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心理状况 在各种消极情绪体验中，焦虑与抑郁密切相关，两者具有较高的共病率。抑郁的主要特征是正性情感降低、快感缺失，焦虑的主要特征则是生理警觉性的增高(Chavira， Stein， Bailey， & Stein， 2004)。目前，焦虑抑郁情绪在我国各类人群中具有普遍性。与全国常模比较，本研究结果表明AGA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表现。AGA患者的抑郁指数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这一结论与余南岚(2016)的报道类似。楼玮&杨勤萍(2011)报道，雄激素性脱发患者存在焦虑，但无抑郁表现。Choi，Kim，Chang等(2014)对韩国地区168名乳腺癌患者研究发现化疗引起的脱发患者存在显著焦虑和抑郁表现。而Gulec，Tanriverdi，Duru等(2004)对52例脱发患者行病例对照研究，未发现脱发对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这些差异可能源于不同地区的调查个体在文化属性上的根本性差异。个体的文化属性塑造了各群体独特的心理特征，西方文化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东方文化以强烈意识到的他人议论所造成的强制力为基础，故东方人更易产生焦虑或抑郁表现(Leventhal， Phillips， & Burns， 2016)。根据习得性无助理论，当个体认为自己无法操控所处环境和事件时，其对改变事件结果的动机和行为均会变弱，并表现出愤怒和焦虑等情绪；最后，伴随这种体验泛化到其他情境中，愤怒和焦虑逐渐被抑郁取代(张珊明，罗匡，陈芸，罗伏生，&钟毅平，2018)。已有大量研究认为AGA是典型的身心疾病，不良心理因素可使病情加重或者反复(Taheri， Behnam， Tousi et al.， 2012)。精神创伤常常诱发脱发，而脱发患者又易长期存在忧虑、悲伤、焦虑和精神紧张等，由此处在负性情绪的恶性循环中，从而引起一系列生理变化，进一步加重自身病情(Alfani， Antinone， Mozzetta， Pietro， Mazzanti， Stella et al.， 2012)。 4.2. 疾病认知与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的关系 患者的疾病认知是其心理反应和行为决策的“中介”，通过影响其疾病态度、情绪表述和行为反应等途径，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精神状况。负性认知程度越高，越容易导致不良的应激反应，病人的生活质量降低，产生焦虑抑郁。刘文等(2018)研究表明焦虑、抑郁与消极策略之间的确存在较密切的联系，从改善个体焦虑、抑郁进而降低消极策略的使用倾向来上看，提高个体对焦虑、抑郁的管理能力，增强情绪的稳定性，具有至关重要的独特价值。因而，科学的疾病认知是患者改变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脱发患者生活质量、精神心理的显著因素(Chiang， Bundy， Griffiths et al.， 2015)。 从AGA患者疾病认知与生活质量、焦虑抑郁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中发现，疾病认知因子中的疾病严重后果、疾病同一性与生活质量、焦虑、抑郁水平呈正相关。疾病同一性表示患者体验到较多的疾病症状的程度，本研究结果表明AGA患者除脱发外有更多的自觉症状，最常体验到的症状分别是头皮油腻(64.6%)、头皮瘙痒(32.3%)、睡眠障碍(28.5%)和头皮疼痛(3.8%)，同时由于脱发降低患者对外在形象的满意度，患者自我感知疾病的严重后果。AGA患者在与人交际的过程中因担心被他人议论，易产生自卑感，不愿参加社交活动，降低生活质量，引发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Cartwright， Endean， & Porter， 2009)。Reid等(2012)研究发现女性AGA患者评定自身脱发程度比临床标准更严重，可能是脱发的心理社会压力可能会影响患者对脱发严重程度进行客观评估的能力。患者对脱发严重性的感知与临床评价之间的不一致性也可以解释一些临床脱发不明显的患者会出现明显的心理障碍。 疾病持续性、疾病关切度与疾病获知度与生活质量、焦虑水平呈正相关。目前临床上治疗AGA的药物中，普遍用药时间较长，一般用药3个月后毛发脱落减少，6~9个月头发开始生长，连续治疗1~2年达到较好疗效；如需维持疗效，须较长时间的维持治疗(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毛发学组，2014)。漫长的治疗过程需要患者坚持长期用药，患者对疾病恢复易产生无能感，逐渐缺乏与疾病做斗争的信心。患者对AGA的病因、诊断、治疗等方面的了解越多、关切度越高，病程越长，其生活质量越差、焦虑水平越高。这与Han SH等(2012)对于998例男性AGA患者生活质量评估的多中心研究结果相似，即发现病程较长、曾接受过非医学性质的头发护理、并到医院接受过治疗的患者更倾向于将脱发视为一种威胁性疾病，其生活质量受损更严重，承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负性的疾病认知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密切相关，比如需长期用药的过程中，患者易对疾病的恢复产生无力感，同时担心产生药物依赖性和药物不良反应(Motofei， Rowland， Baconi et al.， 2018)。纠正AGA患者对疾病的错误认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治疗意愿的改善和依从性的提高对于AGA患者坚持长期治疗很重要(Bo-Kyung et al.， 2018)，有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 患者对疾病和症状的个人控制性、治疗控制性和情绪反馈与焦虑水平呈负相关，即患者意识到通过积极的自身调节，如保持心情、定期运动、改善睡眠等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各种治疗手段控制疾病的效果较好，其对疾病持有消极负面的情绪，如过度担忧、焦虑水平越低。这与既往Chiang，Y.Z.等(2015)研究发现个人对脱发疾病及其治疗的控制力较低，观察到患者较低的生活质量和较高的焦虑水平相符。因此改变AGA患者对“疾病影响”和“疾病定性”信念，减少对疾病或症状的“情感反应”，更有助于降低患者的焦虑水平。 从AGA患者DLQI、SAS、SDS总分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AGA组中，生活质量有独立预测因素的有疾病获知度。患者对AGA疾病的病程、疗效与疾病转归的获知情况，易产生负性的疾病认知，直接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疾病同一性、病程是AGA患者焦虑的独立预测因素；疾病同一性与病程、文化程度均是AGA患者抑郁的独立预测因素。疾病感知中，疾病同一性因子主要测查个体对疾病症状的觉察和理解，由于不断体验到更多的疾病症状，AGA患者对个体控制疾病缺乏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够痊愈或稳定病情，从而更易产生自卑、羞耻、焦虑、抑郁、对自我形象的不满、过度的自我关注、价值感下降、社会适应不良等等。疾病持续时间越长，患者对治疗容易失去信心，并产生无助感和抑郁情绪。文化程度越高的患者在抑郁诊断前越容易想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越容易接受诊断、以及越容易因患有抑郁症有羞耻感，这一结论与陈宜刚等(2014)研究的文化程度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结论相同，同时由于社会上普遍对精神疾病的不理解及歧视，抑郁症患者也普遍存在病耻感，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本研究尚存在如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所得资料均为患者自我评估结果，因此可能产生回忆偏倚、报告偏倚等；其次，本研究着重于临床上最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结论不能代表所有的脱发类型；最后，病例总样本容量有限，数据集中于中国的华中地区，可能存在地方性偏差，未来需要大样本量及各类型脱发患者的多中心研究，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确定AGA患者疾病认知、生活质量和异常焦虑抑郁之间的相关特征，以及有鉴别性的影响因素，进而发展与之适应的循证心理学及干预治疗。应转变脱发患者的治疗模式：初诊时，医生可了解患者对自身脱发程度的认识、治疗动机和治疗的期望值。同时可进行与脱发相关的心理精神问卷和患者目前的生活质量评估，从而了解患者在治疗前的基线数据，并可对患者的不正确的认知和不切合实际的期望进行纠正。如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形成科学客观的疾病认知，减轻心理压力。在复诊时，可再对患者的相关情况进行评估，以观察心理治疗效果，并调整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