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叙事与认知方法” 该书第二部分题为“叙事与认知方法”(Approaches to Narrative and Cognition)，由三篇文章组成，分别为“叙事经验的认知心理学基础”(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由理查德J格里格(Richard J. Gerrig)与乔凡娜·埃吉迪奥(Giovanna Egidi)共同执笔；“叙事建构、认知加工与健康”(Narrative Construc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Health)，作者为凯蒂·克莱恩(Kitty Klein)；以及“心理治疗话语中的语义与叙事”(Semantics and Narrative in Therapeutic Discourse)，由威廉·弗劳利(William Frawley)、约翰·T·莫里(John T. Murray)和拉乌尔·N·史密斯(Raoul N. Smith)共同完成。赫尔曼认为这三篇文章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当代叙事理论的跨学科性，“具体讲，这些文章从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以及治疗实践所提供的角度来考察叙事。” [ 1 ] 。 作为本书的开篇，格里格和埃吉迪奥共同完成的“叙事经验的认知心理学基础”采用第一种策略进行论述，即文章集中探讨读者对小说进行意义建构时脑中所经历的相关心理表征与认知加工过程。从结构上讲，文章首先提出认知科学理论针对叙事经验的研究目标与旨在解决的问题，之后阐述叙事经验与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在格里格和埃吉迪奥看来，认知科学研究叙事经验的根本目标是找出认知心理学中能够使得“叙事经验的关键” [ 1 ] (the backbone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得以显现的机制与方法。众多认知科学家认为，想要揭示这一关键，对认知加工与表征的研究必不可少。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想要阐释的关键问题是读者为什么能够对作者所提供的各种叙事进行连贯的意义建构。通过回顾已有研究材料，作者认为，读者事实上是无意识地、自动地(automatically)将各种叙事统一起来，使其成为连贯整体，而并非刻意使用外显记忆搜索去组建一个整体故事。研究表明，人脑中一种特殊的记忆加工过程，“共振”(resonance)，恰恰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共振是一种快速、被动和简单的加工模式，工作记忆中的线索可以通过共振与贮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平行交流甚至进入其中。” [ 1 ] 。作者通过例证说明，共振能够使叙事中时间不连贯的情节自动解开，将文本中不同成分组成连贯整体。话虽如此，“共振”并非以促进叙事经验为目标，它与文本加工(text processing)和叙事理解并无特殊关系。相反，它是认知加工中的一种突显特性(emergent property)。文章剩下的部分由对认知加工的分析转为文本加工，作者重点探讨读者是如何运用记忆结构增强自身的叙事经验的。而这一问题实质上还是反映出认知心理学与叙事理论息息相关。作者在这里简要介绍了两种研究趋势：最低限度理论(minimalist theory)和建构主义理论(constructionist theory)，前者发展成为“基于记忆的文本加工观”(memory-based text processing)，后者发展成为“基于解释的文本加工观”(explanation-based text processing)。以此为背景，作者进一步讨论读者是如何监控他们的叙事目标以及读者怎样不断更新他们脑海中故事世界的模型这两个问题。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聚焦于读者对故事进行意义构建时的认知加工过程，克莱恩的“叙事建构、认知加工与健康”则将目光投向叙事自身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工具这一命题。文中，克莱恩综合社会学、临床学以及发展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发现，认为个人对自身压力性或创伤性经历进行叙事建构有助于提升其认知功能及身心健康。克莱恩在文章开始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心理学家普遍达成共识，需要不同的可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来对所研究的建构对象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心理学家对心理建构的评估需要可操作型定义，对叙事建构的评估同样如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叙事有关的概念进行操作与量化，建立一系列可操作性定义，以此对叙事建构进行评估。克莱恩在文章中列举了心理学家对叙事进行研究所采用的不同编码方法(coding scheme)，并简要评述其优点与不足。这些方法包括简单的语词计算(word counts)、基于词汇的语词计算(lexical-based word counts)、自我评定(self-reports)和等级判定(judges’ ratings)，最后一项又进一步分为对编码话语(coding utterances)的评定和整体评分系统(holistic scoring system)。在文章的其余，克莱恩集中探讨痛苦经历对人造成的创伤性记忆，并着重阐述叙事建构对创伤性记忆的治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心理学界普遍认同，人很难将自己极为负面的经历与其人生观、世界观进行同化。简单来说，原因有二：1) 人脑中缺乏清晰的“脚本”与“图示”来指导人们理解并同化这些负面经历；2) 这些痛苦经历的记忆本身十分紊乱、不连贯，不完整。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这些痛苦记忆很容易通过内在或外在刺激闯入到人的意识当中，心理学界将这种“对痛苦事件的非自主记忆称为闯入性记忆(intrusive memories)。” [ 1 ] 。前人研究表明，闯入性记忆会妨碍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运作，而对这些闯入性记忆的叙述恰能将其压缩(encapsulate)，从而使人的认知功能得以改善。以这一研究成果为基础，克莱恩与同事做了一项名为“表达性写作”(expressive writing)的实验，实验要求最近有过痛苦经历的人写下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感觉和想法，经过定期观察，克莱恩发现这一实验使得参与者的身心健康与认知功能都有所改善，而改善的重要原因在于参与者叙事连贯性的增强。这样，克莱恩就揭示出叙事建构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心理学家与叙事理论家的合作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和第二篇文章一样，由弗劳利、莫里和史密斯共同完成的“心理治疗话语中的语义与叙事”一文同样着重探讨故事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方式。从文章总体来看，作者试图展示众多语义分析工具如何检验心理治疗话语中共同建构的叙事。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到心理治疗过程可以被视为个人理论建构(personal theory-construction)的一种模式，并特别指出“‘有意义的故事’(sense-making stories)并非由特定个体独自完成，相反，它们出现于总体性的治疗冲突当中。” [ 1 ] 。作者接下来将典型的“医生–病人”话语与心理治疗话语进行比较，指出二者的不同：“不论医生与病人看起来有多互动，他们之间的谈话总是有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医生最终要给出自己的建议，病人做的只是接受建议，而心理治疗则十分不同，治疗是共同建构的，疗法方法就是说话。” [ 1 ] 。作者指出心理治疗叙事有三大特色：共同建构性(co-construction)、可信性(plausibility)、反身性(reflexivity)，并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着重利用语义分析对三者进行解读，试图回答治疗叙事是如何被治疗师与患者共同建构、它如何能成为可信的话语使患者能够从中对之前的经历有新的解读，以及治疗话语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具有反身性等问题。之后，作者利用语义与语用理论中的有关概念对治疗叙事的特色做进一步解读。作者一方面利用词汇关系与语义网络理论向读者说明治疗叙事如何被治疗师与患者共同建构，之后举例说明修辞手法隐喻与语义测量(semantic scale)在治疗叙事三大特色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前者对三大特色的形成都有影响，后者对叙事的共同构建性的影响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