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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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感觉运动信息促进认知发展是皮亚杰重要观点之一。在很早之前皮亚杰就已经强调了儿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婴儿的早期，感觉运动经验是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Piaget， 1952)，婴儿最先认识世界，是从身体与世界的交互作用开始，通过自己身体的方位，感觉方式，运动动作来认识周围的环境，后来的认知能力都是从感觉运动能力中发展而来的。婴儿也被认为是具身学习者，并利用感官–运动信息来获得关于他们的世界知识(Laakso， 2011)。Glenberg和Gallese (2012)提出儿童对一些词的理解是建立在身体行为和感官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像“给”“拿”“换”等这样的词在婴儿期就可以从给予的物体产生的具体经验中理解，孩子对词义的理解和习得都建立在这些行动的基础之上，感觉运动信息对婴儿早期的词汇概念习得具有重要影响，但对于这一观点仍然存在争议。 经典认知心理学视身体为心智的“生理基础”，认为认知与身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实在(叶浩生，2015)，当时认知科学家认为认知过程与大脑生理结构的关系犹如计算机的软件同硬件的关系(叶浩生，2013)，软件(即认知)的运行与计算完全不受硬件(即身体)的影响。表明人们对某一事件的习得或认知是不受身体感知觉干扰的，感觉运动经验在这里并不是必不可缺的，儿童概念的获得，语言的加工与我们的身体体验，环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Pulvermuller和Garagnani (2014)认为我们的认知加工是部分的与我们身体经验有关，例如，虽然长期记忆体现在感觉运动系统中，但工作记忆不需要依赖于这些系统，但是，具身认知这一新取向认为我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经历对认知加工至关重要，直接感觉运动的相互作对概念的获得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Engel， Maye， Kurthen， & Konig， 2013)。 具身认知(embodiment cognition)理论被称为“第二代认知科学”，它认为人的认知过程依赖于感知和动作系统，强调了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获得的感觉运动经验对于获取和理解概念的重要性(Borghi & Cimatti， 2010)。首先，感觉运动经验是身体从事某一活动产生的重要身体体验，认知和思维方式都受制于身体的物理属性(范琪&叶浩生，2014)，根据我们人类直立行走的感觉经验，可以更好的理解“前进”/“后退”这些词义。人们之所以可以感同身受，也是因为感知觉运动系统模拟了他人的感受，产生了相似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感知觉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叶浩生，2017)。 其次，具身语义理论(embodiment cognition of semantic theory)认为，语言是具身的，即使在简单的阅读和语义决策任务中，也涉及感官运动和知觉系统的激活(Glenberg & Arthur， 2015)，人们从生下来便与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以此认识这个世界，并通过感觉、知觉、动觉、运动系统形成记忆、产生情感等其他高级认知过程(任琳，丁道群，黎晓丹，&梁敏响，2018)。因此，具身语义理论贯穿于感觉运动经验对概念习得，语言加工的全过程，语言概念是植根于动作和知觉系统中的(Glenberg， 1997; Barsalou， 1999; Barsalou et al.， 2003)，单词的意义植根于身体的知觉与运动，而并非通过抽象的非模态符号来进行表征。当前，学界对儿童概念习得，语言加工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具身认知理论中的身体经验被认为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相关的文献综述较少，研究探讨只散见于各类不同视角的实证研究，综合探讨仍然付诸阙如。本文结合行为实验和FMRI等脑科学的技术应用，探究具身认知视角下，感觉运动经验对儿童概念习得，语言加工的影响以及意义，这将为儿童早期概念习得，认知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并加深对具身认知理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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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关于感觉运动经验对儿童概念习得与语言加工的相关研究 随着具身认知的发展，关于儿童词汇习得，语言加工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各项实证研究表明，感觉运动经验对于儿童概念获得和语言加工具有深刻影响。 2.1. 感觉运动对认知发展的影响 感觉运动体验促进语言加工，提高认知发展水平。有研究者从纵向探讨了5个月大婴儿的运动探索能力(例如平衡，运动或探索性活动)与其未来智力和学业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5月龄时运动探索变量得分较高的婴儿在4岁、10岁和14岁时智力和学业指标均取得较高分数(Bornstein， Hahn， & Suwalsky， 2013)。表明具有较高的运动能力和较强的探索行为的婴儿，在生活中更多的参与活动和环境发生互动，产生了更多的感觉运动信息，提高了概念表征和语言加工的能力，进而增强了以后的认知能力。Smith (2013)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研究发现，坐在地板上能够操作物体的同时又保持平衡的(12~24)个月的婴儿，能够获得关于物体更多形态的感觉运动信息，增加具身体验，因而提高关注时间、获得更丰富的互动体验。Yu和Smith (2016)使用双头部安装的镜头跟踪系统研究12月龄和18月龄的幼儿注意力与感觉运动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验让父母与幼儿一起玩弄实验玩具，发现多个顺序的感觉-运动行为促进了幼儿注意力的集中。由于身体经验促使儿童在环境中获得物体更多的信息，从而使词汇、注意力和认知都得到增强，对长期的认知能力产生积极的作用。以上的研究均表明，感觉运动经验对婴儿期的概念获得及以后的认知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2.2. 感觉运动对与语言加工的影响 感觉运动经验能增强对语言的处理。如James和Maouene (2009)在进行核磁共振实验中向4岁和5岁的儿童展示了动词和形容词的听觉列表。结果发现，当孩子们听动词时，大脑中与运动加工相关的区域会被激活，而当孩子们听到形容时，没有被激活。由此表明，在发育中的大脑中，感觉运动体验与语言处理之间存在着联系，因为与行动相关的词语会在大脑相应的运动区域引发激活。苏得权等人也发现，动词语义理解脑区与感觉运动中负责动作的脑区具有一致性(苏得权，钟元，曾红，&叶浩生，2013)。在早期阅读中，感觉运动系统对儿童的语言加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者发现，如果采用与物体进行交互运动的方式向儿童展示故事信息，那么儿童对概念的获得和情结的理解性得分更高。实验中，研究者让6~7岁的儿童阅读一系列的故事，孩子们会被随机分配到三种条件中的一种：第一种情况是儿童主动操纵玩具，即儿童读句子，并且在某些时候用玩具来表演前一句中的故事动作；第二种情况是儿童观察到实验者操纵玩具，即儿童一边读故事，一边观察主试操纵玩具与句子相对应的动作；第三种情况是儿童只需重读句子两次。结果发现，与第三种情况相比，自己操纵玩具和看着主试操纵玩具组的被试对故事事件的回忆和概念的获得读都更加准确(Marley， Levin， & Glenberg， 2010)，表明，与物体进行交互作用会产生具身经验，并可以帮助儿童将故事中的概念置于身体经验中，从而促进他们对语言的理解。James等人(2014)探究18至24个月龄的幼儿词汇以及识别抽象几何物体的能力，发现儿童在学习物体名称过程中，丰富形象的3D物体转变为抽象稀疏形状的物体时，儿童对物体的功能性动作和手动探索也会逐渐增加，证明幼儿在认知、词汇学习、语言加工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与行动、动作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依赖关系。 2.3. 感觉运动对与概念习得的影响 感觉运动经验促进概念习得。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探索了计算机等电子技术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如Kiefer和Trumpp (2012)探究了成人与学龄前儿童用电脑打字和手写字与词汇习得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与电脑打字相比，手写新字母的被试在词汇识别过程中的表现更好，正确率更高，因为手写字是一种手动感觉运动技能，其将感觉运动表象与字母形象联系在一起。当儿童与物体接触，与环境产生交互作用时，便产生感觉运动信息，影响概念的习得。Smith在研究儿童身体感觉运动经验与词汇习的实验中，向2至3岁的儿童展示“WUG”的样本物体，然后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移动该物体，其中一部分儿童与主试一起参与了移动物体这一活动，另一部分儿童则只观看主试操作物体移动。在此之后，研究者拿出了两个新的物体：一个是与样本高度相同横向延伸的物体，另一个是与样本直径相同但垂直延伸的物体；然后询问儿童哪个是刚刚的“WUG”物体，结果发现，与没有参与移动物体的儿童相比，和主试共同操纵物体移动的儿童更倾向于选择与之前移动方向一致的物体为“WUG”(Smith， 2005)，表明感觉运动经验是儿童早期概念获得的重要因素，身体经验参与着儿童的认知过程。之后Smith等人(2007)又验证了儿童操作物体方式与物体概念获取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让两岁的儿童与带有链条的物体进行互动，物体上贴有概念标签；之后，呈现形状相似但没有链条的物体和形状不同但有链条的物体，询问儿童刚刚的标签是在哪个物体身上，结果发现大部分儿童认为概念标签是在有链条的物体上，因此与物体交互作用获得的感觉运动经验可以影响儿童对物体概念的习得。Smith和Samuelson (2010)探究感觉运动中空间位置与概念习得的关系时发现幼儿会将某一概念与空间位置相结合，实验向18至24月龄的儿童赠送两个未贴标签概念的物品，一件在他们的右边，一件在他们左边，一段时间之后物品被移开，并在之前呈现物品的空位置上放一个“Modi”概念标签，随后在新位置给幼儿呈现物品，并询问“Modi”在哪里，大多数儿童选择了刚刚“Modi”出现过的位置，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由我们的身体经验形成，特别与感觉运动系统息息相关(叶浩生，2017)，我们的视觉经验与感知运动使得儿童把空间位置与概念标签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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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主客交互的词汇对与儿童词汇识别的影响 主客交互作用(Body-object interaction BOI)的词汇指的是与身体进行交互作用，会使人产生感觉运动经验的词汇，BOI与词汇本身描述的可掌握性(graspability)，易用性(ease of pantomime)，以及动作次数(number of action)紧密关联(Heard， Madan， Protzner， & Pexman， 2018)。有研究表明，在成年人的语言任务中，即词汇决策，语音词汇决策，语义分类种中都观察到了的BOI效应(Siakaluk et al.， 2008; Wellsby et al.， 2011; Tillotson et al.， 2008; Hansen et al.， 2012)。BOI效应指的是在语言任务中，高BOI单词(斧头、拐杖)比起低BOI词汇(船舶、屋顶)被试的反应更快、更准确(Wellsby， Siakaluk， Owen， & Pexman， 2011)，即与身体发生更多交互作用的词汇能使得人们获得更多得感觉运动经验，从而促进人们对该词汇得识别与加工。在一项FMRI研究中也发现BOI效应，与低BOI词汇相比，高BOI词汇激活左顶叶下小叶程度更高，这是涉及有关物体的手部运动规划的感觉关联区域(Hargreaves et al.， 2012)。Wellsby和Pexman (2014)继续探究主客交互作用的词汇与儿童词汇识别之间的关系，实验测量6~9岁的儿童对看到高/低BOI词汇并进行正确命名的反应时，结果发现年龄较大的儿童(8~9岁)表现出明显的BOI效应，年龄较小的儿童(6~7岁)没有表现出BOI效应，由此研究者初步得出感觉运动经验在年龄较大的儿童(8~9岁)身上起到了促进词汇识别的作用，但是在这个实验中，研究者认为视觉命名任务可能阻碍了(6~7岁)儿童的单词识别，因为6~7岁的儿童对有些词汇还不能拼写出来导致没有发现BOI效应。于是，Michelle等人关于儿童BOI效应做了进一步研究，他们对54名6~7岁的儿童和25名成年人进行了听觉命名测试，听觉命名测试即儿童带着耳机在电脑面前，电脑每读出一个词汇，儿童必须又快又准的重复出来。结果表明，高成像性词汇和高BOI词汇在儿童听觉命名中具有重要的效应，表明为8岁以下儿童对于高BOI单词，高成像性词具有更丰富的语义表现(Inkster， Wellsby， Lloyd， & Pexman， 2016)，由此证明了8岁前的儿童词汇加工仍然与感觉运动变量有关，儿童对具有感觉运动信息的词汇确实有更丰富的语义理解，这与具身认知理论的释义一致，证明了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对概念表征的重要作用以及语言加工建立在感觉运动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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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问题与展望 感觉运动系统对儿童的概念习得，语言加工产生影响，但是也有前人在研究中发现身体经验与词汇习得并无直接性的关联，Tare等人(2010)研究了操作性特征与30至36月龄儿童词汇习得之间的关系，发现与带互动性操作组(在学习动物名称中可以从图画书中拿起这只动物的图案)的幼儿相比，仅看动物图片，没有手部操作的幼儿在习得概念的过程中表现得最精确。这说明感觉运动经验并没有促进儿童的概念习得或者词汇学习，但这也可能与学者在选择实验材料，测量目的等方面有误，例如操纵的感觉运动经验与学习的信息极度不一致，出现偏差。关于身体经验对儿童概念习得，语言加工的影响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因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影响到底有多大？并且身体经验词汇大部分都与动词相关，那么是否与其他类型的词汇也产生具身效应？现有研究仍然存在几点局限： 首先，感觉运动体验促进儿童对动词概念的获得，但具身经验是否能帮助儿童学习抽象概念？例如，儿童对他人的身体接触和互动能促进他们对一些抽象词汇的理解，像“爱”或“讨厌”等，这些词似乎可以从基于一个简单的动作“拉”或“推”等可观察的身体行为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行为便促进了幼儿理解对某些情感的理解，目前对于抽象概念的探讨少有研究。本文在成人的语言任务处理中对情感类的抽象词汇反应进行了广泛研究(Kousta et al.， 2011)，通过对各种情感状态和情境的体验，抽象概念可以根植于具身体验，但是儿童的感知运动与抽象概念习得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详细探究，或许在日后儿童学习抽象概念时能提供有效建议。 其次，感觉运动存在缺陷的儿童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是否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根据前人研究我们了解儿童早期的运动技能和探索性行为与未来的学业成绩水平成正相关，表明儿童的感觉运动经验对儿童的概念和语言学习有积极的影响，但对于存在感觉运动系统缺陷的儿童而言(如患有发育协调障碍的儿童)，本身运动系统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这种缺陷对儿童词汇习得的影响有多大？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词汇的习得？这是具身认知理论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最后，哪些类型的感觉运动经验与儿童概念和语言处理最紧密？先前研究中，有触觉，触摸物品获得感觉运动经验的，有通过空间位置(Smith & Samuelson， 2010)，或者身体移动等获得感觉运动体验形成概念或者语言加工；是不是存在某种最佳的感觉体验类型与儿童概念和语言处理联系最紧密?这也算是对该领域的一个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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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拖曳声呐水听器在海洋探测和水下航行器上的广泛应用，水听器换能效率的性能要求日益增加，而流噪声对其影响巨大，限制了其定位侦查能力。本文主要采用波数–频率谱分析方法，给出了拖曳线列阵内部噪声场的功率谱表达式和时–空相关函数，并使用数值计算方法将已有的几种模型进行比较，综合流噪声Carpenter模型进行仿真，改进和参数修正，得到了有效的抑噪措施，并通过实测数据验证了流噪声模型的有效性。 关键词 :流噪声功率谱，水听器，拖曳线列阵，Carpenter模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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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矢量水听器在拖曳声呐、声学浮标等海洋探测装置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水听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将水下的声音信号经过换能处理后转变为电信号，并传输到接收系统进行处理和识别。由于该装置的结构简单，在探测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周围流体作用的影响，使得接收系统因流噪声而出现信噪比、分辨率以及数据质量下降的情况，极大地降低了水听器传感系统的换能效率。因此对流噪声成因和抑制方法的研究具有巨大的价值。 关于流噪声的理论基础，最早由国外学者在1964年开始研究。G. M. Corcos [ 1 ] 把湍流脉动压力看成空间上均匀，时间上广义平稳的随机过程，并且在波数–频率域上建立了平板表面的湍流脉动压力的二维谱模型。Carpenter A. L [ 2 ] 等在1983年基于Corcos的模型，建立了细长圆柱体表面的湍流脉动压力起伏模型，可以更精准的对流噪声进行拟合。近年来，Yongwei Liu和Dejiang Shang等 [ 3 ] 在2015年采用混响测量法表明水下的的涡流噪声不同于空气中的涡流噪声，水下由涡流产生的辐射噪声主要来自涡流过渡区，低频涡流产生高频噪声，而低频噪声则由大尺度涡流产生，同时流噪声的辐射功率主要取决于涡流源的压力。Nan Zou，Ing Nam Goh [ 4 ] 通过数值分析的方法得出比起传统的压力传感器，流噪声会对新兴的矢量型传感器的波束形成性能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但是由于水下环境复杂造成水下测量不便，因此现有研究 [ 5 ] 中对流噪声的实测数据仿真较少，还不能同时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上系统的对拖曳声呐水听器流噪声抑制与消除提供完善的指导，这阻碍了对流噪声研究的发展。 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仿真以及实测数据验证三方面进行，利用波数–频率谱分析法、数值分析方法和matlab仿真方法，综合分析了流噪声的产生机理以及流噪声的功率特性，基于仿真结果对拖曳声呐线列阵的流噪声抑制算法提供了参考建议，并利用厦门市五缘湾水域的实测数据，验证了流噪声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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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水听器流噪声场理论分析 常见的水平拖曳线列阵声呐的细剖图如图1所示。圆柱形的矢量水听器被封装在弹性护套内，当护套外表面受波浪作用而产生湍流起伏压力时，护套管内就产生了流噪声场 [ 6 ] 。 护套外壁处由于与海水相对运动产生湍流脉动压力 p ( z ， a ， t ) ，利用二维空间上的傅立叶变换展开为波数–频率域上的二重积分： 图1. 常见的水平拖曳线列阵声呐的细剖图 p ( z ， a ， t ) = ∫   ∫ − ∞ ∞     s ( k x ， ω ) e i ( k x x − ω t ) d k x d ω (1) 其中 k x 为轴向波数， s ( k x ， ω ) 为相应的波数–频率谱分量。整个护套内噪声场的系统响应可以用等效的波数–频率函数 h ( k x ， r ， ω ) 表示，其物理含义是当护套外壁受到单位压力 e i ( k x x − ω t ) 时，整个护套系统在半径r处的响应。 h ( k x ， r ， ω ) 是由整个系统特性所决定的确定性函数，这样护套内部噪声场的随机压力可以表示为： G ( x ， r ， t ) = ∫ − ∞ ∞     s ( k x ， ω ) h ( k x ， r ， ω ) e i ( k x x − ω t ) d k x d ω (2) 同时得到随机压力的时-空相关函数表达式为： R ( L ， r 1 ， r 2 ， τ ) = G ( x ， r 1 ， t ) G * ( x − L ， r 2 ， t − τ ) = ∫   ∫ − ∞ ∞     ϕ 0 ( k x ， ω ) h ( k x ， r 1 ， ω ) h * ( k x ， r 2 ， ω ) e i k x L e − i ω τ d k x d ω (3) 其中， ϕ 0 ( k x ， ω ) 为护套外壁所受到的压力起伏波数–频率谱，由于平稳随机信号的相关函数和功率谱密度互为一对傅立叶变换，因此由上式得到随机压力场的互功率谱密度为： ϕ ( L ， r 1 ， r 2 ， ω ) = ∫ − ∞ ∞     ϕ 0 ( k x ， ω ) h ( k x ， r 1 ， ω ) h * ( k x ， r 2 ， ω ) e i k x L d k x (4) 当 r 1 = r 2 = r ， L = 0 的时候，得到随机压力场的自功率谱 ϕ ( 0 ， r ， ω ) 的表达式为： ϕ ( 0 ， r ， ω ) = ∫ − ∞ ∞     ϕ 0 ( k x ， ω ) | h ( k x ， r 1 ， ω ) | 2 d k x (5) 可见流噪声场的自功率谱密度由两部分构成：一是TBL压力的波数–频率谱 ϕ 0 ( k x ， ω ) ；二是护套系统的传递函数 h ( k x ， r 1 ， ω ) 。 目前应用较多的压力起伏模型主要有Corcos模型和Carpente模型。其中Carpenter则在Corcos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提出了基于细长圆柱体表面的湍流脉动压力起伏模型，在波数域上的能量分布更加集中。故采用此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ϕ 0 ( k x ， ω ) = c 2 ρ 2 2 v ∗ 3 R 2 [ ( k x R ) 2 + 1 / 12 ] [ ( ω R − U c k x R ) 2 ( h v * ) 2 + ( k x R ) 2 + 1 / b 2 ] 2.5 (6) 其中，c，b，h是可以通过实验进行修正的参数，其余参数值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arpenter model parameter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拖曳速度U 5 m/s 剪切波衰减因子 tg δ 0.3 剪切速度 v * 0.04 U 护套内径b 0 31 mm 迁移波速 U c 0.75 U 护套外径R 34 mm 管内流体声速 1150 m/s 管外流体声速 ρ 2 1000 kg/m 3 管内流体密度 ρ 0 761 kg/m 3 管外流体密度 c 2 1500 m/s 护套材料密度 ρ 1 1130 kg/m 3 水听器半径 r 0 14 mm 护套厚度t 3 mm 水听器长度l 55 mm 杨氏模量E 6.2 × 10 7 c = 10.0， h = 3.7， b = 0.2 护套材料泊松比 σ 1 0.5 表1. Carpenter模型参数意义与取值 水听器护套的声传播特性主要有Walker护套传递函数和和Linderman [ 7 ] 护套传递函数。Linderman函数表达式比Walker更加简洁，推导更加容易。并且Linderman护套传递函数在波数域上更加平滑，因此本文选用Linderman护套传递函数作为常规护套传递函数的良好近似。其护套传递函数表达式为： T ( k x ， ω ) = k b 2 k b 2 − k x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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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拖曳声呐水听器阵列流噪声仿真分析 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将圆柱形水听器受到的流噪声响应分为声压响应和轴向振速响应来分析。当护套外壁受到湍流脉动压力起伏谱的随机分量 S ( k x ， ω ) 时，长为l，半径为 r 0 且表面灵敏度均匀的圆柱形矢量水听器单位面积上接收到的随机压力表达式为： G ( x ， r 0 ， t ) ¯ = 1 l ∫ x − l / 2 x + l / 2 G ( x ， r 0 ， t ) d x = 1 l ∫ x − l / 2 x + l / 2 ∫   ∫ − ∞ ∞     S ( k x ， ω ) h p ( k x ， r 0 ， ω ) d k x d ω d x = ∫   ∫ − ∞ ∞     S ( k x ， ω ) h p ( k x ， r 0 ， ω ) a p ( k x ) e i ( k x x − ω t ) d k x d ω = ∫   ∫ − ∞ ∞     S ( k x ， ω ) h p ( k x ， r 0 ， ω ) a p ( k x ) e i ( k x x − ω t ) d k x d ω = ∫   ∫ − ∞ ∞     S ( k x ， ω ) h p ( k x ， r 0 ， ω ) a p ( k x ) e i ( k x x − ω t ) d k x d ω (8) 其中 a p ( k x ) 为水听器对声压的响应函数，表达式为： a p ( k x ) = sin ( k x l / 2 ) k x l / 2 (9) 圆柱形水听器受到的流噪声声压自功率谱为： ϕ p ( r 0 ， ω ) = ∫ − ∞ ∞   ϕ s ( k x ， ω ) | h p ( k x ， r 0 ， ω ) | 2 | a p ( k x ) | 2 d k x (10) 其中 h p ( k x ， r 0 ， ω ) = T p ( k x ， ω ) ，且 h p ( k x ， r 0 ， ω ) 为整个护套系统对圆柱形水听器受到的流噪声的声压的传递函数。 同理得到圆柱形水听器受到的流噪声轴向振速自功率谱为： ϕ x ( r 0 ， ω ) = ∫ − ∞ ∞     ϕ 0 ( k x ， ω ) | h p ( k x ， r 0 ， ω ) | 2 | J 0 ( k 1 r 0 ) J 0 ( k 1 b ) | 2 | a x ( k x ) | 2 d k x (11) 其中 J 1 ( x ) 为第一类零阶贝塞尔数， a x ( k x ) 为水听器对轴向振速的响应函数，其表达式为： a x ( k x ) = cos ( k x l 2 ) (12) 3.1. 声呐拖曳速度对流噪声的影响 首先我们基于上述理论推导，使用matlab进行仿真分析各个参数对流噪声声压功率谱和轴向振速功率谱的影响。 理论上来说，随着拖曳速度的增大，水听器护套所受到的湍流脉动压力必然增大，那么传递给水听器的流噪声也会随之增大。图2、图3就显示了在其他模型参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同拖曳速度下圆柱形水听器受到的流噪声功率的情况。 图2. 流噪声声压功率谱与拖曳速度的关系图 图3. 流噪声轴向振速功率谱与拖曳速度关系图 由图2和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声压的自功率谱还是轴向振速的自功率谱，速度每上升一倍，谱级都会升高25 dB左右。随着拖曳速度的增加，一方面Carpenter压力起伏频率谱的谱级会增强；另一方面使得压力起伏频率谱的迁移峰向护套传递函数的峰值靠拢。 3.2. 水听器尺度对流噪声的影响 类似3.1小节，我们从理论上发现，水听器的灵敏度与其有效接收面积有关，在保持总灵敏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matlab改变了圆柱形水听器的尺度 [ 8 ] 可以得到如图4和图5所示的流噪声响应自功率谱图。 图4. 不同尺度水听器的流噪声声压功率谱图 图5. 不同尺度水听器的流噪声轴向振速功率谱 由图4和图5可以看出，在水听器接收总灵敏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细长型水听器的流噪声谱级低于短粗型水听器流噪声谱级5~10 dB左右。因此，在进行拖曳声呐设计时采用细长型的水听器设计可以更好的抑制流噪声的影响。 3.3. 小结 由于理论中的参数过多，除了上述几个小节，我们对每个参数都进行了仿真，如水听器的护套参数等 [ 9 ] [ 10 ] ，使用matlab分析后各种参数条件下的流噪声响应变化总结如下表2所示。 Table 2 Flow noise response under different parameter 改变条件 流噪声响应 拖曳速度增加 增大 护套厚度增加 减小 护套外径增加 减小 护套材料衰减因子增加 减小 细长型水听器 减小 短粗型水听器 增大 水听器偏离轴线距离增大 增大 水听器阵列数目增加 减小 表2. 不同参数条件下的流噪声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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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声学浮标的Carpenter压力模型实测验证 本章我们将使用简化的声学浮标测量模型，利用实测数据和计算机仿真结果进行对比来验证基于Carpenter模型的流噪声预报的准确性。 模型实测 [ 11 ] 主要有以下的调整： 1) 水听器一定的时间后浮标在垂直方向上的自身扰动运动会消失。 2) 声学浮标流噪声功率谱模型相比于前文研究的拖曳线列阵模型来讲更加简化。 3) 不考虑护套传递函数和径向传播约束，即只需要考虑TBL压力起伏模型和水听器的响应函数。 表达式为： ϕ 0 ( ω ) = ∫ − ∞ ∞     ϕ 0 ( k x ， ω ) | a p ( k x ) | 2 d k x (13) 其中 ϕ 0 ( k x ， ω ) 为Carpenter压力起伏模型波数–频率谱表达式， a p ( k x ) 为水听器响应函数。 ϕ 0 ( k x ， ω ) = c 2 ρ 2 2 v ∗ 3 R 2 [ ( k x R ) 2 + 1 / 12 ] [ ( ω R − U c k x R ) 2 ( h v * ) 2 + ( k x R ) 2 + 1 / b 2 ] 2.5 (14) a p ( k x ) = sin ( k x l / 2 ) k x l / 2 由于声学浮标中水听器的布放方式和运动状态都和水平拖曳线列阵不同，就要对现有的Carpenter模型中的参数c、b、h进行修正，其余参数如表1中不做改变。我们设定垂直拖曳电缆的半径R = 0.02 m，单个水听器的长度为l = 0.15 m并保持其他的参数不变，带入式14中，得到不同参数下的流噪声功率谱，如图6所示。 由图6的图(1)看出参数c对流噪声谱形状的影响不大，主要影响流噪声的谱级大小。 由图6的图(2)可以看出参数h越大，对应的流噪声谱的斜率越平坦，但流噪声的最高谱级受参数h的影响不大。 由图6的图(3)可以看出随着参数b的增大，流噪声在低频段的衰减速度加快，噪声的谱级也相应增大。 图6. 不同参数下的流噪声功率谱 综合以上的仿真分析结果，经过多次比较后选定参数修正值为c = 3100，h = 100，b = 0.15。将修正后的参数值带入声学浮标的流噪声功率谱模型表达式中，得到流噪声功率谱和水听器垂直速度之间的关系，如图6的图(4)所示。当水听器的垂直速度大于0.2 m/s时，水听器垂直速度与流噪声功率谱为近似的指数关系。Arakeri [ 12 ] 和Legender [ 13 ] 的水听器速度能量转换为流噪声效率的研究，流噪声和水听器垂直速度的指数关系会变小，我们得出4.2左右的指数关系是合理的。而当水听器的垂直速度小于0.1 m/s时，流噪声和水听器垂直速度的指数关系超过7.5，我们设定参数如下：R = 0.02 m，l = 0.15 m，U = 0.7 m/s；并带入修正参数值后得到在水听器不同平均垂直速度为的情况下，得到的流噪声功率谱如图7所示。 图7. 声学浮标流噪声功率谱 由图，流噪声的能量主要分布于低频段，随着频率的增加以及垂直速度的减小，流噪声的谱级下降。 声学浮标流噪声的时–空相关函数的表达式为： R ( L ， τ ) = ∫   ∫ − ∞ ∞     ϕ 0 ( k x ， ω ) h ( k x ， r 1 ， ω ) h * ( k x ， r 2 ， ω ) e i ( k x L − ω τ ) d k x d ω (15) 其中L为相邻水听器的轴向间距， r 1 和 r 2 为水听器的轴向坐标， τ 为时间延迟；我们更关注声学浮标水听器的轴向相关特性，因此轴向窄带相关函数可以简化为： R ( L ， 0 ) ≈ ∫ − ∞ ∞     ϕ 0 ( k x ， ω ) | H ( k x ) | 2 e i k x L d k x (16) 经过仿真计算得到在分别改变水听器长度和频率并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水听器阵元间距与相关系数的关系如图8和图9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声学浮标水听器的相关半径随着水听器长度的增加而增加，当水听器长度约为15 cm时，声学浮标所受流噪声的相关半径为15 cm左右。而声学浮标水听器的相关半径与频率变化基本无关。通常情况下，由于声学浮标水听器的布放间距远大于流噪声的相关半径，因此可以认为相邻水听器接收到的流噪声是空间上不相关的。 图8. 不同水听器长度时的流噪声相关系数 图9. 不同频率时的流噪声相关系数 最后我们将使用在福建省厦门市五缘湾水域进行的海洋环境噪声实验和实验室水箱测试数据来验证Carpenter模型的预报精度 [ 14 ] 。 五缘湾水域实验：将三组水听换能器分别放置在不同区域水下2米深度处，采样频率为153.6 kHz，采样时间长度为1分钟，水听换能器的晃动幅度为0.5米左右。 对测量得到的数据，截取4.5秒的数据，运用矩形窗，数据重叠率为30%，进行分段循环滑动FFT运算，得到三组水听换能器接收到的海洋环境噪声的功率谱，并同时与基于Carpenter模型的流噪声模型的功率谱预测值进行对比，结果由图10给出。 由实测数据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流噪声的功率谱在低频段具有较高的谱级，噪声谱级随着频率的增加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流噪声模型的变动趋势一致。总体上看，实测数据的大小稍大于模型的数值，这是因为声学浮标测量的噪声数据中还包括其他噪声，如浮标线缆的机械噪声以及海绵的浪击噪声等等。因此，总的来说声学浮标功率谱模型可以较好的拟合实测数据仿真结果，基于Carpenter模型的流噪声预报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高的预报精度。 图10. 五缘湾实测数据与模型结果对比 由上图可以发现，通过在厦门市五缘湾水域的实测数据值与模型拟合结果进行对比，表明建立在Carpenter模型基础上的流噪声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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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部分流噪声模型仿真，得到了有效的抑噪措施，并通过实测数据验证了流噪声模型的有效性。将得到的抑噪措施总结如下： 1) 由于随着拖曳速度的增加，流噪声的谱级明显增加。因此在航行器航行的过程中，应在保持拖曳线列阵水平行进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拖曳速度。 2) 从水听器自身的尺度出发，可以适当的减小水听器的半径和增加水听器的长度，即可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流噪声。 3) 在对水听器进行布放和封装时，要尽量保证水听器的轴线与护套轴线相重合，这样可以通过使得流噪声径向振速分量相互抵消而达到抑制流噪声的目的。 4) 采用水听器阵列组可以有效抑制流噪声。 最后，本文通过使用简化的声学浮标模型和在厦门市五缘湾水域的实测数据，我们得出使用Carpenter压力起伏模型来构建流噪声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报效果和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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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时代新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备劳动的素质，能弘扬劳动精神、崇尚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强化劳动教育，力求将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作为提高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对指导当今劳动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对新时代加强小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启发。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将劳动教育思想融于学科教学的各方面，做到润物细无声；另一方面拓宽渠道，构建模式多样、资源丰富的教育载体，做到多维度、多渠道丰富劳动教育实践。 关键词 :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意涵，实践路径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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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意义 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中指出：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1 ]。“时代新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备劳动的素质，能够弘扬劳动精神、崇尚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 [ 1 ]。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劳动教育，旨在将劳动回归人之本质，回归学生的生活日常和成长必需，帮助学生在自主实践中发现自我，通过双手改变和创造自己的生活。这一生活性和发展性的回归与我国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提出的“将劳动与生活结合、劳力上劳心、知行合一”等劳动教育思想同符合契。回溯其关于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及价值意蕴，可为当前小学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提供诸多的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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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概览我国现代教育史，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影响深远，他将教育与生活劳动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其基本内涵则是“劳动及生活” [ 2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手脑并用”——体验式劳动与劳动思维性相辅相成 20世纪初期，当时中国的教育方式仍受传统旧思想的桎梏，表现出教育脱离劳动、脱离实际，“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 [ 3 ]。为改造这种教育，陶行知提出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密切结合。尤其强调：“劳动教育旨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着重培养手脑并用的一代新人 [ 4 ]。只有当人的思考和双手紧密结合，当智慧在指尖生花，劳动才会愈加深刻内化为人的行为习惯，成为激发其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的事情，最终将创造的“工具”与“思维”有机统一 [ 5 ]。 2.2. “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注重人的二维发展 囿于传统教育方式，中国劳心者与劳力者是相互分离的。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劳心而不劳力者，社会上到处是劳力而不劳心者。在认真审视中国教育之不足与危害后，陶行知竭力探索和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在晓庄师范时期，提出：“教学做合一”“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这其中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教育与生活劳动融会贯通。知识的获取不应局限于学校，教育亦蕴含于生活劳动 [ 6 ]，拓宽了劳动教育载体。二是思考事物之间的联系。“劳心”要求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孤立看待问题，而是要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掌握内在联系，深入探析本质。三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从感性认识的表面现象上升至理性的深度，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 7 ]。因此，“劳力上劳心”不是简单的动手操作，更蕴藏复杂的思维活动，其目的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2.3. “行是知之始”——劳动是获取真知的实践起点 传统教育将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事知之成”的教育观念奉为圭臬，把读书当作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习之愈久、却止于实践，最终一无所知。因此，陶行知认为，“行”是知识的重要来源，是创造的基础。无论获取知识还是进行知识创造都要以“行”为载体，在实践中求真知，再进行创造。在学校中，他要求学生从事劳动，在劳动中获得知识，将知识应用于劳动，创造生活，劳动是工具或者方法，知识是目的，生活是指归，三者休戚相关 [ 2 ]，劳动教育只有寓于生产实践、社会生活才能迸发长久生命力。陶行知还将自己的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强调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劳动教育获得真知，进而反哺课堂文化教育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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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 3.1.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陶行知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他曾对“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做了系统论述。其中“做”在陶行知生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具体表现为在劳动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在科学文化的知识中劳动，劳动与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是整体相连的关系 [ 2 ]。他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主张把学校的教学与生产联系起来。同时，他还主张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将学习劳动知识和掌握劳动技能相结合，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都要求学生不仅学习农业知识更要掌握劳动技能 [ 8 ]。最后，陶行知还尤其注重学生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的养成，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 3.2. 在劳动中孕育创造力 陶行知格外重视在劳动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和能力。对于劳动教育的开展，他阐述到，应该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集体的实践活动和生产劳动，让学生在劳动中体会到思维和行动的力量，由此创造出新的价值 [ 2 ]。由于孩子本身的心理特质，其劳动天然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其思维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使得孩子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因此创造性的劳动蕴含着劳动主体个性化的价值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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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时代背景下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对小学劳动教育的价值意涵 4.1. 正心以立德，劳动以树人 十九大报告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支具有知识和创新能力并存的劳动者大军，发挥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貌。小学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是培养其劳动精神、学习劳动技能，锻炼个性品质的重要阶段。积极心理学家孟万金教授在吸收古今中外德育经验以及新兴具身认知观的基础上，提出“具身德育”的新理念，主张“德之根在心，人之本在劳，二者合之则为立德树人”，着重强调了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是心理和劳动 [ 9 ]，而人的全面发展就在于将体力、脑力、心理等有机整合 [ 10 ]。陶行知“手脑并用、劳力上劳心”劳动思想在新时代下的价值体现则重点突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贯彻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小学生的劳动教育，有利于从小培养其劳动态度、劳动习惯以及劳动品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4.2. 躬行实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培养不仅要在意识观念上着重强调，更要付诸行动 [ 11 ]。研究表明，由于物质生活的提高，年幼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好逸恶劳等不良行为习惯和心理倾向日趋严重 [ 12 ]。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亲身体验以及与他人相互作用的机会，因此劳动实践活动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至关重要。小学生通过劳动实践活动，能够参与其中，逐渐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能将获取的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相互疏通和拓展，一定程度上让孩子将劳动意识转化为内在的东西，改变儿童以往劳动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 [ 13 ]。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的劳动教育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价值意蕴则主要表现为通过将劳动躬行于实践，培养其自立能力，以及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小学生通过多样的劳动，参与其中，可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形成初步的劳动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塑造坚韧不拔的精神；理解奉献的意义，增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劳动中最崇高、劳动最伟大”的劳动审美观 [ 14 ]。儿童只有在劳动中，乐于为他人服务，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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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新时代背景下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对小学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劳动教育，做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是提高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 14 ]。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和具体实践，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对新时代加强小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启发。 5.1. 潜移默化——将劳动教育融于学科建设与课程整合 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曾将劳动教育以校训、歌谣、课程设置等多种形式呈现在他的教学之中，通过让学生们亲身参与劳动的方式，重塑其对劳动的认识，进行思想的熏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 6 ]。新时代背景下，为使劳动教育在校园中生根发芽，小学应以课程为重要抓手，加强劳动教育的课程建设以及学科渗透，提高劳动教育的效能 [ 2 ]。 一是落实已有劳动教育的相关课程，尊重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开展好“劳动与技术”课程，按照要求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不让其形同虚设，被主要课程冒名挤占。小学阶段要着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意识、良好行为习惯以及基本生活技能。因此劳动课程的内容应具有阶段性，符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特点。1~3年级可每周安排一节课，通过一些简单劳动，培养小学生的基本劳动意识和生活技能，学会整理课桌、检点学习用具，提高其自理、自立能力，规范其行为习惯。4~6年级可适当增加劳动课程课时，注重其劳动情感和意志力的培养。根据班级具体情况，参与教室清洁卫生以及班级环境美化，注重其技能的训练，培养其不怕吃苦、积极向上的情感，锻炼意志品质，增强环保意识与班级责任感。 二是开发相应特色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让学生在不同的劳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汲取劳动知识、树立劳动观念、弘扬劳动精神。学校可以因地制宜，开垦劳动教育基地，为孩子提供劳动教育的物质保证。针对校园中的绿地可以开设“领地”的校本课程，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对绿地进行合理规划以及农作物种植，学生与老师在课程中共同学习科学、种植学知识，培养其动手观察能力以及合作探究能力。在劳动中学习知识，将知识运用于劳动实践，教学做合一。 最后，加强劳动教育在小学学科中的渗透，小学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善于挖掘、总结教材中的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品德与生活、语文、综合实践课中进行劳动精神与价值的探讨，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和观念；在科学、数学、体育课中加大动手操作和劳动技能的培养，提高其劳动技能和自立能力。总之，要潜移默化地将劳动教育思想融于学科教学的各方面之中，做到润物细无声。 5.2. 拓宽渠道——构建模式多样、资源丰富的教育载体 由于小学生正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的具体运算阶段，在对其进行劳动教育时，应主要以活动教育为主，教师可为学生提供大量丰富的、真实环境中发生的活动，让学生在劳动活动中学习知识，增强技能，增进学生的劳动体验与收获。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打破了学校教育的“笼子”，拓宽了教育渠道。而劳动教育则是将知识与实际紧密联系的一种教育方式，脱离了课堂上单纯的灌输式学习，为学生开启了可感可做的劳动实践。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小学生劳动教育要充分利用学校以及生活中各种活动载体，让意识观念扎根于实践行动。 首先应积极组织开展校内劳动，作为开展劳动教育主要基地的班级，要充分发挥班会活动的引导作用，进行劳动教育。同时，发挥学校少先队的先进模范作用，做好每次的红领巾活动，让学生参与各种劳动实践。有条件的学校还可开展与劳动相关的兴趣小组，社团、节日主题劳动教育等综合实践活动 [ 13 ]。喜欢手工的同学可参与手工社团或兴趣小组，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传统的手工技术，培养个性特长，锻炼意志力，进行工匠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可开展垃圾分类劳动主题教育，让孩子清理校园或者班级废品，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学习物品的收纳整理等基本技能，最终让学生在参与中加深劳动意识，培养劳动习惯，提高劳动技能，陶冶劳动情感。 再者学校还可组织校外劳动实践，让学生参与公益活动与志愿服务。参加校园附近街道清洁卫生维持，不仅可以拓展孩子们学习劳动的场地，激发其劳动兴趣和热情；也让他们通过亲身体会，体验到劳动者的艰辛和不易，懂得劳动的珍贵；同时通过在社会服务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体会劳动带来的共荣和快乐，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最后，还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家庭是孩子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场所，唯有家校结合，形成合力，才能让孩子将劳动意识内化为行为和习惯。因此，孩子在家庭中也应承担起部分家务劳动，每周固定完成相应的家庭劳动时间，家长根据孩子的年龄段合理安排劳动量和难度，积极配合老师，起到一定的督查作用。同时，家长要学会放手，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相信孩子的独立能力，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不可操之过急，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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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总之，劳动教育不能纸上谈兵，要真正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聚合多方力量，通过构建模式多样、资源丰富的劳动教育渠道，才能真正将劳动意识内化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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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之后，教育部发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标志着启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相对于传统工科人才，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要的是工程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在“新工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本文以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作为切入点，以合作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培养“新工科”人才为最终目的，对现有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实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以期为推进高校和企业的校企合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工科，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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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为培养造就一大批引领未来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为保障我国产业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2017年2月和4月，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和天津大学分别召开了综合性高校和工科优势高校的新工科研讨会，形成了新工科建设的“复旦共识”和“天大行动”。由此，以二者为核心的新工科的建设理念，即“新工科理念”，也应运而生。如今我国工程教育培养的大量人才与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之间的匹配度还不够，人才培养国际化供给和技术产业“走出去”需求之间存在供求矛盾，社会对工程教育的认可度与产业需求旺盛也存在不匹配的情况 [ 1 ] 。因此，加快落实新工科建设迫在眉睫。 “大业欲成，人才为重”。新工业革命正在加速进行，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的转换都在呼唤着新工科建设，因此，新工科建设不只是需要各高校去探索和完成的任务，更是需要政府、企业共同努力要去实现的目标。 本文就新工科建设下校企协同育人实行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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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实践 协同育人机制主要是指高校与企业进行合作办学，以合作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实现人才培养为最终目的，由高校提供教学教育资源，让学生接收层层深入的学习，由企业提供实践实习机会，共同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在校企协同育人这一园校合一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但校企师资共享，而且实现校企人才共育、过程共管、工学交替，实现理论环境一体化。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主要是构建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完整机制，这样有利于提升系统内各主体的积极性，并使各主体在机制内的现有规模上达到最优状态 [ 2 ] 。 2.1. 国内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实践 南京晓庄学院地处江苏省会南京，在多年的实践中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共建校企合作联盟、创新人才工程实践中心、“多元化，全方位”的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原创性。通过建立促进校企合作的机构，例如管理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部门、科创中心等机构，以保证多元主体合作的稳定性。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实现校企协同共创应用型本科育人机制，建立的校企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校方和企业方共同参与，凡是涉及专业建设相关的重要事宜，都要经过校企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方可实施，企业方可选派行政人员参与学校的一切常规教学管理，学校也会选派行政人员任共建学院的校方院长，负责与企业全方面的工作协调 [ 3 ] 。 2.2. 国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实践 澳大利亚的“TAFE”是世界上成功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它是由政府主导、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具有统一的教育和培训标准，充分体现“能力本位”特点的校企协同育人制度 [ 4 ] 。美国的合作教育具有三个特点：层层对接，其开展主要由国家合作委员会领导，下面有合作教育协会以及合作教育部，上下对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协调学校和企业，便于协同育人的进行；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保障体系，政府的出面对校企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工学结合，这是合作教育的核心，合作教育一般采取半工半读、工读轮换、劳动实习制度、顶岗实习制度。学生在完成一段实习任务后要提交实习报告，并由实习单位给出鉴定意见，从学业和实践两方面评价学生接受的合作教育是否成功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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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校企协同育人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很多学者以及专家对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是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善的问题。 3.1. 高校自身存在的问题 1) 高校自身对校企合作的内涵理解不足 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初衷是利用企业调查资源，争取项目经费，促进成果转化，在合作中关注的是科研项目以及到账经费，造成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 6 ] 。另外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虽然已经认识到校企合作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些校企合作，但是实施过程流于形式，过于浅显，学生实践停留在简单的轮岗实习的初级层面，实习期间学不到核心技术。 2) 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必需学校的管理制度、教学体系层面进行变革。而实际上一些高校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因为不够健全的学校制度而无法得到学校的全面支持，或是因为相关制度的操作性不强而无法保障合作育人的顺利进行。 3) 师资力量难以适应校企合作需要 校企合作需要校方、企业均具有充足的师资力量。而实际情况是，高校很多教师都是未曾走出校门，理论知识丰富但企业经历、实践经验欠缺，难以完成在校企合作中的教学需要；企业受聘的教师大多是公司骨干，业务繁忙，无法全身心投入到企业教师的角色中。因此，师资力量不足也是制约校企合作育人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 7 ] 。 3.2. 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 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由于人才培养是高校的职责，所以校企合作大多是校方主动提出来的，而企业作为经济主体，更关注经济效益，更看重的是协同育人这一过程能否给企业带来短期的直接的利润，重人才轻人才培养。对于依靠人才和科技创新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一关键点的紧迫感不足，很难看到校企合作会给企业带来的长远经济利益和远期的企业发展需要，所以企业一般对于校方提出的协同育人表现得较为被动，甚至只是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来使用。 2) 企业缺乏必要的责任感 由于我国并没有关于确立校企合作中企业的主体地位的制度，没有明确企业在育人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相应的企业保障制度，例如实践实习过程中学生意外伤害问题、学生实习报酬问题等等，这些增加了企业的管理风险和管理成本，却无法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保障，因此也无法去限定企业应尽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