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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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总而言之，先前的大部分研究多是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社会身份的突显性等等外部因素对群体参照效应进行研究。本研究则从自我的差异性与独特性角度出发，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份在个体的自我图式中的重要性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从内部自我探讨社会身份重要性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从而证实了重要的社会身份可以增强群体参照的记忆效应。此外，本研究发现非常显著的社会身份对于个体的重要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等等外在因素发生变化，比如研究中的民族身份，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重要性上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如果研究中的被试不是大学生这一群体，而是受民族身份影响较大的群体比如老年人，那么民族身份重要性在群体参照效应中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呢？除了民族身份外，职业身份在当今社会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毕竟当今社会各行各业发展非常迅速，涌现出很多新兴职业，人们对不同职业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独特的看法与刻板印象相继涌现，那么不同职业的个体对职业身份是如何看待的，职业身份重要性又是如何影响群体参照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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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房颤患者有发生脑血管栓塞事件(cerebrovascular embolic events， CVEs)的风险，包括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口服抗凝药物治疗(oral anticoagulation therapy， OAT)可以有效地预防CVE，而导管消融(catheter ablation， CA)治疗房颤已成为部分患者最有效的节律控制策略。尽管有回顾性研究认为通过CA消除房颤或减轻房颤负担可能会显著降低卒中风险，然而在导管消融成功后是否可以安全地停止OAT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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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房颤动(房颤)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有证据表明发病率和患病率稳步上升 [ 1 ]。在中国，20岁以上人群中房颤的发病率为0.2%，总体上每年房颤的发病率为0.05%。11年来，房颤的患病率增加了20倍，而与房颤相关的中风增加了13倍 [ 2 ] [ 3 ] [ 4 ]。在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中，卒中风险大约增加了5倍 [ 5 ]。此外，Bjorck等人报告说，卒中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报告显示年龄在50到59岁人群卒中新发病率为4.6%，而80岁到89岁的人群中超过20% [ 6 ]。因此，预防卒中是房颤的主要治疗方法。 窦性心律的恢复和维持被认为比单纯的心率控制更有利于房颤患者的预后 [ 7 ]。射频导管消融术已成为获取窦性心律的主要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临床中，特别是在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失败患者中，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房颤消融对CVE风险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目前大多数指南或共识建议，CA术前血栓事件的高危患者，即CH2ADS2-VASc评分超过2分的患者，在CA术后应继续服用OAC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终身服用。这一策略降低了缺血性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同时增加了轻微和大量出血的风险，这通常是危及生命的。本综述的目的是根据国内外研究展示当前支持和反对房颤消融成功后是否继续OAT的证据，为临床管理实践提供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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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心房颤动和卒中的病理生理学 尽管房颤和缺血性卒中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已经确立，但具体的发病机制仍存在争议。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房颤诱发的左心房血流淤滞导致血栓形成和栓塞。然而，最近的证据指出了一种更复杂的关系，包括心房结构中广泛的基质变化，称为心房心脏病 [ 8 ]。该理论认为，心房纤维化和功能障碍会增加卒中风险，而房颤只是一种附带现象。房颤发作和心源性栓塞事件之间缺乏时间相关性支持了这一理论 [ 9 ]。此外，CHA2DS2-VASc评分通常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负担的预测因子，而不是房颤卒中风险的预测因子。在一项来自加拿大的大型前瞻性注册研究中，CHA2DS2-VASc评分可以有效预测无房颤患者的缺血性卒中 [ 10 ]。通过结合房性心脏病程度的生理参数，CHA2DS2-VASc评分的能力可能得到提高。例如，一项包括67875名患者的9项队列研究的大型荟萃分析显示，左心房大小与缺血性卒中的风险密切相关 [ 11 ]。除了传统的评分系统外，影像学方面的最新进展有助于将心房纤维化确定为卒中的一个增量风险因素 [ 12 ]。房颤消融成功对左房大小和纤维化的影响，除了减少房颤负荷外，还可能潜在地调节消融后卒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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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导管消融后复发及监测 接受房颤导管消融的患者早期和晚期房颤复发的风险增加。不同的作者强调了消融后早期复发的重要性和高发生率 [ 28 ]。Andrade等人的一项汇总分析报告表明，在3个月的消融期的多个研究中，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的发生率在16%~67%之间，平均合并估计约为38% [ 29 ]。Takigawa等人的研究发现尽管导管消融手术成功，但晚期复发更为常见 [ 30 ]。对于卒中高危患者(CHA2DS2-VASc评分 ≥ 2分，女性 ≥ 3分)，在房颤消融明显成功后希望停止OAT的患者，进行长期心律监测可能有助于发现房颤复发。即使在消融前有高度症状的房颤患者，在消融后复发的房颤发作期间，偶尔也会变得症状较少，甚至没有症状。因此，检测房颤复发是很重要的，对于导管消融后停药的患者可以快速识别复发房颤并迅速重启OAT，有可能降低CVE风险。 消融后可采用多种节律监测策略，其中最具侵入性的是植入式环路记录器(implantable loop recorders， ILR)。其他策略包括例行(每天或每天两次)手动脉搏检查或使用其他技术进行监测，例如可穿戴式心脏监护仪设备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允许患者检查和传输心律，从而增加检测到无症状房颤的可能性 [ 31 ] [ 32 ] [ 33 ] [ 34 ]。 Kaplan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检查了21768名未接受抗凝治疗的植入式心血管装置患者 [ 35 ]。正如预期的那样，CHA2DS2-VASc评分与卒中风险直接相关。然而，作者根据设备检测到的房颤持续时间对患者进行进一步的风险分层。他们发现，在CHA2DS2-VASc评分低(0或1)的患者中，无论房颤持续时间长短，CVE风险都非常低。在CHA2DS2-VASc2患者中，房颤阈值 > 24 h的患者CVE风险显著(每年>1%)。CHA2DS2-VASc评分为3分者，房颤持续时间 > 6 min有明显的CVE危险，而CHA2-DS2-VASC评分 ≥ 5分的患者，即使无房颤也有较高的CVE危险性。这些数据支持房颤负荷与CVE风险直接相关的观点。但这项研究的结果强调认识到具有多种卒中危险因素且CHA2DS2-VASc2评分升高的患者即使在没有房颤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CVE，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长期的OAT不一定能预防与房颤无关的心血管事件(即颈动脉狭窄、微血管疾病、主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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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综上，目前对于房颤消融后何时安全停止抗凝仍不明确，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出不同的结论，这可能与CA术后长期OAT存在相当大的实践差异相关。有些患者根据心内科医生评估风险后的建议持续OAT，然而，有症状的消融成功的患者更有可能停止OAT。尽管有数据显示CA与降低AF患者CVE风险相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融策略显示出令人信服的长期成功率。且目前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持术后停止OAC的安全性。因此，根据卒中风险评分继续或停止OAT是明智的做法。鉴于正在进行的一项大型随机临床试验OCEAN [ 36 ] 的规模和随机性，影响实践的可能性很大，其结果将进一步阐明这一重要问题，为临床提供最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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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究中年人群中冠状动脉慢血流(SCF)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2019年12月于我院治疗的143例OSAS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冠状动脉造影(CAG)结果将患者分为NSCF组(71例)及SCF组(72例)，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相关实验室指标。结果：SCF组的男性患者比例、吸烟史、体重指数(BMI)、收缩压、舒张压、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酸(UA)、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氧减指数(ODI)显著高于NSCF组(P < 0.05)；AHI与平均TIMI帧数、BMI、UA、舒张压、ODI呈显著正相关(P < 0.05)，与夜间最低脉搏血氧饱和度(LSPO 2 )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HI是OSAS合并SCF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1.025， P < 0.05)。OSAS重度组(AHI > 30) SCF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其余两组(P < 0.05)。结论：OSAS患者AHI与SCF密切相关，AHI升高是SCF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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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是一种常见的与睡眠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其特征是由于间歇性上呼吸道阻塞而反复发作呼吸暂停和低通气。近年来，大量数据表明OSAS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并且与不良心血管结局独立相关 [ 1 ] [ 2 ] [ 3 ]。冠状动脉慢血流(Slow coronary flow， SCF)为造影剂在心外膜冠状动脉内充盈及排空速度明显延迟，而血管官腔大致正常，此类患者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室颤等各种心血管不良事件，严重时可有心源性猝死风险 [ 4 ]。本研究通过探讨OSAS患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 and hypopnea index， AHI)与SCF的关系，分析OSAS合并SCF的危险因素，旨在为临床中预防或延缓SCF的发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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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入住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经多导睡眠监测证实为OSAS的患者143例，且患者年龄位于40~65岁之间，同时均完善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 CAG)检查。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将其分为SCF的患者72例，NSCF患者71例。纳入标准：1) 符合SCF诊断标准 [ 5 ]。2) 单支冠状动脉狭窄小于50%。3) 符合OSA的诊断标准 [ 6 ]。排除标准：1) 既往陈旧性心肌梗死或心肌梗死恢复期患者；2) 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示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及左主干病变的患者；3) 既往或入院后发现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肿瘤、心肌病、肺心病、肝功能衰竭、肾功能中重度异常等疾病的患者；4) 高血压未能稳定控制者；5) 既往服用抗血小板药物、降脂类药物。 2.2. 冠状动脉造影及PSG检查 所有患者均采用标准Judkins技术，CAG后血流判定采用TIMI血流帧数法 [ 7 ]，即造影剂开始进入血管时定义为首帧，当造影剂到达血管末端分支时定义为末帧，其中由于左前降支走行较长，将左前降支血管的TIMI帧数除以1.7得到校正的左前降支TIMI帧数，TFC > 27作为慢血流诊断标准 [ 8 ]，最后取3支血管的TIMI-TFC均值进行分析。 睡眠监测采用多导睡眠监测仪进行检查，且患者至少保持7 h的睡眠，睡眠监测当天禁止服用镇静类、兴奋类药、催眠药物等及禁止饮酒，患者1周内禁止服用影响睡眠的药物。记录AHI、氧减指数(Oxygen desaturation index， ODI)、夜间最低脉搏血氧饱和度(The Lowest pulse oxygen saturation， LSPO 2 )；其中5 < AHI < 16为轻度OSAS，16 ≤ AHI ≤ 30为中度OSAS，AHI > 30为重度OSAS [ 9 ]。 2.3. 一般资料及血脂等相关指标采集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吸烟史等；BMI 采用公式：体重(kg)/身高的平方(m 2 )计算。两组患者入院后均常规抽取空腹8小时静脉血，对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脂蛋白a、尿酸(Uric acid， UA)、血红蛋白(Hemoglobin， Hb)、血小板平均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糖(Glucose， Glu)进行测定。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2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 2 检验；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以“ x ¯ ± S ”表示，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以M(P 25 ， P 75 )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进行相关性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索睡眠呼吸暂停与SCF的关系；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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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一般资料、血脂及其他指标的对比。 两组患者年龄、MPV、Hb、TC、HDL-C、脂蛋白a、GLU、LSPO 2 无统计学差异(P > 0.05)，SCF组患者性别、吸烟史、血压、BMI、TG、LDL-C、UA、AHI、ODI显著高于NSCF组(P < 0.05) (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and clinic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 ± S ， M(P25， P75) 项目 NSCF组(71) SCF组(72) P 男性(n， %) 36 (50.70) 52 (72.22) 0.008 年龄(岁) 53.00 (48.00， 59.00) 53.00 (46.00， 56.50) 0.281 吸烟史(n， %) 20 (28.17) 41 (56.94) 0.002 BMI (kg/m 2 ) 24.97 (22.93， 27.53) 27.65 (25.42， 29.99) 0.000 收缩压(mmHg) 129.42 ± 19.48 136.50 ± 20.63 0.037 舒张压(mmHg) 82.72 ± 12.19 89.07 ± 17.34 0.013 MPV (fL) 10.10 (9.60，11.20) 10.55 (9.83， 11.10) 0.366 Hb (g/L) 144.90 ± 16.36 147.28 ± 16.06 0.385 TG (mmol/L) 1.09 (0.87， 1.63) 1.36 (1.02， 2.18) 0.047 TC (mmol/L) 4.66 (4.09，5.28) 4.40 (3.98， 5.33) 0.341 LDL-C (mmol/L) 2.80 ± 0.87 3.19 ± 1.07 0.019 HDL-C (mmol/L) 1.20 (1.00， 1.51) 1.18 (1.04， 1.37) 0.628 脂蛋白a (mmol/L) 22.60 (13.10，43.75) 31.00 (8.70， 74.00) 0.426 UA (ummol/L) 269.00 (220.50， 318.00) 311.00 (268.00， 382.00) 0.001 GLU (mmol/L) 5.28 (4.72，5.97) 5.24 (4.7， 6.02) 0.627 AHI (次/h) 16.40 (10.50， 27.30) 28.8 (12.85， 51.88) 0.001 ODI 13.80 (7.80， 26.00) 21.80 (12.22， 47.37) 0.002 LSPO 2 0.80 (0.72， 0.86) 0.79 (0.64， 0.84) 0.073 平均TIMI 22.24 ± 1.99 35.09 ± 7.62 0.000 表1. 两组一般资料及临床资料的比较[ x ¯ ± S ， M(P 25 ， P 75 )] 3.2. AHI与相关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AHI与UA、BMI、舒张压、平均TIMI帧数、ODI正相关(r分别为0.199、0.215、0.185、0.208、0.644，P < 0.05)，与LSPO 2 呈负相关(r为−0.505，P < 0.001) (表2)。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HI and other factor 项目 r P UA 0.199 0.026 BMI 0.215 0.012 舒张压 0.185 0.028 平均TIMI帧数 0.208 0.014 ODI 0.644 0.000 LSPO 2 −0.505 0.000 表2. AHI与各指标的相关性 3.3. 与SCF相关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SCF为因变量，年龄、性别、BMI、吸烟史、血压、TG、TC、HDL-C、LDL-C、脂蛋白a、Glu、UA、MPV、Hb、AHI、ODI、LSPO 2 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AHI是SCF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在此基础上，根据AHI将OSAS分为轻度(5 < AHI < 16)、中度(16 ≤ AHI ≤ 30)、重度组(AHI > 30)，分析每组人群发生SCF的风险，发现重度组发生SCF的风险显著增高(OR = 3.221， P < 0.01) (表3)。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 项目 OR值 95%CI P AHI 1.025 1.005~1.045 0.016 表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4. 轻度、中度、重度组SCF的患病率比较 轻度、中度、重度的患者SCF患病率分别为13.98%、13.98%、22.37%，其中重度组SCF的患病率较轻度及中度组显著增高(P < 0.05)，而轻度、中度组之间SCF的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图1)。 图1. 轻度、中度、重度组SCF的患病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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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OSAS是指由于上呼吸道阻塞而导致的在睡眠中反复发作的呼吸暂停或气流减少的现象。一些OSAS患者并不表现出打鼾或者呼吸暂停等典型症状，故很多患者没有得到确诊。但有研究表明，OSAS在中年男性中的发病率达4%，中年女性中的发病率达2% [ 10 ]，仍然有着较高的发病率。通过对OSAS患者进行心血管疾病的筛查，发现该人群有着较多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较高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 [ 1 ] [ 11 ]。目前有关SCF与OSAS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并且这些研究面向的是所有人群，而有研究显示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的OSAS中年人群的预后及生存率显著降低 [ 12 ]，故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中年人群中SCF与OSA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吸烟史、血压、BMI、TG、LDL-C、UA为SCF的危险因素(见表1)，这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 13 ] [ 14 ] [ 15 ] [ 16 ]。本研究对AHI与各危险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后发现，AHI与UA、BMI、舒张压、平均TIMI帧数正相关(r分别为0.199、0.215、0.185、0.208，P < 0.05) (见表2)。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与SCF相关的多项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后，发现AHI是SCF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再将OSAS患者按AHI分为轻、中、重度三组，对每组人群发生SCF的风险进行分析，发现重度组发生SCF的风险显著高于其余两组(OR = 3.221， P < 0.01)，患病率亦显著高于其余两组(P < 0.05) (见图1)。因此本研究对OSAS合并SCF患者的早期识别及干预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然而，有关OSAS致SCF的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最近研究表明打鼾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因素 [ 17 ]，打鼾可通过振动颈动脉壁周围组织，引发炎症级联反应，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 18 ]。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是OSAS致SCF的重要机制之一 [ 19 ]。Ljunggren [ 20 ] 等通过高频超声测量颈总动脉壁的各个层面，发现OSAS患者的颈动脉内膜厚度增加，在调整混杂因素后，这种相关性仍然存在，表明OSAS与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独立相关；Vasheghani-Farahani [ 21 ] 等对冠状动脉危险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OSAS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最显著的独立决定因素。大量研究指出OSAS可引起间歇性动脉血氧饱和度降低，使得全身炎症标记物的表达增加，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和引发内皮功能障碍 [ 22 ] [ 23 ]，而内皮功能障碍、交感神经刺激和促炎性细胞因子调节在动脉粥样硬化事件中起重要作用 [ 24 ]。另外，在动物模型中，间歇性缺氧也被报道可诱发高脂血症 [ 25 ]。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对OSA患者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动脉硬度指数、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动脉硬度指数进行观察，发现治疗后6个月与治疗前相比，这些参数显著性下降 [ 26 ]。OSAS致SCF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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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OSAS患者AHI与SCF密切相关，AHI升高是SCF的独立危险因素。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且选择样本量较小，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等因素，所得结果仍需大量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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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校园欺凌事件的恶劣性与频繁性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从个人到社会层面，校园欺凌都会产生恶劣的影响。校园欺凌呈低龄化趋势，主要频发于中小学校园，这与青少年不成熟的心理特性有关。另外，缺乏监控人员或机制以及青少年受其同伴压力也是导致校园欺凌的主要原因。本文举例介绍了奥维斯欺凌防范计划和友善校园计划，并借鉴其防治模式从学校和教师辅导层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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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校园欺凌现象频繁发生，相关新闻报道层出不穷，本该茁壮成长的青少年却肆无忌惮地欺凌弱小，这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在困惑欺凌行为背后产生原因的同时，也更关心如何维护广大学生的安全，安定校园该如何做好预防及相应辅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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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校园欺凌 “欺凌”概念源自英文单词“Bully”，意为欺凌弱小者。挪威学者Olweus [ 1 ] 将欺凌定义为某人长期对另一个人或更多人所施予的负向行动，让对方暴露在受欺侮和伤害的情境中。此处所谓的负向行动是一种有意图的痛苦打击、危害，它包含肢体伤害、言语辱骂、不雅的行为举止，以及做出与对方心意相违背的行为。另外，他提出欺凌概念包含三个特征：主观恶意的伤害意图、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力量的悬殊以及重复性的恶意行为。学术界普遍公认，校园欺凌与校园霸凌的概念界定相同，仅因对“bully”单词翻译版本不同而表述方式呈现差异，且国内学者普遍使用“校园欺凌”这一概念为多，但其与校园暴力之间存在明确的概念内涵差异 [ 2 ]。任海涛 [ 3 ] 将校园欺凌的狭义概念定义为“在幼儿园、中小学及其合理辐射区域内发生的教师或者学生针对学生的持续性的心理性或者物理性攻击行为，这些行为会使受害者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并归纳其概念包含了七个特征：发生地点为校园及其合理辐射区域、受害者与欺凌者存在关系、受害者为在校生、欺凌行为反复且被欺凌者较固定、负面影响巨大且深远和欺凌行为多样化。 欺凌行为多种多样，中国台湾的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将欺凌行为分为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性欺凌、反击型欺凌和网络欺凌六大类型。其中，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较容易被教师或辅导人员觉察，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属于直接型欺凌；而与之相对应的间接型欺凌，如网络欺凌、关系欺凌等，由于其实施手段的隐蔽性，特别是网络欺凌，传播速度快范围广，难以定位原始欺凌者，因此难以介入干预或有效预防 [ 4 ]。在各类欺凌事件中，以言语欺凌最为常见 [ 5 ] [ 6 ]。在受害者分析上，和女生相较，男生较常涉入校园欺凌与受凌 [ 7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肢体欺凌；女生受言语欺凌或性骚扰的比例较大 [ 8 ]。另外，就群体而言，校园欺凌行为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 5 ]，形势严峻。 从个人到社会层面，校园欺凌都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不管是对于被欺凌者，还是欺凌者，以及旁观者或协助者，欺凌事件对青少年的身心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被欺凌者作为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在遭受欺凌事件后，通常会导致受害者自信心缺失，成绩下滑，甚至出现逃课厌学的行为 [ 9 ]。研究表明，被欺凌者内心自卑，过于敏感，容易出现焦虑 [ 10 ] [ 11 ]，可能出现社会化障碍，形成消极人格特征，缺乏自我价值感，自我评价出现偏颇 [ 9 ]。而更为极端的是，有可能导致受害人从被欺凌者至欺凌者的身份转换，产生“以暴制暴”的报复心态，或用欺凌他人的行为向欺凌团体妥协，期望获得认同感来避免自己成为被欺凌者。欺凌者在欺凌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刺激感，因得逞而强化欺凌行为，并在价值观上逐渐形成错误的认知，无法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 [ 9 ]。旁观者参与了欺凌事件，受到欺凌者权力与地位优势的影响而协助或纵容或漠视欺凌行为，从而形成懦弱、依赖等性格特点 [ 12 ]。而有些旁观者则会因自己没有帮助受害者或揭发恶行而产生长期的愧疚感和抑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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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校园欺凌成因 3.1. 青少年不成熟的心理特性 调查发现，校园欺凌现象呈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 [ 5 ]，主要频发于中小学校园，这与青少年不成熟的心理特性有关。中小学生的自我认知处于发展阶段，情绪调节能力尚未成熟，易冲动，好争辩，过分自信，容易受到他人暗示或鼓动影响 [ 13 ]。另外，青少年三观发展尚未成熟，自我认知容易出现偏差，且较为敏感，不愿被“权威”有所束缚 [ 14 ]，有时会通过出格的行为来表明存在感。而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部分学生通过发泄、寻求刺激、欺凌弱小等方式展现自己的“强大”，继而发生校园欺凌。 3.2. 监控人员或机制的缺乏 前期文献中提及，预防欺凌机制不完全、教育者缺乏校园欺凌保护意识等是形成校园欺凌的主要成因之一 [ 14 ] [ 15 ]。随着校园欺凌逐渐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不少学校设立了相关预防措施、安装了校园监控系统、配备了心理辅导老师。但是调研发现 [ 15 ]，每个学校的预防措施不甚相同，预防措施形同虚设，心理咨询师利用率较低，监控系统覆盖范围不够广泛，尚未覆盖欺凌事件频发的校园偏僻场所，而且厕所、宿舍等事件高发地点由于涉及学生隐私，也无法安装监控设备，导致存在校园监管“真空地”。另外，惩戒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欺凌者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发生欺凌事件后，没有有效的惩戒制度约束欺凌者，暧昧不清的处理方式不仅无法保护受害者，甚至可能加剧欺凌行为。 3.3. 青少年同伴压力 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家庭外的社会化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而家庭外社会化主要通过同伴群体来实现 [ 16 ]。在社会性发展上，青少年的顺应对象发生转移，由儿童时期的顺应父母逐渐转移到同伴群体上。受到同化作用的影响，青少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互相模仿行为态度，渴求同伴的认同，甚至为了与群体保持相同的行为态度而屈服于同伴压力。校园欺凌多以团体行为为主，而团体中通常呈现为权利非均衡性 [ 17 ]。社会能力强的学生作为群体中的“权威”，当其对受害者持负面态度并作出欺凌行为，则群体中的其他人也会迎合并同样施以暴力。对于旁观者而言，由于害怕自身不一样的行为态度会受到同伴的疏离或排挤，或是为了寻求同伴群体认可，或是害怕自己成为被欺凌对象，不得不妥协加入欺凌群体，或漠视旁观欺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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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国际现有校园欺凌辅导模式 4.1. 奥维斯欺凌防范计划OBPP 奥维斯欺凌防范计划(Olwens bull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由挪威心理学家Olweus教授所创设，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实践，是当今较为成熟，应用范围最广的防范欺凌事件模式。它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将学校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通过学校、班级、个人、社区四个层面之间相互影响作用改良学校的生态环境，实现对欺凌事件的预防。OBPP计划针对四个层面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具体措施及防治原则 [ 4 ]。学校层面主要建立完整系统的防范欺凌组织机构，制定相关的反欺凌规范、惩戒措施以及干预方案，并与家长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班级层面则是通过教师的宣传教育，强调相关规范与惩戒措施，普及反欺凌知识内容，规范学生行为表现，建立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个人层面通过OBPP培训提高教师反欺凌意识，引起教师的高度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监管，提高对欺凌事件的觉察和辨别能力，能及时制止欺凌行为并实施干预措施。社会层面主要通过家长的支持及社区的帮助，与学校建立互动合作，扩大监控区域，减少校外欺凌事件的发生。 4.2. 友善校园计划Friendly Schools 友善校园计划(Friendly Schools， FS)广泛应用于澳大利亚中小学校并融入澳大利亚中小学课程体系，用于减少校园欺凌事件以及提高学生预防欺凌的能力。该计划提倡创建友好的校园环境，提升学生的自我意识，加强自我管理，培养社会能力，提升学生的亲社会能力并抑制反社会行为，促进学生社交和情感的健康发展。友善校园计划是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流程，包含了五阶段，并详细分为14个循序渐进的步骤，以指导学校和教师实施整个计划。通过制定明确的应对欺凌行为政策、营造积极的学校氛围、鼓励学生与家人互动、及时有效评估欺凌干预措施等途径，友善校园计划旨在促进学校、教师、家庭和社区多方面防止、减少和管理欺凌行为。通过针对该计划干预效果的纵向追踪实验发现，相较于低干预组，高干预组的学生被欺凌的风险更低。特别是四年级段的学生，干预效果尤为显著，低干预组被欺凌的频率是高干预组的2倍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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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校园欺凌预防与辅导措施建议 5.1. 学校层面 5.1.1. 明确欺凌防治的责任主体 校园欺凌的恶劣性与频发性引起政府部分及社会大众的重视与关注。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等部门接连出台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2017年11月，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国家政府层面不断推出法规政策为校园欺凌的防治提供了法律保障。虽然各地政府逐渐出台并完善相关规定，但从实践层面而言，缺乏强制力，也尚未明确欺凌防治与辅导的主体责任对象。责任主体的暧昧不清容易导致出现“踢皮球”现象，从而导致监督辅导不到位，未能有效监管学生行为。纵观全球应对欺凌的学校辅导措施，在前期准备阶段即成立专门预防与处理欺凌事件小组，成员涵盖各个层面的代表人员，以促进全方面的监控与干预。如OBPP计划要求成立由教师、辅导员、行政、家长、社区及学生代表组成的欺凌防治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制定防治干预方案，获取反馈信息，传达实施内容并做好各方的衔接 [ 4 ]。另外，OBPP已形成系统化的流程步骤，明确各方的相关责任和详细的可操性实践措施，避免笼统的纲要，让防治落到实处。我国校园可借鉴国内外治理经验以及相关的流程指导，并结合本土文化创建适宜的防治模式，明确责任主体，形成主次分明的防治程序。 5.1.2. 建立多元的宣传与反馈途径 青少年由于年龄尚小，涉世未深，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无法分清欺凌行为与“玩闹”的界限，学校应增加对校园欺凌的预防宣传，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明确告知欺凌的行为表现以及危害，通过安全教育提高学生防范意识以及应对欺凌的能力。目前对于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教育多以讲授式宣传为主，学校可建立多元宣传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学生所熟悉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多方位普及校园欺凌防治知识，并鼓励学生参与到预防工作中。学校层面可邀请专业人士，如反欺凌专家、警察或法政人员等担任讲者宣导校园欺凌防治措施。此外，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能监管和评估学校的反欺凌防治效果。前期调研发现 [ 15 ]，虽然部分学校配备了监控系统以及心理咨询室以防治应对，但监管力度不到位，设备资源利用率较低，并未真正起到作用。反馈途径的模糊不清会导致被害者无法及时求救，继而无法阻止后续伤害。学校应设置多通道的反馈途径，不仅覆盖学校，还应保持与家长和社区的紧密联系，避免监控覆盖面出现漏洞。此外，在安全教育中应告知学生求救的途径和面对欺凌时恰当的应对措施，并强调如果遭受或目睹欺凌应及时反馈，寻求老师的帮助。 5.1.3. 完善应对干预机制以强化教育 校园欺凌惩处等细节不清晰容易导致欺凌者“有恃无恐”，无法强化对欺凌者的教育。美国校园对于欺凌的“零容忍”、严厉的惩治措施、强化干预等应对制度对杜绝欺凌起到了显著的成效 [ 17 ]。学校应完善欺凌事件的干预处理机制与流程，让教师在面对已发生的欺凌事件，能及时有效地应对，以避免欺凌事件的恶性发酵。对欺凌者学校应展开教育惩戒，如给予记过之惩处、劳动服务、填写行为自述表等，借以提醒欺凌者需负起行为上之责任，避免模糊不清的处理对被欺凌者造成二次伤害。此外，不管对欺凌者或被欺凌者，甚至旁观者，学校都应进行辅导干预，深入了解事件缘由，及时与学生家长做好沟通联系，介入心理辅导，干预欺凌者的不良行为，疏导被害者并做好身心保护，提高旁观者的防范与救助意识。面对欺凌，学校不光需处理事件追究责任，还应关注后续发展情况，对欺凌者强化教育，为被欺凌者提供心理辅导，补救其身心创伤，并监管是否有二次欺凌事件的发生。 5.2. 教师辅导 5.2.1. 定期开展班级活动，创建积极班风 良好的班级氛围能避免欺凌事件的发生。教师需介入班级管理，随时关注班级情况，提高对欺凌事件的觉察，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动态和情绪波动，重视学生之间的矛盾，并及时处理干预。教师需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法律教育，告知并强调校纪校规，提高学生的规则意识。分析欺凌事件背后的矛盾，很多时候是由于学生之间产生误会所导致，通过定期开展班级活动的方式，可以提高班级凝聚力，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并接纳彼此，发挥各自所长，增强自信心，建立友善互帮互助的同伴关系。此外，教师应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明确个人目标与意义，积极规划未来，将学生的精力引导至有意义的人生目标上。 5.2.2. 培养学生同理心，提升问题解决技巧 青少年心智发育不成熟，是非观念尚未健全，易冲动，好胜心强，教师在日常教育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学会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尊重他人的情绪与感受，将心比心地关怀他人。感恩教育、情景演示、团体辅导、正念训练等心理辅导途径能帮助学生了解和接纳自我，学会冷静分析并控制情绪、增进自我表达能力，学会正确有效沟通，表达自己需求与情感，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反对用暴力、恐吓等不良手段获得自己所需，引导学生使用平等理性的沟通方式，尊重他人，接纳不同意见，求同存异，积极解决问题，与同伴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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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校园欺凌是全世界校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政府、学校、教师、社区等各界应密切关注校园欺凌，各方之间应紧密联系，做好信息沟通以形成全方位的监控与预防，还给学生一个安全健康、积极和谐的校园环境。本文探讨了校园欺凌的概念、危害、成因，并介绍国际常用的反欺凌计划——OBPP和友善校园，希望各个学校能借鉴国际防治模式，并结合本土文化制定适宜的防治具体流程，有效杜绝校园欺凌的肆虐，优化校园环境。日常教育中，教师应加强学生的安全、品德和法律教育，关注班级动态，重视良好班风建设，借助心理辅导手段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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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主要途径是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和推动科技创新。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制度安排。联动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实现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良性协调互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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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指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从计算方法上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即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科技进步或者创新等因素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几乎不足0.5%，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有5%左右 [ 1 ]。全要素生产率偏低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减弱，刘易斯拐点逐渐显现，投资回报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科技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制度安排，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一方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功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看，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存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互动发展规律 [ 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利用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互动发展的规律，联动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实现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良性协调互动，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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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具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市场及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或体制。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属性决定了其承载生产力价值，市场经济生产力功能的主要表现是以市场机制将要素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如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给需求机制等将要素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能在要素资源的普遍有限性和特定要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的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有效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生产力功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20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重点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产权制度。 2.1. 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形成有利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运用辩证法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厘清“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合理边界。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同时起作用，政府以宏观调控和科学治理的“有形之手”弥补市场失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所在。但目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从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视角而言，政府要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把以前错配的资源交给市场来重新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深化科技体制的角度看，必须推动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职能转变，尊重科技创新的发展规律，依靠市场机制和科技发展规律配置科技资源，以宏观调控为主，减少微观市场干预；政府必须明确相关科技部门的职能，构建跨部门和组织的协调机制，完善对科技资源的协调作用；发挥政府推动科技体制创新的作用，破除长期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2.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必须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健全要素市场化运行机制、破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2.2.1. 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深化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建立统一开放和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由商品、服务市场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构成的有机整体 [ 3 ]。但我国要素市场发育滞后，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相对有限，影响了市场功能配置要素资源的效率。当前，健全要素市场特别是要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引导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化要素价格机制。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不足，要素价格扭曲必然导致要素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因此，必须深化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形成真实反映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发挥市场价格机制，高效率配置资源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是，加快推进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必须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以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推动要素配置实现效率最优化。以技术和数据市场为例，必须加快完善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完善技术成果转化的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完善技术交易规则和服务，如研究制定技术市场交易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数据产权交易和行业自律机制，依法合规开展数据交易等。 2.2.2. 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逐渐回落的条件下，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必须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再配置效应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姚战琪 [ 4 ] 从工业部门生产要素结构变动和要素再配置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生产率增长贡献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工业部门要素配置结构的失衡，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再配置效应为负。在部门之间收益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条件下，工业部门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和要素再配置是解释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优化资源再配置，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必须创新制度安排，加快完善市场体系，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消除行业市场壁垒，加快形成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改革；拓展生产要素自由进入的行业范围；建立要素自由进入与退岀市场的市场规则等。 2.3. 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的有效激励 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有效的产权激励是保障市场秩序、市场主体活力和市场预期的重要条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之一是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的有效激励。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产权保护。因此，完善产权制度要以公平为核心原则，形成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多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要素资源、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完善产权制度要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护各种所有制主体和自然人财产权，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依法严肃处理各类侵害合法权益的行为；完善产权制度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契约关系和信用关系要更加完善，确保社会正常的信用秩序 [ 5 ]。 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大的难题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构建国有企业开放的产权结构，建立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产权格局。这要求政府制定完整的企业兼并、破产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才能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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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显著的成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生产力功能，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首先，要加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供给。市场经济生产力功能的主要表现是以市场机制将要素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化要素配置仍存在制度性障碍，这客观上要求加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供给。其次，必须肯定，新时代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的创新成果质量还不高，还缺乏原创性、核心科学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仍然存在体制机制的障碍。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此而论，科技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且，由于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存在互动发展规律，因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制度安排。积极探索联动改革科技体制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破除各方面的机制体制障碍，实现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良性协调互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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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女性主义旨在探讨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并力图消除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助女性摆脱“第二性”的边缘身份。李安的作品在华语圈和英语世界都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和艺术成就，也是文化研究的极佳文本。早期的“父亲三部曲”更是从细微平实之处，将性别议题、身份认同困境探讨得淋漓尽致。本文将结合文献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从《喜宴》入手，探讨女性主义视角下影片角色的构建，将性别议题放入文化、身份认同、权力结构的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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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女性主义历经三次浪潮，在理论层面渐入成熟，电影亦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热点文本：Laura Mulvey所著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基于“男性凝视”(male gaze)概念，指出大众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凝视中被生产和再生产；Jackie Stacey在《凝视明星：好莱坞与女性窥视》中将研究聚焦在电影院的受众，分析女性主义在电影观看中的表现 [ 1 ]。 李安电影具有一种柔性，能使它轻松地参与到各式各样的借用、认同和消费中来，并超越影像文字中元素的多重性，从而穿越语言、民族和类型的界际。除了贯穿全球化、身份认同、文化差异等主题外，“女性主义，也是李安的电影主题之一” [ 2 ]。而作为华语片导演的他拥有多重身份，其价值观、世界观的背后是由多重文化冲撞、融合的结果，这样的背景为他早期的“家庭三部曲”注入了兼备东西方的包容视角与思辨，尤其是《喜宴》这部，对于性别议题的刻画与探讨并不拘泥于性别本身，而是将其纳入更广泛的种族、阶层、文化、身份政治等结构性讨论中。国内外学者亦对李安电影进行了诸多性别相关的研究。Gina Marchetti专门以《喜宴》为研究对象分析大陆、美、台三方的文化传统与性别、族裔身份认同间的内在矛盾；景银辉对《喜宴》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微观研究，揭示父权语境和传统文化下隐蔽的女性话语。 从女性主义视域分析李安的电影既有益于推进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推动大众流行文化生产出更多探讨性别关系、打破父权传统、呈现不同社会性别文化的作品，为性别多元化发展贡献文化力量。本文将采取内容分析法，贯穿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思维方式，从《喜宴》这部电影的不同性别的角色建构入手，分析研究女性主义在电影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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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喜宴》中的女性角色 2.1. 新独立女性的代表——葳葳 上海女孩葳葳这一角色是父权文化背景下独立女性话语的鲜明展示。她是一个来自大陆的非法移民，为了绘画理想和美国梦租住在男主角高伟同的一处简陋房产中，后为了美国合法身份，与本是同性恋的高伟同假结婚共同隐瞒其父母，最终为伟同和他的同性爱人生育一子。 葳葳放弃了优渥条件而选择赴美追求艺术理想，这是她追求独立人格最鲜明的一步。“在中、西方文明史上，女性一直是被压抑的性别，是以‘第二性’或‘他者’(other)的身份被置于边缘地位。” [ 3 ] 而她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价值，成为独立个体，打破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下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身体力行地批判这种固化的性别身份范畴。 与伟同阴差阳错的婚礼是葳葳在压抑下彻底解放身体与性的“喜宴”。影像中婚礼席间内敛含蓄的东亚人在酒后展示着“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葳葳在洞房时主动诱惑高伟同并与之发生关系。“今晚我要解放你”这句话既是与伟同的对话，更是她对自我的言说与解放。因为一直以来在“性”的话语与实践中，女性都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而“性”作为一个开放、复杂的话语和权力的历史体系，隐藏着并长久巩固不对等的性别权力关系 [ 4 ]。而葳葳此举是打破桎梏的革命性行为，她在那晚成为了性的主导者，在其中确立了自身欲望的权威性，从而颠覆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欲望对象的地位。 而后是葳葳关于孩子的两次不同的抉择，也是对其独立人格设定的呼应。她没有背负着父权制下“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先是认为孩子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拒绝将身体作为生育工具；后又决定独立抚养孩子，一人兼备母亲与父亲两种角色，与传统的家庭结构对抗。 2.2. 父权制下失语的女性——高母 “话语即权力” [ 5 ]，话语生产权力、构建社会现实、改变着性别关系，父权社会中，女性“不能发声”(unpronounced ability)或“陷于困境”(awkwardness)，长期处于边缘状态 [ 6 ]。高母在影片中就是这样的存在。她是高父的妻子、高伟同的母亲，却唯独她自己的身份在影像语言中隐形了。她随着高父一起来美国看望儿子，很少有言说自己观点的时刻，她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这些丈夫或儿子，个人话语的空间一再被压缩、逼仄。 然而压抑和迷茫中的高母亦有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游走在两难境地，内心压抑与觉醒交织，最终还是没能打破性别的桎梏藩篱。在儿子出柜后，从抗拒到放下偏见的转变，亦是她作为“他者”对固有权利场域下LGBT个体的共情，意识到“爱是可以超越文化差异的……异性之爱与同性之爱是毫无差别的” [ 7 ]。从她一开始与葳葳的对话中也能看出对独立人格的渴望：“妈有时候真羡慕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能够受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有能力，有自己的前途，不必靠男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然而在葳葳表示自己过得很艰辛时，她的渴望似乎也随之转瞬即逝了：“女人毕竟是女人，丈夫与孩子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高母的价值观并未能自洽地为女性主义思想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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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喜宴》中的男性角色 3.1. 忠孝与酷儿身份的冲撞——高伟同 高伟同一角被设置于中西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心，“《喜宴》里我尝试以同性恋题材来做认同上的模拟，伟同既想拥有自我(做自己)，又想尽孝道(为人子)，身陷无法两全的左右为难。” [ 7 ] 高背负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青少年时期的东方思想在美式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慢慢消退，他开始在西方主流社会获得身份认同。然而原生文化背景导致他依旧无法回避两种文化带来的冲撞，父母探亲后的房间改造、假结婚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对父权制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妥协。 李安还在藉由高伟同所代表的酷儿群体探讨性别议题。高是一个普通的纽约上班族，他工作、健身、善良礼貌，并不存在显著的“男同性恋”身份表征，“普通”的特质也解构了异性恋霸权下的刻板印象——同性恋是娘娘腔、缺乏男子气概的、对生活品质要求苛刻的等等。高伟同与爱人西蒙同居，后向父母出柜，都是冲破传统文化藩篱，瓦解异性恋霸权下对酷儿群体的权利剥夺的革命行为。 3.2. 父权和阶级结构的代表——高父 高伟同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在影片中代表着压倒性的父权话语体系。他不仅在家庭中拥有绝对话语权，面对儿媳葳葳也采取了强凝视态度，初见时先是从身材和外貌上判定葳葳是否适合生育，又从生活细节处考察葳葳主内的能力，对葳葳的赞赏也是用“貌美”、“乖巧”这类带有强烈第二性色彩的词语。 但后期高父的话语地位也在逐渐被消解。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高父在躺椅上假寐，背对着门，瘦小的身体和僵硬的表情让他看起来随时会断气，高伟同忍不住去探了他的鼻息。总是处在宰制性地位的父亲在生理上开始变得弱小，这似乎是对于父权结构瓦解的隐喻，一套深入血脉的权力结构，虽在顽强地发挥着压制性和排他性力量，却也在走向衰败。 李安并未在传统的父权制与新性别关系之间设置激烈的对抗，而是在寻求妥协与和谐的出路。所以后来的剧情走向是，高父其实懂英文，一早就发现结婚是场骗局，也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但这建立在儿子仍需传宗接代的基础上，他用欺骗大家自己不懂英文的手段留住了孙子。影片最后高父那句“我观察，我聆听，我了解”(I watch， I hear， I know)也是父权制又一次胜利的隐喻。 3.3. 打破固化性别观的酷儿——Simon Simon是影片中唯一一个西方角色，他也是男主高伟同真实的伴侣。 处于霸权地位的异性恋观念认为，同性恋的性别政治与异性恋无差，恋爱双方中都存在更具男子气概的一方和女性气质更重的一方。但就影片的呈现来看，Simon和高伟同两人的相处模式中，并不能看出哪方扮演了“男性”或“女性”角色。再将讨论聚焦回更一般的性别与身份政治领域，其实性别本身就是文化操演(cultural performativity)的结果，“性别”是社会性的，从头到尾浸染着政治意味，并始终被非自然的因素自然化。“将人类的身体生硬的划分只是为了满足异性恋意识形态的经济需求，并为异性恋机制蒙上一层‘天然’的面纱。” 李安透过Simon一角，生产和传播着超越传统性别观的新性别指意体系。他对于同性之爱的关怀与尊重，为重建性别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性的范例。《喜宴》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文本，从不同影像中解构了固执于父权且单一的刻板印象的意识形态，展示了更多元、开放的性别政治观，诠释了非父权中心体系下的多元性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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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表示：“文化研究至关重要的关怀面向是其对于权力及政治问题的关注与社会改革的企图心，关照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在阶级、性别与种族问题上(以及在年龄身心障碍与国族身份上)置身社会边缘位置的这群人的问题再现，并勠力为这群人发声。” [ 8 ] 女性主义浪潮一波波推进，#MeToo等相关运动在不断冲击着既有权力阶层，然而父权制在当下依旧处于主流地位，压制着社会的话语结构、性别政治、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一直是失语、缺席的，始终作为“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和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体人格被异化了”的“他者”生存。 作为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叙事创作者，应担起责任，去与不对等的权力结构抗争，通过文化艺术作品向社会呈现多元的性别观与结构。李安导演藉由《喜宴》这部作品，用多重元素的影像语言为观影者创造了一个超越传统性别政治的性别空间，在这些不同背景的性别角色的演绎中，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父权制与女性之间的简单对立被纳入讨论。同时向公众展示了女性主义在独立主体人格、话语权、解放性与身体、对抗强势权力等方方面面的渗透。在电影的表现手法层面，这部影片虽有局限性——将葳葳这类独立新女性设定为符合观众凝视的美丽形象——难逃迎合主流市场倾向的桎梏，但并未过度消费女性及其身体，镜头语言也充分展现了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尊重。李安将故事聚焦在家庭，用平实的视角切入女性主义和性别议题，并藉由角色间的复杂情感、叙事结构牵扯出父权制意识形态扭曲人格却又让人难以逃脱的矛盾本质，使得消弭性别差异、打破父权中心和对性少数群体边缘化的社会现实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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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开采保护层是有效预防突出的技术之一。本文以磴槽煤矿为例，运用FLAC 3D 数值模拟软件和现场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确定了保护层开采后被保护层的有效保护范围，并对保护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2521保护层工作面开采时，对被保护层22041工作面沿走向的卸压角为60˚，沿倾向的卸压角分别为69˚和90˚，3#、4#钻孔测试的瓦斯含量分别为4.18 m 3 /t、5.33 m 3 /t，7#和8#钻孔测试的瓦斯含量分别为5.47 m 3 /t和4.46 m 3 /t，9#、10#和11#钻孔测试的瓦斯含量分别为5.53 m 3 /t、4.62 m 3 /t和4.09 m 3 /t，卸压保护效果显著，有效消除了被保护层22041工作面的突出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