平差异等)同样也会对决策者的偏好以及最终的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 6 ] 。此外，“结构变量”、“文化变量”以及“资源变量”对于群体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群体内部的年龄与能力、个性与专业等结构以及不同类别的决策文化与资源完全能够对决策过程与决策结果产生作用 [ 7 ] 。而群体规模、群体内成员的领导风格 [ 8 ] 以及群体冲突 [ 9 ] 对于群体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理性决策模型”告诉我们，在决策活动的第一阶段，决策者需要制定一个或多个行动目标，而在对目标的制定过程进行观察时，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由群体任务分解得来的目标与从群体成员偏好出发所制定的目标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甚至是冲突。举这样一个例子：某人果园里的果子长成熟了，而且据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就会有大风与冰雹过境，为了帮助这个人在恶劣天气到来的前一天摘掉树上所有的果子，他的四个朋友来到了他的果园中。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有效避免恶劣天气带来的损失，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之后，群体成员认为摘掉所有的果子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当前的群体任务就是摘掉全部果子。而通过清点果子的数量，群体成员发现树上的果子刚好有5000个，也就是说，群体当中的成员每人只需要采摘1000个果子便可以完成前面提到的群体任务。对于每一个成员而言，其各自的目标就是摘1000个果子，而群体的总目标就是要在一天之内采摘5000个果子。上面这种制定目标的方法显然是从分解群体任务开始的，在这一目标制定过程中，群体任务与群体目标始终保持统一，也就是说，只要实现群体目标，那么群体任务就能够完成。然而，当我们从个体偏好出发来制定相应的目标时，前面所提到的不一致现象也就出现了。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依然是摘果子，但是群体内成员觉得在一天之内每人摘掉1000个果子实在是太吃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员A的偏好为自己只采摘其中的500个果子，然后让其他成员帮助自己采摘另外500个果子。群体成员B的偏好为自己先抓紧摘完1000个果子，然后再帮助别人摘果子。群体成员C的偏好为自己先采摘500个果子然后再设法另外雇佣一些人来帮助自己摘果子。群体成员D的偏好为尽最大努力去摘果子，即使摘不完留到明天也没有关系。而群体成员E，的偏好为不需要摘果子，等到大风过境以后另外4个人共同给果园主人捐款以弥补损失就可以。在群体内的5名成员偏好各异的情况下，其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以此来确保群体目标与个人目标能够与群体任务保持一致，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个人目标以及由个人目标加总或整合而来的群体目标可能会与群体任务并不一致。如果群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来制定个人目标，那么这些个人目标与从任务出发分解而来的个人目标(每人采摘1000个果子)将会大不一致，而将这些个人目标加总或整合以后所得来的群体目标显然也会与群体任务并不一致，因为群体任务是摘果子，而群体目标则变成了尽可能地避免果园主人的损失，而此种情况下群体目标与群体任务的不一致也就意味着这种群体目标与前面所提到的由任务出发而分解得来的群体目标之间的不一致，而目标不一致所带来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会产生额外的损耗或者说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会在无意之中将个人偏好带入到决策活动当中，而那些由偏好出发所做出的决策其实已经或多或少地催生了“额外成本”。赫伯特·西蒙曾经指出知识与技能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完备等因素完全能够限制人们的决策活动进而使人们无法制定并挑选出真正意义上的最优方案，而次优方案的选择无疑会给决策者以及决策结果的执行者带来额外的成本。而现在，我们则说偏好的引入同样能够为决策者带来额外的成本，与此同时，偏好也会使“理性决策模型”当中决策者的理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下降，而为了避免偏好所带来的额外成本，群体成员有必要从群体任务出发来制定群体目标，这将会降低群体成员偏好差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接下来的群体决策活动当中，群体成员会围绕特定的群体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备选方案，在制定出多种备选方案之后，群体成员会对每一条备选方案的投入与产出进行分析并从中选择那些能够使群体收益最大化的方案来加以实施，这便是“理性决策模型”在目标制定环节完成之后所设计出的基本步骤。而不论是在备选方案的制定与选择阶段，还是在接下来的方案实施阶段显然会始终存在着群体成员之间的群体互动。备选方案的制定阶段要求群体成员之间彼此交换其所拥有的信息与其他各类资源，而在备选方案的选择阶段也需要群体成员依照特定的标准来进行选择。群体成员的共同参与与互动不仅能够提升决策环节的效率，更能够有效提升群体成员对于决策方案的认可与接受程度。而在依据决策结果采取行动或者说在实施决策方案的过程中，这种互动同样会贯穿始终。依据不同的任务类别、不同的资源状况、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群体成员会相应的选取不同的组合与互动方式，而适时调整互动方式的目的则是要确保群体产出的最大化以及群体目标的实现和群体任务的完成 [ 10 ] 。即使是在由群体任务分解出群体目标的过程中，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互动也依然不应当被人们所忽略。 从群体目标的确立到多项备选方案的制定，再到备选方案的择优与执行，这一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与群体绩效产生十分密切的联系。群体目标往往能够成为群体绩效的一个重要评判依据，因为群体中每一名成员的个体绩效以及由个体绩效加总或整合而来的群体绩效总是可以被用来与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相比较，当个体或者是群体的绩效水平足以确保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得以实现时，我们便可以认为其绩效水平已经与绩效要求相符合，而当个体或者是群体的绩效水平无法确保最终的目标得以实现时，其绩效水平便会被认为是具有改进余地的。然而群体目标对于群体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仅仅限于提供一个评判依据，这一目标对于群体绩效所具有的激励作用也同样需要被予以关注(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目标的激励功能”)。以往的研究表明，目标制定的高与低或有效与否将会对目标所具有的激励功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当前我们所讨论的群体目标一定是一个有效目标，因为由群体问题的识别到群体任务的确定再到对于群体目标进行分解的过程已经能够确保最终所确立的群体目标是一个有效的目标，而对于一个有效目标而言，其所具有的激励结构完全能够对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产生“首次调节”，因为当一个群体目标被分解为多个个体目标之后，目标的激励结构也就随之而产生，目标的拆解不仅会确保群体内部的每一名成员都能够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绩效目标，还能够确保每一名成员或者群体内的不同成员所具有的绩效目标的差异性，而目标的合理分配以及目标差异性的存在则确保了一个群体目标的激励结构的形成，当目标分配出现变化或者说每一成员的绩效目标所具有的实现难度发生变化时，群体目标的激励结构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而这一激励结构的确立以及该结构的变化则会使群体内成员的努力方向以及努力程度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目标的激励结构对于群体绩效所产生的“首次调节”也就出现了。 除了群体目标，群体行动方案的制定与择优也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多项群体行动方案的制定与设计本身就暗含了对于群体绩效水平的预设(也就是说，只要群体绩效能够达到特定方案的预设水平，该行动方案就能够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不同的行动方案往往代表着不同的绩效水平，而对于多种行动方案进行设计也就意味着对于多种绩效水平提前做出了预设。而接下来的行动方案择优过程其实也就是对于不同绩效水平进行挑选的过程，因为每一种行动方案都会与一定的绩效水平相对应。虽然群体行动还没有正式展开，但是行动方案的设计实际上已经对群体的绩效水平进行了提前地规定。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在这里我们举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我们将用比分来衡量绩效水平)来说明这一问题：足球世界杯的淘汰赛总是有这样的规定，两支球队只进行一次比赛且只有胜者能够晋级下一轮，也就是说，国际足联为参赛球队所制定的行动方案是，参与每场淘汰赛对战的两支球队当中必须有一支球队的绩效水平比另外一支球队的绩效水平更高才能够确保进入下一轮，而在像“欧冠”或“亚冠”这样的地区性俱乐部杯赛当中，淘汰赛总是会被分为主客两场，也就是说，任何一支参加淘汰赛的球队只要确保其总的绩效水平能够高于或者是与对手相同(在总比分相同且主客场皆平时，只要客场平分时的进球数比对手的客场进球数更多，该球队就可以确保进入下一轮)便可以确保晋级下一轮，也就是说，在这种行动方案当中，决策者对于实施该方案的晋级者提前预设了两种不同的绩效水平，第一种是绩效水平比对手高，而第二种则是绩效水平与对手相同。在这里，我们所要说明的一个道理便是：当决策者设计了多项备选方案时，实际上也就提前预设了不同的群体绩效水平，而最终选择了哪一个行动方案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哪一种群体的绩效水平(在我们的例子当中，参加世界杯的强队必须要在淘汰赛场场尽力或者说每一场都要确保绩效水平比对手更高才能够顺利晋级，而在“欧冠”或“亚冠”联赛当中，强队对于淘汰赛中本队绩效水平的控制则可能会有多种选择)。 在行动方案的择优环节结束之后，群体进入到了行动方案的执行阶段，在该阶段当中，不同类别的群体行为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群体的规模、群体任务的类别、群体成员的构成等因素同样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在执行不同类别的任务时，群体规模的扩大既有可能提升群体绩效也有可能使群体绩效降低，而当群体内部存在“从众效应”、“旁观者效应”、“动机丧失”、“极化效应”、“社会助长或抑制效应”时，群体绩效显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群体成员结构对于群体任务的完成以及群体绩效水平的高低也会产生显著影响(上述对于群体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参考尼斯塔特的《群体绩效》一书)。而上文所提到的“资源变量”与“文化变量”除了能够对群体决策活动产生影响之外，还能够对群体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资源的类别与特性以及群体内部的文化特质对于行动方案的执行方式以及群体行动的进展状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为了能够有效提升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人们一般都会对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反馈与调节，这种反馈调节既有可能会在某一群体过程结束之后进行，也有可能会在方案的执行阶段进行，而进行反馈调节的目的则是要找出那些能够影响群体绩效的因素并予以优化，进而能够使群体成员的绩效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在这一方面，有关绩效评估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可资参考的成果)。 在群体过程当中，群体问题的识别与群体任务的确立，群体目标的制定、群体行动方案的编制与择优、行动方案的执行与对于方案执行情况的评估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群体过程”，而对于群体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而言，其对于群体绩效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应该被忽视。群体问题的识别会影响到群体任务的确立，而对于群体任务的分解则会对群体目标的形成产生影响，群体目标的确立会牵涉到行动方案的编制与择优，群体行动方案的选择与行动方案的执行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群体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不仅会影响到群体的产出，更会对群体任务的完成情况以及群体问题的解决产生十分关键的影响，而群体问题的解决程度则会对下一阶段的群体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群体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而特定群体过程与下一阶段的群体过程之间也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群体过程的科学、合理与有效将直接对群体绩效的提升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人们对于群体过程研究的不断深入，群体绩效的提升路径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