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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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智能监控发展中带来的法律问题 当前，我国智能监控行业方兴未艾。人们在享受着智能监控带来便利的同时，智能监控自身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智能监控带来的法律问题恰恰与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息息相关。笔者在此列举智能监控发展中的三个法律问题，并分析其成因。 1) 智能监控视频资料的所有权尚无法律规定。 2017年12月，网友在互联网上披露出360水滴摄像头擅自偷拍公众隐私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360水滴摄像头公司的声讨和对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担忧。360水滴摄像头公司在用户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原本只属于公民自己观看的监控内容通过互联网上传到了直播平台，致使很多公民的隐私遭到他人的浏览、观看 [ 3 ]。而360水滴摄像头公司则辩称自己上传视频是为了公益目的，自己并没有从直播中获利来对抗公民提出的肖像权侵权主张。很难想象，如果智能监控服务提供者再以所谓的“公益”目的，或者在用户协议中规定“一切解释权归监控服务公司”等形式侵犯公民的隐私，将会是灾难性的。笔者认为，在公民个人所有的智能监控拍摄领域内，与人身权紧密相关的权利只能由公民个人支配。智能监控服务提供者应当做好保密工作，并且不得以协议、格式条款等形式减损公民的隐私权。 2) 智能监控使用范围未被法律明确。 目前，智能监控可以广泛地用于家庭、仓库等私人场所。又可以用于高速公路、街道、人流密集的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在私人场所中，智能监控并没有太多的侵权可能性。但是在公共场所中，智能监控与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矛盾则日益增大。例如：美国的一家商场曾在其商场内部设置智能监控，这些智能监控通过分析顾客的面貌特征和购买习惯为顾客推荐商品，并且通过亚马逊购物网站实时推送给顾客 [ 4 ]。但此举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他们的隐私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当今的智能监控已经能够用于侦察分析复杂的刑事犯罪，那么分析普通人的喜好厌恶便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从公民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隐私。并且不希望被他人所知。如果我们每天都被智能监控分析自己的喜好厌恶，那么隐私权将会变得极其脆弱。所以我们要对智能监控的使用范围在法律上进行严格的限制。 3) 缺少关于智能监控的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关于智能监控规制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我国的智能监控法律法规比较滞后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我国智能监控发展的时间较晚。智能监控在我国的第一次应用是在2008年中科院自动化所为北京奥运会设计研发了一套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用于对奥运会现场进行监控，并根据监控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 [ 5 ]。而世界上最早的对于智能监控的研究应用最早则可以追溯到199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萨尔诺夫戴维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联合研究的视觉监视与监控项目(VSAM) [ 6 ]。因此，我国智能监控发展较晚成为了相关法律法规比较滞后的一个原因。其次，我国普通监控的法律规制也不健全。我国关于普通监控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只有各部委下发的通知、办法等法律文件和各省市设立的地方性法规，效力层级低。很多安装监控带来的侵权问题，在实务中法院大都通过民法上的隐私权、肖像权的有关条文做出裁判。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判断监控是否侵权，那么很多案件的裁判中，法院的自主裁量权过大，公民隐私权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最后，我国有关人工智能方向的法学研究刚刚起步。学界对于智能监控的研究较少。智能监控作为科技发展新兴产物，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法律问题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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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平衡智能监控发展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1) 校园内部的智能监控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 随着智能监控的普及和发展，很多学校开始安装上了智能的监控摄像头。2018年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新闻：浙江省杭州市第十一中学的教室里安装了智能监控，这些监控通过高频率的拍照分析学生在学校的种种微表情，来监控学生们的听课状态和日常表现 [ 7 ]。无独有偶，中国药科大学也采用了这套系统，用以分析学生的日常表现。从幼儿园到大学，我国学校中都普遍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这些监控安装的初衷是为了防盗、监控考试作弊和维护学校的日常秩序。笔者认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智能监控都应该成为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利益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监控学生一举一动的道具。从法律层面分析，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无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们的隐私权都理应得到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开拆或查看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个人信息，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 8 ]。就像我国十几年前曾激烈的讨论“父母是否应当翻看学生的日记”一样，今天我们也应该在智能监控领域保护学生们的隐私权。从学生成长的角度分析，如果学生为了使自己能顺利通过智能监控的考核而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必然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笔者认为：不应该在校园内安装智能监控。 2) 道路智能监控系统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道路智能监控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子眼”。当前，我国的道路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已经趋于完善，既可以通过固定的摄像机进行拍摄，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无人机等对车辆进行抓拍。道路智能监控系统通过抓拍违规车辆的相关信息、监测汽车流量、帮助疏导交通，在提高执法效率方面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道路智能监控系统和公民的隐私权之间也存在冲突。实践中就发生过交警利用电子眼拍摄到情侣在汽车内亲密的视频，并且上传到社交网络，侵犯当事人隐私的案例出现。此外，还有些道路智能监控系统设置的非常隐蔽，常人难以发现。其拍摄的内容是否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以及刑事处罚的定罪量刑依据备受争议。美国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桃乐丝·J.格兰西认为：维护公民在公共道路和高速公路上的隐私权的基础在于，尊重公民作为独立个体所享有的尊严和自治权 [ 9 ]。笔者认为，为了平衡道路智能监控系统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一方面，我们要提倡安装道路智能监控系统。公民在公共场所的隐私权应适当的予以让渡。在公共利益面前，公民不能主张狭义的隐私权来逃避法律责任。另一方面，私人汽车应该视为公民的私人场所，公民在汽车中的行为，应该受到隐私权的保护。执法者在拍到这些数据时，应该予以妥善的保管，不得提供给第三人。隐蔽的电子眼拍摄的内容是违反证据搜集规定搜集来的证据，因此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但是在刑事案件中，我国采取的是刑事证据客观性原则。违法搜集的录像、照片等证据也应该通过《刑诉解释》第73条，和其他证据进行补正，来实现证据的证明力。执法者也不得随意地利用道路智能监控系统追踪某一汽车的具体行踪。这些都是对公民隐私权保障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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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智能监控发展过程中的对策建议 1) 加强对于智能监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法规建设。 一方面，我国智能监控的发展将会是一个趋势。根据统计，2016年国内安防市场规模达到5400亿元，2020年预计将接近10，000亿元，遥遥领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 [ 10 ]。人们也越来越青睐于购买智能监控来节约人力成本、实现更好的监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重视智能监控发展带来的法律问题，并且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随着人们保护隐私权意识的增强，普通监控带来的侵权案件每年都在增加，智能监控的发展将给人们的隐私带来更严峻的挑战。人们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清楚应该如何正确地设立智能监控；法院也需要判案依据来对这种隐私权侵权案件进行裁判。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于智能监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法规建设。 2) 智能监控的设置应遵循必要性原则。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公共场所智能监控设置的主体，并予以监管。当前，根据智能监控设置的必要性理论。在公共场所范围内，一般的学校、公司、企事业单位并没有紧迫的对智能监控使用的必要，因此我们应该禁止。地铁站、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公路等，则可以根据智能监控设置的必要性理论，安装智能监控。同时，公民在自家安装的智能监控也应该注意不应对准公共场所以及他人的住宅进行拍摄。智能监控的设置应坚持必要性原则。 3) 智能监控视频资料应坚持保密性原则。 智能监控的服务模式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对用户的资料进行分析处理，从而达到预警的目的。智能监控的管理者、服务提供者也应当充分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保存、上传用户的视频资料。交通警察也应采取公共场所的合理隐私期待理论 [ 11 ]，妥善保管公民的隐私。当今，智能监控的功能十分强大。如果这项技术被滥用，那么后果会不堪设想。轻则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重则会变成违法犯罪者的工具。因此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智能监控服务的提供者，都应该做好监控资料的保密，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公民隐私权和智能监控效率之间的平衡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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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一个组织生存需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资源，需要与周围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达到组织目标。本文以高管团队政治资本、企业资本为研究对象，以2010~2017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这两种外部资源对上市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管团队政治资本越丰厚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第二，高管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未实施反腐倡廉时期以及低竞争程度行业中更加显著；第三，高管企业资本越丰厚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第四，高管企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未实施反腐倡廉时期以及低竞争程度行业中更加显著。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政治资本和企业资本不仅能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还能够提高企业的专利技术申请量。本文的研究为许多创新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合理利用自己的外部资源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竞争力水平提供指导建议。 关键词 :社会资本，研发投入，创新绩效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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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推进，各国在基础前沿竞争激烈，加强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各国公认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法宝。而国家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单单指经济实力，而是同时涵盖了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两种组成要素，李克强总理也说，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的竞争，所以我国现阶段也正在积极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对此，企业必须在战略上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那么增加研发投入，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成为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原动力，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 [ 1 ]。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影响研发投入的因素，从宏观角度来看，Hwan JooSeo认为金融发展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 2 ]；姚振晔的研究结果发现“营改增”显著刺激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并且，政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 [ 3 ]。而从微观上看，Joseph AloisSchumpter在1942年曾提出垄断比完全竞争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因为垄断可以刺激技术研发活动 [ 4 ]；此外，张頔提出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 [ 5 ]。 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其经典著作《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曾提到创新是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的本质属性，且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 6 ]，而他所指的企业家就是本文所说的高层管理者，即CEO、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部门经理等。因此，与高管相关的多种因素都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首先从高管自身来说，高管自身的认知能力有限会影响其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 [ 7 ]，而高管的年龄、性别、学历、任职期以及工作经验 [ 8 ] [ 9 ] [ 10 ] [ 11 ] [ 12 ] 都会影响高管的认知能力。而高管除了这些自身因素外，手中所握有的社会资本亦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组织所掌握的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所形成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也就是说，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 [ 13 ]，这一概念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而在管理学领域，Hillman A J等2003年首次引入董事会资本概念，认为董事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董事会社会资本包括董事所拥有的公司内外部的人际关系及其所带来的潜在资源 [ 14 ]。随后，就有人提出董事会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 [ 15 ]。殷群(2016)提出高管团队的市场性社会资本(行动主体通过与社会的联系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越丰富，研发投入意愿越强，而其非市场性社会资本(是指企业高管担任过或现任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是民主党派成员，政府官员，全国及地方工商联、行业协会或其他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越丰富，社会兼职越多，研发投入意愿越强 [ 16 ]；而李四海(2014)则提出企业家具备的跨体制性社会资本与专业性社会资本有利于推动企业的创新投入 [ 17 ]。 本文创新之处就在于将市场性社会资本进一步细化为高管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将非市场社会资本扩展到高管自身及其亲属、校友等曾任或者现任政府官员，选取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中的政治资本和企业资本作为自变量，研究其对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了高管政治资本和企业资本在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不同影响，并为企业提高科技竞争力提供有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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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假设 2.1. 高管政治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 随着我国市场竞争不断激烈，创新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源泉。许多上市公司背后都会有政治资本的支持，而这些政治资本基本分为两类：一是高管目前在政府有一定职位，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即拥有“现任政治关联”。第二类是高管曾经在政府任职，因下海经商、退休离岗或是工作调动等原因不再在政府担任相关职位，即拥有“曾任政治关联” [ 18 ]。但无论是何种政治资本，他们的人脉和政治声望或可为公司所用，我们猜想随着高管团队所掌握的政治资本越多，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政策走向信息，从而做出最具有经济效益的创新方案。而且，随着企业高管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高管团队政治资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随着十八大加大反腐力度，国家对各政府官员的管控会增加，为了明哲保身，各政府官员会更加偏向于公事公办，按照实际情况来对企业进行补助，从而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会抑制高管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假设1-1：政府反腐力度越大，高管团队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大。 企业的产权性质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管决策 [ 19 ]，因此在不同产权企业中高管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不同。国有企业中，企业本身与政府的关联非常明显，所以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政府给予的补助以及优惠政策，因此高管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2： 假设1-2：相比于非国有企业，高管团队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在不同的行业中，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程度不同，高管自身因素和企业研发创新的关系也会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 20 ]。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企业就会花费更多的资金在价格战、广告等上面。且行业竞争程度越高，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差异性越小，企业在研发上投入的资金就越少，因此在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高管的政治资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就越明显。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3： 假设1-3：高管团队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低竞争度行业中更加显著。 2.2. 高管企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 各企业高管之间常有往来或者原本就有亲属或校友等关系，会形成企业高管之间的企业关系。高管之间企业关系增强，可以促使高管之间为了利益而达成共识，通过信息共享高管可以从上下游企业中获得更多关于市场消费者偏好以及原材料技术水平等信息，从而更倾向于进行企业研发创新，积极寻求更多的自主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高管团队企业资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反腐力度加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勾稽关系会受到限制，从而减小高管企业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1： 假设2-1：政府反腐力度越大，高管团队企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 在国有企业中，高管人员的工资和任职期间相对固定，所以高管会偏向于风险规避，相较于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为企业谋得利益，他们更倾向于与其他企业之间保持稳定合作关系，其目的在于个人收益最大化而非企业收益最大化。而在非国企中，高管的薪酬可能会与其绩效有直接关系，所以高管会充分利用自己与其他企业高管之间的关系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做出努力，所以高管企业资本在非国有企业中影响更加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2： 假设2-2：相比于国有企业，高管团队企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在高竞争程度行业，各企业对资源以及市场的争夺都十分激烈，同一行业的企业之间很难形成合作关系，上下游企业也会因为可以选择的合作公司众多而不会轻易与某一家公司而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所以企业之间的企业关系在高竞争行业中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会被削弱。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3： 假设2-3：高管团队企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低竞争度行业中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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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年度数据为原始样本。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剔除了以下企业：1) 金融业企业；2) ST和ST*上市企业；3) 未公布研发投入的企业。样本最终得到14，368个观测值。 3.1. 变量定义 1) 变量关系图 基于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实证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 因变量 因变量是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本文用企业研发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 [ 21 ]；用企业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 图1. 变量关系图 3) 自变量 自变量是高管团队的政治资本与企业资本。政治资本(Gov)定义为企业高管是否有亲友在政府任职。企业资本(Enterprise)定义为企业高管是否有亲友其他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任职。 4) 调节变量 a) 企业性质。若企业是非国有企业为1，否则为0。 b) 反腐倡廉。我国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开始大力推行反腐倡廉，本文拟用虚拟变量表示反腐倡廉力度，年份在2013年以后的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 c) 行业竞争程度。关于行业竞争程度指标，本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衡量，即行业内各企业营业收入占行业总营业收入比重的平方和 [ 22 ]。HHI值在0至1之间，为反向指标。本文用虚拟变量表示行业竞争程度的高低，当HHI小于0.1时，行业是高竞争行业，HHI的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 5)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经营性现金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CEO教育水平，具体解释如表1所示。 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R&D 企业当年研发投入/企业营业收入 自变量 高管团队有无政治资本 Politic 若企业高管有政治关联背景，则为1，则为0 高管团队有无企业资本 Enterprise 若企业高管有企业关联背景，则为1，则为0 调节变量 企业性质 POE 企业是国有企业为1，否则为0 行业竞争程度 HHI 行业内各公司上年末营业收入占行业总营业收入比重的平方和，当HHI小于0.1时，行业是高竞争行业， HHI的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 反腐倡廉 Anti-corruption 2013年起加反腐倡廉力度，2013-2018年份期间的 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argest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CEO教育水平 Education CEO教育水平分为5个等级：1 (其他)；2 (国内211高校)；3 (国内985高校)；4 (世界排名前500的知名高校)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经营性现金流 CFO 年度经营现金净流量/企业总资产 两职合一 Duality 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否兼任：2 (兼任)；1 (不兼任) 表1. 变量的定义 3.2. 模型构建 本文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多元回归面板模型，检验高管团队政治资本与企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首先，为了检验假设1建设如下模型： R & D = β 0 + β 1 G o v + β 2 S i z e + β 3 C F O + β 4 L arg e s t + β 5 D u a l i t y + β 6 E d u c a t i o n + ∑ I n d u s t r y + ∑ Y e a r + ε (1) 其中，R&D表示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Gov表示的是高管团队政治资本；其余是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经营性现金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和CEO的教育水平，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下同。 其次，为检验假设1-1至假设1-3的调节效应，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R & D = β 0 + β 1 M i l i t a r y + β 2 M o d e r a t e * G o v + β 3 M o d e r a t e + β 4 S i z e + β 5 C F O + β 6 L arg e s t + β 7 D u a l i t y + β 8 E d u c a t i o n + ∑ I n d u s t r y + ∑ Y e a r + ε (2) 为检验假设2，建立如下模型： R & D = β 0 + β 1 E n t e r p r i s e + β 2 S i z e + β 3 C F O + β 4 L arg e s t + β 5 D u a l i t y + β 6 E d u c a t i o n + ∑ I n d u s t r y + ∑ Y e a r + ε (3) 同理，为检验假设2-1至假设2-3的调节效应，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R & D = β 0 + β 1 M i l i t a r y + β 2 M o d e r a t e * E n t e r p r i s e + β 3 M o d e r a t e + β 4 S i z e + β 5 C F O + β 6 L arg e s t + β 7 D u a l i t y + β 8 E d u c a t i o n + ∑ I n d u s t r y + ∑ Y e a r + 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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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年度数据为原始样本，详细地分析了高管政治资本与企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得出结论：第一，高管政治资本越丰厚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第二，高管政治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未实施反腐倡廉时期以及低竞争程度行业中更加显著；第三，高管企业资本越丰厚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第四，高管企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未实施反腐倡廉时期以及低竞争程度行业中更加显著。第五，高管政治资本以及企业资本越高的企业所申请专利数量越多，创新绩效越高。 从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高管团队政治资本和企业资本都是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的创新活力越高。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需要对高管团队结构进行优化，丰富企业能运用的社会资本。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对于企业而言，在对高管进行应聘选拔时，应将候选者在本行业工作时间、所掌握的人脉资源、交际能力等纳入考虑范围，从而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和应变能力。同时可以适当调整公司结构，使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促使高管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多努力。 对于现有高管而言，高管应积极拓展自己与上下游企业、行业内竞争者、消费者以及政府的人脉关系，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同时合理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人脉、社会声望等资源拓宽信息渠道，获取优质资源，从而高管团队能够更加全面、理智地做出决策。 综上所述，高管团队在考虑研发投入时，要充分发挥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优势来做出最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最终达到增强企业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最大收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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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广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不断提升其社会责任的履行。虽有诸多研究围绕该课题进行，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尚无定论。本文以高管特征为调节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以下结论：第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其经营绩效的提高；第二，高管特征在上述二者间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当企业高管层具有较高的年龄、女性比例和学历水平，拥有海外经历、政府背景时，上述二者关系的相关性会有所增强。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出发，结合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提高经营绩效提供相关建议：一是，企业应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以提高其经营绩效；二是，企业高管的聘用可适当考虑应聘者系列特征；三是，企业应提高其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四是，政府应出台政策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特征，经营绩效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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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承担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关注社会人产生的价值，强调对消费者、环境以及社会的贡献。 我国经济正处于中高速发展的阶段，企业不应仅考虑如何提高自身经营绩效，而忽略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员工、消费者、环境以及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逃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也应上升一个高度：不同于先前围绕着“是否”履行制定方针，而应围绕着“如何”履行调节政策。因此，如何更好地承担并履行其社会责任并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是所有企业无法逃避的课题。除此之外，随着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高管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也不容忽视。企业高管人员在社会责任决策、实施、履行和披露等各个环节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管特征也在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得到有效履行。 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出发点，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以高管人员特征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间存在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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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定义 3.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滞后一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不同学者在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时分别选用了不同的指标，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采用总资产收益率或净资产收益率ROA来表示经营绩效更为合理。本文考虑到样本的多样性，为了尽力消除企业规模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影响，故选择资产收益率为衡量指标。此外，考虑到张兆国(2013)的相关实证研究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交互跨期的影响，最终确定采用滞后一年的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3.1.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直接引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监测和评价系统网站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星级评价。该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即企业社会责任大于“3星”时取1，小于“3星”时取0。 3.1.3.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企业的高管特征。为了更好的研究高管特征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间的调节效应，本文将分别从高管的年龄、性别、学历水平、海外经历和政府背景五个特征来进行研究。 3.1.4. 控制变量 通过总结国内外学者对高管特征调节效应的研究，本文选用公司规模、是否为国有企业作为控制变量。首先，公司规模采用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的大小是影响获利能力的因素之一，规模大的公司可能会考虑到更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的原因，从而更愿意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即使履行社会责任会对企业产生些许的不利影响。从长期绩效来看，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时存在较明显差异。例如，大型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中小型企业更多的表现于中立状态，由此可知，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其次，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国有企业要明显优于民营企业，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家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扶持，并且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然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相较国有企业而言，对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影响更大。 上述所有变量及其定义如表1所示。 Table 1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of variable 变量性质 变量 变量名称 定义 被解释变量 ROA 财务绩效变量 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取滞后一年数据 解释变量 CSR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二元变量，当企业社会责任大于“3星”时取1，反之则取0 控制变量 SCL 公司规模 上市公司年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SOE 控股股东性质 二元变量，如果该企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非国有企业则取值为0 调节变量 FEATURE AGE 高管年龄 二元变量，年龄在45岁以上时取1，年龄在45岁以下时取0 GEN 高管性别 二元变量，高管中有女性取1，无则取0 EDU 高管学历 二元变量，将本科及以上学历认定为高学历，取1，其余学历认定为低学历，取0 OVS 海外经历 二元变量，有海外经历取值为1，无则取0 GOV 政府背景 二元变量，有政府背景取值为1，无则取0 表1. 变量选取与定义 3.2. 模型设计 本文的实证研究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其二为验证不同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其调节作用。根据实证研究目的，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模型一： R O A t + 1 = α 0 + α 1 × C S R t + α 2 × S C L t + α 3 × S O E t + ε (1) 模型二： R O A t + 1 = β 0 + β 1 × C S R t + β 1 + i × ∑ i = 1 5 ( C S R t × F E A T U R E t ) + β 7 × S C L t + β 8 × S O E t + ε (2) 3.3.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至2018年间所有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非IPO上市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剔除了ST (包括*ST)的公司和资料不完整的公司，剩余共计3169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本文直接引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监测和评价系统网站(http://www.siccsr.org/)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在2012至2017年间的星级评价，其中，为了避免某些异常值数据对研究结果产生不利影响，故对既有的星级评价进行了一定的筛选。关于经营绩效的数据，由CSMAR数据库中企业每年度的资产收益率ROA的二手数据整理而成，其中，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影响的滞后性，故本文选择了各样本2013至2018年的资产收益率ROA的数据，共计3169个。关于高管特征的相关数据，本文选取“国泰安”数据库2012至2017年间五个月高管特征的部分筛选结果，共计19016个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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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建议 通过对描述性统计的问题进行解释，以及对回归结果的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已对假设进行了验证。在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两者关系的基础上，企业应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重新审视，从观念与行动两方面进行改进；政府也应当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等问题，并给予监督。此外，结合高管特征这一调节变量，企业也应当在高管聘用过程中加以关注。 5.1. 企业应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以提高其经营绩效 本文的研究表明，从统计学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提高经营绩效。因此，企业如果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也会收获更好的经营绩效。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自身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经营绩效则更加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更加为利益相关者所关注。换言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并不会给企业带来负担，而存在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国企业能够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更加提高其现有的优秀经营绩效。 5.2. 企业高管的聘用可适当考虑应聘者系列特征 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企业高管具有较高的年龄、女性比例和学历水平，拥有海外经历和政府背景时，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因此，企业在高管任命时，可以适当考虑本研究中提及的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经营绩效的提高以及两者间相互促进关系的影响，例如，企业可以任命年龄较大的高管，更多考虑任命女性高管，考虑任命较高学历水平的高管、考虑任命拥有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企业现任高管可以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更多加以关注，例如：更加侧重女性员工的培养，为员工提供在职进修的机会，为员工提供海外学习、生活的机会等。本文的研究证明了高管特征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因此，我国企业无论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还是岗位任命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判断，将员工的特征作为重要的衡量因素进行评估。 5.3. 企业应提高其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 蒋尧明(2014)的研究表明，我国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的数量及比例偏低，区域和行业不均衡。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参照标准众多，编写格式形式多样，使得当前不同企业间的社会责任报告缺乏可比性。此外，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不高，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中，宏观定性信息冗余，而关键绩效信息和负面信息披露过少，难以反映企业所履行社会责任的真实水平和效果 [ 17 ]。 企业社会责任是在一定的社会规则范围内制定经济决策和经营行为，实现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积极承担并保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获得企业可持续均衡发展的责任。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是否履行、怎样履行社会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说明，因此有必要进行重视。本文认为，我国企业还应从两方面更加重视社会责任报告本身。一是，企业应当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这种做法不但可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同时可以作为报告内部使用者评定绩效的依据，甚至可以作为吸引报告外部使用者投资的依据。二是，企业应当更加真实、完整地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整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许多企业在披露长期的环保投资项目时，数据含糊不清。横向比较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会发现个别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格式、内容迥异，且披露内容不完整。对于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更加真实、完整、详尽地披露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为利益相关者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5.4. 政府应出台政策规范社会责任履行与报告披露 我国企业的运行离不开政府有力的监管，因此，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和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情况。 政府可以出台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企业达到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双赢。目前，我国高管人员的设置及构成情况基本透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对高管人员的履职情况等相关信息已进行披露。因此，为完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制度，并便于对其进行监督，政府相关监督部门应要求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更为细致的高管人员背景(特征)情况。在高管特征调节作用理论的基础上，方便利益相关者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判断该企业高管人员设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等。高管人员也可根据自身特质(如性格、管理风格等)经营企业，从而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此外，政府也可以出台有关规定，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进行具体要求，明确企业必须披露的内容，以间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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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高管特征(年龄、性别、学历水平、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背景)作为调节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影响。通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当企业高管年龄较高、女性比例较高、学历水平较高，拥有海外经历、拥有政府背景时，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滞后一年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提出了四点建议。1) 企业应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以提高其经营绩效。2) 企业高管的聘用可适当考虑应聘者系列特征。我国企业无论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还是岗位任命过程中，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将员工的特征作为重要的衡量因素进行评估。3) 企业应当提高其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企业应当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且更加真实、完整、详尽地披露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4) 政府应出台政策规范社会责任履行与报告披露。政府可以出台激励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亦可以出台规定，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进行具体规定。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只考虑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监测和评价系统的评级标准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其次，本文的实证分析过程中只考虑到高管人员的个人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影响，而未考虑高管团队集体认知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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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教育研究永恒的主题。人工智能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改变传统教学方式、促进知识容量倍增、引起教师角色转变，面对这些教育行业外在形态的“变”，本文将结合教育本质的“不变”和教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重新思考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问题。技术不能改变教育本质，无法取代教师本职，但较之于当下先进的技术优势，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我核心素养，发展其信息意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通过移动化网络提升知识涵养，运用人机协作助推智能化教学技能，借助远程团队协作提升科研水平，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之路。 关键词 :人工智能，信息素养，教师专业发展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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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华东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长、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说，“进入新时期，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技术革命正把教育带向教学自组织、学习社交化、思维可视化的4.0时代。” [ 1 ] 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移动设备等平台逐步改变知识形态，在线课程、远程教育、虚拟教学等成为新型教学方式，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知识搜索方式成为主流。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浪潮的来袭打破了多种商业格局，改变多种生活学习习惯，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师发展带来挑战。但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技术不能代替教师培养出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 2 ] ”六大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型人才，因此教师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自我发展，学会借助技术解决实际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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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工智能带来的外在形态变化 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个模拟人类能力和智慧行为的跨领域学科，涉及到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神经生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 3 ]。其以“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多项智能技术在教育行业占据一席之地 [ 4 ]，改变着教育资源形式、教育教学环境以及教师角色等方方面面。 2.1. 资源形式的变迁 人工智能时代，交互技术的应用带来信息的海量增长，互联网汇集全球各地知识资源供学习者全方位、个性化、持续性地选择与利用。AR/VR、可穿戴移动设备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学习资源互动性；不同层次的学习支持系统也使翻转课堂、远程教育成为常态，促进教育资源的易获取性、易共享性 [ 5 ]。学习资源形式从教材 + 课件资源的单一性转向教材 + 课件资源 + 互联网资源的跨媒介化，由静态向互动性动态生成变迁，由单渠道化转向跨区域化、共享化，为不同学习需求、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2.2. 智慧环境的发展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文件指出开发在线教育平台、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教育分析系统，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慧教育环境等要求。随后，交互式电子白板、3D打印、3D建模、智能机器人等新兴设备进入课堂，开展智能教学服务。如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研发的基于基础教育学科知识库的智能辅导机器人、清华大学与学堂在线学习合作研发的“小木”机器人 [ 6 ] 等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提高智能化学习指导。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为学习者创造温暖、舒适的学习环境，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和喜好进行室内温度、湿度、亮度、色彩、照明的个性化定制。如Robotbase开发的一款智能办公桌Autonomous Desk可以通过APP调节办公桌高低、颜色 [ 7 ]，还可通过对使用者行为习惯的分析自动调节桌子属性，为使用者提供更舒适的办公环境。 2.3. 教师角色的变化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环境呈现出开放性、共享性、泛在化、虚拟化、个性化等特征。知识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不断挑战着传统型教师的权威地位，教师从知识垄断者转变为信息资源整合者，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终身学习者。学习形式的泛在化重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师生关系，强调教师需要利用自身在教育政策、教育前沿和学习策略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引领学生信息网络的形成、信息节点的产生以及信息路径的优化发展 [ 8 ]，强化教师的学习引导者角色。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将替代教师的知识传授、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等功能，而教师的能力培养、价值引领、情感感化、德性养成等育人角色将会凸显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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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师专业发展内在实质的不变 在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里，我们已经意识到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一定会在教育行业拥有一席之地。在此时代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重新思考需要以技术为镜，回归教育本质，追溯“教育要培养什么人”的本质问题，明确教师根本任务。 3.1.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本质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许慎的《说文解字》，即“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顾明远教授提出的“提高生命的质量和提升生命的价值”教育内涵与叶澜教授的“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不谋而合，共同指向教育的本质。教育是塑造人的事业，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德性的教化，是思想与思想的交流，情感与情感的沟通，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引导所有人的崇高精神，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发展 [ 10 ]。 人工智能时代，多种新型信息技术伴随着时代发展的洪流融入到教育课堂，新型技术在教育行业的应用意味着智慧教育从1.0向2.0的迈进，教育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全面转向智能化和智慧化。然而，无论“教育 + 人工智能”怎样发展，都只能改变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改变认知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却不能改变教育的“育人”本质。智慧教育的核心不是技术的创新，而是以技术发展为跳板，实质为促进教育公平、辅助教师教学、促进学生自学，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哲学思维的高品质人才。 3.2.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师被诠释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其基本任务为教授学识以促进职业技能形成，传授德行以承担社会教化之责。如今，人工智能具有网罗化知识信息、智能化文本加工和知识整合的绝对优势，可以协助教师完成部分重复性，简单化工作，为教师发展提供自由的时间和可能的空间。但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类的情感性与社会性，教师在教学中具有的思想性、创设性与感染力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在与学生交互作用中的灵活性、适应性与互动性也是人工智能无法与人类大脑相媲美的。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已经不再是衡量学习者的唯一标准，但德行是衡量人的永恒尺度。《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意见》也明确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 11 ]。教师的基本任务由“教的能力”转变为“促进学的能力”，重在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创造力的提升、社会交互能力的塑造和心理健康的正确引导 [ 12 ]，教师的根本任务落实于立德树人，传递正确价值观，实现人的精神的健全和灵魂的提升。 3.3. 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我国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对教师专业化做出定义：“教师专业化是教师个体专业不断发展的过程。教师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历程来拓展其专业内涵，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并认为教师专业素养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意。从“工具性”角度来看，教师专业发展重在促进教育质量，从“主体性”角度而言，教师专业发展重在教师自我人格的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 13 ]。 众多学者对教师专业发展做出不同定义，“教师专业发展”一词具有社会性、群体性、个体性和时代性等特征，但无论在怎样的时代和技术背景下，其内涵不变，只是具体要求有所不同。人工智能时代，新兴科技、数据信息的快速革新，教师角色、师生关系的重新定位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2017年，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以“技术创新教学”为主导思想，发布了新版《教育者标准》，以教师的七大角色将教师能力标准划分为学习者、领导者、公民、合作者、设计者、促进者、分析者七个维度 [ 14 ]。教师既要继承以往教师专业发展的丰富成果和成功经验，又要面向未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强化自身信息素养、增强移动化学习能力、提高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科研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为核心，促进人工智能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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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必备素养 4.1. 信息素养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面对复杂化、网络化的数字型社会，信息素养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人才培养的关键要求。教师信息素养是教师适应信息化社会的一种综合能力，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道德四个维度。信息意识是指个体对信息的敏感度和信息价值的判断力，信息知识是指个体对于信息理论、知识、方法的认识和理解，信息能力是指个体对信息的高效获取、存储、评价、整合和表达，信息伦理道德意味着个体在获取和使用信息中具备的信息安全和道德伦理意识 [ 15 ]。总而言之，信息素养是教师能够结合自身需求在海量信息中准确判断、识别并选取有效资源，利用信息能力解决教育问题并具备一定信息道德素养的综合表现。 4.2. 技术应用能力 我国教育部于2014年颁布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对教师在教育教学和专业发展中应用信息技术提出了基本要求“优化课堂教学”和发展性要求“转变学习方式” [ 16 ]。教师技术能力是指教师充分利用技术支持学生学习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数据加工能力、技术应用能力以及利用技术改进教学策略等能力 [ 17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给人类有限的脑容量增添众多负担，智能机器人、智能APP等应用进入课堂协助教师日常教学，进行信息的提取、作业的批阅并输出评价反馈，代替教师重复性教学，将教师从机械繁杂的工作中抽离出来，从而将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创造性工作和育人工作中。教师需要学会利用技术对信息数据进行识别、收集、组织、分析、总结和归类，同时利用智能设备和工具以创新形式进行信息的表达、呈现和储存，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制作教学资源并且解决教学问题。 4.3. 创新能力 教师创新能力是指教师运用多种创意思维创造新奇方案，运用现有资源改进或创造出新的事物，提出不同寻常的思想见解灵活解决教育问题，包括学习、改进与探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各国实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战略举措。无论是美国“21世纪技能”中的“学习与创新能力”，还是我国六大学生核心素养中的“实践创新”，或者是欧盟提出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都指向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具备创新能力的教师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教师唯有不断用新的知识与能力武装自己，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反思能力与教科研能力，不断推陈出新不断优化教学设计，才能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的社会发挥出教师特性，提升教育质量。 4.4. 合作能力 教师合作能力是指交往双方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在合作过程中交流协商、倾听吸收与保留对方意见、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并配合对方采取行动。互联网的发展将世界引向全球化趋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团结合作的教师发展方式能够帮助教师相互交流教育教学模式，让青年教师、熟手教师、专家教师互相传授理论知识，助力教师成长。教育是复杂的科学与艺术，教师应该学会积极主动与学生、同伴和专家进行交流研讨，感受思想观点和价值观的多样性，主动参与网络研修，国际会议等，吸取经验教训并协作实现共识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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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发展之路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已给教育行业带来深远影响，也给教师发展带来新的优势与挑战。人工智能下的教师发展意味着教师信息素养、信息能力的提升，代表着教师个体和教师团队的新时代知能结构发展。 5.1. 通过移动化网络提升知识涵养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教师成长离不开知识涵养的支撑，教师自主研修是个体自我发展意识的内在觉醒和自身专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当前，在线课程、在线图书馆等巨大网络资源库，多种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学习终端设备，微信公众号、慕课等移动学习平台帮助教师随时随地获取知识资源。各级各类教育信息网络和教育专业网站设立教育频道，教师专业发展专栏等鼓励教师通过资源平台分享自己的知识资源和教学心得，为教师资源的共建共享添砖加瓦。教师应该借助网络优势进行专门化系统化的学习，深入学习内化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扩大知识储备和新兴技能掌控，从而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 5.2. 运用人机协作助推智能化教学技能 面对激增的信息总量，个体对于过于复杂、变化迅捷的信息识别是较为低效的，因此教师需要提高智能化设备应用能力，借助人工智能的感知、识别功能来进行复杂数据的处理，实现教师无法单独完成的复杂性教学。教师借助人工智能领域知识库的计算智能、智能感知和认知智能建立当下情境下的适应性参考行为模式，高效搜索学习资源和教学方案，进行个性化学习指导。语音识别、图像分析、文字识别等智能识别技术协助师生高效进行知识认知，如在英语学习中当学生遇到不会的英文单词，拿出手机打开智能软件进行拍照翻译即可获得解答，同时提供单词解释、单词造句、语音助读等功能进行辅助教学。增强现实技术(AR)与虚拟现实技术(VR)可以增强学生认知，将平常状态下不可见的内容可视化，为学生营造沉浸式学习体验，便于学生认知与动手操作。如在抽象难懂的地理课上，教师将人工智能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融入教学，帮助学习者更直观掌握太阳系、行星旋转等知识。目前已经应用的“科明365”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在线教育云平台、深基坑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系统、洪州窑三维网络博物馆等通过建立三维场景，集语音、视频、文字为一体，给予学生情景化学习体验和交互性操作体验。教师应该主动适应人工智能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有意识地在教学活动中秉持“技术观”，以实践促提升，将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与实践操作和观摩反思紧密结合，不断强化教师智能化教学技能。 5.3. 借助远程团队协作提升科研水平 教学与科研是教师发展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学”，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罗杰斯提出创新扩散过程可以用一条“S”曲线来形容：“创新事物在扩散早期，采用者很少且扩散进度很慢；而后随着采用者人数扩大到群体的10%~25%时，扩散进度加快，曲线保持迅速上升的趋势；在接近饱和点时，扩散进度又会减缓，这也称为创新扩散理论” [ 18 ]。因此，不论是在哪个教育阶段，教师想要实现创新教学，就需要扩建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团队协作进行想法交互。 当前时代，人工智能、云计算、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世界走向全球化，教师与同事、与学生的合作，与全球专家团队的远程合作成为教师学习主流模式。教师专业发展团体成倍扩增，教育数据在群体间高效流转，教师可以借助本地或全球的专业发展学习社区，与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行同步、异步交流，教师团队可以围绕教育理论、教学设计、教学评价、课题研究等多方面进行思想观点碰撞，建立网络平台汇聚知名学者答疑解惑，针对教学真实问题共同探讨已有经验和前沿话题，提高教师科研敏感度、规范科研方法，以更好地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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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教师的传统教学模式必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信息素养、信息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等将成为教师发展关键素养。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将技术适切融入课堂，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育质量，推动自我发展是当下的关键问题。教师必须提高自身信息素养，增强技术应用能力，适应并利用智慧教学环境拓展自身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以承担教书育人之重任和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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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破译未知语言的关键是寻找相似的字母片段序列。本文针对相似片段的查找，编写了一种新的算法。首先建立索引结构，多次间隔划分得到片段。然后基于海明距离建立相似公式和相似矩阵用于表示两个片段之间的相似度。结合实际，在大量文本记录时发生替换错误的基础下建立相似阈值公式，并通过该公式判断是否为要求查找的相似片段。最后获得了多段文本的相似片段以及其对应的位置。此外使用平均准确率评价算法，经分析和实验表明，该算法有较高的准确率和查找效率。 关键词 :相似片段，海明距离，阈值，查找定位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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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破译某种未知语言的关键是寻找一段相似的字母序列片段，因为这些片段很可能具备某种固定含义，类似词汇或词根。对照查找相似片段序列的算法，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先引入特定的索引结构，如后缀树、后继数组等 [ 1 ] [ 2 ]。基于这些索引结构的算法不仅计算量大，而且要求索引结构模式的首字母必须相同，效率有待提高且局限性较大。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索引结构，优先考虑计算的复杂度，计算海明距离并根据阈值划分，在此基础上编写一种新的算法。该算法适用于查找首字母不同的未知语言字母序列的相似片段，经分析和实验表明，该算法可以得到较好的查找结果且有较优的查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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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来源和模型假设 下载英文版《双城记》，将里面的字母装换成大写，删去标点符号以及字母U到Z，造出研究未知语言的基础文本数据。为了简化，作以下假设：1) 未知语言由A到T这20个大写字母组成；2) 文本在获取过程中，有一些位置发生了替换错误，即某个字母被篡改成了其他字母；3) 文本在获取过程中只将替换错误纳入考虑范围，不考虑丢失了某个字母或增加了原本不存在的字母；4) 文本中各种字母出现的可能性符合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