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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疫情冲击 当前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之所以既能阻止疾病传播又不妨碍全球化进程，是因为它所管控的疾病和疾病问题并不与全球化冲突，相反还需要通过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和均衡的全球化来加以解决。然而，新冠疫情却是一种暂时与全球化相冲突的疾病，各国不得不采取限制出入境的办法来抗疫，按下了全球化的暂停键。现有的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传染病和贫穷之间的固有联系被切断，高收入国家的医疗优势被削弱，另一方面传染病和国家交往之间的联系被强化，合作抗疫让位于孤立抗疫。 3.1. 治理理念的冲击 世界卫生组织虽然也注意到新型疾病的出现和危害，但还是乐观地认为全球医疗卫生水平已经大幅提高且资源丰富，短板在低收入国家，通过医疗援助和均衡发展可以解决问题。然而，新冠肺炎的长潜伏期、高传染率、长治疗周期和轻症自愈等特征，切断了低收入国家与传染病之间的固有联系，发达国家也无法避免成为重灾区。 首先，新冠肺炎的长潜伏期使传统的边境检疫手段形同虚设。传统的传染病具有高度的辨识度，传染期与发病期同步，发病期跨境移动困难，边境检疫通过申报、询问、测量体温等方法即可切断大部分传染病的全球蔓延。然而，新冠肺炎长达两周的潜伏期使现有的边境检疫方式形同虚设，而核酸检验方式的成本、容量和时长又无法满足出入境密集人流的需要。这迫使各国不得不采取限量的措施，提高出入境门槛来阻止境外输入病例。我国采取分流入境点、减少航班、限制外国人入境、全员检测和集中隔离十四天的措施来应对全球疫情的升级。韩国一方面暂停部分签证和免签的效力，另一方面分类管理入境者，将入境者分为有症状者和无症状者两类，无症状者又按照国籍和出发地分为若干小类，分别采取机场检测、隔离检测、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等不同管理方式。美国在出入境方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禁止外国人从中国、伊朗和欧洲26个国家入境，允许美国人入境但要接受14天的健康监测和检疫，支持并动员受新冠影响的海外美国人迅速回国。 其次，新冠肺炎的高传染率使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成为震中。传统的传染病都集中在卫生条件不高的低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即便有输入病例也很少蔓延，即便是非典和中东呼吸症这些新型的呼吸道传染病也未在发达国家形成社区传播。然而，新冠肺炎在无防护的状态下近距离接触15秒即有可能被传染的特征，使发达国家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成为疫情传播最快的地区，停工停学和居家隔离成为不得已的方法。武汉市封城76天才控制住疫情。德国为了避免聚集传播，取消千人以上的活动，推迟大学的开学时间，暂时关闭幼儿园和学校，避免节日聚会。美国发布总统新冠指南，强调用30天来减缓传播速度，要求病人、病人家属、老人和有病史的人待在家里不外出，另外，除了从事医疗保健和药品食品供应的人，其他人尽量在家工作或上学，避免10人以上的聚会，避免堂食，不要访问疗养院和养老院，不要旅行。 再次，新冠肺炎的长治疗周期使现有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目前防治新冠肺炎所需的检测试剂、防护设备和抗病毒药物的储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充分的，更不要说低收入国家。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全国人力物力支持湖北抗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成立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工作应急管理部通过视频调度会的方式，确保防疫用品安全生产和消防救援应急出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调运抗疫物资，各地医疗系统派出医疗援助队驰援湖北。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对付新冠病毒最有效的补救措施是放慢其传播速度并延长其传播时间，呼吁德国人民团结一致，以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避免卫生系统超载，保护老年人和具有基础疾病的人。具体还出台相关措施，例如，医疗系统集中应对新冠，其他疾病的治疗尽可能推迟，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措施，补偿医院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奖励医院增加新冠床位，通过多种方式招募更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美国政府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白宫工作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启动应急行动中心，联邦应急管理局、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以及地方机构合作启动“全美响应”，“联邦–州–地方”分区施政，以抗击新冠流行。 最后，新冠肺炎的轻症自愈现象催生放任自流和群体免疫的观点。传统的传染病如不进行医学干预致死率极高，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却80%是轻症且大部分轻症可以自愈，这样就使一些国家开始在阻止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左右摇摆。如果采取严格的社会隔离制度，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当个人和企业无法承担经济损失时隔离就变得不可持续。对此，各国都出台了经济援助措施。德国为了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负担，陆续颁布救助中小企业的“KFW快速信贷2020”的信贷政策、“简化临时工作程序”的就业政策、“延长津贴时间”的儿童福利政策、“临时保护免责”的租金政策和“援助文化产业和创意媒体”的文化产业政策。美国政府颁布抗疫经济救助法案，不仅向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和所有未成年人分别提供每人1200美元和500美元的救济金，而且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补贴和贷款。然而，如果长期不能复工复学，国家财政也无法持续救助。因此，一些国家出现放任自流和群体免疫的观点。 3.2. 治理实践的冲击 加强团结和合作是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行动指南，新冠疫情却让团结和合作只囿于国内。疫情之初，各国纷纷限制医疗防护用品出口，极端民族主义在政治和舆论场域强势抬头。 首先，各国限制医疗防护用品出口，国际医疗援助式微。国际卫生组织认为高收入国家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甚至存在滥用和浪费的现象，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应该扮演捐赠和援助的角色。然而，新冠肺炎的大量物资需求使发达国家也不堪重负，没有精力参与国际援助，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从一个互助模式变为自助模式。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提高医疗用品的生产量并放松出口限制，但是各国却对生产能力和出口限制同时提高。不仅越南、印度、俄罗斯等中低收入国家对口罩实行出口限制，而且韩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高收入国家也加入出口限制行列。美国是呼吸机和N95口罩的生产大国，一方面启动《国防生产法》要求有能力的大企业生产卫生防护用品，另一方面却由国家统一控制产品的销售渠道，限制医疗和防护用品出口。不仅本国生产的医疗防护用品被限制出口，第三国产品的运输也受到限制。德国拦截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从第三国进口的防护用品，美国拦截德国从3M中国工厂购买的防护用品。与此相对，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截止2020年4月10日已经向全球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累计向11个国家派出13批医疗专家组，同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70多场专家视频会，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也积极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医疗物资，与5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4个国际组织签署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公布监管部门认证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名录，为合规物资的清关提供了便利 [ 12 ]。但是，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却指责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别有用心，是“寻求抗疫领导权”“操纵他国民意”“搞慷慨政治”，破坏全球合作抗疫。一时之间，国际社会重回现实主义的霍布斯状态。 其次，极端民族主义在政治和舆论场域强势抬头，国际信任岌岌可危。人类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经历了一个从神学到科学的过程。最初，人类认为瘟疫的来源是未知的神秘力量，以宗教式的方法来应对；后来，认为是空气和水中的毒素，试图通过改善公共卫生条件来解决；现在，认为是细菌或病毒，主要采取新药研发和疫苗实验的方式来加以阻止。本来新冠疫情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但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偏见和傲慢，政治因素开始干预全球抗疫。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用“武汉病毒”来称谓新冠病毒，将抗疫不利的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相关数据各种质疑，认为中国存在大量的病例瞒报，没有给全球传递出疫情的严重性。疫情中，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大量传递疫情信息虽会加重大众的焦虑心情，但也可提高大众的全力应对心理，因此，如何平衡有效地传递信息至关重要。面对疫情防治和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复杂目标时，媒体如何去衡量和传播是对其责任心的挑战。然而，许多媒体在新冠疫情中用意识形态压倒病毒科学，要不要戴口罩都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还有媒体要求中国赔偿疫情损失，华裔甚至亚裔在海外遭遇言论甚至种族歧视。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不是凭一己之力，现有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流感网、全球抗菌素的耐药性检测网、应对化学品事件网络等合作机制都离不开各国的参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必然损伤国际信任，离开国际信任，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