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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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身体洁净能减轻负性道德情绪带来的道德焦虑感。具身认知的观点认为，身体清洁在道德认知、道德情绪和道德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实验使用被试间设计，对Zhong和Liljenquist的道德清洁实验范式的材料进行了修订，所有被试在实验前都通过回忆，书写自己做过的不道德或道德事件并记录当时的情绪，以唤醒负性道德情绪或道德情绪。随后进行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清洁礼物选择测验，以从潜意识、意识、行为三个层面探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无清洁仪式感的汉族大学生和有清洁仪式感的穆斯林大学生在不同的道德情绪唤醒后身体清洁倾向的异同。结果表明，道德情绪的类型对身体清洁倾向无显著影响，但道德情绪事件性质对身体清洁倾向有影响，高清洁仪式感的被试相较低清洁仪式感的被试在本实验中表现出了更低的清洁倾向；道德情绪和清洁仪式感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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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道德可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部分。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情绪：当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损伤他人利益时，个体便会产生诸如内疚、羞耻等负性道德情绪；而当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有利于他人时，个体便产生自豪等正性的道德情绪 [ 1 ]。道德情绪在多个方面影响个体的内隐观念、认知和行为表现，本研究关注于道德情绪对个体身体清洁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具身道德与清洁状态之间具有相互作用 [ 2 ]，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中，“洁净近乎于美德”的隐喻同样广泛存在 [ 3 ]。 仪式感是个体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产生的感受，这种感受能够影响个体的思维、行为与情感的表达 [ 4 ]。物理清洗(如洗澡或洗手)是许多宗教仪式的核心，例如，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和训诫“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通过对自己身体象征性的清洗，可能达到拂去罪恶、净化心灵的作用 [ 5 ]；伊斯兰教对于清洁的要求极高，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其信徒按不同规模的身体清洁进行每日的“小净”仪式与每周的“大净”仪式。清净无染是伊斯兰教的基本要求，只有清洁才能获得主喜是伊斯兰教法中最高的目的 [ 6 ]。丛恩霖认为“小净”程序里的各项念词可以概括为“清”、“慎”、“勤”三点，意为清洁表里，谨慎行事，勤奋为人，每日的小净仪式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干净”，更注重内心是否得到教化，清洁仪式带来身体的纯洁，信徒认为物理清洗的仪式可以净化心灵 [ 6 ]。本研究认为，相对于仅把清洁身体当作无意识的日常习惯的汉族被试群体，穆斯林群体具有极高的清洁仪式感。 许多已有研究证实，身体洁净与道德洁净存在关联。研究表明，清洁线索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 [ 7 ] [ 8 ] [ 9 ] [ 10 ]。Schnall等人研究发现，使用清洁词汇组句的被试相较于使用中性词汇组句的被试对道德事件评定更为宽松；通过视频诱发厌恶情绪后洗手组被试相较于未洗手的被试道德判断更为宽松 [ 11 ]。Zhong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不同，洗手之后被试对道德事件的评价更严格，通过想象启动清洁感受的被试相较于控制组在道德判断任务中的评价更严格 [ 5 ]。众多研究支持清洁启动对道德判断存在影响，只不过在具体作用方向上存在争议，张凤华和叶红燕研究发现，有五个因素影响具体的作用方向 [ 12 ]：1) 启动前的初始情绪状态：是否存在厌恶等特殊情绪；2) 清洁启动的具体操作方式：例如，直接的清洁行为、清洁线索提示、替代性清洁等；3) 道德事件中的行为主体：自我或他人；4) 道德事件类型：与性有关的纯净背徳事件、与卫生清洁有关的纯净背徳事件和非纯净背徳事件；5) 其他中介和调节变量的影响：例如，政治立场、神经官能症、完美主义人格等。 相对于清洁启动影响道德判断，研究发现道德情绪启动同样影响身体清洁 [ 2 ]，研究者先让被试回忆自己做过的不道德或道德的事件及当时的情绪感受以唤醒不同类型的道德情绪，然后通过“清洁概念词汇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清洁类物品的行为选择测验”，在无意识、意识、行为三个层面上证明了在负性道德情绪体验被唤起的情况下，被试具有清洁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随后，实验者让启动负性道德情绪的被试清洁手部，结果显示洗手后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体验降低，利他倾向也同样减低了。Zhong等人将清洁缓和个体不道德情绪体检的现象命名为“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 [ 5 ]。然而，该研究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下以英文的实验材料进行的研究，该现象的跨文化一致性仍有待探索，例如，已有研究发现西班牙人身上没有“洗手减轻罪恶感”的效应。阎书昌在未发表的实验中尝试以上述实验范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中文实验材料对中国大学生被试进行试测，未能重复出一致的结果 [ 3 ]。阎书昌认为有三种可能性：1) 洗手与减轻罪恶感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存在；2) 实验技术本身存在问题；3) 中国人身上不存在该效应 [ 3 ]。张凤华和叶红燕(2016)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多地将不道德行为与“丢脸面”联系起来，可能更多的采用行为途径(如掩盖)或认知途径(如推脱)等进行应对，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更多地将不道德行为看成是一种“罪”，故而可能更容易出现清洁倾向 [ 12 ]。 本研究认为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被试是否具有清洁仪式感，相对于无宗教信仰、无清洁仪式感的汉族被试，伴随严格清洁仪式、具有高清洁仪式感的穆斯林个体有更多的清洁行为以及更高的道德清洁倾向。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一现象，我们采用Zhong和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并参考了阎书昌(2011)的中文版实验材料，对其清洁词汇补笔部分进行了修改 [ 2 ] [ 3 ]。原研究采用单字偏旁补笔，由于带有清洁含义的单字多为“氵”偏旁，出于对语言丰富性的思考被试可能会避免重复，影响实验材料的信效度；此外汉语单字往往含有多重含义，单字词清洁含义的强度和明确程度往往不及双字词(例如：“清”和“清洁”，“净”和“干净”，“扫”和“打扫”)，因此，本研究采用双字词词干补笔测验，让被试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本研究旨在验证中国大学生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之后，是否会在随后的清洁测试中表现出通过身体清洁倾向(或行为偏好)减轻自己的不道德感，以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高清洁仪式感的大学生和和低清洁仪式感的大学生在身体清洁的潜意识、意识及行为层面上的差异及其交互效应。实验采用二因素被试间设计，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道德行为回忆”和“不道德行为回忆”，通过Zhong & Liljenquist (2006)的实验范式分别启动积极或消极道德情绪 [ 2 ]，第二部分为清洁词汇的中文词干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清洁礼物选择任务，分别测试被试在不同道德情绪唤醒后潜意识、意识和行为层面上的身体清洁需求的差异。研究者假设：一、不道德行为回忆组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那么被试填出清洁词汇、偏好清洁物品、选择清洁礼物的数量会高于道德行为回忆组；二、高清洁仪式感被试相较低清洁仪式感被试具有更高的身体清洁倾向；三、高清洁仪式感、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的被试，其清洁测试得分高于低清洁仪式感、负性道德情绪被唤醒的被试，道德情绪与清洁仪式感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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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西北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120名，均为自愿报名参加。所有被试均为从未出过国的中国居民。被试分为四组：1) 仪式感–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信仰伊斯兰教，③ 回忆道德事件；2) 仪式感–不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信仰伊斯兰教，③ 回忆不道德事件；3) 无仪式感–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无宗教信仰，③回忆道德事件；4) 无仪式感–不道德回忆组：① 以汉语为第一语言，② 无宗教信仰，③ 回忆不道德事件。所有被试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实验设计 采用2 (道德情绪类型：正性道德情绪、负性道德情绪) × 2 (清洁仪式感：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在后续清洁测验任务中的得分(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填清洁词汇的数量、清洁类物品需求偏好数量、选择清洁类礼物的数量、总分)。 2.3. 材料 2.3.1. 道德情绪启动 第一部分为道德/不道德行为的回忆材料，本部分采用了Zhong & 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 [ 2 ]。被试需要在10~15分钟内在给定的带有指导语和书写横线的一张A4纸上书写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件道德或不道德的事情及当时的情绪感受。在回忆启动结束后，通过让被试填写现在的情绪与感受进行操作检查，采用七点计分，1 = 非常内疚，7 = 非常自豪，道德行为回忆组填写结果为积极道德情绪或不道德行为回忆组填写结果为消极道德情绪则验证启动成功。考虑到道德事件性质对道德与清洁关联性的影响 [ 12 ]，填写完毕后，被试自我评价书写事件的道德性质程度，采用7点计分，1 = 非常不道德，7 = 非常道德。 2.3.2. 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 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即让被试完成20个双字词汇填字任务，其中10个是含有清洁意义的词汇(例如：肥____，____地)，10个是与清洁无关的词汇(例如：文____，____店)。本测验在30名西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被试中进行预实验，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2.3.3. 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 本部分对Zhong & 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进行本土化修订，所用物品均为兰州当地超市中常见、高销量的品牌。通过指导语引导，让被试从10种物品中选择3种自己目前需要购买的商品。指导语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正处在一个超市中，询问被试认为下面物品中哪些是自己目前需要的，选项如下：A. 好时巧克力 B. 多芬沐浴露 C. 伊利酸牛奶 D. 士力架 E. 舒肤佳香皂 F. 安琪面包 G. 奥利奥饼干 H. 心相印湿巾 I. 力士洗发露 J. 超能洗衣液(其中BEHIJ为清洁类物品)。 2.3.4. 被试礼物选择任务 被试礼物选择测验，即完成前序任务后告知被试实验结束，允许被试从4种礼物中选择2种礼物。四种礼物分别为市场价值等值(均为2元左右)的清洁类物品：纸巾、湿巾，和清洁无关的物品：清真饼干、黑色中性笔。 2.3.5.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由Watson和Clark (1988)编制，其中文版由黄丽等人(2003)修订，用于评定个体的正性和负性情绪 [ 13 ]。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因子，正性情绪因子和负性情绪因子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8和0.85。采用Likert5点计分，1表示几乎没有，5表示非常多。计算每个因子得分，每个因子总分越高说明个体该种情绪强烈程度越高。考虑到被试在启动前的初始情绪状态对道德与清洁关联性的影响 [ 12 ]，所有被试在正式实验前填写了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此举用于发现并筛除具有特殊情绪的被试，避免由于特殊情绪产生的误差。本研究剔除了在“敌意”、“恐惧”、“易怒”、“害怕”和“坐立不安”等负性情绪单个条目中得分高于4分的被试。 2.3.6. 60条目简版大五人格量表 60条目简版大五人格量表(NEO-IFF)由Costa和McCrae (1989)编制，其中文版由Morrison (1996)翻译修订 [ 14 ]，包括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责任心和宜人性五个维度，每个维度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6、0.77、0.73、0.68、0.81。共60道题目，每个维度12道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其中26道题目反向计分，将反向计分题目转换后加总，计算每个维度得分，每个维度总分越高说明个体该人格特质程度越高。由于神经官能症对道德与清洁的关联起调节作用(张凤华，叶红燕，2016)，本研究推断神经质人格也与道德清洁存在相关，52名被试在正式实验前填写了简版大五人格量表，其余被试由于时间紧张未填写大五人格量表。 2.4. 实验流程 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填写被试知情同意书，登记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生源地、文理科、自我评价洁癖程度、自我评价清洁仪式感)，完成PANAS情绪问卷和简版大五人格问卷后开始实验。 正式实验：1) 首先完成Zhong & Liljenquist道德/不道德行为回忆及书写，时长控制在10~15分钟。2) 要求被试在纸上写下回忆结束后，现在的情绪与感受。3) 要求被试完成词干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礼物选择任务。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认为刚刚完成的三个任务是否具有关联，并记录原因，以验证被试是否因为猜到实验目的而影响实验结果。整个实验需要时间约20分钟。 2.5.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2.0分析数据，对于被试所填写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单变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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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将实验收集的数据录入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共采集有效数据110人(男性51人，女性59人)，平均年龄21.25 ± 5岁。有10名被试由于启动无效或PANAS量表结果情绪极端被剔除。正性道德情绪启动59人，负性道德情绪启动51人。低清洁仪式感55人，高清洁仪式感55人；生源地来自城镇60人，农村50人；文科52人，理科58人。 3.1. 相关分析 对剔除后数据的相关分析发现，启动的道德情绪类型与被试在清洁测验中的得分无显著相关。考虑到相当多的被试在启动中书写的道德事件性质程度不同，我们将被试自我评价所书写事件的道德性质程度与因变量指标做分析，结果表明道德性质程度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82 ** ， p = 0.000)、词干补笔测验得分(R = −0.158 * ， P = 0.038)及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得分(R = −0.198 * ， p = 0.012)显著负相关，即启动中被试所写事件的道德程度越高，其清洁倾向越低，这一结果印证了假设一。清洁仪式感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40 ** ， p = 0.004)及词干补笔测验得分(R = −0.298 ** ， p = 0.000)显著负相关，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这一现象与最初的假设二相反。 此外，存在影响因变量指标的无关变量：年龄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05 ** ， p = 0.007)及词干补笔测验得分(R = 0.220 ** ， p = 0.004)显著相关，年龄大的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年龄小的被试；性别与清洁礼物选择数量(R = 0.237 * ， p = 0.010)显著相关，女性被试更多地选择清洁类被试礼物；城乡与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得分(R = −0.236 ** ， p = 0.009)显著负相关，来自城镇的被试在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中的得分总体高于来自农村的被试；文理科与清洁测验总分(R = −0.255 ** ， p = 0.002)及清洁礼物选择数量(R = −0.236 ** ， p = 0.009)显著负相关，文科生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理科生被试；大五人格问卷的神经质维度与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得分(R = −0.302 ** ， p = 0.007)显著负相关，高神经质特质的被试在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中的得分总体高于来自低神经质特质的被试(表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110 数量 清洁词汇 清洁需求 清洁礼物 总分 年龄 R = 0.220 ** ， p = 0.004 R = 0.205 ** ， p = 0.007 性别 R = 0.237 * ， p = 0.010 城乡 R = −0.236 ** ， p = 0.009 文理科 R = −0.236 ** ， p = 0.009 R = −0.255 ** ， p = 0.002 神经质 R = −0.302 ** ， p = 0.007 道德性质程度 R = −0.158 * ， P = 0.038 R = −0.198 * ， p = 0.012 R = −0.282 ** ， p = 0.000 清洁仪式感 R = −0.298 ** ， p = 0.000 R = −0.240 ** ， p = 0.004 表1. 相关分析(N = 110) 3.2. 单变量分析 对于被试清洁测验总分的单变量分析表明，清洁仪式感和道德情绪类型主效应均不显著，清洁仪式感与道德情绪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 = 4.593， RMS = 8.41， p < 0.05)，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4.789)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3.472)；启动正性道德情绪后，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3.703)与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3.724)之间无显著差异；被试清洁仪式感的高低与启动的道德情绪类型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对于被试清洁测验填词数得分的单变量分析表明，清洁仪式感主效应显著(F = 11.742， RMS =18.669， p < 0.001)，道德情绪类型主效应不显著，清洁仪式感与道德情绪类型交互作用不显著。低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在词干补笔测验中填出清洁词汇的数量(2.553)总体高于启动正性道德情绪后的数量(1.713)，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在词干补笔测验中填出清洁词汇的数量(1.153)略低于启动正性道德情绪后的数量(1.325)，整体而言，低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情绪后在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中的得分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对于清洁物品需求测验和被试礼物选择测验得分的单变量分析未发现显著结果。上述结果均已将性别、年龄、城乡、文理科作为协变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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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Zhong & Liljenquist的实验范式，在具有不同清洁仪式感的被试中施测，考察道德情绪与清洁仪式感对个体身体清洁倾向的影响。实验通过道德情绪启动范式，分别启动被试的正性道德情绪或负性道德情绪，并记录被试在随后的清洁词汇词干补笔测验、清洁类物品需求测验和清洁类礼品选择测验的得分，实验结束后对不同启动和仪式感类型被试的测验得分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不同的道德情绪和清洁仪式感对个体身体清洁有影响：道德情绪的类型对身体清洁倾向无显著影响，但道德情绪事件性质对身体清洁倾向有影响，启动事件性质不道德程度越高的被试具有越高的身体清洁倾向，启动事件性质道德程度越高的被试具有越低的身体清洁倾向；高清洁仪式感的被试相较低清洁仪式感的被试在本实验中表现出了更低的清洁倾向；道德情绪和清洁仪式感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启动的道德情绪类型(正性、负性)与清洁测验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但被试自我评价启动事件的道德性质程度(7点计分，1 = 非常不道德，7 = 非常道德)与清洁测验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负性道德情绪启动组的大部分被试的负性道德情绪程度不够强烈，难以引发明显的身体清洁倾向。在51名启动了负性道德情绪的被试中，有25人自我评价启动事件道德性质程度为“有点不道德”，占负性启动组总人数的49%；17人评价事件道德性质程度为“不道德”，占负性启动组总人数的33%；仅有9人评价事件性质程度为“非常不道德”，占负性启动组总人数的18%。我们阅读了被试在启动中书写的文字材料，发现相当多的被试回忆的不道德事件为踩踏草坪、乱扔垃圾、与长辈吵架、撒谎等不道德性质程度较低的事件，相较西方被试回忆的各类不道德程度更高的事件，上述事件难以引发强烈的负性道德情绪，所以，在研究中对于中国大学生被试的道德情绪启动结果不宜以正性或负性进行简单的二分，而应该依据道德性质程度或道德情绪的强烈程度进行更具体的划分。 通过对被试清洁仪式感的分析发现，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倾向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低清洁仪式感被试的清洁测试总分总体高于高清洁仪式感被试。上述现象与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本研究中高清洁仪式感被试均为穆斯林，穆斯林的清洁仪式“大净”、“小净”往往与特定的情境有关，可能在实验室条件下无法唤起高清洁仪式感的穆斯林被试的清洁倾向；二、高清洁仪式感的被试更倾向于将身体清洁与美德进行关联，在负性道德情绪启动后可能存在抑制清洁的倾向。此外，本研究对于清洁仪式感的界定为按照不同被试群体进行二分，未来研究可以对清洁仪式感的概念和程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为提升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清洁行为、改善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清洁习惯提供了有效思路，譬如教师可以通过进行清洁卫生知识讲解和批评教育等方式引发个体的内疚感等负性道德情绪，以增加清洁行为频率，改善不良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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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胶南尹家山盐场采集的盐泥样品为基础，用标准方法筛选得到7株到耐25%盐度的菌，选取生长较好的嗜盐菌LMZ2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菌株进行了形态学、生理生化和分子生物学鉴定，并测定了生长曲线，pH曲线及碳酸酐酶曲线，设置不同镁钙比(分别为0、3、5、7、9)，以嗜盐菌LMZ2为工作菌株，在25%盐度，pH 7.2条件下进行了较系统的碳酸盐微生物诱导矿化实验。结果表明，嗜盐菌LMZ2 (Genbank登录号：MH430039)为革兰氏阴性菌，不产芽孢，产氨气，产接触酶，经综合鉴定LMZ2为一株以色列色盐杆菌(Chromohalobacter israelensis)。LMZ2在150小时后OD值可达到0.8，在225小时pH上升至8.0左右，不产碳酸酐酶。镁钙比为0时只有方解石，镁钙比在3、5、7可以诱导出组合为单水方解石、富镁方解石和碳酸钙镁石等含镁碳酸盐矿物，镁钙比9时为单水方解石。当有镁离子存在的情况下，嗜盐菌诱导的矿物晶粒和结晶度更好。该研究表明极端嗜盐菌在高盐环境中和高镁因素叠加有力促进了含镁碳酸盐矿物和亚稳定碳酸盐矿物的生成，为解释地质记录中相关碳酸盐矿物的形成机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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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嗜盐菌是极端微生物中的重要类群 [ 1 ]，特殊的细胞结构和代谢机制使得嗜盐菌在高盐环境下生存 [ 2 ]，嗜盐菌菌体表面由于特定类型氨基酸组分含量的差异而存在大量负电荷，能够吸引水体中的金属盐离子(Na + 离子等)围绕在菌体周围形，同时氨基酸能够调节溶质浓度，保护菌体免受盐浓度损害。嗜盐菌具有独特的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细胞学等特征，当前及未来在生物技术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 [ 3 ]，陆续成为热点研究对象。 科学家发现微生物在地质过程中的作用，并将碳酸盐矿物的沉淀与微生物联系起来 [ 4 ]。近年来，微生物对碳酸盐矿物沉积的研究已成为生物矿化领域的热点 [ 5 ]。生物矿化是指由生物体通过生物大分子的调控生成无机矿物的过程 [ 6 ]。生物矿化产生的碳酸盐矿物，广泛地分布在海洋和湖泊环境中 [ 7 ] [ 8 ] [ 9 ] [ 10 ] [ 11 ]，是沉积环境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矿物之一。 据报道，地球上的原始生命可能起源于高盐环境 [ 12 ]。一些研究人员还分析了大自然中的白云岩和灰岩，得出的结论是，形成这些碳酸盐岩的古地质环境是海洋 [ 13 ] [ 14 ] [ 15 ]。因此，对现代盐环境中微生物生存能力和适应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地球早期生物圈的演化。在地球微生物学领域，筛选耐盐的嗜盐细菌以一定的盐浓度诱导碳酸盐矿物，有助于分析过去的微生物岩的形成机理 [ 16 ] [ 17 ] [ 18 ] [ 19 ]。嗜盐菌生存环境和其自身的独特性，引起的生物矿化现象获得广泛关注 [ 20 ]。因为自然条件下难以直接形成的矿物——白云石，在高盐环境下相对更容易观察到，如夏威夷高盐土壤 [ 21 ]，加利福尼亚盐湖 [ 22 ]，迪拜撒布哈环境等 [ 23 ]。研究者认为除了盐浓度的作用外，嗜盐菌也可能参与了白云石的关键形成过程。目前对嗜盐菌微生物矿化的研究集中于在高盐浓度环境下诱导矿物的研究，实际上仍然无法确认嗜盐菌微生物矿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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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LMZ2菌株的16SrDNA序列分析及其分类学地位 利用BLAST将所测得的序列(Genbank登录号：MH430039)与GenBank/NCBI数据库中已登录的16SrDNA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通过邻接(Neighbour Joining)法构建系统发育树(MEGA6.0)。该菌株命名LMZ2，利用GenBank数据库进行同源序列搜索，搜索到与其同源性较高的菌株，选取同源性较高的菌株和同科异属的其他种的16SrDNA序列与菌株LMZ2的16SrDNA序列进行对比，确定与其最接近的种系群体。通过邻接法构建的系统发育树，见图1。 图1. 菌株LMZ2基于序列比对邻接法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测得的LMZ2菌株的16SrDNA序列长度为1398 bp。通过对LMZ2菌株的16SrDNA序列和Genebank中已登录的16SrDNA序列进行核苷酸同源性比较发现与Chromohalobacter israelensis的16SrDNA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均在100%，再通过基于16SrDNA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来看，LMZ2菌株与Chromohalobacter israelensis亲缘关系最近，因而此菌株LMZ2初步鉴定为以色列色盐杆菌(Chromohalobacter israelensis)。 3.2. LMZ2菌株的生理生化鉴定结果分析 进行菌株形态学分析、革兰氏染色试验、芽孢染色试验、接触酶活性鉴定试验、氨气定性试验。 图2. LMZ2细菌的生理生化鉴定(a) LMZ2菌落形态，(b) LMZ2革兰氏染色，(c) LMZ2芽孢染色，(d) 接触酶试验，(e) 氨气定性试验 形态学鉴定白色，半透明，圆形，边缘整齐3~4 mm凸形，表面光滑，与培养基结合不紧密，如图2(a)。细菌经革兰氏染色后，进行光学显微镜观察，LMZ2的结果如图2(b)所示，染色后为红色，即为革兰氏染色阴性。细菌经芽孢染色后，经过显微镜观察，LMZ2的结果如图2(c)所示，菌体内无芽孢。将细菌离心清洗，所得菌体加于EP管中并加入3%的过氧化氢溶液，所得结果如图2(d)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加有LMZ2菌体的过氧化氢溶液有气泡产生，说明该菌株含有过氧化氢酶，试验结果为阳性。图2(e)加入纳氏试剂后，实验组变为深黄色沉淀，对照组无黄色沉淀。实验表明，LMZ2在培养过程中会产生氨气，这进一步为研究LMZ2细菌生长过程中pH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1) 生理性状 LMZ2菌株，革兰氏阴性菌，不形成芽孢，耐盐。 2) 生化特征 LMZ2：接触酶为阳性；氨气定性为阳性。 LMZ2与同种菌的生理生化鉴别，见表2。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identification of LMZ2 and Chromohalobacte 项目 LMZ2 色盐杆菌 革兰氏染色 − − 芽孢染色 − − 接触酶试验 + + 氨气定性 + + 表2. LMZ2与同种色盐杆菌的鉴别结果比较 通过以上生理生化特征分析，结合上述16SrDNA分析结果分析，菌株LMZ2是一种以色列色盐杆菌。 3.3. LMZ2生长曲线、pH曲线和碳酸酐酶曲线测定 图3. (a) LMZ2生长曲线，(b) LMZ2 pH曲线，(c) LMZ2碳酸酐酶曲线 LMZ2生长状况及pH变化分别如图3所示。由图3(a)可以看出，LMZ2在25%浓度下的生长情况，在0~20 h期间，LMZ2生长缓慢，在20~150 h生长迅速，150 h~250 h为稳定期，250 h以后数量下降。由图3(b)可知，LMZ2在0~30 h期间pH下降，在，30~225 h期间上升，在225~450 h期间平稳，450~600 h期间下降。由图3(c)可知，LMZ2没有碳酸酐酶活性，故不产生碳酸酐酶。根据pH曲线以及碳酸酐酶曲线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由于菌株LMZ2不产生碳酸酐酶，但是产生氨气，所以，pH在菌株生长后期没有上升很高，有的研究表明，产碳酸酐酶的菌pH可以达到9以上，而本株菌，pH最高在8左右。 3.4. LMZ2诱导矿化结果验证 3.4.1. 偏光结果分析 诱导矿化16天后，对矿物进行偏振光显微镜观察，见图4。 图4. LMZ2在25% NaCl浓度下诱导矿物的偏振光显微镜观察(Mg/Ca = 0、3、5、7、9) 由上图4显示，当镁钙比为0时，对照组形成哑铃型，以及很多不规则形状的矿物。实验组矿物晶型比较整齐多为哑铃型。当镁钙比为3时，对照组形成哑铃型，以及少量不规则形状的矿物，比较分散，无较多集中的矿物。实验组矿物晶型比较整齐多为哑铃型，且较为集中，有多个矿物相连。镁钙比为5时，对照组形成的矿物进行单一，多为不规则椭圆形。实验组矿物晶型比较丰富，有长椭圆形，哑铃型以及不规则形状。镁钙比为7时，对照组形成主要有两种晶型稍大的哑铃型，以及条形矿物。镁钙比为9时，对照组矿物比较单一，只有一种晶型，为双球形。实验组晶型稍多，除了双球形矿物，还有少量的方形矿物以及不规则形状的矿物。 3.4.2. XRD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LMZ2诱导的碳酸盐矿物沉淀的物相和结构特征，使用XRD分析在25% NaCl浓度、不同镁钙比下培养16天后生成的碳酸盐沉淀，矿物XRD分析结果如下图5所示。 图5. LMZ2在25% NaCl浓度下诱导矿物的XRD分析(Mg/Ca = 0、3、5、7、9) 从图5可以看出，对照组和实验组中镁钙比为0时，所诱导出的矿物为方解石；镁钙比是3时，对照组为单水方解石，实验组A是富镁方解石，实验组B是富镁方解石和Karshunovskite (Mg 2 Cl(OH) 3 ∙4H 2 O，四水合三羟基氯化镁)；镁钙比是5时，实验组和对照组都是单水方解石；镁钙比是7时，对照组是单水方解石，实验组A是单水方解石，实验组B是单水方解石和碳酸钙镁石(huntite)；镁钙比是9时，实验组和对照组都是单水方解石。 为了探讨镁钙比为分别为0，5，9时的差异，对同种矿物(104)珠峰的半峰宽(FWMH)做了系统比对，结果如下图6所示。 图6. (a) LMZ2在25% NaCl浓度下诱导方解石的晶型半峰宽(104) (Mg/Ca = 0)，(b) LMZ2在25% NaCl浓度下诱导的单水方解石晶型半峰宽(112) (Mg/Ca = 5，9) 对比图6(a)中方解石(104)晶型的衍射峰的半峰宽(FWHM)，我们中可以看出，其中Mg/Ca = 0时，实验组与对照组衍射峰的半峰宽相差较小，通过偏振光显微镜观察到的矿物也呈现出不规则形状，说明菌株LMZ2在此镁钙比下对诱导矿物的影响较小。 对比图6(b)和图6(c)中单水方解石(112)晶型的衍射峰的半峰宽(FWHM)，Mg/Ca = 5，9时，诱导出的矿物单水方解石(112)晶型的衍射峰的半峰宽都小于对照组的(112)晶型衍射峰的半峰宽，表明经菌株LMZ2所诱导出的矿物的晶粒更小，结晶度更好，微生物起到了诱导调控作用。 同时，对比图6(c)中单水方解石(112)晶型的衍射峰的半峰宽(FWHM)，Mg/Ca = 9时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衍射峰的半峰宽相差十分大，说明与Mg/Ca = 5时相比，Mg/Ca = 9时在LMZ2的诱导下对单水方解石矿物的结晶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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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研究以盐场污泥为研究对象，采用高盐浓度培养基等培养方法，筛选出一株嗜盐菌，对其进行鉴定。并利用本株菌在25%盐度下诱导矿物，通过偏振光显微镜和XRD初步分析了该嗜盐菌在高盐度、不同镁钙比下对诱导碳酸盐矿物的影响。 1) 对获得的LMZ2菌株进行了较系统的分子鉴定和生理生化特征鉴定，结果表明，LMZ2菌株为一种嗜盐能力较强的以色列色盐杆菌。 2) 利用以色列色盐杆菌LMZ2在25%盐浓度和不同镁钙比下诱导碳酸盐矿物成矿，镁钙比为0时只有方解石，镁钙比在3、5、7可以诱导出组合为单水方解石、富镁方解石和碳酸钙镁石等含镁碳酸盐矿物，镁钙比9时为单水方解石。镁离子进入矿物晶格结构，替换了部分钙离子，产生多种含镁碳酸盐矿物。 3) 该研究表明极端嗜盐菌在高盐环境中和高镁因素叠加有力促进了含镁碳酸盐矿物和亚稳定碳酸盐矿物的生成，镁钙比较低时，生物因素对成矿影响较小，实验组和对照组矿物种类一样；随镁钙比中逐渐升高，实验组和对照组矿物的晶胞结构开始有明显差异；镁钙达到比较高时，实验组和对照组矿物结晶程度差异较明显。当有镁离子存在的情况下，嗜盐菌诱导的矿物晶粒和结晶度更好，嗜盐菌能有效提高矿物结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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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评估Caprini及Padua两种风险评估模型在内科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的有效性，同时探讨内科住院患者发生VTE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将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确诊VTE的115例患者作为VTE组，同时选取同时期同科室的出院诊断非VTE的115例内科住院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2组患者既往病史、实验室检查结果等临床资料，分别对2组患者进行Caprini评分、Padua评分，比较2种风险评估模型评分，并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内科住院患者VTE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论：Caprini评分和Padua评分中VTE组均高于对照组，其中Caprini评分中VTE组和对照组分别为(6.783 ± 2.481， 3.357 ± 1.650) (t值为12.332，P < 0.05)；在Padua评分中，两组评分为(4.452 ± 1.846， 1.748 ± 1.835) (t值为11.143，P < 0.05)。Caprini评分诊断VTE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0 ± 0.0216) (95% CI为0.842~0.927)，Padua评分诊断VTE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55 ± 0.0257) (95% CI为0.802~0.898)，比较二者曲线下面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3.961， P = 0.0001)，提示Caprini评分敏感性高于Padua评分。多因素logistic回归提示BNP、红细胞压积及肺动脉压力为内科住院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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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包括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和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是由遗传性和获得性等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一组全身性疾病。该病的特点为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漏诊率 [ 1 ]。作为三大常见血管性疾病之一，VTE的发病率仅次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及脑卒中 [ 2 ]。据国外一项研究证明，在195例与死亡相关的PE患者中，有83%患者(162例)同时合并DVT，只有9例在生前被怀疑或者确诊为PE。据国外的流行病学调查报道，PE相关死亡大部分发生在内科住院患者 [ 1 ]。基于VTE的疾病特点及流行病学，在临床工作中，及时应用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模型识别VTE患者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公布的第9版《抗栓治疗及血栓预防指南》推荐Padua风险评估模型应用于内科住院患者VTE风险筛选 [ 3 ]，同时推荐Caprini评分作为骨科大手术患者发生VTE危险因素评估 [ 4 ]。本研究旨在验证Caprini及Padua预测评分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住院患者的有效性，同时探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住院患者发生VTE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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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收集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住院患者中诊断为VTE (包括DVT及PE)的临床资料。DVT通过下肢静脉彩超和/或静脉造影确诊；PE通过CT肺动脉造影、核素肺通气和/或灌注扫描中1项或2项确诊。排除标准：1) 既往VTE病史；2) 入院 < 72小时；3) 年龄 < 18岁；4) 病历资料不完整。最终共有115例患者纳入VTE组。对照组：按照1:1的比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选取同时期同科室入院的115例出院诊断非VTE的患者为对照组。排除标准：1) 既往VTE病史；2) 入院 < 72小时；3) 年龄 < 18岁；4) 病历资料不完整；5) D-二聚体升高。 2.2.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对所有入选患者分别进行Caprini评分及Padua评分。根据Caprini评分 [ 5 ]，VTE危险分层为：0~1分为低危，2分为中危，3~4分为高危，≥5分为极高危。根据Padua评分 [ 6 ]，VTE分层为：<4分为低危，≥4分为高危。收集入选患者的性别、年龄、BMI、BNP、红细胞压积、血小板计数、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APTT、右心室基底宽度及肺动脉压力。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中的原则。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x ¯ ± 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率(%)表述；正态分布资料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或秩和检验；采用MedCalc统计学软件计算曲线下面积，并行Z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血栓风险等级的相对危险度(OR)值及95% CI。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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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Caprini及Padua评分血栓风险评估 在两种风险评估模型中，VTE组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在Caprini评分中，VTE组和对照组分别为6.783 ± 2.481、3.357 ± 1.650，t值为12.332，P < 0.05；在Padua评分中，两组评分为4.452 ± 1.846、1.748 ± 1.835，t值为11.143，P < 0.05。进一步按照评分分层进行分析，在Caprini评分中，高危组VTE患者比例低于低危组患者(χ 2 = 41.257， P < 0.05)，极高危组VTE患者比例高于低危组患者(χ 2 = 108.671， P < 0.05) (表1)。在Padua评分中，低危组VTE患者比例低于对照组(χ 2 = 81.160， P < 0.05)，高危组VTE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χ 2 = 81.160， P < 0.05) (表2)。以Caprini及Padua评分分值为检测变量，以分组为状态变量，通过SPSS软件绘制ROC曲线。Caprini评分诊断VTE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90 ± 0.0216) (95% CI为0.842~0.927)，Padua评分诊断VTE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55 ± 0.0257) (95% CI为0.802~0.898)。通过MedCalc软件比较二者曲线下面积，计算正态离差值Z = 3.961，P = 0.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2. 内科住院患者VTE危险因素评估 将收集的指标纳入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BMI及血小板计数、右心室基底宽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VTE组的红细胞压积低于对照组(t值分别为−4.262，P值 < 0.05)；VTE组BNP高于对照组(Z值为−11.964，P值 < 0.05)；VTE组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APTT、肺动脉压力均高于对照组(t值分别为2.078、3.248、3.828、6.632，P值 < 0.05)。具体实验室指标见表3。 Table 1 Caprini score in internal medicine inpatients with VTE group and control Caprini评分 VTE组 对照组 χ 2 P值 0~1 1 12 9.865 0.002 2 2 25 22.199 0.000 3~4 13 58 41.257 0.000 ≥5 99 20 108.671 0.000 5 19 7 6.244 0.012 6 25 9 8.836 0.003 7 14 1 1.651 0.199 8 21 2 17.400 0.000 ≥9 20 1 18.918 0.000 均值 ± 标准差 6.783 ± 2.481 3.357 ± 1.650 12.332 (t值) 0.000 表1. 内科住院患者VTE组和对照组Caprini评分 Table 2 Padua score in internal medicine inpatients with VTE group and control Padua评分 VTE组 对照组 χ 2 P值 <4 29 97 81.160 0.000 ≥4 86 18 81.160 0.000 4 36 9 20.141 0.000 5 17 4 9.218 0.002 6 18 1 16.580 0.000 7 9 2 4.678 0.031 8 4 1 1.840 0.175 ≥9 2 1 0.338 0.561 均值 ± 标准差 4.452 ± 1.846 1.748 ± 1.835 11.143 (t值) 0.000 表2. 内科住院患者VTE组和对照组Padua评分 Table 3 Univariat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in internal medicine inpatient 组别 例数 男性[例数(%)] 年龄( x ¯ ± s) BMI ( x ¯ ± s) BNP (中位数) 红细胞压积( x ¯ ± s) VTE组 115 61 (53.04%) 63.704 ± 14.075 25.037 ± 4.135 613.200 28.822 ± 3.751 对照组 115 64 (55.65%) 63.252 ± 13.905 24.365 ± 4.188 48.600 31.297 ± 4.974 统计值 χ 2 = 0.158 t = 0.245 t = 1.224 Z = −11.964 t = −4.262 P值 0.691 0.807 0.222 0.000 0.000 表3. 内科住院患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3.3. 内科住院患者VTE临床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BNP (OR为1.017，95% CI为1.011~1.023，P = 0.000)、红细胞压积(OR为0.752，95% CI为0.622~0.909，P = 0.003)、肺动脉压力(OR为1.125，95% CI为1.028~1.231，P = 0.011)是内科住院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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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中115例内科住院患者中，肺栓塞占12.17% (14例)，深静脉血栓形成占68.69% (79例)，同时有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形成者占19.13% (22例)。内科住院患者VTE组Caprini评分及Padua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在Caprini评分中，VTE组的极高危患者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Padua评分中，VTE组低危患者低于对照组，高危患者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BNP、红细胞压积及肺动脉压力为VTE的独立危险因素。 Caprini评分根据量表的危险因素评分划分患者的VTE等级，并推荐相应的预防措施。第9版《抗栓治疗及血栓预防指南》采纳了该风险评估 [ 4 ]。本研究中，所有纳入的230例患者中82.61%评分在3分以上，VTE患者有99例评分在5分以上，对照组有20例在5分以上。对比两组极高危患者，VTE组患者6分以上明显均多于对照组，两者对比有统计学差异，提示VTE组患者Caprini评分更高。这与Caprini评分年龄细化及更多相关临床症状、体征纳入相关。这与周海霞 [ 7 ]、吴玉兰 [ 8 ] 等人研究相一致，提示Caprini评分对于我国内科住院患者VTE风险评估有积极的效果。 Padua风险评估模型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病史对其进行量化评分并评估其VTE风险。我国2015发布的《内科住院患者VTE预防的中国专家指南》中指出该风险评估模型可用于我国内科住院患者VTE风险筛选 [ 9 ]。在本研究中，VTE组评分 ≥ 4分(高危)占74.78% (86例)，对照组评分 < 4分(低危)占84.35% (97例)，评分在6分以上者，VTE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Padua评分可以有效的筛选出内科住院患者VTE的高危人群。 目前对于Caprini与Padua的比较性研究仍相对较少。在Zhou [ 10 ] 等人的研究中提示Caprini评分和Padua评分都能够有效的识别内科住院患者VTE高危患者并根据其临床特征及诊断进行血栓危险分层，但是Caprini评分敏感性更高，原因在于Caprini评分个人风险评估因素多于Padua风险评估模型，且Padua风险评估模型的11项危险因素包含在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中。由于Caprini评分包含了更多综合因素，对于预防受益的内内科住院患者可能敏感性更高，并且具有预测死亡率的潜力，这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在本研究中，通过绘制ROC曲线，比较二者曲线下面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aprini评分ROC曲线面积大于Padua评分，更加说明Caprini评分可以更有效的对内科住院患者进行血栓风险分层。 内科住院患者发生VTE风险因素分析提示，BNP为独立危险因素，这与王勇 [ 11 ] 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同时发现红细胞压积及肺动脉压力也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VTE组红细胞压积低于对照组，这与Tashijian TZ [ 12 ] 等人的研究相一致，但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超声心动图检测PTE的间接征象主要表现为右心负荷加重及肺动脉高压 [ 13 ]，本研究中VTE组肺动脉压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能与栓子阻塞肺动脉，肺血管阻力增大，造成右心负荷增加，右心系统扩大相关。根据Jamal Rahmani [ 14 ] 等人的研究，肥胖是与VTE发病率相关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但在本研究中BMI在VTE组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文为回顾性研究，样本例数较少相关。因此还需要多中心大样本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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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总之，Caprini和Padua风险评估模型能够对内科住院患者进行有效的血栓风险分层，相较于Pudua评分，Caprini评分敏感性更高，并且具有预测死亡率的潜力。同时结合患者的BNP、红细胞压积及肺动脉压力，可以作为两种风险评估模型的补充诊断指标，及早地识别临床VTE高危患者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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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选取铝镁砖、镁铬砖、镁碳砖三种耐火材料，在SWRH82B帘线钢高温液体中进行浸泡实验，利用金相显微镜和电化学设备对凝固后的帘线钢进行夹杂物和腐蚀行为观察。结果表明，SWRH82B帘线钢在三种耐火砖反应后钢中均会不同程度地产生非金属夹杂物。夹杂物以点状、近球形和一些不规则的形状存在。与铝镁砖反应后的钢中夹杂物的尺寸较大，而与镁铬砖、镁碳砖反应后的钢中夹杂物的尺寸较小且更为分散。SWRH82B与铝镁砖反应后的自腐蚀电位最高、自腐蚀电流密度最小且容抗弧最大，表现为较高的抗腐蚀能力；但帘线钢与耐火材料反应产物所形成的大尺寸颗粒，对于后续的拉丝过程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可以通过渣洗和夹杂物塑性化工艺来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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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帘线钢具有弹性好、强度高、抗冲击的优异性能，主要用作轮胎增强体，是超洁净钢的代表产品，也是线材生产水平的标志。帘线钢在拉拔成丝后，直径一般为在0.3 mm以下，因此在生产中对冶炼、轧制、加工等每个环节都有特殊的要求，特别是对钢中夹杂物的数量要求非常严格。在高纯净帘线钢冶炼过程中，耐火材料与钢液之间的物理化学作用产生是产生夹杂的原因之一。随着炼钢过程中对炉外精炼和合金化工艺越来越重视，钢包内衬用耐火材料的选择愈发重要 [ 1 ] [ 2 ]，而目前上述领域的研究尚未见有系统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选取铝镁砖、镁铬砖、镁碳砖三种耐火材料(分别对应柳钢生产线上钢包、RH真空室和转炉炉体耐火材料)，在帘线钢高温钢液中进行浸泡实验，利用金相显微镜和电化学设备对凝固后的帘线钢进行夹杂物观察，目的是了解耐火材料和钢水的相互作用，探索外来夹杂物的产生机理，为耐火材料的选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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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方法 实验材料取自柳钢生产现场使用的耐火砖。三种材料的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SWRH82B钢取自柳钢生产线上的帘线钢盘条，化学成分为C：0.80%，Si：0.18%，Mn：0.81%，P：0.01，S：0.01%。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ree refractory bricks (Wt.% 耐火材料 化学成分 铝镁砖 Al 2 O 3 ≥ 92，MgO：(2~6)，TiO 2 ≤ 0.8 镁铬砖 Cr 2 O 3 ：30~45，CaO ≤ 1~1.5，其余MgO 镁碳砖 C：16，MgO：84 表1. 三种耐火砖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用金刚石锯将耐火砖切成5 mm的薄片，与SWRH82B钢一起放入坩埚，采用GP-8中频感应电炉，升温至1500℃，在熔体中保温5个小时，然后取出耐火砖薄片，待钢水凝固冷却后，采用德国LEICADM2700P金相显微镜，依据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GB/T 13925-2010)观察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形貌，采用GamryIFC1010-20133电化学工作站进行电化学性能测试。测试采用三电极法进行测量，如图1所示。对电极为铂片，参比电极选用过饱和甘汞溶液(SCE)，鲁金毛细管搭配参比电极使用，工作电极裸露的面积为1 cm 2 ，电解液为3.5 wt% NaCl溶液。首先将试样浸泡在溶液中测试开路电位，测试时间为1800 s，开路电位稳定后测量极化曲线，用EchemAnalyst软件对极化曲线进行数据拟合。电化学交流阻抗谱测试同样将试样浸泡在溶液中测试开路电位，测试时间为1800 s，开路电位稳定后测量试样的交流阻抗。 图1. 电化学工作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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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3.1. 非金属夹杂物的形貌 加热温度为1500℃，未浸泡的SWRH82B钢和三种耐火材料浸泡在钢液中作用5个小时后，钢样经过切割、镶嵌、打磨和抛光后，金相组织形貌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知，经过长期浸泡以后，和未浸泡的情况(图2(a))相比较，SWRH82B帘线钢中与三种耐火砖反应后夹杂物均有增加。夹杂物以点状、近球形和一些不规则的形状存在。与铝镁砖反应后的SWRH82B帘线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尺寸较大，平均尺寸为8 μm，而与镁铬砖、镁碳砖反应后的SWRH82B帘线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尺寸较小，尺寸较为均匀，平均尺寸分别为5 μm和6 μm。 与铝镁砖反应后的SWRH82B帘线钢中以一些近球形、不规则的Al 2 O 3 夹杂为主，氧化镁系耐火材料会促进钢中的Al 2 O 3 夹杂转化为MgO·Al 2 O 3 复合夹杂物，所以还有少量的MgO·Al 2 O 3 夹杂存在。与镁铬砖反应后的SWRH82B帘线钢中以近球形、长条形和不规则的非金属夹杂物(Cr 2 O 3 ·MgO)形式存在。与镁碳砖反应后的SWRH82B帘线钢增碳比较严重，一是镁碳砖中的碳直接溶解于钢液中，二是碳与MgO反应生成CO和Mg蒸气，Mg蒸气在MgO周围氧化沉积，钢中碳含量增加。 图2. SWRH82B帘线钢与耐火砖反应金相组织 文献 [ 1 ] [ 2 ] 表明，帘线钢中的硬质氧化物，如氧化铝等等，将严重影响钢材的可塑性，在拉丝过程中造成断丝。帘线钢与铝镁砖的反应产物所形成的大尺寸颗粒，显然对于后续的拉丝过程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些影响，需要采用钢水的净化和夹杂物塑性化工艺 [ 3 ] [ 4 ]。解决钢中Al 2 O 3 夹杂带来的影响主要思路有两条：一是使用如Si-Al-Fe或Si-Al-Ca-Ba等含铝的脱氧剂进行预脱氧，再通过后续调整精炼工艺，以达到去除Al 2 O 3 夹杂的目的；二是采用无铝脱氧工艺，即通过提前脱磷，提高转炉终点钢的碳含量，降低Ti含量，以硅锰、硅铁或者锰铁替代纯铝或含铝合金进行脱氧合金化，并采用碳硅或硅钙进行终脱氧处理 [ 5 ] [ 6 ]。但方法一对夹杂物的处理难度较大，因此，目前主要采用无铝脱氧工艺。方法二在终脱氧后，对Al 2 O 3 起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需要严格控制所用原料中的铝含量和钢水包衬材料中的Al 2 O 3 含量等。 通过控制精炼渣的组成可以实现SWRH82B硬质夹杂物的塑性化 [ 7 ]。具体做法是，采用无铝化脱氧，并将精炼渣的碱度控制在0.8~1.2，Al 2 O 3 质量分数控制在10%以下，能使CaO-Al 2 O 3 -SiO 2 系夹杂物成为塑性夹杂物。 3.2. 电化学性能测试 在相同条件下，电化学性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下反映帘线钢的洁净度，因为夹杂物的存在对材料的电化学性能有很大影响。试验钢与三种耐火砖反应后的极化曲线的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可以看出试验钢与铝镁砖反应后的自腐蚀电位最高，为−507.0 mV，自腐蚀电位越高，抗腐蚀能力越好。 Table 2 The fitting values of polarization curve 试样 Ecorr/mV Icorr/(μA∙cm −2 ) 铝镁砖 −507.0 8.13 镁铬砖 −816.0 15.7 镁碳砖 −769.0 13.0 表2. 极化曲线拟合值 电化学阻抗谱能真实的反映试验钢在电化学溶解过程中的反应动力学，也间接反映了钢的纯度。采用电化学阻抗技术将小振幅交流电压扰动电极产生的线性关系响应信号，转换成阻抗谱数据的电化学测量方法。图3是试验钢与三种耐火砖反应后和SWRH82B帘线钢的Nyquist图。 图3. 与耐火砖反应后和SWRH82B钢的Nyquist图 钢中的夹杂物含量和材料的电化学行为有对应的关系。夹杂物的体积分数小对应于大的容抗弧。从图3可知，试验钢与铝镁砖、镁铬砖反应后的容抗弧大于镁碳砖反应后的容抗弧，其中试验钢与铝镁砖反应后的容抗弧最大。容抗弧越大表明试验钢的自腐蚀就越小，试验钢的腐蚀速率越缓慢。结合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试验钢与铝镁砖反应后的自腐蚀电流密度最小，为8.13 μA∙cm −2 ，自腐蚀电流密度越小，材料的腐蚀速度越慢，所以试验钢与铝镁砖反应后腐蚀速度最慢，具有较好的抗腐蚀性能最好，也就说明，该耐火材料更适合作为高纯净帘线钢的炉衬或者钢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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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试验通过金相形貌分析和电化学测定的方法，研究了三种耐火材料对SWRH82B帘线钢洁净度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SWRH82B帘线钢在高温三种耐火砖反应后钢中均会不同程度地产生非金属夹杂物，夹杂物以点状、近球形和一些不规则的形状存在。与铝镁砖反应后的钢中夹杂物的尺寸较大，而与镁铬砖、镁碳砖反应后的钢中夹杂物的尺寸较小。与铝镁砖反应后的钢中以Al 2 O 3 夹杂为主，还有少量的MgO∙Al 2 O 3 复合夹杂；与镁铬砖反应后的钢中以近球形、长条形和不规则的非金属夹杂物形式存在；与镁碳砖反应后的钢增碳比较严重。SWRH82B与铝镁砖反应后的自腐蚀电位最高、自腐蚀电流密度最小且容抗弧最大，表现为较高的抗腐蚀能力；镁铬砖次之而镁碳砖最差。但帘线钢与铝镁砖的反应产物所形成的大尺寸颗粒，显然对于后续的拉丝过程产生不利的影响，可以通过渣洗和夹杂物塑性化的工艺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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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究不同手术方式中食管切除术后新发房颤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的相关性。方法：收集符合条件的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8年1月到2020年12月行根治性食管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了食管切除术后新发房颤的危险因素。比较了总体及不同胸部手术方式中术后新发房颤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的相关性。结果：共收集到符合条件的49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共有71例(14.5%)的患者发生了术后新发房颤。单因素分析显示，高龄、BMI、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胸部手术方式是新发房颤的危险因素；进一步多因素分析确定了高龄和BMI是房颤的危险因素。术后新发房颤组中，严重并发症、肺炎等肺部并发症、感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均高于无术后新发房颤组。在胸部开放手术中术后新发房颤与严重并发症，吻合口瘘和感染相关并发症有关(P < 0.05)，但是在微创手术中则没有显示出这种相关性(P > 0.05)。结论：食管切除术后新发房颤能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围术期死亡风险；对于胸部手术方式为微创的患者，术后新发房颤与并发症相关性有可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