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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2.1. 学业成绩 研究一致表明，来自再婚家庭的青少年的高中辍学率高于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且更有可能提早离校(White & Kaufman， 1997) 。在学业成绩和学业成就上，再婚家庭的青少年均不如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Painter & Levine， 2000; Biblarz & Raftery， 1999)。在学业表现方面得分较低，更常被描述为缺课、迟到和纪律问题(Featherstone et al.， 1992)。总之，即再婚家庭的青少年在高中学业完成情况、上学时间、成绩分数、学业成就以及学业表现等方面都略低于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同龄人，相关研究如下： Chunyan Song等人使用国家教育纵向研究的数据来检验家庭结构和家庭转变对青少年高中辍学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来自再婚家庭的青少年高中辍学的几率比来自双亲家庭的青少年要高，他们指出这是继父对非亲生孩子的投入不够，并于孩子争夺亲生母亲的注意力的缘故。而该研究也支持了进化心理学关于家庭结构和儿童结果的观点。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生物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且母亲在决定孩子命运方面比父亲更重要，因为母亲比父亲更加重视孩子的幸福，所以相比单亲父亲来说，单亲母亲抚养孩子更好，即该理论认为继父家庭中的青少年比起继母家庭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来说，更容易从高中辍学(Song et al.， 2012)。 Kathryn Harker Tillman通过国家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探讨了家庭结构路径对青少年学业成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家庭结构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关：在所有再婚家庭类型中，青少年的大学期望显著较低，而学校有关的行为问题水平较高。总的来说，同单亲家庭的同龄人相比，再婚家庭对青少年没有好处，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他们不利，尤其当青少年经历了一系列压力重重的家庭经历后，再过渡到再婚家庭，情况更为严重(Tillman， 2007)。根据社会资本学说，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核心部分(陈珂馨等，2017)，而调查显示，子女在继父家庭中获得的投资数量和质量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就教育成就而言，这与孩子们接受继父的直接投资水平较低有关，从而导致较低的受教育程度(Emmott & Mace， 2014)。 2.2. 社会情绪 Sandra M. Merrs等人对179名来自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调查。实验结果表明再婚家庭可能会降低青少年对家庭的满意度，当经历第二个家庭的动态变化时，在前一个家庭解体过程中经历的愤怒、恐惧、困惑、伤害、失望和悲伤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当青少年遇到无法控制的情况时。因此，与离婚相关的复杂情绪可能更容易表达为愤怒(对象是继父/继母)，如果这个情绪再通过再婚家庭的形成继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冲突将会降低孩子对家庭的满意度(Metts et al.， 2017)。 而我国学者赵佳也认为处于再婚家庭中的青少年在性格方面表现出主观偏激和情绪不稳定两个方面，容易出现激动，愤怒、烦躁(赵佳，2015)或者焦虑、抑郁、孤僻(Peterson & Zill， 1986)等不良情绪。这可能由于再婚家庭缺乏很多共同的家庭经历、符号和仪式，加之性格的缺陷，使得处于这种环境的青少年对家人及其他人都是选择以猜忌、蔑视和非难的态度来对待，这也导致了孝顺之情集中在再婚家庭中的可能性比较小(Kennet & Lillian， 1979)。 但是Robert L. Wagmiller Jr.等人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虽然一开始新的婚姻增加了家庭冲突，会给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带来情绪上的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婚姻对孩子的发展好处可能会增加，因为父母婚姻的好处会累积起来，形成更有效的社会化和社会控制，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的投资增加。相比之下，再婚家庭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随着婚姻过渡时间的延长而减少(Wagmiller et al.， 2010)。 比如Todd M. Jensen等人使用全国青年纵向调查的数据对青少年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并问及一系列关于主题的封闭式问题。在实验分析中，Todd M. Jensen等人使用了家庭系统的观点，该理论以家庭结构的概念为核心(Baxter et al.， 2006)，假设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且夫妻关系在为亲子关系奠定基础方面起着关键作用(Angst， 2005)。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如果再婚家庭能够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取得平衡，那么再婚家庭是可以缓解继父母与青少年子女之间的一些压力的。Todd M. Jensen等人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当孩子们觉得继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很和蔼可亲，而且很少争吵时，孩子们更有可能与继父/继母亲近。因此，当孩子们看到母亲和继父形成一个强大的、团结的、合作的父母子系统时，孩子们就能更好地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并更开放地与他们的新继父/继母联系。同时Todd M. Jensen等人的实验也得出居住关系，即再婚家庭中，青少年与亲生父母、继父、继母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孩子的压力有最大的保护作用的结论(Weaver & Coleman， 1963)。他们认为再婚家庭的高质量亲子关系可能有长期的益处，比如通过一种积极的母子关系可能也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和他们的继父之间积极联系的发展，而孩子们可能会体验到强烈的忠诚(Jensen et al.， 2017)。San Diego则从青少年与继兄弟姐妹的关系出发，表示即使在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关系和继父继母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因为他们的亲属关系系统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而这样的结果对于再婚家庭的孩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3. 行为表现 研究一致表明：处于再婚家庭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伤害自己与他人的相关行为。比如，Rachel等人以香港3328名中学生为样本，让所有入选学校中的学生以匿名方式填写问卷，对第一波研究中收集到的关于自我伤害和自杀行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中国青少年蓄意自残和自杀行为的患病率及心理社会关系。实验结果表明，再婚家庭增加了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可能性(Sun & Shek， 2012)。 总之，在再婚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的性格上的缺陷通常反映在他们的不良行为上(郭书芹等，2004)，比如吸毒(Needle et al.， 1990)、抽烟(Scal et al.， 2003)、更高的行为障碍(Amato， 1999)、更高的物质使用率、过早的性活动和多个性伴侣(Bauman， 1990; Nicholson & Sanders， 1999)以及与不良同龄人交往(Gunnoe et al.， 1999)的风险增加，最后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上(Vuchinich， 1996；肖宝华，2000)。 2.4. 自我认知 部分研究报告发现，再婚行为对青少年随后的自我概念和对父母的情感依恋的发展非常不利。比如，Young and Parish (1977)对来自完整家庭和再婚家庭的女大学生的自我认知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再婚家庭的学生的自我概念明显低于完整家庭孩子的自我概念。这个实验结果与Parish and Taylor得出的结论出奇一致。而这一发现也被他们解释为，可能是因为再婚家庭中多了一个父亲形象，从而引起了关于离婚时失去父亲的有害影响(Parish & Dostal， 1980)。 Fine等人(1992)对中西部一所公立初中的500名七到八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提出了三个研究目的。第一，将青少年自我认知能力与再婚家庭的类型和继父母的性别联系起来。第二，评估再婚家庭的青少年对继父母的角色模糊是否大于对生身父母的角色模糊感以及继父母角色模糊感与自我能力感知的关系程度。第三是检验继父、继母家庭中的青少年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再婚家庭。以及这些认同是否与自我认知能力有关。实验结果表明继父再婚家庭和继母再婚家庭对青少年自我认知能力的影响是相似的，但是继母家庭的孩子在自我认知能力方面缺乏性别差异，对自己的表现更加模凌两可(Fine et al.， 1992)。这一结果与女孩在再婚家庭生活的适应不如男孩的普遍发现是不一样的(Hetherington et al.， 1989)。而Parish TS对来自堪萨斯州14个学区的738名11~14岁之间的儿童进行测试，让他们对由Parish and Taylor开发出来的儿童个人属性量表(PAIC)做出回应。该量表旨在让儿童对自己、母亲和父亲进行评估。测试结果表明再婚家庭子女的自我概念低于完整家庭子女的自我概念，尽管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基本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Parish & Dostal， 1980)。 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的看法分为两类。大多数人认为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相比，再婚家庭对青少年来说会存在压力，尤其是经历过父母离异并成为再婚家庭一部分的青少年更是面临着穿越新旧家庭的挑战(Braithwaite et al.， 2008)和在一系列关于是否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及向谁表达情绪的决定中迷茫(Metts et al.， 2017)。这些压力与继子女的负面影响有关，继而表现出许多负面问题行为，包括外化行为问题(反社会行为、攻击、不服从)和内化行为问题(抑制、退缩行为、焦虑、抑郁)的比例较高，而社会责任、自尊、社会和认知能力的比例较低(Amato & Keith， 1991)，尽管行为障碍在青少年成年期有所下降，但药物滥用、酗酒和犯罪行为仍然较多(Hetherington， 2006)。研究人员对这些发现的解释各不相同，Amato整理了几个可能解释孩子们对父母再婚的消极适应的观点，包括他们的亲生父母的缺席、监护父母的艰难调整期、经济困难和压力重重的生活变化(Amato， 1993)以及拒绝流离失所的感觉，与继父、继母、继兄弟姐妹之间的家庭冲突。 而少部分学者认为再婚家庭不一定就对青少年有害，虽然再婚家庭充满挑战，但学者们也探讨了其成员应该如何以促进弹性和积极的体验方式进行互动(例如Afifi & Keith， 2004)。婚姻促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已婚的双亲家庭更能为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家庭环境。支持者指出，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比单亲家庭抚养的孩子经历经济困难和家庭不稳定的可能性更小(Acs & Nelson， 2002; Manning & Lichter， 1996)，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从再婚家庭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