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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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社会困境的角度出发，探讨研究社会善念的意义和必要性。介绍了社会善念的概念和测量范式。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梳理，总结了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和感知的人格和认知两方面的个体差异，如心理理论和社会价值取向，并探讨了在现实情境中的社会善念的表达及其内在机制。最后，本文着重介绍了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如人际距离、信任、情绪和自主性需要。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善念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由于被试大多为大学生，且性别未能得到有效平衡，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究被试的年龄和性别对表达社会善念的影响。此外，在被试参与SoMi范式时对互动对象的行为动机的不同归因方式也会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决策，但现有研究还未排除该认知因素发挥的作用。 其次，测量社会善念水平的SoMi范式并未进行本土化改编。SoMi范式是基于“自我本位”的社会认知取向设计的决策任务，但有研究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认知是以“他位取向”为前提(李宇等，2014)。社会善念是为了防止坏的声誉损坏个人形象而产生的，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表达社会善念的利他行为的起因是预防焦点(prevention focus)，即个体为了尽可能地不给他人添麻烦而不去追逐新鲜事物。而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表达社会善念的利他行为是为了促进焦点推动，个体希望通过积极的人际关系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Hashimoto等，2011)。 最后，相关研究对影响社会善念的其他相关变量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和严格控制。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的研究大多直接把人格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格会对社会善念和合作行为等亲社会行为的表达有重要影响。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诚实谦卑很好地预测了公平行为、合作行为等亲社会行为(Hilbig等，2014；Hilbig等，2015；Hilbig等，2013)。Van Doesum等(2013)考察社会善念与六因素人格(神经质、外倾性、经验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诚实–谦恭)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善念与宜人性和诚实–谦恭正相关。除了人格因素，现实情境中互动对象也会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但国内现有研究大多是对陌生人表达或接受社会善念。Van Doesum等(2013)通过对比被试对合作对方一无所知的情况和只知道对方面孔图片(面孔信赖度较高水平)的情况，结果发现第二种情况下被试会表达更高的社会善念水平。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人际关系对表达和觉知社会善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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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和渣通常含有锌、铜、镍、钴、锗等有价元素，是综合回收重要的二次资源。目前国内中和渣处理方法大致有三类：1) 通过火法处理回收有价元素；2) 通过湿法处理回收有价元素；3) 替代水泥在建筑领域或作为辅剂进行直接利用。本文总结归纳了以中和渣为研究对象，针对不同有价金属综合回收的工艺流程及过程参数等，为冶金企业的工艺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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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在有色冶金企业水处理工序一般采用石灰进行水处理，酸碱中和反应后产出外观呈黄色的半固态渣，其主要成分为硫酸钙 [ 1 ]，通常含有铜、铅、锌、钴、镍等有价元素，以及砷、铬、镉、汞等有毒有害元素 [ 2 ]。铜、镉、锌、铬、铅、砷等元素一旦与水接触将部分别被浸出，将形成有毒液体，造成土壤、地下水的严重污染，威胁环境安全和人类身体健康，因此中和渣属于危险废物 [ 3 ] [ 4 ]。 目前国内大多数工厂采用堆存法处置中和渣，但面临成本高、用地紧张等棘手问题 [ 5 ]，若转运至第三方有资质的专业公司进行处置，需缴纳巨额的处置费。因此，临时堆存难解燃眉之急，转移处理不是根本之策，只有将中和渣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才是科学的发展方向 [ 6 ]。 本文总结归纳了目前国内对中和渣资源化利用的各项工艺流程及过程参数等，为冶金企业的工艺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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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与展望 大部分有色冶炼企业产出的中和渣中重金属铅、锌等都会超标，且含有砷、汞等有毒有害元素，因此是常见的危险废物。同时，铅、锌是重要的有色金属，用途广泛，在我国工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之当今资源匮乏，因此中和渣是潜在的二次资源，对其进行资源化利用不仅可以解决冶炼企业堆存场地紧张、填埋处置费用高等问题，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上述文献资料显示，未来通过湿法处置将中和渣中的铅、锌、铟、锗等有价元素，以及砷、氟等有害元素进行提取，将净化后的中和渣替代水泥等实现再利用是提高其经济价值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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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免疫治疗时代来临，免疫相关性一些疾病随之出现，免疫相关性心肌炎临床比较少见，容易漏诊误诊，治疗不及时或失治误治往往会对肿瘤患者造成生命危险。为提高该病在临床上的诊治率，通过这2例患者的诊治经过，来说明免疫相关性心肌炎治疗中激素应用时间的重要性。 关键词 :免疫相关性心肌炎，激素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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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肌炎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心肌炎性损伤所导致的心脏功能受损，累及心肌和心电系统，导致心脏泵功能异常和出现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心肌炎的病因主要为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心肌毒性药物。其中感染是最常见的致病原因，病原体以病毒最为常见，包括肠道病毒(柯萨奇病毒)、腺病毒、巨细胞病毒、人疱疹病毒、EB病毒和流感病毒等 [ 1 ]。随着免疫时代到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不良事件中，免疫性心肌炎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不良事件，其诊断依赖于高度怀疑和适当的检查，以及及时有效的激素冲击治疗。该病例经过患者家属同意。 病例1：患者女性，53岁，体重50 kg。诊断：宫颈中分化鳞癌IV期。应用多程化疗，化疗药物包括紫杉类、铂类。进展后加用贝伐珠单抗。再次进展后应用信迪利单抗免疫治疗，用药后定期监测血象、甲状腺功能、心肌酶。两周后甲功提示甲状腺功能减低，现左甲状腺素钠片替代治疗中。患者主因憋气乏力3天入院。为免疫治疗后28天，心电图：窦性心动过速112次/分，T波改变(下移小于0.1 mv)，全导低电压。心脏彩超未见阳性结果。诊断考虑：免疫相关性心肌炎、心功能衰竭，患者入院当天开始给予激素治疗。按6 mg/kg/天，初始剂量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具体：甲泼尼龙琥珀酸钠160 mg bid，并给予免疫球蛋白改善患者症状，及抗心衰等治疗；两天内患者病情迅速恶化至患者死亡。具体主要化验指标如下表1。 Table 1 Related laboratory indexes of myocarditi 分类 LDH (IU/L) cTn (ng/ml) NT-proBNP (pg/ml) 用激素前 468 10.52 1267 用激素后第1天 408 3.79 5313 用激素后第2天 376 1.71 11290 表1. 心肌炎相关化验指标 LDH乳酸脱氢酶；cTn超敏肌钙蛋白；NT-proBNP N端脑钠肽前体。 病例2：患者男性49岁，88 kg。胸腺瘤切除术后。术后行放射治疗，行多程化疗。化疗药物包括紫杉类、铂类、吉西他滨。进展后应用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1 (PD-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CTLA-4)免疫治疗2周期，后患者主因心悸、乏力、肌肉酸痛10天入院。患者距第1周期免疫治疗后第17天，第2周期治疗后第3天，患者入院前后查血提示肌酶、心肌酶及肌钙蛋白明显升高(见表2)，心电图：T波改变。心脏彩超未见异常。诊断考虑：免疫相关性心肌炎、肌炎。应用激素治疗，按照3 mg/kg/天，初始剂量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270 mg连用3天→甲泼尼龙琥珀酸钠80 mg连用3天→甲泼尼龙琥珀酸钠40 mg连用5天一泼尼松40 mg qd，1周减10 mg，住院期间患者症状较前明显好转，监测肌酶及肌钙蛋白下降趋势，现患者一般情况可，好转出院。具体化验指标如下表2。 Table 2 Myocarditis and related laboratory indexes of myositi 分类 LDH (IU/L) CK (IU/L) CK-MB (ng/ml) cTn (ng/ml) NT-proBNP (pg/ml) 用药前 480 3220 61.54 4.07 143 用激素后第1天 522 2746 56.38 2.7 192 用激素后第2天 422 610 23.89 1.19 879 用激素后第3天 348 177 10.27 0.69 1169 用激素后第5天 254 104 19.15 0.8 271 用激素后第7天 245 80 16.12 0.65 261 用激素后第11天 --- 84 15.75 0.29 243 表2. 心肌炎及肌炎相关化验指标 LDH：乳酸脱氢酶；CK：肌酸激酶；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cTn：超敏肌钙蛋白；NT-proBNP：N端脑钠肽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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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讨论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应用于肿瘤治疗主要是T细胞在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中的作用，T细胞活化的关键步骤是向T细胞受体表达肿瘤相关抗原，从而获得免疫应答特异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所提供的共调节信号，包括激动剂和拮抗剂的作用，有助于T细胞的活化和分化。一些免疫检查点，包括CTLA-4和PD-1，负性调节T细胞激活的增殖和功能结果。CTLA-4主要作用于限制T细胞活化，而PD-1主要限制外周组织中的效应T细胞功能 [ 2 ]。欧洲药物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评估的抗PD-1/CTLA-4联合用药的安全性数据，并对已发表的疑似潜在漏报的罕见药物不良反应(adverse durg reactions， ADR)病例报告进行了文献综述。描述了免疫相关ADR的发生率和动力学。ADR的评估和管理建议是由一个跨学科专家小组召集的，该专家小组关注由联合免疫检查阻断剂引起的罕见但临床上重要的副作用。Hassel JC，等报道1551例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综合安全性数据显示，联合用药组中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频率更高，起效时间更短，且更严重 [ 3 ]。在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尤其是甲基强的松龙或等效物后，大多数事件是可逆的；在某些持久性和难治性免疫毒性病例中，一旦ICB被中断或终止，可使用非甾体免疫抑制剂 [ 3 ]。进行癌症免疫治疗，彻底改变了许多预后不良的恶性肿瘤的治疗。这些抑制剂释放抗肿瘤免疫，介导癌症消退，提高不同类型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但也能产生广谱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可能影响任何具有自身免疫样病理学的器官系统，如肝炎和结肠炎 [ 4 ]。一项回顾性荟萃分析表明最常见的全身不良反应为疲劳(OR 18.26%; 95% CI， 16.49%~20.11%)、瘙痒(OR 10.61%; 95% CI， 9.46%~11.83%)和腹泻(OR 9.47%; 95% CI， 8.43%~10.58%)。最常见的3级或以上不良事件为疲劳(OR 0.89%; 95% CI， 0.69%~1.14%)、贫血(OR 0.78%; 95% CI， 0.59%~1.02%)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OR 0.75%; 95% CI， 0.56%~0.99%)。甲状腺功能减退(OR 6.07%; 95% CI， 5.35%~6.85%)和甲状腺功能亢进(OR 2.82%; 95% CI， 2.40%~3.29%)是最常见的与内分泌免疫相关的全身性不良反应 [ 5 ]。在心血管系统中，与免疫检查点阻断相关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是一个广泛的临床谱，其中自身免疫性心肌炎是目前最具特征的实体。一般来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通常是可逆的免疫抑制。然而，影响心血管系统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有可能导致快速而致命的临床恶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的报告，免疫检查点阻断相关的自身免疫性心肌炎的死亡率在36%到67%之间，这取决于治疗方案 [ 6 ] [ 7 ]。PD-1和PD-L1在人心肌细胞中均有表达，早期的动物研究表明CTLA-4和PD-1缺失可引起自身免疫性心肌炎 [ 8 ]。然而最近一项免疫检查点抑制相关的自身免疫性心肌炎的研究表明，这种临床实体可能比最初认为的更普遍 [ 9 ]。ICI治疗后的心肌炎可能比预期的更常见，在大多数肿瘤试验中，心脏参数和肌钙蛋白水平没有常规评估。因此，在实际人群中，与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心脏毒性的真实发生率可能更高 [ 5 ]。在开始治疗后早期发生，有恶性病程，并且对较高的类固醇剂量有反应 [ 10 ] [ 11 ]。 本文所述的两个病例均为免疫相关性心肌炎，但发生时间上存在明显差别。在用药后及用药间期均可能发生。出现相应症状时并不典型，要有诊断免疫心肌炎的思路，应引起足够重视。心肌酶谱能够给予很好提示病情变化及治疗效果。而心脏超声监测并无明显阳性症状。病例2中，患者发病后应用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较病例1中患者应用时间更早，效果更好，预后更好，重在能否在第一时间诊断免疫相关性疾病。患者体质不同，免疫治疗用药时机不同，用量不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存在明显个体差异，但发病机制相同，治疗方法大同小异，所以早期密切监测和早期识别相关症状和体征尤为重要。 本文所述的两个病例均为免疫相关性心肌炎，ICIs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患者主要表现多为胸痛、心悸、气短、呼吸急促、肺水肿、心源性休克和心律失常等。出现相应症状时并不典型，要有诊断免疫心肌炎的思路，应引起足够重视。心肌酶谱能够给予很好提示病情变化及治疗效果。而心脏超声监测并无明显阳性症状。病例2中，患者发病后应用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较病例1中患者应用时间更早，效果更好，预后更好，重在能否在第一时间诊断免疫相关性疾病，患者体质不同，免疫治疗用药时机不同，用量不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存在明显个体差异，但发病机制相同，治疗方法上阻止ICIs进一步的心脏毒性损害，使用免疫抑制剂减轻心肌炎症反应，针对心脏并发症进行对症支持治疗，大同小异，所以早期密切监测和早期识别相关症状和体征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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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利益声明 本研究无影响其科学性与可信度的经济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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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以日本大学汉语专业的学生(CFL)为对象，调查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观念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决策树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汉语考试得分与“除了团体活动以外也和同学一起学习”的学习行为和“和中国人一起学汉语很愉快”的学习观念有密切关联。最后，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和汉语考试得分，我们把受试者分为四个群体，采用非参数检验法进行分析。 关键词 :日本汉语学习者，学习行为，学习观念，习得状况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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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在日本国内的大学(包括短期大学)入学率已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2008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走向建设本科教育”(报告)中指出，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将成为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大学将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冈田等(2011 a，b)，大森等(2017)指出，日本70％以上的大学属于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学生与教师的比率高于国立大学近一倍，这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且，私立大学中利用推荐制度或AO (admissions office)制度入学的学生比率较高，部分学生在没有明确学习目的的情况下，仅随着“高学历趋势”潮流而入学，入学后既没有充分的学习热情和明确的学习目标，也不能专心致力于学习 [ 1 ]。这些因素导致了教师在教学方面，学生在学习方面都遇到了诸多困难。 目前在日本开设汉语课的大学有624所，占全体总数的84.6%，仅次于英语的728校，98.6% 2 。可以说汉语是除了英语以外最有人气的外语。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开始以日本汉语学习者为对象，对如何提高汉语教学质量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我们认为，所谓保证大学的汉语教育质量应该是在大学四年的限定期限内，不管学习动机的强弱或外语学能的高低，都应该让所有学生达到一定的汉语水平。为此，我们必须把学习者的个人背景与其习得状况结合起来，进行适当的指导。 安宁(2004)以汉语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为对象，调查了学习动机、达成目标导向、语言学习策略、汉语成绩之间的关联性。安宁(2004)指出，作为语言学习策略之一的社交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这个研究结果在考察与汉语学习者的习得状况的相关因素上有很大意义 [ 2 ]。但笔者认为二年级的习得状况应该与一年级的习得状况有很大的关联，笔者曾为此进行过尝试性研究。安藤(2018年)以日本大学外语系汉语专业的190名一年级学生为对象，调查了其入学时的学生背景，英语水平考试得分(English Placement Test Score)、性别、入学考试方式(推荐或一般笔试)、动机(该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是否是你的第一志愿)以及八个月之后的汉语水平考试得分(Chinese Achievement Test Score)等因素。用多元回归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英语考试得分和性别能预测汉语习得状况。我们认为英语和汉语成绩都很好的学生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英语成绩好的学生，通常对所有学科都会认真对待，汉语习得状况好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另一种是他们拥有的某些外语学习观念影响到他们的汉语习得状况 [ 3 ]。 关于大学生的学习效果，Astin (1999)，山田(2007)，冈田等(2011a，b)指出，除了大学入学前的因素之外，入学后的学习态度及学习方法也会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比如通过与教师和同学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等的“能动学习(Active Learning)”会影响到学习效果。认真并有计划地学习的学生，GPA (grade point average)和自我评价都比较高 [ 4 ] [ 5 ] [ 6 ] [ 7 ]。 关于学习观念，Holec (1987)，Wenden (1986)认为，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策略是由学生的学习观念来决定的 [ 8 ] [ 9 ]。Horwitz (1987， 1988)用自己开发的问卷调查表“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Inventory (BALLI)”，调查了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观念。她指出，学习者拥有的学习观念是影响二外学习的重要因素，教师应该把握好学习者的学习观念 [ 10 ] [ 11 ]。另外，用BALLI调查大学生的学习观念的研究也很多，诸如桥本(1993)，板井(1997)，齊藤(2009)，张(2012)，三井(2017)等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通过对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的调查，探讨影响到日本汉语学习者的习得状况的因素。本研究的主题为：1) 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中，哪些因素影响到汉语习得状况？2) 在习得状况不同的群体中哪些因素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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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和时期 本研究因注重受试者的学习条件均一，故受试者仅限于日本某所私立大学外语系汉语专业的一年级学生 3 。为了避免单年度的偏差，确保数据的全面性，我们收集了共三年的调查问卷。参加汉语学习行为调查的学生人数共172名(2015，2017，2018年)，参加汉语学习观念调查的学生人数共202名(2016，2017，2018年)。调查时期均为2015年~2018年的12月份，学生的平均汉语学习时间为八个月。 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对英语考试得分、汉语考试得分、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进行分析。受试者所属的该汉语专业根据入学时的英语水平考试得分把学生分为A，B，C三个班，本研究中我们用A，B，C代替英语考试得分。汉语考试得分是受试者学习汉语八个月之后取得的汉语水平考试得分。出题范围仅限于课本上学过的知识，分别由汉语专业教师参加出题。考试内容有听力、拼音、选词填空、排列顺序等，共50题，满分为50分，考试时间为60分钟。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进行调查 4 。有关学习行为的调查问卷我们基本上采用了Benesse教育综合研究所的“如何在大学学习”问卷调查表 5 ，该内容包括大学生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学习行为。一共17个题项，每个题项采用Likert量表的4个等级选项，即：4非常符合、3符合、2不太符合、1完全不符合。 有关学习观念的调查问卷我们参考了Horwitz (1987)的“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Inventory (BALLI)”以及齊藤(2009)和张(2012)的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能(1~4)、语言学习的难度(5~7)、语言学习的性质(8~10)、交际策略(11~16)以及语言学习的动机(17~20) 6 的20个题项。每个题项采用Likert量表的5个等级选项，即：5非常符合、4非常符合、3符合、2不太符合、1完全不符合。 问卷调查题项的中译文参见表1 7 。 2.3. 数据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25进行分析。显著性水平定为5%。我们首先采用决策树分析法，析出汉语考试得分高群体的特点，然后根据得出的结果，再把受试者分为四个子群体进行分析。 Table 1 Questionnaire item of learning behavior and learner belief 学习行为 学习观念 1.做好课前预习。 1.小孩比大人更容易学好汉语。 2.每次携带上课必备的教科书，讲义和笔记本等。 2.日本人擅长学习汉语。 3.不中途放弃选修的课程。 3.我有学汉语的特殊能力。 4.上课时把没写在黑板上的内容也记在本子上。 4.谁都能学会说汉语。 5.上课时不窃窃私语。 5.我觉得我的汉语会比现在说得更流利。 6.认真完成作业及课题。 6.汉语，说比听容易。 7.提交报告和试卷时重新审视。 7.汉语，读写比听说更容易。 8.在全班同学面前积极提问和发言。 8.学汉语，在中国学最好。 9.在团队活动及小组讨论中说出自己的意见。 9.要说好汉语必须了解中国文化。 10.在团队活动及小组讨论中积极做出贡献。 10.学汉语最重要的是学习日译中的翻译方法。 11.在团队活动及小组讨论中主动承担总结工作。 11.用正确的发音说汉语很重要。 12.在团队活动及小组讨论中能顾及不同意见和对方的处境。 12.和中国人一起学汉语很愉快。 13.整理好课上分发的讲义。 13.学汉语，反复练习很重要。 14.除了团队活动以外也和同学一起学习。 14我跟别人讲汉语会感到不安，胆怯。 15.为取得资格证书努力学习。 15.学汉语初期，若不及时纠正错误，日后就很难说得标准。 16.有计划地进行学习。 16.使用视听设备和教材练习汉语的听说很重要。 17.按自己的意愿继续学习。 17.学好汉语，应该会有找到好工作的机会。 18.我希望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19.我希望能交上中国朋友。 20.我本来是想学其他专业的，因为分数不够无奈进了汉语专业。 表1. 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的调查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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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汉语考试得分高群体的特点 该调查学校的成绩评定以80%以上为A(优秀)，因此我们根据汉语考试得分把受试者分为40分以上和39分以下两大类，以考试得分为因变量，班级和学习行为或学习观念为自变量进行决策树分析。决策树模型如图1、图2所示。 从上述分析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入学时的英语得分与之后的汉语习得状况有很大的关联性。英语得分高的学生(=A班)拥有“除了团队活动以外也和同学一起学习”的学习行为和“和中国人一起学汉语很愉快”的学习观念，英语得分中低的学生(=B，C班)拥有“为取得资格证书努力学习”的学习行为和“我希望能交上中国朋友”的学习观念，这些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对学习者的汉语习得作用很大。 (二) 由英语和汉语考试得分分出的四个子群体的特点 上述决策树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根据英语考试得分分班成为分叉节点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受试者再分为四个子群体：I类为英语和汉语考试得分均高的群体(=A班且40分以上)，II类为英语得分高，汉语得分中低的群体(=A班且39分以下)，III类为英语得分中低，汉语得分高(=BC班且40分以上)的群体，IV类为英语和汉语得分均为中低的群体(=BC班且39分以下)。因为两套问卷调查表所使用的等级选项不同，而且这些群体不满足正态分布前提，所以我们又采用非参数检验法(Kruskal-Wallis检验)对上述四个子群体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习得状况不同的这四个子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学习行为来看，I类中有九个题项(1， 3， 4， 10， 12， 13， 14， 15， 17)明显高于IV类，其中题项14还明显高于II类。而II类和III类中各有一个题项明显高于IV类，即II类的题项5和III类的题项6。就学习观念来看，I类中有十一个题项(2， 4， 5， 9， 11， 12， 13， 16， 17， 18， 19)明显高于IV类，其中还有四个题项(5， 8， 12， 19)明显高于II类。III类中有九个题项(1， 5， 9， 11， 12， 13， 17， 18， 19)明显高于IV类，其中的三个题项(5， 9， 12)明显高于II类。IV类中有一个的题项(20)明显高于III类。 图1. 班级、学习行为与汉语考试得分的决策树模型 图2. 班级、学习观念与汉语考试得分的决策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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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影响汉语习得状况的因素 从上述调查结果中我们得知，汉语考试得分40分以上的学生比率约占整体的25%，其中英语得分高的I类学生的比率则超过50%，可见I类学生的外语水平很高。II类学生虽然入学时的英语得分也很高，但入学后的汉语习得状况却并不理想。跟I类学生相比，II类学生在学习行为方面“除了团队活动以外也和同学一起学习”的题项得分低于I类学生，在学习观念方面，“我觉得我的汉语会比现在说得更流利”、“学汉语在中国学最好”、“和中国人一起学汉语很愉快”、“希望能交上中国朋友”，这些题项的得分也均明显低于I类。而这些题项的内容均与人的互动交流有关，因此我们推测II类学生不善于交际，这种消极的交际态度是妨碍他们提高学习效果的主要原因。 在英语得分中低的III类和IV类群体里，III类学生虽然英语得分不高，但汉语得分却很高。这类学生选择汉语专业的目的很明确，他们的特点是，在学习行为方面表现在认真完成作业，并能为取得资格证书而努力学习。在学习观念方面表现在希望与人交流，比如希望能交上中国朋友，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等。同时III类学生还意识到为说好汉语掌握正确发音的重要性，并能反复进行练习。另一方面，他们还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对学好汉语也很有自信，并希望学好汉语后能找到好工作。与III类学生相比，IV类学生进入汉语专业并不是他们的第一志愿，入学后他们也没有努力去改变无奈进入汉语专业所带来的负动机和消极的学习态度，这导致其汉语习得状况不理想。 4.2. 教学启示 鉴于上述特点，下面我们着重讨论一下针对不同习得状况群体的教学方法。 首先对于汉语习得状况很好的学生，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教师应注重培养其交际能力。这类学生虽然在汉语学习行为上表现不错，但他们和其他群体一样，在全班同学面前不能积极提问和发言(题项8的I，II，III，IV类的中位值都是2.00)。关于日本学生上课发言的问题，郭(2005)，王顺洪(2008)都曾指出，日本学生“较被动，少发言”，“不爱开口” [ 17 ] [ 18 ]。王海峰(2019)还指出，日本学生不愿意说汉语与紧张、好面子、怕出丑无关，更多的则是由于不能确定是否说得准确 [ 19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这类学生说汉语时并没有感到不安和胆怯，并且愿意接受纠正，还能重视发音，并进行反复练习。所以教师应设计出由易到难的提问方式，在课堂上让学生养成上课积极发言的习惯，锻炼其交际能力。 其次，对英语得分高而汉语得分中低的学生，针对其不爱与人交流的特点，教师应尽量减少他们说汉语时的不安情绪。这类学生上课时可能不太积极发言，如果勉强让他们开口，未必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因为虽然没有析出明显的差异，但是这类学生跟别人说汉语时比其他群体的学生更容易感到不安和胆怯(II类的学习观念题项14的中位值是4.00，I，III，IV类是3.00)。他们入学时的英语得分普遍较高，这可能是因为之前接受了填鸭式教育方式，被训练出较强的背诵能力，他们比较习惯于这种学习方式。但是八个月后的汉语成绩显示，只靠背诵，学习效果并不理想。王松等(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汉语学习者感到学习汉语时要付出的代价比学习英语时还多 [ 20 ]。这种学习方法和学习效果之间所产生的差距，会让他们对之前的学习方法持有疑问并感到焦虑。然而这类学生也跟汉语得分高的学生一样，希望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意识到反复练习和纠正错误发音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应充分了解他们的这些特点，多让学生练习朗读，使其熟能生巧，以减少学生说汉语时的不安情绪。 最后，对英语和汉语习得状况都不理想的学生，教师应该从指导他们的基本学习态度入手，比如指导他们完成作业，重视正确的发音以及进行反复练习等。另外这类学生感到自己是无奈进的汉语专业，这种负动机妨碍了他们的汉语学习。半泽(2007)指出，大学生对其专业的违和感，学习动机，和对教师的不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学生即便对自己所属的专业感到不满，也不可能改变学习环境，所以他们在调整个人和环境之间的不均衡状态时，会采取逃避学习的行为 [ 21 ]。王松(2013)指出，汉语课上教师的接纳性指导行为会影响到日本学生的内在动机、自我效能和自主学习策略，而控制性行为则与这些没有任何关联 [ 22 ]。因此教师指导这类学生时应为他们选择比较容易完成的课题，并多给予肯定和鼓励，同时建立与学生之间的信赖关系。另外，这次调查中，我们没有把汉语习得状况中等水平和低等水平区分开来，今后还需要以类似IV类学生为对象作进一步的调查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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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研究以提高大学汉语教学质量为目的，析出汉语习得状况不同的群体在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方面所拥有的特点。本研究结果显示，高中所学的英语的习得状况与进入大学后所学的汉语的习得状况有密切关联，但其中也有例外，是否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是否积极参与互动交流，这些学习行为和学习态度会成为影响汉语习得状况的因素。因此，教师应该把学习者的学习背景、个人因素以及习得状况结合起来，设计出相应的教学课程，给学习者提供多样的学习环境。桥本(1993)指出，应用BALLI的调查结果非常重要，他建议调查结果不但应该反馈给教师，还应该在学生中开展讨论等建议。今后我们也应该从这方面加以考虑，更加全面地理解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对习得状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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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是为了与西方文明形成对抗，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污名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议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向世界阐释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平等性、开放性，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本文以习近平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演讲词为例，运用费尔克劳(Fairclaugh)的语篇分析方法对该演讲词进行语篇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演讲中通过在文本中恰当地运用概念隐喻、在文本层面进行互文、话语层面进行互语等策略，来阐释我国的文明观和外交新理念，有助于引起听众的共情，促进世界理解我国的文明观，进而为我国文明观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观，概念隐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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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恐慌。国际舆论有一些言论和说法，认为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是为了与西方文明形成对抗，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污名化。理论构建的文化根基差异为不同国家之间彼此理解和诠释各自的对外政策和行为造成了困难，对于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国家尤其如此，如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经常理解得不全面、不准确、不到位 [ 1 ]。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向世界阐释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平等性、开放性。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正式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概念，并倡议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搭建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平台，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发展共识。习近平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演讲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国际秩序和两种文明观，并表达了建构国际文明新秩序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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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Fairclough的话语实践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Fairclough新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框架 [ 2 ]。该框架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以社会变革为研究目的，突出话语实践作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连接体的作用，重点对话语实践展开分析 [ 3 ]。 Fairclough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同时包含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话语事件，是构成社会实践活动的符号成分。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框架，以处于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起到连接作用的话语实践为研究的核心 [ 3 ]。Fairclough对话语实践的分析包括研究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具体来讲，对话语实践的分析包括对话语秩序的分析(结构分析)和对话语互动的分析(互动分析)。前者是社会结构在话语符号层面的反映；后者则是对具体的符号活动的分析，如对话、访谈、文本及电视节目等 [ 3 ]。其中，互动分析是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核心和关键环节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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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演讲词为例，运用费尔克劳的语篇分析方法对演讲词进行结构分析和互动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演讲中通过在文本中恰当地运用概念隐喻、在文本层面进行互文、话语层面进行互语等策略，建构了我国包容、平等、开放的文明观，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倡议。而通过在演讲中运用这些策略，能够引起听众的共情，有助于世界各国准确、有效地解读我国的文明观和外交新理念，进而为我国文明观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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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五四运动爆发后，于方舟等进步青年受到觉悟社的启发，联络直隶一中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骨干十余人，建立了新生社，主要成员有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安幸生、李培良、卢绍亭等。新生社成立后，与所处时期中其他进步团体一起战斗，特别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反帝爱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通过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怀帮助下，新生社中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为天津建党时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于方舟、安幸生、李培良等人成长为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新生社的建立及其社会实践活动为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天津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 :新生社，天津地方党组织，作用和贡献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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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新生社的成立始末 1.1.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 105年前，一本名为《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的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杂志在上海横空出世，主编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如一道惊雷，深深影响了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随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社会名人不断加入，一场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帷幕。在当时的天津，师生的民主思想氛围浓厚，大批先进青年学生活跃在南开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校院。他们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影响，组织了很多进步学生组织，创立了《南开思潮》、《敬业》、《校风》等一批进步刊物，他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猛烈抨击封建势力、针砭当时的时政，宣传号召广大青年发奋报国，天津成为全国主要的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之一。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在日本的胁迫下，英美法意等列强同意把德国强占山东半岛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企图彻底激怒了中国人民。5月4日，数千名爱国学生走上北京街头集会示威，强烈要求拒签合约，惩办亲日派官僚，一场由爱国学生发起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正式爆发。天津各界群众尤其是爱国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先后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等一些爱国团体，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创办，为反帝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最终，在爱国学生团体领导的罢课、罢市、请愿等活动压力下，北洋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帝爱国的全国性革命斗争，打破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一度出现的沉闷气氛，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在这场运动中，爱国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天津的先进学生分子周恩来、张太雷、于方舟、邓颖超等一批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为新生社等进步团体的建立埋下了种子。 1.2.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信仰之基 十月革命对中国很多有识之士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开始重新审视追求民族进步、振兴中华的道路。李大钊是最早在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刊发于《新青年》杂志，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后，他指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革命，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先声”( [ 1 ]， p. 56)，他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 2 ]， p. 575)。后来，李大钊先后发表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Bolshevism的胜利》等，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坚信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且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在天津的进步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学生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其标志为《新青年》刊物中李大钊同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比较系统的阶段，该文系统性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阐述，然后评价其历史地位。 “五四”前后的天津，许多进步报刊活跃在思想文化阵地，仅发表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报刊都多达十余种，例如《益世报》、《新民意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南开周刊》、《北洋日刊》等，它们积极发表或转载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对天津先进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李大钊同志曾写的三篇文章，分别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史学与哲学》以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就被天津《新民意报》中的副刊《星火》转载，上述文章全面的概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外，还有些外籍人士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北洋大学法科教授福克斯组织创办的《华北明星报》不仅客观及时地报道学生革命斗争消息，还吸纳张太雷等进步学生在报社兼职编辑。活跃在天津的俄共分子也为进步学生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新貌提供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文献。在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不懈努力下，天津的先进青年学生团体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从纷繁复杂的新思潮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武器，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学生组织中的信仰之基。 1.3. 与觉悟社的“孪生兄弟”关系 五四运动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是分别代表男、女进步学生的两大团体，为了统一领导、联合行动，突破封建观念的束缚，其中的骨干成员20人(男女各10人)成立了进步社团“觉悟社”，男青年有周恩来、马骏、谌志笃等，女青年有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社团以研究新思潮、探索革命真理为宗旨，创办刊物《觉悟》为引导社会的先锋之声。为了研究新思潮，增强斗争本领，觉悟社先后邀请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徐谦等进步教授、学者来讲演。李大钊曾对觉悟社称赞道：“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 [ 3 ]， p. 92)。同时还对觉悟社中的成员勉励：要为探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而奋斗。 “觉悟社”成立时，进步青年团体的领袖之一于方舟因爱国宣传正被反动政府关押。他深深感觉到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愈发激烈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建立组织严密、思想统一的新团体。在团体的建立问题上，他认为初始阶段要小而精，这样行动方便不易引起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这类团体要尽可能的小而多，以利彼此呼应、联合支持，有效应对反动当局的干预、解散、查封 [ 4 ]。出狱后，他受到觉悟社成立的启发，立即奔走联络进步学生韩麟符、安幸生、陈镜湖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经过多日酝酿，“新生社”应运而生。与觉悟社类似，新生社也是男女共同组社，其中成员的组成基本上是直隶一中、直隶第一女子示范学校中的学生运动骨干，有于方舟、李培良、王棣华、王桐华等10余人。他们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4月1日创办《新生》杂志，以发表新生社的主张，介绍世界革命新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新生社改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基础组织。 到了1919年9月时，觉悟社与新生社犹如“孪生兄弟”相继诞生，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努力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进步团体并肩战斗，发起组织了双十节示威游行、直隶公署请愿、抵制日货等一系列斗争，有力推动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开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传播。他们中的骨干有些成为早期天津地区的党组织中成员，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创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以及推动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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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生社对天津地方党组织创立的作用和贡献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同志明确指出参加会议中的成员于方舟、李锡九等人返回天津后，基于国民党地方组织掩护，秘密筹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同年六月，中共北京区委就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针对分开党团组织进行审查后，将团中的超龄团员尽可能的准到党组织精神中，引导天津党团组织即可开展该工作。分开党团组织后，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约有十余名团年逐步转变为中共党员。这样，到1924年9月天津已有共产党员近20名，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与此同时，天津地区所有共产党员，在当时的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开展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会，于方舟、江浩以及李锡九分别任命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长、组织部主任以及宣传部主任，在此之后没多久，天津地委组织设立农工部，李培良为主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立中共天津地位，不仅仅是中共天津的历史重大事件，同时也是近代史中天津革命重大事件，从此以后，天津革命斗争因此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原新生社成员于方舟等人在建党建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建立天津地方党组织奠定了思想、人才以及阶级三方面的基础。 2.1. 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天津建党打下思想基础 新生社成立后，社员们经常在一起学习研究李大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且将学习后的心得体会、研究讨论成果发表在《新生》杂志上，以此促使更多人对新思想进行了解并逐步接受，另外，在《新生》杂志中第一次将在天津地区成立共产党组织这一问题提出来，并将其称为“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种革命性杂志。他们与其他进步青年团体成员一起到天津官立中学、南开学校等处发放《共产党宣言》，并在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曾有亲历者回忆：“每当事态发展很迅速和斗争特别紧张的时候，就越觉得头脑虚空，知识不足，缺少思想，不能应付裕如”( [ 5 ]， p. 694)。读了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后，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顿觉豁然开朗，大受启发，很多问题都有了解决的思路和办法。后来，新生社改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此同时还创办了相应的会刊，该会刊主要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现状进行介绍以及国内各地开展的工人运动，宣传革命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进步青年已经不拘泥于各式各样的研究会、学习组，纷纷走上田间地头、工厂码头去接触农民、工人和各行各业的劳苦民众，了解最底层人民的所思所想所求。于方舟领导的新生社与各大青年学生进步团体经常联合起来，组织集会，发表革命演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宣传，将工人、学生以及当前社会无产阶级人士团结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将资本家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实质借揭露出来( [ 6 ]， p. 10-11)。他们有的利用闲暇时间深入考察农民生活，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发动和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反抗反动政府的土地税收压榨，迫使当局收回了各项无理要求。在取得了抗税胜利的同时，也让群众更信服马克思主义的各项主张，增强了群众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识。此外，于方舟、安幸生等还经常在河北唐山、汉口等工人相对集中的地区进行工人状况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开展相应的宣传活动，以此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两者的更深度结合。 2.2. 培养青年骨干，为天津建党打下干部基础 1920年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多进步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1至1922年间，新生社社员于方舟、安幸生、韩麟符、辛璞田也加入了研究会，他们经常往来于京津之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随着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培养下，新生社的大部分成员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22年，安幸生、李培良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介绍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生社的部分成员成为天津党组织建立时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于方舟、安幸生、李培良等人成长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关怀指导下，由张太雷牵头成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选举张太雷为书记，并通过了团章，主要成员有张太雷、谌小岑、胡维宪、吴南如等七人。之后，按照上级指示，张太雷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青年团的工作逐渐陷于停滞( [ 7 ]， p. 11)。1922年3月12日，于树德受上级委派重新恢复天津的青年团工作，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执行委员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团章。其间，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社团成员作了大量工作，他们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马氏通信图书馆，广泛征集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的各种材料。但是由于主要成员先后被派往外地工作等原因，青年团工作再次暂时停顿下来。1924年3月9日，为了加强青年工作，上级党组织指派于方舟为负责人，重启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会上选举于方舟为委员长，李濂祺、崔溥、王乃宽、张宝泉4人为执行委员；选举王贞儒、卢绍亭、谢曦、邓颖超候4人为候补委员，会上明确了组织架构和各委员的分工。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设立8个支部，吸纳65人入团。至此，在原新生社社员的主持和参与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逐渐驶入正轨，成为党组织的后备力量，为天津地方党组织输出了大量优秀青年干部。 2.3.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为天津建党打下阶级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外国在天津工业投资的迅速增长，天津工人数量不断上升，到1921年，天津产业工人已近10万人，这是创建天津党组织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 [ 8 ]， p. 12)。为了更深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两者的结合，李大钊在其中作为指导作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中的于树德、安体诚于1921年9月11日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工余补习学校在宣传进步思想、启发工人觉悟、培养骨干力量、推动天津工人运动开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工余补习学校的教育培养，一些工人骨干迅速成长起来。1922年6月，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但是，已经燃起的工人运动之火是遏制不住的。 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成立，负责人为安幸生、李培良，专门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资本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出天津工人阶级团结力量。之后我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成立后积极响应劳动立法运动，强烈要求通过《劳动法大纲》。同年9月和10月，天津支部分别组织天津茶食行业以及北洋纱厂1000余名工人进行罢工运动。同时，开展游行示威和募捐活动支持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运动。次年2月，天津支部有发起对京汉铁路工人在罢工活动的支援募捐活动。于方舟和安幸生等人还经常深入工厂、码头等劳动人民最集中的地区，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宣传中共主张，帮助建立基层工会，开展反帝统一战线活动。通过上述事实，明确指出成立天津总工会，开展天津工人运动，其领导核心就在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作为新生社主要成员的于方舟、安幸生，便是这一领导核心的主要组织者。在全国工运高潮中，天津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我党四大中明确对此提出：开展全国职工运动，其基础还包括天津工人工作，而这也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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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尾 新生社的成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为天津建立党组织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干部基础、阶级基础。这些进步青年出于对祖国和民族尊严的维护，出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义无反顾地抛头洒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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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和影视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影视作品被引进中国，字幕翻译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本文以《阿甘正传》的字幕翻译为例，在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下，运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理论来分析影片中的电影字幕，从而说明在翻译操作过程中译者主动进行的选择和适应。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三维适应性转换，阿甘正传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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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随着全球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和大众审美的提升，大量国际影视作品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多元文化也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因此，高质量的电影翻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学者对电影翻译的研究涉足较少，过去的电影字幕翻译偏向于字句的直译，缺乏翻译理论的支撑。然而，现如今电影字幕翻译越来越受到译届学者们的重视。 近年来，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引入生态学理念，并开展了相应的跨学科研究。在这些“跨学科”特性的翻译学领域里，“生态维度”的系统研究长期被忽略；另一方面，国内外运用自然生态的术语或概念谈及翻译研究，从总体上看，有关研究明显不足：一是散而不专，二是“引”而未“发”，三是狭隘单一，四是未成体系 [ 1 ]。在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下，翻译突破了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阈限，开始尝试用生态科学中的“适应”、“选择”、“生存”和“淘汰”等视角来探讨翻译活动，构建生态翻译学。字幕翻译不仅涉及了两种语言结构的转换，也涉及两种文化意识的转换。同时，语言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所具有的交际功能也不容忽视 [ 2 ]。 美国1994年上映的电影《阿甘正传》作为一部励志经典佳作，不仅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且还受到了广大观众们的青睐。影片背后涵盖了60年代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影片的字幕翻译更便于中国观众的理解，以使文化得到广泛推崇。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角度，分析这部电影的字幕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