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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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礼貌原则——口语教学中身份建构规约 马克思认为，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因而人人皆有身份”。身份具有两方面特征，第一是身份可以明确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第二个是身份可以标识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区别。这两个特征说明身份具有在社会行为过程中的典型标识作用 [ 2 ] 。 语用学领域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谈话就是在做身份工作”。南京大学的陈新仁教授提出了“语用身份”(pragmatic identity)的概念，他认为语用身份就是说话人发出特定话语时所选择的特定身份，或者是听话人在理解特定话语所选择的特定身份。口语交流者进入交流状态时使用的动态实时身份即语用身份，为了实现口语交流的目的，交际者的语用身份可以是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可以是虚构的身份 [ 3 ] 。 在口语教学过程中，情景对话练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口语操练技巧和交际能力的提高模式。可是在使用这种操练模式的时候，学生们往往会忽略情景会话话题的多样性而倾向于使用自己作为学生的真实身份，不会甚至不敢去设身处地地建构具体场景中所要求的身份。这样就完全失去了情景对话的现实意义，达不到身临其境的口语交流目的。因此，基于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建构理念，把大学英语口语课堂中对话式教学语料作为研究素材，通过比较学生们在现实对话中建构的语用身份和理想状态下的语用身份探索如何基于特定话题选择并建构自己的语用身份，将有助于引发学生们对建构特定身份的兴趣和主动意识，做到在对话模式中突破自身局限，转变现实角色，建构自己作为交际者的动态身份，从而促进其交际能力的发展 [ 4 ] 。 身份不能提前预设，它的建构过程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也就是说，语言在建构个人身份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与其他人的口语交际活动。这种由语言建构而成的个人身份不仅产生于口语交际活动中，而且会随着交谈内容的发展而逐步扩充、延伸或者转变。想要达到事先预期的语用效果，首先要考虑个人在口语交流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特征以及所展现的身份属性，然后通过应用语用原则的具体规约来建构身份属性，并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实现口语交流的最佳效果 [ 5 ] 。 这里提及的语用原则，就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从这两项原则的内容上看，礼貌原则与口语交流过程中的身份建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并对最终实现交流的目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礼貌原则在1983年由语言学家Leech提出，共包含六项准则，1) 得体准则(Tact Maxim)尽量减少对别人不利的信息；尽量让别人多得益。2) 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利己的信息；尽量让自己少得益。3) 赞扬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减少对别人的指责；尽量多赞誉别人。4) 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尽量减少赞誉自己；尽量多指责自己。5) 赞同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减少与别人分歧；尽量多赞同别人。6) 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减少与别人的对立情绪；尽量增加双方的谅解 [ 6 ] 。 在言语交际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话语的得体性，即礼貌问题，这是与语用原则中的礼貌原则的内容要求相符合的。礼貌原则要求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使用礼貌的语言并选择一定的礼貌表达方式。如果偏离了礼貌原则的规约，即使能够根据标准的语法编码模式遣词造句，也会因为形成语用失误而导致交际失败 [ 7 ] 。 口语教学的成功并非仅仅建立在语法、词汇以及遣词造句能力的基础之上，只在语言形式上出现的错误，最多会被认为是“英语说得不好”(poor speaking)。但如果话语行为偏离了礼貌原则，就会被认为“不真诚、存心欺骗或居心不良”，是行为不当(poor behavior)。只有注意语用策略的选择，以遵循礼貌原则为前提，才能使谈话得以顺利进行以及谈话目标得以实现，达到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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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礼貌原则在口语教学中实现身份建构功能的意义 一直以来，口语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都在语义层次徘徊。主要表现为按照固定的语法规则来遣词造句，并按照法规则来判断其内容是否正确。这种只重视交际手段而忽视交际策略和交际目的的做法，既影响了学生们的口语交流效果，又未能形成有效的交流功能。因为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口语交流绝对不只是简单地背诵几个单词和几句日常会话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口语学习指导，即不仅知道如何去交际，更应该知道如何采取一些办法和策略来保证我们的交际成功。 从礼貌原则的六项准则的内容来看，都是围绕着“惠”和“损”两个字进行的交际要求。把这些要求的内容逐个落实到口语交际的过程中，本着尽最大能力去进“惠人”和避免“损人”，在口语交流的同时建构起言语得体、行为慷慨、多行赞誉、时时谦逊、尽量赞同和富有同情的身份形象，无疑会使得我们的学生成为交际场合中十分受人欢迎的人。这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交流经验，更会帮助他们养成适应各种场面的能力，成为事业上成功的人。 语用学研究最大的苦恼，在于它衍生的各种理论与语言教学的具体实践脱节。也就是说，不能做到学有所用。但是，自从外语学界把语言学认定为自己学科的高级层次之后，在这些年里，我们就一直在探索语言学的理论对外语教学的知道作用。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们终于发现语用学这个分支对外语教学的实施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更令人欣喜的是，很多外语教学的同仁都对语言原则对交际过程的指导作用相当认可，并做了大量的例子搜集和理论分析。本文从身份建构的角度把礼貌原则的内容逐项应用于口语教学当中，就是为了在口语教学方面能够发现新的方法，实现新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大家其实都在不经意间已经把礼貌原则的内容应用在口语教学之中了，只是因为没有与礼貌原则的内容相结合，就没有实现系统的实施策略。相信今天这种结合的实现，一定会给口语教学带来新的启迪，使得口语教学变得更有体系，更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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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以某大跨径预应力混凝土斜弯连续箱梁桥为背景，建立空间有限元模型。通过结构仿真分析和现场实测数据对主桥线形进行监控，论述了大跨径斜弯连续箱梁桥施工监控关键技术，其结果对类似桥型施工监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斜弯桥，仿真分析，施工监控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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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跨径斜弯连续箱梁桥主梁处在平曲线上，针对其特点需设置超高，且施工过程中的受力特征会受到其材料力学参数、施工工艺、现场浇筑顺序和模板高程调整等影响，若线形监测及立模标高控制不当，将造成实际线形与设计不符，主梁的整体美观达不到预期效果，给预应力筋穿束工作带来不便，使张拉预应力束阻力比理论值大，在结构进行体系转化时，增大梁体扭矩的数值，达不到合龙精度要求 [ 1 ] [ 2 ] 。因此，需要对斜弯桥悬浇施工过程进行更加的精确监测和控制，以保证成桥线形合理并满足设计要求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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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况 佛山市季华北路跨越汾江河某大桥全长931.3 m，本文研究对象为该桥主桥，为70 + 110 + 70 m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桥，单箱双室断面，箱梁根部梁高6.5 m，跨中及边跨现浇段中心梁高2.5 m，箱梁梁高按1.8次抛物线变化，箱梁底板厚度变化采用1.8次抛物线变化；主墩斜交12.6度，主桥前115 m为直线段，另135 m落在缓和曲线上，直缓点在主跨跨中附近，圆曲线半径500 m，桥面横坡2%，右幅弯道处最大超高2%，左幅与直线段横坡(2%)一致(图1)。主桥属斜弯连续箱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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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三维计算模型构建 本桥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结构建模计算，计算模型如图2所示。全桥共离散为78单元，87个节点， 图1. 连续梁总体布置图 图2. 有限元分析模型。(a) 标准视图；(b) 俯视图 采用梁单元。其中0号块采用托架施工，边跨现浇段采用满堂支架施工，其余梁段采用挂篮对称悬臂浇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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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施工监测与控制 对菱形挂篮采用混凝土试块进行静载预压试验。先求出各梁块重量对应的挂篮弹性变形值，各梁段的长度在3~4 m范围之内，最大重量梁块为1#，梁重为228.6 t。根据相关规范中悬臂施工规定，预压荷载按照最大梁重的1.2倍来计算，即1.2 * 228.6t = 274.32 t。采用预压荷载的倍数逐级加载，其加载顺序是0%~60%~80%~100%~120%-卸载。确定各梁块立模的预抬量，再检验挂篮的安装质量、整体承载能力。具体实施为：沿桥跨纵向把连续梁桥箱梁划分14个对称浇筑的梁段，其中0#块采用现浇梁段，1#~14#采用连续梁两端挂篮同时对称加载，在施加每一级荷载时，测量挂篮的变形值 [ 4 ] [ 5 ] 。监测与控制流程如图3所示。 根据挂篮预压的结果，挂篮预压变形值取为1.6 cm。由后续施工可知，对节段最重块(即1#节段)挂篮变形值取为1.6 cm，其他节段按混凝土方量进行线性插值计算所得的挂篮变形值是合理的。梁段线形监控观测点布置在箱梁顶板和底板上，每一块梁段的端部均布置观测点，纵向位置距现浇段前段10 cm，横向位置设置12个观测点，具体布置见图4。 在主梁的悬臂浇筑过程中，梁段立模标高的合理确定，是关系到主梁的线形是否平顺，是否符合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立模标高并不等于设计桥梁建设后的标高，必须设一定的预拱度，以抵消施工中产生的各种挠度变形 [ 6 ] [ 7 ] 。预拱度计算图如图5所示。悬臂施工阶段立模标高的计算公式如下： H s i = H i + f y i + Δ f i − 1 + f g i (1) 其中： 图3. 施工监控流程图 图4. 高程(位移)测点布置图 H s i 表示i节点的立模标高； H i 表示i节点的设计标高； f y i 表示i节点的预拱度； Δ f i − 1 表示根据实测数据进行挠度调整值； f g i 表示i节点挂篮变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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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果与分析 图6和图7表示最大悬臂状态下顶板及底板的应力分布。由图可知，在最大悬臂状态下，主梁顶板未出现拉应力，底板出现微小的拉应力，最大压应力为15.7 MPa，最大拉应力为0.43 MPa，小于设计容许应力。 图8和图9分别表示全桥合龙状态下顶板及底板的应力分布。全桥合龙状态下，主梁没有拉应力出现，最大压应力为15.7 MPa，小于设计容许压应力。 最大悬臂阶段、全桥合龙阶段最大应力如表1所示。 图5. 预拱度计算图 图6. 最大悬臂阶段顶板应力分布(MPa) 图7. 最大悬臂阶段底板应力分布(MPa) 图8. 全桥合龙顶板应力分布(MPa) 由《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可知，压应力 σ c c t ≤ 0.70 f ′ c k = 0.70 × 32.4 = 22.68 MPa ，拉应力 σ c t ≤ 0 ，悬臂施工阶段顶板应力高于底板应力，而在全桥合龙阶段相差不大，且满足设计规范要求。式中： f ′ c k ——与制作、运输、安装各施工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 ′ c u 相应的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 8 ] 。 从图10反映的全桥线形控制成果可以看出：全桥成桥线形平顺，误差均匀且数值较小，与预计线形的最大误差为1.5 cm。悬臂合龙时箱梁相对标高允许误差：±30 mm，满足规范要求，整体线形达到了线形控制的目标 [ 9 ] 。 由图11可知，整个施工阶段0#块根部均无拉应力出现，实测值与理论值最大差值为1.17 MPa，在允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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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以某斜弯桥为背景对建立有限元模型的理论数据与现场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通过预计标高、设计标高和实测标高对比分析，理论应力与实测应力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主梁挠度的实测值与理论计算挠度值相吻合，变化规律与理论分析相一致，浇筑混凝土时梁段挠度向下，张拉时引起梁段挠度向上，说明了施工控制方法、施工计算方法和MIDAS/Civil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2) 全桥成桥线形平顺，与设计线形的误差均匀且数值较小。整体线形完全可以满足今后行车要求，达到了线形控制的目标。 图9. 全桥合龙底板应力分布(MPa) 图10. 梁顶实测高程、预期高程与设计高程对比 图11. 0#块根部应力实测应力与理论应力对比图 Table 1 Theoretical stress values of the roof and bottom of the 0# bloc 截面位置 最大值(MPa) C50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备注 最大悬臂阶段 顶板 −15.7 −23.1 正为拉，负为压 底板 −4.8 −23.1 全桥合龙阶段 顶板 −16.0 −23.1 底板 −7.7 −23.1 表1. 0#块顶底板理论应力值 3) 曲线桥外侧支座受力较内侧大，单排支座曲线桥易倾覆，建议类似曲线桥设计采用双排支座。 4) 本桥为斜弯桥，平截面假定不适用，有限元模型采用双排支座，边界条件与实际情况选取一致，有利于减小理论分析与实际的误差。 5) 斜弯桥存在超高，底板无横坡，超高通过腹板高度调整，将高程测点布置在腹板和两侧翼板上可以较好的控制横坡。 6) 对于斜弯桥应用实体单元建立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应密切关注曲率半径较小段及不规则矩形合龙段处的变形及应力应变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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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电动自行车群体过街行为实测数据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首先对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过街群体的速度、密度与群内数量进行了特性研究；其次对电动自行车速度、密度二者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速度与密度关系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过街群体内数量以4~8个个体居多；密度的分布宏观上表现为马鞍型，主要分布在0.22~0.38辆/m 2 (占比88%)；电动自行车群体通过交叉口的速度服从正态分布，分布在11~13 km/h的速度范围内。 关键词 :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群体过街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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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日益发展，人们出行需求随之增加，电动自行车有效地弥补了其他交通方式的不足，受到普通居民的欢迎，社会保有量逐年增加；同时，电动自行车群体庞大，野蛮行车不守规则的事情时有发生。在通过信号交叉口时电动自行车群体与机动车流为了尽快通过互相之间争抢路权，从而发生冲突，造成交叉口交通事故频发，不仅影响交叉口运行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行，影响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研究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群体过街特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行人群体过街特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Bennett [ 1 ] 针对信号交叉口行人过街的几种运行状态及其速度特性进行了研究；Lam [ 2 ] 等研究了行人流量和速度的关系，并分析了流量影响速度的原因；周致纳 [ 3 ] 通过实际观察发现行人违规的频率会随着群体中的人数增多而变大，并 提出了一种行人群体闯红灯行为随机决策仿真模型；赵莹莹 [ 4 ] 利用视频检测技术提取的真实行人过街轨迹得到行人过街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的特性及其分布曲线，并按年龄分组对行人过街的速度特性和瞬时速度特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李新波 [ 5 ] 基于实地调查与分析，构建了行人和驾驶员的博弈模型，运用累积前景理论来选择博弈模型的最优策略。陈明涛 [ 6 ] 通过数据调查分析，研究路段行人过街速度特性和等待时间阈值，分析不同影响因素下的行人群过街速度的变化，并建立了过街人群规模与速度的关系模型，探索了不同绿灯时段的行人过街速度的变化规律。电动自行车在交叉口的特性研究现状，如董艳涛 [ 7 ] 根据实测调查数据，研究城市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的到达规律与释放规律，给出城市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车流交通特性参数。韦凌翔 [ 8 ] 综合运用基于录像数据采集方法与电动自行车运行轨迹提取方法，对城市道路信号交叉口左转电动自行车行驶的横向位置分布规律、纵向蛇行运动轨迹展开较为系统的数据分析。 虽然上述对行人群体过街相关特性的研究和交叉口电动自行车个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现有的研究鲜有对于电动自行车群体过街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电动自行车群体的过街特性研究，进行相关数据的整理，得出电动自行车过街群体特性，对城市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基础建设提供必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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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采集与提取 根据群的定义并结合相关文献 [ 9 ] [ 10 ] ，定义本文中的电动自行车群体主要指在信号交叉口绿灯时间内成群通过停车线现象，群体内个体数在定量范围内(本文研究电动自行车群体内个体数 £ 10个数目)，群体中个体是指能在一定间隙上产生相互影响的电动自行车。 整个数据调查阶段，主要采用视频采集样本的方法对交叉口电动自行车交通进行调查。对桂林市5个交叉口所有通过的电动自行车，采取俯视的方式进行拍摄。调查时段为某工作日的五个时段(8:00~8:30、10:00~10:30、12:00~12:30、15:00~15:30、17:00~17:30)。 以视频范围为坐标范围建立屏幕坐标，先从视频中提取电动自行车运动轨迹，再分析其在道路上行驶的横向位置坐标，应用由Brambilla等 [ 11 ] 提出的线性变换方法，把视频中的坐标转化为实际的坐标，原理如下： 设 x r 、 y r 为道路坐标， x s 、 y s 为屏幕坐标， c 1 ∼ c 8 为转换系数，满足： x r = C 1 + C 2 x s + C 3 y s C 4 x s + C 5 y s + 1 (1) y r = C 6 + C 7 x s + C 8 y s C 4 x s + C 5 y s + 1 (2) 在视频中取4个具有代表性的位置点A、B、C、D，测量其屏幕坐标与道路坐标，由公式(3)即可求解转化系数 c 1 ∼ c 8 ，再根据公式(1)、(2)求解屏幕上任一点的道路坐标。 [ x r ， 1 x r ， 2 x r ， 3 x r ， 4 y r ， 1 y r ， 2 y r ， 3 y r ， 4 ] = [ 1 x s ， 1 y s ， 1 − x s ， 1 x r ， 1 − y s ， 1 x r ， 1 0 0 0 1 x s ， 2 y s ， 2 − x s ， 2 x r ， 2 − y s ， 2 x r ， 2 0 0 0 1 x s ， 3 y s ， 3 − x s ， 3 x r ， 3 − y s ， 3 x r ， 3 0 0 0 1 x s ， 4 y s ， 4 − x s ， 4 x r ， 4 − y s ， 4 x r ， 4 0 0 0 0 0 0 − x s ， 1 y r ， 1 − y s ， 1 y r ， 1 1 x s ， 1 y s ， 1 0 0 0 − x s ， 2 y r ， 2 − y s ， 2 y r ， 2 1 x s ， 2 y s ， 2 0 0 0 − x s ， 3 y r ， 3 − y s ， 3 y r ， 3 1 x s ， 3 y s ， 3 0 0 0 − x s ， 4 y r ， 4 − y s ， 4 y r ， 4 1 x s ， 4 y s ， 4 ] [ C 1 C 2 C 3 C 4 C 5 C 6 C 7 C 8 ] (3) 以东进口道的左转电动车为调查对象，绘制其左转几何轨迹中心线；在其轨迹线上分别在进入交叉口的启动部分、左转行驶部分、驶出部分，选择5个电动车的横向计数截面。所选调查的交叉口左转电动自行车横断面情况为:东进口车道宽度5.0 m，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隔带；南出口车道宽度3.0 m，无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隔带。 电动自行车过街群体速度数据的获取，测量电动自行车运动轨迹长度与时间，电动自行车运动轨迹除以时间得出速度(km/h，以下单位均为:千米/小时)。 电动自行车群体密度数据的获取，将调查的视频逐帧播放，记录拍摄路段L内每隔1 s的视频画面中存在的电动自行车车辆数 k i 。以30 s作为统计间隔，计算 k i 的算术平均值，再除以观测距离与有效宽度的乘积，如公式(4)： k = ∑ i = 1 30 k i 30 ⋅ 1 L ⋅ 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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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群体内个体数、过街密度、速度特性 3.1. 电动自行车群内个体数分布特性 为获得信号交叉口群体内的个体特性，对桂林市5个信号交叉口进行了实时的数据勘测，截取了5个不同时段一共2.5个小时的时间段内的统计数据，一共统计了184个群体。统计的数据如图1所示。 据图1所示，由于交叉口处的电动自行车抵达具有随机性，受到信号控制的影响而聚集，形成的个体集群通过现象，这符合电动自行车交通流特性；电动自行车在绿灯时间内通过交叉口是大多以4~8个个体单位为一群通过，所占的比例达到了85%，说明电动自行车过街是群体数目以中小群体为主，这与我们实际所遇到的情况相一致。 电动自行车群个体的增加与所占比例呈反比关系：群内个体数的上升，群数量所占群总体的比例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电动自行车在交叉口处绿灯信控开放期间，由于启动速度快慢不一样，还受到交叉口停车线的宽度的限制，在交叉口允许的条件下结群通过，骑行者抢行的心理会使得速度上呈现出宏观的梯度，所以结群的数量结构不一。群体内个体数量越少，通过交叉口的速度越快，所需的时间越少，这也是图表呈现负相关的因素。 3.2. 交叉口电动自行车过街群体密度分布特性 对于信控交叉口的过街群体密度特性研究，主要以群体密度大小，密度所属范围以及群体密度与群体内个体数的相关性方面进行研究。 按照单位刻度为0.02 (辆/m 2 ，下同)进行统计，从图2可知在密度区间中，0.22以下和0.38以上的数量极少，分别仅占3%和2%，而在0.24~0.38区间的接近90%。就分布的总体而言，密度的分布宏观上表现为马鞍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信号交叉口处的停车区域因素。由于受红灯时间的限制，随机到达时在停车线上以群的形式聚集。绿灯开启后，受启动时间以及延误的影响时间各不相同，在绿灯初期就已经出现车群面积膨胀现象，在 图1. 群内个体数分布特性图 图2. 密度分布特性图 群的统计中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产生。 2) 骑行者自身的主观因素。速度不一使得群体出现“两级分化”，这是每一个绿灯时间内过街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几乎都会出现的情况。在绿灯时间内，由于电动自行车的抵达具有随机性和集群性，绿灯畅行时受到的延误较小，骑行者的抢行心理等使得过街速度较快，结群面积相对较大，所以这就造成了密度较小，这种现象微观上就产生密度较小的情况。 3) 群内的个体数量因素。在群体的划分中。按照群的定义划分的群体大小不一致，直观上而言，群体小速度较快，其骑行所需的电动自行车的行驶侧向净宽就大，占地面积大。与之对应的，单个群体个数多，其个体间的速度分布离散小，集群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同时，群体的个体间也有差异，所以就出现了密度较大的情况。 3.3. 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群过街速度分布特性 过街群体速度的研究主要从群体个体的速度、群体整体速度方面来展开。对于个体的速度研究，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基础的处理。群体速度的研究从整体的分布进行把握。按数据整理、分析的步骤逐次进行。按速度区间8~19，单位区间为1进行区间划分，共划分为11个速度区间，速度数量共计1010个。对群体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得出速度分布图如下。 从图3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出整个速度的分布区间较为聚集，离散程度较小，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通过交叉口的速度比较接近且适中，速度很快和很慢的电动自行车比较少。速度为8~9以及18~19的数量极少，而11~13的速度区间值占有极大部分；此次测量的平均速度为12.62 km/h(3.5 m/s)，这符合表格的统计，对比参照其它城市的电动自行车速度(比如镇江：电动自行车通过交叉口的速度最大可达到9.39 m/s，最小速度为1.36 m/s，平均速度为4.01 m/s [ 7 ] )，桂林市的电动自行车速度较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桂林街区道路的面积较小，交叉口相对其它城市较小，非机动车道占道路的面积比例很小，很多区域的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相互共用，大大减慢了非机动车的速度；桂林市是一个旅游城市，相对来说，在桂林市交通系统中行人所占比例较高，人们的生活节奏较慢也是车速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测得数据与视频录制相对比，可以发现，群内个体数较多的群体过街速度较慢。分析原因主要是群体大，则相互干扰多，车辆行驶时侧向净宽小，速度慢。据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距离停车线远近的位置也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距离停车线远，则依据启动的先后，加速慢。速度较快的群体一般为绿灯时间无需排队等待的车辆，或者在排队等待时靠前端的群体。 据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知道在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车群的过街速度特点是：速度相对集中，离散程度较小，分布范围小。影响群体速度的因素与个体的速度因素相类似。同时速度与密度存在相关性，而相关性的大小程度需要研究检验，这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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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电动自行车群体速度与密度关系模型 在获取电动自行车群体过街速度分布的基础上，考虑群体密度对群体过街速度的影响，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出，群体密度(0.00~0.20辆/m 2 )速度分布相对离散，离散的原因是密度小，电动自行车自由自由行使的动态空间大，从而导致电动自行车穿越街道速度差异较大，由于群体密度小过街时相对速度较快且不喜欢等待而选择快速穿越机动车间隙，导致瞬时速度分布离散；密度(0.20~0.40辆/m 2 )的速度较为集中，这是由于密度适中，电动自行车之间的距离更加均匀，群内电动自行车的自由行驶的空间均匀，从而速度较为均匀；电动自行车群体密度为(0.40~0.60辆/m 2 )时，群体密度大时群内车与车之间距离小，骑行者易受到群体内其他电动自行车的影响，不能自由行驶，削弱了车辆之间运行特性的差异，使电动自行车群体中不同个体的运行速度趋于一致。 其散点图如图3，根据散点图假设电动自行车群体密度与速度关系模型为: y = v 0 e k 0 x 其中：y为电动自行车群体在通过信号交叉口的速度(km/h)；x为电动自行车群体密度(辆/m 2 )； 为平均速度(km/h)； k 0 为标准化系数。 将建立的速度-密度数据表导入spss中，进行相关性检验，两者相关性结果可知两者Pearson相关性检验显示为−0.765，p = 0.000 < 0.01.表明两者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呈负相关的形态。 再对两者之间进行具体的量化描述，结果中Kendall，的tau b相关性系数为−0.606，p = 0.000 < 0.01，Spearman的rho值相关系数为−0.797，p = 0.000 < 0.01。两者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小于0.85，不能推翻原假设，而p值显示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表明两者相关性达到高度显著水平。在信号控制交叉口，绿灯时间群体过街的密度与速度呈负相关，即密度越大，速度越小。通过对五种模型的R值和调整R方值对比分析，其中，指数模型数值最高，多元相关系数为R = 0.985，决定系数R方 = 0.97，调整R方为0.966，即表明速度对密度的效能为96.6%的变异量，指数模型系数表如表1所示。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β绝对值达到了0.985，这表示自变量速度对因变量密度的影响越大，即速度变量的变异量也越大。 如表1所示，可有密度速度模型公式： y = 35.786 e − 2.563 x 其中，因变量y为速度，自变量x为密度，两者满足指数关系。 图3. 速度分布图 图4. 速度-密度散点图 Table 1 Coefficient table of velocity and density mode 未标准化系数B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β t Sig. 速度 −2.563 0.161 −0.985 −16.115 0.0000 (常数) 35.786 1.455 18.806 0.0000 表1. 速度与密度模型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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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在信号交叉口，由于信号控制出现红绿灯交替，红灯时间在交叉口聚集的非机动车在绿灯时间以群体为表现形式通过交叉口，群与群之间、群与群内都有其不同的特性，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1) 利用视频检测实测数据对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群体过街特性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群体密度、速度特性进行分析，发现交叉口过街群体速度与密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2) 密度的分布宏观上表现为马鞍型，主要分布在0.22~0.38辆/m 2 (占比88%)； 3) 速度分布相对集中，绿灯亮起后电动自行车群通过交叉口的速度具有一定的离散性，经验证服从正态分布，离散程度较小，分布范围小； 4) 对密度与速度的分析发现，他们之间呈高度显著负相关；并对密度和速度特性进行量化研究，提出电动自行车群体的密度与速度关系模型。 本文研究为今后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过街设施设置提供了依据，对改善城市道路信号交叉口电动自行车安全特性、降低交通事故提供较为可靠、科学的理论和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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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水田衣”作为明清时期妇女服饰的典型代表，它的服装款式、色彩对比、布料排列等体现出一定的形式法则，而且“水田衣”在新时代又表现出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使“水田衣”不再仅隶属于一种服饰款式，而是成为了发扬传统文化与精神的载体。本文望以“水田衣”为契机，提升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关注，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元素的现代服饰。 关键词 :水田衣，拼接，文化内涵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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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的《闲情偶寄·治服》中记载：“至于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则零拼碎补之服，俗名呼为‘水田衣’者是已” [ 1 ] 。“水田衣”又名“百纳”服饰，是一种将细碎、零散的布头重新组合、拼接的服装款式。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以整幅布料做衣服的固有服装制作理念，创造出了一种别样、独特的视觉感受。“水田衣”着装群体主要集中于女性，但涵盖范围较广，上至富家女眷，下至底层劳动妇女，成为了明代的一种“时装”。“水田衣”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对现代社会服饰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教育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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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水田衣”的起源及流行原因 王维有诗“乞饭从香积，裁衣学水田”。“水田衣”诞生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因其外形色彩互相交错类似于阡陌纵横的水田，由此而得名。至今，关于它产生的背景众说纷纭，本文选取了两个重要且具有古籍记载的实例，来分析“水田衣”的起源及其明清时期盛行的原因。 2.1. “水田衣”的起源 “拼接”服装工艺的出现对“水田衣”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拼接”在服饰上的运用可追溯到人们有穿衣意识的萌芽时期，人们最早围草成群或披叶为衣，但植物衣装在御寒、防攻击方面的功能性较弱，无法长期满足人们的着装需求。后来，人们开始将猎获的动物皮毛，作为寒冷、打猎季节的主要服饰。但是，兽皮限于动物的体量，很难将一只动物的皮做一件完整衣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将不规则的兽皮拼接到一起，以够一件衣服的衣料成型呢？“骨针”的出现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据考证，在旧石器时期，人们就有使用骨针的迹象。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曾出土过一枚82毫米长的骨针，针身微弯，一头有锋利的尖，一头有针孔 [ 2 ] 。虽有些粗糙，但其出现本身即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有将零散的兽皮加以缝缀的意识了。事实上，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人的衣服在缝制前总要裁成所需的形状，所以“拼接”是一种必然出现的服装工艺。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更迭变化，不同时代的价值、审美、观念、信仰的改变，也使“拼接”有了不同的内在美学含义。 关于“水田衣”的起源存在不同的说法，其中两个推理较有参考性。其一，根据《闲情偶寄·治服》中言：“推原其始，亦非有意为之，盖由缝衣之奸匠，明为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窃取而藏之，无由出脱，创为此制，以售其奸” [ 1 ] 。讲述了一名具有偷窃不良嗜好的裁缝，每次为定制者做衣服时，暗中私藏部分衣料，以少聚多，将零散布料拼成了一件成衣，再次售卖，长此以往形成的一种流行服饰。但这只是探讨“水田衣”起源的故事插曲，并未真正记载其产生的时间、背景与原因。其二，是以“水田衣”的拼接技术为契机，特别是通过古文献的记载，如唐代诗人范灯《状江南·季夏》诗：“纹纳成雷泽，袈裟做水田”。清代钱大昕《十驾斋新录·水田衣》：“释子以袈裟为水田衣” [ 3 ] 。等，较为合理地推断为“水田衣”是由僧侣衣移位而来，设计灵感来源于僧人所穿的袈裟，只是两者在色彩方面差别非常大，僧衣偏向于青色、土黄等灰色调，这与佛家提倡的朴素、节俭、节欲等观念有着密切联系。“水田衣”的着装对象是普通大众，其服装不再只限于灰色调，而是由不同类颜色、材质的散碎布料拼接而成，整体色块相互交错，互为独立但又形成整体，因其外形似水田，因此命名为“水田衣”。 2.2. 明代“水田衣”的盛行原因 “水田衣”虽出现于唐代，但真正盛行是在明末清初时期。首先是因为在唐宋时期有着严格的等级着装制度，特别是盛唐，女人们沉迷于展现自身肌肤之美、或去寻求一种女着男装的新奇体验。除此之外，还有石榴裙等新鲜的服装色彩风格，人们并未将关注点放在“水田衣”上。其次，明代建立者朱元璋，是一位由社会底层上位的皇帝，深知民间疾苦，因此极力提倡节俭，并颁布了大量的“惠农”政策。其原配夫人马皇后亦是节俭之人。据记载，马皇后将杂色丝绸做成被子赐给老弱孤独的人，剩下的丝织布头则缝成衣服，赐给王妃与公主。这为“水田衣”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万历以后，各种服饰禁令松弛，人们在服装的款式、色彩等方面开始寻求个性化、多彩化，而“水田衣”正好符合人们对于个性化服装的要求，流行趁势促使发展开来。 据史料记载：水田衣“不料人情厌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群然则而效之” [ 1 ] 。说明了“水田衣”的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讨厌，反而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因而其流行范围越来越广，甚至出现“必制以帛，剪碎而后成之”。一些富贵人家的妇人不惜裁破一匹完整的锦缎，获得一小块、一小块的布料，以此来制作“水田衣”，这样即可打破原来的构图，特别是打破了原有的丝织纹路走向。其流行趋势的直线上升，一部分取自于当时大众的跟风态度，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水田衣”发展到明代后期，无论在服装的色彩，还是质料方面更加重视其外在显现形式，越来越符合了人们的着装需求与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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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水田衣”的造型及工艺研究 明末清初，“水田衣”被大众接受与认可，并非一蹴而就、一日之功，而是制作者在不断地探究与改变其色彩、图案、材质特别是拼接的排列组合方式，使重复、平衡、分割的形式法则在服饰上得到完美地体现。并且“水田衣”逐渐地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审美标准，提升了人们对于个性化服饰的追求。 3.1. “水田衣”的色彩运用 “水田衣”的色彩倾向首先要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和谐统一，其次就是要符合服饰等级制度。明朝是封建专制王朝，对服色及服饰图案规定过于具体。据《明史·舆服志》记述：男女都不许用黄色，黄色是皇帝专用色。女子服饰颜色限制更多，大红、鸦黄都在限制之列。明中期时，在中国南方出现了资本主义产业，其中纺织业发展迅速。据史书记载，浙江新昌县，“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后渐奢，……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 [ 4 ] 。一些人逐渐摆脱禁令的束缚，在舆服上开始僭越，一时间鲜艳华丽的服饰遍及里巷。到崇祯末年时，“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布花袷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作民人装束以避难” [ 5 ] 。这种化装出逃的服式，即为最普遍的百姓装束和常见的着装色彩搭配。而此时正值“水田衣”大肆时兴时期，在史料中记载“水田衣”之“此制不昉于今，而昉于崇祯末年” [ 1 ] 。由此可见，明代中期及后期时，“水田衣”出现了各类彩色式样，主要包括紫色、蓝色、青色、桃红等颜色。随着时代的发展，“水田衣”的色彩搭配也是愈加成熟，多样化的色彩构成使整体更加富有节奏感与创造性。 3.2. “水田衣”的拼接工艺 “水田衣”的制作，在开始的时候还比较注意匀称，各种锦缎织料都事先裁成长方形，然后有规律地编排缝合。到了后来就不再那样拘泥，织锦料子大小不一，形状也各不相同，色彩也更加丰富艳丽，形似补丁。其拼接形式与清代至近代的“百家衣”极为相似，但是“百家衣”主要为儿童着装，其衣料来自于邻居、朋友家的布头，家庭主妇再将这些收纳来的布料制作成一件成衣，意为纳百家之福，为孩子带来好运。两者在拼接方式上大同小异，其中“水田衣”拼接形式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分割与比例，它采用对襟的形式，将服装的左右两部分进行等形且等量分割，达到左右对称的视觉效果，但是从单一部分去观察时，左右两边无论在布料还是色彩排列上却又是不同的，这属于等量分割中自由组合的范畴。这也说明了，在明末时期，人们对服装开始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满足于绝对重复的外在表现形式，在统一中寻求细节的变化，逐渐加入了自由构成的主观创作思想(见图1)。 3.3. “水田衣”的质料演变 明代建立初期，明太祖大力扶持农业，尤其注重民众日用穿衣的棉、麻、桑的栽培。在其建国之前，就曾有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 [ 4 ] 。所以，这些农作物种植遍及全国，为纺织业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基础材料，随着后来棉、丝绸等衣料的逐渐发展，“水田衣”的制作原料也由低级向高级迈进。但是，对于不同阶层的着装者，其衣料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普通庶民，按照《明史·舆服志》的规定：“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 [ 4 ] 。虽然规定农民可着绸、绢等衣料，但是绝大多数农民还以着麻、棉布衣为主。而对于官宦士庶家则能够跟上时代的变换，始终追求当时的最新面料。由于当时民众服饰的色彩、质料等都是按照等级划分，所以对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所着的“水田衣”质料研究不能以偏概全。但在社会发展角度上看“水田衣”质料变化，即从最初的同种低等材质缝制，到不同质料、色彩、图案的拼接组合，不仅体现了人们审美水平的日趋高上，更是反映了当时服装工艺材料的不断更新，使“水田衣”在中国传统服饰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现代的服装设计提供了“拼接”的新式设计思路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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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水田衣”中体现的深层次文化内涵 黑格尔面对艺术作品时提到：“艺术作品的表现愈优美，它的内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内在真实” [ 6 ] 。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仅是外观取悦于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化涵养对人产生的重要影响。“水田衣”虽距今已经久远，但其传达出的优秀文化精神却经久不衰，且发挥了重要的教育意义。 4.1. “水田衣”之“节俭”美德 刘庭信散曲《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化一钵千家饭，穿一领百衲衣” [ 7 ] 。“水田衣”的前身是佛家的僧衣。佛家强调节俭，僧衣最初是由善男信女捐赠的零碎布头或从垃圾中捡来的破旧布片缝制而成的，释迦牟尼出家时就是捡旧衣来做僧衣，后来演变成了“袈裟”(见图2)。“水田衣”在借鉴僧衣的制作方式之外，还由此及彼地传播了一部分的佛教文化思想，如节俭。在上文中曾提到朱元璋及原配夫人马皇后也是极为重视节俭之人，曾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节俭的制度。由此，“水田衣”在佛教及明代制度的影响下，成为了弘扬“节俭”美德的重要载体之一。这对于每个时代来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古语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不仅是持家守业的金玉良言，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现如今，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经济水平有了较大的飞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完全不假思索购买各种生活物品的“购物狂”人群，造成大规模超前消费、浪费的不良现象。在膨胀消费、购买的泛滥时期，应及时敲响人们节俭的警钟。“水田衣”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 图1.明清时期“水田衣” 图2. 僧衣 为服装这类耐用品找到了变废为宝的好方式。现在人们可以尝试“水田衣”的制作方式，将过时的、不想穿的衣服，进行重新设计，做成一件新衣或饰物，这样既有一定的新鲜感，同时又提高了自己的“节俭”意识并节约了资源。 4.2. “水田衣”之人文情怀 唐代诗人李白《子夜吴歌·冬歌》中记述：“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自古以来，人们喜欢选择服饰作情感的宣泄物，将自身的感受、思念寄托于之上，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提到“唯将旧物表深情”。在现代用旧物来表达情感的方式仍经久不衰， 图3. 用旧衣物做成的手机包 图4. 现代T台上的对比色拼接服饰 图5. 现代同种面料拼接服饰 但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如今，若将过去的服装款式完全重现是不足以吸引消费者注意的，那如何将旧物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了现代设计师、着装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见图3)。 在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恒娘篇》中提到：“置不留目，则似久别；忽睹新妆，则如新至” [ 8 ] 。有时稍微改变一下原有事物的组合方式，就会令人重新产生奇异的感觉。有些人对自己的某些服饰感情颇深，常常陷入不忍心丢弃但又占据储存空间的矛盾纠结之中。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将其旧物进行裁剪，并重新加工做成钱包、背包等随身的饰物，这样既不浪费，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了情感在时空中的传递。“水田衣”本身与儿童所着的“百家衣”有着极大相似性，“百家衣”寄托着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希冀，“水田衣”开始出现时也是由亲人的旧衣物的零散布头拼接而成，通过质朴针线活，体现了朴素劳动人民对亲人平安的期盼与祝福。“水田衣”所要传达的不仅是节俭美德，还教会后人在普通物件中，如何融进自己的感情，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承给后人。 4.3. “水田衣”之个性化设计思想 “水田衣”的非对称式平衡、色彩的排列与搭配，以及其布料、布块形状等拼接组合都为新时代的拼接工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水田衣”刚出现时绝对称得上是“个性化”服饰，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着装理念为“一条两条之缝，亦是人生赘瘤……赞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无缝’” [ 1 ] 。人们的审美习惯无一例外地选择整幅布料制作，服饰线条讲究流畅优美，即便是在布料幅度不允许的情况下，也尽量避免面料接缝的直接暴露。而“水田衣”恰恰打破常规，以接缝为奇、为美、为特点，成为了反复流行的服饰。 “水田衣”为现代设计师提供了接受新事物与时尚化的工艺手法的机会。现代的拼接、补丁设计是人们对新鲜形式的必然追求，2017~2018秋冬T台上，补丁拼接重新席卷时尚界，将花卉植物、动物、水果、几何图形拼接在一起，在有序无序之间，将拼接创意表现得绚烂而又丰富。它们在色彩、质料等拼接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水田衣”的形式法则在一些服装设计上得到了有效地发挥利用，他们将一整块布料进行自由构成式的分割，在此物之上施以精美图案，其服装的外显形式与明代“水田衣”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完全可视为“水田衣”在现当代的服饰产物。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可以尝试将“水田衣”的拼接工艺应用到服装的各个部位，以此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时尚且具有个性化的服装风格 [ 9 ] (见图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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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水田衣”是明代优秀服饰之一，其质料丰富多彩。透过“水田衣”可以历览明代服装工艺的发展历程，对于现代探究明代服饰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且对现代个性化设计奠定了文化基础。“水田衣”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与变迁，加之其前身“僧衣”的特殊教化功能，使“水田衣”比其他一般古代服饰更具有传播与研究意义。这也是本文对其深入探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本文希望通过对“水田衣”的研究来推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提升大众特别是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元素的运用水平，设计出真正具有中国韵味的作品。这需要设计师、时尚青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学习，争取做到厚积薄发，以服饰作品来推动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以此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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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本文中，针对一维双曲守恒律方程，我们基于微分变换策略提出了一种高阶全离散间断Galerkin方法。与传统间断Galerkin方法相比较，该方法的主要特点为存储量较小，在时间上能够到达任意高阶精度。与ADER方法相比较，避免了复杂的Cauchy-Kowalewski步骤，同时程序编写简单。数值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高阶精度，针对间断解保持高分辨率。 关键词 :双曲守恒律，间断Galerkin方法，微分变换，高阶精度，全离散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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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本文中，考虑双曲守恒律 { u t + f ( u ) x = 0 u ( x ， 0 ) = u 0 (x) 的高阶数值方法。间断Galerkin (DG)方法作为一种高阶方法首先由Reed和Hill [ 1 ] 于1973年在求解中子输运问题时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Cockburn，Chi-Wang Shu等人 [ 2 ] [ 3 ] [ 4 ] [ 5 ] 提出了基于Runge-Kutta时间离散方法的Runge-Kutta DG (RKDG)方法，并将该方法成功应用于双曲守恒律方程。DG方法使用分段间断多项式空间作为试探和检验函数空间，并结合了有限元方法和有限体积格式的优点，特别易于处理复杂边界和边值问题，拥有灵活处理间断的能力，同时又适合自适应算法与并行策略，因此在计算流体力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 6 ] - [ 17 ] 。关于DG方法的历史回顾与最新进展见文献 [ 18 ] [ 19 ] [ 20 ] 。传统的RKDG方法为显格式，其优点在于每个时间步长计算中不需要求解大规模线性代数方程组。但是，传统RKDG方法作为一种高精度方法，由于中间步的存在，导致存储量较高。此外，RKDG方法因为使用Gauss数值求积，所以计算成本非常高。 近年来以ADER方法 [ 21 ] 为代表的时–空任意高阶方法取得了长足进步。ADER方法是一类基于有限体积积分的具有高阶精度的数值方法。在ADER方法框架内，在间断面处对时间进行Taylor展开，人们通常使用Cauchu-Kowalewski步骤(又称为Lax-Wendroff步骤) [ 22 ] 将时间导数项转换为时间导数项，然后分别求解由展开式中的各个部分所构造的黎曼问题。但是Cauchu-Kowalewski步骤非常复杂，计算成本较高，同时编程复杂。 在本文中，针对双曲守恒律基于微分变换策略提出了高阶全离散DG方法。该DG方法是单步、显式的和全离散的，从而避免了存储量过高的缺点。此外微分变换策略较之Cauchu-Kowalewski过程更加简洁，程序编写简单。更进一步，因为数值解关于时间、空间皆表示为多项式，故可以使用精确积分，从而避免了计算成本较高的Gauss积分，节约了计算成本，因此更加适应实际问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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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微分变换简介 基于微分方程本身以得到方程解的时–空Taylor级数系数的递推关系，这种策略被称为微分变换(differential transformation) [ 23 ] 。与ADER方法中所用到的Cauchy-Kowalewski (C-K)技巧或者Lax-Wendforr技巧相比较，微分变换策略显得更简单，程序编写更加简洁。但是，并非所有方程都能够使用微分变换策略。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针对浅水波方程、欧拉方程可以使用微分变换策略 [ 24 ] 。 以一维Burgers方程的初值问题 { q t + ( 1 2 q 2 ) x = 0 q ( x ， 0 ) = q 0 (x) 为例解释如何借助微分变换策略求解微分方程。 记Burgers方程为 q t + f ( q ) x = 0 (1) 其中 f ( q ) = 1 2 q 2 : = f ( x ， t ) 为流通量。首先得到 Q ( k ， 0 ) ，即把初始条件表示为 q ( x ， 0 ) = ∑ 0 ∞ Q ( k ， 0 ) ( x − x j ) k 。然后，我们把未知函数 q ( x ， t ) 以及流通量 f ( x ， t ) 都展成时–空Taylor级数 q ( x ， t ) = ∑ k = 0 ∞ ∑ h = 0 ∞   Q ( k ， h ) ( x − x j ) k ( t − t n ) h ， f ( x ， t ) = ∑ k = 0 ∞ ∑ h = 0 ∞   F ( k ， h ) ( x − x j ) k ( t − t n ) h ， (2) 其中 F ( k ， h ) = 1 2 ∑ r = 0 h ∑ s = 0 h Q ( r ， s ) Q ( k − r ， h − s ) 。 将(2)中两个等式代入方程(1)，得到 ∑ k = 0 ∞ ∑ h = 0 ∞   h Q ( k ， h ) ( x − x j ) k ( t − t n ) h − 1 = − ∑ k = 1 ∝ ∑ h = 0 ∝   k F ( k ， h ) ( x − x j ) k − 1 ( t − t n ) h 调整下求和符号中的下标，得到 ∑ k = 0 ∞ ∑ h = 0 ∞ ( h + 1 ) Q ( k ， h + 1 ) ( x − x j ) k ( t − t n ) h = − ∑ k = 0 ∞ ∑ h = 0 ∞ ( k + 1 ) F ( k + 1 ， h ) ( x − x j ) k ( t − t n ) h 比较上式两端，得到如下递推关系 Q ( k ， k + 1 ) = − k + 1 h + 1 F ( k + 1 ， h ) (3) 借助于已有的 Q ( k ， 0 ) ，并利用递推公式(3)，可以得到解 q ( x ， t ) 的时–空Taylor级数展开式。 针对方程组，可以逐方程地借助微分变换策略来求解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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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一维问题的全离散DG方法 考虑非线性双曲守恒律方程 U t + F ( U ) x = 0 (4) 首先将方程(4)两端同乘以检验函数 v ( x ) ∈ v h k ，并在时–空单元 I j = [ x j − 1 2 ， x j + 1 2 ] × [ t n ， t n + 1 ] 上积分，然后利用分部积分得到： ∫ I j U n + 1 v d x d t − ∫ I j U n v d x d t + ∫ t n t n + 1 F ( U ( x j + 1 2 ， t ) ) d t ⋅ v ( x j + 1 2 − )   − ∫ t n t n + 1 F ( U ( x j − 1 2 ， t ) ) d t ⋅ v ( x j − 1 2 + ) − ∬ I j F ( U ) v x d x d t = 0 对于积分 ∫ t n t n + 1 F ( U ( x j + 1 2 ， t ) ) d t = ∫ t n t n + 1 F ( x j + 1 2 ， t ) d t ，采用简单的Lax-Friedrichs数值流通量来逼近，即 F ^ j + 1 2 = 1 2 ∫ t n t n + 1 [ F ( x j + 1 2 − ， t ) + F ( x j + 1 2 + ， t ) − α ( U ( x j + 1 2 + ， t ) − U ( x j + 1 2 − ， t ) ) ] d t 这里 α = max | λ ( U ) | ，其中 λ ( U ) 为雅克比矩阵 F '   ( U ) 的特征值，并且最大值是在整个计算区域来取。 最后，得到全离散DG方法：对于 ∀ v ( x ) ∈ V h k ， U h ∈ V h k 满足 ∫ I j U h n + 1 v d x d t − ∫ I j U h n v d x d t + F ^ j + 1 2 ⋅ v ( x j + 1 2 − ) − F ^ j − 1 2 ⋅ v ( x j − 1 2 + ) − ∬ I j F h v x d x d t = 0 由于 U h ， F n 均表示为关于x，t的多项式，所以对于积分采用精确积分，从而避免了计算成本较高的Gauss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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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本文中，基于微分变换策略提出了一种高阶全离散间断Galerkin方法。该方法的存储量较小，程序编写简单。针对单个方程以及方程组，开展了广泛数值实验。数值结果表明该方法针对光滑问题具有高阶精度，同时针对间断解拥有高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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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试验以龙安柚开心形、Y字形、双层分层形和自然圆头形4种树形为研究对象，测定各树形冠层不同部位的叶片光合特性及果实品质，并分析二者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 4种树形上部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均高于下部叶片；一天中，Y字形不同部位叶片的Pn均高于其他树形，其次是开心形，说明Y字形和开心形光合能力较强。2) Y字形和开心形叶片的Chla、Chla/Chlb和SPAD含量均高于双层分层形与自然圆头形，而Chlb含量则相反；Car含量以开心形上部最高(0.61 mg∙g −1 )，Y字形上部次之(0.54 mg∙g −1 )，自然圆头形的叶片中含量最低。表明Y字形和开心形的捕光能力增强从而提高其光合效能。3) Y字形和开心形果实着色程度较好，单果重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开心形上下部Vc含量、总糖含量均较高，且可滴定酸(TA)较低。说明Y字形、开心形果实品质优于其他树形，且开心形冠层上部和下部的果实品质较为均一。4) Vc含量与Chla/Chlb (r = 0.838)和SPAD (r = 0.866)呈极显著正相关；Pn与果实转化糖及蔗糖含量、单果重、果形指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并与单果重的相关性系数最大(r = 0.712)。综上，龙安柚的Y字形、开心形冠层透光性好，叶绿素含量提高，树体叶片光合性能增强，有利于增加单果重，提高果实中糖和Vc含量，改善果皮色泽。 关键词 :龙安柚，树形，光合能力，果实品质，叶绿素含量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