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3. 沈从文的创作动力与心理 3.1. 原型湘西的创作 3.1.1. 经验转化为文字 初出茅庐的沈从文创作量丰富，且作品主题鲜明，这不得不引人深究。首先结合沈从文当时的生活境遇，可以发现大量的创作与困窘的生活联系密切。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到北京充满了幻想，总是以为最不得意可以去卖报哇，可以活下来。可又不能卖报，各个地方都有规矩嘛，像这么一个乡巴佬出去，说话人家都搞不懂，搞不清楚的，怎么能卖报呢？再不成去讨饭吧，那更难了，北京讨饭非常之严格，大都市有规矩，每个街道都有一个讨饭的头头，手里拿个棒棒” [ 6 ] 。沈从文是背负理想与期望来到北京城的，湘民的特质让他不允许将理想与期望扼杀在摇篮里，他要写作，要文学。所以身上只有七块六毛钱的沈从文，只能“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 7 ] ， pp. 294-295)。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稿费、版税成了作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市场成为重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拮据的沈从文急需创作，以文字换取生活来源。“我慢慢地来写作，大概是在1922年……我头一次发表，大概是在1924年左右，都两年多了，在什么地方呢？在《晨报副刊》一个小的角落里面，但是对我来说，是一生的影响大，觉得有出路了” [ 6 ] 受到发表的鼓励，沈从文更加积极地进行创作；而此时对他来说，最快捷的途径便是将熟悉的生活记录在纸上，即沈从文自己所说的“我却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生命的痕迹”有自己记忆中的、城市人未曾体验过的乡村生活，也有自己现在的所见、所闻及所感。但是，生活只是表面，由“生的苦闷”背后是“性的压抑”。“性的苦闷”即对爱情的渴望，原本是人皆有之的。加之“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一代新青年的情爱意识普遍觉醒，“没有花，没有爱”是那时的新青年间普遍流行的寂寞呼号。新青年沈从文当然也不能例外而又别有苦衷 [ 8 ] 。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刘梦苇、胡也频和于赓虞四人中，后两人爱情有了收获，刘梦苇爱而不得，沈从文则因无人可爱而无奈。“性的压抑”下，沈从文选择了郁达夫。自郁达夫的《沉沦》集以及《寒灰集》问世以后，以近乎“自叙传”的主观抒情文体来表现时代新青年“生的苦闷”尤其是“性的苦闷”之作，就成为新文坛上的一股流行创作风气……一时风气之下，响应者和模仿者颇多……沈从文也是郁达夫“自叙传”叙事的众多响应者和模仿者中的一位 [ 8 ] 。沈从文也曾坦言自己有“郁达夫悲哀”，于是接受了“郁达夫式的创作”，急切地宣泄。沈从文倾诉困苦的生活：北京“窄而霉小斋”的挨饿受冻(《公寓中》)、因钱财受到的屈辱(《一封未曾邮寄的信》)、都市的庸俗生活(《一天》)等，通过对都市男女情爱的批判宣泄“性的苦闷”(无能《十四夜间》、蜜柑的诱惑力大于知识《蜜柑》及病态的生活《或人的家庭》、《岚生同岚生太太》等)。1924~1925年，沈从文发表的小说、散文共计43篇，其中以湘西为题材的仅9篇(统计数据参考刘洪涛《沈从文研究资料》中的著作系年)，作品质量不高，多是烦乱的诉说，没有形成明确的创作风格。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湘西的重要性。 1925年《市集》作为沈从文第一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多次刊印，并在晨报副刊上再度刊发，且得到了徐志摩的赞赏，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刊载了沈从文已经发表了两次的《市集》，并附上热情洋溢的《志摩的欣赏》：“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沈从文对这几句按语，读来虽“背膊发麻”，但徐志摩对这篇作品的褒扬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以后的许多小说都保持、渲染了这种给人趣味的湘西乡村特色，许多读者也被其异域情调所吸引 [ 9 ] 。沈从文逐渐注意到湘西，加之大都市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市场经济的驱动，沈从文将笔转向了湘西，创作了更多湘西题材的作品。他描绘了湘西最本真的风土人情：热闹欢快的三八市集(《市集》)、腊八粥的甜蜜回忆(《腊八粥》)、私塾给孩子造成的伤害(《福生》)等，呈现了一个“原型湘西”。当然，在“原型湘西”中，沈从文也还是带着“生”与“性”的苦闷的，他可以在乡土、军旅作品中，寄寓他的爱欲，如《连长》就讲述了湘军一位连长与一位寡妇的风流故事。“苦闷”是得到了宣泄，然而究其根源，“苦闷”是从何而来？ 结合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可以发现，“苦闷”实则是固执的“乡下人”不能被都市认同的宣泄，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自卑感与逆反心理与现实相撞击的产物。也就是说，此时沈从文的创作实质上是受着自卑感的驱使。而“乡下人”初次进城的困窘只是导火索，沈从文的自卑情结可以追溯到其童年经验中。 3.1.2. 早期人生经历与自卑心理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到“在生命的最初四五年内，个人正忙着构造他心灵的整体性，并在心灵和肉体间建立起关系。他利用了从遗传得来的材料和从环境中获得的印象，将他们修正，以配合他对优越感的追求。到第五年结束时，他的人格已经形成——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趋近目标的方式他的情绪倾向等，也都已经固定”( [ 2 ] ， p. 7)。也就是说人们的某种心理与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天性，而且受到环境的影响，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变化，或增强，或减弱。沈从文的自卑心理和逆反心理即是如此。沈从文拥有苗族血统，又生长在神秘的沅水流域，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及血统是他情绪心理的根基。“自负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 [ 10 ] ， p. 381)。沈从文清楚地认识到他身上所带有的湘西性格——拒他性。“极顽固的拒他性”既是逆反心理的原始形态，也是自卑感的重要表现。神秘的湘西养育了独特的沈从文，在以后的生活中，随着环境，人事的变迁，沈从文的自卑感与逆反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但要注意其结果是不断增强。 沈从文出生在一个颇有名望的行伍世家，父亲由于梦想着做将军，常年奔波在外，革命后则四处逃亡。与父亲的疏离造成了沈从文心中的隔膜，厚重的父爱的残缺对沈从文的情绪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称呼父亲为“那个爸爸”，在抵触的同时又有怯懦。七岁，沈从文在私塾“同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私塾的方法”，他经常逃学，说谎，即使受了打骂也不在乎。他把学校以外的生活称作“一本大书”，他说到：“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以外的生活”( [ 10 ] ， p. 105)。这不单单是好奇心和求知欲加深了逆反心理，还是自卑感在新奇的事物上寻找补偿。而这一年的生活，恰恰形成了沈从文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二十岁以后的沈从文“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 [ 11 ] 的个性特征便可溯源到这一年的逃学中来。即使辛亥革命后的沈从文进入了新式小学，但他仍然寻找着他的补偿，继续着他的抵抗，放不下生活那本“大书”，到处游玩，然后向家人撒谎。自卑情结与逆反心理不断加深。15岁，革命后父亲负气出门，家道开始衰落。年仅15岁的沈从文成了地方杂牌军队中的一名士兵，开始了浪迹于沅水流域的几年军人生涯。繁华和荣耀不再，昔日“将门后裔”成了供人差遣的“副爷” [ 11 ] 。这样的落差使得沈从文的自卑转化成深深的自卑，在行伍中默默地生活。而后，“女难”着实给了沈从文一个重大的打击。由于自己的情不自禁，失去理智，不仅自己的钱财不归，连母亲托自己保管的钱财也尽数给人骗去。此时的沈从文会怎么做？“我为那一笔巨大数目着了骇，每天不拘做任何事都无心情。每天想办法处置，却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 [ 10 ] ， p. 174)。这便是他的答案—逃避。在人不相信自己具有克服困难的能力时，他眼前争取优越感的目标常常就是逃避所有较大的困难，或暂时躲避生活的要求( [ 2 ] ， p. 22)。面对一时处理不了的感情和钱财，沈从文只有选择逃避来获取优越感。虽然自卑感和逆反心理已经愈积愈深了，但是这时的沈从文始终没有走出湘西，没有与都市文明发生碰撞，知识储备很少，还没有形成创作的契机。直至1923年，厌恶了杀戮的丑恶现实，再次经历生死的考验并坚强的活下来的沈从文决定要出去，要到北京城去。有逃避的成分，也由于逆反心理的反抗，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 [ 10 ] ， p. 212)。就这样，沈从文的人生出现了转变，他怀揣着他的理想与顽固离开了生活了15年的故乡湘西，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当他向亲戚表明自己来寻找理想，读点书时，得到的是当头棒喝。古怪的“乡下人”仍然坚定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决心要走下去。但是，当时住有一百五十万市民的北京城根本不能接纳他这个“乡下人”，接下来的境遇让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不仅生活不堪到要以卖文字为生，而且被北京人看不起：到报社去领4块到12块的稿费的时候，要先给门房2毛钱、3毛钱才让能进去，因为他衣衫太褴褛，他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 [ 12 ] 。长期受欺压的少数民族身份，小学学历，“乡下人”以及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使他心中充满了太多思绪。自卑情结和逆反心理便再也抑制不住，喷涌而出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欲望，而心灵的功能决定了动作的方向( [ 2 ] ， p. 3)，沈从文决心用创作呐喊，文字不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他争取优越感的补偿的工具。自卑而逆反的“乡下人”沈从文在与都市的第一次碰撞中，吐了苦水，对都市表达了批判与伤感；然而这类写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给沈从文以暂时的解脱和心理松弛，只有当沈从文返回童年，在精神还乡中，他才彻底地忘却了伤痛” [ 13 ] ，暂且不论他是否能够“彻底忘却了伤痛”，但至少在怀念湘西中他得到了最多的补偿。所以，这一时期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自卑和逆反来记叙湘西的人生历程，怀念湘西的风土人情。在《卒伍》、《瑞龙》、《我的小学教育》等作品中，逃学、私自下河洗澡这些曾经让他多次遭到体罚的事情，现在已成了一种快乐的智力游戏(他为侥幸骗过老师、父母而暗自得意)；赌博、斗殴这些恶劣行为一经粉饰也变成了有益无害、天真无邪的快乐活动。行伍生涯出现在他笔下的也莫不是妙趣横生、其乐无穷的事。他们一伙副兵与囚犯“二哥”之间的情谊，叫人觉得军营也有家庭般的温暖(《入伍后》)；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长官大人们也并不令人讨厌，《连长》里的那位连长与情妇(小寡妇)之间的柔情恩爱就实在是徘恻动人，《参军》里的副兵王五在参军的许可与安排下能在部队开拔前一刻去与妓女温存一番，让人觉得参军是多么地善解人意 [ 13 ] ……而且在不断的习作中，沈从文也发现“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 [ 14 ] ， p. 88)，而且“我总觉得写嘛，是个职务，是个义务，不是个权力。这个写得好么，是必然的。写得好，写十年八年二十年，写几篇像样的文章，那是应当的” [ 6 ] 。这是沈从文此刻的创作观，即便是“苦闷”发展变化的产物，他在寻找自卑感的补偿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了“原型湘西”，之后继续发展为“文化湘西”。 3.2. 文化湘西的创作 3.2.1. 超越自卑的初始 (1) 人生体验的转化与提升 1928年，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一次的辗转与第一次有了很大不同，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小有成绩，是以“文化人”的身份到上海创办期刊杂志，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但是，他的都市境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上海，沈从文仍然住在很狭窄又发霉的小房间，他称之为“塌而霉、塞”。不仅房租贵，倒马桶，打扫灰尘，洗衣都要各收一块钱。出版社的经理表面假装亲热，内心却因为钱藐视的态度更使沈从文觉得屈辱。还不止这些，沈从文也清楚地认识到他在上海的身份—文化工人。不写作就没有钱，没有钱便无法在上海生存，因此只能拼命写作 [ 12 ] 。沈从文也尝试过适应上海，他把希望寄托在虎雏身上，用新式的教育改造虎雏，但虎雏杀了人逃回湘西的结果使沈从文的希望彻底破碎，也使他彻底清醒过来。上海这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是不会接受他的，只有虚伪的面孔和沉重的金钱。在《不死日记》、《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等作品中，沈从文继续诉说着乡下人闯入都市的烦闷。生活上已是不堪，感情上则在“女学生”面前受挫。在沈从文给亲人及友人的书信中，都可窥见此时沈从文的“苦闷”。 抵沪不久的沈从文致信大哥沈云麓： 我记得到林先生说的一句顶深顶好的话，是“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只要能维持下去，其余则在思想生活方面去无障无碍的发展”。然而为着女人的想望是物质方面的逾分固执贪馋？我以为我是在这方面永远会感到那惨痛。 [ 15 ] 在给友人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甚至提到了死亡： 写这个信时，是非常生气的时候。近来身体极坏，事情总作不好，我九妹也不好的很，陷到完全无办法中。心中不自在，就想死了也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想死。( [ 14 ] ， p. 88) 今年来我简直是胡混，因为身体不济事，一面似乎不能忘记女人，要女人却不按照女人所喜欢的去做一个男子，把自己陷到最可羞的情形里去，落了大雨，在窗边一会，看看天，我想或者我应当死了。因为一切都很厌倦，找不出好道理活。( [ 14 ] ， p. 88) 生与性的“苦闷”让乡下人沈从文痛苦不已，在给张兆和的友人王华莲的信件中，沈从文则直接写出了内心的自卑： 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苦苦得有成绩，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 [ 14 ] ， p. 81) 持续的“苦闷”无疑是沈从文的自卑感和逆反心理又加重的表现，他再一次寻找优越感的补偿，继续用手中的笔写心中的事。只是，此时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自觉的反省：“在我一切作品上，因为产生的动机与结果完全没有了自己，我总不让那机会给我自己作第二次阅读(看到他们不使我红脸就是使我生气)……把我的世界，介绍给都会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觉的人生出惊讶，从那惊讶里，我正如得到许多不相称的侮辱，用附属于绅士意义下养成的趣味，接受了我的作品这件事，我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能忘记的” [ 16 ] 。由于过多地照顾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忽略了自己的审美追求，沈从文开始对前期作品和读者表示不满，甚至怨忿。这似乎表明沈从文在创作中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审美追求，将写出符合自己审美期待的作品来。另外，如沈从文在《石子船》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他的自嘲性讽刺小说被出版社退稿，迫使他收敛作品中的牢骚，这种节制也许让沈从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才能 [ 9 ] 。经过几年都市生活的磨练，思想更加成熟的沈从文在上海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对他的创作有了艺术的自觉，他开始发现湘西及当地人们的生存方式具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开始注意到将寻找伸向更深更远处，开始着重展现湘西原始文化的魅力和原始生命力的强盛：原始的巫楚文化既神秘，却又是极合乎自然的，这里的一切，“象是天许可的那种事，不去做也有罪”(《神巫之爱》)；面对“是宇宙的万有”的爱人，可以抛弃生死，不在乎什么“魔鬼习俗”，“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月下小景》)；凤凰族男人与凤凰族女人都是守信之人，都可以为了对爱情坚定的信念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媚金，豹子与那羊》)。但沈从文以理性的目光审视湘西时，也发现湘西正在发生变化，它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萧萧》)。“白脸苗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媚金，豹子与那羊》)……在对故乡进行表现与反思的同时，沈从文更是从“欲望”这个能深刻展现人性的角度对都市进行了批判、抒发自己的“苦闷”：男女逢场做戏的性欲横流(《绅士的太太》)，都市对人的原始灵魂的束缚(《虎雏》)，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八骏图》)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以“爱欲”为主要内容，且“爱欲”已不同于郁达夫式的“自叙传”，作品也不是文学性较低的呓语，文学价值有很大的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在这“爱欲”中，湘西的“文化”价值凸显出来，即“文化湘西”渐渐清晰。 (2) 湘西文化价值的初步体现 欲望与性爱是人类的普遍情怀，自男女有别以来，它就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而从原始社会至今，在历史的进程中，它又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则是使欲望与性爱受到压抑。在五四之后要求解放的大背景下，“乡下人”沈从文经历了前期郁达夫的“自叙传”式的生与性的苦闷，也逐渐关注到湘西的文化价值，关注到湘西儿女情爱中的原始文化。而且，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当时也影响广泛。弗洛伊德认为，整个人格是由伊底(又称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组成的动态能量系统，而本我中的性本能是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原动力，人的发展阶段也即“心理性欲发展阶段” [ 17 ] 。受这一学说影响的沈从文，更加注重以“爱欲”来表现原始的生命力。 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湘西原始文化，自由、奔放、热烈的原始生命力在湘西文化中举足轻重，而这种原始的野性气息在湘西的人事风俗中，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恋爱上，表现最为明显 [ 18 ] 。沈从文深受湘西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中，他自然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作品中的男女，他们以歌唱获取爱情，爱慕美好的身体与德性；他们的爱情灵肉和谐一致，性爱如自然万物繁衍一般神圣而庄严；他们爱得单纯而热烈，不惜为爱而死以获得爱情的永生。可以说，他们所追求的爱情的实质是排除世俗功利欲望的美和善，而这种对于美和善的追求又与自然和谐共振。正是在这种与自然同一，融合爱与美的最高人性的闪耀中，沈从文创造了一个处于人神之间，人类童年时期的神圣部族 [ 19 ] 。这种“神圣”在都市是没有的，它是湘西特有的文化。在“爱欲”体现着“神性”的基础上，沈从文又表达出“乡下人”的文化价值取向。沈从文在描写“乡下人”原始自然的性爱时，注重的并非是情欲的描写，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些原始的性爱无一例外都发生在自然的环境中。山洞是傩佑与少女、豹子与媚金们的婚床，大山是阿黑与五明、四狗与“阿姐”们做傻事的地方，黑猫与大鼻子旅客也是在出门担水时结合。这些乡下人的情欲多由生机盎然、风光怡人的自然景物撩起，与自然的万物滋长、春华秋实和谐一致。丈夫死后三年“与男女事无关，与爱情无份”的黑猫在“满天的星子，满院子虫声，冷冷的风吹来”，“虫声像为露水所湿，星光也像是湿的”的一个“天气太美丽”的早上，心中突起了一种“不端方的欲望” [ 20 ] 。回娘家的年轻夫妇在山谷遇上好天气，花香鸟语的刺激，不由“记起了一些年轻人应做的事” [ 21 ] 。到“悬在树上的果子落了地，谷米上了包，秋鸡伏了卵”，“一切皆在成熟的秋天” [ 22 ] ，傩佑与少女的爱情也成熟了，彼此把自己献给了对方。至于四狗和“阿姐”(《雨后》)、阿黑和五明(《采蕨》)莫不是在春雨后暖和的阳光下，繁密的虫鸣鸟叫声中，吹着凉风闻着花香忘情地做了一点傻事。在沈从文上述对乡下人原始自然的性爱的描写中，他没有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到外在的客体上，将自然人化酝酿“情景交融”的意境，相反，他的笔下的这些乡下人与星光、凉风、野花、虫鸟、阳光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随着自然律动而行动，人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 [ 19 ] 。“爱欲”或者可以说“性爱”在沈从文的作品里是生命存在的符号，是自然人性的直接显露，显示出生命的本真之美。同时，沈从文笔下的性爱并不是对自然人性原生态的复制，肉欲的成分被适当地抑制，而突出灵的气息与情欲的美好，表现出沈从文关于爱与美的生命理想 [ 23 ] 。湘西是原始自然的，湘西文化，湘西的“乡下人”同样是原始自然的。在“爱欲”中，沈从文将湘西的自然与神性展露无遗，塑造了湘西的文化价值。 总之上海的高气压带来的“苦闷”使得沈从文在创作上出现了“文化湘西”的萌芽，这个萌芽也正表明沈从文已不单单将自卑感作为创作的驱力，描摹原始的湘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建构理念意义上承载着文化意义的湘西，虽然只是一个开始。“文化湘西”，或者说沈从文对自卑的超越的成熟要等到《边城》的出现。 3.2.2. 超越自卑的里程碑 1934年，沈从文又回到北京，生活和创作也有了变化：文学创作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受到广泛重视；生活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和张兆和结合。“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这种平衡，正是新的家庭所必不可少的！”( [ 7 ] ， p. 273)于是他创作了《边城》。“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正惟如此，这个作品在个人抽象感觉上，我却得到一种近乎严厉而讽刺的责备”( [ 7 ] ， p. 275)。根据历来众多学者的研究，沈从文创作《边城》是因为几个“偶然”和一些“不凑巧”。《边城》叙述了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翠翠、傩送和天保三人之间的“不凑巧”，而这正好是沈从文婚姻生活的“不凑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 7 ] ， p. 274)。也就是说，沈从文借《边城》表达了自己过去的人生体验，而且很鲜明地将这种表达讲述了出来。沈从文的创作习惯没有改变，他仍是在宣泄，在诉苦。只是此时的“苦闷”俨然已经升级换代了，他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感悟到了“人性”，独特生活经历也让他反思“人性”。但理想面对现实，不得不让他又“苦闷”了。虽然沈从文知道这样的宣泄“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向‘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 [ 7 ] ， p. 274)，但是他毕竟迈出了这一大步，实现了内心情感的抒发，使自己的自卑感与逆反心理得到了救赎与超越。就主人公“翠翠”而言，她承载了沈从文对生命的寄托。作品其他内容也是寓意深刻：无论是“三美”还是“湘西世界”、“希腊神庙”，都受到人们的不断称赞；它不简简单单是湘西文化的复现，它的背后有一种庄严浑厚之感，是以湘西为代表的中国乡土的景象，这是对乡土小说的超越 [ 12 ] 。碾坊与渡船，车路与马路不仅是简单的苗汉文化的冲突与对比，也涉及到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表现了沈从文的理性思考。《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更是他超越自身的里程碑，不仅使生命体验得以抒发，也在艺术上臻于成熟。沈从文称自己的作品为“情绪的体操”：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 24 ] 。蔼理斯所谓“情绪的操练”正是以体操来比拟艺术的伸张情欲—情绪的作用，而沈从文的“情绪的体操”的文学创作观正符合蔼理斯的原意 [ 25 ] 。《边城》无疑是成功的“操练”，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观的超越。不仅如此，“沈从文从周作人以及鲁迅那里，领会到了节制的抒写和低调的抒情之好处，尤其是周作人散文之平和冲淡的抒情格调，实在潜移默化了沈从文的写作风格，使他的小说不再倾情宣泄、一览无余，而逐渐变为含蓄隐秀且略带忧郁和涩味了” [ 25 ] 。于是，湘西题材的深层转变同创作风格的臻于成熟相结合，沈从文从多方面实现了转变。 3.3. 心理与创作的真正超越 之后，经历了一个里程碑，“超越”继续发展。1934年，沈从文回乡探亲，沿沅水乘船行走。故乡仍是那个故乡，只是经历了都市几番洗礼的沈从文已不再是那个单纯地自卑和逆反的沈从文了，面对自己在都市整日怀念和描写的风土人情，他有着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其中牵涉的“人性”。沈从文仍旧把情感转化为文字，写了许多信件，创作了《湘行散记》并从多方面建构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中的“湘西世界”，向人们展现了独特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其一，关于生与死。《桃源与沅州》一文提到了生与死的问题，没有用沉重的笔调，只是平静地叙述水手的生死：“上滩时一个不小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技术又不在行，在水中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 [ 10 ] ， pp. 229-230)。“那个特派员的尸体，于是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牺牲者，一齐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几年来本地人在内战反复中被派捐拉夫，在应付差役中把日子混过去，大致把这件事也慢慢的忘掉了”( [ 10 ] ， p. 231)。这些描写一如自传中对生死的描写，既不恐惧，也不悲悯，独特的生命体验背后是对人性的反思。其二，关于水手与妓女。水手与妓女是沅水流域两个普通却特殊的群体，继续沿沅水而上，便经常见到他们了。水手与妓女相互依存，惺惺相惜。沈从文没有对他们作伦理的评判，而是从爱和人性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关照，他们是原始生命力的体现，有自己的生命哲学，生活得浑厚而舒适。无论是夭夭，多情的牛保，还是穿绿衣的邮船水手，包括沈从文自己小船的水手，他们都有自己的哀与乐，“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 [ 10 ] ， p. 258)，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其三，关于历史与现实。那个戴水獭帽子的朋友在饱经人情世故之后(挨过打，当过兵，打过人，睡过无数的妓女)，变得对一切都“不在乎”了，这是浅层次的历史与现实；沈从文还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度的、直指今天的叩问：“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 10 ] ， p. 245)。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人种种生命体验，而这些文字在简明直接地表现沈从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的同时，也是他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总结，是他多年生活与创作的积淀，是经历众多人事变迁后的沉淀。沈从文一以贯之的自卑感和逆反心理在经历了众多的磨练后，终于得到超越。经历了生的苦闷、爱的挣扎、人性的反思，沈从文已经将上述种种升华为具体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成为固定的创作心理，再付诸于创作，实现了内心情感的抒发，也发出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 与沈从文的理想联系起来看，沈从文刚来北京时的理想是“读好书救救国家” [ 7 ] ，苏雪林则鲜明地指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个别民族争生存权利” [ 26 ] 。沈从文将理想付诸了行动，十几年间，凭着“乡下人”的执拗，在“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中不断前行，逐步超越自卑，从人事的、“原型”的湘西开始，抽象出其中的自然与神性，突出其文化意义，最终挖掘湘西世界中的人性，在自然与人性、神性的合一中，建构起文化湘西，建立起不朽的文学价值。 至此，“乡下人”沈从文真正实现了对自卑和逆反的超越，他找到了自己都市中的地位，在文学中的地位。1924年~1936年，在与现实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在不断抒发“苦闷”的道路上，自卑感和逆反心理不断给予沈从文动力，并以超越促成了他的成功：首先成功地将自己芜杂的乡村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字，呈现给了都市的读者；其次成功地使抒写自己独特人生体验的作品得到认同；再次成功地将少数族裔的经历和体验转化，提升为生命哲学；最后成功地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也促成了其创作由“原型湘西”向“文化湘西”的提升。可以说，自卑和逆反给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沈从文借这些独特生命体验开创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反过来超越了自卑与逆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在以后的创作中沈从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作品《长河》等，都是其超越的深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