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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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该试验地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珠日河牧场白音查干分场，地理位置为N44˚24'56''，E121˚52'34''，平均海拔为200 m，气候类型属于内陆半干旱草原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回暖快，多风沙；夏季雨热同步，雨量集中；秋季短促，降温快；冬季干冷漫长。全年最高气温40.9℃，最低气温−25.1℃，年平均气温5.6℃，无霜期约150 d，全年日照时数为3101 h，年平均降雨量约350 mm；一年降雨量的70%以上集中在6、7、8月份。试验区植被属低平地草甸类，低湿地草甸亚类，羊草 + 芦苇型。地势平坦，以平原地貌为主，土壤类型属于沙壤土。 2.2. 试验设计 2014年5月初，在试验区域内选择地势平坦、植被和土壤类型均匀的地段，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置对照(CK)、施加腐殖酸微生物肥料(F)、糖蜜发酵微生物肥料(T)、海藻酸微生物肥料(H)和以上3种微生物肥料混合(A)等5个处理(表1)，每个处理3个重复，共计15个试验小区，每个小区15 m 2 (3 m ´ 5 m)，微生物肥料的施加量采用表施，施加时间为2014年6月初和2015年6月初。 2.3. 测定指标及方法 于2014年7月底和2015年7月底，在设置好的试验小区内随机选取3个取样点，采用直径10 cm的根钻钻取不同层次的土壤样品，分别为0~10 cm、10~20 cm和20~30 cm，3个样点的同一层次土壤混合，带回实验室清洗并烘干，然后称取每一层次土壤中根系的干重。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Exell2010和SAS9.0软件，采用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较不同处理间的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设为P < 0.05，作图软件为sigmaplot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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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复合微生物肥料对不同土壤层次的群落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的年份、土层深度以及施加年份和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的交互作用对群落地下生物量均有显著影响(P < 0.05)，其他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群落地下生物量没有显著影响(P > 0.05) (表2)。 Table 1 Test desig 编号 处理 有效活菌数 施肥量 CK 对照 — 0 F 腐殖酸 有效活菌数 ≥ 0.2亿/g 75 g/m 2 T 糖蜜发酵 有效活菌数 ≥ 20亿/ml 6 ml/m 2 H 海藻酸 有效活菌数 ≥ 0.2亿/g 75 g/m 2 A 腐殖酸 + 糖蜜发酵 + 海藻酸 F、T和H三者混合 75 g/m 2 + 6 ml/m 2 + 75 g/m 2 表1. 试验设计 Table 2 Three factors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underground biomass among different compound bio-fertilizer 处理 自由度df F值 P值 施加年份 1 14.99 0.0003 土层深度 2 121.03 <0.001 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 4 1.04 0.3966 施加年份´土层深度 2 2.09 0.1332 施加年份´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 4 2.72 0.0380 土层深度´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 8 0.21 0.9878 施加年份´土层深度´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 8 0.90 0.5189 表2. 不同复合微生物肥料处理下群落地下生物量的三因素方差分析 3.1.1. 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当年对群落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当年，即2014年，CK、F、T、H和A处理下，0~10 cm地下生物量分别占地下总生物量的53.2%、51.6%、53.7%、49.7%和47.9%。单独从0~10 cm土层来看，T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最高，达到4.95g m −2 ，比CK高出34.7%；F和H处理对地下生物量的影响效果接近，分别比CK高出17.6%和17.4%，但是各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从10~20 cm土层来看，H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最高，为3.02g m -2 ，比CK高出55.8%；F、T和A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均高于CK，分别高出28.9%、21.3%和13.9%，但是各处理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从20~30 cm土层来看，T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最高，为1.91 g m −2 ，比CK高出48.1%；F、H和A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均高于CK，分别高出20.7%、4.40%和30.0%，但是各处理对地下生物量的变化没有显著效果(P > 0.05) (图1)。 3.1.2. 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两年对群落地下生物量的影响 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两年，即2015年，CK、F、T、H和A处理下，0~10 cm地下生物量分别占地下总生物量的52.1%、46.5%、53.2%、51.4%和57.6%。不同复合微生物肥料处理对不同土层地下生物量的影响各异，从0~10 cm土层看，A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较高，分别比F、T和H高出2.8%、20.4%和12.9%；10~20 cm土层，F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较高，分别比T、H和A高出39.7%、32.4%和44.2%；20~30 cm土层，F处理下的地下生物量较高，分别比CK、T、H和A高出42.2%、79.6%、34.9%和65.5%；但是复合微生物肥料对地下生物量的增加没有显著效应，各处理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图2)。 3.2. 复合微生物肥料对群落地下总生物量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群落地下总生物量在不同的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年份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而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及其交互作用对群落地下总生物量没有显著影响(P > 0.05) (表3)。 图1. 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当年群落地下生物量的变化 图2. 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两年群落地下生物量的变化 Table 3 Two factors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total underground biomass among different compound bio-fertilizer 处理 自由度df F值 P值 施加年份 1 7.85 0.0118 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 4 0.54 0.7067 施加年份´复合微生物肥料种类 4 1.43 0.2659 表3. 不同复合微生物肥料处理下群落地下总生物量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由图3可以看出，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当年的地下总生物量低于施加两年的处理，除T处理外。2014年，T处理下的地下总生物量最高，达到9.20 g∙m −2 ，比CK、F、H和A分别高出33.4%、10.0%、6.1%和23.6%，并且与CK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5)，但是与F、H和A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2015 图3. 不同复合微生物肥料处理下群落地下总生物量的变化 年，F处理下地下总生物量最高，达到11.53 g∙m −2 ，比CK、T、H和A分别高出8.0%、34.0%、21.3%和20.5%，但是各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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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植物的根系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周围的土壤状况密切相关，土壤环境的改变必然对植物地下部分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草地生态系统中，草地地下生物量是指存在于植被地下的根系和根茎生物量之和 [ 12 ] 。一般认为，草地的地下生物量主要集中在土壤表层，但是不同的研究地域和草地类型，集中的土层深度也不同。温带草原、荒漠草原、混生草原以及沙化草地的研究表明，地下生物量主要集中在0~10 cm 土层 [ 13 ] [ 14 ] [ 15 ]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地下生物量逐渐减少 [ 16 ] ，通常为倒金字塔型，总体呈“T”形分布 [ 17 ] [ 18 ] ；如果土层分得更详细，则呈锯齿状分布 [ 12 ] ；且0~10 cm土层的地下生物量占总地下生物量的50%左右 [ 19 ] [ 20 ] [ 21 ] [ 22 ] 。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一致。根系的这种分布格局和土壤养分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中的大部分有机质和养分都储存在表层，植物的生长主要依赖于该土层，以求获得更大的资源以满足其生长需求。 草原植被的地下生物量通常是由自然因子和人为因子共同控制的，如土壤的温度、水分和养分等多因子的综合作用 [ 23 ] ，其中，施肥作为一种人为因子，是增加草地生产力的有效方法。已有研究表明，施肥能增加草地地下生物量的积累 [ 24 ] [ 25 ] ，本文研究结果与此类似。但是，本文中单独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对地下生物量没有显著的改变效果，主要是因为单独施加复合微生物肥料的效果与施用地土壤的理化性质密切相关，如土壤有机质、水分、温度和透气状况等，这些因素是影响复合微生物肥料在土壤中能否大量增殖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着微生物肥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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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电池使用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锌锰电池中含有多种金属及重金属，其回收利用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本文综述了近几年来废旧锌锰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方面的技术进展，分析了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以及各自的优缺点，并对废旧锌锰电池的回收利用的发展前景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关键词 :废旧锌锰电池，锌，锰，回收利用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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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金属(包括重金属)的消耗也在逐步增加，如果消耗品处理不当，则会产生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中废旧锌锰干电池中含有多种重金属，如汞、镉、铅、铜等，虽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含汞电池已经逐步被低汞电池所取代(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就已经颁布法令，在我国禁止销售含汞大于电池重量0.0001%的碱性锰锌电池)，但由于电池的使用量巨大，同时电池还会有其他重金属，因此产生的污染依旧不容忽视，而且还有少数商家只回收锌锰电池中的锌皮等金属，将碳包随意抛弃，更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单从资源角度考虑，我国每年在锌锰干电池上浪费掉的金属锌就达6万多吨 [ 1 ] ，近20年来积累消费了近2000亿只锌锰电池(见表1)，而在我国的废电池基本都是当作普通垃圾来进行处理，以填埋与焚烧为主，这将消耗大量锌、锰等矿产资源，同时我国缺乏高品位的锌、锰矿石，因此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一边锰锌资源大量浪费，另一边我国的锰锌矿又依赖外国进口，因此从资源角度来说，也有必要对废旧的锌锰电池进行回收。本文即是围绕废旧锌锰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之间的联系及发展加以综述，将回收利用技术分为处理方法、利用途径两部分来写，首先详细的介绍并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的处理技术，对不同的方法进行整理归类，又对利用途径进行阐述，展现了利用途径与处理方法之间的联系，对废旧锌锰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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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利用途径 早期对废旧锌锰干电池回收利用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如何回收初级工业原料，对于想关法律完善且技术成熟的国外来说，这种方式尚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针对国内目前的状况，我们不仅要节约回收处理的成本，还需要对分离产物进一步加工，得到较精细的工业产品，以谋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人们除了在处理方法上做研究以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后续的处理和加工工艺，如用同槽电解直接处理锌锰溶液，或将锌锰混合液制成锌锰复合微肥、饲料和锰锌铁氧体等物质。 同槽电解技术起初应用于湿法冶金电解锌时锰离子的去除。其原理是在对同时含有锌和锰的溶液电解时，由于极化作用，在阳极上析出二氧化锰的同时，在阴极上析出锌，其反应方程式为： 由于Zn-Mn同槽电解能同时得到锌和锰两种产品，使电耗成倍下降，该工艺也因此为湿法冶金节约大量能量。在1994年意大利工业化学和材料科学院的MEturo Bartolozzi [ 23 ] 等发表了从碱性锌锰电池同时电解回收Zn和MnO 2 的报道。在电解前要先进行预电解，目的是去除汞、镉和镍，利用铂网做阳极，工业级钢网做阴极，最终Hg、Cd及Ni去除率分别为96%、71%和37%。后进行Zn-Mn同槽电解，使用表面积为6 cm 2 的铅阳极，电流密度DK = DA = 500 A/m 2 ，电解8.5 h，溶液中的Mn由10.8 g/L降为9.6 g/L，Zn由16.5 g/L降为3.7 g/L，阳极析出物中MnO 2 仅含70%，且阳极电流效率比较低。巴西CleusaCristina，Bueno Martha，de Souza [ 24 ] 等人也研究了同槽电解回收锌锰电池，最终回收废旧锌锰电池中40%的锰以及接近100%的锌。 在1999年，白青子 [ 25 ] 等人将废旧的锌锰电池破碎后酸浸，用硼镁泥将溶液的pH值调至5~6，经过一系列处理后混入适量钙镁磷肥即可制得复合微肥。但这种工艺依然无法解决重金属汞的污染。而后在2003年，崔培英 [ 26 ] 等人用硫化亚铁和稀硫酸还原浸出锰，分别制取硫酸锌、硫酸锰，添加硫酸铵即可制得锌锰复合微肥，主要用作缺锌缺锰土壤作为基肥使用。此方法在制备硫酸锰的过程中，就消除了Hg等重金属的危害，是之前方法的一种改进。 除了制成微肥，目前国内还有利用废旧锌锰电池生产饲料添加剂、农作物生长调节剂的报道。在2001年，李朋恺等人将锌锰电池通过剥离，预处理后，对锌采用全湿法流程，锰经过焙烧再酸浸的流程，生产出口饲料级一水硫酸锌 [ 27 ] 。这项工艺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废干电池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是一项值得推广应用的方法。 将废旧电池中锌锰制成锰锌铁氧体是又一大创新。该工艺在回收利用过程中，不需对电池中锌锰铁进行分离，直接在溶液中调整铁锌锰的配比，使其达到要求的成份，然后使用共沉淀法是三种元素共沉淀，再经洗涤、过滤、烘干、焙烧，即可制成锰锌铁氧体，或者也可用水热法来生产锰锌铁氧体。这种方法避免了复杂的分离工序，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具有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孔令才 [ 28 ] 以废旧碱性锌锰电池为主要原料，然后将溶液中的Fe 2+ 、Mn 2+ 、Zn 2+ 的比例调节为2:0.6:0.4 (mol)。在50℃的条件下加入酒石酸，然后在80℃的恒温水浴中搅拌、蒸发形成溶胶，再经过干燥和煅烧后形成就有尖晶石结构的锰锌铁氧体。CH Peng [ 29 ] 等人利用废旧锌锰干电池、废铁屑、软锰矿为原料，通过同时浸出的工艺制备锰锌软磁铁氧体粉末。实验结果表明，Fe、Mn、Zn的浸出率分别为92.02%、96.14%和98.34%。国外有一家利用离子树脂提取各种金属的公司，德国的马格德堡近郊区兴建了一个“湿处理”装置，可将锌锰电池直接溶于酸，省去分拣环节，再用离子树脂提取溶液中的各种金属物，电池中95%的物质都能被提取出来。这种方式获得的原料更加纯净，虽然处理成本比填埋方法高，但此过程有利于资源的循环利用，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值得推广 [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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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鉴于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循环两方面考虑，对废旧锌锰电池的回收是有必要的，就国内当前的技术来说，由于经济成本、行政管理等方面，尚未规模化应用。如果想要加强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在技术上仍需要简化工序，减小成本，朝着无害化、经济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需要政策上的支持。为了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好，还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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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是探讨不同孔径的分布对穿孔板吸声效果的影响。实验及理论分析表明，此时的孔径分布，确实存在一个最优化分布的问题。据此，研究组引入新的物理量吸声面积，从而简便的评定全频内吸声效果的优劣。之后，研究组利用数学统筹的方法，结合系统声阻及选择性吸声的原理，通过吸声面积大小的比较，研究了一定参数条件下，使效果最佳的孔径分布方案。通过实验及理论分析表明，该方案是由穿孔率、孔径、板厚等结构参数来共同决定的，这也是孔面积最佳分布点的物理意义。 关键词 :孔径分布，穿孔板，吸声效果，吸声面积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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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吸声材料按结构主要分为多孔吸声材料和共振吸声结构，共振吸声结构中以穿孔板最为常见，它主要利用共振器的特点，有效的将声能转化成热能消耗，而它的缺点则是吸声频带较窄，只能吸收中低频的单频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高结构的吸声效果，我们就穿孔板的设计提出了改进。通过资料查新发现，当前在上述领域中已有很多的研究，它们大多是从增加材料、增大穿孔率、改变孔型、组合等方式来入手讨论的 [ 1 ] ，但在某些方面却还可以继续的探讨，比如像组合穿孔板的设计问题。目前，这种设计在建材中应用较广，相关的产品更是层出不穷，但是这些设计都只关注“孔的组合”，却并未对“组合方案”作过比较，因此就孔径组合的最佳方案，在目前的研究中是很少被关注的。鉴于上述原因，本研究从系统声阻及选择性吸声的角度，结合数学上的统筹原理，利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探究一定参数条件下(材料、穿孔率、空腔及板厚一定)，不同孔径分布对吸声效果的影响，并试图找到效果最佳的孔径分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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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原理 穿孔板共振频率公式： 式中L——腔度；t——板厚，d——孔径，c——声速，p——穿孔率。 根据共振频率公式可知，穿孔对不同频段的吸声是有选择的。在其它参数一定的条件下(材料、穿孔率、空腔及板厚一定)，大孔的共振频率在低频处，对低频噪声吸收较多；小孔的共振频率在高频处，对高频噪声吸收较多。此外，根据共振吸声原理可知，穿孔板是利用孔附近的摩擦损耗来吸收声能的，因此它的吸声性能由单位面积上的声阻抗来决定，而声阻又随孔径的平方反比增加 [ 2 ] ，所以在穿孔率一定的条件下，小孔的声阻较大，吸声效果较好，大孔的声阻较小，吸声效果较差，而它们对不同频段的吸声又是有选择的，所以在此它们声阻间的匹配就尤为重要。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从数学统筹的角度考虑，建议在穿孔板设计时要尽量多加小孔，并适当添入一些较大的孔，以此来拉宽它的吸声频带，使其吸声效果接近最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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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方案设计 本实验使用的器材是不同规格的阻抗管，它们试件管管口大小分别为100 mm和29 mm。 实验一：管口大小29 mm；孔径1 mm、2 mm、4 mm；板厚1 mm；腔深21 mm；穿孔率：3.805%； 实验二：管口大小100 mm；孔径2 mm、4 mm、8 mm；板厚2 mm；腔深3.3 mm；穿孔率：1.39%； (1) 位置分布：为了防止结构吸声不均，我们将孔设计为沿圆心的辐射状对称分布。 (2) 大小分布：根据数学排列组合的方法，分别罗列出15种对应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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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讨论 在评定穿孔板吸声结构对全频的吸声效果的优劣方面，可以利用平均吸声系数 和频带宽度 这两个物理量。 平均吸声系数是指在一定频段范围内吸声系数的均值： (1) 其中 和 为上下限频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可以用它来衡量吸声材料在某一频段范围内的吸声效果。 频率宽度则是两个半共振频率之间的区域： (2) 其中 和 分别为吸声系数为最大值一半时所对应的频率称为半共振频率。 为了简便的从两个方面来评定吸声效果，此处引入一个新的物理量-吸声面积 ，等于平均吸声系数和频带宽度的乘积： (3) 在穿孔率一定的条件下，小孔的声阻较大，吸声效果较好，大孔的声阻较小，吸声效果较差，所以设计中要多添加小孔，同时从穿孔选择性吸声的角度入手，适当添入一些较大的孔以此来优化吸声效果。为了找到小孔分布的最佳比例，对第一组实验，我们罗列了11组相关的组合方案(见表1)。分析表明， Table 1 The pore size distribution schem 序号 孔径 实验一 实验二 小 中 大 小 中 大 d 1 = 1 mm d 2 = 2 mm d 3 = 4 mm d 1 = 2 mm d 2 = 4 mm d 3 = 8 mm 1 0 0 2 0 0 2 2 0 4 1 0 4 1 3 4 3 1 4 3 1 4 8 2 1 8 2 1 5 12 1 1 12 1 1 6 16 0 1 16 0 1 7 0 8 0 0 8 0 8 4 7 0 4 7 0 9 8 6 0 8 6 0 10 12 5 0 12 5 0 11 16 4 0 16 4 0 12 20 3 0 20 3 0 13 24 2 0 24 2 0 14 28 1 0 28 1 0 15 32 0 0 32 0 0 表1. 孔组合分布的方案 图1. 两组实验方案吸声面积与小孔比例间的比对图 在实验一的所有方案中，第10及12组明显具有较好的吸声效果，它们小孔(孔径1 mm)面积的比例分别是0.375及0.625，而中孔(孔径2 mm)面积的比例则是0.625及0.375，这与数学上的黄金比例较为接近。通过比对我们发现，当小孔(孔径1 mm)与中孔(孔径2 mm)面积之比为3:5时，结构具有最大的吸声面积 ，即最佳的全频吸声性能。此外，我们还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一定参数条件下孔径2 mm、4 mm、8 mm 的大小孔的组合(见表1)，研究表明，此时的小孔(孔径2 mm)与中孔(孔径4 mm)面积比为3:1时，结构的吸声性能最佳。从理论上讲，吸声性能是由单位面积上的声阻抗来决定的，结合马大猷教授的理论可知，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当全频的吸声效果最好时，结构的相对声阻趋向于1，相对声抗则趋向于0，而结构的相对声阻及声抗主要取决于板厚、孔径、穿孔率、腔深等因素。通过实验及理论表明，孔径的最佳分布正是由穿孔率、孔径、板厚等结构参数来共同决定的，因此在不同的参数条件下，大小孔面积的最佳分布比例不是绝对的(见图1)，这也是孔面积最佳分布点的物理意义。该结论对探求最佳孔面积分布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同时也为组合穿孔板的工程设计提供了相应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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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是探讨不同孔径的分布对穿孔板吸声效果的影响。实验及理论分析表明，此时的孔径分布，确实存在一个最优化分布的问题。据此，我们引入新的物理量吸声面积 ，从而简便的评定全频内吸声效果的优劣。之后，我们利用数学统筹的方法，结合声阻及选择性吸声的原理，通过吸声面积大小 的比较，研究了一定参数条件下，使效果最佳的孔径分布方案。通过实验及理论分析表明，该方案是由穿孔率、孔径、板厚等结构参数来共同决定的，这也是孔面积最佳分布点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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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感潮河段的洪水过程由于既受上游河道径流和下游潮汐的双重作用，使感潮河段的水文情势尤为复杂。本文针对无资料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提出根据短期潮位对比观测，通过准同步比较，将长期潮位观测站逐年实测潮位资料转引至工程海域后，对逐年的极端高潮位采用PIII型频率曲线进行适线计算，得到不同频率设计高潮位，从而解决不同频率潮位计算问题；针对河流洪水计算，由于缺乏实测河流流量资料，采用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加区间流量作为上游流量边界，采用一般大潮高潮位作为下游水位边界，同时对河口地形根据不同时期影像资料进行了适当假定，采用水动力模型进行了河流洪水计算，得到满足工程需要的设计洪水位；上述所述方法对无资料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无资料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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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感潮河段的洪水过程由于既受上游河道径流和下游潮汐的双重作用，此外，河口地区的复杂地理特性，因而使感潮河段的水文情势尤为复杂，感潮河段的设计洪水位计算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 1 ] 。目前，国内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常用的方法有水动力学法、水文统计法及水文信息法等 [ 2 ] [ 3 ] [ 4 ] [ 5 ] 。水动力学法基于完全圣维南方程组，建立考虑潮水顶托影响的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水文统计法根据水文要素自身随时间演变规律或建立统计回归分析的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水文信息法将感潮河段视为一个水文系统，以上游流量、下游潮位和区间入流为输入计算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上述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方法虽精度较高，但对资料要求较高，如河道断面和糙率资料等，导致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精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文资料及模型的求解。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电力设计单位到世界各地去承揽工程，国外电厂工程经常位于感潮河段，同时受上游径流和下游潮汐的双重作用，但是国外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经常遇到缺少实测资料的情况，甚至无资料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无法采用水动力学法、水文统计法及水文信息法进行设计洪水位计算，需要采用其它的方法。本文以某国外电厂工程为例，在短期实测潮位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潮位转引及数学模型计算，提出了一种实用的满足工程需要的无资料感潮河段洪水位计算，以供同类工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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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例研究 国外某电厂工程，西侧濒临阿拉伯海，南侧距河流入海口约2 km，河口上游约57 km为一水库，水库坝体结构为土石坝，设计总库容为8.09 × 10 8 m 3 。厂址、水库、海洋位置关系示意如图1所示。 由于厂址南侧距河流入海口仅约2 km，南侧河流属感潮河段，因此厂址百年一遇洪水位分析需要考虑阿拉伯海潮汐与河流径流相遇对厂址洪水的影响。 2.1. 潮位计算 于2015年4月8日～2015年6月3日于工程所在海域进行了潮位观测，距工程所在地约30 km处存在长 图1. 厂址、水库、阿拉伯海位置关系示意图 期潮位观测站，通过对比发现，工程所在海域潮时比长期观测站潮时滞后约4 h，把长期观测站潮时往后推4 h(比如将长期观测站5月1日8时的潮位数据作为5月1日4时的潮位数据)与工程海域的潮位数据进行准同步比较。通过准同步比较，长期观测站和工程海域潮位数据有着完全一致的规律。通常情况下长期观测站的高潮位略高于工程海域，低潮位置略低于工程海域，即长期观测站的潮差比工程海域略大。为了将长期观测站的潮位资料应用到工程所在地的潮位计算中，需要将长期观测站潮位站的资料转引至工程海域。转引的方法是将长期观测站的潮位过程数据乘以合适的系数或整体平移后使两者的一致性达到最好。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将长期潮位观测站数据通过下述关系转引后与现场实测潮位数据拟合最优，转引关系如式(1)。 (1) 式中：h 0 为卡拉奇港潮位站实测潮位；h为转引后的潮位。 另外，长期潮位观测站与工程所在地同处阿拉伯海，受热带气旋影响相似。因此，可通过上述关系将长期潮位观测站的多年实测资料转引至工程海域。将长期潮位观测站逐年实测潮位资料转引至工程海域后，分别对逐年的极端高潮位采用PIII型频率曲线进行适线计算，得到不同频率设计高潮位。长期潮位观测站转引后与工程海域潮位数据对比曲线如图2所示，图中：红色为工程海域潮位数据蓝色为长期潮位观测数据。 2.2. 河流洪水计算 工程所在地位于河口附近，由于受地势及阿拉伯海海水顶托影响，导致上游来水不能得到很快下泄，易在工程位置产生洪水；此外，上游约57 km处为一水库，水库下泄洪峰流量叠加区间洪水流量将会对工程区域产生洪水影响。因此需要分析河流洪水叠加潮汐洪水对工程所在地的影响。洪水计算采用MIKE21水动力模型进行计算。 2.2.1. 模型介绍 模型的基本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控制方程有两种表达方式，分别是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控制方程和球坐标系下的控制方程。其中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控制方程形式如下。 连续性方程为： (2) x向和y向运动方程为： (3) (4) 式中： 为时间； 、 为笛卡尔坐标的两坐标轴； 为总水深； 为水面高程； 为水深； 、 为对应于 、 的速度分量； 为科氏力； 为重力加速度； 为密度； 为密度； 为涡粘系数； 为大气压强； 为源汇项的流量。 模型计算时，计算网格采用三角形非结构化网格。上游从水库开始作为上游边界，下游至河口的外侧海域。工程区域的地形采用现场实测高程，上游河道的地形从DEM提取进行插值得到。上游的边界为流量边界条件，下游边界为水位边界条件。 2.2.2. 边界条件 工程位置处的洪峰流量受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和区间流量的共同控制。水库溢洪道最大下泄流量为13，000 m 3 /s。不同重现期区间采用上下游的汇流面积比来推算。根据河流流域地形图，分别描绘出水库上、下游的汇流区面积，其上、下游汇流面积比约为23:1。在推算不同重现期洪水流量过程中，分两种情况进行考虑，当上游流量大于溢洪道最大设计流量时，采用溢洪道最大设计流量叠加下游汇流流量作为重现期洪水流量；当上游流量小于溢洪道最大设计流量时，采用上游流量叠加下游汇流流量作为重现期洪水流量。对应10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为13，700 m 3 /s。 计算时下游边界条件为水位边界，采用一般大潮高潮位3.0 m作为下游水位边界(CD高程，一般大潮高潮位在3.0 m左右)。 由于河口存在着沿岸沙丘和河嘴，沿岸沙丘和河嘴对上游洪水存在着阻水，河口不同时期影像如图3所示， 图2. 长期潮位观测站转引后与工程海域短期潮位数据对比曲线 图3. 河口不同时期影像图 计算时假定发生洪水时沙丘被部分冲开，有效河口宽度为1000 m。 2.2.3. 计算结果 在工程区域提取不同计算点的水位高程结果，100年一遇洪水情形下洪水位高程为5.17 m，电厂附近已有一燃油电厂，2006年河流发生洪水曾导致该燃油电厂的排水明渠和电厂围墙附近的外围区域受淹，根据这次历史资料情况，燃油电厂采取了修建挡水墙措施，将该挡水墙高度与100年一遇洪水位进行比较，高度基本一致，因此可见，本次洪水计算的结果是基本合理的。将计算结果与实测的厂址高程数据相比较，判断厂址局部区域受河流100年一遇洪水影响，需要采取防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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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感潮河段的洪水过程由于既受上游河道径流和下游潮汐的双重作用，使感潮河段的水文情势尤为复杂，感潮河段的设计洪水位计算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电力设计单位到世界各地去承揽工程，国外电厂工程经常位于感潮河段，但是国外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经常遇到缺少实测资料的情况，甚至无资料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无法采用水动力学法、水文统计法及水文信息法进行设计洪水位计算，需要采用其它的方法。 本文以某国外电厂工程为例，提出根据短期潮位对比观测，通过准同步比较，将长期潮位观测站逐年实测潮位资料转引至工程海域后，分别对逐年的极端高潮位采用PIII型频率曲线进行适线计算，得到不同频率设计高潮位，从而解决不同频率潮位计算问题；针对河流洪水计算，采用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加区间流量作为上游流量边界，采用一般大潮高潮位作为下游水位边界，同时对河口地形结合历年影像资料进行了适当假定，进行了河流洪水计算；上述所述方法对国外无资料感潮河段设计洪水位计算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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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气温变异不仅呈现时序上总体升高的趋势性，而且呈现出不同时段内升高趋势及变化幅度的差异。本文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的突变检验法，分析泾河流域4个基本气象站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均值、方差以及趋势项线性变化的变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各气象站年最高、最低、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突变发生时间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在变点前后各站气温变异类型存在差异。与Mann-Kendall方法相比，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的突变检验不仅可以检测出突变发生的时间，而且可以定量描述变点前后气温变化特征。 关键词 :施瓦兹信息准则，Mann-Kendall法，气温，突变检验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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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 [ 1 ] ：过去100年来全球地表温度升高0.74℃，变暖幅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加速，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增温将达1.1℃~6.4℃。以气温升高为背景的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水文循环过程以及水资源演变和陆面生态系统等，因此研究气温变化特征显得尤为重要。 气温变异通常呈现时序上总体升高的趋势性，同时在不同时段内升高的趋势及变化幅度存在差异，如Lovejoy [ 2 ] 发现1998年以来全球增温出现停滞现象。因此，气温变异识别涉及到这些变化特征差异发生的时间点(变点)识别以及趋势性和变幅的识别。从统计学角度，可归纳为序列的均值、方差和趋势变化的显著性识别。目前对于气温变异识别多集中于突变点检验，即随机时间序列的变点位置检验和变点个数估计 [ 3 ] 。检测方法有最大似然估计法 [ 4 ] 、贝叶斯方法 [ 5 ] 、滑动T检验法 [ 6 ] 、Cramer法 [ 6 ] 、Mann-Kendall (M-K)秩次检验 [ 6 ] [ 7 ] 、Pettitt检验法 [ 8 ] 等。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北方地区气温突变时间大都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如祁连山春、夏季气温在1997年发生突变 [ 9 ] ；河西走廊地区年平均气温和最高气温暖突变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最低气温暖突变出现在1994年 [ 10 ] ；海河流域气温突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并且2月、3月份发生突变的范围最广 [ 11 ] ；延安市年平均气温和平均最高气温突变点分别出现在1990年和1997年 [ 12 ] ；渭河流域大部分气象站点气温突变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 13 ] ；甘肃省年平均气温出现突变的时间在1994年前后 [ 14 ] 。但上述地区不同季节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突变时间也呈现差异性，如祁连山秋、冬季在1985年左右发生突变 [ 9 ] ；延安市年最低气温的突变时间在1987年 [ 12 ] 。且同一系列可能具有多个突变点，如海河流域气温突变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 11 ] 。 在突变点识别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定量描述突变前后气温升高趋势和变幅的差异。为此，本文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 [ 15 ] 突变检验法，以泾河流域环县、平凉、西峰镇和长武四个基本气象站气温观测资料为例，不仅检测年最高、最低及平均气温时序突变点发生的时间，而且选择突变点前后气温时序变异特征最适合的数学模型。在与Mann-Kendall变点识别结果对比分析基础上，论证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时序变异识别的可靠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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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站点及资料 泾河流域位于黄土高原腹地，106˚20'~108˚48'E，34˚24'~37˚20'N，处于六盘山和子午岭之间，流域绝大部分属于陇东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渭河的一级支流，黄河的二级支流。流域面积为45，373 km 2 ，干流长455 km，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六盘山东麓；流域气候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为暖温带—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过渡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受大陆季风影响，降雨量由南向北递减，年平均降雨510 mm，年际变化大，暴雨集中在夏秋两季，约占全年降雨的50%~60%；流域平均年径流深为70 mm。 本文以泾河流域内环县、平凉、西峰镇、长武4个基本气象站(表1)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国家气象局发布的 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平均气温逐日数据，进行年气温时序变异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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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突变分析方法 3.1. 突变类型及定量分析模型 某一变量 时间序列模型可以表述为： (1) 式中： 为确定性项， 为随机项。 序列 在某一时间 发生统计意义上变异具有下列几种情形：确定性项 发生变化，包括序列均值、趋势性变化、周期性变化；随机项发生变化，即 的方差变化。Chen等 [ 3 ] 考虑序列均值 、趋势项线性变化( )以及 方差变化，提出了表2所列的突变模型以及对应的时间序列如图1所示。 3.2. 变点识别准则 施瓦兹信息准则 [ 15 ] (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简称SIC)是由Schwarz在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简称AIC)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可以寻找出突变点的位置以及选择最合适的突变模型 [ 16 ] ， Table 1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 values in Jinghe watershe 台站名称 经纬度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平均气温/℃ 系列长/a 环县 107˚15'E36˚35'N 15.7 3.2 8.8 1958~2009 平凉 106˚40'E35˚33'N 15.4 3.9 9.0 1956~2009 西峰镇 107˚38'E35˚44'N 14.0 4.6 8.8 1953~2009 长武 117˚48'E35˚12'N 15.2 4.2 9.3 1957~2009 表1. 泾河流域气温特征值 Table 2 The types of mutation model and descriptio 突变模式 模型描述 公式 i 均值、方差均不变 ii 均值突变 iii 方差突变 iv 均值、方差均突变 v 截距、趋势均不变 vi 截距突变 vii 截距、趋势均突变 表2. 突变模型类型及描述 图1. 不同突变模型的时间序列(i)均值、方差均不变(ii)均值突变(iii)方差突变(iv)均值、方差均突变(v)截距、趋势均不变(vi)截距突变(vii)截距、趋势均突变 SIC一般形式表示如下： (2) 式中， 是模型 的SIC值， 是模型的最大似然函数， 是模型中需要估计的参数个数，n是样本数。最可能的突变点位置处SIC值最小，因此，SIC值最小的模型是描述变点前后序列变化最合适的模型 [ 17 ] 。 3.3. 统计检验 对于独立随机正态变量序列 ，其对应的统计参数为 ，均值 和方差 不变的统计检验假设： (3) 对于统计假设 ， 和 的最大似然估计为 、 。 相应的SIC计算公式为： (4) 均值 和方差 发生变化的统计检验假设： (5) 对于统计假设 ： 、 、 、 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即 、 ； 、 。 相应的SIC计算公式为： (6) 选择接受 取决于最小信息标准的原则，即当 时，接受统计假设 ；当 ，接受统计假设 ，变点最可能出现在 处。但当 与 非常接近时，可能是由于数据扰动引起的，不存在变点。基于此，引入显著性水平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临界值 [ 18 ] ，且 。若 (7) 则接受 ，认为系列 存在突变点。 上述阐述的是均值和方差均突变 [ 3 ] 情况，其它突变模型SIC计算公式见表3。 3.4. Mann-Kendall突变检验 为了进行对比，本文还采用Mann-Kendall方法进行突变点检验。对于具有n个样本量的时间序列 ，构造一个秩序列： (8) 其中 (9) 由上式可见，秩序列 是第 时刻数值大于第 时刻数值个数的累计值。 构造统计量 ： (10) 式中： 和 分别为 的期望和方差，它们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11) (12) 逆序排列时间序列 ，再重复上述过程，同时令 。当 大于0时，表明序列呈上升趋势；反之亦然。当超过临界直线时表明上升或下降趋势显著。如果 和 两条曲线出现交点，且交点在临界线之间，那么交点对应的时刻就是突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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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变点识别结果 对于逐年最高气温序列，根据统计检验假设识别各种突变类型及定量分析模型的变点可能出现时间及SIC值见表4，选择SIC最小对应的变动时间和模型见表4和图2。总体来看，四站最高气温都有升高的趋势，但变化类型存在差异。根据SIC最小准则，环县最高气温最适合于截距、趋势均突变的线性回归模型(vii)，突变最 可能出现的时间是1967年，突变前后截距(l 1 、l 2 )相差1.05℃，1967年前后最高气温呈现相反趋势；平凉和西峰镇最高气温都属于均值、方差均突变的模型(iv)，突变时间均发生在1996年，变点前后两站均值µ分别升高1.36和1.34℃，方差s 2 分别减少0.32、0.35；长武最高气温最适于均值突变模型(ii)，变点出现在1993年，均值µ增加1.26℃。 各站最低及平均气温识别结果与表4类似，分别归纳为表5、表6。最低气温与最高气温突变出现的时间以及类型存在一定差异(表5)，环县和长武最低气温最可能适于均值突变模型(ii)，突变最可能出现的时间分别为1997年、1996年，变点前后环县最低气温升高1.01℃、长武仅升高0.35℃，且由于长武SIC值相差不大，此变点可能是数据扰动原因造成的伪突变点；平凉最适合于截距、趋势均突变的线性回归模型(vii)，突变时间发生在1966年，突变前后截距l相差1.14℃，趋势性β变化0.04℃/a；西峰镇属于截距突变、趋势不变的线性回归模型(vi)，突变时间发生在1997年，变点前后截距l分别为3.61和2.17℃。 平均气温的变点识别和模型选择结果(表6)，与最低气温在变点前后变化模型选择较一致，但突变点出现时间不一致。环县和长武平均气温最可能适于均值突变模型(ii)，环县突变最可能出现的时间为1986年，突变后气温升高1.12℃，而长武突变出现的时间为1993年，突变后均值升高0.65℃；平凉、西峰镇平均气温均属于截距突变、趋势不变的线性回归模型(vi)，突变均发生在1996年，变点前后截距分别相差0.04℃和0.08℃。 Table 3 The SIC calculation formulas of mutation model [ 1 ] [ 16 ] [ 17 ] [ 18 ] [19 模型 公式 均值、方差均不变(i) 其中， 均值突变(ii) 其中， 方差突变(iii) 均值、方差均突变(iv) 截距、趋势均不变(v) 其中， 截距突变(vi) 其中， 截距、趋势均突变(vii) 其中， 表3. 突变模型的SIC计算公式 [ 1 ] [ 16 ] [ 17 ] [ 18 ] [ 19 ] Table 4 Results of the change point analysis of maximum temperatur 站点 模型 时间 SIC 参数估计 环县 i， ii， iii， iv， v， vi， vii -， 1967， 1967， 1967， -， 1968， 1967 185.37， 135.65， 171.64， 139.55， 145.12， 140.94， 127.12 平凉 i， ii， iii， iv， v， vi， vii -， 1996， 1963， 1996， -， 1996， 1996 144.18， 114.97， 143.66， 112.76， 125.52， 117.40， 121.39 西峰镇 i， ii， iii， iv， v， vi， vii -， 1993， 1963， 1996， -， 1993， 1993 157.93， 132.81， 156.54， 131.92， 145.98， 136.91， 140.02 长武 i， ii， iii， iv， v， vi， vii -， 1993， 1962， 1996， -， 1993， 1993 146.24， 121.45， 143.35， 123.24， 134.60， 125.42， 129.06 表4. 最高气温变点识别结果 注：粗体代表选定的模型、突变时间及相应的SIC值。 图2. 最高气温变点识别及模型选择 (a) 环县站；(b) 平凉站；(c) 西峰镇站；(d) 长武站 Table 5 Results of the change point analysis of minimum temperatur 站点 模型 变异时间 最小SIC 参数估计 环县 ⅱ 1997 73.71 平凉 ⅶ 1966 54.46 西峰镇 ⅵ 1997 76.02 长武 ⅱ 1996 52.19 表5. 最低气温变点识别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the change point analysis of mean temperatur 站点 模型 变异时间 最小SIC 参数估计 环县 ⅱ 1986 101.54 μ 1 = 8.32， μ 2 = 9.44， σ 2 = 0.57 平凉 ⅵ 1996 63.31 λ 1 = 8.47， λ 2 = 8.43， β = 0.02 西峰镇 ⅵ 1996 87.37 λ 1 = 8.11， λ 2 = 8.03， β = 0.03 长武 ⅱ 1993 68.58 μ 1 = 9.11， μ 2 = 9.76， σ 2 = 0.41 表6. 平均气温变点识别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change point analysis of temperature in Jinghe watershe 台站 分析方法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平均气温 环县 SIC 1967(vii) 1997(ii) 1986(ii) M-K 1977* 1998 1986* 平凉 SIC 1996(iv) 1966(vii) 1996(vi) M-K 1995 1996* 1996 西峰镇 SIC 1996(iv) 1997(vi) 1996(vi) M-K 1996 1993* 1995 长武 SIC 1996(ii) 1996**(ii) 1993(ii) M-K 1994 1997 1997 表7. 泾河流域气温变点识别结果 *代表UF k 和UB k 统计量交点超出α = 0.05显著性水平临界线；**代表没有通过α = 0.05显著性检验。 4.2. 对比分析 进一步采用M-K检验法分别对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进行突变检验，与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的突变检验法所得到的各站气温突变时间见表7，可以看出：1) 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的突变检验除长武最低气温没有通过α = 0.05的显著性检验，其它站点气温时序突变点均通过统计检验；2) 虽然M-K得到环县最高气温、平均气温和平凉、西峰镇最低气温的突变检验统计曲线 和 都有一个显著的交汇点，但交点超出了显著性水平临界线，因此，不能判断它是否是突变点 [ 6 ] ，或M-K法检验的这些序列突变点可能是伪突变点。利用超出了显著性水平临界线的交点得出的突变点时间与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的突变检验结果大都不一致(如环县最高气温变点，平凉、西峰镇最低气温变点)；3) 两种突变检验方法所得到的突变时间基本一致，变点出现时间除环县最高气温、平均气温和平凉最低气温分别为1967年、1986年和1966年外，其余突变发生时间均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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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的突变检验法和Mann-Kendall非参数统计方法对泾河流域四个气象站点的年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平均气温进行突变检验，综合分析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1) 各站最高、最低、平均气温呈现上升趋势，但在变点前后各站最高、最低、平均气温变化类型(模型)存在差异。 2) 两种突变点检验法所得到的结果大体一致，变点发生时间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对于未通过统计检验的突变点识别，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异大。 3) 相对于Mann-Kendall方法，基于施瓦兹信息准则不仅可以检验出突变点出现时间，而且可以定量描述变点前后气温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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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地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地矛盾逐渐突出，土地紧缺问题日益严重，土地整理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有效手段、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一种重要措施，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土地整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威海市为研究区，详细介绍了威海市土地整理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指出威海市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存在对土地整理工作认识不足、与新农村建设结合不够紧密、工程设施后期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并提出了引入激励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健全政策体系，营造发展条件，加强后期管理措施等建议。 关键词 :土地整理，土地资源配置，对策建议，威海市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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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土地整治是近些年我国提出的一个对土地整理(现阶段主要指农地整理)、土地开发、土地复垦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统称；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较高的土地的过程。土地整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等。 在不同国家，由于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土地整理的内涵不尽一致，但从本质上都体现了对土地利用现状的治理和土地利用布局的调整。世界上提出土地整理较早的国家或地区有德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台湾地区称为土地重划。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整理的内容和目标是有所区别的。总体来说，国外土地整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始于13世纪的局部田块整理。第二阶段为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为简单土地整理，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合村并点、改造河流、迁移农庄，其主要是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的。第三阶段为20世纪初期至50年代的城市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第四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至今，土地整理的重点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土地整理等工作，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耕地占补平衡。耕地占补平衡是建设占用耕地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实现本行政区域内耕地占补平衡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整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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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威海市土地整理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威海市隶属于山东省(图1)，海岸线长985.9公里，人均拥有耕地资源1.16亩，低于全省人均水平，土地总面积5797平方公里，耕地结构以旱地为主，面积169，445.6公顷，占耕地面积86.77%，水源地60，553.96公顷，占耕地13.63%，耕地资源存在坡度大、耕作层浅、有效养分低等特点，全市中低产田耕地总面积58%，优质耕地少。全市土地开发潜力26，559.01公顷，属后备资源相对不足的城市，且由于地处沿海低山区，大部分山丘荒地水源不足，滩涂大部分为沿海滩涂，开发为耕地的限制性因素多。在土地 图1. 威海市地理位置示意图 整理上，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效应，不应过分注重耕地数量的增加，应以完善基本农田保护、稳定基本农田面积，提高现有耕地质量为主要目标，在未利用地开发中以开发难度较小缓坡地为主或通过减少坡度系数增加耕地面积 [ 1 ] 。 威海市地形为起伏和缓、谷宽坡缓的低山丘陵区，山地、丘陵、平原三类占地面积分别为20.94%，57.27%，21.99%，丘陵面积高于全省(全省为13.2%)，在国土综合整治中，应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发挥林果业优势，向林果业兼顾生态为主导方向发展 [ 2 ] ；主要山脉有昆嵛山、槎山和马石山。 2001年以来，威海市实施各级土地整治项目399个，建设总规模54，552.41公顷，投资143，879.85万元，新增耕地8775.21公顷，其中实施国家级项目15个，建设规模16，348.49公顷，投资56，649.41万元，新增耕地2831.39公顷；实施省级项目23个，建设规模12，873.02公顷，投资38，028.58万元，新增耕地1512.45公顷；实施市级项目117个，建设规模12，975.18公顷，投资27，258.47万元，新增耕地1175.98公顷；实施县级项目244个，建设规模12，355.72公顷，投资21，943.39万元，新增耕地3255.40公顷。 近几年，威海市国土局与威海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威海市市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市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威海市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保障了各类土地整治项目的有序开展，也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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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威海市土地整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土地资源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多地少和耕地后备资源缺乏，土地整理作为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威海市土地管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威海市国土资源局自2006年成立土地整理中心以来，全面推进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在过去的十年时间，土地整理各项工作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3.1. 对土地整理工作认识不足，缺少专业性强的施工队伍 目前，《威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0~2015)已不能很好的指导我市的土地整理工作，新的规划正处于编制阶段，这就导致了工作的脱节。由此带来的部分县、乡镇党政领导缺乏土地开发整理知识，认为项目的开展和乡镇无关，没有规划依据，可以随便划分项目区，配合不够积极；还有的项目所在地的乡镇、村领导争取项目的积极性较高，以为项目争取到了就万事大吉，到了项目实施阶段，项目资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需要及时解决和协调的矛盾，且土地整理项目资金投入有限，部分镇、村感到失望，被动开展工作，项目实施难度增大 [ 3 ] 。 城建部门对市政建设施工企业颁发等级认证，交通部门对修路建桥企业颁发等级认证，但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方面没有规定必须具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才可参与到项目的实施工作中，现在的土地综合整治类项目基本上都是具有建筑施工资质的施工队伍在完成实施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项目的工程质量造成一定影响，同比势必会降低施工质量。 3.2. 项目资金来源单一，不能保证与新农村建设的紧密结合 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 4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是对农村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建设，成为我国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主线，土地整理将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平台，使乡村景观面貌一新，给人以美的享受 [ 5 ] [ 6 ] 。目前，威海市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主要是地方财政资金，资金有限，主要用于农用地整治，用于新农村建设受限 [ 7 ] 。村内道路、排水设施尚不能列入整理内容，村民想借助土地整理项目改善村内环境的意愿难以满足。 3.3. 工程设施后期管护不到位 《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第二十九条“工程设施管护主体应当制定管护方案，确定管护人员，落实管护责任，保障工程设施正常运行。”第三十条“后期管护资金应当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由于威海市土地整理项目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政府投资，地方财政资金有限，后期管护资金基本上很难保障，前期项目的后期管护工作都是移交给项目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后期管护制度和措施没有配套，导致部分已建成的项目损坏严重，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 8 ] [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