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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概述 1.1. 新闻思想：报馆应“起天下之废疾” 1) 信息传播通畅与否影响国家的强弱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 1 ]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西方国家生产力极大提高，为此，它们展开疯狂的资本积累——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屡见不鲜。由于晚清政府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无法与外界相联系，经济闭塞停滞、政治专独僵化、文化内耗严重，这是晚清时期的中国遭到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打击的原因之一。 就媒介或载体而言，信息作为社会系统进行有组织活动的纽带，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倘若没有信息的传播，就无法进行人际交流和群体互动，进而会滞缓社会的正常运转，以及国家的发展、繁荣。就内容本身而言，信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且信息产业和物质产业一样，都能够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重视信息时代的交流与沟通，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报纸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5W”模型指出，一次完整传播活动的进行必须具有5个要素，即：Who (传播者或传播主体)、What (传播的内容)、To Whom (接收者)、In Which Channel (传播渠道)、With What Effect (传播造成的效果) [ 2 ]。而在这5个传播要素中，“In Which Channel”起到了媒介和载体的作用，失去了传播媒介，信息就无法通达地传递。正如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而言：“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能够承担“耳目喉舌”之责，起到联通上下，沟通中外职能的，“惟报馆耳”。 此外，梁启超十分注重报纸的“政治性传播”功能，强调报纸刊登内容的政治属性。如“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等，通过在报纸上刊载政治性内容，以开展大规模的“国民教育”，引导民众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关注世界，以达成“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的目标。政治传播的功能包括：a) 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b) 促进政治的民主化；c) 促进政治的社会化 [ 3 ]。而梁启超所强调的政治传播，将视野更多聚焦于民主政治建设，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不谋而合的。“民主”作为先进于“专制”的政治体制，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有着拯救级意义，不仅能够启迪民众，更能够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造成打击，故而“民主”观念为近代中国许多先进分子所倡导。因此，在传播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方面，报纸作为普及最广、覆盖面最大、价格最低廉的传播媒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客观评价报纸媒介的弊端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运用一整段的议论来分析报纸作为媒介的弊端。 其一，报纸选择刊登的内容没有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记载锁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在选材方面，部分报纸没有进行充分考量，忽略了对事件进行新闻价值、宣传价值、社会价值的评估，因而使得这些内容“无补时艰，徒伤风化”。 其二，信源不准确导致新闻失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揣摩众情，臆造诡说”，这说明部分报刊缺乏专业主义思想，它们忽视了新闻的第一要义——真实性。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真实性对于新闻而言，就像贞操对于妇女一样重要。” [ 4 ] 由此可见，缺乏准确的消息来源，甚至歪曲事实、主观臆造的新闻不足以被称为“新闻”。故而梁启超认为，不真实的内容会导致“荧惑听闻，贻误大局”，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其三，新闻的主观性太强会影响其说服力。“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或指斥富豪”，这说明某些作者在创作报纸内容时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性，甚至在报纸上对权贵阿谀奉承，将报纸当作个人泄愤的工具，这已经完全背离了新闻“传递信息”的本意。报人张季鸾在主办新纪《大公报》时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 5 ]，其中“不党”正强调了报纸的客观和独立。只有将报纸看作社会的“公器”，才能真正发挥其舆论监督、针砭时弊、启迪民众的作用；倘若存在过度的主观参与，那么报纸就会“行同无赖，义乖祥言”。 其四，报纸刊载的内容没有创新性，缺乏文气。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有本质区别，新闻文体讲求表达清晰、结构清楚、文句简明，而文学语言则更注重内涵丰富、风采横溢，从这个角度而言，新闻并不需要追求文气，但是这不代表新闻创作可以“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新闻创作需要面向受众，创作者应当站在读者的角度分析问题，考虑如何满足受众的需求。显然，增添新闻的文气和风采，可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形成“用户黏性”，以维持一个报馆的生存发展。 4) 报馆应当坚持“有闻必录” “耳目喉舌”和“有闻必录”是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的两大思潮，其中“有闻必录”的说法最早出现于《申报》。“有闻必录”具体囊括了“全面报道”、“新闻真实”、“客观报道”和“言论自由”四种具体的新闻观念，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外界指称报馆新闻活动的代名词 [ 6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举例说：“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通过对比的手法，说明中国大多数报馆“有闻必录”的缺失。因此，他认为，报馆应该“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 然而，逻辑上讲，“有闻必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编辑在刊登新闻时必有筛选，二是因为记者无法真正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有闻必录”的思想和新闻的“客观性”理念类似，更倾向于一种“信奉理论”。也就是说，这种思想并非能在实践中践行，而是一种存在于新闻工作者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意识对人的实践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思想观念能够为我们的行动指引正确方向，而“有闻必录”作为一种信仰，理应如此。 1.2. 舆论思想：舆论之“母”与“仆”二者相应 1) 对待舆论：利用而非反抗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上发表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讨论政治家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在梁启超看来，舆论虽是“寻常人所见及者也”，但影响重大，“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因此政治家想要成就事业就必须依靠舆论的力量，而且他还提出要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以“敌、母、仆”三种不同的关系应对舆论。 之后，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也有提及“舆论”。文章指出政府乃“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虽“授以全权”，如无限制则“不免于滥用其权”，所以需要确立监督权，“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只不过在梁启超眼中“舆论”的作用应由能够“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的报馆来承担。尽管该文旨在呼吁报馆的职责，但不难看出，梁启超也在试图将舆论监督政府的功能传递给大众。 纵观梁启超在诸多报纸上刊发的文章，在新闻自由主义较为缺乏的时期，梁启超对于“舆论”的认知十分先进。当政者把舆论视为“洪水猛兽”，他们认为舆论是反抗上层力量、推翻国家政权的威胁因素，因此对舆论常常采取反抗、施压的政策，最终导致自身溃不成军，反被舆论覆灭。反观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他明确指出“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他主张要顺应舆论，最好能够利用和引导舆论，以便当政者施行自己的政策，推行自己的思想。这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以及如何处理与人民的关系方面，有着长远而深刻的积极意义。 2) 营造舆论：维护公共利益 学者曾庆香通过对历史上众多舆论定义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舆论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针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以言语、情感、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体一致的信念和态度” [ 7 ]。其他新闻传播学者也对“舆论”有所界定，如甘惜分、李良荣、陈力丹等，虽然概念和句法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提及了“公众”这一主体。这说明，舆论是公众对某一话题的表征和陈述，而非政府，亦非媒体。因此，营造舆论必须坚持受众的主体地位，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的社会舆论才能站得住脚、扎得住根。 梁启超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利用“母”与“子”的关系，详细阐述了舆论的立场问题。“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立也，为国民而已”，格兰斯顿的舆论引导之所以能大获成功，正是因为他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了广大公众的共同利益。试想，倘若舆论的立场歪曲了，并不能反映集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这样的舆论能够产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根本不能称之为“舆论”，因为他背离了根本的传播主体。 就舆论所反映的客体而言，营造和引导舆论也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舆论的客体是引起议论的社会公共事务。我们所熟知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证明，人们接触媒介、接触信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和兴趣。同样地，舆论之所以得以形成，正是因为这个话题触及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人们有必要且不得不对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久而久之舆论便自然形成。倘若舆论不能反映社会公共事务，不能切合时代热点话题，不能联系大众的切身利益，那么舆论的客体要素就会缺乏，因而无法形成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