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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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临床应用 3.1. 临床麻醉 1) 复合麻醉：纳布啡可满足中小手术镇痛需要，而对于大型手术则镇痛效力不足。纳布啡用于如无痛人流、无痛胃肠镜等短小手术，可提供满意镇痛，减少静脉麻醉药物用量，苏醒更快，术后疼痛发生率低。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单纯使用纳布啡提供镇痛，患者术中生命体征稳定，苏醒迅速 [ 9 ] 。而在主动脉搭桥术中，单纯应用纳布啡或芬太尼提供镇痛，纳布啡组不能充分抑制手术操作中心血管和激素反应，术后镇痛效果也较芬太尼欠佳。纳布啡可满足中小手术镇痛需要，而对于大型手术则镇痛效力不足。 2) 预防术后寒战：研究报道纳布啡与哌替啶、曲马多类似，均可有效抑制术后寒战。在一项前瞻双盲随机研究中，30例术后寒战患者注射0.08 mg/kg纳布啡，30例注射0.5 mg/kg哌替啶，30例注射生理盐水，5分钟后，纳布啡、哌替啶、生理盐水反应率分别是80%、83%、0，30分钟后反应率分别是90%、93%、17% [ 10 ] 。在另一项纳布啡、曲马多、昂丹司琼、生理盐水对比研究中，发现纳布啡与曲马多反应率类似，分别是81%、88%，高于昂丹司琼61%与生理盐水36% [ 11 ] 。 3.2. 疼痛治疗 1) 术后疼痛：纳布啡可以单独应用，也可联合阿片类药物或局麻药用于术后镇痛，但是单独应用时，镇痛效力不足以用于胸腹部或骨科等大型手术。台湾的研究发现，在子宫或子宫肌瘤切除术后，纳布啡患者静脉自控镇痛(PCIA)与吗啡PCIA相比，镇痛效果类似，副反应低 [ 12 ] 。纳布啡与吗啡联合应用于PCIA时，镇痛效力并不会因为纳布啡的μ受体拮抗效应而下降，0.5 mg/ml纳布啡与0.5 mg/ml吗啡合用VRS评分反而略优于0.1 mg/ml吗啡，同时瘙痒发生率显著降低 [ 13 ] 。在患者硬膜外自控镇痛PCEA中纳布啡与氢吗啡酮合用，同样可加强氢吗啡酮镇痛作用，且尿储留、恶心呕吐、瘙痒发生率均降低 [ 14 ] 。因其呼吸抑制程度较低，亦可用于术后病房静脉补救镇痛 [ 15 ] [ 16 ] 。 2) 癌痛: 吗啡是最常用的治疗癌痛药物，纳布啡与吗啡相比镇痛效果类似，但副反应低，可提高癌痛患者生活质量，减少因副作用导致的治疗中断。在使用纳布啡与吗啡治疗慢性重度癌痛的平行、双盲研究中，纳布啡镇痛效果与吗啡类似，均可提供充分镇痛，但是恶心呕吐、头晕等副反应更少。但是，因纳布啡的拮抗作用，既往阿片类药物使用者均出现了戒断反应 [ 1 ] 。因而纳布啡用于慢性疼痛或癌痛治疗时，不适于对吗啡等μ受体镇痛药的替代治疗。 3) 内脏痛：κ受体在外周主要分布于表皮角质细胞、真皮成纤维细胞、关节肌肉和内脏器官的神经末梢、背根神经节和三叉神经节、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等。有报道指出在实验性测痛中，κ受体激动剂对内脏痛抑制效果较好 [ 17 ] 。但是目前关于κ受体激动剂对内脏痛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较少，纳布啡相关研究更是匮乏，需要更多研究以确定纳布啡对于内脏痛疗效。 4) 院前急救镇痛：在2001年以前，纳布啡是英国唯一可由急救护理人员使用的静脉镇痛药。在用于外伤等患者的院前急救镇痛时，患者平均视觉疼痛模拟评分(VAS)显著下降且没有发现明显的副反应 [ 18 ] 。值得注意的是，纳布啡对于吸毒患者急救镇痛效果不佳 [ 19 ] 。同时，在使用纳布啡后，可能会出现戒断反应及入院后阿片类镇痛药较常规使用量显著增加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急救人员及急诊医生充分考虑。 3.3. 治疗μ受体导致的副反应 1) 呼吸抑制：Julien等人研究发现，静脉注射0.1 mg/kg纳布啡，可以有效逆转1.5 mg羟吗啡酮引起的呼吸抑制，之后再追加0.4 mg纳洛酮，呼吸改变轻微 [ 20 ] 。有病例报道，在因使用二乙酰吗啡出现的迟发性呼吸抑制患者，20 mg纳布啡静脉注射，呼吸频率在2 min内由8次/min增加到15次/min，观察30 min，患者呼吸维持在15次/min左右，同时对镇痛效果无影响 [ 21 ] 。 2) 瘙痒：瘙痒是阿片类药物常见的副反应，其机制尚未被完全阐述清楚，可能与μ受体、组胺、5-HT系统等有关 [ 22 ] 。虽然纳布啡说明书中适应症无此项，许多研究报道纳布啡治疗阿片类药物引起的瘙痒效果佳。2016年的一篇系统综述全面分析了此前阿片诱发瘙痒的治疗情况，发现小剂量纳布啡对于阿片类药物引起的瘙痒疗效优于安慰剂、苯海拉明、纳洛酮、丙泊酚，并且不会降低阿片药物的镇痛作用，因而推荐纳布啡作为阿片诱发瘙痒治疗的一线用药 [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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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副作用 因研究标准、患者体质、原发病、麻醉残余、伴随用药及治疗等原因，不同研究间副作用发生率差别较大。据纳布啡说明书(Hospira Inc.， Lake Forest， IL， 2007)数据，在1066例接受纳布啡治疗的患者中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镇静(36%)、出汗(9%)、恶心呕吐(6%)、头晕(5%)、口干(4%)、头痛(3%)。包含15项研究820例患者的荟萃分析发现，纳布啡与吗啡副反应相比较，恶心、呕吐、瘙痒、呼吸抑制发生率分别是吗啡的78%、65%、17%、27%，发生率分别是19.9%、16.0%、4.7%、7.5% [ 7 ] 。罕见副反应中，有精神错乱与肺水肿的病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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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展望 纳布啡安全范围大，常规剂量很少导致呼吸抑制，与吗啡等阿片类药物相比，瘙痒、恶心呕吐等副反应发生率低。纳布啡可单独使用，也可与非甾体类药物，吗啡、芬太尼等μ受体激动药联合应用，在降低μ受体激动药副反应发生率的同时，不影响镇痛效果，可提高患者满意度。在多模式镇痛的时代，纳布啡因其镇痛效果良好，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性高，在临床麻醉及疼痛治疗方面，纳布啡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虽然纳布啡的临床应用及科学研究逐渐增多，但纳布啡的药理学仍未被充分理解，对于纳布啡药理学特点依旧值得更加广泛的研究，潜在的临床应用仍值得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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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失独家庭的群体越来越庞大，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备受社会的关注。本文首先对失独家庭进行界定，然后对失独家庭现状进行分析，明确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需求，通过对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水平的探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一些合理性的建议。 关键词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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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失独家庭的界定 早在2007年，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发布的《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文件中，失独家庭被界定为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且夫妻均为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性年满49周岁；只生育或合法收养一个了女；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了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 [ 1 ] 。在201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王个五年规划》中，“失独家庭”该个概念在国家政策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提出来，然而，在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中，它并没有被单独使用过。一般意义上讲，“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家庭失去独身子女，父母不愿意再生育、不能再生育或者不愿意申请领养其他孩子的家庭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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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失独家庭现状分析 1) 中国的失独家庭数量庞大，二孩政策所起的效果有限。据了解，2012年我国的失独家庭的数量约有100万，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结合失独妇女的数量，估计2015年现存失独家庭大约为160万左右 [ 3 ] 。虽然失独家庭允许再次生育，但是，往往失独家庭的女性失去了生育的机会。二孩政策对失独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虽然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现实情况却是人口的出生率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增长，意味着独生子女依然是当今社会的主力军，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家庭依然是风险型的家庭，存在着失独的可能性。 2) 失独家庭面临诸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失独家庭面临财产的损失、精神上的伤害、婚姻破裂、老无所养等风险。大多数失独家庭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很多人甚至已经退休，失去独生子女使得家庭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有的家庭甚至没有收入，陷入了绝对的贫困。失独家庭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地打击，有的失独家庭从此一蹶不振，断绝了和外界的交流。在婚姻方面，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对失独家庭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失独家庭的婚姻有许多因此破裂。现在社会各界对失独家庭越来越关注，积极寻求方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3) 以政府为主导的失独家庭生活保障水平较低且地方差异大、资金有限，亟待商业保险的参与。2013 年，我国中央政府执行的特扶金标准是110元(伤残)、135元(死亡)，大多数省份都是完全执行中央135元的标准，少数省份根据当地经济状态适当提高标准，如重庆市270元、广西335元、福建500元、陕西1000元(城镇)、800元(农村)，可以看出，同样是失独家庭，各地特扶金标准差异很大，甚至达到七倍之多，使得失独父母存在心理失衡 [ 4 ] 。因此政府提倡保险公司积极的参与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保障中来，切实解决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失独风险问题，使得商业保险可以在失独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商业保险公司针对独生子女家庭关于失独风险的保险产品开发不足，市场上关于此类产品缺乏。有许多关于人寿与健康保险的产品，但是针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保险产品仍旧很少。目前中国国民的保险意识普遍不高，独生子女家庭也是这样，虽然现在不同省份已经出现了独生子女养老保险、独生子女家庭意外伤害险、失独家庭综合保险等，但是这些保险基本都是由政府主导并推动的，且由政府财政买单。针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保险往往被人身险替代，但是一旦子女因故死亡，对其父母的赔付大都是一次性的，失独家庭的养老、长期护理等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省份的政府如：广州、深圳等，正在与保险公司合作，用财政资金为独生子女家庭、失独家庭向保险公司分别购买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失独综合保险等，但是全国仍有许多地方没有用财政资金为独生子女家庭或者失独家庭全额购买保险，即使为其购买，购买的针对性的保险也是低保障的保险。因此针对全国范围内的失独家庭的保障，亟待政府与保险公司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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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需求 3.1. 医疗保障需求 目前，第一批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父母已经进入老龄阶段，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医疗保障的需求与日俱增。失独家庭因为失去唯一的子女，其健康状况更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其中己经步入老年的群体，身体状况令人堪忧。对于大对数的失独家庭而言，失独后家庭的收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失独家庭在就医方面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农村的失独家庭，甚至会陷入绝对的贫困。另外，对患有大病需要照料的失独者来说，生病住院时缺少人去帮助办理正常的住院手续，以及在术后缺乏人对其进行护理，病榻上无人照料的状况，常常让他们想起逝去的孩子，因而往往要承担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在我国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大背景下，失独者的医疗保障困境尤为明显。 3.2. 养老保障需求 “养儿防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家庭式养老一直在中国的社会养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子女被认为是父母养老最宝贵的资源，失去唯一的子女，往往意味着失去了老年赡养人。事实上，由于失独家庭高离婚率的存在，它们的养老保障需求比一般家庭更为迫切，近年来，我国政府己经颁布了多项和失独家庭相关的政策，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助制度，其中都涉及到了失独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细则，落实起来缺乏依据，政策落地也较难 [ 5 ]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多地出现的失独者集体上访事件中，失独者反应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就是希望国家有关部口能够为其解决“老无所依”的困境，一度引发社会的广泛热议。在家庭养老仍占主流的今天，失独老人一般选择在家养老，就算有的失独老人想入住养老院，一些盈利性的养老院更是因为失独老人没有子女而拒绝其入住，失独家庭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极为迫切。 3.3. 精神慰藉需求 对于失独家庭而言，心理创伤是最难解决却又最容易被政府和社会忽略的问题。独生子女死亡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容易陷入精神抑郁、内心孤寂，常常选择自我封闭，缩小自己的社交范围，陷入更严重的精神疾病。国家计生协会曾经做过调研，结果显示，近半数的失独者患有抑郁症，而有精神创伤或心理障碍的失独者占到了失独者总数的7~8成 [ 6 ] 。许多使失独者坦言，他们的精神相当的敏感和脆弱，普通人依据不经意的话，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怒目而视或失声痛哭。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志愿者组织，为失独家庭送去温暖和精神的慰藉，但是力度还不够大，可及性也十分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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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4.1. 政府帮扶水平较低，地区差异较大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试点以及全面实施阶段和进一步提高和调整帮扶标准阶段。我国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标准越来越高，对失独家庭的保障力度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对于失独家庭的保障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帮扶的水平仍然较低。 在表2这11个省市中，深圳对于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给予的最高，为1000元，沈阳则最低为400元。现代社会物价上涨较快，货币贬值严重，虽然国家一再提高特扶金标准，但现行的270元(伤残)和 Table 1 The policies enjoyed by lost-of-only-child-family in China at all stage 年份 失独家庭享受的国家政策 2001年 通过立法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失独家庭给予必要的帮助。 2008年全面实施 自女方年满49周岁后，夫妻双方分别领取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伤残)或100元(死亡)的特别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 2012年 特别扶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不低于110元(伤残)、135元(死亡)。 2014年起 城镇特扶标准：每人每月可以领取特别扶助金分别为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特扶标准：每人每月可以领取特别扶助金分别为150元(伤残)、170元(死亡)。中央财政按照不同比例对东、中、西部地区予以补助。 2016年 取消了特别扶助金的城乡差别，失独家庭每人每月领取特别扶助金分别为270元(伤残)、340元(死亡)，特别扶助金标准可以动态调整。 表1. 各阶段我国失独家庭享受的国家政策 Table 2 Special allowance standard for lost-of-only-child-family in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as of December 2016 地区 特别扶助金 深圳 每人每月1000元 广东 每人每月800元 宁夏 每人每月800元 江苏 每人每月700元 贵州 每人每月605元 菏泽 每人每月600元 包头 每人每月545元 北京 每人每月500元 上海 每人每月500元 山东 每人每月500元 沈阳 每人每月400元 表2. 部分省市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截止到2016年12月) 340元(死亡)的特别扶助金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有难度，就更不用说其它方面了。失独父母遭遇到重大精神打击，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容乐观，容易产生各种身体和精神疾病，若只依靠政府的特别扶助金，不生病的情况下还能勉强度日，一旦患病，要维持基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同时，政府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政策是国家层面的最低保障，各省可以根据地方经济情况进行适当提高，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的财政能力不一，因此标准就不完全统一。由表二可以看出，同样是失独家庭，各地特别扶助金标准差异很大，使得失独父母存在心理失衡。 4.2. 注重物质帮助，忽视了精神的慰藉 从2001年开始，在失独家庭能够享受的政策中，无一例外地都提高了特别扶助金标准，由于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政府对失独家庭的帮扶仅仅停留在较低层次上，很难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失独家庭除了经济方面，亲情缺失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有关调查显示，失独家庭中有63.3%的人表示“不想出门”，有50.2%的人表示“不想与以前认识的人说话，害怕与他人交流时涉及子女的话题” [ 7 ]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独生子女的早逝，父母不仅丧失了对生活的全部信心与希望，还要承受社会带给他们的标签化歧视。即使部分失独老人生活富足，但面对异样眼光，他们依然无法释怀，以至于长期处于精神抑郁、自我封闭的悲惨境地。 4.3. 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不足 关于失独家庭的保障主要是政府在主导，政府为失独家庭提供物质等方面的支持。据了解，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公益组织为失独家庭送温暖，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和经济上的帮助，但是规模往往过小，且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缺乏一定的长期性和组织性。商业保险公司在失独家庭保障方面的参与度也不高，在一些经济能力较强的地方，如深圳、广州、宁波等地，政府牵头，联合保险公司推出了独生子女家庭意外伤害险、失独综合保险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得到推广。对于失独家庭的保障方面，社会的力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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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完善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建议 5.1. 提高特别扶助金标准，注重帮扶的公平性 虽然国家近几年提高了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但是对于失独家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农村的失独家庭更是杯水车薪。农村失独家庭没有退休金，在失去独生子女后生活失去了保障，看病养老等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发放要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适当的随经济的发展提高特别扶助金标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导致不同的地方对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的发放也不同，这就使得全国失独家庭的保障水平不同，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所以，在提高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的同时，也要注重帮扶的公平性，给予农村的失独家庭多一些保障。 5.2. 注重失独家庭的精神抚慰 各地的政府可以积极组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志愿者、高校学生参与到这些关爱活动中，及时给予“失独人群”心理上的指导、排解和抚慰。很多家庭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而且伴随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夫妻双方可能还会相互埋怨、感情破裂，最终走向离婚或自杀的境地。从某种程度上说，“失独家庭”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属于“风险家庭”。有条件的社区成立专门的“失独父母养老院”或活动中心，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公益QQ群和交流网站，使同类人群在相似的经历和话题中得到更多的理解和鼓励，携手走出阴影，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5.3. 引入商业保险模式，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目前商业保险对失独家庭保障的参与度不高，政府可以牵头，联合保险公司推出针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的保险，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另外，政府可以积极倡导并培育一支高素质、有爱心的志愿者队伍，参与到帮扶工作中来。定期组织志愿者上门聊家常、帮家务、承担起精神慰藉工作，让社工、志愿者与失独家庭“亲情结对”，通过社工和志愿者的介入及帮助，逐步打破失独家庭的封闭、自卑与孤独状态，建立与失独家庭之间的信任与互助网络，使他们的生活不再单一、苦闷。 5.4. 构建失独家庭信息网，实行精准帮扶 实现对失独家庭的精准帮扶，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建立“失独家庭”档案，对失独家庭的信息进行实时的追踪，了解失独家庭的基本生活状况，包括家庭、身体、经济、精神状况等，认真倾听失独家庭的诉求，做好感情沟通和心理疏导，了解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登记造册并逐户建档，实行动态管理 [ 4 ] 。然后根据失独家庭的信息档案对失独家庭进行分类帮扶。经济能力较强的，可以重点在精神慰籍上予以帮助，如开展心理辅导、义务巡诊等多元服务，对于经济困难的，应加大扶助力度，让他们老有所养，并有所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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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孔子的政制思想包含了两大核心体系，即作为核心价值的天道观念和在此基础上演绎而生的礼法政制思想。对上三代政制的推崇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殷商政制的天道观念，而对现实政治的实践和探索又使得他不断试图构建出新的礼法政制，以达成自己“复礼”的政治目标。在政治实践上，孔子将传统的天道观念泛化甚至虚无化，通过增添礼法政制的权变性来适应新的时代，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在理论建构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礼法政制主张，却没能实现对自己政制哲学的成功改造，泛化政制哲学的结果是使其政制思想体系缺乏稳定性，成为他政制思想的最大困境。孔子对自己礼法政制思想的修正尝试，却导致其天道哲学观念的分裂，最终导致他的政制思想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分崩离析，为后来儒学分家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天道，礼法，孔子，政制思想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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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界从来不乏对中国古典儒学思想的研究，也有着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对中国古典儒学思想的研究中，我们仍需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儒家思想不仅具有沿袭性，还具有权变性和多元性，即便同为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就分别被奉为新学、理学的先驱 [ 1 ] ，因此，对于儒家学说的解读，不仅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的核心理念、发展轨迹和一以贯之的“道”，还应该重视研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一家之言，而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其思想的演绎过程更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其二，中国古典儒学家多擅抽象思维，他们的著作、学说往往高度凝练、晦涩且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因此要想深入挖掘这些思想的价值，往往要求我们从某一特定层面进行解压 1 [ 2 ] 。因此，从政制层面来理解孔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探索价值。 孔子思想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道德层面和政策层面，还在于“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并以理论为根据 [ 3 ] ”。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其思想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价值。而要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解读孔子的思想，就必然要从哲学基础、制度主张和理论逻辑三个层面着手。一种政制思想或政治制度，本身就应是一个复合系统，包括价值系统、目标系统和目标实现途径三大部分：哲学基础不仅属于价值系统，也从属于目标系统，它决定着制度设计的核心原则和政治目标，并充当制度评估的价值预设；制度设计则是哲学基础在实践层面的外延，它不仅是政制设计的目标，同样也是价值实现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政治目标的实现；而这三个构成部分是否能够结合成为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政制理论体系，不仅取决于它的理论逻辑是否严谨合理，还在于理论逻辑能否有效地将价值系统、目标系统和实现途径联结成一个复合系统 2 [ 3 ] 。因此，研究孔子的政制思想，应当从其天道哲学和礼法政制主张入手，深入分析其政制思想体系中的逻辑关联性。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进而深入挖掘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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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孔子的天道观念 言及孔子的哲学思想，人们往往偏重于研究其“德”与“仁”的思想，而较少关注他的天道观念。一来，翻遍《论语》一书，孔子很少提及“天”的概念，《论语》涉及“仁”的篇幅有一百零九处，涉及“天”仅有四十九处，这也许是因为“子不言怪力乱神”；二来，孔子的言论，一旦涉及“天”的概念，往往又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3 [ 4 ] 。可见，要理解孔子之天，难度尤甚于解读其“仁”观念。但作为孔子思想的哲学基础，“天”又是极为重要的：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一书中言及孔子与儒家时指出，“当儒家的中庸之道无法自圆其说时，他们就归结于‘天命’”。事实上，天道观念之于孔子思想的重要性绝不只是如此而已，它更是孔子政制思想的哲学基石和核心。而要阐明孔子的天道观，首先必须明确两个概念性的问题：其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天道，其二是孔子的天道。 天道究其本质是一种道，“道”是贯穿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诸子百家各言其道成为其思想交流碰撞的重要焦点之一，尽管他们对道的诠释各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道”在各家学说中的地位。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开篇就以一段纲领性的文字描述了“道”的含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道”的一般性特征：第一，道的概念是极为特殊的，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基准的地位又是极为崇高的，道是可以言及谈论的，但能够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就不是永恒的道，是为“道，可道而非常道。”；第二，道的存在又有其客观性，其存在和重要性并不为人的认知所改变，人们无法认知的“道”是“天地之始”，能够认知的“道”则是“万物之母”；第三，道具有抽象性，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但也正因为这样，才能衍生万事万物，成为“众妙之门”。因此，尽管各家学说对于道的阐述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其在各家学说中的哲学地位和意义却又是大致相同的，道代表着对世间万事万物客观规律的认知和追求，而天道观念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阐释，更是源远流长。 从字面上来看，天道不过就是天之规律和一般准则的意思，但其内涵却是非常复杂的。不单是儒家、道家言天，将其奉为至高准则，甚至连兵家都将天列为决定战争成败的五事之首。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之“天”当有五种意思：“物质之天，与地相对应；主宰之天，人格化的皇天上帝；运命之天，人力无可施为的命运；自然之天，自然运行发展的规律；义理之天，宇宙之最高真理” [ 1 ] 。这五种“天”不单外延不同，内涵也大相径庭，其中，物质之天和主宰之天在哲学上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天道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但从根源上看，天道的源头都是一致的，都是远古发源的一种自然哲学观，是一种自然崇拜的观念。远古时期有限的社会生产力使人们依赖自然，乃至敬畏自然，这种“敬畏”引导早期的哲学家去探究自然的奥秘，逐步形成早期的自然哲学观，这种自然之天的观念推及社会层面，就成为了整个社会奉行的最高准则。《尚书》中的记述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早期人类历史上的一般现象，迄今为止，最早关于天字的记载就出自《尚书·尧典》 [ 5 ] 。《尚书·尧典》中有一段文字详细地记述了尧帝如何建构他的国家，并且详细地描述了自然天道影响人类社会和政权建制的全过程：在一段歌颂尧帝贤明和国家繁盛的文字后，就是“乃命羲和，钦敬昊天 4 ”，以天官羲氏敬承天命为发端，建构出国家的各项规章和制度。在三万余字的《尚书》中，“天”字就出现了二百七十一处，几乎每一篇都援引天道来阐明或论证自身观点。同样，《诗经·商颂》也极言天、帝、受命之事，而《史记》更记载了此前更早的黄帝命“云官”，封禅山川大泽之事，详述了黄帝如何根据天地阴阳的变化来设置官职治理百姓，连黄帝自身的帝号也是根据土地的颜色来命名，以此来表明了黄帝对自然天道的尊崇 5 。这些无不彰显着早期自然天道观对人类社会和政权的影响。而孔子不仅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天道观念，更是在上三代之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发展和演绎。 理解孔子的天道观念，不仅要知其言，更要明其变。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早年教学以《书》、《礼》为教材，后来编纂了《诗经》和《春秋经》，至晚年学《易经》，而作了其中的《彖》、《系》、《象》、《说卦》、《文言》 6 [ 6 ] [ 7 ] [ 8 ] ，严格来说，这些都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孔子的观点，借由这些典籍，我们可以对孔子的天道思想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首先，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唯物者，因此将其天道观视为 “主宰天道观”的看法有失偏颇，孔子之天道，更近似于“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的有机结合。“子不语：怪，力，乱，神” 7 ，这不仅出现在《论语》之中，更为司马迁所确认，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证据是孔子在《春秋经》中对君王的称谓 [ 9 ] 。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春秋》”，去除了鲁《春秋》中荒诞不羁的记载，将其按照自身准则修订为《春秋经》，以至于出现了“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 8 ”的情景 [ 10 ] [ 11 ] [ 12 ] 。在《春秋经》中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言天王甚于天子，在这本书中陆续出现“天王”字眼二十五次，且都在年号、重要事件的记述中，而“天子”却仅出现两次，这表明在孔子看来，君主绝非上天之子，而是真正人间的君王，与后来董仲舒等人对君王的“神化”相比，孔子无疑更为接近人世。此外，与早期自然崇拜中浓厚的唯心观相比，孔子承认世间客观规律的存在，他指出“一阴一阳谓之道 9 ”，并试图从中揣摩天地运行发展的奥秘，即其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10 ”。 其次，孔子将天道视为其哲学的最高准则，视为世间万物生长变化的基本规律。他认为宇宙万物变化自有其规律，而了解这些规律也就成为其哲学所探寻的最高目标。他曾评价《易经》说，易经的道理描述了天地运行的规律，其广大深远的智慧是只有贤哲才能领悟并用来洞彻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的 11 。《易经》中的文字艰涩难明，孔子晚年喜好研读《易经》，韦编三绝，甚至感慨“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因而为之作《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合称“十翼”，并且这“十翼”篇幅内容较原文尤甚，堪为其一生思想的精髓，更包含着他哲学上的最终成果。他以术数描述天道变化之规律，既强调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其所谓“天行有常”，而“天道一也”，又强调规律自身的发展变化，指出“十有八变而成卦……引而伸之，触类长之，天下只能事毕矣”。由此完成了对其天道哲学的最终建构。 因此，仅仅因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少言天道而否认其天道哲学观是不科学的，但是孔子之天道又决不可与上三代乃至后世的天道同日而语。孔子的天道观从本质上看是指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宇宙洪荒，人事礼教皆在其中，这早已超出古典自然崇拜的那种不可知论范畴，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孔子哲学思想的发端始于其对文王八卦的思索，只是在批注过程中，逐渐自成一家，甚至超越和发展了古代经典著作。这与孔子的礼法政治观在发展轨迹上出奇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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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孔子政制思想的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因此主张复古，崇尚恢复古典礼制，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观点并不贴切，与其说孔子的政制观点是一种复古，不如说是他更希望在乱世中构建一套完整的礼法政制体系，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改革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孔子对上三代的崇拜与其说是崇拜这种制度本身，不如说是崇拜这一制度的结果——圣明当道、天下大同。在孔子看来，他的政治理想只存在于上三代，因此通过找到上三代治世的根源就可以找到在现实中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方法和路径，而礼法政制就是孔子找寻到的一种方法和路径。 很多人将“礼”纳入道德范畴来考虑，但事实上在先秦时期，“礼”代表的是一种制度，更接近于法，而非个人行为准则。“礼”字最早出现于《尚书》一书，《尚书·尧典》在论及尧帝建制时，指出“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这里的礼指的是国家的不同爵位朝见天子的制度和规章，保障“五礼”执行的不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而是国家的强制力。《礼记》中的许多准则虽然随着儒家地位的尊崇而逐渐带有礼法强制性，但多数仍是对个人修身的道德要求，自律成分远大于他律，而成书于《礼记》前，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周礼》则主要着力于官制和国家体制。因此无论是从约束力渊源还是约束力范畴，孔子的礼都不仅仅只是道德层面的规范，而是与法律类似，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 [ 13 ] 。 孔子是极度反感的春秋乱世的，他的理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2 [ 6 ] 。即君王应有君王的责任和义务，臣子应当尽臣子的本分，父慈子孝。孔子痛恨春秋时期诸侯逐利而引发的逾越，吴楚称霸，他仍称其为“子”，表明自己对两国僭称行为的不屑；诛除暴政代表了多数民众的意愿，但孔子仍认为这是“弑君”行为，只因为以下犯上，不符合孔子礼法政制的层级观念。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推此类春秋之义，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必使乱臣贼子惧焉 13 。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更能反映孔子政制主张的诉求，我们所认识到的孔子不仅仅只是一位崇尚以道德治国的空想家，还是一位崇尚制度建构并以此来规范乱世的改革家。与法治相比，孔子并没有过多关注日常生活和行为，那些是后世儒家逐渐扩充的；与德治相比，孔子更重视礼制的他律作用，而不是由礼教感化而产生自律。孔子强调通过制度建构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的这一观点即便在现代社会，仍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从孔子对礼法政制怎样饯行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层级编制构成其礼法政制的另一重要准则。孔子崇尚周礼，并以之教导弟子。而周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层级编制，或者说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并不仅限于爵位上，更体现在国家治理之中，主要表现在主要官员分天地春夏秋冬，分掌国家政事、礼教、刑罚、军事等各项事宜，在六大主要官员之下又有各设辅臣各六十人，有的甚至细致到不同岗位(诸如下士、史、府、徒)各自多少人，国家各项事物治理，“大事从其长，小事则专达”，这种细致的层级划分和定额编制，不由让我们联想到韦伯的官僚制。而在孔子相鲁国时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一个颇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削弱国内豪强贵族，改革官制，复设司马，这与周礼不谋而合，只可惜最终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未能如愿。那么，这种崇尚制度治国和层级编制的礼法政治观是否就是对前代的因循守旧呢？答案是否定的，孔子的礼法政治观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成体系的，是对其天道哲学的逻辑演绎，而绝不仅仅只是对上三代的沿袭。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孔子的天道观概而言之，就是天行有常、天行有序。既然天道不仅仅只是自然之理，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制度之理。在天为道，在人为纲，在国为礼，从而形成了孔子礼法政制的逻辑体系。 天道作为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作为一切事物最为崇高的准则(至少在孔子的哲学里)，自然而然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乃至整个国家制度的最高准则。与传统的自然天道观相比，孔子的进步在于他从天道中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类社会 14 。既然天道有序，那么人类社会也必然遵循天道法则，所以人类社会也必然有其纲常，对个人来说，自然也需遵循天道准则，也就是孔子所罗列的一系列道德伦常；对社会来说，就必须有一定的层级划分，有一定的纲常，正如孔子在《易经》中所描述的那样，天地风雷等卦象的变化自有其道，而每一卦不仅代表自然现象，同样也代表着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身份——乾卦可以代表君王，也可以代表父亲；巽卦可以代表长女，也能代表工匠阶层。孔子崇尚天道，并试图将其引入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以《诗经》为例，《诗经·鄘风·相鼠》篇以相鼠的躯体构成规律为喻，来论证人应遵礼仪，明廉耻，而这种比法在《诗经》中被大量使用，是以天道论人道的最佳代表。虽然《诗经》的内容并非孔子本人著述，但其选编的标准无疑可以从侧面反映孔子的观念和思想 [ 14 ] 。事实上，孔子的礼法政制观也是在同样的逻辑演绎下产生的，乾坤尊卑既有定，那么君臣之位也必然名分早定；天在上而地在下既然是自然规律，那么君王统率臣民也就是符合天道的，否则就有违礼法；风云雷电、山川大泽在自然中各有其规律，又各自发挥着作用，那么相对应的大臣百姓也要各守其礼，各尽其责，各守本分。 所以，在孔子看来，国家的政制体制必须要符合天道准则，而符合这种准则的体制，就是他所主张的礼法政制，强调以制度构建来实现国家的治理目标，而这种制度的构建准则就是他所强调的“礼”，同时也是天道在人类社会和政制中的具体体现。这样，孔子的礼法政制体系就已经在理论层面被建构出来了，但在逻辑的演绎方面却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也造成了孔子礼法政制思想的一个巨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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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孔子政制思想的困境：两种“天道”的出现 从本质上看，孔子的礼法政制体系有其独特的演绎逻辑：由天道延伸出人道，然后推演到制度设计上。可是如果天道的基石出现分裂，那么整个体系必然分裂甚至崩溃。 首先，孔子的礼法政制思想与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说”，甚至是“君权神授”思想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一种一元论 [ 15 ] 。在孔子的政制理论体系中，礼法政制是其天道哲学的外延，单从逻辑关联性看，其礼法政制和天道哲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更为稳定，如果说董仲舒的天道与政制观念是充分不必要关系，那么孔子的天道与礼法政制观念就是充要关系，但这种稳定代价是，一旦二者中任何一个变量出现变化，那么必然导致另一变量的变化，换言之，无论是天道观念还是礼法政制任一部分发生变化或分裂，都有可能造成整个体系的崩溃 [ 16 ] 。事实上，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这一现象都发生了，这也导致孔子政制思想陷入困境，为后世儒学的分裂也埋下了伏笔。 从实践方面来看： 孔子的大半生都试图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政制理想，重建礼制，可却一直不成功，甚至搞得自己流离各国，惶惶若丧家之犬。孔子政治生涯的巅峰在鲁国，鲁定公时期，他一度以大司寇暂代相国事，这是他权力最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借齐鲁会盟之机，恢复了左右司马的官制，并取得了对齐外交上的胜利；又以臣子不应当拥有私人武装，城郭大小也应当符合礼制为理由，发动了堕三都之战，削弱了当时鲁国最强大的季氏、叔孙氏和孟氏三家豪强，诛杀了少正卯等乱臣。到定公十四年，无论是个人权力还是国内外环境似乎都已成熟，连孔子自己也认为到了自己大展拳脚，实现理想抱负的时刻，可惜鲁定公中了齐人的计策，逐渐腐化堕落，使得孔子的改制最终夭折，远走卫国 [ 17 ] 。表面上看，孔子因齐国的计谋而与自己的理想失之交臂，但这背后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具体来说： 孔子的礼法政制观强调制度建构的作用，可制度的建构由岂是朝夕之间可以造就的呢？孔子晚年感慨自己不遇，认为“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可在瞬息万变的春秋时期，有哪位国君能用这么长的时间来供孔子完成自己的改革呢，况且，就算国君能够全力支持他，当时的环境也未必许可，所以晏婴曾劝说齐景公不要重用孔子，指出“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若执意奉行礼法，“用之以移齐俗”，只怕“非所以先细民”也。从根本上来说，以制度治理国家本身就是超越了当时的历史的，即便是孔子推崇的上三代在历史上也绝非真正的礼乐昌明。因此将带有理想甚至空想色彩的礼法制度硬搬到现实中，就必然会产生冲突，若生搬硬套，那么就会实践失败，例如孔子在齐国的遭遇；若试图权变，那么就难以有实质进展，必然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想，例如孔子在鲁国的遭遇。而对于一个一元论的体系而言，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于整个思想体系的打击都是致命的，这种实践中的冲突也造就了孔子政制思想的最大困境。 从理论方面来看： 孔子试图饯行自己的政制主张，就必须解决理想和现实相互冲突的问题，这就要求增加其政制思想的权变性和可操作性，但这也导致其哲学基础被割裂，整个思想体系几近崩溃。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孔子的礼法政制思想是在天道观念的基础上演绎而生的，从本质上是一元论的，任何对礼法政制的修正都势必影响到其哲学基础，甚至导致其整个政制思想体系的崩溃。礼法政制的核心是以天道为依据，也就是说，对制度设计的任何修正，无论是从权变角度还是操作性方面，都意味着对天道哲学基础的修正。孔子试图完善自己的理论，增加其制度主张的可操作性和权变性，但结果却分裂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也分裂了自己的政制思想体系。具体来说： 按照孔子的初衷，制度的设计应当是符合天道规律的，既有常又有序，在政制上表现为对制度的绝对尊崇和层级设计，在社会上表现为绝对的伦理纲常。由于其理论的一元性特征，那么反推之在逻辑上也应当是成立的，所以当孔子试图结合实际修正自己的礼法政制观时，制度设计上的冲突便渗透到哲学基础中：既然无论是理想的制度还是现实的制度都应当遵循天道，那么天道就被无限泛化，在这里，天道这一概念本身，已然包含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一种是理想制度的基石和依据，另一种是现实制度的基石和依据。因此，孔子政制思想的哲学基础——天道就被割裂了，虽然整个思想体系虽然在逻辑上依旧成立，但事实上已被割裂为两套体系：一种是崇尚最初的天道观，崇尚的是自然变化规律，相信自然的崇高价值，认为人性本善，制度的设计也应当完全遵循天道自然，这也就是孔子本身的理想主张 [ 18 ] ；另一种则是一种泛化了的天道观，实际尊崇的是社会现实的发展规律，在这种环境下，不存在对人性善的任何奢望，在制度设计上也就更着重于权变，追求时移世异，制度也自然不同，这事实上已经推翻了孔子自己的理想诉求。 孔子晚年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政制思想的问题所在，通过他晚年编纂的《诗经》、《春秋经》二书可以看出其理想的初衷和对礼法政制的向往，通过他对《易经》的钻研以及对天道变数的探索，可以看出他似乎仍在试图从哲学层面解决天道分裂的问题，从而真正完善自己的政制思想。可惜最终还是 “天不假年”，于是，孔子在去世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叹息：“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样的理论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孔子之后的儒家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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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假如只从结果上看，孔子是失败的，他所崇尚的礼法政制不仅未能付诸实践，还由于哲学基础的割裂而导致了理论体系的困境。但这并不能抹杀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的价值。 孔子的成就和影响是超越时代的，司马迁援引《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赞扬孔子，称其为“至圣”。孔子的思想涵盖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即便是被割裂的礼法政制思想，也影响并成就了荀况和孟轲这样的儒学大家，前者沿袭了他的理想，主张性善，后者则沿袭了他的权变，主张性恶。同时，孔子的天道观对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程颐等人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来说，孔子的思想博约雅大，影响深远，无论是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还是对世界思想史的进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即便在今天看来，孔子的礼法政制思想依旧具有参考价值，但多数时候人们习惯于将孔子和儒家甚至儒教视为一体，习惯于将礼解读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诉求，而忽略孔子以制度治国的思想精髓。此外，孔子曾经作出的尝试和努力，其礼法政制构建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制度构建又何尝不是一次历史的“实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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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轨检车已经成为一种高效的城市轨道交通轨道几何状态的自动检测工具，检测里程的准确性直接影响轨道几何状态不良的定位和相应的处理策略。本文针对上海轨道交通轨检车检测数据的分析中存在的曲线里程与其物理里程不一致的现象，为探究其产生原因和规律，开展了数据对比分析，并据此，提出了一种曲线里程自动校正模型和计算方法。实践应用分析表明，模型及其方法正确、可靠，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轨道交通，曲线，轨检车，里程偏移，校正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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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轨道几何状态的好坏，对行车安全和舒适性影响很大，因此，轨道几何状态的检测与管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 1 ] 。轨道几何状态的检测手段主要有人工检测、静态检测仪检测、动态检测车检测等三种。前两者检测手段受检测效率的限制，无法满足快速行车的检测要求，因此，除定点重点检查复核外，大面积的普查性质的作业逐渐被动态检测车所取代。动态检测车检测具有检测行驶速度快、检测效率高、精度满足要求等特点，故，已经成为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工务维护和管理的必需配置 [ 2 ] 。 轨检车使用初期，普遍存在检测里程与设备真实里程不一致的情形，经过系统硬件更新和软件系统改进，以及采用GPS定位实现里程校正等方法，基本解决了此类问题 [ 3 ] 。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的轨道状态检测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在曲线地段存在一定的检测偏差，即检测车定位的曲线与相应的曲线设备数据信息存在较大的里程和长度上的偏差，典型数据汇总如表1所示。 如果直接以存在里程偏差的曲线数据开展轨道几何状态的评价、曲线状态评估，乃至制定曲线的养护维修方案，均无法保证现场养护维修的成效，也会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因此，应尽快消除上述曲线里程偏差，确保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故，通过进一步提高检测车里程定位的技术外，探索其他手段减小这种影响也是必需的。作者在通过分析大量的轨道几何状态数据，提出了一种轨检车曲线地段里程校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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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曲线里程校正算法的提出 大量轨道几何不平顺的数据分析表明，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运量的增加，其轨道几何不平顺有逐 Table 1 Typical curve mileage deviation dat 检测时间 起点里程 终点里程 起点里程差 终点里程差 曲线长度差 备注 - 10.787 10.121 0 0 0 曲线实际里程 2017.01.29 10.832 10.112 45 −9 −−54 检测里程 2017.03.15 10.832 10.111 45 −10 −55 检测里程 2017.06.01 10.836 10.113 49 −8 −57 检测里程 2017.06.26 10.838 10.116 51 −5 −56 检测里程 2017.08.03 10.82 10.096 33 −25 −58 检测里程 表1. 典型的曲线里程位置偏差数据 渐恶化的趋势。但是，这种恶化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未进行线路养护维修，其轨道几何不平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基于此，对曲线的检测里程进行校正是可行的。 取某次曲线地段轨道几何状态检测数据，以曲线起点前50 m为基点，向曲线外侧选择一定长度范围(如，1 m等)内的检测数据(通常为每米内4个测点)，计算其轨道几何状态数据偏差的平均值，并以此数值为中心绘制水平直线，记为直线0；然后选择起点缓和曲线的中心，亦向前后分别选取一定长度范围(如，1 m等)内的检测数据(通常为每米内4个测点)，直线拟合其变化趋势，记为直线1；计算直线0和直线1的交点里程，则此计算交点里程为该地段曲线起点里程。同理，可计算出该地段曲线终点里程。计算原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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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曲线里程校正步骤 为更好地实现曲线里程的校正，可按四个步骤完成，即轨道几何状态检测数据的预处理、校正基础信息库的建立、曲线里程校正和曲线地段轨道几何状态检测数据里程校正。下面，分别对这四个步骤加以简要分析。 3.1. 检测数据预处理 受检测条件限制，检测数据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明显的偏差，如数据漂移、数据缺失等。为保证里程校正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首先完成检测数据的预处理，剔除显性误差。 预处理包括去除数据的整体纵向漂移、数据缺失的补充等。本文批量计算前分别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逐点补充缺失里程点的轨道几何状态数据，同时，采用移动平均法消除检测数据的整体纵向漂移问题，去除因检测仪器及使用不恰当所产生的趋势项 [ 4 ] [ 5 ] [ 6 ] 。 3.2. 校正基础信息库的建立 在进行曲线里程校正前，需设定一个“校正基础信息库”。校正基础信息库主要保存线路各曲线的物理里程。原则上应选取最近一次勘测的最新设备里程数据，以确保被验证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 3.3. 曲线里程校正 按照曲线里程校正算法，配置适合的校正参数，计算每组曲线的特征点里程。 图1. 曲线里程校正算法示意图 3.4. 曲线地段轨道几何状态数据的里程校正 根据校正后的曲线起点和终点里程，校正曲线范围内各测点的里程，形成统一贯通的曲线地段轨道几何状态数据。至此，完成了曲线地段的所有里程校正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曲线地段各单项轨道几何状态数据特征，宜采用曲率或水平数据作为计算数据源。其他各单项轨道几何状态数据依此里程进行相应的调整。 综上各步骤，选定待校正的数据文件、校正基础信息库，通过自编软件即可自动完成曲线里程校正和相应的各项轨道几何状态数据里程校正 [ 7 ] 。其流程汇总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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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曲线地段里程校正结果及其分析 为验证曲线地段里程校正算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根据前述原理，利用Visual Studio2008开发平台(C#)编制了一个曲线地段轨道几何不平顺检测数据里程校正程序，并选取了大量的实际检测数据，进行了计算与分析。 典型的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多次测试结果表明，经过里程校正后，在未经过大修的区段，曲线地段里程识别精度显著提高，且相邻两次轨道几何不平顺检测数据的变化趋势吻合度也大大提高。同时，也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算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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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曲线特征点里程的精准识别与校正，提高了城市轨道交通轨道检测车的作业品质，确保了轨道几何状态数据能准确反映曲线状态，这是科学指导现场养护维修的基础。计算与分析程序的编制，实现了曲 图2. 曲线地段里程校正算法的流程图 图3. 曲线地段里程校正算例 线里程的自动校正，减少了后期人工核对处理的工作量，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为大量轨道几何状态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提供了可靠、高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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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隧道入口处修建缓冲结构，可以减缓高速列车进入隧道时产生的入口效应。为了优化单线隧道缓冲结构参数，本文采用计算流体力学三维动态仿真计算的方法，分析了单线隧道缓冲结构的长度、截面积、开孔率对隧道内初始压缩波的最大压力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的影响，得到三个因素综合影响时的最优结构参数。结果表明：缓冲结构的长度、截面积、开孔率对压缩波的交互影响十分明显，且长度为80 m，截面积为120 m 2 ，开孔率为40%时，最大压力梯度值能得到有效降低；在本文研究范围内，缓冲结构长度为80 m，截面积为140 m 2 ，开孔率为20%时，可以有效缓解最大正压值。 关键词 :高速铁路，隧道缓冲结构，压缩波，数值计算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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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速铁路发展迅速，随着速度不断提高，对隧道空气动力学效应的研究也愈发地重要。高速列车突然进入隧道时，会在隧道入口处产生一个压缩波，压缩波以近似声速的速度沿着隧道方向传播，能量将在隧道出口释放，形成微气压波 [ 1 ] 。微气压波是一种脉冲波，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噪声污染。微气压波与初始压缩波的压力峰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有关，其强度正比于隧道出口处压缩波压力梯度最大值 [ 2 ] 。为了减缓列车在隧道内运行时的压力波动和隧道出口的微气压波现象，铁路工程师提出在隧道入口处修建缓冲结构，可以有效地减小初始压缩波的压力峰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 缓冲结构有多种形式，如直筒形，喇叭形、开孔的和不开孔的缓冲机构，其对隧道初始压缩波的减缓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别，已有很多文献对上述缓冲结构进行了讨论分析 [ 3 ] - [ 11 ] 。文献4分析了三种缓冲结构，认为缓冲结构长度越长，截面积越大，则压力梯度值越小，但长度超过隧道等效直径时，影响就会变得很小。文献5分析了喇叭形缓冲结构对隧道内压力变化的影响，认为缓冲结构越长，减压效果越明显，最长达181 m，最优断面扩大率为2~2.5。文献7通过模型实验对缓冲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相对最优的缓冲结构长度在3倍隧道水利直径附近。文献8就350 km/h速度等级的双线隧道分析计算了多种缓冲结构对压缩波的影响，认为长度为20 m、截面面积为150 m 2 、开2个孔的缓冲结构的减缓效果最佳。 目前各学者对缓冲结构的分析研究结果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且大多以双线隧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单线隧道的较少。单线隧道因其较小的截面加上列车的高速运行，其出口处压缩波释放产生的微气压波较之于双线隧道更为明显，适用于双线隧道的缓冲结构不一定能够有效地适用于单线隧道。并且研究方法主要是单因素模型试验法，即只改变一个结构参数，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单因素模型试验可以很好地反映单个缓冲结构参数对压缩波的减缓效应。但是，缓冲结构对压缩波的减缓效果是由多个结构参数共同决定的。所以有必要采用多因素交互试验的方法综合分析缓冲结构各个参数对压缩波的影响。本文采用计算流体力学三维动态仿真计算的方法，就300 km/h速度等级单线隧道的缓冲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并设计多因素计算方案来研究缓冲结构参数对初始压缩波的影响，进行单线隧道缓冲结构参数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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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计算方法与计算模型 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引起的空气流动十分复杂，流动处于紊流状态，采用k-ε方程紊流模型来模拟流场，采用非稳态、黏性、可压缩流的雷诺时均方程来描述列车和隧道的三维流场，方程组的数值求解采用有限体积法 [ 12 ] 。 流场计算模型如图1所示，隧道模型为横截面积为我国高速铁路隧道断面形状标准的70 m 2 的单线隧道，隧道口两边建有长250 m、宽40 m、高20 m的隧道外流场计算区域，在外流场1内隧道入口处设有缓冲结构。缓冲结构为截面积大于隧道截面积的等截面开孔结构，为简化计算模型，在缓冲结构顶部开孔，单个孔洞尺寸为3 m × 2.3 m，通过改变开孔数量可改变开孔率。列车计算模型为CRH3型车，采用三节车编组，头车+中间车+尾车全长75 m。 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它们之间存在相对运动，为此采用滑移网格技术 [ 13 ] 。车体由于其外形复杂，采用四面体网格，如图2所示；隧道和地面采用六面体结构网格。相对运动的不同网格间设置公共滑移界面，从而实现彼此间的数据交换。计算网格经过试算，发现网格数大于300万时计算结果趋于稳定，因此，后续计算各种模型网格数量均控制在300万左右。 为验证计算模型的正确性，将数值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与Howe经验公式计算结果进行对比。Howe通过气动声学理论对高速列车进入无缓冲结构隧道时产生的初始压缩波进行了理论推导，适当简化后得到了最大压力值的计算公式 [ 14 ] ： 式中：ρ为空气密度，v为列车速度，M为马赫数，R为阻塞比。高速列车以300 km/h的速度进入隧道，采用Howe经验公式计算得到的最大压力值为1639 Pa/s，与数值仿真计算结果1602 Pa/s相差2.3%。这表明本文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与计算模型可以用来分析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所引起的压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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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单因素计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距隧道入口的距离的不同在无缓冲结构隧道内设多个测点，各个测点压力变化曲线如图3所示，在隧道内100 m~200 m测得的压力变化曲线能够较好地反映压缩波的波形，且峰值稳定。所以本文取隧道内距入口200 m测点处的压力变化情况，分析不同缓冲结构参数对初始压缩波的最大压力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的减缓效果的影响。 带有缓冲结构的隧道内压力和压力梯度值的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曲线有两个波峰，第一波峰是列车进入缓冲结构入口的过程中由于气体受到压缩所产生的，第二波峰是列车从缓冲结构进入到隧道入口的过程中由于截面发生变化产生的。 为了研究缓冲结构长度对压缩波的最大压力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的影响，分别计算了缓冲结构的长 图1. 流场模型计算区域 图2. 网格模型 图3. 无缓冲结构隧道内压力变化 图4. 带有缓冲结构时隧道内压力和压力梯度变化。(a) 压力值；(b) 压力梯度值 度分别为0 m(无缓冲结构)、5 m、10 m、20 m、40 m、60 m、80 m、100 m，缓冲结构截面积为100 m 2 时的模型，计算结果如图5所示。在缓冲结构长度L从0 m增大到10 m的区间内，最大压力梯度值大幅度减小，而最大压力值变化很小；随着L大于10 m之后压力梯度值基本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压力值在L从40 m增加到60 m时发生了明显的降低，随后也趋于稳定。 为了研究缓冲结构开孔率对压缩波的最大压力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的影响，计算了缓冲结构长度为60 m，截面积为100 m 2 ，开孔率分别为：0% (无开孔)、20%、30%、40%、60%时的模型，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初始压缩波最大压力值随着开口率增大而不断增大，开口率大于40%后趋于稳定，即缓冲结构 图5. 缓冲结构长度的影响 图6. 缓冲结构开孔率的影响 开口对降低初始压缩波幅值没有效果，反而导致初始压缩波幅值增大；但最大压力梯度值随开口率的增大而不断减小，当开口率大于30%时，变化不显著。 为了研究缓冲结构截面积对压缩波的最大压力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的影响，计算了缓冲结构长度为60 m，截面积分别为70 m 2 、100 m 2 、120 m 2 、150 m 2 时的模型，计算结果如图7所示。随着缓冲结构的截面积不断增大，最大压力值不断减小，由于隧道截面积大小(70 m 2 )的限制，随着S 继续增大，压力值会逐渐趋于稳定；截面积变化对压力梯度的两个峰值的影响十分显著，随着截面积不断增大，压力梯度第一峰值不断减小，第二峰值不断增大，当S = 140 m 2 时，两峰值相等，即当截面积S = 140 m 2 时，最大压力梯度值最小，缓冲结构对初始压缩波压力梯度值的减缓效果最明显。 综上，单因素计算结果表明：缓冲结构的长度为60 m，截面积为140 m 2 ，开孔率为40%时，初始压缩波的最大压力值和最大压力梯度值都能得到最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