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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 前文针对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具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了论述，因此接下来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完善措施，以更好地发挥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作用。 4.1. 适当扩大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通过前文的相关论述，可以得知缺席审判制度是以牺牲一定的被告人诉讼权利而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不同类型的刑事缺席审判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特殊的需要 [ 10 ] ”，因此，必须对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以保证既满足当前社会司法实践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过度侵害。 4.1.1. 扩大缺席审判制度的案件类型 应在贪污贿赂犯罪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之外，扩大到重罪范围，更好的追究潜逃到国外罪犯的刑事责任。针对这些案件类型应当考虑到罪犯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按定罪量刑的程度来决定是否可以适用缺席审判制度，而不单纯以罪名适用缺席审判程序。比如可以规定有明确的事实、充足的证据证明潜逃被告人的罪名应判处十年以上的刑罚，此时可以认为其罪行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法制，为了恢复原有秩序，应当对其进行缺席审判，这同样符合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处理的基本原则。 4.1.2. 增设被告人被强制带离法庭后的缺席审判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但法条在这里并未规定在被告人被带出法庭后案件是否可以继续进行审理。“被告人如果可以通过扰乱法庭秩序阻挠庭审，还会产生一种不良的示范效应，成为一种拖延诉讼的有效策略，对司法权威和公共利益都有一定损害 [ 11 ] 。”显而易见，针对这种情况应当适用缺席审判制度，以避免因被告人的过错而导致案件延期审理。既然被告人严重违反法庭的秩序，就视为其主动放弃了出庭参与审判的权利，因此可以对其进行缺席审判。通过这样明确的条文设置，可以避免这种扰乱法庭的情况出现，更好地进行案件审理。此外还可以借鉴德国的事后救济制度，“德国刑诉法还对缺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给予了充分关照，准许因违法法庭秩序而被剥夺在场资格但改过自新的被告人重新参与庭审；告知回到审判程序中的被告人，在其缺席庭审期间所发生的重要内容事项 [ 12 ] 。”这样可以进一步限制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也符合刑法对公民的教育职能。 4.1.3. 增设针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缺席审判制度 目前为止，我国没有设置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别审理程序。但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77条中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同样可以根据罪行轻重设立缺席审判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如对于一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可以免除其出庭的义务。因为首先这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其次可以减轻未成年人因出庭接受审判而带来的压力，并不利于其更好地回归社会；最后对于未成年的刑事审判案件，一般由其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履行辩护权，即使未成年被告人未出庭，也不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为了对未成年人更好地保护，可以设置对于轻微罪行的未成年被告人的缺席审判制度。由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缺席审判的申请，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裁量，更好地发挥缺席审判制度的优势。 4.2. 规范缺席审判的适用程序 4.2.1. 确定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委托辩护人、行使上诉权的权利次序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赋予了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均可以独立委托辩护人和提起上诉的权利。在案件审理中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均可以委托辩护人，在法院判决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也均可以提起上诉。显然被告人的近亲属拥有独立的委托辩护权和上诉权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试想如果被告人对法院判决认罪伏法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近亲属仍提起上诉是否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虽然可以赋予近亲属一定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应当进行权利的次序排列，对近亲属的权利进行限制。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应以被告人的意思为准，只有在被告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没有表达意愿的情况下，近亲属才可以代为行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委托辩护人和提起上诉。这样既可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又避免出现司法混乱的情形，以免损害法律的权威。 4.2.2. 进一步明确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虽然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案件由中院进行审理，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可以遵从我国刑诉法对一般审理案件的审理级别对案件进行审理。即普通案件由基层法院进行审理，而犯罪影响较大、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案件再由中级法院进行审理。这样设置更为简便，避免出现案件审理冲突，更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促进案件解决。 而对于缺席审判制度案件的地域管辖，虽然规定了犯罪地、被告人离境前居住地和最高院指定三种地域管辖的类型，但并未对三者的顺序进行明确，容易造成管辖争议。因此应当对其进行明确，首先在有最高院指定案件管辖法院的情况下，其效力优先，应由指定法院进行审判。在没有最高院指定的情况下，地域管辖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规定以犯罪地为先。因为目前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主要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对这类职务犯罪来说犯罪地更有利于查明案件的真相，便于审判的进行。在犯罪地管辖之外，可以被告人离境前居住地为补充，更为合理。 4.2.3. 对被告人异议制度予以限制 为了避免缺席被告人归案后对判决的普遍异议，应当对其行使异议权进行限制。可以在异议重新审理制度前增加一个针对被告人异议的审查程序。也就是说，要求被告人在提出异议申请的同时，拿出相关证据证明缺席审判中存在实体或程序上的问题。而法院针对相关证据和理由的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进行重新审理。如果缺席被告人能够提供切实的证据证明缺席审判中存在问题，便可以进行重新审理；但如果法院对被告人提供的证据不采信、同时缺席审判的实体和程序上并不存在违法之处的情况下，则可以驳回被告人的申请。从而维护司法判决的稳定性与权威性，更好地发挥缺席审判的作用。 4.3. 进一步完善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4.3.1. 丰富文书的送达方式，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 文书送达是缺席审判进行的前提，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91条规定了司法协助和兜底条款为文书送达的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足之处，因此须进行细化，明确文书送达的次序。针对外逃的被告人，法院可以按顺序采取下列三种方式进行文书送法。1) 申请国外的司法机构协助，将文书送达被告人。但这种送达方式只能适用于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逃匿地点熟知且与该国缔结相关条约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的局限性；2) 在不知道被告人下落的情况下可将文书送达给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被告人聘请的辩护人。通过这样的送达方式不仅可以由近亲属或辩护人将法律文书转交给被告人，还可以保障近亲属的知情权，帮助其更好地实施缺席审判制度中赋予其的辩护权和上诉权；3) 在上述两种情况均无法有效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告知被告人。就目前来看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公告送达，但随着缺席审判制度的设立，应当建立起配套的公告送达程序。但公告送达并不如前两种方式更容易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因此应当对公告送达的期限、方式、内容等进行详细规定。首先法院应当在开庭前的一段适当的时间内在我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上发布公告。在公告的内容中对被告人所犯罪行、诉讼权利以及开庭的时间、地点等内容进行告知。对于公告期间的设定可以参照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为了促使被告人更大程度上知悉审判，可以将公告期适当延长，如在三个月以上，以尽量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公告期满后便可以进行缺席审判制度。此外，“一旦发生因疏于告知或在送达程序上有不当之处而致使被告人未能实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的情况，负责告知、送达的人员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 13 ] 。”这就可以督促法院更积极主动地履行告知义务，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 4.3.2. 适当延长缺席审判被告人的上诉期限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的期限为十日”，显然对于潜逃国外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十日并不足够其掌握案件的判决信息，这就需要适当延长缺席审判的上诉期限，以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为了方便被告人有相对充足的时间了解判决内容以及针对上诉进行相关准备，可以设置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使被告人的上诉权发挥切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