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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大学教师“主体地位”回归的实现途径 如何在大学及院系中更好地使教师的“主体地位”得到回归，我认为，应进行积极的改革和完善，调动广大教师的创新创造创业积极性，更有利于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快速推进，使大学在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伟大实践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种改革和完善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4.1. 贯彻“以人为本”理念让“教师”有尊严地从事教学研究 大学的院系是大学承担和完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的基层专业部门和组织。大学的院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有组织教师承担并完成特定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任务。不管一个院系的领导如何能干、如何正确，只有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创造性调动起来，大学和院系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才能不断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经过近七十年的建设和积累，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大为丰富，大学的师资队伍整体素养不断增强，大学的科研设施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有人认为，目前国内一流大学的设施和资源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学不相上下，这就为更多更好地培养专业人才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物质条件充分具备的前提下，如何使物质条件发挥最大的效能，调动和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办学水平出现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大学院系的党政领导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最充分地调动和发挥教师的积极性。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教师的人格尊重，对教师个性化创造的尊重，对教师辛勤劳动价值的尊重，对教师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视，使大学教师切身体会到自己是学校学院的主人，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性力量，是科研活动的主体性力量，在大学工作能充分享有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利和权力。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大学及院系的工作中心是人才培养，工作重点是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党组织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都是为实现上述社会功能而存在并提供服务的，学术的中心和重心在基层。 4.2. 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把“学术权力”还给“教师” “教授”是我国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中的最高层次，是大学较高学术和专业水平人员集中的教师群体。通过“教授委员会”形式实现“教授治学”成为大学及院系的普遍治理模式。教授委员会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合法性基础，是以学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院系学术功能的有效释放” [ 11 ] 。教授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确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中学术本位的核心价值，确保大学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的中心地位” [ 12 ] 。20世纪初，蔡元培曾在北京大学建立“教授治校”模式，由教授代表或全体教授共同行使学校治理的权力。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制度化，教授委员会作为学术组织也越来越活跃，“但现行的教授委员会制度并没有实现其彰显学术权力和去行政化的初衷，也并未改变我国高校内部管理行政权力主导的局面” [ 13 ] 。因此，我们必须也应继续推进教授委员会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建设。 一是把原先由学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校务委员会议以及院系党政联席会决策，但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重要事项咨询权、审议权、评定权和决策权等还给实际从事学术活动的“专家学者型教师”。使“教授委员会”从纯粹的学术组织发展成独立的权力主体。二是在教授委员会之下设立本科生教学委员会、研究生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这四大委员会作为教授委员会的专门治学机构，做好本专业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具体工作，定期召开会议，并定期向教授委员会报告工作及提请有关事项的复议。三是大学院系的党政管理系统要为教授委员会保驾护航，为教授委员会及下设学术机构的权力的正常行使及专业学术范畴的决策提供思想和行政等方面的保障。鉴于教授、专家只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精英和专家而并非是管理专家，不一定所有人都深谙高等教育规律并依规行事，可以采取互补的形式，即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的事项，再经过学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校务委员会以及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以利纠偏，最终由学校或院系的名义发布、实施并监督。 4.3. 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把“监督权力”赋予“教师” 民主管理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国际一流大学在其制度设计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普遍重视教职工组织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 14 ]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大学的教代会制度已成为民主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但一些大学教代会的运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教代会或二级教代会在代表教师利益和诉求方面功能的弱化、代表产生方式的不规范、提案质量较低，难以对学校和院系日常运行过程实行全覆盖监督等问题，致使教代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除了加强教代会自身章程建设、教职工代表的选举与履职和教代会常设机构教代会执委会的建设等，还应做到： 一是赋予教师民主政治权力。教代会执委会成员列席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会议，并参与对领导班子及其个人的履职情况和廉政情况进行民主打分与测评。凡是涉及大学及院系长远发展的各种规划和重大措施、各种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制度或方案的出台都应提交教代会或二级教代会审议通过，使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办学的方针在基层得到落实。二是推进校务和院务公开。对于教学、科研、管理以及改革发展中应该公开的事项，通过座谈会、公告栏、邮件和微信等形式向教师公开，可以很好地发挥教代会的“参与”和“维权”的职能。三是耐心倾听教师的呼声，并及时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给相关部门和领导，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无论是普通教职工，还是引进的高层次优秀人才，只要他们在岗位聘用、职称晋升、职级评定、引进人才待遇兑现、绩效津贴分配等方面出现了问题，都要主动奔走在有关部门之间，为他们反映问题、协调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只有强化和完善教代会制度建设并予以认真执行，才能使“教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代表教师的实际意愿、维护教师切身利益、反映教师具体诉求、帮助教师解决困难，尤其是维护和发展那些既不是管理干部，又不是专家学者，但又实际承担繁重教学研究任务的普通“教师”的根本利益。 4.4.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保证教师处于“主体地位” 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在院系层面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既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治理”和“依法治国”理念，使国家方针政策在基层得到落实，更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更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制度的建设，党政领导班子、教授专家学者、普通教职工等一切利益相关者都成为主体，他们通过党政联席会、教授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等形式加入到学院重大事项的决策中来。“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利益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中心化，有效的大学治理体现在其成员对治理过程的参与” [ 15 ] ，党组织决策权力、行政决策权力、学术决策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都各自按照制度规定和约束运行，并充分体现和保证教师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 一是认真研究随着高校综合治理改革深化衍生出的学术权力、监督权力、师生自治权力等相关实施主体的具体方式和途径，界定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划分、责权边界和责权比重，完善党政联席会、教授委员会、教代会、工会委员会等的运行规则，在制度框架内，建立起各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分工机制。二是在规定大学层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学院层面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前提下，院系的党政负责人原则上不再兼任教授委员会主任和教代会执委会主任职务。同时，教授委员会主任、教代会执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列席党政联席会议。对于教授委员会、教代会、工会委员会的相关决议提请党政联席会决策审定通过后，院系党政要负责发布并组织实施，教代会负责民主监督 [ 16 ] 。三是所有决策者都应该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原则，从教师“主体地位”视角考虑和决策相关事务，真正为教师群众“执好政、掌好权”。党委会应定期向党员或党员代表大会通报情况；行政班子和教授委员会应每学期召开一次全院教授大会，向全体教授和副教授通报会议决议；教代会应每年召开一次全体教师大会或教师代表会议，向教职工通报决策的重要事项，以真正实现大学教师在院系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将党组织、行政、学术、民主监督等权力之间的责权和边界厘清，从系统架构和制度安排上避免多种权力的互相干扰，多种权力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大学及院系的发展才能更加生态、和谐、有序和高效，大学教师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彰显并得以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