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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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制度创新：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探索 6.1. 实践探索：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模式分类 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以适应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从目前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实践看，具有“共生–共享–共赢”的特点。在共生理论的框架下，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共生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如表1所示)： 一是寄生共生模式。以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部分失败案例为典型。其实质是一种以非法套取国家资金为目的、无规章制度与实际运营的组织形式，存在一方寄主向另一方寄生者能量转移的嫌疑，不会产生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属于名义上的松垮型联合。 二是偏利共生模式。以国内“龙头企业 + 合作社”和国外“股份公司 + 合作社”为典型。前者是由龙头企业主导、因龙头企业的需求而成立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农户的生产和合作社的业务以龙头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后者是由合作社牵头成立一家股份公司，以借助龙头企业资金和市场为力量，并拥有该股份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的组织模式。二者都会产生新能量，但前者是龙头企业攫取全部新能量，后者则是由合作社社员所有，属于外部嵌入的松散型联合。 三是互惠共生模式。以农民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合作企业为典型。前者是合作社内部融入股份制的组织和经营方式等因素，后者是股份公司融入合作制的联合和互助等因素的组织模式。二者都会产生新能量，有资金导向和社员利益导向的双重目标，属于内部嵌入的较紧密型联合。 Table 1 The symbiosis model of cooperatives and joint stock companie 共生模式 共生组织方式 共生能量特征 共生机理形式 共生类型 寄生共生 任何以非法套取国家资金为目的、无规章制度与实际运营的形式。 1) 不产生新能量； 2)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之间存在一方寄主向另一方寄生者能量转移。 名义上的 松垮型联合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失败案例 偏利共生 由龙头企业主导、因龙头企业的需求而成立合作社。 1) 会产生新能量； 2) 仅一方得益，合作社是龙头企业业务链条的一个环节和车间，股份公司攫取全部新能量。 外部嵌入的 松散型联合 国内“龙头企业 + 合作社”模式 由合作社牵头成立一家股份公司以借助龙头企业资金和市场力量，并拥有该股份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1) 会产生新能量； 2) 仅一方得益，合作社拥有股份公司的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股权，全部利益归社员所有。 国外“股份公司 + 合作社”模式 互惠共生 合作社内部融入股份制的组织和经营方式等因素。 1) 会产生新能量； 2) 双方都得益，存在新能量的广谱分配，股份公司资金导向和合作社社员利益导向并重； 3) 广谱分配按非对称机制或对称机制进行。 内部嵌入的 较紧密型联合 农民股份合作社 股份公司融入合作制的联合和互助等因素 股份合作企业 表1.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共生模式 6.2. 优化设计：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 根据共生理论基本原理，对称互惠共生是共生关系中的理想类型，而且是最有效率、最有凝聚力且最稳定的共生模式。但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现阶段各地比较成功的合作实践，新型农民合作社融入股份因素的理想类型和理想状态应该是非对称互惠共生，即产生新能量且合作社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应该重点从股权结构和收益结构两个方面对其协同共生机理进行优化设计 [ 16 ]，如图1所示： 图1.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优化设计 上图所设计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机理，重点在于股权结构与收益结构两大关系，股权结构决定剩余控制权、决策权、管理运营权、收益分配权、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外围资本也具有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但由于其股份份额要小于合作社份额，所以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也是有限的。由此，其共生机理仍然是保留了合作因素占主导地位。 一是健全二者共生的股权结构。农民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可以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实现联合，股份公司通过直接出资或将技术、土地、设备和相关服务等折股入股农民合作社，入股资金可作为合作社完成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和初始资金。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主体定位，合作社是普通合伙人(GP)，占有较多的核心资本股份处于主体地位；而股份公司是有限合伙人(LP)，只提供较少的外围资本股份，处于附属地位。 二是明晰二者共生的收益结构。从股权结构可知，二者为合作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合作社负责包括组织生产和供应在内的多个环节，股份公司提供市场销售渠道及服务，形成一个利益联结关系。合作社拥有剩余控制权、决策权、管理运营权和收益分配权，所有权归合作社社员共同拥有；股份公司作为股东，不参与合作社内部决策权和管理权，只享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即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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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东亚模式的起源不同于欧美模式的自下而上，它主要是依靠政府有意识的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综合型的农业协会，是政府连接农民的重要桥梁。其作为当今世界农民合作社的三大主流模式之一，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其中又以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合作社最为典型。 关键词 :东亚合作社，马克思“过渡点”，启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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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东亚合作社的起源与发展 1.1. 东亚合作社的起源 东亚合作社的出现是源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 日本合作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日本政府曾派官员到欧洲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考察，考察发现欧洲的合作制对促进欧洲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遂上报于政府，后提案经国会通过，于一八八九年颁布了合作制法令 [ 1 ]，由此，日本合作社开始初具雏形。1900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产业组合法》，规定农民可通过相互合作来增强实力，获得更多收益。此后，日本农村的“产业组合”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开始迅速发展。二战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日本政府于1943年又出台了《农业团体法》，同时将“产业组合”一起并入农业会，并通过控制农业会进而控制全国的农业生产，而日本的农民合作社也由此开始萌芽。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于1947年正式创建，同年政府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并随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农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应对战后农村的衰败景象，而此法律也为此后日本农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之后，日本政府又分别于1956年和1961年出台了《农业整备措施法》和《农协合并促进法》 [ 2 ]，以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来保护和促进农协发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农业生产进入了专业化和机械化，再加之日本农村劳动力的不足，农协发展遇到阻碍，因而，主张农协通过合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发展。如今，日本农协已成为日本农村最主要的经济组织。 “韩国合作社的源起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并在其势力指导下，成立了合作信贷联盟” [ 3 ]。而当今被人们所熟知的韩国农协则是在其建国后逐步发展起来的。韩国1948年建国后，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力，于1957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1958年，成立了中央农协会，1961年，又重新颁布了新的《农协法》 [ 4 ]。至此，韩国农协正式创立。农协作为韩国主要的农民合作社组织，几乎遍布于韩国的每一个村庄，但因其规模较小，经营效果不佳，因此，后面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级阶段(1961~1968)、调整阶段(1969~1981)和成熟阶段(1982~至今)” [ 5 ]。每一阶段的调整，都使农协可以更好地适应当时的社会，促进农村的发展。现今，农协已成为韩国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 1.2. 东亚合作社的实践发展 农协是日本农村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其组织结构一般由市町村(基层农协)、都道府县(省)、全国三级农协构成。发展至今，日本农协已不在单纯地是一个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同时还扮演着日本政府的“代理机构”，农民利益代言人和农户经营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在国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日本，几乎有99%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可见其影响力之广，组织化程度之高。现如今，农协已逐渐成长为一个覆盖农民生活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农业合作组织，其主要职能有：农业指导、经济事务、厚生事业(福利、医疗保健)、信用事业、共济业务(保险服务)和其他事务等。其中，农业指导主要是指对农户在农业管理与技术上的指导；经济事务主要有营销和采购，营销可以帮助农户对农产品进行统一的评级和运输，采购可以帮助农户以低价获取化肥、农药及农机设备等；厚生事业主要是用来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福利待遇和医疗保健服务；信用事业主要由日本的农林中央金库负责，吸纳农民的存储，向农户低息或优惠贷款等；共济业务主要是指在农民遇到灾害后可获赔偿的保险业务；其他事务还包括一些加工、旅游、房屋租售、土地改良服务等等。今后，随着农民需求的增加和农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将会承担更多职能，发挥更大作用。 韩国农协是韩国非常重要的组织机构，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它对于韩国农村与农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韩国的农协体系主要由基层农协和中央农协两级体系构成。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典型的综合性，领域涉及有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各方面，主要有经济事业，金融事业，社会保障事业，教育、指导事业。韩国农协的经济事业是指农协指导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全过程，参与农产品共同销售与工业品共同购买；金融事业包含信用事业和保险事业，信用事业不仅可以帮助农民进行存储款，还可以获得合作体系内的资金支持，保险事业用来帮助农民预防灾害，有生命保险和损害保险；社会保障事业主要指农协举办的各种农村福利事业，如文化、卫生、医疗、养老等；教育、指导事业主要指农协对社员进行的教育活动以及指导社员的生产和生活。 1.3. 东亚合作社的特征与原则 东亚合作社独特的组织特征表现有，一是综合型的服务组织。以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提供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各项服务；二是其具有鲜明的“官办”色彩。东亚合作社的发展与其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二者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帮助，是政府与农民间联系和交流的“传声筒”；三是东亚合作社大都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组织化程度高，系统比较规范，分工较为明确，组织运行效率高。 在组织原则方面，东亚合作社始终坚持合作社原则，遵循自愿、平等、互助的精神。日本农协遵循的基本原则有：自由加入与退出的原则；实行一人一票的决策权，最高决策机构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农协与农民之间是合作关系；实行利润分配原则，但股金分红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综合经营的原则，为农民的需求服务。韩国农协实行的基本原则有：进退自由原则，农民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原则；公正的分配原则，社员的盈利按其所拥有的合作事业比例分配；社员的教育和培训原则以及利息受限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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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东亚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分析 2.1. 日本农协的本质属性分析 日本农协是在政府的推动和农民的自愿组合下逐步创建的，其本就属意于通过组织的力量来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的权益不受侵犯，免受外部资本的剥削。其本质是希望可以通过农协“合作团体”的属性，将弱小的经济个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加强农民间的互助合作，进而发挥出农协组织的最大优势。其目标是在有效联合农民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农村经济。在日本，农协与本国农民结成了真正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并介入到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时向农民及时提供最新的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与经营，贯穿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与农民的生活十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如日本教授营沼圭辅所表示“日本100%农民都会加入农协，农协在日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6 ]。而日本农协之所以可以如此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因其对合作社互助、合作、以农为本的本质属性的坚守。 2.2. 韩国农协的本质属性分析 韩国“农协”是在基于互助合作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创办的，这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本质属性，以合作谋求农民的共同发展，综合解决农村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韩国农协是在韩国农村面临着严重挑战的情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之所以迫切的组建合作社，就是因为韩国当时的农村社会发展的十分糟糕，农产品极度匮乏，农业资金严重短缺。因而，寄希望于韩国农协，期待通过农协的团体协作力量可以扭转韩国的窘境，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使农村可以获得新的发展。而事实证明，农协也在逐年的发展中，一步步改善了韩国农村的凋敝，使其逐渐繁荣起来。到目前，其经营服务范围已经涉及到了农业生产、经济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始终坚守着农民合作社最本质的属性，坚持互助、合作，以农民利益为先。而正是其始终对本质属性的坚守为其长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内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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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东亚合作社有关“过渡点”的功能表现 3.1. 日本农协关于“过渡点”的功能表现 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是世界典型的综合型农民合作组织，是日本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它力求全方位、多样化的为农民服务，集合作社多项功能于一体，突出体现了合作社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过渡点”的功能表现。 社会功能：农协作为日本农村最主要的农业合作组织，与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农协的介入下，极大地改善了日本农村的整体面貌，完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它不仅涉及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福利保障、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活动等，还帮助农民进行农田整治、修建水利设施和环保事业等。全面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质量，增强农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政治功能：在日本，农协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是政府连接农民，农民表达心声的重要通道和纽带。当政府制定了有关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时，基本上都会通过农协去贯彻和实施。同时，农协也会将农民在农业农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发展的相关建议以及对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反馈意见都上传于政府。因而，农协对于日本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繁荣与发展以及国家稳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功能：一方面，日本农协有效提高了本国农民的收入。它利用自身统一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和统一销售农产品的优势，低价买进农民所需的生活用品与生产用具，进而省去中间差价；将农产品批量销售，增加竞争优势，争取有利价格，从而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为增强为农服务的实力，发展农村经济，日本农协开展了金融业务。建立了农林中央金库，开展面向农协社员的信贷业务。除了吸呐农协社员的储蓄外，还优惠的贷款给社员，对农村出现资金短缺的业务提供资金等。 3.2. 韩国农协关于“过渡点”的功能表现 韩国农业合作社与日本农业合作社相类似，也是综合性的农业合作组织，注重合作社综合功能的发挥，兼备社会、政治、经济功能，谨遵合作社基本原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过渡点”的功能表现。 社会功能：作为农村最核心的合作组织，韩国农协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注重发挥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从事教育、卫生、保障等社会性事业，为农协社员举办各种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农民休养所、美容院等生活设施共用事业，开办图书阅览室、幼儿园等老妇幼的福利事业，学习农村传统文化，开展教育活动等。皆是农协社会功能的体现，旨在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政治功能：首先，韩国农协是站在政府的政治需要之上建立的。是韩国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组织。其次，农协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经常向政府反映农民的需要和诉求，同时贯彻执行政府制定的各项农业政策。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合作社的政治功能。 经济功能：首先，韩国农协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其次，韩国农协内部设有金融机构，当农民或者农协在发展中出现资金短缺时提供支援，帮助度过困境，获得更好发展。此外，政府支援农村的资金一般也通过农协来下放。因而，农协在韩国农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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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东亚合作社的发展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建设的启示 “东亚模式”具有典型的小农生产的代表性，它是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取得了成功。与我国的农业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因而，合理的借鉴东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及其内在精髓，对我国合作社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4.1. 注重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功能 纵观日韩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其始终坚持合作社的本质精神，并充分发挥合作社的综合功能，注重社会、政治和经济功能的均衡发展。再观我国的农民合作社，自出现伊始至今，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一部分合作社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成长为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合作模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合作社却出现了本质异变现象，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表现出合作社主导功能单一现象，使得合作社基本功能作用间此消彼长，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合作社的长远健康发展。 因此，面对以上现象，我国合作社首先要做的就是溯本还原，并坚定地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贯穿在其日常活动中。其次，就是要注重发挥合作社的综合功能，重视合作社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学习借鉴日韩综合性合作社的发展。并依据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其内在精髓融入到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进而促进我国农民合作社社会、政治、经济功能的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组织活力，提升合作社的凝聚力，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 4.2. 加大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日韩合作社成功的另一原因就在于政府对合作社的大力支持。首先，由日韩合作社发展可知，其农协内部都有金融系统，是专门为农协发展运营而设的组织，可以保证资金及时、高效到位 [ 7 ]。而我国，虽也有为促进农业发展的农业银行，但实际是，在农业银行贷款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由于农业的天然特质，导致农业资金投入较大，但经营周期长，且风险较大。因而，合作社或农户的贷款资金难以到位，导致生产运营难以继续。因此，第一，政府应该放宽合作社的融资渠道，或对合作社融资给与更多优惠政策。第二，应该在辨别“真假”合作社的基础上，对于真合作社给与更多的政策优惠，发挥合作社在农村地区的积极作用，进而带动农村在各方面的发展；第三，合作社的所有运行都应该建立在法律法规之上，通过法律制度规范其运行，因此，政府应加快完善各类型合作社所需法律，并以此保障合作社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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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送达是民事诉讼中的关键问题，而送达难向来是法院审判过程中无法忽视的一大难题。随着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个问题也愈发变得突出。然而，杭州、北京、广州等一批互联网法院相继成立，其对电子送达方式的探索，让人们看到了解决送达难问题的希望。本文基于互联网法院在送达方面的实践，对于送达中的“同意”机制、民事诉讼法有关电子送达的相关条款、互联网法院的现实运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提出前置“同意”、默示“同意”，优化专业人员配置，完善《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电子送达的内容等建议，以期为互联网法院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关键词 :互联网法院，送达，电子送达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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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送达，是指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交收件人的诉讼行为 [ 1 ]。实际上，它是法院和被送达人间信息互换的一种途径，直接影响着相关的司法进程，牵动着当事人的利益。送达难，难在哪？直接送达难，直接送达往往遭遇到受送达人拒不配合或躲避送达；留置送达难，由于留置送达见证人是义务性协助，故而协助送达积极性不高，也有部分基层组织负责人因担心打击报复而不愿做送达见证人。邮寄送达签收难，一方面存在司法专邮的投递员经常出现不规范投递的情况。另一方面，邮件回执上受送达人签名不实、代签人的身份不明等情况也影响邮寄送达的效果；委托送达相互推诿，由于立法缺乏对委托送达的强制性规范，而受托法院自身亦存在较大的送达压力，故而实践中代为送达拖延迟误、敷衍应付的现象较为普遍；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不明确，实践中法官对“下落不明”的理解不一，且公告时间长 [ 2 ]。审判实务中，由于受送达人故意躲避，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恶意行为存在，法院审理效率大大降低。且随着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法院受理的案件急剧增多，这更加重了送达难问题的难度。因此，如何解决送达难问题，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利益，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时，以电子送达方式为原则的互联网法院凭借其快捷、高效的特点引起了各界关注，人们纷纷希望其能为送达难的解决提供一个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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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创新做法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现有的送达方式主要有七种：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电子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及公告送达 [ 3 ]。目前杭州互联网法院主要依照《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文书电子送达规程》对送达方式进行规范。在此规范下，杭州互联网法院目前明示的送达方式主要有电子送达、公告送达、电子送达与邮寄送达方式并行。其中，杭州互联网法院推崇的电子送达简单说就是在经受送达人同意以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能够确认收悉的送达媒介送达但不包括裁定书、判决书、调解书以外诉讼文书的送达方式的基础上进行。 在实际运作中，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互联网法院对于送达方式也进行了创新，首先，在拓宽送达的途径、获得受送达人的地址的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顺应信息化潮流，主动与阿里、淘宝等电商企业合作“若用户与本公司发起法律纠纷且案件由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则视为同意法院的电子送达方式，并存留用户可以接受送达的地址” [ 4 ]，除此之外杭州互联网法院积极采用区块链技术，加强与联通、移动、电信及其他电商平台合作进一步确保了送达地址的可靠性和送达数据的完整性，在现实诉讼中，推定双方当事人接受电子送达实施后，送达率从11%上升至78% [ 5 ]。送达地址及用户信息获取问题基本解决。 在“确悉送达”方面即到达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利用了当前电子送达相关制度尚不不明确的现状，紧紧抓住《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35条法院“只要将诉讼文书通过电子方式送达到受送达人特定的系统即视为法院送达成功”的规定。从技术层面做了突破，率先推出电子送达平台，通过云数据与系统的运用，对检索到的电子地址进行比对筛选。与立案时的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比对，根据活跃度对当事人名下所有手机号码进行排序。根据宽带地址、电商收货地址等对当事人的户籍地址或者经常居住地进行校对，找出当事人的实际地址，为后续的执行保全等工作提供依据。同时该平台还支持对邮箱、电商平台账号等信息的核验 [ 6 ] 并可同时发送弹屏短信进行提醒。弹屏短信无法被拦截，以对话框的形式出现在当事人的手机页面，实时可靠，事实上在这种方式下的电子送达所达成的送达成功率已然至95%。在送达途径不详及技术难到达方面，电子送达平台无疑是成功的尝试。 除此之外，为了保证送达，杭州互联网法院采用了多种送达凭证共同运行的方式，并且规定：“如有证据证明被告已经上网查阅了法院相关诉讼材料，即视为完成送达”“线上线下送达与多重电子送达的情形，均以先送达的时间为送达生效时间” [ 7 ]，对于相关电子证据的存取和确认送达，杭州互联网法院采用了可信性时间戳的方式，由此使得送达日期的确认更具可靠性。 总而言之，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互联网法院无论是在电子送达的方式、媒介、对象、送达保证的选择上都做了相应的突破，电子送达平台、电子证据时间戳的应用进一步加强了电子送达方式的可靠性，对于传统法院对于送达难问题进一步解决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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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互联网法院目前依然存在的问题 杭州互联网法院作为中国的第一家互联网法院，成立至今一直坚持创新，其推出的“电子送达平台”，“异步审理模式”都可以称为一种“革新”，也可以说改变了司法界的些许面貌。但是，作为新兴事物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不可避免的存在些许问题。 3.1. 电子送达须经受送达人同意 对于电子送达方式，《民事诉讼法》第87条中提到电子送达需得到受送达人的同意，也就是说虽然互联网法院方面可以通过与相关电商企业合作来获取受送达人相关信息通过弹屏强制其接收的方式进行送达，但是在没有得到受送达人同意的前提下，接下来的一切举措都将无从谈起或者实施，笔者认为该项举措的价值在于维护受送达人的程序参与权，是出于避免送达权责集中于法院一身，当事人因之无法真正参与送达过程的考虑，且该条规定也是对于当前电子证据可靠性的一种合理怀疑，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信息不对等，案件进程不同步状况的发生。但是，与此同时，该项规定也限制了电子送达方式的发展，不难想象在该项规定下，电子送达方式相应的认证和回证程序所产生的成本可能远远超出直接送达所花费的，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电子送达的发展受阻，甚至打乱原先有关电子送达的部署。 3.2. 专业送达人员不足、线下和线上送达方式协调有待加强 法律文件送达在传统司法程序下多由书记员负责，而如今随着电子送达方式的不断发展，电子送达方式在法院的应用也会增多，出于保障电子送达方式安全性的考虑 [ 8 ]，电子送达方式中涉及的专业技术知识也相应的变多。最终难免会出现电子送达所需处理文件越来越多，而专业送达人员的配置跟不上的局面，这种情况下，电子送达方式的发展就会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而这对于整个送达机制的变革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在目前基于民事诉讼法对于送达方式应用顺序的规定和对送达安全性的考虑，杭州互联网法院一般采用线上和线下并行的方式进行送达，这种方式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法院工作人员的负担，也使成本有所增加，并且此种状况下当事人未被赋予程序选择权，这与杭州互联网法院追求诉讼参与权和司法效率的提高相悖。同时，虽说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在积极探寻线上方式的多样化，但总的来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电子送达方式仍然是短信、电子邮箱、微信推送。其电子送达方式仍较单一并且其机动性有所欠缺。 3.3. 互联网审判普及率低且电子送达方式推广程度不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首次突破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而随着中国网络覆盖范围显著扩大、连接速度不断提升、使用费用持续降低，互联网与各产业的融合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 [ 9 ]。中国各产业与互联网结合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我们也必须正视大部分当事人具有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存在，同时我们必须明白专门的互联网法院截至如今仅有三家，事实上配合互联网法院工作的难度较大并且其主张的电子送达制度这种方式推广程度并不高。种种因素互相影响最终使得电子送达方式应用率低下。距离电子送达方式的正式提出已过去十多年，然而其未得到显著发展。 3.4. 民事诉讼法对于电子送达存在限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传票、裁判文书往往不适用于电子送达的方式，简单来说对于诉讼当事人达成的“诉讼信息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相关规定并不明确 [ 10 ]。虽然2018年7月《浙江法院网上诉讼指南(试行)》提出，明确经过当事人同意，上述文书也可通过电子送达。但笔者认为“明确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所以，在互联网审判案件将会持续增多的背景下，如何保障部分纸质文书顺利送达。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或许就是变革的一个契机。电子送达的范围和应用程度会随着修改扩大、加深，久而久之，线上线下送达方式有望灵活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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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杭州互联网法院现存困境的相应对策 4.1. “同意”制度的完善和变通 同意，从方式上看有明示同意、默示同意。明示同意是指受送达人明确以送达地址确认书或其他方式明确电子送达方式，默示送达是指受送达人虽然没有明确对电子送达方式进行接受，但是以其行为或其他方式做出了回应。《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系出于维护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但笔者认为互联网法院的送达范围有其特殊性，对于其采用的电子送达方式下不妨采取默示同意的方法，以此来避免受送达人躲避诉讼、逃避诉讼的恶意行为。 当然也可以针对“同意”具有概括同意和个别同意的情况，采用概括同意的方式，即若受送达人在以往的记录中有同意的记录，则永久视为同意。 可以确认的是该项难题实际上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2018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提及“当事人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已经约定发生纠纷时适用电子送达的，或者通过回复收悉、做出相应诉讼行为等方式，接受已经完成的电子送达，并且未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可以视为同意电子送达” [ 6 ]，这也从制度上为互联网法院发展提供了支持。 同时互联网法院也可以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合作，虽然目前平台有了相关规定，但不明确，如果采取在其用户协议中直接增加“同意”的条款可能会使司法的运行更为顺利。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是对于《民事诉讼法》87条“受送达人同意”的一项发展和突破。 4.2. 加强专业送达人员的培训力度、推动实现送达方式线下–线上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电子送达方式的广泛应用，案件数量急剧增多，作为时代产物的互联网法院所遭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时候，专业送达人员的存在将为提高案件处理效率提供直接助力。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现有相关专业人员的数量是不足的，不少法院工作人员对于计算机的操作并不熟练，而这对于当事人的权益保障是不利的。因此，在现阶段应当加大对相关专业人员技能的培训力度，以相关人员素质的提高来促进法院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促进电子送达制度的发展。在具体诉讼过程中，要尊重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实现线上和线下送达方式的灵活切换，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监督和引导，当然，需要引导以线上为主，以案件审理的正态效应为导向 [ 7 ]，从而保证司法审判过程的顺利进行。对于诉讼当事人，也应该对送达方式进行一定的调整选择，比如，对于有专业律师参与的诉讼可以采取电子送达方式，对于年纪较大、文化程度不高无法操作的当事人可以采用线下送达。同时可借助大数据，对受理案件进一步细分，逐步转移线下送达案件。笔者认为这将不仅将是电子送达制度进一步完善，还将是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的有效方式。 4.3. 加大电子送达方式的宣传力度 自电子送达方式出现到今天已经有十余年了，但其在全国的普及率依然不高。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电子送达方式在之前所担任的往往是辅助性工作所致，在送达顺序较后和相关技术水平落后不匹配，电子送达方式自然无法得到较大发展。但现如今，随着互联网法院的接连成立及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电子送达方式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推广。笔者认为，应当以现有的三所互联网法院为核心，以周边城市做讲座的形式进行宣传，以志愿服务形式进入社区进行宣讲，并积极与媒体进行合作，提高电子送达、互联网审判在现实生活中的出现频率，长此以往，令人们有一种互联网诉讼，电子送达的观念，同时也可以对相关条款进行告知，为将来的互联网、信息化法院做一个完美的铺垫。 4.4. 修改《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加大电子送达平台数据维护的力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开庭传票，判决书不能直接采用电子送达的方式，除非“经当事人明确同意”，但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电子送达方式的运用频率会迅速增加，该条规定也就因此显得不够完善。 现如今，在传统法院中已然设有专门的收发室用于判决文书的快递柜。如果按照传统条款规定。笔者认为，针对部分纸质文书一般情况无法电子送达的情况，可以设立加密柜 [ 11 ]，即将文书放入柜中，其开启需受送达人身份证件和手机短信双重认证。并对此设定一定时间的提醒，由此保障部分纸质文书的送达。但是这也就增加了额外的成本，故对于《民事诉讼法》中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将是彻底且经济的一种做法。 为了保障送达的安全性，笔者建议在送达过程中，可以由相关企业提供一个加密后的地址或号码，并且不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加强电子签名技术的运用可能会将整体的安全性再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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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互联网法院的建设，是司法审判顺应互联网大潮的必然成果。而互联网法院的发展离不开电子送达的完善和变革。电子送达方式的发展也将会是一种必然，在可见的未来里它将进一步与大数据、区块链结合，推动法院往020发展，同时其应用将大大提高审判效率，减少相关资源的浪费，提高法院在送达流程的效率，甚至真正解决“送达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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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介于社会养老和居家养老之间的重要补充，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老年人营造了一个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共同体，有助于个人、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共赢。本文在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指引下，提出应进一步发挥多元主体作用，通过政府扶持、社区主办、老人参与等形式，最终实现社区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社区互助养老，多元共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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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迁，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约2.5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8.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达1.76亿，占总人口的12.6% [ 1 ]。面对老龄化的严峻挑战，2019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打造‘三社联动’机制，以社区为平台、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大力支持志愿养老服务，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服务” 1 。由于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而社会化养老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近年来积极老龄化理念得以倡导，在这种形势下，基于交换和互惠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那何为积极老龄化？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演变和价值何在？如何构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路径？这些都亟待进一步深化对社区互助养老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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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积极老龄化：应对养老问题的新理念 2.1. 国内外关于“积极老龄化”的内涵界定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提出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 2 ]。它是指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应的过程。其中，健康、参与和保障是积极老龄化政策的三大支柱。 积极老龄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Caprara等提出积极老龄化包括身心健康、积极参与、家庭支持、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人际关系和谐等内容 [ 3 ]。Lenard W. Kaye等认为积极老龄化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外在的维度，主要强调的是老年人对于个体，家庭，团体，组织或者社区所做出的贡献；二是内在的维度，主要强调老年人拥有积极的心态会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生命的质量 [ 4 ]。我国学者穆光宗从老龄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老年人口是非常宝贵的需要投资和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年龄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能力的衰退 [ 5 ]。李双玲、周志毅提出积极老龄化从新的高度诠释了老年人的角色、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它是老龄观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 6 ]。结合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积极老龄化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1) 积极老龄化是从生命的全过程来看待老龄化问题；(2) 积极老龄化实现了“以需求为基础”到“以权利为基础”的根本性转变；(3) 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三大支柱分别为健康、参与和保障，其中社会参与是其核心和精髓；(4) 积极老龄化是一个集思想、理论、战略、政策框架和行动计划于一体的综合理论体系 [ 2 ]。 结合本文论述需要，由此可以看出积极老龄化既是一种积极的思想，同时也要外溢为积极的行动，主张通过充分挖掘老年人的自身价值，“变老为宝”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和多层次化的养老需求。 2.2. 我国从国家和政策层面倡导“积极老龄化” 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要着力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7 ]。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倡导“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从近几年的政策梳理来看，自2013年国务院35号文发布至今，我国涉及土地、金融、人才、医养结合、民间资本介入等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中长期的政策走向包括：一是需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关系；二是利用供给侧改革的增长机会，调整社区服务业与养老产业发展；三是实现制度之间的互联互通；四是农村养老政策创新补缺养老主要“短板”等 [ 8 ]。从这些政策中不难发现，社会资本进入、制度间互联互通、农村养老补短板等都体现了我国从具体的政策层面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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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社区互助养老：养老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3.1. 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演变逻辑 社区互助养老是对老年人进行赋权增能，让老年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旨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价值感。事实上互助养老在我国早已有理论和实践基础：孔子以其对大同世界的理解提出“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之后孟子提出的理想社会也有此愿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 9 ]。主张乡里乡亲平时要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孔孟一脉相承的理念蕴含了丰富的互助思想，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在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几代人共同居住，提倡“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理念，家庭的晚辈自然承担起赡养和照顾长辈的责任，家庭养老模式成为主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转型社会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逐渐瓦解了传统共同体社会的生产结构，人们的生育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家庭规模随之缩小，扩大家庭开始向核心家庭转变，家庭功能也因此简单化。进而，养老问题从家庭私人领域外溢到了社会公共领域，由社会代替家庭为老人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由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国家公共保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加之老年人养老心态的转变，在此形势下，一种活化老年资源、强调参与和共享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悄然兴起。20世纪至今，全国有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在当地推行社区互助养老试点，比如河北肥乡的“幸福院”模式，通过村集体建立养老院，让老年人集中居住、相互照料；南京建邺的“时间银行”模式，提倡在支付宝里存储公益时间，为自己兑换养老服务。这种民间性的、非正式的养老方式在当前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功能欠缺的情况下发展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6.8万个，其中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9.1万个，较上年增长9.6% [ 10 ]，可见社区互助养老在我国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3.2. 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功能定位 从本质上说，社区互助养老是一种在互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交换行为。它综合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大基本模式的优点，又顺应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即养老模式探索中的“第三条道路”。 第一，对于老年人来说，推行互助养老更贴近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有助于老年人群体价值的发挥。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他们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家庭、熟悉的环境和友好的邻居，有的家庭也无力承担起昂贵的机构养老费用；城市社区的老年人有些是低龄退休人员，他们本身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人生阅历以及爱好特长，他们的养老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因此，通过互助养老的形式，充分挖掘老年人的自身资源，低龄帮助老龄，健康帮助疾患，有技能帮助无专长等，促进老年人的共同参与和相互服务 [ 11 ]。这样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照料需求，也丰富了老人之间的友情体验和精神世界，同时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真正实现“老有所为”，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并且能够给下一代起到互助养老的示范作用，培育代际间的互助互惠意识，形成良好的代际循环。 第二，对于政府、社会和家庭来说，由于老龄化程度加剧和家庭养老功能式微，推行社区互助养老能够缓解财政压力和照料负担。一方面，互助养老提倡老人间相互帮助，尽量减少对外界帮扶的依赖，凭借老年群体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这种低成本、高成效的“积极老龄化”实践，能够为政府节省养老保障资金和社会照顾资源。同时在实施社区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会发展很多志愿者，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和志愿精神，从而构建和谐友好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在当下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中，尤其是独生子女需要赡养两个家庭的老人，他们必须做好“为生活打拼”和“为父母尽孝”的时间管理，机构养老虽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养老方式，但其高额费用会使许多家庭望而却步，加上老人排斥住进养老院以及床位紧张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互助养老既能让子女陪伴照顾父母，满足老人晚年的亲情需求，又不会为家庭增加过高的经济压力，这种养老模式成为子女们的首要选择。 综上所述，社区互助养老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交换和互惠的养老方式 [ 12 ]，它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同时以各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依托，利用老年人之间的同期群效应，在政府扶持、社区主办、老人参与等多元共建氛围下，活化老年资源，从多方面实践着国家提倡的积极老龄化理念，通过“变老为宝”来实现自身价值，有助于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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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多元共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构建路径 4.1.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做好互助养老服务的“掌舵者” 互助养老虽然强调老年人的自主参与和相互帮扶，但养老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政府的政策、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支持。政府是构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基石和支柱，应在其中扮演“掌舵者”的角色。 首先，政府应构建完善的政策法规。目前我国互助养老的政策法规还存在尚不明确的方面，缺乏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像日本政府就是不断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发掘老年人的价值和作用，他们为应对老龄化社会而制订的指导性文件《高龄社会对策大纲》(1995)从1996年到2018年不断进行修改，改革内容涉及实现退休年龄、男女雇佣平等、开发补贴金制度、高龄者雇佣补贴金方面等 [ 13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政府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从制度保障上对社区互助养老予以清晰定位，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保证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规范和良性发展，并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其次，政府应开辟多元的资金渠道。目前互助养老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单方面出资，资金来源较单一。鉴于此类情况，一方面政府应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用于社区互助养老的建设与日常运转所需，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社会捐赠机制，通过发展村庄/社区集体经济，并鼓励企业、公益组织和个人进行慈善捐赠。其中对于企业参与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这样既能起到激励效果，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能形成多元长效的资金供给链，有助于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政府应配套完备的服务设施。实现社区互助养老必须具备一定的地域条件，只有政府强制配套规划用地和养老设施，才能为社区互助养老提供基础和保障。有学者提出可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为城市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居住、保健、养生、娱乐、休闲等各项涉老服务，使农村闲置性的非经营资源与老年人丰富多样的养老需求实现高效对接，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 14 ]。此外，还可以对一些冗余的服务设施加以改造。像部分地区闲置的幼儿园可进行功能转化，还可通过旧房改造、宅基地更新等方式腾出老年人的活动场地，在这类环境中养老更符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 4.2. 社区应发挥核心作用，做好互助养老服务的“划桨者” 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实施必须以社区作为基本单位，即老人们通过相互帮扶、自我管理和服务形成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是构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应发挥好“划桨者”的重要作用。 第一，社区应精准识别互助养老需求。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作为智慧养老的重要手段，可以运用到养老需求的调研中来。通过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类别的老人进行调研，从而沉淀互助养老的需求块，这样才能为老年人提供精细化的服务，养老资源才能得以公平、公正的分配。比如上海的宝山路街道，近年来启动了“十分钟文化圈”公共文化服务配送项目，他们利用微平台进行问卷调查，旨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因此，社区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由工作人员对老年人进行家庭访问或问卷调查，并做好实时记录和数据整理，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报告，最后制定出社区互助养老需求清单。 第二，社区应充分挖掘专业服务人才。当前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实施主要是以居委会作为组织依托，同时也有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运营。比如很多社区都建有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等场所，但存在一定程度的闲置，这跟服务内容单一、缺乏专业人才等有很大关系，有学者也提出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组织应努力拓展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内容，提升志愿者的专业素养 [ 15 ]。为此，应以互助养老的需求为导向，充分调动社区精英和退管会等关键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尤其是有威望的长者、低龄退休老人、离休干部等，他们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工作经验和技能特长，通过发挥他们的作用，提供有针对性的个体服务。此外，社区还可以与高校和专业的社会组织对接，从中引进专业人员对社区志愿者进行培训，从而不断提高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质量。 4.3. 老年人应发挥主体作用，做好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者”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即是参与，强调老年人应主动参与社区活动、融入社会生活，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创造价值。老年人是构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主体，应积极发挥主人翁作用，做好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者”。 一方面，老年人应相互交换能量资源。在互助养老模式中，通过老人之间能量、资源的相互交换，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有助于实现自身价值，并赢得群体的认同和尊重 [ 16 ]，老人拥有知识、生活经验、技能特长等宝贵资源，我们应当以积极的视角去审视老年人，不能把他们视为被动的“依赖者”。为此老年人应充分运用自身潜能，通过“变老为宝”，主动参与社区为其提供的施展才能的平台中去。比如退休教师可以教授老年人学习文化知识，有兴趣特长的老人可组织社区文娱活动，有医护背景的老人可提供健康护理等上门照料服务等。通过这样的实践，不管是对于施助者还是受助者，都能起到双赢效果和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老年人应积极培育志愿精神。目前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江苏浙江等地已通过“时间储蓄”和“劳动储蓄”等形式，有效构建长者之间的互助照料体系，将为老服务进行量化和积累，以便之后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由此可见，作为施助者的一方，帮助他人也意味着帮助自己。与此同时，有部分老年人作为受助者，不能只是单方面的被动接受他人服务，而应完成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积极培育助老伴老的志愿精神，不断充实壮大老年志愿者队伍，这样能够辐射影响到更多的老年群体，从而实现他们“老有所为”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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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在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倡导下，基于交换和互惠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综合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大基本模式的优点，又顺应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即养老模式探索中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养老模式强调参与、互助和共享，既符合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通过活化老年资源，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价值感，同时也能为政府和家庭缓解财政压力和照料负担。在我国，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构建应发挥政府、社区、老年人多元主体的作用，分别扮演好“掌舵者”、“划桨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同时，这一养老模式的构建是与时俱进的，同样离不开社会力量的补给，因此要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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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方法主要解决卡车司机对车载生活用电需求，同时解决大量生活用电的使用导致蓄电池故障高发的问题，本方法是通过大量试验数据及内部逻辑算法实现卡车生活用电的智能控制。 关键词 :汽车电源逆变器，蓄电池，生活用电功率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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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驾乘人员使用的电子产品 [ 1 ] 越来越多，对车载生活用电需求越来越大，大功率用电器件的使用对蓄电池 [ 2 ] 有较大影响，本文设计了一种卡车生活用电智能控制的方法 [ 3 ]，不增加额外成本的前提下既满足驾乘人员用电需求，又能提高蓄电池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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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技术领域 本方法属于车载生活用电智能控制的技术领域，尤其是车载生活用电的智能控制策略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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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背景 长途运输车辆驾驶员对车载220 ACV生活用电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夫妻档卡车司机越来越多，跑一趟长途要几天甚至十几天，希望可以在车上实现烧水、煮饭、做菜等功能，这样可以给司机生活提供极大便利，保证司机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了司机的生活成本。 随着车载用电设备越来越多，尤其是驻车空调 [ 5 ] 及大功率生活用电设备的使用不合理，导致蓄电池故障频发。 采用大容量的动力电池或锂电池可以解决以上问题，但导致车辆购置成本过高，需要客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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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本方法主要优点 本方法意在不额外增加车辆硬件成本，不影响驻车空调使用 [ 6 ]、不增加蓄电池故障的前提下，提高了整车输出220 V交流电源的输出功率 [ 7 ]，保证了卡车日常生活用电(电饭锅、电磁炉、微波炉、冰箱、饮水机等生活电器正常使用)。为卡车实现“上路就是车，停车就是家”的理念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对夫妻档卡车司机提供了极大便利。 保证蓄电池输出电流在允许的最大持续输出电流范围内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客户的用电需求。这样即有效减少蓄电池的故障率，同时又提高了客户的用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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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方法内容 卡车生活用电智能控制的控制策略是通过逆变器采集车上自带用电设备使用情况及蓄电池电压等信息，通过内部控制逻辑算法，计算出不同使用情况下输出不同功率模式，用来驱动不同生活用电设备。 本方法具备安全保护功能，尽在插头插入后方有AC220 V输出 [ 8 ]，有效防止驾乘人员触电事故。具备欠电压、过电压、过载、短路等保护功能 [ 9 ]，保证逆变电源 [ 10 ] 可长期稳定运行。 5.1. 标配版车型控制策略 标配版车型由蓄电池组、发电机、车身电器 [ 11 ]、驻车空调、逆变器、生活用电器及输出功率指示器等，简图如图1所示。 逆变器检测驻车空调不开启状态，逆变器通过24 V动力电源线路作为输入，同时实时检测系统输入电压及输出功率。 1) 当输入电压高于n1 V时，表明发动机运行带动发电机发电，通过试验测得该状态下发电机满足 图1. 标配版车型电源结构图 当前车辆用电需求的条件下还可以满足1.3 KW以下的用电设备正常工作，加上此时蓄电池在当前状态下的状态可以满足1.3 KW的功率输出(这个状态是在车辆选型时为满足驻车空调使用对蓄电池的选型需要)，该状态下逆变器可以实现最大功率输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5 KW，逆变器可带动负载功率小于2.5 KW的所有生活用电设备(如电磁炉、电火锅等)单独工作1 h以上； 2) 当输入电压在n3~n2 V之间，表明发动机运行带动发电机发电，原车自带用电设备处于满功率工作状态，通过试验测得该状态下发电机满足当前车辆用电需求的条件下还可以满足0.4 KW以上的用电设备正常工作，加上此时蓄电池在当前状态下的状态可以满足1.2 KW的功率输出(这个状态是在车辆选型时为满足驻车空调使用对蓄电池的选型需要)，该状态下逆变器可以实现第二功率输出，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5 KW，逆变器可带动负载功率小于1.5 KW以下的所有生活用电设备(如电饭锅、车载饮水机)单独工作1小时以上。 3) 当输入电压在n4~n3 V之间，表明发动机不运行，发电机未发电，蓄电池处于满电状态，在当前状态下的蓄电池可以满足1.2 KW的功率输出(这个状态是在车辆选型时为满足驻车空调使用对蓄电池的选型需要)逆变器以第三功率输出，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 KW，逆变器可带动负载功率小于1 KW的生活用电设备(如微波炉)单独工作1小时以上。 4) 当输入电压在n5~n4 V之间，表明发动机不运行，发电机未发电，蓄电池处于70%状态，在当前状态下的状态可以满足0.6 KW的功率输出(试验测试获得)，逆变器以第四功率输出，逆变器可带动负载功率小于0.5 KW的生活用电设备(如电风扇、手提电脑)单独工作1小时以上。 5) 当输入电压在n6~n5 V之间，发电机未发电，蓄电池处于40%状态，在当前状态下的状态可以满足0.1 KW的功率输出(试验测试获得)，逆变器以第五功率输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0.05 KW，逆变器可带动负载功率小于0.05 KW的生活用电设备(如手机充电)； 6) 当输入电压小于n6 V时，发电机未发电，蓄电池处于25%状态，在当前状态下逆变器停止输出。 注：n1~n6依次递减，输入对应每一个电压范围内，在输出功率指示器上分别指示逆变器可以输出的最大功率，提示用户使用生活用电设备的功率需要低于当前逆变器允许的最大功率。 逆变器检测驻车空调开启状态，若驻车空调工作，逆变器通过24 V动力电源线路作为输入，逆变器输出最小功率模式(小于0.05 KW)，同时实时检测蓄电池电压，当蓄电池电压低于n7 V (对应蓄电池剩余容量为25%，由试验测试得出)时，逆变器停止工作，同时在输出功率指示器上分别指示：驻车空调工作，逆变器仅可以用于手机充电。 5.2. 高配版车型控制策略 高配版车型由蓄电池组、蓄电池电量管理系统、发电机、车身电器、驻车空调、逆变器、生活用电器及输出功率指示器等，简图如图2所示。 图2. 高配版车型电源结构图 1) 对于高配版配有蓄电池管理系统的车型，逆变器检测驻车空调不开启状态，同时实时检测输入电压、输出功率、蓄电池当前剩余电量及监测蓄电池当前充电电流大小，判断出车身用电总功率，通过总线对逆变器发送指令，确定逆变器当前最大可输出功率(逆变器最大可输出功率 = 发电机最大输出功率 + 蓄电池在当前剩余电量下的最大设定持续放电功率 − 车身电器用电总功率)，功率分配雷同同2.1到2.2，优点在于可以更精确管理生活用电分配，更好保护蓄电池。 2) 通过输出功率指示器实时提示逆变器可以输出的最大功率，减少用户因不清楚导致的逆变器过载。如果客户使用用电元器件功率超过逆变器当前允许的最大功率，逆变器进行输出保护，停止输出，并在提示器上显示用电电气元件功率高于逆变器允许的最大功率，逆变器已进入保护模式，需断电重新上电后方可以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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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本文介绍了一种卡车生活用电智能控制的方法 [ 12 ]，通过该方法可以实现不增加车辆成本的前提下实现车载逆变器最大输出2.5 KW的功率，满足卡车司机日常生活用电需求，同时通过合理匹配蓄电池允许放电电流有效延长蓄电池寿命，减少蓄电池故障率。本方法可在各种商用车上批量使用，尤其适用于长途运输车辆。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特别感夏兴国、周小平先生提供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