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3.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外汇管理强调计划指令，以行政管理为主，从而确保国家对外汇资源的掌握，保障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但是以计划和行政管理为主导的模式忽视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强制性的结售汇必然难以调动外贸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束缚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逐步由政府调控为主转向以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创汇企业的用汇支配权增加，企业创汇的积极性提高，国家外汇储备逐渐增加，此外资本项目的进一步放开，使得外汇交易逐渐市场化 [ 11 ]。 广义来讲一国汇率制度和国家内外部均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是一致的，不外乎四个方面：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 12 ]，因此汇率制度必然也以促进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实现为目标。但现实的情况是仅靠一种汇率制度不可能兼顾所有的目标，因此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必须有目标的侧重。基于当前的经济体制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在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背后的主导因素时，主要是以改革开放后的汇率改革为研究对象。 3.1. 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持续“双顺差” 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当一国存在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时，则可能存在较大的本币升值预期，升值预期随着顺差的减小有可能减弱甚至消失 [ 12 ]。可以说，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是能最直接、最显著的反映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大规模的、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状况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 作为国家收支平衡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在改革开放后基本表现为顺差情况，如图1所示。特别是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顺差且增长迅速，从1994年的不足100亿美元扩大至2008年的4206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所缓和，后随着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提高，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又有抬头，新的汇改之后，这种趋势才放缓。经常账户顺差占GDP之比从1994年的1.4%升至2008年的9.3%，随后顺差趋势放缓，至2019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之比降为2.8%。经常账户大规模顺差是构成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因素。 货物贸易顺差是构成经常账户增长的主要因素，如图2所示。我国的货物贸易从1994年以来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随着“入世效应”的逐渐显现，我国的贸易顺差快速扩大，2019年为1641亿美元，较改革之初的42亿美元增长了近40倍，较汇率并轨的1994年增长了近22倍，成为经常账户顺差增长的关键因素。从图2可以看出，1995年我国货物贸易占经常项目顺差比重接近750%，这一时期是我国通胀压力最大的时期，货物贸易顺差短期内急速增长，此后的十几年，货物贸易顺差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200%以内。可见，货物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推动了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大，货物贸易顺差成为国际收支顺差总额的主要项目之一。 图1. 我国经常账户状况：1982~2019 图2. 货物贸易在经常账户中的占比：1982~2019 资本与金融账户是国家收支平衡表中另一个主要项目，通过该账户的余额可以看出一国资本市场的开发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为一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提供借鉴。图3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略有波动：改革之初处于逆差状态，但规模较小。1994至2004年，顺差规模从326亿美元增至1082亿美元，之后略有下降，但2007年又增至942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投资较安全的国家，大量外资涌入，至2010年，我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达到了2869亿美元，外汇储备呈持续增长态势。2010年之后，受制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汇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资本与经常账户差额波动较大。 从资本与金融账户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逐年增加，从1982年的3.9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2437亿美元，成为资本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图4显示，直接投资差额占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比重虽有波动，但基本占据主要位置，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的10年内，直接投资差额占比长期处于60%以上。1994年至2010年，我国年均引进外资829.88亿美元，而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仅为148.52亿美元，投资比例为1:0.17，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不足，我国的对外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对比关系失衡。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长期净资本流入是造成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 图3. 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状况：1982~2019 图4. 直接投资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的占比：1982~2019 3.2.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有所显现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国际价值理论认为一国汇率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见图5。本文采用结构性劳动生产率指标，即按劳均GDP产值计算劳动生产率。1978年的劳动生产率为908元/人(按1978年不变价，下同)，到2019年已达61，545元/人，年均增长率为31.20%。需要说明的是，1990年的劳动生产率较前一年下降了11.26%，之所以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1990年起就业人数统计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较1990年之前的统计口径有了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步伐逐渐加快，城市人口比重较快提高。 图5. 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1982~2019 回顾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这几十年，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现实是：中国的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加大。本文以第二产业部门的劳均产值代表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第三产业部门的劳均产值代表非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 [ 13 ]。图6显示，从1978年到2019年，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2513元/人提高到148，033元/人，翻了近60倍，年均增幅达10.45%；非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1784元/人提高到55，341元/人，翻了30多倍，年均增幅达8.74%。可见，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比率和年均增幅均高于非贸易品部门，两者间的差异有放大趋势。 图6.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国内部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幅度上的差别，即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会导致非贸易品部门工资上涨，从而带动一国整体价格水平上升，最终会引起一国内部实际汇率的变动 [ 14 ] [ 15 ]。本文以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的价格(该价格由第三产业年度平减指数除以第二产业年度平减指数得到)代表内部真实汇率，由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率的比值构造劳动生产率指数，两者的走势见图7。 从图7中可以观察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基本处于上升趋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贸易品部门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率较高，拉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这一国情相符。而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价格(内部真实汇率)虽有上升趋势，但较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幅度要小得多。改革开放到1992年，内部真实汇率上升，B-S效应较明显。此后的若干年，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以及中国政府采取抑制通胀和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冲销机制政策，B-S效应虽仍存在但显著性降低。由于文中并没有对B-S效应在特定国家是否发生依赖劳动生产率结构性变动应具备的另一个前提条件——即国内的相对增长与外国同一指标比较的相对增长进行分析，所以对B-S效应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图7. 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和内部真实汇率走势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依法治国成为主导理念 一国汇率制度的改革，除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制度性因素。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人的价值实现，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法治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紧迫。市场经济一定要依法治国，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同时，树立依法治国的主导理念则是世界对中国进行价值重估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和法理因素 [ 16 ]。 可以说，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调整以及人民币外汇管理的具体安排都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正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较高，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仍不发达。与此同时，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汇率调节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就要求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不断完善现行汇率制度，加快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服务保障民生、节能减排、市场秩序维护、各类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大了投入，相关的法制建设越趋完善，执法标准也越加严格。在依法治国逐渐成为主导理念的同时，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和概念也逐渐变化，对中国的信心和预期上升。 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依法治国方针策略的制定，使得世界对中国进行价值重估，世界对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产品等的需求日益巨大，大量外资涌入、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等现象出现，这些导致了我国市场的不均衡，对我国的汇率制度产生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