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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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首先，根据实验之前的问卷测试结果，两组被试互联网使用频度和使用互联网的历史信息见表1。对互联网使用频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组间差异显著，t(57) = −51.06，p < 0.001。在本研究中，被试每天的互联网使用小时数是其网络使用频度的主要指标。在收集被试使用互联网的行为信息时，我们发现网络使用高低频两组被试，在使用互联网的历史方面也很不一样，对被试使用互联网历史长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组间差异显著，t(57) = −45.31，p < 0.001。其次，因任务简单，所有被试的正确率都在95%以上。 本研究主要通过检验分析被试的颜色判断反应时数据来探测相应词汇是否进入到认知加工过程。对于问题难易程度、互联网使用频度分组以及词汇分组三个自变量，以词汇颜色判断反应时为因变量，通过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度、问题难易程度以及词汇类别三个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2，36) = 5.15，p < 0.01。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回答容易问题以后，互联网高低频使用组全部被试对于三组词汇进行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F(2，36) = 1.031，p > 0.05。互联网高频使用组被试之间差异不显著，F(2，36) = 1.405，p > 0.05。互联网低频使用组被试之间差异也不显著，F(2，36) = 0.355，p > 0.05。以上结果说明在容易问题条件下，没有任何特定词语进入到认知加工过程中，被试没有启用任何词汇概念。 数据如表2所示，同样经过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回答困难问题以后，互联网高低频使用组全部被试对于三组词汇的进行颜色判断的反应时之间差异显著，F(2，36) = 7.500，p < 0.01；进一步进行事后两两比较发现，互联网词汇组(M = 1.28)和传统教育词汇组(M = 1.31)的颜色判断反应时之间无差异，p > 0.05，但是这两组词汇的反应时要远远大于无关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M = 1.11)，p < 0.01。 在回答困难问题条件下，通过区分互联网高低频使用组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高频使用组被试的三组词汇颜色判断反应时之间差异显著，F(2，36) = 11.488，p < 0.001；继续进行事后两两比较发现，传统教育词汇组(M = 1.17)和无关词汇(M = 1.12)的颜色判断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 > 0.05。互联网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M = 1.25)显著比其他两组词汇的反应时长，p < 0.01。 如图1所示，互联网低频使用组被试对于三组词汇的进行颜色判断的反应时之间差异也非常显著， Table 1 Internet use frequency and history (M ± SD 互联网使用频度(平均使用小时数/天) 使用互联网历史(年) 网络高频使用组 7.64 ± 2.64 9.67 ± 2.16 网络低频使用组 1.18 ± 1.26 4.67 ± 2.01 表1. 互联网使用频度及使用历史(M ± SD) Table 2 Reaction time of color judgment after answering questions (sec 回答容易问题后 回答困难问题后 互联网词汇 传统教育词汇 无关词汇 互联网词汇 传统教育词汇 无关词汇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全部被试 1.15 0.38 1.14 0.32 1.10 0.36 1.28 0.68 1.31 0.67 1.11 0.47 网络高频使用组 1.13 0.24 1.14 0.20 1.09 0.17 1.25 0.26 1.17 0.16 1.12 0.23 网络低频使用组 1.17 0.50 1.14 0.43 1.11 0.50 1.30 1.00 1.50 0.98 1.08 0.68 表2. 回答问题被试对于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秒) 图1. 困难问题后低频使用组被试的颜色判断反应时 F(2，36) = 5.756，p < 0.01，继续进行事后两两比较发现，传统教育词汇组(M = 1.50)和无关词汇(M = 1.08)的颜色判断反应时之间的差异显著，p < 0.01，互联网词汇(M = 1.30)和无关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之间的差异显著，p < 0.05。虽然传统教育词汇组和互联网词汇组之间的统计检验差异不显著，p > 0.05，但是从反应时来看，传统教育词汇组的反应时明显比互联网词汇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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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从被试使用互联网的频度行为特征着手，研究这一行为特征对于被试获取信息解决问题方面的影响，而在此之前有关互联网对于此类问题未进行关注和探讨(  Nasi & Koivusilta， 2013 ;  Sparrow & Chatman， 2013 ;  Sparrow et al.， 2011 )，因而容易导致人们误认为只要会使用互联网就会依赖于互联网来解决问题。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由于所处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所在地区的互联网成熟和发展程度不同，因而影响到被试在使用互联网的行为特征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在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网络环境发展成熟，被试有更长的互联网使用历史和每天更长时间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在互联网软硬件条件不充分的地区，被试虽然会使用互联网，但是使用历史和每天的使用时间较少。 4.1. 无关词汇在所有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一致无变化 不论是互联网高频使用被试，还是低频使用被试，在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条件下，被试对于无关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都基本一致，反应时无变化。这些数据证明了这些无关词汇没有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启动，因此被试在遇到问题时不会想到这些词汇。其颜色判断反应时基本上就是被试针对颜色进行判断并进行按键反应输出的时间。 4.2. 面临容易问题时使用内部资源解决策略 以无关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作为参考，通过对于全体被试的颜色判断反应时进行分析发现，在面临问题时，互联网词汇和传统教育词汇的反应时，相比较于无关词汇的反应时之间的差异显著，互联网词汇或者传统教育词汇进入到被试的认知加工过程中，从而占据了认知资源，并由于部分认知资源被占用而延缓了后续的颜色判断反应。一般无关词汇组因为与我们与实验中的问题毫不相关，因此，也没有进入到被试的认知加工过程中。 统计分析发现了被试在面临问题的时候，确实启动了不同问题解决策略。在回答容易问题后，互联网高频使用组和低频使用组的被试，互联网词汇、传统教育概念词汇以及一般词汇都没有进入其回答问题的认知加工过程，这说明对于比较容易的问题，被试可以通过自有知识来解决，即采用使用内部记忆提取答案的策略予以解决。这一发现和外国的研究有所不同。Sparrow等人的实验表明，虽然没有像在回答困难问题任务中表现的那么显著，但是被试在面临容易问题的时候也想到互联网概念，在统计检验上差异显著  (Sparrow et al.， 2011) 。而在本研究中，互联网高低频两组所有被试在回答容易问题后，对于互联网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间，相对于传统教育和无关词汇颜色判定反应时来说，确有轻微的延长，但是没有达到统计上显著的程度。这说明针对较为容易的问题，本研究中的中国大学生没有形成使用外部交互记忆资源的解决策略，而是通过本身的知识储备完成，这符合本研究的假设。因为中国学生普遍重视知识的记忆，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也比较强调知识记忆和理解，相对于国外学生，中国学生对于一般的常识性问题都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 4.3. 困难问题条件下互联网使用频度影响不同问题解决策略的选用 回答困难问题以后，网络高频使用组的学生启动了互联网概念，表现为互联网词汇组的颜色判断反应时比传统教育词汇组以及无关词汇组要长，这一点与Sparrow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Sparrow et al.， 2011) 。网络高频使用组的学生在面临自身知识欠缺情况下，马上通过寻求互联网帮助的问题解决策略。在这此情况下，互联网作为外部延伸的记忆，和内部记忆系统一样，可以给出即时的直接答案。互联网与认知过程，共同形成了一个实时动态的耦合系统，符合延展认知的观点(  任晓明&董云峰，2014 ；  刘革&吴庆麟，2012 ；  王变珍，2014 ；  黄侃，2012 )。值得注意的是，在困难问题条件下，互联网高频使用组被试的传统教育词汇颜色判断反应时与无关词汇的反应时非常接近，稍有一些微小的延长，这说明被试并非没有想到这些词汇，只是启用的程度非常低。 与互联网高频使用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低频使用组的被试。该组被试在面临困难问题的时候，传统教育词汇组的颜色判定反应时长于互联网词汇的颜色判定反应时，但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传统教育词汇组和无关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差异显著，这也反映出环境中的工具对于认知活动的影响。互联网使用低频组的学生即使在面临困难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采用传统教育方式，即向老师和书本寻求帮助。上述情况说明了互联网的使用频度对于形成依赖互联网的问题解决策略有很大的影响。 在今天以互联网为典型的认知环境多样化的情形下，延展认知为我们重新理解认知和心智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研究方案  (黄侃，2012) 。本研究结果为具身认知框架下的延展认知观点提供了部分佐证。认知过程是由情景建构、指导和支持的，个体的心理通常在情境中进行活动，而情景可以分为物质或任务方面、环境或生态方面以及社会或互动方面。该观点认为认知加工的性质取决于其所处的情景，不能脱离情景孤立的去研究，人类行为具有极大的可变性，不能脱离情景孤立地去研究  (刘革&吴庆麟，2012) 。虽然对于认知是否可以延展到环境中的观点还有争论，但是人们一般倾向于同意认知系统是延展的  (任晓明&董云峰，2014) ，本研究的观点建立在认知系统是可以延展到外界中这理论基础上。当前，互联网既构成了大学生所生活和学习的社会环境，同时互联网的各类应用和海量资源，又是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基本工具，深度参与到大学生的日常活动中，因此可以看作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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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人们在情景化的问题解决任务中，对于使用内部记忆知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人们会立即调用这些大脑中的内部知识进行解决。 2) 对于那些因自身知识有欠缺而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会采用向外部资源求助的策略。具体采用哪种外部资源策略，取决于被试自身使用互联网的频度这一行为特征。高强度的互联网使用者倾向于立刻想到使用互联网来搜索答案，而互联网低频使用者尽管也会使用互联网，但是仍然倾向于请教师长，或者查询图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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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两种主要形式的推理，单加工理论和双加工理论是推理心理学领域主要存在的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目前，已有多项研究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来比较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以检验推理是单加工过程还是双加工过程。但这些研究还面临诸多问题：正向推断逻辑的局限；不同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差异；复杂多变的实验任务；以及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面临的质疑。未来的研究依然可以以正向推断为基本逻辑和突破口，采用多元的技术手段和规范的实验任务，对演绎和归纳推理比较的心理机制进行分子水平、神经元水平等更加微观化的研究。 关键词 :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推理的心理学理论，认知神经科学，问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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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推理在人们日常的学习、决策与环境适应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Donoso， Collins， & Koechlin， 2014) ，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两种主要形式的推理  (李红，陈安涛，冯廷勇，李富洪，龙长权，2004) 。近年来，大量研究开始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分别对演绎推理(综述，  Prado， Chadha， & Booth， 2011 )和归纳推理(综述，  肖凤等，2012 ；  Hayes， Heit， & Swendsen， 2010 )的神经机制进行探讨。不过，在推理研究中始终存在一个广泛的争议，就是是否所有类型的推理都具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于是另一些研究开始试图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通过比较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来检验不同类型的推理是否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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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推理的心理学理论 关于推理的心理学理论，主要存在两种：单加工理论和双加工理论。单加工理论认为所有形式的推理(包括演绎和归纳)具有共同的心理机制。例如，心理模型理论(Mental Model theory)虽然是一种主要用来解释演绎推理的理论模型，但该模型的提出者  Johnson-Laird (1994) 则进一步指出归纳推理也适用于该模型，即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都是在前提和一般知识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或一系列的模型，然后通过检索和检验该模型的反例来得出正确的结论。当前提为真时，如果在任何情况下结论都为真，那么该种推理即为演绎推理；当前提为真时，如果在某些情况下结论可能为假，那么该种推理即为归纳推理。标准转换模型(Criterion-shift account，  Rips， 2001 )和可能性阈限模型(Probability Threshold Model，  Lassiter & Goodman， 2015 )认为对推理结论的评估是条件概率在最小值0与最大值1之间的连续变换，演绎与归纳的区分只是判断标准的松紧不同而已。贝叶斯模型(Bayesian model)虽然主要用来解释归纳推理，但同样被认为可以用来解释演绎推理，即认为演绎和归纳均是在前提的基础上根据贝叶斯规则对先验概率进行修正的过程  (Tenenbaum， Griffiths， & Kemp， 2006) 。 双加工理论则认为不同形式的推理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认知加工过程。  Evans和Stanovich (2013) 认为双加工理论假定大脑存在两种潜在的机制，即启发式加工(heuristic processing，更多地依赖于直觉，且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容易受背景相似性的影响，通常只能意识到其加工结果而意识不到加工过程的加工方式)和分析式加工(analytic processing，更多地依赖于理性，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不容易受背景相似性的干扰，其加工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被意识到的加工方式)。双加工理论认为在不同形式的推理中两种加工过程所占的比例不同。归纳推理更快速，主要依赖于直觉，更多地受启发式加工的影响；而演绎推理较缓慢，常采用确定性规则，更多地受分析式加工的影响  (Hayes， Heit， & Rotello， 2014 ;  Rotello & Heit， 2009) 。另外，  Goel和Dolan (2000) 认为演绎推理主要受形式逻辑的影响而归纳推理主要受推理内容的影响。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演绎推理更容易受推论有效性的影响，而归纳推理更容易受推论长度的影响  (Rotello & Heit， 2009) 。这些研究表明演绎和归纳存在根本差异，进一步支持了双加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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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演绎与归纳推理比较的认知神经科学验证 为了探讨推理是单加工过程还是双加工过程，一些研究试图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通过对演绎与归纳推理的比较来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两种主要的推理理论。 已有的几个关于演绎与归纳推理比较的PE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显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大脑激活模式显著不同，倾向于支持推理的双加工理论。例如，  Goel， Gold， Kapur和Houle (1997) 采用PET技术，比较了在演绎推理条件和归纳推理条件下被试对三段论材料的反应，结果发现演绎推理激活了左侧额下回和枕上回，归纳推理激活了包括左侧额中回、额上回和扣带回在内的广泛脑区。  Goel和Dolan (2004) 采用fMRI技术再次比较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发现演绎推理任务更多地激活了左侧额下回，而归纳推理任务更多地激活了左半球前额皮层的背外侧。另外，  Osherson等(1998) 以及  Parsons和Osherson (2001) 采用PET技术比较了演绎推理和可能性推理，发现演绎推理主要激活了大脑右侧(例如右侧前扣带回、右侧额下回等)，而可能性推理则主要激活了大脑左侧(例如左侧前额皮层，左侧的额下回等)。尽管研究结果存在细微的差异，但这些研究均发现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具有明显不同的脑激活模式，认为不同的推理具有不同性质的认知加工过程。另外，归纳推理的fMRI研究(例如，  Liang， Jia， Taatgen， Zhong， & Li， 2014 )和演绎推理的NIRS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近红外光谱法)研究(例如，  Tsujii， Okada， & Watanabe， 2010 )也倾向于支持推理的双加工理论。 此外，  Johnson-Laird (1994) 根据心理模型理论，推断无论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脑部活动应该主要集中在右侧  (Johnson-Laird， 1994) 。然而PET和fMRI的研究显示，尽管大部分的推理任务都同时激活了大脑左侧和右侧(综述见  Hayes et al.， 2010 ;  Goel， 2007 )，但主要激活的是大脑左侧(  Goel & Dolan， 2004 ;  Goel et al.， 1997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心理模型理论没有得到神经科学研究的充分支持，也进一步表明推理的单加工理论受到挑战。 然而，在最近的一项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s，事件相关电位)研究中，  Malaia， Tommerdahl和McKee (2015) 要求被试先判断采用哪种推理(演绎或者归纳推理)，然后从4种反应(肯定正确，可能正确，可能错误，肯定错误)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种。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之间没有发现显著差异，仅在演绎推理条件下，负性回答(肯定错误)与正性回答(肯定正确)在N2成分上存在差异。因此，  Malaia等(2015) 认为这一结果更倾向于支持单加工理论。同时，  Turner， Marinsek， Ryhal和Miller (2015) 对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fMRI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无论是演绎还是归纳推理，大脑左侧与右侧的功能都是一致的，即大脑左侧与解释过程有关，而大脑右侧与监控、抑制过程相关联，暗示了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有共同的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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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演绎与归纳推理比较的认知神经科学验证的基本逻辑 Heit (2015) 认为，已有的采用PET、fMRI技术检验推理的心理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  Henson (2005， 2006) 提出的正向推断(forward inference)的逻辑。  Henson (2005， 2006) 认为正向推断是一种基于大脑不同的活动模式来区分相互对抗的认知理论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逻辑是：如果理论T0假设两种实验条件C1和C2不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而理论T1假设实验条件C1与C2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当实验条件C1与C2的大脑活动在功能F2上存在本质差异，而功能F2影响因变量Y，且因变量Y在实验条件C1与C2中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时，那么理论T1就会比理论T0得到更多的支持，即实验条件C1和C2具有本质不同的认知过程或机制。换句话说，如果研究发现实验条件C1和C2具有显著不同的脑激活模式，那么认为两者具有不同认知过程的理论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Henson (2005， 2006) 进一步指出，判断脑部活动存在本质差异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 条件C1与C2在某些脑部区域有不同的激活模式；2) 相对于第三种实验条件(通常是基线条件)，C1与C2具有相同的激活模式(同时增强或者减弱)。因为，如果条件C1在脑区1上的激活强度高于条件C2，而条件C2在脑区2上的激活强度高于条件C1，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脑区是以相反的活动方式联通的，而不能完全排除条件C1与C2具有相同认知过程或机制的可能。 虽然正向推断主要是针对PET和fMRI研究的，但  Henson (2005， 2006) 认为该逻辑也可能适合ERP研究。演绎与归纳推理比较的PET研究(  Goel et al.， 1997 ;  Osherson et al.， 1998 )和fMRI研究  (Goel & Dolan， 2004) 均发现归纳推理中大脑的左侧前额叶的激活量相对于演绎推理有所增加，并且  Liang等人(2014) 发现甚至不同的归纳推理任务也会导致不同的脑激活模式。因此，运用正向推断的逻辑，可以认为不同形式的推理更具有不同的认知加工模式，也就是说双加工理论相比于单加工理论更具有说服力。而  Malaia等人(2015) 的研究中发现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在ERP成分上没有显著差异，则根据正向推断的逻辑，认为他们的研究结论更倾向于支持单加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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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演绎与归纳推理比较的认知神经科学验证所面临的问题 5.1. 正向推断的局限 认知神经科学检验推理是单加工过程还是双加工过程所面临的第一方面的问题，是正向推断本身。首先，正向推断的基本前提是要求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中至少有一个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理论一和理论二都是错误的，并且存在研究者没有考虑到的理论三是正确的，那么仅仅基于理论一和理论二的正向推断就可能会被误导。尽管单加工理论和双加工的理论是目前推理研究中最主要的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但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探索用超越单加工或者双加工模式之外的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人类的推理机制。例如，  Oaksford和Chater (2007) 主张，演绎和归纳推理的认知过程是不同的，但是却可以用同一个计算模型来进行模拟，因为  Marr (1982) 指出计算模型可以与实际的认知过程无关。 其次，尽管  Henson (2005， 2006) 阐明了满足脑部活动本质差异所需的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定引起脑部活动差异的原因(  Malaia et al.， 2015 ;  Long et al.， 2015 )，因为这种脑部活动差异也有可能是由其他无关因素引起的。例如，脑部活动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任务复杂性  (Johnson， 1993) 、反应参数  (Nosofsky， Little， & James， 2012) 和决策标准  (Hill & Windmann， 2014) 的不同，甚至可以解释为语义内容的差异，因为演绎和归纳推理都依赖于语义内容(  Goel & Dolan， 2000 ;  Blanchette & El-Deredy， 2014 )。 Rotello和Heit (2014) 进一步指出，在推理研究中，如果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大脑活动模式有所不同，这不一定就是由认知过程的不同引起的，而有可能是“肯定”反应偏向(“yes” response bias)的原因  (Rotello & Heit， 2014) 。所谓“肯定”反应偏向，是指在实际不确定的情形下，做出肯定反应的一种倾向，是一种基于信号检测理论的反应偏差的测量方式，其计算公式为击中率(Hit， H)和虚报率(False alarm， F)的平均值，即肯定反应偏向 = (H + F)/2 (  Rotello & Heit， 2014 ;  Hill & Windmann， 2014 )。例如，  Tsujii等(2010) 发现不一致推理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结论不可信时能正确判断推理逻辑有效、结论可信时能正确判断推理逻辑无效)与一致推理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结论可信时能正确判断推理逻辑有效、结论不可信时能正确判断推理逻辑无效)在rIFC(右下前额叶，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cortex)脑区的激活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他们发现rIFC脑区激活程度的差异和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率的差异呈正相关，他们认为这一结果表明rIFC脑区反应了不同推理条件间的差异。然而实际上，他们发现的rIFC脑区激活可能反应的是“肯定”反应偏向的差异而非条件间的差异。因为根据信号检测理论，不一致推理条件的的正确反应率是结论不可信时的推理逻辑击中(HU)与结论可信时的推理逻辑正确拒斥(CRB)之和(HU + CRB)；一致推理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率等于结论可信时的推理逻辑击中(HB)与结论不可信时的推理逻辑正确拒斥(CRU)之和(HB + CRU)。那么，不一致推理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率与一致推理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率之间的差异 = (HU + CRB) − (HB + CRU)。因为正确拒斥率(CR) = 1 − 虚报率(F)，所以，(HU + CRB) − (HB + CRU) = (HU + (1 − FB)) − (HB + (1 − FU)) = (HU + FU) − (HB + FB) = 结论不可信时的“肯定”反应偏向 − 结论可信时的“肯定”反应偏向。因此，rIFC脑区激活有可能反应的是“肯定”反应偏向的差异而非不同推理条件之间的差异。 5.2. 研究方法的限制 认知神经科学检验推理是单加工过程还是双加工过程所面临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是研究方法的限制，主要是实验技术的局限和实验任务的差异。首先，采用PET和fMRI方法的研究都倾向于支持双加工理论，而ERP的研究却倾向于支持单加工理论。演绎推理的PET和fMRI研究发现不同的演绎推理(例如，三段论推理，传递性推理，条件推理)包含大量不同的脑活动模式(综述，见  Prado et al.， 2011 )，而演绎推理的ERP研究却发现不同的演绎推理均存在P3b (一种出现在脑后部区域且峰值出现在刺激呈现后300~ 500 ms的ERP成分)效应，且符合逻辑的推理比不符合逻辑的推理激活了更大的P3b (例如，  Bonnefond， Castelain， Cheylus， & Van der Henst， 2014 ;  Bonnefond， Kaliuzhna， & Van der Henst， 2014 ;  Blanchette & El- Deredy， 2014 )。  Bonnefond， Castelain， Cheylus和 Van der Henst (2014) 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例如，fMRI的结果高度依赖于基线，需比较实验条件与控制条件的差异；PET的时间窗口必须使用block设计，这使得背景相关的激活和特定的认知加工的激活难以分离  (Goel & Dolan， 2004) 。 其次，实验任务多种多样。例如，  Goel等人(1997) 在实验中比较的是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任务，而另外几个研究比较的是演绎推理和可能性推理任务。可能性推理只是归纳推理的一种  (Kemp & Jern， 2014) ，并且任务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  Malaia等(2015) 的研究要求被试从四种反应中进行选择，而其他几个研究只有两种反应类型。 5.3. 认知神经科学本身的局限 认知神经科学检验推理是单加工过程还是双加工过程所面临的第三方面的问题，是认知神经科学本身面临的一些质疑。尽管有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可能解决了一些心理学理论的争议(例如，  McClure， Ericson， Laibson， Loewenstein， & Cohen， 2007 )，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神经影像学研究，并没有改善认知的理论(  Uttal， 2011 ;  Satel & Lilienfeld， 2013 )。一些研究者认为部分原因是目前的技术太粗糙、理论不够发达，以至于不能够对神经系统的细节进行探究(  Poeppel， 1996 ;  Coltheart， 2004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即使使用改进的技术和更先进的理论，在原则上，神经科学数据也不能帮助我们推进认知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心理的不可约束性或者自由性  (Van Orden & Paap， 1997) ，也可能是因为fMRI、PET和EEG等是对脑结构与功能等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实际上脑对心理的支持是神经元和神经元网络水平，因此，fMRI、PET、NIRS和EEG的研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心理的信息  (Uttal，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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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与研究趋势 单加工理论和双加工理论是推理心理学领域主要存在的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单加工理论认为所有形式的推理(包括演绎和归纳)具有共同的心理机制；双加工理论则认为不同形式的推理在启发式加工与分析式加工上有不同程度的混合，具有不同性质的认知加工过程。根据已有的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比较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PET和fMRI研究倾向于支持推理的双加工理论，而ERP研究则更倾向于支持单加工理论。 Heit (2015) 指出，已有的采用神经影像学技术(例如，PET和fMRI)检验推理的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正向推断的逻辑，即基于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来区分相互对抗的认知理论。  Heit (2015) 认为正向推断建立起了心理学研究与神经影像学研究之间的桥梁，可以成为联系心理学与神经影像学的基本逻辑。尽管  Heit (2015) 主要强调的是神经影像学，但在将来的研究中，正向推断也可以成为其他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检验推理的心理学理论的基本逻辑和突破口。 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检验推理的心理过程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首先，正向推断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正向推断要求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中至少有一个是正确的，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对什么是性质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仍然很难界定。 其次，不同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推理的心理学理论有不同的支持倾向，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方法依赖于不同的生物学信号。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采用多元的技术手段和多样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联合研究  (Roser et al.， 2015) 。例如，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目前仅有  Goel和Dolan (2004) 的研究采用了fMRI技术对演绎和归纳进行了比较，而且该研究主要比较了归纳和演绎激活的脑区，进一步的fMRI研究可以对演绎和归纳进行脑功能性连接的分析和比较(例如，  Chiong et al.， 2013 )。同样，在ERP研究中，目前主要是对推理诱发的ERP波形进行分析，下一步的研究也可以超越传统的ERP成分分析，进行诸如频率等的分析(例如，  Liang， Zhong， Lu， & Liu， 2010 )。另外，也有一些方法结合神经影像和建模技术，为利用脑成像数据区分心理过程理论开辟了新途径。例如，  Mack，Preston和Love (2013) 指出算术模型在分析fMRI数据上取得了巨大进步，提出认知活动可以从不同的分析水平来描述。 另外，由于复杂多变的实验任务有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所以之后的研究需要对实验任务进行限定和规范。除此之外，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提为真时演绎和归纳的比较，将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探讨当前提不确定时演绎和归纳的心理机制  (Elqayam & Over， 2013) 。 最后，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神经影像学研究，并没有改善认知的理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认为目前采用fMRI、PET、NIRS和EEG的研究都是神经元集群的宏观研究(  Uttal， 2011 ;  Satel & Lilienfeld， 2013 )。因此之后的研究应该深入到分子水平和神经元水平，使研究更加微观化，这样也许可以减少一些学者对认知神经科学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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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康德根据人之有限性提出人没有“智性直观”，牟宗三则以“人虽有限而无限”为依据，提出人有“智的直觉”；康德的理论立场是认识论的，牟宗三则是存有论的。在这种理论立场的转化中，牟宗三对康德的理论产生了一定误解，从牟宗三的视角来看，这同时也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康德哲学理论的再创造：将理论根基由“理性”转为“生命”；将建构方法由“逻辑分析”转为“践仁尽性”。 关键词 :智性直观，认识论，智的直觉，存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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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与康德的差别，只在他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因而只能承认‘物自身’一词之消极的意义，而我则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因而亦承认‘物自身’一词之积极的意义”。( [ 1 ] ， p. 107)“我以中国哲学为背景，认为对于这种智的直觉，我们不但可以理解其可能，而且承认我们人类这有限的存在实可有这种直觉。这是中西哲学之最大的差异处。”( [ 1 ] ， p. 108) 可见，无论是就康德与牟宗三两人的哲学理论而言，还是就中西哲学而言，“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皆尤为重要，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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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智性直观” 康德对“智性直观”(di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的主要含义的表述主要集中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重点为以下四处： 1) “凡是通过一个感官而被表象出来的东西，在这范围内永远都是现象，因而要么一个内感官就必定会根本不被承认，要么那个作为内感官对象的主体就只能通过内感官而被表象为现象，而不是被表象为像它在它的直观若作为单纯自我活动、即作为智性直观时，它将对自己所作的判断那样。”([ 2 ]， p. 47)此处表明智性直观是一种“单纯自我活动”，具有能动的自发性。 2) “我们也并不需要把空间和时间中的这种直观方式局限于人类的感性；有可能一切有限的有思维的存在者在这点上是必须与人类必然一致的(尽管我们对此无法断定)，所以这种直观方式毕竟不会由于这种普遍有效性而不再是感性，这正是因为它是派生的直观(intuitusderivativus)，而不是本源的直观(intuitusoriginarius)，因而不是智性直观，这种智性直观，依据上述同一理由，看来应属于原始存在者，而永远不属于一个按其存有及按其直观(在对被给予的客体的关系中规定其存有的那个直观)都是不独立的存在者；虽然最后这个对先验感性论的说明只应算作一种注解，而不是一种证明根据。”( [ 2 ] ， p. 50)可见，智性直观是一种本源性的直观，而不是像感性直观那样是派生性的直观，并且是属于原始存在者的；但是，尤其注意这里的的最后一句，康德强调以上所说的只是“一种注解”，而不是“一种证明”，因而此处对智性直观的规定不可看作被康德完全确认了的。 3) “如果我们把本体理解为一个这样的物，由于我们抽掉了我们直观它的方式，它不是我们感性直观的客体；那么，这就是一个消极地理解的本体。但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非感性的直观的客体，那么我们就假定了一种特殊的直观方式，即智性的直观方式，但它不是我们所具有的，我们甚至不能看出它的可能性，而这将会是积极的含义上的本体。”( [ 2 ] ， p. 226)即“如果”将“本体”理解为一个积极含义上的“非感性直观的客体”的话，那实际上同时“假定”了“智性直观”这种直观方式，但实际上康德认为“本体”对于我们人类是只具有消极含义而不具有积极含义的(下文将提及)，故这种假设的智性直观实际上不被我们所具有，而“我们甚至不可能看出它的可能性”。 4) “既然一物之可能性决不能单凭该物的概念不自相矛盾来证明，而只能通过我们赋予它以与之相应的直观来证明，所以当我们要把范畴应用于不被视为现象的那些对象上时，我们就必须以不同于感性直观的另一种直观作基础，这样一来，对象就会是一个积极意义上的本体。既然这样一个直观、也就是智性的直观完全处于我们的认识能力之外，所以就连范畴的运用也决不能超出经验对象的界限……因此凡是被我们称为本体的东西，都必须作为某种只有消极意义的东西来理解。”( [ 2 ] ， p. 227)此处所说的“感性直观”是作为人的认识能力而谈的，强调范畴必须通过感性直观而作用于经验对象，因而“智性直观”也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一个概念，该直观虽不为我们人类所具有，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其他存在者具有，“因为我们对于感性并不能断言，它就是直观的惟一可能的方式。”( [ 2 ] ， p. 231) 总结而言，“智性直观”有两方面主要含义：(1) 就智性直观对于人类而言，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只能认识现象，故只具有感性直观，因而智性直观只是认识论上的一个假设，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否认其他存在者具有；(2) 就智性直观自身的含义而言，它是一种本源的直观，具有能动的自发性，因而是与感性直观这种派生性的、被动的直观相对立的认识能力。而这些都是在认识论的语境下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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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牟宗三存有论意义上的“智的直觉” 牟宗三将康德的“di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邓晓芒所译的“智性直观”)译为“智的直觉”，但这种译法本身便存在问题。如邓晓芒所说，牟宗三的“智的直觉”是来自英文的“the intellectual intuition”，然而英文中的“intuition”(直觉)却包含有德文“Anschauung”(直观)所没有的意思，即内心某种主动地突发的“灵感”，然而，康德的“Anschauung”(直观)在“di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一词中却只是为了表示一种被动的接受性，显然牟宗三的翻译是有问题的。( [ 3 ] ， p. 17)正是基于这种原因，邓晓芒将德文的“intuitiv”译为“直觉”，而“Anschauung”译为“直观”，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笔者注：鉴于此，在本文中，凡涉及康德理论处皆用“智性直观”这一译法，而牟宗三理论处皆用其“智的直觉”一语，以示区分。) 不过，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这个不当的翻译背后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立场的变化，即从认识论向存有论的转化。 康德的“智性直观”只是就人的认识能力而言的，是与感性直观相对的一种直观。“智性”强调这种直观不是被动的、接受性的，而是能动的，“直观”强调这种“智性”无需借助概念而直接把握对象，总之“智性直观”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讲的。然而，当牟宗三将其译为“智的直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转换了立场，这种“直觉”已经不再属于康德对人之认识能力所划分的感性(感性直观)、知性、理性三者当中的感性(感性直观)层。因为依中国哲学传统，“直觉”本身便是一种蕴含能动性的生活智慧，而不单纯是一个认识论上的概念。 此外，牟宗三对康德之“智的直觉”的解释也暗示了这种理论立场的转化。牟宗三说道，“智的直觉就是灵魂心体之自我活动而单表象或判断灵魂心体自己者”( [ 1 ] ， p. 126)，其引证的康德的原文为“‘如果该主体所具有的直觉只是自我活动，即只是理智的，则该主体必只判断它自己’；‘如果它是直接地自我活动的，它必只表象它自己’”( [ 1 ] ， p. 126)牟宗三在此处认为康德肯定了灵魂心体存在，然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对关于灵魂的谬误推理进行了批判，认为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否认灵魂存在，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人类不能认识这属于物自体的灵魂。(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卷第一章：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显然牟宗三的解释与康德所说的不符。牟宗三在此虽引证了康德的两句原文，但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如果”这个词，而“如果”一词也就意味着这只是一种假设的情况而已。Nicholas Bunnin教授同样认为：“牟宗三似乎误解了康德所提出的用以否认人有智性直观的所有原因，或者误解了康德所赋予给智性直观的关键的消极性角色。我们并不能理解一个作为积极性概念的智性直观。”( [ 4 ] ， p. 618) 进而，牟宗三又解释道“智的直觉自身就能把它的对象之存在给予我们，直觉活动自身就能实现存在，直觉之即实现之(存在之)，此是智的直觉之创造性。”( [ 1 ] ， p. 126)。并引证原文为“如果那一切在主体中是杂多的东西是为自我底活动所给予，则内部的直觉必是智的直觉”( [ 1 ] ， p. 126)。此处，牟宗三同样没有注意到康德所说的“如果”一词；并且康德所说的“杂多的东西为自我底活动所给予”只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说的，杂多是构成认识的材料，然而牟宗三却解释为“直觉活动自身就能实现存在，直觉之即实现之(存在之)”，这是“智的直觉之创造性”，显然这已经离开了认识论的领域，而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存有论领域(下文将对“存有论”进一步解释。)。 可见，从康德自身理论的角度来看，牟宗三的确误读了康德；然而，从牟宗三的视角来看，这其实又是立足中国哲学传统，借助康德哲学的再创造。由以上论述来看，牟宗三的这种再创造从他对康德“智的直觉”的“不当解释”已经开始了。进而，牟宗三通过儒、道、佛，尤其是儒家理论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说的“智的直觉”。 牟宗三在解释儒家的智的直觉时首先提出：“直觉，就概念的思想说，它是具体化原则(Principle of concretion)；就事物之存在说，如果它是感触的直觉，则它是认识的呈现原则(Principle of cognitive presentation)，(此时它是接受的，不是创造的，亦须有思想之统一，而统一须假乎概念)如果它是智的直觉，则它是存有论的(创造的)实现原则[Principle of ontological (creative) actualization]”( [ 1 ] ， p. 160)，此处，牟宗三明确将“接受性的认识的呈现原则”与“存有论的(创造的)实现原则”明确区分开，而智的直觉正是后者。随后，牟宗三又进行了详细解释： 1)“心知廓之”是智的直觉，“耳属目接”是感触直觉。( [ 1 ] ， p. 160)“盖‘心知廓之’之‘心知’既不是感触的直觉之知，亦不是有限的概念思考的知性之知，乃是遍、常、一而无限的道德本心之诚明所发的圆照之知。此‘心知’之意义乃是根据孟子所谓‘本心’而说。非认知心，乃道德创生之心。”( [ 1 ] p. 162) 2)“德性之知”亦可称为智的直觉( [ 1 ] ，p. 162)。“德性之知即随本心仁体之如是润而如是知，亦即此本心仁体之常润而常照。”( [ 1 ] ， p. 163)“在圆照与遍润之中，万物不以认知的对象之姿态出现，乃是以‘自在物’之姿态出现。”( [ 1 ] ， p. 163) 3)“此德性之知亦曰‘天德良知’。明道亦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此即纯然是天德诚明之自我活动，不是由于什么其他东西之影响而活动，此即所谓‘纯出于天，不系于人’。”( [ 1 ] ， p. 164) 4)“然此天德良知非是隔离的抽象体，乃必通天人，合内外，一小大，而见其为具体而真实的诚明之知用。天德良知具体流行，则虽不囿于见闻，亦不离乎见闻。”( [ 1 ] ， p. 165) 总结来看，“智的直觉”有以下几个特征：(1) 它是本心仁体(道德创生之心)之创生性的自我活动；(2) 本心仁体不是隔离的抽象体，故智的直觉即体现在其具体流行之中，能遍润万物；(3) 它不同于感触的直觉之知，亦不同于知性之知，但又不离乎这二者；(4) 由智的直觉所朗现的乃是“物之在其自己”，而非认知对象。 当然，牟宗三也借道家之玄智、佛家之般若智谈智的直觉，然而佛道两家皆是静态的智的直觉，缺乏积极的创生性，因而牟宗三更倾向于从儒家言智的直觉。(可参见《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19节：“道家与佛教方面的智的直觉”；亦可参见《圆善论》第六章第五节：儒家之圆照与圆善) 可见，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已经不是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智性直观”，即不是“认知的呈现原则”，而是一种“存有论的(创造的)实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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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理论根基：理性与生命 康德依其认识论立场提出人没有“智性直观”，而牟宗三则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认为人有“智的直觉”，这两种理论立场的根基有何不同呢？ 对康德而言，其理论所围绕的核心点在于“理性”。就理性的理论运用而言，其只对现象界有效，而无法认识物自体，这是理性在其理论运用上的有限性；就理性的实践运用而言，一方面它依旧受到理性在理论运用上的限制——“纯粹理性如何可能是实践的，对此一切人类理性都完全没有能力作出解释，而试图进行解释的一切辛苦和劳作都是白费力气”( [ 5 ] ， p. 112)。即道德法则为何会在实践上必然对人类有效，这一点我们无法解释；进而“自由”也同样无法解释。另一方面，“实践理性通过把自己放进一个知性世界中来思考根本不会越过自己的界限，倒是当它想要进去直观自己、感觉自己的时候，它就越过了自己的界限。”( [ 5 ] ， pp. 106-107)意即，理性的实践运用应当排除任何感性成分的干扰，否则即是越界。然而，人毕竟是不可剔除感性的，这样，理性的实践运用必是受到限制的。可见，无论是理论运用还是实践运用，理性都是受限的。康德正是通过对人之“理性”的分析建构其认识论，并进而建立其道德哲学。 于是，康德依据这有限的理性确认了“人是有限的”，这样便可顺理成章地推出人没有智性直观。 那牟宗三呢？他在存有论意义上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其理论根基在哪里呢？这里需要更进一步地理解牟宗三所说的“存有论”之深刻含义。 何谓“存有论”？牟宗三于《圆善论》的附录中解释道：西方的存有论大体是从动字“是”或“在”入手，环绕这个动字讲出一套道理来即名曰存有论，且西方的那种内在于一物之存在而分析其存有性的存有论是一种“执的存有论”，康德那种仅限于现象、言现象之存有性的存有论即是如此；然而古汉语说一物之存在不以动字“是”来表示，而是以“生”字来表示，凸显其创生性，因而是动态的超越的本体论，亦称为“无执的存有论”( [ 6 ] ， pp. 259-261)。牟宗三又在《现象与物自身》中指出“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即是其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执。自我坎陷就是执。”( [ 7 ] ， p. 106) 以上所说即是牟宗三所说的“两层存有论”：依道德实体(如本心仁体)开道德界，进而前进到万物之存在，开存在界，由此确立“无执的存有论”，即本体界的存有论；而道德实体之自我坎陷开出“识心之执”(感性与知性)，确立“有执的存有论”，即现象界的存有论。而所谓有执的存有论、现象界的存有论即对应于康德的“认识论”。而单就“有执的存有论”而言，牟宗三同样会否认人有“智的直觉”，在这一点上牟宗三与康德是一致的，区别在于牟宗三又确立了“无执的存有论”，“有执的存有论”即是依“知体明觉之自我坎陷”由“无执的存有论”开出，于是便可在存有论意义上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可见，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实际上融摄了康德的“认识论”，故“康德认为人没有智性直观”与“牟宗三认为人可有智的直觉”并不是完全对立冲突的。 如前所述，古代汉语中说一物之存在不以“是”字来表示，而是以“生”字来表示；牟宗三又提到，在对性体心体之体证与呈现中，所成的不是知识系统，而是德性人格的真实生命之系统( [ 8 ] ， p. 149)。可见，“存有论”的关键含义即“创生性”，其立足点在“生命”。 就人自身而言，一方面，人之“生命”在精神层面的表现并非惟“理性”独尊，亦不应当采取用理性排斥感性的方式建构道德理论，相反，“情”与“理”本身就互融互通，应彼此调节。如牟宗三所言，孔子之“仁”“转而为孟子所言的心性：其中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是心，是情，也是理。理固是超越的、普遍的、先天的，但这理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即在具体的心与情中见，故为具体的普遍的；而心与情亦因其即为理之具体而真实的表现，故亦上提而为超越的、普遍的、亦主亦客的、不是实然层上的纯主观”( [ 8 ] ， p. 113)。另一方面，人不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性存在，而且能通过本心仁体之明觉活动反而自知自证其自己，即“逆觉体证”，“明觉活动之反觉其自己即消融于其自己而只为一‘体’之朗现，故此逆觉体证实非能所关系，而只是本心仁体自己之具体呈现。”( [ 1 ] ， p. 171) 而就人与他者的关系来看，因人可有智的直觉，故二者实则彼此互通，而非仅对象性关系，“说对象只是随‘直觉它自己’而为名言的施设，实则能直觉即融于所直觉而为一主之朗现，而能所之分泯。”( [ 1 ] ， p. 182)“在道德的形上学中，成就个人道德创造的本心仁体总是连带着其宇宙生化而为一的，因为这本是由仁心感通之无外而说的。就感通之无外说，一切存在皆在此感润中而生化，而有其存在。”( [ 1 ] ， p. 183) 总之，康德之建立在其认识论基础上的道德哲学是以“理性”为核心；而牟宗三存有论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则是以“生命”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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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建构方法：“逻辑分析”与“践仁尽性” 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智性直观”与牟宗三存有论意义上的“智的直觉”除了在理论根基方面有所不同以外，还具有理论建构方法方面的不同。 康德在大学担任教师期间曾对孔子的理论表达过批评意见，他在为《自然地理学》演讲作评注的手稿中写道： 孔子在他的著述中只是传授一些为王孙所设计好的道德信条(英文：moral doctrine)……并且提供了许多先前中国王孙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的概念(英文：concept)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 [ 9 ] ， p. 765) 显然，康德对孔子仅仅“传授道德信条”的做法极为不满，因为在康德看来，对“概念”的分析是哲学所必需的。而这的确也体现在其道德哲学理论中，如康德对“幸福”与“道德”关系的探讨就是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分析进行的：“幸福和德性是至善的两个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要素，所以它们的结合不是分析地能看得出来的……而是这两个概念的某种综合。”( [ 10 ] ， pp. 154-155)也就是说，康德认为“幸福”与“道德”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可能从“幸福”中分析出“道德”这一概念，反之也不行，而只能依赖于某种综合(即通过预设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使幸福与道德能够结合起来)。 可见，康德的道德哲学理论是通过逻辑分析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而牟宗三则并非如此。 牟宗三指出，“西方哲学传统所表现的智思与强力自始即无那道德意识所贯注的原始而通透的直悟，而其一切哲学活动皆是就特定的现象或概念，如知识、自然、道德等，而予以反省，施以步步之分解而步步建立起来的。这征象也很明显地表现于康德的哲学中。这样步步分解、建立，自然不容易达到最后的融合。这是概念思考的好处，也是概念思考本身所造成的隔障。”( [ 8 ] ， p. 103)中国儒家言道德之当然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之最根源的而为人所不易察觉到的差异之处，即在于前者自始就有一种通透的、具体的圆熟智慧，而把那道德性之当然渗透至充其极而达至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的境地( [ 8 ] ， p. 104)。当然，牟宗三也承认，“就一般人之了解这一关言，却并不是容易的。”( [ 8 ] ， p. 104) 牟宗三进一步解释道：“这‘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之境’，如果想把它拆开而明其义理之实指，便是在形而上(本体宇宙论)方面与在道德方面都是根据践仁尽性，或更具体一点说，都是对应一个圣者的生命或人格而一起顿时即接触到道德性当身之严整而纯粹的意义(此是第一义)，同时亦充其极，因宇宙的情怀，而达至其形而上的意义(此是第二义)，复同时即在践仁尽性之工夫中而为具体的表现，自涵凡道德的决断皆是存在的、具有历史性的、独一无二的决断，亦是异地则皆然的决断(此是第三义)。”( [ 8 ] ， p. 104) 可见，牟宗三强调的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践仁尽性”，是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中去表现本心仁体。而至于道德法则之先验性与普遍性，牟宗三认为其是性体之展现，是随着天命之性而当然定然如此的，这是不待辨解而自明的，故重点当落在“尽”(尽性之尽)子上，而非落在辨解其先验性与普遍性上( [ 8 ] ， p. 106)。因此，牟宗三说，“孔子没有经过超越分解的方式去抽象地反显它(笔者注：道德法则)，而只在具体清澈精诚恻怛的真实生命中去表现它，因而仁之为普遍的法则不是抽象地悬起来的普遍法则，而是混融于精诚恻怛之真实生命中而为具体的普遍”( [ 8 ] ， p. 105)。 因此，康德对其道德哲学理论的建构方式是建立于概念基础上的“逻辑分析”，其“实践理性”实际上是被“理论理性”所限制住的实践理性，其道德哲学是建立在其认识论思想之上的；而牟宗三则是认为本心仁体及其提供出的道德法则的普遍有效性是不证自明的，乃天命使然，可通过儒家之通透圆熟的“原始智慧”直悟到，因而重点在与于真实的生命体验中去“践仁尽性”，使其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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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由以上分析比较可知，康德的“智性直观(di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与“感性直观”相对立的一种认知能力，但由于人只能认识现象而无法认识物自体，因而“智性直观”对人而言只是一种假设；然而，当牟宗三将“di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依据英译本的“the intellectual intuition”翻译为“智的直觉”的时候，已经对康德的原意产生了“误解”：具有主动性特征的“直觉”不同于康德在“智性直观”一词中所要表示的被动接受性的“直观”；且牟宗三在解释康德自身文本时，未注意到“智性直观”的假设性。(正是在这“不当的翻译”与“不当的解释”中蕴含着其理论立场的转化。) 但从牟宗三自身的理论而言，这又不能仅仅说是一种“误解”，而实际上这便是他依据中国哲学传统，借鉴康德哲学理论的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背后是一种从康德认识论立场向存有论立场的转变。正是在中国哲学存有论的立场上，牟宗三认为人虽有限而可无限，故可以有作为本心仁体之创造性自我活动的智的直觉，同时其“两层存有论”理论实际上统摄了康德的认识论思想(因而两者并非严格地对立冲突)。 这种认识论与存有论立场的差异，在理论根基上是“理性”(康德)与“生命”(牟宗三)的不同；在建构方法上是“逻辑分析”(康德)是“践仁尽性”(牟宗三)的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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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保障虚拟路由器控制平面链路带宽资源的公平性以及流量隔离，本文在Linux系统上设计并实现了虚拟控制平面实例与逻辑转发引擎间的通信中间层——VNETDEV内核模块。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历史开销的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流量隔离机制。通过在LinuxLXC虚拟机环境下部署VNETDEV内核模块，对多个的虚拟控制平面实例进行的流量测试验证能够保证各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的流量公平性和隔离性。 关键词 :虚拟路由器，虚拟控制平面，流量隔离，历史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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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互特网经历了爆发式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技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各种方面的应用层出不穷，比如视频聊天、远程教育等 [ 1 ] 。互联网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非常庞大的应用型网络，其商业价值尤为突出。比如2015年的双十一，淘宝天猫的点击量达到了12万次每秒，如果没有高效、安全、移动性能好的网络，如此庞大的短时的数据交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网络应用的增多，应用面的不断扩大，对网络的要求也不断的提高。在解决网络的移动性、安全性和服务质量等诸多问题时，往往不会采用设计一种更加高能的新的架构的网络体系，而是采用在原来网络的基础上进行修补的方式来解决。然而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越来越多的网络需求，反而阻碍了创新性网络的研究与部署。 为了破解当前互联网在物理资源利用率低等方面的问题，在系统虚拟化技术思想的基础上 [ 2 ] ，以往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将虚拟化技术运用到传统网络架构的思想，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网络虚拟化技术 [ 3 ] [ 4 ] 。在网络虚拟化中，虚拟路由器作为重要支撑点，使若干虚拟路由器实例运行在同一物理平台，实现它们的并行运行、相互隔离。虚拟路由器通常包括虚拟控制平面和虚拟转发平面两部分。其中，虚拟控制平面采用系统虚拟化技术，使得每个虚拟机中运行一个逻辑控制平面实例；虚拟转发平面承载多个逻辑转发引擎，每个逻辑转发引擎负责虚拟路由器内的分组报文转发任务，逻辑转发引擎与其对应的控制平面实例间通过共享的物理控制通路来实现协议报文和控制信息的传递。 虚拟路由器控制平面通常采用虚拟机技术来保障各个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的CPU、主存和存储资源的隔离性。通过配置虚拟机的参数来分配每个虚拟控制平面实例占用的CPU核数、内存大小和文件存储空间大小，并保证上述资源间的严格隔离。但是，在多个虚拟控制平面实例共享同一物理板卡时，与虚拟转发平面逻辑转发引擎间的通信需共享同一物理控制通路。当某些虚拟控制平面实例占用物理接口带宽过大时，会影响其它虚拟控制平面实例的通信带宽，极端情况下会造成其它虚拟控制平面实例的控制通路丢包，甚至会造成虚拟控制实例与逻辑转发引擎间通信中断。目前，已有的LXC [ 5 ] 、KVM [ 6 ] 、XEN [ 7 ] 等虚拟机技术都没有保障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控制流量隔离的有效手段。 据此，本文在Linux系统上设计并实现了虚拟控制平面实例与逻辑转发引擎间的通信中间层——VNETDEV内核模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历史开销的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流量隔离机制。通过为每个控制平面实例分配单独的通信队列，基于每个控制平面实例最近占用物理接口的开销来动态计算各队列中报文调度顺序，保证了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占用接口带宽资源公平性，实现了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的流量隔离。通过在LinuxLXC [ 8 ] [ 9 ] 虚拟机环境下部署VNETDEV内核模块，对多个的虚拟控制平面实例的流量测试验证，能够保证各虚拟控制平面实例间的流量公平性和隔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