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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的研究回顾 4.1. 商品市场 目前对京津冀地区的商品市场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对整合程度的研究，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是相对价格法。 陈红霞、李国平(2009)采用这一方法，使用了1985~2007年间京津冀九类主要商品相对价格的面板数据，研究京津冀商品市场整合度。他们发现，在这期间，市场整合水平呈现早期平稳、中期起伏、晚期回归平稳的趋势；但总体看，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是倾向于提高的。 相邻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分析显示，京津冀内部的市场整合程度是不均衡的，具体来说就是京津、京冀和津冀三地并没有相同的市场整合度，京津、京冀、津冀的市场整合度是由强变弱的 [ 23 ] 。 吕典玮、张琦(2010)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三个角度讨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程度，在分析市场一体化时也用到了相对价格法，数据期间是1986~2007年，比陈红霞、李国平(2009)要短；其结论，则与之类似 [ 24 ] 。 邬晓霞等(2014)进行了与陈红霞、李国平(2009)类似的研究，但数据的区间有所更新。他们根据1985~2012年的京津冀三地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基于相对价格法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数，对京津冀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京津冀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经历了“初期平稳(1985~1988年)、中期波动(1989~1997年)、后期稳定(1998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走势与津冀、京冀的市场一体化走势较为一致，近期总体水平趋于提高。区域内相邻省市的市场整合水平差异较大，由强变弱依次为京津、京冀、津冀。这些结论都与前述研究一致 [ 25 ] 。 江曼琦、谢姗(2015)的研究采用了1995~2013年的数据区间，她们认为这期间京津冀地区市场相对价格是逐渐收敛的，这与前述研究一致。研究的一些创新点包括：增加了对河北省内部城市间分割程度的研究；更加细分地研究了京津冀市场一体化进程中每对城市的一体化进程，发现京津市场一体化进程最为平稳，京冀振幅波动最大、波峰和波谷最多，津冀市场一体化进程最快；发现2004~2010年期间促进京津冀合作政策的成效很好，2010~2012年期间两地一组的市场一体化是不均衡的。但与前述研究不同的是，她们发现区域内相邻省市的市场整合水平由强变弱依次为津冀、京津、京冀 [ 26 ] 。 对京津冀地区商品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用到的第二个方法是对巴罗回归方程进行邹检验。李冰、余冬根、吴树华(2014)运用此方法并结合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地区2001年至2011年间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邹检验发现，京津冀各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结构性差异；进一步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城市间也存在着相应的边界效应。 在对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与陆大道的研究一脉相承，通常是定性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探究其成因，然后就进入规范研究的范畴，即提出政策建议。 高景楠(2009)认为京津冀地区的地方经济壁垒依然存在，市场分割严重。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三：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力量太大；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现行财税体制使条块分割现象加剧。对此他提出的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 [ 27 ] 。 4.2. 要素市场 戴学珍(2002)就在研究京津市场一体化时比较全面地指出了两地要素市场存在四大壁垒及其影响：资金壁垒，即各地政府都追求本地区产业门类齐全，导致多地重复建设，不仅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加剧了劣势；产权交易壁垒，即本地政府不允许外地企业根据需要联合或兼并本地骨干企业，不允许本地企业外迁，也不允许本地骨干企业自由决定跨地区联合或兼并，甚至强迫其联合本地较差企业，这导致了效率的损失；人才壁垒，即档案、工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户籍等规定将人束缚在局部范围内，导致人才流动受限；环境壁垒，即限制一些环境不友好的产业进入本地 [ 28 ] 。 这些问题虽然是在研究京津两地时提出的，但对京津冀地区同样适用；其中前三大壁垒仍是研究热点。 如吕典玮(2011)就对京津冀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进行了经验研究。他采用相对价格法测度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同时引入空间统计Moran指数检验京津冀地区市辖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地理上是否有相关性。结果发现京津冀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十年间未收敛，1999~2006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随机分布的，2007~2008年开始出现工资集聚现象；在研究金融资本市场时，他采用Feldstein and Horioka (FH)测试模型测度资金流动情况，发现各城市的存贷款率相关性逐年减弱，即信贷资金流动性逐年加强 [ 29 ] 。 而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提出的对策可以总结为：加强整体意识，打破壁垒；加强市场主导地位。事实上这些与加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对策是类似的。 4.2.1. 劳动力市场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城乡问题又很突出，而京津与河北的城乡对立又十分明显，因此在有关要素市场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这方面的经验分析较少，理论分析主要关注劳动力流动受阻问题。 任志诚、张朝军(1995)已经关注到了京津冀地区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他们发现在河北向京津输入大量农民工劳动力时，出现了大量混乱无序的现象，主要有两点：一是基础设施混乱，有场无市和有市无场现象很多；二是管理服务缺乏。据此他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 30 ] 。 李锡英、王秋芳(2005) [ 31 ] 以及王文录(2008) [ 32 ] 都着重关注了京津冀地区劳动力市场统一面临的阻碍，主要可以归结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素质较低、信息缺乏、法律保障缺失、市场化程度低。他们也相应地提出了诸如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等建议。 4.2.2. 金融市场 有关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最早构想，是段自平等(1995) [ 33 ] 和李克宽(1997) [ 34 ] 提出的建立区域银行。他们的研究属于规范分析，拟定了组建的原则、产权结构、组织机构、运营模式、配套措施等一系列方案。李文哲(2007)认为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的突破口是银行结算服务，核心内容是资金的跨地域市场化流动，而天津滨海新区的政策优势为探索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道路提供了条件 [ 35 ] 。孟祥林(2010)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构想，提出需要在京津冀区域内设立京津冀银行，在河北省范围内设立河北银行。金融体系的建设必须做到：京津冀金融不分主次、京津冀经济不分客宾、先河北再京津再河北、农村地区覆盖到乡镇、金融体系配合城市化、百姓参与金融网建设 [ 36 ] 。 对于金融市场整体一体化的问题与对策，安虎森、彭桂娥(2008)认为一体化进程还比较滞后，资金利用率还不高，联动效率还很低。为此他们提出了“大小共生，平行站位，由独立第三方协调”的平行发展模式 [ 37 ] 。李文增(2014) [ 38 ] 和王琰、张鑫(2014) [ 39 ] 都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中存在城市功能定位模糊、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李文增与李文哲一样认为目前的结算渠道极为不畅。对这些问题，李文增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协调协商机制，王琰、张鑫则认为最重要的是明确各城市的定位。何德旭、董捷(2015)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缓慢的关键原因是各地的利益与目标不一致。他们参考了长三角、珠三角的金融一体化经验，认为京津冀地区金融一体化应先由政府推动，然后向市场导向过渡 [ 40 ] 。 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关注资金的流动情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刘芳超(2013)也采用了FH模型测度资金流动情况，分别测度了京、津、冀以及京津冀整体的资金流动强弱，结果发现三地内部河北资金流动性最强，天津最弱，而京津冀地区的流动性只比河北稍差。同时他将资金细分，检验了固定资产投资、政府预算资金、银行资金、外资的流动情况，发现前两者的流动不够自由。而在分析四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发现金融机构起到的作用很小，且外资引入存在恶性竞争 [ 41 ] 。 戴宏伟、张艳慧(2013)使用了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使用1990~2009年数据，认为京津冀三地的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的，但结果并不显著。另外，只有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扩大了其金融规模，京津两地的金融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同时，也只有河北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起作用。反过来，三地的金融规模都对经济发展有较长的正面作用；金融发展效率较高，金融中介调配社会资源能力好，对经济增长也有正面作用；金融结构上，河北及天津的保险业还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应有的金融市场功能 [ 42 ] 。 4.3. 京津冀地区间、市场间关系 根据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京津冀各地区、各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割裂现象。“地区”和“市场”是研究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的两个维度。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关注的是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各种市场的一体化情况。而孙瑞佳(2012)则研究了不同地区、同一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地区不同市场之间的一体化差异。他采用边界效应模型，使用京津冀九部门区域间贸易流量、相对产出、相对距离、相对位置和相对价格数据，分析了京津冀之间市场的带动关系和各行业整合度比较。 就前者来说，他发现北京对自身经济的直接带动强，对其他两地的直接带动弱；三地自给能力普遍较低，满足自身经济中间需求的能力不高，而河北又是其中需求最低的；北京对外经济带动弱，对外产品、资源的中间需求又很大，出现了“空吸”效应。 就后者而言，他发现采矿业、制造业、农业、金融业等行业边界效应小，贸易保护程度小；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边界效应大，贸易保护程度高 [ 43 ] 。 目前看来，对京津冀各地区、各市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很少，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