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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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证检验 3.1. 建立模型 本文选取国内35个大中城市的最新截面数据，住房需求需要找到替代变量，考虑到在这些主要城市购买住房的投资属性更高，所以用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代表住房需求更为合适；解释变量选择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住房投资完成额以及居民年末储蓄余额。 使用线性最小二乘法(OLS)建立模型，模型如下： D =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β 3 x 3 + β 4 x 4 + μ 其中D表示住房需求即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平方米)， x 1 为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x 2 表示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x 3 当年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万元)， x 4 表示居民年末储蓄余额(万元)， μ 为随机扰动项。用软件估计模型，结果如表1： Table 1 Model parameter lis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值 p值 −811.14 154.71 −5.24 0.0000 1430.26 425.05 3.36 0.0002 1.16 0.18 6.53 0.0000 −0.17 0.04 −4.17 0.0000 截距 6，742，671 1，748，029 3.86 0.0001 表1. 模型参数列表 模型的 R 2 为0.8489， R 2 ¯ 为0.8288，说明拟合优度较高。我们可以看到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价格、地区生产总值和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是正向的，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是负向的，这与理论分析相符。 3.2. 异方差检验 实际观测得到的截面数据一般都会存在异方差，虽然异方差不会影响模型估计量的无偏性或一致性，但会影响估计量的方差，使得假设检验的统计量不再有效。为了确保统计推断的有效性，需要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如果存在异方差，就需要对模型做出修正。 本文选择使用怀特检验异方差，怀特检验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是： H 0 : 对 全 体   i   有 σ i 2 = σ 2 H 1 : σ i 2 不 全 等 于 σ 2 通过检验残差平方与解释变量 x i 、解释变量的平方 x i 2 以及解释变量之间的交互项 x i x j 的回归的联合显著性，可以判断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做法会消耗大量的自由度。为了减少对自由度的占用，本文使用一种构造的特殊函数： μ ^ 2 = δ 0 + δ 1 y ^ + δ 2 y ^ 2 + v 其中 μ ^ 是残差， y ^ 是被解释变量拟合值。根据这个函数，怀特检验被转化为估计上述方程的F统计量，如果F显著，则拒绝怀特检验原假设。5%的显著性水平上，本文数据所计算得到的F统计量为38.49，p值小于0.0001，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 3.3. 异方差的修正 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能够修正OLS估计下出现的异方差。加权最小二乘法对误差方差较大的观测赋予较小的权重，使总体上方差分布接近相同。为了获得加权所需要的权重，需要确定异方差的分布，但一般情况下总体的异方差分布是很难找到的，所以需要用样本数据去估计这个权重，最后得出一个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量： β ^ FGLS = ( X ′ Ω ^ − 1 X ) X ′ Ω ^ − 1 y 其中 Ω ^ 是样本数据协方差矩阵。用软件估计可得模型的FGLS估计结果如表2： Table 2 FGLS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x 1 −791.55 164.29 −4.82 0.0000 x 2 1526.33 425.87 3.58 0.0001 x 3 0.93 0.16 5.90 0.0000 x 4 −0.15 0.04 −3.85 0.0001 截距 7，510，863 1，252，719 6.00 0.0000 表2. 模型的FGLS估计结果 模型的 R 2 为0.8066， R 2 ¯ 为0.7809，虽然有部分下降，但拟合程度依然较好。怀特检验 值0.4452，不能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即经过处理后的模型消除了异方差。模型经过处理后，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依然显著，房价每上升一千元，住宅商品房销量预计下降大约79万平方米；地区生产总值对住房需求的反映程度相对房价小得多，每一亿元的变化意味着住房需求预计变化约1526.33平方米；住房投资完成额每变化一亿元，住房需求预计变化约9300平方米；储蓄每增加一亿元，住房需求预计变化1500平方米。 最终我们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D = 7510863 − 791.55 x 1 + 1526.33 x 2 + 0.93 x 3 − 0.15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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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随着房价越涨越高，房地产行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房地产行业里聚集了大量资金，一旦房地产崩盘，将会给经济带来重大的冲击，这对已经有下行压力的宏观经济是非常不利的。即使购买住宅的刚性需求一直存在，过高的价格必然导致更多的人买不起房，到交易无法继续时就会崩盘。如果能正确引导人们对房地产行业的预期，将能够更好地控制住房需求，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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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观察存在上气道结构性狭窄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HS)患者同期行多部位手术的治疗效果，探讨提高OSAHS治疗效果、提高CPAP呼吸机治疗顺应性及依从性的方法。方法：对30例中重度OSAHS患者采用鼻腔扩容术、悬雍垂咽成形术(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 UPPP)、鼻咽部腺样体切除或舌根淋巴组织切除术，围手术期使用经鼻持续正压通气治疗。结果：30例患者手术完成顺利，围手术期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比较手术前、术后6个月睡眠呼吸紊乱指数(AHI)、CT90% (血氧饱和度低于90%的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ESS嗜睡评分、主观症状VAS评分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多部位联合手术是一种治疗重度OSAHS有效的方法，术后病人睡眠呼吸监测的各项指标、疾病相关症状以及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并提高了后期呼吸机治疗的顺应性及依从性，经治患者均获得满意疗效。 关键词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多部位手术，气道阻塞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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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中，常因上气道多个部位的阻塞塌陷和功能异常而导致间歇性低氧出现，从而导致各种临床症状 [ 1 ]。外科手术是目前治疗该疾病的重要方法，解除鼻部、鼻咽部、腭后区及舌咽区的梗阻，可取得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现对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住院并接受OSAHS手术的部分患者进行随访并回顾性分析，探讨上气道同期多层面手术的可行性及其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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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收集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同期行上气道多部位手术的中重度OSAHS患者30例，其中男28例，女2例；年龄24~60岁，平均39.5岁；体重指数BMI 23.2~35.5 kg/m 2 ，平均29.2 kg/m 2 。 2.2. 纳入标准 1) 中重度OSAHS患者，诊断标准参照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制定的成人OSAHS多学科诊疗指南 [ 2 ] ：患者睡眠过程中出现打鼾，伴有间歇鼾声及呼吸暂停、睡眠质量下降、日间思睡等典型表现及高血压、血脂血糖代谢异常等其他多系统表现。多导睡眠监测呼吸暂停指数AHI ≥ 5次/小时，出现反复多次氧减事件，呼吸事件中以阻塞性呼吸暂停及低通气为主。具体标准如下，轻度：AHI 5~15次/小时，睡眠监测中出现的最低血氧饱和度(SaO 2 ) 85%~90%；中度：AHI 15~30次/小时，最低SaO 2 80% ~< 85%；重度：AHI > 30次/小时，LaSO 2 < 80%。2) 临床资料完整。3) 签署知情同意书，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伦理委员会许可备案。 2.3. 排除标准 1) 合并其他严重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如支气管哮喘、慢阻肺；2) 不宜进行全身麻醉的患者。 2.4. 术前评估 术前行Alice IE多导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hy， PSG)、Epworth嗜睡评分(Epworth sleepiness scores， ESS) [ 3 ] 、主观症状VAS评分(Visual analogue scores)、鼻腔及咽腔上气道CT重建、电子喉镜Müller试验、鼻功能及鼻阻力检查。确定患者具体堵塞层面位于鼻中隔、鼻甲或中鼻道区，或者鼻咽部腺样体肥大，或者口咽腔软腭及扁桃体层面肥厚，或者舌根淋巴组织占位。术前经5~7天CPAP治疗，提高患者全身麻醉手术的耐受性，增加患者机体氧气储备，防止围手术期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2.4.1. Epworth嗜睡评分 [ 3 ] 在睡眠监测医生或技师指导下，由患者本人完成。共8个日常生活中的情景，根据发生频率自评打分，分4个等级，满分24分。评分越高，嗜睡越重。 2.4.2. 主观症状VAS评分 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由患者本人完成以下症状自评：鼻塞症状、日间精力及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夜尿增多、易怒/焦虑/抑郁、鼾声响亮。取平均分列入统计数据。满分10分，评分越高，严重程度越高。 2.5. 手术方式 根据术前检查确定患者上气道堵塞层面，全麻插管下同期完成下述术式中两个或以上。 2.5.1. 悬雍垂腭咽成形术 适合阻塞平面位于口咽部的患者，粘膜组织肥厚、悬雍垂肥大或者过长、软腭低垂、扁桃体肥大或者腭后间隙狭窄。 2.5.2. 鼻腔扩容术 包括鼻内镜下鼻中隔偏曲矫正术、鼻息肉切除术、下鼻甲粘膜下部分切除术或下鼻甲等离子减容术、中鼻甲成形术、前组鼻窦开放术。前二者可释放总鼻道空间，改善鼻腔通气引流；后二者释放中鼻道空间，双侧对称性施行上颌窦及前组筛窦开放术、中鼻甲骨折外移术或中鼻甲粘膜下部分切除术。根据病情评估选择不同的鼻部术式。 2.5.3. 鼻咽部腺样体切除术 经70˚鼻内镜自口咽部行腺样体等离子切除术，亦可自鼻腔经0˚鼻内镜指引下切除鼻咽部腺样体组织。 2.5.4. 舌根手术 主要包括舌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及舌根部分切除术。 2.5.5. 气管切开术 可单独作为重度OSAHS的治疗方式，目前仍为重度OSAHS患者急救手段 [ 1 ] ，待病情稳定后可拔出气管套管。 2.6. 围手术期处理 本研究中有1例患者同期行舌根淋巴组织切除手术 + 鼻腔扩容术 + 腭咽成形术，给予前置气管切开术，术后3天堵管，拔除切管套管。余29例病人均于麻醉复苏室全麻清醒后，拔除气管插管回耳鼻喉科病房。术后全身应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及止血药物3天，予低流量吸氧、漱口及口腔护理、普米克令舒雾化吸入，对于鼻腔手术患者，术后5天行生理性海水鼻腔冲洗。术后1周出院。 2.7. 效果评价 术后6个月，对30例患者随访调查，复查多导睡眠监测、进行Epworth嗜睡评分、主观症状VAS评分。根据2009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和外科治疗指南进行疗效评价 [ 4 ]。 2.8.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Statistic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配对t检验。术前及术后6个月AHI、CT90%统计学分析结果见表1。ESS嗜睡评分、主观症状VAS评分统计学分析结果见表2。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1 Changes in AHI and CT90% at 6 months after surgery ( x ¯ ± s 分组 AHI (次/小时) CT90 (%) 术前 48.71 ± 20.60 29.50 ± 4.24 术后6个月 20.67 ± 9.12 12.87 ± 2.69 P <0.05 <0.05 表1. OSAHS患者术后6个月AHI和CT90%的变化( x ¯ ± s ) Table 2 Changes in ESS and VAS at 6 months after surgery ( x ¯ ± s 分组 ESS嗜睡评分 主观症状VAS评分 术前 15.23 ± 5.24 8.67 ± 0.92 术后6个月 6.57 ± 3.25 3.99 ± 1.07 P <0.05 <0.05 表2. OSAHS患者术后6个月ESS嗜睡评分和主观症状VAS评分的变化( x ¯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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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0例患者均行UPPP手术，同期29例行鼻腔扩容手术，1例行成人腺样体切除手术、附带行声带息肉切除术，1例行舌根手术、并于术前行气管切开术。术后未出现延迟拔管，患者清醒后即返回病房。28例行鼻腔扩容手术的患者中，6例因鼻腔渗血多，术中行膨胀海绵或凡士林纱条填塞鼻腔，22例行鼻中隔连续贯穿缝合后鼻腔创面填入纳吸棉，术后均未出现鼻出血、鼻中隔血肿及穿孔、鼻腔粘连等并发症，明显减轻鼻腔手术患者术后的痛苦 [ 5 ]。术后随访半年以上治疗效果满意，术后6个月重新行上气道CT检查、多导睡眠监测、ESS嗜睡评分、主观症状VAS评分，从主客观两方面评价疗效，各项指标得到明显改善(P < 0.05)。 根据我国2009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和外科治疗指南疗效判断 [ 4 ] ，术后6个月有效29例，有效率97%。术后6个月AHI和CT 90%的变化见表1。术后6个月患者ESS嗜睡评分和主观症状VAS评分的变化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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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是一种累及多器官多脏器的全身系统疾病。睡眠过程中上气道鼻腔、咽腔软腭及舌根层面的狭窄及阻塞均可造成呼吸暂停和紊乱，造成患者间歇性低氧发生，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严重者可发生睡眠中窒息、猝死。 重度OSAHS患者在咽腔塌陷的基础上常伴有鼻塞症状，中下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及鼻咽部腺样体肥大是造成鼻部症状的主要因素，手术解除阻塞是治疗OSAHS不可缺少的措施之一 [ 6 ]。鼻咽部气道阻塞主要是局部软组织增厚、分泌物增多引起。软腭低垂塌陷、咽侧索软组织增厚、咽扁桃体肥大、上下颌狭窄及后缩、舌根后坠、咬合关节后移均可造成口咽层面、舌咽层面阻塞。对于多个解剖平面同时阻塞的患者，如果只采用单一平面手术，部分手术患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 7 ]。 OSAHS的治疗应强调个体差异性，治疗方案因人而异。据其他多中心的研究统计，患者的治疗效果迥异、治疗依从性差。任何一种或多种外科手术对本疾病的治疗均有其局限性，术前充分了解患者的治疗需求、术前合理评估制定手术方案、术中细致操作、术后严密观察至关重要。术前应与患者充分交流，明确告知患者手术可以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使患者对手术疗效客观预期。 综上所述，行上气道多部位联合手术是一种治疗重度OSAHS有效的方法。术后病人的PSG指标、疾病相关症状以及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并提高了后期呼吸机治疗的顺应性及依从性，经治患者均获得满意疗效。严格筛选病人，把握多部位同期手术的适应症，是提高手术成功率的重要条件。另外，围手术期配合持续正压通气治疗可改善患者全身缺氧，提高机体的耐受性及应激性，对保证围手术期安全十分重要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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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通过研究视频类app图标设计的一般规律，对现有的图标设计提供参考。研究符号学思想的相关理论，从视频内容上分为综合类和垂直类两类视频app，对其符号来源的选择、符号设计修辞手法及色彩三方面进行分析和归纳，建立系谱轴毗邻轴，多维度分析视频类app图标的设计规律。综合类视频app图标多采用借喻和双关的修辞手法设计图标，简洁明了辨识度高，更凸显其设计感和综合性质。垂直类视频app图标对修辞方法的运用相对较为灵活多变，多用比拟修辞，更具有自身特点的特殊图像型符号形式，更突显其特色和垂直属性。色彩上多选择纯度明度都相对较高的“红黄蓝”三原色为基础进行设计且数量一般不超三种。图标设计整体趋于简洁明了，可视化程度更高。 关键词 :视频类App图标，综合类，垂直类，象征性符号，符号修辞，色彩选择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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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豪无疑问，logo是一家公司或企业的速写和缩影，承载品牌文化、品牌行为、品牌价值故事的视觉线索 [ 1 ] 。用户在使用一款app时最先接触的是图标和名称，不管产品实际体验如何，如果图标不够吸引用户，那这款产品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了。在应用商城浏览app，一个好看的图标或许会使用户倾向于去了解该产品外观之内的功能和体验，就像app有了打开用户的敲门砖，这时用户才会去了解该产品是否可以满足需求，或者能否勾起用户尝试的欲望。由此说明图标作为用户体验的第一视觉印象对app的营销具有很大作用。 如何设计一款吸引用户且辨识度高的图标，在千千万万的图标中，如何找到图标设计规律，本文从视频类app的图标设计入手，运用符号学原理及方法进行浅析，将此类应用按应用的内容覆盖领域分为综合类视频app和垂直类视频app，分析两类视频app图标的共性与个性。综合类视频app是内容不限定某一类别，各样类型视频都包含在内，内容广泛具有综合性，大众化且个性不明显，适用范围广；垂直类视频app是内容相对单一，限定于某一类视频，更具有指向性和个性化，适用于某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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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样本选择 选择样本时，为了使研究数据更为可靠，样本均选自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应用宝”应用市场上下载次数超千万次的视频类应用软件，见图1。共选择40个样本，其中综合类视频app样本25个，垂直类视频app样本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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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符号学分析 图标设计的关键则是设计符号的选择和运用。这里通过对图标的符号分析，找出视频类app图标设计中符号选择运用的规律。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图标意义来源的选择、符号设计修辞方法的运用。 3.1. 图标意义来源的选择 象征性思维(symbolic thinking)属于概念转换，以无关的具体概念代替某一抽象概念，指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的艺术手法 [ 2 ] 。运用象征这种艺术手法，可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可使复杂深刻的事理浅显化、单一化，还可以延伸描写的内蕴、创造一种艺术意境，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效果 [ 3 ] 。 图1. 视频类app样本选择 在设计app图标时，多数设计师的设计风格趋向于现代设计思潮的简洁化，也就是在设计图标时尽量的简洁且具有代表性，这样才能使图标更具辨识度和识记度，具有通识性的象征符号自然成为设计图标的首选。在视频类app的图标设计中，多数采用相对具有通识性的符号，有“ ”播放键型、“ ”电视机型、“ ”胶卷型等，见图2。 图2. 符号意义来源的选择 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综合类视频app因其视频内容的综合性和大众化，图标的设计则大多使用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来进行设计，使用最多的则是“ ”播放键型，占综合类视频app数据样本的48%，只有少数使用文字或特殊图形来作为主形设计图标，各占16%，体现app的综合性质；垂直类视频app因其视频内容的专一性和指向性，超一半的图标设计采用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特殊图形，占比53.3%，另一半则是在特色图形的基础上采用通识性的象征符号作为辅形做结合设计，但垂直类视频app图标整体上主要体现其自身特殊性，突显特色。 3.2. 修辞手法 分析符号修辞方法在设计中的应用及其应用的方法与原则。可以先从切分符号构成入手，“切分”一词是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研究的关键术语，“能指”与“所指”就是符号切分的结果 [ 4 ] 。工业设计符号研究首先就是在关联性素材集合的基础上进行切分，使素材中所包含的所有因素都能出现在系统之中，符号意义便是由此而来的一种秩序 [ 5 ] 。可以看出，大多成功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产品都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符号修辞法，把握住了产品设计的本质所在，而不是完全从形式出发，为了形式而形式。在感性消费时代，更重要的是根据使用者的情感需求选择不同修辞手法进行产品设计，设计师不仅要使其具有独特的视觉特征，同时具有内涵意义，并且与消费者的心理产生共鸣。同时，产品趋于同质化越来越严重，选择合适的修辞手法有助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助于产品品牌的形成。在实际设计中，如何使产品实现这些要求，除了要考虑市场、消费者、文化等因素外，更需要设计师用特定的表达方式和思维去实现，修辞法就是设计师可以借助的有效途径 [ 6 ] 。 两类视频app图标样本根据修辞方法进行分类，见图3，综合类视频app因其内容的综合性缺乏特色，在图标设计的符号选择和应用上以简约大方为主，因此常采用替换或符合形式的借喻和双关的修辞手法设计图标；垂直类视频app自身特色相对突出，设计时符号选择灵活难度低，修辞方法多采用比拟修辞，修辞运用相对较为灵活多变。 图3. 修辞方法 3.3. 色彩选择 图标色彩呈现对用户的黏度有一定影响。人对于色彩、图形的敏感性是远大于文字的 [ 7 ] 。Icon的视觉色彩呈现应有象征性。日本色彩学专家大智浩，曾对包装的色彩设计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在《色彩设计基础》一书中提到，消费者对一件包装设计作品并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受，而是伴随视觉传达产生的心理反应。Icon就像app产品的包装和形象的概括。如提到微信你肯定第一反应是绿色，有和平和健康的感觉，淘宝的第一反应是橙色，有热情向上的感觉，刺激用户消费。当用户形成条件反射时，自然对app有较高的粘性。 按照渐变颜色的方式将样本排列在一起，见图4，不难看出图标设计颜色一般不会超过三种，多数为以一种颜色为核心的两种颜色搭配或一种颜色不同饱和度之间的搭配，给用户的视觉感受清晰且整体，有助于加深图标的用户心理印象；将排列好的图标进行模糊和像素画，可以从宏观上看出视频类app图标设计在颜色的选用上多选用以“红黄蓝”三原色为基色的饱和度、明度都相对较高的颜色，三原色是所有色彩中最基本最纯粹的颜色，给人以轻松活泼的心理感受，且运用高明度和高纯度的色彩，增加用户视觉刺激，有助于形成用户的条件反射，同时也刺激用户对app的使用率。美国流行色彩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人们在挑选商品时候存在一个“7秒钟定律”：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只需7秒钟就可以确定对这些商品是否感兴趣，在这短暂而关键的7秒钟内，色彩的作用占到67%，成为决定人们对产品好恶的重要因素 [ 8 ] 。好的色彩选择自然有助于发挥图标对于app的敲门砖作用。 图4. 色彩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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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首先，在符号来源意义的选择上，两类视频app的共同点多会选择三角播放键这类具有通识性的象征符号作为图标的主形或副形与自身特色相结合。综合类视频app图标多采用简约概括的符号形式，简洁明了，辨识度高，虽略显简单却有非常有机的设计结合形式，更凸显其设计感和综合性质。垂直类视频app图标则多采用更具有自身特点的特殊图像型符号形式，丰富多姿，识记度高，设计相对灵活多变，更突显其特色和垂直属性。 其次，在符号修辞手法的运用上，综合类视频app常采用借喻和双关的修辞手法设计图标；垂直类视频app修辞方法多用比拟修辞，运用相对较为灵活多变。 最后，色彩上，视频类app多会选择纯度明度都相对较高的“红黄蓝”三原色为基础进行设计，且数量一般不超三种。 视频类app图标设计在整体上都较以往更加的简洁清晰，在可视化的程度上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改进，无论是从形式、意义、方法还是色彩上，都注重其本身的直观程度，其目的只有一个，吸引用户更有兴趣去探索这个应用，对于未来的视频类图标设计走向，也始终不会脱离其自身的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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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将协作MIMO技术引入到水下无线传感器域间通信，综合考虑可选节点距离Sink节点通信跳数、能量密度、剩余能量、节点间通信距离等因素，提出了能耗均衡的博弈路由算法。构造出一个新的效益函数，通过效益函数可以选择出受益最大的节点作为数据中继转发节点。通过仿真实验，可以看出该算法较其他算法在网络生存时间，能量效率，平衡网络能耗方面都有较大改善。 关键词 :水下无线传感器，协作MIMO，博弈路由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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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水下无线传感器逐渐成为无线传感器的一个热门应用领域 [ 1 ] 。水下传感器的节点分布在不同的平面上，应用场景恶劣，而且传感器电池的更换一直是一个难题。水下无线传感器的能量节省直接关系到网络的实际使用寿命。 LEACH算法和HEED算法是目前常用的两种水下无线传感器路由算法。LEACH算法采用随机方法选取网络中的域首节点，这类算法忽略了传感器节点周边的环节影响和传感器剩余能量，而且LEACH算法中的域首节点在网络中的分布不均衡，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节点能耗过快，当WSN的规模较大时采用LEACH算法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2 ] ；不同于LEACH算法节点的计算方法，HEED算法引入了主、次两个参数，能达到较快的分域速度，且在网络中的分布较为均衡，然而HEED算法迭代过程造成了传送数据的大幅增加，节点选择的能耗比较大 [ 3 ] 。 本文针对水下无线传感器的环境特点，引入协作MIMO技术，设计了一种能耗均衡的水下无线传感器博弈路由算法。算法利用节点间最优化的路径来协作完成数据的传输，实验证明本文算法的能耗较低。算法通过博弈模型来平衡域间路由的网络能耗，可使网络在满足监测要求的前提下延长网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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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水下无线传感器协作MIMO系统模型 2.1. 水下无线传感器网络结构模型 目前采用较多的水下无线传感器网络结构模型一般都是如图1所示的三层模型。第一层作为模型的系统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收集下层传输上来的数据并进行处理；第二层主要是位于水面传感器节点层 [ 4 ] ，这一层的节点在采集下层的数据后对这些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把分析的结果利用多种通信手段比如短波、卫星等传到第一层的控制中心；第三层是水下传感器节点层 [ 5 ] ，这一层的传感器节点包含了水底和水中的节点，节点的主要作用是收集水下的数据，并对其进行融合，并把结果转发至第二层，第三层节点的位置一般都固定不动，而且位于水下电池不方便更换，传输介质也只能采用水声进行通信。 数据传输包含两个阶段：域间和域内。当水下的某个域内节点需要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信息传输时，域内节点和域首节点采用TDMA(时分复用)的通信方式进行信息传输，然后对这些数据由域首节点进行融合，融合的数据发送给Sink节点，这个过程采用协作MIMO传输方式，由域首节点和域内协作节点共同完成 [ 6 ] 。基于协作MIMO的系统模型如图2所示： 图1. 水下无线传感器网络结构模型 图2. 基于协作MIMO的水下无线传感器系统模型 2.2. 能耗模型 [ 7 ] 水下无线传感器节点之间的通信所消耗的能量主要分布在两大部分：功率放大器能耗 P p a 和电路模块能耗 P c [ 8 ] 。总功率如公式(1)所示。 P = P p a + P c (1) 本文考虑的域内信道包含加性高斯白噪声，域间信道为瑞利衰落信道，采用多进制正交幅度调制(MQAM)的方式。其中， P p a 取决于传感器节点发射功率只 P o u t ，如公式(2)所示。 P p a = ( 1 + α ) P o u t P c = P c − t r a n s m i t t e r + P c − r e c e i v e r           = N t ( P D A C + P m i x + P f i f t ) + 2 P s y n + ( P L N A + P m i x + P I F A + P f i f r + p A D C ) (2) 其中， α = ( ξ / η ) − 1 ， ξ 是峰值功率与平均功率之比， η 为射频功率放大器的效率； P c − t r a n s m i t t e r 和 P c − r e c e i v e r 分别为节点传输和接收功率。计算公式如(3)所示： P c − t r a n s m i t t e r = N t ( P D A C + P m i x + P f i f t ) P c − r e c e i v e r = 2 P s y n + ( P L N A + P m i x + P I F A + P f i f r + p A D C ) (3) 其中， P m i x 表示混频器的工作功率； P D A C 和 P A D C 分别表示数模、模数转换器的功率； P L N A 表示低噪声放大器功率； P f i f t 和 P f i f r 分别表示发射、接收端滤波器功率； P s y n 表示频率合成器功率； P I F A 表示中频放大器功率。 根据式(1)、(2)和(3)可以计算出系统在固定误码率下传输一个比特的信息所消耗的能量如公式(4)所示： E b t = P c + P p a R b = P c R b + 2 3 ξ η ( P b ¯ 4 ) − 1 N t 2 b − 1 b 1 N t + 1 N t N 0 4 π 2 d ¯ k G t G r λ 2 M t N f (4) 式中， d ¯ k 表示传输距离， R b 为比特传输速率， N t 表示发送端天线数，b表示调制星座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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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算法性能分析与仿真 本文采用MATLAB软件对提出的能耗均衡协作路由算法进行仿真测试。实验参数设置如下：传感器节点数目为100，节点部署的水域范围为150 m × 150 m。 图3给出了不同通信方式下信噪比与误码率、信道容量三者的变化，(a) 反映了不同天线数目条件下信噪比与误码率的关系。当接收信噪比增大时，系统出现的误码率能够得到明显的降低，由图中数据还可以看出在相同的条件下协作MIMO通信方式的误码率要明显低于直接通信的误码率。 (b) 反映了不同天线数目条件下信道容量与信噪比的关系。由图中数据可得，在相同的条件下协作MIMO通信方式的信道容量要明显高于直接通信的信道容量。 图4给出了三种不同算法随着网络生存时间的增加节点存活数口和传输能量消耗的变化。由图中的数据可得：当网络运行时间相同时，本文算法的节点存活数和网络传输能耗要优于其他两类算法。通过以上数据可知，本文的算法较MIMO-LEACH算法和HEED算法更能够提高节点能量的利用率，对网络生存时间的延长发挥了良好的效果。 图3. 不同信噪比下的误码率和信道容量 图4. 不同网络生存时间下节点存活数目和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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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协作MIMO技术的水下无线传感器博弈路由算法，通过对所有参与者节点的通信距离和跳数、剩余能量、能量密度等因素进行分析，给出了一种能够保持能耗均衡的博弈域间路由算法，算法根据收益最大原则通过给定的效益函数最优化选择中继转发节点传输数据。最后利用MATLAB软件对本文的算法进行仿真，实验数据表明，本文算法在能量效率、网络生存时间和平衡能耗等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其他同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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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是生物不断向高级进化的保证。避害使得个体的生命得到延续，趋利使得生物习得更强的生存技能，进而保证了物种的延续，其中的佼佼者才得以在循环往复的优胜劣汰之中生存下来，使得物种不断向高级进化。人类情绪的负性偏向与正性偏向，都是生存适应的产物，在不同的刺激情境之下表现出不同的偏向。情绪的负性偏向是指，个体对高唤醒度情绪信息的加工存在一种“负性偏向”，即负性情绪刺激通常能更快的吸引个体的注意，并优先得到心理加工。当外在刺激具有低唤醒水平的特征时，人脑不再继续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加工偏向；而对正性刺激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与加工偏向，这就是情绪的正性偏向。这表明，高唤醒度刺激出现时，防御机制比欲求机制更活跃，有利于帮助机体在紧急时规避危险；在非紧急情况下，机体保持欲求动机，以进行探索行为和追求目标，满足自身需要。 关键词 :情绪偏向，唤醒度，效价，防御机制，欲求机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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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们在加工外界输入信息时，不仅能认识事物的属性、特性及其关系，还会产生对事物的态度，引起满意、不满意、喜爱、厌恶、憎恨等主观体验，这就是情绪或情感。心理学家把情绪看作由许多关键成分所组成的复杂心理现象，通常包括生理唤醒，面部表情，情绪行为，及主观体验等多种成分(黄希庭，2007)。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不仅受情绪和情感的影响，而且是在动机的支配下进行的。所谓动机是指推动人的活动，并使活动朝某一目标的内部动力。动机的基础是人类的各种需要，即个体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某种不平衡状态，需要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刺激，人们便会想方设法采取某种行为以满足需求、消除不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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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情绪偏向的理论基础 情绪理论历来不缺乏对情绪与动机之间关系的讨论，如Wundt的意志论、Hull的动机观点、Tomkins的情绪的动机论、Izard的动机–分化理论。Tomkins和Izard都认为情绪具有重要的动机性和适应性功能。Tomkins强烈反对把动机与内驱力等同的观点，他特别强调情绪的动机作用。Izard的动机–分化理论明确主张一切情绪行为都是适应和调节行为，从中引出“情绪是行为的驱动力”这一观点，阐述了情绪本身及其驱动作用的机制，其中特别强调情绪的驱动作用。Izard认为，情绪在有机体的适应和生存上起着核心的作用，情绪在意识中的存在能够为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提供准备。 在当代，Bradley等人提出情绪的动机模型(motivational model)，认为情绪在根本上来源于欲求动机系统(appetitive motivational system)和防御动机系统(defensive motivational system)的不同激活。情绪感受由愉悦和唤醒两个维度组成，愉悦表明哪一个动机系统被情绪刺激激活，而唤醒表明每个动机系统的激活程度，它与情绪的强度有着共变关系：无论是正性情绪还是负性情绪，情绪均与生理唤醒水平存在着正相关(Bradley， Codispoti， Cuthbert， & Lang， 2001)。愉悦维度又称为效价， 在愉悦(积极)与非愉悦(消极)之间变化；唤醒维度则在平静与兴奋之间变化。防御系统在威胁情境下激活，基本行为表现为退缩、逃跑以及攻击等；欲求系统在食物充足等利于生存的情境下激活，基本行为表现为进食、交配以及抚养等。情绪状态的强度(唤醒度)反映了动机系统的激活强度，从而推动欲求行为和防御行为(Lang， 2010)。 各类基本负性情绪，无论其类别，均与基本需要的缺失状态相联系，反映了安全，食物，依恋等重要生物性需求受到威胁的状态。正性情绪反映了生存适应需求(如食物、安全等)，以及人类在进化中形成的高级需求(如审美)需要被满足的状态。当正性的、个体所期望的外部事件出现，会激发趋近动机，从而诱发个体产生积极正面的情绪和欲求行为；而负性的，威胁性的外部事件出现则会激发防御动机，从而诱发个体产生消极负面的情绪和防御性的回避行为。 图1. 从256个正性项和216个负性项的平均唤醒度可以预测平均正性偏向或平均负性偏向，正如图中回归线所示。对于正性偏向，截距 = 2.20，斜率 = 0.24。对于负性偏向，截距 = 0.40，斜率 = 1.19 当高唤醒度刺激(紧急状态)出现时，个体的防御动机系统和欲求动机系统都被显著激活，但基于机体适应生存的本能，此时躲避危险的需求远远比获得利益的需求更为突出，所以此时防御机制比欲求机制更活跃(Huang & Luo， 2006; Yuan et al.， 2007)。在该条件下，相比正性信息而言，个体会对周围环境中的负性信息更加敏感从而出现情绪的负性偏向，因为这有利于帮助机体在紧急时规避危险，维持生存。在低唤醒度条件(非紧急状态)下，防御动机系统和欲求动机系统也都被激活，但此时确保机体生存的需求并不迫切，为了寻求发展与繁衍，促使机体获取各项生存与繁衍资源的欲求动机比防御动机更为活跃。这种情况下，相比负性信息而言，个体对周围环境中的正性信息则更加敏感从而出现情绪的正性偏向，因为这有利于个体进行探索行为和追求目标，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如图1) (Cacioppo & Berntson， 1994; Ito & Caciopp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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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人类情绪正性偏向及实验证据 4.1. 情绪正性偏向的定义 当外在刺激具有低唤醒水平的特征时，人脑不再继续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加工偏向；而对正性刺激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与加工偏向(Herbert， Kissler， Junghofer， Peyk， & Rockstroh， 2006; Kanske & Kotz， 2007)。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恰好与Cacioppo等人的理论中，有关“刺激输入强度弱，即低唤醒条件下，个体的欲求动机相比防御动机其活动居于优势”的预测相一致(Cacioppo， 1999; Cacioppo & Berntson， 1994)。 4.2. 情绪正性偏向的实验证据 在关于人类情绪的正性偏向(positive offset)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采用的刺激是情绪词汇，因为情绪词汇被认为是低唤醒度的情绪材料(Carretie et al.， 2008; Hinojosa， Carretie， Valcarcel， Mendez-Bertolo， & Pozo， 2009; Ito & Cacioppo， 2005; Liu et al.， 2010)。多项研究皆表明，由于词汇不如图片复杂和具体，词汇材料的实际唤醒度要低于图片(Keil， Ihssen， & Heim， 2006; Kissler， Assadollahi， & Herbert， 2006)。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一张残忍的图片时，我们的情绪体验往往会比只看到“残忍”这个词语时更强(Herbert et al.， 2006)。 4.2.1. 行为结果 在行为研究中，反应时是一个最常被用来判断行为偏向的指标。Kanske和Kotz在2007年的研究中，通过视觉障碍词汇判断任务，给被试随机呈现一系列德语的真词和假词，要求被试在真词或假词出现时按相应的按键。结果显示，与负性词汇相比，被试对正性词汇的反应时更短(Kanske & Kotz， 2007)。 图3. 观看情绪词汇与阅读情绪词汇不同：行为和生理的关系 同样，Hinojosa等人(2010)采用西班牙名词作为情绪刺激也发现了此正性偏向他们将真词和假词随机呈现给被试，采用词汇判断任务，要求被试在一系列词汇中选出正常词汇(如图3)。结果发现，与负性和中性词汇相比，被试对于正性词汇的反应时更短，错误率更低。反应时的缩短表明，与负性词汇相比，正性词汇吸引了被试更多的注意，所以反应更快(Hinojosa， Mendez-Bertolo， & Pozo， 2010)。 4.2.2. 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事件相关电位)研究结果 与行为研究结果一致，在生理上我们也发现了情绪的正性偏向。Herbert等在2006年的研究中，在给被试呈现一系列情绪词汇时，要求被试专注于词汇，随机突然呈现惊吓声，结果显示，与负性和中性词汇相比，正性词汇诱发了更大的LPC波幅，这可能是因为被试对正性词汇加工更深(Herbert et al.， 2006)。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情绪的正性偏向存在的证据。在Kanske等人的基础上，Liu等人(2010)关心此正性偏向是否也会存在于中文词汇上，所以他们采用情绪图片和情绪中文词汇作为刺激，利用快速视觉系列呈现方式，将情绪内容一致的“图片–词汇”对一前一后地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忽视第一个刺激，对第二个呈现的刺激(靶刺激)进行情绪评价。当先呈现图片再呈现词汇，要求被试对词汇进行情绪评价时，ERP结果显示，与中性和负性词汇相比，正性词汇诱发的P2、P300和LPC波幅更大。P2成分被认为是与注意有关的ERP指标，波幅的差异表明，对正性词汇的注意偏向在情绪加工的中期阶段有体现；但是在本研究中，当先呈现词汇再呈现图片，要求被试对图片进行情绪评价时，同样也出现了正性偏向：与中性和负性词汇相比，正性图片诱发了更大的P2、P300波幅，这可能是因为词汇与图片的一致情绪内容导致了语义启动效应的诱发，这分散了被试对情绪的注意，导致图片(靶刺激)的实际唤醒度降低，所以出现了情绪的正性偏向(Liu et al.， 2010)。与Herbert等(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Bayer等(2012)采用词汇判断任务也发现，与负性词汇相比，正性词汇诱发的LPC波幅更大。Bayer等人采用情绪词汇作为刺激，将假词掺杂在正常词汇中，要求被试判断呈现的词汇是假词还是正常词。ERP结果显示，与负性词汇相比，正性词汇诱发了更大的LPC波幅。LPC被认为是与评价意义有关的成分，LPC波幅的增大反应了对正性词汇的持续注意(Bayer， Sommer， & Schacht， 2012)。 综上所述，当采用抽象的、低唤醒度的情绪刺激作为实验材料时，与负性刺激相比，人脑对正性刺激有更强的神经敏感性和更大的心理加工偏向。这是因为低唤醒度的情绪刺激代表的威胁和奖赏都较模糊、较遥远，此时确保个体生存的需求并不迫切，个体的欲求动机激活强度高于防御动机的激活强度，促使个体去获取利于生存和繁衍的各种资源，这有利于个体进行探索行为和追求目标，满足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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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人类情绪的负性偏向与正性偏向，都是生存适应的产物，在不同的刺激情境之下表现出不同的偏向。高唤醒度刺激出现时，防御机制比欲求机制更活跃(Huang & Luo， 2006; Yuan et al.， 2007)，有利于帮助机体在紧急时规避危险；在非紧急情况下，机体保持欲求动机，以进行探索行为和追求目标，满足自身需要(Cacioppo， 1999)。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各个脑区的功能，之后的研究可以关注于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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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导Mie-Grüneisen多介质混合模型下的Godunov类型格式。Godunov格式在求解多介质问题的间断面时，通常能得到使数值解保持无振荡。为了适应Mie-Grüneisen多介质混合模型，将二维矩形的Godunov类型格式在有限体积算法下进行了重新构造。数值实验表明，Godunov格式在Mie-Grüneisen混合模型下能很好地相结合。 关键词 :Godunov类型格式，多介质，Mie-Grüneisen方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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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可压缩流场中的多介质Riemann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 1 ] 。流体的运动特性可由欧拉方程描述，而流体的物理性质则由状态方程来描述。相比于其它形式的状态方程，Mie-Grüneisen方式无论是对流体 [ 2 ] 还是固体 [ 3 ] ，均能很好地描述其力学和热力学特性，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而薛克明提出的Mie-Grüneisen多介质混合模型 [ 4 ] ，则为Mie-Grüneisen方程下的多介质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 5 ] 。但是由于Mie-Grüneisen多介质混合模型目前并未得到广泛的重视，这使得它可供参考的数值离散格式仍然比较少 [ 6 ] 。而Godunov型格式则是计算流体力学有限体积方法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格式，因为它能给带有强间断面的问题提供稳定的数值解 [ 7 ] 。相比于GFM等数值算法，它省去了其它的数值处理界面的过程 [ 8 ] ，仅自身的数值格式便具备较好的分辨率。对于Mie-Grüneisen多介质混合模型来说，其方程系统同时包括Euler守恒方程以及其它热力学参数的非守恒方程，不仅涉及的方程式较为复杂，而且具有很强的非守恒性，Godunov型格式的构造形式将显得非常复杂。 本文在Mie-Grüneisen多介质混合模型下，按照二维有限体积差分方法进行了数值离散化，离散后确定了守恒变量与通量的计算形式，并按特定的时间步长和均匀的空间步长进行数值迭代。该过程中，对Godunov格式下的通量做了细致的推导。为了验证该格式的计算稳定性，利用该模型模拟了一个复杂的二维流场的相互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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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值算例 这里再考虑一个钼和液态MORB(Mid-Ocean Ridge Basalt)相互作用的问题。初始时刻，整个流场计算域长宽都为1 m。MORB分布在[0.4， 0.6] × [0， 0.5]的一块方形区域，其余区域均为钼。左侧[0， 0.3 m]区域内的钼为高压态，除此以外都为正常态的钼。钼和液态MORB的物理特性均由Mie-Grüneisen状态方程(2)来表示，其中的参数为： Γ = Γ 0 ( V V 0 ) q ，                 p r e f = p 0 + c 0 2 ( V 0 − V ) [ V 0 − s ( V 0 − V ) ] 2 ，                         e r e f = e 0 + 1 2 ( p r e f + p 0 ) ( V 0 − V ) 这里V为相对体积，V = 1/r。流场中各介质的物理状态为： { 液 态 MORB : ρ =                   2.26 × 10 3   kg / m 3 ，             p = 1 × 10 5   pa ，                           u = 0 ， 正 常 态 钼 : ρ =                     9.961 × 10 3   kg / m 3 ，             p = 1 × 10 5   pa ，                           u = 0 压 缩 态 钼 : ρ = 11.042 × 10 3   kg / m 3 ，               p = 3 × 10 10   pa ，                   u = 543   m / s 液 态 MORB : ρ 0 = 2.26 × 10 3   kg / m 3 ，           c 0 = 2100   m / s ，         s = 1.68 ，         Γ 0 = 1.56 ，       q = 1.0 钼 : ρ 0 = 9.96 × 10 3   kg / m 3 ，           c 0 = 4770   m / s   ，         s = 1.43 ，         Γ 0 = 0.18 ，       q = 1.0 图1. Godunov格式(左)和HLLC格式(右)的密度云图 图2. Godunov格式(左)和HLLC格式(右)的压力云图 当高压态的钼以冲击波的形式向右推进时，上半部分没有受到其它介质的影响，一直沿直线传播；而下半部分冲击波冲击到MORB块上，与MORB块产生相互作用。图1和图2为50 μs时刻的密度与压力的分布状态。此时，一部分冲击波进入MORB块中继续传播，一部分返回钼中形成稀疏波。冲击波为强间断面，在图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波面。而稀疏波属于弱间断面，在图中则显示为大范围的密度变化。冲击波的波面与稀疏波的边界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近似的圆形。 为了验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Godunov型格式的计算结果，与文献 [ 6 ] 中HLLC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密度和压力，两者的计算结果均吻合的比较好。但是由于HLLC格式中，为了保证守恒方程与非守恒方程的波面运动速度一致，对差分格式上的进行了改动，这使得两种格式的计算结果中，冲击波波面的位置与稀疏波区域边界的位置出现了小幅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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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针对Mie-Grüneisen多介质混合模型结构复杂、非线性强的特点，提供了Godunov型的计算格式。经过推导后的Godunov型格式，可以同时考虑到模型中的守恒与非守恒关系式，且求解过程不需要借助其它的数值手段。通过和其它格式的数值结果对比，证明Godunov型格式可以得到稳定无振荡的数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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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探究成人依恋类型、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现象的内在关系，旨在为预防大学生形成手机依赖提供一定理论上的依据。本研究采用手机成瘾倾向调查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成人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对随机抽取的418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1) 手机依赖得分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表现在大四学生的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除此以外，手机依赖与性别，父母婚姻状况，是否有恋爱经历无关。2) 在依照ECR量表得出的四种依恋类型中，惧怕型及专注型依恋的手机依赖得分及其各因子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安全型和冷漠型。3) 依恋的焦虑维度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r = 0.45， p < 0.01)，客观支持对个体手机依赖有显著负相关(r = −0.17， p < 0.01)；依恋的焦虑分量表对手机依赖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客观支持对手机依赖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提示了，大四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年级；惧怕型及专注型依恋的个体似乎更容易对手机产生依赖；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程度与依恋焦虑相关，而加强个体的社会支持对于预防并改善手机依赖现象有帮助。 关键词 :依恋，大学生，焦虑，手机依赖，社会支持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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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 MPD)，又名手机依赖综合征、手机成瘾。指的是个体因使用手机而导致的个体行为失控，不能自制，生理和心理功能受损的痴迷状态(师建国，2009；周喜华，2010)。有研究者认为，手机依赖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病症(韩登亮，齐志斐，2005)。屠斌斌、章俊龙等人把它定义由重复地使用手机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产生强烈的、持续的需求感和依赖感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手机关系成瘾、手机娱乐成瘾、手机信息搜集成瘾三种类型(屠斌斌，章俊龙，姜伊素，2010)。王小运认为，由于对手机的过度使用而产生的依赖，伴随着这种依赖个体会出现强烈的心理体验(感觉时刻不能离开手机等)和某些行为的不适(幻听手机铃声、过量发送信息等) (王小运，伍安春，2012)。也有一些研究虽未直接探究手机依赖的相关因素，但从更高概念层次的网络成瘾进行了科学研究(Bahrainian， Alizadeh， Raeisoon， Gorji， & Khazaee， 2014; Griffiths， 2000)。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手机的普及推动了社会社交方式的变化和经济的转型，大学生作为接触新兴事物的主要群体，具有高手机使用频率、高手机普遍率等典型特征。在这种高频率使用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带给我们的积极作用，比如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和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另一方面，过度使用手机也会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谢书铭，颜美艳，2009)。但在当今社会中，同样是使用手机，有些人极其容易对手机产生依赖而不能自拔，有些人对手机有一定的依赖但能够通过自身的意志努力来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而另一些人，只是将手机作为自身获取信息的一种工具，并不会沉迷其中。这些手机依赖程度的个体差异产生的原因值得探究，探明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对我们了解并改善手机依赖有重要作用。 依恋，是始于婴儿时期的一种个体间为互相给予支持和帮助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它对于个体的社会性发展非常重要，也同时是儿童期最重要的开端和社会关系之一。在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中，依恋失调是网络成瘾的原因之一(谢晶，方平，张厚粲，姜媛，2011)。从发展心理学方面来说，个体有获得亲密关系的需要来保证个体的生存，而依恋的对象从幼时的母亲到恋人、同伴等的发展也说明了依恋是个体的发展和社会化的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当今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离开了家来到学校独自生活，加之若性格内向，极容易滋生孤独和焦虑的情绪。有研究表明内向和焦虑倾向者倾向于将手机作为与他人沟通联系的主要方式(Billieux et al.， 2014; Reid & Reid， 2007)，而冲动和自我控制的缺乏也会驱使个体不断与外界保持联系(Jeong， Kim， Yum， & Hwang， 2016)。 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于个体周围亲密客体，如父母、亲戚或朋友等群体在个体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情时。给予个体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的一种系统(刘鹏，2014)，且该支持可以从其他人接收或者在个体需要时就可以得到帮助(Thoits， 2010)。社会支持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含有主观支持、也包括着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两个方面。主观支持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受到的支持的体验，以及个体感觉到自己被支持、被鼓励和帮助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客观支持指的是个体身边的人，如父母亲朋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而对支持的利用度则是指个体对自己得到的社会支持的使用度(叶悦妹，戴晓阳，2008)。低支持利用度的个体即使收到了来自别人的帮助也可能不会接受。有研究证明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能够减少个体焦虑现象，且足够强大的社会支持有利于预防手机依赖现象(姜永志，白晓丽，2014；Liu & Cai， 2015; 王月琴，张宇，2015)。 目前国内对手机依赖与依恋、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多，且对于手机依赖的研究一般从个人特质与社会因素两方面进行(洪艳萍，肖小琴，2013；黄海，余莉，郭诗卉，2013；李同归，李楠欣，李敏，2006；王相英，2012；王小辉，2011)，且大多只从单一的视角进行探索。如已经有研究证明，依恋类型与手机依赖倾向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学者对网络成瘾与成人依恋的研究表明，依恋类型对网络成瘾有明显影响。有文献表明，不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学生手机依赖倾向更高，依恋的焦虑维度对手机依赖倾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葛续华，祝卓宏，2014)。同时亦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负相关，且对手机依赖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刘鹏，2014；韦耀阳，2012)。但将其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研究却几乎没有。 因此本研究欲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探究依恋类型，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同时探讨依恋类型相关维度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研究目的有三个：1) 探究当今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体特征，如年级差异，性别差异等。2) 探究大学生依恋类型对手机依赖现象的影响，及依恋类型是否可以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3) 探究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