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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字词的不解之缘——字与语言单位的对应 语言基本单位的确定是整个语言体系建立和研究的基础。“字”是汉语传统语文研究中的重要术语，一直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在汉语语法研究轰轰烈烈展开后，“字”也自然而然地与语言单位的使用结下了不解之缘，矛盾之大甚至有时候影响到对语言术语的正确理解和运用。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自古至今，汉字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往的小学研究中，文字单位与语言单位的矛盾尚未显现，随着语言的基本成分——“词”的概念产生而萌生；二是汉语具有不分词连写和文字没有时态变化等特点。根据王立(2003)研究，学界对字词关系的认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 1 ]： 1)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入，汉语学界“词”观念开始萌发，但“词”观念的朦胧认识和“字”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常导致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基本概念的混淆。 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用了大量篇幅对充当句子成分的“字”，根据其分布条件(指字在句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功能进行了分类。以现代的定称来看，马氏所称的“字”即为“词”，并是在马氏语法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单位 [ 2 ]。章士钊(1907)认为词是由字到句的中间单位，“句，集字而成者也……一词不必为一字，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 [ 3 ]；刘复(1920)对“字”和“句”做了较明确的界定：“字是意义的最后的独立的单位，句是意义的独立的单位” [ 4 ]。陈承泽(1922)阐述了“字与词，虚字与实字”的问题 [ 5 ]。黎锦熙(1924)“词就是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黎氏进而把汉语中的“字”、“词”、“语”、“句”分别与英语中的“syllable”、“word”、“phrase”、“sentence”作了对应，至此，黎氏建立了一套汉语句法分析单位“字、词、短语、句子” [ 6 ]。 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从意义上来探讨“字”和“词”，虽然观念还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刘复的“字是意义的最后的独立的单位”与黎锦熙的“只有有意义的字才可称作词”，在“词”概念萌芽时期，“字”“词”复杂关系难以澄清是不可避免的。 2) 20世纪30至40年代，汉语词观念逐步形成。 何容(1942)强调“意义是语言的灵魂”，“声音有了表意的作用，才能成为语言” [ 7 ]。吕叔湘(1942)“‘字’和‘词’是很有分别的，每个字只代表一个音缀，可以成一个词，可以不成一个词。”吕先生从声音方面，意义方面等方面分析了音节、字、词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词有意义单位和表现单位之分”，这里隐含着词与构词成分(语素)的区别。吕先生的这一思想对其后研究有重要影响，启示我们可以从联结字、词的纽带——语素入手来分析二者的关系 [ 8 ]。王力(1944)“在中国语法里，咱们有字和词的区别。词就等于英文的word，字则大致可译为a syllable represented by a character。”他主张从意义的角度来定义词，“我们以‘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为词的定义，虽不敢说是完全的，至少，对中国语而论，它该是较好的” [ 9 ]。高名凯(1948)认为一个“字”并不一定能代表一个“词”：“‘词’一般中国学者叫做‘字’。‘词’就是英语的word，法语的mot，德语的wort。一般人把它译成‘字’确是有毛病的” [ 10 ]。 字和词的关系是否清晰，直接关系到“词”观念的确立，本时期的学者开始从声音、意义等更多的方面来关注字和词。逐渐形成的共识是：词是有意义的音节，词必须是音义结合的整体。字是与音节相互对应的，当然，只有字记录的是有义音节才有可能是词(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字与构词成分——语素的对应)，记录无义音节的字不是词。 3) 20世纪50至60年代，关于字词的关系语言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明确了字和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词”这一级语言单位得到普遍认同，正式进入语法、词汇研究领域。 吕叔湘(1953)：“语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是词，而文字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是字。一个词可能只有一个字，也可能不止一个字” [ 11 ]。张志公(1953)“代表一个概念的，或者是具有一种语法作用的一组声音，就是一个词。把这些音用符号记下来就是字” [ 12 ]。陆志韦(1956)“一个字是中国人造的一个具有单个形象并且连带单个读音的一个符号。”至于“字跟词的分别”，他说：“字是写来读的，词是用来说话的，可是也可以勉强用字写下来。字全是单音的，词可不一定” [ 13 ]。胡附、文炼(1955)“一般语法书谈‘字和词’，总是从字谈到词，以字为基础来谈词的。其实这是颠倒的说法，我们应当以词为中心来谈字。说语言是怎样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词写下来用了几个字。如果本末倒置，无疑会得出‘词是字构成’的结论了” [ 14 ]。 从“字”与“词”的“语言成分”之争，到从声音、意义上的区分，再到明确“字”是文字的单位，“词”是语言的单位，在经历了诸多讨论后，不但“词”观念日渐清晰，得到确立，而且提出审视字词关系的新视角——扭转过去由字到词的观察，而是“以词为中心来谈字”，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字词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科学对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关系到整个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将影响到整个学科系统的建立。 胡附、文炼两位先生的观点很鲜明，也很有启发性，字、词关系的出发点是以词为中心，汉字如何书写和记录了词，而不是汉字如何组成词。因此，本文认为字与构词单位的相混是造成字词不清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字词关系，首先要从词的构成单位入手，到底什么单位构成了词。其实对于“词”的构词成分，命名也不统一。陈望道(1940)首次提出“辞构成或语构成的成分，就是‘辞素’或‘语素’”。之后，他更倾向于专用“语素”这一名称 [ 15 ]。 对于“语素”，目前大家的共识是：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这个概念也是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引入的。语素是比词语低一级的语言单位。吕叔湘(1979)第一次把五级单位制引进了汉语语法研究，即“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并特别强调语素的重要性 [ 16 ]。 古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多数，所以一个字是一个单音节语素，而古汉语中成词的语素多数是单音节语素，所以，字、词关系常常能一一对应起来，汉字的音义就源自于其所记录的语言单位——单音词(成词的单音节语素)，这也为后来字词的语言单位之争埋下伏笔。只是随着语言的演化，有很多单音词后来变成了不能独立活动的语素(不成词语素)，字词的对应关系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显得复杂起来： 一个汉字仍代表一个单音词(成词的单音语素)：如，人、水、火。 一个汉字代表一个不成词的单音语素：如，民、击、危。 一个汉字代表不同的词：如，花1 (鲜花)、花2 (花费)。 两个或多个汉字代表一个词：如，巧克力、沙发、蜻蜓。 汉语从古至今，由单音词为主变为双音词占优势，汉字与词语变得不一一对应，语素的地位就日渐突出出来，语素在汉语中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汉字与单音词对应着的时候显现不出来，当双音节词语越来越多时，语素的作用就显得重要了，它成为连接字与词语的纽带。汉字进入语言中，直接记录成词语素或者不成词语素，然后以其形参与构词，由此以单字为单位，从词语中分析出来的应该是“语素义”，而不应说是“字义”，只是大家已经习惯称之为“字义”了。王宁(2002)“文字的性质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字的形体与语言如何联系。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 [ 17 ]。也就是说，汉字的本体是形，它本身并没有意义，它根据要记录的词语的意义来构建了自己的形体，其意义还是来自语言的。 综上，字、语素、词的关系可以简述为：语素是现代汉语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比语素高一级的单位是词，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语素可以独立成词，也可以语素之间组合为合成词，词和词再组合为短语。汉字是记录汉语里语素的符号，汉字可以只对应一个单音词，可以既对应单音词又对应合成词的构词语素，也可以只对应不成词语素。也就是说，字和词是以语素为连接纽带的，我们可以把三者的关系用下图表示： 通过上文阐述，我们已经知道字以语素为纽带与汉语的语言单位对应着，因此，考察词语关系，弄清单字在语言环境中是如何记录汉语的，首先应该知道单字与何种语言单位对应。我们可以先简单地分出以下几类： 1) 记录只能单用的成词语素的单字 2) 记录不成词语素的单字 3) 记录既可单用又可与其他语素结合构词的成词语素的单字 以上三种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明了单字与词这一级别的语言单位的对应情况。当单字记录只能单用的成词语素时，即单字与单字词的关系，进一步考察此时的单字在形音义与单字词的关系，对单字词的教学、理解和记忆都能提供很多信息；当单字记录不成词语素时，此单字常与何种语素构词，其“字义”(语素义)在合成词中有何变化；当单字记录既可单用又可与其他语素结合构词的成词语素时，可考察的信息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之外，还有很多，例如，单字在何种语素义上可以单用，也可以与其他语素结合，哪些单字常单用，哪些单字常与其他语素结合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