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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相反相成：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来华何以可能 我国学界一直信奉体育与宗教本质对立的观点。那么本质对立的两个事物为什么能够走到一起并“相反相成”呢？ 3.1.1. 基督教与时俱进的包容性品格是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的理论前提 基督教的普遍性。基督教的普遍性集中体现在它的普遍救赎论及与时俱进的理性品格。普遍救赎是《新约圣经》的基本教义：“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种不分差序的兼爱使得基督教包容体育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基督教的世俗化。从神圣走向世俗是宗教改革的实质。宗教战争的硝烟每每用血与火的教训提醒人们：任何宗教都面临生存压力，高高在上、拒绝宽容没有出路。宗教改革确认了平信徒皆祭司、基督徒个人的信仰自由和日常生活的神圣性。所有这一切，都为基督教对体育的包容提供了神学的依据。 基督教的社会化。在基督教走向世俗化的同时，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贫困和严重的异化，也促使基督教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工业化使得人口从农村迁往城镇，工人在肮脏的环境下为了工资而艰苦劳作。人们的身体健康成了一个大问题，社会改革家(很多是神职人员)认为，如果让他们参与到激烈的体育活动中去，他们一定会更快乐、更健康、更多产。这就为基督教对体育的包容提供了时代条件。 3.1.2. 对力的崇拜是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的心理基础 “从外在符号体系来看，宗教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一套仪式和规则；但从内在社会心理而言，宗教实质上又是源于人类对自身力所不及的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 [ 2 ]。弗雷泽认为，宗教是人类讨好超人力量并祈求与之和解的手段。换句话说，宗教起源于人类对代表“强力”的神的崇拜，人类崇拜的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力。这一特征便注定了它与竞技运动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竞技运动实质上正好是“力”的展示与较量、迷恋与追求。由此，竞技比赛得以成为宗教祭祀的一部分就获得了逻辑的自洽：神既然是非凡力量的象征，那么通过力的展示与较量来祭祀神祇、取悦并与之沟通，自然就是再恰当不过的方式了。诗人品达就曾说过：“神明都喜爱竞技，所以敬神最好是请他们看竞技” [ 3 ]。 而作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积极倡导者和切实推动者的基督教青年会就遥继了这一传统：“基督教青年会是什么？是一个人格教育的青年团契运动。世界上无论何种运动，都靠着‘力’；没有‘力’来发挥和继续，这种运动便不免失去其永久性。所以青年会运动，一切的动向在培植青年整个的创作‘力’，或者说能力。以德智体群四育的程序来养成青年内部不可见之‘力’，彻始彻终地贯注于这运动的中心，使之成为有用之才，为社会服务。上海青年会之有今日，就因为他能注意这个‘力’的要点” [ 4 ]。 3.1.3. 教会学校以身育心的教育实践是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的实现路径 在基督教所深入的各个社会层面中，近代教会学校的设立与体育的传播关系密切。新式教育的产生主要有三条主线：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官方所办的语言与军事技术学堂；各地士绅主办或协办的科技学堂或变通书院。在这三条主线中，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开办早、种类全、数量多、成效大。随着基督教学校的设立，体育也作为教学内容出现在学校教育之中。 让圣灵进入学生的精神生活，使其皈依基督教并养成基督化人格是传教士创设教会学校的初衷。基督教教育关心学生的道德熏陶和人格养成，希望他们具备爱、奉献、诚实、自主、谦卑、勇敢、忍耐等等基督教的美德。这正好与体育能够培养人的自主、勇敢、自我约束、忍耐等精神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使基督教教育借助体育来促使这些美德的养成成为可能。 3.2. 无心插柳：新式体育传播何以顺利 作为基督教教会“以学辅政”举措之一的来华办学和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社会福音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事工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新式体育。这种影响固然重要，但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外部原因，如果没有内因的作用，新式体育还是无法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内因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3.2.1. 新式体育的传入给参与者带来了独特的身心体验 基督教传教士将体育作为传教的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新式体育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壁垒，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 与体育参与者的接触使我们完全确信这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在体育运动中经常出现。如径赛选手解释说他毫无感觉地就从A点到了B点，因为他全神贯注于某个超日常、更深远的东西；又如国家级摔跤选手毫不羞涩地将自己的垫上体验解释为一种与自然的完全融合，这种感觉使他超越了日常的时空。 尤金·赫立格尔(Eugen Herrigel)《射箭艺术中的禅宗》就可以充当理解体育作为激发终极体验这一奥秘的一手资料。“这种体验与宗教如此接近，以至于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术语来对它进行描述。生命的意义上升到最高顶点。它不止是兴趣或者着迷，它是一种不能为理性和身体所左右的动态的唯意志论……” [ 5 ]。 体育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那些不屈不挠地进行训练的运动员，他们将其他一切抛之脑后，全神贯注于当前的体育参与之中。或者，我们也可以看看体育参与是如何使人们克服对毒品、香烟甚至是暴饮暴食的依赖而追求更神圣的使命的。我们不会怀疑当我们在严寒酷暑中挥汗如雨而产生的快乐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快乐，我们不会怀疑周一早上某位足球前锋得知自己要参加某项重大赛事而嘴角上扬、踌躇满志，当我们观看博·杰克逊(Bo Jackson)对可能的阻截队员非凡的躲避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质疑他表情的真实性……体育带来的改变太多太多、不胜枚举，但改变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而且呈现出惊人的规律性。结果就是，所有的一切——态度、价值观、参照系、人际关系、社会参与——都发生了变化。 3.2.2. 新式体育的传入迎合了当时的尚武思潮 身体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意义，是一个社会符号的标志系统。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历程，各种力量都试图支配身体的生产与消费。“身体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充盈着政治敏感性的场域” [ 6 ]。新式体育的传入并逐渐获得民众的接受，与当时身体观念的变化直接相关。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炮舰的轰击下空前式微，传统教育已无力支撑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传统教育的重文轻武、学优则仕的功能无济于时艰。蔡锷以奋翮生为笔名撰文，认为中国走向衰败，备受欺凌，“原因中的原因”，不外乎文风、风俗、教育、学派、体育、武器、音乐、国势“八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柔弱文化也是深恶痛绝，认为国人之弱在于不倡武、轻体力，进而成为弱民，终至挨打受侵，实为民族之大耻辱。他的《新民说·论尚武》，开宗明义地指出“柔弱文明，终不敌野蛮武力”，认为非“尚武之国民”，无“铁血之主义”，将“无以立国”。 社会名流的尚武思想，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社会关于“尚武主义”的言论和事迹充塞报端，一些有影响的杂志也竞相摘录或转载此类文章，一时使尚武思潮蔚为大观，声势日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洋务派开办的西式学堂和军事学堂，引进外籍教师、讲授西式军事技术和军事体育。 3.2.3. 新式体育的传入满足了当时的民族主义需要 “事实上，在体育运动中，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 [ 7 ]，民族主义与体育的关联可谓情投意合： 一方面，民族主义借助体育比赛来实现对大众文化的再造，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自然的惯习和内化的秩序。随着认识的加深，国人看到了体育的力量，在竞技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对敌人的胜利多少抚平了些许真实战场上失败造成的创伤。如，早在1908年，民族主义就与奥运会织下了最初的“中国结”。1928年宋如海的观摩奥运，1932年刘长春的单刀赴会所反映的恰恰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民族主义抬头过程中体育在振奋民族精神方面的独特作用。中国运动员在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足球比赛九次夺冠，篮球、排球成绩优异，得到国内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国人加深了对体育的了解，更看到了体育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感染着每一位爱国者。 另一方面，体育又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取向和基础。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本身也会不遗余力地发挥控制力与整合力，并将触角伸向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体育。体育的这种基础作用体现在：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和代言人；国际惯例根据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划分国家体育组织；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接纳的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也必须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组成。运动员是“不戴盔甲的武士”，“在整个20世纪，体育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手中最有价值的武器之一” [ 8 ]。更有学者提出了“体育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体育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认同的媒介，主要原因在于体育英雄们充当了国民“想象社区”的代表和象征。一国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可以作为该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具有优越性的隐喻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