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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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应词翻译问题成因分析 英汉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尽管存在许多像似之处(所指概念有部分重合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即存在词汇所指概念不对应和词汇空缺现象。即汉语词汇和英语词汇存在一对多，多对一，不匹配等情况。如英语的hair相当于汉语的“头发”，“毛”的意思，brother等同于汉语的“哥哥”和“弟弟”的意义；而汉语的“星星”相当于英语的star和planet的涵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民族对范畴的认知方式、概括层次、社会背景、构词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英汉两种语言中事物表面上的相似性可能隐藏了其在语言、文化、心理层面的诸多不同。翻译的认知涉及到两种语言形态和意义结构，其本质在于两种文化心理图式之间的转换、传达和调适。因此，这种基于双语的认知心理与基于单语的认知心理会表现出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正如陈善伟博士在《朗文5》的序言中所讲到的：“翻译词典与翻译其他问题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词典的翻译集中于词汇，短语及较短的例句，是小语境的翻译或非语境化的翻译。而其他文体的翻译是语境化的翻译或大语境的翻译。大多是句子翻译，段落翻译或语段翻译。可见词典词条的翻译是极小语境的翻译，要译文顺畅易明并不容易。” [ 7 ] 对于双解英汉词典词目的翻译而言，其关键在于在译语中找有没有相同所指内容的词汇单位，即对应词。而对于普通翻译而言，主要选择直译或意译的方法，讲究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形与意的对应。再以door的定义翻译为例，如《牛津8》的定义是：[countable] a piece of wood， glass， etc. that is opened and closed so that people can get in and out of a room， building， car， etc; a similar thing in a cupboard/closet. 词典翻译用对应词“门”即可完全胜任。而普通翻译讲究形与意的对应，所以应译为：[可数]一块木头或一片玻璃等等，能够开或关以供人们进出房间、建筑物、汽车等，以及碗柜和壁橱上的类似物。如果双语词典的译者对词典词目词的翻译特殊性不明就里的话，是会贻笑大方的。 另外一个差异表现在文化局限词的翻译上，普通翻译可以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语词的意义，而对于双语词典而言，由于在译语中找不到有相同所指内容的词汇单位。“结果是，不可能存在一个翻译性，插入性的对应词；要想得到一个这样的词，唯一的办法是造一个。通常的办法是：从原语借入这个词或新造一个词。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努力寻找一个解释性的对应词。总之，如果我们要想使说外语的词典使用者真正理解原语文化局限词的词义，那么该词条就必须有对该词的说明。” [ 8 ] 所以，如果不研究词典翻译的特点，不明白词典的具体要求，按照一般翻译的手法或技巧来进行词典词目词和例证的翻译，必然会损害词典的使用功能或整体质量 [ 9 ]。那么，词目翻译的过程和策略又是如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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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在双语词典词目词翻译过程中，由于中英两个民族对范畴的认知方式、概括层次、社会背景等文化方面的差异、源语词目与目的语对应词之间有限的语义与范畴对应关系以及译者理解上的偏差导致词目词的翻译与源语不对应或偏离现象；对源语词目词及目的语的对应词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缺少准确的把握导致词典词目词的翻译实践中出现误译、漏译、生造词和上下义词混用等情况。在以后的词典词目词翻译实践中应从寻找和识别源语原型着手，经过概念的整合和匹配过程，即形式图式和概念图式相分离，概念以“概念组织包”的形式而存在，这时概念就脱离了具体的语言形式，并且同一个“概念组织包”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述。译者可以自己的先备知识为基础，与“概念组织包”相匹配，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处理方法，最终用目的语“解包”输出得到准确合适的对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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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抗疫标语”出现于2020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并在此期间发挥了重要的减灾作用。基于此，“抗疫标语”不仅具有日常标语的政治导向、社会教化和动员激励功能，还具有日常标语所不具备的时效性。在疫情的不同阶段，“抗疫标语”在语言结构上呈现出了不同特点。本文将着眼于“抗疫标语”，研究和讨论疫情时代下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互动关系。目的在于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利用抗疫标语这个具体的语言事实，揭示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具体关系，从而为更多类似的语境提供研究思路和材料，推动互动语言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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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综述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剧烈变化，同样引起了社会语言的巨大变化。大量的新词、热词涌入人们的生活。其中，标语以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快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学界也出现了一批关于“抗疫标语”的研究成果。 以“标语口号”为主题在“知网”进行搜索，共有3040条搜索结果，其中，中文研究只有1007条，占比约33.3%。在研究“中文标语”的557个主题中，关于政治类标语的有162个，约占总数的30%。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标语类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研究主题也大多局限于政治类。而用“疫情标语”进行全文范围的模糊搜索，进行二次筛选后共有553条搜索结果。这反映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标语在国家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有的关于“抗疫标语”的研究主要包括：划分类型、分析其句法结构、语义语用以及其修辞手法。丁昱(2021.3)依据赛尔理论把抗疫标语分为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语言行为，将直接言语行为又分为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五大类；将间接言语行为又分为规约类和非规约类 [ 1 ]。郭淼(2020.11)则从标语功能角度把抗疫标语分为了政策宣传型、教育教化型、规制劝阻型、故事哲理型四类 [ 2 ]。 在对标语的句法结构、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的分析中，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张艺璇(2020)依据英国学者利奇提出的“礼貌原则”，将抗疫标语的语用功能分为请示和警示两大类 [ 3 ]；王新(2020.4)依据赖格斯的理论，把抗疫标语的语义功能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两类 [ 4 ]。 关于“抗疫标语”的修辞分析，李璐(2020.7)从主题、韵律、修辞、语法等方面较全面地分析了抗疫标语的典型特征 [ 5 ]。王新(2020.4)则从语音修辞(音节、韵脚、声调)和修辞格(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可以看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详尽，但仍然存在一些可以研究的空间。语言产生于社会生活，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抗疫标语”就是本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产物，它们具备日常标语的特点，但又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标语，“抗疫标语”具有时效性，在疫情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将从“抗疫标语”的视角，具体地重新解读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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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会变化对抗疫标语的影响 新冠疫情最初来势汹汹，政府与人民勠力同心，全国上下闭门过年，不走亲戚不串门；到疫情的中期，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世界各地都向中国捐献了爱心物资，帮助中国渡过难关；而在疫情的后期，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全面有效的遏制，局部地区的境外输入也在第一时间被控制。现在，进入了全面疫苗阶段，形成了一股全民接种的热潮。抗疫标语的出现与新冠疫情密不可分，可以说是疫情造就了抗疫标语，而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抗疫标语也在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语用这个层面，在句法和语义层面抗疫标语体现出了前后的一贯性，因此本文只论述语用这个差异面。 (一) 前疫情时代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让所有人猝不及防。在疫情的最开始，大众并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峻形势。2020年一月底二月初，正值年关将近，尽管每天“新冠”的感染人数都在不断上涨，还是有很多人不戴口罩，四处串门。这种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为常见，农村政府结合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认知特点，采用了一种简洁粗暴的方式去制定标语。例如： 1) 今天串门，明天上坟。(河南省某村2020.1.30) 2) 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福建省晋江市英林镇嘉排村2020.2.5) 3) 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厦门市某村2020.2.9) 4) 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七里棚社区2020.1.31) 5) 共抗疫情，从我做起，不传病毒。 6) 国家有难，暂不添乱；坐在家里，就是贡献。 7) 武汉人，不服输，疫情面前不低头；你加油，我加油，战胜疫情有盼头。 从语用的层面看，前疫情时代的标语体现出了城市和农村的地域差异。在城市地区，标语体现出了温和和鼓励性，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流量更为密集，疫情更为严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城市的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对信息的接受程度高。以武汉为例，武汉的抗疫标语充分的体现了鼓励人心的特点，武汉作为抗疫的核心区，用充满温情和鼓励的标语，更能够激起全民一起抗疫的意识。 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抗疫标语的主要特征就是硬核性，农民大众在医学和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普及和推广不及城市地区，限制了他们对各类公共信息的获取和接受。基于此，一些有经验的基层干部用通俗的言语将国家政策进行了浓缩加工，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硬核标语”，这些标语追求的就是本土化和口语化。而“硬核标语”也通过互联网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截至2021年4月24日，百度词条关于“硬核标语”共有504，000个搜索结果，微博上相关词条的阅读量也达到了3亿。由此可见，“硬核标语”已经走出了最初广大农民的圈子，成为了疫情前期，全国人民广为接受的标语类型。 围绕“硬核标语”的使用，也出现了一些争论。一部分人认为，个性化的标语创作给语言的文明使用打上了一个问号。许多专家学者担心“硬核标语”会影响语言的文明使用。我们需注意到，“硬核”并不代表随意和低俗，不是为低俗标语做的掩护 [ 6 ] (原慧艳，2020)。通俗易懂且带有警示性才是“硬核标语”的特点，是创作者坚守文明的底线，针对不同的目的和受众而创造出来的。“硬核标语”在疫情前期的防控工作中发挥出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二) 疫情当下 疫情继续发展，但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下，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日的确诊人数逐渐由增加变为减少。在2020年3月20日这一天，中国的新增感染人数第一次为零，中国的抗疫之路迎来了转折。在进入了转折时期后，疫情得到缓解，但风险并没有完全解除，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标语： 8) 疫情尚未结束，警惕不能放松。 9) 战胜疫情就在眼前，一时疏忽全局败。 10) 复工复产利社会。 11) 战胜疫情就在眼前。(以上均摘自青岛官博2020年4月7日微博) 12) 强防护、不恐慌，信科学、不传谣。(金贸河东，2020.3.23) 13) 适当出门锻炼，保持社交距离。(青岛官博，2020.4.7) 从语用层面看，疫情当下的标语主要体现出两个特征，一个是正向积极性，另一个则是科普性。正向积极性为主是疫情好转这个现实带来的，一方面是鼓励人们为抗疫的全面胜利而继续努力，另一方面也警示人们疫情尚未结束，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这些标语通过科普的方式，起到了稳定民心，动员激励的作用。 科普性则是由于大部分普通群众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加上人们对未知的新冠病毒的恐惧，使得一些“妙招”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出现了例如抢购板蓝根等现象，扰乱了正常的防疫秩序。在这样的时刻，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以科普性为主要目的的标语，这些标语以科普正确的防疫手段为内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人们的心理压力。在语言上多采用短句的形式，使用对联体，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传播。这些标语在形式上不同于“硬核标语”的口语化和本土化，是用标语的形式传递科普的内容，较为正式，知识性强。 (三) 后疫情时代 2020年8月下旬，随着我国大部分高校恢复线下教学，城市间的人员流动逐渐增多，人们基本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此时，如何守住零增长，提高全民抵抗力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2020年8月16日，陈薇院士团队的新冠疫苗获得专利；2020年11月2日，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开始进行临床试验。2020年12月31日，疫苗被正式批准上市，中国进入了新冠疫苗全面接种时期，但截至3月31日，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1982.1万剂次。按照每人两剂次来算，接种人数也才5991万。只占中国14亿人口的4.3%。推动新冠疫苗的接种成为了最紧要的事情，基于此，政府和各级媒体推出了一系列的标语，例如： 14) 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深圳卫健委，2021.3.20) 15)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苗苗，让我为你打苗苗。(新华网，2021.4.11) 16)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快打疫苗快打疫苗快打疫苗。 从语用的层面看，后疫情时代的标语与疫苗的关联性很高，这些标语是疫情转变最直接的产物，带有劝服的目的。这些标语都改自流行歌曲中流行度、传唱度最高的部分。旋律简单明快，大众接受度高。这些标语不同于前两种标语的硬核性和科普性，更偏向于趣味性和大众性，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正是因为疫苗的推出，使得中国的疫情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而疫苗的接种一开始是遵循自愿原则，有很多人担心疫苗的副作用，选择了观望。这些生动又活泼的标语的出现就是旨在打破疫苗接种率低的局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为接种疫苗做宣传，在社会中流传广泛，颇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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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抗疫标语具体功能在疫情背景下的应用 抗疫标语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标语，而标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用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标语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政治导向、社会教化、动员激励 [ 7 ] (韩承鹏，2008)。而抗疫标语作为标语的一种，同样也具备这三种功能，但这些功能也在疫情背景下的具体应用中产生了一些变化，接下来将分点进行论述。 (一) 政治导向 标语凭借其简短而有力的特点，一直是国家和政府宣传政策的利器。根据《应用写作》2003年第十期，标语不仅有公文语体的特点，也兼有政论语体的特点。标语使用的意义十分重大，肩负着“社教”的使命，在影响社会舆论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如今正是扶贫攻坚的重点期，为了宣传扶贫的政策，就有了“建档立卡精准扶贫，消除贫困同步小康”、“雨露计划政策进村入户，精准补助贫困生贫困户”这样为群众讲解政策，科普政策的标语。在这次疫情中，抗疫标语也发挥着向群众宣传政策的作用，架起了政府和人民沟通的桥梁，向群众传达了国家和政府的意见。例如： 17) 加强联防联控，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严密防线。 18) 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19) 停工不停产，停课不停学。 例17传达的是加强联防的必要性，例18强调了全面部署，形成全面抗疫总战线的抗疫工作路线，例19则是在向群众传达复工复产的信号。诸如此类的标语还有很多，这些标语凭借其简单易懂，在疫情时代肩负着向人民群众实时传达国家政府新政策的任务。当官方媒体(如新闻联播)使用这些标语，并且这些标语由于其简短能够被多次重复时，人民群众便能快速理解新的抗疫政策，配合国家和政府，打好抗疫攻坚战。 (二) 社会教化 标语不仅是政府宣传政策的利器，还是政府对民众开展教化工作的窗口。早些年常见的“小草很可爱，请你不要踩”，就是政府对民众开展文明教育的一种体现。除此之外，还有“开车一杯酒，亲人两行泪”这样的安全教育标语，亦有“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这样对民众进行环保教育的标语。而抗疫标语的社会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关于防治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科普上，例如： 20) 多开窗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好。 21) 勤洗手来多消毒，才能远离坏病毒。 22) 了解常识很重要，避免病毒来侵扰。 例20和例21分别科普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正确的防治方法，用简短的句子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例22则是强调了学习常识的重要性。正是通过这些小标语，人们才了解了正确的防疫措施，大大地减轻了人们不必要的恐慌心理，也推动了全民正确抗疫的进行。 (三) 动员激励 标语还具有动员激励的功能，在不同时代发挥着相应的动员作用。在1958年前后的人民公社时期，就有“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一年。”这样的标语，意在动员公社大众积极努力干；到了现在，为了激励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出现了“入伍就是深造，当兵就是成才！”这样的标语。在这次疫情中，抗疫标语也发挥了不小的动员激励作用。这些标语具有不同的语义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例如： 23) 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 24) 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 25) 为了家里老小，请打新冠疫苗。 26) 新冠疫苗不安全？没打的人才不安全。 例23和例24是消极类，注重强调事情的消极影响。向群众展现如果出门聚会和串门，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展现了消极的一面，反向刺激群众不要出门聚会和串门，起到了激励群众做有利于抗疫的事情的作用。例25和例26则是积极类，注重强调某件事的积极影响。向群众展现了打新冠疫苗的好处，展现了积极的一面，正向激励群众积极接种新冠疫苗。现在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16亿(人民网)的成绩中也有标语激励作用的功劳。动员全民抗疫是这次胜利的基础，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我国公共危机处理体系的一次严峻挑战。面对如此大的公共危机，仅仅依靠政府的单一力量来应对是不够的，抗疫标语有效地动员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危机的应对当中，全民一心，减少了疫情带来的危害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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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疫情背景下的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具体互动关系 社会、人际交流是语言演变的基本条件，语言的演变与社会的变化、人们的交际息息相关，当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变革时，语言往往会打下时代的烙印，记录着这个时代，提醒着后代。社会变化和语言变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 [ 8 ] (叶蜚声，2010)。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1) 社会变化推动语言变化；2) 语言变化反作用于社会变化；3) 语言变化与社会变化相辅相成。在疫情背景下，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三条法则也依然适用，接下来将具体论述三点法则的适用。 (一) 疫情发展推动语言变化 1) 用词的选择和新词的产生 词汇对社会发展和交际需求的反应最灵敏，变化相较于语音和语法来说也更快。疫情爆发以来，许多与日常生活距离较远的医疗领域的专业词汇成为广大民众每日交谈的话题，例如“确诊”“隔离”“重症”“方舱医院”“无症状感染”等，这些词语无论是在使用频率还是在使用范围上，都比疫情爆发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扩大。当疫情发展，物资缺乏时，“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词语一时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和讨论。当疫情得到控制，社会开始有序恢复生产后，“健康码”“行程卡”以及“新冠疫苗”等成为了人们的出行必备。总之，随着疫情的发展，在疫情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与之相适应的词语成为热词，并影响人们的交际活动。 除了词语的选用，在疫情期间还出现了一批新词。比如，医生护士因长期戴口罩，脸上被压出的一道道痕迹，网友们亲切称之为“天使的印记”；红十字会因为在疫情防控最初阶段的工作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引发网民不满，导致人们将中间的“十”字，改成“黑”字，讽刺其为“红黑会”等。这些新出现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标语的宣传警示作用。 2) 语义的改变 赋予旧词符合社会新情况的新的意义内涵，在增加了趣味性的同时，也能起到动员群众参与防疫抗疫工作的作用。例如“南山可移”原本指：南山可以移走，但是判决不可动摇，表示案情已经定案，不可改变。由于在疫情中被群众普遍相信依赖的医学专家名为钟南山，于是该词被赋予了“钟南山说可以动了才动”的新含义。还有“别来无恙”，针对过年期间中国人走亲访友的传统习俗给防疫带来的挑战，被赋予“只要你别来看我，我就会减少得病的风险”的新含义。同样，“以毒攻毒”、“敬而远之”等词的意义也被广大网民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旧词新解的出现，正是人们在使用词语时有意顺应社会时事的体现。 3) 词语的组合结构 “疫情标语”是由词语组合搭配而成的，在“疫情标语”中，词语的组合也出现了新结构。如“战疫情”中：“战”字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作名词居多，若作动词，后面多接结果补语，如“战胜”、“战败”等，很少直接带事物宾语。“战疫情”用在这里，体现了疫情局势严峻，表达了我国抗击疫情的刻不容缓的、强硬的、坚决的态度。像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新的组合形式，也可以引发一些人们对语言的思考。 (二) 语言变化反作用于疫情的防治 语言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时代的记录者。语言是一本历史书，记录着每个时代的故事，承载着当时的一段历史。疫情之下的“新”语言，则记录着我国疫情之下的抗疫瞬间，“外防输入，内防输出”回应了国人对境外输入的担忧，体现了疫情之下我国的对外政策，能够起到安抚群众的作用；“出门戴口罩”、“过年不拜年，不串门”等宣传标语，提醒着人们防疫不可忘，敦促人们防疫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助力疫情的防治；“武汉加油”、“热干面要快好起来”等鼓励，让处于疫情中心的人们感受到中国人的温暖，也在潜移默化中缓解了疫情爆发之初人们的恐慌心理，使人们对战胜疫情多了一份勇气和动力。疫情时期，这些充满正能量的句子激励着人们打好这场疫情保卫战，这是一种语言的力量。而那些和疫苗有关的标语，通过改编流行歌曲和科普，使人们对疫苗多了些好感，少了些怀疑，推动了新冠疫苗的接种。截至2021年7月28日，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16亿(人民网)，这个成绩的背后，语言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这些语言也承载着这一段历史，当我们未来再次看到这些新词标语时，仍然能够回想起今天这些场景。正如当我们再次看到“以临战状态战时标准抗击‘非典’”时，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03年“非典”时的种种。 (三) 语言变化与社会变化相辅相成 正如前文所述，语言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事件的发生，语言便不会发展。同时，语言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对推动社会事件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以“疫情标语”为例，社会出现了“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这一时期的标语，而标语的使用也起到了推动疫情成功防治的作用，起到了政治导向、社会教化和动员激励的作用。诸如“热干面要快好起来”这类在本次疫情期间新出现的口号标语，语言平实但富有情感，使武汉人民感受到了疫情之下人们的善意和温暖，在平复群众恐慌心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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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标语是用简洁短小的语言写出的具有导向、教化和动员功能的句子。而“抗疫标语”作为标语的一种，产生于疫情，也为疫情服务。以抗疫标语为窗口，可以发现社会变化对语言具有的选择和推动作用。语言对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反作用，而这两者又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互动研究已是老生常谈，如何从中挖掘新的内容，聚焦抗疫标语这个具体的语言事实也许就是一个思路。当前，抗疫标语的研究多与语音语义语用相关，从社会语言的角度去分析也是一个较新的视角。我们相信，挖掘新的内容，变换新的视角，才能突破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新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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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采用EyeLink II眼动仪，以高水平和低水平的汉–英双语者为被试，考察句法标记对英语句子阅读的影响。实验设置两种句子呈现条件：正常无标记条件、句法标记条件。研究表明：1) 汉–英双语高水平被试的阅读效率显著高于低水平被试；2) 被试水平与句子呈现方式交互作用显著：高水平被试阅读正常文本和句法标记文本效率相同；低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正常呈现条件。说明句法标记有效促进了低水平被试的阅读效率，结果为句法分析在二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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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阅读是个体获取文本信息的重要途径。读者至少需要通过对文本材料的注视、字词加工及意义提取达到对句子意义的整合与理解 [ 1 ]。阅读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文本材料的心理意义，其中，句法对阅读理解有重要作用，是影响阅读理解的重要变量之一 [ 2 ] [ 3 ]。结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一套规则，语言的输出受规则统领。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有限的词汇按照一定的句法规则组合，表达出人们需要的各种意思。句法的参与让独立的词汇意义组成更大的句子水平的语义 [ 4 ]，句法也因此成为阅读理解的基础。 语言理解从根本上讲是发现主要意义单位 [ 5 ]。现代书面语文本本身就存在对阅读材料进行初步意义单位划分的视觉标记(标点符号)，帮助读者断句阅读，但是这种标记仍不能为读者提供足够细致的意义单位切分的信息。尤其是在二语长句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加工句子时仍需要耗费大量的认知资源对文本信息进行分解再加工。对此情况，有学者认为为了更有效地阅读，学习者应该能够迅速辨明所读句子的句法结构。研究表明句法分析能力(将词汇与句法信息组合成句子)与阅读理解能力极为相关 [ 6 ]，快速和准确的词汇整合技能依赖于不断发展的英语句法结构构建技巧 [ 6 ] [ 7 ]。因此，二语阅读理解过程中，句法分析尤为重要。 国外研究表明，如果将句子的主要短语标记出来有利于提高阅读效率和理解准确率(刘振前等，2002；Jandreau， Muncer， & Bever， 2010) [ 5 ] [ 8 ]，也就是说划分出更多的句法意义单元可以提高阅读效率。此外，研究还发现读者的二语水平影响了句法分析的作用，被试类型与文本格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 5 ]。其他研究也表明英语水平的高低对阅读理解有很大影响 [ 9 ]。一般说来，熟练的读者更多地依赖语义线索，而水平较低的读者更多地依赖句法线索，句法标记应该对更加依赖于语言结构分析的低水平汉–英双语者作用更加明显。所以，在探究句法标记对阅读效率作用时应当将读者英语水平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用不同水平的汉–英双语者作为被试，设置两种句子呈现条件：正常无标记条件和句法标记条件来探究句法标记对不同二语水平的汉–英双语者句子阅读的影响。并假设：1) 正常无标记文本阅读条件下高水平被试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低水平被试；2) 低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比正常呈现文本的效率更高，表现为阅读句法标记文本时的平均注视时间更短，注视次数更少，向右眼跳幅度更长，阅读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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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 2.1. 被试 实验被试为34名母语为汉语的某师范院校在校大学生，平均年龄22.1岁(SD = 2.6)。按照四、六级成绩分为2组，参加过最近一次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但未通过者视为低水平组，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者视为高水平组，每组17人。以上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问题，所有被试未参加过类似实验，未评定过任何实验材料，实验结束后给予适量报酬。 2.2. 实验材料 材料主要来自英语课本及相同难度的课外英语读物。随机选择40名大学生(这些学生不参加后来的正式实验)分别对120个句子的难度和通顺性进行5点评分，从1到5分别代表句子理解“非常容易”到“非常困难”以及句子“非常通顺”到“非常不通顺”，并让大学生标记出他们不认识或不熟悉的单词。根据学生的评定结果，删去难度较大不太通顺的句子，替换不认识的单词，最终选择修订好的60个句子作为实验材料，所有句子平均长度约为13个词(M = 12.57， SD = 1.80)。所有句子难度和通顺性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然后对句子进行句法标记(主语用双横线、谓语用单横线、宾语用波浪线等，具体见图1材料例句)，这一过程请英语专业研究生协助完成，并评价划分一致性，所有句子成分标记均具有良好一致性。 2.3. 实验设计 采用2 (被试英语水平：高、低) × 2 (呈现条件：句法标记、正常无标记)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呈现条件为被试内变量，所有被试均阅读标记和无标记两种呈现条件的句子。正式实验共60个句子，包含两种条件，每种条件下有30个句子。实验中句子随机呈现，采用拉丁方设计根据实验设计分配实验材料。例句见图1。 图1. 实验材料例句及两种呈现条件 2.4. 实验设备 实验采用加拿大SR research公司生产的 Eyelink II眼动记录仪，采样频率为500 Hz，被试机屏幕刷新频率为75 Hz，分辨率为1024 × 768像素。实验时，两类句子都以Times New Roman 20号字单行呈现在屏幕中央，被试距离屏幕约54厘米。 2.5. 实验程序 对每个被试单独施测。被试进入实验室坐下后，首先调整座椅和下巴托高度，使被试视线与屏幕中央保持水平，然后给被试佩戴头盔。实验开始前呈现指导语，在确保被试理解整个实验程序后，调整镜头位置并校准，校准结束后呈现练习句，让被试熟悉实验过程。被试需要完成10个句子的练习实验。每完成一个句子后，被试注视屏幕中央偏左位置的黑色小圆圈并按翻页键进入下一句的阅读，确认被试熟悉实验程序后进入正式实验。练习句子中5个句子后带有问题，正式实验中有24个句子后带有问题，问题句随机呈现，要求被试根据前面刚看过句子的内容按键做出“是或否”的反应，“是”或“否”的比例各占50%，确保被试认真阅读。整个实验过程持续大约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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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所有被试回答问题的正确率大于89%，且高水平和低水平被试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F < 1， p > 0.05)，说明被试认真参与了实验。 参照前人研究的数据筛选标准 [ 10 ]，删除如下数据：1) 实验过程中因出现头动导致追踪失败的项目或连续按键导致句子被跳过的项目；2) 注视点少于5个或大于40个的句子数据；3) 单个注视点注视时间小于60 ms或大于800 ms的数据；4) 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共删除4.8%的数据。所有数据使用lme4统计软件包中的lmer程序 [ 11 ]，在R环境下使用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 LMM)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线性混合模型中，报告回归系数、标准误以及t值(t = b/SE)，而不报告p值，t > 1.96就代表p < 0.05。基于以往的研究，分析采用的眼动指标为：阅读速度(reading speed)，包括每分钟阅读的单词数量、注视次数（number of fixations指阅读一个句子时被注视的总次数）、眼跳幅度(saccadic amplitude)是指从眼跳开始到此次眼跳结束之间的距离，向右眼跳幅度是指向右/向前阅读时的眼跳距离 [ 10 ]。这些指标反映被试对整个句子加工的水平。各条件下各个眼动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误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means and standard errors of each measure under various experimental condition 实验条件 阅读速度(词/min) 平均注视时间(ms) 注视次数(次) 向右眼跳幅度 高水平 句法标记 164.08 (2.62) 233.21 (1.28) 19.39 (0.31) 2.21 (0.02) 无标记 165.23 (2.91) 232.35 (1.21) 20.08 (0.32) 2.19 (0.02) 低水平 句法标记 165.12 (3.13) 234.26 (1.42) 20.24 (0.34) 2.47 (0.02) 无标记 150.25 (2.94) 240.75 1.52) 20.50 (0.34) 2.38 (0.02) 表1. 各实验条件下各眼动指标平均值及标准误 注：括号里是对应指标的标准误。 在阅读速度上，句子呈现条件与被试水平交互作用显著(b = 0.092， SE = 0.031， t = 2.93)，高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与正常呈现文本的阅读速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句法标记显著促进了低水平被试的阅读效率，低水平被试在阅读句法标记文本时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正常呈现文本。在正常无标记条件下被试水平主效应显著(b = −0.111， SE = 0.027， t = −4.15)，高水平被试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低水平被试，说明低水平被试加工句子更困难。 在平均注视时间上，句子呈现条件与被试水平交互作用显著(b = −0.024， SE = 0.008， t = −3.05)。高水平被试的平均注视时间在两种呈现条件下差异不显著，低水平被试阅读正常呈现文本的平均注视时间显著长于阅读句法标记文本。正常呈现条件下被试水平主效应显著，高水平被试的平均注视时间显著短于低水平被试(b = 0.033， SE = 0.008， t = 4.18)。 在注视次数上，被试水平与句子呈现条件再次出现了交互(b = −0.054， SE = 0.026， t = −2.04)。低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的注视次数更少，但是高水平被试的注视次数并未受句子呈现条件的影响。在无标记条件下，高水平被试的注视次数也要显著少于低水平被试(b = 0.055， SE = 0.022， t = 2.44)。 在向右眼跳幅度上，句子呈现条件与被试水平交互作用显著(b = 0.033， SE = 0.012， t = 2.72)。表现为高水平被试在阅读两类文本时的向右眼跳幅度没有显著差异；低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的向右眼跳幅度显著长于正常呈现文本。阅读正常文本时高水平被试的向右眼跳幅度显著长于低水平被试(b = 0.067， SE = 0.009， t = 7.11)。 以上数据结果表明：首先，在阅读正常无标记文本时，高水平被试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低水平被试。被试水平主效应在所有指标上显著，即低水平被试比高水平被试需要更长的平均注视时间，注视次数更多，向右眼跳幅度更短，这表明句子理解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时，低水平被试对句子的加工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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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实验采用两种文本呈现方式考察了句法标记对不同水平的汉–英双语者阅读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汉–英双语高水平个体的阅读效率显著高于低水平读者；被试水平与句子呈现方式交互作用显著：高水平被试阅读正常文本和句法标记文本效果相同；低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正常呈现条件。说明句法标记有效促进了低水平被试的阅读效率，所有指标上都反映出低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比正常呈现文本更加容易。 4.1. 读者二语水平对句子阅读的影响 实验发现高水平读者的阅读效率更高，阅读技能低的读者需要更多的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这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 12 ]。这个结果很容易理解：高水平读者的词汇解码能力已经达到自动化水平，注意资源更多分配到随后的句子加工上。且高水平组拥有更为丰富的图式存储，对句子信息的整合能力和推理能力均优于低水平组，因此高水平读者可以更有效率地进行阅读活动。 Perfetti的“言语效率理论”(Verbal efficiency theory)认为：读者为了完成某种复杂的阅读任务，需要自动加工一些基本的加工过程，将有限的注意资源分配到更多高水平的加工过程中 [ 13 ]。若是缺乏某些自动加工的技能，基本加工过程则会挤占高水平加工过程的认知资源。作为言语效率理论的扩展，Perfetti和Hart给出“词汇质量假说”(Lexical quality hypothesis， LQH)。该假说认为区分阅读技能掌握水平要看读者运用高质量词汇表征的频次 [ 14 ]。高水平的读者在检索和识别词汇时更有效率和更准确，因为他们大部分词汇的表征都已经自动化加工完成，因此有更多的注意资源引导他们快速有效进行后续的语义理解过程。一旦词汇编码成为自动化加工过程，它将释放资源给更高水平的信息加工，如推理。自动化加工理论也认为当词汇识别已经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就会有更多的注意资源用于高一层次的理解，读者的阅读效率也应会相应提高。 4.2. 句法标记对高水平和低水平读者句子阅读的影响 前人研究已经发现了底层的认知加工如词汇识别对阅读的影响，但是句法是否也是影响二语句子阅读的重要因素呢？因为在教学实验中发现，阅读技能较低的读者不仅是感知阶段加工能力较弱，而且在分析阶段的语句分析和语义抽取也存在困难。因此重点探讨句法标记对不同二语水平读者句子阅读的影响。 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句法标记能否促进二语句子阅读。实验发现句法标记对句子阅读的影响受读者二语水平的调节。高水平读者阅读两类句子的速度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句法标记对低水平被试阅读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说明句法标记对于阅读技能较低的读者更有帮助。 一般说来，句子阅读的过程包括感知阶段和分析阶段。感知阶段即对输入的书面信息进行早期加工，识别字词。分析阶段主要包括语句分析和语义抽取。该阶段首先对语句进行语法分析，把握句子的表层结构。然后，进一步根据上下文语境和词汇知识等进行语义分析，形成对句子的语义表征或综合编码，两个阶段密不可分。阅读需要注意资源的控制加工，但是这种对刺激进行认知和加工资源，其容量是有限制的，如果在阅读的某一环节消耗资源过多可能会对后续加工产生不利影响。对于低水平读者而言，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自下而上”的信息加工不熟练，不能既快又准地辨认词汇。如果句子中不能识别的词汇过多，工作记忆负担过重，阅读不能顺利进行；如果词汇识别过慢，有些已经加工的信息因缺乏连贯的后续信息支撑，阅读同样受阻。如果词汇识别的问题顺利解决，后续的句子结构分析和综合编码也需要相应的知识结构和分配注意资源，读者需要整合语义单元获取句子的完整意义。如果在本阶段句法加工困难，句子阅读同样不能顺利进行。 因此高水平读者已经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理解文本，句法标记对他们没有帮助。而低水平读者的信息加工不是完全自动化的，无论是词汇识别还是更高层次的理解过程都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句法标记正好帮助低水平读者减少在辨识句子成分和句法结构分析的认知负荷，有效促进了阅读。因此句法标记对低水平读者作用更为明显。 认知心理学认为，由于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在应付复杂的阅读任务时，人们需要具备一些组织信息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将信息合成相互关联的单位成为一些固定的组块暂时存储在短时记忆里以供释义，然后将反复加强的信息重新组合使之向长时记忆转移。加工输入的信息是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信息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取决于信息接收者的经历，其中包括已掌握的知识。这和图式理论中提到的语言图式有相似之处，语言图式是阅读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指学习者对词汇、语法、习惯用法等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及语言运用能力。具备相应的语言图式，可以实现对输入的语言信息的解码，为调动大脑中的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做准备，在阅读理解中发挥最基本的作用。实验中对句子结构进行标记帮助读者更加轻松地识别语块结构，联系已有经验中的语言图式，帮助对句子信息进行解码。 实验采用的是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句子，对于高水平读者而言，句法分析可能在检索词汇和语义信息的同时就已经完成，读者在阅读中减少了语境依赖，更多地使用自下而上的自动化单词识别过程的阅读加工 [ 15 ]，在阅读时主要借助语义线索，因此句法标记并没有突显出明显的效果。 相对而言，低水平读者更依赖于上下文语境来推测单词含义，利用句法结构线索和语言结构信息对句子信息进行整合和理解，因此句法标记可以帮助低水平读者更好地利用这些线索信息。而且句法标记将句子中的若干词汇按各个成分划分为语块帮助阅读，让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句子的各组成部分，更加准确地分析句子各个层次的关系，提高了阅读效率。阅读需要“自下而上”解码和“自上而下”理解的综合 [ 16 ]。句法标记从自上而下的加工上帮助读者减轻加工负荷，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解过程的关键益处在于它引导读者整合句法结构信息，从上下文语境中帮助获得不熟悉的词汇语义，从而促进了句子的最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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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高水平被试阅读正常文本和句法标记文本效果相同；低水平被试阅读句法标记文本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正常呈现条件。说明句法标记有效促进了低水平被试的阅读效率，结果为句法分析在二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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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河流综合整治工程已成为近几年城乡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促进河流综合整治工程向更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已实施完成的工程项目进行综合评价。本文针对河道整治工程的特点，综合考虑河道整治工程中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以模糊数学为基础的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作为评价手段，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以上海市某村级河道为例，统计了整治工程前后各项指标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协助评价，经过模糊综合评价后得出该项工程评价结果为较好，符合工程实际。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和采用的评价方法可以为河道整治工程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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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河流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河流数量众多，城市化进程快，存在水质差、防洪排涝能力较低、水安全威胁、生物多样性低、亲水空间少等问题。因此，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河流整治措施以恢复河流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河道整治是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通过修建整治建筑物或采用其他整治手段，对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及人居生态环境建设甚至有破坏作用的河道演变进行控制。由于河道整治工程往往具有经济、生态、社会等多方面的目标，且河道整治工程的优劣往往也取决于工程的管理、效果等多方面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对目标工程的综合评价来判定该河道整治工程的综合情况。目前对于河道整治工程评价的基本方法有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分析法及综合评价法等。 蔡聪等人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昆山市老城区河道治理前后水质改善的情况，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了水质指标中的主成分，再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河道治理前后水质变化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 [ 1 ]。王菁菁等人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从功能性、景观性、生态型及经济型四个方面出发，构建了生态护岸景观的量化评价体系，以系统地对杭州地区生态护岸作用效果进行评价，并以余杭塘河为例进行案例研究 [ 2 ]。姜志成等人从河道整治工程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四个方面的影响的角度，采用AHP法确定了各重要指标的权重，并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将定性评价指标转化为定量评价指标，建立了河道治理工程社会影响的评价体系 [ 3 ]。程军蕊等人针对城市河道水环境特征，采用系统分析法及专家调查法，从水质改善效果、水体景观改善效果、公众满意度三个方面，为评价城区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效果建立了指标体系与数学评价模型，并将该评价体系用于宁波市11条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效果的评价 [ 4 ]。目前的评价方法存在评价指标体系不全面、实用性不高、信息丢失严重、没有针对性等问题，因此需要对河道整治工程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展开深入研究。 河道整治工程涉及技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不能简单地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后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的结果清晰，系统性较强，能够很好地解决评价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将河流评价体系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相结合，能够根据水文及生态等特点进行综合定量计算及分析建立河道整治工程的评价体系，有助于河道整治工程的决策及监督以及整治方式及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首先建立了完整科学的河道整治工程评价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模糊综合评价法为工具，计算了上海某村级河道整治工程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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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5 ] - [ 12 ] 2.1. 指标选取原则 为保证所筛选指标能够完整准确地反映河道整治工程的整体优劣程度，促进河流整治工程全周期评价、行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政府决策，评价指标筛选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完整性 河流整治工程评价指标需要对河流整治工程实施各方面因素进行评价，能够全面反映影响工程效果或实施工程各环节的优劣程度。 2) 代表性 所选取的评价指标需要包含较广泛的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因素的整体性质。针对不同情况的具体河流整治工程，需要选取能够代表该工程性质的特征性评价指标。 3) 可操作性 评价指标的评定或测量方法需要具有常规性，评价资料的获取需要简便，尽量选取能够继续量化的指标或被行业广泛应用的定性指标。 2.2.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需要遵循以上基本原则，将评价指标分为三大类：工程效果指标、工程施工指标、管理维护指标。其中工程效果指标包括水利、环境、生态、景观、社会服务等5个方面，工程施工指标包括施工质量、工期控制、绿色施工等3个方面，管理维护指标包括管理组织和后期维护两方面，具体评价体系见表1。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river improvement projec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评价方法 河 道 整 治 工 程 评 价 工程效果 水利 防洪排涝 堤防达标率、排涝达标率 水量状况 生态需水量满足率 流速状况 定性评价 形态结构 弯曲度、渠化度 稳定性 定性评价 护岸形式 定性评价 环境 水质 水质达标率 底泥 有机指数、重金属负荷 感官 定性评价 生态 浮游生物状况 多样性指数 鱼类状况 完整性指数 底栖动物状况 gbi指数 植物结构 定性评价 生境状况 定性评价 景观 美观程度 定性评价 亲水性 定性评价 可达性 定性评价 河 道 整 治 工 程 评 价 工程效果 社会服务 经济提升 定性评价 文化提升 定性评价 幸福感 定性评价 工程施工 施工质量 优良品率 工期控制 工期控制率 绿色施工 定性评价 管理维护 管理组织 定性评价 后期维护 定性评价 表1. 河道整治工程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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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 [ 13 ] [ 14 ] [ 15 ] [ 16 ] 模糊综合评判决策能够有效处理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权重进行全面评价，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用来确定某一对象各指标相对权重的常用方法。本文中对河流综合整治工程的评价结果地优劣性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且在不同工程中各因素的重要程度也不相同，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是十分有效的工具。 3.1. 模糊综合评价一般步骤 [ 13 ] 1) 确定因素集 U = { u 1 ， u 2 ， ⋯ ， u n } ，即确定影响待评价对象评价结果的n种因素。对于因素较多且分类明确的情况，可将指标进行分类，形成多级评价体系，将因素集 U = { u 1 ， u 2 ， ⋯ ， u n } 分为k组，使得 U = ∪ i = 1 k U i ， U i ∩ U j = ∅   ( i ≠ j ) ，称 U = { u 1 ， u 2 ， ⋯ ， u n } 为一级因素集。其中 U i = { u 1 i ， u 2 i ， ⋯ ， u n i i }   ( i = 1 ， 2 ， ⋯ ， k ) ， ∑ i = 1 n n i = n ，称为二级因素集。 2) 确定评判集 V = { v 1 ， v 2 ， ⋯ ， v m } ，即确定评价对象评价结果的等级和标准。 3) 进行各层次单因素评价，得到各层次模糊关系矩阵 R = ( r i j ) n × m R = ( r 11 … r 1 m ⋮ ⋱ ⋮ r n 1 ⋯ r n m ) (1) 4) 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 A = { a 1 ， a 2 ， ⋯ ， a n } ，将权重和模糊关系矩阵计算，得到综合评价结果 B ˜ = A ∘ R 。 3.2.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一般步骤 1) 建立层次模型 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征确定影响因素与评价目标之间的层次关系，构造目标层、准则层、一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等层次模型。 2) 构造判断矩阵 在层次模型中，二级指标层中的指标对一级指标层的指标相对重要性不同，一级指标层中的指标对准则层中的准则相对重要性也不同。因此将同一层级中的指标进行两两对比，确定它们相对于上一层级的相对重要程度，以此确定该层级中指标的相对权重。例如某一层级的指标A由下一层级的n个指标 ( B 1 ， B 2 ， ⋯ ， B n ) 确定，则构造如下判断矩阵A： A = ( b 11 b 12 ⋯ b 1 n b 21 b 21 ⋯ b 21 ⋮ ⋮ ⋱ ⋮ b n 1 b n 1 ⋯ b n n ) (2) 其中 b i j 表示指标 B i 比 B j 的重要程度，取值范围为1~9，定义见表2。 3) 单层次排序 计算上一步骤所得判断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计算，和积法计算特征根和特征向量过程如下： 首先将判断矩阵的列归一化处理，即 a i j = b i j / ∑ k = 1 n b k j     ( i ， j = 1 ， 2 ， ⋯ ， n ) ，其次按行求和，即 x i = ∑ j = 1 n a i j     ( i = 1 ， 2 ， ⋯ ， n ) ，然后对向量 X = ( x 1 ， x 2 ， ⋯ ， x n ) T 归一化处理，即 w i = x i / ∑ i = 1 n x i ，求得的向量 W = ( w 1 ， w 2 ， ⋯ ， w n ) T 即为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最大特征值 λ M A X 为： A W = λ M A X W 。 Table 2 Judgment matrix value definitio 标度( b i j ) 取值定义 1 B i 和 B j 重要性相同 3 B i 比 B j 稍显重要 5 B i 比 B j 明显重要 7 B i 比 B j 强烈重要 9 B i 比 B j 绝对重要 2、4、6、8 B i 比 B j 的重要性介于上述数值之间 倒数 B j 比 B i 重要，取值为 1 / b i j 表2. 判断矩阵取值定义 4) 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的有效性需要通过一致性检验来判定，检验公式如下： C R = C I R I (3) 式子中，CR表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CI表示判断矩阵中出成绩总排序的一致性指标，计算公 式为： C I = λ M A X − n n − 1 ，RI表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取值如表3。 Table 3 RI value definition tabl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表3. RI取值定义表 当 C R < 0.1 时，即可认为该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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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建立了表1所示的河道整治工程评价体系，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影响河道整治工程项目质量的各种因素。层次分析法能够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模糊数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能够充分考虑各指标的评价结果，不会损失太多信息，两种方法能够有效处理河道整治工程评价问题。算例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验证了上述评价体系和方法的有效性，可以作为河道整治工程的评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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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录像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对2018~2019年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的成套动作编排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体育院系组成套动作难度类别较为单一，等级难度上使用不均匀；音乐风格选用单一，动作与音乐不契合；场地移动不太理想等。研究还提出对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创编的建议：编排思路要符合规则要求，提高创新性；加强运动员系统的训练，提高综合能力；加强师资培训力度，提高教练员的综合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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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跳绳运动起源于我国，唐朝称跳绳为“透索”、宋称“跳索”、明称“跳白索”、清称“绳飞、跳百索”，民国后称“跳绳” [ 1 ]。现如今的跳绳运动，是从古老的“跳白索”发展成今天丰富多彩的花样跳绳，它已不再是单一乏味的跳绳形式，而是结合了舞蹈、武术、体操等多样化的形式，跳绳运动的发展在我国逐渐走向成熟化。在赛事方面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的大力支持，先后于2007~2013年连续举办了5届全国跳绳公开赛；2012~2014年开始陆续举办全国跳绳精英赛、全国跳绳挑战赛、全国跳绳锦标赛等赛事；2015年开始举办全国跳绳联赛及总决赛，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是目前我国级别最高的赛事，而且“2018~2019年全国跳绳联赛”成功入选教育部体育竞赛计划。现如今的花样跳绳发展迅猛也是离不开在学校的宣传力度，全国各地的许多学校都在开设花样跳绳特色课程，并且跳绳运动被我国纳入中考体测项目。全国各地也逐渐创办跳绳俱乐部，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并且具有自己的管理体系。经过专家研究跳绳运动对人体的健康丝毫不逊色于其它项目，它可以全面锻炼人体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和协调力等身体素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花样跳绳的价值性 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是目前我国跳绳联赛级别最高的赛事，在花样跳绳比赛中，分别有计数赛、个人花样赛、表演花样赛、车轮跳花样赛、交互绳花样赛。而车轮跳是花样跳绳赛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在比赛中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编排，不仅要体现动作观赏性还要体现动作的创新性，这样运动成绩才能脱颖而出。所以研究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的编排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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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2018~2019年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成套动作编排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难度类别较为单一，等级难度上使用不均匀 难度动作是花样跳绳赛评分的核心内容，运动员符合一定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水平去完成相对较难的动作，在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成套动作编排中教练员及运动员不仅要注重每一个动作类别的难度等级，更要注重动作类别叠加的等级从而拿到相应的高分。通过对体育院系组的比赛视频进行统计与分析得出，在难度动作方面上的创编还存在很多的问题。第一，难度类别较为单一。在8个难度动作类别中，8支队伍几乎都没有编排到步伐花样，有5支队伍也没有编排到力量花样，而多摇、体操和放绳花样在成套动作编排中也相对较少，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了整套动作得分。第二，难度等级使用也不均匀，大多数的队伍都是集中运用三级较多，而在四级和五级使用较少。第三，成套动作选用低难度级别的数量大于高难度级别的数量。由此看来，体育院系组各参赛队伍在成套动作编排中选用各类别的难度数量分布不匀称，交叉花样，转体花样、换位花样运用率较高 ，而步法花样、体操花样、力量花样、放绳花样运用率较低，没有注入太多花样类别的特色元素，因此在编排中这8类难度类别应该均匀分配，才能展现出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难度类别的魅力。所以编排者在编排中敢于创新，把各类难度花样均匀的分配体现出成套动作编排的创意。 2.2. 音乐风格选用单一，动作与音乐不契合 音乐是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整套动作的点睛之比，是成套动作创编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通过在现场观看比赛及后期反复观看视频，体育院系组各参赛队的成套音乐风格选用都有摇滚乐、电子乐和舞曲乐，但是在选择流行乐上还是占的比重较多，说明音乐风格的选择较单一。8支队伍中有7支队伍音乐曲目上只有一首，除了上海体育学院男子组，有两首音乐进行拼接，使成套动作音乐的起伏明显，增加了成套动作的精彩程度。在音效方面上，8支队伍都没有进行任何修饰，说明在音乐的剪辑水平上较弱，而且大部分的队伍出现动作与音乐不合拍的情况，所以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在音乐剪辑水平上还有待加强。 2.3. 场地移动不太理想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应该在编排中多注重场地移动，不仅使场地空间饱满，还能使成套动作更加生动 [ 2 ]。通过观看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比赛的视频统计及公布的分数分析得出，场地路线移动了1次的有3支队伍，这3支队伍在场地移动上缺乏动作的多样性。场地移动2次有2支队伍，整套动作移动不够丰富。场地移动3次有1支队伍，但是移动的不够饱满，拿不到高分值。有5次场地移动的有2支队伍，分别是上海体育学院的混合组和男子组，场地移动路线比较丰富，能使成套动作达到最佳的视觉感。 2.4. 失误次数较多 通过观看车轮跳项目体育院系组的比赛视频，可以看出体育院系组在比赛中动作失误次数较多，并且不注重绳礼。在失误方面上，8支队伍中有7支队伍都有失误，而导致扣除相应的分数。而只有一组队伍以零失误拿到了冠军。可以看出，本次跳绳总决赛车轮跳项目在编排中失误次数严重，出现失误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运动员对成套动作不够熟练，二是运动员动作与音乐节奏把握不好，三是运动员过于紧张而导致忘动作。所以可以看出运动员及教练员在练习过程中不重视动作细节是车轮跳项目存在的较大问题，因此，针对失误问题，运动员要加强心理素质和技能熟练水平的练习，才能在比赛中避免出现失误而获得高分值。 2.5. 不注重绳礼 绳礼是花样跳绳花样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体现运动员的自身素养。在绳礼方面上，8支队伍在比赛中向裁判员鞠躬行礼的有3支队伍，占37%，而没有鞠躬行礼的有5支队伍，占62%。通过观看现场比赛，很多队伍上场和下场并没有绳礼，一上场就直接造型开始比赛，结束也随意的直接走下场，没有给裁判员和观众良好的尊重礼节的印象，导致扣掉了相应的分数。从而也得出，目前我国花样跳绳车轮跳项目在编排中不注重绳礼，这也是编排中最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