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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心智游移的普遍性和特异性 2.1. 时间特征 根据研究表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经历心智游移的时间高达30%~50% (Hurlburt， 1979; Kane et al.， 2007; Killingsworth & Gilbert， 2010; Klinger & Cox， 1987; McVay & Kane， 2009)。心智游移的发生占据日常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相较于我们的日常工作时间，心智游移的发生频率相当高，所以从时间广度角度而言，心智游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心智游移的发生频率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王华，2018)：研究者通过连续五天的行为实验研究，发现在实验室SART任务中，被试的心智游移频率是较为一致的，这说明心智游移频率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因此从时间层面而言，心智游移的发生具有时间广度和跨时间的普遍性。此外，研究者也对一天内的心智游移频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上午心智游移频率较高，但尚未找到确切的心智游移的时间偏好和特殊性，这也是今后研究值的关注的内容(Smith， Mills， Paxton， & Christoff， 2018)。 2.2. 环境特征 近年来，研究者对心智游移现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心智游移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研究者不局限于实验室中对心智游移的研究，也关注在生态效度较高的环境中的心智游移现象。人们从日常生活环境出发，感受发现心智游移这一现象，为科学化了解心智游移而进行实验室研究，立足于服务人民生活、走进真实生活场景进一步探索心智游移，由此可见，研究者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心智游移的研究，既是研究环境的普遍化，也包括环境场景的特殊化，从而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心智游移与心理过程、行为表现、神经机制和现实生活的交互关系。 通过对实验室研究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比较，发现引用量为1252的文献中采用持续注意反应任务(Sustained Attention to Response Task， SART)和经验采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 (Christoff， Gordon， Smallwood， Smith， & Schooler， 2009)进行心智游移的行为表现、神经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为提高心智游移研究的生态效度和了解心智游移状态下真实的任务表现，研究者在真实场景中进行相关研究，如学生在课堂中采用自我发现式(self-caught)报告心智游移状态(Varao-Sousa & Kingstone， 2019)。设置媒体多任务环境探究大学生阅读时的心智游移表现(胡月，2018)。模拟公路驾驶情境了解司机心智游移的风险驾驶行为(孙悦，2017)，在行车驾驶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心智游移现象，约每5分钟会发生一次心智游移，即注意力不能完全集中在驾驶行为上。不仅如此，研究者采用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出租车司机和私家车司机驾驶过程中心智游移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心智游移频率上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说明真实场景与不同的沉浸式体验带来不同的心智游移表现。在真实生活学习环境中进行心智游移的相关研究，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生态效度，既是对心智游移的深入，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心智游移的机制，从而更好地对现实生活和行为提供指导。 2.3. 年龄特征 伴随认知过程，心智游移也会随之发生，这种现象贯穿人自年幼至老年终生的意识活动。因此，研究者们对既广泛而普遍地研究人一生的心智游移现象，也有针对性地研究不同年龄段人群心智游移可能存在的特异性。 实验室内和真实场景中研究采用经验采样法收集到的心智游移数据表明，健康成年人被试心智游移时会更偏向于报告有关于未来的内容，称之为未来定向(future-oriented)的心智游移，会更少报告过去相关的心智游移内容(Busby Grant & Walsh， 2016)，这说明健康成年人的心智游移内容存在一定的时间偏向。 研究者也对6~7岁和9~10岁儿童的心智游移内容进行研究。根据前人实验研究的结果可知，当进行线索提示的任务时，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心智游移时会倾向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过去时间偏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6~7岁的儿童在较难任务中，甚至不会发生未来定向的心智游移(McCormack， Burns， O’Connor， Jaroslawska， & Caruso， 2019)。 对心智游移老龄化(aging)的研究由来已久，大多研究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游移报告的频率会呈现下降的趋势，且关注过去的内容(Giambra， 2016)。但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心智游移报告频率低，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心智游移发生事实不比青年人少(李冲，2012)。这可能与老年人认知老化存在一定的关联。 综合可知，心智游移存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普遍性，但同时心智游移内容的时间取向存在年龄的特异性，这种年龄特异性的原因包括知识经验、认知功能和神经发育等，但目前尚未有相关纵向或横断研究综合这些因素后进行心智游移的研究。 2.4. 临床特征 心智游移的发生依赖于复杂的大脑活动，临床研究者关注心智游移神经基础的同时，关注心智游移与不同临床症状的关系，如注意缺失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抑郁症(depression)和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等。 2.4.1. 心智游移与ADHD ADHD的典型症状为注意缺失，心智游移意味着注意力的转移，二者看似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事实上研究表明，心智游移确实可以显著预测成年ADHD临床表现，具体而言，心智游移不仅与成年ADHD患者的注意缺失(inattention)症状存在显著关联，高心智游移特质的ADHD患者也存在典型的多动(hyperactivity)和冲动(impulsivity)临床表现。ADHD多在幼年时期就会表现出相关症状，若不能得到良好的治疗，可能会延续到成年时期。因此，如果能够结合心智游移和其他临床表现尽早发现ADHD，则对儿童的ADHD的治疗有积极作用。 2.4.2. 心智游移与阿尔兹海默症 阿尔兹海默症临床上以认知障碍为主要表现，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记忆、言语等方面的障碍，对患者的生活存在较为严重的影响。临床研究发现，阿尔兹海默症与心智游移存在一定的关联。研究者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30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和33名健康者的有意图心智游移(intentional mind wandering)和无意图心智游移(unintentional mind wandering)差异，结果发现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有意图心智游移和无意图心智游移频率均显著高于健康被试的心智游移频率(El Haj et al.， 201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心智游移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特征之一，若能及时对中老年人群的心智游移频率进行监测、发现异常，则可能会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现和预防起到积极作用，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2.4.3. 心智游移与抑郁症 前文指出，心智游移内容有时间和效价的区分，但心智游移本身也是存在情绪效价的，有研究表明，心智游移是一种负性的情绪(Killingsworth & Gilbert， 2010)，而且心智游移和情绪状态有密切的联系(程凯，曹贵康，2014)，其中抑郁症以负性情绪为核心特征，因此心智游移与抑郁症的关系引起关注。有研究表明，有意图心智游移和无意图心智游移均与抑郁得分显著正相关(El Haj et al.， 2019)，这说明心智游移频率较高的个体，抑郁量表得分也较高，二者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是对临床抑郁症观测和诊断有重要意义。 2.4.4. 心智游移与强迫症 近年来，随着科学普及和人民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强迫症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强迫症以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的反复出现为核心特征，是一种神经症性障碍。强迫观念和无意图心智游移存在相同之处：不受自主控制的、自发的、无意图的。因此可以推测心智游移和强迫症可能会在临床上存在关联。有研究者对2636名非临床的、健康的、心理学的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无意图心智游移频率越高，则强迫分数越高；虽然无意图心智游移和有意图心智游移的频率存在显著相关，但无意图心智游移与强迫分数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Seli， Risko， Purdon， & Smilek， 2017)。因此可知，强迫症和无意图心智游移存在一定关联，二者可能是执行控制失败的结果。 通过对ADHD、阿尔兹海默症、抑郁症、强迫症等常见疾病与心智游移关系的梳理可知，心智游移不仅仅是健康人群中的普遍现象，也较为广泛地存在于临床特殊疾病患者群体中，且与多种不同临床症状存在显著关联，这是心智游移临床普遍性的体现。同时，不同临床症状与心智游移的关系存在区别和差异，其关联性也是基于不同的认知过程和神经机制，这也意味着心智游移在临床症状上的特异性。无论是普遍性和特异性，毫无疑问的是，心智游移对于发现、预测甚至诊疗临床病症有着重要意义，值得研究者为之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