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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清季民初松溉罗氏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变 张仲礼曾如此评价科举制度：“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从长时段的考察来看，科举制无异是成功的，它发挥了“通上下”作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结构的稳定。然而到了晚清，科举制度开始面临种种困境：学额制度及捐纳制度崩裂，科举入仕的道路拥塞不堪；刻板的八股文导致士人忽视对儒学经典的研读，儒学的教化作用削弱( [ 36 ]， p.221-222)；传统的科考内容受到质疑，以西学取士成为新的趋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清末改革的进行，袁世凯、张之洞上奏请求停止科考，此后，科举制正式废除。“清末各项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因为中国传统政教模式的确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科举制日渐僵化，已无法发挥其完整的功用( [ 44 ]， p.172， 177)。然而，此时兴办的学堂尚未见大的成效，并无成熟的教育体制可以取而代之，科举制的废除几乎斩断了传统读书人出仕的前路。 历史转折面前，不同的人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有谙于守旧者，如刘大鹏，终生困顿于“耕读”的理想之中，以传统的士自居；也有积极进取者，如朱峙三，感受到局势变化之后，决然放弃科举而投考新式学堂。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历史的小小漩涡便足以影响其一生的走向，而在一个宗族内，即使传统的士绅退居幕后，也仍有顺应历史浪潮的新领导者出现，宗族根据社会情况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局的能力让人瞩目。 以松溉罗氏宗族为例，族谱详细记载了族人罗章辅的生平，罗章辅又名罗廷修，他十七岁时听从父母的意见弃学从医。民国八年(1919)返回四川，担任各军顾问及盐亭县知事，兼征收筹饷等要务。族谱中收录了多篇庆祝罗廷修六十寿辰的文章，在祝寿文落款中读者可以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及杨森等四川军政要人的名字。笔者暂以五修谱编撰时间民国十九年(1930)为参考，推测罗廷修的出生日期。至少在1930年时，罗廷修已年满六十，那么其出生年份不可能晚于1870年。因此，起码在1887年，罗廷修便已放弃科考，改行从医，这距离科举制度废除尚有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民初，罗廷修更是积极地参与到地方政治中。相较于沉浸在科举中的传统士人，罗廷修无疑抢占了时代先机，与其同辈份的罗章印、罗章恒等人尽管取得了贡生资格，但其族中地位却远不及罗廷修。有自身前车之鉴，罗廷修要求子嗣皆接受良好的新式教育，其长子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次子留学巴黎及比利时，幺子则毕业于吉林高等警官学校，最后皆在军政机关工作 [ 53 ]。 作为族中的佼佼者，罗廷修回到四川后自然地承担起宗族建设的责任，民国十九年，罗廷修组织编修了松溉罗氏五修谱。 罗廷修的成功在宗族内是一个典型，科举制度废除后，罗氏宗族耕读传家的道路已经断绝，族人必须选择新的人生方向。部分族人的出路变成了在各中小学校担任教员，还有些族人则到军队及政府部门任职。有传统功名的士绅也作出相应选择，如增贡生罗安慧重新就读法政学校，最后出任五福镇高小学校校长 [ 54 ]。 光绪葵巳科举人罗泰莹则到隆昌教育会中学当国文老师，罗泰莹对于自己考取举人却未能捐纳出仕一事也感到过惋惜：“公车北上不第，同邑京官聂兴圻劝莹以千二百金捐中书，莹不欲仕，以进士自期，同年有捐者，一年即为府经历署松滋，是莹忠厚无用也” [ 55 ]。 然而他并未消极应对，到民国时期，罗泰莹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他显然接触到富国强民的思想，坦言：“商战为裕国之基，男多则各授以职，学校为培才之地，女权有渐发之资” [ 56 ]。 认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松溉罗氏宗族的传家理念发生了变化，“耕读”不再是最优选择，族长罗贵恒及族中领袖罗范先感慨道：“因思吾族自楚迁蜀历有年所，枝繁叶茂，椒衍瓜绵，若仅以耕读传家而不教以各种职业，恐乌衣巷口徒见夕阳，王谢堂前难留去燕也” [ 57 ]。 罗氏富顺支系的家训中则写到：“男女年届学龄均要就学，使其具有国民常识，日后方能独立谋生” [ 58 ]。 宗族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接受了“学龄”的概念。作为一个近代词汇，“学龄”概念与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国民教育理念的传入休戚与共 [ 59 ]。 适龄儿童均应入学，培养国民常识及独立谋生能力成为族人“就学”目的。 既然耕读传家已不再适用，要改善“时异世变，族众散处四方”的现状，罗氏宗族需要寻求新的思想将族人凝聚到一起。民国十九年(1930)，罗氏宗族在松溉总祠内召开族务会议，决定兴办一所职业学校。这所职业学校的序言如此写到： 孟德斯鸠云，无财非贫，无业为贫。富兰克林曰，人能知一职业既有一产业。余读外史至此，喟然叹曰，旨哉二人之言也，养职业为富强基础，泰西各国咸注重之。凡对于制造工艺一端，必设专科学校，有发明新法者，政府许其专利，复加以优奖，故技艺精巧，人民殷富，为全球显特色，历史发荣光，效果之收，利益之大，殊今人不可思议者。中国于亚东地面为最古最大之国，然所重者惟农，至于工商，往往鄙弃而膜视之。觉罗末叶，虽变法建设学堂，而于职业专门之教授仍属晨星落落，其他实业各所亦皆虚有其名，与饩笔无异。民国开幕迄今廿年，职业虽云提倡，犹未普及，故游民无业者比比皆是，奈之何？不贫且盗也。呜呼，吾对于五千年文明中国敢直言曰贫国，对于四百兆同胞民众敢直言贫民。国既贫，何以治？民即贫，何以安？不治则亡，不安则乱，亡且乱则必演成印度、波澜之惨剧。而后已范先等每见无视者不入于盗匪，即流为乞丐，推原其故由地方无实业学校之所致 [ 57 ]。 这篇序言明显区别于罗奇英旁征博引的《劝学箴》，它并未引用中国传统的儒学典籍，反而借用孟德斯鸠及富兰克林的言论，提出“养职业为富强基础”的见解，开始质疑以往“重农轻商”的传统，还反问“国既贫，何以治”，与此前小政府需要“藏富于民”的观念相悖。罗氏宗族认为晚清政府对于职业学校的建设远远不够，振兴实业也是虚有其名。而国民要得以安定，必要获取一门技艺以谋生存。如此局势下，再以“读”或是“耕”作为安家立命之本，无疑行不通。到了民国，职业教育仍旧不够普及，许多无业游民变为盗匪，或是流落为乞丐。要改善这一现象，当务之急便是兴办职业学校。 经过永川县政府及江津县政府备案，罗氏族立职业学校正式开办，这所学校位于松溉罗氏总祠内，以“培植家族人材，推广社会教育，提倡实业”为宗旨，经费从位于永川、江津两县的祠产下划拨。罗氏宗族还成立了专门的校董会对这所学校进行管理，由罗氏现任两位族长担任当然董事，出任校董会副主任及学校庶务，各支房长推选董事十三名，并从中选举校董会正主任。是否热心教育，是否具有中校以上学历或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推选董事的标准 [ 60 ]。 通过选举，族立职业学校校长一职由罗中陵担任，他于光绪丙午年(1906)从川东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江津县中学校斋务主任，有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 [ 61 ]。 族长罗贵恒则担任校董会副主任，罗泰莹曾提到这位年轻族长：“屡中商场之亿，陶朱之富，三致千金，倚(猗)顿之兴，一本万利，官山府海，比美增华，此商战之能鏖而埙箎可迭奏也”。罗泰莹化用“亿则屡中”一词说明罗贵恒在商场上的洞察力，又引用陶朱、猗顿的典故突出其经商有道。最后，罗泰莹还夸赞罗贵恒：“宗族与乡党交称，则族权符三民之义”，遣词造句相当迎合时代政治语境 [ 62 ]。 从校董名单来看，此次推选出的人物在族中多有声望，前文提到的罗廷修也赫然在列。世殊时异，族内的传统士绅逐渐退居幕后，族中领袖已多是作风趋新者。 既然是为了培育职业人才，罗氏族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必然不同于普通学校，除了照章开设文化课外，还添设了裁剪、缝纫、制造牙粉及胰皂等课程。罗氏宗族的宏图并不止步于办学，如果族立学校成绩可观，他们还要“添筹经费，推办工厂” [ 63 ]。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1938年10月，在当地宗族的欢迎下，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松溉开设纺织实验区，不久之后，与松溉毗连的江津白沙也建设起新运纺织厂。此项实业规模可观，在抗战结束后移交四川省政府办理。笔者在松溉访谈时，仍有当地的老人提到罗氏族立职业学校为新生活运动纺织实验区提供了大量人才。这些学习过职业技能的族人应该感谢族中领袖的眼光，宗族的选择让他们在社会动乱时仍能获取到良好的就业机会。 到了民国时期，罗氏宗族的教育理念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科举制度废除前，“耕读”是罗氏家族维持显赫的重要手段。“读”与科举出仕直接挂钩，这意味着族人通过教育可以径直走向康庄大道，“科举”就是许多传统士人的事业，而“读”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科举停废，攻读“举子业”既成绝路，罗氏宗族便干脆利落地放弃了“耕读”家训，强调国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开办职业学校也并不是终点，罗氏宗族提出的长远之计是开办工厂，发展实业，此处“商道”已凌驾于“耕读”。这种“宗族语言的改变，不过反映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已” [ 52 ] (p.404)，其背后的根源还是中国“由教及政”的传统已经断裂。 清季民初是多事之秋，稳固而适应良好的地方宗族是一柄结实的保护伞，松溉罗氏宗族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宗族内部最初只有部分族人认清局势，寻找到“耕读”以外的出路。而当这些趋新者在宗族内处于领袖地位时，宗族整体理念也随之改变。该宗族顺应社会新潮，引导族众选择更合时宜的人生道路，宗族与族众由此展开良性互动。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宗族都能充当缓震装置，国家权力的扩张使宗族社会面临崩解的危机，如何进行调适，是所有地方宗族要思考的难题。 教育模式的变化绝非松溉罗氏宗族仅有，创建族立国民学校，要求族中适龄儿童入学的事例常见于各类族谱、地方档案及期刊报纸。湖南湘乡刘氏宗族于光绪壬午年起开办义学，培养族内贫困学子。但“自科举废而学校兴”，“门第”、“世家”难显荣耀，“维时风气一变，竞尚新学”，觉察到此趋势的刘氏宗族决定“遵章开办学校”。由于祠屋场地限制，刘氏族人另择地方成立城江刘氏纪纲高初两等小学校，将公田租谷作为办学经费，学校主要教授儿童国民生活所需知识技能，培育儿童国民道德。在《改建学校记》一文中，刘氏族人畅谈国民教育与健全人格，感叹“我身既为国民，其资格何等高贵” [ 64 ]。 江西婺源《双杉王氏支谱》亦提到“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新文化之思潮蓬勃滋生”，尽管因交通阻塞，该地新思潮传入较慢，但王氏宗族认为开办国民学校乃大势所趋，族人商议创办族立学堂，为合规范，后又更名为王氏族立初级小学校，学校选址为双杉书院及太妣祠 [ 65 ]。 与上述宗族相同，陕西临榆田氏宗族亦捐资建立四所私立初级小学校以接收族内贫寒子弟，其中一所选址为田氏姑妇节孝祠。田氏宗族亦声称办校宗旨在于施行国民根本教育及培养学生国民意识，这套话语可谓老生常谈，昭示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力量 [ 66 ]。 各宗族撤改旧式私塾及义学，向政府备案后新建国民学校已成定式，这类学校分散于各城镇乡野中，数量蔚然可观。民国基层社会呈现“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大力清算民间公产，宣扬国民意识及基础教育。类似于“庙产兴学”，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祠堂、公屋被改建为学校，祠产公田被征用为办学经费，这是宗族对扩张的国家权力的妥协，也是其保留部分自治权力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