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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李陵》中三位人物的追求 2.1. 李陵的追求 文中第一行提示了李陵的官职：骑都尉( [ 3 ]， p. 55)。骑都尉是九卿之一，隶属光禄勋，掌管骑兵部队。李陵为人仁爱谦逊，颇有祖父李广之风，故而受封，于酒泉、张掖一带教射练兵，防卫匈奴来袭。李陵的祖父李广被称为“飞将军”，广有名声。李陵现有的地位和名誉除他自身的军事才能之外，和这样一个祖父也不无关系。在将讨伐匈奴时，尽管无骑兵作战多有不利，李陵依旧要求以少敌多，免除了运送辎重的任务。文中有因为年龄将近四十，正值富有意气之时，运送辎重的任务未免有些太说不过去了。 1 ( [ 3 ]， p. 58)的记述。李陵此时已年近四十，绝对称不上年轻，此处“意气”指的是李陵建立战功的想法。身为“飞将军”之孙，效仿祖父是情理之中，但李陵如此心急建立战功，是因为迫切地想证明自己身为飞将军之孙并非等闲之辈。根据《史记》，在讨伐匈奴前李陵没有大的战功，比起军事才能，反而是为人更受人好评 [ 4 ]。想必李陵也不愿被看做名不副实之人。运送辎重这类支援工作完成得再好也算不得一件大功，因此李陵认为运送辎重说不过去也可以理解。李陵追求的原点是他有一位名将祖父，而他追求的目标在于向他人证明身为李广之孙的自己不辱李家之名。 李陵于交战中受击昏迷而被俘。再度醒来时，面对自刎和伺机而动刺杀单于两种选择。他选择了后者，但又有顾虑。就算暗杀成功，要带着单于的首级逃出匈奴也不容易。况且匈奴必然会封锁消息，那么汉大概不能知道自己的所为了。直到最后，李陵都没能付诸行动。如果李陵追求的是向汉或天子尽忠尽义，那么只要寻找机会刺杀就已足够。渡辺ルリ指出“李陵意识中的‘义’必然伴随着汉的承认才得以成立，而自身的‘节’则不被过问” [ 5 ]，鲍卉指出“据此可以看出李陵是一个对于战功非常执着的人，如果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被认可，那么他宁可不做。与其说他执着于战功，不如说李陵更执着于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才能是否被肯定” [ 6 ]。李陵的目的确实是得到汉的认可，但他也并非如此功利。李陵直到全家被错杀都未在对汉作战时提供任何建议，与单于之子左贤王间产生了好像友情的感情时也狠狠责备了自己。这时李陵仍将自己汉人，有守节的自觉，拒绝背叛行为。然而在被嫁祸导致全家被错杀之后，李陵断绝了回汉的念头，同时也舍弃了“节”。武帝身为帝王绝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在汉的领土上李陵已经是背叛者了。即便成功逃亡回汉，追求也无从实现了。李陵不是丝毫没有“守节”观念的人，只是他“守节”的意志并不强烈。“守节”对他来说只是与追求相称的行为，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一旦追求不能实现，“守节”便也会失去意义。 渡辺ルリ指出，之后的李陵“因为一族被错杀的切肤之痛失去了作为汉的武人应有的自我。司马迁舍弃了实际生活中只作为书中人物存活，与之相对，李陵在失去支持自我的价值后只是机械地对周围做出反应。” [ 5 ]，但考察李陵行动，可知他并非被动地对周围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地尝试了追求的转向。在杀死李绪后，李陵将事情全数向单于说明。这时的李陵像变了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娶了单于的女儿。之前一言不发的他，甚至主动请求随军出战。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李陵决心与汉划清界限，作为匈奴的一员生活下去。刚刚进行转向的李陵的十分坚决，但当行军经过浚稽山脚时，想起从前战死的部下和现在自己的身份，李陵失去了与汉军交战的勇气，只得称病返回。之后，李陵当上了匈奴的右校王，但他的内心还是不明了，对于自己是否能在匈奴安心度日也没有勇气。这都说明他心里仍然残留着从前的追求，并对与之相悖的行动感到抵抗。此时李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被汉看作背叛者，作为汉的一员武将的追求已经失败了，而转向之后作为匈奴的一员的追求也难以推进。他纵马驰骋在广大的天地间，感叹“管他什么汉啊胡啊的”( [ 3 ]， p. 95)，但这样的自我安慰却不起作用。 这样的迷茫直到李陵被单于派去劝降苏武。一直对苏武避而不见是因为李陵仍旧以汉人的仁义道德要求自己，认为投降的自己无颜面对宁死不降的苏武。这也说明了李陵仍未摆脱过去的追求。当李陵意识到苏武宁死不降的理由是不愿输给命运后，他陷入了自我怀疑中。“苏武是义人，自己是卖国贼”( [ 3 ]， p. 102)。因为苏武的出现，李陵过去的追求彻底压倒了新的追求，宣告了追求的转向完全失败。 2.2. 司马迁的追求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任太史令，精通诸家学说并融会贯通，形成独一家的见解。司马迁继承了父亲聪慧的头脑和强韧的精神力。司马谈去世前，嘱咐司马迁勿忘作为太史的使命著成《史记》，司马迁发誓定不负遗命，追求的原点由此形成：聪慧、韧性和修史的使命。 然而修史并不是司马迁追求的全部。在埋头编纂的数年间，他“最擅长把论敌说得体无完肤”( [ 3 ]， p. 74)，给他人留下“头脑虽好却过度自信而难以相处，在论战中绝不输给别人的怪人”( [ 3 ]， p. 74)的印象。司马迁十分自信，甚至是炫耀般向他人展示自己头脑之聪明、知识之丰富。此外，他还“相信自己是个男子汉。虽然是文官，但比世上任何武人都能称得上男子汉”( [ 3 ]， p. 81)。中国的“男子汉大丈夫”，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 7 ]， p. 149)，指有志气、有风骨的男性。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因为他遵守了不陷于阿谀奉承这一准则，这正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体现。可以看出，这正是司马迁丈量自己和他人的准则。通过遵守这一准则，司马迁将自己与他人作比，由此满足自尊心。 在追求过程中司马迁遭遇的挫折是宫刑。他思考：“按照自己的观念，被处以车裂之刑也是可以想象的。我年近五十了，还要受到这等侮辱！”( [ 3 ]， p. 80)对他来说，“就算同处逆境，慷慨之士应受激烈的痛苦，而软弱之徒则忍受缓慢而阴郁的痛苦。就算一开始看起来并非如此，之后不同的应对方式也会将他们的命运指引向相应的方向”才是符合常理的。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却遭受了宫刑，错的究竟是？他发现从武帝身边的奸佞小人到扮老好人的大臣都不是应该怨恨的对象，最终得出了“自己的存在是错的”这一结论，彻底否定了作为“男子汉”的自己。司马迁的追求中“按照‘男子汉’的规范生存”这一点，在被拥有绝对权威的武帝以宫刑这一方式否定之后，又被司马迁自己否定。这一部分的追求已然无法实现了。 司马迁考虑了是否要自杀但未付诸行动。“他注意到，对修史无意识的关心隐隐阻止了他自杀”“在这内心样痛苦惨淡的情况下还念着修史，不只是因为父亲的遗言，而是因为修史这件事本身。也不是因为修史的魅力，或者对这件工作的热情这些使人快乐的东西。确实将修史当做了使命，但却未因此自恃。”( [ 3 ]， p. 84)“‘我’虽然被彻底践踏摧毁，修史的意义却并未被怀疑。”( [ 3 ]， p. 85)“他感到，那几乎是再怎么厌恶最后也无法断绝其关系的，人类间宿命的因缘一般的东西”( [ 3 ]， p. 85)修史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使命。不是来自舍我其谁的自信，而是来自一种“人与人之间宿命般的因缘”，指的就是通过父亲的遗愿——修史联系起的父子之间的因缘，这是司马迁追求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一直坚信的修史的意义没有被怀疑，也没有改变。作为司马家的后代和一名太史，他所追求的“著成前所未有的史书”这一目标仍是可以实现的。正是这一点追求实现的可能性挽留了他的生命。 关于宫刑之后的司马迁，文中有这样的描写：“作为一个丈夫的太史令司马迁在天汉三年死去了。在那之后继续书写他留下的历史的，只不过是没有知识、没有意识的一台书写机器——除了自己这样想别无他法。”( [ 3 ]， pp. 85-86)他自行毁灭了被否定的作为“男子汉”的这一追求，并仅作为一名史官生存下去。到《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如同没有了附身灵的巫者，身心都立马垮掉了”( [ 3 ]， p. 110)。司马迁的追求是部分的成功。他毁灭了作为“男子汉”的追求，但也完美地完成了自己修史的天职。出现这样部分成功、部分失败的结果，被处以宫刑这一无法预料的遭遇是一大原因。尽管如此，他的追求也未像李陵一样完全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能断然舍弃无法实现的追求的勇气，这一点是李陵所没有的。 2.3. 苏武的追求 苏武在第三章的后半部分登场。中岛几乎没有直接描写苏武，而是通过与李陵的交往来进行表现，这使得苏武的追求都来自李陵的所见所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苏武本是中郎将，为了俘虏交换一事去往匈奴，却因为使节团的副使卷入匈奴的内部矛盾之中而被连累遭到囚禁。苏武没有投降，甚至为了不受人侮辱而自刎。被胡医救回后被发配到北海，度过十九年的持节生活。 苏武在胡地并无牵挂，也不指望自己所做的一切能为汉所知。他忍辱负重地活着，只是因为“不想就这样输给命运”( [ 3 ]， p. 101)。苏武拥有历尽苦难也不放弃追求的强烈意志。李陵看到苏武得知武帝驾崩后放声痛哭时，想：“在以前被当做苏武要强的东西深处，有着无法比喻的清冽纯粹的对汉的国土的爱情(那不是义或者节这种被外界强加的东西，而是无法抑制的，不断涌现出的最为亲切自然的爱情)”( [ 3 ]， p. 104)李陵认为，这就是支持苏武追求的东西。整体来看，苏武的自我追求非常单纯，不求回报，仅仅发于作为臣子对汉及天子的热爱。结果是完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