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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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恒电流充放电性能测试在超级电容器比电容量、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和库伦效率等性能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恒流充放电模型，该模型对超级电容器恒流充放电过程中的电压响应进行建模，利用实验数据和非线性优化方法提出了一组经验性公式，据此研究了超级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所提出的方法经过与制备的红薯基超级电容器给出的实验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模型与实验数据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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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概述 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储能器件因为具备优异的电化学特性如功率输出高、充电速度快、充放电循环寿命长等而日益成为大家研究的热点，它可以与传统的化学电池一起作为混合储能系统，也可以单独用于电动或混动汽车、移动储能器件等储能系统 [ 1 ] [ 2 ] [ 3 ] [ 4 ]。随着超级电容器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制造成本持续下降以及控制技术的逐渐成熟，其应用领域将会越来越广泛。因此，如何优化使用超级电容器，结合实际应用场合特点对其进行合理的充放电控制以及电路的设计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商用超级电容器在使用过程中经常需要安全稳定的工作状态，而其在充放电过程中的电化学性能容易受充放电电流、充放电循环次数、温度、电极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恒电流充放电性能研究在超级电容器比电容量、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和库伦效率等性能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能够精确模拟超级电容器实际充放电特性，同时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数学模型，对超级电容器储能系统的合理使用、充放电性能优化以及系统仿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当前，超级电容器充放电模型主要是等效电路模型 [ 5 ] [ 6 ] [ 7 ]。等效电路模型用相对简单的模拟电路元件例如电容、电阻、电感等来模拟超级电容器的实际工作特性。因为等效电路模型没有较高的复杂度，并且各支路都能够代表一定的物理意义，所以在模拟超级电容器充放电特性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简化的模型没有考虑到超级电容器充放电动态特性对模型中参数的影响，从而会导致数据误差较大。超级电容器在充放电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极化电容和漏电容，这可能会导致其储能损失或者电压下降等问题，所以全面细致地理解超级电容器恒电流充放电动态特性，研究一个能够准确预测超级电容器端电压以及能够反映其实际工作特性的数学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首先利用红薯粉制备活性炭电极，在食品材料中，红薯是中国的主食之一，每年的产量都很大，且很少见到红薯制备活性炭的报道，因此本文选取红薯粉为原料制备活性炭材料，既有着广泛的原材料来源，又有利于废弃食品的再利用。基于该活性炭电极实验测量的恒电流充放电数据，我们提出一种新的超级电容器充放电模型，其无需考虑赝电容、极化电容和漏电容等对充放电性能的影响，只需对其实际充电和放电时域进行数据建模，即可用来模拟超级电容器充放电动过程中端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据此可以进一步计算其比电容量、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和库伦效率等性能，该模型能够精确模拟恒电流充放电过程中端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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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红薯基活性炭电极的制备及其充放电性能测试 2.1. 实验试剂与仪器 红薯粉(璞匠食材)，氢氧化钾(85%，天津市富起化工有限公司)，导电炭黑(99%，美国CABOT)，PTFE乳液(60%，日本大金)，盐酸(60%，天津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泡沫镍；电化学工作站(CHI660E上海辰华仪器有限公司)，干燥箱(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管式炉(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OTF-1200X)，压片机(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 2.2. 活性炭材料及其电极制备 将红薯粉放入坩埚，在管式炉中以5℃/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500℃，恒温1小时后自然降温至室温。将上述碳化好的红薯粉样品和氢氧化钾以1:3的质量比混合，并研磨均匀。再将研磨好的混合物放入坩埚，在管式炉中以5℃/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800℃，恒温1小时后自然降温至室温。将烧结后的固体取出加入稀盐酸使其pH值为7，然后过滤并清洗。最后放入干燥箱中80℃干燥12小时获得红薯基活性炭。将制备好的活性炭、导电炭黑以及PTFE以8:1:1的质量比均匀混合后，涂覆在泡沫镍上，然后放入干燥箱中80℃干燥12小时，取出后以10 kPa的压力压片成型，获得红薯基活性炭电极。 2.3. 恒流充放电性能测试 本实验通过三电极系统对红薯基活性炭电极进行电化学性能测量。三电极包括铂片对电极、红薯基活性炭制备的工作电极和饱和甘汞的参比电极。把以上三电极放入6 mol/L的KOH水系电解质溶液中，进行恒流充放电性能测试。恒流充放电测试过程中电压被设置在0 V~1.1 V范围内，充放电电流密度分别取1 A/g，2 A/g，5 A/g，10 A/g以及20 A/g，最后使用Matlab软件对实验测量的数据进行建模。 图1为测量所得的不同电流密度下红薯基活性炭电极的恒流充放电曲线，由图可见充放电曲线都成近似对称的三角形分布，说明各电流密度条件下电极都具有良好的可逆性。在充电曲线末端较规则的三角形都一定程度向内弯曲，特别是小电流充放电条件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红薯粉活化过程中生成了一些活性基团，它们在充放电过程中形成了赝电容。而在电流密度较小且充电电压较高时电极片产生了较大的极化电容和漏电容。根据如下公式可以计算电极片比电容： 图1. 红薯基活性炭恒流充放电曲线 C = ∫ t 2 t 1 i ( t ) d t m Δ V (1) 其中i(t)代表充电电流(A)、t指充电时长(s)；m指红薯基活性炭材料的质量(mg)；∆V指充电过程中的工作电势变化(V)。在电流密度为1 A/g时红薯基超级电容器的比电容可达243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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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学建模 文献 [ 8 ] 提出了一种新型超级电容器数学模型，能够较为精确地模拟超级电容器的充电和自放电行为，但是该模型没有模拟电容器的恒流放电行为，且对设定充电时间的模拟仍有欠缺。因此为了能够准确描述超级电容器的非线性充放电过程，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恒电流充放电模型，该模型包括独立的充电和放电模型： V c h ( t ) = a 0 + a 1 t + a 2 t 2 + ⋯ + a n t n + f ( t ) (2) V d i s ( t ) = b 0 + b 1 t + b 2 t 2 + ⋯ + b n t n + g ( t ) (3) 这里，V ch 为充电电压、V dis 为放电电压、t为充电时间， a 0 ， a 1 ， a 2 ， ⋯ ， a n 和 b 0 ， b 1 ， b 2 ， ⋯ ， b n 为模型待定系数，f(t)和g(t)分别为充放电模型的非线性修正项，由不同电流密度条件下的充放电参数决定。定义充电率： C I = C / I (4) 这里I为电流密度、C为比电容。那么不同充电电流条件下超级电容器端电压由0到设定电压值所需的时间： t c h = λ p t 0 (5) 这里λ为充电率与参考充放电条件下充电率的比值、p为待定系数、t 0 为参考充电电流对应的充电时间；而不同放电电流条件下超级电容器端电压由设定电压值到0所需的时间： t d i s = λ q t 0 (6) 这里q为待定系数。尽管该模型为完全的数学建模，但仍然包含了多分支等效电路模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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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型参数辨识 当应用该模型处理实际充放电行为时，通常采取如下步骤。 步骤一：实验测量具体某一电流密度条件下的充放电参数，分别获得充电条件下和放电条件下的 t 1 ， t 2 ， ⋯ ， t n 和 V 1 ， V 2 ， ⋯ ， V n ； 步骤二：选择某一电流密度条件下的充放电曲线作为参考对象，通过应用matlab拟合软件cftool，分别拟合该参考对象测量所得的充放电条件下所得的 t 1 ， t 2 ， ⋯ ， t n 和 V 1 ， V 2 ， ⋯ ， V n ，从而得到 a 0 ， a 1 ， a 2 ， ⋯ ， a n 和 b 0 ， b 1 ， b 2 ， ⋯ ， b n 各系数的值； 步骤三：计算该电流密度条件下充电率以及待模拟电极片的充电率，并计算出电容率比值λ； 步骤四：选择合适的p、q值以及非线性修正项，得到模拟充电时间t ch 、放电时间t dis 以及充放电电压值； 步骤五：根据上一步得到的模拟 t 1 ， t 2 ， ⋯ ， t n 和 V 1 ， V 2 ， ⋯ ， V n 作出充放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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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模型应用 我们选取图1所示的红薯基活性炭电极所获得的充放电曲线为模拟对象，选取I = 5 A/g所得的实验曲线为参考模拟充放电曲线，按照第3部分给出的步骤进行模拟，所得的模拟曲线如图2所示。在模拟过程中，我们选取5阶恒流充电模型，即(2)和(3)式中的n = 5，通过拟合程序cftool得到的 a 0 ， a 1 ， a 2 ， ⋯ ， a 5 和 b 0 ， b 1 ， b 2 ， ⋯ ， b 5 各系数的值分别为0.01505、0.02137、2.465 × 10 −4 、−1.683 × 10 −5 、5.942 × 10 −7 、−7.045 × 10 −9 和20.28、−1.314、0.03624、−5.098 × 10 −4 、3.592 × 10 −6 、1.01 × 10 −8 。为了评估模拟过程中的模拟性能和预测性能，采用残差平方和SSE和均方根误差RMSE来衡量，SSE和RMSE分别为充电曲线拟合的0.1536%和0.1899%和放电曲线拟合的0.1422%和0.08308%，可见采用五阶拟合的充放电曲线都具有较小的误差。模拟过程中的(5)式和(6)式中的p、q的值都选为1，充放电过程中的非线性修正项分 别取 f ( t ) = λ I ± 2 5 ( − 0.001246 + 0.004252 t + 2.646 × 10 − 4 t 2 − 8.557 × 10 − 6 t 3 ) 、 g ( t ) = 0 。由图可见根据我们数 学模型模拟所得的曲线与实验观测曲线有着较好的吻合。 图2. 模拟所得超级电容器充电(左图)和放电(右图)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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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首先红薯粉作为生物质材料，以氢氧化钾为活化剂制备了红薯基活性炭电极，在三电极体系6 mol/L KOH电解液中测量其恒流充放电曲线。以此为参考对象建立超级电容器充放电模型，然后对其恒定电流充放电特性进行模拟，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精确描述恒流充放电过程中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总体来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本文所提出的恒流充放电模型，能够描述超级电容器非线性特性，并证明了一种快速的参数计算方法。该模型计算简单，精度较高，因此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在未来的很多领域都能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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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许多考虑停用抗癫痫药物(AED)的无癫痫发作患者希望停用抗癫痫药物，以避免不良反应和减轻经济负担，但是部分癫痫缓解患者停药后出现复发。在本研究中，对停药后癫痫复发风险预测模型进行文献综述，分析各模型的预测变量和推荐应用，希望为不同癫痫患者停药提供个体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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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癫痫是一种慢性脑部疾病，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疾病之一。它的特点是存在能导致癫痫发作脑部异常放电，导致患者出现认知、心理学及社会等方面的后果，癫痫占全球疾病负担的0.7%，影响着超过7000万人，新诊断的癫痫患者通过合理的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约三分之二的癫痫患者可以获得药物治疗后癫痫缓解，然而，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反应和许多其他副作用，包括镇静、嗜睡、头晕、共济失调、认知功能障碍、全血细胞减少、肝肾功能障碍、体重变化、生育问题和骨骼问题，以及精神和经济负担。医生和患者都关心能否安全停用抗癫痫药物，以及提高癫痫缓解后癫痫患者生活质量的问题 [ 1 ] [ 2 ] [ 3 ]。 癫痫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疾病，病因、临床表现、治疗都因不同的癫痫患者而异。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意大利抗癫痫联盟(LICE)、中国抗癫痫协会(CAAE)以及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所有这些指南均建议，在使用AEDs治疗后2年以上无癫痫发作的癫痫患者可以考虑停用抗癫痫药物，但必须仔细评估停药后的复发风险 [ 4 ] [ 5 ] [ 6 ]。这不仅能够减少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癫痫患者的生存质量以及社会适应能力，而且对减轻癫痫患者的经济负担亦有重要意义 [ 7 ] [ 8 ]。 然而在停药的患者中仍有12%~67%出现癫痫复发 [ 9 ]，因此临床医生在停药前应考虑停药后复发风险。自1987年以来，发表了9个设计用于个体化预测癫痫撤药后复发风险的模型，因此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如何正确应用这些模型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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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Overweg等人1987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Overweg等人 [ 10 ] 基于两个专门的癫痫诊所总共注册了1458名癫痫患者，建立了一个由227名3年无癫痫发作的癫痫缓解患者研究队列，从中筛选出年龄18~60岁IQ不低于70或神经功能缺损的癫痫缓解患者共62名，对他们进行前瞻性研究。他们证实没有一个单一的变量可以可靠的预测结果，因此，采用多变量分析来确定基于多变量的模型更适合预测结果和指导继续或停止抗癫痫治疗的决定。采用的方法为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该技术以逐步方式选择预测变量，并确定模型的系数，该系数直接确定特定二元结果的概率。最终模型确定以最后一次发作的年龄、无癫痫发作的间隔时间、AED的数量和累积的血液AED水平。切割评分范围为P = 0.4~0.69，正确分类的最佳率为81%。如果使用本研究中开发的多变量模型，选择P = 0.825的预测复发率作为截断评分是合理的，建议所有低于这一阈值的患者停用AED。但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患者，需要在更大的人群中进行前瞻性的测试和完善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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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MRC于1993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MRC的研究 [ 12 ] 包括1013名有2次或2次以上明确癫痫发作史的患者，这些患者在服用抗癫痫药物期间至少两年没有癫痫发作。随机化分组前记录了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和临床信息，重新编码为28个候选变量，用以选择进入预后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确定了增加癫痫复发风险的几个因素：年龄16岁及以上、服用一种以上抗癫痫药物、开始抗癫痫药物治疗后出现癫痫发作、原发性或继发性全身强直阵挛性癫痫发作史、肌阵挛性癫痫发作史、脑电图异常。癫痫复发的风险随着无癫痫发作时间的增加而降低。通过使用验证样本中410例患者的数据对此模从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校准良好。此模型推荐用于AED单独治疗后无癫痫发作的儿童和成人，允许在继续抗癫痫药物治疗和缓慢停药的方案下估计未来1年和两年内癫痫复发的风险。2019年，Lin等人 [ 13 ] 使用一个数据库对此模型进行了验证，使用了212例停用AED并接受长期随访的所有年龄组的患者队列。1年和2年模型的AUC分别为0.60和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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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Dooley等人于1996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Dooley等 [ 14 ] 在97例AED治疗后至少1年无癫痫发作的儿童中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分析癫痫持续无发作的总体概率随时间的变化。采用对数秩检验评价影响癫痫复发的预后因素。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变量分析，以逐步方式确定与结局相关性最强的因素。最终多因素分析中保留的因素包括女性、发病年龄超过120个月、癫痫类型和神经异常的临床证据。通过使用这些危险因素，建立一个复发风险预测模型预测24个月的复发风险。该模型推荐用于儿童癫痫患者。然而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此模型在该研究患者中是有效的，在被广泛应用前还需要在另一个人群中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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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Braathen和Melander于1997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Braathen和Melander [ 15 ] 在161例2~16岁的无并发症的癫痫儿童中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者在治疗前随机将患者分为持续治疗1年组和持续治疗3年组，在治疗结束时，最后6个月无癫痫发作的儿童纳入此研究。使用生存数据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确定对停止治疗后复发率有潜在影响的预测变量。将单变量回归分析中具有显著性的变量以及确定的EEG变量纳入多元回归分析中，最终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筛选出以下预测变量，并用简单的评分系统构建了预测模型：癫痫发作时的年龄、癫痫发作类型、治疗1年后脑电图上广泛性不规则棘波活动、失神癫痫儿童治疗6个月后持续的3 Hz棘波活动。此模型可以很好的预测停止治疗后的结局，该模型被推荐用于识别仅仅治疗1年就足够的癫痫儿童。此模型易于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对于确定特发性癫痫患儿的AED治疗时间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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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Gerrts等2005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Geerts等 [ 16 ] 在161例AED治疗后至少8个月无癫痫发作的儿童中进行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研究者使用单变量分析中获得的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模型来预测AED停药后癫痫复发的风险(https://www.neurology.org/)。该模型推荐用于识别有早期停药指征的癫痫儿童。然而，我们无法找到任何评分方法，研究者也未说明本研究纳入的患者是否患有癫痫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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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Jehi等于2015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随着癫痫外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难治性癫痫患者能够在手术后获得无癫痫发作状态。Jehi等 [ 17 ] 建立了一个由846例接受切除性癫痫手术的耐药癫痫患者组成的开发队列，筛选了术后撤药后无癫痫发作状态的预测因素，对这些从已发表的报告和临床经验中收集的潜在变量进行了方差分析(ANOVA)，并建立了包含6个显著预测变量和1个交互作用项的预测模型。此外，研究人员建立了604名患者的验证队列，以评估该模型的性能。他们计算了数据的一致性，并评估了预测和报告的无癫痫发作比率以及达到Engel评分为1的概率。对验证队列中预测2年和5年无癫痫状态的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值为0.6，Engel评分为1的值为0.61。该模型用于预测接受过不同类型手术的难治性癫痫患者停药2年和5年的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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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Lamberink等人于2017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Lamberink等人 [ 18 ] 提出的预测模型推荐用于AED单独治疗后无癫痫发作的儿童和成人。Lamberink等人 [ 18 ] 首先筛选了10项前瞻性、回顾性和随机对照使研究，共有1769例成人和儿童患者在单独AED治疗后完全无癫痫发作并对个体病例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研究人员对22个变量进行了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包括人口学、病因、临床特征、辅助检查和治疗；确定了预测停药后复发风险的8个独立危险因素；绘制了诺模图并建立了预测停药后复发风险的模型。停药风险的计算器可以在https://tinyurl.com/uxyu26p上找到，它可以用来评估停药后2年和5年的复发风险，并量化停药后10年达到癫痫缓解的可能性。2019年，Lin等人 [ 13 ] 使用了一个数据库对Lamberink等人 [ 18 ] 和MRC [ 12 ] 提出的预测模型进行了验证，该模型使用了212例停用AED并接受长期随访的所有年龄组的癫痫患者队列。Lamberink等人 [ 18 ] 提出的2年和5年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1和0.68，而MRC提出的1年和2年模型的AUC分别为0.60和0.58。决策曲线分析(DCA)表明，在30%~65%的阈值概率下，Lamberink等人 [ 18 ] 提出的2年模型在净获益方面优于MRC的2年期模式。这项外部验证研究表明，Lamberink等人 [ 18 ] 开发的2年模型可能比MRC提出的预测成人和儿童癫痫患者停药的2年模型预测更准确、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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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9. Lamberink等人2018年发表的预测模型 癫痫患者手术后，患有耐药性癫痫的儿童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 19 ]。Lamberink等人 [ 20 ] 回顾分析了2000年至2008年在欧洲15个癫痫外科中心之一接受癫痫手术的766例18岁一下癫痫患者的停药记录，采用逆向选择法选取5个预测变量，建立预测模型(https://tinyurl.com/wptmz3t)，该模型可用于预测癫痫手术后2年和5年的复发风险以及癫痫手术后无癫痫发作的儿童长期无癫痫状态的概率。研究人员还对4个最大的队列进行了内外交叉验证，三个队列用于内部验证，一个用于外部验证。调整后的统计量对停药后复发风险的预测为0.68，内外交叉验证为0.61~0.69，长期无癫痫状态预测的调整统计量为0.73，内外交叉验证的调整后统计量为0.71~0.79。置信区间被加宽，表明该模型显示出合理的辨别能力，并准确地识别了少数在停药后癫痫复发风险增加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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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0. Rathore等人2018年提出的预测模型 前颞叶切除术是最常见的癫痫手术。这种切除手术显著改善了颞叶内侧癫痫患者的预后 [ 21 ]。Rathore等人 [ 22 ] 对1995~2015年接受前颞叶切除术治疗的384例耐药颞叶内侧癫痫患者进行了12年的定期随访研究，分析了癫痫发作情况和抗癫痫药物使用情况。研究人员分析了复发患者和术后未复发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现癫痫病程 ≥ 20年、无热性惊厥病史、术后1年内脑电图发作间期癫痫样放电与术后癫痫复发风险显著相关。研究人员建立了根据热性惊厥病史、术后1年内脑电图正常、癫痫持续时间相关评分(FND20评分) (Neurology.org/N)来预测手术后无癫痫发作患者停用抗癫痫药物的可能性。在FND20评分中，癫痫病程20年、有热性惊厥病史、术后1年内脑电图正常是有利因素。对前颞叶切除术后无癫痫发作的颞叶内侧癫痫患者，FND20评分可以用来预测抗癫痫药物停药的机会，虽然该方法尚未在外部验证研究中得到验证，但该方法简单易用。 综上所述，每一个模型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癫痫患者，应根据患者的癫痫类型，选用不同的预测模型。Gerrts等、Jehi等、Lamberink等、Rathore等所发表的预测模型对停药后复发风险的预测比以往的模型更加准确。首先，这些模型包括更大的样本量，提高了模型的可靠性。其次，模型通过对危险因素进行综合评级量化复发风险，突出了预测变量在不同类型癫痫患者中重要性。最后，这些模型更好的区分了非手术与手术患者、单独接受AED治疗的儿童和成人癫痫患者、耐药性癫痫或颞叶内侧癫痫患者和接受手术的儿童癫痫患者，从而为癫痫手术患者术后停药提供更准确的参考。 预测模型的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预测停药后复发风险的模型是方便、准确的，但是大多数模型仅适用于特定的癫痫人群。迄今为止，仅进行了少数外部验证研究来独立验证这些预测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 13 ]。此外，急性症状性癫痫患者的停药尚未达成共识，也没有预测变量或模型来预测这类患者停药后复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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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全球估计有超过200万病例，乳腺癌死亡率高居首位，占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近1/4。乳腺癌手术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总生存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对乳腺癌复发和转移起到比较好的预防效果。但在手术、放疗或化疗完成后，乳腺癌术后患者可能会经历多种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并发症，包括疼痛、癌症相关性疲劳、心情抑郁、失眠和上肢淋巴水肿及肩关节活动受限等，对患者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气功涉及的疾病较为广泛，通过一系列动作可明显改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减轻患肢淋巴水肿，改善睡眠问题，调节情绪，对于乳腺癌患者术后症状有较好的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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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也是美国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常见原因，据估计截止到2015年，美国约有20多万名女性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其中近4万人将因此而死亡。2018年发布的全球癌症死亡率及发病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估计有超过200万病例，乳腺癌死亡率高居首位，占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近1/4 [ 1 ]。随着乳腺癌手术及化疗的普及，乳腺癌幸存者的数量正在增加，高达86%的确诊患者存活超过5年，乳腺癌手术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总生存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对乳腺癌复发和转移起到比较好的预防效果。但在手术、放疗或化疗完成后，乳腺癌术后患者可能会经历多种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并发症，包括疼痛、癌症相关性疲劳、心情抑郁、失眠和上肢淋巴水肿及肩关节活动受限等，对患者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 2 ]。 有研究表明运动锻炼不仅是影响治疗结果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生活质量和减少治疗后可能出现的任何并发症的一种方式。并且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癌症幸存者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定期锻炼可以减少并发症、降低癌症复发概率和提高患者生存率。对于乳腺癌术后及放化疗后带来的副作用，目前大多数药物干预往往只是暂时改善症状，并没有解决根本原因，而运动和行为干预在控制慢性症状方面更有效，并可能解决潜在的病因。研究已经证明，锻炼可以有效地缓解疲劳，改善身体机能、抑郁和焦虑，改善身体形象，提高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和认知障碍，以及减少炎症 [ 3 ] 等。气功，古时又称“吐纳”“行气”“导引”“按跷”等，见书于公元610年的《诸病源候论》，虽然详细解释了众多疾病的病因，却没有使用一剂药方，代而治疗的是气功，足以见气功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地位，并且气功流传至今，仍然被应用于临床。气功在于内练“精、气、神”，外练“筋、皮、骨”，强调心无杂念，平静自然，以调心、调身、调息为手段，目的为“练气”，从而达到祛病长寿、强身健体的效果。从研究结果来看，气功涉及的疾病较为广泛，动功主要以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为代表，以六字诀、放松功为代表的静功被广泛运用于失眠障碍、抑郁焦虑等这些疾病。动功八段锦注重躯干、四肢的运动，强调腰、胸、颈椎的旋转运动，五禽戏通过模仿动物的不同姿势进行锻炼，易筋经以脊柱屈伸旋转为主，这些特定的动作可以有效伸拉肌肉，从而避免被动系统在运动中受到的异常应力，增加主动系统稳定性。它通过一系列动作可明显改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减轻患肢淋巴水肿，改善睡眠问题，调节情绪，对于乳腺癌患者术后症状有较好的改善效果，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气功运动对乳腺癌患者体质和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下面就气功对改善乳腺癌术后并发症作一系统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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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养生气功改善乳腺癌患者术后症状的基础研究 3.1. 养生气功可抑制AKT/NF-KB信号通路 相关文献报道气功可通过抑制AKT/NF-KB信号诱导雌激素非依赖性乳腺癌细胞凋亡和迁移侵袭 [ 28 ]。AKT和NF-KB的激活会导致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从而导致癌症化疗中的治疗失败，二者在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肿瘤血管的生成以及肿瘤细胞的凋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相关研究报道，NF-KB失活可诱导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抑制和凋亡，或增加乳腺癌细胞凋亡敏感，AKT的抑制也已被证明抑制乳腺癌细胞的生长和侵袭能力。乳腺癌MDA-MB-231细胞具有雌激素非依赖性和高度侵袭性，AKT和NF-KB在MDA-MB-231细胞中被结构性激活 [ 29 ]，气功可通过抑制AKT/NF-KB信号通路诱导MDA-MB-231细胞凋亡并抑制其迁移和侵袭。NF-KB可增强多种抗凋亡蛋白的表达，包括bcl2、bcl-xl、Survivin和XIAP。Bcl-2和bcl-xl通过与几种促凋亡蛋白异源二聚发挥抗凋亡作用，从而阻止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阻止原天冬氨酸蛋白酶-9和其他下游caspase的激活。AKT或NF-KB的失活会导致Bcl2和/或Bclxl的下调，导致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并通过激活caspase9启动细胞凋亡。气功可能通过下调Bcl2、Bclxl、Survivin和XIAP等抗凋亡蛋白的表达来诱导k-231细胞的凋亡，从而抑制AKT和NF-KB的活性，下调Bcl2、Bclxl、Survivin和XIAP蛋白的表达。气功还能通过破坏线粒体膜的完整性和细胞色素C的释放来诱导细胞凋亡，因为已经证明气功对脂质体的结构有深远的影响，脂质体是研究生物膜的模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在包括乳腺癌、结肠癌、胰腺癌和肺癌在内的许多常见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EGF及其通过EGFR传递的信号通过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和存活。研究发现 [ 28 ] 气功抑制EGF/EGFR信号通路介导的AKT在MDA-MB-231细胞中的激活，提示气功可能通过靶向EGF/EGFR信号通路抑制癌细胞生长和诱导细胞凋亡。 3.2. 养生气功能减少皮质醇，增加褪黑素水平 研究表明 [ 30 ] 气功冥想运动可以增加褪黑素水平并降低皮质醇分泌。皮质醇抑制负责细胞抗氧化活动的酶，褪黑素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有证据表明，糖皮质激素主要通过改变抗氧化酶的表达和活性来诱导氧化应激，从而损害人体的抗氧化防御。褪黑素可以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的含量，并诱导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的活性，从而刺激细胞内抗氧化剂谷胱甘肽的产生。除抗氧化特性外，褪黑激素还参与调节昼夜睡眠–觉醒节律，调节荷尔蒙和免疫系统。冥想可能对松果体产生直接作用，从而增加了血浆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因为褪黑激素是在去甲肾上腺素刺激下由5-羟色胺在松果体中合成的。由此可以看出气功冥想运动可以保护运动员免受自由基的长期不利影响。 3.3. 养生气功可以降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 细胞因子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效应糖蛋白，作为促炎和抗炎调节因子，在免疫反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型细胞因子，如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12，促进细胞介导的反应，而2型细胞因子，包括IL-4，IL-6和IL-10，是抗炎的，有利于体液反应。细胞因子γ/IL-10比值显著升高，表明细胞因子更有利于细胞免疫。据文献报道 [ 31 ] 气功训练7周时未刺激的IL-10数量增加，干扰素γ/IL-10比值随练气功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细胞介导的反应在预防癌症方面很重要，而抗炎细胞因子的过度产生对抗癌免疫有潜在的抑制作用。冥想试验中练习更多小时的人 [ 32 ] 和同情冥想试验中 [ 33 ]，发现IL-6在7周时升高，肿瘤坏死因子α在3周和7周时升高。虽然目前关于气功锻炼减轻炎症的研究较少，但根据中医学“活血化瘀”与炎症治疗和局部炎症与全身炎症的相关性，可推断气功可以通过发挥行气通络、活血祛瘀的功效起到加速机体血液循环、促进炎症消散的作用。周勇等 [ 34 ] 研究表明，老年人进行八段锦锻炼后IgA、IgG、IgM水平及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表面抗原CD3、CD4、CD8、CD4/CD8的百分比表达均发生显著变化，且血清抗氧化酶、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也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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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 养生气功在促进乳腺癌术后康复中效果肯定，主要改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减轻患肢淋巴水肿，改善睡眠问题，调节情绪，改善疼痛几个方面相关，且这几方面联系密切、相互影响。由于健身气功锻炼具有运动强度适中、适应人群广泛和易学易推广等优势，故其可以作为促进乳腺癌术后康复的一种防治方法供临床及科研使用。然而，针对健身气功对于促进乳腺癌患者恢复疗效与作用机制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① 疗效评价存在局限性。目前大多数研究仅从具有一定主观性的评分标准进行疗效评价，缺乏影像学、细胞学和生物力学等联系性客观指标。② 临床观察样本量较少，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③ 健身气功概念模糊，种类繁多。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明确区分健身气功类别，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大样本量研究进一步探索健身气功对于促进乳腺癌术后康复作用机制。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大对太极拳的推广力度，在医院、社区等积极开展并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教育，提高乳腺癌患者参与的积极性，降低其复发率，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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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研发出更高固含量的铝浆，将苯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SMA)引入到铝浆中，多角度表征并分析了SMA对铝浆性能的影响。流变性能测试和沉降实验结果表明：SMA分子通过吸附在铝粉表面以提高铝浆的分散性和稳定性，添加量为0.6% (质量分数)时效果最好。当固含量为80%的铝浆中含有SMA时，浆料具有良好的印刷性，铝栅线线宽约148.13 μm，线电阻率约1.3 × 10 −5 Ω·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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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更新换代和生产工艺的逐渐优化，PERC电池(钝化发射极和背面接触电池)成为了新一代主流的商品化太阳能电池 [ 1 ]。双面PERC电池是一种以铝栅线为背电极的电池结构，能同时利用照射在电池正面和背面的入射光，是一种简单而高效的降本方式 [ 1 ] [ 2 ] [ 3 ]。铝浆性能的优劣对电池片的光电转换效率有着显著地影响，应用于双面PERC电池的铝浆简称为双面铝浆 [ 4 ] [ 5 ] [ 6 ]。 双面铝浆通过丝网印刷方式在硅片上形成铝栅线，从多个角度影响着电池的性能。一方面，电池背面铝栅线越窄越好，以便于减少浆料的遮光面积和形成效果更好的钝化层 [ 7 ]，有利于提高电池片的光电转换效率 [ 8 ]；另一方面，铝栅线越窄，则栅线的截面积越小，线电阻增大，不利于载流子的收集与传输。因此，浆料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开发出性能稳定的高固含铝浆，以满足缩窄栅线线宽而不影响线电阻率的需求。固含量的增加会进一步增大铝浆的分散难度 [ 9 ]，这就迫切需要筛选和应用更高效的分散剂。苯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SMA)及其衍生物 [ 10 ] [ 11 ] 是一类两亲型高分子聚合物，苯乙烯基团和马来酸酐基团分别构成亲油链段和亲水链段，对粉体具有多个吸附位点，分散效果好，广泛应用于油墨、涂料、皮革等领域。 为提高铝浆的分散效果和制备更高固含量的铝浆，该文将SMA作为助剂添加到铝浆中。在仅改变SMA添加量的前提下，从流变仪测试和沉降实验两个角度衡量SMA对铝粉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通过制备不同固含量的铝浆，进一步表征SMA对铝浆分散稳定性的影响；印刷含有SMA的铝浆，测试SMA对铝浆印刷性和导电性的影响，为产业化铝浆的优化提供了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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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 在80℃加热条件下，将SMA (工业级)加入到丁基卡必醇醋酸酯溶剂中，搅拌至清澈透明的溶液，以便添加使用。主要实验内容：以铝粉(粒度分布D 90 = 13.42 μm)和丁基卡必醇醋酸酯为原料来制备固含量为20%的悬浮液(质量分数，下同)，表征有无SMA对悬浮液沉降过程的影响；制备一系列不同SMA添加量、固含量为76%的铝浆，分析SMA含量对铝浆流变性能的影响；将SMA添加量为0.6%、不同固含量的铝浆在50℃条件下储存14天，测试其粘度变化，以表征SMA对铝浆分散稳定性的影响。分别将含有0.6%SMA、固含量为78%和80%的铝浆记为样品1#和2#，在未开槽的硅片上进行测试，验证SMA对铝浆印刷性和导电性的影响。 使用旋转流变仪(TA-DHR-2)测试铝浆的流变性能；采用自然沉降法表征悬浮液的沉降过程；使用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R-9123A)进行烘干处理；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铝珠的团聚现象；使用傅立叶红外光谱仪(IFAffinity-1S)进行红外光谱测试；使用Brookfield粘度计测量铝浆在10 rpm时粘度；使用ASYS印刷机(XPRT2)进行丝网印刷，网版开口为110 μm；使用非接触式3D光学轮廓仪(ContourGT)测量铝栅线的形貌；使用智能直流低电阻测试仪(TH2512B)测量栅线的线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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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SMA添加量对铝浆流变性能的影响 粘度和屈服应力是两个极其关键的流变学参数，常用于衡量不同浆料间的流动性和分散效果，图1为含有不同SMA添加量的铝浆的粘度曲线。 图1. 不同SMA添加量的铝浆的粘度曲线 从图1可知，四种铝浆的粘度均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而不断降低，说明微量的SMA不会影响铝浆的剪切稀化特性，可以满足丝网印刷工艺的基本需求。在相同的剪切速率条件下，随着SMA添加量的增加，铝浆的粘度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SMA的作用效果与其添加量密切相关，SMA的添加量为0.6%时，其对应铝浆的粘度最低，分散效果最好。一般而言，屈服应力主要取决于浆料内部各组分间形成的分子间力和铝粉颗粒间的相互作用。通过Bingham模型 [ 4 ] 估算出铝浆的屈服应力，不含SMA的铝浆的屈服应力约320 Pa，而含有0.6%SMA铝浆的屈服应力约202 Pa。添加SMA可以显著地降低铝浆的粘度和屈服应力值，这间接说明SMA对铝浆的内部网络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降低了铝粉颗粒间的相互作用。 3.2. 沉降实验 图2为两种悬浮液(A1不添加SMA，A2含有0.6%SMA)在不同时刻的沉降情况。沉降过程简述为：初始时，两种悬浮液均分散良好，整体透光性相同，如图2(a)所示；图2(b)为静置10分钟时沉降结果，悬浮液出现明显的分界线(红色箭头标记处)，上层悬浮液中铝粉浓度降低，下层悬浮液中铝粉浓度增大。A2的分界线明显高于A1，这说明A2的沉降速率比A1慢。两种悬浮液随着静置时间的延长，两者之间差异逐渐减小，静置24小时，悬浮液中铝粉都完全沉降，固液两相分明，如图2(c)所示。 图2. 两种悬浮液不同时刻的沉降情况 根据Stokes沉降定律，粒度较大的铝粉颗粒会因为自身重力而快速沉降，而粒度较小的铝粉则会因为布朗运动而发生团聚现象，随着团聚体尺寸的增大而缓慢沉降。从图2可知，A2的沉降过程由于SMA的影响而与A1不同。经理论分析，A2的沉降机理可概括为：初始时，悬浮液中铝粉均匀地分散在溶剂里，颗粒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图3所示。当悬浮液中含有SMA后，一方面，SMA分子会吸附在铝粉表面，可以长期稳定地维持着颗粒间的距离，进而延缓铝粉间的团聚行为。另一方面，由于SMA分子间的缠结作用，铝粉间出现弱絮凝现象，不同颗粒的沉降速率相互影响，最终表现出大部分铝粉以相近的、缓慢的速率进行沉降 [ 12 ]。 图3. SMA对铝粉的分散机理示意图 图4是图2(b)上层悬浮液经烘干后的SEM图。从图4可见，A1表现出明显的团聚现象，铝粉含量相对较多，但A2单颗粒分布较多，铝粉含量相对较少。结合沉降过程可知，SMA使小粒径铝粉的沉降速度提高，但整体的沉降速度降低。因此，悬浮液A1的沉降现象符合Stokes沉降定律，A2的沉降现象与前文机理分析相符合。 图5是图2(c)下层沉淀物及铝粉经烘干处理后的红外光谱图。与铝粉的红外谱图相比，A1沉淀物没有出现其它吸收峰，这说明在烘干过程中，溶剂几乎完全挥发，沉淀物表面无残留。然而，A2沉淀物出现明显的额外吸收峰，表明铝粉表面有残留的有机物，这说明确实有部分SMA会吸附在铝粉表面，吸附机理与异丁烯–马来酸酐共聚物相类似 [ 13 ]。 图4. A1/A2上层悬浮液烘干后SEM图 图5. A1/A2下层沉淀物烘干后红外谱图 3.3. SMA对铝浆稳定性的影响 对于硅片金属化工艺而言，研发出高固含、分散稳定性好的铝浆是制备出高精度铝栅线的关键。良好的稳定性意味着铝粉与有机相之间相容性好，便于储存及使用。图6为不同固含量(74%~80%)铝浆的粘度测试结果，随着铝粉固含量的增加，颗粒间的距离逐渐减小、相互作用增强，体系粘度随之增大。在相同固含量的前提下，添加SMA会使浆料粘度降低，这有利于高固含铝浆的制备。在固含量为80%时，不含SMA的铝浆粘度已经超过可印刷范围。此外，经过热储工艺后，铝浆粘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上升，不含SMA的铝浆粘度平均上升幅度高达13%，而含有SMA的铝浆粘度平均上升幅度为7%，这说明SMA对铝粉有良好的吸附作用，可以提高铝浆的分散稳定性。 图6. 不同固含量铝浆的粘度测试 3.4. 铝浆印刷性能测试 对于高效PERC电池而言，具有优秀印刷性的高固含铝浆，可以印刷出形貌好、电阻低的铝栅线，有利于电池性能的提高 [ 14 ]。实验中，不含SMA、固含量为80%的铝浆粘度大和透网性差，不能通过丝网印刷方式在硅片上形成完整的栅线，这不满足浆料的发展需求。然而，含0.6% SMA、固含量为80%的铝浆2#样品可以印刷出塑形良好、边沿整齐的铝栅线，图7给出了2#样品铝栅线的光学扫描轮廓图。 图7. 铝栅线的光学扫描轮廓图(2#样品) 表1中1#样品的固含量为78%，由于其粘度低，流动性较强，铝栅线的线宽比2#样品增大了13 μm左右。同时，SMA的起始分解温度低，经烧结工艺后残留少，对铝栅线的线电阻率基本没有影响，而通过提高铝浆的固含量，使线电阻率降低，有利于载流子的传输。 Table 1 The test results of Al line prepared by two kinds of Al pas 样品编号 线宽/μm 线高/μm 线电阻率/1 × 10 −5 Ω·cm 1# 161.37 26.87 1.6 2# 148.13 28.52 1.3 表1. 两种铝浆制备铝栅线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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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探索了SMA对铝粉的作用机理：SMA分子通过吸附在铝粉表面以降低颗粒间的相互作用。SMA添加量过少或过多都不能获得良好的分散效果，实验中添加量为0.6%时，分散效果最好。 2) 针对铝粉的分散稳定性问题，测试了SMA对不同固含量铝浆稳定性的影响。添加SMA可以有效地提高铝浆的稳定性、缓解铝浆的粘度增大问题，有利于高固含铝浆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 3) 添加SMA可以改善铝粉的分散性，铝浆粘度降低。固含量高达80%的铝浆具有可印刷性，铝栅线的线宽约148.13 μm，线电阻率约1.3 × 10 −5 Ω·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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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肾母细胞瘤合并下腔静脉及心房瘤栓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方法：回顾分析1例诊断为巨大肾母细胞瘤合并下腔静脉及心房瘤栓患儿的临床资料及诊疗过程，并对相关文献进展进行复习。结果：本例患儿为6岁男童，以腹部膨隆为主要表现，化疗过程中出现心悸、气促，CT提示左肾巨大肿瘤、心房及腔静脉内瘤栓，择期行一期手术，完整切除原发肿瘤后，于体外循环下切开右心房及下腔静脉摘除瘤栓。肿瘤大部分坏死，未能分型，术后病理报告示肾母细胞瘤，术后第2天开始化疗，化疗7个疗程后，放疗12次，随访8个月至今无瘤生存。结论：一期胸腹联合手术并结合化疗及放疗可以有效地治疗儿童肾母细胞瘤合并下腔静脉及心房瘤栓，延长生命，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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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肾母细胞瘤是小儿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占小儿所有恶性肿瘤的6% [ 1 ]，容易侵犯血管形成瘤栓 [ 2 ]，增加治疗难度及风险，国外报道约1%的肾母细胞瘤患儿其瘤栓可沿血管长入心脏、填塞心腔，但国内少见相关报道。本文针对1例存在肿瘤播散、下腔静脉及心房瘤栓的肾母细胞瘤患儿于体外循环下成功实行胸腹联合手术进行个案报道，并通过复习相关文献，以期找出适合此类患儿的围手术期诊断治疗方案，从而降低死亡率，提高无瘤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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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资料 6岁男性患儿，腹痛4月余、发现左腹部包块2月余，CT示左肾肿物并下腔静脉瘤栓，左肾肿物穿刺活检示：肾母细胞瘤并灶性坏死，因穿刺组织量少、难以行组织学分型。根据NWTS (National Wilms Tumor Study)分期定为III期，术前评估手术困难，先予长春新碱(vincristine， VCR) + 放线菌素D (actinomycin D， Act-D) + 吡柔比星(theprubicin， THP)化疗2疗程，期间患儿肿瘤仍逐渐增长，复查CT示肝脏、双肺转移，再次评估NWTS分期为IV期，予改方案为依托泊苷(Vepeside， VP16) + 异环磷酰胺(Ifosfamide， IFO) + 顺铂(Dichlorodiamineplatinum， DDP)化疗1疗程，期间患儿出现心率快、气促、排肉眼血尿，心脏彩超提示右心房肿瘤，考虑瘤栓可能随时脱落堵塞心脏流出道，于2013年10月转入我院PICU。查体：恶液质，呼吸45次/分，双肺呼吸音粗，无啰音，心尖搏动位于第3肋间右胸骨旁线外0.5 cm，心率145次/分，心律齐，心音有力，腹部明显膨隆，左上腹扪及巨大包块，约20 cm * 24 cm，质中，边界尚清，较为固定，有触痛，因腹部肿物巨大，肝、脾触诊不满意。 入住PICU后，密切观察及继续化疗，吸氧、强心、利尿、营养支持等，3周后复查CT示(如图1及图2)：肝、肺转移瘤较前缩小，腹部肿瘤较前无明显改变。在家长的坚决要求下，行胸腹联合手术治疗，术中见瘤体巨大，占据整个腹腔，与周围组织紧密粘连，左肾静脉内可探及瘤栓。将左肾连肿瘤完整切除(此过程中肿瘤没有穿破)、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探查发现下腔静脉内可触及坚硬的肿瘤栓子，由左肾血管平面下3 cm开始，向上延伸至右心房内，长约16 cm。建立体外循环，经右心房行心内及下腔静脉瘤栓摘除术，术中见瘤栓完全堵塞下腔静脉口，且与血管内壁紧密粘连，于瘤栓起始处阻断并切开下腔静脉，用子宫探条由下向上反复捅、松解瘤栓，并从心房下腔静脉口取栓至瘤栓取净。术中出血共600 ml，深低温停循环时间20分钟。术后送检肿瘤组织重2808克，大小24 cm * 17 cm * 17 cm，病理检查提示肾母细胞瘤(如图3及图4)。镜下见肿瘤大部分坏死，仅见小灶散在的幼稚胚基细胞，符合肾母细胞瘤化疗后改变。术后患儿曾出现低血压、一过性心酶升高、发热，予血管活性药、强心、利尿、抗感染等治疗后生命体征平稳，术后第2天起予VP16 + IFO化疗，化疗后当天患儿出现肉眼血尿，考虑出血性膀胱炎，予停用IFO、水化碱化尿液、更改化疗方案为VP16 + 卡铂，患儿肉眼血尿缓解。术后第13天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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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术后至今化疗7个疗程，放疗12次，随访8个月，患儿一般情况良好，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 图1. CT：左肾巨大肿物合并下腔静脉及右心房瘤栓 图2. CT：右心房瘤栓 图3. CT：术中切除的左肾及左肾肿物(24 cm * 17 cm * 17 cm，重2808 g) 图4. 腹部肿瘤术后病理镜下见肿瘤大部分坏死，仅见小灶散在的幼稚胚基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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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随着综合治疗的发展，肾母细胞瘤的预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整体治愈率高达90%以上 [ 2 ]，是肿瘤治疗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践之一，具有较高的治疗价值。肾母细胞瘤具有沿血管内生长的倾向 [ 3 ] [ 4 ]，其瘤栓可沿肾静脉长入下腔静脉，甚至延伸至右心房，这虽然并不影响疾病预后 [ 5 ]，但可能需要体外循环，甚至深低温停循环下进行手术以去除瘤栓 [ 6 ] [ 7 ]，大大增加手术难度和风险，其治疗仍然极具挑战性，需要小儿外科、小儿心脏外科、儿童肿瘤科和儿童重症监护室等多学科的密切合作。 目前有多种儿童肾母细胞瘤合并静脉瘤栓的分级方法，近年来应用较广泛的是美国Mayo Clinic五级分类法 [ 8 ]：0级：瘤栓局限在肾静脉内；I级：瘤栓位于下腔静脉内，瘤栓顶端距肾静脉开口处 ≤ 2 cm；II级：瘤栓位于肝静脉水平以下的下腔静脉内，瘤栓顶端距肾静脉开口处 > 2 cm；III级：瘤栓在肝内下腔静脉，膈肌以下；IV级：瘤栓位于膈肌以上下腔静脉内。合并III级以上静脉瘤栓的病例，由于瘤栓较长、手术取栓出血量大，且存在瘤栓破裂、血行播散，引起肺转移、甚至肺栓塞的风险。Chiappini等 [ 8 ] 研究显示，在体外循环、甚至深低温停循环下手术取栓出血较少、术后短期及长期预后良好，可能为此类患者的最佳选择。本例患儿因合并IV级瘤栓，术前已存在心功能不全，在体外循环 + 深低温停循环下顺利取栓后心功能逐渐恢复，提示心功能不全的患儿亦可尝试体外循环下手术，但这是否能提高手术耐受性和成功率，尚需多种心、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肾母细胞瘤首选手术治疗，对于是否应行术前化疗，目前尚无定论 [ 9 ]。但针对合并下腔静脉瘤栓的病例，由于术前化疗可缩小瘤栓范围，部分病例因此无需体外循环下手术 [ 10 ]，大大降低手术风险及难度，故推荐对此类患儿常规进行术前化疗。本例患儿有术前化疗指征，但化疗过程中出现肿瘤播散，临床少见。SIOP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ediatric Oncology)研究认为 [ 11 ]，化疗后肿瘤增大的病例仅占肾母细胞瘤患儿的5%，且其无瘤生存率和总生存率较化疗有效者明显降低。Cristofani等 [ 12 ] 报道则提示，即使化疗后肿瘤播散，在患儿可耐受的前提下仍可尝试胸腹联合手术治疗，其五年无瘤生存率高达100%。 本例患儿经充分术前评估后，在多学科合作下成功施行体外循环下胸腹联合手术，术后顺利撤机，无严重并发症，心功能恢复良好，术后病理示肿瘤细胞大量坏死，无法行组织学分期，但此类患儿往往提示预后较好 [ 13 ]，继续辅以放化疗，随访至今依然存活，提示在合并心房瘤栓的肾母细胞瘤患儿，若化疗效果不理想，亦可尝试手术切除、减轻肿瘤负荷后，再予放化疗等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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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肝癌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是肝脏手术术后一种严重并发症，危及患者生命健康，对PHLF的预测和防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外科学的进步，肝癌肝切除术后肝衰竭风险因素的研究纷繁复杂，本文就肝癌肝切除术后肝衰竭风险因素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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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 1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发病率居高不下。其临床症状早期并不明显，患者确诊后通常处于晚期，导致其预后不良。其主要治疗方法为根治性肝切除 [ 2 ]。随着医学水平的进步，根治性肝切除术后仍有40%的术后并发症率，其中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是严重的并发症 [ 3 ]。PHLF被认为是肝脏再生不良的标志 [ 4 ]。2011年 [ 5 ]，国际肝脏外科研究小组(ISGLS)提出了使用实验室和临床参数定义PHLF的共识，共识将PHLF定义为“患者(术前肝功能正常和异常)术后获得性肝脏合成、排泄和解毒功能恶化，其特征是在术后第5天或之后INR升高和高胆红素症”。根据这一定义，PHLF被分为三个严重等级(A， B， C)。围手术期死亡率从A级的0%到C级的54%不等，B级需要单独的无创重症监护管理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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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患者相关风险 2.1. 患者年龄 影响患者术后肝衰竭的因素众多，值得注意关于年龄作为PHLF独立风险因素的影响，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说法。多项研究报告称 [ 7 ] [ 8 ]，70岁以上老年患者PHLF病的风险率与其他年龄段持平，但其死亡率却较高。在排除混杂因素后一项针对332名肝癌行肝切除的研究 [ 9 ] 指出：75岁以上的患者患PHLF发病率较其他年龄段高出1.47倍。有学者 [ 10 ] 将老年患者PHLF发病率增高归因于老年人群的合并症，例如年龄较大的患者脂肪肝患病率较高，可能由于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变化而肝功能下降 [ 11 ]。老龄化和较高的胆红素背景之间似乎有关联，导致机体应急反应能力下降，牛磺胆酸盐刺激的胆汁流量减少 [ 12 ]。关于年龄是否会提高PHLF的发生率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肝脏代谢及再生的功能将大大下降，导致PHLF风险增高。 2.2. 患者代谢情况 患者PHLF和代谢紊乱互为因果，有研究称 [ 13 ]，临床上发生PHLF的患者代谢模式改变，包括有氧和无氧糖酵解加速、乳酸盐的产生，并且在最后阶段，发生了代谢衰竭。不能利用乳酸盐来进一步产生能量，进一步加重了肝衰竭的发生。通过对PHLF进行代谢组学分析得出 [ 14 ] 葡萄糖、乳酸和新葡萄糖生成氨基酸的水平降低，抗氧化剂、乳酸盐、丙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谷氨酰胺和谷氨酸盐的含量增高及胆碱衍生物的含量增加，都会提升患者PHLF发病率。除了上述代谢指，胰岛素作为一种有效的肝营养因子(刺激IGF和肝细胞生长因子)的作用已被广泛应用 [ 15 ]。Bucher [ 16 ] 等在动物模型研究中报告，胰岛素耗竭导致的肝萎缩发生率更高。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基础疾病引起的一系列代谢异常，将导致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治疗后代谢异常问题进一步突出将使PHLF的风险提升。 2.3. 患者合并症 肝癌肝切除患者手术后患者可能出现肝周脓肿及积液，导致患者产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脓毒症 [ 17 ]。当患者合并SIRS及脓毒症时细菌产生的内毒素作用于枯否细胞导致其再生所需的细胞因子受损，并通过影响肝细胞的内部环境，导致细胞再生因子无法运输 [ 18 ]。上述这些原因都将导致患者出现PHLF几率提升。虽术后应用抗生素在PHLF上有无作用尚存在争议，但它在改善急性肝功能衰竭预后上得到了证明，使得抗生素的应用延伸到防治PHLF也存在可能 [ 19 ]。Patrick [ 20 ] 等通过对398名出现PHLF的患者研究中得出术前合并心功能及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术后发生PHLF几率为其余患者的2.3倍。当患者合并血小板减少时也会提高PHLF发生率，国内学者 [ 21 ] 在对300例肝癌患行肝切除术患者分析中也得出：PLT值小于15 × 10 9 /L时PHLF发生率为67.8%。Lesurtel [ 22 ] 等人已经证明了血小板在肝细胞再生中的作用，他们在小鼠实验中证明，当血小板处于较高的水平时肝切除术后肝脏剩余组织术后存活率高达90%。其原因主要是肝切除术后肝脏中5-羟色胺(5-HT)受体的2A和2B亚型表达增加，而血小板是血液中5-HT的主要携带者。两者相结合通过激活STAT和Akt信号通路激活肝脏细胞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