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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基础来源 经过大量史料查询及阅读相关文献，发现施莱尔马赫在吸收以下四大理论来源的基础上开辟了自己的翻译研究。1) 施氏深受马丁·路德在其经典的《翻译信简》(1530)中倡导的“让作者的语言概念世界更接近翻译读者的语言概念世界”的启发。2) 赫尔德的语言哲学观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3) 施莱尔马赫深受歌德对散文译诗和翻译三分法的影响。4) 施莱尔马赫受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影响，认为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两者是一种辩证关系，互相影响；不同的语言的词汇语义不完全对等；语言都有其独特的韵律。下文按时间线将逐一论述施氏翻译观点与上述几位大师的联系。 3.1. 马丁·路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马丁·路德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也是一位圣经翻译家，他的《圣经》翻译在世界文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谭载喜曾评论说：“路德的《圣经》徳译本是西方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作品” [ 5 ]。由此可见其影响力，根据谭教授，马丁·路德的翻译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1. 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2. 翻译必须注重语法和意义的联系；3. 翻译必须遵循七条原则，即1) 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2) 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3) 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4) 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5) 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6) 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7) 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4. 翻译必须集思广益。其中，“翻译要使用人民的语言”就意味着把作者带到德国旅行，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使用更加符合本国语语言表达和文化范式，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译文给德意志人民带来的陌生感，使其更容易接受译本，路德在翻译时《圣经》就采用此法，以使读者完全看懂译文为最终目的。 另外，路德在其经典之作《翻译信简》(1530)中倡导“让作者的语言概念世界更接近翻译读者的语言概念世界”的方法，并在翻译《圣经》(他称之为德国方案，“使德国化”)时加以实践。这一概念给施莱尔马赫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路德并未突破了传统讨论直译意译的界限，施氏还驳斥了其方法“让作者的语言概念世界更接近翻译读者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作者的思想和地位，摒弃了原作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有悖译者伦理。施氏指出，事实上，在思想用语言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和科技领域里，每一个词的使用都不是任意决定的，也不可能是不可撤销的固定符号。即使是最博学的学者，对语言本身和主题都很精通，在选择最合适的词时，往往也会出现很大的分歧，所以要想完全抛弃作者的影子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一来，译文反而会变得不伦不类。因此，施莱尔马赫批判吸收这一思想，提倡将读者带到作者的语言概念世界作为唯一可接受的方法( [ 6 ] ， p. 338)。他在论文中指出一个真正译者的任务，是要缩短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距离，让作者和读者走在同一条路上，并透过译者这个中间人，最终相遇。 综上，可以看出，路德的翻译思想为施氏的最主要的观点(翻译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目标语和源语言之间的鸿沟差异，即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如何处理读者与作者关系的一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施莱尔马赫批判继承了其思想，并为之此后坚持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即译者旨在将原文给予原文读者的感受传达给译文读者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3.2. 赫尔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作为德国的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可以说是德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成为狂飙运动的基础，也被视作其语言观集大成之作，该书主要阐述了赫尔德的如下思想：1) 语言并非神授，语言始终是社群的语言，赫尔德相信，即使没有社会，没有舌头，人也必须发明语言，因为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2) 人类语言差异极大，种类极多，但归根结底却又同出一源；不过从严格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没有哪两个人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由于个人的看法、感觉和生活经验不同，一个词所产生的印象也因人而异，由此便形成了个人风格独特的词，就成了一种语言的习惯用法 [ 7 ]。赫尔德在论述翻译时，时刻践行着其语言观，他曾在《近代德国文学散论中》提出两种翻译方法：即“宽松法”(lax approach)和“适应法”(accommodating approach)。“宽松法”是指允许译文的语言和思想与源文本的语言和思想有所偏离，而“适应法”是指译文的语言和思想要适应源文本的语言和思想 [ 8 ]。王雪(2014)认为施莱尔马赫的“作者接近读者”与“读者接近作者”的思想完全继承了赫尔德的翻译思想，只不过是赫尔德的“宽松法”和“适应法”的不同表达而已，更贴切地说，是对赫尔德翻译思想的“改进”和“改善” [ 9 ]。 另外，美国学者迈克·福斯特认为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和翻译理论完全建立在语言哲学中三个受赫尔德启发的理论之上，这三个理论是：1) 思想本质上依赖于语言，并被语言所约束，甚至与语言相同；2) 意义是词语的使用；3)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语言和概念智力上差异( [ 6 ] ， p. 332)。原则(3)对口译和翻译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施莱尔马赫理论的主要任务。施莱尔马赫语言哲学中最原始的学说-语义整体论也与此高度相关，因为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认识到的，语义整体论极大地加剧了原则(3)对口译和翻译的挑战。 在他的讲座中，施莱尔马赫对语言起源问题看法几乎与赫尔德在《论语言起源》 (1772)中的立场相同：语言的起源不能用神的来源来解释，它也不能用感情的原始表达来解释。相反，使用内在语言是人类本性的基础；它是思想的基础，而且确实与思想相同。语言也是人类其他独特心理特征的基础，尤其是自我意识，以及对感知、感觉和欲望的清晰区分。 理想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的活动(这一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但也远远超出了施莱尔马赫的语义整体主义)。特别是，任何一段给定文本都需要根据它所属的整个文本来解释，并且都需要根据它们所用的更广泛的语言、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广泛的预先存在的流派、作者的整个语料库和作者的总体心理来解释。这种整体主义在解释中引入了一种普遍的循环性，因为最终，对这些更广泛背景的解释又依赖于对这些文本片段的解释。在这个解释理论中，施莱尔马赫受赫尔德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前面提到的学说原则(1)、(2)和(3)。事实上，正如刚才所描述的，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几乎与赫尔德的理论相同。这里的一些共同点是公认的，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同样的前辈的影响，尤其是艾尼什蒂。但是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完全归功于赫尔德的两个核心步骤(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施莱尔马赫的原创)，即用“心理”解释补充“语言”，并将“占卜法”作为后者的主要方法。(赫尔德早已提出这两个概念，尤其体现在托马斯·阿比特1768年的著作和《人类灵魂的认知与感觉》[ 1778 ]中。)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本质上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将分散在赫尔德作品中的思想组织起来并系统化。 然而这一连续性规则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在有些方面偏离了赫尔德的理论，但正是在这里，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往往变得更具哲学问题。首先，出现两种偏差并不代表有问题，反而是有利的：首先，如前所述，施莱尔马赫通过引入语义整体论原则，加剧了对原则(3)已经提出的解释的挑战。其次，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明确引入了新原理，即解释学的普遍性理想。虽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赫尔德理论的精神，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确实超越了赫尔德的文字。 3.3. 歌德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但其实他的翻译思想也影响甚广，他没有冠以翻译的专门论著，其翻译观点却渗透在许多作品之中。1813年，在施莱尔马赫演讲的四个月前，歌德在《兄弟般缅怀威兰德》的文章中写道，要把外国的作者带到我们面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看作自己人；或者我们去了解外国是什么样的，并适应它的条件，了解其语言的使用及其特殊性。韦努蒂(1991)认为施氏的翻译理论拥护了歌德提出的这两个准则 [ 10 ]，而蒋童(2016)也认为施莱尔马赫有关翻译方法论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歌德 [ 11 ]。 另外，歌德还提出，有三种类型的翻译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用散文的形式来翻译文学作品，语言平实无华。第二种翻译方法是只传达出原文的内容，将原作的内容和思想据为已有，也就是对原文进行模仿和改写。第三种翻译方法是放弃自身语言的特点和规范，而力图与原作认同。歌德强调，第三种翻译方法在这三种翻译方法中是终极的也是最高的境界。 施莱尔马赫在论文里驳斥了歌德的模仿法，认为模仿作品没有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将原文文字的精髓演绎出来，反之原文创造出来的异国情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蜕变。他还指出，对模仿者来说，考虑到语言、道德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别以后，这类型的作品在他读者心里的地位即如原作之于其读者一样，为保留这相同的效果也就不得不放弃原作的身份，这有违译者的伦理道德。基于此，施莱尔马赫认为倘若真正的翻译者，真的希望把这两个完全分隔的人–原作者与读者联系在一起，协助读者尽可能地正确、完整地理解和获得作家的乐趣，而无须被迫抛弃他熟悉的母语，他必须抛弃模仿法与释义法，在批判的基础上选择“走向读者”或“走向作者”。 究其根源，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方法的分类受到了歌德的影响。 3.4. 洪堡特对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洪堡特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与翻译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给了施莱尔马赫启发，他认为一方面，语言始终是一个整体 [ 12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这表明，洪堡特将语言视为一个充满种种矛盾对立。但又不失其终极统一性的研究对象。洪堡特对语言特殊性的认识使他相信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原则上存在着不可译性，他认为每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精神文化个体。人类精神文化与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精神文化不同，其语言形式也不同。 另一方面，洪堡特深信语言普遍性的存在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可能。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就有追求整一和全体的倾向，人类乃是一个整体，这在语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语言中不仅有一种整一和全体的追求，而且还有一种内在的信念，相信人类虽然有种种隔离，种种差异，但在其源始本质上，在其最终的规定中，人类乃是不可分的一体。这表明语言的差异在洪堡特那里应该说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是同一之中的差异，因为语言从表面上看千差万别，样式各异，但其本质归根到底是同一的。正因为本质上是同一的，人类语言就具有普遍性。由于语言普遍性与共性的存在，语言之间又是可译的。 阅读洪堡特的理论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念，施氏的翻译观念源于其语言观。施莱尔马赫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经假设了思维与语言表达的同一性。他常常用内在语言将思想更加具体化。从施氏的心理学讲座中可以看出，他提出这种论断后的主要动机，他讨论了思维活动但却没有任何外在语言表达的案例。一些文献声称他最终放弃了这一立场(例如，海因茨·金默尔)，他似乎有所退却，但在1830年的心理学讲座中，仍然可以发现他在写“思维活动与语言的同一性”。 施莱尔马赫采用意义观来等同化思维，他认为意义并不等同于那些原则上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事物，比如涉及到奥古斯丁的指称、柏拉图式的形式，或者英国经验主义者和其他人所青睐的主观的精神“观念”，而是等同于词语的使用，或者词语的使用规则。在他的心理学讲座中，施莱尔马赫认为，虽然思想和概念化并不能还原为感官图像(因为这将与思想所要求的位置相冲突，或者确实与语言相同)，但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 另外根据洪堡特语言的不可译性，施莱尔马赫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完全对应于另一种语言中的全部词汇，而且也没有一种语言中任何模式的词形变化可以恰好包含另一种语言中相同的多样性关系。施氏还认为人类不仅表现出显著的语言和概念智力相似性，而且表现出显著的语言和概念上的智力差异，尤其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之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单个时期内的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一观点进一步详细证明了洪堡特的语言不可译性)。据此联系，施莱尔马赫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语言和概念智力发展的现象只能从个人的语言和概念智力创新来解释，这些创新将被更广泛的文化所取代，成为共有文化的一部分。 据此，可以推断施莱尔马赫继承了洪堡特语言的统一，并在思辨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思维决定语言的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