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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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健康一直受到病毒的威胁。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对传染性强的病毒尤其重视，且不断研发出多种相应的抗病毒药物用于对抗病毒。作为抗病毒药物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对人体细胞内的病毒有抑制作用，而对细胞的正常代谢基本没有影响 [ 1 ] [ 2 ]。瑞德西韦和法拉匹韦都是核苷类似物抗病毒药物，可竞争结合RNA聚合酶，抑制病毒复制繁殖。 其中瑞德西韦是一种核苷前体类广谱抗病毒药物，是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自2010年开始进行的抗埃博拉病毒药物研究中得到的一个药物。研究人员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即P4实验室)从1000多个核苷类化合物中筛选得到了图1中的先导化合物，其对体外埃博拉病毒的活性抑制效果较好。 图1. 瑞德西韦先导化合物 目前，瑞德西韦尚未在国内外正式上市，已完成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III期临床试验，人体安全性得到初步验证。前期动物实验结果证实，瑞德西韦可降低中东呼吸综合征小鼠肺组织冠状病毒(MERS-CoV)滴度，并已验证其在细胞水平上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复制。因此，瑞德西韦有望在治疗新冠病毒感染上发挥重要作用。瑞德西韦的合成方法主要有经典合成路线和二代合成路线等 [ 3 ] [ 4 ]。其中经典合成路线是最初合成得到瑞德西韦的方法，条件比较成熟可靠。二代合成路线是在经典合成路线的基础上优化得到的，该路线可以实现较大量生产，较为符合工业化需要。 法匹拉韦(又称：法维拉韦)是一种RNA聚合酶(RdRP)抑制剂类的广谱抗流感病毒药物，由富士胶片下属的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研发，2014年就已获批在日本上市(商品名：Avigan)，用于治疗新型和复发型流感。法匹拉韦的合成路线比较多，目前，国内外法匹拉韦的主要合成方法主要有：3-氨基-2-吡嗪甲酸作为起始原料经过羟基化、酯化、胺化、硝化、还原、氟化六步反应制得目标化合物的一锅煮法 [ 5 ]。虽然该反应路线较短且实验操作较为简便，但由于6-硝基-3-羟基-2-吡嗪酰胺在一般有机溶剂中溶解度有限，将其还原成氨基化合物较困难，该步骤使用了较贵钯试剂，总收率较低。王欢等 [ 6 ] 以氨基丙二酸二乙酯盐酸盐为原料，经中和、氨解、环合、溴化、氯代及脱水、氟化、选择性水解、成盐纯化、水解得到法匹拉韦。该路线较长，收率较低，只有9%。王皖等 [ 7 ] 也是以氨基丙二酸二乙酯盐酸盐为起始原料，氨水氨解后与乙二醛环合直接制得3-羟基-2-吡嗪酰胺、经硝化、氯代、氟代、水解成盐后、再经过氧化氢氧化，制得法匹拉韦。该法收率偏低，只有5.6%。这些现有的合成方法中还存在或多或少的缺点，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暂较为困难。 这两个药物在新近的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倍受瞩目，许多科学家都在关注和研究这两个药物 [ 8 ]。因此，本文对这两个药物的合成方法路线进行概述，以期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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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瑞德西韦的合成 瑞德西韦(Remdesivir)是由美国Gilead公司研发的一种核苷类似物，是RNA依赖的RNA聚合酶(RdRp)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病毒核酸合成来抗病毒。CAS号：1809249-37-3。据相关文献报道，此化合物在水性介质中相对不溶且化学性质不大稳定。除溶剂外，其稳定性还与酸碱度有关，在pH为4~5时的溶液中最稳定。当PH是4时，化合物的溶解度还随着pH的减小而增加。瑞德西韦在针对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小鼠在使用瑞德西韦治疗后，病毒复制减少，肺功能得到改善。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在全球蔓延，在疫情越发严峻的情势下，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将瑞德西韦作为治疗药物研究，通过前期的研究结果表明，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有一定的抑制其活性的作用。其结构式如图2。 图2. 瑞德西韦的结构式 2.1. 瑞德西韦第一代合成路线 目前，瑞德西韦的主要合成路线有：瑞德西韦(GS-5734)的化合物专利CN103052631B报道的合成路线 [ 9 ]，如下图3。首先是化合物15在丁基锂的作用下与内脂14进行糖苷化反应(这里面有一个化合物15的芳香伯胺的原位硅保护和脱保护过程)。化合物16接着进行氰基化反应，紧接着进行脱苄基保护得到化合物4。化合物4再与化合物19反应得到消旋的最终化合物，最终进行SFC拆分得到手性化合物。该路线的缺点是需要SFC拆分，较为复杂。但此路线是瑞德西韦最为经典的合成路线，合成方法较为成熟。 图3. 瑞德西韦的第一代合成路线 2.2. 瑞德西韦第二代合成路线 Warren T等 [ 10 ] 2016年发表在Nature以及Siegel D [ 11 ] 等2017年发表在JMC都报道了瑞德西韦(GS-5734)的改进二代合成方法。这条合成路线是手性合成，在实验室可放大至百克级。合成路线见图4，共6步反应，收率分别为40%，85%，86%，90%，70%，69%，中间体6合成需要两步，收率分别80%，39%。第一步的糖苷化反应中，使用碘代物取代第一代合成方法中的溴代物，并使用格氏试剂进行卤素交换，使得其产率高于第一代的合成方法。氰基化反应和醚的脱苄基反应条件经过优化后，产率都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顺利得到化合物Nucleoside (Nuc)。Nucleoside (Nuc)的邻位顺式双羟基通过保护，顺利得到化合物5。化合物5与单一构型的6进行反应，再进行脱保护反应顺利得到手性的最终化合物。单一构型的关键中间体化合物6在这条合成路线中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相关的研究发现消旋的化合物9在异丙醚作为溶剂重结晶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单一构型中间体化合物6，这一发现对整个路线的大量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4. 瑞德西韦的二代合成路线 除了上述的瑞德西韦合成的一代工艺和二代工艺外，张芬团队 [ 12 ] 改进了瑞德西韦合成路线，将工艺中的中间体化合物4号的制备工艺进行优化(见图5)，合成制得的瑞德西韦，经确证与目标化合物的结构相符。该合成方法包含六步反应，总收率为21.3%。收率较大幅度提高，适合大规模产业化制备瑞德西韦。 图5. 中间体化合物4号 2.3. 瑞德西韦的其他合成路线设计 除了上述的瑞德西韦合成路线外，智化科技还通过自主研发的逆合成路线设计算法，推算出了两种合成方法来合成关键中间体2a，其化学结构见图6。其具体合成路线参见 [ 13 ]，这可以给科研工作者提供不一样的合成思路，但这两条合成路线能否应用到顺利合成得到瑞德西韦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图6. 中间体2a的化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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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法匹拉韦 法匹拉韦(Favipiravir)是一种RdRP抑制剂的核苷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新型和复发型流感的广谱抗病毒药。CAS号：259793-96-9。化学名称：6-氟-3-羟基-2-吡嗪甲酰胺(6-fluoro-3-hydroxypyrazine-2-carboxamide)，其化学结构见图7。法匹拉韦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试验数据结果良好。此外，法匹拉韦在体外具有广泛的抗RNA病毒活性的作用，还可以抑制其他多种病毒的转录，如沙粒病毒、黄热病毒、狂犬病毒等。研究表明，法匹拉韦在细胞内酶的作用下形成法匹拉韦-呋喃核糖基-5-三磷酸(T-705RTP)，竞争性地抑制病毒RNA依赖的RNA聚合酶，从而抑制病毒基因组复制和转录；同时也可以浸入到病毒基因，诱发突变发挥抗病毒作用。 图7. 法匹拉韦的结构 3.1. 法匹拉韦合成的一锅煮方法 文献报道法匹拉韦的合成有一锅煮法(图8)，该合成路线是以3-氨基-2-羧基吡嗪为原料，经酯化反应、溴代反应生成化合物3，再经重氮化反应、氨解反应、氯代反应生成6，最后经苯环氟代反应、氰基水解反应、羟基取代反应即一锅煮反应合成法匹拉韦 [ 5 ]。 图8. 法匹拉韦一锅煮反应合成路线 3.2. 法匹拉韦的七种合成方法 此外，还有以4种不同的起始原料：3-氨基-2-甲酸吡嗪、3-羟基-2·吡嗪甲酰胺、2，2-二乙氧基乙酸乙酯和6-溴-3-氨基-2-吡嗪甲酰胺对法匹拉韦的7条合成路线(图9) [ 14 ] - [ 22 ]。 图9. 法拉匹韦的7条合成路线 合成路线一：该路线是以3-氨基-2-甲酸吡嗪为原料，经过重氮化反应得到3-羟基-2-甲酸吡嗪，然后在浓硫酸催化下与甲醇酯化生成3-羟基-2-吡嗪甲酸甲酯，再在浓氨水和甲醇的作用下氨解生成3-羟基-2-吡嗪甲酰胺。3-羟基-2-吡嗪甲酰胺也可由3-羟基-2-吡嗪甲酸甲酯直接经氯酰化、氨解反应得到。3-羟基-2-吡嗪甲酰胺在浓硫酸和浓硝酸条件下发生硝化反应得到6-硝基-3-羟基-2-吡嗪甲酰胺，6-硝基-3-羟基-2-吡嗪甲酰胺在Pd-C、氢气作用下发生还原反应得到6-氨基-3-羟基-2-吡嗪甲酰胺，然后在质量分数70%的氢氟酸哌啶溶液中进行重氮化、氟化反应得到法匹拉韦。该路线的缺点是涉及到具有爆炸危险性的重氮化反应以及硝化反应和氢气还原反应，工业化生产中存在安全隐患。 合成路线二：该路线也是以3-氨基-2-甲酸吡嗪为原料，在甲醇中经过浓硫酸催化得到3-氨基-2-吡嗪甲酸甲酯，再经N-溴代琥珀酰亚胺(NBS)溴化得到6-溴-3-氨基-2-吡嗪甲酸甲酯，再经重氮化反应后不经分离在浓硫酸的催化下与甲醇反应生成6-溴-3-甲氧基-2-吡嗪甲酸甲酯，再经三(二亚苄基丙酮)二钯(Pd2(dba)3)、(S)-(－)-2，2’-双(二苯基膦基)-1，1’-联萘(S-BINAP)、叔丁醇钠的催化作用与二苯亚胺反应生成6-氨基-3-甲氧基-2-吡嗪甲酸甲酯，在甲醇溶液中氨解得到6-氨基-3-甲氧基-2-吡嗪甲酰胺，在氢氟酸的哌啶溶液中进行重氮化反应得到6-氟-3-甲氧基-2-吡嗪甲酰胺，在乙腈中经三甲基氯硅烷(TMSCl)和NaI催化水解得到目标化合物法匹拉韦。该路线收率较低，路线总收率仅有0.5%左右，而且反应中需要使用到贵金属催化剂，实验成本较高。 合成路线三：该路线以3-羟基-2-吡嗪甲酰胺为起始物，在浓硫酸、浓硝酸条件下经硝化反应得到6-硝基3-羟基2-吡嗪甲酰胺，在三氯氧磷和吡啶的作用下发生氯化和还原反应生成3，6-二氯-2-吡嗪甲腈，然后在氟化钾和叔丁基溴化铵的作用下发生卤素置换反应得到3，6-二氟-2-吡嗪甲腈，在醋酸钠和盐酸的作用下生成6-氟-3-羟基-吡嗪甲腈，在氢氧化钠和过氧化氢的作用下经氧化反应得到法匹拉韦。该合成路线涉及到的硝化反应，在工业化生产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合成路线四：该路线是在合成路线三的基础上制得中间体3，6-二氟-2-吡嗪甲腈，在醋酸钾和氨水的作用下生成的6-氟3-羟基-吡嗪甲腈不经分离直接与二环己基胺(DCHA)反应得到6-氟-3-羟基-2-吡嗪甲腈二环己基胺盐，在过氧化氢的作用下得到法匹拉韦。该路线相较于合成路线三的优点是没有了有害气体氟化氢的产生以及不稳定中间体6-氟3-羟基-吡嗪甲腈的产生，且中间体6-氟3-羟基2-吡嗪甲腈二环己基胺盐的收率高、结晶性好，可作为工业化生产法匹拉韦的关键中间体使用。 合成路线五：该路线以2-氨基丙二酰胺为原料制备合成法匹拉韦的重要中间体3，6-二氯2-吡嗪甲腈。2-氨基丙二酰胺在氢氧化钠和乙醛水溶液的作用下生成2-氨基甲酰基吡嗪-3-羟基钠，在甲醇和乙腈混合溶剂中经溴化得到6-溴-3-羟基吡嗪甲酰胺，在三氯氧磷和N，N-二异丙基乙胺的作用下发生氯化反应生成中间体3，6-二氯-2-吡嗪甲腈，在氟化钾和叔丁基溴化铵的作用下生成6-二氟-2-吡嗪甲腈，在乙醇钠和盐酸的条件下生成6-氟-3-羟基-吡嗪甲腈，再经浓硫酸氧化得到法匹拉韦。该路线不经过硝化反应，反应较为安全，且该路线的起始原料简单易得，但是该路线需要使用到毒性较大的溴素作为溴化剂，危害性较大。 合成路线六：该路线是以2，2-二乙氧基乙酸乙酯为起始原料合成重要中间体6-氟-3-羟基-吡嗪甲腈。2，2-二乙氧基乙酸乙酯在氢氧化钠和浓盐酸的作用下水解、酸化生成2，2-二乙氧基乙酸，然后依次在氨基乙腈硫酸盐、1-乙基-(3-二甲基氨基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EDC)、三乙胺的作用下得到中间体24，在叔丁醇钾和草酸二甲酯的作用下得到中间体25，不经分离在氮气保护下与三氟乙酸、羟胺盐酸盐进行环合得到异口恶唑中间体26，在乙酸中经对甲苯磺酸一水合物催化环合生成吡嗪并异口恶唑中间体27，经氯化得到中间体28，在乙腈中与2，2-二氟-1，3-二甲基四氢咪唑反应，或者在二甲基亚砜中与氟化钾反应得到中间体29，29在氢氧化钠、水的作用下得到重要中间体6-氟3-羟基-吡嗪甲腈，然后再按照合成路线四路线合成得到法匹拉韦。该反应的缺点是合成路线太长，中间体太多，导致整体收率较低。 合成路线七：该路线以6-溴-3-氨基-2-吡嗪甲酰胺为起始原料，在氮气保护下与氢化钠、二碳酸二叔丁酯发生反应，然后再与四丁基溴化铵(TBAB)、氟化钾反应后，在甲醇中与浓盐酸作用脱去保护基得到6-氟-3-氨基-2-吡嗪甲酰胺，经重氮化反应后即得法匹拉韦。该路线合成步骤较少，总收率在45%左右，比较适合工业化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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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与展望 抗病毒药物研究是当今的一个热门领域，核苷类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和法匹拉韦尤其引人瞩目，对其合成路线的研究越来越丰富 [ 23 ]，世界上许多家医药研发机构和公司都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通过介绍两种药物的相关合成路线，以期可以为这两种药物的合成提供参考。 为了进一步探索其高效的合成方法，我们实验室正在使用祥鹄微波化学仪器 [ 24 ] [ 25 ] [ 26 ] 对其合成工艺方法进行改进研究，可望缩短反应时间、减少副产物生成、提高反应速度和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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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广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老年人口激增和社会养老供应不足矛盾突出，面对“僧多粥少”的养老困境，优化、创新养老模式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夯实居家养老模式的基础地位，发扬传统家庭子女养老的优良传统，对于破解养老难题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传统家庭养老的各种优势，将社会养老服务和家庭养老服务有效结合起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民风的、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性养老供应不足、养老服务短缺等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探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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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各地区都对养老模式进行积极探索，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多，养老市场一直呈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数量和服务有限的社会性养老不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生活习惯和日益增长的养老市场需求 [ 1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我国家庭结构逐渐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养老功能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 2 ]。针对重庆市铜梁区当前养老服务行业的需求现状，通过分析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的优势，集两种养老模式优势于一体，对于缓解重庆市铜梁区当前严峻的养老供需矛盾、促进当地养老经济有序发展、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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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铜梁区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背景分析 2.1. 情感层面——家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 家庭养老是我国沿袭已久的、比较传统的养老方式，“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孝经•三才》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以家庭为基础，以孝道为核心，以敬老、爱老、尊老为养老形式，以血缘为约束监督的“反哺”式家庭养老体系自古以来成为约定俗成的基本社会规则。与机构养老模式相比，社区居家养老在精神慰藉、心理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模式仍旧是以家庭为中心，老年人可以在自己熟悉的住所和环境中生活，同时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心理层面的接受程度较高。居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养老问题的基本政策取向，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我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僧多粥少”的社会养老形势下，受传统孝道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影响，依靠家庭养老仍是大多数老人首选的、主要的养老模式，其基础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而且这种模式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础地位不会动摇。 2.2. 政策层面——地方政府在养老方面的政策支持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依托于社区的社会性养老服务，这种养老模式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符合人们传统的家庭养老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适应中国未来养老的新方向，是时代发展所需。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在2018年7月印发的《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千百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2018年至2020年，重庆市将计划新建10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重点打造100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其中，对铜梁区城市街道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计划见表1。 Table 1 Construction Plan of Tongliang district in “thousands of projects” of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 in Chongqin 年份 名称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个) 社区养老服务站(个) 2019年 2 12 2020年 3 20 表1. 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千百工程”中铜梁区建设计划表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在2019年11月印发《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中提出：“坚持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为基础，以养老服务信息化全覆盖、监督管理全覆盖和普惠政策全覆盖为保障，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目标，确保到2022年每个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其中，对铜梁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计划见表2。 Table 2 Chongqing Tongliang district 2019~2022 rural old-age servic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full coverage pla 年份 名称 乡镇养老服务中心(个) 村级互助养老点(个) 2019年 5 36 2020年 6 49 2021年 6 48 2022年 6 48 表2. 重庆市铜梁区2019~2022年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全覆盖计划表 2.3. 经济层面——减轻家庭养老负担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新型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外，与只有家庭成员参与的传统家庭养老和带有营利性质的社会养老模式相比，依托于社区的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结合，参与者不再单一：有政府、社会组织、家庭、社区、志愿者等，可以提供的养老服务项目也丰富多样，使以前完全依靠家庭支出的沉重养老负担被多个部门分解，大大节约了家庭养老成本，有效降低传统家庭养老负担，使社区承载的养老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2.4. 社会层面——功能多元化 在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委的积极推动及当地政府的不懈努力下，重庆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了较大发展，逐步从市、区(县)到街道(乡镇)、社区(村)延伸，铜梁区社区各种公共养老服务设施逐步齐全，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带来便利性和趣味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居民、高校学生就业，有效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融经济性、专业性、便利性为一体，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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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铜梁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现状及未来 3.1. 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的现状 铜梁区社区养老大部分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提供社会性养老服务”的模式存在，只有少数空巢老人、年龄偏大的老人居住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95%以上的老年人仍然住在家里，只是享受了政府在社区提供的更丰富的养老服务。近几年来，铜梁区积极相应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养老政策号召，认真落实民生实事，社区养老服务站发展势头迅猛，养老公共服务设施和相关养老服务都日趋完善。本次调研随机参观了铜梁区巴川街道体育街社区养老服务站、铜梁区土桥镇桃溪社区的养老服务站、铜梁区东城街道姜家岩社区养老服务站、姜家岩社区养老服务站等几个养老服务站，这里不但环境优美、场地适宜，还配备了适宜老人娱乐、健身、康复器材等养老基础设施，并有专职的养老服务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使老人们能够享受全面的优质服务。这些只是铜梁区社区养老服务站近年来发展建设的一个缩影，相类似的社区养老服务站在铜梁已经多达270多个，覆盖全区90%以上的城市社区和80%以上的农村社区。 3.2. 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的未来 为社区老人建养老服务站，提供健身娱乐、康复等基础养老设施仅仅是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跨出去的第一步，真正的养老是相关的后续服务。为确保辖区内的各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发挥实效，铜梁区民政局通过对全区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行情况进行统计核查、建立辖区老人的信息台账的方式，“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对各社区养老服务站的不同情况给予帮助和支持，以便更好地为老人们提供各种个性化的服务 [ 3 ]。 笔者从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获悉：铜梁区将在未来三年内实现28个镇街社区居家养老全覆盖，为辖区居民提供助餐、助洁、助医等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让居民在熟悉的社交圈中安享晚年，具体规划见表3。 Table 3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lanning of community old-age service station in Tongliang district from 2018 to 202 铜梁区社区养老服务站 年份 新建 全区现已有 覆盖率 现状 2018 50个 183 55% 2019 55个 278个 83.5% 未来 2020 拟建50个 95%以上 未来三年 333个社区(28个镇街)养老服务站全覆盖 100% 表3. 铜梁区社区养老服务站2018年~2022年发展现状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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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铜梁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困境与对策 4.1. 铜梁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困境 重庆市铜梁区社区居家养老在政策利好和政府统筹努力下发展迅速，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 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短缺 “招工难、用工难、留工难”是所有社会养老面临的共性问题，社区居家养老也不例外。铜梁区养老服务机构现有的养老服务人员90%以上是社会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学习能力较弱且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老年照护培训，缺乏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照顾老年人方面带有很强的局限性且后期发展可持续性不强 [ 4 ]。 4.1.2. 民间参与养老服务比率较低 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是政府，也可是社会组织、营利组织，而当前铜梁区社区养老模式投资主体相对来说还比较单一。从当前铜梁区居家养老的发展模式来看，居家养老政策的制定大部分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机会较少，后期养老服务中的执行操作性难度较大。另外，投资大、运营周期长、风险性高等多种因素使得民间资本对养老服务领域望而却步。 4.1.3. 养老服务内容单一，智能化不高 铜梁区现行的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提供的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大部分仅仅局限在养老服务站场地和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真正的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家政维修、精神慰藉等服务比较欠缺，也没有深入到老年人的家庭中去，其功能没有真正得到体现。传统养老服务没有与时俱进地向智能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方向转变，“医养护相结合”的多功能、智慧型社区尚未建立。 4.2. 铜梁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对策 在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很多地方相继提出了符合自身发展水平和地方特点的养老服务目标，如北京市的“9064” 1 养老服务目标、吉林省特色的“9073”养老服务格局。针对上述社区居家养老发展困境，重庆市铜梁区可以借鉴学习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根据本区老龄化现状和养老服务发展程度，制定符合当地老龄化形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养老服务目标，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新模式 [ 5 ]。 4.2.1. 做好养老服务人才保障工作 由于依托于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带有社会服务性质，因此需要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做技术和服务保障，而铜梁区现有的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存在缺口大、年轻从业人员较少、服务质量跟不上等问题。铜梁区民政局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加强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工作：① 按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决策部署，引导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五类人员”报考社会急需的养老服务专业，加强对此类人员的养老服务技能培训，为区域养老服务经济发展助力 [ 4 ]；② 加强对养老服务领域公益性岗位开发，以更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养老服务事业；③ 加强与地方高校的合作，实行养老服务人才政府、企业、学校共同培养和“订单式”培养，确保养老服务专业性人才的可持续发展；④ 加强与社会团体、公益组织、高等院校等机构的合作，面向大学生、社区居民、广大社会人员等群体设立志愿者服务队伍，扩充养老服务人员的队伍，打造养老服务多元化供给格局 [ 6 ]。 4.2.2.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推进投资主体多样化 铜梁区地方政府应当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放宽养老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降低门槛，由事前准入的限制转向事中的指导、事后的监管；营造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允许各类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融入；逐步加大财政投入，制定“民办公助”、“公办民营”等政策措施，通过减免税收、增加补贴、招商引资等方式，落实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兴办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业，为养老服务投资主体注入新的活力。 4.2.3. 打造智慧社区，提供多样化、快捷化的养老服务 随着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养老服务应当向智能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方向转变，建立“医养护结合”的多功能、智慧型社区，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智慧化、快捷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通过互联网智能设备将信息传递、整合和传统养老服务结合，用现代化的智能手段来解决社区居家老人的各种养老需求，真正让老年人感受到现代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智能和便捷，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便着手：① 医护方面：升级社区诊所，充分利用互联网，建立线上、线下“医养结合”模式，打通社区到医院的绿色通道，满足社区老人的基本医疗需求。② 生活方面：根据老人的个性化需求，成立日间照料中心、短期照护、长期照护等多种类型的社区养老服务，集饮食、家政、卫生、照料、医疗、维修、娱乐和公益服务等服务于一体，满足老人日常生活所需和养护需求，也可以为高龄、体弱多病、失能失智老人提供专门的上门照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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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在我国当前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总体供应不足且功能不完善的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优势更为突出，是一种很有前途、值得探索和深化的养老方式。在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上，依托于社区，将社会性质的养老服务充分引入到家庭当中来，将二者充分融合，实现“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养老模式，满足不同家庭、不同年龄和不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通过加快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配建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高养老服务网络覆盖率的方式，营造老年人家门口熟悉的“社交圈”，提高老人晚年生活、生命质量，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老龄工作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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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环境污染与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本文根据2004~2016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空气污染是否促进了生态技术创新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分别将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探讨生态技术创新与空气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当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作用为负，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逼迫”效应十分显著；2) 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折线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的上升，当期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扩大，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逼迫”作用减小；3) 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当期的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U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当期空气污染从显著地抑制生态技术创新到不显著，直至促进生态技术创新；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折线型”关系，即滞后一期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逼迫”效应不断增强；因此，政府制定环境规制应当适度，并且需要促进环境规制实现多样化、市场化，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从而使得环境污染的“逼迫”作用发挥的作用最大化，从而尽可能地激励生态技术创新。此外，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还应当因地制宜，不应该实行“一刀切”，需要考虑与地方的实际经济发展现状相结合，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 :生态技术创新，空气污染，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模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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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正处于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我国政府于2013年9月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年均累计下降18%的目标。如何找寻有效的解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 1 ]。因此，有必要探究生态技术创新的促进机制，检验我国生态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目前关于生态技术创新减排治污效应以及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多 [ 1 ]，但是往往忽略了此类技术创新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响应 [ 2 ]，即雾霾是否“逼迫”了生态技术创新的增长。本文根据中国272个地级市2004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逼迫”效应，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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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严峻，其中雾霾作为空气污染的常见形式，更是呈现出频率高、范围大、常态化等特点。在这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无疑是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 [ 3 ]。此外，面对环境的恶化等生态问题，有效的环境规制也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环境保护必须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环境规制带来的企业成本的增加，妨碍了厂商提高生产率以及市场竞争力，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技术创新 [ 4 ]。 然而波特提出的“波特假说”对传统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 5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虽然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但也能够产生“技术补偿效应”与“学习效应”，并且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其次，波特等学者还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生产率的作用关系进一步论证了“波特假说”内在机制 [ 1 ]。国际上与国内有大量学者对“波特假说”进行了相关的检验。Jaffe和Palmer [ 6 ] 对美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研发与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影响作用。Domazlicky [ 7 ] 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化工业生产率的作用，得出了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的结论。除此以外，国际上也有学者的研究并不支持“波特假说”的成立。Conrad和Wast (1995) [ 8 ] 通过对德国重污染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较小，甚至对部分产业的生产率产生了负面作用。Lanoie、Patry和Lajeunesse (2001) [ 9 ] 通过对加拿大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短期内环境规制会降低生产率。 中国国内也有着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各异。赵红 [ 10 ] 实证分析了在我国制造业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波特假说”。沈能和刘凤朝 [ 11 ] 的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地区异质性结果：“波特假说”在中国东部得到了支持，但是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无法验证。张成等 [ 12 ]、李斌等 [ 13 ]、李玲和陶峰 [ 14 ] 蒋伏心等 [ 15 ]、王杰和刘斌 [ 16 ] 等学者则验证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着“U型”或“倒U型”关系，即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有可能存在“折线型”关系，虽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单向的，但是其影响系数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而改变。此外黄德春和刘志彪 [ 17 ]、王兵等 [ 18 ]、解垩 [ 19 ] 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波特假说”的成立并不具有确定性。 在技术创新中，生态技术创新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恶化的挑战中占据着关键地位。相比于其他技术创新，生态技术创新更加新颖、多样，且具有不确定性 [ 20 ] [ 21 ]。目前关于生态技术创新减排治污效应以及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多，但是往往忽略了此类技术创新对于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响应。Hsin-Ning Su和Igam Maoniba [ 2 ] 实证分析了7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技术创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不同类型的温室气体指标所产生的异质性作用。王为东等 [ 22 ]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响应了气候变化的趋势。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的同根同源性 [ 23 ]，且空气污染更加容易引起民众以及企业的环保意识，从而能够对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使用PM2.5表征中国的空气污染，Y02专利技术代表生态技术创新，并且构建门槛模型，探究我国日益恶化的大气污染是否“逼迫”了生态技术创新的发展。除此之外，本文通过选择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在不同的条件下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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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4年至2016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以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量，构造出生态技术创新对空气污染响应系数的非线性门槛模型。结合具体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发现：1) 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当期的空气污染会显著地一直技术进步，但是生态技术创新对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十分响应。2) 结合门槛模型，本文发现，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维度上，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折线型”关系，即当期的空气污染对技术创新的负作用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强而扩大，这反映了从整体上来看，高强度的环境规制那么促进绿色技术的进步。3) 在以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量时，当期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会由负转正，呈现“U型”关系，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则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强。 结合上述的研究结果，本文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 首先，生态技术创新对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恶化情况的响应存在滞后，并且当期的环境污染不仅不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反地会因为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从而抑制对生态技术创新的研发。这就要求政府以及企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对相关领域技术研发工作的统筹规划，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领域的相关技术创新给予补贴、奖励等激励措施。2) 其次，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环境规制作为控制变量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规制强度的上升，生态技术创新会受到负向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可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避免对企业造成过大的成本负担，从而抑制技术的进步；3) 此外，考虑到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量时，生态技术创新在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响应空气污染，这就要求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 30 ]，确保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数据的制约，本文在构建环境规制时采用的是环境污染指标的逆指标，存在一定的不足。考虑到环境规制的多样性，接下来的研究可以纳入对排污费、污染治理支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等环境规制，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此外，本文仅仅从全国层面上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没有进一步划分区域探讨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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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基于OECD的TiVA数据库和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数据，对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贸易结构变化和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从原来的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单一出口竞争优势结构转型为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相结合的多元出口竞争优势结构，其出口行业竞争力不仅来自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含有高增加值的进口中间品。此外不容乐观的是，在中国总出口增加值中占比最大的电器及光学设备行业，其国内增加值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国际竞争力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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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加入WTO的6%增加到2017年的16%，排名世界第一，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从2001年入世的5%增加到2017年的13%，排名世界第三。至此，中国不仅在全球创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同时作为“世界消费市场”的地位也得到迅速提升。 作为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第二的大国，中国以本国为中心建立了亚洲区域性国际生产体系。在这个被称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国际生产体系发展过程中，进出口对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产生比以往更大的波及效应。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① 大量消费市场促生了全球供应链。② 中间品的外部供应及生产工序离岸外包。③ 基础设施/服务行业(运输，通信，金融，保险)日新月异的发展。④ 关税政策的优化。⑤ 以跨国公司为主的海外直接投资(FDI)促使企业的生产活动发生结构性和地理性的多样化 [ 1 ]。以上几个方面共同促成了基于国际垂直化分工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工序不断细化和地理分化，同一商品不同生产工序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成为常态，价值链条逐渐拉长，中间品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 在以全球价值链为背景的新一轮全球化形势下，一国的货物出口包含了多国的中间品，中间品跨越多个国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很多商品的价值来源实际上涉及很多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在传统贸易统计下，仅由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或地区所有。例如，中国对日本的增加值出口中，不仅仅包含由日本的最终需求而直接出口到日本的增加值，还包括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品经该国加工/组装后最终出口到日本的增加值(对日间接出口)。同样，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增加值中，不仅包括由中国的最终需求而直接从日本进口的增加值，还包括在日本国内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品最终被中国进口的增加值(对日间接进口)。在这个复杂的进出口过程中，由原产国创造的增加值的一部分还会被再一次出口到原产国。特别是在出口商品中，如果包含进出口双方的中间品，就意味着在同一种商品的出口中双方有着密切的生产合作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的贸易经济学家和政商界的政策制定者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以进出口海关统计为基础的贸易总额统计存在着严重不足，已不能反映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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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如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间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多次进出口，传统的总值贸易核算方法不但不能体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生产环节所创造的增加值，甚至还会错误评估产业真实竞争力，从而导致与实际不符的贸易政策的制定。 近年来国内外的GVC研究可以分为以下4个方面 [ 2 ]。第1个方面主要是以GVC的概念，GVC研究方法为主的研究。包括GVC全球治理，GVC形成的理论分析，通过贸易统计数据，企业微观数据对GVC进行的定量分析，多国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构建及以此为基础的GVC定量分析，间接波及效应等相关研究。第2方面主要是以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开展的以对GVC的问题意识研究以及与GVC相关的政策性问题研究为主。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如何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GVC参与特征，FDI和GVC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第3个方面主要是以产业分析为主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对象为个别产业的GVC分析，产业间GVC分析，加工/组装型制造业的GVC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等相关方面的研究。第4个方面主要是以企业分析为主。主要通过对企业的问卷调查所搜集的反馈信息，对个别国际性贸易产品的GVC进行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跨国公司的分析。对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构建过程中，在其企业内部形成的以生产工序细分化、地理多样性为主要特征的GVC类型进行分析。 上述4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使用企业内部数据进行分析。这一类型的分析主要依靠企业的各生产工序和销售过程中的内部财务数据对企业供应链的形成进行详细描述 [ 3 ]。以企业贸微观核算数据为主对易增加值核算进行分析的主要研究成果有，Kraemer等对苹果公司的iPhone和iPad全球价值链进行了追踪 [ 4 ]，邢予青等 [ 5 ] 以iPhone为例，将iPhone的主要零部件制造商与单位生产成本进行拆解分析，对主要零部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增加值进行国别分类，阐明了即使那些由美国公司发明的高科技，也可能不会增加美国的出口，反而扩大美国贸易逆差。Upward等 [ 6 ]、马弘等 [ 7 ] 利用Koopman等的方法，即二次规划法，得到区分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生产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从而使得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中技术参数的估计规范化，将微观层面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匹配，通过进一步区分贸易方式和出口企业所有制，计算出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民收入。 第二个特点是，通过构建多国间国际投入产出表，对各个贸易产品的全生产过程进行跨国分析。他不同于以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供应链分析，可适用于所有产业部门分析。同时，多国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还包括海关统计所不包括的产业间的供给数据，所以在国际分工复杂化、地理多样性等背景下，更容易掌握贸易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增加值 [ 3 ]。运用多国间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的贸易增加值核算的主要研究成果有，Hummels等开创性地提出了系统测度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S)的量化指标，即一国出口品中所包含的进口品，或者一国生产的出口品中，被其他国家作为中间投入用于出口的部分(VS1) [ 8 ]。但单国模型局限于一国进口品的使用与出口品的生产，学界开始使用多国或国际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Johnson和Noguera利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提出增加值出口(VAX，即国内增加值最终被外国吸收的部分)的概念与度量方法，对各国贸易增加值进行了实证分析 [ 9 ]。Koopman等将不同国家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提出一国总出口分解法 [ 10 ]。王直等基于多国间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涵盖多个层面的总出口分解框架，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间建立了对应框架 [ 11 ]。近年来为国内外的GVC研究提供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库一览如表1所示。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使用OECD的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数据和商务部2018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中公布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对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贸易结构变化和特征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首先对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出口的整体状况进行概括，然后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指数和显性对称性比较优势(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RSCA)指数对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最后对上述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并给出政策建议。 Table 1 Statistics database of trade value adde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构建机构 数据库数据来源 统计对象国家数 产业・商品分类 统计对象年次 备注 UNCTED-Eora GVC数据库 UNCTAD/Eora 国民経済计算供给・使用表、产业连关表(EU统计局、OECD、IDE-JETRO) 189 25~500 (根据国别不同) 1990~2019 对几种原始数据进行修改和补充，建立包括部分贫困国家在内的更广泛的、统一的数据库 多国间产业投入产出模型(ICIO) OECD/WTO 国民经济核算 产业投入产出表 64 36 2005~2015 由OECD调整的国民经济计算产业投入产出表 アジア国际产业连关表(AIIOT)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 国民経済核算、调査研究 10 76 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5 美国–亚洲国际产业投入产出表、双边国际产业投入产出表(包括中日双边国际产业投入产出表) EXIOPOL Database (CREEA) 在EU支持下的11个财团联合研究机构 国民经济核算共给・使用表 43 129 2000、2007 (后续统计工作由CREEA完成) 包括GHG排放、水资源、土地和能源等统计 国际统计分析专项(GTAP) Purdue University 各种研究机构、组织机构提供的对称表(产业 × 产业) 140 57 2004、2007、2011 民间数据库(包括能源、土地、CO 2 排放、国际劳动人口移动等统计) 世界产业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在EU支持下的11个财团联合研究机构 国民経済核算供给・使用表 43 (2016版) 40 (2013版) 56 (2016版) 35 (2013版) 2000~2014 (2016版) 1995~2011 (2013版)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按使用目的分类的合作伙伴国之间的分配流程数据 UIBE GVC 数据系统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RIGVC UIBE) WIOD， OECDICIO， GATP， Eora 以各个统计数据库数据为准 以各个统计数据库数据为准 以各个统计数据库数据为准 包含垂直分工相关指标(VS， VS1， RCA， VAX等) 表1. 贸易增加值统计数据库一览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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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贸易总值统计数据和贸易增加值统计数据，对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出口的整体状况进行概括，然后使用RCA和RSCA指数对中国出口比较优势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中国货物出口的整体国内增加值率仍然较低，与美日等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17年全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平均值仅达到总出口额的70%，剩下的30%的增加值来源于海外。说明中国的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来自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含有高增加值的进口中间品。但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货物出口国内增加值含量呈不断上升趋势。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增加值含量的上升与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一是在出口贸易形态上，加工贸易形态出口比重不断下降而一般贸易形态出口比重不断上升使整体出口增加值率得到提高；二是无论加工贸易形态还是一般贸易形态，由于其生产技术，加工水平的提高使整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得到提高。同时我们还发现，由于加工贸易的特质性(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在国内进行组装/加工，然后出口制成品)，在总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的减少意味着中间品出口的比重正在迅速提升。 2)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推进使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得到提升，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其表现形式为一方面发挥了自身的生产要素优势和已相对提高了的技术水平维持了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通过将低增价值含量的生产工序向海外转移的同时，提高了自身具有中等以上生产技术水平的生产制造能力，从而增强了向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国家市场出口的可能性。 3) 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随着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地位得到了改善，并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具有高增加值含量的中间品生产领域正在逐步实现国产化。这种变化结果导致中国参与GVC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以从国外进口高增加值含量的中间品在国内组装后出口的形式参与GVC。而现在可以向第三国提供含有相对较高增加值含量的中间品的形式参与GVC。这意味着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出口还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出口，包含在其本国出口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比重得到提升，加强了这些国家出口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 4) 虽然不同贸易形态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但以加工贸易形态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仍然很高。2017年在贸易总额统计下该比重达到34%，贸易增加值核算下该比重达到20%。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许多出口行业的以加工贸易形态出口所创造的国内增加值不到以一般贸易形态出口创出的国内增加值的50%。因此，各个行业部门的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对整个行业部门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创造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2015年占出口增加值总额比例最高的行业部门——“电器及光学设备”的加工贸易形态出口比重达到该行业部门出口总额的65%以上，因此该行业部门每1000美元出口创出的国内增加值仅仅停留在521美元 [ 13 ]。 5) 单纯的出口产品结构的高度集中化，对于实现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的优化是有局限性的。关键是要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结构，即高增加值含量产品的国产化、国内增加值链条的延长，提高国内增加值的创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只有实现这些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国内产业结构整体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6) 中国的整体出口结构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单一型出口结构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多边分散型出口结构的转移。主导中国出口的行业已从纺织、服装、鞋帽产业向电气、光学机器、机械产业转移。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分析结果也证实了本文的观点。其分析结果表明，主要发达国家总出口额中包含的本国增加值的比率都有降低的倾向，而中国则有上升的倾向。这表明出口行业在进行出口生产活动中，对海外的中间品的进口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7) 不容乐观的是，在中国总增加值出口中占比最大的电器及光学设备行业，其增加值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该行业的总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全国平均值在60%以下。而对美国、欧盟、日本的出口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对比日本的贸易、投资战略来看，日本将增加值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生产工序转移到新兴国家，通过强化高增加值含量的原材料，高端中间品的制造来维持其出口国际竞争力。而目前中国的出口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正如上面提到的，电力、光学设备、机械行业的国内增加值率现在不高，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随着“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企业科研开发和与外资企业的合作交流的不断扩大，该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将不断得到提升。 8)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然仍保持比较优势，但其RCA指数和RSCA指数所表示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开始下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机械很难完全代替人工，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面向出口的工厂或生产工序将必然从中国转移到海外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中国长期拥有“世界工厂”地位，长年积累的技术、经验和供应链不能轻易地向海外转移。今后，在面临劳动成本进一步上升、生产人口减少、资源枯竭等各种难题时，有必要加快技术革新，通过扩大生产力和提高生产效率来达到提高出口竞争力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中国企业与海外企业的竞争不是单纯的企业间的竞争，而是复杂的产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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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讨论304不锈钢在人工唾液环境中，不同机械滑动工作条件对其腐蚀磨损性能的影响。在静态(滑动但不加载)和动态条件下，对不锈钢在人工唾液中的电位进行极化扫描。根据得出的极化曲线在阳极区选择−0.2 V作为恒定电势。考察在恒电位条件下，不同机械滑动工作条件对304不锈钢在人工唾液中腐蚀电流的影响，计算相应的磨损率。实验发现，通过改变机械滑动条件，即接触频率、接触时间以及接触载荷，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接触载荷与滑动周期不变的条件下，其磨损率随着接触频率的增加而不断增大；在接触载荷不变的条件下，其磨损率随着滑动时间的增加而变化不大；在接触频率以及滑动时间恒定的条件下，不锈钢的磨损率随着接触载荷的增加而显著变化。 关键词 :304不锈钢，人工唾液，外加电位，腐蚀磨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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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瓷器、复合材料、复合树脂和氧化锆等先进材料在口腔替换行业中的应用，在近些年呈现出上升趋势，不过使用最广泛的仍然是金属替代材料。由于不锈钢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能、机械强度高以及成本低廉等优点 [ 1 ] [ 2 ] [ 3 ]，所以在牙冠、固位器以及植入物等领域中被着重使用和研究。 不锈钢表面存在富含铬的氧化膜 [ 4 ] [ 5 ]，大大提升了其耐腐蚀性能。虽然不锈钢具有轻微毒性风险，但由于其带来大量可观的经济效益，所以发展中国家仍普遍使用不锈钢作为金属代替材料 [ 6 ]。在口腔环境中，不锈钢材料受到的载荷，电解质、食物的pH值以及咀嚼时间等因素组成极其复杂的摩擦学系统，研究这些因素如何在口腔环境中互相作用是解释牙齿磨损机制的关键 [ 7 ]。 在口腔环境中，不锈钢材料常作为假牙和固位器等使用，容易受到滑动、滚动和滑动滚动接触等机械作用的影响。由于人工唾液的腐蚀作用，导致金属的磨损增加 [ 8 ] [ 9 ] [ 10 ]，同时机械磨损会破坏金属表面钝化层，进一步加剧腐蚀。本文中，我们研究了滑动频率、滑动时间以及接触载荷对304不锈钢在人工唾液环境中腐蚀磨损性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