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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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内涵于马克思人学理论，而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核心。纵观各学者对人的本质的阐述，确定人是在现实性、实践、内在需要即实践活动的推动下生成自己、确定自己和实现自己的。根据归纳总结可以从人的主体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三个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规定：人的类本质、人的发展本质、人的共同体本质、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本质，人的个体本质。总结学者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思想的主要特征的研究如下： 4.1. 人的主体能动性 张良奎 [ 17 ] 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划分为人的现实性范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揭示了人的本质的根源，消除了人的本质外在化的理论观点，人的本质就在人自身，否定一切超人的人的本质概念，肯定人自身的范围内的力量，探寻构成人的本质的实在，从而真正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人的类本质划清人的动物的不同，而人的发展的本质，在目标和追求上反映出人与动物的不同。 人的本质思想是在历史进程中，是在人通过自身活动和意识而划清与动物界限而不断认识深化的。 4.2. 人的社会性 人的共同体本质，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凸显了人的社会性内涵： 张良奎提出生产活动本身也是社会性的，它是突破了单个人自给自足的局限，形成的分工和扩大再生产的活动。人只有在共同体中结合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又一根本特性，也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具体体现，而社会联系是共同体内涵的展开，人的本质只有在共同体内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实现，说明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条件。 问博(2015) [ 4 ] 认为人类的生存和活动方式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人们通过各种感性活动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相互结合起来成为了人的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 杨凯(2016) [ 18 ] 提出“人的类本质”、“人的发展的本质”、“人的共同体本质”和共同体本质的现实化，“人的社会联系本质”，是对人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私有财产和产生异化的进行解释。 庞晓利(2018) [ 19 ] 提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劳动，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实践，人的本质就是“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人的本质。 谭新凤(2018) [ 2 ] 认为个人不是个体性存在，而是社会中的存在，主要通过劳动来阐述人的本质问题，在劳动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的现实状况，说明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存在。 孙晶 [ 3 ] 认为马克思的人的社会性本质思想是在批判“孤立的人”和“自然的人”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结合社会性的劳动、物质生产活动和实践，形成了马克思概念上的人的本质的思想问题。人与社会的分离产生劳动的异化，人与社会的统一为劳动的对象化。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提倡人的个体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人是不能够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这是对人的充分肯定和认可，重视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类的发展与演进，使得人们逐渐脱离了仅仅依靠自然界、靠天收的生活状态，并开始认识自然规律并为我们所用。总的来说，学者们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问题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论述，实质上都没有离开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劳动、实践都是在社会中发生的。 4.3. 人的实践性 人的个体本质归结于人的实践： 区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而这正是研究人的本质的根本目的和实际落脚点。正像人的实践活动铸就了人的全面的本质要素一样，人的个体本质也只能在人的个体实践活动中生成。人的本质才能摆脱其抽象性和思辨性，迈向现实境界，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问题。 问博提出人是进行实践活动的主体，实践是人的生存发展方式，人的本质也随着这种生产劳动的发展不断变化发展。 王鑫、项丹婷(2017) [ 20 ] 认为人们通过实践活动积累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影响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即人的本质的形成，人的本质恰恰是实践本身，人的本质也只能通过实践活动来体现。 李诗羽 [ 21 ] 认为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人本质理论，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各种属性内在地统一于人的实践本质中。 总而言之，马克思重视人的个体本质，人除了是社会人，也是单个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既重视在社会关系中研究人，也重视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研究，统一人的个性和共性。马克思还提出：人可以通过劳动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更进一步。人只有在物质资料和生活条件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才能为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基础，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社会实践和分工等，促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和锻炼自己，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反过来，有利于更好提高物质精神状态和生活条件。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内涵的两大认识融合，使人的实践性与社会性结合，形成“社会实践”概念，把“人的本质”在最一般的定义上规定为：基于社会实践而综合了一切关系的现实性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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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的当代价值 通过阅读学者的文献，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价值研究可以归纳总结为两部分： 5.1. 对社会发展提供指导作用 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复归于实践，人的本质思想也是运用到社会实践中。 王振宇 [ 12 ] 总结到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对解决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片面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注重形式轻视内容、着重物的价值忽略人的价值等突出问题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王盼(2017) [ 22 ] 认为深入探讨习近平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的人学特色，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消解人的思想危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问博 [ 4 ] 提到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有利于实现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人与人共同和谐发展；孙婉君、李君亮(2018) [ 23 ] [ 24 ] 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深度人本化的理念，最终实现人人平等发展、自由发展、永续发展、全面发展；王红、李诗羽 [ 21 ] 认为人的本质思想突出人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点，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尺度，有助于提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础；庞晓利 [ 19 ] 等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是普遍的自由的自觉的劳动的观点的完美阐释；。 马克思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和发展过程中，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人的本质问题，把人的本质问题转变成为关于人和社会的问题，为我们正确看待人的发展与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法。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个人是社会产生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是个人交互作用的产物。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同向发展过程，个人需要的满足、素质的全面提高与整个社会需要的现实相适应，人的能力发挥与社会公平、公正相适应，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协调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5.2. 对个人发展的指导作用 在当今越来越关注人的社会，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等问题不断突出，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在21世纪越发焕发出光彩： 张慧双(2017) [ 25 ] 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形式主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片面强调受教育者的社会价值、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轻视个性发展问题；张美红(2018) [ 26 ] 提出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有利于实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提高大学生思想素质和能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石俊峰总结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对人的自我修养提升和人生历练意义重大，它启示我们在社会中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良善品性的形成和交往能力的提升。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为人们的实践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员，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我们应当遵循人的本质要求，于社会中和实践中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自发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早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奋发进取的良好风尚和习气，促进社会和睦有序，不断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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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综合多篇学者文献，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有了一个大概了解，主要是对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渊源、多重规定和当代价值方面，突出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理解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纵观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和某个维度的解析，对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创新点较少，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的动态研究缺少。人对自我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深入认识自我的过程，人的本质内涵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应该更近一步研究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当下现实社会中“人”的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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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政策网络理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如今成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政策网络理论内涵丰富，兼具宏观微观中观研究视角，显示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特点，在研究范式、分析框架和治理模式方面都扮演了新的角色。在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许多学者对理论发展、逻辑演进、学派思想等内容作了细致回顾与梳理，肯定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和价值，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但该理论对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提供什么借鉴和启发、理论本土化前景如何，有待继续探索。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具有无限发展潜力，同时，中国实践及实践背后的理论反映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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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政策网络理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世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主要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以德国、荷兰为代表)。该理论把公共政策现象重新概念化，在政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具有重要贡献 [ 1 ]。它是指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基于资源交换和互赖原则，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建立行动联盟或利益共同体，产生政策网络关系，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执行等环节 [ 2 ]。它是政策科学从政策分析范式进入政策研究范式之际出现的新兴理论 [ 3 ]，是市场和层级形式之外的第三种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具有非层级的(non-hierarchical)、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t)本质 [ 4 ]，其共享信息、协调利益、动员资源的功能 [ 5 ] 有利于为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提供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之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为节点，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各阶段一脉相承，富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 [ 6 ]。从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到十九大进入“新时代”，中国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构成了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中国之治指明了方向和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之治逐步从“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决定》，围绕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从13个方面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明确了制度与治理的关系，即治理要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制度及其执行力。全会第一次在制度层面概括总结治国理政的事业和工作，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描绘了中国之治的宏图愿景。 向内看，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体现中国之治的特色；向外看，全球化使得资本、技术等要素全球流动，国家治理等结构受到影响发生变动 [ 7 ]，从而让国内的政策过程变得多维多层 [ 8 ]，外交顶层设计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中国之治正是在不断加深的“网络化”背景下，在制度体系内展开。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从西方引进国外研究成果，公共管理研究不断发展壮大 [ 9 ] [ 10 ]。政策网络理论是目前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现有国内外文献对其发展脉络、学派思想、逻辑演进、网络类型、网络特征等内容作了细致回顾与梳理，肯定了理论价值，也指出了理论缺陷，部分文献聚焦中国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做了实证研究。但政策网络理论落地中国时间并不长，在新时代中国之治的背景下，能为治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什么借鉴与启发，在中国场域中的本土化前景如何，需要进一步探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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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中国实践 政策网络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今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进入21世纪，中国的研究趋势不断抬升，主要涉及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分析应用。 3.1. 理论引进 中国学者做了很多理论引进。朱亚鹏 [ 36 ] 梳理了国外政策网络理论的源流、发展和争论，介绍了概念、功能、特征以及研究视角，认为政策网络对政策过程具有理论解释力和分析力，对民主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其描述性和价值规范性为我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借鉴与启示。蒋硕亮 [ 53 ] 从政策网络与政策过程、政策变迁的关系出发，总结英国学者集中在政策网络对政策制定影响的研究上，通过罗茨分类，发现强连接的政策网络有助于政策制定，弱连接则不利；荷兰学者补充了政策网络对政策执行的影响，认为虽然政策网络提供了比自上而下路径更好的方案，使得各主体互动、博弈，国家和政府不再是主导，但它们仍然有引导作用，指导政策执行，增强执行力；而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解释作用被认为是理论硬核，就是说行动者之间清晰或模糊的网络结构最终是用来解释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网络的结构、成员关系、信念以及外部环境也可能引起政策变迁。贾文龙 [ 54 ] 从政策网络在中国的兴起、运用、积极影响、负面效应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政策网络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功能等基础研究，和政策网络与政策过程、政策变迁和政策工具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意义，并对理论本土化提出希望。唐云锋和许少鹏 [ 55 ] 结合我国社会分层和差序格局、民主政治和传统文化以及城乡网络普及差距的背景，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认为政策网络应随着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要畅通利益集团进出渠道，平衡利益群体地位，将沟通交流、合作协商常态化、固定化和法律化。 有些学者聚焦政策网络的某一内容进行归纳。例如，蒋硕亮认为，政策网络理论作为政策分析的新范式，在政策过程变得多维、多元、多层的网络化情况下，突破了传统的分析模式，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视野，走出了阶段论的窠臼，实现了政策过程的图景转换 [ 56 ]。范世炜 [ 57 ] 从资源依赖、共同价值和共享话语三种研究视角分析比较政策网络，指出政策变迁分别与之形成三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映射模式，应根据具体情况，找出更适合、最具解释力的一种理论视角解释具体现实问题。陈建国 [ 46 ] 对政策网络研究进行理论审查，指出理论的缺陷、困境与争论，提出走向制度主义和回归网络本质是走出困境的两个方向；杨代福 [ 58 ] 由政策网络理论的缺陷，总结了萨巴蒂尔(Sabatier)和金肯斯–史密斯(Jenkins-Smith)倡导联盟框架、布隆–汉森(Blom-Hansen)新制度途径、马什和史密斯辩证途径、卡尔森作为集体行动的政策网络途径、新制度途径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以及政策网络途径与博弈论结合六种修正视角。 也有学者突出政策网络研究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情况，如结合经济制度，借用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借鉴集体行动理论，引入“社会学习”概念，加入理念的变量，整合内部集团和外部集团研究等等 [ 59 ]。或自己尝试引入新理论，发展和完善政策网络理论，张体委 [ 60 ] 引入结构化理论，克服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二元对立，试图构建统一的解释框架。 3.2. 中国之治中的理论应用 当政策网络理论引入国内到一定程度时，不少学者尝试结合国情进行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例如，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探究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 61 ]，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工具角色，指出中国住房领域的问题在于行动者的有限性和网络结构的封闭性 [ 62 ]，利用罗茨模型，识别出十八大后反腐网络的不同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 63 ]，利用政策网络与政策执行、政策结果的关系，分析异地高考的政策网络、问题与出路 [ 64 ]，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等核心观点，探析由邻避冲突事件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的政策过程 [ 65 ]，利用议题网络，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存在的困境 [ 2 ]。 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政策网络实证研究颇有兴趣。例如，以山东省日照市150个城市气候变化倡议为例，通过非国家行为体在地方气候行动中的作用、政策网络和合作关系的形成的分析，探讨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如何实现治理的转变 [ 66 ]；以内地1998年至2010年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例，探索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同时指出中西政治和文化的差异会导致政策制定研究方法上和实践上的困难 [ 67 ]；以全球环境研究所和自然之友为例，探究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在政府官员间创建政策网络改变环境政策 [ 68 ]。中国学者对国外案例同样关注，比如，以英国“邻里振兴计划”为例，说明政策网络的应用性和政府的导航作用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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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政策网络理论在复杂的背景下形成，有多个理论源头，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兼具宏观微观中观研究视角，在研究范式、分析工具和治理模式方面都扮演了新的角色。政策网络理论存在缺陷与困境，但正是在争论中，得以有了概念演进和理论进化，成为目前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在该理论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许多学者对政策网络的基本内涵、逻辑起点、学派观点、理论发展等内容作了详细梳理和介绍，肯定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并尝试进行实证研究，海外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实证应用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放眼未来，政策网络理论对中国之治有借鉴意义。第一，宏观视角下的政策网络外部环境研究有利于分析中国之治的环境适应条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之治的具体表现，所有治理行为都是在制度体系下展开，关键在于制度优势能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政策网络外部环境研究的整体思维不容忽视。第二，多个研究视角有利于分析中国不同层面的治理。纵向看，中国之治呈现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治理层级；横向看，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 69 ]。政策网络理论恰好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基层到个人的治理分析提供宏观、微观和中观研究角度。第三，政策网络的治理模式为中国之治启发思路。在全球化和市场要素的影响下，大大小小的行动主体彼此依赖，关系强化，政策过程具有跨国界、跨领域、跨层次、跨部门等特点，多元协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凸显出来，政策网络治理路径有利于破解零和博弈难题，实现正和博弈。 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具有无限发展潜力，其富于解释力的分析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治理借鉴，多元的理论观点启发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同时，中国实践及实践背后的理论反映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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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趋成熟，人工智能逐渐由弱人工智能时代转入强人工智能时代。强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生，导致两个新型问题的产生。一是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物是否属于作品，二是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物属于作品的情况下，其权利归属问题。本文着重探讨第二个问题，即对于强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在形式以及内容上能够匹敌自然人且具有独创性的创作作品，权利归属的认定研究。首先通过对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的理论进行探讨，论证其作为权属主体的不合理性。其次则是以利益归属不明、对自然人生成作品的毁灭性打击角度，论证人工智能本身作为权利归属主体的不合理性。最终，主张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不应当归属于以上四方任意一方，而应当进入公有领域，才能够最大化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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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权属认定问题的形成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在法律上确定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属，既是知识产权法学发展到现如今的内在要求，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背后巨大经济效益的驱动结果。 1.1. 知识产权法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美国媒体盘点了2016年世界范围内计算机创意项目，发现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谱写流行歌曲，撰写小说、电影剧本，甚至绘画，乃至生成诗篇和散文。人工智能用于文艺创作，无论在表现手段、创作格局还是拓展想象空间方面，都值得重视。” [ 1 ] 强人工智能的兴起，引起了知识产权法学内在深层次的变革。非自然人的强人工智能，却能够在谱写流行歌曲、撰写小说、电影剧本等等在过去只能由自然人进行创作的领域具有显著性的突破，给知识产权法学内在的逻辑结构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除却对作品的认定，很大一部分聚焦于对于作品归属主体的认定上。“具体而言，以英国为代表的标准是作者必须投入劳动、技巧或判断，而不要求作品具有创造性；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多采取了作品必须反映作者的个性的原则；美国的标准则介于英、法两国中间，只要求少量的创造性。” [ 2 ] 从最开始的“额头流汗”理论一路发展而来，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变化，但作品归属主体认定理论始终还未突破到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情形。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无异于在知识产权法学理论框架中，留下了一个必须解决的空白。而对这片空白进行适当地填补，则是知识产权法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1.2.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背后巨大经济效益的驱动结果 “保护和平衡经济利益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目标。给予内容创作者和传播者以专有权利来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可以激励其生产更多的内容，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倘若创作者和其背后的投资者无法从创作活动中获得回报，必将难以保证其进行下一步创作和投资的积极性。回顾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历程，能够看到对于产业投资者的保护贯穿始终。人工智能作为新兴产业，对技术和资金需求十分旺盛，对于投入庞大资金和人力、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其生产成果如果不能得到法律保护，必将挫伤其投资积极性，从而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3 ] 毫无疑问，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问题，决定了产业投资者的根本利益。从投入资本到获取收益，强人工智能的权利归属在未来将成为最重要的一环。但是，除了产业投资者，应当注意到，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以及人工智能本身同样可能被纳入权利归属的考量范畴内。当人工智能的技术日渐成熟时，其不同于自然人创作者创作作品的不利特性将会被降低，而有利特性将会被放大，那就是生成作品随机性的减少而连续性增加，伴随而来的则是人工智能作品指数爆炸式的增长。这种经济效益，将会推动各方可能主体对权利归属进行争夺。因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属认定问题的形成，正是其背后巨大经济效益的驱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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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权属归于传统主体的不合理性 传统的权属归属主体，包括使用者、开发者以及投资者。而具体到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权属问题，则包括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以及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这三类传统主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自然人。本章将会结合权利归属的相关理论，论证三类传统的自然人主体不适宜作为权利归属的主体。 2.1. 归属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的不合理性 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认为，作品的权利归属需要以体力劳动以及智力劳动作为基础，而无法以单纯付出费用的行为作为权力基础获得权力归属。依据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生成作品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无法获得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 为解决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属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分类，并规定将第二类生成物权属归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笔者将现有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分为三类，一类是人工智能所有者实际上享有版权利益的生成内容，第二类是生成物版权归用户的，第三类是不被认为有版权的生成内容。” [ 4 ] 该学说通过将个人体验人工智能机器所产生的作品归属于使用者个人，而将其他由投资者掌管下产生的人工智能作品归属于投资者的方法，来解决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权属问题。这种学说基础，其实是以实际的管控能力作权属划分。但是这种学说，将因为技术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简单地通过将权属划分给相关联的具有管控能力的传播主体的方法进行解决，并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以微软小冰为例，其产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阳光失了玻璃窗》。尽管由于使用者的一个动作，微软小冰产生了“创作的过程”，但是使用者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体力劳动以及智力劳动，仅仅是通过触发事先设置好的开始按键而让人工智能开始内部运行，继而产生具有独创性外观的作品，不具有获得归属权利的基础。假设认为微软小冰的使用者是《阳光失了玻璃窗》的权利归属主体，则不仅违反了传统的知识产权规则，也违反了鼓励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法基本意图。 2.2. 归属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的不合理性 从理论基础来说，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没有对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投入任何实质的体力以及智力劳动投入，这不符合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不应当将权属归于相关投资者。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发展，有学者提出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归属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鼓励更多的资本进入人工智能领域，为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除却经济考量因素，学者提出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归属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还基于实际操作因素。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对生成作品的控制具有绝对优势，甚至可以对外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宣称为自然人生成作品。学说将权属直接归于投资者，实质上简化了对证据技术的要求。 从第一方面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来说，法律可以通过增加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相应合法的利润的方法来达到促进资本流入人工智能产业的结果。为了增加资本流入，而修改基本知识产权法学理论，不具有充足的理由。从第二方面来说，“在不披露相关内容由人工智能生成时，该内容可能因具备作品的表现形式而实际受到了保护，但该现象是举证规则造成的，并不意味着著作权法因人工智能而改变” [ 5 ]。如果因为无法制止错误的做法，而将错误的做法合法化，维持虚假的法律的尊严，是真正违背法律精神的行为。 从该学说的出发点进行学说审查，可以知道，该学说推翻原先的基本理论的理由并不充足。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归属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的做法，并不合理。 2.3. 归属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的不合理性 不同于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和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于投资关系，而更在于传统的独创性理论所注重的智力劳动投入。通过编写程序，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为人工智能进行最初的程序设定，为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奠定良好的基础，并最终促成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形成。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是人工智能的起点，甚至是孕育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却不能被直接称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归属主体。不同于简单的机械的延伸，“我们虽然能够控制对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制造，但对于人工智能本身的数据获取与输出，却无法完全控制，甚至将相同的素材给人工智能，其也能够输出不同的结果。人工智能在创造上已逐步脱离人的预先设计，可以根据自身所获取的数据来实施创作，其所表现出的深度学习能力，开始模拟人脑神经网络的构造，使得程序算法和独立思考的界限进一步模糊” [ 1 ]，人工智能生成了自我学习的能力，而能够创造出超出开发者预设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认为是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工具。 开发者对人工智能的创作投入了智力劳动，但是这种智力劳动主要体现在编写相关程序上。而对这种智力劳动的保护，应该局限在对人工智能的保护，而不应当无限延伸至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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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权属归于人工智能本身的不合理性 经过论述，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人工智能的投资者和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都不符合权属相关的理论。在本章中，将会对人工智能本身作为权属主体的不合理性进行论证。 3.1.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利益归属不明 有学者认为应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归属于人工智能本身，并为人工智能设立类法人法律人格，使人工智能本身能够具有相对应的主体资格来成为权利归属主体。“从人工智能面临的发展问题分析，应当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但囿于人工智能的特殊智慧型工具的本质属性，其权利义务能力特别是行为能力有限，只能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通过‘穿透人工智能面纱的原则’，明确涉人工智能链条上的最终责任主体。” [ 6 ] 虽然在法律上为人工智能设立了一个法律人格，但是，这种类法人法律人格，在功能上来说，仅仅是起到对接作用。通过人工智能类法人法律人格积累下来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经济效益，在扣除完有限的人工智能运行费用和偶发性侵权赔偿后，无疑会残存大量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无法为人工智能本身使用，在未来的权属认定，则将会再次陷入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和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三者的怪圈中。也就是说，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归属于人工智能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意识。“1980年约翰.希尔勒提出了中文房间实验。该实验实际上模拟了智能计算机程序的处理过程，说明机器虽然能够完成特定任务，但是不理解任务内容的意义，即缺乏意识。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仍未突破中文房间实验。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即使具备了自主决策能力，仍然属于无意识的存在，没有自己的独立意思。” [ 7 ] 强人工智能尽管具有生成作品的能力，但是并不具备独立的意识。这种独立意识的缺乏，让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注定只能是形式上的归属，而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权利归属。 3.2. 对自然人生成作品的毁灭性打击 正如阿尔法狗、深蓝、微软小冰等等强人工智能所证明的那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渐成熟，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对于自然人生成作品将会形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除却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本身在生产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还包含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与日俱增的质量上的优势。依据既定程序与算法形成的自我学习能力，人工智能不仅做到了过去仅有自然人能够完成的作品，还以巨大优势击败了自然人中的最优者。 依据现有的事实基础，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归为人工智能本身是非常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除了将其列入公有领域，任何其他的归属主体，都将最终严重挤压自然人生成作品的生存空间。不同于人类存在的才思枯竭情形，人工智能可以近乎永不停歇地进行创作。从本身就不对等的物质基础来看，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与自然人生成作品投放进一个市场，显然是不公平的。“少数人会成为主宰，而大多数人只能顺从。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社会中，人工智能仅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人工智能拥有法律人格之后，是否会让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变得合法化” [ 7 ]，都指出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最佳归属是投放公众，而非归属于任何特定自然人或者人工智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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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既基于知识产权法学的内在要求，又是其背后经济效益的驱动结果。通过对生成作品人工智能使用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投资者、生成作品人工智能开发者以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归属主体的不合理性进行论述，可知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应当归属于公众，而非任何特定自然人或者人工智能本身，才能最大化地维护社会的持续公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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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分析影响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acute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AMAE)外科治疗患者的危险因素，为提高早期诊治水平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01年1月至2018年1月39例AMAE外科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死亡21例，治愈18例，分别设为死亡组与治愈组。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平均年龄、病程、是否有心血管合并症及栓塞位置等一般资料，比较坏死肠管长度，了解肠系膜切缘血管内血栓情况。结果：死亡组患者 ≥ 12 h病程的比例明显高于治愈组，近端血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治愈组，肠管坏死长度也明显长于治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死亡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及是否合并心血管疾病与治愈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8例肠系膜切缘小动、静脉内存在微血栓。结论：病程超过12 h、肠系膜上动脉近端血栓的发生以及肠系膜切缘微血栓的存留是AMAE外科治疗的危险因素。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保证肠系膜切缘的安全边际是提高AMAE治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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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acute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AMAE)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肠系膜上动脉阻塞性疾病，是一种少见的急腹症。国外研究表明，AMAE发病率约2~3例/10万人，约占急性肠系膜缺血的50% [ 1 ]。该病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很容易被误诊为其他常见的急腹症，常常在短时间内因肠缺血得不到及时纠正发展成肠坏死，具有较高的死亡率高 [ 2 ]。外科手术仍是目前治疗该病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但目前许多临床医生对该病认识不足，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回顾性分析2001年1月至2018年1月我院普通外科手术治疗的39例AMAE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危险因素，旨在提高对该病早期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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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组39例患者，入组标准：经外科手术、选择性肠系膜上动脉造影或CT血管成像诊断的AMAE患者。排除标准：(1) 恶性肿广皆侵犯引起肠系膜上动脉闭塞者；(2) 外伤致肠系膜上动脉损伤者。其中男24例，女15例，平均年龄(67.1 ± 6.1)岁，均合并有基础疾病，其中以房颤居多为14例，占35.9%，有2种以上基础疾病者10例，占25.6%。发病时间 < 12 h者17例，超过12 h者22例。所有病人均以急性腹痛就诊，疼痛进行性加重。经手术、CT血管成像(CTA)或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测量栓塞距肠系膜上动脉开口的距离，≤10.0 cm者21例，>10.0 cm者18例。死亡21例，死亡率53.8%，将39例患者分为死亡组与治愈组。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评议，认为符合伦理原则。 2.2. 手术治疗方式 全身麻醉下剖腹探查，进腹后明确肠道缺血或坏死的范围。在胰腺下缘显露肠系膜上动脉根部，解剖出主干、中结肠动脉及其他分支，分别临时阻断，纵形剖开肠系膜上动脉前壁，确定栓塞所处的位置，取出栓子，5-0 Prolene线连续缝合肠系膜上动脉后开放，观察肠管血运，对于无活力的肠管予以肠部分切除，行肠肠吻合术或肠造瘘术。 2.3. 观察指标 比较死亡组与治愈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是否有心血管合并症及栓塞位置等一般资料。测量坏死肠管长度，常规病理检查，了解肠系膜切缘血管内血栓情况。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取χ 2 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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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预后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是否有心血管合并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病程、栓塞的位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death group and cure grou 一般资料 类别 死亡组(n = 21) 治愈组(n = 18) P值 性别 男 12 10 女 9 8 P > 0.05 平均年龄 ≥65岁 13 9 <65岁 8 9 P > 0.05 病程 ≥12小时 17 5 <12小时 4 13 P < 0.05 合并症 心血管 11 8 非心血管 10 10 P > 0.05 栓塞位置 近端 16 5 远端 5 13 P < 0.05 表1. 死亡组与治愈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3.2. 肠管坏死长度比较 根据术中所见病变肠管及肠系膜范围，实施了坏死肠管及肠系膜切除、肠吻合术。二次剖腹探查并肠管切除3例，空肠远端造瘘2例，空肠并横结肠双口造瘘2例。死亡组肠管坏死长度为187 ± 43 cm，治愈组为102 ± 35 cm，两组比较P < 0.05，有显著差异。 3.3. 病理检查 肠管缺血、坏死，肠系膜动脉内均可见血栓，8例肠系膜切缘小动、静脉内存在微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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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AMAE常因缺血肠管的快速进展致缺血性坏死，进而导致严重的腹腔感染、多器官功能障碍，最终危及病人生命，预后较差，病死率高 [ 2 ]。因此，掌握AMAE的危险因素，提高对该病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将病例资料分为死亡组与治愈组，分析两组间各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死亡组病程超过12 h者明显高于治愈组，也就是说病程超过12 h是其危险因素之一。小肠耐受缺血缺氧的时间为6~12 h [ 3 ]，若超过6 h小肠受代谢产物堆积、肠粘膜屏障破坏、肠道内细菌移位、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因素影响 [ 4 ]，肠粘膜就会水肿、坏死、脱落，肠腔出血、腹泻、穿孔，进而引起弥漫性腹膜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感染性休克及死亡。造成病程超过12 h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临床医生的疏忽是其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死亡患者中90%系由于延误诊断所致 [ 5 ]。AMAE目前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Bergan等在1975年提出AMAE三联征：剧烈而没有相应体征的上腹和脐周疼、并发房颤的心脏病、胃肠道排空症状，是早期诊断的依据。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该病的检出率有了大幅提高，目前，DSA是诊断该病的金标准，可以清晰显示栓塞部位，侧枝循环情况，甚至可以发现分枝动脉的微小栓子，但其有创、费时。而腹部血管CTA特异性和敏感性都较高，不仅能清楚显示肠壁缺血变化，还能和其他急腹症相鉴别 [ 6 ]。CTA肠系膜上动脉充盈缺损或闭塞是本病最直接、最可靠的诊断依据。因此，对于严重的症状与轻微的腹部体征不相符的剧烈腹痛以及合并有以房颤为代表的诸多可能引起血栓形成的心脏疾病的患者要高度怀疑AMAE，及时行腹部血管CTA检查以明确诊断。虽然该病多发于老年人，但青年人的发病率也在逐渐上升 [ 7 ]，这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肠系膜上动脉近端血栓的发生是AMAE患者的又一个危险因素，结果表明死亡组近端栓塞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治愈组，小肠坏死长度也长于治愈组。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宽大，血液中的栓子容易进入形成栓塞，再者肠系膜上动脉开口8 cm内的起始段是动脉硬化性狭窄病变的好发部位 [ 8 ]，容易形成血栓。肠系膜上动脉近端主干发出的动脉分支及血管弓稀少，且此段肠系膜上动脉逐渐变细，一旦栓塞则引起肠道血流灌注急剧减少 [ 9 ]，因而早期就出现肠道大面积缺血的表现，腹痛较重、范围较广。若栓塞发生于肠系膜上动脉的远端，由于小肠动脉丰富的侧枝循环，肠道缺血的范围小、症状轻，不容易出现大范围的肠缺血。 再者，本研究发现手术患者肠系膜切缘有微血栓的存留，这可能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由于AMAE患者肠系膜上动脉内存在栓塞，肠系膜远端小动脉、静脉血流减慢或中断，加之血液的高凝状态，以及血管内皮的损伤，很容易继发血栓形成，而肠系膜上动脉取栓术球囊导管不可能到达边缘血管和末端血管。肠系膜微血栓的存在势必造成吻合口血运不佳，引起肠瘘和腹腔感染的发生。因此，对于小范围肠管坏死，切除肠袢应包括坏死远近端约30 cm处，在保证肠道功能的情况下，可以多切除肠袢，目的是使吻合口血运丰富，避免吻合口瘘，还可以减少细菌和毒素吸收，减轻术后肝肾等多器官功能障碍；而对于大范围肠袢坏死，应尽量缩小肠切除范围，以免术后短肠综合征的发生，最好术中用尿激酶局部灌注，直接有效地将远端微血栓和残留血栓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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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病程超过12 h、肠系膜上动脉近端血栓的发生以及肠系膜切缘微血栓的存留是AMAE外科治疗的危险因素。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保证肠系膜切缘的安全边际是提高AMAE治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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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清末民初，云南西部边陲既有土司在内大权独揽，又有列强在外觊觎环伺。为缓解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滇西地区出现了继清初之后又一次改土归流的高潮，弹压委员随之在各个土司地区走马上任。弹压委员以守卫边境和改土归流为宗旨，施行边政改革，有效地安定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发展。弹压制度因其上承土司大权，下接县制新政，过渡性质尤为明显，同时也会受到多方因素的牵制。在滇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弹压委员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守边固圉的任务，推动了西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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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雍正年间，鄂尔泰将西南地区的大土司逐一改流，对地方暂时不构成威胁的小土司和偏远地区的土司保留了下来。而到清末民初，被保留的土司对于域内政局动荡、边境危机四伏，有弊而无一利，这些土司便成为清末民初改土归流的主体。改土归流往往以“废土”或“设流”告终，然而，从光绪中晚期到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为止，西南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经历了一段由弹压委员主导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非“土”非“流”，在改土归流的百年历程中昙花一现，却在近代化进程中独树一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在清末民初，均派驻弹压委员，对土司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而滇西地区与缅甸交界，是边境的重要门户，应对边疆危机、管理边疆秩序是滇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重中之重，亦是滇西弹压制度有别于广西、四川的独特所在。滇西土司地区弹压委员之于边疆守卫的重要意义，凌云忠在《清末民初云南沿边山区的弹压委员——历史人类的考察》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以云南山地地理格局和历史政治地理态势的特殊性为背景，论述了云南土司地区在边境危如累卵之时，弹压委员的设置对于强化边疆治理和开发、宣誓国家主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将重点放在了云南土司地区弹压委员的设置过程及对边疆治理的意义上，而鲜少提及弹压委员对边疆土司地区的社会改革 [ 1 ]。弹压委员虽属于过渡性质，但在边境秩序的重构和加强方面，必须要对原先积弊的土司制度加以利用或者改革，才能起到维持稳定的作用。清末民初的改土归流已不再只限于行政建置的变革，对于内忧外患的滇西土司地区而言，边界守卫和边政改革应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本文在对滇西弹压制度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弹压委员在由“土”到“流”的过程中，对于滇西土司所推行的社会改革，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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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内忧外患与改土归流 云南地区地处横断山群，山区密林广布，瘴气尤为严重，内地官员若非贬官，极少愿意来此就任，因此，“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并没有因清中后期的改土归流而终止。土官不仅是朝廷在地方权力的代理人，也是土司地区的“土皇帝”。晚清政府兵力短缺，财政空虚，只能任由土官在地方作威作福，虐待土民，云南的腾越土司“呆昏侈虐，则推十合一，怙恶惟钧” [ 2 ] 土民畏于土官权势“相率携男负女逃缅境以如英者” [ 3 ]，苦不堪言；边地官员“请奏速改土司，酌设流官，以除乱本” [ 4 ]。土民怨声载道，地方官吏义愤填膺，土官荼毒已搅乱了正常的地方秩序，“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 [ 5 ]。 土司制度已是积弊颇深，然而边境外患更使滇西土司地区雪上加霜。滇西的腾越地区与缅甸交界，其所属的芒市、盏达、勐卯、遮放等土司地区与缅甸境内的蛮莫、木邦和孟艮土司相连，腾越土司占据了入缅的重要陆路通道，通过金沙江又可船行至缅甸新街，可谓边境的重要门户。但是，腾越边界地形基本无险可守，边塞虎踞关、巨石关、万仞关等不过虚有其名，云南地方官对腾越土司的“化外之地”弃之不理，边境仅在永昌城和南甸两处驻兵，戍边防卫形同虚设，边境管控松懈，摩擦时有发生，边境土司“或内地相争，或为中国征伐，或被缅甸与邻邦人入寇。时而称尊中国，时而背中服缅，时而复向中缅称臣纳贡” [ 6 ]，也有边地土民若难堪繁重赋役，则大批迁往缅甸，或重罪土官为躲避制裁，潜逃缅境。边境土司经常摇摆于中缅之间，清廷对此难以管控，边境问题日益恶化。 十九世纪以来，列强利用西南土司地区边政废弛，边界管理松懈，以临界的南亚、东南亚为前哨，采用武力和拉拢手段，掠夺资源特权，蓄意挑起叛变。土官暗通款曲，土民“铤而走险，辄酿外交”。清廷畏惧列强船坚炮利的进攻和毫无节制的赔偿，“传谕边民，但与(外军)理论，勿令越界，不可开仗启衅” [ 7 ]，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本就将西南地区置于列强的势力范围之下，然而为了“固圉守边”，不得不着手改革土官边政，“流官一设，则名正言顺，可以杜绝觊觎也。且诸土司庇我宇下，亦有辞可执以谢之矣” [ 8 ]，如此，可将土司地区纳入地方控制，进而强化边境管理。但是，在清末民初，中央无力负担远征的兵源财力，对土官势力一劳永逸的武力镇压，只是奢望，唯有按部就班地废除土官官阶，收回土官权力，才能维护土司地区的安定。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颁布重新厘定官制政令，下诏各省整顿吏治，着重于官制调整和边防强化。宣统时开始宪政改革，为了“扩充民治”，西南土司地区的改流提上了新政日程，“除湖北、湖南土司已全改流官外，广西土州县，贵州长官司等，名虽土官，实已渐同郡县，经画改置，当不甚难” [ 9 ]。但是“伏惟川、滇等省，僻处边陲，自非一律更张，不足以巩固疆臣，惟各省情形不同，办法亦难一致，四川则未改流者尚十之六七……云南土司多接外服，似须审慎办理，乃可徐就范围” [ 9 ]。滇西土司地区由于地处边境，改土归流难度较大，清末“改流”尚未完成，便已改朝换代。民国二年，北洋政府继续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废除前清的地方行政机构，滇西地区废土改流势在必行，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军进入迤西，处理当地土司改流事宜，这就使得弹压委员出现在了西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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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弹压委员与边境守卫 “弹压”指武力镇压，但弹压官并不是正式的正式职官之名，负责带兵镇压，“弹压”一动一名，都与“镇压”有关，“镇压”不论武力或是和谈，其持续时间有一定的阶段性，因此，弹压官这一官职的灵活性较强。清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流时，“弹压”和“弹压官”正式出现于改土归流的进程之中。到晚期光绪年间的改土归流，“弹压官”也同样适用于改土归流之中。“弹压官”也称“弹压委员”，地方政府派遣弹压委员代替土司掌管地方管理之权，弹压委员在司地推行县政改革，并兼有抚绥镇压、安定边疆之责。 清末民初是委任弹压委员最多的时期，云南在清末时遗留的司地较多，但只有十六个土司地区委派了弹压委员，以永昌府腾越厅下辖的十土司地区最为典型。清朝后期，云南仍有澜沧江内的二十八家土司尚未改流，其中，滇西地区的土司多派遣弹压委员进行改流，比如云南猛烈“距州窵远，难于遥制” [ 10 ] 则增设弹压委员镇抚司地。民国初年，随着清朝的覆亡，各省自立，开发和重建化外土司地区的统治秩序，有利于军政府巩固新生政权和缓解边境危局。民国二年，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军进入腾越土司地区，以开发边地、守卫边防为由，在腾冲府十土司地区设立弹压委员处理政务。 固圉守边对滇西改土归流而言，无疑是重中之重。清朝后期，清廷对边界控制松散，给觊觎西南领土的英法列强带来可乘之机，英法等国利用缅、印、越等殖民地，对土司笼络贿赂，挑拨土司反叛，分化边疆防卫。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为英法等外邦进入边境土司地区倾销商品、传播宗教、掠夺矿产等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民国建元后，虽然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但边境形势仍未好转。边境地区土司叛变、教案频发、汉夷矛盾等长期存在，导致西南大门一触即溃。 德钦土司位于滇藏交界，属藏民定居区域，土司和喇嘛共同管辖，光绪三十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下令减少喇嘛入寺数量，引起了当地喇嘛和土司的不满，僧众当即烧毁当地的天主教堂并杀害两名传教士。此举引来清军武力镇压，并烧毁德钦喇嘛寺，罚款重修天主教堂。为防止该地僧民再次暴乱反动，地方政府派遣防军戍守，同时，委任夏瑚作为弹压委员进驻德钦。猛烈土司设置弹压委员也是在平定土司叛乱之后。德钦和猛烈发生叛乱的最大原因便是地方政府对这里的控制羸弱，德钦所属维西厅多年不行巡视检查之举，猛烈所在元江府地处偏远。叛乱之后弹压委员的设立，抚慰土民和安定地方为先，促使土民适应和接纳汉官的管理，这可以将偏远的化外司地逐渐归入地方政府的管控之下，进而为设县打下基础。 另外，晚清开始，边界土司地区多受边患纷扰之苦，取代土官承担防卫边境的重任则归于弹压委员，只有安定边境才能为实施新政改革提供稳定的环境。因此，边境司地上任的弹压委员必会与邻邦和外族划清界限，宣誓主权。光绪晚期，夏瑚阿墩子弹压委员任职的同时巡视怒江、独龙江等土司地区，该司地常因归属模糊而遭到英缅频繁入侵，夏瑚遂委任当地头人为基层地方头目，以确认清廷在该地的统治和归属主权。英缅外邦便不能再随意进犯大清国的土司地区。弹压委员对于基层的管控也可延伸至此，开发地区与守卫边界一举两得。 由于云南土司牵涉边界问题甚多，而且多为地处偏远、土民蒙昧的土司地区，因而弹压委员的设置与安定边疆、开发司地有很强的关联性。云南军政府成立之后，云南革命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领军队进驻迤西，计划将腾越府土司改为七县，此快刀斩乱麻的计划引起土司抵抗，后与蔡锷等人的商议之下，先设“干崖弹压委员、盏达弹压委员、陇川弹压委员、猛卯遮放弹压委员、芒市猛板弹压委员各一缺，共五员，秩权视知县，均直接隶属腾冲府” [ 11 ]。土官、流官弹压一并治理地方。由于腾越土司和缅甸、越南交界，弹压委员兼有“交涉委员”之职，可调遣“国民军抽拨防兵三十名” [ 11 ]。云南土司的改土归流“自是百年大计”，派遣弹压委员是土司变迁为县的初步尝试，而且对调和边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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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弹压委员与边政改革 清末民初，以改土归流为目的，西南各省地方政府在革除土司权力之后，先“设弹压委员，从事于审理诉讼、设立学校、振兴实业、筹办警察诸端。使土司辖区方，渐与内地人民受同等之法治” [ 12 ]，其后才将弹压地区逐渐升为流县。改土归流不是一挥而就，是对土司社会渐进式的革新重构。 夏瑚作为弹压委员到任阿墩子以后，首先便对怒江地区开展实地勘察，提出了“治边十条”：“一、建设官长，以资分治；二、添兵驻防，以资保卫；三、撤退土司，以苏民困；四、剿抚劫匪，以除民害；五、筹费设学，以广教育；六、治平道路，以通商旅；七、广招开垦，以实边地；八、设关收隘，以清界限；九、改征赋税，以裕经费；十、扶植喇嘛，以顺與情” [ 13 ]。此外，弹压委员任职后大多会查核户籍，根据户籍和地方管理单元调控赋税的征收，比如免除“门牌钱、火塘钱、农务结、酒结、店结等” [ 14 ]。 “弹压”为由土到流的一个过渡阶段，实行弹压的土司地区面对的内外情势迥然不同，因此向流县的过渡也因势而变，牵涉到多方力量，也是众多势力的制衡。 民国元年李根源率军进入腾越府，对腾越土司改流时遭到了土司的反对，遂将这些偏远之地暂时改由弹压委员管理。弹压委员“就近则为镇慑之资，远则为经营之备”，在其辖地内管理“教育、实业及各行政”。民国元年，云南共在十二处土司地区委派弹压委员，其中龙田地方、老鸦关、周化镇弹压委员上任后不久即被裁撤，而剩余八处(猛烈弹压委员在民国二十一年直接改为县制)弹压地区，在民国三年到民国五年之间“奉中央令改弹压委员为行政委员” [ 15 ] (德钦行政委员、勐卯行政委员、盏达行政委员、芒遮板行政委员、苴却行政委员、泸水行政委员)，因行政委员在滇省早有设置先例，而且“行政委员事权重而责任专，数年于兹内治边防，裨益非浅”，弹压地区经过重新划分合并，组成六个行政委员地区。以阿墩子弹压委员对比来看，夏瑚自光绪三十三年担任弹压委员以来，虽著有开发怒江地区的十条方法，但并没有奏效，边界也没有得到更牢固的防卫，宣统三年便调至川边科麦县。弹压委员既非专官也无专权，难用一己之力改革土司地区多年积弊。行政委员的上任不是腾越府一地现象，而是民国初年云南边地的一大政治改革趋势。民国五年，怒江边区的上帕、子罗、菖蒲桶殖民公署也都改设为行政委员，与腾越等地互相补充，守卫边地。行政委员的设立与民国初年各地情况密切相关，弹压委员始终难以缓和边患，地区仍未开化，地方政府不得不设置更为有效的地方管理方式，并派遣相应的管辖人员，行政委员就是在弹压基础上“查漏补缺”而成，向县制的过渡更近了一步。 行政委员的任职并不是改土归流过渡的终点。民国初年，各省军阀混战割据，民国十七年龙云被委任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继续推进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颁布“土司袭职不再加委”的政令，并在各土司地区设立设治局，八个行政委员任职的地区改立为七个设治局(德钦设治局、盈江设治局、莲山设治局、陇川设治局、瑞丽设治局、潞西设治局、泸水设治局，苴却行政委员升为大姚县)。设治局内设局长一名，权责与县长相似，局内机构和辖地范围与行政委员时期相差无几。设治局的确立是云南新军阀对于改土归流的又一次尝试，其主要目的是在土司地区推动省政府政令的实行，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 从弹压委员到行政委员再到设治局，地方政府不断尝试着加快改土归流的进程，同时可以兼顾边疆防卫与政令传达，然而，民国政治局势风云莫测，政府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转变过于频繁，往往还未收效，就有政治变动和局势变化，在此基础上又新设机构再次尝试。弹压委员、行政委员、设治局都是改土归流的过渡，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建县条件准备的充分程度。值得肯定的是弹压委员在任时期收缴土司印信，土司权力束之高阁，再难形成与外邦勾结分裂之势。弹压委员代替土司掌权，迈出了由“土”到“流”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滇西的弹压委员不仅有行政委员和设治局作为“改流”的下一环节，“改流”也需牵涉到旧有的土司权势。民国元年，云南新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在腾越土司地区改流时，遭到土司反对，遂与云南都督蔡锷等商议“不遽设县治，改行土流”，但是禁止土司虐待土民和随意苛派事项，“土司若有不法行为，自应从严查办，以昭公允，而彰法纪” [ 16 ]，相当于限制了土司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委派弹压委员“设法推广教育，以期潜移默化，徐图改进，依次举办实业、交通、团保、警察各要政” [ 16 ]，形成土流并行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内，弹压委员在司地展开县制改革，而地方政府则有时间商妥废除土官的计策，“然后裁撤土司，改设县治，自无问题” [ 16 ]。事与愿违，腾越土司地区由弹压委员到行政委员再到设治局，地方行政机构和行政长官转换不停，土官家族的权势依旧稳如泰山。土司根基牢固，外来弹压委员职权轻微，根本无法动摇土司在地方的权力。整个民国时期，腾越土司地区都保持土流并行的管理模式，导致以弹压委员为代表的流官推行改县新政收效甚微，向地方政府告状也于事无补，土司在地方的影响越来越大，日军进驻当地都要拉拢土司，直到建国以后，这些土司地区才改为县制。 “改流不撤土”多是地方政府顾全大局或畏于土司权势，在废除土司和终止土司世袭的地区也会产生土司势力复苏的现象。这与清廷留存下来的怀柔态度有关。对于土官的怀柔有利于促进地方团结，而且建立流县时所受的阻力会相对减少。为巩固边防、安定蛮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一直都以抚绥、羁縻为主，地方政府不仅派遣流官管理地方，更注重和土官关系的协调，因此“改流不设土”才会存在。土司和弹压委员在地方自行其是，当然，双方也会因为权力重叠或利益受损而产生冲突。 弹压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管理体制，必定会牵涉到多重因素。清末民初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导致改土归流必得在多方力量的制衡下进行。而弹压委员刚好处于这中间的过渡阶段，既是县政改革的先驱，也不得不向旧有土司势力有所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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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清末民初，国内政权更迭，边外强敌环伺，改土归流为必然之势。改土归流以建置流县为根本，因其特殊的时局环境而与历代改土归流有所不同：地方政府“改土”的方式侧重于收回土司特权，而非罢免或惩处土官；建立流县的过程不单单局限于推行新政，更兼有守卫边疆安全之责。在“改流”地区派驻弹压委员属于改土归流历史上的创新之举，而弹压委员的行政也是这一时段改土归流特征的直接反映。弹压委员的委任，旨在维持边境安定，那么，便不应该只限于行政建置的变迁，更值得关注的是弹压委员施行的边政改革，而边政改革则集中体现在了改土归流上，其产生的影响也需要从多重因素方面考量：弹压委员变迁为行政委员、设治局，说明弹压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迈出了滇西土司地区“改流”的第一步；但是“改流不撤土”，也反映出改土归流无法一击即成，需要一段渐进的过程。弹压委员和因其而生的弹压制度是具有过渡性质的，其有利于维护滇西边境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土司地区尽快归入正式的地方行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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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SAPHO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经常会被误诊和认识不足。我们报道1例本院SAPHO综合征患者，并复习相关文献加以分析，从而增加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为避免漏诊、误诊及探讨有效治疗方案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