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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的政治活动 3.1. 贞观年间的政治态势 贞观年间(公元627年~公元649年)，最突出的就是“贞观之治”。贞观年初，在政治上，唐太宗李世民任人唯贤、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广开言路、完善吏治、自我克制，重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忠臣；在经济上，采取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的措施；在文化方面，推行文教复兴、设馆兴学、撰修经史、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并且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边疆稳定，社会出现一片国泰民安的景象，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大约以贞观十一年(637年)为界，贞观盛世明显地出现后期不如前期的现象。但这种“后期不如前期”，并不是指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表现在唐太宗“抚民以静”方针的变化[ 5 ] 。由于太宗的这种变化而导致许多大臣接连不断地上书劝谏，以此来给太宗敲响警钟。如魏征四次上《论时政疏》，批评唐太宗“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 6 ] 。马周也上疏指出：“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 3 ] 。贞观十二年(638年)，对于唐太宗的这种变化，魏征尖锐地指出：“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 6 ]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越来越好奢纵，为此，魏征列举了太宗的十种表现：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净之化，远被遐荒；今则其风渐坠，远求骏马珍奇。过去，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勿忘卑俭，轻用人力。以往，损己以利物，今则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奢之情日异[ 7 ] 。魏征这些淋漓尽致的对比，不正是后期不如前期的反映吗？ 3.2. 长孙无忌的政治活动 3.2.1. 主持编修《贞观律》 长孙无忌之所以留给后人如此深的印象，这与《唐律疏议》 1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刚一即位，鉴于原来的《武德律》已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便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和干志宁等十九人在《武德律》的基础上修订新的法典，经过前后将近10年的努力，终于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修成新的法典，颁行天下，是为《贞观律》，共12篇，500条。 对于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质，长孙无忌认为：“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识沈愆戾，大则乱其区宇，小则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曰：‘以刑止刑，以杀止杀’”[ 8 ] 。这便是长孙无忌所说的自然之理。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长孙无忌不可能正确认识到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质。但是从长孙无忌的这段言论中不难看出，长孙无忌认为，政府和统治者是为了进行长期统治的需要而制订和推行法律。长孙无忌这种对法律产生的动因看法，倒蛮接近实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及法律产生的必要性，长孙无忌却认为：统治阶级用法律镇压人民的这种手段，是一种正义的行动。他认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恶念，往往会起来犯上作乱，没有法律是绝对不行的；而作为封建统治者，却不得不被迫对人民施以刑法。长孙无忌这样的看法事实上颠例是非，掩盖事情本质。 在论述法律的作用和礼治的关系时，长孙无忌主张“德主刑辅”。他在《唐律疏议》中说：《唐律疏议》的全部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准于礼”，强调礼治。长孙无忌阐述治国的根本不在于刑罚而在于礼治。虽然主张以礼治为本，但是并不意味着放弃刑罚，而应该是礼刑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礼是刑罚的前提，而刑罚是礼的辅助工具，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人刑，即所谓，“德主刑辅”。长孙无忌认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一体，融成一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用关系。长孙无忌充分阐发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论，与法家的重刑主义明显地相区别。长孙无忌以儒学为前提，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融为一体，即将儒家所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教、刑罚视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3.2.2. 辅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 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曾辅佐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贞观元年(627年)，“突厥颉利可汗新与中国结盟，政教紊乱，言事者多陈攻取之策，而无忌认为，今国家务在我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岂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 1 ] 。适时唐太宗刚登基，国家政局未能安定，民生凋敝未能解决，因此“为国者要在安静”[ 9 ] 。因此，唐太宗采纳了长孙无忌的建议，后来待东、西突厥互相攻打时，唐朝出兵借此灭掉了东突厥。由此可见，当时，长孙无忌的判断和建议是正确的[ 10 ] ，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安定与统一。 3.2.3. 拥立晋王，顾命佐政 贞观晚期，唐太宗最头疼的问题莫过于太子立位，而长孙无忌在这一政治事件中，以其母舅和元勋的地位扮演了重要角色。唐太宗李世民共有14个儿子，其中，长子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为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继位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初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但其“好声色，慢游无度，而又有足疾，太宗不甚喜”[ 1 ] ，而被封为魏王的李泰擅长文词，写有著述，深受太宗喜爱，太宗曾“面许立为太子”[ 1 ] 。于是，魏王李泰产生了夺嫡之意，而太子李承乾也心生妒忌，两人便相互各树朋党。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因谋反事发，而被贬为庶人。因为太宗曾面许立李泰为太子，因此，在重新立储之议上，岑本文、刘洎投太宗喜好，支持立李泰为太子，然而，长孙无忌却不喜欢这个才华横溢、并有自己一班府僚的外甥来继承皇位，因此，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坚持请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然而，唐太宗却认为晋王李治生性懦弱，不能继承皇位。但是，长孙无忌却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固请立晋王治”[ 1 ] ，并为太宗指出，“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庞魏王，礼遇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 1 ] 。在这里，长孙无忌以重臣国舅和亲历玄武门之变的现身说法，告诫唐太宗一定要深思慎行，否则，这将会是玄武门之变的另一重现。长孙无忌的这一席话引起了唐太宗的深思和警觉，开始产生立晋王李治之意。太宗认为“泰立，承乾、晋五皆不存，只有立治为太子，泰与承乾可无恙也”[ 1 ] 。 太宗李世民初步接受了长孙无忌的建议，回宫之后，经过反复思量和权衡，他意识到：倘若太子没有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太宗决定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又认为晋王李治确实无治国之能力，因此决定再次召集重要大臣进行商讨抉择。在两仪殿，太宗留下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从未表过态的房玄龄、李绩，当然还有晋王李治。太宗假装因太子废立之事，而“心诚无所聊赖”，“抽刀欲自刺”。长孙无忌赶紧上前扶住太宗，褚遂良夺下太宗手中的刀剑，长孙无忌顺势问太宗的想法，太宗说：“朕欲立晋王”[ 1 ] 。长孙无忌终于看到太宗开口了，立即答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1 ] 。当时，房玄龄和李绩二人避不表态，实则默许。因为，李绩为人外宽内言，既然太宗立晋王之意已经非常明显，他也没必要再去招惹位高权重的国舅。而房玄龄为人更甚，对太宗忠心耿耿，就连唐太宗也说房玄龄“事朕二十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 3 ] )。太宗看到这种情形时，更坚定了立晋王李治的决心，旋即告晋王“汝舅许汝，宜拜谢”[ 1 ] 。长孙无忌又进一步指出，“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趁负陛下，万死”[ 3 ] 。长孙无忌再次向唐太宗做了保证，从而确定了晋王李治的太子之位。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长孙无忌被任命为检校中书令，知尚书省、门下省之事，实则总领三省之事，位高权重。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临终之时，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入宫，选中长孙无忌为首要顾命大臣，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又对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1 ] 。唐太宗以此示意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在李治登基后，尽力辅佐李治处理朝政事务。 总体来看，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的这些活动都与贞观年间的整个政治态势密切相关，贞观年间的政治态势为长孙无忌的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大背景、大环境，而长孙无忌的这些活动又是适应当时的政治态势而进行的，两者互为前提，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