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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个体与共同体分裂问题根源 2.1.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 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是从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成就存在的事实，然而作为一种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凸显的现象，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是因何会成为一个我们无可规避必须寻求解决的困境？也就是说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在何种意义上会成为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的视域下，首先有着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即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包含两个层面：其一，从现实性来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人总是处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勿论其与共同体之间是处在分裂还是统一之中；其二，从理想性来看，人的本质是真正共同体，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实现的理想期许，在他看来，个体只有实现了与共同体的真正统一才是真正实现了其本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针对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看法批判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 ]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重要本质属性，它不仅将人同其他动物等类区分开来，也将具体的人与人区分开来。这种社会性表现在，一方面，首先，强调现实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说明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个体，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一定的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社会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3 ] 。由此人的本质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他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不同的社会条件中，人的现实本质也会有所差别，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显示出人的本质的具体的历史特性。要把握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就要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另一方面，人的社会性体现在，个体不是原子式的孤立存在，个体的存在离不开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终处于一种通过自身实际活动而形成的丰富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这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不管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何种状态之中，个体始终是要在一定的共同体内进行生产实践活动，个体的生存离不开共同体，共同体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样式。 个体的存在始终离不开共同体，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这二者的关系也一直发生着变化，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原始的血缘共同体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共同体，在这二者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此，除了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现实性的分析之外，马克思又对其作出了理想层面的规定，人的本质是真实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4 ]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真实共同体就是人的实质，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由，个体只有在真实共同体之内，才能真正地去占有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离开了共同体，个体根本无法实现其真实本质，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是人的社会性内在规定的基本内容。 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中暗含着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这一理想意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 5 ] 。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才会被视作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因其背离了人的本质。由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整个历史理论实际上都是在致力于实现现代性背景之下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问题，在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真正和解，实现人的解放，使人回归自身的本质。 2.2. 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最终根源现代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而产生并不断凸显的，甚至有众多学者直接将现代性困境阐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问题。因而追寻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最终根源，实际上也是探寻现代性的生成根源。关于现代性生成的根源问题，马克思将其诉诸于“社会存在”，那么寻求现代性的生成根源则必须转向社会发展的视域，现代性根源的问题就转向了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6 ] 。因而，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便是现代生产的形成和确立，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最终根源便指向了现代生产。 “现代生产就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不断产生出异化后果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包括现代的劳动过程的普遍的物质内容，还包括现代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关系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 7 ] 。现代生产在物质内容上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关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劳动分工日益深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也日渐分离，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从封建的对人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了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工人。他们把劳动力出卖给了资本家，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通过资本雇佣劳动者，将其纳入到生产中，使其服从资本的自我增殖目的，而资本家实际上也只是被资本操控被物质利益驱使的个体。如此，在现代生产的条件下，旧时代的人依赖人的社会关系不断地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会以现代资本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整个社会，无论是个体还是共同体皆沦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工具，个体对自身物质利益欲望无限膨胀，最终导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走向分裂。 现代生产作为最终根源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主张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力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会促使社会的其他层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综合在一起决定了社会的整体变迁。因而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的根源也绝对不能仅仅将其诉诸于现代生产而止步，我们还需更进一步，对其进行具体的讨论。 2.3. 个体自我意识的解放和个体生存的自我分裂 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个体处在单方面地依赖共同体的生存状态之中，个体的独立意识没有觉醒，个体只是一定狭隘群体的依附物，个体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共同体的一员。因而这种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是一种“无意识”的虚假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统一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由此可知，个体与共同体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首先经历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导致人们被束缚在自然之下，为了生存，人们以血缘、地域等为纽带自发地联合成各自独立的共同体，个体完全依附于共同体，甚至将自己所在的共同体视为一种前定的存在，个体在共同体中找到了归属感与安全感，并将其视为自身的最高目的，个体依靠共同体中严格的等级制度来对自己做出定位，进行各项生产活动，人的存在样式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对他人的依赖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和交换的不断扩大，人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觉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不再畏惧自然，社会的分工和自由交换，使个体最初对共同体的归属转向为对私有财产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迎来政治解放，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国家从旧的封建制中解放出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个人自由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私人财产的权利、平等和安全的权利。这个时候，人的自我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个体不再受制于严格的封建统治中的“定位”，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获得了自由、平等和独立，每个人都有权平等地参与社会交换，自由地选择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出卖给其他个体，此时，个体的生产活动目的不再是共同体而是自己的私人利益，交换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共同体内部。个体不再将原始的共同体作为自身的无条件的前提，而是把自己视作一切活动的前提和目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仅把他者也把自己当作手段，这个时候的个体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之中，伴随个体自我意识空前解放的同时，个体却被引向了原子式的孤立存在。由此，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在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实现真正和解提供可能性时，又使得个体与共同体走向了彻底的对立面。 一方面政治解放取缔了基督教会和封建君主的统治，使人的个性获得了空前解放；另一方面，它又实现了政教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又促使了个体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形式的分离。“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8 ] 。由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自身也发生公人和私人之间的分离，个体自身发生了异化，因而也就不可能与共同体处于同一之中。 2.4. 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幻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研究起始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和国家观的批判和继承。黑格尔之前，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在同一层面上被使用的，个体在市民社会的身份和地位与其在国家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个体以市民的身份从事着整个社会的全部现实生活。而黑格尔却意识到这种统一的虚幻性，他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认识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代表私人领域，在这里每个人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将一切人当作手段。而国家代表公共领域，代表公共利益，因而要实现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就必须将国家放置市民社会之上，使国家成为市民社会的前提，国家成为市民社会的最高目的。 马克思坚持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立场，但是却颠倒了这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幻性首先就表现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市民社会成为了国家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分离破坏了共同体内部的统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国家对于处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只是一种虚幻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国家不仅无法统摄市民社会，反而他的存在以市民社会为前提。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人们只因经济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在市民社会中，没有普遍理性的存在，也找不到普遍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公德，国家的存在不是来自于个体的自由意志的共同联合，而是为了调和市民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冲突。国家只是用人与人之间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平等来弥补市民社会中无法消除的物质的不平等。然而个体在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中获得的自由和平等是虚假的，个体只是处在抽象自由的统治之下，这种抽象的自由在面对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时不堪一击。这个时候本应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却披着普遍利益的虚假外套沦为了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基于国家的这种矛盾性，国家的存在就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处在一种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中，社会分裂为了无法调和的对立面又无法摆脱这些对立面。“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 9 ] 。为了保证各种冲突中个体的安全和生存，国家成为了一种凌驾于社会力量之上的存在，这种力量是虚假的。在社会中除了私人利益再也找不到任何确定的东西，私人领域和共同领域，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还表现在，资本主义共同体内部由于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的阶级分化。在市民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因经济而产生联系，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使得少数利益集团垄断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共同体内部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阶级，人们不得不隶属于特定的阶级来从事活动。在国家共同体中，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发生联系，也不是个体与共同体发生联系，而是某个组织与另外一个组织发生联系，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联系，人们只有作为某一组织中一员的时候才会参与国家公共领域的生活。由此，个体不是作为个人而处在共同体之中，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隶属于共同体，共同体只对阶级存在意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分化凸显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上。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国家披着普遍性的外观却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此时的国家维护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然而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剥削和占有，因此对无产阶级而言，国家反而是阻碍其利益和自由实现的桎梏。通过国家这一虚假的形式，资产阶级在公共领域上给予无产阶级平等和自由，却在私人领域中剥夺其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来增加自身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带来劳动力的过剩。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水平低下，劳动效率低，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必然会随之下降，大量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必然会被无情地抛出生产和就业体系，形成日益增长的过剩劳动人口。因而，在统治阶级资本财富累积的过程中，与之相对的却是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和在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整个共同体将处在极其不稳定的阶级对立之中，共同体内部具有极大的冲突隐患。 诚如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假平等之下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是日益加剧的阶级对立，处在这样一种虚幻又危机重重的共同体之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仅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反而其二者之间的断裂也会愈加严重。 2.5. 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中介资本 任何个体都无法脱离其他个体和社会而进行生产活动，当我们谈论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时，不是指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发生任何联系，是指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直接发生联系，而必须借助某种中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系是建立在资本运作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虽然通过政治解放促使国家与宗教的分离，推翻了上帝的神圣现象，使人们从天国的生活回归到现实生活，却在现实社会中建立新的权威，即资本。“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10 ] 。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的形成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11 ]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都被打破了，只剩下以商品和货币为纽带的生产和消费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人陷入对物的依赖性中无法自拔。在马克思那里，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普遍力量，它是现代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12 ] 。 资本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具有不断自我增殖的本性：它具有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的趋势，“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和无止境的欲望”[ 13 ] 。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一方面，个体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个体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尽其所能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获得了承认；另一方面，与个体独立性伴随的是个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并且个体的这种独立性又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个体独立性的存在只是为了便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和积累，资本使人成为了一种失去存在意义的工具性存在。 虽然资本使人异化为工具性的存在，但是资本的存在又离不开个体的联合。“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14 ]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15 ] 。资产阶级产生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不断增殖。因而，资本运作在激化个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同时，又整合了互相独立的个体。它使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建立起联系，因为只有个体联合在一起共同活动才能促使资本运作。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将互相对立的个体之间联合起来。但另一方面，它的存在恰恰表征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的断裂，因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是直接的联系，而是以资本为中介的。 由上述，资本作为一种促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促使个人独立性增强的同时，又为人的自由发展设置了新障碍；资本作为一种中介使个体与共同体发生联系的同时，又凸显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一条无法填补的鸿沟，其存在恰恰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由此，在资本权力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只能是断裂的状态。 2.6. 个体与共同体统一的可能性 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问题作为伴随着现代生产而产生并日益凸显的矛盾是否具有解决的可能性？也即是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是否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具有实现统一的可能，那么他们之间的分裂也即不能成为一个问题，而只是正常的历史事实。 通过上述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与共同体分裂最终根源于现代生产。然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在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个体与共同体对立的同时，又内在地孕育着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超越出来，走向共产主义，实现各种社会矛盾解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所导致的财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是实现革命的前提。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将使得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愈来愈尖锐，直到这种对立成为一种不可忍受的力量，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促使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生，消灭阶级对立。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促使人类摆脱物质匮乏的社会，在物质匮乏的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会随之减缓或者解决，它是各种社会矛盾获得解决的最基本的物质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须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16 ] 。第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促使人的自身力量的不断提高，人对世界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也将不断增强，最终实现人对世界的真正的共同普遍占有，人只有实现了对世界的真正共同占有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个体与共同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 现代生产在促使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走向对立面的同时，又为这二者将来的和解提供了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必将迈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在马克思那里，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走向共产主义，首先要摆脱物质条链的束缚，因而生产力必须发展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都能获得满足，每个人的劳动都不再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自由的实践的活动。然而，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构想，很多学者提出了自身的批判。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这一构想中最为艰难的是来自生产资料的有限性和人类需要在某种意义上的无限性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使得其实现变得很艰难。在我看来，这一批判只看到了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却没有看到，在可能性的层面上，人自身也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产力，伴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本身的力量也会普遍发展，个人的发展作为最大的生产力会反作用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生产力作为一种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体与共同体和解的可能性，然而必须再次强调的是马克思并非生产力决定论，只从生产力层面来解释问题无疑显得片面又空洞，实际上社会上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对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具有促进作用，尽管马克思对这一部分没有详尽的描述，但我们可以从英美社群主义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作出的努力中获得启发。在社群主义那里，社群之中的个体不仅仅拥有共同的信仰，而且都把自己看作按照自身自由意志改造世界的积极主体。因此，个体在社群中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不论是在物质利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人和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冲突，个体与社群之间的矛盾也会消失，真正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 不同于马克思，社群主义的显著代表之一麦金太尔则主张通过美德来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努力追求美德，人们可以在追求美德的过程中实现善良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善和社群的善会结合在一起，如此，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群的公共利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实现了统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也将得到消解。在麦金太尔看来，个体的美德主要通过实践，传统的继承和经验来获得的，因此十分重视美德的教育，重视国家对公民的道德教化。尽管很多人批判麦金太尔诉诸传统美德的构想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可行性并不是很大，但是这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在结合当今时代和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的前提下，恢复正义、真诚、勇敢等种种美德并非不可能，我们并不是要恢复古代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而是尝试借鉴过去，通过道德的教化来调解由于资本操控而带来的人和人，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此外，戴维·米勒强调社群中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和亲近的感情。在他看来，当团结友爱成为社群中全部个体的共识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利益的牺牲便完全成为自愿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不复存在。尽管，当代社会并没有到达这种状态，但是从世界各国所宣扬的理念与现实来看，人类社会无疑在努力实现真正的团结与和平，即使处在资本操控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确实得到了缓解。值得注意的是，社群主义并非只是在抽象的道德教化层面来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真正统一，他们的主张还涉及到社会的分配制度，当代国家的职能，社会公共福利的实现等各个方面。 通过上述，我们不难发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有消解的可能性。随着个体与共同体矛盾的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从不同的层面来寻求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和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