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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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时间及空间知识图谱 3.1.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时间计量图(如图1所示) 通过分析该文献计量图发现以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为主题的研究文献首次发表于2003年，2003年至2007年一直处于平淡期，而且2008年有所下降，从2009年开始，发文量处于稳步上升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在2009年学者们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并对此展开研究，相关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其文献量的变化趋势与实践发展路径比较吻合。一方面是由于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政策文件，另一方面归结于社区治理相关研究方向不断趋向精细化 [ 3 ]。不断扩大公众参与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随着公众参与社区治的社会实践成果层出不穷，未来学者们将不断探索多元参与的常态化、精细化、高效化的现代社区治理模式，激发社区活力，社区治理研究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 图1. 中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文献总体分布图 3.2.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空间分布图 3.2.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使用CiteSpace的作者(Author)网络分析功能，我们可以从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清楚地了解公众参与与社会治理研究领域有哪些核心作者以及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帮助分析该领域的作者呈现与合作情况。表1和图2分别展示了发文作者统计表和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通过分析可知，近20年以来，有6位学者发表4篇及以上“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为主题的论文，表1所示研究者在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均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发文量最高的学者是南开大学的吴晓林教授(南开大学)，共9篇；其次为陈伟东共8篇(华中师范大学)、单菲菲(兰州大学)，共5篇；陈光(南京大学)、陈荣卓(华中师范大学)和孙涛(南开大学)，均发表4篇。如图2所示，左上角的信息栏呈现了发文作者数量与发文作者关系连线情况，其中N = 332，这表明共有332名学者关注该领域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而N = 71，则表明连线数量为71。网络密度(Dentisity)表示网络图谱中节点之间的连线密集程度，图2的网络密度为0.0013，这表明该领域的作者合作情况并不理想，需加强该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就该研究领域而言，主要的作者合作群仅有一个，即以陈伟东为中心形成的作者合作群，另外还有发文较多的独立研究作者，如吴晓林共发文9篇，单菲菲共发文5篇等。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top 6 author Count Centrality Year Authors 9 0.00 2015 吴晓林 8 0.00 2003 陈伟东 5 0.00 2011 单菲菲 4 0.00 2013 陈光 4 0.00 2019 陈荣卓 4 0.00 2016 孙涛 表1. 排名前6的发文作者统计表 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3.2.2.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对机构合作⽹络进⾏分析有助于我们清楚了解研究该领域的机构分布和组织、合作关系，在CiteSpace软件中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机构(Institution)并运⾏，可以得出如表2和图3所示效果。结果显示：发表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论文共涉及298个单位，呈现百家争鸣，多点开花的局面。发文量排名前3的机构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13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11篇)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8篇)。说明这三个研究单位在研究领域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与影响力，紧随其后的有东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科研单位。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top 10 research institution Count Centrality Year Institutions 13 0 2017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11 0 2016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8 0 2015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7 0 2015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6 0 2010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 0 2014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5 0 20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5 0 2013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5 0 201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4 0 2008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表2. 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统计表 图3.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而从机构合作情况来看，结果显示，N = 298，E = 79，Density = 0.0018，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机构合作群与四个较小的机构合作群，其中较大的机构合作群为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牵头形成的机构合作群；较小的机构合作群有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和渤海大学文学院组成的小型合作群等；其他研究机构都呈分散状。说明该研究领域团体分散，不同机构自立门户，相互间鲜有合作，科研群体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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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分析 4.1.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重点，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某一研究领域或主题的中心内容，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频次成正比。频次越高，中介中心性越高，说明该关键词节点越重要。节点的外围圆圈则代表该关键词是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图4展示了关键词共现图中关键节点的分布情况，从图中不难发现公众参与社区治理该研究领域排名前10的高频关键词，“社区治理”、“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等是该领域的重要关键词。这表明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对乡村关注较少。中介中心性体现了关键词在图谱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且当某一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大于0.1时，即认定该关键词在图谱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该研究领域中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共有16个，整理出前6个(如表3所示)，这说明该领域的主题分布广泛，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领域涉及的研究主题研究范围较大且集中性较高。 Table 3 Frequency table of the top 10 keyword Count Centrality Year Keywords 465 0.43 2003 社区治理 29 0.43 2006 城市社区 22 0.59 2006 社会资本 18 0.08 2012 社会组织 16 0.06 2015 社会治理 12 0.23 2008 社区 11 0.05 2017 党建引领 9 0.28 2007 治理 9 0.14 2003 居委会 8 0.06 2006 社区自治 表3. 排名前10的关键词频次表 4.1.2.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基础上形成的聚类网络图谱，可以更加清楚的对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领域进行把握。如图5所示，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大于0.7，表明该聚类是令人信服的。图中共呈现了10个聚类，分别是#1软法、#2社区共公共物品、#3社会工作、#4个体、#5过渡型社区、#6社会资本、#7协商民主、#8社会治理、#9社区自治。通过对每一个聚类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社区、社区自治、社会治理、协商民主等都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这说明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领域涉及范围较广泛。 图4.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图5. 排名前10的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4.1.3.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分析 关键词时区视图将关键词出现的时间和频率相结合，能够反映每个时期的研究重点和主题变迁。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我们将时间切边变更为Years Per Slice = 5，即每五年进行一次切片分析，如图5所示，该图中共呈现了5个聚类，并按时间顺序呈现了聚类中相应的关键词共现情况。借助该图，我们可以分析主要的5个聚类在时间线上的发展状况。 该研究领域持续时间最长和强度最强的凸显词均为社区治理，在关键词聚类基础上，按照时间段来统计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见图6)，在2010年以前，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宏观管理层面，例如“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结构”等关键词；2010年以后，首先社区治理更加注重多元参与治理，特别是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强调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其次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注重治理的法治化；另外也更加开始探寻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下的治理效果，这说明中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者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研究主题和热点逐步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发展。 图6.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关键词时间趋势图 4.2. 突现词分析 CiteSpace软件的突变探测功能能够分析出该研究领域频次突然增加并持续一段时期的突现词。分析突现词可以了解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情况与预测发展趋势。在图7中呈现的突现词中，它们体现了该研究领域在研究初期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与问题，“农村社区”、“城市化”、“社区居委会”“多中心秩序”和“基层党建”成为了热点话题，这表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现实发展情况，更强调研究的实效性。 图7.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突现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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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果讨论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对2003~2020年中国知网中的CSSCI期刊关于公众参与社区治理542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关于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发文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从总体来看起步虽晚，但发展迅猛，尤其是2014年后这一主题呈现爆发式增长，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最初的理论探究逐步过渡到了实践探究。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与国家的方针政策紧密相关。 二是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虽然不断增多，但就作者之间和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而言不太乐观，通过上文对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分析我们发现，作者聚焦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学者较多，较稳定的研究群体正在形成，但相关研究较为分散，核心网络尚未显现；不同机构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差异不大，但研究机构之间的关联性比较薄弱，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仍有待加强。应该鼓励各科研机构之间不断加强合作关系，努力构建不同研究特色的科研力量群落，共同致力于中国社区治理研究，呈现出更多实用性和原创性成果。 三是从合作图谱分析明显发现，虽然研究社区治理的机构和团队较多，但各团队之间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合作中心，说明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仍缺乏比较系统的中心代表。研究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机构和团队也少之又少，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可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发展格局。所以未来学者应该更加关注公众在社区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推动国家完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渠道，不断增强社区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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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 [ 4 ]，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正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民。公众参与是有效治理多元社会的重要基础。受长期传统的落后观念影响，我国目前许多人还存在着“官本位”思想，严重阻碍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我们要如何实现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1) 确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麻柳乡政府转变观念，将权力用来为民办实事，“乡干部悟出了为群众办实事的‘诀窍’：‘做什么，怎么做’，要让群众说了算” [ 5 ]。将“官本位”思想转变为“民本位”思想，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的意愿，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众参与的广度；营造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环境。比如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政府公务信息公开，没有充分透明的信息，公众参与只能是盲参，意见就没有意义。 2) 健全公众参与配套机制。有效的扩大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根本在于完善科学、民主和规范的公众参与机制 [ 6 ]。扩大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由多个环节和步骤构成的复杂动态活动过程。要高效推进这项活动，离不开制定科学合理的参与机制。要扩大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完善民主的参与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前面的图谱分析中可以看出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法治化，所以要扩大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应以法治作为保障。 3) 创新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方式。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构建电子政务系统，创新公众与政府上下互动、共同治理社区的现代方式。要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赋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让城市社区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2020年的新冠疫情来临之际，正是社区和公众联防联控，齐心协力，通过运用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互通，上下联动，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增强社区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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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高校作为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前沿阵地，近年来，顺应校园CRP系统升级，业财一体化逐步深入，以数据分析驱动控制策略，管控业务过程；以数据支撑运营分析，赋能业务决策，“业务–管理–财务”三重融合，三位一体正成为当下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SPPC业财一体化的CRP系统建设为例，探索高校业财一体化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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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要求推进财务业务融合 [ 1 ]，打破一直以来财务部门关注财务指标，业务部门注重业绩 [ 2 ] 的惯性。高校业财一体化建设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所趋。业财一体化建设有两种途径，一种以财务切入，财务自成闭环，再与业务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对接；另一种是以业务切入，业务数据融入财务。以财务为切入的优势在于财务系统本身可以形成闭环，具有很强的数据关联性和准确性，再引入业务系统，可分布实施，逻辑性强，易于管控；以业务切入，必须业务系统完备，否则财务数据收集、处理和反馈难以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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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SPPC业财一体化系统建设 SPPC采用的是以财务切入，同时逐步引入业务系统的第一种业财一体化途径。具体分为两个层次，如图1。 第一层次：通过预算申报系统、网上预约报销系统和会计核算系统的三系统数据直连，实现刚柔并济的预算管控，有效提升预算管控效果，提高会计核算效率和准确性。 第二层次：构建业财数据互联互通，相互制约的薪资系统、缴费系统、合同管理系统、资产申购系统及科研管理系统等业务系统。 图1. SPPC业财一体化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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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SPPC业财一体化系统现状 3.1. “预算–报销–核算”三位一体系统现状 1) 预算申报系统。业务活动以全面预算为前提，有预算，才能开展业务活动；业务活动以数据为载体，真实记录、反映科研、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信息，并为财务核算等经营活动分析提供支撑 [ 3 ]。预算申报是高校所有业务活动的起点，因而财务信息化系统以预算申报系统为起点。人员信息CRP人事信息共享，学生信息CRP教务信息共享为基础，“定员定额预算 + 归口管理预算 + 校内专项 + 财政专项”四位一体，需求部门源头申报，归口管理审核，分管校领导综合平衡的经费需求部门负责人授权经办人申报经费需求，定员定额经费在核定范围内细化申报，归口管理经费按归口职能选择相应归口项目进行申报，校内专项属于校内自选动作，根据各部门的发展规划，按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经费实际需求申报，财政专项按主管部门给定项目对应申报。经办人申报后由部门负责人系统审核，归口经费由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或授权经办人审核，再由相关分管校领导进行初步审核。财务处根据年度总体收支情况，保障学校人员经费、刚性公用经费(能源费、物业管理费、网络租费等)后按分管校领导管理部门切分柔性经费，再由分管校领导核定项目和相应经费，预算申报系统二次提交。 2) 网上预约报销系统。以预算为基础，“有预算有支出，无预算无支出”，预算核算联动，实现上海市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学校预算申报系统、网上预约报销系统三维一体的预算管理模式。学校报送上海市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数据源于学校预算申报系统，且两者从类别到科目完全一致，学校预算申报系统与网上预约报销系统数据共联，通过“项目–科目–金额”系统三维后台管控，落实预算刚性。项目负责人在网上预算报销系统可授权经办人，在其项目科目额度范围内使用项目经费，预约网上报销。 3) 会计核算系统。网上预约报销与会计核算信息互联互通，数据一扫(扫描二维码)直达。随着学校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原有的财务报销方式已不能满足需求，服务大厅每天人满为患。顺应学校CRP数据一体化建设，学校网上报销预约系统将报销信息与财务核算系统对接，教职工经费报销由原先“挤–吵–杂”的现场等候改变为网上申请、预约箱不见面提交材料，财务审核在对接预约报销信息，自动生成会计凭证、复核无误后，财政平台直接支付。新的报销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会计核算的效率，极大方便了教职工，迅速提升财务服务满意度。 3.2. 业财一体的薪资、缴费、合同、资产和科研系统 1) 薪资系统与人事系统互联。学校各类人员身份复杂、发放的人员经费种类繁多，要及时、准确发放各类人员经费，同时也要依据国家的税法正确计算个人所得税，为教职工及时了解收入构成、代扣代缴和实发薪，还要能为校领导提供及时、正确的人员收入分析报告，从校内部门、人员年龄、职称、收入组成等各个维度来进行分析。薪资管理系统由人事处、财务处作为主要业务部门，人员经费发放部门为主体申报源头数据，逐步实现基本工资人事处发起申报，校级绩效人事发起申报，二级部门绩效由人事处将年度绩效额度年初下放后由各二级部门发起申报，财务处薪资平台完成人员薪资数据汇总、个税计算和优化、人员经费发放。教职工本人、财务处薪资专员及人事处可一键直连，查询相关人员薪资及代扣代缴社保、公积金、个税等所有信息，以信息系统实施有效推进薪资改革，极大提升管理效能。 2) 网上缴费系统与教务信息、学生信息互联。学生信息数据以教务处教学信息+学生处住宿信息为源头共享，实时计算应收学费、住宿费、学生医保费在内的各类收费的教育收费和代扣金额；与教务系统互联，缴费选课制度落地；手机银行APP在线缴费，与开户银行共享互通学生缴费数据信息，实现教学部门、财务处、学生个人实时查询共享数据；财务处还可利用网上缴费系统实现学费信息不同维度查询、分析，保障学校收费率从2015年时不到90%，快速提升到95%以上。 3) 合同管理系统与预算系统信息互联，有效规范购买合同“有预算有支出，无预算无支出”。合同系统目前建设的关键点有二：一是购买合同与预算系统互联，凡是购买货物、服务、工程的支出合同，必须填写相应的校内预算项目编号和项目名称，财务处审核作为必备环节，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下一审核环节；二是收入合同，合同签订目前与预算系统未直接互联。 4) 资产管理系统与预算系统信息互联。信息互联互通关键点有二：一是政府采购项目批复后，相应政府采购编号对应的校内预算项目编号和名称与资产系统共享，资产管理部门根据需求部门采购申请核对预算项目后可迅速实施采购；二是非政府采购项目，项目需求部门申购时必须填报经费来源项目编号和名称，将预算与业务紧密连接。 5) 科研管理系统与财务预算核算系统互联互通。纵向科研项目立项或横向科研签订后后进入财务流转程序，由财务审核确认，一旦财务收到相应经费后，进入科研系统登记流转，科研系统分解经费预算，下达经费执行单，财务处将科研项目纳入预算与核算系统管理。确保经费认领及时，提高预算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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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SPPC业财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 业务发生和业务入账分离，财务处理在时间上滞后于业务活动 [ 4 ]，反映已经完成的交易和事项，与业务数据脱节，数据分析和管理决策支持相对较弱。无论是合同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还是科研管理系统，即使合同已经确立，收款权利或付款义务已经形成，业务系统更多地功能侧重在流程审核，业务数据管理未同步，财务应收应付款项管理与合同权利义务脱节。 具体表现为： a) 收款合同确立后，预算系统中未增加校内预算项目，核算系统也未确认应收款；付款合同确立后，预算系统未核减相关校内预算项目经费额度，核算系统未确认应付款。 b) 资产管理系统申购完成后，预算系统中未冻结或减少可用预算额度，如项目负责人一个项目授权多人使用，会造成报销前经费抢跑道(谁先到财务报销谁占用预算额度)的情况。 c) 科研管理系统中，纵向科研项目如果项目已立项，但款项尚未到学校，预算系统不增加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相应核算系统也未确认应收款项；横向项目合同签订后问题同以上1)。 2) 人事管理业务数据与薪资平台数据未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业财一体化数据相对管理低效，无法提供人员管理成本。人事业务管理满足于年度人员经费额度的下放和发放申报，但缺乏成本管理理念，造成薪资数据可查询到单一的教职工和部门，但无法提供各教学专业的薪资成本。特别是跨部门教职工的薪资成本，由于有的教师隶属于某个系部，但可能同时向校内其他系部授课，同样也可能是行政人员兼职授课，仅以单一的课时费作为授课其他部门的教学成本明显忽略了基本工资和社保公积金等基本人员成本。 3) 综合成本管理尚无法实现。所有经费业财数据底线都在“部门”，未与专业挂钩，无法衡量教育成本。当前的业财一体化系统“重流程，轻数据”倾向明显，虽然流程逐步实现了信息化，但数据停留在部门，未实现教职工与其服务对象的纵横相连，无法实现学生个体、班级、专业、系部的人员成本分解，无法实现高校综合成本管理，从而建立标准化生均培养成本，无法为教育教学和管理综合决策服务。 4) 社会培训业务尚未纳入CRP信息化平台建设，只在合同管理中进行流转，业财一体化有待推进。社会培训包括高校承接上级主管部门及相关上级部门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标准化培训和为社会、行业、企业提供的定制培训服务，由于该类别业务尚未纳入CRP业财一体化系统，从服务成本、业务定价，到收益测算都停留在感性决策阶段，无法实现信息系统支持下的理性分析决策。 5) 核算系统智能化审核尚未落实，会计核算人员还停留在原始的查验报销单附件、审核附件的阶段，而且认为的审核易造成规范制度的理解偏差和执行偏差。无论是差旅费、培训费等国家有报销标准的业务，还是最简单的市内差旅出租车、地铁票报销，在未实现智能审核的阶段，高校会计核算人员依靠政策解读审核单据，对一事多报(比如外地培训同时报差旅和培训费)、不合理出租车和地铁票仅能做到形式审核，难以在高校大量的报销单据中审核出问题。借助智能审核系统，对外地培训业务只要设置好培训地点，如外地必须填入外埠交通，就能避免一事多报；对市内交通，凭借乘车人填报的起始地点和事由，可以智能分辨合理性，对不合理的报销不予初步审核通过，可减少大量人为审核压力和偏差。 6) 公办高校信息化建设并未有效降低行政成本，经济效益较弱。信息化建设的目的是规范流程，提高效能，提升服务。合理的信息化建设应该能够适当降低人员投入，减少行政成本，将高校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去。但目前系统的建设虽然提升了服务效率，但并未提供合理的人员配备标准，而在一件事一个人做和一件事多人做的情况下，出于教职工个人利己驱动和部门领导膨胀的多部下思维，精简冗员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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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高校业财一体化建设对策 1) “横向到边”，所有业务端纳入业财一体化信息系统管理。业务端不留白，业财一体流程重塑，数据系统共享，逐步减少移动存储数据导入，通过系统接口，共享业务数据，财务数据依托业务数据而来。例如对外服务合同签订后，财务数据当即反映一笔“应收款”，真正实现“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 2) “纵向到底”，业财数据细化到最末端。每一笔业务数据为谁支出，谁收益全部明细化。打破现有的业务数据部门化的格局，所有教学端业务数据全部到教师个人，到班级、到专业、到受益学生。通过数据抓取和提取技术，细化到末端的数据既有利于数据统计、分析，更可以为后续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3) 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技术，以综合成本管理为基础，建立可标准化的业财一体化系统，为专业招生办学管理决策提供支持。在“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数据“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基础上，以建立综合生均成本体系为目标，以单一高校、同类高校历史数据为基础，测算生均培养标准，为高校发展中确定各专业最优招生数、最优班级学生数等提供决策支持。 4) 发挥数字智能化系统优势，建立多维数据核算、分析、报告、决策支持系统。基于大数据的业财一体化设计能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 5 ]。通过教育教学过程化数据、历史同期数据、投入产出数据等海量数据仓库，建立多维度数据决策分析模型，数据赋能，职能管控，决策支持，重塑高校管理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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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利他惩罚行为是指需要个体牺牲自己利益的，有利于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对违反社会规范的人做出的惩罚行为。利他惩罚分为第二方惩罚与第三方惩罚。通过分析两者的神经机制、作用途径和效果，并结合相关理论及模型。发现两者均由情绪系统与社会认知系统共同控制，但第三方惩罚中有更多的认知系统参与。第三方惩罚也比第二方惩罚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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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会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像这样的，需要个体牺牲自己利益，有利于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对违反社会规范的人做出的惩罚行为被称为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 (Boyd， Gintis， Bowles， & Richerson， 2003; Fehr & Fischbacher， 2003)。利他惩罚又分为第二方惩罚(Second Party Punishment， SPP)与第三方惩罚(Third Party Punishment， TPP)。当一方违反社会规范时，利益受损的另一方(自我利益卷入方)会对违规者采取惩罚措施来维护其他人的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第二方惩罚(Fehr & Ga， 2002)；当一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自身利益无损的另一方牺牲自我利益来惩罚违规者，从而维护其他人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第三方惩罚(Fehr & Fischbacher， 2004)。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二方利他惩罚者处于利益受损状态，第三方利他惩罚者处于旁观者地位(Gummerum， López-Pérez， Van Dijk， & Van Dillen， 2020; McAuliffe， Jordan， &Warneken， 2015)。 人类社会依赖于其成员的合作行为(Seier， 2020)，利他惩罚作为违规行为的反制手段，能够有效促进合作行为，阻止搭便车行为，维护社会规范(Bond， 2019; Boyd， Gintis， Bowles， & Richerson， 2003; Fehr & Ga， 2002)。通过研究利他惩罚可以从侧面解释人类社会中常见的合作行为。但利他惩罚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Gintis， Bowles， Boyd， & Fehr， 2003; Uchida， Yamamoto， Okada， & Sasaki， 2019)，惩罚需要付出成本，“理性”的人不会选择去惩罚违规者。一些研究者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利他惩罚，并提出了相关理论。强互惠理论(Strong Reciprocity Theory)从群体利益角度(Bowles & Gintis， 2004)出发，高成本信号模型(Costly Singaling Model)则根据声誉和个人可信度来解释(Jordan， Hoffman， Bloom， & Rand， 2016)，从遵守规范的角度也能解释利他惩罚(Kimbrough & Vostroknutov， 2015)。 一方面，利他惩罚作为亲社会行为，研究其影响因素与神经机制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利他惩罚又作为一种对违规行为的反制手段，还需要关注利他惩罚的效果。本文主要梳理相关文献，系统讨论第二方与第三方惩罚的产生机制与效果，为理解利他惩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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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第三方惩罚更“理性”，第二方惩罚更“感性” 情绪在社会决策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是影响利他惩罚的一大影响因素(Engelmann & Fehr， 2017; Koppel， Andersson， Västfjäll， & Tinghög， 2017)。消极情绪会增加负反馈行为(Drouvelis & Grosskopf， 2016; Lane， 2017)，促进第二方惩罚(Fehr & Ga， 2002)。惩罚行为被认为是受到情绪和认知的影响(Egas & Riedl， 2008)。情绪系统与认知系统共同控制了第二方与第三方惩罚，但在第三方惩罚中以认知系统为主导，在第二方惩罚中以情绪系统为主导。 在利他惩罚的神经机制方面，分级惩罚模型认为惩罚分为三类(Krueger & Hoffman， 2016)。第一类为“第一方惩罚”，即良知和内疚，第二方惩罚起源于第一方惩罚，而第三方惩罚又是第二方惩罚的扩展。第二方与第三方惩罚激活了大量相同的脑区(Strobel et al.， 2011)，包括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双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但在功能上，社会认知区域(颞顶交界处)参与了第三方惩罚(Bellucci， Camilleri， Iyengar， Eickhoff， & Krueger， 2020)。认知控制相关脑区受损的参与者在第三方惩罚方面异于常人(Glass， Moody， Grafman， & Krueger， 2016)。例如，腹内侧脑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损伤的患者会减轻对第三方罪犯的惩罚(Asp et al.， 2019)，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区域的活动也会调节第三方利他惩罚行为(殷西乐，李建标，陈思宇，刘晓丽，郝洁，2019)。但第二方惩罚更多由情绪相关功能的脑区控制(Bellucci， Camilleri， Iyengar， Eickhoff， & Krueger， 2020)，杏仁核也对第二方惩罚有调节作用(Scheele et al.， 2012)。 也有一些实验证据可从侧面论证第三方惩罚更“理性”。事实证明，利他惩罚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Mussel， Hewig， & Weiss， 2018; Uchida， Yamamoto， Okada， & Sasaki， 2019)。一个人自我控制状态对第二方惩罚有影响，自我损耗促进了第二方惩罚(Crockett， Clark， Lieberman， Tabibnia， & Robbins， 2010; Liu， He， & Dou， 2015)。但是在第三方惩罚中，认知控制可以帮助个体抑制自利倾向，自我控制水平可以预测规范执行行为(Friehe & Schildberg-Hörisch， 2018)，避免因为成本不惩罚违规者(谢东杰，苏彦捷，2019)。 所以，相比较于第二方惩罚，第三方惩罚更多地由社会认知系统控制，显得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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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第二方与第三方惩罚的效果 在生活中，利他惩罚可以促进合作，维护规范。在实验中，利他惩罚的作用主要通过群体内合作行为的增加或搭便车行为的减少来体现(Bond， 2019; Fehr & Ga， 2002; Waichman & Stenzel， 2019)。但利他惩罚对不同对象(违规者、惩罚者、群体等)的作用机制或具体效果是不同的。 利他惩罚对违规者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威慑机制(Krasnow， Delton， Cosmides， & Tooby， 2016)。威慑理论认为惩罚者通过惩罚来威慑违规者，防止违规者再次违规。违规者在受到惩罚后，会因为害怕再次受到惩罚而增加合作行为。 利他惩罚对群体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声誉机制产生。高成本信号模型认为人可以分为两类(Jordan， Hoffman， Bloom， & Rand， 2016)。一类是值得信赖的人，一类是自私的人。高成本信号模型假设，“如果你看见我惩罚违规者，我会被你标记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利他惩罚后，他人会认为惩罚者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从而惩罚者在群体中获得一定声誉。而声誉在随后的互动中会带来一定的利益(Barclay， 2006; Jordan & Rand， 2017a; Raihani & Bshary， 2015)。另外，利他惩罚也可以威慑群体中的其他人，防止潜在的违规者出现(Delton & Krasnow， 2017; Krasnow， Delton， Cosmides， & Tooby， 2016)。最后，利他惩罚可以在群体内中形成和维护一定的规范。例如，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社会规范(郭秀艳，郑丽，程雪梅，刘映杰，李林，2017)，利他惩罚的对象往往就是不公平的分配者(Fehr & Ga， 2002; Gummerum， López-Pérez， Van Dijk， & Van Dillen， 2020; McAuliffe & Dunham， 2017; Seier， 2020)，由此维护了公平规范。通过这些途径，利他惩罚维护了群体的利益(Chaudhuri & Paichayontvijit， 2017; Gächter， Renner， & Sefton， 2008)，促进了群体的发展。 利他惩罚对惩罚者本身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利他惩罚可以平复惩罚者的负面情绪。个体在面对不道德的行为时，会产生愤怒、厌恶等负面情绪(Jordan， Mcauliffe， & Rand， 2016; Salerno & Peter-Hagene， 2013)，甚至接触不道德物品也会使人产生负面情绪(Eskine， Novreske， & Richards， 2013)。而利他惩罚激活了大脑的奖赏回路(de Quervain et al.， 2004; Strobel et al.， 2011)，有效的利他惩罚会使个体获得满足感与正面激励(Mussel， Hewig， & Weiss， 2018)。正如利他行为有助于个体获得正性情绪一样(Hu， Li， Jia， & Xie， 2016)，惩罚者从利他惩罚中获得了快乐(Yamagishi et al.， 2017)。其次，利他惩罚也可以在未来为惩罚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利他惩罚可以帮助个体获得一定的声誉(Jordan， Hoffman， Bloom， & Rand， 2016; Raihani & Bshary， 2015)和威慑力(Krasnow， Delton， Cosmides， & Tooby， 2016)，惩罚者在之后的互动中更容易被选为同伴(Jordan & Rand， 2017b)，并且惩罚的成本越多越容易被选为合作伙伴(Nelissen， 2008)。 在此，通过分析利他惩罚的神经机制与效果，并结合信息加工的观点把第二方与第三方惩罚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中，如图1所示。 图1. 第二方与第三方惩罚的理论模型 两者基本的流程是一样的，都经历信息输入、基本评估阶段、控制阶段、反应阶段、信息输出等过程。但在控制阶段，第三方惩罚更多地由认知系统控制，第二方惩罚更多地由情绪系统控制。此外，经过在不同阶段的对比，总的发现第三方惩罚比第二方惩罚更有效。以下为具体的分析与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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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第三方惩罚比第二方惩罚更有效 从性质上看，第二方惩罚与第三方惩罚都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亲社会行为(Gintis， Bowles， Boyd， & Fehr， 2003)。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规范，第二方与第三方惩罚者都倾向对违反社会规范的人实施制裁。但因两者的神经机制与造成的具体影响不同，总的来说第三方惩罚比第二方惩罚更有效。 第三方惩罚需要的信息更多，向外传递的信息也更多。在第二方情境中，参与交互的人数最少可以为2人。而在第三方情境中，参与交互的至少为3人，这样惩罚者需要考虑的信息会更多。第二方惩罚者自身就受到了侵犯，其关注点主要在违规判断、情绪反应及伤害大小上。第三方惩罚者还关注到责任的评估(Bellucci， Camilleri， Iyengar， Eickhoff， & Krueger， 2020; Krueger & Hoffman， 2016)及成本。第二方惩罚者可以发出一种信号，即自己受到侵犯时会反击，以此来威慑那些潜在的侵犯者。第三方惩罚者也会发出这种信号威慑他人(Krasnow， Delton， Cosmides， & Tooby， 2016)。惩罚者通过实施第三方惩罚，获得一定的声誉，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而声誉在随后的活动中会带来一定的好处(Barclay， 2006; Jordan & Rand， 2017a; Raihani & Bshary， 2015)。第二方惩罚并不能充分展示自己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在分享行为存在的条件下，第二方惩罚甚至会降低信任感(Przepiorka & Liebe， 2016)。第二方惩罚相比，第三方惩罚传达了更多积极信息，更能引导人们减少自私行为(Chen， Zeng， & Ma， 2020)。 另外，惩罚者的动机往往受到怀疑。惩罚者可能由于报复、不平等厌恶、预防违规等动机而实施利他惩罚(Bone & Raihani， 2015; Raihani & McAuliffe， 2012; Twardawski & Hilbig， 2020)。但有的研究者认为第二方惩罚主要的动机是报复(Deutchman， Bracic， Raihani， & McAuliffe， 2020)，是一种反抗的手段(Yamagishi et al.， 2012)。 第三方惩罚也更适合人类社会。相对于其他物种，只有人类具有第三方惩罚的能力(Leimgruber， Rosati， & Santos， 2016; Riedl， Jensen， Call， & Tomasello， 2012)，第三方惩罚需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成熟后才出现(Bellucci， Camilleri， Iyengar， Eickhoff， & Krueger， 2020)。强互惠理论认为实施利他惩罚不能直接增加个体的适应性。实施利他惩罚是通过惩罚这种手段来维护合作或者社会规范来增加群体的适应性(Bowles & Gintis， 2004)。但第二方惩罚影响较小，第三方惩罚是维护大规模社会规范的关键(Fehr & Fischbacher， 2004)。也有研究证实，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中人们遭受的第三方惩罚要多得多(Marlowe et al.， 2007)。 最后，违规者可能由于认知偏见而使第三方惩罚更加有效。第三方惩罚在实验室中有跨文化一致性(Bernhard， Fischbacher， & Fehr， 2006)和普遍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第三方惩罚可能要稀少得多(Balafoutas， Nikiforakis， & Rockenbach， 2014， 2016; Pedersen et al.， 2020)。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基于参照点而改变对风险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被惩罚者往往将小概率和损失估计的比实际更大，觉得惩罚比实际情况更严厉、更频繁(Uchida， Yamamoto， Okada， & Sasak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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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展望 5.1. 利他惩罚的神经机制及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探究 虽然在动物界种内和种间的利他行为有很多例子(Herzing， 2014)，但是只有在一些灵长类动物中发现有利他惩罚行为(Leimgruber， Rosati， & Santos， 2016)，且发现黑猩猩没有第三方惩罚(Riedl， Jensen， Call， & Tomasello， 2012)，这表明似乎只有人类具有第三方惩罚的能力。然而人类中广泛的存在第三方惩罚行为。有什么因素能够促进灵长类动物发展出第二方惩罚行为和人类发展出第三方惩罚行为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个体生命全程中利他惩罚的发展趋势及利他惩罚形成的关键期等一系列问题也尚未解决。例如，为什么青少年时期表现出更多的利他惩罚？与青少年时期亲社会行为快速发展还是情绪情感较敏感有关呢？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老年人更容易拒绝中等程度的不公平提议，左外侧前额皮层表现出更大的激活，双侧前脑岛也表现出更小的激活(Harlé & Sanfey， 2012)。这表明进入老年期有可能会对个体的利他惩罚行为产生影响。目前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李建伟，周灵灵，2018)，理解老年人的利他惩罚发展情况及影响因素，可以更有效的运用利他惩罚这一机制促进老年群体的合作行为及维护社会规范。 5.2. 从报复的角度来加深对两种利他惩罚的理解 报复指在受到伤害后，有意识地对侵犯者进行伤害或者施加痛苦(Schumann & Ross， 2010)。在道德和理性程度上，报复行为是最低的，其次是第二方惩罚。Scheele等人认为第二方惩罚是具有报复冲动的一种行为(Scheele et al.， 2012)。或许利他惩罚是报复行为的一种升华，有研究表示报复是一种情感上的优势反应(Will， Crone， Van Lier， & Güroğlu， 2016)，而利他惩罚需要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公平道德判断(Friehe & Schildberg-Hörisch， 2018)。另外，报复行为与利他惩罚密切相关，尤其是第二方惩罚，在影响因素和神经机制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Fessler， 2006; Jackson， Choi， & Gelfand， 2019; Krueger & Hoffman， 2016; Sindermann et al.， 2018; Zourrig， Chebat， & Toffoli， 2015)。在神经机制上，报复与利他惩罚都激活了与奖励活动相关的脑区(Chester & DeWall， 2015; Strobel et al.， 2011)。愤怒情绪与报复密切相关，可以有效预测报复行为的产生(Jackson， Choi， & Gelfand， 2019)，同样也可以增加利他惩罚。报复在进化角度上先于第二、三方惩罚出现(Akçay et al.， 2009; Silk， 2005)，非灵长类动物也有报复行为。报复、第二方利他惩罚、第三方利他惩罚似乎在进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或许可以在以后的利他惩罚发展研究中，从报复的角度理解利他惩罚。 5.3. 通过整合多方因素探讨两种利他惩罚的作用机制 利他惩罚不单单是一种心理现象和行为，利他惩罚也可以作为一种促进合作的工具。认识第二方和第三方惩罚不仅要评析这两者的影响因素，也要探析如何使两者更好地促进合作及维护规范。比如相对收益(即实施惩罚的成本与效果)在利他惩罚中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会影响利他惩罚对促进合作的效果(Egas & Riedl， 2008; Nikiforakis & Normann， 2008)。未来也可以研究如何扩大利他惩罚的效用及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工具。 个体差异及他人对利他惩罚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探究。例如共情对利他惩罚的影响有相互矛盾的结果(Lu & McKeown， 2018; Weng， Fox， Hessenthaler， Stodola， & Davidson， 2015)。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如何看待惩罚违背社会规范的这种行为也有差异(Eriksson et al.， 2017)。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中，如何促进个体的利他惩罚，如何更好利用利他惩罚促进合作和维护规范也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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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研究招标代理机构应用知识图谱技术提升采购文件编制质效，强化知识资产在招标采购领域的深度应用的方法，对不断提升招标代理机构业务专业化水平，推动采购文件编制活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发展。通过研究基于知识图谱技术的知识搜索、知识推荐功能在采购文件编制全过程的有效应用，对提升整个招投标活动的效率效益，以及发挥招标采购相关知识资产的应用价值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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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采购文件编制贯穿整个采购过程，构建招标代理机构的采购文件知识图谱，是对大数据环境下知识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利用，提高采购编制效率和质量。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智能、高效的知识组织方式，能够帮助用户迅速、准确地查询到自己需要的信息。针对现有招标大理机构的知识图谱多为知识的静态映射问题，本文引入知识图谱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和案例分析对采购文件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法。分析招投标活动中的关键业务的信息抽取、知识融合、本体构建等环节，基于结构化语义网络的特点，知识图谱能够围绕采购文件编制全过程提供知识搜索、知识推荐等有价值的应用，有效提升整个招投标活动的实施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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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理论和案例研究及借鉴 2.1. 理论研究与借鉴 知识地图作为知识资源的图形导航工具，具有将分布广泛和结构复杂的知识进行关联及汇集的作用，并向一定范围内的用户提供基于视图的知识获取、交流和开发利用的服务 [ 1 ]。包括导航、知识关联、知识整合等功能。用户通过知识地图的形式，可以对来自知识文库或其它系统的知识进行体系化梳理并展示。知识地图一般由用户手动进行创建，具体场景是根据用户对所连接知识内容的体系化理解构建的。 而知识图谱强调语义检索能力，是大数据发展环境中的一项新技术，是将互联网中海量的数据信息以语义网络的方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知识库，并将其存储在数据库中，并实现可视化的展示 [ 2 ]。知识图谱可以知识结构化管理、提供知识引导服务、推动智能应用发展。 知识图谱以图形展示知识网络的特性，围绕知识搜索、导航和智能推荐等功能应用设计符合招投标业务活动的知识管理系统及辅助应用工具，可以大大提升招标采购专业化水平。 2.2. 案例研究与借鉴 南方电网公司面对急剧增长的新知识，采用知识图谱技术的智能化人工助手，代替服务人员与用户展开问答。针对电力系统的知识图谱被应用于调度自动化系统业务与流程检索、电网设备质量综合管理查询系统等业务环节。南网公司将计算机领域中广泛应用的知识图谱技术引入电力系统领域，通过分析知识图谱逻辑结构，将电力系统知识图谱划分为数据层和模式层。知识在两个层次中均以“实体–关系–实体”三元组或“实体–属性值–属性值”的形式存储。数据层用于存储事实和实例，实体一般为电力系统中较为具体的实际事物，如人、电网设备、组织机构、地点等。模式层用于存储概念、规则、公理和约束条件，实体一般为电力系统中经过提炼的抽象名词，也称为本体。模式层是数据层的概念模型和抽象逻辑，数据层是模式层的实例化和事实应用。知识图谱在辅助决策方面为电力系统提供了多场景的应用，可以实现智能化搜索和深度问答。在用户发起知识检索时，搜索引擎根据用户查询的关键字进行解析和推理，向用户返回搜索结果。 该案例分析启示，服务于电网企业的招标代理机构，在明确知识图谱的应用方向后，应该以知识获取、知识融合、知识加工为主线，实现知识抽取标准化、知识表示结构化和知识应用场景化的目标，完善知识图谱数据层、模式层和应用层的框架体系，推动知识图谱构建，发挥语义搜索、智能问答、知识推理等智能服务功能在招投标业务活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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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招标代理机构知识图谱现状分析与诊断 3.1. 知识现状需求分析 采购文件的编制和使用在招标代理业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并需要借助跨专业的知识、消耗大量的时间进行编制，本课题以授权采购文件为研究对象，梳理文件编制活动中所需的专业知识内容，包含文件结构性要素组成，及各组成单元的固定内容和可变内容等。通过梳理授权采购文件，按照文件构成进行排列，明确采购文件是由采购公告、应答人须知、评审办法、应答文件格式、合同条款及格式、技术标准和发包人要求六个关键要素构成。通过识别组成文件的结构性要素及单元内容，进一步挖掘出文件编制所涉及的知识内容，一般可分为基础类知识、专业类知识和法规类知识。其中，基础知识是指关于开展采购文件编制的操作实务、程序步骤等方面的知识，可引导编制人员有效有序开展文件工作。专业类知识是指涉及工程服务采购的评审办法、价格计算方式等专业知识，用于保障采购评审的客观性、科学性。法规知识是指与工程服务类采购项目有关的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等知识，支撑文件规范化编制。 3.2. 管理现状 采购文件支撑整个招投标业务的开展，文件编制效率和质量将影响招标采购结果。公司在业务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知识和经验，作为重要的知识资产在管理上呈现出如下状况。 1) 组织结构有待优化。公司以扁平化结构组织管理其业务活动，业务人员只负责各自的业务模块，一方面造成知识无法传播和分散沉淀的情况；另一方面未按照标准统一的要求储存。 2) 知识共享有待加强。采购文件作为重要的知识资产，具有支撑业务活动的属性，但大量文档资料从模板选择、编制、发布至回收、处理等过程都汇集在个别业务人员手中，无统一的存储空间，不利于形成知识的共享和交流形势，造成知识信息暂无储存媒介。 3) 知识管理有待重视。日常招标代理业务活动积累了大量知识信息，内部尚未形成知识共享意识。因此，围绕知识采集、处理、储存、应用和更新一系列知识管理活动未创建统一规范的制度。 4) 管理系统有待创新。日常招标代理业务会涉及知识查询、交流学习及业务协作等环节应用，需要借助信息化工具进行支撑，现阶段尚未建立知识管理平台推动知识共享、辅助业务活动等相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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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知识图谱架构设计 4.1. 系统架构 采购文件编制是招投标活动中的关键业务环节，知识图谱基于结构化语义网络的特点，能够围绕采购文件编制全过程提供知识搜索、知识推荐等有价值的应用，提升整个招投标活动的实施质效。如图1所示，知识图谱应用系统设计结合知识图谱框架结构进行设计，分为数据层、模式层和应用层进行构建 [ 3 ]。 图1. 基于知识图谱的系统架构图 4.2. 系统功能 4.2.1. 知识导航 知识导航功能是对储存在知识库中的知识数据和关联知识进行分析，对需求知识进行处理和组织，实现知识信息被计算机系统理解的智能化查询。基于知识图谱开发的搜索功能，结果指向有具体关系属性的相关实体，依托于招投标专业领域关联数据，针对采购文件编制业务场景提供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业务实施规范和历史项目资料等关联的知识数据，实现知识检索服务。 4.2.2. 知识搜索 知识搜索功能是依托搜索引擎对储存在知识库中的各类知识实现快速检索。知识库中不仅储存了招投标有关业务知识，也纳入了采购文件编制环节的业务流程和执行标准，通过输入关键字实现对各领域知识的快速查询应用，并结合知识图谱导航功能，查询模糊需求的知识信息，帮助业务人员挖掘潜在的知识需求。一方面作为业务规则规范文件编制；另一方面指导业务人员快速查询采购文件编制流程，通过梳理文件编制规则，形成逻辑化的知识引导模式，提升编制效率，并降低新进人员因业务生疏导致错误的发生概率。 4.2.3. 知识推荐 知识推荐功能是一项协作型智能工具，基于业务逻辑，按流程输出知识需求信息，为采购文件编制人员智能推荐所需的知识信息。基于招投标活动构建的知识图谱各类应用功能可以有效引导文件编制和文件编制规范的形成与验证，并且及时推送关联知识信息，更好的普及文件编制标准和执行规范，有效杜绝错误现象发生，全面规范文件编制过程，降低和避免错误率，从而提升采购文件编制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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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知识图谱应用方案设计 5.1. 设计内容 知识图谱在采购文件编制环节有效应用需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开展，一是对授权采购文件编制的知识组成进行梳理，识别招标业务知识图谱构建的知识类别与数据来源；二是对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法、构建路径以及应用流程进行探索，基于知识图谱功能特点提升采购文件编制效率。 5.2. 实施步骤 1) 知识获取 知识数据获取路径可以从相关信息系统，包括内部业务系统等，企业外部工商税务部门系统、第三方平台系统等；非结构化数据可以通过招标采购相关知识信息，包括法律法规、制度规范、业务操作手册等文档或图片资料等；半结构化数据则主要是招标采购中有结构却不方便模式化的动态信息，例如：项目采购需求、技术规范等难以固化的信息。 在明确全类型数据的抽取和分类工作后，通过关系抽取获取语义信息得到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围绕采购文件编制方面的应用，实体关系一般与前后实体形成“<实体1> <关系> <实体2>”结构的三元组表示形式进行保存，图谱中的每个节点表示实体，实体间的有向边表示关系。如“采购文件包含采购公告模块”，知识抽取的结果为“<采购文件> <包含> <采购公告>”，如图2所示。 图2. 知识三元组关系范例 2) 知识融合 知识融合是通过融合招标采购领域各层面的专业知识，用于支撑知识图谱构建，应用于招标文件编制环节。抽取的知识中可能包含大量的冗余和冲突信息，为了提升知识的逻辑性和层次性，确保文件编制质量和效率，需要进行实体消歧和实体对齐的操作对知识进行融合，删除错误和冗余的知识，消歧矛盾和冲突知识，从而提升企业知识质量。如图3所示，标准授权采购全过程文件中的竞谈文件与采用竞谈采购方式的评审报告，都包含实体“评审标准”，在对评审方法、分值权重等知识进行关联时都将指向“评审标准”这一知识点，但在竞谈文件与竞谈评审报告中描述性内容有所差异，需要通过实体消歧、实体对齐的方法将不同来源的“评审标准”这一知识信息进行融合，以避免“评审标准”在知识图谱中重复出现或知识关联出现无法融合的情况。 3) 知识表示 以采购文件组成单元为例，通过抽取采购文件组成要素及各单元作为知识数据，将知识整合起来，形成采购文件组成的知识库，进而实现知识的融合。采购文件包含了法规、公司制度、文件模板等方面知识，基于文件编制涉及编制程序等方面知识，建立合适的知识分类体系，以三元组结构表示知识，并通过建模将知识以一种规范、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适用于采购文件编制的知识体系。 图3. 采购文件知识融合范例 4) 知识加工 在完成知识融合和表示后，可以基于采购文件形成大量的知识表示形式，但要形成知识网络，还需要对知识节点和关系作进一步的加工处理。 a) 本体构建 根据自底向上构建知识技术流程，以数据驱动为主、人工构建为辅，结合采购文件知识特点和应用方向进行抽取和建模，构建采购文件知识图谱本体。本体构建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实体并列关系相似度计算、实体上下位关系抽取、本体的生成，图4展示了本体构建的前后对比情况。 图4. 本体构建前后对比 b) 知识推理 通过知识计算和推理，能够更深层次的发现知识间的关联和逻辑关系，从而构建更为紧密、丰富的知识网络体系。以“采购文件组成”为例，运用三元组结构表示出知识点的关系，已知三元组“<需求一览表> <包含> <具体项目采购采购内容>”和“<采购公告> <包含> <需求一览表>”，可以推出新的三元组“<采购公告> <包含> <具体项目采购采购内容>”。以此类推，可以极大地丰富“采购知识组成”的知识网络，最终形成知识体系。 5.3. 应用场景 知识图谱快速检索和智能推荐等功能应用有助于支撑采购文件全流程核心节点的辅助编制工作，提高招投标业务效率和效能。如图5所示，在当下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电网企业带动相关业务伙伴向智能化、自动化和网络化方向转变，以采购文件编制为研究对象构建知识图谱，利用沉淀的招投标知识数据驱动知识图谱功能应用，在知识查询、知识推荐和辅助采购文件编制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 图5. 知识图谱支持招投标业务的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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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企业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渐聚焦于数字化运营能力，在企业大规模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服务企业的招标代理机构，应紧跟时代和技术演变的步伐，探索技术创新驱动采购文件编制等业务创效的新模式。知识作为企业重要的数据资产，是驱动业务变革的基石，以知识图谱新技术为基础支撑知识应用工具在公司业务中的应用。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应用经研究，其在招投标活动重点应用场景比较有限，局限于语义搜索、知识推荐等范围，均处于应用的初级阶段，仍具有广阔的应用与推广前景 [ 4 ]。结合业务和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依托知识图谱不断扩大强化的知识库，帮助业务人员对业务活动中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分析、推理、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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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以五运六气理论推导并验证新冠病毒的六淫属性。方法：依据五运六气理论对新冠病毒的六淫属性进行理论推导，并与中医临床事实进行对比分析。结果：《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推断新冠病毒属于中医的燥邪，发病之后病机则是在上燥热，在下寒湿。这一理论推导结果可以“燥邪”犯肺，可以合理解释新冠肺炎的临床症状、病机变化和临床用药。结论：新冠病毒属于六淫中的燥邪。新冠病毒来源于国外输入病例，并非国内本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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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人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以下简称“新冠病毒”)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 [ 1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医积极参与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供的信息显示：全国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中有91.5%进行了中医药治疗，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 2 ]。新冠肺炎具有属于中医的疫病范畴，其中病势剧烈、具有传染性的称为时行民病 [ 3 ]。时行民病的发生规律可以通过五运六气理论进行预测推导 [ 4 ]。本文通过五运六气理论对新冠病毒的中医属性进行推导，并以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验证。新冠病毒作为新冠肺炎的病因，中医属性相对应的则是“六淫”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