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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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基于ARIMA模型的航班准点率与平均延误时间预测 6.1. 原因分析 航班准点率与平均延误时间受多方面影响，其中与天气状况尤为密切，天气较为晴朗的日子飞机准点率就较高，大风大雨或雾霾严重的天气，航班很可能会延误。而对于一些商务人员或有联程航班旅客，准点率十分重要，一旦一段航程发生长时间延误就有可能赶不上后面航班，因为带来诸多麻烦，因此很多旅客将飞机准点率放在重要位置 [ 11 ]。航班延误率居高不下不仅会对航空旅客与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也不利于民航业秩序维护 [ 12 ]。 民航局目前统一界定的影响航班延误因素涉及20种原因，将其分为正常航班与不正常航班分析 [ 13 ]。 航班延误预测可帮助空中交通管理部门预知可能发生的延误状况，提前做好相应应对措施与航班调整 [ 14 ] 为提高航班准点率，必须考虑可能会造成航班延误的原因，尽早发现解决问题，将损失尽可能降到最小 [ 15 ]。 由于机场延误的原因众多，很难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定量预测，现有研究大都根据以往准点率和延误时间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数据挖掘方法预测未来延误情况 [ 16 ]，本研究采用ARIMA模型进行机场准点率和平均延误时间的预测。 6.2. 机场准点率分析 根据北京首都机场的数据，利用ARIMA模型分析，最终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ARIMA model analysis results of Beijing Capital Airpor ARMA(2，2)模型参数表 项 符号 值 常数项 c 0.696 AR参数 α1 1.639 α2 −0.977 MA参数 β1 −1.943 β2 0.998 Q统计量 Q6 (p值) 0.010 (0.922) Q12 (p值) 6.345 (0.386) Q18 (p值) null (null) Q24 (p值) null (null) Q30 (p值) null (null) 信息准则 AIC −33.565 BIC −30.656 表1. 北京首都机场ARIMA模型分析结果 *p < 0.05， **p < 0.01. 针对准点率，结合AIC信息准则(该值越低越好)，对多个潜在备选模型进行建模和对比选择，最终找出最优模型为：ARMA(2，2)，其模型公式为： y ( t ) = 0.696 + 1.639 ∗ y ( t − 1 ) − 0.977 ∗ y ( t − 2 ) − 1.943 ∗ ε ( t − 1 ) + 0.998 ∗ ε ( t − 2 ) . 从Q统计量结果看，Q6的p值大于0.1，则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模型的残差是白噪声，模型基本满足要求。预测效果如图16所示，后12期准点率预测值如表2，将预测值与2019年1至12月实际值进行对比，折线图如图17。 图16. 北京首都机场准点率拟合和预测 Table 2 Predicted values of on-time rate in the next 12 phases of Beijing Capital Airpor 预测 1期 2期 3期 4期 5期 6期 7期 8期 9期 10期 11期 12期 值 0.738 0.683 0.634 0.607 0.611 0.644 0.694 0.743 0.766 0.781 0.757 0.714 表2. 北京首都机场后12期准点率预测值 图17. 北京首都机场准点率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图 6.3. 机场平均延误时间分析 根据北京首都机场的数据，利用ARIMA模型分析，最终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p < 0.05， **p < 0.01. 针对平均延误时间(min)，结合AIC信息准则(该值越低越好)，对多个潜在备选模型进行建模和对比选择，最终找出最优模型为：AR(1)，其模型公式为： y ( t ) = 32.016 + 0.654 ∗ y ( t − 1 ) 。 从Q统计量结果看，Q6的p值大于0.1，则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模型的残差是白噪声，模型基本满足要求。预测效果如图18所示，后12期准点率预测值如表3，将预测值与2019年1至12月实际值进行对比，折线图如图19。 Table 3 Predicted value of average delay time in the next 12 phases of Beijing Capital Airpor 预测 1期 2期 3期 4期 5期 6期 7期 8期 9期 10期 11期 12期 值 27.431 29.019 30.058 30.736 31.180 31.469 31.659 31.782 31.863 31.916 31.951 31.973 表3. 北京首都机场后12期平均延误时间预测值 图18. 北京首都机场平均延误时间拟合和预测 图19. 北京首都机场准点率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图 6.4. 误差分析 误差分析如表4所示。 根据分析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最小为0.12%，最大为59.32%。平均误差为17.82%，说明大部分预测结果可靠。 本文使用ARIMA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另外使用SPSSAU分析软件，使分析结果更具逻辑性与准确性，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误差较小，说明ARIMA模型可有效进行准点率与平均延误时间分析。 Table 4 Error analysis of Beijing Capital Airpor 北京首都机场 准点率 平均延误时间 预测值 实际值 误差 预测值 实际值 误差值 73.80% 85.52% 13.70% 27.431 24 14.30% 68.30% 74.18% 7.93% 29.019 30 3.27% 63.40% 76.08% 16.67% 30.058 27 11.33% 60.70% 62.52% 2.91% 30.736 42 26.82% 61.10% 68.56% 10.88% 31.18 38 17.95% 64.40% 64.62% 0.34% 31.469 40 21.33% 69.40% 54.26% 27.90% 31.659 55 42.44% 76.60% 80.91% 5.33% 31.863 25 27.45% 78.10% 78.19% 0.12% 31.916 26 22.75% 75.70% 80.24% 5.66% 31.951 25 27.80% 71.40% 76.66% 6.86% 31.973 27 18.42% 表4. 北京首都机场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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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1) 本次统计分析了20家空公司以及22个千万级的机场的延误、准点率五年间的变化情况，以及2019年各个月份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机场和航空公司延误情况具有时间特征：逐年向好，夏季最差，节假日下滑。此外，还得到航空公司和机场延误特征的关系，即机场的延误特征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要驻场航空公司的影响的。 2) 我国机场的延误情况具有空间特征，延误状况最严重的地区是华东和华北地区，除这两个地区之外，各地区的准点率都比平均值要高，延误情况最好的是西北地区和新疆地区，此外华东地区内各机场的延误情况没有表现出一致性且具有较大的差别性，其他地区内各个机场的延误情况差别不大，表现出各地区延误情况的一致性。全国范围内，还存在机场与所属地区延误情况不同的情况，例如处于华东地区的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延误情况却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而处于华南地区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延误情况却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 3) 我国航班延误具有时空特征，由根据数据得到的结论和将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耦合得到的结论综合可得，全年全国范围内，准点率较高的且延误情况较好的为第三季的西北地区和第二季度的新疆地区，准点率较低且延误情况较差为第三季度以及6月的华北地区。 4) 本文通过选用ARIMA模型对北京首都机场的准点率与平均延误时间进行分析与预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对比，该模型预测准点率与平均延误时间与基本情况基本相符，误差较小，故ARIMA模型可预测机场准点率与平均延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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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本研究探索早期(24小时内)启动经胃管强化药物治疗较延迟(第7天)治疗对合并吞咽障碍大动脉粥样硬化性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影响。方法：选择2018年6月至2020年9月于神经内科确诊且住院治疗的合并吞咽障碍的大动脉粥样硬化性急性脑梗死患者84例，随机区组法1:1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24 h内安置胃管并启动强化药物治疗，对照组7天后开始置入胃管并强化药物治疗。主要终点事件为90天的良好功能(mRS评分为0，1，2，mRS评分范围为0~6，分数越高提示残疾程度越重)比例、神经功能改善程度(NIHSS评分下降程度)；次要功效指标：联合血管事件(症状性卒中，心肌梗死及血管源性死亡等)；主要安全目标为主要出血事件发生率，包括致命/危及生命的主要出血和其他主要出血。结果：90天mRS ≤ 2的比例，研究组50%，对照组为26.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42)；90天NIHSS评分降幅，研究组为6.57 ± 2.31，而对照组为4.45 ± 2.1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在联合血管事件及主要出血、不良事件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结论：24小时内安置胃管并强化药物治疗可以显著改善合并吞咽障碍的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的功能预后，而不增加出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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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卒中已成为我国国民的第一位死亡原因 [ 1 ]。在新发患者中，缺血性卒中占总体的70% [ 2 ]，中国国家卒中登记(CNSR)数据显示 [ 3 ]：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约占所有缺血性卒中的45%。对于合并吞咽障碍的大动脉粥样硬化性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的二级预防启动时间，目前指南未明确提示，也鲜有针对性研究。本研究旨在探索合并吞咽障碍的大动脉粥样硬化性AIS的早期管理，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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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资料 2.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6月至2020年9月于三甲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且住院治疗的合并吞咽障碍的TOAST分型为大动脉粥样硬化性急性脑梗死患者84例，研究组42例，对照组42例。两组基本情况见表1。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合并脑血管病危险因素(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吸烟、饮酒)等方面无差异。基线NIHSS评分研究组为12.29 ± 4.04，对照组为11.69 ± 4.13，两组中位数均为11分，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at baselin 基本情况 研究组(N = 42) 对照组(N = 42) 年龄 69.26 ± 7.43 68.02 ± 7.98 * 性别(男%) 29 (69. 05) 25 (59.52) * 高血压病(%) 26 (61.90) 28 (66.67) * 糖尿病(%) 14 (33.33) 16 (38.10) * 冠心病(%) 11 (26.20) 9 (21.43) * 吸烟(%) 19 (45.24) 17 (40.48) * 饮酒(%) 16 (38.10) 19 (45.24) * 基线NIHSS 12.29 ± 4.04 11.69 ± 4.13 * 表1. 入组患者基线特征 * 两组间比较，P > 0.05。 2.2. 纳入标准和排出标准 入组标准：年龄 > 18岁；急性脑梗死(起病24小时内)；经CTA/MRA/颈动脉超声证实存在责任血管大动脉狭窄 ≥ 50%，大动脉包括：主动脉弓、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M1段、椎动脉、基底动脉等；吞咽功能异常(洼田饮水试验3级或伴有意识障碍)；LDL-C在70~160 mg/dl之间。 排除标准：起病后已行静脉溶栓或桥接治疗；心源性卒中及其他病因卒中；预期寿命 < 1年者；不能耐受他汀类药物治疗者；不能耐受抗血小板治疗者；血肌酐 > 2.0 mg/dl或终末期肾病；严重肝功异常(AST/ALT > 3倍正常上限)；近3月发生卒中者；置胃管禁忌者。 洼田饮水试验功能分级：叮嘱患者在不呛咳的情况下喝30 ml温水，根据喉头运动测定口咽含水至吞咽完的时间，测试2次，取最短时间。5秒钟内一次性顺利咽下，无呛咳为1级；5~10秒钟内无呛咳分2次以上咽下为2级；有呛咳能一次性咽下为3级；有呛咳2次以上咽下为4级；频繁呛咳难以全部咽下为5级。以 ≥ 3级为异常。洼田饮水试验由经过培训的康复技师评定。 2.3. 研究方法 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所有入组患者均需获得知情同意。使用随机区组设计，随机数表产生随机数，依据入院时间先后顺序，将患者1:1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药物干预方法：研究组第一天起安置胃管，自发病前24小时内经胃管服用药物(阿托伐他汀40 mg，30天后改为20 mg；阿司匹林首剂300 mg，次日起100 mg或阿司匹林首剂300 mg，次日起100 mg + 氯吡格雷首剂300 mg，次日起75 mg，根据是否合并颅内动脉重度狭窄选择双抗/单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为90天)；对照组自第7天起安置胃管，并经胃管服用药物同前。 应急预案：研究过程中出现脑出血、新发脑梗死、心肌梗死等，均按相应救治流程处理。 2.4. 评定内容 主要功效指标：发病90天的良好功能(改良Rankin量表 [ 4 ] (mRS)评分评估神经功能障碍康复程度，将mRS评分 ≤ 2分定义为预后良好，mRS评分 > 2分定义为预后不良事件)比例、神经功能改善程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 5 ] (NIHSS)评分以及NIHSS下降程度)。次要功效指标：联合血管事件(症状性卒中，心肌梗死及血管源性死亡等)。主要安全指标：主要出血事件发生率、发病90天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等。 2.5.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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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84例患者均完成90天的随访。两组均无死亡病例，预后较差病例，mRS评分5分者对照组4例，而研究组无(见图1)。主要功效指标：90天mRS ≤ 2的患者例数，研究组为21 (50%)，对照组为11 (26.1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0天NIHSS评分降幅，研究组为6.57 ± 2.31，而对照组为4.45 ± 2.1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联合血管时间及主要出血、不良事件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次要功效指标方面，研究组有1例新发脑梗死，对照组则发生1例脑梗死、1例心肌梗死，两组统计无显著性差异。安全性指标方面，研究组发生1例消化道出血，对照组无出血事件，两组无统计学差异(见表2)。 Table 2 Efficacy and safety outcome 结果 研究组(N = 42) 对照组(N = 42) P Value 主要功效指标 90天mRS [ 4 ] ≤ 2 (%) 21 (50.00) 11 (26.19) 0.042 90天NIHSS [ 5 ] 降幅 6.57 ± 2.31 4.45 ± 2.10 <0.01 次要功效指标 联合血管事件(%) 1 (3.38) # 2 (4.76) ## 1.00 主要安全指标 主要出血、不良事件(%) 1 (3.38) * 0 (0) 1.00 表2. 功效与安全结果 # 脑梗死； ## 1例心肌梗死，1例脑梗死； * 消化道出血。 图1. 90天MRS评分分布情况 [ 4 ] 0分：无任何临床症状表现；1分：有症状且无明显残疾，但不会影响到工作及日常生活；2分：轻度残疾，影响工作，但是具备日常生活能；3分：有中度残疾，可自主行走，但是不具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4分：中、重度残疾，不能自主行走，需他人协助日常生活；5分：重残，完全卧床，大小便失禁，需要他人进行照料；6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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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国内一项研究收集浙江省慢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中首次卒中患者78，189例，通过随访获得患者生存状况及死因。结果显示，患者当天即因卒中死亡占7.83％，卒中发生后其生存率迅速降低，之后生存曲线的降低速度逐渐减缓 [ 6 ]，提示急性脑梗死救治的重心在其发病的早期。研究发现，院内死亡率的下降归因于住院期间规范的治疗策略，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及卒中单元等 [ 7 ]。对于非心源性卒中尤其是大动脉粥样硬化性AIS的二级预防治疗主要体现在抗血小板聚集和他汀类药物上。 抗血小板聚集方面，阿司匹林应用于急性卒中早期治疗(48小时内)已得到确认 [ 8 ] [ 9 ]。有研究 [ 10 ] 对43，041例急性脑卒中患者的抗血小板治疗结果进行了系统回顾，结果表明，在48小时内开始使用阿司匹林(每天160~300 mg)可降低早期复发中风的风险，并改善长期预后(无早期出血并发症的主要风险)。CHANCE研究 [ 11 ] 发现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较单用阿司匹林更好地降低中国非致残性脑卒中或高危患者90天任何脑卒中的风险。根据CHANCE研究卒中存活曲线，药物作用最佳疗效时间为入组后一周左右，尤其是前2天。 他汀类药物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中的地位得到肯定，2018 AHA/ASA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早期治疗指南 [ 12 ] 中：高强度的他汀治疗应该作为一线治疗开始或继续在 ≤ 75岁的女性和男性中进行，除非有禁忌(IA推荐)。一项回顾性观察研究发现，针对血管再通治疗、大动脉中度以上狭窄或闭塞的患者，早期(发病第一天)使用他汀治疗可获得更多良好预后、更少的功能恶化 [ 13 ]。目前，比较早期他汀药物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较少，虽然ASSORT研究 [ 14 ]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早期VS延迟他汀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24 h内启动他汀治疗对于90天mRS无差异，但亚组分析显示，对于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他汀有获益趋势。 研究表明，50%~67%的卒中患者有吞咽障碍，40%的患者发生误吸性肺炎 [ 15 ]，误吸性肺炎的30天死亡率为21%~30% [ 16 ]。对于脑梗死患者而言，吞咽障碍还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口服药的摄入受到限制，而抗血小板药和他汀类药物主要经口服。对于合并吞咽障碍的大动脉粥样硬化性AIS的二级预防时机，缺少循证证据。结合CHANCE研究 [ 11 ] 及SAMMPRIS [ 17 ] 研究的卒中存活曲线可以看出，强化药物治疗对在干预早期尤其前48小时获益较明显。本研究，我们发现早期(24小时内)经胃管实施强化药物(抗血小板 + 他汀)可以显著降低合并吞咽障碍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NIHSS评分，显著提高良好预后的比例(50%:26.19%)，而没有增加出血等不良事件的风险。据此，对于合并吞咽障碍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在急性期除了静脉溶栓、血管内介入再通外，尽早安置胃管给予抗血小板药物(静脉溶栓需24小时后)及他汀药物可能获益。当然，本研究限于经费等原因，入组例数较少，可能存在偏倚，需要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证实上述结论。本研究全部入组病例基线NIHSS评分中位数11分，结论尚不能推及到轻度或重度上述脑梗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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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评估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间各种因素对公众焦虑水平的影响，探讨影响公众焦虑情绪的因素，为我们进行制定心理干预措施和社会支持提供帮助。方法：本研究收集了1042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是否采取相关防疫措施、是否因为疫情被隔离等一般问题，并采用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评估公众的焦虑水平。结果：本研究中所有被调查者的平均BAI得分为8.67 ± 11.969 (n = 1042)，高于中国人群的研究中报道的一般公众的BAI得分6.06 ± 7.15和5.67 ± 6.82 (n = 179) (p < 0.001)。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焦虑率(46.4%)多于大学及以上群体(11.0%) (p < 0.001)。离婚或丧偶人群焦虑率(87.5%)高于已婚人士(18.6%)和未婚人群(6.2%) (p < 0.001)。相对高风险地区人群焦虑率(21.0%)高于相对低风险地区人群(15.6%) (p < 0.032)。被隔离人群(疑似和确诊病例)焦虑率(81.5%)高于未隔离人群(15.5%) (p < 0.001)。医学相关背景群体焦虑率(27.4%)高于非医学相关背景群体(15.5%) (p < 0.001)。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未采取相关防疫措施的人群焦虑率(80.0%)高于采取相关防疫措施的人群(10.5%) (p < 0.001)。31~50岁群体焦虑率(25.0%)高于50岁以上(18.8%)和13~20岁人群(11.0%) (p < 0.001)。二元Logistic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p < 0.001)、婚姻状况(p < 0.001)、所在地区(p = 0.025)、是否被隔离(p < 0.001)、职业是否有医学背景(p = 0.002)、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是否采取相关防疫措施(p < 0.001)是焦虑水平的重要预测因子。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有医学背景人员、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未采取相关防疫措施、受教育程度低、疫情相对高风险地区、离婚或丧偶、因为疫情被隔离人群更容易焦虑。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在疫情大流行期间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心理干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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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COVID-19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 [ 1 ]，患者早期可以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部分患者迅速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甚至出现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 2 ]。正如专家预测的那样，该疫情很快在全世界蔓延，并引起全世界大流行 [ 3 ]。全球COVID-19确诊病例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国内随着疫情的控制，各省市相继复工和开学，在重启经济的过程中公众的焦虑水平也需要引起重视。 本研究旨在探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大背景下国内公众的焦虑水平。我们采用贝克焦虑量表对公众的焦虑水平进行评估，这是一种注重躯体症状的简短焦虑量表 [ 4 ]，以探究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各种因素与焦虑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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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参与者 在2020年8月9日，我们在网络上通过问卷星向中国大陆公众发放了1042份贝克焦虑量表自我调查问卷，总共回收有效问卷1042份。此外，我们要求参与者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和贝克焦虑量表数据。除一项前提条件为国内之外，没有任何排除标准适用于参与者。每个参与者知情同意并只允许填写一次问卷。参与者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均为机密信息，不会用于研究方案规定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该研究方案已由中国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并批准。 2.2. 焦虑水平评估 为了评估本研究的参与者的焦虑水平，我们使用了贝克焦虑量表。该版本在之前的中国人群研究中成功应用 [ 5 ] [ 6 ]。贝克焦虑量表是由Aaron T. Beck设计的一种常用的评定量表，用于评估精神病患者和健康人的焦虑量表症状。它由21道选择题组成，参与者通过圈出前面的数字(1、2、3或4)来提供答案。然后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得出的分数是一个敏感的指标，可以反映出最近一周(包括当天)焦虑情绪的程度。将自评后的21个项目的得分相加，得到粗略分数(X)，再通过公式 Y = int ( 1.19 X ) 转换为标准分数(Y)取整数，X表示粗略分数。一般来说，如果BAI总分大于等于45分，就可以认定为焦虑阳性 [ 7 ] [ 8 ]。焦虑率由焦虑人群除以特定人群总人数计算，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2.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SPSS 24.0版进行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描述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和BAI得分。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以及均数和标准差(x ± s)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用BAI总分是否大于等于45分来区分为是否焦虑，将是否焦虑作为因变量，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各因素进行探讨。显著性水平设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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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本研究中所有被调查者的平均BAI得分为8.67 ± 11.969 (n = 1042)，显著高于上述针对中国人群的研究中报道的一般公众的BAI得分6.06 ± 7.15 (n = 146) (p < 0.001)和5.67 ± 6.82 (n = 179) ( p < 0.001) [ 5 ] [ 6 ]。 本研究包括了1042份在2020年8月9日收集的调查问卷。根据职业、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是否采取相关防疫措施、是否因为疫情被隔离等因素，将所有被调查者分为不同的子样本。其中，男性410人(39.35%)，女性632人(60.65%)；13~30岁的566人(54.32%)，31~50岁的444人(42.61%)，50岁以上的32人(3.07%)；181份参与者的学历(17.37%)在高中或以下，861份参与者的学历(82.63%)在大学或以上；385人(36.95%)未婚，609人(58.45%)已婚，48人(4.60%)离婚或丧偶；146人(14.01%)是医护专业人员或医学生，而896人(85.99%)不是；309人(29.65%)生活相对高风险地区(具体指新疆、辽宁、上海、广东四个省份，即8月9日当天有15例以上的现存确诊病例)，733人(70.35%)生活在相对低风险地区(具体指中国大陆内其他现存确诊病例相对较少的地区)；在调查时，有27人(2.59%)因可能的感染而被隔离，而1015人(97.41%)未被隔离；有942人(90.40%)采取了防疫措施，而100人(9.60%)未采取。 针对不同背景的公众焦虑情况进行比较，除性别方面，公众焦虑水平在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是否采取相关防疫措施、是否因为疫情被隔离七个方面均有统计学差异。在这项调查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焦虑率(46.4%)远远多于大学及以上群体(11.0%) (p < 0.001)。离婚或丧偶公众焦虑率(87.5%)最多，其次是已婚人士(18.6%)，未婚人群(6.2%)最低(p < 0.001)。相对高风险地区焦虑率(21.0%)高于非疫情严重地区(15.6%)人群(p < 0.032)。被隔离人群(疑似和确诊病例)焦虑率(81.5%)明显比未隔离(15.5%)更严重(p < 0.001)。医学相关背景群体焦虑率(27.4%)也多于非医学相关背景群体(15.5%) (p < 0.001)。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未采取相关防疫措施的人群焦虑率(80.0%)明显比采取相关防疫措施的人群(10.5%)高(p < 0.001)。年龄则是31~50岁群体焦虑率(25.0%)最高，其次为50岁以上(18.8%)，13~20岁(11.0%)最低(p < 0.001) (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基本资料(n = 1042) 注： * 相对高风险地区指新疆、辽宁、上海、广东四个省份，8月9日当天有15例以上的现存确诊病例。 ** 相对低风险地区是指中国大陆内其他现存确诊病例相对较少的地区。 我们把无焦虑赋值为0，焦虑赋值为1，把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是否采取相关防疫措施、是否因为疫情被隔离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分析，以各因素分类中的最后一组作为标准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1.226 (p < 0.001)，表明文化程度与焦虑水平呈负相关，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焦虑(p < 0.001)。同样的原理，丧偶或离异(p < 0.001)、相对高风险地区地区(p = 0.025)、被隔离(p < 0.001)、医学相关背景职业(p = 0.002)、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未采取相关防疫措施(p < 0.001)的人群更容易焦虑。因此，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所在地区、是否被隔离、职业是否有医学背景、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是否采取相关防疫措施是焦虑水平的重要预测因子(如表2所示)。 Table 2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n = 1042 类别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自由度 p OR值 95% CI 性别 0.312 0.232 1.821 1 0.177 1.367 0.868~2.152 年龄 1.300 2 0.522 13~30岁 0.372 0.662 0.316 1 0.574 1.451 0.397~5.311 31~50岁 0.580 0.638 0.826 1 0.363 1.785 0.512~6.229 >50岁 受教育程度 −1.226 0.250 24.015 1 <0.001 0.294 0.180~0.479 婚姻状况 45.738 2 <0.001 0.017 未婚 −4.064 0.603 45.449 1 <0.001 0.055 0.005~0.056 已婚 −2.901 0.533 29.631 1 <0.001 0.294 0.019~0.156 离异或丧偶 职业 −0.876 0.286 9.350 1 0.002 0.417 0.238~0.730 地区 −0.519 0.231 5.057 1 0.025 0.595 0.379~0.936 是否被隔离 2.623 0.604 18.846 1 <0.001 13.777 4.216~45.026 是否采取防疫措施 3.029 0.323 88.080 1 <0.001 20.668 10.980~38.904 表2. 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n =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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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表明，COVID-19的爆发增加了中国公众的焦虑水平。本研究的结论支持了这一证据：第一，本研究中所有被调查者的焦虑平均分显著高于前几年在非疫区健康生活的同民族华人 [ 5 ] [ 6 ]。第二，相对高风险地区(新疆、辽宁、上海、广东省)居民的BAI焦虑率明显高于相对低风险地区。第三，调查时被隔离(p < 0.001; OR = 13.777， 95% CI = 4.216~45.026)以及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未采取相关防疫措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p < 0.001; OR = 20.668， 95% CI = 10.980~38.904)。这些数据为传染病的爆发可能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的说法提供了证据。事实上，不论是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 [ 9 ]，还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疫情爆发期间，传染性疾病对于公众的情绪影响都是极不乐观的。有一项关于SARS和自杀的研究发现，SARS的爆发导致了更高的自杀率 [ 10 ] [ 11 ]。 在1042位受访者中，有27人(2.59%)在调查期间因为可能感染COVID-19而被隔离。与研究中未被隔离人群(15.5%)相比，被隔离人群(81.5%)的焦虑率水平更高。我们所收集的资料有助于找出高焦虑的主要原因，分析其心理社会因素对情绪的影响，此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焦虑率增高的主要原因可能由COVID-19感染而引起相关症状导致的。疑似症状如发热、咳嗽或其他非特异性症状可导致特定人群被隔离。当然，临床症状必须是生物起因，如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感染。因此，病原微生物感染是导致一部分被隔离个体(即被确诊或未确诊为COVID-19患者)高焦虑率的主要原因。为支持这一观点，在相似的疫情大流行时期，SARS患者有焦虑、恐惧、孤独、恐慌、愤怒自杀想法和抑郁反应 [ 12 ]。与SARS类似，据报道，从2013年到2016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大流行(Ebola virus disease， EVD)不仅对患者个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同样也给家庭成员造成极大心理压力和痛苦情绪 [ 13 ]。 此外，家庭成员不仅承受了精神上的压力还有被感染病毒的风险。隔离人群中还可能包括家庭成员以及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这些非生物学因素均有可能加重原本因病原感染而引起的焦虑症状。不仅如此，医务人员对于病毒大流行的焦虑可能比普通大众更高，这一观点在本研究中已经证实：医学相关背景群体焦虑率(27.4%)明显多于非医学相关背景群体(15.5%)，有关于疫情早期的研究表明医务人员的抑郁和焦虑相关水平都高于普通民众水平 [ 14 ]。相似地，在SARS疫情爆发期间，一项医院调查报告称，29%的受访者(医务人员)经历了情绪困扰，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人口调查 [ 15 ]。这一较高的焦虑水平与他们与COVID-19感染相关事件密切接触有关。与这一解释相关的因素有：相对高风险地区焦虑率(21.0%)高于非疫情严重地区(15.6%)人群。个人和所在地相关部门采取相关防疫措施的人群焦虑率(80.0%)明显比未采取相关防疫措施的人群(10.5%)高。 与此同时，受访者的婚姻状况、年龄和教育水平也显著影响了他们应对COVID-19疫情的情绪后果。具体来说，离婚或丧偶的人比未婚和已婚的人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水平。这种影响可能是由于离婚或丧偶的人曾经历过情感创伤且相对孤独，缺乏他人的情感支持。关于年龄的影响，本研究显示中年人(31~50岁)的焦虑率(25.0%)明显高于青年人(13~20岁) (11.0%)和老年人(>50岁) (18.8%)。这种差异可能与多种社会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问题有关。中年人的生活负担可能比青年和老年人更重。在31~50岁的人群中，他们既要负担子女的教育生活费用又要负担父母老年生活的赡养和护理。他们很担心疫情持续很久，影响收入以及担心自己被感染，由此导致家中子女老人无人照顾。总体而言，31~50岁的人群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负担比其他人群要重得多。他们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比其他群体关心更多的问题。最后，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焦虑率(46.4%)远远多于大学及以上群体(11.0%)，表明教育能够降低民众对COVID-19疫情的焦虑程度，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病毒的了解以及传播方式的知晓。并且在重大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非科学信息甚至谣言传播甚为广泛，而受教育程度较低或知识水平较低的人更容易相信一些非科学信息。因此，这一群体的情绪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遗憾的是，这种虚假信息在COVID-19感染爆发期间十分的猖獗。 本研究的局限性不容忽视。首先，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不能追踪受访者的情绪变化。第二，样本量相对较小，因此不允许对来自离异或丧偶(n = 48)、隔离(n = 27)和未采取防疫措施(n = 100)等子样本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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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综上所述，COVID-19疫情的爆发导致中国大陆公众的焦虑程度上升。病毒感染是部分人被隔离的主要原因，而家庭成员感染病毒或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等非生物因素可加重病原感染引起的焦虑症状或单独导致焦虑症状。在心理社会因素中，从事医疗职业和缺乏情感支持(离婚或丧偶的受访者焦虑率明显升高，而高教育水平使受访者不受COVID-19爆发相关焦虑的影响。不同年龄组的人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表现出不同的焦虑程度。这些信息对我们在COVID-19感染暴发期间和暴发后对普通公众不同亚群人群进行心理干预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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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以高等代数教学为例，探讨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过程的方法和思路，用具体案例论述了将思想政治元素巧妙融入教学过程的五种路径，分别是高等代数教学第一课，哲学观点和思维方法方面，数学史与数学家故事方面，传统文化和爱国思想方面以及在现代科技领域应用方面。实践证明，找准切入点，恰当地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思政元素，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达到教书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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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提出：各类课程应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拉开了中国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大幕。 “课程思政”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于教学和研究全过程，深入挖掘提炼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根据课程自身特点，做到传授知识的同时，因势利导，借题发挥，把教学过程巧妙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目的，从而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我校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改革项目建设，要求“专业不减量，育人提质量”，从学科的内在逻辑出发，从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自然而然的融入课程内容，既能保证教学进度的顺利完成，又能让学生增加学习兴趣，接收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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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等代数的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高等代数是数学专业三大基础课之一，在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高等代数包含着理工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程——线性代数的全部内容，课程地位显而易见，在高等代数中开展思政教育，更容易引起学生的重视。其次，该课程一般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年龄较小，思政教育的效果会更好。再次，高等代数课程内容抽象，理论性比较强，学生习惯于中学数学的思维方式，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通过增加具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坚定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使得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 1 ]。最后，高等代数的教学内容与线性代数大部分都相同，课程思政融入高等代数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也可逐步延拓到线性代数的课程教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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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课程思政建设内容 高等代数思政课程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通过高等代数第一课，激发求知欲望，引发学习热情 任何一门课程的第一次课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高等代数的第一课，可以从学生熟悉的一元一、二次方程求解入手，引出在一元高次方程求解问题上，前赴后继的数学家走过的不平坦的历程，说明数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数学家们克服困难、勇于挑战的无畏精神让代数学增砖添瓦，从而建立起今天的代数学的基本框架，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让学生从这段艰难发展史中坚定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再从线性方程组的求解中引出高等代数中矩阵、行列式等基础内容，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知识，弄清知识点之间关系的欲望，让兴趣成为学生正式进入高等代数学习的开门砖。 3.2. 挖掘知识点背后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法，提高学生思辨能力 数学曾经是哲学的一个研究对象，早期的数学家很多都是哲学家，比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尔等。今天的数学与哲学的研究内容虽然已经大不相同，但在数学方法中同样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用哲学的观点来理解高等代数抽象的内容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梳理知识点，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例如，行列式的定义非常复杂，对于刚开始接触高等代数的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可以先从二元三元线性方程组的求解入手，引入二阶和三阶行列式的定义，然后推广到n阶行列式的定义。类似的还有，讲解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或者定理之前，都可以先从特例出发，让学生简单明了的理解之后，在推广至一般情况，加以严谨的推导证明。比如多项式的带余除法、矩阵的乘法等等。这里包含了由易到难，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总结思想。 而在计算一般的行列式时，常常需要将普通的行列式化成特殊的三角行列式，行列式的形式变得简单易算，但是行列式的值不变，其中既包含着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化归思想，也包含着形变质不变的辩证思想。类似的还有矩阵的初等变换，虽然矩阵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秩不变，等等。对于行列式的计算和矩阵的初等变换之间，学生很容易将二者混淆，要引导学生不要只观察表面的变化，要弄清本质，明白形式改变背后所隐藏的真谛——行列式计算过程值不变，矩阵初等变换的过程秩不变。其中又包含了形变质不变的辩证思想。 3.3. 引入数学史、数学家故事，培养严谨的学习态度、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数学家们追求真理与科学态度、思想品德与人文关怀、爱国主义与奉献精神、艰苦探索与创新精神等，为课程思政提供有益素材与案例。 在高等代数课程中引入数学史的内容，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可以再枯燥的数学推导中增添一些乐趣，活跃课堂气氛。也让学生明白教材上的每一部分内容都值得他们认真对待，都是几代数学家智慧的结晶。更要明白，作为一名数学专业的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怕困难的精神，要善于反思，勇于质疑，大胆创新。 例如，在学习多项式这一章时，可以介绍一下高次方程求解的问题。一元多项式的根的问题类似于一元高次方程的解，关于方程求解，在数学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不够完整，但是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问题在古巴比伦时期就基本得到了解决 [ 2 ]。而一元三次方程的求解，由卡尔达诺于1545年在他的著作《大术》中解决了，三次方程的求解公式被称为卡尔达诺公式；随后，一元四次方程的求解也被意大利数学家费拉里解决了。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前赴后继的数学家都投入到推导一元五次方程的求解公式中去，却都没有成功。指导19世纪，年轻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另辟蹊径，证明一元五次方程没有根式解，并且独创了一个崭新的数学概念——群，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数学分支 [ 3 ]。 3.4. 提炼挖掘有关的传统文化、古人智慧，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出现了很多非 常杰出的科学家，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介绍中国数学史，中国数学家的一些贡献，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 例如，《九章算术》与矩阵 [ 4 ]：一般认为，英国数学家凯莱(A. Cayley)是矩阵理论的创始人，创立于19世纪中期，不过，在公元一世纪，《九章算术》中对于线性方程组解法的描述中已经出现矩阵的雏形，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形式类似于现在的矩阵，而求解线性方程组时使用的直除法，则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同时，这也是最早的完整的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而在西方，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是由莱布尼兹在17世纪提出的。 3.5. 搜集知识点在现代科技领域中的应用，培养家国情怀，责任担当 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例如华为与5G，美国对华为的制裁等，挖掘学生的兴趣点，探索能够激发学生使命感和爱国情怀的科技素材。 联系现今世界局势，各主要大国都把科技竞争作为战略博弈的核心，而数学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学科，已成为信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国防安全、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利用土耳其数学家艾达尔·阿勒坎的一篇论文，让华为实现了赶超，十年时间，将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让华为一举成为5G时代的领头羊。5G通信编码技术——极化码，虽然看起来复杂，但本质上应用的就是高等代数中的矩阵乘法。 案例：矩阵是高等代数以及线性代数的基础，在很多内容上都有应用，比如线性方程组、解析几何、线性规划、最小二乘法等等。不止如此，很多现代科技领域中，矩阵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无人机作战系统中，将无人机看成图中的节点，无人机之间的通信关系与图中的边等价，这种通信关系可以借助于矩阵来表示；在信息编码中，解密和加密都可以转化为矩阵的求逆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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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将思政内容自然而然的融入课程内容，既要保证教学进度的顺利完成，又能让学生增加学习兴趣，接收思政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合理的构建、设计课堂教学育人结合点和切入点。对已有素材进行加工、提炼，融入教学内容设计；不能死板的把思政内容直接插入课程内容，而是从《高等代数》学科的内在逻辑出发，从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将思政内容自然而然的融入课程内容，学生不会感觉突兀，也不会有被说教感，要做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同时要注意把握住度的问题，注意时间节点，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又要注意不要把课程思政设计成思政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也注重将以上理论应用于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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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教学是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和主要内容，本文分别从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引入、建立、讨论和运用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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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物理两字分别代表了物质世界及普遍规律。因此它研究的内容包括物质的本身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同时还包括了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物质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科学。使学员的认识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在形成概念、掌握规律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是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任务。比如质点，就是忽略物体的形状和大小，把物体看成是一个只具有质量的点。质点是一个理想模型，现实生活中没有质点这样的物体，可以把某些物体看成是质点，什么物体什么时候可以看成是质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要研究地球的公转问题，就可以把地球看作是质点，如果要研究地球的自转问题，就不能把地球看作是质点，所以物体是否可以看成是质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大的物体就不能看成是质点，小的物体可以看成。一个物体什么时候可以看成质点，要看他的形状和大小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就可以看成是质点。在物理学中，类似质点这样的理想模型还有很多，比如刚体、点电荷、理想气体、电流元等。 物理学中的基本规律有很多，比如电场的高斯定理。在真空的静电场中，电场强度沿一个闭合曲面的积分等于这个闭合曲面所包围的电荷的代数和。学生在用电场的高斯定理时，一定要注意电场强度的通量与闭合曲面所包围的电荷的代数和有关，与曲面外的电荷无关，曲目外的电荷数目发生变化或者是位置移动，都不能改变电场强度通量。而曲面内的电荷位置变化时不影响电场强度通量的，只要曲面内电荷的代数和不变，电场强度通量就不变。电场强度通量等于场强对一个闭合曲面的积分。闭合曲面上的电场强度不仅与曲面内的电荷、电荷分布有关，而且与曲面外的电荷、电荷分布有关。类似的物理规律还有电场的安培环路定理、磁场的高斯定理和磁场的安培环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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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引入 概念的引入是物理概念教学的第一步，一个概念成功地被教师引入能够使学生了解到为什么要引入这个概念，引入这个概念有什么作用。一般采取的方法有从实际生活引入、从实验现象引入、从旧有的知识引入。部分学员对于物理的学习还是沿用中学的学习方法，把学习物理当作单纯的公式记忆。只记忆公式本身，而对公式所描述的物理现象、物理过程，或揭示的物理意义、物理图像不做深刻思考。只重视利用公式来做题，忽略了真正支撑物理学大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因此教师在讲解新的物理概念和规律时，一开始既要给学员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又要充分利用学员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例如：讲横波与纵波的概念时，可以从前段时间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引入，为学员们放一段地震的视频，让学员们对波动的概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初步了解横波与纵波的概念，为进一步的讲解打下基础。引入概念和规律的方法和途径很多，可以针对不同的教材，不同程度的学员，不同环境下学员熟悉的不同的生活实例，采用不同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通过观察、实验、计算机模拟等得到事实和数据；用已知的可用的原理分析这些事实和数据；形成假说和理论以解释事实；预言新的事实和结果；用新的事例修改和建立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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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建立 《大学物理》课程是培养海军生长军官本科专业自然科学课程模块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该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员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下必要的物理知识基础，对提高学员的科学素质和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物理方法。物理概念和规律是人们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等感性材料进行科学抽象的产物。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探究，提出猜想，找出一系列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共性、本质属性，才能使学员正确地形成概念、掌握规律 [ 1 ]。教学过程一般有两个阶段，一是探索阶段，主要是对有关事物进行观察、分析、比较；二是概念形成阶段，认识概念所表达的事物的本质特征。比如在讲解《载流导体在磁场中所受的力》时，从单个运动电荷在磁场中所受的洛伦兹力出发推导出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安培力；在讲解《光栅衍射》时，从单缝衍射和多缝干涉入手分析出光栅衍射谱线；在讲解《薄膜的等厚干涉》时，建立了劈尖这个理想模型，使研究方向更加明确，更加深刻地揭示出物理现象的本质；在讲解《光电效应》时，从物理学史上对光的本质的研究引入，以史为纲、以人为本展开讨论养成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在讲解《光的偏振性》时，让学生分析解决光污染的方法，在讲解《圆孔衍射》，让学生计算侦查卫星的分辨率。通过以上的训练培养学员掌握事物的物理属性或物理现象的本质特征，使学员了解物理概念的内涵，知道他的内容和含义，了解物理概念的外延，明确他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及与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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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讨论 首先，要知道这个物理概念或规律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 2 ]。对于概念定义的理解必须要确切，要突出定义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对定义中的关键性词句要“咬文嚼字”地弄清楚，避免那些不十分确切的或错误的说法，例如，速度的变化率不能说成是速度的变化量；电荷周围存在电场不能说成电荷周围是电场。二是讨论其使用范围和条件，如牛顿第二定律只适用于宏观、低速运动的物体或系统；带电体只有在可视为点电荷时，它们间库仑力才能用库仑定律计算等。三是讨论有关概念和规律间的关系，例如，合力的冲量等于质点动量的增量，而合外力做功等于质点动能的增量。要充分调动学员积极参与其中，让学员在讨论、交流、合作中加深对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掌握。大学课堂里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各省份高考对物理的要求并不相同，学员高中学习物理的内容、难易程度相差很大，有的学员中学时参加过全国的物理竞赛并获过奖，有的学员是文科出身，高中时基本没有学过物理，就拿笔者现在教的2017级飞行学员为例，文科学员的比例占到9%，这部分学员就很难跟上讲课的进度，久而久之，差距越拉越大，个别学员就失去了学习物理的信心。通过比较、辨析概念，明确概念，理解概念。比较法是物理教学中较为常用的教学方法。对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概念进行比较，容易让学员接受，接受学员之间的差距，却能够加深他们对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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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运用 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应用阶段，即应用概念去分析具体问题，使概念得到深化和巩固。引导学员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概括，排除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教师在平时讲课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讲解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尤其是繁琐的定律推导时，学员们最容易犯困走神；当讲解具体的题目时，学员们的情况要好些；当讲解物理知识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军事应用时，是学员们最感兴趣的时候。根据这一现象教师可以把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运用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让学员接受一些普遍规律，从模仿外在的动作如程序、步骤开始，养成习惯形成技能，通过合理的训练使学员初步掌握该项技能，让学员在成功的愉乐中轻松学习，从而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对问题的进一步钻研。第二步，经前一层次的学习，学员从对方法的简单模仿转化为欲了解程序和方法的思想成因。此时，让学员练习一定数量的综合习题，练习的内容应多与学员所熟悉的现象联系，同时教给学员分析解答综合练习的方法和技巧，以后在解决类似问题时，不再停留在模仿动作上，而是作出整体性的判断。第三步，随着学员知识储备量的增加，学员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开始理性的思考问题，不再满足于“会做”，而是力图采用新的视角观察研究问题，了解问题的本质，寻求多种途径。教师应有意识地精选一些习题，设计一些多角度、多层次、多答案的习题让学员练习或发动学员一起编题、评题，使这些题目能进行多种形式的塑造，一题多变，一题多解，培养学员多思多变的发散思维能力。通过以上的训练使学员感受和体验学习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有用性和快乐感，以增强学习物理的动力，从而长期保持浓厚的学习物理的兴趣和爱好，达到全面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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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大学物理课程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要求，积极开展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将其融入大学物理的教学设计和内容体系中，构建系统的大学物理课程内容体系。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教学既是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和主要内容，又是学员学科素质的形成和锤炼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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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其处理方法是空气污染控制领域的关键问题。在众多挥发性有机物处理技术中，低温催化氧化挥发性有机物以其高效率和经济适用性而被广泛认可。该技术的突破点在于低燃点、高活性、稳定性和低成本的催化剂的研发。本文介绍了三种性能优异的过渡金属催化剂，凭借其较低的成本和出色的稳定性为过渡金属氧化物催化氧化反应的低温催化剂设计提供新思路，并为挥发性有机物催化氧化技术的工业应用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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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已导致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扩散。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作为空气污染物，在与烟雾相关的臭氧和光化学氧化剂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1 ]。VOCs是有机化合物，在室温下以蒸汽形式存在于空气中。它对神经系统极为有害，甚至可能导致癌症。近年来，国际社会对VOCs的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其处理方法是空气污染控制领域的关键问题 [ 2 ]。2015年，我国从事VOCs治理的环保企业有140余家，但2020年时已经有了1000余家，去除VOCs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吸附，热燃烧，催化燃烧和使用生物膜 [ 3 ] [ 4 ] [ 5 ]。在这些去除技术中，催化燃烧由于其高效、低温和低成本而成为去除VOCs的有前途的方法之一 [ 6 ] [ 7 ]。过渡金属氧化物的催化剂与贵金属相比最大的应用优势是成本低廉，通过优异的制备技术在一些 VOCs催化氧化反应中的表现甚至更为优异，例如稀土元素、Ce、Mn、Co、Cu等，以其强大的抗毒性和低成本而著称 [ 8 ] [ 9 ]，过渡金属催化剂因其较低的成本和出色的稳定性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