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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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数共有10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0.69%，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人际信任、交往焦虑、孤独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32， p < 0.01)；人际信任与交往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18， p < 0.01)；交往焦虑与孤独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34， p < 0.01)。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 M ± SD 1 2 3 1) 人际信任 72.62 ± 7.90 1.00 2) 交往焦虑 47.03 ± 8.26 −0.18 ** 1.00 3) 孤独感 44.44 ± 7.62 −0.32 ** 0.37 ** 1.00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3. 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交往焦虑的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等人(2004)建议的方法，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①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人际信任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β = −0.312， SE = 0.053， p < 0.01)；② 以交往焦虑为因变量，人际信任为自变量时，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β = −0.193， SE = 0.060， p < 0.01)；③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人际信任和交往焦虑为自变量，人际信任的回归系数显著(β = −0.246， SE = 0.051， p < 0.01)，交往焦虑的回归系数显著(β = 0.344， SE = 0.049， p < 0.01)。因此，交往焦虑在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大学生人际信任通过交往焦虑来间接影响孤独感的高低。其中直接效应为−0.246，中介效应为−0.066 (−0.193 × 0.344)，总效应为−0.31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1.15%。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action anxiety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lonelines 步骤 预测变量 因变量 β SE t R 2 1 人际信任 孤独感 −0.312 0.053 −5.697 ** 0.096 2 人际信任 交往焦虑 −0.193 0.060 −3.129 * * 0.025 3 人际信任 孤独感 −0.246 0.051 −5.806 ** 0.136 交往焦虑 0.344 0.049 6.145 ** 表2. 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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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低水平的人际信任是导致大学生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因素之一。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即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个体的情感需求无法满足，从而体验到更强烈的孤独感(王宇，张丽宏，乔伊渊，张梦雨，2017)。这可能是因为人际信任水平高的大学生，对他人抱着更加信任的态度，易于与人合作，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较少感受到孤独感。反之，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人际交往过程中过度谨慎、充满戒备，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不愿与他人交往，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孤独感、寂寞情境中。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人际信任水平越低，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感受到较多的交往焦虑，从而导致孤独感水平的提高。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具有高敏感、高怀疑、易情绪化、自我防御强的特点(伍明辉，宋凤宁，2006)，这些大学生在日常交往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较少，较易引起交往中的焦虑情绪。另外，交往焦虑的个体具有害怕与他人相处、逃避与他人的接触、害怕受到他人的评价与批评等特点，这些特点会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情况不良，无法满足其社交需要，从而导致孤独感上升。总而言之，在交往中，人际信任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愿意相信他人，很少感受到交往焦虑，人际关系往往更加和谐，较少体验到孤独感。对他人信任程度低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高敏感、高猜疑、对待他人不信任的时候，在与人交往中会感受到较多的交往焦虑(胡秦，2010)，其内心的焦虑又会表现在具体的社交行为上，使其不敢、不愿与人交往，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孤独感也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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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会在人际交往中感到较多的交往焦虑，进而产生更多的孤独感。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有利于减轻大学生的交往焦虑，缓解大学生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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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总结PUF60基因变异致Verheij综合征的临床表型及遗传学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2019年8月接诊的1例PUF60基因变异致Verheij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分子遗传学检测结果，并以“PUF60”、“PUF60基因”、“Verheij综合征”、“Verheij syndrome”为检索词，分别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以及人类基因组突变数据库检索截至2020年8月的相关文献，总结PUF60基因变异患者的临床表型及基因型。结果：患儿女，10岁2月，以“自幼生长缓慢”就诊。同时合并智力障碍、特殊面容、心脏、眼组织、脊柱及手部等多系统畸形。患儿身高121.1 cm (<−3SD)，体重29.1 kg。生长激素激发试验提示生长激素部分缺乏(峰值8.93 ug/ml)，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 188 ug/L，染色体示46，XX；骨龄相当于9.5岁；垂体CT平扫示蝶鞍未见明显扩大，鞍内结构显示不清；脊柱正位片示以胸12为中心略向右凸侧弯。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发现，患儿存在PUF60基因杂合变异(c.407_410delTCTA)，该变异可导致移码突变，在正常参考人群基因数据库中无相关频率报道，经父母样本验证，父母该位点均无变异，为新发变异。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学组学学会变异分类指南，该变异为致病性变异，该变异曾有报道。结论：Verheij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包括精神运动发育迟滞、特殊的面部特征、心脏、肾脏、眼组织、脊柱及手足等多系统畸形。PUF60基因c.407_410delTCTA变异为该患儿的致病原因。基因检测有助于该病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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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Verheij综合征(Verheij syndrome， VRJS)是一类以生长发育迟缓、智力障碍、特殊面容、脊椎骨骼异常以及眼组织缺损、肾脏畸形、心脏异常为特征的综合征，由PUF60基因变异导致8q24.3缺失引起，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 1 ] [ 2 ]。目前国外报道30余例 [ 1 ] - [ 10 ]，国内仅报道2例 [ 11 ] [ 12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在2019年8月接诊1例生长发育迟缓的患儿，采用全外显子组高通量组测序技术从分子水平确诊为PUF60基因变异导致Verheij综合征，现总结该综合征的临床表型、分析遗传学特征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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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资料 2.1. 本病例资料 患儿，女，10岁2月，以“自幼生长缓慢”就诊，近2年生长速率约3.5 cm。患儿系母亲第6胎第2产，因“胚胎停育”流产4次，其母39岁妊娠。否认孕期有毒物、化学品、放射线接触史。孕期规律产检未发现胎儿生长发育受限。孕40周因“胎位不正”剖宫产娩出。患儿出生体重3 kg，出生身长50 cm，Apgar评分不详。生后第2天发现“左手多指畸形”并行手术治疗；7~8月时出现频繁呕吐、腹泻、吃奶差，表现出明显的喂养困难。1岁时行“动脉导管封堵术”，5~6岁时发现“左眼先天性弱视内斜视、右眼近视”，矫正治疗至今；9岁时出现无热抽搐1次，表现为四肢僵硬、口唇青紫、牙关紧闭，持续约5分钟缓解；10岁时患儿再次出现抽搐1次，表现同前，完善头颅CT未见明显异常；11岁时患儿在3天之中出现2次抽搐，完善2小时脑电图示未见癫痫波发作，规律口服“左乙拉西坦”治疗半年，抽搐未在发作。7~8个月会抬头，14个月会走，语言发育大致正常。现上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不佳(数学成绩10~20分)。父母体健，否认非近亲婚配，父亲身高172 cm，母亲163 cm，有一24岁姐姐，现身高163 cm，体健。否认家族中类似发育迟缓患者及相关遗传代谢病史。 体格检查：现10岁2月时身高121.1 cm (<−3SD)、体重29.1 kg，神志清，精神反应一般，发育落后，全身皮肤粘膜未见黄染、咖啡斑，左眼内斜视，听力正常，特殊面容(正面观：方脸，前额高，双侧外眼角下斜，颈短，人中长；侧面观：耳位低、后发际线低)。呼吸平稳，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心前区无隆起，未触及震颤，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软，肝脾肋下未触及，肾区无叩击痛，脊柱侧弯，四肢无畸形，双侧乳房B1期，女性外阴，Tanner I期，双侧膝腱反射正常引出，四肢肌力肌张力可，病理征阴性。 辅助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空腹血糖、甲功三项、性激素 + β-HCG、25-羟基维生素D、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皮质醇均大致正常；可乐定、胰岛素两种药物分别行生长激发试验提示生长激素部分缺乏(峰值8.93 ug/ml)，IGF-1示188 ug/L；骨龄示相当于9.5岁；因有封堵器植入，未行垂体MR检查，垂体CT平扫示蝶鞍未见明显扩大，鞍内结构显示不清；脊柱正位片示脊柱侧弯，以胸12为中心略向右凸侧弯(见图1)；肝胆胰脾肾脏彩超未见异常；妇科彩超示子宫大小约24 × 6 mm，右侧卵巢大小约21 × 7 mm，内见多个小卵泡回声，左侧卵巢探查不清，提示子宫及右侧卵巢偏小；超声心动图示动脉导管未闭(漏斗型8 mm，最窄处内径3.2 mm)。 遗传学检查：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46，XX；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经患儿父母知情同意后，抽取患儿及父母外周血各2 ml进行检测，结果示PUF60基因杂合变异(c.407_410delTCTA)，该变异导致移码突变(见图2)，引起第136位氨基酸由异亮氨酸变为苏氨酸(p.I136Tfs*31)，导致多肽链合成提前终止(PVS1)；该变异在正常参考人群基因数据库中无相关频率报道(等位基因频率ExAC:.；1000 Genome:.; gnomAD:.) (PM2)；经父母样本验证，该变异为新发变异(PS2)；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学组学学会(ACMG)变异分类指南 [ 13 ]，该变异为致病性变异(ACMG: PVS + PS + PM)。本组病例资料和所研究的内容已获得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文献检索结果 以“Verheij综合征”、“PUF60基因”、“8q24.3”、“Verheij syndrome”、“PUF60”为检索词，分别检索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Pubmed以及HGMD数据库自建库至2020年8月收录的文献，共有12篇文献报道本综合征，国外10篇，国内2篇。共有28例PUF60基因变异的VRJS患者 [ 2 ] - [ 12 ]。包括本例共29例患者，其中男12例，女16例。年龄28周~22岁。临床表现：矮身材(28/29)；智力低 图1. Verheij综合征患儿脊柱正位片图：脊柱侧弯，以胸12为中心略向右凸侧弯 图2. Verheij综合征患儿及其父母PUF60基因8号外显子测序图。(a) 患儿PUF60基因杂合变异(c.407_410delTCTA，p.I136Tfs*31)；(b) 患儿母亲测序图正常；(c) 患儿父亲测序图亦正常 下(28/28)；心脏畸形(19/29)；肾脏畸形(6/26)；眼组织异常(19/29)；听力障碍(8/18)；脊柱畸形(16/28)；关节脱位(11/26)；手足异常(14/27)；皮肤多毛症(5/16)；喂养困难(13/22)；癫痫(6/21)；特殊的面部特征：长人中(19/26)、宽鼻梁(8/26)、薄上唇(14/26)、小下颌(9/26)、短颈(15/26)。检索文献数据库，截至2020年8月报道的关于PUF60基因致病变异的有24个，2例c.407_410delTCTA变异，有3例患儿出现c.541G > A变异。包括错义变异8个，无义变异4个，移码变异8个，剪接位点变异7个，这些变异中有30.43%(7/23)提前形成了终止密码子，有21.74% (5/23)的变异位置位于RRM1区，有13.04% (3/23)的变异位置位于RRM3区，有4.34% (1/23)的变异位置位于RRM2区，有13.04% (3/23)的变异位置位于剪接受体处，有17.39% (4/23)的变异位置位于剪接供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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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VRJS是一种多发性先天性异常综合征，病变可累及全身多器官系统。在2009年由Verheij等 [ 1 ] 首次发现该综合征，发现在8q24区域存在大片段缺失的情况，经基因组比较共同缺失区域为8.35Mb，共含有22个基因，随后在2013年Dauber等 [ 2 ] 研究中发现该染色体常见的缺失区间最小的重叠区域包括三个基因：PUF60、SCRIB、NRBP2，并指出PUF60该基因杂合变异是该病的致病原因。近年来，关于PUF60基因的研究逐渐增多 [ 9 ]，PUF60是编码核酸结合蛋白的基因，含14个外显子和13个内含子，559个氨基酸，作为剪接因子在前体信使RNA的选择性剪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指出，PUF60可通过抑制转录因子FUSE结合蛋白(far upstream element binding protein，FBP)来调控人类致癌基因c-myc的表达。斑马鱼敲除实验表明 [ 2 ]，敲除SCRIB基因、PUF60基因任一基因均可导致身材矮小、小头畸形、颅面缺损表型。单独敲除SCRIB基因可导致眼部、肾脏畸形，单独敲除PUF60基因可致心脏结构异常。同时敲除SCRIB和PUF60基因对眼组织、心脏、头部、肾脏的外显率和表现度无变化，但同时加重了身材矮小的表型。同时在PUF60基因变异患儿中也发现了眼部缺损，并指出眼部缺损可能不是由SCRIB基因单独作用引起的。在2017年Santos-Simarro F等 [ 4 ] 认为眼部缺损在PUF60基因变异的VRJS患者中是一个较常见的表型。这与Graziano等 [ 5 ] 在报道中一致，并详细记录了1例以眼组织缺损联合持续性胎儿血管综合征共同出现的患者，但PUF60在眼睛发育过程中的具体功能尚不明确，建议将PUF60添加到用于检测眼部畸形患者的基因包中，并表述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人类遗传病关于SCRIB和NRBP2单个核苷酸的变异的观点。在2018年Abdin等 [ 9 ] 研究证明存在PUF60-SCRIB融合转录本，PUF60和SCRIB结合的单倍性不仅促成了特有的临床表现，而且也促成了融合转录本的存在。由Zhao Jin J等 [ 10 ] 认为PUF60对于神经元剪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调控着神经精神发育，本文同时证明PUF60基因是导致VRJS智力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一项对28名智力障碍的患者分别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的研究中，使用CADD评分来衡量变异位点的致病性，其中PUF60基因变异的患儿CADD > 30分，其中评分越高，表明致病性越高。据报道，在OMIM数据库中，CADD评分超过20分的致病变异显著增加，所有的变异都被归为致病或可能致病 [ 14 ]。 通过总结全球范围内有详细资料的31例VRJS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现其临床表现并不典型，与Charge综合征难以鉴别，均可表现为生长发育落后、特殊面容及多系统先天性畸形。随着VRJS综合征病例报道增多，发现两种表型上亦存在差异，如Charge综合征通常合并鼻道、唇腭裂、耳部畸形伴听力障碍等特征。本例患儿听力正常，无上述异常特征，并出现并指、脊柱弯曲等多系统畸形的情况，均符合VRJS的临床表现。有研究指出 [ 8 ]，由于这些基因同在同一个调节染色质重组通路中，因此都会影响染色质的重组及DNA的转录，基因检测是有效的鉴别手段。但由于不同的基因在不同的部位表达量不同，因此即使临床表现有重叠的部分，不同的综合征也会有各自的特异性症状。即使是同一基因变异位点，其临床表型亦有差异，本文与Chehadeh S E等 [ 6 ] 分别报道了携带c.407_410delTCTA移码突变的2例患者。后者表现为宫内生长发育受限、肾脏发育畸形、语言发育落后。本例患儿并无这些症状，且本例患儿在婴幼儿时期出现严重的喂养困难，并合并癫痫发作，在另外一例患儿虽然行脑电图示癫痫发作，但并未发生过抽搐。后者患儿视力在幼儿时期是正常的，但本例患儿缺出现弱视、斜视。再者，LowKJ等 [ 3 ]、Santos-Simarro F等 [ 4 ] 和Graziano等 [ 5 ] 分别报道了携带了PUF60基因c.541G>A错义变异的3例患者，其中有2例存在脊柱和眼部的畸形，另外1例并无这些症状，其中1例患儿出现听力障碍同时合并腹股沟疝，2例患儿出现生殖器发育异常，分别为阴蒂肌发育不良和隐睾。本例患儿亦合并其他文献中未道的临床症状，如患儿妇科彩超提示左侧卵巢探查不清，右侧卵巢及子宫偏小。目前未查询到相关研究指出PUF60基因参与受精卵的形成或胚胎的早期发育过程。VRJS综合征临床表型无明显特异性，实验室检测及影像学检查无典型改变，发病率极低，临床诊断非常困难。本变异为国内的首例临床报道，将帮助儿科医师提高对该病的认知。 Wells C [ 7 ] 等在2016年首次报道了1例27周胎儿进行羊水穿刺术后，经Array-CGH和FISH分析诊断为8q24.3染色体缺失。该胎儿在宫内表现为房室间隔缺损伴主动脉弓发育不全、面部畸形、耳畸形、双手第五手指斜位及骶椎异常等表型，在28周行引产手术。明确VRJS患者分子诊断后，为受累家庭提供产前诊断是避免再生育类似患儿的唯一方法。虽然目前已报道的PUF60基因变异均为新发变异，孕妇再生育患儿几率低，但不能排除夫妻双方为该变异生殖腺嵌合携带者的可能，因此再次妊娠时扔建议行产前诊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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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PUF60基因变异导致的VRJS综合征主要表现为生长发育落后、智力障碍、特殊面容、先天性心脏病、骨骼异常等多系统畸形，该病无有效治疗方法。对于不明原因的发育迟缓的患儿，应考虑到本病的可能，并尽早进行高通量测序等遗传学检测明确病因，为进一步评估患儿病情、提供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等方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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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动物意象作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符号之一，常用于映射作者的创作诉求。作为儿童故事，法国绘本《狼会来吗》巧妙运用动物形象，以人类社会为基色，谱写一则温暖治愈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作品对动物意象的塑造以其生物特性为焦点，以其“人性”为亮点，借助普世思维中的固化意识设计情节，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本文拟通过对该书动物意象的剖析，分析各意象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同时，以儿童与成人的双重视角为原点，挖掘作者针对不同阅读群体进行的双重表达，解读生态意识观照下的童话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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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图书市场引进绘本日渐繁多，儿童绘本因其受众群体特殊，在故事的取材、插画的绘制等方面均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中最多见的故事角色便是各类动物。动物作为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既是人类与自然的纽带，也是历史长河中二者关系变化的见证者。引导儿童正确认知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无疑是正确认知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由法国作家米利安·欧耶萨德著文，罗南·巴德尔配图的绘本《狼会来吗》，就是“借动物之眼，诉人世之情”的典型绘本故事。故事以兔宝宝与兔妈妈的睡前问答引出，核心问题只有一个——“狼会来吗？”。作品以对话形式写就，词句简单生动，儿语的使用让小读者易于共感。但儿童绘本的创作目的之一在于培养儿童初步形成世界观，本书作者显然也不满足于讲述一个简单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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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狼会来吗》动物意象及其内涵 意象是关于感官映像、情感以及思想的具体代表 [ 1 ]。意象的特点，在于以“象”表“意”，物象为客观，意为主观。简言之，作者借动物意象体现的，是对自我和外物的认知。该绘本动物意象特征鲜明，表意清晰。文学作品中，“动物的主题通常是人类原始本能的本质性象征” [ 2 ]。至于儿童绘本，其动物意象构建往往呈现两个趋势，一，加强动物形象的生物特征，深化和具象化儿童对自然界中对应动物的认知，以感官映像为途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主题。其二，根据动物生活习性，以拟人态使动物具有与人的同构性，将动物形象丰满化。该绘本中的动物意象作为文本思想的表述载体，既涵盖了对动物生物外形、天性的继承，又以人文的视角将社会性和生态性投射其中。 2.1. 初探：本相与意象 动物意象的分析，往往以动物本相与符号化之后的“象征体”间的对比为切入点。从本相而言，兔子体型普遍较小，生存能力强，分布广泛，以繁殖能力著称。它们个体能力低微，但种群数量庞大，凝聚的力量不容小觑。兔子生性胆小，是“趋利避害”特征的体现。 该童话视角以主角兔子为基准。虽然以兔的外形为表征，呈现的却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现代文明建造者之一，它们完美融入了社会生活。物质方面，它们居住在楼房中，使用电梯、汽车等现代科技成果；文化方面，它们依循人类习俗，如父母给孩子庆祝生日等。可以看出，“兔”的视角归属于主流群体，即“人类”。然而，同为主流视角，作者故事中塑造的两位主要兔子角色，兔妈妈和兔宝宝，展现出的“人性”都远大于动物性，只是特征截然不同。 “兔宝宝”的角色弱化了兔子怯懦的天性，其主体性格表现为人类孩童性格：年龄幼小，充满探索欲，从环境中汲取知识的同时，也以自身的独特眼光解读世界。这样的塑造方式着墨于孩童的“纯善”：无视规律，不了解恐惧(狼与兔子的食物链层级关系)，凭借天性判断善恶。但同时，缺乏社会经验的他们信息获取大多来自于父母，这注定了孩童的认知易受影响。可以推测，兔宝宝这一角色，代表的正是绘本的小读者们。 兔妈妈的塑造则突出其“成熟”：从故事开始深信狼不会出现，到随着孩子的问题，思考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是她理智的表现。但通晓社会规则，意味着对世界的认知已经固化。而故事结尾看到狼真的出现时，她又是极度恐惧的。从远离狼先生的身体语言看出，她处于随时想要逃离的状态。这是角色构成中较少的动物性体现。甚至这一逃避危险的天性，人类也同样具备。 反观本书另一主要角色，狼先生。如果说兔的天性是怯懦，那么狼的天性无疑是“残暴”。作为肉食类代表之一，动物界中狼群分布领域和数量都远不及兔。它们领地意识强，群居但单位数量不多，天性机警多疑。作者对狼的刻画重在凸显其动物性与真实生存环境：生活在山林中，远离现代文明，受到猎人追捕数量急剧减少，城市显然并非狼群理想的生存环境。相对于社会的融入者来说，可以看出，“狼”所代表的是与社会隔绝的“非主流性群体”。 作为书中的隐形主角，故事始终围绕狼先生到来与否进行讨论，然而作为非主流性群体，故事结尾之前，狼先生的形象只出现在插图和兔子家庭的对话中。中文文化语境下常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读者在阅读时也始终在猜测，它是否“其心必异”。显然，作者不甘于循规蹈矩。摈弃了传统认知中狼固有的凶残，阴险，狡诈，本书中狼的意象特征，恰恰是罗宾汉式的机敏与聪慧。它从猎杀中逃脱，辗转来到城市，不惧艰险，只为信守诺言，给兔宝宝送上生日礼物。 动物本相和意象的表层对比意在揭示作者赋予角色的最突出特征，也是小读者初读时最容易感知到的内容。然而“意象是理智与情感的综合体” [ 3 ]，作者在构塑意象时，必然进行人文投射，将人性与伦理借由动物展现。如果说孩童对故事的情感化解读是作者抒发思绪的首要依托，也是浅层教化的目的所在，那么成年读者的理智合该在此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动物角色的“人性”放置到社会环境中，去探寻创作的其然与其所以然。即是说，故事的意象分析，需要从幼儿的浅层视角和成人的深层理解进行双重解构。 2.2. 幼儿视角下的动物意象启示 以儿童视角进行故事解构，是对作者在幼儿教育层面创作目的的解读。儿童的世界观尚未形成，对未知事物往往凭天性判断。因此，在儿童的原始认知中，“动物”是作为集体名词存在的，单一动物个体价值并无不同，也不存在阵营对立。这正是作品生态意识的映射：自然的整体性需要尊重，动物作为自然重要构成部分，其生命价值理应同人类一般平等对待。作者基于这一理念，向低幼读者大声呼喊：保持善良，保持好奇。用平等的态度了解、接纳异于自身的事物。这样的设计体现出的，是可贵的对生命的平等和尊重。以善良为骨，天真做魂，作者因此赋予兔宝宝无穷的想象力，和近乎特异功能一般的心想事成。 再者，作者选择了“兔”与“狼”这两种自然界中对立的形象，用放大化的效果建立了“自我”和“他者”的不同立场：融入者和外来者。此后借情节弱化对立态度：狼的形象于孩童而言，虽非同类，但并未对自身造成威胁。它不是伺机而动的猎杀者，反而是被猎枪剥夺生存空间的可怜人。身处如此困境，狼却依然信守诺言。摈弃世俗理解，孩子对狼这一角色的同情和赞赏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对善良和童心的赞颂，再者，以儿童同理心为桥梁，作者对“自我”与“他者”善恶之分给出答案：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分，绝非善与恶的区分。 2.3. 成人视角下的动物意象启示 常言道，好的童话作品不仅是给儿童看的，更给成人以启迪。童话创作在社会教育层面对成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在家庭亲子互动中，童话的内容，包括儿童本身的理念也逐步影响和改变着成年人的认知。 兔妈妈的母爱满溢在每一次对孩子的称呼中，她温柔地叫着mon lapin (我的小兔子)，耐心回答孩子看似无理的诸多问题。儿童绘本中不乏家庭温馨，孩子的懵懂总有父母无私的爱保驾护航，家人的爱是儿童教育永恒的主题之一。作者对兔妈妈的母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也完全认可所有母亲的付出。但读者从中是否也能察觉到一丝属于成年人的“自我”？ 就个体而言，兔妈妈所代表的成年人群体在社交过程中，往往因为聚焦对方身上某一突出特性，而缺乏对其他品质的正确认识。她从经验中了解狼的“肉食性”，便不再认为狼会有良善之意。这是晕轮效应的影响，也是偏见的成因。偏见一旦形成，无意或有意地从言行之中流露，给子女以影响。这样的“自我”，体现在家长试图代替儿童思考，甚至于要求儿童放弃思考，以长辈经验为正解。 就群体而言，成年人是老练的社会生存者。他们是“大多数”，也习惯了跟从“大多数”。故事中的兔妈妈对狼的意图从未有过好的猜测，这是既定的社会认知，她也从未怀疑。成年人思维的固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众心理的作用下，“人云亦云”成为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部分成年人本身也放弃个人思考的能力，选择盲信他人。 儿童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偏见，是社会环境和成人双重影响的结果。作者通过幼儿一次次的提问，反衬出的是成人思维的僵化，是对传统认知的批判，也是对固有偏见的驳斥。 正如硬币一般，故事也有它的双重启示。作为孩子的抚养者和最早期最重要的指导者，父母的言行是孩子三观形成过程中最主要的习得对象，同时，他们也是儿童成长的守护者。故事中兔宝宝的天真善良让自己如愿得到了生日惊喜。以奖惩机制而言，正向的结果会使儿童得到鼓励，保持其单纯天性。然而，若是这样的善良被有心人加以利用，后果将会是怎样？“可爱”和“可怕”仅仅一线之隔。在保持单纯和明辨危险之间，父母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判断者。因此，教导孩子独立思考，细致观察，同时保持本心，也是作者试图传达给成年人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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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生态意识观照下的童话创作 当前社会下，人类如何平衡自身需求与自然的承受能力，已经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生态问题。正当现代化步伐最快的时期，人类的贪欲，由短视带来的对物质无尽的追求，导致自然被破坏。人性被欲望异化，隔阂和防备的逐渐升腾。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他者之间，矛盾与日俱增。若将作者的动物形象结合故事背景，以图形—背景理论为指导进行文本解构，可以察觉诸多被忽视的细节：端枪的猎人对狼的捕杀，是人类欲望作祟，对自然无止境的侵犯。狼群数量的减少，以至于“世界上已经没有狼了”，是自然的日渐式微。剩下的这只“狼先生”，代表迫不得已进入城市的部分生物。对于这些“外来者”，作者狡猾地在书中留下些许蛛丝马迹。狼先生现身时，兔子爸妈额头上恐慌的一滴冷汗，狼先生切蛋糕时手中握着泛光的刀，嘴角的微笑，无不让人“细思极恐”。这类表达在动物意象中也有体现：代表野性的狼深究之下含义微妙。作为犬科动物的代表，狼是被驯化的狗的先祖。因此，狼存在两种转化可能，一是和谐共处，二是为害伤人。结果如何取决于人类与之相处的方式。故事结尾留下了悬念，狼前来给兔子送上礼物，是“被驯化”的象征，还是暴行之前戴上的伪善面具？ 这样“引狼入室”的不确定性，是人类自己欲望扩张酿造的苦果。除了外来物种的被迫入侵，人类面临的“自然之狼”，还包括各类自然灾害。人类是渺小的，脆弱的，却也是强大的，具有创造力的。可来自于自然的“天敌”轻易就能够将创造力的结晶毁于一旦。 在生态与人本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改善境况？人类与自然到底如何相处？是像猎人一般举枪，还是像兔子父母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作者在故事中已然给出了答案：或许唯有兔宝宝那样的正视接纳，才最能够寻求和谐共处。只是，需要多少个“兔宝宝”的出现才能改变普世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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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动了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也催生出过度的欲念和思维的怠惰。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实质是与自然共生，受限于自然，同时不断寻求征服自然的过程。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动物是没有被文明化、社会化的野蛮群体，不受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社会规范的束缚 [ 4 ]。人类如何对待动物，自然也将给出同等回馈。绘本故事中的动物意象，始终是为故事创作和作者核心思想服务的。作者构塑的“动物形象经历了从‘象征符号’到‘生命主题’的艰难转换” [ 5 ]，借动物展现对生命和人类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对复杂人性弘扬善良的期待，对人与自然化对立为统一的呼吁。在为儿童教育主题砌上砖石的同时，也对成人思维，对人类命运敲响一记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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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 1950~1999年期间，美国人口数量和肺癌死亡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2，如果把肺癌死亡率在人口数量上回归，数据会非常接近回归线 [ 1 ]。然而，肺癌不具传染性，人口数量不会影响肺癌死亡率，得到这样无理的结论是因为我们错误地把相关性当成了因果性。因果性会导致相关性，反之则不成立。统计学把两个或者多个看起来高度相关，但却不存在因果性的现象叫做伪相关性。伪相关的成因有：1.存在其他变量同时对这两个事件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但我们未意识到它的存在；2. 样本量过小导致的偶然现象。伪相关不代表是错误的，只要不是纯粹巧合，那么就值得分析与思考。 周脉耕等定量地分析人口老化及危险因素对肺癌死亡率的影响 [ 2 ]。冯丹等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探讨该市大气污染指标与肺癌死亡率的关系 [ 3 ]。张国钦等拟合烟草消费和大气污染与肺癌死亡率关系的分布滞后模型，根据模型分析烟草消费和大气污染对肺癌死亡率的影响 [ 4 ]。本文旨在通过相关分析、建立路径模型，初步探究影响肺癌死亡率的潜在变量，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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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依据 2.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同等地位的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总体中确实具有联系的标志进行分析，其主体是对总体中具有因果关系标志的分析。它是描述客观事物相互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并用适当的统计指标表示出来的过程。 2.2. 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一个假想的因果模型的准确和可靠程度，测量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强弱，回答下述问题：1) 模型中两变量xj与xi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2) 若存在相关关系，则进一步研究两者间是否有因果关系；3) 若xj影响xi，那么xj是直接影响xi，还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或两种情况都有；4) 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者大小如何。 2.3. 逐步回归 逐步回归将变量一个一个的引入，每引入一个变量后都要进行F检验，并对已选入的变量要进行逐个的t检验，当原引入的变量由于后面变量的引入而变得不再显著时，要将其删除，以确保回归方程只包含显著的变量。反复执行此过程，直至既无显著的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也无不显著的自变量被剔除回归方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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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3.1. 研究假设 通过阅读文献确定影响肺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可从吸烟、空气质量等方面展开讨论 [ 5 ]，同时结合1820年-1924年美国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污染加剧，本文初步选取空气污染指数(AQI)、人均工业烟尘(吨/人)、烟民数量、森林覆盖率、在职医生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六个指标。做出如下假设： 1) 空气污染指数(AQI)、人均工业烟尘(吨/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吨/人)、烟民数量与肺癌死亡率呈正相关，森林覆盖率与肺癌死亡率呈负相关； 2) 以在职医生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为指标刻画一个时期的医疗水平，与肺癌死亡率呈负相关； 3) 空气污染指数(AQI)与人均工业烟尘(吨/人)呈正相关； 4) 烟民数量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酸性气体污染，空气污染指数越高，表示空气污染越严重，故烟民数量与空气污染指数呈正相关； 5) 绿色植被有助于改善空气，吸附大气中的烟尘，故空气污染指数(AQI)、人均工业烟尘(吨/人)与森林覆盖率呈负相关。 通过上面的假设，做出初始路径图，如图1： 图1. 初始路径图 3.2. 符号规定 为便于论述以及表示模型，我们特规定如下符号表，见表1。 3.3. 数据预处理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真实性，本文选取了美国数据(DATAUSA)中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由于指标的量级不同，当各指标间的水平相差很大时，若直接利用原始指标值进行分析，就会突出数值水平较高的指标在综合分析中的作用，降低数值水平较低指标的作用。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Table 1 The symbol tabl y 肺癌死亡率(%) x1 空气污染指数(AQI) x2 人均工业烟尘(吨/人) x3 烟民数量(人) x4 森林覆盖率(%) x5 在职医生数量(人) x6 政府医疗资金投入(千万) 表1. 符号表 3.4. 数据预处理 3.4.1. 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需要对它们进行相关分析，从结果显示中可见肺癌死亡率与空气污染指数、人均工业烟尘、烟民数量、森林覆盖率、在职医生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相关性较为显著，空气污染指数、人均工业烟尘和森林覆盖率关系较为显著，在职医生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关系较为显著。 3.4.2. 建立各相关因素间的回归方程 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回归方程：1) 因变量是肺癌死亡率，自变量是空气污染指数、人均工业烟尘、烟民数量、森林覆盖率、在职医生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6个因素的回归方程；2) 因变量是肺癌死亡率，自变量是空气污染指数、烟民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3个因素的回归方程；3) 因变量是空气污染指数为因变量，自变量是烟民数量的回归方程；4) 因变量是人均工业烟尘为因变量，自变量是空气污染指数和森林覆盖率2个因素的回归方程；5) 因变量是在职医生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是以烟民数量、政府医疗资金投入的回归方程。其中对第二个回归方程的逐步回归系数表，如表2。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using lung cancer mortalit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 模型 系数* t Sig.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B 标准误差 (常量) −2916E−45 0.096 0.000 1.000 空气污染指数 0.266 0.138 0.266 1.921 0.001 烟民数量 0.329 0.129 0.259 1.642 0.005 政府医疗资金投入 0.313 0.117 0.237 1.973 0.002 表2. 以肺癌死亡率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Zscane (肺癌死亡率)。 结果显示，以肺癌死亡率为因变量，以空气污染指数、烟民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3个因素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R 2 = 0.509，F值为17.998，对应的P值为0.001，说明该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 由表2可知，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以肺癌死亡率为因变量，空气污染指数、烟民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3个因素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对应的P值都显著，说明该回归方程的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检验。 其他四个回归方程的分析过程同上，将所有回归分析结果汇总为表3。 Table 3 Summary table of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因变量 自变量 空气污染指数 在职医生数量 人均工业烟尘 肺癌死亡率 𝛽 P 𝛽 P 𝛽 P 𝛽 P 空气污染指数 1.105 0.000 1.921 0.001 人均工业烟尘 0烟民数量 0.025 0.001 0.006 0.827 1.642 0.005 森林覆盖率 0.005 0.003 在职医生数量 政府医疗资金投入 0.561 0.001 1.973 0.002 表3. 回归分析结果汇总表 3.4.3. 修改并完成路径图的绘制 通过表4，对初始路径图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路径图如图2所示。 Table 4 Table of coefficients after normalization of dat 自变量 应变量 相关系数 路径系数 决定系数 空气污染指数 肺癌死亡率 0.581 0.233 0.135 烟民数量 肺癌死亡率 0.663 0.421 0.279 政府医疗资金投入 肺癌死亡率 −0.345 −0.220 0.076 森林覆盖率 空气污染指数 −0.827 −0.827 0.684 烟民数量 空气污染指数 0.329 0.329 0.108 人均工业烟尘 空气污染指数 0.705 0.690 0.486 表4. 标准化数据后的系数表 通过以上的路径图，可以得到每个自变量对肺癌死亡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指的是自变量直接影响肺癌死亡率的路径系数，间接效应指的是自变量通过其他变量间接地影响肺癌死亡率，其大小等于各路径系数的乘积。 由图2可知，烟民数量除了对肺癌死亡率有直接效应外，还通过对空气污染指数的影响产生了对肺癌死亡率的间接影响。具体如下： 图2. 路径图 烟民数量对肺癌死亡率的直接效应为0.421；烟民数量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对肺癌死亡率的间接影响为：0.329 × 0.233 = 0.076657；于是，烟民数量对肺癌死亡率的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0.421 + 0.076657 = 0.55649。 同理得到人均工业烟尘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对肺癌死亡率的间接效应为：0.690 × 0.233 = 0.16077； 空气污染指数对肺癌死亡率的直接效应为0.233； 政府医疗资金投入对肺癌死亡率的直接效应为0.220； 森林覆盖率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对肺癌死亡率的间接效应为 0.827 × 0.233 = 0.19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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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型的评价与改进 观察肺癌死亡率的路径模型，我们发现烟民数量对空气污染指数影响的路径系数超越预期。同时，如人均工业烟尘和森林覆盖率等对肺癌死亡率影响较大的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存在明显的缺陷。由于采用逐步回归法消除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于是我们考虑是否是数据标准化带来的问题。 现将未经标准化的原始数据整理导入SPSS，并重复上述统计分析过程，依次做数据的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和显著性检验后，得到新的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见表5。 Table 5 Table of coefficients with unstandardized dat 自变量 应变量 相关系数 路径系数 决定系数 空气污染指数 肺癌死亡率 0.416 0.233 0.097 烟民数量 肺癌死亡率 0.647 0.421 0.272 政府医疗资金投入 肺癌死亡率 −0.214 −0.220 0.047 森林覆盖率 肺癌死亡率 −0.773 −0.612 0.473 人均工业烟尘 肺癌死亡率 0.476 0.329 0.157 森林覆盖率 空气污染指数 −0.815 −0.782 0.637 人均工业烟尘 空气污染指数 0.844 0.690 0.582 表5. 未经标准化数据的系数表 对比原系数表，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部分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制作新的路径图如图3。其中各路径及相应路径系数较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之前的路径模型的确存在数据标准化带来的问题。 图3. 修正后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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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果与讨论 5.1. 结构与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人均工业烟尘、空气污染指数、森林覆盖率、烟民数量和政府医疗资金投入与肺癌死亡率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职医生数量对肺癌死亡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显著，这与先前的假设有一定的差别。另外，烟民数量的总效应最高，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几率越高。此外，吸烟不仅直接影响本人的身体健康，还对周围人群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导致被动吸烟者肺癌患病率明显增加。城市居民肺癌的发病率比农村高，这可能与城市大气污染和烟尘中含有致癌物质有关。因此应该提倡不吸烟，并加强城市环境卫生工作。1950~1999年期间，美国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和交通得到发展的同时，石油，煤和内燃机等燃烧后和沥青公路尘埃产生的苯等有害物质污染大气。基于结果，给出以下建议：避免接触与肺癌发生有关的因素，不吸烟或及早戒烟，同时避免吸入二手烟，减少接触烟尘、车尾气等刺激性有害气体。 5.2. 不足与展望 本文统计分析的部分结论仍不完全符合预期的假设，这或许与选取变量有关。受专业知识限制，无法准确全面地确定影响肺癌死亡率的因素。此外，部分原本将纳入模型的影响因素因无法找到可靠的数据来源而被迫删除或选取其他因素替代，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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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国革命精神作为党带领人民走向革命胜利、建设胜利和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革命精神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启迪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资源。当代青年群体对革命精神的总体认同度较高，但是在大学校园中，中国红色革命精神传播仍呈现出一些细节化问题，如精神观念与实践实际的结合效果欠佳、创新灌输与引导方式不足等，当前提高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感亟待从提高学生个人思想、优化教育模式提高教学效果与净化社会育人环境三方面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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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历练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特殊的思想品格以及实践行为的统一，同时中国革命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1 ]。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缔造新中国的思想支撑，也应成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对于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说，中国革命精神应是根植于心中的信念，对于红色革命精神的认同，更是坚定这种深刻的理想信念，它指导着我们在追求个人理想，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了了解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了解及认同现状，以北京林业大学学生为例，进行了大学生对中国革命精神认同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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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感的现状 2.1.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认知认同情况 开展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首要需要了解的是当下大学生革命精神的认知状况。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初步探究中获取以下信息：当询问学生“您对红色历史感兴趣吗?”问题上，表示对红色革命精神历史非常有兴趣的学生为27%，比列约为调查样本的五分之一，60%的大学生表示有一点兴趣，表示没感觉的学生比例占比13%。当问及“您觉得红色精神与你的生活是否相关?”时，认为有很大关系占比65%，认为关系不大占到调查总数的33%，认为没有关系的占比只有2%。当问及“您认为当代大学生有必要学习红色革命精神吗?”时，66%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应该大力提倡，有31.5%认为有必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只有2.5%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在问及“您觉得自己的红色革命精神观念是否淡薄?”问题上，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承认自己观念淡薄，三分之一的学生答否。 从总体上看，大学生在基础性的认知层面上对革命精神呈大体认同趋势，诸如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对红色历史有兴趣，且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也有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学习红色革命精神非常有必要。与此同时，虽然大体呈认同趋势，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自己革命精神观念淡薄，三分之一的同学认为红色精神与自我的生活关系不大，且认为学习红色革命精神有必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2.2.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教育认同现状 革命精神教育认同状况需要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主客体之间来把握，问及“您所接受的红色革命精神教育主要有哪些形式?”这一问题，其中最多的是集体组织学习这一选项，最低的是参观革命遗址，五个选项从高到低依次是：集体组织学习、教科书、网络电视等媒体、展板报纸等实物与参观革命遗址。从授课形式来看，开展集体学习与教科书占据了教育者最主要的教学手段。而从受教育者意愿来看，问及“您觉得什么方式可以增加对革命精神的认同?”回答率最高的恰恰是教育主要形式的最低选项，即参观革命遗址，在所答人次中占比87%，其他方式依次是开展革命精神交流会、布置相关任务实践、进行校园公开课讲授。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其所接受的主要教育形式与期望方式的极值相对应，这充分说明当下大学生革命精神讲授课程以校园教学主、以教科书讲授为主要形式，大学生接受红色革命精神教育存在被动学习现象，但是大学生又希望能够开展广泛的行为实践活动如参观革命遗址来来进行革命精神学习，在这一极值反差之下，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2.3.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实践行为认同情况 革命精神实践行为认同是指以大学生群体为主体，在日常生活中从切实行动上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接受和践行，革命精神的行为认同过程从本质上讲，需要大学生自觉自发的对于革命精神拥护认可并积极在行为上参与其中，这是实践行为的具体体现。问卷调查显示，当问及“您平时会去革命遗址参观吗?”这个问题上，72%的学生表示偶尔会去革命遗址参观，10.5%的学生表示经常会去革命遗址参观，17.5%表示不会去革命遗址参观。当问及“您参观红色革命遗址的原因是?”时，83%的学生表示是学校或团体组织的活动，因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为原因的比例人数达到73%，51%的学生表示是为了敬仰革命烈士，也有48.5%的学生表示是为了完成某项布置的任务去实地考察。由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大学生平时经常去革命遗址参观的比例最小，而参观革命遗址的原因大比例多是被动的实践任务或活动，或者是旅游景点的游玩因素，真正由心底敬仰红色精神与烈士而主动参观革命遗址的比例极少。因此，从实践行为认同的角度看，大学生多数人在行为层面上，对革命精神缺乏主动的实践，而且大学生缺乏主动接受革命精神教育的意愿，更多的是为了完成学校或团体组织的集体活动、任务性活动。 2.4. 青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价值认同状况 在受访者中，有66.5%的受访者认为革命精神在当代意义比较大，从大学生对于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所带来的价值效应来看，高达92%的受访者都认为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有极高比例受访者认为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增强民族凝聚力，这部分观点占到85%；当问及“您觉得现在对革命精神态度怎么样”时，有73%的受访者认为现在同学们不是很看重，看重革命精神的比例占到五分之一。虽然大部分同学都认为现在的同学们不看重革命精神教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受访者中，看好红色革命精神源源不灭的比例高达81.5%，而且有85%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应该投入资金进行红色革命精神教育，这也恰恰说明，革命精神在同学们心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表明大学生对其革命精神价值的肯定。总体来说，大部分学生对革命精神价值持认同态度，但在现实中由于各种社会和自身原因的影响，导致仍有一小部分比例的学生对革命精神的价值缺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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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当前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感面临困境原因 通过对北京林业大学部分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认知与价值层面上对革命精神有较为理性的认同，但在现实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之教育形式的单一化，导致相当大比例的学生认识到自我对于革命精神的态度不够重视，对革命精神缺乏主动的实践层面上的认同，呈现出大体认同度高，但行动参与率低的局面。当下社会大学生的革命精神认同感是面临一些困难的，而影响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缺乏认同的原因很多，根据调查与访谈分析，其存在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大学生自我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中，视野已经变得极为开放，而且善于学习，勇于创新。首先，在个体差异的客观条件下，大学生群体追求个性化发展成为当下学生发展的重要维度，他们对社会态势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尤其是新鲜事物，并且以自我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在思想和行为上可能会和学校的教育系统管理模式产生一些概念差异，这些因素可能会使他们产生或多或少的心理和行为感受，排斥和抵制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影响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识。 另外，外部环境的冲击对于学生自身能否保持自身思想的独立性与纯洁性也是大学生自我因素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之外的文化网络互联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也对当代大学生红色革命精神的认同感带来深刻的影响。特别要强调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出所带来的负面消极的价值观念都对我国大学生思想能力行为能力的发展造成冲击和影响。在这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中如何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信息甄别的能力，是当下大学生自身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考虑到学生个体差异的复杂因素，大学生自身对于革命精神认同的态度与当下社会中夹杂的多元化价值取向，都是影响大学生自身对于革命精神文化认同的原因。 3.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因素 当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育人方面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在青年学生启迪培养以及理想信念铸魂育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同时，在当下思想政治课程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探索的改革创新。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缺乏认同的原因之一。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方面，通过与个别学生的访谈得知，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对关于革命精神教育的思想政治课程不感兴趣，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接受革命精神教育处于被动灌输地位，而教育者在课程创新运用上，课程形式的丰富程度欠佳，大学生在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除了平日接受体制教育外，更多的是接触网络，由于网络的便利与发达，人们接触到的知识、信息量巨大且内容繁杂，且更具娱乐性，让大学生容易接受，相较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单一，教师教学模式大部分围绕教科书与ppt教学，其内容实质没有任何问题，突出短板表现在创新性和吸引力上，使这是影响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实践课程辅助教学，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市区及其周边可以说具有丰富的红色革命教育资源，但是目前来看，大部分高校可能由于受到经费不足因素的制约，加之在教学实践开展过程中实践教学遇到的问题，高校提供给大学生接受红色革命精神实践教育的机会有限，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学生既可以通过教学激发亲身实践、感悟革命精神的意愿，同时产生共鸣，更好的理解革命精神以及践行革命精神。 最后，在校园文化建设层面，宣传革命精神的方式、力度、效果都还面临一些问题。根据调查与访谈得知，北京林业大学当前校园红色文化活动开展内容并不丰富，校园展板窗口与教授讲座、征文比赛成为革命精神教育最主要的两大宣传阵地，展板窗口的宣传倒是可以定期出现革命精神有关的内容，而其他革命精神教育的方式又在开展过程中存在宣传和组织实施手段过于单一的现象，诸如教授讲座与征文比赛信息匮乏，很多受访者表示对于此类信息没有具体且持续的获取途径，加之学校的其他宣传也没有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推广形式，活动形式枯燥乏味，学生的活动成效也大打折扣，这就使得活动仅仅流于形式，但是课程教学不是“走过场”，一旦流于形式，从根本上就失去了校园文化所承载的育人功能和效果，从而影响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同感。 3.3. 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断深化，多元文化中掺杂着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这些都影响并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首先，当前的社会环境复杂，物欲横流与庸俗化功利化对传统的社会道德思想产生影响，诸如一些腐败、贪婪、“炫富”等不良风气和一些负面信息极易扭曲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间接影响大学生对艰苦奋斗的红色革命精神的认同。其次，部分网络媒体利用信息交互便利的环境，却不能如实的报道。有些网站为增加点击率，博人眼球，传播一些负面消极的信息甚至夸大报道内容，完全不顾会对受众者尤其是青年少年群体造成如何恶劣的影响；一些电视媒体的节目过分的商业化、娱乐化而达到追求广告利益和高收视率的目的，但这样的手段只会导致文化环境低俗化现象出现，突出表现问题就是低俗、庸俗信息，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良价值取向是严重背离的。大学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久而久之，个人的思想和理想信念难免会被影响或者被侵蚀，导致大学生对于革命精神的曲解和抵触，从而影响大学生对于革命精神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