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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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由于该地区受蒙古冷空气的高压控制，再加上受冬季风和夏季风的影响所致，降水相对集中，根据历年各月的风向频率统计说明，5~9月风向均以东风和东南风为主，10~4月风向均以西北风和西北西风为主，气候干燥、冷热变化剧烈，天气多晴、气温高、风大沙多，寒冷、降雪、降水日数少，大气垂直对流作用强，阵性降雨较多，是水资源使用程度最高、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地区。 各级别降水日数多以日降水量 ≤ 10.0 mm的小雨为主、中雨以上的降水很多，而大雨和暴雨的日数极少。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石羊河流域历年降水量的分布范围，乌鞘岭年平均降水日数为137日，最多日数为183日(1988年)、古浪年平均降水日数为92日，最多日数为125日(2010年)永昌年平均降水日数为71日，最多日数为95日(1988年)、武威年平均降水日数为62日，最多日数为83日(1988年)、民勤年平均降水日数为40日，最多日数为53日(2003、2007年)。 石羊河流域中下游各级量别降水季节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5~9月份，乌鞘岭、古浪、武威、永昌、民勤分别占全年降水量的85.3%、77.4%、79.2%、84.5%、83.6%，而夏季分别占60.1%、45.3%、53.8%、58.5%、57.8%，多以中、小雨的形式出现，从季节分布来看，夏季为最多，约为年均总数的一半。降水级别以日降水量 ≥ 0.1 mm和 ≥ 1.0 mm出现次数最多。 石羊河流域中下游持续干旱日数长，发生频率高，冬季降雪量和降雪日数少，1~8月降水随时间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大，而后随时间的变化降水又不断的减少。最长持续降水日数多发生在夏、秋季8~10月份，因夏、秋季又受西北风的影响，带来集中的降水，对农作物的生长比较有利，在春季3~5月持续干旱威胁最大，最长持续降水日数在2~3月从没出现过。 石羊河流域中下游是全省水资源最短缺、用水矛盾最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有于石羊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地域辽阔，土地类型众多，只要能解决水源的供需问题，本区是灌溉农业发展潜力很大和较理想的地区之一，所以开展对干旱区降水日数研究，对水资源奇缺的石羊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提供科学依据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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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姜黄素的水溶解度非常低，为了扩大其在食品中的应用范围，我们制备了姜黄素发酵乳。首先对发酵乳样品进行酸度、pH值、持水性、主要营养成分、质构性质以及微观结构等理化性质的检测；其次研究了姜黄素对发酵乳样品的抗氧化性、乳酸菌含量以及感官品质的影响；最后利用体外消化试验测定了姜黄素在发酵乳中的释放曲线和生物利用率。结果表明，添加姜黄素对发酵乳的酸度、pH值、持水性、主要营养成分、质构性质以及微观结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姜黄素发酵乳与普通发酵乳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具有相似的乳酸菌数量，但添加姜黄素会降低感官评价得分，因此姜黄素发酵乳的生产工艺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最后，体外消化结果表明姜黄素可以以缓释方式从姜黄素发酵乳中释放出来，经体外胃和肠道消化试验后，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为63.90％。研究结果显示，姜黄素发酵乳具有进一步发展为具有高营养价值和多功能特性的新型发酵乳产品的潜能。 关键词 :发酵乳，姜黄素，溶解度，消化，生物利用率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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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姜黄素是从多年生草本植物姜黄中分离出的含有苯环结构的黄色色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草药成分在印度、中国等国家广泛使用。姜黄素来源于姜科姜黄属植物姜黄的干燥根茎，传统中医认为其具有破血行气、通经止痛等功能，常用于治疗胸胁刺痛，闭经，风湿肩臂疼痛，跌打肿痛 [ 1 ]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姜黄素具有抑制微生物污染，抑制炎症，抗癌，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等生物活性。此外，姜黄素还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因此在功能性食品和药品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 2 ] 。 姜黄素具有较强的疏水性和稳定的晶体结构，导致其在水溶液中溶解度极低。然而，大部分功能性食品通常用水做溶剂，所以姜黄素的低溶解度极大地限制了其在水基营养制剂中的使用。研究人员普遍使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种是设计使用具有吸附，保护和缓释的传递系统，例如纳米胶束，纳米乳液，纳米复合物和纳米脂质体，作为载体将姜黄素包封在内部，提高其水溶解性和稳定性 [ 3 ] [ 4 ] [ 5 ] 。但是，为了制备纳米传递系统，通常使用合成聚合物和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传递体系不能在食品中直接使用。为了扩大姜黄素在食品中的使用范围，近年来研究人员报导了更环保的材料和方法。Kang Pan等人使用喷雾干燥法制备姜黄素包封的酪蛋白纳米胶囊，与天然姜黄素相比，这种纳米胶囊中的姜黄素水溶性和生物活性都大大提高 [ 6 ] 。我们的之前的研究也表明包封姜黄素淀粉纳米颗粒大大提高了姜黄素的水溶性和稳定性 [ 5 ] 。然而，由于制备过程复杂，费用较高，在食品中仍然不能直接使用含有姜黄素的传递系统。第二种方法是直接使用姜黄素制备食品。据报导，Brij Pal Singh等人研制出一种添加姜黄素的乳清发酵大豆饮料 [ 7 ]，像乳清这样的蛋白质可以通过疏水相互作用吸附姜黄素，因此可以将0.02％浓度的姜黄素添加到发酵的大豆饮料中 [ 8 ] 。 发酵乳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乳制品之一，是营养强化的理想食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报道了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许多其他营养物质强化的发酵乳 [ 9 ] [ 10 ] [ 11 ] 。我们之前报导了几种用茶，黑豆和其他植物提取物强化的功能性发酵乳 [ 12 ] [ 13 ] [ 14 ] 。但对于像姜黄素这样的高疏水性化合物，将它们直接用于发酵乳的研究很少。牛奶中含有的蛋白质可以和姜黄素相互作用并进行吸附，以此作为基础，我们制备研究了姜黄素发酵乳。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制备了姜黄素发酵乳，并研究了其主要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发酵乳可提高姜黄素的生物活性，同时本研究结果可有助于其他疏水性化合物强化乳制品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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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雀巢全脂奶粉：附近超市；姜黄素：上海麦克林生化公司；嗜热链球菌、保加利亚乳杆菌、青春双歧杆菌：合肥工业大学微生物研究所保藏；所有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级，无需进一步纯化即可使用。 2.2. 方法 2.2.1. 姜黄素发酵乳的制备 将全脂奶粉溶解在蒸馏水中并不断搅拌，得到固体含量约12%的复原乳。然后向乳液中加入姜黄素粉末，使姜黄素含量分别为0.5%、0.6%、0.8%，用JHG-Q54-P60均质机均质15分钟。均质结束后，将混合液在超声波仪中处理1小时，再用磁力搅拌器搅拌2小时以进一步溶解姜黄素。接着在85℃下进行巴氏杀菌15分钟，并迅速冷却至室温。最后按接种量为5% (与奶粉的重量比)进行接种乳酸菌，其中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青春双歧杆菌按1:1:1进行接种。接种完成后在43℃下发酵5小时。待发酵乳发酵后，将发酵乳样品在4℃下储存过夜以进行熟化。 2.2.2. 酸度，pH和持水性的测定 酸度：采用滴定法测定发酵乳的酸度，使用酚酞作为指示剂，用0.1 mol/L NaOH中和发酵乳样品，记录NaOH的消耗量，最终将发酵乳的酸度表示为乳酸百分比。pH：在室温下，用玻璃棒将样品搅拌均匀，用pH计测量发酵乳的pH值。持水性：称取10 g发酵乳样品置于离心管中，用3000 rpm/min离心15分钟，然后去除上清液，称重。样品持水性计算公式如下：持水性/% = (W1/W2) × 100 [ 15 ]，式中：W1为样品离心后的重量，g；W2为样品离心前的重量，g。 2.2.3. 乳酸菌总数 按照GB4789.35-2016进行检测 [ 16 ] 。 在MRS琼脂培养基上用样品稀释液涂布检测保加利亚乳杆菌，在厌氧培养箱中于45℃ ± 1℃培养72 ± 2小时；在M17培养基上用样品检测稀释液涂布检测嗜热链球菌，在厌氧培养箱中于37℃ ± 1℃培养48 ± 2小时；在MRS-raffinose培养基用样品稀释液涂布检测青春双歧杆菌，在37℃ ± 1℃下在厌氧培养箱中培养72 ± 2小时。在培养结束后，对三种培养基上形成的菌落单位(CFU)分别进行计数。 2.2.4. 姜黄素浓度测定 将一定量的姜黄素发酵乳称重，并冻干24小时。在超声处理下用乙醇从冻干的发酵乳中萃取姜黄素，萃取数次，直到在萃取溶液中没有检测到明显的黄色。收集在萃取过程中用到的乙醇，并在UV-vis分光光度计上在420 nm下检测其吸光度。根据标准姜黄素乙醇溶液的校准曲线计算姜黄素的浓度。 2.2.5. 主要营养成分测定 根据AOAC方法确定主要营养成分，包括水，灰分，蛋白质，脂质和总碳水化合物含量 [ 12 ] 。 2.2.6. 微观结构 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姜黄素发酵乳和普通发酵乳的微观结构，并使用由同一公司提供的商业软件拍摄100，200，400放大的图片。将发酵乳样品冻干并用离子镀金，上镜观察，然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JSM-6490LV， JEOL， Japan)上观察其显微结构 [ 17 ] 。 2.2.7. 质构性质检测 采用TA-XTPlus质构仪，对姜黄素发酵乳和普通发酵乳的质地，硬度(g)，稠度(g/sec)，黏聚性(g)和粘性指数(g/sec)进行测定 [ 18 ] 。 2.2.8. 抗氧化活性测定 根据之前的实验方法 [ 19 ] [ 20 ]，通过DPPH，ABTS，FRAP和OH自由基清除测定法测定普通发酵乳和姜黄素发酵乳的抗氧化活性。 2.2.9. 感官评估 八名具有食品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感官评定小组，分别从外观，质地，风味和整体接受度四个方面对姜黄素发酵乳评分。感官质量评分如下：1表示非常不可接受，2~4表示不可接受-几乎不可接受，5~9表示可接受-非常可接受，10表示非常可接受。 2.2.10. 在姜黄素发酵乳中释放姜黄素的特征和生物利用率 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方法，在模拟胃液(SGF)和模拟肠液(SIF)中测定姜黄素发酵乳中的姜黄素的释放曲线 [ 3 ] [ 5 ] 。将2.0 g NaCl，7.0 mL HCl (36% w/w)，10 mg猪胃蛋白酶和1 g吐温80溶解在1 L蒸馏水中制备SGF，将pH值调节至1.2后，将一小部分(5 g)姜黄素发酵乳放入玻璃小瓶中，向其中加入50 mL预热到37℃的SGF。将含有SGF的玻璃瓶转移至在37℃和120 rpm振荡的水浴锅中温育2小时。在胃消化阶段结束后，用Na 2 CO 3 溶液将消化液的pH值调节至7.0。将胰腺粉末和胆汁提取物分别以4 g/L和25 g/L的浓度溶解于PBS 7.5溶液中来制备SIF，然后向中和后的胃消化液中加入SIF开始肠道消化，依旧在37℃和120 rpm振荡的水浴中温育2小时。在温育结束后，分别将模拟胃液或模拟肠液转移到离心管中，并以4500 rpm离心10分钟以分离上清液，并在紫外分光光度计上处检测姜黄素的浓度。 姜黄素发酵乳中姜黄素生物利用率计算为体外消化后姜黄素与消化试验前的姜黄素发酵乳中的姜黄素总量的重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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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众所周知，生物活性化合物如姜黄素、花青素、白藜芦醇等具有多种促进健康的功能。但由于溶解度低，稳定性差和吸收率低，直接食用通常会导致较低的生物利用率。为了更好地将这些天然活性物质应用于功能性食品中，需要开发合适的传递系统或新型食品。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在发酵乳中加入姜黄素，并不影响发酵乳的主要理化性质，同时还提高了姜黄素的溶解度和生物利用率。并且体外消化过程证明姜黄素可以以缓释方式释放，因此可以提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对于感官评价，姜黄素发酵乳有一些草药味，这是姜黄素发酵乳在风味和整体可接受性方面得分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使用纳米乳液等纳米递送系统来包封和掩盖姜黄素的风味，并提高姜黄素发酵乳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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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讨论台湾的教育相关议题时，绝对有必要讨论台湾的补习现象。补习不仅突显了正规教育的问题、影响着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它本身更已成为一重要而独特的社会现象。过去多数研究仅就补习的需求面进行分析，包括整理参与补习的各种因素、估算补习的成效及其产生的影响等，但对补习的供给面，也就是补习机构的发展、经营与运作等，着墨实在不多。因此，本研究先整理了补习班在台湾发展的重要阶段、模式与特征，再经长时间的访查，对相关资料进行区位分析，除对照台湾补习班在城乡之间的异同，也比较在不同时期成立的补习班，其经营方式的区别。相信能补充过去的研究缺口，也为未来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讨论基础。 关键词 :补习班，区位分析，城乡差异，教育社会学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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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参与补习是大多数台湾民众共同的生活经验。无论是学生为加强学科成绩或才艺专长以取得较佳的升学机会，在学校课程结束后前往补习班；亦或为了增加就业机会，选择参与专为考试及证照考试开设的补习课程，以求顺利通过考试。补习行为的普及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和社会现象。学者们曾对补习的需求整理出相关因素，包括传统儒家文化、台湾的教育改革、人口结构的变迁、近年来少子化导致教育资源集中而间接增加了补习行为等；也曾估算补习的效果，分析其对学业成就或升学结果产生的影响 [ 1 ] - [ 6 ] 。 然而，补习教育机构虽已成为正规的各级学校之外、深具影响力的学习场域，但遗憾的是，社会大众、参与补习的学生及其家长们、教育主管单位以及学界的学者们，对于补习班的经营、发展和运作、其教职员的来源与资格、学生的来源和流动性等问题，仍没有太多的了解；对于补教现场的观察与研究，在学界亦甚为罕见 [ 7 ] [ 8 ] [ 9 ] 。因此，本研究将先针对台湾补习班的发展历程，整理出重要法案、相关制度以及关键的事件与时点，以说明其发展模式与缘由；再经由对补习班与业者进行实地访查，以区位分析的方式归纳出台湾补习班运作的一般模式与城乡差异。相信能累积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未来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讨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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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补习班的发展模式 如前所述，补习不仅突显了正规教育的问题、影响着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它本身更已成为一重要而独特的社会现象。过去多数研究仅就补习的需求面、补习成效、以及补习造成的各种影响等面向来讨论，但对补习的供给面，也就是补习班本身的研究，着墨实在不多。学者曾将补习班的变迁与发展，依重要法案的推行区分为国民义务教育实施之前的变迁、补习及进修教育法颁布之后的转型以及教育改革开始之后的发展等三个阶段 [ 2 ] ，本文将更细致的依照年代，整理出重要法案与大事记，再就其产生的影响来描绘台湾补习班的发展样貌。 首先是在1944年颁布的“补习教育法”，该法强调的是透过补习与进修，补充民众生活知识提高教育程度、传授实用技艺、培养健全民众、促进社会进步，在当时也产生了许多依附于国中小的进修补校与技艺训练班。只是当时的法案所设定的目标、范畴与内容，与今日台湾补习班的运作模式和目的，早已大不相同。随后各年代的关键事件与影响，请参见表1。 台湾的联考制度从1954年开始、国民义务教育于1968年起实施，竞争型的升学压力都造成了补习的高度需求，也产生了大量的补习人口。当时的补习班多由中、小学教师兼职，以个体户的方式经营，各班人数虽只有数十人，却也因教师们的绩效主义与政府的难以管理，形成了扭曲正常教学、上正课时留一手、鼓吹参与课后补习等恶补的风气。如此的现象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社会舆论无不强烈抨击，政府亦从而开始修改法令，明文禁止。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cram schools in Taiwa 年代 相关法案与大事件 重要影响 1940 “补习教育法”颁布(1944) 各种技艺训练班创设 1950 联考制度开始实施(1954) 补习的需求增加 1960 “国民”义务教育实施(1968) 小型补习班大量出现；恶性补习风气日盛 1970 升学文理补习班禁止立案(1973)“补习教育法”修订，更名为“补习与进修教育法”(1976)；“加强辅导中小学正常教学要点”通过(1978) 补习班开始集中、大型化、恶性补习、私塾式的个人补习班遭扫荡 1980 儿童美语班开始成立(1984)，升学文理补习班恢复立案(1988)，高普考类科补习班开放立案(1988) 招生对象向下蔓延、向上延伸 1990 补教业开始有连锁与加盟经营(1990) 补习班开始蓬勃发展 专业证照制度的推动(1992) 技职补习班多元发展 多元入学方式开始实施(1996) 升学补习班、国四、高四班招生缩减补习内容日益多元化 2000 大学录取率大幅提高(2000) 升大学重考班、升四技、二专补习班招生受影响 短期补教的实质业务由地方县市政府管理，教育部仅做原则性的政策宣示(2002) 各类补习班不断转型 2010 “补习与进修教育法”将再修订(2017)，补习班须完成立案规定(2018)，儿童美学教学将有新规范与限制(2018) 补教业品保协会提供履约保证 表1. 台湾补习班的发展 为遏止恶补风气，专为升学的文理补习班从1973年起被禁止申请立案。1976年，政府修订了“补习教育法”，更名为“补习与进修教育法”；再于1978年通过“加强辅导中小学正常教学要点”，对恶性补习进行管理，各小型的、私塾式的、由各级学校教师经营的补习班，都受到查缉与处罚。然而，因各类补习的需求未曾减少，现有补习班随即更投入资本与设备，增加招生人数，扩大规模，逐渐转型为大型补习班；又因交通方便、地缘因素与群聚效应而集中化，形成南昌街和南阳街两条补习街。这种大型化、集中化的补习班的经营模式，在各都会区也愈发普遍。 1980年代之后，儿童美语补习班出现、之前对文理升学补习班立案的禁令重新打开、加上为应付公职人员考试的高普考类补习班的开始设立，台湾的补习班从此蓬勃发展：招生对象是向下蔓延到学龄前儿童，向上延伸到准备就业的成人；内容是五花八门、日益多元化；经营方式也开始有了更商业化的加盟与连锁经营。 1990年代起，教育改革的浪潮袭来，升学方式开始有申请入学、推荐甄试、考试分发、原校直升等多元管道，选择重考的学生数量锐减，专门招收国四、高四重考生的补习班受到严重冲击。然而，也因多元入学强调的适才适性，在执行上却造成量化各种才艺能力的扭曲发展，使补习科目不再仅侧重于传统的英数理化，所谓的“全科补习”竟渐成为学生心目中的首选；国文作文、书法、美术、音乐、体能、技艺类别的补习课程大量增加；专为协助考生修改、甚至撰写基本数据，美姿美仪、谈吐回答、时事猜题的模拟面试等，也都成为补习班大力促销的热门项目。 在2000年前后，由于台湾的人口变迁与少子化，以及80年代末期开始的高教大幅扩张，造成大学录取率的不断上升，甚至达到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的惊人情况。该时期的升大学重考班、升四技、二专等补习班的招生，都受到明显的影响。2002年起，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授权地方政府承办管理短期补习教育相关业务，政府仅作政策性的宣示。自此，各类补习班的数量更是快速成长。除了传统的文理补习班之外，由于政府鼓励技职体系的学生取得专业证照，以助其增加求职竞争力，加上证照制度的逐渐落实，多项行业(如珠宝鉴定、计算机操作等技艺类别)须拥有专业证照才能执业，因此成为技艺类补习班转型的重点项目；商业、语文以及计算机补习班，也开始大量增加。另外，拜科技成长之赐，补教业者开始将实体补习班转型为在线补习，学生透过网络视频就能补习上课，这种便利性更提高了大众的补习意愿，国、高中升学、大学转学、插班考试、研究所、公职、执照证照、语文能力测验等项目，都常见此等在线补习课程。 各项教育改革的政策对各级教育的影响皆甚为巨大。然而，台湾民众们许多教改措施的推行是存疑的，对诸多准备不周即匆匆上路的“政策方案”，更时有抱怨与嘲讽，也因而转向补习班求助，寻求各类解决方式与应考秘籍，甚或开始视补习为重要的教育投资。根据最新的资料 [ 10 ] ，在2018年，全台湾已有一万七千余家的立案补习班。当然，在补习班如此蓬勃发展，数量跳跃成长的同时，学界与家长们仍有许多忧心：补习将形成进一步的教育不平等、补习扼杀学童的创造力、降低其自主学习的能力、过早送孩子进补习班更可能造成揠苗助长等负面的影响。另外，补习班在管理上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现：补习班是否经正式立案、环境是否经过安全检验、教师是否具有教师资格、教材是否具有版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明确的规范等，都需要仔细考虑。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拟修订新的“补习与进修教育法”，首先即要求补习班在2018年1月1日前就完成立案。至于补习班的经营状况如何透明化，以保障消费者与学生权益的问题，也要求经由补教业品保协会开始提供履约保证。 上述说明概要的铺陈了台湾补习班的发展过程，也整理了各年期的重要法案、相关规定、关键事件与重要影响等，希望能提供读者们基本的图像，理解台湾补习班发展的因缘际会。时至今日，在台湾立案的补习班纵有不同的成立目的、规模、属性与类型，但其发展的历程却也同时代表着台湾的教育法规、社会环境、经济能力，乃至于人口结构的巨大变迁。以下我们再对补习班的经营方式、据点选择以及城乡差异等，进行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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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补习班的区位分析与城乡差异 要对台湾补习班的发展与城乡差异进行比较，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的区位分析，是很适合的选择。Hannan和Carroll曾引用了生态学与组织人口统计学的观点，融合环境、资源、制度的因素，以数理模型解释组织发展的生存动态，对组织群体的创生、死亡、密度、正当性与竞争等问题，提出了多个命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引用 [ 11 ] 。他们以生态学及人口学的图像来说明造成组织群体出现、成长与衰落的控制过程与动态机制，应可作为研究台湾补习班群体相当好的范式。 经长期的资料搜集与对业者的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台湾的补习业在都市与乡村地区，其经营型态、组织结构、区位与密度、开设的课程，师资与学生来源，以及与地方社区的连结程度，都有所不同；经营多年的传统补习班与近年来新兴的补习班也显现其间的高度差异。我们或可化约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模式来进行对照说明。 3.1. 补习班的城乡差异 首先，城乡补习班之间在经营与功能上有明显的差异。都市中的补习班多为合股经营的形式，有较充裕的资金，因此在师资、管理人数、教学设备等方面更为完善，招生人数众多。都市以规模庞大的大型补习班为主，并且出现加盟式或集团式的经营方式，同一个老板、同一个集团，在台湾各地开设分班，再针对不同的需求，比如考证照、考高中、考大学、语言学习、才艺等多角化发展，开设课程较为广泛，开课密集程度高，尽可能充分使用空间，没有上课的教室甚至会出租给其他业者，做为各式说明会场地等用途。而乡镇的补习班常见为夫妻档合开或是家庭经营的个体户，规模小、师资人数少也较为固定，招生人数较少，教学设备不若都市补习班完善。另一方面，乡镇补习班的经营较为单一，例如专办升学辅导的补习班就不会开设证照考试或是语言学习的课程，开课密集程度低，没有上课的场地通常也不会另做他用。 补习班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样貌上也有所不同，这符合Hannan和Carroll的组织生态理论 [ 11 ] 。都市补习班的分布位置明显群聚于交通辐骤之地、造成该区域的高密度发展。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面积721.8平方公里，人口约267.4万人，人口密度9831.1人/平方公里，为台湾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区，产业结构以二、三级产业为主，农业人口比例近三十年来均不及1%，为都市化程度极高之都市。台北市著名的补习街，即南阳街，因邻近台北车站，交通易达性高，又是大台北地区的重要转承结点，学生放学经过台北车站便可顺道去补习，因此形成补习班聚集的现象(参见下图1)。这是资源共享的结果，设置于此的补习班分享着该地的区位优势。 图1. 都市(台北市南阳街周边)的补习班分布 至于都市化程度较低的乡村地区，以苗栗县铜锣乡为例，铜锣乡面积78平方公里，人口约1.8万人，人口密度为230.8人/平方公里，二、三级从业人口比例偏低，农业人口仍占40%~50%，在城乡分类上属于乡村。乡村地区补习班数量较少，我们另发现它们在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地段区隔：补习班之间通常相隔一定距离(参见图2)。这其实是为了减少竞争、维持关系。乡村是讲人情的地方，举例来说，如果在某地段开了家杂货店，附近就不会有人再开一家类似的杂货店，否则便会被认为是刻意破坏街坊邻居的友好关系。从我们的访谈纪录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乡镇间，补习班业者们彼此之间的确会隐约地做好市场的区域分配。 图2. 乡村(苗栗县铜锣乡)的补习班分布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城镇地区的补习班经常集中开设在中小学附近(参见下图3)。以台南市麻豆区为例，麻豆区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约4.4万人，人口密度为814人/平方公里，产业结构以二、三级产业为主，农业从业人口在10%以下，城乡分类上属于城镇。若针对这些补习班的教学内容来看，种类非常多元，也有相当比例包括了具有照顾学童性质的安亲班。这些补习班让学童放学后直接到补习班的教室做作业，还提供点心。至于补习班的老师则负责检阅作业、回答问题，较少提供正式的教学课程。 图3. 城镇(台南市麻豆区)的补习班分布 3.2. 传统与新兴的补习班的对照比较 若再就补习班成立的时间长短来区分，也可整理出许多明显的不同(参见下表2)：第一，在创办人和师资部分，早期的补习班多由家族成员合力创建；新兴的补习班则是朋友、同学间的合作，也可能是单纯的投资引入。传统的补习班师资较固定，有些即为家族成员，与补习班多保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新兴的补习班师资多经由网络与媒体招聘而得，与补习班之间属单纯的雇佣关系，流动状况也因而频繁得多。 Table 2 Comparison on traditional and advanced cram school 传统补习班 新兴补习班 拥有者 家族成员、夫妻搭档 朋友、大学同学、投资者 师资 固定、伙伴关系 弹性、雇佣关系 学生 单一、固定 多元、流动 教材 既有的、师资自编 既有的 课程 单一 多元 与小区关系 有较多连结 起步阶段 优点 声誉好、稳定、制度化、标准化、契约完整 弹性大、重视成本效益、替代性高、教学热忱 表2. 传统补习班与新兴补习班的比较 第二，在学生来源、课程与教材部分，由于传统的补习班招生对象是单一的，其课程也较为单一，教材的使用包括坊间的各类参考书与补习班教师的自编讲义；新兴的补习班提供的课程与服务种类较多，范围也广，生源因而较为多元但也较易流动，教材则多为针对各类考试的参考书籍。 第三，在顾客，也就是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方面，这两种形式的补习班都各有忠实的拥护者，也各有其优点。传统的补习班有其口碑，教师在某专业已有一定权威性，学生人数众多，也因此有同侪效应；家长们则较为放心，传统的补习班在各种服务项目上多已标准化、制度化，与顾客的契约关系也有书面保证，甚至是律师认证，较不担心这样的补习班会有违约或经营不善，导致其子弟权益受损的情况。新兴的补习班优点就是弹性大，专为顾客或学生量身订做的课程、教学方式、上课时间都能讨论，收费也因其行政开销不若传统补习班来得大而相对低廉，教师群多半年纪较轻也可能因此较有热忱，愿意以因材施教的方式带领学生。 除了从城市与乡村的分布以及传统和新兴的经营方式来对照补习班的各种异同之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各补习班在与社区的连接程度上，也有明显的差别：设在乡镇的补习班，其招收到的学生多半来自当地社区，学生与家长通常会参考当地口耳相传的各家声誉，来选择补习班；补习班也仰赖在邻里间建立良好的名声来招生，因此补习班与在地社区的连结是紧密的。至于都市地区的补习班，由于交通便利，招收得到居住在较远地区甚至是外地的学生，学生来源广泛不限于邻近社区，加上都市地区的补习班多设在密集的商业大楼内，使其与社区的连结相对薄弱；新兴的补习班也可能因进驻当地时间不长，一切都还在起步阶段，尚未与在地社区建立起紧密关系。 补习班依营业据点的都市化程度高低和创建的时间长短，不仅造成与社区连接紧密程度的不同，在与其他产业的连接关系上，也有着相似的情况。我们发现业者开设补习班之前，需事先接触拜访的各行业人士繁多，包括出版业(协助其采购教材、印制与出版讲义)、广告(协助其制作广告)、房产商业中介(协助其取得营业据点)、装潢水电(协助其设计办公室与教室)等。地处乡镇区域的补习班多委托熟识的朋友或该区域附近的业者经手处理；而都市地区的补习班通常则借由公开招标的方式来进行，也因而形成不同的产业连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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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过去与补习相关的研究多数仅就补习的需求面进行分析，包括整理参与补习的各种因素、估算补习的成效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本文先依年代，整理出重要法案与大事记，另就其产生的影响来描绘台湾补习班的发展样貌与重要模式；同时，也指出传统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人口与社会的变迁等，都是造成台湾补习班今日如此蓬勃、多元发展的原因。至于补习的供给层面，经相当时日的访谈与搜集数据，我们用区位分析的方式，将都市与乡村的、传统与新兴的补习班，在立足点与功能上的差别、经营形态上的不同以及分布上的差异都做了对照；对各补习班开设的课程、师资与学生的来源区分、与当地社区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连接等，也都进行了比较分析。相信能提供读者们一基本图像，也能为学界累积相关的研究成果。 台湾今日存有着大量形形色色的补习班，证明了补习早已不是“弥补正规教育之不足”的、附属的影子教育，其与正规教育之间的关系、补习班供需双方面的诸多细节，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详加探究。本文已就补习班的发展历程、模式、以及城乡差异等进行讨论；至于在供给面向中，如补习班的经营方式与成本分析、教师来源与培训方式、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以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等，皆尚待我们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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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性问题，如何切实有效的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也是社会各界人员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从质量链协同视角，分析现有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链路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在食品质量链中的制衡作用，提出食品安全质量链均衡的解决方案思路，以从根本上提高食品安全质量水平。 关键词 :食品安全，质量链，基础设施，建设，制衡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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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对待食品安全问题“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体现了国家宏观层面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同时微观层面的科研领域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关注度也日益提升，相关学者在食品安全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各种数据库中以“食品安全”为主题词的2010年以来的文献近数十万条。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相关研究为有力推进食品安全水平控制和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和技术支撑。但过多的研究或政策最终能否有效落地实施还取决于食品安全质量链中的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综合能力水平，如何有效制衡食品安全质量链也将成为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决定因素。管理模式创新、监管方法创新过后还要“回头看”，认真评估一下食品质量链中的基础建设水平是否与现行政策和研究成果相匹配、相对等，基础建设水平这块基石的作用必将成为质量链的关键制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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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食品安全质量链的要素 食品安全质量链是一个包括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等组成的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具有多源分散，环节多、链锁长等特点。 质量链最前端的是广义上的食品生产者 [ 1 ] ，包括种植养殖、食品加工、食品销售等在进入销售者手中之前的所有环节上的人力资源、机器设备、生产原料、工艺流程、环境状态、检测评估等生产者内部因素也可以称为是静态因素，以及生产者之间的信息流通的动态因素。 链路中消费者可以确定为最后一端，主要是人的因素，这个因素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对生产者和监管者的信息交流和影响是该链路的主要活跃内容。 而贯穿在质量链中的政府监管部门既可以看做是主动思维和动作模式，又可以说成是被动思维和行动模式。在食品质量安全链过程中的日常监管如监督抽检、风险监测等活动是主动模式，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如“三聚氰胺”、“马来酸酐毒淀粉”突发情况，监管部门被动研究策略方案，受该链路影响的科研人员也绞尽脑汁的研究检测方法、生产工艺和监管方案，再反过来影响链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个过程就是被动模式。 以上三者之间各自内部之间都有一定的环节系统、彼此之间也有多套联系脉络共同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食品安全质量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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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食品安全质量链要素现状及问题 3.1. 食品生产者现状和存在问题 食品生产者无论是静态因素还是动态因素，都离不开食品企业这个真正的实体。大量小微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存在是我国食品行业的现状，这些企业往往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地带。截止2015年全国40多万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中，规模(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以上企业有3.9万家 [ 2 ] ，不到10%；不足10人的小微企业或家庭作坊有90%以上 [ 3 ] 。2017年人民网社区讨论，我国规模以下小微食品企业目前平均寿命仅2.5年 [ 4 ] ，80%以上的小微企业是家族企业，能够经营20年的小企业不足3% [ 3 ] ，绝大多数的小微食品企业由于还处在起步阶段，沿用着传统的加工技术和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设备简陋，缺乏高端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一些加工传统食品的企业，仍手工操作，自动化水平低，卫生安全性和生产效率难以保证，生产销售不稳定，缺少长远发展目标，极易受到来自市场等外界冲击而危及生存。但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转型升级，资金、人员和管理都是企业发展的瓶颈。 对于食品企业来说小微食品企业总量多，规模小；生存周期短、生产力水平低规模小，管理不到位，食品质量安全难以有效保障。针对这种现状管理部门和学者出台过大量的监管政策和研究成果。比如现行《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 5 ] 规定出厂检验，要求企业配备具有熟悉检验的人员，要有专职的质量负责人，熟悉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等要求，这些要求出发点是好的，可以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安全，但是现实情况中往往是家族企业，固定人员在5~6人左右，80%左右的家族企业质量负责人和检验员都是为了办理生产许可证而临时取得的资格证，实际工作中对检验和管理的理解远不到位。鉴于此基础情况，有学者研究要在小微食品企业推行HACCP和ISO9000体系认证 [ 6 ] ，进行体系规范管理固然是先进的发展方向，但现实情况是企业人员少，基本文化素质低，设施设备简陋，完全靠手工操作，这样的前提下无法适应复杂的体系运作要求，即使强行要求运行体系，最终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而给企业增加更多负担，不利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小微企业自身条件虽差，仍在努力保障在本身的环节中不出现不合格产品，但是这些小微企业对与之相关的人员培训、设备购买、原辅料供应、检测方法适用性、环境设施状况、仪器检定校准等方面完全是被动的自身无法也无力控制。比如一出口小香葱料包企业，为了控制产品质量，节约成本，自己买地种植小香葱，为了防治病虫害喷洒国内和欧盟国家允许用的农药吡虫啉，但是在准备收获前、加工成小香葱料包后都检出有欧盟禁用的一种除草剂扑草净，厂家也多次采样并强调原料从种植到加工全过程均未用过扑草净，那为什么检出有呢？出口到国外也被通报过，经过反复采样、检测，最后发现是在用标称是“吡虫啉”的农药中检出主成分为扑草净，查出原因后企业重新更换农药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通过这个例子反推，企业如何判断出标称的农药不是这种农药呢？其他环节也有更多的让企业无奈的例子，如果食品企业手头能有一些辅助的判别的设备设施或手段，也不用走这么多弯路，这些基础工作应该谁来买单？如果仅仅单凭把本该由国家财政资金持续投入和建设的基础设施转嫁为生产者额外投入，那提升小微企业食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始终是空中楼阁。 小微企业除了受直接关联的因素影响外，也受到一些信息交流方面或来自同行的信息交流方面的外部性影响 [ 7 ] ，当然正的外部性影响较多，如某大企业生产的“蛋黄派”口碑很好，销量也很高，普遍被消费者喜爱，这时小企业生产的“蛋黄派”销售也会更快，带来利益。再如××大品牌果汁中检出塑化剂超标，消费者议论纷纷，“果汁不能喝，有毒！”即便是小企业生产出的合格的果汁也受到这种负外部性影响，导致效益下降。反过来小企业也会对大企业产生外部性影响。外部性影响能否通过一些手段或者基础平台避免或消除？加快推行并完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国家食品安全监测和预警系统，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和食品安全事件通报处理制度迫在眉睫。 3.2. 食品消费者现状和存在问题 谢敏等 [ 8 ] 指出，普通消费者受知识水平和时间的限制很难准确判断出食品的各种特性，更难以准确辨识出食品的安全特性，某些如农药残留和有害物质含量等专业特性消费者即使通过消费体验也很难在短期内做出判断。并且消费者接触到的是最终食品，对食品生产加工和供应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控制状况一无所知，这就直接导致了食品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此，美国学者Antle [ 9 ] 、吴海华 [ 10 ] 、吴云霄等 [ 11 ] 也都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信息不对称的剖析。 3.3. 政府监管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博弈论” [ 7 ] 认为食品市场各主体尤其是食品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弃，共同决定了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政府为了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不断的推出法律法规和监管方案，要求生产者具备的条件也不断提高，生产者要兼顾管理者的要求，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落实规定，二者之间最终有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博弈的效果。 2017 年 2 月 27 日 ，国新办发布会上显示数据，2016年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抽检了25.7万批次食品的样品，合格率96.8% [ 12 ] ，近几年没有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这的确是国家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数据的得来需要国抽、省抽、市抽甚至县抽各级的监督抽检汇集而成，数据的覆盖面基本可以保证，但所谓“监督抽检”就是抽检不合格要执法、要处罚，那么前期采样信息要准确，证件要齐全，购买样品要开具符合规定的发票等，往往超市、各种实体营业店抽样相对容易操作，但对于农贸市场、流动摊贩因证件、发票等问题在抽样现场无法快速解决，往往就成了监管盲区。而相比监督抽检数量而言，食药系统承担的风险监测任务不及监督抽检任务的5%，一则风险监测面也无法向监督抽检面那么宽，二则抽样手续仅相对简化，但索要证件票据的程序几乎未少，因此导致最终国家获取的检验合格率数据的代表性略有偏差。 政府监管过程中执法人员行政化、监管设备设施简陋、信息沟通不顺畅等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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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食品安全质量链制衡的关键因素 目前多数研究将质量链上政府监管部门、食品企业(包括供应链)和消费者三者孤立地进行分析，未考虑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互影响，改变链路中的任何一支都会对其他链路有影响。比如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弊端，政府应通过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危害。 稳固质量链过程就不能仅仅依靠发布文件的办法，也要考虑用何种依托手段或工具着实保证各种要求可行、可控；也要保证影响生产者生产产品质量的人、机、料、法、环、测多个环节的可控。但无论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在众多因素当中最活跃的是人的思维和动作，不解决人的活跃因子的作用方式就无法真正提高生产者的能力，而唯一能够代替人的思维和动作的就是基础设备设施水平或整体质量基础的提高。 食品生产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源头污染问题突出，部分食用农产品存在超标使用农兽药和滥用添加剂现象，食品冷链物流等设施建设滞后，食品生产加工销售过程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食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二是高品质食品有效供给不足。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重大技术和高端装备依赖进口，四是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部分行业副产物综合利用率不高，部分产品单位能耗、水耗和污染物排放仍然较高，节能减排压力加大。 面对如此综合性的问题，寻求解决答案之前先明确最终目标是为了稳固食品安全质量链，提高生产质量安全水平，保障消费者利益，便于政府监管政策有的放矢，与其等待质量链各因素被环境带动醒悟后提高，不如切实建设一些食品安全质量链制衡的基础设施，整体提升链条站位。如“在原料资源富集地区，选择一批已初具规模、地方特色突出的食品产业园区，以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为引领，开展集食品研发创新、检测认证、包装印刷、冷链物流、人才培训、工业旅游、集中供热、污水集中处理等为一体的现代食品工业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使关联企业集聚发展、土地集约使用、产品质量集中监管，促进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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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食品安全质量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甚至是永无边际的有形和无形结合的系统，要使该系统稳定，制衡该链网，需要的是全人类共同努力，但无论如何复杂，最终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了，生产者生产的产品质量有保障，消费者了解认知食品安全有手段，政府监管部门监管有成效，质量链的制衡才会让无形变有形，让失控变可控，让模糊变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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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展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食品安全质量链制衡的关键因素，未来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将包括智能化食品生产设备设施的研发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普及、食品销售流通环节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及智能化技术的普遍应用、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和监测手段的配套和简化以及对人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同时也包括食品来源的环境安全状态、所用农资质量水平及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各层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未来食品质量安全质量链的制衡将真正实现全链路的无缝衔接！我们也期待着政府各界和有识之士共同为实现美好的目标而做出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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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选用吐鲁番地区5个国家级观测站1976~2015年40年的逐年、逐月降水量资料，采用线性趋势检验、滑动平均、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分析吐鲁番地区盆地和山区降水量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吐鲁番盆地降水国家级站中除东坎站的降水呈缓慢减少趋势外，其余4个站的降水均呈缓慢增加趋势；山区站(库米什站)与平原站(其余4站)降水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山区站降水变化趋势更加明显；山区站在80年代中期存在增多的突变，随着海拔的增加降水量有增多趋势，平原地区降水不存在突变。 关键词 :吐鲁番，降水，特征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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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几十年，世界气候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已经影响了降水的空间分布格局，导致干旱和洪水的概率增加。空间降水量变化格局已经引起了广发关注。有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从上世纪20世纪初全球降水量增加了2%。在中国，50年代中国西部、东南和东北地区降水量呈上升趋势，新疆地处欧亚腹地，气温升高 [ 1 ] [ 2 ] [ 3 ] [ 4 ] [ 5 ] ，山地冰川面积缩小，湖泊面积增大 [ 6 ] [ 7 ] [ 8 ] [ 9 ] ，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吐鲁番盆地三面环山，常年干旱缺水，详细分析降水量趋势及降水的空间分布对本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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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利用吐鲁番盆地5个国家级气象站观测站1976~2015年40 a逐年和逐月降水实测资料分析吐鲁番地区盆地和山区降水量分布特征。根据5个国家级观测站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把吐鲁番、鄯善、东坎和托克逊定为平原站，平原地区的降水量为四站之和，库米什定为南部山区站。根据吐鲁番盆地气候及农牧业生产特点，将3~5月划分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月至次年2月为冬季。气候值取世界气象组织(WMO)设定的标准气候值时段(1981~2010年)的平均值。 2.2. 方法 采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 [ 10 ] 、线性趋势检验法、滑动平均、定性分析降水变化特征。采世界气象组织(WMO)推荐的Mann-Kendall非参数统计方法分析突变。采用标准偏差以反映年降水量以于平均值为中心的离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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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年降水量趋势分析 3.1. 平原及山区年降水异常频次分布特征 定义年降水量超过多年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多雨年份，既 R > Δ R + S ；年降水量小雨多年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少雨年份，既 R < Δ R − S ；若年降水量在 Δ R − S < R < Δ R + S 之间为正常年份。从表1各平原站和山区站的降水异常频次的比较可以看出，平原地区多雨年份出现次数明显多于少雨年份，占12.5%，少雨年份仅占7.5%；山区少雨年份略多于多雨年份。年降水量多的山区，少雨年份相对较多。 Table 1 Time-space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plain and mountain station in Turpan， unit: m 项目 51572 51571 51573 51581 51526 (山区) 平原地区 降水量 14.8 8.1 15.4 27.7 59.9 65.8 年际标准差 8.2 6.6 8.8 15.4 22.5 33.5 历年最多降水量 38.2 25.7 33.4 76.8 108.2 168.8 历年最少降水量 4.5 1.6 3.8 12.6 14.5 29.2 极差 33.7 24.1 29.6 64.2 93.7 139.6 年降水量正常区间 6.6~23.0 1.5~14.7 6.5~24.1 12.3~43.1 37.4~82.4 32.3~99.3 多雨年份次数 7 6 8 5 6 5 少雨年份次数 4 0 5 0 8 3 表1. 平原各站及山区站 40a 的年降水量时空分布表，单位：mm 3.2. 平原地区年降水量变化特征 吐鲁番盆地平原各站历年娘降水量年际变化(图1)趋势倾向率分别为：−0.0477 mm/a (51572)、 0.0109 mm /a (51571)、 0.0243 mm /a (51573)、 0.0203 mm /a (51581)，表明随着海拔的增加，降水有增加的趋势。海拔为负值的东坎农业气象试验站降水量为减少的趋势。近40年，平原地区降水增多和减少趋势交替进行，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为波动增加阶段，90年代中期波动减少阶段，1998年达到近40年的峰值，为168.8 mm，直到本世纪都是减少过程，从2000~2015年仅有6年年降水量多于历年平均值。 图1. 吐鲁番盆地平原地区历年(1976~2015)降水量变化曲线 3.3. 山区年降水量变化特征 吐鲁番盆地库米什气象站近40 a年降水量年际变化趋势倾向率为 0.4328 mm /a (51526)，表明年降水量同样也是增多趋势(图2)。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吐鲁番盆地年降水量是一个明显的波动增加阶段，从9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初则为明显的减少过程，进入本世纪则是缓慢减少过程，2000~2015年仅5年年降水量多于历年平均值。山区年降水量增多趋势明显高于平原地区。结合平原地区各站分析，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年降水量有增多的趋势。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海拔与年降水量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r = 0.9809，通过α = 0.001检验。 图2. 吐鲁番盆地山区历年(1976~2015)降水量变化曲线 3.4. 季降水分布特征 利用统计方法分析了5个国家级气象站近 40a 降水的季节分布特征(表2)，结果表明：吐鲁番盆地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与秋季，约占全年降水的69%~79%；而冬季降水仅占全年降水的4%~14%；春、夏、秋季降水随站点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冬季降水与站点海拔高度关系不大，山区站(库米什站)与平原站(其余4站)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与张家宝主编的《新疆短期天气预报指导手册》中指出的“冬半年各月，山区与平原降水量接近”结论完全吻合。 Table 2 The statistics of seasonal mean precipitation on plain and mountain of Turpan from 1976 to 201 站名 海拔(m)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降水(mm) 比重(%) 降水(mm) 比重(%) 降水(mm) 比重(%) 降水(mm) 比重(%) 东坎 −48.7 2.56 17.4 7.12 48.4 3.47 23.6 1.58 10.7 托克逊 1.0 1.02 11.4 5.50 61.4 1.60 17.9 0.83 9.3 吐鲁番 34.5 2.63 17.3 6.69 44.0 3.84 25.2 2.06 13.5 鄯善 398.6 5.14 19.3 12.76 47.9 5.79 21.7 2.96 11.1 库米什 922.4 9.78 17.1 36.56 64.0 8.74 15.3 2.07 3.6 表2. 平原站和山区站近40年(1976~2015)季平均降水量统计 近40 a，吐鲁番盆地平原降水春、夏、秋、冬季的倾向率分别为：0.1381 mm/a、 0.0612 mm /a、−0.1617 mm/a、−0.0261 mm/a，春、夏季降水有缓慢增多的趋势，秋、冬季有较弱的减少趋势。由于冬季对年降水量的贡献最小，影响也较小。山区春、夏、秋、冬季的倾向率分别为：0.4683 mm/a、−0.081 mm/a、0.0446 mm/a、0.0512 mm/a，春季降水增多较为明显，夏季反而是略微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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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吐鲁番盆地年降水量突变 在Mann-Kendall突变检验中，若UF或UB的值超过临界值(α = 0.05)，表明上升或下降趋势显著，临界值(α = 0.05)之间有一个显著的交点，且上升超过临界值或下降低于临界值，则超过临界线的范围确定为出现突变的时间区域，反之则认为没有突变产生。从图3曲线分析，吐鲁番盆地平原不存在突变。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的前10年UF > 0，则表示年降水量序列呈上升趋势，但并不显著；而90年代中期和2010年~2014年UF < 0，则表示年降水量则呈下降趋势，UF与UB在临界值内虽然有多个交点，但都在临界值内，所以不存在突变。 从图4曲线分析，吐鲁番盆地山区存在着增多的突变。1987年以后UF > 0，并逐渐增大，在1994年突破临界值，则表示年降水量呈上升趋势显著，UF与UB在1981、1983、1985和1986年都有相交，说明在80年代中期降水发生突变。这与新疆大部分台站年降水量趋势发生突变的时间基本吻合 [ 5 ] [ 11 ] 。 图3. 吐鲁番盆地平原站年降水量Mann-Kendall检验 图4. 吐鲁番盆地山区站年降水量Mann-Kendall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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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采用吐鲁番盆地5个国家级气象站1976~2015年的年降水和月降水资料，运用线性趋势，M-K突变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吐鲁番盆地近40 a降水的基本特征。研究表明： 1) 吐鲁番盆地平原地区近40 a年降水量趋势基本无变化，这与北疆和南疆降水的增多趋势不同 [ 12 ] ，南部山区代表站库米什气象站与巴州北部山区接壤，增多趋势与其一致 [ 13 ] ，山区增多趋势明显高于平原地区。 2) 吐鲁番盆地平原和山区年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其次是春季和秋季，冬季的贡献率最小。冬季山区降水与平原降水并没有太大区别。 3) 吐鲁番盆地降水随着海拔的升高降水量增多，平原地区降水不存在突变，山区在80年代中期存在增多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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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权撤销制度，已无法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明确了撤销主体与撤销条件，贯彻“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等，但仍有不足之处。例如：如何衔接和落实监护资格撤销的后续问题是目前亟待立法填补的空白。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引入国家责任。在具体制度上，增设亲权制度，选择亲权与监护并行的立法模式，并构建亲权与监护相衔接的制度，将家庭寄养与未成年人救助结合起来，完善监护监督制度。 关键词 :监护资格撤销，国家责任，亲权制度，家庭寄养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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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福建省首例监护资格撤销案由福建仙游县法院按照特别程序审理，并作出终审判决。亲生母亲林某甲对年仅10岁儿子林某乙的监护人资格被判撤销，法院指定由林某甲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乙的监护人。该案是福建省首例因亲生母亲长期虐待未成年子女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 1 该案判决后引起社会广泛好评。有媒体称本案对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使社会感受到了司法的人性关怀和温暖，并使我国现行民法规定的监护权撤销制度历经27年尘封后得以重见天日。 然而，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只解决了问题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最关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法院判决撤销监护资格后，考虑到法院指定的村民委员会作为监护人直接履行对林某乙的监护职责确实存在一些具体困难，法院与福建莆田市团委、市妇联和当地民政部门积极研究和协调，最后由民政部门安排对林某乙进行代养。承办法官结案后还积极与当地团委、妇联和民政部门协调，对林某乙的安置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回访。承办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得不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办法，效果较好，做法值得点赞，体现了司法为民的人性温暖。但是，该案也暴露出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即监护资格撤销后国家责任的缺位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仅有几个条款，内容比较简陋，修改已成必然。《民法总则》对部分内容已经进行了修改，但即使依照《民法总则》的新规定，也仍然无法解决该案涉及的实际问题，立法机构应对监护资格撤销后的后续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并制定对策。其中，完善国家责任则是妥善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