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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早期儿童视动整合的研究现状 3.1. 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研究方法 视动整合能力的研究方法，按照技术取向，可以分为结果取向和过程取向两种。 结果取向的视动整合能力评估，就是基于视动整合过程产生的结果，即最终的运动输出结果的特征进行分析，主要通过量表的方式进行评估。目前使用较多的视动整合能力研究方法均是结果导向，实验者运用测验进行的视动整合能力评估，直接对被试的完成结果进行评分，从而确定个体的能力发展状况。视动整合能力的测量量表较多，其中Bender-Gestalt测试是最早的一个测量个体视动整合能力的工具，其自1936年以来已有两个版本(Beery & Berry， 2010)。除了Bender-Gestalt测试，Berry研发的视动整合能力测试(The Beery-VMI)是目前运用更为普遍的一套量表。该测验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广泛运用于神经学、儿科学及儿童发展领域，尤其适用于儿童视动整合能力发展程度及其障碍的诊断、筛选、矫正，且该测验跨文化具有跨文化适用性的优点(张华，林磊等，2001)。此外，还有TVMS-3测验与DTVP-2测验。在韦氏儿童智力测试中积木图案的10个测试题就是针对儿童的视知觉、空间定向能力以及视觉-运动整合的测量(方莹等，2017)。 通过量表进行的结果指向评估方式可以让实验者评估个体的视动整合能力发展水平，探讨个体的视动整合发展与其他能力之间的关系。然而，视动整合是视知觉与手部动作相协调的过程，如果要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中个体是如何进行视知觉与动作的协调活动，仅靠测验是无法做到的，就需要运用眼动仪或运动捕捉仪等设备，通过记录个体视动整合的全过程，进行过程指向的探究与分析。过程取向的视动整合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个体的视觉信息和运动信息加工模式，只有了解被试如何加工视觉信息和运动信息，并且从时间进程上对这两种信息的协调过程进行分析，才能全面了解个体的视动整合过程。其中个体的视觉信息加工可以通过眼动仪获得。Nicholas E. Fears & Jeffrey J. Lockman (2018)研究了儿童书写过程中的视动整合，将书写过程分为书写前和书写后，通过眼动仪捕捉被试在观察刺激材料和书写时的眼动数据，探究了刺激材料熟悉度、注视点和注视时长对书写的影响。关于个体运动信息的加工，现在应用最广泛的主要是光学运动捕捉仪，Gaul等(2016)研究者运用运动捕捉技术与视觉追踪技术，同步收集伸够抓握动作的视动整合过程。眼动仪可以捕捉到视觉注视线索，动作细节可以运用运动捕捉仪获取，将二者在时间上同步，可以非常简洁探索了单双眼条件下串珠任务中伸够抓握动作的视动整合过程的完整路径。 3.2. 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 国外研究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情况，我国较早的研究出现在台湾地区，随后在香港和大陆地区扩展。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会受生物成熟、年龄及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Mao， 1995)，而年龄因素常常是儿童早期视动整合能力发展的主要预测因素(Beery & Beery， 2006)。大量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视动整合能力会随着年龄而逐渐增长。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儿童在幼儿园中后期至小学初期阶段的视动整合能力发展并不稳定，甚至会出现倒退。 最初，我国学者对台湾4岁、7岁和10岁儿童的研究发现，7岁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标准分数比4岁儿童低(Mao， 1995)。由于该研究重在发现文化差异对中、美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影响，所以并未重视上述现象及原因。随后，张华等人对北京4~8岁儿童的研究发现，视动整合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其中6~7岁发展速度最快，7~8岁发展速度减缓(张华，林磊等，2001)。针对这种发展特点，研究者提出了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基于4~7岁处在个体生理成熟的最快时期且伴随众多生活技能的习得，特别是6岁以后的儿童在培养汉字书写技能的过程中提高了视动整合能力。另一方面是由于7岁以后的儿童已经发展出了各种日常的操作技能，所以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也会减缓。为了更全面地探索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特点，Cui等人(2012)对上海和宁波共356名3~12岁儿童的研究发现：3~7岁儿童的视动整合能力逐步发展，其中4~5岁发展速度最快；7~12岁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标准分数呈下降趋势，但年龄间的变化并无显著差异。Ng等(2015)对288名香港儿童的视动整合能力发展情况的研究发现，视动整合能力在3岁半~4岁半呈上升趋势，在4岁半~6岁初出现下降趋势，其中4岁半~5岁半处于稳态阶段，5岁半~6岁初出现急速下降。近期方莹等(2017)对4~8岁儿童的研究发现，视动整合能力在4~5.5岁快速发展，5.5~6.5岁间急速下降，6.5~7.5岁间保持平稳，7.5岁后再次上升。 国外学者Kiliç et al. (2010)运用第四版Berry视动整合能力测试(VMI-4)对1887名6~15岁个体的视动整合能力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发现视动整合能力在6岁~7岁半逐渐上升，在7岁半~7岁8个月出现下降趋势，而后一直上升，到14岁~15岁达到最高，其中6岁~7岁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之后8岁~13岁发展速度缓步增长，13岁~14岁又呈现一个快速增长期，14岁~15岁保持平稳。而Memisevic和Hadzic (2013)运用VMI-6对276名3~6岁儿童视动整合能力进行研究，发现儿童视动整合能力从2.8~5.5岁均匀速上升，但在5.6~6.5岁间儿童的视动整合能力增加减缓。 综上所述，多数研究证明儿童的视动整合能力在5岁前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可见，生物成熟因素是早期视动整合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对5~7岁儿童视动整合力发展特点的研究结果却存在较大分歧，比如部分研究发现儿童此阶段的视动整合能力会出现发展减缓、短暂停滞甚至下降等现象，而其他一些研究并非如此。虽然对5~7岁儿童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5~7岁儿童正处在成长发展的复杂多变期。此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儿童正经历从幼儿园向小学教育的过渡转变，来自教育内容和学习方式等系列的变化因素叠加在一起。因此，儿童视动整合能力在幼小衔接阶段的发展特点自然也具有复杂多变性，值得进一步详细研究。 3.3. 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3.3.1. 主体因素 影响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主体因素，主要体现在个体的年龄、性别、视觉感知能力、动作能力、持续的注意力和执行功能几个方面。大量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视动整合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发展。在相同年龄段，一些研究发现女孩的视动整合能力普遍高于男孩，但另外部分研究发现性别对视动整合能力没有影响(Mao， 1995; Ng et al.， 2015)。 视动整合能力是视觉信息与动作的整合，这个过程中早期儿童的视觉感知能力和动作执行能力的水平至关重要。Beery & Beery (2010)认为视觉感知能力是一种个体的视觉器官(眼睛)对所见到的物体、事件提供的视觉刺激进行接收、认知、解析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动作能力则是通过肌肉运动对个体的内部表征进行执行和操作的能力。视觉感知能力越高的儿童，在对视觉信息的提取上就会越快，动作能力越高的儿童，对肌肉的控制和灵活度会越高，良好的视觉和动作能力有助于儿童视动整合的表现(Schultz et al.， 1998)，否则会影响儿童的表现(Beery， 1997)。在视动整合的过程中，需要个体保持一定的注意力并且根据视觉信息的变化协调动作，良好的视动整合要求持续的注意力和良好的动作控制(Barkley et al.， 1990)。 执行功能是指对个体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各种技能，视动整合涉及执行功能，例如对目标的记忆、抑制非目标刺激的干扰、不同目标之间的转换等。有部分研究者针对执行功能的三个子成分对视动整合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抑制控制与认知灵活性均与其无显著相关，而工作记忆则有不同结果。例如Scott L. Decker等(2011)人研究4~7岁儿童认知和发展对于视动整合能力影响，发现无论是口头的还是非口头形式的工作记忆对于视动整合能力均无影响。 3.3.2. 客体因素 影响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客体因素主要体现在任务难度和文化背景两方面。任务难度越高，对于个体的视动整合能力要求却高，Noémi Cantin等(2014)通过对发展协调障碍儿童研究发现，在简单任务中，发展协调障碍儿童与典型发展儿童的视动整合表现无显著差异，但在较难的任务中则出现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动作协调控制能力在任务难度上对视动整合表现的影响中会起调节作用。文化背景方面，对于中国和新加坡等地的研究表明，亚洲地区儿童的视动整合能力发展普遍高于美国常模(Cui et al.， 2012; Ng et al.， 2015; Lim et al.， 2015)，这可能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和教育模式。首先是民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衍生物的汉字，具有复杂独特的字形结构，因此相比于英文，书写汉字会为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提供更多经验(Lim et al.， 2015)，此外，在幼儿时期学习使用筷子也会促进儿童的精细动作发展(Ng et al.， 2015)。其次是教育模式，大多数中国的父母和老师会很早就让儿童识字并练习书写汉字，这使得中国儿童有较多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锻炼个体的视知觉和视动整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