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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西红柿的引种及传播 2.1. 关于“西汉番茄” 1983年7月4日，成都凤凰山园艺场砖厂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了一座古墓，砖厂领导遂打电话向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报告。市文物管理处立即派出考古人员徐鹏章、毛求学前往调查，初步确定为西汉木椁墓，在获得上级部门的批准后，于7月9日至23日对古墓进行了清理。出土的文物中包括了4个藤笥、5个竹笥。在这些藤竹笥上，有大量稻子等粮食。7月22日，考古人员将这批陶器、粮食、藤竹笥经过绘图、照相、记录后取出，途经砖厂晒坝(只有四五百米距离)放入砖厂门口的临时保管室暂时保存，并在藤竹笥上搭上湿的再生布，以免它们干裂粉碎。7月29日，文物处的考古工作者又将这些藤竹笥及其他文物从工地临时保管室运回文物处保存，在运送的大汽车上，也用再生布覆盖。 8月4日到5日，成都文殊院文物处考古人员发现藤竹笥上的粮食中有少数嫩芽发出，以为是在路途中偶然掉落在里面的。到了8月6日，发出的嫩芽愈来愈多，已达三四十棵，有的嫩芽还是从藤竹笥内发出来的，而且形状一样，嫩芽上面有分开的两片子叶。这一情况马上引起了文物处全体人员的注意，他们当即电话约请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室及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前来参观研究。专家们的意见是，只凭两片子叶还不能判断是何种植物，需要培养一段时间才能判断。于是专家们各自带了几棵回去培育，文物处也留下十余棵由徐鹂章、周华美培育。后来，成都科分院生物研究所带去的几棵也交回文物处由徐、周培育。 四川省农科院园艺室的专家将带回的小苗培育一段时间后即长出了真叶，发现它是番茄的幼苗。因为园艺室主要研究花卉，不研究蔬菜，所以就转交给成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蔬菜专家肖纪云等同志去培育。无论是农业科学研究所还是文物处考古队，他们所培育的古墓植物通过人工授粉最后都结出了果实，也就是西红柿。这种西红柿的耐寒性比较高。详细的报道请参看徐鹏章(1988) [ 7 ] 。 闵宗殿1987年曾组织一个考察小组到成都，经观察实物和与发掘的当事人座谈，发现这一考古成果尚存四点疑问(闵宗殿1991) [ 8 ] ，因此尚待继续研究。 虽然是否存在本土的栽培番茄尚有待证实，不过中国存在野生番茄应无疑问，请参看李璠(1984) [ 9 ] 、徐鹏章(1988) [ 7 ] 。苏宝林、谢光辉、郭云钦(1995) [ 10 ] 认为“我国是野生番茄原生地之一的可能性较大”。武崇光等(1997) [ 11 ] 也指出：“武陵山区野生番茄应该是原产于我国而与国外引进的番茄无关。”但正如李璠(1984) [ 9 ] 所指出的：“在我国的南方虽然也有野生番茄分布，却只限于有限地采集利用，以至直到如今仍保留在野生状态。” 2.2. 六月柿、蕃柿和洋柿 作为一种栽培植物，西红柿是由外国传教士于明朝万历年间引进到中国的。先看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的8种有关文献： 1) 明郭子章《黔草》。据民国37年(1948年)《贵州通志·风土志三·方物·植物》“柿”条载： 六月柿：郭青螺《黔草》有《六月柿》诗。小序云：“黔中有六月柿，茎高四五尺，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不下二三十实，火伞頳卯，未足为喻，第条似蒿、叶似艾，未若慈恩柿叶，可堪郑广文书也。传种来自西番，故又名番柿。”诗云：“累累朱实蔓阶除，烧树然云六月初。况是茸茸青草叶，郑公堪画不堪书。汉将将兵度龙堆，葡萄苜蓿一齐来。太平天子戎亭撤，番柿缘何著处栽？”(“頳”字古同“赪”，“卯”字大概为“卵”字之误。唐韩愈《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有：“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宋方夔《椑》诗有：“翠树骈頳卵，烧空炯夜光。”) 青螺为郭子章(1543~1618)的号。郭子章，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曾任都御史、贵州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亦精医学，一生虽久在官场，但读书不辍，著述宏富。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诏起郭子章为贵州巡抚，次年郭入黔。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郭子章告病还乡。《黔草》(即《蠙衣生黔草》)四库总目著录于存目，为郭氏巡抚贵州(1599~1607)时所作之文集，有万历刻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55~156册曾据以影印。不过笔者没有在《蠙衣生黔草》中查到《六月柿》诗及小序，不知是否有版本的问题，抑或《贵州通志》所说的《黔草》是郭子章巡抚贵州时系列著作的统称。《贵州通志》所引的资料当无问题，只是其原始出处尚待查明。 2)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刊刻的赵崡《植品》(今藏北京图书馆)对西红柿也有比较具体的记载(转引自梅泰理[著]、杨云峰[译] 2010 [ 12 ] )： 又有西番柿亦万历间自西方来。蔓生高四五尺，结实宛如柿。然不堪食。其蔓与叶臭不可近。比之向日菊尤甚。今亦无种者矣。 赵崡(1569~1637)为明代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陕西盩厔(今周至县)人。 3) 天启元年(1621年)初刻的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即《群芳谱》)亨部《果谱二·柿》附录中有如下记载： 蕃柿：一名六月柿。茎似蒿，高四五尺。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缚作架最堪观，火伞火珠未足为喻。草本也，来自西蕃，故名。 4) 天启二年(1622年)刊刻的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七《花》记载： 黔中绯桃花、夹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种名日月桃，一枝分花，或红或白。又有六月柿，茎高四五尺，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不下二三十实，火伞火球，未足为喻。条似蒿，叶似艾，花似榴，种来自西蕃，故又名蕃柿。 朱国祯(1558~1632)为明末大臣、史学家，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5) 天启五年(1625年)《滇志》卷之三地理志第一之三物产部分“永昌府”条有如下记载： 卉中山茶，与省会并驱，争先其品，三十有六……为红山药，近年兵备副使潮阳黄公文炳自粤传来，今所在有之；为海石榴、山桃兰；为玉米；为绿为金粟玉簪；为紫为秋海棠、地金莲、番葵、六月柿，金铃金盏、番锦十锦。 6) 秦元方《熹庙拾遗杂咏》(旧钞本，据《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五十五册)有咏番兰诗：“异卉传来自粤中，内官宣索种离宫。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诗前有说明如下： 时都下多异种草花，相传从两广药材中来，内臣遍栽于圣驾常临幸处。有蛱蝶菊、红水红、番兰、番柿。番兰红花碧叶，上绝爱之，摘供案间。 《熹庙拾遗杂咏》序于崇祯癸未冬日，即1643年冬。 7) 清汪灏等奉旨编《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由《群芳谱》修改、增扩充而成。“蕃柿”仍作为“柿”的附录，除增加“原蕃柿”三字外，完全照录《群芳谱》的描写(卷五十八果谱五，据四库全书荟要本)。 8) 李百川《绿野仙踪》(乾隆年间成书，据旧钞本)第四十九回： 不想他是个西番柿子，中看不中吃的整货。 李百川生平事迹不详，据推测约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约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籍贯或言江南人氏，或言山西人氏。《绿野仙踪》约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二十七年之间(1762年)间写成。 可见：a) “六月柿”也叫“番柿”或“西番柿(子)”，“番”也作“蕃”。其中六月柿的命名理据是六月结实、如柿，“番柿”、“西番柿(子)”的命名理据是结实如柿、“种来自西番”。b) 六月柿为草本，茎高四五尺，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不下二三十实，茎似蒿、叶似艾，其蔓与叶臭不可近，其果色红，正所谓“累累朱实蔓阶除，烧树然云六月初”，“火伞頳卯(赪卵)/火伞火球，未足为喻”。c) 六月柿“味涩”、“不堪食”，主要供药用和观赏，“缚作架最堪观”。d) 这种植物在当时属于奇花异卉，“来自西番”或“自西方来”，秦元方更直指“相传从两广药材中来”，连京畿地区也曾流行一时；不过缺点明显，“其蔓与叶臭不可近”，“中看不中吃”，陕西盩厔的赵崡就曾感叹“今亦无种者矣”。 根据上述文献(特别是万历年间的两种文献)对六月柿的性状描述，基本上可以断定它就是今天所说的西红柿。已故著名农史学家梁家勉(2002) [ 13 ] 对《群芳谱》所记载的“蕃柿”有如下精当评论： 就中除“花似榴”之“榴”字，稍不符，疑刊写或记述或观察偶误外；其他所述茎叶果实及各种性状，酷似番茄，殆即番茄欤？果尔，则此果已引种于三百年前矣。其来源据王氏《谱》中“来自西番”一语，则殆欧人传入也。 万历年间的记载并无“花似榴”之说，而《群芳谱》对于六月柿的描写显然源自《黔草》，《涌幢小品》则大概是综合《黔草》和《群芳谱》两份资料而成，把西红柿之花描写成“似榴”或许可以说明王象晋和朱国祯都没有见过开花的植株实物，所以才会有此“画蛇添足”之误。关于《广群芳谱》所记载的“蕃柿”，Stuart (1911) [ 14 ] 已定性为西红柿： LYCOPERSICUM ESCULENTUM. —蕃柹(Fan-shih)， 六月柹 (Liu-yüeh-shih)， The tomato is not indigenous to China; but， as the name indicates， is of foreign origin. Just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s uncertain; but， as it is mentioned in the Kuang-chün-fang-pu， this occurred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I century. It is not yet much cultivated， as the Chinese do not seem to have learned its value as a vegetable. [LYCOPERSICUM ESCULENTUM(西红柿的拉丁学名)：蕃柿，六月柿。正如其名所示，它是外来植物，而非中国土产。西红柿何时引入中国尚不确定。不过既然《广群芳谱》已经记录了这种植物，因此它的引入必定早于18世纪初。西红柿在中国种得不多，因为中国人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食用价值。] 我们知道，《广群芳谱》的“蕃柿”内容基本上抄自《群芳谱》，而《群芳谱》大概又参考了《黔草》，因此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间当在16世纪末，即郭子章巡抚贵州(1599~1607)之前，因为贵州大概也不是最初的引种地点。最初的引种地点按照秦元方《熹庙拾遗杂咏》所记，大概是两广地区。 西红柿作为一种药用或观赏植物传入中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称谓还是比较统一的，即“六月柿”或“(西)番柿”(“番”或作“蕃”)。《绿野仙踪》的“西番柿子”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它从俗语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番茄这种植物在当时主要是用作观赏，所以才会拿它来比喻“中看不中吃”。 刘玉霞(2007) [ 5 ] 根据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的《方志综合资料》、《方志物产资料》、《方志分类资料》讨论过西红柿的传播情况。下面转引其部分方志资料，说明“(西)番柿(子)”在全国的使用情况(本文已直接查找到原始文献的加直方括号)： 山西：[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编定的《保德州志》(王克昌修，殷梦高纂，据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1932年铅排本)卷之三《风土·土产·花属》列有“西番柿”，但没有具体性状描写。] [雍正十三年《泽州府志》 (1735年)卷十二《物产》：“西蕃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涩。”]光绪七年(1881) 《靖源乡志》：“花：西方柿”。 (考虑到“番”、“方”音近，“西番”、“西方”义近，可以认为“西方柿”也是“西番柿”的一种变异。) 山东：康熙十二年(1673)《莱阳县志》和乾隆七年(1742)《海阳县续志》的花属有“西番柿”。 河北：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二十二年(1757)《迁安县志》和乾隆十二年(1747)、同治八年(1869) 《曲阳县志》 在《物产·花属》出现“西番柿”。 陕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府谷县志》“果属：西梵柿”(此“梵”疑为“番”)。道光二十年(1840)《神木县志》花类有“西番柿”。 甘肃：道光十年(1830)《敦煌县志》花属有“番柿子”。 江苏：嘉庆二十三年(1818)《海曲拾遗》的柿篇：“柿：朱果小而圆者名树头红，长而圆者名牛奶柿……又草本蕃柿，一名六月柿，茎似蒿，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四五实，借高树作架，如垂火珠，可摘以充几玩，种自西蕃传也。”道光十年《崇川咫闻录》也有相同记载。同治九年(1870)《上海县志》：“柿：邑产最佳……一种草本实似柿，瓤子如茄，名蕃柿”。[光绪五年(1879)《川沙厅志》(据早稻田大学所藏光绪己卯本)卷四《物产·果之属》：“柿……一种草本，实似柿，瓤子如茄，名番柿。”]光绪七年(1881)《崇明县志》：“柿：……别有番柿，非柿也，实不可食，红艳可玩”。光绪九年(1883)《松江府续志》：“柿：……《上海志》……一种草本，实似柿，瓤子如茄，名蕃柿”。 叶静渊(1983) [ 15 ] 曾指出《猗氏县志》的《物产·果类》中有“西蕃柿”的记载，其后也有不少学者提到《猗氏县志》记载了“西蕃柿”这件事，例如刘玉霞(2007) [ 5 ] 、刘玉霞和王思明(2007) [ 16 ] 、李景富等(2011， 30) [ 17 ] 、翊嫱(2014) [ 18 ] 。这项资料如果属实，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比赵崡《植品》还早了4年(《猗氏县志》刻于万历四十一年，即1613年)。本文之所以没有列入，是因为还存有疑问。《猗氏县志》万历刻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有胶卷。山西省农业厅农业志编写组辑录的万历《猗氏县志》物产部分(据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扫描的pdf文件)并没有果类，也没有提到过“西番柿”，而“花类”提到的“西番莲菊(种甚多)”并非西红柿。潘钺、宋之树纂辑的《猗氏县志》(雍正七年[ 1729 ]刊刻)卷二《土产》中也没有提到“西番柿”。目前尚不清楚是今人辑录的万历《猗氏县志》物产部分漏列了果类，还是学者们张冠李戴，弄错了文献出处，只能等有机会看到万历《猗氏县志》原貌时再作取舍。 根据以上的介绍和讨论，西红柿大约于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两广地区(早于1599年)，并向若干地区传播，不过种植并不普遍，或作观赏或作药用，叫名也比较统一，即“六月柿”或“番柿”，其中“番柿”在传播过程中已产生了“西番柿”、“番柿子”、“西番柿子”、“西方柿”、“西梵柿”等不同的变体。目前所知最早记录这一外来物种的是明郭子章万历年间巡抚贵州时所作的《六月柿》诗及小序。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中期，浙江出现了“洋柿”的叫法。道光二十八年(1848)《海宁州志》卷之二《物产·草花属》：“洋柿：实小面红。”(据刘玉霞2007 [ 5 ] )。又徐时栋(1814~1873)《烟屿楼笔记》(宁波钧和聚珍版印)卷六： 西夷既与中国通商，多以其土产来内地。一日在花园中买洋柿一本，其果大小似柑之小者。始结色白，渐绿而黄，而红，若红柿然。彼人食之，华人但以供玩好，不之食也。其种草本，叶略似菊而碎，小作小花，黄白色。其根遍生丛毛，如其人。 徐时栋对西红柿的形态描写已经相当准确：草本；叶略似菊而碎；小作小花，黄白色；其根遍生丛毛；其果大小似柑之小者；始结色白，渐绿而黄，而红，若红柿然。对于西红柿的用途，徐时栋也做了明确的记载：彼人食之，华人但以供玩好。即西人供食用，华人供观赏。 2.3. 关于早期的“番茄” “番茄”一词出现较早，但指的是茄子的一个品种，跟西红柿无关。元王祯《王祯农书》(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二十九谷谱三“茄子”条： 又一种白花青色稍匾、一种白而匾者皆谓之番茄，甘脆不涩，生熟可食。 明王象晋《群芳谱》亨部《蔬谱二·茄子》、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八《菜之三》“茄”条、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茄”条、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十二“茄”条等都做了详略不同的引述。清鄂尔泰《授时通考》(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六十一《农余》“茄子”条有更详细的说明： 又一种白花青色稍扁、一种白而扁谓之番茄。此物宜水勤浇，多粪则味鲜嫩，自小至大生熟皆可食。又可晒干冬月用。如地瘠少水者，生食之刺人喉。一种水茄形稍长，亦有紫、青、白三色，根细末大，甘而多津，可止渴。此种尤不可缺水与粪。此数种在在有之，味甘寒。 不少学者认为《王祯农书》所说的“番茄”就是西红柿，例如卫聚贤(1982) [ 19 ] 、罗竹风(2001) [ 20 ] 、王立男和赵鸿鹏(2005) [ 21 ] 、李涌和李乔(2006) [ 22 ] 。这种看法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青色稍扁”、“白而扁”、“甘脆不涩”并非西红柿的特点，如果参看《授时通考》，“番茄”非西红柿就更加显豁了。“自小至大生熟皆可食”、“又可晒干冬月用”，这些特点显然不是西红柿所具备的：食用未成熟的西红柿会导致中毒；许多地方有晒茄子干的习俗，但晒西红柿干作为冬日储菜的还没听说(现代果品加工工艺不算)。已经有学者指出《王祯农书》所说的“番茄”并非西红柿，例如朱伟(2005) [ 3 ] 、张平真(2006) [ 4 ] 、刘玉霞(2007) [ 5 ] 。 地方志中出现的“番茄”是指一种茄子还是指西红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同治十年(1871)《上海县志》卷八《物产》： 蔬之属茄子：一名落苏，有紫、白二种。二月生苗，歧干紫花，花蒂结实，夏间摘作蔬，或醃或酱俱佳。一种色白而小。又有如柿者，谓之番茄。 果之属柿：邑产最佳，形扁而大，皮薄瓤甜。有全无核者，云须三次接枝。其未接者名油柿，小而多核。一种草本，实似柿，瓤子如茄，名番柿。 上述蔬之属的番茄和果之属的番柿出现在同一部书里，前者显然是茄子的一种，后者才是今天的西红柿。把番柿归在柿下只是一种变通，所以民国七年(1918)《上海县续志》卷八《物产·果之属》将“番柿”独立为一条：“已见前志果之属柿注，但实非柿类，故另列之。”笔者查阅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61) [ 23 ] 汇辑的上海10县20种志的物产资料，似乎在民国之前西红柿在上海地区尚未作为蔬菜进行种植(例如光绪七年(1881)《崇明县志》对“番柿”的描述是“非柿也，实不可食，红艳可玩”)，因此同治《上海县志》归在蔬之属的番茄一定不是西红柿。 2.4. 关于“小金瓜”和“喜报三元”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1848刊行)第二十一卷“小金瓜”条： 小金瓜，长沙圃中多植之。蔓生，叶似苦瓜而小，亦少花杈；秋结实如金瓜，累累成簇，如鸡心柿而更小，亦不正圆。《宁乡县志》作喜报三元，从俗也。或云番椒属，其青脆时以盐醋炒之可食。大抵以供几案，赏其红润，然不过三五日即腐。 梁家勉(2002) [ 13 ] 对《植物名实图考》所记载的“小金瓜”有如下评论： 番茄亦称西红柿，粤人有呼为金钱橘者，其栽培至近年始渐普遍。然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似已著录之，其第二十一卷“小金瓜”条下云……所称小金瓜，似即番茄，所摹图亦绝相类，与今之Angular fomafo殆无二。果尔，则百年前已有栽培之者矣。当时用途：据吴氏《图考》所述，则或供食用，或供观赏用。 根据《植物名实图考》的描述以及配图，小金瓜指西红柿大概没有问题，梁家勉(2002) [ 13 ] 的判断是可信的。需要强调的是，“小金瓜”大概只是西红柿一个特定品种的名称，其命名理据即其果与南瓜(一些地方称“金瓜”)形似。图1为《植物名实图考》的小金瓜图和现代西红柿(一品种)、南瓜的对比图。 关于小金瓜和喜报三元在地方志中的反映，根据刘玉霞(2007) [ 5 ] ，至少有如下资料：[乾隆十二年(1747)《长沙府志》卷之三十六《物产·瓜之属》最后一种为“小金瓜”，同属有“南瓜”、“金瓜”等。]乾隆四十六年(1781)《湘潭县志》亦提到“小金瓜”，与“金瓜”、“南瓜”同属。嘉庆二十一年(1816)《宁乡县志》：“喜报三元：椒属，形如金瓜，红鲜圆润，累累可爱。”归在花属。同治六年《宁乡县志》(1867)：“喜报三元：椒属，形如金瓜，红鲜圆润，累累可爱，一蒂三颗，故名。”仍归在花属。其中《宁乡县志》已经把喜报三元的命名理据说得很清楚，即“一蒂三颗”且“红鲜圆润”(象征吉祥)。 乾隆《长沙府志》和《湘潭县志》的小金瓜都没有性状描写，如果没有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的描写和配图，很难确定其所指。“长沙圃中多植之”绝非引种之初所能出现的景象，因此本文同意刘玉霞(2007) [ 5 ] 的说法，即这种西红柿是乾隆年间传入湖南的，乾隆《长沙府志》和《湘潭县志》所说的小金瓜就是《植物名实图考》所说的小金瓜。可以设想：最早引进湖南的西红柿大概就是这种形状像南瓜的品种，所以才出现了新的命名行为。引种这种植物主要还是为了观赏，但当时的湖南人已初步认识到了西红柿的食用价值，不过其吃法难免会令今人大跌眼镜：“青脆时以盐醋炒之”。至于湖南的小金瓜是传自两广地区，还是直接传自海外，目前尚无法确定。 图1. 小金瓜、西红柿和南瓜 2.5. 台湾的“番柿”和“柑仔蜜” 先看5种地方志资料： 1) 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府志》(据陈碧笙校注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卷之四《物产·果之属》：“柑仔密(形如柿，细如糖[橘]，初生青，熟红，味浓，内多细子。亦不堪充果品，可和橘[糖]煮作茶品)，番柿(形似柿，皮有毛，色略红，味酸涩，皆非佳品。俗呼毛柿)”[引按：“柑仔蜜”的描述中“橘”字和“糖”字排错了位置，系今人之误。] 2) 康熙五十九年(1720)《台湾县志·舆地志一·土产》(据台湾银行1961年排印本，台湾历史文献丛刊第103种)：“番柿：似柿而有毛，种自外国来，故名。俗呼为生毛柿。……柑仔蜜：形圆如弹。初生色绿，熟则红，蜜糖以充茶品。” 3) 乾隆二年(1737)《福建通志》卷十一《物产·台湾府·果之属》：“柑仔蜜，形如柿，细如橘，可和糖煮茶品。番柿，形似柿，皮有毛，俗呼为毛柿。西域种。” 4) 同治十年(1871)《淡水厅志》(陈培桂纂，据台湾大通书局排印本，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72种)卷十二《考二·物产考》：“柑仔蜜(细如橘，和糖煮作品茶)”。[引按：“品茶”应为“茶品”。] 5) 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通志·物产·草木类》(原未刊行，本文据台湾大通书局排印本上册84页，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一辑 [ 10 ] )：“柑子蜜(《淡水厅志》作柑仔蜜)，台产，形如公孙橘；初生色绿，熟则红(《诸罗县志》)。细如橘，和糖煮作茶品(《台湾府志》)。形如弹子差大(《凤山县志》)。” 台湾所说的毛柿即异色柿Diospyros philippensis (Desr.) Gurke，是柿科植物的一种，分布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亚洲热带各地，常作果树栽培，美洲热带亦有种植。台湾省恒春半岛、兰屿等地均产；生于灌丛中，有时成林。广州有栽培。除去皮毛后的果可食，但味不好(参看彭泽祥等1987 [ 24 ] 及图2 [ 25 ] )。 图2. 台湾毛柿标本(叶) 毛柿台湾本产，称为“番柿”应与引进种植的品种有关(即《福建通志》所谓的“西域种”)。既然“番柿”已用于指称柿子的一种，引进西红柿的时候自然就无法再称为“番柿”，结果是台湾把西红柿叫做“柑仔蜜”，其词源下文 4.3.4 再专门讨论。台湾的部分方言至今仍沿用这种说法，例如： 台南(闽南话)：甘仔蜜  (< ) (据张振兴1983 [ 26 ] )。 内埔四县腔(客家话)：柑仔蜜  (据张屏生2007 [ 27 ] )。 其中台南属于音位标音，实际发音为  (< ) ，即//在鼻化元音前应读[]。“仔”是俗写，本字为“囝”，读的是弱化音。如果望文生义，似乎可以说“柑仔蜜”的命名理据是“细如橘”(闽南话称橘子为“柑子”)、“蜜糖以充茶品”。 台湾“柑仔蜜”的说法也传到了闽南部分地区。乾隆二十八年(1763)《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果之属》：“甘子蜜，实如橘，味甘，干者合槟郎食之。”乾隆三十二年(1767)、嘉庆三年(1798)、民国十七年(1928)《同安县志》也记载了“甘子蜜”。以民国志卷十一《物产·果属》为例：“甘子蜜，实如橘，味甘，干者合槟郎食之，可治瘴气、口舌等疮。磨水擦甚效。” “柑仔蜜”的说法首先产生于台湾应无疑问。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府志》为第一部台湾府志，主纂蒋毓英为汉军籍，官志作奉天锦州人，李光地谓“实浙东诸暨人”(《台湾郡侯蒋公去思碑记》)，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泉州知府移任首任台湾知府，适值清政府通令全国纂修地方志，遂与凤山知县杨芳声、诸罗知县季麒光合修《台湾府志》，完成初稿(参看《台湾府志校注》陈碧笙前言)。倘若当时泉州府已有“柑仔蜜”，则《台湾府志》的“柑仔蜜”必然会有所说明。事实上直到乾隆二年(1737)的《福建通志》，“柑仔蜜”仍归在台湾府之下。 2.6.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西红柿 晚清和民国时期，西红柿的食用价值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同时也出现了多方位、多波次的引种行为。特别是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广设农事试验场，对番茄的引种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根据中国农业全书黑龙江卷编辑委员会(1999) [ 28 ] ，黑龙江1896年在哈尔滨香坊农事试验场试种西红柿，作为一种水果、蔬菜兼用作物很快在全省各地推广。北京农事试验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报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奏折中，也曾提到从俄罗斯引进“番茄”的情况，这是近代我国从官方渠道引入西红柿的正式记录(张平真2006 [ 4 ]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红柿作为一种蔬菜在中国得到推广种植是很晚的事情，仅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而且各地的情况还参差很大(前文2.2所引Stuart 1911 [ 14 ] 似可说明：直到20世纪初期，西红柿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仍未作为一种蔬菜得到广泛种植)。下面试以台湾省和福建省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 1) 台湾省。根据黄登忠等(1996) [ 29 ] ，台湾省是日殖时代才开始普遍种植西红柿的： 台湾栽培之品种，于民国前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五，日明治二十八年)由日本引进，民国前三年(西元一九〇九，日明治四十二年)起，各地试验场所开始试验及推广，民国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日大正七年)，番茄加工事业兴起，民国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日大正九年)，台湾番茄成为主要输出蔬菜之一，后由于世界第二次大战爆发而没落。光复后，番茄始渐恢复栽培，至民国五十五年并开始加工外销。番茄栽培品种变化甚大，旧有品种常被新品种所替代。 2) 福建省。根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 [ 30 ] ，番茄在福建省的普遍种植比台湾还要晚(所说的“民国初年由海外传入”系指新一轮的引种)： 民国初年由海外传入，早期均在农业院校场所栽培。30年代末40年代初，厦门、福州、漳州、泉州、长汀、永安、邵武等地均有少量栽培。新中国成立后，番茄需求量增加，栽培范围逐渐扩大。60年代初，漳州罐头厂在漳州郊区、云霄、漳浦、龙海、平和、长泰等地建立罐藏番茄基地生产番茄酱罐头出口。80年代后期，番茄栽培遍及全省，福州、厦门等地整年均有番茄上市。 从语言的角度看，现代汉语方言通行最广的指称tomato的三大词形(番茄、西红柿、洋柿)就产生于晚清时期。下面分三小节讨论。 2.6.1. 西红柿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首次明确用“西红柿”指tomato的是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该书“西红柿”一词总共出现了10例(《再述奇》1，《五述奇》1，《六述奇》2，《八述奇》6)，兹引两例： 合众人喜食西红柿，或生或煮，伴以油醋或以白糖（《再述奇》卷二，稿本） 舍利酸汤煮以西红柿，味颇酸。（《八述奇》卷十六，稿本） 张德彝为满族，祖籍盛京铁岭(今辽宁铁岭河西蔡牛乡张家庄)，一生八次出国，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依次辑成《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约二百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曾以《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之名影印出版。本文根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再述奇》反映的是同治七年(1868)张德彝作为翻译随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外交使团访问欧美时的见闻。 “西红柿”这一词形在地方志中的记录需要专门调查，本文只举一例。光绪十年(1884)《玉田县志》卷五《舆地志·市集物产附》本未列“西红柿”，但在《补订物产说》部分提到： 卉属芦、苇似宜合并，荻与芭蕉宜删，而增藤、蒲、葛、苔、蓼、莎、萍、荇、薜荔、茑萝、西红柿、癞葡萄、马兰、蝎草、落帚草。 其中西红柿指tomato大概没有问题。 “西红柿”应属共同语里的新说法，其造词理据为外国的红柿，跟“番柿”相比，核心语素并没有改变，只是将“番”换成“西”并增加一个表示颜色的语素。 2.6.2. 番茄 清郭柏苍(1815~1890)《闽产录异》(光绪丙戌刊，1886)卷二《蔬属·颇棱》： 近有市番芥蓝者，其花如白鸡冠。今处处通商，如番苋、番茄、番抹丽之类，只得以“番”称之，不必究其的名也。惟形同而性或异，则不可不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 [ 30 ] 认为，《闽产录异》所提到的“番茄”即西红柿，而且是“首次提到西洋蔬菜香(番)芥蓝(花椰菜)、番茄”。其实《闽产录异》并非首次出现“番茄”的文献。例如(均引自黄河清2010 [ 31 ] )： 当时园中多种番茄，因太阳之热甚大，将番茄之叶挂于桃树之身与枝，令遮蔽而阻太阳之热，明日观树上之虫尽行走散，树仍能茂盛。(《格致汇编·格物杂说》，1876) tomatoes，番茄。(邝其照《英语汇腋初集》第三章，1884) 根据《闽产录异》的说法，“番”类植物的出现是“处处通商”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的结果是1842年8月签订的《南京条约》，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可见，西红柿是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再一次被引进到中国。这次引进没有沿用原先的“番柿”之名，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词——番茄。 “番茄”的造词理据，从字面理解是外国的茄子。就中国人的一般认知，看见西红柿不是联想到柿子而是联想到茄子的，恐怕不多。朱伟(2005) [ 3 ] 曾指出西红柿义的“番茄”是晚清植物学家在接触西学后，按分类将西红柿归为茄科的结果。本文大体接受这种看法，认为西红柿义的“番茄”跟“番柿”、“洋柿”一类的叫法性质不同，它并非民间的自然生发，而是学人的知识创造。《格致汇编》是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期刊。“番茄”即便不是《格致汇编》首次使用，但它在传播“番茄”这一说法上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原本一直使用“西红柿”说法的张德彝，后来也接受了“番茄”的说法： 西红柿或番茄二万五千斤。（《八述奇》卷二，稿本） 此处记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十四日英国君主加冕之期依定例大宴贫民之事。文中“西红柿”和“番茄”同义并列，意思相当显豁。《航海述奇》一贯的用词是“西红柿”，此处兼用“番茄”，说明这一说法已经传到了京畿地区。 “番茄”这一词形在地方志中的记录需要专门调查，本文只举两例： 1) 民国十年(1921)《宝山县续志》卷六《物产·瓜之属》：“番茄，色红，形圆而小，不能食。” 2) 民国十九年(1930)《嘉定县续志》卷五《物产·蔬之属》：“番茄，一年生草本，茎高数尺，稍蔓延，叶为羽状复叶，深裂，茎叶密生黏毛，夏开花作淡黄色，实扁圆，而有浅纵沟，熟时为黄赤色。” 对比《宝山县续志》和《嘉定县续志》可知，上海地区食用西红柿是很晚的事情，到了1930年前后它才被归到蔬菜类里，而且品种也不再是“形圆而小”的那种，而是“实扁圆”、“有浅纵沟”，略似前文2.4讨论过的“小金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嘉定县续志》对番茄的描述已经属于科学的范畴。 现在我们来回答朱伟(2005) [ 3 ] 提出的问题：“西红柿”与“番茄”这两个名称谁先谁后？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西红柿”首次出现于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再述奇)》(1868)，而“番茄”则首次出现于《格致汇编》(1876)，相距还不到10年，因此可以说它们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新词，只不过地域不同，一个在京畿地区，一个在上海地区。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番茄”一词产生于上海地区，但仍属共同语的范畴，而非方言词。 2.6.3. 洋柿 前文2.2已提到，19世纪中期浙江即出现了“洋柿”的叫法，不过我们认为现代汉语方言里的“洋柿”并非19世纪中期浙江“洋柿”的扩散结果，而是源自清末北方从俄罗斯引种番茄时重新起的名，两者只是碰巧“撞车”了。根据LV022，今浙江省的84个方言点，说“番茄”的74个点，说“洋柿”的只有1个点(其他9个点：西红柿3、番茄～西红柿1、番薯茄1、洋辣椒2、番瓜2)，即浙江省的优势词形为“番茄”，而唯一一个说“洋柿”的方言点(松阳)还在浙南，在北方地区广泛分布的“洋柿”类说法当然不可能是源出于浙江。尽管目前我们还不清楚19世纪中期产生的“洋柿”是否曾经在浙江省内外有过明显的扩散，但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番茄”的说法大概很快就在浙江全省流行开来了。 前文已提到，哈尔滨香坊农事试验场1896年曾试种西红柿，并很快在省内推广。宣统二年(1910)《呼兰府志·物产略第十一》(民国四年[ 1915 ]铅印本)：“洋柿，草本，俄种也。实硕大，逾于晋产，枚重五六两，生青熟红，味微甜。”民国二十一年(1932)《(民国)黑龙江志稿》卷十四《物产志·植物(果属)》：“洋柿：俄罗斯种也。草本，实硕大，逾于晋产，枚重五六两，生青熟红，味微甜。《呼兰府志》”呼兰府即今哈尔滨市呼兰区。 清代华学澜的《辛丑日记》也提到了“洋柿”。《辛丑日记》(据商务印书馆本1936年排印本) 七月二十三日 ： 行馆右偏有隙地，野草闲花丛生，杂莳有果，一种似金灯而色碧，遣人持问巡捕，据云名为“洋柿”，亦曰“洋茄”，熟时则红，可以入馔。 华学澜(1860—1906)为天津人，《辛丑日记》起讫时间为1901年正月元旦日至 十二月初十日 。上引内容为华学澜赴贵州充乡试副考官时途经清平(今凯里市)下榻行馆后所见，说明华学澜本人还不认识西红柿，而巡捕所用的叫名是“洋柿”或“洋茄”，种在行馆当然是为了美化环境，但“可以入馔”也是非常明确的。《辛丑日记》有关西红柿的记载非常重要，它可以说明使用“洋柿”称谓的新一轮西红柿引种，其传播速度很快、传播范围很广，而且当时已经出现了“洋茄”的说法，大概是“洋柿”和“番茄”两种词形的合璧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洋柿”这种说法并没有在贵州扎根。图3是根据LV022绘制的贵州省西红柿称谓分布图。 LV022贵州省共设17个调查点，不包含凯里，本文根据王贵生(2007) [ 32 ] 、王贵生(2009) [ 33 ] 增补。从图可见，贵州省18个方言点西红柿的词形多达13种，而只见于1个方言点的词形就占了9种。13种词形中并不包含“洋柿”。因此我们怀疑《辛丑日记》所记载的贵州西红柿大概连名带物都是沿官道扩散而来的，仅种于行馆一类的公房闲地，并没有在民间普及。关于黔东南西红柿的叫法，王贵生(2007) [ 32 ] 、王贵生(2009) [ 33 ] 较LV022的刻画要更加细致，而且从文化互动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分析，本文转引如下(据王贵生2009 [ 33 ]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特配黔东南示意图一幅(图4))： 有关地区以及不同文化差异的影响无处不在，对各类物品如食品的叫法，有特色的如“西红柿”：黎、榕、从一带，一般以叫“海茄”为主，稍远的县如天柱话叫“酸海茄”，锦屏话又叫“洋辣子”等。以黔东南的中部为界，大概从雷山、台江、剑河一线开始，方言中“西红柿”的叫法开始发生变化，就在雷山、台江、剑河一线靠近南部的一些地区，方言中慢慢出现了“海茄果”等变化，而与以北地区多叫“毛辣果”形成明显对比。“海茄果”这类称谓明显是对南北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即对南部归入“茄”类和北部归入“果”类两种类型的综合，属于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出现的文化互补和嫁接。在黔东南以北的大片地区，除“毛辣果”的叫法比较多用外，各个地区又还有多种各具特色的叫法，例如凯里等县又叫“麻辣果”、“毛辣茄”等；施秉方言又叫“金茄子”；镇远话又叫“米辣子”、“米辣果”等；岑巩方言又叫“酱辣子、“洋辣子”、“海茄子”等。(引按：据王贵生(2007) [ 32 ] ，黔东南还有说“毛辣角、麻辣茄”的。) 图3. 贵州省西红柿称谓分布图 图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