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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博学鸿儒科征召与孙枝蔚的抉择 1.1. “一生为汉自分明”——应征召前的姿态 在遗民士人的辞受交接中，与其最亲近、思想情感脉络最为相似的莫过于跟自身有同样经历、同样具有忠贞感情的遗民友人，这不仅可以使遗民成为一个凝聚强大力量的群体，也对彼此的行为举止起到监督和激励的作用。蒋东玲在其文章中写道：“友人之间虽然是自由聚合关系，也存在一定的自组织形态，其中最常见的形态即是各类社局团体，社友们在社事活动中切磋艺文，砥砺德行，积淀情谊” [ 1 ]。康熙六年丁未，五月，孙枝蔚赶赴山西屯留省亲，年底归家。这期间，其作诗对自己的容貌做了如下评价：“吾年四十八，被人呼作翁。未老须全白，吟诗恼天公” [ 2 ]。孙枝蔚感叹自己未老先衰，形容枯槁，内心凄苦。康熙七年戊申，孙枝蔚在该年返回江西。不久，好友安徽安庆府桐城人方文卒于江宁，年五十八岁。不难想象其是怀着何等悲痛欲绝的心情前往安徽，在《哭方尔止》一诗中，孙枝蔚赶往尔止住处，一下船，随即上了丧车。其诗云：“白马故人全不至，苍蝇吊客苦相随。城中尚指先生柳，墓上谁书处士碑。一事料应长瞑目，故山终胜傍要离” [ 3 ]。方文，即方尔止，其自号嵞山，取该号之缘由实为示不忘故明之意。嵞山离怀远县最近。周世宗曾远眺该山，称此地充斥王者之气。后明太祖朱元璋在该地起兵，建立了大明王朝。明亡后，方文将其著述起名为《嵞山集》，以告诫自己终生不仕清朝，忠于故明。尔止曾拥有多个别号，如淮西山人。后来又改为忍冬、明农，这些别号大多都与明朝牵扯上了关系。在孙枝蔚的《溉堂集》中，其写下了多首与尔止有关的诗句，尔止大孙枝蔚八岁，二人彼此倾心。如今好友没，枝蔚心中一片凄苦。不久之后，孙枝蔚又在《闻方尔止死后降乩有诗纪异偶成》一诗中写道：“尔止死归途舟中数日后。降于乩有诗云：一生诗酒作生涯，死向江头远市哗。纔到黄泉无所见，阎罗仍戴旧乌纱” [ 4 ]。在“阎罗仍戴旧乌纱”一句中，枝蔚可以说是表达了自己的赤诚忠心与想法。他在内心期望同样对明朝怀着深深爱意的好友尔止，在死后可以与其魂牵梦绕的大明相见。在其后的诗句中，孙枝蔚为死后的尔止勾勒了一个玉皇仙班的美好景象，实则写出了自身对于明朝的怀念之情。 此事过后不久，对孙枝蔚来说亦师亦友的冯宻菴先生前来见访。孙枝蔚在这位八十岁老人的面前，自称其“蒲桠之质”，先生则为“松柏之姿”。其在《冯宻菴先生重至江都见访次来韵》中写道：“容颜久别逢谁问，书札频开不待寻。老畏舟车成错料，诗愁唱和恐难禁” [ 5 ]。诗中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诗愁唱和恐难禁”一句中，已透露出当时清廷对于文字之禁以及遗民群体宴集还是有所控制。但这时的文网之禁相对于顺治时期已经相对宽松了。清廷在这时已经努力地营造出一种相对适宜的生存氛围，其于明遗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孙枝蔚于诗文中对冯先生做了以下介绍：“宻菴先生登崇祯甲戍榜进士，历任至参宪。遭乱后遂隐居杜门，自题所居之堂为易老堂” [ 6 ]。在与这些遗民故老的接触和洽谈中，可以让人有一种群体意识，即认为此身不是孤立于世，此志向情感不唯一人尔。 康熙年间，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显示出清朝强大的“武治”能力，但中原大地各处的分裂势力依旧存在，不可小觑。在清朝版图的南方，是需要费时费力才能收服的三藩；东南方向的郑成功虽然去世，但仍旧保留有一定意义上引起清朝注意的海上抗清势力；在东北方向的沙俄，长期觊觎着黑龙江领域。而对于明遗民来说，虽然清朝政府积极努力地营造着宽松的生存环境，但一旦有任何复兴明朝的希冀，遗民社会就会整个地活动起来，其历史记忆重新得到了疏通，对于故国旧君强烈的怀念便会转化为实际行动，所以在三藩之乱发生后，不少明遗民便弃笔从戎，走上复明道路。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虽然清朝政府极力地推行着满汉民族融合的政策，但在明遗民这一块，却难以彻底地将其牢固铸造的心房成功攻陷。在清朝政府和明遗民之间，依旧横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三藩之乱，则起因于清朝政府内部，故其最终也会被清廷消弭。遗民企图复兴明朝的愿望，终究是南柯一梦。康熙十二年癸丑，归江苏。其后，孙枝蔚开始游历江苏名胜古迹。其曾前往徐州的子房山和放鹤亭。枝蔚作有《子房山》一首，在诗中其表达了对于张良的倾佩之情。但在《附蜀藻》一诗中，孙枝蔚更加地直抒胸臆，其在诗中云：“鸡鸣山下暮烟平，此地曾闻散楚兵。五世相韩身未许，一生为汉自分明” [ 7 ]。遗民在入清以后，并不经常提及明、清字样在其诗作中，而是以其他意象来指代明、清字眼。在此诗中，枝蔚“一生为汉自分明”一句中虽写了张良，但实际上也是自身对于明朝忠贞的隐射。像汉、朱、江南、宋等字眼在遗民诗中多用来代指明朝，胡、北方、边塞等字眼多代表清朝。康熙十三年甲寅，孙枝蔚前往山东滕县。在《乱中再入滕县赠任明府》中，孙枝蔚写到“烽火静已久” [ 8 ] 在此诗中隐隐可以察觉三藩之乱已起，故而枝蔚感叹已经很久没有动乱了。不久，耿精忠反。该年冬季，康熙帝决意亲征。 易代鼎革的明遗民，其在做到自身克己复礼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后辈也有着严厉的要求，希冀素业谨持。清圣祖康熙十四年乙卯，五十六岁的孙枝蔚作《勉儿学医》一诗，在诗中枝蔚认为学医能够“出能活妇孺，入能寿双亲” [ 9 ]。其在文中谈道如今战乱靡定，不可谈什么富贵，希望诸子能够读书守章，长大后能够选择医者这一有仁心的职业。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老一辈的遗民希望自己的子弟也能做到不仕清朝。孙枝蔚曾在康熙帝赐虚衔内阁中书舍人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时戒吾子，不必上铭旌” [ 9 ]。枝蔚在此诗中，希望儿子以后不要入朝做官，其对于后辈的职业有着严格的规范。然而作为这一新生代的遗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过多的易代体验，其对于故明的认识了解，多源自父辈的教诲及口耳相传。孙枝蔚的后辈，生于明亡之际，在枝蔚举家南下避难的途中，也遭受过不少磨难，故而其易代的体验较之他人而言可能更深。其后的《自嘲》一诗中，孙枝蔚写到：“只为童业力已疲，如何更做帝王师” [ 10 ]。枝蔚感叹道自己教授孩童已然身心俱疲，更加无力承担像帝王师这种重任。诗中的迹象表明枝蔚对于做官毫无兴趣，更何况是做清朝官。其教育子弟不准出仕，恐怕也与自身所经历的种种情况有关。遗民士人的严格自律，不仅是要求自己做到，更会要求后辈能够奉行恪守。但这种严苛的要求源于对于明朝忠贞的坚守，更是恪守了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康熙十六年丁巳，孙枝蔚从南昌回到扬州。其在扬州期间作有《双节妇诗》一首，在诗中，孙枝蔚对于程氏姐妹含辛茹苦抚养诸儿感动不已，其感言：“余既慨慕二妇之贤，且有感于君臣之际焉，援笔成篇，兼告缙绅士，使无忘节义云尔” [ 11 ]。从此诗中可窥见在当时遗民士人的眼中，已经将女德与士人节气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而类似的诗句在其诗文集中还有不少，每替这些烈妇节妇作诗以赞赏，便免不得又要在内心多承受一份煎熬，但同时又在时时告诫自己对于忠贞的把持。在孙枝蔚心中，自己依然是怀念故国旧君的明朝人。 1.2. “黄金岂可笼头”——应征召后的姿态 康熙十七年戊午，此正值平定三藩、战事正酣之际。孙枝蔚客居苏州。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一文中写道：“康熙十七年，内阁奉上谕求博学鸿词之儒以备顾问著作，时阁部以下内外应举者一百八十六人” [ 12 ]。圣祖皇帝抽身于三藩平定之事，颁布了如下谕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词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视录用” [ 13 ]。康熙初年，遗民作为清朝版图之上最为显眼的异己力量，且其在社会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正如孔定芳所说：“作为无组织的社会‘自由流动资源’，遗民游离于国家秩序与体制之外，成为一股潜在的社会离心力量，非常不利于统一的政治权威的确立和巩固” [ 14 ]。康熙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对于明遗民来说，是搅动他们平静生活的一颗石子，使得其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清廷强势征召，明遗民群体各自选择不同，有受其强迫但誓死不赴者、有不得已而前往者、有称染恶疾不能前往者、也有趋之若鹜者。遗民们待清态度于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明显分化。而这分化缘由，多少有时间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是因情势的变化导致的。明亡清初，新政权根基未稳，主要着力点放在“武治”方面，而随着情势变化，清朝根基逐渐稳固，遂转向“文治”。在清朝“武治”时期，明遗民活跃于各地，开展各种起义活动。此时很多遗民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如黄道周、夏允彝、万元吉、张国维等，且其中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一时期，明遗民的反抗情绪最为强烈，对于复国之期待也最为炽热。而当清朝转向“文治”后，抗清力量逐渐消失殆尽，清朝正式进入运行轨道，此时已很难实现遗民志向。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部分遗民的志气，而情势的无法逆转则更让人难以接受，志气的淡化可以在游历故国遗迹山水以及自我反思中得到强化，而情势转变则意味着再无回天之力，这一巨大转变可以说在心理上造成遗民世界的极大哀恸。此外，就遗民个人来说，其虽共同拥有“遗民”这一身份，但就个体对于忠贞的坚守与把持来说，不同的遗民可能各自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也是导致遗民分化的一个原因。随着清朝开始以宋明理学为正统，满汉文化逐渐融合，部分遗民的辞受交接开始突破原有的界限，当然这也有一部分清朝官员的有意为之。 关于本论文中心人物孙枝蔚是否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查阅的众多文献中有不同记载。其看法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孙枝蔚没有应试博学鸿儒科，这类文献如《清史稿》《四库全书总目》《皇朝文献通考》等，《清史稿》载：“以布衣举鸿博，自陈衰老，乞还山，遂不应试，授内阁中书” [ 15 ] 《皇朝文献通考》载：“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以老病不能入试，授中书舍人” [ 16 ]。此外，劉廷璣于其《在園雜志》记载：“己未召试博学鸿才内外薦举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给与食用。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试外，应试者五十人。先行赐宴，後方给卷颁题……其年迈回籍者杜越、傅山、王方谷、朱锺仁、申维翰、王嗣槐、邓汉仪、王昊、孙枝蔚俱授内阁中书舍人，猗歟休哉，掄才之典于斯为盛” [ 17 ]。另一类则认为孙枝蔚参加了博学鸿儒科考试，这类文献有《名家诗钞小传》《陕西通志》《鹤征录》《己未词科录》。此外，王晫于《今世说》载：“应召入都，初以老病辞，不许。既将还籍，復有年老授衔之命。”对于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献记载，还是要回归枝蔚自己对于是否参与博学鸿儒科考试在《溉堂集》所作的答案。五十九岁的孙枝蔚被强势征召入京师。其曾以病相推辞，清廷不允，故而只得前往。其曾云：“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饔飨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 [ 18 ]。在写给好友汪舟次的诗中，孙枝蔚这样写道：“念昔吾与子，同自命豪侠。鬼神一有权，出处两难惬” [ 19 ]。从诗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枝蔚对于“出”和“处”的把握无所适从。入京后，孙枝蔚在《见征入京后作》一诗中吐露了自己满腔心声：“百八十人何济济，都矜博学且鸿词。钓鳌客亦来龙伯，卖屐翁初别剑池。高士儒林难共传，柴车骏足敢同驰。布衣老死甘云壑，岂料遭逢类荔枝” [ 20 ]。来来往往穿梭的到处是博学之人，可是孙枝蔚在这些人中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份有多么不凡，其以老布衣自称，并且心甘情愿老死于林间山壑，也不愿自己像被人运回京师的荔枝一样任人差遣。可以想见他对于这场不是甘愿前来的征召有多么抗拒和抵触。杜甫诗中曾写荔枝入京师为博得红颜一笑，枝蔚在诗中将自己的遭遇与荔枝相提并论，身为遗民，可见其内心的无可奈何与无力的屈辱感。此外，孙枝蔚也在诗句开头提到征召的有一百八十来号人，这与相关文献所记载的人数大致相同。从以上孙枝蔚自己所作的诗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是参加了博学鸿儒科考试的。除此之外，王泽弘在为孙枝蔚所作《溉堂后集》序中，给出了清晰明了的答案。其在序中载“上有博学鸿词之选，先生以应。召至。京师寓萧寺中与余居比邻，亦数数聚。首试竣，上以中书待先生” [ 21 ]。此外，今人学者也在其著作中都倾向于孙枝蔚参与了博学鸿儒科考试。赖玉芹在其著作中写到清廷“对孙枝蔚、邓汉仪、王嗣槐等与试未入选的年长者授予内阁中书，对因老病不能入试的傅山和杜越，特旨免试放还，授予中书衔” [ 22 ]。孔定芳也在其文章中写道：“陕西遗民孙枝蔚，被征时年已六十，以病拒试，不允” [ 23 ]。“后‘趣入试，不终幅而出’” [ 23 ] 段荧在《孙枝蔚年谱》中也认为孙枝蔚参加了考试，但最终没有入选。但康熙帝特别命令吏部授予其中书舍人的职衔，后放其回到扬州。 在孙枝蔚到达京师后，清廷未马上安排博学鸿儒科考试，而是在生活上极为关照这批遗民布衣，提供月俸银、食宿，并于考试当天，赐宴与众人，可以说对这一批遗民十分重视。孙枝蔚于其诗《书怀》一诗中注有：“时蒙恩谕令户部月给一诏诸人银三两米三斗” [ 24 ]。但对于康熙帝如此种种的“怀柔”举措，从根本来说并没有撼动其作为遗民的心。其在还未动身归扬州之前，于京师作有一首《在京答亲友》，诗中云：“彼生圣明世，皇皇荣其躯。焉知鬼神意，乃与帝王殊。因观自古来，吾宁守故吾” [ 25 ]。在诗中，其写明了清帝王给予自身的荣光，但孙枝蔚感叹自身早已虚弱不堪，其在诗句末尾表达了他还是想坚守最初自己的忠贞和执念。对于新朝赋予的一切，他还是想尽数抛去了。其在《留别方一峯伸》中写道：“遥遥离故山，仆仆走京尘。京城虽云大，无处藏我身” [ 26 ]。对于京城的一切，孙枝蔚感到无所适从，故对好友说出这番肺腑之言。对于新朝所授予的官职，孙枝蔚在《吏部奉旨议授布衣六人正字职衔，枝蔚与焉，因纪此》中写道：“一官慙远志，四海本浮鸥。善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返驾，小妇免登楼” [ 27 ]。孙枝蔚认为相比于做官，还是自由自在的像浮鸥一样翱翔于天地之间，无拘无束来的自在。 而在《部议初授布衣及生员贡监生年老者六人为司经局正字疏上 上特命进内阁中书舍人复增未舆试者二人同授是官再纪二诗》中，康熙帝念其年迈，故授孙枝蔚中书舍人头衔，以示荣恩。孙枝蔚在该诗其一中写道：“文学曾何有，君恩亦太宽。发如毛頴秃，病似紫薇残。拜谢须朝服，羞慙对鱼竿” [ 28 ]。在此诗中，可以较前几首诗，明确地感受到在此诗中，孙枝蔚的态度明显是松动了。其在诗中称圣祖的恩德为“君恩”，对于这次征召，在清廷念其年迈，放其归山这件事上，孙枝蔚在诗中明显地对于这份恩情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在诗中提到着朝服拜谢。可以看出此时的孙枝蔚对于清廷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孙枝蔚因应征博学鸿儒科并在离京前的这首诗，被当时部分人认为是“点污”。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恰恰是由于这一“点污”才使得孙枝蔚成为遗民。士林百态，置身于当时社会的士人个体，对于这次征召，呈现出的姿态各有不同，时间的侵蚀使得他们如此。孙枝蔚在应征前往京师也承载着相当大的心理压力。也正是这次征召，使得孙枝蔚在此后做出了鼓励黄俞邰修明史的举动。再来看清廷的这项文化举动，孔定芳认为：“从揽心的效果看，‘鸿博’确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了清廷奖掖儒学，格局已定，这不仅为尔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深契遗民士人的文化关怀，为他们认同清廷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人特别是遗民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消弭了他们的反清意志，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 [ 29 ]。到此时，枝蔚在应征召前后逐渐地呈现出一种蜕变的姿态，从最初的抗争到明显松软的态度，并承认清朝政权。可以说，清朝的笼络政策实施的很好。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遗民姿态的蜕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是有一定前进过程的。明遗民挣扎于易代鼎革之际，怀有浓烈的遗民群体意识，但这种意识最终会随着清朝推行的满汉文化整合与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等新朝在一代一代君王的手中逐渐强大，老一辈的遗民群体消失于历史长河，遗民一词便不复存在了。赵园认为：“遗民是一种时间现象。‘遗民时空’出诸多假定，又被作为了遗民赖以存在的条件。时间中的遗民命运，遗民为时间所剥蚀，或许是其作为现象的最悲怆的一面” [ 30 ]。 孙枝蔚在此后曾写下六首写给陆水修处士的赠别诗，其在诗中宽慰的写到：“自贺身能退” [ 30 ]。可见，枝蔚对于这次博学鸿儒科征召全身而退，已而不致自己失节而感到心安。其云：“竟得官衔去，何心夸四邻” [ 31 ]。对于清朝给与的虚衔，孙枝蔚并没有对此感到欣喜。而在孙枝蔚前往京师前，好友杜濬在《与孙豹人书》一诗中写道：“今所效于豹人者，质实浅近，一言而已，一言谓何，曰：勿作两截人。不作两截人有道，曰忍痒；忍痒有道，曰思痛” [ 32 ]。在这首诗中，杜濬情真意切地劝告枝蔚，对于清廷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其希望枝蔚不要失节，千万不要做“两截人”。而孙枝蔚也听从朋友的劝告，最终没有做出失节之事。康熙十八年，孙枝蔚离京归扬州。其在《出京》一诗中写道：“跳出红尘十丈，凭教白发三千。昨畏九关虎豹，今称地上神仙。自笑身如老牛，黄金岂可笼头” [ 33 ]。在出京后写的这首诗中，枝蔚自称为老牛，对于清廷的优待，其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官，在京城里，孙枝蔚满身忧惧恐慌，而如今离开京城，还是做个“地上神仙”来的身心舒畅。对于那些誓死不愿入京参加征召考试的明遗民，孙枝蔚在心中对其敬佩万分，但在敬佩的同时，他对于自己前去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充满了悔恨。在给未曾谋面的李颙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平生未识李中孚，只道相逢在帝都。不上征车拼饿死，闻风愧煞懦顽夫” [ 34 ]。孙枝蔚对于李颙饿死也不肯接受清廷征召之事感触万分，其认为李颙的行动彰显了明遗民的风骨与气节，为骨鲠之人。故与自己做比较，感到羞愧万分，并在文中用了“懦”一字，认为自己太过懦弱，故而感到惭愧万分。沈来红在其《孙枝蔚与康熙己未年的博学鸿词考试》一文中认为：“从别人对他的记载，还有他自己的诗作看，孙枝蔚虽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以死拒征，但他也保持了一个遗民应有的气节，最起码没有去‘干禄’。他的应征是出于无奈，能被授衔更是意外，他没有实际做过清政府的一天官，还只因一个‘虚名’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误解，被很多人排斥在‘遗民’诗人之外，可以说是‘得不偿失’。所以，应征博学鸿词并被授衔，其实是孙枝蔚心灵的一道伤痕” [ 35 ]。孙枝蔚在《赠江宁太守陈孟象》这首诗的末句这样写道：“下车徒步孝陵前” [ 36 ]。在小注中解释道，陈孟象客拜友人经过孝陵，因其祖父曾受明朝恩泽，故步行前往孝陵进行拜谒，以示不忘前朝恩泽。而在孙枝蔚的朋友圈中，多是遗民旧友，其虽曾乞食于各地，但与江宁太守陈孟象交集却并不深。可见，在赠与陈孟象的这首诗中，其是出于陈孟象拜谒明孝陵而感动，特意写诗表达其对于陈孟象的钦佩之情。故在孙枝蔚心中，自己还是一个老遗民，对于陈孟象，他也丝毫不加掩饰的称赞其“忠孝存心一郡传” [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