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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掮客”在经济领域 3.1. 从掮客到牙商 历史上“掮客”这一称谓，其意义是逐渐扩大的。在唐代时形成了一种专替人介绍生意撮合买卖以赚取佣金的职业——牙人。可见“替人介绍买卖以赚取佣金”这一点是不变的，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从“掮客”到“牙人”是一脉相承的。 唐朝初年，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封建经济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牙商的经营范围和行业规模也迅速扩大，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商业团体——牙行。当时的牙行受到官府极大的重视，被政府委以监督其他商人纳税之职责，牙商也因此被称为“商人中的商人”。自唐之后历代，中国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牙商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据《清会典》记载，清代“凡城庙衢市……舟车所凑，货财所聚……择民之良者，授之帖以为‘牙侩’，使之辨物平价，以通贸易。”意思是政府会在贸易繁荣的地区选出一些可靠的人充当“牙侩”，让他们来平衡市场的秩序。可以看出清代时，牙商的经营活动已渗透到了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且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可悲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人是从未站在高峰的。历代的宫廷史官在撰史时一般都对商人避而不谈，所谓“商贾之事，阙而不录”。整部《二十四史》商人未得一传。这说明在中国主流的历史价值观中，行商坐贾之辈是不入流的。汉高祖刘邦就曾“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 3 ] 。牙商作为商人的一类，其社会地位自然也就高不到哪去。 3.2. 从牙商到贱民 3.2.1. “商人”的奴隶出身 为何商人的历史地位如此低下，究其原因还要从“商人”的起源说起。李二和《殷商时期的水运·商人的由来》是这样说的：“……商朝的商业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并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商人。但是，当时却并不叫‘商人’也并没有‘商人’这个名称。后来，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可是周公旦对商朝心存疑虑，不仅对商朝的贵族集中于一处严加管束，更是对其善于经商的遗民采取限制自由的管制措施，并只准许其继续经商。这些被集中管束的商遗民经商者被通称为‘商人’，以便与周部落的宗氏区别开来，这显然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 在遥远的周代，封建的国体还未形成，社会仍处于奴隶制阶段。殷商遗民实际已成为周代统治者的奴隶，只能从事处于社会边缘的商业，因此社会地位也十分低下。 3.2.2. “重农抑商” 西周中后期，随着“铁犁牛耕”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得以从事手工生产及商业贸易等其他行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使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封建国家出现了商业同农业争夺劳动力的现象。 土地是国家之本，农业理所当然是“百业之本”。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等方式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为解决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战国名臣李悝提出了“尽地力”和“善平籴”两项举措，想借此保证和鼓励农业的发展。“尽地力”即“尽地力之教”，意思是教导农民耕种土地要精耕细作，要把多种作物混合种植。这一措施既能提高产量从而促进生产，又能避免因作物单一而在年景不济时无粮可收的现象；“善平籴”即“平籴法”，主要内容是由国家平定粮价，丰年以平价收购粮食，灾年以平价出售仓粮。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现象的出现，与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十分类似。这两项举措即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商鞅变法继承并发扬了“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两项举措，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义轻利”的社会道德准则，进一步贬低工商业的地位；至汉代，汉武帝推行盐铁酒专卖、货币官铸、官定物价以及向工商业者施加重税等措施，进一步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这些政策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成为封建国家的基本国策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史称“重农抑商”。 联想到商人可怜的社会历史地位，掮客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并不曾是什么“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的英雄”了，甚至还有些“臭名昭著”的意味。究其原因，恐怕就出在这“重农抑商”的封建家规之中。要论封建统治者赞赏的，那自然是农田里勤恳劳作的农民。因为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在于农业，农业即为国家之“本业”，而与“本业”争夺利益的商业就只能算作是“末业”。倘若“本末倒置”，那封建统治必然不能稳固，封建国家也必将灭亡。 3.3. 从牙商到买办 时至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曾经的封建国家变为了半封建性质的殖民地国家。小农经济也因而逐渐解体，帝国资本主义更是乘机迅速扼杀了脆弱的民族资本主义萌芽。“掮客”摇身一变，竟成了专替洋人盘剥同胞百姓的“买办”。“买办”这种商业中介制度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封建“牙行”即有类似中介人的职能。与牙行不同的只是“买办”是通过契约关系，受雇于外商。但买办的职业经验也是从封建公行制度中获得的 [ 4 ] 。根据以上的资料来看，“牙商”到“买办”实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掮客”的不同称谓。 3.3.1. 买办之滥觞 买办，狭义的讲即为中国近代史上处于中西方之间，主要替洋商办事的中国商人。西方著名学者马士(B. H. B. Morse)从外来者的视角看中国的“买办”，认为“买办”即在中国的各外国商号经常雇佣的那种经纪人、会计和出纳的总称 [ 5 ] 。买办者，盖乃华人与外商根据互订之契约，在一定报酬之下充外商使用之人，居于外商与华人之间，充外商之名义与华商交易，且于一切交易负无限保证之责任，同时得其规定之佣金者也 [ 6 ] 。 这类被外商雇用的商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同时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问题。除此以外，这类商人多半受到洋人雇主的庇护，拥有自营商铺的特权。可以看出，买办在近代的中国拥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自由。 3.3.2. 买办之群像 鲁迅在《准风月谈》中生动描述了这样一副上海街头的“奇景”：“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 1 ] ， p. 18)。 这是一副上海街头常见的“洋大人”带着中国“买办”盘诘中国市民的图景。何谓“抄靶子”？鲁迅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抄”就是“搜”的意思，那“靶子”和现在的意思并不差太多，大概就是一种该用抢或者刺刀攻击的目标，是一种只会挨打不会还手的死物。试想那时的买办虽在同胞中是“上层阶级”，可在洋人眼中大概也不过是一条听话的走狗，所以买办要时常摇尾巴讨主人的欢心，不管是否是心甘情愿。对待同胞，那大概又是所谓的狗仗人势，洋大人的狗是万万不能骂，也不能打的。若是狗咬了人，追究起来，倘若主人的情面够大，那被咬的人是绝不敢还口的( [ 1 ] ， p. 77)。这画面把国民的愚弱，走狗的谄媚，“洋大人”的趾高气昂都刻画得“声色俱到”。不难想见，买办在当时是何等的风光了。 “掮客”自从投靠了“洋大人”，同封建时代的境遇相比，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何况又成了“洋大人”的走狗来压迫同胞。买办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汉奸群体”，真正的“剥削阶级”。 这样的一种人物，鲁迅先生曾用“二丑艺术”生动的刻画过。戏曲艺术中有“生、旦、净、丑”四种角儿，这丑角儿多半是演些插科打诨的笑料，多半是些横行霸道的花花公子，或是仗势欺人的宰相家丁，就是现在所谓的“小丑”。这些人最后往往成为“主角儿”消灭的对象。可这“二丑”又不同，多半是扮演些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宰相的清客。总之是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更坏。这些人多半有些本事，头脑不笨，但多半是仗着靠山有恃无恐地欺压良善。优伶要表现出这种角色的精髓，多半是对着台下做些鬼脸，然后说：“列位看官可瞧好了，这家伙可要倒霉哩！” 鲁迅先生总结的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有些本事，头脑不笨。更因为他清楚地明白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戏文里也说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 1 ] ， p. 7)。 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观点，不因一个事物的片面消极就将其全盘否定。买办之流虽为剥削阶级和汉奸群体，然而从客观上讲，买办的出现也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3.3.3. 买办之末路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许多，比如“一边倒”，比如“另起炉灶”，再比如“打扫干净屋子”。单说这“打扫屋子”，打扫的是一切在华的外国侵略势力，洋商也是被算在其中的。这意思就很明确了，既没了洋商，那买办之流也就只有灭亡。就这一点，恐怕彼时的“掮客”们的力量就要损之大半。剩下的恐怕也是参加了“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成了工农分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业更是被冠以了“投机倒把”的高帽子而被严厉批判了的。但凡和商业扯上关系的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毒瘤。倘若有谁不幸感染了这“毒瘤”，那多半是要被认定成是挖了社会主义墙角的叛徒而惨遭毒打的。 3.4. 从买办到中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中国的商业同世界接轨也就从当时开始。“掮客”的称呼大概也在那时改作了“中介”。中介是一种向客户提供中间代理服务的机构，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产品，但是它能够替你寻找这些服务和物品，供你选择和经营。从这种经营方式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点，一是中介不提供客户的目标商品；二是中介了解客户所不了解的市场信息。不难看出，客户相较于中介是处于劣势的。 蔡明和郭达2013年春晚的小品《梦幻家园》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演出，剧本是这样写的—— “郭：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修房子吗？ 蔡：还是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郭：这哪有55条啊？ 蔡：给你(放大镜)。 郭：干嘛？ 蔡：在缝里……” “在缝里”似乎成了部分中介的口头禅。因为规则写在缝里，消费者看不到就成了消费者的过失，这看似并非欺骗，实则是更大的欺骗，是何异于刺杀之而曰“非我也，兵也。”这种行为比起“自相矛盾”的拙劣营销也只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了”。中介们可以选择欺骗，并继续以“在缝里”的方式欺骗着，但这欺骗最终换来的也只能是眼前的利益和整个行业的停滞不前。 古代的掮客自诞生起就背负了太多的来自文化的“偏见”和政治的“迫害”。他们永远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就算积累了再多的财富也摆脱不了统治者的打击和百姓口中“奸商”的骂名。最终也只能成为封建地主的附庸和封建社会废墟中的炮灰。但新时代给了所有人从新起航的机会，商人已不是奴隶，“重农抑商”也早已成为过去，这“奸商”的骂名掮客们就不想摘一摘吗？倒也不必担心说中国的中介就早已“失掉了自信力” 1 [ 7 ] 。中国的中介人，必须不以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来诓骗，要学着强健自己的筋骨和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