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3.1. Frey综合征发生情况 术后1年285例病例中出现Frey综合征主观症状的三组共有62例(21.75%)，包括1组47例(51.09%)，2组6例(6.25%)，3组9例(9.28%)；285例病例中碘–淀粉试验阳性的三组共有97例(34.04%)，其中包括1组70例(76.09%)，2组12例(12.5%)，3组15例(15.46%)。Frey综合征出现的时间，术后1年1组和2、3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2、3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结果表明手术中保留腮腺咬肌筋膜及应用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可以明显降低Frey综合征的发生率。术后2年285例病例中有Frey综合征主观症状的三组共有80例(28.07%)，其中包括1组49例(53.26%)，2组6例(6.25%)，3组25例(25.77%)；285例病例中碘–淀粉试验阳性的病例共有119例(41.75%)，其中包括1组72例(78.26%)，2组14例(14.58%)，3组33例(34.02%)。术后2年1组和2、3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2、3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表明术中保留腮腺咬肌筋膜可以明显降低Frey综合征的发生，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短期内可以明显降低Frey综合征的发生，但长期效果较差。285例病例随访2年仅有1例肿物复发，复发率为0.35%，三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2. 面瘫和涎瘘情况 面瘫发生率三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涎瘘发生率三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腮腺良性肿瘤切除的主要目的是完全切除肿瘤以避免复发，同时保护面神经，预防Frey综合征并尽量保存面部外形，尤其对于年轻患者，对于并发症的预防更为重要，在腮腺术后，并发症中对于Frey综合征的预防一直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Duphenix首次在1757年定义了Frey综合征，该综合征发病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目前主要假说为“神经错位愈合”和“迷走神经再生”，即腮腺内的神经纤维和皮肤血管、汗腺的神经纤维，发生再生联合，而在进食时术区皮肤出现出汗和潮红的现象 [ 10 ] [ 11 ]。关于Frey综合征的发病率，不同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差异，是因为一些研究使用客观的研究方法，而另一些研究使用了主观的研究方法，这是发生率结果不同的基础。主观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询问患者主观感受是否有Frey综合征，在客观方法的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是Minor碘–淀粉试验。 多数情况下，Frey综合征引起的后果并不严重，但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极大的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对于Frey综合征的治疗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也提出来众多治疗方法，均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目前认为对于Frey综合征应以预防为主，要尽量通过预防措施来避免该综合征的发生。当前，国内外学者采用大腿外侧阔筋膜瓣 [ 9 ] 、胸锁乳突肌瓣 [ 12 ] [ 13 ] 、颞筋膜瓣 [ 8 ] [ 14 ] 、前臂的游离皮瓣 [ 15 ] [ 16 ] [ 17 ] 等方法，阻止以上神经断端的游走及错位再生，因此可以达到预防Frey综合征的目的。但是，这些方法要增加额外的切口，手术创伤大，术中出血增多，还增加了瘢痕等，患者接受程度较低，不能大量推广，限制了这些预防方法的应用。腮腺嚼肌筋膜是颈深筋膜的浅层形成的包绕腮腺组织的腮腺鞘，致密而坚韧，腮腺手术中通过保留该筋膜，术后复位缝合该筋膜可以阻断腮腺内外神经纤维交叉再生联合，从而达到预防Frey综合征的目的，本研究中通过保留腮腺嚼肌筋膜，发现患者Frey综合征的发生率的确远低于常规术式的患者，证实腮腺嚼肌筋膜能够预防腮腺术后Frey综合征的发生 [ 18 ] [ 19 ] [ 20 ]。 近些年来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被大量应用于临床用来预防Frey综合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21 ] - [ 28 ]，尤其当肿瘤的体积较大时，肿瘤与腮腺嚼肌筋膜临近，如果手术采用筋膜下翻瓣时，易导致肿瘤的破损，增加肿瘤细胞种植的风险，因此只能采用筋膜浅层翻瓣，因为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使用方便，不会增加额外的手术创伤，受到临床医生及患者的欢迎。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短期内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可以有效地预防Frey综合征的发生，可以获得与腮腺嚼肌筋膜相似的效果，这与以往的实验结果相同，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植入真皮基质患者的Frey综合征发生率明显上升，考虑其原因可能为真皮基质短期内能够阻挡神经纤维的生长，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神经纤维能够穿过真皮基质，出现神经的错位再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延长，Frey综合征发生率升高的原因，所以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延迟或避免发生Frey综合征的作用，但其远期效果不是十分理想。本研究仅对脱细胞真皮基质预防腮腺术后Frey综合征的中长期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对于病例更长期的发展变化及脱细胞真皮基质是否有其它不良影响，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临床资料来证明。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主要内容：蝙蝠种类多、分布广，研究发现蝙蝠是具有“飞行能力的病毒库”，是多种人兽共患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储存宿主。蝙蝠粪便污染水源、食物后会传播病原体，造成疾病流行。2010年以来国内外多个团队对蝙蝠肠道粪便标本做了宏基因组学以及PCR特异性扩增，从蝙蝠肠道中检测发现多种病毒，其中冠状病毒、肠道病毒、轮状病毒与人类疾病有密切关系，既往报道提示从蝙蝠粪便标本中分离到冠状病毒和轮状病毒，而未见肠道病毒分离的相关报道。目的：本文主要对蝙蝠肠道携带的病毒的地域分布进行描述以及整理，为今后对病毒在地域分布方面的研究提供线索。 关键词 :蝙蝠，粪便，病毒，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肠道病毒，轮状病毒，冠状病毒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蝙蝠作为唯一能飞翔的哺乳动物有925种，仅次于啮齿动物居第二，我国各个地区均有蝙蝠存在，主要栖息地分布在长江以南气候温热，物产和物种丰富的海南、云南、广西等地区 [ 1 ]。蝙蝠是群居动物，一个洞穴可达数百万只，高密度的数量使病原体在种内和种间快速传播，并且种群数量大，能够淘汰一些对病毒敏感的个体，最终存活的蝙蝠对病毒耐受并持续排毒 [ 2 ]。冬眠是许多蝙蝠的特性，冬眠期的蝙蝠体温降低，生理机能下降，免疫系统迟钝，机体不排异病毒但是却持续排出病毒。蝙蝠飞行距离长，能够根据季节变化长途迁徙，容易传播病毒到别的地方 [ 3 ]。 2010年以来石正丽 [ 4 ]、梁杰 [ 5 ]、涂长春 [ 6 ]、Eric F. Donaldson [ 7 ]、陈刚 [ 8 ] 等国内外多个团队对蝙蝠直肠和粪便标本做了宏基因组学以及PCR特异性扩增，从蝙蝠直肠和粪便中发现的多种病毒鉴定为：昆虫病毒(包括浓核病毒科 [ 4 ] [ 6 ]、二顺反子病毒科 [ 4 ] [ 6 ]、杆状病毒科 [ 4 ] [ 6 ] )、脊椎动物病毒(包括冠状病毒科 [ 4 ] [ 5 ] [ 6 ]、细小病毒科 [ 4 ] [ 6 ] [ 7 ]、逆转录病毒科 [ 4 ] [ 6 ] )、植物病毒(包括番茄丛矮病毒科 [ 4 ] )、噬菌体(肌尾噬菌体科 [ 4 ] [ 6 ]、长尾噬菌体科 [ 4 ]、短尾噬菌体科 [ 4 ]、微小噬菌体科 [ 4 ]、丝杆噬菌体科 [ 4 ] )。哺乳动物病毒有：腺病毒属 [ 4 ] [ 6 ]、疱疹病毒属 [ 4 ] [ 6 ]、异样疱疹病毒属 [ 4 ] [ 6 ]、乳头瘤状病毒属 [ 4 ] [ 6 ]、正嗜肝病毒属 [ 6 ]、A型轮状病毒属 [ 6 ]、α冠状病毒属 [ 6 ]、β冠状病毒属 [ 6 ]、肠道病毒属 [ 6 ]、丙肝病毒属 [ 6 ] 等。其中冠状病毒、肠道病毒、轮状病毒与人类疾病有密切关系，既往报道提示从蝙蝠直肠和粪便标本中分离到一些冠状病毒 [ 6 ] 和轮状病毒 [ 6 ]，而未见肠道病毒分离的报道 [ 9 ] [ 10 ]。
system: [SYSTEM]

user: 2. 肠道病毒 肠道病毒(Enterovirus， EV)指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ovirus， PV)、柯萨奇病毒(coxsackievirus， CV)和埃可病毒(entericcytopathic human orphan virus， EHCO)及新型肠道病毒感染人引起多种临床表现，包括急性呼吸道疾病、无菌性脑膜炎、脑膜脑炎、心肌炎、手足口病、新生儿多器官衰竭和急性迟缓性麻痹 [ 11 ]。肠道病毒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部分经呼吸道传播以及接触体液传播。EV是无包膜的核衣壳包裹单股正链RNA病毒，主要衣壳蛋白是1A、1B、1C、1D分别称为VP4、VP2、VP3、VP1。 导致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以及导致婴幼儿严重腹泻危及生命的轮状病毒一直被世界关注。2013~2014年上海市的污水中人类肠道病毒的调查 [ 12 ] 研究表明，污水中分离的249株人类肠道病毒(Human enterovirus， HEV)中基因型多为柯萨奇B组病毒5型(coxsackie virus group B， CVB)和埃可病毒6型(entericcytopathic human orphan virus， EHCO)，这两种血清型的HEV一直都是世界优势血清型 [ 12 ] [ 13 ]。中国的CVB5分离株主要是C5-C84个基因亚型，而此次上海污水中分离出的毒株主要是形成了C6和C8基因亚型2个传播链。全球EHCO6根据核苷酸同源性分为A、B、C、D等4个基因型，此次上海市污水中分离出的9株属于C基因型的C3、C5型，其他34株属于D9基因亚型，与国内的流行基因型相符合。然而，HEV中的CVB5、ECHO4、ECHO6、ECHO7、ECHO11、ECHO30等是引起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体 [ 12 ] [ 14 ]。2010年Zhao Lili等 [ 15 ] 在蝙蝠粪便中发现细小核糖核酸病毒(Piconavirus， PiV)片段81 bp，却未获得核苷酸全序列；2012年Ge Xingyi [ 4 ] 等从蝙蝠粪便的宏基因学研究中发现了细小核糖核酸7个contig，片段大小为266 bp，但是也未获得细小核糖核酸病毒的全序。2012年杨凡力 [ 6 ] 等在蝙蝠直肠和粪便标本宏基因组研究中未发现细小核糖核酸病毒片段。2016年郑雪燕等 [ 9 ] 在蝙蝠直肠中也未检测出细小核糖核酸病毒。迄今为止，未从蝙蝠体内未分离出细小核糖核酸病毒 [ 9 ]。但是以上的研究只能说明蝙蝠体内细小核糖核酸病毒携带率低，所以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蝙蝠直肠以及粪便是否携带细小核糖核酸病毒。
system: [SYSTEM]

user: 3. 轮状病毒 轮状病毒(Rotavirus，RV)经消化道传播，引起轮状病毒肠炎，是一种急性消化道传染病，主要发生在6个月~2岁的婴幼儿中，同时可引起成人腹泻，发病高峰期在秋季。轮状病毒属于呼肠孤病毒科(Reoviridea)轮状病毒属(Rotaviru)。轮状病毒根据其内衣壳蛋白VP6抗原性不同，将轮状病毒分为7个组，其中A、B、C组主要感染人类，其他四组D、E、F、G主要感染动物。A组以婴幼儿感染居多，B组成人感染居多，C组多为散发 [ 16 ]。A组轮状病毒RV-A根据VP7、VP4表面中和抗原的不同分为15个G血清型和至少23个P血清型，其中10个G血清型中可感染人(G1-G6、G8、G9、G10、G12)。分型基于分子生物学对VP4和VP7核苷酸的差异分为19个G基因型(包括14个G血清型)和27个P基因型(包括14个P血清型，1A，1B，2到14号) [ 17 ]。 早年轮状病毒的流行以G1型为主，近年来G9型的流行也呈上升趋势 [ 12 ]。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 [ 16 ] [ 18 ] [ 19 ]，90%以上的轮状病毒流行株是G1P [ 8 ]、G2P [ 4 ]、G3P [ 8 ]、G4P [ 8 ]、G9P [ 8 ]。在非洲、亚洲、南美主要流行轮状病毒血清型 [ 20 ] [ 21 ] [ 22 ] 为G5、G6、G8。最近几年世界各地陆续发现G9型流行，有可能成为世界人轮状病毒(Human Rotavirus， HRV)优势流行株，而在中国轮状病毒流行基因型主要是G8、G9型 [ 23 ] [ 24 ]。2010年Esona等在非洲肯尼亚黄毛果蝠中首次发现A组轮状病毒但未分离鉴定该病毒 [ 25 ]。涂长春课题组2012年杨凡力 [ 6 ] 等首次从云南的蝙蝠粪便中分离出轮状病毒MSLH14株，2013年何彪等在云南勐远三叶蹄蝠标本中分离出第2株轮状病毒MYAS33株。MSLH14株是一个典型的重组毒株，其关键片段VP4、VP6、VP7有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跨物种、跨地域频繁传播，但是每个片段同源性未达到95%，说明该病毒重组时间发生在很久以前，在蝙蝠中存在已久，并且是一个猫/犬RVA的远亲病毒。轮状病毒毒株MYAS33 [ 26 ]，VP4和VP7基因与MSLH14不同，是一株新病毒，是首次发现的动物源性G3P [ 10 ] 型轮状病毒，与之前的MSLH14同源性达到89.6%，经过比对发现MYAS33与泰国清迈的一个严重腹泻的6岁儿童粪便中分离到的CMH079都是G3P [ 10 ] 型 [ 18 ]，认为MYAS33和CMH079存在遗传相关性。蝙蝠体内发现的3株轮状病毒，2株来自云南。董慧瑾等从广西农村一名腹泻儿童粪便中检测到一株少见的人感染M2-102毒株G3P [ 3 ] 型轮状病毒 [ 27 ]，进一步分析5条基因带(VP1、VP2、VP7、NSP4、NSP3)后发现与云南的蝙蝠RV毒株MYAS33亲缘关系近，处于同一进化支，VP6与人AU-1病毒株在同一进化支，进而推测出M2-102毒株是人病毒株AU-1与蝙蝠毒株MYAS33和猿猴株类似病毒经基因重配产生的的多种属来源的重配病毒株。2013年郑雪燕 [ 28 ] 等在勐远县山区捕捉30只三叶蹄蝠直肠标本中26只蝙蝠检测出感染A组轮状病毒序列，在分别提取30只蝙蝠肠道总RNA后扩增(Nonstructural Protein 5， NSP5)基因，结果在1只三叶蹄蝠肠道样品中扩增出NSP5基因全序列。2016年郑雪燕等 [ 9 ] 在海南海口、广东惠州、云付及广州蝙蝠长期监测点选取的9个蝙蝠自然栖息地采样520只蝙蝠，从6只小黄蝠直肠中检测出4株A组RV初步定为G3型，轮状病毒检出率为0.76%。轮状病毒在传播过程中经常发生基因重组，这些变异很有可能导致跨种传播，所以蝙蝠携带轮状病毒需要进一步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4.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Coronavirus， CoV)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肝脏和中枢系统疾病，是一类有囊膜的单股正链RNA病毒(25-31kb)，属于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ea)冠状病毒属，该病毒可以直接用其基因组RNA作为翻译蛋白质的模板，RNA有很高的重组率，RNA重组后序列变化导致翻译的氨基酸变化，抗原性也发生改变，所以冠状病毒容易发生变异 [ 29 ]。现在发现15个种只感染脊椎动物 [ 30 ]，和人与动物的很多疾病有关。冠状病毒基因组基本模式是包含至少6个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 Frame， ORF)，5’和3’非编码区(Untranslated Region， UTR)位于两侧。冠状病毒根据抗原性不同分为α、β、γ、δ四个属，每个属根据pplab复制酶结构域不同分为不同物种。不同群的冠状病毒基因组结构各有特点，α冠状病毒结构相似，转录调控序列(Transcriptionregulatingsequence，TRS)均为CUAAAC，ORF1ah编码16个非结构蛋白(Nonstructural protein， NSP)，有2个木瓜蛋白酶位点，其中αCoV-A群在3’端有非结构蛋白NSP7，αCoV-B群不具备NSP7 [ 31 ]。 人类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 HCoV)HCoV-229E株和HCoV-OC43株是最早发现的和人类疾病有关的病毒，主要引起人普通感冒，4个病毒株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6引起的感染症状较轻 [ 32 ]，然后又发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associated coronavirus， SARS-CoV)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会导致高致死性急性呼吸道综合征。2011年Christina Osborne等报道从2006年到2009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21个采样点采集2属17种1044只蝙蝠，75只蝙蝠粪便样本中检测到α冠状病毒，各种蝙蝠的带毒率分别为大棕蝠12% (61/494)，长脚蝠8% (12/147)，小棕蝠3% (1/31)，西部长耳蝠2% (1/52)，该研究证明，α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不同种蝙蝠，表现出进化的多样性 [ 33 ]。2007年Vijaykrishna等根据全基因组序列系统发育分析研究发现冠状病毒存在蝙蝠体内的时间比其它任何一种动物时间更久，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不同种类的冠状病毒在不同蝙蝠种类中传播，从而感染给其他动物 [ 34 ]。β冠状病毒A群有2个木瓜蛋白酶水解位点，都有特定基因：血凝素酯酶(Hemagglutinin-esterase，HE)和非结构蛋白3 (Nonstructural Protein， NSP3) (其中病毒株HCoV-HKU1只有HE)。β冠状病毒的B群只有一个木瓜蛋白酶水解位点，在M和N基因之间含有几个小的开放阅读框，只有果蝠属冠状病毒Ro-BatCoV-HKU4株有2个下游基因非结构蛋白7a/7b [ 35 ]。β冠状病毒A群属的转录调控序列(transcription regulating sequences， TSR)是CUAAAC，而β冠状病毒属的TSR是ACGAAC，二者不同。2012年荷兰分离出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毒株HCoV-EMC/2012与2株蝙蝠冠状病毒Ty-BatCoV-HKU4株和Ro-BatCoV-HKU4株，属于β冠状病毒C群 [ 29 ]。γ和δ冠状病毒与其他动物有关。2013年石正丽等在Nature发表文章，该研究成功分离鉴定到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 (ACE2)作为受体的中华菊头蝠的蝙蝠源SARS样冠状病毒(bat SL-CoV-W1V1)，该实验表明菊头蝠是SARS-CoV自然宿主并且SARS-CoV直接感染人，其间并无中间宿主 [ 35 ] [ 36 ] [ 37 ] [ 38 ]。杨凡力 [ 10 ] 等在蝙蝠粪便病毒中扩增出冠状病毒(LYRa11株)，该病毒与SARS-like CoV Rs3367株在S基因中的受体结合基序(Recombination Binding motif， RBM)区域与SARS CoV具有几乎一致的相似性，在关键氨基酸位点479N和487T只观察到一个突变。最终推测出LYRa11株与Rs3367株有能力感染果子狸和人类，是由蝙蝠携带的SARS-like CoV过渡到能够感染人和果子狸的SARS CoV的中间病毒。2012年中东地区出现由MERS-CoV (HCoV-EMC)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并且推测其来源于蝙蝠，HCoV-EMC株与蝙蝠来源的病毒株BtCoV-HKU4和BtCoV-HKU5遗传关系较近 [ 39 ]。
system: [SYSTEM]

user: 5. 蝙蝠粪便标本携带病毒的地域分布 从表1中可以看到，见表1，涂长春课题组2012年杨凡力 [ 6 ] 等首次蝙蝠直肠以及粪便中云南的蝙蝠粪便中分离出轮状病毒MSLH14株，2013年何彪等 [ 28 ] 在云南勐远三叶蹄蝠标本中分离出第2株轮状病毒MYAS33株。梁捷等 [ 5 ] 2014到2015年间在澳门地区采集蝙蝠的粪便、肛拭子、尿液样本，检测出α冠状病毒、β冠状病毒、副粘病毒、腺病毒、α冠状病毒、β冠状病毒、副粘病毒、腺病毒；其中蝙蝠优势种类和主要携带病毒蝙蝠是大蹄蝠(41.93%，421/1004)，4份检测出腺病毒阳性，菲菊头蝠(36.35%，356/1004) 2份检测出冠状病毒，1份检测出副粘病毒。该地检出率最高的病毒是腺病毒、冠状病毒、副粘病毒科。郑雪燕等 [ 9 ] 从海南海口、关东惠州、广州、云浮采集蝙蝠的粪便、肛拭子或直肠标本检测出疱疹病毒、腺病毒、乳头瘤状病毒、轮状病毒。此次蝙蝠优势种类是小黄蝠(34.04%，177/520)，普通长翼蝠(27.69%，144/520)，带毒蝙蝠以小黄蝠为主(阳性率2.90%，37/177)。当地检出率最高的病毒是疱疹病毒，腺病毒，乳头瘤状病毒。李兴宇等 [ 10 ] 2013年至2014年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16个市采集的蝙蝠，检测出布尼亚病毒、圆环病毒、副粘病毒科、α冠状病毒、β冠状病毒、星状病毒、水泡性病毒、环状病毒、细小病毒、蝙蝠心病毒。此次蝙蝠的优势种类是大足鼠耳蝠(31.86%，65/204)、东方蝙蝠(25.49%，52/204)，带毒蝙蝠以马铁菊头蝠(15.20%，31/204)为主。当地检出率最高的病毒是博卡病毒、蝙蝠心病毒、布尼亚病毒。陈清等 [ 10 ] 2007年至2008年在岳阳、邵阳、海口三地采集蝙蝠的直肠或粪便标本，检测出诺如病毒。此次蝙蝠优势种类为普通长翼蝠(58.26%，187/321)，带毒蝙蝠以普通长翼蝠为主(23.53%，44/187)，当地常见病毒是星状病毒(9.03%，29/321)。 Table 1 The region area distribution of the viruses in bats’ fece 病毒名称 活毒或片段 病毒分型 基因序列 采样地点 蝙蝠种类 轮状病毒 [ 28 ] 分离到毒株MYAS33，MSLH14 动物源性P [ 10 ] 型 KD649186-KF649188、KJ020887-KJ020849 云南省勐远县某山洞 叶蹄蝠 冠状病毒 [ 6 ] 扩全序LYRA11，LYRA3 αCoV KF569996，KF569973 云南省普洱市 鼠耳蝠 冠状病毒 [ 5 ] 基因片段RdRp αCoV，36个 无 澳门特别行政区 长翼蝠、大足鼠耳蝠等 冠状病毒 [ 5 ] 基因片段RdRp βCoV，14个 无 澳门特别行政区 扁颅蝠 副粘病毒 [ 5 ] 基因片段L-gene 未分类的已知副粘病毒 无 澳门特别行政区 菲菊头蝠 腺病毒 [ 5 ] 基因片段POL 哺乳动物腺病毒 无 澳门特别行政区 大蹄蝠、大足鼠耳蝠、日本蝠翼 单纯疱疹病毒 [ 9 ] 基因片段DPOL、gB β疱疹病毒属、γ疱疹病毒属(G1/G4/G5型) KR261901-KR261921 海南海口、广东惠州、广州、云浮 小蹄蝠、中蹄蝠、大足鼠耳蝠、长翼蝠、小黄蝠、小菊头蝠、棕果蝠 腺病毒 [ 9 ] 基因片段DPOL 哺乳动物腺病毒 KT369211-KT369261 海南海口、广东惠州、广州、云浮 大足鼠耳蝠、长翼蝠、小黄蝠、翘尾蝠、棕果蝠 乳头瘤状病毒 [ 9 ] 基因片段L1 为小黄蝠PVs、小菊头蝠PVs，但无法分型 KU727225-KU727235 海南海口、广东惠州、广州、云浮 小黄蝠、小菊头蝠 轮状病毒 [ 28 ] 基因片段VP7 G [ 3 ] 型哺乳动物RVs KU746889-KU746892 广东云浮 小黄蝠 布尼亚病毒 [ 10 ] 获得全序BtBunV-JTM 布尼亚病毒科白领热病毒属 吉林省通化市 马铁菊头蝠 圆环病毒 [ 10 ] 获得全序BtCV-AC、BtCV-DQ 黑龙江哈尔滨市，大庆市 东方蝙蝠 副粘病毒 [ 10 ] 获得全序BtPV-JTA 副粘病毒科腮腺炎病毒属 吉林省通化市 白腹管鼻蝠 冠状病毒病毒 [ 10 ] 获得全序αCoVJTAC2 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亚科 吉林省通化市 马铁菊头蝠 冠状病毒病毒 [ 10 ] 宏基因βCoV JTMC15 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亚科 吉林省通化市 白腹管鼻蝠 星状病毒 [ 10 ] 宏基因BtAstVLN 辽宁省本溪市 马铁菊头蝠、大足鼠耳蝠 水泡性病毒 [ 10 ] 宏基因BtVsVLNG135 辽宁省本溪市 马铁菊头蝠、大足鼠耳蝠 环状病毒 [ 10 ] 宏基因BtOrbV LN1 VP3 辽宁省本溪市 马铁菊头蝠、大足鼠耳蝠 细小病毒 [ 10 ] 宏基因BtPV-LN、BtPV-JL 辽宁省本溪市 马铁菊头蝠、大足鼠耳蝠 蝙蝠心病毒 [ 10 ] 宏基因BtPV-TJ-TB 辽宁省通化市 马铁菊头蝠、大足鼠耳蝠 星状病毒 [ 20 ] 基因片段RdRp 星状病毒科 岳阳市、海口市、香港、 长翼蝠、小黄蝠、棕果蝠 表1. 中国蝙蝠粪便标本携带病毒的地域分布 在之前所有关于蝙蝠直肠及粪便组织中并未发现有细小病毒属的基因组，只是葛兴义等在宏基因组分析过程中发现过100contig的细小病毒基因片段，一直到2016年涂长春、李兴宇等在我国东三省蝙蝠中检测到细小病毒。轮状病毒毒株MYAS33在云南的边境镇中发现。在澳门地区发现了α冠状病毒和β冠状病毒。了解病毒的地域性分布对今后的病毒溯源有重要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6. 展望 蝙蝠作为“会飞行的病毒库”，人类正从蝙蝠身上不断发现新病毒。消化道作为机体与外界潜在相通的腔道，在蝙蝠排便时有成千上万的病毒可能正在排到环境中，对蝙蝠粪便携带病毒的调查，既是一个认识蝙蝠与人类疾病关系的新视角，也是对长时间以来大量证据证明“蝙蝠携带病毒且与人类疾病密切相关”这一古老的主题添上了一笔。认识蝙蝠与人类疾病的关系，有助于人类今后防控疾病，也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常用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选取的评价指标一般反映的是研究期间的实际情况，很难持续反映水生态环境的变化状况。水生态修复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需要一种能够实时反映水生态环境健康状况及修复效果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本文在综述近几年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对鱼类运动行为进行定性与量化，并以鱼类运动行为响应指标和鱼类敏感性水质指标作为富营养化水体的水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制定一套更加符合水生态环境实际情况的、有效的和可操作性强的水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为水生态环境的预警和修复效果评价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关键词 :水生态环境健康，鱼类运动行为响应指标，鱼类敏感性水质指标，实时，评价方法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方法除了通过对水域的水质进行监测外，还可利用对水生生物的生理、行为响应的监测来对水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水生态修复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常用的水生态环境健康状况评价方法是根据水体水质指标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一般情况下，研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反映的是研究期间的实际情况，很难持续反映水体生态环境的真实状况，因此能够实时反映水生态环境健康状况及修复效果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成为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的研究焦点。 目前，国内用于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指标体系法和指示物种法 [ 1 ]。指标体系法是目前最常用、研究成果最多的一种方法。其所用到的指标多元化，主要有物理化学、生态学以及社会、经济等指标，评价指标一般结合研究水域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取。指示物种法是根据生物或者植物结构群落的完整性来反映水生态环境健康状况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2. 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是根据水生态系统的特征和服务功能，综合物理、化学、生物甚至社会经济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通过采用数学方法来评价水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我国目前对水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采用水质指标评价体系法对已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进行评价分析，另一方面是采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受损水生态系统的修复效果进行评估 [ 2 ]。 2.1. 水质指标评价体系法 水质指标评价体系法主要通过某种数学方法及技术手段，对区域水环境质量进行分析及定量描述。目前采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污染指数评价法、层次分析评价法、主要成份分析评价法、综合水质指数法、投影寻踪模型法、物元可拓评价法、模糊数学评价法、灰色系统评价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法等 [ 3 ]。方东(2001)等人选取水质化学指标(透明度、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悬浮物和叶绿素Chl-a)、水生生物指标(生物优势种和生物量)、多样性指数等三类指标，对玄武湖水环境污染工程治理的效果进行评价 [ 4 ]。朱浩(2010)等人选用总氮、总磷、硝氮、亚硝氮和叶绿素Chl-a等水质指标对大莲湖水生态修复工程在完工半年后的水质变化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 5 ] ；王敏(2012)等人选用pH值、溶解氧、电导率、溶解性总固体、盐度、COD、BOD 5 、氨氮、总氮、总磷、氯化物、总悬浮固体等12项水质理化指标和Cr、Cd、Zn、Pb和Cu等5种重金属指标对天津市大沽排河河道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的修复效果和生态效应进行综合评价 [ 6 ]。 2.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 综合评价指标法是指根据水生态系统的具体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评价指标对水生态修复效果进行的综合评价，是一种将人类健康、社会、经济等多种指标相结合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目前已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郝利霞(2014)等人以海河流域73个采样点的水质、营养盐和底栖动物为评价指标，从化学完整性和生物完整性两方面综合评价了流域内河流生态系统健康 [ 1 ]。朱晓博(2015)针对城市河流生态功能、修复措施和生产效益方面提出了城市河流生态修复效果的“环境效应–价值效益”综合评价体系与各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二者结合可以更加准确的反映城市河流生态修复的效果 [ 7 ]。张瑞(2017)等人结合再生水补给型城市河湖的特点，构建了3个系统、7个准则和19个指标的再生水补给型城市河湖水生态修复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群组决策的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 8 ]。郭娜(2017)构建了基于物理因子、水质因子、生物因子、功能因子四个维度44个综合指标的模型假设，构建了基于河流生物与功能的河流健康评价模型，并对辽河保护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 [ 9 ]。于鲁冀(2018)等人采用频率统计法和理论分析法，构建水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指标层次结构模型并采用群组决策层次分析法来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对评估指标的指数进行分级和标准化处理，制定了河流生态系统修复效果的评价标准 [ 10 ]。 2.3. 两种评价体系的优缺点 1) 水质指标评价体系法的优缺点 水质指标评价体系法通过对水域的各水质指标进行监测分析，并根据水质指标对水生态健康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较准确。但由于监测的水质指标只代表当时的水质状况，而水环境是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随着时间、气温以及气候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要想获得一个连续、实时且准确的评价结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实现。 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的优缺点 综合指标体系法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出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对水生态健康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再通过数学方法来获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并将各个指标的得分进行综合评价，最终获得半定量或定性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结果。因此，获取各个指标的权重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的研究重点。确定指标权重的数学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灰色聚类法、综合指数法、模糊综合法和熵值法等，各种评价方法都具有优缺点。如常用的层次分析法是将评价指标逐层结合，充分考虑同层指标之间、上下层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多种指标之间有序化。但需要对各个指标进行打分，且由于评价者的学识背景、观点和方法等主观因素，存在评分差异，不同的评价者评价的结果出现偏差较大。与层次分析法相反，灰色聚类法不存在主观因素成份，其通过计算来获得唯一的结果，结论明确 [ 11 ]。但在评价指标较多的情况下，计算过程较为复杂，耗时长，需要编写计算程序才能计算完成。 上述两种体系法均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因此一种具有两者优势且能够避免其缺点的理论及技术方法的研究成为水生态健康评价的研究方向。近几年来，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方法逐渐从指标评价转向指示物种评价。
system: [SYSTEM]

user: 3. 指示物种法 指示物种法是通过监测水中某种指示物种对环境胁迫下的响应来实现间接评价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一种方法。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生物完整性指数法(Index of biological integrity，简称IBI)，也是研究者最常用来评价水生态健康状况的一种重要方法。 3.1. 生物完整性指数法IBI 该方法可采用的指示生物广泛，一般选择的指示物种主要有鱼类、底栖无脊椎动物、藻类、浮游生物、高等维管束植物和微生物等，可根据物种的种群情况进行选择。目前，国内外研究的指示物种主要以鱼类、底栖无脊椎动物和藻类为主，其中鱼类是最早被选做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的一种指示物种。鱼类完整性指数法(Fish-index of biological integrity，简称F-IBI)是国内外研究水生态环境健康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 [ 12 ]。张豫(2014)等人通过对常用的21个鱼类完整性指标进行了筛选，构建了东江干流(惠州段)鱼类完整性指标体系，并采用该体系对15个取样点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 [ 13 ]。张赛赛(2015)等人应用鱼类完整性指数F-IBI体系评价浑河河流的生态健康状况，并从23个候选指标中筛选出适用于浑河流域包括总渔获量、雅罗鱼亚科种类所占比例、鳅科鱼类所占比例、经济鱼类所占比例、耐污物种所占比例和广布种所占比例共6个指标的F-IBI体系 [ 14 ]。余景(2017)等人构建了以鱼类种类数量、石首鱼科鱼类种类数比例、鲷科鱼类种类数比例、浮游生物食性鱼类种类数比例、底栖生物食性鱼类种类数比例和底栖–游泳生物食性鱼类种类数比例6个指标的鹅公湾F-IBI评价体系，并对深圳鹅公湾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 [ 15 ]。黄凯(2018)构建了以鱼类物种数、个体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底栖食性鱼类个体百分比、耐受性鱼类个体百分比、产黏性卵鱼类个体百分比、产沉性卵鱼类个体百分比、上层鱼类个体百分比和广布种鱼类个体百分比等9个指标的F-IBI评价体系，并对滦河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 [ 16 ]。刘明典(2018)等人采用Karr提出的、Fausch等修订的12个指标体系水质健康评价方法，建立了适合长江中上游干流及附属湖泊的F-IBI指标体系，并对长江上游和中游的鱼类完整性进行了评价 [ 17 ]。 鱼类完整性指数法是针对鱼类种类、个数所占比例进行的一种评价方法，该方法需要长期的采样分析和数据监测，研究周期长，需要大量数据材料才能完成。因此，能够快速且实时地对水生态环境做出评价是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研究工作的发展方向。 3.2. 鱼类生理行为响应在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中的应用 在很多水污染事件中，最早发现水体受污染的是生活在水域附近的渔民，这些水污染事件也说明了在监测条件和水平有限情况下，鱼类比环境监测能更快速有效、真实地反映水体当时的环境状况。通过对鱼类的生理、行为响应进行监测来对水生态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和预警是目前国内外环境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鱼类在不同环境因子发生变化时的行为响应也相继得到了广泛研究。胡占英(2014)等人以斑马鱼胚胎和幼鱼为指标生物，研究长春新碱对斑马鱼神经发育和行为的影响及其毒性的分子机制，发现长春新碱具有多巴胺能神经元毒性并且会导致幼鱼间脑及下丘脑多巴胺能神经元细胞丢失 [ 18 ]。孙欣欣(2014)以斑马鱼为指示生物，研究三种氯酚染毒物质对斑马鱼的毒性作用和对生理生化的影响 [ 19 ]。张晓婵(2016)等人对以食蚊鱼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城市废水对食蚊鱼器官组织结构的影响来评价广州河涌污染现状及对食蚊鱼的毒性效应 [ 20 ]。 此外，通过鱼的游泳行为、正趋流性和选择行为来对水环境状况进行评价也相继得到应用。在洁净的流动水体环境中，鱼类总会逆水而上，喜好向水流清澈的地方游动，鱼类的这种特性被称为正趋性或者趋清性。而当水质遭遇破坏时，鱼类的这种特性就会被打破。水体中污染物可以影响到鱼类的游泳能力，鱼类如果表现出逃避行为，且大多数都集中在洁净水的一端，则表明水质遭受到污染。因此可通过连续测定鱼类的位置变化，通过比较鱼类的当前运动轨迹与历史运动轨迹，观察鱼类的行为是否发生变化，从而达到监测水体污染的目的。 倪芳(2014)以斑马鱼、红鲤鱼和青鏘鱼为受试生物，在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中暴露的污染物五氯酚、苯酚和土霉素，通过急性毒性实验和水质在线监测实验分析了不同污染物对鱼类运动行为的影响 [ 21 ]。周斯芸(2014)以斑马鱼、红鲤鱼和青锵鱼为受试生物研究了单一化学污染物Cd 2+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四溴双酚A对鱼类的毒性效应 [ 22 ]。果佳良(2015)提出了一种基于鱼类三维运动轨迹的生物式水质异常监测方法，通过计算机双目视觉获取可以反映水质状况的鱼类三维行为运动特征参数，建立样本集并获得基于BP神经网络的水质异常监测模型，利用模型对鱼类行为特征参数进行分析评价，间接监测水质的异常状况 [ 23 ]。程淑红(2015)等人利用鱼类运动行为对异常水质进行评价，对水环境因子与鱼类运动特征参数之间主要相关性的因子进行了研究 [ 24 ]。李汝(2015)通过采用水质生物毒性监测仪对斑马鱼在受试水环境中的运动行为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将斑马鱼的运动行为转换为量化的试验数值，进而利用斑马鱼的运动行为特征反应水质的健康状况 [ 25 ]。杜娟娟(2016)以斑马鱼为指示生物，研究在苯酚胁迫下斑马鱼的运动行为变化以及与毒理学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说明斑马鱼的运动行为强度与体内酶活性之间存在明显剂量效应关系 [ 26 ]。梁鸿(2016)等人采用生物行为传感器监测青鳉鱼在重金属铜暴露下的行为数据，利用重金属作用下青鳉鱼的行为变化来研究重金属环境胁迫导致的生物行为响应机制，得到重金属暴露下生物行为的实时变化过程和趋势 [ 27 ]。李雷华(2017)对水质与鱼群运动行为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方差、分布面积和中心距指数三个特征参数作为水质评价因子建立的模型具有高效、稳健的识别效果 [ 28 ]。蒋瑞卿(2018)以鱼类为试验对象，通过改变水中氰化物的浓度来观察鱼类的异常行为及死亡现象 [ 29 ]。 这些通过监测鱼类的形态、生理以及运动行为达到水质评价与预警的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指示鱼类的选择和驯化、指示鱼类灵敏性指标的筛选、指标的采集技术和分析方法等。因此，除了需要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理化分析技术外，还需要充分掌握鱼类运动行为学、毒理学和生理学，从而才能对水质进行更全面、准确的监测及评估。
system: [SYSTEM]

user: 4. 鱼类运动行为响应指标在水生态健康评价中的应用 随着水生态修复技术的不断提高和逐步实施，江河湖库的水生态系统状况、恢复程度及发展方向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因此需要一个科学、准确的评价体系来评价生态修复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修正、优化和调整生态修复方案以保证生态修复工程的高效实施。水生态系统中存活有大型无脊椎动物、鱼类、游动物等水生生物，所以要对河流湖泊的水生态系统功能质量进行有效评价，水生生物应作为湖泊生态修复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组成 [ 30 ]。鱼类作为水生生物的高级类群，位于食物链的上方，比其它生物更能客观反映水体环境状况，其在水体中的行为响应及栖息地的变化情况能够更好地反映出水生态修复效果，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目前，鱼类监测已成为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手段，通过监测鱼类的行为响应来对水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利用鱼类由于受水体污染物的影响而产生的各种行为响应来评价水体的污染状况己成为水质进行监测和和水生态修复效果评价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根据鱼类的行为响应变化可直接判断水中污染物对水生生物的潜在影响、实际毒性，由此对水体环境的质量做出评价与预测。因此，通过采用鱼类运动行为响应指标来评价水体的水质状况，能更真实、实时地反映水生态环境健康状况。目前，国内专门针对水生态因子对鱼类运动行为影响的定量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结合水生态因子对鱼类运动行为产生影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资料来对水生态环境状况做出合理性评价是水生态环境健康评价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以鱼类运动行为响应指标(如鱼类离污染源距离、鱼类离水面距离和鱼类游泳速度)和鱼类敏感性水质指标(如溶解氧DO、铜绿微囊藻毒素MC-LR和非离子氨NH 3 等指标)作为富营养化水体的水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制定一套更加符合水生态环境实际情况的、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水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为水生态修复相关研究工作提供借鉴，为水生态环境预警和修复效果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对我院2018年104例住院死亡病例进行临床分析，以期总结死亡特征、汲取经验教训，寻求更为合理的疾病防控与诊疗方案，为临床医师提供建设性建议。方法：随即抽取我院2018年104例住院死亡病例进行统计分析，对死亡病人的年龄分布、性别特征、死亡疾病构成顺位及猝死病例的特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死亡前三位年龄段分别为60~79岁(55.77%)，45~59岁(21.15%)、80岁以上(19.2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死亡疾病构成顺位特点：排名前4位的疾病分别为恶性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的疾病系统分布特点：排名前四位者分别为肺癌、胃癌、肠癌和淋巴瘤；猝死原因前2位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占46.2%)，和肺栓塞(占30.8%)。结论：重视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弘扬健康的生活行为，减少恶性疾病发病的可控因素；中年患者应坚持规律的健康体检，以期早期发现亚健康或疾病状态，同时对已发现的多发疾病如高血压病、糖尿病、高尿酸血症等疾病要给与积极的干预及合理的治疗，以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消化道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男性发病率更高，与男性中存在不健康生活行为人群更多以及生理因素、工作因素等有关；心源性猝死及肺栓塞为住院患者常见的猝死因素，临床医师对猝死风险较高的高危患者应当做到预见、告知、避免和救治，以期更好地管控医疗纠纷，保障医疗安全。 关键词 :死亡病例，临床分析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学科学不断发展，对疾病的预防及诊治水平日渐提高，疾病谱在不断地变化，导致患者死亡的疾病谱亦悄然发生着变化，患者的年龄、性别、生活行为等与生活质量及其生命结局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104例死亡病例特征的回顾性分析，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更好地保障医疗安全、促进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科学指导。
system: [SYSTEM]

user: 2. 资料与方法 104例病例资料来源于我院2018年1~6月所有死亡出院病例，所有病例按照在此时间段出院时间顺序依次选取，死因分类按照《国际疾病分类》ICD-10进行统计 [ 1 ]，数据真实可靠。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3.1. 年龄分布特点(见表1) 死亡前三位年龄段分别为60~79岁(55.77%)，45~59岁(21.15%)、80岁以(19.23%)，45~59岁中年患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重大，工作生活压力大，死亡率较高，该年龄段人群应强化健康体检，以期做到对常见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同时需要培养良好的生活行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健康水平。60~79岁住院患者，合并症较多，死亡率最高，应重视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科学防治，同时应定期体检及早发现和治疗恶性肿瘤性疾病，以期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3.2. 性别分布特点及疾病系统的性别构成 性别分布特点：男性60例(58%)，女性44例(42%)，男女之比：1.36:1。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男(6例)女(3例)之比：1.5: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男(9例)女(4例)之比：2.2:1，消化道肿瘤患者男(10例)女(6例)之比：1.7:1，糖尿病及高血压病患者男女相当。 3.3. 死亡疾病构成顺位特点(见表2) 排名前4位的疾病分别为恶性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其中恶性肿瘤占全部死亡病例的36.5%，循环系统疾病占全部死亡病例的27.9%，呼吸系统疾病占全部死亡病例的25.0%，消化系统疾病占全部死亡病例的15.4%。 3.4. 恶性肿瘤的年龄及疾病系统分布(见表3) 恶性肿瘤的年龄分布为大于80岁者8人(21.1%)，70~79岁者18人(47.4%)，60~69岁者3人(7.9%)，50~59岁者4人(10.5)，小于50岁者5人(13.2)。恶性肿瘤的疾病系统分布特点：排名前四位者分别为肺癌、胃癌、肠癌和淋巴瘤。值得注意的是，肺癌患者中吸烟率70%，其中女性5例、男性2例，平均烟龄36年。 3.5. 猝死病例特点(见表4) 猝死病例13例，占死亡病例12.5%，心源性猝死6例，占猝死病例的46.2%，肺栓塞猝死4例，占猝死病例的30.8%，主动脉夹层破裂致出血性休克2例，占猝死病例的15.4%，上消化道出血致窒息1例，占猝死病例的7.7%。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死亡疾病构成顺位 死亡疾病构成顺位排序前4位的疾病分别为恶性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其中恶性肿瘤占全部死亡病例的36.5%。肺癌患者吸烟率达70%，平均烟龄36年。该结果提示我们，吸烟是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内科学肺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描述一致 [ 2 ]，提倡全民戒烟，降低吸烟率，保护不吸烟者免受二手烟的污染等控烟措施势在必行。提倡健康人群的定期体检，设置合理的检验、检查项目，有助于恶性疾病的早期发现。 Table 1 Ag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年龄组(岁) 0~14 15~44 45~59 60~79 80以上 例(N = 104) 0 4 22 58 20 率(%) 0 3.85 21.15 55.77 19.23 表1. 年龄分布特点 Table 2 Sequ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sition of death and diseas 顺位排序疾病系统例数构成比(%) 1 恶性肿瘤 38 36.5% 2 循环系统 29 27.9% 3 呼吸系统 26 25.0% 4 消化系统 16 15.4% 5 神经系统 14 13.5% 6 内分泌系统 11 10.6% 7 血液系统 7 6.7% 8 泌尿系统 1 0.9% 9 风湿免疫系统 2 1.9% 10 外伤 2 1.9% 表2. 死亡疾病构成顺位特点 Table 3 Disease system distribution of malignant tumor 恶性 肿瘤 肺癌 胃癌 肠癌 淋巴瘤 肝癌 白血病 宫颈癌 胆囊癌 胰腺癌 食道癌 前列 腺癌 乳腺癌 总例数 38 10 5 4 4 3 3 2 2 2 1 1 1 男性 (例/率) 5 4 3 4 2 2 0 0 1 1 1 0 女性 (例/率) 5 1 1 0 1 1 2 2 1 0 0 1 表3. 恶性肿瘤的疾病系统分布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sudden death case 猝死原因 例数(13例) 原发疾病 心跳骤停 5 急性心肌梗死(2)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1) 肺源性心脏病并心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1) 急性左心衰、不稳定性心绞痛、2型糖尿病(1) 室颤 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2型糖尿病、肾功能衰竭(1) 失血性休克 2 主动脉夹层(2) 肺栓塞 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并心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1) 膀胱癌、房颤(1) 系统性硬化病、肺部感染(1)；结肠癌(1) 窒息 1 食道癌、多发转移、上消化道出血(1) 表4. 猝死病例特点 循环系统常见病高血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呼吸系统常见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断率、治疗率、治疗达标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该类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长患者的寿命。 4.2. 死亡患者年龄段分布特点 60~79岁年龄段住院患者，合并症较多，死亡率最高，应重视该年龄段人群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科学防治。45~59岁年龄段死亡率高居第二位应当给与重视，中年患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重大，工作生活压力大，死亡率较高，该年龄段人群应强化健康体检，以期做到对常见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同时需要培养良好的生活行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健康水平。 4.3. 死亡患者疾病与性别分布特点 本组病例的性别分布特点提示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消化道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男性发病率更高，与内科学相关章节观点一致 [ 3 ]，男女患病比例均大于1.5:1，本组病例糖尿病及高血压病患者男女相当。 4.4. 猝死病例特点 本组研究猝死病例特点提示，第1位的猝死原因为心源性猝死，与杨志华报道一致 [ 4 ]，第2位的猝死原因为肺栓塞，杨志华报道第二位猝死原因为脑血管意外，可能与本组研究病例数较少有关，本组研究显示前2位猝死原因占全部猝死病例的77%，故应当重视胸痛中心的建设，大力提高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救治水平，注重救治时效，强调“时间就是心肌”的理念。深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尤其是肺栓塞是综合医院住院患者猝死的第二大因素，对术后尤其是骨折及关节置换术后、卧床3天以上、心功能衰竭、严重感染、既往有静脉血栓病史、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长期应用皮质激素等等具有静脉血栓高危因素的患者，应该做好静脉血栓形成风险的评估，对中危以上患者给予物理及(或)药物预防。主动脉夹层破裂致出血性休克2例，占猝死病例的15.4%，主动脉夹层48小时病死率为50% [ 5 ]，一旦破裂，病死率极高，应重视急性胸痛患者的鉴别诊断，一旦发现该类疾病，应当争分夺秒快速反应，给予积极的内科和(或)介入或手术治疗，同时控制好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在理想状态，可以减少主动脉夹层的发病。上消化道出血致窒息死亡于功能检查科室1例，占猝死病例的7.7%。对高龄患者，尤其是咯血、消化道出血及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要做好窒息的预见、告知、预防及救治工作，对危重患者外出检查前要做好风险评估！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通过对104例住院死亡病例的分析研究，笔者获得如下启示：要重视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弘扬健康的生活行为，减少恶性疾病发病的可控因素；中年患者应坚持规律的健康体检，以期早期发现亚健康或疾病状态，同时对已发现的多发疾病如高血压病、糖尿病、高尿酸血症等疾病要给与积极的干预及合理的治疗，以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消化道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男性发病率更高，与男性中存在不健康生活行为人群更多以及生理因素、工作因素等有关；心源性猝死及肺栓塞为住院患者常见的猝死因素，临床医师对猝死风险较高的高危患者应当做到预见、告知、避免和救治，以期更好地管控医疗纠纷，保障医疗安全。住院患者外出检查前、要做好意外风险评估及告知，危重患者外出检查要配备氧气瓶、心电监护仪、简易呼吸器等急救设备，同时由医护人员全程陪同，最大限度保障患者安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主要讨论了在跳扩散模型下分红、投资以及超额损失再保险的联合最优策略。不同于以往大多文献仅考虑单个策略，本文的重点是找到这些策略的最优联合，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也更贴合金融市场，但其复杂性和难度也随之增大。本文利用随机最优控制原理，通过拟变分不等式(QVI)，给出了再保险安全系数取值变化时对应最优联合策略，推广了现有文献的相应结果。 关键词 :分红，投资，超额损失再保险，拟变分(QVI)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分红一直是金融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自De Finetti [ 1 ] 首先研究保险公司分红问题以来，相关话题逐渐受到关注。Azcue和Muler [ 2 ] 认为，保险公司的自留额服从Cramer Lundberg过程，他的目标是找到再保险政策和分红策略的动态选择。Gerber和Shiu [ 3 ]，Asmussen和Taksar [ 4 ]，Able Cadenillas等 [ 5 ]，He和Liang [ 6 ] 主要研究保险公司的最优分红问题。Zhou和Yuen [ 7 ] 首先研究了在方差溢价标准下的最优分红，注资和再保险问题。姚等 [ 8 ] 研究了最有分红、交易费用同时存在的假设下，保险公司的注资和再保险问题，使得研究深入。投资是保险公司提高盈余水平的重要手段。Lin和Yang [ 9 ] 研究了在扩散风险模型下再保险和投资对分红的影响。Azcue和Muler [ 10 ] 从经典模型开始，添加了投资和分红策略，获得了价值函数满足的QVI，但未考虑交易成本。Li [ 11 ] 在具有交易成本和投资约束的扩散模型中考虑了最优投资和分红，但没有考虑再保险。Zhao [ 12 ] 使用HJB方程求解连续分红，但未考虑交易成本。 实际上，交易成本对公司决策有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处理的困难，许多文档当前仅考虑成比例的交易成本，而忽略了固定的交易成本。薛 [ 13 ] 在其分红中考虑了固定和成比例的交易成本。目前，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分红和投资，分红和注资 [ 14 ] [ 15 ] [ 16 ] [ 17 ]。但是，在金融市场中，仅考虑一个或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影响实际金融市场盈余的因素进行了更全面的考虑，使得值函数和最优策略的计算更加复杂。通过使用动态规划准则和随机脉冲控制方法，构造出值函数满足的拟变分不等式(QVI)。在保险市场上，再保险公司的安全系数通常大于或等于前保险公司Hϕjgaard等 [ 18 ] 和 [ 19 ]，认为再保险公司的安全系数和保险公司的安全系数是同一情况。本文考虑再保险公司的安全系数要大于原始保险公司的安全系数，这是对 [ 18 ] [ 19 ] 的推广。由文献 [ 20 ]，文章首先将跳跃扩散模型应用于扩散近似，然后应用动态规划原理和拟变分不等式获得最优联合策略下保险公司的盈余过程。将经典模型扩展到跳–扩散模型，在超额损失再保险下，同时考虑了分红和投资，这使得模型更符合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