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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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代汉语大词典》 [ 1 ] 中规定意识形态为，“与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点、观念、概念的总和，同时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理解和认知，包括法律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哲学等意识形式。”由此可知，意识形态对于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很大影响。而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正是影响译者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即一个国家、团体中或一定阶段、时期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艺术审美等价值趋向 [ 2 ]，对译者翻译的影响尤为突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代表，自17世纪以来，被陆续引介到英语世界，其中，“仁、义、礼、智、信”等儒学核心概念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目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考查意识形态在儒学核心概念翻译与传播中的影响，对提高儒学海外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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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研究回顾 自早期传教士研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来，西方汉学界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极为重视，对《论语》这一儒家经典著作进行译介的汉学家不在少数，且大多数的《论语》英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所在国家、所处时代，西方对儒家文化研究的缩影，对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西方汉学家对于《论语》的译介大都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未能十分准确地表达儒家文化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此现状，翻译界展开了一系列以“仁”为代表的儒学核心概念的研究，如杨平 [ 3 ] 通过总结分析数种翻译方法的利弊得失，得出结论“仁”最好是不译即音译；刘白玉 [ 4 ] 通过分析16种有代表性的有关“仁”的翻译成果及5种文化翻译策略研究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翻译应采用“和谐法”的翻译策略；范敏 [ 5 ] 比较和探讨了《论语》五译本文化高频词的翻译策略；李广伟、戈玲玲 [ 6 ] 基于平行语料库对辜鸿铭《论语》译本中的本源概念英译进行了研究。此类研究大多关注翻译策略描述或译文风格对比两个方面，对于意识形态在译者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有所忽略。Lefevere [ 7 ] 指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译者的主体意识。因此，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有助于推进儒学核心概念的翻译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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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英译“仁”的对比研究 对于西方汉学家而言，《论语》中所蕴含的文化特色过于深奥、难以理解，给《论语》英译带来了难题，译者在进行核心概念翻译时，经常会“不可知其源也”。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儒家核心概念莫过于“仁”字，其在《论语》中并无定解，就连孔子本人也很少深入探讨“仁”，也不轻易以“仁”许人。新华字典中，将“仁”的解释为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等，如“仁义”(a. 仁爱与正义；b. 通情达理，性格温顺，能为别人着想)、“仁爱”、“仁政”、“仁人志士”(仁爱有节操的人)、“仁义礼智”(儒家的伦理思想)、“仁至义尽”等。这是摘选的《论语》中“仁”可能具有的意思，实际上，其内涵远比上述的多。 因此，从客观条件上看，“仁”在《论语》中的内涵各色各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给译者进行“仁”的英译制造了困难，没有任何一个英文词汇可以准确表达“仁”的内涵、传递“仁”的实质。正如安乐哲所言，这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范畴词，是专门表达民族文化的词汇 [ 8 ]。这就自然地导致译者对于“仁”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仁”的翻译也具有多样性，并没有统一对应之词，全然是“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James Legge、Arthur Waley、Roger T. Ames和Henry Rosemont的《论语》英译本为案例，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三位译者的儒家核心概念“仁”的英译进行对比研究和归纳总结，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 Table 1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ree Translations of “Ren Legge Waley Ames & Rosemont 仁 数量 频率 仁 数量 频率 仁 数量 频率 true/perfect virtue 57 52.3% goodness 52 47.8% authoritative conduct 38 34.9% perfectly/truly virtuous 12 11.0% good 48 44.0% authoritative 24 22.0% virtuous 10 9.2% pronoun 7 6.4% authoritative persons /people 23 21.1% benevolent actions/ benevolence 9 8.4% good (ruler) 1 0.9% pronoun 13 12.0% man of virtue 8 7.3% good (ren 仁) 1 0.9% authoritative in their/ one’s conduct 6 5.5% the virtuous 7 6.4% authoritatively 2 1.8% pronoun(so) 2 1.8% authoritative in your/ his conduct 2 1.8% the good 1 0.9% authoritative manner 1 0.9% a man 1 0.9% act virtuously 1 0.9% men of principle 1 0.9% Total 109 100% Total 109 100% Total 109 100% 表1. 三种译本对儒学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对比 从表1可知，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儒学核心概念“仁”具有不同的见解。Legge考虑到“仁”在不同语境下的多种内涵，偏向于将其译为“true/perfect virtue”，正如他在注释中所说，“virtue”作为一个含义广泛的词汇能够更好地反应“仁”的多种内涵；尽管如此，在很多章节中仍需突出强调“仁”的具体内涵，采用“benevolence”、“the good”等译法 [ 9 ]。Waley对于“仁”的认知与Legge恰恰相反，他倾向于将“仁”视为一个整体概念，用特定词汇“Good”、“Goodness”表达其内涵。Ames和Rosemont [ 10 ] 从哲学角度诠释《论语》并独出心裁地将“仁”译为“authoritative conduct”、“authoritative persons/people”、“authoritatively”等。 事实上，上述所列三种“仁”的英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大都是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去阐释和理解，难免过于片面，把丰富的儒家思想简单化，并不能高度地凝练儒家文化的精华。这就使我们不禁去深入思考，为何同为西方译者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三位译者会对“仁”采用不同的译法？无疑，除却已知的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上看，译者自身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时代背景、生长环境、个人信仰、学术经历等等，即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得英译结果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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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 Lefevere [ 7 ] 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再创作，翻译不能完全地表达原作的内涵，因为翻译始终都受到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三个方面的操纵。由此可知，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译者翻译，它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干预译者的表述，译者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操纵，亦会产生不同的译本。笔者对上述三个译本中“仁”的翻译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4.1. 理雅各(James Legge) 17 世纪的古莱神父在翻译孔子的篇章时曾公然宣称：“翻译事业的进行不在于为欧洲引进中国智慧，而在于使中国人皈依基督” [ 3 ]。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认为孔子只有通过基督启示才能实现他追求的理想，因此，传教士在翻译儒家经典时，他们并不是要向西方客观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而是借助翻译，利用基督教义解释儒学，最终实现基督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归化。 其中，Legge作为19世纪是英国著名的新教传教士和汉学家，深受其社会时代背景及其个人信仰的影响，即以翻译为工具，利用基督教教义阐释儒家文化，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从而使儒学呈“神学化”且使中国被基督化。 因此，受制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他在翻译《论语》时，以直译、遵循原文思维形式为特点，给予强烈的基督教传教士立场，以基督教义、范例阐释儒家核心概念为宗旨。当代翻译家欧阳桢曾直接地指出：“理雅各的翻译，使儒家经典变成了基督教义的翻版” [ 11 ]。 借用辜鸿铭对Legge的评价，“理雅各文学训练不足，缺乏对文学的批判性思维和鉴赏性思维，没有从总体上把握儒学内涵；尽管他做了足够的努力，但他未能摆脱其僵硬和狭隘的思想限制” [ 12 ]。这一评价的具体内容在Legge对“仁”的翻译中得以体现，Legge将“仁”译为基督教中的“virtue”，概括地理解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正直的品性，将“仁”和其他核心概念混为一谈，并没有具体地分析其内涵 [ 13 ]；而一些章节中的“benevolence”、“the good”等，虽具体强调“仁”的内涵，但也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文化色彩，使读者对于“仁”的理解产生偏差。 由此可知，Legge在进行《论语》英译时过于想当然，过于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过于坚定地认为基督教优于儒教、耶稣优于孔子，因而在进行儒学翻译时不自觉被基督教术语、欧洲思想束缚了思维，译文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僵化，未使欧洲理性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造成了欧洲民众对儒学的误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译本对后世对儒学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2. 威利(Arthur Waley)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却也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期间中，西方国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不断地侵蚀着古老中国的根基，西学东渐成为社会主流，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强势。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对汉语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 2 ]。 Waley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西学东渐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因而纵然他被当成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论语》翻译家，其《论语》译本在西方英语世界较为流行，但是实际上，作为土生土长的英国人，Waley的思想植根于其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同时受西学东渐的文化强势的影响。因而，其翻译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迎合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他的译本大都采用归化策略，带有深刻的英语烙印和浓重的西方文化烙印，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儒家文化的深层意味，造成了汉文化内涵缺失。 其中，Waley将“仁”译为“Good”、“Goodness”。他曾断言，《论语》中“仁”是一种“神秘的统一体”(mystic entity)，泛指“友爱、宽厚、仁慈”且有别于动物的人类，可能的对应词是Good、Goodness [ 14 ]。事实上，从更深层次的挖掘，Waley的这种译法，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有直接联系，因为当时西方汉学家善用希腊哲学思想阐释儒家思想。 据此可得，Waley在进行《论语》英译时，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当时大多数西方汉学家一样深陷于希腊哲学思想，承载强势的西方文化意识，忽视了儒家文化的深层含义，导致了儒家文化内涵的缺失。 4.3. 安乐哲(Roger T.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西方汉学家大都集中研究中国近现代的作品，即“现代化”理论，造成儒家典籍研究几乎空白的局面。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现代化”理论模式受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冲击，部分学者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质疑，进而出现了“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史学动向 [ 15 ]。在反思研究过程中，西方汉学家发现中国现代文化与之前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西方汉学家逐渐将关注重点转移到儒家思想内在的宗教性和哲学性上，并形成了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 Ames和Rosemont就是采取比较哲学进路的代表，受到其学术经历——“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他们意识到了西方哲学的不足，试图重新诠释并引进儒家哲学，且着重研究儒学经典中的哲学思想，力图在英语中将孔子思想的哲学特点体现出来，以提供一种和西方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改变西方不承认中国哲学的现状，进而打破哲学为西方垄断的局面 [ 16 ]，提供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 二者的《论语》英译本是其明显的“中国中心观”的产物，旨在通过分析孔子的言行举止，为西方世界引进儒学文化。因此，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采取异化策略，将“仁”译为“authoritative conduct”、“authoritative persons/people”、“authoritatively”等，使用此类带有很少联想的词汇以避免读者的画蛇添足，逼迫读者走出熟悉的文化框架去认识焕然一新的东方文化。至此可知，Ames和Rosemont在进行《论语》英译时，亦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想为西方提供一种新型哲学思路，以更好地认识自身和世界。但是，此种翻译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文化对应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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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纵向对比Legge、Waley、Ames和Rosemont的英译本可知，他们作为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儒学研究的大家，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所处国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影响了他们对《论语》内在文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诠释，影响了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 因此，针对于儒学翻译与传播，国内译者不能被动地依赖西方译者来发现儒家文化的价值、传递儒家文化，因为与西方译者相比，我们自小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的底蕴早已贯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更大程度消除中外文化断层，矫正对儒家文化认识的偏差；我们必须保有高度的自信，主动出击，在保留儒学典籍历史本原、思想理念的基础上，综合考究其现实意义和中西文化差异，将儒家文化经典英译，把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作品呈现给外国读者，真正地让外国读者消除对儒家文化的误解、领悟儒家思想内涵、融会贯通儒家处事理念，使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得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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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外事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在外事活动中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其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本文以《2020年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为例，从外事翻译高度的政治性、时事性、中国特色文化属性以及对国家政策敏感性四个方面探讨了外事翻译的特点。以翻译目的论的三个法则，即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为基础，探讨了外事翻译的四种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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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深受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参与的外事活动也显然呈上升趋势。那么，外事翻译作为翻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工作量不断增大，对译员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外事翻译活动早已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专业性的翻译领域。外事翻译常见的形式有记者会，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访问、游览等等。本文以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视频记者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为语料，基于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为理论基础，对外事翻译的特点和翻译技巧进行浅显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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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以目的论为指导的外事翻译 翻译目的论是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翻译的实用性、功能性和其社会文化属性。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论认为：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对原文既可以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完全改写的方法，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翻译策略。翻译目的论包括三个法则：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连贯法则，指即译文在目的语文化背景及使用环境中对于读者来说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忠实法则，即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既要忠诚于译语读者和翻译发起人，又要忠诚于原文作者，以达到两者间的平衡 [ 1 ]。 外事翻译活动主要是指译者在各种外事或外交场合向对方传达本国家和政府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以及方针政策等。外事翻译有其自身特有的语言特色和翻译目标，其是翻译内容的政治性强、政策敏感度高；我国领导人的对外表态、外交或外事文件中的用语等是国家方针政策的体现，往往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军事利益的得失，关系到地区乃至世界形势是稳定还是动乱，是紧张还是缓和的大问题。因此，这就要求译员在译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目的论的忠实原则要求译者要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作者，也就是忠实于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时的真正意图。因此，译者要准确得体地进行外事翻译，就必须首先了解外事翻译的特点。因为一般外事翻译的译文接受者都是外籍人士，我们在语言、历史、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外事翻译者把握目标语的语言特色，在目的原则的指导下，利用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达成语际连贯和语内连贯，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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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外事翻译的特点 3.1. 时事性 涂和平 [ 2 ] 指出，“外事词汇反映着人们日新月异变化着的现实生活、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化促使人们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以适应反映新的现实情况。”新闻报道、外事活动的特殊性以及前沿性决定了他们往往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新词最为敏感，也是最先使用者。这些词语包括旧词转义、新词新意以及临时新造词等等。例如，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此次疫情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医学界将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病毒简称为COVID-19。其中，王毅部长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提到一种“政治病毒”(political virus)也在美国扩散；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外交开启了“云外交”(cloud diplomacy)模式；中方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世卫组织在抗疫中的积极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mankind (all))。新事物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要提升对新事物的敏感度，在思想和语言文化上做到与时俱进。 3.2. 准确性和政治敏感性 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外事翻译的内容多表达的是国家的立场、政策。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象、声誉、地位及其国际关系等，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 2 ]。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每年都参加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我们都知道，一般国际组织大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但APEC组织的成员中有地区经济，如香港、台湾等。不少人谈到APEC组织时，会不假思索地谈到APEC国家，译为APEC countries，这样的提法是错误的。在这种时候，翻译就应该具备政治敏感性，考虑译文的准确度，正确译法为APEC members。过家鼎指出外事翻译工作必须注意掌握用词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分寸。在外交场合或国际会议上，常常为一个字或一个名词的用法和取舍争执不下，有的甚至成为长期悬而不决的争端，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 3 ]。 3.3. 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达 我国领导人经习惯性在外事活动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语言内容极为丰富。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留有深厚地文化积淀和高度的精神文明；另外，中国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进程，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话语体系。其中，语言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承载着历史的发展进程。于是，具有汉语特色的表达方式在各种文本中随处可见，许多成语、俗语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因此，将语料中出现的中国特色表达分为了中国特色政治词句类、中国特色成语俗语典故类、中国特色习惯用法类三类汉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是翻译工作者在进行外事翻译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翻译好这类词汇，必须认真研究它们的内涵。在此次中外记者提问中，谈到中国对台政策，王毅外交部长代表中央政府呼吁台湾当局遵循“九二共识”(1992 Consensus)。用“兄弟同心，其利断金”(When brothers are of the same mind， they have the power to cut through metal.)来形容中非在此次抗及疫情过程中的互助关系。“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Though we live in different lands， the same moon and sky make us one.& United by our humanity， we forget our nationality.)这美好诗句来表达中日韩三国在抗击疫情中的积极配合与团结协作。因此，译员要将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达能够准确表达，首先需要对此类表达的内涵有正确充分的理解，在丰富的母语文化背景下，传递更准确、更符合中国特色的意义。 3.4. 把握国家政策 理解政策，提高政策水平。翻译只有在知道、理解形势的复杂性、问题的症结所在、矛盾分歧的根源与表现、斗争的焦点、问题的敏感处，才能准确把握领导人的讲话意图，才能准确翻译他们的讲话。徐亚男指出周恩来总理当年对外交官和外交翻译提出的要求就是坚定的政治立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们从事翻译的同志就必须了解、理解、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 [ 4 ]。在本次招待会中CNN对王毅提问：Is“wolf warrior”diplomacy the new norm of Chinese diplomacy？该问题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因为所谓的“战狼外交”政策并不符合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中国一直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开展国际关系。中国自古就是公认的礼仪之邦，我们从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了解、熟知、掌握、认可国策，是我们专业的外事翻译人员的基本要求之一。同时，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译员在进行翻译时尽最大努力还原或再现原文作者的语气或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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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外交翻译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事关国家切身利益，其源语言本身的运用就蕴含着各种技巧。对其翻译也就相应蕴含各种技巧和策略。那么对于外事翻译员来说，首先，要清晰地了解外事翻译或外交语言具备的特点，其次就是要运用各种技巧和策略，既要忠实于原作者、源语言所要传达之意，也要完成外事翻译本身的交际目的：表达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立场和观点。外事翻译中，国家领导人在讲到涉及国家利益的话题时，一般态度非常坚决，语气十分坚定，这就要求外事翻译人员在口译或者笔译中，把握语感分寸，尽量还原领导人发言的口吻和语气；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常常引用诗词歌赋、历史经典等中华文化负载词汇、句式进行隐喻、拟人、象征等修辞，汉字寓意丰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外事翻译员在熟知源语和译入语文化区别的同时，既要考虑读者的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再现领导人引经据典的真实意图。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影响力，其最终目的是要让受众理解、支持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因此，实现译文的交际目的是外事翻译的关键所在。同时，外事翻译人员要辅助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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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个体的人际导向与其从事不道德亲组织行为(UPB)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中上下属关系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方法：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372名企业员工参加本研究，采用人际导向量表、上下属关系量表、道德认同量表和UPB量表进行了测量。结果：1) 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与UPB呈显著正相关；人际导向与上下属关系呈显著正相关；2) 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和UPB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3) 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与UPB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结论：人际导向是影响个体从事UPB的风险因素。人际导向以上下属关系为中介影响UPB，且这一效应仅出现在低道德认同的个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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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来自北京、杭州的互联网企业372名员工参加了本研究，获得了有效问卷362份，问卷有效率为97.3%。被试中男性203人，女性159人；小于30岁的被试194人，31~40岁之间103人，40岁以上的65人。 2.2. 问卷 2.2.1. 人际导向量表 采用Swap & Rubin (1983)编制的人际导向量表。该量表包括18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人际导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7。 2.2.2. 上下属关系量表 采用Law， Wong， & Wang (2000)编制的上下属关系量表。该量表包括6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是关注上下属关系。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4。 2.2.3. 道德认同量表 采用吴明证，沈斌，孙晓玲(2016)修订的道德认同问卷。该量表包括14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道德认同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2。 2.2.4. 不道德亲组织行为量表 采用吴明证，沈斌，孙晓玲(2016)修订的不道德亲组织行为量表。该量表包括12个项目，采用六点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愿意，6表示非常愿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从事UPB的意愿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6。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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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测试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要求被试作答的所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积总贡献率为53.19%，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9.963%，未发现某单一因子的方差占总方差绝大部分比例。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人际导向和和UPB呈显著正相关(r = 0.19， p = 0.000)，支持了假设H1。人际导向与上下属关系呈显著正相关(r = 0.35， p = 0.000)，支持了假设H2a。上下属关系和UPB呈显著正相关(r = 0.16， p = 0.002)，支持了假设H2b。道德认同与UPB呈显著负相关(r = −0.11， p = 0.04)，支持了假设H3a。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main study variable Mean SD 1 2 3 4 5 1.性别 1.51 0.50 - 2.年龄 1.59 0.69 −0.02 - 3.上下属关系 3.17 0.97 −0.02 −0.22 *** - 4.道德认同 4.01 0.76 0.08 −0.03 0.07 - 5.人际导向 3.22 0.54 −0.07 0.37 *** 0.35 *** −0.13 * - 6.UPB 2.39 0.80 −0.03 0.03 0.16 ** −0.11 * 0.19 **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与UPB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表2)，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人际导向对上下属关系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0.29， t = 5.527， p = 0.000)；人际导向对UPB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21， t = 3.81， p = 0.000)。当人际导向和上下属关系进入回归方程后，上下属关系对UPB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0.11， t = 2.01， p = 0.045)，人际导向对UPB的预测效应由0.21下降为0.18 (β = 0.18， t = 3.106， p = 0.002)，表明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与UPB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这部分支持了假设H2c。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道德认同在上下属关系与UPB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表2)，道德认同对UPB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0.25，t = −4.53，p = 0.000；上下属关系对UPB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0.12，t = 2.23，p = 0.026；道德认同与上下属关系的交互作用对UPB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0.26，t = −4.69，p = 0.000，支持了假设H3b。将道德认同以一个标准差为界限分为高、低道德认同，对调节作用进行分解。简单斜率检验表明，高道德认同个体中上下属关系对UPB的预测效应不显著(β = −0.11， t = −1.36， p = 0.174)，而低道德认同个体中上下属关系对UPB预测效应显著(β = 0.34， t = 5.43， p = 0.000)。当以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与道德认同及其交互作用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时，上下属关系与道德认同的交互作用对UPB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0.25， t = −4.58， p = 0.000；上下属关系对UPB的预测效应不显著，β = 0.08， t = 1.457， p = 0.146；而人际导向对UPB的预测效应则显著下降，由0.21下降为0.14， β = 0.14， t = 2.52， p = 0.012。这表明，上下属关系的中介作用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支持了假设H3c。 Table 2 Testing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 on UP 上下属关系 UPB M11 M21 M22 M31 M32 性别 0.02 0.01 0.01 0.02 0.03 年龄 0.00 −0.21 *** −0.22 *** −0.21 *** −0.25 *** 人际导向 0.29 *** 0.21 *** 0.18 ** 0.14 * 上下属关系 0.11 * 0.12 * 0.08 道德认同 −0.25 *** −0.22 *** 上下属关系×道德认同 −0.26 *** −0.25 *** F 9.18 *** 4.447 *** 4.431 *** 6.457 *** 6.534 *** R 2 0.154 0.081 0.091 0.142 0.157 表2. 人际导向影响UPB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根据Preacher， Rucker， & Hayes (2007)，研究采用PROCESS的Model 8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检验在不同道德认同条件下上下属关系的间接效应。研究将Bootstrap再抽样的条件设置为5000次。研究发现(表3)，当道德认同较低(M − 1SD)时上下属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当道德认同(M + 1SD)较高时上下属关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Table 3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in relation to 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 through UP 道德认同 UPB Indirect effect SE Bias-corrected 95% CI 低(M − 1SD) −0.10 0.03 [0.05， 0.16] 中(M) −0.03 0.02 [−0.09， 0.07] 高(M + 1SD) −0.05 0.03 [−0.12， 0.02] 表3. 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与UPB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分析 注：Bootstrap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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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人际导向与UPB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中上下属关系、道德认同在其间作用。研究发现，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与UPB均呈显著正相关，在人际导向与UPB的关系中上下属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而道德认同在其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中，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均与UPB呈显著正相关，这揭示了关系(GUANXI)在我们道德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关系被视为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一个核心概念(杨中芳，彭泗清，1999)。梁漱溟(2011)在《中国文化要义》提出：我国的伦理道德规范中约束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并没有对某一单独的一方进行具体的约束，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伦理道德规范约束的重点所在。因此，在探讨UPB这一人们出于服务于组织及其成员利益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中，“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本研究发现支持了人际导向作为UPB的潜在风险因素的假定，支持了上述观点。 本研究发现，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与UPB间扮演着中介作用。在中国社会中上下属关系基本上体现为私人性的关系，这区别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Leader-member exchange)。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适用于工作场景和领域，强调的是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回报和贡献呈公平交换状态(Dienesch & Liden， 1986; Gerstner， & Day， 1997)。上下属关系中既蕴含着领导–成员交换中的工具导向，同时还包含着情感连接和相应的角色义务。我国社会中形成的上下属关系涉及的交换活动常常游离于工作环境之外，强调共享而非公平，在资源分配的时候关系类型会影响双方的相互义务，对于关系亲近的下属上级会感到有义务予以照顾。同时感恩是中国人关系的重要构成，回报性的义务也是关系的核心因素，下级有义务对上级忠诚以回报上级的照顾(杨中芳，彭泗清，1999)。正是这种互惠互利、情感连接和角色义务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与UPB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还揭示了道德认同在抑制UPB中的作用，即上下属关系仅影响低道德认同个体的UPB倾向。道德认同体现了道德品质在个体自我概念中的重要程度，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和将道德判断转化为道德行为的自我调节机制(Hertz & Krettenauer， 2016)。UPB的不道德性质使得从事UPB对个体的道德认同造成威胁。可能原因在于，对于高道德认同的个体，回报组织或上级的自利或道德动机可能不足以抑制UPB带来的自我道德威胁，由此削弱了从事UPB倾向。由于缺乏足够道德动机的抑制，低道德认同个体可以通过道德权衡即以UPB与上级实现互惠互利(Waytz， Dungan， & Young， 2013)，还能够将UPB转化为对组织/上级的忠诚从而对UPB进行道德推脱，以减轻UPB所带来的道德责任(Detert， Trevino， & Sweitz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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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意义、不足与展望 5.1. 理论意义 首先，探讨了被组织行为学所忽略的特定的亲组织行为即不道德亲组织行为(UPB)。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出于自利目的而从事的不道德行为(Moore & Gino， 2005)，较少涉及个体出于组织或其成员利益而实施的不道德行为，即个体出于道德动机(忠诚于群体)而实施的不道德行为。我国注重关系的文化背景往往强调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与奉献，以及个体与领导、组织之间的共存共荣，这使得个体更可能基于利益、互惠和回报而做出UPB。对组织忠诚这一道德动机反而成为个体从事不道德行为的诱导因素，本研究扩充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行为伦理学研究范畴。 其次，揭示了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与UPB的内在联系，丰富了UPB的机制解释。本研究聚焦于关系这一文化背景，揭示了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对于个体从事UPB的潜在风险。已有研究关注了领导方式对下属UPB的影响，本研究则探讨了下属的人际导向对自己与领导关系的影响及其对UPB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完善了领导与成员的关系如何影响个体UPB倾向的研究主题。 最后，揭示了道德认同对UPB的抑制作用。考虑到UPB本身的不道德性质，从事UPB无疑造成了个体的道德自我威胁，致使个体对该行为予以道德推脱。道德认同对UPB的抑制作用反映出个体对组织或上级忠诚与个体秉持道德原则两种道德动机之间的冲突。本研究揭示了这两类道德动机的动态作用过程，深化了对个体道德自我调节机制的探讨。 5.2. 实践意义 首先，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组织管理者需要意识到，UPB虽然短期内有利于组织利益，但并不利于组织的长远发展。UPB甚至会破坏组织的价值观和伦理氛围，由此对组织造成实质性伤害，管理者需要权衡组织文化与组织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其次，组织管理者还需要意识到，过于强调和谐的员工间关系与积极的上下属关系可能会对个体产生压力，导致个体从事UPB以维持这一关系。组织往往强调成员内部的和谐，认为组织成员的和谐有助于员工的生产力，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并降低其离职倾向。本研究揭示了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对UPB的直接影响，组织有必要向员工澄清企业的价值取向、创设伦理规范以消除员工维持和谐而不得不从事UPB的压力。 最后，组织在人才选拔过程中需要考量员工的道德品质。除了工作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外，组织在人才甄选、考核和提拔过程中需要考虑个体的道德品质如道德认同。组织在人力资源政策中可以针对性地开展道德训练的相关内容，以提升员工的道德品质(徐本华，2011)。考虑到UPB在道德上的模糊性，组织还可以通过道德敏感性训练以提升个体对UPB的错误认知。 5.3. 研究不足 作为横向研究，本研究仅揭示了诸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能推论其因果方向。本研究变量间关系是基于理论推导而来，没有考虑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本研究发现道德认同调节着上下属关系与UPB的关系，这可能忽略了其他的可能，即经常从事UPB可能降低了个体的道德认同或恶化其上下属关系。未来纵向追踪或实验研究需要揭示诸变量间的因果方向。 此外，社会赞许性可能会影响被试的报告。研究要求被试报告其从事UPB的意愿。UPB具有一定的社会敏感性，由此导致的社会赞许性容易干扰被试的报告。我们已经尽量降低其影响的程度，例如在调查过程中强调匿名性、告知相关研究发现仅用于学术目的，但社会赞许性的影响程度仍难以有效估计。 5.4.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探讨其它的关系类型与UPB的关系。本研究探讨了上下属关系与UPB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可以探讨亲情关系、地域关系等关系类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着个体的UPB。 其次，探讨企业类型对UPB的影响。本研究对象是互联网行业的员工，生活中还存在着国营企业、公益组织、创业型企业等类型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员工与领导或组织的关系各不相同。有必要在这些组织情境中验证本研究发现，以保障本研究发现的外部效度。 此外，探讨其它道德因素对UPB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还可以探讨道德推脱、道德敏感性等在上下属关系与UPB关系中的作用(Detert， Trevino， & Sweitzer， 2008)。除道德相关变量外，还有必要探讨一些人格变量如自我控制能力、人格特征是否影响着个体的UPB倾向(Sosik， Chun， Ete， Arenas， & Scherer， 2018)。 最后，提高UPB研究的生态效度，以降低社会赞许性对研究的影响。UPB本身的不道德性质会导致社会赞许性，有可能会削弱研究发现的有效性。未来研究可采用实验方法，通过模拟工作环境以有效探究UPB现象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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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研究获得如下结论：人际导向是影响个体倾向于从事UPB的风险因素；人际导向是以上下属关系为中介影响UPB，且这一效应仅出现在低道德认同的个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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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由于我国缺乏重大航行事故罪，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交通肇事罪解决水上肇事逃逸案件。而交通肇事罪显然并未充分考虑到水上交通肇事及其逃逸的特殊性，许多规定仅适用于陆路交通事故。由此而产生的罪与非罪的争论和水上肇事逃逸行为难以界定，使得大量水上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放纵了犯罪。水上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本质上是置他人于危险境地而不顾的遗弃行为，可以遗弃罪定罪处罚。对水上肇事逃逸的行为界定则可通过刑事推定的证据规则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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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伴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维护海洋权益，保障航海安全是保证海洋强国战略不断深入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水上交通事故频发。2012年~2016年全国共发生海上交通事故9018起，其中碰撞事故6028起，占总数的67%；触碰事故985起，占总数的11%；自沉事故557起，占总数的6%，搁浅事故422起，占总数的5% [ 1 ]。但对中国裁判文书上就水上交通事故进行整理，2012年至2018年仅处理了不足70件水上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存在逃逸情节的案件不足10件。究其原因，并非是水上交通肇事逃逸基本不触及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或水上交通肇事后当事人往往不逃逸，相反，水上交通肇事对人身安全造成的危险远高于陆路交通安全，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与陆路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同的是，水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一方面，水域的流动性和低温性决定了一旦发生水上交通事故后，落水人员的自救可能很小。尤其是在波涛汹涌的远洋上，保存体力等待他人救助是更优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水域的宽广性更导致相关社会搜救机构难以及时介入搜救，根据人的生命系统维持时间而适用于陆地灾害的“黄金72小时救援”并不同样适用于水上交通事故后落水人员救助。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发生水上事故后，落水人员的救助往往高度依赖于当事船舶的救助。但司法实践中，水上肇事逃逸被牢牢限定在交通肇事罪上，以至于水上肇事逃逸的行为往往得不到刑事追究。跳出交通肇事罪的桎梏，明确水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定性，对于保证落水人员的生命安全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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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现行交通肇事罪无法妥善解决水上交通肇事 2.1. 缺乏明确的入罪标准 对于交通安全，我国规定了重大飞行事故罪保护航空交通安全，规定了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保护铁路交通安全，并未单独规定重大航行事故罪，则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交通肇事罪保护的法益包括陆路交通安全和水上交通安全。鉴于我国在立法上重陆地而轻海洋的习惯，交通肇事罪在进行立法和司法解释时，并未考虑到水上交通肇事的特殊性，导致交通肇事罪难以妥善解决水上交通肇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交通肇事的入罪标准如下：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将陆路交通事故分为四大类，即轻微事故、一般事故、重大事故、特大事故，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等有关标准协调了起来，保证了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之间的通畅衔接，道路交通肇事的当事人若触及刑事责任，能够保证交通肇事案件顺利涌入司法程序。但《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 (见表1)对水上交通事故作出的分类却并未与《解释》等相关司法标准进行结合，导致了大量水上交通肇事案件停留在行政程序中而无法涌入司法程序。许多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行政机关仅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并认为其不构成刑事犯罪而未向司法机关转移。 Table 1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water traffic accident 伤亡 经济损失 水域污染 特别重大事故 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00人以上重伤的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船舶溢油1000吨以上致水域污染的 重大事故 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的 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船舶溢油500吨以上1000吨以下致水域污染的 较大事故 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的 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船舶溢油100吨以上500吨以下致水域污染的 一般事故 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的 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船舶溢油1吨以上或者100吨以下致水域污染的 小事故 指未达到一般事故等级的事故 表1. 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分类表 行政机关对水上交通事故的分类虽不能够代替刑事司法中对事故等级的判定，但《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反映出了水上交通事故的特殊性。陆路交通以机动车辆为主，而水上的交通工具则以船舶为主。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机动车辆的驾驶员只有一位，且载客能力有限，一般一辆小型客车满载的情况下为4~5人。船舶的驾驶则不单单依靠船长一人操作，需要船长、大副、二副、船员、水手等相关人员的协同配合。船舶需要遵循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方可出航，因此，一艘船舶上仅船员便已有十余人。如果还是载客船舶，船舶上的人员则可达到上百人，一旦发生船舶碰撞或者自沉事故等，死亡的人数通常会超过车载人数。况且，水上交通环境远恶劣于陆路交通，相关海事部门认为仅以1人死亡为入罪标准不足以保护船员的合法权益，且对于整个航运事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应当以水上交通事故统计中的3人以上死亡为入罪标准。行政犯案件主要依靠行政机关的转移，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受制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上的定性直接影响了案件能否进入司法程序。在缺乏一个统一的入罪标准的情况下，大量的海事刑事案件无法顺畅地进入司法程序，更不用提追究当事人肇事后逃逸的情况。 2.2. “失踪”法律定性不明确 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重大飞行事故罪和第一百三十二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中犯罪后果的描述均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相比较而言，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对犯罪后果的描述则更为具体，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肇事罪的犯罪后果包括人员重伤、死亡和财产损失三种，有关司法解释在对适用交通肇事罪相关问题作出规定时，也仅提及这三种犯罪后果。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及司法解释来看，立法部门在进行交通肇事罪的立法活动时并未考虑到水上交通肇事的特殊性。水域上发生事故后，事故除了会造成人员重伤、死亡和财产损失，还会造成船上人员落水后下落不明，即所谓的“人员失踪”。交通肇事罪在立法时显然没有考虑到“失踪”这一危害后果，也并未给司法解释留下解释的空间。其实，在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颁布的时候，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海上贸易和海上运输并不发达，我国海商法也直到1992年才颁布。1997年刑法修订时，有关行政犯的立法建议都是通过各个部委呈报上来，交通犯罪的立法建议本身就偏少，况且“九龙闹海”般混乱的水上执法体系直到近几年才得以改善，海上交通犯罪便一直没有引起立法部门和刑法学界的重视，导致交通肇事罪呈现出重陆路而轻海洋的态势。 如何解决人员失踪问题，是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海事刑事案件绕不开的坎。《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遇害者下落不明的水上交通肇事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的电话答复》(以下简称《电话答复》)首次关注到了在水上交通案件中落水人员下落不明的情形。《电话答复》给出了两种观点，观点一认为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推定遇害者已经死亡；观点二则坚持不可将遇害者推定为死亡。但无论是观点一还是观点二，均坚持以交通肇事罪对当事人进行刑事追究。《电话答复》对如何处理遇害者下落不明的情况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且《电话答复》本身并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实践中对于如何处理遇害者下落不明的情形出现了不同的做法。《电话答复》中传达出了此类案件仍旧适用“交通肇事罪”的精神，相关行政机关在进行案件侦查时，往往以事故并未造成人员重伤、死亡，仅造成人员落水下落不明为由不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而部分流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做法。有的法院通过民事宣告死亡程序，解决仅有失踪人员而无死亡人员的问题。如湖南临澧县在审理苏某某交通肇事案时，临澧县法院就以苏某某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均为民事宣告死亡)为由，判决被告苏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民事宣告死亡的标准与刑事推定死亡的标准不同，民事宣告死亡能否认定为刑事上的死亡结果争议较大，部分学者提出将人员失踪引入《解释》，人员失踪直接定性为交通肇事罪的危害后果之一 [ 2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陶乘龙交通肇事案时，以陶乘龙“致四人失踪，负事故主要责任”为由，判决被告人陶乘龙构成交通肇事罪。此种做法一来并无《解释》等相关法律支持，二来人员失踪是否可以作为刑法上的危害结果仍有待商榷。在面对无法定性的人员失踪问题时，部分法院则索性对人员失踪这一情节“不闻不问”，审理水上交通肇事案件时，不将人员失踪情节作为量刑情节。实际上，人员失踪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人员重伤小，可以说人员失踪在社会危害性上次于人员死亡，但重于人员重伤。这种对人员失踪置之不理的做法显然欠妥。此外，还有对失踪不作刑法评价的、将失踪作为经济赔偿的裁量因素考量的、将失踪作为从重处罚依据的等各种做法，不一而足。这些做法不仅违反了“同类同判”的审判原则，也偏离了水上肇事逃逸的行为本质，使得水上肇事逃逸的法律定性愈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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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逃逸”的法律定性和行为界定不明确 从图1不难看出，交通肇事罪仍旧是解决水上交通肇事的主要罪名。司法实践中受制于陆路交通肇事及逃逸的刑事追究，将逃逸与交通肇事罪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但因为当前并未设立水上交通肇事罪，现行交通肇事罪在进行立法活动时忽略了水上交通肇事的特殊性，导致先行交通肇事罪在解决水上交通肇事的问题上“水土不服”，连带着当事人的逃逸也不做刑事追究。其中，陈君宏在船舶碰撞后逃逸致五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溺水被法院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此案被最高院列为刑事审判参考第1285号指导案例，为解决水上肇事后逃逸的案件提供了新的思路，跳出了交通肇事罪的局限思维。但对于尚无法达到故意杀人程度的逃逸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仍需厘清逃逸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 图1. 水上交通肇事罪名统计 3.1. “逃逸”的理解偏差 根据交通肇事罪的法律条文及《解释》的内容，逃逸既可以作为定罪的要件又可以成为升格法定刑的条件。考虑到逃逸作为定罪的要件时，其行为表现形式为作为，当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时，其行为表示为不作为，况且司法解释中规定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冲击了罪刑法定原则存在较大的理论争议，本文讨论的逃逸仅指作为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升格条件存在的逃逸，而不包括《解释》中作为定罪要件存在的逃逸。每当谈及逃逸时，总是绕不开两个问题，即什么是逃逸，我们为什么要处罚逃逸。前者是逃逸的行为定性问题，而后者是逃逸的加重处罚依据。两个问题犹如地球上的经纬线，交错综合构成了逃逸的法律定性，无法独立地看待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只有同时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方能解决逃逸的刑法定性问题。两个问题虽然不能够独立地看待，却有先后之分。在对逃逸进行法律定性的时候应当先解决“什么是逃逸”这个问题，然后再解决“为什么要处罚逃逸”这个问题。学界对于逃逸的讨论不在少数，但基本都深陷规范目的解释的泥沼，即过分地关注逃逸的加重处罚依据而普遍忽视了对逃逸行为性的研究 [ 3 ]。从规范目的解释出发，学界对逃逸的定性形成了两种学说。观点一以《解释》为基础，认为逃逸是当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其规范目的基于法律追究的目的。《解释》将逃逸定性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通过“法律追究”的规范目的将逃逸的行为定性为作为，即需要有逃跑这一身体举动。有逃跑行为则可能构成逃逸，无逃跑行为则不构成逃逸。基于以上逻辑，为了避免重复评价，交通肇事后留在现场等待处理的行为只能被评价为“非逃逸”，无法在评价为“非逃逸”的情况上再次评价为自首。观点二认为“法律追究”的规范目的与期待可能性理论冲突，法律不能也不可以要求当事人在肇事后主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也正是自首制度的基础。刑法之所以不希望当事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主要是为了保护遇害者的人身安全，希望通过肇事者的救助尽最大的可能性保护遇害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观点二认为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实际上是刑法在处罚肇事者不对遇害者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其规范保护目的是遇害者的人身安全，此处逃逸的行为定性应该是不作为。观点二从保护受害者人身安全的规范目的处罚，将逃逸定性为逃逸着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利于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同时与自首理论也不存在矛盾冲突。如此解释似乎更符合保护遇难者的生命安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来，越过文义解释而直接运用规范目的解释有违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根据文义解释，必然得出“逃逸”是作为，逃跑这一动态举动是构成逃逸的前提。二来，救助义务说依赖于发生交通肇事后有需要救助的对象，若没有需要救助的对象，救助义务便无从说起，这似乎传送了一种撞伤不如撞死的社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保护遇害者的规范目的渐行渐远。最后，逃逸与交通肇事罪不具有罪质上的同一性，逃逸难以说是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 3.2. 实践中难以界定逃逸行为的存在 陆路交通以机动车辆为主，不同类型的机动车辆在体型上相差并不大。水上交通运输则以船舶这一交通工具为主，船舶的不同类型之间体型相差巨大。尤其是小型的家庭渔船与远洋油轮之间，体型相差可达好几倍。水上运输虽然像陆路交通一般规定了航道，但部分渔船为了捕获更多的鱼往往违规出海，在没有出海资格的情况下进入远洋区域。远洋油轮在与渔船相撞后，确实存在无法得知碰撞发生的情况，实践中对碰撞事故的不知情也是辩护方经常用来证明自己不构成犯罪的主要原因，因此判定当事人存在逃逸行为的关键在于证明当事人对于碰撞情况的明知。规避自己的救助义务是当事人逃逸的心理态度，而逃避救助义务就必然要求当事人知道发生了碰撞事故，本身负有救助义务。水上交通事故发生在水域环境上，水域的流动性和地域的宽广性都使得水生交通事故的证据难以保留和搜集。季节、洋流、船舶的违规操作以及后期的沉船打捞工作都有可能破坏证据。证据的难以搜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攻守联盟”的形成，即肇事船舶一口咬定本身对船舶碰撞不知情下，司法机关难以获得直接证据证明当事人在船舶碰撞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涉及逃逸。况且，我国VTS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覆盖的范围有限，300吨以下的船舶并不在VIS的监控范围之内，但大多数需要证明当事人对碰撞事故明知的情形却往往发生在渔船与大型船舶的碰撞之间，VTS的监测缺口无疑加大了此类案件的证明难度。2011年~2018年之间的94起水上交通肇事案中，仅八起涉及到了逃逸。水上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逃逸行为的证明困难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放弃对逃逸者的刑事追责。仅以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有损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法治原则，放纵了当事人，不利于减少逃逸行为的发生。况且，由于“失踪”在定罪上的模糊，产生了不救助–无尸体–不构罪，救助–捞上尸体–构罪的逻辑判断链，更加鼓励了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后逃逸，对于保障遇难者的人身安全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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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代持股作为商事习惯长期存在，由此引发的纠纷数量也日益增长。《公司法解释(三)》和《九民纪要》虽然在隐名股东显名化上做出了规定，但仍存在规则层级过低、规则不够细化等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本文主要探讨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标准，隐名股东如何通过显名化保障其权利以及隐名股东具体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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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投资者在投资公司时可能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所以选择签订代持股协议使自己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成为了投资者的“商事习惯”。虽然最高法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对代持股协议、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以及从隐名到显名的程序做出了规定，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各个法院对该解释有不同的理解，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所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28条中也对隐名股东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此外，法律对隐名股东权利纠纷的解决没有提供相应规范，导致隐名股东权利无法得到良好的保障。因此，细化隐名股东认定标准以及对隐名股东权利纠纷做出相应的规范，从而保证商事交易的稳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