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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文献综述 2014年《Nature》杂志报道全球约3.5亿人罹患抑郁症，平均患病率达4%，这意味着抑郁症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和谐的公共精神卫生问题之一 [ 1 ]。研究者们在对抑郁症进行有关调查的时候发现，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在抑郁症患者中普遍存在，并且能够有效地影响抑郁症状的产生、发展与转归 [ 2 ]。最近几年，国内外很多研究者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讨。 1.1.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定义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Overgener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OGM)是指个体不能按照要求在特定时间内提取出具体的记忆，而倾向于提取出概括化的记忆的现象。该现象由Williams和Broadbent于1986在对具有自杀行为的个体的研究中发现的。在该研究中，有自杀倾向的个体对情绪线索词的反应比没有自杀行为的正常个体慢，并且难以按照所给的线索词提取详细的记忆，而是倾向用能涵盖事件所属范畴的语言进行反应 [ 3 ]。随后的研究发现，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不仅出现在有自杀倾向的个体中，而且出现在很多有情绪困扰或心理障碍的个体中，比如：重症抑郁、焦躁症、精神分裂症、边缘性人格障碍等。 1.2.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测量方法 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进行测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最初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进行测量的方式是由Williams等设计的自传体记忆线索词测试。由于其敏感性不高，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改进，改进的方面包括指导语和线索词的类型等。除了自传体记忆测试之外，后来还有研究者创造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即过去事件句子补全任务(Sentence Completion for Events from the Past Test)。 1.2.1. 自传体记忆测试 Williams和Brodbent (1986)最初设计自传体记忆线索词测试来对抑郁患者的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进行研究 [ 3 ]。该测验通过向个体呈现一系列情绪性的线索词，包括5个积极情绪线索词(高兴、安全、兴趣、成功、惊奇)和5个消极线索词(难过、愤怒、忧郁、创伤、孤独)。每个线索词呈现一定的时间，要求个体在规定时间内根据线索词提取出相应的过去经历的具体事件。最后，分别统计个体提取出的记忆中具体事件和概括性事件的数量及比例。该测量方式在最初的几年里在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后来，研究者们发现AMT测试在非临床样本中的敏感性不够，并且其测试效果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在使用AMT测试时，常常根据研究的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改进。关于线索词的类型，Ineke Wessel、Ineke R. Postma (2014)等根据Williams提出的CaR-FA-X模型，将线索词的类型分为情绪性线索词和自我分离类线索词，发现这两类线索词对于两种不同的被试特质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对创伤性经历有回避倾向的个体，在情绪线索词中回忆出的具体事件更少；而具有反刍倾向的女性抑郁个体在自我分离类线索词上回忆出的具体事件更少 [ 4 ]。关于AMT测试的指导语，Elise Debeer、Dirk Hermans (2009)等认为AMT测试中明确要求被试提取具体记忆的指导语可能会使得个体克服概括化倾向，因此，他们对AMT测试的指导语进行了简化，即在指导语中不要求被试提取具体的记忆，结果发现简化后的AMT测试对于非临床样本中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检测的敏感性更高了 [ 5 ]；Dalgleish等提出了的反向自传体记忆测试(Revers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Test， AMT-R)，要求被试从过去的自传体记忆中提取概括记忆，而不是具体记忆，这种反转的任务能够把“情感调节”与“执行控制受损”分离 [ 6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指标包括提取出的具体事件和概括化事件的数量，也有研究同时将反应时考虑进去。张宏宇、许燕等(2011)还对AMT测试进行了标准化，编制出了中文版的AMT情绪线索词词表，包括5个积极情绪线索词：强壮、深爱、安全、有趣、激动；5个消极情绪线索词：恐惧、悲伤、失败、拒绝、孤独；5个中性词：历史、书籍、个人、椭圆、谨慎等，不过该中文版测试还未在有关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信效度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 7 ]。 近几年国外研究者对于自传体记忆测试的探索与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在特定被试群体中的敏感性。不过，自传体记忆测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自传体记忆测试不是标准化的测验，而是一种测验范式，各研究者在施测过程中在线索词的内容和数量、呈现方式、反应方式、反应时限、评价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测试的敏感性不同，以及各研究结果不一致。比如：J. Mark G. Williams、Stella Chan (2006)等发现低想象度的线索词会导致被试提取出具体性更低的记忆 [ 8 ]；刘衔华、姚树桥等(2010)对使用AMT测试的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并基于对AMT调节变量的分析，提出AMT测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情绪线索词的数量以15个左右为佳；反应时限确定为60秒；在测试过程中应使用提示程序；使用多感官通道呈现方式等 [ 9 ]。不过，该元分析是针对所有以抑郁个体为被试的研究，所以，其结果能够否推论到其他被试群体中还值得怀疑。未来需要对自传体记忆测试在不同被试群体中的施测程序分别进行相应的标准化。 其次，该测验生态效度不够高，它不能够测试出个体平时的，自然的状态下对于过去记忆的思考和回忆状态，比如：Watson，Berntsen，Kuyken and Watkins (2013)发现无意识的记忆，即不是有目的性地进行提取的记忆，这时在抑郁症患者中就不存在这种过度概括化的现象 [ 10 ]。 1.2.2. 过去事件句子补全测试 由于AMT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est)线索词测试在对非临床被试的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进行测量时敏感性不足，因此，研究者Raes在2007年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法——过去事件句子补全测试(Sentence Completion for Events from the Past Test)。过去事件句子补全任务给被试呈现11个结构不全的句子，如“我一回想起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并告知被试按照句子所给出的部分，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应地将每句话填写完整，填入的内容没有限制。Reas发现，正常被试在过去事件句子补全任务上所表现出来的过度概括化倾向要显著高于自传体记忆测试 [ 3 ]。他认为过去事件句子补全任务与传统的自传体记忆测试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指导语没有要求被试必须提取具体记忆，这提高了过去句子补全任务的敏感性。后来，Anderson、Rachel等(2015)在Raes的过去事件句子补全任务的基础上，编制出未来事件句子补全任务，并且将句子补全任务分为有情绪线索词的和没有情绪线索词的两种类型，结果发现当句子当中不包含情绪线索词时，焦躁症患者不会出现过度概括化的思维，只有在有情绪线索词的时候，才会出现 [ 10 ]。这说明情绪线索词是对过度概括化思维产生的关键，指导语则不是。在使用该测试时，研究者尝试对提取出的事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包括：具体事件，延伸事件，类别事件，语义相关事件。将4个类别的事件所占的比例作为指标，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表现进行更为准确地描述。 由于该测验在非临床样本中比自传体记忆测试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且其生态效度良好，在最近几年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研究中，Raes的过去事件句子补全任务使用得比较多。 1.3.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机制/模型 针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研究者们从情绪情感、认知资源以及自我调节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其产生机制进行了解释。其中情绪情感机制包括：情绪调节假设；认知资源机制包括：捕获/沉思假说、执行功能削弱假说；自我调节机制包括：功能性回避假说、CaR-FA-X模型(capture/rumination-functional avoidance-impaired executive resources) [ 11 ]。 1.3.1. 情绪情感机制 情绪调节假设认为，精细记忆的提取会让个体体验到的情绪强度很大，因此，个体为了对消极情绪进行调节会避免提取出精细化的记忆 [ 12 ]。但是，由于个体在提取记忆的过程当中持续地使用这种方式，就造成了记忆互锁(mnemonic intrelock)，导致范畴性的记忆网络的形成，最终导致个体的记忆搜素只能在范畴水平上进行，产生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 [ 11 ]。 E.T.T.M Pasipanodya、Yogesh K. Arya (2015)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也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有关 [ 13 ]。研究者通过使用贝克抑郁量表(BDI-II)、自传体记忆测试(AMT)以及情绪调节问卷对50名正常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在两种情绪调节策略中(情绪压抑与认知重评)，情绪压抑策略与积极自传体记忆的过度概括化成正相关。这表明那些倾向于使用情绪压抑调节策略的个体由于提取具体的积极自传体记忆的失败，会提取更多的概括化的记忆，从而导致其不能有效调节消极情绪。 并且研究发现情绪压抑策略不仅与抑郁症的等级(levels)成正相关，而且还可以作为非临床抑郁个体抑郁的预测指标。这揭示了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非临床抑郁个体的抑郁易感因素之一。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早期的功能不良的认知和情感机制进行进一步地研究，以便弄清楚这些因素在个体抑郁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1.3.2. 认知资源机制 1) 捕获沉思假说 捕获沉思假说认为记忆提取在早期阶段进行的操作内容多为与自我有关的特征、范畴性的经历及语义性记忆等概念性表征，如果个体具有高度激活的与情感相关的概念化自我表征或者具有沉思倾向，则在该阶段难于提取精细性记忆 [ 3 ] [ 11 ]。 研究者Jennifer A. Sumner、James W. Grifﬁth (2011)和Ineke Wessel、Ineke R. Postma (2014)等通过改变AMT测试中线索词语的类型，来研究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与反刍沉思之间的关系 [ 4 ] [ 14 ]。以往有研究表明当线索词与自我相关时，容易引发个体的反刍状态。因此，研究者Jennifer A. Sumner和James W. Griffith通过让被试对72个形容词与自己相似的程度进行六点评分，来选择出与自我相关的线索词，比如：值得被喜爱的、紧张的等；研究者Ineke Wessel和Ineke R. Postma则通过自我描述问卷为每位被试选择出其中的5对自我分离类线索词组(每个词组包括现实自我的最不喜欢的某种品质和理想自我的一种品质)来对进行个性化的自传体记忆测试(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est， AMT)。结果两个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当与自我相关的线索词引发了个体较高的反刍状态之后，其回忆出的具体事件会更少。这表明CaR-FA-X模型中的捕获沉思假说是成立的。 2) 执行功能受损假说 执行功能受损假说认为记忆提取需要一定的认知资源来进行主动的操作，如果执行功能受损，可能使个体不能保持对任务要求的关注或难于控制在搜索过程中出现的无关自传体知识，使执行资源在水平上进一步分散，最终无力通达精细性表征，导致搜索停止在范畴性表征上 [ 3 ]。 研究者Paula K. Yanes、John E. Roberts (2008)则通过在测试过程中多次提示被试指导语的相关要求，避免个体由于对要求的指导特征的保持不足而影响对于具体自传体记忆的提取 [ 15 ]。结果发现多次提示的确可以提高被试自传体记忆的具体性，这与执行功能受损模型的假设一致；研究者Jennifer A. Sumner、James W. Grifﬁth (2011)通过让被试同时操作stroop颜色词任务和控制口语联想测验(the Controlled Oral Word Association Test)来检验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执行功能受损假设 [ 16 ]。结果发现控制口语联想测验的分数越高，其自传体记忆越具体，这进一步证实了执行功能受损模型。研究者Laura Ros、Jose M. Latorre (2017)还发现不论在年轻被试还是在年老被试中，个体的执行控制能力受损都与自传体记忆的过度概括化存在相关 [ 17 ]。 1.3.3. 自我调节机制 1) 功能性回避假说 Conway 和 Pleydell-Pearce’s (2000)的自传体记忆的模型表明记忆是分等级进行存储的，概括化的记忆储存在高层级，而具体记忆储存在更低的层级 [ 18 ]。自传体记忆的提取方式有两种：自上而下的生成提取与自下而上的直接提取。由于人们具有使自我概念保持一致的动机，因此，在提取记忆的过程中会回避不一致的信息，从而导致某些具体记忆不能别提取出来。比如：当消极的线索词出现时，由于个体回避消极的自我概念，便只能提取出概括化的记忆。 研究者Ineke Wessel、Ineke R. Postma等(2014)对功能性回避模型(Founctional Avoidnce， FA)进行了验证 [ 4 ]。他们对个体对创伤事件的回避倾向和自传体记忆进行了测量。在使用AMT测试时，他将线索词分为两类：情绪线索词和自我分离类线索词，结果发现个体对于创伤事件的回避倾向会导致其在情绪类线索词上回忆出更少的具体事件，而与在自我分离类线索词上的表现无关，这与功能回避模型的假设相一致。有研究者还对功能性回避模型的年龄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者Laura Ros、Jose M. Latorre (2017)分别选取了175名19~36岁年轻个体和53~88岁的年老个体为被试，在检验CaR-FA-X模型是否在不同年龄的个体上存在差异时，发现在年老个体中，功能性回避以及执行功能受损均与其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存在相关，而在年轻个体中，仅执行功能受损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有关 [ 17 ]。这说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功能性回避机制还会受到年龄的影响。 还有研究者从操作型条件作用的角度对功能回避模型进行检验。由于功能回避模型强调个体对于提取出消极具体事件之后的强烈的负性情绪的主动回避，因此，研究者Elise Debeer、Filip Raes (2014)认为功能性回避实际上是一个操作性条件作用，即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是个体习得的认知回避策略 [ 5 ]。研究者采用组间设计，对A组被试在回忆出具体事件后施以厌恶刺激，而对B组被试则在回忆出非具体事件后施以厌恶刺激。结果：B组回忆出的具体事件增加了，即记忆的具体性增加，但是A组的记忆的具体性却没有下降。这与功能回避模型所假设的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结果有所不符。 总之，目前对于功能性回避假说的检验的结果还存在不太一致，因此，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2) Ca-FA-X模型 Williams将认知资源机制中的捕获/沉思、执行功能削弱机制以及自我调节机制中的功能性回避机制等3个机制进行了整合，提出了Ca-FA-X模型 [ 19 ]。该模型认为，导致不同患者出现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机制可能是不同的，或者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单独或交互作用导致了过度概括化记忆的出现，并进而促使问题解决能力的降低 [ 20 ]。比如，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最初的出现可能是由于避免强烈的负性情绪，而随后它能得以维持则是由于反刍或执行资源受损。Williams提出此模型后，并没有对此模型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进行检验。该模型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过度概括话的产生机制，但是对于每种机制在何种情况下如何独立作用、联合运行、相互制约，目前的解释仍有待清晰、具体化。 1.4.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影响因素 1.4.1. 创伤性事件 创伤性事件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目前相关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WillemKuyken、Rachael Howell等在2006年对有创伤经历与无创伤经历的抑郁青少年的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有创伤经历的抑郁个体，其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与更低的概括化水平相关 [ 21 ]。但Sally A. Moore和 Lori A. Zoellner在2007年对创伤性事件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顾，结果发现创伤性事件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即导致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产生的原因不是创伤性事件，而是心理病理学因素，比如：PTSD、抑郁等 [ 22 ]。沙东想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使用AMT测试和创伤后应激症状自评量表(PTSD-SS)对被试进行施测，结果发现个体的PTSD症状量表中的重复体验、回避功能、社会功能等三个维度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存在显著的相关 [ 23 ]。 对于创伤性事件中的特殊类别，即童年期虐待，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目前研究结果也并不一致。James W. Griffith、Stephan Claes (2016)以77名重症抑郁患者为被试，发现童年期的身体虐待经历(physical abuse)而非性虐待(sexual abuse)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有关 [ 24 ]；而Elizabeth Burnside、Mike Startup (2004)等在研究OGM在童年期受虐待个体的抑郁症的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即童年期受虐待的个体中报告有抑郁症状的个体，其报告的类别性事件更少，反之亦然 [ 25 ]。这意味着类别性自传体记忆可以作为免于抑郁的一个保护性因素，不过，该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1.4.2. 反刍 针对与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产生机制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变量，即反刍(Rumination)，研究者也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反刍是指当个体意识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存在差异时，个体对同一个主题进行反复思考，来关注目标与结果的价值以及探讨原因的现象 [ 3 ]，也叫做沉思。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且研究结果基本上一致，即反刍与自传体记忆和抑郁之间都存在相关关系。Yansong Liu、Xinnian Yu (2017)发现反刍在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与重症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 26 ]。R.J. Park、I.M. Goodyer和J.D. Teasdale (2004)采用实验诱发被试的反刍或分心状态，发现反刍会提升被试的抑郁情绪，但仅针对患抑郁症或有其他精神障碍的个体，对于正常个体不存在上述现象 [ 27 ]。而且对于重症抑郁患者，在诱发了反刍状态之后，被试对于消极记忆的过度概括化水平会提升。这表明由反刍状态所引发的对消极事件记忆的过度概括化可能在青少年MDD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究者Jorge Javier Ricater、Laura Ros等(2016)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从CaR-FA-X机制的角度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进行研究，考察的因素包括反刍、执行控制资源(语言流畅性)、认知性回避、年龄，以及焦虑等五个成分 [ 28 ]。并重点考察了焦虑是通过何种途径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产生作用的。结果发现：在检验焦虑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直接影响的模型中，模型能够拟合( r 2 = − 0.13 ， p = 0.05 )，在检验焦虑通过反刍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间接产生影响的模型中，模型也能够拟合，并且拟合度更高( r 2 = − 0.17 ， p = 0.01 )。这表明焦虑主要是由于个体的执行资源被更多地分配在了消极想法上，并形成反刍思维，进而导致工作记忆中的执行资源不足，进而产生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现象。 国内学者崔丽弦、黄敏儿(2007)的研究发现反刍引起更多的负性记忆，维持了概括性记忆，更有可能加重已经激活的负情绪 [ 2 ]。反刍在研究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在大学生的沉思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时发现，大学生的反刍既可以直接影响其抑郁症状，也可以通过自传体记忆具体性的降低来间接影响其抑郁症状 [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