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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形象学视阈下被关进精神“隔都”的犹太他者 现代形象学家巴柔提出，“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 1 ]， p.4)。对他者形象的文本内部分析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1) 词汇；(2) 体现等级关系的大的文本单位及(3) 故事情节。 2.1. 孤独的犹太他者形象在词汇层面的体现 巴柔在其《形象》中指出，“在某一特定时期，某种特定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存储了一批能够直接或间接传播他者形象的词汇”( [ 1 ]， p.162)。在对研究文本中的相关词汇进行分析时，巴柔强调，应“关注在词汇层面上一切可在他者与自我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应关系体系的东西”( [ 1 ]， p.164)。该作品对犹太人的描写多以被提及的形式散见于不同人物的对话中，因此关于犹太人形象的构建多体现在词汇层面，且这些直接或间接描述犹太人的词汇总或多或少带着外界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即形象学中的套话，被认为是形象的一种基本形态，“它释放出信息的一个最小形态以进行最大限度的、尽可能大的交往。它直指事物最主要的部分”( [ 1 ]， p.160)，“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它是这种文化标志的缩影”( [ 1 ]， p.160)。犹太人经常以其在商业方面的成功而常被设定为与金钱有关的描述，其形象也往往被刻画为或精明或唯利是图或贪得无厌。除上文中引用的犹太珠宝商外，在该部作品中还有如下描述：“犹太男孩出生时，家人都会为他在银行存一根金条。犹太人都这么做”( [ 1 ]， p.164)。“珠宝”“金条”等词汇的使用本身没有贬低犹太人形象的作用，但由于犹太人历史的遭遇及其与金钱财富相关的刻板印象，在具有贬低意味的语境中，该词所构建的形象自然也赋有了贬义性。这样的联系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这与当时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面临的“反犹主义”及犹太人的历史遭遇相联系。“欧洲历史中，犹太人经常被驱逐，经历无数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欧洲人心中被排斥的对象”( [ 2 ]， p.64)。 犹太人在经济方面的负面形象从历史层面探索源于他们在第二圣殿被毁、集体被迫流亡，寄居异国备受歧视的背景，因为受到歧视，“犹太人政治上没权利，经济上受限制，社会环境使他们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为了生存他们努力在商务金融领域中发展，利用别人不屑利用的机会而致富，以争得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但往往徒劳”( [ 3 ]， p.131)，“久而久之，在基督徒的心中，商人、更准确地说是奸商，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种民族特性”( [ 4 ]， p.117)。这种形象起初猖獗于欧洲，变为刻板印象后或多或少影响着美国民众，尤其是身为基督徒的民众，对犹太人形象的思考。这种美国集体意识中贬低性的刻板印象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裔犹太人的否定。《心是孤独的猎手》中作者有几处对犹太人形象的积极构建可看作是对以上刻板印象的抗议：犹太男孩哈里在跟米可出游时，作为“正统犹太教”家庭背景的前者主动为两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并在出游途中不计价格地请后者喝冷饮。通过这样的描写，作者麦卡勒斯显然在构建一个积极的犹太人形象，是对美国主流社会中形成的犹太人刻板印象的反对。 《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另一个直接构建犹太人形象的词汇体现在黑人医生科普兰在提及犹太群体时所作地概述性总结用词，“被压抑民族(the oppressed)”( [ 5 ]， p.135)或被压迫的民族。作品中，黑人科普兰医生终生都在为争取黑人种族摆脱“被压迫”的境况而奋斗。他作为受压迫黑人种族的代表对被压迫的体会及思考多于作品中的其他任何人物，他对欧洲犹太人甚或历史上犹太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及以此自比自己的种族，“我们黑人的历史，将和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漫长而黑暗”( [ 5 ]， p.306)。“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受难史，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犹太民族就被迫辗转世界各地，没有祖国没有家园，流离失所数千年”( [ 6 ]， p.80)。也因此，黑人医生对辛格不同于对其他白人的印象和感觉；可以看出辛格脸上“不仅如犹太人般，有某种温柔的神色，也具备那个被压抑民族的理解力” [ 5 ]。笔者认为在作品的结尾，通过科普兰医生之口透露辛格仅向四位访客中的黑人科普兰指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非作者卡森·麦卡勒斯随意为之，而是属于同为改变自身、或者民族境遇的孤独的他者间的彼此回应。 2.2. 孤独的犹太他者形象在等级关系中的体现 形象源于自我与他者、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巴柔认为“要把所有构成了文本，因而也就是构成了形象的成分、所有的主题单位、背景性成分、描述的停顿、集中了对形象产生影响的成分的段落，以上各类的位置及作用都要一一区分出来”( [ 1 ]， p.168)。而巴柔又具体提出，这一研究可以从(1) 时空范畴；(2) 空间范畴；(3) 人物体系来进行。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集中了对犹太人形象产生影响的成分的段落主要体现在当时欧洲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的境遇。“一天下午，他[犹太男孩哈里]详细解释了什么是法西斯分子，说纳粹如何让犹太小孩趴在地上吃草。他说要暗杀希特勒，并且已经制定出周密详细的计划。他还说，法西斯主义毫无正义或自由可言”( [ 5 ]， p.247)；“纳粹剥夺了犹太人享有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权利”。所描述内容从时间上正值作者所生活的年代，世界正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间上主要战场在欧洲，除战争对交战国人民的影响，犹太人在欧洲受到压迫，尤其是在德国受到纳粹迫害的消息却是战争本身外，欧洲影响最深的事件，震撼着大洋彼岸的美国犹太人甚至其主流民众，包括作者本人。 所涉及内容的人物关系主要体现在纳粹和犹太人之间，而两者的关系又可以通过上文所描述内容，从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三方面进行分析。1933年至1945年，德国国家社会党“煽动一种对选定的受害者进行身份识别、没收财产、隔绝驱逐乃至最终毁灭的政策，该政权的核心战略是‘地缘政治’(获取新的国家领土的驱动力)和‘种族思想’(把国民分成纯种的内部群体和非纯种的外围群体的两极化定义)”( [ 7 ]， p.144)。显然，犹太人成为了被选定的受害对象之一，被进行了身份识别，相对“纯种的内部群体”成为了纳粹眼中的“非纯种的外围群体”。“纯种”与“非纯种”、“内部”与“外围”两对划分就把犹太人放在了两个等级关系的劣势一端，是一种种族歧视。正源于这一不平等的划分，犹太人的人权在纳粹政权下无法得到保证，才会出现犹太小孩被逼“趴在地上吃草”的悲剧。 而经济上，“近代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犹太人凭借经商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积极投资于工业、交通、商业和金融业，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巨额利润而暴富起来”( [ 8 ]， p.97)。尤其是德国在一战中作为战败国，面临巨大的战争赔款，纳粹上台后之后自然会把主意打到拥有巨额财富，却又身为“客居”的他者犹太人身上。不管是犹太人被驱逐还是被迫害，他们的财产并未被允许随身携带，而是被“没收”。在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政策的推动下，犹太人经济上遭受的迫害具有了合理性，使原本在经济上处于优势的犹太人沦为了经济上牺牲品。 犹太人被剥夺文化生活权并非纳粹迫害专有。猖獗欧洲的反犹主义在以纳粹屠犹的极端爆发之前就已体现在对犹太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上。犹太人在寄居国不管生活多少年、是否在当地出生都只被允许生活在“隔都”中，且被要求身着跟当地人相区分的衣服和颜色。而在纳粹迫害中，为了辨识犹太人，在对其进行了身份识别后，要求其身着标志犹太身份的“Jude”(德语，“犹太人”)字样，也便成为了犹太人成为他者的标记。 在纳粹屠犹，或者欧洲反犹主义的背景下，犹太人在法律、经济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成为了人物关系中的弱势，成为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他者。作者麦卡勒斯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借犹太男孩哈里之口揭露这一事实，表现了自己对犹太人遭遇的关注，也因此使其敏锐地发现美国存在的“反犹主义”或种族歧视现象。 2.3. 孤独的犹太他者形象在故事情节中的体现 形象在故事情节这一层面，“是以两种文化、两种文学、两个文本系列间的对话为始端，用关键词、幻觉词，或多或少符号化、仪式化了的各种情境，或多或少被期待、被‘程序化’了的段落和主题写出的文本”( [ 1 ]， p.172)，“一切被用作故事情节的被注视者文化的文本都是文化参考系”( [ 1 ]， p.173)。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虽以直接点明身份的犹太人物为中心展开的故事情节并不多见，但仍不乏“两种文化间对话”，以“程式化”勾勒，体现犹太人被精神孤立这一主题的情节描写。主要体现在对犹太男孩哈里进行描述的相关内容： “她想起小时候的哈里。有一次，他变成了斗鸡眼，过了一年才恢复正常。他坐在前门台阶上，双手各在两膝之间，十分安静地用那双斗鸡眼观察一切。虽然在中学连跳两级，十一岁就准备上职业学校，但进了职业学校后，有次班里读到《艾凡赫》，所有孩子都转过去看他。回家后，他就哭了。于是，妈妈让他休了学，整整在家待了一年。[……]十三岁时，哈里回到职业学校，开始努力学习。他平时送报纸，周六做兼职，还会看书。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极少看到他，直到举办了那次派对，她才看见他真是变了好多” [ 5 ]。 这段文字完整地传达了哈里作为优秀的犹太小孩，但因职业学校的同学对其区别对待而成为孤独的他者、被迫休学的故事情节。该故事情节及《艾凡赫》的引用体现出两种文化(即(1) 基督教文化与犹太教文化、(2) 美国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以基督教为信仰主流的西方社会，犹太教总是程式化的被定位为“异教”，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也总被关进精神的“隔都”。就连自身优秀的哈里也无法摆脱这一命运。 通过这一故事情节，体现出的不仅是在其本土、主流基督教徒同学们心中，犹太男孩哈里被当作“异己”，而且反映了对犹太他者的不友好并非欧洲反犹主义者的专属。“基督教和犹太教在教义上的巨大分歧，使欧洲基督教世界从最初的反犹主义，借由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逐渐导向反犹主义，由此引发历史上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纳粹大屠杀便是反犹主义登峰造极的产物”( [ 9 ]， p.116)。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未出现像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实际反犹行动，但是精神上的自动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在不断被同化与坚持犹太行的过程中，他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中，其历史的悲剧性，长期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艰难处境反映在其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上”( [ 6 ]， p.80)。本故事情节中，哈里的同学并未因其犹太身份而对其进行身体上的迫害，但在读到《艾凡赫》时，会不自觉地将里面的犹太人物与哈里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并且“都转过去看他”( [ 5 ]， p.250)。哈里对这一举动的反应明显是感到受伤的，因为“回家后，他就哭了”( [ 5 ]， p.250)，并且导致了他虽为连跳两级的优秀学生不得不脱离学校群体休学一年。 失声痛哭及暂时逃离校园的哈里是精神上的受害者。这种精神上的受压迫感不见得源自哈里对《艾凡赫》中犹太人物悲惨遭遇的同情，因为他回家之后才哭，且根据《心是孤独的猎手》其他篇章内容，犹太群体的命运在欧洲发生纳粹屠犹之前并非哈里的关注点：“他们[欧洲同龄人]彼此宣誓，效忠同一个领袖，所有人都抱着同一个理想，步调一致地行军。因为不愿去想，所以我没怎么担心过犹太少数民族的遭遇。当时我不愿像犹太人一样思考，这也是原因之一”( [ 5 ]， p.250)。由此得出，哈里的被孤立感源自美国本土，且源自身边的同学。尽管《艾凡赫》中的犹太人物为维护本民族尊严、坚持本民族宗教信仰而选择牺牲，但对本土基督徒同学而言，犹太教徒是“异教徒”，在《艾凡赫》中所遭受的待遇是罪有应得的，是符合基督徒教义的。从这一层面讲，他们在精神上对哈里施加的压力是哈里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遭受书中犹太人物的遭遇。哈里很难在既不违背自己的民族信仰又能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成为他们的一员中寻求平衡。通过这一故事情节，作者塑造了精神上孤独的犹太他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