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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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1) 本文分别选取了橡胶邵氏硬度为70和75的Mooney-Rivlin橡胶超弹性本构模型参数来进行轨道减振器垂向静刚度有限元计算。但使用这2组本构模型参数所得的结果均与实测垂向静刚度之间存在较大误差，误差分别为9.46%和14.43%。表明Mooney-Rivlin橡胶本构模型参数的选取对于仿真结果的影响较大，需要对参数进行优化。 2)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已有的Mooney-Rivlin橡胶本构模型的2个参数C 10 、C 01 与橡胶硬度的关系进行了曲线拟合，由得到的函数关系式设计了2因子4水平的正交试验。通过对比16组试验的轨道减振器垂向静刚度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之间的误差，得到了优化后橡胶本构模型参数为C 10 = 0.707，C 01 = 0.165，其垂向静刚度仿真结果与实测误差仅为1.01%，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有效地提高了轨道减振器橡胶元件的有限元仿真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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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沉船事故频发，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探究减少沉船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方法，是船舶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基于此背景，需设计一款新型的智能逃生装置来降低沉船事故带来的影响。确定初步的设计方案需基于对沉船事故案例进行广泛调查、搜寻大量关于伤亡情况和原因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之上。经分析沉船导致人员伤亡事件，总结出乘客缺乏指挥、不具备自主逃生能力以及逃生过程艰难等方面原因。因此逃生装置可设计为具有自动逃生、维持人员生命体征的功能的类型，来解决沉船事故造成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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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船舶逐渐成为贸易往来和休闲旅游所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船舶行业也随之日益兴盛，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近年来船舶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东方之星”号、“世越”号等游轮的翻沉事故时有发生，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减少船舶安全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成为各国研究的课题。 游轮、客轮和渡轮等大型船舶载客量大，船上人员未经专门的逃生训练，如遇沉船事故不能正确及时地应对，而导致众多人员伤亡。船舶的建造和运行过程所花费的物力成本和人力成本较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研究大型船舶的沉船问题与研究其它类型的船舶的沉船问题相比，更具代表性和可研究性，因其遇到问题会更加复杂，逃生更为困难，但提供的设备空间却更为充足，可实现技术发挥的范围更广；此外经研究设计获得的方案也更易投入实际应用，取得的效果也更为显著，因大型船舶具有较大的载客量和高昂的建造成本，若方案能成功应用，其规避的伤亡和损失也更大。因此以游轮、客轮和渡轮作为研究对象。以对沉船案例分析得的结论为基础，提出一种能自主逃生，且可维持人员生命体征的装置的初步的设计构想，并对设计方案所需的技术和原理进行探究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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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沉船事故分析 2.1. 沉船案例分析 2.1.1. “东方之星”号客轮沉船事故 [ 1 ] 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号客轮在南京驶往重庆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 [ 2 ]，在长江中游湖北水域沉没，该客轮载客数454人，成功获救12人，遇难442人。整个沉船过程为客轮在受到下击暴流袭击时，船舶突然侧倾，随后短时间内发生180度翻转，以至未向外发出求救信息及警报，客轮就已完全沉没(图1 )。 图1. “东方之星”号翻沉 该沉船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较高，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其一，逃生通道较为狭窄，船体经改造后，原来每个客房内对着舷侧和中间走廊的两扇窗户，只留下对着中间走廊的一扇窗户，逃生通道数量锐减。此外，客房内的设计也较为不合理，窗户被床抵住，使得难以在短时间内从逃生口逃出，大部分的逃生口都作废。其二，事故发生后，乘客缺乏专业人士指引，船长没有提前制定并实行应急方案，未有效引导乘客逃生，使得许多乘客被困在客房内，或是慌忙乱跑，这增加了因窒息和其他原因而死亡的可能，并且其也没有向船外发出求救信息警报，拖慢了救援的时间。其三，事故发生时正值夜晚，船上的大部分乘客都被困在了空间狭小的客房内，没有充足的应急补给设备，而且该空间不密闭，极易被水淹没。其四，乘客大多数为老人和小孩，体力较差、行动不便，没有较好的逃生能力，要求其主动逃生十分困难，而且老人身体也相对较差，更容易被饿死或是窒息死亡。该事故的幸存者大部分在翻沉时位于甲板上、舱外船舷上，相对船内乘客逃生的机会更大，但是在逃生途中也因水下情况复杂而遇到了困难。 2.1.2. “世越”号客轮沉船事故 2014年4月16日“世越”号客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观梅岛西南方向海上发生浸水事故而沉没，该事故共造成296人死亡，142人受伤，8人失踪。沉船原因为船舶在行驶途中突然改向，船舶触礁，使得船体结构受到破坏，海水漫入而导致船舶翻沉(图2)。 图2. “世越”号翻沉 该事故导致的死亡率较高，主要原因类似于“东方之星”号客轮的翻沉事故，也是由于缺乏指挥引导和应急设备，船内人员慌乱逃亡，船上没有充足的食物和氧气补给，且经改造后逃生通道过于狭小，不便于逃生，多数乘客被淹死。“世越”号搭载的乘客较为特殊，大部分为学生，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自主逃生能力 [ 3 ]，同时又缺乏专人指引，因此伤亡率较高。而其他乘客对船体的结构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不熟悉，逃生过程受到严重阻碍，只能被迫救援。“世越”号沉没事故暴露出船员操作能力的缺乏、责任心缺失和应急处置不当的问题 [ 4 ]，这也说明靠人为指挥或操作来得以救援存在较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2.1.3. 普吉岛沉船事故 2018年7月5日两艘载有127名中国游客的船只“凤凰”号和“艾莎公主”号游轮在返回普吉岛途中，突遇特大暴风雨，分别在珊瑚岛和梅通岛发生倾覆，该沉船事故共造成47人遇难。 该事故中的两艘游轮不同于前两个事故中的客轮，船舶的体积较小，甲板以上的船舶高度较低，仅有两层，同时密闭空间较少，绝大部分通过窗户对外敞开，而乘客也主要集中在空间较大的舱室，而不是分散在各个空间狭小的客房中，且该事故不是发生在夜晚，乘客有良好的逃生机会和能力，船舶在翻沉后发生爆炸、气体泄露、漏电、物体坠落等危险事故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逃生较为便利、危险系数小。该沉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主要是乘客未穿救生衣，又缺乏专人指挥引导而落水死亡(表1)。 Table 1 Casualty statistic 总人数 获救人数 伤亡及失踪人数 伤亡数 “东方之星”号沉船事故 454 12 442 97.36% “世越”号沉船事故 476 172 304 63.8% 普吉岛沉船事故 127 80 47 37% 表1. 人员伤亡统计 2.2. 人员伤亡原因归纳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我们将案例中常见的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得到如下十一条，其中前九条为直接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后三条为间接伤亡原因(表2~3)。 Table 2 Casualty statistics—direct cause of deat 类型 原因分析 具体描述 直接死 亡原因 恐惧慌乱而死 船舶翻沉时，由于事发突然，乘客未做心理准备，又缺少专业人士的指引，因而在恐惧和慌乱中窒息死亡。 爆炸伤亡 易燃易爆的液货、燃料储存区、电子元件汇集处等等在受到撞击或倾倒时都会引发船舱爆炸，且此类爆炸往往一波接一波，持续引发，爆炸的威力也不断加大。 中毒死亡 船内的部分舱室长期处于密闭、不通风的状态，氧气浓度较低，可通过复杂的理化反应生成有毒气体 [ 5 ] 。且船内还置有装满惰性气体的设备，船舶翻沉时，这些有毒气体逸出，使人中毒，或是快速消耗尽船内的氧气而使人窒息。 高空坠落或被 重物砸中而亡 在船舶翻沉时，船内的柜子、柱子等设施发生倾倒，而对于楼层较高的游轮，其上悬挂的重物因剧烈摇晃而脱离固定并落下，这些重物都会砸伤乘客。而翻沉时，船内人员来不及反应，没有握紧固定物，因剧烈摇晃而被甩出，从高空坠落死亡。 触电而死 船内的电气系统如电箱等高压供电设备因受撞击而损坏，内部的电线裸露在外，且船内还装有众多金属设施，其绝缘层多数被破坏，涌进的水又是良好的导电体，使得附近的乘客因触碰电线、带电的金属或水而死 [ 6 ] 。 饥饿而死 乘客长时间困在在舱内，若舱内未备有食物或难以取得，其会因长时间缺乏维持体力的食物导致死亡。 水压过大而死 船底的乘客往往因承受较大的水压而心脏衰竭或猝死。 溺死 船内若无法形成水密区域，在翻沉后，即刻会有大量海水涌入船内，甚至灌满船舱，人在水下无法保证长时间呼吸，因缺氧而死，整个过程十分短暂，乘客往往未能逃出便溺水身亡。 即使是从船中逃出进入水中也会有各种情况发生，不擅长游泳的乘客，如果没有救生衣等设备，会呛水溺亡，而善于游泳的乘客也会因为其它原因而溺亡，如冬天水温过低使人失去知觉，或是体力不支、肌肉抽筋而溺水，再如被沉船附近有旋涡卷入而溺亡。此外，乘客也有因水温较低、天气寒冷而被冻死的，不排除有水下动物的袭击的可能。 表2. 人员伤亡统计——直接死亡原因 Table 3 Casualty statistics—indirect causes of deat 类型 原因分析 具体描述 间接死亡原因 失去照明设备 船舶在翻沉后，船内的供电设备会遭到毁坏，原有的电灯无法照明，此时若船内没有应急的照明设备，则将一片漆黑。失去照明，乘客在逃生过程中难以判断周围的状况、辨别危险，可能会受伤，或是因无法找到逃生通道而被困在船内。 逃生通道堵塞 船舶翻沉导致水压过大，尽管部分房间为密闭条件，但依旧难以打开舱门。逃生通道会被落下的重物阻挡，或是因爆炸等原因受到破坏。此外，逃生通道内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可能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救援难以开展 船体结构较为复杂，船舶的众多入口都被重物堵住，且进入船内后还有触电、窒息、爆炸等危险。此外，沉船事故多发生在极端恶劣天气，这也给救援工作增加难度，使得船内被困的乘客错过良好的得救机会。 表3. 人员伤亡统计——间接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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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逃生装置的设计 国内外现有的船舶逃生设备或装置主要是外挂式或独立式安全设备，包括救生船、救生圈、新型抗浸服、带防溅罩的充气救生衣和水下出口明明灯、辅助氧气系统、自携式水下呼吸装置、撞击能量衰减系统、应急出口照明系统、应急漂浮系统等(图3~4)。 图3. 现有的逃生设备或装置——救生艇 图4. 现有的逃生设备或装置——救生圈 在已对沉船事故进行调研和对人员伤亡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初步提出了智能救生设备的设想(图5)。 该设备是一个拥有封闭独立空间 [ 7 ]，能自动脱离船体实施逃生并可长时间维持人员生命体征的装置，其可适用于各种类型式样的船体和不同类型的人群，帮助船上人员安全、有效地逃生。 图5. 智能救生设备简图 其功能和逃生过程为当船舶发生翻沉事故时，船上人员能够方便、快速、有序地进入到该设备，并能在不同情况下顺利主动脱离主船体并进入水中，在脱离船体后，逃生舱室还要能够维持人员的短时间生存需求，并有充足的应急供给设备，方便实施救援。该逃生装置依靠气囊内化学物质爆炸膨胀产生的巨大推动弹射出主船体，进入水中保持漂浮和密闭状态。为实现动力弹射，需在装置和主船体间安装一个有助于装置脱离船体的系统，可根据需要调节装置和船体的联接关系，在正常情况下装置不会脱落，牢固地安装在船体上，而一旦发生危险，则该系统立即触发，使装置弹射出船体。而为实现装置在水中维持人员生命体征的目的，需在进入水中时保持水密，而漂浮时可适当通风，同时装置内配有基本的设施。 不同于船舶翻沉后主要依靠被动的传统营救方式，该主动逃生装置具备自主脱离船体的能力，形成一套完善的沉船主动逃生装置，相对更为便捷、及时和有效，极大地提升了时间的利用率，也尽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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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通过分析沉船事故导致人员伤亡的各项原因，可得出许多结论：首先，沉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并不单一，往往是多种因素，包括直接和间接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其次，若需减少沉船事故的人员伤亡，就必须解决应急补给、确保空间安全密闭和紧急引导的问题。再次，沉船逃生的关键在于确保乘客具有逃生的机会和能力，避免在船舶翻沉中受伤，甚至死亡。最后，救援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也需要船内人员集中在某一较为安全和密闭的区域，或是处在方便获得救援的位置，最好是集中位于脱离主船体的独立空间内，这样可减小其它危险和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针对以上解决方案的分析，我们提出了新型的智能逃生设备的设想。船舶遇险翻沉后，乘客可根据系统指引进入此逃生设备中进行逃生。其功能为帮助乘客实现自主逃生，具体的运行过程是逃生装置自动脱离船体，弹射入水中，并能漂浮在水面。设备内装有应急补给设施，因而可保证乘客的生命安全，救援人员也可通过打捞水中漂浮的逃生装置，以进行救援工作。该设备化被动逃生为主动逃生，可大幅提高船上人员的生存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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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建设中小型沼气集中供气沼气工程是解决中小型规模养殖场粪便污染的有效途径。在实际应用中许多工程都普遍存在产气率低、供气压力不稳定、使用效果欠佳、整体效益偏低等问题，研究分析提升中小型沼气工程集中供气整体应用效益途径有助于中小型集中供气沼气工程建设实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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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农村沼气建设由过去以户用沼气建设为主的一元化建设模式逐渐转变为户用沼气、沼气工程、沼气服务体系同步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转变，沼气工程建设规模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中小型沼气工程建设一般都在养殖场，离农户较远，受建设资金和后续管理成本的制约，厌氧消化池大多采用常规地下水压式沼气池(通常是按照户用沼气池的尺寸放大)。中小型沼气工程普遍采用常温发酵，发酵温度较低，容积产气率又不高平均产气率在0.25 m 3 /m 3 d以下，并且发酵温度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发酵温度不稳定，产气量小，产气不稳定，装置综合效益不高。在实际应用中都普遍存在产气率低、供气压力不稳定、使用效果欠佳、整体效益偏低，不能适合中小型养殖场污水处理的要求。因此，研究分析如何提升中小型集中供气沼气工程效益途径，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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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小型集中供气沼气工程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小型集中供气沼气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集中供气沼气工程在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经过对洛阳市400余处沼气工程的建设状况和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和综合分析，我们对中小型集中供气沼气工程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集中表现为以下方面。 2.1. 产气率普遍偏低 据统计，我国目前中小型沼气工程的产气率一般都在0.25 m 3 /m 3 d [ 1 ] 以下，产气率普遍偏低。根据调查洛阳市中小型沼气工程的产气率大多是在0.1~0.3 m 3 /m 3 d之间，受温度的季节变化的影响，中小型沼气工程的产气率也呈现夏季产气率高、冬季产气率低变化的规律。尤其是在每年的12月~3月份的冬季，由于温度低，大多数沼气工程冬季产气不足的问题十分普遍，甚至有些工程完全停止运行。 2.2. 集中供气效果不佳 由于沼气工程产气率偏低，带动集中供气的农户数量少；再加上工程建设受到投入建设资金和沼气工程建设标准普遍偏低、工程建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多因素的影响，供气过程中经常出现气压不稳定等问题，影响集中供气使用效果，沼气工程集中供气效果不佳。 2.3. 不能实现周年不间断集中供气 由于受到冬季温度低、缺乏保温设施以及工程冬季保温成本高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大多数中小沼气工程每年的12月~3月基本上都停止向农户集中供气，不能实现周年不间断集中供气。 2.4. 整体效益普遍欠佳 沼气工程三分建七分管，沼气工程普遍存在只建不管，或管理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同时由于工程日常维护不及时、维修不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户和养殖场间因供气收费问题引发矛盾也日益突出，甚至个别出现了因农户拒绝缴费而发生沼气工程停止集中供气的不良现象，沼气工程集中供气的整体效益普遍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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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原因分析 3.1. 温度因素分析 适宜的温度是沼气发酵的重要外部条件，10℃~60℃的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沼气的产气率也相应增高，温度和产气率变化呈正相关，温度每上升10℃，产气率将增加2~3倍 [ 2 ]。当沼气发酵温度低于10℃，产气率几乎为零。温度的波动对沼气的产气率的影响也很大，在恒温发酵过程中，如果短时间内温度升降5℃，产气量将明显下降，波动过大时甚至会停止产气。 随着季节性变化，气温、地温、池温之间的变化基本一致，池温、地温、气温与产气量呈正相关，气温影响地温，地温影响池温，直接影响池温的不是气温而是地温，池温最终决定产气率。我国北方每年冬季12月~3月的平均气温变化−4.4℃~2.7℃，地温(80~300 cm)的变化为5.8℃~3.8℃，沼气池料液温度为8℃~5.1℃ [ 3 ]，沼气工程如果没有增温、保温措施，发酵池内料液温度不可能维持在10℃以上，沼气产气率几乎为零，也就不可能产后大量的沼气。 3.2. 厌氧消化器因素分析 厌氧消化器是生产沼气的必要设施，科学合理的厌氧消化器是保证产气率稳定的重要设施。中小型沼气工程的厌氧消化器建设技术参数基本上是对照户用水压式沼气池进行设计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户用沼气池的放大。如果消化器的单体容积100m 3 池墙高度为1654 cm，池底矢高为714 cm，池盖矢高为1000 cm，三者相加为3368 cm [ 4 ]，厌氧消化器的深度将达到3.4m左右。中小型沼气工程厌氧消化器设计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许多厌氧消化器的单体容积都超过100 m 3 ，甚至有些超过200 m 3 。由于厌氧消化器单体容积大，厌氧消化器的深度大多都超过了3.4米。由于厌氧消化器深度过深，很容易造成沼气池温常年偏低，直接影响沼气工程产气率，使得沼气工程日产沼气量远远小于工程的设计量，不能达到预期集中向农户供气的农户数量，大大降低沼气工程集中供气的应用效果。 3.3. 贮气柜因素分析 贮气柜可以避免出现沼气池产气量和农户的用气量不平衡问题，实现输气压力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没有贮气柜是中小型沼气工程建设中普遍存在问题。由于中小型沼气工程多为水压式结构，输送沼气压力的大小只能通过发酵料液的排出和返回水压间来实现，沼气气源和压力极不稳定，仅靠水压间容量贮存的沼气也十分有限。由于沼气工程系统用气量随时在变化，沼气工程生产的沼气不可能按用量变化而变化。常常会出现用气高峰消耗气量过快中途断气，在用气的空闲时间生产的沼气又不能全部贮存，许多沼气白白浪费，严重影响了使用效益，降低了沼气工程的整体效益。 3.4. 输气系统因素分析 输气系统在集中供气沼气工程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沼气建设中十分关键环节。它直接决定着整个工程供气运行的可靠性和经济性。输气系统建设主要包括管材的选择应用，适宜的材质和恰当的管径是整个输气系统建设中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目前中小型沼气工程建设普遍存在重视厌氧消化器建设，轻视输气系统建设的做法，主要表现为在实际供气过程中常常出现用气不稳，管材使用寿命短等问题。如果管材选择不好，会影响输气系统的质量和使用寿命；如果管径选择偏小，沼气流量不够会造成农户用气不稳，影响集中供气效果；如果管径选择偏大，则会造成投入工程成本加大，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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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策 4.1. 厌氧消化器容积确定要恰当 厌氧消化器的容积的确定和计算要科学合理，要做到既能做到有效保证能产生农户集中供气的产气量，又要能够处理养殖厂每天排放的粪便量。沼气工程池容确定通常采用根据发酵原料的数量、一定温度下发酵原料在池内停留的时间和投料浓度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V = ( G ⋅ T s ⋅ H R T ) / ( r ⋅ m ) 式中：G——每天可供发酵的原料湿重(千克)； T s ——原料中干物质含量的百分比(%)； HRT——原料在池中的滞留天数(水力滞留期)； R——发酵原料浓度换算成的容重(千克/立方米)，r = 原料浓度 × 发酵液容重，发酵液容重一般取水的容重，即1000千克/立方米； M——池内装料有效容积(%)。 从计算公式中可以看出：合理确定发酵温度、发酵浓度及HRT值是确定沼气工程池容的三个关键要素，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沼气工程的容积。 4.2. 发酵工艺的选择科学 厌氧消化器的设计要规范。科学高效的厌氧消化器是整个沼气工程建设的核心，是整个沼气工程建设关键的环节。张全国等 [ 5 ] 若干个单元集装成50~100 m 3 的标准厌氧发酵系统，根据养殖规模由标准厌氧发酵系统相并联集装成200、300、400、500 m 3 等不同规模的厌氧发酵系统；邱凌等 [ 4 ] 农村中小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范，20~50 m 3 的小型沼气工程宜采用单体地下立式圆柱形旋动推流式厌氧消化装置；60~200 m 3 的中型沼气工程宜采用地下并联立式圆柱形旋动推流式厌氧消化装置，都有效地提高沼气工程的产气率。结合多年来各地的建设经验，中小型沼气工程发酵工艺宜选用以10~25 m 3 为发酵单元、地下式并联立式圆柱形旋动推流式厌氧消化装置或隧道式厌氧消化器，厌氧消化器的深度控制在2~2.5 m左右，隧道式沼气池底部采用斜底面，并在中间设置两道过滤墙，便于原料与菌种较好的接触。提高产气量。 4.3. 冬季保温设施要配套 温度是制约沼气发酵产气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如何解决冬季池温偏低的问题是中小型集中供气沼气工程首先面临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尤其在冬季提高并稳定沼气发酵系统温度是低成本中小型沼气工程面临的技术难题。因此，增加冬季保温设施是确保沼气工程冬季正常运行的必要措施，是提高工程产气率和应用效果的重要途径。沼气工程常用冬季增温控制技术主要有电加热膜增温保温系统、锅炉水循环增温系统、锅炉水循环增温系统、太阳能热水器水循环增温系统、太阳能温室保温室系统。根据不同温度控制技术的应用效果和投资成本分析 [ 6 ] - [ 11 ]，中小型沼气工程应充分利用太阳能提高发酵料液温度，宜采用太阳能温室保温系统和生物质能增温相结合的冬季增温措施，晴天充分利用太阳热能给厌氧消化器进行增温，阴雨天利用辅助增温设施进行增温，就可以有效提高料液温度，实现沼气工程冬季正常运行。 4.4. 贮气柜建设要合理 1) 贮气柜结构、容积的确定。目前中小型沼气工程沼气一般多采用中间导杆浮罩式贮气柜，它具有结构简单，造价便宜，安装方便的特点，可以在施工现场加工，也可以加工后运到现场安装，使用十分方便。沼气贮气柜的容积不宜过大或过小，一般按沼气工程平均日产气量的50-%-60%确定气柜容积，目前中小型沼气工程普遍采用常温发酵，计算日平均产气量时平均产气率一般在0.3 m 3 /m 3 d以下。 2) 贮气柜压力选择和配重方法。浮罩式贮气柜维持的沼气大力一般为2.5~5.0 kPa，浮罩的质量、面积决定输、配气管路的静压力，贮气柜压力调配主要考虑管网允许压力降。当所需压力高时，要给浮罩配重。气柜配重分为钟罩内壁下部配重和顶部外配重2种方法。内配重一般在钟罩里水面下，进行配重计算时必须考虑水下的浮力。 4.5. 输气系统计算要科学 1) 管材选择。目前中小沼气工程的输气管网管材选用PE管，连接使用热熔焊接方式。PE管与其它管材相比具有许多优点：① 质量轻，易搬运；② 强度高、柔性好；③ 耐腐蚀、不结垢，不需要防腐处理；④ 成本低、可减少投资三分之一左右；⑤ 易弯曲、建设速度快。 2) 管径的确定。管径的确定受沼气工程沼气用气流量、管道压力降、输送距离等因素多种影响，在设计运算时要统筹考虑，既要做到保证农户用气，又要做到降低投资。 ① 管道沼气小时流量确定。为保证农户高峰用气正常，一般应按最大小时用气量计算，用气量的计算方法应采用灶具的额定耗气量与其多只相同灶具同时工作系数法来计算确定。沼气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Q = K ∑ n q 式中：Q——沼气计算流量/(m 3 /h)；K——沼气用具同时工作系数；n——同一类型的用具数；q——沼气灶用具的额定耗气量，由沼气灶具技术特性决定。 按流量公式，给出相同灶具总数就可得出沼气流量值，按沼气流量值可初步确定可供安装的最多农户。 ②管道压力降确定。管道沿程压力降是从贮气柜起点到用气户终点的允许压力降，联户沼气一般采用低压直接供气，但贮气柜到农户有远有近，村头、村尾农户得到的压力降有差别，管道较长的压力降大，管道较短的压力降小。在实际运算中通常采用将摩阻系数包括在内的简化计算方法，即采用普尔公式运算。 普尔公式： Δ p = ( Q 2 S L ) / ( 0.707 2 D 5 ) 式中：Q——沼气计算流量/(m 3 /h)；D——管道内径/(cm)； Δ p ——管道压力降/(毫米水柱)；S——空气为1时的沼气密度，S = 1.22 (kg/m 3 )；L——沼气管道长度/m。 按普尔公式，在流量、输送距离确定条件下增大压降来降低管径，减少经济投资；或在流量、管径、输送距离确定条件下，可以计算出沿程压力降来确定贮气柜压力，从而贮气柜配重进行重新调配。 4.6. 沼气工程日常管理要科学 沼气工程项目建设整体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建设方存在有注重沼气工程建设工作，轻视沼气工程日常管理工作的现象，有工程建设完成后就与企业没有任何关系的想法，已建设完成的沼气工程项目单位普遍缺乏专业从事沼气工程管理的技术人员。一旦沼气工程出现产气率下降，农户集中用气受到影响时，无法及时有效措施进行纠正。沼气工程日常的运行也是时刻围绕着企业的自身建设为出发点，对农户用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重视不够，解决问题不及时现象也时常发生。因此，要求每个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投入正常运行后必须配备有1~2名专门的沼气工程技术专业人员进行沼气工程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提高沼气工程的运行管理能力。 4.7. 探索专业服务管理模式 如果沼气服务公司能够和沼气工程企业进行有效地合作，企业将沼气工程的日常运行工作、集中供气农户的安全使用沼气的日常维护等工作委托沼气专业服务公司进行管理，双方能够做到互相服务，共同相依、共同发展，做到双方共赢。做为沼气工程的所属方养殖场方可以专心搞养殖发展，沼气工程专业服务公司通过管理沼气工程也增加自身的活力，赢得了社会认可的同时也取得了相应的报酬。走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专业化沼气工程管理新路，是今后沼气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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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以下途径可以有效提升中小型集中供气沼气工程的整体效益： 1) 厌氧消化器设计要规范、科学。建设采用每个单元20~50 m 3 ，根据养殖规模由标准厌氧发酵系统相并联集装成200、300 m 3 等不同规模的厌氧发酵系统的方法进行厌氧消化器的设计和建设。 2) 增加沼气工程增温设施。提高料液温度是提升沼气工程效益的根本途径，建议采用双效日光温室增温设施并结合使用辅助增温设施，充分利用太阳能对中小型沼气工程冬季增温可以有效提高沼气工程的产气率，实现周年向农户集中供气。 3) 完善配套设施。在集中供气沼气工程中贮气柜不可缺少不能省略，它是集中供气工程实现用气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4) 管材、管径选配要科学。管材的应用合理、管径配置科学可以有效提高输气管路使用寿命和集中供气使用效果。 5) 科学管理服和专业化的服务模式。集中供气沼气工程进行科学的日常管理及专业化的服务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沼气工程产气率及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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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案频发，2019年4月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申请权滥用提供了诸如“数量”、“频次”等认定因素，但此规定中还存数量、频次合理范围如何考量等问题。同时，行政机关在申请权滥用案认定中亦存诸如考量要素不统一、说理论证不充分、考察内容不合理等问题。为更好地维护申请人的政府信息知情权，合理地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当务之急系厘清申请权滥用的行政认定标准。而申请人主观具有恶意、客观行为不当、行为损害结果不具正当性可成为此标准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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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11期刊载了“陆红霞与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案”，该案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下称“申请权滥用”)相关问题引入理论及实务界。2019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第35条首次将申请人申请“数量”和“频次”间接性地纳入申请权滥用考量中，为我国司法及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提供了有力的援引。 1 但《条例》规定的“数量”和“频次”的合理范围如何界定则又成了新的问题，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明确” [ 1 ]。不仅如此，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并未形成明确的认定标准，同时，其认定还存在如认定要素不统一、举证说理不充分、考察内容不合理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厘清申请权滥用的行政认定标准。 本文以司法案例为视角，以此探寻各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的思路，归纳其认定考量因素，并梳理其在认定中的困惑，最后在问题意识导向下，以司法案例及理论界已有研究为基础，并结合域外经验完善申请权滥用的构成要件，并将其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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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申请权滥用的行政认定 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工具，以“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为检索内容，共检索到606份裁判文书。 2 经逐一核对，以法院和行政机关均认定申请人构成申请权滥用为筛选条件，共得出291份裁判文书，基于行政机关认定的差异性，本文筛选出14例行政机关提供具体说理论证的案件(见表1)。 Table 1 14 cases of abuse of the right to appl 序号 案件简称 行政机关认定滥用的理由 1 蔡仕杰案 ① 申请内容宽泛非特定；② 不断申请；③ 真实目的系施压；④ 违背《条例》立法目的 2 许银钗案 ① 不断申请公开；② 申请目的是对拆迁不满 3 包权弟案 ① 提起大量申请，再提起复议、诉讼；② 目的是施压；③ 违背立法目的； ④ 浪费行政、司法资源；⑤ 不合权利行使必要性、正当性 4 宋家明案 ① 明知公开义务机关；② 仍提出相同申请 5 袁同华案 ① 向明知非公开义务机关申请；② 申请目的非获取信息 6 王达福案 ① 申请次数多；② 申请与其利益无关且不属公开范畴；③ 申请时间跨度长； ④ 真实目的是施压；⑤违背《条例》立法目的 7 钱海军案 ① 对同一行为重复诉讼 8 宋久群案 ① 多次、反复申请；② 多次提起诉讼 9 浓来公司案 ① 频繁申请信息公开；② 目的系施压；③ 背离《条例》立法目的 10 魏晓案 ① 已告知相关内容；② 再申请已知内容 11 陈长贵案 ① 累计提出5320余件申请；② 已被认定构成滥用；③ 信息已告知；④ 穷尽救济程序 12 蒙恩经营部案 ① 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满；② 提起30余件纠缠申请 13 红葡萄公司案 ① 关联企业已获答复；② 应知答复内容；③ 申请与关联企业相同信息 14 刘龙生案 ① 多次申请并理由相同；② 对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不满；③ 违背《条例》立法目的 表1. 申请权滥用的14个案件 从表1可知，行政机关在认定申请权滥用时举证与说理均较少，其主要从申请数量、申请频次、申请内容等方面进行认定。将之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类型： 第一，申请数量或频次不合理。上述共有10案对此以考量。兼具规范性与实践性的需要，数量和频次无疑是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的重要因素。在“王达福案” 3 中，行政机关认为王达福在2017年申请30宗信息公开，而大朗镇申请公开总量为38宗，其又在2018年申请了113宗，而大朗镇总量才130宗。该案中行政机关将滥用的占比作为数量较多的支撑点，从而认为王达福的申请数量不合理。在“许银钗案” 4 中，行政机关将许银钗提起了3733次申请作为其不断申请的论据，从频次上认定该行为构成申请权滥用。在“浓来公司案” 5 中，行政机关认为浓来公司提起95次申请和62次复议，从而认为该公司构成申请权滥用。 第二，申请内容不合理。上述共有6案考量了申请内容，此亦是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的重要考量因素。在“蔡仕杰案” 6 中，行政机关认为蔡仕杰申请的信息内容宽泛且非特定化，均需行政机关具体加工处理，从而将申请内容作为滥用的考量因素。在“刘龙生案” 7 中，行政机关认为刘龙生等人在2017年至2018年间9次向洛阳市公安局申请公开，且存在诉请被法院驳回后再次提起申请，且每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均系其受行政处罚的内容，从而认为其申请目的是对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不满。 第三，穷尽救济程序。共有5案对申请人是否提出复议及诉讼以考量。在“陈长贵案” 8 中，行政机关认为陈长贵自2008年以来，已累计提出5320余件信息公开申请，且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将陈长贵的申请界定为申请权滥用，其再提起行政诉讼就构成申请权滥用。在“钱海军案” 9 中，行政机关认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其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了《行政裁定书》，其再对同一事项提起诉讼，明显属因申请权滥用而穷尽救济程序，属申请权滥用。在“宋家明案” 10 中，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判决已查明宋家明等从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以关联申请人名义或以其他村民的名义多次申请公开相关政府信息，且相关行政机关已就其申请作出了答复，其再就同一信息提起申请就属滥用。 第四，申请目的不当。有6案考量申请人申请目的是否恰当。在“蒙恩经营部案” 11 中，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蒙恩经营部系对已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随后向其提交30余件信息公开申请，属纠缠申请。在“袁同华案” 12 中，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南京市人民政府认为袁同华已明知信息公开义务机关，其再向非义务机关申请，就认为其目的并非获取政府信息。在“红葡萄公司案” 13 中，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该公司提起诸多申请，且大部分申请内容属行政案卷材料，并认为该公司系借信息公开之名行信访之意，明显属申请权滥用。 第五，不合立法目的。有5案考量了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例》立法目的。我国《条例》包含了监督政府、服务于民的立法目的， 14 无疑，当申请人的申请违背了《条例》的立法目的，则就有构成申请权滥用的嫌疑。在“蔡仕杰案” 15 中，瑞安安阳中心城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瑞安市人民政府认为蔡仕杰的申请目的并非获取信息，而系借此表达不满，已背离了《条例》立法目的，显然构成申请权滥用。 通览上文可以隐约地发现，行政机关主要从申请人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认定申请权滥用。主观层面主要考量申请人申请是否具有恶意、是否违背《条例》立法目的等，客观层面主要考量申请人的申请行为、申请内容等。但行政机关并未形成稳定的、具体的、确定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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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行政认定的反思 诚然，在法律尚待完善时，需“于法律空白之处趟出一条前进之路” [ 2 ]，但需小心谨慎。但纵观行政机关的认定，在取得进步的同时还存在“如何判断某种申请行为构成权利滥用，行政机关和法院并未形成稳定明确的标准” [ 3 ]，从行政机关的认定来看，其滥用认定并无明确的思路与框架，属于开放式认定，且其考量因素集中于某些方面，整体零碎散乱，此时需思考如此开放的认定是否合理？进而思考是否可提炼出较为规范的认定标准？ 从理论上来说，具有某一考量因素并不必然构成申请权滥用，还需结合具体情形分析。基于实践中行政机关对申请权滥用的认定还未形成明确的认定思路，其认定亦呈现说理论证不清晰、考量因素不合理等情形。 3.1. 认定因素不统一 本文将表1各案的认定要素概括为下表(见表2)。可发现各法院主要从申请人的申请数量、申请频次、既往申请行为等方面来考量，但并不统一。 Table 2 Summary of factors identified in each cas 考量因素 申请内容 申请频次 申请数量 真实目的 立法目的 既往行为 使用数量 6 4 6 6 5 7 表2. 各案认定因素归纳 分析表2，发现各认定要素使用数量较为平均，并无占绝对优势的考量因素，且综合表1来看，两因素均使用的案件均较少。表1中有的案仅有1个考量因素，而有的考量因素却有5个及以上。甚至同一行政机关在相似案件中的认定亦不一致，如蒙恩经营部案与红葡萄公司案虽均为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裁判，但两案中的考量因素却完全不一。各行政机关对申请权滥用的考量因素不统一，一方面体现了行政机关极强的自我探索能力，另一方面是现行规范缺乏操作性的认定标准。 3.2. 说理不充分 在291个申请权滥用案中，行政机关仅在50多例案例中对其滥用进行举证或说明，试想大多未对滥用认定予以举证或说明，则其认定结果是否值得信服呢？答案是否定的，而抽象的认定无疑会引发滥用的新浪潮。在“陆红霞案”中，南通市发改委并未对陆红霞构成申请权滥用提供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陆红霞再次申请信息公开和提起行政诉讼。正如“陆红霞案的良好效果，主要原因是其基础纠纷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而非滥用裁定之功。” [ 4 ] 在“魏晓案” 16 中，湖南省人民政府仅以其已告知相关内容，魏晓再提起申请就认定其构成申请权滥用，但此中产生了两点疑问，首先是魏晓再次提起申请的内容行政机关是否全明知？其次是如果申请内容仅包含少量告知内容，此是否属于重复申请？ 3.3. 论证不合理 违背了《条例》立法目的，则会受到相应的限制，但从行政机关论证思路来看，并不能完全得出申请人构成申请权滥用。在“刘龙生案”中，洛阳市公安局等仅以刘龙生等多次以政府信息申请来表达对公安机关执法行为和法院司法裁判的不满，从而认定此行为超出《条例》立法目的。而多次申请并不必然构成申请权滥用，即便多次申请构成滥用，也不必然得出下次申请就亦属滥用。同样，在“蔡仕杰案”中，瑞安安阳中心城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等认为蔡仕杰不间断地提起申请，其真实目的并非获取信息，而是借此表达不满，并向政府施压，并认为这种行为背离了《条例》的立法目的，构成申请权滥用。然而此案中，该论证方式难以得出申请目的是向行政机关施压。违背立法目的本为认定申请权滥用的考量因素，而该案中行政机关却将其视为结论，将条件等同于结果不够稳妥。 3.4. 异化考察内容 申请权作为知情权行使的程序性权利，在信息公开申请中申请人与申请信息不要求具有利害关系，且对申请人的申请动机、申请内容等亦无特殊要求 [ 5 ]。在认定时对考察内容不能过于苛刻。而在“浓来公司案”中，武隆区环境保护局等认为浓来公司频繁提起信息公开，其目的并非获取信息，而系表达不满情绪进而施压，期待其相关补偿利益最大化。显然，行政机关在此案中对申请目的的考察较为抽象化，其中对申请人的“申请目的为施压”、“表达不满情绪”、“期待利益最大化”等表述均无证据证明。而申请动机、申请目的本属抽象的主观层面，难以认定，将此作为申请权滥用的考量因素势必难以使人信服。在“宋家明案”中，现行法律规范对同一申请人知晓信息公开义务机关，但并不禁止其再向其他机关提出申请。而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等认为宋家明在明知信息公开义务机关后，仍向其申请信息公开，并认为此行为属申请权滥用。“当法定权利的救济途径受到阻碍时，行政相对人发起的大量的、琐碎的政府信息申请可能会被当作一种变相的救济手段” [ 6 ]，行政机关在认定的同时亦需反思申请行为是否有规制的必要，而在规制时行政机关需对此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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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行政认定标准思考 分析滥用案，行政机关主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认定。一方面，其认定中存在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不足以支撑其认定结果的问题，另一方面，没有造成损害的申请难以被界定为滥用。“鉴于考量因素的宏观与不确定可能给行政机关留下太多的裁量权” [ 7 ]，为合理控制行政裁量权，“可从申请行为的主观、客观、后果三个方面考虑判定知情权滥用的操作性标准” [ 8 ]。若申请行为构成滥用，申请人首先应有滥用故意，继而将此故意目的通过特定行为以表现，当该行为给行政机关造成了损害结果，且该损害结果超出了行政机关合理负担范围时，申请行为就属申请权滥用。所以，申请人主观目的具有恶意、客观行为不当、造成不正当的损害结果可成为行政机关认定滥用的构成要件。同时，本文对前文所述291份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认定因素予以归纳，并结合立法及司法现状，尝试将滥用构成要件类型化，以期有助于行政机关快速认定滥用行为。 4.1. 主观目的具有恶意 判断申请人是否构具有主观恶意，首先应分析申请人主观心态。英国信息专员从申请人是否有获取信息意图、是否故意滋扰行政机关或是否会提出毫无根据的申请判断申请人是否构成滋扰申请。 17 《冰岛信息公开法》第15条将有明显迹象表明申请人基于非法目的而提出申请，则可拒绝答复 [ 6 ]。日本东京都将申请权滥用归为两类，其一是申请动机、目的背离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包括申请目的是对行政机关不满，并对其干扰或为解决与他人私人纠纷或骚扰他人。而《千叶县信息公开条例解释运用基准》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行政机关保存的全部信息或意图削弱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能力，意图借此诽谤、威胁、攻击特定他人均会被认定为申请权滥用 [ 9 ]。分析域外规制经验，申请人主观具有恶意无疑被视为申请权滥用。而从滥用案来看，申请人申请已公开的信息，经行政机关释明后仍申请，又如申请人的申请是基于“主观猜测”、“主观臆造”、“随意申请”等，则申请人主观就具有恶意。从域外规制经验及我国行政规制现状来看，对申请权滥用认定，至少可以得出主观恶意层面是其构成要件之一。 分析滥用案并汲取域外经验，得出主观恶意常见类型有如下几种：1) 申请人已获相关信息，其再向行政机关申请；2) 申请人已明知信息不存在，其仍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3) 申请人明知信息保存机关，却向其他行政机关申请；4) 申请信息已在裁判文书中明示，且申请人已明知。 4.2. 客观行为不当 不管滥用案件或域外规制经验，客观行为不当均会导致申请人构成申请权滥用，而客观行为是否正当可从申请人的行为方式与申请内容两方面综合判断。行为方式系申请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包括申请数量、申请频次等；而申请内容则需从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本身予以考察。 第一，行为方式不当。在判断客观行为时可考量申请人的行为方式。日本《箕面市信息公开条例的解释与运用(2013年修订版)》将申请数量巨大且目的不明确，并背离立法目的情形认定为申请权滥用 [ 9 ]。英国信息专员亦将轻率申请、故意申请等列为滋扰申请，并以此为由拒绝答复。 18 在信息公开案中，“大部分的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是手段” [ 10 ]，多以此手段施压，欲达到自身非法目的。综合来看，如果申请人出现恣意穷尽救济程序、频繁提出申请、施压式申请等，则其行为方式就不具正当性。但在认定时“不能仅仅以申请数量的多少来作为判定申请权滥用的标准。” [ 11 ] 需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结合滥用案及域外经验来看，行为方式不当主要有如下几类型：1) 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起数量巨大的申请，并超出合理范围；2) 申请人短时间内频繁申请，并超出合理范围；3) 多级申请，包括向不同或同一机关分别提出申请；4) 恣意穷尽救济方式，如申请人提起申请后，行政机关已释明，其仍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第二，申请内容不当。英国南安普敦市议会则将申请人申请内容是否合理、是否重复、是否已公开等作信息收费的考量内容。 19 《科索沃共和国信息公开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若申请人曾一次或多次要求公开某项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已被申请机关认定为滥用申请权的，则可直接拒绝公开部分或全部申请 [ 5 ]。分析滥用案并结合域外滥用规制经验，若申请人申请内容相同、申请与政府信息无关、申请已公开或已获信息、申请主观臆造的信息，就有可能构成申请权滥用。而申请内容仅考察申请人申请内容本身，不宜随意将之扩大。申请内容不当主要有如下几类型：1) 申请已公开或已获取的内容，且经行政机关释明后再提起申请；2) 申请内容具有情绪化意图，如申请包括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侮辱、中伤、诽谤等内容；3) 重复申请，包括重复申请相似、相雷同信息，变更说法后等再次申请；4) 随意申请主观臆造、不存在的信息。 4.3. 损害结果不具正当性 损害结果不具正当性可从申请行为与行为损害结果是否成比例来判断。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权利滥用，欧盟法院早已开始审查申请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 12 ]。从一般理性人来看，当申请行为与造成的损害结果不成比例时就有构成权利滥用的可能。而申请权滥用具体可从申请行为对行政秩序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来判断。首先，判断申请行为是否造成了损害结果，如并未造成损害，则不属滥用行为，如造成了损害则需进一步判断；其次，判断损害结果是否属行政机关应容忍的负担，行政机关应容忍合理限量的行政负担，但超过限量就需判断申请行为的正当性；最后，判断这一损害结果是否来源于正当申请行为，如果申请行为属于随意申请、滋扰性申请等，则损害结果就不具正当性。 实践中申请行为与行为损害结果不具正当性的类型如：1) 申请行为与行政资源的分配、公共利益的损害不成比例。如申请致使行政机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时间上影响其他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等；2) 申请行为与申请权行使的限度不成比例。如申请人申请的数量多，内容重复，严重超出申请权行使的合理限度；3) 申请行为与立法目的不成比例。如申请人背离了《条例》立法目的，不断提出申请；4) 申请行为与维护合理行政不成比例。如申请目的是为向行政机关施压，促使个人问题得以解决，从而频繁、反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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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从申请人的主观目的具有恶意、客观行为不当、损害结果不具正当性这三个较为严谨、合理的构成要件来认定申请行为是否构成申请权滥用，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申请人的政府信息知情权，另一方面能合理地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当行政机关以申请权滥用为由不予处理信息公开申请时，可按照三要件及其类型进行谨慎认定，但应论证充分、说理合理。当然，遏制申请权滥用不能仅从申请人角度来分析，治本的策略还需从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本身出发，积极畅通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从而实现保障政府信息知情权与遏制申请权滥用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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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使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成为可能，我国虽签署了《公约》，但尚未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准《公约》，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领域我国仍处于立法空白，实践中存在和解协议执行无法可依、执行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不规范、执行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规范和解协议执行体系，实现《公约》的落地，我国应准确理解《公约》对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要求，并结合立法和实践现状探讨国内制度应当如何与《公约》的规定相衔接，进一步考虑我国商事调解法律应当进行怎样的完善。在加快商事调解立法进程的同时，建立与《公约》相适应的商事和解协议执行体系，规范调解机构和调解人才队伍，以落实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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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9年8月7日，中、美、印、韩等46个国家在新加坡出席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本公约于第三个国家批准后的6个月后生效。卡塔尔于今年3月12日批准了该公约，成为第三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公约在今年9月12日正式生效。可以预见，随着《公约》的生效，国际商事调解将迎来发展高峰，这也要求调解参与人在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公约》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关系到当事人实体利益的和解协议的执行条件。我国作为公约成员国，虽然尚未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准《公约》，但在未来的商事调解立法中必然会涉及到国内商事调解与《公约》衔接的问题，因此我国要尽快完善商事调解领域相关制度，尤其要加快和解协议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积极发挥调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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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公约》对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规定 《公约》正文一共16条，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执行、拒绝执行的理由和救济以及声明和保留的条款，本文主要分析《公约》关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和拒绝执行方面的规定。 2.1. 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 在有关执行的问题上，《公约》回避了“承认”一词，开创性地规定了“直接执行机制”。《公约》第3条规定了成员国对执行和解协议应当承担的义务：一是在当事人向成员国申请执行和解协议时，成员国应当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公约》执行该和解协议；二是在当事人因一项已由和解协议解决的事项发生争议时，成员国应当准许当事人按照《公约》规定的条件援引该和解协议，以证明相关争议已经得到解决。此条规定与我国国内法规定不同，我国国内的和解协议仅具有合同性质，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必须经司法确认才能在后续执行程序中保证其效力，而《公约》的这条规定解决了和解协议本身可执行的问题，协议本身就具有执行力，无需当事人提前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即如果当事人直接根据《公约》要求在我国执行和解协议，在协议不违背《公约》其他规定的情况下，我国必须按照《公约》执行该和解协议。 在执行机制的安排上，《公约》第4条对协议的形式和执行条件方面仅仅规定了最低程度的要求，只要求提交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产生于调解的证据。 1 只要满足了这两项要求，公约成员国就有义务执行对应的和解协议。这一要求给予各国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各国在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和执行时，可以再降低对和解协议的要求，以执行更大范围的和解协议，只要各国的措施不违反《公约》的最低要求。 2.2. 拒绝执行的理由 《公约》第5.1、5.2条列举了一系列可以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的情形，其一是当事人可自行举证的情形，包括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有关救济有悖和解协议条款、和解协议本身存在缺陷以及调解员严重违反相关准则的行为 [ 1 ]。《公约》虽然采取了穷尽式的列举，但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解释问题，比如《公约》没有规定如何认定当事人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需要各国根据本国法律在执行过程对规定的情形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特别注意的是，此条特别提到了调解员违反相关准则的行为，对调解员的品德和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也提示我国应注重调解员队伍建设。其二是主管机关可认定的情形，包括有关救济违反公共政策或者有关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有关争议是否可调解，各国的规定都不相同，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不管是在《纽约公约》下对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还是基于《公约》对和解协议的执行，各国引用公共政策的态度都应当更谨慎。 2 尤其是在商事调解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以解决相互之间商业上的纠纷为目的，其法律关系一般不会触及公共利益或者违反其它强制性规定，因此应当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于争议是否可调解，考虑到各国加入《公约》的目的在于增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使用，同时各国法院在依据“争议事项是否为可仲裁事项”拒绝仲裁的承认与执行上都非常小心，因此在相对更灵活的调解领域也应尽量减少仅依据“有关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的理由而拒绝执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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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公约》对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命题，因此，借助此次《公约》出台的契机，我国可以以《公约》为参考，通过立法和其他配套手段完善执行商事和解协议的相关制度，探索出一套既符合国情又紧跟国际趋势的商事调解制度，细化和解协议的认定与执行机制，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以促进争议当事人更多运用调解友好解决争端。 4.1. 加快商事和解协议及其执行方面的立法进程 就目前而言，我国关于商事和解协议及其执行的法律规范较为单薄，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和相关司法文件的部分条款，并且这些都不属于国际商事调解。针对我国商事调解出现的问题，我国在制定和解协议相关立法时可以借鉴《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相关经验，发挥商事调解的优势。 7 首先，在制定商事调解法律时要明晰商事争议的概念以及商事调解的范围，尤其要厘清人民调解与商事调解的关系，使调解机构能够明晰案件类型，将案件快速分类，以尽快解决矛盾。 其次，确定和解协议的执行效力。对于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我国当前仍要求进行司法确认才赋予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但《公约》规定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符合《公约》规定的形式要件后即具有执行力。未来我国批准《公约》后，如果对国内的调解不予以司法强制执行力，却对域外的调解大开方便之门，势必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公平，进而对我国国内商事调解造成巨大的打击。因此，我国商事调解在对协议可执行性进行立法时，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无论国内调解还是国际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都应该具有直接执行力，但由于当前我国在立法和实践上都缺乏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经验，可以考虑借鉴新加坡的立法模式，就商事调解有无强制执行力对国内商事调解与国际商事调解进行分别规定。 最后，尽管中国已经加入《公约》，但要我国立刻出台一套完整的《调解法》以适应《公约》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先行制定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使国际商事当事人在直接根据《公约》在我国要求执行和解协议时有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提供一定的缓冲，之后在总结案件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立法草案。 4.2. 确定商事调解主管机构，培养专业调解人才队伍 确定国际商事调解主管机构，对和解协议的执行进行严格审查。《公约》规定了和解协议的直接执行措施，同时也规定了拒绝准予救济的情形，被请求执行国可以对和解协议进行一定的审查，以查明协议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以及该协议是否具备可执行性、和解协议是否具有终局的约束力、协议义务是否尚未履行、对协议义务是否表述清晰且能够被理解 [ 6 ]，对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和解协议，执行地主管机构可以拒绝救济，因而建立明确的审查规则确定审查机关显得尤为重要。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所涉的纠纷本身可能标的额较大、案情较为复杂，查明和解协议是否可执行以及是否有可拒绝准予救济的情形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考虑到《公约》的主要目的是执行和解协议，而在我国负责执行的机构一般是法院的执行庭，由此，和解协议的审查由人民法院负责更为合适。《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对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为了更好地管辖案件并提高审查效率，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也可以交由各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负责。鉴于国际商事法庭多元解纷平台的国际性，专业性与权威性，在案件涉及标的额巨大、案情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我国还可以考虑由国际商事法庭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和执行。 其次，相比于仲裁和诉讼，调解尚未具备相对完善的程序制度和质证、辩论环节，其执行方式也不具备强制性，在中国加入《公约》后，许多人对未来中国执行《公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欺诈调解表示担忧，如果不对调解员的资质作出统一规定，低素质的调解员可能会勾结一方当事人，进而导致虚假调解，给协议的执行带来障碍。因此应当趁此契机完善我国关于商事调解员的制度，规范队伍。在选任方面，可采取公开招考的方式将高素质、高水平、能力强的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招募进商事调解队伍，在选拔国际商事调解员时重点考察其实体知识储备，可以借鉴葡萄牙的规定，将调解员所接受的国际商事调解业务培训作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准入门槛，在通过调解培训课程后由培训机构对调解员作出资格认证；对调解员的资质方面，我国要注重职业伦理培养，明确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设置资格准入门槛；对于履职情况，可制订调解员职业规则，并将职业规则的遵守情况与调解员认证相挂钩，强化规则的约束力，也可以引入监督制度以督促其合法履行职责 [ 7 ]。 4.3. 建立不予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机制 《公约》列举式规定了不予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在我国尚无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立法规定情况下，应当借鉴其内容安排。 对于和解协议在不予执行时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首先，考虑建立内部报核机制。在国际仲裁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最高院建立了法院内部报告机制，管辖法院如果认为裁决存在不予执行的理由，在裁定拒绝承认与执行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院进行审查，如果高院与中院一致认为不应执行该裁决，高院应当将其审查意见上报给最高院，待其最终定夺。这种法院内部报告制度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监督与救济，约束管辖法院在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外裁决上的自由裁量权。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救济也可以借鉴仲裁的做法，设立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内部报核机制。法院在决定不予执行时逐级报告给上级法院，形成司法系统内部对裁定结果的确认，由审判水平相对更高的法院判断协议执行与否。当然，在审查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问题上，在内部逐级报告时还可以考虑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上报至国际商事法庭，由国际商事法庭进行审核，利用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以及对外国调解程序和法律的了解，更好地把握审查的尺度和标准。 其次，虽然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不能适用《人民调解法》，但仍然可以参考人民调解中对调解协议不予执行的救济。《人民调解法》规定对于法院不予确认的和解协议，当事人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来最终解决争议，一是继续调解途径，包括变更和解协议和重新达成和解协议；二是针对原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第一种方式而言，由于《公约》第5.1条(b)项(三)目规定，“随后被修改”是《公约》项下不予执行的法定抗辩，因此，变更和重新达成协议不适用于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第二种方式在国际商事领域相对更具可行性，我国可以规定，当和解协议被不予执行时，当事人可以考虑调解转仲裁、调解转诉讼模式。同时，为了避免当事人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法院或仲裁庭在对争议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对和解协议的事实部分可以适当进行参考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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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利用Wordview-3数据对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云南省勐海县作为研究区域，采用Wordview-3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对影像进行多尺度分割，建立相应地物的分类规则，采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进行分类。实验结果发现：利用面向对象方法对地物分类的总体精度达到87.46%，Kappa系数为0.85，总体精度比基于像元NDVI的分类提高了7.05%，Kappa系数提高了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