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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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针对核泄漏事件中放射性粉尘扩散污染问题，高斯烟团模型可以模拟瞬时泄漏。为克服高斯烟羽模型的局限性，在复杂条件下更真实的模拟出放射性粉尘的时空分布，本文通过改进高斯烟团模型对扩散问题进行考察，以实际地点对改进模型进行数值求解；并对各项抢救措施进行了权重分析，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数学模型，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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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能源短缺已成为现在社会的一大难题，核能作为一种高效能源，带给了人们的巨大利益。但由于一些技术风险和管理纰漏，核泄漏问题屡屡发生。如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发生特大地震时由于备用系统的不充分和急救措施的不及时，引起了核泄漏，对人类和自然环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引起了人们对核问题的深思。 由于重大的突发性核泄漏紧急灾害事件具有爆发性、空间分布不连续性、对周边地形和气象条件的敏感性等特点，研究核事故所释放的物质的时空分布需要高度精确的技术。该技术的研究对于更好地减轻核辐射危害、保护环境和降低损失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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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处理措施优化模型 核泄漏事故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更会危害到附近居民的健康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对核电站抢修可最大程度的降低人群受放射污染的计量，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人们对核污染的恐慌心理会造成股市波动，土地废弃等，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各个产业造成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应及时公布相关信息降低群众的恐慌。 为了在核事故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辐射伤害和降低损失，在评估处理措施时考虑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即时间，距离，庇护场所。 综合上述因素，大致有以下4种基本方案： 方案一：以疏散人群为首要任务(尽快将核电站工人及附近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带)； 方案二：以阻断污染源为首要任务(对核泄漏威胁进行全面客观分析，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核泄漏)； 方案三：以及时准确的公布信息为首要任务(公布放射性物质变化真实情况，消除不必要的恐慌，也让避难的人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以便紧急情况下的避难行动)； 方案四：以切断放射性物质的传播途径及控制传染源为首要任务(对已受核污染的人群及牲畜进行去污处理，防止二次污染)。 通过以上的方案及准则，构造决策层次图如下图3。 图3. 核泄漏事故处理决策层次图 根据Saaty等人提出的1~9尺度 [ 7 ]，分别确定各层对上层每一因素的成对比较阵以及方案。 子准则层对父准则层的属性判断： 健康影响 A = ( 1 8 1 / 8 1 ) ；经济代价 B = ( 1 9 1 / 9 1 ) ；社会影响 C = ( 1 1 / 4 4 1 ) 。 父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属性判断： O = ( 1 1 / 9 1 / 2 9 1 1 / 7 2 7 1 ) 子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A 1 = ( 1 1 1 / 7 2 1 1 1 / 7 1 / 3 7 7 1 5 1 / 2 3 1 / 5 1 ) ， A 2 = ( 1 1 1 / 6 1 / 5 1 1 1 / 4 1 / 4 6 4 1 1 / 2 5 4 2 1 ) ， A 3 = ( 1 1 / 6 1 / 3 1 / 2 6 1 1 / 4 2 3 4 1 3 2 1 / 2 1 / 3 1 ) ， A 4 = ( 1 7 1 3 1 / 7 1 1 / 4 1 / 5 1 4 1 2 1 / 3 5 1 / 2 1 ) ， A 5 = ( 1 1 / 3 3 1 3 1 4 2 1 / 3 1 / 4 1 1 / 4 1 1 / 2 4 1 ) ， A 6 = ( 1 1 / 3 3 1 / 2 3 1 4 1 1 / 3 1 / 4 1 1 / 3 2 1 3 1 ) 经过Matlab编程，得到一致性指标 [ 9 ] 比例数CR如下表1：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consistency index of each paramete O A B C A 1 A 2 A 3 A 4 A 5 A 6 1.418 0 0 0 0.117 0.034 0.221 0.0445 0.0327 0.0327 表1. 各参数的一致性指标比例数 由上表可以看出矩阵O， A 1 ， A 3 的CR值大于0.1，即不满足一致性，采用最大方向改进方法进行一致性调整后，得到方案对总目标的权重如下表2： Table 2 Weight of each alternative to the targe 备选方案 备选方案A 备选方案B 备选方案C 备选方案D 对总目标的权重 0.1717 0.3062 0.2603 0.2617 表2. 各备选方案对目标的权重 由上表看出各方案对总目标的权重排序为B > D > C > A。 根据上述模型，得到的解决方案如下： 第一：为了将核辐射危害降到最低，将损失减到最小，阻断核污染源是当务之急； 第二：对于已受污染及可能受污染影响的人群，牲畜及食品作物等进行全面的核辐射检查及去污处理，并进行有效地控制，防止二次污染； 第三：要及时向公众公开核泄漏相关信息，以及当局和东电公司的核处理计划，尽量降低公众的恐慌以及避免因为焦虑等引起的愤怒情绪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第四：疏散人群也是不容忽视的，尽可能的将辐射区人群安置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将人们的经济损失及健康危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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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就业面试过程中，由于其特殊性质，作假(Faking)几乎时常发生。早年的研究中一般用社会称许性量表的得分识别作假行为。近年研究发现，作假更加等同于有欺骗性质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而不是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本研究详尽地剖析了面试作假与印象管理的关系，并对面试作假和印象管理的性质、前因、后效及其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述评，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更多可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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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一个组织如果想要得到延续和发展并取得更高效益，雇用适合该组织工作的人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筛选应聘者的许多方法中，面试(Interview)特别流行，几乎被普遍使用(Macan， 2009; Huffcutt & Culbertson， 2011)。但是由于面试特殊性质，作假(faking)几乎时常发生。作假的定义十分强调其刻意性，不同研究者对作假的定义十分相似，例如：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I/O)领域，测验学家把被试在应聘过程中故意进行夸大反应的趋势叫做作假(骆方，刘红云，张月，2010)；Levashina & Campion (2007)将面试作假定义为欺骗性的印象管理和为了在面试中得到更高分数而对事实进行的有意的歪曲；作假是印象管理手段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它试图传达的印象不仅与客观事实不符合，与应聘者的主观事实也不相符，是应聘者为了达到目的捏造、隐瞒信息的一种行为(崔璨，时雨，邱孝一，时勘，2013)。 面试作假常与另一个本研究关注的重要概念——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相关联，或者说面试作假的研究起源于印象管理。在面试情境下，印象管理指那些应聘者用以影响他人对自己印象的行为(Bozeman & Kacmar， 1997)。例如，巴结讨好面试官使自己显得可亲(逢迎)；夸大自身资质和能力以使自身显得有岗位胜任力(自抬身价)；利用借口或理由来为负面经历或错误辩解(防御性印象管理；Ellis， West， Ryan， & DeShon， 2002)。基于一些早年的研究面试中的印象管理过程的开创性研究(e.g.， Schlenker， 1980; Leary & Kowalski， 1990; Stevens & Kristof， 1995)，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印象管理逐渐成为有关于面试的研究中的中心主题(e.g.， Posthuma， Morgeson， & Campion， 2002; Levashina & Campion， 200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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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面试作假与印象管理 在应聘作假的前期研究中，许多研究者简单地将对社会称许性的回应或者印象管理与作假联系起来或直接等同。直到1984年Paulhus正式提出社会称许性(SDR)的双成分模型：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和印象管理，该模型为区分作假与社会称许性提供了先决条件。 首先从人格心理学角度对印象管理的解释出发，印象管理指的是故意扭曲反应以创造良好的印象。这区别于自我欺骗或无意间的歪曲反应。自欺欺诈则是人们实际上相信社会期望的、积极的、有偏差的自我描述是真的，自我欺骗不会随着诸如宣传或外部奖励等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Zerbe & Paulhus， 1987)。然而，印象管理是一种情境所诱导的暂时状态，是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或其他适当的方式)呈现自己。因此，如果求职面试中的作假行为受到社会和情境变量的影响，那么这种行为更有可能是由印象管理而不是由自我欺骗引起的(Morrison & Bies， 1991)。所以作假不是自我欺骗或无意扭曲反应，而仅仅是有意扭曲回应和印象管理的成分。 Levashina & Campion (2006， 2007)的两篇研究分别提出了面试作假的影响因素模型并编制了面试作假行为量表。在这两项研究中他们指出：应聘者在面试中回应社会称许性的行为可能是诚实的或者欺骗性的，自欺者的回答虽然与客观事实存在出入，但其主观意识与行为却是一致的，故作假应当更加等同于有欺骗性质的印象管理而不是自欺。他们将面试作假即欺骗性印象管理按照之前文献中印象管理的策略划分成四个维度——轻微形象塑造、全面形象塑造、形象维护和逢迎。 然而印象管理本身也并不一定是欺骗或故意的。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印象管理是对社会情境下的人们对知觉到的各种行为意义的各种解释的协调的结果(Gilmore， Stevens， Harrell-Cook， & Ferris， 1999; Schlenker， 1980)。Baumeister (1982， 1989)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印象管理：“取悦观众”——符合其他人的偏好和根据别人的期望改变行为和形象；以及“自我建设”——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符合自己个人的想法和欲望构建身份。故从这个意义上讲印象管理不同于作假。早先的招聘面试研究采用了文献中组织行为学的观点，将印象管理定义为在交互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形象的尝试(Ellis， West， Ryan， & DeShon， 2002; McFarland， Ryan， & Kriska， 2003)。这说明面试策略或者说印象管理策略可以分为两类：诚实的和欺骗性的。 Roulin， Bourdage， & Tarraf (2014)的研究更加细化了面试中印象管理策略的性质，例如，应聘者可能就组织的品质来奉承面试官，这种奉承可能是诚实的(他们真的有这种观念)或者欺骗性的(实际上他们不在乎这种品质)。他们在Levashina和Campion对欺骗性印象管理所划分的维度基础上，又添加了三种诚实的印象管理策略——诚实的自我提升、诚实的奉承和诚实的防御性印象管理(即形象维护)。有研究显示：相较欺骗性印象管理，诚实的印象管理更容易被面试官所接受(Jansen， König， Stadelmann， & Kleinmann， 2012)，并且在模拟面试的视频中二者很难被面试官或观察者甄别(Roulin， Bangerter， & Levashina， 2015)，这导致二者十分容易混淆。Bourdage， Roulin， & Tarraf (2015)的研究指出诚实的印象管理和欺骗性印象管理具有不同的前因并被不同性格的应聘者所采用：性格外向以及核心自我评估能力强的个体倾向于采用诚实的印象管理；不诚实、责任心低、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变态或信奉丛林法则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欺骗性印象管理。自此，面试中的作假有了更加贴合的定义——欺骗性印象管理。 有趣的是，虽然保持欺骗性这一观点不变，有研究者从称许性角度入手，提出了不一样的作假定义(Bradley & Hauenstein， 2006; Martin， Bowen， & Hunt， 2002; Mueller-Hanson， Heggestad， & Thornton III， 2006)。他们认为，印象管理发生在一般意义的社会情景中，人们会按照社会期望的方向作出回应；而作假发生在应聘情境中，应聘者会按照工作期望的标准来回答问题，倾向于向主考方传递一种“优秀员工”的形象，这是一种“工作称许性反应”，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印象管理。有时应聘者作假和一般印象管理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比如Kluger & Colella (1993)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被问到“有人在痛苦呻吟时，我能够保持平静”，如果应聘者进行一般的印象管理，则会选择“完全不一致”来证明自己具有同情心。但是，如果应聘者正在应聘医疗护理的岗位时，那么他就可能回答“完全一致”，来表明自己足够冷静以展现自己适合该岗位的特质。当然，这种工作称许性只存在于特定工作领域中。由此骆方等(2010)编制了基于工作称许性的应聘作假识别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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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面试作假与印象管理的前因 如果单纯就作假而言，前后有两种观点解释了欺骗性印象管理的前因：Snell， Sydell， & Lueke (1999)认为应聘者作伪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作伪能力与作伪动机。作伪能力是指被试的一般能力(智力)、经验以及测试本身的特点；作伪动机则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人格倾向等因素。于此相似，Levashina & Campion (2006)提出的面试作假的因素模型认为作假是能力、意愿和机会三者的函数。 本研究广义地从印象管理的角度看待作假行为，依据与面试中印象管理类似的组织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Ferris & Judge， 1991)，将欺骗性印象管理的前因(Antecedent)细化为三个方面：行为者特征、情境特征、行为对象或目标的特征。迄今为止，对印象管理前因的调查也是面试中印象管理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在已有的面试中印象管理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尤其关注行为者特征，比如人格(e.g.， Kristof-Brown， Barrick， & Franke， 2002; Higgins & Judge， 2004)。近年来该研究领域的三项研究(Law， Joshua， & Thomas， 2016; Buehl & Melchers， 2017; Roulin， Bangerter， & Levashina， 2015)采用问卷的方法调查了包括人格特征(如诚实–谦逊、外向性)、智力、社交技能在内的大量个体差异，证明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低诚实–谦逊特质的个体更有可能采用欺骗性印象管理策略或者面试作假。 在情境前因和目标前因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则十分稀少。Law等(2016)的研究操纵了模拟面试的情境，证明了情境前因的作用：可以被知觉到的警示语减少了作假行为和欺骗性印象管理的运用，说明对情境的操纵可以有效减少欺骗性印象管理。Von Baeyer等(1981)的研究已经证明面试官能够被知觉到性别角色观会使应聘者按照其喜好去进行面试(包括衣着与行为)。Delery & Kacmar (1998)的研究表明面试官的特征(如交流技巧、从业经验等)影响对印象管理策略的选择：面试官的沟通焦虑、面试经历与组织任期和应聘者权利(entitlement，声称自己是导致积极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策略的采用呈负相关；面试官的年龄与组织任期与应聘者提升(enhancement，使自己做过的事看起来更有价值)策略的采用呈正相关。 除了已有的前因框架外，另有少数研究从面试的性质的角度解释了其他可能造成印象管理的因素。Levashina & Campion (2007)发现了面试问题的性质会影响到应聘者的作假和印象管理策略的采用：行为描述问题会比情境问题导致更多的作假；同时半结构化面试中的追问会导致更多地作假。 以上现状反映出在情境前因和目标前因的研究领域迫切需要更加深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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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面试作假与印象管理的后效及影响因素 目前学界对面试作假或欺骗性印象管理的后效研究集中在面试绩效上。总体而言，就如Peck & Levashina (2017)的元分析显示的那样，印象管理普遍对面试绩效有积极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专门针对欺骗性印象管理的原始研究却越加庞杂——尤其体现在对于印象管理后效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上。 Buehl & Melcher (2017)调查了是否有些人在使用欺骗性印象管理时可能比其他人更有效：在两项研究中，他们分别研究了印象管理的使用与面试结果的关系以及智力和社交技能是否能作为欺骗性印象管理策略采用与面试结果的调节变量。前一个研究发现印象管理的使用与面试结果确实存在正相关，但后一个研究的结果没有支持他们的理论假设。进一步的研究(Buehl， Melchers， Macan， & Kühnel， 2019)表明应聘者通过印象管理以提高面试分数的机制在于其认知能力及其识别目标面试维度的能力。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调查可能影响印象管理有效性的个体差异变量。 此外对实际工作场所中印象管理的研究发现，政治技能水平较高的个体使用印象管理会更为有效(e.g.， Harris， Kacmar， Zivnuska， & Shaw， 2007)。另外，Peck & Levashina (2017)指出，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应聘者使用印象管理的频率和效率都略高于学生。 印象管理策略本身的性质也可能影响面试绩效：我国学者做过一个有关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应聘者在面试过程中所应用的获得性印象管理策略与考官评价之间关系密切，但是保护性印象管理策略与考官评价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黎恒，2003)。 以上研究都是应聘者的个体差异如何导致面试中印象管理的绩效有所不同，除了这个角度外，确定影响印象管理有效性的情境和目标(即面试官特征)同样也很重要。 就印象管理的目标(即面试官)特征而言，如Derous (2017)所证明的观点：不同的评价者或面试官可能对印象管理有不同的偏好。Roulin (2016)的研究表明，一些面试官比起其他的更善于侦测作假行为：高认知能力和高社会敏感性(与普遍信任与诚实相关)兼具的面试官更容易识别出作假。Chen等(2010)的研究表明面试官特质情感对应聘者采用印象管理策略以收获更好的面试绩效的调节作用：面试官的积极的特质情感使得自我聚焦印象管理策略更加有效，而消极特质情感倾向的面试官则会使应聘者的印象管理不那么有效。 究其原因，从认知的角度来看，Bozeman & Kacmar (1997)提出了在组织中人们对印象管理的一系列对潜在的重要的认知过程——一套集目标、反馈等过程于一体的完整认知控制模型，从认知角度说明了面试官理解印象管理的内在机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面试官对印象管理行为的可接受程度上存在差异(Jansen， König， Stadelmann， & Kleinmann， 2012)，这可能对理解为什么某些印象管理行为得到回报而另一些则没有得到回报这一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印象管理被证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应聘者会给面试官一种自己与其相似的印象(Ferris & Judge， 1991)以及可喜的印象(Wayne & Liden， 1995)。 关于印象管理影响面试官评价的认知和情感过程，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此后的研究可以探讨应聘者用以激发面试官积极情绪或与面试官建立积极关系，并以此取得更高的评价的印象管理行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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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面试作假与印象管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在大量的对面试作假和诚实性印象管理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几乎只关注应聘者如何对面试官使用印象管理策略来使他们得以应聘成功，然而这是对印象管理本质中的一个基本方面的忽略。换句话说，印象管理发生在面试这种有双向互动过程的情景中。Peck & Levashina (2017)的研究提出当印象管理的目标是面试评分者而不是观察者时，印象管理对面试评分的影响会更大。诚然，应聘者试图影响面试官，但面试官也对应聘者作出响应并试图影响他们，因此也会使用印象管理。Wilhelmy等(2016)的研究是少有的检验面试官印象管理的作用的研究，目前该领域只有两篇已发表的研究成果(Stevens， Mitchell， & Tripp， 1990; Wilhelmy， Kleinmann， König， Melchers， & Truxillo， 2016)并提出了一个模型，说明面试官所使用的印象管理最终能影响应聘者对组织的感觉(如，组织威望)以及应聘者的积极情感和感受(如，面试自我效能感)，而这些因素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应聘者的印象管理行为。 另外一个方向是印象管理与歧视间的关系。Derous (2017)研究了与文化背景相关的印象管理。她指出，随着包含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多，了解文化在印象管理中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而目前此类研究甚少(e.g.， Bolino， Long， & Turnley， 2016)。其研究证明了以下论断：文化可以影响对不同印象管理策略的使用偏好；由于不使用多数民族应聘者所偏好的印象管理策略，少数民族应聘者可能会受到歧视。这就需要后续研究在跨文化背景下考虑印象管理的重要性。Gioaba & Kring (2017)的研究强调了年龄对印象管理的作用：尽管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轻的应聘者仍然受到青睐，但年纪较大的应聘者可以使用印象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歧视的影响。以上研究的共同点是采用了“基于社会身份的印象管理”的理论(Roberts， 2005)，认为人们可以用印象管理来减轻与自己的社会群体相关的负面刻板印象的影响。那么从以上研究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印象管理的动机或许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更好的面试评分，研究者们更应该反思文化因素(如，偏见)的影响。 最后一个方向是印象管理的时间性质。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虽然求职者通常参加多次面试，印象管理研究通常只要求被试评估在某一次面试中他们使用印象管理的情况，或在普遍的面试经历中的印象管理使用情况(e.g.， Buehl & Melchers， 2017)。Roulin & Bourdage (2017)在面试研究中调查了应聘者的印象管理使用情况，发现从时间维度上讲，不同应聘者的印象管理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并且应聘者的个体差异导致了这种不同：例如，已经病态地热衷于印象管理的应聘者使用愈发多的印象管理。这表明应聘者的作假行为可能是动态的。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探索不同面试情境中印象管理，以及跨时间印象管理使用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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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公海治理过程当中，国际社会早己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建立起了众多专门和区域性国际法律机制。虽然多数国家支持全球管理模式，但全球管理模式可能存在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发生竞合。为了不跟现有制度安排竞争，甚至产生冲突，本文认为新拟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应当明确其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是合作与协调的关系，通过建立一个以利益相关主体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缔约方大会，以实现与制度安排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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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4年的联合国大会第59/24号决议中，联合国决定就国家管辖范围海域外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展开非正式讨论，公海保护区成了重要的协商议题。2015年6月19日，联合国大会第69/292号决定正式将海洋保护区列入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一揽子”立法事项当中，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以下简称ILBI)。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各方就公海保护区应采取何种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三种观点：全球管理模式、区域管理模式和混合管理模式。多数国家主张采取全球模式更宜实现对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因此主张采用以缔约方大会为决策机构的全球模式。然而，如今的公海并非一个法律真空的状态，恰恰相反，不同海洋问题领域己经建立起了大量的制度安排，并且预委会最终建议性要素的表述是ILBI应不损及全球或区域现有实体职能。在此背景下，ILBI的有效性除了跟自身设计是否合理有关外，还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相关。本文在介绍选择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的优势的基础上，讨论了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的构建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而探讨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应如何避免发生上述问题，以实现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模式的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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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全球管理模式的优势 2.1. 全球管理模式切合国际社会对海洋进行共同管理的趋势 公海是沿海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约占全球海洋面积的64%。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沿海国和内陆国在公海上享有航行、飞越、捕鱼、海洋科学研究、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建造人工岛屿和设施自由。公海攸关各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人类发展的新空间、国家安全的新战场和各国竞相拓展的战略新疆域。由此可见，现在国际社会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上始终强调共同管理。并且从目前ILBI的协商协商内容来看，多数国家希望从实体层面为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提供全球性的法律规范。因此，全球管理模式切合国际社会对公海进行共同管理趋势。 2.2. 全球管理模式有利于《公约》的进一步完善 《公约》第197条规定：“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尽管《公约》的缔约国已经与现有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但是海洋生态系统是综合的全面的，而现有的国际组织如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其对海洋的保护是片面的单一的，再加上各个国际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匮乏，因此现有的国际组织已经无法满足公海生态系统保护的迫切需求。如果公海保护区采取全球管理模式，那么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构就可以统筹兼顾，对公海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协调现有的国际组织有条理的高效的履行职责，避免职能冲突，从而更好地实现《公约》第197条所设想达到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目的 [ 1 ]。 2.3. 全球管理模式更易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以约束非缔约方 条约和习惯是国际法两个主要渊源，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条约和习惯开始出现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现象。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8条对条约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的可能作出了确定，它承认“条约中所载的规则”可以“成为对第三国拘束力的公认习惯法规则”。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指出了条约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该条约已经得到很广泛的和很有代表性的参加的事实。第二，一段时期内，国家实践，包括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那些国家实践，须按照该规则的旨趣，并且既广泛而又实质上一致 [ 2 ]。因此在ILBI缔约方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则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越得到普遍的遵守，经过一段时间国家实践，具备了条约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的条件，ILBI就可以以习惯国际法的形式约束非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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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全球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公约》的框架下，公海治理的各个专门领域早己存在众多国际制度安排。在此背景下，ILBI与这些现有的制度安排势必发生各种形式的互动，其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潜在重叠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是ILBI需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之一。 由于管辖地理空间和管辖事项上的交叉，ILBI与《公约》中“区域”制度、全球性海洋专门治理机制和区域渔业和环境保护机制之间都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机制重叠，其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重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与“区域”制度的潜在重叠 《公约》第十一部分创立了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按照《公约》规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和底土及其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代为管理。具有独立国际法人格的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被赋予了三项基本职能：“区域”资源开发管理职能、“区域”海洋环境保护职能以及“区域”海洋科研管理职能。而这三项职能在不同程度上都与ILBI中的公海保护区机制发生重叠。 在履行“区域”资源开发管理职能方面，国际海底管理局有权决定“区域”资源的探矿、勘探与开发的基本条件，批准“区域”活动主体的开发申请，并对开发活动进行监督。在它与未来设立的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构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国际海底管理局这一职权的行使便可能与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制发生管辖冲突。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己经批准了对特定“区域”的资源进行开发活动，而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构又决定在这片海域建立公海保护区，并限制或禁止该海域的航行活动时，这两个国际制度之间就会发生职权上的管辖冲突。对被这两个制度所管辖的对象而言，将会面临两个相互冲突的规制。至于“区域”制度的其他两项功能，由于“区域”与公海之间的地理上结合的紧密，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履行其“区域”环境保护和海洋科研的管理职能时，更是会直接与ILBI中的公海保护区全球管理机制发生功能上的重合。 3.2. 与其他专门性全球海洋机制的重叠 除“区域”制度以外，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也在各自专业领域分别拥有部分公海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制权，分别有权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建立诸如特别敏感海域、鲸鱼庇护区、海洋文化遗址保护区等广义上的海洋保护区。这些部门导向的海洋环境保护机制的存在同样对ILBI构成了挑战。与公海保护区和“区域”机制的重叠问题类似，一方面，基于对公海生物多样性的综合与全面养护，理想的公海保护区应当考虑人类各方面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累积性影响；但已有的制度安排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一定职权，它们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也只能针对特定活动或特定物种制定养护策略，无法也无权针对人类所有涉海活动做出综合性的、跨部门的养护决策和规制。由此也给ILBI造成了两难的局面，如果将这些专门性国际组织所调整事项纳入公海保护区的调整范畴，则会造成国际机制的重复建设；但如果不纳入，则又会产生治理漏洞。 3.3. 与海洋环境保护区域机制的重叠 ILBI立法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协调ILBI与现有公海环境保护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但实际上在采取正式的全球行动之前，区域层面己经开始了大量的实践。据统计，目前全球己经有16个涉及公海的区域环境保护组织和机制，其中包括12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和四个区域综合性海洋组织 [ 3 ]。 四大区域综合性海洋组织地中海“派格拉斯公海保护区”、南极“南奥克尼南部大陆架公海保护区”、南极“罗斯海保护区”和东北大西洋保护区网络，这些区域公海保护区机制的发展虽然为公海保护区全球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和借鉴，但同时也给当前的公海保护区全球立法带来了潜在的机制重叠问题。在如何处理全球立法与区域公海保护区实践关系问题上，ILBI立法谈判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立场，其中非洲集团、77国集团和欧盟等与会方认为全球管理模式可以确保全球治理的一致性，进而实现对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因此主张采用缔约方大会为决策机构的全球管理模式。在它们看来，这样做既有利于实现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整体养护，避免当前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区域实践中所出现的职能和地理空白；还可以有效克服区域机制下公海保护区的管辖重叠等问题；同时，也可以避免公海保护区成为少数国家向公海扩张管辖权的工具。但冰岛、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即继续保持区域渔业或环境组织和机构在公海保护区建设方面的自主权，排除全球层面的干预。如果采用全球管理模式，由于其被赋予综合性的管理职能，因此很可能与现有区域和部门组织和机构的职权发生重叠，若无法有效解决这种潜在的职权重叠问题，可能出现即便全球管理模式因其他国家的支持而生效，其因无法取得现有区域组织和机构成员的支持而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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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优化全球管理模式的思路 在ILBI立法当中妥善处理其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问题，尽量避免或减少ILBI与现有制度安排的重叠，是当前ILBI成败的关键。为此，ILBI在明确自身补充立法角色的同时，应合理界定自身问题领域，妥善设计相关的政策工具、组织机构和决策机制，使之与现有制度安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4.1. 明确ILBI“补充立法”的角色 诚如ILBI的议题名称所表明的那样，ILBI的基本定位是在公约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地方予以补充规定，起到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在《公约》197条、118条、119条等己经明确肯定海洋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养护的部门和区域做法的情况下，ILBI对于现有制度安排的职能应予以尊重。 从填补立法漏洞角度出发，ILBI首要任务之一在于明确公海保护区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明确公海保护区法律地位，使公海上设立海洋保护区的行为获得全球性法律文件的认同。从目前有关公海保护区的实践来看，困扰国际社会在公海开展大范围海洋保护区实践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确和直接的法律依据。目前不仅区域海洋环境组织所设立的公海保护区难以取得域外国家的认同，即便是依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组织决议，由沿海国在公海设立的特别敏感海域，也因为其缺乏明确国际法基础而广受质疑。有学者就认为，由国际海事组织所指定的特别敏感海域并无法律上的意义，因为其不过是由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海事组织决议所创设。而这种决议既非条约，也非习惯，即便是对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而言，也难以产生国际法上的拘束力 [ 4 ]。在全球性立法中明确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地位无疑是解决当前此类问题的根本办法。 4.2.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与现有专门机制间合理分工 特定公海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包括物种丰度、生存状况、主要涉海活动类型等情况如何，是否需要设立海洋保护区，以及需要设立何种管控水平的保护区等都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决策，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捕鲸委员会等这种专门机制实际上己经在各自领域扮演着积极角色，因此ILBI构建的全球管理模式功能设定的重点应在促进与现有机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而不是去与现有全球专门性组织和机构来展开职权竞争。 因此，在当前的全球立法当中，更适合设立类似于缔约方大会这样的沟通协调机制来促进现有制度安排间的协同和互动。例如在缔约方大会就当前现有制度或安排下有关公海养护和管理措施进行综合审议与评估后，若认为现有全球专门机制下的ABMTs措施足以实现既定养护目标，则可以对此予以承认，从而赋予其正式的法律效力；若评估认为需要采取跨部门综合养护措施，则可以在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海事组织等主管国际组织协调后设立更为严格的综合性公海保护区。事实上，即便是这种需要采取跨部门综合养护措施的公海保护区，ILBI仍可以部分借助这些现有专门机制来完成。例如，对于特定公海区域，可以同时委托国际海事组织设立特别敏感海域以管制区域内的船舶航行与排放、委托国际海底管理局设立特别环境利益区以管制“区域”活动、委托区域渔业组织/安排对区域内捕鱼活动进行管理。简言之，即通过各个专业主管机构的合作，通过叠加设立不同ABMTs来实现综合管理。当然这一过程中，国际组织之间保持密切协同与沟通至关重要。目前一些区域公海保护区实践中，为弥补自身职能局限，诸如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组织等区域组织和安排均己尝试通过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来实现对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更为综合的管理。截止2008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己经与11个区域和部门组织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组织设立的部分公海保护区中，在有必要同时对捕鱼或航行活动予以管制的区域 [ 5 ]，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己分别请求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和国际海事组织在该特定海域建立了相应的渔业资源养护区或特别敏感海域。 4.3. 在统一养护原则基础上鼓励公海保护区建设的区域做法 ILBI可以参考和借鉴《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洞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的立法模式，通过全球层面的立法为公海保护区建设确立一个全球总括性目标和普遍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允许、鼓励区域国家和其他具有利益相关国家，如在特定公海区域的现实或潜在捕鱼国就区域层面的公海保护区建设达成区域合作安排。这些原则应主要包括透明度原则、生态系统方法、预防原则、适应性管理、污染者付费、公众参与、科学方法原则等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其中后两项原则在协调全球立法与区域实践方面尤为重要。公众参与原则要求区域层面的公海保护区管理措施必须与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讨论和协商后制定。因此，这也意味着公海保护区的区域安排首先必须保持开放的系统。在《鱼类种群协定》中，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任一区域渔业组织或安排在制订养护和管理措施时，必须在有关沿海国、捕鱼国、对有关渔业感兴趣的国家展开合作基础上进行；同时任何区域渔业组织或安排的成员地位也必须向上述国家开放。而科学方法原则的贯彻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措施的全球一致性和区域特殊性之间的平衡。按照科学方法原则，区域组织和安排在制订公海保护区措施时，必须确保这些措施所根据的是可得的最佳科学证据。该原则客观上限制了区域组织和安排在公海保护区设立和管理措施方面的自由裁量余地。例如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己经编制了有关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域区域的识别和管理标准情况下，这一标准便应该成为所有区域组织和安排在公海保护区设立和管理措施制订时参考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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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公海治理过程当中，国际社会早己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建立起了众多专门和区域性国际法律机制。与国内社会不同，这些有关具体问题的安排并没有也无法在一个总括性的宪法框架下展开，彼此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层面秩序，由此形成了一个国际海洋法律机制簇集的复杂机制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新的公海立法都无法自外于这一现状而独立开展。 由于功能设定的局限，现有的部门/物种导向的全球性专门机制无法为公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提供全面和综合养护和管理。与此同时，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虽然己经率先在区域层面采取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全面养护探索，但由于缺乏全球性法律文件的背书而无法取得全球层面的普遍约束力。作为具体落实《公约》有关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规定的补充立法，ILBI应在不妨碍现有全球、区域和部门组织和机构职权履行前提下，合理进行制度安排设计，做到既避免与现有国际和区域机制发生职能重叠与冲突，又能有效弥合当前公海保护区建设地理和职能空白。为此，建立一个开放性的、以缔约方大会为基础的条约机制，应是未来ILBI有关公海保护区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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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了解护士在2020年救治危重型新冠肺炎防治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为护理人员应对今后的突发传染病疫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现象学方法，对参与危重型新冠肺炎救治工作的10名护士进行深度访谈，运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归纳为3个主题：护士在执行救治工作中的积极情绪、护士在执行救治工作中的负性情绪、救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压力。结论：护理人员在救治过程中有正、负性情绪，管理者应给予关怀和激励。加强传染病常态化培训和考核，在感染科内设置重症监护科这一新的应急模式，完善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应急预案。充分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手段，合理安排人力、科学统筹应急物资，为今后的突发传染病疫情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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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导致的肺部炎症，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重症患者可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及多器官衰竭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临床分型为危重型：出现呼吸衰竭，且需要机械通气；出现休克；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ICU监护治疗 [ 1 ]。护理危重型患者的护士应具有ICU专业背景，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较高的职业素质，身体健康，能承担高强度的救治工作 [ 2 ]。 我院是一所三级甲等传染病专科医院，是北京市定点收治新冠肺炎医院。随着疫情发展，2个重症监护科先后分别设立在两个感染科内，危重患者由监护室收治。收治标准为：患者出现呼吸衰竭，且需要机械通气；出现休克；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感染科收治普通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有93名护士参加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本文对其中10名护士的真实体验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护理管理改进方法，为今后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提供经验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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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月25日至2020年2月28日参加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的10名护士为研究对象，在3月1日至4日期间对其进行访谈。纳入标准：参与危重型新冠肺炎救治的一线护士；到岗前参加了相关培训；在一线救治满14天；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接受录音访谈的护士，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已不再提炼出新的主题及资料达到饱和为标准 [ 3 ]。被访谈者称谓以序号编排，平均年龄为(30.17 ± 4.821)岁，工作年限为(7.25 ± 4.25)，受访者一般资料见表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N = 10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学历 护龄(年) 职称 婚否 生育情况 N1 女 35 本科 12 主管护师 婚 已育 N2 女 35 本科 12 主管护师 婚 已育 N3 女 35 本科 12 主管护师 婚 已育 N4 女 27 本科 4 护士 否 未育 N5 女 33 本科 10 主管护师 婚 已育 N6 女 32 本科 10 主管护师 婚 已育 N7 女 25 本科 3 护士 否 未育 N8 男 22 大专 1 护士 否 未育 N9 女 32 大专 8 护师 婚 已育 N10 女 29 本科 6 护士 婚 已育 表1. 受访者一般资料(N = 10) 2.2. 方法 2.2.1.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 [ 4 ]，查阅相关文献 [ 5 ] [ 6 ] [ 7 ] [ 8 ] [ 9 ]，结合本院护理专家给出的意见确定访谈提纲。提纲内容：① 一线工作中有哪些难忘的感受？② 遇到什么困难和压力？③ 自身生理有什么影响？④ 您认为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培训？⑤ 对医院有何建议及要求？以一对一当面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访谈前告知受访者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保密性。访谈时间控制在30~60分钟，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做好访谈笔记，适时沟通交流，保证资料的准确性。 2.2.2.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24 h内，由研究者将录音资料转化为文字。依据Colaizzi的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 [ 10 ]，研究者对资料分析结果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得到本次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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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传染病常态化培训和考核，夯实传染病护理技能，提升护理人员的认知水平和应急能力 访谈过程中，大部分人提到了加强对防护用品使用的培训，重点强调了全员培训全员考核的理念，尤其是加强医生、技师、保洁员等群体的培训。因为救治工作是团队作战，如果有一个成员被感染，团队其他成员也都面临被感染的风险，会给一线人员的心理上、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本就有限的人力资源会更加紧张。一线护士只有增强新冠肺炎专业知识、重症技能、心理护理等相关知识的学习才能适应面临的各种挑战。在护理过程中患者出现了依从性差、需求不能及时满足产生焦虑的现象和对一线人员的攻击行为，要认真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掌握相关的护理知识，并将此项内容放到今后的常规培训中。访谈过程中，护龄短、无重症护理技术和应急护理经验的护士觉得知识缺乏，有强烈的培训需求。管理者和一线人员对此次疫情进行总结，针对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完善应急预案和演练流程，提高护理人员的应急能力；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大部分需要呼吸支持，使用高流量氧疗仪、呼吸机和ECMO，因此危重症护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建立与传染病突发疫情危重患者相匹配的应急护理人才库，贮备更多护理应急管理者和人员。 4.2. 完整的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应急演练流程和严谨的应急预案，能更好地提高护理人员的 应急反应能力 受访者反映：现有的演练流程注重患者从急诊迅速到达病房的流程，进病房后的流程不具体不完善。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需要医院各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才能将各个环节结合紧密，没有脱节，保证应急演练更加完善、精准。感染科中设置重症监护室这一新的模式的建立，将救治工作前移，危重患者不需转运便能就地救治和监护，为患者赢得了时间和生命，减少了病毒播散的可能。同时对重症监护室和感染科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员、仪器设备、信息系统等的准备，如何转运，怎样安装放置设备，如何有效的配合都要增加到演练流程和应急预案中，结合这次疫情更好的进行完善，为今后类似情况积累经验打下基础。访谈过程中，部分护士反映医疗用品找不到，轮换的护士不知道感染科的工作流程、科室的布局、个人物品的准备及需要注意的方面。我院是专科医院，药品的种类不全，提前了解患者必需而我院又没有的药品尤其重要。鉴于以上情况，应急预案中应包括：一份患者必备日常用品，一份患者必备药物清单(患者入院后填写)、一份科室使用物品清单、一份科室使用物品定位图、一份科室布局图、一份工作流程、一份工作人员个人物品准备清单及注意事项。科室使用物品清单中的物品要注明无疫情时放在什么地方，疫情发生时及时拿取并定位放置。以上内容制成电子版手册，护士人手一份，每位护士能熟悉应急预案的要求、内容和目的，有利于疫情发生时各项工作的开展。针对支援的护士，安排专人做好前接，发放电子版手册，提前让支援护士熟悉，便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应急演练的开展不应仅限于感染科室的医护人员，应涉及到各科室，提高整体护理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完整的演练流程和严谨的应急预案，会在今后的演练中更具有实战性、全面性和科学性，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 4.3. 关注护士的负性情绪和身体状况，合理地安排人力，有助于维护其心理健康 负性情绪会降低护士工作热情，影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如果护士的负性情绪不能有效调适，不仅直接影响到护理服务质量，而且会导致护理人员选择离职来逃避问题 [ 11 ]。疫情初期，各科室人员对疫情的恐慌，领取了大量的N99口罩，致使N99短缺。收治新冠肺炎的科室，口罩由N99换成了N95，护理人员非常担心，因为N99口罩在收治甲流、埃博拉病毒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防护效果得到大家的认可，好的防护用品是保证安全的前提。鉴于此医院立即建立了精细化物资管理体系 [ 12 ]，加强防护物资的管理，计划分配防护用品，避免过度防护造成的物资浪费，确保下发的物资均符合防护标准，保证临床安全。管理者需关注环境的安全，中央空调在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及时解决一线人员的取暖问题。关心一线人员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反应，处于经期、慢性鼻炎急性发作、幽闭症、焦虑等的护士通过调整班次或人员来解决。注意护理工作中的亮点，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创造乐观向上、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减轻护士的负性情绪。合理安排人力，提前计划轮换人员名单，岗前培训后，有序的进行轮换；用智能化机器人或物流传输系统节约人力，提高效率，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由于该质性研究的受访者数量有限，来源于同一所医院，结论上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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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参与救治危重型新冠肺炎的护士有强的责任和使命感、激动和兴奋的自豪感，在困难中被团队的凝聚力所感动。但同时由于防护用品不足、工作负荷重、专科技能不足、担心家庭等因素，出现了害怕、焦虑、担心等负性情绪。管理者应针对其体验给予关怀和激励，加强传染病常态化培训和考核，夯实传染病护理技能，结合感染科内设置重症监护科这一新的应急模式，新增和完善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应急演练流程和应急预案。充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手段，合理安排人力、科学统筹应急物资，为今后的突发传染病疫情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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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调查2019年聊城市青少年高中生近视发病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其治疗效果，及时进行预防干预治疗。方法：按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选择聊城市5000名高中生为调查对象，调查高中生近视发病率，比较男女近视发病率、近视的程度及分析近视的相关因素，根据调查结果总结近视治疗措施及其治疗效果。结果：聊城市5000名高中生近视发病率为87.6%，比较男生与女生近视发病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低度近视占近视人群30%，中度近视占50%，高度近视占20%。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父母近视、是否进行眼保健操及学习环境光线均与近视有相关性。学习时间长短、父母近视及近视度数与近视成正相关，户外活动时间长短及进行眼保健操频率与近视成负相关。近视患者佩戴框架眼镜占90%，佩戴角膜塑形镜者占5%，未行任何治疗者占5%，佩戴框架眼镜及角膜塑形镜者均减缓近视度数进展，但佩戴角膜塑形镜者更佳。结论：2019年聊城市青少年高中生近视发病率较高，多为中度近视，可能与学业重、学习时间长、户外活动时间短、父母近视、近视度数高、学习环境光线太强或太弱有关。早期预防带镜治疗，效果可，及早干预，积极宣教，可减少近视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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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电子产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发生近视，近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我市至今未进行过青少年高中生近视发病率流行病学调查，所以此次调查2019年聊城市青少年高中生近视发病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其治疗效果，及时进行预防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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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于2019年5月~12月进行，按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聊城市东昌府区5所规模大致相似的高中学校高中生，共计5000人，发放调查问卷5000份，现场回收有效问卷5000份，回收率100%。其中男生2546名，女生2454名，平均年龄16.5岁。 2.2. 方法 1) 采用调查问卷形式调查5000名高中生是否患有近视，是否佩戴眼镜、佩戴眼镜度数、每天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是否进行眼保健操、父母近视及近视度数、学习环境光线强弱、近视治疗措施及效果等一系列问题。 2) 采用国际标准对数视力表进行视力检查 [ 1 ]，佩戴眼镜后视力未到达1.0者再次行验光检查明确屈光度(等效球镜 = 球镜 + 1/2柱镜)。 3) 屈光度标准：低度近视 < −3.00D，中度近视为−3.00D~−6.00D，高度近视 > −6.00D。当两眼近视度数相差较大时，采用单眼0.5比例进行统计 [ 1 ]。 4) 所有检查均由专业的眼科医生进行，所有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评价后均进行变量赋值，进行的所有程序均符合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所有调查者均有知情权，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无异议。 5)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结果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男女近视发病率，对影响近视的相关因素采用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检验，所有计量数据均采用(x ± s)，以P < 0.05差异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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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1) 2019年聊城市青少年高中生近视发病率为87.6%，其中男生近视发病率为85.5%，女生近视发病率为86.2%，男生与女生近视发病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 低度近视占近视人群30%，中度近视占50%，高度近视占20%。 3) 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父母近视、是否进行眼保健操及学习环境光线均与近视有相关性(Z = 0.444， P = 0.004， Z = −0.339， P = 0.032， Z = 0.412， P = 0.008， Z = −0.370， P = 0.019， Z = 0.480， P = 0.002)。学习时间长短、父母近视及近视度数与近视成正相关，户外活动时间长短及进行眼保健操频率与近视成负相关。 4) 近视患者佩戴框架眼镜占90%，佩戴角膜塑形镜者占5%，未行任何治疗者占5%，佩戴框架眼镜及角膜塑形镜者均减缓近视度数进展，但佩戴角膜塑形镜者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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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近视分为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轴性近视较为常见，即在眼处于调节静止的状态下，外界平行光线进入眼内后聚焦于视网膜之前，这种屈光状态称为近视 [ 2 ]。近视是多发于青少年的一种常见的屈光不正。视力不良作为我国重点防治的六种学生常见病之一，一直备受关注 [ 3 ]。此次调查研究发现男生与女生近视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 [ 4 ]，考虑可能与高中生学业重、学习环境及学习氛围紧张加之积极准备高考使得男生与女生近视发病率无明显差异。 青少年高中生中屈光度数处于中度近视占比例较大，考虑可能是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初中直至高中，学习压力大，使得近视年轻化。高中生学业重学习时间较长，长时间近距离注视，睫状肌和眼外肌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晶状体处于变厚状态，调节能力下降，出现视疲劳，巩膜受压被动拉伸，眼轴变长，形成轴性近视及近视进展 [ 5 ]。近视的发生有一定的遗传性，但并非绝对。根据本次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父母患有近视，子女近视可能性大，父母近视度数越高，子女近视可能性越大，呈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一致 [ 1 ]。经常做眼保健操，合理用眼，放松眼部睫状肌、眼外肌及晶状体，利于减缓近视进展。户外活动时间长短作为影响近视发病率的重要因素，其他报道显示 [ 6 ] [ 7 ]，紫外线照射刺激体内产生多巴胺，多巴胺能够阻止眼球伸长，防止眼球焦点发生扭曲，所以增加户外紫外线照射利于减缓近视发病率。学习环境光线强弱也是影响近视发病率的相关因素，太强或者太弱的光线均不利于学习。曾有报道显示 [ 8 ]，米黄色、浅蓝色在550纳米光频率对眼睛损伤最低，有保护作用，且灯光从左前方照入利于学习，可以减缓近视发病率。学习读写姿势、喜食甜食等因素亦影响近视发病率 [ 9 ]。 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近视的高中生中大部分佩戴框架眼镜，少部分选择佩戴角膜塑形镜。框架眼镜是相对最安全的一种近视治疗方式，角膜塑形镜是最近几年比较热的一种治疗方式，晚上佩戴，白天视力可以达到1.0标准，通过改变角膜的形态和光学性能来控制近视，但佩戴不正确容易产生较多的并发症，比如角膜炎、结膜炎等，而且费用相比框架眼镜来说较高。调查研究显示二者均可减缓近视进展，但角膜塑形镜更佳。眼保健及眼部健康小讲课等一系列近视防控宣传走进校园，使得高中生学到更多的近视知识，可以更好地认识近视，防控近视，减少近视发病率。 综上所述，2019年聊城市青少年高中生近视发病率较高，多为中度近视，可能与学业重学习时间长、户外活动时间短、父母近视、近视度数高、学习环境光线太强或太弱有关。早期预防带镜治疗，效果可，及早干预，积极宣教，可减少近视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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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电力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需要尽快建立电力交易组织业务管理体系，规范和引导电力交易组织业务有序运转，保障电力交易组织公平、公正、零差错、高效率。本文针对国外典型电力市场包括美国ERCOT、PJM、北欧Nord Pool以及NASDAQ电力金融市场的业务流程和相关组织架构进行了梳理，为电力交易组织业务流程以及管控架构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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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现货市场的全面铺开已成为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核心与重点 [ 1 ] [ 2 ]。电力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需要尽快建立电力交易组织业务管理体系，规范和引导电力交易组织业务有序运转，保障电力交易组织公平、公正、零差错、高效率。欧洲与美国作为电力市场建设的先行者，其市场化改革与交易范围整合扩大的相关经验和做法可对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 [ 3 ]。本文针对国外典型电力市场包括美国ERCOT、PJM、北欧Nord Pool以及NASDAQ电力金融市场的业务流程和相关组织架构进行了梳理，为电力交易组织业务流程以及管控架构设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