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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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临床检验 临床上存在DN患者早期无典型症状，易产生误诊、漏诊情况，以致患者耽误治疗时机，危及患者生命安全。常规尿检是肾脏病检测常用方法，指标有尿素、肌酐等，但其往往对肾脏病的早期诊断价值不大，漏诊情况时有发生。肾活检对患者检测的敏感性比较高，但对患者有创且不方便重复检测，加上患者可接受性差、费用高等不足，以致临床使用受到诸多限制。24 h尿蛋白排泄率虽是敏感指标，可过程比较繁琐，对标本保存和采集要求高，且这些因素会影响到测定结果而发生误导情况。因此很有必要开展经济、合理的早期诊断方法。尿mAlb通常被认为是DN早期诊断指标，在临床中当患者肾小球过滤率下降、尿mAlb水平升高时可将尿mAlb视为疾病检验的金标准 [ 24 ]。当患者尿mAlb出现后可认为患者肾小球过滤膜通透性增高，患者疾病处于早期阶段，积极的治疗能够逆转并病情，因此，多数患者疾病的治疗均从检验出尿mAlb时开始 [ 25 ]。但随着患者病情发展，当其出现蛋白尿检验结果为阳性指标时则提示患者病情不可逆转。因此，在临床中可将尿mAlb、尿蛋白水平视为疾病诊断以及病程发展检验标准。 在国外的一项研究中针对多个国家超过3万名糖尿病患者进行尿mAlb检验，结果显示，超过40%的患者检验结果为阳性，阳性患者肾功能衰退速度更快，患者mAlb减少时衰退速度为16%，mAlb稳定时衰退速度为32%，mAlb增加时衰退速度为68%，证明mAlb水平与肾功能相关 [ 26 ]。赵军 [ 27 ] 等人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针对DN患者组与健康组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DN组患者尿mAlb含量显著高于健康组。周红梅 [ 6 ] 等人的检测结果表明DN患者尿mAlb、蛋白尿阳性率分别是53.3%、13.3%；健康组分别是16.0%、0.0%，DN患者尿mAlb水平与蛋白尿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组，表明检测尿蛋白与尿mAlb能够对患者疾病进行诊断，同时也证明尿mAlb指标要早于蛋白尿出现，可以将其视为疾病诊断早期指标。吴莉春 [ 28 ] 等人对138例患者疾病组与138例健康对照组的尿mAlb、尿蛋白进行检测，结果表明疾病组尿蛋白、尿mAlb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在其研究中发现，随着研究组人员病程延长，尿蛋白、尿mAlb水平也会呈现上升趋势。但需注意的是，样本应该留取24 h内尿标本进行测定，以免因尿蛋白排泄量变异度大而引起结果不准确，同时可多重复检测几次，来提高检测准确率，进而达到其早期诊断价值。另外在路继成 [ 29 ] 等人的调查中显示，DN患者除了尿mAlb水平上升外，尿mAlb/尿肌酐水平、血清胱抑素也可能会持续上升，且一旦患者出现血清胱抑素、尿mAlb/尿肌酐水平升高则证明患者病情十分严重。在吴敏校 [ 30 ] 等人的研究中以糖尿病尿mAlb排泄率是否正常为指标将患者进行分组，结果显示，尿mAlb排泄率正常组的患者其尿mAlb/尿肌酐水平为(1.2 ± 0.4) mg/mmol，而非正常组患者为(3.9 ± 1.5) mg/mmol。正常组患者的胱抑素C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尿mAlb与肌酐的比值及血清胱抑素水平不仅能对患者疾病进行诊断，同时能够对患者疾病发展过程中肾损伤程度进行监测。因此，在临床中积极对患者疾病进行诊断，针对尚未发生尿蛋白患者要及时治疗，控制患者疾病发展。 此外有相关研究 [ 31 ] 表明，尿mAlb和尿蛋白通常可对DN不同阶段进行预示，若发生尿mAlb上升，则多位于发病的早期，患者肾脏受损轻微存在可逆性，若对血糖进行积极控制则预后良好，若尿蛋白为阳性时，显示患者肾功能已产生不可逆损坏，相对于尿蛋白，检测尿mAlb的敏感性则更高，对前期诊断DN的可靠性更高。另外，DN病程不同时期进行尿mAlb检测，结果显示患者病程与其检测结果间存在关联，患者病程越长则尿mAlb检测值越高，且阳性率也高，若患者病程在20年以上则患者阳性率可达100%。另有研究表明肾小球滤过率为早期诊断肾功能是否减退的一个重要指标，其随着尿mAlb排出量的上升而下降，下降可在尿蛋白出现同时或之后出现 [ 32 ]。尿mAlb不能反映肾功能损伤程度，但DN的发生发展中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程度可以直接反映肾小球损伤程度，因此这两个指标一起检测才能更好的诊断肾脏损伤的严重程度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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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DN对患者健康、生存有着严重的威胁，早期诊断意义重大。单一对尿蛋白检测通常无法全面、客观地对患者病程和肾脏受损情况进行反映，而联合检测患者尿mAlb与尿蛋白均可对患者是否出现肾脏损坏进行反映，有利于患者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治疗，临床诊断应用价值较高。需要注意的是尿蛋白敏感性较差一些，尿mAlb作为疾病早期检验、诊断指标，相比尿蛋白则更具有临床诊断意义，一旦发现糖尿病患者出现尿mAlb要及时予以患者相应的治疗，控制病情发展，避免肾脏实质性损伤。此外，临床中也可结合其他检验指标对患者肾脏功能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全面了解患者病情，提升患者治疗效果。总之，尿mAlb、尿蛋白在糖尿病肾病疾病检验中的临床应用意义显著，可为临床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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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宫颈癌根治术是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法，治愈率高，但损伤大，尿潴留为其术后主要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本文将探讨宫颈癌根治术后尿潴留的发生原因、高危因素、诊断及预防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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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在女性癌症总发病率及死亡率中位居第四，最新统计数据 [ 1 ] 显示，2018年全球新病例数为569，847，死亡人数为311，365。宫颈癌根治术已成为FIGO Ib-IIa期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法，治愈率超过80% [ 2 ]。宫颈癌根治术后膀胱功能障碍发生率为12%至85% [ 3 ]，且尿潴留为其术后6个月内的主要并发症 [ 4 ]。术后尿潴留对患者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对其生理、心理及社会形象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将对宫颈癌根治术后发生尿潴留的原因、高危因素、诊断以及防治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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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尿潴留诊断 尽管许多文献对尿潴留进行定义，但目前尚无标准定义。其特点为膀胱排空障碍、残余尿量增加，可有急性和慢性、部分性和完全性等 [ 5 ]。我们可用量化指标膀胱残余尿来判断。当B超检测膀胱残余尿量 ≥ 100 ml，或无法自行排尿时，可诊断为尿潴留，需置入导尿管帮助排尿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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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宫颈癌根治术后发生尿潴留的原因 宫颈癌根治术后发生尿潴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数学者认为主要原因为手术造成的盆腔自助神经损伤以及盆底支持组织缺失，其他包括麻醉作用等。 3.1. 手术原因 3.1.1. 神经损伤 宫颈癌患者在行广泛子宫旁组织切除时，会损伤盆腔组织神经。盆腔自主神经由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组成，副交感神经传出冲动引起膀胱逼尿肌收缩和内括约肌松弛，支配排尿功能，交感神经传出纤维对膀胱的作用不够明显，但能使内括约肌紧张性加强，有阻止排尿的作用，此外还可使膀胱的血管收缩 [ 7 ]。交感神经及副交感神经分别控制膀胱括约肌及逼尿肌功能，感知膀胱容量变化，并相互调节起到控尿作用 [ 6 ]。Jose等 [ 8 ] 研究发现，盆腔内脏神经是副交感神经，是膀胱、直肠、性器官的主要感觉通路，尤其传递来自直肠、膀胱颈以及近端尿道的感觉信息。若术中损伤了盆腔内脏神经，则会导致严重的膀胱功能障碍、直肠功能障碍及性功能障碍。 3.1.2. 盆底支撑组织缺失 宫颈癌根治术对子宫及宫旁组织的切除导致阴道穹窿和尿道向下、膀胱后方空虚。充盈状态下的膀胱由于失去支撑力而向后倾斜，过度地向骶骨窝伸展；因此，膀胱底部和尿道后段形成一个锐角，导致尿液在膀胱中积聚，进而形成膀胱颈梗阻，导致尿潴留 [ 6 ]。 3.2. 麻醉影响 围手术期麻醉药物的应用被认为与术后尿潴留有关 [ 9 ]。进行宫颈癌根治术的患者需进行全身麻醉，全身麻醉药可作为平滑肌弛缓剂，直接干扰逼尿肌张力的自主调节，导致膀胱弛缓，从而使患者易发生膀胱过度膨胀和随后的尿潴留。一项动物研究 [ 10 ] 发现，用于全身麻醉的药物可以减少逼尿肌收缩。此外，麻醉还会使得患者的膀胱充盈感受损，一项研究 [ 11 ] 发现，超过一半的膀胱尿量为500 ml的术后患者没有膀胱充盈感或排尿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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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宫颈癌根治术后发生尿潴留的高危因素 术后发生尿潴留的患者有一些特定的高危因素，比如年龄、手术时长、镇痛药物应用、较低体重指数、留置导尿时长以及术后尿路感染等 [ 12 ] [ 13 ]。 4.1. 年龄因素 年龄被认为是尿潴留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多项研究 [ 14 ] [ 15 ] 表明，年龄的增加显著增加了患者术后尿潴留的风险(P < 0.05)。 4.2. 手术时长 较长的手术时间使患者易发生尿潴留，对于手术时间超过3小时的患者，术前常规置入导尿管。一项纳入444名患者的多因素分析研究 [ 9 ] 结果显示，较长的手术时间增加了术后尿潴留的发生风险。 4.3. 镇痛药物应用 宫颈癌患者住院期间常需给予解痉镇痛药物，尤其是术后。镇痛药物也会加重膀胱功能障碍，增加尿潴留发生率。研究 [ 16 ] 表明，增加阿片类止痛药的使用，术后发生尿潴留的风险增加了近1.5倍。一项病例对照研究 [ 17 ] 发现，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发病风险与对照组比较增加了2倍。 除以上因素外，文献 [ 12 ] 提示较低体重指数患者的术后尿潴留风险更高。留置导尿时长和术后尿路感染也被认为与尿潴留的发生有关，插尿管会对患者尿道造成一定损失，且留置导尿时间越长，会使得患者发生尿路感染的风险越高，进而发生膀胱逼尿肌炎性水肿，对患者的逼尿及膀胱功能造成影响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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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尿潴留的防治 对于进行宫颈癌手术的患者可采取方式预防尿潴留的发生，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已被证实可改善术后尿潴留，其他辅助治疗如盆底肌肉锻炼和低频电刺激方式，兼顾预防和治疗的作用，而中医治疗模式也在不断探索并取得一些效果。 5.1. 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经 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目的是在切除辅助组织的同时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结构。术中盆腔神经损伤被认为是宫颈癌术后尿潴留的主要原因，为缓解盆腔自主神经受损导致的并发症，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手术方式一直在被妇科手术医师们探索。Dan Zhao [ 19 ] 等将615名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行保留神经平面腹腔镜下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简化的腹腔镜下保留神经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腹腔镜下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结果显示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一组手术时间短，术内出血少，淋巴结切除多，术后膀胱功能更好，且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无统计学差异。R ASPAGLIESI F等 [ 20 ] 研究也比较了两种手术方式，结果提示行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术式的患者术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率较低，且对生存结局无不良影响。尽管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术式被证明对患者的预后有积极影响，但盆腔自主神经很难从相邻静脉丛中完全识别和分离。腹腔镜的放大可视化可以促进对自主神经的识别，但是，手术仍然需要复杂的步骤才能从周围的静脉结构中仔细地分离出自主神经。腹腔镜下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具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并且依赖于专业的手术团队，这使得该技术难以广泛采用。 5.2. 盆底肌肉锻炼 盆底肌肉锻炼是一种传统的盆底康复治疗方法，又称凯格尔运动。患者通过有意识的缩放盆底肌肉，从而增强盆底肌肉功能，达到治疗效果。目前，该运动在轻中度子宫脱垂和尿失禁的预防治疗中已得到认可 [ 21 ]。而宫颈癌根治术后的患者可通过该项锻炼缓解术后盆底肌肉松弛情况，恢复膀胱颈支持功能，促进膀胱功能恢复。且凯格尔运动简单易行、无创伤，便于临床推广。 5.3. 低频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训练 低频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训练是一种通过低频电刺激治疗仪运用电刺激技术刺激盆底肌肉或神经使肌肉收缩的盆底肌被动锻炼法。近年来，许多研究 [ 22 ] [ 23 ] 证实低频电刺激可促进术后膀胱功能的恢复，治疗效果良好。脉冲电流作为一种刺激因子，增强盆底肌肉功能，使膀胱肌肉运动，引起逼尿肌收缩和尿道括约肌松弛，从而促进膀胱功能恢复。Huan Li等 [ 11 ] 将91例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采用传统膀胱功能训练和低频电刺激，对照组仅采用传统膀胱训练，结果显示在预防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后尿潴留方面，低频电刺激比常规干预更有效，同时还能加强盆底肌肉力量的恢复。吕爱明等研究 [ 24 ] 指出，在宫颈癌根治术后早期进行电刺激治疗对改善患者术后排尿功能作用明显，可以缩短术后留置导尿时间、减少残余尿、提高最大尿流率和平均尿流率。且王世言 [ 25 ] 等证实低频电流对人宫颈癌SiHa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能力无明显影响，提示低频电刺激治疗不会引起宫颈癌的复发。 5.4. 中医治疗 随着中西医联合治疗模式的不断发展，许多疾病开展了联合中医疗法的尝试。中药、针灸、艾灸、熏蒸、穴位封闭、穴位按摩等逐步应用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治疗。其中，艾灸在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作用，一项比较针灸、热敷和红外辐射治疗痔疮和瘘管术后尿潴留的随机试验 [ 26 ] 显示，艾灸的治愈率明显高于针灸。另一项评估两种针灸技术的研究 [ 27 ] 发现，两组患者的膀胱功能恢复均为90%和73%，效果明显。中医治疗方法正在尝试中，并取得效果，但中医技术相对缺乏规范、统一的方法及治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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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综上所述，尿潴留为宫颈癌根治术后主要并发症，发生尿潴留的患者需要长期留置导尿管，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对其心理及社会形象产生极大影响。通过对宫颈癌根治术后发生尿潴留的原因及高危因素进行探索，可以早期警惕、预防尿潴留的发生，尽量避免术后尿潴留给患者带来的困扰；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治疗也使得患者生活质量极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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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展望 随着宫颈癌筛查的普及，更多的宫颈癌患者得以早发现、早手术，其生存率也得以提高，患者的术后生存质量也被逐步重视。保留自主神经广泛性子宫切除术不仅减少膀胱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对患者的肛门直肠功能、性功能的恢复也大有益处。而保留自主神经广泛性子宫切除术仍在探索中，关于如何识别盆腔自主神经、手术切除范围以及具体操作程序等，国际尚无统一标准和指南，仍需更多临床研究来对其进行规范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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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海上稀疏井网条件下，地质建模变差函数的确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难以精确表征储层非均质性。地震协同建模技术可深度挖掘地震资料横向预测精度高的潜力，同时采用砂体叠合模式作为约束条件，可以有效减低地震资料预测砂体空间分布的多解性。以砂体叠合模式为指导，应用地震协同建模的理念，融合地质、测井、尤其是地震信息建立地质模型，提高地质建模的效率和预测的精度，是海上稀疏井网条件下合理建立地质模型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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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 海上油田井网稀疏，依靠井信息表征地下储层分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测井资料的纵向分辨率很高，能很好地反映地下储层的特征，但其在横向上的探测范围小；地震资料横向分辨能力远高于测井资料，但其垂向分辨率受到记录频带的限制而远低于测井信息 [ 1 ]。如何深度挖掘地震数据，降低表征储层分布的不确性 [ 2 ]，是地质、地震研究人员面临的难题。 地震数据本身包含丰富的信息，可以通过提取属性或者反演等方法来获得具有一定岩性意义的地震属性体，这一地震属性体具有对井点物性的外延和补充作用。基于此，依托地震横向预测的优势，利用地震数据的空间相关性来求取地质变量的空间变化规律 [ 3 ]，建立地层空间转换关系函数，应用地层空间转换关系函数，结合测井信息，可以从地震数据的空间变化规律预测井间储层物性参数，从而建立横向上与地震数据变化趋势一致而纵向上高于地震数据分辨率的三维地质模型。对不同叠合模式的砂体，其地层空间转换函数是不同的，将河流相砂体叠合模式应用于地震信息协同的确定性建模，可以提高井间砂体的预测精度。 目前地质建模技术在建模算法、原型模型的丰富、地震信息整合、地质约束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通过露头、现代沉积及开发成熟油田的密井网区建立储层地质知识库，可为地质建模提供必要的地质模式及特征参数 [ 4 ] [ 5 ]。如美国能源部研究了怀俄明州粉河盆地边缘出露的上白垩统陆架砂脊露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对其附近的一些露头进行了详细调查，主要研究砂体几何形态和砂体内部构型；由英、法、荷、挪威等国专家组成的研究组对英格兰约克郡河流三角洲露头进行了研究，为建立北海Brent组的地质模型提供知识库。 在地质建模过程中如何充分应用地震信息是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地震资料具有其它资料难于比拟的井间横向信息，但其不足是垂向分辨率低且多解性强。已有建模方法虽然考虑了地震信息的整合，但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为了建立尽量符合地质实际的模型 [ 6 ]，在整合地震资料的同时 [ 7 ]，应进行地质约束，如等时约束建模、成因控制建模、应用目标区多学科信息或原型模型确定统计特征参数建模 [ 8 ]、应用确定性信息限定随机模拟过程等地质约束原则 [ 9 ] [ 10 ]。在继续提高地震垂向分辨率的前提下，以地质模式约束地震资料的多解性成为提高储层预测与建模精度的关键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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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砂体叠合模式及地震响应特征分析 砂体叠合模式的类型不同，其地震响应特征与地震波形形态不同(图1)。通过对5种典型的砂体叠合模式的分析，确定不同类型砂体叠合模式的地震响应特征，建立相应的特征图版：第1种模式为楔形砂体模型，为单个砂体，且砂体的厚度不断变化。第2种模式为两个砂体组合，砂体厚度恒定但砂体间的泥岩厚度不断变化。第3种模式为两个楔形砂体组合，砂体间泥岩厚度恒定。第4种模式为三个砂体组合，砂体间为泥岩，中间砂体的位置不断变化。第5种模式为四个砂体组合，砂体间为泥岩，中间两个砂体的位置不断变化。 图1. 砂体叠合模式 分析这5种砂体叠合模式，第1种模式能够表示泥岩中的单砂体情况。第2种、第3种模式表现2期砂体组合情况，考虑了不同的泥岩厚度和不同的砂体厚度。第4种模式表现3期砂体组合情况，第5种模式表现多期砂体组合情况。叠合模式1对应的地震记录中除了波峰、波谷空间位置差异之外，可以看到随着砂体厚度增加，振幅值也逐渐增大。叠合模式2对应的地震记录中，不同道对应不同的振幅以及波峰、波谷宽度。与模式1和2相比，叠合模式3、4和5对应的地震记录在各道上的差异更加细微，表现为波峰、波谷宽度的缓慢变化以及振幅强度的轻微改变。结合地震剖面、属性、波阻抗等信息，以砂体叠合模式的地球物理响应特征为指导，综合解释砂体叠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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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式约束的地震协同建模技术及应用效果 砂体叠合模式约束地震协同建模与常规的相控建模方法相比，对用于建模的数据做了更为严格的约束 [ 12 ]。选择与待估点砂体叠合模式相似的点进行计算 [ 13 ]，从而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地质模式的约束作用，最大程度减小砂体预测的不确定性。 砂体叠合模式约束地震协同确定性建模的实现过程(图2)： (1) 采用倾角体导向的等时地层格架构建技术建立地质模型的等时地层格架。 (2) 基于叠合模式合成地震记录、提取地震属性，并提取特征属性组成各叠合模式的标准属性序列。 (3) 由于叠合模式的标准属性矩阵是从砂体模型中提出，为了能够与实际地震记录比对，需要在地震数据中首先确定各砂体的分布范围，从而能够提取该砂体范围中的地震记录。 (4) 基于砂体位置的地震记录提取相应的属性序列。 (5) 逐个砂体计算其属性序列与各叠合模式属性序列之间的相关值，并取相关值最大的模式作为该砂体的叠合模式。 (6) 根据该范围内已知的测井数据和地震数据，预测该砂体叠合模式范围内待估点的物性参数值。 (7) 根据步骤(6)的方法预测下一种砂体叠合模式范围内待估点的物性参数值，最终完成砂体叠合模式约束地震协同确定性建模，建立三维地质模型。 由于沉积相分析基于测井数据，而砂体叠合模式指导地震数据进行解释，因此二者在局部位置存在差异。沉积相分析虽然能够划分不同相带，但同一沉积相内往往视为均质；与之相比，砂体叠合模式反演方法能够得到砂体的叠合类型，且充分考虑所在位置的地震属性信息，因此能够更加精确的刻画砂体的非均质性。 图2. 砂体叠合模式约束地震协同建模的实现流程 图3展示沉积相的平面分布，图4展示基于砂体叠合模式反演的平面分布，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沉积相分析从井信息出发，在井附近能够很好的吻合，但在远离井的位置。基于砂体叠合模式的反演，虽然其在井附近难以与井完全匹配，由于其依靠地震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因此在远井位置依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图3. 沉积相平面分布 图4. 砂体叠合模式反演结果 通过砂体叠合模式约束前后的建模结果对比可以看出总体上两种方法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局部上两种方法的连续性发生了改变(图5、图6)，这些细节的变化说明了增加叠合模式控制使模型横向的分辨率得到了提升。 图5. 孔隙度模型(未用叠合模式约束) 图6. 叠合模式约束下协同建模得到孔隙度模型 图7、图8显示总体上地震协同建模描述的孔隙度空间分布在纵向上与地质统计学趋势相近，但在横向上地震协同建模描横向上地质体的非均质性更加明显。 图7. 3D孔隙度模型效果对比图 图8. 孔隙度模型平面对比图 叠合模式约束下的地震协同建模和常规地质统计学的模型对比显示(图9)，两种模型方法反映的砂体范围大体一致，但地质统计学方法得到的模型砂体的范围较大，而砂体叠合模式约束下的地震协同建模得到的模型描述的砂体范围比较集中和精细，对于后期油藏模拟和井位的优化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图9. 孔隙度模型剖面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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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存在问题 地震信息协同的确定性建模作为一种新的整合多种数据来建立高分辨率的三维地质模型的新方法，在理论方法、算法完善、实际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1) 理论方法不断丰富完善。地震信息协同的确定性建模方法在整合井信息和地震信息建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更多的地质认识反映到建模过程中。形成河流相砂体叠合模式约束的地震信息协同的确定性建模方法。 (2) 实际应用效果比常规地质建模方法有所改进。在井少时，地震信息协同的确定性建模方法能够得到精度更高的地质模型。 尽管砂体叠合模式约束地震建模能够有效考虑各向异性特征，但也存在两个问题： (1) 砂体叠合模式的模板为二维模板，在实际三维地震记录计算中，要逐个二维剖面进行计算，然后再进行组合。如果能将砂体叠合模式分析由二维拓展为三维，将能够更加有效降低反演的多解性。 (2) 砂体叠合模式约束建模要求参与计算的点必须与待估点的砂体叠合模式相同，这个要求降低了可用井的数量，经常会出现无井或少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地估计待估点位置的物性参数将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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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代际公平”理论是属于罗尔斯所著的《正义论》的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关于“目的”这一章，关于何为“理性的善”和“正义的善”，这其中的理论就提到了包含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是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环境法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代际公平”还常见于各国环境保护法体系中的一些立法目的性条款。通过对环境法体系中一些法律条款的思考，对环境法的一些基本问题理解和一些实证分析，在进行分析总结之后逐渐上升到一个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理性思考的层面，通过理论再回归法学，同时寻求民主、协商和对话的一种生态实践理性，从而来寻求一种“生态善”的理念引领整个环境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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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以环境法中自然保护地立法为例，对各国和地区自然保护地(主要有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台湾地区)立法的目的进行比较研究，虽然他们的立法目的各有其侧重点，但是都上升到了一种代表着或是公益性或是代际公平的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上，是一种具有法律引领作用的目的性条款设置，然而我国的目的性条款设置却仅仅是以“为了保护自然而设立本条款”这样的话语设置，亦或是“为了设立保护区的法律法规而制定本条款”，这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套套逻辑当中，对立法没有理念性引导，由此，在对我国进行一个在国家层面的自然保护地的立法目的性条款的重构中，通过对自然保护地相关立法政策性文件的解读和对各国立法目的性条款的解读，似乎都更倾向于将立法目的指向一个具有“代际公平”理论意涵的思想理念中。其次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可持续发展原则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其中包含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理论。本文将以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基本理论为线索，结合环境法的法律条款的解释和理论实践，通过法律中的问题来重新理性审视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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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罗尔斯公平理论的基本主张和局限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明了一种观点，即他认为对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建立和社会行为的施行都需首先进行正义的价值判断，以确定这种制度或行为是否正义，这就排除了一个社会为了某一个看似正义的目标而使用不正义的手段的可能，这样也使一个社会能始终保持是正义的。对罗尔斯本人的思想有大致了解之后，结合实际法律问题，发现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代际正义”更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模型。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首次提出了一个概念，在原版中，这个理论名为“just savings principle”，可以表示为“正义的储存原则”。他在代际正义的那一章中，他所提出的“正义的储存原则”的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他认为的代际正义的一些现实问题。他认为“正义或非正义的问题在于制度如何处理这些自然的限制，在于确立这些制度利用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方式” [ 1 ]，他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一种有时间限制所导致的不公平问题。为了解决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和实现代际之间的基本社会正义，他认为只有每一代人遵守“正义的储存原则”，就能使“每一代人既能获得前代人的好处，又能为后代人公平地享有同等权利而履行一份职责”。由此可见，“代际储存”的基本观念是一种实现代际正义的原则，其目的是以当代人作为存储主体，为其后人保留和存储他们所不可或缺的生存和生活资源。虽然也有涉及到了所谓的民众信服力和希望市民阶级的一种平等，但是这种追求极致平等思想在现实看来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构建，即使有差别原则的存在，似乎也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罗尔斯的理论中都包含着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依旧存在利益上的博弈，不可能有百分百的差别原则，另外，即使在差别原则和对于最少受惠者偏爱的加持之上，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极致的平等，那么当我们追求代际之间的一种平等时，自然而然的将“下一代”视为了“最少受惠者”，那么以罗尔斯的理论偏向，我们自然而然的是会对下一代会有所倾斜，虽然这是符合生活清理上的一种天然形成的习惯性的道德伦理，但是你也不得不说这也会成为一种悖论。既然代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利益博弈，不存在绝对的平等，那么代际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和个人关系的集合，既然同一世代间的人都有不平等存在，那么他们的下一代的起点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平等的条件，再加之后天的利益博弈，更不可能达到差别原则的理想状况，进而不可能存在代际间的正义这样的说法了。另外，如果我们将代际正义设定为一种人生而来的权利，那么作为一个家庭关系的集合或者说作为一个个人的集合，如果我没有下一代，是否意味着我生而不具备这种权利呢？我也不需要对别的集合的下一代负责，那么问题又来了，这种所谓的“负责”的思想，到底是权利该谈论的问题还是义务该谈论的问题呢？如果将代际正义作为一种义务设定会不会更合适呢？ 从这个理论的历史出发，可以发现该理论肇始于实用主义法律背景浓厚的美国 [ 2 ]，在当时这个理论被国际上的学者们广泛接受，明确表示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兴，当时的人们更是出于一种感情诉求而提出这项原则，人们希望一切权利也能于自己的后代受其益处，这是人性所驱，人们希望满足关怀自己后代的情感需求和倾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关注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这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道德情感上的考量，基于人性力量的考量，而不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考量，然而法律更多的是对理性，并不是道德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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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理论和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对照 仅从自然保护地立法出发，当进行了比较法研究之后，发现自然保护地立法目的性条款其实应该在形式上起到对整个自然保护地的立法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在整个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中所体现的价值即作为它的伦理引导作用。耶林曾说：“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为了社会利益目的而产生。” 那么在美国等受到“后代人权利”理论影响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后期在整合和修订中也都受到“后代人权利”的影响，例如美国将其基本法的立法目的设定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应该根据如下基本目标，来改善和管制国家公园、国家纪念地和其他地区……并在保证子孙后代能够不受损害地欣赏上述资源的前提下，提供欣赏上述资源的机会”。而授权性立法则是在基本法之下，蕴含着相似目的性的法律。根据以上目的性条款， 我们尝试着在基本法中寻找符合立法目的条款的相关条款，如果将其视为一项义务设定性条款即后代人权利实质上是作为对当代人义务的设定的话，那么所有的基本法条款中，属于对当代人义务设定的条款都是指向这项立法目的条款的，例如内政部被授权管理国家公园内的土地开发、利用、租让和交换 [ 3 ]。如果按照原本意图的理解，将“后代人权利”即所谓的“代际公平”依旧是作为一项作为衡平的权利或是说作为人权来看待的话，似乎有不通之处。从魏伊丝所构建的代际公平理论出发，的核心内容，就是世代间的以地球信托关系为基础的地球义务与地球权利。魏伊丝本人明确指出，代际公平理论研究的主题是：每一世代都从前代人手中以信托的方式继承自然和文化遗产，然后再为未来世代的信托利益而持有这项遗产。这种关系使每一代人都承担为未来世代而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地球义务，同时也享受作为信托受益人享用其从前代人手中继承的遗产的地球权利 [ 4 ]。很明显，这种依据代际信托关系构建的代际公平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预设的前提之上的：一是把整个人类分割成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不同世代；二是把地球环境资源作为人类不同世代的共有财产 [ 5 ]。这个理论将人分成了不同的世代，将同样的人类分割成不同的法律主体，这样所谓的不同世代之间以地球环境资源这一特殊“财产”作为信托财产的代际信托关系表面上就顺理成章了。但是，代际公平理论赖以成立的上述两个预设前提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不仅“环境语境中的人类无法承受‘代’的分割”，而且自然环境无法成为人类的“财产”而被人类支配控制 [ 5 ]。 以上是对魏伊丝的在环境法中运用代际公平的一种批判，当然魏伊丝的代际公平理论也可以作为是罗尔斯代际正义的一种衍生，而这种所谓的“代际正义”实质上是一种义务设定，而为了话语安排，要将其需要表现出是一种权利设定，才能为人所接受。强制性的义务设定降低了民众可接受的程度，例如给你设定“保护环境”的义务而不给你“享受环境”的权利，这是民众不可接受的一种形式，需要民众接受，就需要与“权利”相关的话语安排，这才能使得民众接受，让大众接受“权利”安排，真正相信这是有利于民的。罗尔斯在其代际公平这一章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考虑到了大众接受度，但是这种话术上的安排并不能长久的作为一项计策，在民众中一旦发现这种为了代际公平是一种义务设定，且起点也是不公平的话，也将引起不必要的因不公平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也是因为伦理受到挑战而引起的。从有后代的人群出发，他们认为自己对后代应负有的社会义务，愿意承担这种对后代人的义务；而我们从没有后代人的角度出发，他们是坚决不赞同这种对后代人负义务的，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后代，本身就不需要对别人的后代负责，如果强加这种义务，必定会因不公正导致一些问题。那么回到立法目的性条款的设立中，我们仅从立法者原意来说，目的更倾向于是一种对人的环境权的设定，更多是对后代人享受环境权的设定，但其真实目的条款所表达出的意图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当代人甚至于是未来的当代人的义务设定，大家都履行着同样的为后代人权利而让渡出的义务，而并没有享受到当代人在这个环境中应有的权利。再从立法条款中看，更多的是一种强调公益性的权利和对人进行自然保护地维护的义务设定的一种平衡，如果要追究“后代人权利”的目的性条款所传达出的理念，在法条中很难直接体现出其本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似乎不能将其视为是完全目的，完全理念的直接语言表达，而更是一种法律的宣示性的展现。 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目前来看，支撑环境法发展的基本理论大多是一些环境伦理的理论和一般哲学理论，所谓的环境正义，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伦理学范畴，其实我觉得这种环境正义中所包含的正义，其实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状况，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它是包含在环境伦理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环境伦理包含了三个部分：自然的权利、环境正义和社会变革。曾经有环境法学者认为基于一般功利主义的正义论和传统的自然法学中的公平正义无法解释环境法中所蕴含的这样一个独特的部门法所传达出的公平正义。而罗尔斯所经历的时代正好是自由主义经历了新的一次复兴和发展的时代，也是环境问题开始产生，人类社会发展开始因环境问题而有所阻碍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时候将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作为一个理论基底是可行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反复重申，他所说的正义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而环境法普遍会借用哈贝马斯的理论。罗尔斯的正义在其《正义论》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的政治领域，它希望用来确保公民之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的经济领域，它希望能用来确保公民能够得到平等的分配。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自由”的价值，第二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价值。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程序上的正义，这种程序实际上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这种形式既包含了一种公众的共识也有一种预先的实质存在的价值预设。从康德主义来看，“形式的”就是普遍的。对于罗尔斯，“自由”和“平等”具有普遍的价值，他的正义理论也是普遍主义的 [ 6 ]。 在哈贝马斯看来，罗尔斯所提倡“程序的正义”意味着正义是程序的结果，不具有预先确定性，而“程序正义”也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 、讨论、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或者是由“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种民主原则决定的；所谓“实质的正义”则意味着对某些价值(自由、平等或权利等)的承诺，这些价值是普遍的、先在的和确定不移的，而任何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是这些价值的体现和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正义应该是程序的，而不应是实质的 [ 6 ]。哈贝马斯的“正义理论”感觉是对罗尔斯理论的具体化，并且作出了一定的选取。在环境法中，虽然有一项原则叫做“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但是大多数的措施和立法都是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之后才会逐步被重视的，所以环境法届很多人都会将哈贝马斯的正义理论奉为一种经典体例，作为他们研究的理论基石，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正义”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具有滞后性的“后现代”是一种对现有理论的批判，但批判的同时并没有提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也正像环境法学者为什么喜欢用“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待其理论和发展，然而缺乏对法的实质上“正义”的价值预设的一种分析，这也许也是它缺乏理论基石的原因之一吧。当然，环境法到底需不需要基石，这也是个新问题，也许它起到的作用与其他可以用法教义学解释的部门法又不一样，如果仅作为一种功能连接的法学，也许它从根本上就不需要基石。如果仅选用一种“后现代”的研究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罗尔斯的理论似乎有些断章取义了，仅仅追求程序上的正义似乎不能解决本身的一些作为基底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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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罗尔斯正义理论在环境法中的修正与适用 当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有所修正的同时，其中蕴含了三种修正思想也许可以运用于一些环境法学的实践当中，其一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淡化了功利主义作用，修正了一些功利主义牺牲少数人利益的这种思想；其次，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中可以看到他为平等的自由获得实质保障而作出的努力，虽然可能依旧无法突破先天的阶级桎梏，但是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型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所期待的这种理想状况；第三，他以康德的纯粹理性的解释方法来突破自由主义传统，他所推崇的“程序上的正义”其实是在修正之后更具有理论的意义的。 第一种对功利主义的修正其实是可以运用在环境保护中一些涉及人权的问题。就拿上文提到的自然保护地立法而言，保护原住民和自然保护地内居民的权利是不得不忽视的问题。从传统功利主义出发，这些原住民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即使他们迁走或是采取怎么样的方式，都是对自然保护地本身公益性的一种维护，因此，他们的权利常常被忽视。就如美国在《黄石国家公园保护法》将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排除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集权管理模式之外，法律中并未提到印第安人权利问题，并且规定“划定为公园土地上定居或占据的人，将被视为入侵者而遭到驱逐”，美洲野牛作为印第安人的传统猎物在不断减少，濒临灭绝，这导致印第安人不得不变本加厉的猎杀其他野生的动物，1896年的“华尔德诉雷斯案”彻底终结了印第安人在黄石国家公园这片土地上享有的传统权利。后期美国政府采取了与原住民开放式合作的模式进行国家公园的授权性联邦立法，建立了部落型的国家公园，尊重和保障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传统习俗不受侵害，加强了地方联邦政府与原住民的合作。美国曾经的教训表明代内公平是不可能忽视的问题，更应该将这种问题上升到基本法层面，成为一项立法的基本目的。过多地强调保护社会公益性，而轻视了给当地人(包括居民与政府)带来合适的利益分享甚至带来不便或损失，那么在社会公益与当地人利益的博弈中会导致当地居民选择不利于保护环境的策略，最终会导致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均受损，政府的决策也难以实现。中国和国外有一点差别，就是国外立法的时候，各种利益集团或者利益群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立法，表达个人诉求。但在中国，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强势地位，自然保护地的居民可能处于弱势地位，不能有效地表达他们的物质利益诉求。因此，在立法的过程中，对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保护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常常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考虑。平衡好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和个人合法权益，特别是财产权益的保护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在罗尔斯以康德纯粹理性的解释方法来突破传统自由主义时，这种视角也给来环境法带来了一种“生态实践理性”的观念，重新来审视环境法，选择更优位的研究方法，选择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从发现实际问题再来寻求理论基石以获得解决，在实质公正的前提下进行方法选择和扩展，也许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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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总的来说，当我们阅读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会发现，他的理论虽然确实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但是罗尔斯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看待部门法中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依旧是很有收获的。正义理论应当及于所有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未来世代。面对当今人类社会环境与资源可持续性问题的挑战，如果正义理论不能认识到对遥远未来世代的义务，那么，这个理论在其最重要的本质方面就是不充分的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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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无症状性脑梗死(SBI)患者少见危险因素Hcy水平及MTHFR基因C677T多态性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0年2月就诊于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115例明确诊断为SBI患者及123例健康体检者，分为SBI组和非SBI组。使用统一标准化登记表记录既往病史，均完善MTHFR基因C677T多态性测定、Hcy水平测定(Hcy ≥ 15 umol为HHcy)、生化指标测定、头颅MRI、颈部血管超声等。结果：发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吸烟、饮酒均是SBI组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MTHFR基因C677T多态性包括(CC、CT、TT)，在SBI组中分别占28.70%、39.1%、32.2%。非SBI组中分别占36.6%、48.8%、14.6%。其中TT基因型在SBI组中明显高于非SB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2)，Hcy水平在SBI组高于非SBI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SBI相关危险因素多重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TT基因型、HHcy (Hcy ≥ 15 umol/L)、高血压、吸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SBI组TT基因型占比多于非SBI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BI组Hcy水平高于非SB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BI组三种基因型中TT基因型人群的血浆Hcy水平高于非SB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T基因型、HHcy (Hcy ≥ 15 umol/L)、高血压、吸烟为SBI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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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无症状性脑梗死(silent brain infarction， SBI)是指既往无脑卒中或TIA病史，头颅CT或MRI发现有脑梗塞灶或脑软化灶且与脑血管分布一致，而临床上没有与病灶相关的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和体征 [ 1 ] [ 2 ]。由于SBI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或仅仅有极其隐匿的临床症状，所以SBI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极易被人们忽视，继而进一步发展为症状性脑梗死，造成巨大的家庭及社会负担。 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 Hcy)是蛋氨酸代谢过程中的中间产物，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leneterahu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即蛋氨酸循环中影响Hcy代谢的关键酶，当MTHFR基因C677T突变可导致血浆Hcy升高。近年相关研究认为 [ 3 ] [ 4 ] HHcy与症状性脑梗死密切相关，是症状性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HHcy、MTHFR基因C677T多态性在症状性脑梗死中研究较多，但在SBI领域的研究甚少。这可能是因为SBI无临床症状或临床症状隐匿，极易被患者及其家属忽视，但SBI相对于非SBI人群进展为症状性脑梗死风险更大，故提高对SBI患者的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患者的康复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SBI发病机制可能与症状性脑梗死相似，但并非完全一样，SBI机制尚需研究。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SBI患者及同期健康体检人们的Hcy水平及MTHFR基因C677T多态性。以期探讨SBI患者Hcy水平及MTHFR基因C677T多态性的相关性，及早针对SBI危险因素进行防治，降低SBI的发率及SBI进展为症状性脑梗死的风险，为克拉玛依及周边地区SBI患者的预防及后期个性化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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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2014年1月至2020年2月在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SBI患者115例，与SBI患者相匹配的123例健康人群作为非SBI组，并通过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 纳入标准：(1) 年满18周岁并且愿意配合行颅脑MRI、劲动脉超声、MTHFR基因检测、Hcy检测；(2) 神经系统检查无异常；(3) 理解并同意参与此项研究。 排除标准：(1) 患有严重心脏、肺部、肝脏、肾脏疾病或恶性肿瘤者；(2) 患有恶性贫血和甲状腺功能低下；(3) 服用抗癫痫药、左旋多巴、B族维生素、利尿药等药物者；(4) 患有症状性脑梗死、神经系统变性病、代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退行性病变等各种神经系统疾患者；(5) 不能完善头颅MRI者，如支架、钢板、钢钉等金属植入、起搏器植入等。 SBI诊断标准 [ 1 ]：① CT和(或)MRI发现脑内有梗死灶或软化灶。② 没有相应的临床表现。③ 排除其他非血管性疾病以及脑出血引起的软化灶。④ 如果DWI显示为明显高信号者，则为新发梗死灶。⑤ 没有脑梗死或TIA病史。 使用统一规范的登记表按编号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病史(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饮酒)。 2.2. 研究方法 1. 血浆Hcy水平及测定 所有研究对象均需空腹采集2 ml静脉血。所有Hcy的测定均由固定化验员使用西门子ADVIA 1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通过循环酶法试剂盒进行测定，Hcy ≥ 15 umol/L为HHcy。 2. MTHFR基因测定 所以研究对象均需采集5 ml静脉血，具体操作如下：(1) DNA 提取：根据QIAGEN试剂盒说明书提取DNA，再通过Nanodrop1000微量分光光度计测定每一份样本的浓度和纯度。(2) 引物设计：由上海英潍捷基贸易有限公司合成，引物设计参照文献：MTHFR-F：GAGGCTGACCTGAAGCACTTGA，标记Biotin；MTHFR-R：ATGCCTTCACAAAGCG-GAAGA；测序引物：5’-CGTGATGATGAAATCG-3’。(3) PCR扩增：PCR反应条件为95℃ 5 min预变性；94℃ 30 s变性，60℃ 30 s退火，72℃ 30 s延伸，共35个循环；72℃延伸10 min。(4) 基因型读取：采用Baio Array Doctor V2. 0基因芯片图像分析仪软件及生物芯片识读仪对MTHFR基因677位点的等位基因进行判读，根据基因型不同分别定义为野生型(CC)、杂合突变型(CT)和纯合突变型(TT)。 3. 头颅MRI 所以研究对象检查前均去除所有饰物，使用西门子3.0T核磁进行检查，包括T1WI、T2WI、液体衰减反转序列、DWI像和矢状位T2序列。参数设置：T1WI/SE (TR/TE = 428/10 ms)：T2W/I (TR/TE = 8000/89 ms)。发现病灶后加大扫描，选择矢状位TR/TE序列。所有MRI的判读由2名神经内科医生和1名对病史不详的影像科医生独立完成，诊断结果不一致时，应该由更高一级主任医师进行重新判断。 4. 劲动脉超声 受检者均保持平卧位，完全暴露颈部，使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控制5~10 MHz进行切面扫描。 2.3.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20.0软件。计量资料用x ± s表示，两独立样本的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χ 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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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临床资料 共纳入238例研究对象，SBI组115例，其中男性62例，女性53例，平均年龄(66.72 ± 10.42)岁。非SBI组123例，其中男性56例，女性67例，平均年龄(64.32 ± 10.20)岁，SBI组与非SBI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见表1，SBI组危险因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饮酒、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between ACI group and non-ACI grou 项目 SBI组n (%) 非SBI组n (%) t/χ 2 P值 年龄(岁，±s) 66.72 ± 10.42 64.32 ± 10.19 1.798 0.073 性别 1.673 0.243 男性(n， %) 62 (53.9%) 56 (45.5%) 女性(n， %) 53 (46.1%) 67 (54.5%) 高血压(n， %) 66 (57.4%) 45 (16%) 10.409 0.002 糖尿病(n， %) 58 (50.4%) 46 (37.4%) 4.656 0.036 高脂血症(n， %) 63 (54.8%) 47 (38.2%) 6.593 0.013 动脉硬化斑块形成(n， %) 62 (53.9%) 48 (39%) 5.318 0.027 吸烟(n， %) 59 (51.3%) 37 (30.1%) 11.204 0.001 饮酒(n， %) 58 (50.4%) 43 (35%) 5.847 0.018 表1. ACI组与非ACI组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比较 3.2. 两组MTHFR基因型检测结果 统计分析表明SBI组相对非SBI组中TT型所占比例明显偏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2)。见于表2。 3.3. SBI组与非SBI组不同MTHFR基因型(CC型、CT型、TT型) Hcy水平比较 SBI组Hcy水平较非SBI组偏高(P = 0.005)，SBI组MTHFR的TT基因型Hcy水平较非SBI组偏高(P = 0.002)，提示TT型基因可能会引起Hcy水平的升高。见表3。 Table 2 Comparison of MTHFR genotype distribution between two group 项目 SBI组 非SBI组 Χ 2 P 基因型 n 构成比% n 构成比% CC 33 28.70 45 36.6 1.685 0.215 CT 45 39.1 60 48.8 2.250 0.152 TT 37 32.2 18 14.6 10.430 0.002 表2. 两组MTHFR基因型分布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homocysteine levels of different MTHFR genotypes (CC， CT， TT) between SBI and non-SBI group 项目 SBI组 非SBI组 t P值 总Hcy 13.51 ± 7.09 11.30 ± 4.87 2.819 0.005 CC型Hcy 11.12 ± 4.85 10.26 ± 3.44 0.910 0.366 CT型Hcy 10.20 ± 5.97 11.64 ± 5.31 −1.253 0.214 TT型Hcy 19.40 ± 6.44 13.05 ± 6.26 3.424 0.002 表3. SBI组与非SBI组不同MTHFR基因型(CC型、CT型、TT型) Hcy水平比较 3.4. SBI相关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表1~3中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动脉硬化、Hcy、TT基因型)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4)，其中Hcy水平分为<15 umol/L和≥15 umol/L两个分段，结果显示：高血压、HHcy (Hcy ≥ 15 umol/L)、吸烟、TT基因型为SBI独立危险因素。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SB 危险因素 SE EXP(B) Wald P 95%CI Lower Upper 高血压 0.305 0.522 4.041 0.044 0.298 0.985 HHcy 0.355 2.300 5.514 0.019 1.148 4.611 吸烟 0.466 0.365 4.663 0.031 0.146 0.911 TT基因型 0.408 2.464 4.887 0.027 1.108 5.481 表4. SBI相关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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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SBI是一种起病隐匿，容易被大众所忽视的特殊类型的脑梗死。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越来越多的SBI病例被人们所知晓和重视。研究证实SBI临床上并非绝对无症状，患者可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精神障碍等非特异表现。SBI发生卒中的风险是非SBI患者的2倍 [ 5 ] [ 6 ]。目前SBI发病机制仍不清楚，可能与症状性脑梗死的发病机制相似，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年龄、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饮酒等均已被发现与SBI存在相关性 [ 7 ] [ 8 ] [ 9 ]，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人体Hcy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年龄、性别、生活方式、叶酸水平、遗传因素等。在遗传因素中MTHFR C667T基因多态性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 10 ] [ 11 ] [ 12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leneterahu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是影响Hcy代谢的一个关键酶，MTHFR基因C677T突变[胞嘧啶碱基(C)突变为胸腺嘧啶(T)]可导致其编码的氨基酸丙氨酸被缬氨酸取代，导致MRHFR稳定性和活性下降，Hcy甲基化为蛋氨酸过程受阻，Hcy蓄积，引起HHcy [ 16 ] [ 17 ] [ 18 ]。多项研究证实HHcy是症状性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 [ 13 ] [ 14 ]，目前SBI已明确的危险因素主要有年龄、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饮酒等 [ 15 ]。但关于SBI患者Hcy水平及MTHFR基因多态性研究较少。有研究 [ 19 ] 显示SBI组患者的血Hcy明显高于对照组，经过logistic多因素相关分析也证实其与SBI呈正相关，高Hcy血症是SBI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我们得出的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结果显示 [ 20 ] [ 21 ] [ 22 ] TT型人群Hcy水平平均升高5.18 μmol/L，我们也发现TT基因型人群Hcy水平高于其他人群Hcy水平。我们还发现SBI组Hcy水平高于非SBI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BI组TT型Hcy水平比非SBI组TT型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上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我们发现MTHFR基因多态性TT型及HHcy与SBI相关，除了常见SBI危险因素外，HHcy、TT基因型血症是SBI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首次在新疆克拉玛依地区通过对MTHFR C667T基因多态性、Hcy水平与SBI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我们得出：TT基因型、Hcy水平、高血压、吸烟是SBI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可能与新疆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基因相关，在日常诊疗过程中对于SBI患者我们应该尽可能明确患者的MTHFR基因型，纠正血浆Hcy水平、高血压、吸烟等危险因素，针对TT型HHcy的患者，更要注重卒中的危险因素的预防工作，尽可能降低患者进展为症状性脑梗死或痴呆的概率。综上所述，HHcy和MTHFR C677T基因多态性与SBI密切相关。对于SBI患者需要全面综合评估，从而制定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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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伦理声明 本研究所做所有研究均是取得项目参与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研究过程中符合伦理学要求，无违背伦理学相关规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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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针对鄂尔多斯盆地合水地区长8油藏北部富集好而南部富集差，油藏向南扩展困难的问题，运用大量的现场岩心资料、测井解释成果、薄片镜下鉴定和储层物性测试数据，对合水南北长8段储层的岩石学特征、孔喉结构特征、物性特征和成岩作用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明确了合水南北长8段储层含油性差异的控制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长8段储集层整体物性偏差，属于特低孔–超低渗储层，主要发育粒间孔和长石溶孔，见少量晶间孔和微裂缝；由北向南石英、岩屑含量逐渐增大，而长石含量逐渐减少；较合水南部，合水北部的孔喉结构和储层物性更好。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分析了研究区成藏控制因素，显示油藏在平面上的分布与优质储层和长石溶蚀相在平面上的分布具有密切联系，合水南部不具有连片开发的潜力，但小规模的甜点区任可作为下一步的开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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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陇东地区延长组油气藏为典型的低孔低渗岩性油气藏，其长8油藏储层致密，非均质性强，成岩作用强烈且类型多样，在多个区块出现油水差异聚集的现象 [ 1 ] [ 2 ] [ 3 ]，合水油田就是其中之一。现有的勘探结果显示合水油田长8油藏在平面上的分布差异较大，以盘客为界，北部的勘探效果很好，发现了连片的油气富集区，而南部的勘探却不理想，油田向南扩展困难(图1)。目前，学者们研究发现其南北沉积体系呈不对称行 [ 4 ] [ 5 ]、储层孔渗透平面分布变化大，平面非均质性强 [ 6 ] [ 7 ] [ 8 ]，油藏呈现差异性分布特征，可能受沉积相带展布、储层物性特征等因素影响 [ 9 ] [ 10 ]，而针对合水南北油藏在平面分布上具有差异性的现象未能做出合理解释。本文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岩心、测井、薄片镜下鉴定和储层物性测试数据等资料，创造性地对合水南北长8段的储层性质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了合水南北长8段储集层的岩石学特征、孔喉结构特征和物性特征，明确了合水南北长8段储集层含油性差异的控制因素，并对合水南部的开发潜力进行了评估。该成果对研究区下一步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