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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高线教育”——教育的长期必然性 3.1. 高线教育的基本内涵 与“底线教育”相对应，这里提出“高线教育”的概念，“高线教育”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某种对群体或者个人能够形成吸引的精神力量，依据这些精神力量的教育和传播，形成一种明显的正向激励，以期待受教育个体形成更好的道德情操，形成更好的行为动机，形成更好理想信念的教育模式。黄大年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要有情怀”，“情怀”就是一种对个体的“高线要求”的一个范例。以这种高尚的精神力量作为教育模式和促进组织及个人具备高尚的精神境界的教育行为就可以理解为“高线教育”。“高线教育”和“底线教育”一样，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都有的古老而又变化的事物。如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国古代高亢的民族情操支持的洋溢着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目标，孔子的儒家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高线教育”。韩愈的《师说》中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说，教育工作者就是传授道理、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解除学生的迷惑的，古代的“道”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这个“道”既有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也有道德内涵。因此，从孔子时代的教育开始，我国的教育都不乏这种“高线教育”的身影。中国共产党发迹时期，主要是一些有着新思想的仁人志士，在马列主义思想的“高线教育”的感召下，以人民解放和救亡图存为己任，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是现代史上“高线教育”成就的典型代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画出来的完美的青年革命战士的形象，他曾有引领一代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何等的人情怀和境界？这也是“高线教育”成就的典型代表。再如爱因斯坦的人生观：“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也如周恩来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诸此等等，一个有卓越成就的人，基本都有一个高尚的灵魂感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理论都是“高线教育”的范畴，如“中国梦”、“四讲四有”的倡议，就是属于“高线教育”的内容实例，对广大党员形成召唤和吸引。“高线教育”具有教育的长期必然性，在主要适龄教育阶段应该是教育的主体。 3.2. 不同层次学校的“高线期望”不同 与前文“不同层次学校的‘群体底线期望’不同”相对应的是：不同层次学校的“群体高线期望”不同。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不同学历程度的学校教育对学生“高线”思想的铸造有着不同的作用，“高线”思想的铸造是一个持续不断地“注入”和“强化”的过程，是一个从“概念注入”逐步到“实践强化”的过程，因此，不同学历程度的学校教育需要“接力塑造”，明确各自的义务和本阶段的教育内涵。其二，高教系统内部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教育熏陶会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和高校长期积淀下来的“精神特质”有很大的关系，具有一定的长期稳定性，也具有一定动态变化性。之所以将高等教育单独拿出来讨论，主要在于高等教育阶段是“实践强化”的主要阶段，这种“实践强化”既包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成型”等宏观的内容，也包括形如“择业观”、“兴趣爱好”等的实践演化，这些学生个体的选择或者发展和高等学校或者高校群的整体“学术氛围”、“思想内涵”、“教育理念”、“科学精神”、“人文关怀”、“社会认知”、“审美特质”、“家国情怀”等等元素均有关系，以上元素或者也是高校影响学生的软实力，因此，不同的类型的高校也会有不同的学生整体“精神特质”，也就有不同的“群体高线期望”。同样，与“群体高线期望”相对应的是“个体高线期望”，“个体高线期望”同样是“群体高线期望”的组成部分，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的。 3.3.“高线教育”的历史价值 1)“高线教育”的长期感召是民族教育的历史根本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高等教育的第一位长期任务就应该包括建立起来一套含有丰富知识的“高线教育”理论体系，形成一批“高线教育”催生的精英团体，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线教育”催生的“精英团体”并不是常规讲的掌握社会资源的利益群体，而是以某种精神特质的高线思想作为聚合基础。这里并非想鼓吹“精英治国”，更不是反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说明教育本身是从人民群众之中选拔和培育精英的过程，精英来自于人民大众，又忠于人民大众，是人民大众的时代代言人。精英的培育和“精英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属于教育理念，一个属于政治架构。精英的培育作为教育的目标之一和全民教育并不是相悖的，人民教育既要广谱性地最大程度地开启民智，也竭尽所能地培育有民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有高尚情操的各界精英。高等教育的长期感召和教化，是广谱性地最大程度地开启民智的必要条件，也是“高线”精英群体催生、发展的必要保障，同时也是精英是否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条件。 2) 立党治国的根本 立党治国的根本是凝聚或者塑造什么样的精英集团，并将这种精英集团加入到国家政治构架之中。如果是一群“高线”团体(精神上的高线)成为民族的代表，那么，这种“高线”群体所容纳的“家国情怀”就会形成团体内部的向心力，进而将这种向心力扩散和辐射到更大的范畴，也就是凝聚民心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架中是过多地导致(不太属于高线的)“利益集团”构架为国家管理的一部分，那么，失去的是组织内部的精神感召，留下的仅仅是“共同利益”，那么也必然失去向外的精神扩散力和感召力，甚至形成“精英政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对抗”关系，带来的则更可能是精英(利益)集团和社会的割裂。 3) 高线教育的思想功能 从教育的角度讲，一定时期，社会心理结构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高线”泯灭，到一定程度则导致某一类群体“高线思想”的滑坡，滑坡的典型标志是群体的大范围地抱怨“自己遭到群体的道德绑架”、“工资不高，凭什么要求我们成为‘道德楷模’？”等等。有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思想高度，那么，似乎就需要从小孩子开始感召和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家长(某种情况下代表社会)就可能成为否定对孩子传播“道德高线”之价值的力量，也成为削弱高线教育成果的重要元素。当人民民众成为只善于索取和抱怨，只要孩子工作和高收入的时候，民族的精神驱动力就没有了群众基础。因此，“高线教育”对于民族的淬炼不是几年的功夫就能达到，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对民族“高线”缺乏足够的认识，再加上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民族规模的“高线”下滑也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和发展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治理和引导不容易立竿见影，或者说，滑坡只需要一代人，感召就需要几代人的功夫。 3.4. 教师个体与群体“高线”的社会价值 教师群体失去“思想高线”最为可怕，主要表现在：1) 感召学生的精神驱动力已经不复存在；2) 没有以身作则的奉献精神，再高的“高线”都容易被理解为“居心叵测的说教”。当教师纷纷脱掉“高线”外衣的时候，国之危矣！在“高线”建设的问题上，高等学校往往成为“高线”思想的阵地，同时更是向青年学生感召思想的重要途径，有的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当社会上的“高线”思想变得凤毛麟角时，高校就成为“高线思想”的唯一保留地。高校对于“高线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表现在民族觉醒的发祥地，如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民族觉醒的发祥地绝不可能首先发生在市井之中。如果社会难以被改变，教育目的就需要去改变下一代的孩子，那么，孩子就成为教育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 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是很重要的，民族觉醒的时期，教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民族思想滑坡的阶段，教育作为“高线思想”保留地的价值也依然很重要，因此，对教育系统的污染也就成为危害最大的污染。教师失去“道德高线”或者“高线元素”逐渐滑坡就成为可怕的事件，一个民族“失去”了教师，就等于失去了整个民族的未来。当一个民族感召者认为自己干的就是一个凡常的工作而已，当教师的工作从“传道、授业、解惑”降格为仅仅为学生找到工作铺垫一些技能的时候，“道”之不存，“惑”之无思，这样的民族只能是任由衰退。当教师的价值只用钱来衡量的时候，甚至连基本的物质保障都没有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教师的“高线”就更加难以体现，从教师个体来讲，如果收入成为教师自我认可的唯一元素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民族思想的传播者，并且还一不小心成为坏思想的代言人，教师在岗位上不能代表“高线”就是对民族和教育事业的最大危害。 教育并不都是永远只服务于家长的期待，有的时候，教育是民族的教育，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心存“高线”的教育家成为思想的旗帜，如“李大钊”先生曾起到的作用，以高等教育的形式感召青年学生，青年学生的“思想革命”是民族的需要，参加政治革命和军事革命也是民族的需要，但并不一定是每个学生家长的期待，有的时候还可能存在学生和家长之间思想的割裂，这样的时代，教育导致的“思想张力”是民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民族革命的重要驱动力，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高等教育的教师个体和群体往往是信仰的载体，是思想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