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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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逾期赔偿制度构想 当前《民诉法解释》中新增的逾期举证赔偿制度又缺乏明确具体的程序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出现适用的混乱以及制度设计效果不佳。因此，科学合理设置逾期举证损害赔偿的程序显得十分重要。 (一) 分层提起原则 我国有学者提出对于逾期举证的赔偿程序实行分层递进，首先法院同双方当事人商议适用简易赔偿程序进行协商解决，如双方无法达成调解意见的，那么法官应当先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适用小额速裁程序重新开始解决赔偿问题，如双方当事人同意，则优先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处理。但是如果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均不同意适用的，需要由受害方提起侵权诉讼，走正式的诉讼流程来解决赔偿问题。这样的分层设置的原则符合提出该制度的设置初衷对逾期举证方进行惩处，并且解决了另行起诉程序相对烦琐且时间较长，对逾期举证方的威慑作用会大大降低等问题 [ 1 ]。 (二) 具体程序设置 逾期举证赔偿程序的启动主体应为受一方当事人的逾期举证行为侵害并且遭受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那么相对应的实施逾期举证行为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以及“谁主张谁举证”，由主张赔偿的当事人承担证明遭受损失和逾期举证行为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由逾期举证当事人承担该行为无过错的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损害赔偿的范围设置，应当按照当前《民事诉讼法解释》中规定的赔偿因其逾期举证而增加的就餐费、住宿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等，并且应当增加律师费用。如上文所述，由于当前逾期举证赔偿范围仅限于前述范围，这几项费用均不大，范围太小，不能合理赔偿对方当事人逾期举证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赔偿数额远远小于逾期举证所获得的利益，那么对于约束逾期举证的威慑作用大大减小，律师费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花费的最为主要的诉讼费用，所占比例很大。将律师费纳入请求赔偿范围，具有以下作用：第一，律师费用相比其他可请求费用来说，对未逾期举证的当事人有更大的赔偿，能满足其因对方逾期举证而遭受的损失；第二，律师费用赔偿高，这会给逾期举证方一定程度上的赔偿压力，这样会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逾期举证的发生 [ 9 ]。最后从增加律师费用的合理性角度来说，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逾期举证所增加的律师费用符合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综上所述，增加的律师费用纳入可请求赔偿范围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仅仅把证据失权作为唯一后果的举证时限制度对于当前司法实践是过于超前的，特别是证据失权过于严苛的法律后果，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受到普遍民众的质疑。传统文化中就无处不在地透露我国民众对实体正义的追求，但是对于程序正义的观念从古至今都始终缺乏，因此民众质疑对于建立程序正义观念之上的举证时限制度也是无可厚非。在一个案件中若当事人有真实且合法证据存在时，但仅仅因其未在规定的时期内举证，就要有可能承担败诉这样的不利后果，对于这样看似为了追求程序正义而抛弃实体正义的做法难以接受。综上，我国举证时限制度为了缓和严格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的冲击，也为了保障诉讼效率，民事诉讼法实质上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通过从诉讼后果和私法负担上双管齐下，更加合理地适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且细化与明确当事人因逾期举证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采取增加律师费用来更好地发挥该制度对逾期举证行为的约束与威慑作用、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且采用分层递进的赔偿程序来构建逾期举证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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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肺结节的早期筛查对肺癌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可以提高肺癌早期筛查中肺结节的检出率，是目前最为安全有效的肺癌筛查方式之一。随着CT数据日益增长，使用计算机辅助诊断(CAD)系统可以极大减少放射科医生的工作量以及降低漏检率。结合近年来肺结节检测的相关文献，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首先介绍了目前广泛应用的胸部CT数据集以及肺结节检测相关的评价指标。然后介绍并分析了肺结节检测框架中一些有效的方法，包括肺实质分割、候选结节检测以及假阳性剔除。最后，讨论了该领域存在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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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肺癌是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2018年肺癌分别占全球癌症发病总数和死亡总数的11.6%和18.4% [ 1 ]。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患者，肺癌早期患者多无明显的不适症状，一经发现大多已处于肺癌中晚期。肺癌早期患者的临床表现一般为肺部存在恶性结节，尽早发现肺结节能够有效控制肺部癌变。肺结节的临床表现为单发或多发、圆形或不规则、边界清晰或不清晰的肺部病灶，直径一般在3毫米到30毫米。根据结节密度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实性结节(Solid Nodule)、部分实性结节(Part-Solid Nodule)和磨玻璃密度结节(Ground Glass Nodule)。不同密度的肺结节，其恶性概率不同，其中部分实性结节的恶性概率最高 [ 2 ]。 目前低剂量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被认为是最为有效且安全的肺结节筛查方式之一，与胸片检查相比，CT检查可以将肺癌死亡率降低20%以上 [ 3 ]。通常一次CT扫描会产生数百张切片图像，放射科医生需要观察每张切片上的肺部组织来筛查肺结节。由于肺结节大小形态各异且CT切片数量较大，通过人工筛查肺结节是件相当耗时且困难的任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采用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 Aided Diagnosis， CAD)可以高效地实现肺结节检测。一般来说，肺结节检测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阶段：肺实质分割、候选结节检测以及假阳性剔除。肺实质分割的目的是将肺结节的检测范围限制在肺部区域，以免检测到肺部外的假阳性。候选结节检测的是尽可能多地将肺结节检出，降低漏检的可能。假阳性剔除的目的是剔除候选结节中的假阳性结果，减少误检的情况。与一般的目标检测任务相比，由于多数肺结节尺寸较小、形态各异，且结节周边的肺内环境复杂，肺结节检测的难度更大。 本文结合近年来肺结节检测相关的文献方法，从数据集及评价指标、肺实质分割、候选结节检测和假阳性剔除四个方面，介绍了肺结节检测的研究进展，并对各检测方法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该领域目前存在的难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进行一定的讨论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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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集及评价指标 2.1. LIDC-IDRI (The Lung Image Database Consortium and Image Database Resource Initiative) LIDC-IDRI数据集是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起，并由7个研究机构和8个医学影像公司共同建立的一个标准的数据集。该数据集提供了来自1010个患者的1018例临床胸部CT扫描图像以及相关的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ve Markup Language， XML)文件，其中CT图像的切片厚度平均为1.74毫米。XML文件中记录了四位放射科医生标注的结节特征、类型和位置等信息。每位放射科医生独立完成标注，将病灶分为三类：直径大于3毫米的结节、直径小于3毫米的结节以及非结节。LIDC-IDRI数据集共有7371个由至少一位放射科医生标注为结节的病灶，其中2669个病灶被至少一位放射科医生标注为直径大于3毫米的结节，有928个病灶被四位放射科医生均标注为大于3毫米的结节。LIDC-IDRI数据集提供一个重要的医学影像学研究资源，目前被肺结节研究领域广泛应用。 2.2. LUNA16 (Lung Nodule Analysis 2016) LUNA16数据集是2016年为了大规模评估肺结节检测算法而推出的肺结节检测数据集，其数据来自LIDC-IDRI。为了使CT数据更为标准，LUNA16去除了LIDC-IDRI中切片厚度大于3 mm、切片间隔不一致以及部分切片缺失的CT，最后产生888张CT，保存为.mhd格式。在这888张CT中，共有36，378个来自LIDC-IDRI的标注。LUNA16只纳入其中直径大于3 mm的结节标注，并且合并两个中心距离小于半径和的结节(合并后的中心和半径是两个结节的均值)。经过上述处理，选取剩下至少由三位专家标注的1186个结节标注作为最后需要检测的区域。同时，LUNA16还提供了用于进行假阳性剔除的候选区域标注，候选区域的计算方式采用现有的三种候选检测算法 [ 4 ] [ 5 ] [ 6 ]。由于病灶可以被多个候选者检测到，因此将中心位置小于5 mm的候选区域合并。使用这种方法，在1186个结节中，有1120个结节被检测出551，065个候选区域，其中每个候选区域都被标注了类别标签，0代表非结节，1代表结节。 2.3. DSB2017 (Data Science Bowl 2017) DSB2017是美国Kaggle公司举办的通过病人胸部CT诊断是否患有肺癌的竞赛，旨在召集数据科学和医学界开发有效的肺癌检测算法。该数据集是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提供的高风险患者的DICOM格式的CT图像，其中包含切片厚度、切片间隔等信息。该数据集只提供了每个患者的二进制标签，表明此患者在之后一年内是否被诊断为肺癌。DSB数据集中含有许多直径超过40 mm的大结节，结节平均直径为13.68 mm。DSB数据分为两个阶段：stage 1和stage 2。stage 1为训练集和验证集，用于训练模型以及验证模型的性能，其中训练集1397个病例，验证集198个病例。stage 2为测试集，共506个病例，其数据质量要高于stage 1，通常扫描切片的厚度更薄。 2.4. 评价指标 2.4.1. 查准率(Precision)、查全率(Recall)以及特异度(Specificity) 查准率和查全率是信息检索中常用的评价检索或分类性能的方法 [ 7 ]，目前通常用于定量分析肺结节检测和分类的实验结果。在计算时会用到四个变量：真阳性(True Positive， TP)，实际为正样本，并被预测为正样本；假阳性(False Positive， FP)，实际为负样本，但被预测为正样本；真阴性(True Negative， TN)，实际为负样本，并被预测为负样本；假阴性(False Negative， FN)，实际为正样本，但被预测为负样本。查准率又称精准率，表示当前被预测为正样本中正确分类的比例，如式(1)。查全率又称召回率或真阳性率(TPR)，表示被预测为正的样本占所有真实的正样本的比例，如式(2)。特异度又称真阴性率(TNR)，表示被预测为负的样本占所有真实的负样本的比例，如式(3)。表示F1-Score可以综合查准率和查全率的结果来评价预测的效果，如式(4)。 Precision = TP TP + FP (1) Recall = TP TP + FN (2) Specificity = TN TN + FP (3) F1 = 2 × ( Precision × Recall ) Precision + Recall (4) 2.4.2. 常用的评价曲线 RO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表示特异度和灵敏度(Sensitivity)之间的关系，其中灵敏度即为查全率，纵轴为灵敏度，横轴为假阳性率(1-特异度)。将模型检测时的置信度阈值设置多个值，每个阈值可以得到不同的特异度和灵敏度，从而可以绘制出ROC曲线。通常ROC曲线越趋近左上角，预测的假阳性和假阴性总数越少，检测性能越好。更为直观的比较方法是计算AUC (Area Under Curve)值，即ROC曲线下的面积，通常AUC值越大，模型的性能越好。FROC (Free-Respons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与ROC曲线相类似，纵轴为灵敏度，横轴为平均每次扫描的假阳性数(FPs/Scan)，曲线越趋近左上角表示性能越好。在肺结节检测中假阳性数量通常较多，横轴采用平均每次扫描的假阳性数更方便对比不同模型的检测性能，因此在医学影像分析竞赛中大多采用FROC曲线。 2.4.3. 竞争性能指标(Competition Performance Metric， CPM) CPM是指FROC曲线中定义的7个假阳性率的敏感度平均值：1/8，1/4，1/2，1，2，4和8 FPs/scan，如式(5)。CPM最早在2009年肺结节检测ANODE09 [ 8 ] 中提出，随后成为大多数肺部结节检测竞赛的评价指标。 CPM = 1 7 ∑ i = FPs Sensitivity ( i ) ，   FPs = { 1 8 ， 1 4 ， 1 2 ， 1 ， 2 ， 4 ， 8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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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比较与讨论 为了更好地展示各种检测方法的效果，表1中列举了所述文献中各方法所采用的网络结构，以及在不同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其中两阶段的方法是指在肺结节检测过程中，候选结节检测与假阳性剔除两个模型分别完成各自的任务，表中两阶段的方法均为进行假阳性剔除后的实验结果。从目前提出的方法可以看到，部分研究人员选择采用两阶段方法完成肺结节检测，如文献 [ 36 ] [ 42 ] [ 44 ] [ 47 ]，两阶段方法可以尽可能利用目前最先进目标检测算法和图像分类算法，并且在检测流程上更加直观。此外，当检测效果受到模型的限制时，采用两阶段方法可以更容易找到问题所在，从而有针对性对某一阶段模型进行调整，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两阶段方法在LUNA16数据集上进行肺结节检测的CPM均在0.89以上，相比于只进行候选结节检测的模型效果要更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现有的候选结节检测模型基础上，结合更为有效的假阳性剔除模型，可以开发性能更好的肺结节检测框架。文献 [ 40 ] 采用端到端的方式，将候选结节检测和假阳性剔除两部分的损失作为模型的整体损失进行训练，模型的整体学习能力更强，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将两阶段方法改进为端到端训练的方式。 Table 1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ifferent method 作者 年份 方法 数据集 最佳性能 Dou [ 50 ] 2016 假阳性剔除(3D CNN) LUNA16 CPM:0.827 Ding [ 36 ] 2017 两阶段 (2D Faster RCNN + 3D CNN) LUNA16 CPM:0.891 Liao [ 38 ] 2017 候选结节检测 (3D RPN) DSB2017 CPM:0.8562 Zhu [ 39 ] 2018 候选结节检测(DPN) LUNA16 CPM:0.842 Tang [ 40 ] 2019 端到端(多任务3D DCNN) LIDC CPM:0.8727 Kim [ 51 ] 2019 假阳性剔除(3D CNN) LUNA16 CPM:0.942 Liu [ 47 ] 2019 两阶段(3D FPN + 2D CNN) LUNA16 SPIE-AAPM [ 52 ] Lung TIME [ 53 ] HMS Lung Cancer [ 54 ] CPM:0.957 CPM:0.899 CPM:0.889 CPM:0.871 Ozdemir [ 42 ] 2020 两阶段(V-Net + 3D CNN) LUNA16 CPM:0.921 Masood [ 44 ] 2020 两阶段(多层RPN + 3D CNN) LUNA16 LIDC-IDRI ANODE09 CPM:0.946 Sensitivty:0.974 Sensitivty:0.988 表1. 各方法实验结果比较 从表1可以看到，当前肺结节检测模型都是基于CNN的变体，目前肺结节检测的发展趋势是对最先进的CNN模型进行调整，使其在肺结节检测和分类上达到最佳性能。Ding等将Faster RCNN引入肺结节检测领域，并在其基础上加入反卷积结构，在LUNA16数据集上的CPM达到0.891，取得了LUNA16挑战结节检测阶段的第一名。Liao则是将Faster RCNN拓展到三维，并将U-Net的结构运用在特征提取阶段，在DSB2017数据集上的CPM为0.8562，获得DSB2017肺癌检测竞赛的冠军。随着CNN的不断发展，更多的网络结构被应用在肺结节检测领域，目前在LUNA16数据集上取得最佳性能的模型是文献 [ 47 ] 提出的3D FPN和HS 2 Net，其CPM为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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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着重介绍了肺实质分割的研究进展，相较于候选结节检测与假阳性剔除，肺实质分割作为一个重要的数据预处理步骤，与后续的检测工作关系十分紧密，选择不同的肺实质分割方法对肺结节检测的结果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本文所述文献中，利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肺实质分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相较于利用传统图像处理技术的方法，深度学习能够以数据驱动的方式学习肺实质的特征，进而准确地分割肺实质区域。此外，由于采用传统图像处理方法进行肺实质分割需要进行迭代计算或连通区域计算等较为耗时的操作，采用深度学习方法能够更快地得到分割结果。但深度学习方法需要大量标注过的分割数据，同时需要较高要求的计算设备。因此，如果研究人员拥有较多带有金标准的肺实质分割数据集以及具备高标准的计算资源，建议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割方法，否则建议采用基于传统图像处理的方法。 目前，由于CNN在计算机视觉的广泛应用，研究人员倾向于使用基于CNN的算法来代替传统的肺结节检测方法。在所述的文献中，具有优异性能的检测模型应用了大量先进的CNN网络结构，例如ResNet、U-Net、FPN等。在文献 [ 38 ] [ 39 ] [ 40 ] 中，采用ResNet的跨层连接结构解决了网络退化的问题，使网络深度可以进一步增加，提取更高层次的特征。在文献 [ 38 ] [ 39 ] [ 42 ] 中使用了类似U-Net的网络结构，由于U-Net中包括一个用于捕获上下文的收缩路径和一个支持精确定位的对称扩展路径，并在收缩路径与其对称扩展路径间增加了特征通道，使得收缩路径得到的高分辨率特征可以与扩展路径的高级语义特征相结合，其扩展路径对检测小尺寸结节有较大的帮助。文献 [ 47 ] 采用了FPN的网络结构，FPN可以对每一种尺度的图像进行特征提取，能够产生多尺度的特征表示，并将不同层次的特征图用连接的方式进行融合，使每个层次的特征图都具有较强的语义信息。通过整合多尺度信息，能够大幅度提升小尺寸结节的检测效果。可以看到，将目前计算机视觉领域较为先进的网络结构应用到肺结节检测模型上，可以进一步提升肺结节检测的效果。 虽然现有的肺结节检测方法达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但当前仍存在一定的挑战。由于基于深度学习的肺结节检测方法依赖于大量高质量的金标准数据，因此高质量的金标准数据是进一步提升肺结节检测性能的关键。但现有的胸部CT公开数据集并没有进行有序的标记，大量数据集之间的注释信息较为混乱，因此金标准数据极为稀缺。数据缺乏一方面是因为胸部CT多为保密数据，医院通常出于保护病人隐私的需要，无法将数据提供给研究人员。另一方面是因为带有金标准的图像数据需要放射科医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标注，往往专业医生没有时间对数据进行精准的标注，而非专业人员的标注则容易出现误标或漏标。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通常是采用数据扩增的技术，对现有的数据进行裁剪、旋转、翻转或者缩放的方法来增加训练样本的数量和多样性，但这种方法终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生成式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 [ 55 ] 可以利用给定的训练集通过生成器和判别器的相互对抗生成新的数据样本，随着GAN的发展，若能采用GAN生成更多的CT图像以及结节样本用于训练，将大大降低数据获取的成本。当存在大量的未标记CT数据时，可以进一步研究基于半监督或自监督的学习方法，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人工标注的时间和精力。目前多模态图像融合的方式在图像识别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56 ]，采用多流CNN可以充分利用多模态特征，包括低层图像特征和高层语义特征。在将来可以利用病人的更多信息，将多模态数据送入多流CNN框架，让模型学习不同的语义特征，从而提高结节检测的准确性。此外，还可以采用迁移学习的方法，将在其他医学影像上学习的模型应用在肺结节检测任务上，利用从不同的疾病模式中提取的特征进行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据缺乏以及过拟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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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刑事电子数据与传统证据不同，电子数据相较于传统证据而言具有易复制性、易破坏性等特点，使其更难确定侦查人员所获取的电子数据有无发生改变，因而对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证明尤为重要。基于电子数据双重载体的特性，真实性层面较为复杂。形式真实性证明作为真实性证明的前置步骤，其重要性逐渐凸显。形式真实性概念是从美国关于电子数据的鉴真内容引申过来的，指的是证据提出者要证明电子数据确实来自于其所称的来源，以及电子数据保持其来源的本原状态，内容未经改变。对电子数据而言，真实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内容的真实性，而必须考虑到其形式真实性，只有同时保证这二者的真实性，才能更好地解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问题。而电子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具体包括原始载体的真实性和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形式真实性是确定证据可采性的先决条件，其性质属于证据能力问题。具体内容为电子证据的原始存储介质未遭到篡改、损毁和污染，其载体未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而电子证据数据真实性主要是比对完整性校验值，查看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证明其完整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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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证明的概念 形式真实性概念是从美国关于电子数据的鉴真内容引申过来的，指的是证据提出者要证明电子数据确实来自于其所称的来源，以及电子数据保持其来源的本原状态，内容未经改变。厘清电子证据形式真实性的层面和具体内涵，也即电子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首先解决的问题。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具体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载体的真实性。电子证据载体的真实性，是指存储电子数据的设备、介质在诉讼过程中保持原始性、同一性、完整性，不存在被伪造、变造、替换、破坏等问题。电子证据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等特点，因此，其存储、展示等需要借助一定的介质、设备；离开了存储介质和设备，电子证据将无法被有效认知、理解和运用。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角度来说，以存储介质、设备为表现形式的证据载体，在分析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时具有独立价值。 第二，数据的真实性。电子数据的真实性问题，是指作为电子证据信息在技术层面的存在形式的电子数据是否真实，是否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是否存在被修改、删除、增加等问题。例如，作为电子证据的微信聊天记录，虽然从内容上说是文字、符号等表现出来的信息，但在技术层面，其是按照编码规则处理而成的0、1数字组合；同时，微信聊天内容的相关附属信息，如发送时间等，也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在技术层面存在。如果聊天内容被修改、删除、增加，则收发时间、收发地址等附属信息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是电子证据内容保持原始性、同一性、完整性的技术前提，其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具有基础性意义。 综上所说，对于电子数据证据形式真实性的理解，应当注重两个要素：电子数据载体的真实性和数据的真实性。电子数据证据形式真实性内涵问题的理解重在分析相别于传统理论中的电子数据内容真实性问题，或者对电子数据真实性概念和层面的重新解读。形式与内容并不冲突，仅仅是传统理论模糊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并未真正意义上理解二者的关系。据此，电子数据证据形式真实性的内涵应是，指电子数据证据在搜集提取的过程中保持原始性、同一性，且取证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其性质，在保全和移交的过程中不被伪造和篡改，保证电子数据的载体和数据在形式上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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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证明的证据法价值 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证明对于区分证据的采纳和采信以及鉴真在我国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应该重视其重要作用。 2.1. 有利于区分证据的采纳与采信 对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和实质真实性加以区分证明，将形式真实性的证明放在采纳阶段，而实质真实性则放在采信阶段，以避免电子证据证明过程中的混乱。电子数据作为直接数据，其真实性特别重要，一旦能确定其真实，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是其他证据所不可比拟的。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关于电子数据从获取、固定、移送等过程，一系列规则都旨在“保真”；都是从电子证据之“真”的意义上作出的规定。但是，对于电子证据来说，只是内容求真，还不够，还应当具有形式真实性，这是解决电子数据可采性的第一步 [ 1 ]。对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制，英美法系一般都规定了形式合法，与案件事实有一定的关联，不得违反正当程序获取以及具有真实性等标准。虽然我国并没有陪审团制度，也没有独立的事实审环节，但鉴于电子证据的虚拟性，充分认识形式真实性与实质可靠性分属可采性与证明力的不同范畴，对于电子证据可采性尤为重要。鉴于形式真实性是电子证据可采性的重要标准，所以其证明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证据可采性。 2.2. 有利于鉴真规则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目前对于鉴真的规定较为混乱，除了关联性和形式真实性认定，还包含了实质真实性的认定。因此，区分形式真实性和内容真实性、探究形式真实性的证明规则，有利于完善鉴真规则在我国的发展。形式真实性证明有利于节约诉讼时间，保证诉讼效率。即是对证据进行初步筛选的机制，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相区分，凸显了不同诉讼阶段审查判断证据的重点，有利于实现程序与结果的双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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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刑事电子数据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之局限 由于我国关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证明的法条规定较为笼统和宽泛，故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下文将从证明程序缺乏系统性、取证不规范导致形式真实性证明保障不足、证明责任欠缺标准模糊以及过度依靠笔录证据证明四个方面来具体阐述，对当前证明的局限性进行分析。 3.1. 证明程序缺乏系统性 纵观我国关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的法律法规，多见于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中，并且未具体区分真实性层面。此种规定导致电子数据真实性证明混乱、无序，同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区分原则相背离。未区分真实性证明层面大大降低了电子证据作为独立类型的证据在实际案件中的作用。且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多依托于数个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证据的真实性往往只着眼于对一个证据与其他或几个证据之间证据关系的判断。而对于某份证据本身的形式真实性经常关注度不够。但是，实现证据相互印证的价值的前提是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如果单个证据不备形式真实性，那么这种印证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容易引起错案的情况。当前，我国诉讼当中对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证据之间断层，不利于从宏观上把握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 2 ]。也侧面说明了目前国内的电子数据真实性证明并不规范严谨。 3.2. 取证不规范导致形式真实性证明保障不足 3.2.1. 取证主体欠缺专业性 电子数据的收集、转移以及存证过程中都需要专业的取证技术作为支撑。在司法实践中，电子数据的收集主体如侦查人员、人民法院等在收集过程受限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很容易出现操作失误，使得提取的电子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受到质疑。现阶段通常做法是通过协同鉴定机构出具证据保管链无损鉴定意见书等方式进一步对收集过程进行补强证明，这无疑是背离了形式真实性证明的初衷、增加了对电子数据的取证负担。 3.2.2. 取证方法缺乏标准化规制 虽然相关法条明确了收集电子数据时，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但取证方法标准化的落实需要取证设备和取证过程予的细化规定予以保证。应当指出，标准化取证设备和取证过程的存在，对于保障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证明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设备和取证过程应满足相应的技术性要求，对于此，相关法律法规应做出详细规定。 3.2.3. 证据保管链不完备 尽管我国相关的法条和司法解释对电子证据的保管链证明有所规定，但过于笼统，无法保证证据保管链条的具体实施，没有区分不同搜集模式下的保管链要求。基于电子数据的虚拟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大体取证模式包括“一体收集”和“单独提取”两种模式 [ 3 ]。在“一体收集”模式下，收集电子数据时需将其所依附的原始存储介质一并搜查扣押，搜查扣押原始存储介质时就实现了对其中存储电子数据的一并收集。在“单独提取”模式之下，则仅从原始存储介质中提取电子数据，而并不收集电子数据所依附的原始存储介质。在司法实践中，取证主体常忽略原始存储介质的保管和移交程序。需明确的是在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情况下，电子数据保管链有两大方面的证明要求。一是对外在的物质载体如服务器、硬盘等储存设备封存后的交接记载进行连续性说明；二是对存储介质内含的数据(如文档、图片、电子邮件等)的相关信息真实性、完整性进行证明。 3.3. 证明责任欠缺、标准模糊 3.3.1. 证明责任欠缺 由传统的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来看，检察机关对证据真实性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检察机关难以有效承担证明责任。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检察机关并未亲历证据收集过程，难以真切了解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要解决检察机关证据真实性证明所遇到的难题，必须进一步考虑证据证明的责任分配问题。 3.3.2. 证明标准模糊 程序性证明标准是从实体性证明标准衍化而来，程序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是否符合法定证明步骤、方法、方式的准则和标尺 [ 4 ]。传统证明标准理论是以刑事实体问题为适用范围的。但是电子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属于程序范围。因此，电子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证明应理解为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收集的主体、方法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证据必须经过法定的证明程序，其中重点展示证据合法收集以及证据保管链是否完整。也就是说，电子证据内容不应当成为“证据形式真实性”的要求，因为证据内容属于案件实体事实问题，其要义在于解决法律事实问题。不论是我国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还是国外的“排除合理怀疑”等标准在本质上属于实体证明标准的范畴，而将这些标准一概而论用于解决证据形式真实性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证明是否为案件有关的原始载体，只需证明是否遵守法律规定的搜集提取以及保管等问题，通过展示程序是否完备，从法律形式上证明电子证据载体的真实性即可。 3.4. 过度依靠笔录证据证明 在我国，关于电子数据的提取、保管、送检、流转等活动的一切有涉细节以及经手人员的应答陈述，都是依据各种文书笔录的形式印证来证明。正如陈瑞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基于各种笔录类书面材料进行的证明“不可避免地带有形式化的验证性质，而难以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作出实质性的审查和确认” [ 5 ]。显然，相比于知情人出庭作证而言，仅仅依靠各种勘验笔录、辨认笔录等来进行形式真实性证明，会严重影响其证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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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刑事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证明之规制路径 针对于前文关于的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证明的局限性分析，文章拟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完善相关配套程序制度、明确司法人员主体地位和责任承担机制、确定责任明晰标准以及建立知情人出庭证明为主、笔录证明为辅的证明方法等措施来针对性地进行解决。 4.1. 完善形式真实性证明的配套程序制度 为了使庭审更多地关注案件当中的核心问题，将电子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置于庭前可以为解决最基本的程序性问题奠定基础。就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安排于庭前会议那样，能够试图将电子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安排在庭前。辩方对控方提交的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存在质疑时，可以在庭前会议上证实其形式真实性。除证据阅卷制度外，庭前会议是唯一可能涉及我国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方之间交换电子证据的预审程序。但并不意味着对电子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审查判断只能存在于庭前会议中。诉讼双方仍然可以在法庭审判期间对某些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质疑。该提议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法院审理的效率和专业性。 4.2. 明确司法人员主体地位和责任承担机制 4.2.1. 加强侦查人员的电子专业知识培训 只有侦查人员具备专业的电子取证知识，才能在办案时更高效、快捷、完整的提取相关数据。这就要为侦查人员不断充实知识技能储备创造条件，设计配套培训课程，尤其要调动公安司法干警人员队伍的学习积极性。对一线侦查人员定期组织集中培训，增强电子取证相关技能普及以及严格规范电子取证、质证流程，进而保障提取到的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合法性。 4.2.2. 明确取证设备和取证技术的标准要求 基于我国现有技术情况，对电子取证类工具一般采用的是“国家、行业标准 + 产品资质”的方式予以规范。现阶段侦查人员对涉案电子数据取证时通常使用统一的调取工具，在涉案电子设备中使用专业的软件进行操作。这些软件、硬件都是通过国家信息安全监测标准，经过专业部门审批后，对口销售给侦查部门。目前，我国在电子数据取证领域的研发实力和技术已经走在国际前列，拥有了包括电子数据取证的硬件以及取证软件等全系列自主研发的取证产品，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拥有电子数据取证软硬件综合研发能力的国家 [ 6 ]。但是目前该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较少，同时缺少对取证工具的统一技术规范。这就造成了取证工具技术有差异、标准不统一、获取的数据有差别等问题。未来应当加强取证工具统一标准的制定，让司法界可以普遍接受符合国家标准的取证工具，减轻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证明的负担。同时，要完善电子数据的基本取证技术。电子数据取证实践中总体应用到四大基础技术：只读、克隆、校验和时间戳技术。只读和克隆技术保证了检材电子数据的原始性；校验技术即数据指纹，可以用来进行电子数据的保全和检验过程控制、质量管理，监督整个检验过程；利用时间戳技术可以确定每个电子数据或用户行为的时间属性，还可以利用可信时间戳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增强电子数据检验过程的权威性和证据不可抵赖性。 4.2.3. 完善证据保管链条 建立完善的证据保管链条包括两大基本要求：完整连贯的证据保管链记录体系和证据保管链的链接者出庭作证。首先，要建立这个层面上的证据保管链制度，要求从发现证据时起，就必须详细记录证据自身的基本情况。每经历一次交接环节，都必须及时对证据在交接前后的情况进行记录。证据保管链就是这样一系列记录的文件证明，这些文件记录了包括证据收集、保存与运输、鉴定等方面的内容。其次，证据保管链的链接者这个说法来自美国司法实践，原则上，任何经手过证据的人都是证据保管链中的链接者。若是链接者出庭作证，其证言主要围绕两方面的问题展开：第一，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正是案件所涉及的那个证据，它与当事人所主张的那份证据具有“同一性”；第二，证据被提交法庭时的状态与被发现时相比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如实记录了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证据的真实情况，以此证明证据保管过程合法性以及证据的完整性、同一性 [ 7 ]。 4.3. 确定责任、明晰标准 证明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应当突破传统证据法学中的单一证明责任承担制度，确立共同责任制度，即证据形式真实性的证明责任由多方共同承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乃至有关知情人员都需要在证据合法性证明中承担责任，并建立相应的责任承担保障机制。 在证明标准方面，“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等实体标准难以与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这一程序问题所要达到证明程度接洽，因而本文主张确立“程序规范标准”作为证据真实性的证明标准。对于证据形式真实性的证明标准，我国法律没有给出明确规定，但根据刑诉法解释和《电子数据规定》，对搜集提取证据技术措施和程序规则方面的要求及程序设置。例如对于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保存等，有相应的程序规则。例如，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返还时，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应当关注提取、复制电子数据是否由二人以上进行，是否足以保证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有无提取、复制过程及原始存储介质存放地点的文字说明和签名；在远程勘验过程中，应采用录像、照相、截获计算机屏幕内容等方式，记录提取、生成电子证据等关键步骤，并制作相关笔录。由此可以推断公诉方要从程序和技术措施方面来证明电子数据形式真实性，从而达到“确实充分”的最高证明标准。 综上看来，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不同于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明应当遵循实体证明标准。而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主要是程序方面的证明，因此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明应当突破传统局限于实体范畴的证明标准理论，创设程序证明标准。这种程序证明标准是与实体证明标准相对而言的，指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所应符合的程序法所规定的主体、方法、权利保障、法律文书等的要求，可称之为“程序规范标准”。而又根据这一标准具体包括以下几项要求：一是证明主体符合程序法所要求的资格、人数等规范；二是证明方法符合程序法所要求的时间、地点、方式、步骤等规范；最后是记载证明过程与结果的法律文书符合程序法规范。 4.4. 建立知情人出庭证明为主、笔录证明为辅的证明方法 无论是电子数据保管链条(包括链条首端的提取环节)的证明，还是独特性的辨认，都应以相关知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为原则。作为例外，侦查人员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审判人员才可允许举证方宣读那些载有提取、保管过程的笔录类证据。那么，在侦查人员出庭机制尚未完善，证人出庭的质效无法立刻改善的前提下，要求全程把控证据的动态保管过程，似乎不切实际，可以尝试知情人员出庭和笔录证据相结合的证明方式。完善连续的证据保管链笔录提供的相关信息，也是避免形式高度相似的电子数据发生混淆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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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属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一部分内容，具体包括载体真实性和电子数据真实性。区分形式真实性和内容真实性可以更好地解决证据可采性问题，也有利于鉴真规则在我国的发展。因此在司法证明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注意区分。电子证据属于科学证据，所以在真实性问题上要加以重视。电子证据由于依靠信息技术导致其具有易篡改性、系统性等，所以在证明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其形式真实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以及相关知情人要共同承担起证明责任，充分遵守证明的方式方法，合法合理运用证明规则，以达到程序证明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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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学生的数学学习自我效能感的评价模型，并以淮安市淮海中学的高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综合得分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学生的数学成绩与学生学习的自我效能感正相关；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没有明显差异；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存在性别差异；不同的家庭教育氛围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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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自我效能感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在1977年提出的 [ 1 ]。他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人类动因的中心机制，是人们行动的重要基础。自我效能感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动机过程、情感过程和选择过程而调节人类活动 [ 2 ]。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数学教学中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求“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形成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科学态度” [ 3 ]。其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属于非智力因素的范畴。非智力因素包括的范围比较广，对高中生而言，自我效能感是制约学生学业成绩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非智力因素 [ 4 ]。 俗话说“当事者靡，旁观者清”。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是对于自己的自我效能感是什么样的水平可能并不清楚，老师作为旁观者，虽“清”，但可能也不知道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是什么样的水平。如果学生知道自己的自我效能感的水平，那么就可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状态，端正自己的态度，及时改进学习策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如果教师了解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水平，那么就可以及时干预，这样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 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评价模型，并以淮安市淮海中学的高中部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设计了调查问卷，根据得到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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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参照边玉芳博士的《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 [ 2 ]、倪颍丽《数学学习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 [ 4 ]。征求数学教学方面的专家、老师的意见，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形成了《高中生数学学习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共35个问题，其中正向题23个，反向题12个。 以淮安市淮海中学高中的高一至高三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了1000份问卷，收回问卷980份，有效问卷948份，有效问卷占比94.8%，部分观测数据参见文末的附录。 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形式，各项目均为1~4级评分。对每个项目，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A”、“B”、“C”或“D”。评分时，正向题“A”记1分，“B”记2分，“C”记3分，“D”记4分，反向题“A”记4分，“B”记3分，“C”记2分，“D”记1分，把所有35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除以35即为总量表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该生的数学学习的自我效能感越强，为方便计，下面的叙述中的自我效能感指数学学习的自我效能感。 由于问卷中设置的变量较多，变量间可能有相关性。因此先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出若干因子，算出因子得分，进而得到每个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综合得分。由综合得分表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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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型概述 设 X = ( x 1 ， x 2 ， ⋯ ， x p ) T 为问卷中的p个变量构成的列向量，变量之间不一定独立。用主成分分析法从X中抽取的k个因 子构成的列向量为 F = ( f 1 ， f 2 ， ⋯ ， f k ) T ，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因子载荷矩阵为 A = ( a i j ) p × k 。则本文的因子分析模型可表示为 X = A F + ε (1) 其中， ε 为随机误差。 基于最小二乘意义的回归方法，解上述模型，可以得到各个因子的因子得分 F = W X (2) 其中 W = ( w i j ) k × p 为因子得分矩阵。 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每个同学的自我效能感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D = 1 ∑ i = 1 k d i ( d 1 ， d 2 ， ⋯ ， d k ) F (3) 并以此得分为依据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行评价，进一步地，可以利用综合得分建立其它的统计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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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述情障碍既可以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而存在，也可以作为疾病的共症而存在，述情障碍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形式，包括自评量表和他评量表。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述情障碍的保护性因素，个体消极人格特质、负性经历、消极心理因素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述情障碍既能够直接也能作为中介因素间接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支持性、表达性心理疗法、认知行为疗法以及行为技能训练是述情障碍的主要治疗与干预方法，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主要回顾了述情障碍的概念、测量、成因、消极影响以及治疗与干预方法，总结述情障碍的研究现状，探讨未来在心理学领域中述情障碍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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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述情障碍又称“情感难言症”，最早起源于医学领域研究者在临床上对心身病人的观察，随着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深入研究，发现述情障碍不仅存在多种心身疾病、神经症和精神障碍患者、物质依赖者身上，而且在普通人群中也有一定的发生率，具有普遍性，因此，研究者一致认为述情障碍既可以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而存在，也可以作为身心疾病的共症存在。 近些年来，述情障碍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不仅在神经生理机制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在治疗和干预方面研究成果颇丰富，本文对近些年述情障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述了述情障碍在心理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的局限性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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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述情障碍的概念及测量 述情障碍(Alexithymia)也译为述情困难，临床上的表现是个体难以区分躯体感觉和情绪感受，难以精准识别、描述和表达情绪和情感，过于关注外界事物的细致末节而缺乏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注，很少思考和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经历，Sifneos (1973)将上述表现定义为述情障碍，并确定述情障碍的三个维度为情绪辨别困难、情绪描述困难和外向化思维。 对述情障碍的测量方式主要是采用自陈量表，鉴于述情障碍的特征，自陈量表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他评量表的出现，弥补了自评量表的不足，但他评量表需要配合自评量表一起使用。述情障碍量表最早是由国外学者编制，早期国内学者对述情障碍测量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修订国外学者编制的信效度较好的量表，近些年我国研究者编制了一些本土文化的量表，表明述情障碍的测量研究开始向特定群体发展。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有多个版本，TAS-26由Taylor (1984)编制，有26个条目，分为4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最早被国内学者修订成中文版，并在大学生和医务人员群体中验证了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姚芳传等，1991)。TAS-R被Taylor等人(1992)修订为23个条目，包括2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叶建林等(2005)修订了TAS-R中文版，并在神经症患者群体中验证了其信效度良好。Bagby等人(1994)将TAS-20修订为20个条目，3个维度，袁勇贵等(2003)将TAS-20修订成中文版并验证了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还有TAS-11，TAS-14可以作为评估精神障碍患者述情障碍量表(Üstündağ et al.， 2020)，暂无中文修订版。其中，TAS-20中文版在我国应用的最广泛，被用来测量成年人的述情障碍。 述情障碍观察量表(Observer Alexithymia Scale， OAS)是Haviland等人(2000)编制的述情障碍他评量表，OAS有33个条目，包括5个维度，分别是距离感、缺乏内省、躯体化、不幽默以及刻板，采用4级评分。朱熊兆等(2003)修订并验证了OA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虽然他评量表可以弥补自评量表的缺陷，但他评量表受评定者(一般是述情障碍者的家属或亲友)主观影响较大，且OAS需要与TAS-20同时施测，操作较为繁琐且测量成本大，故实践中运用较少。 少儿述情障碍问卷(Alexithymia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AQC)是Rieffe和Terwogt (2006)将TAS-20修订成符合少儿认知水平和语言表达习惯的版本，采用3级评分，用于评估儿童和青少年述情障碍水平。凌宇等(2009)对AQC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并验证了少儿情感障碍问卷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述情障碍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研究者认为有必要编制本土化的量表，大学生述情障碍量表是张春雨(2011)在TAS-20的基础上编制的，包括识别情绪困难、表达情绪困难、内在分析困难和体验情绪困难4个维度，23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经检验，其信效度良好，表明其可以作为测量我国大学生述情障碍的工具。徐莲莲和张理义(2009)编制了军人述情障碍量表，共30条项目，包含5个维度，分别为：情感表达障碍、情感体验缺失、躯体化倾向、外向性思维和情感应对。经验证，军人述情障碍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我国应用也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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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述情障碍的成因 关于述情障碍的成因，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认知加工过程和神经生物学机制探讨述情障碍的成因，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机制的视角探讨社会心理因素对述情障碍的影响。 3.1. 认知神经机制 认知机制视角主要基于缺陷假设理论，即认为述情障碍是个体认知加工存在缺陷导致的，不少实证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存在情绪记忆、情绪加工、情绪语言图式、参考性链接、热心理理论、决策认知功能、执行功能等方面存在缺陷或障碍(宫火良，2008；Taylor， 2000; 李阳，汪凯，朱春燕，2011；蚁金瑶等，2012；顾晨龙等，2012；张蕾，汪凯，2013；Zhang et al.， 2011; Meltzer & Nielson， 2010)，且不同述情障碍类型情绪加工的缺陷可能不一样(岳鹏飞等，2019)，这些发现支持了缺陷假设理论。 述情障碍还可能与信息的注意、记忆偏向及记忆概括化有关。有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在信息选择上存在注重生理信息而忽略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宫火良，郑希付，2010)，相比情绪词汇或中性词汇，对与疾病相关词汇回忆更多(Vermeulen， Toussaint， & Luminet， 2010)，过度化概况自传体记忆更加严重(柳艳松等，2015)。 述情障碍的神经基础主要涉及右脑半球、胼胝体、额叶、扣带回、杏仁核、岛叶、肾上腺皮质以等，还有其他脑区与情绪过程有关，如黑质纹状体、海马参与情绪调节方面，这些结构可能也与述情障碍相关(Kaplan & Wogan， 1976; Hijman， 2003; 张蕾，汪凯，2007；Goerlich， 2018)。张蕾等(2008)实验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额叶执行功能障碍，马鑫等(2008)实验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在观看情绪图片时，前扣带回，额中回，额上回等脑区异常激活，因此认为述情障碍主要是体现在评估刺激情绪的高级处理过程中。 近年来，学者研究述情障碍不同维度的神经生理机制，Goerlich (2018)发现情绪辨别困难维度与表情识别显性和隐性加工、躯体感觉加工和奖赏加工的损伤有关。Santorelli和Ready (2015)发现，老年人述情障碍和情绪描述困难都与较差的言语执行功能有关。 3.2. 社会心理机制 述情障碍的社会心理机制视角主要是关注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个性心理特征、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文化等对个体述情障碍的影响，认为早期童年负性经历，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可会能随着个体的成长逐步发展，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积极的心理品质和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述情障碍的保护性因素，如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自我和谐、心理弹性、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等因素与述情障碍呈负相关(姚小雪等，2013)。而负性经历、消极人格特质、不良家庭环境、工作环境与消极心理因素等都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如童年期心理创伤、受虐经历、儿童期亲子分离、自我缺陷感、快感缺失、共情缺陷、社交技能缺陷、消极应对方式、抑郁、焦虑、压力、应急源、专制的教养方式等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贾媛媛等，2012; Aust et al.， 2013; 王雪等，2017；李英辉等，2018；Mcerlean & Lim， 2019; Banzhaf et al.， 2018)。 人格是述情障碍的重要预测因素，研究发现内向性格者述情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外向者，神经质与述情障碍正相关、外向性与述情障碍负相关(吴彦敏，刘明，2014；Barańczuk， 2018)，人格障碍、不安全型依恋显著预测述情障碍(杨红君等，2008；屠笑等，2013)。 文化也是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述情障碍存在文化和性别差异(Le， Berenbaum， & Raghav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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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述情障碍的消极影响 当述情障碍与其他疾病共症时，述情障碍可能影响患者治疗的依从性、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残障接受度以及生活质量等(张丽辉，刘旭涛，高晰，2007；王迎晓等，2017)，本文更关注述情障碍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时，对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各方面产生影响产生的消极影响。 述情障碍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大量的研究表明，述情障碍正向预测个体的学习倦怠、压力知觉、抑郁、焦虑、孤独感、疏离感、消极心理、消极应对方式、负性情绪、人格障碍，同时，述情障碍与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呈负相关(李欢等，2010；冯海英，杨丽君，2017)。 述情障碍对个体的非适应性行为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如述情障碍对手机依赖、网络成瘾、物质依赖，非自伤性自杀行为、冲动行为、非语言攻击行为以及进食行为等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冯岩等，2012；陶磊等，2014；林小敏等，2017；冯武魁，2017；林榕，2019)。述情障碍还是病态赌博的危险性因素(Toneatto et al.， 2009)。 述情障碍还对个体的社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如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人际关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赵月秋等，2015；朱晓庆，2017)，对亲密关系、同伴关系、人际关系、道德决策、风险决策有消极影响(Inslegers et al.， 2012; 吴志辉，2020；张蕾，汪凯，2013)。 述情障碍还在代际之间产生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母亲述情障碍是儿童内隐行为、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因素(陆琪等，2013；陈肖杰等，2020)。 同时，述情障碍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被认为是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中介因素，如童年期的负性经历，会通过述情障碍对个体的抑郁、人际关系、婚姻满意度、攻击性行为、物质成瘾产生影响(孔令明等，2019；魏世雅，2020)，以及述情障碍在个体的人格特征与非适应性行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张信勇，陈泽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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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 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实证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大量的研究表明，当述情障碍与心身疾病、神经症以及精神障碍共症时，心理治疗与干预对述情障碍有一定的效果，必要时配合药物治疗效果更佳。当述情障碍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一些干预方法也能减少述情障碍的水平。 关于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研究成果颇丰富，首先，治疗与干预技术越来越丰富，以往通常采用日记法、艺术疗法、行为治疗、放松训练、团体心理疗法等(杨雪莉，梁宗保，2016)，近年来，行为训练技术、支持性心理疗法、表达性心理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是最常用的治疗与干预方法，内观疗法、家庭治疗、生物反馈疗法、心理健康教育、共情护理等方法也被运用(李蔓薇，2019；董香丽，2017；孙君芳，叶虹，廖旭怡，2012；邓义，2019；Cameron， Ogrodniczuk， & Hadjipavlou， 2014)。其次，治疗与干预方法也从单一方法发展到多种方法联合运用，如结合多种行为技术训练的综合训练，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等广泛运用，且越来越注重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最后，治疗和干预对象更广泛，以往研究中大多数治疗与干预对象是述情障碍者本人，近年来，一些研究中的干预对象既包括述情障碍患者也包括其家庭成员。 大量研究表明，行为训练技术对述情障碍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如情境式交往训练、情感技能训练、自我接纳训练、社交技能训练、催眠想象训练等可以改善抑郁症患者和恢复期精神分裂患者以及普通人群的述情障碍(黄惠君等，2016；Gay， Hanin， & Luminet， 2008)。 支持性心理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老年人的述情障碍都有改善作用(师典红等，2019)。表达性艺术治疗包括绘画疗法、艺术情感治疗法、心理剧治疗、综合性艺术疗法、音乐治疗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艺术疗法对述情障碍有改善作用，研究已证实，绘画疗法、综合性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患者(蔡佳佳，2016)、儿童期受虐待个体、戒毒人员的述情障碍有一定的改善效果(傅鹃花，2016；郝学敏，2016)，心理剧治疗对身体疾病患者和普通人群的述情障碍有改善作用(宋雪梅，2019)。 内观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内观认知治疗、认识领悟疗法、正念认知疗法等对普通人群的述情障碍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还可以配合使用药物治疗可以改善精神障碍患者、身心疾病患者的述情障碍(李蔓薇，2019；张灿灿，2019)。张广威(2018)研究正念认知疗法对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治疗的生理机制，研究表明，正念认知疗法不仅改善个人述情障碍、焦虑和抑郁症状，而且改善大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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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展望 有关述情障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本文主要探讨述情障碍研究在心理学领域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述情障碍的研究对象有局限性，目前述情障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成年人，少量研究对象是中学生，但也都是十三岁以上年龄的，低龄儿童的述情障碍未被关注，一方面可能是儿童表达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家长和老师可能将低龄儿童述情障碍表现视为“内向”的性格，将其正常化而忽视，因此，有必要关注低龄儿童群体的述情障碍。 其次，述情障碍测量工具有局限性，一方面，目前测量述情障碍的量表多为自评量表，用自评量表测量述情障碍受到不少争议，而他评量表需要配合自评量表一起使用，且操作复杂，应用的较少，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更高效、准确的测量工具。另一方面，述情障碍的测量工具开始向大学生和军人这些特定群体发展，未来有必要进一步针对老年人群体、医护工作者进行述情障碍的测量工具研究。 最后，治疗与干预方法的局限性，目前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方法很多，一方面，述情障碍在身心疾病患者和普通人群体里都有一定的发生率，应该发展适合不同群体的治疗与干预方法。另一方面，虽然有一些综合性治疗和干预方法，但还不成体系，未来应该发展出系统的、高效的综合性治疗与干预方法。目前对述情障碍的发生、发展、治疗与干预机制的研究仍是不够的，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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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使用USB2.0接口同步传输多通道音频数据的MEMS数字麦克风阵列，通过将MEMS数字麦克风的时钟、控制、数据线，连接到USB2.0转并口的高速传输芯片，结合上位机端的接收与解码程序，实现低成本、轻量化的麦克风阵列采集系统，解决了传统麦克风阵列方案价格昂贵、结构复杂、体积庞大、灵活性低的缺点。并保证了该阵列在采样率、动态范围、信噪比、总谐波失真、阵元一致性、和各阵元通道之间的采样同步性上均表现良好。且本系统最多可以支持14路麦克风数据的同步采集。模块化的设计让用户可以在1到14个阵元的范围，任意设计麦克风阵元数及阵列形状，提高了阵列结构灵活性。并且，同时支持PDM和I2S数字麦克风，使得用户麦克风型号的选择范围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