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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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选取贵州省三所普通中学的7、8、9年级共439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13.49 ± 1.16岁，男生225名(51.3%)，女生214名(48.7%)。其中7年级学生143名(32.6%)，8年级153名(34.9%)，9年级143名(32.6%)。 2.2. 工具 2.2.1. 学校适应性量表 采用牛爱洋编制的《学生学校适应量表》，该问卷共41个项目，分为12个维度 [ 10 ]。分别为：归属感、同伴接纳、友谊质量、社交目标、元认知、学校目标、学业成绩、学校价值、技能、考试焦虑、遵守规则、能力信念。该量表评分采取5点计分，总得分越高则表示学校适应性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2。 2.2.2. 家庭亲密度量表 采用Oslon所编制，费立鹏等人修订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包括亲密度、适应性两个分量表，共30个项目，15个奇数题项为亲密度量表，15个偶数题项为适应性量表 [ 11 ]。本研究采用亲密度分量表进行测量，其中每个题项采取5点计分。正式测试时要求被试对该量表回答两次，一次为自己真实体验到的家庭现状，一次自己所希望的理想家庭功能状况。实际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0.639，理想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0.684。 2.2.3. 心理健康量表 选用王极盛所编制的《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SSMHS)，此量表包括强迫、偏执、敌对、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性不良和情绪波动性10个维度，每个维度6个项目共60个项目 [ 12 ]。该量表采取5点计分。个体所得总均分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1。 2.3. 施测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由心理学专业任课教师担任主试，在发放量表之前采用统一指导语，发放问卷时均采取匿名方式，问卷采取统一施测，当场填写并立即收回。共发放550份问卷，回收515份，回收率为93.7%，剔除76份，有效率为85%。 2.4. 数据处理 运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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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35个，而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6.01%，远小于40%的判断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 3.2.1. 家庭亲密度总体描述统计 由表1可知，本文实际所测家庭亲密度得分为43.69，高于家庭亲密度理论分37.5，此结果符合已有的研究结论 [ 13 ]。分析人口统计学变量得知，家庭亲密度的差异在年龄、年级、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不显著。 3.2.2. 学校适应总体描述统计 通过对学校适应性的统计分析得出，具体见表2。学校适应性总分最高分为4.49分，最低分有1.43分，可知个体间的学校适应性差异较大。而从各个维度的来看，平均分最高的分别是学业目标、遵守规则和社交目标，最低的分别是技能因子、归属感以及考试焦虑。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得知，总体上学校适应性男女差异不显著，在各个维度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1 General description of family intimac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 ± SD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实际题项 1.47 5 2.91 0.57 实际总分 22 69 43.69 8.61 理想题项 1.6 5 3.58 0.55 理想总分 24 75 53.69 8.22 表1. 初中生家庭亲密度总体描述情况(M ± SD) Table 2 The overall description of the dimensions of school adapt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M ± SD 因子 总体(N = 439) 男(N = 225) 女(N = 214) t 归属感 2.86 ± 0.78 2.85 ± 0.78 2.87 ± 0.78 −0.29 同伴接纳 3.04 ± 0.84 3.00 ± 0.84 3.07 ± 0.83 −0.80 友谊质量 3.53 ± 0.85 3.47 ± 0.86 3.62 ± 0.85 −1.91 社交目标 3.70 ± 0.91 3.65 ± 0.93 3.76 ± 0.88 −1.284 遵守规则 3.90 ± 0.73 3.86 ± 0.76 3.96 ± 0.70 −1.462 能力信念 3.41 ± 0.73 3.44 ± 0.73 3.37 ± 0.75 0.97 考试焦虑 3.00 ± 1.20 2.87 ± 1.17 3.14 ± 1.23 −2.43 学业目标 4.14 ± 0.85 4.14 ± 0.83 4.15 ± 0.88 −0.12 学校价值 3.61 ± 0.91 3.57 ± 0.95 3.15 ± 0.87 −0.94 学业成就 3.19 ± 0.77 3.21 ± 0.77 3.18 ± 0.77 0.26 元认知 3.14 ± 0.80 3.12 ± 0.81 3.17 ± 0.79 −0.55 技能因子 2.46 ± 0.78 2.49 ± 0.79 2.44 ± 0.77 0.63 适应总分 3.33 ± 0.48 3.30 ± 0.48 3.36 ± 0.47 −1.32 表2. 初中生学校适应性各维度总体描述与性别差异(M ± SD) 3.2.3. 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描述统计 由表3可知，男女得分均靠近各维度的平均分2.5分，说明初中生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接近平均水平。在心理健康均分中，最低分有1分，最高分有4.53，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个体差异。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知，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无男女差别，在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3 General description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M ± SD 维度 男(N = 230) 女(N = 215) t 强迫 2.36 ± 0.7 2.37 ± 0.8 −0.11 偏执 2.34 ± 0.82 2.21 ± 0.86 1.57 敌对 2.23 ± 0.89 2.13 ± 0.85 −1.24 人际紧张 2.43 ± 0.86 2.42 ± 0.87 0.15 抑郁 2.28 ± 0.88 2.39 ± 0.92 −1.3 焦虑 2.39 ± 0.94 2.51 ± 1.03 −1.3 学习压力 2.51 ± 0.95 2.48 ± 0.94 0.39 适应不良 2.36 ± 0.78 2.25 ± 0.81 1.55 情绪不稳定 2.54 ± 0.84 2.54 ± 0.89 −0.05 心理不平衡 2.02 ± 0.74 1.95 ± 0.73 0.91 总均分 2.35 ± 0.68 2.32 ± 0.72 0.31 表3. 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描述及性别差异(M ± SD) 3.3. 相关分析 研究中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实际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性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健康关系为显著负相关；理想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呈现为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健康相关不显著，学校适应性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n = 439 M ± SD 1 2 3 4 1.实际亲密度 43.52 ± 8.50 1 2.理想亲密度 54.36 ± 7.77 0.46 ** 1 3.学校适应性 136.41 ± 19.96 0.28 ** 0.21 ** 1 4.心理健康 140.50 ± 42.21 −0.15 ** 0.02 −0.14 ** 1 表4. 变量间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 = 439)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4. 学校适应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学校适应性在实际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健康之间所起的作用，本研究采用Preacher和Hayes的非参数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重复抽样1000次，95%的置信区间)来检验学校适应性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 [ 14 ]。结果发现，学校适应性对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显著(c’ = −0.57， 95%CI:[ −1.04， −0.10])。学校适应性作为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效应显著(a*b = −0.14， SE = 0.08， 95%CI:[ −0.34， −0.02])。 从图1可知，在家庭亲密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路径分析中，有两条较显著的路径：① 家庭亲密度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② 家庭亲密度通过影响学校适应而影响心理健康。 图1. 学校适应性在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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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实际家庭的亲密度是家庭成员生活中实际感受到的情感联系，情感的亲密度无疑可以表达了一种维持家庭体系的倾向它有利于家庭体系的变更中的适应。实际家庭亲密度不如理论家庭亲密度高，实际家庭中的亲密度往往还受到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以致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较难接近理想得分。中学生的学校适应性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可能是由于地区不同，学校的管理与教学也不一致所导致。男女差异不显著，在各个维度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学阶段，学生的主要目标均为学习，个体的发展是一致，因而存在较少差异。初中生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接近平均水平，学校生活相对较简单，较少出现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心理健康状况不存在男女差异，但存在个体差异，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占很大比例，家庭亲密度高的学生相较于其他个体，具备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 家庭是个体情感寄托的主要对象，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家庭不断给个体提供情感支持 [ 15 ]，体验到高家庭亲密度的个体其学校适应性优于学校适应不良个体。个体家庭亲密度越高，其学校适应性也随之较好；相反，个体学校适应不足的话，家庭成员之间也就越不亲密 [ 16 ]。家庭亲密度高的初中生能够在家庭中体验到更多的情感，安全感较强 [ 17 ]，在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时有更好的适应能力，而这种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调节压力，使个体能保持较好的心理健康状况。 学校适应性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即学校适应性越好的话，个体就拥有较高的心理健康状况，这符合杨雪娟的研究 [ 18 ]。这表明对体验到较低家庭亲密度、学校适应不良的初中生，其出现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概率较大，这可能是由于个体较少主动与家人进行交流以及寻求帮助，导致个体总是出现无助感和孤独感等；可通过提高个体学校适应性，有效防止部分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 对于学校适应性不良的初中生来说，心理健康得分越低，其家庭亲密度随之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学校适应能够间接影响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当个体拥有亲密度较低的家庭时，可通过提高其学校适应性，可通过在学校获得的关注等对其家庭亲密度进行补偿，从而能有效地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提高个体全面发展以及合理处理情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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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实际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性呈显著正相关(r = 0.28， p < 0.01)，与心理健康呈现显著负相关(r = −0.15， p < 0.01)；学校适应性与心理健康呈现显著负相关(r = −0.14， p < 0.01)。 (2)学校适应性在实际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亲密度通过学校适应性而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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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建议与对策 1) 学校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学习条件，通过提高其学业成绩，促进其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学校可多开展家校联合的活动，为学生与父母之间多创造机会，间接提高其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度，帮助学生更好地身心发展。 2) 从家庭角度出发，家庭应多关心其生活，多与孩子进行沟通，为个体提供倾诉机会等。家庭亲密度也是直接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家庭成员可通过增加与孩子的亲密度，从而帮助其更好地适应自身发展。 3) 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学校和家庭都发挥着同等作用，在两者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达到理想状态，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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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研究聚甲氧基二甲醚/柴油混合燃料柴油机的缸内燃烧过程和污染物生成过程，建立了WP12.460型国VI柴油机的数值计算模型，采用三维CFD软件FIRE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表明，模拟得到的缸内压力曲线与试验值吻合良好；PODE的高十六烷值特性使得燃烧始点提前；随着PODE掺混比的增大，缸内压力峰值、缸内平均温度峰值和瞬时放热率峰值均逐渐降低，累积放热量逐渐减少；掺混PODE后，柴油机的NO排放增多；掺混PODE提高了可燃混合气的均匀性，同时PODE的高含氧量特性提高了缸内氧浓度，有效抑制了碳烟的生成。 关键词 :聚甲氧基二甲醚，缸内燃烧过程，数值模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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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世界各国日趋严厉的环保法规和世界范围内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内燃机清洁替代燃料成为车用发动机的研究热点。含氧燃料在燃烧过程中能起到自供氧作用，在柴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含氧燃料能够有效改善柴油机的燃烧与排放特性，在降低排气烟度和颗粒物排放上效果尤为显著 [ 1 ] [ 2 ]。相关研究表明，柴油机的颗粒物排放随醇类、醚类和生物柴油等含氧燃料掺混比例的增加而显著下降 [ 3 ] [ 4 ]。然而，由于以上典型含氧燃料的物化特性与柴油差别较大，难以在不改造柴油机的情况下直接应用。 聚甲氧基二甲醚(PODE)是一种新型柴油替代燃料，其分子式为CH 3 O(CH 2 O) n CH 3 ，可由我国产能过剩且易于采购的甲醇制取，目前生产工艺已接近成熟。PODE具有较高的含氧量和十六烷值，且分子中没有C-C键，可有效改善燃料的燃烧状况与碳烟排放，并促进HC、CO的氧化过程 [ 5 ] [ 6 ]。另外，PODE在常温下能够与柴油以任意比例互溶，且稳定性较好 [ 7 ]。 以上物化特性表明PODE是一种具有较好应用前景的可再生清洁替代燃料。目前PODE在柴油机上的应用研究以台架试验为主 [ 5 ] [ 6 ] [ 8 ]，关于PODE/柴油混合燃料燃烧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鲜见报道。通过数值模拟能够预测缸内燃烧过程和污染物生成过程，并可通过改变工况、改变参数计算，得到内燃机工作过程的最优参数。本文针对潍柴动力WP12-460型柴油机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为PODE在柴油机上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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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值及试验方法 2.1. 试验台架及设备 本文试验发动机为潍柴动力WP12.460型国VI车用柴油机，试验未改装发动机零部件，所有控制参数保持原机水平不变，发动机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 利用Kibox燃烧分析仪采集缸内燃烧特征数据，利用GW400型电涡流测功机测量内燃机转速和扭矩，利用FC3000型科里奥式质量流量计测量燃油消耗量，利用584L型Horiba尾气分析仪测量HC、CO等排放，利用潍柴WP13电子机油压力温度传感器监测机油压力温度，利用Pt100型热电阻测量冷却水温度。试验台架布置如图1所示。 Table 1 Main specifications of WP12.460 diesel engin 技术参数 数值 发动机形式 直列四冲程，6缸，增压中冷，高压共轨 缸径 × 行程(mm) 125 × 155 压缩比 17 排量(L) 11.596 最大功率/转速(kW/r∙min −1 ) 340.7/1900 最大扭矩/转速(N∙m/r∙min −1 ) 2200/1000 燃油喷射系统 博世CRSN2-16 进气门关闭(˚CA ABTC) 34 排气门开启(˚CA ATDC) 131 表1. WP12.460型柴油机主要技术参数 图1. 试验台架布置图 试验所用PODE n 为山东玉皇化工集团生产的纯度为99.9%工业用PODE n ，其主要组分为PODE 2 、PODE 3 和PODE 4 ，三者的质量分数分别为2.553%、88.9%和8.48%，试验用柴油为0 # 商用柴油。本试验配制了3种比例的PODE n /柴油混合燃料，PODE n 所占体积分数分别为10%、20%和30%，在文中分别命名为P10、P20、P30，纯柴油命名为P0。选取转速n = 1200 r∙min −1 下25%负荷和50%负荷作为试验工况点。 2.2. 数值模型的建立 本论文采用AVL-FIRE软件进行内燃机燃烧过程的数值模拟分析，缸内湍流模型采用k-ζ-f模型，液滴破碎模型采用WAVE模型，液滴湍流扩散模型采用Enable模型，液滴碰壁模型采用Walljet1/Walljet2模型，缸内燃烧模型采用ECFM-3Z模型，NO x 排放模型采用Extended Zeldovich模型，SOOT排放模型采用Kinetic Soot Model模型。PODE不属于FIRE自带燃料，借助USER FUNCTION，通过cyusepr.f以及 cyusede.f两个燃料物性文件定义PODE的摩尔质量、摩尔体积、临界温度、熔点、沸点、蒸气压等参数。燃料定义完成后，在喷雾模块中，按照对应燃料的质量分数定义掺混燃料，将掺混燃料的各组分质量分数输入喷雾模型。 本研究选取缸内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厂家给定的燃烧室尺寸，利用FIRE ESE-Diesel模块完成了燃烧室的建模工作，生成了与发动机燃烧室相近，压缩比为17的燃烧室动网格模型。柴油机喷油器为8孔喷油器，取燃烧室的1/8作为计算域，最终生成的燃烧室动网格模型在上止点处体网格数为122，415个，在下止点处体网格数为274，620个，所建立的三维计算网格如图2所示。 图2. 三维计算网格 FIRE对ESE-Diesel生成的网格进行计算时，默认上止点曲轴转角为720˚CA，为缩短计算时间，忽略了柴油机进排气过程对缸内工作过程的影响，只选择进气门关闭时刻到排气门开启时刻之间的曲轴转角为计算区间，根据WP12发动机进气门关闭和排气门开启角度，数值模拟的曲轴转角计算范围为574˚CA~851˚CA。稳态工况n = 1200 r/min，不同负荷下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如表2所示，其中，初始条件按照试验测量值给定，边界条件为固定温度壁面条件。 Table 2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loads at n = 1200 r/mi 参数 25%负荷 50%负荷 活塞表面温度(K) 575.15 575.15 缸套表面温度(K) 475.15 475.15 缸盖温度(K) 550.15 550.15 喷孔直径(mm) 0.198 0.198 进气门关闭时缸内温度(K) 380 380 进气门关闭时缸内压力(bar) 1.36 2.17 单孔燃油喷射量(mg) 6.48727 16.84606 喷射开始曲轴转角(˚CA) −23.2 −16.17 喷射结束曲轴转角(˚CA) −7 4.9 喷射持续期(˚CA) 16.2 21.07 表2. 转速n = 1200 r/min，不同负荷下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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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值模型的验证 经过模型选定、试验取值、燃烧室建模、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确定、燃料的自定义后，需要对数值模型进行验证。选取转速n = 1200 r∙min −1 、25%负荷工况对数值模型计算值与台架试验的缸压曲线进行比较，如图3所示。由图可见，模拟缸内压力变化趋势与试验值相符，但模拟值与试验值的缸内压力峰值及压力峰值对应相位存在一定偏差：对于P0，模拟值与试验值的缸内压力峰值相差3.15 bar (误差为3.46%)，压力峰值对应相位相差5˚CA；对于P10，模拟值与试验值的缸内压力峰值相差3.76 bar (误差为4.26%)，压力峰值对应相位相差5.1˚CA；对于P20，模拟值与试验值的缸内压力峰值相差5.59 bar (误差为6.56%)，压力峰值对应相位相差4.6˚CA；对于P30，模拟值与试验值的缸内压力峰值相差7.55 bar (误差为9.24%)，压力峰值对应相位相差4.7˚CA。 图3. 数值模型计算值与台架试验值的缸内压力曲线对比 数值模拟值与试验值在缸内压力峰值与压力峰值对应相位上均存在一定误差，且误差随PODE掺混比的增加而增大。存在误差的主要原因有：(1) 模型中燃烧室的壁面设置为绝热边界，模型在计算过程中没有与外界的热交换存在，忽略了气缸内的漏气和传热损失，使得缸压峰值大于试验值；(2) 随PODE掺混比的增大，燃料的雾化性能得到改善，能更好吸收缸内热量，而数值模型没有考虑此点，导致缸内压力峰值的误差随掺混比增加而增大；(3) FIRE自带燃烧模型中将正庚烷的着火机理以表格形式设置在求解器中以替代柴油的着火机理，使计算结果有一定误差。总体来说，本文建立的数值模型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数值模型和试验曲线趋势一致，能较好地描述PODE/柴油混合燃料的燃烧特性，可用于后续计算。 3.2. 燃烧特性分析 图4所示为n = 1200 r/min、50%负荷工况下燃用不同燃料时的燃烧特性对比，包括缸内压力、缸内平均温度、瞬时放热率和累计放热量等。 图4. n = 1200 r/min、50%负荷工况下燃用不同燃料时的燃烧特性对比 图4(a)所示为缸内压力随PODE掺混比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燃用P0、P10、P20、P30四种燃料时的缸内压力峰值分别为162.96 bar、162.54 bar、160.46 bar、158.33 bar，与纯柴油相比，燃用P10、P20、P30时缸内压力峰值分别下降0.4%、1.53%、2.84%。由于PODE的热值较低，使得PODE/柴油混合燃料的热值降低，同时由于PODE的十六烷值较高，掺混PODE后混合燃料的滞燃期缩短，使得燃烧始点提前，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时间缩短，因此预混燃烧比例减小，导致缸内压力峰值降低。 图4(b)所示为缸内平均温度随PODE掺混比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燃用P0、P10、P20、P30四种燃料时的缸内平均温度峰值分别为1924.89 K，1920.92 K，1892.41 K，1860.07 K，与纯柴油相比，燃用P10、P20、P30时缸内平均温度峰值分别下降0.21%，1.69%，3.37%。由于PODE的汽化潜热较高，掺混PODE后混合燃料的汽化潜热增大，燃料喷入气缸后蒸发会吸收部分热量，产生较高的温降，导致缸内温度峰值逐渐降低。 图4(c)所示为瞬时放热率随PODE掺混比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燃用P0、P10、P20、P30四种燃料时的燃烧放热率峰值分别为30.3 J/˚CA，30.1 J/˚CA，29.9 J/˚CA，28.8 J/˚CA，P10与纯柴油放热率峰值相差不大，P20，P30混合燃料放热率峰值分别下降1.32%，4.95%。由于PODE的热值较低(仅为柴油一半左右)，掺混PODE后混合燃料的热值降低，导致相同喷射条件下放热率峰值降低。因此，随PODE掺混比的增大，瞬时放热率峰值逐渐降低。 图4(d)所示为累积放热量随PODE掺混比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燃用P0、P10、P20、P30四种燃料时的累积放热量分别为690.2 J、678.5 J、654.1 J、616.7 J，与纯柴油相比，燃用P10、P20、P30时累积放热量分别下降1.69%、5.23%、10.65%。在相同转速、相同负荷工况下，累积放热量越低，说明发动机的热效率越高，这表明掺混PODE有助于改善有效热效率。 3.3. 排放特性分析 图5所示为n = 1200 r/min、50%负荷工况下燃用不同燃料时的NO排放与碳烟排放变化曲线。 图5. n = 1200 r/min、50%负荷工况下燃用不同燃料时的排放特性对比 图5(a)所示为NO质量分数随PODE掺混比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NO主要在0˚CA~30˚CA间生成，燃用P0、P10、P20、P30四种燃料的NO质量分数峰值分别为0.074%，0.089%，0.084%，0.081%，与纯柴油相比，燃用P10、P20、P30时NO质量分数峰值分别增加20.2%，13.5%，9.46%。NO生成的条件是高温、富氧、高温持续期长。对于P10，缸内平均温度与纯柴油相差不大(见图4(b))，而掺混PODE后含氧量增大，导致NO排放明显增多。而对于P20、P30，虽然含氧量进一步增多，但是缸内平均温度明显降低，因此NO排放低于P10。 图5(b)所示为SOOT质量分数随PODE掺混比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SOOT主要在−10˚CA~10˚CA间生成，燃用P0、P10、P20、P30四种燃料的碳烟质量分数峰值分别为1.19 × 10 −4 ，1.07 × 10 −4 ，9.12 × 10 −5 ，7.73 × 10 −5 ，与纯柴油相比，燃用P10、P20、P30时碳烟质量分数分别下降10.08%，23.36%，35.04%。碳烟的生成条件是高温、缺氧环境，掺混PODE后，由于PODE具有良好的挥发性和较低的黏度及沸点，有助于混合燃料的蒸发与雾化，改善了混合气的均匀性，避免了因混合气不均匀而导致的局部高温缺氧条件下的燃油裂解。同时掺混PODE后混合燃料的含氧量增加，燃烧过程中能够起到自供氧作用，从而改善了扩散燃烧过程中部分较浓区域的燃烧状况，促进了碳烟的氧化过程。以上因素使得碳烟排放随PODE掺混比的增大而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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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建立了WP12.460型国VI柴油机的数值计算模型，模拟值和试验值的缸内压力曲线变化趋势一致，缸内压力峰值及压力峰值对应相位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可以用来预测PODE/柴油掺混燃料柴油机的燃烧过程。 2) 随着PODE掺混比的增大，燃烧始点提前，缸内压力峰值、缸内平均温度峰值和瞬时放热率峰值均逐渐降低，累积放热量逐渐减少。 3) 掺混PODE后，柴油机的NO排放增多，但PODE的高含氧量、高十六烷值特性能够有效降低SOOT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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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探究了分裂句“是”在句中起强调作用时的穷尽性大小。通过线上问卷星调查的方式，从兰州大学55名大一新生中收集了有关“是”分裂句的相关语料，分析并对比了“是”分裂句、主谓宾句型和排他句的穷尽性大小。结果发现“是”分裂句和主谓宾句型属于不完全穷尽且穷尽性相似，排他句的穷尽性最强。本研究结果支持了Destruel的分裂句语用穷尽理论和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关键词 :分裂句“是”，强调，语用穷尽，会话含义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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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语言学家对于分裂句穷尽性的关注主要是从语义穷尽性和语用穷尽性两方面进行研究 [ 1 ]。在语义穷尽性研究中，Clech-Darbon (1999)和Doetjes et al. (2004)在Kiss (1998)基础上得出法语分裂句“c’est-”与“only”引导的排他句有相同的穷尽性，都属于语义完全穷尽 [ 1 ] [ 2 ]。在语用穷尽性研究中，Horn (1981)提出了心理语境和分裂句的穷尽性研究，并在1984年，采用语用学的观点对分裂句进行了论述 [ 1 ] [ 3 ]。Onea and Beaver (2009)认为句子的穷尽性并不总是强有力的观点，即在一定的语境下，句子的穷尽性是具有可取消性的，并在2011年，第一次用实验支持了这一理论 [ 1 ] [ 4 ]。Xue和Onea (2011)以及Destruel (2018)研究对比了英语和法语分裂句的穷尽性，研究证明英语和法语分裂句都具有不完全穷尽性 [ 1 ] [ 5 ]。Byram， W. (2013)在Horn的基础上用实验的方法得出对比前提的违反是导致穷尽性缺少的原因 [ 6 ]。Destruel和Onea (2015)在Onea and Beaver (2011)的基础上，证明了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中分裂句的不完全穷尽性 [ 7 ]。Dyakonova (2009)也证明了俄语分裂句语义的不完全穷尽性 [ 1 ] [ 5 ]。 在现代汉语中，汉语分裂句式种类繁多，其中使用焦点标记词来表示强调的方法最为常见。焦点标记词“是”作为最为活跃的语法标记之一，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汉语分裂句，用来凸显说话者的意图。王萍(2015)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是”作为焦点标记，在语音上强化焦点重音的作用 [ 8 ]。 而在书面语方面，因受到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影响，多数语言学家们从生成语法规则视角开始了对汉语焦点标记词“是”的研究。然而，汉语是个高语境低形态的语言，是一种依赖语境程度很高的意合形语言，语义则可以结合语境随意省略，不是对句法成分要求很严的形态类型的语言 [ 9 ]。例：妈妈说孩子经常埋怨自己。在进入汉语具体的交际语境中，加上责怪的语义，A对B说，“妈妈说孩子经常埋怨自己。”汉语的求简是异常普遍和频繁的，如果主重音放在“孩子”，次重音放在“自己”，那这个“自己”应该倾向于指“孩子”。如果主重音放在“自己”，次重音放在“妈妈”，则“自己”倾向于指“妈妈”。因此语境这一因素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将从心理语境的视角对汉语焦点标记词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目前对于焦点标记词“是”的研究主要是理论概述和借助语料库等研究方法，对于“是”表强调时的研究还缺乏实证研究。本文基于Emilie Destruel对法语分裂句的研究方法，通过线上问卷的形式收集了兰州大学大一新生关于焦点标记词“是”表强调时的语料，并利用SPSS软件对所收集的语料进行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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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基础 2.1. 焦点理论 语言学家们对于“焦点”的关注，最早是与英语相结合进行研究的 [ 10 ]，1967年，功能学派代表人韩礼德提出，焦点是指句子中的重音，是通过说话人对想要表达的新信息进行韵律加工等手段实现的 [ 11 ]。继而，行为主义学派的乔姆斯基在1971年提出了命题和预设之说，声称焦点是对话双方所共同不知道的新信息，而预设的内容是指交际双方共有的知识和背景 [ 12 ]。在言语交际中，不同的交际目的通过不同的预设进行传达。发话人必须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恰当地调整自己对受话人知识状态的假设，从而推动交际进入良性的互动状态，获得交际价值，实现交际意图 [ 13 ]。同时，这一观点也在1972年得到了杰肯道夫的支持。例如，在下列句子中，当问话人提出问题A时，就已经存在一个预设条件C，问话人是在答话人和自己都已知的条件C的条件下进行提问的，而答话人在预设条件C下提供了新信息B，即“那个教授”，使得对话得以顺利进行。 1) A：谁迎接的学生？ B：是那个教授迎接的学生。 C：有人迎接了学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预设理论传入国内，立即引起了国内语言学家对汉语焦点的兴趣，我国的语言学家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开始了对汉语焦点的研究。语言学家们还把焦点划分成多焦点、单焦点和无焦点标记等研究内容，主要围绕话题和预设两部分，从语音，句法，功能，信息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 2) A：你上次见老张是什么时候？ B：是上个月逛街的时候。(单焦点标记) C：上个月逛街的时候。(无焦点标记) 根据国内外对焦点标记词“是”的研究现状，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是”进行了阐述。一是张斌、范晓和张豫峰从语用概念的角度对焦点进行了理论研究；二是以徐烈炯、刘丹青、徐杰为代表，他们认为焦点是一个句法概念，通过句法成分分析，研究了焦点在句子中的作用；三是董秀芳坚持焦点的“句法一语用”范畴；四是沈开木提出焦点是个逻辑概念，它是逻辑语义的前提 [ 14 ] [ 15 ]。本文支持张豫峰(2006)的观点，认为焦点是语用平面的概念 [ 15 ]。因为焦点有着强调并说明句子重要信息的作用，它和交际双方、信息传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基于交互模型理论，人们在对汉语进行加工时，句子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我们从语用平面概念对带有焦点的句子进行研究时，并不否认焦点跟句法、语义之间联系。同时，徐烈炯和刘丹青(1998)提出带有焦点的句子具有突出(即对比句内其余部分的信息强度)和对比(即句外语境或说话者心目中的某些对象的信息强度)两个语义特征，并把焦点划分为自然焦点、对比焦点和话题焦点 [ 16 ]。本文通过语境的设定来限制焦点标记词“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只关注作为话题焦点的“是”在标记单焦点时所表示的穷尽性大小。 2.2. 穷尽性 穷尽性一词是由Mark C. Baker首次提出的，它是指对于一个问题的完整回答，这与格莱斯会话原则中的数量原则不谋而合 [ 17 ]。例3)中，在有人偷吃了蛋糕这一预设条件下，如果事实是小李和小王两人都偷吃了蛋糕，那么B和C的回答是不恰当的，因为B、C的回答不符合穷尽性原则，它们只给出了部分答案，只有D的答案才是正确的。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B和C的回答遗漏了部分信息，并没有提供完整的意义。 3) A：谁偷吃了我的蛋糕？ B：是小李偷吃了你的蛋糕。 C：是小王偷吃了你的蛋糕。 D：是小李和小王偷吃了你的蛋糕。 然而国内外学者也对分裂句的穷尽性做了不同的研究。De Veaugh-Geiss et al. (2015)指出语用视角下分裂句的穷尽性推断是一种由焦点激发的会话含义 [ 18 ]。在汉语焦点标记所强调的句子中，冯予力和潘海华(2018)从量化结构映射角度对了焦点标记词“都”进行了穷尽性解读，并否定了Kiss在1988年提出的所有的对比焦点本身就带有排他性的观点。他们提出不同语境下，焦点标记词“都”带有不同的限定域，因此带有不同的语义和语用意义 [ 19 ]。Destruel (2017)在法语分裂句研究中运用选择接续句的调查方式，对问答句进行信息补充。结果证明了在考虑语境的条件下，法语分裂句“c’est-”比排他句“only”有相对较弱的穷尽性，但是“c’est-”分裂句与主谓宾句式相比，有较强的穷尽性 [ 1 ]。所以本文将模仿他的研究方法对汉语中的焦点标记词“是”表强调时的穷尽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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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问题 本文基于Emilie Destruel对法语C’est分裂句和Y’a分裂句的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焦点标记词“是”表强调时的穷尽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了更清晰的探讨“是”分裂句的穷尽性大小，本文借用了主谓宾句型和排他句两种句式做对比，并对三种句式关于穷尽性的大小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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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语料及研究方法 4.1. 被试 本研究从兰州大学榆中校区选择了55名大一学生作为被试(28名女性和27名男性)。所有的被试自小在中国长大，对他们的母语即汉语非常熟悉且能够熟练运用。同时，他们所接受的第二外国语都是英语。本研究选择本科生是因为他们正在接受相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并且有着相似的普通话水平，避免了因普通话水平不同对本实验所产生的差异。本实验在选择被试时，对男女比例进行了控制，避免了性别变量的干扰。所有参加本实验的被试对于实验目的并不知情。 4.2. 语料 本实验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55名被试进行语料收集。实验材料将以问答的形式出现，每一个语境下仅包含一组目标项。在每组对话中，问句将以疑问词“谁”进行提问，紧接在后的答句中包含三种句子类型，分别是带有焦点标记词“是”的分裂句、主谓宾句式和带有“只有”的排他句。问句的后面是三个接续句，分别以“是的–而且”、“是的-但是”和“不”开头。接续句的内容是对每组实验项的信息补充。所有目标句都有着相同的句式结构，以一个有生命的名词作为主语，及物动词作为谓语和有生命的名词作为宾语。实验结束后，在对语料进行分析时，删除被试所用时间低于200秒的问卷。 4) 问句：谁迎接了学生？ 答句：是那个教授迎接了学生。 那个教授迎接了学生。 只有那个教授迎接了学生。 接续句：是的，而且那个主任也迎接了学生。 是的，但是那个主任也迎接了学生。 不，那个主任也迎接了学生。 本实验共包括两部分。在实验的第一部分，被试需要阅读问卷上的每组对话并对问句和答句进行理解。第二部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母语语感为每组对话选择一项最自然的接续句，作为对上述问答句的信息补充。当被试认为问答句和接续句存在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选择以“不”开头的接续句；如果被试认为问答句和接续句之间存在的冲突极小时，他们会选择“是的，而且”作为接续部分；当被试选择“是的，但是”作为接续句时，他们认为问句和接续句之间存在部分矛盾，但冲突性较小。每位被试需要对三种句式分别作出判断，实验语料共包括12个目标项，共12组不同句式作为答句的对话。另外，为了防止被试对实验目的的察觉，本实验在问卷中还安排了9个干扰项与目标项随机排序(参见附件)。因此，每位被试需要判断21个实验句，共收集了1155个实验材料，其中660个目标项和495个填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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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果 本实验借用SPSS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得知，被试对三种不同的句式进行信息补充时，对接续句的选择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图1和表1结果可知，在“是”分裂句和主谓宾句式中，三种接续句所占比例相似(见图1和表1)。然而，在排他句中，接续句“不”的比例明显增高。同时，本实验还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卡方检验，以证明本实验结果有意义(p < 0.01)。在对组间影响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是”分裂句和主谓宾句式之间并无差异(p = 0.734 > 0.05) (见表2)。“是”分裂句和排他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所得p值为0.000，小于0.01 (见表2)。同样的结果也表现在“主谓宾”句式和排他句式之间，表明两种句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p = 0.000 < 0.01) (见表2)。因此本论文的结论如下： 本实验的第一个结论是，“是”分裂句和排他句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是”分裂句的穷尽性比排他句较弱。作为答句的排他句，在连接接续句时，以“不”开头的接续句占了很大的比例(74.4%)由此可以说明排他句的穷尽性极强(见表1)。而且说明了被试在选择接续句时，并非随意选择，本实验所得结论是具有研究意义的。相反，“是”分裂句在连接接续句时，“是的，而且”“是的，但是”比例相似，而“不”的比例却相对较少。 本实验的第二个结论是，主谓宾句式与排他句相比，有较弱的穷尽性。从两种句式所连接的接续句可知，排他句中“不”接续句占有较大比例，而“不”接续句在主谓宾句式中仅占有13.8% (见表1)。所以，排他句比主谓宾句式有更强的穷尽性。 第三个结论为“是”分裂句和主谓宾句式有相似的穷尽性。从图1可知，被试在对“是”分裂句和主谓宾句式选择接续句时，所选三种接续句的比例相似。本实验并借助SPSS软件，对两种句式的组间差异进行了卡方分析。由表1可知，结果所得p值为0.734 > 0.05 (见表2)，所以“是”分裂句与主谓宾句式的穷尽性相似。所以，三种句式的穷尽性从大到小分别是：排他句 > 主谓宾句式 ≈ “是”分裂句。 图1. 接续句的描述统计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three types of sentences selected continuation “是”分裂句 主谓宾句式 排他句 是的–而且 45.2% 45.2% 9.6% 是的–但是 43.6% 40.6% 15.8% 不 11.6% 13.8% 74.4% 表1. 三种句式选择接续句的比例 Table 2 The result of Chi-square test between group F SE p “是”分裂句VS.主谓宾 0.016 0.048 0.734 “是”分裂句VS.排他句 0.618 0.035 0.000 主谓宾VS.排他句 0.601 0.036 0.000 表2. 组间卡方检验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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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分析 本文在窄焦点语境下，对汉语分裂句“是”的穷尽性进行了研究。由调查结果得出，因心理语境的影响，被试在对问答句进行信息补充时，对三种句式进行接续句选择判断时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Destruel的语用穷尽性的理论观点以及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本研究的第一、二个结论指出与排他句相比，分裂句“是”和主谓宾正常句式具有较弱的穷尽性，即两者都具有部分穷尽性。本论文支持了Destruel (2017)和Onea and Beaver (2009)的实验结果，即分裂句与排他句的穷尽性存在明显差异，否定了语义穷尽性的观点 [ 1 ] [ 4 ]。根据格莱斯会话含义的非规约性和可推导性特征，听话人在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下，将问答句的字面意义和心理语境结合起来进行语义的推理。因此无论在法语和匈牙利语中，还是在汉语中，受试考虑到了心理语境的影响，从而对语句进行了语用推理。所以在对分裂句和正常句式进行接续句的选择时，受试对“是的–而且”和“是的–但是”的选择比例明显高于排他句，而接续句“不”的所选比例与排他句相差较远。所以分裂句、正常句式与排他句相比，表现出了较弱的穷尽性。 本研究的第三个结论指出分裂句“是”和主谓宾句式有着相同的穷尽性。英语中由于没有像汉语“是”类的所谓“焦点标记词”，所以英语研究者们更关注他们所谓的焦点敏感算子，即焦点三分结构中那些与句中的焦点相关联，从而使得句子的焦点位置不同，其语义真值也不一样的词 [ 20 ]。Hajicova. Partee & Sgall (1998)对英语中的焦点敏感算子进行了列举，研究指出英语中的问答对、焦点副词、量化副词、情态词、推理和反事实句、泛算子、频率副词、情感事实语及态度动词等，都是对焦点敏感的结构 [ 20 ]。而在汉语中，程训令(2008)使用焦点标记词来指代那些能够表现句子焦点的词和词类 [ 21 ]。刘鑫民(1995)、陈昌来(2000)和董秀芳(2003)又将焦点分为有焦点标记和无焦点标记 [ 21 ]。根据赵先旗(2010)的观点，没“是”强调的焦点可以跟有“是”的焦点强调程度一样强，甚至比有“是”时还强 [ 9 ]。两者都有着增强语气、强化语义、突出重点、凸显主题等作用。因此，我们推测，在实验过程中，在问话人所提问题的预设条件下，被试在实验过程中自然地将主谓宾句式看作无标记的分裂句进行判断。所以，主谓宾正常句子和无标记分裂句表现出了相似强度的穷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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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本论文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是”作为焦点标记词在表强调时的穷尽性大小。同时，也对“是”分裂句、主谓宾句式和排他句的穷尽性大小进行了排序。通过线上调查问卷的方式，我们搜集了汉语作为母语的被试对不同句式选择的最自然接续句，并以此作为实验语料，借用SPSS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描述分析及卡方检验。我们发现，“是”分裂句和主谓宾句型有着相似的穷尽性，而与排他句相比，“是”分裂句有着较弱的穷尽性。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是”分裂句的语义具有可取消性。“是”分裂句的研究不仅对汉语分裂句的语用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对外教学应用中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更好地探究汉语分裂句，还需要对比不同的焦点标记词所标记分裂句的穷尽性，比如，“有”“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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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证据属性，具有明确的内涵和详细的判断标准。然而，证据属性的实践，却混淆了其和其他既定概念的区别，并对其判断规则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这一方面是出于法律人的知识局限，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某些制度性的利益考量之下的理性选择。证据属性含义的误用，导致了理论和秩序的混乱，应当予以纠正；而对于证据属性的判断规则的重新诠释，则应予以肯定。 关键词 :证据属性，相互印证，证据取舍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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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证据属性是基于法治实践而产生的，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本土化”概念。证据属性是诉讼中可以用来认定待证事实的证据所应当具备的属性；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条件(以下简称证据“三性”，证据属性的内容)，才可以作为事实认定的基础；在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之前，法官必须对每份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是否具备“三性”进行逐个判断，并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判断的理由和过程。这已经形成共识 [ 1 ]。然而，司法实践却并未完全遵守此种共识：在内涵上，证据属性被频频误用并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在证据属性的判断方式之上，实践对其作出了远远超出既定规则所能容纳的全新的诠释。本文将要论证，对此应当区别对待：证据属性内涵的误用，属于法律人知识谱系的不足，应当予以纠正，而对于证据属性的判断方式的全新诠释，则是包括法律人出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的考量，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自发生成并被普遍遵循的司法惯例，这对于提升司法效率，促进法律人之间的协作及法律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应当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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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证据属性内涵的误用 通过对检索到的“证据属性”使用的裁判文书，可以发现，证据属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偏离了既定的约定俗成的理论，越过了该制度所固有的边界，侵入到其他概念的内涵之中。 (一) 等同于证据种类 证据种类，是指立法确定的证据的类型和表现形式，我国民诉法其分为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等八种类型。然而，司法实践却混同了它们的界限，将二者予以混同。此种误用的基本错误模式就是，“XX证据，其证据属性为物证(或其他证据种类)”。 (二) 等同于“证据分类” 证据分类，专指基于不同标准对证据进行的理论上的分类——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本证与反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公文书和私文书。证据的分类与证据属性完全不同，但是二者的界限却被法律人频频打破——把证据属性直接阐释为证据的分类。此种错误的表述模式是：“XX证据，在证据属性上，属于直接证据(抑或间接证据等证据分类)”。 (三) 等同于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某种证据进入法庭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形式，例如，诉讼代理权的证据，必须以授权委托书的形式提交给法庭。但是，在实践中，法律人却偏离了既定理论，把我国本土语境中产生的用以解释我国法治实践的证据属性，等同于根植于大陆法系语境用以解释大陆法系诸国证据实践的证据属性，这实在是“生搬硬套”。此种错误的基本表述形式是：“XX证据，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具备证据能力”。 (四) 证据属性被阐释为证明力 证明力，是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的大小(强弱)。在司法实践之中，证明力和证据属性往往被予以混同。此种误用有如下两个表现： 第一，将“证据属性”的概念，直接等同于证明力，其表现形式是：“XX证据，有(或无)证据属性，因此具有(或不具有)证明力”。例如，在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审理中，作为代理人的律师指出，“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也存在无证据属性即无证据的证明力” [ 2 ]。 第二，将据属性的内容(证据“三性”)，等同于证明力，其基本模式是：“XX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具有证明力”。 (五) 混同于证据 此种谬误，是法律人将证据属性阐释为某份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资格，认为证据属性 = 证据。例如，在一起诉讼中，律师将二者予以混同，认为“诉前协议具有诉讼外自认的证据属性” [ 3 ]。 (六) 混同于“新证据”的条件 证据的提出，应当在举证时限内提出，逾期提出的证据，必须具备法定条件，才可以被法庭所接纳。此种条件，即为“新证据”的条件。然而，法律人却将证据属性，等同于“新证据”的条件，这有两种表现： 第一，把证据属性阐释为可以被法庭所接纳的新证据，其表述模式就是，“XX证据，属于新发现的证据，具备证据属性”。 第二，创造出了“新证据属性”这个不被理论和立法所认同的语词，去表征新证据的条件，其基本模式是：“XX证据属于新证据，具备新证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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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立法的全新阐释 依照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之规定，法官应当围绕证据属性的三个内容分别进行判断 [ 4 ]。但是，法律人对此项规则予以重新诠释，将此种本实质性审查，变成了以是否存在“异议”和“相互印证”为核心规则的形式化的表面比对： 第一，如果对于某份证据，如果当事人各方均不提出异议，法官则认定该证据具备证据属性，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二，如果当事人对证据提出异议，法官才对该证据是否具备证据属性进行审查。但审查的标准，并不是立法所规定的证据“三性”，而是某份证据，是否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第三，如果某份证据不能和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则法官可能采取如下两种方式：其一，对证据是否真实、客观和合法，进行实质性审查；其二，法官不做任何实质性审查，径直判断该证据不具有证据属性，不予认定。其中，第二种方式，在实践中的使用要远远多于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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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存在的原因 对于证据属性，在实践之中存在的问题，有两个原因，其中，对于证据属性内涵的误用，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人的理论知识存在不足，而证据属性判断方式对立法的全新阐释，则是基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的考量。 (一) 证据属性的误用——知识谱系的缺陷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法律人所分享的关于证据属性的知识，明显与主流理论完全不同。这表明，法律人并未真实了解证据属性、证据分类种类、证据能力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使得证据属性的实践应用偏离了既定理论。 (二) 判断方式的全新阐释——理性的制度选择 至于证据属性判断方式的全新诠释，则是主要基于诸多的制度性因素的考量。这并不是出于知识谱系的局限，更多的则是法律人在明知证据属性的规则的前提下，出于某些制度的考量以及风险回避的需要，而进行的理性的制度规避。 1) 效率的需要 “案多人少”是司法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使用“无异议”和“相互印证”，以代替或者减少对单个证据取舍的个别判断，可以有效地提高审判效率。如果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要求，每一个证据在判断其证明力之前，必须先审查其是否具备“三性”，则可能导致审判的拖沓。 2) 规避风险的需要 法官在进行证据取舍的判断之中，面临着诸多的职业风险，而选择此种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这些风险。 a) 法官面临的职业风险 在进行证据取舍的判断时，法官面临着如下的职业风险： 第一，裁判理由公开的风险。公开法官裁判理由，是法官“心证公开”的重要形式，是指法官将其做出事实认定的理由和论证过程在裁判文书中详细写明 [ 5 ]。但是，对于法官个体来说，必须对证据取舍的词语进行仔细斟酌以挑选合适的表述进行公开，否则可能会给自己招致批评。 第二，法官的证据裁判，可能无法获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共识的风险。在社会分工、市场经济和司法职业化的多重作用下，社会存在着深刻的知识分裂，民众无法与职业法律人分享完全相同的知识。这使得法官做出的裁判，很可能无法被民众所理解。公众可能仅仅因为法官做出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结论，就本能地加以反对。 第三，同行监督的风险。一旦上诉或者再审，法官的证据取舍，可能会受到同行的重新检视。如果自己的表述无法获得认同，可会被修正、推翻，甚至招致责任追究。 第四，错案与责任追究制度的风险。出于制度的局限，证据属性判断错误，在所难免。当事人基于利己心理，可能提供带有偏见的甚至是虚假的证据，而法官仅仅是一介凡人，其判断必然具有人的局限性，这将会导致其在证据属性的判断之中，很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导致错案。此时，法官需要一个可以免除个人责任的合理解释。 面对着这些风险，法官必须作出一个可以有效应对公众和社会舆论的批评，能够说服同行，以及潜在的责任追究者的证据取舍的判断方式，并且使用“恰当”的语词，将此种判断表述在裁判文书之中，即使引发社会争议甚至被提起责任追究程序，也可以找到合适的理由免责。 b) 理性选择以回避风险 回避上述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对单个证据的证据属性进行判断，即使要对个别证据的属性进行证据判断，也需要选择一个可以说服他人，可以被专业的法律人和非专业的公众可以说服的理由；同时，在公开的裁判理由中，法官即使运用经验法则进行了自由判断，也要把真实的主观性极强的证据属性的判断，转换为可以被同行和责任追究者都可以理解的客观化的判断方式；用可以被“量化”的且无法被他人找出明显错误的方式，去展示自己的判断；一旦出现错误，还可以将其归咎于当事人。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理由不能过于复杂，必须非常朴实，简单到即使没有学过法律常识的常人，只要心智正常就可以理解的程度，而且还不能使用复杂的推理过程，这样才能被不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公众和社会舆论所理解和接受。如果证据取舍的标准和判断的过程，稍微复杂一点，都可能无法被公众所理解，甚至带来负面影响——在如今的浮躁年代，公众已经没有耐心去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仔细阅读任何专业人士所撰写的逻辑严密的长篇大论，他们更愿意接受现成的结果，或者一个“简单粗暴”但是更容易理解的规则和判断过程。 为此，广大的法律人，主要是法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无异议”、“相互印证”的方式，去替代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证据“三性”的判断，一方面尽量避免或者减少证据取舍的个别审查，另一方面，将其真实的判断理由隐藏起来，而使用笼统的“相互印证”作为公开的事由。这样，既可以将法官对于证据取舍中所进行的自由判断，降到最低，而且，一旦案件被提起上诉或发动再审，原审法官的判断，也是可以被其他法官和责任追究者理解。另外，此种理由，易于理解，完全可以被不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所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产生了错案，责任也不在于法官：因为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对导致错判的证据，提出任何“异议”，这完全是当事人的原因导致法官发生了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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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如何处理 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一) 证据属性概念的多样化的应对 证据属性无法在司法实践之中得到统一的适用，其主要的成因在于法律人的知识局限，因此应以提升广大法律人的知识储备为基本思路，用正确的理念，将其头脑之中印刻不当思想置换出来。 首先，需要从法律人生产的源头开始，将正确的证据属性的观点，植入未来的职业法律人头脑之中。这一方面，需要对民事诉讼教材，对于定案证据所应具有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这三个要求，明确表述为“证据属性”，以取代“证据的特点”这个既不被司法实践所接受，也容易引起诸多误解的提法；另一方面，为法律人提供最初专业知识的法学人，需要在日常的诉讼法教学之中，将证据属性，以及其他被法律人在实践中混淆的概念，如新证据、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据种类和分类等，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之间的区别，明确教授给未来的法律人。 其次，最高法院可以选取对证据属性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规范使用的裁判文书，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开，作为全国法律人的使用范本。另外，选取实践之中对证据属性和相关概念不当使用的情况进行汇总，作为反例予以公开，以资借鉴。同时，在法官的在职培训中，对此加以特别讲授。 当然，更直接的办法，则是直接发布规范，对裁判文书中证据属性以及其他诸如证据能力等容易与之相混淆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 证据属性判断方式的新阐释应予以肯定 在这里，法律人对证据属性的判断，对既定规则作出了与其立法原意完全不同的全新阐释，成为实践之中被广泛遵循的“潜规则”。此种规则非但不应予以反对，相反应给予明确的肯定。原因如下： 一方面，此种阐释，可以有效地促成法律人之间的协作，以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此种规则，可以在不降低公正性的前提下，有效地提升审判效率。此种方式，并非不对证据是否具备“三性”进行审核，只是这种审核的负担转移给了当事人。当事人出于利己的胜诉心理，会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可能要远远超出法官审查严格程度的苛刻审视。如果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某份证据不提出异议，则是由于其经过仔细审查认为该证据具备证据属性。因此，此种规则，并不会必然导致诉讼公正性的丝毫减弱。 因此，对于此种不但可以促进协作，而且能提升诉讼效率的作法，不应当予以否定，而是应当予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