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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监察法》对监察赔偿的规定相当简单，在《国家赔偿法》中也并未涉及监察赔偿的内容。为了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监察法》第67条与《国家赔偿法》的衔接，在《国家赔偿法》中专章规定监察赔偿制度是完善权利救济体系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为了满足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实现法治国家的需求。另外，还应进一步确定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及赔偿程序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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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67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察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给予国家赔偿。此条是关于监察机关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规定，此条规定相当简单，对监察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及赔偿程序等都未加规定。而《国家赔偿法》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本法获得国家赔偿。由于监察机关属于国家机关，因此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理应有权取得国家赔偿。因此，必然会涉及到《监察法》与现行《国家赔偿法》相衔接的问题。 《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进程持续深入推进，监察工作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反腐败法治化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反腐败压倒性胜利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监察法》的实施，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从《监察法》第67条和《国家赔偿法》相衔接的角度来说，有必要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对监察赔偿制度加以认真研究和详细探讨，以体现监察赔偿的价值及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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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监察赔偿制度的确立 (一) 现有国家赔偿制度 从《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 1 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赔偿，另一类是刑事赔偿 [ 1 ]。这两类赔偿在具体的内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根据《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属于行使监察职权的国家机关，地位仅低于本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由于监察机关并非行政机关，也并非司法机关，而属于独立的国家机关，因此，监察机关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不能直接适用现有的行政赔偿制度与刑事赔偿制度。笔者认为，可将监察机关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称为“监察赔偿”，并应构建单独的监察赔偿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及赔偿程序等具体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相较于其它公权力而言具有特殊性，这也决定了其履行国家赔偿责任时具有自身特点。因此，在构建监察赔偿制度时，只能参考借鉴现有的赔偿制度，从而构建出符合监察机关自身特色的赔偿制度。 (二) 监察赔偿制度的路径选择 构建单独的监察赔偿制度，可能的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国家监察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在《监察法实施条例》中根据《监察法》第67条的规定来制定监察赔偿的具体内容。二是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补充，对监察赔偿制度作出专门规定。笔者认为，由于行政赔偿、刑事赔偿都由《国家赔偿法》进行规定，监察赔偿也应由《国家赔偿法》进行专章规定。但在《国家赔偿法》确定了监察赔偿制度的一般程序后，可以考虑再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一般程序予以细化，从而既能满足实践的实际需求又能实现国家赔偿体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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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确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前提和条件，在国家赔偿制度中，它反映国家赔偿的价值取向和赔偿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国家赔偿的范围以及具体程序 [ 2 ]。因此，要构建单独的监察赔偿制度，首先要确立的就是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 (一) 现行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在《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制度与刑事赔偿制度确立了不同的归责原则，即在行政赔偿领域 2 ，适用的违法归责原则。也就是只考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否违法，而不考虑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在刑事赔偿领域 3 ，适用的是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无过错归责原则为辅的归责体系。无过错责任采取的是结果责任主义，也被称为结果归责原则，无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无过错，都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二) 对现行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重新设计 虽然目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主归责原则是违法归责原则，但这一原则却存在一些缺陷：第一，违法归责原则没有包括因过错实施的公权力行为，使得一部分应当赔偿的事项被不合理地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 2 ]。比如拖延、懈怠等不构成违法但属于有过错的公权力行为，根据现有的违法归责原则，这类过错行为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第二，《国家赔偿法》实际上属于侵权法的特殊法，与侵权法的基本原理应当大体相同的，在细节方面与普通侵权法又有所差异。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来看，过错责任才是主归责原则。 有学者认为，过错归责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很难把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状态，对于当事人来说，也很难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所以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能够克服过错责任的不确定性，便于操作 [ 3 ]。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过错归责原则虽然是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但这种主观故意或过失，是可以客观化的，也即“过错客观化”。简言之，就是以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遵循了“忠于职守的一般公务员的注意义务” [ 4 ]。因此，过错归责原则并不像该学者所说的那样举证艰难。此外，比较法的视野告诉我们，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国家赔偿法，采用的主要是过错归责原则 [ 1 ]。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目前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体系进行修改：我国国家赔偿应将过错归责原则作为主归责原则，适用于一般公权力侵权责任当中；无过错责任原则应当作为我国国家赔偿的辅助归责原则，在特殊情况下才适用无过错原则。此外，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作为过错归责原则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责任构成规则，也应成为国家赔偿归责体系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受害人在失去人身自由、处于行政机关监管过程中发生损害的、受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羁押期间受到损害的，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这种情形可以被认为是过错推定原则的体现。 4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行政不作为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 5 ]。 (三) 监察赔偿归责原则的确立 监察机关的核心职权是“调查权”，在性质上与刑事机关的侦查职权相接近。因此，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可以参考借鉴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也就是说，在监察机关作为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时，也应当适用过错责任为主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体系。至于监察不作为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则可以参考行政不作为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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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 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是指应当将监察机关的何种行为纳入监察赔偿的范围之内。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和合法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情形。将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确定为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一般而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具有过错的监察行为，让当事人的人身权以及合法的财产权受到损失，则该监察行为就属于应予监察赔偿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不合法的财产权不受法律保护，监察主体不当行使监察权造成不合法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 6 ]。从《监察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应予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 (一)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人身权的情形 1. 采取留置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留置措施会影响公民的人身自由，与拘留、逮捕措施性质相似，都会限制公民的人身权。在这里，体现了无过错归责原则。 2. 监察机关不履行作为义务造成公民人身权利受损的。《监察法》不仅赋予了监察机关职权，还规定了监察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与职责，如《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负有保障被留置对象的饮食、休息和安全的义务。如果监察机关未履行法定义务，造成公民人身权利受损的，属于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 3. 刑讯逼供或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在这些情形下，被调查人迫于压力提供的相关口供，虚假的可能性非常大，容易造成错案。而且这些行为本身就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应当予以赔偿。 4. 其他错误监察行为侵害公民的人身权。除了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情形，还应以兜底条款的方式扩大监察赔偿的范围，从而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人身权益。 (二)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财产权的情形 1. 错误采取对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比如，根据《监察法》的相关规定，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享有查封、扣押、冻结的权力。 5 监察机关通过查明案情之后，超过三日不解除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产，属于应予监察赔偿的范围。 2. 监察机关不履行作为义务造成受害人财产权利受损的。对于查封、扣押的财产，监察机关负有设立专用账户或专门场所并确定专门人员妥善保管的法定义务。若监察机关未履行此类法定义务，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权损害的，亦属于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 3. 错误采取的降级、撤职和开除决定。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具有做出政务处分的权力。在各类政务处分决定中，公职人员的财产权会因为降级、撤职和开除决定受到直接影响，所以错误采取的降级、撤职和开除决定都属于监察赔偿的范围。至于其它的政务处分决定只会影响到公职人员的名誉，并不会影响到公职人员的人身权或者财产权，自然也不属于监察赔偿的范围。 4. 错误采取的限制出境措施。为来防止被调查人等逃匿境外，监察机关经批准，可以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6 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人，在被限制期间无法正常出境，可以理解为对人身权利的一种限制，理应属于监察赔偿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出境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复函》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于因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造成当事人财产权的直接损失，可以给予赔偿。”但是否需要给予赔偿，则需要判断当事人的财产利益是否受到直接损失。在这里，其实体现了过错原则与结果原则共同作用下的归责原则。 5. 其他错误监察行为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权。除了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侵犯财产权的情形，同样也应以兜底条款的方式扩大监察赔偿的范围，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合法财产权的全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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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监察赔偿的赔偿程序 通过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明确了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之后，还需要确立的是监察赔偿程序的相关内容，其中包括具体的赔偿程序设计、赔偿义务机关的选择及举证责任规则等。 (一) 监察赔偿程序的具体设计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程序更加多样化 7 ，刑事赔偿程序相较而言更为单一 8 。正如前文所述，监察赔偿的程序设计同样可以参考借鉴刑事赔偿的具体程序。参考适用刑事赔偿程序，可以将监察赔偿的赔偿程序设计为五个部分：第一，由监察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程序。合法权益受到监察权行使侵害的赔偿申请人要求监察赔偿的，应当首先向监察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由监察赔偿义务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做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第二，非法院赔偿的复议程序。赔偿申请人向监察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后，监察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可能会有三种情形：不做出决定、不予赔偿的决定或者做出赔偿的决定。只要赔偿义务机关不是法院，赔偿申请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监察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复议。第三，监察赔偿的法院审理程序。法院审理程序是指由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进行审理并做出决定的程序。法院审理程序比起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和复议程序，作为第三方主体更加中立，对司法赔偿决定公正、有效的做出，也就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第四，由检察机关进行赔偿监督的程序。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国家赔偿中也应当担负起监督的职责。检察机关的赔偿监督程序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应当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于法院做出的赔偿决定应当依法予以监督，最大限度地保障监察赔偿申请人的相关权益。第五，赔偿义务机关的追偿程序。追偿的意义之一在于对有重大过错的公务人员实施惩戒，督促其更加尽心尽职，防止以后类似过错的发生，同时也是基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考虑。监察赔偿同样存在着追偿程序设计问题。 (二) 关于赔偿义务机关 监察赔偿的义务机关主要是指履行监察职责行使监察职权的监察机关。一般来说，应当按照“谁侵权、谁赔偿”的原则确定具体的监察赔偿义务机关。但准确地说，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并非一定实施了侵权行为。如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因错误采取留置措施而需要国家赔偿的，应当按照“谁决定、谁赔偿”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监察赔偿义务机关。由于设区的市级以下的监察机关对严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行为的被调查人进行留置需经要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才可实施，因此，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留置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并造成实际损害的，以做出批准决定的上一级监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时，监察赔偿义务机关未必实施了侵权行为，但其仍要承担赔偿责任。 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行纪委监委实行合署办公制度。从而，在监察赔偿中，核心问题就是纪委机关能否成为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呢？笔者认为，纪委机关不能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因为纪委机关并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其只是政党下设部门，纪委机关不属于国家机关，也不承担国家赔偿的义务。另外，一旦纪委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可能会导致法治框架下党法不分的情况 [ 7 ]。 (三) 关于举证责任 一般认为，我国国家赔偿构成要件包括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这四个要件 [ 8 ]。根据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第26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分配举证责任。但是，在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由赔偿义务机关来承担证明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现行《国家赔偿法》对此种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情形，给定了两个限制性因素：第一，限于受害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形；第二，仅仅局限于死亡以及丧失行为能力两种情形。其实，一方面，当受害人提出，其财产在赔偿义务机关采取扣押等强制措施期间受到了损失，故赔偿义务机关应负责赔偿的主张时，赔偿义务机关如果想要免责，就必须证明该损失与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存在别的原因如不可抗力等。换言之，在受害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形财产权受到损害的，也有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受害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也不应该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仅适用于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因为，受害人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期间，其身体还有可能遭到赔偿义务机关的伤害，只是严重的程度尚未达到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地步。由于在此种特殊情境之中，受害人除了自我陈述说明其身体伤害乃赔偿义务机关所为之外，几乎不会有什么证人证明其所言为真。若由受害人承担“不能证明即败诉”的举证责任，也是极为不公正的。此时，也应该由赔偿义务机关证明受害人的身体伤害是别的原因而非限制人身自由行为所致，赔偿义务机关若不能证明，就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9 此条规定具有非常广泛的涵摄性，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赔偿法》的不足，但是其又仅仅局限于行政赔偿领域。因此现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 就监察赔偿而言，由于监察机关行使职权的高度封闭性和单方性，一概由当事人举证显然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所以宜参照《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分配举证责任，但由于监察机关的原因导致受害人无法举证的，由监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比如，当事人若处于被留置的状态，人身财产权利受到损害，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监察赔偿义务机关来承担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另外，对于监察不作为造成被监察人的合法权益损害的，根据过错推定原则，受害人无需对监察机关的作为义务举证，无需对监察机关的不作为过错举证，而监察机关需要证明其履行法定职责，否则就推定监察机关存在过错并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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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句古老的法律谚语告诉我们，对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救济制度的完善。权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公力救济作为权利救济的核心方式，既适用于私人间权力侵犯的场景，也适用于公权力侵犯私权的场景。特别是，对于公权力的侵犯，公力救济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 9 ]。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不出现失误。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力亦是如此。所以，对于这种监察公权力出现的错误行为，理应给予国家赔偿。监察赔偿制度的具体设计应当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从而最大程度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现行《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和补充，规定监察赔偿制度，是完善救济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法治化国家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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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互联网行业以其自身的特点成为典型的轻资产行业。本文以腾讯为例基于哈佛分析框架，与其竞争公司网易进行对比，分析在轻资产模式下企业的财务状况，从战略与财务的视角指出腾讯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为腾讯及轻资产的改进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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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了很多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巴巴、京东、抖音等。这类企业都具有轻资产的特性：库存及固定资产需求量低、科研优势大及品牌价值高等，是轻资产模式企业的典型。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重资产企业的转型，关于互联网行业中轻资产企业财务分析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运用哈佛框架从战略角度分析互联网产业的轻资产特征和财务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本文以腾讯为例进行轻资产模式财务分析，与网易进行对比，使腾讯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也可以对其他互联网企业起到借鉴作用，促进轻资产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哈佛大学的K. G. Palepu、P. M. Healy和V. L. Bernard三位学者提出了融战略分析和财务报表分析于一体的“哈佛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前景分析四个方面。哈佛分析体系以战略分析为出发点，为后续会计分析和财务分析打下基础。会计分析主要判断报表是否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财务分析是传统的基于财务报表数字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公司的营运现状，最终着眼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分析，帮助企业调整发展战略。哈佛分析框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突破传统财务分析体系只注重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局限，进一步完善了财务报表分析的框架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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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腾讯公司案例介绍 2.1. 腾讯公司概况 腾讯于1998年在深圳成立，2012年以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腾讯不断扩展业务范围，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互联网行业巨头。此外，腾讯的业务模式在20余年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推出网络即时通信平台到展开网络多元化业务，再到以核心业务为主，深化多领域业务合作。其经营模式针对客户需求不断深化调整业务重心，在轻资产模式下促进多元化、可持续性发展。 2.2. 腾讯公司轻资产模式特征分析 2.2.1. 轻资产程度高 腾讯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存货等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逐年下滑，反映出腾讯并不依靠传统的固定资产投入、生产产品、销售再投资的模式运营，而是主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搭建消费平台，同时开发线上产品和提供增值服务等使用灵活、形态较“轻”的轻资产运营，符合轻资产运营模式的特征。 2.2.2. 重视轻资产运营，业务收益高 目前，腾讯的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三大渠道：1) 增值服务；2) 网络广告；3) 其他(含金融科技服务、电视剧制作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附加值高的轻资产业务。从2019年腾讯发布的年度财务报表来看，2019年腾讯的总收入为3772.89亿元；其中，增值服务收入1999.91亿元，网络广告收入为683.77亿元，收益极其可观。在腾讯收入构成中，增值服务收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源于腾讯推出的网络游戏所带来的巨额回报使其实现了大幅增长。 2.2.3. 存货占比小，营销费用高 腾讯的存货占资产总额比重极小 [ 2 ]，其原因主要是腾讯将其非核心业务如产品制造分包给下游制造企业，减少固定资本投入，使得资金利用效率得以提高。此外，腾讯属于互联网行业，故其提供的商品大多为虚拟产品和服务，如网络视频、网络广告、游戏道具，自制电视剧版权、NBA等体育赛事转播及会员运营服务等，营销推广难度更大，营销需求也更大，腾讯需要迅速占领市场先机，拓宽营销渠道，打开消费市场，搭建品牌优势以获取高额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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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战略分析 腾讯QQ作为即时通讯的先行者，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大量用户，因此可以发展以用户群为基础的互联网增值业务，比如QQ游戏等，多项优势业务的整合有利于腾讯的跨领域发展，继而进军网络购物、邮件、网络电视等，协同效应愈加明显。腾讯采取多元化竞争策略，开展新业务来扩大产品种类或服务门类，增加企业的产量和销量，扩大规模，提高盈利水平。但腾讯多以产品模仿的形式，容易引起消费者和竞争者的不满，不利于形成品牌优势。本文对腾讯进行PEST分析和SWOT分析(见表1)，从宏观上来确定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战略管理过程的影响，腾讯在在面临着巨大机遇的同时，因在创新、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企业也面临着挑战。 Table 1 Strategic analysi PEST分析 政治环境 国家发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对互联网环境进行规范。腾讯必须严格要求和规范自身服务，提高安全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经济环境 我国倡导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腾讯公司的网络即时通讯软件QQ和微信可以帮助用户更快捷、更方便地传达信息，提高无纸化办公的效率 技术环境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第三方支付平台盛行，腾讯2005年推出在线支付平台财付通，进军电子支付行业。网络传输及大型服务器的开发，为网络游戏的产生提供了硬件支持。单机游戏的技术积累和网络技术为网络游戏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社会文化环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网吧、宽带的普及，人们越来越追求新鲜的娱乐方式，尤其是年轻人把网络游戏当作一种社交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网络游戏的发展。网络地海量信息和即时性，使网民获得了空前丰富地文化内容和消费机遇，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新观念的传播 SWOT分析 内部优势分析 腾讯成立至今成为了通讯软件领域的霸主，研究开发的网络社交软件QQ和微信积累了大量的用户，用户群体包括了各个年龄段，对其他业务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尤其是网络游戏，与可口可乐等知名品牌结合的营销活动很好地提高了知名度 内部劣势分析 腾讯的自主研发及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其软件有很多模仿之处，老产品一成不变。并且腾讯软件在使用过程中缺乏对垃圾信息的管理，账号安全也有待提高 外部机会分析 首先，中国IT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腾讯提供了技术支持，尤其是网络游戏。其次，中国网民急速增加，QQ和微信用户群体大，为腾讯的其他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客户和潜在消费能力 外部威胁分析 腾讯在即时通讯方面“一家独大”，竞争压力小。在网络游戏方面，腾讯在产品开发上主要模仿借鉴其他游戏，产品差异化程度低，网游行业进入障碍不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军网游行业分割市场份额，导致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 表1. 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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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会计分析 腾讯的收入中增值服务收入比例最大，大部分增值服务收入来自网络游戏，主要为游戏内虚伪道具销售收入，收入在相关虚拟道具的估计使用年限内确认，用户偏好发生改变、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变快等情况的发生会导致收入确认不准确。但腾讯有收入的定期检查制度，对不符合预期的相关产品会重新进行收入确认政策的调整以确保收入确认的客观性，并且注册会计师进行年审时未发现异常，由此可以判定，腾讯的会计政策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的收入情况。总体上，公司会计基本反映了经营现实，且财务数据完整、准确，具有纵向和横向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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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财务分析 5.1. 偿债能力分析 见表2，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强，短期偿债能力越强，反之则弱。流动比率在近四年内呈下降趋势，说明流动性和短期偿债能力减弱。因为腾讯为轻资产模式，存货少，所以速动比率和流动比率非常相似。其中，在2017年和2019年流动比率高于速动比率，是因为这两年出现少量存货。与同行业的网易相比比率较低，在短期偿债方面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资产负债率在近五年内呈下降趋势，虽然负债与资产总额均有增长，但是负债的增长速度低于资产的增长速度。与网易相比，资产负债率较高。综上所述，腾讯面临着偿债风险 [ 3 ]。 Table 2 Solvency analysi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网易2019年 速动比率 1.05 1.07 1.17 1.47 2.21 流动比率 1.06 1.07 1.18 1.47 2.23 资产负债率(%) 48.76% 50.77% 50.04% 52.96% 34.86% 表2. 偿债能力分析 数据由作者对公司年报整理所得。 5.2. 盈利能力分析 见表3，腾讯的营业净利率呈下降趋势，2017年的增长是因为净利润同比增长74.85%，超过营业收入56.48%的增长速度。与网易相比，腾讯的营销费用较多，导致营业净利率较低。总资产净利率从2018年开始下降，2018年总资产同比增长30.44%，而净利润仅增长了10.37%，总资产的增长并没有很好地带动盈利能力的提高，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并且比率低于网易，优势不明显。权益净利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且低于网易，说明企业自有投资的经济效益不好，投资风险高于其竞争对手网易。 Table 3 Profitability analysi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网易2019年 营业净利率 25.42% 25.58% 30.48% 27.28% 36.18% 总资产净利率 10.05% 11.05% 13.07% 10.47% 21.33% 权益净利率 19.62% 22.45% 26.15% 22.25% 29.34% 表3. 盈利能力分析 数据由作者对公司年报整理所得。 5.3. 营运能力分析 见表4，腾讯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呈下降趋势，说明企业平均收账期越来越长，发生坏账的风险越来越大，与网易的差距也逐渐变大。总资产周转率2019年略有下降，总资产增长31.85%，营业收入增长20.66%，其中的差距拉低了总资产周转率。销售现金比率从2016年起呈下降趋势，总体高于网易，表明企业的收入质量有所下降，资金利用效果越来越差，但与网易相比，优势明显。 Table 4 Operational capability analysi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网易2019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10.53 11.00 14.37 14.97 14.21 总资产周转率 0.40 0.43 0.43 0.38 0.53 销售现金比率 0.39 0.45 0.56 0.57 0.29 表4. 营运能力分析 数据由作者对公司年报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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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前景分析 腾讯游戏储备丰富，王牌游戏将为游戏业务带来稳定增长。受益于微信生态商业化步伐加速及交易生态建设，微信支付场景逐渐丰富，渗透率不断提升，金融科技业务有望在监管框架下获得健康增长。此外，随着“小程序 + 公众号 + 朋友圈 + 视频号”四位一体的微信私域生态工具不断完善，尤其是视频号及直播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和功能增量，网络广告业务等有望打开新增长空间。另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和IT行业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行业成为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再加上国家对“互联网+”的扶持，未来会涌现更多的互联网公司，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腾讯虽然在即时通讯上独占鳌头，其推出的网游也快速占领市场，但是腾讯必须重视自身的问题，不断改革创新，对产品持续进行优化，提高企业管理能力，才能保住优势。同时也会面临着互联网行业监管、市场竞争加剧、云计算发展不及预期、海外业务受到国际政治影响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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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腾讯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从财务角度，腾讯的多元化策略使得营业成本增长过快，而多元化的产品带来了较低的用户体验，使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低于营业成本的增长率，降低了盈利能力。同时为了满足多元化的战略，企业不断投资，导致总资产增长过快，部分资产营收能力不强，总资产周转率不断下降。腾讯近年来利用优质的广告资源赚取广告收入，随之应收广告商款项日渐增加，此外利用平台优势吸引第三方开发商，使应收第三方开发商款项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 从非财务角度，腾讯在开发产品时主要是模仿其他产品，缺乏创新性 [ 4 ]，难以形成独具自身特色的竞争优势。另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腾讯产品的技术含量低，若腾讯不能尽快在技术方面改革升级，将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面临重大打击。 QQ作为国内最大即时通信软件，已达到顶峰，用户增长率不断下降，若不能根据用户的需求推出新的产品将会导致用户流失。所以利用自身的海量用户推动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是未来主要的战略方向，另外需要辅以差异化战略 [ 5 ]。 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差异化，对于老产品应当不断更新功能，新产品的开发不能过度依赖外来产品，内部团队应培养自主创新意识，形成自己的品牌竞争优势。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也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再借助多年来积累的海量用户，以较低的成本抢占市场，提高获利能力。 腾讯还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平台优势扶持有潜力的小型企业成长，双方达成友好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以有限的资源发展各自的专长 [ 6 ]，以此来降低企业的资本投入，抑制资产的高速增长，改善总资产周转率，又可以使企业双方产生一体化协同效应，创造大于各自独立价值之和的新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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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结论 本文基于哈佛分析框架对腾讯的轻资产特征、战略和财务进行分析，指出腾讯在轻资产运营下发展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为其他互联网轻资产企业提供一种财务分析的思路和框架，进而促进轻资产模式的改善和整个行业的发展。从战略层面，本文通过PEST、SWOT两种方法分析了腾讯的内外部环境，认为企业应继续采取多元化战略，创造更多用户需求，自主研发出更多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提高产品差异化，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能提高盈利能力。从财务层面，腾讯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偿债风险，盈利能力也有所下降，企业应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降低发生坏账的风险，进行科学投资，避免总资产增长过快导致总资产周转率降低，可以通过与业内其他企业达成资源共享，节省资本支出，提高资产周转率，此举还可以促进业内融合，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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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智障儿童这类弱势群体，但对于一直照顾他们的家庭照顾者却很少有人问津，作为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他们承受着日积月累的巨大生活与精神压力，同时又缺乏寻求外界社会支持的方法和途径，迫切需要家庭、社区、政府以及社会的支持。本次研究是以实习期间通过接触了解的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在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个案工作方法来展开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支持服务，旨在帮助其正确释放压力和解决照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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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 相对于正常儿童家庭来说，因智障儿童的特殊性，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不仅要承担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还会面临生活的多重挑战 [ 1 ]。家庭、社区和专业机构的社会支持于他们而言有如雪中送炭，支持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类家庭的生活质量。但在现实中我国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福利和政策支持还不完善，国内相关研究也很少以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为重点。国内外在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但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却寥寥可数，并且已有的相关文献大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照顾者获得的社会支持进行量化分析，忽视了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 2 ]，对其识别与合理运用社会支持的能力和主观感受等缺乏分析，在社会工作视角下对其干预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家庭照顾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体，从残疾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研究内容来看，关注点在照顾者的压力、负担以及需求等方面。 1960年Farber开创残疾儿童家庭研究先河 [ 3 ]，最初关注的是照顾者的情感和心理压力。1966 年“照顾者负荷”概念被首次提出，后来Holroyd开发出第一份专门用于测量残疾儿童父母资源与心理压力的问卷 [ 4 ]。Olsson和Hwang在研究中指出家庭照顾者更容易忧郁 [ 5 ]，Chou YC、Lin LC、Chang AL研究也认为，家庭照顾者存在心理上的自卑感和内疚感，因为公众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看法往往与家庭成员不同，而家庭照顾者及相关人员容易被污名化，这也是造成他们心理压力的原因 [ 6 ]。 国外学者很重视社会支持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已进入到成熟阶段，而我国学者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并不多，国内对智障儿童父母的需求调查研究始于穆克利 [ 7 ]。目前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基本集中在社会工作领域，多采用小组工作方法，致力于缓解照顾者的压力，如郝薇薇的支持小组等 [ 8 ]。 对于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而言，孩子的康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外界的歧视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压力。国内外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智障儿童照顾者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一些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认识不够深入，研究体系也不完善，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倾向于社会支持的影响。此外，国内很多学者重视智障儿童家长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开始慢慢增多，但缺乏具体的个案研究，结合社会支持理论和个案工作方法对智障儿童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较少，为此次研究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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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理论基础 以桂林市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Z爷爷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的视野，通过分析与研究对象进行个案会谈的工作流程，剖析案主在照顾智障儿童中的心路历程，从而探讨如何通过针对性的服务来提升其获取社会支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研究思路如下图1： 图1. 研究思路 2.1. 研究方法 1) 半结构访谈 在访谈前通过与案主联系并确定具体访谈时间与地点，设计访谈提纲等。前期通过与案主进行访谈，了解其问题与需求；中期从案主生理、心理、家庭、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深入访谈，挖掘其深层次需求；后期通过与案主周围人进行访谈以获得更多有关案主的信息。 2) 参与式观察 以旁观者角色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来观察其行为表现，如鼓励案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同辈群体等进行交流互动，深入观察案主的行为表现，运用同理心，感同身受地理解案主，通过多方位观察可以获得更真实的资料从而更好地服务案主。 2.2. 理论基础 1) 社会支持理论 个体所遇到的问题是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不只是个人因素的影响，若要改变个体的生活现状，应充分利用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资源。在社会支持理论指导下的个案工作，通过链接和整合外部资源帮助社会支持不足的弱势群体获取社会支持，从而提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把人和生活环境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其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在个案介入过程中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结合生态系统结构图，全方位调动其周围系统的功能，通过相互协同与配合，帮助其提高个体、家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能力从而增强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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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以上研究在个案介入全过程中遵循助人自助的理念，从案主自身需求出发，制定具体服务方案，整合资源，提供心理疏导培养案主乐观心态，在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帮助案主了解自身的社会生态系统，识别和利用自身及周围的社会支持，增强社会功能，服务结束后，通过分析对比案主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前后所测值并且结合后期跟进，发现案主在生活、心理、社交等方面有了积极改变，社会支持不足的困境也得到显著改善，服务目标基本达成，但在实际过程中仍有很多不足。由于是社工单向性选择案主，案主对社工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导致在会谈初期案主不相信社工能为自己解决问题；同时因社工能力和经验的缺乏，在对案主进行服务的过程中，面对突发状况时未能做到随机应变，让案主再次质疑社工能力；在开始制定服务目标时没有充分调动案主的参与性易导致其形成依赖心理。 综上，个案服务能够协助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增强社会支持，通过链接相关资源可以为其减轻负担，帮助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获取社会支持提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仍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的持续跟进，更加需要家庭、社区、政府与社会等的共同努力。 4.2. 建议 1) 提高社会工作专业水平 社会工作是一项实践操作很强的职业，无论是帮助案主解决问题还是链接社会资源，都需要熟练掌握各种介入方法和沟通技巧以及扮演多重角色并在角色之间熟练转换的能力，同时还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应强化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培养专业能力、提高心理素质等，为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 家庭需理性接纳孩子 案主家庭因为没有从内心真正接受智障儿童，进而造成家庭关系的恶化，案主因此缺乏自信、社会参与度低，既给自身增加了心理压力，也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成员应积极调整心态，从内心接纳孩子，将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寻求外界支持、战胜困难的乐观心态。 3) 社区需加强正面宣传 通过访谈发现，由于人们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对他们带有偏见。因此，社区应加强对智障儿童和其家庭照顾者的宣传，通过讲座、社区宣传教育等活动让公众正确认识智障儿童及其家庭照顾者，形成一种关爱智障儿童及其家人的良好氛围，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4) 政府需完善帮扶政策 经调查发现政府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帮扶仅限于经济层面，且补助金额较低，难以解决其现实困难，没有统一的标准等。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相关帮扶政策，将智障儿童救助资金纳入政府财政支持保障范围，加大保障力度，提高救助水平，减轻智障儿童家庭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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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方志编篡自唐宋以来形成独立体例。明清之际，方志发展蔚为大观。明代方志以简明为特点，而清代方志受清代考据之风以及西学东渐的影响，其编篡思想和编篡体例有因有革，与明代颇有不同。研究表明，光绪《蓝田县志》的核心编纂思想是“图、表、志、传，缺一不可”。该志的编纂体例也贯穿了以图、表、志、传为纲，地理图表与历史志传并重的著作精神，纲目清晰，繁简得当，内容充实，特点鲜明，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方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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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早在战国时期，即有蓝田县。《汉书·地理志》：“蓝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 ( [ 1 ]， p.683)《陕西通志》：“秦孝公置蓝田县，惠王命太子向为蓝田君即此。始皇时以蓝田县属为内史。”( [ 2 ]， p.1086)《周礼》曰：“玉之次美者曰蓝，此县山出玉，故名。”李商隐诗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蓝田县志》的修撰始于明代。清代，有雍正《蓝田县志》、嘉庆《蓝田县志》、光绪《续修蓝田县志》、民国《蓝田县志》等。目前，学界对蓝田县志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从编篡思想和编篡体例两方面，对光绪《续修蓝田县志》进行初步的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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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光绪《蓝田县志》的编篡始终以“图、表、列、传缺一不可”的编篡思想为核心，将这一编篡精神贯穿全文始终。从体例上可以看到，作者以图、表、志、传为纲，其下分若干子目，编篡内容纲举目张，井然有序，详略得当。吕志编篡在继承旧志部分内容基础上，对不妥内容增补删减，重新归置，同时用经纬度标示的高弧表替代旧志所用的天文分野、增添金文志等内容的创新，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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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被实行以来，难以避免地造成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遭受减损的后果。辩护律师作为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捍卫者，需要积极参与到该程序中去。但是在此过程中，律师在提供辩护时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实质上阻碍了该程序的顺利推进。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困境，需要从保障律师权利、增强律师责任意识、建立相应救济机制等方面对该程序进行完善，以最终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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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从最初的个别城市试点施行，到最终被以明文规定的形式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版图之中，象征着我国协商司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随着该程序日臻完善并渐趋普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这一法治进步不仅提高权力机关在侦办相关案件时的效率，而且起到了合理配置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效果。但是，考虑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追诉人权利的正当行使，特别是该程序未明确刑事律师如何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辩护的问题。当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在无法提供高质量的辩护时，被追诉人的权益便岌岌可危。辩护律师作为被追诉人与公权力机关进行分庭抗礼的帮助者，其在该程序中不可或缺。如何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法制实践中，针对律师辩护已经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与完善的工作，就显得异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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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必要性探析 因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刑事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以往严苛的诉讼程序，所以在此过程中被追诉人的权利可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鉴于诉讼程序在本质上乃公权与私权两者间的较量与对抗，为了最大限度的减轻被追诉人由于适用该程序而致使其权益减损的不利后果、保障诉讼双方能在相对公平的情境下进行平等对话、助推该项诉讼程序的顺利实行，辩护律师的切实存在以及其辩护作用的有效发挥就显得异常重要。 2.1. 确保被追诉人出于自愿而认罪认罚 被追诉人已经认罪认罚是公诉机关做出从宽处理决定的前提。认罪认罚意味着被追诉人愿意接受否定性的社会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人身自由受限以及财产被剥夺的不利法律后果。考虑到认罪认罚决定的做出是被追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展露的内心想法，所以在对被追诉人适用该程序时的重中之重是要确保被追诉人出于自愿而认罪认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对犯罪与刑罚予以认可的自愿性有被逐步侵犯的趋势。此时，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被追诉人是出于自愿而认罪认罚，而不是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或某些势力的胁迫。 原因在于：首先，从对案情与细节的掌握层面来看，公诉机关作为国家机器，往往对案情及相关的事实证据掌握的程度较为全面与清晰；而被追诉人则不然，他们往往因条件限制，对具体案情缺乏宏观层面的认知与微观角度的理解 [ 1 ]。其次，从适用法律以及具体条文的熟悉程度来看来探讨，被追诉人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比较缺乏法律知识，并不能对有关的罪名、刑罚的轻重以及认罪与否的利害关系予以有效理解。此时律师作为他们的辩护人，首要职责帮助被追诉人通过正当的方式、合理的途径来全面了解和把握案件的准确信息，同时给他们提供专业的分析和相应的建议。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公正地参与到与公权力的协商中，确保他们在知悉所有后果的前提下做出认罪认罚决定的充分自愿性 [ 2 ]。 2.2. 助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有序进行 律师作为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进行对话与协商的桥梁，在整个“权利与权力对抗”的过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样的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律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启动的效能。因为被追诉人在无法决定是否适用该程序时，往往基于依赖与信任而对自己的律师寄托着浓厚的期望。此时，律师在熟悉案件全貌的情况下做出的专业意见能够引导其在衡量利弊后及时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其二，由于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诸多方面的不对等，难以避免的会导致双方在协商过程沟通不畅或者低效的问题。而律师的参与以及辩护职能的有效发挥，能够适时提高控辩两方之间在商谈上的效率和质量，促使认罪认罚协商程序能够顺利进行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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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律师辩护存在的问题 3.1. 律师的刑事辩护率较低 我国当前的刑事法治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刑事辩护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从辩护律师角度来看，由于刑事辩护业务收入较低而风险性高、刑事案件中的被追诉人危险性较高、刑事案件较为复杂敏感等，他们往往不愿涉及 [ 4 ]。二是从现行的法律制度的规定与实践角度审视，由于值班律师制度尚未被广泛适用到各个地区，所以对于提升辩护率的作用也不明显；我国法律对援助案件中的指定辩护制度规定了有严格的适用条件，指定辩护范围之外的其他被追诉人不能得到指定辩护律师的帮助。这样在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之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律师辩护率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3.2. 律师参与辩护的阶段受限 刑事案件在一般意义上，均包含侦查、审判等众多环节，辩护律师也需要参与到上述的每一个阶段，并进行有效的建议与辩护来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传统意义上，律师提供法律辩护集中在审判阶段，此时私权利与公权力“正面交锋”，辩护律师的效用与角色更能淋漓尽致的得以彰显。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弱化了控辩双方在庭审阶段的对抗色彩，反而这样的辩驳大多数贯穿于审前阶段。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侦查阶段的重点是调查取证，律师倘若过多的参与进来，会干扰公权力机关的正常工作”的呼声，这就导致了在此阶段律师的辩护受到了公权力机关的限制。辩护律师往往在该阶段的辩护受到了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律师难以有效发挥应有的效用 [ 5 ]。 3.3. 律师辩护责任意识下降 在我国刑事案的一般诉讼过程中，律师的地位具有鲜明的相对独立性。其在诉讼活动基于自身的意志来行使辩护权，受被追诉人意志干扰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的显著区别之处，便是被追诉人核心地位的体现。该程序能否顺利运行的关键在于被追诉人在表示认同罪名与刑罚之时要出于完全的自愿。这种自愿性的要求，使得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被追诉人的真实意愿表达。因此，律师的独立地位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略显淡化 [ 6 ]。但是长期从事刑事辩护时业已习惯的“独立性”使其在适用这一特别程序时，一时间难以适应。鉴于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对案件了解程度不一、交流过程难免出现相左的观点等因素，律师可能会以独立辩护为理由不积极去行使的调查取证权、会见阅卷权。这样消极的行使权利的状态是律师责任意识下降的体现。此时如果律师忽视被追诉人的真实意愿，甚至不愿与被追诉人进行沟通，就会直接导致双方在认罪与否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此时，被追诉人的权利便缺乏切实充分的保障。 3.4. 律师辩护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后，原在一般程序中的审判阶段才会出现的认罪答辩被提前至侦查阶段。此时辩护律师的工作中心也逐步向此阶段转移。其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能够在此阶段介入案件并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为被追人提供最优的建议。被追诉人也在此阶段以律师给予的意见与建议为指导，做出认罪认罚的决定。但是律师在此阶段需要及时会见被追诉人、查阅案件资料以准确掌握案情、迅速收集于己方有力的证据，才切实起到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 7 ]。但是在实践中，律师往往会见被追诉人时往往存在困难、想要全面掌握案件情况但是却受到公权力机关的限制、在对证据进行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又常常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显而易见，辩护律师的各项权利的行使在此阶段实际上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这样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律师难以全面掌握案件真实情况，无法在洞悉全貌的情况下为被追诉人提供最优化的案情分析。不仅如此，实际上辩护律师在其他诉讼阶段都实际上都未处于主动地位。这样被动的处境使得律师在行使相关权利的时候，更像是在诉讼过程中配合权力机关的“配角”，其诉讼权利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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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加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建议 4.1. 建立律师有效辩护的具体标准 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有序推进的众多因素中，律师的有效辩护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要在律师积极提供辩护的基础上，对其提供的辩护予以一定的质量要求。即要建立律师有效辩护的具体标准，如此方能使律师辩护真正发挥应有的效用。鉴于美国等国家已经给予有效辩护的理念筑建起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此时，我国可以以此为契机，在结合本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借鉴域外法治的可取之处，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律师有效辩护的基准 [ 8 ]。即立法者应当以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鲜明特征为突破点，在与传统有限辩护制度比照分析的前提下，凝练与概括律师有效辩护的详细标准。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或是指定后，务必以此为标杆来严格执行其辩护活动。如此方能敦促律师积极主动的履行法律规定的辩护职责，为维护被追诉人的利益进行切实、高效的辩护。只有这样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确保其对犯罪与刑罚的认可是基于内心真实的自愿性，以及促进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有序推进。 4.2. 保障律师诉讼中的相关权利 与民事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样的巨大差别主要与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着显著的执业风险、刑事辩护时多项权利的行使受限等因素有关。刑事辩护与非讼业务、民事辩护相比，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执业风险陡升，要比其他领域的案件大得多。不仅如此，有时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其合理的律师权利都会受到巨大的挑战。尽管我国法律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赋予律师诸多实体性权利，但是在实践中律师行使会见通信权、案件查阅权等权利时，往往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 [ 9 ]。究其原因在于，律师与公诉、审判等国家公权力机关相比，明显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在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与影响之下，律师“阅卷难”、“会见难”问题并不鲜见。考虑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因此律师在参与此项程序时必然会面临同样的难题。 鉴于上述原因，实有必要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特别是要在认罪协商阶段切实保障其能够顺利、及时行使会见通信权与案件查阅权，以便于律师能熟知案件事实、掌握完整证据的情况，为被追诉人提供认罪与否的详细建议。这样才能切是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的辩护，真真切切得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 4.3. 加强律师执业过程的责任意识 想要达到律师有效辩护的最终目标，不仅要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保证律师参与时应当享有的各种法定权利，还应该着重强调辩护律师在此程序中需要承担的义务。强化其对义务的承担，加强其对责任的理解，是保障律师有效参与的核心要求。而在当前法治实践中，因为律师辩护的独立性而导致了许多的不利后果：一则容易导致律师责任意识淡薄，消极工作，在接受被追诉人委托之后却不积极行使会见权、阅卷权；二则也极易引发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意见冲突。这样的结果最终都使得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适用该程序时更加注重被追诉人的自身意志。即律师在提供辩护时应当以被追诉人的意愿为中心 [ 10 ]。 辩护律师在高度责任意识的指导下，要切实完成以下义务：第一，积极主动与被追诉人进行会见与交流的义务。在辩护律师参与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时，被追诉人往往已经受到强制措施的约束而自由受限，此时被追诉人是缺乏有效途径去及时获取所涉案件的具体有效信息，缺乏对案件整体的把握与细节的知悉。此时辩护律师要准确地告知被追诉人无法了解的案件信息，最大程度保证被追诉人的知情权。第二，始终严格履行对被追诉人忠诚的义务。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相比，有极大的行动自由，能够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案件信息。此时，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由于信息获取的难以程度以及对案件掌握的全面，两者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意见分歧 [ 11 ]。此时，辩护律师应当以被追诉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尊重被追诉人的意思表示，听取其对案件的顾虑与担忧，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后续的辩护活动。第三，积极履行监督权力机关的义务。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被追诉人由于对案件的掌握程度与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不足，往往会在威逼与利诱之下迅速认罪认罚。此时辩护律师要积极行使监督权，防止被追诉人由于受到刑讯逼供而做出违反其真实意愿的决定。 4.4. 建立并完善配套的救济机制 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过程中，被追诉人与其律师的权利均有受到侵害的可能 [ 12 ]。首先从被追诉人的角度来看，其权益主要会受到两个方面的损害。一是由于某些办案人员在此过程中为实现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有时会对被追诉人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诱，迫使被追诉人在内心无法认同但是处于免受刑讯逼供的考虑而做出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二是由于自身行动自由受限，缺乏对案件全局与细节的通盘考虑，在于其辩护律师交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得出一致意见。此时辩护律师往往因为其自身具有的独立地位，不顾被追诉人的真实诉求而实施辩护活动。这样的行为实际上背离了被追诉人的内心意愿，对其权利造成严重侵害。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看，其在实施辩护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对案件的全貌予以把握，此时就需要行使会见权等权利。但是律师在实践中，往往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限制。此时律师基于现行法律获取的权利难以实际行使，或是行使效果不佳。这样的结果不仅直接影响了律师对案件的调查，还间接侵害了被追诉人的实际利益。 有鉴于此，应该加快完善相应的救济机制。使得被追诉人能够对刑讯逼供下所做的于己不利的决定及时的反悔，“倒逼”公权力机关在每一环节中实施的行为后合乎法律的规定，同时也敦促辩护律师要以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为行动准则，促使其尽职尽责的完成辩护活动 [ 13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逐步配套与完善其行使辩护权的救济机制，能够保证其在调查与会见等阶段免于权利受到侵蚀的可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执业的风险。因此，需要加快出台对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机制，以最终维护他们合法的权益，达到最大程度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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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确起到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法治资源的积极作用。但是适用该程序时，不可避免地减损了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而辩护律师作为维护被追诉人权益的受托人，能够在被追诉人对案件掌握程度较低、法律知识匮乏的劣势局面下，通过履行辩护职责而为被追诉人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但是因为多种因素，导致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律师辩护的有效性差强人意。有鉴于此，需要在建立律师辩护的有效标准、明确辩护律师的权利义务，以及给予相应救济措施的基础之上，提高律师刑事辩护的比率与质量。如此方能达到助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顺利进行、切实维护被追诉人诉讼权利以及司法效率与公平正义协同推进的法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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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日本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防灾减灾工作做得比较好。本文从日本面临的主要灾害说起，介绍日本防灾减灾的基础框架，详细描述了日本在地震灾害、火山灾害、洪涝灾害、暴雪灾害四个主要灾害中的防灾减灾策略，从中获得启示，为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借鉴，以便更好地保障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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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地质条件多样，气候复杂，各类自然灾害突发、多发。而日本地处四个板块的交界处，地震、火山爆发、洪涝、暴雪灾害等也时有发生。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降低和减少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中日两国都在探索一条适合于本国的防灾减灾道路。面对各类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日本一直都在进行有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全球范围内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我国的防灾减灾策略仍需要不断完善。因此本研究日本防灾减灾策略，总结分析经验教训，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提升我国防灾减灾能力、保障全国城市安全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