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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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于2016年1月随机抽取广东省东莞市的400名医护人员。具体方法如下：首先使用G * Power 3计算最小样本量。研究表明，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研究的效应值为中等水平(任霞，孙红，杨凤池，2007；尹良鑫，2012)，即d值为0.5~0.8 (Cohen， 1992)。本研究设定效应值d = 0.70，统计检验力1 − β = 0. 8，一类错误概率α = 0.05，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发生率为27.2%~75.7%，平均发生率为53.4% (任霞，孙红，杨凤池，2007；尹良鑫，2012；吴俊平，2013；张文汉，胡素君，苏兰，辜呜，杨北兵，2013)。求得调查的总样本量需321名。由于存在20%的可能失访率，确定总样本量为401名。通过东莞市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网站搜索到东莞市公立医院医护人员人数为22，047人，其中三级医院8所，总人数为6505人，二级医院为38所，共15，542人；医生与护士之比为1.06:1。按照上述人数分布情况，确定分层取样情况：三级医院118人(医生57人，护士51人)，二级医院283人(医生137人，护士146人)，然后在三级医院中抽取东莞市人民医院和东莞市中医院，二级医院抽取南城医院、长安医院、大岭山医院、黄江医院、樟木头医院、清溪医院、常平医院、东坑医院、虎门医院和茶山医院。各所医院的样本量分别是67人(医生33人)、51人(医生25人)、22(医生10人)、42人(医生20人)、17人(医生8人)、23人(医生11人)、29人(医生14人)、18人(医生8人)、47人(医生23人)、28人(医生13人)、36人(医生17人)和21人(医生10人)。回收有效问卷375份，有效率为93.75%。其中男性122人、女性253人；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人数分别为172、112、79、12；工作年限1~5年、6~10年、11~15年、16~20年和20年以上者人数分别为153、73、41、35、73。初级职称211人、中级职称79人、高级职称84人。 2.2. 工具 2.2.1. 马斯勒职业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 (李小妞，刘彦君，2000；Stefancyk，2009) 由Maslach和Jackson (1986)编制，李小妞等修订为中文版。该量表共22道题，分为情感耗竭、去人格化和个人成就感低等3个维度。采用Likert 0~6的7点评分方式，依次表示问题出现的频率，0代表从不，6代表非常频繁。得分越高，则倦怠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1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8337，分半信度为0.8155，3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63，0.8129和0.8446。 2.2.2. 住院医师工作压力量表(Resident Stressors Scale， RSS) (尹良鑫，2012) 由尹良鑫编制，原来用于住院医师的压力测试，也适用于一般医护人员。共50个项目，分为医疗事故压力、工作负荷压力、医患关系压力、同事压力、职业声望压力、聘任压力、角色压力、职业发展压力、领导压力，以及工作与家庭冲突压力等10个维度。采用Likert 1~4的4点评分方式，“1”为没有压力，“4”为压力极大。得分越高，则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1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8328，分半信度为0.8572，10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41~0.8930。 2.2.3. 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 由本研究组自行编制，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职称等内容。 2.3. 测试方式 根据上述分层情况分别在相应的层级中随机抽取所需的医护人员。以每间医院为单位，对他们进行集体问卷调查。调查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工作者负责，测试时统一指导语，统一测试环境，问卷规定在30分钟内完成。 2.4.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AVONA)和多元回归分析进行；计数资料使用 χ 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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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医护人员职业倦怠量表的总分、情感衰竭和个人成就感低处于中等倦怠水平，工作压力量表的总分及其5个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值，提示医护人员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职业倦怠，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压力源较多，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结论一致(吴俊平，2013；张文汉，胡素君，苏兰，辜呜，杨北兵，2013)，但是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更为严重(杨惠芳，朱玲勤，杨彦诏，张海宏，刘翠娟，2007；张晓莉，田淑华，2007)。 工作年限11~15年者在个人成就感低维度上得分低于其它工作年限者；高级职称者在个人成就感低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中级和初级职称者；中级职称者在同事压力维度上得分低于高级和中级职称者；本科学历者在家庭与工作冲突维度上得分低于其它学历者。上述情况提示，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医务人员心理压力各不相同，其职业倦怠的表现也各有特点。 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工作负荷压力、同事压力和聘任压力是职业倦怠量表总分、情感衰竭因子和去人格化因子的共同预测因素。 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调查，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是国内的普遍现象。过强的工作量和过高的焦虑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使他们产生了明显的心理疲劳和抑郁症状，直接导致了情感衰竭(中国新闻网，2010；朱小刚，邓弋雁，张前德，2010)。 同事支持是减轻职业倦怠的有利因素(唐汉瑛，马红宇，汪茂云，王斌，2010)。它不仅能为个人提供情感上的安慰，还可以提供可行的应对方法(Bernier， 1998)。同事支持建立在员工之间充分的理解和融洽的人际关系之上，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医院的员工众多，性格、爱好和习惯各不相同，要彼此包容已经不容易，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缺乏足够的机会去沟通和交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员工之间感情纽带的建立。因此，医护人员会常常感到来自同事的压力，因此产生焦虑和疲劳，并与他人(包括同事和患者)保持距离，对他们采取冷漠、忽视的态度，进而产生职业倦怠。本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聘任与职称有着不同的意义。职称是对个人专业技术水平的认可，聘任是在取得职称的基础上予以岗位的任用。被聘任不仅直接影响个人的待遇和地位，也是对个人综合素质(包括专业技术水平)的认可，是对个人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未能顺利被聘任，说明个人的综合素质(而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水平)未被认可，易使人产生挫败感，并因感到“付出--获得不平衡”而产生职业倦怠(王晓蕾，周萍，任蔚虹，李鲁，2010)。 本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虽然不大，却是情感衰竭和去人格化两个因子的影响因素，与唐汉瑛，马红宇，汪茂云，王斌(2010)的结果一致。因为对成年人来说，工作和家庭都是很重要的，当两者产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体会感到焦虑、无奈、疲惫和痛苦，对工作或者家庭产生疏远和倦怠。 工作年限是成就感低因子的影响因素。工作年限11~15年者不易产生个人成就感低落，因为他们大多对工作较为适应，有了一定的工作成果；他们正当壮年，能跟上专业发展的步伐；他们阅历丰富而能较好地调适个人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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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东莞市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较重，压力源较多，职业倦怠程度偏重，提示这一群体的工作条件和心理素质亟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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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避免腹股沟多发疝漏诊，降低复发率的有效措施。方法：通过回顾近期一例同侧腹股沟多发疝漏诊患者的诊疗过程，分析原因，查找不足，总结经验。结论：高度警惕的意识，完整的病史、全面的体检、必要的辅助检查和科学的综合分析以及选择腹腔镜修补术是避免腹股沟多发疝漏诊，降低复发率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多发疝，漏诊，体会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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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多发疝的诊疗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误诊、漏诊、复发的问题，不但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经济损失，也会因此引发医疗纠纷，给医师和医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本文通过对一例腹股沟多发疝漏诊患者的回顾，经过分析讨论，总结出腹股沟多发疝漏诊，降低复发率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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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报告 患者，徐某，男，67岁，因“反复发作右侧腹股沟区包块20年余”入院。诉近几年包块站立位增大，不能坠入阴囊，平卧后自行缩小，不能完全消失，有时肿块处有胀痛，大小便一直正常。查体，卧位发现患者右腹股沟韧带下方见一约3 cm × 3 cm包块，不能还纳入腹腔(未作站立位体检)。诊断为“右侧股疝”，作术前准备于次日行手术治疗，术中诊断为“右侧股疝”，疝囊较小，疝内容物为少许网膜组织，与疝囊粘连。切除疝囊内网膜，疝囊高位结扎，行疝环填充式无张力修补术(Meshplug修补术) [ 1 ] ，术后一周拆线出院。术后两周来院随诊时，患者诉在家小便时发现伤口处似有一包快，大小与术前相近。查体：站立位发现外环口处一包块，未入阴囊，平卧后自行消失，内环口松弛。诊断“右侧腹股沟斜疝”，于三个月后行右侧腹股沟斜疝疝囊颈高位结扎＋无张力修补术，术中证实“右侧腹股沟斜疝”诊断，术后9日拆线痊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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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腹股沟多发疝是指双侧腹股沟区同时存在多个或多种疝。临床较少见，多见于老年人，因腹股沟区薄弱区域较大，导致腹腔内容物经多处突出形成，主要由腹股沟斜疝、腹股沟直疝合并股疝等多发而成。 [ 2 ] 在临床上同侧腹股沟区多发疝具有很高的遗漏、复发率，且多在短时间内复发。现回顾该例患者诊疗过程，在避免腹股沟多发疝漏诊，降低复发率方面有几点体会报告如下： 1) 高度警惕的意识：因多发疝临床少见，且同时发作概率很低，医师容易麻痹大意，常常未考虑多发疝的可能。小儿双侧斜疝时，往往双侧不同时坠入阴囊，而左、右轮流发作，患儿自身不能描述或描述不准确，如家长不细心，医生意识不强，易漏诊。对于老人一定要注意同侧多发疝的存在，要注意较大疝覆盖较小疝现象。 2) 完整的病史采集、全面的体格检查：医学诊断过程是对疾病诊断依据的收集过程，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既体现了一位医生的医疗技能，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哲理，是医患相互信任、配合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医生与患者交流和沟通的极其重要而又行之有效的手段，也是疾病诊治的基本条件和必备元素， [ 3 ] 完整的病史和全面的体检是避免误诊和漏诊最基本的保障。 3) 必要的辅助检查：症状和体征是临床诊断疾病的主要线索和依据。但在临床工作中，经常可以碰到一些病史不清楚，体征不典型等特殊情况，这就离不开辅助检查的帮助。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医疗检查、治疗设备不断更新，辅助检查在疾病诊断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有报道超声诊断腹股沟疝的敏感率为85.0%~92.7%，而特异率为81.5%~96.0%， [ 4 ] 术前对多发疝高危人群应采用B超、CT等检查手段以尽可能达到诊断无遗漏 [ 2 ] ，明确疝的类型。 4) 科学的分析：科学分析、概括归纳也是医学诊断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万事万物均有因果，疾病的发生、发展也同样要遵循这些法则。我们既要从现象看本质，也要从结果找原因。要将病史、体征、辅助检查结果有机结合，综合分析，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信息。其实该患者的病史、体征有多处可追溯的疑点，且手术中发现较小疝囊不能解释患者肿块站立位增大等情况，均未得到重视，未进行认真分析，最终导致漏诊。由此可见循证求据的科学的逻辑思维和演绎推理过程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5) 选择腹腔镜修补术：通过腹腔镜容易明确腹股沟疝类型并很好地显露真正意义腹股沟区修补的耻骨肌孔， [ 5 ] [ 6 ] 且术中可选用较大的补片，覆盖同侧腹股沟斜疝、直疝、股疝整个区域，对防止术后疝复发或再发其它类型的疝有很好的效果，有报道认为腹腔镜修补等个体化的手术方法是减少腹股沟区多发疝遗漏、复发率的重要前提， [ 2 ] 且安全有效，创伤小，恢复快。 [ 7 ] 对于多发疝高危人群，在无禁忌时尽量选择腹腔镜手术，有利于术中发现多发疝的存在，以便得到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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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通过对该例患者的回顾，分析讨论，认为医师高度警惕的意识，采集完整的病史、全面的体检、必要的辅助检查和科学的综合分析以及对于多发疝高危人群选择腹腔镜修补术是避免腹股沟多发疝漏诊，降低复发率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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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肺部磨玻璃结节(Ground-Grass Opacity，GGO)检出率明显增高。其中肺内多发磨玻璃影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其成分主要为纯磨玻璃结节(pure GGO， pGGO)。结合多发磨玻璃影的影像学特征以及一些血清学检验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其恶性程度，并制定合理的随访策略和治疗方法。针对多发磨玻璃影的治疗，目前以手术治疗为主，但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需要同期切除，手术切除范围可以行亚肺叶切除或肺叶切除。还可以运用其他治疗方法例如立体定向消融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SABR)等。对于多发磨玻璃影的患者要根据其病情个体化精准治疗，制定合理的随访策略和治疗方式。 关键词 :多发磨玻璃影，肺癌，诊断，手术治疗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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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肺癌目前仍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处于首位的肿瘤 [ 1 ] 。而早期肺癌术后平均五年生存率能达到80%以上，以磨玻璃影(Ground-Grass Opacity， GGO)为表现的早期肺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能达到 100%。近年来由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与体检筛查 CT 的广泛使用，GGO 的检出率越来越高。肺部磨玻璃影指的是肺内局灶结节样密度增高影，但其密度又不能完全掩盖其中走行的细支气管及血管束 [ 2 ] [ 3 ] 。它的出现与恶性肿瘤密切相关，占据胸外科手术病人的一大部分。目前，对于肺内多发GGO 还没有最佳的判断标准及处理方式。加强对其的认识可以有效指导临床医师对患者的治疗及随访，从而改善以肺内多发GGO为表现的肺癌患者的预后。而对多发GGO的治疗方式目前主要以手术为主，但针对不同的情况，手术方式有所区别。其他的治疗方法还有SBRT等。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应针对不同的患者予以最合适个性化处理方式，使我们的治疗更精准，使患者获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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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GGO及肺腺癌分类 GGO分为两大类，不含实性成分的纯磨玻璃影(pure GGO，pGGO)以及伴有实性成分的混合磨玻璃影(mixed GGO， mGGO) [ 4 ] 。通常认为GGO初期表现为pGGO，而mGGO为pGGO发展而来的。并不是所有的GGO都与恶性肿瘤有关系，肺炎、出血、局灶性的肺纤维化等也可以表现为GGO [ 5 ] [ 6 ] 。但需要我们重视的是恶性的GGO，根据2011年美国胸科学会、国际肺癌研究学会、欧洲呼吸医学会共同发布的标准 [ 7 ] ，将肺腺癌分为以下几类：浸润前病变、微浸润腺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MIA)及浸润性腺癌(invasive adenocarcinoma， IA)。浸润前病变分为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和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浸润性腺癌包括：附壁生长为主型(Lepidic predominant adenocarcinoma， LPA)，微乳头型、乳头型、腺泡型以及实体型等。通过GGO的CT表现，临床医师可以大致判断出结节的恶性程度。以多发GGO为表现的肺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多原发的肿瘤而不是肺内转移，且结节生长缓慢 [ 8 ] [ 9 ] 。Kishi等认为，当肺CT提示多发、界限清晰、大小均一的GGO 应考虑多发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或细支气管肺泡癌(BAC)的可能 [ 10 ] 。对可能为恶性GGO的患者进行EGFRv III蛋白表达及EGFR突变基因的检测，有助于合理的制定治疗计划和手术方案 [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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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肺内多发GGO的影像学特点与肺癌的相关性 在临床工作中，当我们预估一个GGO的性质时候，更多的是通过仔细观察其影像学特征来判断。有助于我们良恶性鉴别的CT特征包括病灶大小、边缘、内部结构及邻近结构，如圆形/类圆形、分叶、毛刺，空泡征、充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血管扩张等 [ 12 ] ，这些征象是现阶段胸外科医师对肺结节性质诊断的主要依据。对多发GGO的患者，需要医师对每个结节都要仔细观察，尤其是形态较为明显的突出结节。 3.1. GGO的大小与肺癌 2017年更新的Fleischner指南明确了结节的大小的定义是同一最大层面的长径和短径的平均值 [ 13 ] 。Cho等 [ 14 ] 的研究发现，恶性GGO (20.3 + 11.0) mm的直径明显大于良性GGO (15.1 + 9.3) mm，且较大的直径是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1.086; 95% CI: 1.001~1.178; P = 0.047)。多项研究表明，GGO的大小(包括mGGO和pGGO)与其是否存在侵袭性有一定关系。Jin等 [ 15 ] 发现当pGGO最大径超过10.5 mm时，其为侵袭性的概率为88.73%；Liu等 [ 16 ] 的研究发现当pGGO大小超过12.5 mm时，其很有可能为侵袭性肿瘤。因此就pGGO来讲，当其直径 > 10 mm时，就应当考虑其是否具有侵袭性的。而含实性成分的mGGO比pGGO更具有恶性倾向 [ 17 ] 。在Lee等 [ 18 ] 的研究中，关于pGGO，可通过病灶直径判断是否为浸润性病变；对mGGO，他指出病灶的直径、实性部分比例、分叶征及毛刺征可作为预测因素。也有国内学者认为mGGO的直径对于良恶性鉴别无统计学意义 [ 19 ] 。 3.2. GGO的实性成分比例与肺癌 Maeyashiki等 [ 20 ] 对398例IA期的肺癌病人调查发现，实性成分的最大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有国外学者根据结节中的实性成分比例将GGO分为5度，分别为I度(0%)、II度(1%~25%)、III度(26%~50%)、IV度(51%~75%)、V度(76%~100%)，而与之对应的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情形为0/18、0/18、2/18、4/18、12/18，以此证明结节所含实性成分越多，肿瘤的侵袭力越强 [ 21 ] 。与孤立GGO不同的是，多发GGO相对更小，而且其磨玻璃成分比例更大，这可能与多发GGO中AAH较多有关 [ 10 ] 。 3.3. GGO的边缘及内部结构与肺癌 CT中磨玻璃影周围出现的分叶征和毛刺征是因为肿瘤细胞向周围正常肺组织浸润程度的不同所导致；同时，肿瘤细胞对周围组织的侵犯以及肺泡壁的坍塌又会牵拉胸膜，从而引起血管移位，这就形成胸膜凹陷征和血管聚集 [ 22 ] 。在肿瘤细胞生长的过程中，有些含气的肺泡组织未被破坏或者肿瘤局部的坏死组织排出会在CT上表现为点状透亮影，即为支气管空泡征 [ 23 ] 。这些征象均提示恶性病变。在一项103例GGO患者的调查中发现，与孤立GGO相比，光滑边缘在多发GGO中更常见，提示我们病灶属于低侵袭性甚至非侵袭性 [ 24 ] 。 3.4. GGO的边缘及内部结构与肺癌 鉴于GGO是一种惰性结节，因此对于首次发现多发GGO的患者，除非其影像学提示指证很明确，目前的临床指南不建议采取过于积极的治疗。这样一来，随访并动态的观察GGO的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Fleischner学会 [ 13 ] 认为肺癌根据形态和组织学不同，生长率的差异很大，制定随访间隔需要考虑结节潜在生长的可能性。而目前所知实性结节倍增时间已确定，在100至400天；而mGGO呈惰性生长，平均倍增时间约为3至5年。因此2017年更新的指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将GGO的随访时间延长至5年，并延长每次复查的时间间隔。对于多发GGO来说，若结节直径 < 6 mm，则推荐3~6月后复查CT观察结节是否存在，然后在2年后、4年后分别随访CT观察结节变化；若结节直径 > 6 mm，推荐3~6月后复查CT观察结节是否存在，对其中可疑的突出病灶进行治疗。对于其他结节的动态变化及随访计划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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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肺内多发磨玻璃结节的外科治疗 4.1. 是否有必要切除全部结节 对于GGO应避免过度治疗，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GGO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而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当将一个多发GGO的患者的所有结节都分期甚至同期切除。GGO的良恶性确定较为困难，手术切除同时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双重意义，对于不是突出病灶的多发GGO，是否要将其切除？Shimada等 [ 25 ] 统计了67例至少有2个GGO的肺部多发结节的患者，他们仅接受了对可疑恶性病灶的手术切除，而对剩余的结节或出现新的结节都未予以处理，随访结果显示这些患者与那些行肺叶切除术根治多发结节的患者生存率无明显差异。Kim等 [ 26 ] 回顾分析了73例接受了手术切除的细支气管肺泡癌患者，其中23例患者表现为多发GGO，在这23例患者中有18例未将多发GGO全部切除，术后平均随访40.3个月，发现其中有15例剩余的结节没有变化，有3例剩余的结节消失。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切除所有结节。 4.2. 手术切除范围 目前对肺部多发GGO的手术方式、手术范围没有明确的标准。近年来，NCCN指南以及国内外部分学者对亚肺叶切除的地位有非常高的评价。Cardinale和Smith [ 27 ] 统计分析了在文献中报道的15，180例I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疾病治疗及预后情况，其中有1200例(8%)患者接受了肺段切除。结果发现肺叶切除术与肺段切除术的生存率并无明显差异。基于此结论，我们认为亚肺叶切除应用于肺部多发磨玻璃结节的患者是可行的。有文献报道 [ 26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多发GGO患者接受手术治疗的预后令人满意，尤其是亚肺叶切除的预后结果令人鼓舞。当然，不能一味地追求亚肺叶切除病灶。业内倾向于对直径为20 mm以下的病灶进行亚肺叶切除，此时亚肺叶切除与肺叶切除得到的治疗结果相似 [ 33 ] ，而且可以更多的保留患者的肺功能，使患者临床获益最大化 [ 34 ] 。但是若病灶中实变比例大于25%，肺叶切除依然为首选 [ 33 ] 。并且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当病灶处于肺段之间或者支气管根部等比较尴尬的位置时，需行肺叶切除。 对于肺内多发GGO来说，有同侧胸腔同肺叶内多发GGO、同侧胸腔不同肺叶多发GGO、双侧胸腔肺叶多发GGO。基于上面的结论同时结合我们的经验，对于同肺叶内多发GGO，可予以VATS下多处肺楔形切除、肺段切除或肺叶切除，尽量一期全部切除。或者，楔形切除突出病灶送术中冰冻，若是AIS、AAH或良性病变，手术结束；若为浸润性腺癌则行肺叶切除术联合淋巴结清扫。对于同侧胸腔不同肺叶多发GGO，根据结节位置，在不违反肿瘤外科切除原则的基础上个体化手术切除方式，予以多处肺部楔形切除或者肺段切除，尽可能保留患者肺功能。若是双侧肺叶多发GGO，有可疑病灶者建议分期处理，即首先处理有可疑病灶侧肺叶，处理方法同一侧多发GGO，对侧随访或者行二期切除；两侧均有突出病灶者，可考虑同期手术切除，但双侧肺叶切除需谨慎对待。肺总的切除范围应少于10个肺段；清扫淋巴结时务必注意保护迷走神经和膈神经。少数患者双侧肺多发GGO无法予以常规手术切除时，若明确同时没有发生远处转移或者纵膈转移，可考虑双肺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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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手术预后及其他治疗 本肺内多发GGO的术后病理多为AAH、AIS和微浸润腺癌，国内外学者对多发结节行基因测序后发现其基因突变类型不同，即表达了不同的EGFR 和KARS 基因突变位点，这说明多发GGO不是转移病灶而是多原发病灶 [ 35 ] [ 36 ] [ 37 ] [ 38 ] 。而且表现为GGO的肺癌是一种发展缓慢的肿瘤，淋巴结转移普遍较少，因此推测患者手术预后较好。Gu等 [ 36 ] 回顾了39例接受手术的多发GGO的患者，在平均随访时间为30.7个月，患者的总生存率为100%。Tanvetyanon等 [ 39 ] 回顾了467例多原发肺癌的患者，发现患者术后中位生存期为52个月。影响肺内多发GGO患者手术预后的主要是多发病灶中的可疑病灶，其实性成分越高提示恶性几率越大，侵袭性越强，预后越差 [ 31 ] [ 40 ] 。对于有可疑病灶的患者来说，及早发现并行外科手术治疗，在术中切除突出病灶，对患者的预后是有极大意义的 [ 27 ] 。除此以外，也有研究报道肺内多发GGO的患者较其他人来说更易产生新的GGO，这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一个因素 [ 41 ] 。 大多数多发GGO患者无需化疗。但对于有可疑病灶的患者来说，进行基因测序可能会发现其具有肿瘤基因突变，那此时是否予以靶向治疗或其他辅助治疗目前尚无定论。 部分患者由于肺功能因素或其他全身相关因素无法根治性切除病灶时，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SBRT)是国际上公认的的标准治疗方式 [ 42 ] - [ 48 ] 。2014年美国放射肿瘤治疗小组(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发布报告，其0236试验发现无法手术的早期NSCLC患者使用SBRT/SABR治疗后的2年和5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97.6%和93%，3年生存率为55%，5年生存率为40% [ 42 ] [ 45 ] 。临床医师通过个体化评估患者的复发风险，来制定合理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或术前新辅助治疗方案是今后发展的趋势。2015年Chang等 [ 49 ] 汇总了ROSEL和STARS两项研究数据，手术组与SBRT/SABR组的患者的基本情况在统计学上无差别。手术组采用的术式为肺叶切除术联合纵隔淋巴结清扫；SBRT/SABR组采用分割方式为外周病灶54 Gy/3次，中央病灶50 Gy/4次(STARS研究)和60 Gy/5次(ROSEL研究)。手术组与SBRT/SABR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40.2个月和35.4个月，3年生存率分别为95%和79%，3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86%和80%。这项研究结果首次证明对于可手术的早期NSCLC来说，SABR要优于手术治疗。2017年Chang等 [ 50 ] 发布了II期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的7年随访研究结果，是目前关于对手术与SABR相对照的前瞻性临床实验随访时间最长的临床研究。研究结果依然得出积极结论，支持对I期NSCLC的患者首选SABR治疗，而治疗失败的主原因是局部复发(3年和5年的局部复发率分别为12.3%和17.4%)，但仍小于手术组的局部复发率。但目前国际上对SBRT治疗的真正实用价值还在探索中，尚不明确，希望正在进行的几个前瞻性临床试验可以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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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由于磨玻璃结节的特质，围绕其展开的相关诊疗还存在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除了上文介绍的以外，在对患者的评估诊疗中还要充分考虑患者本身的肺癌危险因素，例如性别、年龄、吸烟史、家族史、职业暴露等。HRCT是GGO的首选检查方法，但也不能忽略MRI、PET/CT对全身评估的重要性。对那些诊断较困难的多发结节，随访就显得极其重要。随访的策略可遵循亚洲结节随访指南或者Fleischner学会的随访指南。除此以外，良恶性GGO的鉴别；可以转化为临床应用的相关分子生物学机制；如何提高个体化治疗的准确性，开展术后辅助治疗，减少患者不必要的创伤；对于术后剩余的GGO是否要长期随访等一系列问题仍是目前普通胸外科研究的热点和方向。为制定完善的诊疗流程，实现最终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我们需要在循证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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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三北地区”冬季弃风现象日益严重，为解决风电消纳问题，应用热电厂配置大容量储热装置，以提高热电联合机组运行的灵活性，打破“以热定电”的刚性耦合关系。在分析热电联产机组配置储热的电热特性基础上，介绍了储热装置在实际工程中的安装位置及运行。构建了含风电场、配置储热的热电机组及常规机组的弃风消纳协调调度模型，并采用YALMIP工具箱的商业求解器Gurobi进行求解。仿真分析了储热装置在不同工作方式下对风电消纳的作用，算例结果表明，热电厂配置储热装置对降低“三北”地区的弃风率具有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风电消纳，储热，热电联产，调度模型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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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6年，全国风电保持健康发展势头，但弃风问题严重 [ 1 ] ，全年弃风电量497亿千瓦时。在我国北方冬季实行“以热定电”的运行模式，热电机组为保证供热而大幅度提高其最小出力，直接制约了电力系统整体的调峰能力，导致风电的上网空间不足，造成大量弃风 [ 2 ] [ 3 ] 。 为扩大风电运行可行域，解决冬季“以热定电”的刚性耦合关系，储能技术以其良好的互补性得到了广泛关注 [ 4 ] [ 5 ] [ 6 ] 。在大容量储能中，除抽水蓄能比较成熟以外，其它储能方式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大容量的存储。为此文献 [ 7 ] [ 8 ] 提出通过利用储热装置提高热电机组运行的灵活性，分析了大容量储热装置提升风电消纳能力的应用前景。文献 [ 9 ] 介绍了储热装置打破“以热定电”的热电耦合关系的基本原理，并分析了储热装置不同的安装位置对风电消纳的效果。文献 [ 10 ] 分析了蓄热罐提升风电接纳量的机理，以系统煤耗量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了包含风电、纯凝机组、热电机组和蓄热罐的综合调度模型。文献 [ 11 ] 建立了含风电、纯凝机组、热电联产、储热装置的电力系统调度模型，并比较了风电供热与热电厂配置储热装置的节煤效果。文献 [ 12 ] 以系统的发电成本最小为调度目标建立了含蓄热罐及电锅炉的电热综合调度模型。然而，目前文献中的目标函数大都只单独考虑了系统的运行成本或者弃风量，没有真实的反映系统的调度情况。 本文在以上文献的研究基础上，介绍了实际工程中热电厂加装储热装置的安装位置及运行流程。构建了含储热热电联产机组的风电消纳优化调度模型，在目标函数中加入了弃风成本及热电机组及常规机组的运行成本，并采用YALMIP工具箱的商业求解器Gurobi进行求解，比较了不含储热的供热方式与热电联产机组配置储热时供热的消纳弃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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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热电厂配置储热工作原理 2.1. 热电机组工作原理 将热电机组发电功率和供热功率之间的关联偶合关系称为“电热特性” [ 11 ] ，抽汽式供热机组的电热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 c b 为每增大单位的供热量时机组最小电出力的增加量， c v 1 和 c v 2 分别为最大电出力和最小电出力下的对应值，K为常数；H max 为机组的最大热出力，H med 为机组在发电功率最小时的供热功率。由图中可以看出当供热功率H一定时，热电机组可以通过调节凝汽汽流的大小来调整电出力，其调节范围是[P E ，P F ]，热电机组的热出力越大其电出力的调节范围就会越小。 2.2. 热电机组加装储热装置后工作原理 热电机组加装储热装置后，其“电热特性”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 12 ] ，如图2所示，由原来的ABCD区间变为LMNOQD区间，机组的最大供热功率由原来的H max 增大到H +cr.max ，当供热功率H一定时，机组的电功率调节范围由[P E ， P F ]增大为[P G ， P I ]，这是因为储热装置使机组的供热方式更加灵活，当供热功率一定时，可以有效的降低热电机组的发电出力，机组少发的热由储热装置补偿，为风电提供上网空间。 热电机组加装储热装置时的原理图如图3所示，储热时从热电机组抽供热管道接一路蒸汽(厂房外)至储热站蒸汽–热水换热器，储热装置里面介质与蒸汽–热水换热器进行热交换，介质吸热后储存于储热装置，放热时热网循环泵出口侧接一路热网循环水与储热装置进行热交换，储热装置介质放热加热热网循环水，热网循环水加热后进入热网加热器E入口管道。 图1. 常规热电机组运行特性 图2. 含储热的热电机组运行特性 图3. 储热装置在供热系统中的连接图 2.3. 协调供热综合系统结构 北方地区热力系统和电力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电源侧加装储热装置可以使机组的出力更加灵活，可以有效的解决风电消纳问题。含储热热电联产机组协调供热的综合系统的结构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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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含储热的热电调度模型 3.1. 调度模型目标函数 以弃风量最小为目标函数 min ∑ t = 1 N ∑ i = 1 N W P W ， i ， t q + ε ∑ t = 1 N ∑ i = 1 N G ( f 1 ( P G ， i ， t ) + f 2 ( u i ， t ) + f 1 ( P c h p ， i ， t ) + f 2 ( P c h p ， i ， t ) ) (1) 式中 N ， N W ， N G 分别为1天的时段数、风电场数和常规机组数； P W ， i ， t q 为第i个风电场t时刻弃风； P G ， i ， t 为常规机组出力； P c h p ， i ， t 为热电机组出力； f 1 ( ⋅ ) 为机组发电成本，运行成本用二次函数 a i P G ， i ， t 2 + b i P G ， i ， t + c i 表示和 f 2 ( ⋅ ) 为启停成本，用 u i ， t ( 1 − u i ， t − 1 ) S i 表示； ε 表示罚因子， ε 取 10 − 3 。 3.2. 系统约束 功率平衡约束 ∑ i = 1 N G P G ， i ， t + ∑ i = 1 N W ( P W ， i ， t − P W ， i ， t q ) + ∑ i = 1 N C P c h p ， i ， t = P L D ， t (2) 式中 P W ， i ， t 为风电场i时刻t预测出力； P L D ， t 为时刻t系统用电负荷。 图4. 协调供热综合系统结构图 3.3. 热力系统约束 3.3.1. 储热装置约束 1) 容量约束 0 ≤ S t ≤ S max (3) 式中 S t 为t时刻的储热容量， S max 为最大储热容量 2) 储放热功率约束： { 0 ≤ H i n t ≤ H i n max 0 ≤ H o u t t ≤ H o u t max (4) 式中 H i n t ， H o u t t 为t时刻储热装置的储热功率和放热功率，其最大值为 H i n max ， H o u t max 。 3) 状态约束 { Δ t ( H i n t − H o u t t − k l o s s S t ) = S t + 1 − S t S N = S 0 (5) 储热装置储热量受漏热损失和储放热功率的影响。 k l o s s 为漏热损失系数。此外，储热装置的运行一个周期(如1天)后，储热量需要恢复到初始量。 3.3.2. 热负荷约束 H o u t t + H d t = H l o a d t (6) 储热装置释热功率加上热电联产机组或电供热直供的供热功率，要满足热负荷需求。 3.4. 热电联产机组约束 1) 热电比约束 对于背压式热电机组来说，该类型的第i台机组电出力 P c h p ， t 完全由其热出力 H c h p ， i t 决定，如式(7)所示。 P c h p ， i ， t = H c h p ， i t / k h p (7) P c h p ， i ， t 为热电机组i在t时刻的电出力， H c h p ， i t 为热电机组i在t时刻的热出力， k h p 为热电机组的热电比。 抽汽式热电机组在满足运行条件下可以通过调节抽汽量来调整热电比，其约束为式 { P c h p ， i ， t ≥ max { c m ⋅ H c h p ， i t + K i ， P min ， i ， t − c v 2 ， i ⋅ H c h p ， i t } P c h p ， i ， t ≤ P max ， i ， t − c v 2 ， i ⋅ H c h p ， i t (8) 在实际运行中，抽汽式热电机组一般都运行在固定热电比模式。 2) 运行区间约束 P c h p min ≤ P c h p ， i ， t ≤ P c h p max (9) 3) 机组爬坡率约束 − D C H P ， i max ⋅ Δ t ≤ P c h p ， i ， t + 1 − P c h p ， i ， t ≤ U C H P ， i max ⋅ Δ t (10) 式中 D C H P ， i max ， U C H P ， i max 分别为机组每分钟向上/向下爬坡速率极限。 4) 储热装置连接约束 H c h p t = H i n t + H d t (11) 热电机组的热出力 H c h p t 要满足储热功率 H i n t 与直接供热功率 H d t 之和。 3.5. 常规机组约束 1) 常规机组出力约束 { P G ， i min ≤ P G ， i ， t ≤ P G ， i max − D G ， i max ⋅ Δ t ≤ P G ， i ， t + 1 − P G ， i ， t ≤ U R ， i max ⋅ Δ t (12) 式中 P G ， i min ， P G ， i max ， D R ， i max ， U R ， i max 分别为机组i的最小出力、最大出力、向下、向上爬坡率极限。 2) 机组启停出力约束 { u i ， t − 1 = 0 ， u i ， t = 1 u i ， t = 1 ， u i ， t + 1 = 0 ，     P G ， i ， t = P G ， i min (13) 3) 正、负旋转备用约束 { U S R = ∑ i = 1 N G min ( P G ， i max − P G ， i ， t ， D R ， i max ) ≥ P s r U D R = ∑ i = 1 N G min ( P G ， i ， t − P G ， i min ， U R ， i max ) ≥ P s r (14) 式中 P s r 为系统旋转备用额度，取系统发电最高负荷的7%。 4) 网络安全约束 电网各支路潮流需在限值之内 P A ， i ， t min ≤ P A ， i ， t ≤ P A ， i ， t max (15) 式中 P A ， i ， t 为支路 i 时刻t的潮流； P A ， i ， t min ， P A ， i ， t max 分别为支路潮流 i 的最大和最小传输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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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算例分析 4.1. 仿真算例 为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以及热电机组配置储热装置对消纳风电的作用，本文以当前我国北方某省电网实际电源结构比例，简化取某地区电网电源装机容量结构如表1所示。 其中，热电机组共7台，均为大型抽汽式机组(300 MW和200 MW两类)，2台常规机组(300 MW和600 MW两类)，具体发电机组相关特性参数参见附录A。建有一个热容量为2000 MWh的蓄热罐，最大蓄、放热功率为600 MW (足够大，运行中不受蓄热罐参数影响)，采用以热定电的方式运行，热电比为1.15。具体发电机组相关特性参数和供热期内电负荷、热负荷、风电预测出力等数据参见附录A。 为简化分析，暂不考虑网络约束的影响，主要考虑全系统的有功功率平衡。算例分别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仿真： 方式一：储热方式不工作，系统由传统的热电联产机组对热负荷进行供热，采用以热定电的方式运行，热电刚性耦合使风电上网量减少，易出现弃风现象。 方式二：由配置储热的热电厂进行供热，通过对储热装置的灵活调节进行供热，从而打破以热定电的刚性耦合，为风电的上网提供一定的空间。 本算例中，取调度周期为1天，单位调度时长为1小时。采用目前流行的gurobi软件，并利用yalmip语言进行编程求解。 4.2. 算例结果分析 从图5~7中可以看出热电厂配置储热后热电厂配置储热装置后，各类型机组发电功率发生变化：在负荷低谷的22 h、23 h到次日凌晨1~3 h时段，热电机组降低了电功率，而与此同时，风电上网功率得到增加，这是因为在凌晨时处于弃风的高发时段，而且储热装置处于放热的工作状态，从而降低热电机组的发电出力，为风电上网提供消纳空间。由图8可知储热装置从早上10点到晚上21点之间都工作在储热状态，最大的储热量集中在两个负荷高峰时段，这是因为在负荷高峰时段用电量大，可以增大热发电机组的发电功率，从而提高热电机组的供热功率，在供热负荷一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多余的热量存储在储热装置。具体的各模型的调度结果见附录B。 加入储热前后的风电实际出力曲线如图9所示。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由图10、表2可知热电厂配置储热装置前，弃风量减小为3476.57 MW∙h，风电弃风比例为34.8%。加入储热装置后，储热容量为2000 MW∙h，弃风量减小为2379.55 MW∙h，风电弃风比例降降为23.8%，加入储热装置后，使风电的弃风比例降低了11个百分点，充分验证了储热装置对于弃风消纳的作用及模型的有效性。 Table 1 Installed capacity of power gri 电源类型 热电机组 常规机组 风电 装机容量(MW) 1900 900 550 所占比例(%) 56.7 26.9 16.4 表1. 电网装机容量 Table 2 Abandoned wind power of two way 无储热 加储热 弃风量/MWh 3476.5652 2379.5484 弃风比例 34.821% 23.8336138% 表2. 两种方式的弃风比例 图5. 不加储热时三种机组电出力情况 图6. 加储热时三种机组电出力情况 图7. 储热装置的补偿供热情况 图8. 储热装置的储热情况 图9. 不同情况下的风电出力曲线 图10. 不同方式下的弃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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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提升风电消纳的关键是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本文基于热电联产机组配置大容量储热，通过对储热环节的控制，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可以得到有效提高，提升系统风电消纳的能力。本文构建了含风电 场、配置储热的热电机组及常规机组的弃风消纳协调调度模型，并采用YALMIP工具箱的商业求解器Gurobi进行求解，仿真分析了热电厂不加装储热和加储热装置的作用，在储热容量及储放热功率足够大的情况下，弃风量能够降低大约11%，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及利用储热使风电消纳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本文所建立的调度模型可用分析储热容量及储、放热功率热电联产机组参数对风电消纳的影响，也可为电网调度部门制定日前调度计划提供依据。但本文并没有对前期成本及实施的经济性进行分析，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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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通过对巴甫洛夫实验的再分析研究，发现人们以往忽略了的有趣细节，即“一只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的狗在一段时间内既没有得到食物也没有听到铃声时，这种条件反射可以和以前保持得一样强烈”，在此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得出存在虚拟条件反射的结论，认识到了非条件反射与条件反射之间的辩证关系，发现了非条件反射的反射弧与条件反射的反射弧之间是并行关系.进而论述条件反射与虚拟条件反射之间的辩证关系，虚拟条件反射一定要适应实在条件反射的发展状况，如果虚拟条件反射适应非条件反射的发展状况，就会促进实在条件反射的发展，虚拟条件反射也会得到巩固，反之，如果虚拟条件反射不适应实在条件反射的发展状况，就会抑制实在条件反射的发展，虚拟条件反射就会遭到消退。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条件反射体系，建立新的条件反射体系包括的十六种条件反射及其112种细分类型。进而指出语言文字属于示意类拓扑，并且给出了示意类拓扑的一种公式。 关键词 :条件反射，虚拟，示意，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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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探明秸秆还田对麦-玉轮作中土壤肥力及生物学性状的影响，利用田间长期定位试验，研究了不同秸秆还田量条件下的作物产量、土壤有机质、速效养分、微生物数量及土壤酶活性。研究表明，秸秆还田能增加小麦(两季)、玉米(两季)产量，增幅分别为5.3%~25.0%、15.8%~26.1%。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质含量，50%、100%和150%秸秆还田条件下，增幅分别为0.2~0.4 g/kg，土壤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增加6.64~9.00 mg/kg、3.37~4.07 mg/kg、10.33~19.00 mg/kg，细菌、真菌、放线菌增幅分别为2.2 × 10 8 ~3.1 × 10 8 、0.5 × 10 6 ~3.5 × 10 6 、1.3 × 10 7 ~1.9 × 10 7 个/g，土壤脱氢酶、脲酶、酸性磷酸酶活性分别增加3.82%~12.98%、36.0%~80.0%、12.99%~37.80%。但秸秆还田量达到150%时，在土壤肥力及生物学指标方面出现转折点，建议不超过100%秸秆还田为宜。 关键词 :秸秆还田量，麦-玉轮作，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土壤酶活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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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秸秆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2010年中国的三大粮食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达8.4亿吨，约占全世界年产农作物秸秆量的30%左右，列世界之首。但目前我国秸秆利用率较低，仅为33%，秸秆本身的利用价值与目前存在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象相矛盾，急需开发利用 [ 1 ] 。 研究发现，秸秆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氮磷钾等养分，秸秆归还于土壤可构建良好的土壤生态体系 [ 2 ] ，提升土壤肥力。秸秆还田后，一方面能增加作物产量，另一方面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及速效养分含量 [ 3 ] [ 4 ] 、改善土壤结构 [ 5 ]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 6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7 ] ，并且由于秸秆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还田后可替代部分化肥钾，缓解我国钾肥资源压力。因此秸秆还田是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有效途径 [ 8 ] 。 秸秆还田操作对作物根际土壤微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土壤微生物数量关系到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和矿质元素的转化，影响作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 [ 9 ] ，生物多样性越高的生态系统越稳定的Elton假说，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 10 ] ，秸秆还田后有助于构建良好生态系统与此相符。徐国伟等 [ 11 ] 、刘定辉等 [ 12 ] 研究发现，秸秆还田会影响土壤酶效应，秸秆覆盖可使土壤蔗糖酶、碱性磷酸酶和脲酶活性增加46.9%、9.0%和39.0%。 在黄淮海区域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的轮作制度下，秸秆还田技术得到日益推广，但是由此引起的作物出苗率低、病害草等问题也日趋显现 [ 13 ]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秸秆不能有效分解的情况下，秸秆还田量的多少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培肥改土作用 [ 14 ] [ 15 ] 。因此，长期的秸秆还田操作对土壤肥力及土壤生物学性状影响如何？秸秆原位还田的量为多少较合适？本研究即针对上述问题，选择黄淮海区域的德州市平原县，在小麦-玉米轮作制度下，通过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两季小麦、两季玉米的试验，探讨长期秸秆还田对土壤肥力及生物学指标的影响情况，并综合从“作物产量-土壤肥力-土壤生物学”的角度阐明秸秆原位还田量的科学阈值，从而为黄淮海平原区小麦-玉米轮作制度下秸秆科学原位还田及粮食稳产高产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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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试验点概况 德州市平原县位于东经116.44˚，北纬37.16˚，属于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湿明显，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湿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干冷，光照充足。年均温12.7℃，年平均降水量535 mm。该地区土层深厚，地形平坦，为我国粮食高产地区，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土壤类型为潮土，试验区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见表1。 2.2. 试验设计及方法 试验共设4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小区按照长期定位试验池标准，四周用水泥板围砌，防止串水串肥。小区规格宽6.0 m × 长7.0 m，小区面积42 m 2 。具体试验设计见表2。 施肥方式：均按照当地农民习惯施肥。即小麦季施肥量为N 240.0 kg/hm 2 、P 2 O 5 130 kg/hm 2 、K 2 O 105 kg/hm 2 ，磷、钾肥在小麦播种时一次性施入，氮肥基追比为6:4；玉米季施肥量为N 260.0 kg/hm 2 、P 2 O 5 120 kg/hm 2 、K 2 O 105 kg/hm 2 ，磷、钾在玉米播种时一次性施入，氮肥基追比为5:5。 秸秆还田方式：为达到试验研究目的，秸秆还田时，按照表2中秸秆还田量进行。其中，50%秸秆还田处理即移出一半秸秆，100%秸秆还田处理为全量还田，150%秸秆还田处理即从50%秸秆还田处理的田块中取用一半秸秆添入。具体的秸秆处理方式是小麦秸秆粉碎后地表覆盖还田、玉米秸秆粉碎后旋耕还田。 试验方法：长期定位试验时间(秸秆原位还田)开始于2013年，实行小麦-玉米一年两作，品种均为当地主导品种，其中玉米为郑单958，小麦为济麦22号。播种、灌溉等田间管理按照当地农民习惯操作。收获后取小区内(2.0 m × 2.0 m)样方计产，统计作物产量。2015年玉米收获后环刀或土钻取土测定土壤0~20 cm土层土壤有机质、养分(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土壤微生物(细菌、真菌、放线菌)数量、土壤酶(脱氢酶、脲酶、酸性磷酸酶)活性等指标。 2.3. 测试方法及数据处理分析 土壤肥力指标测定方法参照鲁如坤《土壤农化分析》 [ 16 ] 。土壤微生物参照姚槐应的方法 [ 17 ] 。土壤酶活性参照关松萌的方法 [ 18 ] 。 数据分析采用DPS软件，用Duncan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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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结论 2013年10月开始至2014年6月试验区小麦季降水量为291 mm，2014年6月至2014年10月试验区玉米季降水量为389 mm，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试验区小麦季降水量为256 mm，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试验区玉米降水量为354 mm，以小麦-玉米轮作计的两个年份降水量分别为680 mm、610 mm，较试验区正常535 mm的年平均降水量偏多，属于偏丰水年份。因此在本试验条件下，推测秸秆还田后由于降水的关系，腐解速度加快，故而对土壤肥力指标及土壤生物学指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秸秆本身含有丰富的纤维素、木质素等富碳物质以及氮、磷、钾多种营养元素，腐解能使土壤综合生态因子得到改善，作物产量得到提高，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增加、活性更趋活跃，促进了土壤养分与有机碳的转化及有效性，也促进酶活性的提高；而酶活性的提高又增强了土壤微生物活动，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因此，土壤有机质、土壤养分及土壤生物学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通过两季小麦、两季玉米试验，在本试验条件下： 1) 秸秆还田能提高作物产量。50%秸秆还田、100%秸秆还田、150%秸秆还田处理的小麦产量增幅5.3%~25.0%，玉米产量增幅15.8%~26.1%。 2) 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与土壤速效养分含量。50%秸秆还田、100%秸秆还田、150%秸秆还田处理的土壤有机质增幅为0.2~0.4 g/kg，处理的土壤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的增幅分别为6.64~9.00 mg/kg、3.37~4.07 mg/kg、10.33~19.00 mg/kg。 3) 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微生物的丰富度。50%秸秆还田、100%秸秆还田、150%秸秆还田处理的细菌、真菌、放线菌的数量分别增加2.2 × 10 8 个/g~3.1 × 10 8 个/g、0.5 × 10 6 个/g~3.5 × 10 6 个/g、1.3 × 10 7 个/g~1.9 × 10 7 个/g。 4) 秸秆还田能提高土壤酶活性。50%秸秆还田、100%秸秆还田、150%秸秆还田处理的土壤脱氢酶、脲酶、酸性磷酸酶活性分别增加3.82%~12.98%、36.0%~80.0%、12.99%~37.80%。 5) 秸秆还田存在还田量阈值问题。秸秆还田虽然能改善土壤肥力及生物学性状，但从本试验结果看，存在还田量阈值问题。秸秆还田量过多，不仅对土壤性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徒增劳动成本。因此基于本试验，建议秸秆还田量不超过100%秸秆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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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流通业自主研发和销售自有品牌的经营战略转变突破了流通业的经销厂家品牌的传统经营模式。在市场流通的成熟化阶段，确保流通利润和市场占有率会越来越难，因此开发自有品牌的就成为流通企业的重要战略目标。近年，日本流通业的自有品牌已被市场认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且，这种新的变化促使了流通业的经营模式转变，也对厂家品牌和消费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分析和考察日本流通业自有品牌的发展过程和在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对自有品牌商品的流通途径，价格构成与价格优势的分析，进一步剖析流通业自主研发自有品牌的动机，从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的角度探讨今后流通业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流通业，自有品牌，厂家品牌，流通途径，成本构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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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流通业自有品牌及其市场概况 传统的流通业经营模式主要以销售商品为主，这些商品通常是由制造商研制、开发与生产，然后以厂家的商标或品牌投入市场。在市场学与流通经济的研究中，这些商品被称为制造商品牌或厂家品牌(National Brand)商品。本文论述的自有品牌(Private Label)是以零售业或批发业等流通企业为主导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商品。其特点是，产品设计、质量管理、包装、物流、广告宣传等从开发到销售的一系列工作都是由流通企业一手承担，只把生产环节委托给制造商或生产企业。由于流通企业熟知市场价格并直接接触消费者，了解市场需求，同时，直接在自己的连锁店销售自有品牌的商品，不仅可节省流通费用，也可省去大笔的市场促销费用，所以，他们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开发与厂家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产品并且自己销售，比厂家品牌商品更有竞争力，也颇受消费者支持。 欧洲主要国家流通业的自有品牌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自有品牌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也很大。近几年，日本的流通业已开始打破传统的生产流通模式，大型零售企业竞相开发具有不同优势的自有品牌商品，在自己的连锁店里与其他厂家的商品同时进行销售。营业额居日本零售业首位的AEON集团公司拥有“TOPVALU”等自有品牌与其系列商品，“TOPVALU”的商品种类在2009年约有5500种，年销售额4424亿日元，到2014年已达到6000多种，年销售额增长到7800亿日元(Nikkei Business， 2015) [ 1 ]。日本的SEVEN & i HLDGS集团公司在日本国内拥有18，500家店铺，2007年开始销售“SEVEN PREMIUM”的自有品牌及其系列商品，到2016年，其自有品牌的年销售额已达1兆1500亿日元，成为国内最大的自有品牌(SEVEN & i HLDGS.， HP) [ 2 ]。这些具有强大销售能力的大型零售业开发的颇具价格优势的自有品牌商品的出现，对市场上流通已久的厂家品牌商品的销售与定价及消费市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