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思路 首先运用arcgis10.2软件，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属性提取，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采用的“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及“1985国家高程基准”高斯—克吕格投影的分辨率为0.5 m的高分遥感影像资料，在地类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提取属性表中各地类属性，最后进行图表分析和总结汇总生成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统计表。通过GIS软件、数据库技术，得到清晰准确的白石镇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而获得准确有效的研究数据。最后，对白石镇现有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分析，运用洛伦兹(Lorenz)曲线－基尼系数的方法，进行定量描述和直观描述，汇总出科学有效的研究结论并结合实际情况和研究结论提出白石镇土地利用规划建议。 3.2. 区位熵法 区位熵在反映产业专门化程度作用方面有着很明显的作用。区位熵一般是用来衡量不同要素在所选区域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同时在反映农村土地利用专门化程度方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区位熵的公式为 Q = ( A / B ) / ( C / D ) = 各地类面积百分比/总土地面积百分比，Q为区位熵，可作土地利用专门化率。 Q = ( A / B ) / ( C / D ) 3.3. 洛伦兹曲线法 洛伦兹曲线可以对地类均衡程度进行直观形象的分析。洛伦兹曲线通过选定某种要素，并通过累计频数，作为X轴和Y轴中的点，点与点之间连接，绘制成曲线，以此来描述某种要素所形成数据的分散程度或集中程度。绝对均匀线是洛伦兹曲线中的重要衡量尺度，与横坐标成45˚夹角。当曲线距离绝对均匀线越近时表示土地利用类型配比较为平等；反之，曲线距离绝对均匀线越远则表示土地利用类型配比不平等 [ 16 ]。同理，可以利用洛伦兹曲线法对汶上县白石镇土地利用类型的分散或集中的程度进行研究。 3.4. 基尼系数法 综合分析收入分配差异在不同区域间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常用计算公式为： G = ∑ i = 1 n ( X i + 1 Y i − X i Y i + 1 ) 式中：基尼系数为G；某村庄土地面积占所调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累计百分比为 X i ；某村庄某一用地类型面积累计百分比为 Y i 。本文利用基尼系数的这些指标特征来描述各村庄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中基尼系数在0.6以上则表示该土地利用类型在各村庄的分布极不均衡。若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则说明某种地类分布很不均衡。若位于0.3~0.4，则表示相对均衡。若处在0.2~0.3之间则说明分布比较均衡。若基尼系数 < 0.2，则说明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绝对均衡。若基尼系数 > 0.4就表明该土地利用类型的布局存在问题。基尼系数0.4为国际警戒值。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白石镇土地利用结构总体上与地形、地貌、地势特征相一致。然而交通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林地、园地分布较不均匀。 从洛伦兹曲线上看，交通用地从郑成前村开始到路辛村、白石村、孔新庄村、后营村，斜率持续增大，说明这几个乡镇的交通用地面积相对较大，是白石镇发展较好的区域，对交通用地的需求较大，交通用地相对集中。其中白石村和后营村南部有横贯白石镇东西方向的郭白公路穿过，村内街巷用地和周边农村道路用地比较密集，因此有较高的交通用地面积，与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结果一致。白石村和后营村位于白石镇东北部，与宁阳县周边乡镇交界，联系密切，同时交通条件便利，区域整体开发程度较好，未来的发展定位大概率是白石镇的经济、交通中心及物流核心区。白石镇政府应利用好这一宝贵的交通区位优势，促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积极涌动，为白石发展不断注入勃勃生机。同时，也应加强村镇道路网建设，改善村镇交通质量，方便人民出行，实现交通与区位的均衡发展。便捷的交通能充分利用外界资源，为白石镇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水资源量是否充足对耕地面积、耕地质量，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泉河是白石镇重要水源之一，泉河流经白石镇西侧边缘地带。白石镇通过进军渠引泉河水流经武村、贾村、夏村、南泉沟等村，经过地表输送和地下输送这两种方式，送到地势平缓、土壤优越的地区。进军渠穿过贾村、南泉沟村，因而这两个村坑塘及水利设施用地较多，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洛伦兹曲线斜率大，同时耕地面积较广，耕地相对集中，耕地质量较好。该区域的水资源优势和耕地优势是影响白石镇粮食产量和耕地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重视该区域农业生产重要性程度，发挥该区域的农业优势，能有效增加白石镇农业生产效益，改善产业经济结构。当地政府也应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全镇水资源利用与分布结构，进而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土地质量，推动全镇农业结构的升级，农业布局更加合理有效，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农业基础。 5.2. 讨论 洛伦兹曲线理论和基尼系数方法相结合即能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简明直观正确合理的解释，又可以分析出土地利用的结构特点及变化趋势，对土地利用集中情况进行定量化研究，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供依据。洛伦兹曲线理论–基尼系数方法揭示了白石镇土地利用现状结构的特点，为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不断升级优化，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和信息参考。未来可进一步深化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逻辑分析，使其应用于更多领域的分析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本文探讨了生活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的理化特性，对分类后厨余垃圾的特性探讨合理的工艺方案。对比目前国内主流厨余垃圾处理工艺，针对北京某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预处理工艺进行分析，厨余垃圾破碎分离压榨和筛分生物水解是符合我国厨余垃圾特性以及目前环境卫生基础建设的最佳工艺。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脚步不断加快，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伴随而来的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长，自2010年以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每年以6%~8%的速度持续增长，2019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约3.43亿吨 [ 1 ]。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 [ 2 ]、剩菜剩饭、瓜果皮等易腐有机垃圾。由于厨余垃圾具有含水率高、有机质含量高等特点，决定其后续处理尽量与其他垃圾分开进行。 2017年，上海成为我国首批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2019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方位展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46个重点城市到2020年底基本完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全国试点推行，为厨余垃圾处理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
system: [SYSTEM]

user: 2. 厨余垃圾成份及特点 厨余垃圾主要泛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用的来源生料及成品(熟食)或残留物，包括剩菜、剩饭、菜叶、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 [ 3 ]。包括菜市场的果蔬类垃圾，厨余垃圾具有以下特性 [ 4 ]： 1) 杂物多，有机物含量高； 2) 易腐烂变质，易发酵，易发臭； 3) 易滋长寄生虫、卵及病原微生物和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 4) 厨余垃圾主要为生料，含油脂低； 5) 含水率高：约65%~95%； 6) 含有较高的潜在生物能，如能有效处理，可实现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有利于降低能源的消耗； 7) 厨余垃圾与城市垃圾相比较，其化学构成简单，有毒有害物质少，善加利用可实现“变废为宝”。 厨余垃圾随地点、场所以及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从化学组成上看，有淀粉、纤维素、蛋白质、脂类和无机盐等，其中以有机组份为主 [ 5 ]。
system: [SYSTEM]

user: 3. 国内厨余垃圾主要处理方式及工艺比较 国内早期厨余垃圾处理主要采用好氧堆肥工艺，但由于厨余垃圾杂质含量高，含水率高，堆肥过程中臭气控制困难，堆肥产品质量差，没有销路，最终大多实际仍采用了填埋处置。 近年来，厨余垃圾处理主要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法 [ 6 ]，厌氧生物处理又分为湿法和干法消化两种类型，湿法工艺的物料含固率一般控制在8%~18%，干法工艺物料含固率控制在18%~30%。一般认为干法厌氧消化总固含率可控制在20%~40%。针对我国厨余垃圾含固率一般约为30%的情况，若采用湿法厌氧消化，需加入大量稀释水，从而增加厌氧消化、后期沼渣和沼液的处理投资，并显著增加运行成本；另外，湿法厌氧消化对厨余垃圾的预处理要求较高。而利用干法厌氧发酵可在保持其原始状态进行厌氧消化，厌氧消化前不需补水稀释，节约了能耗，而且干法厌氧消化工艺因其能够处理高固含率废物的优点，相对满足了目前厨余垃圾处理的要求，但该工艺技术装备需要进口，建设成本高，在国内仅有小规模应用。 当前主要厨余垃圾处理工艺比较： 1) 目前国内好氧发酵工艺有4种常见处理工艺，普通槽式好氧发酵技术 [ 7 ]、全封闭一体化好氧发酵技术 [ 8 ]、罐式好氧发酵技术 [ 9 ]、滚筒式好氧发酵技术 [ 10 ]。这些技术虽然成熟，但主要受环境效应和产品出路合规性的制约，未能大规模应用。如杭州餐厨垃圾综合资源利用项目，采用供氧翻抛发酵技术，将厨余垃圾制成有机质达到90%以上的有机肥原料。 2) “预处理水洗 + 湿式厌氧”工艺技术无规模化连续稳定运行案例，目前均处于试验摸索阶段，该处理工艺存在耗水量大、厌氧系统规模大建设成本高 [ 11 ]、污水处理量大 、容积产气率低等问题 [ 12 ]。其处理工艺本质是将“垃圾处理”转换到“水处理”，若提高污水排放标准，则运营成本将大幅增长，工程应用难以推广。 3) “预处理 + 干式厌氧”工艺目前国内有3个运营项目，多个在建项目，核心设备“干式厌氧罐”均采用国外进口设备，对厨余垃圾品质要求相对较低，但也存在“预处理流程长，沼渣、沼液处理工艺复杂”等问题 [ 13 ]。 如上海普陀厨余垃圾生化处理项目采用“分选预处理 + 干式厌氧消化+生物气发电”的综合处理工艺 [ 14 ]，设计处理能力800吨/天，项目预算总投资2.89亿元。2005年12月28日项目正式开工，2007年底土建基本完成。2008年3月开始进入设备安装阶段。2009年，由于项目选择的垃圾干法消化技术不成熟，尝试对原有工艺的研究论证以及寻求技术变更等多种解决方案，但均没有成功。最终投资3.50亿元的上海普陀垃圾生化处理项目正式宣告失败。 4) 目前适应性较强能广泛推广的厨余垃圾处理工艺：破碎分离 + 螺旋压榨 + 有机固渣 + 有机浆液，该处理工艺线路适应性分析如下： a) 对厨余垃圾复杂组分适应性分析 厨余垃圾属于混合垃圾，厨余垃圾中除了大量易腐成分外，还含有纸类，木竹，织物，玻璃，陶石，大骨，贝壳，金属等，其约占30%左右。本工艺路线前端的破碎分离处理一方面部分分离物塑料、纺织品、毛笋壳、玉米皮、玉米棒芯有利于焚烧，可以做到回收资源化再利用，另一方面也做到了厨余垃圾的初步减量化，减量率约33%。 b) 对固液分离、含水率及热值适应性分析 基于厨余垃圾高含水率的特点，约75%，经破碎分离后的厨余垃圾含水率有所下降，再经螺旋压榨机压榨处理后，含水率降至60%左右 [ 15 ]。分离出来的固渣为橡塑类固渣和有机固渣两类。分选出来的橡塑类由于沾染水分含水率约在66%，干基高位热值3000~6000 kJ/kg不等，干燥脱水后橡塑类本身有着较高的热值，可以直接回收焚烧处理。 c) 对有机浆液资源化利用适应性分析 有机浆液也可以与餐饮垃圾厌氧反应器协同处理，由于厨余垃圾在预处理方式上和餐饮垃圾有着相似之处，可以采用破碎制浆预处理后得到均质的有机浆液粒径较小，含固率满足6%~12%，除油后含油率能达到0.5%，可以进入厌氧反应器处理，产生的沼气可以作为资源化利用的一种途径，沼渣及污水可借助餐饮垃圾处理设施一起处理。 d) 对现有环卫设施适应性分析 [ 15 ] 本工艺所产生的固相与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厨余垃圾有机渣质脱水后直接焚烧。对焚烧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由于进料的固渣含水率降低，热值提高，所以不需要焚烧厂提供额外的辅助燃料，减少厨余垃圾占用现有填埋场的库容。对污水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产生的液相与污水处理厂协同，将生化性能良好的有机物溶入水中，作为碳源减少了原污水厂碳源的投加量，节约了经济成本，但是高浓度的有机浆液会增加污水厂的负荷。 压滤液与餐饮协同处理，由于厨余垃圾在预处理方式上和餐饮垃圾有着相似之处，可以进入厌氧反应器处理，产生的沼气可以作为资源化利用的一种途径。 e) 工艺应用前景分析 通过生物质破碎分离机一体机 [ 16 ]，将物料中的塑料、纺织品、毛笋壳、玉米皮、玉米棒芯和一些硬性的惰性物体高效率地分离出去，同时将有机质细胞核内的水分打出(破壁)。经生物质破碎分离后的有机渣料通过挤压脱水机实现固液分离，固相外运处置，液相进入污水暂存池。通过进一步预处理，可以做为污水处理厂碳源协同处理，也可以与有机垃圾厌氧反应器协同处理。适应能力强，工艺流程简洁，固液分离流线清晰，新鲜垃圾即时处理，臭味可控。系统设计功能化模块设计清晰、结构简单，可维护性高。 综上所述，国内厨余垃圾主流处理工艺为：破碎分离 + 螺旋压榨 + 有机固渣 + 有机浆液。
system: [SYSTEM]

user: 4. 典型项目分析 北京首钢餐厨垃圾收运处一体化项目(一期)建成与2018年，随着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目前承接厨余垃圾约50吨/日，采用“大物质分拣 + 精分制浆 + 除砂除杂 + 油水分离”工艺，如图1所示。本工艺路线处置规模为100吨/日，设计处置垃圾类型为餐厨垃圾。但随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大量厨余垃圾从生活垃圾中分离。但由于餐厨垃圾和厨余垃圾性质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尤其是目前生活垃圾分类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大量纸巾、塑料类垃圾混入厨余垃圾中。同时厨余垃圾更多的是家庭厨余垃圾，来自于家庭厨房，其中包括食品边角料、大块根茎等。相比于餐厨垃圾，厨余垃圾粒径更大，含水率更改。导致处理工艺与餐厨垃圾不同。 本项目首先配置容积为35 m³接料仓，用于接收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毛料，将其输送至分拣机进行原料的粗分选，同时将物料中的游离液体沥出，减少杂物中的液态有机物含量。经接料装置沥水后输出的固态物料通过分拣机处理，以机械分选方式将物料中粒径在50 mm以上的杂物分离出系统，主要为大块金属、瓷片、玻璃瓶及塑料袋等杂物，得到的以有机质为主的均质物料进入下一级精分制浆系统。其次配置精分制浆机进行餐厨物料的精分选，将物料中粒径大小在20 mm以上的杂物分离出系统，如瓶盖、筷子小粒径杂物及塑料、纸张等轻质杂物，同时得到8 mm以下粒度的浆状物料为主的均质物料进入后续除砂系统处理。除砂系统是通过溢流式除砂+旋流除砂两级处理，达到去除有机浆液中的重物质(贝壳、玻璃、瓷片、砂石等比重大于2000 kg/m 3 )。最后进入油水分离系统，通过热解离心提油工艺，将精分制浆系统的出料分离成高浓度有机废水及工业粗油脂。水相和固渣存入浆液池由输送泵输送至厌氧发酵系统进行厌氧发酵产沼，部分水相回用至分拣除杂系统和精分制浆系统。此套工艺具有资源化利用率高、自动化程度高、处理流程短、封闭性好、故障率低等工艺特点，是目前主流的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预处理工艺方案。 图1. 北京首钢餐厨垃圾收运处一体化项目(一期)工艺流程图 图2为本项目预处理工艺部分物料平衡图。由图可知本项目资源化利用率较高，约102.5吨/日进入后续厌氧工艺。通过预处理分离出的固渣约为11.45吨/日，这些含水率为30%的固渣通过运输车进入了首钢生物质焚烧厂进行焚烧处理。 但目前本项目采用餐厨垃圾预处理工艺处置厨余垃圾过程中产生较多问题。容易出现架桥、设备磨损、塑料袋缠绕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厨余垃圾粒径大、含有较多塑料袋以及性质不稳定造成的。为解决这些问题，可采取如下方案： 1) 增大接料仓卸料口尺寸，降低架桥发生的可能性； 2) 增设破袋机，在进入大物质分选机前进行破袋处理； 3) 增大螺旋半径，使螺旋的周长大于塑料袋长度，避免塑料袋缠绕； 4) 增大螺旋电机功率，提升螺旋扭矩，避免由于厨余垃圾粒径过大造成堵塞。 图2. 预处理工艺部分物料平衡图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waste in Beijing before/after classification of domestic wast 有机质 油脂 塑料 纸类 木竹 玻璃 陶石 大骨、贝壳 金属 北京市餐厨垃圾(分类前) 83.77 5.7 0.58 0 0.45 0.70 0.63 8.17 0 北京市厨余垃圾(分类后) 75.81 2.39 5.35 6.8 1.62 0.1 0.42 7.21 0.25 表1. 生活垃圾分类前后北京市餐饮垃圾性质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目前厨余垃圾有非常多的处理方式，但是这些处理方式，基于对前端垃圾的高度正确分类，否则处理效果大打折扣。根据目前垃圾分类制度实行较好的城市来看，在我国后续开展厨余垃圾分类的城市需要吸收厨余垃圾处置工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经验。减少无机物，尤其是塑料袋，混入厨余垃圾中，再投放过程中进行破袋等有效的措施，可以减少厨余垃圾处置工程中设置破袋滚筒筛的环境，缩短工艺路线。 厨余垃圾破碎分离压榨和筛分生物水解工艺脱水后的产生的固渣作为燃料可与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浆液可与餐饮垃圾有机浆液进行协同处理。 从占地、投资、及综合处理费用、处置时间等方面看，破碎分离压榨预处理工艺与其他工艺相比各项性能指标占优。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青年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时时刻刻受到外部环境的塑造，且呈现出多元而极端的特征。在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重点关注东亚青年群体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一方面，从2017年开始，“佛系青年”一词先后在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流行，形象地描述了东亚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但另一方面，近年来东亚部分地区少数暴乱事件又表明部分东亚青年具有极强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基于亚洲晴雨表社会调查数据，对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五国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东亚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建立在政治信息机制和社会信任机制之上。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政治效能感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内在指标，高水平的效能感通常被认为有利于民主的稳定。作为政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政治效能感会影响其政治行为。内部效能感作为政治效能感的一种，指个人相信自己拥有能力能够了解政治事务、认知政治过程的全貌，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 [ 1 ]。一个国家与地区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对于国家政权稳定与地区稳定、国家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新兴媒体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推动了信息传播的深刻化、广泛化，青年的价值判断及信息获取、政治参与、意见表达等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尽管东亚各国同处于儒学文化圈之下，当前青年政治效能感却存在较大差异。有如日本典型的“丧文化”、“宅文化”，政治疏离感强的“佛系青年”与表达激进政治观点的“后浪”青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的这种青年内部效能感差异很可能来自网络的影响，而网络使用与社会信任之间也存在一定关联。因此，本研究将以网络作为关键点，选择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五个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两个地区，研究东亚青年以社会信任为中介的网络对内部效能感的影响机制。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用到的数据来自亚洲晴雨表调查(ABS)数据库，目前正在进行第五波的数据收集。本文分析采用的是第四波(2014~2016)的数据。调查采用标准化问卷，进行全国性概率抽样，在选定调查区域后，调查机构会派遣访员与受访人进行面对面访问，以保证得到的数据更有代表性，更真实可靠。根据我国对成年人的划分和统计局对青年的划分标准，我们将年龄在18~34岁的人定义为青年。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我们保留了七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的数据，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五个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两个地区，选取样本共3103份。根据前文提到的信息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我们分别建立了模型对此进行验证。 3.2. 变量选择及数据编码 文章中涉及到因变量、自变量以及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等。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将答项中“不知道”、“不适用”、“不明白”等参考意义选项用缺失值替换，然后进行后续分析，以减少结果的误差。 自变量为网络使用。网络使用被分为网络使用频率、政治信息查找频率。其中，第一个问题根据问卷本身的设计和答项的分布，将“一天几个小时、一天半小时到一小时、一天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设置为高频率1，“一个月至少一次、一年几次、几乎不、不”设置为低频率0；查找政治和政府信息题项采用问卷原编码“每天1、一周几次2、每周一次或两次3、一个月几次4、一年几次5、几乎从不6”。 因变量为内部政治效能感。根据前文中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定义，本文截取第四波问卷中的134~136“我认为我有能力参与政治”、“有时候政治和政府的事情太复杂以至于像我这样的人无法理解”、“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这三题来测量内部政治效能感，将选项赋值为由1到4的自然数，数字越大，表示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为了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进一步讨论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代表内部政治效能感进行后续分析。 中介变量为社会信任水平和信任差异。我们将ABS第24题(你是否同意“大多数人都值得信赖”的说法)作为测量信任水平的题目。第26和28题(对亲戚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信任)作为信任差异的测量题目，将26题与28题数值相减得到的数值定义为信任差异的值，数值越大表示差异越大。 在人口学变量中，本研究还使用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经历、收入、宗教信仰作为控制变量。性别被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为“0”，女性为“1”，以男性为参照。受教育程度被划分为没上过大学“0”，上过大学“1”。婚姻经历重新编码为“0”有过婚姻经历(包括已婚、再婚、离异、丧偶)，“1”未婚。在经济水平方面，将问卷中家庭收入分为五类，少于5500编码为“1”，5500至10000编码为“2”，10001至20000编码为“3”，20001至40000编码为“4”，大于40001编码为“5”。宗教信仰处理为虚拟变量，无宗教信仰编码为“0”，有宗教信任编码为“1”。
system: [SYSTEM]

user: 4. 数据描述性统计 4.1. 媒体使用 由表1可知，可以在家上网的青年到达了78.52%，可以通过手机上网的青年到达了86.71%，会使用本国最受欢迎三个媒体网络的青年到达了94.14%。相较于之前几波的数据来说，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普及率总体有所提升。在“多久上一次网”这个问题中，回答“从不”、“几乎没有”、“一年几次”、“每月至少一次”的青年占比较少，所以将它们用虚拟变量0来代替，其余的“每天几个小时”、“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每天至少一次”、“每周至少一次”用1代替。可以看到，频繁使用网络的青年占到87.08%。表2显示的是关于查找政治、政府信息的频率。虽然两项问题中，“几乎从不”的回答都是占比最多的，但是，“几乎从不”表达看法是“几乎从不”查找政治信息的两倍多，而且关心政治和政府信息的青年，“每天”、“一周几次”、“每周一两次”的青年分别占到了21.57%、15.07%、11.78%也有很多。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ternet us 有效样本量 是 不是 在家可以上网吗 3096 78.52% 21.48% 可以通过手机上网吗 3100 86.71% 13.29% 使用本国最普遍的三种社交媒体 2715 94.14% 5.86% 有效样本量 频繁 偶尔 多久上一次网 3095 87.08% 12.92% 表1. 上网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 样本有效量 M S.D 几乎从不 一年几次 一个月几次 每周一两次 一周几次 每天 多久使用一次社交网络 媒体查找政治信息 2707 2.31 2.00 34．80% 6.46% 10.31% 11.78% 15.07% 21.57% 表2. 政治信息的描述性统计 4.2. 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信任差异 由表3可知，社会大多数人、对亲戚、对邻居、对互动的人表示信任的青年均超过50%，说明青年存在对他人的普遍信任。但是从均值来看，对亲戚、邻居、互动的人的信任呈阶梯式下降，分别为3.21、2.76、2.59，说明青年更加偏向于相信与自己更亲近的人，在对陌生人和对待亲近的人之间存在差序信任，信任差异也由此产生。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trus 样本有效量 M S.D 很低 比较低 比较高 很高 信任水平 3048 2.73 0.65 3.58% 27.59% 61.55% 7.28% 对亲戚的信任 3078 3.21 0.62 0.75% 8.35% 59.75% 31.16% 对邻居的信任 3038 2.76 0.62 2.70% 25.74% 64.25% 7.31% 互动的其他人的信任 2999 2.59 0.65 4.57% 36.21% 54.62% 4.60% 表3. 社会信任的描述性统计 4.3. 内部政治效能感 表4显示，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并不是很高，“我认为我有能力参与政治”中，越同意表示政治效能感越高，但是选择不同意的青年明显占多数，达到了60.25%。而剩下的两题“政治和政府的事情太过复杂以至于我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则是越同意政治效能感越低。两题占比最大的都是“同意”分别是53.54%、45.31%；其次是“不同意”，分别是27.93%、32.50%；再后是“完全同意”，分别是12.74%、16.25%；最少的都是“完全不同意”，分别是5.79%、5.94%。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 样本有效量 M S.D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我认为我有能力参与政治 2971 2.69 0.78 14.44% 45.81% 34.23% 5.52% 政治和政府太复杂，无法理解发生的事情 3007 2.27 0.75 5.79% 27.93% 53.54% 12.74% 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 2997 2.28 0.80 5.94% 32.50% 45.31% 16.25% 表4. 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视角聚焦于东亚地区的青年群体，探索了互联网使用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机制。在新时代互联网走入千家万户，极大便捷了青少年一代信息获取与意见的自由表达，在影响青年社会信任的基础上进而影响内部政治效能感。本研究从信息获取与社交网络使用为切口，寻找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路径。 首先，在互联网信息获取方面，在互联网中查找政治信息的频率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政治效能感。对查找政治信息的热忱，带来对政府政策等信息的理解增进，提高了个人对政府的了解程度，终促使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高。 其次，在社交网络使用方面，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们有更为广阔的社交范围，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得以接触更多陌生人，拓宽社交距离。本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有使用社交媒体，但是由于问卷题目的限制，无法知晓青年群体具体接触社交媒体的准确时间长度，未能进行更为准确的回归分析。而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具体影响，通过进一步的探究，互联网的使用对社会信任中的信任差异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信任差异表现出显著的对互联网使用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由此互联网使用时长通过影响信任差异的变化，最终影响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变化。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水资源储备量和水体环境质量，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命脉。北京市通州区作为首都副中心，其地位和功能已经日益凸显。针对水资源利用现状，建立了首都副中心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体系，认为该区域的饮用水供水质量有一定保障，日污水处理能力较强，断面水质污染治理需进一步加强。此外，结合其他地区的经验与方法，提出了改进措施，以期为首都副中心及其他城市的规划、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2019年北京市水资源总量24.56亿m 3 ，按北京市年末常住人口为2153.9万 [ 1 ] 计算，市人均水资源量约为114 m 3 ，不到国际人均1000 m 3 的缺水下限的六分之一。水少人多的基本水情，极其紧缺的水资源现状，是北京发展的阻碍。 通州区作为首都副中心，其水资源利用情况也应得到重视。王红瑞等 [ 2 ] 建立了水权分析模型，认为通州区用水呈上升趋势，高晓龙等 [ 3 ] 分析了通州区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处于较低水平，张秀捷 [ 4 ] 展开了北运河通州城区段污水排放研究。随着数据的不断更新，早期研究已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近五年来缺乏有关首都副中心水资源承载力的系统性研究。 为了给通州区的建设和水务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助力首都副中心的规划与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本文研究了北京市通州区的水资源利用现状，并结合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情况及水体污染治理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system: [SYSTEM]

user: 2. 通州区水资源现状及成因分析 2.1. 水资源的构成 北京市通州区的水资源主要由本地区降雨量和上游入境水量组成。 降雨量：通州区多年平均降雨总量为5.08亿m 3 ，形成地表径流0.73亿m 3 ，地下水2.45亿m 3 ，行政区域内的地下水年平均可利用量为1.96亿m 3 。通过比较首都各行政区近三年及多年平均降水量，发现通州区近年来的降水量，在北京市的行政分区中处于中等水平。20世纪70年代，通州区年平均降水量为582 mm，2000~2010年的年平均降水量为477 mm [ 5 ]。年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春秋季次之，冬季最少。随着年份的推进，降水量呈下降趋势。21世纪以来，通州区旱重于涝，降水量除个别年份较高以外，其余年份均处于多年平均值以下。 入境水量：通州地处永定河与潮白河的交汇处，冲击平原地势较低，河流汇聚，多年平均入境水量为8.15亿m 3 ，多年平均出境水量为4.21亿m 3 。 2.2. 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通州区早期未能充分利用降雨带来的水资源，这与其地理位置、水资源储备能力，有着紧密关系。通州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大，现有的水利设施对水资源的调蓄能力有限，降雨集中在夏季，高温天气也加速了雨水蒸发。以北运河为界，水质较差，地表水资源短缺，水量长期供不应求，不足部分早年间一直依靠地下水填补，致使通州区地下水开采超标 [ 6 ] [ 7 ]。据长期居住于此的市民反映，二十世纪通州区就已经开采地下水。多年以来，平均水位埋深下降到了5 m左右，地下水开采严重超标。近年来虽然采取了生态补水等措施，但深层含水层水位变化不明显 [ 8 ]。由于部分居民早期缺乏对水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较低的水价又加剧了人们随意用水的习惯，长期以来，通州区的水资源受到了极大程度的浪费。此外，随着降水时间的减少，通州区的夏季降水量也在减少 [ 9 ]。通州区的水资源整体开发未能进行合理规划，早期的盲目性，又使水资源储备及利用能力，与城市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匹配。工业用水重复率低、废水排放量大等原因，也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失衡。
system: [SYSTEM]

user: 3. 通州区给水情况 3.1. 饮用水供水质量 2018年起，通州区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为评价依据 [ 10 ] [ 11 ]，对水质进行按季度监测。其中，生活饮用水包括饮用水水源、自来水厂出厂水和城市末梢水。通州水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点的水质检测结果全部达标，在采集的6件自来水厂出厂水和33件城市末梢水水样监测中，同样水质全部合格。查阅往期的数据发现，在过去两年里，通州区的饮用水水源、自来水厂出厂水以及城市末梢水的水质达标率均为100%。由此判断通州区的饮用水供水质量有一定保障。 3.2. 水厂的资源调度与分配 随着首都副中心建设的不断开展，通州区的水资源需求量正在逐年增长。2015年起，甘棠水厂、广渠路东延输水管线先后建成，四路水源供通州，区域整体供水能力得到提升。新建成的通州水厂全部接纳南水，已成为第五路水源，用水需求进一步保障。水厂出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浊度等指标可以降低到0.1个单位，远低于国标对出厂水质1个单位的要求。五路水源每天带来了约22万m 3 的饮用水，也就意味着通州区基本已无缺水之虞。
system: [SYSTEM]

user: 4. 通州区排水情况 4.1. 污水处理厂排水情况 2015年通州区某社区业主反映，自家住房距某污水处理厂约150米，入夏以来每天都能闻到臭味，并感到胸闷气短。据负责人表示，该区的生活污水由此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处理后的中水会供给到居民家循环使用。取样检测该污水处理厂包括水体、大气在内的指标，结果显示达到了北京市的地方排放标准。2016年，该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后，承担了通州区约85%的污水处理任务，服务人口近70万，出水水质达到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12 ] 的B标准，污水异味现象已经消失。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该污水处理厂根据出水微生物水平，调整出水次氯酸钠的投加量，以保证各污水处理单元的高效运转。对水质，尤其是余氯、大肠杆菌等指标进行监控。同时，增强对污泥的消毒处理，阻断病毒通过污泥再次回归自然环境的可能性。 该污水处理厂在2020年第一季度，总进水量超1360万吨，日均处理水量达到14.9万吨。经过处理的再生水，可以用于河道补水、市政灌溉、电厂冷却等。 4.2. 主要污水处理工艺 露天的深池曝气会产生大量臭气，对污水厂周边影响较大。通州区新建成的该污水处理厂采用了全地埋式，并设置臭气收集净化系统。其污水处理工艺为：多级(三级) AO + 二沉池 + 高效沉淀池 + 膜滤池 + 紫外线消毒处理工艺 [ 13 ]。作为新兴的高效污水处理工艺，多级AO工艺能提升对NH 3 -N的去除效果 [ 14 ]。生化池划分为三级六段，缺氧段进行反硝化脱氮，好氧段进行硝化作用，降解BOD和COD。相较于单一进水，分段进水各段的污泥负荷基本相同，进水污染物浓度变化对系统的冲击降低，从而使得系统运行更加稳定。
system: [SYSTEM]

user: 5. 通州区水体污染与治理现状 5.1. 水质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截止至2018年底，通州区55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满足IV类水质要求的断面有4个，满足V类水质要求的断面有3个，其余均不达标。9个国控市控断面中，只有3个断面达到了规定年限的V类水质标准，2个断面未达到规定达标年限为2020年的IV类水标准，1个断面未达到规定达标年限为2020年的V类水标准。2020年通州区均值水质有3个断面达到IV类，3个断面达到V类，1个断面仍为劣V类。虽然通州区的水环境治理在推进，但水质达标状况不容乐观。 通州区2018年的废水排放总量为20，685.36万吨，COD排放20，404.68吨、氨氮排放1694.17吨、总磷排放234.69吨 [ 15 ]。其中，工业源和农业种植面源占比较小，大部分地区以城镇生活源为主要污染来源。潮白河、凤河、港沟河和凤港减河流域，禽养殖业的污染排放对COD和总磷贡献较大，是这四个子流域的主要贡献来源。城镇生活源分别占COD、氨氮和总磷污染物排放总量的48.88%、65.16%和45.39%，是这三类水体污染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径流次之，农村生活源占比最小。畜禽养殖业在COD和总磷污染物当中占比较大，分别占到了23.37%和32.93%。 5.2. 水体环境的主要问题 通州区水质污染问题较为严重，上游地区污染超标，部分入境断面的水质为劣V类，重要的干支流水质超标。具体流域如萧太后河、凉水河等，水质达标的任务还很艰巨。城镇生活污水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占比大，城市径流存在面源污染，这对水体环境质量影响较大。部分地区的畜禽养殖业污染严重，从而影响了潮白河、港沟河、凤河等流域水质。此外，对水体氨氮排放的污染治理仍需进一步加强。
system: [SYSTEM]

user: 6. 建议措施与未来发展方向 6.1. 建立节水型社会，增强用水定额管理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是城市发展的要求。建议对通州区的用水总量加以控制，提升行业用水效率，增强用水限额管理，并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以增强节水意识，建立节水型社会并实现其精细化和科学化管理。 6.2. 研发水处理技术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开展雨污合流改造 Bauer等 [ 16 ] 提出了工业废水再利用以增加缺水地区水资源。首都副中心在水处理技术和再生水利用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建议加强农村水处理建设，开展雨污合流管线改造，参考海绵城市，完善合流溢流污水、初期雨水调蓄设施的建设。 6.3. 推进污泥资源化处置，可考虑园林绿化 随着通州区污水处理厂数量的增加，产生的剩余污泥也在增加。污水中有30%~50%的污染物富集在污泥中，若污染物随着污泥重新回到环境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研究表明污泥堆肥可大幅提高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促进植物生长，但剩余污泥中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会干扰植物的正常生理过程 [ 17 ]。因此，对于污泥资源化处理处置还有待探索和加强。 6.4. 建立节水型社会，增强用水定额管理 开展基于数学模型的城市水资源优化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为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Yang等 [ 18 ] 进行了污水处理与供水效率的相关性分析。张田媛等 [ 19 ] 构建立了清水与再生水协同利用的供水系统优化模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可以为解决通州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调度，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system: [SYSTEM]

user: 7. 结语 1) 首都副中心的水量长期供不应求，早期不当操作使地下水开采超标。随着通州区水厂的建设，水资源紧缺的现象正在改善。近两年的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饮用水供水质量有一定保障。 2) 首都副中心曾经存在污水处理厂附近臭味较大的问题，升级改造为地下式污水处理后，日污水处理量得到提升，臭味现象已消除。 3) 首都副中心存在入境断面水质污染超标的现象，局部地区的畜禽养殖业水体污染严重，影响了潮白河等流域水质，对于水体污染的治理仍需加强。 4) 建议引入水资源模型并提高预测的精度，助力水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绍兴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的首倡地、中心腹地和精华地，将其研究、保护与开发利用是助力提升绍兴知名度的必由之路。本文拟从浙东唐诗之路绍兴段文旅融合的角度进行路径探析，实行旅游、文化、宣传、产业、商业等融合发展，使诗路文化从学术研究转化为民生产品，并将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振兴相结合，把诗路开发与文创产业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带动精华地绍兴的乡村游、全域游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与传播，扩大其影响力，弘扬民族文化，助力绍兴经济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浙东唐诗之路是唐代诗人在浙东行吟聚会的一条旅游线路，自钱塘江畔的西陵渡始，沿浙东运河到绍兴，经曹娥江至上虞，沿剡溪到嵊州、新昌，抵达天台山及临海；其支脉向东经四明山延伸至宁波以至海上，西南向诸暨、金华。唐代诗人贺知章、皎然、寒山子、罗隐、方干、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韩愈、刘禹锡、李贺等共400多位诗人，占《全唐诗》2200余位诗人的五分之一，在这条山河人生的驿路上出入行止、唱和不息，留下了1500多首诗作 [ 1 ]。从20世纪80年代绍兴本土学者竺岳兵先生提出“浙东唐诗之路”概念至今 [ 2 ]，无论在全国的学界还是在业界，浙东唐诗之路早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学界，浙东唐诗之路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和高地。2018年，浙江省首次提出“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2020年10月召开了全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暨浙东唐诗之路启动大会，省委书记袁家军和省长郑栅洁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都要求积极建设诗路文化带和打造浙东唐诗之路。从地理位置来看，今天的绍兴无疑是这条诗路的精华地。在绍兴市打造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如何开发好这条诗路，拓展其当代价值，探索绍兴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精华地的文旅融合路径以及如何向国际推广这条诗路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system: [SYSTEM]

user: 2. 绍兴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精华段的开发优势 浙东唐诗之路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 [ 3 ]，当时诗人行吟聚会的热门线路是越州至台州，其中心区域在越州，主要依托浙东运河、若耶溪、南池溪、兰溪和镜湖等水串联，而核心则为会稽山和越州州治(今绍兴城区) [ 4 ]。从地理位置看，越州(绍兴)是浙东唐诗之路中心区域，从历史文化而言，绍兴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水乡、桥乡、酒乡和名仕之乡融合成诗画长卷，可谓人杰地灵、文化昌隆，历代文人墨客均在绍兴留下丰厚的文化足迹。拥有“历史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的称号。综上所述，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文化方面，绍兴在整条浙东唐诗之路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有明显的开发优势和利用价值。
system: [SYSTEM]

user: 4. 浙东唐诗之路国际化推广途径 积极利用“互联网 + 唐诗”，开展“五个一”的浙东唐诗之路文化旅游带保护、传承和传播，即一个中心、一个网站、一个公众号、一部宣传片和一个数据库，对浙东唐诗采用网络的立体化保护和传承。以诗路文化为中心，开创国际性政府门户网站，可按各县、市、区划分，收集本区域内的的诗词文化及与其相关的景区出处，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介绍，并推广诗路绍兴段精品旅游品牌和线路。让游客能直观地对诗路绍兴段有所了解，并推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体验模式，使游客可线上下单，线下体验完美融合。网站可推出多语言版本界面供国际友人浏览诗路文化。创立一个公众号，开发和挖掘人文、古村落、风光景点等多个板块。然后可以将这几个板块，分别去服务浙东唐诗之路的故事线。最后在每个季度或者每半年进行一个故事的整合。也可将此公众号的二维码置于多语言国际门户网站首页，以关注发放优惠券等方式吸粉增量加强国际化推广。与此同时，由文广旅游局牵头拍摄一部央视级别诗路文化宣传片，以多语言展现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推广，将诗与情、诗与景、诗与人等形式融合打造，将打造完成的诗路文化宣传片在各城市展播，还可与诗路文化带中的城市对应的国际友好城市进行交流并将宣传片互换互播，达到共赢的目的。如绍兴结交的友好城市有：日本西宫市、法国鲁瓦扬市、英国安伯瓦利市、意大利马切拉塔省、巴西贝伦市、韩国丽水市等15个均可展播推广。一个数据库可由各地智库整合而成，智库团队也可引入国际友人参与共同研发与宣传，并将智库研发成果以各种形式应用到实处。如将成果书籍作为中小学课外读物发放；将研发的诗路旅游线路成果应用到旅行社等。再打造一个app，可命名为“越游绍行”，把吃、住、行、游、购、娱融入app内，app内政府可发放优惠券，提供特色优质名宿推荐，通过秒杀，抢购诗路文化文创产品，带动app运行，增强诗路推广力度。进行“记得起唐诗名人，看得见诗路风光，留得住文化根脉”的文化展示、传承、教育与体验。并与非遗相结合，设立唐诗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记录和拍摄，进行活化传承和保护。也可将诗路文化带中的非遗串联，体验推广。如越剧小镇唱越剧，黄酒小镇喝黄酒，进行实地演示推广。并与相关部门合作，协同创新，建力一支规模稳定的高水平教师翻译队伍和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专兼职相结合的翻译志愿者队伍，为国外游客提供多种语言讲解服务。通过建立《诗路文化推广周》，向国际友好城市进行落地文化输出，提升国际影响力，引流国际游客到来。也可通过网站、境外社交媒体平台、公众号和宣传片等进行国际化推广，引来国际友人，服务地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语 通过浙东唐诗之路文旅融合路径的探索和引领，把绍兴各县市区的旅游整合在一起，延长绍兴的文化旅游线路，让游客跳出绍兴旅游只有市区的刻板印象，让大家认识到还有很多绍兴的山水他们没有去过，解决绍兴旅游的老大难问题。与此同时，对浙东唐诗之路的研发，更将吸引更多中外学者前来深入研究越文化，研究绍兴历史和名人，研究绍兴风俗民情，不仅使浙东唐诗之路成为贯通古今的文化历史传承之路，更是生生不息的生态文明之路，从而促进绍兴文旅产业品质提升和全域旅游升级。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顾客用脚投票或称顾客转换行为会直接导致服务企业的顾客流失，尤其是各种电商平台登场后对实体餐饮业造成的困扰更加明显。本文尝试从心理契约违背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和探讨，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为服务企业减少顾客流失，从而为赢得市场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个公司平均每年约有10%~30%的顾客在流失。根据早稻田大学IT战略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如果一年之内有44%的顾客流失，将直接导致销售额下降32%。这一现象在餐饮业中表现尤为突出(当然也有像海底捞那样的餐饮企业保持良好的顾客客源从而创造了业界的销售神话，不过它的模式似乎难以复制)。显然减少顾客用脚投票，防止顾客流失已成为企业(尤其是服务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如何保持现有顾客防止顾客频繁转换呢？本文尝试从心理契约违背角度解释顾客为何用脚投票，探讨在交易过程中心理契约违背对顾客转换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帮助服务企业更加了解顾客的消费心理，从源头上减少顾客转换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从关键的调节因素入手，采取措施防止顾客因为感知心理契约违背而直接用脚投票。
system: [SYSTEM]

user: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 营销情景下的心理契约概念 学术界普遍认为Argyris [ 1 ] 最早运用了心理契约概念，他用“心理工作契约”术语描述雇员与工头之间的关系，尽管没有给它确切的定义。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把众多学者(Levinson， 1962; Schein， 1965; Kotter， 1973， 1978， 1980; Rousseau， 1989; Millward L.J. & Hopkins L.J.， 1998) [ 2 ] 的研究成果扩展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领域，在最近20多年的扩展研究中，罗海成(2005) [ 3 ] 首先把心理契约概念引入营销情景，并在对维修服务的实证研究中证实了营销情景下企业和顾客之间同样存在交易型心理契约与关系型心理契约两个维度。本文第一作者(2010) [ 4 ] 针对银行业的实证研究更进一步证实服务企业与顾客间存在稳定的二维结构心理契约关系，其中交易契约强调特定交易感受形成的双方明确、具体的服务规范责任(如价格公道、产品质量、服务过程)，是消费者对服务企业明示或暗示的关于规范性承诺的感知和信念，建立在短期回报和利益基础上，主要关注具体的经济交互关系；关系心理契约是指累积交易感受形成的与服务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如有效沟通、顾客关系、长期服务关系维护等)，主要关注预期持久的感知人际交互关系。 2.2. 顾客转换与顾客流失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顾客转换行为的含义，学术界大多默认Keaveney (1995) [ 5 ] 从顾客角度给出的定义，认为顾客转换行为就是指顾客由于种种原因而转向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Keaveney同时将转换意向定义为顾客意图停止消费目前的品牌、产品、服务或从原先使用的品牌产品或服务转移至其他品牌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心理倾向。关于顾客流失的定义，大多认为流失的顾客仅是那些彻底离开企业的顾客。孙海宝(2003) [ 6 ] 认为，实际上有些顾客只是减少其在某企业购买某类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将其余支出额用于向竞争对手购买，因而应将部分地转向其他供应者的顾客也应归为流失顾客。Inger Roos，Bo Edvardsson，Anders Gustafsson (2004) [ 7 ] 把顾客转换行为分为了内部转换和外部转换，内部转换行为指的是顾客由于种种原因减少了对企业的购买，部分购买转向其他企业的行为；而外部转换行为指的是顾客由于种种原因而停止对该企业的购买，将全部购买转向其他企业的行为。 郑绍成(1997) [ 8 ] 用关键事件技术法CIT对台湾地区服务业顾客转换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顾客转换原因归纳为二组八类：企业可控制组分为核心服务、衍生服务(便利、服务态度、服务环境)价格、商业道德，企业不可控制组分为竞争、非志愿性。还有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便利、价格、可获得性、服务失败或者价格、服务人员的改变、不满意、出现了更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商品说明等等会导致消费者产生转换行为。其中服务的便利性和价格等因素与交易型心理契约的内容一致，而服务态度等因素与关系型心理契约的内容类似。 也有学者引入人际关系破裂的理论来解释消费者的转换行为，把影响消费者转换的因素分为长期、缓慢影响的因素和促使消费者立即发生转换行为的因素两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长期因素与关系型心理契约的内容非常类似，促使消费者立即发生转换行为的因素与交易型心理契约的内容一致。 2.3. 心理契约违背对顾客转换意向和行为的影响 心理契约违背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Robinson， 1994) [ 9 ]，是“雇员对组织完全没有履行心理契约而产生的强烈情绪和情感体验状态”(Morrison， Robinson， 1997) [ 10 ]。本文基于此将心理契约违背定义为顾客对服务企业没有或没有完全履行其承诺的某些义务或责任而感知到自己被欺骗而产生情感上受到伤害的体验状态。简单来说是指顾客对服务企业没有履行心理契约中的某些义务的感知。 Robinson (1994) 证实了心理契约违背对雇佣关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高离职率、低工作绩效、低组织公民行为意愿”(Turnley & Feldman， 1998) [ 11 ]。在营销等其他扩展领域中，类似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第一作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心理契约的违背会导致顾客抱怨增加、降低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2011) [ 12 ]。事实上，如同心理契约违背与员工离职行为正相关一样，在营销情境下，当服务企业与顾客间的心理契约在交易中得到了有效契合，顾客对服务企业有着良好的体验和评价，会提高服务企业的满意度，最终形成一定的忠诚，而当这种契约被违背，顾客同样会产生离开的意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心理契约违背正向影响顾客转换意向； H1a：交易型心理契约违背正向顾客转换意向； H1b：关系型心理契约违背正向顾客转换意向。 而Keaveney (2001) [ 13 ] 通过关键事件法对服务行业的消费者转换行为进行了一项探索性研究，发现有8大项因素会影响顾客转换，分别为：① 高价，包括高价、调涨价格、不合理定价、欺骗性价格；② 不便利，包括地点或时间、等待预约时间、等待服务时间；③ 核心服务失误，包括服务错误、帐单错误、服务灾难；④ 服务接触失误，包括不关心、不礼貌、没反应、专业知识缺乏；⑤ 服务失误反应，包括负面反应、没反应、拒绝处理；⑥ 竞争，包括找到更好的服务；⑦ 道德问题，包括欺骗、强力推销、不安、利益冲突；⑧ 非志愿转移，包括顾客迁移或企业迁移。显然这些因素让顾客感觉被欺骗，与本文界定的心理契约违背概念一致，其中价格、不便利、核心服务失误表明交易型心理契约违背，服务接触失误、服务失误反应、道德问题反映了关系心理契约的违背。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心理契约违背正向影响顾客转换行为； H2a：交易型心理契约违背正向影响顾客转换行为； H2b：关系型心理契约违背正向影响顾客转换行为。 消费者行为研究表明消费者行为来自于消费意向，因此消费者转换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在具有消费者转换意向的基础上产生的。虽然具有转换意向不一定产生转换行为，但是具有转换意向的消费者更容易发生转换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顾客转换意向正向影响顾客转换行为。 许多研究发现当顾客遭遇不愉快的消费经历后，女性更倾向于抱怨，对于辱骂暴力行为更多发生于年轻的男性；教育程度高的顾客更易采取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维权意识则不足。因此本文认为顾客转换意向和转换行为也会受到个人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和假设5： H4：心理契约违背下，不同个人特征顾客的转换意向存在显著差异； H5：心理契约违背下，不同个人特征顾客的转换行为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