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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情绪共情的辨析 2.1. 相同情绪，相似情绪还是符合预期的情绪？ 研究者通常将情绪共情定义为对他人情绪的替代性体验或者所谓感同身受。不同的情绪共情定义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共情者所产生的情绪与客体情绪的相似度，可以总结为3类观点：1) 相同的情绪(如“朋友生气时我也感到生气”；Vossen， Piotrowski， & Valkenburg， 2015)；2) 不一定相同，可以是相似的情绪(如“当朋友因为成功而欣喜若狂时，自己也感到心情愉快”；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2014)；3) 不一定相同或相似，只是合适的、符合预期的情绪或者说效价相同的情绪(即同为正性或负性情绪，如为他人所受的不公对待与悲伤而感到义愤填膺；Brunsteins， 2018)。 观点1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完美地契合了替代性体验与感同身受的含义。这种定义的优点是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从而使情绪共情的概念可以完全与其它类似概念区分开来(如同情)，但问题在于过度的理想化使概念的现实性和可测量性受到限制，还有可能减弱情绪共情对效标变量(如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的预测能力(见Vachon， Lynam， & Johnson， 2014)。如果不是两个人高度相似(如类似的人格和人生经历)，处在相同的环境且受到同样的刺激，很难会产生完全一致的情绪，比如对于承受丧亲之痛的人，旁人共情产生的伤感无论如何也不及当事人来得刻骨铭心；此外，有时候他人的情绪本身是模糊的，比如对于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其情绪可能是复杂的，交织着伤心、气恼乃至悔恨，当事人自己都未必能觉察到自己的所有情绪，旁人准确地共情就更难了；再者，有时共情的对象及其遭遇可能是虚构的(如神话小说中的人物)，对于这种未必具有现实基础的情绪的共情，情绪不能完全匹配是正常的。 观点3实际上是将多种相似的心理构念(如共情关注、同情、怜悯和个人痛苦)看成是同一族情绪反应，使用这样一种综合的概念，大大拓宽了情绪共情的概念范围。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定义和运用情绪共情变得简单，各种符合期望的情绪反应都可以说是情绪共情；同时这也大大增强了情绪共情对效标的预测能力。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1) 某些效价相同但是与共情客体过于异质的情绪反应可能会背离了共情的主旨，比如所谓“怒其不争”，对他人的哀伤、无助的情感感到愤怒，虽然是有关心的成分在，也有可能帮助到他人，但这很难归为共情；2) 这种定义模糊了各种相似概念的边界(Vachon et al.， 2014)，无助于研究者探明每一种构念的实际作用；3) 长远来看，这种定义方式还会降低在现实中运用情绪共情的效率。比如，治疗师采用观点3的定义，试图通过共情训练(包括提升个人痛苦的水平)来提高暴力犯的亲社会倾向，但实际上个人痛苦的提高未必能增加亲社会倾向，反而可能产生回避行为(Wang， Wen， Fu， & Zheng， 2017)，那这样的训练显然是低效的。 相对而言，观点2较好地平衡了情绪共情概念上的清晰性(能将情绪共情与相似概念区分开)和实践中的有用性(相对容易测量，与效标的相关也高于观点1)，较之观点1的过度理想和观点3的过度宽泛，是更可取的定义方式。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共情的测量工具都是按照观点3的思路编制的，如人际反应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符合观点2的测量工具还较少。 2.2. 同情与情绪共情 同情(sympathy)是指对他人不幸的担忧和悲伤，它常常被等同于情绪共情或者作为情绪共情的一个维度(Wang et al.， 2017)。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同情与情绪共情是存在质的差异的，可以清楚地区分(颜志强，苏金龙，苏彦捷，2018；Hein & Singer， 2008; Vossen et al.， 2015)。概括来说，情绪共情是感他人所感(feeling as)，而同情是伤他人所感或忧他人所感(feeling for)。具体来说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ang et al.， 2017)：1) 对于情绪共情，主客体情绪是具有相似性的，而同情者的情绪是基本固定不变的，即担忧和悲伤；2) 情绪共情所涉及的情绪范围要比同情大很多，既可以是积极情绪，也可以是消极情绪，甚至还可能是没有明显效价指向的情绪，如平静的心绪；而同情只针对于负面情绪，对于处在愉悦情绪中的他人，不可能产生同情；3) 与情绪共情不同，同情包含了一些对他人情绪的认知和评价的成分，比如，如果个体认为他人的悲痛是咎由自取，就不会同情他，但是却可能由于以往相同的经历而切身地体会到类似的悲伤感觉；4) 同情与实际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的关系要比情绪共情更近，有研究者更明确指出情绪共情只有以同情为中介时，才可能引发行为结果(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实验研究及问卷调查研究的支持(Lishner， Batson， & Huss， 2011; Vossen et al.， 2015)；5)情绪共情可能会导致过度的情绪唤醒从而引发情绪枯竭和倦怠(颜志强等，2018)，而对同情来说情绪共享不是必须的，因此情绪枯竭的风险较低。关于同情与情绪共情更详尽的比较和辨析(如词源学和认知神经方面的辨析)，可参考颜志强等人(2018)的文章。 2.3. 共情关注与情绪共情 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被定义为对他人所产生的同情、关怀以及温暖的情感。这一概念为国内研究者所熟知主要因为它是国内最为常用的共情量表IRI的一个维度，是情绪共情测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个人痛苦)。但早有研究者指出共情关注测量的实际上并不是情绪共情。有的研究者认为共情关注测量的就是同情(Lee， 2009)，从定义上也可以看出二者是相当接近的。不过近期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剖析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指出共情关注主要是由两种不同的情绪构成：同情和心软(tenderness; Lishner， Batson， & Huss， 2011)。二者的区别在于同情是强调情境的，它针对的是具体的他人所处的困境，同情者希望为当前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如IRI条目“当我看到有人被别人利用时，我有点感到想要保护他们”)；而心软是强调对象的，针对的是被感知为弱势者(如儿童和小动物)的群体，心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弱势者的无关具体情境的关怀(López-Pérez， Carrera， Oceja， Ambrona， & Stocks， 2019；如IRI条目“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我经常有心软和关怀的感觉”)。总而言之，共情关注尽管字面上带有“共情”二字，它实际上与同情一类的构念含义更接近，效应也类似，而与情绪共情的内涵相去更远。 2.4. 个人痛苦与情绪共情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是由他人的消极情绪状态所引发的一种指向个体自己的负面情绪(如IRI条目“当我看到有人发生意外而极需帮助的时候，我感到紧张、害怕而难以平静”)。虽然理论上早有研究者指出它与情绪共情的区别，但是鉴于当前部分国内外流行的量表(如IRI)仍是以其作为情绪共情测量的一部分(Chrysikou & Thompson， 2016)，有必要再强调一下二者的不同：1) 个人痛苦与情绪共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绪反应是指向自我的，而后者是指向他人的(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王拥军，2009)；2) 个人痛苦所涉及的情绪状态都是负面的，而情绪共情则可以对应于各种效价的情绪；3) 就二者与前因及后果变量的关系而言，情绪共情更积极一些，如它是亲社会倾向的动机因子，而个人痛苦往往与负面的变量正相关，如神经过敏症、抑郁、消极的自我概念、归因及应对方式、回避与退缩行为等(Kim & Han，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