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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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人们性观念的日益开放，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也随之迅速提高，与性行为相关的青少年健康、犯罪和社会问题愈加受到社会关注。而研究发现，青少年性态度与性行为发生率(迟新丽，2010；彭彧华，沈莉，沃建中，向燕辉，李二霞，邹高祥等，2009；Park， Cho， & Lee， 2007)、社交性性行为(在婚恋等“规范关系”之外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Corbin， Scott， & Treat， 2016)以及危险性行为(郭骁，候婵娟，姚树桥，2013)存在相关。因此，研究青少年的性态度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危险性相关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对青少年性态度的研究首先要明确其性态度的核心成分或维度，其次是借助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性态度的内容结构还未达成一致结论，已有研究的性态度结构或失之笼统宽泛，或失之具体杂乱。在测量工具方面，虽然我国已有性态度方面的一些测量工具，如郑小蓓等人(2007)的《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问卷》，庚泳等人(2010)的《同性恋态度量表》，赵科和尹可丽(2011)的《大学生性态度问卷》，吕娜(2013)的《大学生对双性恋态度量表》以及陈于宁等人(2013)翻译修订的《性态度量表》中文版，但这些性态度量表还存在诸多不足：1) 多数量表只单独针对非同性恋群体或同性恋(或双性恋)群体，不能兼顾不同性取向的群体。2) 多数量表只是针对大学生，而未包括正处在青春期阶段的中学生群体。3) 多数量表的理论基础都基于态度的三维结构理论(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忽视了性对象或性取向这一特殊成分，难以反映当前青少年性多样化特点。4) 一些量表的内容维度过于简单、宽泛，例如只是反映了对性行为的积极或消极态度；另一些量表的内容成分则过于具体，有些则偏离了性态度的“性行为”要义，例如涉及性知识、性功能、性欲等。因此，编制一个适合不同青少年群体且能反映性行为的认知、情感、意向和对象等特点的“一般性态度”量表非常必要。本研究基于性行为的认知、情感、意向和对象性四个维度，编制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并在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同性恋和异性恋青少年群体中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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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研究分两次调查获得两批被试。第一批被试来自初中、高中、高职和普通本科各一所学校在校学生的班级整群抽样，共245人。其中，在调查问卷中自我报告性取向为“异性”者218人(89.0%)，“同性”8人(3.3%)，“双性”19人(7.8%)。男性112人(45.7%)，女性133人(54.3%)。初中生45人(18.4%)，高中生53人(21.6%)，大专生62人(25.3%)，本科生85人(34.7%)。中学生被试来自班级开展心理健康主题班会时的匿名问卷调查，且为自愿参与；大学生被试则由班主任以课题研究需要名义，在班级网络交流群中发布网络调查问卷网址，让学生自愿登录并匿名回答。这一批被试数据用于初始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第二批被试包括异性恋青少年和同性恋青少年两部分。异性恋青少年分别来自初中、高中、高职和普通本科各一所学校的问卷调查，排除自我报告性取向为“同性”者(11人)和“双性”者(26人)，最后选取自我报告性取向为“异性”的青少年共382人。其中，男生199人(52.1%)，女生183人(47.9%)。初中生65人(17.0%)，高中生95人(24.6%)，大专生90人(23.6%)，本科生133人(34.8%)。异性恋被试的抽样方法与第一批被试相同。由于同性恋者身份的特殊性、生活方式的隐蔽性以及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人们难以在现实生活中采用严格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其进行大规模调查(陈繁，2007；毛飞飞，2011；吴庆涛，2014)，同时考虑到互联网是目前同性恋群体主要的交往平台和交流途径(廉卫东，2007；冯健，赵楠，2016)以及网络调查更适合敏感问题的调查研究(徐赞，周亮，王国君，邓云龙，2018)，因此本研究从同性恋网络交流群中调查青少年同性恋被试。研究者首先通过国内应用最广泛的网络社交软件选取成员超过800人、平时在线人数300人以上的三个同性恋交流群(建群地址分别为北京、武汉和南宁)，然后通过一对一联系的方式对群成员进行网络问卷匿名调查。排除自我报告性取向为“异性”者(7人)或“双性”者(36人)以及年龄超过25岁者(31人)，最后保留自我报告性取向为“同性”者359名，作为“同性恋青少年”被试。其中，入群时间1年以下者98人(27.3%)，1~3年者131人(36.5%)，3~5年者94人(26.2%)，5年以上者36人(10.0%)。男性149人(41.5%)，女性210人(58.5%)。初中生18人(5.0%)，高中生或中专生86人(24.0%)，大专生77人(21.4%)，本科生99人(27.6%)，研究生8人(2.2%)，社会青少年71人(19.8%)。第二批被试数据用于正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分析。 2.2. 方法 2.2.1. 量表维度的理论建构 目前，绝大多数态度量表都基于传统的态度三维理论(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成分)，这一理论以单一明确的态度对象为前提，但性态度中的“性”在对象上却是多样的，性态度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成分只有基于特定的性对象或性取向才具有明确和实际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增加第四个维度——对象性或性取向。本研究新增亲同性维度(同性性行为倾向)来反映性态度的对象性。亲同性维度的设计除了以上的理论考虑，还基于以下经验事实：第一，当前我国青少年同性爱与性行为现象明显增加(黄盈盈， 潘绥铭，2013)，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二，当前我国青少年对同性爱与性行为已有相当的认知度和宽容度，并且总体上呈现越来越宽容的趋势(唐日新，王思安，张璟，2015；汪亮，余翠萍，黄阿毛，蒋妮，沈浩巍，潘明安等，2004；于建平，马迎华，李民，孙晓云，2013；张沛超，迟新丽，吴明霞，王莎莎，王健，2012)。第三，一些采用简单自我报告性取向类型(如“是”或“不是”同性恋)的研究(Baunacb & Burgess， 2013; Pathela， Hajat， Schillinger， Blank， Sell， & Mostashari， 2006; Ross， Essien， Williams， & Fernandezesquer， 2003)发现，一些异性恋者并非完全排斥同性性行为，同样，一些同性恋者也会与异性发生性行为，即存在自我报告的性取向与实际的性对象偏好不一致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引入多测量题目的维度构念来代替性取向的简单自我报告法，以反映特定性取向的偏好程度。第四，国外学界对性态度的考察(Hannon， Hall， Gonzalez， & Cacciapaglia， 1999; Lippa & Arad， 1997)，性取向已是其中一个重要维维度。本研究将性态度由三个维度扩展为四个维度(认知、情感、行为倾向、对象)，代表性态度的四个基本成分，我们称之为“一般性态度”。 2.2.2. 量表题目的编写与初步筛选 研究首先围绕性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倾向、对象性四个理论维度设计开放性问卷，然后对5名中学生和10名大学生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以及参考国内外已有性态度量表相关内容编写了30个题目，其中10个题目选取自赵科和尹可丽(2011)的《大学生性态度问卷》(已征得编制者同意)。题目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5分。在性行为的对象性上，我们构建“亲同性”维度用以测量被试对同性爱与性行为的可接受度，其他性取向(如双性恋等)鉴于社会关注度低而没有涉及。其次，邀请20名大学生、5名高中生和5名初中生进行试测和题目内容评价，根据其意见删除了存在内容表达不清晰、语义重叠等问题的题目共8个，最后保留22个题目作为初始量表。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8.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Amos 20.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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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因子结构的理论基础 国内已有的性态度量表都只局限于态度的三维模型，忽视了性对象的成分，因而难以反映性态度的对象性特点，也难以应用于不同性取向的被试。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在传统的三维态度理论之上增加性对象维度(亲同性)，使性态度的内容成分更为全面，反映了性态度的核心成分和一般性特点，有因而在理论上更具有延展性，在实践中更能适应当前青少年性对象多样化的特点。 4.2. 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编制过程的有效性 在题目编写上，研究结合了访谈结果和参考其他量表内容进行题目设计，使题目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在调查对象上，被试不仅包括大学生群体，还涉及性生理和性心理开始发育成熟的中学生，另外还包括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群体，因而该量表适用对象更为广泛。在调查方法上，研究采用了自愿参与、匿名填写和网络调查的高隐蔽性方式，大大降低了性话题的敏感性给被试答题带来的隐私顾虑，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在题目筛选上，研究采用内容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剔除了内容表述不当、低载荷和交叉载荷等题目，保证了题目测量的有效性。 4.3. 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征 在项目及维度特征上，量表各维度的平均值介于2.07~3.86之间(但同性恋的亲同性大于4.00)，因而不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题目与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多在.50左右，维度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多数低于.40，表明量表的题目和维度都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在量表结构上，只有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表明量表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良好；四因子模型在不同性取向、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阶段的青少年群体中也拟合良好，表明量表的结构具有跨群体的稳定性。量表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与重测信度介于.58~.80，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可接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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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信度效度良好，可以用于青少年群体性态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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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是在城乡规划、资源环境、地理类核心期刊在内的200多篇特色小镇研究文献基础上完成的。主要从特色小镇政策、产业、经济、空间、旅游、社会、文化等方面，运用多学科理论与多维度方法，总结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小镇建设实践，指出存在问题。因此，建议按照“六个流程”拓展产业经济研究，关注“七对关系”引导空间品质研究，贯彻“五个共同”推动社区构建研究，重视“五大矛盾”深化理念内涵研究，鼓励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加强区域、产业、开发、空间理论研究和规划、更新、策划、数据方法优化，并提出强化管控、系统整合、统筹协调等建议。 关键词 :特色小镇，产业，空间，社区，理念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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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特色小镇”的概念最先由浙江省提出，国家层面特色小镇建设政策相继出台(见表1)。2016年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 [ 1 ]，对“特色小(城)镇”概念作权威定义和明确区分：“特色小(城)镇包括特色小镇、小城镇两种形态。特色小镇主要指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特色小城镇是指以传统行政区划为单元，特色产业鲜明、具有一定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建制镇。特色小镇和小城镇相得益彰、互为支撑。” Table 1 Key policy list of the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at national leve 颁布时间 主要内容 政策名称 2014年3月 指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建立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功能疏解、特色产业、农村发展的协调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 2 ] 2016年3月 明确提出发展特色鲜明的小城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 3 ] 2016年7月 明确特色小镇创建目标、原则及要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 [ 4 ] 2016年10月 针对特色小(城)镇城镇发展、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美丽宜居、 共建共享、要素配置、机制创新等进行指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美丽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 [ 1 ] 2017年7月 要求小镇建设尊重现有格局、 保持宜居尺度、传承传统文化。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保持和彰显 特色小镇特色若干问题的通知》 [ 5 ] 2017年12月 进一步对特色小镇创建误区提出规范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 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 6 ] 表1. 国家层面特色小(城)镇建设重点政策一览表 本文包括研究现状与评判建议两部分。首先从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特色小镇建设实践进行分类型和分区域的总结。然后从内容、理论方法和建设实践加以评价，最后提出深化研究、手段提升和建设优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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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特色小镇的研究内容 2.1. 特色小镇宏观政策背景与产业经济发展 第一，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新趋势 [ 7 ]，能较好解决传统城镇化问题 [ 8 ]，是政策实践的创新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特色小镇能够发挥产业载体、文化窗口、致富平台与建设示范作用，为美丽乡村建设、乡村贫困治理提供思路。“小镇”与“乡村”以协调发展为目标，且互为支撑、相辅相成 [ 9 ]-[ 15 ]。另外，特色小镇有效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整合”和“升级”两大任务 [ 16 ]，并能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 [ 16 ] [ 17 ]。第二，特色小镇的核心是产业运营，其主导产业选择与优势产业培育研究受到重视。无论是航空、体育、运动、智慧、花卉、电商、低碳、文创、新型制造、会展、生态、检验检疫服务、兵团农场等新兴小镇 [ 18 ]-[ 45 ]，还是农业、林业、手工业、历史经典产业等传统小镇 [ 46 ]-[ 52 ]，其产业发展都需要聚焦“创新”内核并将小镇视为创新生态系统或融合区，重视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活化创业素质、环境、空间、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 [ 53 ]-[ 60 ]。第三，特色小镇离不开金融服务的强力支持，应充分运用“产业+金融”的发展模式，把握投融资机制创新关键 [ 61 ] [ 62 ]。特色小镇发展既强调PPP创新支持模式，总结PPP项目风险因素并进行风险管理和可行性分析 [ 63 ] [ 64 ] [ 65 ] [ 66 ] [ 67 ]，同时也鼓励金融机构参与，注重政策金融、商业金融、信用担保与风险投资体系化建设，突出小镇资产证券化路径设计，发挥金融工具创新作用 [ 68 ] [ 69 ] [ 70 ]。第四，新技术条件下特色小镇产业要素流动和产业遴选与体系构建方法尤其是劳动力供给和“人”的发展成为驱动小镇发展的关键 [ 71 ] [ 72 ] [ 73 ] [ 74 ]。 2.2. 特色小镇空间布局优化与旅游开发建设 第一，特色小镇是一种更高级的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形式，这种空间形式在欠发达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路径差异，在特定区域的特色小镇群还呈现出空间、产业、规划的独有特征 [ 75 ] [ 76 ] [ 77 ]。另外，“大城”与“小镇”之间要实现协同发展，不应搞区域平衡与产业平衡 [ 78 ] [ 79 ]。第二，特色小镇空间组织模式能够有效反映要素配置合理性。在主城和小镇土地要素配置方面，政策耦合机制的不同对应城乡、产城、乡村融合三种土地开发模式的不同。在创新要素方面，小镇、新城、市域和区域空间层次不同直接影响着众创空间模式的异同 [ 80 ] [ 81 ] [ 82 ]。第三，特色小镇空间布局研究不仅要深入到微观层面的商业街区具体形态与特色空间的产业文化影响因素分析，而且应进一步扩展到宏观层面对全域生态系统建构和空间治理以及土地政策的集成与灵活运用 [ 83 ] [ 84 ] [ 85 ] [ 86 ] 等方面。第四，旅游特色小镇是小城镇建设的创新模式，是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 [ 87 ] [ 88 ]。在具体实践中，旅游特色小镇发展要注重分类引导，并对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策略、旅游线路组织、文化旅游、“互联网 + 旅游”等展开研究，积极探讨康养旅游小镇、“慢城理念”下的旅游小镇与工业旅游小镇建设 [ 89 ]-[ 97 ]。另外，小镇旅游空间生产模式、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特征规律与动力机制也受到研究重视 [ 98 ] [ 99 ] [ 100 ]。 2.3. 城镇社区构建治理与文化支撑创新 第一，特色小镇作为公共政策创新供给重要手段，其创建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具体是指政府需要定位、到位并补位相关职能，并强化基层建制职权 [ 101 ] [ 102 ] [ 103 ]。第二，特色小镇社会治理方式具有独特性，其需要构建精准治理路径，强调治理合流中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政策工具融合，并以伦理治理进行自律审视，实现治理方式的现代转型 [ 104 ] [ 105 ] [ 106 ]。第三，特色小镇要置文化创新再造于首要地位，重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并以“做事”理念构建协同双创共同体 [ 107 ] [ 108 ]，努力将文化支撑创新贯穿于小镇建设全过程。第四，从重构中国文化根坻高度来看，建构中国特色小镇需要“文化动力因”，这一点要求小镇与区域文化有效协同，充分体现城市文化特色，从而实现特色小镇对传统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的变革转向并落实“留住乡愁”、“两山”重要思想，最终实现特色小镇与文化生态、文化建设的双向作用 [ 109 ]-[ 116 ]。从不同类型文化与特色小镇创建的互动关系来看，其包括地方文化与智慧小镇、区域主题文化引领传统村落建设特色小镇、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及其与小镇软实力关系、建筑文化传承、小镇与高校协同发展路径，校镇文化产业融合等多元内容 [ 117 ]-[ 123 ]。第五，从文化产业化视角出发，县域文化产业、文创产业以及文化地产创新模式、文化IP营建方法、以民众为主体的文化特色小镇创建模式等路径方面得到广泛讨论 [ 124 ] [ 125 ] [ 126 ] [ 127 ] [ 128 ]。 2.4. 特色小镇内涵规律研究与现状问题反思 第一，面对特色小镇建设“异化”现象，应正确处理特色小镇与实体经济主导发展模式的关系，抓住“有特色”、“形态小”两个关键特征，同时把握“六个特”即平台、产业、文化、风貌、创新与机制特色，并强调“特色”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协调 [ 129 ] [ 130 ] [ 131 ] [ 132 ] [ 133 ]。第二，特色小镇超越了过去“开发区模式” [ 134 ]，并产生于生产集聚、消费集聚和城市功能疏解过程 [ 135 ]，是未来城乡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 133 ] [ 134 ] [ 135 ]。第三，就目前发展态势而言，特色小镇尚不能成为城镇化主流，其发展应看到浙江模式与国家创建的区别以及东西部的实际差距，并重点关注“特色小城镇”培育 [ 136 ] [ 137 ] [ 138 ] [ 139 ]。另一方面，特色小镇建设要回归本质并理顺机制，借鉴国外特色小镇自组织与社会力主导机制，关注“特色”形成基础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与居民参与 [ 140 ] [ 141 ] [ 142 ]。另外，特色小镇要改变政府主导模式，避免过度行政干预，谨防运动化倾向，辩证看待并科学引导房产开发，要注意急于求成、扎堆发展、镇名混乱、标准僵化、喜新厌旧和政府包办六个方面的问题防范 [ 143 ] [ 144 ] [ 145 ] [ 146 ] [ 147 ]。第四，特色小镇健康发展存在产业、居民、规划及市场四方面要素，其制度建设要明确牵头单位与审批权限，并通过关注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人本服务三方面深入开展标准化工作，不断加强考核制度的弹性、统分、开放、常态与软性优化 [ 148 ] [ 149 ] [ 150 ] [ 151 ]。第五，特色小镇未来发展效率提升要注重多模式培育并强调市场、企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同时强调区分“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小镇发展模式和前景，积极构架选址、产业、产品、运营、投资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要素体系，并着眼于特色小镇品牌建设价值提出针对性的联动发展策略 [ 152 ] [ 153 ] [ 154 ]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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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特色小镇的理论方法 3.1. 基于多学科理论阐释小镇发展 在系统科学理论方面，仇保兴(2017)运用复杂适应理论(CAS)认知特色小镇的“好”与“坏” [ 156 ]。在规划学理论方面，张鸿雁(2017)探讨特色小镇发展理论溯源即“田园城市理论”、“城市区域核心理论”与“技术小区——技术中心”理论 [ 157 ]。岳欣(2016)从中国“逆城市化”理论与实践对特色小镇进行认知 [ 158 ]。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李敢(2017)基于对舒适物理论与帕森斯功能模式的组合优化，提出消费社会学视角下特色小镇分析框架 [ 159 ]。陈立旭(2016)一方面通过阿布拉姆斯“群体凝聚力”、社会原子化、“促进性互依”等理论主张强化文化凝聚力，另一方面借助艾勒塔斯等关于东亚工业化的研究、戈比的“生活质量”、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强调培育双创文化 [ 108 ]。付晓东(2017)依据根植性原理构建小镇“特色” [ 160 ]。还有学者依据文脉主义理论探索小镇品牌建设 [ 161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方兴林(2017)通过构建特色小镇建设主体博弈模型分析收益与分配 [ 162 ]。李文辉等(2018)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原理整体构建特色小镇发展路径和政策支持体系 [ 163 ]。另外，林玮(2017)对特色小镇发生学、阶段论、类型学与功能论四种理论形态进行体系建构 [ 164 ]。成海燕(2018)运用产业集聚、工业区位、增长极、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对特色小镇发展机制展开探讨 [ 165 ]。 3.2. 运用多维度方法指导小镇建设 在调查分析方面，主要包括多边形图示法、开放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文献和专家访谈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李克特量表法、语义隶属赋值法、SWOT分析法、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法、Scheffe多重比较法、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法等。在模型软件方面，主要包括帕森斯AGIL (Adaptation， Goal Attainment， Integration， 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功能分析模型、社会凝聚力模型、钻石模型、GEM (Groundings， Enterprises， Markets)模型、大都市竞争力模型、“弓弦箭”模型与“价值链”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冰川成本模型、米尔斯–汉密尔顿城市形成模型、中心地模型和AMOS (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s)、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YAAHP (AHP层次分析法辅助软件)等软件。在规划编制方面，强调特色小镇规划要有“精准”理念，是一种“创建概念性规划”，应具有全流程规划的视野和“五态同构”的设计策略 [ 166 ] [ 167 ] [ 168 ] [ 169 ]。许多学者从技术路线、编制重点、规划策略、规划统筹、城乡总体规划、旅游规划、风貌设计、景观设计、生态景观艺术设计、公共空间设计、设施体系、GIS空间分析、绿色环保技术、绿色建筑及建材技术、建筑立面改造 [ 170 ]-[ 186 ] 等方面开展研究。在统计评估方面，学者们一方面对统计指标体系和责任单位进行设计与分工，研究小镇政策跟踪审计路径及任务，另一方面尝试构建特色小镇建设发展、可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等 [ 187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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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特色小镇的建设实践 4.1. 东部特色小镇类型多、基础好 第一，浙江特色小镇“百镇”布局已形成。浙江已涌现出以富阳龙门古镇、淳安乐水小镇、杭州良渚文化村、嘉善上海人才创业小镇、台州黄岩智能模具小镇以及宁波、嘉兴、金华特色小镇为代表特色培育模式 [ 193 ]-[ 200 ]，其高山避暑旅游产业、袜艺产业、电竞产业发展思路与温州智创小镇产业转型路径也值得借鉴 [ 201 ] [ 202 ] [ 203 ] [ 204 ]。 第二，上海、天津创建特色小镇具有独特性与创新性。上海具有独特的产业特征、消费需求及发展背景，特色小镇作为沟通城郊的重要节点，其目标定位要充分考虑上海整体城市格局，并与产业集聚、功能疏解、农业转型和市场投融资有效衔接 [ 205 ] [ 206 ]。天津市则创新提出实力小镇、特色小镇与花园小镇创建体系，以适应城市发展特质。 第三，山东、辽宁注重乡镇发展整体格局。山东将特色小镇创建作为小城镇发展格局的一部分，强调以全域化视角对区域特色小镇进行整体研究 [ 207 ]。辽宁则因地制宜提出“特色乡镇”概念，并按“基本条件 + 特色”即“10 + n”的创建标准对五类乡镇进行引导。 第四，江苏、安徽关注特色小镇分类机制。江苏特色小镇提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特色小镇和旅游风情小镇，采取分类措施。安徽则按主导产业定位将小镇划分为产业类、文化和体育类、旅游类三类，并对投资、产出、创建要求做出规定。 第五，广东、河北明确特色小镇区域带动职能。广东提出打造“独具岭南魅力”的特色小镇，对美丽特色小城镇和特色小镇分类指导，突出其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职能。河北提出“加快打造体现河北特点、引领带动区域发展的特色小镇”，明确选址在城镇、景区、高铁站周边及交通轴沿线，对人口聚集作量化要求，探讨特色小镇与河北省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关系，形成了工业园区等六种发展类型和“未来新兴产业 + 旅游”等四种创建模式 [ 208 ] [ 209 ] [ 210 ]。另外，雄安新区于2018年公布16个特色小镇名单，与城市核心区共同组成都市圈 [ 211 ]。 第六，福建、海南强调特色小镇政策载体属性。福建特色小镇作为双创载体，基于“资源 + 人才 +创新”发展策略，强调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与营商环境优化，主张从创新渠道、创新实践、创新思路、创新机制四个维度推进政策完善 [ 212 ] [ 213 ]，还有学者专门对海西侨乡特色小镇的类型与策划思路进行研究 [ 214 ]。海南针对落后地区强调“以产兴镇”，针对有基础地区强调“以镇促产”，协同推动城镇化与脱贫进程。同时，海南特色小镇是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水平关键，是海南全域旅游建设重点 [ 215 ]。 4.2. 中西部特色小镇差异大、发展快 第一，江西、四川强调路径指引。江西注重特色小镇创建质量，明确区分建制镇与非建制镇两类建设对象，并有学者对“赣州模式”进行针对性总结 [ 216 ]。四川省采取示范镇与特色镇协同创建模式，示范镇以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服务县域经济为核心，特色镇则以提升特色产业功能为核心，但其目标都是带动省域小城镇发展。 第二，山西、内蒙古、湖南关注产镇融合。山西、内蒙谷均依托示范镇建设打开特色小镇建设局面。内蒙古则更为强调示范镇的产业属性和职能分工，起到明确的产镇融合导向作用。湖南则以集镇为创建突破口，打造美丽宜居和专业特色两类集镇，并以边界口子镇为重点，从产镇融合视角发展特色产业与文化旅游。 第三，河南强调现有小城镇发展资源整合。河南省县域人口多且农业占比高，发展特色小镇具有促发展、利转型的重要作用 [ 217 ]，一方面借助历史文化名镇、美丽宜居小镇建设夯实培育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特色商务区、特色文旅区、特色交易区、特色服务区建设寻求产业突破口，把特色小镇作为河南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布局的重点与亮点 [ 218 ]。 第四，广西、云南注重系统化思路创建特色小镇。广西强调新旧政策融合与目标整合，明确建制镇(乡)、产业园区、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特色旅游集聚区为创建对象，提出“五位一体”规划建设思路。云南省在2011年特色小镇建设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云南特色小镇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互动关系 [ 219 ]，积极联系地区扶贫，将发展视野细分到国际、全国、省、市等不同层面。 第五，新疆注重政策要求与实际需求。新疆面临“十三五”期间农牧民落户城镇和扶贫攻坚的重大任务，创建特色小镇既是新疆地区夯实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基础工作，也是改善民生、补脱贫短板的重要抓手 [ 220 ] [ 221 ]。其中，乌鲁木齐文化商贸绿色特色小镇构建框架研究提炼，重庆军工特色小镇、陕西西安特色小镇发展、甘肃特色小镇创建等就是代表性研究成果 [ 222 ] [ 223 ] [ 224 ] [ 225 ]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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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特色小镇是互联网技术下城镇化创新发展模式，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增效调节手段，是小城镇产镇融合发展新试验，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供给主体，是全域旅游建设系统的重要实施载体。笔者通过对特色小镇研究现状内容、理论方法以及东、中、西部特色小镇创建实践进行总结，认为特色小镇研究要着重关注产业经济长效运营、空间品质系统创新、社区构建核心动力与理念内涵动态完善四个方面，并不断开拓多学科、多维度理论方法的问题解决与实际应用机制，从而增强特色小镇与区域发展的协同互动，系统优化特色小镇创建模式。当然特色小镇建设自2014年提出相应概念至今仅三年时间，各地开发建设进程快慢不一，建设成果良莠不齐。希望今后不断拓展特色小镇研究，从深度上尝试展开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小城镇的协同互动研究，从广度上力图探索我国特色小镇各地域分布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分析，为特色小镇持续、健康、理性发展提出更多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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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研究了高压脉冲等离子体射流(APPJ)对耐药性鲍曼不动杆菌(A. baumannii)生物膜的失活效果和机制。研究发现，该脉冲等离子体射流对生物膜中的细菌有明显的灭活作用。菌落形成单位(CFU)计数方法处理显示，30分钟处理后，生物膜中99.9%的细菌失去其可培养发育能力。与此同时，刃天青荧光染色方法显示约80%的细菌失去了新陈代谢能力，部分细菌进入了一种存活但不可培养发育的状态(VBNC)，H 2 -DCFDA荧光染色方法显示，等离子体处理后生物膜中细菌内的活性含氧基团(ROS)的浓度有所提高。等离子体活性物种可能诱导了细菌内部应激反应的产生，导致胞内ROS的生成，最终氧化破坏细菌结构，这可能是等离子体导致生物膜中细菌失活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大气压力等离子体射流(APPJ)，鲍曼不动杆菌(A. baumannii)生物膜，活性氧(ROS)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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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鲍曼不动杆菌广泛分布于医院环境，主要引起菌血症、尿路感染、继发性脑膜炎、手术部位感染、医院或呼吸机相关的肺炎等感染，特别是对于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来说具有较高的致死率 [ 1 ] 。由于近年来抗生素等药品的广泛应用，使得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迅速增强，直至今天鲍曼不动杆菌对几乎所有的抗菌药物产生了耐药性 [ 2 ] [ 3 ] 。而医院用水量及产生的废水量都很巨大，水环境较为复杂。鲍曼不动杆菌的适应性极强，而医院的这种水环境为细菌的繁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此外，医院排出的废水、废弃物中的鲍曼不动杆菌并未完全灭活，仍具有一定的感染性。 生物膜是由浮游细菌引起，由微生物聚集成多细胞结构中形成的，可以粘附于多种物质的表面。生物膜的形成可以保护细菌较少的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可以阻止抗菌药物进入并伤害生物膜深层的细菌，为细菌提供了生理优势和防御条件 [ 4 ] [ 5 ] 。鲍曼不动杆菌的生物膜结构使它更难以被灭活。 由于细菌生物膜的存在难以灭活，因此用一些新的高效的治疗方法来处理生物膜，其中包括大气压力等离子体射流。等离子体是由电子、离子和中性粒子组成的电离气体，可产生大量的荷电和活性物质 [ 6 ] 。这些等离子体活性物质可引起脂质、蛋白质、DNA等的破坏，导致细胞结构的破坏 [ 7 ] 。 至今为止，关于等离子体失活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及其相关机理的研究很少。本研究中，利用等离子体射流对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进行了灭活实验，通过细胞可培养能力、代谢能力、和胞内ROS含量等对等离子体失活效果和对生物膜相关生物学性能进行了评价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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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氦气等离子体射流 大气压等离子体射流的装置示意图如图1所示。石英管的总长度为80 mm，内直径为2 mm，外直径为4 mm。玻璃管的一头为封闭，另一头通入2 mm外径的铜棒，铜棒的总长度为100 mm，铜棒上接高压脉冲直流电源。电源的电压为0~30 kV可调，频率为0~2 kHz，脉宽为1~5 μs可调。外围利用聚四氟乙烯作为外壳包裹，喷口为一个外径6 mm，内径4 mm的石英玻璃管。 图1. 氦气等离子体装置图 氦气(99.99%)以500 L/h的流量从两个进气口进入放电区。Tektronix MSO 5104数字示波器配备了高压探头(Tektronix P6015A)和电流探针(Tektronix P6021)用于检测放电时的电压和电流。氦气等离子体射流的发生光谱通过光谱仪(AvaSpec-2048)检测。 2.2. 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的制备 实验中所用的鲍曼不动杆菌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供。将鲍曼不动杆菌菌株(A. baumannii)在37℃和220转/每分钟搅拌条件下，在LB培养液中培养24 h。将培养好的菌液通过稀释调配至1 × 10 7 细菌/ml。为了制备生物膜，以1:100的比例将细菌悬浮液与LB混合，并将其培养在硼硅酸盐片上，然后将硼硅酸盐片置于24孔板(polystyrene， Costar 3524， Corning， NY， 1 slice/well)中，然后，在37℃的环境中静置培养24 h [ 9 ] 。培养时间结束后，将硼硅酸盐片取出，用无菌盐水冲洗生物膜，以达到去除浮游生物和附着的细菌的目的。最后，将硼硅酸盐片置于37℃的恒温培养箱中，去除生物膜表面的水分。 2.3. 等离子体处理 将等离子体射流喷嘴固定在生物膜上方6 mm处，此时的等离子体射流可以覆盖整个生物膜。等离子体处理时间分别为5 min、15 min、30 min。同时将一个没有经过等离子体处理的空白样品作为对照组，以消除干燥引发的抗菌作用。 2.4. 可培养性 利用平板涂布法培养细菌 [ 10 ] ，然后根据LB琼脂平板上生长的CFU的计数，评估了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的可培养发育能力。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置于1 ml去离子水(dH 2 O)中。然后将100 μl的稀释液滴入LB琼脂平板中。将琼脂平板放在37℃的恒温培养箱中孵育24 h。根据计算培养后的菌落数量来判定对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的抑菌效果。 2.5. 细胞代谢能力 将处理后的生物膜加入有800 μl无菌水的离心管中，离心管在超声波清洗仪中超声1分钟，超声强度为50 kHz。通过超声的方法使细菌从生物膜中分离，在离心管中形成细菌悬浮液。染色时，用10%的刃天青染色剂与细菌悬浮液均匀混合，在37℃的避光环境中以每小时90转的转速培养3.5小时。之后，将刃天青与细菌悬浮液的混合液移至96孔酶标板中，每个孔内移入200 μl。并且在孔板中加入没有细菌的dH 2 O作为对照样品。 刃天青(7-hydroxy-3H-phenoxazin-3-one 10-oxide)是一种已知的蓝色的非荧光染料。使用刃天青染料染色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时，刃天青染液进入生物膜中的活细胞时，因为活细胞还具有代谢能力，刃天青可以与其中的多种还原酶反应，从而被还原成粉色的试卤灵，之后细胞中的还原酶继续将试卤灵还原成白色的二氢试卤灵。而死亡的细菌不再拥有新陈代谢的能力，因此细胞不能产生还原酶与刃天青发生反应，刃天青不再被还原 [ 11 ] 。以此为依据，可以根据刃天青染色细菌后的荧光强度的变化来判断其新陈代谢能力。本文中使用全自动定量绘图酶标仪(Ex/Em分别为560/590 nm)测定染色后的荧光强度值。分析数据得到等离子体处理不同时间后生物膜中的鲍曼不动杆菌代谢能力的变化。 2.6. 胞内活性氧(ROS) 细胞内活性氧的含量使用全自动定量绘图酶标仪来测定。 H 2 -DCFDA染料与dH 2 O的稀释比例为1:499，稀释混合后的染料与离心管里的细菌悬浮液分别加100 μl进入96孔酶标板，使之在孔内混合均匀。在37℃的避光环境中静置培养25分钟后以同样的波长使用全自动定量绘图酶标仪来测量其数据 [ 12 ] 。 之所以可以用2，7-二氯二氢荧光素双乙酸探针(H 2 -DCFDA)染色来测定鲍曼不动杆菌细胞内活性氧的含量是因为该染色剂进入细胞内后会被细胞酯酶脱乙酰化形成一种非荧光化合物，随后该化合物被细胞内活性氧(ROS)氧化成2，7，二氯荧光素(DCF)，所以不同状态下的细胞其荧光强度不同。 2.7. 统计分析 每项实验至少重复三次，一式三份。CFU计数结果改为log 10∙ml −1 。采用t检验确定显着性，Ap值的显着性水平小于0.05。经过至少9次试验，计算得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SD)，误差条表示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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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等离子体射流特征 等离子体射流输入电压为15 kV，频率为2 kHz，电流峰值约为1 A，等离子体的平均功率约3.8 W。利用光谱测量(OES)检测氦气等离子体主要活性物质种类和相对强度 [ 13 ] 。在200~1050 nm波长处的观测结果如图2所示：主要由He发射谱线，OH谱线(306~310 nm)，以及激发的原子氧(777.2和844.6 nm)。活性物质在细胞失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等离子体射流产生的活性氧能有效地破坏微生物结构，达到良好的失活效果。 3.2. 可培养发育能力 鲍曼不动杆菌的可培养发育能力可以根据琼脂平板上形成的细菌菌落单位(CFU)来计算。图3表示常压脉冲等离子体处理0~30 min后生物膜中具有可培养性的鲍曼不动杆菌菌落单位(CFU/ml)的变化。未经等离子体处理的生物膜，其中的鲍曼不动杆菌数量为7.37 ± 0.143 log10CFU/ml。随着处理时间的增长，5 min后生物膜中的菌种数量为5.95 ± 0.167 log10CFU/ml。随后，当处理时间达到15 min时，生物膜中细菌数量的下降趋势稍有减缓，这时细菌数量为5.16 ± 0.126 log10CFU/ml。等离子体处理时间达到30 min后，细菌数量的变化不再明显，此时生物膜中的菌种群数为3.37 ± 0.118 log10CFU/ml。 Ahmed Chebbi等人研究表明经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细胞死亡率达到70% [ 14 ] 。在本实验中处理30 min后细菌的灭活率可以达到(99.94 ± 0.28)%。 图2. 氦气等离子体放电功率在3.8 W下的发射光谱 图3. 等离子体处理后生物膜中鲍曼不动杆菌的存活曲线。*代表9个值的平均值 ± sd (标准差) 3.3. 细胞代谢能力 由全自动定量绘图酶标仪在Ex/Em为560/590 nm处测得数据，整理并绘制该柱状图。图4表示氦气常压脉冲等离子体处理不同时间后生物膜中具有新陈代谢能力的鲍曼不动杆菌的百分比。未经等离子体处理时100%的细菌都具有代谢能力。等离子体处理5 min后生物膜中48.9%的鲍曼不动杆菌具有新陈代谢能力，由此得到，生物膜中超过一半的细菌失去新陈代谢能力。随着等离子体处理时间的再次增长该百分比的下降趋势减缓。当处理时间达到30 min时，生物膜中仅有20.3%的鲍曼不动杆菌具有新陈代谢能力。 由图3与图4相比可以看出，等离子体处理5分钟后，细菌就灭活了99.99%，但是生物膜中细菌的新陈代谢能力仍有大约50%。由此判断，细菌虽然失去了可培养发育能力，但仍具有代谢能力，即进入了一种可存活但不可培养状态(VBNC)。VBNC状态是细菌面对氧化应激，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改变时使用的一种生存方法 [ 8 ] [ 15 ] 。等离子体射流也是一种外部环境威胁，它能放电产生大量的ROS作用并影响到细胞，对细菌的生存产生了威胁，因此可能这种外部压力会迫使细菌进入了VBNC状态。 图4. 用荧光强度(Ex/Em：560/590 nm)测定等离子体处理后生物膜中鲍曼不动杆菌的新陈代谢能力。*代表9个值的平均值 ± sd (标准差) 3.4. 胞内活性氧(ROS) 细胞内活性氧的浓度与细菌失活密切相关。图5，表示等离子体处理后细胞内活性氧浓度(Ex/Em：488/525 nm)的变化。 图5显示随着等离子体处理时间的增长，细胞膜的表面荧光强度呈现出先增强后下降的趋势。等离子体放电会产生大量活性氧进入细胞内部，破坏细胞结构。由于细菌本身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具有应激反应，当等离子体处理生物膜时，细菌内部产生胞内ROS以抵抗外部的压力，单个细菌内ROS浓度会迅速上升。随着等离子体处理时间的增长，高浓度的活性氧使得细胞被破坏，因此，总体的活性氧浓度开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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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氦气等离子体处理能有效地灭活生物膜中鲍曼不动杆菌，是因为它能产生大量的活性物质可以导致细胞壁裂解。这些等离子体活性物质通过氧化细菌组分导致细胞裂解，在细菌失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2) 生物膜中鲍曼不动杆菌的代谢能力与细胞内酶有密切的关系。等离子体产生的活性氧对酶系统的功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细菌丧失了可培养能力，却拥有新陈代谢能力。 图5. 等离子体处理后细胞内活性氧浓度的变化。*代表9个值的平均值 ± sd (标准差) 3) 等离子体产生的活性氧能够穿透生物膜，并破坏细菌的膜结构。 4) 随着等离子体处理时间的增加，生物膜中的鲍曼不动杆菌不断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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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内蒙古草原是我国北部边疆一道强大的生态屏障，20世纪末，草畜双承包项目实施以来，多数牧民将承包到户的草场用网围栏围起来，项目局部起到保护草原的作用，但是因草原被分割成许多小单元，草场退化严重，草场承载力下降，畜牧业成本增加，畜牧业收入下降，许多牧民放弃畜牧业，另谋职业，因此90年代后牧区出现人口迁移现象。在这个背景下为了探究研究区人口迁移的原因，本文以内蒙古正镶白旗照拉嘎查为案例地，进行个案研究及植被样方分析。研究发现：调查区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草场破碎化和退化导致牧区牧民难以维持生计，从而致使人口外迁量增加。与此同时，外迁人口生活水平也并未达到小康标准。 关键词 :内蒙古牧区，人口迁移，迁移原因，草场破碎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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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当今时代，人口迁移现象作为人类活动、劳动、生存的状况重要指示标，愈发地受到学者专家们的重视。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扶持发展的重要区域，其牧区人口迁移现象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建国以来，内蒙古人口迁移现象非常普遍。根据统计资料，90年代以前内蒙古牧区人口一直持增长状态，但90年代以来，牧区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美国学者李在英国统计学家列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理论的基础上，对人口转移规律提出了一种详尽的模式。他认为，与人们的转移活动有关的因素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 迁出地区的因素；2) 迁入地区的因素；3) 个人的因素；4) 介入障碍的因素。其中，前两个因素与地区的宏观特点密切相关，人口增速缓慢可能源于人口迁入的减少或人口迁出的增加 [ 1 ] 。孙学力在《内蒙古牧区人口迁移流动分析》中提到：草原沙化、退化及荒漠化已成为当前牧区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 2 ]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人口迁出对于内蒙古人口增速减缓有着较大的影响。在本文中，作者主要着眼于牧区牧业人口迁出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以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照拉嘎查为例，通过实地考察案例地点的概况，对1990年至2018年期间牧区牧业人口迁移原因及其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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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口迁移研究进展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对于人口迁移的现象从人口学、经济学及动力机制角度来分析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多，其中莱文斯坦(E. G. Ravestien)在《移民的规律》中提出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最主要的原因 [ 3 ] 。唐纳德∙博格(D. J. Bohue)提出了系统的“推–拉”理论，认为促使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经济、就业、生活水平的差距 [ 4 ] 。拖达罗认为只有当在城市的预期收入大于农村收入时，农村劳动者才会做出迁徙的决定 [ 5 ] 。国内人口迁移研究可分为宏观和微观分析研究，数据来源普遍是人口普查大数据，如：刘晏伶，冯健认为中国人口迁移与迁入地和迁出地收入有关 [ 6 ] 。李立宏总结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人口迁移原因，其中距离、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 [ 7 ] 。王平权，王桂新等认为区域收入差异是我国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 8 ] [ 9 ] 。王晓峰等认为我国边境地区人口迁移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 [ 10 ] 。海山在《镶黄旗草场利用方式演变及其效益》中指出在草场利用方式改变的一年中出现很多牧业人口迁移现象但未对其进行原因归类 [ 11 ]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多数结果都证明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们力求更高的经济收入而迁移。 与其它学科相比，从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角度对人口迁移进行相关研究的成果和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对农业人口迁移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没有符合内蒙古牧区牧业人口迁出的实证研究，牧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在各方面都与农区表现出不同，所以本文将对牧区牧业人口迁出原因及其特征进行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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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案例地概况 3.1. 自然概况 正镶白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地理坐标东经114˚05'~115˚37'；北纬42˚05'~43˚15'，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典型草原区，本文所要研究的区域宝力格陶海苏木照拉嘎查位居正镶白旗的中部，是一个纯牧业嘎查，距旗政府所在地明安图镇30公里，东部与乌宁巴图苏木相邻，南部与德尔斯台嘎查相邻。均海拔在1326.4~1521米，相对高差在200米以内。土壤以风沙土和栗钙土为主，照拉嘎查属中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主要的气候特征为：冬长春短，无霜期短，降水量少而集中，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年平均温度1.9℃；年均风速4米/秒，全年大风日数78天(6~8级)，多为西北风。地区年降水量375.75 mm，主要集中在夏季(6~8月份)，宝力格陶海苏木照拉嘎查总面积9.64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8.1万亩。占总面积的84.02%。辖那马尔甲、乌兰额根、前登、查耐勾、滚乌素、忽勒日图、准照拉、西照拉8个浩特。 3.2. 人口迁移概况 总户数168户，总人口为398人。其中常驻30户88人，约有82.14%户的人口已迁出嘎查。本文将对研究区79户迁移人口进行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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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内容与方法 4.1.研究内容 本次调研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为了获得嘎查历史变迁过程及各个时期的人口迁移信息，通过采用对研究区嘎查退休老干部及现任干部为样本，通过他们的口述来获得基础研究信息与数据。其次为了解与分析具体牧民迁移特征及原因，通过对迁移牧户进行访谈，完成了79户迁移牧户的主管感知问卷。最后为证明研究区草场退化程度，对研究区内共用打草场及两户牧民的放牧场做了3处植物样方。 4.2. 研究方法 本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照拉嘎查为案例，为了解人口迁移原因作者曾两次到达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对嘎查领导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得到嘎查发展史与不同时期人口迁移资料。通过采用入户访问及电话访问形式对迁移户进行主管感知问卷调查，对人口迁移时间、迁入地、迁移后从业情况及特征、生活现状、迁移原因等以户为单位的各项指标进行针对性的对比分析，并通过实地采样方法对研究区共用打草场及两户牧民放牧场进行采样分析，最后采用总结归纳法分析总结出照拉嘎查牧业人口迁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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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牧业人口迁移特征 5.1. 牧业人口迁移时间及迁入地情况 如表1和图1所示，照拉嘎查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迁移的现象，在2000至2003间迁移户数最多，同于照拉嘎查拉网围栏的时间。 Table 1 The number of stockbreeding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varying year 迁移年份 迁移数量(户) 占比 迁移年份 迁移数量(户) 占比 2000 9 11.39% 2008 3 3.79% 2003 9 11.39% 2010 3 3.79% 1998 8 10.13% 2016 3 3.79% 2002 5 6.32% 1997 2 2.53% 2005 5 6.32% 2001 2 2.53% 2007 4 5.06% 2015 2 2.53% 2012 4 5.06% 2018 2 2.53% 1994 3 3.79% 1990、1993、1996、2004、2013、2014 1 各1.26% 1999 3 3.79% 1991、1992、2009、2011、2017 0 0 2006 3 3.79% 表1. 不同年份牧业人口迁移数量 图1. 不同年份牧业人口迁移状况 从牧业人口迁入地情况来看(表2)，迁移范围主要为省内迁移为主，96.20%的牧民选择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生活，其中86.08%的牧民选择在所属盟市范围内生活。 5.2. 迁移人口从业情况及特征 如表3，可发现大部分牧业人口迁移后在从事的行业为打工，其中主要以服务行业为主，占总打工户数的74.50%，无工作者占比也居高。 Table 2 The immigrant areas of stockbreeding population in the pastoral area 迁入地范围 迁移数量 占百分比(%) 本旗范围城区 36 45.57 盟范围其他旗县/市城区 24 30.38 自治区首府 8 10.13 盟范围其他旗县/市牧区 5 6.33 本期范围牧区 3 3.80 自治区范围外 3 3.80 表2. 牧区牧业人口迁入地情况 Table 3 Employment of migrant populatio 从业情况 数量(户) 占比分比(％) 打工 51 64.56 无业 15 18.99 个体生意 9 11.39 畜牧业 3 3.8 其他 1 1.27 表3. 迁移人口从业情况 5.3. 迁移人口生活现状 从牧民居住条件来看，79户迁移牧民中除了在牧区生活的8户，剩下71户中有41户在城市租房居住，占57.75%。每年需要花费10，000至20，000元在租房居住上。 43户牧民有6000至650，000元的个人借款或银行借款(如表4)；借款原因：6户因在市区买房居住，2户因孩子读书需要，17户因生产需要及创业需要而借款，6户因生活其他支出借款，因生病借款的有12户。 Table 4 Loans of migrant populatio 借款金额 借款户数 0~5万 20 5万~10万 9 10万~20万 9 30万以上 5 表4. 迁移人口借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