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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公平规范执行中群体偏见产生的理论基础 4.1. 规范聚焦假设(Norms-Focused Hypothesis， NFH) 在社会交往中，个人通常期望与他人合作和得到公平对待(Dick， Haslam， Tyler， & Blader， 2001; Fehr & Fischbacher， 2004)。当一个人在与内群体成员的互动关系中，相比与外群体成员的互动，对公平产生更大的期望。而当公平准则被违反时，这些违规行为在来自群体内成员时相比于来自群体外成员时造成的感受更加强烈(Abrams et al.， 2014; Biernat， Vescio， & Billings， 1999; Valenzuela & Srivastava， 2012)，表现为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不公行为给与严厉的惩罚和制裁。这表明群体认同会促进公平规范的执行，具体在研究情境中，Wu和Gao (2017)采用最简群体范式操纵群体身份，检验群体偏见和公平规范在3~6岁儿童之间的冲突，发现5~6岁女童相比于其他年龄阶段和男童个体更倾向于惩罚内群体违规者。同样在种族差异的实验中，也证实了同种种族的成员对内群体的公平规范违背更加不满(Mendoza et al.， 2014)。 规范聚焦假设认为黑羊效应，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解释为预期违背认知和规范维持动机(Hewig et al.， 2011；张振等，2020)。个体层面上，一方面，个人希望与他人合作和得到公平对待的这些期望由群体规范来指导，另一方面，群体规范又以促进群体目标和价值观的方式协调个人的行为。群体层面上，群体规范的功能是保持群体凝聚力和促进群体利益，所以相对于群体间(Intergroup Interactions)的互动，这些规范在群体内(Intragroup Interactions)的互动中更加突出，并且更能激发个体拥护和维持其所属群体的核心规范的需求。正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群体规范是形成、运作和维持群体的必要条件，也是群体成员所认可、遵循并内化的行为准则，人们为了维持群体规范会对自私的内群体成员给予严厉的制裁从而保护规范的执行。 4.2. 纯粹偏好理论(Mere Preference Theory， MPT) 社会心理学家喜欢采用偏好来解释群体互动中的狭隘主义，认为人们对内群体成员有简单且强烈的亲社会偏好，诸如信任、合作、宽容等(Hogg， Abrams， & Brewer， 2017)。Tajfel和Turner (1979)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认为，当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时，会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三种手段建立积极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并且以此提高自己的自尊，而这种自尊恰恰源自于内群体成员和相关的外群体成员的比较。当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到团体间差异时，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即对外群体偏见的产生是为了满足提高内群体地位和自尊的需要(张莹瑞&佐斌，2006)。 当群体划分形成并得到认同后，个体产生的“内群体依恋和积极性”(Brewer， 1999)使得人们更愿意忍受内群体成员的不公行为。这表明内群体成员的负性违规行为会被群体认同诱发的积极评价所抵消，进而有效降低被惩罚的可能性与强度。在有关公平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当反应者分别与内、外群体成员完成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时，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行为接受率显著高于外群体成员，认为内群体积极评价增强了受测者的公平耐受性，从而抵消了由不公平分配所带来的消极感受和行为(王益文等，2014；张瀚月&赵玉芳，2018)。这也说明了群体认同的产生妨碍了公平规范的执行。 一方面，纯粹偏好理论认为内群体偏爱的形成与社会认同有关(张振等，2020)。内群体偏爱在群体组别这一单向维度的解释为个体为提升自身地位和自尊需要产生对违反公平准则的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评价和包容，抵消了公平准则被打破的消极后果，产生了内群体偏爱的现象。另一方面，研究者还认识到个体对成员的不公平行为的潜在动机、目的的解释和归因也是出现内群体偏爱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可由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的基本假设得到解释(Perner， 1983)。在群际互动中，研究者发现个体试图去合理化对方的行为和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在公平决策的脑机制中得到证明，即，研究者发现在面对重要他人的不公平分配时，会激活与心理理论有关的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的及其与冲突加工的背侧前扣带回(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之间的功能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不公行为的解释和合理化；mPFC与dACC之间功能连接的增强也反映了人们借助合理化加工来解决认知冲突的过程(Fatfouta et al.， 2018)。 4.3. 群体偏见与公平决策的理论整合 正如前文所述，个体在违背“经济人”假设后，对于公平决策的选择由动机和结果两方面入手来解释，即个体有对分配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动机(不平等厌恶模型)，并与对方产生互惠的动机(互惠偏好模型)以及对于不公平厌恶的结果导向型解释。更进一步地，平等–互惠–竞争模型在互惠偏好和不平等厌恶的假设中引入“竞争因子”——与他人的相对比例，并很好地证实了DG范式中利他偏好的存在(Weiland et al.， 2012)，驳斥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理论。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内群体偏爱本质上从单维的角度来解释群际互动的意义，即个体单纯的对内群体产生了共鸣，认为相较于外群体成员，内群体成员更加友善，因此愿意在资源分配中给予内群体成员以优待。但在真实的群际互动中，个体往往会权衡利弊，并且对互动对象产生期望(预期违背认知)，使得个体在公平决策行为上显得不那么“纯粹”。因此，个体的行为理论就由单维转向为多维的理论架构，在群体水平的维度上增设了利益大小的衡量指标和对于是否遵循社会规范的要求(规范维持动机)。 将个体对公平的感知在群际互动的背景下展开时，我们不难发现群际决策事实上与公平偏好的理论解释存在一定的割裂和交叉。一方面，在整合群体偏见和公平规范的理论时，我们会发现互惠偏好模型、预期违背认知理论、心理理论都强调心理效用的影响，如图1所示。预期对方给出的金钱数额(预期违背认知)和友善程度(互惠偏好模型)以及个体如何去解释对方的分配方案(心理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个体的行为决策，这三种理论都将个体的主观认知纳入到理论体系中。然而，研究者在关注主观认知的同时，却部分忽略了客观上公平规范导致的不同行为结果，在群体偏见和公平规范的解释理论中，似乎难有理论共同将个体的心理认知(个体层面)和公平规范(群体层面)纳入其中，忽视了个体诸如社会价值取向、不平等厌恶等社会偏好因子(Everett， Faber， Crockett， & De Dreu， 2015)。详尽地说，在前文所述的7种模型和理论中，不平等厌恶模型、平等–互惠–竞争模型、社会认同理论和规范维持动机理论分别从不平等厌恶、个体的利他动机、群体态度、社会规范等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偏好因子等方面来解释个体在群体中的决策行为，而这些社会价值取向因子与心理效用的交互作用是怎样的却并未在理论中得到有效的阐释。 图1. 群体偏见与公平决策的理论整合 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在群体偏见和公平决策的理论中，内群体偏爱和黑羊效应的出现实际上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Mendoza et al.， 2014)。研究者将黑羊效应的出现视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维持和提升内群体偏爱的重要策略，即个体通过拒绝和惩罚内群体成员的不公行为，进而巩固群体价值和维持群体凝聚力，最终维持内群体偏爱。内群体偏爱和黑羊效应看似被割裂，但实际上都是个体聚焦群体利益作出的选择，进一步提高个体的群体认同(张振等，2020)。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处于群际互动中的公平规范执行仍然需要不断整合多种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