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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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区感 社区感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学者们对社区和地方感的阐述。在社会学领域，很多学者对社区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Tönnies (1887) [ 1 ] 认为，社区是一个不完全受经济条件约束，且适用于同一地区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生活体的关系概念。Gusfield (1975) [ 2 ] 则区分了社区的不同用法，其一在于社区的地域性，包括邻里、城镇、城市；其二在于社区的关系性，即只考虑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地理位置，他认为这两种用法不是互相排斥的。正如Durkheim (1964) [ 3 ] 所说，现代的社区概念更多的是围绕兴趣、技能的关系进行定义，而不局限于地点。 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新社会学的建立，社区具有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意义，即一种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从“恋地情结”到“大地虔诚(geopiety)”，地方感所体现的是人与地理环境的一种情感联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 [ 4 ]。从产生的过程看，地方感是人与地方互动的产物，是人以地方为媒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经由这种体验，地方成为了自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义不能脱离人而存在 [ 5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地方具有“家”的喻义，是个体回忆与经验成就的积累，能给予人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 6 ]。总之，地方感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是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恋和认同。 社区感这一概念最早由Sarason (1974)提出，他认为这是人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所形成的感觉 [ 7 ]。具体而言，就是与他人相似的一种感觉，一种被认可的相互依赖，一种为了维系这种依赖而给予他人所需的意愿和信任。该定义的核心思想包括个体不能脱离组织网络而存在，特别是当人们知觉到自己的社区存在感时，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置于群体之中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 [ 8 ]。 McMillan和Chavis (1986)总结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区感和团体凝聚力的研究，对社区感进行了再定义和推进，认为社区感指的是成员的归属感，成员间及对所在团体的情感，以及通过共同承担工作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共享信念 [ 9 ]。同时，提出了社区感的四因素模型，包括成员资格(membership)、影响力(influence)、需求的整合与满足(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以及共同的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成员资格是社区赋予成员在社区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成员对社区的归属和认同，包括界线、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个人投入以及社区成员共有的符号系统；影响力指居民与社区的双向作用；需求的整合与满足反映了个体拥有成员资格可获得的利益；共同的情感联结是个体基于相同的历史背景、相似的经历的共同承诺与信念。 社区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由于环境和成员关系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正如Hill (1996)所说，社区感具有环境特异性 [ 10 ]。在已有研究中，主要包括学校社区感(sense of school community)、虚拟社区感(sense of virtual community)、组织社区感(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sense of community)以及运动社区感(sense of sport communit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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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运动社区感 3.1. 运动社区感发展进程 研究者提出，运动能够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构建一个共同的社区，在该背景下人们拥有的共同兴趣爱好催生了社区感的形成 [ 11 ]。这里的社区感即为运动社区感，是运动成员对社区的一种归属感。最初，这一概念并未引起社区心理学家的关注，有关其定义、产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等并不明确，也鲜有研究者对其进行探讨。Swyers (2005)阐述了瑞格利球场老球迷的社区感，认为这归因于社会空间建设和主人公身份体验 [ 12 ]。Lyons和Dionigi (2007)对老年人运动参与者的社区感进行研究，发现共同的运动爱好、同志情谊、相似的生活目标和回馈是其重要因素 [ 13 ]。这些研究表明运动的特定环境特征(如社交空间、同志情谊、目标等)很有可能在大学运动环境中也很重要。 19世纪早期，大学校园内的课程过于结构化，学生也缺少相应的社交生活，便开始自发组织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运动起到了构建小型社区的重要作用，也促进了社区感的产生，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很多学者认为，大学生运动参与和社区感会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大学生活满意度、获得学位的动机、社会心理技能和领导能力的发展等 [ 14 ] [ 15 ]。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大学运动专业化有损大学教育目标的实现，对运动员本身产生消极影响 [ 16 ] [ 17 ] [ 18 ]，也就是说这一现象将运动员从大学社区中隔离出来组成了一个附属社区。尽管这一争议持续存在，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运动至少能帮助创造社区感，使运动员能够存放其依恋感和安全感，与其他校园学生组织是相同的，也可以作为真个校园里中心社区的建设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 19 ] [ 20 ] [ 21 ] [ 22 ]。 尽管运动环境中的社区感还没有被明确定义，但有少数研究者发现运动能从多个不同的方面创造社区感，对社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Hardy (1982)认为，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居民一直尝试重建有意义的社区形式，运动在这一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推动作用 [ 23 ]。他还指出，为成年人设计的游戏娱乐空间是有意地尝试直接塑造或控制城市，从而创造出一种有意义的社区感定义。在休闲娱乐方面，野外探险项目和露营也有助于创造社区感 [ 24 ] [ 25 ]。然而这些研究中并未对社区感是如何产生的进行探索。Tonts (2005)调查发现，运动在创造地方社区感时起着重要作用 [ 26 ]。Chalip (2006)认为，社区或者结构较为简单的环境中成员自发产生的社区感，可以利用周围的运动事件来丰富社会生活，帮助其建立社会资本，推动其做出更多的社会行为 [ 27 ]。与运动相关的文献表明，运动能够创造社区感，但是有关其产生机制还未被测量或阐述。运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如提高健康水平、推动社会化和社区发展等，都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发现，都高度取决于运动是如何组织与管理的 [ 28 ]。这些文献都认为，社区感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也不是自动产生，即社区的某些特征会让其成员产生社区感。 因此，美国体育管理学家Warner和Dixon在2011年首次明确提出对运动环境中社区感的产生机制进行初步探讨，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Warner和Dixon (2011， 2013)先后对大学运动代表队和体育俱乐部成员的社区感的结构进行探索，并建立了两个理论模型，前者包括管理方式(Administrative)、领导机会(Leadership Opportunities)、管理决策的公平性(Equit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竞争(Competition)以及社交空间(Social Space)五个因素，后者则包括共同兴趣爱好(Common Interest)、领导机会(Leadership Opportunities)、自主参与(Voluntary Action)和竞争(Competition)四个因素 [ 29 ] [ 30 ]。基于这两个基本研究，Warner，Kerwin和Walker (2013)提出，运动社区感概念化势在必行，并构建了一个六因素模型，包括管理方式、共同兴趣爱好、竞争、管理方式的公平性、领导机会和社交空间 [ 31 ]。 自此以后，体育管理学和社区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对运动社区感进行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关注青少年运动员的社区感。随着青年运动和休闲活动的减少，开发社区感测量工具不仅是对其社区感水平的评估，也有助于寻找能增强社区感的重要因素。正如Cote (2002)所说，同伴和社会联系通常是青年人参与运动的催化剂。因此，在运动员中对社会力量(如社区感)进行定义和测量，能为一项运动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方法与途径 [ 32 ]。 3.2. 运动社区感的研究方法与测量 早期对于运动社区感的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包括焦点小组访谈、半结构化访谈等。通过收集运动员的访谈文字资料，对运动社区感的成分进行分析，但这种质性研究的方法得到的只是一个理论构想，无法得知各个成分在运动社区感形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研究者们也开始使用定量方法对社区感进行测量与研究。Warner (2012)，Dixon和Warner (2012)从社区心理学领域出发，采用社区感指数修订版(Sense of Community Index-2， SCI-2)对青年运动员以及青年运动员父母进行测量，这一工具为研究者将其改编为适用于运动领域的量表提供了挑战，其一在于该测量工具源于理论概念研究，而不是从实证研究中得出，其二便在于需要开发具有运动环境特异性的社区感测量工具 [ 33 ] [ 34 ]。Warner及其同事(2013)通过实证研究，要求运动员阐述其对运动社区感的理解，编制了一个包含六个维度的青少年运动社区感量表，这一成果将社区感的范围扩展到青少年运动环境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和提炼，为该理论的定量有效性奠定了基础 [ 31 ]。此后，社区心理学学者也尝试开发青少年运动社区感测量工具(Silvia， Emma， Fortuna & Guillaume， 2017)，该量表是以McMillan和Chavis (1986)建立的社区感经典四因素模型为基础，包括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需求的满足(Satisfaction of Nneeds)、同伴情感联结(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Peers)、社区情感联结(Emotional Connection in the Community)和影响力机会(Opportunities for Influence)五个因素在内的青少年运动社区感量表(the Sport Sense of Community in Adolescence Questionnaire， SSCAQ)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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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就已有研究来看，西方运动社区感的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运动社区感概念尚不明确。大多数已有研究在对运动社区感组成要素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的同时，并未对运动社区感进行操作性的定义。同时，已有研究大多数着眼于青少年运动员的运动社区感，也就是说已有的理论构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未来研究应当致力于对运动社区感下一个操作性定义，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双重角度进行维度构想。 运动社区感的测量工具尚不完善。先前研究者们对运动社区感进行测量时，部分研究直接采用社区感测量工具(如修订版社区感指数等)，另一部分研究者依据构建的运动社区感理论模型，借鉴社区感量表条目，编制出适用于特定运动环境的运动社区感量表。这两者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前者无法对运动情境的特殊性加以测量，后者将运动情境范围过于缩小，所编制的量表无法适用于所有运动情境。在未来研究中，开发运动社区感测量工具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有助于更清晰地揭示运动对于社区建设的作用。 纵观国内，尚未有学者对运动社区感进行相关研究，在社区心理学中国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学者也应当引起一定的重视，在中国化背景下探讨国人运动社区感的理论结构，及其对运动员产生的影响，也能对体育管理者与组织者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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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领导风格是中外研究者都十分关注的话题，我国领导风格研究起步虽晚，但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并初步形成了本土特色。本文以CNKI中2009~2018年所刊的关于领导风格研究的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国内领导风格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呈现出我国领导风格研究的动态趋势和议题分布。结果显示，领导风格研究集中于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和机构集中在高校；领导风格研究议题主要体现在领导风格理论探讨、领导风格本土化研究和领导风格实证研究三个方面，研究热点除变革型、家长式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外，“谦卑型领导”“包容型领导”等新兴领导风格研究也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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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领导是整个组织的核心和引领者，领导风格是反映领导者所具有的富有特色的、相对稳定的、有倾向性的行为方式，它不是指具体的某种领导行为，是领导者特定行为的集合 [ 1 ]。领导风格是决定领导效能的重要因素，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创新绩效和组织氛围等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2 ]。领导风格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从西方的特质理论到行为理论、权变理论，到当代的变革型、交易型、魅力型、谦卑型以及基于华人文化的家长式领导理论，从多角度探讨了领导风格的特征和规律。对学术研究的动态进行总结和梳理，并作必要的反思和展望，是实现知识累进的重要途径，对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而试图完整呈现我国2009~2018年领导风格研究的总体样貌，厘清领导风格研究的发展路线、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为开展领导风格研究领域的深化拓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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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广泛应用于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 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方法。2003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科学知识图谱的概念，它是指“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 [ 3 ]。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构建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网络，可以使我们形象快捷地了解该领域的知识结构，并科学预测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动态趋势。随着信息可视化的发展，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技术工具也日益多样，其中CiteSpace就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可视化工具之一。CiteSpace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语言研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可以把大量的文献数据转换成可视化图谱，让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更直接，并能发现那些隐埋在大量数据中的规律和让人不易察觉的事物 [ 4 ]。CiteSpace软件可以通过针对施引文献的合作图谱和共现图谱，以及针对被引文献的共引图谱，探究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而对研究前沿和研究领域进行分析、评价等。本文研究选取的是CiteSpace软件5.5.R2版本，主要通过对国内领导风格研究进行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机构合作等数据统计和可视化分析，透视当前国内学界领导风格研究的发展趋势、前沿动态和研究热点等总体情况。 2.2. 数据来源 为系统性分析国内学界关于领导风格的研究情况，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样本框，以“领导风格”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到2009~2018年期刊文献共962篇，限定为核心期刊，且将研究主体为非领导风格的文献剔除于样本范围之外后得到410篇。将这410篇文献以Refworks的格式导出，之后转入CiteSpace进行数据转换，进而从发文数量、研究机构、高影响力作者、关键词共现等方面进行考察，由此得到了较为严谨和详实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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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领导风格领域研究现状 3.1. 领导风格研究的发文数量与年度分布情况 本文依据样本文献数据库绘制国内领导风格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分布图(见图1)根据所选文献发布时间，2009~2015年国内领导风格相关研究在核心期刊上年均发文量为41篇，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2013年这一阶段发文量较少，且各年间发文数量相差不大，增长速度较慢；2014~2018年发文量均高于平均值，文献数量呈稳步上升态势。随着不同领导风格的提出和深入研究，相关概念和研究方式趋于完善，领导风格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吸引了公共管理、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广泛关注，产生了大量关于领导风格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最后两年，均超过了60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预计2019年核心期刊文献将达到66篇。通过发文数量可知，我国领导风格研究发文量在近五年整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关于领导风格的研究正在逐步发展，并伴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图1. CNKI数据库2009~2018年领导风格研究核心期刊文献数量分布 3.2. 文献作者分析 根据普莱斯(Price)提出的核心作者计算公式M = 0.749 (N Max ) 1/2 ，M为论文篇数，N Max 为所统计时间段中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则发文数量在M以上的作者即为某一领域的核心作者 [ 5 ]。经统计，在本研究中核心期刊发文数最多的作者是陈维政，为8篇，则求得M值为2.12，因此，发文2篇以上的作者即可认为是核心作者。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Core authors and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 姓名 数量 姓名 数量 姓名 数量 陈维政 8 席酉民 5 凌文辁 5 龙立荣 4 周如意 4 徐璐 3 刘冰 3 梅强 3 孙锐 3 张丽华 3 童金银 3 姚振华 2 苗晓娜 2 罗瑾琏 2 刘云硕 2 辛杰 2 孙雨晴 2 于慧萍 2 杨建君 2 郑石桥 2 李琳 2 尹润锋 2 党兴华 2 叶龙 2 杨霞 2 郭名 2 李金生 2 舒丽丽 2 胡冬梅 2 李雯 2 王方 2 李悦 2 古银华 2 郭忠金 2 表1. 核心作者及发文数量 为更好地显示作者合作分析，此处将参数设置如下：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选择为年，阈值(Thresholds)调整为(1， 1， 20)，同时通过“寻径网络”(Pathfinder Network)算法，采用“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的剪裁方式。由此得到图2所展示的作者合著分析，此处显示的是发文数量为2篇以上的作者，节点的大小表示作者发文的数量多少，作者之间的连线宽度反映了其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如图2所示，领导风格研究形成多个作者合作网络，高频作者共形成8个较为稳定的合作网络，说明领导风格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较广泛，其中陈维政、龙立荣、徐璐等为合作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这些学者已从领导风格研究领域凸显出来，相关成果丰硕，均为高校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研究身份趋同。 图2. 作者合作图谱 3.3. 发文机构分析 研究群体是衡量某一领域研究力量分布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发文者的单位归属进行统计发现，在样本文献中，大部分发文者来自高校，反映了领导风格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在对样本文献的机构合作网络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后，得出排名前十二的研究机构及发文数量分布情况(见表2)。统计发现，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均为高校管理相关的学院，例如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人事商学院等，体现了领导风格研究具有较强的管理专业属性。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陕西、湖北和四川是领导风格研究的中心地区，其余的也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Table 2 Names of the top 10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leadership styles in terms of core journal publications from 2009~201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数量 机构性质 所属省份 1 中国人民大学 27 高校 北京市 2 西安交通大学 12 高校 陕西省 3 华中科技大学 9 高校 湖北省 4 四川大学 9 高校 四川省 5 山东大学 8 高校 山东省 6 中山大学 8 高校 广东省 7 上海交通大学 6 高校 上海市 8 同济大学 5 高校 上海市 9 南京大学 4 高校 江苏省 10 华南理工大学 4 高校 广东省 表2. 2009~2018年领导风格领域核心期刊发文量前十机构名称 在以上对领导风格研究群体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发文机构情况作了可视化分析(见图3)，总体上看，在领导风格研究中，核心发文机构集中于高校的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发文机构间形成一个领导风格研究领域的合作网络，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间存在显著的机构合作关系。 图3. 发文机构知识图谱 3.4. 期刊分析 本文中领导风格类文献在发表期刊上已界定为核心期刊，表3为发表论文篇数8篇以上的期刊，都来源于北京大学核心期刊，这说明领导风格领域研究趋向于高水平、高质量期刊。领导风格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管理实践中，对领导风格领域文献分布的期刊所属领域进行分类，发现领导风格研究文献发表主要集中于管理学期刊，心理学领域也是领导风格的重要发文方向。领导风格是对领导管理实践过程中的行为和心理特质的一种表达，与管理密不可分，而由于管理活动所处的组织体系不同，成员对领导风格的心理感知存在差异，因此，心理学逐渐成为领导风格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 [ 6 ]。目前，领导风格的研究逐渐覆盖了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人文社科领域，从单一的管理学研究逐渐演变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综合性研究。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top ten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leadership style from 2009~201 期刊名 篇数 领导科学 57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2 科技进步与对策 17 企业经济 10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9 管理学报 9 外国经济与管理 9 软科学 8 心理科学进展 8 经济管理 8 表3. 2009~2018年领导风格领域发文量前十期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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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国内领导风格研究热点与趋势 4.1.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及其出现的频率是一篇文献的核心内容所在，对某一个专业领域来说，关键词则可以体现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分布和前沿趋势。由此，我们采用CiteSpace软件对410篇领导风格研究的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以探究国内领导风格研究的热点议题和前沿趋势。通过文献数据处理转换以后，依次选择节点类型(NodeTypes) = “Keywords”，时间切片(Time Slicing) = “2009~2018”和“Years Per Slice 1”，得到领导风格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4)。在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中，词频和中介中心性是两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词频(Frequency)是指某一关键词在所分析的文档中出现的次数，词频越高，说明该关键词在文献中越重要；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衡量网络中一个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网络中其他“点对”的“中间”，本质上反映的是该点作为网络媒介的能力。如果一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说明它连接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能力越强，在关键词共现关系中就处于越突出的位置。在图4中，节点深色的厚度代表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的词频高低，通过这两个指标可以比较直观地呈现出当前国内领导风格研究的热点议题。根据图4所示，并结合分析所得到的词频和中介中心性的指数，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均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 图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4.2. 研究热点演变分析 CiteSpace软件中的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能够表达出文章的更新和相互影响情况，从而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时间段某一领域研究演变的情况 [ 7 ]。时区视图是在二维坐标系中分析研究某一领域的关键词节点，在不同的时区中放置不同时间段出现的节点，其所放位置的高度将随着时间的延长也依次增加，这样就得到了一个从左到右、自下而上的知识演进图 [ 8 ]。时区视图可以较为清晰地表明关键词节点出现的时间以及共现关系，从而揭示出关于某一领域或主题研究的演变过程。在CiteSpace中点选Timezone View (时区视图)选项之后，即得到了2009~2018年领导风格研究的演变情况，如下图5所示，同样，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了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 图5.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时间线视图显示领导风格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领导风格理论、领导行为、领导力三个方面，不再单一于研究领导风格。时区图显示领导风格领域研究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趋势，前期主要是引入西方领导力理论，采用定量研究在中国情境下检验与发展西方领导理论，“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家长式领导”等相关研究迅速兴起，主要关注变革型、交易型、家长式领导等对绩效(角色内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等)的影响及领导成员交换在其中的作用。近几年，除变革型、家长式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外，“谦卑型领导”“包容型领导”等新兴领导行为研究也在增加，对领导影响结果的关注由“绩效”转向“组织创造力”“心理安全感”等。 4.3. 研究议题分析 根据以上领导风格研究热点及趋势，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类研究议题： 第一，领导风格经典理论探讨。西方领导风格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领导风格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的领导风格研究理论成果而展开的理论探讨。目前，研究中应用较多的几种领导风格理论有：魅力型领导理论、交易型与变革型领导风格、Lewin三种领导风格理论、Likert四种领导风格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使用任务行为和关系行为两个维度，赫西和布兰查德认为每一维度有低有高，从而组成以下四种具体的领导风格，即授权型领导风格、参与型领导风格、说服型领导风格、命令型领导风格。除了西方领导风格理论，华人本土领导理论也得到发展，如凌文辁等人研究了领导行为的中国模式，区分出中国领导的个人品德、工作绩效以及团体维系三个因素。还有更受关注的是华人背景下领导风格理论——家长式领导，它是通过Silin，Redding，Westwod、凌文辁、郑伯埙以及樊景立等中外学者前后几十年的努力得到发展和完善的。最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樊景立和郑伯埙提出了家长式领导的定义以及其包含的三个维度，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第二，中国情境下领导风格的本土化研究。在领导风格研究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强调领导风格情境化与文化适应性。家长式领导是更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领导风格，家长式领导是中国本土领导风格的代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有别于西方领导理论的本土领导理论。家长式领导是一种具有个人威权，父亲般的关怀与仁慈、以身作则的领导方式。家长式领导包含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三个维度 [ 9 ]。对家长式领导的有效性研究中发现：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工作态度、工作行为、组织承诺、离职倾向、任务绩效等都具有影响。中国情境下的领导风格测量主要包括西方领导理论在中国的测量及适用性检验，西方量表适用性检验的研究如汪纯孝等基于我国文化背景编制11维44题的公仆型领导量表 [ 10 ]，孟慧等开发了中国变革型领导量表 [ 11 ]。 第三，基于领导风格经典理论的实证研究。关于领导风格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导风格对组织承诺、员工行为以及组织绩效等影响方面。关于组织承诺，学者杨慧军等认为变革型领导风格下，员工更倾向于情感承诺，交易型领导风格下，员工更倾向于规范承诺；情感承诺有利于企业突变创新的形成，规范承诺有利于企业渐进创新的形成 [ 12 ]。关于员工行为，学者汪林等探讨领导部属交换对组织员工行为的影响及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作用和传统性的调节作用 [ 13 ]；石冠峰等发现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正向影响，员工归属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抑制性建言、员工促进性建言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 14 ]；唐春勇等研究了领导情绪智力对员工组织认同、员工行为的影响 [ 15 ]。关于员工、团队与企业的绩效，学者方阳春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团队的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认可并培养员工、公平对待员工对团队任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 16 ]；学者魏峰等研究交易型领导、心理授权和团队授权氛围跨层次影响个体创新绩效的方式 [ 17 ]；隋杨等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绩效和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和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以及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 [ 18 ]；张新安等发现团队层面家长式领导仁慈与德行维度正向影响团队绩效，威权维度无显著影响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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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学术研究的自我反思与总结是促进理论成熟的必要途径，通过对国内学术界领导风格研究的动态趋势和前沿议题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可以发现：领导风格研究集中于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各个领域研究的高频作者和研究机构集中于高校，同时形成了以高校为核心的合作网络；领导风格研究议题主要体现在领导风格理论探讨、领导风格本土化研究和领导风格实证研究三个方面，领导风格领域研究热点集中于变革型、交易型、家长式领导等风格，近几年，除变革型、家长式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外，“授权型领导”、“谦卑型领导”、“包容型领导”等新兴领导行为研究也在增加，伦理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领导风格，在国内各组织中被广泛应用。不同领导风格对员工行为、组织承诺以及组织绩效等因素的影响也是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我国领导风格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的势头依然迅猛，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然而，研究中也存在本土化研究尚不充分的局限。今后还需要基于本土环境拓宽研究视野，避免“拿来主义”式研究，提升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共同推进领导风格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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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对家庭理论的集中表述，是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经典文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并实践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关系中，还存在着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家庭理论的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当前婚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推动新时代和谐婚姻家庭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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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健康人格的主要场所。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新时代 [ 1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更加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当前社会中在婚姻家庭方面，仍由于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私有制消极观念等原因的影响存在许多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正确看待婚姻家庭关系，才能建立良好的家庭伦理观念。恩格斯所著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关家庭观念的重要著作，其中有关婚姻家庭的论述，对于正确看待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和谐婚姻家庭具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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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起源》一书的背景与内涵 《起源》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生前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读书笔记加以撰写，于1884年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了单行本。该书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印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文章中，恩格斯花费很大一部分章节详细讲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历史的演变过程，以生产力的发展来分析各个家庭制度的推进，并指出家庭形式随着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发展依次经历四种形式，分别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以及专偶制家庭。血缘家庭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它排斥不同辈分之间互为夫妻，同辈子女自然为夫妻；普纳鲁亚家庭是家庭发展的第二阶段，它不仅排斥了不同辈分之间互为夫妻，并且排除了兄妹之间互为夫妻的情况；前两个阶段是群婚制向个体婚制的过渡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 [ 2 ] 就出现了家庭的第三阶段，对偶制家庭，即一男一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生活在一起。该阶段处于以女性为主体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换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家庭外部获取财产不断增加，为了使子女能够继承父亲的财产，便将子女加入父系氏族。从此由母权制而转入父系社会。恩格斯在文中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 3 ]；为了确保子女血脉的纯正性，女子的贞操被严格要求，最后过渡到专偶制家庭，确保生育有确凿无疑的子女来继承父亲留下的遗产。其与对偶制的区别在于更具稳定性，并且双方不能任意解除婚姻。但其目的是针对女性而言的。 《起源》中关于家庭的起源和历史的演变部分的丰富内容让我们了解到，家庭制度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 4 ]。在书中，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对家庭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对家庭产生背后所隐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等因素进行了深刻分析。最后，恩格斯在批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家庭关系异化的同时，提出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家庭成员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起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丰碑，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观论述的重要著作，其中的丰富内容对当代婚姻家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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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当代中国家庭内涵与矛盾 婚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部分，良好的婚姻家庭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点。中国自古对家庭十分重视，不断建立健全婚姻家庭制度。1931年5月5日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较于《大清民律草编·亲属编》相比进步于确立了两愿离婚和离婚诉讼制度，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婚姻制度对我国传统婚姻制度进行了扬弃。新中国成立初，设立的第一部国家大法为《婚姻法》，其更加强调夫妻二人，将婚姻从更广义的亲属中剥离出来，强调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我国婚姻家庭理论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点，既吸收近代资产阶级取代传统封建制度的成果，又发扬、传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今社会，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应当更加注重伦理道德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使婚姻家庭更加幸福、和睦和祥和 [ 5 ]。但当前婚姻家庭在中国国情的现实因素影响下仍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理论是中国当代婚姻家庭理论最直接、最重要的来源，本文以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国情的现实状况为依据，分析新时代家庭观中存在的矛盾和不足。 3.1. 传统格局导致对女性的压迫 恩格斯在文中提到，在古代共产制经济中，女性在家中料理家务如男性外出打猎一样，属于公共的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个体家庭制度的产生，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男性成为主要的财富创造者“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 [ 2 ]。而大工业的发展，给女性带来了加入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如果履行家中的义务，便无法加入社会生产，无法在公共事业中获得独立的收入。如果加入社会劳动，便不能履行家中的义务。 中国自古重视家庭，素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千古名言，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更印证的恩格斯的论述。在当代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加入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但私人化了的家务和固有的传统思想导致女性无法脱离传统格局的束缚，增加了进入公共事务中的障碍，男性逐渐掌握家庭经济的主要地位，经济压迫导致了女性的弱化而延续至今。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妇女解放应作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理论需要改善的一方面，作为新时代婚姻家庭观的奋斗目标，为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而努力。 3.2. 私有制消极观念造成择偶标准趋利化 《起源》中提到，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为骑士性爱而非夫妇之爱，这种性爱表现为热恋，表现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而在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的方式为父母为年轻的儿子寻得适当的妻子，而结合后的婚姻，“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 [ 2 ]。恩格斯在文中激烈的论述“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 2 ]。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提升国际间综合国力是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性步骤。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期，无可避免的产生了个人趋利心理。中国以家庭为中心，对于家庭的组建尤为重视。私有制消极观念导致的负面因素之一为缔结婚姻时择偶标准的趋利化，甚至将财产作为结合婚姻的基础。因财产而结合的婚姻，对婚后的家庭财富尤为重视，而男性或女性婚后对对方的经济诉求也变得更加强烈，而导致无论面对配偶或长辈，人生价值异化的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之上。 3.3. 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导致家庭关系淡薄 近代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超过30%，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建设稳中有健的发展源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经济水平持续提高，归功于中国人民对于经济建设的投入，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结果。但投入社会公共事业精力过多而导致家庭关系不和谐，代际关系的产生，父母教育的缺失，家庭关系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关注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家庭关系的和谐。家庭关系和谐不仅是夫妻间、子女间血缘关系的自然结合，在朝夕相处间也影响着各个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每个家庭成员会形成独特的个体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进程。但从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状况出发，人们都在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地位。对于家庭本身的关注越来越少。投入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排在工作之余，并不为所重视。恩格斯在文中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 2 ]。人们对于现代经济事业过多的投入而导致对家庭角色的缺失，对自身的心理发展以及对子女的培育等问题都起到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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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起源》在婚姻家庭中的当代价值 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了婚姻的理想状态，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强调摆脱物质干预的纯真之爱，并提出实现理想婚姻家庭的现实路径，即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关系。面对当今社会中婚姻家庭关系的状况，要汲取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内在价值，建立正确的择偶观念，加强对和谐家庭的重视。这有利于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并为新时代婚姻家庭建设指引方向。 4.1. 对两性平等关系具有促进作用 恩格斯在《起源》中展望了无产阶级两性关系的美好生活，批判了以经济生产为基础的婚姻，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社会才能达到两性的真正平等。文中深刻的指出，父权制社会产生后，丈夫掌握了家庭中的权柄，妻子的地位逐渐下降，变成家庭中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该现象表现的更为明显，而当代该现象或多或少的被隐秘的掩藏起来，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失。马克思在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中写到：“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 [ 2 ]。恩格斯补充到，最初的压迫也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发生的。恩格斯强调，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这里没有财产，而因为财产而建立的父权制便没有推动力了。在无产家庭中，男女只有保持最热烈的爱情才得以结合。必须消灭阶级才能达到两性的真正平等，而“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 2 ]。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在当前社会，女性应该更多的加入到社会主义公共事业中去，获得公共事业中独立的收入，而不是为了处理家庭事务而被排斥到社会事务之外，那么两性间就不会因为对丈夫财产的依赖或公开或隐秘的成为家务的奴隶。新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女生走进公共事业当中，摆脱家中的私人化了的家务事物，但更多的女性应该明确观念，男女不等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女性要更努力、更自信的加入到公共事业之中去，与男性建立平等的关系。 4.2. 为婚姻择偶标准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恩格斯在文中提及有关现代婚姻应有的状态，第一，性爱要以爱与被爱为前提的，此时女子与男子处于平等的地位；第二，通常这种爱要达到很强烈的状态，以至于分开是一个大不幸。而双方为了与对方结合，宁愿承受这种大不幸，甚至孤注一掷；第三，人们对性关系的评价，应产生一种新的价值道德标准，而不是因为利益而结合。恩格斯在《起源》中也表示，只有女性积极的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发展中去，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获得独立的收入，那么在结合婚姻时，“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 2 ]。 新时代初期，首先每个人都要积极的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中去，建立健全自身人格，获得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会将财产作为结合婚姻的基础，而转为将爱与被爱为前提。其次，也要树立符合伦理道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婚姻的结合不以财产多寡来评价价值，而以是否爱与是否被爱来评判。恩格斯在《起源》中说到“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 2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严苛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理论思想，提高自己的价值观念。 4.3. 对家庭关系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当今社会中，注重家庭和谐也是十分重要的命题，家庭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影响所形成的自然关系，更影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走向和发展。恩格斯强调了家庭与社会的联系，分析家庭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关系，家庭压迫与社会压迫的关系，给予我们深刻的理论价值。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直接影响着社会和国家的安定与祥和，我们要重视家庭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注重家庭关系的培育与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把握经济水平的有效提升放在重要位置，也要注重家庭关系带给我们人格上的成长。积极参与家庭角色的融入，创造良好的家庭伦理关系，正确看待家庭的职责与义务，对当代人的身心发展，对国家的安定和谐拥有重要价值。 恩格斯在《起源》中从生产力的角度，剖析了婚姻家庭矛盾的普遍根源。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无可避免的遵从历史规律的演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要严守以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我们应正确看待婚姻家庭关系，与时俱进的把握婚姻的基础，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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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文章以浙江省为例，从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反映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其中选用R & 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变量代表地区技术创新投入能力，专利申请量变量代表技术创新产出能力，选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代表经济发展，最后构建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指标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揭示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和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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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科技水平也在不断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攀升。近几年来，浙江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推动浙江省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市场活力足，创新创业能力活跃，本文以浙江省为例，研究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提升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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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研究 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目前学者们对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成果也逐渐丰富。在研究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的关系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关系，如辜胜阻等(2018)认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 [ 1 ]。王帮俊(2006)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分析，论证了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2 ]。姜军等(2014)以江苏省为例证实技术创新对地区实际GDP起促进作用 [ 3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如王丽君(2020)认为标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在不同滞后期中的相互影响作用是不同的，不能是单一的正向影响效应或负向影响效应 [ 4 ]。赵树宽等(2012)构建了标准化、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认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从长期来看是促进经济增长动力，但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则不明显 [ 5 ]。范建华(2011)等采用协整分析研究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在短期对专利产出有一定的影响，而专利产出在长期来看能够推动经济增长 [ 6 ]。 综上所述，在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是较为丰富的，同时较多研究是从国家层面展开分析，从宏观上来分析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同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各有特点，因此本文对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展开具有针对性的研究，以期为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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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从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反映浙江省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选取了“R & 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变量来反映技术创新投入，符号记为RDER，用“专利申请量”变量来反映技术创新产出，符号记为PA。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则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符号记为PGDP。并从浙江省统计局网站获取了浙江省2002年~2019年的以上三个指标的数据。 本文对RDER、PA、PGDP三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以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影响且不影响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取对数后的序列分别记为LNRDER、LNPA、LNP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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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来分析浙江省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两者间的动态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研究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及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影响关系。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产出未来变化有显著影响，同时经济发展以及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在长期内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就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结果来看，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正向效应，但是技术创新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方差贡献率只有7%，主要是因为目前浙江省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足有关，研发投入对于技术创新的效果不明显，对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带动作用有限。而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投入在短期内有负向效应，但长期来看对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则是积极的正向影响，并且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大，技术创新产出的波动除了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外，还有38%左右的贡献率来自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对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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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抑郁症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给很多家庭造成经济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抑郁症在心理想象上通常表现为侵入性消极想象过多，缺乏积极心理想象，记忆过度概括化，想象生动性贫乏。心理想象是一种在无知觉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经验，是人类认知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它与情感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和精神病理学有着联系。心理想象在临床心理学研究中未被充分探索，但它提出了许多临床障碍(如社交恐惧、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方面潜在的运用价值。特别地，它在抑郁症的干预治疗中越来越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青睐。本文简单地探讨了心理想象在抑郁症治疗中的运用，并指出了今后心理想象研究的一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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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抑郁症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全世界约有3亿人患有抑郁症 [ 1 ]。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持续的心境低落、悲观、快感消退、空虚等，同时还伴有各种认知障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 [ 2 ]。抑郁症增加了全球疾病的总体负担，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巨大痛苦 [ 3 ] [ 4 ]，它到2030年将成为全球负担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在所有疾病中居于第二位 [ 5 ]。并且，抑郁症在男性当中终生患病率约为16.6%~30% [ 6 ]，在女性中患病约为16.6%~40% [ 7 ]，它通常与各种慢性病并发，如心绞痛和糖尿病，并导致其显著恶化 [ 8 ]。在抑郁症的治疗当中，研究发现，心理和药物干预的效果是一样的 [ 9 ]，但是，有证据表明心理治疗比药物治疗具有更持久的影响 [ 10 ]，并且能减少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近年来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CBT)中兴起的心理想象干预，为抑郁症的治疗带来希望，而且能有效防止抑郁症的复发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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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心理想象可能是抑郁症的一个影响因素，也是一种潜在的有强大作用的干预工具。心理想象在抑郁症的干预中应用非常多，通过激活和放大情绪、修正认知偏差，改变行为状态，提高积极想象的生动性，有效地促进抑郁症的心理治疗，更好地缓解抑郁症状，为抑郁症的治疗和复发提供一种有效而可行的途径，心理想象干预可以提高抑郁治疗效果，但是其效度暂时无法考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提供支持，从而使心理想象的干预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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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心理想象的未来研究 想象某一行动会增加该行为的发生概率 [ 28 ]，因此在抑郁的治疗当中，让患者更多地去想象积极的事件，减少抑郁情绪。但是相对地，想象消极的事情(比如自杀)，患者很有可能真的去自杀。未来的研究，应该朝着如何更好地控制患者不去想象消极的事件或行为，更多地去想象积极的行为事件的方向去。其次，关于想象的干预，没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想象的频率和次数也没有具体研究过，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去探索想象对抑郁治疗的一个最佳频率和次数，以及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推广。最后，心理想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经意体验到的，除了在抑郁上的干预研究，或许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它自身的价值。虽然也有将心理想象运用到饮食、锻炼等研究中，但是这方面的文献相当匮乏。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去探讨心理想在其他方面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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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微通道板是具有高长径比结构的二维通道电子倍增器，在微光夜视领域有广泛应用。传统铅硅酸盐玻璃微通道板受到制备工艺和基体材料选择的限制，不能满足小孔径、高分辨率、低噪声等要求。先进技术微通道板打拿极导电层电阻率不易控制且难以做到基体绝缘。原子层沉积技术具有自限性、厚度可精确控制和沉积温度低等优势，为打拿极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介绍了原子层沉积技术原理，导电层结构设计，介绍了ZnO/Al 2 O 3 、W/Al 2 O 3 、Mo/Al 2 O 3 以及Nb 2 O 5 /Ta 2 O 5 作为导电材料的研究进展。最后分析了原子层沉积微通道板导电层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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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微通道板(Microchannel Plate， MCP)是由10 4 ~10 7 个平行的微型通道电子倍增器组成的二维阵列，起着电子倍增、信号增强的作用。广泛应用于微光夜视、天文学、核辐射探测、医学成像等领域 [ 1 ] [ 2 ] [ 3 ] [ 4 ]。 微通道板打拿极电子倍增器的概念由Farnsworth [ 5 ] 于1930年提出，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得以实施。微通道板打拿极由二次电子发射层和导电层组成。二次电子发射层起着电子倍增作用，入射电子通过与发射层碰撞形成二次电子；导电层影响器件电阻，当在MCP两端施加偏置电压时，电流会在导电层内传导，同时补充二次电子发射而损失的电子，使MCP稳定持续工作。由此可见，导电层对MCP的性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传统MCP通过在通道内部插入可酸溶芯玻璃棒，再经过玻璃纤维拉制、切片、研磨、抛光、芯玻璃溶蚀和氢还原处理等工艺制成，又称作还原铅硅酸盐玻璃微通道板(Reduced Lead Silicate Glass-Microchannel Plate， RLSG-MCP)。该工艺依赖于玻璃的结构和成分来确定MCP的几何形状和增益性能 [ 6 ]。RLSG-MCP选取的材料和工艺技术有着局限性，玻璃成分在满足MCP要求的同时，还必须满足对玻璃粘度，熔融温度和热膨胀系数的要求，通常电阻非常高，对低温下颗粒检测有严重的计数率限制，无法进一步提高MCP二次电子发射特性 [ 7 ] [ 8 ]；由于氢还原处理，MCP工作过程中会形成离子反馈效应等，影响MCP使用寿命 [ 3 ]。随着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的发展，高长径比微通道阵列结构和加工产生了新的制备工艺，美国伽利略电子–光学公司的J R Horton [ 9 ] 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以硅为基体材料制备MCP，称作先进技术微通道板(Advanced Technology Microchannel Plate， AT-MCP)。该工艺使用干法刻蚀技术制备高长径比的硅微孔结构，再通过低压化学气相沉积(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LPCVD)制备功能层，实现了功能层和基体的分离制备，使得材料的选择多样化、工艺灵活性大、得到的薄膜纯度高、提高了空间分辨率和整体性能、可以使用高熔点的材料作为基底，热稳定性好，可以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等，被认为是MCP制备技术的一次革命 [ 10 ]。然而沉积高质量的薄膜工艺比较复杂，难以做到基体绝缘，薄膜电阻率也不易调控 [ 11 ] [ 12 ]。原子层沉积技术(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具有自限性、厚度可精确控制和沉积温度低等优势。如今，玻璃微通道阵列的制备工艺较为成熟 [ 13 ]，通过ALD技术在微通道阵列中制备导电层薄膜为高性能MCP的制备提供一条非常有利的途径。 本文综述了ALD技术制备薄膜的原理，对MCP导电层薄膜进行了设计，综述了MCP导电层研究的进展，最后对打拿极导电层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