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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旅游目的地治理实践 3.1. 治理体制 从旅游体制的逻辑演进来看，我国旅游体制的改革深化顺应旅游治理的发展趋势。旅游体制的优化表现为“管理”到“治理”的演变，基于我国旅游目的地整体管理体制建构，在行政管管理体制下，旅游管理的唯一主体是政府，而在治理体制下，政府、社会和市场将形成三元互动，并共同构建一个管理平台 [ 33 ]。治理所倡导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结合才是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旅游治理行为受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的影响，三种制度逻辑的互动演化，形塑了当前我国旅游治理的行为选择和制度安排 [ 34 ]。以西方公共治理为鉴，我国旅游治理体系也经历政府导向，政府、市场导向，政府、市场、社会导向的发展 [ 35 ]。 在全域旅游视域下，旅游不在是行政管理部门一家的事，旅游管理正在告别盲目化、碎片化、碎片化，成为多部门联动的综合行政管理过程 [ 36 ]。以部门治理为主的治理方式与“大旅游”时代跨部门、强联合不相适应，我国旅游治理发展趋势由部门治理向社会治理的方式转变 [ 37 ]。 旅游体制的变迁过程离不开政府在旅游中扮演的角色变化，近些年，学界对政府在旅游目的地中角色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上升。黄细嘉等明确政府在“元治理”中的统筹者角色，协调科层、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方式，并最终实现善治 [ 38 ]。张洪昌结合新时代治理逻辑指出要重塑政府在旅游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依靠政府牵头，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 [ 34 ]。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学者们一致认为，根据旅游业发展各个时期的特征，政府在旅游发展初期、中期和成熟期应分别扮演开拓者、规制者和协调者角色。另一方面，当相关利益者都遵循旅游市场机制，政府只需要扮演好服务者的角色 [ 35 ]。旅游目的地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定位在市场秩序治理 [ 39 ]、目的地营销治理 [ 40 ] [ 41 ]、生态环境治理、安全保障治理 [ 42 ] [ 43 ] 上也有体现。 3.2. 治理模式 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研究是学界关注度较高的议题，我国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治理模式的形成过程和实施效果。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于目的地治理模式的分析和探讨较为集中。围绕着利益相关者互动机制，治理模式被归纳为四种，层级模式、市场模式、社区模式和网络模式。在旅游目的地治理实践中，出现过政府主导模式、社区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多元共治模式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理论也运用到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的实践中。例如，杨昀和保继刚 [ 44 ] 将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与生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目的地模式的演化进程。赫艳杰和文仁兴 [ 45 ] 基于社区增权，探讨泸州市“参与型”城郊旅游模式。邵利 [ 46 ] 等基于共生理论，分析和探讨旅游社区治理多主体共生行为模式及其演化。然而，上述治理模式的实践运用，仅从单一理论视角进行开展，以多学科理论视角纳入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的研究较少。 旅游目的地治理模式是衡量旅游地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国内学者对“何种治理模式是有效的”进行评价 [ 47 ] [ 48 ]。 3.3. 跨区域治理 随着旅游的跨越式发展，单一的旅游目的地治理已经开始向空间尺度更大、需求层次更高、效用满足程度更强的多目的地治理转变 [ 3 ]。有关跨省界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治理研究已经进入视线，其中有关旅游目的地跨区域合作和区域旅游一体化模式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王爱忠和牟华清 [ 49 ] 基于核心–边缘理论，探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张莹 [ 50 ]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农业旅游经济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邵秀英 [ 51 ] 等构建了“点–轴”发展模式的河西遗产廊道旅游竞合空间结构。演克武和陈瑾统筹构建长江三角洲区域风景道一体化模式。跨区域旅游治理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国内研究集中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品牌建设、线路设计及资源保护。针对跨区域治理的研究机制，宋增文 [ 52 ] 等分析了珠三角区域旅游竞合关系并形成了相应的区域旅游竞合机制。杨华 [ 53 ] 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建构中国参与极地全球治理的法治机制。杨华 [ 54 ] 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建构中国参与极地全球治理的法治机制。赵慧娟 [ 55 ] 通过分析意大利阿普利亚大区旅游目的地参与者之间的不同整合和融合方式，为推动我国区域一体化构建开辟一条路径。王兆峰 [ 56 ] 基于交通网络视角探讨跨界旅游区合作的微观机制。 3.4. 旅游目的地社区治理 旅游社区是社区发展一种特殊形式。旅游社区是社区旅游化而形成的，或者因旅游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实体 [ 57 ]，有效的治理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58 ]。尽管国内尚未直接引入“旅游社区治理”的概念，但旅游社区目的地治理的过程及其影响一直以来备受学者关注。学者们主要从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治理制度规则及实现路径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国内现有文献表明，我国旅游社区治理呈现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社区自治型和企业主导型治理模式。通过案例分析，社区“利益–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是不同治理主体产生冲突的根源 [ 59 ]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注意到社区中不同组织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建立这种权力关系所基于的思想逻辑，提“社区增权”。其中，文化系统、社会组织、精英治理 [ 60 ] 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旅游目的地社区治理的问题上，以某种类型旅游的目的地为例，探讨社区参与和善治实现路径。例如，邵利等以青海省互助土族故土园为案例地，分析和探讨旅游社区治理主体共生行为模式及其演化。余梦莉 [ 61 ] 指出在国家公园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需要多方共同参与，构建以共建共享共治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模式。严国泰等 [ 62 ] 构建了基于社区参与的哈尼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保护概念模型。 3.5. 旅游景区治理 旅游景区在旅游产业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旅游景区从开发到管理都取得长足进步。但仍有诸多因素制约景区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景区管理体制问题 [ 63 ]。从管理体制角度审视景区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部门权责不清、政出多门 [ 64 ] [ 65 ]，总规与区域规划冲突，资源破坏、环境恶化 [ 66 ]，法律法规不健全 [ 67 ]。“全域旅游”和“文旅融合”的大趋势推动景区管理体制变革 [ 68 ]，如何构建有效的景区治理模式，提升景区治理效能成为重要议题。 实践证明，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以江宁全域旅游示范区为例，探析全域旅游治理发展的治理模式，为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旅游目的地治理提供行之有效的路径和样板启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是全域旅游发展的典型区域，区内全域旅游资源禀赋、品质较高、特色明显，其一直传承着江宁织造“双面绣”的基因，体现江宁织造的内涵本质。江宁全域旅游的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 整合旅游资源，推动全域景区化。江宁区一直致力于美丽乡村建设与城镇景观化建设，按照全域旅游示范区、“梦想小镇”、“旅游精品村”、“千百工程”四个层级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诗画江南，大美江宁”；2) 党政统筹主导，强化政策支撑。2017年江宁成立了全域旅游创建领导小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人大政协监督、园街部门协作、全区人民参与”的全域化联格局。出台了《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推动政策创新；3) 积极发挥市场作用，优化市场秩序。在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实践过程中，江宁区积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建立旅游项目库、搭建旅游招商平台、引入PPP合作模式，巩固重大项目阵地。为营造公平、竞争、有序、开放的旅游市场秩序，江宁区成立区旅游警察办公室、旅游巡回法庭和旅游市场监管大队、景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办公室，形成“1 + 3”综合执法模式；4) 以游客为中心，打造共治共享的旅游目的地。在创建过程中，江宁区以游客为导向，注重提供便捷高效的旅游公共服务，构建以智慧网络平台、旅游驿站便民服务体系。打造文明诚信的旅游环境，搭建促进文明、增进友谊的桥梁，切实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实现旅游天堂与幸福家园相统一。 全域旅游带动治理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江宁区治理体系改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实现旅游资源、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文明等全方位、系统化的提升，有助于实现旅游目的地善治目标，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