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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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改革的推进，国家倡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在各个领域进行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承担者，越来越受到政府、社会等多方面的关注，服务购买方以及接受服务方对社会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为国家及社会输出既有高水平专业理论知识，又有扎实的实务水平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的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成为了当下高校面对的难题，“校社”联合培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1.2.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现代学徒制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当代职业教育发出的最强音。我国从2015年正式启动，教育部遴选165家单位为首批试点，2017~2018年再次遴选203家和194家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 1 ]，同时很多省市也全面启动，但由于试点规模扩大，以及大家的认识不足，使得收效不大。 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教育界提出学徒制既是符合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提高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为此，根据多年的经验，我们认为发展现代学徒制的必要性。发展学徒制的必要性主要有：第一，现代学徒制是当前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第二，我国改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的迫切需要。 根据现代学徒制在我国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2002年之前，我国对现代学徒制还处于萌芽阶段，进行初步的探索，并且在我国的影响力很弱。2003~2009年期间，主要是对国外现代学徒制理论进行梳理，并进行经验总结；2010~2013年，现代学徒制在我国进一步深化，教育部也开始启动试点工作。2014年至今，受到中央的重视，现代学徒制蓬勃发展，并逐渐把国外经验与中国本土相结合，探索中国化的路径 [ 2 ]。 推进学徒制从宏观上讲，是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挑战，也是国家战略的需求，更是满足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提出的新要求；从微观上讲，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到一定层次后的一种新形态，也是某些行业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推进现代学徒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者、有效保障青年就业、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机会 [ 3 ]。 从目前我国推行学徒制的情形来看，学徒制在推行过程中主要问题有以下：一是企业参与意愿不够。很多学校尤其是普通本科院校虽说打造“应用型大学”，但在师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储备不够，无法取得企业信任；再有企业多有“负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的想法，参与意愿不强。二是学生参与度不够。学生对该模式认识存在误区，不愿意接受，一些企业也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遭到学生和家长的反对。三是企业导师态度暧昧不清。企业导师因“替代忧虑、利益抉择和情感偏向”而担心自己的处境，顾虑重重，不愿意传授技术。四是考评机制不健全。使得同一行业不同试点培养的学徒技能知识参差不齐 [ 4 ]。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正是应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如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突出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本文在现代学徒制理念的指导下，对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校社联合培养提出一点见解，以期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更好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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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校社联合培养的实施及思路 全国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试点工作单位名单的通知》(学位办[ 2011 ] 69号和(2010) 74号)，2017年根据我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建设和培养方案实施细则，开始探索我校社会工作教育中心与社会服务机构开展深入的合作，即学校 + 社会组织联合培养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的模式。 在此背景下，我校先后与一些党政机构建立联系，与市民政局、妇联、残联、市团委等组织合作，成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民政局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等服务，负责为社会工作机构成立、运营和项目管理等提供指导，也为专业研究生提供实习平台，进一步参与组织机构的运营与管理。同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心积极与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合作，不仅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同时，也派学生去实习，共同商讨培养方案的制定，邀请组织负责人给研究生上课，量身为社会组织培养硕士，输出社会工作人才。经过多方努力，新增社工机构30余家，并且相关部门为了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民政局设立“未保”项目、低保核查等，每年经费达200多万，很多的社区中心出台的“惠民资金”购买社会服务，用于社区儿童、老人等服务项目，进而扶持中小社工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基于上述现代学徒制模式的分析和总结，以及社会工作的专业特点，社会工作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思路可分为五步，见图1： 图1. 社会工作校社联合培养模式思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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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社会工作校社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探索 现代学徒制教育之根本是校企双主体育人保证学徒双重身份。在试点前，要考虑如何合作；在实施中，要坚持校企合作共赢、共担责任的原则，校企要联合选拔导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育资源建设，最终形成长效育人机制。 选择合作机构 在现代学徒制的指导下，社会工作校社联合培养能够促进学校与社会组织、学校与市场等多方面融合。选择合作社会组织是关键的第一步。 (1) 合作社会组织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校社合作要符合组织发展的需求；社会组织是否能满足培养社会工作硕士的实力；社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培养专硕的能力。机构的培养能力是实施的关键。只有具备上述三条才能成为社会工作硕士联合培养的合作伙伴。 (2) 找准合作重点，确定合作关系。每个社会组织都有自己发展的重点，比如深圳新现代重点做社区服务、爱心天使重点服务残障儿童等，这些社会组织合作重点应根据各自不同侧重点服务地方社会开展合作；对于要储备社工人才的社会组织，要以长期目标为重点，如深圳社工客；对于发展迅速的社会组织，合作要重点从师资、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如深圳福田现代社工机构。充分挖掘重点，使得双方优势得以彰显。确定合作关系后，要在合作形式、协议上进一步细化。 我校先后在深圳、广州的社工机构建立实习基地和联合培养基地，输入一批优秀的毕业生到机构实习、工作，又积极扶持本地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研究生加入本地组织和创办社工机构，加速社会工作的本地化进程。 1) 选拔导师队伍 导师队伍的能力与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硕士的培养质量。为此，一个良好的导师团队要从学校专业教师与社会组织业务骨干中选拔，社会工作硕士双导师制应运而生，从我校实行情况来看，导师团队至少细分为管理、教学、研究三个小组。在教学上，学校教师负责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以集体授课方式进行，社会组织导师负责社会工作实践技能培养，以“一对一/多”方式进行。并且，学校和机构组织之间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参观交流等方式提高导师队伍建设。 2) 制定培养方案 从社会工作硕士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内容、保障条件等过程进行规划，建立完善的社会工作硕士培养方案。根据市场、岗位需求确定目标岗位和能力要求。当前，我校社会工作硕士培养方案可以实行两种模式 [ 5 ]： 一是日作模式。把学生每周时间分为教学和社会组织实习两种，让学生在学校和社会组织之间往复，这样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激发兴趣，提高实践能力；二是期作模式。一般以学期为节点，学生这个学期在学校学习，下个学期在社会组织实习，减少轮换次数。但在社会工作硕士培养方案中往往是两种模式结合，如教指委规定：社会工作硕士要有800小时实习/服务时数，第一年以日作模式为主，第二年以期作模式为主，这样既有利于学习和实习相结合，也有利于毕业论文开题和撰写。 3) 共建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促进社会工作研究生课程内容改革、提升校社合作深度融合的风向标。根据评价体系，对学生的教学(包括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实践实习能力)进行评价，并制定表格给予书面评价，侧重于理论学习、实践实习两个方面。发挥社工机构在考核中的作用，由学校和机构共同制定相关课程的考核内容和标准，由机构承担考核的主要职责，机构导师以及机构的人力资源部门和培训部门成为学术考核的主体。适当引进第三方独立考核机制，体现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4) 建设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校社联合培养的重要保障 [ 6 ]，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一是专业教学标准，着重将培养目标、人才规格、技能、课程内容列为重点设置内容；二是实习基地，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机构帮助学校建设相应的实习基地，利于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学习，提升教学质量和实践技能；三是开发育人平台，开发双方共享的信息化平台，分为在线学习、校社之间的交流互动、督导实践、评价与反馈等，促进校社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实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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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校社”联合培养模式对于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是一种可实践探索的模式，也是现代学徒制区别于其他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对于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有着借鉴意义和完善作用 [ 7 ]。在现代学徒制的指导下，“校社”联合培养模式通过合作社会组织的选择、导师团队的选拔、培养方案的制定、校社联合的培养以及教学资源的共建来提升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教学质量、实践能力、职业素养。 总而言之，“校社”联合培养模式既注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在理论层面的培养，也注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培养，更注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在专业本土化、特色化、及创新意识层面的培养。“校社”培养模式不仅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更能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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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形式法治观较为单一，它对于法治的理解，主要局限于法治的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实质法治观较为综合，它对于法治的理解，除了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外，还必须外加实体要求，尤其是政治价值方面的要求。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间、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各自两者之间既相一致，又有一定的区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良法和善治的结合，因此应秉持实质法治观。 关键词 :实质法治观，形式法治观，良法善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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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 1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无数学者和思想家就法治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式法治理论与实质法治理论的分野与争论，乃是二战以来国际法学界法治研究中最具理论对抗性的方面” [ 2 ]，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期间既有争辩和迷茫，也有论争和反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定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话语体系，是这场争论的最佳答案。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内含价值导向的实质法治观，是良法和善治的结合，内含公平正义，并以人权保障为结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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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形式与实质：法治的两个维度 2.1. 形式法治观 所谓形式法治观，是指那些认为法治只是一个内含形式要求概念的理论。形式法治观不关注法律的良善与否，而仅着眼于法律在形式上的要求，如法律的可预期性、政府行为受法律规制等。只要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符合这些形式上的要求，就可以认定这一国家是法治国家。依法而治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它认为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必要手段，国家和政府必须依法而行，但对于政府依法的法律并没有提出要求，这被认为是一种弱势的形式法治观。形式合法性理论认为，法治所应关注的应是那些能够使法律成为法律的标准，如规范颁布的时间、规范颁布的方式、规范内容的明确程度等。民主与形式合法性理论与形式合法性理论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主要在于维系国家运转的民主也须是程序意义上的，而不包含任何实质性的内涵。 形式法治观兴起于19世纪，其理论背景众多，但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实证主义法学，实证主义法学所提供的主要是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支撑；二是19世纪以来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19世纪以后，随着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的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法治与平等、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由此，为了拯救法治概念，许多思想家们就提出了形式法治观，即法治仅是法律的美德之一，法治不应当也不能够与正义、平等等政治价值混淆在一起。国内学者对于形式法治观的研究主要承续国外研究，尤其是受到拉兹、富勒等学者的影响。 2.2. 实质法治观 所谓实质法治观，是指那些认为法治既是一个形式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实体概念的理论。实质法治观，除了关心法律的形式要求外，还重点指向法律的实体要求和价值要求，如法律应是保护民主、人权、自由等美好价值的良善之法，只有良法基础上的法律治理才能称之为法治，反之恶法之治就不能算是法治。同时认为，道德目的也是法治的题中之义。 与形式法治观相比，实质法治观的历史要悠久许多，因此本文对于实质法治观的论述主要放在对其历史的描述中进行。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法治首推良法，而这正是实质法治观的典型体现。至17、18世纪，实质法治观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基本都秉持实质法治观，其表现有：一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主要担负思想启蒙和价值变革的重任，因此他们的著作中往往将法治与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夹裹在一起；二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着重于观念呼唤和初始的制度设计，因此没有细致的区分法治的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尤其是对于法治的形式价值和程序价值重视不足。 随着19世纪形式法治观的兴起，实质法治观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判，从而渐趋衰弱，但此种衰弱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法思想的新生而重新焕发生机，尤其是1959年的《德里宣言》更是将实质法治观重新推向舞台。《德里宣言》提出，法治“不仅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二战后，秉持实质法治观的学者中学术影响最大的是德沃金，他认为，法院在判决疑难案件时，应当根据最优的正义理论来决定法律问题 [ 3 ]。 受我国传统文化和政法思想的影响，国内学者大多数秉持的是实质法治观。如付子堂教授认为，实质法治是中国法治发展的进路，他认为“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 [ 4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以平等的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为其价值目标”，“法律应力求社会价值的平衡与互补” [ 5 ]，法治由此成为一个融会多重要求的综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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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的争点评述 若细究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的争论之处，我们可以发现：形式法治观较为单一，它们对于法治的理解，主要局限于法治的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无论是富勒、拉兹，还是菲尼斯和萨默斯，皆提出了自己构想的法治的形式要求，即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只要符合这些形式方面的要求，就可以说这一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相较而言，实质法治观较为综合，它们对于法治的理解，除了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外，还必须外加实体要求，尤其是政治价值方面的要求，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等，从而实质法治观认为，法治必须立基于良法之上。两者的观点如此，其立论的根据又各有不同。 3.1. 形式法治观的立论根据 首先，形式法治观认为法治与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并非天然融合在一起，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界限，甚至相互间冲突和矛盾，由此用一部法律体系将如此多的政治价值包容在一起，且让它们和谐共处，这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上的狂妄。其次，形式法治观的推行有助于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从法治内涵中剥离出来，从而既可以更为清晰的界定法治，也能够消除法治和这些政治价值之间的混淆。再次，虽然形式法治观放逐了实质的政治价值，但并非价值无涉，形式法治天然地具有约束权力和保卫自由的功能，对于实质政治价值的落实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再次，正是因为形式法治观不涉及具体的法律价值标准，所以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不同法治国家的情形，有着更大的理论适用范围。 若将法治放置于当代中国的语境和场域之中，则形式法治观的优点还有：因为形式法治观为当代中国所急需，其强调的形式性和程序性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法律实体的价值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式下，形式法治观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 3.2. 实质法治观的立论根据 首先，由于形式法治观仅强调法治的形式和程序要求，因此法治往往为专制政体或暴力国家所用，而这往往造成法治的崩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法治在民众心中的向往和愿景。二战中的纳粹德国是典型的事例，虽然纳粹德国也强调法治，在国内也实行法治，但彼时的法治却是漠视人权，践踏人性尊严的，因此不为实质法治观者所认可。其次，形式法治观仅强调规则之治，排除价值判断和实体要求，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一是容易导致政府权力的膨胀和人性的失落，从而造成所谓恶法亦法的局面；二是由于强调法律的形式要求，不可避免的带有抽象性、僵化性等。形式法治观的上述两种局限性都可以通过实质法治观得以纠正。再次，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法治的实践发展正由形式法治观向实质法治观转变。尤其是二战中纳粹德国的惨痛历史，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法学家皆认识到形式法治观的弊端，从而痛下决心转向实质法治观，从而使得战后形成了形式法治观到实质法治观的转型。 在中国的场域和语境下，实质法治观的优点在于：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使得民众更容易接受实质法治观。我国古代居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礼制秩序，即便是司法程序中，也是引儒入律，用儒家的经典解释法律，由此法律天然地与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不可分割。即便是在清末改制之后，实质正义的观念仍远大于形式正义的观念。宋教仁遇刺，黄兴等建议法律解决，但最终是“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火烧赵家楼后，梁漱溟先生建议学生遵判服法，但被斥之为愚昧迂腐，由此而言，实质法治观更为符合中国的民众心理，也就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二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根据地时期所确立的政法传统，更为注重法治的实质内容。如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依靠群众参与审判，体现了司法为民、司法民主的价值追求；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陕甘宁边区结婚条例》，保护妇女权利，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立法价值取向。三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所借鉴的西方法治资源更为偏向实质法治观。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向世界上的法治发达国家学习，虽然这其中也借鉴了诸多程序性制度建设，如由纠问式诉讼模式渐趋过渡到对抗式诉讼模式，但最为主要的还是吸收了法治发达国家的实体价值设计。如2004年我国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体现了法治对于保护人权的立法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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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质和形式法治观思想的源流辨析 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间、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各自两者之间既相一致，又有一定的区别。但总体而言，各自两者间的一致地方要远大于区别之处。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它们各自两者间的具体关系可以从它们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清晰看出。 首先，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间是相伴而生，同呼吸、共命运的。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间的联系起始于古希腊时期，但囿于自身理论的制约没有发展壮大，而此时自然法思想为实质法治观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古希腊城邦法律的良善与否，主要在于城邦法律是否对自然正当理念加以吸纳和实现，以便城邦公民过上一种合德性的生活，这就为实质法治观就和自然法思想攀上亲缘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样，古罗马的西塞罗既是自然法思想家，同时又秉持实质法治观，他认为“法律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有公正、正确地进行选择的意思，邪恶的、不公正的立法不能称之为法律” [ 6 ]。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大多倾向于实质法治观，如卢梭就认为，“法律是一种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做出的规定” [ 7 ]。至19世纪，自然法思想受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猛烈批判，随着自然法思想的衰弱，实证法治观也渐趋沉寂。 其次，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也是相伴而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既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产生时期，同时也是形式法治观诞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它们共同对自然法思想和实质法治观展开了猛烈的挑战和批判。自法律实证主义产生以来，虽然历经不同的思想家，但其核心命题较为固定和集中，即要严格区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法的存在是一个问题。法的优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 8 ]。在将法律的应然和法律的价值问题排除的基础上，法律实证主义和形式法治观的关注重点均为法律的实然问题和形式问题，由此两者自然而言地结合在一起了。 再次，自然法思想者并不必然秉持实质法治观，有可能坚持形式法治观。虽然自然法思想与实质法治观密切相关，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富勒，传统意义上属于新自然法学者，但秉持的却是形式法治观，其富勒八原则构成了法律体系建构的合法性标准，典型属于形式法治观。且对后续的拉兹、菲尼斯、萨默斯等的形式法治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法思想和实质法治观之间如此，而法律实证主义和形式法治观之间亦是一样。 最后，关于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的分歧，容易将我们带入到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争论中。若不加以细致地区分，我们可以说秉持实质法治观点的学者多数属于自然法学派，而坚持形式法治观点的学者则多数属于实证法学派。自斯多葛学派始，中经教会法学和古典自然法学，以致到二战之后的新自然法学。这些学者皆主张，在实证法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法，或者为自然，或者是上帝之法。实证法学派，渊起于奥斯丁，中经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以致到集大成者哈特，还包括之后的拉兹和麦考密克，他们的核心命题在于否认法律与道德间的关系，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虽然，哈特承认法律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但并不能因此将道德上的善、恶强加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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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本位：实质法治观 虽然法治观念的提出源自于西方，但对法治观念的追求却已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法治观念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端在于法治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并保护人民的利益福祉。洛克认为，“我们之所以摆脱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中，并建国家和政府，是为了人类谋取幸福，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有赖于法律的统治，即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而不是专断的意志和任性进行统治” [ 9 ]。 中国的法治建设既奠基于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党的十八大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要吸收西方的经验，但也不能完全模仿西方，建立一个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法治状态，正如黄宗智教授对中西方法律的分析，“在中国的整个政治话语传统中都找不到国家权威和个人权利，或国家权威和市民社会这样一对对立的概念，中国的政治文化坚持在国家与个人及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和谐” [ 10 ]。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只有将它放置于中国语境中方能解释和理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命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上述关于依法治国的内容，被认为是新时代我国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总纲领，同时也是我国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型的重要标志，对法治的认识上升到了价值理性，发生了“质”的飞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分别是法治的精神内容、法治的实体内容和法治的形式内容。 5.1. 法治中国的精神内容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和价值意蕴。“法治只有在立法者认为其受约束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这意味着除非法治也已构成了此社会共同体之道德传统的一部分(亦即那种为多数所信奉且毫无疑问地接受的共同理想)，否则它就不会普遍有效” [ 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内容主要包括：(1) 宪法、法律权威至上。宪法法律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最重要、最根本的调节者，在整个法治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对于国家而言，即不得做出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不得做出违法宪法法律的决定，对于公民而言行为规范不得超出宪法法律赋予权利的范围。(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可以在实质上实现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3) 尊重和保护人权。现代法治以尊重人、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基础，在现代法律制度也以权利为本位进行实体构造。尊重和保护人权是激活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创造力的重要手段。(4) 权力制约。阿克顿勋爵曾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 12 ]。权力制约是宪法逻辑起点的外在投射，是指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要求对国家权力的各部分进行监督和制约，不仅包括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也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异化最突出的表现的是腐败现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运行超出了法律的界限，权力生存的制度环境存在严重缺失。 5.2. 法治中国的实体内容 “实质法治主张法律不是自我封闭系统，更不是自足领域，而是始终与道德、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相关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的终极源泉是法律背后的道义原则、道德权利以及民众的正义感等” [ 13 ]。法治中国的实体内容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统领下，国家将社会的所有主体置于法治环境之下，通过法治规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管理，实现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具体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法治化。在经济运行的法治化方面，是将市场运作的规则制度化，以法律作为调整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实现市场行为规范化和可测期性，遏制市场主体的自私性和趋利性，以减少交易风险的发生和对市场秩序造成的危害。在政治运作的法治化方面，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理性表达和制度呈现形式，主要是指宪法、法律是规范和约束权力的最主要方式，用宪法和法律调节和规范国家政治行为、政治责任，使国家的政治关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运作和发展，即政治权力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并依法设置和运行。在社会运行的法治化方面，主要是用法治的精神引领社会运行总体情况，以法治视角考察社会运行中的问题，从而将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道，将法治贯穿于社会运行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5.3. 法治中国的形式内容 法治的形式内容是指法治内容的表达方式和实现实质内容的技术条件，投射出法律制度的内在道德性，本文认为中国法治的形式内容主要包括：(1) 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性要求始终贯穿于国家法治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整个闭环，不仅应避免出现法律制度设计中的矛盾，还应确保法律得到普遍遵守。(2) 法律制度的一般性。法律制度的一般性也称为“形式化”，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法治是法的规则之治。一是一般性调整，主要通过授权规则、命令规则和禁止规则调控民众的行为模式来实现，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一般性内容，即法律规范使用专业词汇和概念来概括人类行为，将针对不确定的人和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转化为一般法律规定；三是一般性适用，即法律制度的普遍有效性。(3) 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以其涵盖的法律关系的全面性和内在逻辑性为基础，既取决于制度本身设计是否具有合法性、科学性、和自洽性，也要考虑制度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性。 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争论既热播于国外学界，同时亦在国内学界有着重要反映和影响。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而言，这也是一道必须选择的难题。由法治中国的精神内容、实体内容和形式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中国命题本身即立基于社会主义实质法治观，且法治中国命题的展开也依循实质法治观的路径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是良法和善治的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秉持实质法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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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刑事辨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但是刑事辨认制度本身却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现有刑事辨认制度无法满足实务中复杂多变的案情，无法全面规制刑事辨认活动，本文分析了我国现有刑事辨认制度的不足，同时也提出了提高刑事辨认制度的立法层次，建立健全刑事辨认规则体系，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加强对刑事辨认的审查与监督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 :刑事辨认，辨认规则，完善规则，辨认笔录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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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刑事辨认主要是指由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相关的物品、文件、尸体等，或者由被害人、证人对犯罪嫌疑人，或者由犯罪嫌疑人对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指认或辨识的诉讼活动 [ 1 ]。刑事辨认作为一种证据调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在侦查行为中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综合国内司法实务现状，和国外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来看，我国关于刑事辨认制度的规定依旧不够全面。刑事辨认在实务中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措施，司法实务人员对刑事辨认的操作不够严谨与完善。这使得刑事辨认错误造成了许多的冤假错案。我国关于刑事辨认制度的规定无法满足司法实践中多方位的辨认需求 [ 2 ]。规定的简单也导致实务中司法人员的认识不足，在实际操作上存在违法行为。而与刑事辨认相关的监督审查机制不够全面，也导致了辨认结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问题。河南省淅川县的张海生“强奸”案即属于典型的辨认错误。佘祥林案中被害人亲属的尸体辨认笔录 [ 3 ]、聂树斌案中路人的辨认笔录对两件错案的造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完善刑事辨认制度，让刑事辨认制度的相关立法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严苛的规制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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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刑事辨认制度的现状 在立法上，虽然刑事辨认制度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刑事辨认规则进行任何规定，仅仅在2012年修订后规定了辨认笔录可以作为法定证据。而关于刑事辨认制度的详细规定则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检察规则》)中，主要规定了刑事辨认程序中的辨认规则，包括：辨前不见规则、个别辨认规则、混杂辨认规则、禁止暗示规则等规定。这两部条文分别属于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另外，在《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补充规定了辨认笔录不得作为定案证据的情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则对辨认笔录的审查做了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关于刑事辨认程序的法律位阶较低，各部门关于刑事辨认的规则不是很统一，例如公安机关无需批准就可以进行辨认活动，而检查机关则需要检察长的批准才能进行辨认活动，并且在辨认人的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缺失等。 在司法实践上，由于刑事辨认的具体规则是由几个法律位阶低的法律文件来规定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上位法进行规制。这就导致了刑事辨认制度在运行上比较随意，各个司法部门之间无法做到刑事辨认规则的统一就无法保证刑事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最终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这些问题在司法实务上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各部门关于刑事辨认的启动规定不一致。检察院根据《检察规则》的规定，刑事辨认的启动由检察长批准，而公安部门对于刑事辨认的启动则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实务中，司法人员对于刑事辨认的重要程度认识不够，随意的让嫌疑人进行刑事辨认。而这种辨认行为往往是在不具备辨认条件，不符合辨认规则的情况下来进行的。这种操作下得到的刑事辨认笔录其真实性很难保障。第二，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辨认中无法保证客观公正。在司法实践中，组织和参与辨认的人员往往是该案的侦查人员。这使得他们在组织辨认时带着目的性，出于尽快破案的功利心，他们有时会根据他们个人的主观臆断对辨认人进行一定的暗示。而辨认人基于完成任务的心理往往会有意无意的按照办案人员的暗示来进行指认，有的地方的办案人员甚至会强迫辨认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进行指认。最后，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辨认笔录的制作上存在问题。公安司法人员在实务中存在违背法律规定，在无见证人的情况下组织辨认，在制作笔录时伪造见证人签字，或者由与案件无关的其他人员冒充证人等情形，这种情况下制作的辨认笔录无法保证其客观性和程序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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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刑事辨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刑事辨认在立法上不够完备 刑事诉讼制度是广义上的诉讼程序，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刑事辨认制度应当由国家刑事诉讼法来规定。但是事实上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刑事辨认制度进行规定，《刑事诉讼法》中与刑事辨认有关的法律条文只有说明辨认笔录属于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没有写明任何关于刑事辨认制度的细则。因此关于刑事辨认制度的规定就被写在了较低法律位阶的《公安规定》和《检察规则》等法律规章中。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诉讼与仲裁”相关制度属于国家立法权的权限范围内。那么这样由低位阶的行政规章和部门规定来代替《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职责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无法保证刑事辨认制度在不同司法部门之间得到相同合理的实施，无法保证各个部门得到的辨认笔录是正确统一的。刑事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客观性，刑事辨认程序的正当性难以保证。这也同时影响到了刑事辨认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效果。 因为现行的刑事辨认制度是由几个法律位阶比较低的部门规章来来规定的，这使得这些法律规章之间难免有不同的地方，规定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辨认结果的真实性。例如，《公安规定》并未对刑事辨认的审批权做出规定，而《检察规则》则规定刑事辨认活动需要由检察长审批。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细节差异是由两个部门的职责不同造成的，不同部门之间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有些差异是正常的。笔者认为对于同一司法制度，不同部门之间做出不同规定是有违《立法法》规定的。这样对同一司法制度的不同规定是否有违背司法制度本身的权威性？而作为刑事辨认制度本身来说，这就是一个需要严格规定的偏技术性的，并且需要保证客观公正的制度。拿两个法律规章对于混杂辨认在陪衬物数量上的不同规定来说，是检察院的规则更加公平还是公安的规定更能体现其公平正义。这样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各部门在订立规则时的随意性或者说利己性。刑事辨认制度并不是为公安部门或者检察院制定的，他是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而设立的。不同部门之间关于同一司法制度之间是否应该有差异是没有科学的论证和理论分析的。 3.2. 刑事辨认制度在实施上存在的问题 不适当的辨认程序可能导致错误辨识。辨认活动自身的性质，特别是场景设置、程序安排不当等都会加剧辨认人的辨认错误 [ 4 ]。在实务中不正当的辨认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存在辨认主持人暗示的情况。《公安规则》和《检察规定》都规定侦查人员在辨认活动中不得暗示辨认人，而在实务中，刑事辨认程序大多由办案人员主持。由于办案人员在在辨认前已经获悉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在辨认过程中难以保证其不会诱导、暗示甚至强迫辨认人做出辨认 [ 5 ]。辨认主持人的在辨认活动中的明示或者暗示行为会使得辨认失去其公正性，哪怕事后通过其他证据证明辨认结果是正确的。同时辨认结论的可靠性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辨认笔录的证明力得不到保障。比如在某强奸错案中，辨认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照片辨认时没有指出嫌疑人，侦查人员在边上轻声对辨认人说：“注意看衣服。”辨认人听到后指认了一个穿着较为艳丽的人为嫌疑人，侦查人员引导了辨认人进行指认，导致辨认错误。 重复辨认影响辨认结果。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往往在案发后立即组织辨认人进行辨认得到的辨认结果是最可靠的，或者说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时间越久辨认人头脑中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印象就会越模糊，也越容易被之后接触的事物所干扰。在实务中存在着许多重复辨认的现象，通常情况是因为辨认人在辨认之后又推翻之前的辨认结论，无法确定辨认人而进行多次辨认，也有因为辨认结论无法被公安机关所接受而组织多次辨认，这也容易导致辨认结论出错。例如在“刘前强奸未遂案”，在被害人王某对刘前进行指认后，侦查人员组织目击证人对嫌疑人刘前进行辨认，目击证人在多次辨认后得到的结论是很像作案人，侦查人员因此将刘前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因为侦查人员多次组织目击证人对刘前进行辨认，这使得目击证人心理潜意识认为这个在他多次辨认中都出现的人就是罪犯。多次辨认也使得目击证人以为这是公安机关给他的暗示，刘前就是他们的怀疑对象。因此司法人员在组织辨认活动时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重复辨认，从而使得辨认结论具有可靠性。 没有强制要求对辨认活动进行录音、录像。虽然《公安规定》和《检察规则》中都规定了对在辨认活动中关于录音录像的要求。但是两部条文关于进行录音录像的条件并不相同。《公安规定》是“应当录音录像”而《检察规则》是“可以录音录像”。这两个要求的前提都是“必要时”，而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必要时”则没有写明。录音录像在辨认活动时起到的作用是可以提高辨认笔录的证明力，因为仅仅依靠辨认笔录我们很难清楚地知道在辨认活动进行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时录音录像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根据“全面录像原则”：时间上从辨前询问开始记录，止于辨认人做出结论并询问是否接触过事后信息；记录内容要周全细微，对辨认活动中任何有价值的细节均予以记录；记录方式多样化，可拍摄彩照或进行全程录像 [ 6 ]。全程录音录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侦查人员在辨认活动中的违规行为，也为事后的审查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总之辨认时进行录音录像是十分必要的。 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不够到位。在公安机关查案的所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总是被动接受的一方。辨认活动中也不例外。侦查人员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在辨认活动中穿与其他人相比十分特殊的衣服，也可以要求其在辨认活动中做某个动作。或者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重复辨认，而每次辨认他的陪衬对象都不一样。这些行为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有违司法公正。因此在辨认活动中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十分重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就是保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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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刑事辨认制度的完善 4.1. 提高刑事辨认制度的立法层次 刑事辨认制度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的一项制度，且对案件的侦查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侦查人员在组织进行刑事辨认时依旧具有相当程度的权利，并有许多违规的操作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在立法上对刑事辨认制度进行更为科学的规制。目前的立法现状是刑事辨认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法律依据，这也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定原则。虽然我国的《公安规定》、《检察规则》等条文对刑事辨认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是从实务案例的反馈上来看，这些规定是在内容完整度和法律效力上都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完善刑事辨认制度，并将其上升为法律，写进《刑事诉讼法中》，充分发挥立法的能动性。这不仅提高刑事辨认制度的法律效力，还可以解决现有关于刑事辨认制度存在冲突和矛盾的问题。 4.2. 建立健全的刑事辨认规则体系 我国现有的刑事辨认制度不仅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各个部门自己关于刑事辨认的规则也不够完备。这使得办案人员在实践中拥有过高的自由操作度，无法保证辨认结果的公正。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健全的刑事辨认规则体系，从而保证辨认活动能够公正的进行。 辨认主持人员不能是办案人员。《公安规定》和《检察规则》均未明确指出辨认主持人员不能是办案人员。而在实践中辨认主持人员往往就是由办案人员来担任的。这就相当于司法人员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这无法保证辨认程序的公正性。因此，应当将办案人员与辨认主持人分离，即“双盲规则”，辨认主持人和辨认人都不知道被辨认对象是否在队列中 [ 7 ]。这样可以避免办案人员在辨认活动中对辨认人进行暗示，从而影响辨认的公正性。 进行辨前询问。刑事辨认必须要有辨前询问规则。辨认询问即在辨认前需要询问辨认人被辨认对象的特征。具体是辨认人员应当先询问辨认人记忆中关于辨认对象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案发时辨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以及其他关于辨认对象的细节。另外侦查人员应当询问辨认人自身的相关状况，如接触到辨认对象的时间地点、接触辨认对象的条件次数等，同时还可询问辨认人在辨认前是否已经从侧面了解到被辨认对象的相关状况，如案件报道或者被辨认人照片等。侦查人员通过询问就可以了解到辨认人是否具备辨认能力。还可以对辨认对象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帮助，提高辨认效率。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辨前询问时不能对辨认人进行关于辨认对象的暗示，这将影响辨认人对辨认对象的判断从而影响到辨认结果，因此侦查人员在询问时应当避免对辨认人记忆的干扰。 进行辨前提醒。辨前提醒规则是指在辨认前辨认主持人应当告知辨认人其需要辨认的对象不绝对存在于辨认队列中，辨认不是一定要指出一个辨认对象。需要指出完全符合其印象中关于辨认对象特征的被辨认人。通过研究发现“在辨认之前，感知者是否接受过关于犯罪在列也可能不在列的指导(警告)严重影响着目击证言的准确性” [ 8 ]。因为在辨认中，辨认人往往认为辨认对象中有其印象中的犯罪嫌疑人，从而逼迫自己选择一个和自己记忆中相近的辨认对象。而辨前提醒则可以减轻辨认人的心理负担，提高辨认的准确性，也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保障辨认时的律师在场权。在实务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不明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与他们面前强大的拥有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进行平等合法的对话。当他们受到司法工作人员不公正待遇，如侦查人员进行暗示性辨认时，犯罪嫌疑人没有能力和勇气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时律师的介入就显得十分重要。辨认时律师在场既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使辨认更加公正。虽然我国目前任何法律中都没有关于律师在辨认时拥有在场权的规定。但是律师拥有在场权是我国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一大步。这维系了控辩平衡，也提高了辨认的准确性。 全面记录辨认过程。辨认笔录是我国关于刑事辨认活动的唯一法定证据，而在实务中辨认笔录存在严重的形式化现象，辨认笔录无法详细记录辨认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无法保障辨认的合法性。我国可以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的做法，对辨认活动进行全面记录，除了全程录音录像外，还需要记录证人关于辨认对象的描述、辨认地点、辨认方式等。 4.3. 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犯罪嫌疑人应当拥有辨认前的知情权。犯罪嫌疑人有权在辨认开始前知道侦查人员将对其采取刑事辨认措施，也应当知道辨认的时间、辨认的目的、辨认的方式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可以使他们在辨认前做好心理准备以防止在辨认时遭到侦查人员的不公待遇而没有防备。同时也实现了刑事诉讼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目的。 犯罪嫌疑人应当拥有选择队列位置的权利。在司法实务中，队列位置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有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混杂辨认中，侦查人员可以利用一些关于位置的外界因素来暗示辨认人，比如将犯罪嫌疑人放置在正处于辨认人对面的位置，将犯罪嫌疑人的置于两个特征与其完全不一样的人中间等等。这些暗示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对辨认人的辨认造成影响。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犯罪嫌疑人拥有队列位置选择的权利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可以保障司法公正，还可以提高辨认对象参与辨认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容易承认辨认结果。 4.4. 加强对刑事辨认的审查与监督 严格审查影响辨认的客观因素。首先要审查辨认人生理上是否具备完成其将要进行的刑事辨认所需要的能力。即辨认人的生理条件要满足能够完成辨认所需要的条件。其次辨认人自身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品行也应当全面审查。辨认人是否诚信，是否有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辨认结果。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不能只因为辨认人与辨认对象存在利害关系就否定其辨认结论，对于辨认结论要客观理性的对待。同时还需要审查辨认人是否在辨认之前通过电视、网络看到过辨认对象。大众传媒中展示犯罪嫌疑人照片会有强烈的暗示性，会影响辨认人的判断。因此，无论是从落实“无罪推定”原则还是防止错误结果发生的意义上讲，有必要对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有关案件报道的行为进行规制，从而在公众知情权和司法公正独立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 9 ]。最后要审查辨认对象的特征是否在辨认前后发生变化，辨认对象可能通过某些易变的特征来改变其外在特征，这需要侦查人员综合判断辨认人所描述的特征与辨认对象的差异。 排除非法辨认结论。辨认笔录作为言词证据，所有的非法辨认结论原则上都是需要排除的，但是刑事诉讼是要打击犯罪的。对于非法辨认结论，如果违法行为影响了辨认结论的准确性，那是一定要坚决排除的，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没有影响辨认结论的准确性，法官则可以对辨认笔录进行自由裁量，自行决定是否采纳该证据。为了平衡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个价值目标，对于非法辨认结论，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违反辨认规则不会对辨认结论的准确性造成负面影响的话，则可以采用 [ 10 ]。在实践中法官往往会综合其他证据判断该证据是否真实，法官会排除虚假的证据，而不单是非法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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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刑事辨认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一环，其对案件侦查的结果是有着类似“蝴蝶效应”般的影响，辨认笔录作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证据，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提到了许多关于刑事辨认制度的不足之处，探讨着刑事辨认制度完善与改变的可能性，也不断加深对我国实务中关于刑事辨认制度操作的思考。因为刑事辨认错误而导致的冤家错案不断发生，这也督促着我们完善刑事辨认制度的脚步不断前行。文章中提到的关于刑事辨认制度的改进之处，终归来说是“纸上谈兵”，需要更多的司法实践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而我国刑事辨认制度的建设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来不断完善和精进，最终成为一个对实务有指导作用的完备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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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液体资源极度短缺，四川酒精工业便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抗战胜利后，酒精需求量不断减少，四川酒精工业则走向衰败。新中国成立后，四川酒精业继续存活下来，改建为国营制糖企业，在经营管理制度和制糖技术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实现了重大突破。以银山糖厂为代表的制糖企业大开综合利用之风，使产品生产展现出多样化和高效率的特点，推动新中国轻工业的发展。 关键词 :抗日战争后，四川酒精业，资中酒精厂，制度与制糖技术，综合利用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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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2月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西北地区成为中国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基地。由于日军的封锁战略，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通要道被切断，无法进口液体燃料资源石油。于是，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开始实施“酒精代汽油”政策，大力扶持酒精业。四川作为大后方的重要省份，因省内拥有大量制糖副产品糖蜜——酒精原料，酒精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资中酒精厂是资源委员会兴办的西南第一大酒精厂。 学界对四川酒精业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刘春在其《抗战时期的四川酒精工业》一文中，将抗战时期四川酒精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时期：1938年9月到1943年底及1943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分别考察分析了这两个时期国人在酒精业的技术探索，同时也分析了国人为追逐利益而趋之若鹜般兴办酒精业所造成的供过于求现象，进而讨论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对抗战时期四川酒精业由盛而衰发展脉络的梳理，窥探出国民政府在战时工业发展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 1 ]。其另一篇文章《论抗战时期四川酒精业在公路运输中的作用》 [ 2 ] 中通过对抗日战争开始后大后方液体资源紧缺大背景的考察，从四川酒精业在战时液体燃料生产中的地位、对军需运输的支持和对民用运输的维系三方面来展开论述，揭示了其在维护公路运输方面不容忽视的作用。《试论抗战时期四川糖料酒精工业的兴衰》 [ 3 ] 一文中通过对四川酒精业发展的兴衰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了其发展与衰败的原因，并探讨了四川酒精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此外，赵国壮在研究四川沱江流域的糖业经济时，发现了沱江流域制糖工业与酒精工业之间的关系，如其文《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 [ 4 ] 一文第一次在酒精工业问题研究方面探讨了制糖工业的作用，并对糖料酒精问题的曲折发展过程、有关各方的处理对策以及该问题对酒精工业的影响等方面予以说明。复旦大学张轩赫的硕士毕业论文《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的酒精工业》 [ 5 ] 一文则在抗战时期后方能源及其紧缺的大背景下，重点对资源委员会机构对酒精工业的领导进行考察，就酒精工业的艰难创业过程、原料、经费、定价、技术等生产运行销售程序做探讨，对原料收购、定价政策、统治政策等做梳理，较为系统地回顾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的酒精工业，并对酒精工业如何有力地支援抗战进行了探讨。而吴志华也关注到了国民政府在四川酒精业发展中的作用，在其《试析战时大后方动力酒精工业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 [ 6 ] 一文中探讨了1941年后，国民政府为应对大后方动力酒精工业发展迟滞与混乱的局面而采取的酒精代汽油、直接投资办厂、鼓励民营生产、奖励酒精原料生产等措施，从而分析国民政府与工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王安中、丁笍在其《抗战时期大后方替代性能源的研发与应用》 [ 7 ] 一文中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行政当局对替代性能源的研发与应用，其中包括木炭、酒精等替代性能源的推广和应用，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学界有关四川酒精业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三个特点：一是从研究的时间范围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时期，很少关注四川酒精业衰败后这些酒精厂的发展状况；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上探讨整个四川酒精业的相关问题，很少关注到某个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三是从研究的重点问题看，主要关注四川酒精业的兴衰历程、酒精糖料问题、国民政府与酒精业发展之间的互动、战时四川酒精业的贡献等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酒精业为交通运输、军用设备提供了重要的动力燃料资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如此，战后部分四川酒精业继续存活下来，推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继续发展。因此，研究战后四川酒精业的发展状况，不仅能对接战时四川酒精业的发展历程、丰富其研究内容，还能探索战后其发展状况等问题。资中酒精厂是战时西南第一大酒精厂，它的再发展历程反映着战后四川酒精业的演变进程。本文试图以该厂为突破口窥探在经济萧条甚至衰败后四川酒精业在战后的出路，探讨其在哪些方面的实现了发展进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步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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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战时资中酒精厂的地位及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液体燃料汽油濒临枯竭。酒精因其可燃性、发热性，清洁无臭、较汽油挥发性小等优势而成为代替汽油的重要动力燃料资源。动力酒精，即浓度在95%以上的酒精。生产酒精的主要原料分三种：干酒、糖料、淀粉，四川因生产大量制糖副产品——糖蜜而成为酒精设厂选址中心。为此，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陆续在四川省资内地区开办国营酒精厂，同时“四川民营各厂蜂起云集，资内一带烟突林立，盖已成为全国酒精工业之中心点矣” [ 8 ] (p. 6)。 资中酒精厂，其前身是1937年开产的陕西咸阳酒精厂，其机器设备乃德国进口，在当时为国内之所仅有。该厂开产伊始，因成本过高、管理不善等原因，工作未上轨道、亏损过巨，超出陕西省财政负担的范围。于是，资源委员会用国币四十四万七千元收买了咸阳酒精厂的全部财产，改为国营，派张季熙担任厂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致使豫中陕东风声鹤唳，资源委员会乃决定将该厂迁往四川省资中市银山镇，改名资中酒精厂。 迁川后的资中酒精厂在厂址选择上总结了咸阳酒精厂的失败症结，无论是在原料供应还是在交通运输方面都极具优势。在原料方面，“资中及其邻县简阳内江均糖蜜丰富，即当地原料稍感不足，亦可取给邻县”。在交通方面，“成渝公路与沱江横贯境内，交通称便，不唯原料燃料购办较易，成本得以减轻；购买建筑材料亦甚容易，可以节约投资数额，并收缩短建厂时间之数” [ 9 ] (p. 7)。原料丰富、交通便利的优越条件都为该厂未来在技术、产量方面的飞跃奠定了基础。1940年3月，该厂正式开工，“日产动力酒精1800加仑，无水酒精1000加仑” [ 10 ] (p. 2)。 1942年冬，四川各酒精厂产量扩充甚多，资中酒精厂能力已扩充至2500加仑；四川酒精厂能力扩充至3000加仑。由于酒精工业有利可图，民间商人也争相开办。“川境内官商酒精厂增加甚多，糖蜜需要日繁，同时土酒厂商，仍争购以供酿酒，而新厂纷纷筹设之说，又复风传市上，遂有奸商掘地囤积或大批他运，以为投机操纵之计”。在商人的投机操纵下，糖蜜价格疯涨，“查二十七年(1938年)春四川酒精厂筹设之际，资内糖蜜价格每万旧斤约在百元左右，同年八月四川厂开工时已涨至二百元之谱，二十八年(1939年)夏秋之交虽逐步上涨，亦未超过二百六十元。惟因奸商之操纵，亦以二十八年甘蔗之歉收，自十一月初起，由每万旧斤二百五十余元迭涨至六百余元，商人犹多不愿脱手，至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间，竟涨至二千元以上”。为应对原料价格上涨之势，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统制政策，除规定“购户须经证明确系酒精厂或酿酒商方得购买，商人不得自由买卖”外，还规定由“统制机关随时查核各购户实际需要量□缓急情形，以为分配标准”，同时命四川省政府“奖励甘蔗种植，令产糖各县积极推广白糖制造，以增糖蜜产量” [ 11 ] (p. 9)。 由于酒精原料高涨不已，部分酒精厂生产面临困难，但滇缅公路被阻断后，中国最后一个进口石油的通道被关闭。因此，对汽油替代品酒精的需求就愈来愈大。为调整产量，经济部对各厂每月产量做出具体规定如表1： Table 1 Production statistics of major alcohol factories from 1935 to 194 厂名 厂址 性质 每月规定产量 使用原料 资中酒精厂 资中 国营 64，000加仑 桔糖、糖蜜、干酒 四川酒精厂 内江 国营 52，000加仑 桔糖、糖蜜、干酒 泸县酒精厂 泸县 国营 48，000加仑 桔糖、糖蜜、干酒 简阳酒精厂 简阳 国营 40，000加仑 桔糖、糖蜜、干酒 北泉酒精厂 北泉 国营 30，000加仑 干酒 军政部第一燃料厂 内江 国营 60，000加仑 糖、糖蜜 军政部第二燃料厂 纳溪 国营 60，000加仑 糖、干酒 兵工署第二工厂 重庆 国营 不详 糖、干酒 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 自流井 国营 不详 糖蜜、干酒 兵工署第二十三工厂 国营 30，000加仑 糖、干酒 军政部第三燃料厂 广汉 国营 不详 糖、干酒 大成化学公司 重庆 民营 20，000加仑 糖、糖蜜、干酒 上川化学公司 重庆 民营 15，000加仑 糖、糖蜜、干酒 国防第二酒精厂 民营 30，000加仑 不详 金川峨眉酒精厂 峨眉 民营 10，000加仑 干酒 中川化学公司 内江 民营 15，000加仑 糖、糖蜜、干酒 国防第三酒精厂 内江 民营 30，000加仑 糖、糖蜜 中国联合炼糖厂 内江 民营 15，000加仑 糖蜜 内江化学工业社 不详 民营 10，000加仑 糖、糖蜜、干酒 复兴酒精分厂 不详 民营 20，000加仑 糖、糖蜜、干酒 表1. 1935~1945主要酒精厂产量统计 注：民营酒精厂有所省略。引自陆宝愈：《论著(一)：近十年来之中国酒精工业(附表)》(第5卷第1期)，《资源委员会季刊》1945年，第6~18页。 据表可知，资中酒精厂每月规定生产酒精64，000加仑，于国营、民营酒精厂中皆居第一位，在各酒精厂中极具代表性。据资料统计，该厂最高日产酒精4000加仑。抗战期间共生产4000多万桶酒精(每桶160公斤)，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资中酒精厂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突破，该厂是国内最早掌握无水酒精(即酒精浓度达99.5%)制造方法的国营酒精厂。“用无水酒精掺和汽油应用，既可增高其辛烷值，又有改进油料抗噎性的效用”。且“对于高压缩比之引擎，如飞机引擎，尤有价值，若以20%无水酒精掺和80%汽油为燃料，用于飞机，可与汽油无异，且尚有其他的利益” [ 12 ] (p. 19)。该厂所产无水酒精全供给军政部交通司，以应军用；至于动力酒精，则供给各机关之需要，对于后方交通曾做出巨大贡献。 1940年，“资委会资中酒精厂发明了一种简便可靠的改制汽车引擎的办法。改制后的汽车，完全用酒精作为燃料行驶” [ 13 ]。资中酒精厂邀请各界人士来厂参观，并代为改装汽车引擎。这一重大发明不仅缓解了后方交通运输业的液体燃料紧缺的压力，还推动着酒精业的进一步繁荣。 抗战以来，酒精工业发展甚速。然而，1943年后直至抗战结束四川大部分酒精厂开始衰败，“一考其设备，除十余大厂外，均无足观，故战后用酒精代汽油桶及白铁皮制成之蒸馏设备，及管理效率低下之工厂，当然予以取缔” [ 12 ] (p. 22)。四川酒精业如昙花一现般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而衰败下午，尤其是资本薄弱的民营酒精厂。资中酒精厂也难逃因战后酒精需求减少而衰落的命运，不得不探索进一步生存的出路。自晚清以来，制糖业便是资内地区的支柱性行业，于是四川省政府决定于“一九四八年与台湾糖业公司合作，拆迁存放台湾苗粟之大湖制糖工厂成套设备，在原厂址处筹办四川糖厂” [ 14 ] (p. 500)。因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处于崩溃的前夕，改建工作进展迟缓，直至解放也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