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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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低云量与降水量的关系 4.1. 不同季节低云量的关系 文献[ 4 ] 指出了天山区域低云量具有较好的持续性，特别是春、夏季低云量相关性最好，那么阿勒泰全地区不同季节低云量是否也存在如此的持续性？通过计算全地区年及各季低云量的相关系数，见(表3)，可知全地区年低云量与春、夏、秋季低云量有很好的相关性，尤其和夏季相关性最好，相关系数高达0.839。除冬季低云量外，春、夏、秋季低云量也有较好的持续性，春季与夏季低云量的相关系数为0.621，夏季 与秋季低云量的相关系数为0.639。 本文对各站年、各季的低云量也进行了相关分析(表略)，与全地区有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为：各站年低云量与春、夏、秋季低云量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359~0.935；春季与夏、秋季低云量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343~0.736；各站夏、秋季低云量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73~0.70。不同之处为：吉木乃、哈巴河、福海、富蕴站的年与冬季低云量也存在一致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81~0.517，且4站秋、冬季低云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89~0.556。总的来说，阿勒泰全地区及各站的不同季节之间的低云量均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4.2. 同期低云量与降水量的关系 文献[ 3 ] 指出了干旱区、半干旱区、湿润区、东北区和西南区低云量与降水量的关系显著。那么由于阿勒泰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以致形成了该地区候特征及对全球气候变暖区域响应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9 ] ，同期低云量与降水量是否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计算了全地区及各站的年、季低云量与同期的降水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对全地区及各站同期的年、春、夏而言，各站基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对秋季低云量与同期的降水量而言，全地区、阿勒泰市、哈巴河、布尔津、青河站呈显著正相关，其它站虽呈正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冬季低云量与同期的降水量而言，部分站呈正相关，部分站呈负相关，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总的来说，除冬季外，全地区年及各季低云量及同期降水量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4.3. 不同期低云量与降水量之间 赵勇等 [ 4 ] 指出低云量和降水量的相关性要优于总降水量，对降水量的贡献要大于中、高云量，并且也指出天山区域春季低云量与夏季降水量存在较好的相关性，并指出了该相关性与春季和夏季的低云量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low cloud cover and seasonal in Aletai regio 年 春 夏 秋 冬 年 1 0.811* 0.839* 0.771* 0.095 春 0.811* 1 0.621* 0.577* 0.134 夏 0.839* 0.621* 1 0.639* −0.075 秋 0.771* 0.577* 0.639* 1 0.083 冬 0.095 −0.134 −0.075 0.083 1 表3. 阿勒泰全地区年及各季低云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通过0.001的显著水平检验。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s and seasonal low cloudiness and precipitation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Aletai regio 地区 阿勒泰市 吉木乃 哈巴河 布尔津 福海 富蕴 青河 年 0.508** 0.328* 0.262* 0.463** 0.469** 0.282* 0.494** 0.467** 春 0.518** 0.322* 0.361* 0.335* 0.401* 0.427* 0.410* 0.370* 夏 0.539** 0.401* 0.233 0.330* 0.569** 0.297* 0.530** 0.340* 秋 0.378* 0.307* 0.123 0.369* 0.287* 0.182 0.228 0.299* 冬 −0.002 −0.102 −0.046 0.153 −0.09 0.102 0.187 0.053 表4. 阿勒泰全地区年及各季低云量及同期降水量之间的关系 注：*表示通过0.05的显著水平检验，**表示通过0.001的显著水平检验。 存在较好的持续性有关。通过不同季节低云量的相关分析，可知全地区不同季节的低云量也存在较好的持续性，那么前期低云量与后期降水量是否也存在较好的相关性呢? 为此，计算了全地区年、季不同期的低云量和降水量的关系，见表5，可知各季低云量均和年降水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冬季低云量与之呈显著的负相关，其它季节与年降水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夏季降水量与春季低云量、秋季降水量与夏季低云量、冬季降水量与秋季低云量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对阿勒泰全地区而言，前季低云量是可以用来预测后季降水量，这主要是因为季节之间的低云量存在较好的持续性。 为了深入研究低云量与降水量的不同关系，本文还计算了各站的相关系数(表略)，对年降水量与各季云量而言，哈巴河、布尔津、富蕴站年降水量与春、夏、秋季低云量呈显著的正相关，阿勒泰市年降水量与春季、冬季分别呈显著正、负相关，吉木乃站与春季低云量呈正相关，福海、富蕴站降水量与夏季低云量呈正相关，正相关系数为0.325~0.585。对夏季降水量与春季低云量而言，阿勒泰市、布尔津、富蕴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22~0.569；对秋季降水量与前季低云量而言，只有哈巴河站与夏季降水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08，其它站虽呈正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冬季降水量与前季低云量而言，吉木乃、哈巴河站均与春、夏、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福海站与春、夏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青河站与夏、秋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11~0.504。 由此可知，前期的低云量可以用来作为降水量预报因子之一，但全地区及各站的情况不尽相同，在做降水量的长期预报是要根据各地情况挑选合适的季节低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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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阿勒泰地区夏季低云量最多，其次是春、秋季，冬季低云量最少。阿勒泰全地区年与冬季低云量分布相似，春与秋季低云量分布相似。青河站除夏季外，为年、春、秋、冬季的低云量小值区，福海站为年、冬季低云量大值区，吉木乃站为春、夏、秋季低云量大值区。 2) 阿勒泰地区各站夏季的变差系数较小，冬季的变差系数较大。说明夏季的低云量最多，且年际变化较小；冬季低云量最少，且年际变化较大。阿勒泰全地区冬季低云量呈减少趋势，且以0.2%/10a的速率减少，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除冬季外，年及其它各季呈明显增多趋势，基本以1.1%~1.7%/10a的速率增加，且均通过0.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各站年变化趋势除福海站呈弱减少趋势外，其它站均呈明显增多趋势。 3) 阿勒泰地区大部分站年、春、夏季低云量的突变趋势显著，突变的时间为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前期，突变年之前低云量以偏少为主，突变年之后低云量以偏多为主，冬季突变趋势不显著。 4) 阿勒泰地区大部分站年低云量与春、夏、秋季低云量有很好的相关性，尤其与夏季相关性最好。 Table 5 The relationshi between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low cloud cover and precipit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 in Aletai regio 地区 年低云 春季低云 夏季低云 秋季低云 冬季低云 年降水量 0.508** 0.457** 0.554** 0.394* −0.281* 春季降水量 0.370* 0.518** 0.204 0.280* −0.274 夏季降水量 0.397* 0.311* 0.539** 0.108 −0.202 秋季降水量 0.244 0.072 0.302* 0.378* −0.126 冬季降水量 0.292* 0.292* 0.364* 0.373* −0.002 表5. 阿勒泰全地区年及各季低云量及不同期降水量之间的关系 注：*表示通过0.05的显著水平检验，**表示通过0.001的显著水平检验。 除冬季低云量外，春、夏、秋季低云量也有较好的持续性。全地区及各站低云量与同期的降水量相关性较好，年、春季最好，其次是夏季，冬季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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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儿童元认知是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元认知是学习者有关认知加工的知识以及对自己认知加工过程的监测和控制，是促进个体有效控制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能力。本文从元认知概念结构角度，梳理了元认知的两个成分，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监控相关的发展研究，介绍了研究者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研究问题，着重概括了元认知各成分的发展趋势，最后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 :小学儿童，元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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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Flavell (1976; 1979) 于上个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元认知”概念，认为是人们关于自己信息加工技能的知识，包括有关认知任务特性的知识，应对这些任务的策略，以及与监测和自我调节认知活动有关的执行技能  (Schneider， 2008) 。这一概念通常包含两个成分：1) 元认知知识；2) 监测和控制(调节)  (Brown， 1987; Baker， 1994) 。元认知知识(也称作陈述性元记忆(见  (Fritz， 2010) )，指一个人获得的有关记忆和认知的较为稳定的陈述性知识，这些知识存储于长时记忆中，可进行有意识地提取  (Pintrich， 2002) 。元认知监控(也称作程序性元记忆(见  (Fritz， 2010) )，是指主体在进行认知活动过程中，将自己正在进行的认知活动作为意识对象，不断对其进行积极而自觉地监测、控制和调节的过程  (郝嘉佳，陈英和，2010) 。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元认知学习者能利用元认知控制自己的学习行为并提高学习效果  (Metcalfe， 2002; Pressley & Ghatala， 1990; Thiede， 1999) 。 早期关于元认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成人(大学生)，对于儿童元认知发展的了解则相对较少。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儿童的元认知能力以及如何转化为学习策略  (Son， 2005; deBruin， Thiede， Camp， & Redford， 2011; Metcalfe， 2013; Koriat， Ackerman， Adiv， Lockl， & Schneider， 2014) 。国内学者较多关注元认知判断和学习时间分配的发展规律，也有研究者探讨了元认知在认知、社会认知等方面作用的心理机制。那么，小学儿童的元认知各成分——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监控，表现出何种发展趋势？各成分的发展趋势呈现何种规律？本文对国内外元认知发展领域的实证研究做以简要介绍并加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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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小学儿童元认知知识的发展 元认知知识指有关记忆的知识，包括个体、任务和策略变量三个子成分  (Lockl & Schneider， 2006) 。这些元认知知识的子成分在自我调节学习模型  (Puustinen & Pulkkinen， 2001) 和学业成绩  (Wang， 1990; Neuenhau， 2011)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元认知知识对儿童在任务表现中的策略使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Haberkorn， 2013) ，拥有更复杂元认知知识的学生在学校的学习行为表现得更好  (Händel， 2014) 。已有的元认知知识的发展研究大致从两个方面进行：有关元认知知识三个子成分各自的发展趋势；以及三个子成分之间交互作用的发展趋势。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元认知知识的三个子成分——个体、任务和策略变量的发展从小学初期开始直至青年早期仍未达到顶峰  (Schneider， 2008) 。例如，有关任务特点重要性的知识和记忆策略在儿童进入小学时快速发展，记忆策略掌握从11岁至成人存在发展趋势  (Pressley， Levin， & Ghatala， 1984) 。有研究者关注记忆的组织策略  (Justice， 1985; Schneider， 1986; Sodian， Schneider， & Perlmutter， 1986) ，这些研究报告的结果表明发展的关键年龄范围主要在幼儿园和六年级之间。 元认知知识三个成分变量的交互效应也被发现有相似的年龄趋势。例如，  Wellman (1978) 向5至10岁儿童呈现记忆问题。所有的儿童都解决了较为简单的单任务变量的记忆问题，实质性的发展变化在复杂的记忆问题中表现出来——理解任务难度和策略效果的交互效应。几乎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解决了复杂的问题，例如项目数量，记忆间隔，或者记忆者是否疲劳，但是只有少部分幼儿可以做到。一些最新研究表明有关记忆变量交互效应的知识在进入青春期仍然缓慢的持续发展(见综述  (Schneider， 2008) )。一个相反的结果是，  Wellman，Collins和Glieberman (l981) 发现即使是幼儿园儿童也可以考虑两个记忆变量，并表现出良好的元认知监测。研究者认为不尽相同的结果可归因于不同研究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前一个研究中两个记忆变量有几个不同水平，而后一个研究中两个记忆变量只有一个水平。 由此可见，一方面，小学儿童拥有元认知知识的能力表现随着操作任务的复杂性不同而不同。当任务较简单时，年幼儿童也可以展现出拥有一定的元认知知识，而当任务较困难时，即使较大儿童或者青少年也会出现拥有元认知知识不足的现象  (Brown， 1983; Schneider & Pressley， 1997) 。另一方面，小学儿童的元认知知识随年龄增长  (Flavell， Friedrichs， & Hoyt， l970; Markmann， l977; Wellman， l977; Monroe & Lange， l977; Bizanz， Vesonder， & Voss， l978) 。总之，实证研究证实学前儿童就具有陈述性元认知能力(见综述  (Schneider， 2008) )，在小学阶段稳定发展，持续至儿童晚期并未发展成熟  (Brown， Bransford， Ferrara， & Campione，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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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4.1. 小学儿童元认知发展趋势的总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元认知知识还是元认知监测和控制，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三点共性：1) 小学儿童元认知能力随年龄发展，并且大多从儿童进入小学开始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儿童进入学校后，需要大量的参与学习，积累了学习经验，因而促进各方面元认知能力的进步。这一结论对教育的启示是，任务经验可以促进元认知能力发展。2) 小学儿童元认知能力受任务难度影响。这一现象可能与认知资源限制有关，人们的注意关注受容量的限制——个体在任何时候都能意识到总信息中的有限部分  (Dunlosky & Arial， 2011) 。学习者完成认知任务必然占用认知资源，当元认知任务复杂时，认知任务和元认知任务消耗总量超出儿童的认知资源总量，可能影响年幼儿童的元认知能力表现；如果降低元认知任务复杂程度，使任务消耗总量小于年幼儿童的认知资源总量，年幼儿童仍然有注意资源关注元认知任务，因而有可能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这一现象对教育的启示是，教育者或者父母可以使用相对简单的任务训练年幼儿童的元认知能力。3) 元认知各成分发展不同步。陈述性元认知早于程序性元认知发展  (Fritz & Howie， 2010; Bjorklund， Miller， Coyle， & Slawinski， 1997) ，在程序性元认知中，元认知监测早于元认知控制发展  (Schneider， 2004；吴灵丹，刘电芝，2006) 。学龄前儿童即拥有一定的元认知知识，小学低年级儿童已经能够做出相当准确的元认知判断，但是通常要到小学高年级才能将元认知知识或者监测结果用于调节，元认知控制的发展转折通常发生在中年级。这一现象的教育启示是，如果教育者在元认知控制发展的关键期——小学中年级——进行元认知控制能力的训练，可以促进儿童该能力发展。 4.2. 小学儿童元认知发展研究的不足 首先，现有研究对于小学儿童元认知各成分发展趋势的描述依然不够明确。这些研究可能因为研究范式的不同，任务难度的差别，以及各种不可估计的实验误差产生了不一致、甚至相悖的结论。其次，基于议程的调节提出时间较其他理论晚，因此该领域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数量不足，无法对儿童基于目标的调节能力进行全面而清晰的描述。 4.3. 小学儿童元认知发展研究展望 4.3.1. 制定生态观的干预计划 在过去的十年，已有研究者致力于元认知研究向教育干预研究转型，并且在遵守教育相关研究假设的控制条件下，进行有关元认知监测或者自我调节的策略训练。然而，正如Koriat和Efklides所评论的，我们尚未得到有关于如何将元认知转化为教育情景的指导方针。研究者仍需考虑如何尽可能接近教育研究的生态效度，关注教育问题的解决，向适用于教育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转变。 4.3.2. 关注非认知因素对元认知的影响 以往的元认知以及发展研究大多关注认知因素对元认知的影响，  Efklides (2008; 2012) 曾经强调过的，元认知研究关注较少的一个因素是元认知感觉(metacognitive feelings)的作用。Efklides区分了元认知感觉和元认知判断，后者依据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测量结果进行评估，例如，任务复杂度的判断，或者对正确性的判断。与之不同的是，元认知感觉基于更多的主观基础，例如满意度的信心评定。我们可能忽视了学习者不仅有外显的也有内隐的感受，对学习材料的动机朝向，以及在“监测–调节–学习”循环过程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各种影响学习加工能力的因素。基于议程的调节模型提供了一个可以与元认知加工共同决定的非认知因素存在的假想空间。为了充分理解元认知加工在学校教学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者应当更多地考虑先前与当前情感经验在元认知技能中的作用，以及这些情感经验如何影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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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经济学中的经典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然而行为经济学中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等实验的结果显示了人们在经济分配中不一定都服从理性人假设，作出了非“理性”的选择，他们似乎厌恶不公平的分配，甚至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惩罚不公平的行为。本文主要介绍了行为实验和神经科学实验中使用的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及其主要结果。 关键词 :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经济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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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财产的分配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大到国家对收入进行第一次、第二次的分配，小到老板给员工发工资，父母对不同子女的投资等。这些情景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有分配就会涉及分配多少的问题，也就是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而对经济分配中个体对公平的认识和考虑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进行分配工作，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了解个体如何对待社会规范及其社会规范的违背。行为经济学中几个经典的实验，可以让我们在实验室中较好的研究人们会如何分配财产以及在分配过程中对待公平或者不公平分配的反应。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脑神经科学的兴起，心理学家们将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经颅磁刺激(rTMS)等技术运用到行为经济学中经典的范式，如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为我们揭示了在经济分配时个体的脑活动，以及在面对公平或者不公平时大脑反应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神经科学工具的使用使得我们更加了解了经济分配中个体的行为及其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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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学中的经典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并为此可不择手段。然而行为经济学中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等实验的结果显示了被试在经济分配中不一定都服从理性人假设，做出非“理性”的选择，他们似乎厌恶不公平的分配，甚至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惩罚不公平的行为。 2.1. 最后通牒博弈 1982年，最后通牒博弈出现在Güth的实验中  (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 ，由两名参与者进行的，一名提议者(proposer)向另一名响应者(responder)提出一种资源分配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不同意，则两人都会什么都得不到。按照理性人假设，只要提议者将少量资源分配给响应者，响应者就应该同意。因为这要比什么都得不到好。但是，在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低于响应者所得低于总数的20%的方案，被被试拒绝了一半以上，这个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是相同的  (Henrich et al.， 2005) 。 如果实验中决策的情境变化了，响应者的拒绝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是否知道被分配的金额的信息影响了响应者拒绝不公平方案的行为，当响应者不知道被分配的金额总数时更容易接受分配方案  (Straub & Murnighan， 1995) 。  Shupp等(2006) 进行了一个三人的最后通牒博弈，一个提议者向两个接受者提出分配方案，其中一个接受者有权利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分配，另一个只能被动接受分配。被试作为积极接受者进行实验，结果显示，在他们本可以表现得更利他时，即在不公平分配对第三者不利时拒绝，他们更多地拒绝了与第三者相比自己的所得更不公平的方案  (Shupp， Schmitt， & Swope， 2006) 。当告知响应者他做完一个决定后将与另一个提议者进行匹配，他们拒绝不公平方案的次数显著地高于他们得知与之前的那个提议者进行匹配的情况  (Declerck， Kiyonari， & Boone， 2009) 。这个实验中被试可能会认为拒绝不公平方案的行为惩罚了提议者，在与新的提议者进行匹配时，之前的惩罚效果似乎“消失”了，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拒绝新的提议者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最后通牒博弈主要考察的是响应者如何对不公平的方案作出回应。 2.2. 独裁者博弈 独裁者博弈是对最后通牒博弈进行修改，并且与之进行比较  (Forsythe， Horowitz， Savin， & Sefton， 1994; McCabe， 2008) 。独裁者博弈取消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者)所提要求的否决权，那么，这个分配者就可以被叫作“独裁者”。这种严格不平等条件下的谈判博弈被称为“独裁者博弈”。在这里，响应者没有拒绝的选择，主要是考察提议者(独裁者)如何分配。按照理性人假设，自私自利的独裁者一定是独吞这笔财富。然而，独裁者博弈的结果表明当被试作为独裁者进行实验时，本可以保留所有的财产的条件下，有21%的被试还是作出了公平的分配  (Forsythe et al.， 1994) 。 同样使用了独裁者博弈范式的其他研究揭示了对独裁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Eckel和Grossman(1996) 使用了独裁者博弈研究了提议者的利他行为  (Eckel & Grossman， 1996) 。他们控制了接受者需要帮助或者投资的程度，发现那广泛被认为“应得”的情况下，提议者的分配都显著地增加了。这说明被试理性地将公平融入到了自己的决策中。当被试只能在利于接受者选项中作出选择时，被试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财产分给有好名声的接受者，体现了接受者名誉对独裁者行为的影响  (Servátka， 2010) 。  Tan和Forgas(2010) 发现了在独裁者博弈中，当人们有权利在他们自己和他人间分配稀缺资源时，积极的心境增加了自私行为，悲伤的心境产生了更大的公平  (Tan & Forgas， 2010) 。可能的原因是积极的心境导致同化的、向内聚焦的加工，而负性情感增强了向外的、适应性的加工，因此更关心社会规范  (Tan & Forgas， 2010) 。 通过回顾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的行为研究，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接受者宁愿什么都不要，对提议者提出不公平分配方案的行为作出惩罚，还是在独裁者博弈中独裁者分配给接受者部分财产，这些行为都不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而且说明了公平在经济分配中是人们考虑到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分配中人们似乎存在一种不公平厌恶的倾向，即避免不公平的分配，偏好公平的分配  (Fehr & Schmidt，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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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神经机制的研究 3.1. 功能核磁共振及经颅磁刺激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神经科学手段比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经颅磁刺激(rTMS)和上述行为经济学范式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了在经济决策下的脑活动。同样地，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都和新的神经科学方法结合，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在分配过程中对公平、不公平的行为反应，更揭示了相应的脑机制。 在一个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中，不公平的提议诱发了脑岛(insula)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VLPFC)脑区显著活动，这两个区域分别与人脑的情绪系统和认知系统有关系，而拒绝不公平提议诱发了前脑岛显著增强的活动，这提示情绪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另一个实验当中，公平的提议导致了更高的愉悦度评价与大脑奖赏区域的激活，这可能表面，公平是一种奖赏性的反馈，而接受不公平的提议与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rVLPFC)和前脑岛(anterior insula)显著活动有关，而这两个区域被普遍认为分别与情绪控制和负性情绪有关，因此这有可能表面忍受分配中的不公平可能需要抑制负性情绪  (Tabibnia， Satpute， & Lieberman， 2008) 。最近一项rTMS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对负性情绪控制机制，并且这种调控受到了个体同情心的调节  (Brune et al.， 2012) 。 此外，由于效率和公平在分配中是紧密关联的，也有研究关注了在分配当中的效率因素。在Ming Hsu和Cédric Anen等的研究中，当被试在做出对食物进行分配的决定的时候，通过fMRI记录被试脑活动。其结果表明在一种高效率的选项和一种公平的选项之间进行权衡时，人类大脑的不同部位参与了这一过程。核壳(putamen)的反应与效率有关，该区域参与了奖赏信号的加工。同样被认为参与了情绪调控的脑岛(insula)在本研究中与公平的分配有关。而尾状核/中隔区(caudate/septal subgenual region)都可能参与这两种类型的决策  (Hsu， Anen， & Quartz， 2008) 。 3.2. 事件相关电位的相关研究 以上fMRI和rTMS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信息，揭示了决策中与公平相关的脑机制。另一方面，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能提供较高的时间分辨率的信息  (de Haan & Thomas， 2002) ，这部分的研究弥补了空间分辨率的不足。因此，对于这些决策问题的ERP研究可以扩展我们对与分配中公平相关脑活动的理解和认识。有研究记录了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接受者的脑电活动，结果发现与公平的提议相比，中央前额负波(MFN)的振幅在不公平提议是更显著，这可能不仅仅反应的是分配结果是否与期望一致，而且可能反应了这个分配结果是否和社会或者道德规范一致，因此这个结果提示了人们在进行分配时不仅仅关心自己的所得，也关注分配过程是否公平  (Boksem & De Cremer， 2010) 。De Neys等人发现在No-go范式中具有更大N2波幅的倾向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拒绝不公平的分配  (De Neys， Novitskiy， Geeraerts， Ramautar， & Wagemans， 2011) 。类似地，之前还有研究表明在分配中不公平的提议可能诱发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是需要认知资源加以控制，以接受不公平的提议  (Brune et al.， 2012; Knoch， Pascual-Leone， Meyer， Treyer， & Fehr， 2006) 。 此外，在脑电研究中将一些变量如财产分配中初始拥有权，社会距离，社会比较等加入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中，可以探索这些因素对分配公平的影响  (Wu， Hu， van Dijk， Leliveld， & Zhou， 2012; Wu， Leliveld， & Zhou， 2011; Wu， Zhou， van Dijk， Leliveld， & Zhou， 2011) 。当被试拥有分配财产的初始所有权时，他们更倾向于拒绝对自己不利的不公平、公平的分配。不公平的方案同样诱发了更负的MFN，但不受财产初始权的影响，而较后期的成分P300受到了影响  (Wu et al.， 2012)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如果告知被试得知接受者组分配方案的平均值，不公平的方案同样也诱发了MFN，被试的分配所得与平均值的差异并不影响MFN，但是影响了后期的时间窗口的LPP成分  (Wu et al.，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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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回顾了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在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方面运用以及相应的结果。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主要反映了人们在做出分配选择或者面对不公平分配时并不能表现的如传统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那样表现利己的行为。使用功能磁共振和脑电记录被试在参与决策时的脑活动，揭示了个体对公平、不公平分配方案反应的脑机制。功能磁共振的结果主要表明不公平的分配与大脑的奖赏区域，情绪和认知控制区域的脑活动有关联，社会背景下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性与情感的交互作用。脑电上一致的结果是不公平的方案会诱发更负的MFN，该成分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成分，反映了对分配结果的评估，不受到像分配财产所有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在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范式下，使用更多更有效的数据分析方法，例如核磁的多变量模式分析(MVPA)，相似性分析(RSA)，脑电的频普分析等，可以为我们揭示更多的相关的神经机制。 新的实验技术如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脑电与核磁的融合等同样可以运在这两个实验范式的实验中，研究分配中人脑对公平的反应。此外，一些与情绪和认知控制有关的因素可以加入到实验范式中，已获得对该领域更准确和全面的认识。此类研究大部分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对分配中公平因素的研究还局限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如需活动具有更高生态效度的结论，应该使实验情境更生活化，这样才有可能将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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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新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从1999年的11.76 × 10 4 hm²，发展到2012年的135.56 × 10 4 hm²，位居全国前列。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建设在高起点、高效益、高质量等高标准要求下，为新疆区域合理选择最适宜节水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大面积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技术树立了榜样，同时其示范效益的显著性直接带动了周围地区节水灌溉发展。但由于粗放灌溉传统习惯，管理滞后，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缘故，新疆节水示范基地综合功能效益并未体现。本文简述了新疆滴灌示范基地内涵和作用，基地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基地运行存在问题，分析基于当前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不完善、职能分布不明确现状，提出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管理运行模式的标准化建设思路构想，认为当前滴灌示范基地应当细化管理机构部门，强化各机构工作职能并设立基地管理岗位制度，保证滴灌示范基地沿着科学的前沿有效运行。 关键词 :节水示范基地，发展历程，机构设置，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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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发展节水灌溉技术是解决当前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提高农田灌溉水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建设高效节水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农田灌溉面积306.67 × 10 4 hm 2 ，万亩以上灌区447处，其中大型灌区40处，但大多灌区始建于20世纪50~60年代，受技术、经济等条件，灌区运行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1 ] 。我国于1993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文件提出建设农业试验示范基地是促进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型农业向集约经营型农业转变的重要支撑平台[ 2 ] 。建设高标准节水灌溉示范区需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必须是节水灌溉项目；其二必须达到高起点、高效益、高质量等高标准要求；其三必须真正起到示范样板作用。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的建设为当地合理选择最适宜的节水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大面积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技术树立了榜样，示范效益的显著性直接带动了周围地区节水灌溉发展。新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从1999年的11.76 × 10 4 hm 2 ，发展到2012年的135.56 × 10 4 hm 2 ，位居全国前列[ 3 ] 。当前，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在棉花(如石河子下野地膜下滴灌棉花示范基地)、水稻(如石河子市600亩膜下滴灌水稻示范基地)、洋葱(如新疆焉耆县500亩滴灌洋葱示范基地)、辣椒(如新疆巩留县滴灌辣椒示范田)、葡萄(如石河子莫索湾膜下滴灌葡萄示范基地)等作物上均有建设。实践发现，示范基地建设意义不但使得农业灌溉技术科技含量上增加，而且充分发挥了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为实现流域与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由于粗放灌溉传统习惯，管理滞后，节水措施、设备、工程科技含量不高，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缘故，新疆节水示范基地综合功能效益并未体现，而基地管理运行模式、健全的管理制度与完善的机构体系是滴灌示范基地朝科学前沿发展的保障。本文分析了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内涵与作用，以及示范基地发展历程、建设条件，并针对基于当前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不完善、职能分布不明确现状，提出滴灌示范基地标准建设化管理运行模式思路，完善岗位制度，保证节水示范基地沿着科学的前沿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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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的内涵和作用 我国学者对滴灌示范基地理论研究不多，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概念。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采用借鉴和创新相结合方式来建设，由各地方水利部门、科研教学单位、涉农企业等单位联合建立，为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农业科技集成运用与示范、节水技术不断优化、培养节水事业人才、推广节水技术提供了科技活动平台，是特色经济作物向大田粮食作物和果树类发展重要前期基础。以新疆石河子膜下滴灌旱地水稻示范基地建设为例，该基地经过兵团人多年对水稻和滴灌技术的摸索，终于在滴灌旱地水稻试验田上取得突破，创造出水稻的“一干一湿”栽培方法，与传统水稻亩耗水量相比可节水1750 m 3 左右，平均亩产量达到728.9公斤，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建设紧密结合“产、学、研”关系，是集科技创新、产业带动、示范推广、对外交流、培育人才等综合功能效益于一体化的高标准示范基地。 2.2.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的现状 新疆属于极度缺水地区，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势在必行。新疆建设兵团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积极探索高效节水滴灌技术，先后经历从大水漫灌到沟畦灌，从喷微灌到膜下滴灌几个节水重大改革阶段，试验田和示范农场作为早期功能较单一的滴灌示范基地为滴灌技术的改进提供了重要试验平台。以石河子垦区棉花试验田为例，自1996年~1998年连续三年，兵团针对膜下滴灌技术进行试验研究，得出在次生盐渍地上，膜下滴灌技术可以使棉花增产约20%，节水约50%的结论。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新疆和兵团工作时，肯定了兵团发展节水灌溉实践的成功，并提出了要大力推广建设节水灌溉示范基地，随后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建立高效节水示范基地的重要性。兵团自治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于2008年，兵团出台《新疆兵团建设全国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实施意见》和《新疆兵团建设全国节水灌溉示范基地管理办法》，文件提出，自2008年起每年建设100万亩高新节水灌溉面积，到2010年突破1000万亩；2012年，兵团党委联合兵团再次出台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意见》，着重强调发展推广节水灌溉工程重要性。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国家与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进一步促进新疆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的快速发展。当前，由科研院所、高校、政府、农业企业其中一单位或多个单位合资在全疆各地区已经建立多个农业示范区和20多个示范团场基地，其中以水稻、辣椒、洋葱作物为代表，石河子市建成600亩膜下滴灌旱作水稻示范基地，巩留县与企业合作建成滴灌辣椒示范田，新疆焉耆县建成500亩滴灌洋葱示范基地。但是，据有关学者调研发现，随着示范区工程不断发展建设，诸多管理问题逐渐显现。在示范工程建设前期，容易疏忽节水灌溉工程勘测设计质量管理工作；二是工程建设管理过程，缺乏责任制度，致使建设质量工程达不到设计要求；三是示范工程后期运行管理模式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机构设置权责关系不明确。 2.3.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管理运行模式现状及存在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在内涵、结构和功能等方面逐步完善，但是基地在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下提出了滴灌示范基地管理运行中主要有五方面的问题。 2.3.1. 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存在 新疆高效滴灌示范基地在建设初期，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表面上看，诸多示范基地建设轰轰烈烈，设定了促进节水事业发展的伟大目标，但示范基地运行后期中，监管与后期维护力度不够，导致了示范基地节水设备折旧率高，科研工作人员态度不严谨，使得示范基地科研试验结果误差过大，且在建设后期，由于管理是一个弹性、长期性工作，效果并没工程建设等政绩工程显著，故有关部门领导不够重视，忽略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制度的健全工作，导致了后期运行管理不规范、人员经费无保障、维护不到位现象依然严重存在；部分工程没有建立严格管理制度，不按设计要求进行灌溉，以致将管理问题带来的损失误认为是由建设质量问题造成的。 2.3.2. 示范工程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不足 由于示范基地功能综合性质，示范性工程对于建设规模要求、建设周期要求远大于研究性试验田。当前，资金来源主要是当地政府和科研单位，加上示范基地本身缺乏宣传手段和力度，难以筹得大量资金，直接导致了技术革新落后、人才待遇偏低，限制了示范基地发展[ 4 ] 。 2.3.3. 示范工程管理机构分工不明确、协调性差 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基地集科技创新、产业带动、示范推广、对外交流、培育人才等功能于一体，但基地管理机构设置体系不完善，分工不明确限制了示范基地综合功能作用。当示范基地出现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时，当前基地未设置明确机构来协调好技术单位(如科研单位、高校)、管理部门(如当地政府、建设部门)与投资单位(如当地节水企业)间关系，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 2.3.4. 示范基地开放程度与推广程度不够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滴灌示范基地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如何使当地农户快速接受农业灌溉新技术是当前示范工程基地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国外学者从农户视角对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Schultz (1975)研究农户对农业技术选择影响因素主要是该技术使用后对作物产量的增加及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Feder (1980)研究发现农户受教育水平程度高低和农户选择农业技术应用呈正相关性[ 5 ] 。由此可知，只有让农户群众看到诸如增产、增收、省地、省工等直观效益后，农户才能欣然接受节水灌溉技术。但大田试验本身存在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效益；此外，由于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本身缺乏推广意识、推广积极性不高，仅仅为迎合好上级领导参观，将示范基地表面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膜下滴灌技术推广来为例，由于团场制度体系不完善等缘故，最初推广该技术时，农户难以相信膜下滴灌技术能取代大田漫灌传统种植模式，许多团场致富带头人不带头搞膜下滴灌，而采取给水管人员送礼贿赂等方式来解决用水问题。 2.3.5. 示范基地的综合效益发挥甚少 基于新疆滴灌示范基地运行近几年现状分析，示范基地发展大多依靠国家和政府投入，而运行制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政府投入财富的效益。当前，示范基地运行仍存在上述问题，致使示范基地运行体系效率不够，难以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带动、示范推广、对外交流、培育人才的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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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基地管理运行模式的标准化建设思路构想 3.1. 新疆高效节水滴灌示范工程机构设置 根据国家水利部2007年6月颁布的《农田水利示范园区建设标准》，滴灌示范工程其建设内容必须包括灌排、排水工程体系与非工程体系建设，水土保持、水生态综合治理，农田水利科学管理等内容。故一个高效滴灌示范基地的管理机构，其设置原则应当根据任务与目标原则、专业分工和协调原则、有效管理原则、执行与监督机构分设的原则来设置。而机构设置意义主要在于一是明确滴灌示范基地功能，二是提升新疆滴灌示范基地转化能力。目前，对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尚无统一，但健全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示范基地有效发挥的前提，基于此，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设置可由管理委员会同一协调管理，委员会中设有示范区主任、副主任、试验管理员等岗位，下设办公室、工程组、技术组、推广示范组、专家顾问处、设备管理组、后勤服务组、学术交流中心处等机构。如图1所示。 3.2. 滴灌示范基地管理与运行机制 在新疆滴灌示范基地发展过程中，部分基地运行机制不灵活，分工不明确，甚至有的基地封闭运作，技术、人才、信息方面缺乏交流，导致资源极大的浪费。为改变滴灌示范基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强化滴灌示范基地各机构、各岗位职责，明确滴灌示范基地管理机构职责与任务。 3.2.1. 明确示范基地岗位制度 示范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是一个统筹兼顾的岗位，从事该岗位的人员学历必须达到本科以上，在示范基地建设过程中需要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参与工程整个建设过程与重大事项决策与检查验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一职主要协助主任管理示范基地建设其他事项、协调各部门间沟通交流，主要有示范区建设阶段性汇报、组织人员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将设计与施工资料备案等工作；试验管理员一职主要负责示范区试验设备、维护试验环境良好运行，需要做好试验器材使用、借用、损坏、检修、报废注销等登记工作，定期向委员会副主任汇报工作，保障示范基地有效运行。 3.2.2. 滴灌示范基地各机构职责与任务 新疆滴灌示范基地在整个节水事业上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是难点问题进行集体攻关的主要场所，是农业现代科技新技术转化为农产品的重要平台，肩负着滴灌技术迈向国际先进技术行列的任务。而传统机构设置已经无法满足当代节水事业高标准要求，因此，对滴灌示范基地机构进行调整是有必要的，可将滴灌示范基地机构 图1. 示范基地运行标准化管理体系构想 细化，增添机构设置，并且有些部门工作职责则应当增添或者强化。在示范基地管理委员会的指挥下，各机构各司其职，发挥好示范基地综合功能效益。下将各机构职责任务简述如下： 办公室机构设置目的主要在于协调各部门工作，发挥办事程序效率，督促各部门办事规范，不敷衍了事，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基地建设情况；工程组负责科研项目在滴灌示范基地的落实工作，制定相关节水灌溉实施细则，并参与农业高效节水工程建设全过程；技术组工作主要以引进和自主研究节水新技术为主，同时负责对示范基地工作人员、周边农户进行培训工作；设备管理组主要承担滴灌示范区设备管理、设备使用、设备维护工作；专家顾问处负责编写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负责主持示范工程有关技术方面的研讨会议；推广示范组主要针对示范基地产生的新成果向周边地区推广宣传，搭建好示范基地宣传媒体平台；后勤服务组需建立针对设备大功率用电等情况的安全保卫系统，维持示范区在安定环境下良好运行；学术交流中心处负责组织国内外专家对滴灌新技术、新设备做学术报告，主持学术交流活动，保持基地运行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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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节水示范基地是节水示范的窗口，是技术、管理、运行、经营的结合体，是推广节水技术的标兵，对区域乃至全国的节水灌溉推广应用有重要作用。能够将政策文件、政府支持投入、技术发展导向引领好，运行管理制度的完善、组织实施行之有效十分必要。将节水示范基地机构组织划分能够任务具体化，运行管理制度制度化，能够更加进一步推进示范基地建设、规范化管理，在科研、示范、推广等发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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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乙烯废碱液作为脱硫剂的湿法烟气脱硫工艺，脱硫效率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吸收浆液发泡溢流是湿法烟气脱硫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它对脱硫系统的稳定运行非常不利。乙烯废碱液有一定的发泡趋势，其发泡高度受溶液温度和气流速度的影响。乙烯废碱液中加入消泡剂TEGO-106，消泡效果最好，泡沫高度从27 cm降到2.2 cm，消泡效率为92%。添加TEGO-106消泡剂的最佳浓度为25 ppm。 关键词 :湿法烟气脱硫，乙烯废碱液，泡沫，消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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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用钠碱液(NaOH或Na 2 CO 3 溶液)进行烟气脱硫具有吸收速度快、容量大等优点，但钠碱价格高，必须再生利用[ 1 ] 。某石化公司乙烯分厂产生的乙烯废碱液每年需要购买5500吨硫酸来中和，用产生的乙烯废碱液中和电厂锅炉排放烟气中的酸性气体进行烟气脱硫，将有利于解决钠碱价格高和再生利用的问题，节约硫酸的成本费和处置费，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工程实践中该脱硫工艺脱硫率达95%以上，且每年为该石化公司节约成本达210多万元。 对于湿法脱硫工艺而言，其核心装置为吸收塔。在其运行过程中，常常会有吸收塔液位显示正常却发生起泡溢流的现象[ 2 ] 。当浆液溢流严重时，如果脱硫控制系统未及时监测到并采取有效措施，吸收塔液位就无法维持在设计水平，会带来脱硫效率降低等问题，对系统的稳定运行十分不利。通过检测该脱硫工艺所用的脱硫剂乙烯废碱液的成分，可知经过湿式空气氧化处理后的乙烯废碱液中仍含有一定量的油类物质，具有一定的发泡趋势。油类物质被带入至吸收塔内，发生皂化反应，容易在吸收塔浆液表面形成泡沫。采取添加合适的消泡剂，可达到消除泡沫、提高脱硫效率的效果。本文中对乙烯废碱液的发泡性能进行检测，并对影响其发泡性能的因素如温度、气流速度、消泡剂种类和消泡剂添加浓度进行了研究，为工业化生产实践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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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消泡剂PDMS (聚二甲基硅氧烷)、TG-99 (一种聚氧丙基甘油醚消泡剂)、BL-1090 (一种耐碱消泡剂)、S-203 (一种有机硅消泡剂)、TEGO-106 (一种聚醚改性硅消泡剂)均购于苏州百斯盾化工有限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发泡性能评价采用SY/T 6538-2002 [ 3 ] 中推荐的方法测定 测定装置见图1。测定方法为：将预热至50℃左右的乙烯废碱液样品置入烧杯内，使液面达到量气管的零刻度，并启动烧杯下的控温磁力搅拌器，控制温度在50℃，温度稳定后，开启氮气钢瓶，用流量 图1. 泡沫测定装置图 计控制气体流量在一定值，气体经砂芯分布器分散后，在样品中鼓泡通过。鼓泡至泡沫高度稳定后，读取连续泡沫层的高度。泡沫稳定后，迅速加入消泡剂，记录剩下泡沫高度和泡沫层消失所需时间。 2.2.2. 乙烯废碱液成分分析 经湿式空气氧化处理后的乙烯废碱液成分分析委托给中国石油大庆化工研究中心进行分析检测。 2.2.3. 消泡剂消泡效率的表示 消泡剂消泡效率用加入消泡剂后剩余泡沫层的高度间接表示，剩余泡沫高度越低，表示消泡剂消泡效率越高。 消泡效率 = ((消泡前泡沫高度 − 消泡后泡沫高度)/消泡前泡沫高度)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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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以某石化公司为例，以乙烯废碱液作为脱硫剂进行湿法脱硫。该装置投入运行，实际运行费用节省212万元/年，可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图4. 不同消泡剂对泡沫性能的影响 图5. 消泡剂浓度对泡沫性能的影响 2) 经湿式空气氧化处理后的乙烯废碱液含有一定量有机物和油类物质，具有一定的发泡趋势，几种采样的乙烯废碱液在温度30℃，气流速度3.0 m/s时发泡高度在27 cm左右。 3) 乙烯废碱发泡高度受溶液温度和气流速度的影响。当温度低于40℃时，乙烯废碱液产生的泡沫高度都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而下降，温度高于40℃时，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乙烯废碱液产生的泡沫高度趋于稳定。当气速低于4.5 m/s时，三种乙烯废碱液溶的起泡高度随着气体流量的增加而几乎呈直线增加；当气速高于4.5 m/s时，乙烯废碱液的起泡高度随着气体流量的增加而缓慢增加，增长趋势相对平稳。 4) 防止脱硫塔内吸收浆液起泡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强运行监管、优化运行方式、添加消泡剂等。其中添加消泡剂见效速度快，添加五种不同的消泡剂，乙烯废碱液中加入消泡剂TEGO-106，消泡效果最好，泡沫高度从27 cm降到2.2 cm，消泡效率为92%。添加TEGO-106消泡剂最佳浓度为2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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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依据黄水沟水文站实测资料建立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对黄水沟洪水时空变化特性进行简要分析，采用统计分析法和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分析了黄水沟58年来洪水特征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黄水沟年最大洪峰流量主要出现在主汛期，且年际变化较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年最大洪峰流量偏离平均值幅度较大，从1994 年开始进入大洪水多发期，且大洪水出现频次增加；黄水沟洪水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由少到多的突变，其中1999年以后上升趋势比较显著。 关键词 :洪水系列，分析检验，变化趋势，黄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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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前，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洪水、洪峰流量的影响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如毛炜峰等[ 1 ] 研究了新疆区域的极端洪水变化特征与气候变化的响应；范小黎等[ 2 ] 采用了Petti和Lee-Heghinian法检验了黄河宁蒙段流量年际变化的突变情况；唐权辉等[ 3 ] 采用M-K、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和R/S分析方法对北江干流年最大洪峰流量变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可以看出，研究从对场次洪峰流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深入到年最大洪峰流量序列特性的研究；研究方法上，虽以传统的统计方法为主，但更深入地采用非线性理论方法对水文时间序列进行分析。 黄水沟发源于天山南麓山区，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境内，发源于中天山的天格尔山南坡，东与清水河、西与开都河相邻，其地理位置处于东径85˚55'~86˚54'，北纬42˚12'~43˚09'，主要以冰雪融水和降雨补给[ 4 ] 。黄水沟虽然年径流量比较小，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肩负着和静县的乡、农场和农二师团场的工农业用水及人畜饮水的重任，同时沿河道两岸还修建有公路、铁路和工业园区等。且黄水沟常有春旱夏洪之灾，因此，对黄水沟洪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为预防洪水、减少旱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本文拟根据黄水沟水文站年最大洪峰流量资料来分析黄水沟58 a来洪水特征变化规律，利用Mann- Kendall法分析识别突变点，以期为防洪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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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利用黄水沟近58年最大洪峰流量数据，对最大洪峰流量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 依据黄水沟站59 a实测洪水资料分析，年最大洪峰流量主要出现在主汛期(6月20日~8月10日)的50 d时间内，出现频次高达55次，占统计年数的93.2%。年最大洪峰流量系列变差系数Cv值为0.86，可见洪峰年际变化较大。 (2) 进入90年代年最大洪峰流量为正距平且偏离平均值幅度较大，偏离均值的幅度达32.2%；从1994年开始进入大洪水多发期，且洪水出现频次增加。 (3) 应用M-K法进一步说明黄水沟洪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出现了由少到多的突变，其中1999年以后上升趋势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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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依据抚河历年水质监测数据，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和趋势检验法，分析研究抚河干流水质现状、变化趋势及污染源成因等。分析结果表明：抚河干流水质总体良好，多数河段和年份水质优于III类；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废水、农村居民生活污水、农业生产的非点源污染随降雨径流输入河流，导致抚河干流水资源质量有下降趋势，其中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呈上升趋势，应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 :水质评价，变化趋势，成因分析，抚河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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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河流型水源地是我国城镇集中式供水水源地的重要类型之一，而抚河干流是抚州市主城区及沿河两岸城镇生产、生活重要水源地，其水质好坏直接关系着抚州四百万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虽然，相关检测机构对抚河水质有定时监测，但一直缺乏对抚河水质变化趋势、污染源成因等方面的系统分析与研究。目前，对河流水质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水质、水量、河流地形等资料进行模拟建模，通过模型计算来预测水质变化趋势，也称水质预测。这种方法设置参数较多，比较复杂，对所需的数据要求较高，资金投入大。另一种是采用肯德尔(Kendall)趋势检验法[ 1 ] [ 2 ] 进行水质趋势分析，即通过分析历史水质资料序列，找出污染源成因及水质发生变化趋势。该方法适用于非正态分布、数据不完整或少数值异常的数据样本分析。故本文选用第二种方法，用PWQTrend2010作为分析工具，并根据抚州市水资源监测中心水质监测历年资料，对抚河干流水质现状、主要污染物自上而下沿河变化、年际变化及污染源成因等进行评价分析，以便正确认识和掌握当前抚河干流的水质现状及变化趋势，为抚州市相关污染控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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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流域概况 2.1. 自然地理 抚河流域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是鄱阳湖水系的五大河流之一，是江西省第二大河流。主河发源于赣、闽边界武夷山西麓广昌县境内的里木庄，干流从南向北流经广昌、南丰、南城、金溪、自临川折向西北经南昌县青岚湖注入鄱阳湖，河长348 km，抚河流域面积16，493 km 2 、抚州市境内面积15，717 km 2 。 2.2. 水文气象 抚河流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737.7 mm。但降雨量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降雨量为4098.8 mm (2002年乐安县金竹站)，最小年降雨量为905.5 mm (1963年南城县南城站)。降雨量年内分配也不均匀，4~6月多年平均降雨量为818 mm，占年降雨量的46.9%。 流域内多年平均气温17℃~18℃，年蒸发量737~1050 mm。水资源较为丰富，多年实测年平均径流量168.3 × 10 8 m 3 ，年平均径流深1024 mm。径流主要由降水形成，年径流地区分布及年际年内变化与降水量变化相似，有明显的季节性、地区性，同时在地区、时程分配上极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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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资料选用 1987年至今，抚河干流从源头背景站至下游控制站陆续设立了多处水质监测站点，见图1。所设立水质 图1. 抚河流域水系及水质监测站点图 监测站在2000年以前每年1、4、7、11月共监测四次，以后年份每月监测一次。常规监测参数包括水温、pH、溶解氧(DO)、高锰酸盐指数(COD Mn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 5 )、氨氮(NH 3 -N)、总磷(TP)、总氮、氰化物、挥发性酚、六价铬(Cr)、砷(As)、汞(Hg)、硒(Se)、铅(Pb)、镉(Cd)、铜(Cu)、锌(Zn)、锰(Mn)、氟化物(F)、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Fe)、电导率等。考虑监测站点的稳定性和数据的可比性，本次分析研究选用抚河干流水质监测资料系列较长、监测频次较多的沙子岭、白舍、南丰、新丰、南城、浒湾、廖家湾、赣东桥、柴埠口等11个水质监测站。现状水质评价选用2010年~2013年的水质监测资料；水质变化趋势及污染源成因分析选用1987年~2013年的水质监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