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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 本研究首先验证了双元孝道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孝道代际传递分化效应显著。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具有显著正向传递效应，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互惠型孝道具有显著正向传递效应；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互惠型孝道具有显著负向传递效应，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具有显著负向传递效应。这个结果有力的验证了国内许多关于孝道代际传递效应的研究。国内已有相关研究给出了孝顺代际传递分化效应的解释，由于互惠型孝道的个体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支持和爱，可能促进子女深刻的自我反省，并自己做决定，从而有利于子女个体自主性和关系自主性的发展，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子女会很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左右，导致他们很难有自己的决策思想，从而抑制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傅绪荣等，2016)。也有研究者指出，相异类型的孝道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成长有着不一样的作用，相互型孝道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成长更为有利(Yeh， 2006)。 整合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者立足于家庭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认为绝大部分子女均处于一定的家庭系统中，父辈的言行在子女早期价值观的形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学习最有效的形式和最主要手段是观察学习，人们无意识地学习和模仿他们所看到的事物(Grusec & Davidov， 2007)。子代的学习和认同固有的亲代文化，包括亲代与文化相关的认知及行为方式，并试图传递这种文化给下一辈人。文化价值代际传递与遗传物质的代际传递不同，前者需要在社会中通过一定学习从而发生代际传递现象(Schonpflug， 2001)。在家庭系统中的子女通过长期耳濡目染，内隐或外显的习得了作为国人传统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孝道信念，并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已有研究显示，子女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发展与父母的一致性越高，则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就越强(池丽萍，2011)。可以说这是理解孝道的代际传递的一个主要角度，研究结果也从各个方向有力的证明了处于家庭系统内的孝道代际传递的稳定性。 4.2. 教养方式的代际变迁 在本研究中，透过对两代人教养方式的配对t检验，还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在本研究中，经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当代的父亲在“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的维度得分会更低，说明当代父亲不同以往严厉严肃的形象，更加懂得通过较温和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而有利于互惠性孝道的传递；而在“过分保护”这一教养方式下，父亲母亲和上一辈父母亲之间均有显著差异，但父亲和母亲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父亲较少干涉和保护子女，母亲则反而表现出更多的干涉和保护子女。在华人家庭中，母亲更倾向于与子女培养长久的母子关系，以及分享感情关系目标与爱(Chao & Tseng， 2002)。这一现象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曾蓉从不同维度出发，研究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当将农村的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时，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曾蓉，2009)。 更具体的来说，在教养方式代际差异分析中，母亲教养方式几乎在各个维度下均没有显著差异，除了“过分干涉，过分保护”维度出现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当代中学生由于历史政策“优生优育”的影响，大部分为独生子女，母亲对唯一的孩子视若珍宝，所以对于子女的过分干涉维度会有显著提高；而父亲抚养和教育方式在所有维度下，均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代父亲不同于以往父亲重视家庭地位与权威性，教养方式趋向于温和，从“情感温暖，理解”维度的差异可以对此进行推测。针对这种现象，研究者认为这种不同可能与父母亲的性别差异和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交互影响而导致的一些差异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均体现在对子女双元孝道传承的影响上。 4.3. 教养方式在双元孝道代际传递效应中的中介效应 在本研究的教养方式对孝道代际传递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研究者发现权威型孝道在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惩罚、严厉”维度，母亲“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干涉、过保护”维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对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中，教养方式并不是按照相同的机制发生作用的，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地位的家长主体通过侧重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对不同的孝道模式产生影响。例如，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主要通过“惩罚、严厉”维度产生作用，而母亲则从“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干涉、过保护”维度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他维度则不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些对子女产生较强烈、较直接影响的教养方式子维度在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中，有着较其他维度更突出的中介调节作用，如“惩罚”、“干涉”、“拒绝”等维度的中介效应，意味着子女面对父母的不同教养行为时，对于教养方式不同维度的行为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这也启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应在不同方面采取不同的改变，方可以对子女的孝道产生良好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对于家庭系统中父母有意识地进行孝道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4.4. 孝道代际传递的动态性建构假设 至此，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假设代际传递的变化是复杂的，动态的。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当代父母亲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的变化影响了孝道代际传递的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家庭系统作为代际传递的微观单位，其代际传递并不是一个闭环，家庭系统附属于社会大系统之中，因此也受到宏观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Tam等人基于对移民家庭的调查研究提出父母对子女的价值观传递存在主观选择性，父母会有意地向子女传递他们个人认同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上公认的重要价值观(Tam et al.， 2012)；通过社会活动也可以影响孝道的代际传递，在一些节日上(例如父亲节、母亲节等)、长辈的生日大寿宴会、电视媒体广告对于孝道的宣传等，人们不知不觉的在这些生活中的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活动中逐渐学会了人情及孝礼的习俗(黄娟，2008)；另外，有研究表明家庭活动也是影响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国外对宗教信仰代际传递研究发现，除了父母经常有意识地尝试传递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所有家庭分子一起参与宗教活动对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效应也有影响(Min et al.， 2012)，研究者认为，在中国背景下，从古代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进行的宗祠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对孝道的代际传递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在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研究者猜想这种孝道价值观代际效应会更加显著。这里期待有关跨文化的孝道代际传递的研究。 系统具有调节作用，家庭系统更是如此。这反映出代际传递过程并不是生硬照搬的传输过程。其最主要的作用是给下一代提供一个社会文化的总体结构，而下一代又作为传递过程的接受者，会在这个框架内主动构建自己的个性倾向价值体系而并非完全照搬父母的个性倾向价值取向(Schonpflug， 2001)。另外，子女并不是被动的受影响者，父母与子女的孝道观念及其作用也是互相建构的。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孝道观念在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与情感支持方面也具有积极效应(胡安宁，2017)。并且从时间上表现在，随着子女不断成长，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也在动态的改变着，而孝道观念也随之动态的改变着。因此，研究者假设孝道的代际传递是一个不断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教养方式由于处在家庭系统中而显得尤为明显，其对个体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大。同时，研究者猜测，面对不同成长阶段的子女，其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传递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代际传递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传递。但是，需要认清的是，孝道的代际传递的表现会发生动态变化，但这种变化又是有限的，仍是基于代际传递的基础机制下的变化，孝道的代际传递依然是稳定而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