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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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PSQ得分的对比 本次研究发现，居家隔离后湖北地区各年龄组儿童的心理行为水平均显著低于居家隔离前或与其无显著差异。对于此结果，本研究者根据PSQ得分是由家长对孩子状况进行评估的特点，对武汉市内部分家长进行了补充性的质性访谈。结果反映本研究第二次调查于武汉市封城政策50多天后开展，持续向好的疫情防控消息给予了大众希望和信心，增加了积极的情绪，且此时学校也已开展一个月的线上教育，孩子学习压力减小，家长通过陪听增加了对孩子的理解，有效陪伴增多，亲子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而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减少儿童的行为问题(俞国良，金东贤，2003)。且疫情持续过程中，家长的认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有位家长表述“相比平安快乐地活着，孩子的其它问题都没那么重要”，从而减少了对子女的心理控制，而父母的低心理控制水平有助于减少孩子的内外化问题(Aunola & Nurmi， 2005)。 4.2. 居家隔离期间影响儿童PSQ得分的因素 本次调查发现，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主要抚养者的受教育程度、疫情下的抚养模式均是影响PSQ得分的因素。此外，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在内化问题因子(心身障碍与焦虑)得分上都高于未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但均未达到统计学的显著差异水平，这有可能是因为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样本量不够，导致二类错误增大，错误地接受了原假设。以下将从儿童与家长两个角度对其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4.2.1. 儿童角度 就性别因素而言，男童的多动–冲动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女童，这与我国常模一致(范娟，杜亚松，王立伟，2005)。此外，非独生子女在外化问题因子水平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已有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且与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有关(刘霞，张跃兵，张国华，2019)。而在COVID-19下居家隔离期间非独生子女同兄弟姐妹长时间生活在同一空间，共同分享养育资源，有可能会加剧同胞竞争(苏林雁，2017)，从而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以获取父母的关注等。 4.2.2. 家长角度 此次调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居家隔离期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抚养者其子女在学习问题、焦虑、多动–冲动、多动指数因子得分上会显著更低。以往研究表明抚养者受教育程度可显著影响家庭环境，抚养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养育环境就越好(魏晓娟，2018)，而家庭养育环境与儿童行为问题显著负相关(穆立娟等，2018；方红英等，2019)。且有研究者对汶川地震灾区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心理弹性更好(陈珍妮等，2012)，焦虑水平也更低(张岚，范方，耿富磊，2011)。因此，居家隔离期间高学历的抚养者可能会更加重视儿童的心理疏导、进行积极的认知引导、情感支持、自我表达、游戏参与等创造良好的养育环境，从而减少了儿童行为问题的产生。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居家隔离期间由亲代抚养的儿童其品行问题、多动–冲动因子得分均小于隔代抚养与共同抚养的儿童，这与以往我国的调查研究相一致(方永双等，2018；Fan et al.， 2010)。已有调查表明，母亲在家庭养育量表的得分显著高于祖母(魏晓娟，2018)，且疫情期间家庭成员相处时间激增，相比仅由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而言，由祖辈–父辈及子女构成的主干家庭结构更为复杂，教养观念不一更容易产生冲突，而养育方式的不一致易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产生(Formoso， Gonzales， & Aiken， 2000)。另外，调查还发现共同抚养的儿童其学习问题显著小于仅由亲代抚养及隔代抚养的儿童，以往调查也发现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成绩有负向影响，且晚上隔代抚养的影响大于白天(姚植夫，刘奥龙，2019)。而在此次疫情下，儿童采用线上学习的方式，祖辈在其操作上存在困难，因此隔代抚养的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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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本次调查初步发现，COVID-19流行期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湖北地区儿童的心理行为水平总体上优于居家隔离之前，且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家人亲戚患有COVID-19、主要抚养者学历、养育方式等人口学因素对于Conners量表的得分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也有一定的不足，基于疫情原因，只是将湖北地区的儿童作为整体进行了对比分析调查，未能在前后两次调查时选取同一批儿童，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对同一批儿童进行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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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分类使人们对周围世界进行快速有效的解释，是一种简化信息的能力。语音分类作为听觉通道的类别学习，能够帮助个体迅速识别、判断声音刺激，具有特殊的生存意义。语音类别包括语调和音节类别两方面。实验任务特征和实验群体特征均会影响语音类别学习。语音类别学习的神经机制主要涉及其加工过程中脑区域的分工。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对语音类别学习的研究材料进行丰富和标准化，同时对影响学习效果的学习方式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语音类别学习的神经机制。 关键词 :语音类别学习，分类，影响因素，神经机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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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分类反映了人们的目标与环境中信息的相互作用，人们可以学习一些极其复杂的分类规则，从而进行快速准确的分类，这是一项基础的认知能力(Ashby， Alfonso-Reese， Turken， & Waldron， 1998; Ahn & Medin， 1992; Smith et al.， 2012)。语音类别学习作为听觉通道的分类学习，就是将多维度的、具有高度变化性的声音线索解析成离散的语音表征，映射到感知空间(Holt & Lotto， 2010; Chandrasekaran， Koslov， & Maddox， 2014)。语音类别学习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分类，同时存在于人类与动物身上(Smith， Beran， Crossley， & Boomer， 2010)。母亲通过语音分类，迅速识别婴儿的啼哭声或笑声以给予适当反应。鲸鱼听觉灵敏，通过识别回声类型以寻找食物、联系同伴或逃避敌害。快速准确的分类决定了我们组织感官世界的效率(Chandrasekaran， Yi， & Maddox， 2014)，具有特殊的生存意义。相比类别学习其他领域，语音类别学习因其学习过程中所接受的语音信号这一刺激的复杂易变性使得语音学习成为一个“困难”的分类问题，尤其是对于已有丰富的语言经验的成年人(Chandrasekaran， Koslov， & Maddox， 2014)。基于语音特征的模型认为，语音类别学习存在跨语言差异，即对声音信息各维度，如音高、音调所占语音权重的评定存在跨语言差异，不同语言中，对语音信号进行识别与判断时，对语音特征的侧重点不同(Chandrasekaran， Yi， Smayda， & Maddox， 2016)。在学习非母语语音类别时，成年人的挑战很大，婴儿因其注意力和工作记忆网络不成熟，相比成人，较少受过往语言经验影响，往往更易习得语音类别(Chandrasekaran， Yi， & Maddox， 2014)。婴儿对母语和非母语语音类别都极其敏感。6个月的儿童已有对语音刺激进行分类感知的证据(Roark & Holt， 2019)，6到12个月之间，随着更多地暴露在母语环境中，这种明敏感性发生了变化，婴儿开始只对母语语音类别差异敏感(Galle & McMurray， 2014)，在生命的第一年，母语环境已经开始塑造着我们如何感知语音(Lim & Holt， 2011)。 行为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发现，语音类别学习是基于双加工学习系统(Dual-learning System)的一种类别学习(Chandrasekaran， Koslov， & Maddox， 2014; Chandrasekaran， Yi， & Maddox， 2014; Chandrasekaran， Yi， Smayda， & Maddox， 2016; Maddox & Chandrasekaran， 2014)。双加工学习系统理论早期用于解释视觉领域的类别学习，近来的研究将该理论模型扩展到听觉领域中的类别学习(Chandrasekaran， Yi， & Maddox， 2014; Chandrasekaran， Yi， Smayda， & Maddox， 2016; Roark & Holt， 2018)。这一理论认为语音类别学习是由两个独立但又部分重叠的学习系统来调节的：外显的反应学习系统(reflective learning system)和内隐的反射学习系统(reflexive learning system)。两个系统之间在学习过程中相互竞争：一方面，反应学习系统，也称基于规则的学习系统，需要使用工作记忆和注意功能，用于生成、选择规则，以及在规则之间切换，该系统在处理过程中依赖于有意识的注意，能够依靠言语明确表达，主要涉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和前尾状核。另一方面，反射学习系统，也称信息整合的学习系统，是基于任务过程、无意识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通过将感知与反馈形成的强化行为联系起来进行运作的。在这一过程中，纹状体将抽象的皮质运动反应与感觉关联皮层中的感觉细胞联系起来，因此学习发生在皮质–纹状体突触(Chandrasekaran， Koslov， & Maddox， 2014; Chandrasekaran， Yi， & Maddox， 2014; Chandrasekaran， Yi， Smayda， & Maddox， 2016; Maddox， Chandrasekaran， Smayda， & Yi， 2013)。一些学者将视觉领域与听觉领域的双加工学习系统进行了比较，将存在于视觉通道的双加工学习系统拓展到了听觉通道。实验中，刺激材料为持续时间和频率不同的音调，分为短低频音调、短高频音调、长低频音调、长高频音调四类结构，实验过程中类别结构在两个感觉通道中保持不变。结果发现在视觉和听觉任务中的双加工学习系统表现出相似的学习情况，这表明视觉与听觉两个感觉通道存在类似的双加工机制(Chandrasekaran， Koslov， & Maddox， 2014)。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语音类别学习主要是通过双加工系统中的反射系统优化学习的，针对反射性学习系统的训练会提高学习效果(Chandrasekaran， Yi， & Maddox， 2014)。有关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也表明，反射学习系统中的皮质纹状体在语音类别学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Yi， Maddox， Mumford， & Chandrasekaran， 2016)。总的来说，对语音信号进行的识别、判断和归类是一项基础且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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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语音类别学习研究的分类 2.1. 语调类别 对语音类别学习的研究中，对语调类别学习的研究是受到广泛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而普通话是语调语言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类别(Maddox， Chandrasekaran， Smayda， & Yi， 2013; Yi， Maddox， Mumford， & Chandrasekaran， 2016)。普通话是使用最广泛的声调语言，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个体而言，学习普通话声调分类极其困难。这是由于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更强调语调方向而非语音高低程度，而英语语言中对语调的方向强调较少。普通话发音包含了四种语言音调，阴平、阳平、上声与去声，其特点是在发声过程中基本频率(Fundamental frequency， F0)的变化规律不同，音调1具有平坦的基本频率，音调2具有上升的基本频率，音调3具有下降上升的基本频率，音调4具有下降的基本频率模式。音调不同，表达的含义也不同，例如“/ma/”，升调的意思是“妈妈”，而降调的意思是“责骂”(Chandrasekaran， Yi， Smayda， & Maddox， 2016)。此外，普通话包括两种与声调相关的基本音高目标：声音高度(低和高)和声音方向(上升和下降)。根据音高目标，可将四种音调大致分为两组，一组为音调1 (具有高音目标)、音调2 (具有由低到高的升调目标)和音调4 (有一个从高到低的降调目标)，皆具有高音点；另一组音调3的目标音调较低，缺乏高音点。普通话语调感知的主要线索来源于基本频率轮廓的形状和高度，次要线索是基本频率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儿童语调习得过程漫长，F0轮廓的复杂性影响着儿童语调的准确性，例如音调3对儿童来说发音更困难(Puisan & Winifred， 2017)。而对成人来说，对音调类别之间的感知差别受已有语言经验的影响。目前研究中，由于对个体过去的语言体验经历难以控制和操纵，因此，跨语言的类别学习可以作为揭示语音学习机制的有效工具，这也是西方学者热衷于选择普通话语调作为实验材料的原因所在。 2.2. 音节类别 对音节类别的研究，是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在语音感知过程中，由于对语音的感知与识别过程通常不止是包含用清晰的声音线索来区分声音信号，语音感知背景还包括混杂的声音信号，所以听者如何将语音信号分割成不同的有特定含义的语音信息单位，包括单词、音节。研究表明，听者会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线索来完成这一过程，包括利用语音细节、策略、切分线索(如时间、语法和语义)等(Baese-Berk， Dilley， Henry， Vinke， & Banzina， 2019)。语音感知研究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一直专注于在某项特定语言中的变化最小的语音单位，以此来考察从声学语音信号映射到音素、音节等的变化过程，如 /r/ 和 /l/在rake和lake中(Holt & Lotto， 2010)。相同的信号可以被分类为不同的语音类别，这取决于它们所出现的背景中其他信号的特征。在大部分研究中，音节的相似性常用于研究音节类别(Clarke-Davidson， Luce， & Sawusch， 2008)。例如，音节/s/和/∫/的声学特性因说话者而异，而且在不同的说话者之间，音节/s/和/∫/之间噪声的平均频率有很大的重叠。研究发现发音者的语速会影响听话者如何感知和切分词汇信息，即无论单词多少，语速都会影响对音节数目的感知(Baese-Berk， Dilley， Henry， Vinke， & Banzina， 2019)。流畅的语言需要快速发音，但舌头在发音时会受到语境的影响，语境中舌头所处的先前的发音位置和未来将要发音的位置会影响当下的发音声学效果，这种与上下文相关的发音被称为协同发音。例如，在英语语境中对于da和ga的分类识别，如果上文中有以/al/结尾的单词(如fall)，听众更容易将接下来的尚未确定的音节感知为ga；如果上文中有以/ar/结尾的单词(如far)，听众更多的会将接下来的音节感知为da。因此，听者对音节的感知也是受语境中这些声调序列的影响，音节感知带有语境敏感性(Holt & Lott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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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神经机制 语音类别学习所涉及的大脑区域。语言类别学习首先建立在语音感知基础上，而语音感知过程中，需要从连续的语音信号中提取关键的声学特征，而任务特征、说话者特征、声音信号的易变性等都是影响与语音类别相关的神经活动的重要因素(Arsenault & Buchsbaum， 2016)。因此，识别语音类别较困难。同时，因其学习过程中对语音刺激的识别主要依赖于时间编码(Bouton et al.， 2018)，也就是说，需要对传递的声音刺激进行时间上先后顺序的感知判断，这样所涉及的神经机制就更加复杂。由于语音类别学习任务本身的特殊性与易变性，以往研究对语音类别的神经机制的结果尚未统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听”这一活动能引起大脑颞叶和额叶皮层的活动(Bouton et al.， 2018)。先前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揭示了人类颞上回是学习母语语音类别的神经表征。具体来说，研究普遍认为，对语音类别的连续感知过程是一个包含中央前回和颞上回，缘上回的区域网络(Liebenthal et al.， 2010; Myers， Blumstein， Walsh， & Eliassen， 2009)。无论任务特征、说话者易变性和语音信号质量如何，这一广泛分布的神经网络都能进行语音加工。最近一项研究通过对普通话语调进行数百次的分类训练发现，听觉皮质纹状体回路促进了语音类别神经表征的出现，并会调节分类行为，阐明了语音习得的基本神经机制(Feng， Yi， & Chandrasekaran， 2019)。 语音类别加工过程中脑区域的分工。在语音类别任务中，已有研究发现了颞叶和额叶区域的分工。左侧颞上回对语音信号的声学细节与语音类别之间的差异表现出敏感性，并对同一语音类别和类别之间的声学变化会做出反应(Myers， Blumstein， Walsh， & Eliassen， 2009; Myers， 2007)已有研究证实了双侧颞上回的活动有助于语音类别表征，并对参与者是否在同一组刺激下执行语音识别任务很敏感。而不同的任务环境可能会触发不同的认知过程和加工策略，会扭曲特定信息的神经表征。相比之下，额叶区域表现出了一种激活模式，这一区域在识别语音类别的声学细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语音信号优先反应的左侧额下回可能会参与有竞争关系的语音类别任务(Myers， 2007; Binder， Liebenthal， Possing， Medler， & Ward， 2004)以上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结论，即语音信号的声学-语音细节是在左侧颞上回中处理的，语音分类过程发生在左侧额下回和中央前回(Myers & Swan， 2012)。调类别和音节类别的神经表征存在差异，语调类别信息的神经表征定位于右侧颞上回、左前颞上回和左侧顶下小叶，音节识别的神经表征位于双侧颞上回，这些结果揭示了一个功能特定性的和领域特殊性的大脑网络，而这些大脑网络则是形成语音类别表征的基础。已有对语音类别学习过程的研究关注了语音类别知觉过程中与大脑的反应相关的变化，研究更多的不是将不同物理刺激引起的大脑反应进行比较，而是将进行语音分类时和与未进行语音分类时的大脑反应进行比较(Kronrod， Coppess， & Feldman， 2016)一项利用ERP和EEG设备的研究发现了在对一系列重复的语音刺激做出反应时，语音类别的感知发生在语音刺激有了变化和差异之后，而不是在语音差异不存在或语音差异对比较弱时(Dehaene-Lambertz， 1997)之后的一项fMRI实验中，参与者在进行语音分类任务时，左侧颞叶前区和后区对语音停顿的变化反应更强(Chevillet， Jiang， Rauschecker， & Riesenhuber， 2013)，这表明语音类别学习中，不同脑区域存在对声学细节的选择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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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未来研究展望 分类可以使得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快速有效的解释，这种简化信息的处理能力，适用于包含语言和非语言在内的各种类型的信息输入。语音类别学习是人类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是当前类别学习的研究前沿。本研究对语音类别学习的分类、影响因素和神经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语音类别学习领域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在诸多研究不足，未来研究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一，需对语音类别学习的材料进行丰富和标准化。一方面，需对语调类别学习材料进行丰富化。语调存在于多种语言环境中，是语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通话语言环境中，一岁大的婴儿便对不同的语调类别十分敏感。在英语语言环境中，两岁的幼儿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随着词汇量的不断增长，声调在词汇发展中更具组织性，蹒跚学步的孩子不能区分相似的声调，却能成功地区分具有对比性特点的音调(Rushen， Jun， André， & Aijun， 2017; Hay， Estes， Wang， & Saffran， 2015)。回顾已有研究，对于语调类别的研究，更多都是以普通话为研究材料，让被试直接去区分普通话语调，或是观察被试经过训练后学习的效果。但仅以普通话作为研究材料较为单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具有声调特点的其他语言作为实验材料，增加研究材料的丰富性。此外，还需对音节类别学习的材料进行标准化。已有研究对于音节类别的定义不够清晰，音节类别材料的使用一致性还较低，不同的研究往往会选用不同的音节，难以做到对材料选择的标准化。例如对母语为日语的对象，由于受母语语音结构的影响，单独的日语语音类别会占据识别英语语音类别时类似的感知空间，所以在感知外语语音时，会受到母语语音类别的持续影响，他们在区分英语⁄r⁄和⁄l⁄、da⁄和⁄ga⁄音节时会有很大困难(Lim & Holt， 2011)。对于音节类别的研究十分广泛，但可以发现，对音节类别学习的研究材料也是多种多样的，实验目的不同其材料内容也不尽相同。那么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是否可以对有同一研究目的，分属同一研究领域的音节类别材料内容再进行深入划分，使得研究材料更加标准化，可重复性更强呢？ 第二，可对如何提高语音类别学习效果的方式进行优化。已有研究对影响语音类别学习效果的反馈方式、影响语音学习训练方式中的外部指示进行了探讨。一方面，研究发现了反馈时间、反馈程度会影响被试对语音类别学习的效果。反馈在许多形式的学习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反馈如何优化学习结果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Liebenthal et al.， 2010)。在语音类别学习中，反馈通过减少错误反应从而提高学习效果。通过反馈，学习者会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区分语音类别相关的线索上，或减少对不相关线索的注意(Chandrasekaran， Yi， Smayda， & Maddox， 2016)。近来，研究者扩展了对反馈方式的研究，反馈性质会影响个体基于信息整合类别学习的效果。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在强度上是相等的强化条件，但对行为的影响却不等同。Freedberg等的研究表明，反馈在任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消极反馈比积极反馈更能促进学习效果，而接受两种反馈的被试与积极反馈、消极反馈组并无明显差异(Freedberg， Glass， Filoteo， Hazeltine， & Maddox， 2017)。这证明了在信息整合类别学习中，消极反馈比积极反馈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在对语音类别学习进行训练的过程中，外部指示的内容会影响个体的学习效果。经过分类训练，被试可以学会在学习声调语言语音类别时，增加对音高方向的注意力(Chandrasekaran， Sampath， & Wong， 2010)。由于外部指示在非母语语音学习中的作用尚不明确，Chandrasekaran等对之前未接触过普通话的成人英语母语者进行了实验，考察声学维度的外部指示对普通话语调分类的影响。外部指示包括对声音高度和声音方向两个维度，这些维度对于辨别语调非常重要。结果发现，指令中，给予被试注意声音高度的提示，他们在任务中的表现明显优于其他组别。这表明将注意力集中在声音高低维度上的指令能够增强语音分类学习，声音高低是成功进行语音分类的一个关键维度(Chandrasekaran， Yi， Smayda， & Maddox， 2016)。目前，对语音类别学习的探究从对其基本机制的探讨延伸到如何优化语音类别学习效果。反馈方式和外部指示都具有可操作、可控制性。因此，可继续加以探究从而实现语音类别学习效果的优化。以往的研究从时间方面探讨了及时、延时反馈的作用，从程度方面探讨了简单、复杂反馈的作用，新近研究则从性质方面探讨了积极、消极反馈的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研究其他更多的反馈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个体对声调语言的学习。而外部指示作为一种语音分类训练方式，可提升学习语音类别的效率。在目前研究中，外部指示的内容仅考察了对呈现的声音高低及方向维度的偏向性注意，未来研究可以扩展外部指示的内容。此外，除了外部指示，还可探索其他训练语音分类的方式，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声调语言。 第三，对神经机制的探索有待深入。语音类别学习的研究是基于视觉类别学习领域的研究而拓展出来的(邢强，刘凯，2018)，对其理论的解释也是建立在视觉类别学习的理论框架之上而提出的双加工学习理论。当前关于语音类别学习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仍然较少，对其神经机制的解释尚未统一。一般认为，反应学习系统，也称之为基于规则的学习系统，通过利用工作记忆和执行注意力，依赖于一个主要涉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尾状核、前扣带皮层和海马体的执行皮质纹状体回路。这些大脑区域负责生成、选择和维护可用言语表达的规则，是受意识控制的。相反，反射学习系统，也被称为基于过程的学习系统，是不受意识控制的、难以用语言表达，通过把感知与导致即时奖励的行为联接起来运作。在反射性学习系统中，纹状体中的一个中等大小的刺状神经元将运动反应与一组感觉细胞联接起来，学习发生在皮质-纹状体突触内。语音环路中反应学习系统已被广泛研究，然而对反射学习系统作用的研究较少，研究发现最佳的语音类别学习需要切换到反射学习系统，成功的语音分类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皮质纹状体学习系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反射学习系统的使用与更好的分类学习表现相关(Yi， Maddox， Mumford， & Chandrasekaran， 2016)。基于双加工学习系统的语音类别学习过程，涉及的大脑区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以纹状体为中介的内隐反射学习系统比外显反应学习系统成熟得早，而尾状核在个体发育的早期年龄阶段，7岁时就已完全成熟，类似成人水平了(Roark & Holt， 2019)。但是，语音类别学习加工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大脑区域的发展和语音学习行为变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Knowland， Mercure， Karmiloff-Smith， Dick， & Thomas， 2014)，大脑区域是如何分工的，以及个体差异所涉及的神经机制差异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电生理探索和更敏感的行为方法来探索和解决。以此也可以来阐明双加工学习系统中，反应学习系统和反射学习系统的差异性。同时，研究还可以深入了解视觉线索和语言线索的不同潜在用途，以及它们如何分别或共同对语音类别学习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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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根据国槐的特征和习性以及北京地区园林绿化的需要，制定了国槐新品种选育方法和基本原则，对北京地区国槐种质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调查，文中详细描述了北京地区栽培国槐的植物学特征、生物学习性及主要变种，筛选出主干扭曲型、粉红花、紫红花、鲜红花、窄冠型和一朵花内拥有3个雌蕊的国槐新类型等。 关键词 :北京地区，国槐，种质资源，新品种选育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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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国槐树原产于中国，又叫中华槐，为蝶形花科乔木植物，常作庭荫树和行道树，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国槐抗逆性强，分布范围广，在我国的分布范围是北自辽宁、河北，南至广东、台湾，东自山东，西至甘肃、四川、云南等，在中国北部分布较为集中；华北平原及黄土高原海拔1000 m地带均能生长 [ 1 ]，在山区、极其干旱的内蒙和宁夏等地区均可成活，且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宁夏的银川市等省会城市重要的行道树种。国槐对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及烟尘具有强烈的吸附作用，其根亲深，萌芽力强、耐修剪，适合城市、工矿区道路，四旁栽植，国槐是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于一身的特色树种 [ 2 ]。目前有包括北京、沈阳、石家庄和泰安等十三个城市把国槐列为市树，许多人建议把国槐定我国的“国树”，因为国树是一个国家在植物资源或传统栽培发展方面的一个象征，更是一个国家在自然文化积淀和精神风范方面的象征 [ 3 ]，他们认为国槐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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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调查地点与调查材料 2.1.1. 调查地点及立地条件 2013年至2019年期间，对北京全市栽植的国槐进行较全面系统地调查和多样性观察。调查地点范围为东经115˚25'~117˚30'，北纬39˚26'~41˚03'。该地为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的交接部位，东南部为平原，属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区；西部为山地，属太行山脉的东北余脉；北部、东北部山地，为燕山山脉的西段支脉。平原海拔在20 m~60 m，山地海拔1000 m~1500 m，与河北交界的东灵山海拔2303 m。北京的气候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年平均气温14.0℃，极端最低−27.4℃，极端最高42℃以上。全年无霜期180 d~200 d，西部山区较短。年平均降雨量483.9 mm，为华北地区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降水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全年降水的80%集中在夏季6、7、8三个月，7、8月有大雨。北京的土壤为黄棕壤。北京城区土壤的pH值在7.10~8.13之间，从市中心向四周，土壤pH值呈由低变高，从整体上看北部地区pH高于南部地区。 2.1.2. 调查材料 调查材料为北京地区栽植的所有国槐树。 2.2. 国槐新品种选育方法和原则 造林树种的选择是造林工作成败的关键。如选择不当，会导致成活率低、生长不良、难成林、难成材，且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2.2.1. 选育方法 首先对树体进行全面地形态观察，包括树干、枝条、叶片、花朵、果实和种仁等与普通类型的区别。然后观察其物候期与国槐普通类型的特异之处。 2.2.2. 选育原则 本次在对北京地区国槐资源进行调查的同时，制定了国槐新品种的选育原则：在“适地适树”的总原则指导下，选择的主要目的是要满足当地绿化的需要。 国槐风景林的选育原则：干形好、冠姿优美、枝条颜色非绿色、叶色和花色鲜艳、花期和果期长、果色艳等，开花早或晚，秋景为彩叶等。 国槐防风林选育原则：生长快、郁闭早、寿命长、根系发达、耐干旱瘠薄、易繁殖等。 国槐农田防护林选育原则：抗风力强、树冠狭窄、树体高大、枝繁叶茂、根幅小，与农作物无共同的和转主寄生的病虫害等。 国槐水土保持林选育原则：根系发达、根蘖力强、枝叶茂盛、冠幅大、枯落物量大等。 国槐防风原则：根系庞大、根蘖力强、耐干旱瘠薄、耐风吹露根、耐地表高温及抗盐碱性。 国槐环境生态林选育原则：抗污染能力强，可吸收有害气体、耐烟尘、冠大浓郁、枝繁叶茂。 国槐用材林选育原则：树形高大，主干通直、生长速度快，易成材，冠小侧枝细，持续生长时间长，整枝性好，抗逆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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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北京地区国槐普通类型的形态特征 国槐为落叶乔木，高5 m~30 m (见图1)，干皮暗灰色，1~3年生小枝绿色，随着年龄增大，树皮逐渐变灰，国槐皮孔较明显。羽状复叶长10 cm~25 cm；叶轴有毛，基部膨大；小叶9~15片，卵状长圆形，长2.5 cm~8.0 cm，宽1.5 cm~5 cm，顶端渐尖且有细突尖，基部阔楔形，下面灰白色，有稀生短柔毛。圆锥花序顶生(见图2)；花萼钟状，有5小齿；花冠乳白色或黄绿色，旗瓣阔心形，且翻转，有短爪，并有紫脉，旗瓣主脉为绿色，国槐普通类型的翼瓣和龙骨瓣均为绿黄色或乳白色(见图3)；雄蕊10条，不等长，6月中旬始花，花期长，至9月底，10月初仍有零星花朵开放；雌蕊1个，荚果肉质，串珠状，长2.5 cm~20 cm，无毛，不裂，种子1~15粒，肾形，果实在树上保存时间长，有的单株上荚果能保存到第二年秋季新的花朵开放(见图4)。 图1. 普通国槐树形 图2. 圆锥花序顶生 图3. 花瓣为绿白色 图4. 树上的荚果为前一年的果实 3.2. 北京地区国槐主要栽培品种 国槐是北京地区的主要行道树种，99%以上是国槐原种，即普通类型。其他栽培种或变种主要是在绿地作点缀之用，其特点如下： 龙爪槐：又名垂槐、盘槐，是国槐原种的变异类型；喜光、稍耐阴、能适应干冷气候；树冠优美，树皮灰褐色，呈不规则状裂纹，各枝段均弯曲下垂，不能独自直立成大树，只能嫁接在国槐或其他国槐变种的直立主干上，树冠呈伞状，1~3年生枝为绿色，无毛；圆锥花序顶生，花芳香，是优良的蜜源植物；荚果与国槐原种相似，花和荚果均可入药，有清凉收敛、止血降压作用；叶和根皮有清热解毒作用，可治疗疮毒；园林中多有栽植。 蝴蝶槐：是国槐的变异类型，观赏价值高，且吸附SO 2 、Cl 2 能力强。乔木，高可达25 m，树皮灰褐色，具纵裂纹。当年生枝绿色，无毛。5小叶簇生成蝴蝶状，1个顶生小叶常3~4裂，2个侧生小叶为1裂，基部2小叶，呈卵状椭圆形；叶柄基部膨大，包裹着芽；托叶形状多变，有时呈卵形，叶状，有时线形，早落；圆锥花序顶生，呈金字塔形，长达30 cm，花梗比花萼短，小苞片2枚，形似小托叶，花萼浅钟状，长约4 mm，萼齿5，近等大，圆形或钝三角形，被灰白色短柔毛，萼管近无毛，花冠白色或淡黄色，旗瓣近圆形，长和宽约11 mm，具短柄，有紫色脉纹，先端微缺，基部浅心形，翼瓣卵状长圆形，长10 mm，宽4 mm，先端浑圆，基部斜戟形，无皱褶，龙骨瓣阔卵状长圆形，与翼瓣等长，宽达6 mm，雄蕊近分离，宿存，子房近无毛；荚果串珠状，长2~5 mm，径约10 mm，种子间缢缩不明显，种子排列较紧密，具肉质果皮，成熟后不开裂，种子1~6粒，种子卵球形，淡黄绿色，干后黑褐色。花期7~8月，果期8~10月。五叶槐耐寒、耐干早、耐烟尘、耐瘠薄、喜阳光。 金叶国槐：是国槐的变异类型。落叶乔木，树冠呈伞形。枝条半黄半绿，向阳面为黄色，背阴面为淡绿色，侧枝有自然下垂性状；奇数羽状复叶，每个复叶有17~21片小叶，小叶卵形，全缘，平均长2.5 cm，宽2 cm，各小叶大小均匀。新生小叶在8月份前呈金黄色，后期及树冠下部见光少的老叶，呈淡绿色或浅黄色。其他特性与国槐原种相似。 金枝国槐：又名黄金槐，为国槐的一个变异类型。金枝国槐萌芽早，幼芽及嫩叶淡黄色，5月上旬转绿黄，秋季9月后又转黄，每年11月至第二年5月，其枝干为金黄色，因此得名，是优良的绿化美化树种。其植物学性状与国槐原种相似。金枝国槐喜光、抗旱、耐寒，可在零下25℃的严寒越冬，耐涝，抗腐烂病，适应性强，栽培成活率高。宜在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种植，在酸性及轻度盐碱地均能正常生长。耐烟毒能力强，对二氧化硫、氯气、氯化氢气均有较强的抗性。生长速度中等，根系发达，为深根性树种，萌芽力强，寿命长。 3.3. 北京地区国槐新品种筛选 1) 侧枝扭曲向上型：枝条弯曲程度比普通龙爪槐小，生长快，可培养成大树冠形龙爪槐，圆锥花序顶生，嫁接当年即可开花，开花时间为7月中旬，可用于园林绿化、景观造型和育种材料等。其他特性与普通国槐相似。 2) 红花龙爪槐：植物学特征与普通龙爪槐相似，7月中旬开花，其龙骨瓣和翼瓣顶部呈紫红色，观赏效果好，可用于园林绿化、景观造型和育种材料。 3) 三雌蕊国槐：每朵花中有3个雌蕊，且每个雌蕊均能发育成完整的荚果。普通国槐或其他栽培类型均为一朵花中一个雌蕊。本类型可用于育种材料和相应的机理研究。 4) 粉红花国槐：一种是龙骨瓣和翼瓣为粉红色，旗瓣为绿白色，7月上旬始花；一种是龙骨瓣、翼瓣和旗瓣均为粉红色，7月中旬始花，其他特性与普通国槐相似。可用于园林绿化、绿地绿化和育种材料。 5) 鲜红花国槐：7月中旬始花，龙骨瓣和翼瓣为鲜红色，旗瓣为绿白色。可用于园林绿化、绿地绿化和育种材料。 6) 窄冠型国槐：树冠窄，10年生树冠径1.5 m~2.5 m之间，侧枝条与主枝的角度为20˚~30˚之间，主枝与主干的角度为30˚~45˚之间。可密植，用于农田防护林和防风固沙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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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1) 国槐是我国重要的原产树种，是城市重要的行道树种，也是道路、绿地、河道、荒地和盐碱地等重要的绿化树种。 2) 国槐种质资源十分丰富，除国槐原种外，有许多变异的栽培类型，其树形、叶形及叶色、花形及花色和种子等植物学特征，以及物候期、发育特性等均存在多样性特点。 3) 北京地区目前绿化栽植的国槐树，其苗木均是通过实生繁殖而来，存在遗传变异，因此，对国槐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和评价，筛选具有特异性状的单株，本文筛选出6个具有与普通栽培国槐及其他栽培变异类型不一样的新资源，对筛选出的新资源进行扩繁，可为园林绿化提供国槐新品种。本文仅从北京地区对国槐资源进行调查，筛选出6个具有特异性的资源，在全国各地进行系统地调查和筛选，一定能筛选更多更具有园林效果的好品种。 4) 槐树为我国古老的特产树种，是传统的栽培树种，也是树木文化乃至中国林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4 ]，其富含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 5 ]，其寿命长，许多地方仍有千年以上的古槐树 [ 6 ]，“秦槐汉柏”就是说明槐树寿命长的典型俗语之一，如河北南部地区目前有古槐10，936株 [ 7 ]；甘肃省崇信县铜城乡关河村“华夏古槐王”，树龄2800多年；山西省平定县西锁簧村古槐植于西汉初年；河南省陕县观音堂七里村“虎头槐”植于东汉。槐树具有王朝安定繁荣的寓意，如曹丕《槐赋》云：“有大邦之美树，惟令质之可嘉。”赞誉槐树为大国良木；还有古人在栽植槐树寄托了各种各样的情思，如北京郊区的“槐古居”小客栈，就是对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山西洪洞县的古槐，是见证他们祖先背井离乡前拜谒的神木，也是思念故土的象征 [ 2 ]。古槐还是进行年轮气候学研究的珍贵材料。目前我国有13个城市将国槐树定为市树，把国槐赋予了更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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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基于调研数据，利用Logit模型，从家庭基本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农业众筹认知、参与预期四个方面，研究京郊农户发起农业众筹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投资风险偏好、农产品销售困难程度、预期利润增加和预期资金流动性问题缓解程度对农户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农业众筹认知程度和农业众筹预期效果交互项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认知程度对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样本农户对农业众筹带来预期更高利润的态度更加保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京郊农户，农业众筹，发起意愿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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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移动支付和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展，加速了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快捷、多元的资金融通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筹资方式，众筹应运而生。众筹即群众筹资，是指项目发起者利用线上或线下的社交网络，向投资者展示项目，争取获得群众支持的资金融通方式。2009年美国网站KickStarter为了满足艺术家的创意需要而成立，众筹在国外兴起。De Buysere等(2009)最早依据众筹的回报方式，将众筹项目分为捐赠型、回报型、债权型和股权型 [ 1 ]；随后，该种分类方式逐步被更多学者采纳，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2011年点名时间成立，标志着国内众筹的开端。2014年众筹进入快速成长期，众筹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在中国成立。2017年众筹平台暴雷严重，行业进入洗牌期，观望气氛较为浓厚。作为众筹的细分领域，农业众筹是农民筹集资金、销售产品的重要渠道，对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加速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农业众筹面临发起数量减少、成功率较低、支持人数少的问题。 已有文献对于如何提高支持者参与意愿、提高众筹项目绩效等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少数学者研究了众筹的发起动机及其影响因素。Alexandra and Joern (2014)认为众筹发起者基于筹集资金、增强产品曝光度、产品或服务试水三方面的原因，利用众筹平台进行筹资 [ 2 ]。随后，Ryu和Kim (2018)认为发起者动机主要为四个方向，分别为成就感、货币需求、亲社会和建立关系 [ 3 ]。宫佳林(2017)研究发现，盈利预期、最高订单违约率、最高违约金、众筹资金托管方式的满意程度、受教育程度、土地流转程度、政策扶持都会对农民参与农业众筹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所在地基本工资会产生负向影响 [ 4 ]。叶荣榕(2018)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 5 ]。但已有文献对农业众筹发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鲜有研究。其他领域的部分文献利用实际参与情况度量参与意愿，但多数文献使用主观意愿定义参与意愿，如葛岩和秦裕林(2012) [ 6 ]、何可等(2015) [ 7 ]、周颖刚等(2019) [ 8 ]。 作为农业众筹的源头，发起者的发起数量、质量影响着支持者的参与意愿和众筹绩效，因此，研究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北京郊区农村为例，研究农业众筹发起者的发起意愿及影响因素，探讨城郊农业众筹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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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和数据 2.1. 研究假设 2.1.1. 基于前景理论的假设 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过程包括编辑和评价两个部分。在编辑阶段，个体由于个人特征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对事件的预处理结果产生差异，产生不同的认知，最后得出不一致的决策。因此，农业众筹发起者的家庭基本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分别作为决策者个体因素及相关环境因素对是否发起农业众筹这一决定产生影响。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年龄、家庭最高学历、到市中心距离、社会资本、投资风险偏好、家庭土地面积会对发起意愿产生影响。不同年龄的人群有不同的心态、资源和需求，会对发起意愿产生影响，年轻人更加愿意尝试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可能更愿意参与农业众筹；家庭成员学历越高越能够掌握发起农业众筹所需的技能，因此可能会带来正向影响。离城区越近，越有地理优势，生产者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可能更强；农户的社会资本越多，农业众筹项目的宣传渠道更广，成功概率更高，可能越愿意发起农业众筹。农户投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对于农业众筹的风险接纳性越好，可能会更愿意发起农业众筹。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农业众筹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生产者的生产规模越大，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就越高。 因此，基于前景理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年龄越大，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越低。 假设2：家庭教育水平越高，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越强。 假设3：到市中心距离越近，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越强。 假设4：社会资本越丰富，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越强。 假设5：投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越强。 假设6：家庭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越强。 2.1.2. 基于效用价值论的假设 效用价值论认为事物的效用在于满足个体的内心欲望和需求，当物品能够满足个体的需求时，才具有价值。农业众筹给发起人带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筹集资金和销售产品。因此，存在资金短缺、销售困难等问题的农户可能更愿意发起农业众筹，即贷款需求、销售状况等因素会对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产生影响。同时，效用价值论认为感知有用性会影响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在对农业众筹认知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对农业众筹的有用性感知有限，可能会抑制他们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 基于效用价值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农产品销售越困难的农户，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越强。 假设8：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更愿意发起农业众筹。 假设9：对农业众筹越了解的农户，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越强。 2.1.3.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主要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方面的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包含个人预期等因素，因此个人预期会通过影响个体行为意向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农户发起农业众筹的预期主要是对农业众筹解决融资难和销售难两方面的信心程度，因此本文将农业众筹的参与预期分解为预期流动性问题缓解和预期利润提高两方面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对预期利润提高和对流动性问题缓解越有信心的农户，越可能有更大的积极性参与到这一新型模式中来。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0：预期利润越高的农户，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越强。 假设11：预期能缓解融资困难的农户，越愿意发起农业众筹。 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对北京郊区农户的实地调研，调研对象涉及大兴区、平谷区、怀柔区、顺义区、昌平区5个区，10个乡镇，共21个村。收集问卷269份，其中266份为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8.88%。 2.3. 模型与变量 Logit模型是一种离散选择模型，可用来处理因变量为离散变量的情况。在调研问卷中，我们针对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设置了愿意和不愿意两个选项，因此，本文选择二值因变量模型Logit模型来对农业众筹发起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Logit模型的形式为： y i = β X i + u i (1)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 为各个影响因素向量集，是解释变量； 代表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考虑到实际参与农业众筹的农户较少，参照前人研究，本文将发起意愿定义为主观意愿。该变量来源于受访者对调查问卷中单选题“您是否愿意参与农业众筹？”的回答，若愿意参与，则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不愿意参与，取值为0。该被解释变量用willingness表示。 基于以上的理论框架，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四大类11个变量，详见表1。 Table 1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ir explanatio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 家庭基 本特征 年龄 age 连续变量 调查对象的实际年龄。 学历 edu 虚拟变量 为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高中及以下、本科及大专、 硕士、博士及以上分别设置为0~3的分类数值。 距离 dist 连续变量 调研地点到北京市中心距离的对数。 社会资本 social 虚拟变量 家中担任村干部、公务员、事业编等职位的家庭成员数。 风险偏好 risk 虚拟变量 愿意将闲置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的为4，略高风险项目为3， 平均风险项目为2，略低风险的项目为1，低风险为0。 家庭经 营特征 经营规模 area 连续变量 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土地面积，单位为亩。 产品销售难度 sale 虚拟变量 认为不存在销售困难为0，存在销售困难为1。 贷款需求 dloan 虚拟变量 有贷款需求为1，没有为0。 农业众 筹认知 农业众筹认知 recg 虚拟变量 未听说过农业众筹的为0，听说过但不了解的为1，一般了解 (基本的众筹概念)的为2，比较了解(众筹的流程)为3，非常了解为4。 农业众筹 发起预期 预期利润 eprofit 虚拟变量 预期农业众筹与传统生产销售方式相比 利润更多为2，差不多为1，更少为0。 预期流动性 efunds 虚拟变量 预期农业众筹会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 融资难问题为2，不一定为1，不能为0。 表1. 解释变量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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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投资风险偏好、农产品销售难度、农业众筹预期利润的乐观程度、预期资金流动性缓解程度对于农业众筹的发起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农业众筹认知程度和农业众筹预期效果交互项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认知程度对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样本农户对农业众筹预期带来更高利润的态度更加保守和谨慎。 Table 4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 变量名称 模型(3) 模型(4)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lnage 1.1464** 0.2099** 1.1761** 0.2103** (0.5280) (0.0943) (0.5375) (0.0939) edu 0.1063 0.0195 0.0868 0.0155 (0.2029) (0.0371) (0.1996) (0.0357) lndist −0.0537 −0.0098 −0.1124 −0.0201 (0.3016) (0.0552) (0.3017) (0.0538) social 0.3131 0.0573 0.3129 0.0559 (0.2331) (0.0417) (0.2378) (0.0415) risk 0.2466** 0.0452** 0.2352* 0.0421** (0.1212) (0.0217) (0.1214) (0.0213) lnarea −0.1603 −0.0294 −0.1668 −0.0298 0.1132 (0.0212) (0.1152) (0.0210) sale 0.5846*** 0.1214** 0.5641** 0.1141** (0.2224) (0.0525) (0.2305) (0.0526) dloan 0.3957 0.0584 0.4328 0.0609 (0.3696) (0.0432) (0.3566) (0.0394) recg 0.2234 0.0409 1.2070* 0.2158** (0.1530) (0.0285) (0.6060) (0.1890) eprofit 0.5855*** 0.1072*** 0.7153*** 0.1279*** (0.1378) (0.0276) (0.1536) (0.0300) efunds 0.4374*** 0.0801*** 0.4711*** 0.0842*** (0.1407) (0.0265) (0.1625) (0.0296) recg* eprofit −0.5850** −0.1046** (0.2864) (0.0509) recg* efunds −0.0646 −0.0116 (0.1484) (0.0265) Constant −4.5648* −4.0676* (2.5129) (2.5440) 伪R 2 0.1932 0.2099 样本量 266 266 266 266 表4. 发起意愿的Probit回归结果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②***，**，*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京郊农户亟待通过农业众筹变革生产经营模式 京郊农业从业者基本是50岁以上的人群，他们一直采用传统的生产模式在自己从村集体承包的小片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但当今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专业化生产、农业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使得传统的线下上门收购和集市贸易模式越来越萎缩，生产出的产品或接受不公平的收购价格在家门口卖出去，或者自己去遥远的大型批发市场(如新发地)销售，并承担入场费用。这些农户已经深深感受到了传统生产模式的落后和局限，即时代变化了，但他们依然不得不被束缚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而无法革新。年龄越大的农户落伍于时代的感受越强烈，他们寻求变革的意愿就越强烈。而农业众筹这种新型模式既有助于催化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变革，因此，京郊农村要积极推进多种类型农业众筹的发展，包括回报众筹、土地流转众筹等，以有效变革当前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2) 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农业众筹平台的规范发展 没有健康的农业众筹平台，也就谈不上农业众筹的发展。但专业的农业众筹平台往往很难实现规模效益而持续生存下去。因此，政府可以把农业众筹平台当作一项准公共产品进行支持，通过减免税费的方式降低其经营成本，通过适当的宣传手段提高其声誉，通过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降低其信用风险，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户对农业众筹的认知，通过合理的监管措施使众筹平台更加安全，等等。随着农业众筹风险的降低和农户对农业众筹及其平台认知度的提高，他们参加农业众筹的意愿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形成良性效应。 3) 积极发挥集体组织的功能，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 尽管农户发起农业众筹的意愿强烈，但要实际发起农业众筹，却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小规模经营的普通农户可能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和技能，尤其是迫切需要变革的中老年农户。因此，以村或合作社为单位的集体组织可以在农户和平台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但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的村集体缺乏经济功能，而一些合作社却徒有虚名，只为领取补贴而存在。因此，拓展村级集体的经济功能，或建立起真正的合作组织是京郊农村发展走出困境的有效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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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情况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若干阶段的变革。本文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几个阶段(包括汇率升值的几个阶段)进行了梳理回顾，指出长期的贸易顺差、对外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比关系失衡、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加大、市场体制建设中法制观念的加深等因素都推动了汇率制度的改革。短期内增强汇率弹性可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及内外部经济矛盾，长期则以坚持自由浮动汇率制为不变目标。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弹性，国际收支失衡，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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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汇率制度(Foreign Exchange Rate Regime)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对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其会随着制度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产生一系列变革需求。在一定的力量推动下，在适当时机新的汇率制度就会代替原有的汇率制度，原有不合理或低效率的地方诉诸变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多轮改革和调整，先后经历了单一汇率到复汇率、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固定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等阶段。究其原因，制度环境和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度原有的安排对各方经济利益有了不同的影响，使得汇率制度发生了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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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演变 1 2.1. 第一次改革：1949年~1952年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第一次改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这一时期新中国刚成立，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期，汇率制定主要参考国内外的相对物价水平 [ 1 ]，汇率自由浮动 [ 2 ]。初期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涨幅较大，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繁。此外由于西方的封锁禁运，人民币汇率开始上调。这一时期，根据国内外物价的相对变化以及“奖励出口，兼顾进口”政策的实施，政府实行了爬行钉住制度 [ 3 ]。 2.2. 第二次改革：1953年~1972年 1953年开始，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使得物价长期保持稳定，政府实行固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制定逐渐脱离物价。由于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我国实行了钉住英镑和卢布的双重汇率制度。 2.3. 第三次改革：1973年~1980年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受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影响，为了应对动荡的金融局势，我国实行钉住包括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的“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其中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各自权重由国家决定，并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4. 第四次改革：1981年~1984年 外贸体制的改革和人民币汇率的高估，使得我国在这一时期确定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内部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官方汇率用于非贸易结算，贸易内部结算汇率用于外贸的内部结算。其中，官方汇率仍采用“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贸易内部汇率则按平均换汇成本加10%利润计算 [ 1 ]。这一时期的汇改有助于“鼓励出口，增加进口”目标的实现。 2.5. 第五次改革：1985年~1993年 随着过渡时期的贸易内部结算价弊端的显现，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实行新的复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制度)。汇率逐渐放开，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浮动，政府对于汇率有意识地过渡到有管理的小幅缓慢调整的方式。 2.6. 第六次改革：1994年~2004年 复汇率制度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1994年后汇率安排进入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时期，实行人民币单一汇率，人民币汇率可在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0.3%。这种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 [ 4 ]。 2.7. 第七次改革：2005年~2015 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其升值压力剧增。2005年7月21，央行宣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变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 [ 5 ]。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央行采取的特殊时期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外 [ 6 ]，截至2014年第2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34% [ 7 ]。 2.8. 第八次改革：2016年~至今 2015年的“8·11”新汇改明确了汇率市场化的要求，汇率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实现动态均衡 [ 8 ]，人民币汇率由对美元稳定转为对“一篮子货币”稳定 [ 9 ]。逐步放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报价机制 [ 10 ]，从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