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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影响疼痛共情的社会性因素 3.1. 性别对疼痛共情的影响 性别既是一个生理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因为只有在社会环境之中才存在不同的性别角色。在男性女性之间，有很多生理以及心理层面的差异，那么共情是否存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很多研究表明，性别确实会影响疼痛共情，一般表现为女性的疼痛共情水平高于男性。但是这种差异性是在人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从已有研究来看，学前阶段的儿童在共情上不存在性别差异(Roth-Hanania， Davidov， & Zahn-Waxler， 2011; 李丹，李燕，宗爱东，&丁月增，2005)。而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在两种性别之中都存在着发展的先后关系，一般来讲情绪共情的发展要更早一些(黄翯青&苏彦捷，2012)，这也是因为认知共情需要儿童具有更多的认知能力。进入学龄阶段以后共情能力就表现出了性别差异， 女性的情绪共情水平开始高于男性(Ang， 2010)，但是在认知共情方面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有研究认为女性的认知共情水平也要高于男性(Lam， Solmeyer， & Mchale， 2012; Laurent & Hodges， 2009)，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研究认为男性与女性在学龄期之后认知共情水平也不存在差异(Bird， Silani， White， Frith， & Singer， 2010; Lamm， Decety， & Singer， 2011)，这可能是由于研究方法与被试群体不同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从上述研究我们得知，性别对于疼痛共情的影响在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中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得到了大量研究的广泛支持，而认知共情的性别差异则不然，不同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概括地说，采用心理测量的方式考察认知共情的性别差异有着一致的结果，即女性更有优势。采用客观测量的方式考察认知共情则存在分歧，既有研究发现存在性别差异，也有研究未发现显著性别差异。女性在情绪共情上的优势不仅得到心理测量学的证据支持，也得到了客观测量数据的证据支持。比如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发现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感知他人的时候比男性更多的利用了镜像神经系统(Mercadillo， Díaz， Pasaye， & Barrios， 2011)。有研究者(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2014)认为关注他人是女性性别角色的重要导向，这与共情有着直接的相关性，而与此不同的是，男性性别角色的重要导向是关注公平公正，这与共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也是为什么男女之间的共情差异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因为年幼的个体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认同并未发展完全。近年还有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再一次验证了共情的性别差异，总的来说，共情的性别差异在儿童中期后开始出现随后逐渐扩大，一直表现为女性的共情能力优于男性，在青春期达到峰值，但是在成年之后又稍有减少，并且情绪共情的差异性要大于认知共情的差异性(颜志强&苏彦捷，2018)。 3.2. 社会地位对疼痛共情的影响 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关系当中的相对于其他人的高低等级地位，在社会关系中有很大的体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在人类社会中，社会等级制可以根据诸如知识，技能和体力等多个维度而容易地建立起来。例如，Zink等人根据他们在简单的知觉任务中的表现创造了实验参与者之间的社会等级;他们表明，人们非常投入于这种等级的背景(Zink et al.， 2008)。采用类似的程序，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了社会地位对人类社会情绪功能(Boksem， Kostermans， Milivojevic， & De， 2012)和注意/认知过程的调节(Feng et al.， 2016)。更能进一步说明社会地位影响疼痛共情的是，知道他人地位更高经常与积极的自我观点相冲突，并由于向上的社会比较而引起消极情绪(Hidehiko et al.， 2009)。这些负面的感觉反过来可能会妨碍对较高等级的个人的共情。aMCC和AI的共情神经反应受人际关系的调节，在观察到不喜欢的人或外群体成员疼痛时它们会减弱。最近Feng等人的fMRI研究表明，当被试观看低社会等级的人疼痛时，其AI和aMCC有较高水平的激活，而当这些共情对象被换位高地位的人时，被试的脑激活水平则明显减弱(Feng et al.， 2016)。除了从实验室建立起的社会地位之外，还有研究试图从其他的角度去界定社会地位。有研究表表明，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ES)的个体疼痛共情水平要低于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的个体，该研究的证据来自于ERP的P2成分，但是有趣的是，这部分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自我报告的共情水平高于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的人，即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会高估自己的共情水平(Varnum， Blais， Hampton， & Brewer， 2015)。另外，还有研究(周春霞，2015)从主观社会地位(SSS)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地位与共情之间的关系。 3.3. 人际距离对疼痛共情的影响 人在社会关系当中和其他的个体之间有许多的联系，但是和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一个比较客观和重要的差异就是人际距离。比如说我们和有些人是好朋友，和有些人是普通朋友，还有很多熟人，普通同学以及陌生人。我们对待不同人际距离的个体时自然会有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人际距离是否会影响人的疼痛共情水平呢？近些年来也有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究。准确的说，人际距离代表着他人在自我方面的包含度、在自我心目中的位置(Yabar， Johnston， Miles， & Peace， 2006)。近年来有脑成像研究表明人际距离可以影响共情中自下而上的成分(Cheng et al.， 2010)，即人们对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会抱有更多的关心，也就是体现出了更多的情绪共情。近来又有ERP研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果(宋娟等，2016)。该研究结果显示，在行为数据上没有显著的朋友启动与陌生人启动条件下对疼痛判断的反应时差异，但从ERP数据上来看，疼痛判断中启动条件效应显著，陌生人启动条件下的N1大于朋友启动条件。已有研究认为，N1成分是对疼痛场景反应的早期效应的体现，是疼痛共情过程中的自动化加工过程，体现了情绪的早期自动激活和分享过程(Fan & Han， 2008)。相对于N1来说，P3说明了对疼痛共情的评价和控制加工，是在对知觉和情绪线索的自动化加工后，对刺激进行有意识评价的过程(Dufey， Hurtado， Fernández， Manes， & Ibáñez， 2011)。而与我们的认知相符的是，相对于陌生人条件，朋友启动条件下的P3确实更高。总的来说，共情的自下而上加工表现为陌生人条件下更强，而共情的自上而下加工则表现为朋友条件下更强。 3.4. 情绪背景对疼痛共情的影响 情绪背景是指共情者对共情对象共情时共情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通常通过共情对象的表情来体现出来(Han et al.， 2010)。关于情绪背景对共情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Han等人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该研究将情绪背景分为疼痛表情，中性表情以及愉快表情。并且将疼痛刺激分为了疼痛条件以及非疼痛条件，具体表现为用针管扎人脸以及用棉签触碰人脸。该实验共有两组被试，第一组被试只观看中性表情的图片，而第二组被试则观看三种表情的图片。即第一组被试观看图片时并没有受到情绪背景的影响，而第二组被试受到了情绪背景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第一组被试在针扎条件下判断图片为疼痛的概率要显著大于第二组对图片疼痛的判断，因为第二组的被试加入了疼痛表情的图片，所以这种情绪背景影响了被试的判断，让被试更多的将中性表情下的针扎图片判断为非疼痛，而仅在有疼痛情绪背景的情况下才容易判断图片为疼痛。针扎条件下，第二组被试当中的三种表情情绪背景对疼痛判断也存在影响，表现为疼痛表情下的疼痛判断率显著更高，而中性表情和愉快表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中性表情与愉快表情之间的不显著差异提示了我们未来的研究可以把情绪背景简单的分为两个因素，以避免更多的无关变量影响。情绪背景对于疼痛共情影响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实中的疼痛场景往往都伴随着情绪和表情的出现，而不同的情绪与表情则可能带来不同的共情反应。以往的共情研究很少有设计到这种表情的差异，而对于情绪背景的研究有利于使疼痛共情的研究进一步连接实际。 3.5. 其他社会因素对疼痛共情的影响 影响共情的社会因素是方方面面的，目前的研究也有涉及到各个方面社会因素对疼痛共情的影响。已有研究考察了包括人际关系、群际关系、情境意义性、真实性、公开性等对共情的影响作用，但是这些都只是一部分。有研究表明，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共情程度要远远大于外群体成员，这是一种内群体认同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具体表现为对自己国家或者种族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共情(Meiring， Subramoney， Thomas， Decety， & Fourie， 2014; Sessa， Meconi， Castelli， & Dell’Acqua， 2014)，或者表现为对自己相同的球迷群体表现出更强的疼痛共情水平。共情还可能受到共情主体的情绪状态或者动机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可能是情绪较差的个体会产生较弱的情绪共情(李娟，2011)，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