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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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工吹填土的成分构成和性质 海积软土或人工吹填土具有高含水率、高压缩性的物理力学性质，此外，根据所含成分大都有机质和黏粒含量较高。彭涛 [ 1 ] 等从吹填淤泥的沉积特征、物质组成、孔隙特征、微观结构、渗透特征、固结特征及物理力学性质等方面对吹填淤泥的工程地质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刘莹 [ 2 ] 等研究了连云港和青岛两个地区吹填土在成分特征、物理化学性质和基本物理性质方面的差别，分析得出产生差别的原因是吹填环境中泥砂来源以及吹填时的水力条件。杨爱武 [ 3 ] 等研究了天津滨海新区吹填泥浆静水沉降过程中泥水分界面、含水量、孔隙比变化及其沉积后的相关特性，以及其微观结构特征。宿晓萍 [ 4 ] 等研究了渤海湾地区四个区域吹填土的粒度成分、矿物成分和物理化学性质。宋晶 [ 5 ] 等对天津滨海新区吹填泥浆静水沉降过程中泥水分界面、含水量、孔隙比变化及其沉积后的相关特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其微观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甘宏彬 [ 6 ] 等研究了含砂量对于人工吹填土抗液化强度的影响，给出了不同含砂量下吹填土Finn孔压模型参数。张艳羡 [ 7 ] 等研究了黄河三角洲饱和粉质土液化性能，给出了重塑黄河三角洲饱和粉质土的动孔压计算模型及相关参数取值。 综合分析，人工吹填土的性质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1) 人工吹填土的厚度和形成时间；2) 人工吹填土土体的颗粒组成；3) 人工吹填土的矿物成分；4) 人工吹填土的化学成分。 人工吹填土的厚度决定了土体自重和地基处理采用的方法。人工吹填土的形成时间对土体的固结程度影响较大。 《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50145-2007)根据粒径范围将土的粒组分为十级。室内颗分试验表明，人工吹填土的粒组主要为砂粒、粉粒和黏粒，并根据不均匀系数和曲率系数判定土颗粒级配特征。黏粒含量是地基液化判别的重要因素之一，土颗粒级配特征对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有较大影响。 由于，目前的液化判别方法主要适用于石英质砂土和粉土，因此，人工吹填土中原生矿物石英、云母及其他暗色矿物含量对于液化判别有较大影响。而次生矿物中黏土矿物，特别是伊利石亲水性强、压缩性高，透水性差、抗剪强度低，其含量多少将影响到人工吹填土的力学性质。 土体的易溶盐含量将影响到土体结构的胶结作用，进而影响土体的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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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液化判别方法 目前，采用较多的液化判别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验分析法，这是以历次地震实地发生现场的砂土液化调查资料为依据建立的液化判别方法，如国标采用的标准贯入试验法。另一类是试验分析法，这是以砂土液化试验和土体地震反应分析结果为依据建立的液化判别方法，如国际上采用较多的Seed简化法。 张继红 [ 8 ] 等根据上海地区11项工程中的取土试验和双桥静力触探测试数据，研究了上海地区薄层黏性土(或黏质粉土)夹层对液化判别的影响，提出了完全依据双桥静力触探试验的地基液化判别方法。戴洪军 [ 9 ] 等根据标准贯入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和便携式动力触探试验的测试数据，采用了标准贯入试验法、静力触探试验法、Robertson法、Lepetit法等多种计算方法进行了砂土的液化判别。丁树云 [ 10 ] 等有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构造了粉土液化的模糊识别模式，预测粉土的液化势。蔡国军 [ 11 ] 等利用静探触探(CPT)和孔压静力触探(CPTU)测试数据，采用我国规范判别法和Seed简化法进行了液化判别分析，并进行了对比验算。张塬 [ 12 ] 等对目前现有的砂土液化判别方法进行了评述和分析，指出了现有液化判别方法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我国规范中的液化判别方法属于经验分析法，在地震发生后出现喷水、冒砂的液化场地进行原位测试和试验，对比分析试验数据，采用概率方法进行液化判别。这种方法给出了判别条件和边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目前，液化判别采用的原位测试数据主要是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和静力触探得到的比贯入阻力和锥尖阻力。 其中，《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2016年版) [ 13 ] 采用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进行液化判别(以下简称“国标抗震规范法”)，具体公式如下： N c r = N 0 β [ ln ( 0.6 d s + 1.5 ) − 0.1 d w ] 3 / ρ c N cr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N 0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 d s —饱和土标准贯入点深度； d w —地下水位； р c —黏粒含量百分率； β—调整系数。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2009年版) [ 14 ] 根据唐山地震不同烈度区的试验资料，采用静力触探中的比贯入阻力和锥尖阻力，对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进行液化判别(以下简称“国标勘察规范法”)，具体公式如下： p scr = p s 0 ·α w ·α u ·α p ； q ccr = q c 0 ·α w ·α u ·α p ； α w = 1 − 0.065(d w − 2)； α u = 1 − 0.05(d u − 2)； p scr 、q ccr —分别为饱和土静力触探液化比贯入阻力临界值及锥尖阻力临界值； p s 0 、q c 0 r —分别为饱和土静力触探液化比贯入阻力基准值及锥尖阻力基准值； a w —地下水位埋深修正系数； a u —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修正系数； d w —地下水位深度； d u —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 a p —与静力触探摩阻比有关的土性修正系数。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 08-73-2012) [ 15 ]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 08-9-2013) [ 16 ] 根据上海地区地貌特点以及场地类别(大部地区属于国标抗震规范所划分的Ⅳ类场地)，分别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和静力触探测试数据进行液化判别。其中，采用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进行液化判别时的公式与国标抗震规范法一致。采用静力触探测试数据进行液化判别时(以下简称“上海勘察规范法”)，具体公式如下： p s c r = p s 0 [ 1 − 0.06 d s + ( d s − d w ) a + b ( d s − d w ) ] 3 ρ c       q c c r = q c 0 [ 1 − 0.06 d s + ( d s − d w ) a + b ( d s − d w ) ] 3 ρ c p scr 、q ccr —分别为饱和土静力触探液化比贯入阻力临界值及锥尖阻力临界值； p s 0 、q c 0 —分别为饱和土静力触探液化比贯入阻力基准值及锥尖阻力基准值； d s —静力触探试验点深度； d w —地下水位深度； р c —黏粒含量百分率； a、b—系数。 对比三种液化判别方法，可以发现： 1) 三种液化判别方法均考虑了地下水位和土体黏粒含量的影响，但采用静力触探测试数据的两种方法在黏粒含量方面关注点不同，国标勘察规范法采用修正系数，对石英质砂土的液化判别准确度较高，而上海勘察规范法采用的是实测黏粒含量，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2) 国标勘察规范法中的静力触探比贯入阻力及锥尖阻力标准值是根据工程场地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确定的；而上海勘察规范法的比贯入及锥尖阻力标准值和系数是根据上海地区试验统计结果综合确定的，更加适合上海地区工程使用。 3) 地基液化等级中液化指数均采用国标抗震规范法计算得出，具体公式如下： I l e = ∑ i = 1 n ( 1 − N i N c r i ) d i W i       I l e = ∑ i = 1 n ( 1 − p s i p s c r i ) d i W i       I l e = ∑ i = 1 n ( 1 − q c i q c c r i ) d i W i I le —液化指数； n—判别深度范围内每一个钻孔标准贯入或静力触探试验点的总数； N i 、N cri —分别为i点标准贯入锤击数的实测值和临界值； p si 、p cri —分别为i点静探触探比贯入阻力的实测值和临界值； qc i 、q ccri —分别为i点静探触探锥尖阻力的实测值和临界值； d i —i点所代表的土层厚度； W i —i地层单位厚度的层位影响权函数值。 4) 国标勘察规范法的液化指数计算精度为0.1 m (静力触探测试数据采样精度)，国标抗震规范法计算精度为1.0~1.5 m (标准贯入试验点的竖向间距为1.0~1.5 m，通常采用1.0 m)，上海勘察规范法的液化指数计算精度为1.0 m (实测比贯入阻力或实测锥尖阻力可按静力触探测试孔中每米厚度的平均值采用)。 人工吹填土场地需要先行开展大面积的地基处理，以初步加固土体、消除主要地基土层液化，再根据建筑设计条件，采用适合地基基础方案。因此，地方经验欠缺的地区，应先根据国标抗震规范法初步判别地基液化程度，再结合静力触探成果采用国标勘察规范法或当地经验方法，细化不同地基土层的液化程度，查明主要液化土层，提出有针对性的地基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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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针对液化土层的地基处理 根据工程场地地基土的性质，大面积地基处理方法采用强夯+地下水控制方法，以消除人工吹填土①层、粉土–粉质黏土②层和粉砂③层等主要液化土层的液化影响，并达到设计加固深度。 强夯点夯单击夯击能2000~3000 kN·m，满夯夯击能为800 kN·m。设计有效加固深度为6.0 m，采用静力触探和标准贯入试验实测消除液化土层深度平均为9.0 m，基本覆盖人工吹填土①层、粉土–粉质黏土②层和粉砂③层。 地基处理后，地基土体力学指标有明显提升，载荷试验得到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均不小于140 kPa，标准贯入锤击数也有明显提高，达到10~35击，平均18击，场地平地等效剪切波速值大于150 m/s，为III类场地。地基处理后，根据标准贯入试验和静力触探试验成果，采用国标抗震规范法和国标勘察规范法，除个别区域深部砂土、粉土层液化导致强夯处理后液化指数较大外，其余大部区域在消除人工吹填土液化后，液化指数明显减小，液化程度多为轻微液化。基本达到了大面积地基处理的目的。 后续可在此基础上，再次对拟建场地进行液化分区，在不同液化等级的区域内，针对不同设防类别的建筑物选用地基抗液化措施和地基基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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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分析了影响人工吹填土性质的四方面因素，分别是人工吹填土的厚度和形成时间；土体的颗粒组成；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 2) 分析了我国现行规范中，采用标准贯入试验或静力触探试验成果进行地基液化判别的三种方法间的区别和关注点，以及适用性。 3) 结合工程实例，分析了人工吹填土的物理力学性质，采用三种现行规范法对地基土进行了液化判别，对比分析了不同液化判别方法间的结果和液化指数的区别，得到了不同地基土层的液化指数占比，以及主要液化土层。 4) 拟建场地的大面积地基处理应主要针对人工吹填土层以及其他主要液化土层开展工作。地基处理后的检测结果证明，对于此类软弱地层，采用适合地基处理方法和地下水控制措施，在实现设计加固深度的同时，得到了较为理想的消除液化土层深度，地基土的液化指数大幅度减小，液化等级明显降低。这为后续的建筑抗震设计和地基基础方案选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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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中山大学男大学生群体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相关知识及HPV疫苗的认知现状，为进行HPV病毒相关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为预防性HPV疫苗在男性群体的推广接种提供参考资料。方法：以中山大学男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自行设计的问卷，于2019年7月~11月组织在校男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收回896份问卷，有效问卷874份，有效率97.54%。其中73.9% (646/874)的男大学生听说过HPV病毒，68.5% (599/874)的男大学生认为HPV在男性人群中感染不普遍，仅有26.0% (227/874)的男大学生关注HPV疫苗。结论：我们应该针对目前男大学生对HPV及其疫苗的认知现状情况，在学校积极开展针对男性的相关健康教育活动，让男大学生们了解男性与HPV的关系，为HPV所致疾病的预防控制及HPV疫苗向男性开展做好前期准备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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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病毒之一，是生殖器疣、阴茎癌和肛门癌发生的危险因素 [ 1 ] [ 2 ]。男性也可因HPV感染导致口咽癌、肛门癌或阴茎癌等 [ 3 ]。研究显示HPV在男性人群中具有较高的感染率，且多为隐性感染 [ 4 ]。HPV感染多数是亚临床型感染，导致男性成为HPV传染甚至播散至普通人群的重要载体 [ 5 ]。近年我国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呈上升趋势。陆卫群等的研究发现仅有9.5%的大学生对性健康知识知晓较多 [ 6 ]。性传播疾病应该关注两性的状况，男性感染后易通过性传播感染女性，因此男性在女性HPV感染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7 ]。男性大学生是性行为活跃群体，又是社会舆论对HPV认识中的意见领袖。而国内对HPV认知调查的调查对象多为女性，缺乏针对男性的调查。鉴于男性特别是男大学生在此领域的作用和地位，本课题通过对中山大学男大学生HPV相关知识及HPV疫苗的认知现状调查，以期对HPV疾病防控方案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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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中山大学自2019年7月~2019年11月在校男大学生。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中山大学在校男大学生，年龄 > 18岁，无精神障碍、聋哑，能阅读理解汉语并能流利交流，知情同意参加研究。排除标准：调查对象强烈拒绝接受调查。根据2017年全国在校大学生调查，结合样本无效率，最终确定样本量为874例。本研究经中山大学批准进行，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2.2. 调查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为自行设计的男大学生HPV认知及接种意愿调查问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广州男大学生群体对HPV疫苗的认知及接种意愿调查表》。参照国内同类研究资料 [ 8 ] [ 9 ] 编制此次的一般资料及《广州男大学生群体对HPV疫苗的认知及接种意愿调查表》，调查问卷包括三个维度为对HPV致病性认知、对HPV疫苗的认识和对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便利抽取125例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调查对象进行预实验，对问卷进行修改和调整。预调查结果显示问卷的内容效度CVI为0.76，说明此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可用于此次调查。 2.3. 资料收集方法 对5名课题参与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如何进行资料的发放和收集，在学校自习室随机选择男大学生并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的目的，并告知调查结果仅做科研研究，被调查者单独填写问卷，如有疑问当场解释，当场回收，检查问卷的有效性和完整性。此次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896份，回收率99.5%，有效问卷874份，有效率97.54%。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一般资料、对HPV致病性认知及对HPV疫苗的认识等采用频数、构成比、百分率(%)进行统计描述。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描述对HPV致病性认知和对HPV疫苗的认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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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HPV感染是全世界常见的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TD)之一，与生殖系统健康密切相关，在全球STD中HPV感染占15%~20%，成人中有80%在45岁以前曾感染过至少一种HPV [ 11 ]，全球每年约63万(4.5%)的新发癌症病例与HPV有关。男性也会感染HPV，但因生理结构的特点不易表现出致病状态 [ 12 ]。在双性恋男性中，HP-Virus感染率为15%；在同性恋男性中，HP-Virus感染率高达60%~95% [ 13 ]。在中国25~50岁男性HPV感染发生率高，且持续时间长(51~65岁) [ 14 ]。HPV在男性中主要以亚临床感染为主，人群中存在大量的无症状病毒携带者，男性成为HPV病毒的重要载体，是女性感染的重要传染源 [ 15 ]。影响男性感染HPV的危险因素有许多 [ 16 ]，包括乱交/性伴侣的数量、初次性生活时间、避孕套的使用以及吸烟，疫苗的使用及卫生健康知识教育程度等。而男大学生对HPV的相关知识了解率不容乐观。本调查显示，有73.9%的男大学生听说过HPV，但男大学生对HPV的知晓率仅为40.1%。男性对HPV相关知识的认识的提高，不仅对女性HPV防治有重要作用，更对指导男性HPV预防免疫和对男性HPV感染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显示，男大学生对HPV疫苗的总体知晓率为71.1%，高于此前曾晓敏 [ 9 ] 的结果，原因可能是由于近年关于HPV疫苗的相关讲座及健康宣教较以前增加。此结果也高于李亚飞 [ 17 ] 的调查结果，可能是由于本科学校的男性大学生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影响对HPV相关知识的认知 [ 18 ]。在调查中发现，男大学生对HPV疫苗知晓率较高，但对于HPV疫苗关注率低于广州平均水平 [ 19 ]。所以，男大学生对HPV疫苗有一定了解但并不全面，说明男大学生平时很少关注HPV疫苗相关知识，也未能积极参加HPV相关知识讲座。 在调查中发现，只有53.4%的男大学生愿意接种HPV疫苗，意愿远远低于女大学生 [ 8 ] 接种意愿(90.5%)。原因可能是由于男大学生对HPV的了解不够，男大学生对于男性自身感染HPV可能导致的疾病，如口腔癌(43%)及肛门癌(50.9%)的了解程度远低于宫颈癌(80%)。虽然有80.4%的男大学生认为男性可以感染HPV，但有68.5%的男大学生认为感染HPV在男性群体中并不常见。男大学生对感染的普遍性的认知(31.5%)远低于现实男性HPV感染的普遍性 [ 4 ] [ 19 ]。说明男大学生对男性感染HPV的相关知识并不了解。有研究表明在性活跃人群中75%可感染HPV，接种HPV疫苗能降低生殖道HPV感染 [ 8 ]。性行为是HPV感染的直接因素，鼓励男大学生接种HPV疫苗，不仅可以保护男性，也可以通过机体免疫保护女性群体。 研究相关性显示，对HPV可导致的疾病了解越多的男大学生对HPV疫苗的关注度越高，而认为HPV所致疾病可通过药物治愈的男大学生对HPV疫苗关注度较低(P > 0.1)。此外认为HPV能导致性传播疾病的男大学生却认为尚无初次性生活行为者不需要接种，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对HPV的传播方式及HPV疫苗的预防性了解不多，认为没有性生活不需要担心HPV的感染。同时男大学生对适合接种HPV疫苗的机构及了解途径更倾向于公立机构，如疾病防控中心(89.6%)、公立综合性医院(82%)。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媒体对HPV相关知识及其疫苗的正确宣传，有必要在公立医院中进行男性健康教育，特别是在各大高校中应充分利用医学教育资源，对在校男大学生进行HPV相关知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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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应加强男大学生关于HPV疾病及HPV疫苗相关知识的全面、系统宣教，健康教育的重点可放在关于男性感染HPV的相关疾病及男性接种HPV疫苗对自身及家人的保护作用、及HPV疫苗接种相关知识背景等方面，可一定程度上对HPV疾病的防控和HPV疫苗的接种推广起积极作用，同时为HPV疫苗在男性群体的推广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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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农村发展项目2011年由深圳社工站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机构开展的，联合四川海惠助贫中心和喀什市畜牧局、深圳对口支援新疆前方指挥部三方合作，以经济增收和社区综合可持续发展性质的项目。项目模式引用国际小母牛项目模式，原项目名称为小母牛项目，后因地制宜在喀什市为农户更好理解项目内容而改称为小母羊项目。项目点包括喀什市周边7个乡镇，喀什农村社区农村发展项目以促进农户增收为目标，以助人自助、“传递”为基本核心，由专业社工参与贫困村，推动农村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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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喀什农村发展项目的实施背景 农村发展项目，又称小母羊项目。是四川海惠助贫中心引进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英文Heifer Project International，缩写为HPI)助贫模式。基本理念基于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显著的扶贫特色是在欠发达地区扶持小规模农户发展畜牧养殖业，推动受助农民传递礼品(所得牲畜的后代或贷款以及养殖技术和经验)，关心和帮助其他农民，从而扩大项目扶持面 [ 1 ]。 喀什市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是以生计为切入点，运用国际小母牛组织“以价值为基础的社区综合发展”模式来促进农户家庭的经济增收和农户自我发展的能力。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喀什市、莎车县均有项目实施点，唯有喀什市项目与喀什深喀社工站联合开展项目。 2010年深圳市响应国家号召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社会工作作为深圳社会组织的“特色品牌”喀什市，2011年3月，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社会工作站(下文简称：深喀社工站)正式成立。成为南疆地区第一家由政府主导、民间自主运营的，针对残疾人、特困家庭、流浪儿童、老人、农村社区发展、本土社工人才培养等领域进行调研而开展项目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在6年之余的发展过程中，在喀什市孵化7家社工机构与其他类社会组织机构，培养本土社工人才100余人。 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自2011年实施至今，覆盖7个乡、10个村，直接受益人群为1560户项目农户家庭(常规服务对象)，共培养37个社区骨干，32个互助小组。受益内容为项目的礼品赠送及相关技术支持，弱势群体的福利增进，农户的能力得到提升、社区融合度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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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点贫困现状 喀什市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位于新疆西南缘，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是新疆南疆四地州连片贫困主战场之一。喀什市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全市总人口数70余万，其中农民人口数20.07万人，境内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汉、塔吉克、柯尔克孜等二十多种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数占比80.5%。喀什是古老的交通要塞，连接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汇，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驿站，也是东西方社会文化经济的重要交汇与传播点。许多古老的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了独特的个性和文化，自然、经济、社会交往等发面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决定了喀什市贫困状况的特殊性。从而沉淀出现在与众不同的人文风情。 喀什市建档立卡贫困户18，762户、82，555人。2014年自治区和地区新确定贫困村66个，经过近几年的党和国家的重点扶持、援疆兄弟县市的帮扶下，喀什市目前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喀什市是全疆22个深度贫困县市之一，有3个深度贫困乡，占乡镇总数的27.3%，有27个深度贫困村，占行政村总数的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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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方法 项目为有需要的农户提供启动资金(一期项目资金为5400元，二期项目资金提高到6500元)购买种羊，为农户进行繁殖养殖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发展优质绵羊的繁育和养殖，两年内种羊和阐扬下的羊羔归该农户所有，两年后得到帮助的农户将原始启动资金作为“礼品”传递给下一户需要帮助的农户。通过“礼品”传递，由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将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惠及更多的农户，同时在鼓励农户之间成立互助小组，发掘利用自身的资源，互帮互助。 以互助金为手段，通过社工引导和服务来推动农村社区项目互助组的建设和发展，提升农户自我管理、自主发展和互助扶持的能力；针对农村社区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题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关爱农村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活动并整合社会资源，增进其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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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 4.1. 项目服务内容 在项目参与过程中，了解到此项目在喀什市周边乡村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项目受益户带来的效益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方面，对项目受益户社会参与度、思想认知、以及受益家庭子女都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该项目操作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建立互助小组，形成互助组规划；第二阶段强化互助组，完善并实现项目目标和互助组规划；第三阶段影响带动社区综合可持续发展。而三大阶段又分为各小阶段，在小阶段目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者参与项目其中，充当组织者、引导者、协调者的角色。 4.2.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过程 1) 项目前期工作：寻找潜在社区与项目受益户 对于项目实施社区的选择，深喀社工站社工深入周边乡镇，主要以国家级贫困村为目标，通过对多个农村社区经济情况、贫困人口数、发展限制等众多因素中调查，选择发展需求较大适合项目内容实施的社区，与社区基层单位协调，了解该社区基本情况而定。项目前期，社工就项目内容及社区发展设计合理问卷，主要以社区居民的经济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为内容，对社区居民进行第一次走访入户调查，回收问卷并进行分析。经过对回收问卷分析及筛选，社工进行二次走访调查，主要观察受访户家庭经济情况、身体状况及其是否有养殖经验或家庭是否具有养殖环境等。满足前三条件的有发展意愿的非贫困户也可村委、邻居或自我推荐，通过会议形式投票选出受益户。 2) 制定服务计划方案 社工经过对项目实施村进行入户走访需求调查、问卷分析及项目实施村基本情况掌握，制定相关针对该村的项目实施计划，对服务实施场所、服务实施内容、各项服务中的服务对象群体、服务对象需求等多方位思考，对项目内容严格把关，制定一套适合该项目实施村的服务内容，并寻求督导意见。 4.3. 农村发展项目理念与牲畜养殖培训、牲畜购买 获得项目帮扶的受益户前期需参加项目理念培训，社工将对受益户开展项目目标、项目理念、项目周期、及项目实施内容的培训讲座，使受益户了解项目的意义。由喀什市畜牧局负责对项目受益户进行养殖生产培训，并用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提供资金帮助项目户牲畜购买和技术支持。项目主要进行的常规服务主要由项目社工负责，除常规走访入户外还包含个案服务、小组服务、社区活动等。 4.4. 子项目发展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聚焦培养受益户的自治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通过项目户的发展意愿衍生出适合本社区发展两个子项目分别为妇女合作社和社区新空间，主要针对农村妇女和青少年开展，通过整合资源为妇女提供缝纫机器，改善妇女工作条件，实现居家就业，改善青少年学习环境、开拓视野。社工通过链接资源为困境儿童提供助学资金、图书和文具；为农户及困境儿童整合TOMAS鞋，提高农户及青少年家庭福利，减轻困境家庭的经济压力；为农户链接羊肉销售渠道，提高家庭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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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总的来说，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小母羊项目)结合地方特色在实现贫困户家庭经济增收的同时，促进农户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网络的构建和农村社区的总和发展，实现了物质、精神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与新疆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结合的路径，丰富民族里去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理论与经验具有总结性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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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我国疆域辽阔，在西部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度变化明显，冻融循环现象普遍存在，而冻融作用会严重影响到裂隙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大大增加岩土工程的建设难度，而目前正在进行建设的川藏铁路部分区段正处于高寒区。因此，研究冻融作用对于裂隙岩体强度与稳定性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实际的工程应用价值。但是，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分析与室内试验方面，而基于数值模拟的计算分析仍鲜有报道。故本文依托FLAC 3D 有限差分软件，并基于应变软化本构模型，对历经不同冻融循环次数后的具有不同裂隙倾角的岩体进行了单轴抗压模拟试验，而后利用模拟试验过程中获得的数据信息，从应力-应变曲线、峰值应力、残余应力以及塑性区发展规律等多个角度对裂隙岩体在冻融荷载耦合作用下的损伤破坏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研究结果表明，冻融作用会明显降低裂隙岩体的强度，加速破坏进程，并且其影响力会随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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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逐渐加大，依次建设完成青藏公路、青藏铁路以及西气东送等多个重点项目，而举世瞩目的川藏铁路工程也被正式提上日程。在西部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地质地貌种类复杂多样，开发难度极大，面临包括地形高差、地震频发、山地自然灾害以及冻融作用等诸多地质问题。而其中，冻融作用是影响高寒地区工程设计与建设的关键因素，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冻融时的冻胀力，低温时岩石强度的变化以及融化后岩石的强度损失，是灾害产生的主要源头 [ 1 ] [ 2 ]。因此，研究岩石在冻融循环作用下损伤破坏机制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冻融作用对岩石力学性质的影响早已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兴趣。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冻融环境中的岩体损伤破坏，是因为岩体受到天然缺陷的影响，冻融损伤的过程实际上是反复的冻胀荷载作用引起的 [ 3 ] [ 4 ] [ 5 ]。因此在现阶段，有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岩石损伤的识别和鉴定，以及通过对比岩体试验前后的物理力学指标变化，对岩体的损伤状况作出评价。在岩体冻融损伤的识别方面，贾海梁等 [ 6 ] 基于SEM技术，观测了冻融环境下砂岩孔隙环境，据此对岩石微观损伤定量分析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任建喜等 [ 7 ] 基于CT扫描技术，利用自制的三轴CT加载系统，获得了冻结裂隙岩石在加卸荷过程中的CT图像，并分析了其演化结果；李杰林等 [ 8 ] 选取寒区花岗岩为试样，利用核磁共振技术，得到了岩样在不同循环次数后的内部微观结构图像；Park等 [ 9 ] 以闪长岩，玄武岩和凝灰岩作为样本，在实验室模拟冻融环境，并根据CT图像和SEM图片，研究了岩石的内部微观变化。在试验测试及理论方面，贾海梁等 [ 10 ] 通过试验对砂岩的孔隙率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冻融作用下的损伤模型；Gao等 [ 11 ] 从耗能的角度研究了砂岩在荷载作用下的破坏机理，并基于此建立了岩石冻融演化模型；Nicholson等 [ 12 ] 对10种沉积岩进行冻融试验，并提出了4种岩石劣化模型。 数值模拟在近年来也被大量用来解决岩体裂隙扩展方面的问题，Bahaaddini等 [ 13 ] 采用PFC软件对平行多节理的岩体模型进行了模拟，总结出5种岩体破坏模式；李树忱等 [ 14 ] 基于弹性损伤力学，利用FLAC 3D 软件对深部岩体的破裂演化过程进行了模拟分析；汪子华等 [ 15 ] 利用FLAC 3D 研究了节理条数和倾角对节理岩体力学特性的影响；申艳军等 [ 16 ] 从理论角度推导出低温下裂隙岩体的冻胀演化解析式，并以Comsol-Multiphysics软件进行了验证。由上述内容不难发现，在试验和理论方面，对于冻融作用对岩石力学性质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而在数值模拟方面却报道不多。因此，本文将基于FLAC 3D 中的应力–应变软化模型，对单裂隙岩体在冻融荷载耦合作用下的损伤与破坏模式进行模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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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本构模型与基本参数的选取 2.1. 本构模型的选择 FLAC (Fast Lagrangain Analysis of Continua)是由Itasca公司开发的连续介质仿真计算软件，有二维和三维计算程序两个版本，其中三维计算程序FLAC 3D 相较于其他软件，采用“混合离散法”模拟塑性破坏和流动，精准度更高；以动态运动方程进行求解，使得模拟过程不存在数值上的障碍；利用显示差分法求解微分方程，便利对系统演化过程的跟踪。 在FLAC 3D 计算程序中，内置有12种岩土本构模型，在进行数值模拟的本构模型选择时，要根据工程材料的已知力学属性和本构模型的适用范围进行综合考虑。对于岩体裂隙扩展过程的模拟，多采用Mohr-Coulomb模型，其具有计算效率高且模拟效果较好的特点，但是该模型无法直接计算出塑性应变，即不能够模拟岩石达到峰值强度后的应变软化现象，并且无法获得岩石材料的残余强度。而FLAC 3D 提供的应力–应变软化模型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该模型实际上是Mohr-Coulomb模型的衍生，在弹性变形阶段两者的计算结果是相同的，而在达到屈服极限之后，应力–应变软化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出应变软化现象。所以，本文最终选用应变软化模型来进行数值模拟过程。 2.2. 基本参数的确定 在对于模拟试验，所需的参数包括密度ρ，体积模量K，剪切模量G，粘聚力c，内摩擦角φ，抗拉强度σ t 。在FLAC 3D 中，使用的变形参数为体积模量K和剪切模量G，这是因为K表征材料的抗体积变形能力，G表征材料的抗剪切变形能力，而通常提供的变形参数是杨氏模量E和泊松比 ，因此需要转化，转换关系如式(1)和式(2)所示： K = E 3 ( 1 − 2 ν ) #(1) G = E 2 ( 1 + ν ) #(2) 本试验采用的粗砂岩初始力学参数见表1。 对于冻融循环后弹性模量的变化，阎锡东等 [ 17 ] 根据Mori-Tanaka方法建立了相关的关系式： Table 1 Initial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coarse sandston 弹性模量(E/GPa) 泊松比 密度(ρ/kg∙m −3 ) 粘聚力(c/MPa) 内摩擦角(φ/˚) 抗拉强度( /MPa) 18 0.3 2500 21 45 1.2 表1. 粗砂岩初始力学参数 E ′ E = 1 1 + π α #(3) 其中 为冻融循环后的弹性模量，E为初始弹性模量，α为裂纹密度参数，表示为 ，a为裂隙半长度，N为单位面积上平均半长度为a的裂纹的数量。 由于试验采用应变软化模型，因此还需要确定岩石参数和峰后应变软化参量之间的关系，由张帆等 [ 18 ] 的研究可知，在应变软化过程中，粘聚力的值会随应变软化参量的增大而逐渐减小，而内摩擦角的大小几乎保持不变。则基于上述内容，同时参考田延哲等 [ 19 ] 实验室试验的数据和结果，可对各级次冻融循环后的数值模型参数进行计算拟定，共分为四种情况，冻融次数分别为0、30、60、90，对应各参数如下表2所示。 Table 2 Numerical model parameter 试验编号 冻融次数(次) 密度(ρ/kg∙m −3 ) 体积模量(K/GPa) 剪切模量(G/GPa) 粘聚力(c/MPa) 内摩擦角(φ/˚) 1 0 2500 15 6.9 21 45 2 30 2500 12.5 5.8 17.5 45 3 60 2500 9.2 4.2 16 45 4 90 2500 6.7 3.1 15 45 表2. 数值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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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FLAC 3D 的单轴压缩试验模拟 3.1. 试验方案与模型建立 为同时考虑在冻融环境下不同裂隙倾角对岩体强度和破坏特征的影响，数值模拟试验同时引入了冻融循环次数和裂隙倾角两个变量。取裂隙岩体的裂隙倾角分别为0˚、30˚、60˚、90˚，为了便于对比，还设置了一组完整模型试样。而后对应上述每种模型，分别考虑其在进行了0、30、60、90次冻融循环后的情况进行单轴压缩试验模拟，并记录相应的应力–应变曲线以及塑性区扩展分布图等。 数值模型采用CAD和ANSYS软件建立，根据岩石单轴压缩试验的尺寸比例要求，取模型的尺寸为50 mm × 50 mm × 100 mm。裂隙置于模型的中心位置，且为非贯通型裂隙，即从模型的一侧面起，垂直穿入模型20 mm，裂隙与模型侧面共面部分的长度同样设为20 mm，裂隙厚度为0.4 mm。如图1所示。 在CAD软件中按上述尺寸将模型几何绘制出后，将其导入到ANSYS软件中进行网格的划分。网格划分完毕后，完整岩体模型含134个节点，393个单元；裂隙倾角为0˚时岩体模型含10，334个节点，46，226个单元；裂隙倾角为30˚时岩体模型含11，268个节点，52，070个单元；裂隙倾角为60˚时岩体模型含11，940个节点，55，694个单元；裂隙倾角为90˚时岩体模型含11，596个节点，53，901个单元。图2为其中一种工况下岩体模型的网格划分的情况。 图1. 不同裂隙倾角模型(单位：mm) 图2. 网格划分 3.2. 边界条件与监测点的设定 把网格划分后的模型导入到FLAC 3D 软件中，并将模型各面进行分组，以便后续边界条件和外荷载的施加与设定。而后将模型的岩石部分定义为应变软化模型，并赋予相应的力学性质参数，至于裂隙部分，则设为空模型。最后，在模型顶面和底面施加荷载，侧面为自由面，采取的加载方式为轴向位移加载，大小为0.0001 mm/s，则后续内容中所提到的运算步实际指的是试验过程中的加载时间，即1步等于数值模拟试验中的1 s。以裂隙倾角为0˚时的模型为例，边界条件设定后的模型见图3。 图3. 边界条件设定后的模型 为了获得岩体模型的应力–应变曲线，故在模型顶部设监测点，分别为P 1 (25，25，100)，P 2 (0，0，100)。其中，在P 1 点处同时监测其z向位移和应力；在P 2 点处仅监测其z向应力。根据有限差分法的相关理论，可知顶面各点处的位移可以认为是相同的，故可用P 1 点处的位移来代表整个顶面的位移。至于应力，由于顶面各点处应力均不相同，故采用平均应力进行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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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分析 4.1. 不同冻融循环次数下裂隙岩体的损伤破坏特征 根据实验方案，在每种裂隙倾角条件下均分别进行了4组实验，但限于文章篇幅，在下述部分内容中仅列出了其中几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结果。为了分析结果更加全面，将从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峰值强度、残余强度以及塑性区分布等三个不同方面进行对比总结。 1) 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以完整模型和裂隙倾角为30˚时模型的模拟结果为例，将得到的各级冻融循环次数下的岩体应力–应变曲线综合绘制在同一坐标系下，并进行对比分析，相关图像如下图4、图5所示。 根据上述曲线，经过对比可知在历经不同冻融循环次数后，模拟结果中岩体的应力–应变曲线的形态是基本相同的，但可以明显看到峰值应力、残余应力以及弹性段的倾角都随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相应减小。 图4. 完整岩体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图5. 裂隙倾角为30˚时岩体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2) 峰值强度与残余强度 将每种工况下模拟所得到的岩体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提取出来，并以冻融循环次数为横轴，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竖轴分别绘制点线图，进行对比分析。如图6和图7所示。 根据上述曲线，经过对比可知，岩石的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都会随着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发生明显的下降。此外，经过计算可以得到，在历经30次、60次以及90次冻融循环后，对于完整岩石，其峰值强度损失率分别为16.46%，24.44%，32.85%，残余强度损失率分别为23.58%，28.08%，39.26%；对于0˚裂隙岩体，其峰值强度损失率分别为16.74%，24.44%，31.01%，残余强度损失率分别为24.50%，27.58%，34.75%；对于30˚裂隙岩体，其峰值强度损失率分别为17.08%，25.23%，31.45%，残余强度损失率分别为24.73%，27.52%，35.46%；对于0˚裂隙岩体，其峰值强度损失率分别为16.67%，24.24%，31.11%，残余强度损失率分别为26.79%，29.46%，37.06%；对于90˚裂隙岩体，其峰值强度损失率分别为16.64%，24.16%，29.90%，残余强度损失率分别为22.38%，27.86%，38.22%。 图6. 峰值强度与冻融循环次数关系图 图7. 残余强度与冻融循环次数关系图 对比分析上述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在各级冻融循环之后的损失率，可知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在前30次冻融循环后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在之后峰值强度的下降趋势渐于平缓，而残余强度在中间30次循环过程中几乎没有变化，再之后才又开始缓慢降低。 3) 塑性区扩展分布情况 通过分析塑性区的发展与分布情况可以更好的总结裂隙岩体在冻融荷载耦合作用下的破坏特征，由于试验组数较多，此处仅列出裂隙倾角为30˚的岩体在经过0次(即无冻融作用)和90次冻融循环后，加载过程中的塑性区的发展情况。如下图8和图9所示。 图8. 0次冻融循环后30˚裂隙岩体塑性区开展情况 图9. 90次冻融循环后30˚裂隙岩体塑性区开展情况 对比上述图片可知，冻融循环次数对于塑性区的发展规律不会造成影响。塑性区均是从裂隙的两个部端的上下两侧开始萌生，并分别沿着与水平面近似夹角为45˚与135˚的方向逐渐向外扩展，直至到达岩体侧壁，最终在岩体两侧形成以裂隙为中心的“W”型塑性区域，并造成岩体损伤破坏。不同的是，经历多次冻融后的裂隙岩体，其塑性区的发展速度有较为明显的提升，扩展范围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大。 由上述可见，尽管所采用的数值模型无法将岩体在冻融循环作用下所受到的各种力学效应考虑在内，但相应的模拟结果已经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冻融循环作用对于岩石损伤破坏所造成的影响，满足了对比分析的基本要求。 4.2. 不同裂隙倾角下岩体的冻融损伤破坏特征 同样基于控制变量的思想进行对比分析，与分析冻融循环次数对于岩体的损伤破坏特征所采取的角度一样，将从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峰值强度、残余强度以及塑性区分布等三个不同方面进行总结。 1) 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以进行了0次(即无冻融作用)与90次冻融循环后的模拟结果为例，将得到的不同裂隙倾角条件下的裂隙岩体应力–应变曲线综合绘制在同一坐标系下，并进行对比分析，相关图像如下图10和图11所示。 图10. 0次冻融循环后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图11. 90次冻融循环后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对比上述曲线可知，在同样的冻融循环次数条件下，各曲线的走势基本相同，但裂隙的存在会明显降低岩石的强度，0˚裂隙倾角和30˚裂隙倾角的曲线几近相同，且较早到达强度峰值；不同倾角下的裂隙岩体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随着加载的进行而趋于重合。 2) 峰值强度与残余强度 相关曲线与上文图6和图7相同，根据4.1相应部分对于峰值强度与残余强度的分析结果，可知不同裂隙倾角下，岩体强度的损失率十分接近；0˚裂隙倾角和30˚裂隙倾角对应的岩体峰值强度较小，随着裂隙角度的增加，峰值强度会有较为明显的回升。 3) 塑性区扩展分布情况 取历经90次冻融循环后的不同裂隙倾角岩体，在模拟加载了16，000步后的塑性区发展情况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如图12所示。 图12. 90次冻融循环后不同裂隙倾角岩体塑性区分布图 通过上图对比，可知裂隙倾角对于塑性区的扩展范围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随着裂隙角度的增大，塑性区的发展范围也随之增大，但塑性区基本上均呈对称分布的“W”型结构，证明不同裂隙倾角下岩体的损伤机理与破坏特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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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分别对不同裂隙倾角下和不同冻融循环次数下的单裂隙岩体冻融损伤破坏特征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相同裂隙倾角条件下，在历经不同冻融循环次数后，岩体的应力–应变曲线形态是相同的，但峰值应力、残余应力以及弹性段的倾角都随冻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相应减小。此外，岩体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在前30次冻融循环后下降明显，之后峰值强度下降趋势渐于平缓，而残余强度在中间30次循环过程中几乎没有变化，之后又开始缓慢降低。 2) 相同冻融循环次数下，不同裂隙倾角对岩体强度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0˚裂隙倾角和30˚裂隙倾角对应的岩体峰值强度较小，影响显著，但随着裂隙角度的增加，岩体峰值强度会有较为明显的回升。 3) 在冻融荷载耦合作用下，裂隙岩体的破坏特征与常规条件下的规律是一致的，但是冻融作用的存在会大大加速裂隙岩体的破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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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2019年12月以来，从武汉出现一系列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渐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新病毒暂时命名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2020年1月20日我国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进行管理。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019-nCoV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2020年2月11日，世卫组织正式将2019-nCoV引起的疾病命名为冠状病毒病(COVID-19)。就目前资料对COVID-19的流行病学及临床表现进行认识，同时对我国面对疫情的防控措施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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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hina CDC)从患者的咽拭子样本中鉴定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 1 ]，随后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为2019-nCoV [ 2 ] [ 3 ]。1月20日我国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进行管理 [ 4 ]。1月30日，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019-nCoV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2019-nCoV引发的疾病命名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2月21日也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修订为COVID-19 [ 5 ]。疫情发生的同时，我国各地纷纷响应国家一级响应的号令，全民参与抗疫战斗中。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务人员及科研人员积极加入抗疫队伍。通过科研人员对COVID-19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研究发现，传染数量的时空分布不局限于武汉和中国，并确认存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 6 ] [ 7 ]，人口流动是重要触发因素之一，中国健康委员会及国务院及时启动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 8 ]。为了帮助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更好地应对COVID-19，我们就现有文献及防疫措施进行相关阐述，为今后的研究及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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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COVID-19 冠状病毒是一种有包膜、阳性、单链RNA病毒，具有快速突变和重组的能力。它们被分为α冠状病毒和β冠状病毒，它们的基因来源主要存在于蝙蝠、啮齿动物、果子狸和人类等哺乳动物中，通常在动物之间传播，一旦变异和进化到能够感染人类，就会引起致命的疾病。例如，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 [ 9 ] [ 10 ]。COVID-19是一种新的人类感染的β冠状病毒属，沙贝病毒亚属的冠状病毒。颗粒成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60~140 nm。与MERS-CoV和SARS-CoV不同，COVID-19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家族的第七个成员 [ 11 ]。基因组至少编码四种主要结构蛋白：刺突蛋白(S)、膜蛋白(M)、包膜蛋白(E)、核衣壳蛋白(N)和其他辅助蛋白，S蛋白分为S1和S2两个功能单位。S1通过与宿主受体结合促进病毒感染。它包括两个结构域，N-末端结构域和C-末端RBD结构域，它们直接与宿主受体相互作用 [ 12 ] [ 13 ]。基因组全长为29，881 nt，多项基因研究发现，COVID-19与SARS-CoV同源性约79%和MERS-CoV约50%，与SARS冠状病毒S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为76.47% [ 2 ] [ 14 ] [ 15 ]，但具体来源尚不明确。从分子学方面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ACE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的表达明显上调，ACE2表达于I和II肺泡上皮细胞。其中，83%的II型肺泡细胞表达ACE2。男性肺泡细胞ACE2水平高于女性。与白人和非裔美国人相比，亚洲人的肺泡细胞中ACE2的表达水平更高。ACE2的上调可能介导细胞因子诱导的炎症反应。ACE2的高表达可以延长病毒的生命周期，促进病毒的复制，并介导病毒对宿主细胞的渗透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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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流行病学情况 我们使用了省级卫生当局传达的每日疫情报告，国家电视台和媒体报道了这些报告，截至2020年3月14日上午12点(北京时间)，全球共确诊病例约154，990例，国内累计确诊81，048例，累计死亡3204例，新增确诊20例，其中武汉4例，境外输入16例，累计境外输入111例；国外累计确诊73，942例，累计死亡2412例，新增9751例。随着我国的疫情的逐步控制，各省相继出现确诊清零，逐渐转为输入性病例，世界其他国家疫情不断蔓延，疫情的控制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有效的药物治疗和疫苗的研制也是迫不及待的事。 最早的疫情中心被认为是武汉华南市场，有人认为传染源可能是海鲜产品。然而报道的4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仅有27例曾接触过华南海产品市场，一个家系聚类群 [ 17 ]。通过病毒基因序列显示，COVID-19可能来源于蝙蝠或者蝙蝠是中间宿主 [ 15 ] [ 18 ] [ 19 ]。另有研究通过比较所有寄主于脊椎动物上的病毒的传染性模式，发现水貂病毒表现出与COVID-19更接近的传染性模式。结果表明，蝙蝠和水貂可能是COVID-19的两个候选宿主 [ 10 ]。也有发现与蛇有关 [ 20 ]。但目前具体的传染源仍不明确。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长钟南山院士提出存在人传人的现象，随后多项基因组序列研究发现 [ 9 ] [ 21 ] [ 22 ]，COVID-19存在家庭聚集性传播、人传人的现象，以及出现无症状传播的现象，有医务人员的感染。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提出，主要传播途径是接触传播和呼吸道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由于在粪便和尿中可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应注意粪便及尿对环境的污染造成气溶胶或接触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有临床资料分析中发现 [ 23 ]，性别比例偏向男性，年龄在15岁以下者极少，从30岁开始报告的COVID-19感染的可能性急剧增加。这可能受分析的数据量的限制或者社会因素及原有疾病及免疫力的影响。通过模型对COVID-19的传播性预测发现 [ 8 ]，R0 (基本繁殖数量)为2.68 (95%CRI 2.47~2.86)。可见其传播性极强，及时的采取卫生干预措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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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临床表现及症状 最新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显示，潜伏期为1~14天，多为3~7天，研究发现 [ 24 ] [ 25 ]，至少隔离14天是必要的，也可延长。最初的41例患者临床资料显示 [ 17 ]，常见症状是发烧、咳嗽和肌肉疼痛或疲劳；较不常见的症状是痰、头痛、咯血和腹泻。41例均为肺炎，胸部CT均有异常表现。41例患者中，有27例(65.9%)出现并发症，包括12例为ARDS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29.3%)，6例为RNA血症(14.6%)、5例为急性心脏损伤(12.2%)和4例为继发感染(9.8%)。其中13名(31.7%)患者住进ICU，6名(14.6%)死亡。4例(9.8%)患者需要有创机械通气，其中2例(4.9%)出现顽固性低氧血症，并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抢救治疗。所有患者都接受了经验性抗生素治疗，38名患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疗。41名患者中有28名已出院，6名患者死亡，其余尚在治疗中。另一项研究在对武汉金银潭99例住院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大多数为发热、咳嗽、呼吸急促、肌肉酸痛，少数神志不清、头痛、喉咙痛、流鼻涕、胸痛、腹泻和鼻涕 [ 26 ]。可见常见症状为发热、咳嗽、肌肉酸痛及乏力，严重者会出现呼吸气促，呼吸窘迫，脓毒症休克等严重症状，也有表现不典型病例，少数病人出现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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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防控策略 自从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声明，并宣布COVID-19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强调所有国家都应做好遏制工作的准备，包括积极监测，及早发现，隔离和病例管理，接触者追踪以及防止COVID-19感染继续蔓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并与世卫组织共享全部数据。委员会不建议根据现有资料限制任何旅行或贸易。各国必须按照《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向世卫组织通报已采取的旅行措施。告诫各国，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3条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剧污名或歧视。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44条，继续表现出团结与合作，在识别这种新病毒的来源，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全部潜力，为可能的病例输入做好准备以及研究开发必要的治疗方法方面相互支持。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支持，以使其能够响应这一事件，并促进获得诊断方法，潜在疫苗和治疗方法。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43条，缔约国实施了其他严重干扰国际交通的卫生措施(拒绝国际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运输工具，货物等的进出或出境，或延误超过必须在实施后的48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发送公共卫生的措施和理由，要求世卫组织与其他缔约国分享有关措施和收到的理由的信息。总干事可酌情在三个月或更早的时间内召集紧急委员会 [ 27 ] [ 28 ]。 而我国在2020年1月20日我国将COVID-19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进行管理。自此各地先后在国家一级响应的带动下，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个方面出发，采取了全方位的政府和社会总动员，形成了对疫情控制的政府、企业、社会应对网络进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于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起，重点疫区武汉封城，武汉开始建设急救专科医院，近6000名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被派往武汉 [ 29 ]。进行交通管制，关闭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学校、大型社交聚会被取消等限制措施，并进行公众和医务人员自我防护、消毒措施的公开培训及详细指南学习 [ 30 ] [ 31 ]，防控方案及时更新。在中央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局及全社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时代下，对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多项数学模型及数据集研究表明，多项数学模型及数据集研究表明 [ 32 ] [ 33 ] [ 34 ]，中国的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明智的，有效的。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2020年第4号)提出，中国全面禁止野生野味的市场交易和销售，提倡远离“野味”，健康饮食。 及时正确的卫生干预措施，是疫情控制的关键。但同时也不忘对复工复产经济发展和精神心理的关注，充分体现我国国情和国体。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热线援助措施。同时并印发关于“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 2020 ]5号)，加强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关注。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新增病例的减少，治愈病例的增加，国务院开始提出有序复工复产的通知，于2020年2月22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通知”(国发明电[ 2020 ]4号)。实行边境管制，可有效地降低输入性病例数量，降低暴发出现时的风险 [ 35 ]。在疫情面前，我国的卫生干预措施是及时的，有效地控住疫情的蔓延，做好了中国在世界中得担当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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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风险评估 2020年1月20日我国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进行管理。截至1月23日，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已将公共卫生应急级别提升至最高紧急状态(中国应急体系中四级严重级别中的一级，定义为“极其严重事件”)。为控制传播，开启全面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并有量性的成效 [ 36 ]。2020年1月30日，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研究通过结合三种不同的建模方法评估COVID-19在中国以外国家爆发的风险发现。这一风险取决于三个关键参数：中国未关闭地区的累计病例数量、中国与目的地国家之间的连通性，以及病毒在当地的传播潜力。降低疫情风险的最有益的控制措施是通过入境筛查或旅行限制进一步减少进口数量 [ 37 ]。可见这次疫情是严重的突发卫生事件，其风险仍处于不可控制的状态。只有各界人士，全国人民，全世界同胞共同努力，才能共渡难关。现在我国的疫情在良好及时的卫生干预措施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希望能够为全球其他国家控制疫情提供借鉴，但是治疗及疫苗方面还是需要突破，这是全球的问题，需要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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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正在迎来又一次新的发展时期，这些水电工程的地下厂房通常采用深埋的大型地下洞室群结构。洞室群大多处于高山峡谷等复杂的地质环境中，并且岩体介质性质特殊，使得分步开挖过程围岩稳定性问题突出。围岩稳定性研究有较多方法，其中数值模拟方法高效、方便、灵活，而基于快速拉格朗日分析的FLAC 3D数值计算是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的有效分析方法。本文将以西部某水电站地下厂房为工程背景，用FLAC 3D数值模拟方法来研究大型地下洞室群分步开挖稳定性，具体内容及结果如下：1) 拟定三种不同的开挖顺序，用FLAC 3D软件模拟、计算分步开挖过程；2) 分析计算结果，总结洞室围岩变形、应力分布及塑性区范围变化规律，给出开挖过程重点监测部位；3) 对比计算结果，评价不同开挖步序的合理性，得出最优开挖顺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