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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效果 下面，我们回顾了有关分离重评的文献，因为它涉及到这种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性。特别地，我们强调了通过自我报告、神经成像和心理生理学来分析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效果的影响；我们回顾了分离重评与其他情绪调节方法的比较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讨论。到目前为止，分离重评最常用的研究是通过增加被试和激发刺激之间的心理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不想要的情绪反应。减少厌恶情绪是最常见的调节目标。因此，在这篇综述中，我们将重点放在降低情绪的分离重评研究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研究的目的是减少心理距离来增强某种情绪(Ayduk & Kross， 2008; Davis et al.， 2011; Eippert et al.， 2007; Schulze et al.， 2011)。在衡量情绪操纵成功方面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研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总结了这些措施在健康个体中观察到的影响，因为在精神病理学背景下，分离式重评的影响超出了这篇综述的范围。尽管如此，研究已经在广泛的临床人群中证明了分离式重评的积极作用(Denny et al.， 2015; Gaebler et al.， 2014; Hermann et al.， 2009; Lang et al.， 2012)。 2.1. 自我报告测量 一些研究使用自我报告的效价来衡量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的效果。在这些研究中，被试需要对于由情绪诱发刺激引起的情绪反应做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并且以数字的方式量化(Ahmed， Somerville， & Sebastian， 2018; Vrticka， Bondolfi， Sander， & Vuilleumier， 2012; Winecoff et al.， 2013)。在为期两周的研究中，对被试进行分离重评的训练降低了对于厌恶照片的自我报告的负面影响(Denny & Ochsner， 2014)。与从自我沉浸角度分析自己感受的人相比，分离重评导致人们报告重新体验负面情绪的强度减少(Ayduk & Kross， 2008; Kross & Ayduk， 2008; Mischkowski， Kross， & Bushman， 2012; Wisco & Nolen-Hoeksema， 2011)。自我报告的情绪调节成功是另一种常见的衡量方法。在这些研究中，被试要求提供他们降低情绪反应成功程度的评分。Schardt (2010)使用了从1 (完全不成功)到9 (非常成功)的成功评级量表，发现被试的平均评级约为6 (Schardt et al.， 2010)。而Leiberg等人使用了类似的1到5的评级量表，发现平均评级约为3.7 (Leiberg， Eippert， Veit， & Anders， 2012)。综上所述，上述对健康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分离重评与主观情感体验的减少和策略的成功实施有着可靠的联系。 研究人员还利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将分离重评与其它调节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与自然观看相比，使用客观式分离重评的被试减少了对于电影片段的厌恶评级，而表达抑制则没有效果(Gross， 1998)。Ochsner等人的研究发现，使用重新解释或客观式分离重评的小组，在使用情感强度评级减少负面影响方面具有同等效果(Ochsner et al.， 2004)。Kross的研究发现，在短期内，分心和分离重评没有区别——与自我沉浸组相比，两组都使被试报告经历的痛苦减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心和自我重评的效果逐渐分化。与自我沉浸组和分心组相比，在他们被要求重新回忆同样的负面经验而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如何思考这个负面经验的指示的时候，那些采用分离重评的被试有较低的情感反应。此外，分离重评组的被试报告，在两次实验的时间间隔内，他们反思这段抑郁的经历的次数较少(Kross & Ayduk， 2008)。这些研究表明，分离式重评至少和其他一些常见的情绪调节方法一样有效。 2.2. 分离重评成功的神经影像学标记 与情绪调节相关的神经系统通常存在于调节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包括与执行控制和抑制过程相关的前额叶、顶叶和扣带系统以及参与情绪产生和情感评价的杏仁核或腹侧纹状体等皮层下系统。更准确地说，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LPFC)、下顶叶皮层(IPC)和前扣带回皮层(ACC)是支持情绪控制的共同脑区(Buhle et al.， 2014; Diekhof， Geier， Falkai， & Gruber， 2011; Dolcos， Iordan， & Dolcos， 2011; Mcrae et al.， 2010; Ochsner et al.， 2012; Phillips， Ladouceur， & Drevets， 2008)。分离重评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有关，但更具体地调用下顶叶区域(Ochsner et al.， 2012)。此外，分离重评被反复证明与背侧前扣带回(dACC)、内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背侧和前部，更右侧的背外侧前额叶(DLPFC)、中额叶和上额叶的皮层以及下顶叶皮层(IPC)的激活有关，并与杏仁核激活的减少有关(Erk et al.， 2010; Kalisch et al.， 2005; Koenigsberg et al.， 2010; Ochsner et al.， 2012; Schardt et al.， 2010; Walter et al.， 2009)。在一项重新解释和分离重评直接比较的研究中，在分离重评的过程中，右侧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下顶叶皮层(IPC)的激活更强；而在重新解释的过程中，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LPFC)在内的左侧和右侧在内的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更强，而且在中央前回、颞回和缘上回也有更强的激活(Ochsner et al.， 2004)。 此外，由于杏仁核激活在情绪处理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因此它一直是衡量情绪调节成功的最常见的神经成像指标。杏仁核的活动通常被认为与情感强度相对应(Phan， Wager， Taylor， & Liberzon， 2002; Satpute， Shu， Weber， Roy， & Ochsner， 2013)，因此杏仁核激活的减少被解释为情绪下调的标志。分离重评的潜在加工过程可能是对该区域产生激活程度产生下调的作用，使其激活程度成为一种结果度量。Eipper等人的研究表明将客观式分离和假想式分离结合起来能够降低被试的左侧杏仁核的活动(Eippert et al.， 2007)。在一项结合了客观式分离和空间式分离的神经成像研究中，112名被试(6~23岁)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发现年龄预测了分离重评调节情绪时的杏仁核的激活(Silvers， Shu， Hubbard， Weber， & Ochsner， 2015)。还有研究发现，通过采用分离重评策略，让自己远离令人厌恶的照片，可以调节杏仁核的反应(Dorfel et al.， 2014; Koenigsberg et al.， 2010)。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杏仁核活动可以作为情绪调节成功的神经标记，但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双侧的不一致性和与刺激类型相关的差异。 2.3. 心理生理的影响 关于分离式重评的心理生理影响的数据是有限的。Gross早期的工作比较了被试对于厌恶刺激采取客观式分离和表达抑制时的反应，同时测量了手指脉搏振幅、皮肤电导和手指温度等指标。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分离重评组与抑制组和自然反应组相比，自我报告的情感反应会降低(Gross， 1998)。尽管如此，所有的生理反应在分离式重评组和自然反应组之间是相似的，而交感神经测量在抑制组是升高的。类似地，Eipper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对厌恶图像做出反应时，分离重评对皮肤电导或惊吓的眼睛闪烁幅度没有影响(Eippert et al.， 2007)。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当从采用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去回忆令人沮丧的经历时，无论是在实验中还是实验后，被试的血压反应都有所降低(Ayduk & Kross， 2008)。与对负面经历采用自我沉浸的观点的被试相比，采用分离重评的被试的心血管反应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血压回到基线的速度比自我沉浸组的被试要更快(Gruber， Harvey， & Johnson， 2009; Wisco et al.， 2015)。Leiberg等人利用惊吓的眨眼幅度和皮肤电导来评估客观和假设的混合分离重评对于厌恶场景反应的影响(Leiberg et al.， 2012)。当被试被要求增加心理距离时，惊吓和皮肤电导反应是最低的。 现在就得出与分离重评有关的这些研究的心理生理影响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分离重评和所用的具体措施之间的差异可能是造成目前发现的明显差异的原因。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更全面的生理心理学评估，以确定哪些测量或者测量组合对于分离重评最为敏感，要仔细注意它们与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激活的关系。最后，应用敏感的多变量分析工具，可以更好的解释多个生理指标之间的协方差(Kragel & LaBar，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