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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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疫情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实施的对策 5.1. 疫情所带来的改革契机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暴露出当前医疗卫生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给社区治理、信息传递、应急体系等诸多方面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也促成了一些新的改革契机，为推进分级诊疗实施打开了机会之窗。 1) 群众对基层医疗重要性的认识提升 回顾战疫的历程，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发挥了首诊和分诊的作用。疫情重灾区武汉在疫情爆发之初出现了医疗机构就医秩序混乱的局面。为应对疫情全国范围内四百多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对发热疑似患者进行“社区排查、确诊转诊”的分级诊疗方式，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等各类医疗机构进行了分流和收治，极大的缓解了大医院所面临的压力，有效避免了家庭聚集性感染和社区感染，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的趋势。经过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群众对社区基层医疗卫生的重要性认识显著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基层医务工作者功不可没。 2) 相关政策的迅速出台，助力分级诊疗落地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要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还有在非常时期各项医保政策的出台，对异地就医实行先救治后结算，解除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为病人救治和抗击疫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确保参保人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加速了分级诊疗的落地。 3) 互联网医疗的兴起有助于实现急慢分治 受疫情影响，医院门诊限流或关停，互联网医疗在线、无接触实时服务的优势便凸显出来。疫情发生以来，5G远程会诊在多家医院的应用给整个医疗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影响。5G技术不仅能进一步简化就医流程，提高一线的医护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就医体验，还能借助移动设备的便携性最终实现大数据的收集，使得医院能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在此次疫情中，春雨医生、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等多家互联网医疗平台积极提供健康教育、网络问诊、邮寄到家等多种服务，弥补了家庭医生的“缺位”。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有助于实现急慢分治，尤其是很多慢性病的复诊完全可以在线进行，可极大提高医疗服务体系的效率。 5.2. 后疫情时代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实施的对策 根据多源流理论，对于分级诊疗的改革，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在疫情这个时点实现了耦合，推动分级诊疗的政策之窗已经开启，可以借机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 1) 重视基层人才培养，提高基层医生服务能力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是提升基层医生的水平。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基层人才的培养力度，定期邀请三级医院的专家医师进行专业指导和定期坐诊；通过转岗培训让更多基层医生有在大医院学习的机会，让基层医生能看好常见病、多发病，从而满足群众基层诊疗的需求，提升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除了传统的线下培训方式，还要提倡基层医生借助互联网平台随时随地学习，不断提升医技水平。另一方面，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优化基层医务人员薪酬激励机制，把基层医生的薪资多与就诊量、学习情况挂钩，将线上培训纳入基层医生继续教育的学分体系，充分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建立有利于职业发展的环境。 2) 各级医疗机构上下联动，构建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要完善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为患者提供连续性的诊疗服务。只有兼顾医疗、医保、医药之间的利益均衡，才能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协调联动，推动形成利益机构间的新格局。其次，制定科学设计统一的转诊制度和转诊标准保证转诊通畅，通过简化转诊手续、实行网上预约转诊，构建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具体而言，设置专人专岗对双向转诊进行安排和协调，确保转诊规范高效的运行。此外。还应加强监督工作，严格控制各医疗机构转诊率，避免由于患者资源冲突带来的医疗服务效率降低的问题，做到双向转诊常规化、规范化、制度化。 3) 明确医疗机构功能，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要明确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把资源配置效果最大化。第一，明确现有的三级医疗网络功能和分工，正确界定收治病种。引导三级医院逐步取消普通门诊服务，开展适宜的日间手术，将主要的技术和资金力量集中在疑难杂症的诊治和学术研究上，以满足群众对急难险重疾病的诊治需求。逐步形成手术在医院，康复在社区的模式。而二级医院主要负责普通门诊的诊治工作，慢性病患者的管理则真正转交给基层医疗机构负责，逐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第二，强化顶层设计，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三医联动”机制。在医保方面，发挥医保政策的导向作用，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在医药方面，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的供给，避免药价虚高给群众带来用药负担；医疗方面，合理设置绩效工资比重，改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完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收入水平。只有各方面建立相互联动才能有效推进分级诊疗，实现上下流通。 4) 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医疗服务信息共享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医疗平台推动分级诊疗工作成为可能。国家己出台文件来推进医疗服务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分级诊疗信息系统中。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应积极落实国家要求，搭建互联互通的电子信息平台，开展远程会诊，使优质技术、知识经验、高端医疗领域人才等优质资源真正实现“下沉”，推动医疗信息共享，为患者提供可及的医疗服务。使得一部分没有必要去三甲医院的患者，在线就能得到专业的解答，使医生、病床等三甲医院的稀缺资源实现更加优化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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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分级诊疗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模式和就医秩序的深刻调整，也是建立良好医药卫生制度的重要基础。虽然现阶段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在后疫情时代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级诊疗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应着力于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明确各级医疗机构的分工，构建利益分配机制，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医疗信息化发展，从而形成规范合理的就医格局，使得分级诊疗工作的得到充分的贯彻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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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农民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其合作思想对我国当今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邓子恢同志建国前后的合作社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阐述了邓子恢同志对合作社发展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背景的分析；然后概括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基本功能进行的论述；接着综合了邓子恢关于发展农村合作社的原因和目的的主张；最后分析归纳了邓子恢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性质与作用和原则与管理的观点。 关键词 :建国前后，邓子恢，合作社思想，基本功能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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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农民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经历了建国前后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积累了领导与组织农村合作社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注重中国农村实际，深入贫穷的农村基层调研，把握农民的意愿，不断总结经验，认真发现农民运动的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建设性的意见。邓子恢同志的合作社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列主义的合作社思想，而且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的合作思想相辅相成。但之前的学者多从经济方面研究他的合作社思想。由于他长期领导农村工作，对中国社会实际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合作社思想非常丰富，颇具特色，历久弥新。在我国新一轮合作化高潮正面临着各种复杂考验的现时代，学习和研究邓子恢同志的合作社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合作社基本功能的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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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背景分析 2.1.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经济背景分析 邓子恢同志亲自领导了建国前后的农民运动和合作社运动，对合作社运动的经济背景有着深刻认识。 对建国前后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邓子恢同志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对农村横征暴敛，农民大众民不聊生。即便是广大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但农村新的剥削形式和土地转卖频频出现，加上数千上万倍的严重通货膨胀，广大分散的小农不堪重负。因此，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尽快把千家万户的小农组织起来。 对建国前后农业生产力状况，邓子恢同志认识到，不管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农业生产力都还是处于刀耕火种的非常落后的水平。因此，建国初农村经济工作的紧迫任务就是要把农民全面地组织起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对建国前后农村的生产关系，邓子恢同志深刻认识到，千百年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残余不可能通过一次土地革命就彻底消灭，农村的剥削和土地转卖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因此，只有组织合作社，才能彻底革除封建土地私有制，新的生产关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对建国前后的经济背景总体把握，邓子恢同志深刻认识到，新中国面临的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处于崩溃状态的经济烂摊子，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旧的生产关系亟待彻底变革，严重通货膨胀必须打压，新的剥削形式和土地转卖亟待控制，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任务极其艰巨繁重。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只有全面发动农民，组织生产、消费、供销、手工业和信用等各种合作社，才能彻底改善农村及其落后和恶劣的经济环境，才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 [ 1 ]。 2.2.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政治背景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政局基本稳定，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建国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0%多。因此，全国政局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农村的稳定。邓子恢和党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组织农村合作社是稳定农村局面的重要抓手。因此，为了推动全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合作社发展的方针政策。 1) 建国前后国家关于合作社工作的方针政策 建国初国家关于合作社工作的方针政策主要有：在新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定，以废除封建剥削制度；通过大力组织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将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国家加强市场的领导，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掌握有关国际民生的重要物资，疏通和建立商品流通渠道，促进社会再生产的正常循环，建立和发展新的城乡关系；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或信用互助组，以缓解农业生产供销缓解的资金短缺和农民生活的资金困难问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对于发展合作社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一是确定了合作社的合法地位；二是要求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合作社的领导机构，因为要达到有条不紊的促进占国民经济大部分的个体经济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要组织好合作社各级的关于生产、消费和信用方面的领导机关；三是明确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保证建立发展合作社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坚持以劳动人民群众为基础；四是树立组织推广和发展合作社的信心。即使我们国家没有建立合作社的先例，也不应该有畏难思想，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国情的合作社制度。 此外，《共同纲领》中也有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政策支持，强调建立和发展合作社不能强迫劳动人民群众；合作社的建立要覆盖多个方面，确保能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 2) 邓子恢强调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 邓子恢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发展合作社的方针政策，结合自己在农村工作的多年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实施措施。他在1953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时，就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明确指出：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完成农业合作化，配合国家工业化，把四万万农民组织起来”。同年，他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央的精神，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作为农村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在随后的第二、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他表示已经建立并稳定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部分地区，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同时也希望还没有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地区能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方针的号召，早日建立农业合作社。在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同志还特别强调，我国在合作社运动中，需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中国国情及各地实际情况出发 [ 2 ]。 总体而言，邓子恢同志把发展农村合作社提到了事关稳定政局的政治高度，认为结束内战后的新中国具备了发展农村合作社的政治条件。因此，发展农村合作社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工作，而且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农村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国家大力的政策支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借鉴他国经验借鉴有一定意义，但从我国实际出发更为重要 [ 3 ]。 2.3.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社会背景分析 邓子恢从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领导农村工作，不断的推动合作社建设与发展，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有着不同的具体见解。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由于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已经按照相关政策直接开始推进合作社的相关工作。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生产力不断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被彻底革除，合作社发展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邓子恢同志洞悉各解放区的具体社会条件，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在陕甘宁解放区，在合作社遇到的挫折中总结出以下经验：一是不能脱离边区实际情况，过分强调合作社大型化与综合性；二是在合作社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群众生产的需要，不能过于偏重消费业务，把群众生产供销服务的合作社变成单纯的商店；三是合作社要充分体现社员之间互助合作的宗旨；四是要提高合作社干部的素质。在华北和华东解放区，人民群众对于建设合作化热情高涨，应当保护好广大农民的热情。在东北解放区，合作社工作刚刚开始，需要根据东北地区的实际，积极调整合作社政策；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满足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所以应当优先发展供销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后，合作社工作要区分为两大类地区因地制宜。在老解放区，自上而下的组织起了各种各类合作社，自上而下建立起了各级合作社领导机关，全国的合作社组织系统初步形成，合作社发展具备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但各个地区合作社经验互相交流，并为其他地区合作社工作要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时还明确了建国后合作社工作任务改变为引导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在部分新解放区，由于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所以首要的任务还是推进土地改革。但是即使是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但仍然是“靠两个肩膀一副扁担”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文化与技术水平及经营能力都还很低；而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农业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农民的积极性。邓子恢同志看到，不管是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严格的责任制下分工合作。因而可以说，农业合作社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催生出适合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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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建国前后邓子恢对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论述 合作社是平民社，主要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三大基本功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主导功能会有所不同。在建国前后，邓子恢对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都有所论述。 3.1. 邓子恢特别强调了建国前后合作社的政治功能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是指在它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所具备的功能。合作社政治功能的发挥，是以公共权力为后盾，服从社会政治稳定的目的，对经济与社会资源做出强制性、权威性的分配。 1) 合作社是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器” 邓子恢特别强调，在建国前要对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进行合作化改革，有效扩大基层群众的政治权利。建国后，他主张通过组织合作社，使基层群众能更好的理解和执行国家的各种方针和政策，同时增强农民群众的集体观念和凝聚力。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不仅能增强农民之间的合作与联系；而且能充当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的重要桥梁。所以，组织合作社，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有利于扩大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促进国家政治的稳定。 2) 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助推器”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当时的五种经济成份做了全面的分析。 全会明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的任务就是“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邓子恢认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需要实行资本主义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需要通过供销的、信用的和生产的合作社把个体经济同国营经济联系起来。只有通过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引导个体经济走向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集体经济，并形成经济纽带来强化政治组织，才能发动群众主动参与国家管理和发展，才能促进民主政治，加快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 5 ]。 3.2. 邓子恢重点论述了建国前后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1) 合作社在建国前是充分调动群众的经济力量 邓子恢同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一方面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区分割，敌人封锁，贸易交流受阻；而合作社的建立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经济力量，把发展生产，加强建设，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以保障军需民用和改善人民生活，从而支持长期抗战。合作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而且促使分散的农民个体经济逐渐成为有组织的合作经济。另一方面，边区物价不稳，物资供应紧缺。在战争环境下，商品经济萎缩，市场交易极其不正常，奸商趁机操纵，贱买贵卖，农民深受剥削之苦。合作社号召会员，进行粮食调剂，促使粮食价格趋于平稳；从保护群众利益出发，设法将剩余的农产品高价卖出然后贱价买回生产生活必需品，使社员增加收入的同时减少支出。合作社有效的推动了战区的经济发展。 2) 合作社在建国后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粘合剂” 建国后，农民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生产资料，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不少农民在生产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子恢同志农村调查发现，平均每户不止耕畜占有少，而且虽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占全年购买商品的货币支出的比重很大，但生产工具和资金缺乏成为普遍现象。所以组织农业合作经济，能够调剂生产环节生产要素，解决贫困农户因缺乏农具、牲畜和资金等问题；能够提供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推销大批的农副土特产品。同时，集合作社之力，能兴办比较大型的水利设施，有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所以，合作社的经济功能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一是通过必要的互助与合作，能够突破上面提到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解决很多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二是通过发展合作经济，能够逐步奠定公有制经济基础，构建起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 3.3. 邓子恢重点论述了建国前后合作社的社会功能 1) 物质文明的“提供者” 合作社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农村生产和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合作社能考虑到首先供应旧式农具、肥料和种子等，同时也积极的经营耕畜，逐步推广新式农药、农具、水车和化肥等，纠正摊派供应新式农具和化肥；在生产资料方面，确保社员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组织货源上逐步克服轻视地方产品和手工业品。邓子恢同志在1932年的《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来巩固苏区经济发展》中以谷物为例，说到通过将分给社员之后剩余的谷物运到价高的地区售卖以提高社员收入；或者可以储存粮食应付灾患避免发生缺粮恐慌；还可以在军事需要时提供粮食给红军，不至于军食恐慌，影响战争。在1941年的《发展合作运动》中也说到，发展合作运动，能打破敌人封锁；促进内部农工业品产销调剂；充分利用流散资金；方便民众进行买卖还能打破商业资本的垄断。同时在1951年《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发展合作社能让各户间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避免或减少私人剥削；可以按个人特长合理分工，减少个人独干困难和劳动力的浪费；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促进多方经验技术交流。总而言之，发展合作社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 6 ]。 2) 精神文明的“创造者” 发展农业合作社能将人民聚集到一起，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能促进社员间的交流，不管是劳作技术的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而且发展合作社有利于国家政策方针自上而下的传播，能增强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热情；社员都集中在一起，逢年过节开展各种娱乐休闲活动。邓子恢同志在1951年的《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说明，发展合作社，有助于减少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平，能够逐步培养农民分工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 7 ]。1953年他作的《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总结》中，进一步地将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归纳为“四新”，强调在发展合作社中，要注重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促进新思维方式的形成，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为集体化公有制的建立准备思想条件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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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论述 邓子恢同志长期在农村从事基层合作社研究和实践工作，在不断结合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同志的合作思想的前提下，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党内领导人的农业合作思想相辅相融，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与他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经验，形成了与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颇具特色的农村合作社理论 [ 9 ]。 4.1. 邓子恢论建国前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原因 1) 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 建国前的几次土地革命，不仅减轻了地主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积极性但由于农业生产力的落后，农业发展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根据对23个省15，432个农户的调查，1954年平均每户占有耕畜0.64头，犁0.54部，水车0.1部，在资金方面也十分匮乏；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和解决水利问题，不能合理使用耕地，也无法推行机械化生产；农产品供应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同时，农村两极分化现象有所抬头，有些贫下中农因为畜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不足，生产生活上依然有困难，负了债，重新失去土地；而部分富裕中农却在购买土地，于是新的富农开始出现。邓子恢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有独到的认识和策略。农民身份的两重性，决定了国家对待农民必须采取科学的政策和策略。由于农民是劳动者，所以要吸取了前苏联的教训，遵循恩格斯的教导“决不能采取剥夺的方法”；由于农民又是小私有者，所以必须加以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我国对待小农的政策，没有采取“剥夺的方法”，而是采取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小农经济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合作化 [ 10 ]。由此，不但科学地解决地农村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割断了农民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联系，又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执政基础。 2) 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在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共中央就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社经济。邓子恢同志认为，我国是个农业国，只有依靠广泛地组织合作社，才能全面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年的《在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子恢同志关于农业合作社取得的诸多成就也说明了为何要发展农业。日益发展壮大的合作社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建国后城乡各地物资交流缺乏途径，物价极其不稳定，存在哄抬物价的行为。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薄弱的工业基础之下国家的国际地位很难稳固和进一步提高，因此工业化成为国家基本任务。邓子恢指出，“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工业为主，重工业为主，求得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大体上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要和工业化相称农业必须配合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加以改变，现代化的工业必须有现代化的农业同时并进，要逐步改造农业” [ 11 ]。所以就需要农业为工业提供支持，但是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原材料产量严重不足，不足以支撑工业化的发展，所以能提供更多生产资料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合作社应势而生。 4.2. 邓子恢论建国前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目的 1) 发展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 邓子恢同志向党中央建议，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根本目的无疑是发展生产。因此要使全党充分认识到农业合作化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和“保护个体农民的利益” [ 12 ]。他认为，在合作化过程中，早期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后方粮食，从经济上加强苏区之巩固和发展，抵制商人富农的投机与剥削，同时解决当时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紧迫困难；后期的主要目的是逐步全面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建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准备条件 [ 13 ]。具体而言，发展合作社的主要目的，一是要实行土地统一经营，确保劳动力的合理统一使用，从而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二是要达到节约劳动力和劳动力的目的，确保劳动效率的提高，使一盘散沙合成一股力量，提高产量，节约成本，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间环节，从而较大程度提高农民收入；三是要实现按劳分配的目标，激发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并能缓解两极分化的矛盾；四是要通过广泛地组织合作社，达到团结中农和贫农的目的，从而缓解农村土地改革可能带来的阶级矛盾 [ 14 ]。 2) 巩固工农联盟，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邓子恢认为，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对工农联盟起着破坏作用，不能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农业生产合作变农业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农民集体所有制，是农村最深刻的一次革命。他认为，发展农业合作社，既能够增加农产品产出，满足工业生产需要；又能有效缓解工人与农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矛盾；既能提高大部分农民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缓和贫农与富农之间的矛盾，又能扩大和巩固工农联盟，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信任程度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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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邓子恢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论述 邓子恢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工作，他比较关心民间借贷以及信用合作方面的情况。他在努力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供销合作社方针政策的同时，主张要大面积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以调节农业生产中因信息交流不便出现的资金周转困难，同时消除部分人借机以高利贷谋利的机会。在他的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在全国重点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组 [ 16 ]。随后全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到1953年底共有25，290个，其中信用社7785个，信用部2593个，信用组14，912个。中南区最多，达11，735个，占全国总数的46% (详见表1)。 Table 1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redit cooperation group in 1953 (Unit: PCs 地区 信用社(个) 信用部(个) 信用组(个) 合计(个) 中南区 3706 29 8000 11735 西北区 383 2 4082 4467 西南区 83 − 430 513 东北区 473 1385 − 1858 华东区 395 12 2315 2722 华北区 2745 1165 85 3995 合计 7785 2593 14912 25，290 表1. 1953年全国信用合作组发展情况(单位：个) 资料来源：路建祥：《新中国信用合作发展简史》。 5.1. 邓子恢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与作用 60年代，邓子恢在红旗杂志发表《信用合作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使命》一文，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 1) 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 在邓子恢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1951)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1955)，明确规定“信用社是农村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根据自愿和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邓子恢根据《章程》进一步指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是为劳动农民群众服务的集体金融组织”，是一个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 17 ]。 2) 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作用 针对当时有人提出“信用社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问题，邓子恢强调，农村信用合作社不仅在当前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都需要存在 [ 18 ]，因为： 一是需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以解决群众资金困难和打击高利贷活动。60年代，邓子恢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中央详细汇报了城乡高利贷活动的情况，并提出了取缔高利贷的具体办法。他主张，信用社要组织农民揭发高利贷剥削，对长期从事高利贷的剥削分子要重点打击，而对偶尔从事高利贷活动的，主要是进行教育，帮助其提高认识并主动降低利率。积极发展业务来达到打击高利贷的目的。同时还要通过信用社组织与调剂农村资金，帮助贫困农户解决资金困难，以巩固农村借贷阵地。 二是需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以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农业社暂时不用的资金存入信用社，并配合和帮助信用社开展农村储蓄业务；对农业社生产资金的困难，信用社热情帮忙解决。邓子恢强调，“合作社要能够调剂农村资金的余缺，吸收闲散资金，帮助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解决副业生产和生活上某些临时性的资金需要，积极支援集体农业生产”。 三是需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以支持区域内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邓子恢认为，只要商品经济下的等价交换原则继续存在，社员资金不平衡的状态就必然会长期存在，因此群众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就是必不可少的；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银行开展农村信贷工作，调节货币流通的有力助手。特别是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存款、放款业务方面广泛联系群众，对于组织调剂散步在亿万户农民手中的零星货币，尤其具有显著作用”。 5.2. 邓子恢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则与管理 1)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则 《章程草案》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的组织发展和开展业务，必须坚持合作制的最一般原则，即自愿和互利原则、社员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存款自愿，取款自由，贷款合理；必须实行民主管理，领导人员由社员选举，遇事同群众商量，社内的重大事务必须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集体讨论决定。邓子恢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根据群众性组织的特点和它所负担的基本任务，从便于接近群众，便于群众存款取款、贷款还款以及群众监督的原则出发，因地制宜设置，多种形式并存，不必强求一致。”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组织合作社时要遵循民主办社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社员当家做主，而不能由少数干部决定。 2)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社员资格管理、业务管理、资金管理以及干部队伍管理四个方面 [ 17 ]。 第一，社员资格管理。凡是居住在信用社社区内年满16岁的劳动人民，经本人申请，理事会批准后即可加入；属于农业社会员的人可以成为信用社会员，包括地主、富农和已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已成为农业社会员的，也可以加入信用社。社员入社取得社员资格，应当按约定缴纳一定数额的社费和股金，但贫困社员可以分期或者缓期缴纳。 第二，信用社相关业务管理。信用社办理社员、非社员和各种生产合作组织的储蓄存款；经批准可以办理机关、学校、团体的存款；如果资金充裕应该积极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接受农业社委托，办理非现金结算业务；接受国家银行委托代理农贷、公债等业务，并收取手续费；接受社员委托办理代收代付款项业务。 第三，信用社资金管理。首先，必须保障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所有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为信用合作社的全体成员所有，任何机关团体企业都不得违反政策和制度的规定，随意抽调、动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以切实保障信用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所有权。 其次，要彻底清理账目，收回挪用资金，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对于不正当的占用资金和拖欠的贷款，要立刻清理回收，暂时无力归还的，要限期归还。国家要积极的给予老灾区、经济贫困区的信用合作社支持，帮助其活跃业务。 第四，关于干部队伍管理。首先要纯洁干部队伍，整顿合作社风气，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不能让合作社缺乏专职干部，要充实岗位；也不能滥用人员，人员不当要及时调整。其次要积极解决信用合作社个别干部生活的实际困难，适当调整干部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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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截至2020年，全球已经有800多所院校和机构认可多邻国英语考试(DET)成绩作为入学申请语言能力证明，甚至可以替代雅思和托福成绩。因此，许多原本计划参加托福或者雅思考试的考生也许会考虑转考DET。在此背景下，多邻国官方所发布的三种考试之间的相关性报告的效度和真实性便值得进一步研究论证。此外，考虑到最近的一次相关性研究，即Geoffrey T. LaFlair和Burr Settles在2019的实验，并未探索DET分数与托福雅思各项小分之间的相关关系，本实验补充了此方面的研究，从而为熟悉托福雅思但并不熟悉DET的考生和辅导机构教师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使用统计软件IBM SPSS来计算皮尔森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本实验样本共包含了116份DET分数，其中86份同时拥有托福和DET成绩，另外30份则同时拥有雅思和DET成绩。研究结果如下：1) 托福、雅思和DET三者总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多邻国官方研究报告结果一致；2) 托福考生写作和口语分数与DET分数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关系，可能意味着这两部分与DET考生拥有相似的评分标准和难度；3) 托福阅读和听力部分与DET分数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意味着熟悉托福的考生和教师在备考DET时需要谨慎借鉴托福的备考经验；4) 除写作以外，DET与雅思其他单项分数均成中等程度相关关系，说明雅思考生转考DET时迁移成本可能较低，但是仍然需要额外注意DET写作部分的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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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Duolingo English Test (DET)作为一种计算机自适应英语能力测试，由Duolingo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开发。与托福雅思考试相似，DET声称可以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阅读、听力、写作以及口语能力进行测试。然而，与前两种考试不同的是，DET采取了计算机自适应技术，即考试时，考生前面题目回答的正确率会决定后面题目的难度；除此之外，“DET测试可根据需要在线提供，考生可以通过电脑和网络摄像头在家进行测试，而无需预约或前往考试中心参加测试” [ 1 ]。截止到2020年3月，全球已经有超过900多所大学和暑期课程接受课认可DET成绩作为入学语言测试，其中不乏常春藤盟校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克大学等名校 [ 2 ]。 2020年初，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的托福和雅思考试暂时停摆，部分急需语言成绩申请海外院校的考生转而考虑使用DET成绩进行申请。不同于广为接受和认知的托福雅思考试，DET对于考生和语言培训机构来说较为陌生。在此情况下，了解DET分数与托福雅思分数具有何种程度的相关性，似乎可以为语言培训机构以及熟悉托福雅思的考生提供一定程度的备考指导。根据DET官网刊登的数据，其与托福网考分数以及雅思分数均呈显著正相关的统计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77和0.78 [ 3 ]。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方数据中的DET分数效度存疑。因为DET在2019年7月进行了全新改版，由之前的0~100分制变成了目前的10~160分制，所以其最新的官方相关性试验中的DET分数皆是由旧版DET分数(0~100分)转换成新版DET分数(10~160分)而来，并非实际发生的新版的DET考试分数，且缺少第三方对其相关性分析结果进行验证 [ 3 ]。因此，新东方组织了全国100多名教师在2020年3月参加了DET考试，收集了其DET成绩及托福雅思成绩，并进行DET考试与托福雅思考试总分以及听说读写各项小分的相关性分析，从而对DET官方的相关性实验结果进行验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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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DET作为一种较为年轻的高风险语言能力测试，对于其分数与托福雅思等考试分数的相关性探索研究仍然较少，但是其中部分研究依然可以为本次实验提供理论依据。 Lynn Ishikawa，Kelley Hall和Burr Settles在2014~2015进行了为期两年的DET考试与学术英语能力的相关性实验。他们使用了皮尔森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来衡量两种考试的相关性，从而使实验分析更加严谨和可信 [ 4 ]。其试验结果表明，DET分数与托福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41 (p = 0.001)，呈现中等程度相关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Lynn等人的实验只涉及到77份样本数据，且都是美国大学生群体，样本背景多样化有限。Feifei Ye在2014年进行了一场类似的研究，其样本数较大，为214份，且实验对象背景更加多样化；其研究结果得出，DET与托福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7 (p < 0.001)，成显著正相关关系 [ 5 ]。 Michel Bezy和Burr Settles [ 6 ] 在2015年开展了DET分数与雅思考试总分和各项小分之间的相关性实验，并同样使用皮尔森和斯皮尔曼两种相关系数来衡量相关性。其数据主要来自于东非国家科技行业的本科毕业生，其中男女比例7:3，年龄跨度为23岁到35岁之间。 其实验结果表1所示： Table 1 Correlation Index among DET， TOEFL and IELTS (Bezy & Settles， 2015 雅思分数 皮尔森系数(r) 斯皮尔曼系数(p) 总分 0.834 8.809 阅读 0.815 0.800 听力 0.760 0.738 口语 0.675 0.688 写作 0.584 0.610 表1. DET与托福，雅思相关系数(Bezy & Settles， 2015) 由上表可以看出，该研究结果认为DET分数与雅思总分和各项小分成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01) 3，且两种相关系数呈现一致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组研究中的DET考试均指的是2019年7月份之前的老版多邻国英语考试。而DET考试在2019年进行了升级改版，其总分数有原先的百分制变为了目前的160分，而且其题型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动，所以上述三种实验对于探究新版DET考试和雅思托福考试分数相关性的意义有限。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Geoffrey T. LaFlair和Burr Settles [ 3 ] 从2018年8月开始，收集了2319份同时拥有DET和托福成绩的分数样本，以及991份同时拥有DET和雅思成绩的分数样本，而收集上来的老版DET分数则由DET官方评分系统重新按照新型评分规则(10~160分)进行评分，然后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来观察三种考试分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其实验结果得出，DET分数与托福总分和雅思总分皆成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r = 0.77，p < 0.001，r = 0.78，p < 0.001。 然而，即便是最新的DET的相关性实验报告，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第一，该实验所使用的“新版DET分数”并非真正考试中收集上来的数据，而是由老版分数转换而来 [ 3 ]，其分数有效性存疑；第二，该相关性实验只使用了皮尔森相关系数来测量三种考试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并未将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考虑在内；第三，该实验只探究了DET与托福雅思总分之间的相关性，而忽略了DET与托福雅思各项小分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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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问题 为了进一步探索因为上述相关性研究的局限性而遗留的问题，对DET与托福雅思分数相关性实验进行验证和补充，本研究特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 新版DET分数与托福雅思总分之间呈何种程度相关关系？ 2) 新版DET分数与托福雅思各项小分之间呈何种程度相关关系？ 3) 三种考试之间的相关关系对于辅导DET的教师和考生有何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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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反思 根据以上实验数据分析可以得出，新版DET考试分数与托福雅思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T官方最新相关性实验结果 [ 3 ] 可以得到验证。除此之外，根据托福雅思各项小分与DET总分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出一些备考及培训建议。 1) 因为托福写作和口语分数与DET总分呈显著中等相关关系，由此可以推断DET考生中的写作口语题目与托福写作口语题目有中等程度的相似性，再结合图4中DET的官方Technical Manual中口语写作评分的考核因素 [ 3 ]，可以推测两者在评分标准层面有一定程度共通之处；因此，语培机构教师在备课DET口语写作时，可以参考托福口语写作的备考经验，而熟悉托福口语写作的考生，转考DET之后，以上两个科目的备考迁移成本也会较低； 2) 托福听力和阅读分数与DET总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熟悉托福考试的考生在备考DET时，需要注意DET考试中的阅读听力练习，不能因为托福听力与阅读分数较高就忽视DET这两部分题目的备考；之前主要教授托福的教师，备课DET时也需要谨慎借鉴之前托福听力阅读的备课经验； 图4. DET口语写作部分评分要素 3) DET总分与雅思听力阅读和口语之间存在显著中等程度相关关系，因此熟悉雅思考试的考生转考DET的迁移成本较低；但值得注意的是，雅思写作与DET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所以熟悉雅思考试的考生仍然需要额外注意DET写作题目的备考，了解熟悉其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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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局限性 本次实验并未将考生年龄以及性别作为参考因素，因为有实验表明年龄与性别差异并不会对数据产生实质影响 [ 6 ]。此外，由于参与本次实验的对象皆为新东方语言教师，英语水平较高，其分数与中国地区考生平均分相差较大，且缺乏低分段分数数据，且雅思实验部分样本量较小，普适性有限，因此未来实验可以着重以上几方面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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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脱贫攻坚战中，国务院明确指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的要求，指明了“造血式”脱贫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 1 ]。凸显出构成脱贫内生动力的主成分要素——个体责任意识的重要性。鉴于此，课题组成员对甘肃部分深度贫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线上、线下随机抽样调研，基于调研样本，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从个体责任的角度认为内生动力、扶智扶志仍然是尽快脱贫、有效脱贫、持续性脱贫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研究成果试图助力甘肃和其他深度贫困区尽早脱贫，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如期步入小康，本文就如何更好地激发贫困区人员的个体责任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脱贫攻坚，深度贫困村，个体责任，内生脱贫力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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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国家扶贫机构“开发办”，1993年12月28日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简称国务院扶贫办。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近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2019年11月14~15日在甘肃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来到东乡族自治县和广河县，他强调：“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1 地区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强调如期脱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2017年11月，甘肃省印发《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按照国家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划分标准和支持范围，从甘肃省实际出发，综合考虑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脱贫难度等因素，统筹评估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等情况，明确甘肃深度贫困地区为陇南市的七个县、甘南州的四县一洲、临夏州的七个县、天水市的六县、平凉市的两个县、庆阳市的五个县、定西市的七个县、兰州市的一个县、白银市的一个县和武威市的两个县(见表1)，它们都被纳入国家深度贫困地区重点支持范围。 Table 1 Areas of deep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ansu Province (data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Gansu Province 市级地区 地县地区 陇南市 武都县、宕昌县、礼县、西和县、文县、康县、两当县 甘南州 临潭县、舟曲县、卓尼县、夏河县、合作市 临夏州 临夏县、和政县、康乐县、广河县、东乡县、永靖县、积石山县 天水市 武山县、清水县、甘谷县、秦安县、北道区、张家川县 平凉市 庄浪县、静宁县 庆阳市 华池县、环县、合水县、宁县、镇原县 定西市 定西县、通渭县、临洮县、陇西县、渭源县、漳县、岷县 白银市 会宁县 武威市 天祝县、古浪县 表1. 甘肃深脱贫度地区(资料来源于甘肃省扶贫办) 甘肃省政府各级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派遣大量人员下足功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了“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具体实施了“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已于2020年7月下旬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回看扶贫工作，在实地调研甘肃深度贫困区时发现素质性贫困现象非常突出；技能型劳动力依旧是短板；百姓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贫困恶性循环依旧存在；自主脱贫能力欠缺，对政策性帮扶过度依赖，返贫严重。作者在对甘肃贫困区的贫困问题通过线上线下调研过程中，越来越强烈认识到，内因还是主因，个体责任感在依旧贫困的村民言行上表露无遗，对此，该如何有效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和困惑，能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 + 文献研究 + 头脑风暴 + 实地落实，做出如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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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甘肃省深度贫困区数据来源及“脱贫成效和个体责任”样本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2019年1月中旬到2月下旬对甘肃省“三区三州”的19个深度贫困县区、16个深度贫困乡镇展开的线上、线下调研，根据当地扶贫干部、村干部提供的资料。调研区域覆盖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通化乡新集村、静宁县余湾乡羊路村；定西市岷县西寨村；会宁县党家岘乡、汉家岔乡阴山村刘家寨子乡、李园村、平头川镇马路村；临洮县站滩镇泉头村、中铺镇；正宁县玉林子镇；庆阳市宁县中村镇新城村、陇西县，天水市甘谷县、武山县、秦安县安伏镇；武威市天祝县、古浪县裴家营镇；环县毛井镇；甘南州舟曲县、临潭县；临夏州东乡县、积石山县、永靖县(2011年被列为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等地。这些地方大多集中在生存环境恶劣的边远贫困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生态环境脆弱；公共资源受损严重，对知识、技能等脱贫能力方面渴求不高，主要表现为贫困户“有体力、无能力、无意愿”，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脱贫成果巩固难度大。 由图1可见，甘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持续上升，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如，深度贫困州临夏州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 5680元，到2018年达到6817元。2017年的贫困发生率14.82% [ 2 ]。甘南州脱贫进度不均，比如合作市于2017年脱贫摘帽，而临潭县仍有1.65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超出11%。 图1. 甘肃省贫困区近三年脱贫成效图 调研过程中，在“个人采取哪些脱贫方式？”，3.27%的人回答“自费参加脱贫技能培训班”，17.3%的人“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脱贫学习班”。87%的人没有意识到个人贫困会导致集体贫困；意识到的人员中，0.26%会积极主动想办法脱贫，不给集体拖后腿。数据显示，个体脱贫责任意识不少人依旧淡薄，村民的内生动力很不足，要达到预期脱贫目标，尚有大量工作要加强。资金、技术、劳力、疾病虽占主要致贫因素，但为避免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纳克斯“贫困恶循环”。作者认为充分激发他们的个体责任意识非常重要且不容忽视。 个体责任从个体内在心理组成看包含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意志三个心理特征。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个体责任的贫困问题时，较多地从贫困内生力、伦理、功利主义、权利理论和正义理论、政策、产业扶贫、代际传递视角考察和研究，在贫困影响因素方面拓宽了视野，主要从地域分布、贫困类型、民族划分、社会制度、脱贫政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为国家脱贫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受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贫困率和返贫率都很高，并在恶性循环中出现了贫困的累积效应” [ 3 ]。脱贫实践证明，这种贫困累积越明显，最终会影响脱贫进程，消解脱贫成效。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是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实现全面小康。这一目标习近平曾经在讲话中提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 4 ]。老乡的脱贫意愿，脱贫意识，脱贫行动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些内生动力共同构成老乡的个体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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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个体责任选择问题 3.1. 有些脱贫主体(老乡们)主动参与性不高，脱贫成效差且不稳定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都在重点研究贫困问题，且形成了一系列的贫困理论，如马克思贫困论、马尔萨斯贫困论、“恶性循环贫困”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等。国内学者对贫困问题也有诸多认识，多数学者认为在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依旧成为全面小康的阻碍。深入研究过贫困问题的学者阿马蒂亚·森说过，贫困是个社会问题，要把贫困看作是对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 5 ] 贫困问题由此也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由收入单一型贫困转为多维型贫困。 调研中不难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安排或各种脱贫力量的志愿者参与助力，但有些脱贫主体(老乡们)主动参与性不高，脱贫成效差且不稳定性高，脱贫的可持续性让人担忧。政府对深度贫困区的脱贫政策都有所倾斜，这种大力支持扶持政策反到导致贫困者过度依赖政策，有“我贫我骄傲”的心态，甚至以被封为贫困户为荣，缺乏个体责任感致使自主脱贫的能力很弱，离开政策帮扶，返贫现象严重。因此，扶智、扶志的个体责任工作势在必行，尚需继续强化、提升村民自行脱贫能力，使其选择积极主动脱贫。 3.2. 责任分散效应存在，推诿心理占比较高，个体责任的主导意识很淡薄，部分贫困农户 自我选择脱贫意愿不强 人力资本研究专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指凝结在劳动者自身中的知识、技能等以及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 6 ]。村民对待贫困态度较多呈现旁观者态度，心理学称之为责任分散效应。它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做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我国有句很古老的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典型的责任分散效应表现。在贫困问题上，有些村民有一种“我不出手，自有他人出手”等推诿心理。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来支持贫困户脱贫致富，但是受自然、文化等客观因素制约，有些贫困户脱贫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强烈，仍有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调研问卷中，有34%的老乡认为脱贫是政府的事，甘愿受贫，觉得脱贫太辛苦，是自己的事，懒惰成习惯，认为贫困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也有一部分贫困户虽然比较勤劳、踏实，但是思想保守，缺少拼搏奋斗精神，不能有效利用政府给予的脱贫政策和产业发展机会来更好地主动自我发展。这些都是个体责任感缺乏的表证。 3.3. 产业脱贫方面，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户对贫困户的带动意愿差，共同富裕的 个体责任意识方面差评，利益共享机制难以建立 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户与贫困户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联结机制是产业脱贫的重要举措。从调研情况看，产业脱贫中呈现的情况多是：观念意识落后、经营能力差、谈判能力低；贫困户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主动参与产业脱贫的意愿较低；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出于组织成本、盈利性考虑，对贫困户的带动意愿也差；一些优秀经营户还以脱贫之名进入产业脱贫领域，转而截留扶贫款或享受扶贫政策，出现真正的“精英俘获”效应。 3.4. 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以套取国家脱贫资金等为目的而设立“空壳”合作社，极度缺乏 社会责任感的不规范现象 调研中发现，深度贫困区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规模小，脱贫带动能力有限。如在政策支持下，各村均不同程度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但受财力、管理能力、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制约，仍处于初级阶段，业务集中在产业链的原材料端，增值收益小，在产业发展和带动农户增收等方面能力有限。有的合作社存在以套取国家脱贫款为目的“空壳”合作社，有这种行为的组织者极度欠缺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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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理论分析和进一步思考，得到如下一些尚需要继续探讨的结论。 所有人都对很多很多年的贫困现状负有责任，因此，所有贫困的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贫困问题努力解决，否则贫困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要大家都有脱贫责任意识，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益者，且可延续到子孙后代。 脱贫攻坚战中，在关注物质层面脱贫时，精神脱贫的措施不应该缺位。否则返贫现象不可避免，会陷入贫困恶循环。要把“脱贫不扶懒”写进村规民约，倒逼贫困户深刻认识。 在内外合力下，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保持好已经取得的来自不易的脱贫成果，唱好脱贫“大合唱”，方能解决世界性“三P”难题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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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身份问题一直是备受多数作家关注的文学母题之一。查尔斯·约翰逊是现当代美籍非裔作家，在其作品中尤其关注身份，种族及自由等主题。为了打破传统黑奴叙事模式，约翰逊提出了“黑人哲理小说”的概念。发表于1982年的《牧牛传说》 1 就是一部典型代表。这部小说主要围绕主人公安德鲁·霍金斯从奴役到自由的旅程展开，揭露了黑人在多重文化冲击下所面临的身份困境。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主人公安德鲁如何打破“二元对立”文化观念，实现混杂身份认同，最终摆脱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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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查尔斯·约翰逊(1948)是现代美国黑人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截至目前，查尔斯·约翰逊业已出版了四部小说。其中，《中间航道》于199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牧牛传说》出版于1982年，是约翰逊的第二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混血儿安德鲁·霍金斯(Andrew Hawkins)的故事。安德鲁出生于一场意外。乔治·霍金斯(George Hawkins)是“跛子门”一家种植园的奴隶，颇受主人乔纳森(Jonanthan)的赏识。一天晚上，主奴两人饮酒到深夜。深怕被妻子责备，乔纳森提出换房睡的主意。在乔纳森的坚持下，乔治默许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乔纳森走进乔治的房间时，他被乔治的妻子赶出房门；当乔治进入乔纳森的房间时，乔纳妻子安娜(Anna)误以为他是乔纳森，两人发生了关系，于是就有了安德鲁的诞生。这场意外成为所有当事人人生的转折点。为此，乔治被主人剥夺了信任和优待，从管家贬为牧牛人。此后，乔治成为彻头彻尾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把自己的不幸都归咎于白人。不仅如此，他还选择把自己对白人的仇恨延续给自己的儿子。安德鲁成为这场意外事件无辜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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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安德鲁的种族困境 在一次采访中，查尔斯称：“黑人小说总是围绕个人身份危机，竭尽全力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 [ 1 ]， p. 40)《牧牛传说》也不例外，这部小说就围绕主人公安德鲁对“我是谁”的追问展开。 安德鲁作为那次意外的产物，也将面临严重的种族困境。安德鲁是白人和黑人跨种族意外结合的产物，即使他肤色很浅，但终究也逃不过“一滴黑人的血就可以造就一个黑人”的命运。在美国，传统“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身份观念根深蒂固，白人眼中的黑人野蛮残暴，品行低劣。就这样，白人把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强加给黑人，使黑人长期处于附属和劣势地位，“在黑人的意识和身体之间制造出了分裂，在此意义上，黑人不得不把自己异化了”( [ 2 ]， p. 37)，于是便有了法农所描述的“黑皮肤，白面具”的分裂现象。 这种黑白对立的主流文化使“既不黑也不够白”的安德鲁成为“局外人”，在主流文化边缘举步维艰。对于安德鲁而言，作为一个意外出生的混血儿，既生活在白人世界，也生活在黑人世界，但事实上难以归属于任何一方，他坦言，“阴差阳错——随你怎么说好了——我既不属于地里也不属于房子里，但我在哪边都不讨好，因为两个家庭之间的战争的焦点就是我，而我从五岁就发现自己处在两面夹击之中”( [ 3 ]， p. 8)。 尽管他很清楚“一滴黑人的血就可以造就一个黑人”( [ 3 ]， p. 68)，他还是想得到白人的认同，内心不愿认同黑人。他的父亲乔治总是警告安德鲁永远不要相信白人，但当他做出承诺的那一刻就后悔了，“刚说出来我就感觉错了”( [ 3 ]， p.21)。同时，当父亲沉迷于打败白人，力图创建属于黑人的国家时，他对这种行为感到不解和厌倦。来到“利维坦”后，当“捉魂人”(Soulcatcher)班农(Bannon)询问他父母的情况时，他回答说：“我的母亲是安娜”( [ 3 ]， p. 68)。他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黑人父亲和黑人养母。当兽医格罗尔(Groll)告诉安德鲁“除非你不再是黑人，否则永远不会平静”( [ 3 ]， p. 69)，安德鲁立刻背叛了父亲，把自己归属于白人。安德鲁的种种行为表明他并不愿意与黑人发生认同，相反，他利用自己浅色的皮肤和混血的出身，自称是白人。 然而，事与愿违。他得不到白人的认同，在白人眼中，他就是个奴隶，是黑人的儿子。他的白人母亲安娜誓死不愿承认安德鲁是自己的儿子，从一出生就抛弃了他，他的白人“父亲”也只是把他看作一项财产，“安德鲁是我的财产，一定的训练会增加他的价值”( [ 3 ]， p. 12)。现实与愿望的出入无疑使安德鲁陷入了“白或黑”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