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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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国际学生视频类赛事的意义 通过观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面向国际学生的视频类赛事具有如下几点意义： 5.1. 可以激发国际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 国际学生通过参加比赛走出了课堂和校园，深入到了中国的社区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当中，使用的汉语不再局限于教科书上的语言，而是要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交流。这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语言文化实践能力，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语言能力，这将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 [ 3 ] ，使用汉语表达个人意愿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学习汉语的热情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5.2. 可以拓展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尽管各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以往国际学生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一些国际学生参与的活动和赛事大多处于封闭状态。随着各大高校和其他机构举办的活动和赛事不断增多，中国学生也逐步参与其中，各类赛事所涉及的话题深度有所增加。传统的教学都是在课堂上进行，但国际学生为了完成视频的拍摄，必须深入广大中国的社区、校园和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因此拓展了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教育人类学认为，文化实践活动可以拓展教育空间，有助于建立完整的教育生态体系 [ 4 ] 。 5.3. 为教学提供思路注入生机 有学者研究发现，使用视频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显著地提高外语学习的兴趣 [ 3 ] 。将立体的氛围带入课堂，因此视频拍摄是一项具有革新性质的学习方式 [ 5 ] 。 各大高校通过举办视频类赛事，给国际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和展示自己汉语能力的舞台。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指导教师需要发现每位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汉语表达内容。同时，汉语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们拍摄的较为完整清晰的视频作为口语课或文化课的教学资源，为丰富教学形式提供新思路，为教学注入活力和生机。当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竞争性质的课外体验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对于教师来说，从而达到“以赛促教促学”的目的。 5.4. 可以促进国际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 国际学生通过参加视频类比赛，可以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热点问题有所了解，如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中国学生的军训、中国的网红文化以及中国近几年的发展等，从而使国际学生可以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加快其适应并融入中国文化社会的脚步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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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反思与建议 我们通过对面向国际学生的视频类赛事的调查和访谈，对未来该类赛事的举办提出了一些建议。 6.1. 进一步加强中外学生合作 以往国际学生的比赛都是由专业的汉语教师指导，随着高校中中外学生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大量增加，在各类国际学生的语言文化赛事中，中外学生合作的形式将更为普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和本科生逐渐在国际学生的赛事中发挥作用。中外学生的合作交流可以加深国际学生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理解。同时，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个主题进行分析，在讨论中交换意见，可以加深双方对对方国家文化的理解，从而全面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6.2. 继续拓展视频主题内容 通过对视频类赛事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现在该类赛事的主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但仍较为单一，没有全面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后视频类赛事的主题应关注更多的中国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婚恋观念、养老问题、购房政策等。主题的拓展既可以加快国际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融入和适应，也可以为中国社会增加新的思维和视角。 6.3. 加强对参赛者视频拍摄和制作的赛前培训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参赛者尽管对于某些社会问题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视频技术方面较为欠缺。他们对于视频拍摄的知识、视频制作的方法都所知甚少，这一点从视频作品的完成质量也可以看出来。如视频作品良莠不齐，有的作品在画质、拍摄稳定性、剪接的流畅性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缺欠。因此有必要在这类赛事之前，主办方针对参赛者存在的视频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强化和培训，以保证拍摄作品的质量。 6.4. 主动吸纳专业媒体和机构的介入 通过对视频类赛事的调查和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际学生的汉语水平尚未达到中国学生一样的流利程度，但国际学生具有丰富的资源以及独特的国际化视角，这些优势和中国学生合作后便会凸显出来，如果能对此加以利用，将会对社会热点话题提出非常好的建议。此外，如今的视频类赛事已经从萌芽状态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比赛的流程和安排日趋成熟。 在这一情况下，如果有专业的媒体机构介入，可以扩大国际学生的影响力，使中国社会增加国际化的视角，从而促进首都北京乃至全国各城市教育的国际化、文化的国际化以及人口来源的国际化。同时，专业媒体的介入可以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因此视频的制作及播放效果都能得到保证。 随着国际学生语言文化赛事的日益完善以及当今各类视频类应用程序的兴起，以往被认为是小众的自娱自乐的视频拍摄将被更加广泛地运用于国际学生的语言文化及教学等活动中，有关国际学生的视频类赛事一定会得到更大层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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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实验旨在探究选择盲现象在改变大学生自杀态度中的作用。先用自杀态度问卷(QSA)收集信息，前测探究不同自杀态度的被试中性词、自杀词、其他消极词Stroop效应的差异，发现只有自杀词在不同自杀态度下差异显著，接受组明显慢于排斥组，为后测观察自杀态度改变提供前提条件。后测利用选择盲现象制作反转答卷并提问诱导被试自杀态度的改变，再观察Stroop效应的变化探究改变效果，发现被试在提问时无法发现这不是自己的真实态度，但改变操作前后Stroop效应差异不显著。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自杀态度越偏向于接受，对自杀词的Stroop反应时越慢；虽然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杀态度选择被改变，但内隐认知变化不显著，需进一步完善方法以投入实践。 关键词 :选择盲，自杀态度，情绪Stroop效应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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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自杀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杨丽等，2017)，我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夏莹，杨子云，&戢汉斌，2017)。自杀也是我国青少年因伤害致死的第三大原因(黄雄英&邓希泉，2011；黎亚军，2016)，是15~34岁人群中的首要死因，其中大学生的自杀率是同龄人的2~4倍(翟书涛，1997)。近年来，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胡月等，2016)。大学生自杀在给家庭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会给周围的朋友、同学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给学校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柳宝祥等，2008；王琳&王卫红，2008)。周达生(1986)调查1582名被试人群中，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为21.43% (何兆雄，1997)。王玲、路仕荣(2001)在对379名师范院校大学生的调查中，有22.69%的人有自杀意念。大学生群体中五分之一的学生有过自杀意念，说明自杀预防，尤其是早期预防亟待解决。 自杀态度是指个体对自杀行为、自杀者等所持有的一种具有持久性与一致性的倾向，是对自杀行为的看法和认知(肖水源&杨洪，1999)。自杀态度是自杀的危险因素，是预测自杀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小桃&罗贵明，2011)。Tsukahara等人(2016)的研究显示，对自杀持肯定和宽容态度的个体自杀倾向比其他人更突出，与自杀意念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且唐永卿和杨宏飞(2003)的研究表明重点大学学生对自杀的理解多于普通大学学生。可以推测：人们对自杀的态度不但有可能影响他自己会不会选择自杀，而且还会影响一个可能自杀的人的周围环境，影响他对自杀与否的选择。因此，对大学生自杀态度研究需要得到合理应用，降低自杀风险刻不容缓。本研究选用信效度良好的自杀态度问卷(QSA)进行计分，以方便后续研究。 Stroop效应在1935年由美国心理学家John Riddly Stroop发现。当命名用红墨水写成的有意义刺激(如“绿”)和无意义的刺激词的颜色时，会发现前者的颜色命名时间比后者长。这种同一刺激的颜色信息(红色)和词义信息(绿)相互发生干扰的现象就是著名的Stroop效应。从广泛意义来说，就是一个刺激的两个不同维度发生相互干扰的现象。 情绪Stroop效应是当前Stroop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指刺激中的情绪信息对非情绪信息的影响，也是经典Stroop范式的变式。该效应最初是在研究有情绪障碍的个体时发现的，指当命名用不同颜色写成的“情绪词”和“中性词”的颜色时，前者的颜色命名时间要长于后者，是对自己当前关注或者说是与其情绪相关的词作颜色命名判断时，所出现的干扰效应(Williams， Mathews， & Macleod， 1996)。该范式在实验研究中应用甚广，如当被试命名忌讳语的颜色时候，要比命名中性词语反应时显著长(Wolach， Mchale， & Tarlea， 2004)；Willebrand等发现烧伤患者命名烧伤词语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命名外伤词语、中性词语的反应时，而匹配组对这三种词语的命名时间没有显著差异；相对于正常被试而言，焦虑个体(包括焦虑病人和高焦虑状态个体)命名有威胁性含义词的颜色时间较中性词长(Mathews & Macleod， 1985; Mogg， Mathews， & Weinman， 1989)。 情绪Stroop效应其实是一种注意偏向，如果被试内心情感状态与呈现刺激所隐含的情绪词语相吻合，被试更容易对这个情绪词语产生注意偏向，这时被试对情绪词语的反应时将延长(陈俊，刘海燕，&张积家，2007)，这时，被试对情绪词语的反应时便间接反映了其内隐情绪状态。MacLeod等1990年提出的联结主义模型认为情绪Stroop效应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情绪或个人最近关注的情绪刺激的静止激活水平比其他非关注信息高(例如蜘蛛对于蜘蛛恐惧症患者)，二是与过去经验中的威胁或损失相关的负性刺激会被贴上标签，当再次接触到相关刺激时，神经调节就会影响这些刺激的输入(徐舒靖，2009)。有的文献也用“情绪一致性效应”代替“情绪启动效应”(杨丽珠，蒋重清，&刘颖，2005)。不是任何程度的情绪都能引起情绪Stroop效应(陈俊，刘海燕，&张积家，2007)。 情绪Stroop效应在烧伤病人、戒毒者、拖延者等方面均有应用，但自杀相关的研究空缺，我们可以利用此范式研究、区分自杀态度。 理性决策理论认为个体的偏好是确定不变的，决策者将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然而，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选择是什么，还会为自己未曾做过的选择辩护。选择盲现象指当个体的选择被暗中操纵时，不能觉察他们的偏好与决策结果之间不匹配的现象(张慧等，2014)。Johansson等(2005)首次提出选择盲的概念，在他们的实验中，被试需在成对呈现的女性照片中选出更有吸引力的面孔，随后解释原因。在给予虚假反馈的选择中，尽管两张照片非常不同，只有不到30%的被试发现呈现的照片不是自己所选择的，没有发现差别的被试找了很多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自己认为这个面孔更有吸引力，即使他们首次选择时根本未曾选择这个面孔。此类研究还被运用在消费的选择(Hall et al.， 2010)、道德判断(Hall， Johansson， & Strandberg， 2012)、政治选举(Hall et al.， 2013)等方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稳健的、可重复的、戏剧化的过程。 选择盲不仅是一种现象，也发展为一种研究工具，如果可以运用到积极态度的引导上，将会有利于全民心理健康，成为潜移默化中治疗抑郁等心理问题的良药。但目前的研究很少拓宽领域，探究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并达到相应的目的。基于此，我们可以将选择盲视用到自杀态度的改变中，既可以检验其影响力和实用性，又可以尝试对自杀态度进行改变从而降低自杀率，有社会意义和价值。 本研究欲通过信效度良好的QSA问卷、情绪Stroop范式和选择盲现象，探讨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自杀相关词、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反应时的差异以及“选择盲”对自杀态度的改变效果，希望对树立大学生合理的自杀态度起作用。 1.2. 目的与假设 本实验分为前测和后测，前测旨在探究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自杀相关词的Stroop效应有无差异，以及与对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有无明显差异，为后测通过自杀词Stroop效应验证自杀态度的改变做铺垫；后测进一步探究自杀态度通过选择盲现象改变的外显效果和内隐态度变化如何。据此，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于自杀词的Stroop效应差异显著，即越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对该词的颜色反应越长，而在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上差异不显著； 假设2：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外显效果较好，即被试所赞同的“自己的”自杀态度有不清晰性、可操作性； 假设3：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导致的内隐变化显著，即同一自杀态度下的被试两次实验中对自杀词的Stroop效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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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前测：接受或排斥的自杀态度对大学生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随机发布招募信息，选取广州市区大学的本科生进行实验。首先施测《自杀态度问卷》(QSA)，收取有效问卷并求总问卷均分，再按问卷得分情况和本身要求，对被试的自杀态度分级。筛选出50份(男生24人，女生26人)，其中接受组25人(12名男生，13名女生)，排斥组25人(12名男生，13名女生)，年龄均在18~22岁之间，都自愿并可参加后续实验。 所有被试无智力障碍，无色盲、色弱，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完成后给予适量报酬。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两因素混合设计，探究两种态度下的被试分别对三类词性反应有无显著差异，并采取记名形式，为后测记录被试做准备。其中组间变量为自杀态度，组内变量为词语类型；因变量为反应时和正确率。 2.1.3. 实验仪器和材料 实验仪器使用联想电脑，e-prime程序内分辨率为640 × 480。 采用肖水源等人1999年编制的《自杀态度问卷》(QSA)，对被试对于自杀的态度进行测量。该问卷包括29个条目，都是关于自杀态度的陈述，分为4个维度：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对自杀者的态度，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对安乐死的态度。对所有的问题，都要求受试者在完全赞同、赞同、中立、不赞同、完全不赞同中做出一个选择。在此基础上，再计算每个维度的条目均分，最后分值在1~5之间。在分析结果时，可以以2.5和3.5分为两个分界值，将对自杀的态度划分为三种情况，≤2.5分为对自杀持肯定、认可、理解和宽容的态度，>2.5~<3.5为矛盾或中立态度，≥3.5认为对自杀持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态度。该问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条目一致性，以及一定的表面效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采用情绪Stroop任务，刺激材料选取自杀相关词为实验组，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作为对照组，其中含自杀双字动词10个(割腕、跳楼、投河、上吊、自焚、服毒、绝食、剖腹、刎颈、饮弹)，其他消极双字动词10个(背叛、孤立、算计、嫉妒、堕落、贿赂、强迫、处罚、玷污、亵渎)，中性双字动词10个(吃饭、喝水、打球、学习、唱歌、跳舞、走路、跑步、骑车、绘画)，所有双字词首字和尾字均不相同。在后测结束后，会给接受两次实验的被试判断词汇的类型，以证明本实验词汇的选取基本上能达到预期的区分效果。 选取红绿两种颜色作为目标刺激材料的颜色，随机对半分配显示三类词汇，30个词每词各呈现2次，即一轮实验共60个刺激。50人均对相同材料随机练习10次。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1.1编制。 2.1.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之前三天内，被试先在指定链接填写QSA问卷，目的是确定其自杀态度水平，以此筛选出进行进一步实验的被试。虽然原问卷分为三个等级，但可能是由于被试群体是素质良好、见识较广的大学生，对精神心理问题有理解与同情心，对于个人来说压力也比较大，对自杀现象有自己的认识，其分数普遍低于3.5分，也就是“非常不认同”的界限，因此以2.5即接受与待定的界限进行重新排序，分为接受与(较为)排斥两个组别。 接着，于三天内挑选适当的时间，与被试约定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实验室安静舒适，隔音较好。被试坐在距离计算机60 cm左右的位置，先行进行前测的练习、正式实验两个阶段：练习阶段随机选取10个词，以获准备状态；正式实验随机呈现30个双字词各接受两次，每个类型均按颜色平衡，相同种类不连续出现。 实验程序如图1所示。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黑色“+”字500 ms，然后出现一个颜色刺激，允许反应的时间为2000 ms，练习阶段有反馈，正式实验阶段无反馈。实验进行的5 min内，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对刺激进行反应，记录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图1. 实验程序 2.2. 结果 数据采用SPSS 25.0进行分析。对被试的反应时按均值外三个标准差的原则筛选(469.3 ± 3 × 140.4 ms)，保留可用反应时内对应的正确率，以及该范围内的正确反应时。分别对两组被试的三类词汇反应时、正确率数据进行收集、计算，汇总结果如表1。 Table 1 Pretes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正确反应时(ms) 适时正确率(%) 接受组 排斥组 接受组 排斥组 中性词 463 (70) 453 (59) 96 (6) 95 (7) 自杀词 485 (71) 440 (57) 95 (7) 97 (5) 消极词 462 (65) 458 (52) 95 (6) 95 (7) 表1. 前测描述统计汇总：均值(标准差) 首先，对正确反应时进行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性和自杀态度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 > 0.05]，但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 = 10.07， p<0.01， η p 2 = 0.17]，因此，需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词性在自杀态度的接受组下简单效应显著[F(2， 96) = 7.27， p < 0.01]，自杀词明显最慢，排斥组下简单效应也显著[F(2， 96) = 3.35， p = 0.04]，自杀词明显最快；而对于自杀态度，只有在对自杀词的正确反应时上其简单效应显著[F(1， 48) = 6.03， p = 0.02]，其余均不显著。 三种词性下不同自杀态度组的正确反应时柱状图如图2，不同自杀态度组对三种词的反应时折线图如图3。 图2. 前测正确反应时A (单位：ms) 图3. 前测正确反应时B (单位：ms) 接着，对三种词汇的适时正确率进行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排斥组自杀词正确率略高于接受组，但词性、自杀态度的主效应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 > 0.05]。三种词性下不同自杀态度组的适时正确率柱状图如图4。 图4. 前测适时正确率 因此，可以做出初步判断：态度较为接受自杀的人，比排斥自杀的人对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反应时更长，也就是越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对该词的颜色反应越长。由于中性词和其他消极词下两种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反应时差异不显著，则自杀词Stroop反应时有何差异，可以作为判断自杀态度是否不同的依据。 至此，假设1成立，为进一步进行后测提供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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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接受或排斥的自杀态度对大学生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影响 前测中，对于三种词性，自杀态度接受组的反应时均高于排斥组，但只有对自杀词的反应时差异显著；同时，正确率的差异均不显著。即：态度较为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比排斥自杀的人对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反应时更长。 对于这种结果，本研究中后测继续进行的前提条件就是自杀态度Stroop反应时可以作为判断态度改变的依据，即中性词和其他消极词下两种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反应时差异不显著，自杀词显著，因此可以继续后测。 4.2. 选择盲现象在改变对大学生自杀态度中的作用 后测中，首先，接受或排斥自杀虽然是态度问题，但类似于前人对政治倾向的研究结果，被试基本上不知道自己选择过什么，符合“选择盲”现象，即选择盲用于改变自杀态度的外显效果较好。 其次，接受组、排斥组自杀词Stroop反应时均有所降低，虽然接受组反应时依然大于排斥组，但差异由前测的显著变为不显著，且正确率有接受组大于排斥组的变化趋势。尽管如此，两次实验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有下： 1) 被试数量少，且群体文化水平较高，对于自杀的排斥态度没有那么强烈，会给予一定理解，且自身压力较大，也会有自己对自杀的看法，并可能对实验目的有一定猜想； 2) 虽然被试在外显言语表达的时候并不记得和坚持自己真正的选择，但自杀态度可能与个人经历有关，更加强烈，包含在个人内隐的行为中，从而影响Stroop反应时； 3) 对于排斥组而言，其他两类词语的反应时均变短，可能是一定的练习效应掩盖了本身的结果，但为保证自杀态度一致，且考虑招募被试的客观情况，两次实验不能间隔太久，互相限制。 4.3. 研究改进与展望 该研究较为创新地结合了选择盲和情绪Stroop技术，为研究自杀态度、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开拓新思路，提出研究的新方向和建议。该研究还有可以改进之处，如下： 首先，对于实验程序本身，可以增大被试量，有针对性地选取QSA分数差异更大的群体进行后续实验，且适当权衡，增大一次实验的测试时长和两次实验的时间间隔； 其次，从实验结果的分析出发，可以增设对于性别、年龄、宗教等人口学变量的分析，还可以考虑增加除了自杀态度的其他变量作效果改变的比较，或增加回忆等实验环节； 最后，可以改进诱导自杀态度改变的手段，如增添实体假问卷等，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建议将“选择盲”不仅看作一种现象，更作为一种技术去投入应用、服务社会；且后期如可以将态度改变的技术投入心理健康实践(如自杀态度)，将有利于公民健康水平，真正地将心理学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促使社会进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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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于自杀词的Stroop效应差异显著，即越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对该词的颜色反应越长，而在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上差异不显著； 2) 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外显效果较好，即被试所赞同的“自己的”自杀态度有不清晰性、可操作性； 3) 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同一自杀态度下的被试两次实验内隐认知有一定变化，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被试或态度本身的特点等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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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同属美国领土，政治身份却迥然相异：前者是自治邦，而后者是美国唯一的群岛州。这种差异对两者的政治利益和公民政治权利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其本质在于作为非合并领土的波多黎各无法平等地享受到完全的宪法权利，这是两者成为美国领土的法律路径不同所导致的地位差异。在当前形势下，虽然波多黎各已举行多次公投意图并入美国，但它对“第五十一州”身份的期望难以挑战美国联邦政府对其殖民地身份的建构以及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现实考量，因此趋同之路仍然渺茫。 关键词 :波多黎各，夏威夷，美国政治，联邦制，美国宪法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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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7年6月11日，波多黎各就与美国间的地位关系问题举行自1967年以来的第五次公民投票。结果显示，有23%的合格选民参与了公投，其中97%的选民支持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而在2012年第四次公投中这个数字是61%。现任总督里卡多·罗塞洛(Ricardo Rosselló)曾在竞选时承诺为波多黎各争取美国正式州的身份。虽然他的支持者在公投中实现了压倒性优势，但仍未如愿以偿。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早在2017年4月就拒绝批准该公投计划，导致波多黎各政府“一意孤行”的公投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借助公投并入美国不是天方夜谭，地处太平洋中部、远离美洲大陆的夏威夷就曾以公投形式成为美国目前唯一的群岛州。今日，波多黎各对夏威夷同等地位的追求热情高涨，与其经济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基于严重的经济衰退、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依赖以及美国国会的至高权力，20世纪的波多黎各民族独立运动似乎不会再重演。面对岛内困境，“第二个夏威夷”是总督及其支持者眼中的最佳解决方案。那么，波多黎各与夏威夷的政治身份差异有何具体表现？差异的本质是什么？两者政治身份在波多黎各与美国联邦政府的互动下将趋同还是维持现状？这是美国国家结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但又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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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两者政治身份差异的本质 波多黎各和夏威夷的政治身份在政治利益及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出的种种差异，本质上是美国非合并领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y)与州在法律地位上的差距，于美国宪法及修正案的表述和推理中可见一斑。 被称为财产或属地条款的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国会有权处理和制定关于合众国领土或其他财产的一切必要规则和条例；本宪法中任何内容不得做损害(prejudice)合众国或任何特定州任何权利主张的解释”。该条款赋予了国会管理和控制合众国所有领土的权力，也限制了宪法被解释用于损害(或歧视)国家及州权利的可能性。换言之，国会有权处理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州的事务或制定相关法规，但不得侵犯宪法所赋予夏威夷州的所有权利，而对波多黎各则可以有选择性地适用宪法规则，因为波多黎各不属于合众国，更非一个州。再者，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众议院选举规则)、第三款(参议院选举规则)和第二条第一款(总统选举规则)的规定，可知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的选举基础都是州。因此，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及关岛等岛屿区(insular area)，既在美国大选中没有选举人票，又不能选举具有投票权的国会议员。虽然1961年通过的第23号修正案将选举权扩大到哥伦比亚特区，但仍未涵盖上述地区。因此，波多黎各政治利益及政治权利的缺失缘于其“非美国州”的政治身份缺乏联邦宪法的明确和保护。 波多黎各如今被定性为美国的非合并领土。在历史上，与波多黎各同年纳入美国国家结构的夏威夷曾经历过从独立国家到美国的合并领土(incorporated territory)、再到州的转变。要厘清合并领土、非合并领土与州的异同，有必要回顾波多黎各和夏威夷政治身份的演变历程。 1898年西班牙在战争失利后签署了《巴黎条约》，将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让与美国。鉴于联邦宪法中没有关于管理新领土的规定，法律界对新领土的政治身份和居民权利问题展开激烈争论。20世纪初，美国最高法院在岛屿案(insular case)中做出一系列裁定，明确这些岛屿属于美国领土但并非合众国的一部分，并认为宪法对权利的充分保护不是自动拓展到美国所控制的领域 [ 6 ] 。岛屿案“授权国会以建立殖民政权，允许美国继续管理和开发这些原西班牙领土” [ 7 ] 。所以，美国国会有权决定在这些领土上的宪法适用范围，导致波多黎各等地的居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并不是完整的。由于判例法是美国的法律渊源，使得如今许多法律学者把岛屿案视作是美国殖民主义和吞并境外土地行为的宪法性依据 [ 8 ] 。可见，联邦政府对波多黎各等区域冠以“非合并领土”之名，实际上是其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为获取领土而将只赋予有限宪法权利的行径合法化的幌子。1900年颁布的《福瑞克法案》在波多黎各领土上组建了平民政府，不过居民身份仅限于波多黎各公民。1917年《琼斯法案》根据分权原则重新组织了波多黎各政府，增设参议院并建立“属地居民代表”选举制度(此前由总统任命产生)，最重要的是将美国公民身份赋予1898年4月25日及之后出生在波多黎各的居民。耐人寻味的是，两个月后国会出台《1917年选择性服役法》(Selective Service Act of 1917)，使得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波多黎各人成为征兵对象。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超过18，000名波多黎各人在美国军队服役 [ 9 ] 。1952年，波多黎各政府起草的自治宪法被美国国会批准，“波多黎各联邦”正式成立。 1893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下，反对者发动了推翻夏威夷王国统治的政变，随后组建临时政府并得到美国承认。1894年夏威夷共和国(Republic of Hawaii)成立，其领导人在经济、政治和家庭方面与美国存在着密切联系，致力于将夏威夷并入美国版图。然而，时任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是一位反帝国主义者，极力反对吞并夏威夷并力图证明美军行动是中立的。直到1897年威廉·麦金莱上台时，联邦政府才与夏威夷共和国恢复了吞并谈判。虽然夏威夷共和国在美西战争时宣称中立，但实际上利用地理优势为美国海军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以此赢得了美国政坛的广泛认可 [ 10 ] 。需要参众两院批准的联合决议——《纽兰决议》(Newlands Resolution)于1898年7月4日通过，标志着国会同意吞并夏威夷共和国，后经总统签署生效。同年8月12日，这个独立国家将主权正式移交美国。经过两年的空白期，1900年《夏威夷组织法》颁布，建立夏威夷领土(Territory of Hawaii)和相配套的政府并提供完全的宪法保护 [ 11 ] ，将美国公民身份赋予前夏威夷共和国公民(包括原住民)。该法律使夏威夷成为合并领土。1959年《夏威夷接纳法》(Hawaii Admission Act)在全民公投中通过，夏威夷因而摆脱了存续五十九年的合并领土身份，成为合众国第五十个州。 通过梳理波多黎各和夏威夷政治身份演变历程可知，两者成为美国领土的法律路径存在差别：前者划归美国时的根据是国际法《巴黎条约》，缺乏国内法支撑，国会对其的统治和管理的合法性缘于滞后的判例法；后者从夏威夷共和国到美国领土再到州的身份转变均以国内成文法为依据，合并领土是建州(statehood)的前提。这种差别使得夏威夷受到宪法的充分保护——因为国会制定的成文法必须服从于宪法；而波多黎各则缺少部分宪法权利——判例法认定其为不属于合众国的美国领土。从表象上看，宪法是否充分适用就是合并领土与非合并领土的区别；从本质上看，如果说合并领土被认为是合众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财产，那么非合并领土的法律地位则仍停留在财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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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两者政治身份差异的走向 波多黎各与联邦政府就政治身份问题在历史上互动频繁，要回答波多黎各与夏威夷政治身份趋同于否的问题，就是要分析波多黎各成为“第五十一州”的可能性。事实上，无论是追求建州，还是选择民族自决、完全独立，波多黎各政坛从未放弃争取明确的政治身份。 1977年8月，波多黎各民主党主席富兰克林·洛佩斯(Franklin López)在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作证，谴责波多黎各的殖民地性质。2006年10月，前波多黎各总督佩德罗·罗塞洛(Pedro Rosselló)和美国民主未竟事业委员会(Unfinished Business of American Democracy Committee)代表居住在波多黎各的数百万美国公民，向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寻求帮助。在当前波多黎各的政党政治中，主张建州的新进步党(PNP)力压维持并改善现状的人民民主党(PPD)和支持民族独立的波多黎各独立党(PIP)，不仅在波多黎各参众两院中占有绝对控制权，而且总督和属地居民代表都来自该党。现任总督罗塞洛于2017年2月向媒体公开表达支持波多黎各建州的意愿，并称建州“有利于破除我们500年来的殖民困境……殖民主义从来不是一个选择……350万公民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 [ 12 ] 由于政坛在政治身份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面对岛内的政治经济困境，经波多黎各议会批准，政府分别于1967、1993、1998、2012以及2017年举行全民公投。从公投数据看，2012年和2017年支持建州的投票者占多数，但结果均受到美国国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而流产。 除了波多黎各政坛对政治身份走向做出的努力外，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就该议题也发挥了作用，但效果因美国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显得有限。“波多黎各联邦”成立之后的195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48(VIII)号决议承认波多黎各自治政体并将其从“非自治领土名录”中删去 [ 13 ] 。然而这项决议是在美国的施压下通过的，波多黎各显然未达到完全自治的标准，所以自1972年，联合国开始重新审视波多黎各的政治身份。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一直推进波多黎各非殖民化进程，1978年明确美国与波多黎各之间存在“殖民关系”，并于2016年呼吁美国尽快在该岛实现人民自决与独立的权利 [ 14 ] 。不过，美国联邦政府在波多黎各问题上始终持有“主宰者”立场——波多黎各只是一块没有主权的领土，由民意建立的自治政府可以由美国国会单方面撤销，而非殖民化委员会在此问题上没有管辖权。综上可知，不管波多黎各谋求怎样的政治身份走向，都难以挑战联邦政府对其殖民地身份的建构。另一方面，并入美国的强烈意愿难敌联邦政府对于波多黎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现实考量，这些考量可能是波多黎各在当前及未来几年都无法被接纳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的主要原因。 4.1. 政治考量 波多黎各的政治潜力值得联邦政府顾忌，吞并波多黎各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远大于夏威夷。假设波多黎各顺利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将会在参众两院拥有议员席位若干并能够参与美国总统选举。该岛人口数(约333万，2017年统计数据)处于康涅狄格州和爱荷华州之间，但始终未计入作为选举名额分配依据的美国人口总数。参考康、爱两州相关情况，并入合众国后的波多黎各大致能够产生4名国会众议员和6张选举人票。这意味着波多黎各将在美国政治中享有比夏威夷州高得多的地位和影响力。考虑到美国与波多黎各关系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问题以及地方党派政治形势，吞并波多黎各必然会对国内法律体系和政坛造成冲击，甚至对当前国际通行的民族自决原则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控制吞并波多黎各后的政治局面远比维持现状要困难得多。 4.2. 经济考量 波多黎各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联邦政府看来，吞并波多黎各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1976年联邦政府对波多黎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引入的美国企业和大批量投资在短时间内推动了岛内经济发展。然而，联邦政府于1996至2006年间逐步取消了该项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大量企业和投资外撤，使得2007年至今波多黎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除2012年(0.5%)外均为负增长。2019年3月数据显示，波多黎各失业率高达9.2%，而此时美国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 [ 15 ] 。事实上，波多黎各政府为应付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只能举债度日，在缺乏联邦政府援助的背景下俨然已陷入破产危机。如果说20世纪初扩张主义在美国盛行时尚存吞并波多黎各的可能性，那么功利主义领导的当今联邦政府势必不愿做这桩亏本生意——成为“第五十一州”意味着联邦政府将投入巨额援助以挽救波多黎各经济。现实是，特朗普督促波多黎各向华尔街偿还债务，甚至在飓风灾害后批评波多黎各政府想从救灾中“不劳而获” [ 16 ] 。显然，联邦政府在波多黎各问题上表现得如经济人一般理性，其统治逻辑局限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4.3. 文化考量 距离《琼斯法案》赋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身份已有一个世纪，但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文化认同仍处于较低水平，文化分歧也是部分波多黎各人在政治身份走向问题上表现踌躇的重要原因。与文化分歧相关的话题在客观上阻碍了联邦政府通过升华两者关系的议程，甚至成为一些政见冲突的导火索。最明显的文化分歧表现在语言上——波多黎各人通用的语言是西班牙语而非英语。有议员以“美国从未把除了英语还存有其他官方语言的区域接纳为州” [ 17 ] 作为反对波多黎各建州的理由，还有议员在“语言–国家认同”的争论中宣扬对波多黎各独立的支持。另一方面，影响波多黎各建州的文化分歧实质上是语言矛盾背后的民族问题。在当今美国，虽然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不再被主流政治话语所接受，但在公民认同的理想化与非白人事实上的边缘化之间仍有一道鸿沟 [ 18 ] 。这道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联邦政府对波多黎各的低认同度，也给后者反对合并的民族主义情绪保留了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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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波多黎各与夏威夷的政治身份在政治利益和公民政治权利等方面表现迥异，缘于两者成为美国领土的法律路径不同所导致的地位差异。作为非合并领土，波多黎各不属于合众国的一部分，在本质上仅是美国国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殖民地的身份建构使得它无法与夏威夷州平等地享受到完全的宪法权利。联邦政府的权力凌驾于自治宪法，缺乏政治参与资格的波多黎各人沦为“二等公民”。总而言之，波多黎各政治既不自治也不民主，在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掠夺下，残酷的现实与“美式民主”幻想大相径庭。 回顾夏威夷建州的历程，意图成为“第五十一州”，波多黎各必须实现从非合并领土向合并领土身份的跨越。这一跨越需具备两个条件——使支持并入合众国的公投结果合法化、美国国会通过吞并波多黎各的成文法。“民意”和“批准”缺一不可，但归根结底仰赖于国会的一锤定音。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声援对于强势的美国联邦政府来说无关痛痒；在联邦政府的统治逻辑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考量均可成为拒绝理由；眼下糟糕的自治政府治理水平更是扼杀了波多黎各人对民族自决的向往。上述三种因素相互渗透，使得波多黎各的政治身份演进陷入困境，与夏威夷的趋同之路格外渺茫。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倘若联邦政府在援助上继续功利地选择吝啬，忽略岛内合理的民生诉求，随着经济形势加速恶化，赞成维持现状的波多黎各人势必出现两极分化。最终产生难以控制的结果，将打破美国联邦政府所主导的这个腐朽而不公平的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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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本研究主要考察正念训练对提升中职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效果。方法：对36名中职生进行为期8周每周1次的正念冥想训练。在干预前后，使用五因素正念量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和认知情绪调节量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进行测量。结果：经过8周的正念训练，实验组的正念水平的变化程度、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水平的变化程度、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被试。结论：正念训练能够提高中职生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正念，正念训练，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心理健康，中职学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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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中职生心理健康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心理健康是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所达到的一种安宁、平静的状态，有良好的自我概念，与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因为上不了高中才读职校的，是基础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中职生在年龄上正处于青春期，心理比较敏感，由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普通高中不同，加上社会及家长给予他们的负面评价较多，且同时要面对学习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中职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多。 孙晓青(2004)使用《症状自评量表》对500名中职生的调查发现，在量表的十项症状上，有一般问题的占7.4%~13%，有严重问题的占1.6%~6.2%，有很严重问题的占2%~3%左右，其中中职生在焦虑、敌对、偏执这三项因子中有一般问题、严重问题和很严重问题者为最多。齐原(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心理正常者有53.7%，大部分心理发展处于健康水平，有问题的占31.3%，严重问题检出率为15%。俞冬梅(2012)在所调查的中职生中发现，有44.65%的学生没有养成基本的学习方式。在对学习的认识上，对学习有比较正确心理的学生约54%，但仍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能力较弱，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和适应不良的学生所占比例相当高。 一些学者对中学生进行研究后发现，情绪不稳定、强迫症状、抑郁与焦虑始终是困扰中学生的主要心理问题(侯振成，贾海涛，&郭汲源，2006；武晓云等，2007)。郑霄虎(2008)的研究发现：“职业中学学生的心理问题明显多于重点中学学生。其中，高一年级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意、恐怖及精神病性等方面”。汪艺(2005)经研究认为中职生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① 自身信心不足；② 适应能力较差；③ 情绪控制较弱；④ 认识能力有限；⑤ 人际关系问题；⑥ 与青春期性心理有关的问题；⑦ 挫折适应问题。 以上心理问题常会引起对学习和生活不利的后果，如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机不强、学习焦虑、厌学、偏科现象比较普遍；情感压抑、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差、容易受挫折；焦虑自卑的消极情绪，不良的人际交往等。学会调节控制自身的情绪，学会应对压力、挫折等消极事件的方法和策略是解决中职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不可忽视的切入点。 1.2. 正念训练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心理学者、精神病学者开始关注东方佛教中的“禅修方法”。目前最为广泛接受的正念的定义是由卡巴金提出的“一种有目的、不评判的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Kabat-Zinn， 2003)。 正念因为对于人们的心理问题具有很好的疏通作用，所以在现代心理学中，正念逐渐被发展成为了一种系统的心理疗法——正念疗法。常见的正念疗法包括：正念减压疗法(MBSR)、正念认知疗法(MBCT)、辩证行为疗法、接受与承诺疗法。正念训练的方法多样，根据练习的时间长短和地点可分为非正式练习、正式正念修行、闭关(罗纳德·西格尔，2011)；根据练习姿势可分为坐禅、立禅、行禅和卧禅。 正念减压疗法是当前得到应用和研究最多的正念疗法，它的核心和独特之处就在于对正念能力的训练，包括不批判、接受、耐心、稳定和友好(Kabat-Zinn， 1990)。该疗法既包括有专家现场指导进行的训练，也包括作为家庭作业的独自练习。例如，它的团体训练课程形式是连续8~10周，每周1次，每个团体不超过30人，每次2.5~3小时。具体练习有45分钟的身体感受扫描、坐禅、行禅等。正念减压疗法通过短时间的训练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并且在各种族人群中都适用。通过两周每天10分钟的训练，Moore (2008)就发现被试对正念的理解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对于非临床群体的研究，主要是提高该群体的心智能力，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改善注意方式，增加个体积极情绪，降低消极情绪，提高愉悦度和幸福感。庞娇艳等(2010)研究综述中提到，国外的研究者尝试着将正念减压疗法用于医护人员的压力管理和职业倦怠的预防和治疗。实验在医护专业学生中开展，结果发现正念减压疗法可以提高学生的主观心理和生理健康水平并减轻压力和焦虑症状，显著改善情绪紊乱症状，降低特质焦虑、心理抑郁并提高学生的移情体验。Salustri (2009)对高中生进行了八周的正念减压和放松训练。结果表明，参与者的消极情感降低，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都有了显著提升。在国内，唐一源等人对大学生进行了以正念冥想为基础的身体技巧训练(integrative body-mind training， IBMT)，经过5天每天20分钟的训练，大学生被试的注意能力显著提高，焦虑、抑郁、气愤、疲劳症状等得到改善，与压力相关的皮质醇分泌显著减少，免疫反应测试升高(Tang et al.， 2007)；邓玉琴对大学生被试进行的正念训练促进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邓玉琴，2009)。刘芳延(2014)的随机对照实验设计中对192名初一学生进行研究，将他们分成三组：实验组、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实验组用基于正念训练改编成的一套短时注意训练操干预，对照组进行肌肉放松训练，空白对照组不干预，为期十周。结果表明：短时注意训练操可以显著降低初中生的学习压力，进而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 正念训练是一种注意当下的心理调节方式。正念训练将多种形式较好地结合，兼顾了学生不同层次的需求，使得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扩展到知识的获取和心理调节技能的习得并重，为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有序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故本研究将正念训练应用到中职生群体中，假设正念训练可以提高中职生心理健康水平，且会降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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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80份，实验组40人，对照组40人，其中实验组回收有效问卷34份，对照组回收有效问卷38份。 使用SPSS17.0进行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正念水平的前后测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见表2。 Table 2 The difference of mindfulness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es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 实验组前测 (M ± SD) 实验组后测 (M ± SD) t 对照组前测 (M ± SD) 对照组后测 (M ± SD) t 正念水平 111.47 ± 9.32 114.68 ± 8.10 −2.324 * 120.87 ± 8.74 117.90 ± 10.68 2.699 * 观察 20.06 ± 4.12 20.74 ± 3.98 −1.260 23.18 ± 6.36 22.84 ± 6.49 0.390 描述 19.53 ± 3.93 21.79 ± 3.44 −3.681 ** 24.24 ± 4.82 21.97 ± 5.33 3.917 *** 有觉知的行动 27.29 ± 5.37 27.18 ± 4.80 0.167 28.61 ± 5.21 27.87 ± 5.27 0.900 不判断 25.85 ± 4.45 26.18 ± 3.71 −0.429 25.58 ± 4.92 26.50 ± 3.94 −1.388 不反应 18.74 ± 3.47 18.82 ± 2.74 −0.135 19.26 ± 4.51 18.71 ± 3.68 1.014 表2. 实验组、对照组正念水平前后测差异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从表2中可以看出，正念训练前后，对照组在正念总分、描述维度上有显著差异，且后测分数低于前测分数，观察、有觉知的行动、不判断和不反应四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在描述维度上和正念总分上有显著差异，且后测分数均高于前测上，其它四个维度上，前后测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即通过训练实验被试描述维度上和正念水平上的得分有显著提升。 从表3中可以看出，正念训练前后，对照组在心理健康总分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在心理健康总分有显著差异，即通过训练实验被试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对照组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有显著差异，且后测分数均低于前测，即通过训练实验被试在面对负性事件时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次数显著降低。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方面，正念训练前后，对照组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有显著差异，且后测分数均低于前测，即通过训练实验被试在面对负性事件时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次数显著降低。 Table 3 The difference of total scores of mental health scale and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 组别 前测(M ± SD) 后测(M ± SD) t 心理健康总分 实验组 2.06 ± 0.57 114.68 ± 8.10 −2.324 * 对照组 1.74 ± 0.49 117.90 ± 10.68 2.699 * 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 实验组 41.27 ± 8.56 37.00 ± 9.31 4.378 *** 对照组 37.58 ± 8.79 37.29 ± 8.73 0.281 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 实验组 61.18 ± 8.80 56.91 ± 12.68 2.565 * 对照组 64.29 ± 11.10 63.45 ± 10.90 0.729 表3. 实验组、对照组心理健康量表和消极、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前后测差异 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各变量的后测分数减去相应的前测分数，得到两组增益值。对这两组增益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详见表4。正念训练干预效果的分析，采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差值的差异独立样本检验，差异显著的项目数据及比较见上表。结果显示，实验组被试在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程度、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水平的变化程度、正念觉知水平的变化程度及描述水平的变化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被试。 Table 4 Analysis of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 实验组(n = 34)差值(M ± SD) 对照组(n = 38)差值(M ± SD) t 正念觉知 3.206 ± 8.045 −2.974 ± 6.792 3.533 ** 观察 0.677 ± 3.131 −0.342 ± 5.414 0.962 描述 2.265 ± 3.587 −2.263 ± 3.562 5.367 *** 有觉知的行动 −0.118 ± 4.103 −0.737 ± 5.049 0.567 不判断 0.294 ± 3.996 0.921 ± 4.089 −0.656 不反应 0.088 ± 3.809 −0.553 ± 3.359 0.759 心理健康总分 −0.134 ± 0.329 0.021 ± 0.271 −2.182 * 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 −4.265 ± 5.680 −0.290 ± 6.345 −2.788 ** 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总分 −4.265 ± 9.696 −0.842 ± 7.119 −1.719 表4. 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差值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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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正念水平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是探讨正念训练对中职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由上述数据结果看到，实验组被试在正念水平的变化程度、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水平的变化程度、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被试。这表明八周的正念训练，对提高正念水平、心理健康水平，降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次数有显著效果。这与前人的研究(邓玉琴，2009)结果一致，符合本研究的假设。通过训练，实验被试描述维度得分有显著提升，其他四个维度无显著改变，这与石贞燕(2011)、吴欣洋(2014)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的研究中，描述水平改变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他维度改变显著。与其研究对比，有两点不同： 1) 实验被试群体不同。本次实验被试是中职生，吴等人的研究被试是大学生群体。中职生的感性思维强，对事物理解以形象化为主，对正念描述部分理解接受快，易运用。生活阅历浅于大学生，对较抽象的不判断、不反应理解运用起来较难。 2) 实验重点不同。本次实验突出正念对情绪的影响，情绪需要描绘。被试课后作业要写练习感受，集体练习分享环节要描述感受，都增强了被试正念练习过程注意感受的描述意识。而描绘情绪能使人一定程度地掌握它们，有一种见离情绪的效果，从而减轻来自它们的压力。因此，实验被试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正念改善情绪的意义。 4.2. 研究局限 本研究的被试男女性别比例相差较大，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由于研究时间有限，难以再增加被试量，也难以拓展到其他中职学校学生里。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使样本更具代表性，继续探讨正念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 正念训练是一项需要有一定练习量及感悟的训练。但正念练习方式简单，易使参加者不能长时间坚持，影响了训练的情绪。整个研究周期较长，前测与后测之间间隔了两月有余。在这个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有诸如成熟效应、历史效应等无关变量干扰研究结果。不判断维度得分均有显著的提升，但是实验组被试与对照组被试在这个维度上的后测分数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在等待后测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对照组被试在这个维度上也有了提升。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加入每日打卡等活动，鼓励实验组参与者坚持正念训练，进一步完善训练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好地适合中职生的接受水平。 本文重点研究了正念训练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正念训练在中职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正念是一种系统的心理疗法，正念训练是一种注意当下的心理调节方式，通过本研究可以证明，正念适用于没有冥想练习经验的学生，且易于学生掌握，而且短期的训练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行为调节能力。一些研究者认为正念是一种情绪的认知调节策略(黄徐姝&罗跃嘉，2010；杨予西，2014)，而本研究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把正念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对待的合理性。 因此，正念可作为系统的，适合中职生的、可以持续作用于大多数正常健康的以及兼顾少数不健康的中职生群体的有效模式，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和理解、推广的更加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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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首先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理论论述了ESP的定义与特点，根据其特点找出当前军队院校开展ESP课程教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军队院校开展具其校本特色军事英语教学的必要性，最后，从课堂教学改革、教员教学能力的发展、特色鲜明的教材体系建设以及考核方式的改革等方面就军队院校应如何开展军事英语教学提出对策。 关键词 :ESP理论，军队院校，军事英语教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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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习主席关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要论述的持续深化，理论成果的不断深入，军队院校作为培养我军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其源头作用越发明显。军队院校对在校学员英语能力素质的培养，决定了未来的军官遂行多样化国际军事任务的能力，因为军人外语的能力已经被证明了是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美军在二战时期就培养专门人才精通日语、德语等主要敌对国的语言，他们对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英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普遍承认，那么军队院校在固定的学时内应该如何提升学员的语言应用与交际能力呢？军队院校姓军为战，不同的院校为部队不同的岗位输送人才，因此军队院校的英语教学不但应该突出军事性，强调实战化，而且还要具有本院校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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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ESP的定义与特点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意为专门用途英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间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1964年，著名的语言学家Halliday在与McIntosh和Strevens合著出版的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语言科学与语言教学》)一书中，就提出了ESP的概念：English for civil servants; for policemen; for officials of the law; for doctors and nurses; for specialists in agriculture; for engineers and fitters [ 1 ] . Hutchinson和Waters (1987)对ESP进行了更为确切的定义，Hutchinson和Waters的ESP分类关系如图 [ 2 ] ： 章兼中(1983)给ESP下的定义是：专门用途英语是指学习和掌握与某种特定职业、科目或目的相关联的英语 [ 3 ] 。蔡基刚(2004)认为ESP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如电子商务英语、外贸英语、国际金融英语、新闻英语、医学英语、法律英语、旅游英语、营销英语、学术英语、科技英语、文献阅读、论文写作等，其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在一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 [ 4 ] 。 Strevens (1988)提出了ESP教学的四个区别特征：一是需求上，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学习者的特定需求；二是内容上，与特定学科专业和职业相关；三是语言上，放在适合这些专业和职业的句法、词汇和语篇上；四是与普通英语形成对照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