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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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安比”结构特征 5.1. 水平风速的不对称结构 几乎每个台风的结构都存在非对称结构，陈联寿等认为冷空气入侵、台风内部中小尺度强对流运动的发展、地形作用等均有可能导致台风的增强和维持，这些因素造成强对流发展一般都是不对称的。 在“安比”登陆初期(图6(a)，(d))，其北侧的东风无论是在风速还是风圈半径上都明显大于南侧的西风，东侧的南风也明显大于西侧的北风；随着“安比”向北移动(图6(b)，(e))，各个方向上的风力都有所减弱，但北侧、东侧风速较大的特征继续保持，这种水平风速的不对称结构与大风、降雨的分布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不对称分布，可能与台风东侧一直位于洋面上、西侧位于陆地上所造成的海陆差异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台风维持其强度。“安比”北移至中纬度地区时(图6(c)，(f))，受移近的西风槽影响，北侧的东风迅速减弱，其南侧的西风明显强于北侧的东风，大风速核也由低层抬升至500 hPa附近；而台风东侧的南风与槽前偏南分量的风叠加，得以维持，大风速核的高度也有所上升；台风环流依然为不对称结构，但表现为南侧、东侧较强，西侧、北侧减弱，这也表征着台风环流受到西风槽的影响，逐渐开始向温带气旋的变性。 图6. 纬向风和经向风沿台风中心的经向和纬向垂直剖面(单位：ms −1 ) 5.2. 涡度垂直结构及演变 涡度可以近似看成经向风和纬向风造成的涡度的和，由于台风“安比”经向风和纬向风的曲率很小，曲率涡度可忽略，在此主要考虑切变涡度的影响，“安比”东风强于西风、南风强于北风的水平风不对称分布恰恰都符合典型的气旋性切变，会产生正相对涡度的增加，正相对涡度的增加是台风强度增强、维持的动力机制之一。 在“安比”登陆(图7(a)，(d))、北上(图7(b)，(e))的过程中，这种水平风速的不对称分布维持了超过36小时，也在动力上为台风强度的维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台风中心区域从底层到高层一直保持显著的正涡度柱，柱内正涡度大值中心位于中低层。当“安比”逐渐接近西风槽时(图7(c))，伴随中层大风速核也有一个正涡度大值中心，说明西风槽前正涡度平流已经开始对台风环流产生影响，短时间的影响体现在台风环流以及伴随风雨的增强，但也表征着台风逐渐开始变性。 5.3. 散度垂直结构及演变 22日14时(图8(a))台风中心所在纬度正常以偏东风控制为主，水平辐合主要出现在700 hPa及以下，在500 hPa以上为水平辐散；23日14时(图8(b))，随着台风北移，高空以偏西风为主，中低层台风东侧的偏东风强于西侧，在台风东侧形成了顺时针方向的垂直环流，水平辐合的层次向上延伸至接近400 hPa，上升运动和对流层上层水平辐散的增强将导致对流层低层减压，对流层低层台风中心附近水平辐合维持；24日14时(图8(c))，台风中心位于北纬40˚附近，中层西风槽前辐合区接近台风环流，台风中层转为水平辐散，其东侧垂直环流在700 hPa以下维持，地面辐合得以维持并有所增强，表征着西风槽系统开始影响台风结构，造成短时风雨增强，也意味着台风逐渐开始变性。 图7. 纬向风(等值线，单位：ms −1 )和涡度(色斑，单位：10 −5 s−1)沿台风中心的经向垂直剖面，以及经向风(等值线，单位：ms −1 )和涡度(色斑，单位：10 −5 s −1 )沿台风中心的纬向垂直剖面 图8. 沿台风中心散度(色斑，单位：10 −5 s −1 )、纬向风和-ω的流场(ω扩大10倍，箭头、流线)的纬向垂直剖面 5.4. 冷空气对台风的影响 “安比”登录初期，尤其是影响天津之前(图9(a))，与西风带冷空气距离较远，台风中心整层为高能区和正涡度中心，南侧、北侧都为相对冷区。 24日(图9(b))，随着“安比”逐渐北上、西风槽逐渐东移，台风中心北侧有来自于西风槽前能量锋区的冷舌发展，伴随着西风槽前正涡度区移近台风环流；24日20时(图9(c))，台风与能量锋区进一步接近，台风正涡度区强度减弱，近地面有冷舌发展；25日凌晨(图9(d))，冷空气侵入台风环流，台风高、低层正涡度区分离，准正压结构转变为斜压非对称结构，由热力基本对称的热带气旋变性为非对称的温带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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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下垫面与台风环流相互作用 “安比”登陆北上过程中，所经之处地形以平原为主，地形平坦，摩擦比山地偏小，有利于台风低层环流中心结构的长时间维持，不易产生地形抬升、局地热力效应等加速对流发展的情形，同样也不易导致因对流旺盛发展，以至于能量快速释放、强度随之减弱的情形。“安比”登陆后，其环流中心一直未深入内陆，而其东侧环流一直位于洋面上，海表温度大多维持在28℃以上，热量、水汽充足。温暖的洋面不仅助力台风强度的维持，也作为水汽源为台风东侧、北侧的降水做出贡献。此外，在“安比”生命周期内，周围潜热通量一直为正(图10)，意味着下垫面一直有能量输入台风，有利于台风气旋性风场和正压结构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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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小结与讨论 台风“安比”登陆北上过程中强度长时间维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尺度环流背景来看，不断移近高空急流南侧、入口区右侧，使得高空辐散能够长时间维持；台湾以东热带低压和“安比”组成的低压带与稳定维持的块状副高之间的强位势高度梯度造成偏南急流和水汽通道的长时间维持；在台风接近变性时，西风槽移近，使得“安比”对流短时增强；弱环境垂直风切变也有利于环流结构的维持。“安比”本身具有水平风速不对称结构，有利于正切变涡度保持；低层辐合，高层辐散，有垂直环流维持；暖心正压结构在陆上保持时间较长，直到冷空气的侵入才逐渐变性。“安比”登陆后所经之地下垫面平坦，摩擦耗散较小；台风东侧环流一直位于海上，容易获得水汽和热量的持续支持；周围潜热通量一直为正值，下垫面不断将能量输入台风，助力台风强度保持。 图9. 沿台风中心涡度(色斑，单位：10 −5 s −1 )和假相当位温(等值线，单位：K)的经向垂直剖面 图10. “安比”周围潜热通量分布(星标为台风中心位置，单位：wm −2 ) 纵观台风“安比”整个登陆北上的历程，大尺度环流背景、台风本身的结构、下垫面条件都有利于台风强度的维持，而很多台风登陆之后，不能同时拥有这三方面的有利条件。例如在大尺度环流形势的影响下，很多登陆台风的路径是深入内陆的(如1814号摩羯等)，没有沿海而行，来自于洋面的直接水汽供应就会受到影响；也有台风本身环流在登陆后遇复杂地形(如1311号尤特等)，这些原因都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维持的时间。而台风“安比”能够同时具备这些有利条件，因此，能在登陆后维持其强度和环流长达六十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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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中枢神经退行性病变，目前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健康和社会经济问题之一，至今仍未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影响β淀粉样蛋白(Aβ)的沉积、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和神经炎症等AD典型病理特征。近几年兴起的微生物制剂和粪菌移植方法能够阻止AD相关的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发展。因此，本文就肠道菌群与AD的相关性研究展开综述，旨在寻找防治AD的新策略。 关键词 :肠道菌群，阿尔茨海默病，脑–肠轴，认知功能障碍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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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种中枢神经退行性病变，患者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记忆力逐渐衰退､行为异常及社交障碍等，直至痴呆 [ 1 ]。《2018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指出AD是人类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每3秒钟就将有1例痴呆患者产生。2018年全球约有5千万人患有AD，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52亿。据估计，2018年全球社会AD相关成本为1万亿美元，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万亿美元。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AD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健康和社会经济问题之一。 1.1. 病理特征 AD患者的病理解剖检查可见大脑半球皮质弥漫性萎缩，脑回皱缩，脑沟增宽，以颞、顶和前额叶最明显，颞叶特别是海马区萎缩。组织病理学典型改变是老年斑、神经原纤维缠结、胶质增生和神经元缺失 [ 2 ]。老年斑的中心是β淀粉样蛋白，周围缠绕着无数的蛋白和细胞碎片，老年斑形成的同时，伴随着广泛的进行性大脑突触的丢失，这与最早的临床表现即短时记忆障碍有关。神经元纤维缠结的主要组分是高度磷酸化的微管相关蛋白，即tau蛋白。高度磷酸化的tau蛋白丧失了对微管的稳定作用，可导致细胞骨架结构分解破坏。神经炎症即星型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大量增生最终导致神经元的缺失。 1.2. 发病机制 1.2.1. Aβ级联假说 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是由其前体蛋白(β-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经过剪辑加工后形成的，Aβ异常沉积对神经元的毒性作用在AD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AD患者脑中APP主要经过β-分泌酶途径剪辑降解形成不溶性多性斑块形成等。有报道显示，Aβ引起的细胞内钙超载被视为Aβ发挥神经毒性作用的一个共同通路，细胞内的钙持续升高，可最终造成细胞器受损，细胞功能减退，神经元出现凋亡 [ 3 ]。大量研究证实，Aβ尚可通过抑制胆碱能神经元乙酰胆碱合成､诱导神经元凋亡､引发氧化应激反应等途径促进AD的发生 [ 4 ]。 1.2.2. 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学说 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形成的神经细胞内神经原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 NFTs)是AD的另一主要病理特征。现有的研究证实，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和tau蛋白聚集的量与AD的病程进展和严重程度呈正相关。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促进微管组装的生物学活性，且蛋白水解酶的抗性增强，一是与微管分离，加速微管集聚，二是tau蛋白的自身集聚加速导致NFTs，产生神经毒性 [ 5 ]。Zhou等 [ 6 ] 发现，致病性Tau蛋白可通过其N末端结构域来结合突触囊泡，干扰突触囊泡的迁移和释放，降低神经递质的传递效率，损害神经元突触传递。 1.2.3. 神经炎症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人群中，AD的发病率明显低于普通人群 [ 7 ] ，提示AD的发病可能与神经炎症相关。小胶质细胞是脑内主要的炎症反应细胞，Weinreb [ 8 ] 等证明AD患者脑组织中胶质细胞异常活化，分泌多种炎症物质，导致下游一系列病理变化，最终引起神经元死亡，造成神经功能丧失和AD的发生。研究者在AD患者脑内的老年斑周围发现有大量小胶质细胞聚集，且斑块内也有小胶质细胞的浸润，Aβ作为构成老年斑的主要成分，可诱导小胶质细胞转为促炎的激活状态，产生大量的神经毒性因子和神经免疫炎症因子 [ 9 ]。 目前，临床用于治疗AD的药物主要是非竞争性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拮抗剂和胆碱酯酶抑制剂。但是药物治疗仍以改善临床症状为主，尚不能逆转或阻止病情进展 [ 10 ]。有关AD患者的神经营养性因子疗法、代谢增强剂、细胞膜调节剂、抗毒抗炎治疗、抗淀粉样蛋白、基因治疗与神经细胞移植等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均尚未取得良好疗效。关于AD的治疗方法有待人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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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肠道菌群 2.1. 肠道菌群组成 人体肠道内有1，000~1，150种，约100万亿细菌，是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总重量约为1.5 kg，相当人体肝脏的重量。人体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宏基因组学中，所包含的基因目约为人体自身基因数的100倍 [ 11 ]。在健康人体的胃肠道细菌中，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多于90%。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肠道菌群的结构也发生改变，改变的总趋势是双歧杆菌检出率下降，肠杆菌科细菌和肠球菌则增加。双歧杆菌和乳杆菌是人体肠道中最重要的两种益生菌，其数量和组成对维持健康肠道环境和提高免疫功能起着关键作用 [ 12 ]。Mitsuoka [ 13 ]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歧杆菌数量下降，而梭菌属､链球菌和肠杆菌科数量增加。B/E值(肠道菌群中双歧杆菌与肠杆菌数量之比)可反映肠道菌群的状况，是反映肠道定植抗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表示，少年组B/E值是老年组的57.5倍，可见双歧杆菌与年龄密切相关 [ 14 ]。 2.2. 肠道菌群的功能 肠道菌群有促进人体营养物质的吸收､合成维生素､促进免疫､系统发育､维护免疫系统正常功能等重要作用。定植于人体肠道的微生物能够分解人体不易消化的多糖､寡聚糖以及糖蛋白质等，生成短链脂肪酸为宿主提供能量以及为肠道菌群生长繁殖提供营养物质 [ 15 ]。肠道菌群能通过构建黏膜屏障，包括物理屏障和化学屏障，通过自身屏蔽和影响机体免疫系统，抵御外来病原微生物的入侵，维持肠道内环境的稳定和微生态平衡 [ 16 ]。 随着对肠道菌群和AD的相关性的研究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与中枢神经系统之间通过脑–肠轴相互影响，如图1所示。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通过影响营养有效性的饱足信号肽､影响肠道功能的内分泌物质和神经通路来控制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饱足信号肽是实现这种向下调控的关键分子中介，主要产生于胃肠道，但大多数同时也在大脑中合成 [ 17 ] ，如肽YY (PYY)在餐后通过血液运输到大脑，以发挥其对饱腹感的影响 [ 18 ]。中枢神经系统还可以通过皮质醇的HPA轴和自主神经系统(ANS)调节肠道运动､肠道上皮通透性和黏膜屏障完整性 [ 19 ] ，Santos等人也研究发现应激反应会引起上皮屏障缺损，并导致黏膜肥大细胞活化 [ 20 ]。 肠道菌群可通过神经(微生物组直接激活神经元)､内分泌(如ECC释放5-HT)､代谢(微生物群合成神经活性分子)和免疫(中枢神经系统浸润免疫)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神经通路是通过肠神经系统(ENS)和迷走传入神经(VAN)运作的，前者是掌管胃肠道功能的ANS的主要分支，后者负责将感觉信息从内脏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有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和肠神经元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如tlr-3，7(识别病毒RNA)和tlr-2，4(识别肽聚糖和脂多糖)分别由ENS在小鼠和人体内表达 [ 21 ] [ 22 ]。Kunze等观察到罗伊氏乳杆菌可通过抑制钙依赖钾通道增强初生大鼠结肠神经元的兴奋性 [ 23 ]。Chiu等研究表明，金黄色葡萄球菌激活感觉神经元可诱导痛觉传导 [ 24 ]。在内分泌通路中，肠道微生物群在HPA轴的发育和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对应激反应产生重要影响。Sudo对无菌小鼠的研究表明，出生后暴露于肠道微生物组会影响HPA轴的设定值 [ 25 ]。此外，血管活性肠肽(VIP)作为一种在肠道内合成的肽激素，在中枢神经系统炎症过程中也可介导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促进宿主的代谢，因此代谢途径也可影响CNS功能，色氨酸代谢的5-羟色胺能和犬尿氨酸通路的失调会影响痴呆､亨廷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中枢神经系统病理状态 [ 26 ]。而益生菌处理可以改变犬尿氨酸水平，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的病理 [ 19 ]。免疫通路则是微生物–内脏–中枢神经系统信号转导的独立机制。共生细菌是已知的形成宿主免疫系统的微生物，Berer等人研究发现它可以影响周围免疫细胞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自反应活性 [ 27 ]。 图1. 肠道菌群影响AD脑内病理改变的可能途径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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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肠道菌群与AD的相关性 3.1. AD中肠道菌群的变化 在2013年，FOX和他的同事 [ 29 ] 通过对192个国家的微生物环境和AD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对比，发现卫生条件差的国家，AD的发病率显著降低。在卫生条件好的国家，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更低，AD的发病率更高。Ziegler-Graham等 [ 30 ] 调查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和乡村地区，微生物多向性更丰富并且有更充足的机会接触微生物。然而，在发达国家和城市地区，由于良好的环境卫生状况，对比发展中国家和乡村地区，不仅微生物多样性低，且接触微生物的机会少。相比于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居住在发达国家的居民患AD的几率更高，并且居住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地区的居民，其80岁以上老人，AD的发病率比其他国家更高。杨璐 [ 31 ] 的实验结果显示，AD小鼠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小于WT组肠道微生物。 3.2. 相关机制 3.2.1. Aβ相关机制 肠道菌群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脑内Aβ蛋白的沉积。Pistollato等 [ 32 ] 通过体外研究发现，可溶性的大肠杆菌内毒素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 LPS)单体可加速Aβ单体聚合成不溶性的聚集体，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强化。另外，有些肠道菌群自身也会产生淀粉样蛋白或其降解物。例如，链霉菌属(Streptomyces)､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芽胞杆菌属(Bacillus)和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等分泌的淀粉样蛋白与Aβ42的结构以及免疫原性相似，其能与小胶质细胞表面TLR2受体结合，激活细胞释放炎性因子､促进炎性反应，通过小胶质细胞监测系统识别Aβ42肽及其错误折叠的聚集体，这种淀粉样蛋白错误折叠形成的Aβ寡聚体､纤维丝发生沉积可能导致AD的病理变化 [ 33 ]。而小神经胶质细胞无法处理这些有毒的促炎性内含物，被认为是氧化应激升高，异常免疫激活和慢性病的分子基础。此外，肠道菌群来源的淀粉样蛋白能够诱导促炎因子IL-17A和IL-22的释放，这两个促炎因子与AD直接相关，可能通过胃肠道和血脑屏障进入脑内，进一步引发免疫活动、活性氧的释放以及激活在神经退行性疾病起一定作用的TLR2/1、CD14和NFκB信号通路 [ 34 ]。Aβ通过肝脏清除，而IM紊乱可以通过影响肠道屏障､能量稳态等导致肝脏功能紊乱影响Aβ清除 [ 35 ]。 3.2.2. tau相关机制 肠道菌群影响tau蛋白磷酸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1) 氧化应激反应：肠道微生物(Intestinal microorganism， IM)中的生孢梭菌(clostridium sporogenes)能够利用色氨酸产生强抗氧化剂3-吲哚丙酸 [ 36 ] ，IM代谢产物如乳酸菌能显著提高血清中SOD､GSH-Px活性，提高机体抗氧化水平 [ 37 ] ，减轻氧化应激反应，减少tau蛋白的聚集。2) 炎症因子：通过尾静脉注射Pg菌液建立大鼠Pg外周感染模型实验发现，炎症反应所释放出的相关因子如白介素1a(IL-1a)､IL-1b､IL-6､IL-10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可以加速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 [ 38 ]。3) 还可能是细胞自噬的失调 [ 39 ] ，研究发现芍药苷可以通过减少磷酸化的GSK-3β，使异常磷酸化Tau蛋白含量下降，降低自噬相关蛋白LC3 II的表达，进而对冈田酸诱导的SH-SY5Y细胞中的自噬活动发挥明显的抑制作用 [ 40 ]。 3.2.3. 神经炎症相关机制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上皮层和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增加，革兰阴性细菌和LPS发生移位，一方面侵入肠道固有层和肠系膜淋巴结、激活免疫细胞，释放促炎因子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导致“肠源性炎症反应”，使肠道屏障和血脑屏障功能进一步受损；另一方面，大量LPS直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与小胶质细胞的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s)结合，激活免疫–炎症反应，释放促炎因子，产生神经炎症，进而导致AD的发生发展 [ 41 ]。研究表明，AD患者血浆中LPS的水平比健康对照组高3倍 [ 42 ]。无菌小鼠通过炎症清除外来病原体的反应减弱，同时脑内MG的成熟度降低 [ 43 ]。 3.3. 肠道菌群在AD中的应用 3.3.1. 微生物制剂 微生物制剂是在微生态学理论的指导下，调整生态失调保持生态平衡，提高宿主健康水平或增进健康状态的生理性活菌制品及其代谢产物以及促进生理菌群生长繁殖的物质，包括益生菌､益生元､合生素三种类型。实验研究显示，对认知功能损伤模型小鼠经胃灌注戊糖乳杆菌植物变种(L. pentosus var. plantarum) C29后，发现C29可明显改善小鼠的记忆功能障碍，提高脑内BDNF的表达水平并激活了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binding protein， CREB)的表达。此外，C29还能降低衰老标记P16､炎症标志物p-p65和p-foxo3a以及环氧合酶-2和可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 [ 44 ]。比如，离体实验显示，屎肠球菌和鼠李糖乳杆菌可以减少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的产生，并且在动物试验中补充屎肠球菌和鼠李糖乳杆菌，可以减少脑中氧化应激标记物并诱导抗氧化物酶的产生 [ 45 ]。Musa [ 46 ] 等研究显示，益生菌可以限制乙酰胆碱酯酶和氧化活动，从而可以减少LPS诱发的神经炎症和记忆力下降。在一项临床试验中显示，对于接受以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为基础的益生菌治疗的AD患者，其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的成绩得到了大幅提升 [ 47 ]。实验结果显示，经乳酸杆菌等益生菌发酵的牛奶产生的乙醇沉淀可以有效改善大鼠的APP代谢，减少Aβ的生成，且有效减轻注射东莨菪碱小鼠的记忆能力损害。Liang等 [ 48 ] 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瑞士乳杆菌(L. helveticus)NS8也可提高海马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表达，并对动物模型认知功能具有明显改善作用。 3.3.2. 粪菌移植 “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重建新的肠道菌群，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江春梅 [ 49 ] 等研究结果表明FMT能明显改善AD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可能通过调节AD小鼠肠道菌群，减少肠脑Aβ，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杨璐等 [ 31 ] 研究结果显示，正常肠道菌群的移植影响了AD小鼠原有肠道菌群的组成进而促使AD小鼠在行为学方面的认知功能得到改善；提高抗氧化损伤能力，减少炎性反应水平，促进神经元的发育､存活，以及减少神经元凋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AD病理特征，延缓了AD小鼠的衰老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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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微生物制剂及FMT能够防治AD，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其寿命。对于肠道菌群和AD的相关性有待人们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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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总结剖宫产围产期并发症管理的效果。方法：对2013年~2018年施行剖宫产后发生并发症36例的管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并发症治疗痊愈33例，好转3例；治愈率91.7%。产后母婴同室率100%，母乳喂养率97.2%。结论：剖宫产围产期并发症管理，可以减少产后并发症对产妇的影响，利于产妇身体尽快恢复。依据产妇不同病症，选用适合个体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剖宫产，围产期并发症，管理，分析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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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剖宫产作为临床终止妊娠的一种手段，在近年来由于手术病例明显增多，同时也增加了围产期并发症的发生。减少围产期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就成为临床医师关注的课题。近年来我们注重围产期的管理，大大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2013年~2018年在我院施行剖宫产的孕妇有438例，术后发生并发症36例，现将其临床资料、管理措施和疗效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为临床诊治围产期并发症提供参考依据，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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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2013年~2018年我院施行剖宫产孕妇共438例，术后发生并发症36例。 年龄分布：20~37岁，其中25岁以下6例，25~29岁16例，30~34岁11例，35岁以上3例。初产妇21例，经产妇15例；孕期36 + ~42周。单胎34例，双胎2例。并发症分类：术后感染致腹部切口延期愈合3例，产后尿潴留7例，产后出血7例，下肢静脉血栓形成2例，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差12例，妊娠期高血压3例，妊娠期糖尿病2例。 本研究方法向医院伦理管理委员会申请，经审核获得许可。 2.2. 管理措施 管理原则：根据产妇不同病症，选用适合个体的治疗方法。围产期进行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根据术前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相关干预措施，尽量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及变化，如非急诊孕妇，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需进行干预后达手术要求时方可安排手术。 2.2.1. 术后感染致腹部切口延期愈合 以抗感染为主，最好进行细菌培养，选择最好疗效的抗生素，可以避免抗生素联合应用和产生耐药性。围产期不需要用抗生素，除非产前已有感染或实验室检查血象提示有感染，一般抗生素应短期足量。有部分病例因腹壁脂肪液化 [ 1 ] 导致切口延期愈合，应从术时就预防，肥胖病人尽量避免使用电刀，缝合脂肪层时应全层缝合，对合良好，勿留死腔。已有脂肪液化时，需拆除部分缝线，排净渗液，放置庆大霉素盐水纱布条引流，保持外层纱布无菌干燥；待切口创面肉芽新鲜健康后再进行II期缝合，腹带加压包扎。 2.2.2. 产后尿潴留 产后尿潴留是围产期常见并发症，影响因素颇多。多数产妇由于外阴创伤，惧怕疼痛而不敢用力排尿，导致尿潴留发生。帮助产妇排除种种顾虑，循序善诱，鼓励她下床排尿。在下腹部膀胱处左右轻轻按摩就可排尿；还可用听流水声、热水治疗法、开塞露纳肛法等处理，可达到明显疗效。 2.2.3. 胃肠功能恢复差 胃肠功能恢复差的因素较多，一般需要48~72 h方可恢复正常。如超过72 h胃肠功能仍未恢复，可用传统的针灸、中药热敷、按摩等方法处理 [ 2 ] ，或用促进胃肠动力药物如多潘立酮、胃复安等；疼痛时指导产妇深呼吸放松，消除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或选择合适的止痛药。术后每2 h协助翻身一次，生命体征平稳后予低半卧位；根据病人情况指导床上循序渐进的四肢活动，术后尽早拔除尿管后协助下床活动。6小时后可饮用一些排气类汤萝卜汤，以增强肠蠕动，促进排气，减少腹胀，同时也可以补充体内的水分；肛门排气前忌进食，避免肠梗阻的发生。还应注意手术时，根据不同病人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和合适的麻醉方法。 2.2.4. 产后出血 妊娠期高血压史、胎盘粘连、前置胎盘、巨大儿、宫缩乏力是产后出血的主要因素 [ 3 ] ，而高龄产妇为多发人群。对因治疗是根本，去除病因，出血自然停止。如果出血量较多，或有休克发生，应迅速止血，补充血容量；按摩子宫底，刺激子宫收缩，使子宫壁血窦闭合。出血停止、休克纠正后，应安慰产妇安静休息，鼓励产妇进食，同时密切观察产妇的血压、脉搏、宫复情况和阴道流血量。应认真分辨产后出血与恶露，避免将出血当成恶露对待，延误抢救。 2.2.5. 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对于血栓的早期诊断、选择合适的微创手段、积极采用溶栓治疗及服用改善微循环的药物，是治疗的主要手段。应根据症状的轻重，选择适合个体的治疗方法；待症状缓解后，仍需治疗基础疾病，预防血管再狭窄或栓塞。适时下床活动，可以减少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应用低分子肝素钙和间歇性气囊加压治疗均可显著调控产妇体内凝血–纤溶系统平衡，改善血流变状态，有效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 4 ] 。 2.2.6. 妊娠期高血压和糖尿病 随着妊娠期的结束，病症就渐次消失；但应随时监测相关指标，特别是血压的监测，预防部分产妇出现产后子痫。 2.2.7. 新生儿并发症 新生儿并发症的处理按相关治疗原则管理，以确保婴儿平安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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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并发症治疗痊愈33例，好转3例；治愈率91.7%。1例腹壁脂肪液化产妇出院时，切口没有完全愈合，2例高血压产妇出院时血压还有波动，余母婴均平安出院。产后母婴同室率100%，母乳喂养率97.2%。新生儿有2例出生时缺氧，及时处理后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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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产后并发症除本资料列举之外还有许多，如贫血、低蛋白血症、产后无乳和急性乳腺炎等。剖宫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仍较高，且影响因素也较多，临床治疗应针对影响因素进行并发症防控措施的制定 [ 5 ] ，以使并发症发生率降到最低水平。本资料中有11例未认真进行产前检查，使一些可预防的并发症没有达到早期干预；还有部分高血压和糖尿病孕妇，体重超标，均是妊娠期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如剖宫产术后感染的因素较多，而肥胖、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第二产程剖宫产和贫血低蛋白血症是剖宫产术后感染发生的高危因素 [ 6 ] ，因此，告诫孕妇做好产前检查是预防产后并发症的关键环节。进行产后并发症的严格管理，可以减少产后并发症对产妇的影响，利于产妇身体尽快恢复。产后并发症的管理方法很多，中西医均有其独特的疗效。使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低频电刺激对剖宫产产后尿潴留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心理状态优化效果较桂枝茯苓胶囊与低频电刺激单用效果更好 [ 7 ] 。阿米卡星联合糜蛋白酶切口周围注射可明显促进剖宫产术后腹部切口脂肪液化的愈合，缩短拆线时间 [ 8 ] 。但无论用何种方法治疗，均应依据简单方便的、适合个体的原则，能达到最佳的临床疗效。并发症越早发现和早治疗，疗效越好；因此，细心观察病情，认真区分并发症属性，及时处理相关症状，不仅减少了并发症的危害，同时也降低了费用，还为工作人员减少了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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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资料结果显示：剖宫产围产期并发症管理，可以减少产后并发症对产妇的影响，利于产妇身体尽快恢复。管理原则依据产妇不同病症，选用适合个体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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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调查分析特定时间段高原驻训部队训练伤及疾病发病规律，为做好陆军卫勤保障提供参照。方法：收集某驻军医院每日就诊收治伤病员资料，根据“野战医院疾病病种统计表”绘制相关分布曲线，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发病最高的为呼吸系统疾病，其次为训练伤(其中由高到低依次为软组织伤、骨与关节损伤、高原反应和其它)，皮肤病、胃肠疾病及五官疾病也占有一定比例。发病时间分布前五周相对零散，六周以后急剧上升，进入九月份以后达到高峰。结论：高原驻训部队伤病情况与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及训练任务密切相关，分析其分布情况，对做好陆军卫勤保障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高原驻训，训练伤，卫勤保障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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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某驻军医院进驻日喀则地区洞朗–岗巴沿线，海拔3500~4800米，从 2017 年 6 月 21 日 开始收治伤病员，截止到 9 月 19 日 调研结束，本研究收集了医院历时91天收治的伤病员资料共1471份，全部为男性，进驻高原前均体检合格，驻训期间采用帐篷宿营、炊事车自主餐饮等保障模式。 1.2. 方法 1) 纳入标准：统计表详细分类记录“初次就诊”及“重复就诊”，统计分析时只统计“初次就诊”伤病员；2) 诊断标准：急性高原反应诊断标准参照文献 [ 1 ] ，军事训练伤采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伤分类标准》 [ 2 ] 进行分类和诊断，其余按照内、外科疾病常规诊断；3) 对总体发病情况、病种及高发时间等数据进行分析，根据诊断标准计算各伤病构成比，绘制疾病分布图表；4) 考虑统计各伤病种发生率以及昼夜发病率可能更加能反映部队高原驻训的卫勤保障问题，但是要涉及伤病同期暴露总人数，为保密起见，不做这方面统计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资料均采用CHISS(奇思)高智统计软件，将量化后的指标输入数据库，将结果进行χ 2 检验，P <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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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结果 2.1. 伤病员总体情况 本研究调研区间，某驻军医院共诊治伤病员1471例次，均为男性，年龄18~48 (24.26 ± 3.0)岁；以 6 月 21 日 至25日为第一周， 9 月 18 日 至19日为第14周，则发现前六周诊治伤病员基本为驻藏部队，第七到十四周诊治伤病员以内陆进藏部队居多；所有伤病员进驻高原前均经过体检合格，无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病史。 2.2. 伤病员分布情况 根据某驻军医院伤病员病种统计表，病种高达23种，其中发病最高的病种为上呼吸道感染(394例)，其次为训练伤(378例)，紧随其后的是皮肤病(221例)、胃肠疾病(173例)、五官疾病(158例)等(图1)。 进一步研究高发伤病构成比(表1)，发现训练伤发病比例依次为软组织损伤、高原反应、骨与关节损伤及其它，其中软组织损伤的构成比明显高于其它训练伤(P < 0.05)；诊治功能性疾病构成比由高到低排列为上呼吸道感染、皮肤病、胃肠疾病、五官疾病和其它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及内分泌疾病等，其中上呼吸道感染疾病构成比明显高于其它类疾病(P < 0.05)。 本研究时间跨度91天，涉14周，前五周伤病员比较零散，共222人次；自第六周开始，伤病员开始集中出现，共1249人次，其中高原反应在第13周达到高峰(54例)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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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建议 调查分析这一特定时间段伤病种分布情况，对陆军卫勤保障有重要意义。针对某驻军医院诊治高原驻训部队伤病种特点，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4.1. 针对性开展高原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 [ 44 ] [ 45 ] 在卫生疾控部门前期做好驻训地人文地理细致调查基础上，应对人员进行心理状态的调查和评价，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让官兵了解高原气候不同之处，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训练和卫生教育，使官兵充分认识高原疾病规律及特点，提高自我防护能力的同时，提高官兵的心理承受能力，注重进驻高原“习服”锻炼，疏解他们的“恐高”心理，增强自信心、自我防控意识和能力，努力提高防病治病的主观能动性；注重防伤知识的教育，切实落实训练各项制度，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心理和训练伤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士兵初入高原阶段，面对缺氧、干燥、寒冷的艰苦环境，思乡情绪较重，另外上级对下级的关心程度、人际交往因素也是影响士兵心理的重要因素，因此，需注重负性情绪的疏解，加强军官与士兵、老兵与新兵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营造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运用综合心理干预措施(心理咨询师负责的系统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模拟训练、合理冒险训练、自我认知训练、信念强化训练、情绪调控训练、团队合作训练、心理咨询热线等)，提高官兵心理适应性的同时，使之掌握自我心理调控的具体方法，减少负性情感诱发的高级神经活动失调，调整身心至最佳状态，降低训练伤发生率。 4.2. 科学制定训练计划 根据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制定科学、系统、因地制宜的训练计划。认真勘查训练场地、器械等硬件条件，制定应急预案，训练中做好保护措施，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控制节奏，由简单至困难，不随意增加训练强度，不盲目增加运动负荷，并注意脑体结合、劳逸结合，避免训练项目单一、单次训练时间过长，并对体质较弱的官兵进行个体化训练。 4.3. 合理配备卫勤力量 根据本研究伤病种分布特点，进行合理化、精准化卫勤保障。建议加强配备呼吸、消化、内分泌、创伤骨科及五官等专业医师，所有医生要经过高原疾病救治的专业培训，并增加护理人员、床位数量及医疗经费等。驻训前对参训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及健康宣教，排查有无如：器质性心脏病、高血压、肺心病、肺气肿、哮喘等严重疾病，强调避免不良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尤其是避免大量饮酒，因在高原地区，大量酒精对心脏、神经系统的危害尤其严重，酒精中毒甚至有致死风险。在任务期间，根据不同海拔、气候条件，以及任务强度大小，合理调配卫勤力量进行批次巡诊，争取对各病种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成立防疫小组，驻训前深入驻训地，掌握当地气候、地理及卫生学情况，实地查看可能存在的疫病隐患，制订防病预案，准备充足的杀毒、消毒药品及设备，驻训时对驻地营区及周围环境进行消、杀、灭处置，定期整顿营区卫生，预防自然疫源性、季节性和流行性疾病，每日实施卫生监督，对卫生防病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监督指导。 4.4. 卫勤保障前置 [ 46 ] [ 47 ] [ 48 ] 将医疗支援前伸至军事训练第一线，在部队驻地附近建立医疗保障所，配备医护人员及相关医疗设备，如可移动X线机、可移动CT机等，展开战地快速诊疗平台，与后方上级医院建立快速准确的信息传递渠道，为军事训练伤病员开通绿色通道，实施远程会诊，保证危急重症伤病员得到及时、高效、准确及高水平的医疗救治，同时运用现代生物科技手段，保障医疗后送与转运。建立后方上级医院、前置医疗所及基层军医联动机制，对基层军医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培养基层卫勤力量，提高院前急救能力，在有批量、危急重伤病员情况下，做到整体部署、行动统一等保障效果。 4.5. 做好充分药品耗材准备 [ 49 ] 驻训时间长，季节跨度大，所以要充分准备各季节常备药和耗材，做到定期巡查、随时保障，不打无准备之仗。重点准备高原药材，可选择银杏叶制剂、复方红景天、乙酰唑胺、复方党参、复方丹参、健胃消食片、异叶青兰干浸膏、高原护肤霜等药物。乙酰唑胺和茶碱类均能降低呼吸暂停，乙酰唑胺在改善血氧饱和度方面优于茶碱类 [ 50 ] 。也有研究认为西地那非、地塞米松等药物可提升高原作业效能 [ 51 ] 。 4.6. 采用预适应训练方法 即阶梯习服和预缺氧训练，限制每天攀登高度，同时结合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逐步适应高原低氧环境。进驻高原前，科学制定间断性缺氧的程度、时间和次数，提高预缺氧训练的效果。局部组织缺血预处理、低流量吸氧也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促进脑体作业能力的效果。官兵返回平原前，需制定科学的脱习服计划，阶梯式下降，通过使用药物、高压氧治疗等措施，改善官兵神经系统功能、心肺功能、免疫状态及肢体运动能力。 4.7. 针对性地调整饮食方案 进入高原早期，高糖饮食能增强机体的习服能力，提高体力和脑力。一些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氨基酸也具有改善高原劳动能力的效果。针对高原地区大气压低，水的沸点低，烧水温度偏低，煮饭菜不易熟等特点，准备高压烹调设备。高原蔬菜少，准备洋葱、土豆、菜花等耐储存蔬菜。此外，通过适当的营养策略，还可以预防在高原的体重降低和机体成分发生变化，也具有维护体力的效果。同时需严格保证饮食安全及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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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分析血浆NBNP水平测定对KD患儿临床诊断价值，旨在为相关临床与研究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病例对照方法，以KD组为病例组，以同期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为对照组，检测结果采用统计学有关方法进行分析。结果：病例组(KD)急性期NBNP水平(1573.51 pg/L ± 237.06 pg/L)明显高于对照组(226.07 pg/mL ± 87.68 pg/mL)，二者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病例组恢复期NBNP水平有所下降(455.51 pg/mL ± 26.83 pg/mL)，但仍高于对照组，二者之间仍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病例组各种类型KD的NBNP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血浆NBNP > 300 pg/mL对诊断KD的敏感性为95.56%，特异性为94.17%。结论：血浆NBNP水平测定在KD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特异性和敏感性，可作为临床诊断儿童KD的重要参考指标。 关键词 :血浆NBNP，川崎病，临床诊断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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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是小儿常见的发热性疾病，其主要病理改变为全身非特异性血管炎性反应。目前，KD的诊断仍以临床症状为主要依据 [ 1 ] ，尚缺乏特异性实验室检测指标 [ 2 ] ，许多患者累及冠状动脉，甚至成为小儿常见的后天性心脏病主要因素 [ 3 ]。近年来，KD患儿特别是不完全KD患儿逐年增多，因其临床表现不典型，更易造成误诊、延迟治疗，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 4 ]。因此，探寻KD特异性实验室检测诊断指标显得十分重要。有研究发现，与其他病毒感染性疾病相比，KD患儿血浆N末端脑钠肽(NT-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BNP)水平有明显改变，有一定的特异性，可望作为KD的生化学标记物 [ 5 ] [ 6 ]。本文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了血浆NBNP水平测定在KD临床诊断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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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宝鸡市中心医院儿科住院的255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135例KD患儿为病例组，120例以呼吸道感染住院的患儿为对照组。 2.1.1. 病例组 1) 纳入标准：① 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宝鸡市中心医院儿科住院6岁及以下患儿；② 符合我国完全KD诊断标准者，即具备6项主要临床表现中至少5项或具备4项，且心脏超声发现冠脉扩张或冠脉瘤者；③ 符合我国不完全KD诊断标准者，即发热5天或以上，有至少2项KD主要临床表现，具备炎症反应指标明显升高；④ 既往无心血管疾病者；⑤ 近期未参加同类相关研究者。2) 排除标准：① 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以外时间在我院儿科住院患儿；② 年龄>6岁者；③ 既不符合典型KD诊断标准，又不符合不完全KD诊断标准者；④ 既往有心血管疾病者；⑤ 近期参加同类相关研究者。3) 按照上述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KD病例组的患儿135例，其中：0~2岁53例、2~4岁46例、4~6岁36例；男性80例，女性55例；完全型78例，不完全型57例。 2.1.2. 对照组 1) 纳入标准：① 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我院儿科住院6岁及以下患儿；② 符合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者；③ 心电图、心肌酶检测排除心肌受累者；④ 既往无心肺肾疾病者；⑤ 既往无KD病史者；⑥ 近期未参加同类相关研究者。2) 排除标准：① 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以外时间在我院儿科住院患儿；② 年龄>6岁者；③ 不符合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者；④查心电图、心肌酶有心肌受累者；④ 既往有心肺肾疾病者；⑤ 既往有KD病史者；⑥ 近期参加同类相关研究者。3) 按照上述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对照患儿120例，其中：0~2岁39例、2~4岁41例、4~6岁40例；男性58例，女性62例；上呼吸道感染65例，肺炎55例。 2.1.3. 病例组与对照组可比性分析 经χ 2 检验，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段分布、男女性别之间均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P > 0.05，说明两组具有较好可比性。 2.2. 研究方法 1) 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病例组和对照组患儿NBNP水平变化情况，探讨NBNP测定在KD临床诊断中的价值。 2) 两组患儿于入院当日采集静脉血进行血浆NBNP检测。仪器采用Cobas e E411电化学免疫发光分析仪，试剂盒为德国罗氏原装配套，NBNP测定采用电化学免疫发光法进行；同时，进行CRP、ESR、WBC测定。KD组同时进行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以评价冠状动脉有无损害。冠状动脉病变诊断标准采用第7次世界小儿KD研讨会修订的诊断标准 [ 7 ]。KD组在疾病恢复期重新测定NBNP，并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3) NBNP水平数据采用(x ± s)进行描述，两组间和同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t检验，数据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处理，P < 0.05为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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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病例组急性期与对照组血浆NBNP、CRP、ESR、WBC水平比较 病例组急性期血浆NBNP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病例组急性期CRP、ESR、WBC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plasma NBNP and other indicators in the acute and control groups of the case grou 病例组(135) 对照组(120) t P CRP (mg/L) 52.76 ± 24.57 38.65 ± 21.23 0.019 0.985 ESR (mm/h) 45.38 ± 17.55 39.77 ± 24.42 1.938 0.056 WBC (×10 9 /L) 16.69 ± 3.42 13.30 ± 3.61 0.471 0.639 NBNP(pg/mL) 1573.51 ± 237.06 226.07 ± 87.68 33.264 <0.001 表1. 病例组急性期和对照组血浆NBNP等指标比较 3.2. 病例组急性期、恢复期与对照组NBNP水平比较 表2显示，病例组急性期NBNP水平(1573.51 pg/mL ± 237.06 pg/mL)明显高于对照组(226.07 pg/mL ± 87.68 pg/mL)，P < 0.001。尽管病例组恢复期NBNP水平(455.51 pg/mL ± 26.83 pg/mL)较急性期(1573.51 pg/mL ± 237.06 pg/mL)明显降低，P < 0.001，但是病例组恢复期NBNP水平(455.51 pg/mL ± 26.83 pg/mL)仍高于对照组(226.07 pg/mL ± 87.68 pg/mL)，P < 0.001。 Table 2 Comparison of NBNP levels in acute， recovery and control groups of case grou 分组 例数(例) NBNP水平(pg/mL) 比较组 t P 对照组(1) 120 226.07 ± 87.68 1， 2 33.264 <0.001 病例组急性期(2) 135 1573.51 ± 237.06 2， 3 34.341 <0.001 病例组恢复期(3) 135 455.51 ± 26.83 1， 3 4.568 <0.001 表2. 病例组急性期、恢复期与对照组NBNP水平比较 3.3. 病例组完全型与不完全型急性期NBNP水平比较 病例组完全型与不完全型急性期血浆NBNP水平比较，两者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具体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plasma NBNP levels between complete and incomplete types in the KD grou 例数(例) NBNP水平(pg/mL) t P 完全型 78 1249.48 ± 226.73 0.830 0.411 不完全型 57 1409.56.96 ± 254.04 表3. KD组完全型与不完全型血浆NBNP水平比较 3.4. 病例组急性期有冠脉损伤组与无冠脉损伤组NBNP水平比较 病例组患儿急性期均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其中出现冠状动脉扩张(Coronary artery dilatation， CAD) 82例，根据有无合并CAD分为冠状动脉病变组与冠状动脉正常组，其中冠状动脉病变组NBNP水平为1333.35 pg/mL ± 277.28 pg/mL，冠状动脉正常组NBNP水平为1235.96 pg/mL ± 205.30 pg/mL，两组的NBNP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见表4。 Table 4 Comparison of plasma NBNP levels in acute KD group and non-coronary injury group in KD grou 例数(例) NBNP水平(pg/mL) t P 冠脉损伤组 82 1333.35 ± 277.28 1.377 0.180 无冠脉损伤组 53 1235.96 ± 205.30 表4. KD组急性期冠脉损伤组与无冠脉损伤组血浆NBNP水平比较 3.5. 病例组各类型KD的NBNP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如表5所示，各种类型KD的血浆NBNP水平与对照组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1)。 Table 5 Plasma NBNP levels for each type of KD compared with control 组别 例数(例) NBNP水平(pg/mL) t P 对照组 120 226.07 87.68 <0.001 KD冠脉损伤组 82 1333.35 277.28 42.26 <0.001 KD无冠脉损伤组 53 1235.96 205.30 50.30 <0.001 KD完全型 78 1249.48 226.73 46.32 <0.001 KD不完全型 57 1409.56 254.04 48.26 <0.001 表5. 各类型KD的血浆NBNP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情况 3.6. NBNP参考诊断临界值 病例组急性期血浆NBNP > 300 pg/mL者有129例，NBNP < 300 pg/mL者有6例，对照组NBNP > 300 pg/mL者有7例，NBNP < 300 pg/mL者有113例，血浆NBNP诊断KD的敏感性、特异性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血浆NBNP诊断KD的敏感性为95.56%，特异性为94.17%。 Table 6 Comparison of plasma NBNP levels in the acute phase of K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 NBNP(pg/mL) KD急性期 对照组 >300 129 7 <300 6 113 表6. KD急性期血浆NBNP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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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国内外有关情况 自从全球首个KD研究报道至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 8 ] ，期间尽管日本、美国、中国等对KD诊断标准进行了多轮修订，但目前仍以主要临床症状为诊断依据 [ 9 ] - [ 16 ]。而临床症状的判断是否及时、准确多依赖于临床医师实践经验。一项来自英国的调查结果显示，KD早期诊断或不完全KD诊断在英国全科医生甚至二级保健医生中存在困难 [ 17 ]。有研究结果显示，KD儿童心脏病并发症高主要源于诊疗不及时 [ 18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KD诊断的实验室检测指标方面研究逐渐增多。有研究指出，即使在没有经典临床症状的情况下，任何长期发热和兼容的实验室特征的婴儿也应该考虑KD诊断 [ 19 ]。有研究表明，通过在急性KD炎症高峰期之前重复检查有关实验室指标的变化，有助于早期诊断KD [ 20 ]。2017年美国最新发布KD诊断标准也指出，在主要临床特征基础上，可参考部分实验室检测指标 [ 15 ]。有研究指出，NBNP是反映KD急性期心肌活动的较好指标，尤其是不完全KD患者，可能是KD诊断的一个有效附加指标 [ 21 ]。有研究表示，血浆NBNP水平升高可作为早期KD诊断的实验室指标 [ 22 ] [ 23 ] [ 24 ]。尽管国内外学者在KD诊断的实验室检测指标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尚未在更大范围形成共识 [ 15 ] [ 16 ] [ 25 ]。 4.2. 本研究相关情况 1) 本研究通过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纳入255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与既往同类研究 [ 26 ] [ 27 ] [ 28 ] 相比，样本较多，提高了研究结果的信度。2) 本研究的病例组和对照组均有严格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两组样本确定后，又对两组的可比性进行了分析，确保研究结果科学可靠。3)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例组急性期血浆NBN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而病例组急性期CRP、ESR、WBC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见表1)，提示血浆NBNP水平明显升高可作为诊断急性期KD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尽管病例组恢复期血浆NBNP水平较病例组急性期明显下降，但仍高于对照组，且与对照组之间仍具显著性差异(P < 0.001) (见表2)，说明血浆NBNP水平较高可作为KD患儿与其它感染性疾病鉴别诊断的参考依据。此外，病例组急性期有冠脉损伤、无冠脉损伤、完全型、不完全型KD患儿的血浆NBNP水平均较高(>1200 pg/mL)，相比而言，不完全型和有冠脉损伤KD患儿组的血浆NBNP水平更高(>1300 pg/mL)，但四种类型KD患儿急性期血浆NBNP水平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 > 0.05)，但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 (见表3~5)，说明血浆NBNP水平较高在各种类型KD患儿急性期均具有较好诊断或鉴别诊断参考价值。4) 尽管上述结果定性地显示了血浆NBNP水平较高在各种类型KD患儿诊断或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但尚未定量回答上述问题。为此，本研究对病例组急性期NBNP水平做了定量分析。首先，考虑到对照组患儿最高NBNP值为315 pg/mL，初步将NBNP值315 pg/mL作为KD参考诊断的最低值；其次，考虑到病例组恢复期最低NBNP为430pg/mL，再次将NBNP值430 pg/mL作为KD参考诊断的最高值；第三，在NBNP值315 pg/mL~430 pg/mL之间，对病例组急性期和对照组的病例分布情况进行逐步比较分析，最终发现，当NBNP > 300 pg/mL时，该临界值在诊断KD的敏感性为95.56%，特异性为94.17%。综上，本研究结果不但定性地显示了血浆NBNP水平较高在各种类型KD患儿诊断或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而且定量地提出了KD诊断的临界参考值。 4.3. 血浆NBNP测定在KD诊断中价值 1) 理论上，当心室负荷增加或室壁张力增高及血管发生炎症时均可刺激心室分泌BNP，并分解产生NBNP进入血液循环，且NBNP浓度会超过BNP 2~10倍，半衰期长、稳定好，可以作为患儿心功能损害判定的重要指标 [ 29 ]。实践中，学界普遍认为NBNP水平是反映患儿心功能损害和心衰严重程度较为敏感指标 [ 30 ] [ 31 ] [ 32 ] ，即血浆NBNP水平与心血管受损程度具有密切关系。2) 如前所述，KD主要病理改变为全身非特异性血管炎性反应。理论上，当患儿发生KD时，其血浆NBNP水平会升高。但是，引起患儿血浆NBNP水平升高的疾病种类较多，单靠NBNP水平升高难以确定患儿是否为KD，即血浆NBNP水平升高并非KD诊断的独特指标。3) 尽管情况如此，但为了提高KD早期诊治水平，减少冠脉损伤甚至后天性心脏病的发生，根据本研究结果，仍建议在结合KD主要临床症状基础上，尽早开展患儿血浆NBNP水平测定，以尽早诊断与治疗KD患儿。综上，血浆NBNP测定在KD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