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收集自2017年01月至2020年12月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543例胃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术后病检结果将胃癌患者分为周围神经侵犯阴性组(275例)和周围神经侵犯阳性组(268例)两组。纳入标准：① 接受标准的胃癌根治术，同时术后病检确诊为胃癌；② 无术前放化疗史；③ 具有完整的临床病理资料。排除标准：① 既往因胃癌接受过内镜下治疗后追加手术者；② 术前接受过放化疗者；③ 临床病理资料不完全者。本研究已通过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患者及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指标 本研究列入下述临床病理指标：① 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以及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② 患者术前血常规相关指标，包括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PLR)以及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率(lymphocyte-monocyte ratio， LMR)；③患者术前肝功能相关指标，包括白蛋白和白球比；④ 患者术前消化道肿瘤系列相关指标，包括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糖类抗原19-9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以及糖类抗原72-4 (carbohydrate antigen 72-4， CA72-4)；⑤ 患者ABO血型；⑥ 患者术后病检相关指标，包括肿瘤最大直径、肿瘤位置(贲门胃底区、胃体区、胃窦幽门区)、肿瘤分化程度(高分化 + 中分化、低分化)、肿瘤组织类型(腺癌、非腺癌)、肿瘤浸润深度(T 1 + T 2 、T 3 + T 4 )、有无淋巴结转移以及有无癌结节。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纳入本研究的临床病理指标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相应的P值、优势比(odds ratio， OR)以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进而得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将这些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继而得出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应用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拟合效果。根据独立危险因素可以建立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诊断预测模型，同时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该模型的诊断价值。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周围神经侵犯是肿瘤侵犯神经并伴有肿瘤微环境改变的过程，已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检测到，既往研究报道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发生率在6.8%至75.6%之间 [ 3 ] [ 6 ]。本研究纳入的543例胃癌患者其周围神经侵犯发生率为49.36% (268/543)。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周围神经侵犯是癌细胞局部扩散的一个重要途径，代表着肿瘤具有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 [ 7 ] [ 8 ]。Deng等 [ 9 ] 的研究指出，周围神经侵犯是影响胃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此外Chen等 [ 10 ] 的研究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因此建立诊断预测模型对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发生风险进行评估，从而提早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改善患者预后，就显得尤为必要。 Del Rio等 [ 11 ] 的研究提出，在胃癌患者中，肿瘤大小可以提示肿瘤的恶性程度；同时肿瘤大小是一个重要的生存预测指标，与总生存期显著相关；此外肿瘤大小与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应作为独立的预后因素。同时Zhao等 [ 12 ] 的研究表明，肿瘤大小是淋巴结阴性胃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考虑肿瘤大小的影响可以提高淋巴结阴性胃癌患者预后预测的准确性。本研究的结果与上述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肿瘤最大直径(P = 0.010， OR: 1.226， 95% CI: 1.049~1.433)是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反映出肿瘤大小在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发生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Feng等 [ 13 ] 的研究发现胃癌的分化程度与年龄、性别、肿瘤位置、肿瘤大小、肿瘤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肿瘤分期显著相关。此外崔伟豪等 [ 14 ] 的研究显示，肿瘤分化程度是发生胃癌脉管癌栓的独立影响因素。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肿瘤分化程度(P < 0.001， OR: 3.000， 95% CI: 1.660~5.423)是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低分化的胃癌患者发生周围神经侵犯的可能性显著高于高分化和中分化的胃癌患者。术前判断肿瘤浸润深度对于确定胃癌患者最佳治疗方法至关重要，对于黏膜内癌和黏膜下浸润较浅的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通常可以达到根治性切除，而对于浸润较深的胃癌则需要手术切除 [ 15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肿瘤浸润深度(P < 0.001， OR: 6.323， 95% CI: 2.766~14.453)是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浆膜浸润(T 3 + T 4 )的胃癌患者发生周围神经侵犯的可能性显著高于肿瘤浸润深度为T 1 + T 2 的胃癌患者。除了肿瘤浸润深度，可见于胃癌病程各个阶段的淋巴结转移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 16 ] [ 17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胃癌患者存在淋巴结转移时，可以导致周围神经侵犯的发生率显著上升(P < 0.001， OR: 42.884， 95% CI: 11.470~160.338)，这提示临床医生在面对胃癌患者时，要关注淋巴结转移对其发生周围神经侵犯的影响。癌结节来源于肿瘤的直接播散、淋巴结转移、脉管侵犯或神经侵犯等，随着肿瘤进展，原有结构被破坏，继而形成癌结节 [ 18 ]。Tan等 [ 19 ] 的研究指出，癌结节的存在显著降低了胃癌患者的总生存期和肿瘤特异性生存期。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有癌结节的胃癌患者发生周围神经侵犯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无癌结节的胃癌患者(P < 0.001， OR: 17.454， 95% CI: 6.759~45.071)。此外鉴于TNM分期系统对胃癌患者的生存结局以及后续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Aurello等 [ 20 ] 建议胃癌传统的TNM分期系统应当纳入周围神经侵犯这项指标，以更准确地对胃癌患者进行病情评估和预后预测，有助于患者选择更广泛的手术方式和进一步的辅助治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生存率。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这项见解。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肿瘤最大直径、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癌结节是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独立危险因素可以建立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诊断预测模型为：P = e x /(1 + e x )，x = −4.118 + 0.204 × 肿瘤最大直径 + 1.099 × 肿瘤分化程度 + 1.844 × 肿瘤浸润深度 + 3.759 × 淋巴结转移 + 2.860 × 癌结节。本研究建立的胃癌周围神经侵犯诊断预测模型其敏感度(0.836)和特异性(0.935)均较高，且预测准确率(87.1%)也较高，提示该预测模型的诊断价值良好，具有较好的实践应用价值，可以为胃癌患者个体化和综合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有助于延长胃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同时改善其生活质量。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统计分析相关数据，样本范围仅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胃癌患者，这些因素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侵权行为，由此引发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正在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环境侵权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有所区别，这种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既有人生命、健康和财产的损失，也有人精神利益的损害。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按照现有的同质赔偿原则基本上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往往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本文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出发，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在环境侵权领域的适用原则，最后提出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实现路径，旨在探索出一种能够保护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双方共同利益的法律制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环境法学者对环境侵权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促进了我国环境法事业的发展和环境侵权领域的立法完善。但是民法学界对环境侵权的救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法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也相对比较薄弱。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归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一个范畴，但是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表面上看我国有关环境侵权问题似乎有法律依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法律规定用来解决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纠纷一般都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上的粗糙和不协调一直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顽疾，这样一来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和“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现状。因而就需要我们来探析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出发，分析在环境侵权领域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需具备的条件，进一步讨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原则，以便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发挥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应有之义。
system: [SYSTEM]

user: 2.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其责任构成要件与一般民事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一般的民事侵权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基础之上的，这就与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原则截然不同，这也决定了彼此之间在构成要件上的差异。环境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是对各种环境侵权行为所应具备条件的高度概括，学界对此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提出环境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是“污染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事实及损害与污染环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 1 ] 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构成要件为“污染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 2 ]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既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一种，也是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种。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具备的条件，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二元归责说”，即主张对于一般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特殊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因此，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环境侵权行为、精神损害事实、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一) 环境侵权行为 我国《民法典》第1229条规定了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根据上述法条规定，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必须要有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并且该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但没有要求该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生产活动或其他原因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并给他人的财产、人身等权益造成损害或损害危险的法律事实 [ 3 ]。在环境侵权领域，成立侵权行为立并不以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只要对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精神权益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正是因为环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也导致了在实践中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难点是“合法”的侵权行为。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存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可以在规定的标准内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但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具有隐藏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尽管企业的排污行为符合国家标准，但长期积累仍会对人的身体健康、财产以及精神权益造成损失，甚至带来严重损害。 环境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相比，双方在主体地位、行为性质、侵害过程及危害结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别。首先是环境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地位的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由一般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精神损害发生在个体之间，也即“个人损害”；而由环境侵权引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行为人一般是具有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由国家机关注册许可的集团或企业，受害人大多是无规避能力或者欠缺抵抗能力的普通群众。相对于侵权行为人，受害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决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对传统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加以完善，否则很难应对这种新型侵权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其次，导致精神损害的环境侵权行为具有合法性和社会认可性。引起精神损害的环境侵权行为往往是人类必要的生产生活或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损害是社会生活的副产品。如果这种活动受到严格禁止，则人类的文明发展势必停顿 [ 4 ]。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环境污染行为的存在的，企业可以在某个限度内任意排放污染物。但是企业不能毫无节制的进行排放，而应该在权衡社会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基础上，对其行为加以限制和控制，否则就会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最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传统的精神损害是随着侵权行为的产生而同时产生的，侵权行为的过程和内容都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环境侵权精神损害结果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空间发展才能显现出来。 (二) 精神损害事实 传统的民事侵权责任遵循“无损害则无赔偿”的原则，以损害事实的客观发生为民事救济的前提条件。在环境侵权领域也应该按照无损害则无赔偿这一基本原则，对于没有造成损害事实的行为，不可能引起侵权责任的产生，也即不会发生相应的损害赔偿。一般来说，环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和人身、财产损害是不一样的，精神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心理、生理或精神利益的减少或丧失。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与传统民事侵权造成的后果具有共性，它们通常都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长期暴露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而遭受到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权益受损等后果，并且这一后果具有真实性、确定性和可救济性。 损害事实一般是指行为人实施的一定行为导致权利人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受到损害，造成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减少或灭失的事实 [ 5 ]。损害事实通常由两个因素构成，其一是权利被侵害，其二是因权利被侵害而造成的客观损害后果。精神损害事实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权，权利人因此遭受心理或生理上的折磨与痛苦。作为精神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精神损害必须是侵犯合法民事权益的结果。《民法典》规定了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所以能够得到民法上的救济，主要是因为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法律要对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予以制裁。2. 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具有法律救济上的可能性。从量上看，精神损害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可救济的程度才能予以救济。在环境侵权领域，大多数原因行为具有合法性和妥当性，私法中也存在“忍受限度论”等学说。另外，受害人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精神损害权益必须是侵权法所保护和调整的对象，也即是行为侵害权利或利益的后果。3. 精神损害的确定性。通常认为精神损害必须是受害人能够感知的，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想的现象。 (三) 因果关系 民事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现象的发生。在环境侵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果关系是指环境侵权行为引起精神损害事实的关系，二者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侵权案件认定危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较为困难的，因为环境侵权行为一般不会直接作用于被害人，损害后果具有隐藏性和滞后性。另外，涉及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大多属于高科技领域，受害人一般难以举证证明，甚至一些专业机构或政府部门都很难认定或认定成本较高。 传统民事侵权因果关系要求权利人就因果关系进行直接举证，否则权利人就不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因果关系证明如果由受害人举证，就会导致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受害人的法律救济难以实现。因此，在环境侵权领域因果关系举证规则进行适当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法对因果关系的规定都较为宽松，只要有推定上的因果关系，加害人就应该要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了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制度。在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然由受害人承担，但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远低于一般被侵权人。一般来说，在环境侵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果关系推定适用三个步骤：第一，受害人初步证明：侵权人实施或可能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精神损害结果的客观存在、侵权行为在先精神损害后果在后的客观事实。第二，侵权人的反证：加害人就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如果举证不能，则推定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法官运用因果关系推定：受害人完成举证并不必然胜诉，而是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进行反证，法律则推定存在因果关系，最终的效果就是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
system: [SYSTEM]

user: 3.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原则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过程中，对立法、执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意义 [ 6 ]。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的法律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法律制度适用的混乱，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结合环境侵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性，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化原则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加，随之产生的现象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频繁发生，由此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已引起人类足够重视。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是保障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必须活动。即使在发达国家，环境侵权原因行为也会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加社会公共福利。在价值判断上，让这些原本符合社会规律，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对其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巨额赔偿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必然会给周边居民带来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甚至会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对于造成的这些损害，相关企业应该承担环境治理和损害赔偿的责任，但是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和高额的赔偿数额企业往往难以支付，于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运而生。所谓的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原则主要是指通过对企业征收环保税，国家通过财政拨款以及社会捐款等多种方式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对那些运用普通民事救济手段难以救济、因果关系复杂、难以给予及时有效救济的环境侵权案件受害人可以用环境损害赔偿金予以先行补偿、然后再向加害人追偿的原则 [ 7 ]。社会化原则既能对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济，也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即法律允许法官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一定的自由心证规则和方法，行使自由裁量权 [ 8 ]。一般来说，环境侵权案件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情形比较复杂，但是法律规定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法律也不可能对所有事项进行一一规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性较强，案件无法确切衡量的可能性较大，这就导致了法官的自由裁量和酌情决定赔偿数额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显得格外重要。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法官自由裁量的认定因素都不一样，但大致都要求除了要考虑一般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外，还要额外考虑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尤其是环境侵权损害程度、受害人精神损害状况、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另外，由于环境侵权具有长期潜伏性、积累性和隐藏性等特点，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存在的时间越长，给受害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即精神损害后果越严重，甚至有些受害者就是由于长期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中才遭受精神损害这一后果。因此，即使是同一个行权行为，给不同受害者带来的损害后果是不一样的，最终的损害赔偿数额也应该有所差距。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和价值在于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和弥补受害人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受害者的受损情况对赔偿数额有重大影响。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考量受害者的情况，也要考量加害人的经济情况，否则案件即使作出判决，但是无法执行也会使受害者得不到有效救济。 (三) 最高限额赔偿原则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大多数国家对此都没有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涉及该问题的具体规定，但某些地方省市对此作出了一些限制，如上海市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上限是50，000元人民币，重庆市规定的上限为100，000元人民币；浙江省的下限是5，000元人民币，广东省规定的下限是50，000元人民币。这些限制性规定并不是对环境侵权所遭受的损害予以赔偿的否定，主要目的是减轻企业的经济压力，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达到一种利益平衡的状态。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大多是具有社会合法性和社会妥当性的，如果不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最高额限制，无疑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该限制在受害人遭受损失的两倍范围之内，这样既能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保护市场交易主体，对加害主体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又能对受害者的权益予以较好的保护 [ 9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一些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因一己私利向侵权人提出高额、不合理的赔偿请求，这样不仅会加重企业负担，也会造成法院判决难度灯一系列问题。目前我国尚缺乏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责任制度，因此，设置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最高额限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system: [SYSTEM]

user: 4.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径路 (一) 制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规则 1. 界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该包括自然人和胎儿，法人不应该在损害赔偿的受偿范围内。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自然人受偿主体既包括直接受害人，也应该包括间接受害人。我国民法典规定，受害人的人格权遭受侵犯致使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环境侵权行为导致权利人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受到损失的，直接遭受上述损失的权利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同时，间接受害人也可以某些情形下成为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当直接受害人因环境侵权行为而遭受物质性人格利益损失时，受害人的近亲属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近亲属所遭受侵害的程度甚至比直接受害人更严重。但是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有在环境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时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另外，由于环境侵权具有长期潜伏性，所造成的危害不仅对自然人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其损害后果往往也会作用到胎儿。民法典承认胎儿享有继承权，因此，如果环境侵权行为对胎儿的精神利益造成损害，也应该给予相应的赔偿。 2. 划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大致有三个：其一，因权利人的人身权益遭受损失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其二，因财产权益被侵犯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其三，单纯的精神利益受损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目前，我国学界对因人身权益受到侵犯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持认可态度，《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明确规定了侵犯他人人身权益造成权利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由其行为导致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进而引起精神损害的，环境侵权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在环境侵权领域，侵权主体与受害主体的地位往往是不对等的，受害人一般处于弱势地位，环境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对受害人而言往往是致命打击。对于那些不以侵犯权利人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为前提造成的纯精神损害，对于这一损害的救济符合“有损害就有救济”的原则，只要这种单纯的精神损害客观存在，环境侵权行为人就应当予以精神损害赔偿。 3. 确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式 《民法典》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十一种，在环境侵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也即并不是所有的精神损害都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应该根据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对于较为轻微的精神损害可以采取消除危险、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恢复原状等方式，在造成较为严重的精神损害时可以适用赔偿损失这一方式。如果侵权行为仅仅造成很小的精神损害就要求侵权人承担严格的赔偿损失责任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理念的，甚至会阻碍精神损害赔偿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造成一般的精神损害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标准，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需为一般正常理性人所能感知的精神损害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金钱上的赔偿损失应该是最有效最有利的救济手段，以金钱填补的方式来减少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痛苦可以抚慰受害者的心灵，使受害者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选择性适用，以此来最大程度的保护受害者和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 明确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1. 客观因素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首先应该根据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来确定。环境侵权的危害程度越大，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就越严重，相应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就应该越高。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侵权行为人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就认为侵害环境和人体生命健康以及精神权益的程度越严重，精神损害的大小程度决定了损害赔偿数额的高低。其次，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该根据环境侵权行为的时间来确定。环境侵权具有潜伏性和持续性的特点，通常来说，侵权行为存续的时间越长，造成的危害程度就越大，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就越严重。而且一般认为环境侵权行为如果发生在夜间要比在白天所造成的危害更严重，例如噪音污染就是典型的代表。最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该根据侵权行为发生的地点来确定赔偿数额。同一侵权行为发生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也不一样。通常来说，居民的生活区比工业园区和其他办公区相对来说要求更高的环境质量。因此，就同一个侵权行为来说，发生在居民区和发生在工业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最终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应该有所区别。 2. 主观因素 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无论是人身权益、财产权益还是精神权益受损，最终的赔偿损失数额都应该根据受害人的不同情况作出区别判断。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价值功能在于弥补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受害人的情况对赔偿数额的确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类案件中应该优先考虑受害人的情况。另外，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侵权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也对数额的确定有重要影响。即使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只是在案件定性上起作用。对于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该要区分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对于那些主观上没有故意、非恶性的侵权行为，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起到补偿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作用；对于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环境侵权行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该高于实际造成的精神损害，起到一定的惩罚和威胁作用，以此来遏制恶性侵权行为的发生。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语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对精神利益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环境侵权精神损害事件，但由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多精神利益受到损害但受害人诉讼无门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大量出现。精神损害赔偿是环境侵权责任的一部分，也是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之一，对于填补受害人遭受的权益损失、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制裁和遏制环境侵权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还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来说，确立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20世纪以来，突发事件越来越多样化。与此同时，紧急状态制度越来越被各国国家所重视，各个国家的紧急状态法律日渐成熟完备。但对于我国而言，我国对于紧急状态研究的发展没有其他国家迅速，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多部应对紧急事件的单行法，但是对于应对某一领域紧急事件的法律往往具有局限性，当出现不同以往的事件时，单行法很难甚至不能与新的情况衔接。而且，之前颁布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很完善，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往往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部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律作为支撑，国家有权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时就缺乏依据。因此，我国需要一部规范国家紧急状态的综合性法律法规。紧急状态时限作为紧急状态法的一部分，影响着紧急状态的全过程。本文从紧急状态的时限方面开展研究，从紧急状态的宣布、持续到终止，试图为我国紧急状态时限制度的构建提出个人浅薄的意见。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紧急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秩序状况。对于非正常的状态的规制，法律往往都规定的不是很完善，因为正常状态比非正常状态对法律的需求更大，法律的实用性也更强。但是紧急状态的来临很多时候是猝不及防的，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去规制引导，社会就会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紧急状态是对公民自由权的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自由是秩序允许下的自由，在国家秩序不能保障的前提下，若公民还是以正常状态下的标准去行使自由权，那将会给国家生命造成极大地威胁。在紧急状态下，人权是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克减的。但是，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和健康权即使在紧急状态也不能被克减。因此，我国需要一部紧急状态法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盾牌，防止公民的权利遭到不必要的克减。以我国宪法的发展为例，从宪法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在紧急状态的决定主体以及其可决定的地域范围做了细化，但是对于紧急状态的概念和范围，紧急状态的宣布主体、期限、延长及解除以及实施程序都没有明确表示。
system: [SYSTEM]

user: 2. 问题的提出 所谓时限，是指行政机关实施具有时间持续性的行政紧急强制时应遵守的最大时间期限。对于时限问题，我国很早就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提及紧急状态的相关内容，但是在这上面却没有予以过多的重视。学术上来说，其实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这一问题，莫纪宏在他的《紧急状态法学》这本书中就提出过要给紧急状态规定具体的时限，但是在实践中看来，紧急状态时限并没有引起一定的重视。在相关紧急状态的法律法规中，时限还处在非常不成熟的阶段。比如在《戒严法》中，也只是规定，戒严令应当规定戒严的地域范围、起始时间、实施机关，但是戒严的期限有多长、如何延长、延长次数以及延长的期限都没有规定。再如《核电厂核事故应急条例和处理规定》也存在这个问题，仅对紧急状态的确认制度和宣告制度作了简要的规定。 本文着力于研究紧急状态的时限问题，第一部分主要的内容是介绍了我国紧急状态制度的缺陷并引出时限问题以及文章的结构，以彰显时限制度在紧急状态下的重要性。第二部分说明了在现有的制度下我国是怎么面对紧急状态的、存在哪些问题以及简要的分析了原因。第三部分是对我国紧急状态时限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具体来说，就是从紧急状态的持续时间、延期的条件以及延期的时间，最后简要的说明一下紧急状态是怎么终止的。 一般来说，紧急状态是指突然发生的，凭借社会正常手段无法控制，若不立即处置将会危及国家生命的一种不可预测的状态。紧急状态突发性决定了其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在紧急状态下，为了有效解除国家危机，国家权利往往具有超宪性。为了避免权力机关滥用国家权力，侵犯人权，法律需要明确紧急状态的实施期限，以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公民权利进行克减。规定紧急状态时限的意义在于：首先，明确紧急状态的实施期限有利于防止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损害。紧急状态下，事件的急迫性和特殊性往往会使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公权力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一定的限制。如果法律缺少对紧急状态的时限的规定，那么公民对自己权利的限制就没有预期，从而影响对权利的救济。其次，明确紧急状态的实施期限能从最大程度上规范国家行使紧急权，防止国家机关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滥用紧急权的同时也可以督促国家工作人员及时有效地履行义务，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最后，明确紧急状态的实施期限有利于国家开展治理措施。时限制度能为国家行使紧急权提供法律依据，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获得公民的支持进而方便国家机关的治理。一个制度有了程序的保障才能顺利合法地实施下去。
system: [SYSTEM]

user: 3. 现状研究及原因分析 2003年，SARS病毒在国内爆发，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继采取了紧急措施以对抗疫情，极大部分的措施都会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自由权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受到侵犯。可以确定的是，在三月份的时候，SARS疫情已经到了可以决定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程度了，但是由于没有相关程序，并没有主体宣布过进入紧急状态。因为紧急状态确认制度的缺失，紧急状态的时限以及防控措施也没有法律上的规定，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仅构成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当事实上的紧急状态消失后，没有相关的权力机关宣布紧急状态结束，强制措施的实施期限很可能就会出现过度延长的现象，而这将会直接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克减。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借防控为名，行打压之实，随意损害公民的权利。而且，因为疫情的影响，各地的旅游行业、餐饮行业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整个消费行业程低迷趋势。可见，疫情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走势、股票走势。故规定紧急状态的时限至关重要，规范时限以防止各地政府滥用权力，也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监督。今年对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管控措施也有相同的现象，现行宪法只规定了紧急状态的决定机关以及全国或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的宣布机关，但是没有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宣布机关以及紧急状态的期限。公民对待紧急状态也持有一种比较松散的态度，也不会意识到新冠病毒的严重性，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少，当家庭成员给他们灌输信息他们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并不以为意。现阶段疫情得到基本的控制，也没有权威的声音宣告撤销，各地对疫情防控的力度以及时限的长短也没有达到相对的统一。据相关报道，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仅仅四十几天的直接支出就达到了上百亿元，间接经济损失也达到了将近两千多亿元，这还没有把机会成本和整个社会所损失的精神上以及心理上的成本包括进来 [ 1 ]。如果确定时限的话，能否可以有效避免亦或是减轻这个棘手的问题呢。再者，“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只有通过宪法严格规定紧急状态的时限，公众才能知晓自己权利受到限制的具体时间，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在紧急状态结束的时候及时救济自己的权利” [ 2 ]。没有确定的时限，公民心理就没有预期，这就很难保证在如此强大的公权力的限制下，公民没有恐慌的心理。一旦有了恐慌的心理，政府的公信力就会下降，公民往往会做出一系列对抗政府的行为，这既不利于政府的管控也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公民不服从政府管理的现象，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时候，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各地都纷纷采取了紧急措施。其中的居家隔离、封锁疫区、封村封城等措施都构成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但是依据宪法和立法的规定，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应当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应当由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但遗憾的是，法律对这些措施的规定尚处在空白阶段，其支撑力量不是来源于实定法上的合法性，而是事实上的正当性 [ 3 ]。这无疑是对我国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的一次冲击，特别是在没有规定具体时限的情况下，给公民的感觉就是“遥遥无期”。在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公民就很难去配合政府对抗疫情。因此，我国急需一部《紧急状态法》来使政府的这些措施合法化，期限问题首当其冲地应包含在该部法律之中，给公民吃一颗定心丸更有利于疫情的防控。
system: [SYSTEM]

user: 4. 国外紧急状态时限的立法实践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规定紧急状态的时限，从世界范围来看紧急状态时限制度的历史，笔者经查阅相关资料总结出，紧急状态时限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紧急状态具有临时性，因此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紧急状态的时限，用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各国对紧急状态时限有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将其规定在宪法之中，有的国家在宪法中对时限问题未置一词，还有的国家的宪法虽然对紧急状态时限不作规定，但是赋予了批准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由批准机关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紧急状态的时限。徐高、莫纪宏编写的《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中对多个国家的紧急状态时限制度做了总结，笔者阅读后总结出各国规定紧急状态时限主要有三种模式： 由宪法直接规定紧急状态的时限。例如土耳其宪法明确规定了，内阁可以宣布在国家的一个及以上的地区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状态，但该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1958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戒严不得超过12天 [ 4 ]。 宪并未直接规定紧急状态的时限，而是授权给了批准机关，由批准机关规定具体的紧急状态时限。如《荷兰宪法》规定了，在确定进入紧急状态后并且在宣布紧急状态结束之前，议会如认为有必要，可以确定紧急状态的时限。议会两院应举行联合会议审议此事并做出决议。 宪法未规定紧急状态的时限，也没有授权批准机关行使，而是由单行法另行规定了它所调整领域的紧急状态的时限。如日本1954年《警察法》和1954年《自卫队法》中都规定了紧急状态的初始生效期限为20天，但对时限可延长的次数、延长期限以及总期限都未做规定；1975年美国通过的《全国紧急状态法》明确规定了紧急状态的时限，该法规定了总统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利，以六个月为一个期限，如果紧急状态一直持续且在宣布该紧急状态的周年日前的90天内，总统没有在联邦公报上发表或向国会送交紧急状态在该周年日后继续有效的声明，则该紧急状态在该周年日自动终止。我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对于紧急状态时限的问题，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仅仅在单行法中出现了寥寥几句。并且我国在单行法之中有关紧急状态时限问题规定地过于原则化，在程序上也存在着重大缺陷。
system: [SYSTEM]

user: 5. 我国紧急状态时限制度的构建 紧急状态的时限应当在决定紧急状态的时候就要确定下来，所以应当由决定机关在决定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时决定紧急状态的时限。许多国家都确定了紧急状态的最长时限，故笔者的思路为，我国也可以确定一个最长时限，然后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分情况确定具体的紧急状态时限。那么规定多长时间的紧急状态才最合理呢？英国的Sir James Mackintosh早在19世纪就指出：“英格兰的法律之所以能够容许世间所谓的‘戒严法’的出现，只根据唯一原理，这一原理就是需要” [ 5 ]。也就是说，时限应当根据当时的紧急程度以及管控需要来确定。 (一) 紧急状态的初始生效时限 紧急状态具有临时性，从实践来看，我国的紧急状态一般不会超过两年，国内出现过的比较严重的紧急状态有非典事件。中国广东顺德在2002年11月首次爆发了SARS病毒，一时间非典迅速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2003年7月5日，台湾地区作为最后一个地区宣布解除非典警报，全球首次非典流行才宣告结束。但是到11月，广州再次出现了零星病例，2004年3月，北京再次发现SARS疑似病例。值得庆幸的是，后面出现的病例都没有再次演变成疫潮，这次疫情的全过程不超过两年。所以两年对于紧急状态来说应该是个比较合理的期限，故我国可以规定省范围内紧急状态的最长期限为两年，省范围内部分地区紧急状态最长的期限为八个月。以此为标准，如果经过几次延长后，在两年之内依然不能结束紧急状态的，有权机关应当重新决定并宣布紧急状态。再者，我国也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大小来确定紧急状态的时限，因为区域越小，相对来说政府越容易管理。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地域范围来设置不同的紧急状态时限，比如全国范围内、省范围内、市范围内，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时限标准。那么我国紧急状态时限制度该如何确立呢？或许我们可以与我国的现行宪法相呼应，以保证完整不冲突法律的体系。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全省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第89条规定了国务院依照法律的规定，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从宪法上看不同地域范围内紧急状态的决定机关不同，故我们可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定紧急状态的同时也有权决定紧急状态的初始生效时限为六个月，国务院在决定紧急状态的同时决定紧急状态的初始生效时限为两个月。 (二) 紧急状态时限的延长 紧急状态时限的延长是时限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国家紧急状态存续期限不能无限度延长，基于保障公民权利、让国家尽快摆脱危机的考虑，防止因为紧急状态的无限性给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紧急状态的时限。但是，紧急状态多种多样，危机也变幻莫测，许多时候在初始生效期间内，国家没办法恢复安全稳定，甚至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情况。那么，基于时限制度的灵活性考虑，许多国家又规定了，在遵循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可以延长紧急状态的持续时间。但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随意延长时限，各国又严格规定了可延长的次数，这一程序值得我国借鉴。由于紧急状态的延长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因此紧急状态的延长必须遵守法定的条件： 1. 紧急状态延长的决定机关 笔者认为，决定紧急状态延长的机关也应当和决定紧急状态时限的机关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全省或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紧急状态的延长，每次延长的时间和初始生效期间一样，为六个月。由国务院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部分地区的紧急状态的延长，每次延长的时间为两个月。紧急状态的决定机关和决定时限延长的机关保持一致性，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程序的繁琐。加之紧急状态是一种突然的、需要政府马上做出应对措施的状态，故在构建紧急状态时限制度时应当将效率问题考虑进去，以便政府迅速做出应对措施。 2. 紧急状态延长的原因 紧急状态不可随意延长，需要延长的唯一原因是在法定初始生效期限内，那些危及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事件并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控制，所以需要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给政府足够的时间来治理危机。 3. 紧急状态延长的次数限制 无限制地延长紧急状态将会架空紧急状态的实现制度，为了时限制度从本质上能够运行，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延长的次数。对此，我国也可以规定有权决定紧急状态时限的机关亦可决定紧急状态的延长次数为三次。 (三) 紧急状态的终止 紧急状态终止的前提是国家已恢复正常秩序，市场经济也恢复到了稳定的状态。“终止紧急状态带来的最直接的法律效果是，正常的宪政和法律秩序得以重建。” [ 6 ] 关于紧急状态的终止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上文所设定的时限规则，紧急状态的终止存在期限届满后的终止和决定终止两种情况。 1. 期限届满后的终止 若在初始生效期限前，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延长紧急状态，那么在期限到来之时，不需要有权机关的决定紧急状态自然而然地终止。若经过3次延长后，在两年的省范围内的最长期限到来之时，省范围内的紧急状态结束；在八个月的省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最长期限到来之时，省范围内部分地区的紧急状态结束。 2. 决定终止 决定终止是指在紧急状态时限到来之前，紧急状态不复存在了，此刻政府维持紧急措施就缺乏必要性了。那么，国家就需要一个声音来宣布终止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终止的决定的机关和紧急状态开始的决定机关应为同一个机关。 紧急状态时限的内容是紧急状态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目前的法律对紧急状态时限方面的规定相对弱后，所以我们更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有选择性地吸收国外的先进制度，完善紧急状态的时限制度，那么在下一次危机到来之时，我们就有十足的底气去运用法律帮助政府开展管控工作，帮助国家度过危机。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具有超宪性，公民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无疑和我们崇尚的民主宪政精神相背离。规定紧急状态时限，也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监督，防止专治政府的出现，紧急状态从事实状态转变为法律状态，不仅会给公民一个合理的预期而且也符合依法治国的原则。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文章基于对云南省昆明市L镇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讨论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调查发现：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的躯体化、焦虑的因子得分显著大于全国常模，心理健康各因子与社会支持做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社会支持中客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躯体化，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焦虑。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建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发挥作用，给予进城务工妇女群体足够的社会支持，保障进城务工妇女劳动权益和生活需要，从而进一步提高该群体的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选择进入城市来寻求发展机遇。在这支进城务工的队伍中女性不在少数，且数量有不断上涨的趋势。进城务工缓解了在家单纯务农所存在的收入较低和经济来源单一的问题，但带来机遇的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着挑战，“进城务工”表明该群体身份是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并从事非农业领域的劳动者，由于户籍和人力资本的限制，一方面，进城务工群体在城镇非农领域多从事基础工作，在参与城镇各项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和居住地不一致容易导致农村和城镇的双边边缘化，身心压力较大(骆焕荣等，2006)。“妇女”本身相对于男性来说在生理机能和社会资源分配方面就属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进城务工群体中承受的压力更是多方面多因素的，进城务工妇女生活现状及其心理健康是一个需要且值得被关注的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进城务工妇女生存现状 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千名进城妇女调查报告显示，进城务工妇女的生活物质条件不容乐观，住房方面有大部分与多人同租房住，有的甚至与10人以上同住。健康医疗保障方面，多数没有做过体检，仍有小部分人表示生病时自己买药吃就行。在其权益保障方面，超时工作是其常态，且多数人享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险。在心理健康方面已有调查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明显低于全国常模，而进城务工群体中的女性心理健康问题更加严重，进城务工妇女在SCL-090总分及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流动男性(全国妇联专题调研组，2007)。 2.2. 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针对进城务工妇女心理状况的文献数量较少，且利用社会支持理论系统研究该群体的文献也较少，在现有的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社会支持、社会融入等理论虽然较为常用，但是多是验证该理论的中介作用，以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状况结合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数量不多(王健俊等，2018) (吴敏等，2016)。综上所述，本文针对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3. 社会支持理论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其中社会网络指的是稳定的或不稳定的非正式团体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暂时性的交际等社会联系的大小和社会支持获得程度。pearlin等将社会支持定义为“在坎坷的人生中接近和利用其他个体、团体及较大社团的可能性”。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感到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满意程度。Asuuble曾经指出“并不是说被感知到的现实是真正的现实，但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肖水源，杨德森，198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显著异于全国常模。 H2：社会支持对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普遍的观点对进城务工妇女界定为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成年女子，本文对进城务工妇女的特征作补充，将“进城务工妇女”认定为：虽具有农村户口但在城镇务工或从事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妇女群体。主要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或追求自身发展进城务工的具有农村生长环境的女性，以及结婚后跟随丈夫进城务工的妇女两部分组成。本文以此为依据选取云南省昆明市L镇及其周边五个村中符合条件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测量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量表均为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并验证过的成熟量表，并确保量表翻译通俗易懂。 1) 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090)共90个条目，分为10个因子，每个条目1~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其身心症状越严重，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调查对象根据最近一星期的状况回答问题(崔少朴等，2014)。 2)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由肖水源(1994)编制，该量表共10个项目三个维度，分别为3条客观支持、4条主观支持以及3条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经检验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0~0.940。调查对象对自己的各个指标做一个主观评定，回答如：“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您遇到烦恼时求助的方式”等问题(肖水源，杨德森，1987)。
system: [SYSTEM]

user: 5. 讨论与建议 5.1. 为进城务工妇女提供新的客观支持 在为进城务工妇女提供客观支持方面，政府和企业应发挥作用，为进城务工妇女提供新的支持来源，减少其因缺少客观支持产生的消极情绪，进一步减缓躯体化。政府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首先，政府通过制定并落实政策如进一步完善户籍政策等，为进城务工群体提供扶持和优惠。再者，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手段为进城务工妇女进行必要的身心检查，与专业机构或社会组织合作为进城务工妇女搭建提供必要的社会帮助和生活信息的平台。企业作为保障进城务工妇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参与主体，一方面要遵纪守法，承担起社会责任，平等的为进城务工女性群体缴纳社会保险和提供劳动保障，积极改善劳动条件，关注用工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要积极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帮助进城务工群体提高人力资本，提高工作效率和技能水平(刘筱红等，2016)。 5.2. 提高进城务工妇女的主观支持 妇联等社会组织应该在提高进城务工妇女主观支持方面发挥作用，减轻其因环境改变而产生的焦虑。首先，积极与进城务工妇女群体取得联系，了解所求所需，有针对性地对进城务工妇女提供支持，如提供维权帮助、矛盾调解等。再则，应加大服务的宣传力度，培养进城务工妇女面对心理压力时的自我调节意识，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建立心理咨询窗口等为该群体提供指导。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近年来，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积累了较多成果。此次研究基于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542篇CSSCI期刊论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分别绘制了合作图谱、趋势图谱、聚类图谱，发现中国社区治理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相关研究的团队较为分散，核心网络尚未显现，研究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也比较薄弱，合作性不强。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提升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有效性提出针对性建议。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和“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理念使探索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方式再次成为基层政府和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场域。社区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和法学等领域学者们的重大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搞好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而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不断扩大公众参与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是增强社会活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手段。因此，梳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演变特征、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具有重大指导价值，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治理理论、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2. 文献来源与研究工具 2.1.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文拟采用文献可视化方法对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从已有研究中发现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明确未来研究的热点与方向。具体来说，本研究运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通过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将海量文献中的关键文献加以呈现，挖掘学科前沿，找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 1 ]。其主要功能包括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共引分析、作者合作分析、机构合作分析、文献被引分析，通过聚类视图和时区视图可以快捷清晰地绘制出某一知识领域的研究热点、动向、前沿与发展趋势 [ 2 ]。 2.2. 数据来源与统计 本研究将以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CSSCI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领域期刊为数据检索源，由于其收录的都是社科类的核心期刊，所以从中所收集到的数据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在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模块收集数据，以“社区治理”OR“公众参与”为篇名AND以“社区治理”为关键词，根据前期文献的检索，以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为主题的相关文献首次出现是在2003年，因此所选时间跨度为2003~2020年，最终去除与研究主题不一致的文献和重复记录后得到有效文献542篇进行可视化分析(检索时间为2021年5月16日)。将检索的样本文献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绘制2003~2020年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知识图谱。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成的知识图谱，可以形象直观地看到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以期为社区治理研究提供学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