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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改组的背景 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直接原因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北平大学农学院遭受巨大摧残，已无法在京畿之地继续生存下去；间接原因则与国民政府一直以来的西北开发战略和战时教育改革政策有关。 2.1. 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大学农学院的被迫内迁 早自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的日本，就一直妄图将整个中国纳入它的殖民体系，成为它跻身世界强国的垫脚石。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为达到殖民中国目的，日本采用了各种手段来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机关，尤以承担着文化传承使命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主要目标，妄图切断中国文化的根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便把东北原有的各级学校毁坏接收殆尽，大批爱国师生惨遭逮捕杀害，新建的一批伪满高校，赤裸裸在东北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意使东北人民世代忘记自己中华民族的祖脉。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北平大学农学院大部分房舍及农林场设备即被日寇损毁及摧残，罗道庄校区及农场全部为日寇侵占作为兵营，所有财产也全部由其掳夺。对于日寇种种恶毒行径，不少知识分子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 [ 1 ]， p.28-32)。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全国战前的108所高校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占高校总数的84%，其中被破坏较严重的25所高校不得不暂时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财产损失达3360多万元。至于有些学校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的损失，则更是无法用金钱数字来计算的。甚至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承认：“当时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因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分随校舍毁于战火，损失之重实难估计。”( [ 2 ]， p.10) 由此可见，抗战全面爆发后，处于京畿要地的北平大学农学院如果不作内迁之举，必然在惨遭敌寇的炮火毁坏之后，或完全瘫痪停办，或为敌伪霸占接管，走上被毁灭、中断或受敌利用的绝路，师生们将有校难归，无书可读，流离失所，成为亡国奴。为了生存，为了教育不辍，北平大学农学院也同平津地区其他兄弟高校一样，被迫走上了内迁之路。 2.2. 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战略 北平大学农学院等一批高校的内迁，也同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战略有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威胁华北和华南沿海一带，西北的后方战略地位得到国民政府重视，并被认为是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如戴季陶、宋子文、蒋介石等纷纷赴西北考察，宋子文曾言：“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 [ 3 ] “东北业已版图变色，西北又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故急宜从事开发，巩固西防；即为收回东北失地计，西北之开发，亦为当务之急。” [ 4 ] 蒋介石则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甚至是“建国的根据地”。西北的开发建设随着战争形势发展，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筹议中。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迫使国民政府加快西北建设步伐。特别是面对抗战对粮棉需求的不断扩大，国民政府不得不积极扶持即将破产的中国农业。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农村。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 [ 5 ]， p.470)在西北的开发过程中，以增粮增棉为主要目的农业开发居各项经济政策之首。国民政府意图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推动与军事关系最为密切的工矿业与交通运输业，从而推动整个西北后方建设，以支持抗战事业。为此，国民政府曾投入一定的资金兴修水利，推广良种，但西北的发展仍然缓慢，其现代农业、畜牧、工矿等技术的落后，严重抑制了西北的开发与建设。 建国以教学为先，施政以得人为本。无论是担当“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还是“建国的根据地”，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当时十分薄弱与落后，根本无法满足其开发建设对专业知识与人才的需求。从我国高等院校的布局来看，抗战爆发前，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华北、华东、东南沿海沿江等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而在经济落后的广大西北地区，高等院校则寥若晨星，少之可怜。据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统计：全国高校上海22所，北平15所，西北五省共2所。同年，专科以上在校学生44，130人，按其籍贯计算，平均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专科以上学生人数以福建最多为261人，陕西31人、甘肃26人、新疆25人、宁夏17人、青海11人，均不足50人( [ 6 ]， p.294-295)。中国高等教育和专门人才在区域上这种严重“东强西弱”的“畸形”布局，与西北重要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称，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计划也非常不利。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曾提出：“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效渐显，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靑新等省，人口总数2000万以上，乃竟无一大学作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 [ 7 ]， p.26-27) 针对西北开发困境与西北高等教育现状，戴季陶在《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直言要“先办农林专科学校”( [ 8 ]， p.4)，以农科发展，带动理、工、医各科开办，如此才能整体改良西北教育环境。戴季陶等人的教育计划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需求高度吻合，国民政府也因此于1934年成立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以培养西北开发所急需的农林专门人才，但就其规模与影响而言，作用十分有限，无法承担振兴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任。西北开发战略的推进，对专业知识与专门人才的需求，必然要求全国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抗战爆发后，平津地区高校内迁西北也正应和了这一战略的需要。 2.3. 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改革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自执政以来，一直试图解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多年来的沉疴痼疾：高等教育区域分布不均、院系设置重叠、文理比重失衡等问题。教育部为此开展了多方面的整顿工作，如限制文法教商等科的招生数量，裁撤合并文科院系，对于改变大学文理比例失调的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但在大学区域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几乎束手无策。如面对亟待开发的广阔西北地区无一所国立大学的局面，虽有数度设置大学之意，但终因经费紧张、人员无着而放弃。至于迁移平津沪高校至西北，无论哪所学校都不会愿意，1933年“师大迁校西安”的事件即为一例。而早期在本土建立的国立西北大学几易其名，最后以改为高级中学结束。平津沪地区院校聚集、科系重复，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局面一直到抗战前都没有得到有效改变。高等院校分布的不平衡使我国高等教育在战争爆发初期即遭受巨大破坏，至使高校“成立以来历年在教育上所建立之基础，损毁过半”( [ 2 ]， p.10)。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痛定思痛，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教育方针，迅速组织战区高校内迁，在长沙及西安联合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初，陈立夫临危受命出任教育部长。还在军委会第六部部长任上时，陈立夫就明确提出应“乘战时对教育根本改革”的想法 [ 9 ]。其于3月8日发表的施政方针，就表明了其改革的意图和主张，对中国战时教育的走向发生了重要影响。他说：“今后教育之根本方针，须德智兼备，文武合一，农工并重，教育与政治措施、经济计划及社会生活实况尤须贯通，并与其他主管机关取得密切联系，庶能学以致用，人尽其才，同时并应注重乡土教育，认识本国国情，适应国防生产之需要。……”( [ 10 ]， p.150-151)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了“九大方针”，即：“1. 三育并进；2. 文武合一；3. 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4. 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5.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6. 对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7. 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8. 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9. 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 [ 2 ]， p.11)这份纲要作为抗战时期教育的最高指导方针，与陈氏上任伊始发表的施政方针基本一致。陈氏力持“战时须作平时看”教育方针，认为教育工作的重心应不容置疑地放到维持稳定正常教学秩序上面，其扶助高校内迁、普施公费及贷金制度、收容战区流亡师生等措施，对于保存我国民族教育的有生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为配合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策略，对各级教育也应采取一定调整措施。配合西北开发战略，突出农工等实用学科以培养国防与社会生产之急需人才，提高西北地区高等教育水平，均衡化高等教育区域分布，成为战时陈立夫对中国“畸形”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西北联合大学遭逢改组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