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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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创新引导下的湖北大学《城市地理学》教学改革探索 湖北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和地理科学专业《城市地理学》课程，长期指定高教版《城市地理学(第二版)》为教材，教学内容主要据此安排章节。但从2016年起，湖北大学《城市地理学》课程，不再指定该书为教材，只作为教学参考书，并参考本科专业培养方案，避免重复，突出核心，相应缩短教学课时，减少授课章节，重组教学内容，探索创新性教学。改革主要体现在课程内容和教法更新、动态考核和弹性教学3方面(见图1)。 图1. 守成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对比 3.1. 教学内容更新 《城市地理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必要摆脱对原有教材的简单依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并加以合理设计。 第一，凝练基本概念体系，明确教学主体内容。即“一个核心，一条主线，两类空间，两重参照”。“一个核心”，指城市。城市是城市地理学唯一核心研究对象，要多角度多方法去认识其现象和本质。“一条主线”，指城市化。城市本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城市化是城市发展并与区域互动的过程，包括人口、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生活方式等多种结构性变化，是一条贯穿各种城市问题的红线。“两类空间”，指城市宏观空间组织和城市微观空间组织。宏观空间组织，主要研究都市区和城市群等概念，涉及城市职能、城市规模分布、城镇体系等问题。微观空间组织，涉及CBD、开发区、城中村、消费空间、文化空间等概念(见图2)。“两类空间”中，重点讲解城市微观空间组织。“两重参照”， 图2. 《城市地理学》基本概念体系 则指案例选择既考虑全球性也考虑地域性，地域性又重点择取与武汉有关的案例。按照这种逻辑关系，重新组织知识模块，保留精华，吐故纳新。 第二，明确更新重点和资料的来源途径。更新是结合老师教学识断和时代背景，所做出的问题更新、资料更新、方法更新、观点更新(见图3)。而更新的资料来源途径，主要是报纸、期刊、学术专著、学术会议、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微信公众号、小说、影视、老师自己的游历照片(见图4)。这种更新明显注入教师的个性特征、生活感悟、人文情怀，并展示其研究视野和城市足迹。 图3. 教学内容四种更新 图4. 资料更新的来源途径 3.2. 重视研究式和参与式教学过程 我们在创新教育中主要采取研究式和参与式教学，这两者都非常注重问题导向，需要老师指导和学生参与双管齐下。老师重在选择合适问题并加以指导。所选问题一是紧扣现实，二是源自书本，既要具有真实性，也要具有解决的可行性。学生参与创新，就要在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下，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探索，充分调动各项能力来完成任务。 研究式教学可针对现实问题。比如中国城市中最活跃的开发区问题，高教版《城市地理学(第二版)》中，是按“开发区概念—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开发区的区位特征”这种逻辑来讲。但所用的资料比较陈旧，最新动态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因此，我们将教材上的理论问题向最新的现实问题延伸，将之与自贸区、新城新区等相联系，并以被普遍关注、反映最新发展趋势的“雄安新区”、“长江新城”、“湖北自贸试验区”等，来进一步诠释城市开发区基本概念、类型、区位选择特点、产城融合等问题。这个问题的设计，部分概念和开发区历史可以从教材上获取，最新案例又介绍了新概念、强化了学生们对现实的关注，使静态理论与动态现实相结合，强化了知识之间的联系，使抽象理论问题变得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从而学生们产生很强的带入感，对问题保持很高的兴趣。 再如书本上的问题。我们在阐释“城市”这一核心概念的时候，就不单纯介绍“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 2 ] ，还引入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城市本质上是个市场聚落” [ 3 ] 、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城市是一座社会活动的剧场” [ 4 ] 、以及艾伦·莱瑟姆等提出的“城市是不同种类的自然呈现” [ 5 ] 等观点，从地理、经济、社会、人和自然等多个视角进行概念诠释和解析。而且，我们还分别从政治用语、专业术语、文学话语三个层面来看待不同领域对“城市”这同一概念的认识(见图5)。 图5. 政治用语、专业术语、文学话语对“城市”概念的诠释 上述三段话，同是在说明城市，但分别对应着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在政策和学术中，“城市”分别对应着“载体”和“剧场”，概括但表述相对抽象，而小说则非常形象生动和具体，为“载体”找到了所载的生活内容，为“剧场”找到了合适的演员。三种话语对同一概念的表达互不相同，却互相补充。这种对核心概念的拓展，使孤立的知识之间建立联系，让学生感觉到“城市”一词原来内涵十分丰富和鲜活，“会心”和“顿悟”。 而且，我们由此引导学生自己去解读城市，进行参与式教学。老师在示范之后，布置了“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课后作业，要求同学们选取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开展阅读，学习作家认识城乡的敏锐视角。并要求学生注意比较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对相同城乡空间的表达差异。最后再通过作业汇报，使师生都能从中获得新的启发。 3.3. 建立动态考核体系实施弹性教学 为及时检验和保证教学效果，我们也尝试建立动态考核体系。湖北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城市地理学》课程，共计32个学时，每周4节课，8周。我们的动态考核分为三个部分，3次随堂测验、2次课后作业、1份社会调查视频，分别占100分成绩的30%、30%、40% (见表2)。我们取消了期末考试。但是单元测验都是客观填空题，主要考查基本概念理解和记忆，基本可以面上了解同学们听讲和看书复习情况。两个课后作业，一是“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一是“中国城市最新地形分类”。后者是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城市总数，对比教材所用1983年的数据，按照教材同样的分类方法进行归纳，以便总体把握中国最新城市地形分类的数量和空间特征，并对教材相关结论进行校验。这个作业，也是每一位同学都来参与，分担其中的部分工作，并由不同学生负责共计三轮校对，最后汇总进行统计分析，并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汇报。社会调查，则是让每一位同学们都用手机拍摄一段能够反映城市化的调查视频，拍摄时间和具体内容不限，但要自己配音解说拍摄地点、主题、特色和缘由。 Table 2 Dynamic assessment system of urban geograph 动态考核体系 随堂测验 课后作业 调查视频 次数 3 2 1 分数占比 30% 30% 40% 具体要求 填空题 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 中国城市最新地形分类 自配解说 表2. 《城市地理学》动态考核体系 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作业，让学生们纷纷产生了兴趣，跃跃欲试，并希望向老师和同学展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通过一系列随堂单元测验，学生可以及时发现自己对核心概念和基本观点是否了解，并及时与老师在课堂上交流。绝大多数同学根据测验能较为迅速的调整学习态度，并在整个学期的课堂上集中精力听课。而老师也会不断发现问题所在，及时答疑解惑，强调重点，并适当调整教学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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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大学是文化知识的殿堂，创新始终是学术传承和教育发展的生命。创新教育是具有挑战性的教学双向互动过程，教师和学生应各负其责且教学相长，更宜突出问题意识而采取研究式和参与式方法，并配以合理的动态考核体系和机制，实施弹性教学。湖北大学《城市地理学》课程通过创新引导下的教学改革，初步实现了体系相对稳定、案例即时更新、模块弹性组合、师生双向互动、共同探索问题的新模式。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科研，及时吸收最新成果，将《城市地理学》建成一门人人乐于参与，共同创造新知，创新人才不断成长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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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对于生活中不愉快的记忆，人们宁愿选择遗忘，由此个体大脑的主动抑制功能尤为重要。研究表明，人们可以主动压抑对记忆的提取从而产生遗忘。自2001年“想/不想”范式提出以来，实验材料已经从词语配对拓宽到人脸、场景、灾难性记忆、自传体记忆等上，并与期待效应范式、睡眠等相结合，分别通过ERPs和fMRI技术探讨记忆主动遗忘的脑机制。其中，ERPs技术下发现的N2家族可能存在多个子成分且表征不同功能；fMRI技术下通过功能连接发现了背外侧前额叶对海马这一自上而下的调节作用，而海马上氨基丁酸的浓度更是决定抑制效果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主动遗忘，实验材料，ERPs，fMRI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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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过去一世纪中，记忆研究往往聚焦在可以使我们产生遗忘的被动因素上。研究者们认为随着时间流逝，记忆痕迹的消失、记忆中相同经历的干扰和其中一些物理性信息的改变，使得我们遗忘记忆，难以回忆过去(Baddeley， Eysenck， & Anderson， 2009)。但在生活中，当一种会引起负性记忆或者负性情感的提示物出现时，我们总是努力地把它们从意识中驱逐出去，这一做法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情绪状态、身心健康。从这点上说，个体可以通过自我控制主动进行记忆抑制。无论是定向遗忘任务、白熊任务还是提取诱发遗忘范式，都着力证实了记忆的主动性遗忘过程。基于运动抑制的Go/no-go任务，Anderson和Green (2001)提出了“想/不想”范式(Think/no-think， TNT)，从抑制提取的角度研究记忆的主动抑制效应。本文将从实验范式角度、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和功能核磁影响技术(fMRI)三方面探讨近年来该范式下记忆主动遗忘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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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ERPs研究的新进展 3.1. 期待效应的ERP 期待效应对记忆抑制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行为结果上，ERPs研究中也有证据。Hanslmayr等人(2009)将所有试次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前、后两段，结果显示，在命令提示呈现的1 s内，“不想”条件的前后半段波幅差异显著，而“想”条件下无此现象。之后根据遗忘率大小(“基线”回忆率减“不想”回忆率)将被试分为高、低遗忘者，仅针对“不想”条件的结果发现，高遗忘者的前后半段波幅差异显著，前者波幅更正，即随着时间正波逐渐降低。同时该波段呈现右侧额叶和左侧顶叶拓扑分布，而低遗忘者结果中无此现象。考虑到以往记忆提取实验中右侧前额波幅和记忆提取编码的相互关系(Herron & Wilding， 2006)，该效应很可能反映了自上而下的抑制机制的驱动，由此为接下来的记忆抑制做好准备。 3.2. N2家族 在运动抑制任务中，研究者们常常在刺激开始后250~300 ms内发现代表认知控制功能的N2成分，其往往呈现前额-中央拓扑分布(Folstein & Van， 2008)。类似的，Mecklinger，Parra和Waldhauser (2009)在TNT任务中发现“不想”条件比“想”条件在350~450 ms引发了更大程度的负波，尤其是对于前者条件下成功遗忘的项目对应的试次，表征了其抑制功能。不同的是该N2成分比运动抑制产生的N2产生潜伏期更长。更多研究中(Bergström， de Fockert， & Richardson-Klavehn， 2009a; Bergström， de Fockert， & Richardson-Klavehn， 2009b; Chen et al.， 2012)发现了两种负性成分，一种在刺激开始后的200 ms左右，另一种在400 ms左右，表征不同的认知控制功能。最新研究中，Streb，Mecklinger，Anderson，Johanna和Michael (2015)分别把早期负成分和晚期负成分在“想/不想”条件下的差值与遗忘率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皆与抑制导致遗忘现象呈正相关。 源定位分析表明，产生于不同脑区的N2成分代表不同的功能，如产生源位于前扣带皮层时其表征冲突监测功能，而定位在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N2往往指向抑制控制本身(Garavan， Ross， Murphy， Roche， & Stein， 2002)。综上，在记忆抑制过程中，N2可能不是一个单独成分，而是随着时间呈现出早期、晚期的不同家族成分，表征个体从发现任务冲突到实际记忆抑制的一种动态操作过程(Che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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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fMRI研究的新进展 4.1. 基础研究 以往的fMRI结果显示，与“想”条件相比，“不想”条件下DLPFC(尤其是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 MFG)，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尤其是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的激活更大，而与记忆有关的海马、旁海马等区域激活显著下降(Anderson et al.， 2004)。动态因果模型下的功能连接分析揭示了这一由DLPFC到海马的自上而下的抑制调节机制(Benoit， Hulbert， Huddleston， & Anderson， 2015)。通过要求被试标记TNT阶段每个试次下是否有记忆闯入，发现与无记忆闯入相比，记忆闯入情况下海马激活下降更为明显，并且这一下调程度与个体的抑制导致遗忘效应显著相关(Levy & Anderson， 2012)。功能连接分析发现，随着试次的不断进行，这一自上而下的控制机制随着将闯入记忆驱逐的需求的减弱而下降，并且早期的DLPFC和海马间的负性耦合现象有效地预测之后的遗忘效应(Benoit et al.， 2015)。当实验材料带有负性情绪时，杏仁核的激活也会同海马一起受到抑制(Depue， Curran， & Banich， 2007)，且MFG对杏仁核的调节与对海马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再次通过海马抑制杏仁核或者相反的二级抑制过程(Gagnepain et al.， 2017)。 抑制控制对于调节行为以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心理领域包括记忆、情绪、运动反应等等。有研究者研究同一被试的记忆抑制、运动抑制和情绪反应三者间脑机制的异同(Depue， Orr， Smolker， Naaz， & Banich， 2016)。结果发现右侧MFG在所有任务中的抑制调节下都显著激活，作为最高层“指挥官”自上而下地对于记忆、运动、情绪反应有关区域进行调控。Guo，Schmitz，Mur，Ferreira和Anderson (2017)通过元分研究运动抑制中的经典范式Go/no-go、stop-singal任务与TNT范式间的异同。结果表明，三个任务在大脑右半球的DLPFC，VLPFC，缘上回/角回等区域都有激活，暗示了运动抑制和记忆机制的相似性。从子皮层层面上看，三种任务在基底节上也产生了类似的激活，可见基底节在抑制控制的跨功能网络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严格地说，TNT任务和stop-signal任务在皮层和子皮层激活上有更高相似程度的激活，推测二者可能共享一种纹状体回路，参与到意识和行为的“行动-取消”过程中。 4.2. 神经递质 从神经生物学层面上来说，γ-氨基丁酸(GABA)作为一种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参与到多种代谢活动中，具有很高的生理活性。诸多结论暗示海马上GABA的缺失可能是导致记忆遗忘的原因。借助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技术分析TNT任务中记忆抑制阶段的DLPFC和海马GABA浓度，研究者们发现海马上的氨基丁酸能的抑制是使得记忆被抑制的重要来源。尽管DLPFC有助于自上而下的信号需求来阻止记忆提取，但是这种信号的有效性最终还是依靠海马GABA的浓度来完成抑制。当个体海马GABA浓度过低时，前额控制信号对海马活动的影响以及后续对不想要记忆的影响能力都是有限的(Schmitz， Correia， Ferreira， Prescot， & Anders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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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分别从实验范式、ERPs研究和fMRI研究三个方面概述了近年来TNT研究的新进展，证实了负性控制效应在多种记忆条件下的存在以及MFG在抑制功能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些实验设想以推动TNT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5.1. 听觉记忆的主动抑制 记忆并不局限于视觉通道，生活中我们被声音、场景包围。将主动遗忘范式拓宽到听觉领域大大增加了实验的生态效度，更具有实际意义。除了将文字转换成语音，也可以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声音作为材料进行研究，并通过ERPs技术以期发现听觉特有成分N1和fMRI技术下的听觉皮层，全面揭示记忆主动遗忘的脑机制。 5.2. 动机与记忆抑制的结合 动机作为一种内部动力系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认知活动，有关于动机强度、动机性质对工作记忆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其与记忆主动遗忘的关系还未有明确观点。未来研究可以将“奖惩”动机与TNT范式结合，探讨不同性质动机对记忆主动抑制机制的促进/阻碍作用与否。 5.3. 睡眠或睡眠剥夺下的记忆抑制 近年来有些许研究将睡眠与记忆抑制结合，但结果不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慢波睡眠和REW阶段在睡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未来研究可以针对于此，深度探讨睡眠不同阶段和记忆抑制的关系。同时诸多睡眠剥夺研究表明，缺少睡眠会对前额皮层产生显著影响，导致个体认知任务表现较差，个体的认知控制功能减弱尤其是抑制功能的减弱。但睡眠剥夺对记忆抑制的影响还未知，未来研究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更好地研究睡眠剥夺对个体认知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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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性意图推断即个体对他人追求性活动的主观兴趣的评估。若评估与个体实际性意图不符则产生性误解。已有研究表明男性易高估女性的性意图，研究者从进化心理学、生理差异、社会化和性别刻板印象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性误解不仅受被试自身特点的影响，还受评价目标及所处情境的影响。已有研究在择偶值与高低估、男性高估等问题等上存有争议。未来应致力于发展理论模型、丰富研究方法和研究群体、重视个体差异研究及加强跨文化研究，力图深入理解性误解的产生原因与形成机制。 关键词 :性误解，两性差异，个体差异，择偶值，性意图高估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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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两性交往中，个体要根据各种线索尽可能准确地推断对方是否在向自己传达性意图。所谓性意图推断(perceptions of sexual intentions或sexual intent perceptions)即个体对他人追求性活动的主观兴趣的评估，这种性活动包含从触摸、接吻到性交之间的一系列行为(Lindgren， Parkhill， George， & Hendershot， 2008)。由于线索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很难准确推断。如果接受者没有正确加工这些线索，他们就会发生性误解(sexual misperception)，即出现对他人性意图的高估(sexual overperception)或低估(sexual underperception)现象。一般认为，男性比女性倾向于有更高的性兴趣，男性也被期望开始和主导性行为过程(Sakaluk， Todd， Milhausen， & Lachowsky， 2014)，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女性拒绝，男性也会主导女性继续性行为。这种性误解可能会导致性胁迫(Bouffard & Miller， 2014)、性侵犯(Edwards & Vogel， 2015)和性骚扰(Bendixen， 2014)等。性误解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男性更易高估女性的性意图，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围绕此现象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已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性误解的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但是，在中国相关研究还较为匮乏。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就性误解现象展开的理论研究和影响因素探究的现状，以及已有研究中存在的未解决争议，一方面可为继续推进性误解的产生机制探索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为后续研究者提供探索性误解的新角度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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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性误解的理论探索现状 自从Abbey (1982)在实验研究中发现被试在与性相关的变量的评价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男性被试的评分显著高于女性之后，很多学者就此性别差异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解释。以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 2.1. 进化心理学角度 错误管理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从进化心理学出发对性误解现象进行了解释，该理论认为个体所做推断的价值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生存和繁衍。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个体会保存有利于自身繁衍的认知，而逐渐削弱代价过高或收益过低的认知。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下做出判断时，一般会出现两种错误(Haselton & Buss， 2000)，第一类错误是假阳性错误(false positive)，即将友好知觉为性兴趣；第二类错误是假阴性错误(false negative)，即将性兴趣知觉为友好(Kohl& & Robertson， 2014)。在进化心理学中这两种错误对男女两性而言所带来的收益及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同。对于男性而言，其想要尽可能地传递自身基因增大繁殖机会，只需争取更多的性伴侣即可，因此男性会通过高估女性的性意图来获益。而对于女性而言，其繁衍后代需要经过怀孕期与哺乳期，在此期间不能有其他伴侣，大量的时间与资源要耗费在照顾后代上，因此女性会通过低估男性的性意图来避免付出代价。 2.2. 生理差异角度 线索不敏感理论(cue insensitivity hypothesis)与投射理论(projection hypothesis)都是从男女两性的生理机制差异角度对男性高估现象进行了解释。线索不敏感理论(Farries， Treat， Viken， & Mefall， 2008)认为男女在感知觉敏感性上存在差异，男性在区分友好行为与诱惑行为方面不如女性准确，因此在线索模糊的情况下，男性可能由于不能准确区分友好与诱惑行为而发生误解。投射理论(Shotland & Craig， 1988)认为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唤醒基线导致他们有不同的性知觉阈限值，在评价他人时男性会以自己的性欲为模板并将其投射在女性身上，因此男性比女性知觉到更多的性兴趣。Shotland等人还指出类固醇激素可能会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有研究发现当男性与他人进行交流时，睾酮分泌会增加，特别是与女性交谈时，这种变化量更为显著(Roney， Mahler， & Maestripieri， 2003)。因此，睾酮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男性高估，当然，也可能是高估导致了睾酮的变化。此中因果关系还需进行深入探究。Maner等(2005)基于投射理论提出了功能投射(functional projection)，认为个体的动机状态会导致其高估他人的情绪状态。例如，择偶动机较强的男性会高估高吸引力女性的性兴趣。但Lenton， Bryan， Hastle和Flscher (2007)又提出投射不一定是功能性的，性意图较高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将自己的性意图投射在不认识或者吸引力一般的目标身上。Hart和Howard (2016)年的研究同时支持了Maner等(2005)和Lenton等(2007)的理论，他们发现男性的社会投射会受其自身的性动机的影响。究竟动机在投射过程中起何种作用还需未来的研究进行验证和深入探讨。 2.3. 社会化与性别刻板印象角度 由于社会对男女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与要求，如男性常被要求在两性关系中要主动，特别在性方面，男性更是主导者；而女性则被要求要矜持，因此，男女要经历不同的社会化过程。Abbey (1982)最初从男女不同社会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过度性化理论(oversexualization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男性更多从性的角度去知觉世界，男性被大众传媒被刻画为比女性对性方面更有兴趣，一旦男性发展出这样的性定位，会导致他们将模糊信息解读为含有性意图。正因为男女的社会角色与分工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性别刻板印象。大多数国家都是男权社会，这可能导致某些男性对女性有着消极的刻板印象，他们可能会怀疑女性的动机，认为她们另有所图，亦或是将女性看做是泄欲的工具。Malamuth， Linz， Heavey， Barnes和Acker (1995)提出敌对的男子气(hostile masculinity)与无感情的性(impersonal sex)可以融合产生最高水平的性侵犯，这两者又合称为合流模型(confluence model)。有研究者试图运用此模型解释男性高估现象。敌对的男子气即对女性不信任，并且满足于控制女性(Wegner & Abbey， 2016)，在敌对男子气上得分较高的男性将性看做是向女性展示权力而非表达爱的方式，他们相信女性是虚伪的并且会通过游戏的方式从男性身上获取她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他们更容易高估女性的性意图(Jacques-Tiura， Abbey， Parkhill， & Zawacki， 2007)。无感情的性即个体在性关系中不承担义务并对性持游戏的态度(Malamuth et al.， 1995)，这方面得分较高的男性将性行为看做是获取身体快感的方式，并热衷于短期性关系，因此他们更容易高估女性性意图。 过度性化理论、线索不敏感理论和合流模型都是较浅层次的理论，投射理论和错误管理理论是较深层次的理论，且后者可以用于解释前者。男女激素分泌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认知加工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基线，因此男性知觉世界的方式、对模糊线索的加工不同于女性。同时从进化角度而言，男性追求更多的性伴侣来增加自身的繁衍力，因而会性客体化女性，对女性形成消极的刻板印象。虽然这些理论都可用来解释性误解现象，但研究者们观点不一，所支持的理论也不尽相同，因此为系统地探讨性误解现象，还需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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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性误解的影响因素 性误解的实证研究自1982年才开始，是相对较新的领域。近年来，除了理论研究与性别差异研究之外，性误解的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本研究将以往性误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个体相关因素 自Abbey之后，性误解的性别差异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通过多种测量方法对此进行了验证性研究。Bendixen (2014)用问卷对性误解现象进行调查时发现女性性兴趣被异性高估的比例要高于男性，而男性性兴趣被异性低估的比例要高于女性；Perilloux，Easton和Buss (2012)通过现场互动的方式也发现男性易高估其交谈伙伴的性兴趣，而女性易低估其交谈伙伴的性兴趣；Perilloux和Kurzban (2014)让被试评价情境中各种行为所暗含的性意图时也发现男性被试的评分要显著高于女性；Howell，Etchells和Penton-Voak (2012)通过呈现人物面孔图片的方式来测量被试对性兴趣的评价也发现男性被试相较于女性被试在评价女性目标人物时认为其更多地在和异性调情；刘修丽(2011)的研究也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常发生将异性的性意图理解为友好的漏报型错误，而男性则更常发生将异性的友好误解为性意图的虚报型错误。除性别差异之外，被试的态度、观念、性唤起水平、择偶值、人格等也都会影响其对他人性意图的知觉。研究发现持强奸支持观点的个体(Treat， Farris， Viken， & Smith， 2015)、持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个体(Jacques-Tiura et al.， 2007)会误解他人的性意图；个体的性唤起也会影响性意图推断结果，研究发现被试自我报告的性唤起水平与其对他人性意图的高估呈显著正相关(Bouffard & Miller， 2014)；个体的社会性性取向及择偶值与性误解也高度相关，持不限制性性态度及择偶值较高的男性更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性意图(Howell et al.， 2012; Perilloux et al.， 2012; Kohl et al.， 2014)；个体的人格特征如依恋类型(Hart et al.， 2016)、自恋程度(Wegner et al.， 2016)也会导致其对他人性意图评分的差异；Kunstman和Maner (2011)将性误解与权力、择偶动机结合研究时发现权力可以激活性动机，当目标人物是单身时，权力组的被试相较于控制组的被试期望更多的性兴趣。 3.2. 目标相关因素 首先，目标的性别对被试的评分有很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对男性目标的性意图进行评分时性别差异不显著，但评价女性目标时，男性的评分却显著高于女性(刘修丽，2011)。其次，个体可以从他人的衣着打扮中推断出一些信息，同样，被评价目标的特征也会影响被试的评分。研究发现女性目标的非情感特征如服装款式和吸引力会影响男性对于其性兴趣的判断，女性目标的吸引力越高穿着越具挑逗性，男性越容易高估其性兴趣(Treat， Viken， Farris， & Smith， 2015)。朱甜蜜(2013)同样也发现相较于穿着保守的女性目标，被试对穿着暴露的女性目标的性意图评分更高。除此之外，被评价目标的衣服颜色也会影响被试的评分。Guéguen (2012)研究发现相比于绿色、蓝色和白色，男性被试认为身着红色衣服的女性更有吸引力且有更高的性意图。不仅男性会有这种“红色效应”，女性也认为穿红色衣服的女性比穿白色或绿色衣服的女性的性接受程度更高(Pazda， Prokop， & Elliot， 2014)。虽然，朱甜蜜(2013)在外显的实验中没有发现类似的“红色效应”，但后续的内隐联想测验却发现男性被试更倾向于将女性的红色着衣风格与性联系在一起。 3.3. 情境相关因素 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深刻影响着别人对他的知觉。同一个个体，当他/她与异性在餐厅时，人们可能认为他/她是出于友好，并不一定存有性意图。但当他/她与异性在夜店饮酒时，人们的评价可能就大不相同了。因此情境对人们的认知有很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目标人物处在与性有更高相关的场景中，男性被试认为目标人物感觉到更高的性兴趣，而目标人物的友好程度评价却很少受其出现的社会环境影响(Treat， Viken， & Summers， 2015)。此外，也有研究表明饮酒会导致男性从女性的行为中知觉到更多的性信息(Abbey， Zawacki， & McAuslan， 2000)，男性也会性化饮酒女性的行为(Jacques-Tiura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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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现有研究争议的焦点 4.1. 择偶值与高低估问题 Kohl和Robertson (2014)从错误管理理论出发，推测择偶值高低估的关系，他们认为低择偶值的个体被异性选择的机率低于高择偶值个体，其低估他人性兴趣所带来的代价也相应较高。因此，低择偶值个体应更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性兴趣。但实证研究却与这一假设相悖。研究发现高择偶值个体反而更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性兴趣(Kohl et al.， 2014; Perilloux et al.， 2012)。Kohl等认为可能是个体的过往经验影响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高择偶值的男性有更多成功交往的经验，导致其性期望增强，这种性期望反过来会影响其对于社会信息的知觉和加工。而低择偶值的男性有更多被拒绝的经验，导致其性自尊降低，低性自尊反过来会导致其在后续的社会性情境下有更低的期望。但Perilloux等人却认为高吸引力的个体倾向于追求短期择偶策略，并且对他们而言如果被拒绝也非常容易找到下一个伴侣，因此高吸引力的个体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性意图。关于择偶值与高低估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影响因素还未有研究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可在此方面进行推进。 4.2. 男性高估争议 虽然除了个别研究之外，大部分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结论，即男性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性意图，女性倾向于低估他人的性意图。但是由于个体真实的性意图难以准确测量，因此两性差异的存在与否还存有争议。一方面，可能男性真的易高估女性的性意图；另一方面，可能女性对性意图的知觉不如男性敏感，亦或是女性知觉到了男性的性意图，但是出于社会文化的要求没有如实报告。Perilloux和Kurzban (2014)首次对两性在性意图推断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探讨。在其研究中激励措施可以显著增加女性被试的性意图评分，且男女被试均认为女性真实的性意图要显著高于女性自我报告的性意图。基于此，他们认为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男性高估他人性意图的结论更有可能是由女性低估他人的性意图而引起的，所以不能过分夸大男性高估效应。但随后又有研究者对该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Perilloux等人的研究结果是由于问题顺序和语言习惯导致的(Murray， Murphy， Hippel， Trivers， & Haselton， 2017)。虽然问题顺序会暗示被试做出不同的回答，但在男性是否真的高估方面Murray等人的研究并未说明。在Perilloux等人的研究中，男性被试对女性会报告的性意图的评分与其原始评分并无差异，而女性被试的评分却显著高于其原始，这说明被试在评价时对题目的理解就可能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此时，文化因素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就此做深入的探讨。另外，为探明男性是否真的高估，未来可引入脑电或脑成像等更具说服力的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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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尽管自Abbey首次对性误解展开研究已有30多年，但性误解的影响因素众多，现有研究主要依靠被试主观报告，且缺乏绝对的高估与低估标准，因此还存有很多争议与研究空白。综上所述，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发展统一的理论模型，深入探讨性误解现象背后的机制。虽然已有很多理论对性误解的性别差异做出了解释，其中，错误管理理论和投射理论得到的支持居多，但研究者们各有观点，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为使性误解的研究更加体系化，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可或缺，未来研究可继续进行相关的理论探索。 第二，重视我国文化背景下性误解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外，国内还未有学者发表有关性误解现象的研究。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性多持隐讳态度。刘伟(2011)曾用社会性性取向量表在国内进行了施测，并将国内结果与国外进行对比，发现中国排名靠后，说明中国人的社会性性取向是倾向于有限制的。而且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开放程度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性误解现象很有必要。 第三，丰富研究方法和研究群体。一方面，以往研究多以被试的主观报告为主，难以探明性别差异到底因何而致，未来可尝试引入脑电、脑成像等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推断陌生人的性意图，对于朋友、情侣、夫妻之间的性误解现象研究较少，且对于熟人之间的性误解研究会更具现实意义。已有研究表明朋友及恋人之间都存在类似的高低估现象(Lemay & Wolf， 2016; Muise， Stanton， Kim， & Impett， 2016)，未来可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重视个体差异在性误解现象中所起的作用。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性误解的两性差异上，对于个体差异的研究较少且较为零散。为何有些个体更倾向于误解他人的行为？这种性误解现象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都值得未来的研究者去深入探索。例如，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高外倾性、低宜人性、低责任感与高水平的短期择偶相关(Schmitt & Shackelford， 2008)。可见人格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择偶策略从而导致性意图的知觉偏差。此外，依据投射理论，个体会以自己的性欲为模板推测他人的性意图，那么性欲与性意图推断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暂时还未有研究给予说明。关于性误解现象的个体差异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未来很有必要丰富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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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Muller-Lyer错觉是一种著名的大小错觉，已有一些行为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Muller-Lyer错觉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但是这些个体差异的脑基础还不清楚。本研究从脑形态学特征和静息态出发探究和Muller-Lyer错觉个体差异相关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Muller-Lyer错觉效应与枕下回及上顶叶的灰质体积有显著的负相关；Muller-Lyer错觉效应和上顶叶与枕下回之间的功能连接有显著的正相关；错觉图形距视野中心的距离越远，则错觉效应量越大。这些结果表明，Muller-Lyer错觉的个体差异与视觉表征和注意相关的皮层的结构和功能有关，提示视空间注意的分辨能力和皮层表征的精细程度是产生错觉的基础。 关键词 :Muller-Lyer错觉，磁共振成像，灰质体积，功能连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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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视错觉是人们基于经验或不当的参照而出现的与所观察物体的物理实际不符合的视觉判断和感知，诸如方向错觉、颜色错觉、大小错觉等。视错觉是人类知觉加工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对其形成机制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更好的认识知觉加工能力。因而视错觉相关的研究受到了视知觉领域研究者们的大量关注(Bechtel， 2013; Crick， 1995; Zeki， 2004)。Muller-Lyer错觉是一种经典的大小错觉，指两条原本等长的线条，因两端箭头的朝向不同，而看起来箭头朝内的线条比箭头朝外的线条要短些的现象。这种视错觉最早是由Franz Carl Müller-Lyer于1889年提出的，并由此得名。Muller-Lyer错觉实际上是个体在接受和处理视觉信息时，在对比中出现的与刺激实际的物理指标大小不符的感知。目前其产生机制尚不明确。 关于Muller-Lyer错觉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回顾前人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关注的主要是Muller-Lyer错觉的图形要素与认知的关系，如箭尾的长短、图像的对比度及颜色、箭尾与中轴的夹角、箭尾的形状等对错觉效应量大小的影响。比如，有人(张铁忠，1986)考察错觉大小的图形结构因素，发现夹角角度与错觉量成反比，和诱导线段长度成正比；此外，随着图像对比度增大，对错觉的感受也更敏感，这可能是视皮层细胞的定位功能存在差异(Dragoi & Lockhead， 1999)；通过眼动技术发现，较长箭杆促进长度的准确判断，较长箭翼干扰准确判断，箭杆和箭翼的交互作用对注视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作者将其解释为构成图形总长度的矛盾线索的此消彼长(任桂琴，2005)。此外，还有研究通过操纵错觉图形的结构成分，发现诸如猕猴和鹦鹉等动物同样会产生视错觉(Tudusciuc & Nieder， 2010; Pepperberg， Vicinay， & Cavanagh， 2008)。这一类的研究确定了缪勒错觉产生的图形基础，并为探索背后的认知因素提供了启示。不过它们大多将缪勒错觉图形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各种发现也较为分散，尽管业已提出诸如眼球运动说、常识误用说、视野理论等等学说(刘颂，1990)，但鉴于方法上的局限，尚不能达成一致，也未在神经层面上探索错觉形成的内在机制。 第二类研究则从认知主体的文化所属与人格特质出发。业有发现如新加坡人比英国人对Muller-Lyer错觉更敏感(Richardson， Chan， Lee， & Teo， 1972)。有人关注个体认知方式对错觉效应的影响，一项以藏、回、汉三族的自小学三年级至高二的共1032名儿童所做的测验法研究，发现场独立性者错觉量小，场依存性者错觉量大，且错觉的文化差异也很明显，居住环境和年龄对错觉效应有重要影响(陈姝娟&周爱保，2006)。也有研究以人格特质的差异为着眼，发现高危险与冒险寻求倾向的个体具有更好的抗错觉能力，同时男性的抗错觉能力也优于女性。这可能是高感觉寻求者在判断Muller-Lyer错觉时，能更好的集中注意力，抗错觉能力也更强，而男性的视空间辨别能力和注意力都更好，因而也较不容易受到错觉影响(王咏丽，2009)。这些研究从文化和人格的角度，反映出Muller-Lyer错觉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表明这些差异的神经基础是什么。 第三类研究则是利用脑成像技术探索错觉形成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大脑皮层信息加工的过程，这也是当前研究Muller-Lyer错觉的趋势。通过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技术，对Muller-Lyer错觉神经基础的探索已经取得一些成果。研究发现Muller-Lyer错觉的形成过程中腹侧通路和背侧通路之间的交互发挥了重要作用(Plewan， Weidner， Eickhoff， & Fink， 2012)。也有发现指出，Muller-Lyer错觉的形成与大脑左右半球的侧枕叶和右半球的上顶叶相关，右半球顶内沟参与了错觉图形信息的认知加工，其负责的自上而下的视空间有关功能和视错觉存在交互作用，错觉效应量的大小有赖于高级脑区的认知功能(Weidner & Fink， 2007)。这些研究大多使用任务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方法，关注加工视觉刺激的脑区激活情况。也有一些研究采用ERP和TMS技术，探讨了额上回、前扣带回和顶叶区域在Muller-Lyer错觉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Zhang， Du， Wu， Wei， Zhang， & Qiu， 2013; Qiu， Wei， Li， Yu， Wang， & Zhang， 2009; Ho， Fieser， & Fieser， 2011)。这些结果表明，错觉的形成依赖于视觉皮层和额顶皮层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Muller-Lyer错觉形成机制的认识。 目前为止，直接探讨Muller-Lyer错觉的个体差异与脑形态学、静息态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基于体素的全脑形态测量学(voxel based morphometry， VBM)技术在近些年为更好地研究大脑结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方法通过对脑结构图像进行全面、自动化分析，从而定量检测全脑组织成分的体积，其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良好(Ashburner & Friston， 2000)。静息态磁共振(resting-state fMRI)研究的是大脑在静息状态时的自发活动，可用于探索各个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状况。因此，基于已有的成果，本研究首次尝试从大脑结构和功能连接的个体差异出发，探究造成Muller-Lyer错觉个体差异的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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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被试 实验一随机招募57名健康在校大学生，均为右利手，其中男性36名，女性21名，年龄(20.98 ± 1.14)岁。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无精神疾病史和手术外伤史。实验二随机招募13名健康在校大学生，其中男性6名，女性7名，年龄(19.77 ± 1.42)岁。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无精神疾病史和手术外伤史。所有实验通过了西南大学脑成像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被试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获得相应的报酬。 2.2. 刺激与程序 行为学数据采集在Matlab2012a (Math Works Inc. http://www.mathworks.com)软件环境下使用Psychtoolbox (Brainard， 1997)工具包进行。实验一使用Muller-Lyer错觉图片，测量被试的错觉效应量大小。如图1所示，刺激呈现流程是每个试次开始时，屏幕中心出现注视点示符号“+”1000 ms，随即注 图1. 一个试次的刺激呈现流程 视点上下两侧出现Muller-Lyer错觉图形500 ms，刺激消失后要求被试根据第一感觉尽快地判断注视点上下哪条线段更长，并作出相应的按键反应。整个过程中注视点一直呈现在屏幕中央，并要求被试始终盯住注视点完成任务。两端带有箭翼的线段定义为错觉图形，出现在错觉图形对侧用于与错觉图形比较长短的线段叫做标准图形。错觉图形与标准图形在注视点上下两侧同时出现，错觉图形出现在上边或是下边的概率相等并且顺序随机。实验过程中被试需要始终盯住中心注视点，刺激出现时，比较错觉图形和标准图形中横向线段的长短，上(下)侧的线段长就按上(下)键。实验刺激中，两图形的几何中心与注视点距离始终为100像素(视角为3.9˚)，标准图形长度为100像素(视角为3.9˚)，错觉图形长度为80，90，100，110或120像素(视角分别为3.3˚，3.6˚，3.9˚，4.2˚，4.5˚)。实验分为10个组块，每个组块包含40个试次。实验的显示设备使用液晶(LED)显示器，屏幕分辨率为1024 × 768，刷新率为60 Hz，被试眼睛距离屏幕约为57 cm。 实验二同样使用Psychtoolbox进行呈现，使用的Muller-Lyer错觉图片与实验一相同，考查Muller-Lyer错觉图像的呈现位置(距注视点的距离近、中、远)是否对被试的错觉效应量大小产生影响。刺激呈现流程和被试的任务与实验一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实验刺激中两线段的几何中心与中心注视点距离在30，65，100像素中随机呈现(视角分别为1.3˚，2.6˚，3.9˚)。实验分为20个组块，每个组块包含60个试次。 2.3. MRI图像获取及预处理 使用西门子3.0T磁共振扫仪(Siemens Medical，德国)采集被试的MRI结构像数据。实验开始前以兼容的泡沫垫固定被试的头部以减少头动对数据的干扰。使用磁化准备快速采集梯度回波序列(magnetization-prepared rapid acquisition gradient echo， MPRAGE)获取所有被试的高分辨率T1加权结构像，之后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使用统计参数图软件包SPM8(statistical parametric-mapping software packagev8， http://www.fil.ion.ucl.ac.uk/spm)特别是其中的DARTEL(diffeomorphic anatomical registration through exponentiated liealgebra)软件包对结构MRI数据进行预处理。DARTEL具有公认的性能优良的容积配准算法(Ashburner， 2007)。高分辨率T1结构加权像数据的预处理将分为结构分割(new segment)、创建模板(create template)以及空间标准化(normalize to MNI space)共三步进行。预处理完成后获得的图像代表了经过标准化、调制及平滑后的灰质体积，之后使用SPM8内置的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建模，进行基于体素形态学的统计分析。 使用西门子3.0T磁共振扫仪(Siemens Medical，德国)采集被试的静息态MRI数据。实验开始前以兼容的泡沫垫固定被试的头部以减少头动对数据的干扰。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闭上眼睛但保持清醒，也不能思考特别的事。使用T2*加权单次激发梯度回波的EPI序列获取所有被试的全脑功能像，之后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使用基于Matlab2014a(Math Works Inc.， http://www.mathworks.com)平台的统计参数图软件包DPARSF (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State fMRI， http://rfmri.org/DPARSF )对每例被试的静息态磁共振成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可分为剔除不稳定的时间点、时间层配准、头动校正、空间标准化、高斯平滑、去线性漂移以及滤波共七个步骤。之后使用REST(resting state fMRI data analysis toolkit， version1.8)软件包(Song， Dong， Long， Li， Zuo， Zhu， He， Yan， & Zang， 2011)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结构像中发现的几个脑区之间的点对点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分析。 2.4. 数据分析 实验一和实验二均采用2AFC(two alternative forced choice)任务，涉及到错觉图形与标准图形中横向线段长度的比较。计算被试的错觉效应量共分为三个步骤：首先采用Sigmoid函数拟合出每个被试在错觉图形的不同长度(与标准图形长度的比值)条件下的心理测量曲线；之后计算出心理测量曲线在y = 0.5时，错觉图形的长度，即主观相等点；最后计算出内向箭头图形和外向箭头图形主观相等点之间的差异，将其除以2，即代表了该被试的平均错觉效应量。 使用SPM8的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方法计算Muller-Lyer错觉效应量与全脑各脑区灰质体积的相关性。协变量回归掉全脑体积，在组块水平(cluster level)上统计显著的结果，全脑分析显示p < 0.001且组块尺寸大于100个体素(voxels)的区域，即为与Muller-Lyer错觉有显著相关的脑区。 将上述脑区划定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调用REST(resting state fMRI data analysis toolkit， version1.8)程序中功能连接分析的ROI-wise功能，每两个脑区之间进行功能连接分析。然后再计算这些功能连接强度和错觉效应量大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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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行为实验结果 所有行为统计均使用 SPSS 22(SPSS Inc.，美国)作为统计工具。图2(a)显示了实验一被试间平均的心理测量曲线，X轴为错觉图形与标准图形的长度的比值，Y轴为被试判断错觉图形长度比标准图形更长的百分比。两个主观相等点之间的距离除以2即为错觉量的大小。图2(b)显示了实验一的57名被试错觉效应量的频次分布直方图，被试错觉量的平均值为7.49% (标准差1.34%)。统计结果显示，实验一中，被试的错觉效应量显著大于0(t(56) = 42.17， p < 0.001)。图3显示了实验二的13名被试在错觉图形距中央注视点三种不同距离下的错觉效应量。实验二中，对错觉图形距中央注视点三种不同距离下的错觉效应量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2，24) = 28.83， p < 0.001)，表明三种距离下的错觉效应量差异显著。事后分析发现，三种距离条件下错觉效应量之间的差异均显著(近和中：t(12) = 4.99，p < 0.001；近和远：t(12) = 6.85，p < 0.001；中和远：t(12) = 2.69，p = 0.020)。这一结果表明，错觉效应量随图形距注视点距离的增大而增大。 3.2. MRI结果 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创建统计模型，计算全脑每个voxel的灰质体积与Muller-Lyer错觉量的相关性，发现左侧上顶叶和右侧枕下回局部灰质体积与Muller-Lyer错觉效应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如图4(a)和表1所示。将枕下回和上顶叶这些与错觉量相关显著的脑区作为感兴趣区，提取以上脑区的皮层灰质体积数据，并将全脑灰质体积作为控制变量，计算其与Muller-Lyer错觉量的偏相关，结果发现上顶叶灰质体积与错觉效应量负相关(r = −0.473，p < 0.001)，枕下回灰质体积与错觉效应量负相关(r = −0.487，p < 0.001) (图4(b))。 接下来以枕下回和上顶叶脑区为感兴趣区，计算两者在静息态下的功能连接，然后再计算该功能连接和错觉效应量的相关。结果发现，上顶叶和枕下回之间的功能连接与错觉效应量之间有显著正相关(r = 0.355， p = 0.007)。图5显示每个被试的错觉效应量和功能连接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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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研究表明，上顶叶和枕下回的灰质体积和Muller-Lyer错觉相关，两个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也和错觉量的相关显著。这些结果表明视觉皮层和高级脑区的结构和功能与错觉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视空间相关的注意功能在Muller-Lyer错觉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该研究的行为实验与脑区的结构和功能分析也有内在联系，空间注意的分辨率越低的被试，错觉效应量越大。结果从脑功能上的差别这一方面揭示了可能造成Muller-Lyer错觉个体差异的神经基础。未来可以尝试通过采用TMS等手段，得到更多关于脑功能和视错觉的因果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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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在生存加工和死亡加工的情景下被试对词语的回想成绩更好，即记忆的生存加工优势效应和死亡加工优势效应。但这些研究中的记忆主要是项目记忆，关于源记忆的研究并不充分和系统。本研究中实验一以加工条件为指标，每个被试在生存情景、死亡情景和中性情景下对词语进行与对应场景相关程度进行评分，之后判断评分任务中词语出现在哪个加工场景下；实验二以加工次数为指标，生存加工组、死亡加工组、中性加工组三组被试的任务是对词语与场景的相关程度进行评分，一半词语呈现一次，一半词语呈现两次，之后判断在评分任务中词语出现的次数。结果表明与项目记忆类似，源记忆同样存在生存加工和死亡加工的优势效应，并且生存加工的优势效应和死亡加工的优势效应效果相似，差异不显著。 关键词 :生存加工，死亡加工，源记忆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