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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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贵州省夏季降水量时间演变特征 4.1. 夏季降水量年代际演变特征 为进一步揭示贵州省夏季降水量的时间变化特征，分别绘出了贵州省夏季平均降水量年代际变化图(图5)。 图5. 贵州省夏季降水量空间分布的年代际变化 由图5可知：在1960s~2010s贵州省夏季降水量空间分布呈一致变化，都是西南地区偏多，东北地区偏少，即夏季降水量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减少。1970s贵州夏季降水整体相对于1960s有一定的减少，1980s夏季降水量变化不大，1990s夏季降水整体异常增多，2000s和2010s夏季降水整体又开始显著减少。 由贵州省夏季降水年代际时间变化(图6)可知：贵州省夏季降水量年代际变化差异表现为近60年来，1990s贵州省降水量明显多于其他年代，达590 mm左右，为最高峰值，1960s贵州省降水量仅次于1990s，超过560 mm，为次峰值。2010s最少，不足520 mm。 图6. 贵州省夏季平均降水量的年代际变化 4.2. 夏季降水量年际演变特征 采用线性倾向估计法对贵州省近60a的夏季降水量进行趋势分析(图7)，多年夏季降水量平均值为545.28 mm，近60a来贵州省夏季最大降水量为744.72 mm (1979年)，最小降水量为287.82 mm (1972年)，夏季降水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913 mm/10a。 图7. 贵州省夏季降水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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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贵州省夏季降水量周期分析及突变分析 5.1. 夏季降水量周期变化 图8是贵州省近60a夏季降水量距平的时间变化序列图。由图8可知：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3年，贵州省夏季降水异常偏多，其中有8a超过标准差的显著正距平。2003~2017年期间，降水的负异常明显，几乎都是负距平，其中有3a超过标准差的显著负距平，降水异常偏少。 在时间尺度一定的情况下，降水量在该尺度下的变化特征通过小波系数实部随时间的变化来反映，正值对应降水量偏多的情况，负值对应降水量偏少的情况。小波系数实部等值线图能反映降水序列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变化及其在时域中的分布，图9(a)是其小波变换，由图9(a)可知在降水演变过程中主要存在着20~32a、10~17a的周期变化规律。由小波系数模等值线图(图9(b))可知时间尺度20~32a在能量上占了主要部分，是影响未来贵州省夏季降水量的主要时间尺度，在该尺度上约存在丰水与枯水期交替的准三次震荡；在10~17a的时间尺度上，约存在丰水与枯水期交替的准七次震荡。 图8. 贵州省夏季降水量距平图 图9. 贵州省近60a夏季降水量小波分析图 小波方差图(图10)能反映降水量时间序列的波动能量随尺度的分布情况。由图10可知存在2个较为明显的峰值，最大峰值对应着28a的时间尺度，说明28a左右的周期震荡最强，为贵州省夏季降水量变化的第一主周期；15a时间尺度对应着第二峰值，为第二主周期。上述2个周期的波动在控制贵州省夏季降水量整个时域内的变化特征中起决定性作用。 根据小波方差图峰值对应的时间尺度，绘制出了贵州省夏季降水量演变的第一和第二主周期趋势图(图11)。从主周期趋势图中可以分析出在不同的时间尺度，降水量变化的平均周期及丰–枯变化特征。由图11(a)可知在28a特征时间尺度上，夏季降水变化的平均周期为20a左右，大约经历了3个丰–枯转换期；由图11(b)可知在15a特征时间尺度上，降水的平均变化周期为9.5a左右，大约经历了6个丰–枯转换期。 图10. 贵州省近60a年夏季降水量小波方差图 图11. 贵州省夏季降水量演变的第1和第2主周期 图12. 贵州省夏季降水量的非参数M-K统计检验 5.2. 贵州夏季降水量突变检验 图12为贵州省近60a夏季平均降水量的非参数统计检验的统计量变化曲线图，UF统计量为降水的顺序统计曲线，UB统计量为降水的逆序统计曲线，UF、UB统计量在零线上下波动。在1963年、1966年、1978年、1984~1987年、1989~1995年、2011~2017年中，UF曲线在零线以下，表明在此期间贵州省夏季降水量呈减少趋势；其余时段内，夏季降水量呈增加趋势。 UF曲线在1961~2017年间未超过显著水平0.05的信度线，说明夏季降水量序列在这些年间变化不显著。1963年，夏季降水量由减少的趋势突变为增加的趋势；1981年，夏季降水量由增多的趋势突变为减少的趋势，1989年，夏季降水量减少的趋势减缓，并且逐渐开始变为增多的趋势；2002年，夏季降水量增多的趋势减缓；2008年，夏季降水量增多的趋势减缓，并且逐渐开始变为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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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综合上述对贵州省近60a夏季降水量时空变化特征较为详细的讨论，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在1960s至2010s贵州省夏季平均降水的统计中，夏季降水时空分布呈现很强的一致性，夏季降水量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减少。 (2) EOF分解第1模态表明贵州夏季降水量全省整个区域变化的一致性；第2模态表明贵州省夏季降水量呈现南、北反位相变化。EOF分解第1模态相应的时间系数表明：20世纪90年代，贵州夏季降水量表现为整体异常多雨，其余年代贵州地区整体少雨与多雨交替变化。第2模态相应的时间系数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盘县南部和思南南部为界，贵州省夏季降水量表现为南涝北旱；20世纪80年代，则表现为北涝南旱。 (3) 贵州地区夏季降水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913 mm/10a。贵州地区夏季降水演变过程中主要存在20~32a、10~17a的2种尺度的周期变化规律。28a左右的周期震荡最强，为贵州夏季降水变化的第1主周期。 本文从多方面简要分析了贵州近57a夏季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从区域分布、时间演变、突变检验中探究贵州夏季降水规律。但各方面的研究方法较为片面，为深入分析贵州降水时空分布变化过程，还应该运用多种办法分析检验，并探究影响贵州降水时空分布的各种气候要素，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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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能源大数据的蓬勃发展和大数据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基于能源视角对地区发展水平量化分析成为新趋势。近年来，电力行业积极利用电力大数据洞悉社会发展，服务政府监测分析需求。相比于传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电力数据具有时效性强、真实可信、易于获取等优点。然而，如何准确把握政府需求，充分发挥电力数据价值，成为电力公司亟需研究的课题。本文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系统全面梳理，利用上海市电力公司现有的电力数据资产，从经济、科技、民生、城市治理、环保等方面构建上海城市发展评估体系，为深化电力数据的对外开放应用，服务政府决策科学性提供创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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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量化评估区域发展水平始终是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政府对当前政策进行科学测度、并及时调整决策的关键依据。上海市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始终保持全国前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承载了多个领域的改革试点。同时，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电力消费、经济运行与行业发展之间的纽带日益增强。已有大量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在某些领域电力消费数据能够释放重要的经济信号，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 [ 1 ] [ 2 ]。相比于GDP、CPI等传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电力数据具有以下独特优势：1) 真实性。电力消费数据由电子计量表及系统自动采集，无人为因素干扰，数据精确真实，而大量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需要依赖样本采集和人工上报。2) 及时性。对电力消费终端的数据采集目前已达到每小时4次的频率，而经济社会统计类数据采集和计算周期较长，一般只能实现每月1次的频率。3) 颗粒度丰富。由于用电户号与所属经济主体间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既能够通过户号精确定位到某一企业、工厂、居民楼，也可以对主体按照区域、行业、产业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划分，得到分类统计值，颗粒度可粗可细，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颗粒度出于调查样本和统计方法的限制较为固定。 基于电力数据的以上优点和其与经济、行业、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利用电力数据评估城市发展水平成为一种可行的新途径。本文将以2021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为依据，从上海市地区政府重点关注领域出发，结合电力数据所能反映的领域特性，构建评估上海城市发展水平的电力指标体系，为电力数据在城市发展水平测度方面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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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城市发展评价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已开展了区域社会发展评价的相关研究。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发布的评价指标体系己经在政策制定、生活质量评估和区域比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于1996年发布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DSR)，根据《21世纪议程》中关于制定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要求，从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对区域发展阶段进行评估，共包含58个核心指标(社会指标19个、环境指标19个、经济指标14个、制度指标6个) [ 3 ]。同年，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从经济繁荣、权利平等、生态、资源、人口领域、教育质量等领域出发，创建了美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4 ]。国内方面，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要求，祝尔娟等人开展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研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依据，构建了由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人口发展指数、企业发展指数等五大指数构成的指标体系 [ 5 ]。殷克东等人从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沿海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信息化水平、社会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社会结构水平五大方向对我国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动态测度 [ 6 ]。曹建新等人构建的珠三角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模型，则从区域发展当前业绩、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区域产品市场需求、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作用几方面对珠三角区域经济水平进行评分 [ 7 ]。 然而，当前对区域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主要以人口、经济、金融等社会统计数据作为参考指标，在实际应用中也可发现政府一般采用生产总值增长、城镇调查失业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缺乏从电力视角对社会发展进行多维评价的成熟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创新性地以电力数据为基础，构建适合反映城市发展各领域的电力指标，为上海城市发展的综合评价提供一种全新的数据渠道和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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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综合评价体系构建步骤 如图1所示，综合评价体系构建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核心步骤 [ 8 ]。 图1. 综合评价体系构建步骤 1) 明确评价对象和评价目的。只有正确定义评价目标和评价对象，才能确保所创建的指数体系满足使用需求，因此首先需要确定评价对象和目的，接下来的构建工作也应围绕所定目标展开。 2) 评价体系初建。评价体系的初建一般可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方法。自上而下法又可称为演绎法，即通过分析法、目标层次法等方法，对评价目标进行分析拆解和逻辑推演，推导出底层指标。自下而上方法是指通过从现有指标出发，对可用指标进行归纳分类，根据需要逐级叠加形成顶层指标。 3) 评价指标筛选。从必要性角度，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去除不必要或与其他指标含义重复的指标。 4) 评价体系优化。检查各级指标的完备性和独立性，优化评价体系结构，可借助经纬法、最大树法等对树状结构进行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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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电力大数据的上海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参考以上评价体系构建步骤，构建基于电力大数据的上海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具体路径如下： 1) 明确评价对象和评价目的。本次研究评价对象为上海市社会发展水平。 2) 评价维度搭建。本次评价维度的依据为2021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对市政府今年的重点工作进行梳理，可归纳得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科技创新、普惠民生、城市治理、绿色生态几大重点领域，自上而下形成三级主题的评价维度(见表1)。 Table 1 Evaluation dimensions of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Summarize from the 2021 municip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三级主题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 生产总值增长、财政收入、建设投资 经济质量 用能效率、用地效率 经济结构 高端服务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发展、消费升级、外贸转型、数字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 绿色农业、农村帮扶、城乡融合 改革开放 对外开放 金融开放、贸易开放、通道建设、外资引进 企业改革 国企改革、民企改革 科技创新 科技研发 科技基础设施、创新协同、技术突破、知识产权保护 人才引领 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激励 普惠民生 生活水平 居民收入、物价水平 公共服务 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交通、便民政务、弱势群体权益 文体建设 文化宣传、体育设施 城市治理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 城市安全 国防建设、公共安全 绿色环保 污染防治 污染防治 绿色生态 节能环保、绿色空间 表1. 上海城市发展评价维度(总结自202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3) 指标筛选和结构优化。在对评价目标及方向进行全面解构、得出初步的评价体系后，需要考虑电力数据自身特性，筛选出适合用电力数据进行衡量的评价维度。对于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和因果性研究已有悠久历史，总体而言，电力消费被认为是经济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与经济发展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已有国内外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在不同产业领域存在差异 [ 9 ] [ 10 ]。结合公司以往电力数据应用经验，从电力指标的评估效果来看，需要进一步对评价体系进行修剪，删除电力消费数据不敏感的评价维度。表2展示了基于电力视角修改后的上海城市发展评价体系。 Table 2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ctric Powe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电力指标 经济发展 经济景气 全市企业用户用电量 经济活力 全市企业用户接电容量 服务业升级 全市高端服务业用电量 制造业升级 全市重点制造业用电量 数字经济发展 全市互联网行业用电量 自贸区发展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用电量 民营企业发展 全市百强中小型企业用电量、电费缴纳率 科技创新 科技园区建设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大学科技园区、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金桥现代科技园、嘉定民营技术密集区用电量 普惠民生 居民用电水平 全市居民用电量 文体旅游繁荣度 全市星级旅游景区、主要博物馆艺术场馆用电量 城市治理 “五大新城”建设情况 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新城用电量 绿色环保 污染企业生产水平 全市大型污染企业用电量 电能替代情况 全市电能替代量 表2. 电力视角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评价体系 4) 评价体系迭代优化。在本次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可从两方面对评价体系进行优化：一是针对政策重心调整进一步拓展电力数据能够反映的评价维度，二是增加其他有效电力指标，形成复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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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应用分析：以“五大新城”发展情况为例 2021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五大新城”建设目标，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打造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成为新的战略增长极。为评价“五大新城”发展情况，从电力视角采用五个地区的用电量和接电容量作为监测指标。用电量能够及时反映区域产能和消费变化，进而反映区域经济规模；而接电容量指地区新增用电扩容需求，能够反映未来产能和消费潜力，因此结合这两项电力指标，能够较好评估地区发展现状和活力。 为了消除季节因素影响带来的数据波动，采用季度用电量和接电容量的同比作为评价指标，从2018年至2020年的计算结果见表3和图2。 Table 3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Five New Towns 时间 嘉定 青浦 松江 奉贤 南汇 2018Q1 1.08 1.06 1.09 1.08 1.07 2018Q2 1.06 1.04 1.03 1.06 0.99 2018Q3 1.02 1.00 0.97 1.01 1.04 2018Q4 0.99 1.03 1.03 1.03 1.05 2019Q1 1.01 1.00 1.02 1.02 1.06 2019Q2 0.95 1.02 0.97 1.01 1.05 2019Q3 1.04 1.11 1.07 1.18 1.06 2019Q4 1.04 1.00 0.98 0.99 1.09 2020Q1 0.81 0.86 0.85 0.88 0.92 2020Q2 1.02 1.02 1.03 1.03 1.03 2020Q3 0.95 0.95 0.93 0.91 0.98 2020Q4 1.07 1.07 1.08 1.25 1.06 表3. “五大新城”用电量同比 由表3和图2可知，五大新城用电量变化趋势接近，在2018年全年基本保持平稳。自2018年11月增设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以来，临港所属南汇区的用电量稳步上升。2019年第三季度，由于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的提出和上海市加快新城建设脚步，五大新城的用电量经历了一波快速上升，但随着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和陆续出台的居家隔离措施，大型能耗行业如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受到重创，五大新城用电量均急速下滑，其中嘉定区所受影响最大。第二季度开始，伴随着全市企业复工的有序推进，新城用电量也开始逐渐恢复，但仍跟随疫情的反复呈现小幅波动。直到2020年底，各行业全面复工复产，五大新城经济也呈现同步复苏趋势。 图2.“五大新城”用电量同比变化趋势 此外，从图2来看，五个行政区的用电量变化高度相关。表4计算了五个行政区用电量同比的线性相关系数，大部分在0.6水平以上，表明近两年五个区域的发展较为同步。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year-on-year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five administrative region 嘉定 青浦 松江 奉贤 南汇 嘉定 1 0.834770169 0.921871823 0.597717614 0.704581552 青浦 0.834770169 1 0.869018573 0.670577555 0.749840432 松江 0.921871823 0.869018573 1 0.648127528 0.672054908 奉贤 0.597717614 0.670577555 0.648127528 1 0.329767397 南汇 0.704581552 0.749840432 0.672054908 0.329767397 1 表4. 五大行政区域用电量同比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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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电力数据蕴含着大量城市发展运行信息，用电量能够敏捷反映以电力为主的生产型企业经营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针对政府部门对上海城市发展情况的量化评估需求，除了常用经济统计指标以外，也可从电力视角出发，通过各行业的用电量等数据衡量城市发展现状及趋势。本文将电力数据敏感特性与政府工作关注重点结合，构建从电力视角对城市发展进行评估的多维体系，利用全市企业用电量、接电容量、科技园区用电量、全市居民用电量、五大新城用电量、大型污染企业用电量、电能替代量等电力数据，全面体现上海城市的经济、科技、民生、治理、环保发展现状，涵盖了城市发展的关键领域。此外，以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大行政区用电量变化为例，对今年两会期间最新提出的“五大新城”发展态势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五大新城发展近两年表现出强相关性，虽然在去年疫情期间均受到较强冲击，但今年已逐步恢复并向好发展。未来在现有基于电力指标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基础上，可对指标选取和计算方式进一步迭代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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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省，云南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家层面尚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云南省的国家公园法律制度存在着法制体系不健全、管理机构不明确、公众参与的程序和途径规定不足等问题。本文通过规范分析法，从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发展状况入手，通过分析云南省国家公园的法律制度，并结合实践经验，进而提出了以下完善意见：云南省应该明确保护优先的原则，加快推进“一园一法”的立法，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并且完善公众参与的途径与程序，从而推进云南省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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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早在2008年，云南省就被批准作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自此以后，迈上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创新之路。《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到2030年，要建立起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基本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云南省提出了统一管理机构、严格保护管理制度等重点任务。国家公园的建设离不开健全的法律体系保障和科学的管理制度，云南省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省，在国家公园法律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对我国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立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云南省国家公园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可以借鉴其探索的成果，同时也可以找到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为建设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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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云南省国家公园概述 (一) 国家公园的概念 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在《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中明确国家公园为“经批准设立的，以保护具有国家或者国际重要意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目的，兼有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游憩展示和社区发展等功能的保护区域”。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旅游局认为：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美国对国家公园的定义包含狭义和广义两重概念。狭义的国家公园是指拥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具有国家级保护价值的面积较大且成片的自然区域。广义的国家公园即“国家公园体系”，是不管现在亦或未来，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以建设公园、文物古迹、历史地段、观光大道、游憩区为目的的所有陆地和水域，包括国家公园、纪念地、历史地段、风景路、休闲地等，涵盖20个分类 [ 1 ]。在美国，国家公园与国家公园体系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国家公园已经从最初单一的形式发展成了今天具备完善的管理模式和保障体系的国家公园体系。在我国，基于十八大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点改革任务，我国的国家公园也应该被赋予更广泛的含义，更加体现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和保障体系。因此国家公园应该定义为“以保护重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目的，由国家批准并主导建设的，以自然环境为依托，集保护、科研、教育、娱乐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陆地和海域，是一种有效实现环境开发与保护的管理模式”。 (二) 云南省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 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云南省生态脆弱，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为此云南省政府基于发展的需要率先在全国开始了建设国家公园体制的探索。普达措国家公园2005年开始规划建设，2007年揭牌，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正式挂牌成立。2008年，云南省被批准为国家公园试点省，决定首批试点建设8个国家公园，分别是香格里拉普达措、丽江老君山、西双版纳、梅里雪山、普洱、高黎贡山、南滚河和大围山国家公园。2015年，云南省被13部委确定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2016年，云南省政府新批准建立了包括白马雪山、大山包、楚雄哀牢山和独龙江、怒江大峡谷5处国家公园，迄今为止，云南省已经批准建立了13个国家公园。在立法方面，2001年和2004年分别施行了《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管理办法》和《普达措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条例》，两个国家公园实现了“一园一法”；2016年《管理条例》正式施行，2018年制定了《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管理办法》 [ 2 ]。在规范管理方面，云南省明确了省林业厅作为国家公园的主管部门，并发布了《国家公园基本条件》《国家公园管理评估规范》等9项地方标准来规范国家公园的管理。云南省虽然有众多的国家公园，但是这些国家公园从实质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而且关于国家公园的法律体系非常不完善，使得云南省的国家公园没有健全的法律规范来保障，也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来指导，种种因素使得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造成了国家公园建设混乱，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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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云南省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的不足 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在我国起步比较晚，属于新事物，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近年来云南省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国家层面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建设经验、管理运营模式可供遵循，云南省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的建设之路走得有些困难，在法制体系、管理模式、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 法制体系不健全 构建科学的国家公园法律体系，首先要求明确立法原则。明确保护优先的原则是环境保护法在国家公园领域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保护优先”的方针，但是在《管理条例》中并没有直接体现，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的一种，其与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应当是一致的。设立自然保护地是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保护是其首要功能，那么国家公园也应该将保护放在优先的位置，对影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各种人为活动进行有效管理，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国家公园的建设对当地的环境和生态造成新的破坏。《管理条例》作为我国大陆首部地方性国家公园管理法规，并未规定保护优先的原则，不仅会影响云南省国家公园建设的进程，而且会影响其他地区甚至全国的国家公园立法，因此云南省必须在立法中明确保护优先的原则。 宏观上来看，国家公园法律体系应该是一个综合、系统的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法律、法规所组成的，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公园以国家为主导，在实践中需要由国家层次的法律来支撑，保障国家公园的统一性和科学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未出台一部专门的国家公园法。《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除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外，对其他国家还没有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事项，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从是否存在上位法来看，地方立法可以分为两大类：“执行性立法”和“实验性立法” [ 3 ]。《管理条例》显然是典型的“实验性立法”，这就表明《管理条例》不能违背已经出台的上位法。尽管从表面上看其没有上位法，但事实上关于各类保护地，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管理条例(草案)》在征求意见时，许多行政部门提出其应该与其他的法律法规相协调。为了不违背“不得抵触上位法”的原则，《管理条例》在制定时寸步难行，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只规定了国家公园管理的主体框架，但仍不足以解决许多特定问题。其次，云南省的13个国家公园只有两个国家公园实现了“一园一法”，使得国家公园不能结合各州的实际情况和民族文化来进行建设和管理。 (二) 管理机构规定不明确 在2016年实施的《管理条例》中仅仅指出，由省林业行政部门主管国家公园，由国家公园所在地的州(市)人民政府自行决定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在实践中，由于在各州(市)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不明确，各地的国家公园并未形成与省级管理部门相呼应的地方垂直管理体系。为了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云南省设立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来承担试点区域内的管理职责，以求到2020年基本建立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2019年出台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指出，在试点期间，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划归省林草局垂直管理，但从全省范围来看，国家公园还是缺乏统一的管理体系，例如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并不归属于迪庆藏族自治州林草局而是直属于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府。在《西双版纳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总体方案》中指出由州生物产业办、州林业局、州农业局、州环境保护局带头加强国家公园的建设，由此可以看出，云南省国家公园还存在管理机构重叠，权力和职责不明确的问题，这种混乱的管理模式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发展。 (三) 公众参与的程序和途径规定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强调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因此，公众参与制度在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有效发挥国家公园功能和价值的重要前提，也是管理国家公园的重要途径。 要落实公众参与制度，就必须明确公众参与的程序和途径，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了具体条款，公众参与制度才能有效的贯彻下去。在国家公园的建设的起步阶段，云南省国家公园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对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也寥寥无几，在《管理条例》中规定了建立国家公园专家咨询机制、激励公众采用捐赠、志愿服务等形式以及鼓励周边社区民众参与到国家公园的管理当中，但是具体怎样参与却没有规定。对比《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对公众参与制度进行规定，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信息公开制度、志愿者制度、生态保护基金会以及监督举报制度等，可以看出，云南省对公众参与途径的规定比较单一，而且对公众参与的规定比较笼统，如何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如何激励公众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国家公园的管理当中都没有规定，使得公众参与缺乏可操作性，这就导致公众参与制度成为了一纸空谈，公众参与制度流于形式，无法在实质上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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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的一种类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需要积极寻求法律制度的保障，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中积极探索国家公园的建设经验，创新国家公园法律制度。本文从《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入手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各方面能力的局限以及问题的复杂性，只是在法律制度、管理模式以及公众参与三个方面提出了初步的建议，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有很多的不足，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法律保障，为国家层面国家公园法的出台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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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不断推进中，国企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国企混改的成功为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提供了思路，国家也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文先讨论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资源价值、平台价值及效用价值等方面的优势。再通过了解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实现路径和发展模式，确立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探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构建，以推进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能激发国民经济活力，也可以促进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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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国有企业在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取得了好成绩，提高了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国有资本增值保值。2014年，政府提出要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给予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政策引导。我国目前参与混改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不愿参与混改。我国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主要问题是改革路径与模式的选择、改革后企业治理机制问题及退出问题等。民营企业担心改革后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以及没有话语权等问题。民营企业没有话语权可能会造成股东利益风险增大，国营企业的权责机制和管理方式与民营企业也存在较大差异。另外，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没有较多成功案例可以借鉴，很多民营企业对于参与改革有忧虑。国有企业在混改的过程也遇到了股权体制和治理机制不融合的问题，但很多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使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并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路径和发展模式也在慢慢的探索中，国家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同时，也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保障民营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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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民营企业后，在资源价值、平台价值、效用价值等方面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多种所有制资本可以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共赢。 2.1. 资源价值 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以获取更多更好的资源，打破资源瓶颈。国有企业在技术、装备、人才等多方面具有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在就业、纳税、贡献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较多民营企业存活时间较短。我国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利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源优势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方面都是领头羊，如国企在生产制造业有技术和装备优势，因很多制造业的装备的成本较高，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成本使得装备更新的周期较长。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吸引人才的能力很强，人才储备量很充足。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资源能够得到优化，故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对其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2. 平台价值 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会获得更高的平台以促使其发展。外资进入可以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有资本参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与优质企业合作。民营企业很难参与石油、军工等领域的项目，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通过获得国有企业的资源进入这些领域。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是排头兵，民营企业不愿参与的行业，国有企业会进入，我国“民退国进”现象在很多行业有体现。国有企业涉足领域很广，民营企业通常要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后，民营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参与竞争。国企和央企对外投资，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审批过程复杂，有较多的局限 [ 1 ]。民营企业无身份限制，外资进入民营企业可提供全球化竞争的平台，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在不了解国外市场的情况下很容易碰壁，发展速度较慢。外资进入民营企业能使其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更快适应国际市场。 2.3. 效率价值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发挥各种所有制资本的优势，取长补短。民营企业发展非常注重效率，效率是效益的一种反应。民营企业在管理、市场反应速度、员工激励及生产等方面的体现出较高效率，但是贷款资金、品牌建设等方面效率较低。民营企业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国有资本参股可以提高民营企业的信任度，解决民营企业资金短缺的困难。民营企业成立一个品牌很容易，但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有企业有品牌基础，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可以利用国有企业的品牌基础向前发展。从技术效率看，混改企业的技术效率均值高于私营企业 [ 2 ]。在融资、品牌建设多个方面提高效率，可以更好加快民营企业发展。 很多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较短，资源配置方面处于弱势，也存在家族化管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参股以及外国资本进入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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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与发展模式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收购和员工持股，发展模式目前主要是增资扩股、民营基金和定向增发模式 [ 3 ]。民营企业可以借鉴国企参与混改的成功经验，探索新的路径和发展模式。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三种发展模式主要集中在金融、互联网等行业。 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数量不多，主要发展模式在其他领域未形成。 3.1. 实现路径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收购目标公司、股东的股份；二是员工持股。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也应该允许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参与混改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出四种主要实现路径，主要有上市、员工持股、重组和民营企业参股四种方式。民营企业参与混改能否直接适用国有企业探索的实现路径是值得探讨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股权机制和治理机制上都存在不同，各企业的问题和情况也不同，国有企业的实现路径不能直接适用于民营企业，需要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 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外资进入民营企业，是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路径之一，多种所有制资本的融合，能促进企业焕发新活力。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是为了激励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但员工持股的比例要控制在10%以下，以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 4 ]。我国民营企业中有个员工持股的公司代表—华为，华为的员工持股的方式对留住人才、提高效率等方面有积极意义。员工持股是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之一，适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 5 ]。 3.2. 发展模式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增资扩股、民营基金、定向增发模式。增资扩股模式是公司创立，然后进行融资，融资后公司进行扩张，再进行融资。增资扩股的模式是通过对外进行分阶段融资，阶段性成功后再融资的模式，融资可以分成几轮进行。以融资方式进入企业，占有一定比例的公司股份，但不参与公司管理。民营基金模式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进行融合，但是以民营资本为主导。定向增发模式是上市公司向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这种模式的成本相对较低。 增资扩股的模式在互联网行业体现较为明显，很多互联网企业成立之初，由于资金短缺会进行融资，随着发展再融资，期间会经过几轮融资。如京东物流A轮融资，京东金融B轮融资。金融领域的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其发展模式较多是民营基金模式，其中比较典型的，国有资本以政府引导基金的方式参与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 [ 6 ]。也有较多上市公司选择定向增发的模式来增资扩融，募集资金可促进公司发展，也能帮助公司股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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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 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遵循自愿原则、自由进出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和股权比例对等原则。基本原则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可以打消民营企业不愿参与混改的顾虑，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积极性。 4.1. 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民营企业自愿选择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发展遇到资金、平台等方面的问题，面临停滞不前或经营困难的情况，自愿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发展很好的情况下，不能强制或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发展很好的民营企业如果让其强制参与混改，可能会在参与混改后产生公司治理结构产生矛盾，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参与混改要在价值观、发展观、改革观方面一致，民营企业评估后认为“三观不合”不参与混改，应该尊重企业的意见。 4.2. 自由进出原则 自由进出原则是指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进入或退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权融合或治理融合不好，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退出。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后，民营资本退出自由非常重要。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外资磨合不好，民营企业可以选择退出。与上市公司参与混合的，可以通过转让、抛售股权的方式退出，但与未上市公司混合的民营企业，退出就较为困难。我国目前的对混改的进入给出了指导意见，但退出机制未有全面的规定。较多的民营企业担心参与混该与国企、外企融合不好，退出机制不完善，会造成企业的损失，损害企业股东的利益。自由进出原则的确立是给民营企业参与混改一个定心丸，有利于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混改。 4.3. 等价交换原则 等价交换原则是指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产权交易要与价格相匹配。民营企业部分产权被界定为非公共领域产权，有部分产权未明确划分，未明确划分的属于公共领域产权。产权交易中流动性、投资者数量、定价方式、资本化程度、中介机构专业性等指标与其他层次的资本市场相比，是相对较弱的。交易的基础是产权，产权界定不清晰，产权交易也会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产权交易定价存在寻租的现象，导致定价不公平，使得有些民营企业望而却步。产权明晰，有利于产权主体权责分明、流转顺畅。等价交换原则能减少交易过程中的寻租现象和定价不公平，促进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的公平。 4.4. 股权比例对等原则 股权比例对等原则是指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后，根据其股权所占比例分配决策权、身份权、收益权等。民营资本进入国企后，民营企业可能掌握不到话语权，难以股权制衡，会侵害民营企业中小股东利益。根据股份比例如何分配决策权、身份权及收益权等，会影响企业的具体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股权比例分配不均衡，国有企业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参与混改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创新能力也可能会降低。股权比例对等原则是保障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外商企业合作过程中的话语权，保护民营企业股东权益。有对等权力的保障，民营企业就会更有动机和意愿参与混改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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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构建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遵循自愿、自由进出、等价交换等基本原则，为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构建奠定一个基础。制度的构建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能更好的符合实际情况，构建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相关法律制度，健全产权流动和交易制度，能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商企业的融合。 5.1. 构建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法律制度 增资扩股、股权转让、员工持股等都可能影响企业的治理机构发生变化，所以要提高企业治理的透明度。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易产生“混合易，治理难”的问题，要构建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法律制度，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对等的情况下，要保证企业的话语权，注重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及企业文化多方面的融合。另外，可以根据不同的股权比例结构划分不同的治理模式，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坚持依法管理企业，构建合理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要将所有权与控制权进行分离，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保障民营企业的话语权。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结构没有固定的模式，难免在治理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和偏差，要在治理结构中建立容错机制。对于因缺乏经验或者失误、过失等出现的问题，对管理层进行免责或者减少责任承担，但容错机制的内容要同违法犯罪的行为区别开来。 5.2. 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相关法律制度 民营企业在参与混改后，不能磨合的情况下，能不能退出，怎样退出，退出定价等方面未有具体的规定。我国在制定退出机制相关法律制度方面要明确退出条件、退出定价、退出程序等，同时还要规定民营企业在混改过程中不能被无故驱逐，还要确立实施细则。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面临双向选择，可能存在不合适的混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后无路可退的现象必须要重视 [ 8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民营企业有退出混改的权利。建立健全明确的退出机制能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能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5.3. 健全产权流动和交易制度 要健全产权流转法律制度，也要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弱产权保护会对企业所有权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 9 ]。产权关系和产权界定明确是市场经济正常稳定运行的前提，也才能保证市场正常交易活动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产权的有效流动，在改革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减少对私有产权的侵害，摸索更适合当下发展阶段的产权结构，制定合理的保障制度。 我国的国有资本产权流动较为闭塞，不利于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的产权流动要通过国资部门审批，降低了流转速度，打击了非国有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 10 ]。我国产权交易制度不完善，交易过程中有寻租现象，也可能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要打击产权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腐败现象，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健全产权流动和交易制度，有利于打破局限性，促进产权在市场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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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多种资本的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积极倡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具有一定的政策优势。从国企混改的成效上看，国企在股权多元化、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混改成功的经验，促进企业发展，提升竞争力。民营企业因担心缺乏话语权、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参与混改的积极性不高。为降低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顾虑，要确立民营企业混改遵循自愿原则、自由进出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和股权比例对等原则，也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借鉴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后的成功案例，如陕西北元化工参与混改后股本和建设规模都大大增加 [ 11 ]。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失败案例中，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民营企业要把握机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获得国企和外企的资源、平台、效率等优势，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快“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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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权衡理论、权利放弃论以及出庭义务免除论。通过分析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域外缺席审判制度，以及比较欧洲人权法院有关缺席审判制度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上述理论依据在域外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均有明确体现。与此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缺席审判制度中，也同样体现了权衡理论、权利放弃论以及出庭义务免除论的内涵与价值。对刑事缺席审判理论依据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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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相关规定，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将“缺席审判”制度化，有助于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乃至对于我国司法审判制度发展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所谓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指法院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的司法制度。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91、296、297条之规定，法院可以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情形包括三类：其一，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其二，为被追诉人因病不能出庭的案件；其三，为被追诉人死亡但有证据证明其无罪的案件。该制度设计未经充分的司法实践检验，故基于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借鉴域外相关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设计，从而完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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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依据 刑事司法的目标价值是多元化的，既要控制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既要保护被害人权益又要兼顾保障被告人权益，既要维护司法公正又要兼顾司法效率。对席审判，虽有利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益、维持司法程序公正，但忽略惩罚犯罪、保障被害人权益和追求司法效率的价值。因此，在缺席审判制度具有平衡多元价值冲突的功能。以比较法的视野而言，不同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依据各有不同，进而造成各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体系的差异。 (一) 权衡理论 所谓的“权衡理论”，是指不同的价值目标发生冲突而不能兼得时，所作出选择的活动。具体而言，是指国家利益和被告人权益之间的衡量，所侵害法益的重要程度和被告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之间的衡量 [ 1 ]。刑事诉讼中需要实现的价值是多元的。若其中的一项价值得以完全的实现，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或否定另一价值，故，需要平衡多元的价值。刑事诉讼中的诸多制度体现了价值权衡，譬如：我国的审判公开及其例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近亲属强制出庭作证豁免权等制度的规定；域外的“证据禁止制度”(尤其是德国的证据禁止制度)。 通常，在司法实践中，将相关制度适用于个案，往往需要运用权衡理论。譬如，在德国录音案件中，基于“权衡理论”确立了发现真实让位于公民权利的规则。而在德国日记案中，延续和发展“权衡理论”。 缺席审判制度的效能与价值是多元的。总体而言，其一，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被告人不出庭而造成的诉讼拖延。其二，促进维护司法秩序，防止被告人采取逃避审判、扰乱法庭秩序等方式妨碍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其三，有利于证据保全，防止相关证据灭失、相关证人遗忘案件事实，抑或是因证人死亡而致使相关证据无法取得；其四，有利于发挥防止诉讼程序的迟延而淡化刑罚的威慑功能。 (二) 权利放弃论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告人享有出庭权。而《欧洲人权公约》对于被告人的出庭权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相关条款的规定，可以推导出被告人有出庭权，据此，《欧洲人权公约》具有“被告人享有出庭权”的内涵 [ 2 ]。 基于此，反观“权利放弃理论”的前提——出庭是被告人的权利。出庭是被告人的权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具体而言，一方面，刑事审判的结果影响着被告人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甚至生命权，因此，应当给予其参与审判的机会，在审判中，被告人可以通过供述、辩解、质证和辩护等方式影响案件的结果。除此以外，被告人参与审判过程也体现了诉讼主体的程序参与性，彰显程序公正。另一方面，若不将出庭作为被告人的权利，则法院可以出于特定目的，在被告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缺席审判，造成缺席审判不受约束的困境。 权利放弃论，是指被告人在明知且自愿地放弃出庭权时，可以对其进行缺席审判。从权利的性质来看，权利是权利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为满足其特定利益而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权利主体享有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自由。从权利的角度看，被告人可以行使出庭权，亦可放弃其出庭权。与此同时，被告人放弃的形式分为明示与默示放弃。明示放弃出庭权，是指被告人充分知晓出庭权以及放弃出庭权的后果，以口头方式确认放弃出庭权，或者以书面方式确认放弃其出庭权。默示放弃出庭权，是指是从被告人的行为表现推断出其有放弃出庭权的意愿。 (三) 出庭义务免除论 出庭义务免除论，以德国学说为代表，其主张：出庭不仅是被告人的权利，同时也是被告人的义务。根据该理论，虽然被告人的出庭权不能被剥夺，且只有在被告人明知且自愿弃出庭权的前提下，才可以适用缺席审判制度 [ 3 ]。 司法实践中，域外的相关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出庭是被告人的义务。譬如，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时，审判长应当命令拘传或者签发羁押令；而且，《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在审判的每一阶段，除例外情况，被告人均应当到庭。除此以外，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除了法院认可的理由外，受到传唤的被告人必须到庭 [ 4 ]。 虽然，《欧洲人权公约》将“出庭”规定为被告人的权利，其人权法院也认为出庭是被告人的权利，但并非意味着出庭只具有权利属性。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被告人有出庭义务，但是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审前羁押的规定，可以推导出其有出庭的义务。审前羁押措施和审前附条件释放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告人逃避审判。换而言之，被告人有出庭的义务。因此，从域外的相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被告人具有出庭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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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域外缺席审判制度 无论是在采取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抑或是采取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对席审判的表现形式。此外，两大法系的国家大部分设置了相应的缺席审判制度，以防止审判程序因被告人逃避或无法出庭而中止。域外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国家，为实现查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且为最大程度保证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其缺席审判制度，通常只适用于简单轻微刑事案件。换而言之，缺席审判制度主要适用于轻罪。缺席审判制度，立足于被追诉人出庭意愿、从是否自主选择出庭的角度出发。 (一) 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 1) 德国缺席审判制度 《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对被告人出庭义务的免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某些可能仅单处或者并处罚金、保留处刑的案件中，即使被告人未曾得知出庭的传唤，加之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形，法院可以进行缺席审理。 除此以外，《德国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定了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譬如，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出庭义务的免除，限定在一些轻罪案件范围内。其所主张的依据是该类轻罪案件事实清楚，审判结果对被告人的人身及财产影响相对较轻，且不出庭被告人“有权让持有全权委托书的辩护人代理出庭”，故即使免除被告人的出庭义务，其诉讼权利也能得到相应的保护。除此以外，轻罪案件被告人出庭的必要性程度较低，免除被告人的出庭义务，可节省因参加庭审所需花费的时间及金钱。而且，德国刑事诉讼法重视被告人在是否出庭方面的自主意愿。因为法院免除被告人出庭义务的前提，不仅需要符合轻罪案件的范围，同时需要被告人提出申请。换而言之，被告人自愿适用缺席审判制度，是法院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前提条件。 2) 法国缺席审判制度 法国缺席审判制度，与德国相较，其案件适用范围有所扩大。法国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为轻罪、违警罪以及重罪案件。 在轻罪案件和违警罪案件中，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传票没有送达被告人本人，以及在不能查实被告人了解受到传讯时，在被告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可以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在重罪案件中，如果重罪被告人在逃或者不到庭，可以对其进行缺席审判。 《法国刑事诉讼法》还作了兜底性的规定，除了法律规定的视同对席审判的情形外，被告人在传票指定的期日与时间不出庭，均按规定进行缺席审判。除此以外，与《德国刑事诉讼法》相类似，为充分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被告人可以要求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除此以外，《法国刑事诉讼法》还补充了被告人可以要求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情形。譬如，一旦被告人对缺席判决的执行提出异议，该判决视为无效。 (二) 以美国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 具体而言，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最初到庭或作出了有罪答辩或不予争辩的答辩后，以下情形视为被告人放弃到庭的权利：其一，开庭后被告人主动自愿缺席；其二，在非死刑案件中，被告人自愿不参与量刑程序。二者适用的程序有所不同，前者针对的是定罪程序，后者针对的是量刑程序。除此以外，还规定了被告人放弃出庭权的后果，即审判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持续进行直到庭审结束，包括宣读裁判和量刑。除此以外，《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将“审判开始”作为缺席审判的前提条件，其依据是：被告人在审判开始后缺席，其放弃出庭权的自愿性比较有说服力。 (三) 欧洲人权法院有关缺席审判制度的司法实践 欧洲人权法院关于缺席审判制度方面的司法实践，主要依据以下规则：首先，在缺席审判前，不仅应当以恰当的方式通知被告人，让其知晓审判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而且要给予其足够的时间准备辩护、出席庭审。其次，如果被告人已经收到了出庭通知，知晓了与起诉和审判相关的信息，其应当合理地预见缺席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其不出庭便属于放弃出庭权。再者，只有在被告人放弃出庭权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缺席审判；放弃出庭权可以是明示的行为，也可以是默示的行为。最后，放弃出庭权必须是明知和明智的，必须以明确的方式作出，不能仅从其逃匿的行为而推断其默示地放弃出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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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运用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大致上与域外相关制度的结构设计相类似。《刑事诉讼法》第291条、第296条以及第297条，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特定犯罪案件被告人的缺席审判；对长期因病无法出庭的被告人的缺席审判；对已死亡的被告人的缺席审判。而且，不同类型的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运用与价值选择各有千秋。 (一) 特定犯罪案件被告人的缺席审判 此类刑事缺席审判类型，主要针对潜逃境外贪污贿赂案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且前提是被告人因主观原因无法出庭。而根据权衡理论的内在要求，对于在案但不出庭的被告人而言，缺席审判后能够及时执行刑罚；对于不在案的被告人而言，虽不能对其执行主刑，但可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最后，刑事缺席审判所作出的有罪判决，若认定被告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被告人的公开谴责；乃至逃往境外的被告人而言，有罪判决有可能会促使有关国家将其驱逐出境。除此以外，基于缺席审判，可以启动案件中存在的附带民事诉讼，进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除此以外，与域外缺席审判制度设计目的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此类型刑事缺席审判，主要目的是实现特定案件的司法公正，是我国在打击特定犯罪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缺席审判，是反腐败的外在表现之一。除此以外，建立贪污贿赂案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表现形式之一，有助于加强国际之间的反腐败合作。与此同时，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与域外多数国家不同的是，该制度的犯罪案件适用范围，被限缩于重罪范围。 (二) 长期因病无法出庭的被告人的缺席审判 该刑事缺席审判类型基于司法效率考虑，与域外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相类似，部分域外国家也同样设立了针对被告人因患病等客观原因无法出庭的缺席审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出庭权不仅是被告人主体地位的体现，也是被告人辩护权得以实现的基础。 1 同时，根据权利放弃理论，法院在缺席审判之前只需要回答“被告人缺席是否明知且自愿”，而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因此，在运用缺席审判制度之前，法院必须核实被告人放弃出庭权是在充分知晓出庭权以及放弃出庭权的后果后自愿作出的。基于权利放弃论，被告人是否是明知且自愿放弃其出庭权，会影响缺席审判的正当性。 除此以外，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侧重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放弃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96条之规定，将此类缺席审判程序的启动权，赋予了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该规定与法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官主动前往被告人所在地听取被告人陈述并制作笔录”的情形差别较大。换而言之，我国关于长期因病无法出庭的被告人的缺席审判制度，并非对域外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全继承，具有本国国情特色的制度创新，将审判程序启动权归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权和实现司法公正。 (三) 已死亡被告人无罪的缺席审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97条的法条内涵，此类缺席审判，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被告人人格尊严权，而非是为了惩罚犯罪的目的。 2 此外，根据出庭义务免除论，出庭不仅是被告人的权利，同时也是被告人的义务。根据该理论，虽然被告人的出庭权不能被剥夺，且只有在被告人明知且自愿弃出庭权的前提下，才可以适用缺席审判制度。但是，出庭同时也是被告人的义务，因此被告人不享有单方面决定是否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权利。为此，法院在被告人明知且自愿放弃出庭权的前提下，还应考虑被告人出庭的必要性，只有在被告人无出庭必要时，法院才能免除其出庭义务，适用缺席审判制度。因此，对于被告人死亡又无罪的案件，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被告人人格尊严权，实行缺席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