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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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在乳腺癌发生和进展中的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在乳腺癌的发生、进展过程中起着促进作用。当普通成纤维细胞与乳腺癌细胞系MDA-MB-231共同培养时，普通成纤维细胞可分化形成CAFs亚型，同时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 [ 10 ] 。基因表达谱分析显示，与正常成纤维细胞相比，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有明显不同的基因表达模式，乳腺癌亚型不同其成纤维细胞的基因表型也明显不同 [ 15 ] 。有趣的是，正常乳腺成纤维细胞基因表达变异反而高于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这表明正常乳腺成纤维细胞存在潜在异质性。与激素受体阳性和三阴性乳腺癌相比，HER-2过表达乳腺癌在骨架和整合素信号通路方面，其相关基因出现明显上调。HER-2阳性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可显著增强T47D乳腺癌细胞系侵袭、迁移能力，这表明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特异性可以作用于乳腺癌细胞 [ 33 ] [ 34 ] 。在另一项研究中，1，25二羟维生素D3对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转录作用的影响明显不同于正常成纤维细胞。1，25二羟维生素D3下调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增殖相关基因(NRG1， Wnt5a， PDGFC)表达，上调免疫调节基因表达(nfkb1a， TREM-1)。在正常成纤维细胞组，其诱导基因参与抗凋亡、解毒、抗菌防御系统和抗氧化应激保护系统 [ 35 ] 。研究发现正常乳腺组织纤维细胞与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相比，CAFs中的许多基因表达上调，如：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细胞因子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 (SDF-1)、效应物细胞蛋白酶受体1 (EPR-1)、癌基因(K-ras)等，这些基因产物中大都具有促进侵袭和转移的作用 [ 36 ] [ 37 ] 。从原代提取的成纤维细胞的基因表达在体外培养可能会改变。目前尚不清楚肿瘤成纤维细胞的遗传或表观遗传学的变化是乳腺癌发生和发展的前提还是结果 [ 38 ] 。所以还需要对不同类型乳腺癌成纤维细胞遗传学信息进一步研究。 乳腺癌治疗是涉及手术、放化疗、内分泌、靶向的综合治疗。乳腺癌免疫表型决定了其治疗方式的选择；这些措施包括针对雌激素途径的内分泌治疗(如三苯氧胺、芳香化酶抑制剂和氟维司群)、化疗(如蒽环类、紫杉、铂类)和靶向治疗(如抗HER-2药物、mTOR抑制剂、CDK4/6抑制剂) [ 39 ] 。早期筛查和不断发展的治疗手段显著改善了乳腺癌预后，但耐药性仍然是乳腺癌治疗中的难题。而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可能有助于解决治疗抵抗的问题。体外研究表明，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可以通过激活MAPK、PI3K/Akt通路和磷酸化ERα调节三苯氧胺耐药 [ 40 ] 。在MCF-7与成纤维共培养试验中，可以观察到MCF-7细胞线粒体使用CAFs产生的乳酸或酮体进行代谢 [ 41 ] 。蛋白质组学分析表明，在正常氧环境中，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特征物性标志Cav-1缺失可导致CAFs糖酵解酶转录水平升高 [ 41 ] [ 42 ] 。研究表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可以使三阴乳腺癌细胞在与EGFR抑制剂吉非替尼共培养的环境中存活 [ 43 ] 。这可能是过度表达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乳腺癌细胞使用EGFR抑制剂没有临床效果的原因所在。通过这些实验，我们可以从中探索乳腺癌治疗新思路。 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是乳腺癌微环境中含量最多的细胞成分，在乳腺癌的发生、转移、脉管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对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定义、起源和生物学异质性等重要特征的认识仍有待深入。目前包括乳腺癌在内的抗肿瘤治疗几乎都是仅仅针对肿瘤细胞治疗，这是极其片面的。因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肿瘤的播散、转移与“种子和土壤”两者都有着密切关系。有关乳腺癌微环境中关键成分的研究可能会进一步阐明癌细胞及其微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中发现治疗乳腺癌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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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新一代同步辐射大科学装置的出现，获得高品质X射线光源成为可能，X射线显微成像技术广泛应用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波带片作为X射线显微成像系统中聚焦与成像的核心元件，其制备和性能提高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本文介绍了波带片的基本概念、主要类型和应用领域，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在波带片制备方面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在总结波带片技术瓶颈的基础上，指出了利用多层薄膜切片法是制备硬X射线波带片的理想方法，我国亟待开展相关研究。 关键词 :X射线，聚焦，成像，波带片，切片法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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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X射线因具有波长短(0.1~10 nm)、穿透能力强等特点，自1895年被发现以来，科学家们就预见到X射线显微术是高分辨无损观察厚样品内部结构的最佳方法。但由于高效率、高亮度X射线光源以及使X射线弯曲聚焦光学元件的缺乏，X射线显微成像技术发展缓慢。20世纪70年代末，高亮度的同步辐射光源、自由电子激光、等离子体射线源的发展，为X射线显微成像系统提供了高效率的光源；微细加工技术的发展使X射线聚焦、成像元件(如X射线波带片、复合透镜、沃特镜、锥形毛细管等)的制备成为可能；高速度、高灵敏度、高分辨率X射线探测器的成功研制也助力了X射线显微成像技术的发展 [ 1 ] [ 2 ] 。 波带片由于分辨率高、像差小，是目前X射线显微成像系统中普遍采用的聚焦、成像元件。图1是一个典型X射线全场透射显微镜的示意图，类似于光学显微镜，入射X光通过聚焦波带片照射到位于波带片焦点处的样品上，然后通过高分辨的物镜微波带片放大成像到CCD探测器上 [ 1 ] 。目前大多数透射式软X射线显微镜都用波带片作为聚光镜，但是硬X射线聚焦波带片的制作难度高，多用毛细管聚焦镜替代波带片。 图1. X射线全场透射显微镜示意图 波带片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变间距光栅，是由线密度径向增加的明暗相间的同心圆环带组成的，波带片的分辨率由最外环波带的宽度决定。因此要实现X射线高分辨率成像，必须缩小波带片的最外环宽度；同时要实现X射线的高效率聚焦，必须提高波带的高度，使得相邻两个波带的相位差为π，在第一聚焦点实现相干衍射 [ 3 ] 。由此可见大高宽比(高宽比为波带片的高度与最外环宽度的比)波带片结构是必然的发展方向，这给电子束光刻结合重金属电镀的波带片传统制备工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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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波带片的基本参数和主要类型 2.1. 波带片的基本参数 X射线波带片结构为一系列明暗相间的同心圆环，如图2所示。每个环带的面积相等，这些明暗相间的圆环分别使用入射X射线透明与不透明的材料，从而使通过相邻透过或不透过的光程相差一个波长，从而在焦点上发生透过不同环带的相同位相光线的叠加 [ 4 ] 。图2中r 1 是第一环带半径，r N 是第N环带半径，dr N 为最外环宽度。当波带片的焦距f和入射X射线波长λ满足 时，r n 可通过式(1)计算，进而可得各环带的宽度为 d r n = r n − r n − 1 ( 2 ≤ n ≤ N ) 。 r n 2 ≈ n λ f (1) 图2. X射线波带片结构(a)及其聚焦X射线示意图(b) 波带片的空间分辨率∆δ定义为两个彼此不相干的点源能够被分辨的最小间距，它与波带片最外环宽度基本相当，当X射线垂直入射时， δ = 1 . 22 d r N ；当X射线斜入射时， Δ δ = 0. 61 d r N 。 由于波带片的特殊光栅结构，在光轴方向上会产生很多衍射级次，且只存在奇数级次焦点与零级焦点(未衍射部分)。通常情况下仅需计算波带片的一级衍射效率，即波带片一级焦点处光强I 1 与照射在波带片上光强I 0 之比。材料折射率为： n = 1 − δ − i β ，其中δ为相位项，β为吸收项，结合标量衍射理论，可计算波带片的一级衍射效率。 2.2. 波带片的主要类型 2.2.1. 按工作波长分类 根据波带片的工作波长范围，可将其分为软X射线波带片和硬X射线波带片。软X射线波带片的工作波长范围为1~10 nm，硬X射线波带片的工作波长范围为0.01~1 nm。 2.2.2. 按功能分类 根据波带片的不同功能，可将其分为聚焦波带片和成像波带片。 聚焦波带片主要用于X射线的聚焦和消色散。为了尽可能聚集更多的X 射线，获得更大的光通量，聚焦波带片的直径一般较大，约为2~3 mm，环带数为10 3 ~4 × 10 4 。由于制作难度大，应用得较少。 成像波带片主要用作X射线显微镜的物镜。为实现高分辨的成像，拓宽X射线的可用带宽，成像波带片的最外环的宽度很小，环带数在百量级，直径为10~100 μm，因此又被称为微波带片。 2.2.3. 按作用机理分类 根据波带片的不同作用机理，可将其分为振幅型波带片和位相型波带片。 振幅型波带片由相互交替的透明和不透明的环带构成。不透明部分的材料常常是金，透明部分一般为空气。振幅型波带片的一级衍射效率可由式(2) [ 5 ] 计算， E f f = 1 π 2 ( 1 + e − 2 k β t − 2 e − 2 k β t cos ( k δ t ) ) (2) 式中k为波数， k = 2π / λ ；β为不透明材料的吸收项；δ为不透明材料的相位项；t为不透明材料的高度。 位相型波带片中的两种材料均是全透明的，通过选择合适的材料、控制波带片的高度，使其相邻环带引入π相移。位相型波带片的一级衍射效率可由式(3) [ 5 ] 计算，其最大值为40.5%，约是振幅型波带片衍射效率的4倍，这对波带片的质量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在样品成像过程中，低效率的波带片需要增加X射线剂量来提高衬度，而高剂量必然导致严重的辐射损伤，不可能对活体生物样品进行成像。 E f f = 1 π 2 ( e − 2 k β 1 t 1 + e − 2 k β 2 t 2 − 2 e − 2 k ( β 1 t 1 + β 2 t 2 ) cos ( k ( δ 1 t 1 − δ 2 t 2 ) ) ) (3) 式中k为波数， k = 2π / λ ；β 1 、β 2 为两种材料的吸收项；δ 1 、δ 2 为两种材料的相位项；t 1 、t 2 为两种材料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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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波带片的应用 在X射线波段，各种材料的折射率都近似等于1，常规的折射光学元件都无法汇聚X射线，波带片因其特殊的结构设计，成为X射线聚焦、成像系统的核心元件，在诸多科学领域应用广泛。在材料科学中，用于研究磁性材料在纳米尺度的基本物理性能 [ 6 ] [ 7 ] ，分析太阳能电池中的金属缺陷大小和分布情况 [ 8 ] [ 9 ] ，表征纳米尺度上燃料电池和蓄电池的电化学表面现象 [ 10 ] 等；在生命科学中，通过实现对冷凝细胞的三维图像 [ 11 ] ，细胞器超微结构 [ 12 ] 、人类和小鼠细胞的成像 [ 13 ] ，以及小鼠癌细胞的层析成像 [ 14 ] 等，用于研究组织细胞的内部结构；在环境科学中，利用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研究混凝土的损伤机理 [ 15 ] [ 16 ] ，利用低能X射线荧光光谱技术研究植物在酸性环境的生长机理 [ 17 ] [ 18 ] 等；此外，X射线谱学显微技术在考古学、古生物学、文物学方面也有重要应用，用来研究文物、化石结构 [ 19 ] 等，X射线光刻尤其是软X射线光刻在微细加工领域应用广泛，可用来制造高深宽比的结构 [ 20 ] ，应用于微机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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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本文综述了波带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现状，得到的结论可归纳如下： 1) 分辨率与衍射效率相互制约是波带片发展的最大瓶颈，波带片的衍射效率与波带片的结构密切相关，理论上位相型波带片高于振幅型波带片，台阶型波带片可进一步提高波带片的衍射效率，且台阶数越多，衍射效率越高。 2) 当前低能量(<15 keV) X射线波带片的主流制备方法是电子束光刻结合重金属电镀工艺，最小分辨率为12 nm。但由于电子束在光刻胶中的散射和二次电子的横向扩散造成的邻近效应，限制了波带片的高宽比，波带片的衍射效率低，需继续开展诸如二次光刻、电子束与X射线光刻结合、波带片堆叠以及复合波带片等新方法来提高波带片的衍射效率。 3) 多层膜法是制备硬X射线波带片的理想方法，可很好地解决波带片分辨率与衍射效率之间的矛盾，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亟待开展相关研究。当前多层膜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降低薄膜的厚度误差和环带界面的不均匀性，提高波带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4) 本文作者所在团队初步开展了多层膜法制备波带片的工作，实现了利用ALD结合FIB制备符合衍射要求的波带片，未来会逐步优化制备工艺获得性能优良的X射线波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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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长链非编码RNA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为一类长度大于200 nt，不具有蛋白质编码功能且大多具有polyA尾巴结构的RNA分子。截止2016年，全球每年疟疾发病病例高达2.16亿例，近年来，由于耐药性原虫和耐杀虫剂蚊的出现，消除疟疾对人类的危害仍是一项艰巨的科学任务。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研制有效的疫苗、开发新的抗疟药物以及创新使用现有抗疟药物，而疟原虫的毒力调节机制、基因激活、代谢等过程尚有许多未知的方面，为疫苗研发和药物开发带来许多困难。lncRNAs在恶性疟原虫发育、代谢、致病机制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了解lncRNAs的毒力调节机制、基因激活过程，有利于对恶性疟原虫的致病机制有更清晰的了解，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诊疗策略，开发有效的抗疟方法。本文就lncRNAs调节恶性疟原虫的毒力及其基因激活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关键词 :恶性疟原虫，长链非编码RNA，VAR基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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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根据2017年世界疟疾报告发布的数据，截止2016年，全球每年疟疾发病病例高达2.16亿例，其中非洲是疟疾的主要发生地，其死亡病例占2016年全球疟疾死亡病例的91%，紧随其后的是占比6%的亚洲东南亚区域。在非洲，将近60%的人口受到疟疾威胁，其中80%的感染者是儿童，疟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儿童的第二位死亡原因 [ 1 ] 。目前，已有抗疟药抗药性问题严峻，寻找新的恶性疟原虫诊疗手段和药物作用靶标显得十分迫切 [ 2 ] 。最近研究表明，基因组中的lncRNAs在恶性疟原虫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3 ] ，因此，更深刻地了解lncRNAs与恶性疟原虫的毒力调节机制、基因激活过程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恶性疟原虫的致病机制，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策略，为恶性疟原虫预防、早期诊断以及有效抗疟方法的开发服务。 近年来，研究表明寄生虫感染引起宿主lncRNA的表达变化，而lncRNAs表达的失调也与多种寄生虫疾病存在紧密的联系。恶性疟原虫具有复杂的基因表达调控系统，因此开展lncRNAs调节恶性疟原虫的毒力及其基因激活的研究，对揭示恶性疟原虫的病理生理学和发病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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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lncRNAs概述 人类基因组计划表明，人类基因组有30亿个碱基对，其中1.5%为蛋白质编码基因，98.5%为不能编码蛋白质，这些不具有蛋白质编码潜能的基因序列曾被认为是“垃圾基因” [ 4 ] 。约75%的人类基因组能被转录成RNA，其中约74%的转录产物为非编码RNA (non-coding RNA， ncRNA)，且绝大多数被转录为长链非编码RNA [ 5 ] 。lncRNAs转录本长度超过200 nt，无蛋白质编码能力，缺乏开放阅读框。大多数lncRNAs是由RNA聚合酶II转录，与含5，7-甲基鸟苷帽和3，多聚(A)尾的信使RNA (mRNA)有相似性，不同的是lncRNAs缺乏编码能力。ENCODE计划收录接近16，000个lncRNAs基因，产生了超过28，000个不同的转录物 [ 4 ] 。数量种类丰富、核苷酸序列长、作用方式多、功能多样化、特异性强和明显的时空与组织特异性决定了lncRNAs丰富多样的生物学功能。lncRNAs在表观遗传水平、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等多个层面对基因的表达进行调控。各类生物体中都存在大量的lncRNAs.，尽管大部分lncRNAs的功能尚未清楚，但大量研究显示，lncRNAs广泛参与细胞增殖、分化、代谢、凋亡等生理活动，在代谢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发生和寄生虫感染等多种生物学进程中均发挥重要功能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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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恶性疟原虫概述 疟疾以昆虫和蚊为主要传播媒介，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泛流行的以发热、贫血和脾肿大为主要症状的感染性疾病。疟疾是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2017年世界疟疾报告发布的数据，截止2016年，全球每年疟疾发病病例高达2.16亿例，其中非洲是疟疾的主要发生地，占2016年全球疟疾死亡病例的91%，紧随其后的是占比6%的亚洲东南亚区域。在非洲，将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受到疟疾威胁，其中80%的感染者是儿童，疟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儿童第二位死亡原因 [ 1 ] 。 在感染人的４种疟疾病原体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中，恶性疟原虫是对人危害最大也是致死率最高的的一种。免疫力低下患者和妊娠期妇女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抵抗力降低，易发生感染，甚至可能发展成致命的脑型疟等凶险型疟疾。此外，寄生虫感染对初次妊娠的妇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可能与初次妊娠孕妇的孕期子娴有关 [ 7 ]。 当携带有恶性疟原虫子孢子的雌性按蚊叮吸人血时，每次约有20个子孢子随唾液注入人体内。子孢子大部分停留在皮肤，部分进入淋巴结，其余则经血流侵入肝细胞。未成熟疟疾孢子虫迁移到人类肝脏，它们通过吸取肝细胞内营养进行裂体增殖，发育为红外期裂殖体，裂殖体成熟后胀破肝细胞，裂殖子释放入血液，进入血液循环的裂殖子侵入红细胞内进行发育 [ 8 ] ，见图1。 受恶性疟原虫感染的宿主红细胞会进行细胞重建，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受感染红细胞表面出现很多疣状突起(Knob)。恶性疟红细胞膜蛋白1s (PFEMP1s)是由疟原虫基因组编码产生的毒性蛋白，是疟原虫毒性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疟原虫进入人体后免疫应答的主要抗原靶点 [ 9 ] 。PFEMP1s以相互排斥的方式表达，向红细胞表面转移，通过受感染红细胞表面的疣状突起被粘附在红细胞表面，介导红细胞与宿主内皮细胞受体结合，从而使微血管系统中被感染的红细胞隐蔽。疟原虫通过免疫抑制方式参与免疫逃避，使它能够逃避宿主的清除，延长了感染期，使恶性疟原虫产生能够感染蚊子的雌配子。免疫逃避使被感染的红细胞在微血管系统中聚集，并因阻塞作用致宿主脉管系统破裂和出血，脏器功能受损 [ 10 ] 。 PFEMP1s由Var基因编码，Var基因是由60个高度可变的基因家族组成的基因簇，位于染色体末端亚端粒区。恶性疟原虫每次只能表达一个Var基因，而其余的基因家族成员则保持沉默 [ 11 ] 。这种不同基因之间的切换抗原变异机制有助于寄生虫实现免疫逃避。寄生虫转录沉默的机制尚未被阐明，但现有研究表明寄生虫转录沉默的机制与表观遗传机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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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lncRNAs与恶性疟原虫 4.1. lncRNAs在调节Var基因激活和相互排斥性表达中发挥关键作用 lncRNAs在调节Var基因激活和相互排斥性表达中发挥关键作用 [ 12 ] 。Var基因相互排斥性表达机制的关键是Var基因家族的60余个基因只有一个能够被表达，其余皆被沉默，这种抗原变异机制，交替表达由多拷贝Var基因家族成员编码的多种抗原，有助于寄生虫实现免疫逃避。抗原变异产生的免疫逃避 图1. 疟原虫在生活史 依赖于对Var基因表达过程的严格调控，这一调控确保只有一种Var基因在同一时期内被表达，而其余的基因家族成员则保持沉默 [ 11 ] 。近年来，关于Var基因独特的转录调控机制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结果显示，Var基因激活和相互排斥性表达是由多个因素参与的复杂体系调控的，涉及Var基因lncRNAs的调控、转录调控蛋白、核染色质结构、基因位点的迁移等，且与表观遗传机制相关 [ 3 ] 。 表观遗传(epigenetics)是指非基因序列改变所致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且这种改变在细胞发育和增殖过程中能稳定传递。近年来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疟原虫生命阶段，还是在宿主体内的适应过程，lncRNA编辑、组蛋白修饰、DNA甲基化等表观遗传学的调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13 ] 。Broadbent等人发现一类22个lncRNAs与染色体末端碱基互补，互补位置在Var基因位点附近，提示lncRNAs可能是Var基因表观遗传调控基础的机制 [ 14 ] 。 lncRNAs通过活化特定Var基因上游启动子，以序列和浓度依赖的方式启动沉默的Var基因，反之，机体产生补体肽核酸分子干扰lncRNAs，下调了活性Var基因含量，消除了表观遗传记忆，并诱导表达转换 [ 12 ] 。这些反义lncRNAs在调节Var基因激活和相互排斥性表达中发挥关键作用。 4.2. 疟原虫毒力调控 寄生虫毒力调控表观遗传学机制通常是修饰控制异染色质形成的组蛋白，已知恶性疟原虫有一套完整的真核生物组蛋白修饰基因 [ 3 ] 。 目前，对Var基因激活和相互排斥性表达的表观遗传改变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调节恶性疟原虫激活和沉默的Var基因的表观遗传机制已经被研究清楚，与之相关的关键蛋白质和DNA元件也已经确定。 Var基因的激活通过组蛋白H3第9位赖氨酸残基(H3K9)乙酰化和组蛋白第三亚基四号赖氨酸的二、三甲基化(H3K4me2/me3)实现，H3K4me3作为组蛋白密码或组蛋白标识识别基因启动子启动基因激活，而Var基因抑制则通过上调抑制性表观遗传标记物H3K9me3实现，H3K9me3与恶性疟原虫异染色质蛋白1 (PfHP1)结合从而形成核异染色质，H3K9me3和PfHP1结合不仅发生在Var基因位点上，还发生在所有染色体与Var基因相邻的端粒相关重复元件区域(TARE)上。TARE和子端粒区域的Var基因被称为ups-B型Var基因 [ 3 ] 。 Broadbent等人通过转录分析验证了872个蛋白质编码基因和60个lncRNAs与恶性疟原感染毒力调控的关系。他们发现了一类lncRNA与染色体末端TARE区域特定结合，被称为lncRNA-TARE。一方面，lncRNA-TARE可能调控疟原虫Var基因，lncRNA-TARE与upsB型var基因座毗邻，并在寄生虫分裂期间协调表达 [ 14 ] 。另一方面，顺式作用元件SPE2是Var基因沉默调控的关键序列，由12个碱基对组，lncRNAs-TARE含有大多数SPE2结合位点，而除lncRNAs-TARE外的所有SPE2结合位点存在于upB型Var基因的启动子中 [ 15 ] 。 综上所述，基因组内的排列位置、lncRNAs-TAREs的转录模式、lncRNAs-TARE含有大多数SPE2结合位点、Var基因的激活等过程说明lncRNA可能是通过调控异染色质形成，调控Var基因发挥作用，从而调控基因表达，达到调节寄生虫毒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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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随着对lncRNAs的研究日益增多，发现lncRNAs广泛参与有机体增殖、分化、代谢、凋亡等重要的生理活动，在多种生物学进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功能。其在恶性疟原虫的毒力调节机制、基因激活过程中的作用也逐渐被揭开，有利于我们对恶性疟原虫的致病机制有更清晰的了解，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诊疗策略，为开发出更有效的抗疟方法服务。但lncRNAs在其他类型寄生虫领域的研究还很少，lncRNAs与各种寄生虫的关系尚未完全清楚。据最新研究，有179个Vir样基因和3018个ncRNA等基因或转录物在间日疟原虫转录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 16 ] 。曼氏血吸虫感染者五种lncRNA：Sm-lncRNA 5，Sm-lncRNA 6，Sm-lncRNA 9，Sm-lncRNA 10和Sm-lncRNA 12表达量较高，而表达量最高的Sm-lncRNA 5可能成为筛选曼氏血吸虫感染的有效标志物 [ 17 ] 。日本血吸虫、间日疟原虫、阴道毛滴虫等寄生虫的病理生理学和发病机理可能与lncRNAs紧密相关 [ 18 ] [ 19 ] ，lncRNAs与各种类型的寄生虫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lncRNAs可能不仅对毒力调节机制以及基因激活过程至关重要，也可能在作为寄生虫疾病早期诊断及有效治疗的靶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是否所有的lncRNAs均发挥作用，这些发挥作用的lncRNAs是否可以被检测到，通过何种方法可以简单易行地检测lncRNA的表达，lncRNAs是否可以成为寄生虫疾病预防信号、诊疗靶点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等的发展，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对lncRNAs研究的深入，lncRNAs与各种类型寄生虫感染之间的关系将逐渐被揭开 [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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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小剂量多塞平治疗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的有效剂量、疗效差异及临床安全性。方法：采用病例随机对照研究方法，将78例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随机分成2组，分别为西酞普兰组(39例)和多塞平组(39例)，两组病例每日分别服用西酞普兰(20 mg/d)和多塞平(6.25~12.5 mg/d)，治疗持续12周。两组病例的睡眠状况的变化用匹兹堡睡眠量表(PSQI)来评定，该量表包括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6个因子项。在治疗后4周、8周与12周时间点上，对病例根据PSQI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进行评定，并收集数据并观察记录治疗的安全性。结果：与治疗前相比，在治疗后4周、8周与12周时间点上我们发现：① 在治疗后3个时间点，小剂量多塞平组的PSQI总分及因6个因子项评分均明显下降(P < 0.05)，研究结果提示小剂量多塞平可以明显改善睡眠质量；② 伴随着睡眠质量的改善，2组患者的焦虑症状也获得了明显缓解(P < 0.05)；与西酞普兰组比较发现，多塞平组在治疗后8周(P < 0.01)与12周(P < 0.001)时，入睡时间缩短，主观睡眠质量改善。两组之间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404)。结论：小剂多塞平适合于伴发焦虑症共病性失眠的长期治疗。但多塞平可能更加适用于入睡困难明显的共病性失眠患者。 关键词 :焦虑症，共病性失眠，入睡困难，西酞普兰，多塞平，治疗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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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失眠症，是焦虑症的常见伴发症状之一，而伴发失眠症状的焦虑症常常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之一 [ 1 ] [ 2 ] [ 3 ]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唯一症状出现的原发性失眠，仅占失眠总人数的10%~20%；而共病性失眠(又称“继发性失眠”)占总失眠人数的80%~90% [ 2 ] ，其中焦虑症相关的失眠约占慢性失眠患者总数24% [ 2 ] [ 3 ] 。与非焦虑性失眠相比，焦虑性失眠患者的睡眠效率、睡眠总时间和慢波睡眠百分比均显著减少 [ 1 ] [ 2 ] [ 3 ] 。然而常规大剂量多塞平(100~300 mg/日)治疗存在病人副作用大、依赖性差等严重临床问题，成为临床医生与患者均面临的棘手问题。近年来国外有文献支持小剂量多塞平可能具有明显失眠改善作用，且临床安全性较好 [ 4 ] [ 5 ] ，但小剂量多塞平作为潜在的临床治疗失眠症的药物，其临床治疗的有效剂量、疗程、疗效与安全性仍然缺乏系统性的临床研究报告。根据国内外研究资料，本研究采用小剂量多塞平(6.25~12.5 mg/日)，进一步观察小剂量多塞平对于合并焦虑症共病性失眠的临床价值，以期进一步确认它们的有效性、差异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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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随机入组、平行对照方法，入组的患者为2012年9月~2014年1月至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初诊病人。入组标准：① 根据焦虑症诊断标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详见附表1)及匹兹堡睡眠量表(PSQI)(详见附表2)筛选符合条件的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即HAMA > 14分，PSQI ≥ 7分；② 年龄45~64岁；③ 至少半年内未服过免疫调节剂和激素制剂；④ 至少2周内未服过任何精神药物；⑤ 无酒精以及药物滥用史；⑥ 要求至少小学文化程度。排除标准：① 排除脑血管病、肿瘤、外伤、脑炎等大脑器质性疾病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内分泌疾病，排除明显的血液系统等其他系统器质性病变；② 无严重的躯体疾病；③ 非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④ 无合并其它精神疾病；⑤ 每周至少5天夜晚入睡时间变化超过2小时；⑥ 已服用过会影响睡眠的其他药物，如安定等。共78例。将符合以上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A组、B组各39例，以上两组的病人之间的起始PSQI评分(P = 0.140)、HAMA评分(P = 0.630)、年龄(P = 0.245)、性别(P = 0.129)等因素选择具有可比性。 2.2. 临床干预 A组(西酞普兰组)口服西酞普兰20 mg，每日早餐后服用，为阳性对照组；B组(多塞平组)口服多塞平6.25~12.5 mg，每晚睡前30分钟服用，为治疗组。两组疗程均为12周。由经过培训的两名评定员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周末、第8周末、12周末对受试者进行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SQI)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测评，并记录不良反应。 2.3. 疗效评定 睡眠质量评定采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分为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习惯睡眠效率、睡眠紊乱、用睡眠药物和白天功能紊乱7个因子项，各因子项累计得分系PSQI总分。焦虑症状改善的评定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变化分析。HAMA评分、PSQI评分按减分率判定疗效：≥75%为痊愈，≥50%为显效，≥25%为进步，<25%为无效。治疗依从性通过电话随访及门诊随访进行记录。 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x ¯ ± s)表示；配伍组资料采用方差分析；成组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检验(1/5以上格子的理论频数T < 5)分析A组与B组间。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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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A组在治疗过程中由于出现不良反应不依从3例(7.9%)，失访1例(2.6%)；B组由于出现不良反应而不依从2例(5.2%)，失访1例(2.6%)。 3.1. 小剂量多塞平对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睡眠功能的影响 与治疗前(初始)相比，A、B两组失眠患者治疗第4周、8周、12周末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习惯睡眠效率、睡眠紊乱和白天功能紊乱6项因子及总PSQI评分均明显降低(P < 0.05) (见图1)。在治疗后第8周末、12周末两组失眠患者入睡时间评分、总睡眠时间评分及日间功能障碍评分降低更加明显(P < 0.001)，A、B两组间各时间点各项评分差异经t检验分析比较发现，8周末(P = 0.002)、12周末(P < 0.001)两组入睡时间评分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小剂量西酞普兰和多塞平均可明显缩短共病性失眠患者的入睡时间，延长其总睡眠时间，提高自我睡眠满意程度，改善日间功能障碍，且伴随治疗时间的延长，治疗效果也明显提高。 图1. 小剂量多塞平及西酞普兰在治疗12周期间，对受试患者睡眠状况的影响。通过PSQI评分项及总PSQI评分来反映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6项因子 Table 1 Comparison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DXP group and citalopram group (n = 39 组别 不良反应 例数 头痛 失眠加重 血压升高 兴奋 恶心呕吐 头晕 心悸 尿频 嗜睡 头面麻木 A组 2 2 2 1 0 0 1 1 0 1 5 B组 3 3 0 0 1 1 1 0 2 0 9 合计 5 5 2 1 1 1 2 1 2 1 14 表1. 多塞平组与西酞普兰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n = 39) 注：A组为西酞普兰组，B组为多塞平组。表格中计数为出现各不良反应次数，故不良反应次数大于例数。Fisher精确概率检验，P = 0.404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组间比较发现，在8周末及12周末时间点上，多塞平组患者入睡时间较西酞普兰组缩短更明显(分别为P = 0.002；P < 0.001)；与治疗后第4周末相比，西酞普兰组治疗后第8周末、12周末失眠患者自我睡眠质量评分降低不明显(P > 0.05)，而小剂量多塞平组失眠患者自我睡眠质量评分持续降低(P < 0.01) (图1， # ，A组治疗前后对比P < 0.05； ## ，A组治疗前后对比P < 0.01；^，B组治疗前后对比P < 0.05；^^，B组治疗前后对比P < 0.01； * ，与A组，P < 0.01； ** ，与A组，P < 0.001)。上述结果提示，多塞平可能对于患者入睡时间及主观睡眠质量的改善更加显著，小剂量多塞平对于焦虑症合并的共病性失眠的治疗可能更具临床意义。 3.2. 小剂量多塞平对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焦虑状况的影响 与治疗前(初始)相比，A、B两组失眠患者治疗第4周、8周、12周末2组焦虑评分均明显降低(P < 0.05)。我们选用线性相关分别分析A、B两组患者各时间点PSQI评分(均值)与HAMA评分(均值)关系，分析结果提示A组患者PSQI评分(均值)与HAMA评分(均值)存在线性相关性(r = 0.990)；B组患者PSQI评分(均值)与HAMA评分(均值)亦存在线性相关性(r = 0.992) (见图2、图3)。且这种相关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研究结果提示，A、B两组患者经治疗后伴随失眠状况的缓解，焦虑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缓解，睡眠质量的改善与焦虑症状的改善可能存在内在的相关性联系。 3.3. 小剂量多塞平患者不良反应分析 总体而言，本次研究中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小剂量多塞平最常见得不良反应报道为头痛、失眠、血压升高、嗜睡、心慌等。且除不依从患者，其他患者随治疗进展，不良反应逐渐消失。我们对比分析发现，与西酞普兰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404) (见表1)。此外，研究中止率两组相似(A组7.9%，B组5.2%)，2例病人退出研究(A组 < 3%，B组 < 3%)。小剂量多塞平组没有明显记忆障碍、认知障碍、口干、视力模糊、心悸等等大剂量多塞平服用时易出现的等可能与抗胆碱能作用有关的不良反应记录。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小剂量多塞平治疗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时，总体耐受性、依从性良好，与常规西酞普兰组之间的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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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小剂量西酞普兰对伴发焦虑症共病性失眠的作用 从本次研究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剂量多塞平治疗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时，可明显改善受试者总睡眠时间、睡眠质量、日间功能障碍等。与目前国内外文献小剂量、极低剂量治疗报道比较 [ 6 ] [ 7 ] ，本研究中小剂量西酞普兰治疗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时，临床疗效相当，但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因此，针对中国人群，进一步研究小剂量多塞平的合适剂量对于增加治疗依从性、减少副作用，进一步提高共病性睡眠的治疗效果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图2. 西酞普兰组患者PSQI评分与HAMA评分直线相关性分析 图3. 多塞平组患者PSQI评分与HAMA评分直线相关性分析 4.2. 小剂量多塞平对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的作用 多塞平作为传统的三环类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TCAs)，小剂量治疗伴有焦虑症的失眠症受试者时显示睡眠质量有所改善，同时没有表现出大剂量多塞平应用时出现的抗胆碱能作用、食欲增加、体重增加或体位性低血压等常见的严重不良反应 [ 8 ] [ 9 ] [ 10 ] [ 11 ] 。本治疗试验过程中小剂量多塞平组(12.5 mg/d)受试者入睡时间、睡眠质量、日间功能障碍等明显改善，仅有2例(5.3%)出现嗜睡，这与小剂量多塞平可改善睡眠最末阶段的睡眠质量，而没有次日残余的镇静作用 [ 10 ] [ 11 ] [ 12 ] 的相关报道一致。因此，小剂量多塞平适合于中国人群中合并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的治疗，总体疗效较好，且副作用较少。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深入研究多塞平的合适剂量及长期治疗安全性，对于增加治疗依从性、减少副作用、进一步提高共病性睡眠的治疗效果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此外，与常规剂量西酞普兰治疗组相比，通过本项研究发现小剂量多塞平可明显缩短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的入睡时间，多塞平组患者8周末及12周末入睡时间、主观睡眠质量较西酞普兰组改善更加明显(P < 0.01)。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小剂量多塞平对于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的入睡困难的治疗可能比西酞普兰更加有效。 迄今为止，包括多塞平在内的三环类抗抑郁药的确切药理学作用机制仍然不够清晰，对于其失眠调控的分子药理学机制仍然研究较少。近20年来关于TCA调控组织胺递质系统参与睡眠调控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成为热门问题 [ 13 ] [ 14 ] 。与新型抗失眠症药物的研究结果对比发现，不同于依赖血药浓度提高GABA能抑制作用的药物(如艾司佐匹克隆)，小剂量多塞平的特点为其血药浓度与临床疗效是分离的。小剂量多塞平的临床疗效在睡眠最后一阶段相对增强，而睡眠初期，即多塞平血药浓度较高时，却显示出较低的临床疗效 [ 14 ] [ 15 ] [ 16 ] 。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与人体在睡眠的最后阶段，体内组胺释放的水平升高，H1受体拮抗剂可拮抗、调节组织胺递质系统功能而参与睡眠功能的调节有关 [ 13 ]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组胺(Histamine， HA)在促觉醒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10 ] ，HA能提高注意力和精神运动性能 [ 13 ] ，它可以促进有目的行为，如觅食 [ 14 ] 。另外，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缺乏HA的小鼠在活跃期开始时觉醒减少 [ 17 ] [ 18 ] 。所以，有学者推测 [ 15 ] 可能是组胺水平在觉醒后大幅增长，小剂量多塞平显示出明显的H1受体拮抗多调节作用；或者通过调控其他并行的觉醒状态和功能活动的促觉醒系统的活动增强，例如食欲素、去甲肾上腺素，而它们不会被多塞平阻断。总之，多塞平作为一种潜在的具有调控组胺递质系统功能的抗失眠药物，可能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其调控睡眠的细胞与分子药理学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小剂量多塞平均适合推荐作为伴发焦虑症的共病性失眠患者的抗失眠治疗药物。但对于入睡困难明显的共病性失眠患者，小剂量多塞平可能明显优于西酞普兰片的效果。然而，本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包括增加样本量、延长临床观察时间、两种药物的差异性、纳入更多的不良反应指标等，同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多塞平调节睡眠功能的细胞与分子作用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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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211名入职1年的基层青年公务员进行调查，探讨基层青年公务员心理资本与情境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1) 男性基层青年公务员在心理资本的自信、希望维度显著高于女性基层青年公务员；2) 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心理资本水平对其情境绩效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 领导–部属交换在心理资本与情境绩效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综合表明，基层青年公务员管理应开展基于心理资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同时基层青年公务员的领导应适度介入下属的工作适应过程。 关键词 :心理资本，情境绩效，领导–部属交换，基层青年公务员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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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公务员的绩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有序运行都直接相关。但仅从公务员工作绩效的任务方面来评价公务员的全部贡献，显然不能满足工作环境的需要。特别是基层青年公务员，入职一年以内为试用期，这既是他们工作适应的重要阶段，也是组织考察人才的关键阶段。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他们的任务绩效，不仅不能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同时还会限制他们做出重要的奉献性行为、组织公民化行为等，因为，他们的这些活动未必与其工作任务直接相关，比如主动承担困难的任务；自愿做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帮助同事、主动合作等，这些行为不仅对他们自身的组织适应有帮助，同时对组织的整体发展也非常重要，可称为情境活动(contextual activities)。Borman和Motowidlo (1993)提出，情境活动对任务活动的完成具有促进作用，应将绩效划分为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和情境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即二维绩效模型。有研究者验证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二维绩效模型在结构上是可以区分开的(王辉，李晓轩，罗胜强，2003)。 已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员工绩效有正向预测作用(倪艳，熊胜绪，2012；周小虎，曹甜甜，2011)，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需通过积极情感才能对员工态度及员工行为产生影响(Avey， Wernsing， & Luthans， 2008)，工作中的高质量领导–部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关系会促使员工愿意为领导付出更多的工作努力，由此赢得较高的个人绩效、领导绩效和团队绩效(Liden & Graen， 1980)。也就是说，心理资本对员工情境绩效的影响是直接作用的结果，还是通过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当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入职一年的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心理资本对其情境绩效的影响，以及领导–部属交换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探讨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对基层青年公务员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增强他们的工作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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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与假设 2.1. 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是积极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Luthans等人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超越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Luthans， Youssef， & Avolio， 2006)，它包括四个维度：自信或效能感、希望、韧性和乐观(Youssef & Luthans， 2007)。具体而言，自信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在动机的驱使下，运用认知资源和有计划的行动成功完成特定的任务(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 2007)。希望是指一种积极的、基于认知的动机状态，由成功的意愿、达到目标的路径以及追求实现目标的能力组成(Snyder & Lopez， 2002)。乐观是对积极结果的预期和对事件的积极归因，即把正向的事件归因于内部、稳定的一般性原因，而把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暂时和偶然的原因(Seligman， 1998)。韧性是指人们在面对逆境、失利、冲突和压力等负面事件时，调整自身的状态并迅速恢复的能力(Masten & Reed， 2002)。Luthans和Youssef (2004)发现，个体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社会环境等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心理资本水平。男性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在自信、希望和韧性方面强于女生，而乐观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童佳瑾，王垒，2009)。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基层青年公务员在心理资本的一些子维度存在性别差异。 2.2. 心理资本与情境绩效的关系 如前所述，二维绩效模型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并且获得许多研究证据的支持。在工作中，情境绩效与任务绩效具有强制性不同，情境绩效指一系列自愿的、人际间的、面向组织的行为，在组织中，情境绩效不会出现在岗位说明书的正式描述中，不直接贡献于组织的技术核心，也不被组织正式的奖惩系统所识别，但它能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和和谐的心理环境，有利于提高整个团队或者组织的绩效(陈胜军，2010)。研究者认为，除了智力能力、生理能力和社会资源外，心理资本是影响个体认知和行动的另一个极为重要、但却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因素(Luthans， Avey， Clapp-Smith， & Li， 2008)。大量研究都支持个体的心理资本与其工作绩效、工作态度显著相关。比如，希望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有积极影响(Snyder & Lopez， 2002)，乐观会改变个体的归因风格，乐观者通常进行积极归因并经历积极的情感，这都能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压力，从而获得较高的绩效和积极的情绪(Carr， 2004)。韧性既可以帮助员工从逆境中恢复并变得更加坚强，还能帮助员工适应顺境并在积极的状态中取得进步和成功(Luthans et al.， 2007)。研究也发现员工工作绩效、组织承诺的优势均来自于心理资本的子维度(隋杨，王辉，岳旖旎，Luthans，2012)。同时，研究者发现，心理资本对情境绩效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对任务绩效的影响(周浩，2011)。综合来讲，心理资本的每个维度都与个体积极的行为结果相关联。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心理资本对情境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领导–部属交换在心理资本与情境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领导效果的好坏一直是组织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领导效果的好坏则取决于一定时期内领导与其下属之间的互动与影响。Graen和Cashman (1975)首次提出领导–部属交换理论(Graen & Cashman， 1975)，研究者认为，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代表下属与主管领导之间在工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个体组织经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Graen & Uhl-Bien， 1995)，在高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情况下，领导会给予员工更多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有分享权力等工具性支持，也包括鼓励、赞扬等情感性支持(Nishii & Mayer， 2009)，从而影响员工产生更多帮助行为(刘蕴，李燕萍，涂乙冬，2016)、组织公民行为(储小平，周妮娜，2010)等，这些行为又与员工的情境绩效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员工心理资本及其各纬度与领导–部属交换也有常密切的关系(唐娟娟，2010)。中国文化被认为具有关系导向(Mao， Peng， & Wong， 2012)的特征，使得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及其积极产出成为组织情境中的重要议题(涂乙冬，2013)。研究发现，希望水平较高的管理人员其管理的部门工作绩效较高，下属的留职率和满意度也较高(Peterson & Luthans， 2013)。对于新入职的员工，良好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直接结果就是员工可以得到主管的保护，能分配到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促使员工做出更多责任承担、帮助行为等，进而导致具有高水平情境绩效的员工也会有更多的提升机会。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心理资本对领导–部属交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领导–部属交换在基层青年公务员心理资本与情境绩效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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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情况 本研究被试主要来源于重庆市全市入职1年的基层选调生，共发放调查问卷234分，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11份，问卷有效率为90.17%。对所收集的数据样本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被试平均年龄为24.09 SE = 2.94；男性101人占总人数47.90%，女性110人占中人数52.10%；被试学历构成方面，专科及以下3人占总人数1.4%，本科147人占总人数69.7%，硕士61人占总人数28.9%；被试所在单位级别，科级单位131人占总人数62.1%，处级单位80人占总人数37.9%。 3.2. 测量工具 3.2.1. 心理资本 采用了温磊等人修订的中文版心理资本问卷，该问卷以Luthans的心理资本问卷的项目和结构为基础，包含4个维度：自信，希望，韧性和乐观，共16项题目。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整体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为0.93，16个题目在四个维度自信，希望，韧性和乐观上的系数分别为：0.80，0.85，0.79，0.84。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我们将4个维度的总得分作为心理资本的测量值。 3.2.2. 情境绩效 情境绩效的测量采用Van Scotter， Motowidlo和 Cross (2000)编制的，由王辉等人2003修订的量表，该量表包括15项题目，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整体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90，15个题目在两个维度人际促进、工作奉献上的系数分别是0.82和0.89。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我们将2个维度的总得分作为情境绩效的测量值。 3.2.3. 领导–部属交换 领导–部属交换研究采用王辉，牛雄鹰和Law (2004)的16个题目的领导–部属交换的量表，测量他们在工作中的领导–部属交换情况。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整体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96，16个题目在四个维度情感、忠诚、奉献和专业尊敬上的系数分别为：0.92，0.85，0.89，0.90。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我们将4个维度的总得分作为领导–部属交换的测量值。 3.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调查问卷发放在重庆市委党校选调生培训班进行，在调查对象确定后，对指导语、问卷发放与回收流程、数据的录检等都进行了严格规定。整个过程采取统一发放、分散作答、统一收回的策略，保证了数据收集的时效性和被试作答的真实性。 采用SPSS22.0和Amos24.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