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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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消防车改装结构的有限元分析 5.1. 前顶撞装置 5.1.1. 结构设计 本装置采用两块长1280 mm厚10 mm钢板压制成以迅速推倒有碍消防车前进的路障，并以150˚夹角焊接而成，从而获得良好的稳定性；刀片是采用铰接的方式固定在档板下方用于砍断前方的灌木；档板后方的横梁和支架采用矩形钢焊接而成；整个顶撞装置通过两个支架焊接在车前方 [ 7 ] ，同时保证在合理的切茬高度上进行工作，结构图如图3所示。 5.1.2. 有限元分析校核 在CATIA中建立前顶撞装置的三维数字化模型，然后导入ANSYSWorkBench中自动划分网格、施加载荷和约束，经过计算得到等效应力云图4及总体变形图5。 该装置最大应力为47.63 Mpa，最大变形发生在挡板下方焊接缝处，最大值为0.06 mm，均在安全范围之内，因此该装置设计满足使用要求。 5.2. 后开沟犁 5.2.1. 结构设计 总体结构图如图6所示。开沟犁整体通过上承载部件铰接固定在车身上，中间承载部件将下承载部件与上承载部件连接在一起，下承载部件主要起支撑刀片的作用，其中中间承载部件与下承载部件之间装有弹簧，起减震作用。 5.2.2有限元分析 由于在开沟犁工作过程中刀片为主要受力件，因此对刀片进行有限元分析 [ 8 ] 。经过ANSYS计算得到总体变形云图，如图7。 由图可知，刀片最大变形发生在犁铧刃口末端，最大值为0.32 mm，应力最大值89.36 Mpa，均在允许范围内，符合刚度和强度的要求。 5.3. 车箱设计 5.3.1. 结构设计 车箱设计是本车设计中的重要部分，车箱越大，所能携带的消防设施越多，但同时会使整备质量过大，在车速较快时，由于迎风面积变大而使空气阻力增加。因此根据现有的底盘参数，全面考虑所带装备、乘员、泡沫以及水的情况，将车箱设计成长方体形状，为使车箱能尽量多的携带消防设备及介质， 图3. 前顶撞装置的结构图 图4. 前顶撞装置等效应力云图 合理设计消防车内部结构，并对车箱骨架进行校核，确定车身布置方案的合理性。所设计的车箱正视图及俯视图如图8、图9所示。 由于本消防车消防介质选择压缩气体泡沫，因此应在车箱合适位置放置水和泡沫，并使其能快速、有效混合，以达到快速灭火的目的。根据水和泡沫的混合比例，计算储存罐的体积，并在车箱后部安装泡沫混合装置。车顶安装泡沫喷射枪。车身左右各六个格子用于放置风力灭火器、林地切割器、移动式消防泵等便携式消防设备。 图5. 前顶撞装置总体变形图 图6. 铧式犁开沟器总体结构图 图7. 铧式犁总体变形云图 5.3.2. 有限元分析 车箱承载结构为车箱骨架，因此对车箱骨架强度进行有限元分析校核，确保其强度及变形符合要求。将CATIA中建立好的车箱骨架三维模型导入ANSYSWorkBench中自动划分网格，施加约束及载荷，经过计算，得到车箱骨架总体变形图10及等效应力图11。 由图10和图11可知，车箱骨架最大变形发生在骨架后部，数值为1.6036 mm；车箱结构梁之间连接处的应力较大，数值为66.633 MPa，小于材料屈服强度。设计满足车箱的强度和刚度要求。 图8. 车箱结构正视图 图9. 车箱结构俯视图 图10. 车箱结构总体变形图 图11. 车箱结构等效应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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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通过选配森林消防车的动力装置参数、整车功能设计及车身结构设计，使该款森林消防车具备了行车障碍清除能力、开挖防火带和携带多种消防设备的能力，而且采用的泡沫灭火方式、轮式行驶系统保证了消防车的高效灭火性能，实现了本课题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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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掌握地铁乘客在故障情况下的出行行为特征对网络运营调整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SP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苏州上海两地地铁乘客在故障情况下的出行行为意向进行了数据收集，比较了两地地铁乘客的出行特点和行为选择意向，分析了影响行为选择的显著因素及其影响趋势。结果表明，上海乘客的出行时间、乘坐频率、安全意识都显著高于苏州，乘客选择等候、绕行或换站离开的意愿也略高于苏州，而年龄和教育程度对乘客的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该结果可为完善地铁网络运营调整方案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地铁乘客，故障情况，行为选择，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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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城市地铁全程封闭的特性使得正常情况下的客运服务流程比较简单，乘客出行行为相对稳定，基于此，正常情况下的运营管理工作才能得以提前做好计划，有序开展。而突发的各类计划外事件，干扰了地铁网络的正常运营秩序，极大的影响了网络中部分乘客的既定出行安排，迫使他们不得不临时做出应变方案。就微观来说，每位乘客的应变方案将因事件和乘客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就宏观来说，所有乘客的应变方案综合到一起构成了地铁非正常情况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客流的重分布结果，而这是决定采取何种运营调整措施的关键因素。 目前，针对乘客行为规律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有很多，如文献 [ 1 ] 从疏散路线选择、疏散通道选择和应变能力的考察等方面了解地铁突发事件发生后乘客的具体行为特征，文献 [ 2 ] 根据乘客疏散行为选择的调查数据建立了多项logit模型。文献 [ 3 ] 对地下商店的行人紧急疏散场景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疏散行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对疏散时间和多个疏散流场景进行了分析。也有部分成果从乘客行为规律入手，试图建立离散模型来描述和预测乘客的应急行为，如文献 [ 4 ]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航班延误后乘客的行为选择和心理进行了研究，文献 [ 5 ] 以西班牙铁路网络为背景，使用离散选择模型来描述和量化列车上乘客的应急行为，文献 [ 6 ] 以台北地铁换乘站为例，创建了有效的旅客动态规律预测模型，这些成果对于指导事故地点的人员疏散和安全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上述成果大多是针对特定地点的乘客应急疏散，基本没有涉及非事发地的乘客行为选择问题。而轨道交通是成网运营的，除事故发生地外，网络中其他位置的乘客也将面临事故造成的不利影响。苏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能够代表目前我国两种典型的城市轨道交通规模现状：一是大规模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较高的线路覆盖率；一是初步发展的轨道交通网络和相对较低的线路覆盖率，故本文以这两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为例，采用SP问卷调查方法，探究非故障发生地的地铁网络乘客的故障应对行为特征，为完善地铁应急处置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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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调查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根据地铁出行流程及其可能影响的因素，设计调查问卷包含三部分，共18题。① 乘客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乘坐地铁频率、对所在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熟悉水平、对地铁安全知识了解水平和主动学习地铁安全知识的意识。② 乘客出行信息：同行人数、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预留时间。③ 乘客行为意向：故障应对行为选择意向、可接受等待时间、可接受绕行距离、可接受换乘次数、可接受换乘价格。 为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的乘客行为特征，选取苏州和上海两地，在轨道交通沿线客流量较大的、具有换乘功能的、有代表性的车站及其周边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上海市的主要调查车站有：人民广场、徐家汇、中山公园、南京东路、陕西南路、静安寺等；苏州市的主要调查车站有：木渎、乐桥、时代广场、广济南路、石路、石湖东路等。2016年3月至4月，在上述几个地点对地铁乘客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现场发放问卷、填写完毕当场回收的形式，共回收有效问卷417份，其中苏州215份，上海20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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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本数据的统计对比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按样本频率所占百分比进行比较，发现两地调查数据中在以下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1) 地铁乘客的安全知识和意识 乘客安全知识掌握程度备选项为：① 从来没有留意过，完全不知道；② 仅听过一星半点，了解一点点；③ 听到或看到过有关宣传，知道一些；④ 认真学习过，知道的比较多。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乘客主动学习地铁安全知识备选项为：① 从来不会；② 看见了有关宣传就看看，没看见就算了；③ 偶尔学学，了解一些基本的就行；④ 经常主动学习，争取全面了解。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 图中，纵坐标为样本数频率所占百分比，横坐标为所选项，下同。由图1和图2可知，上海地铁乘客的安全知识和意识显著高于苏州。一方面，相比于苏州地铁，上海地铁开通时间早、网络发达，市民对地铁的了解和依赖度都高于苏州，故而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更重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上海地铁在乘客安全宣传和教育上做的更到位，市民可有多种途径，通过多种形式接触到地铁安全知识，而苏州地铁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图1. 乘客安全知识掌握程度调查结果对比 图2. 主动学习乘坐地铁安全知识调查结果对比 (2) 乘地铁出行时间和出行预留时间 乘地铁出行时间备选项为：① 10分钟以内；② 10~20分钟；③ 20~30分钟；④ 30~40分钟；⑤ 40~50分钟；⑥ 50~60分钟；⑦ 60~90分钟；⑧ 90分钟以上。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 出行预留时间备选项为：① 5分钟以内；② 5~10分钟；③ 10~15分钟；④ 15~20分钟；⑤ 20~25分钟；⑥ 25~30分钟；⑦ 30~45分钟；⑧ 45~60分钟；⑨ 60分钟以上。调查结果如图4所示。 由于城市规模更大，上海地铁乘客的乘地铁时间显著高于苏州，对应的出行预留时间中，上海有三成多乘客为10~15分钟，高于苏州的5~10分钟，而更多的出行预留时间的选择比例两地非常接近。这表明地铁乘客的出行预留时间虽会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加，但由于行程时间的高可靠性，故其增加值有限，且不会随着出行距离的延长而线性增长。 (3) 乘坐频率和出行目的 地铁乘坐频率备选项为：① 每周少于1次；② 每周1~2次；③ 每周3~4次；④ 每周5~6次；⑤ 每周7~8次；⑥ 每周9~10次；⑦ 每周11次或以上。调查结果如图5所示。 图3. 出行时间调查结果对比 图4. 出行预留时间调查结果对比 图5. 乘地铁频率调查结果对比 出行目的备选项为：① 上班、上学；② 下班、放学；③ 外出办事/公干、跑业务；④ 外出休闲、旅游、娱乐；⑤ 探亲访友；⑥ 其他。调查结果如图6所示。 目前由于地铁网络覆盖率有较大差距，上海地铁乘坐频率显著高于苏州。而出行目的方面，通勤出行的比例上海远高于苏州，而休闲娱乐出行的比例则反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地铁网络覆盖率差距和城市定位特点所致。 根据调查结果，除上述几项显著区别外，在可接受等候时间、可接受换乘次数、可接受地面交通换乘时间三个问题上，上海结果都要略大于苏州，但并不显著。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出行时间和距离的增长，市民对出行不便的容忍度略有增加，但非常有限，说明不同城市的地铁乘客对基本服务水平的要求是统一的，都要求等候时间短、换乘次数少，从而实现方便、快捷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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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故障应对行为选择意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4.1. 故障应对行为选择意向调查结果 忽略故障产生的具体原因，只依据故障对乘客影响的不同，地铁故障的类型可分为：① 车站关闭；② 车站拥挤；③ 列车延误；④ 列车故障；⑤ 区间中断。与之对应的乘客故障应对行为也将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 本文根据故障状态下的乘客出行流程，设计乘客故障应对行为问题的备选项为：① 立刻下车出站，离开轨道交通；② 在车站站台等候，直到后续列车到来；③ 先在站台等一段时间，若依然无列车前来再离开轨道交通；④ 在地铁网络中，改变出行路径，绕开故障区段乘车；⑤ 换一个相对熟悉的车站提前下车出站；⑥ 放弃本次出行，直接返回。调查结果如图7所示。 由图7可知，出于安全考虑两地中都有26%~27%的乘客选择“立刻离开”(选项①)，四成多的乘客选择“在站台等待”(选项②和③)，选择绕行(选项④)的有10%~15%，选择提前出站(选项⑤)的有9%~14%，选择放弃出行(选项⑥)的只有2%~7%。从中可以看出，乘客在面临故障时的行为选择更多考虑的是安全、时间和经济，较少乘客愿意长时间等待或迂回绕行，而因故障放弃出行的乘客则属于极少数个例。 图6. 出行目的调查结果对比 图7. 行为选择意向调查结果对比 比较而言，由于城市规模较大，市民对轨道交通的依赖度更强，因此选择“在站台一直等车”的乘客比例上海明显高于苏州，而“先等一会再离开”的乘客比例则反之。同样，由于轨道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可选路径众多，选择绕行和提前出站的乘客比例上海也明显高于苏州，而因故障放弃出行的乘客比例上海明显更小。至于选择立刻离开的乘客，概因其自身安全保护意识较重，对潜在安全威胁的容忍度很低，该类乘客比例没有因城市的不同而有显著变化。 4.2. 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1) 无序变量的影响对比分析 在问卷的18个问题中，除去行为意向问题外，性别、职业和出行目的为无序多分类变量，将其与行为意向进行交叉分析，通过检验皮尔逊卡方的显著水平是否超过0.05来判断该因素对行为选择意向是否有显著影响。 由表1得，两地乘客的职业和出行目的对其行为选择意向无明显影响，而性别对行为选择意向的影响两地略有不同。 由图8可知，性别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选项③和⑤上。相比于上海，苏州乘客选择③的比例女性远高于男性，选择⑤的比例女性则低于男性。对比而言，苏州由于城市规模小、网络不完善且覆盖率低，乘客对地铁的依赖度尚不高，当遇到问题时愿意等待后续列车的乘客比例要更低，其中，女性因为有更好的耐心和对经济更敏感，故比男性更愿意继续等候。而因为覆盖率低，换乘其他交通方式的代价较高，出于体力、安全和经济等因素，愿意另选车站下车离开的女性乘客比例苏州远低于上海。故，不同性别在体力、耐心、安全和经济意识上的不同表现是产生这种差异的主因，而这种差异将随着轨道网络覆盖率的提高而逐渐减小直至消失。 图8. 性别与行为意向选择比例对比图 Table 1 The results of the chi square test of the disorder variables and behavior intentio 显著性值 苏州数据 上海数据 性别 0.006 0.166 职业 0.908 0.351 出行目的 0.829 0.714 表1. 各无序变量与行为意向相关性卡方检验结果 (2) 连续变量的影响对比分析 对于其他有序连续变量，本文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寻找行为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在分析结果表中，显著性不超过0.05的因素即表中Pearson相关性标记为**或*对应的因素即是显著影响另一因素的，这里限于篇幅，仅列出显著影响因素的计算结果。从表2得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两地乘客的故障应对行为选择，而在苏州，乘客主动学习地铁安全知识的意识程度对行为选择也有显著影响。 (3) 交叉数据分析 ① 年龄因素 由于调查样本中，18岁及以下和56岁以上部分的样本数量太少，缺乏典型性，故分析时略去，仅对19至55岁阶段的乘客进行分析，如图9所示。 图9. 不同年龄阶段的行为选择比例：苏州(上)、上海(下) Table 2 Table of results of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 年龄 教育程度 主动学习地铁安全知识的意识 应对行为(苏州) Pearson相关性 −0.154 * 0.186 ** 0.176 ** 显著性(双尾) 0.024 0.006 0.010 N 215 215 215 应对行为(上海) Pearson相关性 −0.212 ** 0.183 ** 0.069 显著性(双尾) 0.002 0.009 0.328 N 202 202 202 表2. 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表 40岁以内选择立刻离开的乘客比例增长缓慢，但40岁以后的该比例显著增加，表明乘客的自身安全保护意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40岁以后由于社会责任达到巅峰就更注重自我保护，而上海由于城市特点这一趋势适用年龄更大。 随年龄增长，人们工作繁忙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而空闲时间与工作繁忙程度呈反比关系，故空闲时间将随着年龄增长先降后升。从图9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乘客选择等待地铁的比例与空闲时间变化趋势一致，这一特点在上海更为明显。 绕行和换站离开对体力都有较大的消耗，故选择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尤其以40岁以后更为显著，40岁以内的乘客选择绕行和换站离开的意愿较其他年龄段乘客强。 ② 教育程度因素 同上，由于调查样本中，未受过正式教育的样本数量太少，缺乏典型性，故分析时略去，结果如图10所示。相比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乘客接收各类引导信息的能力更强，因而选择绕行和换站离开的比例会有所增加，选择一直等待的比例会有所减少，他们的应变能力更强、时间价值更高，故而趋向于根据自身需求灵活应对。 ③ 主动学习地铁安全知识的意识因素 根据苏州调查数据的统计，学习主动性越高的乘客，选择先等候一会再离开的比例越大，而选择立刻离开的比例越低，表明乘客地铁安全知识学习越充分，对待地铁故障就能够越理性。而上海调查数据未表现出该因素与行为选择的相关性，或因其地铁安全宣传和信息引导比较到位，加上开通较早，市民普遍对地铁有更理性的认识(图11)。 图10. 不同教育程度的行为选择比例：苏州(上)、上海(下) 图11. 苏州不同安全意识的行为选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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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SP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苏州上海两地地铁乘客在故障情况下的出行行为意向进行了数据收集，比较了两地地铁乘客的出行特点和行为选择意向，分析了影响行为选择的显著因素及其影响趋势。结果表明，上海地铁因为发展早、规模大、覆盖率高、安全宣传更到位，故其乘客的出行时间、乘坐频率、安全意识都显著高于苏州。而由于网络覆盖率的差别，使得上海乘客对地铁的依赖度更高，选择等候、绕行或换站离开的乘客比例都略高于苏州。通过数据的交叉分析发现，年龄和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乘客的故障应对行为选择，此外，对于苏州而言，性别和安全意识的高低也会有所影响。 综上可知，不同类型城市的地铁乘客故障应对行为选择规律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掌握共性规律的变化趋势，了解个性规律产生的原因，才能够进一步探讨故障应对行为选择的内在机理，从而建立准确统一的行为选择决策模型，为网络运营调整方案的制定提供精准的辅助。本文通过调查统计，对该问题得出了一些定性的结论，但由于样本数和调查方案的局限，尚难得出比较精确的出行行为预测模型，这也是后续工作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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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通过追溯体育起源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体育和发展体育，本文使用文献资料调研法，逻辑推理法对体育的起源进行了再探讨。以物演论的理论视角，将体育放到地球46亿年的物种演化史中考量其起源，并以这个更广维度对体育进行观察并给出此维度下的概念。研究表明：体育是生命在身体活动中“感”或“应”适应性改变的过程。体育起源于感性认知的诞生与理性认知的诞生之间。体育起源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育的起源不是行为主体创造了体育，而是行为主体在生存博弈中产生的“副产品”。 关键词 :体育起源，物演论，感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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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学派的学者相信生物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并且遵循着一定的原则 [ 1 ] 。然而“物演论”将视野放得更加广阔，认为这个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沿着一条单一的时间线逐步演化而来，任何一个时空的任何一个物种都不是凭空而来，它必有其产生的前因后果。 当前对体育起源有很多种假说，但这些假说都跳脱不开一个范畴，即体育是人类独有的，并且起源于人类活动 [ 2 ] [ 3 ] [ 4 ] 。得到这样的结论大概源于他们在考量体育起源时取用的尺度仅限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但须知，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人们观察事物的尺度的扩大。比如人用肉眼观察天地，得出地心说；用望远镜观察天地，得出日心说；后来观察的尺度不断变大，才知道原来太阳系外还有银河系，而银河系在宇宙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据此，本文试图站在一个更大的观察尺度，将体育放入46亿年的地球物演进程中去再讨论它的起源，以期更加接近体育起源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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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体育的“存在” 王东岳先生在其专著《物演通论》中将诸物存在的先衍和后衍分为三个阶段：自然存在、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 [ 5 ] 。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自然存在是客观存在物，具有质量或能量属性。精神存在是自然存在的后衍物，是自然存在演化出感知能力后具备的特殊属性，精神存在不能脱离自然存在。而社会存在是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共生物，是物种演化的高级表达。 从空间维度来看，体育的存在无法脱离自然存在而存在，体育的本质是自然存在物的一些特定行为的集合，是一种质量物体的能量活动，脱离自然存在物，体育则没有了相应的载体，变得毫无意义。但很显然体育这个概念不是自然存在物，没有存在质量或能量的观念中的体育是某一时间上人们理性思维当中的一个概念，是对一系列自然存在行为的认知归纳，并且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迁而改变。当今体育学科研究范畴横跨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也从侧面印证了体育存在的多元属性。因此，体育本身的存在属性可以归结为是自然存在物的一系列的生物活动行为，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体育这个概念则属于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 在精神存在中，已知的有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两种认知属性，在这个地球上，目前概念一物是具备理性认知的人类所独有的，这足以证明体育的概念这一精神存在起源于人类。然而，从时间的维度去看，体育的概念毕竟是后衍物，就像人类在意识到“生产”这个概念前，已经从事了几万年的生产劳作，体育本身存在一定先衍于对体育的认识。至于体育的本身比体育的概念先衍了多久，体育的本身存在是否起源于人类，还要回到物演的时间序列中去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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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从物到人的演进过程 地球上，事物到人的自然演化从时间上经过了以下几个关键阶段：首先天地间是自然物通过原子电子等微粒之间的感应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随后反应中出现了最初级的生命——单细胞生物；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初级生物必须通过扩大其感知来获取生存资源，其中的一部分不得不代偿衍生出许多的感受器，于是产生了多细胞组合的生物体(大部分植物)；多细胞组合的结构必然造成了生物体的不稳定性高于单细胞结构，为了续存，部分生物应答能力就此产生——即生物的活动能力(这构成了体育存在的基础)；当生物同时具备了感应能力和活动能力，面对危险而复杂的世界，一部分生物演化出最基本的条件反射，继而产生了感性认知；感性认知的产生使生物有了精神属性从而拥有更加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和更大的活动半径，并且开始出现了情绪、学习能力和简单社会；而后随着学习能力不断的拓展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复杂，有一系生物演化出了理性并创造了文明，即人类。然而在物种演进的任一时间所构成的空间中，有的物种在一定环境下进行了演化，有的物种由于没有演化的条件或与环境保持着高度的适应和稳定度，任然保持在先衍的状态。因此我们的世界在空间上共存着先衍和后衍的物种，这也为物演论的观察和考证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 从物性到人性，惰性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属性之一：若不施加一个不可抗的外力，自然物是绝不会移动半分的；后衍的物种亦是如此，若不是为了在环境中的续存，它们也是不愿意消耗额外的能量对原本的状态进行改变的 [ 6 ] 。因此从人类这一系演化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事物演化的起因总是为了生存的延续而不得已克服惰性主动求变，演化的方向总是向着感知和应答能力的不断增强而代偿演进，即：后衍的物种比先衍的物种具备更强的感知认知能力和运动应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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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体育起源的前因 正如物演论的世界观，没有事物是凭空出现的，体育的起源一定有其必然的因素和条件。并且在事物演化的过程中，往往越趋向于圆满和适应的物种越趋向于稳定和不变，而看似越残缺和不适应的物种越趋向于所谓的“进化”，这种“进化”不是主动的、自发的，而是为了生存的不得已而进行的代偿性改变。这种例子在生物进化史上比比皆是，早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就得到了论证 [ 7 ] 。那么，考证体育的起源，就有两个前因需要明确：第一，体育的起源一定要有必要的条件保证，第二，一定有某种事物或某种力量在推波助澜，逼得体育不得不产生。 先从体育产生的条件说起，首先，物种产生应答属性是体育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在物种产生应答属性之前的先衍过程就没有必要进行讨论。当物种演化出应答属性，就具备了运动的能力，然而最初的运动形式是非常简单的动物本能，比如水母在海水中的游动，既不是学习而来，也没有目的性，单纯是对环境做出的最基本的应激反应，这种原始反应在人类身上也有体现，比如牵张反射等。而最基本的反射活动是非主观的应答，因此体育不可能起源于物种演化的这一阶段。紧接着，生物随着简单应答的发生开始活动，有一部分生物就在非主观的活动中突破了原本的生存环境，进入了新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新的不适应。先衍物种面对环境的不断复杂，生存挑战不断加剧，维持续存下来必须发展出更加高级的感知能力。随着感知能力的发展，后衍的物种能从客观存在中提取更多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分辨信息的物种无法续存，而能够从大量感知中提取有效的利己信息并做出正确应答运动的物种往往得到衍存，感性认知和知性逻辑出现在这些物种当中，它们已经具备简单的学习能力，并且有些种群形成了社会的雏形，例如蜜蜂和蚂蚁。从物演的规律来看，“感”和“应”的属性往往是同步发展的，因此具备了感性认知的物种一定也具备了良好的运动应答能力，并伴生出简单学习能力，对利己信息的简单分辨能力，这恰恰已然构成了体育起源的条件。那么，在物种演化的感性认知阶段，体育是否具备产生的必要性呢？ 体育的一大特征是行为主体克服惰性进行有目的的身体习练，那么其起源一定存在一个起因让物种不得不克服惰性消耗额外的能量通过有目的的身体练习来保持续存。上一段论证了体育起源的条件是物种在演进中具备感性认知和知性逻辑，那么遵循时间的单向性，先衍于感性认知的一系列过程则不必讨论。问题在于，感性认知和知性逻辑是否能迫使体育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物演论不相信突变，它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通过一步一步的演化而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是生物大灭绝这种物种演化史上的剧变，也是以万年为单位才最终完成的 [ 8 ] 。同理，感性和理性不是某一天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一定经过漫长的酝酿、萌芽、发展才最终形成，体育也亦然。具备感性认知的物种已经有了相对较强的感知能力，并且能在感知到的众多信息中进行筛选来趋利避害，这对食物链上层的捕猎者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感性认知的出现无疑增加了猎食的难度，这时候猎食者有两种选择：离开原本的生存环境去猎食更加容易获得的物种，或者通过观察、练习、实践来提高捕猎技巧。而后者，已经展现出体育的雏形。因此体育产生的土壤一定是猎食者与被猎食者在长时间的生存博弈中渐渐形成的，但目前我们仍然不好确定动物猎食者的玩耍嬉戏与身体练习是有意识而为之还是出于动物本能，所以如果妄下定论体育起源于人类之前的具备感性认知的猎食者未免有些不够严谨。 那我们再来看看原始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创造辉煌的文明成果，是因为人类独具理性，然而在理性产生之前，原始人类与世界上大部分的物种就开始分道扬镳了——我们使用武器来获取生存资源。使用武器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它一定不是人们生来就会的，而是一种使用肢体以外的自然存在中的质量和能量来获取生存资料的技能，需要学习、练习才能掌握。原始人一定已经开始从事有目的的身体练习来学习和传承技能。所以，不论还未具备理性思维的原始人有没有认识到体育，他们已经开始进行最初的体育活动和练习了。 综上，从物演的时间序列中看去，体育起源于感性认知出现之后和理性认知出现之前。那么，体育起源的前因归结为一点则应是：自然物种感性认知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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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体育起源的后果 对于体育起源的后果，在这里只讨论它对人类产生的后果。因为第一如前文所述我们无法确定体育是否起源于具备感性认知的猎食者，第二是这些感性动物如果有体育，也应该是它们除了本能之外唯一具备的生存本领了。比如某些动物在人的训练下掌握了各种各样的花式技能来取悦人类以获取生存资料，客观上这样的训练过程不能说不是体育，却实在不值一提。但是对人类而言，体育的起源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远古物种之间的生存博弈中，追求的无非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生存资源，而对于生物来说，最不能承受的代价莫过于死亡。我们不妨回到当时当地去揣测一下原始人在面对生存博弈时的选择。最开始，一个聪明的原始人可能在与其他物种搏斗中生死存亡的瞬间操起了手边的一个自然遗落的树枝或尖利的石头将猎物击杀，从而开始使用武器。由于能使用武器，他的生产效率高于其他同类，死亡威胁也大大降低，从而受到异性青睐，繁殖后的子代为了延续这种优势，也开始学习使用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使用武器的原始人被自然淘汰，而会使用武器已经成为族群中的常态。这时，使用武器的技巧高低则是决定生产效率的关键所在了，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和性资源，如何提高使用武器的技巧成为原始人最重要的课题。自发的体育活动应然而生，虽然进行体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从事生产之外的能量，但其能够降低生产过程中死亡的风险，在死亡和耗能的博弈中，从种族衍存角度来衡量，选择体育是更符合利益的做法。这也帮助了原始人克服生物惰性，在练习使用武器和生产实践中不断摸索，发现了更多使用武器的技能。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这个观点：假设原始人正常生产生活的生存效度S = 1，在狩猎生产中的死亡率D ≈ 0.3，那么参与狩猎的原始人的总生存效度R ≈ 0.7。当原始人开始身体习练，正常生产生活的能耗加大，生存效度下降，S ≈ 0.9，但同时，狩猎死亡率降低D ≈ 0.2，这时总生存效度R ≈ 0.72，较之0.7，总生存效度提高，族群得到发展。并且随着技能的提高，死亡率D降低，总生存效度R越来越高，相反，如果技能水平下降，提高死亡率，总生存效度R则会越来越低。 因此为了种族续存，技能的有效传承便尤为重要。尤其是狩猎技能和狩猎的分工合作逐步复杂，简单模仿已经没法进行有效传承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音节来表意，于是语言开始萌芽。随着生产工具的进一步复杂，原始的生产工具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于是手工业开始萌芽。生产工具的革新带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产生了剩余资源，人们有了交易的需求，商业、文字、社会、理性都逐步开始萌芽，而这些一系列伟大的文明成果，在最初，客观上可能都是为了体育而发展出的衍生物。因为在原始部落时代，体育是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减少死亡率并保障种族衍存的主要途径，可能是当时所有人类活动的重心所在。当前出土的原始人洞穴壁画中以人物狩猎动作和场景占大多数也能佐证这一观点 [ 9 ] [ 10 ] 。 以上种种，是体育的自然存在属性带来的后果。须知体育还同时具备精神存在属性和社会存在属性，而人类文明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在于其内涵丰富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这两个文明维度传承的方式不同于物质文明的步步演进，而是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来实现。从自然存在，精神存在，社会存在三个维度去再考量教育的本质时，可以推测，教育源于体育，并且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身体教育：教育源于体育，按照物演序列中的先衍和后衍，人类的适应性改变首先从自然存在的适应性改变开始，而后才是精神存在的改变，因此体育先衍于教育，教育是相对于体育自然适应而后衍生的精神适应的衍生产物。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身体教育的观点则对应精神属性离不开自然属性而单独存在，教育的对人的改造过程客观上仍然是对人大脑中记忆、逻辑、决策等能力的改变，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训练改变大脑的内部工作构造从而达到教育效果，与体育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作用于大脑，一个作用于身体。但归根结底，大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 体育的起源就像煽动翅膀的那只小蝴蝶，带来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大风暴。可以说，体育起源的后果就是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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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体育起源的“副产品”性 借用郑也夫先生在《文明是副产品》一书中的观点，体育在起源的过程中，脱离不开“副产品”的属性 [ 11 ] 。 一如前文所述，物种的惰性是其固有属性，而体育的产生必须依靠行为主体克服惰性主动进行身体练习。而主动进行身体练习是要额外消耗许多能量的，在生产资料不发达的远古时期，额外消耗能量的行为无异于加速死亡的进程。然而在死亡和获取生存资料的博弈中，原始人类由于主动的身体练习和技能练习能在狩猎中大大降低死亡率，因此从总体的收益来看，进行体育锻炼的收益大于不进行锻炼。但是，当原始人在从事身体练习，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是体育，也不会意识到锻炼和技能的练习可以增强体质，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原始人进行体育活动的初衷只是知道这样做能够更好地维系生存并减少风险。因此，体育的起源可以说是原始人为了提高生存生产收益而产生的“副产品”。 不仅体育最初的起源是“副产品”，当代风靡的体育项目，体育后衍出的无数变种大多也跳脱不出“副产品”这一行列。诸如球类运动的起源大部分都是游戏，后来随着规则和参与人数的变化，演化成如今的球类竞技运动；冰上运动项目往往起源于高纬度地区人们出行的需要；散打武术等搏击类项目起源的初衷往往也是实战需要；就连体操这一与体育相关度可能最高的体育项目，在产生之初也是以舞蹈的形式作用于祭祀仪式 [ 12 ] 。 体育起源，或者说体育的创新，不是人们需要体育所以创造出了体育，而是在面对其他生存挑战或者生活需求的时候，为了解决当下的困境或满足当下的意愿时，寻求一种不得已的代偿行为。而体育，甚至文明，正是这些代偿行为产生的“副产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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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体育起源和概念的再探讨 行文至此，仍然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没有阐述，就是体育的概念。如果没有厘清体育的概念，那前文只能是白费功夫。当然，在体育学界，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维度考量体育并给出了概念，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点：观察并且定义的维度仅限于人类本身 [ 13 ] [ 14 ] 。须知，观察的尺度变大，考量的维度更广，得出的结论便会更加接近于事物本身的客观事实。本文所借用的物演论的观察尺度是地球46亿年的演化史，在这样的尺度下，拟将体育的概念定义为：生命在身体活动中“感”或“应”适应性改变的过程。在这个概念中，“感”指的是感受感知能力，“应”指的是运动应答能力，“适应性”指的是主体在某一环境中“感”和“应”的协同工作状态。为什么使用“改变”而不使用“增强”，是由于主观上我们虽然愿意通过身体活动增强“感”和“应”，但也有在体育中受伤等事与愿违的状况发生使客观上“感”和“应”衰减。 总结全文，结论大致如下。体育在物演论维度下的概念可以看作：生命在身体活动中“感”或“应”适应性改变的过程。体育起源于感性认知的诞生与理性认知的诞生之间。体育起源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育的起源不是行为主体创造了体育，而是行为主体在生存博弈中产生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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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在当前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而科学、合理地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是其重要的基石。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界定的困境体现在其上位概念行政决策在行政法学领域中独立性不强，外延宽泛而难以确定。通过对行政决策法治理论和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实践研究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一是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提起制度，保证多元的参与主体；二是鼓励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三是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年度目录制度以促进其概念外延的固化。 关键词 :法治思维，重大行政决策，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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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的五大程序。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明确指出，为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并对其五个必经程序做出了更为细化的规定。目前我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以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相关规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依据。但是，重大行政决策存在着内涵难以界定的基础性问题，这关系到后续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当前在中央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评价标准未作统一规范以及内涵未明确界定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其概念加以界定。一方面，概括了重大行政决策区别与一般行政决策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通过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本文通过分析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的依附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困境，对解决当前“中央缺位，地方先行”的重大行政决策问题提出对策建议。首先，通过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的提起制度，从源头上保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确实符合“重大”的标准；其次，用法治思维去控制和约束行政机关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自由裁量权，通过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来确保决策中的法定程序切实运行；最后，通过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年度目录制度来固化其概念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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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界定的困境 在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建设中，一直存在着概念内涵难以界定，外延难以确定的问题。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行政决策的概念在行政学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行政法学界却难以给重大行政决策提供一个确切的概念。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对其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基于重大行政决策与一般行政决策区分的视角，部分省市还通过制定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的方式来弥补实践中重大行政决策范围难以确定的缺陷。 2.1. 上位概念“行政决策”的独立性不强 研究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首先要对其上位概念“行政决策”进行界定。在行政学领域中，行政决策作为独立的概念而存在。我国行政学界普遍将行政决策的概念定义为，“行政决策是指具有法定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有合法权限的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行政目标，依据既定的政策和法律，对面临要解决的问题，拟定并选择活动方案，做出决策的行为。” [ 1 ] 行政决策的特点在于：决策主体的特殊性；决策目标的长远性、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决策对象的宏观性和综合性；决策执行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决策影响力的深远性 [ 2 ] 。国内行政学领域的学者对行政决策的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一是行政决策与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法治以及行政监督等概念平行且独立存在。目前国内行政学的教材大多都是按照这种逻辑加以编排的，如夏书章 [ 3 ] 的《行政管理学》认为行政决策是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存在许多机构、部门、个人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在若干阶段上依次逐渐展开，因此将其放在第九章的政策过程与政策分析方法中进行介绍；陈振明 [ 4 ] 等译的《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中主要包括行政组织学和行政行为学，而行政行为学就包括行政机关如何决策以及决策之后如何执行。二是些学者认为决策学处于行政学的核心地位，在教材中将行政决策单独列出一个章节。如吴挽澜 [ 5 ] 主编的《行政学新论》，将行政决策放在第三章进行详细的阐述。 在行政法学的学科背景中，行政决策的独立性却是有待商榷的。行政法学现有的概念群中并没有行政决策这一概念，但对行政决策的定义的认识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决策既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是抽象的行政行为。如果要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的行政问题，那么此类行政决策即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赔偿等具体行政行为而达成；如果要解决的问题是抽象的行政问题，不管是问题的对象还是问题的法律效果都是宽泛和不确定的，可以将此类问题纳入抽象行政行为之中，通过行政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行政法学界，行政决策行为难以类型化，即处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之间的模糊地带，行政决策行为兼具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双重属性 [ 6 ]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行政决策作出后往往会形成行政规范性文件，如“决定”、“意见”、“通知”等，其效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涉及到不特定相对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一些规范性文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对特定对象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政府针对某一地域的征用土地的决策文件，其效力并不适合反复适用。因此，不管行政决策能否归类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界，其在概念表述上似乎没有独立意义可言。 2.2. 重大行政决策的外延难以确定 重大行政决策属于行政决策的一部分，廓清重大行政决策与一般行政决策的区别是确定重大行政决策外延的基础性工作。研究者茅珠芳 [ 7 ] 、曾哲 [ 8 ] 将行政决策区分为重大行政决策和一般行政决策，认为重大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在国家、社会或地区范围内影响重大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针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行为。但是从当前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来看，这种宏观的概括并不能准确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外延，正如《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研究报告中》 [ 9 ] 所言，“重大行政决策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对其做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界定是不现实的，确定某事项是否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标准也不是单一的，必须根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多角度衡量。” 为推进行政法治建设，我国各地方政府陆续通过使用或综合使用定义法、列举法等方法对何种决策事项为重大行政决策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这种立法表述技术难免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定义法，即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本质特征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但是这种方法比较宏观，给行政机关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难以保证“重大”之界定标准的客观公正性，因而外延也是不确定性的。如将重大行政决策定义为：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在国家、社会或地区范围内影响重大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针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行为；其次，列举法。即对何种决策事项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行一一列举的方法。从对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的立法实践来看，列举法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各地普遍以《国务院工作规则》第22条中的规定，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重大规划，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国家和社会管理重要事务、法律议案和行政法规等。” [ 10 ] 为参照，结合本省或本市的实际情况稍作改变进行列举。如黑龙江省和天津市对本省或本市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拟定；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中新发生的大额资金支出、重大国有资产处置、重大项目和重要专项资金安排意见；涉及本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政策及工作部署等列为重大行政的决策事项。但是列举法对重大行政决策外延只能起到有限的限制性效果。一方面“兜底条款”的存在削弱了列举法的限制效果。如黑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范围中的第十九条：“对全区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影响或者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其他重要事项”实际上说明了重大行政决策外延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规定中的“授权条款”也说明了重大行政决策概念外延的模糊性。如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范围中的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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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界定的补正方案 如前所述，从理论界和各地的立法实践来看，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缺陷难以避免，为提高立法者的法治思维，推进行政法治建设，建设法治政府，须将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尽可能地固定化，缩小不必要的自由裁量空间，让权力的行使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3.1.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的提起制度 虽然目前我国部分重大行政决策的产生是借助于人大代表会议及政协会议代表议案提起制度来实现的，但是更多的则是由主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行政机关自行提起。一项决策的做出是多方利益群体互相作用的过程，这种由行政机关单一主体提起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难免存在忽视利害关系人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影响权，使得重大行政决策是基于领导或者集体领导自由意志的结果，从而导致重大行政决策在提起确定环节就失去了制约。为此，应建立一项复杂的、多元的、由多种方式共同组合而成的重大行政决策提起制度，使重大行政决策的提起尽可能限制由掌握主动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提起，以避免裁判者又是运动员所导致的程序不公正的问题出现。将程序的分权功能引入重大行政决策的提起中，即将重大行政决策的提起权或启动权交由不同的主体实施。如《中共广东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指出，“凡地方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同级党委讨论决定。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比例。探索和完善法规规章多元起草机制，对专业性较强的法规规章草案，委托第三方研究起草等。” [ 12 ]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由人大会议代表及政协会议代表所提起的重大行政决策议案，也有必要借助一定的公开程序和反馈程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保证人大代表们真正代表厉害关系人的利益。 3.2. 以法治思维控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重大行政决策与一般行政决策的区别往往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我国地域广泛、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社会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在一个区域属于重大行政决策的，未必在其他的区域也是重大行政决策，同一区域的重大行政决策在不同的时间段也是不固定的。因此，诸如“对全区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影响或者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重要事项”此类的“兜底条款”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它的存在也给了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为了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重大行政决策是基于领导干部自由意志的结果和公权力侵犯私权利情况的发生，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同时，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用法治思维消解政法思维，用法治思维和意识去控制和约束权力的行使。 3.3. 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制度 创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制度是对原有制度的补充，这种思路是通过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来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予以固定化，并且根据本区域环境的变化更新固化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在实践中，一方面要注意目录制度本身并不能解决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缺陷问题，它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方案，而且目录文本本身具有临时性，往往以一个年度为限；另一方面，目录决策事项范围的选定应该尽可能向独立的概念地位靠近，避免对行政法学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重申，选择只将未经法律规定的各种行政行为纳入目录，彰显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的独立性价值。同时，目录制度应配有动态的机制。因为，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进程不断推进，未经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也有可能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要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目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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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科学、合理地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按照法定程序运行的重要基础。在当前难以避免重大行政决策概念困境的背景下，必须在重大行政决策的提起环节引入多元参与的主体，尤其重视权利相关群体的发言权和表达权，避免裁判者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而带来的程序不公正；鼓励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意识去控制和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避免公权力的滥用造成私权利被吞噬的后果；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年度目录制度，通过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来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予以固定化，并且根据本区域环境的变化更新固化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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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教学和改革的方向。通过实际教学及问卷调查，发现平台使用两年来，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站内短信、邮件、论坛等就与课程学习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交流和互动，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生、教师之间的交互学习，从而满足学生、教师学习、教学的实际需求。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加以改进。 关键词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东北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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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教学和改革的方向 [ 1 ] 。在十年的教学实践探索中，本人经历了从单纯依靠书本及学习资料授课到多媒体授课的过程。依靠书本和学习资料授课，形式单一，学生学习效果通过期末考试成绩来评价检验；采用多媒体课件之后，情况有所改善，多媒体可以将找到的影音资料、新闻报道等涉及专业知识及理论的东西添加到PPT中，能较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课堂时间有限，资料的传播有限。2014年，东北林业大学开通了网络学习中心，课程实现了依托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教学的转变。经过实践，较之前两种教学方式形式灵活、考核方便、资料丰富多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提高。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指的是学生利用学习资源进行自主的学习，或者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协作的交互学习，并对学习结果形成总结性评价 [ 2 ] 。这一自主学习平台是基于资源的学习平台，是一个集成了学与教的学习平台。该平台融入了学、教并重的教学理论与“主体–主导”模式的教学思想，使得学生的整个自主学习过程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教师指导的自主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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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体系结构 东北林业大学课程学习中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学习中心，学生–学生，学生–教师可以进行相互协作，形成实时或非实时的交互，学习更加灵活和个性化。 在这一课程学习中心，自主学习平台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主要由两个子系统和“三库”组成：学生子系统、教师子系统以及公共资源库、私有资源库、个人资料库。在自主学习平台体系中，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站内短信、邮件、论坛等就与课程学习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交流和互动，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生、教师之间的交互学习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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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提高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使用效率的途径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突破了传统教学中的时空限制，如运用得当，能更加丰富师生交流，实现学习的开放性、交互性和自主性。针对调查中发现的学习条件、学习能力、学习内容、学习意愿、学习效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完善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使用和培训制度 第一，学校应根据需要做好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硬件配置。可以开放学校或学院的固定机房作为没有私人电脑的同学自主学习的教室，保证这部分学生学习的条件和稳定的学习环境。应加大对教师教学设备的投入，让教师可以随时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第二，开发新的学习媒介或学习APP。随着校园无线信号的覆盖，可以考虑开发新的学习APP，使得学生和教师通过手机就能链接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更加方便学生学习，师生互动。第三，要根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反馈的意见，不断完善和规范平台的使用。第四，学校要加大对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使用的培训，尤其是针对学生的培训，教会他们如何正确、高效地通过平台获取需要的知识，从而提高平台的使用频率、效率，真正的为学生服务。 4.2. 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意愿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引导学生养成独立学习的主体意识，学会自我规划和自我管理。首先，在学习前，要做出学习计划或制定小的学习目标，选择实现学习目标的方法和步骤，具有自我规划的能力。其次，在学习计划执行阶段，要会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学习计划，达到学习效果。会根据自己实际水平和自己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追求知识。最后，在学习结束后，能根据知识点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监督自己的学习效果和知识的掌握程度，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4.3. 充分发挥教师在学习内容和效果评价中的主导作用 教师是自主学习资料的提供者、方向的掌握者、效率的衡量者，教师的组织和监督极大地影响自主学习的效果 [ 6 ] 。因此，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模式中，教师对于课程资源的提供应该注重时效性、新颖性及广泛性。对于课件资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保障知识产权，为开课学生提供丰富详实的课件资源。教师可以采取积极干预的原则，对学生在自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完成自主学习任务，教师还应注意在教学实践中传授学生自主学习的策略，如目标设置、计划拟订、自我监控复习等，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自主学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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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东北林业大学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体系，为课程建设提供了一个网络学习平台，不仅支持学生在网络环境下进行自主学习、小组协作讨论学习，而且有比较好的交互平台可以支持教师在线指导、评价。东北林业大学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中有数据统计模块，教师通过这一模块可以获得如下数据：学生浏览网络课程资源、完成作业、参与讨论，在线测试，参与答疑等情况。教师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获得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作业完成情况，参与讨论情况等，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辅导，能较好的满足教学需求。在今后的平台使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师生两方面的主动自觉参与。学生要形成使用网络自主学习的习惯，提高自主学习的主动性，教师要增加参与答疑、互动、在线交流的频率，并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了解，从而有针对性进行辅导和监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师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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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居住与就业能够反应城市流动穆斯林的生活质量，流动穆斯林由于具有宗教信仰，独特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般流动人口，对其居住与就业选择偏好研究更具有针对性。通过对兰州市小西湖地区流动穆斯林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基于空间分析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介绍居住地与就业地分布状况，继而分析流动穆斯林居住与就业选择偏好，得到以下结论：小西湖地区流动穆斯林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距离较短，职住空间匹配程度较高。流动穆斯林居住与就业选择偏好具有一定倾向，流动穆斯林居住选择偏好是房屋面积较大，设施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房租较便宜，以本民族流动穆斯林聚居、围寺而居的社区。就业空间选择偏好是位于清真寺周边，职业选择偏好是从事清真行业的服务员及商贩，从事体力劳动的建筑工人。穆斯林由于具有民族特质与偏好，居住与就业有别于一般流动人口，居住与就业是其流入城市首先面临并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其居住与就业偏好，能为政府管理流动穆斯林居住与就业提供指导。 关键词 :流动穆斯林，居住–就业偏好，空间匹配，兰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