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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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借助CiteSpace等软件对收录在CNKI数据库内的1991~2019年近30年的国内关于滑坡碎屑流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多角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滑坡碎屑流领域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然而本文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一是文献数量较少；二是未对国外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对比的目的，在未来的研究当中应该会考虑添加国外对于滑坡碎屑流的研究数据；三是任何文献的软件分析都会存在不足和缺陷，CiteSpace软件亦是如此，它仅能够宏观粗略回顾某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其发展历程，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上分析结果能够对本文所要进行的研究形成较为科学的结论 [ 34 ]。本文从滑坡碎屑流的发文时序分布，发文作者群体，发文机构，研究热点及研究发展趋势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 2008年512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国关于滑坡碎屑流的研究才开始取得较为突破的进展，自此该领域开始呈现较为快速且稳定的发展轨迹。 2) 从发文作者群体来看，活跃的发文作者群大体可分为两个团队，且这两个团队之间内部联系紧密，其余学者之间呈现零散分布，尚未形成较为显著的学术联系。 3) 从发文机构来看，科研院所和地方高校依然是推动滑坡碎屑流研究发展的中坚力量，且各发文机构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研究力量分布极其不平衡。 4) 研究热点集中在地质灾害、滑体运动速度、位移、冲击力以及堆积体等研究上；研究发展趋势从探究滑坡碎屑流成因机制发展到运用数值模拟、离散元模拟等新方法对滑坡碎屑流的各研究热点进行深度剖析。 针对以上结论，建议加强各发文机构、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推动滑坡碎屑流方向研究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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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多水平混合IRT模型(MMIRTM)将IRT与潜在类别分析和阶层线性模型相结合，能够同时对嵌套在多水平下的被试分类并量化其潜在特质。它是近年来教育心理测量学的研究热点与重点之一。在梳理多水平混合IRT模型的发展由来、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对多水平混合IRT模型在项目功能差异检测等领域的应用做了相关阐述，并对当前多水平混合IRT模型的应用与拓展进行了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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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项目反应理论(IRT)模型是依据被试在各个项目上的实际作答反应结果，经数学模型的运算，统一估计出被试的能力水平或潜在的心理特质水平以及项目的计量学参数(Lord， 1980；罗照盛，2012)。潜在类别分析(LCA) (Lazarsfeld & Henry， 1968；邱皓政，2008)是把类别数据与潜在变量的观念加以结合，用潜在的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的类别变量之间的关联，使外显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潜在类别变量X来估计(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阶层线性模型(HLM) (Anthony & Stephen， 1992)则是用来解决多层次数据和多水平数据的统计分析问题，例如教育测量学中常见的学生嵌套于班级，班级嵌套于学校所形成的三层数据结构等(温福星，2009)。为了更好地拟合那些作答被试内部存在不同潜在特征类别且具有多层嵌套结构的数据，只在IRT自身的框架内发展新模型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IRT逐步与其它心理统计方法，如与LCA、HLM相结合构建新的IRT模型，这已逐渐成为IRT的发展趋势。 如将IRT模型的理论优势与LCA的分类能力相结合，所形成的混合IRT模型(Mixture IRT Model， MixIRTM) (Rost， 1990)。MixIRTM用于识别具有相同项目反应模式的潜在被试类别，每个潜在类别的被试能力结构不同，反应策略也不同。MixIRTM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来考查潜在类别间的差异，但MixIRTM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它本质上违反了局部独立性假设，忽略了在许多教育测试数据中存在除学生水平之外的其他多层嵌套结构，不能解释在一个多水平(层次)结构中存在的依赖关系(Lee， Cho， & Sterba， 2018)。因此，将IRT模型嵌套在HLM中的多水平IRT模型(Multilevel IRT Model)应需而生(Kamata， 2001)。多水平IRT模型虽然解决了数据嵌套问题，但是从混合IRT建模的角度来看，多水平IRT模型的一个局限性是，除了模型中所包含的显性估计参数给出的信息外，不能提供关于群体成员的信息(Cho & Cohen， 2010)。 为了能够克服混合IRT和多水平IRT的局限性，并同时拥有两者的优势，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多水平模型和混合IRT模型相结合，即多水平混合IRT模型(Multilevel Mixture 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 MMIRTM) (Vermunt， 2007)。该方法一提出即被用于教育教学测量，并取得了更精确的分析结果，为教育教学提供了更加科学的评价信息(Vermunt， 2007)。有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Cho & Cohen， 2010)，MMIRTM不仅可以提高测量结果的精确性，同时可以获得不同潜在类别群体的测量特征，MMIRTM不仅是IRT模型、LCA和HLM三种方法的结合，也是近年来心理、教育测量应实际需求发展计量模型的新方向。梳理与讨论MMIRTM的研究现状与进展，是探索MMIRTM的首要工作，对MMIRTM的发展与应用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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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多水平混合IRT模型的发展 3.1. 多水平混合IRT模型的多维性发展 在一些大型的统一教育考试中，虽然某一场考试可能只是一门学科，但考试中被试的反应却同时受到被试多个维度技能发展水平的影响，如英语水平测试中，被试的英语成绩不仅受到词汇认知能力和语法结构掌握程度的影响，还受到被试其他许多内在技能的影响，比如：阅读理解能力、语境感知能力和简易计算能力。而这些能力受到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个体协变量影响，个体又嵌套在更高水平的群体(比如：班级、学校)中(Lu， Zhang， & Tao， 2018)，在这种情况下，通常IRT所假设的潜在特质的单维性将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将导致在项目参数和个体能力参数评估上的潜在困难(Ackerman， 1994; Reckase， 1985)。此外，当数据是多维的时，一般常用的DIF检验程序可能也不是有效的(例如：Mantel-Haenszel [MH]检验、logistic回归检验、似然比检验(Steven & Howard， 2013))，因为这些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被试的潜在能力是单维的，把被试者的能力限定在一个单一的潜在特征上。在这种情况下，推荐使用多维IRT模型，因为它既能提供准确的参数估计，也能提供关于被试在不同维度上的能力信息(Reckase， 2007)。考虑到多维IRT模型提供的潜在优势，以及上文提到的MMRM在多层数据的DIF评估方面的优势，Finch等人(Finch & Finch， 2013)描述了既能适用多维数据也能适用多水平数据的多维多水平混合Rasch模型(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Mixture Rasch Model， MMMixRM)，该模型与MMRM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但适用于同时评估多个不同维度潜在特征的情况。MMMixRM可以表示为 P = ( y i j g t = 1 | g ， k ， θ j t g k m ) = 1 1 + exp ∑ [ − ( θ j t g k m − β i g k ) ] (4) 公式(4)中各参数的定义如公式(3)，其中 θ i t g k m 表示来自潜在类别g、k的被试j在学校t的m维度潜在特征上的能力参数， β i g k 表示潜在类别g和k的项目i难度；与MMRM一样，MMMixRM提供了第一水平和第二水平在不同潜在类别上正确作答的概率估计，以及特定类别的项目难度估计，在MMMixRM这种情况下，项目的难度估计是基于正确维度进行的，并非一定是单维。此外，在多维多水平混合Rasch模型中，不同水平潜在类别的划分关系是由一组测量多个维度潜在特征的项目决定的，而不是由只评估一个维度潜在特征的项目决定。 按照项目所测特质的维度数可分为单维多水平混合IRT模型和多维多水平混合IRT模型。在MMIRTM中，当所有项目都测量同一个潜在特质维度时则为单维MMIRTM；项目测量不同潜在特质维度时则为多维MMIRTM。根据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Jang， Kim， & Cohen， 2018)，MMIRTM大多用来测量多维潜在特质，多维MMIRTM又分为项目内多维和项目间多维，前者是指测验内部的单个项目测量多种潜在特质；后者是指测验分割成几个子测验，使得每个子测验内部的项目测量同一种潜在特质(付志慧，2010)。Jang等人(Jang， Kim， & Cohen， 2018)证明维度对MMIRTM中潜在类别的提取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多维结构、每个维度的项目数和维度之间相关程度都会影响模型中潜在类别的提取数量，当所有项目都测量单个维度(即项目间多维结构)时，混合IRT模型提取的潜在类别的数量小于某些项目测量两个以上维度(即项目内多维结构)时的数量。此外，无论多维结构是什么样的类型，由混合IRT模型提取的潜在类别的数量都会随着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说当数据的多维结构复杂或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较弱或独立时，混合IRT模型往往会提取更多的潜在类别。MMMixRM除了应用在DIF中外(Finch & Finch， 2013)，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还将该模型应用在大规模的跨文化研究中，在其他文化背景下检验他们的理论的普遍性和限制条件，而不是只局限在它们最初开发的地方。 3.2. 多水平混合IRT模型的改进拓展 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客观需求，对原始的MMIRTM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用在实际问题解决中，刘红云等(Liu， Liu， & Li， 2018)为了分析PISA 2012中一个复杂问题解决任务的过程性数据，对MMIRTM进行改进，将IRT的“项目”概念改为个人反应中的每个动作，动作再依据某些规则进行评分，通过一系列动作来探索学生在解题过程中能力和反应策略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改进后的MMIRTM可以更好地探索学生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以及这些策略的优缺点，这些发现也可以进一步用于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2020年的最新研究中，李美娟等(李美娟等，2020)又使用拓展的MMIRTM来分析PISA 2012问题解决测验中的一道交通问题，模型中包含两个水平：过程水平和个体水平。在过程水平，定义潜类别来描述不同步骤的异质性，从而对不同策略进行分类；在个体水平，定义连续潜变量来估计个体的能力。 实际上，传统的MMIRTM是拓展MMIRTM的一种特例，拓展MMIRTM在过程水平和个体水平都具有其独特性，过程水平中每一当前步骤的潜在类别状态是前面各步骤的累积，而并非是只针对当前单独步骤的类别划分；个体水平潜变量的定义所采用的测量指标与传统的MMIRTM也不同(李美娟等，2020)。传统模型中，个体水平的潜变量是由第一水平(项目水平)的“向量”(观测变量)估算得到(Lee， Cho， & Sterba， 2018)，而拓展模型中可以定义更加自由的设计“矩阵”(过程水平)来决定个体层面能力估计值。还有研究者在传统IRT模型中加入协变量参数，进而对预测变量中的测量误差进行建模(Fox & Glas， 2003)。MMIRTM的拓展不仅丰富了整个项目反应理论体系，而且极大地延伸了IRT模型的应用领域和适用范围、更加精确拟合具有复杂结构的被试数据以减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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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多水平混合IRT模型的应用 项目功能差异(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IF)是指来自不同群体但能力水平相同的受测者，在同一题目上具有不同正确作答概率的现象(Steven & Howard， 2013；曾秀芹，孟庆茂，1999)。DIF的研究一般针对两个团体，如两种性别、种族以及其它特征的被试进行分析，指目标组和参照组在测验所测的特质相同的前提下，两组在某题上的答对率有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由于特质差异引起的，而是由与测验无关的因素引起的(骆方，张厚粲，2006)。DIF的检测方法有很多，一般来说常用到的有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和IRT，研究主要讨论IRT在DIF中的应用。早在2005年，已经有研究者将混合IRT模型应用在DIF中，结果表明混合IRT模型在DIF中的应用比一般IRT误差更小(Cohen & Bolt， 2005)；刘红云等人(刘红云，骆方，2008)又用多水平IRT模型对DIF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多水平IRT模型对变量的类型没有任何限制，可以同时分析多个变量的DIF，而且可以分析造成DIF的潜在原因；MMIRTM由于能够正确地解释多水平数据结构中数据之间的依赖关系而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Bacci & Gnaldi， 2015; Bennink， Croon， Keuning， & Vermunt， 2014; Cho & Cohen， 2010; Cho， Cohen， & Bottge， 2013; Finch & Finch， 2013; Jilke， Meuleman， & Walle， 2015; Liu et al.， 2018; Tay， Diener， Drasgow， & Vermunt， 2011; Varriale & Vermunt， 2012)。2010年，Cho和Cohen (Cho & Cohen， 2010)正式将MMIRTM应用在实际的DIF实验条件中，对MMIRTM的性能进行了模拟研究和实证研究，证明其参数估计效果极佳，并详细说明了如何使用MMIRTM来识别和描述潜在群体的特征。也有研究者(Bennink et al.， 2014; Cho & Cohen， 2010; Finch & Finch， 2013)描述了不同类型的MMIRTM在检测项目功能差异中的应用，其中Finch等人(Finch & Finch， 2013)更是进一步扩展了用于DIF检测的MMIRTM，将包含多个测量维度的多维MMIRTM应用于完成数学和语言测试的三年级学生的全国样本中，分析结果表明，多维模型比单独的单维模型提供了更完整的关于DIF性质的信息；除应用在DIF中外，还有不少研究者将MMIRTM应用在其他领域，比如有研究(Bacci & Gnaldi， 2015; Vermunt， 2008)利用MMIRTM来分析教育测量数据，根据学生的满意度水平，利用MMIRTM将大学课程划分为同质类；Tay等人(Tay et al.， 2011)则使用MMIRTM分析来自116个国家的121740份个人自我报告的情绪数据，结果发现了4个个体类别和5个国家类别，并讨论了MMIRTM对跨文化、多水平和测量等值研究的理论以及方法启示；Jilke等人(Jilke et al.， 2015)将MMIRTM应用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以市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两种测量结构为例，分别采用多组验证因子分析和MMIRTM来检验和纠正测量的不等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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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MMIRTM不仅保留了混合IRT模型的特性，而且兼具多水平IRT模型的优良特性，可以处理具有多水平嵌套结构，且各水平内部具有不同潜在类别的数据，是IRT模型的又一次突破性拓展，使得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性能更加完善；也可以看作是LCM的一种拓展模型，现已成功应用在DIF、跨文化和测量等值等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它还是一个可用于教育测验，尤其是教育和心理评估数据分析的优良测量模型。随着模型发展与应用的推广，相继出现了多维多水平混合IRT模型(MMMixIRTM)等，并成功应用于大规模的跨文化研究和多维度潜在特征数据的分析中。在近期的研究中，MMIRTM不断进行拓展改进，在模型开发和应用方面发展势头强盛，而且不断与其他测量模型结合，形成更加复杂的测量模型。应用领域也不再局限于教育和心理测量方面，正在向个体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拓展。随着MMIRTM本身的逐渐完善及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在以下几个方面，MMIRTM有待做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是MMIRTM的模型参数估计及其影响因素。发展与应用IRT的首要工作是模型参数估计问题，虽然当前参数估计的相关研究提出采用MLE，BE和MCMC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适用条件，估计精度的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目前还少有探索。 其次，MMIRTM的拓展。近年来随着人们对MMIRTM的逐步熟知，该模型应实际测量发展需要，对被试潜在能力维度进行了拓展。实际应用情况复杂，如何应实际需求对MMIRTM做相应的拓展，这将是MMIRTM未来发展与应用重点探讨的内容之一。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MMIRTM能更深入准确地进行项目功能差异探讨。但MMIRTM在计算机自适应测验和测验等值等相关技术的应用方面目前还有大量未知有待探究。 最后，MMIRTM是IRT、LCA和HLM三种方法的结合，认识与理解MMIRTM首先需具备IRT、LCA和HLM的基本知识，这样一来不仅加深了人们对MMIRTM的认识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实际应用与推广。总之，如何更好地认识、发展和应用MMIRTM，这都有待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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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拖延行为具有跨群体和跨文化的普遍性，就个体自身而言，拖延会导致压力、业绩下降、幸福感下降、经济担忧、痛苦以及精神和身体疾病等负面影响。时间洞察力作为人格特征，能够对拖延行为进行预测。本文基于时间洞察力视角，对拖延行为的理论模型与相关研究、神经机制、测量方法进行梳理述评，并提出拖延行为的干预措施，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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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拖延行为具有跨群体和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我国，83.4%的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拖延倾向，其中15.6%的大学生具有重度拖延倾向(倪亚琨，郭腾飞，王明辉，2018)。拖延倾向是指总是推迟达成目标的行为倾向，是一种具有跨情景和跨时期的稳定的人格特质(Lay， 1986)。Steel (2007)认为，有拖延倾向的个体尽管能预想到拖延行为导致的负面结果，但仍然会推迟已经安排好的计划。关于已有的对拖延内涵的界定，都包含了时间性、回避性和非理性三个要素。影响拖延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时间相关因素，其中时间洞察力(Time Perspective， TP)作为稳定的人格特征决定它能够预测拖延行为(Taylor & Clare， 2016; Levasseur et al.， 2020)。时间洞察力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持续流动的经验被分配到时间框架，从而赋予事件顺序、连贯性和意义。时间洞察力还可能反映出个体专注于某一特定时间(即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特征性倾向。Zimbardo和Boyd (1999)将时间洞察力分为三个维度即过去时间洞察力(过去消极、过去积极)、现在时间洞察力(现在宿命、现在享乐)和未来时间洞察力。过去消极表示对过去消极、悲观的态度；过去积极表示对过去的积极、怀旧或多愁善感的态度；现在宿命表示对现在无助和绝望的态度；现在享乐表示对当前的快乐和对眼前满足的态度；未来时间洞察力反映争取未来的目标和考虑未来后果的态度。Carelli等人(2011)在五种时间洞察力的基础上，将未来时间洞察力(FTP)进一步划分为未来消极和未来积极。未来消极是一种对未来事件的消极态度、忧虑和对负面结果的预期；未来积极包括希望、人生成功和目标奋斗。 本综述首先基于时间洞察力角度，对拖延行为的理论模型及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揭示时间洞察力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机制，再次对近年来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方法进行对比讨论，最后提出干预拖延行为措施并总结现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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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时间洞察力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机制 时间取向的差异与选择性神经相关，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框架中不同区域的神经激活有关。在神经科学界，时间洞察力的概念被认为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事实上，早期已经有一些神经影像研究进行了时间概念的检验。通过时间精神旅行(mental time travel)到过去或未来体验这些事件。 已有研究表明，前额叶皮层在赋予健康成年人自主意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监督作用——有能力在心理上表现和意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观经验(Wheeler， Stuss， & Tulving， 1997)。当大脑处理MTT时，前额叶皮质、顶叶皮质(如后部)、扣带皮层和内侧颞叶(如海马)等核心区域会被激活(Carelli & Olsson， 2015)。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的研究结果表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未来积极思维有关，前额叶皮层受损的人很难考虑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Carelli & Olsson， 2015)。 在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技术(VBM)的研究中发现，过去消极与外侧前额叶(LPFC)的灰质体积呈正相关、过去积极与眶额叶(OFC)中的灰质体积呈负相关；现在享乐与现在宿命分别与额中回(MTG)和楔前叶(Precuneus)的灰质体积呈正相关；未来与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中的灰质体积呈负相关。此外，腹内侧前额叶(vmPFC)中的活动反映了跨期偏好的个体差异，更高的FTP与在跨期选择中与更好的自我监测和冲突控制有关。因此，负责未来情景思考的大脑关键区域海马旁回(paraPHC)和vmPFC可能是FTP对拖延症产生影响的神经基础(Guo， Chen， & Feng， 2017; Chen， Guo， & Feng， 2018; Liu & Feng， 2018)。 在关于神经机制方面，已有研究相对独立考察了拖延行为的神经机制、时间洞察力的神经机制，目前对于两者关系的神经机制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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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测量方法 4.1. 拖延行为的测量方法 已有研究中对拖延行为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法、观察法、文献法、访谈法等，其中主要以问卷法研究居多，有些研究在问卷法的基础上辅以观察法或访谈法。测查拖延行为的量表可以分为特定领域的量表和将拖延作为一种特质的量表两类。特定领域拖延量表是指专门针对某一领域设置的问卷，特质拖延量表涉及的范围更加全面，或者将拖延作为人格特质来研究。如表1所示，该表中的两类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被广泛应用于拖延行为的研究中。其中Aitken (1982)的学业拖延量表(API)和Solomon & Rothblum (1984)的学生拖延评估问卷(PASS)在学业拖延的研究中应用最广泛。Lay (1986)的一般拖延量表(GPS)在研究特质拖延量中应用最为广泛，该量表涉及内容较为全面，包括日常生活和学业活动，可用于多种情景下的拖延行为的研究。 Table 1 Commonly used procrastination scale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 问卷性质 作者 量表名称 维度 评分 特定领域 拖延问卷 Aitken (1982) 学业拖延量表(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nventory， API) 学业活动 Likert5点计分， 19个项目 Solomon & Rothblum (1984) 学生拖延评估问卷(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Scale-Students， PASS) 学业拖延程度影响及个体改变意愿、学业拖延原因 Likert5点计分， 44个项目 Tuckman (1991) 大学生学业拖延量表(Tuckman Procrastination Scale， TPS) 一般性的拖延倾向、拖延的动机和归因 Likert4点计分， 16个项目 Milgram， Mey-Tal， & Levison (1998) 大学生学业拖延量表(The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Scale-Students Form， APS) 考试、作业、论文撰写 Likert5点计分， 21个项目 左艳梅(2010) 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 延迟计划、延迟执行、延迟反馈、延迟补救、延迟总结 Likert5点计分， 17个项目 冉红(2010) 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 学习态度消极、学习行为滞迟、学习计划缺乏、学习的决断性不足、低学业自我效能 Likert5点计分， 22个项目 特质拖延 问卷 Lay (1986) 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日常生活、学业活动 Likert5点计分，20个项目，其中有9个反向计分 Mccown， Johnson， & Petze (1989) 成人拖延问卷(Adult Inventory of Procrastination， AIP) 与学术作业或课程作业 无关的项目 Likert5点计分，15个项目，其中有6个反向计分 Choi & Moran (2009) 主动拖延量表(Active Procrastination Scale， APS) 结果令人满意、压力偏好、故意做出拖延决定按时完成任务 Likert7点计分， 16个项目 Steel (2010) 纯拖延量表(Pure Procrastination Scale， PPS) / Likert5点计分， 12个项目 表1. 国内外常用拖延量表 国内关于拖延的量表如左艳梅(2010)的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冉红(2010)的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胡凤姣等人(2012)改编的一般拖延量表并将其应用于中学生等。国内已有关于拖延的研究中，主要应用国外量表并对其进行翻译，自编量表较少。并且对国外已有量表的翻译缺乏权威的统一版本，如应用的较多的GPS量表和PASS量表等。 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拖延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和成年人。也有部分研究对象涉及中小学生，但主要涉及范围是学生的学业成绩，对其一般拖延特质的探究较少。 4.2. 时间洞察力的测量方法 时间洞察力的测量方法有问卷法、投射法和实验法。投射法由于范式的标准化程度和主观解释性，其信效度有待考证。运用实验法考察时间洞察力的难度较大，目前没有成熟的受到广泛采用的实验范式。已有研究中，问卷测量法被广泛使用。Zimbardo和Boyd (1999)编制的时间洞察力量表(ZTPI)考察了五个维度的时间洞察力。该问卷信效度良好、实施方便，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量表。此外，还有一些量表从单一维度测量个体的时间洞察力，如大学生过去时间洞察力量表(吕厚超，黄希庭，2007)，共53个项目，由3个维度(过去时间认知、过去情绪体验、过去行动)、12个因素构成；在国内未来时间洞察力研究中应用较多的量表是宋其争(2004)编制的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共20个项目，由5个维度构成。以上两个单一维度的时间洞察力量表同样经过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Carelli等人(2011)在五种时间洞察力的基础上，将未来时间洞察力(FTP)进一步划分为消极未来、积极未来。消极未来是一种对未来事件的消极态度、忧虑和对负面结果的预期；积极未来包括希望、人生成功和目标奋斗。但是目前缺乏对时间洞察力六维度研究的量表，主要沿用Zimbardo和Boyd (1999)编制的时间洞察力量表。 总之，无论是拖延行为的测量方法还是时间洞察力的测量方法都以量表为主，且较多使用国外量表。国内虽有翻译版本和自编量表，但还未成熟，因此使用率仍然较低。在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国内已有量表以及开发本土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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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启示与展望 本综述对近年来时间洞察力与拖延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述评。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角度提出通过时间洞察力干预拖延行为的措施。 首先，从外部因素看，在面对有挑战性或乏味的任务时，有拖延倾向的个体会表现出明显的拖延行为。因此，减少其外部压力，有助于减少拖延行为。此外根据时间折扣理论，由于高拖延的个体具有较高的时间折扣，更偏好即刻奖励，随着时间的延长，任务的效益权重降低。因此，可以将长远目标划分成短期小目标，并且在目标达成后进行及时正强化。重点是如何将任务视为时间上更接近和更具体，而不是遥远和抽象(Sirois， 2014; 倪亚琨，郭腾飞，王明辉，2018)。 其次从个体内部来看，情绪、自我控制、时间管理意识等因素影响拖延行为。情绪对减少拖延有更直接的影响，克服对失败恐惧的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减少学业拖延(Zhang et al.， 2018)，积极的情感可以抵消与压力相关的认知缩小(Sirois & Pychyl， 2013)。例如在工作中，为了防止对过去的消极态度，可以对有拖延行为员工的积极进行反馈，经常提到其过去的成就并使之意识到如何达到这些成就的，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减少拖延行为(Zabelina， Chestyunina， Trushina， & Vedeneyeva， 2018)。其次，由于自我控制是影响拖延症的一个典型变量，同时也受时间洞察力的影响。尽责性高的个体，具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和更强的动机，从而表现出更好的执行力(Gao et al.， 2021)。因此，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制定有效的干预计划来治疗拖延症(Kim， Hong， Lee， & Hyun， 2017)。此外，提高个体时间管理意识，可以帮助其提高时间价值感，对于减少拖延行为具有一定的帮助。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提出平衡时间洞察力(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BTP)这一概念，BTP指的是能够有效地在时间范围之间进行转换，以响应形势和环境需求的能力。研究表明，BTP具有高度适应性，因为时间上平衡的个体往往更满意他们的生活，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情商，更高水平的流体智力和执行控制(Rönnlund & Carelli， 2018; Stolarski， Zajenkowski， Jankowski， & Szymaniak， 2020)。这是一种“时间自由”的表现形式，时间自由意味着不陷入对过去的消极反思，或者仅仅以牺牲未来为代价享乐地生活在当下。这也意味着不要过于面向未来，而牺牲当前的愉快体验(Marc， Tina， Damisela， & Isabell， 2015; Witowska， Zajenkowski， & Wittmann， 2020)。 总之，已有关于拖延行为与时间洞察力关系的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未来导向的个体具有较低的拖延倾向，而现在和过去时间洞察力与拖延行为的关系具有不一致性，可能是正相关、负相关或无关(Gupta， Hershey， & Gaur， 2012; Kim， Hong， Lee， & Hyun， 2017;宋梅歌，冯廷勇，2017)。这是由于拖延行为是将未完成的任务推迟，因此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高且稳定的相关性，但受现在时间洞察力和过去时间洞察力的影响不稳定，所以过去和现在时间洞察力与拖延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在已有研究中，拖延行为和时间洞察力的测量方式更多是以问卷形式，受到被试填写问卷时的情绪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考虑采取多次取样追踪和经验取样法的方式，在不同情境下进行多次采集，从而提高数据采集的精确性和准确性。 其次，以往研究较多探讨拖延行为与时间洞察力的直接关系。近些年，研究者开始寻找并验证拖延行为与时间洞察力之间的内在认知及其神经机制。已有研究根据理论模型证实了时间折扣、高压力低情绪、自我控制、自我效能感、时间管理这些因素的中介作用，其他因素是否在时间洞察力和拖延之间起到重要中介作用有待证实。关于神经机制方面，已有研究已较多探讨拖延行为的神经机制、时间洞察力的神经机制，但对于两者关系的神经机制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中，考察拖延行为与时间洞察力时均使用独立的量表，缺乏综合性量表。研究工具以使用国外量表居多，国内缺乏自编量表。 最后，在时间维度下，时间知觉、时间意识和时间洞察力作为时间经验的三个方面，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它们对拖延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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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习困难现象日益被重视，不仅是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并且逐渐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通过对近20年学习困难的认知加工机制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工作记忆对造成学习困难原因的解释量最大，而工作记忆缺陷是由于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信息提取、抑制机制的不足或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造成的。今后研究可以采用新的视角，拓宽研究领域与范围、改进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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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习困难(Learning Difficulty)，也称学习失能(Learning Disabilities)、学习不良(Learning Disability)或者学习障碍(Learning Disorder)。“学习障碍”一词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柯克(Kirk)提出，指与理解、运用语言有关的一种或几种基本心理异常，以至于使儿童在听、说、读、拼写、思考或数学运算方面显示出能力不足的现象。从此之后，“学习困难”一词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进入大众视野。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习困难联合会将“学习困难”定义为多种异源性失调，具体表现为听、说、读、拼写、推理和数学能力的获得、使用方面的明显障碍(陈栩，郭斯萍，2006)。Mercer等(1996)认为，“学习困难系一种通病，它包括不同缺陷类别的群体。这种障碍在获取与应用听、说、读、写、推理或数学能力上有明显的困难。一般推测是由个体内在的神经系统的功能异常所引起；在人的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学习困难或许存在行为控制、社会知觉及社会互动的问题，但这些并非是构成缺陷的主因。虽然学习困难有可能与其他的障碍状况(如感官损伤、智力不足、严重情绪困扰)同时存在，或受一些外在因素影响(如文化差异、文化刺激不足或不当教学)，但它并非由前述状况或影响所直接促成”，更为全面地解释了“学习困难”的含义。 中国教育界关于学习困难的理解大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但当时对于学习困难的概念以及外延理解不同，对学习困难的定义出入比较大。国内学者俞国良(2010)称学习困难为一个集合性概念，包括学业、心理发展等方面的落后和困难，从心理学角度看，学习困难本质上是一种或多种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听、说、读、写、思考、数学计算等学业方面及心理发展方面的落后和困难，是多种消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华南师范大学莫雷(2005)认为学习困难是指儿童智力正常，但在学习上表现出缺乏普遍竞争能力，学习成绩明显落后的现象。刘薇在2011年(刘薇，2011)也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了界定，即“在品质、知识、能力、方法等要素及要素的融合方面，存在偏离常规的结构性缺陷，智力和学力得不到正常开发，不能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措施给予补偿和矫治的学生”。王璇等在2016年(王璇，答会明，范亚莉，2016)则将学习困难界定为一个学生智力水平正常，没有感官障碍，但在听、说、读、写、算能力的习得与运用及心理发展方面存在显著的困难。总的来说，学习困难定义呈现多样化，但是均包含三个要素，即个体存在明显的学习困难并且表现为学业成就低下、智力不低于正常学绩儿童、可能与感觉困难或动机问题或情绪障碍等伴随发生但这些并不是导致学习困难的直接原因(佟月华，宋尚佳，2008；王恩国，刘昌，2005a)。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习困难现象日益被重视，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课题，不仅是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并且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学习困难的表现、影响因素、干预以及转化等方面，对于学习困难认知加工机制研究比较少。近年来，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研究学习困难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范式，研究涉及注意、工作记忆、长时记忆、执行控制等信息加工的诸多方面(俞国良，曾盼盼，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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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学习困难的加工速度研究 近年来，认知老化的加工速度理论认为加工速度(processing speed)随年龄增长而减慢是认知功能发生老化的主要原因。工作记忆容量虽然可以解释很多认知功能的年龄变异，但如果控制了加工速度后，工作记忆的解释力就大大下降。甚至，工作记忆容量本身的年龄相关变异可以由加工速度来解释。研究者认为，学习困难儿童抑制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较差(王恩国，刘昌，2005b；Passolunghi et al.， 2016；程大志，陈春萍，隋光远，2010；张明，隋洁，2003；Paola & Marcella， 2013)，与非学习困难儿童相比，学习困难儿童在学习新知识并同时抑制先前旧知识时会出现困难(王雁，张承芬，刘永芳，2006)，且在不同干扰条件下，学习困难儿童的视空间工作记忆成绩比非学习困难儿童差，干扰任务影响了学习困难儿童工作记忆的加工速度和存储能力(张明，隋洁，2003)。刘荣等人(2014)根据美国全国学习障碍联合会对学习困难的界定，选取学习困难儿童进行不同干扰条件下的工作记忆和情景记忆任务，并对其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在控制两组儿童的正确率均在90%以上的前提下，两组儿童加工速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也支持了前人研究(程大志，陈春萍，隋光远，2010；张明，隋洁，2003)中认为干扰物会影响儿童工作记忆加工速度的观点。国外研究发现，学优生的加工速度显著高于学困生(Cowan et al.， 2003; Swanson & Howell， 2001)，王恩国等(2008b)、刘昌(2004)针对学习困难学生的认知加工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学习困难学生的加工速度低于正常学生，并且数学成绩与加工速度各任务的相关高于语文成绩与加工速度的相关，智商与加工速度成绩之间的相关有随任务难度增加而增大的趋势。随后，研究者全面考察了学习困难儿童加工速度的特点以及工作记忆和加工速度对不同能力组的影响后发现(王恩国，2011)，加工速度虽然在认知老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工作记忆而言，加工速度对学习困难儿童的影响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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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学习困难的短时记忆研究 由于学习困难儿童的加工速度存在一定的缺陷，表明学习困难儿童工作记忆的加工效率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那么，学习困难儿童的工作记忆存储方面是否存在缺陷，进一步考察学习困难儿童短时记忆有助于揭示信息加工的储存问题。 短时记忆反映对信息的保持能力，对保存的材料在回忆时不作任何修改，因此，有人把短时记忆称为加工难度为零的工作记忆(王恩国，沈德立，吕勇，2008)。短时记忆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随年龄增长而衰退，而且这种发展不是简单被动的过程，如果在这一发展过程的任何阶段出现问题，就可能造成短时记忆发展障碍，学习困难儿童的短时记忆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研究发现(Swanson & Howell， 2001)，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是独立的，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学习困难者可能有独立于工作记忆的短时记忆缺陷。Swanson和Carole (2001)探讨了数学学习困难儿童的短时记忆特点，发现数学学习困难儿童的短时记忆能力相较于学习正常儿童差。王恩国(2011)做了一系列研究从储存的角度探讨学习困难儿童的工作记忆缺陷是否由于短时记忆储存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学习困难儿童均存在短时记忆缺陷，学习困难儿童在所有的短时记忆任务中的成绩均低于控制组，不同学习困难类型的短时记忆缺陷出现分化，数学困难儿童视空间短时记忆存在特定缺陷，而语文学习困难儿童的言语短时记忆缺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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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学习困难长时记忆信息提取研究 工作记忆作为人类记忆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长时记忆提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当长时记忆面临提取干扰时，不仅存在对目标信息的激活机制，也存在对非目标信息的主动抑制机制，并且在某些记忆提取任务中，提取过程是控制性的、需要注意资源的参与，并且常常受策略性成分的调节。这些控制性和抗干扰的提取过程恰与工作记忆的中央执行功能成分在脑内定位相符，因而为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提取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少数研究对学习困难儿童的情景记忆进行了探讨，发现在自由回忆等任务中学习困难儿童的成绩均比正常儿童组差(McNamara， 2003; Deny et al.， 2010)，表明他们不仅工作记忆加工上有缺损，且在长时记忆功能上也有不同缺陷。早期研究发现，学习困难儿童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和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比较差(刘荣等，2014；McNamara， 2003; Deny et al.， 2010)。王恩国和叶枝娟(2011)研究表明，语文学习困难组和数学学习困难组体现出了一定的提取抑制能力缺陷，学习困难儿童与控制组在长时记忆信息的提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长时记忆信息提取对不同学习困难儿童的工作记忆缺陷的解释程度不同，数学困难儿童与语文困难儿童和双困难儿童相比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提取能力不足(王恩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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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学习困难的抑制机制研究 相对于加工速度、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信息的提取来说，工作记忆是造成学习困难儿童的根本原因，而加工速度、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信息提取只能部分解释学习困难儿童的工作记忆缺陷。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用抑制机制缺陷对学习困难儿童的工作记忆缺陷进行解释。抑制控制是指对优势反应和干扰信息的抑制(张武，张曦，2020)，是在完成认知表征目标时抑制对无关刺激反应的能力，被看作是执行功能的基础，在5岁前的发展非常迅速，之后的发展变化不太大(John & Patricia， 2010)。它涉及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对自己的注意、行为、思维或占主导地位、自动化或优势反应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从而作出与任务目标有关的反应，这是目前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研究中关注最多的一种技能。虽然简单的工作记忆任务不涉及抑制能力，但复杂的工作记忆任务因需要同时协调不同的记忆任务，抑制能力必须参与协调这些过程。复杂的反应抑制也需要工作记忆的支持，因为它需要根据记忆中的规则做出适当的反应。已有研究发现抑制控制会对学习困难儿童的数学基本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张妍等，2011)，同时另一些研究发现，数学学习困难儿童普遍在抑制控制能力上存在缺陷(张妍等，2013；王恩国等，2008c)，双困组(语文学习困难、数学学习困难)学生表现出明显的抑制能力缺失(王恩国，叶枝娟，2011)。类似的，王晓芳、刘潇楠等人(2009)在对不同年级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和普通儿童抑制能力的差异研究中发现，数学学习困难儿童的抑制机制表现出发育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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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未来研究的展望 综上可见，对学习困难学生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探讨造成学习困难的内在原因，为改善个体的学习能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学习困难的神经机制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研究应关注以下领域。 首先，学习困难的界定与诊断问题。学习困难的异质性很高，不同类型学习困难的认知加工缺陷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笼统地进行概论，将学习困难作详细的分类以增进各类型之间的同质性是很有必要的。科学的诊断是干预和训练有效进行的基础，因此，对于学习困难儿童的筛选测量和诊断是目前各相关领域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马兰花，石学云，2014)，而国内对于学习困难的评估方法暂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对学习困难的理解来定义并展开研究(张武，张曦，2020)。由于学习困难操作性定义的复杂性，对学习困难的诊断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王恩国，2011)，诊断方法大多基于学习困难的某一方面作为诊断分型的标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而大脑发育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及代偿性，障碍机制有着较大的差别，所以到目前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技术是完美的。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同一种学习可能涉及一种以上的认知加工成分，造成学习困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必要提出更为完善合理的诊断分类方案以及特异性更好的方法和标准，以改善诊断分类的独立性和同质性。未来研究应深入探索学习困难的内涵及操作性定义，不断修订学习困难的标准化测量工具，形成学习困难诊断评估的标准，提高学习困难研究的外部效度，使得学习困难的研究结果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可以比较和借鉴，促进学习困难研究的深入发展(马兰花，石学云，2014)。 其次，学习困难研究对象问题。当前学习困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对大学生和成人的学习困难研究也开始有所关注(马兰花，石学云，2014)。小学阶段是学习困难发生的主要阶段，并会发展到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到成人阶段，说明对学习困难者的研究应关注其终身发展。儿童早期数学认知发展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不少儿童的数学困难显然早在幼年甚至三岁前就已开始出现，但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帮助，这种早期的负面经历可能从学前期就开始影响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态度和能力，到小学后再对他们予以关注显然为时已晚(周欣等，2009)。有研究表明，越早发现这样的儿童就越能有效地帮助他们(Jordan et al.， 2009)。英美国家数学认知领域研究近年一个明显趋势是对儿童早期数学学习和发展的关注，对数学学习困难的跟踪研究已延伸到学前阶段(Jordan et al.， 2012)。然而，我国数学学习困难研究大多关注中小学儿童，且被试多是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对学前儿童的数学困难问题研究很少，学习困难的早期研究匮乏，随着早期干预理论的不断深化，研究对象选择的滞后性，为研究进展带来阻力，对学习困难的早期研究应该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再者，学习困难研究领域问题。我国关于学习困难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学习困难的定义、类型、成因、诊断模型、身心特征以及教育干预策略等(马兰花，石学云，2014)。目前而言，国内学者对学习困难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有关学习困难的工作记忆研究十分有限，对于不同类型学习困难儿童的工作记忆缺陷是一般领域缺陷还是特殊领域缺陷依然存在争论，并且对工作记忆各子成分的研究很不均衡，大部分的工作集中于工作记忆的言语工作记忆，而对视空间工作记忆和中央执行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王恩国等，2008c)。语文学习困难儿童是否存在视空间工作记忆缺陷仍有较大的分歧，数学学习困难更多的研究集中在数学学习障碍儿童的认知层面，如儿童记忆、注意、数概念、计数知识、问题表征以及推理等方面，而缺乏对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对数学语言获取的内在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向数学语言的转换和数学语言不同形式之间以及数学语言内部之间的转换方面研究甚少。拓展这些方面的研究，将有可能帮助我们明确数学学习困难的核心缺陷，从而更有利于我们探索数学学习困难的干预策略(向友余，华国栋，2008)。 最后，学习困难研究方法与技术问题。实验法、问卷法是学习困难研究采用最多的研究方法。在具体文章分析中发现，单一的研究方法如量表修订、测量法、个案研究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临床研究、测量法则多出于医学类研究。我国学习困难的研究整体上缺少质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量化研究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针对具体问题采用的更复杂的实验研究有待加强。研究者尚未突破单一实验设计思路，数据分析上缺乏较复杂的统计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元分析以及多变量分层线性模型分析(HLM)等。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规范、有效和深入，未来研究应采用多方种共同探讨和分析，使学习困难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和延伸(马兰花，石学云，2014)。另外，虽然已经有大量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学习困难的认知加工缺陷，但对造成认知加工缺陷的原因研究依然十分有限。大量的行为实验虽然已经表明学习困难儿童存在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的不足，但是仅仅依据行为资料并不能发现各信息加工阶段的真实时间特征，这种缺陷是由于记忆编码阶段的缺陷或者提取阶段的不足造成的仍然没有定论，脑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无损伤性技术的出现，为研究学习困难学生的神经机制的直接证据提供了条件，未来可以将行为实验与神经科学研究手段(FMRI、PET、ERP等)相结合，全面深入地探讨学习困难学生地神经机制特点，揭示学习困难学生在进行学习活动时地大脑功能差异，探明造成学习困难的深层原因。由此可见，学习困难研究之路情景光明，道路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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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燃煤锅炉排放的氮氧化物占据我国氮氧化物总排放量的半数以上，通过烟气净化技术对污染物合理控制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唐山热电厂两台300 MW机组实施不同改造前后的运行数据，对电站SCR脱硝系统中两种不同尿素热解方式进行分析。比较了电加热系统SCR改造前后能耗变化情况，分析了电加热法热解喷氨和尿素直喷法系统的能耗与脱硝率差异。试验数据表明，两种热解方式的脱硝率均随负荷的增大而减小，电加热法脱硝率稳定性更高。系统能耗均随负荷增大而增大，负荷300 MW工况下，电加热法能耗较尿素直喷法高出3.3%；负荷150 MW工况下高出1.4%。通过比较分析，以期为燃煤电站运行经济性及尿素热解工艺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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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国家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各种基于大型电站的低污染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在锅炉排放的污染物中，NO x 是威胁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主要气体之一。NO x 通常包括NO 2 、N 2 O、N 2 O 5 、N 2 O 4 、N 2 O 3 、NO等 [ 1 ]，我国NO x 排放量较大，其中超过半数的NO x 排放量来自于燃煤锅炉 [ 2 ]。环保部门出台相关规定中，新建的燃煤发电机组NO x 排放质量浓度不能超过50 mg/Nm 3 [ 3 ]。从控制污染物的环节分类，低NO x 燃烧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燃烧控制技术，即抑制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的生成，此类方式通常和提高燃尽率的原则相矛盾，且可能会导致飞灰含炭量的增加。另一类是烟气净化技术，即在烟道处增加脱硝系统，通过非燃烧方法将已经生成的氮氧化物还原为N 2 ，此类方式的脱硝率相对较高，综合效益更好，但实际运行中需面临很多技术问题。 凌忠钱等 [ 4 ] 针对某电厂300 MW锅炉的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反应系统，采用数值模拟对不同结构下SCR系统的脱硝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了导流板布置对SCR内氨氮物质的量比(简称氨氮比)分布的影响。温卿云 [ 5 ] 详细研究了某330 MW燃煤机组SCR脱硝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的优化设计方案，得出针对布置空间狭窄的较大机组的SCR脱硝设计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吕澍民等 [ 6 ] 对采用SCR系统的尿素热解炉进行研究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发现添加整流器和增加烟气引入管长度的改进方案效果最好，有利于氨气浓度分布均匀，提高脱硝效率。杨建国等 [ 7 ] 提出并分析了在SCR反应器内部布置SCR省煤器方案。然而，虽然众多学者针对SCR系统的不同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模拟和实验分析，但这类研究中都没有涉及电加热系统及尿素热解SCR脱硝系统的能耗分析及相关脱硝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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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SCR烟气脱硝尿素热解的工艺原理 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常用于电站烟气脱硝处理中，其基本原理是在催化剂和氧气存在的条件下，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还原剂有选择的将烟气中的NO x 还原生成为N 2 和H 2 O，该技术与现有燃烧器的匹配较好 [ 8 ]，具有受燃料类型影响小，氮氧化物脱除效率高等优点，是应用于燃煤电站的主流技术之一 [ 9 ]。 SCR脱硝工艺使用氨气作为脱硝还原剂，氨气主要由尿素或液氨制备，而尿素还原剂以其安全性优势被广泛采用，主要有尿素热解制氨、水解制氨两种制取方式。相比较而言，尿素热解制氨工艺具有系统简单、响应速度快、运行稳定等优点 [ 10 ]，且喷入烟道的混合物对SCR入口烟温影响很小，因此被更多电站采用 [ 11 ]。目前尿素热解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电加热器加热一次风中的部分稀释风，在热解炉里将尿素热分解；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其他高温气体分解，如炉膛内的高温烟气。 尿素溶液蒸发热解过程只有在水蒸发到尿素溶液饱和后才开始进行，其充分分解需要足够的热量，同时还需保证分解后产物不发生可逆反应，因此，一般热解器出口温度需控制在350℃以上。尿素热解所需的热量与尿素溶液的耗量有关，包含加热水到饱和温度吸热量、水的汽化潜热、尿素完全热解吸热量三部分 [ 12 ] [ 13 ]。尿素在高温条件(350℃~650℃)下，会发生C-N键的断裂 [ 14 ]，分解为NH 3 和CO 2 ，反应方程式为： CO ( NH 2 ) 2 = NH 3 + HNCO (1) (尿素) (异氰酸) HNCO + H 2 O = NH 3 + CO 2 (2) 利用还原剂NH 3 在金属催化剂作用下的还原作用，选择性地与NO x 反应生成氮气和水，从而实现脱硝。尿素热解技术需高温运行，相比于将尿素直接喷入锅炉炉膛的技术效率更高，能耗也相对较高。 郭伟等 [ 15 ] 将电加热法热解制氨SCR系统在生产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解决及优化措施。由于电加热法存在诸多弊端，蒋新伟等 [ 16 ] 对330 MW燃煤机组尿素热解脱硝系统进行改造，利用高温烟气将一次风加热到尿素热解所需要的热源温度，并对锅炉效率影响进行了评估。邵媛等 [ 10 ] 提出将某电厂电加热制氨工艺改造为尿素直喷工艺的技术路线，结果表明尿素直喷法的投资及运行费用较低，脱硝指标满足要求，可作为尿素热解工艺的升级改造方案。在学者的研究中，并未对两种不同制氨方法在实际生产中的差异进行比较，因此，本文对电加热法制氨与尿素直喷技术在不同负荷下的能耗、脱硝率等参数的变化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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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脱硝系统概况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厂安装两台亚临界热电联产燃煤机组，两台机组均采用尿素为还原剂的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催化剂参数如表1所示。一号锅炉采用热一次风电加热尿素热解技术，设置2台SCR反应器、1台热解炉、1台电加热器和4只尿素喷枪，热一次风经电加热器加热到500℃~600℃后进入热解炉，将雾化后的尿素溶液在热解炉内热解成氨气，进入SCR反应器中脱硝；二号锅炉采用省煤器旁路烟道尿素直喷热解技术，在省煤器入口烟道A、B两侧分别引出一路高温烟气旁路，单侧由4支喷枪将尿素溶液喷入烟气旁路，在500℃~600℃的高温烟气条件下，尿素液滴在烟气旁路内分解成氨气，氨气在省煤器出口与主烟道内烟气混合后，进入SCR反应器与NO x 进行还原反应。在设计煤种、锅炉最大工况(BMCR)、处理100%烟气量条件下，两台机组脱硝效率均大于80%，氨逃逸率小于3 ppm，SCR出口NO x 浓度控制在50 mg/Nm 3 以内。 Table 1 Catalyst parameter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1 安装层数 层 3 2 型式 - 蜂窝式 3 设计运行温度 ℃ 355 4 最高允许温度 ℃ 430 5 最低允许温度 ℃ 300 6 催化剂化学寿命 hr 24，000 7 催化剂机械寿命 hr 80，000 8 几何尺寸 mm 1901 × 952 × 1205 表1. 催化剂参数 尿素热解法制氨系统包括加料斗、尿素溶解罐、尿素溶液输送泵、尿素溶液储罐、高流量循环泵、计量和分配装置、背压控制阀、热解炉等。袋装尿素颗粒储存于尿素储备间，由加料斗人工添加到溶解罐里，用去离子水将干尿素溶解成40%~60%质量浓度的尿素溶液，通过尿素溶液输送泵输送到尿素溶液储罐。尿素溶液经由高流量循环泵、计量与分配装置、雾化喷嘴等进入热解炉内分解 [ 17 ]。电加热系统中，将抽取的部分一次风经过电加热装置加热后进入热解室，尿素热解生成NH 3 和CO 2 ，后经与稀释风机鼓入的稀释空气在氨/空气混合器中混合后，送达氨喷射系统，流程如图1中红色部分所示。 图1. 两种尿素热解系统流程示意图 旁路直喷系统由计量分配装置、烟道旁路、喷射装置等组成。计量和分配装置是指每台锅炉的旁路直喷系统设置两套尿素溶液计量分配装置。根据锅炉负荷、燃料、燃烧方式、NO x 水平、脱硝效率等参数的变化，自动或手动调节到锅炉SCR所需的反应剂流量。旁路直喷部分每台锅炉每侧旁路设置一层喷射器，每侧4支，共8支喷射器。尿素溶液喷射模式为气液两相流，流程如图1中蓝色部分所示。旁路烟道不仅能满足尿素热解，还应能满足50%负荷时脱硝反应器入口烟温由292℃升至305℃的要求，并能适应机组的负荷变化和机组启停次数的要求。 在两种形式的系统中，烟气温度和尿素热解温度对于SCR系统的脱硝效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加热系统中，尿素热解的热量主要来自于电加热器；尿素直喷系统中，影响清热解的主要因素在于旁路烟道的烟气温度。该电站锅炉进行调峰运行，烟气温度呈现波动，因此需对不同负荷下的脱硝率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