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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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介入过程 6.1. 第一阶段：帮助案主改善心理问题 介入过程1：社工组织心理沙盘游戏，尝试发现案主心理问题。案主表示，家人用消极性语言评价自己的行为。社工运用心理辅导的方法倾听案主心事，关心其心理感受，赞美案主，鼓励案主与家人多交流等。在日常生活中，奶奶经常使用暴力语言呵斥案主，否定案主的表现，对案主进行负面催眠，负面投射，产生自卑、敏感、脆弱等心理问题。经过社工教导，奶奶表示注重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言行，从改变自己做起。社工建议奶奶用正面积极的语言夸奖案主，与案主每天聊天30分钟以上，双方每天用10句话互相赞美。 介入过程2：案主每次参与活动，社工安排案主担任小组长。社工鼓励案主与同伴合作完成任务，以旁观者视角记录案主的行为。活动过程中，案主表示能在活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感到很开心。社工每次活动总结都赞扬案主的表现，运用强化的技巧改变案主自卑的性格。 6.2. 第二阶段：帮助案主建立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 介入过程1：案主反映奶奶拿“别人家”的孩子与自己相比，挫伤其自信心；表示奶奶的教育观念落后，缺乏对自己的尊重，对自己情绪的认知片面，不允许自己表达负面情绪，如哭泣、愤怒、难过、委屈等。社工鼓励案主写信与奶奶交流，告知奶奶自己真实的想法。社工给奶奶提供与孩子交流的建议，示范与孩子交流的技巧。奶奶听取建议，改变语气，交流语气变得柔和，文明用语。双方交流增多，愿意继续保持他们之间的交流状态。 介入过程2：奶奶希望参加学校、社区、社会上的家庭教育讲座或是培训纠正自己的教育观念，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心理，陪伴案主健康成长。通过社区的家庭教育讲座坦白小A和弟弟发生的摩擦时，认为姐姐要礼让弟弟，自然而然地袒护弟弟，被贴上“偏心”的标签。奶奶认识到自己潜意识的重男轻女思想和传统教育方法伤害案主，现场向教育专家请教家庭教育之道，学习祖孙相处的技巧。 通过电话联系案主父母，社工帮助奶奶传达因小A父母干涉其管教孩子，现陷入一种不敢严管和不能管多的被动现状。父母意识到强行干涉奶奶监管孩子的不妥行为，今后共同努力做好孩子教育工作，给予奶奶一定的权力，让其敢管敢教。 6.3. 第三阶段：帮助案主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介入过程1：社工召集案主及奶奶，召开“家庭坦白会议”，主题是“生活中的不良行为习惯”。社工总结案主的不良行为习惯，提供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方法，与案主一起制定“好行为、好习惯、好孩子”计划表；鼓励奶奶制作家规带动家人共同遵守，约束不良行为习惯，并通过奶奶协助对其进行监督。案主表示愿意尝试履行计划，遵守家规。 介入过程2：社工联系案主的朋友，运用同理、倾听、支持等方法肯定他们玩游戏的兴趣爱好，与他们打成一片。社工询问他们QQ联系方式，组建QQ群，与他们计划每日玩游戏时长表，并在进行打卡记录。社工邀请案主及朋友参加活动，发展同辈之间的共同的兴趣爱好，转移玩游戏的时间及注意力。最后，案主与朋友找到了新的兴趣爱好，渐渐减少玩游戏的时间。 6.4. 第四阶段：帮助案主提高学习成绩和培养学习目标 介入过程1：奶奶对案主的学习成绩差感到焦虑，但自身文化程度较低无法辅导案主学业，又认为没必要费钱去补习班。通过社工辅导课业，案主知道自己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希望社工能够持续辅导自己学习，愿意改变学习的状态。社工告知案主现阶段的任务是学习，帮助其树立学习的目标，寻找职业的榜样，刺激案主的学习动力。 介入过程2：案主转学到私立学校读五年级，需要适应学习环境以及较高强度的学习任务。社工再次辅导作业发现，案主转到新学校学习，出现新环境适应问题。社工为案主做心理疏导，案主理解不适应新环境是正常的，帮助案主寻找适应新环境方法、学习的动力和榜样；联系学校老师，反映案主问题，希望老师更多地关注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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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案 社工根据案主、奶奶、父母亲的良好反映，社工综合案主的表现，确定其在心理、行为、学习及家庭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可以结案。在建立关系阶段：在服务的初期，社工和奶奶的接触不是很顺利。奶奶认为社工不能直接提供经济服务，不愿意配合工作；不了解过社工，不相信社工的能力，导致其家人对社工充满了不信任感。社工为此不断的反省和检讨自己的专业工作，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帮助到案主。随着服务进程的推进，案主及其家人更加信任社工，更愿意向社工表露自己的心声，这是预料之外的收获。 在服务过程阶段：服务方案实施共有四个阶段，社工对案主组织多次访谈，引导案主参与活动，纠正奶奶的教育态度、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共同帮助其往积极、好的方向改变。在服务过程中，服务时间越长，案主及家人就越配合；服务次数越多，案主变化效果就越明显；服务越深入，社工技巧运用就越熟练。 在结案阶段：个案目标的完成意味着社工与案主专业关系的解除。社工全面综合地评估服务成效，对个案变化进行确认和反馈，并鼓励案主将这种变化保持下去。社工妥善处理案主不舍、伤心的离别情绪，与案主一起回顾服务效果，正式结束与案主的专业关系。由于项目时间到期，社工未能持续跟进案主的变化，这是一个遗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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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反思 个案工作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隔代教育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案主在隔代教养下所面临的问题与家庭结构不完整、祖辈教育水平、父母及祖辈教育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和技巧进行介入，帮助案主建立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获得家庭关爱与支持。帮助改进案主与祖辈的沟通方式，改善案主与奶奶的关系，祖辈关系变得更为和谐。通过提供心理疏导帮助案主改善心理问题，提升案主的自信心，树立起对学习和生活的目标。但是个案工作介入过程中，社工是关键的一个主体，其服务技巧、角色扮演和理论运用的是否得当，都关系介入的效果。所以个案工作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隔代教育过程难以把握，效果难以预估。隔代教育问题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个案工作方法无法一次性帮助到多人，无法同时为多个存在隔代教育的孩子或家庭提供服务。 家庭和社区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场所。离异家庭青少年的隔代教育问题不只是聚焦于个体本身。如果仅对个体的问题提出建议，没有对个体的系统进行约束和得不到个体的系统支持，问题就无法解决。家庭成员的不重视和社区青少年服务的不到位，都会加剧隔代教育的困难。社工应丰富个案工作介入的视角，从案主所处的周围系统进行介入，而不仅限于从案主的角度进行服务。案主问题的产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受到周围环境系统的影响。因此在介入过程中，社工应从家庭、社区和学校等视角介入，通过个体相关系统的变化，促进个案的改变。如个案工作以整个家庭为服务对象，干预的过程中抓住问题的核心，提升家庭成员隔代教育问题的重视，动员家庭成员积极采取行动，发挥家庭功能，从而使个别家庭成员的问题得到解决。 祖辈容易受传统观念束缚，接受新生事物较慢，影响孩子创新个性形成和兴趣发展。祖辈的观念相对传统且不太容易改变，多年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不一定能很快跟上社会发展和观念更新的节奏；所以在教育孩子时，祖辈们不善运用科学有创造性的方式引导孩子，难以适应孩子成长发展的需要。在个案服务中，祖辈滞后的教育观念和非打即骂的教育方法，对孩子的身体成长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祖辈应通过教育讲座、电视、家庭教育类书籍中不断学习，更新教育观念，接受新的家庭教育思想；关注孩子身体健康成长的同时，更多地投身于孩子心理素养和性格的培养，丰富教育内容，增强对孩子教育的效果。 埃里克森认为，如果个体长期无法获得认同感，处于漫无目的的混乱状态，最终可能变得抑郁和失去自信，也可能导致消极认同，做出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成为失败者 [ 11 ]。青少年时期是自我发展的关键期和转折期。离异家庭隔代教育青少年能够全面地、正确地全面看待自我，接受自身的优缺点，可以帮助其处理适应隔代教育，处理学习问题，融入社区。如果离异家庭隔代教育青少年倾向于接收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负面评价，否定自我，没有建立自我同一性，他们将会产生自我认知偏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影响他们在学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青少年时期是自我发展的关键期和转折期，其生理、心理发展还未成熟。社会互动是青少年心智和思维发展的主要方式，而社会互动则通过有效的人际沟通实现。家庭和学校应在学业、社会交往以及事业等方面多给予离异家庭青少年鼓励和肯定，双方形成良性互动，使离异家庭青少年对自身形成一个正确的认知。 社工对个案评估，认为案主在行为习惯、学习、心理问题上都有了改善，并且案主在慢慢增强自我改变的内生动力。由此个案工作方法对离异家庭青少年隔代教育问题的介入，是比较成功的；从社会工作方法的角度，给出了较为可行的解决途径。社工抓住社区的个案典型，瞄准问题，开出良方，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融入社区赢得居民信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顺利开展项目服务打了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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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发展，网络谣言的产生及治理问题也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我国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已逐渐被提上日程，但对网络谣言的成因及治理措施的相关研究仍不够系统。本文从网络谣言的传播内容分类入手，选择分类中健康传播类别下的网络谣言并进行现状及分类研究，同时从媒介生态学角度入手，以媒介内生态、媒介原生态及媒介外生态三个角度，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进行了成因分析，并依据其相关成因，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治理措施进行了媒介生态学三个角度的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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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研究现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众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随之产生的网络谣言也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美国学者彼得逊和盖斯特认为“谣言是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 1 ]；我国学者郭庆光则对谣言进行了以下定义：“谣言是有意凭空捏造的信息或消息。” [ 2 ] 而健康传播这一名词首次运用在1971年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中 [ 3 ]，美国学者罗杰斯认为“健康传播是在传播中所有涉及健康的内容” [ 4 ]；我国学者通常认为它是指以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运用各种传媒渠道及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制作、传递、分散、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 [ 5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给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定义为：以人类生命健康为出发点，以健康、养生、医疗等人类生命日常需求为角度，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的未经证实或缺乏依据的虚假消息。 加快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是我国互联网治理行业发展正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问题国内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与实践。丁颖与张焱的《突发事件及网络谣言实证分析——网络谣言的学术甄别》 [ 6 ] 将网络谣言分为现实介入型和原发型两种类别，并通过与传统谣言进行对比，从学术角度针对网络谣言进行甄别分析，总结出了网络谣言的逐利动机、畸形表现欲、迅捷性、多媒体联动、钩沉性五大特征。刘慧姣的《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成因与特征分析》 [ 7 ] 将网络谣言与新冠肺炎疫情紧密结合，从疫情下网络谣言的成因、传播特征与解决对策三个角度进行研究，有效地提出了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环境的重要意义。但我国当前针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仍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对于健康传播网络谣言如何进行系统的分类，并针对相关分类进行相应的成因与治理措施分析，我国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治理措施要如何发展，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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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分类 在依据传播内容分类的网络谣言中，健康传播网络谣言是社会群众目前最为关心的内容，根据大众普遍在意的四大角度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进行细分，可将其区分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类网络谣言、生活日常类网络谣言、医疗健康类网络谣言以及养生保健类网络谣言四种类别。 2.1.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类网络谣言 我国2011年1月修订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作出了以下解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共健康的事件 [ 8 ]。此类网络谣言最为典型的代表事件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双黄连”事件。疫情初期，上海药物所发布消息称初步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对新冠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然而各大营销号及公众对其进行大肆夸大宣扬，将“抑制”变为“治愈”，最终掀起一场抢购热潮。 2.2. 生活日常类网络谣言 生活日常类网络谣言主要表现为两大主题，一是对实际影响甚微的生活习惯进行大肆渲染，如“隔夜水和千滚水能致癌”等；二是传播没有科学依据或与现实相反的假知识，如“蓝光会导致失明爆发”等。此类谣言凭借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独特优势及部分受众判断力不足的弱点，采用各种模糊性字眼，增强诱导力，以骗取公众的关注。 2.3. 医疗健康类网络谣言 医疗健康类网络谣言利用受众对于医疗知识的匮乏，采取捏造数据、偷换概念、堆砌专业术语等手段，直接传播错误信息。此类网络谣言大致有两种类别：第一种主要将过时或本身就错误的“偏方”进行生搬硬套，如“疟原虫可以治癌症”等；其次主要是夸大或扭曲信息式谣言，如“藿香正气水与头孢同时吃会导致死亡”等。 2.4. 养生保健类网络谣言 养生保健类网络谣言主要利用受众对其自身生命的延续心理，对养生概念进行特意曲解，以达成营销目的。此类网络谣言主要针对受众的相应养生或保健需求，将保健或养生产品冠以医药头衔，对其疗效进行夸大，典型例子如“吃了忘不了，可以让孩子过目不忘”“五谷杂粮粉可以治愈糖尿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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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成因分析 媒介生态学理论将媒介与生态传播系统划分为媒介内生态、媒介原生态和媒介外生态三个部分 [ 9 ]，从媒介生态学理论入手，将受众—媒介—相关部门三个层次看作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动态开放系统，可更加直观地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 3.1. 媒介内生态角度下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成因 媒介内生态主要涉及受众的需求与行为等层面，从媒介内生态角度对于网络谣言成因的分析主要在于对信息受众的心理及行为分析。通过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媒介内生态角度分析，可以得出部分受众参与相关网络谣言产生及传播过程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需求的过度关注及认知基模差异产生的群众模仿行为。 1) 受众对所需信息的过度关注 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需求的认识，当受众认识到自己缺失的因素所在，出于对其生存与发展需求的保证心理，会对相应的事物或信息产生一定的关注。社会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受众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对所需信息的关注力度远远超过其他受众，而由于健康传播这一领域在满足受众个体相应需求的同时涉及到受众个人的生命安全，加之网络信息环境中多样复杂的信息流冲击，会使部分受众对相关信息过度地进行关注，不加甄别地接收各种渠道来源的相关信息，并传播至各类社交媒体，最终参与相关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 2) 受众的认知基模具有差异 受众认知基模的可随成长环境变化的特点决定了每个受众的基模都具有一定区别，同时不同基模间的区别又决定了不同受众对同一新信息的不同反应，即会产生多样性的信息处理过程。如由于受教育程度等环境因素的不同，一些低学历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接受新信息时，其基模对新信息的处理缺乏一定的甄别性，即不能正确判断言论的真实性，导致其基模对新信息的反应为无条件接受并参与传播。当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产生时，部分受众的生命安全本能决定了其与多数人保持一致行动的希望，即产生群众模仿。同时由于群体模仿行为主要表现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受众往往会盲目地轻信群体传播的信息，并不会主动去查证来辨别信息的准确性。如日本核辐射食盐疯抢事件及上文提及的“双黄连”事件，参与事件的受众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轻易接受外来的流言，模仿大多数人买盐、买双黄连的行为，在无意识中参与此类网络谣言的传播活动，同时在无意识中助长了此类网络谣言的产生行为。 3.2. 媒介原生态角度下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成因 媒介原生态主要涉及媒介产业组织方面，即从媒体平台自身的角度入手。从媒介原生态角度剖析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新媒体平台一定的利益驱动，二是新媒体平台目前内容审核技术的限制。 1) 新媒体平台的利益驱动 新媒体时代，各大新媒体平台均奉行“流量为王”这一理念。新媒体平台利用爆点新闻在短期时间段内获得高热度的讨论，能够使其用户流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普通的健康食品，在经过新媒体团队的精心策划包装后，仅用15秒的时间，就可获得大量粉丝并成功售出，在产品卖家及视频制作者获利的同时，也可使新媒体平台获得一定流量与利润。由于各种健康养生类产品直击受众生命安全需求，本身便具有较高的群众关注度，即新媒体平台所需的用户流量。故即使健康养生类产品卖家为了获利而过度夸大其功能，甚至为了进行营销而传播一定的网络谣言，部分新媒体平台为了其拥有的用户流量，也会对其产生纵容，间接默认并助长了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 2) 新媒体平台过滤技术有限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媒介具有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更新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受众每日被大量的碎片化信息所包围，通常想要关注最新发生或最有热度的信息。想要引起受众的兴趣，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新媒体平台就需要在短时间内推送与更新大量的内容。而由于技术有限，很多信息没有经过内容审核部门的监管便被他人散布至某平台，使得部分缺乏“把关人”的网络谣言未经平台过滤就出现在了大众面前，使得网络谣言具备了一定的传播可能性。 3.3. 媒介外生态角度下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成因 从媒介外生态角度对网络谣言的成因分析主要在于对相关政治部门驱动作用的分析。当前我国相关部门对于网络谣言把控的力度具有一定的缺失也是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之一。对于健康传播网络谣言，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界限，无法判定具体的违法行为，而由于大众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导致健康传播网络谣言近年来层出不穷。同时，对于谣言所传播的信息，相关部门有时并不能及时了解大众对于其是否真实可靠、是否造成人身财产安全危害等一系列问题的诉求，无法通过官方平台对信息进行及时地公开，未能及时掌握话语权，最终导致“小道信息”在微博、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迅速发酵。而当相关部门意识到需要对相关谣言进行治理时，由于相关谣言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热度，相关部门并不能对其进行及时的完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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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治理措施研究 媒介生态学从媒介内生态、媒介外生态及媒介原生态三个角度对当前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成因进行了一定分析，指出受众个人、媒体平台及相关部门在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形成及传播过程中所占问题成分。如何利用媒介生态学提出相应治理措施，使受众—媒介—相关部门形成媒介生态圈，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4.1. 媒介内生态：培养受众个人信息免疫能力 受众认知基模的有差异性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众，面对新信息时很容易产生群体模仿现象。所以，要培养受众个人信息免疫能力，首先应建立并完善媒介教育体系，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受众进行媒介相关知识教育，构建受众个人的认知基模，增强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辨别意识。同时受众个人也要树立自己的媒介生态价值观，对新信息的真实性自觉进行辨别并对虚假信息自觉抵制。拒绝接受虚假信息是第一步，监督传播平台是第二步。受众构建及完善个人的生态价值观，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督，要求媒体工作者坚守职业道德，可有效地避免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产生。 4.2. 媒介原生态：建立新媒体行业导向传播体系 新媒体所提供的内容对受众的判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新媒体平台的舆论导向决定了部分受众的导向判断。因此新媒体行业导向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而建立新媒体行业导向传播体系的第一步是要加强新媒体平台自身的内容净化能力。加强新媒体平台内容审查技术，安装过滤技术软件并建立媒介内容分级管理机制，指定相应的分级标准，将虚假信息及时拦截删除并精准投放相关真实信息给相应分级人群。内容净化的同时也需树立新媒体行业导向传播准则。目前大部分新媒体平台对媒体道德准则的遵守仍旧依靠新媒体工作者的自觉规范。通过树立包含信息传播、平台监督等方面的新媒体行业导向传播准则，并对新媒体行业导向传播工作进行定期评估与发布，最终促进新媒体行业导向传播体系的构建。 4.3. 媒介外生态：构建健康传播网络谣言内容监管机制 健康传播网络谣言内容监管机制主要通过建立健康传播网络谣言内容库来对库内收录的健康传播网络谣言内容进行实时监控。发现相关网络谣言并拦截的同时，可利用相关追踪技术追踪到该网络谣言内容的传播者，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惩罚，以达到控制健康传播网络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目的。除了对内容的监控，内容库内容的补充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通过将健康传播网络谣言内容监管落实到个人及新媒体平台，利用大众的广泛数量及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机制来面对实时变化发展的信息流，对库内健康传播网络谣言进行及时有效的内容补充，从而实现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内容的及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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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由于生命健康领域涉及社会群众最为关心的内容之一，即群众的生命安全需要，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目前已然逐渐被推向高峰。通过媒介生态学角度对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成因分析可以发现，健康传播网络谣言是被动接受与主动传播的结合体。针对相关网络谣言的治理中，既有受众个人认知基模构建的教育环境因素，又有新媒体平台技术发展问题，更有相关部门的驱动作用。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治理需要受众个人、媒体平台与相关监管部门三者合力为之，通过媒介生态学理论构建“受众—媒介—相关部门”的媒介生态圈，健康传播网络谣言的治理成绩定将跨出巨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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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亚洲各国家高校教育现状及相关政策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其高校排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次研究旨在通过量化数据和和质化内容对日韩高教政策和重点高校排名趋势进行分析总结，探究日韩世界排名和高教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探讨日韩高教政策对世界排名的影响和世界排名各项指标因素对日韩高校的不同影响，在其之间构筑一定的反思体系，为后续的亚洲高校进行高教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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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 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管理主义的兴起和受到高等教育全球化以及大众化及其所带来的学术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世界各国开始越来越重视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四大排名，QS世界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以及ARWU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每一年都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对世界上700~1000所高校进行排名，它以其可视化的数据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政府教育部门和大学教育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衡量标准，也相应的促进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世界排名以及教育全球化大趋势影响下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这种世界排名的国际性评价体系不断发展成为了留学、学术交流、经费、学生就业等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高等教育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使得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再单一的依靠政府，而是转为了市场竞争，因此政府往往会以世界大学排名为依据引入评估和竞争机制，世界各国争夺大学排名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并且产生了以此为依据、以世界百大排行为目的的部分促进高教发展的政策，大学纷纷投入大量经费，以期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 [ 1 ]。除了ARWU，其他三大排名均为西方国家制定和操作，不管是在世界排名还是教育系统实力的排名上，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始终走在前沿，始终是全球化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而作为世界排名后进地区的亚洲，其教育改革和世界大学排名都属于一个新进的阶段，在竞争上属于后进力量，在教育上正处于由新生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因此在教育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和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大众化的趋势发展下，亚洲各地区为了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教育竞争力、综合实力以及世界大学排名，也开始争相出台政策，进行国内高教改革。例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都相继为本地区大学提供政策，批拨经费，进行体制改革，制定相关计划，以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提高自己的世界大学排名。然而各地区在制定政策并且落实和实施之后，尽管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本地区大学的国际排名，其效果并不相同。 亚洲地区是多种文化的汇合地，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浸染，文化思维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了解亚洲其它国家，尤其是传统儒家国家，会发现高教政策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通过了解他国的政策及其效果，对中国未来的高教改革也会有所帮助。 本次研究旨在通过量化数据和和质化内容的结合对日韩高教政策和重点高校排名趋势进行分析总结，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开展定性定量的研究等，结合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大学排名来分析国家高教政策对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探究世界排名和高教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探讨日韩高教政策对世界排名的影响和世界排名各项指标因素对亚洲高校的不同影响，在其之间构筑一定的反思体系，为后续的亚洲地区进行高教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1) 在高教政策的运作下，日韩重点高校的排名是如何变化的？ 2) 世界排名的各因素对日韩高校的影响如何？ 3) 日韩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排名上需要做哪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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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综述 2.1. 世界大学排名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世界大学排名缘于上世纪末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大潮，在此之后，世界大学排名日益变得体系化和正规化。2004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和QS (Quacquaerlli Symonds)联合推出THE-QS世界大学排名，这项合作持续几年之后，到了2009年，双方便分别推出自己的世界大学排名 [ 2 ]。2013年沙特阿拉伯推出世界大学排名CWUR，在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中也具有一些独特性。紧接着2014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基于Webof Science数据和Clarivate Analytics提供的In Cites指标首次发布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以便为全世界的学生择校提供科学的参考数据 [ 3 ]。在本研究重点使用QS和THE两项排名体系。QS排名总体上偏主观，轻客观，主观数据比例达到50%，排名体系较为简单，THE排名较为均衡全面，主客观数据分布合理。 QS排名的具体指标(见表1)，分为五个一级指标和六个二级指标，包括教学类“师生比”(权重20%)，研究类“学术声誉”(权重40%)，科研质量类“篇均引用次数(师均引用率)”(权重20%)，国际化类“国际教师比例”(权重5%)和“国际学生比例”(权重5%)，毕业生质量类“雇主声誉”(权重10%)。 THE排名体系将教学与科研放在同样的地位(见表2)，各占30%，对一级指标的评定内容都十分细化，分成若干个二级指标。如教学方面：1) 教学声誉调查，能够反映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培养水平；2) 博士学位授予数，能说明一个学校的培育水准与规模大小；3) 师生比，师生比是个重要指标，是大学在校学生数与全体教师标准数的数量之比，反映的是对社会资源占用和利用水平，反映的是教育质量。一般来说，生师比越高，社会资源利用率就越高，较低的生师比通常意味着较高的社会资源占用 [ 6 ]；4) 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授予比，是指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授予数与应毕业人数的比例，这能客观反映了一所大学的培养能力与管理水平；5) 师均收入，即学校总收入与教师数量的比例，该指标越高，表示该校对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越强，可提供的科研环境越佳。相比较而言两个排名体系都引用了教学、研究、论文引用、国际化程度这些指标，内容大致相同，只有权重多少，以及指标是否细化的差异，此外两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特色指标，如QS注重雇主声誉，THE注重科研转化产业能力。总的来说，两个指标都各有优势。 Table 1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index system [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教学类 师生比 20% 研究类 学术声誉 40% 科研质量类 篇均引用次数(师均引用率) 20% 国际化类 国际教师比例 5% 国际学生比例 5% 毕业生质量类 雇主声誉 10% 表1. QS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 [ 4 ] 数据来源：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 Table 2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ranking [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总计 教学 教学声誉调查 15% 30% 博士学位授予数 6% 师生比 4.5% 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授予比 2.25% 师均收入 2.25% 研究 学术声誉调查 18% 30% 研究经费 6% 师均学术论文 6% 论文引用 师均论文引用量 30% 30% 国际化程度 国际国内教师比 2.5% 7.5% 国际国内学生比 2.5% 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比 2.5% 工业收入 知识转换 2.5% 2.5% 表2. THE排名的指标体系 [ 5 ] 数据来源：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rankingmethodology-2016. 2.2. 作用与缺陷 自大学排名问世以来，学界有关大学排名的讨论就一直在继续，总体而言可以分为认可大学排名的作用及讨论大学排名的缺陷。 1) 大学排名的作用 大学排名的作用首先在于将大学办学水平的信息公布于众，让社会对各个大学有正确的认知，方便学生和家长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判断。同时大学排名也是评价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目前的世界大学排名本身常常由第三方机构发起，因此相对而言较为公平。 著名美国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提出“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具体包括资金、研究、商业化和市场、自治和责任、科学和学术的全球化、公立和私立、学术自由、师资队伍等。” [ 7 ] 作为其中重要的指标，学术全球化、研究和资金等，均会被世界大学排名总结，并作为重要的依据反映在排名的结果中。 美国大学联合会前副主席约翰·冯(John Vaugh)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要有广泛的学科领域，其意味着教育质量应该是世界级水平，而且要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及高校认可的 [ 8 ]。浙江师范大学眭依凡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学术实力雄厚、做出世界贡献以及享有国际声誉”三个方面的特征 [ 9 ]。这种世界级的认可，基本可以等同于所谓的国际声誉，通常可以由世界大学排名反映出来。 2) 大学排名的缺陷 有关大学排名缺陷的论述主要来自片面性、公平性、价值判断等方面。 首先，大学排名被认为是片面的，这种片面主要因为其目的导向的预设，对数字指标的过度重视。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任何大学排名评价系统都是以目的为导向，其结果取决于比较和计算方法中的假设和价值 [ 10 ]。因此，所有的大学排名评价系统都是对高等教育现实的不完整描述。莱顿大学校长Carel Stolker指出，世界大学排行榜比较重视自然学科，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为这些排名大部分是参考了大学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的表现 [ 11 ]。所以通常来看，一所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无法通过世界大学排名表现出来的。 其次，大学排名的公平性值得质疑。大学排名的片面性明显地影响了它的公平性，偏重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出色的学校而言与之同台竞技并不公平。同时，东西方也成为大学排名有失公允的重要方面，石川真由美认为对排行榜的应用无法在追求知识国际化的同时达到提升学者个人学术表现的真正需要，也无法保证不同年龄阶层的学者之间的公平，反而造成了英、美学术圈主导世界知识话语的趋势 [ 12 ]。 由于大学排名天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根据批判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上的观点，这种基于逻辑实证论的数字展示和量化判断，会伴随科学主义的宰制 [ 13 ]，因此这种价值判断会对学者和学术界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虽然大学排名带有第三方机构这一属性，它缺无法摆脱其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带有商业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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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建议 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进程，带来的新管理主义与学术殖民主义在高校管理与运营上的反应，各个国家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通过出台高教政策，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求实现本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跨上世界大学排名体系的更高阶梯。 本研究首先阐述了世界大学排名的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两种排名体系，通过研究发现其中的指标大多重视量化指标，体现了新管理主义中强调最大产出在大学排名中的反映。日韩作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后进者，采取尊重规则而不排斥的方式，积极融入西方学术评定体系。通过回顾日、韩这两个东亚国家出台的高教政策，结合近十来年各个地区高校排名与数量的升降情况，分别做了一系列的分析与探讨。 综合研究，可以看出在高教政策的运转下，日韩重点大学排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进入世界前一百的高校数量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得益于高教政策的正确与拨款经费的稳定增长。不过也有部分高校在部分排名中出现停滞或倒退的情况，如日本进入前一百的高校长期停留在四五所的水平，甚至有些时候跌至三所，在亚洲范围内失去高教龙头的地位，但该结果换来的是进入榜单的高校数量增多，国内高教资源分配均等化。 亚洲各国发展高等教育，颁布高教政策的结果，都能直观地从世界大学排名的四个体系里得知的，所以这四个排名体系所用于排名的依据就必须被政策制定者了解，大学排名的因素深刻地影响亚洲大学排名的变化。在本研究展示的QS和THE排名体系中，教学类指标分别占到20%和30%，这要求高校加大教学建设与人才引进，并供给足够的科研经费，以提高人才的培养能力，东亚地区的高教政策都重视学科建设，尤其是韩国，制定了人才引进的政策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而对于学术能力及影响板块，即研究类和论文引用量，两个排名体系中都占有高达60%的比重，其中QS学术声誉占比40%，论文引用量占比20%，THE排名中研究占比30%，论文引用占比30%，在量化方面，直接反映在论文的产出量上，论文的发表效率则更多与高校学科相关，比如前沿学科因为研究人员多，现有成果丰富，更易产出，所以各国高教政策直接关注学科的建设，如日本COE计划评定具有研究潜力的学科，并给予一定量的资金补助。 但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依然试图以其文化的渗透实现其霸权统治，如表现在世界大学排名体系的建设中，传递着自己的学术思维与科学体系。在国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在国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亚洲若想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及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高教改革以及发展自己独立的知识文化体系尤为重要。 世界大学排名的评定标准较为单一，通过几种简单的量化指标去裁量一所大学的水平高低，而这种价值观则来自于西方世界的输出。近代学术知识的中心，长期以来位于欧美国家之中。西方世界长期处于文化输出的优势地位，是现代知识规则体系的制定者，依仗学术优势，对新兴国家实行学术殖民主义，向学术边缘国家输出学术思维和规则，建立高等教育的依附关系，掌控了被学术殖民国家地区的知识和文化的思维和运作方式。 作为后进者的中国，也经历了985、211工程建设，双一流建设等阶段，以谋求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经过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在一味地追求大学排名的提升中，学术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渐显，表现在国内的科学体系和价值观念一味西化，出现学术崇洋媚外，忽视国内学术，以及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行为，此外还有国内浮躁的学术氛围，追求速度，对基础科学发展的忽视，学科发展的失衡。面对这些现象，并不是要中国脱离西方文化体系，重拾孔孟之道，而是要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动现代科学体系本土化发展。在学科建设上要坚持科学原则，遵从多元化发展，要有长远眼光，不一味地追求功利性，谋取学科建设的合理布局，同时还应坚持高校学术精神的培育，加强研究人员队伍建设，提升国内科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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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王世贞是明代著名史学家，著述富赡，多所创获。首先是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的大史学观和国史、家史、野史互补的史体观。其次为“标新领异”开创“别集体”与“新掌故史学”的史体创新和规模宏大的明代史书著述。再者纵横捭合、条分缕析的分类比较批评法和精辟简约、得失互见的史学批评。其四，承绪并纠补杨慎，开启明代史学典章制度考索体。其五，文化专题史的热心倡导者和戮力实践者。从而丰富了明代史学思想和史体观，促进了明代掌故笔记体、史书批评和专题史的兴起，推进了明末清初考据史料学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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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王世贞是明代史学大家，虽未撰写《明史》，却完成了撰写《明史》必备的鸿篇巨制的史料著述、人物传记等，成为清人撰写《明史》的基础材料，且表现出王世贞独到的史学思想、深刻犀利的史学批评、成一家言的史体观和撰写新体式，丰富了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和书写类式，对明末清初史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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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王世贞的史学观与史体观 明代史学观念经历由元而明、由理学而心学的更迭嬗变，其中经与史的关系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经书、史书本为二类，理学家重经，朱熹强调“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 1 ]， p. 4718)。王阳明提出经即史，史即经，“安有所谓异？” [ 2 ] 王世贞在王阳明基础上又进一步，不仅主张史在经前，“今日之史倍急于经”“一郡国缺而一郡国之迹泯如也”( [ 3 ]， p. 5398)。而且突破经史之争，大胆提出“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的“文皆史”的新史学观。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灭，五帝之史若存若亡，噫，史岂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本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剳、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牋、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 [ 4 ]， p. 26) 他将天下之文分为“史之正文”“史之变文”“史之用也”“史之实也”“史之华也”五类，《六经》仅史之一种，文学也是史之一部分而已。 “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王世贞的这一观点是从文的角度认识、界定什么是史学的。这一视角因新颖且抓住了经史子集的契合点——文——而具有崭新的学术价值。文的功能是叙述——事件与情感的叙述；历史是史料的叙述，“没有叙事即没有历史”(克罗齐语)；哲学是叙述的思想，“所有的历史皆是思想史”(柯林伍德语)，于是文学、史学、哲学因叙述而合而为一。事实上，史学是由三部分构成：材料(典章制度、史事、人物)、叙述(结构、编织、表达)、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史学观)。文学与哲学也同样由相似的三部分构成，都离不开材料、叙述、意识形态。史学中的材料需经过搜集、辨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求实、求真，属于科学范畴。而叙述则是语言的，语言皆有移情、譬喻而发生“转义”现象。同时叙述是人的叙述，必然带有情感倾向，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因此，历史具有虚构性、转义性与当代性。于是史学具有科学、艺术与思想的三重属性。王世贞“天地间无非史”的史学观，正史包含了史学(“史之正文”、“史之实”)、文学(“史之变文”“史之华”)、哲学(“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政治学(“史之用也”)，这种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天地之间无非文故无非史的史学观念超越了此前的“经即史”的观念，成为一种新的大史学观。其不仅在明清两代产生重要影响，李贽、胡应麟、章学诚等人将其进一步发展，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史学思想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单就当今的学科划分而言，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宗教史、生命史以及人类史等学科大多可视为史学的分支，由此证明王世贞“文皆史也”“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大史学观的正确性与普适性。 王世贞的这一史学观基于其史体观与史料观。史体观已见上文所言史体之文的五分法。但史学分类较繁，除史之正文外，王世贞将方志与家谱视为史之变体。方志是先秦古史志之变，古史分为“志”与“纪”两类，志所记多为前世成败之事，至《史记》《汉书》中已不见其相关书目，后演变为记地方之史的方志。王世贞认为方志不同于古志，“古史之失在略，而今志之得在详”；“古史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谀也”( [ 5 ]， p. 2198)。至于记家史的“家谱”则为史的补充。“国不能尽，私之家；史不能尽，详之谱”( [ 6 ]， p. 2425)。但到明代，因“修谱之家，陋者安于挂漏，侈者鹜于张饰，而谱之用复浸微矣”( [ 7 ]， p. 2763)。由此王世贞进一步将史书分为三类：国史、野史、家史，并指出各自之弊，又正视其所长。 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其真，其叙章典、叙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美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庶几乎史之倪哉。( [ 8 ]， p. 3404) 遂将家史、野史纳入正史，使国史、家史、野史三类史料，互证互补，合三史为一，从而补充并完善了中国史学的文体观与史料观。明清两代的史学家如何乔远、谈迁、张岱、黄宗羲、钱谦益、戴名世等多受此分类法与互补法的影响，然所论之深度却未能超过王世贞。 王世贞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强烈的使命感、危机感、问题意识所表现出的经世致用思想。王世贞治史的理想是要“效法司马氏”写一部《明史》。事实上起初并非只欲写《明史》，而是“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之言”，即写一部自古至明代的通史。其目标之高远，任务之重大，自不在司马迁之下。王世贞后来所做《史料》虽仅限于有明一代，但《弇山堂别集》细化了阐明典章制度历史源流的《序》的类别，加大了《序》书写的份量；《史料》特将序(叙)文列于全书之首，强化王世贞欲写通史的目的性。正是这样一种写通史的责任感，使得他将明史置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审视、叙述和定位。从《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的主要内容观之，多集中于明世祖杀戮功臣、靖难之役、宦官专权、科考制度、内阁首辅、谥法制、巡幸、锦衣卫、边患、党争等，足见著者强烈的危机感与鲜明的问题意识，且王世贞直揭明代朝政之弊，意在引起当朝的注意，所谓“含法旨于恢词，寓正言于谑语”，“其义隐而直，真文谐而庄，其志似推而实”( [ 9 ]， p. 13)。而“直”“庄”“实”意在致用。“而所谓学者，治国平天下之学”( [ 10 ]， p. 172)。其评价史事人物，将治世作用与历史功德一直作为首要标准，在“掊击当代”的同时，常开出解救的药方，如南倭北虏、宗藩和党争问题等，目的在于致用、治世。这正是其写史所一直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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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史学批评和分类比较批评法 史学批评是表现史学家史学观、价值观、政治观的重要内容，与材料、叙述同样重要。王世贞的史学批评不同于众人之处在于其批评的尺度，以历史功绩论高下，不以正统与否说是非；以治世功效为标准，不分经史先后与轻重；道德归道德，功业归功业，打破道德好一切皆好的传统标准。人言秦非正统，他赞秦统一天下、开疆扩土、废分封、立郡县、称皇帝，后代承继，功逾尧舜，“功足言也”( [ 11 ]， p. 182)。正统派褒宋贬晋，王世贞认为“宋”朝立国也是“篡弑”，比之晋犹过之。他肯定宋朝国君“俭崇礼让”之德，然就开疆治国功绩而论，宋皆不及晋。“伸宋则不得独屈晋；屈晋则不能独伸宋，且安能越晋而汉唐也？”( [ 11 ]， p. 189)世人皆曰春秋有五霸，王世贞却说不过两霸耳，“宋襄之亟辱也，楚庄之僣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 [ 12 ]， p. 6374)。 王世贞史学批评另一可贵处在于不惟上，不惟众，不溢美、不隐恶，只惟实，且得失互见，不留情面，故更真实可信。譬如对于史书的评价，他最赞赏者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然非因肯定而一味推崇。如其批评《史记》《汉书》：“记繁而志寡，迁、固之失也。”( [ 13 ]， p. 5398)批评《史记》“好奇”而失真，“发己意”不似正史： 《史记》千古之奇书也，然而非正史也。如《游侠》《刺客》《货殖》之类，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己意伸好，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 [ 14 ]， p. 9056) 司马迁人物评价的偏颇、失误，王世贞直言不讳，一一指摘。如善兵法者孙武、司马穰苴传记所载过简，不过是斩爱姬、斩庄贾而已。而对伍子胥“附会过当”。“太史公非识庄子之麤者”( [ 15 ]， p. 12。汉代两位功臣田延年、郅都，被司马迁、班固皆写入《酷吏传》，王世贞深感其不公，“郅都死矣，冤于太史公；田延年死矣，复冤于班氏”( [ 16 ]， p. 67)。对汉以后史书的批评尤震聋发聩： 《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元史》，烂朝报也。与其为《新唐书》之简，不若为《南北史》之繁；与其为《宋史》之繁，不若为《辽史》之简。( [ 17 ]， p. 350) 陈寿《三国志》因不熟悉笔下人物而造成评价不当：“列公休于《锺会》，列元逊于《孙峻、孙綝》，不亦冤哉！”( [ 18 ]， p. 80)《晋史》“隐逸传”所列人物与其分类不合，“合者不十之七”( [ 19 ]， p. 97)。《晋史》不载夏侯孝若《东方朔赞》，而载其《训弟文》，“真无识者也”( [ 20 ]， p. 6631)。欧阳修《新五代史》因坚持正统，承继《春秋》义理，多得史家之称赞，杨士奇将其比之《史记》《汉书》，又称“义例胜之”。王世贞认为谬赞，“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齿《史》《汉》哉！”( [ 21 ]， p. 127) 王世贞对历史人物的批评，情入其内，理逸其外，高屋见瓴，语简约而至极，识卓绝而深长。又因过目则诵，古今史事烂熟于胸，更喜上下纵横比较，分类条分缕析，打破就一人论一人、就一事说一事的通例，采用通史分类比较批评法，尤见其纵横捭挞之才和深刻卓绝之识。如评朝代衰亡之因：“汉失之刻，唐失之乱，宋失之弱”( [ 12 ]， p. 6384)。评帝王之失：“身霸有国而身失之者，凡几？曰莽，曰矅，曰坚，曰衍，曰存勖。身治而身乱之者，凡几？曰秦始，曰汉武，曰唐玄。此岂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为兴资矣，一念之怠而才为败资矣”( [ 12 ]， p. 6388)。评帝王之无德：“莽之诈也，温之忮也，敬塘之鄙也，虽得天下，耻弗洗也”( [ 12 ]， p. 6385)。评先秦、两汉、六朝之文：“《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己。六朝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 [ 4 ]， p. 21)。评将帅之才：“光弼知将而不知臣，真卿知臣而不知将。知将而知臣者，郭汾阳也；知臣而知将者，张雎阳也”( [ 12 ]， p. 1155)。智者：“蠡也，仲连也，张良也。其所解之机同也，蠡迹卑而用神，连迹远而用奇，良迹近而用巧”( [ 12 ]， p. 6388)。评经典：“‘思无邪’，其《诗》之纲乎？‘自强不息’，其《易》之纲乎？‘毋不敬’，其《礼》之纲乎？‘允执其中’，其《书》之纲乎？”( [ 13 ]， p. 6334)评老庄与释氏：“老子习礼而薄礼者也；庄生畏死而齐死者也；佛氏畏灭而乐灭者也。”( [ 13 ]， p. 6341)评哲人：“程叔子、朱子之学，成矣，气质之融液，微有未尽也。王氏之学几矣，心体之淘洗，微有未萤也。”( [ 13 ]， p. 6361)讲治国之道：“周法繁，汉法简。繁则虚，故易弱，简则实，故久强。”( [ 12 ]， p. 6377)讲处世之道：“智深勇藏” [ 12 ]。评天下人行事：“名执其虚而利执其实”( [ 13 ]， p. 6366)。纵横联想，同类比较，同中见异，是非长短一语中的，言极简，意颇切，多为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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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史体创新与史料著述 王世贞承继《史记》别开“别集体”、“新掌故史学”和撰写规模宏大的明代史料著作。 他一生在史学上花精力更多的是明史。撰写明史在当时存在两大困难，首先是明代官史的史料难凭。明代史官制存在两大缺陷：史官多兼职且分工不明；保证所写史料真实的起居注官，大多时间被罢置，使明史修撰无真史料根基；仅以《实录》为史，而《实录》“仅纪邸报所列，至大臣小传仅书平生官爵，即有褒贬，往往失实”( [ 22 ]， p. 1853)。造成《实录》难据，形成明代官史弱、野史盛的混乱。王世贞因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 [ 23 ]， p. 2788)“熟悉朝章”，而补官史之弱；自幼好访“朝家典故与阀阅琬琰之详” [ 23 ]，撰《琬琰录》之书，丰富官史；广搜野史异闻而尚撰《野史录》百卷，补野史不足；并倡官史、家史、野史三史互证与互补，努力纠补明史撰写史料不足的问题。 王世贞留下的史学著述是在“三学”“三史” 1 兼收并用的原则下完成的。《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有帝系帝历帝统表、郡王宗系表、公侯伯等职官表，考证《明实录》所载历代帝王事正误的《史乘考误》，以及对诏令、谥法、命将、赏功、科举、兵制等明朝政体制度的考证，也有兼及国事、家事，带有掌故史料性质的《盛典述》、《异典述》、《奇事述》，具备了撰写一部明史的框架和必需的核心史料。《弇州史料》一百卷，以《别集》为基础，采《四部稿》《续稿》中传纪之文，增加了明代世家和纪传的内容以及带有家史野史性质的碑、志、题、跋、志、赞、疏、策等“得之生色者”二十二卷而丰富之，使明史史料结构更完备。《天言汇录》十卷纪明代自太祖至肃宗皇帝的诏敕、训饬之书。《皇明名臣琬琰录》一百卷为纪明代名相、重臣、家史之书。《少阳丛谈》二十卷乃笔谈朝廷得失之书。《明野史汇》一百卷，为明朝之街谈巷议的笔记、野史，作为撰写明史不可少的参照史料。可谓史料齐备，卷轶浩瀚，达四百余卷，“是非不谬，证据独精”( [ 24 ]， p. 9)，这在明代史家中较为少见。且对《明实录》特别是《明太祖实录》等进行考证，纠正其中不少失误。不仅为自己撰写《明史》做好了较充足的准备，更成为清代史学家撰写《明史》的重要史料。 明人撰史困难之二：明代史学界出现为权势、利害、人情等所左右的现象较普遍，秉笔直书者少，溢美、失真、偏颇者多，史料虚浮而难凭。“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由与讳也，输疑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乃至英、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庐陵、刘博野、焦泌阳之辈，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责阙供于仁孝之里，诋掠金于勘定之臣，将何所取衷哉？”( [ 25 ]， p. 5403) 王世贞史书撰写常带有个人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体现其“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能使读者不受蒙蔽，便于了解明代朝政的真面貌，这是王世贞史书的价值所在。这一点近似司马迁，所不同者，司马迁同情有才干的悲剧性英雄，常揉入自家身世遭际之感。王世贞则横眉于皇帝专暴、制度窳败与官场陋习，将明代帝王、官宦和制度的疮疤揭露殆尽。如《史乘考误》对《明实录》中的太祖杀戮功臣的真实性的陈述；《首辅传》揭内阁制之弊，指摘内阁首辅们的是非和得失；《中官考》叙宦官乱政之痛史；《巡幸考》揭帝王之荒淫；《科试考》叙明科举制演变，揭其陋弊；《倭志》《南安通志》《北边始末志》等叙述边事之危在朝廷不在将帅；《实录》不记建文帝事，更不记方孝儒等杀身成仁者的壮烈，于是《弇山堂别集•帝系》补之，大赞方孝儒诸人“烈哉”。以至于引发明末艾南英的“近代文士修怨而无君者，太仓王世贞也；以横议而非圣者，温陵李贽也”的诋诃( [ 26 ]， p. 1252)。王世贞有关明代史论的观点对后世史学家如胡应麟、张萱、沈德符、谈迁、钱谦益、潘柽章等皆产生重要影响。 王世贞著史书之体式多承袭《史记》，然又不尽同于《史记》。《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分三部分，一为述体，即三述19卷；二为表34卷；三为考47卷。述体与考体皆为王世贞独创。表乃集纪传二体为一，则以表的形式总揽之，其分类详尽而精细与表所占篇幅比例之大为历代史书所少见。每一类前皆附叙语，介绍其体式的历史由来。“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 [ 9 ]， p. 15)，史学家称其为“别集”体，即王世贞首创“别集”体，其对后代史学影响甚为深远。 王世贞著史关注盛事、奇事、异事和掌故史料，开创了实录本位的新掌故史学。新掌故史学价值有二，一是喜盛、尚奇、好异。将一个朝代中突出的盛事、奇特之事、怪异之事分类、提取、描述而凸显出来，既表现一个时代历史特色，又能迎合读者好奇求异的心理，是史料组织的主体性与叙述艺术化的鲜明表现。二是以经过考证的可信的朝野掌故反映一朝一代的事实，做为官史的补充，体现出以小见大，以趣味映现庄严的特色，“一典之异令人色飞，一事之奇令人頣觧”( [ 9 ]， p. 14)，既开拓视野，又增强故事性、兴趣感，灵活而便于读者记忆，不失为史学日益发展的一个标志。且内容极广泛，“大而朝典，细而乡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几无不可概叹”( [ 27 ]， p. 3213)。从而为晚明、清代史学家采纳仿作，如焦竑《国史经济志》、《玉堂丛语》，张萱《西园闻见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日本学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王世贞新掌故学的兴起，他把野史形态的掌故学一变为实录本位的掌故学，……改变以说部为主的编写方针，而代之以吏牍记录为主之风” [ 28 ]。意为不仅创造出史学的新体式——新掌故学，而且改变了明清两代的史书撰写风格，重掌故，好异奇，尚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