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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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产品销售预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其预测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与产品销售量之间通常是非线性关系，目前难以用一种确定性模型来对这种关系进行建模。实际的销售时序常受到一些噪声(Noise)的干扰，在数据的收集，传输或处理过程中都可能出现噪声。如果不能在建模时有效抑制噪声的干扰，将会直接影响到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现在的产品生命周期逐渐变短，这导致建立模型时很难收集到足够多的样本数据，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对一个小样本、含噪声的数据集进行非线性建模的问题。 支持向量机(SVM)是Vapnik等提出的一种机器学习方法 [ 1 ]，它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中表现出许多特有的优势 [ 2 ] [ 3 ]，在处理分类问题与回归问题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3 ] - [ 9 ]。同时，针对样本集数据含有噪声的情况，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针对性方法，取得了不少成果 [ 10 ] [ 11 ] [ 12 ]。文献 [ 11 ] [ 12 ] [ 13 ] [ 14 ] 都是通过在支持向量机方法中引入模糊数来对含噪声的数据进行建模；文献 [ 15 ] 采用重采样的方式来降低噪声的干扰，以期获得较为精确的训练样本集；文献 [ 16 ] 设计了高斯损失函数来抑制样本数据中含有的高斯噪声；文献 [ 17 ] 设计了概率支持向量机来对受噪声影响的数据集进行分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尽管支持向量机方法在对小样本的数据集进行非线性建模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并已取得了许多的成果；但由于支持向量机方法的特性，其模型建立后仅受支持向量的影响，而支持向量均由偏离回归曲线较远的样本点即通常是受噪声影响较大的样本点构成，已有的噪声抑制方法并不能改变所建立的支持向量机模型对它们的依赖；因此本文提出了迭代的支持向量机方法，文献 [ 18 ] [ 19 ] [ 20 ] [ 21 ] 也研究了迭代的支持向量机方法，但它们是以提高模型的训练效率为目的，通过设计迭代算法来加快寻找支持向量机模型的最优解；而本文方法主要以抑制噪声样本对模型的干扰为目标，依据每次支持向量机的回归结果对训练样本集进行迭代更新，在样本集迭代更新的过程中逐步修正那些可能受噪声影响较大的样本点信息，以此来降低它们对最后生成的回归模型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在面对小样本、含噪声的数据集时比一般的支持向量机模型预测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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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SVM)是一种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思想的小样本机器学习方法。设样本集 T = { ( x 1 ， y 1 ) ， ⋯ ， ( x i ， y i ) ， ⋯ ， ( x l ， y l ) } ，其中 x i ∈ R d 为d维输入向量， y i ∈ R 为系统输出， i = 1 ， 2 ， ⋯ ， l ．考虑用线性函数 f ( x ) = w ⋅ x + b 拟合数据，采用 ε 误差不敏感函数，并允许拟合误差 ξ i ( * ) 存在的软间隔支持向量回归机(ε-SVR)可描述如下： m i n w ， b ， ξ ( ∗ )   τ ( w ， b ， ξ ( ∗ ) ) = 1 2 ‖ w ‖ 2 + C ∑ i = 1 l ( ξ i + ξ i ∗ ) s .t . { y i − ( w ⋅ x i + b ) ≤ ε + ξ i ( w ⋅ x i + b ) − y i ≤ ε + ξ i * ξ ( ∗ ) ≥ 0 (1) 其中 ε > 0 为控制拟合精度的参数， C > 0 为惩罚系数， ξ ( * ) = ( ξ 1 ， ξ 1 ∗ ， ⋯ ， ξ i ， ξ i ∗ ， ⋯ ， ξ l ， ξ l * ) T 为松弛变量。利用Lagrange优化方法，可求得问题(1)的对偶优化问题： min α ， α *   W ( α ， α * ) = 1 2 ∑ i ， j = 1 l ( α i * − α i ) ( α j * − α j ) k ( x i ， x j )                                                   − ∑ i = 1 l ( α i * − α i ) y i + ∑ i = 1 l ( α i * + α i ) ε s .t . { ∑ i = 1 l ( α i * − α i ) = 0 α i ， α i * ∈ [ 0 ， C ] ， i = 1 ， ⋯ ， l (2) 其中 K ( x i ， x j ) = ( F ( x i ) ⋅ F ( x j ) ) 是核函数，它等价于将向量 x 映射到空间 F ( x ) 后的内积。目前比较常用的核函数包括：多项式核函数 K ( x i ， x j ) = ( x i ⋅ x j + c ) d (其中 c ≥ 0 ，d为任意正整数)；高斯径向基核函数(RBF核) K ( x i ， x j ) = exp ( − ‖ x i − x j ‖ 2 σ 2 ) ；Sigmoid核函数 K ( x i ， x j ) = tanh ( κ ( x i ⋅ x j ) + υ ) (其中 κ > 0 ， υ < 0 )等。 通过求解问题(2)得解向量 ( α ， α * ) ，对新输入的 x ，构造回归预测函数 f ( x ) = ∑ i = 1 l ( α i ∗ − α i ) k ( x i ， x ) +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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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产品销售预测是企业生产规划和库存控制的基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随着产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增加，企业迫切希望能对未来产品的需求量有更精确的预测，据此制定生产计划，达到在一段时间内供应链成本最优的目的。 针对产品销售预测时序具有小样本、含噪声，非线性的数据特征，本文设计了迭代的支持向量机方法，通过在迭代过程中逐步修正那些可能受噪声影响较大的样本点信息来降低这些样本点对最后生成的支持向量机模型的影响，所获方法与ε-SVM进行了数值仿真比较实验，结果表明所获方法在预测精度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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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深，肩负着城市基础交通建设职责的地铁集团既有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阶段所带来的挑战。国内地铁集团的组织架构亟待变革。本文从现状问题出发，分析变革需求。基于内外两个维度，对影响地铁行业组织架构设计的核心因素进行讨论。并以北上广深四家国内最大的地铁集团为例，总结出其管控模式、组织架构等可借鉴之处。最后为我国地铁集团未来的组织架构设计提出建议。 关键词 :地铁集团，管控模式，组织架构，案例研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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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传统的地面交通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地铁逐渐成为核心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同时，地铁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城市文化、文明的载体 [ 1 ]，是现代都市生活重要的第二空间。地铁引导着城市的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由于具备着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地铁集团相比一般企业，更注重运营的稳定安全性 [ 2 ]，通常采用强管控模式以及较为传统的组织架构。 然而，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给企业管理带来巨大冲击。21世纪是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处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下，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 3 ]。传统行业在“互联网+”思维下，借助互联网技术，变革生产方式，提高组织效能，这也对组织结构提出了敏捷性和柔性的要求。 地铁行业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革，尤其是城市人口的与日俱增，地铁的安全压力、超大规模网络的运营压力、财务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与日俱增。因此，国内各大地铁集团从战略定位的明晰到组织架构的改革，纷纷积极探索变革之路，以求更为高效可持续的发展。随着地铁交通不断发展，运营里程激增，巨型地铁网络的形成给组织管理带来严峻课题。首先，城市铁路系统建设的快速推进进一步暴露了成本和收益不匹配的问题，运作效率需要提高，降本增效刻不容缓；其次，庞大的运作体系挑战组织效能，要求组织具有集成性的管理能力、能够灵活应对突发状况，这对组织的可控性、可持续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再次，城市地铁建设进一步推进轨交融入城市生态，组织定位需转变，由被动地提供公共服务转向主动参与到城市建设，从地铁行业向更多方向辐射。 面对挑战，选择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且与公司战略文化等因素相契合的管控模式与组织架构，将成为地铁集团能否高效持续成长的最核心要素，而对当前地铁集团组织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可为地铁集团未来发展提供组织设计方面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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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铁集团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 科学有效的组织设计，可以厘清各部门以及个体的权责划分，协调人员与任务之间的关系，保持组织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从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相比对一般性的市场竞争类企业，地铁集团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管控模式与组织架构的设计上，需要在首先保障安全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经济性，可从内、外两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 2.1. 企业外部 正如前文分析，当代企业所处环境风云万变，外部环境可以带来威胁，也会产生机会。对企业来说，如何快速分析外部环境，规避风险，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是其不断成长的关键所在。即使是追求稳健发展的地铁行业，也需要紧密关注外部环境变化，趋利避害。如果闭门造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会受到决定性的打击。地铁集团应该站在企业战略的高度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全面分析，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下面选择两个对地铁行业有着较大影响的环境要素进行讨论： 2.1.1. 政府因素 不同于普通企业，地铁集团肩负着国家轨交建设的重大使命，地铁行业受到来自政府的监督与引导。因此，作为典型的国有企业，地铁集团的组织结构设计应考虑到政府部门、国资委等外部环境对国有企业的指导要求。如：应急管理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国资委等对安全生产要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意见、落实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目标等等。尤其是国家近两年来，通过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发[ 2018 ] 52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检查指南》(建质[ 2016 ] 173号)等重要文件，提高地铁行业准入门槛与质检强度，说明在国家正在逐渐提高地铁行业安全、质量发展的要求，需要地铁集团优化相应的组织设计，如加强项目审核、单独成立安全质量部等，切实落实政府要求。 2.1.2. 技术因素 技术可以分为服务型技术和制造型技术两类，其中服务型技术适合有机式结构，制造型技术适合机械式结构。当组织的任务越复杂、越需要技术创新时，越需要采用高有机式、低机械式的组织架构 [ 4 ]。随着地铁集团的逐渐庞大，常常存在组织过于机械化的问题，因此在组织设计中可以考虑加入一些灵活的因素，例如任务小组等临时组织形式，以激发组织活力，跟上社会的科技发展。 此外，还要考虑信息技术的作用。信息技术的运用程度能够影响组织结构的分权化、横向协调性。例如地铁集团可以考虑在各个事业部间建立后台共享的信息平台，以促进资源与信息的高效分享。 2.2. 企业内部 2.2.1. 战略导向 战略是指组织在与竞争性环境相互作用中实现预定目标的计划，帮助组织确定达到目标的方式。部分学者认为有别于权变理论的宿命论，管理者可以通过主动地采用各类营运决策从而改变或者创造环境，从而达到自身的目的 [ 5 ]。Miles和Snow [ 6 ] 的战略分类包括探索型战略、防御型战略和分析型战略，如下表1所示。不同的类型的战略对应着不同类型的组织架构的设计方向。同样，地铁集团根据自身情况所选择的战略，将对其自身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Table 1 The strategic classification of Miles and Sno 战略类型 特点 组织架构 探索型战略 “新”：新机会、成长、冒险； 适用于动态、成长的环境 灵活、分权； 强调研发与创新能力； 有机式组织 防御型战略 “稳”：关注内部效率和控制，提供可靠的产品、服务； 适合衰退、稳定行业中的规避风险导向的组织 效率导向，谨慎前行； 集权并严格控制成本； 机械型组织 分析型战略 “兼”：注重创新的同时，维持战略管控的稳定，获取平衡 介于探索型与分析型之间 注重效率与创新； 成本把控与灵活性并重 混合型组织 表1. Miles和Snow的战略分类 总的来说，相比传统竞争类企业，地铁公司需要在保证高效运营、节约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可能的盈利模式与技术进行探索创新，因此目前多数地铁公司更倾向于采用防御型及分析型战略，强调高效严谨，配合以相对较为高度集权的管控模式与组织架构设计。 然而，因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又与其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紧密相关。一般来说，组织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创业、聚合、正规化、精耕细作等四个阶段 [ 7 ]。从创业到精耕细作，组织结构越来越正规化、制度化。不同的地铁公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与职责，也会采用不同的战略模式。相对建立时间较短，运营历程较短的地铁公司，尤其是兴建地铁的二三线城市，如南宁、贵阳、厦门等，仍处在投入运营的初期，经营体系尚未成熟，人员与制度尚待巩固完善，因此更应采取防御稳定的战略，注重管控的与运营的有效性。然而，建立时间较长，运营压力较大的老牌一线地铁集团，比如典型的北上广深地铁集团，其自身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且由自身业务孵化出众多子公司，体系庞杂，这类公司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常常面临着机制僵化、人员冗杂、缺乏创新、效率降低等问题，因此更需要向分析与探索型转型，通过研发创新、组织变革等方式，通过更为灵活的组织形式，重新实现组织赋能，激发企业活力。 2.2.2. 管控模式 管控模式是指集团对下属企业基于集分权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管控策略。集团的战略目标决定了管控导向，管控导向影响了集团对下属公司的管理模式。而不同管控模式的选择，将直接影响集团与子公司的组织架构设计。通常来说，根据集权程度由高到低，集团管控分为财务导向型、战略导向型和运营导向型三大管控模式。具体情况如下表2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ontrol mode 管控类型 特点 财务导向型 集团对下属子公司的管控主要通过财务手段进行，对具体的运作管理不加干涉。主要关注财务目标的实现。适用于非主业领域子公司的管控 防御型战略 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相平衡的管控模式，集团总部对子公司进行战略管控，适用于多元化业务管理 分析型战略 集权程度最高的管控模式，强调过程控制。适用于下属单位业务相关性极高，总部资源足够的情境 表2. 不同管控模式对比 每种管控模式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业务布局的集团公司。而地铁集团肩负着城市轨交运行的重任，拥有较多的下属子公司，集团总部需要根据子公司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管控模式与对应的组织架构设计。 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的地铁集团，其子公司性质多为基础运营，且与集团业务高度相关，此时就可以采用运营导向型的管控模式，在集团总部设置多个对应的职能部门，加强集权，实现对子公司的高效管理与服务。而处于发展成熟期的集团，如深圳地铁、上海地铁集团等，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将自己相对成熟的业务独立成立子公司，如咨询公司等，针对多元化业务布局，集团公司考虑采用战略导向或是财务导向的管控模式，减少总部管控部门，将职权下放，激发整个集团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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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铁集团组织架构案例分析——以北上广深为例 3.1. 案例介绍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城市轨交需求的不断膨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的飞速进步，中国城市地铁建设也进入了快车道。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Wind和公开数据，目前我国各城市地铁总里程近4600公里，前三名的城市地铁集团分别为上海地铁、北京地铁、广州地铁，总长均已超过450 km。第二梯队的深圳、武汉、成都则紧随其后。大型的地铁集团拥有者较为成熟的组织架构，也更有学习借鉴的价值。因此，下面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北上广深四家地铁集团进行案例分析。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京投”)：是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率先提出ABO新模式[授权(Authorize)-建设(Build)-运营(Operate)]，负责整合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建设、运营等全产业链整体服务。集团在监事会、董事会、党委会及纪委会的领导下，分为五个核心事业部：轨道交通事业总部、资产经营开发事业部、土地开发事业部、基础设施业务发展部、投资发展总部，总部之下再设分部及中心。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成立，融轨道交通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为一体，主要从事投融资、建设、运营、资源资产开发等与业务，并且控制了我国境内第一家从事轨道交通投资经营的上市公司。申通地铁总部职能部室设置较为全面。管控模式方面主要采用板块划分的方式，将下属公司分为公共服务类版块、功能类版块与竞争类版块，使管理有的放矢。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地铁”)：是广州市政府全资大型国有企业，负责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和附属资源开发经营。通过多元化经营，打造了多个商业住宅项目，开展地铁沿线土地储备。广州地铁总部职能部门设置也较为全面，涵盖了应急指挥中心。管控方面采用事业部制，分为建设业务总部、运营业务总部、房产业务总部、国家工程实验室。同时，比较有特色的是形成了内部的企业大学(广州地铁大学/党校)与三个共享中心，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分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地铁”)：是深圳市国资委直管的国有独资大型企业。拥有轨道建设、轨道运营、物业开发、资产经营“四位一体”的产业体系，业务涵盖地铁工程建设、轨道运营、物业开发、商业经营、物业管理、工程勘察设计等领域。深圳地铁总部各部室作为资源协调配合的中心，向下形成三大分公司。 四家标杆公司在业务领域和模式上均有所差别，也因此采取了不同的管控与组织架构的设计。通过已有资料搜索与实地调研信息整理，将核心内容归纳如表3。 3.2. 案例评述 上述四者中，最特殊的是北京地铁集团。2003年原北京地铁集团改制，按投资、建设、运营按照“三分开”的原则，划分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京投)、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建管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简称市地铁运营公司)。三个模块各司其职，京投公司主营业务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并从事土地资源开发和股权投资业务 [ 8 ]。因此，三家公司总部定位各有侧重，也采取了不同的管控模式，这种高度分权的模式，特殊性过强，融资主体的独立与突出或成为其他地铁集团未来发展的学习对象。 上海与广州地铁在管控模式与组织设计的总体思路上较为接近，集团总部都有着极强的管控能力，设立多个部室，从战略、资源、运营等多个维度对各事业部及子公司进行全面的管理。同时，按照业务性质成立不同的版块，便于统一管理。同时，广州地铁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成立了强有力的后台共享平台：信息管理中心、行政后勤中心、企业大学、资源服务中心等，促进各事业部之间的资源共享，实现管理的高效性。 相比上海与广州地铁，深圳地铁的集团管控强度则有所降低，采用混合制结构，向下放权，形成以建设分公司、运营分公司和物业开发分公司为三大基础的运作模式，这与政府取消直接现金投入 [ 9 ]，而鼓励发展“地铁 + 物业”的开发模式密不可分 [ 10 ]。房地产成为资金重要入口，深圳地铁在组织架构设计上形成城市特色的倾斜。由此可见，地铁集团的组织架构设计应该与其核心业务模式挂钩，给予重点业务资源与管理的倾斜。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control mod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signs of metro group 管控类型 京投 上海 广州 深圳 组织管控模式 ABO模式，委托他方进行建设、运营板块事业 对服务、功能性板块，强运营管控，运营导向为主，对下属公司的人事、财务、重大权限、信息管控严格；对竞争类版块适当放权 资源强管控，生产放权；事业部的人、财权限仍在集团 混合制结构，目前集团统筹各业务单元的人、财、物管理，并分别设立了独立的业务法人公司 集团总部定位 战略管控中心、资源管控中心 政治保障中心、战略管理中心、业务指导中心、职能管理中心、风险监控中心 政治保障中心、战略管理中心、业务指导中心、资源配置中心、风险监控中心 战略管控中心、资源管控中心 总部职能机构覆盖 党建、纪委、董办、审计、战略管理、融资计划、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法律、企业发展规划、综合办公 党建、工会、团委、办公室、企业管理发展、人力资源、运营管理、财务、资产管理、规划技术、市场经营、法务、监察室、审计、建设管理、信息、保卫 党建、工会、战略管理、总工程师室、市场管理、应急指挥、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纪检监察、审计、法律、安全管理 董办、党建、工会、综合办公、人力资源管理、监察审计、企业管理、法律、财务管理、资本运作、技术管理、规划发展、安全监管、信息管理 事业部/业务板块划分 轨道交通事业总部、资产经营开发事业部、土地开发事业部、基础设施业务发展部、投资发展总部 公共服务类版块、功能类版块、竞争类版块 建设业务总部、运营业务总部、房产业务总部、国家工程实验室 建设分公司、运营分公司、物业开发分公司 共享中心设置 - - 信息管理中心、行政后勤中心、企业大学(党校)、资源服务中心(员工服务共享、采购服务共享、财务服务共享) - 表3. 地铁集团管控模式与组织架构设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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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4.1. 总结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从我国地铁行业的现状入手，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管理转型的需求，认为城市地铁运营系统日益庞杂、风险增加，亟需创新驱动、资源集约、合理管控的管理模式。其次，从外部、内部两个维度，对影响地铁行业组织架构的核心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企业应该密切关系外部环境变化，审时度势，并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战略定位等因素做出判断，趋利避害，同时保障“效率”和“质量”，体现公共服务类企业的有效性及公平性 [ 11 ]。最后，选取国内规模最大的四家地铁集团作为案例，对其管控模式、组织架构设计等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各自特色和长处。 4.2. 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地铁集团公司在未来会进一步注重效率，提升效能，在保障运营的基础上加强经营，本文认为未来的地铁集团组织架构设计将会存在以下趋势。 4.2.1. 适度放权趋势 采用事业部制，根据业务的相似性进行打包组合，更好地协调、分配资源，便于集团的统一专业化管理。比如深圳地铁公司，分为建设业务单元、运营业务单元、物业开发业务单元，相似性质的子公司可以得到一致的管理，同时子公司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有利于赋权与激发活力。 4.2.2. 共享平台趋势 随着技术发展，建立共享平台或服务部门也成为了专业跨度较大企业的组织结构优化方向。如广州地铁集团，建立了信息管理中心、行政后勤中心、资源服务中心等。具体来说，其中资源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公司的物资采购、管理、配送，实现规模优势。 4.2.3. 创新发展趋势 作为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创新发展是保持企业竞争力、企业活力的重要方式。广州地铁成立企业大学、申通地铁与上海工程大联合成立“企业学院”等，共享资源，发挥规模优势，促进大数据化革新，领先行业，形成智慧管理。 综上所述，企业应该基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分析决策，在组织设计上兼顾现在与未来，集权与分权，做到未雨绸缪，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为共创更美好的城市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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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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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利用统计学工具探究分析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本研究构建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共有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二阶结构。具体包括做人型心理资本、做事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做人型心理资本包括自信、自省、信念、追求卓越、韧性、自我效能感、乐观，独立思考、挑战自我、自控、沉静和抗压12个子维度；做事型心理资本包括上进、专注、责任感、对信息的理性判断、目标感、果敢和变通7个子维度；人际型心理资本包括同理心、包容、感恩和尊重4个子维度。本研究三个维度的划分是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对于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对于高校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和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互联网时代，心理资本，心理资本测量量表，结构维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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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理资本，受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产生，是心理学的概念，指个体在成长状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凸显个体在心理方面的优势。大学生作为即将走入社会的一个年轻群体，研究该群体应具有的积极心理资本，不仅有利于提升其在未来工作中的综合竞争力，也有利于提高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辅导和教育水平。 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与其学业成就、未来就业的状况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蔡林(2017) [ 1 ] 基于自信、乐观、希望、韧性四个维度，以学习投入为中介变量，重点研究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其学业成就的内在作用机制。李朝霞、宋莉莉(2017) [ 2 ] 基于心理资本探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感恩行为的关系，得出大学生通常具有较高的感恩水平，且其感恩的表现与心理资本存在显著相关的结论。张培培、金晓琴(2017) [ 3 ] 探讨了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资本与其未来职业决策难易程度的关系，说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困扰和职业决策困难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张国进、姚志强(2018) [ 4 ] 结合时代背景，基于心理资本探究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并在不同的人口统计条件下分析传统的心理资本四维度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生心理资本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需要继续深入，特别是有关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结构和测量，都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完善。 此外，互联网的应用，网络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网络文化不断影响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速，信息获取渠道增加，信息数量激增却质量上良莠不齐……网络可以带来扩展视野的机会，但同时也考验着大学生，他们的心理发展情势严峻。互联网丰富了大学生心理活动，其心理资本也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因此，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考虑时代背景和互联网因素。 本研究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访谈、问卷调查和统计学方法，研究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首先，对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并在网络上收集视频资料，整理出可以体现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内容的陈述句，提炼出与心理资本相关的，并且符合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特点的内容。其次，在上述基础上编制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并对问卷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检验。 本研究旨在探索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为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增加新的内涵，丰富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并为大学生心理辅导和素质教育提供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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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1. 心理资本的概念 Goldsmith、Arthur和Jonathan (1997) [ 5 ] 最早提出心理资本的概念，彼时属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后，在教育、医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开始有学者对心理资本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心理资本内涵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特质论。该观点将心理资本视为个体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Hosen等(2003) [ 6 ] 提出，心理资本是一种持久的内在心理基础构架，可以通过学习等途径进行投资并获得。第二，状态论。此观点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系列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Avolio等(2004) [ 7 ] 提出，心理资本包含了可以增强个体在工作中的满意度、敬业度和投入产出的积极心理力量。第三，综合论。Avolio (2006) [ 8 ] 认为心理资本不应被单一归为一种特质或状态，是一种类状态，既有特质又有状态，是二者的结合体，既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不变(特质论)，又可以被适当的措施干预，从而获得培养和提高(状态论)。 2.2. 心理资本的维度 Goldsmith， Veum和Darity (1997) [ 9 ] 认为心理资本有两个维度：自尊和控制点。其中，自尊包括价值观、善良、健康、外貌和社会能力；控制点有内、外控两个方面。Judge， Cole (2001， 2006) [ 10 ] 认为心理资本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情绪稳定性四个维度。Luthans， Youssef (2008) [ 11 ] 认为心理资本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维度。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中国文化情境，对心理资本展开研究。田喜洲(2009) [ 12 ] 提出心理资本不仅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坚韧四个维度，还包括积极能力、快乐(幸福)、情绪智力(情商)等结构维度。柯江林等(2009) [ 13 ] 提出中国本土情景中的心理资本结构具有二阶双因素结构：事务型心理资本(包括自信勇敢、奋发进取、乐观希望与坚韧顽强)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包括谦虚诚稳、包容宽恕、尊敬礼让与感恩奉献)。 2.3. 心理资本的测量 第一份心理资本量表由Goldsmith于1997 [ 9 ] 年开发，基于心理资本就是自尊的认知，《心理资本量表》面世。Jensen (2003) [ 14 ] 认为，心理资本包括希望状态、乐观状态、自我效能感和回复力状态四个维度，开发了相应的《心理资本评价量表》。Page等人(2004) [ 15 ] 认为，心理资本有希望、乐观、自我效能感(自信)、回复力、诚信五个要素，在测量心理资本时，采用《积极心理资本评价量表》。Luthans等人(2005) [ 16 ] 开发《心理资本问卷(PCQ-24)》，将心理资本分为希望、乐观、回复力和自我效能感四个维度。国内学者将测量本土化，柯江林等人(2009) [ 13 ] 编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资本问卷被广泛应用。 2.4. 有关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的研究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进行了探索研究。 曹杏田、励骅(2011) [ 17 ] 拓展了柯林江发表的心理测量量表，探索不同性别、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心理资本上存在的差异。孟浩天，孙玫贞(2015) [ 18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学生心理资本的成就动机维度，分析乐观、希望、韧性、自我效能、成就动机5个维度在不同人口特征下的差异。吴旻、谢世艳和郭斯萍(2015) [ 19 ] 提出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六个维度：自我效能、乐观、希望、韧性、宽恕和亲社会。 孟万金、官群(2009) [ 20 ] 通过对1300名中国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进行测量，编制了《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用六个分量表共20个项目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进行描述，六个维度分别是：智慧、勇气、人际、公正、节制和超越。肖雯、李林英(2010) [ 21 ] 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进行了探索，并初步编制了大学生心理资本测量量表，提出大学生心理资本具有自我效能、乐观、韧性、感恩、兴趣5个维度。 国外学者对于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Ji Won You (2016) [ 22 ] 探索了韩国大学生心理资本、学习能力与参与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习能力显著正相关，学习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充分调节了心理资本与参与的关系。Batel Hazan Liran，Paul Miller (2017) [ 23 ] 探讨了心理资本与大学生学业适应的关系，认为这是支撑学业成功的潜在因素。Christopher，Jessica，David (2017) [ 24 ] 的主要研究重点是亚裔美国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种族主义等因素对其心理资本的影响。Priscilla Rose Selvaraj和 Christine Suniti Bhat (2018) [ 25 ] 基于Luthans等人(2007) [ 26 ] 对于心理资本的分类，研究心理资本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果表明，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心理力量，显著提高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2.5. 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现有研究在心理资本的内涵确定、结构测量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总的看，对于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有关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结构、测量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而且，互联网作为新的时代背景，对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已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前人的研究较少基于互联网视角审视和分析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时和陈旧。本文将互联网背景作为研究的大背景，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结构展开深入研究。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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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研究的研究 3.1.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陈述句的收集、整理和提炼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应该是什么样的？网络互联的背景给予大学生心理资本以什么样的新内涵？”这两个问题是探索性的，因此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对访谈资料进行收集。与此同时，还采用网络视频采访资料、开放式问卷的方式，获取陈述句资料。 3.1.1. 心理资本陈述句收集过程 1) 深度访谈 本研究的访谈样本包括本科在读的7名大学生，年龄分布于18~22岁，其中，男性3人，女性4人，对每位受访者采取面谈的方式，进行时长大约为1小时的访谈。 2) 网络资料 研究者通过在百度及各大视频网站，搜索关于在校大学生的访谈视频，包括其学习成绩、科研项目、在校生活等。网络资料中的6名大学生，男性4名，女性2名，年龄为18~23岁。研究者对其访谈视频进行陈述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3) 开放式问卷 为了更多地收集有关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内容，本研究同时采用开放式问卷收集条目。开放式问卷涉及以下问题：大学期间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优秀；遇到考试不理想的情况会如何克服；在大学期间是否参加过创业项目，遇到问题时如何解决；大学期间是否遇到特别有成就感的事；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有了什么新的内涵和定义。开放式问卷主要在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班级中发放，共发放问卷32份，回收32份。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符合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特点的有关积极心态的陈述句并进行整理。 3.1.2. 心理资本陈述句整理与归类 将访谈所得的录音和文字资料进行整理，再结合网络资料和开放式问卷得到的文本资料，共得到324个陈述句。 对324个初始陈述句进行审查，删去与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明显无关或不符合要求的、表达不清的32条陈述句剩下292条陈述句，再次进行语义合并提炼，最终获得155条陈述句。 笔者根据搜集到的155条陈述句，进行开放式编码，挖掘出23个维度，分别为：包容、尊重、感恩、同理心、上进、专注、责任感、对信息的理性判断、目标感、果敢、变通、乐观、自信、自省、信念、追求卓越、韧性、自我效能感、独立思考、挑战自我、自控、沉静、抗压。 根据上述23个维度，研究者通过回归原始资料，寻找上述维度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为了系统整合上述一级类别之间的联系，组织5位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专家进行编码讨论，构建出心理资本的三个维度，即：做人型心理资本(乐观、自信、自省、信念、追求卓越、韧性、自我效能感、独立思考、挑战自我、自控、沉静、抗压)、做事型心理资本(上进、专注、责任感、对信息的理性判断、目标感、果敢、变通)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包容、尊重、感恩、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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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最终构建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具有二阶三维度，包括做人型心理资本、做事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其中，做人型心理资本包含乐观、挑战自我、自我效能感、独立思考、韧性、自信、自省、信念、沉静、自控、抗压和追求卓越12个子维度；做事型心理资本包含目标感、上进、责任感、果敢、对信息的理性判断、专注、变通7个子维度；人际型心理资本中包含同理心、尊重、包容、感恩4个子维度。 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发现，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做人型心理资本中的自信、乐观、韧性、自我效能感和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本文提出的8个新维度包括：挑战自我、独立思考、自控、自省、信念、沉静、抗压和追求卓越。这与大学生在当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密不可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及时性和方便性给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挑战自我、追求卓越就成为大学生心理资本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使得大学生在面临扑面而来的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时，应该学会甄别和判断，从大量的信息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提升自己，同时也要学会处理网上关于各种事件的正面和负面信息，这就需要信念、自省、沉静、自控力、抗压、独立思考等心理资本发挥作用。 做事型心理资本的7个子维度：目标感、上进、责任感、果敢、对信息的理性判断、专注、变通，是本次研究新提出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应具有的心理资本。虽然前人的研究中没有系统的提出做事型心理资本的维度，但这些心理资本都是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时代，目标、上进、责任感，都是成功的必备素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对信息的理性判断变得异常重要，时代的迅速发展和变化，需要大学生做事果敢，学会根据情景的变化做出变通。 人际型心理资本中包含同理心、尊重、包容、感恩4个子维度。感恩与田喜州所提出的维度一致，其余3个子维度是本次研究新提出的维度。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相处变得尤其重要，在人际交往中，同理心、尊重、包容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本研究三个维度的划分突出了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积极心理状态和积极心理能力，这三个维度是独立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做人型心理资本是做事型心理资本的前提和基础，做事型心理资本是做人型心理资本的拓展和应用，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则是做人型和做事型心理资本的升华。这三个维度的划分，有利于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为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高校开展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为提升教育水平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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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通过便利抽样法对嘉兴学院南湖学院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及资助工作进行复核和调研，从资助对象的认定、资助对象的后续管理等方面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出高校精准资助新方法、新思路，从而健全资助体系，实现精准资助的目的。 关键词 :高校精准资助，思路，资助体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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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重要指示。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 1 ]。而高校精准资助是“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在高校的实践与发展，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思路 [ 2 ]。 结合精准扶贫的理念，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也应从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三个方面开展工作。笔者以嘉兴学院南湖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便利抽样法，对当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资助进行调研，指出高校精准资助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 [ 2 ]，并对如何实现精准资助提出路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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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校精准资助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现有的资助模式仍然以人工收集信息、分析信息、班级民主评议的方法来确定资助名额，方式落后，信息不全面，导致效率低下，距离精准资助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 1 ]。 2.1. 资助对象精确识别难度大 当前，以嘉兴学院南湖学院为例，在认定时班级、院系及学校认定审核的依据是学生本人申请书、学生家庭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其他佐证材料如低保证、残疾证等。此认定过程存在以下问题：1) 当地民政部门在开具证明材料时并不能如实全面掌握学生的家庭情况，因此会出现把关不严，困难说成不难、不难说成困难的情况 [ 2 ]。其次，2019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中取消了高校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环节，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这一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大了认定的难度。2) 认定时间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一般是在入学后一个月内进行，一是学生之间熟悉程度有限，二是因为所带学生人数较多，辅导员等并不能完全了解每个申请学生的家庭情况，因此，班级、院系及学校认定过程中会出现为了完成任务而匆忙认定的情况。3) 认定程序问题。除了提供证明材料外，还需要学生本人提出申请，但有些学生因为自尊心过强或其他原因，不愿意主动申请。而且，在确定资助对象后都是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因此，认定过程的公开透明与尊重保护学生隐私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矛盾。 2.2. 帮扶措施不够精准 在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着各异性，他们来自不同地区，贫困程度不尽相同，因此，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于帮扶措施的具体需求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帮扶措施的需求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将学生大致分为特别贫困和一般贫困两类进行资助。这样的资助方式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地域差别，资助缺乏创新思路。另外，在资助名额的分配上，一般是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数按比例进行分配，但这种分配方式并不能立足于学生个体需求，资助模式单一，会导致资助资源分配不均衡。 2.3. 资助对象的后续管理不到位 目前，国家的资助政策从经济上解决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问题，但是，在扶智扶志方面的教育帮扶还不够，对他们的关注度还不够，很多学生缺少感恩意识，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且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经济原因不愿参加班级等集体活动，导致与同学关系紧张。有些学生为了骗取助学金谎报或夸大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出现不诚信现象，造成不良影响。还有些学生因为自尊心过强担心其他同学会歧视自己，形成不正确的消费观。不仅如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情感处理、素质能力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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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新思路探索 3.1. 创新资助认定模式，利用大数据做好认定工作 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阶段，在传统认定模式的基础上，可加入大数据的使用，用来收集分析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类消费信息，从而进行综合研判，以更加客观的数据反应真实情况，创新资助模式和认定方式 [ 2 ]。例如：自2015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使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在餐厅刷卡消费的人数和频次、平均消费水平、每餐消费金额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情况及入库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消费情况等，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的“隐形资助”，一方面实现资金的精准发放，另一方维护学生的尊严与隐私 [ 4 ]。 “精准”的前提是“真实”，所以首先必须应从学生的申请理由、民政部门提供的佐证材料、学生家庭地址所在地、民主评议、平时消费习惯等方面多维度描述一个经济困难学生，坚持“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建立科学、全面、快速的评价体系 [ 2 ]，从而能够快速的评价其真实生活水平，再依据贫困程度分类入库，从而确保了资助对象的精准识别，为下一步开展发放资助金，实现精准资助打下基础。 3.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将经济资助与精神资助相结合 当代大学生成长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他们思想活跃，受到多种价值观的影响，追求自我，注重自身利益，因此在开展资助工作时，应加强思想引导，进一步深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了解学生在思想上的需求，帮助引导学生成长为自立自强的独立人，实现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统一。 首先，在新生入学始业教育阶段，学校应将国家的资助政策给予详细讲解，让新生充分了解国家资助政策，以形成正确的认识；其次，学校应积极利用第二课堂的功效，借助各种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引导学生养成感恩、吃苦耐劳、诚信的优良品质，这样会降低非困难学生申请资助的比例，达到精准资助的目的 [ 5 ]。再次，学校应积极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鼓励经济困难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而不是“坐等”国家的资助，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削弱经济困难带来的心理压力 [ 6 ]。同时，作为开展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导员或班主任以及思想政治课老师，应多用一些榜样的力量来鼓励经济困难学生，使他们正视自身面临的困难，学会积极乐观面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真正做到“天助自助者”，实现自我帮扶。 3.3. 规范资助体系，提升高校资助队伍水平 当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使得很多学校的资助仅停留在“助学金发放”的阶段，忽略了后续的资助管理工作。且高校资助队伍的主要力量是辅导员，但由于辅导员事务工作多，精力有限，使得高校资助工作停留在“完成任务”的阶段。因此，要实现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离不开一个完善的资助体系和一个高水平的高校资助队伍。 建设先进的资助工作队伍。首先，建立负责本校学生资助育人的专门机构(如育人资助办公室，简称“育资办”)，负责统筹学院的资助工作 [ 7 ]。其次，加强资助队伍专业性建设，培训建立一支由“育资办”为主，学院辅导员、班主任为辅的专业资助队伍，实行专人负责制，确保资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后，充分发挥任课教师、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的力量 [ 7 ]，动态了解并反馈受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变化，为学生精准资助工作提供客观的及时的信息资料。 建设动态的资助制度。首先，以嘉兴学院南湖学院为例，对于一些因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导致家境变故的学生，都能及时给予一定的临时资助，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其次，如受资助学生在申报时弄虚作假，或将资助金用于购买奢侈品等与其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不符的行为，经核实后应立即取消或停止资助。最后，对情况好转主动申请不再受资助的学生停止资助，并给予表扬或其他奖励。 建设合理的监督制度。一方面需要优化评价体系，另一方面需建立合理的监督制度 [ 2 ]，综合上级检查、平级互查、下级举报等多方位机制，确保资助工作的公正与公平，有利于资助学生的后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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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 高校精准资助是一项关系重大、意义深远的工作，要做到把资助金切实用到需要的人身上，实现以资助促育人，必须加强对资助对象的精准认定，健全资助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精准资助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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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成为各领域普遍接受的传播工具和生产方式。因此，网络也就成为了宗教传播和发展的新的工具。在宗教与网络的结合中，网络会对宗教的权威产生影响。本文主要从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冲击和宗教权威在网络中的重塑这两个方面来简要的论述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影响。最后对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影响作出总结，使得从这一方面的影响出发，反映出网络对宗教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宗教权威，冲击，重塑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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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宗教权威的构建与变迁 “权威”一词在社会学领域中被不断的讨论。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是权威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权威是“一个人在向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 [ 1 ]。同时，他还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宗教以感性的宗教观念为核心，其组织中必然蕴含着权威关系。钱婕在其《网络时代宗教知识权威的建构与消解》的文章中将网络权威的构建总结为三个途径，即知识权威、象征性权威和合法性权威。所谓知识性权威，即是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力，这需要丰富的神学知识与长期的神学训练；象征性权威，即是指通过宗教仪式的举行和对宗教仪式的合法主持塑造的权威；合法性权威，是指对已有规则的认可，这里的规则应该是宗教组织中的教律。 宗教权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传统权威是以口头传播或以印刷品为核心的文本识读为基础形成的。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最初的宗教都是在口头上进行人与人间的传播。直到文字和印刷术的出现，宗教的信仰和教义就以印刷品为载体进行传播。各个宗教最开始的权威是通过一些启示或者超自然的神迹建立起来的，比如像摩西这样启示的传承人，由于他宣称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就因此而获得了权威。在这之后，宗教的权威就是通过对宗教信仰和教义这样的文本的解释所建立起来的，比如中世纪时期，教会是神和信众之间的媒介，只有教会对经典有解读的权利，他们是宗教解读的唯一来源。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具有等级结构的宗教交流方式。 伴随着技术的继续发展，网络成为了生活中的主要传播工具，网络生活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网络的产生，网络空间应运而生。网络空间是指网络所带来的、为人们提供多种信息活动的场所。这个空间是虚拟的，无边界的。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身份，可以匿名的行动，使网络用户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展现自我。这是一个与现实空间有所区别的相对的比较自由的空间。因为网络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所以宗教也无可避免的要与网络相结合，使宗教出现在网络的空间中。这种新兴的网络宗教形式对宗教的权威产生了影响，它一方面冲击着宗教权威，一方面又重塑了宗教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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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冲击 根据上文提及的宗教权威构建的三种途径，本部分将从前两个方面论述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冲击。 首先，是对知识权威的冲击，即由教会一对多的知识传播方式变为了多对多的传播方式。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指出，互联网理想地被设计用于多对多的交流，这代表了一种网络互动的形式，不同于集中层次结构所使用的一对多通信的形式 [ 2 ]。将这种互联网的特性放在网络宗教中，那么这里所提到的“集中层次结构所使用的一对多通信的形式”，就是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以宗教权威为一，信众为多的通信形式，即教会和祭司被视为人与宗教实践之间的重要媒介。而“多对多的交流”，就是网络空间中宗教的参与与互动。该学者所提出的这个关于互联网的特性，在网络宗教的发展中得到印证。根据克里斯托弗·赫兰(Christopher Helland)的研究，在较早时宗教在线和线上宗教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宗教在线是指只提供宗教信息而不提供互动的宗教网站。而线上宗教是指那些有自由的空间并且有高层次互动的宗教网站。而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那些只提供宗教信息的网站组织开始适应在线的环境并且加入了在线的宗教互动。现在的大多数的网站都在弥合宗教在线和线上宗教之间的差距，并且两者都提供。这表明，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那种传统的“一对多的通信形式”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正是由于这样的特征，使得传统的宗教权威受到了挑战。宗教信息的发出者不再仅限于宗教的权威，每一个参与网络的宗教信仰者都可以既是信息的发出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这就会使个人对宗教的内容，都会给出自己的诠释和使用。那么，关于宗教信息的来源就变的非常多元，更多的宗教信息可以在线显示，与那种由权威控制提供标准的绝对的宗教信息是不同的。这样，就存在着一种自由，在宗教信息的获得上，是从个体中获得而不是从传统的守门人那里吸收 [ 3 ]。 其次，是对象征性权威的冲击，即线上宗教仪式的出现及宗教行为个性化的发展。宗教仪式是指“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按照一定程序和规范组合起来的一系列宗教行为” [ 4 ]，它是宗教情感与宗教体验的外在表现形式。传统的宗教仪式是由宗教组织中特定的成员主持，这是一种权威的体现。在仪式中，严肃的仪式过程与浓厚的宗教氛围使参与者感受到震撼和敬畏，这是对宗教权威的再次加强。但是，随着网络宗教的不断发展，线上宗教仪式开始出现，它将线下的宗教仪式移入网络空间。线上宗教仪式使宗教仪式的主持权不再是宗教组织中特定人员的特权，它将参与仪式的选择权交到了使用者手中，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参与仪式。同时，线上的宗教仪式简化了线下宗教仪式的程序，参与者仅需点击鼠标就能够完成仪式。比如，英国有一个叫做“愚人教堂”的虚拟教堂，其定期就会举行宗教仪式，仪式的主持者就是虚拟教堂的运营者。它的界面是仿造现实教堂的卡通版本，信徒可以自由选择代表自己的卡通形象并在规定的时间上线完成仪式所需的活动都即可。虽然类似虚拟教堂这样的方式简化了信徒参于仪式的过程，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宗教仪式的严肃性与神秘性。 与此同时，由于网络上的宗教信息变得丰富，宗教用户可以自主选择参加什么形式的宗教仪式，她们可以自己塑造对宗教的信仰，减少对权威的依赖，使宗教用户能够聚集和个性化他们的宗教行为和信仰，这就促成了一种宗教行为和信仰以自我为导向的个性化发展。互联网为宗教用户提供了自由，消除了许多既定的进入障碍，如正规的指导或培训要求，使他们能够绕过传统的漫长的启动过程，快速而准确的得到想要的宗教信息，实现一种个性化的宗教行为。其实，这种个性化是网络时代的趋势，一些研究者称之为“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即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所推动的一场关于社会关系的革命，人对人的联结取代了地点对地点的联结，个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能同时保持多重身份，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身份的具身性限制愈渐被打破，个体具备了超自主性对资源、知识、连接的对象有更大的控制权 [ 5 ]。由此，网络使得宗教用户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宗教信息在没有权威指导的情况下进行自我解读，使宗教具有了个性化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与传统的宗教权威所不同的，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减了现实中的传统权威的威信力，使信众不再完全的依赖传统的权威。其实，这是现实中的宗教机构不愿意看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