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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明清时期神龙架林区行政建制增加及社会环境变迁 4.1. 为安抚荆襄流民不断增加该区的行政建制 明清时期，先后有数百万流民涌入荆襄山区开荒种地。为了安抚流民，明代将房陵改称房县，先属于襄阳府，后属于湖广省。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朝廷设郧阳抚治管辖整个汉江、大宁河和部分清江流域。后在房县马良坪设保康县衙，保康县即从房县析出，房县改属郧阳府。万历十年，兴山、巴东、归州属于荆州府，属湖广省 [ 13 ] 。清代时巴东县、归州县、兴山县均属宜昌府管辖，房县、竹山县隶属于郧阳府，属于湖北省。大宁县、巫山县隶属于夔州府，属四川省管辖。 可以看出，此时的神农架林区归郧阳府管辖。据《明史》载，郧阳府是为处置鄂、豫、陕三省的荆襄(所谓荆襄地区，是指荆州府的西部山区，即今湖北宜昌、当阳、秭归、兴山、巴东等县和襄阳府的西部山区，即今南漳、光化、谷城、保康、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白河、竹山、竹溪，还包括河南南阳府西部熊耳山区的邓县、内乡、西峡、浙川等县。)流民而建，设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一直延续到1912年民国建立而被正式废止，经历了半个明代和整个清代，历时约四百三十五年之久。其治所一直在今湖北郧县，归其管辖的属县虽然屡有变更，但一直都有房县、郧县等地。明成化十二年(1476)，郧阳府管辖郧县、上津、竹山、房县、竹溪、均州、郧西，后又增辖保康县 [ 14 ] 。如图1所示。 明清以后，以流民为主体的外来人口构成了神农架山区社会的基本主体。说到该地的开发，不得不承认流民在神农架林区开发史上的重要作用。外来劳动力是明清时期开发荆襄山区资源的主力军，流民被称作明清时期荆襄山区社会乃至经济的主要特征。由于该地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明清之时，这里依然森林密布。“三省老林，就其最深广者而言，楚则二竹(即竹山与竹溪县)、兴(山)、房、巴、归(州)，环绕数百里也。” [ 15 ] 最重要的是，这里人烟稀少，有大片肥沃但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满足流民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明史》载：“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扼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 [ 16 ] 明清时期被引进的各种高产作物红薯、土豆、玉米都能适应鄂西北的山地环境，在鄂西北地区得到大面积种植。加上该地区气候温和，介于南北方之间，雨水比较适中，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均可以在此地发展。“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 [ 17 ] 。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来自炎热南方的流民和来自较为寒冷北方的流民都能在此找到合适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这可以从明代的《大学衍义补》中“荆州、襄阳、南阳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於此者比他郡为多” [ 18 ] 得到证明。同时因“山高皇帝远”而不容易被官府控制，总体来说，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朱元璋建立 图1. 郧阳府治行政区域图(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 明朝后，深知深山密林容易引发暴乱，便将郧阳山区列为全国最大的封禁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到了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朝廷昏聩无能，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为了生存，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自然而然，荆襄地区成为了流民心中的理想归宿。“其地多崇岗丰箐，川险林深，中间仍多平旷田地，可屋可佃；更产银矿砂金，可淘可采” [ 19 ]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 [ 20 ] 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原杰在郧阳共登记流民113，371户，共438，644人 [ 21 ]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郧阳山区自“正统二年，岁饥，民徙不禁”，自明天顺年间(1457年~1465年)至成化年间(1465年~1488年)，全国有二十个省份失去土地的近两百万流民先后来此谋生 [ 22 ] 。 清朝依然有大量流民，但清王朝吸取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在面对流民问题时，招抚政策和怀柔政策成为主流指导思想。众所周知，明朝时期因处理流民问题不当而引发了规模宏大的荆襄流民大起义，这种暴乱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几度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此外，由于荆襄地区明末清初战争不断，人口大量减少，土地日渐荒芜，需要大量劳动力恢复该区的社会经济。因此，清朝统治者对荆襄流民不再大肆镇压，而是采取怀柔手段，实行轻税赋、宽徭役的休养生息政策，鼓励流民开垦土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鉴于鄂西北地区人口锐减的现实，康熙十六年(1667年)，清政府颁布“严督有司力行招徕劝垦，鼓励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谕旨。在该政策的压力之下，江西、湖北武昌(今鄂州市)部分外籍移民被迁入郧阳地区，尤其以江西人为多，今日神农架地区仍可见清代江西人修建的建筑万寿宫。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清代中前期，鄂西北地区共有移民76万余人( [ 23 ] ， p. 452)。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清圣祖玄烨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增加税赋”。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人口大量增长，这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越多，对粮食的需求量也越大，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极大突破的传统社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无疑成为主要手段，因此更多的土地得到了开垦。 4.2. 不少游民进入川鄂边界贩运“私盐”使神农架商道经济繁荣发展 明清以来，不少游民进入川鄂边界贩运“私盐”，在神农架形成了一条沟通川东、鄂西的川鄂古盐道。这条古盐道曾给神农架的经济带来繁荣，因古盐道而空前繁华的当数三道街，现今的神农架仍有其遗址。三道街在川鄂古盐道时期被称为“川广之要道，蜀楚之通衢”，当时的街上各种店铺林立，如盐行、染坊、客栈、面馆、酒肆、驿站等，可谓鳞次栉比。在此以阳日湾小镇为例，通过阳日湾的发展状况来窥探川鄂古盐道对神农架地区的影响。阳日湾是神农架东部地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小镇，历史时期这里曾一度是寺庙林立、香客众多、香火不断的佛教胜地，直到今天，这里依然还保存净莲寺、万寿官、武昌庙等重要的古寺庙。作为佛教圣地的同时，这里还是古代客商云集之地。据《阳日湾万寿官碑志》记载：“房之南(阳日湾位于房县南部——笔者注)，山水颇奇，林木亦茂，而阳日湾距治百八十里，虽僻处乡隅，然南走施宜，西通巴蜀，东下襄樊，亦四处之要道也。故海内客商多至此焉，吾乡之来此者，前后踵相接……”([ 2 ] ， p. 133)。从这块碑文中可以看出，阳日湾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四通八达，自古便是商客往来之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至民国初年，阳日湾已有四十余只木船，上百匹骡马，往来运输山货，镇居民约600户，地摊商50余个，有商号的货店数家。神农架的川鄂古盐道作为历史的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先民们的不易生活，并在日渐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盐文化”景象。通过这些历史遗存，我们不难发现，在遥远的过去，神农架并非我们以为的蛮荒之地。如今对我们而言，神农架的川鄂古盐道重要的不再是作为一条经济纽带，而是所展示的神农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轨迹。 4.3. 频繁的战争导致经济衰退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神农架地区山大林密，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明天顺八年(1464年)刘通、石龙等率流民四万余人，在房县举行起义；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爆发二次荆襄流民起义；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扎寨小九湖，号称“八王寨”；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李自成所建大顺朝余部右果毅将军刘体纯驻军长峰(含巴东县堆子、神农架下谷坪、九湖坪一带)，与夔东十三家农军一道联明抗清。同年，李自成余部小闯王李来亨驻军兴山县联明抗清，辖地为当阳河、九冲河、木鱼河、龙口河一带；清嘉庆年间(1795~1802)，白莲教义军在此转战近八年，白莲教领袖樊人杰曾在马鬃岭杀死清军总兵官王懋尝等14名将官。这里很多地名如闪开寨、人洞子、骷髅洞、杀人湾、溃莲坪(即马鹿坪)，皆因白莲教之胜败而得名。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明清统治者曾在此遍设塘和修筑碉堡，在林区设塘的有麻湾、薄磨坪、弯腰树、猫儿观、大寨、举人坪、九龙寨、天南门寨，沿用至今。频繁的战争导致人烟稀少，田里荒芜，经济衰退，森林在战火中不断焚毁，日趋减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