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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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最优元概念 设Y是一个实线性空间， K ⊆ Y 是非平凡的点闭凸锥。设 x ， y ∈ Y ，若 y − x ∈ K ，则称 x ≤ K y 。在变序结构的多目标优化问题中，用变动的凸锥来代替固定的凸锥，从而给出序关系的定义。 定义2.1 设Y是实线性空间，变序结构由一个集值映射 D : Y ⇉ Y 给出，其中 y ∈ Y ，D(y)是非平凡的点闭凸锥。定义下面两种序关系： y ≥ 1 y ¯ ⇔ y ∈ y ¯ + D ( y ) ⇔ y ¯ ∈ y − D ( y ) 和 y ≥ 2 y ¯ ⇔ y ∈ y ¯ + D ( y ¯ ) ⇔ y ¯ ∈ y − D ( y ¯ ) ， 其中， y ¯ ∈ Y 。 从现在开始，我们假设 ∅ ≠ A ⊆ Y 。下面，我们回顾一些可变序结构下最优元的定义。 定义2.2 [ 14 ] y ¯ ∈ A 称为A关于D的极大非控元，当且仅当不存在 y ∈ A \ { y ¯ } ，使得 y ¯ ∈ y − D ( y ) \ { 0 Y } . 定义2.3 [ 14 ] 设对任意 y ∈ A ， c o r ( D ( y ) ) ≠ ∅ 。 y ¯ ∈ A 称为A关于D的弱极大非控元，当且仅当不存在 y ∈ A \ { y ¯ } ，使得 y ¯ ∈ y − c o r ( D ( y ) ) . 定义2.4 [ 14 ] y ¯ ∈ A 称为A关于D的极大元，当且仅当 ( y ¯ + D ( y ¯ ) ) ∩ A = { y ¯ } . 定义2.5 [ 14 ] 设 y ¯ ∈ A ， c o r ( D ( y ¯ ) ) ≠ ∅ 。 y ¯ ∈ A 称为A关于D的弱极大元，当且仅当 ( y ¯ + c o r ( D ( y ¯ ) ) ) ∩ A = ∅ . 注2.1 一般情况下，(弱、极大)非控元与(弱、极大)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例子和基本性质见文献 [ 9 ]。 若给予序映射D较强的假设条件，则极大非控元与极大元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命题2.1 设 y ¯ ∈ A ， D ( y ) ⊆ D ( y ¯ ) ， ∀ y ∈ A 。如果 y ¯ 是A关于D的极大元，则 y ¯ 是A关于D的极大非控元。 证明假设 y ¯ 不是A关于D的极大非控元，由定义2.2，存在 y 1 ( ≠ y ¯ ) ∈ A ，使得 y ¯ ∈ y 1 − D ( y 1 ) ，即 y 1 − y ¯ ⊆ D ( y 1 ) ⊆ D ( y ¯ ) 。因此， y 1 ∈ y ¯ + D ( y ¯ ) ，这与定义2.4矛盾。于是， y ¯ 是A关于D的极大非控元。 命题2.2 设 y ¯ ∈ A ， D ( y ¯ ) ⊆ D ( y ) ， ∀ y ∈ A 。如果 y ¯ 是A关于D的极大非控元，则 y ¯ 是A关于D的极大元。 证明假设 y ¯ 不是A关于D的极大元，由定义2.4，存在 y 1 ( ≠ y ¯ ) ∈ A ，使得 y 1 ∈ y ¯ + D ( y ¯ ) ，即 y 1 − y ¯ ⊆ D ( y ¯ ) ⊆ D ( y 1 ) 。因此， y ¯ ∈ y 1 − D ( y 1 ) ，这与定义2.2矛盾。于是， y ¯ 是A关于D的极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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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给出了实线性空间中两种序关系的定义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极大非控元和极大元之间的联系。紧接着在Hausdorff拓扑向量空间中定义了两个非线性函数，并对其性质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在合适的假设条件下，得出了最优元的一些主要结果。本文所建立的结果在诸如投资组合优化、选址问题、医学图像配准等领域中具备一定的应用前景。如何继续深挖所得非线性函数的性质以及将这些性质加以充分利用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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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形势严峻，一旦失控，有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会影响国家之安全。本文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选定负债率等债务风险指标，以2009~2018年数据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债务规模仍有继续扩大趋势，各省债务风险存在一定的差距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因素主要分为支出、收入和经济效益3类；湖南因支出过大，而财政收入较弱，导致债务风险最大，其次是安徽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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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介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理念发生历史性转变。社会治理由传统“重量轻质”与“唯GDP论英雄”政绩考评机制，转向纳入更多风险因素的考量。经济发展由传统高速增长转向湖南高质增长，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率。然而新的经济驱动力尚未明确，各类经济金融风险不断显露，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10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8 万亿元，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高到35万亿元。比2017年净增3万亿元，增幅达到15%。江苏以1.3万亿债务规模居于首位，山东、浙江紧随其后，债务规模超过万亿门槛，广东债务规模也逼近了万亿。而青海、辽宁与贵州分别以151.75%、150.19%与148.64%居于债务率前三位，较多省份的债务率超过了财政部100%债务率红线。由此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并加剧。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经济增速不达预期、房地产市场波动、融资不规范等风险隐患，使得个别地区债务风险已突破红线，如果不建立有效的债务预警与监管机制，必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互转嫁溢出，一旦债务风险失控，有可能演变为区域性系统性风险，不但使得地方政府出现严重信用危机，也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紧迫的挑战。而中央强调，要深入研究地方债务风险的形成机理和防控预案，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明确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预警、管理等机制。因此，精确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和预判，进而采取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债务风险化解对策，显得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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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债务风险评估相关文献较丰富，下文主要从评估对象、方法与指标三个方面阐述： 评估对象方面大多以省域为基本单元以全国为研究对象，也存在小数以省域或市域为评估对象，如洪源 [ 1 ] 等人选取了30个省地方政府债务综合风险输出评估样本值，构建了一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非线性预警系统；朱文蔚 [ 2 ] 对31省市的债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并给出了必须切实改变以举债促进增长的固化思路、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债务资金的引领作用、地方政府债务应不断强化监管的三个建议；李腊生 [ 3 ] 截取了18省市的相关年度数据样本，实证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而缪小林 [ 4 ] 对西部某省经验数据进行分析，李冠青 [ 5 ] 基于山东地区及其17个省的实证研究，证明政府应加强其债务风险预警能力，警惕债务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信用风险。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挂钩，一些学者还选取部分金融上市公司，如杨子晖 [ 6 ] 对我国A股56家上市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进行了金融风险方面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体系整体上存在较为明显的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 评估方法来看，基本分为层次分析法、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层次分析法可以细分为AHP层次分析法、网络层次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是将总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数个层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宋良荣 [ 7 ] 使用其构建地方性政府债务风险评价体系，为地方政府的风险管理提出可行性建议。网络层次分析法是根据所规定的相对标度-比例标度，充分利用人的经验和判断力，对同一层次有关元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并按层次从上到下合成方案对于决策目标的测度，它是在AHP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使用决策方法。洪源 [ 8 ] 采用这一方法构建具有代表性、可靠性以及可操作性的融资平台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资金使用监管和防控。赵剑锋采用因子–聚类分析，找出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是增量风险，从而构建地方债综合风险测度体系，提出完善地方债风险的短期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的综合解决方案。 大多学者从资产负债、偿还能力、财政安全角度来分析地方债务风险。洪源 [ 9 ] 基于可持续负债理论，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运作特点，构建融资平台债务可持续性模型，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做出评价。朱文蔚 [ 2 ] 则从政府偿还能力入手，选取各省市的GDP增速、预算收入增长率，预算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自给率作为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黄国桥 [ 10 ] 将财政安全作为基础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生成机理做出分析，揭示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提出多策并举、标本兼治的政策建议。 本文借鉴文献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体系，选取位居我国内陆腹地的中部6省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8年指标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风险评估，分析研究对象存在的问题，并尝试给出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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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型、指标与数据 3.1. 风险评估模型 因子分析法是指从研究指标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信息重叠、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不仅可以降低研究问题的难度，还能客观全面的反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模型形式如下： x 1 = a 11 F 1 + a 12 F 2 + ⋯ + a 1 m F m + ε 1 x 2 = a 2 1 F 1 + a 2 2 F 2 + ⋯ + a 2 m F m + ε 2 ⋯ x p = a p 1 F 1 + a p 2 F 2 + ⋯ + a p m F m + ε p (1) 其中，(1)式简化为： x p × 1 = A p × m ∗ F m × 1 + ε p × 1 ，且满足： m ≤ p ， C o v ( F ， ε ) = 0 ，求解得分表示的线性组合为： F 1 = β 11 x 1 + β 12 x 2 + ⋯ + β 1 p x p F 2 = β 2 1 x 1 + β 2 2 x 2 + ⋯ + β 2 p x p ⋯ F m = β m 1 x 1 + β m 2 x 2 + ⋯ + β m p x p (2) 通过这些因子组合，结合每个因子的解释比例，可以算出最终的债务风险综合评价得分，依据综合得分对每个城市进行评价。 3.2. 指标与数据 选取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水平和宏观经济水平三类一级指标。其中债务水平指标包括负债率、债务率、债务增长率、债务依存度、经济债务弹性等5个二级指标；财政水平指标包括财政收入GDP占比、财政支出GDP占比、赤字率；而宏观经济水平变量包括GDP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率，具体如表1所示。表1中的债务指标数据来源于财政部网站，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源于国家数据网站。 Table 1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 指标 符号 含义(%) 债务指标 负债率 x 1 年末债务余额/当年GDP 债务率 x 2 年末债务余额/当年财政收入 债务增长率 x 3 债务增长额/年末债务余额 债务依存度 x 4 债务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 经济债务弹性 x 5 年末债务余额增长率/GDP增长率 财政指标 财政收入GDP占比 x 6 当年财政收入/当年GDP总额 财政支出GDP占比 x 7 当年财政支出/当年GDP总额 赤字率 x 8 当年财政赤字/当年GDP总额 经济指标 GDP增长率 x 9 (年末GDP总额 − 年初GDP总额)/年末GDP 固定资产投资率 x 10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当年GDP总额 表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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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实证结果 首先对2009~2018年样本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然后采用Spss软件对进行测度。表2显示总体方差贡献，可知前三个因子能解释总体89.679%得信息，固仅提取前3个因子。 Table 2 Total variance contributio 成分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1 3.884 38.844 38.844 3.634 36.341 36.341 2 3.393 33.933 72.777 3.425 34.248 70.589 3 1.690 16.902 89.679 1.909 19.090 89.679 表2. 总方差贡献 表3显示因子旋转矩阵，发现在第1类因素中，负责率(x 1 )、债务增长率(x 3 )、财政支出GDP占比(x 7 )以及赤字率(x 8 ) 4项指标有较大载荷，这些都是从支出方面描述地方债务风险。在第2类因素中，债务率(x 2 )、债务依存度(x 4 )、财政收入GDP占比(x 6 )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率(x 6 ) 4项指标有较大载荷，这些都是从产出与收入等方面描述地方债务风险。在第3类因素中，经济债务弹性(x 5 )与GDP增长率(x 9 ) 2项指标有较大载荷，这些都是从经济效益方面描述地方债务风险。 Table 3 Factor rotation matri 变量 符号 F 1 F 2 F 3 负债率 x 1 0.205 0.140 0.032 债务率 x 2 0.112 0.272 −0.163 债务增长率 x 3 −0.276 −0.023 0.037 债务依存度 x 4 0.023 0.248 0.023 经济债务弹性 x 5 −0.079 0.002 −0.406 财政收入GDP占比 x 6 0.120 −0.248 0.058 财政支出GDP占比 x 7 0.227 −0.178 −0.022 赤字率 x 8 0.267 0.001 −0.120 GDP增长率 x 9 −0.129 −0.016 0.565 固定资产投资率 x 10 −0.030 0.209 0.162 表3. 因子旋转矩阵 由表3，可以得到得分系数矩阵并计算综合得分(见表4)。 F 1 = 0.205 x 1 + 0.112 x 2 − 0.276 x 3 + 0.023 x 4 − 0.079 x 5 + 0.120 x 6 + 0.227 x 7 + 0.267 x 8 − 0.129 x 9 − 0.030 x 10 F 2 = 0. 140 x 1 + 0. 272 x 2 − 0. 023 x 3 + 0. 248 x 4 + 0.0 02 x 5 − 0 .248 x 6 − 0 .178 x 7 + 0. 001 x 8 − 0. 016 x 9 + 0 .209 x 10 F 3 = 0. 032 x 1 − 0 .163 x 2 + 0. 037 x 3 + 0.023 x 4 − 0. 406 x 5 + 0. 058 x 6 − 0.022 x 7 − 0.120 x 8 + 0.565 x 9 + 0.162 x 10 F = 0 .405 F 1 + 0.382 F 2 + 0 .213 F 3 Table 4 Score table of comprehensive factor of local debt ris 省份 F 1 F 2 F 3 F 安徽 21.32 77.85 4.97 39.43 江西 23.47 71.22 3.50 37.46 山西 19.01 39.91 −3.67 22.15 河南 16.07 64.51 2.86 31.76 湖北 17.69 69.91 3.23 34.56 湖南 29.018 94.91 −8.06 46.29 表4. 地方债务风险综合因子得分表 表4显示中部六省的三个因子值以及综合因子总得分，根据总得分将六省的债务风险进行大小排序：湖南 > 安徽 > 江西 > 湖北 > 河南 > 山西。在因子F 1 中，湖南得分最高，安徽、江西的得分也较高，河南得分最低；因子F 2 中，湖南得分同样是最高的，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安徽、江西，此时最低值出现在山西；因子F 3 中，湖南得分最低，但绝对影响最大，安徽得分最高，江西、湖北分别排第二、第三。在综合因子得分中，湖南排在第一位，随后是安徽、江西等省。综合债务增长率、赤字度、固定资产投资率等指标的分析，可以知道地方债务风险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协调好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最终就会使得债务风险不断增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反噬，威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4.2. 债务风险根源 图1给出中部6省在财政与债务方面的对比关系。债务角度方面，图1(a)显示湖南债务余额近年来都是最大的，然而其GDP位于第四，仅高于江西与安徽。图1(b)显示湖南负债率也是最大的，以至于其风险较高。财经角度方面，图1(c)显示10年来湖南财经自给能力最弱，仅为0.42，图1(d)显示10年来湖南赤字率最大。 图1. 中部6省财经债务指标比较。(a) 债务余额；(b) 负债率；(c) 财政自给能力系数；(d) 赤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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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对策 5.1. 研究结论 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投资需求欲望在高涨，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基础建设、公共资金的投入顺畅，举债规模在逐年增加。由于政府支出短期内成效不显著，而财政自给能力又不足，这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较弱，经济发展与自身财政水平不匹配，从而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风险。 于是本文从债务、财政与经济发展三个维度构建以负债率、赤字度、GDP增长率等10个指标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以中部6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17~2019年指标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风险评估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因素主要分为支出、收入和经济效益3类；湖南是中部各省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大的，其次是安徽和江西，主要是其财经支出过大，而对应的收入却较弱。 5.2. 政策建议 1)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根据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做出相应的改变，补充和完善融资管控和债务责任追究。其次，提高对债务的重视，加强债务知情度，具备忧患意识，认识到债务和地方政府财政之间的平衡关系，不要过度举债。2) 拓宽融资渠道，推进融资平台公司改制。地方政府要鼓励建设市场化债券发行机制。3) 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根据现有的债务状况通过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合理预测未来几年的债务违约情况，根据预测结果，对债务结构进行优化，分散本金的偿还时间，避免地方政府短期内的集中还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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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牛顿迭代法是非线性方程求根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它具有至少二阶的收敛速度，但是需要计算一阶导数值。本文针对牛顿迭代法进行改进，以弦割代替导数，只需计算函数值，不需计算一阶导数值，同样也具有至少二阶的收敛速度，并且形式简单，计算量小，数值试验表明该迭代公式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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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非线性方程 f ( x ) = 0 的解法是数值分析 [ 1 ] 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解法多种多样，有不动点迭代法 [ 2 ]，牛顿迭代法 [ 3 ] [ 4 ] [ 5 ]。最经典的牛顿迭代法具有二阶的收敛速度，但需计算一阶导数值。本文给出了避免一阶导数计算的一个新的迭代公式，它无需计算导数值，只需计算函数值，但也能和经典的牛顿迭代法一样，达到二阶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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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非线性方程的求根方法 2.1. 牛顿迭代法 广泛使用的牛顿迭代法公式： x n + 1 = x n − f ( x n ) f ′ ( x n ) (1) 在公式(1)中，需要计算一阶导数值，在函数本身复杂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利的。 2.2. 牛顿弦割迭代法 若考虑到函数的表达式十分复杂，那么为了避免导数值繁杂的计算，本文提出用弦割 f ( x n + λ f ( x n ) ) − f ( x n ) λ f ( x n )         0 < λ < 1 (2) 来近似代替导数值。可以看到，这个弦割线只包括函数值和参数 λ ，形式简单，摒弃导数值，保留函数值。因此，本文给出牛顿弦割迭代公式： x n + 1 = x n − f ( x n ) f ( x n + λ f ( x n ) ) − f ( x n ) λ f ( x n )         0 < λ < 1 即 x n + 1 = x n − λ f 2 ( x n ) f ( x n + λ f ( x n ) ) − f ( x n )         0 < λ < 1 (3) 选取适当的 λ ，牛顿割线迭代法具有至少二阶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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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相关定义、定理 3.1. 定义1 设迭代关系式 x n + 1 = x n − φ ( x n ) ，在 n → ∞ 时，极限为方程 x = φ ( x ) 的一个根 x * ，记每次它的迭代误差为 e n = x n − x * ，在 n → ∞ 时，有 lim n → ∞ e n + 1 e n p = c ( c ≠ 0 ) ，就称 x n + 1 = x n − φ ( x n ) 为p阶收敛。 3.2. 定理1 设非线性函数 f ( x ) 的零点为 x * ，在 x * 的某邻域二阶导数存在，且 f ′ ( x ) ≠ 0 ， f ″ ( x ) ≠ 0 ，则(3)在 x * 的领域附近至少达到二阶收敛。 证 把 f ( x n ) 在 x * 点泰勒展开 f ( x n ) = f ′ ( x * ) e n + f ″ ( x * ) 2 e n 2 + o ( e n 2 ) (4) x n + λ f ( x n ) − x * = ( 1 + λ f ′ ( x * ) ) e n + λ f ″ ( x * ) 2 e n 2 + o ( e n 2 ) (5) ( x n + λ f ( x n ) − x * ) 2 = ( 1 + λ f ′ ( x * ) ) 2 e n 2 + o ( e n 2 ) (6) 把 f ( x n + λ f ( x n ) ) 在 x * 点泰勒展开，带入(4)和(5) f ( x n + λ f ( x n ) ) = f ′ ( x * ) ( 1 + λ f ′ ( x * ) ) e n + f ″ ( x * ) 2 ( λ 2 f ′ 2 ( x * ) + 3 λ f ′ ( x * ) + 1 ) e n 2 + o ( e n 2 ) (7) 由(4)和(7) f ( x n + λ f ( x n ) ) − f ( x n ) = λ f ′ 2 ( x * ) e n + f ″ ( x * ) f ′ ( x * ) 2 ( λ 2 f ′ ( x * ) + 3 λ ) e n 2 + o ( e n 2 ) (8) 所以 x n + 1 = x n − λ f 2 ( x n ) f ( x n + λ f ( x n ) ) − f ( x n ) = x n − λ ( f ′ 2 ( x * ) e n 2 + f ′ ( x * ) f ″ ( x * ) e n 3 ) + o ( e n 3 ) λ f ′ 2 ( x * ) e n + f ″ ( x * ) f ′ ( x * ) 2 ( λ 2 f ′ ( x * ) + 3 λ ) e n 2 + o ( e n 2 ) = x n − e n + f ″ ( x * ) f ′ ( x * ) e n 2 + o ( e n 2 ) 1 + f ″ ( x * ) 2 f ′ ( x * ) ( λ f ′ ( x * ) + 3 ) e n + o ( e n ) = x n − ( e n + f ″ ( x * ) f ′ ( x * ) e n 2 + o ( e n 2 ) ) ( 1 − f ″ ( x * ) 2 f ′ ( x * ) ( λ f ′ ( x * ) + 3 ) e n + o ( e n ) ) = x n − e n + f ″ ( x * ) 2 f ′ ( x * ) ( λ f ′ ( x * ) + 1 ) e n 2 + o ( e n 2 ) (9) 两边同时减去 x * 有 x n + 1 − x * = x n − x * − e n + f ″ ( x * ) 2 f ′ ( x * ) ( λ f ′ ( x * ) + 1 ) e n 2 + o ( e n 2 ) e n + 1 = f ″ ( x * ) 2 f ′ ( x * ) ( λ f ′ ( x * ) + 1 ) e n 2 + o ( e n 2 ) (10) lim n → ∞ e n + 1 e n 2 = f ″ ( x * ) 2 f ′ ( x * ) ( λ f ′ ( x * ) + 1 ) ≠ 0 (11) 一定存在一个 λ ，使得上式不等于0，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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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值检验 实例1 设 f ( x ) = e x − 1 ，求 f ( x ) 在 [ − 1 ， 1 ] 上的零点，见表1，精确零点： x * = 0 。 Table 1 Numerical experiment about zeros of the function: f ( x ) = e x − λ = 0.5 λ = 0.25 x 0 0.5 0.5 x 1 0.169000 0.137575 x 2 0.020059 0.011399 x 3 0.000300 0.000081 x 4 0.000000 0.000000 表1. f ( x ) = e x − 1 的零点数值检验 实例2 设 f ( x ) = x − e − x ，求 f ( x ) 在 [ 0 ， 1 ] 上的零点，见表2，精确零点： x * = 0.567143 ⋯ 。 Table 2 Numerical experiment about zeros of the function: f ( x ) = x − e − λ = 0.5 λ = 0.25 x 0 1.0 1.0 x 1 0.519451 0.528368 x 2 0.566391 0.566759 x 3 0.567143 0.567143 x 4 0.567143 0.567143 表2. f ( x ) = x − e − x 的零点数值检验 从上述实例数值检验结果看到，牛顿弦割迭代法形式优美，计算简单，充分挖掘函数值的信息价值，从而避免计算复杂的导数值，并且这种方法具有至少二阶的收敛迭代速度。另外，由于 λ 取值的不同，使得本文公式求解非线性函数的零点也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泛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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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部地区新兴城市群是以太原、郑州、合肥、武汉、南昌、长沙为核心的太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经济区、环长株潭城市群。随着“半小时”综合交通网的完善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人口、资源、信息、资金等要素往来日益频繁，已形成太榆、郑开、合淮、汉孝、昌九、长株潭等同城化区域。本文通过近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比，从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交易费用、区域制度软环境等方面解析其同城化发展态势给人口的空间行为过程与模式带来的新诉求与动因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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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国家“十二五”规划、“十三五”纲要明确规定中部地区应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新兴城市群的发展。随着中部新兴城市群的中心极核太原与榆次、郑州与开封、合肥与淮南、武汉与孝感、南昌与九江、长沙与湘潭、株洲地区“0.5小时交通圈”的日益完善，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人口、资源、信息、资金等要素往来愈来愈频繁，形成了太榆、郑开、合淮、汉孝、昌九、长株潭等同城化发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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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区域软环境日益完善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引导驱动力 4.1. 区域扁平化管理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基础 因同城化区域在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区域战略地位、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同城化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的梯度特征，使相邻城市之间的同城化发展更加需要区际的高度融合度与一致性，以及高阶位、扁平化的区域合作管理方式。随着中部城市群核心区域之间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同城化不断纵深发展，同城化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逐渐趋向于扁平化的管理，突出地表现正在相邻城市主体之间的政府管理形式从以纵向联系为主向以横向联系为主转变；相邻区域区域之间的竞争从GDP标准为主向绿色生态的竞合发展为主转变；企业管理与组织形式从内部管理为主向区域的纵向垂直分工和横向的水平分工相结合转变；社会公共事务从追求“面子”工程向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社会服务均等化转变；人口空间流动的主体从政府公务人员、商务人员为主向普通民众为主转变，人口空间流动的动因从单一的经济驱动向多元化动因转变，进而对区域同城化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配置、公共社会事业管理、人口空间结构、户籍管理等带来重要影响。 图5. 2006~2015年中部同城化地区相邻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物力、人力 、财力资源程度的变化情况(自绘) 4.2.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制度支撑 中部城市群的太榆、合淮、郑开、昌九、汉孝、长株潭等地区自同城化战略提出以来，相邻区域之间在基础设施、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联防联保等方面制定相关区域合作纲要，建立了教育、医疗、信息、户籍、就业等服务平台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建立了环境统治、大气联防联控等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与利益补偿机制，成立了区域一体化领导协调小组，就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等协商协调，不断推进同城化向纵深发展，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不断完善进一步推动同城化区域的人口、经济、信息、资金等要素融合发展，而且也是人口空间迁移流动、经济交流往来、信息互通有无、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支撑与重要保障。 4.3. 同城生活方式转变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推手 随着中部城市群同城化区域半小时交通圈的完善发展以及多样化的综合交通网络的逐渐形成，在推动人们出行方式变革的同时不断刷新相邻城市之间的最短时空距离，尤其是刷新人们的最短心理距离缩短，亦不断更新和转变人们的生活消费观念，从而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双城生活”、“ 双城工作”、“钟摆族”等新的群体及其跨城的异地工作、异地购物、异地养老等新的生活模式。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同城化区域人口迁移流动的内在推手。以长株潭为例，在株洲与周边城市的市际出行中，长沙是株洲对外联系量增长最快的城市，株洲中心城区与长沙间的交换量占全部对外出行量的31.64% [ 17 ]，预计到2030年，株洲和长沙的交通联系量将达46.88万人次/天(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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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中部新兴城市群中部同城化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工业化发展业已进入高级阶段、产业结构互补、经济集聚性不断增强都从不同侧度推动了人口的空间流动。 (1)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源动力。同城化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直接推动力，中心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强大的经济势能是推动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内生动力。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以及经济空间集聚梯度差异是推动同城化区域人口空间流动的重要推手与驱动力。 图6. 2010~2030株洲与长沙交通联系量预测 (2) 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核心动力主要源于人口空间动态变化的主体对更低交易费用的追求，在同城化“力场”下的人口空间行为过程与模式选择是基于更低交易费用的利益诉求以及对同城生活宜居性与便捷性、同城生活质量与生活环境提升的追求。 (3) 同城化区域经济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同城化地区软环境的日益完善，尤其是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区域偏平化管理更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流动的引导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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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的发展。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项目的融资工具，发挥好其融资功能对我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信用风险作为绿色债券投资风险中最为关键的风险，研究其成因及防范策略对于保障绿色债券投资者的利益，促进绿色债券健康发展十分必要。由于绿色债券“绿色”的特点，其信用风险的来源除了与普通债券共有的风险来源之外，还包括特有的绿色项目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这应当是信用风险防范的重点。目前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还存在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第三方认证标准不统一、环境绩效评价不准确、缺乏合格投资者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以防止我国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漏洞加大。因此，我国应当构建系统的环境效益评估标准，建立绿色债券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同时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从国家、发债主体和投资者三个层面防范绿色债券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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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共同繁荣。我国正在大规模开展各种绿色项目，如污水处理工程、清洁能源发电项目、轨道交通项目、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新环保产品或材料的开发项目等。在此背景下，有关绿色项目的融资工具应运而生。绿色债券就是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收益大小受益于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一种新型融资工具。绿色债券市场不同于普通债券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方式，是环境偏好投资者的一种投资选择。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部政策支持绿色债券的发展。《中国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年版)》的发布，奠定了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基础。此后相继颁布了《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进一步明确了绿色债券的适用范围、支持重点、审核要求和认证评估机制。2020年，我国对现有目录进行修订，由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 (征求意见稿)》，使目录更加完善，便于对绿色项目的准确界定。与此同时，绿色债券相关的优惠政策也在不断推出完善，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 绿色债券的发行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繁荣，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绿色债券由于资金用途的特殊性，有着与普通债券不同的特点。目前我国绿色债券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个类别绿色债券都还存在风险评估体系不够完善、信息披露不透明、第三方认证不统一以及发行主体“洗绿”等问题，相关政策和措施都有待完善，信用风险也随之而来。因此，分析我国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成因及特点，以提出相应的信用风险防范对策，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绿色债券的特点、信用风险的成因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绿色债券风险防范的经验，从国家、发债主体和投资者三个层面对我国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防范策略提出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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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绿色债券及其信用风险的特点分析 2.1. 绿色债券的特点 自2016年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初步发展以来，我国已成为绿色债券发行大国。截止2019年底，我国境内外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达1.1万亿，并且发行量逐年增加。在已经披露具体资金投向的绿色债券中，有近半数债券投向清洁能源、清洁交通和污染防治领域。债券发行人所处行业以建筑与工程、电力、交通基础设施为多数。发行期限以3年期和5年期为主，近年来出现其它期限，如270天、1年、15年、30年和无固定期限等，并且占比逐渐扩大，预计未来发行期限种类将会更加丰富、灵活，这有利于吸引不同类型投资者投资绿色债券。 与普通债券相比，绿色债券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资金投向方面。绿色债券所募集资金应当用于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绿色项目，有时也用于偿还以往绿色项目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但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国家鼓励设立专门的账户以便于专款专用。第二，债券的期限方面。由于其本身的绿色属性，环境效益的实现周期长，因而绿色债券存续期限较长，通常会贯穿于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第三，信息披露方面。绿色债券发行人需要向投资人和社会公众披露募集资金的真实用途和所投项目产生的绿色效益，由相关监管机构及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债项的绿色程度进行认证评级，出具认证评级报告。第四，政策支持方面。绿色债券更容易获得政策支持。国家鼓励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绿色产业，因而会提供优惠措施。 总体而言，我国绿色债券信用评级较高，等级以AAA级为主，绝大多数债券信用等级在AA级以上，并且比例在不断上升，整体信用情况呈良好态势发展。大多数绿色债券的票面利率比可比债券利率均值低，说明目前来看绿色债券发行具有一定成本优势。但是绿色债券在寻求认证审批环节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超半数已发行的债券都进行了第三方认证，选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有专业咨询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术机构，其中专业咨询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较多。但仍有部分债券未进行第三方认证，未来应当采取促进措施，尽可能让第三方认证覆盖到整个绿色债券市场，以防范“漂绿”风险，规范绿色债券发行。 2.2. 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 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是投资风险的一种。所谓绿色债券的投资风险是指绿色债券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遭受本金或收益损失的风险。绿色债券“绿色”的特点决定了其投资风险种类比一般债券要多，除了一般债券具有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外，还有独特的项目风险和环境风险。信用风险与其他投资风险密切相关，是投资风险中最为关键的风险。其他投资风险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信用风险的大小，因此应当格外重视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又叫违约风险，是发行人因为自身经营状况等种种原因无法按约偿付绿色债券本金和利息而使投资者无法得到应得权益的风险。信用风险增加了绿色债券违约的可能，违约将使投资者蒙受经济损失。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来源于发债主体、债项自身和绿色管理三个方面，涉及范围广。发债主体的经营状况、管理水平、外部环境及绿色项目进展情况等因素都会对信用风险大小产生影响。 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和环境风险、项目风险存在关联，环境风险和项目风险的大小会对信用风险大小产生影响。环境风险包括社会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是指社会环境的不稳定性带来的绿色债券偿付风险，如宏观经济环境、政治局势等。宏观经济的繁荣与否会影响整个债券市场的利率水平、绿色债券的偿付能力、绿色项目的完工进度和盈利能力等，政治局势会影响绿色债券的相关政策、国际间的绿色债券投资和合作。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不稳定都会导致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上升。此外，对于绿色债券而言，绿色债券所投绿色项目大多都是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其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状况，受自然环境风险的影响会大大高于普通债券，所以自然环境变化给绿色债券带来的信用风险上升也不容忽视。绿色债券的项目风险是指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所投向的绿色项目带来的风险，通常有项目现金流风险和项目施工风险。因绿色项目经营不善导致现金流短缺、因项目施工问题导致不能按时完成项目、或者绿色项目产生的环境效益或经济效益与预期存在差异等，都会导致绿色债券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不利于绿色债券今后的发行筹资。相比于普通债券，绿色债券有着更为严格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和认证标准，这有利于降低绿色债券的项目风险。总之，绿色债券的环境风险和项目风险会对绿色债券的履约进度和偿债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对信用风险产生影响。 由于信用风险涉及范围广，影响信用风险大小的因素多，且具有累积性和潜在性，因而信用风险的控制难度大，并且信用风险事件一旦发生，将给投资者、发债企业甚至绿色债券市场带来严重后果，破坏性强。而且，环境风险和项目风险的发生会进一步加大信用风险 [ 1 ]。因此信用风险防范应当是绿色债券投资风险防范的重点。了解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成因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于绿色债券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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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成因分析 3.1. 来自发债主体的信用风险 从内部来看，发债主体信用风险主要受发债企业经营状况和管理水平影响。发债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信用风险的大小。企业需要有充足的现金流、良好的资产流动性和良好的盈利能力以保证债务按时足额偿付。企业内部对风险的管控和应对能力、企业组织架构的合理性和健全程度，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会影响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会影响企业的收益。企业业务的多元化有利于提高偿债能力，分散财务风险，使投资人的权益得到一定的保障。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排名能够反映企业的发展前景和经营能力。一般而言，行业竞争力强、规模大的企业通常拥有较好的风险应对能力、财务运营能力和良好的信誉，信用评级等级较高，信用风险水平相对较低，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和青睐。绿色债券的发债企业大多都是大型企业，在所处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经营状况和管理水平都相对较好。 从外部来看，政府扶持会大力提高发债主体信用水平。绿色债券所处行业都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因而发债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赞助，这有利于募集充足的资金，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除此之外，外部政策调整、整个社会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的发展也会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用风险大小产生影响。比如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多家企业经营困难，业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亏损甚至破产，无法正常实现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使债券信用风险大大增加。 3.2. 来自债项的信用风险 除了主体信用风险，债项自身也存在信用风险。由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特殊性，企业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是债项管理的重点。绿色债券所募集的资金直接用于绿色项目的占比反映了专项资金分配率大小和绿色债券的绿色程度。一般来说，设立专门账户管理募集资金的债项绿色评级较高。专款专用有利于及时跟踪募集资金的用途，有利于提高绿色项目的公开透明程度，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这一定程度上也与企业对于绿色项目的重视程度有关。 绿色债券采取必要的增信措施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常见增信措施有第三方认证和担保。第三方认证机构对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程度和绿色程度进行评估认证，因而经过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信用风险较低。但目前我国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不强制，国内第三方认证评估的指标体系不统一，并且认证评估未能落实到绿色债券发行到使用的整个过程，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防范。此外，有第三方担保、银行授信额度充足的绿色债券信用等级较高，债项偿还有一定保障，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 3.3. 来自绿色管理的信用风险 绿色管理带来的信用风险是募集资金是否真正用于绿色项目、绿色项目是否能产生预期的绿色效益等在绿色项目的投入、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是绿色债券独特的信用风险来源。大体上可以分为绿色项目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绿色项目风险主要由信息披露问题和环境绩效衡量问题引起。由于外部信息使用者无法准确获取公司内部的财务信息和绿色项目进展情况，因而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容易造成发行人“漂绿”风险。募集资金投向的绿色项目所产生的绿色效益大小，会影响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大小，会影响那些愿意为环境效益支付溢价的绿色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投资者有权知晓绿色项目使用资金的过程和产生的环境效益，这与信息披露机制的健全程度、相关机构的监管力度、绿色项目的公开透明程度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还不是很完善到位，对环境效益和环境风险的评估也大多还停留在定性方面 [ 2 ]。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筹集到运用、从绿色项目的开展到完成的全部流程，都应当有一个全方位的监控体系，并推动环境风险的定量衡量，这样才能保证绿色债券实至名归，真正发挥到了为环境建设项目筹资的作用。 由于绿色债券依赖于自然环境而发展，受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由于气候变化等自然原因造成的绿色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或环境效益无法如期实现的自然环境风险也会带来信用风险。自然环境变化会影响绿色债券环境效益的实现程度和履约进度，给绿色债券造成不确定的信用风险。绿色管理导致的信用风险是绿色债券特有的风险，我国目前缺乏系统的环境效益标准，环境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也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应当不断完善绿色监管体系，从多个方面尽可能降低绿色债券的绿色管理风险。 虽然目前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绿色债券信用状况良好，过往债券履约、信息披露情况均无异常，绿色债券的环境风险很小 [ 1 ]，但是2019年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就出现了南京建工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两只私募债实质性违约，还有两只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下调的情况以及担保人代偿情况发生。可见，目前我国绿色债券违约现象难免发生，我国绿色债券面临的信用风险仍然比较大，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防范势在必行。因此，只有针对我国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成因及来源，结合我国绿色债券发展尚未解决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有效的信用风险防范措施，尽可能规避信用风险，才能使绿色债券真正发挥作用，使政策落到实处。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环境投资者的利益，还有利于今后我国绿色债券健康繁荣地发展，对我国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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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绿色债券信用风险防范策略 4.1. 国家层面 要使绿色债券健康繁荣发展，国家首先应当采取措施完善相关监督管理机制规范绿色债券市场。一是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目前不同信息平台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内容不同，对同一指标的叙述和衡量也存在差异，有些信息平台上甚至缺失部分债券的募集资金说明书等关键文件，缺少全面权威的信息平台规范债券信息。建议结合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搭建一个权威的智能动态信息共享平台，在确保数据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将人工智能融合到绿色产业中，便于信息使用者了解到实时可靠的绿色债券信息，有利于用统一的标准和口径衡量各个指标，提高投资者主动获取信息的积极性，还能降低相关工作的人力、物力、时间消耗。同时，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的最小周期，明确强制披露和鼓励披露的具体内容，规范信息披露的标准 [ 3 ]。保证公布指标的全面、准确，使投资者权益得到保障。防止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及时，让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清晰地了解资金去向和用途。此外，监管机构应当持续跟踪、定期核查、披露债项相关情况，及时向公众反馈，保证绿色债券“常绿”。 二是建立绿色债券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各项指标变动情况搭建防火墙，设立各指标预警值，运用云计算等技术，在指标的动态变化中及时发现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投资者损失。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优势，结合行业特点，建立分行业的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动态数据库，便于提取、分析、监控数据。并结合规范透明的信息平台进行披露，以监控风险。 三是规范认证和报告标准，加强绿色债券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机构发布的报告内容不同，不利于报告使用者迅速准确获取需要的信息，而且部分债券报告中并没有对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环境效益、以及项目建设进度进行具体详细地披露。第三方认证作为投资者选择绿色债券的重要参考依据，应当具有充分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帮助投资者做出决策。目前不同机构的评级模型结构、指标不尽相同。应当规范认证机构准入标准，规范第三方认证平台，统一认证标准，并努力与国外标准接轨，便于境外投资者获取信息，加强认证报告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另外，应当加强跟踪绿色项目产生的环境效益，将发行时的环境绩效目标与项目完成时实际实现的环境效益进行对比，并在跟踪评级报告中披露，预测未来环境效益和风险变化趋势，持续真实地反映债券绿色程度。此外，目前中介机构鱼龙混杂，缺少成熟的中介体系和专业可靠的中介机构，应当培育成熟负责的中介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规范化业务培训，明确职责分工，探寻建立问责机制 [ 4 ]。 四是构建系统的环境效益评估标准。当前环境效益的评价指标较为单一，多数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指标，应当丰富评估指标的多样性，运用环境工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构建专业的环境效益评价标准，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监测等多个方面衡量环境绩效。不同行业绿色债券的环境风险衡量指标和标准不尽相同，环境效益缺少量化标准 [ 2 ]，应当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制定量化的环境指标，尽可能准确客观地反映环境绩效。同时环境绩效也可以通过可量化的经济效益体现，比如现金流量可以反映环境效益和环境成本的内部化程度 [ 5 ]，企业能得到环境效益带来的现金流入，会承担环境成本带来的现金流出。运用好现金流的分析和预测将有助于识别环境风险。同时将正外部性通过补贴、优惠等收益反映，将负外部性通过处罚、税收等成本予以体现 [ 6 ]，使环境方面的绩效与经济方面的成本和收益挂钩，能有助于防范企业“漂绿”风险。鼓励企业以实事求是和自我反省监督为原则，出具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保护报告。 4.2. 发债主体层面 对于发债主体而言，应当本着诚实守信原则，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信用风险。一是创新绿色债券种类，加大绿色债券发行的灵活性。可以适度发行小规模、小金额、分期发行的绿色债券，以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扩大发行范围。创新绿色债券的计息方式，比如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方式，把投资者的收益和相关经营状况相结合，这样既能够保证投资者的相关收益，同时也可以降低企业的偿债压力，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二是积极寻求增信措施。目前我国绿色债券采取第三方担保的较少，发债企业应当积极寻求第三方认证和担保，提高绿色债券信用等级，增强自身偿债能力，为投资者利益提供保障，为以后发行绿色债券奠定信用基础。三是发债企业应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实行资金使用全过程的控制监督。国外对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标准化管理和监督做了明文规定。目前国际公认标准《绿色债券原则》就明确要求发行人设立专项独立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或者通过其他监管流程使资金使用全过程可追溯。世界银行规定绿色债券募集资金必须存入专项账户中，资金使用时再按照规定的流程从专项账户中转出，并且必须直接投向规定的绿色项目，对资金进行全过程追踪。因此，我国的绿色债券要想走出国门，取得更加繁荣的发展，应当向国际标准学习靠拢。发债企业应当建立专项账户用于管理募集资金，实现专款专用，合理分配、管理、使用资金，并持续追踪、定期披露资金去向、用途，以及产生的效益，不提供误导性或不充分信息，这样有利于更好地监督并降低信用风险，获取投资者的信任，提高自身信誉。 另外，发债企业应当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高企业内部对风险的管控和应对能力，以及时应对外界环境发生的不可控风险。提升自身财务管理水平，提高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增强资产流动性，保障现金流充足，从根本上防范绿色债券信用风险。 4.3. 投资者层面 绿色债券投资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方，是绿色债券信用风险防范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投资者的关注对绿色债券的收益和改革有促进作用 [ 7 ]，有利于使资金流向真正绿色的项目建设中，促进绿色债券的健康发展。投资者应该强化自身绿色投资理念，学习绿色债券相关知识。积极主动搜集并关注绿色债券相关信息，提高风险识别和防范的意识和能力。在综合考量绿色债券信用风险后理性投资绿色债券，防止不必要的损失。企业过往信用状况和债券偿还情况能够对信用风险大小提供参考。除此之外，要提高自身环境保护意识，并积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发现风险事件应及时上报相关监管部门核查，针对目前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修正性意见。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也应该采取合理合法的措施维护权益，督促绿色债券向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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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表现良好 [ 8 ]。绿色债券信用风险来源于发债主体、债项自身和绿色管理三大方面，涉及范围广，破坏性强且不易控制。绿色债券信用风险的防范需要国家、发债主体和投资者三方的共同努力。因此，针对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各方应根据信用风险的成因，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现有问题，降低绿色债券信用风险。有效的风险预警及监控机制，将有助于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会发展得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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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四川省攀枝花市地处西南边陲，近些年来，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与独特地理优势，开辟了一条由传统工业城市到现代化康养旅游城市的转型之路。这一转型之路，是诸多传统工业城市寻求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突破的微缩景观，它不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切实呼应，更是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但转型之路并非平坦大道，需久久为功，不可松懈。后转型时代，各传统工业城市必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期为走好、走实、走深转型之路，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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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国内外多领域按下“暂停键”，市场需求疲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彰显巨大韧性，其长期向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1 ]，传统工业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之路，有赖于冲破传统工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捆绑，有赖于因地制宜，深挖自身优势，开拓集约型、绿色环保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模式。众多工业城市中，位处西南边陲、川滇交界处的四川省攀枝花市，正探寻从传统工业城市到现代化康养旅游城市的转型路径，并于近些年来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