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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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沉积相展布特征 由研究区的均方根属性图与砂地比图、砂岩厚度图对比可以发现均方根属性与砂体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厚砂体对应了高均方根振幅，且砂体展布形态和高均方根振幅的展布形态类似。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均方根振幅属性和砂体展布这两者的相关性较好 [ 6 ]。对于研究区来讲，砂体厚度较大的区域一般代表了河道的分布位置，而高均方根振幅分布区和厚砂体的展布区相近，因此均方根振幅展布与河流沉积相的展布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 7 ]。由此编制沉积相平面展布图，通过上述方法流程，自下向上详细分析白驹赤山组泰一段沉积相的展布规律 [ 8 ]。 4.1. 泰一段3小层沉积相展布 由白驹地区泰一段3小层均方根振幅属性图可知：丰503井西北侧，丰探3井东北侧，丰探1井西南侧，丰探9井东南侧均为红蓝色分布区域，代表着曲流河三角洲的沉积体系的边界 [ 9 ]。所以泰一段3小层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洲、东南发育范围较小的滨浅湖相(图2、图3)。 图2. 泰一段3小层均方根振幅属性 图3. 泰一段3小层沉积相平面分布图 4.2. 泰一段2小层沉积相展布 由白驹地区泰一段2小层均方根振幅属性图可知：在西南部以及西北部边缘位置出现中高值绿色，其他方向为蓝色的的低值中间夹杂一些中高值绿色。沉积相表现为西南西北方向为三角洲前缘相，整个东方向湖侵，发育湖相(图4、图5)。 图4. 泰一段2小层均方根振幅属性 图5. 泰一段2小层沉积相平面分布图 4.3. 泰一段1小层沉积相展布 由白驹地区泰一段1小层均方根振幅属性图可知：在西侧和东北侧出现三个绿色和红黄色的区域，在西侧北侧中部和东南侧出现一些蓝色的的区域，代表着曲流河三角洲的沉积体系的边界。所以泰一段1小层，湖退，发育曲流河三角洲前缘，西南发育的湖相(图6、图7)。 图6. 泰一段1小层均方根振幅属性 图7. 泰一段1小层沉积相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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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确立了白驹含水层5种沉积微相类型，编制了白驹含水层沉积微相平面分布图，揭示了该区沉积微相演化特征，总体为湖侵–湖退–湖侵沉积过程。白驹凹线泰州组一段共发育3类沉积相，以湖泊相、辫状河三角洲相、曲流河三角洲相为主。进一步细分为4种沉积亚相和7种沉积微相。 2) 泰一段3小层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洲、东南发育规模较小的滨浅湖相，泰一段2小层表现为西南西北方向为三角洲前缘相，东部发育湖相，泰一段1小层，发育曲流河三角洲前缘，西南发育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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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未成年人暴力犯是一个特殊群体，相关文献表明他们具有攻击性高、认知扭曲、自我控制力低、边缘人格特征倾向等共同心理特征，其暴力行为与心智化缺陷有关。研究目的：探究短程心智化干预对未成年暴力犯的干预效果。方法：研究选取18名男性未成年暴力犯，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进行每周1次、共计16次的短程心智化干预，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干预前后及结束后的3个月，6个月分别进行2次追踪研究，并收集和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相关测评指标数据。结果：实验组未成年暴力犯在心智化水平和攻击性中的身体攻击维度干预效果显著。结论：心智化能够应用于未成年暴力犯的干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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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心智化干预成效 研究结果证实研究假设，心智化干预可以提高未成年暴力犯的心智化水平、降低攻击性。在心智化上，RF得分在干预后和后续的追踪中得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心智化视频中的丰富心智化得分在干预后提高，并在后续的追踪中显著高于干预前，两者都证实心智化干预提高了小组成员的心智化水平，其中情感识别、认知归因和内聚心智化达到显著变化。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青少年心智化干预能够降低其暴力行为(Twemlow et al.， 2011)。表明随着干预的进行，治疗师帮助小组成员通过心智化练习，学会了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从仅仅依靠自己主观臆想过渡到积极参考外部线索，如表情、神态和语言，提高了推测他人意图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心智化水平。未成年暴力犯的一个特征就是情绪容易波动，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心智化干预的目的就是在出现一个强烈的刺激时能够体察自己的心理和身体感受并觉察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验以及预期自己接下来将要做什么、会带来什么后果等，从而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 在攻击性(AQ)上，身体攻击维度得分在干预后下降，并在后续的追踪中得分显著低于干预前，表明心智化干预在攻击性方面呈现持续性的干预效果。言语攻击得分有所升高，敌意、愤怒、指向自我得分也有所下降。结果验证了心智化四个层次理论，即心智化分为躯体化、行动化、象征化、言语化。在干预初期，小组成员身体攻击得分较高，他们以往只能在行动化甚至躯体化上层面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愿望，随着干预的进行，治疗师帮助小组成员不断的澄清、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利用各种心智化时刻觉察自己的内心状态，通过不断的训练，小组成员逐渐学会在在言语上表达对自己和他人的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从而降低了身体上的攻击性。心智化干预对治疗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青少年的研究结果指出，心智化干预能够改善其情感重要关系(Taubner et al.， 2017)。在本研究中，随着干预小组的不断接触，小组成员逐渐打开心扉，其关系的改善使得成员能够安全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并试图理解对方，从而将攻击性由行动转移为象征化、言语化的水平上。其次，以往研究中指出心智化是童年虐待经历与暴力行为之间的保护因子(Taubner et al.， 2016)，对于童年经历过暴力对待的被试而言，心智化的干预能够有效的降低其童年经历导致的暴力行为。 IPO中原始防御机制维度在干预后呈现显著差异，说明心智化干预可以改善未成年暴力犯的防御，使其采用更合理的防御方式。通过心智化干预，未成年暴力犯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他人的情绪行为，从而更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曾经使用的防御机制哪些是较为原始的，能够有心理空间思考是否能够换一种更好的防御方式，从而更好的应对挫折或紧张的情景，发展出更有建设性的人格组织来降低个体未来心理病理及人格障碍的风险。 实验组中被试在儿童边缘人格特征量表(BPFS-C)中各维度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其情绪不稳定与消极人际关系维度得分持续下降，在干预结束后实验组得分均低于对照组，说明其心智化干预是有所效果的，干预后被试的情绪更稳定，人际关系有好转，但效果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这可能由于干预时间较短，其干预没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如延长其干预时间长，儿童边缘人格特征量表的得分可能出现显著差异。 4.2. 创新与局限 本研究丰富了未成年暴力犯的心理干预，打破未成年人暴力犯心理干预认知行为治疗与家庭治疗的局限，同时也扩展了心智化干预的实践领域。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被试数量太少统计误差较大，应根据情况适当增加被试数量。其次，干预时间太短。据实证研究和心智化治疗手册显示，心智化干预的时长大多在1年甚至更长，而受制于体制、管理、人员经费等现实原因，本次研究的干预时间只持续了4个月，小组成员可能刚进入状态不久，客体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内化，并且通过不断地修复治疗关系重塑依恋关系某些预期的治疗效果尚未呈现，这需要较长的时间。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结束后干预效果最为显著，3个月后的追踪测验表明仍存在干预效果，但6个月后身体攻击与内聚心智化干预效果减小。若干预时间延长至1年，则较可能获得更长的持续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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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对未成年暴力心智化干预，可以提高未成年暴力犯的心智化能力，并降低未成年暴力犯的攻击性。短程心智化干预在未成年暴力犯的心智化能力和和攻击性方面显示出持续性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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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调查我校校园欺凌状况的基础上筛选出了14名受欺凌者并对他们进行了《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测验、树木测验以评估其心理健康水平，紧接着对他们进行了美术、音乐、舞动、游戏、心理剧等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辅导结束后再次评估其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发现：校园欺凌中的受欺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着强烈的焦虑、恐惧、抑郁情绪，敏感并伴有某些身体症状。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有效的提升了受欺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缓解焦虑、孤独、恐怖情绪，提升自我价值感，改善人际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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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校园欺凌是一个或多个学生对其它学生进行持续地、集中的蓄意伤害，从而造成被欺凌学生身心伤害的行为(杨立新，陶盈，2013)。被欺凌可能是学生在校园适应中最困难的情境之一，会给学生成长带来不可逆的心理创伤甚至引发伤害或者自我伤害事件。而校园欺凌问题也给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校园欺凌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校园欺凌问题已成为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近年来，由于网络曝光的增加，让校园欺凌现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国家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校园欺凌的专项治理意见，要求全国中小学校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活动，以此可见校园欺凌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及干预的迫切性。而大多数学校开展此类工作，通常做法是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李锋，史东芳，2015)，这种教育方式常流于表面，没有连续性，也没有对受欺凌者开展深入针对性的辅导。因校园欺凌会对受欺凌者产生恶劣的影响，对他们开展深入、有效的辅导显得尤为重要。 表达性艺术治疗常用于青少年各类问题的辅导中，在处理个体的情绪困扰、行为问题(李瀚伦，2003；何正云，2007；沈亦锜，2009)、提升自我概念(林冠伶，2011；朱惠琼，2012)等方面，显得尤为有效。表达性艺术治疗是指治疗者运用众多艺术媒材为媒介，以非语言表达的象征创作形式，让当事人在安全及被保护的情境下，引导当事人进行内在意象与情感的抒发与创作，使其抒发与探索个人内在的情绪与潜能，达到自我疗愈的一种心理治疗方式(赖念华，2009)。本研究希望通过表达性艺术治疗团体辅导改善校园欺凌下的受欺凌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自我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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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运用了美术、音乐、舞蹈、游戏、心理剧对14名受欺凌学生进行了总共14次的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事后对学生、教师、家长进行了访谈，他们表示团体活动让自己很有安全感，对以后的生活学习很有帮助也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两次的MHT数据、树木测试结果、《团体单元回馈单》、《团体辅导总回顾问卷》均可证明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有效的提升了受欺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辅导后的MHT量表数据中，除了过敏倾向外，其它7个因子得分下降明显。过敏倾向属于一种人格特质，本身不易改变，况且辅导只开展了14次，故变化不大。 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校园欺凌中的受欺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着强烈的焦虑、恐惧、抑郁情绪，他们敏感、孤独、缺乏人际支持、对他人充满敌意并伴有某些身体症状；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有效的提升了受欺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可以有效的缓解焦虑、孤独、恐怖情绪，提升自我价值感，改善人际关系。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只对14名受欺凌学生进行了干预，研究人数过少；用被试自己的前后测数据作为效果评估，缺乏控制组。今后研究应扩大样本容量同时增加控制组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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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师幼关系是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基本人际关系，也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关系之一，直接关系到幼儿的健康成长。发展系统理论为师幼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概念框架，用于理解个人或者情境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发展系统理论出发阐述师幼关系的影响因素，包括影响系统的外部因素、教师和幼儿的个体特征及相互作用和师幼之间的互动等，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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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师幼关系是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基本人际关系，也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关系之一，直接关系到幼儿的健康成长 [ 1 ]。师幼关系中的亲密性反映了教师与幼儿关系的开放性、温暖性和安全性程度，亲密的师幼关系一方面可以为教师提供成长动力，让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支持幼儿，同时也更有助于幼儿的学校适应、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以及将来学业方面取得成功 [ 2 ] [ 3 ]。师幼关系的冲突性是师幼互动的消极、不和谐、不可预测和令人不快的程度。师幼之间冲突性越高，幼儿问题行为越多，亲社会行为减少，被同伴排斥，也较少参与社会活动 [ 4 ] [ 5 ]。对师幼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幼儿与教师人际关系的本质，并为建立良好适宜的师幼关系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 6 ]。解释师幼关系的理论包括依恋理论、发展系统理论、社会动机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等，目前研究者趋向于采用更广泛、整合的理论来理解师幼关系。发展系统理论为师幼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强调师幼关系根植于多元的系统中，每个水平，包括个体、家庭、幼儿园以及社区的因素，都会对关系过程产生动态的、交互的影响 [ 7 ]。发展系统理论对师幼关系的研究由单纯的相关研究发展至更复杂的长期追踪分析，在设计中控制了幼儿和教师的特征，并且考虑了幼儿行为和教师特征的交互作用。本文从发展系统理论出发阐述师幼关系的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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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发展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 发展系统理论(DST， Developmental System Theory)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在早期发展系统观点的基础上。发展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发展情境论和动态互动论，发展情境论把发展看作是多个层面进行的过程，聚焦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动态互动论认为交互作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 8 ]。 发展系统理论中有以下主要观点：人–环境系统(Person-environment systems)：人与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与环境也包含子系统，包括个体层次的子系统(如生物、认知、情感)以及环境层面的子系统(如人际关系、物理环境、社会制度)；交互作用(Transactional approach)：人与环境的子系统通过双向、互为因果的过程相互影响；或然渐成论(Probabilistic epigenesis)：一个因素的存在或不存在都会使个体的发展结果或多或少地成为可能，而不是确定；时间作为情境(Time as context)：所有层次的人与环境系统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运行；人类发展的多样性(Diversity in human development)：个人的发展路径和结果各不相同，因为人–环境系统包含多个层次以及这些层次上交互作用的复杂性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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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发展系统理论下师幼关系的影响因素 根据发展系统理论，皮亚塔提出师幼关系的概念模型，师幼关系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a) 影响系统的外部因素；b) 教师和幼儿的个体特征及相互作用；c) 师幼之间的互动 [ 10 ]。 3.1. 影响系统的外部因素 影响师幼关系的环境因素包括幼儿的家庭环境、教师和家长的关系，幼儿园环境提供的支持等，这些因素对师幼关系的影响相比幼儿的个性特征更为重要 [ 11 ]。 家庭环境，是影响师幼关系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亲子关系的质量能影响师幼关系的质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儿童提供了与其他成年人交往的指导 [ 12 ] [ 13 ]。亲子互动，尤其是涉及解释和指导支持的互动，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尤为重要。积极的亲子互动有助于孩子在系统、有意义的环境中学习和实践新的社会认知技能，有助于幼儿学会有效地与他人互动。温暖、有指导性的亲子互动促进幼儿独立性、社会责任感、学业成就的发展，幼儿的攻击性水平更低，社会情绪能力更高 [ 14 ] [ 15 ]。通过亲子之间的冲突，父母为幼儿提供如何适应社会的方式，例如怎样解决问题和化解冲突 [ 16 ]。但是父母在亲子冲突中的消极行为会给幼儿提供一个错误的互动表征，从而增加儿童在课堂上表现外化行为的可能性 [ 17 ]。 幼儿园环境，包括幼儿园质量等级、性质，以及课堂管理的质量也是影响师幼关系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幼儿园质量等级和幼儿园性质对师幼关系中的亲密得分有显著影响，一级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教师的师幼关系亲密度明显优于二级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 [ 18 ]。Varghese等(2019)在控制了儿童和教师水平特征后，发现加强课堂管理的质量导致师幼之间的冲突性显著降低 [ 19 ]。 研究者把师幼关系看成发展问题，不仅要研究它与其他发展问题的联系，还应考虑儿童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面临的挑战。目前，儿童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会影响学校的学业学习，而且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同时对师幼关系也会产生影响 [ 20 ]。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影响师幼关系，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引起注意。 3.2. 教师和幼儿的个体特征及其相互作用 教师和幼儿的个体特征包括生物因素，如性别；生物过程，如气质；发展过程，如人格、自尊、社会技能等。 研究发现教师的特征相比儿童的特征更能解释师幼关系 [ 21 ]。教师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教师敏感性、教师的工作压力(家长与教师的关系、培训程度、组织的支持)、教师的情绪状态(抑郁水平，自我效能感，依恋历史等)都对师幼关系有影响 [ 22 ] [ 23 ] [ 24 ] [ 25 ]。Buyse等 (2011)的研究表明，在教师敏感度较低的情况下，母子关系和师幼关系质量中存在连续性，而在教师敏感度较高的条件下，则存在不连续性。教师的高敏感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早期依恋历史对幼儿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 26 ]。教师的信念和对儿童及其角色的感知相比教师的经验更可能在课堂上与幼儿形成支持性关系 [ 27 ]。教师每天在课堂上做出的决定不仅基于他们对儿童的看法，而且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信念、价值观、成为好孩子的观念、对幼儿行为的期望以及他们与幼儿的互动。当幼儿进入教室，老师希望他们具备一定的技能，这将使他们能够适应学校环境所带来的学术和社会需求，例如解决问题和人际关系的能力 [ 28 ]。刘俊生等(2018)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害羞预期师幼亲密程度也会逐渐降低，可能的原因是，家长和教师认为害羞不再是积极的品质，学校对害羞儿童的支持似乎相比过去要少得多 [ 29 ]。 幼儿的特征包括幼儿的性别、年龄、学业能力、社会技能、问题行为和气质等，也影响师幼关系的质量。幼儿的气质特点是影响师幼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幼儿气质特征中的反应性、坚持性和分心性最影响师幼关系的质量 [ 30 ]。教师的行为与他们所教儿童的气质有关，孩子是否有易相处的性格(顺从、社交性强、坚持)或难相处的性格特征(性格孤僻或反应慢)，可以被视为师幼关系的预测因素。儿童气质对师幼关系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教师倾向于与脾气较好的孩子保持更积极的交流，有时还会在不知不觉中奖励那些具有积极特征的孩子，比如和这些孩子有更积极的互动，更多表扬、更少的批评和更具指导性的教学 [ 31 ]。 教师和幼儿的特征也会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对师幼关系产生影响。例如教师职业倦怠负向预测师生关系质量，并与幼儿外化行为相互作用，负向预测师幼关系的质量。教师的职业倦怠和幼儿的外化行为过高，这似乎是师幼冲突性的双重来源。职业倦怠高的教师很容易因幼儿的攻击性行为变得沮丧，难以调节自身的消极情绪，这些教师也可能无法耐心对待所有儿童，导致师幼关系质量降低 [ 32 ]。 3.3. 师幼之间的互动 Sameroff和MacKenzie (2003)提出了“交互作用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即儿童的变化和变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 33 ]。儿童的特征和学校环境如果匹配，儿童更可能适应学校的生活；如果儿童的特点和学校环境之间的不匹配，那么这种不一致可能导致儿童的学校适应性较差，以及更多的消极行为。 师幼互动是否影响师幼关系的质量，Hartz等(2017)探讨了学前儿童课堂互动与师幼关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幼儿课堂互动的状况与师幼关系存在显著的相关，当幼儿努力接近教师、与教师分享积极的情感、发起和维持与教师的对话时，师幼关系更为亲密；当幼儿积极参与活动、热情并遵循教师指示、保持专注和自立时，师幼关系更为亲密。当幼儿表现出攻击性和破坏性行为、消极情感、不遵从教师指示、与老师和同伴对抗等，教师报告的师幼冲突性更高 [ 34 ]。该研究的结果为皮亚塔提出的师幼关系概念模型提供了实证依据，且从多角度测评师幼关系，对师幼互动进行独立观察，有助于把教师的个人看法与从独立的、外部的角度观察课堂上发生的事件分开。但是该研究只是相关研究，不能从儿童互动与教师对师生关系认知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推断因果关系，为了解决这一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实验设计来检验儿童课堂行为与师幼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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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4.1. 整合多种理论解释师幼关系 理论界整合了发展系统理论与依恋理论以更好地理解亲子关系与师幼关系的一致性。非安全依恋的孩子相比安全依恋的孩子拥有更低的师幼关系质量，亲子关系和师幼关系的中等相关，意味着幼儿的其它特征或教师的特征将影响、调整或加强这种联系。教师的敏感性程度将改变孩子的内部工作模型，修改孩子之前的关系心理表征 [ 26 ] 与发展系统理论相应，拥有高敏感度的教师在教室创设了情感支持的环境，有助于积极的师幼关系的发展。Verschueren (2015)认为，要研究师幼关系的本质，还需要整合多种理论。例如，动机理论强调其它关系维度的重要性，如结构或自主性支持；人际关系理论指出了课堂上师生互动的重要性。通过整合多种理论观点，我们对师幼关系的理解可能会获得更大的进步 [ 35 ]。 4.2. 设计长期追踪的研究 师幼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仅需要多种理论来解释，也需要设计长期追踪的研究以澄清因果关系，包括交互的过程。因为幼儿的特征，包括行为倾向、关系历史、学业技能，以及其他技能影响他们与老师的关系。发展系统理论探讨了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未来的研究还需考虑社会文化对师幼关系的影响。 4.3. 提高师幼关系质量的干预方案 由于师幼关系在幼儿成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种旨在提高师幼关系质量的干预方案也就应运而生。在已有的干预方案中，大都集中在改善教师对师幼关系的心理表征或互动技巧上，不仅可以提升师幼关系的质量，而且改善幼儿的问题行为。较有成效的干预方案主要包括：“聚焦关系反思”(RFRP， Relationship-Focused Reflection Program)、“我的教学伙伴”(MTP， My Teaching Partner)、“两个关键点的教学”(KEY2TEACH)以及“储蓄时间”(Banking Time)等 [ 36 ] [ 37 ] [ 38 ] [ 39 ]。研究者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开展师幼互动的职前和职后培训，为教师提供关于师幼互动的指导和咨询，使得教师在师幼互动中创造积极的社会和情绪氛围，并反思自己在环境中与幼儿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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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管沟开挖是长输管道施工中的关键工序，直接影响长输管道施工的综合施工进度。本文结合沙特哈拉德项目的管沟开挖施工特点，通过对不同管沟开挖施工方法的施工工效进行分析，提出可行的解决措施，为今后施工积累经验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管沟开挖，施工方法，特点，对比分析，结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Yangtze University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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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管沟开挖是长输管道建设的基础施工，也是决定项目施工进度的关键工序，选择适当的管沟开挖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提升管道施工的综合进度。沙特哈拉德天然气管道项目(简称“FFP项目”)设计线路总计307 km，包括新建φ914mmMDC1G-1管道42 km、两条并行的φ914mmLSSHG管道各88 km、11条φ406 mm至762 mm各种管径支干线86.7 km，及沿线站场、阀室、阴保、模拟远程报警监控系统及其他配套专业施工，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重要工程项目之一。FFP项目执行沙特阿美标准，施工现场位于沙特哈拉德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年平均降雨较少，工程地质情况复杂，多以浅层碎石类土覆盖岩石为主，岩石硬度达到70 MPa以上，管沟开挖施工成为项目整体进度的重点与难点。 目前国内管沟开挖多采用爆破、凿岩机、单斗式挖沟机等方法，国外管沟开挖采用爆破、链式挖掘机、凿岩机、单斗式挖沟机等方法 [ 1 ]。根据FFP项目地质特性，管沟开挖主要采用爆破、链式挖掘机、凿岩机、单斗式挖沟机等相结合的施工方法，本文通过对这几种开挖方法的工效分析对比，探讨施工经验，供类似项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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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管沟及开挖方法特点 2.1. 管沟施工流程 测量放线–管沟开挖(爆破)–清沟–管沟测量–整改–下沟–竣工测量。管沟开挖一般采用挖掘机械(爆破)进行管沟开挖，并按照管沟中心线、管沟开挖边线、管沟底宽、管沟开挖深度等进行管沟开挖作业。土壤的物理力学性能是影响管沟开挖的主要因素 [ 2 ]。 2.2. 管沟特点 根据设计图纸要求，管沟分为沙土段和岩石段两种类型，基于项目地质特点，整个管沟中约247 km符合岩石段管沟标准，仅有约60 km管沟符合沙土段管沟标准。两种管沟设计详见图1与图2 [ 3 ]： 1) 岩石段管沟 图1. 岩石段管沟典型图 当地质条件为岩石(硬度大于等于70 MPa)时，采用岩石段管沟典型图进行开沟。岩石段管沟截面为矩形，沟深 ≥ 管道直径D + 管底距沟底最小距离200 mm + 管顶距地面最小距离200 mm，沟宽 ≥ 管道直径D + 2 × 管侧距沟边缘最小距离300 mm，以φ914 mm主管道为例，经过计算，沟深应不小于1.31 m，沟宽应不小于1.5 m。 2) 沙土段管沟 图2. 沙土段管沟典型图 当地质条件为沙土、沙土混合碎石(硬度小于70 MPa)时，采用沙土段管沟典型图进行开沟。沙土段管沟截面为等腰梯形，沟深 ≥ 管道直径D + 管底距沟底最小距离200 mm + 管顶距地面最小距离450 mm，底部沟宽 ≥ 管道直径D + 400 mm，顶部沟宽 ≥ 管道直径D + 1200 mm，以φ914 mm主管道为例，经过计算，沟深应不小于1.56 m，底部沟宽应不小于1.31 m，顶部沟宽应不小于2.11 m。 2.3. 开挖方法简介及优缺点分析 1) 爆破 根据沙特阿美标准，距离在役管道20米外允许爆破施工，经过地质勘探，FFP项目大部分管沟可采用爆破方法进行开沟。合理布置炮孔后，采用潜孔钻进行打孔，向孔中放入定量的爆破雷管，实现管沟定向爆破，达到管沟硬岩破裂、松动，使用液压式凿岩机将较大岩石打碎，单斗式挖掘机将爆破后的碎石从管沟中清除。FFP项目大部分管沟是70 MPa以上硬岩，采用单斗挖掘机、液压凿岩机、链式开沟机等设备进行开挖的施工效率较低，且机械磨损严重，经常进行维修保养，无法在规定工期内完工。采用爆破方法开挖，有利于提高管沟开挖的施工效率，降低开挖及凿岩设备磨损，缩短开挖工期，控制开挖施工成本 [ 4 ] [ 5 ] [ 6 ] [ 7 ] [ 8 ]。 采用爆破方式仅能使沟内岩石破裂或松动，需要液压凿岩机和挖掘机配合进行清沟，且管沟成型度不好，个别区段需要液压凿岩机进行二次修正。另外，在沙特地区进行岩石爆破施工，需要当地政府及相关许可部门颁发许可后方可施工，许可办理周期约为2个月。现场爆破详见图3。 图3. 爆破现场 2) 链式开沟机 FFP项目部分管段距离在役管道过近，无法满足爆破条件，只能采用机械设备开挖。对于硬度较高、无法满足爆破条件的管段，使用链式开沟机进行开沟。开沟机采用单斗刮刀式开沟器，开沟宽度为1.5米，开沟深度可调，最大开沟深度为3米，可独立完成开沟工作，无需配套挖掘机等设备。链式开沟机的施工工效较高，设备维护保养周期较长，机械磨损程度一般，是机械开挖的最佳选择。但沙特的设备租赁资源严重紧缺，能够提供链式开沟机租赁服务的供应商数量少 [ 9 ]。 采用链式开沟机进行管沟开挖，管沟成型度高，基本满足沙特阿美设计标准，且在开挖过程中将碎石从沟内清出，无需二次清沟。现场施工详见图4。 图4. 链式开沟机 3) 液压式凿岩机 对于岩石硬度在70 MPa左右的岩石段，可采用凿岩机进行管沟开挖，配合单斗式挖掘机进行管沟清理。虽然沙特的液压式凿岩机租赁资源较多，基本能够满足施工需求数量，但使用凿岩机进行管沟开挖的施工效率非常低，部分结构及零件使用寿命短，需要经常维护保养。施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选择多家租赁商，防止施工中出现窝工的现象 [ 10 ] [ 11 ]。 采用凿岩机进行管沟开挖，管沟成型度较高，基本满足阿美设计标准，在开挖过程中需配备单斗挖掘机进行沟内清理。现场凿岩施工详见图5。 图5. 液压凿岩机 4) 单斗式挖掘机 对于沙土段及低硬度岩石段管沟，采用单斗式挖掘机进行开挖。沙特的单斗式挖掘机租赁资源非常多，基本能够满足施工需求数量，但使用单斗式挖掘机进行管沟开挖的施工效率较低，且沙特施工现场气候条件恶劣，机械磨损速度较快，需要经常维护保养。单斗开挖施工详见图6。 图6. 单斗式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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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开挖工效及成本对比分析 以FFP项目φ914 mm主管道管沟开挖为例，四种管沟开挖方法的工效对比详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four excavation method 序号 管沟开挖类型 适用地形 开挖设备 清沟设备 工效 1 爆破 岩石段(岩石硬度达到70 MPa以上，且爆破区域距离在役管道20米以外) 潜孔钻1台 单斗式挖掘机1台 液压式凿岩机1台 打孔：200个/天 爆破：1000米/天 2 链开沟机 石方段、沙砾坚土段 链式开沟机1台 推土机1台 石方段：400米/天 较硬的沙土段：1000米/天 3 液压式凿岩机 石方段(岩石硬度在70 MPa以下)、较硬的沙土段 液压式凿岩机1台 单斗式挖掘机1台 5米/天 4 单斗式挖掘机 沙土段 单斗式挖掘机1台 单斗式挖掘机1台 80米/天 表1. 四种管沟开挖方法工效对比 结合沙特市场形势及施工现场情况，合理优化四种管沟开挖资源配置，以完成10 km管沟开挖为例，通过计算，四种管沟开挖的施工用时对比详见表2。 爆破、链式开沟机、液压式凿岩机三种方法进行岩石段管沟开挖的成本及施工用时依次升高，使用爆破方式进行岩石段管沟开挖，施工费用相对较低，施工用时较短，最大程度地节省施工周期，更有效地推进整体施工进度。链式开沟机可用于岩石段和较硬的沙土段管沟开挖，工效相对较高，管沟成型较好。液压式凿岩机是沙特地区常见的开沟设备，虽然施工工效及成本相比于链式开沟机和爆破较高，但是动迁较为方便、租赁资源多、施工灵活度较高，适用于短距离岩石段石方开挖。单斗式挖掘机无法完成岩石段开挖，仅适用于较软的沙土段管沟开挖施工。综上所述，开挖地点位于岩石地段、且与在役管道的距离大于20米的情况下，建议采用爆破方式进行管沟开挖。无法进行石方爆破作业的管沟区域，首选链式开沟机进行作业施工。短距离岩石段管沟开挖，可考虑使用液压式凿岩机进行施工。沙土段管沟开挖建议使用单斗式挖掘机进行作业施工。 Table 2 Comparison of excavation cost and construction time of four kinds of trenc 序号 管沟开挖类型 设备资源配置/组 适用地形 用时(天) 成本 1 爆破 潜孔钻1台 挖掘机1台 液压式凿岩机1台 岩石段 12 低成本 2 链式开沟机 链式开沟机1台 推土机1台 岩石段 25 中等成本 沙砾坚土 20 中等成本 3 液压式凿岩机 液压式凿岩机10台 挖掘机3台 岩石段 200 高成本 4 单斗式挖掘机 单斗式挖掘机10台 沙土段 12.5 低成本 表2. 四种管沟开挖施工用时及成本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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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针对沙特哈拉德地区的地质主要以沙砾坚土和岩石为主、少量地区地质为沙土的特殊地质状况，项目部制定不同的开挖方案： 1) 石方段：优先采用爆破 + 液压式凿岩机配合清理的施工方法，其次采用链式开沟机开挖，再次采用液压式凿岩机开挖的施工方法； 2) 沙砾坚土段：优先采用链式开沟机开挖，再次采用液压式凿岩机开挖的施工方法； 3) 沙土段段：优先采用单斗式挖掘机，土壤的承载力足够大时，可以采用链式开沟机开挖。 FFP项目在管沟开挖前，项目部组织专人及设备对管道全线进行勘测，获得详细的地质资料，合理安排爆破、链式开沟机、液压式凿岩机、单斗挖沟机的管沟开挖区段，管沟施工满足沙特阿美质量标准，并在安全、经济以及进度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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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深入了解青藏高原蒸散发时空变化特征，基于1982~2011年青藏高原62个气象站点逐日观测资料，运用广义互补相关原理模型，分析青藏高原实际蒸散发量(ET)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 广义互补相关原理理论模型适用于青藏高原，且实际蒸散量估算精度较高。2) 青藏高原地区的多年平均蒸散量在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其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的谷地和东部的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地区的实际蒸散最大，最大值为1412.61 mm/年，藏北高原和巴颜克拉山以北的实际蒸散量最小，最小值为748.81 mm/年。3) 青藏高原实际蒸散量存在年及季节变化，实际蒸散量夏季最大，随后依次是春季、秋季、冬季。全年除冬季外都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秋季变化最为明显。4) 在长期变化趋势上，青藏高原三十年来实际蒸散量随时间在增加，增加速度是0.02 mm/a。5) 青藏高原实际蒸散量与温度的关系密切，受到温度影响较大，蒸散量随平均风速的增加而减少，相对湿度和日照常数对实际蒸散量成正相关，但相关程度较温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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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蒸散发别名蒸腾蒸发量，是水文循环中降水到达地面后由液态或固态转化为气态又回到大气中去的过程。具体包含下垫面水分蒸发和植物表面和体内水分蒸腾，此过程不仅伴随着能量、水和碳系统的循环，还是水热循环的重要环节，主要受到温度、太阳辐射、相对湿度、风速等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水分收支会对天气和气候变化造成很大的影响，而青藏高原不仅能够阻挡西风气流，为我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带来大量降水；还可以屏蔽冷暖气流，使我国受冬季风影响较小；还对我国的冬、夏季风具有促进作用，为我国夏季带来丰沛江水，冬季带来较强的季风环流。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是影响整个东亚地区各种异常灾害天气的气候敏感区，对我国、亚洲、北半球乃至全球的天气、气候和环境变化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青藏高原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冰川加速融化、冻土加速消融、高寒草甸退化、植被生长期提前等等。青藏高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因此研究变暖最为显著阶段青藏高原蒸散的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一直以来，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都是科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也倍受重视 [ 1 ]。青藏高原是为我国气候多样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研究青藏高原的蒸散发势在必行。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其所造成的环境后果对整个地球，特别是欧亚大陆的环境和生态系统是一场灾难。最近，中国科学院编写了一份科学报告，以评估西藏高地的环境变化，专家组消耗了超过100名国内外专家的资金。对过去2000年至今后100年环境变化影响所做的分析为现在的首脑会议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筑提供了科学依据。报告指出，全球变暖和潮湿的温度导致大溪地高原气候变化特别严重，水循环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过去2000年间，绿色高原内的温度变化不一样，但是终将变化无常。20世纪，全球气温上升超过以往至少2000年以来平均水平的两倍。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的南端和北端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北部则呈上升趋势，而南部则呈下降趋势。同时，科学家们预测今后和未来青藏高原气候将会继续因为变暖和潮湿而受到影响 [ 2 ]。 近几十年根据青藏高原低纬度和高地势，空气密度小，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体积偏大的特点，使其形成了冬天不寒冷，夏季温凉，气温年差较大，日较差大，高原的高原季风气候，青藏高原全体的气温是远远低于周边地区的温度，且存在两个明显的气温低值中心，昆仑山地区和祁连山的附近，柴达木盆地地区是高值中心 [ 3 ]。在降水方面，降水地区降雨量急剧下降的是青藏高原上唐古拉山地区东部和雅鲁藏布大峡谷，而河谷地区降雨量急剧上升的是西藏高原的西南部和南部地区的西宁高原东侧 [ 4 ]。此外，年降水量明显不同的是青藏高原北部和南部之间，降水逐渐增大，高原的东南西北的主要中心地区的降水量介于雅鲁藏布江地区和二级数据中心，在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区。高原东部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下降，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降水量高，柴达木盆地降水量低；降水场可分为八个分区，即西藏东部和四川的西部、南部高原西藏上部的平原、河谷、青南高原区、柴达木盆地区、四川西部高原北部、青海高原的东南部和青海东北部。蒸散发在高原气候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季风环流和西风环流共同作用 [ 5 ]。 近年来，蒸散受到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在土壤–植物–大气系统中的重要的纽带作用。生态系统蒸发与净生产力密切相关，由此产生的长期变化不仅影响到碳循环，而且也影响到水循环，水循环占全球陆地降雨量的60%~65%。蒸散是气候系统的重要过程之一，是水、能源和碳循环的核心。目前许多地面观测蒸散的方法分散在世界各地，如：① 仪器测定法。应用蒸散计(内装生长着植物的柱状土样仪器或实测种植作物整段土体的蒸散量)定期测定土壤水分损失量。② 经验公式法包含涡度相关法、液流法、波文比法、蒸渗仪法和闪烁仪法等。用数理统计方法，确定蒸散量与各种气候要素的相关关系，建立计算蒸散量的经验方程。③ 水分平衡法。在地下水较深，在根分布层无水分补给的情况下，通过定期测定降雨量和土壤水分含量确定蒸散量。④ 湍流交换法。通过测定近地面层的水汽梯度和湍流系数以计算水分的垂直通量，从而确定蒸散量。⑤ 热量平衡法。通过测定地表热量收支的各分量以确定消耗于蒸散的热量。⑥ 综合法。综合应用热量平衡方程和湍流交换方程计算可能蒸散量，再用可能蒸散量和土壤水分含量及植被状况参数建立函数关系，计算实际蒸散量。⑦ 蒸发互补法大尺度的模型模拟方法 [ 6 ]。陆面蒸散主要受气候因子如：温度、相对湿度、风速、日照常数等控制，并受植被和土壤性质以及土壤可供水量的制约，气候变化对于一个流域中敞露的水面、裸土及植被的蒸发及散发的影响都是截然不同的 [ 7 ]。 从古至今，人们对蒸散发的估算和研究就从未停歇。1963年，Bouchet研究了实际蒸发量、潜在蒸发量和潜在蒸发量之间的互补性，提出了众所周知的蒸发互补性原理，从而成为标志着蒸发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需要很难获得水文和土壤数据，而利用传统气象站的数据直接估计实际蒸发量就足够了，这导致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深入研究和许多模型的出现。基于这一理论，如AA模型、CARE模型、GG模型等，最近几年许多学者又发展了互补性理论。韩松俊等提出用非线性互补关系模型来评估潜在蒸散发量与实际蒸散发量的关系；受该模型启发，Brutsaert通过对实际蒸散发与潜在蒸散发的比值和表观潜在蒸散发与潜在蒸散发的比值设定物理约束，并且将三个蒸散发表述为归一化变量的三次多项式，提出广义互补原理 [ 8 ]；Craigo等人修订了Burtsaert互补性和相关性的一般原则，并根据美国关于水深和土壤降水的数据测试了经修订的模型，然后提出了一个仅基于互补理论的线性扩展。Szilagyi等人从单一估计公式P-T中推断一个无校准的CR模型和一个阿尔法参数模型，同时考虑到使用水量平衡数据的局限性。该模型具有最小的数据要求，而阿尔法参数的计算与该模型无关，该模型的真实蒸发扩散可以作为对大陆潜在热流的未校准估计。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了基于广泛补充扩散模型的蒸汽传播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科学成果。 本文将青藏高原作为研究区域，选用互补理论的计算模型通过对近三十年的气象数据资料的计算，得到实际蒸散量，并对蒸散量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为水分收支对气候的影响的分析提供科学依据。截止到现在对于青藏高原上蒸散发的研究非常有限，对西藏高原蒸发的研究非常有限，有些研究侧重于高原蒸发的趋势，但仅限于独立地点或估计地点大概简单温度蒸发计算，其结果是不科学的。比如Tateshi和Ahn 1995年根据卫星测量的蒸发量得出的估计数没有考虑到湿度和风速。但是，这两个因素对于高原的高纬度很重要，因此研究不完整；还有Thomas对高原1951~1993年参照蒸散发的研究表明高原东部蒸散发既有增加又有减小的趋势，研究结果呈现矛盾使得整个研究不严谨；Thomas和Chen的研究指出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河谷1954~1993年7月的参照蒸散发呈现速率为7.5 mm/10年减小趋势，此研究结果在误差范围内是可以认为参考蒸散发是没有变化的 [ 9 ]。因此，对于青藏高原上蒸散发变化的研究仍然比较粗略存在许多不足。进一步科学、严谨、全面的研究蒸散发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分析，去探索，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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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蒸散发随空间变化趋势 1982~2011年，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多年平均蒸散量出现在748 mm到1412 mm，最大值出现在西藏的日喀则(55，578)，最小值则出现在青海的冷湖(52，602)这里。根据年平均蒸散量等值线图(图2)发现青藏高原地区蒸散量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干湿年蒸散量的对比(表1)发现青藏高原蒸散的空间分布与降水梯度分布接近，蒸散发最小的区域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和巴颜克拉山以北，该区域广布高原降水量较少、土壤湿度低；蒸散最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藏南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的谷地和藏东横断山脉高山深谷的地区 [ 13 ]。 图2. 1982~2011年三十年青藏高原各站点的年平均蒸散量(单位：mm) Table 1 Distribution comparison of actu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dry and wet years from 1982 to 201 年份 蒸散量年平均值/mm∙year −1 均方差 降水量年平均值/mm∙year −1 均方差 1982~1991 1068.75 19.09 501.87 226.00 1992~2001 1115.65 11.13 327.48 117.30 2002~2011 1096.90 20.90 334.65 136.73 表1. 1982~2011年干湿年实际蒸散量分布对比 3.2. 季节平均蒸散时空变化规律 本次研究采用气象划分法划分四季。本文对青藏高原月平均蒸散量(图3)进行了统计发现我国1982~2011年的季节平均蒸散空间分布呈现比较明显的变化，由于缺乏站点，沙漠和戈壁西北部地区没有蒸散量，西藏青藏高原北部和巴颜喀拉山北部的总体蒸散值低于其他地区，藏南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藏东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的蒸发蒸腾量值均高于其他地区。就季节平均蒸散空间分布规律而言，夏季平均蒸散量大于冬季。最大值出现在夏季太阳的转角处，最小值出现在冬至，类似于青藏高原降水的季节性分布。 图3. 1982~2011年青藏高原月平均蒸散量 图4. 1982~2011年青藏高原整体蒸散量均值以及趋势图 由图4可以看出，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青藏高原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冰川融化加速、冻土消融加快、高寒草甸退化、植被生长期提前等。也会造成青藏高原近几十年蒸散量随之增长的趋势，自2000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开展生态修复，先后实施了一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重大工程，如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工程等。随着生态工程的实施，部分区域的植被状况得到了改善，因此青藏高原蒸散量在1997~2005年相对稳定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 3.3. 蒸散量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特征 对青藏高原每个测站1982~2011年的蒸散数据和时间中的日期两个变量做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线性回归系数，并对它进行差值分析得到图5。我们知道线性回归函数的斜率代表的是变化的快慢，在青藏高原的北部系数为正值，说明了这三十年来实际蒸散量随时间在逐步增大，但是在青藏高原的南部少数测站出现了线性负值，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蒸散量在逐渐减小。但是从总体看出实际蒸散量与时间的线性回归函数的斜率是增大的，也就说明了三十年来青藏高原的实际蒸散量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图5. 1982~2011三十年间青藏高原实际蒸散量变化趋势空间分布图 3.4. 影响因素分析 3.4.1. 环境因素的气候倾向率 对青藏高原1982~2011年的温度、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日照常数分别和实际蒸散量做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他们各自的线性回归系数，也就是我们这里的气候倾斜率。然后对他们分别进行分级处理，得到图7的四幅子图。气候倾斜率代表的是各个环境要素对当地气候的影响程度。 从青藏高原温度的气候倾斜率(图6(a))中可以观察到温度对青藏高原的气候起到一定的正向影响，即：温度的升高会使得气候要素值升高，反之亦然。局部来说青藏高原的北部大部分区域收到温度的影响程度较大，影响最小的区域在青藏高原是西南一侧三个测站所属区域。并且影响程度整体呈现出一种由北向南逐级递减的趋势。越往南走实际蒸散量受到温度的影响越小。但是整体呈现出的还是一种实际蒸散量增大的态势。 从青藏高原相对湿度气候倾向率(图6(b))中可以看出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地区气候受到相对湿度的正面影响，以为气候要素随着相对湿度会增加，但是在青藏高原的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则受到相对湿度的负面影响，也就是相对湿度增加，实际蒸散量反而会下降。并且相对湿度对气候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一种由西南向东北递减的趋势。 从青藏高原平均风速的气候倾向率(图6(c))中可以观察到平均风速对于气候的影响起到了逆向的作用，即：平均风速增大，实际蒸散量反而减少。并且从东北部到西南部影响程度依次减小，北部主要吹西北风，由于西北风属于干冷空气它会使得水汽大量蒸发，因而北部较之南部蒸散量下降幅度较大。 从青藏高原日照常数的气候倾向率(图6(d))中观察到日照常数对于气候倾向于一种正面影响，且在太阳辐射比较强的北部地区，蒸散量随日照常数增加幅度较大。 图6. 1982~2011年青藏高原各个环境因子气候倾向率空间分布特征 图7. 1982~2011年青藏高原各个环境因子(平均温度a；相对湿度b；平均风速c；日照常数d)与实际蒸散量相关系数空间分布图 3.4.2. 实际蒸散量与温度、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日照常数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反映的是实际蒸散量与温度、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日照常数之间的密切程度。当相关系数大于零时，实际蒸散量随着环境因子的增加，实际蒸散量呈上升趋势；相关系数小于零，则相反。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蒸散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越密切。 从图7可以观察到平均风速与实际蒸散量成负相关关系，也就是随着平均风速的增加实际蒸散量呈下降趋势，其余环境因子和实际蒸散量呈正相关关系。相比较过后，发现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的当属温度和实际蒸散量这一项，说明温度和实际蒸散量的关系更为密切。换句话来说就是温度对实际蒸散量的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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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根据本文分析青藏高原蒸散量时空分布特征及温度、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日照时数等环境因子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1982~2011年青藏高原多年平均实际蒸散量值为1093.77 mm/年，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位置实际蒸散量最大值一般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地区，即：雅鲁藏布江以南以及它的支流分布区如澜沧江、金沙江，而最小值地区分布在藏北高原一带和巴颜克拉山以北以及西北部地区，青藏高原西北部蒸散量为零，原因是由于本地区地形问题使人类无法观测到具体气象要素值；青藏高原实际蒸散量存在年、月和季节的时间变化，实际蒸散量夏季最大，之后依次是春季、秋季、冬季，且全年除冬季外都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趋势变化最显著的是秋季。青藏高原三十年来实际蒸散量随时间在增加。青藏高原实际蒸散量与温度的关系密切，受到温度影响较大；且随平均风速的增加而减少，相对湿度和日照常数对实际蒸散量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影响程度不如温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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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本文抛开原有很难获得的水文和土壤数据，直接应用气象数据基于广义互补理论中边界条件的实施产生的物理约束，在完全饱和的表面水分状态允许下制定(E-E po )之间的互补关系和(E pa -E po )作为一个三次多项式的非线性函数，来估计实际蒸散量进而对青藏高原的气候特征进行分析。它不仅是对Bouchet [ 1963 ]最初提出的线性函数的推广，也是后来Brutsaert [ 1998 ]在只有一个约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线性扩展的又一大进步。广义互补理论相比于以往互补概念和非互补概念最大的优势是，在极其干旱的条件下具备更真实的性能。后面我会将广义互补理论非线性函数加入一个可调函数采用四次方程的形式，通过校准来估计实际蒸散量值，以确保得到更精确的估计值来进一步探索青藏高原气候的奥秘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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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次结合日照国际海洋城的生态地质环境特征，应用专家–层次分析定权法并选取基础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环境问题、地质资源等4个地质环境对其地质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调查区域存在：植被覆盖率较高，地下水质量良好，地质灾害不发育的生态地质环境质量优区(I)，面积约35 km 2 ；植被覆盖率较高，地下水质量较好，地质灾害不发育的生态地质环境质量良好区(II)，面积约35 km 2 ；植被覆盖率中等，地下水质量一般，地质灾害不发育的生态地质环境质量一般区(III)，面积约10 km 2 ；植被覆盖率较低，沿海地区地下水质量较差，易发生地质灾害的生态地质环境质量较差区(IV)，面积约70 km 2 。这不仅仅对日照国际海洋城的生态地质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而且为其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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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生态地质环境资源综合评价，合理调整人类利用自然的方式，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共存，是全面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和基本任务 [ 1 ] [ 2 ]。同时，也为区域生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及其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3 ] [ 4 ]。 为打造和建设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海洋特色新兴城市、创建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本文基于专家–层次分析定权法，分析研究区域内基础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环境问题、地质资源等生态地质环境信息 [ 5 ] [ 6 ] [ 7 ]，为日照国际海洋城建设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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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调查区地质概况 调查区北起奎山镇傅疃河口，南至凤凰山，东到黄海海岸线，西至巨峰镇。地理坐标东经：119˚13′00″~119˚26′00″，北纬：35˚14′06″~35˚20′30″。包括涛雒镇及巨峰镇、高兴镇的部分地区，调查区总面积为150 km 2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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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质环境综合评价法 在生态地质环境质量评价中，评价指标权值的确定是核心。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方式即专家–层次分析定权法 [ 8 ] [ 9 ] 对评价指标进行权值分配。 本次结合日照国际海洋城的生态地质环境特征，将基础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环境问题、地质资源等4个地质环境指标定位为一级评价因子；将地形地貌、土地类型、植被分布、工程地质环境、区域稳定性、断裂构造、地震烈度、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地质灾害、地下水质量、土壤污染、水资源、地质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等15个指标定位评价的二级因子，如图2所示。 图1. 调查区位置图 图2. 地质环境综合评价因子框图 运用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日照国际海洋城进行生态地质环境质量评价的步骤如下： 1) 选定参与评价的评价因子，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2) 专家组对参与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度进行比对，计算生态地质环境质量评价中各个因子的权重值； 3) 确定因子的量化标准，对参与评价的单因子质量进行评价； 4) 细化研究区域，划分评价单元格； 5) 综合各个因子的单因子评价结果，根据权重值进行拟合，最终得出日照市国际海洋城生态地质环境质量，其中拟合公式如下所示： 评价因子的拟合公式如下 [ 7 ] [ 10 ]： L = ∑ i = 1 n ω A i L A i + ∑ i = 1 n ω B i L B i + ∑ i = 1 n ω C i L C i + ∑ i = 1 n ω D i L D i 式中：L——日照国际海洋城生态地质环境质量综合得分；ω Ai 、ω Bi 、ω Ci 、ω Di ——各评价因子的权重；L Ai 、L Bi 、L Ci 、L Di ——各评价因子单项组分评价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