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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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优质储层分布规律 大牛地气田太2段优质储层主要为溶解成岩相储层。岩相对成岩相以及储层质量亦有较强的控制作用。对优质储层的平面分布预测需要同时结合岩相和成岩相的展布。同时，致密储层的含气性数据一方面可说明储层质量的优劣，一方面亦可指示储层的有效性。本文拟进行三者平面分布的叠合，综合分析并总结出优质储层的分布规律。 太2段储层岩相、成岩相和含气性的平面分布叠合图显示太2段储层整体含气性较好，录井显示以气层和含气层为主。气层主要分布于粗粒和中粒岩相主控的范围(图7)。而显示为含气层的井则主要分布于主砂体间过渡区域和横向边部位置。气层显示井整体受控于粗粒岩相(厚度>7 m)，而含气层及差气层显示井整体受控于中粒岩相(厚度>12 m)的分布。在厚层中粒岩相控制区域内，溶解成岩相进一步控制气层的分布。而钙质胶结成岩相的分布则可以出现在中粒岩相和粗粒岩相分别控制的区域内，而与中粒岩相之间具有更好的对应关系。 所划分出的A、B和C区带内岩相控制储层成岩相和含气性性能的现象具有一定差别。在A区，中粒岩相和粗粒岩相共同控制储层成岩相和含气性，在细粒岩相分布区域有钙质胶结成岩相的发育；在B区，中粒岩相是主要的控制力量，同时粗粒岩相是储层相对高产的标志。溶解成岩相主要分布于相对中部位置，而钙质胶结成岩相则主要分布于砂体的端部。在与A区相接的端部，钙质胶结成岩相主控，同时岩相主要以中细粒为主。其整体相对较差的含气性说明其可能发育于细粒岩相的储集性能较差的钙质胶结成岩相。而在和C区相接的端部，亦发育有较大面积的钙质胶结成岩相但其主要由中粗粒岩相控制，相应地其含气性也相对较好。 图7. 大牛地气田太2段优质储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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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1) 大牛地气田上古生界太2段储层整体沿河道方向分为三个以中粗粒砂岩为主的主砂体，中间过渡部分以中细粒岩性为主。岩相对储层成岩相的控制作用较强。溶解成岩相分布范围同中粒岩相分布吻合度较高。钙质胶结成岩相累积厚度分布相对集中，同细粒岩相的分布吻合度较高。沿由北向南的主河道方向的主控岩相变化为中粒+粗粒—中粒+细粒—中粒+粗粒组合。主控成岩相组合变化规律为溶解成岩相—溶解成岩相+钙质胶结成岩—溶解成岩相。 2) 大牛地气田上古生界太2段优质储层整体受控于相对粗粒岩相和优势成岩相的分布。两者均呈现“岩相控制优质储层分带性”和“成岩相主导区带内优质储层再分布”的特点。粗粒岩相是致密储层相对高产标志，高产气层整体受控于粗粒岩相(厚度>7 m)，而含气层及差气层井整体受控于中粒岩相(厚度>12 m)的分布。在中粒岩相控制区，溶解成岩相进一步控制气层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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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对于黛玉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抑郁症、变态(异常)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中原生家庭亲子教育问题、人格心理学的悲剧性格成因等，研究的角度似乎缺少了以林黛玉本身作为主动应对对象的立场。本研究拟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尝试扒梳黛玉的逆境及其因应方式，更加立体全面地分析影响黛玉悲剧人生的动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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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回顾成长过程，逆境即是指个体所遭遇或经历之印象深刻的困难、挫折事件或长期发展困境，此挫折或困境就像一个鲜明画面，能够在内心描绘出细节及可看见的事物。压力是一种知觉到环境要求威胁到我们有效因应能力的不愉快激发状态。因此逆境即会导致压力，逆境知觉也可以被看作是压力知觉。逆境知觉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指青少年对处在自我认同阶段所面对的压力、挫折与挑战等危机的感知，Swanson与Woitke (1997)将其称为“生涯阻碍”(career barriers)，意指个体在生涯发展过程所遭遇的生涯困难事件或情境。整个生涯发展历程，若以Erikson (1968)的人生周期来看，可从婴儿期到老年期，分为八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危机产生，若危机能够朝着正向解决，将有助于后续阶段的发展；反之，会妨碍往后发展以及人格形成。在这些阶段中，又以自我认同(ego-identity)阶段最为重要，因为此一阶段的危机解决，有赖前面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儿童期、学龄儿童期等四阶段危机的适当解决，且此一阶段危机的解决又有助于后续阶段危机的解决。 反观黛玉，林如海膝下无儿，对这聪明绝顶的小女孩特别钟爱，请了老师把她当儿子一样教书；却又因她体弱，不能严格课读。这说明黛玉自幼就孤独、任性，却没有接受一般标准的规范教养。幼年丧母，一个不适宜于寄人篱下又不惯于处人多场合的黛玉，初到贾府之后，贾母对她特别爱怜，宝玉对她非常体贴，又再使这小姑娘不懂得顺应环境。她内心抱着无父母姐妹兄弟孤零的悲戚，而生活上却是既不缺乏衣食供养，又不受到别人的制压。她原具有高人一等的才华，却又无人教以人情世故。 从黛玉的人生经历来看，显然，她的婴儿期(0~1岁)、幼儿期(1~3岁)、学龄前儿童期(4~6岁)、学龄儿童期(7~12岁)四大阶段的困境并未能妥善解决，因此影响了其后续阶段的发展，从而最终体现在自我认同危机而造成的自杀悲剧。林黛玉的生命只有短短16年，然而黛玉的所思所想，已远超过当代16岁青少年的感知发展水平，更像是进入到了青春期(12~18岁)甚至是成年期(18~40岁)早期的发展阶段，更与当代的大学生人格发展水平较为相似。因此本研究都将以此发展阶段作为讨论黛玉逆境知觉及其因应方式的人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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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黛玉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人物，我们是无法用现代心理学的测量方式去探究其人格特质对于逆境事件知觉以及因应策略使用的真实影响的。诚然，先天的本质(天性)与后天的经验同时会起作用，并且很难在观察行为时区分它们个别的影响。但个体对逆境的知觉，有来自在客观环境的比较或其他人为因素，如家庭逆境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拒绝和对抗等；也有来自个人的主观感觉，如孤单、猜疑等。不论是客观环境或内在知觉的逆境，不难看出，黛玉所感受到的害怕、焦虑、难过、无助、挫折等负性情绪较为明显，在行为上，也常伴随压抑、逃避、退缩、放弃等反应，包括睡眠和饮食等生理问题，这些感受、认知、行为与生理反应，与Beltman等(2011)所提及的个人危险因素一致，且若未面对及修复，就会危害其日后的发展，甚至造成偏差行为或精神疾病。这也凸显出Erikson强调青年自我认同的阶段，危机重重，不仅要调整内在，也需要与外在环境保持和谐。 借用《易经》的智慧，个人的生涯经历就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安身”落在现实中，强调我们要认识世界的运作规则、了解他人期待，才能在社会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立命”就像初心，要探索自己生命的热情，知道自己为何而活。黛玉在遭遇了人生的多种逆境之后，最终早早的香消玉殒于其安身立命之道——即因应策略的使用有莫大之关联。因而，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细品黛玉的人生，便也不难理解其故事中的凄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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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作为传递指路信息的交通设施，指路标志的认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指路标志信息传递的效率和正确性。本文以认知心理学、寻路、符号传播学、路网等理论为依据，分析了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特性和可达性需求，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了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为指路标志的分析和设计提供了很好的认知依据，也为交通指路标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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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驾驶人在城市路网中行驶时，在每个交叉口都会面临路径的抉择，指路标志就是设置于这些交叉口，帮助驾驶人进行抉择的信息载体。指路标志提供的信息包括，去往目的地所要经过的道路、沿途相关城镇、重要公共设施、服务设施、地点、距离和行车方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5768.1-2009，2009)。现有关于指路标志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从指路标志的诱导图形(李洋等，2016；Wan et al.， 2019)、版面形式布局(胡梦，2013；史配鸟，2016)，以及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规律(刘唐志等，2014；Jiang et al.， 2011)和需求(王笃明等，2015；李敏等，2015)等角度进行视认研究，从建立评价模型(刘小明等，2015；邵海鹏等，2017)、驾驶模拟实验(Yao et al.， 2019)等角度对指路标志进行评价研究。其中，通过评价模型进行的研究有，在认知心理学理论、人–车–路–环境系统结构模型等的基础上，建立了驾驶人对交通标志信息处理的认知模型，并在模型基础上，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标志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驾驶人的相关认知心理因素(隽志才等，2005；关伟，2014)。以认知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理论为依据，建立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能够较好地分析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视认过程，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寻求科学的解释，并在设计过程中给予很好的认知依据。然而现有建立的指路标志认知模型并进行研究的文献，多是将指路标志归于交通标志中进行研究，但指路标志要比一般交通标志的认知复杂，因此，有必要就指路标志在寻路过程中所起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建立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认知理论是指路标志系统研究的基础，本文从驾驶人的角度分析城市指路标志的认知特性及可达性需求。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分析研究指路标志的感知、认知、记忆、模式识别、注意等过程；以寻路理论，分析驾驶人寻路过程中进行定位、导向、指路所需指路标志信息；基于符号学理论，研究指路标志的编码规则；从路网特征、道路等级等角度，研究指路标志层次信息；在上述指路标志认知理论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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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 2.1. 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过程 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牌的认知，是一个随车向标志靠近的动态认知过程，该过程大致包括：寻路刺激、标志感知、标志认知、寻路决策、行动反应五个步骤。根据上述步骤，将驾驶人驾驶状态下对指路标志牌的视认过程进行分解，如图1。在即将到达交叉口时，驾驶人由于受到寻路任务刺激，在A位置感知指路标志牌，从众多信息中寻找能够提供指路信息的标志牌，感知指路标志牌的存在；在B位置开始对感知到的指路标志牌进行认知解读，对指路标志进行识别，寻找对自己寻路有用的信息；在C位置完成对指路标志的解读；由于人的视角是限定的，而驾驶人是随着车辆不断往前行进的，在D点后无法再看到指路标志信息，无法再对指路标志信息内容进行认知；根据指路标志提供的信息，进行寻路决策，在E点根据输出信息进行变道或保持车道等行动；由于交通规则规定实线不允许变道，G点之后将无法改换道路，因此G点为行动结束点。 图1. 驾驶人对指路标志视认的分解图 2.2. 认知心理学分析 认知心理学是以人的认知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主要研究认知的结构、过程和功能，其中认知的结构和过程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认知的结构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认知包含哪些成分，以及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含义是人的知识在大脑中如何表征的，后一种含义使用和研究更为广泛。认知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信息加工的阶段，以信息加工观点研究认知过程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流。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包括信息的输入、加工、贮存、输出的全过程。按照这个定义，可以将指路标志的认知分解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对输入的信息进行不同的处理，再对这些处理后的结果进行输出反应的过程(彭聃龄，2004)。 1) 感知 感知可以分为感觉和知觉。感觉是人体感觉器官接收到外部世界存在的各种刺激能量(光、冷、热等)，将其转化为信号的若干过程。而知觉则是大脑中贮存的语义、关系、经验和记忆对感觉进行加工的过程。知觉产生的过程有两种，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和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驾驶人在感知点A，根据寻路任务的刺激，对指路标志牌进行感知，AB段为感知到指路标志牌的过程。这个过程看似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人在对指路标志期望的引导下，通过模式识别的方式对指路标志进行识别，产生知觉的过程，但仍有自下而上的过程，驾驶人在搜索指路标志的过程，就是在不断产生知觉的过程，搜索的开始就是知觉的开始。在这个感知的过程中，对感知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是，指路标志牌的辨识清楚程度，即指路标志牌的易见度。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形状色彩和背景颜色的对比强弱决定了指路标志易见度的高低。通常，蓝白、绿白、黄蓝、黄黑、白黑搭配，易见度较高。指路标志采用蓝白的对比色，其易见度最高，因而指路标志牌的感知过程较短。 2) 模式识别 人们称对熟悉事物的重新知觉为识别，因此可以称对一个熟悉模式的重新知觉为模式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指路标志的认知也是一种模式识别。根据交通规范，同一个城市的指路标志大部分都使用同一种版式，除了指路标志牌上各个位置的路名不一样，每个路口的指路标志牌的中间指路箭头符号、指路标志牌上相应位置的路名信息代表的道路位置等都具有相同含义。正因为版式一致，驾驶人才能对指路标志进行模式识别，产生迅速的反应。而不同城市的指路标志，由于规范不一而版式不一，虽然使用的对比色相同、元素相同，但标志上的信息的含义不同，因而对不熟悉的城市的指路标志进行认知，并不属于模式识别，甚至可能因为对不同版式的指路标志使用同一种模式识别，而造成错误的抉择，因此，统一城市指路标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 记忆 记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存在着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两种不同的记忆。短时记忆是介于瞬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之间的，在没有复述情况下保持15~30秒的一种记忆状态。影响短时记忆的因素是有意义的组块，组块是短时记忆的基本单元，短时记忆所能保持的组块平均为7 ± 2个。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根据实验数据，绘制了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通过遗忘曲线图可以发现，遗忘的过程并不是均匀的，而是初始迅速，而后逐渐放缓的过程。指路标志也需要运用到驾驶人的短时记忆，当驾驶人识读完指路标志，随即将指路标志信息记录到短时记忆中，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记忆那一刻就开始遗忘，驾驶人需要在短时记忆中指路标志信息有效前做出决策。影响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短时记忆时长的是，指路标志的前置距离(图1中的FG段)，若前置距离过小，则给予驾驶人的反应时间过少，而无法对指路标志信息做出正确反应，若前置距离过大，则驾驶人对指路标志信息的短时记忆时间过长，容易遗忘指路标志的信息内容，对驾驶人的决策将会产生影响。 4) 注意 根据注意的特征，可将驾驶人注意定义为驾驶人意识的指向性和集中性。指向性是指驾驶过程中，驾驶人根据驾驶任务(寻路)，从非相关的对象(周围的建筑等)转而指向相关对象(指路标志)的过程。正因为有指向性，驾驶人才能专注于与驾驶相关的信息加工，保证驾驶的顺畅和安全。集中性是指在驾驶过程中，驾驶人会专注于加工相关信息(指路标志信息)，专注的程度越高，消耗的认知资源越多，认知的程度越深。根据相关研究，驾驶人从视觉通道中获取信息的比例为80%，指路标志的信息获取主要是通过视觉通道获取，因此本文着重考虑视觉通道的注意。注意分为有意识的注意和无意识的注意，有意识的注意对于驾驶过程中的认知更为有意义。有意识的注意能够帮助驾驶人，通过对驾驶环境不断地注意，结合过去的记忆和当前感知，持续地对环境进行认知，与环境进行交互，规划并实施行驶路线。注意分为选择性注意、分配性注意和持续性注意。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不仅要在众多信息中选择与驾驶相关的信息，排除不相关的信息，还要根据相关信息的重要程度，分配不同程度的注意资源，为了驾驶的安全，对驾驶过程中的有些信息，还要进行持续性关注，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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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驾驶人的寻路过程 3.1. 寻路决策 《城市向导》(何建龙，2008)一文将《长白山寻路记》作为寻路案例进行分析，得出寻路人能够顺利地从起始点到达目的地，需要掌握几个关键因素，分别为：明确“我在何处？”、明确“我要到何处？”、解决“我如何去？”，即寻路人需要明确自身空间位置和目的地所在位置，获取环境信息和构想行动路线，按照行动路线图付诸实施，在行动过程中根据环境信息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位置和行动路线，最后确认到达目的地。整个寻路过程就是，寻路人不断地与空间环境信息进行感知、匹配、处理和反馈等交互作用。可见寻路过程是获取信息，并根据信息进行决策处理的过程，将这种寻路决策处理过程划分为制定决策、执行决策、信息处理(建立空间认知)三个阶段(Arthur & Passini， 1992)。由此可见，寻路过程就是在路径中依次寻找一个个决策点的过程，一个决策点的正确与否，会对剩余决策点的寻找产生影响。寻路人可以通过明确自身空间位置(定位)、明确下一决策点(导向)，以及明确到达决策点的路线(指路)，寻找到下一个决策点。 3.2. 基于指路标志的寻路过程 对于驾驶人来说，决策点是每个需要变道转向的交叉路口，而每两个决策点之间可能存在不需要转向的交叉路口，这些交叉路口可定义为参考点，只有驾驶人在每个点(参考点和决策点)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顺利地寻找到下一个决策点，并到达目的地。根据寻路决策可知，要想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明确自身空间和下一决策点位置。驾驶人身处陌生的空间环境，一定需要依靠某种“确信无疑的参照物”，将自身所处空间环境与熟知的空间环境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定位功能(何建龙，2008)。道路路名信息，是由规划部门或者民政部门按照《地名管理条例》和《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行命名的，轻易不会做出改变，是最“确信无疑的参照物”。为了让驾驶人能够在每个点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在交叉路口提供足够的道路路名信息，才能满足驾驶人的需求。为了分析路名信息的需求，结合图2所示路网，从定位、导向、指路三个方面对寻路行为进行分析。 图2. 路网表述模型 1) 定位 定位的解释是确定方位，导航系统是根据经纬来进行定位，而驾驶人在路网中则可以根据两条相交的道路来确定一个交叉口，确定一个参考点或决策点的位置。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可以从交叉口指路标志牌上获取多个路名信息，根据其中的所行驶的道路路名和即将相交的道路路名(如图2中的道路9和道路1)，可以确定即将到达的最近的参考点或决策点(图2中交叉口E)的位置，从而进行自身方位的确定。 2) 导向 在确定了自身位置之后，驾驶人要做方向的决策，即要确定下一个决策点(不包括即将到达的交叉口)的位置，根据定位分析，要确定一个决策点的位置，至少需要两条相交的道路名，而决策点只会出现在所行驶的道路和即将相交的道路上(图2中的道路9和道路1)，因此在进行定位自身后，只需要再搜寻一条道路即可完成寻路的导向。当下一个决策点位于所行驶道路(图2中的道路9)上时，即将到达的交叉路口(交叉口E)为参考点，只需要获取三个路名信息(所行驶道路名信息、即将相交道路名信息和在下一个决策点相交道路名信息)，即可完成定位和导向。例如要导向到决策点k，只需要提供道路9、1和3的信息即可。当下一个决策点位于即将相交的道路(图2中的道路1)上时，此时即将到达的交叉路口(交叉口E)为决策点，要想完成定位和导向，也只需要获取三个路名信息(所行驶道路名信息、即将相交道路名信息和在下一决策点相交道路名信息)。例如要导向到决策点C，只需要提供道路9、1和道路7的信息即可。 3) 指路 驾驶人经过定位自身和导向行为之后，就要获取从该交叉口到下一个决策点的指向信息，即该交叉口与下一个决策点之间的路线图，而该信息可以从指路标志上的两者之间的道路诱导线形中获取。 上述分析是基于指路标志信息进行分析的，在现实驾驶过程中，起定位、导向和指路作用的信息，还可以是熟悉的建筑、地标建筑，甚至是太阳等等，当外界提供的信息越多，驾驶人对指路标志信息的需求就越少，反之则越多，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仅有指路标志信息的前提进行研究，其它信息提供的情况在本研究中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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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指路标志的符号认知需求 符号学是系统地研究符号的产生和发展等内在规律的科学，当前已成为一门重要科学研究工具，并获得了很大成就。很多学界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同程度地引入符号学，以期为相应学科的科学化提供帮助。罗兰·巴特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符号的定义是：“一个像看门户的两面神一样的有两方面的存在物。……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与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方面(所指)则组成了内容方面。”(Barthes， 1977)。指路标志的本质是人们为了帮助辨别、传达路网信息而创造的人工产物，是对部分路网信息的符号化标注。其具有客观存在的物质特性，“蓝底白字的标志牌”是存在自身的表现层面，也是可被人们感知的一面，在符号学中称之为“符号形式”或“符号表现”，用统一的术语称为“能指”。指路标志除了自身的物质表现外，还表示被指代的对象，是其抽象层面，也是人们无法感知的一面，在符号学中称之为“符号内容”，用统一的术语称为“所指”。 指路标志的传递过程遵循符号传递的一般规律，首先，发信人(指路标志系统建立者)为了把道路中实际的路网信息传达给收信人(指路标志使用者)，需要借助既可以感知的，又可以承载指路信息的符号作为中介，依据发信人与收信人双方共同明了的符号、符号编码规则编制成信文(指路标志内容)，然后，通过相对应的信道(信文传输通道)传送给收信人，在信文传输过程中，还会收到外界因素(噪声源)干扰产生信息部分失真，最后，收信人通过感官接收到传来的信文后，根据已知的符号编码规则对其进行解码，获取相应的指路标志信息。 编码规则是指路标志为构成复合信息进行组合所依据的方式和惯例，它的相同与否是发信人和收信人获取的指路标志信息内容相同与否的关键。指路标志的编码规则，与指路标志所传递信息的能指和所指有关。由寻路行为研究可知，指路标志要帮助驾驶人完成寻路任务，必须传递定位、导向、指路信息，而要将这几个信息正确地传递给驾驶人，就必须有统一的编码规则，传递指路标志上这几个信息的符号表现，同时驾驶人能够获取这些信息的能指，解码符号的所指，即这几个信息组合在一起表征的局部路网。要使得驾驶人能够顺利地解码所表征的局部路网，就必须研究道路线形、路径位置关系、路径走向的编码规则。 首先，要示意出局部路网的线形特征。可以呈现实际道路路径线形于指路标志中央各个路名之间，也可以将道路线形近似成几何线呈现在指路标志中央各个路名之间。以实际的道路路径线形来表示各个道路之间的线形关系(图3(a))，能让驾驶人很好的认知诱导图形，尤其是复杂的道路线形状态，但复杂的诱导图形又会增加驾驶人的认知负担，而用简单的几何线代替复杂的道路线形(图3(b))又会给驾驶人寻路带来认知困难，因此指路标志在交叉口的诱导图形需要根据交叉口的实际道路线形复杂程度进行设计。 图3. 不同的指路标志诱导图形表示 其次，要表现出路网中各路径之间的位置关系。指路标志牌上的道路名信息相对于交叉口的位置，与该道路名信息所指的道路相对于交叉口的位置关系要表征的一致。决策点的相交道路名信息是起定位作用的，与其它路径信息应该区分开来，配合交叉口诱导图形，帮助驾驶人确定决策点的位置。其它路径信息根据实际空间位置信息，分布在交叉口的相应位置，与决策点的相交道路信息区分开。同一方向的路径应根据一定的原则设置相应的路径信息，如左近右远或上近下远等。 最后，路径走向规则要规定好道路的走向。指路标志上的道路名排列形式如果要和道路名所指道路的线形一致，这会给指路标志设计带来很大的工作量，也会增加驾驶人的认知负担，因而路径走向规则应以简洁的统一编码进行设定。由于人眼球移动的便利性，横列文字阅读要优于竖列文字，而现有城市路名均比较短，在3~6个字之间，以3字路名居多，对阅读认知影响不大，因而同侧的道路名信息横列或竖列对驾驶人阅读影响不大，但同侧道路名信息横列或竖列对版式的编码有影响，同一个版式的编码要统一。与即将相交道路平行或近似于平行的道路的预告信息，采用横列的方式，而与所行驶道路平行或近似于平行的道路的预告信息，采用横列或竖列均可，其它信息采用横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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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指路标志的层次信息需求 5.1. 道路等级划分 路网是为某种运输工具，将人或物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提供规划和便利的交通设施。路网是由若干交叉口和路段组成的网状结构，包括很多条不同等级的城市道路。关于城市道路等级的划分，各个国家的依据不同，划分方式也不同。我国城市道路经过三代的分级，形成今天的分级标准，根据道路在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线建筑物的服务功能等诸多因素，将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四个等级。1) 快速路。城市快速路是等级最高的城市道路，通过设置超长距离的中央隔离带，严格控制交汇道路数量，采用立交形式交汇，无信号灯管制等措施，使汽车能够快速通行，缩短较远距离的行车时间、减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混行机会、降低道路拥挤几率、促进汽车保持经济环保车速等，对提高整个城市的交通安全和运输效率有极大作用。2) 主干道。主干道是指一座城市中最宽的，往往贯穿整座城市，而且能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道路，一般在城市的轴线上、城市环线、主商业区或有明显特色的道路，主要用来联系重要交通枢纽、重要生产区、重要公共场所及其他重要地点。3) 次干道。次干道又叫区干道，为联系主要道路之间的辅助交通路线，两侧可设置公共建筑，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和出租车服务站等。4) 支路。支路是城市的一般道路，与次干道和居住区、工业区、市中心、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设施用地等内部道路连接，不与快速路机动车道直接连接(蔡军，2008)。 5.2. 基于指路标志的层次信息需求 对于不同出行距离、交通目的、交通方式的出行者，其对不同等级道路信息的需求并不一样。1) 出行距离。按照出行距离，可将出行者分为远距离出行者和近距离出行者。在路线选取上，远距离出行者更在乎出行的时间，因此更倾向于选取速度和通畅性都具有优势的高等级道路体系(主干道、快速路)，但高等级道路一般会发生一定距离的绕行，当高等级道路出行经济性不如低等级道路时，出行者亦会选择低等级道路。对于近距离出行者，当低等级道路系统自身不便捷，那么无论什么距离的出行都会优先选择高等级路网体系。不管是远距离还是近距离出行者，出行距离分布一般表现为近多远少，大多数出行又必须经过支路体系，支路在更大程度上起到“达”的作用，近距离出行者的需求则需要重视支路信息的提供。2) 交通目的。经过一个地点的出行者，与从该地点出发或以该地点为目的地的出行者，因在该地点的交通目的不同，对指路标志信息的需求也不一样，一个需要近距离信息，一个需要远距离信息。3) 交通方式。路网不只是服务于机动车出行者，还有其它交通方式出行者，包括非机动车和大量步行者等，这些交通方式的特性不同，速度不同，他们的出行需求与机动车出行者的需求存在不一样的情况。 城市指路标志牌一般设置在道路交叉口前，传递小范围路网信息，起到预示出行者的作用。因为指路标志本身和驾驶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指路标志传递的信息数量是限定的，这决定了指路标志表征的路网信息层数也是限定的，而城市道路依据分级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等级，指路标志选择设置的道路信息等级不同，其所表征的路网信息层级也不同。而出行者因出行距离、交通目的、交通方式不同，其对指路标志的不同层级信息需求不一样，要使得出行者能在表征的小范围路网中寻找到自己规划好的路线中的路段，则需要根据出行者的需求来决定，因此指路标志的层次信息选取与寻路信息需求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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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指路标志认知模型 现代认知心理学通过建立各种认知模型，来说明人的认知或某种认知活动，可见建立认知模型是对认知过程进行详细研究的一种有效手段。在上述指路标志的认知需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图4)，用于描述驾驶人认知指路标志的过程，该过程包括环境刺激、寻路任务、感知指路标志、认知指路标志、决策和执行等一系列的循环过程。根据建立的模型，整个过程可以具体描述为，在驾驶环境的刺激下产生寻路任务，寻路任务产生感知指路标志的需求。感知指路标志主要由注意等认知系统参与。感知到指路标志后，驾驶人即对指路标志进行认知，认知指路标志的过程就是对指路标志进行解码的过程。指路标志根据路径走向规则、路径位置关系、表征路网线形、路径选取规则等一系列规则进行编码。解码就是对这些编码后的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根据寻路任务需求，在解码的信息中获取定位、导向、寻路三个方面的信息，其中定位信息包括所行驶道路名和即将相交道路名；导向信息则为下一个决策点信息，若有其它方向信息则也可为导向信息；指路信息则为诱导图形。获取到这些信息后，即完成寻路任务。当驾驶人的解码规则和编码规则相同，且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编码规则非常熟悉的情况下，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可认为是模式识别。当完成寻路任务后，驾驶人根据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决策，并操纵车辆进行变更车道行为。学习记忆系统和信息加工系统，参与到整个寻路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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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本文基于认知心理学、寻路、符号传播学、路网等理论，分析了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特性和信息需求，建立了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根据模型能够较好地分析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视认过程，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寻求科学的解释，并在设计过程中给予很好的认知依据。主要工作如下： 图4. 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 1) 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分析了研究指路标志的感知、认知、记忆、模式识别、注意等过程； 2) 以寻路理论，分析了驾驶人寻路过程中进行定位、导向、指路所需指路标志信息； 3) 基于符号传播理论，研究了指路标志的编码规则； 4) 从路网特征、道路等级等角度，研究了指路标志层次信息； 5) 在上述指路标志认知理论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了驾驶人对指路标志的认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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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实验随机选取了南昌市219名在校大学生线上参与信任博弈(Trust Games)实验，基于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通过行为鉴别项目测试量表(Behavior Identification Form， BIF)测量他们的解释水平类型。实验结果表明：1) 在正直型违背类型中，低解释水平个体在惩罚方式下的信任修复效果比补偿方式好，与此相反，高解释水平个体在补偿策略下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2) 在能力型违背类型中，高低解释水平的个体在补偿和惩罚两种策略下，信任修复的效果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不同解释水平的个体在面对不同修复策略时，个体的信任修复效果有差异。另外，在不同的信任违背类型的情境下，不同解释水平的个体在面对不同的信任修复策略时，信任修复的效果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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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信任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任有利于人际间的合作、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有研究学者从心理学及其他学科的角度对信任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指出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指在人际互动期间建立的对信任方个人的言语，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陈述的可靠性的一般性期望(Rotter， 1967)。有学者综合不同学科的观点，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将对他人意图和行为的积极期望作为基础，并自愿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对方伤害的位置(胡小玄，2019；Rousseau， 1998)。当被信任者未能达到信任者对其的期望时，信任者的信任遭到了损害，由此就产生了信任违背(Elangovan， AuerRizzi， & Szabo， 2007)。根据信任违背产生的背景原因的不同，信任违背分为正直型信任违背(integrity-based trust violation)和能力型信任违背(competence-based trust violation)两种(Ferrin， Kim， Coope， & Dirks， 2007)。前者是指由于失信者的道德诚实问题导致约定的事没有完成而造成的信任破坏；后者指的是失信方出于自身能力问题导致未能履行约定的事而造成的信任破坏(韩平，宁吉，2013)。违反信任的行为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例如人际关系破裂，甚至造成合同损害，报复等(徐润生，2017)，同时，心理契约受损(严瑜，吴霞，2016)，也会减少信任方的积极行为(Ferrin & Dirks， 2003)。因此，近些年，越来越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关注到信任修复的研究。 信任修复(trust repair)是指信任违背方采取某种策略修复受害者对自己的信任的过程(Schweitzer， Brodt， & Croson， 2002)。信任修复策略的研究主要分为言语上的修复和行为上的修复。言语修复主要包括道歉(apology)、沉默(silence)、否认(deny)等(Kim， Ferrin， Cooper， & Dirks， 2004；陈阅，时勘，罗东霞，2010；张正林，庄贵军，2010)。目前相关的研究大多数是言语修复策略，而行为修复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行为修复策略又称为实质性修复策略，是指失信者通过做出某种行动来修复与信任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实质性修复策略主要有忏悔、补偿(Dirks et al.， 2011)、惩罚(Bozic， 2017; 程晓菲，2016)、监管(Dirks， Kim， Cooper， & Ferrin， 2005; Kurt， Dirks et al.， 2011)等。补偿(经济补偿)是指失信者对信任者做出信任违背行为后，又为信任者提供金钱或者具有金钱价值的物品对受损的信任关系进行补救的行为过程(Desmet et al.， 2011)。王小予(2014)认为经济补偿修复策略有助于信任修复(黄雅君，2017)，并且补偿额度的提高会增加信任者对失信者的信任度，从而改善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Sitkin和Roth (199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惩罚措施，主要是通过对违背行为的控制，增加失信方未来行为的可行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惩罚失信方并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复受害方的信任水平(Dirks et al.， 2005)。然而，在不同的违背情境中惩罚和补偿，哪种方式更有利于信任修复，现阶段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发源于时间解释理论(Liberman & Trope， 1998)，它是一种社会认知理论，主要研究个人对环境的感知和理解。主要观点之一是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取决于人们的心理表征。心理表征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层次性的。CLT认为人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测主要是依靠对其进行的心理表征。一部分个体倾向于用抽象化的特征来表征远期事件(distant future event)，该类型的个体一般有高水平解释(high level construal)；相反，另一部分个体更倾向于具体化的特征来表征近期事件(near future event)，这一类型的个体被认为具有低水平解释。例如，高水平解释的个体认为读书是为了丰富知识，而低水平解释的个体则认为读书是看书中的印刷字体(Trope & Liberman， 2003)。现有关解释水平的实证性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操纵解释水平，另一类是将其视为一种人格特质。而作为个体特质的解释水平一般通过Vallacher和Wegner (1987)设计的行为鉴定表(Behavior Identification Form， BIF)来测量，这份量表用“如何做(手段)”和“为何做(目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对25种行为进行描述，统计个体选择目的选项的数量一题计为1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解释水平也越高。研究表明，心理距离作为解释水平的影响因素会对信任修复有一定的影响(刘建勋，2018)。据此，推测个体的不同解释水平可能会给信任修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直接将解释水平作为个人特质直接研究其与信任修复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很少，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个人特质的角度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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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问题角度及意义 2.1. 研究问题角度 在现有的关于信任修复的研究中，主要从失信方的角度进行的，例如信任违背事件发生后失信者采取一系列的修复措施对信任破坏进行修复，从失信者的角度来研究失信者相关因素对信任修复效果的影响。而针对信任方个人特质如何影响信任修复效果的实证研究很少，尤其是将解释水平理论引入到信任修复研究中。因此，本研究意在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信任方的个人解释水平，结合不同信任违背情境及补偿和惩罚两种信任修复策略，着眼于从信任方与失信者双方的角度来研究影响信任修复效果的因素。以期为现在社会存在的亟待解决的信任问题，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根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的社会信任水平正在进一步下降，人际互不信任正在进一步扩大。只有20%到30%的人信任陌生人(王俊秀，杨义银，2013)，远远没有达到不到60%的及格线。如何有效地修复信任成为当务之急。 2.2. 研究意义 · 从信任方的角度研究信任修复可以丰富信任修复相关的研究内容，为以后研究信任修复策略的学者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扩大了信任修复策略的研究视角，加强了研究学者对于人际交往过程的深入剖析，为现代社会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 信任修复的研究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为人际交往领域中人际信任关系的损害及应付策略提供研究依据与策略指导，有助于缓解紧张脆弱的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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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目的和假设 该研究探讨在不同信任违背情境下，高低解释水平的信任者在面对不同的信任修复策略(补偿与惩罚)时，对失信者的信任修复程度，从而进一步探索不同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的假设： 不同高低解释水平的人在面对不同信任违背情境时对补偿与惩罚信任修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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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方法 4.1. 被试 在南昌的两所高校招募了在校大学生共230人，剔除由于信息填写不完全的被试11人，最终有效被试为219人，其中男生70人，女生149人年龄在16~28岁之间，平均年龄19.48岁，标准差为2.190，其中文科生30.1%，理科生69.9%，城镇学生占29.75%，农村学生占70.3%。所有参与者都是自愿的，并且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受试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根据实验步骤的分数对被测者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被试在实验中作为受害者(实验中的信任者)。 4.2. 工具 行为鉴定表(Behavior Identification Form， BIF)。Vallacher和Wegner (1987)的行为识别量表来测量被试的解释水平。问卷由25道题目组成，每题都是代表高低解释水平的对某一行为的a或b两种不同描述，请被试对每种描述方式进行各自偏好选择。对应高解释水平选项计为1分，低解释水平选项计为0分，选择参照Kim和John (2008)的做法，采用均值切分法划分被试的解释水平。被试的选择得分大于等于14分(即14~25分)的被认为高水平解释组；被试得分小于14分(即0~13分)的被定为低水平解释组。 信任博弈(trust game)，也称为投资博弈，是研究信任修复的经典实验范式。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特定的实验设计对信任游戏实验的细节进行适当的修改。信任博弈是以两人互动的模式，其中，一人作为信任者，另一人作为失信者。双方都有相等的资金S元，实验要求信任者把自己的部分资金比如X元(0 ≤ X ≤ S)给失信者，此时失信者能获得对方3X的金钱(信任者投资金额会乘以3到信任者手中)，然后失信者要决定返还给信任者金钱Y元(0 ≤ Y ≤ 3X)，最终信任者获得的总金额为(S – X + Y)元，失信者获得的总金额为(S + 3X − Y)元。信任博弈范式相对于其他范式而言，它能够有效的观测到被试在违背者进行信任修复后的行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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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果 为了研究在不同违背类型及修复策略下被试不同解释水平对信任修复的影响效果，实验将信任修复效果(实验操作中信任修复前后被试投资金额差值)为因变量，以解释水平、违背类型、修复策略为自变量，采用2 (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 × 2 (违背类型：能力型违背，正直型违背) × 2 (修复策略：惩罚，补偿)的实验设计。 数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 25.0进行处理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低水平解释的个体信任修复效果比高解释水平的个体效果更好，正直型违背比能力型违背的修复效果更好，补偿比惩罚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construal level and trust restoration strategy on trust restoration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violation 解释水平 违背类型 惩罚 补偿 高解释水平 能力型违背 8.07 ± 4.06 9.48 ± 4.06 正直型违背 2.73 ± 4.67 23.33 ± 4.00 低解释水平 能力型违背 9.92 ± 4.47 17.10 ± 3.93 正直型违背 26.71 ± 4.78 14.79 ± 3.81 表1. 不同违背类型下解释水平与信任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效果的描述性分析 表2结果显示，解释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1， 211) = 4.323，p = 0.039 < 0.05，h2 = 0.020；表现为低解释水平的人比高解释水平的人信任修复效果更好。违背类型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 211) = 3.687，p = 0.056 > 0.05，h2 = 0.017；修复策略主效应并不显著。解释水平与修复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如图1)，F(1， 211) = 4.994，p = 0.026 < 0.05，h2 = 0.023。对解释水平和修复策略作进一步简单分析，高解释水平的人在发生信任违背后，采取补偿的修复方式(M = 16.53， SD = 2.91)比惩罚方式(M = 5.77， SD = 3.13)信任修复的效果更好；对低解释水平的个体来说，补偿和惩罚的信任修复效果未体现明显差异(如表3)。解释水平、违背类型与修复策略三者交互作用显著(如图2)，F(1， 211) = 10.224，p = 0.002 < 0.005，η2 = 0.046。对三者作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正直型违背类型中，低解释水平个体在惩罚方式下的信任修复效果比补偿方式好，F(1， 211) = 6.60，p = 0.011，η2 = 0.030，高解释水平个体则与此相反，即惩罚下的信任修复效果明显优于补偿，F(1， 211) = 0.75，p = 0.016，η2 = 0.027；在能力型违背情况下，高低解释水平的个体惩罚和补偿的信任修复效果均未有明显差异(如表4)。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strual level and repair strategy for trust repair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violation 差异来源 SS df MS F P h2 解释水平 2070.002 1 2070.002 4.323 0.039 0.020 违背类型 1765.319 1 1765.319 3.687 0.056 0.017 修复策略 995.913 1 995.913 2.080 0.151 0.010 违背类型 * 修复策略 0.025 1 0.025 0.000 0.994 0.000 违背类型 * 解释水平 119.354 1 119.354 0.249 0.618 0.001 修复策略 * 解释水平 2391.277 1 2391.277 4.994 0.026 0.023 违背类型 * 修复策略 * 解释水平 4895.847 1 4895.847 10.224 0.002 0.046 误差 101，036.478 211 101，036.478 478.846 表2. 不同违背类型下，解释水平与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的差异分析 Table 3 Post-test of the trust restoration effect of the restoration strategy under different construal level 违背类型 (I)修复策略 (J)修复策略 均值差值(I − J) SE P 高水平解释 惩罚 补偿 −10.761 4.275 0.13 补偿 惩罚 10.761 4.275 0.13 低水平解释 惩罚 补偿 1.849 4.349 0.671 补偿 惩罚 −1.849 4.349 0.671 表3. 修复策略在不同解释水平下的信任修复效果事后检验 图1. 解释水平和修复策略的交互作用图 图2. 解释水平、违背类型和修复策略的交互作用图 由图3可知，初始投资并不为零，违背后投资比初始投资有明显的减少，应用策略修复后的投资较违背后投资有明显的提高，这说明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信任基础，信任违背的发生确实会损害人际间的信任关系，而在失信方做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后，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有所缓解。 Table 4 Post-test on the trust restoration effect of the construal level under the restoration strategy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violation 违背类型 违背类型 (I)修复策略 (J)修复策略 均值差值(I − J) SE P 高水平解释 正直型违背 惩罚 补偿 −20.606 * 6.142 0.001 补偿 惩罚 20.606 * 6.142 0.001 能力型违背 惩罚 补偿 −1.414 5.747 0.806 补偿 惩罚 1.414 5.747 0.806 低水平解释 正直型违背 惩罚 补偿 11.926 6.108 0.052 补偿 惩罚 −11.926 6.108 0.052 能力型违背 惩罚 补偿 −7.180 5.950 0.229 补偿 惩罚 7.180 5.950 0.229 表4. 不同违背类型下解释水平在修复策略下的信任修复效果事后检验 图3. 不同解释水平对违背类型及修复策略下信任修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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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 解释水平在应用于信任研究中，主要体现在解释个体道德评判水平的差异上。研究人员发现，具有较高解释水平的被试对道德判断更为严格，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道德行为更符合道德，而不道德行为则更加不道德(即他们接受违反道德行为的能力较弱)；解释水平较低的被试他们对道德判断更加放松，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更容易接受。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高解释水平操纵下的个体对于事件的表征更为抽象，更加强调道德原则与道德观念，所以对道德判断更为严格；而低解释水平个体对待事件表征偏具体化，更侧重考虑情境因素，较少涉及抽象的道德准则，因此对于道德判断更为宽松(Agerström & Björklund， 2013)。在一般道德判断研究中，从解释水平理论来看，具有较高解释水平的个人通常会忽略事件的具体背景，而依靠普遍的道德准则评价行为，从而做出更加极端的道德判断，而低解释水平个体通常会考虑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做出不那么极端的道德判断(Eyal， Liberman， & Trope， 2008)。也就是说，对情境进行更低解释水平的表征时，一些违规行为就变得“情有可原”，一些高尚行为就变得“理所当然”(李明晖，饶俪琳，2017)。正直型信任违背通常会触及道德问题，在正直型违背的事件中，由于高水平解释的个体对于事件的表征更加的抽象，更加强调道德准则，故此对道德判断更加的严格；也就是说，高解释水平的个体会认为道德的事情更加道德，认为不道德的事情更加的不道德，而低解释水平的个体对于事件的表征更为具体，更多的考虑情境因素，较少的涉及抽象的道德准则，因此，他们对于道德判断更为宽松。简单来说，就是面对同样一件不道德的事情，高水平解释的个体的接受度会比低水平解释的个体低，更不容易原谅不道德的行为。有研究发现，在解释水平基础上，个体对情境的表征方式决定了道德判断，低解释水平的道德判断偏向于道义主义，而高解释水平个体的道德判断偏重功利主义的(Aguilar et al.， 2013; Gong & Medin， 2012)。例如，在协商中，低水平解释的个体更加关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而具有高水平解释的个体会更关注事件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问题(Giacomantonio， De Dreu， & Mannetti， 2010)。发生信任违背后，在违背方采取补偿或惩罚措施试图弥补双方的信任关系时，由于高水平解释的个体更多的是关注信任修复过程中利益的整体性，所以，在正直型违背事件中当信任违背方采取补偿或者惩罚措施来企图修复双方关系时高水平解释的个体会更倾向于补偿修复措施；而低解释水平的个体由于更加的关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相对于补偿措施，他们更倾向于惩罚措施，即在被信任方由于不良的道德问题导致的允诺的事情没有如期的进行，由此导致信任方的信任关系被破坏后，对于被信任方后续为修复双方信任关系而采取措施时，在采取补偿措施时，高解释水平的个体信任修复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而面对惩罚措施时，低解释水平的个体的信任修复的效果会优于高解释水平的个体。 相关研究人员指出，具有较高解释水平的个人在事件的表征上更加抽象，因此个人更加关注事件的长期利益，而不是近期的具体结果，因而表现出更多的自制行为，有更高的自控能力(Fujita & Carnevale， 2012)。相比正直型违背情境下，高低水平解释的个体在能力型违背情境下，信任修复效果有很大的不同。能力型违背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信任违背方自身能力问题导致信任事件不能如期的履行，不涉及信任违背方的道德素质问题，在这样的情境中，高水平解释的个体不会着眼于信任关系破裂后的修复工作，高解释水平的个体由于对事件的表征更为抽象，从而使高水平解释的个体相比于眼前的结果，更关注长远的利益，从而在面对信任违背方采取的补偿和惩罚措施时，表现出无明显差异的反应，他们更关注合作双方后续长远的发展，对于是补偿或惩罚都是违背方为表忏悔愧疚之意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对于高水平解释的信任者来说只要感受到了对方的愧疚感，还是会一定程度的选择信任对方，所以针对违背方提出的弥补信任关系措施，高水平解释者对此的态度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两种措施对于高水平解释的信任者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心理抚慰作用，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说，修复信任的效果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而由于违背方的能力问题导致低水平解释者与其的信任关系发生破坏时，低水平解释的个体由于对于事件的表征更为具体，相比高水平解释者关注长远利益，他们更加关注事件发生当下的具体结果，也就是说，他们会着眼于此时信任关系的破坏，并会积极的想办法解决当前的局面，从而针对信任违背者采取的信任补偿措施有较为积极的态度。有研究发现，相比高水平解释在面对诱惑等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时表现出的强大自制力与克制态度，低水平解释的个体的自制力弱很多(Fujita & Han， 2009)，这也就解释了，低水平解释的个体在面对补偿和惩罚措施时，在补偿措施下信任修复的效果会比惩罚措施好很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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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个体解释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信任修复的有效性。低解释水平的人比高解释水平的人的信任修复有更好的效果。不同的信任违背情境对信任修复也会有影响，正直型违背比能力型违背具有更好的修复效果。 不同的修复策略同样也会对信任修复产生影响，补偿比惩罚对信任修复更有效。在上面两种违背情境下，不同解释水平的个人对于信任修复策略存在偏好。具体来说，在能力型的违背中，具有较高解释水平的个人对惩罚和补偿这两种修复策略没有明显的偏好，而具有较低解释水平的个人则倾向于补偿策略。在正直型违背中，具有较高解释水平的个人面对补偿具有更好的信任修复效果，具有较低解释水平的个体在惩罚策略下具有更好的信任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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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局限与展望 被试取样 本研究中的被试主要是选取了南昌在校大学生，被试范围和数量有限，可能导致样本代表性不足。结果中违背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不同，究其原因，可能由于被试人数选择上的不足，样本量偏少所造成的。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扩大被试的数量，使研究更具有说服性。 实验设计 实验方案中针对补偿金额的设置并没有经过严谨的实验，而是根据相关的研究中提到的超额补偿设置的本实验的补偿金额。在后续相关研究中应该针对具体的补偿额度进行实验研究，使研究更严谨。 实验情境 本研究主要是通过虚拟线上博弈实验程序进行的操作，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任关系存在差距，在后续工作中，应改进实验设计，并在实际情况下进行相关实验，以使实验更接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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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深水重力流沉积一种重要的沉积类型，目前已在全球发现多个深水油气田，可采储量占全球油气新发现储量已达55%，深水重力流沉积已成为油气增储上产的关键目标。目前深水重力流沉积研究主要是基于露头、岩心、测井及地震资料得到的宏观定性认识，缺乏对沉积过程的定量化研究，而水槽实验是深水重力流沉积过程有效的定量化研究手段，为此本文系统总结了深水重力流水槽实验的试验装置，实验流程，以及在深水重力流沉积过程、沉积特征及主控因素方面的应用进展，在此基础上指出水槽实验研究要进一步完善实验参数及限制条件设定，同时要加强多种技术手段的交叉融合，形成各种技术手段优势互补的系统研究方法，有效指导深水油气勘探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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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深水重力流沉积是一种重要的沉积类型，2008年以来，全球深水、超深水领域共发现油气田747个，2P可采储量共计217亿吨油当量，占全球油气新发现的56% [ 1 ]。在我国南海海域，2011至2015年期间累计发现了18个深海沉积油气藏，涉及探明可采储量4.09亿吨，占总发现量的55%，2011年深海沉积新发现储量仅占当年发现总量的2.66%，而到2015年该比例已达到97.01% [ 2 ] [ 3 ]。近年来，在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深水区、莺歌海盆地中央低位扇、琼东南盆地中央峡谷水道、文莱–沙巴盆地深水区均陆续发现了储量规模可观的油气藏，南海深水区已成为中海油油气勘探的主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4 ] [ 5 ]。 深水重力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鲍马通过野外露头分析，建立了浊流沉积识别标志—“鲍玛序列” [ 6 ]；Kuenen [ 7 ] [ 8 ] 开展了高密度浊流模拟实验，认识到“递变层理”是浊流主要识别标志。20世界70年代，深水沉积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综合野外露头，岩心，测井及地震等多种资料建立深水沉积模式，探索深水沉积主控因素及分布规律，一些学者也开展了简单的水槽模拟研究，建立了重力流沉积微观沉积模式。然而此阶段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古代露头、测井及地震资料，所建立的沉积模式缺乏动力学机制的支撑，地质模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9 ] [ 10 ] [ 11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更加关注重力流物理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对重力流沉积过程、沉积机理及水动力等特征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基于露头、测井及地震资料分析得到的重力流沉积模式及主控因素，并且探索了重力流沉积成因机理，对于深水油气的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12 ] [ 13 ]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