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3. 劳动者工伤权利被打折的现状及原因 3.1. 劳动者工伤权利被打折的现状 3.1.1. 劳动者工伤权利的基准法性质 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专门的劳动基准法，因此，实践中对于劳动者以及律师和司法者对劳动基准的概念还比较淡漠。然而，对于劳动基准的理解应当是整个单个劳动关系法的基石。虽然我国不像日本和台湾地区有专门的《劳动基准法》，也不像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公平劳动标准法》，但是我国的劳动基准立法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我国的最低工资立法，最高工时的限定，这些标准是不允许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协商的方式突破的。用人单位如果和劳动者商议，支付低于最低工资的报酬，即使得到劳动者的书面同意，也是属于违法无效的。如果劳动者主动要求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限制加班，并得到用人单位的同意，也是违法的，因为其突破了法定标准的限制。这些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最低标准。 但是，人们常忽视的是，在劳动关系中，社会保险的缴纳也是属于劳动基准，是不允许自行协商的。无论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不缴纳社保，或者是劳动者主动和用人单位协商不缴纳社保，均是违法的。因为这种协商破坏了社保机制的运行。同样，工伤的治疗和补偿标准也是立法设定的底线，是为了避免用人单位利用自身优势而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或者适当的补偿。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雇主与劳工所订劳动条件，不得低于本法所定之最低标准。”关于台湾地区工伤的“职业灾害补偿”是规定在《劳动基准法》第七章的，因此，在台湾工伤的补偿标准也是不得低于法定规定的。 然而，在我国大陆地区劳动者的工伤权利被打折却成了常态，绝大多数工伤案件中，劳动者被迫接受了被打了折的权利。这种现象说明，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对受到工伤的劳动者的保护存在着问题，这里既有对基准立法理解上的偏差，又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为此，我们随机抽取了50个经过仲裁调解结案的案件，以分析打折情况，并通过访谈来深入了解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 3.1.2. 劳动者工伤权利被打折的现状 在我国大陆地区劳动者法定的工伤权利大多数情况下被打折扣，这种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究竟打折率是多少？哪些因素影响了打折率？如何在以后消除这些权利被打折的状况？对这些问题理论界缺乏深入的研究。为此我们随机抽取了50个通过调解结案的案例，并将这些案件劳动者权利被打折的状况进行了计算(见图六)。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工伤职工在结案时，其主张的工伤待遇数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打折情况，我们通过将实际判得数额与原来劳动者主张的工伤待遇数额相比，获得“打折率”。在所有样本中，缴纳过社会保险的案件，平均“打折率”为74.5%，其中折扣最大的案例中，劳动者只拿到原本主张数额的37%，在50个案例中，仅有一个案件中，劳动者的权利没有打折。 3.2. 劳动者工伤权利被打折的影响因素 3.2.1. 不缴纳社保对劳动者工伤待遇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购买社保是影响劳动者工伤权利打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所有的50个样本中，在未缴纳过社会保险费的26个案件中，劳动者的工伤权利的打折率平均数为65.7%，而在缴纳过社会保险的案件中，打折率则为83.3%。由此可见，工伤保险对于工伤案件调解的影响。由于购买的工伤保险为单位分担了风险，使得单位需要负担的赔偿数额降低，双方更容易在较高的数额达成调解协议。 根据我们访谈所了解的情况，如果用人单位给受伤职工购买了社保，用人单位一般在工伤认定方面会积极配合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因为在购买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给工伤职工的工伤待遇数额较少，工伤待遇中的医药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本次在针对200名工伤职工受伤后拿到工伤待遇补偿所需时间的调查中(见表3、图4)，我们发现用人单位给受伤职工购买了社保的情形下劳动者会较快就能拿到工伤补偿，就算劳动者对补偿有异议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双方能达成调解的可能性也较高。 缴纳了社会保险的案件对劳动者的权利的打折率较低与我国的工伤社会保险医疗和补偿的构成是密切相关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在缴纳工伤保险的情况下，社会保险基金承担了绝大多数的费用项目，而用人单位承担的项目较少，这是调解率高和打折少的重要原因。 从大数据来看，合肥地区的社会保险缴纳是不容乐观的。根据《合肥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3 ，2014年合肥市参保人数为124.51万人，2014年末全市从业人员513.9万人。与周边的大城市南京、全国的数据相比，合肥市的参保比例大幅低于南京的比例、略微低于全国的比例。 4 (见表4) 根据我们的了解，合肥市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一直非常重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交社会保险的案件纳入仲裁受案范围；二是对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交社会保险的案件不适用一年仲裁时效范围的限制。许多一线城市尚未能做到这两点。此外，合肥市要求缴纳社会保险是“五险合一”的，不允许用人单位单独选择缴纳单个的社会保险。如果从工伤保险来看，合肥市的工伤缴费状况同全国相比是一直处于较高的上升趋势(见表5、表6)。但即使是在这种社会保障情况下，劳动者的工伤保险权利也未能得到法律设定的保障，其它社会保险缴纳情况更差的地区受到工伤的劳动者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3.2.2. 其他影响劳动者工伤法定待遇的因素 第一，企业性质的影响。我们注意到，用人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者工伤权利的折扣有重大的影响。在前述的50个案件中，非国有企业的“打折率”平均数为69%，国有企业的“打折率”平均数为94%。打折率有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国有用人单位的性质决定了其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间接的，侵犯劳动者的权益，并不能使得企业的掌管者直接获利，而非国有企业则不然，其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直接的，少付劳动者费用就意味着企业的所有者有直接的收益，因此，非国有单位有着更强烈的压低劳动者法定待遇的冲动。 第二，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复杂的影响。在不缴纳社保的情况下，劳动者工伤权不仅会被打折，而且其获得社会保险的途径会困难得多。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给受伤职工购买工伤保险，需自己支付全部法律规定的工伤补偿和医疗待遇。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会为劳动者要求工伤待遇制造各种困难，以求压低劳动者所索要的工伤待遇，其具体方法包括：不承认劳动关系；拒绝主动为劳动者申请工伤；在劳动者申请工伤时，利用行政诉讼拖延；对伤残鉴定级别提出异议；拒绝支付工伤待遇，通过冗长的仲裁和诉讼程序压迫劳动者。根据我们的200人工伤职工调研数据显示，只有3位劳动者在受伤后的4个月内结束了整个工伤待遇赔偿程序，相反，54%的工伤职工是在受伤一年以后整个工伤程序才有了结果，大多是在1至2年内解决，其中甚至有28人(占14%)的劳动者是在两年以后才有的结果。 图4. 200名工伤职工受伤后拿到工伤待遇补偿所需时间的调查(单位：人) Table 3 The time taken to get the compensations for the 200 hundred injured workers investigated (unit: person 需要时间 结案方式 1~4个月 4~8个月 8~12个月 1年~2年 2年以上 买了社保仲裁结案 0 2 9 22 9 买了社保调解结案 2 18 22 0 0 未买社保仲裁结案 0 3 15 58 19 未买社保调解结案 1 9 11 0 0 表3. 200名工伤职工受伤后拿到工伤待遇补偿所需时间的调查(单位：人) Table 4 The percentage of workers included in industrial insurance in Hefei， Nanjing and the nationwid 参保人数(单位：万人) 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比例 合肥 124.51 513.9 24.22% 南京 244.24 488.9 49.95% 全国 20，639 5 77，253 6 26.7 表4. 2014年末合肥同南京、全国相比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比例的比较 Table 5 The statistics of industrial insurance in Hefei [8 项目 单位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备注 参保人数 (人) 589，886 675，076 985，780 1，094，159 1，161，915 1，245，100 2009年至2014年期间年平均增长16.1% 基金收入 (万元) 7557 8844 19，745 27，494 38，944 41，811.87 2009年至2014年期间年平均增长40% 基金支出 (万元) 4032 4397 6200 16，644 18，681 25，641 2009年至2014年期间年平均增长44.8% 表5. 合肥市工伤保险情况统计 [ 8 ] Table 6 The statistics of industrial insurance in Chin 项目 单位 2009 2013 2014 备注 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14，896 19，917 20，639 2009年至2014年期间年平均增长6.7% 全国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亿元 240 615 695 2009年至2014年期间年平均增长23.7% 全国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亿元 156 482 560 2009年至2014年期间年平均增长29.2% 表6. 全国工伤保险情况统计 7 第三，工伤保险待遇强制执行难的影响。由于法院执行案件普遍性的困难，劳动者不想与单位闹得太僵。若单位不执行裁决，劳动者还要去法院走强制执行的程序。按照合肥地区法院执行庭的一般办案速度，劳动者最少也要再等半年左右。此外，一些工伤职工还想继续回单位上班，更加不想恶化双方的矛盾。因此，劳动者想通过调解结案，换取单位更快的赔偿，避免夜长梦多。用人单位想通过调解和复杂程序的威胁来迫使劳动者降低索求数额，其结果必然是劳动者的权利被打折。 第四，劳动者自身维权能力较弱的影响。在工伤职工的工伤制度法律知识了解程度调查中，有59%的人表示“完全不了解”，24%的人表示“了解一点”，11%人表示“一般了解”，仅有5%人“非常了解”。同时，由于受工伤的劳动者不再工作，如果单位不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或者治疗时间过长超过了法定的停工留薪期，那么工伤职工就会失去生活来源。而且，治疗和康复花费巨大，他们急需这笔工伤补偿来生活。此外，部分工伤职工对法律规定的工伤待遇项目一知半解，只要单位同意支付医疗费和一定的补偿，就愿意与单位私了解决。 第五，工会作用缺位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立法、制度建设和社会环境等原因，基层工会发展的不健全，使得劳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中对抗资方的力量不足，经济发展利益也因此偏向资方。职工没有依法享受劳动待遇时，无法像发达国家的工人一样得到工会的有力支持，来对抗资方。在我们所做的200例调查中，就谁主动申请工伤认定这个问题，职工所在单位提出的占51%，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提出的占约46%，工会组织提出的仅占不到3%。 总而言之，劳动者遭受工伤待遇后，面临着各种艰难的情形，发生工伤事故已经实属不幸，如果再遭遇工伤待遇索赔不公，甚至索赔不成，那么劳动者的生活将更加雪上加霜。通过我们的访谈了解到，对于经过调解协商获得补偿的工伤职工，其实际获得赔偿的金额与自己主张的金额进行比较，主观上表示差距很大的占29%，差距不大的占62%，没有差距的占9% (见图5)。对工伤发生以后，最终通过调解拿到的经济补偿的工伤职工，其满意度的调查中，我们发现非常满意仅占10%，一般满意的占25%，而觉得有点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分别占到50%和15% (见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