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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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生态问题是全球性问题，解决生态问题路径的探寻，激发人们深入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而寻求理论启发。深入分析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并在辩证分析和评价生态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展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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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由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家一味追逐资本积累和利润的本性逐步暴露，资本家争相提升工业机器的技术水平、疯狂开发自然资源并榨取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计后果。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全球性生态危机也逐步显现，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逐步关注并重新审视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文明间的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和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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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认识 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总结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发展了三个阶段：以詹姆斯·奥康纳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以福斯特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和以布雷特·克拉克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三阶段 [ 1 ]。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不断拓展生态问题的研究视域，丰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促进生态社会主义在质疑、争辩和超越中不断系统化和深刻化。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奥康纳和福斯特，他们的思想观点至今在学界依旧有很大影响。 2.1. 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 奥康纳堪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旗手”，其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之上，明确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类生态发展的长久需求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提出“生产性正义”理论。 第一，奥康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存在着不可共存双重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其主要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的矛盾。立足工人剩余价值之上的资本积累诱使资本家利用技术手段无节制开发自然资源，且高生产率与低消费率严重不匹配而造成相对生产过剩，极端销毁大量商品而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多重危机，主要是生态危机的爆发 [ 2 ]。奥康纳声称马克思在生态学方面存在“理论空场”，认为马克思仅立足于第一重矛盾展开系统研究而没有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第二，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奥康纳提出“生产性正义”的主张。包括生产条件正义和生产关系的正义，强调调节消极外化物和积极外化物之间的辩证关系 [ 3 ]。消极外化物是损害工人身心健康的因素，而积极外化物强调最大程度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质”的追求。“生产性正义”要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从属于其使用价值，本质上是人的抽象劳动必须从属于人的具体劳动，真正满足人的发展需求和人与自然共存的需要。 第三，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辨析。自然界的生产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其延续和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和运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而资本主义生产运作完全依据资本家逐利的野心和资本积累的愿望。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具有不可协调性，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要求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立足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性，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人类生产与自然发展间的动态关系，促进生态和谐发展。奥康纳认为需要围绕生产条件的各种“新社会运动”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将“新社会运动”当做完成资本主义向生态学社会主义转变的途径。 2.2. 福斯特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其不赞成奥康纳对马克思的批判，并从很多方面与奥康纳做了区分。福斯特坚定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包含广泛而深刻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是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福斯特深化了物质交换断裂思想，并提出发动生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 第一，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生态学唯物主义理论。福斯特生态思想的本质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和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上的，资本主义看不到唯物主义与生态之间的联系。福斯特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深刻挖掘和详细阐释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辩证地看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深刻、系统的联系。福斯特立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而建立了生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理论对于当前资本逻辑下生态问题的解决、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福斯特发展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马克思用“新陈代谢”这一词汇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和地球生态资源环境之间正常而有序的“新陈代谢关系”，并不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断裂” [ 5 ]，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与生态稳定运行间相对立，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就无法彻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正常关系的修复。而要实现“系统性修复”需要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制度的支撑，需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保障。 第三，福斯特提出发动生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决方案。通过彻底的生态革命，全面否定资本逻辑，不是简单停留于调节和缓和层面。福斯特指出资本家试图借助科学技术创新以解决生产发展造成的生态漏洞，但这根本填补不了对生态的伤害，反而会产生更多新的环境问题。降低生产过程的成本和消耗、寻找对生态环境危害小的替代技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只有将生态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将自然的社会性开发和自然的新陈代谢相统一，才能有效解决资本主义无限逐利性质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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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急剧变化的现状，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思考和认知不断深化，但生态社会主义也存在缺乏整体性批判、理论的实践不足、缺乏全人类立场和视角等局限，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就是辩证分析和客观审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在批判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不断创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3.1. 破：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评价 生态学社会主义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包含的生态意蕴就是始终将“自然”、“人的自然性”作为实践的产物，以及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自然问题”唯物主义化和科学化。生态中心主义的去意识形态化和非唯物主义倾向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焦点，生态主义没有认识到自然资源短缺、雇佣工人身心健康受损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与资本主义一味追逐利润的生产方式间的深层本质性联系，没有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挂钩而只是单纯指出目前存在的生态问题和现状，无法促进社会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共生。 与此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的批判也存在一些不彻底、不全面的认知。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批判的总体情况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多得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具体阐述而展开对生态主义的批评，缺乏整体批判生态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框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生态问题上的整体运用和思考 [ 6 ]；他们无法摆脱其社会制度思维对其研究思路的影响，其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背景限制了他们无法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无法站立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角度思考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更应该深入生态现实问题的本质揭露其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层面的本质问题，即生态主义未深入探究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生态问题、探索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且生态社会主义搜索马克思学说中对生态问题的相关表述并将其加以整合，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具体表述，更没有结合马克思写作的社会背景和整体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剖析审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思想内核。在揭示生态主义缺乏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思想的认知时容易忽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割裂马克思相关表述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向。生态马克思主义同剧烈的政治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关注理论与社会实践中具体解决之间的关系。 3.2. 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 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梳理和批判，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马克思基于唯物主义思想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能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社会实践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作用，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均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但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将自然资源私有化，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方法；从微观视角分析，马克思谈到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生产和生活，而要生产和生活就一定会产生排泄物，马克思将排泄物分为生产排泄物即工农业生产的产物和消费排泄物即人自身生产的产物两部分，它们都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必须将排泄物限制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且利用科学技术及时合理地解决排泄物问题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危害。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界是同一体，人对自然的改变同时也会影响到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的进化和发展的过程同样也会影响自然界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恩格斯指出人不同于动物仅适应外部自然界，人通过自身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世界以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 7 ]。人与自然是生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破坏大自然反而会使人类自身遭遇更大生存危机。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仅以眼前最直接的效益和利润为追求目标，压榨雇佣工人，肆意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资本家一味追逐私人利益而毫无道德关怀和人文情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的瘟疫”造成自然界更大程度的破坏，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继续存在是对自然界最大的威胁。必须充分认识“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在自然承载力范围内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既关注同辈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考虑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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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启示与展望 通过生态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意蕴丰富，对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发展仍有重要启示作用，深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科学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4.1. .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运用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批判性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肯定其生态学理论精华和研究生态学理论的思维方法。同时深刻剖析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推进生态学理论研究进程。结合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和经典论述，展开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回溯，更系统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理论与其唯物史观相结合，辩证看待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次，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与具体生态实际相统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之相伴生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迫切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而提出实质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词、概念的反复争论而对现实生态环境危机视而不见上。只有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理论，具体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深化人们的生态自然认知水平，针对新时代下新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利用问题、废弃物的处理和循环再利用问题等提出行之有效的、可持续的行动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说：“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 8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人们不仅要考虑自身眼前的利益需求，更要兼顾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长久需求。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运用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利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解决现实生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新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创新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 4.2. 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和具体理念必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引领人们健康绿色的生产生活实践。 首先，党和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自然资源的决策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有效制定的，环境保护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由中国自然生态环境国情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但是政府主导不是政府包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道路是一条历史的、持续发展的道路，需要政府积极宣传和引导广大人们群众支持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科学决策，提升公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并形成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发力的生态环境保护局面。组织环保公益活动、制定垃圾分类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以呼吁更多人加入健康环保行列。同时不容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推动作用，积极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实际，提升人们高质量生活水准和便捷环保途径，造福人类和自然界。 其次，注重环保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环保组织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力对提高公民生态环保意识以及落实环保行动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发挥环保组织的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生态环保事业发展。同时要增强企业的生态关怀和人文情怀，在满足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合理获得交换价值。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包含质的规定性，并不单纯地赞成量的生产力主义 [ 9 ]。岩佐茂也认为生产是否在推动社会进步、保护环境、维护工人身心健康、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是“生产力的质”的问题，所以社会生产更要注重“生产的质”，立足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满足人们使用价值的需要。 最后，社会的每一个人将自身与自然界紧密联系起来，树立健康的生态环保观、合理的绿色消费观，循环合理利用废弃物，自觉垃圾分类，遵循在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合理追求自己的幸福美好生活。只有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有张力的发展，才能在满足当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前提下，不损害子孙后代持续性追求美好幸福生活需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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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大数据成为国家战略，大数据信息技术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正逐步获得深入应用。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大数据”将推动政府网络行为认知能力建设，在网络行为有效认知和人工智能的协助下，政府部门互联网治理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本文通过对互联网治理领域相关部门的调研，认识到要实现上述能力提升，在足够的经费投入和信息支撑系统建设前提下，政府还应该在数据驱动治理观念的形成，基于数据驱动治理的网络治理资源整合、围绕网络治理资源整合进行体制机制构建等层面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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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逐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世界中违法违规的现象也慢慢增加，互联网治理正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是现实社会中政治治理的主体，它本身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应该为互联网世界有序发展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定，并用强力去保证这套规定的实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互联网技术架构设计的缺陷，导致政府网络行为认知能力的缺失，如：网民身份认知能力、网民地理空间认知能力、网民行为认知能力，上述能力的缺失限制了政府互联网治理能力的提升 [ 1 ] [ 2 ]。 “大数据信息技术”，基于它对信息资源在采集、整合、分析方面的有效利用，为政府部门有效识别和理解网络行为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在这一工具的协助下，政府部门将极大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但我国相关体制机制和观念是在大数据信息技术有效应用之前建设和形成的，科学技术创新远远超前于体制机制建设和观念的形成，因此如何破除上述障碍，对于互联网治理能力的提升，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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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数据驱动下的互联网治理能力提升 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大”，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分析数据的“大”，大数据信息技术分析的数据区别过去专注于分析系统内部产生的交易类“小数据”，它更多的分析来自系统外部、互联网、传感器、各种公开发布的数据等“大数据”。第二个层次是分析能力的“大”，大数据信息技术除了能够运用Hadhoop平台处理单个服务器上难以进行快速分析运算的数据，以及利用新型数据库NoSQL处理大量如微博微信等非结构化数据之外，还能提供基于内存和数据库的快速数据处理。 2.1. “大数据”推动网络行为认知能力的建设 政府在互联网治理领域，传统的政策和法规很难延伸到互联网治理领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治理信息资源的缺乏。拿现在，最引起群众诟病的网络诈骗为例。例如，医疗广告信息的发布，现实生活中，医院要在正规广播媒体上发布一则医疗广告。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而在互联网上，虽然有类似的规定。政府却无法掌握这些治理信息资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治理信息资源的缺乏。这里包括三类信息资源的缺乏：网络用户身份信息的缺乏、网络用户地理空间信息的缺乏、网络用户使用信息的缺乏。政府在对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治理时，如果缺乏有效的网络用户身份信息，将导致政府无法最终追查到违规的网络用户行为人。现行我国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管理是属地管理，如果难以对违法违规的网络用户地理空间信息进行定位，将导致政府部门在执行相关处罚时，难以明确违法违规事件到底应该由哪级政府管辖。网络用户行为的性质信息的了解，我们很难提前对网络违法违规信息进行处罚和预警。以网络垃圾邮件为例，很多时候我们只有把该邮件点开后，才能知道该邮件是否违法违规。 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我们在治理信息资源的采集、利用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些进展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上述问题。 1) 网络身份认知能力建设 网络身份信息的识别传统的网上身份识别系统主要采取的是线下身份证识别线上身份的模式，即利用离线证件的防伪技术识别网上用户的真实身份。例如用户在注册时，必须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相关信息，或者手机短信回复，有的甚至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这种方式一方面并不能真正阻止线上身份冒用、盗用的泛滥，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网络服务商管理的不完善，导致网络用户隐私信息的严重泄露。Hadhoop等数据资源调配和处理系统的出现，使新的可信身份识别体系成为可能。在我国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开发的基于eid的网络可信身份识别系统为代表，上述系统较传统系统，在隐私保护方面有着革命性突破。具体流程如下：系统为网民颁发一个网络身份证，该身份证包含了网民的所有信息。当相关政府组织或机关需要查询网民某一项信息时，该系统只用给出需要查询的内容，不用给出全部信息。以网上订餐服务为例，卫生部门如果要对提供服务的商家任职资格进行查询。在已构建完善的网络身份识别体系的背景下，该系统只用向相关的卫生监管部门提供网络用户是否有相关资质。 2) 网络用户地理信息认知能力建设 导致网络用户地理信息难以确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于，网络IP地址是虚拟地址，它与现实地址毫无关联。IP地址对应的是网络上的逻辑地址。因此，理论上，现实地址相邻的IP地址并不意味着现实地址也相邻。但是用户的IP地址与现实地址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传统的网络用户地理信息识别就是利用这种关联性对用户的地理信息进行识别。它们通过建立一套IP地址和现实地址的对应表，来最终实现间接识别IP数据包的现实地址。这种方式在识别机构用户方面较为有效。而在识别自然人用户时，由于自然人的流动性，IP地址与现实地址关系表建立较为困难。随着用户社会数据化，导航地位技术的普及，以及导航定位技术嵌入到生活具体应用的多个场景中，例如滴滴搭车服务、外卖服务，导航服务等。借助于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导航数据、搜索数据收集，导航服务的提供商完全有可能建立一套自然人用户IP地址与现实地址的映射表，这些功能在百度搜索、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中已有体现。。 3) 网络用户行为认知能力建设 政府传统部门难以有效进入互联网治理领域，最后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于我们难以网络用户的行为信息进行确认。在互联网已有协议中，只是将数据包分包，并贴上数据分包的结构标签，在数据没有真正接收到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无法知悉数据包的内容。例如，以网络虚假信息治理为例，网络上大量虚假信息和不实言论不仅严重侵犯了相关公民的权利，还损害了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如网络上的各种“水军”。传统的解决方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网络用户收到虚假信息，或看到不良言论时，向相关网络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一种是由网络服务商对虚假信息进行关键字过滤。前者能够很好的辨识网络虚假信息，但往往当政府部门决定对某类虚假信息进行治理时，虚假信息造成的伤害已经发生。后者很难有效识别信息的真伪，即使某种算法能有效识别，网络上“水军”通过相关规则的研究，这种识别很快将失效。大数据信息技术为网络虚假信息的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假设我们建立和完善了身份识别体系，我们可以对网民的言论建立一套可信度评价体系，发布或转发虚假言论降低可信度，发布真实可靠言论则提升可信度。同时在网民发布言论时，一并将他的可信度予以展示。这样网民在查看某一则信息时，可以有效判断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2.2. 网络行为认知能力建设驱动互联网治理能力提升 网络行为认知能力建设驱动互联网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网络行为认知能力建设提升互联网治理政策法规实施的效率 网络行为认知能力的建设将提升网络政策法规实施的效率，以网络虚假信息治理为例。通过网络用户行为认知能力的建设，普通网民在接收某则网络信息时，发现相关信息的发布者可信度较低，他将有能力对信息真实性进行判断。通过网络身份信息认知能力的建设，政府部门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那些经常发布虚假信息的用户，给予相应的处罚。通过网络用户地理信息认知能力的建设，在处罚过程中，具体由哪个地方的哪个部门进行处罚，将得以明确。 2) 网络行为认知能力建设提升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预判能力 在网络行为的认知基础上，政府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能够建立两类模型，一类是实时干预模型。这类模型的特点是，它通过对网络违规行为特征进行建模，当违规行为发生时，进行及时干预。以近年来各地高发的网络诈骗为例，政府可以对网络诈骗的行为模式进行建模，如网络诈骗行为实施者大都集中在某一个地区，诈骗者使用的IP地址集中在某一类号段等。当符合上述特征的网络行为发生时，网络警察可以采取预警，或加以关注。第二类是响应模型。这类模型主要通过网络行为数据的收集，来帮助预测当某项政策发布时，网络用户可能做出的反应。例如以网络约车新政发布为例，当网络约车新政发布前，政府可以通过网络舆情学习，将网络上不同用户对于政策可能采取的态度和行为进行打分和评级，然后根据评级的结果生成不同的群组，以对不同群组内的网络用户采取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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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大数据信息技术应用的障碍——以北京市为例 过去多年来北京市政府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应用、互联网创新发展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投入，且成效大都在全国前列，因此我们选择北京市作为分析的个案，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北京市网络信息化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调研，以及相关领域的信息化专家的访谈。我们认为，通过网络行为认知能力的建设驱动网络治理能力提升，关键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网络行为信息数据应用支撑平台建设–云平台的建设问题，网络行为认知能力建设–网络行为数据信息的有效采集和整合问题，网络行为能力认知转化为治理能力–数据信息的有效利用问题 [ 3 ]。 3.1. 云计算平台建设方面的问题 云计算平台提供一种处理系统整合与互联的方法，能够较好的解决数据信息共享中存在的问题。是进行网络行为大数据利用开发的有效工具。云平台的建设是网络治理能力提升的技术保障。在我们针对云平台建设调研中，发现影响云计算平台配置和使用，除了隐私和安全方面的考量之外，云平台的计算能力或存储空间的使用效率问题，尤为突出。根据谷歌专家拉简·雪斯的研究表明，云计算平台相较于其它系统，最大优势是节约成本。云计算的使用效率越高，成本节约的效果越好，因为转移到云计算平台后，组织机构能够大幅度削减所需要的服务器数量。因此，云平台建设应该伴随着相应服务的转移和服务器的削减。根据我们对于北京市云平台建设的调研，虽然也强调对于云平台的投入，但对于如何提高使用效率，如何削减成本，在实际操作中考虑较少 [ 4 ] [ 5 ]。 3.2. 网络行为数据采集和整合方面的问题 网络行为认知能力的建设，需要建立在对各级政府收集到的网络行为数据信息有效采集和整合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在采集网络行为数据时，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隐私保护机制不够完善。隐私数据的保护是数据采集的前提基础。网民不愿意向政府提供信息的一项主要原因是，害怕隐私数据的泄露。例如孕妇去医院建卡，一回到家就接到月子中心的营销电话；另一网友在人社厅报名参加一个资格考试，随后就接到上百条买卖答案、修改成绩、参加培训辅导班的短信。虽然相关部门都很重视，但缺乏相互的协调，例如北京市工信部下设了三十多个司局，执行相关职能的，有“网络安全管理局”和“信息通信管理局”，在网页上，我看到它们的职责有：“电信网、互联网网络数据和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管理工作”“监督管理电信和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服务质量、互联互通、用户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职能。显然如果用户遇到需要投诉，很难找到相应的部门。 各级政府部门将网络行为数据采集上来后，存储的数据具有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特点，需要经过统一的规划、梳理、分级和分类，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才能实现共享。而部门分治，必然造成信息资源被重复采集、重复存储、重复加工，选用不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形成诸多“异构系统”，这些系统产生的数据由于存在大量的数据冲突和不一致，将很难进行整合。而数据的整合是大数据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显然缺乏完整统一、有效的部门管理和协调机制，必然将影响大数据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应用。 而现阶段，虽然中央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各省市地区也组建了相应的办事机构，这对从全局加强互联网治理的领导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在各地市领导下面，部门之间还缺乏一套完整统一、有效的治理体制和机制保障，“多头管理”的局面没有实质性改变。以北京市网络安全管理为例，涉及众多部门，如市委办、市政府办、、宣传部、网信办、经信委、公安局、国安局、新闻办、法制办、保密局、新闻出版与广电总局等。如果再加上一些网络治理的支撑机构如北京市信息网络安全检测中心等就更多了。上述现象说明，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多部门参与互联网治理的体系，但这些机构如何有效的协调运作，似乎并没有解决。显然互联网治理的体制弊端，是网络行为数据采集和整合面临的最大问题。 3.3. 数据有效利用开发问题 数据有效利用和开发是将网络行为认知能力转化为网络治理能力的关键。数据在互联网相关部门缺乏开发利用的积极性，既有观念方面的问题，也有人员配置方面、工作流程设计方面的问题。观念方面，领导层面没有形成有效的大数据项目思维。大数据项目跟传统IT项目不一样，传统项目，信息方面的需求和技术细节在前期设计阶段就确立了。信息的使用人员只需要看懂系统的说明书，会操作和录入系统就行了。而大数据项目，更多的是需要信息使用人员，如何有效利用项目产生的信息数据，改善和优化现有治理模式和治理行为。例如，公安局公司安装了一套自动处理交规罚款系统，在显著提升办事效率的同时，会产生一些额外信息。利用这些信息，交通部门可以建立各种模型，来判断司机是否能够获取网络专职司机的资格。如它可以利用汽车传感器上实时收集到的诸如驾驶速度、转弯、刹车和加速速度，来区分有责任的司机和不负责的司机，从而判断该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以及他是否有资格获得网络专职司机的资格。显然，仅仅依靠增设相关系统，并不能令政府自动获得上述认知。 正是上述思维的差距，导致大数据项目在资金配置上面，领导层面可能更多关注项目建设方面的费用，而对于人才的招募和使用方面，投入不足。大数据相关人才主要包括精通计算机科学和数学方面的人才，和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人才。在政府部门，后两种人才，相对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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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策和建议 根据前述大数据信息技术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大数据驱动下，政府认知互联网行为规律的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要想充分应用上述能力。应在下述层面进行变革：形成数据驱动治理观念，基于数据驱动治理的网络治理资源整合、围绕网络治理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变革： 第一，形成正确的数据驱动治理观。 大数据驱动下的网络治理变革。应该形成正确的数据驱动治理观。数据驱动互联网治理的本质，是通过数据提升我们认知互联网世界规律的能力，进而运用这种能力改造世界。我们要认知的规律应是互联网世界中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相关关系。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简单的相关关系并不能指导我们网络治理实践。例如在网络治理中，可能会发现某一个时间段，网络诈骗案与某一款软件使用频率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导致上述相关关系的原因，即可能因为，这款软件充当了网络诈骗的帮凶。也可能仅仅因为国内疫情管控，国内居民上网频率增加，导致某款软件的使用频率增加，以及网络诈骗案的数据增加。通过简单的数据堆砌，浅尝辄止地统计分析，仅能发现数据中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关系的分析，就制定和执行网络治理政策。既不科学，也缺乏政府责任。 正确的数据驱动网络治理观，应致力于从数据的相关关系，发现数据的因果关系。数据因果关系的发现，关键在于发现网络行为数据背后的因果规律，最终构建数据因果模型。通过数据因果模型的构建，能够发现互联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网络治理的对策建议，有效预测互联网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正确的因果模型构建，简单地依靠观测数据是不可靠的，需要大量的数据实验，这种数据实验既可以来自人工干预的数据实验，也可以来自自然随机实验。无论哪种数据实验都需要在一定的规划前提下，对政府网络治理中产生的有效数据，进行充分地采集和整理。 第二，基于数据驱动治理的网络治理资源整合。 网络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在政府数据资源整合的前提下，对已有的各种政府网络治理资源进行整合。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数据驱动和引导的。数据的驱动和引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各种互联网治理资源的数字化，即能够将所有能够影响互联网治理要素进行数字化编目。相关的互联网治理要素包括网络治理机构、互联网行为数据、互联网基础设施等核心要素。第二，网络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这种整合既包括数据资源层面的整合，即互联网治理整个流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的有效整合，也包括互联网治理手段层面的整合，即互联网治理中各种治理手段的整合。前者的整合，解决了网络治理问题的及时发现，发现后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干预手段。后者解决了当提出干预方案后，如何有效地调用资源，实施干预方案的问题。 第三，围绕网络治理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变革。 数据驱动的网络治理资源整合，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具体来说，就是围绕数据资源整合层面，治理手段整合层面，通过职能整合和职责重构，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治理的体制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要对拥有互联网管理的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新的职能划分和职责边界的界定。按照相同和相近的事项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构建详细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以及网络信息化投入的资金使用清单，以此建立部门间的互联网治理职责体系。如果再加上面向互联网、IT企业的负面清单，就可以通过这四张清单，构筑起体制内外相结合的互联网治理框架。 二是抓好四个关键领域的节点规范。按照网络安全、网络信息内容、信息化推广应用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和资源等四个关键领域，将相关机构进行归类，建立专业委员会，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由网信办(国信办)进行整体协调，明确相关的责任单位、参与单位，形成完整的运作规范和工作流程。 三是建立严格责任审查制度，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克服网络治理中的部门利益和保障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的应用，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和信息审计制度。明确网络治理领域的重大决策，必须经历系统性的验证实验，以及在开发使用新系统时，对已有系统的信息资源、系统如何处置等情况，必须交由审计部门审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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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长征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价值。文章在梳理近五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现状，对研究中存在的大学生思政教育路径大同小异、方案过于理想化以及忽视学生发展特点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对未来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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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8.6万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启了长达两年的长征之路。红军战士们在长征过程中孕育和发展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 1 ]，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 1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我们处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引导大学生们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发挥好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就需要将长征精神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们感受并学习长征精神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等等，这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克服思想意识形态中的错误理念，抵制各种社会思潮的不良侵蚀，对其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们已经对长征精神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长征精神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等问题上，并取得了许多显著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角度出发，对近五年来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总结，并将近五年的研究成果与之前的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当前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对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与长征精神的融合路径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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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近五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本文从知网中共选择了28篇相关的文献，其中仅2017年就包括了11篇，几乎占全部研究成果数量的一半，2018年至2020年间，虽然相关文献的数量相较于2017年有多减少，但总体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足以说明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题是近年来长征精神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2021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相信这一问题将会继续引发人们的又一波研究高潮。 3.1. 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中的不足 客观地看，关于长征精神与大学生思政教育课的融入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过去五年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第一，在研究内容方面，大多数学者所提出的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与方法都大同小异，主要还是集中在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以及社会实践中，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路径趋于同质化。 其次，这些路径与方案的提出大多都过于理想化，存在着“理论高于实际”、“想法好、操作难”的问题。比如大多数学者提到的组织学生参观红色基地、博物馆、纪念馆的方案，因为并未对其方案的具体实施方法做出解释，也难以对方案实施的效果进行监测和保障，所以学生的参与度、认同度并没有得到提高，以至于达不到方案理想的效果。 最后，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的大多学者们将主要的研究精力都放在了对长征精神价值的弘扬和继承上，反而忽略了学生自身的接受程度、认同程度，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高校在对学生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只顾一味地灌输红色文化、红色精神，没有关注到学生对这一精神的心理认同度，那么就会造成学生仅仅将此看成一个知识点、一个考点的现象。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如果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偏移，后果不堪设想。 3.2. 对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的展望 对不足之处的理性认知是开拓良好局面的全新开始 [ 30 ]。我们应该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不断完善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的研究体系，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遵循。 1) 考虑学生发展特点，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目前在校大学本科生多以“00后”为主，“00后”大学生可以说是一个高学历、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拥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群体，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这类被动接受的教育模式对“00后”大学生来说早已麻木，甚至出现厌烦、抵触的心理。对待这样一类群体，高校在开展长征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00后”大学生发展的新特点，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改变和创新教育管理服务思路和方法，选择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学生们更易接受、更易认可的方式对其进行思政教育，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探索出行之有效、值得推广的大学生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方式方法。 2) 丰富课程内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并行 从横向看，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属该范畴的还有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船精神、西柏坡精神、抗战精神等，这些精神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每种精神都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在今后的研究中，学界可以将长征精神和其他革命精神相关联，通过比较研究发掘不同的精神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影响，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政教育体系。比如在长征精神中学习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红船精神中学习我党开天辟地的首创精神，在学习抗战精神中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等等，使各种精神共同发挥作用，帮助学生们全面发展。此外，从纵向看，高校在使长征精神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与其他的课程相联合，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主阵地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思政课，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使其他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从不同的课程角度来看待长征精神，从不同的视角来学习长征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 3) 思政教育形式要与时俱进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存在，无论是在线教育还是短视频的兴起都为高校以网络为载体进行思政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高校教师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通过网络平台、网络资源对长征精神进行宣传，以到达最佳的教育效果。目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建设校内红色网站传播长征精神、慕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思政教学方式等，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要与时俱进，紧跟网络新发展，结合融媒体时代特点，通过高校官方公众号、微博、抖音短视频等平台，向学生们传播长征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增强学生的认同感，进一步拓宽和创新利用长征精神进行思政教育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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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 1 ]。虽然长征已经过去80多年，但长征精神对今天中国梦的实现仍具有强大的力量，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变化，不断拓展对长征精神的认识与研究，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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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推进国家治理能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旅游目的地管理模式创新提出更高要求。目的地治理作为优化管理模式的新范式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基于知网可透视化分析，对国内学者2012~2021年间关于旅游目的地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梳理，认为，我国旅游目的地治理研究主要存在理论来源多样化、研究方法从描述性分析向实证研究转变、治理模式适应目的地具体情境等特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立足于全域化目的地治理的理念和模式有助于改善目的地整体环境、提升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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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如何实现有效治理成为旅游目的地研究的重要议题。旅游目的地是由或公或私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将治理理念引入旅游目的地建设中，对目的地管理模式创新、目的地治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域旅游”和“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下，传统的由政府单一主导的管理模式已不在适应旅游目的地活动空间扩大和参与主体多元的变化。推动旅游目的地管理向治理转变，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必能力由之路。旅游目的地治理为政府角色转变和社会治理的构建开拓了新的视野，有助于平衡目的地主体利益、提升综合效益并最终实现目的地善治目标。 笔者通过CNKI数据库为索引以“目的地 + 治理”“旅游 + 治理”为主题和关键词，共获2012~2021年发表文献94篇。分析表明，国内旅游目的地治理研究在2015年至2018年间呈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峰值，预测在2021年研究数量有所增加(如图1所示)。通过旅游目的地治理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可以看出，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为“全域”“景区”“旅游体验”“旅游治理”(如图2所示)。 图1. 2012~2021年国内旅游目的地治理研究发文年度趋势 图2. 2012~2021年旅游目的地治理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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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旅游目的地治理理论研究进展 2.1. 内涵界定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治理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将治理范式引入旅游目的地中，首先需要对旅游目的地的内涵和治理范式进行清晰界定。旅游目的地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从多种视角对其概念进行界定，然而，涉及旅游目的地治理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旅游目的地治理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国内学者主要从治理范式界定旅游目的地治理内涵。王京传、李天元从政府管理、社会自组织治理、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三大视角进行界定 [ 1 ]。张毓峰、乐雅从目的地治理的基础、结构、行为和绩效四个部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旅游目的地治理分析框架 [ 2 ]。席丽莎、刘建朝认为目的地治理是制定能够将所有组织和个人结合起来的策略、规则和机制 [ 3 ]。旅游目的地治理作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的有效延伸，是对管理进行指导、控制和合作的一种方式 [ 4 ]。是旅游目的地适应变化而采取的一种工具 [ 5 ]。 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治理突破单一治理主体，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机合作的关系。以治理的方式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效益，实现目的地“善治”、良性发展的目标。 2.2. 利益相关者研究 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具有多边性、不确定性、动态性和冲突性的系统 [ 6 ]。很难由单独的一个组织或个体来完成对旅游目的地的管理，治理作为推动优化目的地管理优化的新范式模式，往往会涉及不同类型的主体 [ 7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实现目的地协同共治 [ 8 ] [ 9 ] [ 10 ] [ 11 ]。然而利益相关者在目标谈判、相互交涉的过程中必然因利益分歧产生冲突。旅游社会冲突是经济利益、制度、权力、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 12 ]。随着旅游地的演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问题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 13 ]。 在旅游发展权力与均衡的博弈的研究中，左冰在强调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分析均衡博弈下“官–商–民”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合作共赢的帕累托方式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 14 ]。王维艳在社区参与下的旅游景区竞合关系中揭示，提高对景区企业的惩罚及欺骗成本，以及加大对社区居民实施“异化”策略的惩罚力度，增加门票分成收入，平抑“异化”收益等措施是有效调控社企之间纵向价值链竞合关系演变的关键 [ 15 ]。田里、宋俊楷应用孤岛效益分析旅游区与旅游社区的利益博弈关系，指出极化效应形成内外差异，封闭效应导致扩散阻滞，虹吸效应引发矛盾对立 [ 16 ]。 在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研究上，唐献玲基于共生理论对乡村旅游主体的利益关系两两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乡村旅游治理机制。李磊等在探讨温泉旅游规划发展中各利益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引入中介组织并最终形成旅游规划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 14 ]。然而，并非所有利益主体之间都呈二元静态关系，社会网络分析将利益相关者扩展到网络结构中，联结利益相关者多元复杂的关系，以期对利益相关者分析中两两关系的研究加以弥补 [ 17 ]。 2.3. 研究方法应用 国内学者对旅游目的地治理方法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视角集中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关系 [ 18 ] [ 19 ]。主体合作的条件及模式建构的形成过程 [ 20 ] [ 21 ]。研究方法运用到诸多领域，具体包括旅游目的地突发事件治理 [ 22 ]、生态环境治理 [ 23 ]、市场秩序治理 [ 24 ]、乡村(含传统村落)治理 [ 25 ] [ 26 ]、目的地文化治理 [ 27 ] [ 28 ]。研究方法大多为质性研究，以具有典型性的旅游目的地为例，采用理论推理研究。少量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结构访谈获取一手资料，进而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建构。例如，唐仲霞等 [ 29 ] 基于共生理论，定量分析了政府、居民、游客和旅游企业等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模式。邵利等 [ 30 ] 运用问卷调查和多元统计方法，分析政府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周永博以游客调查数据为依据，将差距分析思路融入“重要性–绩效”分析(IPA)方法，验证旅游目的地供需错配现象。此外，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 31 ] [ 32 ] 将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的竞合关系置于网络的五大特征之下分析，对理解合作问题、提出治理对策和建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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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启示 基于文献分析和整理，笔者发现我国旅游目的地治理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理论来源多样化。国内学者将利益相关者、社区参与、网络治理、社区增权等理论引入到乡村旅游、民族旅游、旅游村落等类型的旅游目的地治理问题进行案例分析和理论讨论，在部分旅游目的地的实践中也有所应用。 二是研究方法从描述性分析向实证研究转变。由单一描述性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的研究，到以数据为支撑，分析目的地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三是治理模式适应目的地具体情境。从时间维度看，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时间推移，治理模式呈现政府–市场–网络相互作用的关系演变。从空间维度看，不同类型目的地治理模式，同一类型目的地不同产权制度、社会资本、地方政策、权力关系和互动格局的差异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立足于全域化目的地治理的理念和模式有助于改善目的地整体环境、提升综合效益。一方面，旅游目的地是众多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需要通过全域治理维持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全域旅游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包括目的地建设、目的地管理、目的地服务、目的地的现代治理体系、目的地营销等，将旅游目的地治理放入全域旅游的大框架下研究分析，是顺应大旅游发展时代背景的体现。故此，笔者尝试在目的地治理中引入全域旅游示范区案例，探析治理的实施路径。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作为政府的首脑工程，彰显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是旅游发展阶段认识升级最典型、最深刻的表现。 实践表明，全域旅游与目的地治理有一定的承载关系，目的地治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是全域旅游的综合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全域旅游治理将进一步丰富目的地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值得关注的是，全域旅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和改革实践，在此基础上构建全域旅游现代治理体系框架，将有助于弥补我国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对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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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分析《湖南省气象局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手册》(2019版，以下简称质量手册或手册)，对邵阳市气象局及下属县局的观测质量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进行调研整改，贯彻落实湖南省气象局的质量方针，实现质量目标，提高全市气象观测的技术保障服务质量，用以证明本局有稳定地提供满足用户需要和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观测的能力，通过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应用，包括质量管理体系改进、应对风险和机遇措施实施、自我完善等，从而达到履行合规义务的能力，使得用户及相关方满意，以提升邵阳市气象局气象观测业务质量管理的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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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强国”战略部署、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提高气象观测质量管理水平 [ 1 ]，用改革创新的方法构建质量管理体系，以信息化手段支撑体系运行，提高质量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 2 ]。中国气象局在2017、2018和2019年全国气象局长会议工作报告中，均提到要全面推进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要求相关部门通过引入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建设我国气象观测领域的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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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主要目标 按照手册要求，结合现有邵阳市及各县观测业务及管理架构现状和气象观测工作特点，对手册贯彻执行同时对手册内容进行分解整合。探索建立运用国际先进质量管理标准和方法，建立自动综合观测业务下的质量管理体系，推动气象工作高质量的发展 [ 3 ]。以业务流程梳理为主线，覆盖气象综合观测全业务领域，积极建立气象观测质量管理内审员队伍，健全职责清晰，协调有序，统一标准，观测规范，有效考核和持续改进工作机制，优化完善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确保气象综合观测业务及时，准确，可靠，高效开展业务预报服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高质量的观测数据和产品，为国家战略和气象现代化服务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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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问题主要体现为未基于过程方法——流程无法跟踪，进度无法监督、质量无法考核、过程无法监管、绩效无法评估。 3.1. 组织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领导及管理人员对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了解不够清晰，在体系文件颁布以来，未针对体系文件组织学习，甚至体系文件没有打印出来；市县级气象局未结合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制定相关职责；市县级气象局未对体系质量目标进行分解；市县级气象局未对实现质量目标的过程进行风险识别和制定应对措施。 3.2. 制度实施 日常气象观测业务制度未按体系文件执行，部分单位现用的工作记录与体系文件不一致，部分单位未按要求对外部供方开展绩效评价，如未对区域站维护维修外包进行绩效评价，质量未受控。 3.3. 体系文件运行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问题有部分台站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不力，造成气象探测环境破坏，个别台站存在瞒报现象或气象探测环境不符合要求；气象观测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有观测设备安装不规范，强电线和信号线未分开铺设等；装备保障方面有天元系统中，观测设备故障维修单中没有省级、市级技术支持或现场维修活动记录；故障单中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分析、维修小结及换件记录不完整、设备信息未按业务规范及时更新等；数据传输、质控及存储方面有部分台站未按业务规范要求备份新型站观测数据文件；安全生产方面主要表现在部分台站县局发电机房、UPS未按要求定期维护，无维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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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分解创新应用建设内容 通过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总体业务过程关系图(见图1)，市县级任务主要包括：发布本单位体系文件；向上级反馈“留废改立”清单；制定本单位年度质量目标；开展本单位审核；识别和评价本单位风险；开展本单位用户满意度和外供方评价；评价本单位体系运行情况，承担辖区内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建设；承担气象综合观测业务运行的监控和质量控制工作，提高综合观测数据质量和数据汇集水平；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编制气象灾害防御战略规划；负责重大气象灾害的灾前预评估、灾中跟踪分析评估和灾后恢复效果评估等工作；负责气象灾害应急资源管理，完善联动作用机制 [ 3 ]；承担辖区内大气综合探测技术、装备、信息网络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工作；承担辖区内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 图1. 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总体业务过程关系图 4.1. 人力资源的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的人力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本单位人力资源的管理，包括员工的教育、培训或经历、技能、经验，并从以下方面进行控制：掌握从事影响观测业务质量活动的人员所必需的能力；提供必要的培训、或采取公开招聘、外聘专家等其他措施，以确保人员具有这些必要的能力；确保对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负责监视、纠正的人员受到培训；确保所有相关人员认识到所从事活动与气象观测质量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努力为实现观测质量目标做出贡献；确保所有影响观测业务质量所有人员能够掌握质量体系运行的要求，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建立教育，培训，技能，经验和健康相关的员工记录，作为选派人员和确定培训需求为主。 4.2. 组织知识的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的技术管理部门/人员可以组织实施，以确定部门如何获取更多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并进行学习知识更新。相关知识是从其经验中获得的特定知识，形成共享信息被用于该组织。通过培训和体系建设过程参与，提升市县工作人员对观测质量体系的管理意识和业务能力，打造出一批既熟悉业务又会管理的优秀人才，提高全员对观测质量体系知识的深度认知 [ 5 ]。 4.3. 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管理 按照《HN43-G-P05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管理程序》，保障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过程正常运行，确定、提供和维护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开展观测业务及服务所需的过程运行环境。市县级气象局的技术保障部门负责执行中国局下发的有关观测业务基础设施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必要时，组织制定各自有关的基础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中国局、省、市、县的制订的制度，进行管理并妥善维护，同时建立和保留相关业务类基础设施管理维护的记录。办公类的基础设施：由省局办公室和各相关直属单位、市县级气象局的办公设施设备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相关的办公设施、车辆、相关信息系统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订的制度进行管理并妥善维护，同时建立和保留相关办公类基础设施管理维护的记录。 4.4. 市县级业务过程分解 市县级气象局负责组织本区域、相应权限范围内的气象观测系统业务装备的采购、管理和调拨，制定相关作业指导书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储备供应包括有关设备报废、仓储物资管理、储备库设施环境管理等内容，执行《HN43-Y-P05储备供应管理程序》等文件的规定；协助省装备中心、省信息中心在本区域内的国家级、省级的气象观测设备和信息网络设备的现场维护、维修等业务管理的配合工作，必要时，建立相关证据；市县级气象局负责组织本区域、本职责范围内的气象观测装备的运行监控和评估工作，依据相关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类规范性文件，组织实施和建立相关证据；市县级气象局的装备计量检定管理的范围：雷达定标、国家级自动站检定、区域气象站现场核查等业务项目组成，市县级气象局组织本区域、本权限范围内气象观测装备的报废管理，必要时，报省局主管部门核准，并组织实施和建立相关证据 [ 6 ]；各市(州)气象局负责组织本区域、本权限范围内的装备业务的质量考核通报工作，并组织实施和建立相关考核通报证据；市县级气象局对本过程实施控制。依据外部供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分为物资采购和服务采购；市、县气象局采购部门应当按照省气象局的要求，根据外部供应商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能力，确定并执行外部供应商的评价、选择、性能监测和重新评价标准，市县级气象局组织每年(必要时，适时)对外部供方进行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并对外部供方采取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进进行评价。 4.5. 数据业务质量管理 市县级气象局所属台站/观测岗负责按照识别的各级业务操作类规范性文件，组织本区域、本权限范围内每天的观测数据信息的采集、获取，并组织实施和建立相关数据信息采集、获取的证据和值班记录；市县级气象局所属台站/观测岗负责对每日的元数据、数据进行自检，对人工采集的观测数据代表性、完整性、全面性、比较性等数据特性在录入系统前，应进行核对检验，并建立相关证据；市县级气象局所属台站/观测岗在观测数据获取、提供过程中，对设备状态、数据传输、数据质控采取系统数据标识管理，以实现可追溯；市县级气象局信息网络技术保障岗位负责做好机房运行状态的维护，技保人员每天检查MDOS系统和相关数据，检查服务器、网络连接情况，确保MDOS系统数据质控系统稳定运行；以质量体系建设为契机，优化省市县三级装备保障业务分工，邵阳市初步建成“三小时装备保障圈”，依托质量管理体系联络员制度，对基层台站实行精准调控，让故障抢修时间由小时级向分钟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