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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围绕企业社会责任、高管特征与经营绩效三者中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以高管特征为调节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进行研究是一种较为创新的视角。 2.1. 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 国内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然而，无论是西方或是我国学者，在两者关系的研究上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 2.1.1. 西方研究成果 西方国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方面较为领先，萌芽思想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后期，并逐步理论化。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企业在高效率使用资源的前提下，要想实现社会责任，就应该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十八世纪末期，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开始发生改变，例如：小企业家们会无偿捐助一些穷人、修建学校或教堂等。十九世纪中后期，企业制度开始逐渐得到完善，工农阶级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会受损害，要求企业能够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只是将“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目标。 首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Friedman (1970)认为企业唯一的职责就是利用其资源为股东创造利润，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将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 [ 1 ]。与之相反，Cornell和Shapiro (1987)提出社会影响假说，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美化企业的外部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最终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营业绩 [ 2 ]。此外，Ullmann (198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研究方面的不同以及企业绩效衡量指标存在差异性。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实证研究几乎都是静态、单项地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而很少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滞后性问题 [ 3 ]。 西方学者较近期的研究多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Shafat Maqbool和M. Nasir Zameer (2018)的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战略意图整合，并从传统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责任模式进行了革新，最终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对印度银行的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 [ 4 ]。Silvia Blasi、Massimiliano Caporin和FulvioFontini (2018)的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些常见的行业特征下，企业社会责任总体上提高了企业的总股本回报率，并降低了财务风险，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 [ 5 ]。 此外，不同于简单论述“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一些西方学者在该问题的研究上加入了中介或调节变量。他们认为，一些变量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或调节效应。Sharma (2000)在其研究中指出，管理者对企业责任的认知(机会或者威胁)有可能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Orlitzky (2003)在对52篇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实证研究分析中，系统地检验了组织内部资源(如组织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及组织效率)和组织外部资源(如组织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Barnett (2007)在其理论文章中指出“利益相关者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现有实证研究已证明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如客户满意度、消费者信任等)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起着完全或者部分中介作用。Surroca、Tribo和Waddock (2010)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通过对28个国家599个工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KLD指数)与经营绩效(托宾·Q比率)并不存在直接关系；相反，企业的无形资产资本如创新、文化、人力资源和声誉等在企业和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2.1.2. 我国研究成果 近十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愈发受到重视，我国学者也开始在该领域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其经营绩效。张兆国(2013)运用系统GMM方法，通过尝试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指数以及剔除盈余管理的经营绩效指标，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期经营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6 ]。这个研究结果实际上对Ullmann提出的“相互影响”和“滞后性问题”进行了解答。冯丽艳、肖翔和赵天骄(2016)认为，良好的经营绩效可以促进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水平。我国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制度因素不影响经营绩效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效应；但在强制披露要求下，企业会降低对经济目标的关注，经营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会相应减弱 [ 7 ]。 与以上“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不同的是，一些研究提出，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项目进行判断。杨宏林和姚瀚迪(2016)将企业社会责任分成两类项目：整体性项目和内容性项目。在对209家中国上市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中整体性信息披露起到了正向影响，而内容性信息披露则起到负向影响 [ 8 ]。这表明，通过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方式，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性信息的披露能够明显促进经营绩效，而内容性信息的披露则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成本会降低企业绩效。 此外，一些学者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上进行创新，引入了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该类变量的引入使得二者关系的研究更加具体和深入。陶文杰和金占明(2012)借助社会认同度日渐提高的第三方机构——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机构发布的《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2010》，运用其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年所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结果量化企业社会责任，加入媒体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并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求解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相互作用关系 [ 9 ]。李高泰和王尔大(2015)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 10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分概念模型(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他们研究了员工离职率和顾客满意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该研究还验证了在中国情景下顾客满意度、员工离职率具有的中介效应。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通过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自愿责任三个维度来影响企业绩效。肖林海和薛琼(2014)通过公司治理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绩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 11 ]。换言之，将有效的公司治理作为调节变量，其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 在实际的企业经营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披露，我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使我国企业在保持良好经营绩效的前提下更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的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根据前文的文献整理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经营绩效的提高。 2.2. 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 刘玉焕(2014)通过梳理近四十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最新进展，归纳了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和理论框架，其中调节变量的引入是研究的核心点之一。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高管人员在社会责任决策、实施履行和披露的各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近年来广大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高管层特征极大地影响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和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并且这种影响不只是决策者的个人特征，还是高管团队集体认知的相互作用 [ 12 ]。 在针对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前，应界定高管人员范围。郑冠群(2015)在研究中所选择的年报中披露的高管人员包括：总经理、总裁、首席执行官、副总经理、副总裁、董秘和年报上公布的其他管理人员 [ 13 ]。根据臧伟(2010)的研究，高管团队人口背景特征可分为自然特征、教育特征和社会特征 [ 14 ]。 2.2.1. 高管年龄 研究显示，年龄大的高管更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肖华、张国清和李建发(2016)认为，董事长等企业高管的年龄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之一)显著正向关联 [ 15 ]。年龄可以代表一个人的阅历、经验与风险倾向。年龄大的高管趋于稳定和保守，为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经济利益，他们制定的决策往往倾向于规避风险，并且遵守道德和法规。此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故年龄大的高管较年轻的高管不再多关注高额的收入，而是倾向于获得社会的认可与良好的声誉。因此，他们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赢得社会的赞誉。 张国清和肖华(2016)的研究表明，董事长、CEO的年龄以及所有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概率、水平都显著正向关联 [ 16 ]。由于企业对环境的重视属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意识，故高管年龄这一指标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张国清和肖华的研究还表明，高管的年龄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参照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1：高年龄的高管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2.2.2. 高管性别 由资源依赖理论可知，企业若要得到稳定的发展，必然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以获取资源，从而实现互利。在履行相应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企业需要通过逐渐获得外部环境的信任来争取更多的资源。企业的正常运作自然少不了人力资源，而高管人员作为企业的战略决策者，一定会对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高管团队中的女性高管，无论其自身素质还是为人处世方面都会不同于男性高管。有关研究表示女性高管拥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认知，这对社会责任的意识和履行方面都有着正向的影响。女性高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温暖、善解人意及待人和善等，能够更加细致的表现出足够重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并积极维护这种关系。因此，翟华云认为当女性高管有着较强的道德意识时，会促使其履行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Boulouta的研究也表明，高管团队的性别多样性越高，消极的社会责任实践就越少。通常来说，女性可能会出于“移情”动机而对有困难的人雪中送炭。这种“移情”关怀使得女性更为注重企业的社会形象，促使其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方面。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2：较高的女性高管比例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2.2.3. 高管学历水平 通过研究美国银行业及制造业的高管团队特征，Wiersema发现社会认知复杂度和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换言之，高管人员的学历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在经营企业过程中获得成功。冯丽丽认为，管理者接受的教育时间越久、教育水平越高，其更可能会具备高道德品质。通常来说，当高管人员拥有较高学历水平时，逻辑思维的缜密性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做出理智的决策。在满足企业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制定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方案。相关研究表示，高管的学历水平与经济地位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当高管学历水平较高时，其追求的不只是利益收入，而会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不仅会时刻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还会更多地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以便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一般来说，学历水平较高的高层管理人员更容易获得对企业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3：高学历水平的高管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2.2.4. 高管海外经历 相对于我国，西方企业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重视社会责任，并在积极履行。随着工业革命的结束，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崛起，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员工被压榨等问题。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不少学者开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对该领域而言，西方的研究要优于我国，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较我国更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更加明确。 因此，如果企业的管理者拥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则其更有可能接触到国外较先进、前沿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思想，更有可能学习到更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甚至更有可能在对企业的实际管理中可以带领其他高管、其他员工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4：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2.2.5. 高管政府背景 高管人员是公司经营的主要决策者，其对所领导公司的所有生产和相关管理活动乃至公司经营绩效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否能够招聘到最适合本企业生产经营的高管，直接决定着企业以后的生存和发展。在我国，政府担任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决策者，任何企业都必须在政策法规下运行。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建立一定的关联，从而多方面获取对自身发展的有利资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民营企业积极寻求方法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其中包括两种方法。一是高管人员和企业家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例如，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伊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二是直接聘任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担任公司高管，例如复星集团旗下的几家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具有政治背景。相关学者在对790余家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中发现，27%的高管曾经或目前仍在担任政府官员的职务。 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5：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至此，本文提出了两个主要假设，其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特征与经营绩效三者关系假设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