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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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二：大学生垃圾分类内隐态度测验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通过网络报名、线下招募的方式选取80名大一学生为被试作为研究二的被试，用于内隐联想测试。排除无效被试后，保留72份有效数据，其中女生占比62.5%，平均年龄18.49岁(SD = 0.949)。研究二所有被试全部自愿同意参与实验，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熟悉有关电脑操作。其母语均是汉语，参与者均无神经和精神疾病的历史，也没有物质滥用或使用精神疾病药物。 为保证测试的结果较少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造成偏差，使用G*Power软件进行先验分析：计算研究二所需最低样本量为54，本研究样本量充足。 3.1.2. 实验材料 内隐联想测验的概念图片 由于外显量表的概念词数量较少，且词汇长短不一，在行为实验中易于增加不必要的控制变量，因此行为实验的“垃圾分类”概念以图片形式呈现。实验欲以垃圾桶的标识作为测验中确定为“垃圾分类”与“垃圾未分类”的区分，初步通过网络引擎搜索符合要求的垃圾桶图片，经过后期PS技术加工，所有图片背景一致为纯白色、亮度一致、分辨率均为1024 × 768，选用33张分类图片、37张未分类图片，详细见图1。 图1. 内隐联想测验程序所用概念图片 3.2. 实验程序 在实验室环境下对全部被试进行集中施测，一人一机独立作答，杜绝互相干扰。通过Windows10系统电脑呈现E-prime3.0编制的测验程序。内隐联想测验包括练习和正式测试两部分，共7个步骤，每步均有指导语，确保被试看懂指导语后按空格键进入实验。每个阶段结束将反馈正确率，若正确率低于80%则将重新进入该阶段直至达到要求的正确率方能进入下个阶段。正式阶段测验及错误率低于20%的数据纳入统计。实验前由心理学专业学生告知被试接下来需按要求完成快速分类任务，要求其读懂指导语后尽量又快又准地对屏幕呈现的词汇按键反应，反应按键为“F”和“J”。编制测验流程图见图2；内隐联想测试步骤见表3。 图2. 内隐联想测验流程图 Table 3 Steps o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 步骤 测验/练习 F键反应 J键反应 1 练习 垃圾分类图片 垃圾未分类图片 2 练习 积极词 消极词 3 联合任务一练习 垃圾分类图片 + 积极词 垃圾未分类图片 + 消极词 4 联合任务一测验 垃圾分类图片 + 积极词 垃圾未分类图片 + 消极词 5 练习 垃圾未分类图片 垃圾分类图片 6 联合任务二练习 垃圾未分类图片 + 积极词 垃圾分类图片 + 消极词 7 联合任务二测验 垃圾未分类图片 + 积极词 垃圾分类图片 + 消极词 表3. 内隐联想测试步骤 3.3. 数据处理 内隐联想测验部分，测验使用E-prime3.0软件对被试的行为数据进行记录，数据分析的对象为被试在实验中对形容词的反应时与正确率。数据处理方法为：首先使用E-prime3.0软件中的E-merge将被试数据合并，筛选出被试对刺激的反应时及反应按键数据。为了排除过度加工或提前反应的影响，剔除反应时长少于300 ms和长于3000 ms的被试数据，由于实验设计中要求被试高于80%正确率予以通过，故所有有效数据的正确率均符合实验要求。 运用Greenwald提出的D值计算法求出被试内隐性态度的内隐效应D值 [ 10 ]。D = 两联合任务反应时均值差/正确反应时标准差。D值反映了兼容任务和不兼容任务反应时差异的大小，D的绝对值越大则态度强度越强。本研究中，内隐效应D值为0表明被试对垃圾分类的内隐态度为中性，既不积极也不消极；若D值大于0，表明被试对垃圾分类的内隐态度为消极；若D值小于0，表明被试对垃圾分类的内隐态度为积极。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计算D值，并将D值与0进行单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著表示被试对垃圾分类的内隐态度(积极或消极)具有统计学意义，若检验结果不显著则表示被试对垃圾分类的内隐态度为中立。 3.4. 结果 利用SPSS17.0对72名有效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单样本t检验。将被试对联合任务一和二的反应时进行描述性统计，任务一平均反应时为790.206 ms (SD = 125.288)；任务二平均反应时为1013.785 ms (SD = 201.232)。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sponse time of two joint tasks (ms 项目 内容 N 均值(M) 标准差(SD) 联合任务一 垃圾分类图片 + 积极词汇 72 790.206 125.288 联合任务二 垃圾分类图片 + 消极词汇 72 1013.785 201.232 表4. 两联合任务反应时描述性统计(ms) 将被试对联合任务一和二的反应时进行统计后根据差值计算内隐联想测验效应值D值为−1.701 (SD = 1.240)。将D值与0进行单样本t检验，计算结果t = −11.636， P < 0.01。结果如表5、图3所示。 内隐态度D值与检验值0 的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完成不相容任务的时间显著多于完成相容任务所用时间，D值与0检验结果差异显著(t = −11.636， P < 0.01)。 Table 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IAT effect D value (ms N D值(M) 标准差(SD) df t p 72 −1.701 1.24 71 −11.636 0.001 ** 表5. IAT效应D值的统计结果(ms) 注： ** P < 0.01。 图3. 内隐联想测验效应图 将被试的外显量表得分与内隐态度D值进行皮尔逊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为r = −0.81，P = 0.5，二者无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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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垃圾分类外显态度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被试对于垃圾分类为积极的外显态度。这与当下采用其他方法的学者研究结果一致：杨思芸在对银川市垃圾分类情况的调查中显示52%的大学生受调查者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垃圾分类，表现出了对垃圾分类积极的态度 [ 11 ]。申秀英在对地方师范学院学生的垃圾分类态度分析中表明学生的环境价值取向与新环境典范中所定义的一致 [ 12 ]。在张孟思的研究中也显示大学生有积极的外显环保态度 [ 13 ]。但也有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的调查：在朱兴峰的校园垃圾分类研究中，样本中有65%左右的大学生对垃圾分类持有怀疑和消极态度 [ 14 ]。陈艳以安徽淮南市为例，在对三四线城市的垃圾回收调查中，受调查的社区居民57%没有意愿进行垃圾分类 [ 15 ]。 当下研究中学者对垃圾分类外显态度说法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我国垃圾分类采取试点推行政策，导致不同地区垃圾分类的进展不一致，垃圾分类环保宣传工作的时间长度不同、市民对垃圾分类处于初期抵触或后期适应的不同状态导致的。本研究的结果支持大学生对垃圾分类持有积极的态度。分析认为大学生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通过高校的知识宣传，从认知层面上能够认识到身体力行进行分类所带来的环境效益远大于分类操作时的繁琐和不便的微小损失，表现出了愿意牺牲一时的方便舒适、可以克服分类时的麻烦、能够从更宏观长远的环境生态效益考虑的责任意识，对于垃圾分类这一亲环境(或环保)行为有着比较理想且积极正面的环保态度。 4.2. 大学生垃圾分类内隐态度讨论 本研究结果说明垃圾分类与积极词汇联合为相容任务，垃圾分类与消极词汇联合为不相容任务。被试认为垃圾分类与积极词汇关联紧密，故反应时更短，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说明被试对垃圾分类有着明显的积极内隐态度倾向。结果与王笃明的研究一致，他采用GNAT的内隐联想范式，在研究中纳入了自我和非我词汇，结果显示在内隐态度中垃圾分类与自我联系更密切，被试对垃圾分类具有稳定且积极的自我倾向 [ 16 ]。在王黎明对大学生垃圾分类的GNAT范式研究中，选取了更严谨的参照词汇，减少了研究中对比效应后，垃圾分类态度效应值仍为正值，被试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态度是明确的 [ 17 ]。在对大学生内隐环保态度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与本研究相同的IAT范式，结果也显示大学生有着积极的内隐环保态度。 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积极的内隐态度，原因可能是大学生对于日常垃圾分类处理的认识更加常态化，对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在有效的宣传教育下，将垃圾分类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和生态效益内化于心。在生活中出现越来越多垃圾分类元素，如五色的垃圾桶替代普通垃圾桶、公益宣传广告等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能够与时俱进又顺其自然地将垃圾分类的出现和落实平常化，较好地接纳这种新环保时尚的生活方式，无需经过思维加工就能够发自内心地认同垃圾分类。而积极的分类态度的易得性越强，对分类行为的落实就有更强的预测作用 [ 6 ]。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积极的内隐态度，是当代青年推动垃圾分类在新的阶段全民践行、全面落实的利好因素。 4.3. 大学生垃圾分类外显和内隐态度讨论 本研究的外显量表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垃圾分类持有积极的外显态度，在内隐联想测验(IAT)的研究中，显示大学生对垃圾分类持有积极的内隐态度。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垃圾分类持有一致积极的外显和内隐态度。说明被试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垃圾分类积极态度。这暗示大学生目前已经有了较强较稳定的积极分类态度。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在张孟思对于环保行为的外显内隐态度研究中，也表现出了一致积极的态度 [ 13 ]。大学生对垃圾分类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可以推测积极倾向贴近于真实的态度。反推积极态度形成的原因，说明近年来政府政策的推行、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和社区工作的开展卓有成效，居民们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更加深入，逐渐接纳日常生活垃圾分类并认识到此举是环保有益的 [ 18 ]。积极稳定一致的垃圾分类态度也引导着大学生们将其态度付诸于实际的垃圾分类行为上。 研究显示大学生垃圾分类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即这两种态度是分离，互相独立的。这符合以往研究中的态度分离理论 [ 19 ]，即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结构，具有不同的心理加工机制。外显态度是自我意识和思维的产物，而内隐态度更多是自动化和无意识的，不是通过内省就可以获得的。许多研究证实了内隐态度同外显态度之间往往表现出弱相关或不相关的特性， 它们是两个相对独立存在的系统 [ 20 ]。本次研究也证实了对垃圾分类外显和内隐态度是两种彼此独立的结构，因此在分析大学生分类态度时，不能单单从其中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即使目前研究结果中对分类的态度是一致的，也并不意味着研究的冗余和重复。相同的态度但却有着不同的心理过程，只有将外显和内隐态度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真实可信的态度。因此本研究采用两种测量方法获得外显和内隐态度，二者结合并一致得出的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态度这一结论是具有高可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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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研究表明，大学生普遍对垃圾分类具有积极的外显态度。并且将垃圾分类与积极词汇联系的更加紧密，对垃圾分类的内隐态度倾向于积极。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的外显和内隐态度具有一致的积极性。说明垃圾分类行为被大学生认可和接受，这有利于引导他们付诸在实际的垃圾分类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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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但在保障的同时也为申请人滥用申请权提供了缺口。目前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现象已经造成了我国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尽管我国在立法上对其进行了规制，但从实践效果来看，规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该问题的规制大多浮于表面，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该现象的发生，应当从制度设计本土化、探寻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的途径以及加大政府主动公开的力度这几方面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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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8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表明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得有利于其生产或生活的信息，为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对于我国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工作有着重大意义，同时也促使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2019年国务院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了修订，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公开原则，增加了公开的信息范围，完善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程序，同时针对行政相对人滥用申请权的情况，即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这次修订针对实践中突出的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改进，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完善了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中申请人滥用申请权问题进行了一个规制，但是其实践效果如何？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无论是从行政机关的反馈还是从法院受理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案件数量来看，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问题依然严重，这无论是对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工作、法院工作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都会产生影响。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被滥用的问题其实在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就受到行政机关与学界的关注。在立法上，行政机关主要是通过发布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来应对大量申请以及反复申请。并在2019年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修订，以此在较高的法律位阶上规制滥用申请权的问题。在学界上，主要围绕申请权被滥用产生的原因和规制建议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从政府信息公开门槛、成本低、缺乏弹性的程序规定等方面来论述造成申请权被滥用的成因，而与之相应的规制建议也大多停留于增加政府信息公开门槛和成本、细化收费标准以及提高程序处理弹性等方面。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笔者认为学界在研究申请权被滥用的问题上，是存在误区的，没有意识到产生该问题的本质原因，而仅仅只是在表面上给这个问题打“补丁”。 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现状以及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在这一部分，笔者以宁波市涉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为例，说明申请权被滥用的表现特点并阐述该问题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二部分是关于我国目前规制申请权滥用的现状，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根据上述两个部分的分析，探究造成申请权滥用的原因；第四部分是结合宁波市的一些成功经验，提出破解这些问题的建议。因此根据上述论述，本文旨在揭示政府信息公开中申请权滥用的现状，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揭露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达到减少甚至是杜绝申请权滥用的目的，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制度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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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表现特点与影响 2.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表现特点 笔者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进行一个检索与梳理，发现宁波市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呈现一个爆炸性增长的现象，尤其是申请权滥用的行为日益增多，成为我国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障碍 [ 1 ]。那么通过案件检索，笔者发现目前宁波市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表现形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申请内容重复，或者申请已经知晓的政府信息。有的申请人在其他的行政程序中已经知晓相关政府信息，却仍然向行政机关提起申请。比如说“陈仁娥诉宁波市人民政府案” 1 中，原行政机关宁波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以下简称宁波市资规局)已经在复议程序中告知了原告陈仁娥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原告仍然要求宁波市资规局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又如“李宝甫诉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2 ，原告李宝甫在起诉前，就已从相关拆迁办处获取了相关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建房申请表等相关信息，但其仍然向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二是申请数量多且频繁。有的申请人会在一天内向多个行政机关提起申请或者向一个行政机关连续提起十几件甚至是上百件申请。如“王菊兰诉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钱湖镇政府)其他政府信息公开一案” 3 (以下简称“王菊兰案”)，王菊兰在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已向浙江省内三级人民法院提起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51件，其中一审案件22件，涉及政府信息公开19件、涉投诉举报及履行法定职责案件2件。其不仅滥用了申请权，还滥用了诉讼权利，严重扰乱司法、行政机关的正常秩序。 三是申请人随意申请。有的申请人在申请信息前不会去辨别应向哪个行政机关去申请相关信息，而是抱着随意申请的态度。仍以“王菊兰案”为例，在该案中，王菊兰先后向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政府、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随意行使自己的申请权。 四是申请人申请目的不纯。有很多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相关的政府信息，而是基于其他目的。比如说“虞巍慧诉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案” 4 中，虞巍慧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目的是审查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明显不属于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查范围。又如“周桂秋、李召宝等人诉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人民政府乡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5 ，在该案庭审中，周桂秋等人明确表述，其所诉目的是确认洞桥镇政府在信息公开中虚假告知的行为违法，不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信息公开职责。 2.2.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不利影响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滥用对行政和司法两阶段都直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增大行政与司法的工作压力，浪费行政、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其会影响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引起社会舆论，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 首先，申请权的滥用会影响行政效率，浪费行政资源。如像上述的“王菊兰案”，申请人频繁地申请大量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若要每一件都去进行整理公开，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的正常运作。申请人无理地频繁申请大量的公开事项，这些毫无意义地行为增加了行政成本，浪费行政资源 [ 2 ]。 其次，容易引发滥诉，浪费司法资源。部分滥用申请权的申请人在行政阶段无法实现其目的时，会不断提起或者以群体的形式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使得法院的案件量上升，法官办案压力也就随之上升。这些无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有可能也会损害部分相对人的利益，如个人隐私受到侵害。 最后，申请人滥用申请权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的稳定秩序。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是检验人民在接受政府管理时对政府的满意度。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表面上披着“合法”外衣，实则是一种“无理、刁难”政府的行为，政府对此行为往往是采取不予理睬的应对手段，这会使得申请人不满意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采取一些偏激手段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不仅会损害政府公信力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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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现状与问题 3.1. 我国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现状 我国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探索从2008年就开始了，一开始以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来应对申请权滥用的问题。在2019年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在立法层面对该问题做了回应。2020年国务院又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收费标准。因此笔者在这一部分对这些规制方法进行一个整理和论述，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的成因分析提供基础。 其一，以规范性文件来应对大量申请及反复申请。在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出台前，行政机关为了应对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尝试：首先是对于重复申请的问题，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在2008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三条规定申请人就同一内容向行政机关反复提出申请的，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其次针对大量申请，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3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中确立了“一事一申请”原则，以此来应对申请人以同一事件或者是相似事件反复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其二，要求提交身份证明。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第2款是关于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应当包括的内容，其中增加了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应当提交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这一规定一方面可以确保申请人所提供的姓名与联系方式是其本人的；另一方面也是对申请人施加“压力”，若申请人滥用申请权，行政机关可以立马找到该申请人，那么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就会考虑风险成本，不会随意行使申请权。 其三，要求申请人对申请公开的内容做必要描述。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第2款还规定了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还需提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或申请人不能描述清晰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逾期不补正并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申请。这项规定要求申请人对自己要申请的政府信息具有一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筛选出“职业申请人”，从而节约行政资源。 其四，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理由不合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这项规定向普通民众传达一个信息，申请权的行使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公民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这样才能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度价值设计 [ 3 ]。 其五，增设收费标准。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在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况下收取信息处理费。收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制定。但是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并没有制定具体标准而是把权利下放到了各省，结果多数省级政府并没及时制定收费标准。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2月7日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了两种收费标准，并细化了具体计收标准。那么这次收费标准的具体化和细化可以为行政机关收取费用提供法律依据，也可以警示滥用申请权的申请人。 3.2. 我国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没有明确必要限度、合理理由和必要描述的判断标准。在上述措施三与措施四中提到的必要限度、合理理由和必要描述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具体标准的，那么行政机关在此是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若行政机关对必要限度和合理理由的判断存在错误或者认为申请人申请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内容，但在答复申请人的内容上存在不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的，反而会引起申请人的不满。以措施四为例，行政机关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不合理，可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说明其申请理由不合理的理由，即没有对这个说明理由进行一个论证和说明，那么即使行政机关判断正确，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在没有一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会存在申请人情绪上不满的可能并会作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反而使事情复杂化。 二是没有规定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和频次的合理范围。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但是法律并没有具体明确申请人申请的数量和频次达到多少以上才算超过合理范围，实际上也是要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对于合理范围的界定也是会影响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 三是收费标准的适用问题。2020年刚发布的《管理办法》确立了两种收费标准：一是按件收费；二是按量收费，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标准，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一种标准，但不得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算。那么在这其中就涉及到了行政机关在面对具体的申请时可以进行选择，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应当会产生不同的数额甚至可能出现较大差别，那其实行政机关在这就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因此笔者认为如何选择合理的计收标准这个问题是值得更进一步研究的，应当对此问题进行细化规定。此外《管理办法》的第四条、第五条分别具体规定了按件计收与按量计收的具体标准，在按件计收中，规定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决定类型。申请人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以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算件数。这就涉及到了行政机关需要对申请人申请的事项进行一个归类整理，将相同或者相似的申请事项以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算，若申请人申请事项过多，就会导致整个拆分过程过于繁杂，而且合理的最小单位如何判断也是个问题，同时“一事一申请”原则也极易成为行政机关逃避公开的理由 [ 4 ]。 在按量计收中，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发送电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形。笔者在此疑惑的是，申请人要求以发送电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电子邮件与电子数据并不涉及到纸张的打印费问题，那为何还将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与提供纸质件并列？并以按量计收的标准进行收费，这样规定是否存在不妥之处？我们不可否认《管理办法》可以为行政机关收取费用提供标准，并且结束了不同地区收费标准不同的局面，但该《管理办法》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此还应进行一个完善，以便减少争议的出现，发挥其真正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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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成因分析 4.1. 制度设计非本土化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和修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别国的经验所产生的，美国作为最早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其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影响。美国自从1966年制定《信息自由法》后，又经过1974年、1976年、1986年、1996年的修订，不断完善和发展。笔者通过比较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美国的《信息公开法》，发现两者存在比较高的相似度，从申请人申请的程序、豁免事项、行政机关处理时间等方面均存在相似的规定。以豁免事项为例，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保密文件、机关内部人事规则与制度、根据其他法律规定例外的事项、商业秘密与商业、财物信息、政府的内部联系、个人隐私、执法文件、金融制度以及地质信息九项例外事项 [ 5 ]；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豁免事项包括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行政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事物信息，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所规定的豁免事项是被美国《信息自由法》所包含的，而没有不同于美国的规定。制度设计的非本土化会使得我国在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时面临诸多的障碍，我国在面对存在漏洞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时，并没有从制度设计上探寻解决方案，而只是通过“打补丁”的方式来应对，其效果当然是不佳的。 4.2. 行政纠纷化解渠道不畅通 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订大大降低了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门槛，其目的旨在保护公民正当的申请权，但部分公民在申请信息公开时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有效的政府信息，而是基于其他目的 [ 6 ]。大部分疑似申请权滥用行为的背后有很多是涉及公民个人的经济利益，在目前尚不高的行政法治水平之上，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合法性或合理性方面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可能影响所涉公民切身的财产利益，如行政机关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各项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步骤缺失或是颠倒，在执法过程中方式不当等问题，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往往会激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就需要通过行政纠纷化解的途径解决。而从目前我国行政纠纷化解途径来看，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比如说非司法化的行政复议和带有人治色彩的信访制度，并没有达到实质性化解矛盾的效果，很多行政纠纷在经过行政复议和信访后仍没有得到解决，导致相对人往往会穷尽救济途径，最后通过滥用申请权的方式来给行政机关施加压力。在行政纠纷化解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申请门槛、成本低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自然而然成为相对人“宣泄”一个方式。 4.3. 政府主动不公开的制度实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申请方式规定为两种：政府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在制度设计上，依申请公开是作为对主动公开的有效补充，在客观上即成为了倒逼政府加大主动公开力度的方式。防止腐败、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立法功能之一 [ 7 ]。在宁波市2019年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中也凸显出该问题，部分行政机关的公开意识不高，“不懂公开、不会公开、不敢公开”等现象仍然存在。 6 那么在政府主动公开的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主动公开的信息就不够充分，无法满足当事人的实际需求，从而变相促使申请人通过大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寻求所需要、所关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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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政府信息公开滥用申请权的规制建议 5.1. 制度设计本土化 基于笔者上述对我国申请权滥用的成因分析，根本原因是制度设计存在非本土化的情况，那么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必然会出现“不适”的反应，因此我国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出适合于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新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为例，其就是笔者所称的“打补丁”行为，该《管理办法》对申请人滥用申请权起到的一个警示作用，我们不可否认是有一定的规制作用，但其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存在笔者在第三部分上所论述的问题，对于“一事一申请”的理解、两种收费标准的选择等方面是存在规定不清楚的情况，那么在此基础上来推行该《管理办法》，其实践效果如何？鉴于其刚刚生效，因此目前还待观察，但笔者是持不乐观的态度。 5.2. 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 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能够从根本上化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和矛盾，在根本上减少申请人基于其他矛盾而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笔者认为要想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要发挥行政复议的作用。目前行政复议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行政复议的属性不清，即是行政性、准司法性还是司法性仍存在争议；二是行政复议受案范围较窄；三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衔接不顺畅；四是行政复议能力普遍较弱。这些问题都会导致行政复议无法很好地发挥其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的信任度低，往往不会提起行政复议，而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采取信访的方式或者是直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如滥用申请权等方式。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目前也正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进行修改，因此真正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对于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是要对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行为有所制约。从笔者上述对目前我国对申请权滥用问题规制存在的问题的论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一些名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比如说合理理由、合理范围、必要限度。但其实在立法上也无法给这些名词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因为申请事项多种多样，申请目的也不尽相同，无法做一个统一的规定。这时就需要行政机关进行一个自由裁量，但行政机关在运用自由裁量判断的过程中，应当有一个合理论证的过程，向相对人答复时也应当和申请人进行一个沟通的过程。这方面宁波市是走在前列的，宁波市市级部门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均设立了依申请公开现场受理点，目的就是做好现场解疑释惑工作。 5.3. 提高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力度 强化主动公开的深度与广度，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申请公开的数量。那么如何促使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呢？可以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是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的建设，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能力。有些信息可能政府已经公开了，但是相对人还是无法自主检索获取信息。因此应当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的建设，依靠大数据与“互联网+”加强政府网站建设，提高信息化水平，为相对人查阅信息提供方便。宁波市目前也在大力强化政府网站主平台建设，提升政务服务平台的办事功能；二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体系 [ 8 ]。2019年宁波市在此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实行定期、不定期对市级平台公开的内容进行监测抽查并进行及时地通报整改。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依申请公开事项，经审核需要主动公开的，动态调整为主动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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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这一方面给政府带来了治理难题，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思考新的治理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作为公民个人重要信息的载体在防疫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知情同意原则被漠视，最小必要原则被逾越等等。于此，笔者提出了相应建议：明确同意规则例外适用的标准、确保个人信息处理的公开透明、具体化最小必要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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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被各种信息充斥着，与此同时，我们的各项信息也正在被收集着、利用着。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关于个人隐私的安全隐患。2019年，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健康码作为一项快捷高效的信息采集方式很快在全国得到广泛使用，但是随着疫情的好转，人们开始去思考健康码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对此，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许可表示：“应急状态的特点是暂时性和可恢复性，一旦疫情缓解或结束，都应该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一般情况下，只有公共防疫部门才有权获取、保管这些数据，后续公民拥有的删除权等应该得到尊重，而不能将它常态化，作为长期的处置方法”。出于对健康码所含数据的担忧，丁晓东提出：“健康码信息的收集是有目的限定的，将其作为统一的个人信息收集平台或是进一步利用，从个人隐私保护和维护公信力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好主意。倘若没有彻底删除，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滥用，都会导致信任度的丧失，未来如果再基于公共利益需求收集公众个人信息，很可能阻力就会加大。”还有学者认为上述观点没有看到技术政治同生命政治正在结合的趋势，没有看到这两者的“合体”所快速推动的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的当代转向。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作为权利的私人隐私与作为权利的生命，尽管都是现代性所创造并正面肯定的政治价值，但就其在现代性政治哲学大厦中的符号性、话语性地位而言，前者远远不及后者。还有学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真正关注的是“余数生命”，即类似于老人、小孩，被排除在数字洪流之外的这一类人才应当被重视。 在笔者看来，尽管大数据是大势所趋，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我们每个人不免会与各项数据打交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因此而丧失了对于相关数据的管理权。拿健康码来说，它所搜集的个人信息不仅包含了个人主动填报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还包含了互联网企业、工作单位、居民社区、商业场所、医院药房、政府部门等数据源。这些信息有的属于公民的基本信息，有的属于隐私信息，倘若不对其进行有效规制，一旦这些信息产生泄露，将会给公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公民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也会下降。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健康码的信息管理问题应当引起相应地重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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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健康码——“移动的个人信息库” (一) 个人信息的概念 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通信通讯联络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上述这类信息应该被定义为“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个人资料”还是“个人数据”，国内外拥有不同的立法。韩国及日本采用“个人信息”的说法，瑞典、法国、英国、挪威、冰岛及芬兰等国家采用“个人资料”的称谓，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则采用“个人隐私”的定义 [ 1 ]。在我国，对此问题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立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徐文义还有大陆学者齐爱民均主张采用“个人资料”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人信息的外延要大于个人资料，个人资料只是个人信息的物化形式之一而已，对个人资料进行立法保护的目的在于保护以个人资料形式存在的个人信息，而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 在笔者看来，各个称谓还是存在较大意义上的差别，“个人数据”相比于其他概念来说增添了信息技术的味道，“个人隐私”应该指“个人信息”中更为私密的信息，而“个人资料”则偏重于物化形式。总的来说，尽管各个国家以及各大学者对此的看法各有千秋，但是最终目的却如出一辙，即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与普通信息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可识别功能与资源价值。可识别功能是指相比于其他信息而言，通过对该一类信息的整合或再加上其他的辅助性信息，便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辨识、定位、联络到一个人。资源价值是指此类信息对于自身、他人、企业、国家及其他团体来说是有利用价值的。对于个人来说，此类信息与自身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掌握这类信息则便于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对于企业来说，此类信息可以更为精准的做到人群定位、需求分析等，这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商机。 (二) 个人信息泄露的危害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信息无比发达的时代，正行进在一个权利高度张扬的世纪。个人信息充斥着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可以说个人信息与我们息息相关、如影随形。我们一边在享受着信息爆炸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我们的个人信息权利正遭受侵害。近年来，各地出现多起因为快递包装袋上的信息泄露而引发的诈骗案件，还有一些银行泄露客户信息，导致客户财产权遭受损失 1 ，更严重的是，还有因为自身信息泄露而丧失生命权的惨痛教训 2 。此类事件的不断发生，让人们认识到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加紧制定中，政府部门也出台了各种通知 3 。 (三) 健康码所涉个人信息之广 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公共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幸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联合抗战，而健康码在这场战役之中也功不可没。健康码是以真实数据为基础，由公民在网上进行自愿申报，在填入相关个人信息之后，后台进行审核，之后生成二维码，用于个人出行。 在申报系统中可以看到，申领健康码需要填入姓名，身份证号、上传身份证照片、十四天旅居史等信息，其中，十四天旅居史包含了个人体温、核酸检测结果、其他身体状况等重要医疗信息。由于健康码是在支付宝平台上申领的，而用户使用支付宝之时大都进行了实名认证，故健康码同时还包含了肖像、虹膜等个人人像信息。由此可以明确，健康码不仅包含了一般的个人信息，还包含了很多更为隐私的信息，一旦公民健康码的个人信息泄露，被不法分子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故对于健康码的使用，我们应该予以更高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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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政府机关运行健康码的正当性基础 健康码包含了如此多的重要的个人信息，而行政机关在收集这类信息之后还凭此对公民的个人自由进行各种限制，政府这样做的正当性在哪里？ (一) 公共卫生安全优先 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是处理国家与公民关系永恒不变的话题，我们的公法均是为了限制政府公权力而设定的，故大多学者称行政法为“控权法”，只有当国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时候才能对个人权利予以限制。从健康码的运行来看，政府采集公民的相关信息，通过对该信息的整合向公民发放绿码、红码以及黄码，从而达到限制公民出行、更好的防控疫情的目的，这一举措的正当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论证： 1. 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 生命权是我们每个人最重要也是最优先的权利，生命权是“所有人权的基础” 4 ，是“绝对不能克减的权利” 5 。生命是我们每个人进行其他各项活动的前提，没有了生命，其他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当新冠肺炎爆发之时，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生命健康被严重威胁的状态。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度传染性以及我国人口高度的流动性，一人确诊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故此时监控好个人的行动轨迹成为防控疫情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此时通过健康码这一新的电子信息手段来防控是必须的，同时也是有成效的。每当确诊一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就可以通过健康码确定该患者的行动轨迹，从而进行核酸检验的排查工作。在此时，相比于保护整个国家公民的生命安全这一公共利益，个人信息安全利益应该得以让步。 2. 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公共安全优先可以达到效益最大化 一方面，从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成本来看。倘若不使用健康码这类电子信息技术来采集个人信息，而是采用传统的线下追踪的方式，每确诊一人就从该人逐一进行排查，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将大幅增加，而且每个人出行都得携带核酸检测结果，这样的方式势必会降低防控疫情的效率以及增加财政的支出，且更多的线下接触会导致传染的机率大大增加。健康码对于现在的技术行业来说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是低成本的，再加之由于现在新兴的支付方式的出现，健康码借助于支付宝这一平台也容易让人们接受，宣传的成本大为降低。故在此时选择使用健康码是明智的。 另一方面，从疫情失控与个人信息泄露的危害结果对比来看，无疑疫情失控所造成的后果远远大于个人信息泄露。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交融互通、互相合作的世界，一旦疫情失控，影响的将是全世界人民的身体健康。没有了生命健康，何谈社会经济与个人生活？ 因此，从功利角度而言，公共安全无疑应作为第一选择。 3. 以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为依据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6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2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7 因此，可以从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看出，在发生疫情的时候，全体公民都有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防控的义务。政府收集个人有关疫情的相关信息并对该类信息进行处理的行为有其正当性。 (二) 对公民权利限制的合比例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民权利的行使要受到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限制。内在限制是指公民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他人权利，更不得侵犯公共利益。这是共同体状态下权利在其自身性质上理所应当伴随的界限；外在限制是指共同体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运用公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这是社会契约所容许的 [ 2 ]。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当我们选择维护公共利益时，同时也应当保证由此对个人利益的限制是在合理限度之内的。也就是说，尽管疫情爆发之时，为了公共安全可以对个人权利予以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满足合比例性才是正当的。 “公共利益”一词具有较大的抽象性，这就导致很多行政机关拿“公共利益”来作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幌子，就公共的范畴来说，多数学者主张公共利益是指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 [ 3 ]。因此，我们还需要对限制个人权利的措施进行考量。在这里值得借鉴的是德国的比例原则，有学者将其简称为“权利限制的限制” [ 4 ]。比例原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手段之于目的的有用性。也就是说，采取的手段对于目标的实现是有效用的。其次，在众多的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手段中，选择的措施是对相对人损害最小、最有必要的。这是从“法律后果”上来规范行政权力与其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换句话来讲，“杀鸡焉用宰牛刀”。最后，在欲保护的权利与所限制的权利之间具有均衡性，也即行政主体在面对多种选择之处置时，应当就方法与目的的关系权衡更有利者而为之。这是从“价值取向”上规范行政权力与其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 在健康码的使用中，首先，健康码对于防控疫情的结果是有效用的，使用健康码这一手段与达成控制疫情的目标是紧密对应的，上文已论述过。其次，健康码在使用过程中是否遵循了最小必要原则，值得怀疑，下文将进一步论述。最后，维护公共安全指向位阶最高的生命权，适当限制个人信息权益符合均衡性要求 [ 5 ]。在这一点上，政府所为是有其正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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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在健康码运行中所暴露出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在这一特殊时期，健康码的适用具有现实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公民们大都十分配合政府的工作，挺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但是，随着疫情的渐渐好转，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健康码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 (一) 知情同意原则被漠视 1. 健康码的使用具有现实强制性 虽然健康码秉持着“自愿申领”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人们如果不去申领该健康码，则可能“寸步难行”，因为在疫情期间，公民在日常出行中，除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申领健康码之外，别无选择。也即是说，“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强制。例如，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没有健康码，也许人们连小区的大门都出不去，现在疫情好转之后，没有健康码，人们依然无法乘坐公交、地铁、居住酒店、进出政务服务大厅等日常场所。与此非常相似的情况是，当我们在应用市场下载了某APP之后，在刚打开其界面之时，会跳出来一个界面，“是否允许该APP获取您的储存信息？”，倘若点击“否”，那么手机便立马退出该APP，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你只能被迫同意该APP获取你的信息。因此，由于现实的原因导致人们不得不去使用健康码，表面上的自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2. 健康码申领过程中未设置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条款 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明确了七项个人信息安全基本原则。 8 其中第三条“选择同意原则”，即“向个人信息主体明示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范围等规则，征求其授权同意”。政府作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者，在使用公民信息的时候，本应得到公民的同意方可使用，对于一些紧急的特殊情况，也应该让公民得知相关的消息，对于自己的信息处于一个了解的状态。然而，在实践中，很多省在发放健康码的时候并没有写明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条款，一方面被收集信息的公民对于政府收集自己的信息之后，后续将如何处理的问题无从知晓，即使该类信息要被使用，也没有政府的相关部门去征求其同意；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设置隐私条款，所以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权没有清晰的认知，个人的信息权利得以漠视。 3. 健康码赋码规则未公布 Jathan Sadowski认为：“一切智能的背后，都是监控与控制。” [ 6 ] 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的个人信息安全基本原则中，第五项是“公开透明原则”，即“以明确、易懂和合理的方式公开处理个人信息的范围、目的、规则等，并接受外部监督” 9 。相关行政机关在采集了公民的个人信息之后，对该信息进行审核，并根据公民具体的实际健康情况发放红码、绿码及黄码，但是，关于行政机关具体的赋码规则并没有进行公布，公民们谁也不知道行政机关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只能够一昧地遵从。 在疫情期间，便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例如有的居民在家时还是绿码，下楼买个菜之后就变成了红码，最后连家都不能回。还有在未到访过高风险区的情况下，本应为低风险的绿色健康码却变成了高风险的红色健康码，导致公民的出现受到严重影响。 健康码并不是第一个将大数据与流行病的防控与治理联系起来的项目，“谷歌流感趋势”因其具有正义的目标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是，在该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关乎大数据的应用安全、算法伦理及用户隐私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那么同样的，健康码的运行同样也逃不过要面对这一系列问题。 (二) 最小必要原则被逾越 1. “层层加码”现象严重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在现阶段，健康码的使用并不是“一码通行”，当人们出发去外省时，需要再次申领该外省的健康码。笔者亲眼见过在机场排着长队申领健康码的情况，这样做既十分浪费行政相对人的时间，又加大了行政机关的工作任务，这样的方式实属没有必要。此外，还应当考虑到，一些年老的公民不善于操作手机的情况，对于该类人群，应该要允许除健康码之外的能够作为通行的凭证。 2. 各科技企业加入健康码的开发，加剧信息泄露风险 由于健康码的制作成本十分低廉，所以在健康码使用如此广泛的时候，各企业看到了健康码使用的前景，都纷纷加入了对于健康码的开发使用中。通过观察，除了腾讯、阿里巴巴两大商业巨头主导健康码的开发之外，苏宁、百度、美团也迅速加入健康码的开发之中。 健康码是数字科技时代智能传播的最佳雏形，数字传播将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出新的范式，每个人也将被数字化 [ 7 ]。可以预测到，未来的政府治理也将向“数字化治理”转变。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社会之中，谁掌握了数据及数据的使用规则，谁就拥有相应的权力。因此，对于健康码我们应该要意识到，一方面，信息的过于集中管理会导致信息泄露的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参加也会导致信息泄露风险增加，毕竟，市场调节一大弊端就是市场的趋利性，一旦信息泄露，后果将不堪设想。 3. 实际上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多为基层单位 虽然在《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除经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授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同意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为由收集个人信息 [ 5 ]，但是由于健康码的操作难度低，可操作平台的多，故难免会有一些未经授权的主体加入健康码的开发之中，又因为健康码的赋码规则未公示，公民对于公布主体也不得而知，只能一头雾水的去使用健康码。在这一层面更是加大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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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建议及制度设计 (一) 明确同意规则例外适用的标准 首先，对于一般的个人信息，在采集之后进行使用之时应该要得到个人的同意，在特殊情况之下，即使不需要让公民同意也应该要让公民对于信息的使用情况知情，那么何时只需要公民知情呢？对此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以免行政机关以此钻漏洞，得以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从而做到“以同意为原则，以知情为例外”。其次，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一定要是法律规定的主体，未经授权不得私自采集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样做既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同时也符合健康码最初使用的目的。除此之外，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同意原则的例外适用一定是基本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要的，非于此目的，不得随意采集个人信息并为之所用。 (二) 确保个人信息处理的公开透明 1. 政府就个人信息处理的类型、范围以及必要性要进行说明 “监管俘获”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斯蒂格勒和佩尔兹曼提出，意指监管者有可能为了一己之私而与被监管者合谋 [ 8 ]。倘若俘获监管者的成本要低于俘获监管者所带来的收益，那么趋利性会导致其源源不断地去“俘获”监管者。后果可想而知。 拿健康码来说，虽然健康码的运行是以政府为主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加入开发之中，同时政府也需要借助这些平台的技术优势，因此，在这里就蕴含了潜在性的风险。为了避免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需要加强对于健康码运行的监管，对于为什么要使用健康码、收集信息的全部范围、类型都应该向公众予以说明，可以采用充分列举的方式让公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2. 向公众公开健康码的赋码算法 算法解释权可以看作是算法透明原则的具体化体现。相比于形式化的算法部署告知，算法解释权更是一种实质性的算法透明度的实现方式 [ 9 ]。算法解释权在2018年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被确定，已是一项实证化的权利。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规定，个人认为自动化决策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 将健康码的赋码算法予以公布，让公众明知为什么自己获得的是红码、绿码或者是黄码，同时还应当解决公众对此规则存在的一系列疑问，例如相关个人信息的改变是否会影响绿码的发放？一旦信息填错应该如何纠正等问题。 3. 在健康码申领界面加入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条款 在健康码申领界面加入隐私保护条款，其实上述两点均可以写入该隐私条款中，要求在公民申领健康码之前，需要先勾选该隐私条款，让公民对于自己的权利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信息使用情况有一个了解。 (三) 具体最小化必要原则 1. 尽快实行全国“一码互认”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 + 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 10 ，在通知中指出，要深入推进“一码通”融合服务，破除多码并存并不通用信息壁垒，方便人员出行跨省流动。 通知还明确，对于一些低风险地区，除了特殊场所和特殊人员之外，一般不查验健康码。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扫描身份证、查验纸质材料、亲友代办以及绑定多人防疫“健康码”的方式代替健康码的使用，这是对于规范健康码使用的一大进步。 2. 非以实现防疫目的的信息不收集 使用健康码实属现实所必要，除此之外，为达到其他目的而收集信息的方式不应被准许。在健康码被高度使用的当下，一些政府机关也对健康码进行了“升级”，比如近期杭州市推出的“变色码”以及苏州的“文明码”。杭州“变色码”是以倡导人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为目标，通过采集个人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打分，但是该设想一经推出即遭到人们的反对，必须考虑到的是，该码上记录的健康状况很有可能成为个人应聘时的阻碍，对于个人的权利造成不必要的限制。苏州“文明码”是通过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监测对其进行打分，从而成为评价社会文明程度的参考，更有甚者，想要将此作为个人征信的依据。这些所谓的健康码的“升级”都是非以疫情防控为必要，当予以否定。 3. 谨慎披露个人信息 由于健康码记录了个人的旅居史，所以对于一些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行政机关会予以披露，在这里应该要指出的是，行政机关在进行信息披露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在疫情防控这种特殊时期，人们的心理是敏感的，随意披露个人信息很有可能会把个人推向社会舆论之中，给该人带来更大的心理伤害。 所以，建议行政机关只对于确诊病例的必要信息进行公布，而对于疑似病例不要公布具体姓名、肖像等重要信息，从而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4. 个人信息处理的时限应符合最小必要原则 在最小必要原则中有这样的内涵，一旦收集信息且完成其目的之后，就应该将该信息予以销毁。现在还处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信息还不应该被销毁，但是一旦疫情结束，处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必要，行政机关收集的一系列信息都应该进行安全删除，不得未经允许擅自用于其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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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三堆子水文站为金沙江下段干流雅砻江汇入后基本水文站。为国家收集基本水文资料，为防汛抗旱服务，为水资源监督管理服务的流量一类精度站、泥沙一类站，作为金沙江下段，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个梯级大型水电站的入库泥沙控制站，其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非常重要。因此在三堆子开展悬移质输沙总量变化情况，悬移质输沙量年内变化情况，悬移质泥沙组成相关的水文测验。对卵石推移质输沙量变化和年内分配过程，卵石推移质级配变化幅度，沙质推移质输沙量和输沙量年内过程，沙质推移质级配分配变化进行分析。了解泥沙特性、来源、数量及其时空变化，以便兴利除害，对于电站水库淤积，河道治理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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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三堆子站基本情况 三堆子水文站，101˚51'E，26˚36'N，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集水面积为388，571 km 2 ，地处金沙江下段干热河谷地带，是雅砻江入汇金沙江后在汇合口下游约3 km设立的干流一类精度基本水文站，也是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个梯级大型水电站的入库站，建于1957年，当时为水位站，2006年因需要改为水文站，为梯级电站的修建、运行、调度收集、提供基本资料。该站的测验项目有：水位、水温、流量、悬沙、颗分、卵石推移质、沙质推移质、降水、蒸发、气象要素、水质与水情报汛等。测验河段顺直长约400 m，上游约800 m有石堆三处，水流较急，造成主泓靠右，左岸在起点距100 m以内为死水，水位在979.00 m以上淹没，淹没后死水区消失。下游340 m有过江大桥，下游约1.9 km有一弯道起中高水控制。三堆子水文站距离乌东德电站坝址191 km，乌东德电站正常蓄水位975m时，回水将到达三堆子测验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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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三堆子水文站泥沙测验项目 三堆子站泥沙测验项目有悬移质和推移质，悬移质是在水流中悬浮运动的泥沙。悬移质多为细沙和黏土颗粒，是河流输沙量的主要部分，它常给水利水电工程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水库淤积、河道演变、引水渠首及渠系的淤积等。推移质分为卵石推移质和沙质推移质。 该河段上中段由金沙江石鼓站、攀枝花站控制，支流雅砻江由桐梓林站控制。 2.1. 测验设备及测验方法 三堆子水文站采用水文缆道搭载AYX2-1型调压积时式采样器进行悬移质泥沙取样。卵石推移质测验设备为“风云9号”测船，AYT-300型，口门宽：300 mm采样器和GPS定位。全年测次总数不少于80次，测次布置按过程线法控制，现场进行样品级配筛分。沙质推移质采用测船搭载Y90型采样器进行泥沙采样。按照任务书要求，测次布置按过程线法控制，测次布置以应能控制沙质推移质输沙率的变化过程为满足要求，测验垂线与卵石推移质相同 [ 1 ]。 2.2. 输沙率推求方法 移质输沙率 Q s = Q C s (Q为通过断面的流量，m 3 /s；C s 为断面含沙量，kg/m 3 )，推移质采用过程线法：日测一次者，以该次实测值作为日平均值；日测多次，日平均为各次输沙率加权计算平均值；缺测之日的输沙率统一于当日8时在输沙率过程线上查读。平均级配计算方法：采用输沙率加权法，一月内只有一日颗粒级配资料时作为该月平均颗粒级配，一月内有多日颗粒级配资料时按时段输沙量加权计算。年平均颗粒级配按月平均输沙率加权法计算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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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三堆子站径流量及年内分配近年来主要表现为水文随机波动，无趋势性变化；受上游各水电站逐步投入使用影响，库区上游来沙近年来有所减少，且汛期输沙量占全年的比例有所降低。 2) 三堆子站沙质推移质年总量各年差异较大，2008~2017年变化范围为1.73~8.64万t，较2010年前相比，2010年后沙质推移质年输沙量略偏少，年内输沙主要集中在汛期6~10月。沙质推移质粒径分配较均匀，2010年后小于0.5 mm的泥沙占比有所增加，粒径大于0.5 m的泥沙占比有所减少，中数粒径及平均粒径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3) 三堆子站卵石推移质年总量各年差异较大，2007~2016年变化范围为7.5~46.1万t，较2010年前相比，2010年后卵石推移质年输沙量略偏少，年内输沙主要集中在7~9月。卵石推移质级配变化幅度较小，粒径分配较均匀，出现的最大粒径为307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