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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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移植器官供体的短缺和对器官移植的临床需求不断增加，促使器官移植医务工作者不断尝试新的策略以扩大移植物的来源 [ 1 ]。而移植器官的再利用，也是临床上缓解移植物短缺问题的策略之一。目前国际上对于移植器官再利用的研究，主要涉及肝脏、肾脏和心脏等方面，其中，肝脏移植物的再利用经验较为丰富，但也多局限于单个器官移植中心的病例报道 [ 2 ] - [ 20 ]。本文通过检索既往国内外关于肝移植物再利用的相关文献报道，总结分析这种移植物再利用的肝移植手术的临床经验，并探讨其应用前景，以供同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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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最终纳入19篇文献，共计27例次重复使用肝移植物的个案报道(表1、表2)。 经统计分析显示，肝移植物的供体的年龄范围为8~69岁，其脑死亡原因主要为脑外伤(41%， 11/27)和脑血管意外(26%， 7/27)，另有胰岛素中毒1例，丙戊酸中毒1例，脑脓肿1例以及活体捐赠1例，余5例原因不详。第一接受者的年龄范围为4~65岁，其原发病分别为肝硬化失代偿期占48% (13/27)，急性肝衰竭占37% (10/27)，肝移植术后慢性排斥反应7% (2/27)，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和布加综合征致肝衰竭各4% (1/27)；而当这些第一接受者在肝移植后出现不可逆的神经系统病变导致脑死亡时，随之就成为了第二接受者的供体。第一接受者最常见的脑死亡原因是移植后发生脑血管意外(56%， 15/27)，其次为脑水肿(30%， 8/27)，此外，还包括脑缺氧、脑疝和头枪击伤各1例，余1例原因不详。 而在接受肝移植物再利用的第二接受者中，其适应证分别为：肝硬化合并肝细胞癌9例，肝硬化失代偿期7例，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合并肝肾综合征1例，布加综合征导致肝衰竭1例，进行性多囊性肝病1例，自身免疫性肝炎肝硬化合并糖尿病及肾衰竭1例，急性肝衰竭1例，二次肝移植者5例(慢性排斥反应2例，乙肝复发1例，缺血性胆管炎合并肝性脑病1例，丙型病毒性肝炎肝合并酒精性肝炎1例)，余1例再利用原因不详。 再次移植距初次移植的中位间隔时间为5天(1天~13年)。再次移植的中位冷缺血时间和中位热缺血时间分别为3.9 h (0.4 h~12.4 h)和0.9 h (0.6 h~1.5 h)。移植物再利用术后1年，3年及5年生存率分别为92.4%，80.5%和64.4%；中位随访时间为16个月(1.3~125个月)。 据本研究结果，在共计27例次的移植物再利用的报道中，最终有5例死亡，其原因主要为肿瘤复发、败血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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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肝移植物的再利用标准 目前，关于如何选择再利用的肝移植物尚无统一标准。Moreno G等人 [ 2 ] 认为，选择肝移植物再利用的参考标准有：(1) 肝移植物再利用的获取对象应年轻，且一般状态良好；(2) 在再利用移植物的获取对象被诊断为脑死亡后，其肝移植物仍具有良好的功能；(3) 尽可能缩短两次肝移植的时间间隔(<48小时)，缩短再利用移植物的保存时间；(4) 供体–受体血型交叉配型结果为阴性，且ABO血型相容；(5) 再利用移植物的获取对象无经血液传播性疾病(细菌、真菌或病毒感染)。结合文献所报道的实际情况来看，该参考标准对再利用移植物的要求过于严苛，随着肝移植外科及器官保存技术、新型免疫抑制剂和围手术期管理水平的发展和进步，在肝移植物再利用的案例中，也包含一些年龄较大 [ 9 ] [ 16 ]，再利用时间较晚 [ 10 ] [ 18 ]，合并病毒性肝炎的供体 [ 18 ] 以及辅助性肝移植物再利用 [ 22 ] 等报道，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如今，在器官移植的供体库中，边缘性供体(extended criteria donor，简称ECD)所占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 [ 23 ] [ 24 ]，而肝脏被认为是最利于重复使用的器官，其原因有：移植后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较低；免疫抑制药物引起肝损伤的情况少见；供体的年龄限制更为宽松 [ 10 ]。而且，Kotecha S等人 [ 25 ] 的研究亦表明，有些移植供体的确存在通过血液传播病毒(如HIV、HBV或HCV等，blood-borne virus，简称BBV)而导致受体感染的风险，但对于器官移植等待名单上的终末期肝病患者而言，若能有选择性的接受一些感染风险较低的移植器官，可降低其等待期死亡率而提高其生存率。 据2008年对于ECD的巴黎会议共识 [ 26 ]：① 供体年龄没有绝对限制。② 应尽可能缩断肝移植物的短冷缺血时间。③ 对肝移植物进行病理活检以评估其脂肪化程度。④ 在某些少数情况下，感染BBV供体的移植物可以移植给具有相同病毒感染的受体或有紧急移植需求的终末期肝病患者；如接受合并细菌或真菌感染的移植物，受体在移植早期经适当抗生素治疗后可防止感染；而任何有转移性恶性肿瘤病史的供体均不应进行器官捐赠。⑤ 存在器质性病变但功能尚存的供体器官可以进行移植。⑥ 合并可逆性的功能障碍的供体器官可以进行移植等。结合本研究结果：在共计27例次的移植物再利用病例中，肝移植物的供体年龄范围为8~69岁；其脑死亡原因主要为脑外伤；第一接受者(亦是第二接受者的供体)的年龄范围为4~65岁，其最常见的脑死亡原因是移植后发生脑血管意外，其中还有2名合并丙型病毒性肝炎和1名乙型病毒性肝炎；再利用的中位冷缺血时间为3.9 h (0.4 h~12.4 h)。由此可见，再利用的肝移植物亦应属于边缘性供肝的范畴，可作为一种ECD的移植物供临床移植医师选择应用。 4.2. 肝移植物再利用的适应证 在本研究人群中，肝移植物再利用的临床指征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肝移植物再利用受体选择标准的统一共识。一项针对供肝分配的研究显示，对于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评分 > 20分的等待肝移植患者而言，若能尽快接受肝移植，相较于为接受标准供肝而需要漫长等待时间的患者，其1年生存率有明显提高，并且随着MELD评分的增高，接受ECD的肝移植患者其生存获益率也随之提高 [ 27 ]。笔者认为，与ECD一样，再利用的肝移植物，通常取决于移植医师的综合判断和受体的需求程度，对于诸如一般状况较差、合并重度脂肪肝、复发性病毒性肝炎、暴发性肝功能衰竭或肝细胞癌分期近乎超出现行肝移植标准等某些特殊情况的终末期肝病患者而言，其病情较为危重，但进入肝移植等待名单又无法及时被分配到合适供体，此时，在没有明确禁忌症且能够及时获得再利用肝移植物的前提下，可考虑肝移植物再利用方案的可行性。 4.3. 再利用肝移植物的预后和前景 据《2018年中国肝脏移植质量检测报告》 [ 28 ]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人肝移植1年，3年和5年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75%和71%，而在本研究共计27例次移植物的再利用的病例报道中，移植物再利用肝移植受体的术后1年，3年和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2.4%，80.5%和64.4%，由此可见，尽管移植物再利用的肝移植总体例数较少，但其受体亦可获得较令人满意的预后，不过，考虑到全世界该方面的临床经验仍较为有限，尚不能确定是否应将脑死亡后移植受体的肝移植物纳入常规供体库当中。笔者认为，可将再利用的肝移植物视为一种稀有但有价值的资源，对其进行合理地评估和应用，既可缓解器官供体短缺并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还可以使得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提高生活质量和存活率。同理而言，在没有其他禁忌症的情况下，不仅是移植肝脏，其他的移植器官(心脏 [ 29 ] 及肾脏 [ 30 ] [ 31 ] [ 32 ] 等)也可用于等待移植的危重症患者。 据现有文献报道的临床经验来看，移植物再利用在肝移植领域应用的效果尚可，但仍需更大样本数据的支持。本研究属于通过文献检索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存在样本量小、覆盖面窄及部分病例数据缺失等不足，只能初步了解目前国际上对于肝移植物再利用的大体情况。鉴于目前器官移植供体短缺、移植器官再利用的国内经验和认识不足等现状，我们希望本研究结果能引起器官移植领域的临床医师们对移植器官再利用的重视，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开展更多移植器官再利用相关的器官移植临床和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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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在假定元件的寿命服从一种新型分布-ZZ分布的前提下，基于成败数据，运用频率方法和Bayes方法，分别给出了该分布参数的估计，并讨论了估计的性质，同时进行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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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通常元件的寿命服从以下常见的几种分布：指数分布、威布尔分布、极值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等 [ 1 ]。1976年，Martz和Waller两位作者针对单参数指数寿命型分布在无失效数据条件下相关参数以及可靠性指标的评估和验证问题，提出使用Bayes方法 [ 2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的研究工作还只限于单参数指数分布在定数截尾条件下和有失效数据的定时截尾条件下进行。比如Umesh S.等人基于特殊置信度的设定对指数分布的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 [ 3 ]；Nand K. S.等人对混合指数失效分布进行了相关的贝叶斯分析 [ 4 ]。1978年，Padget W. J.等人基于可靠性相关经验及前者的研究成果，将理论方法应用到正态分布中，对单参数正态分布失效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 [ 5 ]；Soman R. P. and Misra K. B.、Calabria R. and Pulcini G.等人也着力于研究当存在失效数据时，基于可靠性相关经验，对威布尔分布中的相关参数进行了贝叶斯估计，具体研究内容及结果见文献 [ 6 ] [ 7 ]。近十几年来，很多的学者专家们也针对无失效数据下威布尔分布的可靠性评估问题进行了研究，Toskos等人给出基于贝叶斯可靠性方法的理论与仿真 [ 8 ]；Erto等人对双参数威布尔分布进行相关统计推断，对危险率等进行贝叶斯决策分析 [ 9 ] [ 10 ] [ 11 ]。 事实证明，有些元件的寿命用上述四种分布来刻画是合理的；但还有一部分元件的寿命若用上述分布来刻画会与事实不符。例如，用给定的样本数据对某品牌无人机的元件寿命进行检验时，发现四种寿命分布假设都不拒绝，但对指数分布、威布尔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的平均寿命的估计却与事实相差甚远；对于极值分布，平均寿命的估计略接近实际，但也远远高于实际寿命，这说明该类元件寿命分布并不属于熟知的这四种分布。 鉴于这种情况，2019年文献 [ 12 ] 首次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寿命分布函数 Z Z ( m ， η ) 分布。在假设元件寿命服从 Z Z ( m ， η ) 分布的前提下，基于截尾样本，给出了参数的最优线性无偏估计与简单线性无偏估计，以及近似的置信区间，进一步又给出了平均寿命和可靠寿命的估计。 2020年，雷露、张国志等 [ 13 ] 针对无失效数据的情况，对 Z Z ( m ， η ) 分布进行可靠性分析，通过对 Z Z ( m ， η ) 分布可靠度函数进行变换，利用其凹凸性质，得到各检测时刻可靠度之间的关系。基于可靠度的贝叶斯估计，对各个时刻和该时刻下可靠度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利用回归分析得到 Z Z ( m ， η ) 分布参数的估计。同时在无失效数据场合下，给出了 Z Z ( m ， η ) 分布可靠度函数的置信水平为 1-a 的最优置信下限表达式，在几种特殊情况下，给出了便于使用的简化形式，最后又对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 本文将讨论成败数据下，ZZ分布参数的估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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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本文在成败数据下，研究了复杂系统可靠度的估计问题，基于两种方法得到具体结果如下： 1) 基于成败数据，采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针对模型 ，首先利用数据的特点及回归分析方法给出了各元件寿命分布参数的估计。然后利用复杂系统可靠度解析表达式得到了该系统的可靠度估计，并证明了该估计具有渐近正态性。 2) 基于成败数据，相比前一种方法，本方法深入考虑了可靠度函数单调非增这一特点，对可能出现“数据倒挂”现象进行了预处理。然后利用Bayes方法及回归分析方法，给出了各元件寿命分布参数的估计。两种估计方法各有长处，方法一简单且估计具有渐近正态性；方法二充分利用了可靠度函数单调性的特点，估计会好一些，但估计的分布不易获得。 3) 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可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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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术前红细胞分布宽度与淋巴细胞数比值(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and lymphocyte number ratio， RLR)、D-二聚体在甲状腺癌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12月~2015年9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外科收治的80例术后病理诊断为甲状腺良性疾病作为对照组和90例术后病理诊断为甲状腺癌患者作为观察组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术前RLR、术前D-二聚体。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术前RLR、术前D-二聚体诊断甲状腺癌的临界值、灵敏度和特异度、阳性似然比(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LR)、阴性似然比(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LR)、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 AUC)；分析术前RLR、术前D-二聚体及术前RLR联合术前D-二聚体诊断甲状腺癌的临床价值。结果：观察组RLR和D-二聚体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中RLR、D-二聚体及RLR联合D-二聚体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RLR联合D-二聚体的AUC值高于RLR、D-二聚体。结论：RLR、D-二聚体在甲状腺癌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价值，RLR联合D-二聚体有助于提高甲状腺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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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甲状腺癌是我国较为常见内分泌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呈现快速增长且年轻化，因而越来越受大家关注；有研究统计，甲状腺癌患者5年生存期仅为67.5%，因此对甲状腺癌早期诊断、治疗以及术后监测以达到延长患者生存期尤为重要 [ 1 ] [ 2 ]。目前已有研究报道证实外周血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淋巴细胞、D-二聚体与多种恶性肿瘤预后有关 [ 3 ] - [ 8 ]；也有研究结果显示D-二聚体在甲状腺癌患者治疗评价、疾病监测及预后有着重要临床意义 [ 9 ]。然而RLR联合D-二聚体在甲状腺癌中尚无相关报道，本研究对比分析甲状腺良恶性疾病术前RLR、D-二聚体水平，探讨其对甲状腺癌的患者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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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选择2013年12月~2015年9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外科收治的80例术后病理诊断为甲状腺良性疾病患者(对照组)和90例术后病理诊断为甲状腺癌患者(观察组)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如下：① 术前凝血功能、血常规资料完整患者；② 无手术禁忌证的患者；③ 其他临床资料齐全的患者。④ 术后病理诊断为甲状腺良性疾病或甲状腺癌患者。排除标准：① 存在其他肿瘤的患者，特别是血液系统肿瘤患者；② 有凝血功异常性疾病，严重心肺肾肝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或不全的患者。本研究经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 2.2.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红细胞宽度、淋巴细胞计数、RLR、D-二聚体。 2.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以率(%)和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D-二聚体及RLR判别甲状腺癌的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度、+LR、−LR及约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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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对照组纳入了80例患者，观察组纳入了90例患者，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统计学无明显差异，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n (%) feature Observation group (n = 90) Control group (n = 80) t/x 2 P值 gender 0.191 0.662 male 24 (26.7) 19 (23.7) Female 66 (73.3) 61 (76.3) Age (year) 50.02 ± 10.93 52.50 ± 12.98 1.336 0.183 BMI (kg/m 2 ) 22.37 ± 3.07 22.43 ± 3.00 0.139 0.890 表1. 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n (%)] 3.2. 两组患者术前指标比较 观察组D-二聚体水平、RLR比对照组明显升高，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淋巴细胞计数较对照组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红细胞分布宽度较对照组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lymphocyte number， D-dimer and RLR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 feature Observation group (n = 90) Control group (n = 80) t P值 D-dimer 0.623 ± 0.88 0.281 ± 0.30 5.171 0.000 RDW 39.03 ± 3.02 38.70 ± 2.79 0.740 0.460 Lymphocyte count 1.97 ± 0.61 2.23 ± 0.79 2.415 0.017 RLR 22.55 ± 11.62 18.52 ± 4.31 4.429 0.000 表2. 两组病人术前红细胞分布宽度、淋巴细胞数、D-二聚体、RLR资料比较 3.3. ROC曲线分析 图1显示术前RLR、D-二聚体、RLR联合D-二聚体的ROC分析，表3结果表明RLR联合D-二聚体的AUC值高于RLR、D-二聚体。 图1. 术前RLR、D-二聚体对甲状腺癌鉴别诊断的ROC曲线分析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D-dimer， RLR， D-dimer combined RL Area under the curve Test result variable Area Standard error a Progressive Sig. b Asymptotic 95% confidence interval Lower limit Upper limit D-dimer 0.675 0.041 0.000 0.594 0.756 RLR 0.602 0.043 0.022 0.517 0.686 RLR joint D-dimer 0.685 0.040 0.000 0.606 0.764 表3. D-二聚体、RLR、D-二聚体联合RLR曲线下面积(AUC)值的比较 Test result variable: D-dimer， RLR has at least one knot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ctual state groups. Statistics may be biased. a. Under non-parametric assumptions. b. Zero hypothesis: real area = 0.5. 3.4. 两组患者D-二聚体、RLR、及D-二聚体联合RLR阳性率比较 依据图1 ROC曲线和表4，取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加最大值作为最大截断点，即最佳截点：D-二聚体 ≥ 0.175为阳性，RLR ≥ 25.35。观察组D-二聚体水平、RLR及D-二聚体联合RLR阳性检出率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见表5。 Table 4 Related statistical indicators of D-dimer， RLR， D-dimer combined with RL featur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Youden Index +LR −LR D-dimer 0.733 0.625 0.358 1.985 0.409 RLR 0.289 0.962 0.251 5.777 0.749 RLR joint D-dimer 0.500 0.800 0.3 4.444 0.788 表4. D-二聚体、RLR、D-二聚体联合RLR的相关统计学指标 Table 5 Comparison of positive detection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feature Observation group (n = 90) Control group (n = 80) x 2 P值 D-dimer 23.593 0.000 Positive 67 (74.4) 30 (37.5) Negative 23 (25.6) 50 (62.5) RLR 16.631 0.000 Positive 26 (28.9) 4 (5.0) Negative 64 (71.1) 76 (95.0) RLR joint D-dimer 17.205 0.000 Positive 20 (22.2) 1 (1.2) Negative 70 (77.8) 79 (98.8) 表5. 两组患者检测阳性率比较[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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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在我国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环境及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甲状腺癌发病率不断增加，严重威胁人们健康。虽然对甲状腺癌诊断及综合性治疗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然而寻找便捷有效的诊断指标仍十分必要。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反应红细胞大小的离散程度指标之一，临床用于评估红细胞异质性 [ 7 ]。目前有研究指出RDW可用评估多种肿瘤预后 [ 10 ] [ 11 ] [ 12 ]，然而对于其中甲状腺癌预后评估中的作用尚鲜有报道。炎症因子和细胞因子是肿瘤局部微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红细胞分布宽度的变化可能与肿瘤慢性炎症反应有关，RDW被证实和CRP IL-6等有关 [ 13 ]。炎症因子通过多种信号通路既能诱导前炎性反应又能诱导癌前病变，有研究报道慢性炎症反应与肿瘤的形成有关 [ 14 ] [ 15 ]。白细胞是人体血细胞重要组成部分，淋巴细胞具有免疫功能，病毒感染时其指标通常升高，发生严重细菌感染时，其往往下降。多个研究提示，淋巴细胞与多种肿瘤预后密切相关 [ 16 ]。D-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原水解产生的特异性降解产物，在正常人体血浆中含量低，临床上其水平增高提示体内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强 [ 17 ]。有文献报道肿瘤基质重建中存在频繁的纤维蛋白原降解过程，其D-二聚体水平升高明显，因此有研究提出D-二聚体水平可作为恶性肿瘤患者疾病的进展和预后指标 [ 18 ]。本研究选取甲状腺癌患者和甲状腺良性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检测患者外周血获得RLR值和D-二聚体水平，分析RLR、D-二聚体及RLR联合D-二聚体诊断甲状腺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通过表2和表5得出，观察组D-二聚体水平较、RLR比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淋巴细胞计数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红细胞宽度较对照组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D-二聚体水平、RLR及D-二聚体联合RLR阳性检出率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通过图1和表3得出，RLR联合D-二聚体的AUC值高于RLR、D-二聚体。研究结果表明，RLR、D-二聚体在甲状腺癌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价值，RLR联合D-二聚体有助于提高甲状腺癌诊断，且RLR、D-二聚体的获得途径方便快捷，普通血常规、D-二聚体检查成本低，在早期甲状腺癌的筛查中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病例数相对少；缺陷在于研究的临床因素不够全面，单中心研究。后续该方面的研究还需更深入、多样本、大数据、多中心的回顾性分析、前瞻性研究去验证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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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2020年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成果丰硕。本文按照一战前、一战时期、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简述。其中冷战时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尽管政治议题依旧是主旋律，但文化议题也开始频繁亮相了。此外，亚洲取代欧洲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焦点，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美非关系史。总的来说，尽管存在差异，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几乎涉及到各个时期和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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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美国外交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2020年也不例外，研究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国内出版的相关专著共有四本，译著两本，发表的相关论文共66篇。本文按照美国外交史的时间段，分三个阶段对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状况进行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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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二战前的美国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建国初期与英法的关系、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对华关系、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等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有，孟凡的《1794年“美国西征”、反雅各宾主义与跨大西洋政治文化互动——美英<杰伊条约>新探》 [ 1 ]，该文从威士忌叛乱入手阐述这一时期的英美关系；范晨星的《“热内事件”与早期美法关系的转变》 [ 2 ] 对美法关系在18世纪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崔朝浩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联盟“棉花王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原因初探》 [ 3 ] 中对比了南北方外交的差异，分析了北方取得胜利的原因；顾国平的《美国1882年排华法的前奏：1875年<佩奇法>实施的背景及影响》 [ 4 ] 探讨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苏太华在《贸易至上：塔夫脱与美国对华“金元外交”的缘起》 [ 5 ] 中认为其政策反映出美国资本继续扩张的强烈愿望。赵志辉、廖朴的《柔克义与近代美国对藏政策的初步形成》 [ 6 ] 阐述了柔克义对美国的西藏政策和立场的影响。黄秀敏的《国父外交与“美国优先”》 [ 7 ] 从历史中探讨“美国优先”政策的根源。此外，一些研究成果还探讨了这一时期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政策。例如，马德义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驻朝鲜外交代表在美国军事顾问赴朝问题上的推动作用》 [ 8 ] 讨论了外交代表在推动军事顾问赴朝中的作用，最终得出了没有积极的成果的结论。王晨燕的《20世纪初美国殖民政府对菲律宾传统助产妇的态度》 [ 9 ] 阐述了20世纪初美国殖民菲律宾期间对传统助产妇态度的变化并且分析了原因。 国内学者关于美国一战期间的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亦然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李文明的《“石礼文案”与美国对华军火禁运》 [ 10 ] 认为“石礼文案”反映了禁运初期美国政府在对华飞机出口问题上的矛盾态度；王迪的《从承认民国到敦促参战：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1913-1918》 [ 11 ] 通过分析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得出结论：依靠外国力量的支持，最终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从建国到二战爆发之前近160年的时间，看似矛盾实则相互配合的“扩张”和“孤立”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两者的相互作用推动者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成为二战时期对外政策的铺垫。2020年学者们对此阶段关注度不高，并且主要集中在美中、美英和美法关系上，涉及的议题也主要是传统的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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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二战时期的美国外交 二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段永富的《从“理想”到“现实”：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演变(1931-1941)》 [ 12 ] 利用中、美、日等多方档案资料，把美国与伪满洲国交往的重大史实放在美国的远东战略背景下进行了考察。王睿恒的《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人对美国在华宣传的反应——跨国史的视角》 [ 13 ] 从跨国史的视角，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不同群体对美国宣传信息在华传播和流动的反应和解读。杨雅婷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动因探析》 [ 14 ] 中分析了两个原因：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阻碍了美国推行的自由贸易以及避免影响对日投资的考虑。闫自兵的《美国驻迪化领事馆考述》 [ 15 ]：美国在新疆的政策和活动适应了美国不同时期的战略需要，也开创了美国插手新疆问题的先例。杨淑慧的《1931-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研究》 [ 16 ] 分析了十年间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不同的特征，但不论其如何演变与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自身利益并使其利益最大化。 此外，刘国柱、陈冬梅的《“泰勒使命“与二战时期的美梵关系》 [ 17 ] 对罗斯福时期美国与梵蒂冈建立关系及其对双方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二战时期是美国走向全球扩张和世界舞台的关键时期，其外交政策的演变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2020年的相关研究不多，美中关系和政治维度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美欧关系几乎不见踪影，但出现了一篇美梵关系的研究，欧洲小国逐渐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二战开始，世界各国关系变得空前紧密起来，外交不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而是有了更多的参与方和因素贯穿其中。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动一发而牵全身”势必体现的更加明显。“跨国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也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外交被放到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使之更加立体和饱满，但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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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其他 在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方面，杨令侠和朱佳寅的论文《杨生茂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市的学术实践与思想——以<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为例》 [ 70 ] 向我们展示了杨先生的著书历程、对美国外交史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立场。王立新教授的《有思想的历史》 [ 71 ] 收集了其治学20多年来撰写的随笔、评论和文章，其中部分涉及对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思考，例如《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外交史研究的未来》、《从历史角度看中美关系》、《美国崛起后如何思考其国际角色和重构国际秩序》等，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综上所述，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基本涵盖了各个时期，只是各个时期受到的关注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史明显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相关研究的数量遥遥领先；另外，一战前和二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数量相差不大，虽然和一战时期相比领先，但着实不多；显然，一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冷落。从区域差别来看，传统的强势研究方向——美国对欧外交政策——的热度有所下降，大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亚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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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收集了上海市2014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的空气质量与主要污染物数据的共计七项指标，在建立时间序列的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季节模型与Holt-Winters指数平滑法对数据进行拟合，并预测未来五期数据。拟合结果表明，上海市空气质量与污染物含量长期以来呈总体下降趋势，并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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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话题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空气质量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国家也在空气质量与污染治理问题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空气质量与污染物特征的分析研究对空气质量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时间序列相关方法，对上海市空气质量与污染物特征的长期趋势以及周期性波动给出合理的解释，有助于有关部门更好落实空气质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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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分析 对上海市82期月度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建模，提取其中长期的线性趋势。由于空气质量数据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我们分别采取季节模型以及Holt-Winters指数平滑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拟合并预测五期结果，比较两种模型的优劣，选择最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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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名词解释 1) 季节模型 [ 1 ]： y t = ∇ d ∇ s D x t ，若 { y t } 满足季节周期为s的 A R M A ( p ，   q ) × ( P ，   Q ) 模型，则称 { x t } 为季节周期为s，非季节阶数为p，d，q，季节阶数为P，D，Q的乘积季节求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记作 S A R M A ( p ，   d ，   q ) × ( P ，   D ，   Q ) s 2) Holt-Winters指数平滑 [ 2 ] [ 3 ]：在Holt线性指数平滑的基础上考虑季节变动的影响，一般来讲，对于趋势和季节的加法模型，Holt-Winters指数平滑法的公式如下 { α t = α ( x t − s t − π ) + ( 1 − α ) ( α t − 1 + b t − 1 ) ; b t = β ( α t − α t − π ) + ( 1 − β ) b t − 1 ; s t = γ ( x t − α t ) + ( 1 − γ ) s t − π 其中， α t 为该序列水平部分； b t 为该序列的趋势部分； s t 为该序列季节部分； π 为一个季节的周期长度； α ， β ， γ 为平滑系数，介于0到1之间。 3) 时间序列 [ 1 ] [ 2 ]：在统计研究中，一般将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组随机变量 X 1 ，   X 2 ，   ⋯ ，   X t ，   ⋯ 成为一个时间序列(time series)，简记为 { X t ， t ∈ T } 。用 { x t ， t = 1 ， 2 ， ⋯ n } 表示该序列的n个有序观测值。 4) AQI指数：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就是根据空气中的各种成分占比，将监测的空气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值形式，它将空气污染程度和空气质量状况分级表示，适合于表示城市的短期空气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 a) 一级：空气污染指数 ≤ 50优级 b) 二级：空气污染指数 ≤ 100良好 c) 三级：空气污染指数 ≤ 150轻度污染 d) 四级：空气污染指数 ≤ 200中度污染 e) 五级：空气污染指数 ≤ 300重度污染 f) 六级：空气污染指数 > 300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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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型假设 1) 假设模型采集的数据口径相同，无太大误差。 2) 假设2014年1月至2021年1月间上海市未发生导致观测数据出现极端离群值，脱离长期趋势，足以导致模型结果明显误差的事件。 3) 假设上海市空气质量数据以及污染物特征指标连续且具有某种特定趋势，可以进行时间序列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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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数据预处理 我们收集了2014年一月到2020年十月间的AQI指数，PM2.5浓度，PM10浓度，SO 2 浓度，NO 2 浓度，CO浓度，O 3 浓度的每日数据，取每月的平均值，对月度数据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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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模型评价 7.1. 模型优点 1) 采用两种模型对同一序列进行分析，相互对照补充，使结论更加完整准确。 2) 短期内预测值与实际值贴合良好，准确度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3) 充分利用了周期性特征，对信息的利用提取较为充分。 7.2. 模型缺点 由于文章完成时，五期预测中，一月只有前二十天的实际值，二月，三月还没到来，无法获取实际值，因此后续预测结果有待完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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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总结 本文使用季节模型和Holt-Winters指数平滑法，对上海市2014年一月到2020年十月的AQI指数，PM2.5浓度，PM10浓度，SO 2 浓度，NO 2 浓度，CO浓度，O 3 浓度进行时间序列建模，并采用季节模型与Holt-Winters指数平滑法对序列进行拟合，得到五期预测值。有效准确地拟合了上海市近年来的空气质量与空气污染物特征，对未来上海市空气质量和污染治理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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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数据来源 1) https://www.aqistudy.cn/historydata/ PM2.5历史数据。 2) https://www.cnki.net/ 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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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从总体上了解电脑游戏玩家的人格特质与游戏类型偏好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通过一系列搜索策略与入选标准筛选了出8篇文献，包含了29种不同类型游戏。结论：本文筛选的游戏类型主要有“动作类”“角色扮演类”“休闲社交类”“射击类”“策略解谜类”“模拟类”六大类。其中喜欢动作类的玩家的特点是神经质高，较高的开放性，外向性低；角色扮演类玩家的特点是外向性低，开放性高，神经质低；射击类玩家的特点是较低的认知感，神经质高；模拟类玩家的特点是神经质低，自觉性高，尽责性高；休闲类玩家的特点是外向性高，宜人性高，对团体有依赖性；策略解谜类玩家的特点是较为内向，神经质低，开放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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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电脑游戏指在电子计算机上运行的娱乐软件，早期的电脑游戏画面简陋类型单一，比如世界上第一款家用电脑游戏《pong》 [ 1 ]，操作仅是让人通过两个控制器上下移动二维图形中的模拟乒乓球板来打乒乓，在当时却风靡了整个美国，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同时让电脑游戏受到了巨大关注。而随着电脑游戏的发展，催生出这样一类群体——电脑游戏玩家。 电脑游戏玩家指至少对一种电脑游戏有所偏好的玩家，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排除了非电脑游戏爱好者，即不对某种游戏有偏好或每周基本上不玩游戏、不浏览游戏信息。二是排除了电脑游戏成瘾者，即满足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量表(CGAI)条件者 [ 2 ]。 如今，技术的进步与玩法的成熟使得电脑游戏的类型与内容愈加丰富，据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报道，2009年销量最高的游戏类型是运动、动作、家庭娱乐、射击、赛车、冒险、策略、战争、儿童娱乐、飞行、模拟经营 [ 3 ]，面对如此多样的游戏种类，玩家是如何选择的呢？学者认为电脑游戏享受的核心设计元素就是使游戏具有经验可识别性，影响玩家对游戏经验可识别性的要素是人格特质 [ 4 ]，换而言之，人格特质影响着玩家游戏类型偏好。 人格是个体在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 [ 5 ]，人格特质就是构成人格的基本单位，常见的人格特质测量方法有大五人格测试、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明尼苏达人格量表、艾森克人格量表等，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大五人格测验，把人格分为五个基本元素：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神经质。 少有研究解决了人格特质与电脑游戏偏好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一些研究此问题的学者没有足够详细地研究人格特质和游戏的结构，例如，有一些研究侧重于玩家角色扮演游戏的人格特质 [ 6 ]。然而，还没有探索喜欢其他游戏类型的玩家的人格特质；一些观点认为，某些游戏类型与其他游戏类型相比有更大的成瘾潜力 [ 7 ]。但不同游戏类型用户的个性差异尚不明确；对314名获得者的在线调查显示，竞争和挑战是能够享受游戏的最重要元素 [ 8 ]。但是，作者指出，研究人员“还没有明确界定对于电脑游戏玩家，‘挑战’和‘竞争’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因此，Hartmann和Klimmt [ 9 ] 强调区分复杂和多样的游戏类型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呼吁进行实证研究，“提高对玩家人格特质以及选择的电脑游戏的细节水平”。所以，为了弥补先前对单一类型的游戏偏好的人格特质研究的不足，为了区分不同游戏类型偏好玩家人格特质的不同，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结合入选文献得出了较为广泛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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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搜索策略 从万方、维普、中国知网、ResearchGate、EBSCO等文献库搜索文献，对于中文文献采用关键词“游戏”“电子游戏”“电脑游戏”“网络游戏”“人格特征”等，搜寻标题。对于英文文献采用关键词“game”“computer game”“electrical game”“video game”“online game”并辅助关键词“personality”排除关键词“education”“violent”等搜寻标题。研究文件的语言限于中文和英文。 2.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根据学者Hartmann的提议，本文入选的文献是实证文献，对于电脑游戏和人格特质的定义没有限制，玩家的年龄和国籍不受限制；对于实验人数，要求大于50人，要研究的仅限于正常游戏玩家，排除了电脑游戏成瘾者；对于实验设计，要求人格特质测量方法限于良好信效度的问卷(a > 0.7)，电脑游戏类型分类方式有实证参考，此外排除没有得到理想结果的实验。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评审员1对研究的第一层筛选是在标题层面上进行的，这意味着如果有疑问，文章将在摘要层面进行筛选。第二(摘要层面)和第三筛选阶段(全文本)由两位评审员(1和2)独立承担，对表格进行“相关”，“疑问”或“无关”进行评价。 在不一致的情况下，两位评审员将进行讨论，关于“不相干”的共识导致排除了一篇文章。 筛选出合适文献后，相同的两位评审员在写作目的、人口学特征、实验设计、人格特质、游戏类型偏好及人格特质与游戏类型偏好的相关性结果进行了数据提取和整理(见表1)，没有对方法学的质量进行评估，由研究小组讨论根据文献中常见的描述，对游戏类型进行了分类：角色扮演类游戏(N = 5)休闲社交类游戏(N = 3)射击类游戏(N = 3)模拟类游戏(N = 7)动作类游戏(N = 6)策略类游戏(N = 5)并得出了相应游戏类型偏好者的人格特质。 在网络游戏分类上，国内外都存在着界定模糊、分类繁杂的问题。Wolf将视频游戏分为：角色扮演(RPG)、第一人称射击(FPS)、冒险类、运动类(SPG)、竞速类(RAC)、动作/街机类、智力类、模拟类(SIM)、即时战略类(RTS) [ 10 ]。根据游戏运行平台的不同，可将电子游戏分为游戏机游戏、单机版PC游戏、互动电视游戏、在线游戏和手机游戏。不同研究者的分类也有所差异，如Apperley将游戏分为，动作、角色扮演、模拟、策略四类 [ 11 ]。根据已有文献以及研究小组的共同评定，本研究将游戏分为以下几类：角色扮演类游戏(N = 5)、休闲社交类游戏(N = 3)、射击类游戏(N = 3)、模拟类游戏(N = 7)、动作类游戏(N = 6)、策略类游戏(N = 5)。 在网络游戏与人格类型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的人格类型量表也有所差异，有学者使用大五人格量表，从神经质、内外倾、宜人性、开放性、严谨性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 12 ]， p. 408)，也有学者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量表，研究游戏类型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 13 ]， p. 128)。因此，本研究没有对人格类型进行特定分类，而是根据具体的文献进行相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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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筛选过程 按照关键词筛选了4389篇相关文章，根据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保留80篇潜在相关摘要。其中60篇摘要因为以下标准被排除，排除标准为重复(n = 6)、人口特征(n = 7)、没有显著的结果(n = 4)、实验设计不明确(n = 43)。在保留的20篇文章中，12篇由于没有显著的结果(n = 40)以及实验设计不明确(n = 8)被排除。 最终，入选的8篇文献描述了29种具体的游戏。从分类上看，其中有5篇包含角色扮演类游戏，3篇包含休闲社交类游戏，3篇包含射击类游戏，模拟类游戏在其中7篇文献中均有涉及，动作类游戏在其中6篇文献中有所涉及，策略类游戏在其中5篇文献中有所涉及。 Table 1 Result 文献名 被试人口学特征 人格特质测量方法 游戏类型分类依据 游戏分类 实验结果 Personality and video gaming: Comparing regular gamers， non-gamers， and gaming addicts and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game genres N = 2891 (男生2421人，女生470人 平均年龄 23.2) 大五人格测试 参与者报告他们是否玩某种游戏使用Apperley分类的四种游戏类型 动作，角色扮演，模拟，策略 喜欢动作游戏的参赛者的神经质评分最低，与那些喜欢角色扮演和模拟游戏的玩家差不多，且有最高的外向性分数，喜欢角色扮演游戏的游戏玩家有最高的开放性得分，喜欢模拟游戏的参与者具有最高的自觉性。 Empirical taxonomies of gameplay enjoyment: Personality and video game preference N = 293 (男36% 平均年龄 21 ) 大五人格测试 18个项目的电脑游戏类型偏好问卷 无大体分类但列举了游戏类型 DC最喜欢赛车(44%)，最不喜欢角色扮演(11%)。EFC最喜欢运动(53%)和射击(53%)。IFE最喜欢的动作(63%)和射击(61%)，最不喜欢音乐(22%)。CC最喜欢赛车(55%)，冒险(50%)和运动(50%)，最不喜欢战斗(13%)。ICF最喜欢的是谜题(49%)和策略(42%)，最不喜欢战斗(16%)和角色扮演(16%)。CCC最喜欢的谜题(47%)和音乐(42%)，最不喜欢角色扮演(6%)和动作(19%)。(DC = Dutiful Companion; EFC = Extraverted Fidelitist Companion; IFE = Introverted Fidelitist Explorer; CC = Conscientious Companion; ICF = Introverted Challenge-Seeking Fidelitist; CCC = Calm Challenge-Seeking Companion.) Personality， Motivation and Video Games N = 235 (男 82% 平均年龄 22 ) 十个项目的TIPI [ 14 ] 通过报告他们的游戏经历，并询问他们对各类型的游戏的喜爱程度 射击，运动和模拟类，动作冒险类，策略与角色扮演类 对于玩射击游戏和动作冒险游戏的人来说，神经质更高，对于玩运动/模拟和策略/角色扮演游戏的人来说，神经质更低。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reference in Video Game Play N = 312 (男生126人，女生186人， 平均年龄 21) 简版大五人格测试 加州人格量表 填写游戏偏好问卷GPQ ( [ 15 ] ， p. 19) 动作，策略，认知 第一个结果表明宜人性高，神经质低和社会保留预示着认知处理游戏的偏好的正相关和动作游戏的偏好负相关，第二个结果表明，尝试新的体验，外向和对成功的追求是预测认知处理和动作游戏的偏好。 网络游戏者的人格特征 N = 200 (男生74，女生126人 平均年龄20.18 ) 卡特l6pf人格量表 游戏内容架构 角色扮演类、网络社区类、棋牌类、益智类、即时战略类、动作类、体育类 偏好角色扮演类的大学生兴奋、自信、自强；偏好网页类网络社区类对团体有更大依赖性。偏好即时战略类冷淡、情绪稳定、固执。偏好动作类的大学生具有孤独、冷淡、沉着，偏好体育类大学生有沉着自信的人格特点，但聪慧性得分显著偏低。 Extraversion and Computer Game Play: Who Plays What Games? N = 1096 (男85.2% 平均年龄 25.7) 50个项目的IPIP [ 16 ] Fang编制的11个项目的游戏沉浸度测试 [ 17 ] 无具体分类但有具体游戏名称 结果表明，个性特征，外向性可能会影响游戏玩家选择需要不同层次社交互动的游戏。 Relating Five Factor Personality Traits to Video Game Preference N = 62 (女生26人，男生36人 平均年龄 21.02 ) 大五人格测试 参与者通过玩数种类型的游戏然后按喜爱程度进行排名 舞蹈，竞赛，战斗，第一人称射击 认知感与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喜好呈负相关。外向性与舞蹈游戏的喜好呈正相关。宜人性与舞蹈类与竞赛类游戏的喜好正相关。 Personality & Video Game Genre Preferences N = 466 (男 82% ) TIPI量表 通过参与者对喜欢的游戏类型排序 标签1：派对，音乐，休闲 标签2：运动，赛车，飞行模拟，模拟，战斗 标签3：第一第三人称射击 与教育解谜负相关 标签4：角色扮演游戏，MMORPG，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轮回战略和实时战略 标签5：动作冒险和平台游戏 结果表明，喜欢休闲，音乐和派对游戏的人往往更加外向，而喜欢角色扮演游戏，MMORPG，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轮回战略和实时战略游戏的人往往不那么外向，此外，喜欢运动，赛车，飞行模拟，模拟和战斗游戏的人往往更加认真。最后，喜欢动作冒险和平台游戏的人往往更加有开放性。 表1.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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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将8篇相关文献的29种游戏类型分成六大类：角色扮演类游戏(N = 5)、休闲社交类游戏(N = 3)、射击类游戏(N = 3)、模拟类游戏(N = 7)、动作类游戏(N = 6)、策略类游戏(N = 5)。 动作游戏需要玩家扮演角游戏主角，他们必须引导主角完成一系列的身体的挑战。动作类游戏通常被安排成渐进的难度，玩家必须依次完成以达成最终目标。通常动作游戏的每一关结尾有一个“boss”或更多的敌人比这一关的平均水平更难。结果显示对喜欢动作类的人来说，神经质得分高，有很高的开放性，具有孤独冷淡、自信的人格特征；这符合动作游戏的特点，动作类游戏往往会有爽快的打击感与暴力镜头，所以容易引起玩家的攻击欲望，所以神经质得分高。而动作游戏的难度则需要游戏玩家长时间研究琢磨，所以他们相对孤独冷淡。 角色扮演类游戏(RPG)的最具特色的特征是它们十分强调玩家完成任务，并且“提升”他们的角色。这些游戏中的角色具有力量、防守、体力和生命值，在游戏开始时有一定的初始值。玩家通过游戏进步，通过完成任务和击败敌人获得“经验点”。一旦玩家达到指定的经验量就提示他们“升级”，加点以增加他们的属性。对于许多玩家来说，升级是打RPG的主要动力。角色扮演游戏的玩家外向性低，神经质低，具有最高的开放性，这也比较符合角色扮演类游戏的特点，角色扮演类游戏玩家喜欢把自己带入游戏，认为自己就是游戏中的主角，经历游戏主角的喜怒哀乐，所以外向性低，而角色扮演类游戏的世界是所有游戏类型中最为丰富的，所以玩家也乐于接受探索这个世界，因此开放性高。 射击游戏要求玩家射击一些事物。这在概念上不同于玩家主要使用的格斗游戏的徒手作战和使用的武器如剑和棍棒 [ 18 ]。射击一般分类为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和第三人称射击游戏。在第一人称射击中玩家从角色的视觉角度玩，好像玩家通过角色的眼睛看着游戏世界。第三人称射击游戏给玩家一个鸟瞰的战场，与第一人对比，玩家的目标是二维(上/下，左/右)，需要玩家在三维空间中瞄准和导航。对于玩射击游戏的玩家来说，有较低的认知感，神经质更高，这与射击游戏的特质相符合，射击游戏往往没有太丰富的剧情，只是追求“突突突”的爽快感，所以玩这类游戏的玩家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因此认知感较低，神经质高。 模拟游戏是尝试尽可能模拟现实生活情况的游戏。 一些模拟游戏包括Nintendogs、Lab and Friends，玩家被给予一个需要抚养的宠物狗，而模拟人生，玩家控制生命中的每个细节；体育游戏，是模拟游戏的一种特殊类型。如Madden NFL 12，让玩家玩各种体育运动模拟。这些游戏通常需要玩家来管理多个角色，以多人游戏模式为主，各人控制不同的队伍。赛车游戏如Dirt 3模拟赛车的经验，并允许玩家控制一辆车，通过它与其他玩家比赛到终点线( [ 15 ]， p. 4)。模拟类游戏玩家尽责性高，神经质低，具有最高的自觉性。这与模拟类的游戏内涵相符，模拟类游戏给人一种替代现实的体验，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不容易实现的目标，所以玩家为了弥补自己内心对这种体验缺失的遗憾，往往会耗费很多精力在游戏内以达成目标，所以他们具有高的尽责性和自觉性，而完成目标需要精细操作，所以玩家神经质相对低。 休闲社交类，这种类型的游戏题材比较广泛，和其他类型的游戏都有所交集，但总体来说特点是上手容易，有轻快的音乐，开放的社交，喜欢此种类型的游戏玩家往往不是痴迷于游戏本身，而是喜欢与其他游戏玩家在游戏中互动，典型的游戏有“qq农场”“星露谷物语”等，喜欢此类游戏的玩家有很高的外向性，宜人性，他们对团体有更大依赖性。休闲社交游戏以游戏为辅，社交为主，所以玩家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是一个外向性高，宜人性高的人，而社交游戏又常常会形成团体，这满足了玩家们对团体依赖的动机。 策略解谜类，这一类严格来说是两种类型的游戏，一种是策略类，一种是解谜类，由于两者游戏玩家人格特征相似因此归为一类，策略类的题材也比较广泛，有回合制的战棋类游戏如“英雄传说系列”等，有即时战略游戏如“魔兽争霸”“星际争霸”等，总体的特点就是利用游戏中已有的规则资源，统筹规划出最好的策略战胜对手。解谜类一般是给玩家设计一系列谜题，让玩家搜集已有的要素去解决谜题。因此本质上和策略类很相似。偏好这类游戏的玩家较为内向，神经质低，开放性高，这与策略解谜游戏的特点相符，策略解谜类游戏要求玩家具有军事战略思想，细腻的操作，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探索发现能力。所以此类游戏玩家善于思考，喜欢钻研，不因一时失败而气馁，所以神经质低。 在对文献结果的整理过程中，有一些矛盾之处，在Borders [ 19 ] 的文章中得出结论：“第一个变量表明外向性与认知处理游戏偏好成正相关，第二个变量表明外向性与认知处理游戏偏好成负相关。”这个结论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仔细探讨后发现，前文作者将音乐类游戏和解谜类游戏归为认知处理游戏，而两种游戏之间虽然都有认知处理部分但其实际游戏内涵方面相差巨大，所以前者的正相关的结论应该说的是与音乐游戏，后者负相关的结论说的应该是解谜游戏。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Borders和Johnson [ 20 ] 文章的结论是喜欢动作类游戏的玩家神经质得分高。而在Braun [ 12 ] (p. 410)和赵丹丹 [ 13 ] (p. 130)的文章中，动作类游戏玩家神经质得分低，详细探讨后发现，这四篇文章除了Borders都没有考虑性别差异，其次游戏分类方式不同，除了Braun采用的是Apperly公认度良好的分类方式外，都是通过访谈及问卷自行分类，采用的人格特质测量方法也略有不同，Borders和Braun采用的是大五人格测试，赵丹丹是采用卡特尔16pf量表进行测量，Johnson使用TIPI量表。因此对于动作类游戏玩家的神经质得分还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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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政府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在人民的收入增加、分配得更加合理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应该注意到随着我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均寿命的延长，老龄人群不断扩大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严重，“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已成为了当前制约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两大障碍，伴随着城镇化的兴起以及农村地位的边缘化。农村留守老人在积蓄储备、公共医疗卫生、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差异化发展导致了其生活质量水平的普遍低下，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首先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研究进行梳理，然后总结出制约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最后结合实际为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促进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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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序言 从社会结构转型来看，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普遍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目前属于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预计2025年老年人口将超4亿，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空巢老人”、“未富先老”等现象随之而来，而我国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农村，农村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短期来看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长期来看则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健康转型，从而成为造成社会不安的隐患。 从地缘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伴随着负责赡养义务的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将会更加艰难。 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将会继续增加，成为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特殊群体。探讨和研究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问题，为应对逐步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提供对策。分析留守老人生活质量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构建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社会生态保障体系，有助于解决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及养老问题，为政府在制度层面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