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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技术制造业效率研究 3.1. 高技术制造业综合效率及其分解的研究 近年来，众多学者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综合效率及其各方面的分解进行了详细研究，形成了许多有益的结论，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对产业综合效率的研究。刘志迎、梁丽丽(2008) [ 16 ] 的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带动作用较强，但由于自身效率的限制，尚无法发挥有效的间接带动作用。叶锐等(2012) [ 17 ]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过程效率进行分解，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总体偏低，产业效率因初始投入配置和中间产品转化水平不同而产生较大的区域差异。赵惠芳等(2013) [ 18 ] 对安徽皖江城市带如何提高承接发达地区高技术制造业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皖江城市依托自身优势，已与江浙沪城市建立高效率的高技术制造业转移对接模式，通过错位分工和互补发展提高了区域高技术制造产业总体效率。杨清可、段学军(2014) [ 19 ] 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处于规模不经济的效率偏低状态，未能充分利用投入要素价值，投入冗余情况较严重；规模效率不足影响到由技术效率进步带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杜传忠等(2016) [ 20 ] 发现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业效率是实现低端突破的有效途径。魏新颖、王宏伟(2017) [ 21 ] 基于SFA方法对中国2000~2014年各省市区高技术产业生产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进行了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区域溢出效应。 第二，对产业技术和研发创新效率的研究。杨青峰(2014) [ 22 ] 在排除区域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基础上，运用DEA模型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进行了再研究，发现产业规模无效导致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实际值一直被高估的情况。刘欣等(2013) [ 23 ] 发现技术进步显著促进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而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创新效率也存在很大差距。邱兆林(2015) [ 24 ] 的研究发现，自主研发较政府支出和制度保护因素，对高技术制造业提高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梁俊(2012) [ 25 ]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发现通过对劳动生产率进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的四部份分解，能够清楚解释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即前三项的进步，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的来源：即技术效率进步和资本深化。 第三，对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成力为等(2008) [ 26 ] 的研究发现，中国内资高技术制造产业存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徐晔、张秋燕(2009) [ 27 ] 研究了2002~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发现不同细分行业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表现有所差异，其原因主要来源于技术水平变化。吴瑛、杨宏进(2013) [ 28 ] 从研发存量角度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无法满足产业发展要求，尤其与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不相协调。汪朗峰、伏玉林(2013) [ 29 ]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其阶段性和总体性影响作出研究，发现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直接作用于高技术产业投入要素产出效率，并产生差异性的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效应。 第四，对产业规模效率的研究。冯泰文等(2008) [ 30 ] 发现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效率与产业规模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说明规模效率的发挥有助于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进步。李志俊、原鹏飞(2018) [ 31 ]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考察了去过剩产能对高技术制造业效率带来的影响，发现去过剩产能在对高技术产业规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同时，对高技术制造产业结构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带动作用，更加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产业增长。 3.2. 高技术制造业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从以上文献的研究结论中可以总结出，虽然近年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总体生产、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效率均不断提高，但基本仍处于效率较低水平，规模无效、资源配置无效等问题对于技术效率进步所带来产业效率提高的抵消作用较大；高技术制造业效率还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特征。如前文有关效率理论部分所提到的，产业效率的提升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效率改进、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途径得以实现。基于此，现有关于高技术制造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技术进步与研发，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配置，产业规模等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从R&D投资来源看，以模仿和产品数量扩张为目的的低质量FDI加剧与内资企业竞争而降低内资高技术企业技术进步效率，而投资于技术研发的高质量FDI对内资企业则无显著影响(成力为等，2010) [ 26 ]；人均科技活动经费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高技术制造企业创新效率(陈光华等，2013) [ 32 ]；工业机器人的进口通过发挥技术溢出，促进制造业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吸收，从而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产业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带动作用(李丫丫、潘安，2017) [ 33 ]；由于合意产出无效率，近年来中国R&D经费和人员投入的增加并未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提升(刘秉镰、李锡庆，2017) [ 34 ]。 第二，对投入要素配置的影响。由于在我国，制度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大多数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其中，政府补贴会造成要素价格扭曲的长期影响而阻碍资源配置效率，而对内开放却可以通过竞争效应降低这种不利影响(成力为等，2008) [ 26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邱兆林，2015) [ 24 ]，内源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杜传忠等，2016) [ 20 ]，以及金融环境的优化通过改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叶丹、黄庆华，2017) [ 35 ] 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高技术制造产业通过银行、证券等方式融资困难较大，资金约束影响了高技术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宋智文等，2013) [ 36 ]。与直观感觉相悖的有两点，一是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仅改善了外资高技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对本国企业和整个高技术制造业效率无显著影响(成力为等，2010) [ 37 ]，且外商投资利润空间越大，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环节越低端(杜传忠等，2016) [ 20 ]；二是分东、中、西部考察，经济非国有程度仅在西部地区对高技术产业效率提高有显著效果，说明在各类型企业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达或较发达地区，所有制结构的改善已无法进一步提升高技术制造业效率(戴魁早，2015) [ 38 ]。 第三，产业集聚规模对高技术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这类研究氛围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我国大部分高技术制造企业尚处于最优规模前的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发挥规模效应，提升高技术制造业效率(冯泰文等，2008 [ 30 ]；杨青峰，2013 [ 22 ] )。二是产业集聚规模对高技术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产业集聚通过形成分工网络和技术扩散机制提升集群内高技术企业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极大提升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创新效率进步(宣烨、宣思源，2012) [ 39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长、短期影响不同，长期来看，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促进技术效率改进，但短期内由于企业知识溢出程度和吸收能力有限，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甚明显，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施海燕等，2012) [ 40 ]；产业集聚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促进作用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从产业研发效率角度考察，产业集聚存在最优规模，在最优规模之前可有效提高高技术制造产业研发效率，但过度集聚又会导致规模不经济(谢子远，2015) [ 41 ]；高技术制造业多样化集聚由于促进产业间溢出和融合，有助于提升中国超大、特大及大型城市产业效率，而中小型城市高技术制造业效率提升则主要得益于产业专业化集聚所带来的分工协作效应(张杰斐等，2016) [ 42 ]；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在长期对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刘雅娇等，2018) [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