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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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几点建议 4.1. 认清趋势，把握方向 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时期，“逆全球化”冲击全球化框架，今后一段时期效率与安全并重应是全球化演变重要特征，各个国家更加注重经济体系和产业链的完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会加速，制造业机遇挑战激增，如何在世界分工变化中求生存、谋发展，也是我们经济深化改革必须把握的一方面。 国内来看，“三期叠加”阶段性的基本判断准确，“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基本趋势，“新常态”下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三个深化改革目标。深化供给侧改革，追求的是释放要素活力和长期高质量发展，这一点不能因某些短期任务推动而动摇。 4.2. 把握阶段性目标 应结合中央部署和大连面临的具体情况，相继调整我们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主要任务。2018年、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应是我们下一阶段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抓手。2020年中央一号锁定脱贫和补短板两大任务，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颁布，据此，我们认为，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应由“做减法”转为“做加法”，今后的一段时间是“巩固”、“补短板”这一“加法”，应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4.3. 培育优势，“工业立市” 在大连，制造业是立市之本、强市之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资源禀赋优势，即使是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大背景下，即使老工业基地“先发”优势有待重振，大连仍应“抓实业，重工业”，依托城市工业底蕴，提升石化、装备制造、造船乃至更多行业领域的工业企业竞争优势，成为我国民族工业乃至世界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 4 ]。大连深化供给侧改革主战场仍是工业。《中国制造2025大连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推动了一些重点项目建设，2019年“双轮驱动”有序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0年《大连2049城市愿景规划》已推进实施，实践中大连既要立足原有产业基础，又要把握产业转移趋势，要把我们优势产业发展放在全球产业体系中进行布局和谋划，要摆脱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地定位，尽快实现向产业链条高端转移。当前的工作应围绕推进“两先区”建设，一方面是实现传统优势产业的存量做强。另一方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量优化。以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排头兵，以“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为运营主体，推动大连市高新区和金普新区作为信息技术服务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核心承载区建设。 4.4. 补短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大连近年现代服务业发展增速仅3%左右，九个行业大类除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长超过10%，专业技术服务业、邮政业、商务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等的营收增长都不足5%，无论体量还是势头，与大连的城市功能不符 [ 5 ]。软件服务、港航物流、跨境电商等领域既是我市利用外资主力军，也是补短板的重要领域。大连的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做优，应围绕东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开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专业化、集聚化、国际化为目标，生活性服务业以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为目标，增强对全市经济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应以生产性高端服务业为重点，以为优势实体产业“赋能”为目标，加快推进金融、研发、设计、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实业“赋能”，使其在产业链、价值链、分工链上占据高端位置。 4.5. 继续做好“减法”，巩固“三去一降” 扎实有效去产能。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行业继续进行严格排查，该清理清理。对产能落后、整体行业供给过剩、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的产业，该调整调整。对生产运营成本长期过高、毫无竞争优势的产业企业，该淘汰的淘汰。进一步依法依规制定和细化落后产能退出方案，鼓励通过兼并重组整合资源，出清过剩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减少同质化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 积极贯彻国家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采取降本增效的有力措施，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应将“降成本”作为推进我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点，在收费管理、融资支持、鼓励技改优化等具体方面，使降成本措施系统化。同时增加对大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和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优惠政策，使企业尽快摆脱流动资金不足的束缚 [ 6 ]。 进一步落实《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降低高负债行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从资产和负债两端入手，有效降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要有效进行对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杠杆率和债务风险的动态监测，进一步拓宽国有企业资本补充渠道，同时，规范国有企业资本管理，要严防防止虚假降杠杆。 4.6.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活力 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然施行，也是大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抓手。需学习借鉴深圳等地做法，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加快推动各项改革政策措施的落实。各职能机构和基层部门窗口，需进一步厘清权能、事项、责任等各项清单；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特别是要畅通中小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避免政策制度供给和服务过程中漠视和歧视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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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以山东传统的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街巷分析和自然环境分析，发现作为没有经过规划的自然生长，发展的村落空间，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为了扭转年轻人外迁，导致的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村庄群体价值淡化，凝聚力削弱的现象，提出了规划核心空间，强化核心空间，利用重要的活动，形成具有仪式意义的空间，增强社会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归属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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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蔡家沟村隶属于诸城南湖生态经济发展区，林水绕村，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村落自然风貌保存完好、民风淳朴，石路、石墙随处可见，传统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源远流长。聚居规模小，仅有149户，60岁以上老人占80%以上。村民日常生活依赖于自然环境，主要从事种植业，聚居规模较小，是内向的，自然生长发展的村落空间，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山东东部地区村落 [ 1 ]。 蔡家沟村没有经过规划，是自然生长发展的村落空间，空间要素综合反映了文化、宗教、风俗、观念的影响。蔡家沟村落空间的结构关系既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特定人群建构行为的结果 [ 2 ]，也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操作一定的物质元素和改造既定环境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 [ 3 ]，是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居民点 [ 4 ]。 蔡家沟村在土改之前，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发展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年轻人搬出，仅有老年人的村庄，传统观念的血缘概念逐渐淡化。伴随着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行，土地由私有属性转变为集体属性，以个人经营的方式分配到农户，村落转变为由个体农户聚合起来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村落的群体价值观念。伴随着群体价值的淡化，传统村落的历史价值集合——仪式空间系统丧失了更新发展的能力，村庄的凝聚力削弱。 本文从道路系统、公共空间、村庄围合边界等分析蔡家沟村的空间形态，以此为依据提出增加乡村凝聚力，和乡村振兴动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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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街巷空间 街巷空间是传统村落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它构成一个具有复合功能的空间活动网络，承载了村民的生活交往、商业活动和观赏仪式等活动，是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转化 [ 5 ] [ 6 ]。蔡家沟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步行为主的尺度和空间结构关系。村落无军事防御的要求，没有建立自卫的圩墙，村落以十字形作为基本骨架，是田字形街巷结构的简化，由于没有圩墙，村落内部不需要设立围绕村落的环状路来到达各个城门，以十字大街为中心点向四周扩散，如图1所示村庄的路街巷结构。 蔡家沟村内部道路分为两类，一类是贯通东西的主路，传统称为街，街是带有“公共性”、“集聚性”色彩的，宽度略大，作为村中的交通主脉络，如图2所示；巷则比街更窄，其两侧一般为建筑的院墙或山墙，其上少有窗户，因而更显封闭、狭窄，如图3所示。巷道末端有的为院落入口，形成“死胡同”，有的则通向村落外围，将田野、远山借入村中。构成公共–半公共–私密、热闹–安静的空间序列。村落基本道路结构还是以东西向的主路连接南北向的宅间巷道。村子周边为生产要素，主要包括村中空地、田地、河渠池塘等。村庄东西较长，建设集中成片，村内传统街巷大多集中在东西大街北侧的老街核心区，这一区域也是最早的村落基址，老建筑比较集中。蔡家沟村作为传统村落空间肌理保存尚好，整体空间结构清晰。 图1. 蔡家沟村街巷结构 图2. 村内主路现状 图3. 村内巷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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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展现村庄特色的基础 [ 7 ]。蔡家沟村的自然条件，村子周围的林地、河流水系，村中河流，小型池塘，位于村庄的东南方向，为取水提供便利，也是村庄排水的主要去处，如图4和图5所示。村庄空间肌理在形成的过程中，多半顺应水系的流动曲线。水系的走势和形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庄的形态和空间特征。 图4. 村庄周围的水系分布 图5. 村庄内部水系、池塘、林地和周围农田 气候因素对农村聚落的影响还体现在聚落形态及空间组织方面。蔡家沟村的建筑基本上是坐北朝南，有利于采光，见图1，整齐的排列，便于通风；林地、水系和水塘基本上位于村庄的东南方向，有利于夏季村落微气候的调节，具有人居环境营造中的气候适应性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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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蔡家沟村空间与村庄凝聚力分析 统村落中的仪式承载空间、日常场景空间和村落结构空间，这三个方面是村落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和文化创造的人文历史表达，是地域文化和村民思维逻辑的重要体现。蔡家沟村落核心空间缺失，村落核心空间的缺失使村民对村落产生了陌生感，对村落的认同感也逐渐丧失，这必然会影响到村落更新发展的潜力。传统村落的空间形式并非单纯的空间结构的组合，而是源自内在的思维逻辑、文化意义与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空间形态，借由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互动所构成的空间形式。 从图1可见，街巷东西长，南北短，空间深度小，空间的渗透性强，便捷程度越高，东西大街与村外部的公路的空间可达性与渗透性最强，东西与南北大街的交叉点为村落核心空间，易于形成村落的活动中心。 在常山风景区规划中，蔡家沟的对外交通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如图6所示，强化了南北向的交通，南北的中心街道将连接到北外环路，成为对外交通的主要道路，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的交叉点核心将被进一步强化。村落以此为核心，向外延伸发展，使得这部分空间具有较高的可达性和公共聚集能力，可以在村落中承担重要的公共空间的角色。 图6. 蔡家沟村周边路网规划 村落中经过历史发展沉淀塑造形成的空间结构具有较为丰富的肌理结构，但局部空间的整合度也相对较差，断头路、丁字路现象普遍，很多房子已经衰败废弃，近期快速建设的空间有结构简化的趋势，这两者的特征之间的矛盾，阻碍了村落整体的空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村落空间结构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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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基于蔡家沟村的空间形态的振兴策略 强化核心空间。经上述分析，村庄的南北主巷与东西大街交叉点为村庄的核心空间，在这个空间规划建设了蔡家沟美术馆，在东西大街上规划建设了艺术家工作室、乡村图书馆、公共空间、乡村记忆馆、古琴馆和百工传习中心(图7)。通过强化东西大街社会活动布局，进一步强化核心空间的核心作用。 图7. 村庄的核心空间 艺术介入强化核心。街道是乡村内部空间相互连接起来的骨架，是村民在乡村内部的主要交通，不影响其功能性的情况下，可以在村落的核心，将地域文化元素作为艺术展现，这种艺术的介入要体现当地的地域文化，营造出富有趣味的地域氛围，起到导向和凝聚的作用，如图8所示，是蔡家沟村正在进行的艺术介入村庄的试验。 图8. 驻村画家在民宅外墙上创作的作品 利用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增强整合度：民俗博物馆和艺术馆等公共空间大部分位于东西主要的街道上，与居住空间有机结合，形成整合度高的区域和整合度低的离散区域，外来者直接穿行于村落中可达性高的公共区域。在东西大街与南北的主要街道的转角处，建立联系传统空间的公共空间，蔡家沟美术馆，增强社会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归属；均衡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增强核心空间利用率。为了减少继续建设更多的公共空间，应加强集中空间的文化叠加和文化组合；在核心空间建设具有仪式意义的空间，比如入党宣誓的空间，结婚，过生日等重要礼仪的场所，形成社会行为的互动空间；保持传统村落空间内在的聚合性特征，在当前社会自由开放的文化体制下，统村落空间的聚合性对外界展示了村落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在一些相对偏远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传统村落空间的内在聚合性使村落空间形成相对封闭的领域，承担了一定的防卫作用。在进行村庄更新时要保持或者增强空间的聚合性。 传统村落的保护原则应遵照村落空间形态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和整体性。以村落空间整体结构为基础进行保护；延续传统村落仪式空间的传承与再生；传统村落公共活动空间等重要空间节点的塑造应适应村落整体空间结构，适应村民日常需求。传承传统村落的乡土文化，保护传统村落风貌格局，保留村落原有的交往空间网络，关注村落现代化生活的需求，使传统村落空间依照传统的内在空间逻辑实现自组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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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蔡家沟村是典型的山东传统的乡村，年轻人的迁出，村庄老龄化空心化现象严重；研究采用确定村庄的核心空间，通过提升核心空间的凝聚力、增强村庄凝聚力的措施，东西大街与村外部公路的整合度为村内最高的区域，空间可达性与渗透性最强，为村落核心空间，易于形成村落的活动中心。提出了沿核心区东西两侧规划重要文化活动场所，在核心区规划建设蔡家沟美术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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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当前，各城市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实施的人才吸引政策力度也不断扩大。本文对270个城市的人才集聚进行测度，分析了人才集聚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各城市的房价、环境污染、医疗保障、高等教育资源、交通便利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夏普利值法对各种因素对人才集聚的影响重要性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房价、医疗保障、高等教育资源和交通便利对人才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对人才集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房价、高等教育资源和交通便利的不平等对城市人才集聚差距存在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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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人才正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而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为了吸引人才，各地推出了一系列花样百出的政策。北京市发布了《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上海出台了《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核心人才即家属不仅可以落户，还通过购房补贴、租房补贴、人才公寓等形式解决其居住需求；杭州市发布了《关于服务“六大行动”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城市的意见》，调高对应届高学历毕业生的生活补贴标准……然而，在抢人大战日益激烈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人才对城市环境的要求并不是单从经济维度上进行考虑，他们更多的是会考虑城市的综合环境，包括房价、高等教育资源、环境污染等。由此，测度各城市的人才集聚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人才集聚的因素，对各地政府制定吸引人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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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本文从人才集聚的测度方法和影响人才集聚的因素两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一) 人才集聚的测度 1. 用区域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所有就业人员数的百分比来衡量。贺勇等 [ 1 ] 计算了1990~2017年我国大陆31各省(市、自治区)的平均人才集聚度，并分析了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关系。 2. 用人才区位熵衡量。区位熵本是区域经济学中用于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的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此方法用于衡量人才集聚程度。王猛等 [ 2 ] 为分析创意阶层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选择了科研、技术服务和地址勘察业，教育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6个产业门类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来衡量创意阶层，并用区位熵衡量了创意阶层的集聚程度。曹威麟等 [ 3 ] 将人才区位熵定义为某个地区的大专以上就业人员数量在该地区全部就业人员数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大专以上就业人员数量在全国全部就业人员数中所占比重的比率，并对我国近十年31个省份的人才集聚程度进行了测算。兰芳等 [ 4 ] 构建了金融人才区位熵系数测度了2008~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金融人才集聚程度，并考察了金融人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刘晖等 [ 5 ] 借鉴区位熵原理，运用专业技术人才比与区域面积比的比值衡量人才集聚。 3. 用人才数量和人才质量衡量。詹晖和吕康银 [ 6 ] 用人才的绝对数量代表人才数量；用研究生占人才比例、专利总数、人均生产率衡量了人才质量。孙健等 [ 7 ] 用不同地区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就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人才的数量；用研究生总数占人才总数的比重，每万人拥有专利数来衡量人才的质量。姚凯和寸守栋 [ 8 ] 用人力资源总量、本科及以上就业人数、专业技术人员数、R & D人员数量代表人才数量，百万人“六类”高层次人才(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长江特聘、杰青、青千和优青)数量占比、研究生学历人数占比、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数占比以及高技能人才数量占比表示人才质量，构建了人才集聚的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人才区位熵。 4. 用基尼系数衡量。李瑞等 [ 9 ] 通过计算不同成长阶段的基尼系数定量分析了中科院院士在不同省域的集中态势。杨岩等 [ 10 ] 基于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论文作者数据和专利发明人(发明专利)数据，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科研人才的集聚程度进行了分析。 5. 用人口密度衡量。倪鹏飞 [ 11 ] 运用每百万人金融、计算机服务、科学研究从业人数衡量知识经济转化度。张所地等 [ 12 ] 用每百万人中从事金融业、计算机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教育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人员衡量。张波 [ 13 ] 借鉴了中国统计局普遍的做法，排除了6岁以下人口，运用地区单位时间内大专以上学历者人数除以地区单位时间内6岁以上常住人口数衡量人才集聚。 (二) 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 刘晖等 [ 5 ] 采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专业技术人才的集聚格局形成于地区内及地区间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博弈，即“虹吸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综合作用，收入、高端医疗设施、教育资源、科研集聚是影响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张所地等 [ 12 ] 利用18个都市圈中心城市2008~2016年的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势能、创新投入和不动产结构的人才集聚影响因素体系，发现不动产结构 1 对人才集聚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创新投入，最后是经济势能。颜青等 [ 14 ] 通过对浙江省11市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生活水平、地区经济、科技环境、医疗保障水平、高等教育、生活环境对人才集聚具有正向作用，而基础教育和物价水平对人才集聚具有负向作用。张美丽和李柏轴 [ 15 ] 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索了中国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性教育投入对所有分位点的人才集聚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低分位点人才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人才集聚在高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对人才集聚在中间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开放性对人才集聚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不一致。苏楚和杜宽旗 [ 16 ] 使用灰色关联法测算了江苏地区R&D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区R & D人才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医疗保障水平和宜居环境。裴玲玲分析了区域科技人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互动机制和外在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人才集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两者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工资水平、科技政策、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这种互动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1 主要是指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人才集聚的测度大多从区位熵或是综合考虑人才数量和人才质量两种方式出发。而对于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大多学者运用的是单个或是少数的城市，或者省际数据进行研究，而运用全国地级市数据作为样本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用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做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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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房价 房价不仅是影响人才的重要因素，还是影响所有人迁移的重要因素房价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价值效应，房价越高的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会吸引人才的流入。二是成本效应，城市的房价越高，人才的经济压力就越大，这可能引起人才的迁出。而房价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总和。 (二) 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环境污染在生理和心理上对人才的活动产生影响。对于环境污染，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民可能大多选择忍受，因为原本生活的生态环境就相对恶劣，自身察觉不到；并且由于忙于生计，他们对自身身体变化和环境变化的关注较少。但是对于人才来说，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学历，自身对环境问题较为关注，而且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与低技能劳动工人不同，人才不用为了工作和薪资忍受恶劣的生态环境。总之，环境污染越严重，人才集聚程度越低。 (三) 高等教育资源 由于人才的自身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对教育质量更加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人才供应和人才成长的摇篮。高等教育资源影响人才集聚的原因在于：一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发展的考虑，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能为他们提供可持续提升自身水平的条件，并且增大其与其他人才共事的概率；二是出于对子女发展的考虑，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定居更容易让自己的子女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四) 交通便利 交通便利是人们生活的重要保障。实际上，交通便利缩短了城市内部的距离和城市与城市外部的距离。就城市内部而言，交通便利能够减少人才从居住地到工作场所的通勤时间。就城市和城市外部的距离而言，交通便利为该城市从其他城市甚至是其他国家吸引人才提供了可能。除了方便就业之外，交通便利有利于满足人才对旅游的需求。根据中国文明网的数据，过去十年间，中国出境游市场持续保持两位数，甚至20%以上的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出境旅游已经从少数人的享受进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高素质人才对高品质生活的要求更大，因此其对交通便利的需求也更强烈。 (五) 医疗保障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长期以来，医疗保障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然而，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非常稀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存在。高素质人才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医疗保障的需求也日益增强。根据《2019年国民健康洞察报告》的统计数据，93%的公众认为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公众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拥有财富”和“满意的工作”。因此，医疗保障对人才集聚的影响为正 [ 17 ]。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房价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总效应取决于价值效应和成本效益的大小。 H2：环境污染对人才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即环境污染越严重，人才集聚程度越低。 H3：高等教育资源对人才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即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人才集聚程度越高。 H4：交通便利对人才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即交通便利程度越高，人才集聚程度越高。 H5：医疗保障对人才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即医疗保障水平越完善，人才集聚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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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 计量模型 基于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包括房价、环境污染、高等教育资源、交通便利和医疗保障。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 i t = α + β 1 X 1 i t + β 2 X 2 i t + β 3 X 3 i t + β 4 X 4 i t + β 5 X 5 i t + ε i t 其中， Y i t 为人才集聚程度， X 1 i t 、 X 2 i t 、 X 3 i t 、 X 4 i t 、 X 5 i t 分别为房价、环境污染、高等教育资源、交通便利和医疗保障。其中，下标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α、β、ε分别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人才集聚程度(Y)。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准确，本文使用人才数量和人才质量进行衡量。人才数量用科研人才 2 的绝对数(Y1)，人才质量用科研从业人员区位熵 3 (Y2)和科研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值(Y3) (后称为科研人员比重)来衡量。 2. 解释变量： 房价(X1)，用每个城市12月的平均价格衡量。 环境污染(X2)，用每万人工业废水排放量衡量。 高等教育资源(X3)，用每百万人拥有高等学校数进行衡量。 交通便利(X4)，用每万人年末实有出租车数量进行衡量。 医疗保障(X5)，用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进行衡量。 (三) 数据来源 选取了270个城市为样本(因部分数据存在缺失，故剔除了一些城市) 2011~201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公报。房价数据来源于中房网。 对各变量的主要特征进行简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才数量 Y1 1632 1.325 4.173 0.020 68.975 人才区位熵 Y2 1632 0.736 0.558 0.076 4.375 人才占比 Y3 1632 0.016 0.012 0.002 0.091 房价 X1 1632 5916.889 3982.701 1457 55976.94 环境污染 X2 1632 18.725 38.514 0.000 1375.292 高等教育资源 X3 1632 8.112 10.339 0.373 196.678 交通便利 X4 1632 45.061 16.588 13.590 138.636 医疗保障 X5 1632 1.891 2.298 0.000 12.28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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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70个城市2011到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了反映人才数量和人才质量的三种指标对城市人才集聚程度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房价、环境污染、高等教育资源、交通便利和医疗保障对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进一步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以上变量对地区人才集聚差距的贡献率进行计算，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运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对人才集聚的测度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以后的研究中运用多种指标对人才集聚的衡量更加合适。第二，环境污染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等教育资源、交通便利和医疗保障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价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就目前来看，总体效应为正。第三，由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房价、高等教育资源、交通便利的不平等对2011~2016年地区人才集聚差距的贡献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疗保障和环境污染可能对人才集聚差距产生一定的贡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住房实施差异化定价。人才对住房的要求并不是低房价，而是更加注重房价背后隐含的房产的价值。既要保障广大人民的住房，又要建设高价值住宅迎合人才对舒适生活的需求。第二，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保持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全面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继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才美好生活提供便利。第四，不断改善医疗硬件设施，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强化医疗保障，缓解人才的后顾之忧。第五，更加注重环境的保护，要让民众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治理的紧迫性，要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打造清洁美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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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作为将健康产业和旅游业巧妙融合的新业态——康养旅游，近年来受到旅游爱好者的极大欢迎。康养旅游给游客带来的不仅是旅游体验，还有保养身体、修身养性的方法，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地区发展历程和学者思维方式的不同，国内外康养旅游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存在着差异，本文主要就国内外康养旅游有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从康养旅游的文献研究概况、康养旅游的内涵、康养旅游的构成与功能、以及康养旅游者的动机与行为意向这四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展开论述，从而发现国内外学者在这些研究内容上存在的具体差异，以期能学习国外发展康养旅游的成功经验，从而能丰富我国康养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且能为我国开辟康养旅游市场、提升国民康养意识提供经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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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作息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的身体状况呈现亚健康状态，人们对健康以及修养身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丰富精神生活、增加幸福感的诉求也越来越高。顺应消费者的需求，出现了很多以“健康”为主题的旅游形式，如健康旅游、康养旅游、温泉旅游、医疗旅游等，康养旅游隶属于健康旅游，是现代比较受推崇的旅游形式。 国内外都非常重视康养旅游的发展，西方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发展健康旅游，当时主要是以“疗养”为目的，直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医生Halber Dunn把wellbeing和fitness两个都可表示身体和心理状态的词结合创造成一个组合词“wellness”，也就是现在旅游业中提到的“康养” [ 1 ]，随后这一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和应用。而中国正式发展康养旅游相对较晚，2012年，攀枝花市率先提出发展康养旅游的理念，随后康养旅游逐渐得到业界的关注，2016年，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后来国家启动《国家温泉康养旅游》标准编制，计划至2030年建成完善的康养服务业体系，我国的康养旅游逐步走向正轨。近几年，我国的康养旅游发展迅速，被认为是对旅游业影响最大的旅游形式之一。康养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想热潮，但总体而言，国内康养旅游的相关研究滞后，与实际发展不匹配，不能给康养旅游产业投资起到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康养旅游的基础概念不明确、与其它概念混淆不清、相关案例较少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康养旅游相关研究的梳理，以期能给我国带来更多的启发，为未来康养旅游研究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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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康养旅游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康养旅游相关研究的对比发现，我国在基础理论上的研究比较薄弱，相较于我国康养旅游的发展情况来说，无法提供十分有效的理论指导，另外我国对康养旅游概念的定义还不是十分清晰，有学者认为康养旅游就是保健旅游、健康旅游等，对这些定义的划分还不是很明确，未来还需要对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细化。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扩展，目前我国康养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目的地康养旅游开发以及案例研究上，对康养旅游的理解还处在比较浅显的阶段，未来可以从康养旅游的实质出发，在康养旅游的基本内涵以及康养旅游者的动机、行为、态度上多加关注。由于我国对康养旅游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在方法的应用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未来可以进行不同的尝试，并注重多学科的应用，与康养旅游进行更好的融合。 就我国目前的人口特征来说，我国有巨大的康养旅游客源市场，且在“大健康”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展康养旅游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康养旅游必将成为一种新的热门旅游形式。为了满足青、中、老年人等对康养旅游的不同需求，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开发出不同的康养旅游产品，同时还要紧密跟踪游客的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大力发展康养旅游，提高国民康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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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是我国首批外来入侵植物物种，对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存、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等构成严重威胁，研究紫茎泽兰的防治技术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紫茎泽兰的控制逐渐从直接防治转为资源化利用，除了可以有效防治紫茎泽兰，还能创造经济、生态价值。本文对紫茎泽兰的基本特性、危害进行阐述，综述了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研究进展，提出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展望，以期为紫茎泽兰的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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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外来物种入侵在我国涉及面越来越广，包括农田、森林、水域、湿地、草地、岛屿、城市居民区等几乎所有生态系统。《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已发现的外来入侵物种多达660多种。紫茎泽兰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植物之一，生命力顽强且没有天敌，入侵后与当地植物竞争土壤、养分，不仅导致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发生改变，还对人类、其他生物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 1 ] [ 2 ] [ 3 ]。因此，关于防治紫茎泽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紫茎泽兰防治方法主要有人工控制、化学控制、生物控制等，但是这些常规的控制方法存在成本较高、成效慢等不足。近年来紫茎泽兰防治从单一的控制逐渐转化为资源化利用，既可以防治入侵植物紫茎泽兰，又能创造经济、生态价值从而达到“转害为废，变废为宝”的目的 [ 4 ]。资源化利用因其效果良好、应用广泛在防治紫茎泽兰方面蕴含巨大的潜力，但相关研究较为分散，亟需对近几年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应用前景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综述。本文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从紫茎泽兰基本特性、资源化利用现状等方面进行综述，期望能为今后紫茎泽兰的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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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紫茎泽兰基本特性 紫茎泽兰，菊科泽兰属，英文名为Crofton weed，又称“解放草”、“破坏草”等，是一种丛生、半灌木，约1~2 m的多年生草本入侵植物，目前已被列入我国首批外来入侵植物物种。紫茎泽兰根、茎、叶、花的各部位中存在不同的化学活性成分，其根部主要包括三萜类、甾体及其衍生物，茎秆主要包含三萜类、甾体、黄酮类及其衍生物，叶片主要为单萜类、倍半萜类、苯丙素类及其衍生物，花主要包括单萜类、倍半萜类、三萜类、甾体、黄酮类及其衍生物 [ 5 ]。紫茎泽兰原产于中美洲(主要来自墨西哥)，但已经大量波及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始见于中缅交界区的沧源、耿马等县，之后在滇、川、桂等省区蔓延 [ 6 ] [ 7 ] [ 8 ]。自20世纪40年代紫茎泽兰从东南亚侵入我国云南省，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酿成草害，近30年来，紫茎泽兰大量繁殖，并以每年30~60 km的速度向北、向东进行传播 [ 8 ] [ 9 ]。紫茎泽兰现已被列入《外来有害生物的防治和国际生防公约》四大恶性杂草之一，入侵后争夺营养，迅速繁殖扩散，破坏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长此以往对人类健康、产业等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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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展望 近年来紫茎泽兰逐渐从直接防治转化为利用，不仅可以实现紫茎泽兰的防治，还能将有害的入侵植物转化为经济资源加以利用，创造相应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环保效益。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可广泛应用于农业、环境治理、医学等领域。根据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的现状，首先，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具备极大的经济价值和应用潜力，主要在农业领域应用较多，可制成生物肥料、饲料、农药、保鲜剂等产品；其次，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研究内容与方向不够系统，程度不够深入，拓展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的应用领域与深入相关基础研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再则，紫茎泽兰资源化利用在未来还需加强产业技术化、工业化研究，以期能尽早投入市场使用，形成较为成熟的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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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增高。结直肠癌的发病原因与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由错配修复系统(MMR)异常导致的微卫星不稳定性(MSI)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为结直肠癌诊断与治疗提供了许多思路与方法，其中不少MSI相关的结直肠癌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已应用于临床实践中，特别是Lynch综合征的筛选对于患者及其亲属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本文将从MSI及其发生机制、MSI与CRC及癌前病变的相关性和MSI检测方法等方面展开，就MSI与CRC及癌前病变相关性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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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是导致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其发病率也显著不同。结直肠癌多见于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高收入水平的发达国家结直肠癌发病率已趋于稳定，而发展中国家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却急剧增加。据估计，2018年全球约有180万例新发病例，其发生率在女性中居于第二位，在男性中居于第三位 [ 1 ]。从发病机制上来看，除了常见的APC，KRAS，TP53，SMAD4等基因突变促进腺瘤癌变外，微卫星不稳定性发挥着一定作用；从发病形式来看，结直肠癌可分为散发性结直肠癌和遗传性结直肠癌。散发性结直肠癌约占75%，遗传性结直肠癌可达25%，其中，遗传性结直肠癌(CRC)综合征占所有结直肠癌病例的2%~5%，而Lynch综合征是遗传性结直肠癌(CRC)最常见的原因，在所有结直肠癌中占比约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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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MSI及其发生机制 微卫星(MS)是短串联的DNA重复序列，分布于整个基因组的编码和非编码区，含有1~6个碱基。在DNA合成过程中，聚合酶的滑移会导致微卫星的突变，最常见的错误类型是碱基错配和插入缺失。这些错误通常通过DNA错配修复(MMR)系统检测和纠正，由MMR基因的突变或甲基化引起的MMR活性不足(dMMR)可导致基因组水平上的超可变表型，称为微卫星不稳定性(MSI)。 DNA错配修复(MMR)系统中的蛋白包括MLH1，PMS2，MSH2，MSH6，MLH3，MSH3，PMS1和Exo1等，起主要作用的MMR蛋白有：MLH1，MSH2，MSH6和PMS2。当核苷酸复制出现错误时，首先，必需蛋白MSH2与其主要配体MSH6 (或MSH3)结合形成异二聚体复合物，识别新复制的DNA中的核苷酸错配；而另一种必需蛋白MLH1与其主要配体PMS2 (或PMS1或MLH3)形成的二聚体被招募到MSH2配体复合物中；随后，增殖的细胞核抗原蛋白激活MLH1配体复合物，切除错配的DNA核苷酸；最后，重新合成并连接为正确的DNA序列，完成修复过程 [ 2 ]。 当四种蛋白质(MLH1、PMS2、MSH2或MSH6)中的一种丧失功能，则MMR系统功能丧失，继而致使复制保真度丧失和突变积累，这种超突变的特征导致了dMMR/MSI的发生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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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MSI与结直肠癌及Lynch综合征的相关性 散发性结直肠癌的分子发病机制是异质性的，多个基因参与了癌变的过程，较为经典的是APC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一系列致癌过程 [ 4 ]。此外，约15%的散发性结直肠癌中存在微卫星不稳定，其中，80%~90%是由MLH1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所致的沉默表达引起的，是一种与CpG岛甲基化表型相关的现象(CIMP+) [ 5 ]。 遗传性结直肠癌中有一部分表现为综合征的形式，主要包括：Lynch综合征(LS)和某些息肉病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MUTYH相关性息肉病，Peutz-Jeghers综合征，青少年息肉病和Cowden/PTEN错构瘤综合征等。其中，与MSI关系最为密切的是Lynch综合征。 Lynch综合征是由于“MLH1，MSH2，MSH6和PMS2”四个DNA错配修复基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发生原发性(胚系)突变而产生的。当这种遗传性突变与正常等位基因的散在性体细胞突变相结合，会导致DNA错配修复系统缺陷，从而引起微卫星基因长度变化突变的积累，即所谓的“微卫星不稳定性” [ 6 ]。 Vincent [ 7 ] 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Lynch综合征相关的微卫星不稳定性结直肠癌的种系突变中，MLH1占45%、MSH2占45%、MSH6占比 ≤ 10%，另外，约有1%~3%的患者为上皮细胞粘附分子(EPCAM)基因缺乏。大多数LS病例可归因于MLH1，MSH2，PMS2或MSH6等四个MMR基因中的胚系杂合突变，其中MLH1和MSH2的胚系缺陷在所有的LS突变中占比约为80%，而PMS2和MSH6缺陷占LS所有突变的10%~20%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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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MSI与结直肠癌前病变的相关性 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多步骤突变过程，绝大多数是由癌前病变进展而来，结直肠癌前病变包括：传统腺瘤、锯齿状病变和炎性肠病等。研究表明：70%的CRC来自散发性腺瘤和FAP中的腺瘤–癌序列，30%来自其他途径，主要包括Lynch综合征中的MMR基因缺陷、无蒂锯齿状病变中的BRAF突变以及MUTYH相关息肉综合征中的基底切除修复基因(BER)缺陷 [ 9 ]。 在所有结直肠癌的癌前病变中，与MSI关系最密切的为锯齿状病变。结直肠锯齿状病变是指肠上皮以锯齿状/星形结构为特征的病变。2019版WHO消化系统肿瘤将锯齿状病变分为：1) 增生性息肉(HP)，又分为：微泡型增生性息肉(MVHP)和富于杯状细胞型增生性息肉(GCHP)；2) 无蒂锯齿状病变(SSL)；3)无蒂锯齿状病变伴异型增生(SSLD)；4) 传统锯齿状腺瘤(TSA)；5) 锯齿状腺瘤，未分化。其中，HP，尤其是近端结肠的MVHP可能是SSL的前期病变；GCHPs和某些MVHPs也可能进展为TSA。 高达30%的结直肠癌是由锯齿状致癌通路引起的，锯齿状致癌通路主要涉及BRAF和KRAS突变两条途径 [ 10 ]。在癌变过程中，相关基因的CpG岛甲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MLH1启动子CpG岛甲基化是大多数的无蒂锯齿状病变进展为癌的关键步骤，部分不伴异型增生的无蒂锯齿状病变通过MLH1甲基化发展为MLH1缺陷型无蒂锯齿状病变伴异型增生，最终进展为伴MSI的散发性结直肠癌。 Lynch综合征患者相关腺瘤的基因改变比较复杂，除了MMR基因缺陷外还可伴有其它基因(如：APC、CTNNB1等)的改变，这种复杂性导致了Lynch综合征患者结直肠癌发生的分子途径的多样性。 Ahadova [ 11 ] 等人总结了Lynch综合征结直肠癌发生的三种分子途径：1) 发生MMR缺陷的MMR缺陷型隐窝病灶(MMR-DCF)通过CTNNB1基因突变激活WNT通路，直接进展为结直肠癌，此为主要的分子途径；2) 发生MMR缺陷的MMR缺陷型隐窝病灶(MMR-DCF)获得APC基因的突变，首先发展为MMR缺陷型腺瘤，再进展为结直肠癌。3) MMR功能完整型腺瘤经过二次打击变为MMR缺陷型腺瘤，最终发展为结直肠癌。 与上述第三种分子途径基本一致的是：Ma [ 12 ] 等人在Lynch综合征相关的一小部分低度腺瘤中发现了MMR功能完整型。这可能是因为LS患者出生时等位基因中已有一个发生突变，而此时其MMR还能够行使正常功能，由于APC等基因的突变导致腺瘤的发生，一旦当其遭受“二次打击”时，另一MMR等位基因也发生突变，此时MMR缺陷。因此，在这一部分患者中，Ma等认为MMR缺陷是晚期腺瘤的特征，是从腺瘤发展到癌的早期步骤。 Parag D. Dabir [ 13 ] 等人通过对LS患者的腺瘤进行荟萃分析和系统评价，发现了腺瘤中存在DNA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的危险因素，在LS队列中，通过对dMMR/MSI筛查常规腺瘤可检测出69.5%的LS患者，但目前尚不明确将其用于筛查Lynch综合征(LS)患者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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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MSI检测方法 MSI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免疫组化技术(IHC)、聚合酶链反应技术(PCR)和二代测序等技术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法(IHC)：IHC是通过检测细胞中错配修复蛋白的表达，对标本的MSI状态进行推测，其检测结果与MSI高度一致。临床工作中常联合使用MLH1、MSH2、PMS2和MSH6等抗体来进行检测。判读标准如下：在正常上皮细胞、淋巴细胞、间质细胞等对照组织中等-强阳性的背景下，只要MMR四个蛋白在肿瘤细胞核着色即可判为MMR蛋白阳性表达。当四个MMR蛋白均阳性表达时，可判为微卫星稳定(MSS)；当四个MMR蛋白只有一个表达缺失，可判为低度微卫星不稳定(MSI-L)；当四个MMR蛋白中有2个或2个以上发生表达缺失时，判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 聚合酶链反应(PCR)：PCR是通过荧光引物和毛细管电泳对微卫星重复体进行扩增，并对正常细胞与肿瘤细胞中的扩增结果进行比较。国家癌症研究所推荐使用BAT-25、BAT-26两个单核苷酸标志物位点和D2S123、D5S346和D17S250三个双核苷酸标志物位点。然而，目前广泛应用的标志物组合为单核苷酸BAT-25、BAT-26、NR-21、NR24、NR22或NR27。当标志物均未发现异常，则定义为MSS；当标本 < 40%的微卫星标志物异常时，则定义为MSI-L；当标本 ≥ 40%的微卫星标志物异常时，则定义为MSI-H。 目前，Hsp110 T17E-ice-COLD-PCR检测方法是常规PCR技术的一项重大改进。该方法使用了单核苷酸DNA重复序列Hsp110T17以及一种与野生基因型互补的LAN阻滞探针 [ 14 ]。与使用HT17的标准PCR相比，该检测可显著提高MSI检测的准确性。 基于二代高通量测序(NGS)技术可分为两类：突变负担法和读取计数分布法。突变负担法需要数万个昂贵的基因测序模板，甚至需要进行全基因组的分析，因为小数量的模板计算可能会偏离其真实价值，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受到诸多限制。相比之下，基于读取计数分布法的MSI分析更适于临床实践，它不仅显示出与基因检测的高度一致性，而且，它与更便宜、更高效的测序模板具有兼容性 [ 15 ]。新一代测序技术的不断进展使得识别人类MSI肿瘤的所有基因改变成为了可能，为MSI肿瘤的筛查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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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Lynch综合征相关性结直肠癌 Lynch综合征曾被命名为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HNPCC)，主要是由胚系突变引起的，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Lynch综合征(LS)结直肠癌的发生主要是因为DNA错配修复(MMR)系统的基因缺陷，其中多数为MLH1、MSH2、MSH6和PMS2等DNA错配修复(MMR)基因的胚系突变。MSH2和MLH1对于自身异二聚体伴侣的稳定性是必需的，造成必需蛋白MSH2或MLH1丢失的突变分别导致MSH6和PMS2的降解与丢失，然而，MSH6或PMS2的有害突变将只导致MSH6或PMS2的自身的丢失 [ 16 ]。另外，约有3%的LS是由于MSH2上游的EPCAM基因3′末端外显子缺失导致MSH2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所致。此外，常规方法无法检测到的胚系MSH2外显子易位，成为LS的另一个原因 [ 17 ]。这些胚系突变进而导致MMR蛋白水平降低，从而加速新生体细胞突变的发生或损害MMR基因的其他功能，如凋亡信号，从而增加恶性肿瘤的风险 [ 18 ]。 二次打击 [ 19 ] 学说认为：所有的肿瘤至少都会经历两次突变才会向肿瘤转变。遗传性结直肠癌患者由于出生时已携带一个突变的等位基因，再经历一次基因突变便会发生癌变，相对于出生无等位基因突变的散发性结直肠癌患者更易发生恶性肿瘤。各项研究表明，Lynch综合征患者易诱发各种癌症，患者终生CRC以及胃癌、肝癌、胰腺癌、胆道癌、小肠癌、泌尿道癌、脑癌和皮肤癌的风险均增加。其中，CRC的患病率最高，达到了52%~82%；此外，女性约有4%~12%的概率患卵巢癌及25%~60%的概率患子宫内膜癌 [ 20 ]。因此，了解Lynch综合征与MSI的相关性，筛查Lynch综合征患者，及早进行监测与干预，一定程度上可预防癌症的发生。 LS的筛查方法经历了不断的改进。传统上，获得准确的家族史可以有针对性的识别LS的风险人群。 目前较为流行的指南方法包括Amsterdam II标准和修订后的Bethesda指南：Amsterdam II标准对LS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22%和98%，而修订后的Bethesda指南由于纳入了切除癌的组织病理学特征，诊断的灵敏度提高到了82%，而特异性为77% [ 21 ]。 目前，LS最为准确的筛查方法是对错配修复基因进行测序。但是，由于基因测序价格昂贵，而免疫组化具有价格低廉，操作简单快速的特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应用免疫组化检测错配修复蛋白进行初步筛查。当样本为MSS时，患者不可能患林奇综合征，不必进行基因测序筛查Lynch综合征；当样本为MSI-L时，绝大部分患者不可能患有林奇综合征；当样本确定为MSI-H时，患者患有林奇综合征的可能性极高，需进一步进行林奇综合征的筛查诊断。 绝大多数散发性MSI相关性结直肠癌是由于MLH1启动子区域甲基化造成的，并且这部分患者常伴随BRAF (通常为V600E)的突变，而Lynch综合征患者大多数未发现BRAF的突变 [ 22 ]，仅有1%的MLH1缺失的LS患者为BRAF基因V600E突变 [ 23 ]。近年来，由于BRAF V600E抗体的问世，对BRAF V600E的检测变得迅速而快捷 [ 24 ]。因此，对MLH1蛋白缺失患者进行MLH1启动子甲基化检测和BRAF V600E免疫组化检测可将LS与散发性MSI-H结肠癌区分开来。二代高通量测序(NGS)检测标准中已明确指出：MSI阳性，且BRAF V600E和MHL1甲基化检测阴性的患者适合进行NGS的检测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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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研究展望 结直肠癌的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而微卫星不稳定的发现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结直肠癌的认识，目前，微卫星的检测在结直肠癌中较为普遍，微卫星的状态可以预测免疫治疗敏感性，指导临床治疗，并能预测患者预后。 目前，LS患者的检测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临床定义，但是为了识别这些患者，越来越多地提倡对新诊断的结直肠癌进行MMR/MSI检测 [ 26 ]，这种识别对于正确治疗和监视个人及其家人至关重要。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了基于人群的肠癌筛查 [ 27 ]，通过筛查LS并内镜切除高级别腺瘤可以预防CRC。 研究表明：DNA错配修复缺陷(dMMR)是LS相关致癌的早期事件，基于此，对腺瘤的dMMR/MSI检测将有助于LS的筛查。多项研究 [ 28 ] 表明dMMR/MSI检测腺瘤在LS的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但是，由于研究规模较小且腺瘤中dMMR/MSI发病率较低，这些研究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明确结直肠癌及腺瘤等癌前病变的微卫星状态、BRAF等基因的表达情况，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将有助于LS的筛查，对结直肠癌的发生进行提前干预，这对于癌症的预防及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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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面部是最具特征性的暴露部位，面部的眼、耳、鼻及口等器官和谐地构成人体的容貌，遭受烧伤损害，轻者留下瘢痕，重者造成毁容，严重影响患者的面部形态及功能，并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影响，面部烧伤挛缩的重建是整形和重建手术中最重要的手术之一，这项研究旨在评估面部重建所使用的不同方式及其结果。回顾性研究我院涉及12例广泛燃烧的面部疤痕患者，包括病因，人口统计学数据，紧急处理和结果。用不同的重建方式(如裂开/全厚的皮肤移植物或皮瓣等)对患者进行治疗。根据涉及的面部面积，移植物的摄取情况和并发症，对不同方式的结果进行分析，大多数患者的年龄在20~40岁之间。74.21%的患者还有其他与面部受累相关的烧伤。大多数患者90%在烧伤持续9个月后得到治疗。所有患者的面部多区域受累，但主要是脸颊，全层皮肤移植Full thickness skin graft (FTSG)和分层皮肤移植split thickness skin grafts (STSG)是最常用的程序。前额疤痕患者接受分阶段的腹部皮瓣转移治疗。两名眼睑外翻患者采用STSG治疗。组织扩张器不可用，脸颊上的线状疤痕可以切除和一期z成形术。切除耳朵的肥厚性瘢痕并应用STSG。常见的并发症包括色素沉着过多和色素沉着不足，轮廓变形和唇沟闭塞，烧伤疤痕的面部重建程序应根据所涉及的面部区域进行选择。植皮是一种有效的重建方法，尤其是在无法使用高级治疗基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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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烧伤是所有整形外科和重建外科医师的主要挑战。随着烧伤治疗的革命和专门烧伤治疗中心的建立，烧伤患者的生存率显着提高 [ 1 ]。仅仅保证烧伤患者的生存是不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烧伤后的疤痕不可避免，除浅表烧伤外，所有烧伤患者均需要治疗疤痕，挛缩和畸形，在整形外科医生的指导下，在专科中心精心计划的初期治疗肯定会减少烧伤后的畸形。大多数烧伤患者无法在发达和昂贵的烧伤中心接受初级治疗；尽管烧伤的总体处理方法有所进步，但严重的烧伤后挛缩和疤痕以及纠正畸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重建外科医师的强大敌人。面部是容易受灼伤和灼伤的常见部位之一，脸部和颈部的皮肤通常暴露于火焰，沸水，蒸汽和腐蚀性介质中，在一个大型烧伤病房进行的一项回顾中，Dowling，Foley和Moncrief报告称，所有入院患者中近60%患有面部烧伤 [ 2 ] [ 3 ]。烧伤面部畸形的整形手术程序归类为紧急重建，中级重建，基本程序和后期选择性重建，裸露的皮瓣覆盖或软骨，用于保护裸眼的移植物或释放允许张开嘴巴进食或操作的操作最初需要进行麻醉或牙科护理重建步骤，应在急性期。颈部松动和嘴唇或眼睑外翻手术治疗是必不可少的重建程序，还应及早进行。重建一些具有美学重要性的脸部部位，例如：重铺脸部，眉毛，嘴唇，鼻子和耳朵，以及脱发部位的重建头皮是可以疤痕成熟后选择性进行重建 [ 4 ]。一旦挛缩发展，功能和美学畸形的纠正几乎避免不了的。 重建手术的主要目的是用健康的皮肤代替疤痕，具有良好的质地、厚度和颜色，与疤痕周围的区域尽量相似，通过手术重建使功能和美学结果最大化，可以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 5 ]。即使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护理，一些患者在功能活动方面也没有达到完全的预期效果，由于治疗是长期的，昂贵的和困难的，即使在有经验的手术医生，烧伤挛缩的治疗也总是会使患者的满意度降低，本研究旨在回顾在烧伤后面部畸形重建中所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困难，并评估各种重建程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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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对12例在韩国朝鲜大学教学医院整形外科进行重建手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包括病因，人口统计学数据，紧急处理和结果，人口统计学，伤害相关和临床数据均来自临床电子数据收集系统。研究方案得到了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了所有患者的书面知情同意。 这项研究包括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患者，他们在处理他们的急性烧伤损伤后出现烧伤后挛缩的整形外科，眼睑化学烧伤患者那些在其他医院因烧伤后挛缩而接受了一些手术干预的人被排除在外。 初步评估和诊断是基于最初的病史、体格检查和实验室调查。使用结构化病例记录表格收集病人的数据，如社会人口概况、烧伤类型、总体表面积烧伤、持续时间烧伤和提供急性烧伤管理的保健设施。此外，如何管理最初的烧伤，包括运动范围(ROM)练习，是否进行了理疗/抗畸形夹板，是否进行了其他任何手术，烧伤损伤与烧伤后挛缩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调查挛缩的部位等。 在全身麻醉下需要手术的患者为住院患者，而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的患者在术后观察6~8小时后出院。手术管理的目的是确保完全解除挛缩，用植皮重新覆盖原始区域。STSG/FTSG或皮瓣，并恢复正常ROM。遵循重构阶梯的标准原则，选择性解除成熟挛缩的标准管理方案。在手术后的第一阶段，被解除和重新出现的区域被绑在敷料上，并夹在反收缩位置。一旦伤口愈合，就开始康复方案，包括理疗、ROM练习、按摩、压缩敷料和6个月。根据移植物的获取/皮瓣存活，功能恢复和三个月内的早期复发来衡量手术的结果。 移植后第5天通过总检查评估移植效果，分级为良好(如果≥95%的移植物是通过缺损表面积获得的)，一般(如果80%~95%)，差(如果<80%)。通过使用质量分级系统比较术后功能状态和术前病态状态来测量功能的恢复。功能分层为差(无或最小功能改善)，满意(适度到接近正常功能改善)，优秀(完全正常功能恢复)。患者最初每周随访一次，然后每15天随访3个月，然后每月随访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