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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风险爆发原因分析 4.1. 外部环境压力与监管收紧 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给银行业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经营环境，而资产规模增速往往与经济周期同向变动，受经济环境影响，银行资产规模增速状况下降较为严重。当金融监管政策收紧之后，更依赖同业拆借业务的中小银行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2018年第三季度的资产同比增速甚至低于了银行业总资产的增速，如图2。 图2. 中小银行资产占比及增速 [ 3 ] 而银保监会在2019年4月将以往对不良贷款判定的模糊之处加以细化和明确，更让形势严峻的中小商业银行雪上加霜，其不良贷款的规模因为政策的变更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大。 此外，包商银行这一类中小型银行，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中小微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这类企业的生存会越发的艰难。而这些客户企业的经营状况稳定与否将直接决定中小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优良与否。这种中小银行的经营情况与小微企业生存状况的关联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些年来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与资产质量的恶化。高不良贷款率与低资产质量意味着比正常情况更大的风险，也意味着银行更容易受到企业生存状况的牵连。除此之外，在中小型银行发展的早期，由于监管指标与政策的不完善，从分支机构到总行都存在各种各样业务不合规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会随着监管的收紧而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新的风险因素。 4.2. 中小型银行的局限性 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良好的资金来源，中小型银行本身大多为区域性质，通常没有大型银行那样分布广泛的银行网点与稳定广泛的客户来源，自发展之初就是依靠地方优势与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联系紧密来在中小城市与大型银行竞争。但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与金融创新作用的扩大，中小银行越来越难以与大型银行竞争，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为了生存需要，中小商业银行往往在经营风格上不得不采取较为激进的策略，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步伐加快的当下，这种激进策略与相对较弱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科技实力的不匹配，更是加剧了信用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环境里，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在盈利能力、公司治理与资本充足上的差距会越发凸显出来。而且中小型银行中有许多并没有上市，信息披露不充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定增、可转债等工具来补充资本。 以包商银行为例，包商银行被接管时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披露相关信息，但是从最后披露的2017年三季度数据来看，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包商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了1.6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了1.28%，资产利润率下降到了0.84%，而成本收入比却从32.97%上升到了36.42%。从历史数据来看，这种资本充足率的下滑并不是这一年独有的现象，而是在连续的三到五年内普遍存在，甚至2017的下降的幅度有所增加。处于较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包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较差，而这种较弱的风险抵抗能力在中小型银行中并非个例。 而从负债的角度来看，包商银行到2017年第三季度末的总负债为5437.26亿元，其中同业负债占48.04%，对同业负债的依赖程度在整个行业内都处于较高的水准，而对同业负债依赖度较高的往往都是中小型银行。整个银行业的同业负债占比平均水平是19.49%，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只有10.47%。由此可见以包商银行为首的中小型银行过度依赖同业负债，负债成本高、稳定性较差，吸收存款的能力远弱于大型银行。除此之外，中小型银行还有不良贷款率高、不良贷款增速快的情况。这些都会带来更大的信用风险。 4.3. 单个银行内部的具体原因 前文叙述两点原因只是扩大了银行的风险，使整个银行业，尤其是中小型商业银行有爆发信用风险事件的可能性。而除了上述的宏观环境与行业整体特征带来的高信用风险与危机之外，这些银行爆发出信用风险事件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银行内部存在较大的问题。 首先就是内部治理的问题。对包商银行来讲，从之前几年的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披露的最大十家股东持股情况中可以看到，持股最高的是包头市太平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但持股比例仅为9.07%，而除此之外持股超过5%的股东也只有包头市的另外两家有限责任公司：大安投资和精工科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意味着股权的分散程度高、结构复杂，这种不良的股东结构会阻碍良好的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也会对资金补充渠道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而且包商银行的股东中包含了大量的民营资本，但是中小型商业银行在对民营资本的监督管理方面依旧缺乏配套的措施，一方面是这些民营资本会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甚至可能会起到负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可能存在股东的关联交易或者通过子公司壳公司对银行实现大规模控股。包商银行此次风险爆发的直接原因根据中央银行在2019年6月2日的答记者问中所述，就是大量资金被大股东违法违规占用，形成逾期，长期难以归还而导致的严重信用风险，触发了法定的接管条件。而包商银行虽然股权结构分散，但是实际上有近89%的股权被明天集团通过子公司与影子壳公司交叉持股等各种途径控制。有理由怀疑明天集团通过对包商银行的实际控制从包商银行非法获取资金用于集团自身的投资建设与版图扩张。而这种资金的占用实际上是通过子公司绕开了商业银行法的监管限制。如果这一事实成立，那么意味着包商银行贷款的合规性存在极大的问题，这种违规的贷款无疑会给风险爆发埋下巨大的隐患。一旦明天集团的扩张势头受阻，资金运转出现问题，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资金被大量占用的包商银行。而这种现象并不是包商银行与明天集团所独有的，在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民营资本投资银行业之后，大量民营资本纷纷涉足金融行业，试图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对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实现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包商银行的风险爆发无疑是对这一乱象的存在敲响了警钟。 除此之外，包商银行自身的信用风险控制体系也存在较大的问题。根据包商银行披露的报告数据，2017年度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7.85亿元，是包商银行贷款总额的近40%。虽然小微企业贷款业务曾经为包商银行的利息收入增长与银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为了克服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在实际业务往来中往往采取的是通过与企业长期沟通与了解、挖掘企业和企业主的私有信息而发放的关系借贷。但是关系借贷中的私有信息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人格性，难以量化，风险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员工的经验与能力。图3展示了包商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抵押的情况，可以看到包商银行在小微企业领域的贷款中保证贷款这一关系借贷模式占绝大多数。图3虽然关系型借贷在降低借贷成本方面要优于交易型借贷，但是对银行自身的信用风险控制体系的要求更高。而包商银行受限于城商行的局限性，在外地设置分支机构时很难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设置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而导致部分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不合理。这种绩效考核的不合理集中体现在过度强调业务数量与短期目标上，不合理的考核机制导致分支机构只注重短期目标与单一分行的利益而忽视了整理利益与风险管理。员工的晋升与人事任命也缺乏独立性。而对于贷前调查和贷中审查相对没有那么严格，分行自主权较大的关系型借贷无疑是比对数据报表与书面表达要求更为严格的交易型借贷更容易被利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的漏洞来为员工或单一分支机构谋取私利的。例如2015年时包商银行北京分行就有一笔2亿的贷款在既没有认真审核企业提交的材料，又没有进行贷前尽职调查的情况下放给了用款企业，而这笔贷款的本金一直到2018年该案件一审判决之日依旧没有归还。而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的匮乏也是包商银行在风险控制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据调查显示，包商银行的风险管理专业人员中超过五年工龄的仅有17%，高人员流动性的环境下很难培养出资深骨干的员工。 图3. 包商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抵押情况 [ 11 ] 以上种种原因揭示了以包商银行为首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在近些年处在一种高风险的经营状况下，即使没有明天集团直接诱发包商银行的信用危机，信用风险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因此维持中小银行平稳运行，实现总体风险可控是当今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