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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古世公法的发现 西方的“法言法语”通过历史传媒输入“揆诸天理、准诸人情”的晚清中国社会，源自清末外交实践的需要。1839年，林则徐在赴广州期间，将瑞士滑达尔(Emmerich De Vattel)国际法著作《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物上的自然法原则》(The Law of Nations， or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中的片段内容，译为“滑达尔各国律例”，是为国际法输入之始。西法东渐的主题在悄然改变中国、实现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同时，也使古老中国法律文明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提供了破译中国法之秘密的契机。 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基于参与大沽口事件等外交交涉的实践，将美国人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 1785~1848)所著《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译为汉文著作《万国公法》，是为中国第一本西方国际法专著。在总理衙门委托、支持下，该书于年底译成，继而在北京崇实馆出版。其中，将Natural Law翻译为“性法”，也译作“自然之法”；同时，“成文法”被翻译为“公法”，偶尔也译作“律法” [ 2 ] 。《万国公法》的问世使公法之学也随之播扬，构成了晚清社会重构内外秩序观的尺度。 晚清朱克敬撰《公法十一篇》，将公法比拟为中国的四书五经，乃基于公法为“各国君长奉为经典，和战交接之事，据此以定曲直”，分十一篇介绍万国公法。在朱氏看来，公法之性法乃“率性之道”，其“义法”乃“修道之教” [ 2 ] 。由此，将国际法法则与抽象的义理相结合，将“万国公法”理解为儒家伦理道德关系在当代的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士绅关于中华法系的认知与表述，为东方社会“国际”关系及其历史定位被重新发现的前奏。时人关于春秋战国的国际格局与当代的国际局势相似的设想，并在传统政教典籍中寻找与当时的国际法相通的惯例、言辞、观念，以此作为春秋经义与公法原理是相通的论证，也相应地影响了丁韪良。处在儒家文化圈之中，丁韪良也开始思索近代国际法学与中国传统智识资源之间的联系，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以此来推动晚清中国移植国际法的进程。“丁韪良居中国久，洞悉彼中公法之诣，与吾教同源。其性法乃《春秋》守经之法，其例法乃《春秋》达权之学，遂作《中国古世公法考》，引经传数条证之。其谊例虽未详备，而中国以《春秋》通公法之机芽萌矣( [ 3 ] ， P. 149)。”在丁韪良的理解中，国际公法是既是基于人的自然的“性法”，与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与政教礼仪自然是相通的，因此，以仁爱为本原的儒教国家也可以产生类似的国际法( [ 3 ] ， P. 149)。后在京师同文馆汪凤藻等人的影响下，丁韪良以国际法的概念引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外交，以包含于礼制之中的中国古代外交法为切入点，论证中西文化可以沟通的因素。 1881年，丁韪良于参加柏林东方会议(Congress of Orientalists)时参照惠顿(Wheaton)、沃尔塞(Woolsey)、伯伦知理(Blunstchli)和其他西方法学、政治理论学家的理论提交了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一文。在论及春秋战国的秩序、规则时，丁韪良也相应地采用了International Code和Consuetudinary Law的概念形式与 International Law并用，以之来丰富不同于西方国际法语用环境的中国古代公法的表达 [ 4 ] 。 该文于1884年由同文馆副教习汪风藻译为《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一书，并在同文馆付梓印刷。之后不久，《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东传入日本。明治二十年(1888年)，日本内务省出版了经由仙田谨一郎校点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行文内容部依旧。“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认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泱泱中华分土建邦的统治秩序，不同级别的王国、侯国、藩属国在礼制的规范之下会盟频伐，同文同伦同教数国之间有交际通商之政，此乃公法相需之势。各独立邦联之间依例循规的遣使往来友好交往，各司其职各行其是，乃公法形成及实行之条件。再者，中国古代诸子典籍，蕴含了大量的公法之要纲，由此推导出中国古代存在国家间交往的公法 [ 5 ] 。东周列国的“国家”文化形态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的理性的国家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丁韪良的阐释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深深扎根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预设之中 [ 6 ] 。 晚清士人的伦理义理观为“中国古世公法论”赖以滋生的文化环境。在时人的理解中，公法原本即是乃学春秋律意、习孔子名法而来，公法之学意在沟通中西性法之源，伸内圣外王之学，春秋经义与公法原理是相通的。因此，清末中国人普遍以《春秋》群经会通西方国际法要素，认为《春秋》即中国古代之公法，乃至万世之公法，推导出了“春秋公法”的概念。如王佐才将公法与《春秋》相比：“夫公法一书，西人所尝称为性理之书，谓其能以义理为断，而不杂以势利之见也。果尔，则与我中国之，《春秋》亦奚以异。盖《春秋》者，实我中国列邦之大公法也。其笔削予夺一字之间，足以撅乱臣贼子之魄，而立千秋世道之防。” [ 7 ] 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自治”、“交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万国之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使臣爵等、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精，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 [ 8 ] 。 而清末维新派则在“春秋公法”的接引下，以春秋三世说来比附当今时势之国际秩序，以发挥春秋微言大义来为其维新变法的理念张目，以至为建构理想的“升平之世”制造舆论依据。中国古世公法论无疑地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使之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康梁等维新派认为，公法所强调的天性、理性实乃儒家之公理、性理。“孔子以空言垂世，格劳秀斯以布衣创公法。前者是中国学术政教的根本，后者则体现了欧西政教的精神原旨。 [ 9 ] ”因此，公法与《春秋》在维新人士那里实现了义理上的高度和谐统一。 随后，以“春秋公法”来阐释国际法秩序，撰写以春秋经义比附国际法的著作也纷纷出现。1901年，蓝光策撰《春秋公法比义发微》，全书分“名义”、“律意”、“交谊”、“外权”、“战利”、“缔约”等六纲，条分缕析，先述儒家义理，次录《公法会通》及《公法便览》两书之要义，以春秋经义比附国际公法。虽为附会之作，但也体现了晚清士人会通中西古今法学的意识。此外，民初刘人熙撰《春秋公法内传》，虽意在伸春秋公法之要旨，但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国人“慎邦交”的近代外交思想 [ 10 ] 。 “中国古世公法”观的提出，引导了晚清士人在深入把握先秦诸子思想、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基础上，寻找万国公法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依据，探讨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学文化景深。虽然受到儒家道统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误读，但其引介的西方国际法知识与理论却帮助国人树立起世界性的国际法观念，加深了其对国家、主权等政治外交思想的了解。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学人自己的努力下，将中国古世纳入了世界性的法律秩序之中的文化探索之旅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