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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研究方法述评 本研究基于国内学术期刊网维普、万方、CNKI和google学术搜索，以及外文数据库EBSCO，Springer Link，Emerald等，检索2001~2017年有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研究的相关文献403篇，其中国内文献396篇，国外文献7篇。研读国内外有关文献，发现研究者们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概其要者，主要有以下一些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多主体仿真研究方法、基于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方法。下面针对上述各研究方法做一评析，以为在该领域研究中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提供建议。 3.1. 定性研究方法述评 定性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我国传统学术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国外学术规范的引入，才逐渐被实证研究范式所替代。然而，由于文化研究的广博性、深刻性和复杂性，在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为背景的文化整合研究中，这一研究方法，仍然在相当比例上被运用。何蓓婷(2017)通过对国内2001~2015年有关该研究方向的153篇文献梳理发现，定性的主观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许多研究者从并购中文化整合策略、并购中文化整合模式、并购中关注双重文化差异等角度进行了定性研究 [ 1 ]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近年来的异军突起，也吸引了一些国外研究者的目光，少数西方研究者也开始研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问题，如齐玉莉(2013)等，也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易犯的错误、并购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西方目标企业对中国并购企业政府所占股份较大时的疑虑等得出了一些研究结论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这些研究也多是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同时相较于中国国内的研究，这一方向的国外研究数量也仍然很少 [ 2 ]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人员背景的多样性，研究资料和信息的不充分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这种研究由于缺乏充分的调研和数据支撑，其分析和论证逻辑显得较为无力，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往往来源于特定研究情境的研究结论或局限于个案的管理经验，其对实践有启发性，但很难形成科学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对于该研究方向的知识积累也作用不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应该恰当和慎重，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一定存在的必要性，但不应成为主要和主流的研究方法，尽管其目前在该研究方向的研究中仍然占据主要位置。 3.2. 实证研究方法述评 当前比较流行的是实证研究方法，这一从西方自然科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开始大行其道。遵循“提出假设——构建模型——实证检验”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们按照这种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开始提供形式上更符合科学逻辑，更便于同行交流和学科领域知识积累的科研产品。在关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的研究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开始采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但总的来看，这一方法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何蓓婷(2017)的研究表明，其所占比重在6%左右。同时，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一些研究方法应用的规范性也不够，如一些定量研究设计的问卷表在结合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设计方面，其科学性还值得商榷，一些研究文章实证验证环节相对简单，与研究结论的契合性不高，一些所谓的实证研究是通过理论分析建模，运用数学函数进行推导得出结论，但是在数据取得过程的规范性、数据的准确性方面也有不足，因此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其科学性是不够的，也很难在本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同，并作为学科的知识积累而留存 [ 1 ] 。 应该说，在这一研究领域出现实证研究成果偏少，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不够，研究成果总体水平不高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上面在定性研究局限性方面所分析的原因外，还与在该研究领域定量研究方法引入应用较迟，研究者方法运用不够熟练，国内在该研究领域还缺少权威和全面的信息数据汇总平台，以及该研究现象还未发展成熟，未能充分展示其内在形态和信息也有关系。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既然这一研究方法代表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如何提高其研究的规范性和水平？便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客观来看，由于文化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多层次、多角度、多环节的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研究方法将其他研究方法完全替代，在文化整合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因素容易观查，容易测量，一些研究因素的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高稳定性的方面更适合进行定量的研究。反之，可能更适合定性的质性研究。同时，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研究技术的运用要恰当和节制，如果不以扎实的基础理论为基础，就很难构建精致的理论模型。没有充分准确的数据信息资源作支撑，而过多倚重定量工具，那么，输入的好原料通过定量技术的转换会变成优质的产品，如果输入的是垃圾，其产出也会是垃圾，而不可能是我们所期望的优质产品对于简单的公式，可以直接以文本方式输入；对于复杂的公式，可以考虑使用公式编辑器，或者将公式制作成图片后插入文中。编辑公式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减号与连字符的区别，前者较长，后者较短。 3.3. 案例研究方法述评 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的研究中，有很多研究者采用了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仔细梳理，在案例研究这一方法体系下，也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案例研究，基本上是以下面的方式呈现的：研究者在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通过自己选择的案例来加以佐证，或者是选择一个案例加以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应该说由于研究者案例编选难以避免的主观性，加上案例样本有限，其对论题的论证能力是较弱的，从中发掘真相和找出规律也是相当困难的。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有限。 第二个层次的案例研究，是收集和编选一批案例，按照一定的理论逻辑或分析框架，对这些案例中所包含的现象信息进行归纳，意图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结论。如何志毅，柯银斌(2010) [ 3 ] ；沈晓琳，胡忻(2011) [ 4 ] ，白少君，卢珊，李雪茹(2013) [ 5 ] 等研究者编选多个案例进行归纳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第一层次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的进步。然而，它仍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样本太少。相比较而言，一些国外的案例研究则扎实的多，如Morck & Yeung (1992)对美国企业 在 1978~1988 年间进行的332起跨国并购案件进行的研究 [ 6 ] ，Manzon、Sharp & Travlos (1994)则对美国企业在1975~1983年间实施的共计301起跨国并购案例进行分析 [ 7 ] ，Kiyotaa K. & Uratac S. (2008)对日本企业于1975-1992年间在美国进行的共计860起并购案例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的研究 [ 8 ] ，Vermeulen & Barkema (2001)以荷兰企业于1966~1994年间发生的1349起并购案件进行的实证分析研究 [ 9 ] ，Loughran & Vijh (1997)，针对美国企业1970~1989年间实施的947起并购案的研究等 [ 10 ] ，这应该会给我们国内的研究者有所启发和借鉴。同时，国内的案例研究中样本甄别选择的科学性也有待提高，如何在遵循统计学规则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大样本数量，科学拟定选择标准，合理抽样，是提高这一研究方法成效的必由之路。当然，国外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如何平抑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对不同时段企业经营管理绩效的波动性影响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三层次的案例研究是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在关于规范案例研究的价值，以及对在企业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中应用的可行性问题，李自杰(2013)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当问题以“为什么”和“如 何”的形式提出，且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变量时，案例研究的方法就成为了最佳选择。案例研究是一种关注并理解在单一情况下动态表现的研究策略 [ 11 ] 。Yin (2003)强调这是一种实证性的探究，用 以探讨当前现象在实际生活情境下的状况，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通过对案例的详实描述与系统理解，对动态互动过程与所处情境的掌握，而获得较为全面的观点。同时，案例研究的结果也需要与现有理论比较来进行泛化，这为部分现实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案例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形式之一 [ 12 ] 。此外，Eisenhardt (1989)也指出，相比于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能够应用复现 逻辑，通过不同案例间的相互印证或推翻而得到更具普适性和效度的推论，在需要较高的分析能力，并 力求避免个案所产生偶然性关联的前提下，多案例研究设计通常优于单案例研究设计，因而也更适用于 建构理论 [ 13 ] 。基于以上观点，国内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尝试运用这一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来对我国企业的 跨国并购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李自杰等(2010; 2013; 2014) [ 11 ] [ 14 ] [ 15 ] ；苏敬勤，孙华鹏(2013) [ 16 ] ；张党珠(2014) [ 17 ] 等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应该说，该研究方法较为契合企业并购中文化整合这一研究主题的需要，也与当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薄弱，本领域知识积累不够，基础的研究条件不足有很大关系。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这一研究方法都应该是值得提倡和推广应用的。 3.4. 动态仿真研究方法述评 一些研究者基于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基础理论，采用了仿真方法来研究企业文化整合中多个参与主体的动态互动的决策和行为，以此来验证自己研究的某些假设和结论。如黄义良(2013)通过对国内跨文化并购文化整合文献的梳理，认为许多研究是静态研究，其试图利用计算机编程模拟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多主体仿真 [ 18 ] 。李天博，齐二石等(2017)基于企业并购文化整合的演化博弈，进行了动态仿真研究 [ 19 ] 。应该说，将动态仿真方法引入到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研究中，是具有创新价值的，其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对于相关研究假设的验证能力和支撑价值。对此，需要明确的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使用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如建立在已有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假设与管理现实情境的契合程度，以及对未来一些变化因素的预测的准确程度，但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姚洋(2018)的对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他认为，在当前经济学的研究中，主流的范式是引入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研究方法，这从模型的精致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上是无懈可击的。然而经济学的假设和数学的假设是有很大差别的，数学假设具有机械性和稳定性，而经济学假设则是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 [ 20 ] 。因此，以已有的理论和经验去预测未来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联系到比经济学抽象程度更低的管理学就更是如此。概言之，如果动态仿真不能在假设条件上保证科学合理，其研究技术的展开并不必然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3.5. “引入–创新”类型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述评 一部分研究者将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原理或具有横断学科特点的基础方法论，引入文化整合的研究，并以此构建文化整合的基本理论框架和逻辑模型(本文将这一类研究方法的运用概括为：“引入–创新”类型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如加拿大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John W. Berry (1980)基于文化适应理论，将其引入文化整合的研究，构建了文化整合模式，他认为并购企业选择文化整合模式需要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企业并购战略和企业原有文化，并提出并购双方共有四种文化适应模式：一体式、吸收式、分隔式和混沌式，这一研究模式为后来许多研究者所借鉴和发展 [ 21 ] 。如程达军(2014)，基于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构建了文化整合的动态循环模型 [ 22 ] 。郭建鸾，郝帅(2015)基于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心理契约和博弈论的相关内容，探讨了文化整合影响因素的整合机制，系统详细探讨了跨国并购目标企业文化整合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 [ 23 ] 。美国学者罗伯特·布鲁诺(Bruner， 2005)通过分析大量实际案例，运用发散性思维分析，构建了文化整合风险的分析框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 24 ] 。谢纪刚，胡联国(2014)运用系统动力理论，来研究企业并购后双方效用冲突的演进，进而预测并购后文化整合的效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25 ] 。齐善鸿，张党珠，程江(2013)基于博弈论的理论基础，结合跨国并购中国企业特定的文化情境，运用道本文化的思维，区分了文化博弈的维度，划分了并购双方文化博弈的过程，构建了“经济–文化”综合博弈模型，并提出了形成“合金文化”的理念 [ 26 ] 。高振明，庄新田(2016)认为：企业员工社会网络与并购企业文化整合过程是协同演化的，并依据群落网络模型构建企业员工社会网络，并建立基于社会网络的文化整合模型，运用基于智能体的仿真建模方法，分析员工社会网络拓扑结构对并购文化整合及并购绩效的影响 [ 27 ] 。时勘，林振林(2015)基于不确定性降低理论(URT)和社会认同理论(SIT)提出了“组织文化预览”的观点，并依照Weber和Camerer (2003)经典实验范式，具体实施了组织实验(方法)，形成了一些具有启发和新意的研究结论。以上研究方法的运用各具特色，研究者基于相关基础理论原理和和元科学方法论，试图构建关于文化整合的基本理论，探讨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探寻文化整合的策略和技巧 [ 28 ] 。应该说，以上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研究目的，但客观来看，其成果往往都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获得该研究领域学者的广泛认同，并作为学界后续研究基础的成果还是非常少。究其原因，这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还没有通过充分的学界研讨，共同认定哪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适合引入，并作为本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有关。也与各研究者基于各自的学术研究背景，对研究中所运用理论和工具的主观偏好有关。同时也与对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运用的依据不充分，或论证薄弱有关。总之，进行理论创新的探索，意图是好的，但在所依据的基础理论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要考虑学界的普遍认同，所选理论和工具的充分依据，以及理论和工具与研究主题的契合程度。不然的话，成一家之言易，而其在理论研究中的贡献却是极为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