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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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改进EAST算法 2.1. EAST算法介绍 大部分传统的文本检测算法都是由多个阶段组成，在准确性和效率上面表现不是很好。EAST算法提出端到端的文本定位方法，消除多个中间的stage，直接预测文本行。它只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于全卷积网络(FCN)模型，直接产生文本框预测；第二个阶段对生成的文本框进行非极大值抑制(NMS)以产生最终结果。该模型放弃了不必要的中间步骤，进行端到端的训练和优化。 如图1所示，EAST算法网络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特征提取层，特征合并和输出层。 图1. EAST算法网络结构 特征提取层：利用在ImageNet数据集上预训练的卷积网络参数初始化。基于VGG16模型 [ 9 ] (或者ResNet-50模型 [ 10 ] )作为主干神经网络提取文本的浅层和深层的纹理特征。提取模型的最后四个级别的特征图，其大小分别为输入图像的1/4，1/8，1/16，1/32。通过提取出不同尺度的特征图，实现对不同尺度文本行的检测(大的特征图擅长检测小物体，小的特征图擅长检测大物体)。 特征合并：特征合并主要采取U-net思想，通过上采样，将上一级别的特征图和上采用的特征图进行合并，再通过1 × 1的卷积进行减少通道数量和计算量。接着通过3 × 3的卷积核运算得到新的特征图。 输出层：输出的特征图进行不同的卷积操作，最后得到分数特征图和多通道几何图形特征图。 EAST算法的损失函数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分类损失函数 L s 和几何损失函数 L g ： L   =   L s   +   λ g L g (1) 上式中， L s 代表该像素是否存在文字的损失， L g 代表IOU和角度的损失， λ g 代表两个损失之间的重要性。原文的实验中将 λ g 设置为1 [ 11 ]。 (2) 上式中， Y ⌢ 代表分数图的预测， Y * 代表标注值。 β 代表正负样本之间的平衡因子。 L g 几何损失分为IOU损失和旋转角度的损失。公式如下： L A A B B = − ln IOU ( R ⌢ ， R ∗ ) =   −   ln | R ⌢ ∩ R * | | R ⌢ ∪ R ∗ | (3) L θ ( θ ⌢ ， θ ∗ ) = 1   −   cos ( θ ⌢   −   θ ∗ ) (4) 上式中， θ ⌢ 是对旋转角度的预测， θ * 表示标注值。总体的损失为： L g = L A A B B   +   λ θ L θ (5) 2.2. 加入ASPP网络 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中，下采样过程是为了扩大感受野，使得每个卷积输出都包含较大范围的信息，对于提取抽象化信息有很大帮助，但在这个过程中，图像的分辨率不断下降，包含的信息越来越抽象，而图像的局部信息与细节信息会逐渐丢失，虽然现在也有通过线性插值上采样来恢复分辨率的手段存在，但在这个过程，还是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信息的损失。而EAST算法采用的主干网络无论是VGG16还是resnet50都存在利用下采样用来增大感受野，但都不可避免的导致分辨率下降。而空洞卷积的出现解决了下采用带来的分辨率下降的问题。利用空洞卷积可以实现网络不进行下采样，同样能启到扩大感受野的目的。 本文利用空洞空间卷积池化金字塔ASPP (Atrou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网络来替代EAST算法的主干网络VGG16 (或者resnet50)的stage 4模块。ASPP对所给定的输入以不同采样率的空洞卷积并行采样，相当于以多个比例捕捉图像的上下文。 如图2所示，本文EAST算法的主干网络采用的是resnet50，利用ASPP网络替代EAST算法的主干网络的stage 4模块，ASPP网络包括5个模块，通过将stage 3的输出特征图进行5种不同的操作，第一个模块是进行平均池化，1 × 1的卷积层进行通道数变换，最后通过双线性插值恢复分辨率。第二个到第5个模型都是空洞卷积，但每个的卷积核的扩展率不同，分别取了1，6，12，18；之后将这五个模块的输出拼接到一起，通过一个1 × 1的卷积层，降低通道数到需要的数值，作为下一步操作的输入。 图2. 加入ASPP网络结构 2.3. 增加BLSTM网络 文本检测不只是检测某个位置是否是单个文字，同样检测文字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文字存在特征信息，同时邻近的文字存在关联关系。CNN学习的是感受野内的空间信息，LSTM学习的是序列特征。对于文本序列检测，显然既需要CNN抽象空间特征，也需要序列特征。 本文在EAST网络的特征合并和输出层之间加入BLSTM网络。BLSTM是一种特殊的循环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由双向LSTM神经网络组成。 如图3所示，本文在EAST算法特征合并层和输出层之间插入BLSTM网络，BLSTM网络结构如图4所示。BLSTM网络能将每个特征的前后序列呈现为两个单独的隐藏状态，以分别捕获序列过去和未来的信息，然后再将两个隐藏的特征序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特征样本进行最终输出 [ 12 ]。本文通过EAST算法特征合并后输出的特征图进行序列化关联，使得得到的序列样本更加合理均匀具有连续性。 图3. 加入BLSTM网络结构 图4. BLSTM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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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 本实验在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上进行。采用GTX2080Ti的显卡进行改进的EAST算法实验。实验使用resnet-50网络模型作为EAST算法的主干网络进行预训练模型。使用的数据集是ICDAR2013和ICDAR2015的训练数据集。ICDAR2013训练集具有229张标注训练集，ICDAR2015训练集具有1000张标注训练集。以ICDAR2015测试集作为测试，ICDAR2015测试集有500张图片。这些数据集是由谷歌公司制作，数据集均是在自然场景下采集的，图中的文本是任意方向和位置的。 实验过程主要将图片送入resnet-50网络模型，经过4次下采用，将获取到特征图送入ASPP网络，ASPP网络在不损失图片分辨率的情况下，提高感受野。再通过3次上采用并且每次和原有对应的下采用特征图进行融合，最终获取特征图。特征图经过不同的卷积获取出来的数据和标注的数据集进行对比，通过ADAM优化器训练网络模型，获取较优的模型参数。本实验的优化器采用ADAM优化器，每个batch size等于8，ADAM的学习率从1E−3开始，每10，000批次衰减十分之一，训练到34万次获取到最优解。 将文中算法与其他算法 [ 13 ] [ 14 ] [ 15 ] 在ICDAR2015数据集上进行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ext detection algorithm 序号 模型 Precision (%) Recall (%) F-score (%) 1 CTPN + VGG16 74.20 51.60 60.90 2 Seglink + VGG16 76.80 73.10 75.00 3 EAST + VGG16 80.50 72.80 76.40 4 EAST + ResNet-50 81.66 77.32 79.43 5 EAST + PVANET2x 83.60 73.50 78.20 6 EAST + PVANET2x MS 84.64 77.23 80.77 7 本文算法 86.24 77.84 81.82 表1. 不同文本检测算法比较 其中本算法在ICDAR2015文本定位任务上的召回率(针对原样本而言的，它的含义是在实际为正的样本中被预测为正样本的概率)为77.84%，精准率(针对预测结果而言的，它的含义是在所有被预测为正的样本中实际为正的样本的概率)为86.24%，F-score为81.82%，优于经典EAST算法。 通过对比原有EAST算法以及改进EAST算法的检测效果，如图所示。 图5中包含两组自然场景文本图片，每组图片中的左侧为原始EAST算法的检测效果，右侧为改进EAST算法的检测效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原始EAST算法在检测长文本会遗漏部分文本，以及文本检测的边界过长导致部分没有联系的文本本框选，而本算法通过扩大感受野和增强文本之间的连续性，可以检测出跟多的文本，以及正确的框选文本的合理边界，更好地检测出自然场景文本区域，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实验通过利用ASPP网络替代原来EAST算法的主干网络resnet-50的stage 4，再通过添加BLSTM网络增强特征图序列化关联。实验结果比经典的EAST算法具有更高的精确率和召回率，F-score到达81.82%。总体相对于经典的EAST算法有着一定的提高。 图5. 两种EAST算法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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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在经典的EAST算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来实现文本检测。由于经典的EAST算法存在感受野不够大问题，通过利用ASPP网络来替代EAST算法的主干网络的stage 4模块，在不损失分辨率的情况下提高EAST算法的感受野。同时EAST算法也存在文本检测边框过长和过短的问题，通过添加BLSTM网络，增加文本特征图序列之间的关联，提高了文本检测分界线的效果。相比于经典的EAST算法，本文实现的算法在精确率和召回率上都提高了。同时本文仍存在不足，在后续的实验中可以通过调整参数和利用Dense ASPP网络来替代ASPP网络改进算法，进一步提高文本检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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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325名强制戒毒人员为被试，采用戒毒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心理复原力量表、复吸倾向问卷，调查探讨了领悟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影响及心理复原力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 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且正向预测心理复原力。2) 放入中介变量心理复原力后，领悟社会支持仍然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t = −1.99， P < 0.05)，且心理复原力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t = −3.37， P < 0.001)。3) 心理复原力在领悟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3%。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既能够对复吸倾向产生直接影响，又能够通过心理复原力的部分中介作用产生影响，这有助于揭示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形成机制，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干预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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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毒品一直是当今社会三大公害之一，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增长，国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也逐年递增，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全稳定。据2019年6月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40.4万名。其中，35周岁以上114.5万名，占47.6%；18岁到35岁125万名，占52%；18岁以下1万名，占0.4%。按照国际惯例，一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背后有5至6名“隐形”未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换算可以得出，目前我国一百多人里面有1人是吸毒人员，数量之大，比例之重，令人触目惊心。“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毒品的危害远不在第一次吸食，而是可怕的复吸率，吸毒成瘾者戒毒后复吸比例始终高居不下，因此如何降低毒品复吸率，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过往研究表明影响复吸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陆叶，高菁菁，倪敏，2011；钱伯建，2011；杨朝阳，李灿东，李陵军，黄世庚，吕京和，2009)，其中以心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高志勤，余海鹰，赵汉清，陈洪生，2010)。心理复原力(Resilience)作为主体对外界变化环境的心理及行为上的反应状态，其水平的高低意味着个体抗压能力、抗击打能力的高低，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方式(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08)。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能够感受到的支持，许多研究者认为相对于实际的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更符合个体的心理感受，更可能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蒋文波，2015；张善芹，2017；杨玲，曹华，耿银凤，张燕，徐景，苏波波，2016)。虽然过往研究已经发现吸毒人员的心理复原力、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普遍较低(殷瑛，2013)；且心理复原力与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复原力与复吸倾向，领悟社会支持与复吸倾向两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但是，缺乏对心理复原力、领悟社会支持、以及复吸倾向三者之间关系的探究。因此本文旨在探索戒毒人员心理复原力、领悟社会支持能力以及复吸倾向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为戒毒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有针对性地向戒毒者提供帮助和支持，降低其复吸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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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南湖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325人发放问卷并进行测试，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08份，其中男性236人，女性72人。被试平均年龄为35.63，其中最大年龄为58岁，最小年龄为21岁。 2.2. 方法 2.2.1. 戒毒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 该问卷基于经验法编写，共包含9个封闭式选择题，用于了解戒毒人员的一般人口学信息、家庭状况、婚姻状况、吸毒种类、戒毒次数等。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PSSS) 领悟性社会支持量表最初是由Zimet等编制，1987年经Blumenthal等介绍至国内。本研究采用的是我国学者姜乾金修订的版本，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3个维度，共12题组成，采用七级记分法，分数越高，表示个体感受到的被支持度越高。本次研究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96。 2.2.3. 心理复原力量表(CD-RISC) 该量表由Connor和Davidson于2003年编制，有5个维度，25题。本研究采用我国学者张建新、余肖楠2007年修订的心理复原力量表中文版，其Cronbach’s a值为0.87，包括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3个维度，25题，采用五级评分法，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复原力状况越好高。本次研究施测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87。 2.2.4. 复吸倾向问卷 本研究采用华东师范大学耿文秀教授编制的《强制戒毒者复吸倾向性心理调查表》。该量表包括18个题目，采用六级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复吸倾向越高。本次研究施测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13。 2.2.5.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22.0软件以及Hayes (2012)的SPSS宏程序PROCESS整理和分析数据，结果以P < 0.05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另外借鉴Harman的单因子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发现，共有18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为18.43%，小于40%的标准。因此，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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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领悟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该结果支持领悟社会支持作为影响复吸心理因素的组成部分，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方式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过往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人格在心理健康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林初锐，李永鑫，胡瑜，2004；徐浩岚，戴艳，雷鸣，2009)。姚维2017年关于毒品成瘾者复吸的研究显示，大多数毒品成瘾者在戒毒过程中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性及利用率都是比较匮乏且单一的，并且普遍感觉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歧视(姚维，2017)。而这些污名化和歧视的经历无疑对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存在负面影响，也成为吸毒者复吸难以戒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冯怡，胡惠萍，杨金娣，2002；漆文烨，葛明贵，董玉昆，2009)。考虑到吸毒行为巨大的社会危害，以及戒毒人员群体的特殊性，政府、医疗机构、家人、朋友、用人单位等应对戒毒人员提供更积极的支持，帮助其减缓、甚至消除毒品成瘾行为。 4.2. 心理复原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复原力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戒毒人员复吸倾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对复吸倾向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这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既直接影响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又能够通过心理复原力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该结果与过往关于心理复原力与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了心理复原力作为个体面对压力或逆境过程中保持健康功能能力对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及其作为心理因素对复吸倾向的负向预测作用(钟伟芳，郭永兴，2018；吕玥，李彦章，2019；Goldstein， Faulkner， & Wekerle， 2013)。近期的研究则表明，心理复原力在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了调节/中介作用：曾晓青等2019年的研究指出，心理复原力在戒毒动机对复吸倾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增强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复吸倾向的影响(曾晓青等，2019)。韩琦等(2020)关于男性强戒自我控制与复吸倾向的研究表明，心理复原力在自我控制对复吸倾向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戒毒人员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心理弹性越大，则其复吸倾向越低(韩琦，渠馨方，徐勇，2020)。虽然过往研究对心理复原力及领悟社会支持对复吸倾向的影响早已明确，且也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心理复原力在其他因素对复吸倾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但是关于心理复原力、领悟社会支持、复吸倾向三个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仍是空白。本研究将心理复原力、领悟社会支持整合于戒毒人员复吸倾向问题的研究，丰富了关于复吸倾向影响的理论框架，提示毒品成瘾干预工作者可以对心理复原力及领悟社会支持等方面同时进行干预，进而降低戒毒人员的复吸率。 4.3. 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在性别、吸毒年限、是否患有HIV上的差异 本研究还发现，女性戒毒人员、患有HIV戒毒人员、及吸毒年限一年内的戒毒人员相较于男性戒毒人员、非患有HIV戒毒人员、及吸毒年更长的戒毒人员，具有明显更低的复吸倾向。研究中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戒毒人员、患有HIV戒毒人员相较于男性戒毒人员、无HIV戒毒人员、吸毒年限长的戒毒人员，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关爱。过往研究表明，女性戒毒人员在社会支持利用及心理健康状况上明显优于男性戒毒人员(刘新民等，2012；韦克诚等，2011)；而患有HIV戒毒人员相对于未患HIV戒毒人员则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冯怡，胡惠萍，杨金娣，2002；张皓，易静，2011；姜国学，陈晓芳，2010)；在吸毒年限方面，随着罪犯刑期的增长，其心理健康水平会下降，更易产生抑郁、悲观的心理(王大丽，王广新，贺小芸，2010)。后两点也与本研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数据结果一致：患有HIV戒毒人员的、吸毒一年内的戒毒人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均明显高于非HIV戒毒人员、吸毒3年以上的戒毒人员。因而，对于不同性别、吸毒年限、以及是否患有HIV戒毒人员，有必要采取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支持。 4.4.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统计方法上，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虽然可以有效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对于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缺乏数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拓展研究深度。第二，研究设计上，受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设计，该设计虽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但是对因果关系的揭示是有限的。未来研究可以选择纵向研究的设计方法，以更全面的了解戒毒人员的复吸情景，厘清变量间的因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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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戒毒人员的心理复原力、领悟社会支持和复吸倾向在性别、是否患有HIV及吸毒年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2) 领悟社会支持既显著负向预测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又能够通过心理复原力的部分中介作用负向预测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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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地图符号 q g f ( x ) 是制图对象x在f、g、q三重拓扑映射下的象。根据制图对象在现实中存在与否定义了模拟与虚拟地图符号；根据地图符号与地图比例尺相关、无关或半相关的质，定义了依比例符号、不依比例符号和半依比例符号；根据地图符号定位部的几何特征定义了点状符号、线状符号和面状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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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科学思维中，概念思维方式极为活跃，具有突出的创造性和科学发现的力量。科学概念经过数学操作和处理而获得确定性 [ 1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中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总和，称为概念的内涵。反映适合于该概念的一切个别对象，称为概念的外延。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一种逻辑方法。用一种外延较广的概念来定义外延较窄的概念，一般是指出被下定义的概念最邻近的属概念和能使它与其它对象区别的本质属性(通常叫种差)，公式是： 被下定义的概念 = 属概念 + 种差 [ 2 ]。 在定义地图符号的基础上，给定不同的约束条件，可以推导出不同形式的地图符号的数学定义。本文推导了模拟与虚拟地图符号，依比例符号、不依比例符号和半依比例符号，点状地图符号、线状地图符号、面地图符号等基于不同约束条件的地图符号数学定义，每种具体地图符号的外延都被地图符号的外延所包含，而每种具体的地图符号的内涵又都比地图符号的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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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函数、基数和等势 2.1. 函数 [定义1] 映射设f是X到Y的关系， f ⊂ X × Y ，如果 ∀ x ∈ X ，存在唯一的 y ∈ Y ，使得 ( x ， y ) ∈ f ，则称f是从X到Y的映射(函数)，记作 f : X → Y ，而称X是f的定义域。若 ( x ， y ) ∈ f ，则用 y = f ( x ) 表示，并称y是在f之下的像或值 [ 3 ]。 映射、变换、函数或者对应，都是函数的同义词。 2.2. 双一一函数 [定义2] 双一一函数设 f : X → Y ， x ， x ′ ∈ X ，如果 x ≠ x ′ ⇒ f ( x ) ≠ f ( x ′ ) (1) 则称f是x到y内的单函数或一一函数。如果f既是x到y上的满函数，又是单函数，则f叫做x到y上的双一一函数。 2.3. 基数和势 [定义3] 基数对于每个集合A，给它一个记号 c a r d A ，使得当且仅当集合B~A时，才有 c a r d A = c a r d B 那么， c a r d A 就叫做集合A的基数或势，也即A的元素的个数。 单位区间 I = [ 0 ， 1 ] 的基数称为连续统的势，记为 c a r d = c 。任何非退化区间都具有连续统的势，即其基数均为c。 2.4. 等势 [定义4] 等势设A与B表示任意两个集合，如果存在着A到B上的双一一函数，我们就说集合A与集合B等势，记作A~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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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图符号生成的拓扑学原理 生成地图符号的拓扑映射 地图表示的对象(制图对象) x是制图区域D中的事物，D为地理空间X中的一个子集，即 x ∈ D ∈ X 。由于制图对象存在空间定位的问题，即需要投影到地球椭球面S上，获得以经纬度表示的位置信息，故存在从三维空间X到地球椭球面S的映射 f : X → S 。 制图对象x及其在地球椭球面上的投影 f ( x ) 的属性特征、数量特征、形状特征等相关知识，被制图者获取和认识，是对其进行地图表示的前提。因此，存在着从S到主体认知结构Y的映 g : S → Y 。主体关于制图对象的知识，是以观念形态存在于主体大脑中的，看不见摸不着而又确实存在，具有非空性，即 ∀ x ∈ D ∈ X ，在f映射下 f ( x ) ∈ f ( D ) ∈ S ，由于X与S为物质系统， x ≠ ∅ ⇒ f ( x ) ≠ ∅ ， x = ∅ ⇒ f ( x ) = ∅ ， ∀ x ≠ ∅ ∨ x = ∅ ⇒ g f ( x ) ∈ g f ( D ) ∈ Y ∧ g f ( x ) ≠ ∅ (2) (2)式表明，现实中存在或不存在(已消亡或未产生)的事物，其相关知识可以存在于主体认知结构Y中。 g f ( x ) ≠ ∅ | x ≠ ∅ ∨ x = ∅ 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如一栋正在使用的建筑物)或现实中已消亡的事物(如某城市过去的历史)，其相关知识和信息依然存在于认识主体的认知结构中，这种“虚”中存在的表达。大量的历史事实，现现中已不存在，但记录其过去存在的历史文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却能通过传承而被后人了解和认识。这种非物质的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可积累性和可传承性，是人们间接获得前人认知成果和历史知识的必由之路 [ 5 ] [ 6 ] [ 7 ] [ 8 ]。 主体认识结构Y中的信息，包括现实存在事物的知识，已消亡实体的知识(历史知识)和主体对未来的规划、预测和种种创新构想，都可以用文字描述或用地图符号表示，使之成为可视化信息。从隐形信息可显化的必然性，可知存在着从主体认知结构Y到二维平面Z的映射 q : Y → Z 。 任何制图区域都是有限区域，即属非退化区间。根据非退化区间都具有连续统的势的定理，可知 D ， f ( D ) ， g f ( D ) 和 q g f ( D ) 为等势集合，即 D ~ f ( D ) ~ g f ( D ) ~ q g f ( D ) (3) (3)式也可从另一角度推出。制图区域内的制图对象，在一定的专题，一定比例尺条件下被制图主体选取、分类、概括之后，一一对应地被以点、线、面地图符号表示到地图上。实地一点上，原本具有多种属性的，如可以是高程，人口，气温等等。但是，在一定专题和一定比例尺条件下，它的属性被唯一地确定了，这种实地与地图的一一对应性(有条件的一一对应)显而易见。点、线、面地图符布满全图，任一点上，不属构成图形的点线符号，就属于构成背景的面状符号，二者必居其一，其满射特点一目了然。根据双一一函数的定义，可见任何地图都是制图区域在一定专题，一定地图比例尺和确定的制图时刻下的双一一函数。根据具有双一一函数的集合等势的原理，也可推出(3)式。 [定义5] 地图符号设 x ∈ D ∈ X 为三维空间X中制图区域D内的的制图物体，存在三维空间X到地球椭球面的映射 f : X → S ，椭球面S到主体认知结构Y的映射 g : S → Y 以及Y到二维平面Z的映射 q : Y → Z ，x在 f ， g ， q 三重拓扑映射下的平面象 q g f ( x ) ∈ q g f ( D ) ∈ Z (4) 称为x的地图符号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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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几种地图符号的数学定义 4.1. 模拟与虚拟地图符号 [定义6]模拟地图符号若地图符号 q g f ( x ) 在 t = t k 时刻满足条件： x ≠ ∅ ∧ f ( x ) ≠ ∅ ∧ g f ( x ) ≠ ∅ ⇒ q g f ( x ) ≠ ∅ (5) 则称 q g f ( x ) 为x在 t k 时刻的模拟地图符号，也就是现实存在物的地图符号。 [定义7]虚拟地图符号若地图符号在 t = t k 时刻满足条件： x = ∅ ∧ f ( x ) = ∅ ∧ g f ( x ) ≠ ∅ ⇒ q g f ( x ) ≠ ∅ (6) 则称 q g f ( x ) 为x的虚拟地图符号，也就是现实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地图符号 [ 10 ]。 比较(5)、(6)式可知，模拟与虚拟地图符号的本质差异在于地图符号 q g f ( x ) 表示的对象x在现实世界中是否有实体对应。而在主体认知结构中的关于x和 f ( x ) 的相关知识却是始终存在的，表现为 g f ( x ) ≠ ∅ 。 4.2. 依比例符号、不依比例符号和半依比例符号 [定义8] 依比例符号设地图比例尺为 1 : M ， q g f ( x ) 为x的地图符号，若下列条件满足： ∀ p ∈ q g f ( x ) ， ∃ P α ∈ q g f ( x ) ，使得 M P α = ( q g ) − 1 ( P α ) | α ∈ [ 0 ∘ ， 360 ∘ ] (7) 则称 q g f ( x ) 为x的依比例符号。 (7)式中 α 的任意性，使得地图符号内任意方向的线段与比例尺分母M的乘积，恒等于该线段在地球椭球面上的逆象，这是依比例符号的本质特征。如依比例表示的湖泊，林地等均属此列。 [定义9] 不依比例符号设地图比例尺为 1 : M ， q g f ( x ) 为x的地图符号，若下列条件满足： ∀ p ∈ q g f ( x ) ， ∃ P α ∈ q g f ( x ) ，使得 M P α > ( q g ) − 1 ( P α ) | α ∈ [ 0 ∘ ， 360 ∘ ] (8) 则称 q g f ( x ) 为x的不依比例符号。 (8)式表明，在不依比例符号内，任意方向的线段 p α 与地图比例尺分母的乘积，恒大于该线段在椭球面上的逆象，这是由于地图符号的面积已作了放大，其放大倍率随地物的不同(如三角点和庙宇)、方向的不同、比例尺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这也是其与地图比例尺不相关和定名的依据。(8)式是不依比例符号应满足的充要条件。控制点、独立符号等即属此列。 [定义10] 半依比例符号设地图比例尺为 1 : M ， q g f ( x ) 为x的地图符号，若下列条件满足： ∀ p ∈ q g f ( x ) ， ∃ P α ， p α ′ ∈ q g f ( x ) ，使得 M P α = ( q g ) − 1 ( P α ) ∧ M p α ′ > ( q g ) − 1 ( P α ′ ) | α ′ = α + 90 ∘ ， α ∈ [ 0 ∘ ， 360 ∘ ] (9) 则称 q g f ( x ) 为x的半依比例符号，其中 α 为依比例方向而 α ′ 为不依比例方向。 (9)式中， α 的任意性和 p α 与 p α ′ 的相互垂直，使其能表达任意弯曲特征的线状地物 [ 11 ] [ 12 ] [ 13 ]。地图符号与地图比例尺的半相关性，也是其获得此名的根据。如道路，境界线等即属此列。 4.3. 点状地图符号、线状地图符号、面状地图符号 [定义11] 点状地图符号存在平面点 p ∈ Z ，若地图符号 q g f ( x ) 以p为定位中心定位，则称 q g f ( x ) 为x的点状地图符号。 点状地图符号一般又具有非比例符号的性质。 [定义12] 线状地图符号设 l ∈ Z 为平面Z上的线段、折线、曲线或多种线的组合， ∀ p ， p ′ ∈ l ⇒ N p ∩ N p ′ ≠ ∅ 。若地图符号 q g f ( x ) 以 l ∈ q g f ( x ) 为定位中心定位，则称 q g f ( x ) 为x的线状地图符号。 线状地图符号又具有半依比例符号性质。 [定义13]面状地图符号设 F ∈ Z 为平面Z上的一个连通有界面， ∀ p ， p ′ ∈ l ⇒ N p ∩ N p ′ ≠ ∅ 。若地图符号 q g f ( x ) 以F定位并指代F上的属性特征，则称 q g f ( x ) 为x的面状地图符号 [ 14 ] [ 15 ]。 面状地图符号一般又具有依比例符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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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根据制图物体需要进行地球椭球面定位，其位置特征、属性和数量、形状信息及与其他相关地物的邻接、相离、包含等关系，需要被制图者了解和认识，以及制图者可将其对制图物体的认识，以地图语言表达的可能，阐释了地图符号生成的拓扑学原理。在推出地图符号定义的基础上，根据制图对象在制图时刻是否现实存在而导出了模拟和虚拟地图符号；根据地图符号与地图比例尺相关、无关或半相关条件，导出了依比例符号、不依比例符号和半依比例符号；根据地图符号定位部的几何特征，分别导出了点状地图符号、线状地图符号和面状地图符号。从几种地图符号的约束条件及其表达形式的异同中，揭示了其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这种基于不同约束条件的地图符号的数学定义，既是对地图符号体系的数学表达和概括，又能对具体的地图符号进行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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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付出作为发展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行为，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关注于亲密关系中的恋人关系，但亲密关系中的朋友关系和亲子关系同样值得关注。本文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入手，主要梳理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父母对子女付出行为的产生原因，以及付出行为发生后对亲子间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付出动机和共有取向对关系满意度影响截然相反，主动付出会促进关系满意度，被动付出会损害关系满意度。目前研究对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的付出及满意度相对关注，未来可以针对子女对于父母付出的看法和感受进行研究，展开有关亲子关系间的双向研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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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亲密关系中，当亲密伙伴需要帮助时，提供相应的照顾是必不可少的。在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s)中，人们会为对方提供持续的关怀，关注对方的需要并提供帮助而不期望直接的回报——但与此同时，人们希望对方也可以对自己有类似的关注(Clark & Mills， 2012)。 在国外研究中，常用牺牲(sacrifice)来表达这种关怀，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由于牺牲一词的含义过于沉重，人们更常使用“付出”这个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付出有很多种，它们可能是重大而少见的，例如为了一方放弃事业去一个新的城市。它们也可以是小而常见的，例如为了对方付出时间进行不感兴趣的活动。这些相对常见的日常付出对于亲密关系来讲很重要(Impett， Gable， & Peplau， 2005)。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亲密关系划分为以下三种：恋人关系、朋友关系、亲子关系。前两种关系中的付出已经有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归纳总结(Findley， Carvallo， & Bartak， 2014; Righetti & Impett， 2017)，但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付出则少有研究者进行系统的归纳。 相比于亲子关系，恋人和朋友关系中的付出和回报是相对均等平衡的，或者是根据需要来提供帮助。但是在亲子关系这个双方联结最为紧密的共有关系中(Clark & Mills， 2012)，按照基本需要来提供帮助是最基础的，但同时与恋人朋友关系不同的是它在本质上是付出和回报完全不平衡的，至少是在儿童至青少年时期都是父母在单方面为儿童提供照顾(Le & Impet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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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亲子关系中付出的相关理论 付出有大有小，虽然在日常观念中对子女做出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行为，但是付出还是会对个人的自身利益造成影响。在对于恋人和朋友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8~14天不等的短期日记研究这种具有生态学效度的方式研究接近和回避两种不同的动机下个体对他人的付出。例如，人们可能害怕失去关系，如果他们不付出，他们可能想避免冲突，或者他们真诚希望看到他们的伴侣快乐(Righetti & Impett， 2017)。 2.1.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付出理论 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父母的付出是儿童社会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Chao & Kaeochinda， 2010)。在中国人的内涵中，父母身份对培养孩子和为他们的发展做出付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Lam， 2005)。父母为子女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弃自己个人的兴趣、自己的利益来满足子女的需求被看做是正常的养育环节，也被看做是中国家庭主义观念的中心特征(Chao & Kaeochinda， 2010)，同时子女也应该遵从父母的期望。学者Yang (2006)将家庭主义定义为“一个人对家庭、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的复杂的社会态度系统”。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家庭主义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Ting & Chiu， 2002)。因为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强调家庭是生活的重心，并形成了强烈的家庭主义意识。家庭义务，维护社会纽带，遵守规则，尊重老年人和父母，以及家庭声誉是中国集体家庭主义的基本要素(King & Bond， 1985)。中国父母强调的是一种家庭团结和家庭自豪感的集体取向，而不是让子女在社交中获得个人主义取向，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家庭的幸福和荣誉。 Leung和Shek (2011)对40~52岁中国父母和11~15岁青少年的焦点小组访谈结果编码后确定了中国家庭父母付出的五个维度：争取家庭资源，时间分配，重新安排日常生活，个人付出和掩饰忧虑。事实上，父母的付出对家庭资源稀缺的经济劣势家庭尤为重要。父母的付出是促进中国家庭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积极家庭属性，且有证据表明，父母的付出积极地预测了中国贫困青少年的成就动机和心理能力(Leung & Shek， 2013a， 2013b)。父母投资、父母参与、父母付出是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的方面。其中父母投资和父母参与强调的是对子女的直接贡献，而父母付出强调的是为了子女的利益放弃父母的欲望。前者突出了对孩子们的“给予”，而后者则强调父母的“放弃”(Leung & Shek， 2016) 。中国文化中为人父母的内涵是培养孩子和为他们的发展做出付出，父母的付出则被定义为一个父母以付出个人需求和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其后代的需求和发展的家庭过程(Leung & Shek， 2016)。这个过程包括三个步骤。首先，青少年的教育和发展需求在金钱，时间和精力方面需要家庭资源。其次，由于资源的限制，父母必须兼顾家庭资源的分配。最后，父母将孩子的发展需求优先于他们自己的个人需求和欲望(Leung & Shek， 2011)。 2.2.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付出理论 西方研究主要将亲子关系视为一种联结更为紧密的共有关系，在其中个体会产生共有力(communal strength)。研究者将共有力定义为是人们对特定关系伙伴的福利负责，并愿意承担满足此人需求的成本(Mills et al.， 2004)。在养育过程中，具有高共有力的父母对子女会采取主动付出——为了孩子的利益或是出于对孩子需求的关注——的方式，低共有力的父母对子女会采取被动付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作为父母的工作并且他们有义务这样做——的方式(Le & Impett， 2015)。在对父母共有力进行考量的同时，研究者也仿照在恋人关系中所做的相关研究，通过自我报告等方式对父母付出时体验到的真实性(Authenticity)进行测量。共有力高的父母不仅可以抵御单向照顾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因为感受到了自我验证而将其视为更积极和有益的(Le & Impett， 2015)。事实上，对浪漫关系的研究也表明，在为恋人做出付出时，共有力较高的人会感到更加真实(Kogan et al.， 2010)，他们的行为与核心自我意识一致(Kernis & Goldman， 2006; Sheldon， Ryan， Rawsthorne， & Ilardi， 1997)。现有研究验证了亲子关系和恋人关系中付出理论存在的共同点，这也证实了相同的理论模型在亲密关系的不同子维度下具有共通性，也有助于研究者未来进一步的对亲子关系这一亲密关系中对付出关注度较低的维度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并分析亲密关系下三种子维度的相同及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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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付出行为对关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 并非所有的付出都可以被感知到，在对恋人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信号检测论的方法来验证付出是否被另一半察觉并产生感激(Visserman et al.， 2018) 。当付出行为没有被识别，并加以欣赏和感激时，付出者可能会由于自己损耗了过多个人成本且没有被接受者认可，认为付出行为对自身有害，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破坏他们的关系满意度(Whitton， Stanley， & Markman， 2007)。 不仅仅是在伴侣之间，来自Leung在香港进行的亲子成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父母子女双方同时对父母的付出行为进行评定，结果发现双方之间对于父母付出行为的感知有时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父母和青少年感知父母付出的分歧可能是由于父母和青少年家庭资源分配的分歧(Leung & Shek， 2016)，尤其是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可能会比父母感知到更多的父母的付出。因为一些正在经历经济贫困的父母可能会认为他们未能为孩子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这可能会带来内疚和羞愧(Chase & Walker， 2013)，从而减少他们对父母付出的积极看法。同时，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寻求独立和自我发展等原因，与父母在对于父母付出的感知上存在分歧(Longmore， Manning， & Giordano， 2013)。在当青少年无法准确感知到父母做出的付出的时候，可能就会引发父母对于亲子间关系满意度的下降。 但与西方文化中强调自我和独立的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更突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即子能承其两亲，并能顺其意。父母养育子女也会要求子女应当顺从自己的心意，并满足自身对子女的要求。因此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付出不仅包含了对所爱的人无私的付出行为，也同时包含了期望对方知晓自己为他/她所放弃的个人利益、希望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回馈自己情感和行为支持。 鉴于亲子关系中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虽然养育子女与更大的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有关，但它也与较低的生活和婚姻满意度有关(Nelson， Kushlev， & Lyubomirsky， 2014)。此外，研究者通过日重建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系统的重建909名职场女性样本的日常生活经历，与其他活动相比，照顾子女引起了最消极的情绪(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4)。因此在父母为子女提供照顾时，必须了解与幸福有关的心理因素，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父母认为他们最有能力响应子女的需要。 由于照顾的不平衡性，亲子关系可能成为紧张的根源，但并非所有父母都认为照顾孩子的代价很大。虽然大多数父母无法从子女那里得到均衡的回报，不过研究者认为具有高共有力的父母—那些高度关心并愿意为子女提供福利的父母(Mills， Clark， Ford， & Johnson， 2004)——可能会体验到回报或者孩子无意间接给他们带来的积极结果(Clark & Mills， 2012; Le， Impett， Kogan， Webster， & Cheng， 2013)。 有关恋人的研究发现，在浪漫关系中付出动机是影响付出过后关系满意度的一项重要因素。在进行付出的时候采用趋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的个体会认为自己为促进关系更好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实现了自我价值，对自己感觉良好，从而提高了关系满意度(Impett et al.， 2005)；采用回避动机(Avoidance Motivation)的个体会将关注点放在需要避免的消极结果上，由于担心关系无法继续发展或者与伴侣发生冲突，因此会损害关系满意度(Impett et al.， 2005; Impett， Gere， Kogan， Gordon， & Keltner， 2014)。同样也有研究证实即使是在亲子关系中做出付出的动机不同，也会对关系满意度产生相反的影响。主动付出的父母比被动付出的父母要感受到更高的幸福感以及更好的关系满意度，也会更好的响应子女的需求。并且，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儿童中心主义，也不是儿童自身的个性或是照顾儿童时的困难(Le & Impett， 2015)。 付出的动机不同，不仅会对付出一方的关系满意度和情绪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还会对接受者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对恋人和朋友的研究中发现，当付出的接受者发现付出者的动机是主动付出时，会产生更多的感激情绪，同时会提升关系满意度也更加有利于亲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当接受者发现付出者的动机是被动付出时，并不会产生感激，也不会对亲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对关系满意度造成损害(Impett et al.， 2014)。但是目前，没有确切的有关亲子关系中单独关注子女一方情绪的研究，或子女对亲子关系满意度的评价方面的系统研究，未来可以在这一方面展开研究，探索这一机制是否在亲子关系中也存在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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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父母在进行付出行为后的情绪体验，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主动付出的父母会对亲子间的关系满意度有更高的认可，但是对其中的具体机制以及不同付出动机产生的原因还没有进行详细探索。同时，研究主要是以国外家庭或是较为受国外文化熏陶的香港家庭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调查，国内没有相关学者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研究也可以从中国家庭为视角出发，研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父母付出与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幸福感间的关系。 由于目前研究主要是独立关注与某种类别的被试群体，没有对不同群体被试进行调研，无法论证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对子女付出以及付出后对关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导致中国的父母将日常生活中对子女做出的付出视为一种正常现象，这与西方独立自主文化背景下的家庭观念产生区别。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亲子关系在父母产生付出后，对关系满意度和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什么共同点或差异。 其次，在恋人和朋友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关注了付出者在付出后产生的情绪，还关注了付出的接受者感知到伴侣的付出后产生的不同情绪。但亲子关系与恋人和朋友关系不同的是，关系中的双方本质上处于不平衡付出的地位，不是很容易能够界定子女对于父母付出产生的心理活动。因此未来研究中，需要找到一种特定方法对子女的看法进行测量，丰富现有的理论空白。 最后，对于父母付出的较多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家庭资源稀缺的贫困家庭。由于家庭贫富差距对于父母和青少年的影响十分强烈，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对正常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比较加强社会对于贫困家庭中亲子关系和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重视，减轻父母压力帮助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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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综上所述，亲子关系中的付出行为主要来自于父母，并且这种长期不平衡的养育关系可能会对某些父母产生消极影响，降低他们对亲子关系的满意度；但与此同时，一些主动付出的父母即使在付出和回报不均等的条件下，依然会产生对亲子关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目前来看，并没有研究结果直接表明亲子关系中的付出对父母而言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总的来看的确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父母的付出与亲子关系满意度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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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呈增长趋势，私人汽车的普及带来了交通拥堵问题，“停车难”、“停车乱”等并发症，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挑战。通过对重庆市停车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重庆市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治理理论的视角下，本文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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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城市是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聚落，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显示，2019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0%。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截至2019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48亿。但城市化也给社会发展带了某些问题，如私家车的普及带来了乱停乱放、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环境污染等问题，使道路通行能力降低，影响交通安全及城市形象，也给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出行造成了不便。 停车管理作为静态的城市交通管理系统，对于现代城市发展具有战略性价值，直接影响到城市交通功能的发挥。静态交通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各个静态交通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如车、人、停车位，按照系统的方法和观点，以静态交通管理的具体内容为基础，对城市静态交通系统要素进行分析，加强城市停车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合理确定城市静态交通发展战略。 本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在治理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停车管理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运用治理理论框架讨论停车管理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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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1. 停车管理研究 美国政府实地调查研究了多个城市的停车现状，发布了《Parking Guide for Cities》 [ 1 ] 等报告；1981年Michael D. Meyer和Tanaka J. [ 2 ] 采取了实地调查的做法，关注城市静态交通管理机制、管理措施、管理策略，对其所产生影响的差异也进行了探究；Michael D. Meyer和James Sheldon dean [ 3 ] 研究了Boston当地政府停车管理的主管部门和停车管理措施执行程度；英国Feneye [ 4 ] 分析研究从1980年到1990年十年内公民个体出行选择和停放位置的偏好以及停车管理措施对个体出行以及停车产生的影响。董苏华、张超汉(1999) [ 5 ] 对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对停车问题的政策、研究方法、解决措施及最新动向进行了研究；于春全、李国兵(2000) [ 6 ]、葛党桥(2009) [ 7 ]、刘婵娟、蔡晓禹(2017) [ 8 ] 以北京市、杭州市、郑州市、习水县和瑞丽市等城市为例，对城市停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温兆康 [ 9 ] (2010)从城市规划管理角度去研究了城市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具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 2.2. 停车管理政策研究 Meyer和NourEldin (1981) [ 10 ] 二人研究了埃及首都开罗的停车政策，提出了改善城市交通系统的压力可以通过控制城市中心区的停车设施供给的策略；英国牛津大学(1986) [ 11 ] 和英国约克郡(1989) [ 12 ] 通过构建模型对城市交通停车管理进行了相关分析和研究，对个体停车地点和出行方式的选择、停车设施的供给、停车政策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Haworth和Hilton [ 13 ] 对停车收费价格进行了研究，探讨弹性价格机制是否可行，能否有效的对停车需求进行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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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现状 3.1. 重庆市主城区人口与车辆增长状况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市情数据显示，重庆市2019年的常住人口3124.32万人 [ 14 ]，且重庆市主城区的常住人口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再加上外来务工人口增多，重庆市人口数量非常庞大，对停车设施的需求较大。且重庆统计年鉴(2019)显示重庆市主城区2018年人口有687.49万，主城区涵盖范围有江北、渝北、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南岸、北碚以及巴南区九个区级行政单位 [ 15 ]。 而根据2019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 16 ]，截至2019年底，全市民用车辆拥有量653.95万辆，私人汽车拥有量403.20万辆，与去年相比增长3.5%和11.0%。民用轿车拥有量236.01万辆，私人轿车215.24万辆，与去年相比增长11.0%和10.6%，其中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188.84万辆，其中小汽车保有量突破166万辆，重庆市人口与停车设施配建标准低于其他经济发达城市的标准，需要提高停车设施供给的质量。 3.2. 重庆市车辆增长与管理状况 根据重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的《我市主城区停车场车位变动情况最新统计数据》信息可以得到 [ 17 ]：截至2020年2月28日，重庆市主城区已经登记在案的5555个停车场，停车位总量178.67万个。其中：备案登记停车场4977个，比去年同期增加378个，增幅8.21%；车位总数174.57万个，同比增加24.51万个，增幅16.30%。路内停车点578个，同比减少14个，停车泊位41，051个，同比减少1156个。 到2019年10月31日，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为188.84万辆，以国际通行标准，一个车需要1.2个停车位来计算，目前，重庆的车位缺口达到了30万个，停车位缺口相当严重。而且重庆市作为一个直辖城市，旅游胜地，在国际国内久负盛名，外来旅游、务工人口和车辆的增多也对停车管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据当地居民的反映，重庆市交通拥堵，特别是早晚高峰期和节假日时期，私家车出行十分困难，而停车位的缺失则导致了许多违法乱停乱放的现象出现，更加剧了交通的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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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世界上各大城市都曾经历过停车难的问题，从治理理论视角看，重庆市主城区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停车设施供应不足，供需矛盾尖锐 重庆市政府规划部门对城市静态交通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公共部门提供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公共部门提供产品的效率和质量没有随之提升，停车位配置标准设置落后，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车位供应数量少，导致停车设施的供给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机动车数量和停车需求，停车供需矛盾尖锐。且某些专用停车场不对外开放，拒绝外来车辆进入停车场，这使得单位停车场、小区停车场在某些时段空余较多，利用率不高，也造成停车资源的严重浪费。 4.2. 停车场布局不合理，利用率较低 重庆市主城区的停车设施供应量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在交通吸引量和停车需求很大的城市中心区设置的停车场及停车位数量相对于需求而言较少，而在其他交通吸引量较小的地区，停车设施资源丰富，由于停车设施无法移动，不能调配，因此产生停车设施虽多，却不能满足停车需求的现象，这是由于重庆市政府规划局未能提前做好规划而导致的，停车场布局的不合理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流失。 4.3. 非法停车现象突出 政府整治力度不大，城市社会治理思想滞后，对公民思想素质教育不到位，且缺乏有力的惩治措施，导致市民的停车意识淡薄，停车管理难以进行。如某些车主为了自身的方便将车沿街停放在不允许停放的路段，影响了城市的交通和形象，给其他公民的出行也造成了困扰。 4.4. 企业进入停车管理领域政策不明确 停车管理仅靠政府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用来建设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有限，停车设施的特性导致资金回流较慢。但是政府对引入私人部门进入停车管理的政策规定并不健全，私人部门进入停车管理产业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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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停车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5.1. 停车管理主体：政府单一管理，企业无法进入 市政府主管部门建设提供停车公共设施，然而由于政府财政资金有限，且政府单一部门管理力量薄弱，导致停车设施所得的经济效益不高，无法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停车设施的运行，而且效率低下、供不应求的情况仍然存在，政府部门没能找到停车设施供需平衡的一个点，一味地提高停车设施的供给数量和限制停车数量的供给都是不可行的。 且停车场是城市基础公共设施，是准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可以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但由于政府观念的落后，私人部门进入停车管理的政策仍在制定之中，而且缺乏相应完善的停车法律法规，无法科学管理停车收费、停车位建设标准等问题。从而导致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经营盈利较小，无法吸引企业和社会资金。 5.2. 停车管理手段：法律体系不健全 重庆市政府颁布了许多管理办法与标准细则，如2013年12月为切实缓解主城停车难的问题，市规划局委托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开展了《主城区“停车难”问题化解及五大商圈机械停车库方案规划研究》工作；2015年12月23日市人民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停车场管理办法》；2017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发表了关于加强主城区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的通知；2018年主城区停车专项规划修编及近期建设规划方案公示。近年来重庆市越来越关注停车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但是真正实施过程中效果如何仍待有待考证，需要法律的手段来保证这些规划办法的实施，且自从2006年《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标准细则》发布之后，未曾对标准细则进行更新，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5.3. 停车管理机制：政府、公民、社会企业意识淡薄 重庆市自从直辖以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经济生活的富裕并没有同步带来政府能力、社会和市民自身素质的提升。首先政府自身并没有对停车管理产生足够的重视，没有在城市规划的同时对城市静态交通系统进行深入考虑。 其次政府没有做好市民教育的工作，市民停车意识依旧淡薄，不愿意付费享受公共物品，习惯于无偿使用公共资源，导致某些市民乱停乱放，妨碍其他公民的正常出行，影响市容市貌，加剧停车问题的恶化，导致城市停车管理难度加大。 最后政府对于吸引社会企业进入停车管理的态度不明确，由于政策的缺失等原因，导致社会企业没有进入停车管理，无法同政府一起治理城市停车管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5.4. 停车管理功能：停车管理的技术水平有限 重庆市停车设施建设提供效率低下，政府应该准确把握供需之间的关系，提供适量高效的停车设施。 重庆市主城区诱导系统仍在完善之中，技术信息化有待提升，只有少数停车场建立了诱导系统，在城市道路上诱导需要停车的车辆是小部分现象，大部分停车场还是依靠最原始的标注指示牌来吸引车主，且有些停车场标志牌的设置不科学，没有起到引导车辆停放的作用。 重庆市的换乘系统也仍在建设之中，停车换乘系统指的是在城市中心区以外人流量较大的公交地铁站以及高速公路旁设置停车换乘场地，低价或免费为私人汽车提供停放地点，再加上相对便宜的公共交通收费，引导乘客使用公共交通，缓解中心区域交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