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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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商业承兑汇票发展建议 6.1. 加强企业的商业信用体系建设 商业承兑汇票目前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发展，很大程度是源自于中小型企业的商业信用较低，违约概率较大。针对这类问题，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相关职能，完善企业商务信用的建设，解决商务信用制度不健全的现状，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信用环境总体状况不好，企业严重缺乏诚信等，以促使商务承兑汇票的有效使用与流通。相关政府部门可以积极地加强对企业商业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律规章制度，并且建立开放、透明、公正的商业信用考核评价的机构和平台。依托移动互联网，将所有商业承兑汇票上的企业所有相关资料录入其相关的信用服务平台，一切置于公开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加强了对企业相关资料的监测与管理。此外，还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建立与企业密切相关的信用资料查询系统，既能够保证了商业信用资料的真实性、公开度，也能够对企业发挥起到自我控制的作用。 6.2. 持续不断发展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业务 与传统的纸质商业承兑汇票相比，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简单有效，避免了纸质商业承兑汇票的破碎或伪造，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流通的速度和效率，积极地促进了商业承兑汇票的健康发展。未来，我国在票据市场上应坚定不移地努力加快我国商业承兑汇票的电子化建设，使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市场得到更广泛、更高效的推广应用。此外，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也有助于促进汇票与市场更为一体化，有利于政府对企业制定定期的信用考核体系及相应分级考核。电子化商业承兑汇票的发展使得信用考核和监督机构有效地与银行建立连接，运用银行信贷机构对企业的信用资料进行掌握，建立并完善一套标准化的票据评价和指标制度，从而降低商业承兑汇票的风险。 6.3. 完善信息监管，严惩违法行为 在当前票据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只需要在那些已经开立了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大型银行机构中购买一张商业承兑汇票的特殊专用凭证，就能用来签发一张商业承兑汇票，并且对于签发的凭证数量也没有严格限制，这个技术上的漏洞很容易被一些不良商家和企业所利用，一些缺乏经济实力的企业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后根本就无力支付，导致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严重地阻碍了商业承兑汇票的发展。为了维护和保障投资者的安全和合法权益，相关监管部门和机构应当完善对信息的监管，完善相关的指标体系 [ 4 ]，将商业承兑汇票的发行、流通、交易和到期支付放在严格的监管和控制框架下，为所有持票人和其他投资者提供包括票据的发行和支付在内的安全和信息查询服务，促进各个票据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信息对称，保障所有持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打击恶意出具商业承兑汇票的重大违约行为，鼓励市场参与者遵守市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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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现阶段武警部队直接领导中国海警队伍，虽然中国海警队伍是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其作为海上执法主体并更多承担了公共事务性的职能任务看，它明显不符合军队的性质更偏向于专门的国家机关。因此学界产生了许多中国海警作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主体的法律属性的争议问题。明确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有利于我国系列海上执法行动的顺利开展，有助于更好地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争议，更好地履行海上维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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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虽然目前已有《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相关法律规范明确了中国海警的最高指挥机关、建制归属、职权职责，但并没有对其作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主体的法律属性进行明确。 无论是洲际贸易还是海上执法或者海洋战争，海上任何主体的法律属性归根于其船舶的法律属性，则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实质为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的争议问题等价于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争议的问题例如中国海警是海军军事力量还是政府机关根本在于中国海警的船舶是军舰还是政府公务船舶。上述问题导致了，中国海警面向国内执法时被执法人经常以“中国海警是海军军事力量，不具有执法主体的资格”来进行抗辩；中国海警面向国际社会海上维权时，与我国有海洋争议的国家总是恶意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条规定的“沿海国可要求不遵守通过其领海海域法律的他国军舰驶离权”：指控我正常执法的海警船舶为军舰且我海警船正常执法的行为是不遵守该国的通过其所谓“领海”的法律，在我方海警船表明非军舰身份后该国恶意将我方表明身份的行为理解为掩盖“军舰”的不正当军事行动来故意满足规定中不顾该国向我海警船舶提出所谓遵守法律的要求，来要挟我海警船舶立即离开其所谓的“领海” [ 1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政府船舶则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鉴于上述情况则更需要明确中国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即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厘清中国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本质上是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行动中正确认识中国海警的法律地位，正确应对关于中国海警船舶法律性质的各种学说。有利于中国海警准确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而更好地完成祖国赋予的海上执法任务、履行神圣的海洋维权职能。本文以中国海警的实际情况为基础，从国际法、国内法两个方向对中国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实质为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判断，并对中国海警的相关法治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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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际公法上对中国海警船舶法律属性的理解 国际社会关于海洋法的公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日内瓦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早在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第8条就对“军舰”作出了明确定义：“军舰”一词是指国家海军的船舶，它有确定的军舰国籍的外部标志，由国家政府正式任命、将船舶的指挥军官列入海军名册，并配有接受正规海军培训的船员 [ 2 ]。用这一条款来理解，中国海警船舶根本不具有“军舰”的法律属性：中国海警不属于海军而是隶属于武警部队，中国海警船舶不使用海军舰艇的制式涂装则不具有军舰的外部标志，中国海警船舶的指挥官也不属于海军军官而是武警警官，中国海警配备的海警官兵没有按照海军的训练大纲受训而是根据中国海警担负的海上执法任务进行针对性训练。 1982年出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1958年制定的《日内瓦公海公约》的关于“军舰”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存在部分的区别：《日内瓦公海公约》将“军舰”界定为“属于一国海军”，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界定为“属于一国武装部队”并不要求一定是海军，只要是一国武装力量就符合条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没有硬性要求相关船舶的指挥官必须在海军军官的名册上，而只是要求指挥官为现役军官 [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军舰”实质为四个要件：1) 属于一国的武装力量；2) 具备明显的可分辨该船舶所属国籍的外部标识（船舶涂装）；3) 船舶上的指挥官是正式任命的现役军官；4) 船员均为武装部队的现役军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于2018年颁布，将中国海警队伍的所有船舶、所有船员及全部职能整体移交武警部队，自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直接领导和管理中国海警队伍，中国海警队伍成为武警部队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22条明确规定了武警部队是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中国海警队伍必然属于国家武装力量，具备“军舰”的第一个要件。同时中国海警船舶统一采用白色的船体，海警船船体涂装是特有的象征着我国海域和海上忠诚卫士的中国海警式红蓝相间的斜纹标识并配有中国海警的警徽和“中国海警CHINA COAST GUARD”的中英文文字标识。中国海警船舶在外观上具有中国的独特标识，符合“具备明显的可辨别国籍外部标志”的规定。武警的现役军官指挥中国海警船舶，船员均为现役军人，遵守中国武装力量的组织纪律，就是公约中规定的正在遵守武装部队相关纪律法规的船员，因而中国海警船舶也符合第三、第四个要件。中国海警船舶具备这四个要件。这样界定，就仿佛使中国海警船舶纳入了“军舰”的范围。 中国海警船舶不应该定性为军舰而应该是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按照“使用目的”为原则对船舶进行定性，对于中国海警船舶的定性不能仅仅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条进行字面理解而不注重“使用目的”原则。201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让中国海警队伍行使包括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和海上治安管理、安全保卫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等七个涉及到安全、治安、生态、资源的一切海上维权执法职权需要的权力 [ 4 ]，自此全国人大成为了中国海警海上维权执法的根本授权来源。中国海警从职能和任务来看，履行了大部分政府在海洋领域的相关职责，是非商业性的用于公共事业的，与海军承担的海上作战、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着深刻的区别，因此中国海警船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船舶“使用目的”为原则进行分类完全符合规定的用于政府公共事业为目的而不是以海上作战为目的，是典型的政府船舶。中国海警船舶定义为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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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法对于中国海警船舶法律属性的理解 任何船舶的法律属性，既要尊重国际法又要听命于国内法，而且根据目前最权威海洋领域的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对于船舶定义的“使用目的”原则，更体现了国际法上的定义与国内法域内的确立是相互联系的：需要国内法明确该船舶相适应的职权和职责安排来进一步说明其用于何种目的。目前中国海警隶属于国家武装力量，则国内法分析中国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分为武装力量相关法律法规和非武装力量相关法律法规两部分进行。 按照2017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的要求，武警部队由原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组成的地方—军队双重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武警部队不再隶属于国务院序列，而是全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根据我国《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我国《国防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该决定明确了武警部队归属于国家武装力量。由于中国海警是武警部队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海警也就是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海军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两个并列的武装力量，中国海警不隶属于中国海军。根据国内法既然中国海警不属于海军，则中国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不能直接生硬套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条关于“军舰”的定义。学界主流观点关于军舰的要件中都有“正式编入一国海军”这个条件，而中国海警不隶属于海军，则中国海警船舶不满足“正式编入一国海军”这个条件。而且中国海警在海上更多承载了政府领域的相关职能，应该将其视作政府船舶。 从非武装力量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给出军舰和政府船舶的构成要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且国内专业法律名词解释的《法学大辞典》明确提出了“政府船舶与海军军舰法律地位相同”的学理观点，即政府船舶不包括军舰，说明了我国立法界和理论界把“军舰”和“政府船舶”视为两种互不包含、互相并列的船舶种类。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否定同一艘船舶的双重属性：既是军舰又是政府公务船。但国内立法界对上述双重属性也没有明确。但这将军舰和政府船舶看作两个相互独立且并列的表述明确了在同一时间上军舰和政府船舶的属性是不一定相融合的，至少是正在执行特定任务的时刻的法律属性不一定融合。我国海事类学术界权威法理解读《海商法大辞典》将“政府公务船”定义为“政府所有专用于公共目的的船舶。政府船舶不包括军舰，但包括政府租用的专门用于公共目的的船舶。”上述学理解释表现了我国学术界普遍将“政府公务船”看作两个构成要件：1) 是“国家政府所有和管理”，2) 是“用于公共事务”。针对第一要件，海警船舶是属于国家海上维权的政府机构负责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海警船舶是属于政府统一购买纳入当年的财政预算的，海警船舶在海上执行任务时需要服从国家层面指挥，是接受国家管理的，符合第一要件。再从第二要件看，201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中规定得非常明确中国海警船舶用于公共事务，负责海上行政执法和海上刑事司法，同时负担部分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监测等任务，中国海警船舶也满足第二要件。而且前文已经论述了按照国内法的理解，中国海警船舶与国内法理解并定义的军舰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海警船舶在国内法上应当理解为“政府公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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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特定情况下中国海警的双重法律属性 海上主体的属性归根到底在于其船舶属性，任何国际海洋公约或者国内法律法规采取的都是依据船舶的性质区分其法律属性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一国海上军事力量的法律属性依照其船舶是否满足军舰的界定而提出了军舰的有关构成要件的规定：一国的船舶满足上述要件，就应当定性为军舰而这个凭借该船舶进行海上活动的主体就是一国的军事力量。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按照船舶的用途和排水吨量将船舶定性为商船、军事舰艇、公务用船，进而体现海上主体的性质为商事、海军、政府。中国海警船舶无论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上来看都是政府船舶，则中国海警作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主体也应该是政府属性。但上述论断只能是一般情况下，中国海警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又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中国海警也应该担负防卫作战任务，并且中国海警船舶在担负防卫作战任务应当定性为“军舰”，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就是海军而原来的政府属性也应该保留成为双重属性。 国际法上没有定义政府船舶担负海上防卫作战的属性变动，但只规定了海军的医院船和被海军征用的民用船舶这两种船舶被命令加入海上防卫作战行动服从海军指挥，隶属海军编制其船舶性质仍然不属于“军舰”。根据《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二公约）的规定，海军医院船有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其享有不受攻击、不被胁持的权利，但它也有不得采取除有限度的自卫行为以外的敌对攻击行为的义务，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海军医院船不应被界定为军舰。被海军征用的民用船舶只有根据1907年《关于商船改装为军舰公约》的第2至6条规定进行专属军舰涂装，任命现役指挥官配备现役军人作为船员且遵守战争惯例同时国家宣布改装商船纳入军舰行列才能具有军舰的特殊法律地位，享受军舰特殊的权力与义务。如果海军征用一些民用船舶不按照《关于商船改装为军舰公约》的规定改装作业并不参与攻击和防御行动，仅仅担负物资运输等保障任务，这些民用船舶就根本不具有军舰的地位。由于国际法上只规定了这两种特殊情况，在战时或地区冲突时中央军委命令中国海警船舶担负海上的防卫作战任务而直接参加攻击和防御行动，并且符合上述国际公约规定的军舰构成要件，此时的中国海警船舶就应当定性为军舰，中国海警就是作为海军在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海警船舶在担负防卫作战时虽然是军舰，但其公务船的性质不应该伴随其取得军舰性质而泯灭，此时的中国海警船舶在此特殊条件下取得了双重属性，即军舰和政府船舶，则中国海警即是海军也是政府机关。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0条和111条关于登临权和紧追权的规定，以及第224条关于执行权的规定，政府公务船须船旗国专门授权才能在国家管辖海域以外对无豁免权的外国船舶行使扣押权、登临权、紧追权、执行权，而军舰伴随着上述权力不需要专门授权，此权力是与生俱来的，表明军舰的法律地位和其享有的权力都高于政府公务船。担负防卫作战任务的中国海警船舶成为军舰后，拥有了比政府公务船舶更多的权力其地位也比政府船舶高故不影响其作为政府船舶的属性。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决定在我国领海和管辖海域之内，担负防卫作战任务的中国海警船舶在对国内船舶以及无豁免权的外国船舶进行海上执法时，仍然保有政府公船舶的地位，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表明实质默认了中国海警船舶原有的维权执法职能不变，也就是中国海警即是海军军事力量也是政府执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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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中国海警的法治建设的意见 我国应当为中国海警制定专门法《中国海警法》或《海警组织法》，并将海警及其船舶的性质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即我国立法机构需要在法律上作明文规定中国海警船舶在平时的法律属性，无论是属于军舰还是仅属于政府公务船，或者两种属性都有 [ 5 ]。该法作为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的一种，应规定海警机关的性质和地位、机构级别与其权限、与其他刑事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关系还有海警的责任和惩罚措施，并对中国海警的海上执法程序的类型、海上执法程序的措施、相互协助的程序进行严格规定。该法也应明确与海军的关系特别是战时转换成海军的程序方面应进行制定如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中国海警船舶担负防卫作战任务为前提条件，海警保持原有的武警序列但服从海军部队指挥的命令，我国军事机关明确海警船船长享有海军军官相同的地位、中国海警船悬挂海军作战旗帜、船体涂设军舰标志，并向交战各方发出通告或通知等作全面系统的规定，使其成为中国海警执法权能和担负防卫作战任务的最直接权源 [ 6 ]。这厘清了中国海警船舶在战争或地区冲突时和在平时不同情形下的法律属性，与具体的《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制度相互印证、呼应、协调起来，有效避免了各方误解，防止居心叵测的附会和猜测，有利于优化中国海警船舶执行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执法任务的法治环境。 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洋争端，明确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有利于中国更好开展海上执法和海洋维权，有利于避免与中国有海洋领土争议的国家从其自身的目的出发妄加猜测和行动 [ 7 ]，将我国海警正常执法理解为军事行动甚至恶意上升到军事侵略造成周边地区局势不稳定，防止反华国家借此采取对我不利的行动，或者挑起对我不利的争议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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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中国海警的法律属性就是中国海警船舶的法律属性，在国际法上，中国海警船舶应属“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则中国海警在国际法上就是政府机关。在国内法上，中国海警船舶应被视为“政府公务船”即中国海警为国家的海上政法机关；但战时或地区武装冲突时，中央军委命令海警船舶履行作战任务，海警船舶符合相关实体改造如增加大口径武器等提升船舶攻击和自卫能力的升级和完成程序上向海军舰艇的转变就应该被定性为“军舰”，此时的中国海警就是作为海军在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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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幼儿何时能够基于不同的交往情景选择相信具有不同可信特质的人。方法：实验选取杭州市两所公立幼儿园中的293名4~6岁幼儿，采用情景故事法，测试幼儿在信守承诺和信息获取两种交往情景中，对具有善意、正直、能力的人的信任判断特点及其年龄特征。结果：4岁和5岁幼儿在信守承诺情景中更倾向于相信善意或正直的人，而在信息获取情景中对两种不同特质的人的选择性信任判断结果尚不稳定；6岁幼儿在信守承诺情景中更倾向于相信善意或正直的人，而在信息获取情景中更倾向于相信有能力的人。结论：4~5岁幼儿依据交往情景的选择性信任判断能力尚未成熟，而6岁幼儿已经能够基于不同交往情景选择相信具有不同可信特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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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信任是在特定交往情景中，个体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正性预期，而愿意接受由此带来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Rousseau， Sitkin， Burt， & Camerer， 1998)。现有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就已经不再盲目的相信他人，可以依据对方的可信特质做出谨慎的信任判断(张耀华，朱莉琪，2014；Harris， Koenig， Corriveau， & Jaswal， 2018)。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幼儿在特定情景(信息获取)中对具有不同可信特质的人的选择性信任判断特点。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交往情景通常是复杂多样的，在不同情景中需要选择性地相信具有不同特质的人。那么儿童从何时开始能够有效地整合交往情景和可信特质做出恰当的信任判断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早期研究者从组织行为学领域探讨了成人会相信什么样的人。Butler (1991)最早提出影响信任判断的10种特质，包括开放性，感受性，可用性，公平，正直，能力，忠诚，谨慎，守诺，一致性。Mayer等人(1995)基于以往相关研究指出能力、正直和善意是信任建立的重要影响因素。Colquitt等人(2007)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Mayer等人(1995)的观点，提出能力、善意和正直是与信任判断密切相关的三种典型的可信特质(trustworthiness traits)。其中，能力(competence)是指个体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拥有一技之长、核心竞争力以及胜任力。善意(benevolence)是个体有对他人好的一种积极倾向或动机，即具有利他而非利己性。正直(integrity)是个体诚实、遵守承诺、按照社会规则行事，做到公平公正。 那么儿童从何时开始能够跟成人一样基于对方的可信特质做出选择性信任判断呢？目前研究者主要使用冲突信任源范式(Conflicting Sources Paradigm， Koenig， Clément， & Harris， 2004)，系统探讨了学前儿童在获取信息时的信任判断特点。经典的冲突信任源范式包括两个阶段：熟悉阶段和测试阶段。在熟悉阶段，实验者给儿童介绍两位信息提供者，让他们分别对儿童熟悉的物品进行命名。其中，一位信息提供者总是命名错误，另一位则总是命名正确。在测试阶段，实验者给儿童呈现不同的新异物品后，提供两位信息提供者给出的不同命名信息。研究者通过询问儿童相信哪一位信息提供者给出的命名信息来了解儿童的信任判断依据。现有研究显示，儿童从3岁开始就能够根据他人以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来判断其是否可信，但这种判断能力发展到4岁才相对稳定(Pasquini， Corriveau， Koenig， & Harris， 2007; Harris et al.， 2018; Tong， Wang， & Danovitch， 2020)。 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信息提供者的熟悉度、口音、意图、面孔特征等社会性特征对幼儿信任判断的影响(Corriveau & Harris， 2009; Kinzler， Corriveau， & Harris， 2011; Bascandziev & Harris， 2014; 王燕，程艳，李佳阳，董圣鸿，2015)。例如，Corriveau和Harris (2009)研究发现，相比于陌生人而言，3~5岁幼儿更愿意相信熟悉的信息提供者(如母亲和幼儿园老师)；但是如果熟悉者之前提供过错误的信息，3岁幼儿仍然会相信熟悉的老师，4岁幼儿则开始倾向于相信提供正确信息的陌生人，发展到5岁大部分幼儿都会根据以往提供信息的准确程度做出正确的信任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信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获取信息外，还有诸如信守承诺、托付重任、保守秘密等许多与信任密切相关的交往情景。信任判断不仅与交往对象的可信特质有关，还会受到交往情景的影响(周海丽，周晖，2014)。目前很少有研究探讨幼儿何时开始能够依据交往情景来选择相信具有不同可信特质的人。现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4岁是幼儿特质理解能力发展的重要转折点(Liu， Gelman， & Wellman， 2007)，也是选择性信任判断能力获得的重要时期(Harris et al.， 2018; Tong， Wang， & Danovitch， 2020)。因此，本研究拟以4~6岁幼儿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不同交往情景中的选择性信任判断特点。 本研究选取信守承诺和信息获取两种信任判断情景，以择友作为一般性偏好控制情景，通过情景故事访谈法，考察幼儿在不同交往情景中，对具有能力、善意或正直三种不同可信特质的交往对象的信任判断特点及年龄特征。本研究分为2个实验：实验1考察4~6岁幼儿在信守承诺、信息获取和择友情景中，基于善意和能力特质的信任判断特点及其年龄特征；实验2考察4~6岁幼儿在信守承诺、信息获取和择友情景中，基于正直和能力特质的信任判断特点及年龄特征。考虑到善意和正直两种特质都可以归为道德品质，在我国传统文化理念中，通常会以个人的道德品质来启动人际交往中的信任链(杨中芳，彭泗清，1999)。由此我们认为，在信守承诺这一交往情景中，相对于能力而言，与道德相关的可信特质(如善意、正直)是信任判断的重要依据，而在信息获取情景中，与能力相关的可信特质则是信任判断的重要依据。因此，本研究假设如果幼儿在信守承诺情景中选择相信善意或正直的人，在信息获取情景中选择相信有能力的人，则认为幼儿能够整合交往情景和可信特质进行选择性信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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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1：4~6岁幼儿在不同交往情景中基于善意和能力特质的信任判断的发展特点 2.1. 方法 2.1.1. 被试 实验选取杭州市两所公立幼儿园的4岁、5岁、6岁幼儿共151名参加测试。其中无效被试5人(4人未通过控制任务，1人不配合)，最终有效被试146人，各年龄段分布情况：4岁组50人(M = 4.49， SD = 0.28)，24名男孩，26名女孩；5岁组49人(M = 5.47， SD = 0.28)，24名男孩，25名女孩；6岁组47人(M = 6.37， SD = 0.23)，21名男孩，26名女孩。 2.1.2. 实验设计 采用3 (年龄：4岁、5岁、6岁) × 3 (情景类型：信守承诺、信息获取、择友)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情景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幼儿在不同交往情景中选择相信善意的人数比例。 2.1.3. 故事材料 1) 特质故事 参照李庆功等人(2012a， 2012b)的研究材料，编制善意特质故事和能力特质故事各2个。故事中的人物均与被试同性别同年龄，故事配有彩色图片。 善意特质故事 故事1：小桔有很多张贴纸，老师让小桔把贴纸分给大家一起看，她把贴纸分给了大家一起玩。 故事2：游戏时间，小桔有很多积木，老师让小桔把积木分给大家一起玩，小桔把积木分给了同伴。 能力特质故事 故事1：音乐课上，老师教小朋友们一首儿歌，小红学得很快，一会就学会了。 故事2：画画课上，老师教小朋友们学画画，小红学得很快，一会就会画了。 2) 信任判断情景 参照以往相关研究中的信守承诺和信息获取情景(周海丽，周晖，2014；李庆功等，2012a， 2012b)，以择友作为一般性偏好情景(张兰萍，周晖，2011)，编制3个情景故事。 信守承诺情景 小红和小桔都跟你说好了，有了新的玩具拿来跟你一起玩，谁会有了新的玩具拿来和你一起玩？ 信息获取情景 你知道图片(新异物品)上是什么东西吗？小红和小桔知道这个叫什么？你会去问谁呢？ 择友偏好情景 老师要组织春游，你可以带一个好朋友来参加，你愿意选谁做你的好朋友去春游呢？ 3) 计分方法 为了便于后续的统计分析，采用统一计分的原则，选择能力特质的人物记0分，选择善意特质的人物记1分。 2.1.4. 实验程序 实验测试在幼儿园一间安静的教室内进行，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对幼儿进行一对一个体施测。在实验开始前，主试先与幼儿熟悉并询问儿童的个人信息。 实验指导语：“***你好，今天我会给你讲几个故事，你要认真听，讲完故事我会问你几个问题，你怎么想就怎样回答我，你的回答没有对错之分。”儿童理解基本要求后，主试开始给儿童讲述故事。 整个测试流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物特质介绍，第二部分是信任判断。 【特质介绍】 主试先向儿童呈现两张人物图片(与被试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然后向儿童介绍人物的名字，并分别通过两个特质故事赋予故事人物相应的可信特质(善意特质和能力特质)。以善意特质故事为例，“这是小桔，小桔有很多张贴纸，老师让小桔把贴纸分给大家一起看，她把贴纸分给了大家一起玩。游戏时间，小桔有很多积木，老师让小桔把积木分给大家一起玩，小桔把积木分给了同伴。”两个故事讲完后，主试询问儿童：“你觉得小桔是一个怎样的小朋友啊？”无论儿童如何回答，主试都需与儿童确认“小桔是一个爱分享的小朋友，对不对？”保证所有儿童都对故事中的人物特质做出正确的判断。随后，主试向儿童讲述另外一个主人公的故事(即能力特质故事)。 在信任判断前，主试再次询问儿童“谁是能干的小朋友？谁是爱分享的小朋友？”让儿童在两个故事人物间进行选择，以确认儿童能够正确的区分和记忆两个人物的不同特质。如果有儿童回答错误，则主试再次讲述特质故事并确认。两次后儿童还无法正确记忆和区分人物特质，将被记为无效被试。 【信任判断】 在信任判断部分，主试分别在信守承诺、信息获取和择友三种不同的测试情景中询问并记录儿童在两种不同可信特质人物间的选择情况。以信守承诺情景为例，主试给儿童看一张玩具图片，询问儿童“小红和小桔都跟你说好了，有了新的玩具拿来跟你一起玩。谁会有了新的玩具拿来和你一起玩？你用手指指给我看。”主试让儿童在两个主人公间进行选择，并记录儿童的回答。 整个测试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其中特质人物的呈现顺序和判断情景均为随机呈现，并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2.2. 结果 预分析结果显示，测试顺序和性别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因此后续分析不再考虑这两个因素。各年龄组幼儿在不同情景中选择相信善意人物的人数百分比详见表1。 Table 1 The percentage of 4- to 6-year-old who trusted benevolence and their differences (χ2) from random level (0.5 变量 信守承诺 信息获取 择友 百分比 χ 2 (1) 百分比 χ 2 (1) 百分比 χ 2 (1) 4岁组(n = 50) 76% 13.520 *** 54% 0.320 74% 11.520 *** 5岁组(n = 49) 86% 25.000 *** 33% 5.898 * 73% 10.796 *** 6岁组(n = 47) 87% 26.064 *** 32% 6.149 * 53% 0.191 表1. 4~6岁幼儿选择相信善意特质个体的人数百分比及与随机水平(0.5)间的差异结果(χ 2 )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下同。 为了解4~6岁幼儿在不同交往情景中的信任判断特点，在三种情景中，分别使用卡方检验比较选择相信善意人物的人数百分比与随机水平(0.5)间的差异。结果显示：1) 在信守承诺情景中，4岁、5岁和6岁幼儿选择信任善意人物的人数百分比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4岁：χ 2 (1) = 13.520，p < 0.001；5岁：χ 2 (1) = 25.000，p < 0.001；6岁：χ 2 (1) = 26.064，p < 0.001)。这表明，4~6岁幼儿在信任承诺情景中均倾向于相信善意的人。2) 在信息获取情景中，4岁幼儿选择信任善意人物的人数百分比与随机水平间没有显著性差异(χ 2 (1) = 0.320，p > 0.05)，但5岁和6岁幼儿选择信任善意人物的人数百分比显著低于随机水平(5岁：χ 2 (1) = 5.898，p < 0.05；6岁：χ 2 (1) = 6.149，p < 0.05)。这表明，除了4岁幼儿外，5~6岁幼儿在信息获取情景中，更倾向于相信有能力的人。3) 在择友上，4岁和5岁幼儿选择善意的人数百分比显著高于随机水平(4岁：χ 2 (1) = 11.520，p < 0.001；5岁：χ 2 (1) = 10.796，p < 0.001)，但6岁幼儿的选择与随机水平间没有显著差异(χ 2 (1) = 0.191， p > 0.05)。这表明，4~5岁幼儿均更倾向与善意的人交朋友，但6岁幼儿的择友偏好在能力和善意特质间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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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2：4~6岁幼儿在不同交往情景中基于正直和能力特质的信任判断的发展特点 3.1. 方法 3.1.1. 被试 实验选取杭州市两所公立幼儿园的4岁、5岁、6岁儿童142名参加测试。其中无效被试4人(3人未通过控制任务，1人不配合测试)，最终有效被试138人，各年龄段分布情况：4岁组46人(M = 4.62， SD = 0.26)，22名男孩，24名女孩；5岁组45人(M = 5.49， SD = 0.31)，21名男孩，24名女孩；6岁组47人(M = 6.39， SD = 0.26)，22名男孩，25名女孩。 3.1.2. 实验设计 采用3 (年龄：4岁、5岁、6岁) × 3 (情景类型：信守承诺、信息获取、择友)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情景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幼儿在三种交往情景中选择相信正直的人的比例。 3.1.3. 故事材料 1) 特质故事 参照李庆功等人(2012b)、刘文等人(2015)的研究材料，分别编制正直特质故事和能力特质故事(同实验1)各2个。故事情景中的人物均与被试同性别同年龄，同时配有彩色图片辅助儿童理解故事内容。 正直特质故事 故事1：游戏时间，老师给小桔和果果10张贴纸，让小桔分贴纸，小桔给自己留了5张，给果果分了5张。 故事2：吃点心时，老师给小桔和果果10个饼干，让小桔分饼干，小桔给自己留了5个，给果果分了5个。 能力特质故事(同实验1) 2) 信任判断情景 信任判断情景同实验1。 3) 计分方法 选择能力特质的人物记0分，选择正直特质的人物记1分。 3.1.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同实验1。 3.2. 结果 预分析结果显示，测试顺序和性别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因此后续分析不再考虑这两个因素。各年龄组幼儿在不同情景中选择正直个体的人数百分比详见表2。 Table 2 The percentage of 4- to 6-year-old who trusted integrity and their differences (χ2) from random level (0.5 变量 信守承诺 信息获取 择友 百分比 χ 2 (1) 百分比 χ 2 (1) 百分比 χ 2 (1) 4岁组(n = 46) 72% 8.696 ** 33% 5.565 * 54% 0.348 5岁组(n = 45) 78% 13.889 *** 40% 1.800 71% 8.022 ** 6岁组(n = 47) 85% 23.170 *** 26% 11.255 *** 64% 3.596 表2. 4~6岁幼儿选择相信正直特质人物的人数百分比及与随机水平(0.5)间的差异结果(χ 2 ) 为了解4~6岁幼儿在不同交往情景中的信任判断特点，在三种情景中分别使用卡方检验比较选择相信正直人物的幼儿人数百分比与随机水平(0.5)间的差异。结果显示：1) 在信守承诺情景中，4岁、5岁和6岁幼儿选择信任正直人物的人数百分比显著高于随机水平(4岁：χ 2 (1) = 8.696，p < 0.01；5岁：χ 2 (1) = 13.889，p < 0.001；6岁：χ 2 (1) = 23.170，p < 0.001)。这表明，4~6岁幼儿在信守承诺情景中更倾向于相信正直的人。2) 在信息获取情景中，4岁和6岁幼儿选择信任正直人物的人数百分比显著低于随机水平(4岁：χ 2 (1) = 5.565，p< 0.05；6岁：χ 2 (1) = 11.255，p < 0.001)，5岁幼儿选择信任正直人物的人数百分比与随机水平差异不显著(χ 2 (1) = 1.800，p > 0.05)。这表明，4岁和6岁幼儿在信息获取情景中，更倾向于信任有能力的人，而5岁幼儿的信任判断则不存在明显的特质间差异。3) 在择友情景中，只有5岁幼儿选择正直人物的人数百分比显著高于随机水平(χ 2 (1) = 8.022，p < 0.01)，而4岁和6岁幼儿选择信任正直人物的人数百分比与随机水平差异不显著(4岁：χ 2 (1) = 0.348，p > 0.05；6岁：χ 2 (1) = 3.596，p > 0.05)。这表明，5岁幼儿更倾向与正直的人交朋友，4岁和6岁幼儿的择友在能力和正直特质间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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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信任是在特定交往情景中，个体基于对方的可信特质所做出的一种风险决策。交往情景和可信特质是影响信任判断的两大因素(周海丽，周晖，2014)。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在信息获取情景中，幼儿对具有不同可信特质个体的信任判断特点，本研究则使用情景故事访谈法，考察了4~6岁幼儿在信守承诺和信息获取两种不同情景中，基于能力、善意或正直三种可信特质的信任判断特点及其年龄特征。 本研究实验1设置善意和有能力两种可信特质的人，让幼儿分别在信守承诺和信息获取两种不同情景中做出信任判断。结果显示，5~6岁幼儿在信守承诺情景中相信善意的人，而在信息获取情景中选择相信有能力的人。但对于4岁幼儿来讲，他们仅在信守承诺情景中表现出善意偏好，而在信息获取情景中没有表现出对能力或善意的明显信任偏好。这一结果提示，从5岁开始，幼儿在信息获取和信守承诺两种交往情景中会选择相信具有不同特质的人。但4岁幼儿在信息获取情景中没有表现出与年长幼儿类似的信任偏好。这可能是因为，4岁幼儿的信任判断受到一般性交友偏好的影响，即在交友情景中4岁幼儿的善意偏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信任选择。但是本实验中5岁幼儿的信任判断却没有受到一般性交友偏好的影响。这一结果提示幼儿基于特质的信任判断能力在4岁与5岁间也存在发展性差异，4岁幼儿的信任判断更多受到特质效价的影响(李庆功等，2012a)。 实验2设置正直和有能力两种可信特质的人，让幼儿分别在信守承诺和信息获取两种不同情景中做出信任判断。结果显示，4岁和6岁幼儿在信守承诺情景中相信正直的人，而在信息获取情景中相信有能力的人。但对于5岁幼儿来讲，他们仅在信守承诺情景中表现出正直偏好，而在信息获取情景中没有表现出对能力或正直的明显信任偏好。这可能与5岁幼儿的交友偏好有关，在交友情景中，仅有5岁幼儿表现出对正直的人的偏好，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信任判断。本实验使用公平行为作为正直特质的行为特征，以往有关公平的发展研究也提示，幼儿虽然从4岁开始就能够理解公平的概念，5岁幼儿公平敏感性增加，在分配任务中要求做到绝对公平，这可能是5岁幼儿在交友中表现出对公平正直特质的人的偏好原因(刘文等，2015)。但在实验1中，5岁幼儿虽然在交友情景中偏好善意的人，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信任判断。5岁幼儿在两个实验中不同的信任判断表现需要进一步实验数据加以验证。此外，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还可能在于，幼儿特质推理能力与具体特质有关，如幼儿可能对某些特质(如善意等)的理解、归因、推理能力成熟较早(Lane， Wellman， & Gelman， 2013)，而对另外一些特质的理解和推理则发展相对较晚，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探讨。 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可知，4~5岁幼儿在信任判断中对交往情景与可信特质的匹配能力尚不稳定，而6岁幼儿则可以有效地整合交往情景和可信特质，在特定的交往情景中选择相信具有不同可信特质的人。这与以往研究认为的4岁幼儿可以基于对方的可信特质做出稳定的信任判断不一致。其区别主要在于，以往研究主要考察幼儿在一种特定情境中(通常使用信息获取情景)，对两位具有冲突特质的交往对象(如有能力和无能力、善意和恶意、熟悉和不熟悉等)进行信任判断(Hermes， Behne， & Rakoczy， 2018)。幼儿通过对两种相互冲突特质间的比较，就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恰当的信任判断(李庆功等，2012a)。而在本研究中，幼儿所面对的交往对象同时具有积极效价的可信特质(如有能力和善意，有能力和正直)，这不仅要求幼儿要对特质的具体内涵有正确的理解，而且要与交往情景进行合理匹配，才能做出恰当的信任判断。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幼儿发展到6岁才能够在不同情景中选择相信具有不同可信特质的人。这一结果也验证了Hermes等人(2018)的观点，学前幼儿在不同情景中基于不同积极特质的信任判断是建立在特质推理的基础上，是理性的而非随机性的行为，而且幼儿这种依据情景的选择性信任判断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年龄间差异(周海丽，周晖，2014)。本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相对于能力而言，年幼儿童在信任判断时更看重对方的道德品质(如善意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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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4~6岁幼儿在不同交往情景中，基于可信特质的信任判断能力逐步发展成熟，其中4~5岁幼儿的选择性信任判断能力易受到一般性择友偏好的影响，而6岁幼儿已经能够整合交往情景和可信特质做出恰当的选择性信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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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吸波材料能有效吸收电磁波，避免电磁波反射，在军工等领域应用广泛。本实验采用简单易行的机械混合法制备了一系列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并研究了其吸波性能。结果显示，当环氧树脂占比在20 wt%~30 wt%之间时，随着碳化硅含量的增加，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得到显著提升；而在环氧树脂占比20 wt%的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中，随着镍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吸波性能先好后差，其中环氧树脂/碳化硅/镍质量比为2:7:1的样品在材料厚度为1 mm时最低反射率为−13.26 dB，频带宽度约为1.65 GHz，达到了吸波材料基本要求，有望成为8.2~18 GHz波段下性能较好的吸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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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吸波材料是一类可以借助介电损耗、磁损耗等机制耗散电磁波能量或使电磁波因干涉而消失，从而有效避免入射电磁波反射的材料 [ 1 ]，对于军工、民用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在军工领域作为隐身材料应用于飞机、舰艇、导弹、坦克等大型作战武器上 [ 2 ]，还是在民用领域保护电子设备或保障人类身体健康上 [ 3 ]，吸波材料的应用十分广泛，因此吸波材料已经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一类材料 [ 4 ]。由于雷达监测的电磁波频率范围一般为2~18 GHz，因此大多数吸波材料的研究波段集中在2~18 GHz [ 4 ]。研究吸波材料通常用反射率R (单位dB)以及R < −10 dB的频带宽度来反映吸波材料的吸波性能 [ 5 ]：R反映了电磁波在吸波材料和空气界面处的反射程度，数值越小吸波性能越好 [ 6 ]；R < −10 dB则表明材料能够吸收90%以上的电磁波能量，可认为材料有效吸收了电磁波，频带宽度越大吸波性能越佳 [ 7 ]。对于单层吸波材料，R可通过传输线理论公式(1)和(2)用复介电系数和复磁导率来表示 [ 5 ] [ 6 ] (公式中的Z是相对于自由空间的输入阻抗，μ r 、ε r 分别是复磁导率和复介电系数，f是电磁波频率(单位Hz)，d是材料厚度(单位mm)，c是真空光速(取2.997925 × 10 11 mm/s) [ 8 ] )： Z = μ r ε r tanh ( j 2 π f d c μ r ε r ) (1) R ( dB ) = 20 log | Z − 1 Z + 1 | (2) 吸波材料根据电磁波的损耗机制可分为电阻型、电介质型和磁损耗型 [ 4 ] [ 7 ]。电阻型吸波材料主要通过电阻耗能散热吸收电磁波，电介质型吸波材料主要借助极化弛豫等介电损耗机制吸收电磁波，而磁损耗型吸波材料主要利用磁滞损耗、涡流损耗、自然共振损耗以及畴壁共振等磁损耗机制吸收电磁波 [ 4 ] [ 7 ]。碳化硅(SiC)是一种电介质型吸波材料 [ 4 ]，主要依靠介电极化损耗来消耗电磁波能量，损耗机理比较复杂 [ 2 ]。碳化硅不仅吸波性能可调，而且具有密度小、耐高温、强度大等特点 [ 2 ] [ 9 ]，有望实现轻质、薄层等优良特性，因此成为吸波材料领域中研究的重点 [ 10 ]。为进一步提升碳化硅材料的吸波性能，通常采用添加其它材料制备复合材料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 [ 11 ]。其中，添加铁、钴、镍等磁性材料后，碳化硅复合材料可同时兼具磁损耗和介电损耗，有望获得吸波性能较好的吸波材料 [ 12 ] [ 13 ] [ 14 ]。鉴于此，本研究将以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主要关注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对于X波段(8.2~12.4 GHz)和Ku波段(12.4~18 GHz)电磁波的吸波性能。首先探究碳化硅的含量对不含镍的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吸波性能的影响，而后选择并固定最佳环氧树脂质量占比，研究镍的含量对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吸波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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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设计 2.1. 材料制备 实验所用原料为碳化硅粉(南宫市雷公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纯度99%，粒度5~15 μm)、超细镍粉(南宫市雷公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纯度99.9%，粒度0.2 μm)、环氧树脂(艾力克生产，分为无色透明的E44环氧树脂胶和浅黄棕色的650环氧固化剂)。实验共研究十二份样品，各组分质量比(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分别为3:7、3:6.5:0.5、3:6:1、3:5.5:1.5、2.5:7.5、2.5:7:0.5、2.5:6.5:1、2.5:6:1.5、2:8、2:7.5:0.5、2:7:1、2:6.5:1.5，其中环氧树脂是等质量加入E44环氧树脂胶和650环氧固化剂。为便于讨论，将这十二份样品按环氧树脂占比进行分组，每份样品可用各组分比例进行简记(如表1所示)。 Table 1 Information of the prepared material 实验样品组分 简称 组号 环氧树脂30 wt% 碳化硅70 wt% 3:7 1 环氧树脂30 wt% 碳化硅65 wt% 镍5 wt% 3:6.5:0.5 1 环氧树脂30 wt%碳化硅60 wt% 镍10 wt% 3:6:1 1 环氧树脂30 wt% 碳化硅55 wt% 镍15 wt% 3:5.5:1.5 1 环氧树脂25 wt% 碳化硅75 wt% 2.5:7.5 2 环氧树脂25 wt% 碳化硅70 wt% 镍5 wt% 2.5:7:0.5 2 环氧树脂25 wt% 碳化硅65 wt% 镍10 wt% 2.5:6.5:1 2 环氧树脂25 wt% 碳化硅60 wt% 镍15 wt% 2.5:6:1.5 2 环氧树脂20 wt% 碳化硅80 wt% 2:8 3 环氧树脂20 wt% 碳化硅75 wt% 镍5 wt% 2:7.5:0.5 3 环氧树脂20 wt% 碳化硅70 wt% 镍10 wt% 2:7:1 3 环氧树脂20 wt% 碳化硅65 wt% 镍15 wt% 2:6.5:1.5 3 表1. 材料制备信息 上述十二份样品每份总质量均为30 g，按照表1称量好各组分后，反复搅拌混合物，直至几乎无颗粒状物质残留，然后将混合物均匀涂覆在玻璃皿上并压实固化。待样品完全固化后，用切割机、磨床和砂纸加工样品至符合吸波性能测试时要求的样品标准尺寸：大块22.86 mm × 10.16 mm × 2 mm (8.2~12.4 GHz的波导测试)，小块15.799 mm × 7.899 mm × 2 mm (12.4~18 GHz的波导测试)。 2.2. 性能测试和结构表征 吸波性能利用中电科3656D矢量网络分析仪(VNA)，采用波导传输线法测试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的复介电系数和复磁导率，由公式(1)和(2)计算出反射率和频带宽度。材料结构表征则采用Rigaku的X射线衍射分析仪(XRD)确定复合材料的物相组成；使用Phenom Pure扫描电镜(SEM)观察复合材料的表面形貌，借助Zeiss扫描电镜(SEM)做X射线能谱分析(EDS)确定表面形貌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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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碳化硅含量对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的影响 由于粘结剂环氧树脂同样具有一定的介电损耗性能 [ 15 ]，因此有必要先探究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随碳化硅占比增加的变化趋势，从3:7样品、2.5:7.5样品和2:8样品中选出吸波性能最佳的，而后对相应小组内的含镍复合材料样品再做进一步讨论。如图1所示，在材料厚度均为2 mm的情况下，3:7样品的吸波性能最低反射率R Lmin 明显大于2.5:7.5样品的，但是由于2:8样品的反射率曲线在X-Ku波段未出现峰值，且其R Lmin 和2.5:7.5样品的接近，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2:8样品和2.5:7.5样品的吸波性能。因为材料的复介电系数和复磁导率不随材料厚度的改变而变化，所以可通过调整材料厚度得到2:8样品的反射率曲线峰值进而对比2:8样品和2.5:7.5样品的吸波性能。如图2所示，在材料厚度均为1.5 mm的情况下，2.5:7.5样品和2:8样品在X波段的反射率曲线均出现了峰值，且2:8样品的R Lmin 小于2.5:7.5样品的R Lmin ，故2:8样品在本实验不同比例的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中吸波性能最佳，即当环氧树脂占比在20 wt%~30 wt%时，随着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中碳化硅的比例上升，样品的吸波性能提高。 3.2. 镍含量对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的影响 由3.1可知，本研究将重点分析环氧树脂占比20 wt%的第三组样品的吸波性能，探究在环氧树脂占比为20 wt%固定的情况下，镍粉含量对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吸波性能的影响。如图3所示，在材料厚度均为2 mm的情况下，随着镍粉占比的提高，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样品的R Lmin 先显著降低后有所增加，且2:7:1样品的R Lmin 最小。由于图3中2:7:1样品未出现峰值，无法获得频带宽度，可通过改变材料厚度计算出不同厚度下2:7:1样品进一步研究其吸波性能。如图4所示，2:7:1样品在材料厚度为1 mm时的R Lmin 能达到−13.26 dB (在16.43 GHz处取得)，该数值已小于−10 dB的反射率标准 [ 7 ]；而频带宽度约为1.65 GHz，吸波性能优于李华展等制备的单向碳化硅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 16 ]。 图1. 厚度2 mm的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的反射率曲线 图2. 厚度1.5 mm的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的反射率曲线 图3. 厚度2 mm的第三组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的反射率曲线 图4. 不同厚度下的2:7:1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样品的反射率曲线 为分析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的物相组成，探究该复合材料在混料过程是否有新相生成，本研究选择对2:6.5:1.5的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样品进行XRD测试。XRD谱图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2:6.5:1.5样品主要由6H-SiC(PDF#72-0018)和Ni(PDF#87-0712)两晶相组成，无其它新相生成，表明在混合过程中碳化硅粉和镍粉没有发生化学反应。由于第三组制备方法和原料相近，此结果可以说明第三组样品无新相生成。 图5. 2:6.5:1.5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样品的XRD谱图 图6是第三组四个样品的SEM照片(放大倍率1200×)，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是2:8样品、2:7.5:0.5样品、2:7:1样品、2:6.5:1.5样品，可以看出随着镍含量的增加，白色小颗粒数量增多，而灰色的大颗粒略微减少，初步判定白色小颗粒是镍，而灰色大颗粒是碳化硅。为进一步验证该分析结果，本研究选择对2:6.5:1.5的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样品进行EDS元素分析。面扫结果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碳化硅中出现的硅元素的位置，对应图7左侧SEM照片中大颗粒的位置；而镍元素呈现均匀分布，不像硅元素那样出现明显的聚集，因此可以确定白色小颗粒是镍，而灰色大颗粒是碳化硅。由图6还可以看出，碳化硅大颗粒在第三组各个样品中分布均匀，而镍的小颗粒在2:7.5:0.5样品和2:7:1样品的SEM照片中也呈现出比较均匀的弥散分布，但是在2:6.5:1.5样品中镍的小颗粒出现了一定的聚集，这可能导致了2:6.5:1.5样品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吸波性能比2:7:1样品好。 图6. 第三组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样品的SEM照片(放大倍率1200×) 图7. 2:6.5:1.5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样品的EDS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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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当环氧树脂占比在20 wt%~30 wt%之间时，随着碳化硅质量比例的增加，环氧树脂/碳化硅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显著得到提升；环氧树脂/碳化硅比例为2:8的样品吸波性能最佳。 2) 在环氧树脂占比为20 wt%的环氧树脂/碳化硅/镍复合材料中，随着镍含量的增加，该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先提高后降低，性能下降的原因是镍粉颗粒的聚集。 3) 环氧树脂/碳化硅/镍的比例为2:7:1的样品在16.43 GHz处取得最低反射率−13.26 dB，频带宽度约为1.65 GHz，吸波性能达到了基本要求，有望成为X-Ku波段下性能较好的吸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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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运用益气活血法探索“脾主为卫”环节调节糖脂代谢紊乱的潜在分子机制。方法：采用Western Blot法研究金芪降糖方对KKA y 小鼠肝脏和肌肉中PI3K/AKT信号通路的影响；观察金芪降糖方在体外对HepG2细胞TG蓄积的作用和机制。结果表明：金芪降糖方明显上调KKA y 小鼠骨骼肌内PI3K、p-PI3K、AKT、p-AKT蛋白的表达；金芪降糖方及其组分均具有降低HepG2细胞TG蓄积的作用，且具有明显的量效关系；应用分别加入抑制剂或激动剂的方法后，其抑制作用依然存在，但抑制作用明显降低，表明金芪降糖方抑制TG蓄积可能与激活PI3K/AKT和AMPK信号通路有关。结论：“脾主为卫”环节通过促进机体胰岛微循环从而发挥其改善糖脂代谢紊乱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同时干预多条通路以调节疾病状态下失衡的代谢网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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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成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0%，且常伴有糖代谢异常 [ 1 ] [ 2 ] [ 3 ]。学术界将糖尿病、高脂血症、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归为糖脂代谢病范畴 [ 4 ]。中医学认为糖脂代谢病应归属于“脾主为卫”功能失常 [ 5 ]，运化失司累及血脉，气虚血瘀既是病理因素也是病理产物 [ 6 ]。然而，目前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临床观察上，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释。基于前期研究发现，益气活血方药能够降低血脂和血糖浓度，减少甘油三脂和糖原在肝组织的蓄积，从而调节糖脂代谢 [ 7 ]。该研究建立了津液代谢中“脾主为卫”过程与糖脂代谢之间的联系。本文将进一步从细胞分子水平探讨机体“脾主为卫”环节对糖脂代谢的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