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锚板作为一种重要的抗拔基础形式，因其结构简单且造价经济，而广泛应用于浮式海洋结构、输电线塔、高耸结构物、边坡挡墙等工程领域中。锚板种类较多，按照形状可将其分为条形锚板、圆形锚板与矩形锚板，按照埋深可将其分为浅埋锚板与深埋锚板。其中，锚板的极限抗拔承载力是锚板基础设计的重点与核心，而抗拔承载力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锚板的破坏机制。锚板抗拔承载力一直是锚板研究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前人对锚板的极限承载力问题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丁佩民，肖志斌等 [ 1 ] [ 2 ] 基于不同密实砂土中模型锚板上拔试验结果，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了锚板承载能力的影响因素及锚板荷载位移特性，并按照从条形锚板到矩形锚板、从竖直锚板到倾斜锚板的思路，引入形状系数和倾斜系数，提出了便于工程应用的砂土中浅埋锚板统一抗拔极限承载力计算公式，提出了锚板抗拔位移计算方法。王栋等 [ 3 ] 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了均质黏土中圆形锚板的极限抗拔力。刘君、于龙等 [ 4 ] [ 5 ] 基于弹塑性有限元对正常固结不排水黏土中的条形锚板、均质饱和黏土中圆形锚板的承载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舒恒等 [ 6 ] 采用有限元法并结合Hill稳定条件分别对无重和有重地基中条形锚板的极限承载力进行了研究，能够更好预测地基失稳范围和潜在失稳区域。余生兵，黄茂松等 [ 7 ] [ 8 ] [ 9 ] 提出了基于旋转块体集极限分析上限方法及块体集上限法，并分别对不排水黏土中深埋条形锚板及砂土中条形锚板的抗拔性能进行了数值分析。姚敬宇 [ 10 ] 采用PIV测量技术，对砂上中多节螺旋锚变形场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对变形场的研究，确定了多节螺旋锚周围土体破坏形状的控制因素以及锚板间距对于多节螺旋锚基础承载力的影响，为多节螺旋锚基础极限抗拔力的预测提供了参考依据。解全一，张宏博等 [ 11 ] 分别对基于有限差分的数值计算法和室内模型试验确定的锚板极限承载力进行了分析对比，探讨了锚板承载力的影响因素。 在过去50多年来，许多学者研究了不同形状锚板的抗拔承载力，但是，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锚板在静力荷载作用下的工作性状上。课题组在归纳整理深埋和浅埋锚板工作机理及流土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串联式锚板锚固技术。并基于单锚板和串联式锚板室内模型试验结果，对比研究了单锚板和串联式锚板承载性状。利用FLAC 3D有限差分软件，建立了串联式双锚板的拉拔性状数值模拟模型，获得了上拔力–上拔位移关系曲线，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system: [SYSTEM]

user: 2. 串联式锚板的构造及优点 所谓“串联式锚板”就是将二块及以上的锚板用一根拉杆将其串在一起，锚板可以水平、竖直或倾斜埋设。它与传统意义上的锚板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1) 具有承载力高，可调性强，能有效控制和调整支挡结构或构筑物的位移。可通过施加预应力来控制与调整结构的位移及优化结构内力分布。 2) 能有效降低“群锚效应”。对于采用锚板联合其它支挡结构处理高填方的情况，能有效减少锚板层数，增大锚板的竖向间距，避免锚板相互干扰，从而降低“群锚效应”。 3) 施工简单，经济性好。在同高度、同一根拉杆上设置多个锚板，施工方便，经济性能好。
system: [SYSTEM]

user: 3. 室内模型试验 试验概况和试验方法 室内试验模型试验在长 × 宽 × 深 = 5米 × 3米 × 3米的基槽中进行。试验前，在模型槽的底部填500 mm厚的黏性土，再将单锚板及串联式双锚板固定在模型槽中，然后分层填筑黏性土。分层填筑时，采用长为600 mm、直径为500 mm的混凝土圆柱进行碾压，用密实度作为填筑控制指标，填筑前通过压实试验确定单层压实高度、压实遍数。模型试验制作完成后，静置2周后进行抗拔试验。由室内常规试验测得填土的土工参数分别为：土的压缩模量 E S = 19.3   MPa ，内摩擦角φ = 19.5˚，黏聚力c = 9.8 kPa，土的重度γ = 18.6 kN/m 3 。 锚板由钢板制作，平面尺寸为300 mm × 300 mm的方形锚板，模型锚板的厚度为10 mm，这样的厚度足够可以认为锚板为刚性的。在模型锚板平面的几何中心钻孔，在上拔试验时穿入直径为12 mm的圆钢拉杆，端部用螺栓扣住。圆钢拉杆表面涂漆，可以将拉杆在土中部分的摩阻力忽略。串联式锚板由二块锚板串联而成，上下锚板间距为1.0 m。为对比研究串联式锚板与单锚板的抗拔性状，串联式锚板的下锚板埋深与单锚板相同，埋深为2.5 m；串联式锚板的上锚板埋深1.5 m。 加载装置由主梁、位移测量装置、千斤顶、荷载传感器构成(如图1所示)。根据规范 [ 12 ] 荷载通过千斤顶分级施加，由扣在锚板上的钢拉杆对锚板施加上拔力。先估计锚板的极限抗拔力，定出加载等级，每级荷载按照预估极限抗拔力的1/10施加，加载完成后每隔10 min进行1次位移读数，相邻两级荷载之间读数次数不少于3次，当一级荷载连续3次读数范围内位移总量不超过0.1 mm时方可施加下一级荷载。在接近极限抗拔力时，应适当减小荷载分量，按照预估极限荷载的1/15~1/20施加。当施加荷载逐渐接近极限抗拔力时，如果位移增量不断增加或者突然增大，说明锚定板已经失稳，应以前一级荷载作为锚定板的极限承载力。
system: [SYSTEM]

user: 4. 数值模拟 4.1. 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 本数值计算采用FLAC3D有限差分法软件进行数值模拟。计算模型中的钢拉杆采用锚索单元模拟；锚板采用shell单元进行模拟；土体采用实体单元模拟。计算区域取3 m × 3 m × 2.5 m。边界约束条件为：底部边界(z = 0.0 m)所有点沿x，y和z方向的速度为零，侧面x = 0.0 m、3.0 m所有点的x方向速度为零及y = 0.0 m、3.0 m所有点的y方向速度为零。 图1. 室内模型试验示意图 4.2. 本构模型及计算参数 数值模拟中土的本构关系采用弹塑性模型和相关联的流动法则、Mohr-Coulomb屈服准则。计算参数为：锚板弹性模量E = 2.0 × 10 5 MPa，锚板密度ρ = 7800 kg/m 3 。其余土工参数与室内模型试验土工参数相同。
system: [SYSTEM]

user: 5. 上拔力–竖向位移关系及破坏模式 图2为锚板上拔力与竖向位移关系的实测与数值模拟对比曲线。由图2可以看出，数值模拟结果与模型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这说明本文建立的数值模拟模型是合理可靠的。同时，从图中可看出：串联式锚板的抗拔承载力远大于传统的单锚板承载力。 图2. 上拔力–位移关系曲线 室内模型试验发现：对于传统的单锚板，在上拔力达到极限抗拔力时，地表的最大隆起量仅为1.3 mm，呈现出深埋锚板的破坏特征；对串联式双锚板，地表最大隆起量仅为1.9 mm，其地表最大隆起量略大于单锚板，这主要是因为上锚板锚深仅为1.5米所致，但总体上讲，地表隆起量与锚板上拔位移相比很微小，也可以认为串联式双锚板同样呈现出深埋锚板的破坏特征。因此，串联式锚板的破坏模式主要取决于下锚板的埋设深度。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对于下锚板为深埋的情况，串联式锚板之间存在临界间距，其临界间距为4~6 L (L为锚板长边尺寸)，当锚板间距小于临界间距，下锚板附近的土体局部剪切破坏区贯通到上锚板时，会产生群锚板效应，从而降低锚板的抗拔承载力；对于下锚板为浅埋锚板的情况，串联式锚板上拔力–竖向位移关系曲线与传统的单锚板几乎接近，上锚板几乎不起作用。因此，串联式锚板只有深埋，至少保证最下层锚板深埋，才能有效提高锚板的抗拔承载能力。 图2为锚板上拔力–竖向位移关系曲线。由图2可看出：无论是串联式或是传统的单锚板，其上拔力–竖向位移关系荷载近似双曲线。其锚板从施加上拔荷载到最终破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2中1，2，3所示)：1) 弹性压缩阶段，荷载较小时，锚板上方一定范围内的土体处于弹性压缩阶段，上拔力–竖向位移关系曲线为近似直线段，位移增加速率缓慢。当到达该阶段的末尾时，上拔力达到极限抗拔力约50%；2) 局部剪切阶段，锚板边缘附近的土体中出现局部剪切破坏区，锚板的位移开始不断增大，上拔力–竖向位移关系渐渐趋向水平，这一阶段上拔力达到极限抗拔力约80%~90%；3) 剪切破坏阶段，随着上拔力的进一步增加，微小的上拔力增量会引起位移的剧烈增长，对于浅埋锚板，土体中出现贯穿到土表面的整体剪切破坏面，到达极限抗拔力时，锚板急剧上拔伴随土表面隆起，对深埋锚板情况，锚板附近的土体局部剪切破坏，反映在上拔力–竖向位移的关系上是上拔力保持不变而位移持续增长，并且锚板的上拔对土体表面没有什么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6. 串联式锚板抗拔承载力影响因素分析 6.1. 锚板间距对承载力的影响 图3为保持串联式锚定板中下锚定板埋深2.5 m不变的条件下，上下锚板的间距分别为0.5 m、1 m、1.5 m时，锚板上拔力–竖向位移关系曲线。由图3可看出，在下锚板埋深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上锚板的锚深从1.0米~1.5米~2.0米，其抗拔承载力并不随上锚板锚深的增加而增加，上锚板的锚深从2.0米减小到1.5米，即锚板间距从0.5米增加到1.0米，其抗拔承载力增加幅度较大，但上锚板的锚深从2.0米减小到1.0米，即锚板间距从0.5米增加到1.5米，其抗拔承载力反而降低。这说明在下锚定板埋深不变的情况下，串联式锚板的抗拔承载力不仅与上锚板的埋深有关，同时与上下锚板间距有关。课题组研究表明：对于深埋串联式锚板，其上下锚板临界间距S = (4~6) L。深埋串联式双锚板之所以存在临界间距是因为从竖平面上看，锚板破坏机构分为两个区域，即三角形区域和扇形区域，且均为变形区，当下锚板变形区达到或超过上锚板底面，则导致上下锚板存在变形区贯通，从而使下锚板承载力不能充分发挥。上下锚板变形区不贯通的最小距离称为上下锚板的临界间距。 6.2. 土的弹性模量及土的密度对承载力的影响 图4、图5分别为土体弹性模量及密度对锚板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曲线。由图4、图5可看出：锚板抗拔承载力随土体弹性模量增加而增加，而土体密度的变化对锚板抗拔承载力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该锚板埋深较大，属于深埋锚板所致。由此可推断，对于深埋锚板，通过增大锚板埋深来提高锚板抗拔承载力的效果不明显。 6.3. 土的黏聚力及内摩擦角对承载力的影响 图6、图7分别为土的黏聚力及内摩擦角对锚板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曲线。由图6、图7可看出：锚板抗板承载力随土的黏聚力及内摩擦角增大显著增大。因此，提高土的抗剪强度能有效锚板的抗拔承载力。 图3. 锚板间距对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 图4. 土的弹性模量对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 图5. 土体密度对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 图6. 土的黏聚力对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 图7. 土的内摩擦角对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 6.4. 锚板尺寸对锚定板承载力的影响 图8为上下锚板间距保持1.0 m不变的条件下，不同尺寸的方形锚板上拔力–位移关系曲线。由图可看出，方形锚板面积从边长20 cm增大到30 cm，承载力提高的幅度最大，再进一步增大方形锚板面积，承载力提高的幅度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在上下间距一定的条件下，随着锚板尺寸增大，上下锚板间距接近或小于临界间距导致上下锚板产生群锚板效应，致使锚板承载力提高的幅度明显降低。 6.5. 锚板形状对锚定板承载力的影响 图9为上下锚板间距保持1.0 m不变的条件下，圆形锚板、方形锚板、不同宽度的矩形锚板上拔力–位移关系对比曲线。圆形锚板面积为0.09 m 2 ，相当于方形锚板的面积。由图可看出，在锚板面积相同的条件下，圆形锚板的承载能力远大于方形锚板，同时，还可以看出，锚板从平面尺寸30 cm × 20 cm增大到30 cm × 30 cm，承载力提高的幅度最大，再进一步增大方形锚板面积，承载力提高的幅度显著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在上下间距一定的条件下，随着锚板尺寸增大，上下锚板间距接近或小于临界间距导致上下锚板产生群锚板效应所致。 图8. 锚板尺寸对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 图9. 锚板形状对上拔力–位移关系的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7. 结论 本文在归纳整理深埋和浅埋锚板工作机理及流土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串联式锚(碇)板锚固技术，并基于室内模型试验，结合数值模拟，研究了串联式双锚定板的拉拔性状及影响因素，获得如下结论。 1) 串联式双锚定板的承载能力远大于单锚定板，面积相同的圆形锚板的承载力远大于方形锚板。 2) 无论是单锚定板或是串联式双锚定板，上拔力–上拔位移关系的典型曲线为双曲线。 3) 土的强度参数对串联式双锚定板对上拔力–上拔位移关系影响明显。 4) 对于串联式双锚定板，在下锚板埋设深度一定，且为深埋锚板的条件下，土的重度对上拔力–上拔位移关系影响很小，同时，双锚板之间存在临界间距，当锚板间距大于临界间距，随着上锚板埋深增大，串联式双锚板的承载力增加，初步获得双锚板临界间距(4~6 L)。锚板临界间距的影响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以国外燃煤电厂设备制造监理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燃煤电厂设备制造监理的目标、范围及内容，设备监理的依据及实施过程，希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外项目，燃煤电厂，设备制造，监理，实施过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本文以某公司在国外建设的燃煤电厂项目为例，对国外火电制造过程中设备监理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希望能够为中国企业在火电领域“走出去”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设备监理研究现状 设备监理，是指由符合国家规定的专业机构接受委托，对各类工程设备和其他工业成套设备(不含建设工程中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安装的电气、采暖、通风空调、给排水等设备)的设计、采购、制造、安装调试和试运行所实施的监督和管理活动。工作范围包括设计监理、设备采购监理、设备制造监理、设备安装监理和设备调试监理。 1.2.1. 国外设备监理现状 发达国家重工业及基础设施发展较早，工程设备的监理应用较早，已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特别是项目管理的引入、FIDIC工程合同条件的制定和运用为监理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丹麦于1902年、英国于1903年、美国于1910年分别成立各自的咨询工程师协会，隶属于欧洲的三个工程师协会于1913年在比利时联合成立了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FIDIC具有标志性意义。该工程师联合会编制的《CONDITIONS OF CONSULTANT MODEL SERVICES AGREEMENT》、《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CLIENT/CONSULTANT MODEL SERVICES AGREEMENT》等文件被视为国际性权威文件 [ 1 ] 。有些公司对监理人员也有较高的要求，尤其是技术、学历及经验方面，要求是高级职称，并能熟练运用FIDIC相关标准及规范，并且有类似工作经验 [ 2 ] 。 1.2.2. 国内设备监理现状 设备监理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项目监理理念在80年代中期的云南鲁布革水电站的工程项目中首次应用 [ 3 ] 。
system: [SYSTEM]

user: 2. 燃煤电厂设备制造监理概述 2.1. 明确监理的目标 通过对工程项目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处理改进，防止出现不合格设备。 2.2. 建立监理实施方案 以国内电力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为基础，依据国外火电项目特点，制定国外燃煤电厂设备制造监理规划。 2.3. 遵循设备监理依据 除了依据国家有关法令、法规、《设备工程监理规范》、《设备监理管理暂行办法》，还要依据设备采购合同中的有关商务条款及技术协议，经委托方与被监理单位确认的产品设计图样，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来往文件、书信、函电等。 2.4. 确定设备检验范围及内容 熟悉燃煤电厂项目系统流程，首先要确定主辅机、四大管道检验范围。针对重大设备，比如锅炉及压力容器安装前要确定安全性能检验范围；汽轮机、发电机主要部件金属监督检验范围；锅炉集箱清洁度专项检查范围。 2.5. 确定设备监理工作方法 依据国家、行业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和合同，以及设计图纸、工艺规范等文件，通过质量跟踪、现场见证、检验试验、出厂前验收，将监理设备质量缺陷和质量问题解决在出厂前，确保监理设备满足设计规范和质量要求。
system: [SYSTEM]

user: 3. 以国外某燃煤电厂设备监理为例分析实施过程 本案例以国内某公司在东南亚岛国投资建设的燃煤电厂项目为研究对象。该项目一期建设3 × 140 MW火力发电机组，并预留2 × 300 MW火力发电机组扩建场地。一期工程建成将大大缓解该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状况，二期工程将对缓解整个地区的电力供应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 4 ] 。 3.1. 工程概况 该燃煤电厂锅炉为超高压自然循环、单汽包二型结构、中间一次再热、四角喷燃切圆燃烧、平衡通风、全钢构架、悬吊结构、燃煤、固态排渣和露天布置型锅炉，采用三分仓回转式空气预热器 [ 5 ] 。 汽轮机为超高压、两缸两排汽、一次中间再热、凝汽式机组，额定功率140 MW、额定转速3000转/分钟，热力系统为7级回热(2台高压加热器、台除氧器、4台低压加热器)。汽轮机采用DEH控制系统，系统可以有效防止汽轮机甩负荷时超速。 发电机额定功率140 MW，额定容量160 MW，额定电压15.75 KV，采用双水内冷。 3.2. 燃煤电厂设备监理实施要点及难点 监理方应对制造商原材料购买、加工、组装、调试、包装、发运等关键环节进行跟踪检查和监控，确保制造商保质保量如期交货。重点是跟踪检查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工序的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图纸和标准的要求，需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3.2.1. 原材料、外购件和外协件的管理 进口原材料需要对商检文件进行见证；重要原材料必须执行入厂复验，监理工程师现场见证；加强制造商外协、外购管理，未经业主同意，严禁外协、转包、分包。 3.2.2. 设备制造设计变更管理 监理单位应制订符合工程实际的设备制造设计变更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业主、监理单位、制造商三方的职责、权限及考核等内容，报业主审批后共同执行。 未经业主同意，严禁制造商对已确定的设备设计方案(包括材料、工艺等)进行变更。但是对同类型设备在建设、运行的同类型工程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如发现设计、材料、工艺等缺陷，业主有权要求制造商进行设计变更。变更方案由制造商组织制订、评审，并应通知设备监理单位参加、见证其评审，最终报业主审批后方可执行。 3.2.3. 制造过中严格执行首检制度 新产品(加工工序多或复杂)在工艺定型前的首件；不连续的批生产，间隔一年后又恢复生产的首件；设计图纸发生重大变更后生产的首件；工艺规程发生重大更改后生产的首件；合同要求制定的首件；异种钢施焊完毕后，必须进行热影响区显微硬度检查。 3.2.4. 特殊过程(焊接、热处理等)、特种作业人员(焊工、电工、无损检验等)的管理 监理工程师要做好审查工作，重点是：对特殊过程的评审和批准应当制定准则；设备的认可和人员资格的鉴定；使用特定的方法和程序；及时做好过程记录和鉴定。 3.3. 重要设备制造监理实施过程 对燃煤电厂项目的汽轮机、锅炉、发电机均要驻场监理，一般的辅机为点检或出厂验收。以汽轮机、锅炉及压力容器为例，简要说明设备监理过程。 3.3.1. 汽轮机制造监理的实施过程 汽轮机是燃煤电厂的核心设备，汽轮机性能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燃煤电厂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因此设备监理工程师选择驻场监理是保证汽轮机质量和性能的重要手段。汽轮机生产周期长、工艺过程复杂、做好汽轮机关键检验点的检查是保证设备质量的主要措施。 汽轮机本体：监理的关键工序主要包括高、中压转子制造监理、低压转子制造监理、高、中压汽缸制造监理，低压内、外缸制造监理、阀门制造监理等几大部分。同时，设备监理工程师通过监理周报、工作日志等，将汽轮机的相关制造信息及时告知业主及相关方。 汽轮机转子：主要由转轴、叶片、联轴器等装配而成，设备监理工程师应了解各组成部分的工作条件及相关特性，才能有针对性进行监督检验。根据汽轮机高、中、低压汽缸的工作环境不同，其加工制造的材料与工艺也不同，因此要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检验工作，一般有整体热处理、水压试验等。 汽轮机的相关阀门：如主汽阀、调节阀等在汽轮机工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阀门的性能直接影响电厂运行的安全和效益，因此监理工程师要严格监督其制造、试验质量，主要试验项有阀门严密性试验、行程试验、执行机构动作实验等。 对于汽轮机制造监理，设备监理工程师应重点控制包括主要部件的原材料、转子动平衡及超速试验、缸体水压试验、高中压缸及低压缸的通流间隙等重要过程。对于重要的见证试验，设备监理工程师需要提前通知业主(外方授权的工程师)到场共同见证。该项目质量见证情况如下: 1) 高中压转子中压第一级、第二级纵树型叶根加工要求每只叶根，节距槽隙在0至0.12 mm之内，现抽检测中压第一级左0.03至0.04 mm，右0.05至0.07 mm，中压第二级抽检测左0.03至0.04 mm，右0.09至0.10 mm，合格。 2) 低压转子动叶轮围带尺寸，抽查第一级要求φ 1450.5 mm ± 0.25 mm，现测得φ 1450.5 mm + 0.10 mm，第三级要求φ 1665.5 mm ± 0.25 mm，现测得φ 1665.5 mm + 0.15 mm，合格。 3) 低压外缸上台后并缸合格垂直接触面无间隙，水平合格，并缸螺孔全部合格。 4) 低压隔板精加工尺寸，无超差记录。 5) 高中压缸在总装中各持环配合尺寸符合图纸技术要求，合格。 报告里还将体现存在问题，供方配合情况，需要业主协调解决的问题，同时要求及时对设备加工、试验状态进行文档和影像资料存档。 3.3.2. 锅炉制造监理的实施过程 对于锅炉制造的监理，设备监理工程师应重点控制主要部件的原材料、锅筒、水冷壁、过热器、再热器等的焊接、水压、通球、探伤、热处理等的过程是否符合要求等等。一般驻场监理，对于重要的见证试验，需要提前通知业主到场共同见证。 设备监理工程师需验收的设备包括锅炉本体汽包、集箱(除减温器)、膜式壁、水冷套、蛇形管炉顶过热器及省煤器部件和高温再热器部件。 设备质量证明书里，一般要含有制造过程的中间文件，如设计、制造的压力容器的参数，材料，耐压试验报告，超声波检查及磁粉检查等原始资料，以证明其设计、制造的设备是合格的。 本项目压力容器在使用国属于特殊设备，需要该国劳工部颁发使用证书，这类设备在现场安装完成后，必须由劳工部见证检查或由其授权的具有检查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检查，合格后颁发使用证书。因此，设备设计、制造过程的图纸、材料清单、检查、试验报告，对设备安装后获得劳工部认可的使用证书尤为重要。因此在实施这类设备的监理过程中，必须管控好设备设计、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每一个重要环节的资料齐全，特别是检验、试验结果性文件。 3.4. 监理的重要性 燃煤电厂工程建设周期长、专业广，设备种类繁多，设备制造质量影响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等过程，尤其是针对国外火电项目，直接代表着中国水平，必须建立有效、可操作、易实施的监理规划，必须从全局角度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运行过程监理，保障火电厂高效、稳定运行 [ 5 ] 。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束语 由于国外燃煤电厂项目庞大复杂，所涉及到的设备监理范围大、内容多，本文仅通过对国外燃煤电厂设备质量监理进行了案例分析，结合业主对设备的检验、试验要求，编制与项目相适应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设备制造监理规划。为了使其有效运行，制定了实施程序和细则，并提出了监理工作重点，通过以上措施保证每个设备的质量从而保证整个系统的质量，进而保障了整个项目的质量。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为了探究男女发声时声带结构差异对声带两侧受力及流场的影响，运用声带振动机制和空气动力学理论，建立声带的空气动力学仿真模型，并对模型设置2种典型的声门倾角(0˚、20˚)，将男女发声时的空气动力学参量进行对比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在声带受力方面，女性声带表面压力值通常比男性高，但其压力极低值低于男性；在声门流场变化方面，女性声门内表现出的气流量值均低于男性，在相同的发声条件情况下，男性声带相较于女性更容易产生振动。可知，男女发声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对嗓音疾病的分性别诊疗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关键词 :男女发声差异，空气动力学，声带表面压力，声门流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语音是通过三个发声子系统互相复杂作用产生，由肺部发出的气流是发声的动力，这股气流会通过支气管和气管传达到喉部，然后从喉部向上经过口腔或鼻腔后，从嘴或者鼻孔向外辐射形成语音。其中喉部包含着声带这一重要的发声器官，语音的产生即是源于声带的振动。由于男女性声带存在着长短、厚薄、组织形态和黏弹性等方面的差异 [ 1 ] ，因此对男女发声空气动力学进行差异性研究，不仅客观而全面地阐述人类发声机制，而且相对于传统人类发声研究，通过分析空气动力学参数的变化能够将男女声带病变表现出来，因此更具临床意义。 由于在活体组织中无法直接获取声门及声门附近流体速度和压力的生理值，建立声门气流分布模型和声带振动模型得到声带参数的仿真值 [ 2 ] 。在1972年，Ishizaka和Flanagan首次提出声带振动的二质量块模型 [ 3 ] ，后经Steineck和Herzel进行优化 [ 4 ] ，使该模型能很好的捕捉声带振动特征。但二质量块模型忽略了气流的粘性作用，很难用于描述声带运动时的非线性现象，并且二质量块模型也无法获得声门内和声门附近的重要参数值。Cranen和Boves通过米勒管，以实验的形式测量人类声带压力 [ 5 ] ，但由于声带所处的运动状态不同，导致数据并不准确 [ 6 ] 。后来发现声带的物理模型可以根据声门 [ 7 ] 和声带的精确尺寸制成，通过严格地控制声带参数和声带运动，得到声门附近实际的气流参数。利用模型得到声带参数差异对临床质量有着重大研究意义，TANG Jun-nong [ 8 ] 研究了儿童、妇女和成年男性嗓音源特性的差异。于萍等采用Dr. Speech for Windows嗓音评估软件对临床病例和正常成人进行的嗓音对比研究中发现嗓音客观检测参数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 9 ] 。Li ning从男女发声客观参数方面研究，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对测量结果进行t检验，结果得出，女性深呼吸后单韵母的发音持续时间低于男性，女性发音的共振峰频率高于男性 [ 10 ] 。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实验得出声带参数差异，并没有从群体本身发声动力学差异进行研究。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空气动力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建立的男女性发声过程中声带的空气动力学仿真模型，来研究男女性声带的发声机理，并分析声带的振动特性及效能。结果表明，男女性发声客观参数应用于临床治疗存在明显差异，男性声带表面所受压力比女性低，但在声门处女性所产生的压力极值低于男性，并且所产生的声门气流小于男性。
system: [SYSTEM]

user: 2. 声带振动的动力学特征 人类发声需要通过三个子系统互相复杂的作用 [ 11 ] ，呼吸系统作为动力器官，声带作为振动器官，声道作为共鸣器官，发声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其中声带是人体发声系统的核心器官和生理基础，位于喉的中部，且左右对称。声带通过振动将由动力器官产生的气流转化为声能，因此声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嗓音的基本特征 [ 12 ] 。声带本身的组织结构特性和喉腔内部空气压力的分布情况共同决定了声带组织振动的动力学特征。 图1. 发声系统结构图 2.1. 声带振动机制 声带振动是呼出发声动力系统产生的气流时声带所产生的一种被动运动。当肺部的气流流经闭合的声带时，声门受到过量压力使声带被迫分开，从声带之间经过的气流遵循伯努利效应 [ 13 ] ，声门的压力差使声带闭合后又再次被迫分开，从而使声带不断产生振动将空气波送入共鸣器官。声带振动频率f为： f = 1 2 π K / M (1) 式中，K为摩擦系数，M为振动声带质量。 在正常发声时，声门闭合，从声带下沿闭合瞬间开始，两侧声带下沿前连合处开始接触振动，这一接触振动过程以拉链式方式从前至后，从下至上进行，紧接着两侧声带上沿也以此方式进行接触振动。当气流从肺部呼出并冲向靠拢的声带时，两侧声带拉紧，气流不断冲击声带，在喉内肌协调支配下，使声带振动从而有规律地发声。由于声门下压降低和伯努利效应，促使声门趋向闭合，声带振动周期由开放相转为闭合相。闭合时，原先被推向外上方的组织向内下方运动，便在此形成下缘，声带下缘先闭，此运动向上缘推进，上缘也闭合，完成一个振动周期。 2.2. 空气动力能与喉阻力 喉阻力及空气动力能是喉部空气动力学的两个新的测量指标，由气压指标与气流指标结合产生 [ 14 ] 。空气动力学参数的变化相比于传统的声学分析来说，更具有差异性和比较性。 空气动力能定义为： P A = P × U (2) 公式(2)中，P A 是空气动力能，P是气压，U是气流。空气动力能是空气颗粒从肺部向嘴鼻移动产生的能量，在声带振动作用下转化为声学能量。 一般来说，影响流体在孔喉中流动阻力的因素有流体的流变性和孔喉的结构特征。与喉阻力最密切相关的就是粘性阻力，是在呼吸做工所需要克服气体流动通过气道时摩擦所消耗的阻力，因此也常常被称为气道阻力。气道阻力等于维持一定呼吸气体流量所耗的压力差与该流量的比值，测量其数值亦比较容易，临床使用非常广泛。
system: [SYSTEM]

user: 3. 声带空气动力学模型 成年男女喉部的解剖结构具有显著差异。甲状软骨是喉部最大的软骨块，它由颈前左右对称的两部分四边形甲状软骨以一定的角度联合而成。研究发现男性联合角度偏小，上端向前突出，女性的联合角度偏大，近似钝角。女性甲状软骨前角为63˚~104˚，平均为81˚；男性甲状软骨前角为59˚~96˚，平均为73˚，且该角度越大声带越短。此外，甲状软骨水平径线男性平均41.5 mm，女性平均32.2 mm；垂直径线男性平均31.2 mm，女性平均22.4 mm，女性尺寸均较之男性要短，男女声带黏膜的尺寸大小同样存在差异。 本文根据典型的声带尺寸比例对声带进行建模，建立的男女发声空气动力学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声带的空气动力学模型图 按照男女性典型声带尺寸比例，将男女性甲状软骨尺寸比例定为1.2:1，将男女性声带黏膜尺度定为1.6:1，同时根据男女性声带厚度的典型尺寸，将男性声带长度设定为0.370 cm，女性声带长度设定为0.308 cm。在此基础上，构建声门倾角分别为0˚和20˚典型的发声空气动力学模型。图3为男女声带结构细节尺寸图。 根据空气动力学理论，对于人类声带而言，声门内的气流可以看作是不可压缩的粘性介质，因此声 图3. (a) 男性声带结构细节尺寸图；(b) 女性声带结构细节尺寸图 道内流场的气流必须遵循动量守恒方程，即纳维–斯托克斯方程 [ 15 ] 。 { ρ ( ∂ u ∂ t + u ∂ u ∂ x + v ∂ u ∂ y + w ∂ u ∂ z ) = ρ F x − ∂ p ∂ x + μ ( ∂ 2 u ∂ x 2 + ∂ 2 u ∂ y 2 + ∂ 2 u ∂ z 2 ) ρ ( ∂ v ∂ t + u ∂ v ∂ x + v ∂ v ∂ y + w ∂ v ∂ z ) = ρ F y − ∂ p ∂ y + μ ( ∂ 2 v ∂ x 2 + ∂ 2 v ∂ y 2 + ∂ 2 v ∂ z 2 ) ρ ( ∂ w ∂ t + u ∂ w ∂ x + v ∂ w ∂ y + w ∂ w ∂ z ) = ρ F z − ∂ p ∂ z + μ ( ∂ 2 w ∂ x 2 + ∂ 2 w ∂ y 2 + ∂ 2 w ∂ z 2 ) (3) 对二维对称喉物理模型内流场的Navier-Stokes方程进行求解计算中采用稳态、不可压缩的k-ωSST气流场，从而得到喉腔内气流场分布的详细而完整的结果。 采用直接迭代法对该有限元方程求解，并对每次求解进行校正，直到标准误差比收敛标准 ε 小时，则总方程的迭代完成。收敛准则如公式(4)所示。其中迭代次数用n表示，求解向量用U表示，被预先设定的数为收敛标准 ε ，且这个设定的数应该足够小来确保实验的准确度。其中， ε 可以取为0.0001。 ‖ U n − U n − 1 ‖ ‖ U n ‖ ≤ ε (4) 公式(4)中，U为求解向量，n为方程的迭代级数，收敛标准 ε 是一个预先设定的数值。
system: [SYSTEM]

user: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男女发声时声带受力差异 男女性不同声门倾角声带两侧受力的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a) (b)分别对应声门倾角0˚时男女生的发声情况，(c) (d)男女对照的声门倾角设置为20˚。此外，研究对比男女不同声门倾角无气流偏转一侧声带受力，如图5所示。不同的声门倾角条件下，男女性无气流偏转一侧与有气流偏转一侧的声带压力具体值，见表1和表2所示。 由图4声带两侧压力分布图可知：声门倾角不同，男女发声时声带两侧受力呈现不同的差异性。当声门倾角为0˚时，男女在声门出口之前无气流偏转一侧与偏转一侧所受到的声带压力值都基本上保持一致，左右声带可以同步对称运动。由于气流偏转，声门出口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无气流偏转一侧声带受力变化较平缓，并且压力稍大于气流偏转一侧声带受力，男性气流偏转一侧受力变化率较大，并且远远小于女性的最低声带压力，声门出口处0.2 cm至0.3 cm声带压力都为负值。当声门倾角为20˚时，男性在声门腔内有气流一侧压力变化率比女性稳定，男性声门腔内的压力值都比女性要低，但女性的声带压力极值低于男性。 图4. 不同声门倾角男女声带两侧受力图。(a) 0˚男性，(b) 0˚女性，(c) 20˚男性 and (d) 20˚女性 图5. 声带的空气动力学模型图男女不同声门倾角无气流偏转一侧声带受力 Table 1 Glottic angle of 0 −0.1 cm −0.05 cm 0 cm 0.05 cm 0.1 cm 0.2 cm 0.3 cm 男性无气流偏转一侧 462.0 Pa 337.7 Pa 133.5 Pa 96.6 Pa 61.0 Pa −2.2 Pa −7.4 Pa 男性有气流偏转一侧 462.0 Pa 337.8 Pa 132.7 Pa 96.9 Pa 61.3 Pa −7.5 Pa −167.8 Pa 女性无气流偏转一侧 460.6 Pa 336.6 Pa 122.2 Pa 66.6 Pa 113.9 Pa −7.3 Pa −1.38 Pa 女性有气流偏转一侧 460.6 Pa 335.6 Pa 122.2 Pa 66.7 Pa 112.4 Pa −14.5 Pa −11.1 Pa 表1. 声门倾角为0˚ Table 2 Glottic angle of 20 −0.1 cm −0.05 cm 0 cm 0.05 cm 0.1 cm 0.2 cm 0.3 cm 男性无气流偏转一侧 436.5 Pa 176.5 Pa −130.3 Pa −16.3 Pa −6.8 Pa −4.0 Pa −3.3 Pa 男性有气流偏转一侧 436.1 Pa 174.0 Pa −167.3 Pa −125.5 Pa −70.1 Pa 3.5 Pa −23.2 Pa 女性无气流偏转一侧 427.5 Pa 174.3 Pa −182.6 Pa −134.8 Pa −72.3 Pa −3.2 Pa −8.0 Pa 女性有气流偏转一侧 427.6 Pa 174.6 Pa −134.9 Pa −19.1 Pa −6.6 Pa −3.9 Pa −1.5 Pa 表2. 声门倾角为20˚ 由图5可知，当声门倾角为0˚时，男女无气流偏转一侧声带受力情况近乎相同，但在出口位置前，女性声带所受到压力值稍低于男性。在声门倾角为20˚的条件下，男女声带受力情况整体差不多一致。但与声门倾角为0˚时相比，出口前压力值低于0 Pa，说明在无气流偏转情况下，不同声门倾角会导致声带压力极值的不同。 4.2. 男女发声时声门内流场差异 男女性在不同声门倾角条件下声门内速度云图如图6所示，分别比较0˚和20˚声门倾角男女性声门内流场情况。由Coanda效应和比较图6得知，气流顺着声壁流动，并且由于声门倾角的存在会导致气流加速偏转。在同样的发声条件下，当声门倾角为0˚时，男女性的声门气流量都达到各自的最小值，而当声门倾角均为20˚时，男女性声门内气流量又到达各自的最大值。由图可知，男性声门内气流量明显要高于女性，这说明在同样的发声条件下，男性声带所产生的声门气流大于女性。 图6. 不同声门倾角时男女声门速度云图。(a) 0˚男性，(b) 20˚女性，(c) 0˚女性 and (d) 20˚女性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男女发声时的空气动力学差异。实验中首先通过男女声带的异同建立各自的声带动力学仿真模型，并设置了0˚和20˚的声门倾角，进行数值计算模拟出声带两侧压力和声门内流场的变化情况。实验结果表明：作用于男性声带表面的压力值通常低于女性，但在声门处女性会产生压力极低值，因此男性的声带比女性声带更易产生振动。从男女声带内速度流图中可看出，在相同的发声情况下，随着声门倾角的增大会导致声门气流的增大，并且男性声带产生的声门气流大于女性。因此，在男女发声空气动力学参量差异比较中能够揭露出男女发声的动力学存在明显差异，更加深层次的揭露出嗓音疾病分性别研究的重要性。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为研究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以及青少年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选取122名13至19岁的青少年作为被试。其中61名无抑郁症病史，作为对照组；61名被正式确诊患有抑郁症，作为实验组。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被试进行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症有较大关联，并且家庭环境差、父母教养方式严厉的青少年患抑郁症可能性更高。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应对方式积极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更低。研究结果对家庭干预和预防策略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抑郁症，青少年，中介效应，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又持久的情绪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精神症。据统计，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已达9000万，而抑郁症识别率仅达30%，识别出的患者又只占其中的30%。近年来抑郁症开始呈现低龄化趋势，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抑郁症患者数量逐年上升，2017年的相关数据显示，青少年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4%~8%。 环境对青少年心理状态有着重要影响，而家庭是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第一环境，因此抑郁症的治疗目标之一便是改善家庭因素。 王春莉，廖凤林(2005)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的174名学生进行调查分析，针对高中龄段青少年家庭中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焦虑、抑郁情绪有影响，且父母所投入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多，高中生积极情绪越多，而焦虑、抑郁的严重程度越低。 杨艳等人(2008)曾对98例抑郁症患者进行抑郁症评定，并与100例健康志愿者进行对照实验，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功能、家庭结构及其父母教养方式均存在一定缺陷，结果表明患者的家庭环境及家庭成员交往模式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患者的康复。 从现实来看，家庭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恶劣的家庭因素并不一定会导致青少年抑郁。从其传导路径分析，家庭因素在作用于青少年心理状态前会受到青少年的主观加工，而这个主观加工方式之一便是应对方式。即家庭因素的作用程度会受到青少年应对方式的影响，被缓冲或增幅后再最终影响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为了探究这一主观加工过程，有必要研究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理解社会问题、按常规正确解决外界社会事件的能力相对偏低(郭力平，1999)。解决问题失败以后，个体将产生消极的适应，并与进一步产生的负性认知相联系，从而产生抑郁情绪。这便是消极应对方式的表现之一。虽然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家庭环境因素可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发生的途径可能不同。然而，大多数研究一度只关注父母教养方式等影响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症形成的直接影响，对此类因素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检验父母教养方式及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症产生的具体影响的基础上，对青少年应对方式在相应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即探索青少年应对方式是该影响过程中的完全中介效应还是不完全中介效应。虽然研究受到缺乏可测试模型的限制，但叶宝娟、朱黎君等(2019)使用过的中介效应模型解决了这一局限，同时，Hughes & Gullone (2010)中的路径分析方法也十分契合本次的研究计划，为本次研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连帅磊、刘庆奇等(2018)使用过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为本次研究提供了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实验对象 研究组：入组标准为在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患者，选取威海精神卫生中心、烟台精神卫生中心、莱州精神卫生中心、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门诊部及住院部的抑郁症患者，经患者同意，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问卷访谈。同时在抑郁症相关公益平台上发放在线问卷。排除标准：年龄 < 13或年龄 > 19，未在医院确诊为抑郁症。共入组61例有效数据，年龄处于[13，19]区间。 对照组：入组标准随机抽取山东大学(威海)的学生作为正常对照人群，取得知情同意，无精神疾病及精神疾病家族史，采取发放线上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入组61例有效数据，年龄处[13，19]区间。 2.2. 实验材料 1)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基本信息。 2)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由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在美国心理学家Moss R. H.编制的“家庭环境量表(FES)”的基础上修订改写而成。 3)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该量表是1980年由瑞典Umea(于默奥)大学精神医学系C·Perris等人共同编制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问卷，由我国岳冬梅等于80年代末引进并修订。 4)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是一种自评量表，应对(coping)是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中介因素，与应急事件性质以及应激结果均有关系。应对方式受到广泛的重视，出现许多应对方式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是其中之一。 2.3. 方法 本实验以FES-CV、EMBU、TCSQ量表得分为变量，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时，以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得分为自变量，是否患抑郁症(设定为二分类变量)为因变量，对比正常青少年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分数；探究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时，分别以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得分为自变量，以应对方式问卷的得分为中介变量，以是否患抑郁症(设定为二分类变量)为因变量，采用Hayes (2012)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4 (Model 4为简单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控制性别的情况下对家庭环境与患抑郁症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针对线上与线下的不同群体，均应用相同的调查材料，测试时间为20分钟左右。线下由各合作医院相关部门发放抑郁症患者填写，并最终由团队收集；线上则在问卷星平台上编写合成问卷。得到全部样本后，进行有效性和完整性筛选。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和Amo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bootstrapping算法。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内容主体 本研究主要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以父母教养方式为代表(主要研究)的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青少年应对方式所起的中介作用。 前人早已经对父母教养方式及孩子患抑郁症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如青少年时期权威教育对青年期抑郁症状的影响(Liem， Cavell， & Lustig， 2010)等。而在该一系列的探索研究中，多以四种类型为依托，即专制型、溺爱型、权威型和忽视型(Sichko， Borelli， Smiley， Goldstein， & Rasmussen， 2018; Bilsky， Cole， Dukewich， Martin， Sinclair， Tran， Roeder， Felton， Tilghman-Osborne， Weitlauf， & Maxwell， 2013)。而我们的研究则追本溯源，直接依据EMBU量表给出的原始数据(四个因子)，即管束、行为取向和归罪行为，情感温暖和鼓励行为或爱的剥夺与拒绝行为，偏爱同胞或被试，过度保护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进行分别分析比较，得出上述的分析结果。 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我们通过正常人被试与抑郁症患者被试的描述性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出两种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较显著差异。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就能看出，代表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中往往具备以下特征，父母亲对于孩子的心理情感动向体察能力较弱，家庭成员间亲密度低，而且存在对于孩子出现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偏激、负向信息输入为主的倾向。同时结合家庭环境因子的研究(见表1)，发现抑郁症家庭还普遍存在矛盾程度较高，轻松娱乐程度较低等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中，家庭的重要性贯穿始终，家和万事兴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在家庭之中，父母作为具有相对或绝对领导地位的人，所受到的尊重和对孩子的影响，在中华文化中也尤为突出。 因此，作为有此传统的当代中国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必然切很大的影响。其中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传统意义上家庭的顶梁柱，其教育特点及观念对整个家庭环境有着主导性影响，当孩子的行为或情绪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时，父亲的第一态度往往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因此如果父亲的处理方式为惩罚向、情感上否认与拒绝，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孩子的认知方式出现歧化，成就动机与学习方式出现问题，负向信息偏好导致体内去甲肾上腺素等递质分泌水平的紊乱，最终产生抑郁情绪，甚至发展为抑郁症。而母亲则是在“严父”背后一直饰演着“慈母”的角色，相对于父亲的大方向，其对于孩子的理解与宽容、情感上的温暖体贴往往是更加被注重的，因此如果母亲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依恋关系、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对于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是一种同样巨大的打击，这种冲击表现为内心之中极度矛盾的情绪，对于亲密关系尝试的渴望以及现实中冷漠的表达方式持续存在，习得性无助与心境持续低落也随之而生，进而产生抑郁表现。 由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5)可以进一步证实我们之前的结论，即父亲的行为作为主导因素，其拒绝、否认的情感态度会首先直接作用于孩子本身，其次也会影响到母亲的情感态度，成为教养方式对抑郁症产生影响的最关键因素；而母亲的温暖与理解同样与抑郁症的产生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结果与之前的直观分析一致，更加体现了父母亲的行为态度、教育倾向对孩子抑郁症发展的影响。而对于家庭环境因子的进一步分析过程中，发现高亲密度与情感表达对抑郁症有强抑制作用，高矛盾性对抑郁症有强促进作用，而控制性与抑郁症强弱关系不明显，这一结果与之前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中所得到的“‘软性’因素，尤其是亲密度、矛盾性与控制性在抑郁症状发作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Yu， Yang， & Yang， 2015)的结果有些许出入，主要在控制性这一方面，讨论出现这一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受试范围不同，先前的研究针对出现抑郁症状的大学生进行调查，而我们则是针对确诊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含大学生与非大学生)进行调查，这会涉及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交友情况等诸多复杂因素的不同，因此可能有所差池，其进一步的区别与联系需要后人继续实验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家庭环境因素，除“硬性”因素如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情况等之外，还有大量的“软性”因素会影响抑郁症的产生与发展，这是万万需要关注的。 研究的第二部分就是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过程中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关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曾经涉及，如探究自我概念和应对策略在依恋类型和感知压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Bayrak， Güler， & Şahin， 2018)等；也有前人曾研究过应对方式和归因方式作为抑郁症的预测因素(Bruder-Mattson & Hovanitz， 1990)。而我们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应对方式的关键作用，进行了本部分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型和消极型应对方式均对抑郁症有显著的正、负作用；在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无论是否放入中介变量应对方式，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都显著，且不仅能够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直接预测抑郁症，而且能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预测抑郁症，证明中介效应显著，且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确实有部分是通过青少年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的。在家庭环境因素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一结果验证了前人应对方式影响抑郁症的结论，并说明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而且其成为父母教养方式等多种影响因素作用的中介。这一结论的提出是好理解的，无论任何影响因素，都需要青少年内化至自身心理后才发挥作用，积极的、乐观的应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会将催化抑郁情绪的因素化解；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可能会无中生有，助长抑郁情绪的发生，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将应对方式的重要性提出来，可以更多地将抑郁症患者的视线移至自己身上，知道自己也并非完全被环境、父母所左右，自己也有很大的能力能够选择产生或是减弱抑郁情绪，将关注的点放在自身应对方式之后，不仅会减少很多焦虑性思考，而且也能够凭借尝试获得对外界的重新认识与接触，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接受，是解决抑郁情绪非常好的方法。 4.2. 局限 首先，本研究所取被试范围及数量较小。仅取少部分城市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和有上网能力并关注抑郁症动态的少部分抑郁症患者进行研究，很难据此对全国整体情形进行推测，因此其普遍性仍有待进一步实验考察。 其次，本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室实验。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如填写时间过长导致存在斟酌考量而非直观情况的问题，或者由于偶然因素选择了本无效的样本等等。同时研究过程完全依靠数据分析下结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访谈调查，可能会使真实情况受到部分遮盖。 最后，本研究的内容并不深入。在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没有将各因素分别检验，而只是将正、负作用进行了加和，不能完整显示出哪一部分有怎样的中介效应；同时，对于适用范围，被试内设计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各因素持续影响时间等等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这还有待后人的实验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产生的影响，并验证了该过程中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通过数据证实了父母教育行为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支持青少年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通过改变应对方式排解抑郁情绪，最终在合力之下让抑郁症远离我们的生活。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云随访和微信平台的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在带胃造瘘管出院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的可行性，为临床有效开展带胃造瘘管出院患者的健康教育提供实证。方法：选择54名行胃造瘘术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27例，对照组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给予在常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增加基于云随访和微信平台的知信行健康教育。分别在患者出院当天和出院一个月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胃造瘘管日常管理知信行情况、健康教育满意度、胃造瘘管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应用SPSS 22.0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经过云随访联合微信平台的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的干预，观察组患者的知信行情况、随访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结论：①通过云随访联合微信平台的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干预可提高带胃造瘘管出院患者的胃造瘘管相关知识水平、信念和行为能力；②通过云随访联合微信平台的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干预可提高患者的随访满意度；③通过云随访联合微信平台的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干预减少带胃造瘘管出院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云随访，微信平台，知信行，健康教育，PEG，延续性护理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percutaneousendo-scopicgastoma， PEG)是一项只需局部麻醉，可在患者床边放置的新技术 [ 1 ] 。它是目前临床上认可的最为安全并且有效的营养支持方法，对于吞咽困难或吞咽功能丧失但胃肠功能正常的患者，可替代以往全胃肠外静脉营养、经鼻插胃管及外科胃造瘘术 [ 2 ] ，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长期肠内营养的新途径。具有操作简便，安全，造瘘管留置时间长，并发症少，患者易于接受的优点，并能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对疾病的康复提供了良好的营养基础，目前已成为吞咽困难患者肠内营养的首选方法。云随访联合微信平台的知信行模式是利用网络平台帮助出院的患者获取正确的知识，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信念，形成正确的家庭护理方式，延续在院的健康教育，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方式。目前已获得了满意的效果，具体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