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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问题探究 4.1. “化繁为简”向“画蛇添足”的演变 案例一：(审判模式实行前)在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不服上诉一案中，天津二中院将本案移送我院审查后，承办人发现一审判决的数额认定计算错误，导致判决项中没收违法所得数额错误，类似于本案的须改判的情形，按照惯例须经开庭审理后作出改判结论的二审判决，而二审法庭在接受了我院的书面意见后，经书面审理，直接作出了改判的二审判决。 案例二：(审判模式实行后)在被告人李某犯强制猥亵罪不服上诉一案中，被告人李某已于我院阅卷期间自愿撤回了上诉，我院阅卷结束时将撤诉书一并移交二审法庭，而案卷归还后，不日即收到了二审出庭通知书，因刑诉法未规定二审程序存在普通或简易程序之分，因此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当庭全面审查，上诉人当庭表示早已撤回上诉，认罪伏法，后本案二审当庭宣判，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 相当一部分撤诉案件，上诉人并非对一审判决不服，而仅仅是希望通过提出上诉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因上诉而一审判决不能生效，启动二审程序则可尽量延长其被羁押的期限，使得判决生效后剩余刑期不足三个月，即可留在看守所服刑。 刑事二审程序的设计应当兼顾公正、效率两大价值，对所有案件都开庭审理，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 1 ] 。既然新刑诉法未明确规定何种上诉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则意味着法官有权对任一案件决定开庭审理，此亦构成了“两段式不间断”审理模式设定开庭案件范畴的合法性要件之一。制度规定的开放性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开庭率的片面追求导致的诉讼经济的不利 [ 2 ] 。案多人少的大环境下，该制度纯粹地保障了“以开庭为原则”，却于繁简分流无利，如当事人仅就法律适用、无关事实认定的量刑等问题提出上诉的案件，本可由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如今却被该制度限制了自由裁量权。 4.2. “不见面”的代价——“不看卷” 案例三：在一起适用该审判模式的上诉案件二审庭审中，由于上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问题，又未聘请辩护人，导致合议庭无法通过讯问完成法庭调查。此时，审判长当庭告知上诉人，合议庭于庭前并未查阅案卷，一切调查程序均须在法庭上完成，因此告诫上诉人正面、如实地回答问题，配合法庭将案件事实调查清楚，以便于在二审阶段给予其公正的审判。此类情形，在适用该审判模式的法庭审理中，曾多次出现。 开庭审理的条件是有实质性要求的，二审法官在开庭审理前，需全面阅览一审案卷，既包括公诉机关一审庭前移送的侦查、起诉卷宗，还包括一审法院审判后整理归档的一审案卷。阅卷环节之后，承办法官应通常先对上诉人进行讯问，然后决定是否开庭 [ 3 ] 。审判模式确立后，二审上诉案件一律分阶段处理，庭前审查人员与合议庭组成人员完全出自两套人马，庭前审查人员亦对是否开庭无决定权，仅能够对案件事实进行前期审查，以备向开庭当日随机形成的合议庭成员进行汇报。 此种审判模式下，由于合议庭成员直到立于法庭之上法槌敲响时仍从未接触案卷，导致了如下弊端：其一，对事实调查和法庭质证环节的影响，我国刑法对于二审程序仍采取“全面审查”的原则，即并非仅围绕上诉理由而设置和展开，而是对全案须进行全面审查。而在该审判模式下，合议庭庭前从未阅卷，对案件事实仅靠庭审过程有限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调查，难免有失公正和违背全面审查原则，新刑诉法规定，不开庭的案件，合议庭应当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相关诉讼参与人的意见，而对开庭案件无有相关规定，却在此种制度下被运用为“不开庭的，阅卷；开庭的，可不阅卷”，此逻辑难免牵强。其二，法检在二审庭审的配合默契不足，开庭审理案件数量的单纯增长并不意味着开庭审理的价值和功能得到实现，审判方式的选择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开庭审理方式那么简单，而是要探求刑事二审的目的和任务。新刑诉法对二审检察院的阅卷期限进行了一个月的限制规定，且一个月的阅卷期限不计入审限，这种“一刀切”的规定方式使二审检察院的阅卷工作陷入极大的困境。在刑事二审案件中，大量案件属于重大、疑难复杂类型，须花费较长时间阅卷，二审检察院在有限的时间内需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完成不加区分难易程度的各类案件的阅卷工作 [ 4 ] ，而二审承办法官却一不阅卷，二可两次向检察院协商，由检察院向其出具延期审理建议书，这对认真阅卷的二审检察员乃至辩护人都是极大的不尊重，也直接影响了开庭审理的效率和效果。 4.3. 即时宣判——牺牲公正为效率加分 案例四：在一起适用该审判模式的故意伤害上诉案件二审庭审中，合议庭当庭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亦维持原判，因受害人经受了身体上的巨大创伤，情绪激动，其提出附带民事部分上诉后，裁判结果与其预期不符，因而当即大闹法庭，质疑法庭庭审程序结束后直接宣判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在动用了相当的警力维持秩序并由法庭进行详细的说理释法后，此事件方才得到了结。在其后的二审庭审中，当庭宣判后合议庭会向各方当事人询问是否要求说理释法，以防止激化矛盾，同时，当庭不予宣判的案件比例逐步提升。 对当庭宣判率降低的分析，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案件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庭前准备的大量工作由审判辅助人员进行，由于审判辅助人员实务经验欠缺，可能导致对同一案件事实的认识与合议庭存在差异。二是上诉人或被害人方当庭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出于不给对方准备的考虑，尽管庭前已向各方当事人告知了举证事项，但出于对审判结果的利己考虑，各方当事人仍倾向于将影响裁判结果的证据当庭提交，只要新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则势必不能当庭宣判。三是合议庭的分歧导致，少数案件甚至会出现合议庭三人三种意见的情况，出于慎重的考虑，应避免出现错案的可能性，因此当庭不宜宣判。 正义是通过个案实现的，而量化考核是一种数字上的管理，即“将正义数字化”，由于很多考评指标直接与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的利益相连结，导致了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的审判活动以完成指标为中心，而非以个案的客观公正为中心 [ 5 ] 。在本文所分析的审判模式创设之初，因当庭宣判是一大工作亮点，因此“当庭宣判率”也是一项重要的考评指标，这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审判人员为了获得好的“数字”，而想方设法使体现办案质量的积极数字变大。诸如此类的功利性努力，会扭曲诉讼行为，背离司法规律，盲目地为了实现司法效率而影响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落实。令笔者欣慰的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积累，现今的当庭宣判率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足见改革实践中审判人员对案件公正的追求及审慎。 4.4. “不遗余力”向“适可而止”的倒退 案例五：在被告人陈某某犯诈骗罪不服上诉一案中，被告人陈某某因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中一起犯罪事实不服而提出上诉，天津二中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将本案移送我院阅卷审查。笔者作为承办人，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该起犯罪事实确存在事实不清情形，并经向被害人求证，被害人证言可以证实该起事实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笔者以改判意见结案并将被害人证言作为新证据提交二审法庭后，不日收到二审法庭送达的出庭通知。然而，在原定的开庭日期，采用“两段式不间断”审判模式进行案件分配后，笔者如期到达法庭参与庭审，却在未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得知庭审已被取消。问及承办法官，得到的答复是此案没有争议，可直接进行书面审理并维持原判即可。 新刑诉法删除了旧法中“合议庭经过阅卷……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这一饱受诟病的规定，旨在限制法官在审理方式上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法官对事实存有争议的案件恣意决定不开庭。但新刑诉法第223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规定仍然给法官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能导致主观臆断。立法者一方面意欲扩大二审开庭范围，本文讨论的审判模式亦然，而另一方面却仍然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明确，判断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主体为二审合议庭，而不是承办法官个人。是否开庭审理是庭前程序，系诉讼环节之一，判断主体应与审判主体同一，这也合理解释了该审判模式下或无端开庭或肆意取消开庭的问题根源，即开庭审理的判断主体与审判主体不同一的问题，导致庭前准备程序形同虚设。在是否符合开庭条件的问题上发生此类争执，极大地影响了审判的严肃性，削弱了司法权威。 部分省市为提高诉讼效率，完善二审庭前准备程序，二审法院会在实践中加强与二审检察院的业务沟通、配合，及时组织新证据交换，圈定无争议的事实范围，对争议案件进行阅卷总结，并供二审检察院作为业务参考，以此缩短检察院的阅卷时间，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确定庭审重点，扎实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反观本文所分析之审判模式，阅卷工作全部由二审检察院在有限的一个月时间内完成，合议庭成员庭前从未接触案卷，直至开庭当日随机分案后，才对案件产生粗略判断，而后就能够径行决定开庭亦或不开庭审理，此做法亦完全与其审判模式设立之目的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