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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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与样本 本研究以Z市村官群体为调查对象。Z市地处沿海，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目前Z市的大学生村官主要是被分配至其高考生源所在县下级乡镇的行政村中(会避开其户口所在乡镇)，若同一县报考人数过多，市委组织部将会把分数较低的考生调整到固定的临近县。 本次研究向Z市8个县(市、区)在岗大学生村官共发放106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1份(回收率为86%)。同时，本研究将“村官”假设为复杂人，其对工作的潜在动机、对岗位态度和其他想法较为复杂，仅问卷调查无法充分挖掘深层情况；此外，由于“官场文化”的影响，“村官”们填写问卷时可能会潜意识回避一些问题导致问卷结果不够准确。综合以上两点原因，本研究以调查问卷为基础进行拓展，通过实地访谈(含网络访谈和电话访谈) 35名基层相关人员，其中有21名来自不同乡镇的大学生村官，2名“村官”主管部门工作人员，4名乡镇领导，3名村两委干部和5位村民，了解“村官”各方面的现状尤其是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 根据Z市大学生村官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能明显看出当前其配套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通过对他们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发现其对相关政策的落实满意度，未达到理想状态。只有少数的人选择了比较满意以上的程度，具体激励机制存在以下问题： 3.2. 问题分析 3.2.1. 角色定位模糊 职业安全是大学生村官的主要激励因素之一，其也属于安全需求的一部分。而由于相关政策和法律的规定不明晰，致使他们非“官”，非“民”的身份尴尬不已，同时也可能因此被村两委委员排斥或者边缘化。这不但会使其在工作中的角色定位混乱，自身价值难以实现，更容易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更有甚者，上级政府部门将大学生村官“工具化”，充分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原本他们初入基层，未能适应环境落差的冲击，这样的工作模式，无疑更让他们对自身角色的定位笼罩上一层迷雾，同样阻碍了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发展。 3.2.2. 未来出路不定 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出路对其至关重要，当2年的“临时过渡期”满，就要应付着二次就业的问题。在这衔接断层中的安全感缺失让他们无法安心工作，只能花时间为自己谋求更好的出路。 目前，全国都在向基层输入人才，但一直未见有良好的输出情况 [ 14 ]。饶伟国在对基层干部参训动机的研究中，提出需要加强对培训对象需求和感受的重视 [ 15 ]。调查表明，对Z市大学生村官较的激励手段有效度从高到底分别是：是选调生考试报名资格；专岗公务员或事业编制报考资格；拥有良好的政治发展前景；培训内容实用而丰富和考研加分等。当前Z市委组织部或县级组织部举办的培训会过于笼统没有切实考虑 “村官”的需求，采用的大多是讲座等传统培训方式，缺少后期的培训反馈，也因而导致很多人将培训会当作“假期”轮流参加。实际上，尽管各地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了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等专岗，但他们还需要和“三支一扶”等其他基层服务者共同争过“独木桥”。并且相对而言村官们的任务负担更重，时间和精力问题无疑成为了他们的路障。因而在部分人眼里，照顾政策如画饼充饥很难实现。 此外，从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反馈中可以发现，市级以下政府对其激励机制的宣传普及力度不够，没有让他们看到未来更好的前景，仅有15.3%的人对激励机制的有关政策的非常了解；大学生村官们也因而被惰性和安逸迷惑，认为就业已经解决，只充当“执行者”的角色，未由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活力。 3.2.3. 考核体系不健全 通过走访调查可以明显看出Z市大学生村官的考核制度所存在的弊病。一是方式单一，客观性有所欠缺。根据调查结果表明，67.0%的村官认为考核模式多样化非常重要。以当前访谈为主的模式进行考核，难免会更为偏重于领导的定性评价，有失客观性。并且参与评价的主体本身就存在知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得出的结果主观性较强，难以真实反映“村官”客观工作结果；二是日常考核弱化，缺少后续反馈。一次性的考核无法及时反馈大学生村官的实际工作状态和工作情况，容易出现“应付”检查的现象，也缺少了后续的沟通，而在政府管理中追踪反馈是绩效考评的关键环节，否则无法对考核对象起到应有的警醒或者引导作用 [ 16 ]；三是考核内容太过笼统，有没明确目标。参照标准没有结合其实际的岗位工作，缺少较为完善的精准考核模式。 3.2.4. 奖惩制度不完善 奖惩制度对引导和规范这些“新兵蛋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据调查目前并无明确对象为大学生村官的奖惩细则，并且在主观随意性较强。目前的惩罚制度只能辞退严重不合格的村官，对于划水混日子的低效率“村官”却束手无策，此外，同酬不同工也助长了他们的惰性。此外，工资拖欠现象也是奖惩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政策落实不明。 在受访的91人中，相对于其他地区，有47人对自己的收入感觉比较公平，占51.6%。但还是有48.4%的人对收入的公平程度不满意。绝大多数村官都家住外地，开销较大，若在Z市对大学生村官的薪酬进行调整，对于已经步入工作岗位需要养家糊口的他们，能起到正向刺激作用，激起他们奋斗的欲望。 3.3. 原因分析 常规的几种人性假设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无法完全套用在大学生村官这个角色。而年龄是作为“人”这个社会角色的基本属性，探索客观世界实践中的提炼升华和文明进步的方向则包含在知识中。Z市在岗大学生村官的年龄都在二十二至二十七岁之间，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毕业生，也需要开始走向经济独立甚至承担维持家中生计的重担。“激情”、“活力”是这个年龄段的关键词，他们不但意气风发，更是豪情满怀。他们也希望在基层能够大展经纶，做出成绩，在证明自己的同时获得较高物质回报，改善生活质量。风华正茂的他们对组织成员有很大的感染力，能够影响其他成员的正面情绪，促进组织发展。 此外，作为毕业生，他们思维活跃，为人处世尚未定型。虽然工作经验不足，但其知识广度、深度较一般基层干部更胜一筹，更敢于革故鼎新。他们对基层发展有独到见解，初来乍到的他们也十分希望他们的知识积累和工作能获得群众和组织的认可和鼓励。但由于涉世未深，部分人对自我认知和定位不明，容易急功近利，驰高鹜远，将高学历与高薪酬等。但其自身抗压能力不够，容易一跌不振。特别的，若是他们一时材大难用，就很容易被降温，影响工作积极性。 结合调查结果分析实际需求及期望分析端倪可察：大学生村官们对物质奖励的需求是普遍的，未来方向明确，业务能力提升，工作认同支持，人生价值实现等需求都在他们的期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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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策与建议 Z市大学生村官激励机制主要存在角色定位模糊，未来出路不定，奖惩制度和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因而需要根据“村官”们的痛点需求对症下药。超Y理论中，人的需求虽然复杂，但总有动态平衡状态。结合需要层次理论，分析目前激励制度的实际问题和改善方向，现从角色定位、工作环境、成长机制、流动通道、考核体系、激励制度等六个角度提出改善当前大学生村官激励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4.1. 明确角色定位，营造良好环境 主管部门应从政策上，明确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和职权，多渠道宣传“村官”在防汛防台，抗险救灾，农村建设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形成良好的基层舆论环境，尽力推动其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让他们跳出角色窘迫，使其工作职权合法化、规范化，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市场对他们的福利待遇进行调节，进一步完善对应管理体制。 4.2. 完善成长机制，拓宽流动通道 各委组织部门和乡镇应先对大学生村官进行适应性的引导，在原有基础上，结合骨干班等多种形式，运用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开展基层群众工作及业务能力、紧急事件处理和公文写作等方面的针对性培训，促进他们的角色转变。并确定“村官”的“传帮带”县级、乡级责任人，由责任人做好“村官”的日常成长培养反馈和组织培训反馈等工作。 此外，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省级、市级“大学生村官管理委员会”，组织可由各级组织部指导，以期满“村官”为主要成员。由该组织负责“村官”们的后续培育，流动等工作，并建立“基层人才库”，在为基层提供和培育人才资源的同时提升“村官”们的个人竞争力。由市委组织部牵头，管委会负责建立流动、培育、考核、薪酬等方面的机制。 4.3. 健全考核激励，加强结果运用 主管部门需要根据他们所明确的“村官”角色特点和岗位职责制定科学、规范的多样化考核规则，并进行细化，同时改变原有的期满考核制度，加强日常考核，将日常考核改为三个月或半年一次，并量化考核指标，以日常:年度:任期为4:3:3的比例评定最终情况。 其次，为提高考核质量，确保考核公平性和准确性，考核组可以尽量扩大评分人员的群体，可包含县、乡镇、村领导，村民代表等，具体数量比例视情况而定。以此加强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最后，市委组织部可建立含考核档案在内的“村官”数据库，并由“传帮带”负责人负责后续完善工作，收纳整理日常、年度考评结果，个人工作报告，获奖情况等材料。以此来增强对他们实际工作状态和工作情况了解的全面性。每次考核后，由考核组结合考核结果和数据库对“村官”提出改进建议，并及时交流诫勉，并由“传帮带”负责人做好后续跟踪管理工作。 4.4. 规范奖惩机制，打造公正平台 各级政府在适当提高“村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满足他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基础上，为了给“怠政”，“懒政”打下预防针，为“勤政”、“廉政”打入强心剂，有关大学生村官的流动、薪酬等机制，照顾政策等福利也都需要与规范的考核评价挂钩。 主管部门应加强结果运用的力度，有机结合考核情况和结果，将考核结果与评奖评优、待遇福利和期满的照顾政策挂钩，对其待遇实行灵活的动态增长机制。在不引起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能力设立类似“标杆大学生村官”的额外奖项，结合考核结果，对标杆“村官”进行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嘉许鼓励，在加强他们的主动性，有效发挥他们健旺精力的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考核激励作用的同时避免考核走流程，形式化。 关于期满的照顾政策方面，可按以下方式实施：若“村官”两年考核结果均为优秀，则予以其报考选调生资格和其余所有照顾政策；若只有一年考核结果优秀，只予以其报考公务员专岗和事业编制专岗资格及考研加分照顾；若两年均为合格，只予以其报考事业编制专岗资格；若有一年及以上不合格，则不给其任何照顾。 此外，省、市委组织部等管理单位应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全面，动态发展的原则，通过随机抽查“村官”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和考核结果等方面情况，实行绩效谈话制度，并确认下级单位是否按时足额发放所承诺的待遇，同时也对生活确实困难的“村官”们予以照顾性的机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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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我构念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解。自我构念的分类具有静态和动态性分类。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具备两种不同文化知识结构，其自我构念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包含受主流文化影响的互依型自我构念但更偏重独立型自我构念；以往从静态和动态的分类视角研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特点并发现其自我构念又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未来研究应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动态性自我构念的神经机制、自我构念对认知加工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 关键词 :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独立型自我构念，互依型自我构念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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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群体普遍存在文化交融的现象，并且不同民族文化与国内主流文化的融合可能会影响少数民族个体自我构念的形成和发展，我国蒙古族呈现为传统游牧文化与东方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其自我构念可能会受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独特性。传统的自我构念研究领域，多数研究者以东西方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来研究个体自我构念特点(独立型自我和互依型自我)，近年来，在人与环境互动观的影响下，Hong等人(Hong et al.， 2000)基于动态建构主义，提出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switch， CFS)，认为个体通过内化多种文化体系，根据其所处环境中可利用的文化线索，选择更具适应性的文化知识体系，进而表现出更符合当前文化环境的自我构念。因此，已有的独立型和互依型自我构念是否适用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有待进一步研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是否存在一定动态性也有待验证。 本文主要从自我构念的静态及动态分类视角，总结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回顾当前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研究，并总结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几点建议。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我国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多元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问题提供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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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我构念的概念及分类 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解(Markus & Kitayama， 1991)。同样也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对自己的人格、情绪、信仰、行为及价值的认识和理解(Markus & Kitayama， 1991)。自我构念的建立对个体的认知、人格和情绪情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自我构念类型的研究，该领域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分类视角：静态分类视角和动态分类视角。 2.1. 基于静态的分类视角 静态分类视角认为个体自我构念受个体所处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静态类型化的自我构念(Brewer & Chen， 2007; Cross et al.， 2011; Markus & Kitayama， 1991)。Markus将自我构念以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文化来划分，他认为东方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体主义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个体同时形成了不同的自我构念。一是独立型自我构念，西方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独特性，把自我看作稳定的，自主的，与他人和环境不同的实体，注重个人自身的意愿、权利和目标，具有典型的独立型自我构念；另一个是互依型自我构念，东方集体主义强调社会连接性，人们把自我看作不断受社会背景和关系定义的实体，强调调整自我去适应社会关系，努力在群体中表现出合适的行为，具有典型的互依型自我构念(Markus & Kitayama， 1991)。Kim等在Markus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自我构念类型：双文化型自我构念(高独立型，高互依型)、边缘自我构念(低独立型，低互依型)、独立型自我构念(高独立型，低互依型)、互依型自我构念(低独立型，高互依型) (Kim et al.， 1996)。Cross等人突破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两维度下自我构念的划分，首次提出了关系型自我构念。关系型自我构念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将与自己相关的重要他人(父母及配偶)的亲密关系纳入自我构念之中(Cross et al.， 2011)。随后Brewer等人针对关系型自我构念提出三重自我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构念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个体自我、集体自我和关系自我，分别对应独立型自我，集体互依型自我和关系互依型自我(Brewer & Chen， 2007)。以上研究者均以静态化的分类方法将自我构念分为不同类型。 2.2. 基于动态的分类视角 动态性的自我构念分类的观点认为以静态宏观的角度对个体自我构念进行分类是不完善的(Martin & Shao， 2016)。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双文化甚至多文化个体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具备使用多种语言的能力，内化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并且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特征的个体会随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能够自主选择该文化环境下的认知体系，使得自己当前的自我构念认知及行为表现更加符合该文化环境，因此双文化或多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不是静态不变的，其自我构念具有一定动态性(Dean & Gardner， 2014; Morris et al.， 2015)。Hong等人(2000)基于动态性建构主义取向，提出了文化框架转换模型(Hong et al.， 2000)。该模型认为，文化构念网络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具有动态性，并受情境线索所驱动。个体可以根据不同文化线索做出与文化情境一致的反应。此模型得到了认知神经等方面的证据(Lewis， Goto， & Kong， 2008; Ma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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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双文化个体与双语个体 3.1. 双文化个体的定义及特征 双文化个体的定义，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上的定义，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s)是指个体自我认为具有文化双重性的人(例如：我是双重文化者)或把个体自己同时划分到不同文化群体内的成员(例如：我是中国人，也是英国人；我是华裔英国人) (Nguyen & Benet-Martínez， 2007)。另一种是狭义上的定义，双文化个体是指接触并内化两种文化的个体，并且这两种文化体系会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Benet-Martínez et al.， 2002; Hong et al.， 2000)。 3.2. 双文化个体与双语个体的差异 双文化个体不同于双语个体。双语个体是指能够熟练运用两种语言交流(包括听、说、读、写)的个体(Luna & Peracchio， 2001)。有些双语个体能够熟练掌握第二语言但并未内化第二语言的文化，这类个体称为单文化双语个体。单文化双语个体与双文化个体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单文化双语个体自我构念不受第二文化影响。单文化双语个体(如：从未接触过墨西哥文化的安格鲁–美国人)与双文化个体(墨西哥裔美国人)相比，其第二文化与其自我认同无关联。因此，第二文化并不会对自我构念产生影响；第二，二者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复杂性不同。单文化个体只较好地掌握母语文化的知识结构，对于第二语言的文化仅学习和掌握了间接的知识片段，没有内化为完整的知识结构。因此，单文化个体文化知觉较为单一，双文化个体则具有两种文化完整的知识结构，其文化知觉更复杂和丰富(Luna et al.， 2008)。所以，掌握两种语言是双文化个体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双语个体不一定是双文化个体，但双文化个体一定为双语个体(杨晓莉，刘力，&张笑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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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 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世代生活在草原，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游牧畜牧生活，他们也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语言文字。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生产方式可能会深刻影响蒙古族个体的自我构念。随着我国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步伐的加深，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文化融合对蒙古族个体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产生影响。除了继承和延续蒙古族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文字之外，蒙古族个体还不断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久而久之，蒙古族个体不断内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成完整的两种文化的知识体系。因此，这类长期处于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交融环境下的蒙古族个体属于双文化个体的范畴。探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及发展变化的独特性成为跨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 4.1. 静态分类视角下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特点的研究 对自我构念的研究，以往国内外研究者多采用问卷测量法(Brewer & Chen， 2007)或自陈测验的方法(Kashima et al.， 1995)。这两种方法都基于静态自我构念的分类视角。如集体主义自我构念量表(Yamaguchi et al.， 1995)、一般自我构念量表(Hardin et al.， 2004)、关系型自我构念量表(Cross et al.， 2000)等。前人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研究多采用上述研究方法。武萍(2011)在研究中采用蒙文版修订后的一般构念量表来测量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结果显示蒙古族大学生在独立型自我构念量表上的得分大于互依型自我构念量表的得分，这表明蒙古族大学生以独立型自我构念为主导。说明这与蒙古族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更加注重个体独立性的教育和培养。此外，蒙古族大学生在互依型自我构念下集体尊重因子得分较高，这表明在当代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蒙古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即集体主义文化思想的接受程度同样较高。雷文婷(2014)采用修订后的汉语自我构念量表测量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唐桂梅，2010)，结果表明蒙古族大学生自我构念表现为独立型与互依型共存。但在独立型自我量表得分上，蒙古族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说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表现为双文化型自我构念，包含受主流文化影响具备互依型自我构念，但更偏重独立型自我构念(雷文婷，2014；七十三，何虎等，2017；武萍，2011)。 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特点研究在结果上存在一定差异。导致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测量工具对被试的适用性问题。蒙语为蒙古族个体的第一语言，如采用汉语版测量工具可能会存在语言文字启动相应文化知识结构的问题。因此，选用蒙文版自我构念量表来测量蒙古族个体的自我构念类型，结果可能更加有效；第二，研究对象的来源及区域选择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牧区蒙古族与相较于城市地区蒙古族较少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未来在进行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研究时，选取研究对象时要考虑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以及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和区域来源等问题。 4.2. 动态分类视角下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特点研究 根据动态建构主义取向，研究者认为个体的自我构念不再是静态的，而会动态性地自主选择更加符合当前文化环境的自我构念及相应的行为表现(买热巴·买买提&吴艳红，2017；Hong et al.， 2000)。基于动态性自我构念的研究视角提出文化启动实验的研究方法。因此，前人采用文化启动实验来研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点。研究选用材料启动将被试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启动组，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组和无启动组。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文化启动条件下，蒙古族大学生自我构念结构会随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个人主义文化启动时，蒙古族大学生更偏向独立型自我构念；在集体主义文化启动条件下，蒙古族大学生的互依型自我构念增强，这说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具有动态性的特点(武萍，2011)。 研究者结合自传体记忆实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实验任务要求蒙语组和汉语组被试根据时间线索回忆并写下三个具体事件。蒙语组使用蒙语问卷并用蒙语作答，而汉语组使用汉语问卷并用汉语作答。实验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的语言情境会激活被试动态的自我构念(独立型–互依型)，导致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传体记忆在记忆取向(自主取向–社会取向)上产生动态变化。因此，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具有一定动态性的特点，会随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雷文婷，2014；李杰等，2017；武萍，2011；徐霄雁，永春等，2015)。同时实验结果验证了Hong基于动态建构主义所提出的文化框架转换模型(Hong et al.， 2000; Hong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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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蒙古族个体自我构念的相关研究现状 文化与自我构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化通过影响自我构念的形成、结构、功能，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及行为(Markus & Kitayama， 1991)。前人研究发现，自我构念的类型对知觉加工有影响(Kühnen & Oyserman， 2002)。七十三等(2017)等采用文化启动范式探讨了自我构念转换时知觉加工的特点。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的自我构念可以引起被试整体–局部判断任务的变化，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被试忽视物体的背景信息加工，局部知觉任务中表现的更好；而启动互依型自我构念，被试会自动加工背景信息，整体知觉任务重表现更好(七十三，何虎等，2017)。此外，研究者从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对认知的作用(何虎，李杰等，2018)。结果发现，内蒙古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均重视背景与前景物体的关系，而蒙古国大学生更加注意对前景物体的知觉。因此，文化差异影响个体的认知，这种影响可能是文化背景通过自我构念进而影响认知。文化启动与转换不仅会引起自我构念的动态性转换，对人格特征的转换也存在相似的效应。研究者比较蒙古族和汉族两种文化启动条件下被试的大五人格特质(徐霄雁，永春等，2015)。结果发现，面对不同的文化线索时，蒙汉双文化个体会表现出当前文化情境的典型人格特征，即出现人格特征的转换效应，并且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对转换效应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脑成像技术探讨了多元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神经基础。相对于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互依型自我构念增强了背内侧前额叶(dorsal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和腹外侧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PFC)活动，并且启动互依型自我构念和独立型自我构念分别增强了静息态下背内侧前额叶和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活动的局部一致性，说明多元文化个体在不同类型自我构念间动态转换时，其大脑默认网络的神经活动存在差异(Wang et al.， 2013)。目前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特点及动态性变化的内在机制及脑成像的研究尚缺乏更多证据，后续研究者可以从文化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探索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内在机制将是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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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目前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探讨更多集中在问卷测量及行为研究上，未来需要结合更多技术和方法来探究其神经机制。基于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为未来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实证及神经机制的研究提供可行的研究思路。 6.1. 拓宽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独特性与动态性的研究范围 综合以往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以独立型自我构念，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二分法(Markus & Kitayama， 1991)为基础来研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特点，从理论到研究结果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关系型自我构念的提出拓宽了自我构念的研究范围。中国是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又是一个讲究关系的社会，而有着不同民族文化的蒙古族个体对关系自我的加工如何？关系自我与个体自我的加工又有何差异？是否存在独立型，关系型，互依型三重自我构念间的动态转换？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动态性自我构念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考察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独特性和发展特点，完善对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动态性发展特点的相关研究。 6.2. 拓宽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内在机制的实证研究 基于以往研究，研究者更多从问卷测量及行为研究层面来考察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缺乏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在自我构念的内在机制和神经生理方面的证据。一系列脑成像研究在神经水平上证实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自我构念的差异。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自我构念包含关系和背景，具有不同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自我构念(杨帅，黄希庭等，2012)。Chiao et al. (2009)的研究表明日本被试在背景情境加工中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表现出较强的激活；而美国被试则在一般情境中内侧前额叶激活程度较强。由此可知不同的文化不仅影响自我–他人的神经表征，而且影响自我–他人的神经表征(Chiao et al.， 2009; Chiao et al.， 2010)。因此，未来可结合脑成像技术来探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内在机制，提供其神经生理等方面的证据。首先，神经层面的拓展可结合双文化启动范式，关注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间的动态转换的神经机制。其次，可结合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范式，考察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在不同参照情境下个体自我独特性的神经基础。 6.3. 拓展自我构念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认知影响的研究 自我构念作为个体心理活动的核心，会影响个体认知活动。自我构念的即时变化同时会影响个体知觉的加工。启动独立性自我构念显示局部加工优先，而启动互依型自我构念显示整体加工优先(Kühnen & Oyserman， 2002；七十三，何虎等，2017)。自我构念的瞬时转换对疼痛知觉也有不同影响，相对于互依型自我构念的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增强了疼痛刺激引发的N130幅值(汪晨波等，2013)。自我构念的启动可以调节个体认知风格并提供相应认知神经基础(刘明慧&隋洁，2012)。自我构念还影响其他认知过程，包括个体的面孔识别(Sui & Han， 2007)、记忆(Wang， 2008)、和归因(Friedman et al.， 2012)等等。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文化–自我–认知”的角度拓宽自我构念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认知影响的研究范围。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我国处于文化融合环境中的少数民族开展自我的相关研究，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不同文化对少数民族个体自我的影响作用，为少数民族个体自我构念的独特性和发展特点提供更好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途径，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多民族融合，共同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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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关注忽略信息水平增多对“白熊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视觉搜索范式，设置三种水平干扰信息数量，60名大学生被试随机平均分组。结果显示，三个实验水平下实验初期忽略试次反应时均显著大于中性试次反应时，并且反应时差值(忽略试次反应时减去中性试次反应时)随干扰信息数量呈现递增趋势；在实验后期三个水平忽略试次反应时均显著小于中性试次反应时，且反应时差值随干扰信息数量呈递减趋势。结果提示，“白熊效应”随先行线索数量增大而增大。实验初期“白熊效应”显著，随着练习次数增加，被试对于要求忽略的特征形成“拒绝的模板”，并且练习效益随先行线索数量增大而增大。 关键词 :白熊效应，干扰抑制，视觉搜索，先行干扰信息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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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白熊效应”是当人们被要求不要想象一只白色的熊，结果人们的思维出现强烈反弹，大家很快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只白熊的形象的现象。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明明想睡觉，但思维却清醒着，不停地回忆着往事。人们想要压抑想法时，往往会出现类似“白熊效应”的现象，表明想法压抑或者干扰抑制过程中存在的压抑的矛盾效应——压抑导致被压抑目标的激活性增强。 干扰刺激是可以成功抑制并可以借此加快对目标的搜索的(Cunningham & Egeth， 2016)。然而干扰刺激的抑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干扰刺激的情绪效价(辛婷婷，2013) 、具体性(潘毅等，2007)、被试心理负载(Abramowitz et al.， 2001)、个体差异(Brewin & Beaton， 2002)，干扰特征信息的一致性(Cunningham & Egeth， 2016; Moher et al.， 2014)等。干扰刺激的特征信息作为指导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被试在实验中对某些刺激做出选择和抑制的行为。被试根据“忽略”的任务要求，将工作记忆中的内容作为需要抑制注意的模板，在工作记忆中将注意选择的物体表征与目标模板进行匹配与判断。因此，干扰刺激的先行特征信息有两方面的意义：在实验初期，使得被试在搜索目标过程中注意力指向干扰刺激从而对目标的搜索起到阻碍作用；在线索提示的干扰刺激信息不变的前提下，经过大量的练习与经验积累，这时候线索提供的信息让被试明确视觉扫描到某些项目时可以迅速将其忽略掉，减少注意力在其上的分配，转而把注意力分配到与线索内容无关的项目上，从而加快对目标的搜索速度。 Moher和Egeth (2012)在连续的系列小实验中要求被试搜索目标刺激，并给予被试实验前提示，要求被试忽略呈现某种颜色的刺激，并且线索要求忽略的颜色在不同的试次中各不相同；而Moher等人在2014年做的另一项研究，每次小实验前给予被试的有关非目标刺激的特征信息始终保持不变，只要求被试忽略具有某一种固定的颜色的刺激，然后寻找目标；此外，Corbin A. Cunningham发现，给予被试的线索提示中都要求被试忽略具有某种颜色的刺激，不管整个实验进程中要求忽略的颜色是否始终保持一致，每次的忽略实验中被试都只需要忽略一种颜色(Cunningham & Egeth， 2016)。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在一种先行线索水平的实验条件下，被试在实验初期受“白熊效应”影响，忽略试次反应大于中性试次反应，若该线索内容保持不变，经过大量的练习后的实验后期，忽略试次反应显著小于中性试次反应。根据资源有限理论，在视觉搜索中被试进行干扰刺激的抑制是个体自我控制行为，干扰抑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消耗一些认知资源，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辛婷婷，2013)，个体必须使用认知资源才能成功地执行各种控制化的认知操作，如注意控制、记忆更新、短时记忆、反应抑制等(Schmeichel， 2007)，那么如果在线索中增加关于干扰刺激的特征信息水平，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工作记忆负荷增加，认知资源减少，因此增加关于干扰刺激的特征信息水平，可能造成干扰抑制过程中可用的认知资源减少，也就是说实验初期可能更加容易出现压抑的反弹现象，而大量练习以后，由于被试受益于习得的忽略，因此习得的忽略项目越多，搜索目标也应越快。 由于忽略信息水平的增加，那么白熊效应的范围也扩大了，使得实验早期被试搜索到目标字母的时间增长。研究表明，当搜索目标在不同的试验中都相同时，视觉搜索可能不需要客体工作记忆的参与，而是依赖于对目标的长时记忆表征，尽管工作记忆中的目标模板由于得到长时间的复述而进入了长时记忆系统中，但是被试仍然需要在工作记忆中将注意选择的物体表征与目标模板进行匹配判断，由于目标表征经过长期复述而得到巩固，它在工作记忆中的保持只需要占用很少的注意资源。如果在要求忽略具有某种特征的项目，找到要求的目标这样两个任务的实验条件下，被试在工作记忆中也形成对干扰刺激信息抑制注意的模板，并且要求忽略的信息始终不变，那么这个抑制注意的模板由于得到长时间的复述进入长时记忆系统中，且忽略项表征经过长期复述得到巩固，占用的注意资源十分有限。此时被试在视觉搜索过程中对具有忽略特征的干扰刺激的控制性加工也大幅减少。那么即使增加干扰刺激的先行信息水平，此时占用的认知资源也比最初大大减少，所以此时干扰刺激信息占用的认知资源对被试视觉搜索速度的影响应该很小。事先知道干扰刺激的信息最终确实可以增加被试在视觉搜索任务中的速度，知道什么不需要找——什么可以忽略，减少注意力在线索提示特征项上的分配，并把注意力分配到与线索内容无关的项目上，从而加快对目标的搜索速度。所谓多多益善，如果知道的干扰刺激的信息更多一些，即在线索中增加关于干扰刺激的特征信息水平，被试在学会忽略这些信息后能忽略掉的信息也更多，这样是否有利于被试对目标的搜索呢? 在先前的研究中，实验给予被试干扰刺激特征的一个水平，比如只告知被试忽略其中一种颜色，如果在线索中增加关于干扰刺激的特征信息水平，在实验早期，由于被试要忽略的颜色变多，被试注意的加工过程相比只有1种颜色变得更加复杂——被试要注意2或3种颜色并抑制它们，此时颜色种类变多使得被试在忽略实验中需要记忆的线索信息增多，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认知负载情况下压抑(忽略)表现出反弹效应(干扰抑制困难)。由于忽略信息水平的增加，那么白熊效应的范围也扩大了，使得实验早期被试搜索到目标字母的时间也增长了；在最后的实验阶段经过一系列的学习与经验积累，被试已然学会了抑制要求忽略的项目，对于要求忽略的信息的加工难度相比实验初期大大减少，此时由于忽略多种颜色的实验比忽略颜色水平少的实验关于目标不会出现的颜色信息变多，它带来的反应时效益会不会超过由于忽略信息变多造成的认知资源紧张所带来的影响，并使得被试最后的反应时效益大于先行干扰信息水平少的实验反应时效益？本实验利用视觉搜索范式以混合设计重复测量方式设置了干扰信息的三种水平来研究忽略信息增多对于干扰抑制由于“白熊效应”而产生的反应时的最初消耗与克服白熊效应以后的反应时的最终效益各自产生的影响。 基于此，本实验拟在Corbin A. Cunningham和Howard E. Egeth (2016)的范式上，对他们在忽略实验开始前的线索包含颜色信息水平进行扩充。本实验试次达到640次，容易造成疲劳效应，并且实验通过设置数百次练习来证实“白熊效应”中练习效益的存在，因此更加要避免额外的练习效应以及上一种实验处理对下一种实验处理的影响，故选择被试间设计，并采用随机分配被试的方法降低个体差异的影响。被试被要求忽略1种，2种，3种颜色，如此被试在实验初期，忽略实验的工作记忆负荷增大，认知资源占用更多，在视觉工作记忆的容量范围内，研究被试搜索目标所使用的时间，经过经验积累后反应时又发生什么变化？ 综上，本研究利用视觉搜索范式以混合设计重复测量方式设置了干扰信息数量的三种水平，借此研究忽略信息水平增多对于干扰刺激抑制过程中由于“白熊效应”而产生的反应时的最初消耗与克服白熊效应以后的反应时的最终效益各自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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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被试 随机选取18~22周岁在校学生一共60名参加本实验，视力正常或者矫正视力正常，色觉正常。采完全随机抽样方法将其平均分配到3个不同水平的实验条件下，分别参与忽略一种、两种、三种干扰刺激信息水平，实验后提供被试费。 2.2. 研究工具 刺激图片：参考Corbin A. Cunningham和Howard E. Egeth (2016)实验2b中的刺激。同时为保证被试快速学习要求忽略的特征，每种要求忽略的颜色存在于多个字母身上，将总项目数扩大到原范式总项目数12个的两倍，并将这些字母随机分布而非原范式的圆周排列方式。刺激为24个大写字母，随机分布在黑底的屏幕上。在每一试次中，“J”与“F”两者其中一个被随机选择作为目标字母，其他23个大写字母为非目标项。在忽略实验中用到9种颜色：红(RGB = 255， 0， 0)，蓝(0， 0， 255)，绿(0， 255， 0)，黄(255， 255， 0)，粉(255， 0， 258)，紫罗兰(138， 43， 226)，青(0， 255， 255)，灰(192， 192， 192)，棕(128， 42， 42)。24个字母随机分成6组，组内字母同一颜色。以其中一种颜色为忽略色，目标字母不出现在要求忽略的颜色中。为了防止被试记忆其他的颜色，除了忽略色以外其他的颜色从其余6种颜色中随机选取。在一个完整的实验流程中，要求忽略的颜色不变。在中性实验中，除了为避免交互作用，中性实验中不使用在忽略实验中要求忽略的颜色，采用的模式与忽略实验相同。所有有色字母的空间位置是随机安排的，这样使得刺激不会按照颜色分在一起。见图1。 图1. 图片样例 2.3. 实验流程 确定被试群体和数量。随机选取一定数量被试进行预实验，检测为实验编写的程序是否可用、有效。为了控制被试效应，采取单盲实验的方法。向被试说明本实验是一个有关不同颜色对视觉搜索的影响，不告诉被试实验的真实目的。 被试阅读指导语后，进行练习，并在确认掌握反应方法后进入正式实验。练习中所使用的刺激不出现在正式实验中。在每个试次的开头，固定十字叉上方将呈现一行白色字即为线索，这条线索也表明了试次的类型。在忽略试次中，线索中会说明实验要求忽略的颜色(比如“请你忽略红色”)，在中性试次中，线索只显示“继续试验”。见图2。 图2. 实验流程图 在实验中用到的忽略试次的样例。在忽略试次中，实验开头的线索告诉被试在接下来的刺激序列中哪种颜色是要忽略的。同理，如果是在中性试次中，将线索替换成“继续实验”，线索不提示刺激的任何信息。在两种试次中，刺激序列中的其中一个有色字母是目标字母(“J”或者“F”)，被试通过按键来做出反应。一共有640个试次，一半是中性试次，一半是忽略试次，它们被随机混合。 实验设置三种水平：忽略一种颜色；忽略两种颜色；忽略三种颜色。基线水平为不要求忽略，只要求搜索目标字母。每个水平下的整个试验期间，要求忽略的颜色始终不变。每个被试在实验中被要求忽略的颜色是随机分配的。在线索呈现后，固定十字叉在屏幕中央呈现500 ms，并呈现提示信息，然后刺激序列呈现在屏幕上直到被试做出反应。被试通过分别按“J”键和“F”键来指出大写字母“J”或者“F”有没有出现。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快并准确地做出反应。在他们做出反应后，有一个实验间间隔时间，呈现状态为500 ms的空白屏，不提供任何反馈。忽略实验和中性实验随机呈现，以控制顺序效应。实验共8 Block，每Block有80试次，一半为忽略实验一半为中性实验。实验中休息1~5分钟。实验时长60~70分钟。 2.4. 数据分析 使用SPSS16.0分析数据结果。以干扰信息先行信息水平为组间自变量，试块为组内自变量，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混合设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 < 0.05即视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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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白熊效应”随先行线索数量增大而增大。实验初期“白熊效应”显著，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被试对于要求忽略的特征形成“拒绝的模板”，因此在实验中期和后期表现出明显的练习效益，并且练习效益随先行线索数量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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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20年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重大疫情中，社会心态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主要体现为信息过载的恐慌心态、居家隔离的不安心态、事不关己的看客心态、借机牟利的伪善心态、道德失范的宣泄心态。此次疫情防控中社会心态的异常波动，可以归因于社会心理预警机制的缺失、社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滞后、社会心理疏导服务的缺位。因此，重大疫情下的心理防护，应从构建理性合理的认知、拓展多方位心理支持、开展群体心理疏导、创设良好的环境氛围、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等五方面着手。 关键词 :重大疫情，社会心态，心理防护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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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因此出现各种心理、情绪和生理问题，甚至是持久的创伤性应激障碍。为保护大众的心理健康，提升大众应对疫情的心理免疫力，本文阐析重大疫情下的心理学效应，探讨重大疫情大众的社会心态，分析其成因，以及如何做好心理防护措施，保持大众保持健康、积极的良好心态。这不仅有利于增强自身心理免疫力以抵御病毒感染，也对疫情的联防联控，乃至社会稳定，生活、学习、工作秩序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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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重大疫情的心理学效应 突发的重大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而且人们可能会因此出现各种应激反应。例如，疫情暴发初期的震惊、焦虑、恐慌，疫情持久战中的悲观、愤怒、麻木、困惑、心力交瘁感，长期隔离生活的无聊感、无意义感、不安全感、对未来的失控感等，以及有可能相伴而生的睡眠障碍和各种生理上的不适，如晕眩、呼吸困难、胃痛等，这些身心问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大众的心理复杂动荡，产生各种心理学效应，我们应相应做好防疫心理提示。 (一) 羊群效应 也叫“从众效应”。是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影响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社会大众在面对重大疫情事件时普遍会产生明显的“羊群效应”行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个人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并且明显模仿跟从他人行为，从而产生群体性的行为传播和心理传染现象。 防疫心理提示：在疫情期间，个体容易在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流言面前，放弃自己原有的立场和主见，不加选择地从各种渠道尽可能地收集信息，无意中助长非理性的跟风行为。大众要理性分析疫情，既要做好疫情的防控，又要防止盲目的偏听轻信，客观分析当前的疫情情况。 (二) 心理台风眼效应 指离危机事件的中心越远，人们的心理反应就越强的现象；相反，离危机事件的中心越接近，人们的心理反应反而越平静。这就是“心理台风眼效应”(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20)。气象学家发现，台风眼外围的空气旋转剧烈，但是，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外面的空气很难进入台风中心区域，因此，台风眼里面的空气几乎处于静止状态，风力微弱。人们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出与气象学上的台风眼效应类似的现象——在灾难发生的中心区域，人们的心理反应比处于外围区域者的反应平静。在疫情刚爆发时期，武汉身处疫情的中心“万家宴”举办，武汉人忙着过年，阖家欢乐，身处非疫区的广东大众的焦虑水平远高于身处疫区的武汉大众。 防疫心理提示：在疫情事件中，人们对风险与信息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导致人们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台风眼使个人产生偏差的判断与决策。因此，大众要从官方渠道准确了解疫情，既要重视这场疾病，也要保持冷静的心态和理智的行为。 (三) 旁观者效应 这是一种责任扩散现象，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伸出援手的责任会扩散到旁观者身上，人们施予帮助的可能性会降低。面对疫情，人们可能会产生“反正别人会捐款”、“抗击疾病是医护人员的责任”等想法。人们认为，总有其他旁观者会有所作为，自己就不用作为了。 防疫心理提示：在疫情事件中，我们要建立责无旁贷的责任感，帮助他人是每个人的责任。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他人可以缓解自己的压力，提升生活意义感，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 (四) 幸存者偏差 也称“存活者偏差”，指人们很容易接触到灾难幸存者的所言所思，却无法得知逝者的其言其事。因此，只是片面地了解幸存者的信息，会让人的判断出现偏差。形成“沉默的数据”、“死人不会说话”等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20)。例如，有病人服用某种药物后康复了，也有病人服用这种药物后死亡了，如果只听康复者描述药效，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如果有人告诉你“我出门没戴口罩，也没被病毒感染”，你只听其言而忽略其他未戴口罩者的情况，那就落入幸存者偏差的陷阱。 防疫心理提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容小觑，我们要全面了解信息，不能片面地拿不具代表性的个例来判断疫情。自己视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不是能力出众的特殊之人，在同等条件下，每个人的患病概率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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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重大疫情中的社会心态及成因 面对疫情，中国政府进行严格的全面排查、“应收尽收”和“应治尽治”、果断的隔离观察和保护措施、快速的技术攻关过程、及时的信息发布和谣言驳斥以回应社会关切，这些治理疫情本身的努力对大众心态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但重大疫情还是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众的不良心理反应，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一) 重大疫情中社会心态的典型表现 中国人们除众志成城、凝心聚力的抗击疫情积极心态之外，大众心态还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并随着疫情传播发展、抗击疫情工作的推进、网络舆情热点的发酵及转移、全球疫情的泛滥等不断变化。根据变化的内在逻辑，本次疫情中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公众心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1) 信息过载的恐慌心态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牵动公众神经，通过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空间表达对于抗击疫情的态度成为公众近来的社交生活常态。由各方媒体扑面而来的新闻报道导致信息过载，“窃窃私语”式人际传递的信息和政府权威发布的信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又由于信息接收个人的主观性选择，极其容易造成对信息的解读误差或信息盲区。这种误差随着自媒体传播不断发酵，将恐慌情绪带入不同群体中，造成较大范围的信息解读误差，进而造成鱼龙混杂、莫衷一是之势。部分大众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疫情的变化、确诊和死亡的人数，频繁刷新关于疫情的新闻，甚至转发、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和负面信息。过度的关注，使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一些糟糕的、可怕的画面，如尸体遍地横放等，对有效控制疫情失去信心、悲观失望。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和部分感染者的离世，一些大众会因为过度害怕自己或家人被感染，而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一些不全面的报道抓住一点事实，却没有强调其特殊性和极小概率性，从而让人无所适从，导致任何常见的病症都引起人们的过度恐慌情绪。 2) 居家隔离的不安心态 疫情发生后，国家启动延迟复工、推迟复学等紧急措施，大多数人都居家隔离，尽量减少出门、聚集，降低感染风险。新型冠状病毒超常的传染性、破坏性、不确定性造成了个体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担忧。人类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生活被按下暂停键，生活节奏、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都呆在家里，断绝一切人际交往，从未有过的超长寒假，亲子冲突频频发生，各种青少年的危机事件不断刷屏，大背景的众志成城、全国一盘棋形成的相对安全局面并没有阻碍部分小众因家庭单位、所处行业、生活地域采取过度的自我保护行为，严重影响了个人的心态健康和心理免疫力，甚至会扩散影响到其他人。 3) 事不关己的看客心态 疫情发生后，有些大众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理(代玉启&李桦，2020)，也是旁观者效应和幸存者偏差的集中体现。对疫情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估计不够，认为没那么严重，采取轻视或漠视的态度，感到与自己关系不大、离自己很远，满不在乎，认为自己身体好不会轻易感染，怕麻烦疏于防护或不做防护，有些人还会出现盲目乐观。把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远远丢开不管，即使各地采取部分公共安全管制，仍有大众对此视而不见。滋生离我很远的“局外人”麻痹心理。 4) 借机牟利的伪善心态 值得警惕的是，在本次疫情抗击中，在众多正能量的信息中夹杂着一些商家借机牟利伪善的声音，这与自媒体的社群电商营销泛化有着直接关系。具体表现为把人们在灾难面前的苦痛、恐慌、需求和抵御灾难中的种种感人言行作为素材，加工成为用于类似互联网引流作用的营销网文。例如：语出惊人地预测“新冠疫情或引发粮食危机”的文章现身于各大网络投资咨询机构，微信朋友圈中普及口罩使用方法的文章背后常常是微商兜售货源不明的口罩等等。乘着全国人民“宅家抗疫情”的社会背景，消费需求制造者们利用着疫情发展进程中无助百姓的恐慌、惊惧和焦虑，其所谓的“正能量”往往是浮夸、空洞、口惠而实不至的，常以“假大空”标语口号开头却以“消尔万古愁”某种产品收官，在回应公众的焦虑面前显得十分应景，却或明或暗地藏着精致的利益考量。 5) 道德失范的宣泄心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即不能确定最糟糕的时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部分群众通过线上线下种种出格的言论和行为来宣泄自身烦闷和不满情绪(代玉启&李桦，2020)。这类心态主要体现于少数大众过度的应激反应，这些言行失范表现与其平时积累的压力有关，也与其本身的道德素养不高有关，对疫情的关注及应激反应只是一个宣泄口而已。例如，各地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基于传染病疫情的严重程度对个人的权利有所限制时，这种情绪宣泄偶有发生：在测量体温的卡点不配合且辱骂工作人员；在小区进出口不服从管理要求强行闯卡；发热患者在医院向医护人员吐口水，甚至出现确诊病人咬伤医护人员的现象等等。这类行为究其本质而言，主要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的破坏性在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环境、公众心理以及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综合性压力之后，导致部分人情绪应激性失调。同时产生积聚影响生活的抱怨心理。迫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许多单位采取了诸如社区封闭管理、停工停学等一系列超常措施，给社会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此，有的大众不理解、有怨气，要么抱怨指责疫情较重的地区和有关部门不作为；要么迁怒于本单位来自疫区的社会，对他们心怀怨恨和不满，甚至产生歧视。重大疫情发生后，大众容易出现以上的不良心理，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二) 疫情下社会心态的异常波动的归因 社会出现不良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就此次疫情防控中社会心态的异常波动而言，主要可以归因为社会心理预警机制的缺失、社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滞后、社会心理疏导服务的缺位。 1) 社会心理预警机制的缺失 在重大疫情的大众心态调适方面，有效管控是关键。而预警机制是有效管控的基础(姜丽萍&王玉玲，2007)。疫情爆发后，广大心理学工作者自发开展各类心理防疫的公益讲座和相关书籍的撰写，开通免费24小时心理热线，尽可能的帮助大众进行心理援助。但由于我国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疫情心理调研和预警预案，更没有针对大众心态异常波动的预警机制，无法分类进行大众心态治理及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方略。 2) 社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滞后 我国长期对社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每当重大危机爆发后，相关部门在紧急情境下临时组建工作机构，危机过后解散。没有一套完整的、常规化的心理危机干预的机制，没有专职的工作部门和专业人才，在重大疫情爆发后往往措手不及，不能进行长期、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导致社会心理的动荡不安。 3) 社会心理疏导服务的缺位 疫情发生后，不少单位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物防、技防措施，比如，外出佩戴口罩、营业场所定时消毒、暂停外出等，但适应疫情发展变化的心理防护措施未及时跟上，除出现各方爱心人士自发的、零碎的社会心理危机服务外，整体的、系统的社会心理疏导服务严重缺位，致使大众不良心态因疫情发展而不断蔓延，随着疑似、感染和死亡病例增加，而产生的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难以得到及时疏导，长期积累导致心理素质下降，不良的社会心态处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