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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拖延行为理论模型及相关研究：基于时间洞察力视角 目前从时间维度解释拖延的理论机制并被广泛接受的模型主要有四个：Steel & Koenig (2006)通过综合不同理论，以时间和动机两个因素出发构建时间动机理论模型(Temporal Motivation Theory， TMT)；Strunk等人(2013)从动机维度和时间维度出发构建时间取向的双维模型(2 × 2 model of time-related academic behavior)，进一步完善了传统拖延模型中存在的不足；Procee等(2013)将影响拖延的因素分为任务相关因素、个性相关因素和其他因素三个维度，提出了拖延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张顺民和冯廷勇(2017a)从动机的决定性作用、任务效用的权衡和拖延的核心目的三方面提出拖延的概念模型。总体而言，拖延理论模型的建立基本都涉及到时间、动机、任务三个主要因素。 2.1. 时间动机理论模型(Temporal Motivation Theory) Steel & Koenig (2006)整合微观经济学、期望理论、累积预期理论和需求理论的基本特征，构建了时间动机理论。TMT表明，动机可以通过预期效应和价值效应来理解，预期效应和价值效应因延迟而减弱，对于行动目标的价值，时间折扣可能在拖延行为中有重要的调控作用。时间动机理论模型的公示表达如下： U t i l i t y = E × V Γ D 效用(Utility)表示对行动过程的偏好和优先，是任务对于个体自身的价值，效用越高表示个体越偏好或越优先。期望(Expectance)表示预期的行动计划是否能够成功完成，由自我效能感决定；价值(Value)表示任务的价值，受任务厌恶程度和个体成就需要所决定；Γ表示个体拖延行为的敏感性，如自我效能感、任务难度，Γ越大，个体敏感性越高；延迟(Delay)表示个体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即个体要在等待多久后才能获得回报。从TMT理论来看，当E、V和Γ不变时，D越大，U即任务对于个体自身的价值越小。如理论原型提到的例子，一篇在学期开始时布置的论文，会被不停的推迟和忽视，直到最后几周甚至几天才开始，从TMT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奇怪。从TMT公式来看同样的任务延迟会导致高效用和低效用从而导致高拖延和低拖延行为，这就涉及到E、V和Γ的调节作用，如对任务的厌恶程度、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时间折扣等。 宋梅歌和冯廷勇(2017)以时间折扣为中介研究时间洞察力对拖延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FTP显著预测延迟折扣率，延迟折扣率显著预测拖延行为，延迟折扣的中介效应量为32.89%。因此，FTP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时间折扣来影响的。拖延与时间折扣呈正相关，拖延行为越严重的个体，其对未来时刻奖励的主观价值折扣程度越高，从而表现为更高的即刻价值偏好。其他相关研究表明，只有FTP是时间折扣的显著预测因子，与时间折扣呈负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越低的个体时间折扣越高。(Guo， Chen， & Feng， 2017; 倪亚琨，郭腾飞，王明辉，2018)。 TMT比较广泛用于解释时间维度下的拖延行为，虽然该模型很好的揭示了影响拖延的因素，但在测量范围和拖延动机方面存在不足。第一，测量范围有限。仅考虑个体学业任务相关行为延迟的程度，未考虑及时参与程度。第二，将拖延作为一维结构，只涉及到拖延行为的存在与否，很少强调这些行为的潜在动机。因此，Strunk等人(2013)提出时间双维模型(2 × 2 model of time-related academic behavior)。时间维度包括两方面即拖延、及时参与；动机维度包括两方面即趋近、回避。这样就形成拖延–趋近、拖延–回避、及时参与–趋近、及时参与–回避四种类型。 2.2. 时间取向的双维模型(2 × 2 modeloftime-relatedacademicbehavior) Strunk等人(2013)提出的时间取向双维模型中，拖延–趋近指延迟开始或完成任务以获得理想结果的行为(类似于主动拖延)；拖延–回避指为了避免令人厌恶的任务而导致的任务延迟(传统拖延)；及时参与–趋近指及时主动行动，为了获得优势；及时参与–回避指及时主动行动，为了避免惩罚。这四种行为类型划分更加符合拖延行为发生的实际情况。因此，这一模型可以为拖延症干预研究提供思路。如在教育领域中研究学生拖延行为时，不仅能考虑时间相关的行为，而且考虑潜在的动机取向，从而判断出这种拖延行为是否需要进行干预，如传统意义上被动拖延就需要进行干预，而主动拖延则无需进行干预。 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拖延行为与时间洞察力的关系。从拖延的动机来看，主动拖延是指为了获得优势而故意拖延任务。如为了提高成绩，在考试时尽管早已完成答卷，但仍然坚持一遍一遍的检查，直至答题时间结束；而被动拖延是一种非理性拖延，以避免令人厌恶的任务。较高的主动拖延者表现出较高的自我效能水平和较低的外在动机水平，而较高的被动拖延者则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和较高的外在动机，这一结论在学生学业拖延中也得到了证实。已有研究表明，FTP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拖延。回归结果显示，在FTP和学业拖延之间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完全中介的作用(付璟，2014)。 虽然该模型对TMT模型的拖延类型进行了扩展，但仅在拖延产生的原因上进行了划分。那么，如何衡量一种行为是否是及时参与以及及时参与的程度是怎样，该模型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拖延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其产生的原因不仅涉及到内部动机，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此外也与个人的认知、气质类型等因素相关。因此Procee等人(2013)提出拖延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对影响拖延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整合，并将其分为从任务相关因素、个性相关因素和其他因素三维度。 2.3. 拖延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 Procee等人(2013)提出拖延的概念模型，任务相关因素、个性相关因素和其他因素与拖延的关系见图1。 图1. 拖延的原因和关系概述 根据拖延行为产生的原因，已有研究从时间洞察力角度对拖延行为进行研究，并以该模型中的因素作为研究中介，如高压力和低情绪、自我控制、时间管理等。从高压力和低情绪因素来看，拖延最有可能发生在有远距离奖励或令人不快、有挑战性或乏味的任务时，从而引发负面情绪(Sirois & Pychyl， 2013)。拖延与高度压力有关(Sirois， Sanne， & Molnar， 2018)，负面情绪的增加也会加剧拖延行为。理论表明，特质拖延是一种时间上的自我调节失败的形式，它反映了现在和未来自我之间的冲突。元分析表明，高压力和低积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拖延症与FTP之间的关联，并强调了拖延个体的跨期选择所依据的情感和认知的动态关系(Sirois， 2014)。从自我控制与拖延的关系来看，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控制直接影响拖延，时间洞察力间接影响拖延，自我控制作为时间洞察力和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Kim， Hong， Lee， & Hyun， 2017; Choy & Cheung， 2018; 苏缇，2019)。从时间管理角度来看，在学业拖延的研究中，导致低学业成就的因素之一可能是这些学生的时间管理技能差(Gürbüz & Boyraz， 2016)。有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能够合理地规划未来，提前做好未来的准备，按照未来的目标指导自己现在的行动。 该模型的提出为预测拖延行为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早期研究更多是对拖延行为和时间洞察力二者直接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寻找时间洞察力影响拖延行为的中介因素。但因为拖延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在时间洞察力与拖延行为的研究领域中，该模型的许多因素仍然未被证实或关于某一因素的研究很少，如冲动、寻求刺激、自我损耗和应对策略等。 这一模型中的任务相关因素与上述两个模型中所涉及的因素的一些概念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首先，相似之处在于该模型的个人意义与TMT模型中的效用(Utility)概念相似，都是在讨论任务对于自身的价值意义；从任务延迟因素来看，时间越远的事件对人们的影响就越小，因此就会有产生更多的的拖延行为，这与TMT模型中的时间折扣原理具有一致性。其次，差异性在于该模型中的自我动机因素与时间取向双向模型中的动机概念具有差异性，该模型中的自我动机既包括内部动机即内驱力，又包括外部动机即活动的价值。而时间取向双向模型的动机更多的是区分是与否的问题——趋近或回避。此外该模型的个性相关因素和其他因素是上述两个模型未涉及的方面。 2.4. 拖延的决策模型 张顺民和冯廷勇(2017a)在时间动机理论模型(TMT)和时间取向双向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拖延的决策模型。这一模型认为拖延行为是否产生的本质问题在于对“现在做还是未来做”的决策选择。该模型的进一步发展了动机因素在拖延中的作用，增加了对拖延的决策过程的讨论。其综合了TMT和时间取向双向模型的优点，尤其从“过程效用”和“结果效用”两方面进一步对拖延决策进行了预测。随着时间增加，“过程效用”逐渐减小，当接近截止日期时，“结果效用”增加。个体拖延的时间就是预期中结果效用大于负性过程效用的点。但如果任务没有截止日期，任务将被无限推迟，也就不存在这一点。此外，在后续的研究中，张顺民等人进一步揭示了影响拖延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对该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通过延迟的任务和对预期结果的厌恶的研究方式来揭示拖延在现在和未来之间产生的不对称决策(张顺民，冯廷勇，2017b; Zhang， Liu， & Feng， 2019; Zhang & Liu， 2019)。 该模型提出时间较短，还需进一步验证支持。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根据该模型的任务效用预期和自我控制方面来研究拖延行为和时间洞察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