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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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补体激活 4.1. 经典途径 通过C1q与IgM和IgG的结合，补体经典途径被激活。C1q沉积在成人PMN并不常见，更多的认为是在SMN出现，如狼疮性肾炎的“满堂亮”现象。近期有国内学者发现C1q可在PMN中沉积 [ 18 ]，国外也有研究者发现C1q可在PMN中沉积 [ 19 ]。C1q更常见于由中性肽链内切酶(neutral endopeptidase， NEP)引起的新生儿期MN。母体NEP缺失产生的抗NEP IgG与胎儿足细胞表达的NEP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导致肾脏损伤。不同亚型的IgG也会导致预后不同，通过不同病例对比，Vivarelli M等研究者发现抗NEP IgG1是导致新生儿期MN必不可少的，而抗NEP IgG4仅会导致的一过性肾脏损害，同时他们也在新生儿期MN中观察到了C1q和MAC沉积 [ 20 ]。 IgG1和IgG4是MN中最常见的抗体沉积种类，IgG以六聚体形式与C1q结合激活补体系统，既往认为IgG4并不能通过经典途径激活补体系统，但后续又有研究发现在高抗原表位及补体浓度下，IgG4与抗原结合后可激活补体系统并介导末端补体复合物的形成 [ 3 ]，并且由于MN中的抗体沉积并不单一，在IgG4沉积时合并有其他IgG亚型沉积，具体激活经典途径的IgG亚型还有待商榷，或许可以通过对IgG亚型进行纯化后，在进行体外验证，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2. 凝集素途径 LP及CP的共同中间产物C4d在MN中阳性率高，而C1q在MN中阳性率不高，因此，研究LP在MN中的发病机制也是至关重要。近年来，PLA2R及1型血小板反应蛋白7A域(thrombospondin domain-containing 7A， THSD7A)作为足细胞特异性抗原，在膜性肾病的发病机制中的起着重要作用，其中PLA2R由于有着更高的阳性率，更受研究者们的关注。PLA2R及THSD7A作为内源性抗原，在参与MN的发病机制中也常与LP联系起来。作为补体激活的上游途径，MBL沉积在内源性抗原相关MN中被观察到 [ 10 ]，同时MBL缺乏的MN患者肾脏活检标本中C4d仅呈现为弱染色 [ 21 ]，提示这MBL在通过LP中的重要性。国内一项研究也显示在PLA2R相关的MN中，LP途径被激活 [ 22 ]。C4d作为凝集素途径激活补体系统的中间产物，在MN中的阳性率极高，最高者阳性率达100%，同时MAC沉积也在由同一研究中被观察到 [ 10 ]。通过MBL/MASP-C4d-MAC整条通路，合理的解释了LP在MN发病中的贡献，但是体内激活LP的初始阶段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IgG4是MN主要的IgG亚型 [ 23 ]，同时IgG4作为PLA2R的特异性抗体，其在肾小球与PLA2R共沉积，可能起到了激活LP的作用。体外研究显示IgG4抗PLA2R自身抗体可以结合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MBL)并激活凝集素补体途径 [ 24 ]。George Haddad等人发现，在原发性膜性肾病患者中半乳糖缺陷型IgG4水平升高，抗PLA2R的IgG4抗体以糖基化依赖的方式直接结合甘露糖结合凝集素，诱导足细胞骨架蛋白水解，进而激活C5b-9补体复合体末端的组装和补体受体C3aR1或C5aR1，导致补体系统的激活 [ 25 ]。 4.3. 旁路途径 AP对肾脏影响的研究更常见于C3肾病，在膜性肾病中也有部分研究。在Florina Olaru等人的动物模型研究中发现 [ 26 ]，通过人α3胶原重组非胶原域诱导小鼠产生类似于人类IgG4的抗体会引起AP的激活，在小鼠模型上表现出类似膜性肾病的改变，而在B因子缺乏的小鼠模型中，肾脏仍有类似的IgG沉积，却并不会出现蛋白尿及C5b-9的沉积，表明替代途径对于肾小球上皮下免疫复合物激活致病性补体是必需的。在人体研究中，Ravindran等研究者通过激光显微解剖及质谱分析，对MN患者进行补体蛋白组学分析，发现了LP的关键因素B因子和备解素 [ 3 ]。既往认为在PLA2R相关的膜性肾病中，IgG4激活凝集素途径，但Bally等人发现了在MBL缺陷的MN患者的肾脏活检标本中由强染色的B因子、备解素及MAC，以及C1q，C4d和IgG1的染色非常弱。通过进一步的对77例原发性膜性肾病患者进行遗传测序，确定了4例MBL2启动子和编码区变异导致的MBL缺乏相关的患者，其免疫沉积物中的补体模式与首先发现的患者相同 [ 21 ]。因此，补体系统可以通过旁路途径在MBL缺乏患者体内激活，进而导致膜性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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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补体调节 补体的激活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受到抑制，以防止其对自身细胞的损害，这一过程受到补体调节蛋白限制。每一条途径都有特定抑制剂，如H因子可阻断AP，MBL相关蛋白44 (MBL-associated protein 44， MAp44)可阻断LP，C1抑制因子补体2受体抑制剂(Complement C2 receptor inhibitor trispan ning， CRIT)和C4结合蛋白可阻断CP [ 27 ]。肾小球上可表达一系列的膜结合的补体调节蛋白，如补体受体1 (complement receptor 1， CR1)、衰变加速因子(decay-accelerating factor， DAF)、膜辅助因子蛋白(membrane cofactor protein， MCP)及CD59。C1抑制因子可在CP和LP激活阶段，抑制C1r，C1s及MASP活性 [ 28 ]。C3/C5转化环节作为补体系统的核心环节及三条通路的汇总阶段，受多种补体调节蛋白的调控。我们将对各补体调节蛋白的在膜性肾病的作用进行阐述。 5.1. CRIT CRIT通过结合人补体蛋白C2并阻断补体激活的经典途径，从而保护细胞免受补体攻击，CRIT蛋白仅在足细胞中表达，在肾小管管周和肾小球毛细血管中不表达。有研究发现，在膜性肾病中的足细胞中观察到CRIT的均一且显着上调，在研究的其他肾病中未观察到此特异性变化 [ 29 ]。MN中足细胞CRIT的表达上调，这与已知的足细胞补体受体1的丢失形成强烈反差，意味着其可能是针对MN中补体活化导致细胞损害时，机体的自我保护调节。 5.2. DAF DAF作为一种膜蛋白，可加速细胞表面组装的经典途径和替代途径C3和C5转化酶的衰变，从而抑制补体在C3和C5水平上的活化，最终抑制补体在细胞表面的级联扩增，并保护细胞免受补体的破坏。正常情况下，DAF存在于大多数内皮细胞中，而在MN患者中，其上皮细胞DAF mRNA表达上调，进一步的通过对C3 mRNA进行检测，发现肾小球细胞C3 mRNA/DAF mRNA比值与肾小球损伤程度有关 [ 30 ]。 5.3. CRI CRI作为一种膜蛋白，在红细胞、单核细胞、B淋巴细胞及部分T淋巴细胞等多种循环细胞中存在，在肾脏组织中，CRI特异性表达于足细胞中。作为补体调节蛋白，CRI可以与C3b、C4b等多种补体成分结合。CRI作为一种辅因蛋白，可调节I因子裂解C3b和C4b的过程，促进C3b裂解生成催化活性不高的iC3b及iC3dg片段，阻断了C3和C5水平上的激活。研究发现，在包括膜性肾病的多种肾小球疾病中，CRI在足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导致补体系统过度活化 [ 31 ]。 5.4. H因子 H因子是一种由20个区域组成的血浆糖蛋白，可通过加速C3bBb转化酶的衰变以及通过因子I催化C3b到iC3b的蛋白水解失活来抑制AP的激活，是AP的主要调节因子。Claudia Seikrit等研究者发现MN患者足突细胞表面的H因子自身抗体，其抑制补体H因子活性，可能导致替代途径的过度激活 [ 32 ]。 5.5. CD59 CD59是一种低分子量的糖基磷脂酰肌醇锚定抑制剂(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anchored inhibitor)，通常存在于内皮细胞膜上以及肾小球和远端小管的上皮细胞上。CD59通过阻止C5b-8催化C9在细胞膜的聚合来抑制补体的裂解，可抑制细胞膜上C5b-9的形成。通过免疫荧光技术，膜性肾病患者肾小球中CD59的表达降低，同时膜性肾病患者尿液中CD59的含量与可溶性终末补体复合物SC5b-9的尿排泄相关 [ 33 ]。在膜性肾病中，足细胞中的CD59脱落导致其抑制功能下降，导致补体活动的异常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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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诉，免疫复合物激活补体，进而形成MAC是导致MN发病机制的核心部分。三条补体激活途径均可在MN中观察到，其具体权重不详，AP似乎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途径间的相互联系又加大了研究难度。同时，补体调节蛋白在MN中也有着异常表达，通过对补体激活及调节在MN发病机制的研究，可能可以为未来MN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及靶点，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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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茶叶识别技术是实现智能化采茶设备以及摆脱常规采茶所需庞大劳动力问题的重要技术支持。目前，最常用的茶叶识别方式为基于机器视觉的识别技术中的深度学习目标检测以及图像特征识别的方法，通过汇总分析茶叶识别技术的研究现状以及对于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预测发展趋势，来为我国茶叶采集智能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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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是茶叶种植大国，据统计，我国目前茶叶种植面积达257.9万公顷，茶叶产量为189万吨，内销量为125万吨，出口量为32.2万吨。从相关报告中显示，2016年我国茶叶的销售量为182万吨，同比增加了百分之五；2017年茶叶销售量超过了190万吨，和2016年相比同比增加了百分之4.4；2018年茶叶销售量达到了200万吨左右，2019年为206万吨，预计在2023年时，茶叶消费量将超过251万吨。站在我国茶叶行业市场销售额统计上来看，2016年、2017年、2018年以及2019年茶叶市场销售额分别为2148亿元、2353亿元、2400亿元、2840亿元，预计到2023年将超过4000亿元 [ 1 ]。茶叶的采集中主要是对于茶叶嫩芽的分拣，机械分拣十分困难，导致在如此庞大的茶叶种植面积下，茶叶采集方式绝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人工采集方式进行茶叶的分拣。效率低下，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 中国是茶叶大国，其茶叶种植具有面积大、分布广、地形复杂等特点，全程机械化生产是中国茶叶发展的必经之路 [ 2 ]，要实现真正离开人工的智能化采茶设备，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茶叶识别技术的研究，因此国内各方也对于茶叶识别技术展开深入研究，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基于图像处理的茶叶识别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的茶叶识别技术以及基于机器人视觉的茶叶识别技术。通过对于茶叶识别技术的研究解决当下茶叶采集困难的问题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通过分析国内外采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以及当下茶叶识别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智能化采茶发展提供借鉴于参考是有必要的，对我国茶叶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趋势加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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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茶叶识别技术研究动态 现有的茶叶识别技术多为基于机器人视觉的茶叶识别技术，通过茶叶的外形、颜色等几何外观来分拣茶叶。少部分识别方法为基于其化学特征来进行识别，例如气味、嫩芽特殊的化学组成成分等。通过茶叶的几何外观来识别茶叶是目前涉猎最广，使用最多的识别方法之一，而基于深度学习的识别方法由于研究较晚，目前仍处于开发阶段。 2.1. 机器视觉技术 机器视觉建立在计算机视觉理论工程化基础上，涉及到光学成像、视觉信息处理、人工智能以及机电一体化等相关技术。借助光学装置和非接触的传感器获得被检测物体的特征图像，并通过计算机从图像中提取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实现检测和控制的装置 [ 3 ]。 机器视觉技术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提出，经过不断地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环境中。目前，欧美、日本等国家在机器视觉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相应的应用也比较成熟 [ 4 ]，近几年，机器视觉的蓬勃发展，并诸多行业和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视觉测量和品质判断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其中深度学习技术以及图像处理技术被广泛应用到茶叶的智能化识别中来。 2.1.1. 基于图像特征的识别技术 在对于图像的识别中，绝大多数是利用图像的颜色、几何形状、脉络纹理等方法来进行识别以及与复杂的背景进行图像分割。颜色特征主要包括颜色直方图、颜色矩；在形状特征方面，Hu和Zernike矩通过一个基函数对叶片图像进行映射，曲率尺度空间构成一个轮廓拐点的多尺度组织，提出了轮廓质心描述符，用于描述轮廓上的点到质心距离的集合；在纹理特征方面，分形维数、小波变换、Gabor小波变换、局域二值模式都是常用于提取问题特征的方法，被应用到了计算机视觉的各个领域。除此之外，SIFT，HOG (Histogram Oforiented Gradients，梯度方向直方图)也被应用在植物图像的识别研究中 [ 5 ]。 对于茶叶的识别，目前用的最多的是基于其RGB模型或其几何外形的识别方法，通过嫩芽与老叶之间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如沈阳工业大学张博等 [ 6 ] 的基于RGB-D的茶叶识别与定位技术研究，依靠嫩芽与背景(老叶、茎、土壤)颜色和大小的不同在彩色图像上进行识别。沈阳工业大学王子珏等 [ 7 ] 采用提取颜色特征的方法检测茶叶嫩芽。对采集到的茶叶图像做滤波降噪处理，随后比较分析茶叶图像在 RGB、HSI、Lab、YIQ四个颜色模型下的颜色特征，对比后提取G-B颜色特征并灰度化。浙江大学张程等 [ 8 ] 提出了基于茶叶图像颜色特征和纹理特征的分类方法，使用量化的颜色直方图法提取图像颜色特征，使用灰度共生矩阵法提取图像纹理特征，合并两类特征后导入支持向量机分类器，从而实现对茶叶种类和等级的自动识别。 2.1.2.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 深度学习指的是构建含有多隐层的机器学习模型，利用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得到丰富的更具代表性的特征信息，从而对样本进行分类和预测，提高分类和预测的精度 [ 9 ]。自从2006年Hinton提出利用神经网络对多媒体数据中的高层特征进行自动学习以来，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已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 10 ]。2012年，Krizhevsky 等人提出了一种AlexNet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2013年，Facebook通过启用深度学习技术帮助分析理解其相关数据，有助于预测理解用户的心情和动向，同年，Lin等提出了一种创新网络——网络中的网络(Network In Network， NIN)；2015年，微软的亚洲研究院提出了“深层残差网络”(Deep Residual Networks)；2017年，Sabour等人首次提出了胶囊网络(CapsNet)的概念；2018年，谷歌在深度强化学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世界模型”，该模型由强化学习组建的神经网络模型构成，用于预测人工智能“梦境”时期的外部环境 [ 11 ]。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算法对复杂背景下的茶叶嫩芽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为复杂背景下茶叶嫩芽的智能化采摘设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近年来，我国学者也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对茶叶的识别进行了开发于研究。如安徽农业大学徐高健等 [ 12 ] 选用了基于VGG-16、ResNet-50和ResNet-101特征提取网络的Faster R-CNN深度网络模型分别对茶叶嫩芽数据样本进行训练，同时，该方法与三种相同特征提取网络的SSD深度网络模型进行对比，为茶叶的智能化采摘提供了技术支撑。黄山学院吕军等 [ 13 ] 为确定合理有效的茶叶嫩芽采摘时间，提出一种基于AlexNet卷积神经网络的茶叶嫩芽状态智能识别方法，为嫩芽智能采摘提供理论依据。浙江理工大学罗浩伦等 [ 14 ] 为快速、准确地检测茶叶嫩芽，提出了基于VGG16卷积神经网络的茶叶嫩芽自动检测方法。能够有效地减少特征选择和重叠等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2.2. 基于化学成分进行的茶叶识别 在茶叶识别技术的研究中，通过特殊的化学组成成分来进行茶叶嫩芽的识别也是不少学者研究的方向。通过使用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电子鼻和电子舌分别对茶叶进行检测，得到其化学成分、香气和滋味信息，以此来区分特征识别物。目前对于通过该方法来进行茶叶识别的技术研究较少，且多为识别不同种类茶叶之间的区别，并未运用到识别嫩芽与老叶之间的区别。如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王帅等 [ 15 ] 检测出有机正山小种红茶、普通一级正山小种红茶和普通二级正山小种红茶的46种、48种和55种香气物质，含量最多的香气物质分别是香叶醇、芳棒醇和氧化芳棒醇，通过检测到的香叶醇、氧化芳棒醇和芳棒醇含量来确定茶叶种类。 2.3. 现有茶叶识别方法优缺点分析 在现有的茶叶识别技术中，依靠茶叶的颜色特征来进行茶叶识别的方法使用最多，也是识别方法中最容易实现的一项技术，但是依靠嫩芽与老叶之间颜色或者形状上的区别来进行识别，由于茶叶自身背景颜色的原因，识别正确率较低，茶叶采集效率低下。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技术融入到茶叶识别中是目前茶叶识别领域中研究最多的技术，该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图像识别方法识别精度更高，用处广，但其实现难度相对较大，在茶叶识别领域与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而基于茶叶化学成分的方法来识别茶叶的技术识别精度相对较高，但目前基于此项进行的研究较少，相对去其他茶叶识别方法，近几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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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外茶叶机械化采摘技术发展状况 3.1. 国外采茶技术的研究背景与现状 日本早已于20世纪初进行了茶叶采摘机研究和应用。日本早期使用大剪刀采茶，后期用了背负式与手持式等小型单人采茶机 [ 16 ]。在20世纪70年代1976年，大型自走式、乘坐式采茶机投入使用，比如鹿岛Ⅲ型采茶机、茶试二号拖拉机装载采茶机和克罗拉采茶机 [ 17 ]。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从日本进口采茶大剪刀，农学家沙多夫斯基便制作出了第一台轮型采茶机样机，其主要成果在于实现了往复切割。但在此后的研制工作中，前苏联却几乎毫无成效，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研制出的切割式采茶机 [ 18 ]。澳大利亚、印度、法国、英国、阿根廷等国也曾不同程度地开展了采茶机的研制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实现自动化机械采摘是国外大宗茶以及优质茶叶的采摘技术的发展趋势，而名茶的采摘，但由于历史和饮茶习惯，国外智能化的采茶设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3.2. 国内采茶技术的研究背景与现状 我国对于茶叶采摘机械的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中叶。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各大农业学科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开始了对大宗茶采摘机械自动化设备的开发 [ 19 ]。中国提出了包括机动和手动的往复式，还有水平钩刀式与螺旋滚刀式等采茶机的理念。并且国内多个地区大量地开展了对机械化采茶的研究，研制采茶机。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机构研制出了双人采茶机 [ 20 ]。 2012年9月，肖宏儒等人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乘坐自走式采茶机样机。并且其在田间的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采茶机发展的巨大进步。我国虽然是茶的故乡，但是茶叶的机械化采摘起步相对较晚。目前整体机械化水平还很低，自动化、智能化基本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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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茶叶识别技术痛点分析 在茶叶的识别过程中，茶叶的嫩芽部分会被老叶遮挡的非常严重，不同种类茶叶和相同种类不同产地的茶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茶叶种植环境不一样，有的茶叶种植在丘陵，有的种植在平原，拍摄时的角度势必会有不同。再者，不同从茶叶种植密度不同，这样会导致嫩芽遮挡的程度差异很大，而遮挡问题也是茶叶识别和采摘的难点之一 [ 21 ]。由于光照的影响会使嫩芽出现遮挡呈现暗色调或者老叶透光后呈现翠绿色，有些茶叶嫩芽的舒展度不高，叶片的脉络不清晰且较密集，反之老叶的舒展度较高，这些种情况都使嫩芽图像识别和检测出现了问题 [ 22 ]。其次茶叶识别会受到现场环境的干扰，例如日照光线的变化，光线的变化会导致茶叶反馈回机器视觉的信息出现偏差导致识别出现问题，这也是目前室外图像识别技术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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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茶叶识别技术未来展望 我国是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目前国内茶叶生产自动化程度还较低，耗费的人力物力较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日益短缺，所以实现茶叶的智能化采集具有重要意义。而茶叶识别技术的研究是实现智能化采茶设备的必要条件，由于茶叶识别技术目前还不成熟，极大的限制了我国茶叶采集智能化发展的道路，本文重点综述了基于机器视觉的识别方法、基于化学模型的茶叶识别方法。其中基于深度学习的茶叶识别技术发展前景较好，识别准确度高，但技术难度较高。而基于茶叶图像特征的茶叶识别技术研究相对较多，但是相对于深度学习技术准确率较差，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嫩芽与非茶叶的背景杂色难以区分。未来中等和优质茶叶的采摘作业会继续向自动化水平更高的机械化方向发展，采茶机械由单纯的机械设备向集机械、电子、液压、信息技术、光学、计算机视觉、智能控制等先进技术为一体综合设备转变。名茶的采摘将由智能采茶机器人来完成。因此，茶叶识别技术将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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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模袋注浆技术因施工简便、处理范围可控、节省材料等优势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软土地基处治加固工程中。在该技术中，模袋材料抗拉性能直接决定了帷幕墙的防渗效果。为研究常用模袋材料的抗拉性能，本文选择了三种不同模袋材料开展了拉伸强度试验，得到了不同材料的破坏模式、抗拉强度和伸长率。提出了圆柱形和球形模袋简化力学模型，并据此分别建立了模袋拉伸强度与内部注浆压力之间的数学关系。研究结果可为相关工程中模袋材料选择和设计计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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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且储量丰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攀升。矿产资源持续大量开采的同时，也在地下遗留了大量的采空区。由采空区引起的地表塌陷、坑洞等灾害对交通、水利、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运营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 1 ] [ 2 ] [ 3 ] [ 4 ]。目前，工程上常采用压力注浆技术填充采空区空洞，起到充填裂缝作用和支撑作用，以达到减小地表沉降目的。目前常用的注浆技术包括模袋注浆和袖阀管注浆等 [ 5 ] [ 6 ] [ 7 ] [ 8 ]，与其他技术相比，模袋注浆技术通过导管向模袋内注入浆液并使浆液在模袋内凝固形成结石体，内部含结石体的模袋便可起到帷幕墙或围堰的作用，实现注浆可控的目的。该技术可以缩短充填料凝结时间，有效提高工程的加固处治效果，节省注浆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水利、岩土、矿山等众多工程领域 [ 6 ] [ 9 ] [ 10 ] [ 11 ]。 模袋注浆技术中土工模袋一般由高分子聚合物纤维编织而成，具有透水不透浆的特点 [ 12 ]，相较于传统的围堰模袋，模袋注浆技术对模袋的性能有更高的要求：1) 帷幕注浆技术中模袋旋转折叠后随钻机下放至钻孔一定深度，为保证模袋的准确定位，对成孔尺寸和质量具有较高要求。一般来说，孔径越大越利于模袋放入，但也容易出现塌孔，成孔质量难以控制。因此，在保证强度和抗渗性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模袋厚度不应过大；2) 模袋下放定位后要进行高压注浆充填，随着模袋内注浆量的增加，模袋内部压力也会逐渐增大，因此模袋抗拉强度应大于注浆压力；3) 模袋有着较好的抗拉性能和延展性能，以保证注浆过程中模袋不会脆性开裂。目前学者对于模袋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部注浆材料配比对整体性质的影响 [ 13 ] [ 14 ] [ 15 ]，针对不同模袋材料的抗拉性能与延展性能研究较少，且缺少不同模袋材料用于模袋注浆技术中可行性的相关研究。 为研究不同模袋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延展性，本文选用三种不同材料模袋开展抗拉强度试验，基于力学平衡关系建立圆柱形和球形注浆模袋简化力学模型，推导得出注浆压力与模袋抗拉强度之间的函数关系，用于指导类似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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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模袋抗拉强度试验 2.1. 模袋材料 根据调研，目前常用的模袋材料主要包括压烫土工布、细纺麻布和帆布，各材料参数汇总至下表1中。 Table 1 The commonly used mold bags and material parameter 模袋材料类型 每平方米质量(g) 厚度(mm) 渗透效果 压烫土工布 200 1 少量渗浆，渗水 细纺麻布 332 1 不渗浆，渗水性差 帆布 488 0.9 不渗浆，渗水性差 表1. 常用模袋材料及参数 压力注浆过程中土工模袋容易在在缝接处胀裂导致漏浆，因此本文模袋材料抗拉强度试验包括无缝制材料(原材料)试验和缝制加工材料试验两种。对于缝制加工试验样品，缝制时采用手提电动缝纫机、209缝纫线与双层缝制工艺，两层缝制线距离约为0.2~0.5 mm，样品缝制过程和试验样品见下图1所示，图1(b)中上排为缝制后拉伸试样，下排为未缝制普通试样。 图1. 模袋材料拉伸强度试验试样。(a) 土工布缝制过程 (b) 拉伸试样 2.2. 试验方法 模袋材料抗拉强度试验方法参考《土工布拉伸试验方法宽条样法》GBT 15788-1995中推荐方法 [ 16 ]，两种样品(缝制和未缝制)加持后露出尺寸均为20 cm (长) × 20 cm (宽)，上下加持宽度为均为10 cm，每种样品进行三组平行试验，取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试验过程中采用特定夹具夹持样品，试验加载速度为20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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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荷载–位移曲线 3.1.1. 压烫土工布试验结果 对于压烫土工布原料，在加载过程中土工布逐渐伸长，中间位置向内侧收缩。随着荷载的进一步增加，在土工布两边开始出现裂缝并向内侧延伸，土工布发生局部断裂破坏。而对于缝制压烫土工布，破坏时土工布裂缝出现在土工布缝制位置处，随荷载增加由外向内发展，缝线出现断裂。由于缝线位置处的应力集中，土工布呈锯齿形破坏。 下图2(a)和图2(b)为压烫土工布原料和缝制压烫土工布在抗拔试验中典型荷载–位移曲线。可以看出，在峰前阶段，随着土工布拉伸长度的增加，拉伸荷载近似呈线性递增。当拉伸长度达到约26 mm时，拉伸荷载达到峰值点，随后荷载迅速衰减，土工布发生破坏，造成拉伸荷载迅速衰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工布边裂缝的产生和快速发展。对比图2(a)和图2(b)可以看出，压烫土工布原料破坏伸长量和峰值拉拔荷载接近于对应缝制压烫土工布量值，表明土工布缝制连接对压烫土工布抗拔特性和拉伸强度影响较小。 图2. 典型压烫土工布荷载–位移曲线 3.1.2. 细纺麻布试验结果 细纺麻布原料破坏时并未出现明显的贯穿裂缝，而是呈现较为明显的类似于延性破坏特征。具体表现为：细纺麻布原料在拉伸时经历了较大的变形，破坏时整个样品均呈撕裂状但并未产生明显的裂缝和碎布块。与亚麻布原料破坏形式不同，细纺麻布缝制样品破坏时在接缝位置产生贯穿式裂缝，由于缝线位置处在拉伸时易产生应力集中，接缝两侧细纺麻布呈现较为明显的撕裂状态。 图3为细纺麻布拉伸试验中得到的两种样品典型荷载–位移曲线。在位移初期阶段，拉伸荷载随伸长量增加呈缓慢增长，表明该阶段细纺麻布在荷载作用下主要以拉伸变形为主，其抗拉强度并未充分发挥，因此实测拉伸荷载较小。该阶段荷载–位移曲线特征也表明细纺麻布具有较好的延展性。超过该阶段后，细纺麻布抗拉强度开始逐渐发挥，荷载随拉伸量增加迅速增大。当伸长量为18 mm左右时，细纺麻布原料达到荷载峰值，为2.351 kN。而对于缝制细纺麻布，当样品伸长量为23 mm时样品破坏，破坏荷载为0.756 kN，约为细纺麻布原料峰值荷载的32.1%。因此，对于该类材料，在应用时应着重考虑样品搭接方式和缝制工艺，以提高材料整体抗拉强度。超过峰值荷载后，荷载随拉伸量增加迅速衰减，但并未出现断崖式破坏，表明该材料在破坏后也具有一定延展性。 图3. 典型细纺麻布荷载–位移曲线 3.1.3. 帆布试验结果 对于帆布原料，破坏时裂缝出现在夹持位置处，裂缝由边缘向内侧逐渐扩展。帆布夹持位置处在夹持压力作用下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导致剪切破坏。而对于缝制帆布样品，破坏时裂缝出现在缝制搭接位置处。 典型帆布原料和缝制帆布荷载–位移曲线汇总至下图4中。对于帆布原料，拉伸荷载随拉伸位移近似呈线性递增，在拉伸量接近于22 mm时达到荷载峰值，约为4.6 kN。随后荷载随位移增加呈“断崖式”衰减，根据破坏形式可知，造成荷载迅速衰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夹持位置处裂缝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导致。对于缝制帆布样品，在拉伸量接近于13.5 mm时，拉伸荷载达到最大值1.730 kN，随后荷载迅速衰减。通过对比可知，缝制后帆布材料抗拉强度约为缝制前的37.6%。 图4. 典型帆布荷载–位移曲线 3.2. 模袋材料伸长率 图5. 不同类型材料伸长率汇总 上图5为不同类型模袋材料原材料和缝制后样品横向和纵向伸长率。根据上图可以看出，各样品缝制后伸长率均小于对应原材料伸长率。压烫土工布和亚麻布伸长率稍大于帆布材料。相比于其他两种材料，细纺麻布材料横向伸长率与纵向伸长率几乎一致，该材料在受力后变形较为均匀，表明该类材料在承受拉力荷载时应力沿试样横向和纵向分布较为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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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袋内部压力计算公式 以上结果为实测模袋原材料抗拉强度，在实际应用时模袋通常设置为球形和圆柱形，还需根据实测模袋抗拉强度计算确定模袋内部峰值围压强度，所采用的力学模型如下图6所示。 图6. 力学模型。(a) 球形模袋受力模型；(b) 圆柱形模袋力学模型 图中模袋半径为R，模袋材料抗拉强度假设为f t ，模袋达到抗拉强度峰值时承受峰值围压为p lim ，根据应力平衡条件可以得出： 2 π R ⋅ f t = ∫ 0 π / 2 p lim ⋅ 2 π R ⋅ cos θ ⋅ R sin θ d θ = π R 2 p lim (1) 整理可得： p lim = 2 f t R K 0 (2) 上式中，K 0 为安全系数，取值为1.5。 假设模袋内注浆后形成圆柱形复合体(见图6)，根据模袋内部受力与模袋受力平衡条件可以得出： ( 2 H + 4 R ) × f t = 2 H ∫ 0 π / 2 p lim R sin θ d θ (3) 化简整理得： p lim = ( 2 H + 4 R ) f t 2 H R K 0 (4) 上式中H为注浆后模袋高度， θ 为积分过程夹角。 根据资料调研，工程中常用模袋半径一般为1 m，注浆后模袋最大高度一般不超过4 m。将以上两种常用参数和拉伸试验中得到的材料抗拉强度分别带入式(2) 和(4)中可求得不同材料内部极限围压分别为： 圆形：压烫土工布p lim = 2.2 MPa；亚麻布p lim = 5.5 MPa；帆布p lim = 11.7 MPa。 圆柱形：压烫土工布p lim = 1.65 MPa；亚麻布p lim = 4.1 MPa；帆布p lim = 8.8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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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通过压烫土工布、细纺麻布和帆布三种常用模袋材料抗拉强度试验得到了各材料的抗拉强度、破坏形式和伸长率，推导了球形和圆柱形注浆模袋抗拉强度计算公式，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 三种材料的抗拉强度分别为：帆布 > 细纺亚麻布 > 压烫土工布；缝制后压烫土工布抗拉强度变化不大，但帆布和细纺亚麻布模袋较缝制前抗拉强度明显减小。 2) 各材料缝制后伸长率均小于对应原材料伸长率；压烫土工布和亚麻布伸长率稍大于帆布材料。细纺麻布材料横向伸长率与纵向伸长率几乎一致，材料受力变形较为均匀。 3) 建立了球形和圆柱形注浆模袋受力模型，提出了模袋内部注浆压力与材料抗拉强度之间的函数关系，可用于不同材料类型模袋峰值注浆压力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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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轻微型肝性脑病(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是肝性脑病发病过程中的一个早期阶段，隐匿性强，仅能通过特殊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或神经生理学检查才能识别出来，临床漏诊率高。MHE会影响患者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驾驶能力、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因此，早期诊断MHE并及时给予患者有效的临床干预至关重要。MHE的诊断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神经心理学测试、神经生理学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现就国内外MHE的诊断方法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从而提高对不同诊断方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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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肝性脑病(hepatic encephalopathy， HE)是由急、慢性肝功能严重障碍或各种门静脉–体循环分流(简称门–体分流)异常所致的、以代谢紊乱为基础、轻重程度不同的神经精神异常综合征 [ 1 ]，严重影响患者的精神和运动功能，可导致人格、睡眠、认知功能、运动活动及意识协调水平的改变，甚至昏迷和死亡。根据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不同将HE分为隐匿性肝性脑病(c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CHE)和显性肝性脑病(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OHE)，CHE包括轻微型肝性脑病(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和West-Haven分类的1级，OHE包括West-Haven分类的2~4级。MHE是HE病程中的一个早期阶段，隐匿性强，特征是没有能觉察到的HE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认知功能障碍，仅能通过特殊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或神经生理学检查及其他大脑功能测量方法识别出异常，临床漏诊率高。多数肝硬化患者在疾病的某一时期会发生MHE，据统计 [ 2 ]，我国肝硬化患者中MHE的发病率为29.2%~57.1%，国外为30%~84%，其发病率与肝功能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即使Child-Pugh A级肝硬化患者中MHE的发生率也可高达24.8% [ 3 ]。MHE会导致注意力、心理运动速度、工作记忆及视觉–运动协调能力受损，严重影响个人对意外交通状况做出反应的能力，增加MHE患者的交通违章率和交通事故发生率 [ 4 ]，此外，MHE与跌倒的风险和发生率增加有关 [ 5 ]、能够预测OHE的发作及晚期肝病患者的预后转归情况 [ 6 ]。因此，早期诊断MHE并及时给予患者有效的临床干预，可减缓MHE进展为OHE，降低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且对改善患者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控制潜在的社会危害、减轻医疗负担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国内外关于MHE的诊断方法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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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神经心理学测试 肝性脑病心理学评分(psychometric hepatic encephalopathy score， PHES)是专门设计并推荐用于诊断MHE的传统纸–笔神经心理学测试，由五项子测试组成：数字连接试验A、B，数字符号试验，轨迹描绘试验和系列打点试验，对于文盲患者，使用图形连接试验替代数字连接试验 [ 7 ]；主要评估心理运动处理速度、注意力、记忆力及视觉–运动协调能力等方面，目前国际共识会议 [ 6 ] [ 8 ] 建议将该项测试作为诊断MHE的金标准。PHES诊断MHE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已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地区得到验证并标准化，然而该项测试操作繁琐，需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完成，耗费时间长，限制了其在临床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国内学者 [ 9 ] 对146名健康志愿者和56例肝硬化患者进行了PHES测试，结果显示在中国人群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会影响PHES中5个子测试的结果；以PHES得分−4分为临界值，在肝硬化住院患者中检出有49.1%的人患有MHE，且MHE的患病率随着Child-Pugh肝功能分级的升高而增加；此外，该研究发现基于数字连接试验A (NCT-A)和数字符号试验(DST)两项子测试对MHE的诊断与PHES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以上述两项子测试中至少一项异常来诊断MHE的敏感性为76.9%，特异性为96.3%，故提出NCT-A和DST可作为诊断中国肝硬化MHE的简单工具。然而最近的研究 [ 10 ] [ 11 ] 表明，利用PHES诊断为无MHE的肝硬化患者在注意力测试(Stroop测试)和双手协调能力方面表现差，表明PHES不能检测到某些轻度的神经系统改变，仅使用一个敏感测试是不足够的，需要联合其他测试进行筛查MHE患者。 可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主要用于对5个认知功能领域进行评估：即刻记忆、空间结构、注意力、言语功能及延迟记忆。RBARS作为认知功能损害的筛查工具，既可鉴别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病理性下降，也可筛查一般人群的神经心理功能状态，现已广泛应用于不同人群的认知功能测评，目前，RBANS已在美国建立基于正常人群的规范参考数据，用于阿尔茨海默氏病和精神分裂症等多项临床试验 [ 12 ] [ 13 ]，并翻译成多种语言供临床和科研工作使用。RBANS以其拥有大量在评估多种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的临床有效性数据的优势，被ISHEN实践指南 [ 6 ] 推荐作为检测MHE的金标准。 控制抑制试验(inhibitory control test， ICT)是一种计算机化测试，用于评估注意力和反应抑制能力，操作者使用笔记本电脑测试，利用自动计算机系统进行数据分析，显著提高其在临床应用中的便利性和灵活性。目前ICT已在美国 [ 14 ]、意大利 [ 15 ]、印度 [ 16 ] 等多个国家被用于筛查MHE，研究显示ICT对诊断MHE具有较好的敏感性、特异性及重测可靠性。最近波兰的一项研究报道 [ 17 ]，与PHES相比，ICT诊断MHE具有中等敏感性和特异性；ICT与患者较低的生存率和更严重的疾病进展有关。此外，一项随访研究 [ 18 ] 表明ICT与MHE患者较高的机动车事故发生率有关，提出ICT是预测机动车事故发生最具经济效益的MHE诊断策略。与大多数心理学测试一样，ICT结果也会受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需要根据不同人群调整诊断阈值。ICT测试的成本廉价，诊断MHE在不同肝硬化病因中无明显差异，且具有较好的灵敏性、重测可靠性和便利性，是临床工作中诊断MHE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Bajaj等 [ 19 ] 开发了一款用于Stroop测试的移动操作软件——Encephal APP，研究发现智能手机版Encephal APP测试能够发现MHE患者的异常，且易于管理、操作、不依赖专业人员指导，受试者可快速了解该测试方法，便于门诊及病房快速筛查MHE。之后，该研究团队对原应用程序进行简化，新创建iPad版本，并在美国人群中 [ 20 ] 验证了Encephal APP测试对诊断肝硬化MHE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重测信度和外在效度，Yoon等 [ 21 ] 应用由Encephal App修改得到的K-Stroop测试，基于韩国人群验证其对MHE的诊断价值，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已建立中文版Encephal APP测试，Zeng等 [ 22 ] 对160名中国肝硬化患者进行PHES和Encephal APP测试，研究发现，以PHES作为MHE的诊断标准，使用Encephal App联合PHES中的两项子测试(NCT-B， SDT)可识别出MHE患者的准确率达87%，且比标准PHES所需时间短，故提出此测试组合可能是识别MHE患者的有效、便捷方法。在基于美国肝硬化患者的一项多中心研究 [ 23 ] 中，年龄和教育背景是影响EncephalApp结果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国的一项研究 [ 24 ] 中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均与该测试结果无关，这种差异提示Encephal App测试在中国的广泛应用需要在更大的多中心研究中进一步验证。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色盲患者无法使用该测试工具。 随着对MHE诊断方法的不断研究，新的神经心理学测试方法涌现出来，包括：动物命名测试(animal naming test， ANT)、姿势控制及稳定性测试、多感官整合测试。ANT是一种语言流利度测试，研究显示 [ 25 ] ANT是临床工作中易于获得的评估肝硬化患者中是否患有CHE的重要、首选筛查方法，并对1年内OHE的发生及死亡风险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但是，由于其他种类疾病引起的脑功能障碍也会损害言语顺畅性，因此，不能将S-ANT1作为CHE的特定诊断工具。姿势控制及稳定性测试有助于评估MHE患者的平衡模式和运动协调方面的改变，及早预防跌倒事件的发生 [ 5 ]。多感官整合测试是一种高阶认知功能的评估方法，该测试简便、快速、低成本，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Seo等 [ 26 ] 研究发现，与PHES相比，多感官整合测试诊断MHE的敏感性90%，特异性达86.5%，且测试结果不受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具有作为诊断MHE的新筛查工具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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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神经生理学检查 临界闪烁频率(critical flicker frequency， CFF)作为一种计算机化测试，被证明是检测MHE的比较成熟的方法，目前已被国际共识推荐作为MHE的诊断工具之一 [ 27 ]，并被广泛应用到MHE的相关研究中，通常，以CFF值 < 39.0 Hz诊断MHE。杜宁等 [ 28 ] 对160例肝硬化患者进行CFF检测，旨在探讨CFF对肝硬化MHE诊断的应用价值，结果显示肝硬化患者中CFF值 < 39.0 Hz者占多数(76.25%)，而对照组CFF值均 > 40.0 Hz，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7.35， P < 0.01)，故得出CFF是早期发现肝硬化MHE的一项客观而敏感的诊断方法。有研究报道 [ 29 ] 肝硬化MHE患者的CFF值明显低于单纯肝硬化患者及健康对照者，与PHES相比，以CFF值 < 39.0 Hz诊断MHE的灵敏度为39%，特异性为82%，准确率为70.6%，故认为CFF是检测MHE的有效方法，因其敏感性较低，故适宜作为PHES检测的辅助手段。CFF检测的简易性、客观性、可重复性较好，结果不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学习效应等影响，且可以预测OHE的发作和死亡风险 [ 30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 EEG)可以反映大脑皮质功能变化，且不受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需受检者的合作，也没有学习效应的干扰，被广泛应用到HE的相关研究中，此外，最新AASLD/EASL实践指南 [ 27 ] 建议将PHES联合EEG作为一项MHE的诊断策略以提高诊断准确率。研究显示 [ 31 ] EEG的异常程度可反映HE患者的临床分期及Child-Pugh肝功能分级，对HE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爽等 [ 32 ] 对41例肝硬化患者进行EEG检查，根据肝功能分级分为A、B、C三组，A组8例，B组12例，C组21例，结果发现，A组中脑电图轻微异常有6例，轻度异常有2例，无中度异常；B组中脑电图轻微异常有2例，轻度异常有7例，中度异常有3例；C组中轻微异常有1例，轻度异常有18例，中度异常有2例，统计学分析显示B组与C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值 > 0.05)，分别比较A组与B组(P值 < 0.05)、A组与C组(P值 < 0.01)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因此，研究得出，MHE患者可表现出轻微异常脑电图波，EEG异常程度与HE分级呈正相关，EEG可以作为MHE的临床诊断工具之一，提高早期HE的诊断率。EEG需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在分析结果时，不同观察者之间的主观偏差亦会影响结果评估和检测的客观性，故仍需深入研究发现更准确的EEG分析指标来评估大脑节律变化，提高EEG检测HE的特异性和实用性。 诱发电位(evoked potentials， EP)反映中枢神经系统在特定功能状态下的生物电活动变化，包括视觉诱发电位(visual evoked potential， VEP)、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s， BAEP)、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SEP)和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P300四种类型，其中，VEP的特异性及敏感性相对较低；BAEP的影响因素较多；SSEP的灵敏性及特异性相对较好，可以早期客观判定病情；ERP-P300诊断MHE的灵敏性最好，常被推荐用于诊断MHE，其潜伏期被认为是检测和随访MHE患者的有效指标。林言等 [ 33 ] 选取114名肝硬化患者进行NCT-A、DST及四种EP测试，结果显示，与其他三种EP测试相比，ERP-P300对诊断MHE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更能反映MHE时大脑的功能变化，但不能替代传统神经心理学测试，可作为诊断MHE的辅助检测手段。综上所述，EP是诊断MHE的一项客观而敏感的指标，多项EP联合检测可提高MHE的检出率，此外，EP检测需要特定设备和专业人员，操作复杂，价格昂贵，对检测的周围环境要求严格，病人依从性差，不适于门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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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影像学检查 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和常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技术不能早期发现MHE，主要用于排除帕金森病、脑血管意外、颅内肿瘤等其他原因引起的脑病，研究显示 [ 34 ] MRI联合多层螺旋CT可提高诊断HE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为HE患者的诊治及预后提供重要指导依据。 随着MRI技术的发展，对HE的诊断评价不再仅局限于大脑的解剖结构，多种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发展起来，使研究大脑组织物质代谢变化、脑组织内水分子的扩散情况、更加精确显示脑组织形态学变化、反映脑组织内的血流灌注和微血管分布情况成为可能，为疾病诊断提供更为准确的影像学依据。 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是一种检测活体器官组织代谢、生化改变及化合物含量变化的无创性影像学技术。其中1H-MRS最常用于评估HE患者大脑内特异性物质的变化。研究 [ 35 ] 显示，通过1H-MRS分析肝硬化患者基底节区的谷氨酰胺复合物/肌酸的比值变化，可以较敏感的提示是否合并MHE，为早期诊断MHE提供客观依据。 磁共振扩散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技术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一种从分子水平研究疾病的影像学技术，DWI通过测量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值反映组织内水分子的扩散能力，以此区分细胞毒性水肿和血管源性水肿；DTI最常用平均扩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和各向异性指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两个指标定量描述组织内水分子的扩散情况，进而反映特定部位组织内含水量的变化及脑白质细胞的完整性，研究发现 [ 36 ] DTI扫描显示MHE患者多个脑区的MD值显著增加，而FA值无显著变化，提示脑实质存在间质性水肿，而脑白质微细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刘梅红等 [ 37 ] 对30名肝硬化患者和15例健康志愿者进行DWI与DTI扫描，旨在利用DWI和DTI定量分析MHE患者脑功能的异常改变，探讨其在MHE中的应用价值，结果发现DWI与DTI联合应用对预测肝硬化MHE的进展程度具有潜在的临床参考价值。 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 PWI)是基于流动效应的原理，所成图像用来反映机体组织内的血流灌注和微血管分布情况，从而探测疾病早期大脑组织的潜在变化。PWI主要分为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enhanced， DSC)和动脉自旋标记(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两类。研究报道 [ 38 ] 应用DSC-PWI对MHE患者的大脑不同区域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进行分析，发现其大脑基底节和丘脑的脑血流量增加，提示MHE患者的大脑血流量发生重新分布。与DSC-PWI相比，ASL-PWI由于没有应用潜在有害的MR造影剂，成为检测HE患者脑血流量的更合理的选择。Zheng等 [ 39 ] 研究发现，ASL-PWI显示MHE患者的多个大脑灰质区域的血流量增加，其中，右壳核的脑血流量对表征MHE的敏感性最高(93.8%)，特异性中等(75.0%)，故研究认为通过ASL-PWI扫描分析的脑血流量变化是诊断MHE的重要影像学指标。 血氧水平依赖的功能性磁共振(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OLD-fMRI)成像技术基于血氧水平，以血管内脱氧血红蛋白为信号源，反映不同状态下脑组织局部功能区的脑血流变化情况。近年来，BOLD-fMRI越来越多的应用于HE的相关研究中。BOLD-fMRI可分为静息态和任务态两类，其中，静息态BOLD-fMRI以其设计简单、基线容易控制的优点在临床中的应用较为广泛 [ 40 ] [ 41 ]，主要用于研究MHE患者的不同脑组织区域的自发活动情况和脑功能网络连接的改变，利于更好的认识MHE发生的病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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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的MHE检测方法通过大量研究验证和在原有基础上的优化创新，进一步提高了诊断MHE的灵敏性和实用性，更加广泛的应用于临床；与此同时，更多新的检测方法和先进设备涌现出来，可作为诊断MHE的辅助检查手段。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MHE诊断标准，其主要检查方法包括神经心理学测试、神经生理学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其中，神经心理学测试是临床应用较广泛的检测方法，需要考虑年龄、受教育程度、学习效应及病人合作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多项测试联合应用可提高MHE的检出率；神经生理学检查的结果相对特异且没有学习效应，但其灵敏度低，需要特定设备、人员进行操作，不便于在门诊或病房开展MHE的快速筛查工作；影像学检查能够从多方面评价大脑结构及代谢改变，有助于了解疾病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鉴别和排除其他疾病所引起的脑病，为MHE的诊断提供准确的理论基础，进而给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但不同地区使用的诊断方法和判断标准不同，结果的可比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尽管MHE是非致死性疾病，通常无需住院，但仍会影响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生活质量、公共医疗资源分配等方面，因此，有必要早期对HE高危人群进行MHE的筛查及管理；在选择MHE的筛查方法时，应权衡当地人口的实际情况和不同检测方法的特点来选择适宜的检测手段；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建立国内外统一的MHE诊断标准，为临床提供简便、快捷、有效的筛查手段，使MHE患者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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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布鲁菌病(Brucellosis)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直接或间接与感染动物及其产品接触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部分患者多因进食乳制品或涮牛、羊肉等致使发病率有所上升。目前，我国布鲁菌病发病率和发病人数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90%以上布鲁菌病病例集中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和内蒙古，严重危害人、畜健康及畜牧业的发展，己经成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的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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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布鲁菌病(Brucellosis)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直接或间接与感染动物及其产品接触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90%以上的布鲁菌病患者分离出的病原菌是羊种布氏菌，其毒力明显高于其他菌种 [ 1 ]，主要通过皮肤、消化道和呼吸道粘膜以及眼结膜等途径进入人体导致感染，布病的易感人群主要是从事养殖、放牧、屠宰牲畜、兽医和预防接种人员等高危职业人群，很少存在人际间的传播。该病临床表现多变且无特征性的症状。因此，临床诊断仍是极大的挑战，其症状主要包括发热、多汗、全身不适、头痛、肌肉关节痛、背痛、厌食等。其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关节痛、关节炎、脊椎炎、骨髓炎、腱鞘炎、滑囊炎等，脊柱炎是布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约2%~53%的布病患者会并发脊柱炎，85%的患者可出现骨关节痛 [ 2 ] [ 3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一部分患者多因进食乳制品或涮牛、羊肉等致使发病率有所上升，成为食物源性疾病；在我国，布鲁菌病主要流行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且病例呈阶梯式分布，各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地处西北的新疆以农业及畜牧业为主要产业，属于该病高发地区。目前，我国布鲁菌病疫情处于严重时期，发病率和发病人数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2016年国家卫计委报告布鲁菌病发病数为47，139例 [ 4 ]，而我国布鲁菌病病例的90%以上集中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和内蒙古。严重危害人、畜健康及畜牧业的发展，己经成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的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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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西药治疗布鲁菌病研究状况 布鲁菌病治疗的目的在于缩短病程，防止复发和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如关节炎、脊髓炎、肾炎、脑炎以及流产等 [ 6 ] [ 7 ] [ 8 ] [ 9 ]。常用的传统治疗药物有四环素、强力霉素、链霉素、利福平、庆大霉素和复方新诺明，但对于具体抗菌治疗方案的选择则有待商榷。20世纪50年代，由Magill和Killough提出联合使用四环素和链霉素治疗布鲁菌病 [ 10 ]，并于1971年被WHO推荐为治疗布鲁菌病的首选药物 [ 11 ]。Keramat等 [ 12 ] 比较了喹诺酮类的环丙沙星联合利福平和环丙沙星联合强力霉素与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的疗效、复发、治疗失败情况及不良反应。结果提示三种联合均有效，但由于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方案可缩短发热时间，并减少复发，仍作为首选，而环丙沙星联合利福平和环丙沙星联合强力霉素则可作为替代疗法用于成人布鲁菌病。对于急性布鲁菌病的治疗，田锦玲等 [ 13 ] 以高剂量左氧氟沙星为基础联合强力霉素与四环素联合链霉素治疗比较，前者疗效较好。而且左氧氟沙星可进入细胞内从而杀灭侵入机体网状内皮系统吞噬细胞内的布鲁杆菌，从而阻断慢性肉芽肿形成，彻底消灭细胞内的布鲁杆菌，最终治愈急性布鲁菌病。且对肝、肾功能几乎无影响，不良反应少，安全性大，无交叉耐药。邓莉莉等 [ 14 ] 将住院的64例布鲁菌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多西环素加常规治疗，观察组给予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加常规治疗，均用药四个疗程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96.87%，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81.25%，观察组临床症状比对照组明显恢复快(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于潞 [ 15 ] 用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治疗95例布鲁菌病患者，3周为1个疗程，间隔6 d，进行下一个疗程，所有患者均治疗4个疗程。其治愈率77.90%，总有效率为97.90%，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1.60%。马璇岚 [ 16 ] 等用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治疗急、慢性布鲁菌病患者各60例，发现急性期患者的疗效明显高于慢性期。而冯志贤 [ 17 ] 等治疗99例慢性骨关节痛布鲁菌病患者，发现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能有效缓解骨关节疼痛症状。谢莹等 [ 18 ] 建议治疗无并发症的急性和亚急性布鲁菌病患者首选方案为利福平联合多西环素治疗6周，慢性患者用该方案治疗2~3个疗程，合并脑膜炎、血管炎、脊柱炎要联用第3代头孢菌素，合并睾丸炎者要短期加用激素，较为严重的椎旁脓肿和心内膜炎要进行手术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