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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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以5个榆树品种为试材，对5个榆树品种或无性系的枝条节间长度、枝条开张角度和叶形指数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邓肯检验多重比较的方法，对其枝条和叶形的差异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 参试的5个榆树品种中，在平均节间长度间有显著差异(P < 0.001)，其中较大的是凤尾榆和青榆；平均开张角度方面较大的是凤尾榆，但5个榆树品种无显著差异；2) 5个品种在平均叶面积、平均叶周长、圆度、水平距离、竖直距离、锯齿的平均深度、锯齿的平均宽度、锯齿数量等方面有显著差异，青榆在平均叶面积、平均叶周长、圆度、水平距离、竖直距离、锯齿的平均深度、锯齿的平均宽度、锯齿数量8个叶形指数指标值最大，凤尾榆在平均叶面积、平均叶周长、水平距离、竖直距离、锯齿的平均深度、锯齿的平均宽度、锯齿数量7个叶形指数指标值处于第2位，长宽比最大的是凤尾榆，其次是圆冠榆。 关键词 :榆树，枝条，叶形指数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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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榆树(Ulmus pumila Linn.)为榆科(Ulmaceae)榆属(Ulmus L.)，起源于北温带地区，是典型的北温带落叶阔叶树种 [ 1 ] ，在我国分布广泛，栽培历史久远，是我国北方最常见和适应性最强的阔叶树种之一，与杨树、柳树、槐树一起并称为北方四大乡土树种 [ 2 ] 。榆树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观赏价值，材质优良，具有良好的耐寒、耐旱、耐盐碱及抗风能力，在冬季最低温达−40℃的严寒地区和年降水量不到200 mm，空气相对湿度50%以下的荒漠地区也能生长 [ 3 ] ，经常被作为荒漠地区的保土、固沙树种，而被誉为戈壁明珠；榆树树干直立，枝叶繁茂、耐修剪，叶面滞尘能力强，抗城市污染能力强，尤其是对氟化氢及烟尘有较强的抗性，所以在园林绿化中应用广泛，是良好的行道树、庭荫树、工厂绿化、营造防护林和四旁绿化树种 [ 4 ] [ 5 ] [ 6 ] [ 7 ]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加上有时受榆蓝叶甲等昆虫的危害而防治措施缺乏或者防治效果较差，导致天然的榆属树种资源存活量急剧减少甚至处于濒危的状态 [ 8 ] 。榆属树种在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开发利用上也很落后，而且新品种的选育、自根苗繁殖和利用方面也是远远落后于杨、柳等树种 [ 9 ] 。目前对不同榆树品种或无性系的表型性状观察研究也很少，了解不同种类的榆树在形态及生物特性等方面的差异，区分出它们的形态及生物学特性的不同，并对优良的品种进行选择，有助于在林业生态建设或园林绿化建设中更好地利用不同的榆树资源，达到较好的造林或园林绿化效果。本文以5个榆树品种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枝条节间长度及枝条开张角度测定和叶形性状分析，以期选出适合做园林绿化观赏的榆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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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选用2~3年嫁接的榆树，挑选生长良好，无病虫害危害，树冠无偏斜、树干通直的榆树进行样品的采集。本试验于黄骅市森林公园林木引种试验园中一共采集了凤尾榆、圆冠榆(Ulmus densa Litw.)、白榆(Ulmus pumila L.)、金叶榆(Ulmus pumila ‘Jinye’)、青榆(Ulmus laciniata Mayr.)5个品种的带叶枝条作为试验材料。 2.2. 试验方法与数据处理 对此5个榆树品种的枝条进行节间长度和开张角度的测量，每个品种重复5次测量，并记录测得的数据。然后，分别随机取得各品种24片无病害的叶片，使用扫描仪对叶片进行扫描，用叶形指数分析软件Lamina进行叶形分析，得出各个品种叶形指数相关数据。用Excel软件整理各个榆树品种的枝条节间长度及枝条开张角度实测数据以及叶形指数相关数据。用SPSS 17.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用Duncan检验法对相关指标进行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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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4.1. 讨论 树枝的开张角度是树姿的重要体现，夹角越小，说明越直立，越大则越开张 [ 10 ] ，树枝的节间长度也会影响树冠的疏密。作为观赏用树，应该选择具有观赏价值的品种或无性系，叶形、叶色、叶缘形状、是影响叶片观赏价值的主导因子 [ 11 ] 。本次试验主要研究的是树枝的开张角度、节间长度和叶形指数，5个榆树品种或无性系的叶形差异主要体现在叶的平均面积、平均周长、圆度、水平距离、竖直距离、长宽比，锯齿的平均深度、平均宽度、数量共9个方面，形态的多样性为此次观赏榆树的选择提供了基础 [ 12 ] 。 筛选观赏需要的榆树品种，并对其加以合理配置，在园林绿化建设中具有现实意义。为了给人们营造更好的观赏效果，在园林绿化建设中选择枝条开张、节间较长、叶面积较大、长宽比适中、叶缘锯齿较深的榆树品种或无性系具有现实的观赏意义。开展榆树资源调查工作，保护榆树的遗传多样性 [ 13 ] [ 14 ] ，同时还应进行生态生理学研究，利用杂交等繁育技术，营建榆树种质基因资源库，选育符合观赏的新品种。 4.2. 结论 1) 参加试验的5个白榆无性系中，平均节间长度凤尾榆和青榆的指标值较大，且5个榆树品种间有显著性差异；平均开张角度较大的是凤尾榆，但是5个榆树品种间无显著差异。 2) 各品种或无性系在平均叶面积、平均叶周长、圆度、水平距离、竖直距离、锯齿的平均深度、锯齿的平均宽度、锯齿数量等方面有显著差异，青榆在平均叶面积、平均叶周长、圆度、水平距离、竖直距离、锯齿的平均深度、锯齿的平均宽度、锯齿数量8个叶形指数指标值最大，凤尾榆在平均叶面积、平均叶周长、水平距离、竖直距离、锯齿的平均深度、锯齿的平均宽度、锯齿数量7个叶形指数指标值处于第2位，长宽比最大的是凤尾榆，其次是圆冠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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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尽管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且带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与其相关的生态毒性风险预测和毒性机制研究工作仍需进一步展开。生物毒理学模型如生物配体模型(BLM)和植物根细胞膜表面电势模型在单一金属毒性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其在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领域也存在一定的应用潜力。亚细胞分离技术和同步辐射技术已经被应用于重金属生物毒性机制的研究中，且能够为土壤重金属的交互作用类型及生态风险评估提供机理性解释。 关键词 :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生物毒性模型，毒性机制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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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和人类活动的日益活跃，重金属污染物被不断带入到土壤环境中，使得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且日益严重。2014年4月17日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也显示，我国土壤无机重金属污染超标点位占到了全部污染超标点位的82.8%，已经成为了主要的土壤污染类型 [ 1 ]。污染土壤的重金属主要包括汞(Hg)、镉(Cd)、铅(Pb)、铬(Cr)和类金属砷(As)等生物毒性显著的元素，以及有一定毒性的锌(Zn)、铜(Cu)、镍(Ni)等元素。这些重金属污染物不能通过降解而从土壤中消除，因此当其在土壤中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对土壤–植物系统产生毒害和破坏作用。重金属元素还能经由食物链富集和传递，严重危害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近年来，随着诸如2010年广西阳朔和2013年湖南“镉大米”等环境事件的曝光，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开始受到我国民众的广泛关注。 在自然界中，重金属污染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单一金属元素构成的环境污染虽时有发生，但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单一污染，通常重金属污染具有伴生性和综合性 [ 2 ]。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往往是以某一种重金属元素为主，并同时伴随着其他元素的存在，即多金属并存的复合污染现象。如在对废蓄电池进行加工回收处理的周边土壤上，土壤中Pb的浓度高达12，000 mg/kg，同时还存在Cu和Zn严重超标的问题(1800~2200 mg/kg) [ 3 ]。这些重金属污染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植物的毒害也呈现出多金属离子联合作用的复合效果，通常表现为不同金属之间的毒性协同、相加或拮抗作用。如与单独暴露于Cd/Zn污染土壤相比，在相同浓度的Cd-Zn污染土壤上种植的大豆(Glycine max)植株中，Zn的积累量会减少而Cd的积累量则会增加，植株生长迟缓 [ 4 ]。由此可见，与单一重金属污染相比，重金属复合污染中元素或化合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着重金属污染物的生物效应(吸收、积累和毒性)，对重金属复合污染下生物毒性效应的研究能够更客观地反映重金属生态环境风险。但由于土壤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无机多相体系，并且我国土壤类型众多，理化性质各异。这使得重金属元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会受到共存金属离子种类和浓度的影响，还会受到土壤理化性质和植物类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基于我国典型土壤类型下重金属复合污染的生物毒性评价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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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重金属植物毒性评价模型的发展 2.1. 生物配体模型(BLM) 土壤重金属生物有效性/毒性评价模型是在水环境生物毒性模型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以单一金属的生物毒性评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基于重金属总浓度的风险评价模型、自由离子活度模型(FIAM)、生物配体模型(BLM)和植物根细胞膜表面电势模型这四个阶段。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BLM模型是在FIAM模型基础之上，考虑了环境介质如pH、共存阳离子(Ca 2+ 、Mg 2+ 等)等因素与金属阳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两者相互竞争生物体表面上的活性位点(BL)，进而缓解金属阳离子的生物毒性。然而，BLM模型的“竞争”假说需要金属阳离子(如Cd 2+ 、Cu 2+ )在生物体表面结合产生毒性效应的活性位点BL，同样也是共存阳离子(如Ca 2+ 、H + )在生物体表面结合的位点，在此条件下产生竞争效应，缓解金属阳离子生物体毒性。有研究指出 [ 4 ] ，BLM模型“竞争毒性作用位点”的假设很难被证实，而且难以解释和评价大量阳离子(如Ca 2+ 、Mg 2+ )增强金属阴离子(如 SeO 4 2 − 、 H 2 AsO 4 − )的毒性现象。因此，尽管BLM模型已经成功的应用于多种金属元素和多种生物体对象，但其在合理的评价和阐述重金属生物毒性效应和作用机理上还存在不足。 2.2. 根细胞膜表面电势模型 基于生物体细胞膜表面电负性建立起来的植物根细胞膜表面电势模型，又称静电毒性/吸收模型(ETM/EUM) [ 5 ]。该模型的主要观点认为：在自然环境介质条件下，植物的细胞膜表面带有负电荷，使得植物细胞膜与土壤溶液之间形成一个双电层结构。这些负电荷主要来自于膜表面果胶羧酸、酸性氨基酸残基以及磷脂磷酸等基团的水解，其在细胞膜表面形成的电势就被称为细胞膜表面电势，用ψ 0 表示。研究表明，ψ 0 影响金属离子在本体介质(如溶液培养介质或土壤溶液)和膜表面的分布，从而对离子与植物相互作用过程有着重要影响，植物细胞壁的存在并不影响细胞质膜表面电负性ψ 0 。该模型示意图如图1所示，红色代表金属阳离子M z+ ，绿色代表金属阳离子M z− 。ψ 0 通过静电作用增加金属阳离子在细胞膜表面的浓度，降低金属阴离子在细胞膜表面的浓度。当本体介质中的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时，如溶液pH降低、大量阳离子含量(Ca 2+ 、Mg 2+ 等)增加时，这些阳离子又能够通过离子键结合(Ionic Binding)和电荷屏蔽(Charge Screening)的方式降低ψ 0 的负电性(即质膜表面去极化)，如本体溶液中Ca 2+ 从0.23 mM增加到2.50 mM，ψ 0 会从−45.6 mV增加到−24.4 mV，这会导致根膜表面富集的Cu 2+ 的富集倍数减少36倍。由此可见，本体介质条件的改变会影响金属离子在细胞膜表面的富集浓度，缓解金属阳离子的植物毒性，加剧金属阴离子的植物毒性。目前，该模型已经被成功的应用于评价环境中大量阳离子(Ca 2+ 、Mg 2+ 等)缓解环境金属阳离子(Cu 2+ 、Zn 2+ )的小麦根毒性，增强重金属阴离子( SeO 4 2 − 、 H 2 AsO 4 − )小麦根毒性的现象，并指出根表细胞膜表面电势的静电效应是产生金属毒性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但静电作用机制并不否定专性竞争作用机制的存在。此外，有研究表明细胞膜表面的静电富集和排斥理论也能够较好的评价前人关于重金属植物毒性实验的数据 [ 6 ]。 图1. 植物根细胞表面电荷特性和金属离子分配示意图，详细描述请参看文献 [ 7 ] 2.3. 生物毒性模型在重金属复合污染领域的应用 无论是渐趋成熟的BLM模型还是不断发展的细胞膜表面电势模型，它们都主要被应用于评价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单一金属的生物毒性效应，而较少关注金属复合污染下的生物毒性研究。那么，能否将不断发展的评价单一金属毒性效应的模型引入到对金属复合污染下植物毒性的评价中去呢？模型的适用性及其在土壤介质上的应用性如何呢？ 为了更好的为金属复合污染的环境风险管理提供指导，2012年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小组—复合金属风险评估模型研究计划(MMME Research Project)。该研究计划提出模型建立的3个主要准则 [ 8 ] ：1) 基于单一金属研究的生物有效性模型在被修正后可用于多金属复合污染的环境风险研究；2) 建立的复合污染评估模型要能够应用于评价不同金属组合形式，不同生物体对象，以及不同毒性效应终点下的实验数据；3) 已经建立的评估模型中要包括对金属形态的分析。基于以上要求，该研究组的学者们已经开始通过发展BLM模型来评价水环境中的金属复合污染的生物毒性效应，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在国内，陈中智等 [ 9 ] 也较早的将BLM模型引入到评价Cu-Pb复合污染下的绿藻生物体响应研究。由此可见，基于单一金属毒性风险评价的机制模型可以被引入到金属复合污染下的生物效应评价中，并成为完善金属复合污染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途径。 与对单一金属生物效应的评价相类似，BLM模型在阐明金属复合污染毒性作用机制方面还存在不足。如该模型“竞争毒性结合位点”假说能够很好的解释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的毒性拮抗效应(即各金属离子竞争相同的生物配体，一种金属降低另一种金属的生物毒性)，也能够解释金属离子之间的毒性完全相加作用(即各金属离子存在各自独立的作用位点或生物配体，其毒性效应完全加和)，但难以解释金属离子之间的毒性协同效应(即一种离子的存在能够增强另一种离子的生物毒性)。而细胞膜表面电势不仅能够更合理的界定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即膜表面的金属离子活度值)，还能够在考虑离子质膜表面交互作用如竞争毒性结合位点的同时，从静电作用的角度为多金属复合污染的毒性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尤其是针对环境介质影响下的金属阴离子和金属阳离子复合污染毒性效应的研究。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将细胞膜表面电势引入到金属复合污染植物毒性评价领域。调研文献结果也显示，目前只有不到10篇文献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2010年之后。而基于我们前期研究也发现，在不同pH值条件下，细胞膜表面电势模型能够较好的评价Zn-Co复合污染下的小麦根毒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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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土壤重金属的生物毒性作用机制 重金属元素在生物体亚细胞水平上的分布和结合形态也是产生生物毒性的重要机制，尤其是在土壤–植物系统中。Vijver在其发表的综述中指出，不同重金属在细胞内的作用靶位不同，仅分析元素在生物体组织中的总量是不够的，需进一步测定生物体各组织部分，如亚细胞组分的含量及分布等，从而深入研究和揭示重金属在生物体内的分布、代谢和毒性机制以及共存金属离子的影响机制 [ 10 ]。植物体内的亚细胞分布是操作定义上的区分，主要是通过连续差速离心将生物体分为重金属毒性敏感区(包括细胞器组分、细胞残渣部分和热应激蛋白组分)和重金属生物解毒区(包括微粒体组分和热稳定蛋白组分)。Li等 [ 11 ] 通过溶液培养实验的研究也证实与小麦根中Cd的总量相比，Cd在细胞残渣中的浓度能够更好的表征Cd的小麦根毒性。Wallace & Luoma [ 12 ] 研究指出重金属的亚细胞分布有助于理解重金属在生物体内的迁移风险，营养级有效金属(TAM)主要分布在生物体热应激蛋白组分、热稳定蛋白组分和细胞器组分中。此外，随着环境分子科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同步辐射技术的进步，为进一步解析重金属在细胞水平上的结合形态提供了充足的依据。Marie-Pierre Isaure等 [ 13 ] 通过基于同步辐射的微束X射线荧光影像技术(μ-XRF)来获得Cd在拟南芥根和叶组织中分布的热点区域(Hot Spot)，并通过微束X射线近边结构光谱技术(μ-XANES)探明Cd在拟南芥根维管束组织中主要是与含S基团相结合，而Cd在叶表皮细胞中则主要是与含O/N的配体相结合，其研究结果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Cd在植物体内的致毒和存储过程。 目前，亚细胞分离技术和同步辐射技术已经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重金属生物毒性机制的研究中，但其研究对象还大多集中于水生生物(如鱼类、藻类等)领域，或是基于模拟土壤溶液培养条件下的单一金属离子在陆生生物(如小麦、生菜等)体内的亚细胞分布和结合形态，较少关注土壤培养条件下复合重金属的植物体内研究。如Papazoglou [ 14 ] 研究发现Ni能够增加刺菜蓟(Cardoon)根中Cd的积累量，增加Cd从根中向地上部分的迁移能力。但该研究并没能从毒性作用机理上阐明共存金属离子是如何增加另一种金属的生物体内积累和迁移风险，而应用亚细胞分布技术和同步辐射技术来解析植株体内的重金属积累和赋存规律将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途径，进而阐明重金属复合污染产生植物体毒性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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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近些年来，面对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全国各地兴起了讨论和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热潮，广泛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控工作。然而，我国现有的土壤重金属质量标准和生态风险评估工作仍然建立在重金属总量评估的基础之上，尚未考虑复杂的环境条件、共存金属离子对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的影响。这将会加大土壤重金属修复工作的成本和难度。因此，我们亟需建立基于重金属尤是基于复合重金属污染条件下的生物毒性风险评估和生物体内作用机制的研究，以期能够服务于我国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和土壤重金属修复治理工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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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普洛河地区发育花岗岩外带和内带型铀矿化类型，两者地质、矿化特征基本相同，产在接触带2 km范围内，矿体呈扁豆状、呈细脉状，长 < 400 m，有多层性，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铀石，镶边结构、环带结构，细脉、网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矿化厚度薄、中低品位，成矿年龄为98 ± 4 Ma，相当于晚白垩世。铀矿化受构造控制作用明显，高楼大断裂和普洛河断裂控制四个矿化集中区的定位，次级断裂为深部热液提供运移通道，低级别构造破碎带和裂隙密集带提供矿体赋存空间；指出赤铁矿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硅化–黑紫色萤石化、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为区内重要的矿化蚀变组合；建议大底村904~雨源沟903、碾盘沟8099~寺院沟23为今后工作重点勘查地段，黄家庄8050~上坪201为探索地段。 关键词 :普洛河地区，花岗岩型铀矿，矿化特征，蚀变组合，控矿因素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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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普洛河地区位于北秦岭成矿带西段，是指处于NW向高楼大断裂和NWW向拓石大断裂所夹持的三角区域，历经多期次构造–岩浆–变质作用，构造活动强烈、复杂，区内古元古界陇山群混合岩、印支期关山和拓石酸性花岗岩均具有较高的铀背景值，构造热液蚀变发育，铀成矿条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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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 1960~1980年核工业系统在普洛河地区发现大底村小型铀矿床和20余处矿(化)点，其中对大底村904矿床、雨源沟903矿点勘查投入工作量很大，硐探12，518.1 m、钻探75，341.93 m、槽探103，852.3 m 3 ，控制网度达40 m × 20~40 m [ 1 ]，而其余如沙盆沟7、780、碾盘沟8099、寺院沟23、槐树庄603、小底村701、黄家庄8050、陈家沟403、上坪201、216花岗岩内带型矿化点(图1)，则以地表调查为主，辅以少量槽探揭露；1981年彭永石、熊福清等认为区内铀矿化是热液、变质水作用于铀源体形成混合再造型热液型铀矿 [ 2 ] [ 3 ] ；而后铀矿找矿及科研工作几乎停滞。基础地质方面1996年陕地矿六队将原早古生界变质岩归属古元古界陇山岩群 [ 4 ] ；2003年陈隽璐将原燕山期关山岩体归属印支期 [ 5 ] ；2013年张金带、李子颖所著《铀矿资源潜力评价技术要求》将花岗岩型铀矿化分为外带型、内带型铀矿化 [ 6 ] ；2011~2013年，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开展了北秦岭西段天水–宝鸡地区的铀矿地质调查与选区工作，李保侠、刘坤鹏对51余处矿化点进行梳理，预测了5片成矿远景区 [ 7 ]，其中包括普洛河–香泉Ⅰ级远景区，含904矿床、903矿点、7、780、8099、23、603、701、8050、403、201、216矿化点，面积500 km 2 。2014~2017年，中国核工业地质局铀矿项目在北秦岭西段普洛河地区工作投入钻探工作量近万m，新发现工业矿体，估算334？资源量×××吨 [ 8 ] 。此次选题旨在按最新分类方法对区内各矿点进行对比研究，总结铀矿化特征、控矿因素和成矿规律，提出找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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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铀矿化分布 普洛河地区主要为花岗岩型铀矿化，集中分布于高楼断裂下盘12 km范围内，多产在南北向普洛河断裂两侧 [ 9 ]，并在古元古界陇山群与印支期关山岩体外接触带形成大底村904铀矿床、903和350矿点、726和701矿化点；在内接触带形成NW向210~390~853~23~210~216~319 (北带)和783~7~780~8099~8050 (南带)两条矿带，以碾盘沟8099铀矿点为代表。 图1. 北秦岭成矿带西段普洛河地区区域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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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控矿因素分析 5.1. 受构造控制 区域拓石大断裂(F 2 )和高楼大断裂(F 3 )控制了普洛河地区铀矿化 [ 1 ]，外接触带型大底村904铀矿床、903和350矿点、726和701矿化点分布于高楼断裂4~12 km范围内；内接触带型210~390~853~23~210~216~319 (北带) 4 km范围内，783~7~780~8099~8050 (南带)位于下盘7~12 km。 普洛河断裂(F 4 )是高楼大断裂(F 3 )衍生构造，多期活动形成次级NW、NE、NNE向断裂，长1~5 km，宽3~30 m，张性或张扭性，为深部热液运移提供通道。如碾盘沟8099地段NE向F 2 硅化带长达3 km，两侧发育至少6条黄铁绢英岩，发育工业铀矿化；寺院沟23地段NEE向F7硅化角砾岩长1.5 km，宽3~50 m，两侧花岗岩热液蚀变发育，存在多个水化、氡浓度、径迹异常，发育小型工业矿体；雨源沟903地段NNE向F 1 、F 3 、F 20 号构造破碎带长达1~3 km，发育不连续工业矿体；小底村701地段近南北向F 6 长1 km，发育赤铁矿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组合，发育多段铀矿化；沙盆沟7地段NW向F 4 、F 5 构造蚀变带长2~3 km，热液蚀变作用强，铀矿化范围广，层数较多；黄家庄8050地段NE向F 1 、F 2 断裂带长2 km NW向F 3 、F 4 断裂带长1 km，地表矿化严重偏镭，深部很有可能存在工业矿体；陈家沟403地段NW向F 1 断裂带长400 m，控制25个异常。 更低级别构造破碎带和裂隙密集带是矿体的主要赋存空间。大底村904矿床矿体受NNE向构造、裂隙带与近东西向构造联合控制，呈不规则状、分支状等复杂形态，长度13~150 m。统计306个钻孔矿化段产在破碎带、角砾岩带、碎裂带、裂隙带中有406段，占40%，未取出矿心亦有相当一部分与构造有关；碾盘沟铀矿化赋存在碎裂岩化黄铁绢英岩、花岗岩中，矿体长70~450 m；寺院沟地段工业矿化产在F 7 与南北向构造破碎带交汇部位，矿体长20 m；沙盆沟铀矿化多产在F 4 及旁侧南北向低级别断裂复合部位。 5.2. 受热液蚀变控制 区内热液蚀变种类多，相互叠加形成多种蚀变组合，大致有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硅化–黑紫色萤石化、赤铁矿化–高岭土化–萤石化–绢云母化、硅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五类。 硅化属于矿前期蚀变，伴生立方体状黄铁矿，与铀成矿无关；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它形粒状或细脉状黄铁矿化是成矿预富集阶段形成的，花岗岩岩石有效孔隙度增高，抗压强度减小，对含铀热液的渗透及成矿特别有利，同时活性铀增多，提供有利铀富集的地化环境；成矿期主要是赤铁矿化，是近矿围岩蚀变最醒目的标志，呈微粒浸染状分布在长石上，特别是选择性交代酸性斜长石，赤铁矿化范围略大于铀矿(化)体的范围，而在区域性构造破碎带中，主要以褐铁矿的形式存在，常呈裂隙状充填，形成红褐色断层泥，各种岩性中均可存在，特别是富铁镁岩石以及常有地下水流动的构造破碎内更为发育；黑紫色萤石化–灰色硅质脉也是成矿期产物，该类型在大底村、椿树滩、上坪均有发现；矿后期主要以碳酸盐化、高岭土化、赤铁矿化为主，使早期铀矿化发生淋积作用。 黄铁矿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可以形成少量铀异常，品位0.010%~0.028%，个别达0.125%，当叠加成矿期赤铁矿化，即赤铁矿–黄铁矿–绿泥石和赤铁矿–黄铁矿–绢英岩化，品位达0.050%~0.131%，最高0.245%。 分析认为对成矿有利的热液蚀变组合主要有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硅化–黑紫色萤石化，可以作为该区的找矿标志。 5.3. 受接触带控制 区内铀矿化大多分布在印支期关山花岗岩与古元古界陇山岩群接触带2 km范围内。椿树滩、白鹤坪侵入到陇山岩群产生在接触带产生更多构造裂隙，为铀成矿提供运移和赋存空间；发生交代蚀变作用，活化铀增多，形成地球化学障，为铀成矿提供有利的还原沉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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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找矿方向 沿普洛河断裂自北向南有四个矿化集中区，即大底村904~雨源沟903、碾盘沟8099~寺院沟23、黄家庄8050~上坪201、陈家沟403~主元沟92 [ 9 ] 。 大底村904~雨源沟903：外带型铀矿化，矿区工作程度高，深部揭露较集中，而外围花石沟北部、聚仙沟南部、桑石沟、白牙石沟、小底村等地段存在较好的成矿信息，值得继续工作。 碾盘沟8099~寺院沟23：内带型铀矿化，位于普洛河断裂3 km内，发育4条NE向硅化带和10余条黄铁绢英岩及构造蚀变带，已发现8个矿体，长20~450 m，找矿标志明显，工作程度偏低，可以作为今后重点勘查地段。 黄家庄8050~上坪201：内带型铀矿化，黄家庄8050地段位于普洛河断裂1 km内，NE向F 1 、F 2 断裂带长2 km，NW向F 3 、F 4 断裂带长1 km，充填有萤石石英脉、黄铁矿石英脉、碳酸盐细脉，地表矿石品位0.005%~0.010%，铀镭平衡系数2340~3290，深部很可能存在工业矿体；上坪201位于高楼大断裂下盘3 km，NNE向破碎裂隙带长4 km，发育黄铁矿化–赤铁矿化–绿泥石化、紫黑色萤石–玉髓–碳酸盐，刻槽取样三个样段品位达0.199%~0.341%，累计厚度1.70 m。该地段应积极开展钻探查证工作，争取发现工业矿体。 陈家沟403~主元沟92：内、外带型铀矿化，位于普洛河断裂南端，构造活动频繁，不同级别、序次的断裂裂隙发育，发育403、92、517铀矿化点，品位0.006%~0.032%，深部未查证，适时开展潜力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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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1) 按花岗岩外带和内带总结铀矿化特征，认为铀矿化多产在接触带附近，矿体规模、形态和矿石特征相同，深入介绍碾盘沟8099内带型铀矿点控矿因素、找矿标志等。成矿年龄为98 ± 4 Ma，相当于晚白垩世。 2) 构造是最重要的控矿因素。高楼大断裂(F 3 )和普洛河断裂(F 4 )控制四个矿化集中区的定位，次级断裂为深部热液运移的通道，低级别构造破碎带和裂隙密集带是矿体主要产出空间。 3) 外带铀矿化主要发育赤铁矿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硅化–黑紫色萤石化蚀变组合；内带铀矿化主要发育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赤铁矿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蚀变组合。 4) 指出大底村904~雨源沟903 (外带型)、碾盘沟8099~寺院沟23 (内带型)作为重点找矿地段，以扩大矿体规模为主；黄家庄8050~上坪201 (内带型)作为探索地段适当开展钻探查证，争取发现铀矿体；陈家沟403~主元沟92则根据最新找矿成果适时开展潜力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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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以探查不同婚姻状态下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差异性为目的，编制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同时探究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初步访谈和专家指导构建成年女性婚姻态度初始问卷，随机发放问卷给北京、广州、上海三地的成年女性，经过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使用正式问卷，再次对北上广三地的成年女性进行实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SCL-90和SWLS检验婚姻态度、婚姻状态(单身–已婚)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①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包括畏惧婚姻态度、理想婚姻态度、自主婚姻态度和必需婚姻态度，累计方差贡献率48.402%。②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4维1阶的模型拟合度较好(c2/df = 2.545， GFI = 0.897， CFI = 0.842， IFI = 0.844， RMSEA = 0.062)；③ 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95，0.731，0.658，0.710。④ 除了SCL-90的恐怖因子，单身–已婚的心理健康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畏惧婚姻态度与SCL-90多因子之间呈低度正相关，与SWLS之间呈低度负相关，其余婚姻态度与SCL-90多因子及生活满意度之间无显著关联。结论：①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成年女性婚姻状态和婚姻态度相关研究的有效测量工具；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在婚姻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② 不同婚姻状态(单身–已婚)的成年女性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心理健康差异，畏惧婚姻态度具有心理不健康倾向。 关键词 :问卷编制，婚姻态度，婚姻状态，心理健康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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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婚姻态度是个体对婚姻的主观看法，既包括个体对一般婚姻关系的普遍看法，也包括对自我婚姻的评价和期望(Braaten & Rosén， 1998; Willoughby， 2010)。以态度的范畴来定义，婚姻态度指主体根据以往经验所形成的对婚姻的意义、功能等方面的认知判断，以及在这些认知基础上所形成的自我情感倾向和自我行为倾向(夏燕，2012)。 婚姻态度的形成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 原生家庭对主体婚姻态度的影响最为显著：相较于在完整的家庭中长大的个体，父母离异的青年容易持有反对婚姻的态度(Mcloughlin & Whitfield， 1984; Gabardi & Rosen， 1993; Kinnaird & Gerrard， 1986)或较为复杂的情感(Amato， 1988)，并且他们会担心自身的婚姻是否成功(Schwartzberg， 1981)；也有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父母的婚姻状态并不影响子女对婚姻的态度，而是原生家庭中父母的性格特征(Demo &Acock， 1988)、对父母婚姻的主观感知(Long， 1987)、家庭凝聚力(Coleman & Ganong， 1984)等原生家庭的特点对其婚姻态度的影响更为显著。2) 年龄是婚姻态度差异性的显性指标，具体表现为年龄越长者持有传统的婚姻态度，对婚姻的态度较为积极(Cherlin & Walters， 1981)，而较为年轻的一代经历了更多的父母离异(King， 1999)，因此对婚姻持较为负面的态度。3) 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婚姻态度。具备高学历的女性较易晚婚或不婚，这与他们的经济收入更有保障，以及对婚姻质量要求更高有关(Newman & 白学军，2005)。4) 作为婚姻生活的重要内容，性生活在主体婚姻态度的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身为处女者会比过往有多名性伴侣者持有更加积极的婚姻态度(Salts， Seismore， Lindholm， & Smith， 1994)。5) 媒体的宣传导向影响个体的内隐婚姻态度。浪漫的爱情剧有助于观看者产生对婚姻的渴望，同时也让观看者形成对婚姻不切实际的期待(Segrin & Nabi， 2002)。6) 人文环境是婚姻态度形成的重要因素。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对基于承诺的婚姻容易持否定态度(Poortman & Liefbroer， 2010)；离婚高发地区的主体在成长过程中感知到婚姻的脆弱性，因此对婚姻持有不同寻常的态度(Glenn & Kramer， 1987)。 态度是一种心理倾向，或者说是一种心理准备状态，虽然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一致(张红涛 & 王二平，2007)，但有研究认为，婚姻态度能有效预测婚姻行为，对婚姻持有不良信念会促使态度主体在认知加工和评估婚姻活动时出现偏见(Linda Kurtz & Derevensky， 1994)，对婚姻抱持积极态度者则因其对婚姻的正向评价容易实施婚姻行为(Clabkberg， Stolzenberg， & Waite， 1995; Sassler & Schoen， 1999)。因此，进行婚姻状态的相关研究工作，对婚姻态度的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的。 现有的婚姻态度测量工具涵盖了一般婚姻态度、婚姻目的以及婚姻期待等诸多面向，但缺少针对单身女性婚姻态度的量表。例如：Stacey和Rosén (2013)编制了包含自身婚姻目的与期待以及一般性婚姻态度的综合性量表。这些量表不限被试的婚姻状态，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国内学者贾黎斋针对已婚者编制婚姻态度问卷(Marriage attitude Scale， MAS)，涵盖了婚姻心理准备、家庭关系态度和婚姻控制态度，此量表适用于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的研究(王宇中，2011)。鉴于现有婚姻态度量表中缺乏有效评估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工具，本研究拟编制一份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量表，用以测评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为未来婚姻态度或婚姻状态的相关研究提供有效测量工具。 既有关于态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态度会影响主体心理健康，如体育态度(李嫱 & 任文芳，(2009)、锻炼态度(霍方文，2011)、金钱态度(洪雷，曹慧，& 方格，2009)影响主体心理健康，由此推测，婚姻态度是否会影响心理健康呢？既有研究认为，已婚者通过婚姻获取更多的社会融合和社会控制的资源(Mastekaasa， 1992)，婚姻赋予已婚者更多社会支持，从而已婚者较单身者心理更为健康(Gove， Style， & Hughes， 1990)，由此推测，当下成年女性的婚姻状态是否依然能显著预测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呢？基于此，本研究将在编制婚姻态度问卷的基础上，探究成年女性婚姻态度、婚姻状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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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样本1：用于初步访谈，研究通过百度云平台(下同)向生活在北京的成年女性发放和收集开放式问卷。成年女性包括单身且无固定伴侣和已婚女性两组，两组被试各25名。有研究表明，女性最佳结婚年龄在26至29岁(刘凌 & 朱艳新，2009)，而女性在45岁以后进入婚姻的概率显著降低(刘爽 & 蔡圣晗，2015)，因此，本研究将被试的年龄限定为30~45岁(下同)，此年龄段单身-已婚的婚姻态度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样本2：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回收20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9%。其中单身女性100名，已婚女性101名。 样本3：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回收40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9%。其中单身女性200名，已婚女性201名，用于正式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样本4：用于婚姻状态(单身-已婚)、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探究。回收203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9%。其中单身女性102名，已婚女性101名。 2.2. 研究工具 1) 正式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包含必需婚姻态度、畏惧婚姻态度和理想婚姻态度。问卷中的题项以自陈方式表述，采用5级评定法，从“1”到“5”计分，分别对应“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确定”、“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共21条题项。 2) 90项症状清单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最早由Derogatis编制于1973年，1984年由王征宇翻译成中文。量表共90个项目，涉及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习惯等多项精神症状学内容。量表采用5分评分制，常模标准是总分超过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 (单项分 ≥ 2的项目数)、任一因子分超过2分，须考虑进一步筛查是否阳性。 3) 生活满意度问卷(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由Diener等人编制，测量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问卷共5个题项。生活满意度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身心健康(周厚余 & 周莲英，2008)。 2.3. 研究过程 2.3.1. 问卷编制过程 本研究初始问卷的编制建立在既往研究及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之上。通过开放式问卷，发现大龄单身女性所持有的独特的婚姻态度，大部分单身被试持有理想化和自主性的婚姻态度，他们内心怀有美好却不现实的择偶标准，并且不会因择偶难度或周围人的催婚而降低自身择偶标准，而有些单身被试表示婚姻对他们来说不是人生必需的内容；还有单身被试表示对婚姻充满焦虑和畏惧的情感，而已婚被试在这些维度方面有明显相反的倾向。对收集到的婚姻态度进行梳理，发现单身-已婚在婚姻态度的差异性体现在婚姻的必需性、理想化和畏惧性和自主性四维度上，这四维度能有效区分单身与已婚女之间的差异。结合专家指导和既往研究，将初始问卷的结构拟定为必需婚姻态度、理想婚姻态度、自主性婚姻态度和畏惧婚姻态度。 初始问卷共28题项，拟定畏惧婚姻态度、必需婚姻态度、理想婚姻态度和自主婚姻态度四维度。问卷项目以自评或自陈的方式表述，采用5级评定法，从“1”到“5”计分，分别对应“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种选择。将初始问卷发放至样本2，进行婚姻态度问卷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在此基础上，将正式问卷发放至样本3，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分析，获得正式问卷。 2.3.2.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4.0和Amos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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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编制 问卷在开放式问卷和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备选条目库，并结合专家指导确定了初步问卷的题目；经过了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形成正式问卷；进一步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和实证效度检验，验证了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最终得到包括4个因子、21个题项的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可作为成年女性婚姻状态、婚姻态度相关研究的有效测量工具。 单身女性在自主婚姻态度、畏惧婚姻态度和理性婚姻态度维度上均显著高于已婚被试，而在必需婚姻态度上显著低于已婚女性，说明不同婚姻状态(单身-已婚)的成年女性所持有的婚姻态度是有差异的。从行为与态度的关系来分析，婚姻态度与婚姻状态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如下几种情况，以必需婚姻态度为例加以讨论：单身被试原本持有较低水平的必需婚姻态度，这一婚姻态度会显著降低个体进入婚姻的可能性；行为对思维和情绪产生强有力的作用(Westbrook， Kennerley， & Kirk， 2014)，所以，长期处于单身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逐渐适应单身生活方式，导致其必需性婚姻态度降低；认知、情绪、行为是相互作用的系统，长期处于单身状态可能会诱发主体逐渐适应单身状态，导致其必需婚姻态度降低，而个体对婚姻的必需性降低进一步促进主体保持单身状态。从理论上分析，这三种因果关系似乎都有可能性。 4.2. 单身-已婚、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单身-已婚的心理健康无显著差异。有研究提出，已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到婚姻质量的显著影响(Hughes & Gove， 1981)；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社会常态、选择性因素、社会支持在个体的婚姻状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Spiker， 2014)，因此，单身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低于已婚女性。本研究发现，除了畏惧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较低的正相关以外，其他婚姻态度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基本没有显著相关。一项针对已婚者的研究显示积极的婚姻态度有助于主体积极应对婚姻问题，提高夫妻心理健康水平(贾黎斋，王宇中，张海涛，& 许宪伦，2012)，这说明婚姻态度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畏惧婚姻者在择偶方面持有消极态度，这可能会继发性引起其在亲密关系建立和维持中出现问题，长此以往引起主体的主观感受度下降，甚至发展出心理症状，因此，畏惧婚姻态度呈现出心理不健康倾向。其他婚姻态度因子未呈现与SCL-90之间出现显著相关，说明这些因子不具有心理异常倾向。必需婚姻者对婚姻怀有美好的期待，有研究发现，希望作为调节情绪和心理适应的重要心理机制，能显著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何露 & 朱翠英，2013)，这可能是必需婚姻者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的原因。单身-已婚的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基本无显著差异；婚姻态度四因子中，仅畏惧婚姻态度有心理不健康倾向，由此说明，婚姻状态不能预测主体的心理健康，而个体的畏惧婚姻态度能显著预测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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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相对于Stacey和Rosén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婚姻态度问卷，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成年女性，旨在探查不同婚姻状态下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差异性，发现不同婚姻状态(单身–已婚)的成年女性在婚姻态度的必需性、理想化、自主性和畏惧性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不同婚姻状态(单身–已婚)的成年女性之间基本不存在心理健康的差异，成年女性的畏惧婚姻态度具有心理不健康倾向。理想婚姻态度、自主婚姻态度和必需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之间无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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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310名师范类中专生进行测试，旨在探讨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及其关系。结果表明：① 不同群体的师范类中专生在自我效能感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② 不同群体的师范类中专生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③ 自我效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高水平较高的学生同样具有较强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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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或主导。一个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各种事情的人，在生活中会更积极、更主动。这种“能做”的认知反映了一种对环境的控制感，因此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一种个体能采取适当的行动面对环境挑战的信念。自我效能感以自信的观点看待个体处理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能力。在Bandura (1983)的社会认知理论中，自我效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陈琦 & 刘儒德，2007)。他认为，由于不同活动领域之间的差异性，所需要的能力、技能也千差万别。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其自我效能感是不同的。因此，并不存在一般的自我效能感。任何时候讨论自我效能感，都是指与特定领域相联系的自我效能感。因此，自我效能感被广泛用于学校环境、情绪障碍、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职业选择等领域，可以说自我效能感已成为临床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的主要变量。我国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对于中专生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的相应实证研究尚缺乏。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作为中专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开展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可以探究导致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偏低的重要因素，以便采取相关应对措施提高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师范类中专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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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随机抽取310名中专生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303份，有效率为97.74%。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6.3岁，男性被试为183位，占比为60.4%。其中一年级占总数的62.7%，二年级为13.3%，三年级为24.1%。62.5%的被试的专业为自然科学(例如，计算机、汽修、机械及电子等)，而37.5%则为社会科学专业(例如，会计、外语、工商管理等)。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效能感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中文版)最早由张建新和Schwarzer于1995年在香港的一年级大学生中使用(王才康 et al.， 2001)。中文版GSE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5和0.91之间，且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GSES共10个项目，涉及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比如“遇到困难时，我总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GSES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形式，各项目均为1~4评分。对每个项目，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完全不正确”、“有点正确”、“多数正确”或“完全正确”。评分时，“完全不正确”记1分，“有点正确”记2分，“多数正确”记3分，“完全正确”记4分。 2.2.2. 主观幸福感量表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中文版是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受试对幸福的陈述(张进 & 马月婷，2007)。本量表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0.88，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该量表具备良好信效度。本量表共有18项，其中1、3、6、7、9、11、13、15、16项为反向评分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除了评定总体幸福感，本量表还通过将其内容组成6个分量表从而对幸福感的6个因子进行评分。它们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和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 2.3. 统计分析 将所有有效问卷数据录入计算机，采用SPSS 17.0进行数据处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皮尔逊积差相关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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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群体中专师范生的自我效能感得分差异情况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lf-efficacy Scores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x ± s 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数 自我效能感得分 t值 p值 男 132 23.16 ± 3.354 0.324 >0.05 女 171 23.00 ± 4.851 城镇 109 23.91 ± 4.584 2.594 ** <0.01 农村 194 22.60 ± 3.999 文科 166 23.20 ± 4.176 0.589 >0.05 理科 137 22.91 ± 4.365 表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专生自我效能感得分比较(x ± s) 注： ** 表示p < 0.01，下同。 由表1可知，不同性别的中专生自我效能感量表得分差异不显著(t = 0.324， p > 0.05)；不同生源地的中专生在自我效能感得分上差异显著(t = 2.594， p < 0.01)；不同专业的中专生在自我效能感得分上差异不显著(t = 0.589， p > 0.05)。 3.2. 不同群体中专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情况 由表2可知，不同性别的中专生主观幸福感得分存在差异显著(t = 2.042， p < 0.05)；不同生源地的中专生在主观幸福感得分上差异不显著(t = −0.864， p > 0.05)，这两个结果与现有关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高沛，2012)。不同专业的中专生在主观幸福感得分上差异不显著(t = −1.514， p > 0.05)。 3.3. 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为了了解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自我效能感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做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Table 2 Comparis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cores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x ± s 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数 主观幸福感得分 t值 p值 男 132 79.94 ± 5.301 2.042 * <0.05 女 171 78.47 ± 6.833 城镇 109 70.28 ± 10.069 −0.864 >0.05 农村 194 71.17 ± 7.667 文科 166 70.17 ± 8.465 −1.514 >0.05 理科 137 71.67 ± 8.728 表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专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x ± s) 注： * 表示p < 0.05，下同。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 efficacy，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factors (r 幸福感总分 对生活满足 对健康担心 精力 抑郁和愉快心境 对情感行为控制 松弛紧张 自我效能感总分 0.353 ** 0.434 ** −0.098 0.210 ** 0.174 ** 0.196 ** 0.381 ** 表3. 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的相关(r) 由表3可知，除与对健康担心因子相关不显著外，自我效能感总分与幸福感总分及其各因子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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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基于积极心理学，我们探究了特殊群体——师范类中专生的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比较了不同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及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4.1. 师范类中专生不同群体的自我效能感状况 通过表1的数据我们发现，不同性别、生源地及专业的师范类中专生在自我效能感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了与对大学生研究不一样的结果(李艳红 & 陈保平，2006)，总的原因可能与本次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关，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是中等专科师范院校，而以往普遍研究的是大学生。本次研究得出的师范类中专生的自我效能感得分在性别差异和专业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对男女性别上差异的冲击，现在的女性对自我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要求获得与男性的平等，这都可能使得男女性别上的自我效能感差异出现不显著的情况。而出现的师范类中专生在自我效能感的分表现出的城乡差异，则可能与二者在社会经济地方上的差异有关，农村的学生可能会因为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也没机会上大学，将来在就业和社会地位上还是得不到什么改变，因此会有自卑心理，自我效能感偏低。这些结果的偏差也可能与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误差有关。 4.2. 师范类中专生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不同专业和生源地的中专生在主观幸福感得分上差异不显著，即文理科的学生与农村和城镇的学生在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没有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出现这样的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中考不顺利，平常表现不是很好，学习相对不努力，对未来没有什么太高的期待，对现实生活有些混日子的态度。而表现出的男女性别差异，即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强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与男生的生性贪玩，对自己的认知也不是很清楚，表现出的无所谓态度有关。这些结果均与现有的关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不一致(高沛，2012；徐维东，吴明证，& 邱扶东，2005；张灵 et al.，2007；周若愚，2012)，这很有可能与本次研究对象来自中等专科院校有关，这些学生学历不高，在中学期间都比较顽皮，学习成绩不好，父母对这些孩子较为失望等各种原因有关，更可能是因为这些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不高有关。 4.3. 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不同性别的师范类中专生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关于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一致(徐维东，吴明证，& 邱扶东，2005)。这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一致，即如果个体自认为有能力去处理某一问题，并获得成功，则会增强其自我效能感。然而个人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可能对个体体验到较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增强作用，也就是男生比女生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同时男生比女生具有更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余鹏，宿淑华，& 李丽，2005)，本研究的意义所在就是探讨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而本次研究的数据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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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 本研究只选取了一个学校的学生做被试，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同时，由于条件有限，只取了文科和理科学生研究专业差异。鉴于本研究被试的特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该研究推广到其他群体中的程度。 2)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提高，可将观察法、实验法与主观报告法、心理测量法等方法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将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结合起来，探讨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更全面、系统地了解自我效能感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师范类中专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展开。 3) 最后，由于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科学研究日渐成熟，因而在对师范类中专生的研究中可以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同时更加注重研究对象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特殊性，这将会是今后相关研究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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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不同群体的师范类中专生在自我效能感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2) 不同群体的师范类中专生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3) 自我效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学生同样具有较强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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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房价预测问题，建立了基于最优加权法的组合预测模型对房价进行预测。选取多个主要影响房价的指标和历史信息两个方面分析，分别建立BP神经网络模型和NAR神经网络模型对房价进行预测，并通过试验法确定网络的结构。采用最优加权法，建立以组合预测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为目标函数的非线性规划模型，确定了两种模型对应的权值。以海口市2007~2017年的房价及其影响因素数据为基础，对三种模型进行仿真，检验结果表明，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误差小于单一模型，比单一模型的误差更稳定。并由文中建立的组合预测模型，给出海口市未来五年的房价预测。 关键词 :房价预测，组合预测，NAR神经网络，BP神经网络，灰色预测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