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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国内心理健康标准的发展 4.1. 萌芽阶段 笔者查询到最早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记录为1984年10月《光明日报》刊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标准》。从文献量统计来看，1994年之前，每年的文献量均在10以内。1993年2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应试教育”这一概念彻底不再使用，转而采用“素质教育”。所谓素质，即身、心素质的综合叫法。而心理素质指的是平和的心理特性，心理健康则指的是良性的心理状态，大多数情况下，心理素质的具体信息可以通过心理健康状况得到具体反映，因此，教育界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可能亦是促成1994年文献量较多的原因。这一阶段，心理健康标准的提出较为零碎，且多数来源于非心理学界的学者，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均离不开“社会适应”。由此，笔者认为，1995年之前均可视为国内心理健康标准探讨的萌芽阶段，其特点是对“社会适应”的认同。 4.2. 争鸣阶段 1995年，张海钟教授鉴于自己的研究，公开发表了《评心理健康标准的“社会适应论”》一文，在此文中，作者对将社会适应作为评价心理健康的标准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作者的观点是：在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环节，道德的重要性不应该受到忽视，其在文中指出只有品德达标的人，才具备心理健康的基础条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人们所遵从的道德准则，所提出的道德观念是各不相同的，因此，道德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争议也是心理健康标准制定时需要考虑的。张海钟先生提出，将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人生哲学、价值观、道德观作为社会适应的前提条件。 同年柳夕浪先生“从哲学家的心理病态说起”，文中以“森田疗法”的创始人森田正马先生为例子，认为其小时候受神经症的影响，但是其能够进行自我调整，因此，也不能说森田先生心理不健康(柳夕浪，1995)。 1996年，江光荣教授在其论文中写道：“希望可以进一步对心理健康标准研究息息相关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的整理”。在文中，江教授对前人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两大方法论进行了论述：首先是“众数原则”，该原则实施的基础是假定所有的人心理行为并无异常，是常态分配标准的集中展现，该原则的主要功能体现在能够保障心理健康标准客观量化，便于比较和分类，易于操作，故多数心理测验遵循这一原则，之前盛行的社会适应论其本质也是采用了众数原则。其次是精英思路原则，该原则体现的是绝对标准，按照该原则，个人内在发展水平是衡量心理健康程度主要的参考依据，典型的有罗杰斯的“机能充分发挥”，奥尔波特的“成熟”，弗罗姆的“有创造力”等。标准应该是多数人甚至全部人认同的且相对稳定的存在，因此简单的遵从众数或者精英原则都无法作为心理健康的标准。江光荣教授指出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分歧根源不在方法论上，而在于影响方法论的更深层、更基本的人性观、价值依据、文化与人性等问题上，如人本主义与精神分析均认为人是生来具有天性的，而行为主义则主张人没有天性只有习性，这些基本认识的冲突是心理健康标准争议的最根本来源。学界均认同“适应与发展是人生的两大基本任务”，以此作为心理健康考察的基本对象显然是可行的。至此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研究中的两组最大争议已然明了：遵循众数原则还是精英思路；重视适应亦或提倡发展(陈平，2016)。江光荣先生认为适应与发展最终均作用于心理机能，因此心理健康的评估是对心理机能的评估，同时，江光荣先生还提出这样的观点“长期以来，人们都未能对心理健康形成科学的认识，而且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往往认为行为的社会价值等因素也属于心理健康范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所以，本人的观点是应该缩小心理健康这一概念的范围，心理学家同样应该如此，不忘初心，恪守本分，不应该涉足与自己研究无关的领域”(江光荣，1996)。 同年，周燕(1996)在其论文《析心理健康标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兼评中西方心理健康观》中以美国学者丹尼斯·朗提出的“过度社会化”质疑遵循众数原则的心理健康标准；并指出我国心理健康标准研究仅仅局限于个人，而国外已拓展至群体、机构乃至社会；并提出，国外则更提倡从个体的发展角度评估心理健康。 1997年，胡江霞在《教育研究与实验》发表文章以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定义心理健康。胡江霞认为心理健康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从心所欲”，即做人的内部准则，其次是“不逾矩”，主要表现在外在适应环节，二者的协调统一是关键所在。时代不同，“欲”和“矩”亦不同。 1998年，张海钟教授在《正确处理心理健康标准中的几个关系》中指出众数原则无法对待天才人物，精英原则则表明社会中大部分人均心理不健康，因此不能两者均不能取；关于适应与发展，其认为适应即为众数，发展即为精英，指出当社会失范时，先适应还是先发展就成了问题，这背后隐藏的问题实际上是心理健康的标准是否与价值判断相关。 1998年，马祥林在《心理健康标准应注重社会性》一文中指出，心理健康应包括社会性与个体性两个方面；个体既可以适应社会，又有可能改造社会；社会改革既可以促进心理健康，也可能为心理健康带来威胁……企图提出一个综合的心理健康标准，然而无果，最后以鲁迅先生的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为结语。 1999年，许亚和朱正国在参考前人研究理论结果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心理矛盾论：心理健康往往不是固定不变、没有生命力的体系，而是处于动态发展中的过程。究其本质而言，心理健康即心理波动不断发生、不断平复的循环过程，即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新的不平衡，因此，在评价心理健康的过程中，重点应该主要集中在：第一，科学评价所谓的心理矛盾；第二，探究处理矛盾的行为倾向；第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为载体，达到心理发展的自觉意识；第四，在失败面前表现出的积极心态。同年，刘宣文(1999)在其论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对于心理健康的标准来说，其基础标准不外乎生存标准和发展标准。陈光磊则认为坚持适应和发展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发展性原则(陈光磊，1999)。 1995年至1999年，心理健康的理论研究论文数量上升，这一时期的成果里，有对“社会适应论”的质疑，有对“心理健康”分歧的分析，有结合国外文化视角的探讨，也有对本土化心理健康界定的尝试。整体上，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 4.3. 整合阶段 2001年，叶一舵教授在《东南学术》发表文章，在兼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次对心理健康标准进行再认识，由此得到的结论是：究其本质而言，心理健康即适应，并重新定义“适应”为“所谓适应，在心理健康领域即主要表现在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主体可以基于外部的变化进行针对性的调节，进而产生相应的反应，避免产生主体和客观环境之间存在失衡的问题”。所以，个体的适应往往可以全面体现其心理健康状况，基于个体纵向适应的观点来看，心理健康标准主要可以分为生存适应标准和发展适应标准，它们一起作用，形成完整的心理健康标准的二维结构，如图1。 2001年张海钟教授对百家争鸣的盛景做出综述，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彻底实现，现有的社会机制只能满足部分人的充分发展，还无法满足所有成员均得到充分发展，故而生存性社会适应与发展性自我实现的先后主次问题便成为了争议的焦点，适应与发展不仅仅是心理学的问题。横坐标代表的是众数原则和精英原则，纵坐标则代表社会现实适应以及个体理想发展状况，如图2，卫生学的标准是立足当下，趋同众数；教育学的标准则是立足理想，趋同精英。 图1. 心理适应 图2. 不同的标准 2004年，石文山，陈家麟在《心理科学进展》上发表《心理健康：从系统资源管理的视角来看》，提出把心理健康分为5个操作维度，心理健康的实践任务就在于促进个体对其生命活动的有效管理，使其能采取正确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命承担起责任。 2005年，马桂兰在《谈心理健康的标准化问题》中指出，心理健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前提下，其具体的指标应是不同的。 2008年，张忠在其硕士论文《论道德健康、心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教育》中提出，道德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内在前提。认为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两者之间是既相对独立，更存在一致性与依赖性的关系。指出了心理健康教育中价值中立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实施价值干预必须坚持的原则。 2010年，兰茜发表《多元文化下的心理健康标准》，在文章中，作者分析指出，心理健康标准是特定文化下的产物，心理健康标准应当是一个体系，在此体系内不同社会群体应采用不同的心理健康标准。 2012年，梁宝勇发表《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基本概念、理论与编制构思》的文章，在文中，作者首次提出了“应激–素质相互作用模型”，作为心理素质影响心理健康的理论模型。 如果说20世纪末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趋势是百家争鸣，那么21世纪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趋势便是对纷杂理论的整合。整合的二维模型、跨学科的整合、多元论以及心理素质理论模型(沈德立，马惠霞，白学军，2004，2009)的提出，让“心理健康”的发展呈现“整合”的态势，故为整合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