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500年前欧洲大航海开启东西方发展态势逆转的千年变局 在人类几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进程中，东方的中国和西方对比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崛起是和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大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相伴随的，中国的衰落也是和15世纪末开始的海禁、封闭、封建专制极端化相伴随的。著名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西端，并受到威胁”，“近代初期，随着生机勃勃的新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发生了逆转” [ 4 ]。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曾指出，中国“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 5 ]。 2.1.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1492年，克里斯托·哥伦布从西班牙启程横跨大西洋并于次年返航，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 6 ]。15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突破阶段，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了 [ 7 ]。著名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欧洲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 8 ]。中国在1433年之后就结束了郑和下西洋的盛举，忙于解决北方陆地上的民族冲突。明朝灭亡后，清朝为了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反清势力，实行更加严格的海禁。古老的封建帝国好像再次迎来统一和强盛，但实际上也走向更加封闭、更加僵化，也就是盛极而衰的阶段。西方却因为大航海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人类历史推进到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 9 ]。”大航海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欧洲获得了广阔的世界市场，由此也造成了商业模式进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西方已经开创了变革自身和征服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却仍然处在封建帝国强盛的自满和傲慢之中。西方资产阶级若非进入中国市场就不足以维持资本主义的繁荣，英国人在用日用商品打开中国人的心扉和欲望的尝试失败后，选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肉体和精神。自此之后，中英贸易逐步发生了有利于英国的逆转，大量的白银流向英国。林则徐受命实行禁烟运动，反对英国人的野蛮毒害。英国人却决心用战争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南大门，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的海防彻底摧毁了。此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 10 ]。 1872年5月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 11 ]。”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又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12 ] ！”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海洋文明对陆地文明、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冲击。 2.2. 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冲击的回应 尽管对于西方赶超中国的时间有争议，比如《新全球史》的两位作者就认为“虽然欧洲人从1500年至18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最多利益，但这绝不能证明他们是近代早期世界事务的主宰者。他们在美洲建立帝国和殖民地，然而直到19世纪，绝大部分西半球的土地仍在他们的控制之外。他们建立了一系列商业据点，在非洲的安哥拉建立了殖民地，但是他们是在地方权威的勉强容忍之下才得以在非洲经商的，在海岸地区之外，他们鲜有直接的影响力。他们征服了菲律宾和许多印度尼西亚岛屿，但是面对强大的政权，如中国、印度、西南亚和安纳托利亚，甚至岛国日本，都毫无威慑力可言 [ 13 ]。”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因其众多的人口、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白银的强劲需求，成为驱动世界贸易的主导经济动力 [ 14 ]。”确实，说1800年西欧就已经赶超东方甚至主宰世界，至少就中国来说可能太过夸张。但是，此时的西方显然在快速发展，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西方将主导世界的趋势已经很明显。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不仅在欧洲兴起，而且在全球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建立了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这也为欧洲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工业化最终将使欧洲彻底征服世界。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逆转，已经没有任何疑义。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百年耻辱”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复兴之路”的开端。从那时起，西方科学技术开始震撼中国人的心灵，西方文化开了“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自身遭受西方侵略的痛苦，一直试图学习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超越西方的野蛮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而传统文化的复兴。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讨清檄文”宣称“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后期，曾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中心思想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以复兴中国。曾国藩《讨贼檄》指责太平天国起义军“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 [ 15 ]。曾国藩以维护中国儒教文化为号召，组织反对太平天国的各种力量，最终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很显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实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这其中很重要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复兴，中国人不想使中国文明被西方文明同化。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天主教，虽然经过洪秀全一定程度上的“中国化”改造，但是“拜上帝教”仍然缺乏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这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今天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好转，主要也是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洪秀全和曾国藩代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虽然彼此对立，却共同追求复兴中国的梦想。 洋务派相较于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的地方，一方面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利用和学习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获得了战场上的技术优势。此后，这两方面的经验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72年5月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说：“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 [ 16 ]。”洋务派提出学习西方军事工业，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由此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现代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比太平天国运动更具建设性。但是，洋务运动领导者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领导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壮大。当洋务运动最看重的现代军事力量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垮后，洋务运动也像太平天国运动一样成为历史。封建主义的两个对立阶级都不能拯救自己，中国封建主义也即将推出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失败后，领导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力量，将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此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重点从器物层面转向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层面，工业化的目标逐步成为民间企业家的任务。戊戌变法试图调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但脆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很快就被顽固的封建旧势力绞杀。戊戌变法让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封建保守势力绝不可能通过改革推出历史舞台。虽然戊戌变法只留下了开始兴办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以及发展邮政、铁路、电报、医院等少量现代科学技术。但它无疑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体”和“用”都需要革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建立全无古人的新的政“体”。中华民国确实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但是，由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官僚掌握着军队，中华民国最终也只剩下一块招牌，根本不能发挥它的“用”。中国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悲惨境地，很多人认为中国整个“体”都是腐朽，因此在现代世界完全不中“用”。于是主要在留学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一场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打倒孔家店”，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杆旗，也就是抛弃“中体”而代之以“西体”，希冀“西体”在中国能发生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西用”。新文化运动试图彻底改造中国，用一个全新的中国代替那个老旧的中国。中国到了最绝望的时刻，但这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新的曙光正从黑暗中透亮。 2.3. 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的破产 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从憧憬的全新的中国，毫无疑问就是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西方根本不是中国的“同道中人”，相反，西方正是要把中国“挤出赛道”的人。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站在了胜利的一方，但是，英法主导巴黎和会却决定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人终于看清了西方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有多么的虚伪，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又有多么的虚假。指望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民族自决和民主自由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只有靠自己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国靠什么人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启发：学习俄国，依靠工人和农民，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自己的思想曾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 17 ]，“一九二零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18 ]。”显然，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理论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大概也符合蔡和森等其他早期共产党人。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对蔡和森“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用“马克思的方法”，表示赞同；对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李和笙“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认为“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事实上认为做不到”；认为他们的观点和罗素在长沙演说意思相同，都是“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毛泽东的评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 19 ]。毛泽东总结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得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 20 ]。”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 21 ]。” 今天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讲话中回顾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 22 ]。”1922年，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创刊五十周年，又恰逢梁启超五十寿辰，因此申报馆请梁启超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的历程，梁启超说：“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实为从前四千年所未尝梦见” [ 23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的变化，差不多就是呼应了李鸿章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梁启超还说：“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真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避免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 24 ]。”很难说梁启超赞同马克思主义，但是，梁启超相信中国政治在进步，而且他相信政治变革将是社会变革的前提。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是经历了思想文化和政治革命之后，才有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当代表中国先进阶级的政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迎来了站起来的曙光。 总之，1500年左右，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和全球化时代，从而也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时代。有些人认为此后300年间，西方社会发展速度是东方社会两倍，最终导致西方社会赶超东方，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东方时代 [ 25 ]。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兴起了，而且伴随着资本主义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就有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全新选择。当然，只是到俄国革命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一选择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在尝试了各种选择之后的选择，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和中国人民的坚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也转向俄国的根本原因，也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迅速完成思想转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