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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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艺术本身就不可能处于一个静止恒定的状态，它其实一直处于发展与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家都努力在突破艺术定义的封锁与绑定。传统美学借助本质主义定义方式以寻求一种艺术的共同客观本质来划分“艺术”与“非艺术”，而先锋艺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这种定义方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势必再一次给予艺术界定新的难题。艺术的定义只能一直在建构与解构中不断向前发展，无法得到一个永恒，全面而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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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艺术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美学借助本质主义的定义方式以寻求一种艺术的共同客观本质来划分“艺术”与“非艺术”。先锋的当代艺术的出现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使原本艺术界定方法出现了困境与危机。早期的分析美学家认为艺术不可界定。惯例与体制的阐释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事物如何得以成为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品的出现，成为了艺术界定的新难题。本文通过探讨艺术界定方式的基本演变历程，以论证艺术的边界是处于游离动态的状态之中，或许应该用更具有开放性的眼光看待艺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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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现代艺术的出现与艺术的本质的界定困境 2.1. 本质主义的界定路径 回溯往昔，“何为艺术”是学者们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在分析美学出现以前，基本上所有对艺术的定义都遵循着本质主义的方向：试图在千变万化的艺术形态寻找艺术共同的本质。这种界定方式这也成为了许多人判断某物是否属于艺术品的先验标准。 “模仿说”是其中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之一。德谟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源于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模仿，即虽然艺术是无法反映“理式”，但是人有着乐于对于外在事物进行模仿的本能。亚里士多德继承且补充了柏拉图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艺术是对艺术家心中固有的“艺术观念”模仿。而他所认为的模仿不是对现实作出机械的复制。艺术“包含了对事物的理想化的加工改造，是创造性的模仿，因而艺术创作具有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审美本质” [ 1 ]。 从“表现说”的观点来看，艺术则是艺术创作主体表达其对世界的观感与情感的路径。卡西尔曾指出:“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层和最多样化的运动” [ 2 ]。艺术展现了创作主体的自由意志，属于个人精神话语。一切艺术形式或体裁都具备着一种共性：情感的表现。苏珊·朗格认为这种情感表现并非是一种情绪的简单释放，而是情感概念的展现。“一个艺术家的情感就是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模糊零碎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即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 [ 3 ]。也就是说，艺术是创作主体不可言说的朦胧情感状态的鲜明的表现方式。 “形式说”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克莱夫·贝尔通过对于绘画艺术的研究，提出“正是因为真正的艺术品具有‘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本质属性，因此人类审美是纯粹的、跨越时空的” [ 4 ]。当艺术作品足以让受众感到感动，满足他们对审美情感的追求，这样的艺术作品才可称为具有意味的。他认为艺术是审美情感与形式的统一体现。 不难发现，艺术的本质功能属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强调。从传统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品是必然要和庸常的日常生活用品分开的。但是这一种静态的定义方式，是无法应对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发展的艺术本身的。 2.2. 反本质主义的出现 因为具有先锋性的现代艺术的到来，艺术已经不再能用原来的范式去解释了。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艺术品与资本结合，变得工业化与娱乐化。“资本的运作和资本逻辑的渗透使得当代艺术和生活、审美和日常世界、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日渐消弭” [ 5 ]。例如，雕塑艺术家向京的系列作品《我看见了幸福》便是标准化生产售卖的雕塑艺术品。它们经常出现在精品酒店或商场中，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曾批判这种现象：“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 [ 6 ]。而本雅明在1931年所著的《摄影小史》中第一次使用“灵韵”：“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 [ 7 ]。他认为机械复制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失去了“灵韵”。虽然技术的进步，让传统艺术的高贵与独一无二消逝了。但是艺术商品化所具有的民主性是需要被积极看待的：普通平民也有了拥有艺术、享受艺术、甚至消费艺术的权力。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日常用品在特定的情境下也可以被当作艺术品。如艺术家汤姆·马里奥尼展出的作品，《免费啤酒(与朋友喝啤酒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他邀请朋友在加州奥克兰博物馆进行狂欢，狂欢结束后狂欢过程中使用的酒瓶，椅子与桌子被保留下来，成为了被展出的艺术品。这些生活用品被放置在了美术馆或博物馆的情境之中，就转换了身份，成为了艺术品。艺术品与审美体验的必然的关联性似乎被消解了。 维特根斯坦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他认为没有必要为艺术强行下定义。他表示虽然没有一个词语可以为语言下定义，但是这些事物却存在关联性。他用了“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s)这一概念用以解释：“人类的游戏丰富多彩，但将这些不同的游戏形式用同一个概念‘游戏’来表达，并不表明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是指它们彼此如同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彼此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家族特征” [ 8 ]。因此，也可以推断出艺术本身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本质上的定义。艺术形态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适合所有艺术的普适定义似乎不一定存在。就如同语言的存在并非有着独特的含义，但是在生活的情境之中被赋予了意义。 受到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古德曼提出了“何时是艺术”的话语转向。他提到：“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对象是(永远的)艺术作品？’而是‘一个对象何时才是艺术作品？’或更为简明一些，如我所采用的题目那样，‘何时是艺术？’” [ 9 ]。他认为应该将“什么是艺术的追问”转换为在怎样的境况中，某件事物可以被称为艺术。 2.3. 程序性定义的兴起 反本质主义促成了程序主义的兴起，艺术界定开始聚焦在体制与惯例上。如丹托和迪基这些哲学家主要探讨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艺术如何被辨别与承认的。丹托在他的一篇文章《艺术界》(The Art world)来辨析艺术何以被称为艺术这个问题：“为了把某物看作艺术，要求某种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的知识，也就是一个艺术界” [ 10 ]。迪基在《艺术与审美》(Art and the Aesthetics)指出：艺术品必须是人工制作的且需要考代表某些社会制度(艺术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体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 [ 11 ]。而后，在1988年他修正了他的艺术制度理论，主要增加了艺术的公众性的内容。程序性定义不再遵循本质主义对“艺术为何物”的提问，而是把问题转向“是什么使艺术，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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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人工智能艺术与艺术界定新困境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重塑社会的形态，不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目前人工智能在图像影像识别、语音识别、文本处理等多种方面已然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水平。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与宽阔，包括医学，金融与艺术等。它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着人类进入了后技术时代。 在艺术领域，人工智能也正在逐步尝试替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当人工智能技术也尝试颠覆艺术的生产方式。以人工智能为主体创作的绘画、音乐、电影等被称为人工智能艺术的艺术形式正在试图呈现出“去人类化”的创作模式。这些通过算法制作而称的人工智能“艺术品”再一次地让艺术边界的划定成为了有难度的事情。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概念是在1956年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举行的第一次人工智能大会上由约翰·麦肯锡(John McCarthy)提出的。如今，它可以简单地被定义为：人工智能就是机器对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的模仿，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与深度学习，体现出人的智慧与决策能力。深度学习的能力决定了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模拟人类的思维模式。“深度学习也叫无监督特征学习(unsupervised feature learning)，即可以无需人为设计特征提取，特征从数据中学习而来” [ 12 ]。 而人工智能艺术创作逻辑便在于：人工智能借助对人类数据库的读取，通过对大量艺术家的创作手法与创作风格进行深度学习，将其换算称可以计算的符码，以更为高效的方式创作出符合人类审美的艺术作品。 人工智能艺术的雏形其实早在1952年就已经出现了。本杰明·拉珀斯基(Benjamin Francis Laposky)用示波器创作了一幅名为《电子抽象》(Electronic Abstractions)的绘画作品。 技术赋能之下，近几年来人工智能创造艺术品的案例变得越来越多。2018年10月25日，法国艺术团体Obvious利用GA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算法开发完成了一幅人工智能肖像画《埃德蒙·德贝拉米像》(Portrait of Edmond de Belamy)，位于作品下方的署名由一些字母、符号、数字组成的公式组成。该作品成为首个拍卖出售的人工智能“艺术品”。人工智能少女“小冰”通过对艺术史上236位著名人类艺术家绘画作品的学习，独立完成绘画作品。并于2020年8月，首部人工智能绘画作品集《或然世界：谁是人工智能画家小冰？》由在中信出版社出版面世，甚至体现出了“个人”的风格特点。 除了绘画类，人工智能艺术还涉及其它艺术形态。如在音乐类：2007年日本雅马哈公司就借助VOCALOID (日语：ボーカロイド)这一种电子音乐制作语音合成软件，打造具有动人声线虚拟歌手初音未来(初音ミク/Hatsune Miku)，利用全息投影技术为其开办演唱会。 人工智能似乎已经拥有着取代艺术家的能力以实现艺术创作。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艺术并非是人类艺术家的简单替代，因为它具备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按照需求生成作品；第二个特点则是因为人工智能不是人类，所以它们不会如人类一般受到主观情绪的干扰。它的生成逻辑决定了它可以高效高技术标准完成艺术作品。 因此，人工智能艺术也不可被归类到人类艺术的范畴之中，只可被辨认为“类人艺术”。这也就意味着，曾经既有的有关于艺术的讨论均可能失效。甚至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当人类不再是唯一且权威的创作主体，人类艺术创作的合法性或许将被取代，人类艺术也可能会完全被取代。 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定义艺术的主要两种思路，即上文所讨论的功能主义与程序主义，都将失去意义。例如，关于人工智能的艺术意图人类无从得知，无法判断。人类或许将失去授予人工智能艺术品等级或资格的权力。 人工智能技术艺术创作的不断发展，“何为艺术”又变成了一道新的难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寻找艺术的定义是否那么重要呢？正如学者周宪所说：“对艺术边界问题的思考，不必一开始就设定一个二元对立的构架，而且坚信可以找到一个作为非艺术对立面的艺术的本源。这个出发点很重要，如果不是去论证截然有别于或对立于非艺术的艺术特性，那么，对艺术边界的讨论就会更加开放、更加富有弹性” [ 13 ]。事实上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技术都不断地在冲破艺术的定义与封锁，艺术的边界一直处于动态游移的状态中。当文化、技术与社会共生演进的当下，人工智能艺术的出现也让这种清楚规定艺术属性的做法在逻辑上就已经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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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家都努力在突破艺术定义的封锁与绑定，因此艺术本身就不可能处于一个静止恒定的状态。由此可以得知，艺术并不能拥有普遍可供辨认的内在统一的定义，因为艺术的定义一直在建构与解构中不断向前发展。任何一个似乎全面而精准为艺术所下的定义都有着被解构的风险。技术赋能之下，人工智能艺术品开启了艺术的新形态，其未来的发展是当下无法预知的。艺术的审美观念被改变，艺术的边界不断被扩展延伸，艺术的界定也许再次面临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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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文章指出了茂兰保护区科普宣教工作的现状，分析了茂兰保护区在科普宣教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茂兰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健全管理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宣教形式，丰富宣教内容；发挥资源优势，扩大受众范围等发展对策，为保护区科普宣传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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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态保护不仅是保护工作者的工作，公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度，让公众了解生态保护的意义，树立正确的保护意识，是保护区新时代的职责使命 [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上来，公众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不断增强，自然科普教育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生物种类、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人文特色等科普资源，是进行自然科普教育、科研和宣传活动的重要场所。保护区作为专业的机构，开展科普宣传也是国家赋予的职能之一 [ 2 ]。以自然保护区为中心，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不仅能让公众亲自饱览自然保护区生态美景、感受生态保护成效，而且能够让公众进一步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对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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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茂兰自然保护区概况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贵州省荔波县南部，与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处于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理位置东经为107˚52'10''~108˚05'40''，北纬25˚09'20''~25˚20'50''，总面积21，285 hm 2 ，主要保护对象为中亚热带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区内森林覆盖率达88.61%，物种资源丰富，现已查明高等植物241科870属2199种，脊椎动物430种，昆虫184科1468种，是世界上同纬度地区幸存下来的面积最大、分布集中、原生性强、相对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更是我国和世界上珍贵的喀斯特森林资源。此外，保护区内物种资源丰富、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是开展科普教育的理想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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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保护区科普宣教现状 3.1. 科普设施建设 茂兰保护区现有科普教育基地、科研宣教楼、自然教育展示厅、野生动植物标本室、兰科植物实验基地、植物组培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其中，科普教育基地约2000公顷，有掌叶木、红豆杉、南方红豆杉、鹅掌楸、白花兜兰、单性木兰等几十种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植物；自然教育展示厅480 m 2 ，主要介绍保护区的建设、发展、资源状况、保护与管理现状、科研开展情况、野生动植物资源电子展示等；野生动植物标本室现有植物标本2000余份，动物标本1000余份，昆虫标本2000余份；植物组培实验室150 m 2 ，培育有掌叶木、白花兜兰、单座苣苔、铁皮石斛、金线莲、三叶青等组培苗；兰科植物实验基地约100 m 2 ，培育有白花兜兰、鹤顶兰、硬叶兜兰、多花兰、小叶兜兰、叉子股，石斛等50余种兰科植物。此外，在保护区入口、社区村寨、主要路口、生态旅游步道等处设立科普宣传栏、宣传碑牌110块，在公路、景区、步行道等沿途悬挂珍稀动植物标志、警示牌、解说牌等共计160块，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以上数据来源为茂兰保护区管理局内部资料)。 3.2. 科普书籍及宣教形式 3.2.1. 编印科普书籍 保护区先后出版了《茂兰大型真菌》《中国茂兰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中国茂兰鸟类》《中国茂兰两栖爬行动物》《中国茂兰哺乳动物》《中国茂兰森林蔬菜》《灵境茂兰的“守护神”》《中国周刊—贵州荔波茂兰芬芳》《社区发展纪实手册》《茂兰研究论文集III》《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茂兰科普画册》，编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选编》《贵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手册》《野生动植物科普宣传手册》《中小学生森林防火宣传手册》《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知识手册》《茂兰保护区简介》等宣传手册，制作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和兰科植物等珍稀动植物图文知识展板、宣传U盘纪念品等，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开展科普宣传，充分展现了保护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内涵，也让公众更加直观的了解自然保护区、了解生态保护科普知识。 3.2.2. 制作永久标志牌、宣传栏 在茂兰保护区各村组内，共设置有63块法制宣传栏，详细介绍有关保护区的法律法规，特有濒危珍稀植物的保护意义、保护措施等内容。同时，在生态旅游区旅游线路上设置醒目的宣传标识牌、标语等，增强游客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感性认识。 3.2.3. 开展现场宣传 保护区围绕各阶段的宣传主题，以生态保护为主，结合其他宣传活动，与当地政府部门，充分利用各种活动日和纪念日等重要节点，深入社区、集镇、校园、村组开展现场集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知识讲座、签订责任状、张贴标语、设立科普知识展板、咨询台等形式开展现场宣传，同时，注重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宣传，进一步增强公众生态保护的认知力和震慑力，初步形成具有社区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教模式。 3.2.4. 多媒体融合宣传 茂兰保护区借助各种媒体、报刊、杂志、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科普宣教。一方面借力各种媒体平台，组织专题专刊宣传，提高茂兰知名度。如央视频道、湖南卫视、人民日报、贵州日报、黔南日报等国内知名主流媒体进先后报道《绿色空间—茂兰》《远方的家—茂兰》《走遍中国—水和尚》《黔之南》《茂兰的小伙伴越来越多》《祖国知道我》《大山深处的守护者》等专题内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本单位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引导作用，及时传播保护区日常管护工作的生动画面及相关科普知识。 3.3. 科普宣教内容 针对不同的宣教对象，其科普宣教的内容也有所差别。针对社区群众，宣教内容以法制宣传为主、科普宣传为辅。通过开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介绍保护区内的动植物资源、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的特殊性，积极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推行绿色生活方式，使社区群众充分认识到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当地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保护区群众的法治观念和生态保护意识，以达到以法管理、依法治区的目的。针对国内游客和中小学生的宣传教育以科普宣传教育为主，增加中小学生的生态保护知识，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热爱自然、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观念，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 3.4. 科普宣教队伍 茂兰保护区日常宣教工作主要由科研科牵头负责，各科室、管理站工作人员配合开展。宣教队伍共有34人，从年龄结构上看，每个年龄段均有分布，且在35岁以下宣教人数较多，共16人，占比47%，说明宣教队伍年龄结构较为合理(详见图1)。文化程度方面：大学本科生人数较多，共27人，占比79%；大学专科5人，占比15%；中专1人，占比3%；高中及以下1人，占比3% (详见图2)，总体上看，科普宣教队伍文化程度偏高，为开展科普宣教工作提供一定人才保障。专业类别方面，非文史类专业27人，占比79%，文史类专业7人，占比20%。由此可见，科普宣教人员多为非文史类专业人员，科普宣教所需的基础知识较为匮乏，一定程度上影响宣教质量和效果。 图1. 茂兰保护区科普宣教队伍年龄结构 图2. 茂兰保护区科普宣教队伍文化程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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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保护区科普宣教不足之处 4.1. 创新性不足 目前，保护区科普教育面临创新性不足的严峻挑战，重形式、轻效果的现象仍然存在，科普内容和宣教形式都相对固定，创新性不足，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无论是各种主题的现场宣传活动还是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内容，宣教活动多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如现场宣传多以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及纪念物品、现场讲解等形式开展，形式较为单一。而在媒体宣传上，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信息大多是本部门的工作情况，在科普知识方面较少，缺乏与公众的互动内容，多为单方面的信息传递，与公众互动较少，公众容易产生疲劳，难以使生态保护意识转变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模式，使保护区在生态教育的重要作用大大削弱。 4.2. 缺乏专业宣教人才 茂兰保护区科普宣教由科研科牵头、其他科室、站工作人员共同承担科普宣教工作内容，且都是非专业人员，宣教知识匮乏，导致各工作员不仅要承担本科室的业务工作，还要兼职科普宣教的工作，精力投入不足。此外，保护区科普宣教者大多是非文史类专业人员，受到专业的技能培训和指导人员较少，普遍缺乏专业技能培训和系统指导，导致提供的宣教服务满足不了受教者的需求，对此宣教人才匮乏是保护区科普宣教工作的一大难题之一。 4.3. 受众范围比较小 茂兰保护区科普教育工作一般都是在保护区内进行，宣教对象主要是社区群众、科研工作者、游客以及保护区工作人员，范围较小，影响力度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保护区的资源优势。 4.4. 缺乏专项经费支持 做好科普宣教工作需要经费支撑，没有专项经费支撑，许多科普宣教工作无法高质量开展，只能开展简单的宣教活动。茂兰保护区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仅靠财政拨款，科普宣教工作没有专项经费支撑，加上近几年办公经费压缩，科普宣教经费投入不足，致使科普宣教仍停留在简单的现场宣传、发放宣传单等单一的宣教方式，特别是多媒体融合宣传投入不足，不能满足目前科普宣教工作的需要 [ 4 ]。另一方面，申请经费渠道少，除靠国家拨款支持外，几乎没有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经费短缺，导致宣教基础设施无法顺利建设，宣教活动难以高质量开展，严重影响科普宣教发展，如自然教育展厅建设，因资金短缺问题，目前展厅还有部分内容还未布置建设，导致宣教展厅迟迟未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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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保护区科普宣教发展对策建议 5.1. 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 保护区要重视科普宣教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工作责任，避免科普宣教的盲目性、随意性，为开展宣教工作提供基本遵循，切实提高宣教工作效率。同时，还要切实保障经费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自然教育展厅建设进度，切实保证必要的科普宣教工作活动经费，不断加强宣教硬件设施建设，为科普宣教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5.2. 健全管理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保护区应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成立信息宣教中心，建立岗位责任制，专职负责信息宣传和科普教育工作，确保科普宣教工作有专人负责，推动科普教育工作高质量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放宽招聘政策，加大对文工类及传媒类专业背景人才招募的倾斜力度，积极引进宣教相关专业人才；同时，发挥专业人才特长，培训并组建一支科普宣教队伍，定期或不定期对专业宣教人员或现有人才队伍开展综合培训及针对性专项训练，提高宣教队伍人员能力水平；还可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对外合作，选择与大中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专业社会团体合作，聘请专家、教授担任保护区科普宣教顾问、讲解员，面向社会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作为保护区的义务讲解员和普及员，为保护区科普教育工作注入新鲜活力。 5.3. 创新宣教形式，丰富宣教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宣教模式已不大适应保护区及周边社区的发展，保护区应积极运用创新理念，创新宣教形式，不断丰富宣教内容，以更有效的方式吸引公众认识、支持、参与生态保护工作。不断丰富宣教内容，创新宣教形式，增强宣教吸引力和感化力，提升宣教质量，如编制生态保护警示录、法治文艺、森林话剧、生态课程等科普宣传作品。此外，网络以实效性和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等优势，成为人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应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科普教育，如制作科普视频、文章、组织网络征文、摄影、视频比赛等，丰富宣教形式，增强宣教吸引力及与观众的互动性，提高社会关注度。 5.4. 发挥资源优势，扩大受众范围 保护区充分发挥科普资源优势及科普教育基地的作用，积极联络周边的宣传、教育等部门，建立科普宣教的横向协作机制，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等科普宣教活动，努力扩宽科普宣教受众范围，提高保护区在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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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自然保护区科普宣教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 [ 4 ]，需要各级部门协同一致，统筹谋划，让科普宣教较好的融入生态旅游、融入社会发展中。同时，保护区应充分认识到，为公众提供感知自然魅力的场所、普及自然科学科普知识是保护区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 5 ]，需要不断增强做好科普宣教工作的主动性，精心谋划，主动作为，走出保护区、走进校园、走进社会，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宣教活动，让科普宣教真正动起来、活起来，让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的行动中来，成为自然的守护者，谱写生态文明建设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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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生态正义是兼具时代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论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枯竭等现象越发严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已经成为人类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面对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造成的生态危机，西方学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思考如何实现生态正义具有一定的“空想性”，西方各种思潮对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思想展开的激烈争论都亟需我们在马克思语境下寻求解决之策。分析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内在逻辑以及实现生态正义的现实路径是我们当前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必须作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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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环境主义运动层出不穷。这表明，片面追求数字化GDP的快速增长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已经成为人类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但是目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资本逐利的本性使之不断地抢夺全球资源，而导致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为了缓解污染，将污染的工厂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严重破坏了欠发达地区的环境。而一些西方思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实现生态正义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因此，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需要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指导下，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实现生态正义的现实路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动态统一，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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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马克思语境下生态正义问题的提出 2.1. 现实原因：资本逐利的本性造成生态危机 马克思曾提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是人的对象，是有用物” [ 1 ]。这是因为资本逐利的本性，以获取大量的利润为生产的主导方面导致的。资本主义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得不从自然界获得大量的自然资源，将自然资源当成攫取经济利益的对象。“资本的饥渴必须由新鲜血液来平息，它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领地” [ 2 ]。当国内的自然资源不再满足资本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魔爪伸向了其他地区，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力以更加廉价的价格对全球资源进行占有，使得当地原本良性循环的生态链条遭到破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并且资本主义为了转移污染，在国内将有毒废弃物掩埋场建设在有色人种、低收入人群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聚集区附近，而在国外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将一些高污染企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 3 ]。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认识论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认识论的影响下，以高效率获得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幅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无休止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盲目地在自然界乱砍乱采。在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想影响下，只是将自然界当作人类发展的对象和工具，忽略了自然界的本身的生态价值。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对自然界的破坏以及为了进行再生产而过度性生产和促使大众过度性消费，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造成严重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 2.2. 理论原因：西方不同生态思潮失灵 全球性生态危机引起了西方学者对生态正义的思考，主要可以划分为“深绿”、“浅绿”(绿色右翼)和“红绿”(绿色左翼)三个思潮派别。首先，“深绿”思潮批评只考虑人类利益的价值观，他们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他们把人类中心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当作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是“深绿”思潮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的反生态性，仍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一些变革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 [ 4 ]。其次，“浅绿”(绿色右翼)也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去解决生态问题。“浅绿”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尝试提出一种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全球发展新策略 [ 5 ]。生态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修复全球生态正义的另一种策略，和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一样，均认为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技术进步、市场调节等资本主义手段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但是“浅绿”思潮未能看到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所以“浅绿”思潮的生态正义主张失灵，不能真正实现生态正义。最后，“红绿”(绿色左翼)则认为要解决全球生态正义问题，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地实现生态正义。“绿色左翼”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论构想，但缺乏如何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正义的现实路径分析，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因此，面对西方不同派别生态思潮失灵的情况下，如何在马克思语境下解决生态正义问题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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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内在逻辑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国内外很多学者关于生态正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追问与探究。国外学者大卫·佩珀看到了马克思自然观中具有自然的先在性，唯物辩证法对自然的尊重。并且他还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可以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 [ 6 ]。福斯特和帕森斯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不仅可以分析当今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原因，而且可以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路径提供启示。国内学者叶海涛等学者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与理论视角》中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理论文本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研究，尤其是他提出在马克思后期文本中，马克思更多从社会规律中揭示自然异化的问题，这为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后面的学者研究马克思的生态内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7 ]。姜国凡和任玲等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和向度分析了马克思生态观思想。张学华和李艳琼等学者则探究了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在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正义这一概念，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中，不仅内在地富含当代生态学思想，还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3.1.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生态正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生态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考。马克思曾认为人与自然的问题，“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 [ 8 ]。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基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将人与自然统一于绝对精神，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形式的统一，还基于近代唯物主义也以主客二分的方式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马克思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不是分裂，而是在存在论上一体化，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关系中，不断向对方生成，促进彼此的互动共生 [ 9 ]。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探究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具有本原地位。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并随着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向自然生成。马克思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 [ 10 ]。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自然界的本原地位和优先性，但是马克思也肯定人的创造性，提出人可以能动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活动，不断促使自然人化。但是人类的创造性、能动性活动也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在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的过程中，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条件，不然会破坏生态平衡，紊乱生态系统，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最终演化为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因此，人类在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源的时候，也要考虑自然的有限性，给予自然以生态修复的时间和空间，承担维护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的责任。 3.2. 实践逻辑：从实践的角度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明确了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劳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主动性、创造性。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了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改造了人本身，因此人与自然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马克思不仅抛弃了以往传统哲学将人与自然相分离的思维方式，而且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因此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也被引入到社会与历史发展中。在当前社会，通过培育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以及协同生产者合理地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真样态。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会随着历史发展——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断解决，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实现生态正义。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一旦开始，“就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 10 ]。因此，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是人－自然－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的过程。 3.3. 资本批判逻辑：批判资本生态非正义以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 在逐利本性和工具思维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把自然当成获取生存物质的工具，不承认自然的自在价值，只重视自然的工具价值，从而产生了生态非正义行为。资本主义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通过机械化、自动化等技术手段，无休止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让本来为了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支配和奴役自然的权力工具。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科学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在破坏着生态平衡，使人与自然逐渐分离与对立。但是马克思不认为是科学技术造成的生态非正义，而是认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是造成生态非正义的原因。资本主义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多，为了寻求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更大的生产规模，资本又将目标放在了国外，不断地加大国外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并且将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尚未发达的地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且逃避承担当地环境污染的责任。这些非正义行为更加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扩张和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它是导致人与自然异化。资本主义也促使了异化消费。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制消费的内在逻辑，只有不断地刺激工人进行消费，资本家才能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在资本主义消费观念的引导下，人们毫无节制的消费、挥霍无度的物质享受，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危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生态非正义行为进行批判，提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 3.4. 价值逻辑：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动态和谐关系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具有辩证主义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正是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马克思提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非正义的特性，想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人对自然的非正义问题，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除人对人的占有和剥削，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扬弃私有制，建立联合化的大生产所有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和解，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必为了获取更多生活资料，而盲目的攫取自然资源。社会产品“按需分配”，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并且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还消除了资本主义恶性竞争的根源。所以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为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动态关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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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现实路径 推进生态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生态正义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指导下达成生态正义共识，培育“生态型政府”，发动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广泛参与，实现数字化生态治理的模式，用科学的制度保障生态正义的实现，积极构建全球生态治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维护我们美丽的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和目标。 4.1. 达成生态正义共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生态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靠人们意识的转变。只有人们意识到了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形成生态正义的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 11 ]。这种观念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随着人类实践水平和实践的能力逐渐提高，人们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俨然没有曾经对自然的敬畏。并且如何运用科学技术和消费的思想观念也是影响生态正义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莱斯认为不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将会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因此要理性运用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技术手段，不能成为控制自然的武器。我们要从意识层面形成对科学技术正确的运用，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正确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肯定非人生命存在物的价值。其次，合理运用技术守护自然，让科学技术成为一种良性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人们应该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生产领域人类异化的问题还尚未解决的同时，消费异化又成为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消费异化所引起的生态危机，例如常见的一次性消费，大量商品包装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大量消费污染物造成的物种的濒危。在新闻报道中鲸鱼误吞塑料袋死亡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因此，形成正确的科学技术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达成生态正义共识对于生态正义的实现具有强有力的作用。 4.2. 协同生态治理多元主体 生态正义是由社会正义在生态领域的延伸，生态正义的实现要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和谐关系中推进。因此，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生态治理的重要标志，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生态型政府”。生态型政府，是指，“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实现社会管理职能时要以生态良性发展为宗旨和目标” [ 12 ]。生态型政府的宗旨和原则，一方面政府致力于将生态规律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作为其基本职能，并将这种职能渗透到政府各方面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生态型政府努力追求和实现政府的各方面职能和目标的“全生态化” [ 13 ]。政府在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以“生态优先”为价值选择，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为基本目标。其次，社会企业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企业要树立生态正义意识，在发展过程中选择自然、环保的模式，自觉加大对污染的控制力度，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减少不必要的污染。最后，个人是生态治理的主力军。引导每个人参与到生态治理过程中来，一点一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低碳出行，绿色消费，人民群众之间互相监督，在全社会形成环境友好型氛围。 4.3. 实现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 提高生态治理现代化能力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实现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技术的发展给生态治理提供了便捷。其一，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建立生态治理的数据库以及可以综合协同管理的数字平台。数据库的建立实现了信息的公开，能使更多的群体参与到生态治理过程中来，并进行监督，提高生态治理的效能。通过综合协同管理平台，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可以进行协同治理。其二，运用大数据、互联网 + 技术实现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生态保护的前提是要对生态领域进行检测，运用多种手段对生态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建立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环境污染大数据动态监测、分析、管理网络平台，以及环境风险评估和危机预警机制。积极与国际生态监测机构进行对话交流，并且培养生态监测的技术人才 [ 14 ]。其三，实现生态环境的智能保护。实现对生态的智能保护，首先要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科技找出污染的源头，对产生高污染的企业进行控制和处罚，对已经受到污染的地区进行及时的治理 [ 15 ]。其次，提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目前生态污染和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活和生存，不仅需要我们对已经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还需要我们提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生态环境安全也是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强风险意识，做好防范工作，提高生态环境风险的应急能力。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促使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的建立，不断提高生态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4.4. 健全生态治理现代化体系 实现生态正义不仅需要人们形成正确生态意识，还需要外部的制度作为保障。马克思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生态非正义的过程中，找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 [ 16 ]。因此，实现生态正义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作为强有力的抓手。首先，完善政府的考核制度，摒弃落后的只追求GDP增长而忽略生态效益的考核标准，将加大生态效益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提高政府的环保责任意识，让生态真正成为“显性政绩”。其次，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主要涉及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两个方面，代内正义的实现可以采取两种措施，建立使用补偿制度和消费税制度。使用补偿制度是占用或使用生态资源的主体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对其他主体进行的补偿；消费税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免费获得生态利益的主体进行增收消费税，并将这些消费税提供给创造生态效益的主体进行补偿奖励。后代人应该和当代人享受同样的生态权益，罗尔斯认为，每一代都从前一代获得好处，而又为后一代尽其公平的一份职责 [ 17 ]。为了确保后代能够平等地享有生态利益，应该建立正义的代际储蓄制度。最后，加强生态立法。通过生态立法规范生态非正义的行为，并且对非正义的生态行为进行强制处罚，为生态正义的实现提供法律的保障，生态治理道路需要通过生态法制化的路径实现。 4.5. 促进全球生态共同治理 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重等，不是靠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必须寻求全球各个国家的通力协作，共同治理与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际社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 18 ]。习总书记正是基于全球治理的需要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现生态正义道路上，通过各国的协商和对话，明确生态权利和责任的划分，构建国际通用的生态正义准则。中国积极构建全球治理，并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村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当代激活”，为解决当前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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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生态正义已经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越发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分析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生态危机和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理解，还从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中得到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答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国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路上，学者们要坚持以解决生态问题为导向，不断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思想进行研究，加强生态正义理论研究与生态现实情况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统一关系，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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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通过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方斑东风螺(Babylonia areolata)养殖池离底铺沙模式，对比了不同进水和排水方式对养殖池水更换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上进下排类型中，不同进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的更换效果没有显著差异(P > 0.05)，不同排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的更换效果影响有显著差异，其中，中间单孔排水效果最好(P < 0.05)。反渗进水的侧壁排水模式对沙层下方水体的更换速度显著快于单侧进水的中间单孔排水模式(P < 0.05)，但对整个水体的更换速度则慢于单侧进水的中间单孔排水模式(P < 0.05)。单侧进水的中间单孔排水模式可以有效的利用流水将沙层中累积的有机物(如排泄物、残饵等)及产生的氨氮和硫化氢等冲洗掉，保持东风螺栖息沙层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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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东风螺(Babylonia)包括方斑东风螺(B. areolata)、泥东风螺(B. lutosa)、台湾东风螺(B. formosae)等多个种类，俗称“香螺”、“花螺”，隶属于软体动物门(Mollusca)、腹足纲(Gastropoda)、前鳃亚纲(Prosobranchia)、新腹足目(Neogastropoda)、蛾螺科(Buccinidae)、东风螺属(Babylonia) [ 1 ] [ 2 ]。其中方斑东风螺为暖水性单壳贝类，在斯里兰卡、尼科巴群岛、泰国湾、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均有自然分布 [ 3 ]。东风螺具有昼伏夜出的习性，白天潜伏在沙泥中仅仅露出水管，等到夜间或落潮时才爬出沙层寻找食物；夏季习惯生活于4 m至20 m深度的沙地；而冬季会在40 m至60 m深度的沙质潮下带栖息 [ 4 ]。东风螺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高档海珍品 [ 5 ] [ 6 ]。由于市场对东风螺的需求巨大，使得自然海区东风螺资源受到过度捕捞而衰退严重，近年来东风螺的人工养殖方兴未艾 [ 7 ] [ 8 ]。2017年，仅海南和广东两省，东风螺产量达到7300余吨 [ 9 ]。目前东风螺已成为我国南部沿海最重要的水产养殖动物品种之一。 随着东风螺养殖规模不断增大，东风螺病害种类和爆发频率日益增加，常见的疾病有浮游期的聚缩虫病、纤毛虫病，成螺养成期的脱壳病、吻肿病等 [ 7 ] [ 10 ] [ 11 ]。除饵料及东风螺自身免疫力等因素外，养殖环境的恶化往往是引起疾病爆发的重要原因 [ 11 ]。在东风螺养殖生产中，需要在养殖池中铺设沙层以满足东风螺潜沙的生态习性。然而，在养殖过程中残饵、排泄物等会在沙层中不断积累，导致沙层恶化、发黑，引起方斑东风螺食欲下降，导致生长缓慢和疾病多发 [ 12 ]。尽管采用洗沙、换沙等方式可以改善沙层的环境，但存在工作强度大，生产效率低等问题，而且可能对养殖对象造成机械损伤，促进疾病的发生 [ 7 ]。养殖池离底铺沙的流水养殖模式是一种在池底铺设架子并在其上铺设沙层，通过流水可将沙层中累积的排泄物、残饵等有机物及产生的氨氮和硫化氢等有害物质冲洗掉，保持东风螺栖息沙层洁净的一种养殖模式 [ 13 ]。有研究表明，养殖池离底铺沙的流水养殖模式对方斑东风螺体重、壳高的日均增长率都显著高于其它养殖模式 [ 13 ]，而且对沙层水体氨氮、硫化氢含量的控制效果较其它养殖模式明显 [ 14 ]，促进了东风螺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不过，利用该模式养殖东风螺时，沙层依然会出现变黑的现象，并且疾病爆发依然频繁。目前，海南东风螺养殖场的养殖池以长方形为主，在养殖池一端的短边沙层上方进水，水透过沙层在支架下方流向养殖池另外一端的短边，在沙层下方通过连通水管进行排水。由于养殖池长边较长，养殖池不同部位沙层透过的水量可能不同，养殖池不同部位沙层下方水体的更换速度也可能不相同，这就会造成不同部位水体环境的差异，影响东风螺健康及生长。因此，本文通过实验室模拟东风螺养殖池离底铺沙模式，比较研究了养殖池的三种进水方式和四种排水方式对养殖池水更换效果的影响，以期为构建东风螺健康养殖模式提供数据资料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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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模型 以透明塑料箱(长 × 宽 × 高：44 × 33 × 32 cm)作为养殖池模型，在透明塑料箱子的底部铺设底滤板，在其上方铺设并固定筛绢网，最后均匀铺上3 cm粗沙。根据进排水方向主要分为两大类：(1) 上进下排类：沙层上方进水，沙层下方排水，在沙层上方设置加水口，在塑料箱底部开直径为1.6 cm的排水孔，连接的排水管固定在箱体侧面，排水管末端位于离箱体底部15 cm的位置(图1(a))；(2) 下进上排类：沙层下方进水，沙层上方排水，进水口位于沙层下方，排水口位于箱体侧面15 cm的位置处(图1(c))。测试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时，提前在沙层下方加入用黑墨水配置的3500 mL的指示水体(10 mL黑墨水加水稀释至3500 mL)，然后在沙层上方加满清水。实验开始时以2.5 L/min的流速进水(上进或下进)并开始计时。将箱底划分为9个区域，以水体中无明显黑色纹路为判定指标(但在底滤板支撑柱的水流方向上依然有黑色墨水痕迹)，记录沙层下方整个水体即各个区域所有位置均变为无色所需时间，即为沙层下方水体被更换所需时间。测试整个水体更换效果时，先加水至水箱水面与排水口持平(水将流出)，然后加入10 mL黑墨水混匀。之后以43 mL/s的流速进水并开始计时，记录沙层上方水体由黑色转变为无色所需时间，作为水体被完全更换的时间。 2.2. 三种进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比较 模拟东风螺养殖池常见三种进水方式：(1) 单侧进水指养殖池一端短边进水管直接进水，进水管的相对一端角落排水(图1(a)，图1(d))；(2) 雨帘进水指在养殖池上方架设一根打孔的进水管，进水管与养殖池长边平行，且位于两短边中间点的连线上，排水方式与直接进水相同(图1(b)，图1(e))；(3) 反渗进水指进水管位于沙层下方，进水管位于池底中间位置，管上打孔(如雨帘进水管)在池底均匀补水，补充的水透过沙层进入上层水体(图1(c)，图1(f))，在15 cm处排水口出水。记录沙层下方水体变化所需的时间。 2.3. 三种底部排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比较 采用单侧进水方式，设计3种底部排水方式：(1) 单角单孔排水，指排水孔一个位于箱体底部的某一角落(图2(a)，图2(d))；(2) 四孔排水，指排水孔四个位于箱体底部四个角落区域(图2(b)，图2(e))；(3)中间单孔排水，指排水孔一个位于箱体底部的正中间(图2(c)，图2(f))。当模型中的水位达到出水孔高度时，通过出水孔排出，开始计时记录沙层下方水体变化所需的时间。 图1. 三种进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比较。(a)：单侧进水侧面；(b)：雨帘进水侧面；(c)：反渗进水侧面；(d)：单侧进水俯视；(e)：雨帘进水俯视；(f)：反渗进水俯视；→箭头为水流方向；●为排水口 图2. 三种底部排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比较。(a)：单角单孔排水侧面；(b)：四孔排水侧面；(c)：中间单孔排水侧面；(d)：单角单孔排水俯视；(c)：四孔排水俯视；(d)：中间单孔排水俯视；→箭头为水流方向；●为排水口 2.4. 三种进排水方式对整个水体更换效果的比较 设置单侧进水的单角单孔排水(图3(a)，图3(d))、单侧进水的中间单孔排水(图3(b)，图3(e))和反渗进水的侧壁排水(图3(c)，图3(f))共三种模式，每种模式的水箱均加指示水(含黑墨水)至水面与排水口持平(水将流出)，然后以2.5 L/min的流速进水并同时开始计时，记录沙层上方水体由黑色转变为无色所需时间，作为水体被完全更换的时间，比较不同模型对整个水体更换效果的影响。 图3. 三种进排水方式对整个水体更换效果的比较。(a)：单侧进水的单角单孔排水侧面；(b)：单侧进水的中间单孔排水侧面；(c)：反渗进水的侧壁排水侧面；(d)：单侧进水的单角单孔排水俯视；(e)：单侧进水的中间单孔排水俯视；(f)：反渗进水的侧壁排水俯视；→箭头为水流方向；●为排水口 2.5. 数据处理与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平均数 ± 标准差表示，用DPS数据处理系统进行单因素实验统计分析，若差异显著则采用Tukey方法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差异显著性水平为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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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不同进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比较 三种进水方式对东风螺养殖池模型沙层下方水体的更换时间不同，反渗进水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时间显著低于其他两种方式(P < 0.05) (表1)。反渗进水方式沙层下不同区域水体由黑色变为无色所需时间相同，但单侧进水和雨帘进水的各区域不同，II区和III区显著快于I区和IV区(P < 0.05) (表1)。 3.2. 不同排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比较 单角单孔排水、中间单孔和四孔排水将沙层下方水体完全更换所需时间分别为20.78 ± 0.41 min、14.59 ± 0.31 min和17.21 ± 0.62 min，三种排水模型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其中中间单孔排水模型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所需时间最短，效果最好(表2)；不过均显著慢于表1中的反渗进水侧壁排水模式。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inflow methods on water replacement under the sand laye 进水方式 The drainage methods I区 II区 III区 IV区 水体更换时间(min) Water replacement time (min) 单侧进水 12.27 ± 0.30 bB 10.47 ± 0.81 bA 09.86 ± 0.27 bA 14.98 ± 0.22 bC 20.78 ± 0.41 b 雨帘进水 12.30 ± 0.25 bC 10.57 ± 0.54 bA 09.73 ± 0.23 bA 14.98 ± 0.15 bB 20.90 ± 0.17 b 反渗进水 5.57 ± 0.16 aA 5.57 ± 0.16 aA 5.57 ± 0.16 aA 5.57 ± 0.16 aA 5.57 ± 0.16 a 表1. 不同进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的更换效果 注：同一列上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进水方式存在差异显著(P < 0.05)；同一行上标大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区域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water drainage methods on water replacement under the sand laye 排水方式 The drainage methods 水体更换时间(min) Water replacement time (min) 单角单孔排水模型 20.78 ± 0.41 a 中间单孔排水模型 14.59 ± 0.31 b 四孔排水模型 17.21 ± 0.62 c 表2. 不同排水方式对沙层下方水体更换效果 注：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3.3. 不同进排水方式对整个水体更换效果的比较 单侧进水的单角单孔排水模型、单侧进水的中间单孔排水模型以及反渗进水的侧壁排水对整个水体的更换时间分别为19.45 ± 0.16 min、16.94 ± 0.22 min和21.64 ± 0.53 min，三种模型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其中中间单孔出水模型对整个水体更换所需时间最短，效果最好(表3)。 T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t water inflow and drainage methods on whole water replacemen 进排水方式 water inflow and drainage methods 水体更换时间(min) Water replacement time (min) 单角单孔排水模型 19.45 ± 0.16 a 中间单孔排水模型 16.94 ± 0.22 b 反渗进水的侧壁排水模型 21.64 ± 0.53 c 表3. 不同进排水方式对整个水体更换效果 注：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