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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唐朝官员与日本僧侣的关系 从圆仁的《行记》卷一可知，当时朝廷对于外来使节团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开成四年二月六日，圆仁逗留扬州期间，地方官员给与“禄”，以及“壹千三百伍拾疋”绢，并且从“旧例无有禄给僧之例” [ 26 ] 一句可以看出，当时给与外来僧侣“禄”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此外，承和五年七月廿日条中“今日州使来，始充生料” [ 20 ] ，据《校注》，“生料”是唐朝的习语，指的是粮食。这些都可以证明地方官对于使节团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惟晓亡故之后，朝廷赐予墓地、允许设斋也说明了晚唐政府对于外来僧侣的态度问题。 下面，本文结合史料，分三个层次对圆仁等外来僧侣所接触的官员进行分析，了解圆仁等人与唐朝官员的关系。 3.1. 和基层官员的关系 在第一章节里，我们对圆仁等人接触的官员进行了一些细致的梳理。那么他和这些唐朝官员的具体关系是怎样的呢。开成五年三月八日条有一条记录，写的是押衙将圆仁请到自己家中进行招待的事情，“刺史传语云：‘如今即到。’斋时，赴姜押衙请，共当寺僧四人到宅斋” [ 27 ] ，开成四年四月八日条也有类似记载。 从这些实际的例子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县级官员以及押衙等曾一起招待过来自日本的巡礼僧侣，他们对外来僧侣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此外，张押衙慰问使节团中的得病成员良判官、热心为一行人介绍行进路线等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下面是圆仁在归国途中再次遇到相识的唐朝官员一事的一段记载，地方官员再次见到圆仁时很高兴地与他攀谈，并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办理回国的一些手续。 到宅相见，便识欢喜，存问殷懃。去开成五年从此浦入五台山去时，得此大使息力，专勾当州县文牒公验事发送，今却到此，又殷懃安存，便过县牒，具说心事。大使取领停留，许觅船发送归国 [ 28 ] 。 从上面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唐朝地方官员与前来求学的日本僧侣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这秉持了初唐以来对待外来人员宽容接纳的态度，也与唐朝崇尚佛教的国策有关。 3.2. 和中高层官员的关系 开成四年四月八日条详细记载了圆仁拜访州刺史时的情形。从圆仁的叙述来看，唐朝的中层官员对于外来僧侣也是持欢迎态度的。热情的州刺史与圆仁探讨佛教经义，最后派遣士兵将他送回住所。 根据开成五年三月廿五日条的记录，圆仁前往五台山的途中，青州发生了蝗灾，粮食不足。圆仁向当地的节度副使祈求粮食，最终获取到了粮食。当时，青州的粮食高价也难以购买到，而节度副使却特别的给与了圆仁一些粮食，“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副使张员外乞粮食。……员外施给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状谢。” [ 29 ] 都可以说明地方中层官员对于外来僧侣的态度。 开成五年三月廿三日写的是圆仁吃早饭的时候判官和州节度副使热心招待他的情形。在圆仁要离开时，尚书、节度副使、判官都送给了他一些粮食，好生相送，详情见于开成五年四月二日条。 作为本书中的重要人物，圆仁也记载了和后来的宰相李德裕之间的种种交往。据开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条的记述，在接见日本求学僧侣的时候，李德裕着正式官服率领众官，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扬州地方官李德裕对于外来僧侣所持的重视态度。下面是李德裕前来寺院慰问日本僧侣的一段记录，最后临走的时候施舍给了他们一些大米。 (开成三年十一月)八日斋前，相公入寺里来。礼佛之后，于堂前砌上唤请益、留学两僧相见，问安稳否。……又总持舍百斛米充寺修理料 [ 30 ] 。 开成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条记载了李德裕和圆仁相互赠送礼物。“十六日作启谢相公到寺慰问，兼赠少物：水精念珠两串、银装刀子六柄、斑笔廿管、骡子三口，别作赠状……”，“(十七日) (李德裕)更差虞侯人赠来白绢二疋、白绫三疋” [ 30 ] 。使节团成员在扬州市场购买物品，被所由逮捕，但在离开扬州时却被全部释放，这有可能是地方官李德裕的帮助，李德裕有可能较轻的处分了违反法律法规的使节团成员，详见开成四年二月廿二日条。 3.3. 和宦官的关系 作为中晚唐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宦官对于外来僧侣的活动也会有较大影响。在圆仁的记述中，有一位天竺僧侣三藏宝月在没有通知仇士良的情况下直接向皇帝请求回国，这一做法激怒了仇士良，于是这位天竺僧侣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见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条)。从这一例子可知晚唐时期宦官对于外来僧侣的交流活动也是有影响的，宦官不仅控制着中央军政权力，还在对外交流上发挥着影响力，这可以说是晚唐时期的特色。 十一日今上降诞日。于内里设斋。……南天竺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不先咨，开府恶发。……十五日 军内收禁，犯越官罪，故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不打三藏，不放归国 [ 31 ] 。 这段资料中的“开府”是仇士良的官职，仇士良不仅担任着全国僧侣管理机构最高长官——功德使，还统辖着禁卫军——神策军。会昌二年二月一日条记录了仇士良作为禁军最高长官的史实，“一日敕加盖仇开府充观军容使，便知天下军事” [ 32 ] 。 那么宦官和日本僧侣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在废佛活动开始之后，李德裕奏明要将没有长期户籍的僧侣驱逐出寺，而仇士良在巡院帖中却说没有必要发遣圆仁等人，“右奉使帖得状，令发遣保外客僧出寺。其圆仁等未敢专擅发遣。奉军容处分：‘不用发遣，依前收管者。’” [ 33 ] 让人不禁猜想，仇士良等人或许与日本等外籍僧侣保持着一种较为不错的关系。 此外，根据会昌三年正月十八日、廿七日、廿八日条，当时废佛活动已展开，但长安各寺院里的外国僧侣不仅没有被还俗，而且正月廿八日仇士良还前往各座寺院接见慰问了各国僧侣，“廿七日军容有帖，唤当街诸寺外国僧。……廿八日早朝入军里。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师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后，见军容。军容亲慰安存。当日各归本寺” [ 34 ]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外国僧侣受到优待是较为显而易见的。 总结来说，从上面这些史料可以得出几点信息。第一，仇士良在废佛运动中对僧侣的态度与李德裕等人有所区别。第二，仇士良本人对待外国僧侣的态度并不恶劣。第三，外来僧侣在废佛活动中确实受到了优待。 3.4. 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基层官员、中高层官员以及宦官对于圆仁这样的外国僧侣都是一种欢迎的态度，甚至在毁佛这种政治环境下，他们对待外籍僧侣的态度也并不恶劣。关于他们为什么会对外来僧侣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对一些人物进行分析。 根据圆仁的记载，当时唐朝官员的大部分对于佛法是怀着崇敬之心的，以萧判官为例，他“解佛法”、“有道心”、“爱论义”，充分说明唐初以来崇佛的政策方针在晚唐时期依然有影响力。 开成三年十二月八日条是节度使李德裕参加宗教活动的记录。李德裕和“监军”不仅参加了佛教仪式的所有过程，还在最后拿出金钱来招待日本僧侣，“八日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辰时，相公及将军入寺来……于是日，相公别出钱，差勾当于两寺，令涌汤，浴诸寺众僧，三日为期” [ 35 ] 。 此外还有正月一日李德裕参拜寺院、主持开元寺栴檀瑞像阁捐款活动的记录，开成三年十一月七日条记载了李德裕篆刻佛像的经过。李德裕为了建造“瑞像阁”自己捐助了不少金银，这些都显示了他支持佛教事业的态度。同时，晚唐时期国际贸易依然繁荣，当时各国商人汇聚扬州，许多在场的商人也为佛阁的建造捐助了金钱。 从以上这些有关李德裕的记载看，李德裕在担任地方官时是比较热心佛教事业的，对待来求学的日本僧侣的态度也是比较友善的。不仅李德裕，其他各阶层官员对于佛教和外来僧侣的态度也都是比较良好的，这些或许是圆仁等人在唐朝受到优待的主要原因。 3.5. 小结 本节在前文基础上，对各阶层官员和外来僧侣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县级官员、押衙、判官到州刺史、节度使乃至宦官，我们可以知道，唐朝各层官员对于日本僧侣的态度是比较欢迎的。尽管此时已是晚唐时期，但唐朝政府和地方士人对于日本僧侣依然是一种欢迎的态度，反映了晚唐时期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和风貌。关于其原因，唐初一直以来的崇佛政策、根深蒂固的佛教信仰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