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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双鱼图与自我的结构和存在状态 自我是一个不断成为的状态，是一个综合体——“它是一切之中最抽象的，而同时就其自身又是一切之中最具体的东西，亦即，它是自由”(Kierkegaard trans.， 2009)，在成为自我的过程中受到选择、经验和外界关系的影响。“每一个人，不管他的天资多差，不管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多低，都有一种天生的需要去为自己构建一种人生观，一种关于‘人生意义及其目的’的观念”(Kierkegaard trans.， 2009)。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个人的存在是有不同的选择构成的，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存在处境。如前所述，他提供的存在处境有三种，即审美生存处境、伦理生存处境和宗教生存处境(王常柱，2012)。如下将根据克尔凯郭尔的三种存在处境，结合“双鱼图”来看自我的结构和存在处境，分为“黑鱼”代表的“审美我”、“白鱼”代表的“伦理我”和“大圆”代表的“综合我”。如图1所示： 图1. 完满状态的双鱼图 2.1. “审美我”及其审美的存在处境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这里的审美不同于美学意义上的审美。本文所指的审美是一种存在方式，针对的是主体我的存在，即“审美我”是自我要求成为个体我的一种存在处境，与个人的生存观点和“感觉的”或“感性的”相关。而美学意义上的审美是针对外在对象的美感(比如，是否有秩序和规律、或者客体的明暗及色彩等方面)。 如图1所示，从“双鱼图”的结构中我们把“黑鱼”作为“审美我”。而“审美我”又可以细分为直接性的和反思性的两种存在处境(王常柱，2012)，且分别对应于“黑鱼”的鱼尾和鱼头。总之可以对“审美我”的一般特征进行简单的概括： 1) “鱼尾”，即直接性的“审美我”受本能和欲望支配，个体仅仅是为了肉体而生存，依赖与外界事物，尤其是母亲及重要他人。它向外寻求安全和舒适并以此来证明自身的存在，即追求外在事物。 2) “鱼尾”，即直接性的“审美我”还没有自我意识，具有直接性的特征，表现为单纯、任性，满足的无对象性和欲求的立刻性。 3) “鱼尾”，即直接性的“审美我”被不安全感所包围，体验到事物的暂时性。可变性和我的有限性。 4) “鱼头”，即反思性“审美我”开始反思作为一个存在者，寻找或者是建构一个独特的我，使之区别于大众，对外界环境及经验进行有选择的认同。它向内寻求存在的感觉，培养一种能力，拥有或实现某种理想。 5) “鱼头”，即反思性的“审美我”具有了自我意识，行为和活动具有组织性，会使用策略和计划。同时出现反抗、焦虑，忧郁，绝望等情绪。 6) “鱼头”，即反思性的“审美我”被成为自我的迷茫所包围，在“成为我”的伤感中可能陷入对过去安全情景的回忆。自我体验到多样性和无限性。 换句话说“审美我”代表追求一种个性的自由，是作为独特我、个别我而存在的，强调自己的个性，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群人”。它缺乏现实性，通常把外在于身体的事物当作一种客体的存在，就如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它”的关系，即主体我视其他为客体性的对象。“审美我”不经常做着合乎理性和大众观念中的行为或活动，它单纯而质朴，甚至有些“幼稚”。它就是一种不合伦理的存在，为了证明它自己是它本身而放浪形骸或自私固执，也经常体验到激情过后的无意义和恐慌，同时备受被伦理“吞噬”的危险，“一个人身上的‘那审美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处于这样的状态时，这个人直接的是他所是的人；而伦理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处于这状态时，这个人成为他将成为的人”。 2.2. “伦理我”及其伦理的存在处境 “伦理”在古希腊文中意为习惯、习俗。本文中的“伦理”在希腊文意和借鉴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的基础上，抛弃了其伦理的宗教意味。“伦理”，是指风俗习惯、社会规范、道德义务。它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代表者一种普遍的生存处境，在这一意义上与代表个人的“审美”相对立。如图1所示。从“双鱼图”的结构中我们把“白鱼”作为“伦理我”。同样“白鱼”分为“鱼头”和“鱼尾”两个部分，且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处境或者状态的“伦理我”，即非选择性的“伦理我”和选择性的“伦理我”。 “鱼尾”，即非选择性的“伦理我”是受外界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是被动或者直接接受了社会及伦理规范的我。父母及重要他人对其施加影响，这时“伦理我”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通常由表达“不能”、“不要”、“不允许”等限制性语言和动作，或者由“必须”、“一定要”、“应该”等命令性语言和动作形成。另外它还涉及一些与生俱来的伦理身份，比如“儿子”、“女儿”、“中国人”等。可以说非选择性的“伦理我”是由众多的习俗规范和社会伦理组成的，它属于直接执行性质的。 “鱼头”所代表的选择性的“伦理我”已经具有了自我意志。意识到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履行的义务。选择性的“伦理我”是那些大众的人，那些普遍的人，有着现实的规范。它的生存与社会和伦理规范相适应，体验着作为一种“伦理我”价值，实现着现实规定的目的和意义，比如成为一个儿子、成为一个丈夫、为生活而工作等。它体验到自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成为他将要成为的人带来的存在感，这时的它具有一种公开性、透明性和普遍性。 总之，“伦理我”是个人“应然”要成为的、需要或将要成为的我，包括规则、习俗、伦理、道德。“伦理我”契合社会规则和伦理规范，因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并在其中体验着价值和意义。与“审美我”强调个性不同，“伦理我”追求普遍，并以此来适应社会。“伦理我”有规律的生活着，除了它进行选择的，之外再无任何选择，即具有绝对性。“伦理我”不断与外界的关系打交道，近而与外界所建立的关系也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使自己不再感到孤独与不安。因为它实现着社会的价值，即大家共有的伦理规范。 2.3. “审美的伦理化”和“伦理的审美化” 如图1，“审美的伦理化”和“伦理的审美化”涉及“鱼眼”的部分：“黑鱼”的“鱼眼”是指“审美的伦理化”，“白鱼”的“鱼眼”是指“伦理的审美化”。综上所述，“黑鱼”，即“审美我”是代表感觉的、感性的，是作为个人和独特的存在者，坚持着一种“是其所是”，追求自己的个性和本来，以实现自己“享受生命”和“确实存在”的目的。而“白鱼”，即“伦理我”是代表现实的、规范的、伦理的，是作为众人和普遍的存在者，坚持着一种“应然成为”或“将要成为”，使自己获得群体的认同和获得一种依靠，借以实现自己承担某种责任和追求某一意义的目的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么“审美的伦理化”，即“黑鱼”的“鱼眼”则是由“个人”的成为了“大众”的，就比如某种个人的某种品格成为了大众的品格，即上升到成为一种伦理的面。它是“黑鱼”固执的追求一种品质，比如颜回“审美的伦理化”成就了“人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李白“审美的伦理化”成就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的精神等。而另一方面，“伦理的审美化”，即“白鱼”的“鱼眼”则是由伦理的、大众的转变为个人的、独特的，它使普遍的价值成了自己标识，比如，关羽“伦理的审美化”成了忠信的标志人物、曾子“伦理的审美化”成了孝的标志人物。 总体来说“鱼眼”是对当下存在困境的解救，是一种超越。它防止自己被淹没、被吞噬、被分裂，所以它们要么表现一种豁达，要么表现一种崇高，我们称之为各自的自由。但是“鱼眼”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孤立的存在于一条“鱼”之中。即个体坚持自己的意识，并运用它去评价、判断、解释自我和现实。这样的自我没有意识到“伦理我”和“审美我”遵循着对立统一的规则，而固执的保持一种“我”的存在处境。也正是因为这样个体不免感到冲突、焦虑、恐惧，甚至是被分离(Sun， 2009)。换句话说，个体没有两条对等的“鱼”，即固执的坚守其中一条“鱼”来保存和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以及实现自己的意义，而这些都要求一种“完满的”状态。 2.4. “综合我” 如前文所述，自我是一种关系，一种将自身与自身关联在一起的关系。是成为综合，而不仅仅是关系。我在寻求一种存在，一种意义和价值，即我的存在在寻求本质——作为一个人、一个综合人的本质。“黑鱼”涉及、欲求、激情、感性、个性、享受生命。直接性的审美状态的我到有组织的反思性审美状态的我，在此进程中个体由感受即时的快乐到具有自我意识，并去寻求成为自我的可能性。在寻求中自我感到不安——源于无限、诸多可能。在成为和寻求中丧失和恐惧，以至于绝望。渴求一种安全和稳定的存在状态，此时我有一种自我意志，于是做出了一种选择，并赋予了责任和义务。自我有了一种伦理的价值和实现其目的的意义，我成为一个丈夫，我从事一种工作。以此来达到现实的自由，从审美的幻象中，从个性自由的追求中步入伦理的现实，步入到现实的自由。躲避了寻求我带来的恐慌和绝望。我变成一种普遍、公开、透明。我成为大众，并实现这目标和价值。忠孝诚信，我选择善恶，甚至如悲剧英雄那般为了坚守而牺牲。在现实的实现中，在现实此在的本质追求中慢慢变得机械，慢慢失去本真。体验到重复，烦躁，无意义。 渴望一种自我，意识到伦理和审美的综合。我的本质是一种综合，具有个性的自由又具有现实的自由，在“伦理”中我带着我的一种倾向、一种方式，即“白鱼”有着黑“鱼眼”。与此同时，在“审美”中我带着一种责任、一种道德，即“黑鱼”有着白“鱼眼”。两条“鱼”的眼睛相互对视，相互影响。此时“我”成为一个完满的“圆”，即我成为一种自由——精神的自由。我在此在中体验到伦理和审美，在此在中随需要转化。我进入到一种圆满的状态，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现实和认知之间，我的心理活动和经验都是由这两种我的存在状态或心理系统所决定的(Sun， 2009)。我超我的存在，即人的超越。就如庄子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就如孔子所言的通达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