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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及讨论 3.1. 结果 3.1.1. 各变量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武汉返乡大学生歧视知觉、个体幸福感和对武汉的认同感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只有个体幸福感和武汉大学生对武汉的认同感之间显著正相关，其余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有很大出入，在我们的预测中，这3个变量之间都是显著相关。这个数据结果可能和我们通过网络方式收集数据，数据质量不高、样本量过小，只有110份数据以及在这个时间节点(临近8月份)，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现象已经显著减小有关，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讨论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 M SD 1 2 3 1歧视知觉 20.75 10.18 1 2个体幸福感 20.95 5.05 -0.067 1 3武汉认同感 55.50 12.74 0.001 0.390** 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 05，***p < 0. 01，***p < 0.001，下同。 由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之一，而歧视知觉和个体幸福感之间相关不显著，歧视知觉和对武汉的认同感之间不相关，故无法进行后续的中介效应分析。此时，作者决定将对武汉的群体认同划分为高低2组，对不同群体认同被试的个体幸福感做独立样本t检验，以更好的检验群体认同和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将武汉认同量表上得分最高的30%被试作为高分组，共36人，均分23.14分，得分最低的30%被试作为低分组，共35人，均分18.46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相较于低群体认同组，高群体认同组的个体幸福感显著更强，t(69) = 4.128，p < 0.001。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和个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对武汉的群体认同越强，个体幸福感则越强。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之一。 3.2. 讨论 3.2.1. 歧视知觉对武汉返乡大学生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没有发现歧视知觉与武汉返乡大学生个体幸福感的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何玲，2019；余青云，张静，2018b)，以往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都发现了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邵雪莹，2016)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收集数据的这个时间节点(7月21日，临近8月份)，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客观歧视已经显著减少。 有研究者指出，武汉歧视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个体简单认知模式的作用(佐斌，温芳芳，2020)。也就是说，疫情期间爆炸的信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武汉出现了可以人传人的新型病毒”，部分个体采取简单认知模式，用“武汉病毒”来认知处理这一信息，认为在武汉居住生活过的人都可能带有病毒，将他们贴上污名标签。这种简单认知模式导致了极端行为的发生，如针对武汉人的歧视，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谩骂。此外，群际情绪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恐惧情绪会引发针对外群体的歧视和攻击(Stephan & Stephan， 2000)。疫情爆发初期，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蔓延，在这种情绪下极有可能滋生针对武汉返乡人员的歧视。 而随着内地疫情的逐渐好转，随着武汉疫情抗战的胜利，社会心态向积极正面的方向转移。4.8号武汉解封，武汉和外界恢复正常联通，5月武汉市开展全民核酸检测，更进一步向外界传达了武汉安全的信号。中央也多次呼吁不区别对待湖北和武汉，减少针对武汉的歧视。而根据群际接触理论，与外群体的接触为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之一是接触有权威、法律的支持(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2010)。武汉全面放开，武汉和外界的流通、交往，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这样的接触是有利于减轻针对武汉的歧视。 进一步说，武汉返乡大学生最迟在春节前就已经返回家乡，与身边人进行接触互动。而群际接触可以减少对外群体成员的负性情绪(如焦虑、恐惧)，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正性情绪(如共情) (Pettigrew & Tropp， 2006)。这种情绪因素可以有效减少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此外，武汉返乡大学生与身边人的接触互动，也可以帮助身边人习得新信息，减少歧视和偏见。对外群体(武汉返乡大学生)新信息的习得，可以使身边人有机会从个体化的角度来审视武汉返乡群体，撕掉简单的污名标签，减少歧视和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 总之，在本研究中，在武汉返乡大学生歧视知觉和个体幸福感之间没有发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极有可能是由于客观歧视减少，导致武汉返乡大学生主观知觉到的歧视减少。 此外，由于疫情限制，本研究只能通过问卷星，采取网络方式发放问卷，收集数据。数据质量不高，样本量偏小，也是导致本研究的主要假设未得到证实的原因。 3.2.2. 群体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武汉返乡大学生对武汉的认同感与其个体幸福感呈显著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测一致。此前一系列研究也充分证明了群体认同能够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Greenaway et al.， 2015; Jetten， Haslam， Haslam， Dingle， & Jones， 2014)。群体认同为社会联系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使个体具备应对挫折、变化与挑战的充足心理资源，从而增强个体的支持感、归属感、信任感和安全感(Jetten et al.， 2014)。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武汉返乡大学生产生前所未有的对武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短暂的学习经历使得即使身为异乡人的他们也获得了强烈的身份认同，从而增强了其个体幸福感。前人研究指出群体价值观、目标的内化赋予个体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为个体提供动机与动力，鼓励个体与其他群体成员一起努力实现个体所无法完成的目标(Jetten et al.， 2014)。疫情期间，无数武汉返乡大学生挺身而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社区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通过多方努力为疫区捐助物资，为身边的亲朋好友普及防疫知识，与身在武汉的伙伴一起为重建美丽武汉而奋斗，共同的目标，充实的志愿生活也帮助其摆脱备受歧视的阴霾，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生活。 此前的大部分研究都证实群体认同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学者对其中的关系机制进行研究发现，群体认同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受到个体的群体认同动机、个体对群体的评价等因素的调节(Amiot & Aubin， 2013; Hughes， Kiecolt， Keith， & Demo， 2015)。Ryan和Deci (2003)认为，根据认同动机的差异，个体对某个群体的认同可以划分为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与非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会对个体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非自我决定的群体认同则对个体心理产生消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认为要提高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要使其从心底产生对武汉的认同与向往，即产生自我决定的认同。此外，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人们定义自我的重要因素；与没上过大学的被试相比，拥有本科学历的个体生活满意度更高(Kuppens， Easterbrook， Spears， & Manstead， 2015)。因此，我们建议为提高武汉返乡大学生的幸福感，可以从提高其认知水平入手，增强其群体接纳程度。虽然我们此次的研究群体为武汉返乡大学生，这一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一定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在面对疫情期间的受歧视现象能够适时地进行自我调节。但推及其他群体如武汉返乡农民工、返乡儿童等，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隔离、歧视等问题时，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值得关注，这启示我们对于其他群体，要通过有效措施帮助其提升科学文化水平，普及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使其能够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更为健康积极的评价，从而获得自我决定的身份认同，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