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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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结论 本文对托克逊国家气象观测站2015年1~12月新、旧站并行观测的温度数据进行了均一性检验，结果表明迁站导致的温度资料出现了非均一性，然后对出现温度非均一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非均一的温度资料进行了订正。主要结论如下： (1) 新旧站之间的气温数据存在明显的差异，迁站导致了气温数据出现了非均一性，气温差异在不同季节表现不同。新站址月平均气温、月平均最低气温与旧站址对比表现为冬春季偏低、夏秋季偏高。平均最高气温除夏季新站比旧站偏高外，其它季节偏低。因此订正时需要考虑季节差异，本文按月份进行订正。 (2) 新旧站出现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新旧站址海拔高度、观测环境、站址地形及测站下垫面性质的差异。 (3) 需要对气温数据进行均一性订正。本文采用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气温数据按月份进行均一性订正，取得了较好效果。 本文对托克逊站迁站迁站导致的气温数据的非均一性进行了检验和订正，托克逊站迁站对降水、风等气象变量的影响，也需要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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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地位消费指个体为展现或获得较高社会地位购买地位产品，致力于传递地位信号以改变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动机过程。已有的研究从客观社会地位视角和情景诱发视角对地位消费进行研究，前者基于静态角度对个体消费特点进行探究，后者从动态角度探讨个体在不同地位感知下的地位消费。现有研究发现地位消费受个体特性、商品属性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深入剖析地位消费的内部动机、实验方法拟真化和本土化研究等将是地位消费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地位消费，炫耀性消费，补偿性消费，自我概念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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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研究发现，地位对于个人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影响包括象征客观地位、高地位等级的向往、地位维护(Wicklund & Gollwitzer， 1981)等动机衍生出的地位消费行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地位消费的研究进行梳理，尝试梳理现有不同领域已有研究成果，以期对未来地位消费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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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位消费的概述 2.1. 地位消费的概念 社会地位(status consumption)指个体在社会或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或等级(Dawson & Cavell， 1987)，是由物质财富、权力、声望以及相关领域的尊重等多方面共同决定的。Davis指出，个体消费的重要动机就是通过购买商品以获得社会地位(Davis， 1956)，1999年，Eastman等学者首次将地位消费明确界定为个体为展现或获得较高社会地位购买地位产品，致力于传递地位信号以改变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动机过程(Eastman et al， 1999)而地位产品不仅包含价格昂贵的奢侈产品，也包含具备良好的高等级的社会口碑和只被社会少数人所拥有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产品(Wu et al.， 2012)。 2.2. 地位消费与炫耀性消费 消费信号理论(cost signaling theory)表明个体希望通过消费行为展示他人不可观测的信息，如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等。炫耀性消费指为财富和权力提供证明以获得并保持尊荣的消费活动，以炫耀自身财富和地位为动机，以对外展示财富换取他人的羡慕和关注为根本目的，以购买奢侈产品为主要信号以提升自身形象和对他人的吸引(O'Cass & McEwen， 2004)。地位消费则更多表现为对于已经拥有的社会地位的消费水平的客观呈现以及对于尚未得到的社会地位的向往，具有对内进行自我肯定和对外自我展示的双重属性，即一方面是通过消费行为传达自身地位信息，其消费对象则不仅包含价格昂贵的奢侈产品，也包含只被社会少数人所拥有的和具有特殊意义的产品(Truong et al.， 2008)，另一方面则是为选择与自己地位相匹配的物质品质，即使不被他人所看到，这一部分消费选择也不会更改。 2.3. 地位消费与补偿性消费 Davis在地位消费的研究中发现，高、低地位感知的个体均会产生消费行为，其中高地位感知者为地位消费，低地位感知者则是补偿性消费(compensatory consumption)，即指为了弥补由地位差距所造成的内心缺失和自我威胁所产生的消费行为。根据象征性自我完成理论(symbolic self-completion theory)，个体寻求与其理想自我相关的商品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信念(Rucker， 2009)，但重要身份受到攻击的时候，个体和团体将通过消费间接补偿威胁(Charles， Hurst， & Roussanov， 2009)，这些调查结果表明消费决定不仅仅是为了塑造自己的身份，而且也是维护全部自我的完整，这一观点为补偿性消费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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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位消费研究发展 20世纪末是地位消费研究的分水岭，其早期的许多研究者对于地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没有清晰的界定，因此采用与炫耀性消费相似的角度即消费者经济收入、性别和产品品牌等对地位消费进行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研究中二者的区别不断显现，直至1999年，Eastman等首次对地位消费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也是以此概念为基础，促使学者对于地位消费的研究从文化、个体差异等角度不断进行深入和细化。 20世纪之前的研究中，对于地位消费行为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学界普遍认为地位消费仅仅是消费者为区别于低地位群体所进行的伪装行为，因此研究中多从产品品牌、消费者地位、性别、收入等几个消费研究中所固有的角度剖析地位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Coleman (1983)认为消费者地位会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Bagwell & Bernheim (1996)研究发现消费者将商品品牌作为权力和地位的替代标签，通过地位消费行为提升他人对于自我的评价。这段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将地位消费和其他消费行为的区别进行明确的阐述，拥有较大的局限性。 20世纪末开始，Eastman等首次对地位消费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打破固有消费行为研究领域的约束，开始对造成地位消费行为差异的因素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探究角度也从社会背景、出生年代到个体差异等由大到小不断细化。Ruvio (2008)等从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消费者地位消费行为探究，发现东西方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地位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差异；Griskevicius et al.， (2007)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对地位产品购买倾向更为强烈；Kim (2014)等学者也从出生年代对个体地位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发现不同年代消费者消费特点不同，影响因素也有所差异，其中以Y代消费者地位消费行为最为显著；除此之外，择偶策略(Fisher， Cox， & Gordon， 2009; Rucker， 2009)、自尊(Cisek et al.， 2014)等因素也会对地位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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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同视角下的地位消费研究 社会地位即包含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客观社会地位，也包含其在具体情境中对自己地位的主观感受，而在现实研究中，两种地位启动方法不同，对应的消费行为也存在差别。 4.1. 客观社会地位视角下的地位消费 早期地位消费的研究始于探究个体客观社会地位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一视角是以个体的现实社会地位为参照对个体的消费行为特点进行剖析。此视角下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最早对地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区别的探究就是基于客观社会地位视角进行的，O’Cass & McEwen (2004)从性别、人际关系、自我监控等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对地位消费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明确的界定；Sundie (2011)发现高/低地位者的消费行为均以吸引潜在伴侣为内在动机；Bhattacharya (2012)等发现高社会地位个体对于高地位产品具有偏好但不显著，低社会地位个体对于高地位产品具有偏好且显著；Dubois， Rucker， & Galinsky (2012)发现公共情景比私人情景更能激发消费在地位消费的偏好；Kim & Jang (2014)发现高自尊个体比低自尊个体对于地位产品的需求更加强烈。 4.2. 情景诱发视角下的地位消费 Davis (1956)指出个体所感知到的地位等级与其所拥有的客观地位水平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后期发现，个体多是基于具体情境感知地位变化，而这种情境感知变化推动了他们的地位消费行为，因此，学界逐渐兴起基于情景诱发视角下对地位消费行为的特点进行探究。 此视角下实验范式多为情境诱导和测试法，前者即为通过情境诱导的方式唤起被试的地位感知，如Chan (2010)等通过让被试回忆特殊事件激发其地位感知。测试法则是如Blue (2016)等对被试进行无关测试，通过控制测试成绩改变被试地位感知。崔宏静(2016)对这一研究视角进一步补充，提出具体情景下被试的地位感知属于动态的感知过程，存在感知地位提升和感知地位威胁两种情况，感知提升时个体基于地位维持的动机对高地位产品具有较高偏好；感知威胁时个体基于重构地位弥补自尊的动机，对地位产品和非地位产品均产生偏好。 从根本来看，客观社会地位视角是基于静态角度对个体消费行为特点进行探究，情景诱发视角则是通过动态的角度对不同情境个体地位感知进行控制，对实验变量的控制更为精细，在地位消费研究中也逐渐趋于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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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地位消费的影响因素 5.1. 个人因素影响地位消费行为 5.1.1. 择偶策略 性别和择偶策略会影响地位消费。地位产品可以作为信号增加拥有者吸引力 ，男性常将高档产品作为吸引伴侣的“信号”(Sundie et al.， 2011)，尤其注重购买在相关领域中具有特殊功能的商品，女性则使用提升外在魅力的产品(如口红、高跟鞋等)吸引潜在伴侣的注意(Hill et al.， 2012)，这一差异，可能是由男女择偶策略的不同所导致。男性注重产品所代表的地位，更愿意购买相关领域产品以展示自己对于资源的控制力(Shuler & Mccord， 2010)。但是男性对于女性吸引力的判断并不依赖于其资源优势而是其在同性之间的竞争结果，所以在具体的择偶情境下，女性对于地位相关产品的购买意愿并不显著(Sundie et al.， 2011; Griskevicius et al.， 2007)。Hudders (2014)等研究表明，女性常使用自我推广方法作为减少竞争对手的策略，即不需要知道竞争对手是谁，只需要通过购买有助于提升个人魅力产品以增加自身在同性竞争中的优势便可。 5.1.2. 年代差异 个体出生的年代差异会对地位消费行为产生影响。Eastman & Liu (2013)对婴儿潮一代(1946~1964)、X代(1965~1976)和Y代(1977~1987)个体的地位消费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不同时代个体的地位消费水平存在差异，其中Y代个体地位消费水平最高。这是由于和平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的快速发展，Y代个体对于奢侈品/服务的观念更为开放(例如豪华餐厅/咖啡馆)，并普遍将这种消费方式作为自我表达的手段(O’Cass & Siahtiri， 2013; Phau & Cheong， 2009)。Shukla (2008)对影响中年个体消费行为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品牌因素会对其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5.1.3.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指个体对自己各方面，包括生理、心理、行为及自己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研究表明个体偏向于利用公开的购买行为和展示购买产品来向他人表达“自我概念”(Griskevicius et al.， 2007)，而“自我概念”主要由两个自我相关动机所引导：自我一致性(self-consistency)和自尊(self-esteem)。 自我一致性理论认为各种产品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可以反映其用户的特质。自我一致的动机驱使个体追求与自己感觉地位相符合的产品(Kressmann et al.， 2006)，并通过这些产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地位(Bindah & Othman， 2012)。当自我认知和外界评价不一致时，也会通过消费行为改变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以起到维护自我的作用。 自尊指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感受，个体自尊水平与地位消费倾向呈正相关。当个体处于高自尊状态时，会通过购买与地位相匹配的产品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自尊；当处于低自尊状态时，会通过消费行为来应对威胁，缩小“理想我”与“现实我”之间的差距以弥补内心的伤害(Wicklund & Gollwitzer， 1981)。例如，个体渴望掌握某项不擅长的运动(如打高尔夫球)，可能就会购买与此活动相关的昂贵设备(如高尔夫球杆或衣服)，以补偿其未开发的技能，从而提升他人对于自己的印象和评价(Cisek et al.， 2014)。 5.1.4. 参照群体 为了提升和维护自己在参照群体中的地位，个体会表现出相应的地位消费行为。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指出，个体的地位消费会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Lertwannawit & Mandhachitara， 2012; Han， Nunes， & Dreze， 2008; Vigneron & Johnson， 2004)，并不断与“重要他人”进行比较。此外，他们的行为还受到社会规范的压力和对家庭及其他参照群体所产生的社会化制度的期望的约束。Kim (2014)通过对Y代个体地位消费研究发现高群体影响力的个体比低群体影响力的个体地位消费动机更强烈，可见，个体感知到的地位越高，越易受到参考群体组织规范的压力。 5.2. 商品属性影响地位消费行为 Bagwell (1996)提出，品牌为个体创造价值，品牌所蕴含的潜在意义和积极影响有助于帮助个体进行自我表达，会吸引消费者进行消费(Donvito et al.， 2013)。Shukla (2010)研究发现品牌熟悉程度、品牌象征意义、生产国等品牌属性都会对地位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除品牌因素外，商品独特性即商品的稀缺性、附加意义、时尚元素(Bshary， Gingins， & Vail， 2014)等，也会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Fitzmaurice & Comegys (2006)指出随着产品的独特性增加，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从而提升个人在社会层次中的地位，而相同商品的社会拥有者越少，越有利于体现并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此外，如国产、环保产品等还具有附加意义，研究表明购买此类产品对于个体社会评价具有显著提升(Griskevicius et al.， 2007)。 5.3. 地位消费存在文化差异性 随着地位消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发现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地位消费行为存在不同的特点。 Wong & Ahuvia (1998)研究发现。消费相似产品的消费动机在东方和西方个体之间可能存在显着差异。Shukla (2010)以印度和英国两国作为东西方文化代表，发现社会心理、品牌和情景因素三个因素对两种文化的地位消费影响均显著，但是各变量间具体表现存在差异。例如属于个人主义文化的英国人注重社会收益的同时消费地位产品，但属于集体主义文化的印度人只为炫耀地位。且印度人注重在庆典及仪式(生日宴会、结婚典礼等)中消费地位产品，而英国则没有。除此之外，马来西亚(Heaney， Goldsmith， & Jusoh， 2005)、中国等其他国家居民地位消费行为也展现出不同特点。在对中国本土研究中则发现“面子”显得尤为重要(Li， Zhang， & Sun， 2015)，Sun (2015)等探究中国人面子观念、需求独特性和地位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人面子观念对地位消费产生显著影响，而需求的独特性在二者之间产生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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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研究不足及展望 地位消费的研究已持续多年，但是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许多研究还停留在对现象的发现和证实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影响地位消费的众多因素在同一情景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当几个因素共存时哪个会产生主要影响？现有研究采用虚拟货币与现实消费是否存在差异？国外研究成果在中国是否会产生相同结论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第一，对地位消费的内部动机进行深层次剖析。近几年，对于地位消费行为的研究角度多集中单因素研究方向和基本现象的解读，缺乏深入的思考。且尚未有研究对于消费后造成的心理地位弥补效果进行探究，消费后带来的地位感持续效果是否可以从时间维度进行考量等问题也还需进一步思考。 第二，实验方法的拟真化。不仅仅是地位消费，在所有对于消费的研究中都这类问题，即实验中所探究的消费倾向与实际购买力是否存在差距？是否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概率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今后的实验操作中，可尝试将此类因素加以控制，创新研究方法，发展出更加完善的实验范式。 第三，地位消费的本土化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于地位消费的探讨多集中在“面子”(Li et al.， 2015)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尚未回答是否有其他因素使得中国地位消费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本土化研究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以及社会环境对国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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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认知偏差问卷和深入访谈法，对48名膜拜成员和50名非膜拜人员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膜拜成员认知偏差特征及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揭示膜拜行为执迷的缘由。结果显示，膜拜成员在非抑郁–歪曲、抑郁–歪曲、抑郁–非歪曲三个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非膜拜人员，说明他们存在认知偏差现象，由此激发抑郁情绪，再加严重认知偏差，最终致膜拜意识与膜拜行为强化。针对这种情况的干预方法采用理性情绪疗法。 关键词 :膜拜成员，认知偏差，抑郁情绪，认知干预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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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膜拜成员是指“加入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并热衷于其活动；绝对顺从‘教主’指令并做出忠诚奉献；切断与非团体成员的联系；仅仅维持在次要的承担义务水平上；‘教主’支配扩大到生活的所有方面(赫伯特L.罗斯戴，2004)。”认知是指人的注意、思维、信念、记忆和想象等心理活动，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它包括三个基本过程：信息接受和评价决策，产生应对行为和解决能力，对行为后果预测和评估。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思维和评价事物的方式，这是长期生活经验积累形成的认知方式，是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决定着对信息选择、信息加工、信息区分、信息过滤、信息评估以及对新信息进行推理判断，它使人倾向于选择与经验一致的信息，并赋予客观现实以主观意义和情绪色彩。认知是决定在条件刺激下引起情绪和行为反应的主导因素，对情绪和行为具有很强的调控作用，并由此构成整个心理活动的“反应链”。本研究从膜拜成员的认知角度出发，探究其认知偏差及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以揭示膜拜行为执迷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心理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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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实验组：在西安市调查膜拜成员48名，其中女性32名，男性16名。入组标准：① 参加膜拜团体活动持续3年以上；② 对教主指令绝对服从，个人生活部分或完全被教主控制；③ 认知功能局限，否定社会主流价值观；④ 情感变化，对家人和朋友情感淡漠，甚至切断关系；⑤ 无严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⑥ 本人知情同意并愿意配合。实验组成员基本信息详见表1。 对照组：向社会招募与实验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基本匹配的50名非膜拜人员，女性30人，男性20人。入组标准：① 无膜拜活动参与经验；② 无严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③ 本人知情同意并愿意配合。 2.2. 研究工具 2.2.1. 认知偏差问卷(Cognitive Bias Questionnaire， CBQ) (汪向东，王希，1999) 认知偏差问卷是为测量假定与抑郁有关的负性认知偏差而设计的内容，主要测定两个维度：认知歪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n = 48 项目 内容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16 33.3% 女性 32 66.7% 年龄 30~40岁 4 8.3% 40~50岁 16 33.3% 50岁以上 28 58.4%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4 50.0% 高中或中专 16 33.3% 本科或大专 8 16.7% 表1. 实验组成员基本信息分布情况(n = 48) 曲和抑郁情绪。CBQ所表示的是抑郁情绪，而不是抑郁症；认知歪曲是指就已知的事实看显然是不正确的推理，如绝对观念、断章取义、武断臆测等。该量表代表了歪曲与抑郁两个维度的四种可能组合：非抑郁–歪曲、抑郁–歪曲、非抑郁–非歪曲，抑郁–非歪曲，要求被试回答当他处于某种境遇时的体验方式。计分方法是将上述四种组合的得分值分别相比，分值范围为0~23分。分值越高，代表认知偏差越严重。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60，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9。 2.2.2. 深入访谈法 采用深入访谈法是了解膜拜成员的认知偏差特征，同时与问卷测量结果相印证，帮助解释定量分析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访谈结构内容主要有：①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参加这个团体的？② 你是从什么途径加入你所活动的团体？③ 你所获得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是什么？④ 你对自己的未来会怎样看？上述内容分别对应为加入原因、加入途径、支持来源和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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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认知偏差比较分析 实验组膜拜成员与对照组非膜拜人员的认知偏差问卷得分显示：前者在非抑郁–歪曲维度上得分高于后者，二者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差异(t = 2.980， p < 0.05)；前者在抑郁–歪曲维度上得分高于后者，二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十分显著性差异(t = 4.873， p < 0.001)；前者在抑郁–非歪曲维度上得分也高于后者(t = 3.413， p < 0.01)，二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十分显著性差异；在非抑郁–非歪曲维度上，二者之间未见到显著性差异(见表2)。 3.2. 膜拜成员访谈结果 人们的生活经验不同，需要不同、期望不同，想法也有不同，但所思所想都含有认知和情绪的意义。通过加入原因了解膜拜成员的认知经验；通过加入途径了解成员的情绪易感信息；通过支持来源了解成员的情绪体验；通过未来评价了解成员的自我认知情况(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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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膜拜成员存在认知偏差，主要表现特征是任意推断、选择性概括、过度引伸、夸大或缩小、绝对化思维和个人化。其形成原因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群体影响、个人素质以及精神控制有关。 2) 膜拜成员认知偏差是发生抑郁情绪的基础，抑郁情绪又会加重认知偏差程度，其关系是认知偏差–抑郁情绪–加重偏差，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双向循环关系，其结果导致膜拜行为的强度。 3) 采用理性情绪疗法对膜拜成员的认知偏差进行心理干预，技术操作要领是领悟原理、识别偏差、合理替代，最终消除认知偏差，缓解抑郁情绪，去除膜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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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探讨父亲参与教养与幼儿情绪表达之间的关系，了解父亲参与教养的现状和幼儿情绪表达的发展情况，引起人们对此的关注，尤其是人们对于“父职”的重视，本论文通过父亲教养行为自我报告问卷和幼儿情绪表达家长评定问卷对日照市东港区某幼儿园的180名幼儿家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 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幼儿情绪表达的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 父亲参与教养的间接支持维度在幼儿年龄上以及父亲的职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父亲参与教养的鼓励支持维度在幼儿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3) 父亲参与教养的关注帮助维度与幼儿情绪表达的内外性以及强弱性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父亲参与教养的管教约束维度与幼儿情绪表达的强弱性维度也存在显著性差异。4) 父亲参与教养的管教约束维度与幼儿情绪表达存在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 :父亲参与教养，幼儿，情绪表达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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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母亲往往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孩子日常生活起居的负责人，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至今还影响着很多家庭。然而，父亲的作用不容小觑。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的社会性有一定影响，父亲参与教养能够让孩子的社交范围更加广泛，丰富孩子的社交内容。Parke (1996)指出父亲参与教养与孩子的社交能力呈现出正相关，父亲参与程度高的幼儿多具备更强的同伴交往能力，他们会更受欢迎，同伴关系也会更和谐；父亲参与教养的孩子往往在认知、人格、社会交往等方面发展的更好。情绪表达是社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个体的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积极的情绪表达对于幼儿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同伴交往的过程中，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家庭教育是情绪表达的影响因素之一，并且多集中在对母亲的研究，对于父亲的研究很少。基于此，笔者期望借助实证调查验证父亲参与教养会对幼儿情绪表达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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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工具 2.1. 研究对象 从日照市东港区某幼儿园选取大、中、小各三个班级，每班20名幼儿家长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80份，回收130份，剔除填答不合格的4份，得到有效问卷126份，有效率为70%。 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幼儿父亲的年龄大多处于30岁~35岁之间，占总人数的46.5%；学历大多处于高中和中专阶段，占总人数的42.7%；父亲的职业大多是个体经营者或服务业人员，占总人数的44.4%。表2 Table 1 Father’s age，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 人数(人) 比例(%) 年龄 30岁以下 29 25.4 30到35岁 53 46.5 35到40岁 19 16.7 40岁以上 13 11.4 学历 初中及以下 27 26.2 高中、中专类 44 42.7 大专、高职类 20 19.4 本科 11 10.7 研究生及以上 1 1.0 职业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含军人) 29 23.0 企业及公司职员 28 22.2 专业技术人员 8 6.3 个体经营者或服务业人员 56 44.4 其他 5 4.0 表1. 父亲年龄、职业以及学历情况 Table 2 Children’s gender， age， class， singleton， and primary caregiver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孩 67 56.8 女孩 51 43.2 年龄 3~4岁(不含4岁) 16 13.6 4~5岁 44 37.3 5~6岁 28 23.7 6岁及以上 30 25.4 班级 小班 25 21.4 中班 49 41.9 大班 43 36.8 是否独生 独生子女 62 55.9 非独生子女 49 44.1 主要养育者 父亲 1 0.9 母亲 17 15.2 父母共同 85 75.9 祖父母外祖父母 7 6.3 表2. 幼儿性别、年龄、班级、是否独生以及主要养育者情况 中所示，幼儿的性别中男孩子居多；年级中班的较多，占41.9%；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多一点；主要养育者大多是父母共同，占75.9%。 2.2. 研究工具 2.2.1. 父亲教养行为自我报告问卷(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IFI) 此问卷是由Hawkins等人编写的父亲教养行为自我报告问卷中文版。后经华东师范大学余舒于2011年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互动交流、情感表达、社交鼓励、关注帮助、间接支持、管教约束六个维度(余舒，2011)。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从0.74到0.92，分半信度从0.65到0.92，具有良好的内外一致性效度。本论文采用Liken五点计分法，最终得分越高，代表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越高。 2.2.2. 幼儿情绪表达家长评定问卷 此问卷由彭欢编制，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2，具有良好的内外一致性信度(彭欢，2014)。问卷共有11个题目，分为三个维度：强弱性、内外性、正负性。通过采用Liken五点计分法，最后得分越多，表示幼儿在情绪表达上更倾向于外显的、高强度的负性情绪表达；反之，分数越少，幼儿更倾向于内隐的、低强度的正性情绪表达。 2.2.3.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本论文主要用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通过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进行父亲参与教养和幼儿情绪表达关系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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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父亲参与教养和幼儿情绪表达的现状 父亲参与教养各个维度的均值得分高于理论中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幼儿情绪表达各个维度的程度均值得分低于理论中值，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4.1.2. 父亲参与教养和幼儿情绪表达的差异分析 父亲参与教养的间接支持维度在幼儿年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幼儿的年龄越大，间接支持的程度越高；父亲参与教养的间接支持维度在父亲的职业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取决于工作性质以及工作的闲暇时间；父亲参与教养的鼓励支持维度在幼儿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非独生幼儿的教养上，鼓励支持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独生幼儿。 4.1.3. 父亲参与教养和幼儿情绪表达的相关关系 父亲参与教养的关注帮助维度与幼儿情绪表达的内外性维度及强弱性维度存在负向显著性差异，关注帮助维度得分越高，情绪表达的内外性及强弱性得分越低，幼儿越倾向于正性的情绪表达；父亲参与教养的管教约束维度与幼儿情绪表达的强弱性维度也存在负向显著性差异，管教约束维度得分越高，情绪表达的强弱性得分越低。 4.1.4. 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情绪表达的影响 父亲参与教养的管教约束维度对幼儿情绪表达产生影响，管教约束维度与幼儿情绪表达存在显著负相关，即管教约束的程度越高，幼儿的情绪表达越倾向于正性的表达。 4.2. 教育建议 4.2.1. 提高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重视父亲在幼儿成长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在幼儿社会性发展、认知能力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目前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属于中等水平，但是这远远还不够，相比于母亲，父亲的作用不容小觑。父亲自己需要认识到自己父职的重要性，并不仅仅给予幼儿和母亲经济支持就可以了，父亲必须亲自参与到照顾幼儿的过程，与幼儿多一些互动交流，多一些管教约束，只有父亲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到幼儿的教养之中。 作为父亲，需要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把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带到家里、带给幼儿，多拿出时间和精力与幼儿相处，抓住每一个机会，提高与孩子的互动效率，提高相处质量，把握教养的时机，形成一个融洽的亲子关系。此外，幼儿园和社区也可以举办一些亲子活动，让父亲多多的参与到当中，在游戏的过程中，既可以增进父亲与孩子的感情，又可以随时引导孩子，更多的参与到幼儿日常生活中。 4.2.2. 引导幼儿掌握恰当的情绪表达方式，学会正确表达情绪 每个人都是自己情绪的主人，外人不能加以控制阻碍情绪表达。比如面对孩子的大哭大闹，“不许哭了”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可以问问他“如果哭了一会儿后不那么难过了，我们就停下来好不好”。以此让幼儿学会在紧张的氛围中接受自己的情绪，并控制负面情绪的出现，减少人际冲突的发生。成人应当让幼儿学会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控制自己负性情绪的出现，让幼儿通过自身的调节，引导幼儿正确表达情绪，而不是隐藏自己的情绪，避免出现心理问题。 此外，父母也要起到榜样的作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应当审视自己平时处理问题时采用何种表达方式，尽量多采用积极的情绪表达，给幼儿起到正向的作用，在幼儿负向的情绪表达时，多问为什么而不是用严厉的态度制止，多给幼儿鼓励和支持，加强幼儿的自我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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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编制适合我国大学生的共情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通过综合文献分析、专家评定与讨论的结果编制初始问卷，对问卷多次施测获得正式量表。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建构等统计方法，探讨本共情量表的结构维度，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大学生共情量表包括四个维度：观点采择、洞察力、情绪感染、情感隔离/情感投入；量表共46题，结构效度、效标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共情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大学生共情的测量工具。 关键词 :共情量表，心理测量，信效度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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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共情测量是共情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虽然业内对共情仍缺乏明确的定义，但普遍认为共情是一种反应个体差异的、会影响个体行为的、可以测量的心理特质(郑日昌，李占宏，2006)。共情的测量与评定经过即从其内涵上由最早的以社交智力作为共情测量的主要指标，到后来的强调共情的认知方面及相对的共情的情感取向(韩丽颖，2005)，再到综合取向(吴静吉，詹志宇，1987)；其外延上在经历了单一维度到多维结构的研究后，共情量表的编制出现针对不同人群(职业)的共情量表。在共情测量与评定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很多实用的量表，如HES (Hogan， 1969)、QMEE (Mehrabian & Epstein， 1972)、和IRI (Davis， 1996)等。然而随着对共情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共情的理解也发生着变化，这些量表在理论构想或信效度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如HES虽然作为认知取向的量表，但测量了社交的其他维度(John et al.， 1983)；QMEE强调情感取向，但将同情与情感共情相混淆(Darrick & David， 2006)；IRI虽然是多维角度，但没能较好区分同情与共情(Simon & Sally， 2004)。 我国目前所编制的共情量表一般是使用“理论指导法”来编制的，“理论指导法”是从某一理论出发，根据该理论框架来编制测验，如《中学生移情量表》(洪丽，2005)、《教师共情测试自我评定问卷》(孙炳海，于丽娜，2008)等，IRI是当前国内普遍实用的引进量表，由于跨文化和项目的表述问题，未必能很好的适应我国的被试。鉴于大学生的共情能力相对稳定，本研究拟通过“经验准则法”、“因素分析法”和“理论指导法”三者相结合的方法编制适合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共情量表，并对量表信、效度进行初步检验，为共情测量、临床评定及相关科学研究提供测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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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编制过程 2.1. 对象 样本1：采用整群抽样，选取湖南师范大学共260名学生为被试，别除无效50份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210份。其中女生135名，男生75名，用于第一稿的施测。 样本2：选取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理工学院、长沙理工大学、长沙师范学院600名学生为被试，获得共得553份有效问卷，其中女生365名，男生188名，用于第二稿的施测。 样本3：选取湖南地区共10所大学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有效问卷1599份，女生936名男生663名，用于第三稿的施测，以形成正式量表。 样本4：选取湖南地区10所大学的大学生2015人。男生814人，女生1201人，用于正式量表的施测。 2.2. 问卷编制 2.2.1. 建立最初项目库 为了避免对共情概念和内容进行限制性定义，凡是与共情有关的内容都是本研究自编项目库的内容来源。首先，对以往有关共情的量表中摘取项目，包括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RI-C)、情感移情问卷(QMEE)、杰弗逊医生共情量表(JSE-HP) (Hojat et al.， 2001)、基本移情量表(BES) (Darrick & David， 2006)和大学生共情能力问卷中的多个项目，并进行部分修改，获得88条目；其次查阅文献，经过20多位心理学专家和研究生讨论，编写符合专业要求的测量共情的项目66条。 2.2.2. 形成初稿 收集已有的共情量表中的项目，查阅文献结合实际编制新的项目，剔除重复的项目，通过讨论得到一个有154个项目的初稿。其中反向计分项目38项，项目来源见表1。 2.2.3. 对初稿进行反复施测，形成正式量表 对初稿进行三次施测，每次施测都是集体形式进行，每次施测后，都对通俗性低于0.6、题总相关r < 0.3、项目鉴别力未达显著水平的题目进行删除。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正式量表。 2.2.4. 正式施测，考察信效度 本研究的量表项目经历了三次施测，包括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修改和删除之后，最终得到了一个包含46个项目，共6个因子的正式量表。以成型量表对大学生进行正式施测，并考察量表信效度。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验证下因素分析采用AMOS17.0完成。整个编制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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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共情测量发展到今天，前人的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的量表，它们还存在一些不足，如HES虽然作为认知取向的量表，但测量了社交的其他维度(John et al.， 1983)；QMEE强调情感取向，但将同情与情感共情相混淆(Darrick & David， 2006)；IRI虽然是多维角度，但同样没有区分同情与共情(Simon & Sally， 2004)。 研究采用“经验准则法”、“因素分析法”和“理论指导法”三者相结合的方法编写共情量表基本题库，进行多次施测后根据测试的数据结果来对共情量表的理论结构进行修正。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了大学生共情量表的初步结构模型，形成了四个维度的共情量表。这四个维度可以划分为两种形式，分别是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这与既往研究的共情测量的发展是一致的，也符合前人对共情多维测量所提出的要求，“合并共情的各种概念，要认识到共情不是一个单独的结构，而是一个多维的可能相关的结构，共情测量要是一个比过去更具发展的有效测量”(Deutsch & Madle， 1975)。 不过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不足，选取的四个样本的数量虽然很庞大，但是包含的范围有局限性，只是集中在湖南的高校，如果有条件，可将调查的对象扩大到全国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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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经验准则法”、“因素分析法”和“理论指导法”三者相结合的方法编制出四维度，46个题项的大学生共情量表。效度的量化研究结果来看，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共情结构与最初的理论构想基本一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良好，相关分析也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进一步的效标效度分析也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从信度检验结果看，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综上所述，本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大学生共情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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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全球期货市场发展和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分析我国目前期货市场状态。通过经典货币理论分析我国货币流通现状，解释近几年我国货币流通状况。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阐述我国货币流动性黑洞以及期货市场交易和我国货币流动性的关系。根据相关性分析、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期货市场与货币流通速度的显著关系，并解释目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黑洞状态。本文最后将会对我国期货市场交易以及货币流动性做出总结，并阐述展望。 关键词 :期货市场交易，货币流动性，货币流通黑洞，VAR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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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导论 1.1. 研究意义及目的 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金融市场日益完善。我国期货市场在20世纪初初见雏形，经历孕育、试点、到清理、整顿，再到规范、发展，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探索过程。 除了证券股票，另一类在中国新兴的金融产业也同样需要引起关注。期货交易在20世纪初首次进入我国，其发展之快让各界学者惊叹，我国之所以会出现虚体经济大于实体经济，也归因于期货市场的发展迅速。研究期货市场与货币流通的影响能更好的让我们看清如今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以及理清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市场的作用程度。 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同样拥有贮藏手段的职能。因此商品流通必定会和货币流通息息相关。曾经，在国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8”公式，其含义是每8元零售商品的供应需要1元人民币实现流通，即： 社 会 商 品 零 售 总 额 / 流 通 中 货 币 量 = 8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重新分配与再分配、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全球化经济带来的种种发展，这个公式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因此它无法在当代解释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但是，“1:8”这个比例是70年代初大量银行工作者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结论，意味着从实践中来看，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存在一定关系，那么，作为一种商品，期货交易与货币流通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本文将着重研究期货交易量对我国货币流动性的影响，运用Eviews 8.0建立数理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1.2. 研究背景与创新 很早以前便有人已经发现商品市场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货币流动速度的波动，意味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缺乏稳定，加之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20世纪末呈长期下降趋势，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商品不仅仅是货币唯一的载体，随着虚体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出现虚体经济大于实体经济的现象。因而，货币同样也是金融资产交易的媒介。如果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金融资产交易量的上升或下降同样也会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或下降。 近几十年来，由于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货币流通和资产价格的关系倍受瞩目。以股市为例。1988年，Friedman认为股价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多渠道的，这是当时研究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的普遍看法——即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影响不确定。同样，放眼国内研究也没有固定的答案，结论各有不同，甚至有些结论截然相反。本文将着眼于期货市场交易，分析期货市场交易对我国货币流通的影响。 1.3. 文献综述 国际商品期货市场是资本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国际商品期货价格也是一种资产的价格。关于货币流动性与资产价格变化的国外文献是比较多的，例如巴克拉和卡拉莫(Bark & Kramer)用数据证明了过渡的流动性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升高；邵蔚在文中提及到，货币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反应了宽松活着紧缩的货币环境，货币流动性会作用于股票、期货、房地产等资产价格 [ 1 ] 。邵峥嵘在《货币流动性与资产价格关系探讨》中也提及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的流动性不足与当年资本市场价格暴跌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关旭用VAR模型研究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变量分别对铝、铜、锡、铅、锌、镍期货价格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锌以外，货币供应量对其他商品的期货价格都有影响。管清友、魏政《全球流动性与大宗商品价格探析》中也谈到，发达国家以低利率为特征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新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发行将会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进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以上文献资料大多都着眼于商品期货与货币流通的关系，并且多为描述理论性文章，实证分析较少。本文将着重于我国期货市场交易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并且从实证角度出发进一步做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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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全球期货市场的发展变迁的历程 2.1. 全球期货市场的发展现状 在最近的十年里，全球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年复一年地攀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交易量创纪录的脚步在2009年戛然而止。由于信用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导致欧美主要交易所的交易量急剧下降利率相关品种受到的影响尤其剧烈，在2008年交易量出现井喷的股指产品，到了2009年交易量也出现了萎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产业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伤害，其对国际金融业的冲击，加快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样带动了全球期货市场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全球衍生产品交易速度明显加快，与2008年相比，整张了23.19%，而这个数据，在今后几年一直保持一定的增长。 图1为2006年至2015年全球衍生产品交易量，由图所得，十年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增长率为61%，其中主要贡献来自于如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尽管由于各国期货加强期货市场的监管，使得期货交易下滑，但期货交易量在市场的比例依旧不容小觑。 2.2. 全球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 13世纪开始，现货商品交易获得了广泛发展，许多国家都形成了中心交易场所、大交易市场以及无数的定期集贸市场。集贸商品交易市场的建立，为远期合约交易奠定了基础。1570年英国伦敦就开设了第一个皇家交易所，1730年日本大阪也创办了“米相场”，荷兰、比利时也开设了农产品交易所。 1825年，美国中西部的交通运输条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货物运价大为减少，于是西部农业区农民生产的粮食大量流入芝加哥，以便卖个好价钱。但往往由于供过于求，粮食价格并没有农民预期的那样直线上升。这时，产生了一种新兴的合约交易，即预先签订买卖合约，到期运来交实货的想法和交易方 图1. 全球衍生品交易成交量 式。这个新兴的交易方式的产生，使得农产品交易量大增，芝加哥粮食商能够很好的储存大量粮食，因而促使了远期农产品合约的发展。 作为最早也是最基本的远期合约交易，农产品远期合约交易的出现促使商人们在1848年建立起了美国第一家中新交易所，即芝加哥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采用严谨的交易规则条款，进行规范化的合约交易，使得远期合约交易更加规范。这样的商品交易为以后期货合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期货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重大转折。人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商品交易，而金融期货在此时出现，使得全球金融交易量“爆炸性”的增长。1972年，在上述商品期货交易有成效的发展的启迪下，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始实行了第一笔金融期货交易—外汇期货合约的交易，进行英镑、加拿大元、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日元、瑞士法郎和墨西哥比索等币种同美元的汇率期货合约的交易。后来，其它期货交易所也接着开展了金融期货交易，先后不断推出抵押证券期货、国库券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等金融工具期货合约的交易。据统计，1986年金融期货交易量占总的期货交易量的70％以上。 一般商品的期货交易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发展才到今天的规模，而金融期货交易只经过短短的十几年便一举成型。 2.3. 我国期货交易发展现状 如图2，2014年，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的期货交易量占据全球期货交易量大部分份额。亚太地区凭着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2012年一度超过北美地区，跃上榜首。虽然2014年亚太地区的交易有小幅回落，但其总体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33.17%，仅次于北美市场。 中国大陆地区的4家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以及台湾期货交易所均实现了较大增长。 然而，其他亚太地区交易所则呈现另一番景象。印度国家交易所虽然仍位列全球第四，2014年成交量却减少11.6%至18.8亿手，主要是由于外汇合约成交的萎缩；排名前二十的交易所中，韩国交易所、日本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集团在2014年的成交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图2. 2014年全球期货及其他场内衍生品成交量地域分布 尽管我国期货交易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相对于发达国家期货市场不够完善，但从目前来看，中国期货交易量带动了亚太地区期货市场的发展。 2.4.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 表1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大事件。 我国期货发展较晚，1990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农产品期货远期合约的初步成型。由于我国在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以后，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期货市场配套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使得短时间内，国内出现大量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我国期货市场的盲目发展让期货市场价格变得扭曲，使得期货交易者承受了巨大损失。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波动日益剧烈，国际国内市场大都价格最多时曾暴跌50%左右，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市场转移风险。一些企业在美洲购买大豆原料的同时，在大连期货市场卖出大豆期货等相关品种，有效对冲了风险，避免了企业的灭顶之灾。期货市场的存在，已经对部分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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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货币流量分析 3.1. 经典理论 货币流通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和现代货币主义。 3.1.1. 古典学派理论 货币数量论又称费雪理论，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第一个揭示了通货膨胀率预期与利率之间关系 Table 1 Breaking news of futures market in Chin 年份 发生事件 1990年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 1993年 国务院下达《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 1999年 国务院颁发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2000年 中国期货业协会在北京成立 2014年 “新国九条”首次将行业发展纳入“顶层设计” 2014年 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 表1.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大事件 的一个发现，它指出当通货膨胀率预期上升时，利率也将上升。如果一年内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Y，价格水平为P，流通中的名义货币量为M，那么就有： M V = P Y 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方程式，其主要是说明了物价水平和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理论是基于一个非常理想的经济环境中，即货币的流通速度长期保持稳定，这在经济环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马歇尔剑桥方程由剑桥大学教授庇古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货币的价值》中首次提出。马歇尔剑桥方程以费雪理论为基础，但与费雪方程强调货币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不同，剑桥方程强调了货币需求量的决定，其方程是： M d = k P Y 其中，M d 为货币需求量，k是货币量与国内生产的比率。 剑桥方程式其实是费雪方程的一个拓展，其可以变形为 M d P = k Y ，该方程中k为马歇尔比率，为常 数，所以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同方向变动。 3.1.2.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主义货币需求理论是货币经济理论中最显著的发展之一，他是对古典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完善和深化。和古典货币需求理论不同，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考虑了货币持有者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 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流通量，因此，可以将货币需求函数带入费雪方程中，可以得到： V = P Y P L ( i ， Y ) = Y L ( i ， Y ) 这个方程中表明货币流通速度可以用实际国民收入和实际货币需求的函数来表示，同样，利率水平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即：利率上升，货币需求量减少，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上升 [ 2 ] 。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颠覆了古典货币需求理论，推翻了古典货币需求理论中“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定，并且在古典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了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原因。 3.1.3. 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是在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大力倡导下，以芝加哥大学为发源地和大本营，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西方经济学流派。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写为： M d P = f ( Y ， w ， R m ， R b ， R e ， g P ， u ) 其中，M d 表示名义货币需求量，P表示物价水平，Y表示名义恒久收入，w表示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R m 表示货币的预期名义收益率，R b 表示债券的预期收益率，R e 表示股票的预期收益率，g P 表示物价水平的预期变动率，也就是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u表示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因素。 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居民的恒久收入是影响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因素。由于居民恒久收入是处于相对稳定增长的，所以，货币需求量同样处于稳定增长。 现代货币主义是古典货币理论和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发展，相对于古典学派认为货币流速不变，现代货币主义和凯恩斯货币理论都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变化的。但是凯恩斯主义认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是利率变动与价格变化，而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恒久的收入水平才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原因。 尽管古典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给予了货币理论不一样的理解和考察角度，但是它们都让货币流通速度成为经济研究的基础。 3.2. 关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是现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银行银根放松，货币供给量不断增。一般来讲，货币流通量可以看成是由货币当局就控制的，而货币流通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货币当局不能控制的 [ 3 ] 。 我们将费雪方程左右取微分，得 d m m + d v v + d p p + d y y ，用g表示增长率，原式等于g m + g v = g p + g y ， 即货币的供给量增长率加上货币的流通速度增长率等于物价的增长率加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由图3可知，1998年至2014年间，V1、V2皆处于相对下降状态。g m + g v = g p + g y 中，货币流通速度下降g v < 0，因此g m > g p + g y ，也就是说，货币流速下降，意味着大量资金撤出交易市场，居民交易、消费倾向下降，更多居民倾向将资金储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货币增长率大于物价上涨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和，意味着经济领域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货币数量下降 [ 4 ] 。 尽管如此，根据图4显示，1980年V2约为2.6，2000年V2约为0.6。1999年，全国基本工资上调， 图3. 1998年~2014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1和M2变化趋势 图4. 1998年~2014年我国货币供应速度V1和V2变化趋势 使得货币流通速度相对上升，虽然没有改变社会总需求、生产能力依旧过剩的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货币流通量的下降。 3.3. 关于我国货币流通黑洞分析 “流动性黑洞”这个概念是指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骤然丧失流动性的一种现象。当金融机构从事市场交易时，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内部风险控制的需求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会在某些时刻出现金融产品的大量抛售，而交易成员由于具有类似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目标和交易心态，会同时存在大量抛售的需要，此时整个市场只有卖方没有买方，市场流动性骤然消失，被抛售资产的价格急速下跌与卖盘持续增加并存，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性状况，最终出现流动性好像被市场和机构中瞬间吸收殆尽一样，这种现象就被形象地称为“流动性黑洞” [ 5 ] 。 流动性是一种将其他资产转换为中央银行货币的能力。投资组合、交易主体以及风险管理目标的过度集中与趋同，极易导致交易行为的趋同，从而引发流动性黑洞。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中国证券市场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无效率的市场或者是弱式有效的市场，噪声交易者和“羊群行为”充斥。流动性黑洞产生的本质原因是市场预期的归一化，这是由于各个投资者对市场不同的看法在一定时间内演化成为同一种意见，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到的“羊群行为”。这样的市场交易使得我国交易市场的流动性瞬间丧失，价格的下跌并不能出现更多的买者，反而会出现更多的卖者，“羊群效应”使得众多的卖者出现，这样一来，原先的市场流动性将会被打破，短期流动性交易蒸发殆尽，交易活动大量减少 [ 3 ]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国金融市场一度暴跌。流动性最强的证券市场突然陷入流动性黑洞，近20万亿的市值灰飞烟灭。这使得我国股市陷入到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危机当中，正因如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已出台政策，以求恢复金融市场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