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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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澳门语言产业的挑战与发展策略 4.1. 澳门语言产业的挑战 澳门语言产业发展存在较多的挑战，部分行业规模小，不能很好助力支柱产业的发展；行业发展不平衡，语言资源利用不足，以政府主导为主，商业化程度低；多数语言行业科技含量低，未能在澳门产业经济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语言培训和语言翻译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司企业，但产业规模小，难以满足澳门博彩业和旅游休闲业发展的需求。2018年澳门博彩业人才需求研究表明，到2020年底博彩业人才资源需求预测总数为67949人，其对员工能力要求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能力，并且普遍要求英语能力 [ 21 ]。此外，澳门旅游业飞速增长，平均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量3000万人次，旅游业服务人员的语言能力也变得非常重要。据澳门旅游局推测，2025年澳门旅游业相关就业人数将高达258，000人。 8 可见，配合澳门支柱行业的稳定发展，语言培训业有很大发展空间。澳门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组织重大国际赛事和国际会议会展活动，如澳门2020年将举办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格兰披治大塞车、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等，是语言翻译产业发展的契机。但澳门语言翻译行业缺乏必要监管，兼职翻译服务水平不高，而注册的翻译公司数量较少，且公司一般只有几个员工，规模不大，不能满足政府和支柱产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 9 其次，语言产业发展不平衡，语言资源开发利用不足。语言创意产业主要组成部分是品牌设计和广告设计，拥有营运机构近800间，是澳门语言产业中发展规模最大的行业。语言艺术产业有一定的发展，但相关产业统计数据与其他表演艺术在一起，没有清晰的产业块。虽然澳门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是中文和葡文双官方语言特区，但其语言资源开发严重不足，未能充分利用中葡双语的优势发展语言出版业。澳门人出版社社长张燕青指出，澳门出版业以政府资助为主导，不以买书为主，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不具商业竞争力 [ 22 ]。会展业是政府重点发展产业，也是澳门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但语言会展活动一般由澳门的社团协会举办，如“澳门颐园书画会会员作品展”、“澳门语言学会会员作品展”等，会展规模小，多属于公益性活动，未形成产业。澳门每年亦举办各类书展，但规模小，内容和形式上比较单一，经济效益比较差。其他语言能力测评、语言康复、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这几种产业基本由政府主导，尚未得到开发并形成产业。 第三，语言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度低。随着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语言产业在信息化处理、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非常具有潜力的经济增长点。但澳门特区信息技术发展整体滞后，产业经济科技含量低，制约了澳门语言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澳门将信息技术引入语言翻译，在语言机器翻译上发展迅速。2017年，澳门理工学院与中译语通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将信息处理技术引入中葡英翻译，建立中葡英机器翻译实验室，促进澳门语言机器翻译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中葡翻译实验室2018年研发出“在线中葡辅助翻译平台”，2020年研发出“粤语普通话翻译系统”，这些是语言翻译领域的巨大发展。但相关成果都是在政府公立大学完成，尚未商业化，发展语言翻译产业。 4.2. 澳门语言产业发展策略 针对语言产业发展存在的挑战，澳门特区政府应重点发展语言翻译和语言培训产业，助力博彩业和旅游休闲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整体规划语言产业发展，引进和培育语言会展，开发语言创意、语言测试、语言艺术和语言康复产业，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结合信息技术发展语言出版和语言文字信息产业，推动语言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加强与周边其他城市合作，建设葡萄牙语语言产业园，打造大湾区语言产业区域链。 首先，重点发展语言翻译与语言培训业，助力澳门支柱产业。澳门特区政府应充分利用其语言资源优势，加大在语言翻译和语言培训产业上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为澳门的博彩和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上的支持，并出台保护语言产业知识技术的法律法规，共同推进澳门产业的健康发展。翻译产业应规范行业行为，提升企业的规模，加强翻译的人工智能化建设，满足澳门及大湾区日益增长的重大国际活动对翻译业务的需求。语言培训业应充分利用政府“持续进修发展计划”，为市民提供普通话、葡语和英语的培训，开展与博彩与旅游休闲业的合作，为相关企业提供普通话、英语、韩语、日语等的培训，满足博彩业和旅游休闲业人才在语言能力上的需求。此外，语言培训企业响应政府推进“两中心、两基地”建设 10 ，充分利用澳门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葡萄牙语培训产业。2019年，澳门信任特首贺一诚指出特区政府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可持续发展方面投入了很多资源，会将资源转化为相关产业，推动经济结构持续调整。 11 其次，整体规划语言产业，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澳门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确保博彩业和旅游休闲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2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特别提出推动会展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引进和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品牌会展。依此，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澳门的语言资源和政策优势，引进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培育澳门葡萄牙语语言文化博览会，促进语言会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府亦需支持语言创意产业的独立发展，鼓励广告设计和品牌设计公司参加广告业的金铅笔奖、戛纳广告奖、学院奖、长城奖等，加强语言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打造世界级的语言创意企业；发展语言艺术产业，加大资助本地的语言艺术协会，如澳门粤曲研究会、澳门红星戏剧曲艺园、澳门友联曲艺会、澳门丽都曲艺会、澳门街坊曲艺会等，鼓励娱乐公司与各种曲艺协会强强联合，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语言艺术产业，与国内外的语言艺术企业交流合作，积极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澳门语言艺术产业基地，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培育本地的语言康复产业，引入与西门子听力、东方启音、雅恩教育等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加强语言康复企业与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社区的合作，及时为有听力和语言障碍的人士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 第三，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语言产业。澳门特区政府《202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探索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就澳门语言产业而言，政府可以鼓励开发葡语教育和研究出版物，打造以葡语为要出版对象的语言出版企业，加强语言出版业与信息化技术产业相结合，引进人才与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与新媒体结合打造数字出版平台，促进文化交流；发展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产业，加强与科大讯飞、百度等企业合作，打造澳门信息化智慧服务平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语言测试中，引进托福、雅思等成熟的国际语言测试体系，加快普通话水平测试、汉语水平考试、葡语水平测试(CAPLE)的商业化进程，打造一批高科技的语言测试公司，发展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语言测试产业。 第四，加强与周边城市语言产业合作，打造大湾区语言产业区域链。根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12 澳门政府可以联合广东省在横琴“粤澳特别合作区”开展各种规模的语言产业合作，建设葡萄牙语语言产业园，重点推动与葡语国家在语言出版产业、语言翻译产业、语言培训产业、语言测试产业、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领域的合作，打造大湾区语言产业区域链，深化粤港澳合作及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深度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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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语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成为国家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作为语言资源丰富的地区，语言产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澳门应重点支持语言翻译和语言培训产业，与博彩业和旅游休闲业协同发展；与信息技术结合开发有特色的语言出版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和培育语言会展业，促进开发语言测试和语言康复产业，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利用中葡平台优势，与珠海合作在横琴经济开发区建设葡萄牙语语言产业园，打造大湾区语言产业区域链。发展澳门语言产业，既能助力澳门支柱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又符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需要，可以且应该成为澳门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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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针对疫情防控背景下军队院校开展大学物理在线教学的若干问题与挑战，基于腾讯会议和在线教学平台提出了大学物理课程的在线教学方案，从课程教学设计、质量管理、资源建设、辅导答疑和学员学习评价方面进行了在线教学的实践探索，并结合学员对在线教学反馈意见的分析，对后疫情时代的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模式转型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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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带来了严峻挑战，针对疫情对学校的正常开学和课堂教学造成的影响，教育部于2月5日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 1 ]，要求各高校充分利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大学物理作为军队院校中学员的必修课程，为保证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普遍采用了在线教学的方式解决学员居家学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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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在线教学初期存在的问题 2.1. 教员对在线教学平台不熟悉 由于在疫情发生之前大学物理在线教学并没有得到普遍开展，大部分教员并没有网络直播教学或者录播课程的经验，在遇到网络拥堵、掉线、卡顿等突发情况时不知如何处理，需要网络平台教学技术的培训或支持。此外，大学物理课程中存在较多公式，需要在详细推导过程中进行演示，教员对平台的熟练程度直接决定了这些教学内容的讲授效果。 2.2. 课堂教学管理实施困难 疫情防控期间，学员都是居家进行学习，教员主要发挥在线授课的作用。由于教员和学员并不处于同一实体空间中，教员对学员的学习状态和行为难以进行有效地管理与监督。部分学员对在线学习的认识不够，学习态度不端正，在线教学过程中存在发送无关弹幕，边上课边聊天刷剧等现象，课堂纪律难以监管。 2.3. 非语言表达形式使用受限 传统课堂中虽然主要使用语言形式讲授课程教学内容，但非语言表达形式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手势、眼神等非语言表达形式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引起学员的注意，增强语言表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起到了传递信息、交流感情和控制调节课堂教学的作用 [ 2 ]。疫情防控期间，受到网络运行情况的限制，在线教学主要采用录屏或直播的方式，教员不能通过肢体语言接收到学员的学习反馈，教学过程中的非语言表达形式不再适用。 2.4. 网络教学资源不够丰富 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新学期教材没有及时发到学员手中，学员能够使用的纸质书籍很少，在线学习使用的参考资料主要来自网络资源。虽然近年来军队院校教学信息化改革在稳步推进，前期积累了部分教学资源，但并没有做好大规模在线教学的准备。开展在线教学面临内部网络教学资源储备不足、外部优质教学资源利用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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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疫情防控背景下军队院校大学物理在线教学实践 针对以上问题，在综合对比后，我们主要使用腾讯会议和在线教学平台组织在线教学。授课教员以周为单位预设腾讯会议的会议室和密码作为教室，发送给学员后组织其按时到教室上课。在线教学平台(图1)主要作为教员上传资料(教材、授课视频等)、课后辅导、线上答疑、布置作业和检查学员自主学习情况时使用。 图1. 在线教学平台 3.1. 在线教学设计 在线教学设计由课前、课中与课后三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教员在课前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并提出相关问题，学员结合教学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开展自主学习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线上讨论。网络授课过程中教员从学员讨论中存在的问题引入教学内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 [ 3 ]，并主动融入军事应用实例与课程思政内容，完成课堂教学目标。课后教员通过辅导答疑与作业讲解等方式巩固学员的学习内容，并发布下一次课的预习内容。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表明，学习者的认识过程和思维过程都是从具体到抽象的 [ 4 ]，以演示实验引入物理概念是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常用方法。但是在线教学的特点决定了难以对大学物理中的抽象概念和理论进行现场演示，因此教学设计过程中充分使用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展示抽象事物的实验基础及实际应用，引导学员的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发展。此外，备课时可将教学幻灯片中的重要物理公式留白，授课过程中通过手写笔再幻灯片上进行即时的板书推导，以满足教学要求。 由于在线教学缺乏传统课堂中的非语言表达形式，互动交流环节是将学员注意力集中到课堂的有效手段，需要在教学内容中进行精心设计。互动交流可以采用弹幕、举手发言或随机提问的方式。设计过程中要既能保持物理内容逻辑思维的连贯，又能够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并且从互动过程中要能准确反映出学员的学习效果。 图2. 大学物理在线教学流程图 3.2. 教学秩序管控 为做好在线教学管理工作，教员首先应在绪论课中说明教学秩序的重要性，明确在线课堂教学管理规范。教学过程中教员采用随机提问的方法进行监督检查，并将回答问题“到不到”作为形成性考核成绩的一部分，保证教学秩序正规有序。此外，还可以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落实“学员自学和家长督学”机制，由家长监督学员按时参加网课、认真听讲并完成作业。 3.3. 课程资源建设 物理学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与大学物理教学内容相关的课外拓展资源不仅能够提高学员学习大学物理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对培养学员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拓展学员的知识面，提高学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有着重要意义。我们通过教学平台上传了大量优质的课程拓展资源，其中不仅包含富有启发意义的物理学史与物理思想，居家实验，与教学内容相关物理问题及工程应用的分析讨论，还引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演示实验视频资源(图3)。例如质点运动学中的导弹追踪问题、牛顿运动定律中的近代科学思想、火箭飞行原理中的我国现代航天火箭技术的进展、刚体中的陀螺仪等，这些内容不仅提高了学员对理论知识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也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 图3. 大学物理课程拓展资源 3.4. 课后辅导答疑 教学主管部门专门建立了在线教学辅导团队，助力教员顺利开展线上教学。为保证解决问题的实效性，辅导教员每周固定一段时间在线集中回答学员学习中提出的问题。此外，学员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微信群和QQ群等途径提出的问题，辅导教员也要及时进行回复。 3.5. 在线学习评价 在线学习评价主要通过在线作业的形式完成。由于作业中的客观题可以被在线教学平台直接进行批阅，减少了人为批阅时的失误。因此在保证作业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将在线作业的题型主要设置为了选择题、判断题和计算题三种客观题类型。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员作业的完成情况主要来自教员批阅过程中的总体印象。在线教学能够基于大数据引擎，对作业的批阅情况进行详细的正确率与错误率分析，教员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详细数据进一步开展针对性教学。如图4所示，从刚体的定轴转动定律作业批阅情况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第2题的错误率较高，表明学员对力矩的矢量计算没有掌握好，因此在下一步的教学过程中要着力加强该方面的训练。 图4. 大学物理作业批阅情况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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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学员对大学物理在线教学的反馈分析 在线教学中期，我们组织了一次学情调查。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264名学员中，85.6%认为线上课堂的教学效果较好，74.6%表示对自己线上课堂的学习效果感到满意和比较满意，73.1%的学员认为在线提交的作业、测试题目的答案真实反映了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 但是在对疫情防控结束返校后教学模式的选择中，仅有8.3%的学员愿意选择当前的线上教学模式，40.5%选择原来的课堂讲授，49.6%选择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与学员座谈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的大学物理在线教学尽管实现了“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平台服务能力不足，缺乏线下课堂情境中的人际互动，线上学习环境差异大等，这些都对后疫情时代的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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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后疫情时代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模式转型的思考 与线下教学相比，线上教学的优势在于学员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难度及呈现方式，从而实现个性化教学，而缺点主要在于过于注重内容传授，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轻视学习的系统性和知识的整体性。后疫情时代的教学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进而在教学质量上产生1 + 1大于2的成效。 5.1. 学员在线预习，教学设计实现有的放矢 准确掌握学员的学习特征，是教员进行有效教学设计的关键。为提高教学的适用性和针对性，有效的教学设计需要教员在课前对学员的起点能力、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学习自我效能感等学习者特征进行分析 [ 5 ]。传统的分析方法为上新课之前，教员通过谈话的方式获得学员掌握预备技能和目标技能的情况。通过在线平台，教员可以在谈话了解的基础上，编制专门的测试题或调查问卷检测学员对预备知识的掌握情况。图5是在质点运动学教学前，对学员矢量运算掌握情况的起点能力分析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学员对矢量计算有所了解，但并没有掌握相关运算，因此教员在开展教学时要特别关注这一方面的训练。对于学员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分析也可以设计相应量表 [ 6 ] [ 7 ] [ 8 ]，在网络平台发布后实施。 图5. 学员对矢量运算掌握情况的起点能力分析 5.2. 教员上传课程资源，学员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传统课堂中的授课形式往往是教员讲，学员被动地听。学员获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教员讲授和教材介绍，信息量较少，难以真正掌握课程内容。线上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在线教学平台的优势，引进国家精品课程教学资源，针对大学物理课程中每一章节的重难点内容，采用视频、文字、PPT、图片及动画等多媒体方式进行讲授，实现教学手段的直观化和学习方法的多样化。学员的学习不再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互联网在线查看课程资源。 5.3. 课堂教学互动探究，课后在线交流巩固提高 利用在线教学平台的数据统计功能，教员可以将学员在平台上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整理得出学员预习过程中的典型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为中心组织课堂讨论。或者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开展自主探究或小组协作学习 [ 9 ]，教员在学员探究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个性化指导，并通过与学员的交流判断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最终实现对物理知识的自主建构。 学员在课后可以登录教学平台的论坛区，发表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主题，如对学习内容的疑问，相关物理科技的前沿进展，物理学在军事中的应用实例等，教员与学员都可以回复自己的观点。通过教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学员可以获得多元化的信息反馈，知识与技能得到进一步巩固，有效实现了教学相长。 5.4. 在线检测评价，教员有效了解教学动态 课堂教学结束后，学员登录教学平台完成教员布置的作业或检测习题，可以检验自己对于学到的物理内容的掌握程度。学员完成习题后，在线平台自动完成客观题的批阅，教员完成主观题的批改工作，系统能够对两部分的评阅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将数据信息反馈给责任教员。教员根据反馈结果，可以有效了解学员对所学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在下一步的课堂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帮助学员解决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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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过程中，大学物理课程主讲教员运用互联网教学资源，灵活设计教学互动环节，综合运用课件、视频、板书等呈现方式，加强对学员学习状态、学习进度、学习质量的监控与分析，切实提高了物理课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有效引导学员从“要我学”转变为了“我要学”。这一阶段线上教学的实践不仅为学员的后续学习打下了基础，也为后疫情时代大学物理线上线下多元化的教学设计积累了实践经验，有力推动了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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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云”作为实词是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在汉语中早已有之。“云”在“云X”格式中词义虚化，脱离本义，成为类词缀。“云”一般只能放在词根之前，与词根组成“云X”结构，其中的“云”的意义可能是从云的缥缈、若有似无给人的虚拟感，占据超大空间的超大规模感，以及能够由小水滴聚成大云团的高扩张性这些特点与互联网的特点对应地引申而来的。在“云X”的语境框架下，能够出现的词逐渐增多，其能产性较高且有继续增加的潜力。通过分析发现，“云”这个类词缀的产生，是由语言接触、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心理作用、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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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类词缀“云X”的确立 1.1. 相关概念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1982)中开创性地使用了“词头”和“词尾”这一组相对应的名称，并对这组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是“常用于组成组合式复合词的成分(近似词尾)”。吕叔湘先生又注意到，汉语里有很多语素不是地道的词缀，但差一点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所以提出了一组“类前缀”和“类后缀”的概念。“类前缀”和“类后缀”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还会作为词根出现，加上这个“类”字来区别那些完全意义上的词缀 [ 1 ]。 对类词缀的研究在此之后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不同的学者对类词缀的定义和判定标准有着不同的见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位。张静(1980)在《新编现代汉语》中区分了“典型词缀”和“稍有实义但正在虚化的词缀”。任学良(1981)在《汉语造词法》中提出把意义虚化程度还不够深的构词成分称作“准词头”和“准词尾”，认为这种词头词尾都不具备词汇的意义，不能单独使用，只能作构词成分，并且在书中提到，这些词头与词尾具备了表示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这两方面的作用。沈孟璎认为，类词缀都会产生某种附加意义，并且词汇意义都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虚化。一个词根词缀化了，就会有广泛的构词潜力，从而派生出一批新的词语，使一群词的词义都产生相应的变化 [ 2 ]。 学者们对类词缀概念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即位置固定，具有能产性，意义虚化等。其中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意义虚化，这个意义通常没有收录在词典中 [ 3 ]。新兴产生的类词缀，例如“盲X”“X精”“X党”“X控”等等，这些类词缀与别的词构成新词，并且让新词都带上某种相同的意思或感情色彩。 1.2. 类词缀“云”的判定 为了判断“云”是否可以作为类词缀，我们将一一考察“云”的使用情况，看它是否符合类词缀的几个特点。 1.2.1. 位置固定 位置固定也就是指类词缀只能固定出现在其他语素的前面或后面，是定位语素。汉语的词根通常是不定位语素，但词缀通常是定位语素。“云X”结构中“云”作为定位语素，出现的位置不自由，具有位置固定的特点。作为类词缀，“云”一般只能放在词根之前，与词根组成“云X”结构，可以称之为类前缀，如“云购物、云课堂、云计算”等等。主要有两种组合，一是类前缀“云” + 名词，例如“云电视、云手机、云平台、云课堂、云班会、云媒体……”这种组合出现时间较早，在2006年之后陆续出现，且在早期占主要地位；二是类前缀“云” + 动词，例如“云鼓掌、云合唱、云拥抱、云比赛、云阅读、云备考、云旅行、云看展、云毕业……”这种组合在2019年之后迅速增长并且数量逐渐超过前者。需要注意的是，位置固定只是判断词缀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判断词缀的唯一依据，因为并不是所有出现位置固定的语素都是词缀 [ 4 ]。 1.2.2. 能产性 类词缀有较强的构词能力，类词缀“云”符合具有能产性的特点，在“云X”的语境框架下，能够出现的词逐渐增多。“云”作为类词缀，真正受到社会关注的时间还不长，检验其能产性还需要更多时间，但已经初见端倪。由“云计算”引发的“云硬件、云平台、云服务”早已有之，2019年“云课堂”被广泛使用后又出现了“云拥抱、云鼓掌、云相见、云看展、云毕业”等等“云X”结构的新词。“云X”的结构表义简明，易于模仿与类推，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与生活的深度交融，相信未来还会出现大量以“云”为类前缀的词语。 1.2.3. 意义虚化 类词缀的词义产生了虚化，在词语结构中的意义具有抽象、概括的特征。判断类词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意义虚化。虽然意义虚化了，但是类词缀的意义不会脱离基本义 [ 5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云”有三个同形同音词，“云1”的三个义项分别为① 说(人云亦云)；② 表示强调(岁云暮矣)；③ 姓。“云2”只有“在空中悬浮的由水滴、冰晶聚集形成的物体。”——简单来说就是天上的云，这一个义项。“云3”的两个义项分别是① 指云南(云腿)；② 姓 [ 6 ]。对比筛选之后，我们认为类前缀“云”应该是从“云2”虚化而来的。 不难发现以“云2”为词根的“云豹、云鬓、云锦、云梯、云崖、云游”从构词上来说都是偏正型的，词根“云”修饰它后面的词根，给人一种形象感。其中“云豹、云鬓、云锦”中的“云”表示“像云一样的”侧重云朵的形状；“云梯、云崖”中的“云”表示“高耸入云”侧重云的高；“云游”中的“云”表示“行踪无定”比较偏重云的动态。 云技术(Cloud technology)是指利用网络，统筹资源，从而实现数据的计算、储存、处理和共享的一种技术。“云”其实就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性说法。“云技术、云硬件、云计算、云平台、云邮箱”中的“云”可能是从云的缥缈、若有似无给人的虚拟感，占据超大空间的超大规模感，以及能够由小水滴聚成大云团的高扩张性这些特点与互联网的特点对应地引申而来的。 总之，“云X”具备位置固定，具有能产性，意义虚化的特点，由此可见，“云X”结构中的语素“云”已经虚化为了类词缀，已经具备类词缀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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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类词缀“云X”的成因 2.1. 外来词的影响 中外之间语言文化的交流也是类词缀“云X”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国的语言文化输出加速，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其文化影响。这一点具体表现在语言上，从“云X”类词缀的产生就可以看出。除了由汉语词根演变而来，类词缀“云X”的产生也受到了外族语言的影响。2006年美国谷歌推出“Google 101计划”，并提出了Cloud technology的概念 [ 7 ]，汉语将其意译为云技术，之后才有更多“云X”结构的出现。 2.2. 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的现实状况。2006年“云技术”的概念提出以后，企业试图把此技术运用于已有的设备和活动中。2009年以后开始出现“云电视”“云手机”等以“云”为产品来源和途径的大众化产品，并且不断发展完善。之后又逐渐出现“云课堂、云班会、云媒体”这样的词语。 随着5G技术等网络技术的提高，以网络为途径的各种娱乐和商务活动有了更好的体验，年轻人的社交和娱乐需求也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在此背景下，人们的各种需求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满足，于是“云看展、云毕业”成了热门话题；像“云蹦迪、云唱歌、云观影、云购物”这样的“云娱乐”活动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选择，为线上平台带来巨大活跃流量；“云拥抱、云鼓掌、云相见”也成为一种新潮的社交方式并且为大家所熟知……各种新场景、新模式正在“云端”火热进行，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云时代”。“云X”被人们广泛了解且运用，人们开始借助“云”这一已有的语素来表达新的概念和意义。 2.3. 有利的传播环境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繁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微信、QQ等使交际的方式更加丰富的同时，也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表达环境；微博、抖音、搜索引擎等各类新媒体使得语言的传播更加多样化、多元化。于是“云课堂、云旅行”这样的词语产生之后被快速地传播和推广，人们以此为语言材料进行模仿创造，又衍生出新的词语，渐渐地，“云X”在广泛的使用过程中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将来有可能由一般词汇进入基本词汇。 2.4. 求异心理与求变心理的作用 马彪先生认为“词缀选择的多样性是求异心理与求变心理的作用” [ 8 ]。人们在交流和互动时更偏好采用新鲜的表达方式，人们接触到新颖的词汇之后，常常可以快速理解其中的意思，并在自己的生活中灵活运用。说话者用这样新潮的词语来增加其语言的幽默性、提高心理的时尚感，也就促成了新的类词缀的产生。例如，“在网络平台进行招聘”可以说成“云招聘”、“通过网络的连接，隔着屏幕拥抱”可以说成“云拥抱”，这样仿照“云计算”一词创造出来的新词语，用“云X”表达在网络上搭建的某种事物，或通过网络进行的某种活动，显得说话人更加新潮有趣，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 2.5.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与类推机制 无论是在书面语还是在口语中，人们都倾向于用更简洁的语言表达更丰富的内容。在当下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类词缀恰好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即省力原则，可以提高人们沟通的效率，所以得以快速推广。例如，用“云班会”来代指“在网络平台开展班会”，就避免了语言的繁杂，达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提出，大多数人在创造和使用新词语的时候往往用已有的结构和材料，不断地用类比的方式进行创新。例如，人们仿照“云计算”一词，保留“云X”替换后面的语言单位，从而造出了“云班会”、“云合唱”、“云购物”等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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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是英国作家兼历史学家，同时他对翻译也有浓厚的兴趣。1791年他写作了《论翻译的原则》其中讨论了翻译“三原则”。泰特勒的文章迅速获得了不凡的名声。他的翻译原则至今仍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国内对泰特勒翻译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作为规范、作为比较和澄清误读。想要更好地使用泰特勒的三原则，那么先研究清楚这些原则的本质和含义必不可少。因此，更多的精力应该被用以研究泰特勒原则的产生，而并非使用。从广义上看，译者思想的演变也属于译者的实践活动。因此，学者安东尼·科丁利提出的“翻译生成研究”新领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线索。本文通过对于泰特勒“三原则”的发生学分析发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提出，与他的翻译实践、修养和社会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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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3)，是一位苏格兰律师、法官、作家兼历史学家，曾在爱丁堡大学担任教授。1790年他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即：(1) 译作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 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1 该书一出迅速地获得了非凡声誉，而翻译“三原则”也广为流传。很快该书就成为了英国批评界的著作。 2 这使得泰特勒几乎达到了文学声誉的最高点。然而，泰特勒最为人所知的并非他思想的独特性，而是他翻译思想中通俗易懂，博百家之长的特性。 国内对于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把“三原则”作为参考标准来评判特定翻译文本的得失优劣，如评判《葛底斯堡讲话》《德伯家的苔丝》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名篇的翻译。第二个方面，是将泰特勒的“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相对比。此类研究有赵巍和石春让(2005)追溯两种理论在各自文化体系内的渊源并比较异同 [ 1 ]。邓雪玲(2008)分析了两种理论存在相似之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 2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泰特勒“三原则”中第三条原则的翻译探讨。郭建中(2013)试图澄清第三条原则中“原作”与“原创作品”的区别，纠正误解和误译，此类研究在澄清误读中结合了对泰特勒“三原则”背景的研究 [ 3 ]。三个研究方向各有差异，但其共性在于想要对“三原则”理解透彻，进行熟练运用和对比分析，便要正本清源，探究泰特勒为何提出翻译“三原则”，探究“三原则”生成背后的背景价值。 比起横向对比“三原则”和其他翻译理论，纵向探寻“三原则”背后支撑依据的研究还很不足。泰特勒对于翻译原则的描述细致谨慎，经得起推敲。尤其是，想要赋予泰特勒“三原则”一个合理准确的定位，就需要将它放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分析，从实践、修养、社会等潜移默化影响泰特勒翻译感知和洞察力的角度切入，探究“三原则”背后的生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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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翻译思想发生学 2015年，安东尼·柯丁力博士(Anthony Cordingley)在翻译学国际核心期刊《安特卫普语言学》(Linguistica Antwerpensia)编撰的专刊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概念“生成翻译学”(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尝试通过档案材料来透视译者的翻译过程，呼吁关注翻译过程研究 [ 4 ]，p. 6。“生成翻译学”通过对译者手稿及其他工作文件的研究，分析译者的实践和翻译文本的产生和演变 [ 4 ]。 1 随着翻译研究从文本走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在社会历史语境下展开对翻译问题的历史文化阐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翻译的主体得到更多彰显，作为译/论家的思想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高圣兵于2017年首次提出构建“翻译思想发生学” 3 的构想，并从文化语境、翻译实践和学术基础等方面，展开了对翻译思想进行了溯源研究。2019年，他从翻译思想的文史考证出发，结合翻译史及翻译思想研究的既有成果，认为翻译思想研究与翻译史研究总体情况相比，翻译思想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对象和范围、方法和路径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因此，他在“历史进程中的翻译——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暨第三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上初步提出了“翻译思想发生学”的基本构架。 4 新设想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构建翻译思想及翻译史研究话语体系，重点在于其自身关于翻译思想研究的设想，将翻译“译/论家” 5 看作一般翻译研究中的“译者/翻译家”的“隐喻式”，以译/论家作为社会实践主体，文本作为客体，社会文化作为实践语境，通过文史考证，对翻译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研究。 广义上讲，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也属于译者翻译实践的产物，并且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翻译生成学”可以作为支撑本文研究的依据。以泰特勒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以及其他泰特勒本人的作品，附加牧师为泰特勒所作传记等为材料依据，从“翻译生成学”的角度出发，可以揭示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产生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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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影响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产生的因素有以下几点：从实践经验角度看来，泰特勒的经验知识和对翻译的观察是他翻译原则产生的依据。同时，他丰富广泛的阅读经验也有助于其原则的形成。而修养方面，泰特勒在文学、历史、音乐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兴趣和随和的性格，为他的理论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内驱动力。另外，从社会语境看，哲学家和翻译家这两个社会群体对泰特勒的学术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泰特勒的理论成果是前人研究一脉相承的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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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测评温州某市直属学校初中生的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五因素人格特质、负性情绪以及创造力现状，探讨三者的关系和影响路径，为初中生创造力培养的路径探寻提供依据。方法：选取浙江省温州市某市直属学校1331例初中生进行计算机化的心理测评，回收有效样本量1262名。被试平均年龄为13.56 ± 1.73岁，采用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创造力倾向测验量表测量其五因素人格、负性情绪及创造力倾向。结果：DASS-21在初中生群体中有良好的适用性；人格五因素中，除情绪性(神经质)特质外，其他四个人格特质均与创造性倾向总分呈现显著正相关；初中生的创造力倾向在性别和年龄的主效应上差异显著，初二学生的创造力倾向最低；初中生的五因素人格除情绪性外的四个维度和总分均能正向预测创造力，负性情绪和创造力的相关关系较弱；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在排除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后，人格五因素中的外向性、谨慎性、开放性仍然进入回归方程，开放性和负性情绪的交互作用项在人格五因素和创造力总分之间有微弱的调节效应。结论：应当重视人格教育对初中生创造力倾向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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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1.1. 创造力 创新(innovation)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 [ 1 ]。创造力是创新的基础 [ 2 ]，创造力被誉为科学发现的引擎，通常被定义为在特定环境下产生新颖、独特、有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在科技强国的时代，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和核心要素。在深化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培养学生创造力是素质教育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初中阶段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学生身心发展迅速，思维活跃，求知欲旺盛，成人意识增强，初步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创造力培养的主渠道，因此，探索初中生创造力培养的路径显得势在必行，亦为设置创造力培养的载体如STEAM课程，或将创造力培养渗透在跨学科协同教学中提供参考。 1.2. 创造性和情绪 发展心理学指出，初中生情绪变化迅速且具有两极性，时而消极时而积极。其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在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问题上 [ 3 ]。既有研究发现，情绪是预测创造力的稳定变量，在教育过程中，某些情绪甚至对创造力有决定性的影响 [ 4 ]。但情绪和创造力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根据情绪一致性效应(mood congruent effect)，个体处于负性情绪状态时，倾向选择和负性情绪一致的信息，表现启动效应 [ 5 ]。Akinola等人(2008)发现，艺术创造力与抑郁及其他情绪障碍存在关联 [ 6 ]。但情绪强度与创造力是U型关系还是倒U型关系，目前仍存在争论。李海等人研究发现(2016)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对个体创造力同时具有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 [ 7 ]。情绪和创造力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认为人类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autonomy)、胜任力(competence)、关系或归属感(relatedness)，若上述需要得到满足，那么人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和愉快地学习和生活 [ 8 ]，进而增强创造力动机。Fredrickson (2001)基于分化情绪理论提出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认为积极和消极情绪均具有进化适应意义。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注意、认知、行动的范围。在此过程中，个体认知更为灵活，更容易产生新想法，亦即积极情绪能够正向影响创造力。消极情绪能使个体更加专注于现实情况，迅速做决定和行动从而在威胁情境中获益。消极情绪会窄化个体注意范围，降低个体认知灵活性，抑制个体创造力 [ 9 ]。Baas (2008)等人提出的“双通道模型”认为，消极和积极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方式不尽相同。当情绪激活到一定强度后，积极情绪能让人活跃思维，开阔思路，提高信息的加工速度，从而引发更高的创造力；消极情绪尽管会让思维范围变窄和灵活度下降，但可提高思考的持久性，在任务上坚持更长时间 [ 10 ]。 不一致的观点认为，积极情绪体验也不利于创造力的产生。Abele (1992)的心境——修复理论认为，创造力具有对消极情绪的修复功能，处于消极情绪的个体，需要通过创造性活动产生的成就感来修复由消极情绪所引发的不悦；而在产生正情绪时，心境不需要创造性行为的修复。因此负情绪能提高创造性，正情绪降低创造性 [ 11 ]。Carsten等人(2008)引用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消极情绪下的个体5-HT分泌增多，促使个体更努力的完成目标活动，因此消极情绪会促进个体的坚持，使得个体在任务上坚持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从而有可能提高创造力 [ 12 ]。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但情绪如何对创造性思维施加影响，以及积极和消极情绪分别对创造性思维产生何种影响尚无定论。 1.3. 创造性与人格 大量研究发现有些人格特质和创造性相关显著 [ 13 ]。人格变量能够预测创造能力如创造性思维、创造兴趣、行为和成就，当下共识是对创造力的探讨应当涉及认知和人格因素 [ 14 ]。人格能够预测思维的原创性、创造兴趣以及创造成就，对经验的开放性特质(openness)和精神质是创造力的“引擎” [ 15 ]。事实上，关于创造力的个体差异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心理学流派取向之争：一派是源自研究问题解决和顿悟行为的格式塔心理学，该流派更关注创造过程和认知操作；另一种取向来自人格和临床心理学，该取向重视个体人格差异对创造力的重要性。创造性人格(creative personality)的概念由Guiford首次提出，是指与创造性有关的人格特质。申继亮等人(2005)提出了创造性人格的构成因素图。但仅有数据的支持，缺少系统的理论论证 [ 16 ]。且不同的研究者提出的创造性人格的内涵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创造性人格和真实的创造性成就无相关，甚至大五人格与创造性也不存在关联 [ 17 ]。从严格意义上的创造力概念似乎更多指的是一种认知风格，在Sternberg (1985)的三元智力理论中，创造力被视为人类智能的一种独立形态 [ 18 ]。鉴于创造性和人格的关系存在广泛争议，未来研究似需考虑认知和人格两种特性的整合。 1.4. 情绪和人格 培养健全人格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人格与情绪的关系密切，特别是神经质和负性情绪存在稳定的负相关 [ 19 ]。目前有多种理论用于解释人格与情绪的关系。Mischel的人格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认为，人格系统中存在大量的认知——情感单元(cognitive-affective units， CAUs)，CAUs是构成人格的核心元素。情感包括感受、情绪和情感反应(包括生理反应) [ 20 ]。素质——易感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认为，人格中的易感素质带来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如焦虑、抑郁等。一种新近的人格特质论认为，大五人格的高阶因子包括两个维度：可塑性(外向性和开放性)和稳定性(神经质、宜人性和责任心)。研究表明，可塑性与创造力的关系比稳定性更为牢固和更强。可塑性高、稳定性低的人最可能表现出创造性思维和行为 [ 21 ]。本研究将中学生五因素人格纳入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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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18年9月选取浙江省温州市某市直属中学1331名初中生进行问卷和量表调查。计算机编程将题目呈现在显示器界面上，以班级为单位在机房施测，测试时长40分钟。主试为经过培训的心理教师。在施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培训。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自编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初一、初二、初三)、自感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稍差、稍好、较好四个等级)、自感家庭氛围(很不温暖、较不温暖、比较温暖，很温暖四个等级)、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和本科，研究生四个等级)、是否有留守经历等。 2.2.2. 创造力倾向测验量表 采用台湾学者林幸台等人(1994)修订Williams编制的创造力倾向测验量表(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 [ 22 ]，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基于创造力的认知情感模型编制，通过测验个体的性格特点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测量个人的创造性倾向。可用来发现那些有创造性的个体。测验操作简单、计分方便，适于对初中生进行团体施测 [ 23 ]。本研究中，量表共四个维度，总量表α系数为0.873，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四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580、0.734、0.581、0.638，冒险性和想象力两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偏低。上述四维度和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23，0.900，0.805，0.834。维度与总分的相关均高于维度间的相关。提示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2.2.3. 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 该问卷由邹泓等人 [ 24 ] 修订，较之大五人格问卷修订版(NEO-PI-R)，该问卷更适合测评我国儿童青少年的五因素人格模型。问卷共计50个条目，利科特5点计分，包括5个维度：外向性、宜人性、情绪性、谨慎性和开放性。本研究中，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76、0.881、0.832、0.894、0.855。总体信度系数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χ 2 /df = 3.42，GFI = 0.89，CFI = 0.892，NFI = 0.901，TLI = 0.894，RMSEA = 0.083，总体模型拟合良好，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 2.2.4. DASS-21中文版 抑郁–压力–焦虑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DASS-21)是一个广泛采用的测评消极情绪的工具，该问卷能够较好地区分焦虑和抑郁的重叠，Oei等人(2013)使用DASS-21在台湾地区进行测试，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效度 [ 25 ]。王葵等人完成了DASS-21中文简版的标准化，对我国大学生进行施测后发现三个分量表的测量学指标优良，支持DASS-21在中国的跨文化有效性。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DASS-21与英文原版有非常类似的三因子结构 [ 26 ]。有报告显示DASS-21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适用性，显示了稳定的三因子结构 [ 27 ] [ 28 ]。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发现该量表KMO值为0.958，Bartlett’s球形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Varimax正交旋转后，以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抽取因子，结果量表呈二因素结构，解释47.867%的方差变异。Taouk等人(2001)修订了DASS-21繁体中文版用于测试中国香港样本，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尽管因子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1~0.94之间，但三维度结构要优于单维度结构和双维度结构 [ 29 ]。参考其研究将抽取因子限定为三个后，再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Varimax正交旋转后，发现量表呈现清晰的三因素结构，共计解释52.388%的方差变异。题总相关系数均在0.478以上，抑郁、焦虑、压力三个维度和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900，0.932，0.931。抑郁与焦虑的相关为0.754，抑郁与压力的相关系数为0.745，焦虑与压力的相关系数为0.818，维度和总分的相关大于各个维度间的相关，同样提示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各项拟合指数为：χ 2 /df = 2.05，GFI = 0.91，AGFI = 0.90，NFI = 0.90，CFI = 0.90，RMSEA = 0.08，各项指标基本满足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要求，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各维度和总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49、0.802、0.801、0.926。可认为DASS-21量表在初中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2.3. 数据处理 因为儿童说谎的技能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发展 [ 30 ]，且创造性人格与说谎行为的存在关联，个体创造性越高，说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 31 ]。本研究加入了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随机安插的测谎题目 [ 32 ]，按照量表作者夏凌翔的建议，删除一致性选项以绝对值4分以上(表明前后作答不一致)的样本为界，小于2.5个标准差的印象管理分(表明掩饰个人真实情况的作答倾向)样本后，最终回收有效样本1262份，有效回收率为94.82%。其中男生768人，占比60.9%，女生494人，占比39.1%；初一455人，占比36.1%，初二351人，占比27.8%，初三456人，占比36.1%，被试平均年龄为11.56 ± 1.73岁。 将计算机生成的Excel数据录入SPSS17.0，首先剔除作答不全的数据样本。对存在个别缺失值的样本采用期望值最大化方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 EM)进行填补。采用SPSS17.0和AMO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统计、多元方差分析，相关分析、调节效应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自评测验采用的是利科特式量表，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问题，本研究设置测谎题和反向计分题降低该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量表和问卷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到33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解释了58.342%的总变异，最大因子仅解释16.32%的方差变异。可认为无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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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人格五因素，负性情绪和创造力倾向的相关 本研究中，除情绪性(神经质)外的其他四个人格特质均与创造性倾向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开放性与创造力总分达到中等强度正相关。支持了个体人格差异和创造力存在关联，创造力的成分中可能包含了特定的人格特质如想象力、好奇、质疑和爱冒险。负性情绪和创造力的总体上呈弱相关，情绪和创造力存在重要关联的假设未获证实。或许是因为消极情绪对个体创造力同时具有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推测和成人相比，初中生的情绪具有明显的两极性和不稳定性特征，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都很明显但又变化迅速。消极情绪很快转向积极情绪，故而与创造力的关联不大。本研究未将积极情绪纳入测评。 4.2. 初中生创造力倾向的性别和年级特点 多元方差分析发现，性别自变量上存在创造力倾向的差异。在冒险性、挑战性和好奇性维度上，男生均高于女生；这样的结果恰与性别角色认同概念相契合，爱冒险、爱挑战、好奇心重多是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气”表现，女生则被教育要安静和“淑女”，男女生分别觉察到不同的性别期望，进而按照期望的性别角色行为行事。可推测上述创造力倾向维度的变化源自于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进程。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总分上，男女生无显著差异。想象力是内部的心理认知过程，本身未承载明显的性别角色期望，因此无差异检出。创造力总分无性别差异，提示教育过程中要认识到性别平等，防止教育者的外显和内隐的性别刻板印象对女生创造力潜能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也许双性化教育在未来的教育中将得到更多的重视。 本研究发现初二学生的创造力倾向在三个年级中最低，与国内胡卫平的研究(2001)结果相似。胡卫平发现，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在12岁和14岁左右(对应初二学生的平均年龄)出现了低潮 [ 33 ]。Torrance (1966， 1968， 1971)的系列研究显示，中学生的创造力约在十二、三岁时会出现下降 [ 34 ]。Torrance认为儿童至成人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呈犬齿形的曲线趋势。总共有四次低潮，依次是5岁、9岁、13岁和17岁 [ 35 ]。本研究结果与早先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能与同伴压力的有关。因为与同伴保持一致的压力是青少年创造力发展低潮出现的重要原因。同伴压力使青少年为了与同伴保持一致而不愿表达 [ 36 ]。 值得一提的是，横断面研究发现初二学生表现出创造力倾向低谷，也许正是“初二现象”的一个侧面反映。“初二现象”这一具有现象学色彩的概念来自于教育工作者对学生案例的观察总结，指初二年级处在“事故多发的危险阶段”，是初中生思想道德、学业成绩和能力培养的分水岭。初二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第二高峰期，是心理断乳期和青春期的碰撞结果。亦提示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对“初二现象”的成因机制和应对举措的探讨。 4.3. 青少年五因素人格和负性情绪对创造性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外向性和开放性对创造力倾向有正向预测作用，谨慎性负向预测创造力倾向。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开放性人格特质是正向预测创造力倾向的有力变量。高开放性特质本身就意味着兴趣广泛，有想象力，有独创性和洞察力，智能高。创造力和人格的关系密切，提示在创造力的培养中，应当重视人格教育对创造力倾向的促进作用。在创造性人格的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开放性特质对初中生创造力倾向的贡献价值。本研究发现，在初中生群体里，五因素人格尤其是开放性与创造力倾向的关系密切，西方研究中较一致的看法是，开放性与创造性呈较为稳定的显著正相关 [ 37 ]。此结果与多数西方创造性研究结果相符。 本研究也从侧面佐证了创造性人格构念的现实存在。但西方人的开放性特质未必和中国人的开放性特质内涵一致 [ 38 ]。除了“大”人格理论用于解释和预测创造力外，也要重视“小”人格理论对创造力的影响。如质疑精神、成就动机、自尊、自信、自立、心理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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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不足和展望 创造力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中学生的创造力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力是一种高级认知形式和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除了从人格层面理解创造力外，也需要从认知加工的角度细分不同阶段，考察创造力在每个认知加工阶段的影响因素，按照发展情境论(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的观点，创造力应当是个人特征与环境因素双向作用结果，应当重视重要他人、家庭、学校、网络环境，以及时间轴的变化等重要的情景因素 [ 39 ]。目前创造力的不同测量方法和工具并不统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林幸台等人编制的Williams的创造力倾向测验量表，虽然该量表有诸多优点使用广泛，但实测中仍有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不够理想，在未来的研究中，采用测量学指标更优秀的测评工具并采用多质多法(MTMM， multitrait-multimethod)的方式可提高创造力的测评效度。创造力有一般领域和特殊领域之分。 本研究考察了创造力的培养路径，结果发现创造力和人格的关系密切，未发现消极情绪对创造力有预测作用。未来的研究可考察积极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考察“小”的人格理论如自立人格成就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采用的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如脑电和脑影像技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本研究仍属于横断面的研究，今后可以以班级为建制，进行纵向追踪数据研究，探讨学校教育背景下学生的人格养成和创造力形成培育过程，并将心理素质教育贯彻到基础教育中。按照创造学观点，人人都具有创造力，创造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目前，不少学校正在推进STEAM课程，STEAM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中小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创新教育 [ 40 ]。可以说，培养创造力是STEAM课程目标的应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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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种重要语言形式，宣传标语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热议。本文以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三维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微观与宏观视角对新冠肺炎疫情的57则宣传标语进行分析，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角度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标语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研究发现，互文手段、再情景化过程和语用预设能够激发出标语的导向功能。恰当使用用典和仿拟增加了感染力和号召力，使标语发挥出积极的社会效应。相反，过度娱乐化或包含有非理性语言的标语有悖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不能提供科学的引导。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宣传标语仍应在法治文明的框架内实施，体现法治的信仰和对同胞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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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 1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战争，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宣传标语是引导群众消除恐惧，提高科学防范意识，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的重要方式。为了实现最大化的宣传效果，达到规劝民众重视疫情防控，佩戴口罩，减少聚集的目的，各地街道、社区、农村张贴了各式各样的标语。本文收集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57则抗疫宣传标语作为语料，这些宣传标语部分源于网络，部分源于实地考察，都有确定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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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背景 梳理以往的文献，发现关于宣传标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翻译、传播学、语言学等领域。在翻译领域，李德超和王克非以上海世博会标语的翻译为例，根据文体驱动型和非文体驱动型两种标语，提出一种更为精细的标语翻译策略模式，说明不同类型的标语需要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处理 [ 2 ]。在传播学领域，龚文庠将标语分为说服功能、权力功能和环境功能。他认为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公民素质的提高，标语可以演化为一种广泛吸纳民众参与的公关工具，为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和建立文明的社区环境服务 [ 3 ]。吴明华和桑超凡借助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的相关论证从人口统计学、科学、环境、经济等方面再现生育政策宣传标语的话语维度，并从公共性价值出发，为我国全面二胎政策的推行提供创新性的宣传和传播视角 [ 4 ]。宣传标语在影响社会舆论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引导作用。批评性语篇分析围绕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展开，认为文本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是一对一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由中介体联系的 [ 5 ]。因此，本文以费尔克劳的话语实践方法为基础，以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对57则抗疫宣传标语进行话语分析，探究宣传标语与社会效应之间的关系，并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宣传标语的设计提出一些思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