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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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脑侧支循环的评估方法 全面系统的评估脑侧支循环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评估临床预后以及对缺血性卒中风险分层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脑侧支循环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有创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无创的经颅多普勒超声(TCD)、CT血管造影(CTA)、磁共振血管造影(MRA)、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ASL)、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PWI)。 4.1.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DSA是应用计算机程序将组织图像转变成数字信号输入并储存，然后经动脉或静脉注入含碘显影剂如泛影葡胺注入颈动脉或椎动脉内，将所获得的第二次图像也输入计算机，然后进行减影处理，使充盈造影剂的血管图像保留下来，而骨骼、脑组织等影像等均被减影除去，保留下的血管图像经过再处理后转送到监视器上，得到清晰的血管影像 [ 8 ] 。此检查被认为是评估侧支循环的金标准，特别在判断软脑膜侧支循环的开放程度方面有着明显优势 [ 18 ] 。DSA检查不仅可以提供脑血管病变的位置、范围、严重程度，还可以显示脑血管动脉硬化、管腔狭窄、闭塞、血流方向情况，更重要的是DSA可以全面评估一二三级侧支循环的情况。临床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机械取栓术前评价 [ 19 ] ，但DSA也有其局限性，造影时受高压注射器压力的影响，造影结果可出现假阳性；此外，DSA为有创性检查，其侵袭性及多种并发症可造成0.2%~1%的患者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甚至死亡的风险 [ 20 ] [ 21 ] [ 22 ] ；最后，此检查费用较高，临床使用率较低。 4.2. 经颅多普勒超声(TCD) TCD是应用低频脉冲多普勒超声穿过颞骨鳞部、眼眶部及枕大孔，可直接测定Willis颅底动脉环各个分支血流的速度、流量和方向的情况。对颅内动脉各分支的血管痉挛和侧支循环情况的检测提供一项无损伤性检查 [ 8 ] 。TCD可监测到脑血流中经过的固体颗粒或气体颗粒，这些颗粒在血流背景信号中形成特殊的多普勒高信号，进而可以通过方法寻找隐源性卒中的病因。同时TCD可用于颅内、颅外的血管情况检查，脑血管痉挛、颅内高压及脑死亡的判断 [ 8 ] 。TCD可用于一二三级侧支循环的评估，其评估前交通动脉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高于后交通动脉 [ 23 ] 。TCD的优势在于无创伤、简单易操作、价格低廉等优点，可用于人群的筛查及基层医院的初步诊断。但是TCD在应用中由于颅骨肥厚导致经颞超声束穿透不良，检查结果易遭到操作者主观水平的影响 [ 24 ] ；而且，检查血流速度时的压颈试验有可能导致不稳定斑块脱落，导致栓塞等严重并发症。 4.3. CT血管造影(CTA) CTA是利用显影剂在X光下的所显示影像的原理来诊断血管病变的，是一种无创性检查手段，是急性缺血性卒中时应用最广泛的评估侧支循环开通情况的诊断工具之一。CTA不仅可了解动脉闭塞的位置和程度，还可从不同角度显示两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和椎基底动脉的全程，而且能很好的显示血管与骨性结构之间的关系。CTA可用于一二三级侧支循环的评估，CTA尤其在评估Willis环的解剖变异时准确性较高，但在描述发育不良的结构时存在一定局限性 [ 25 ] ；同时研究表明，CTA也可早期显示缺血性卒中患者的脑血流力动学改变情况，对评估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动脉溶栓的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 26 ] 。CTA检查分单时相和多时相技术，其中单时相CTA在造影剂到达二级侧支循环血管之前进行图像采集，则充盈情况易被低估；多时相CTA技术可用来解决单时相CTA缺乏时间分辨率的问题 [ 27 ] ；多时相CTA可通过静脉峰值期和静脉晚期对图像进行采集，能够对软膜动脉充盈进行更细致全面的评估 [ 28 ] 。然而CTA需要注射对比剂，可能对患者的肾脏功能有毒性作用，并且存在对造影剂过敏的风险，另外CTA不能提供流向或流速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CTA的广泛应用。 4.4. 磁共振血管造影(MRA) MRA是利用人体组织及血液固有的磁特性可在外部磁场中产生图像的原理来检查血管情况，MRA速度编码在图像采集时允许在三个垂直平面上进行血流敏感成像，由于受到解剖分辨率的限制，对于侧支循环的评估仅限于Willis环周围的主干血管 [ 29 ] ，研究表明，MRA评估前交通动脉及交通动脉的敏感性较高 [ 30 ] 。MRA可提供侧支循环血管形态学及血流方向情况，但其不能显示血管充盈的动态过程，基于MRA的成像原理，MRA不能真实地反映侧支循环的情况，其假阳性率较高，分辨率有限 [ 25 ] ，但增强MRA可弥补这一不足，然而增强MRA需要注射对比剂，可能对患者的肾脏功能有毒性作用，而且患者存在对造影剂过敏的风险。而且MRA检查时间较长，对于处在临界溶栓时间窗的急性脑卒中患者存在医患关系不和谐的风险；其检查费用较贵，不能常规作为评价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侧支循环情况及随访的筛查方法。 4.5. 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ASL) ASL是利用磁性标记的动脉血内水质子流入成像层面和组织交换产生的信号降低进行成像，对标记前后的图像进行减影，获得反映脑组织灌注情况的脑血流图 [ 31 ] 。ASL可用于观察脑血管三级侧支循环。有研究表明 [ 32 ] [ 33 ] [ 34 ] ，ASL方法与传统灌注检查方法对急性脑梗死的诊断及血流评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以利用ASL结合MR常规检查序列，对急性脑缺血性卒中做出准确的诊断和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显示 [ 35 ] [ 36 ] [ 37 ] ，ASL在缺血超早期6 h内，可以敏感地显示出早期的异常血流灌注，并能测出相应的局部血流值，结合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上的病灶范围对比，判断弥散-灌注失匹配区域，判断是否存在缺血半暗带，这可为溶栓及介入治疗提供影像学依据；ASL也可评价脑组织的血流储备能力，进一步了解缺血性卒中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情况，对临床诊疗及评估预后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38 ] [ 39 ] 。ASL具有无创性，可重复性、费用低的优势，可以作为缺血性卒中患者监测及随访的手段。ASL检查发现梗死灶周边的CBF值相对于正常脑组织是增高的 [ 40 ] ，这种高灌注区是提示预后较好还是有极大的出血转化风险，尚无定论 [ 41 ] [ 42 ] 。但是，延迟动脉传送时间的ASL信号和标记与图像对应的基点之间具有很强的依赖关系，其精确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43 ] [ 44 ] 。 4.6. 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PWI) PWI检查是使用静脉团注法，向脑部注射有机水溶性碘比剂，通过病变的峰值时间、平均通过时间、局部的脑血容量和局部脑血流量等参数，获知患者脑组织的血流充盈状态，进行缺血性卒中的诊断。PWI通过平均通过时间(MTT)、相对脑血流量(CBF)以及脑血容量(CBV)三项指标观察脑血管三级侧支循环。利用PWI可比DWI发现脑缺血更早、更敏感的反映出血流下降的信息 [ 45 ] [ 46 ] [ 47 ] ，PWI与DWI不匹配代表缺血半暗带区的存在，其不匹配程度反映可拯救组织的大小 [ 46 ] [ 48 ] ，所以早期联合应用DWI与PWI可早期明确急性脑梗死诊断、确定缺血半暗带、动态观察损害面积的进展、判断预后，还可有利于筛选溶栓可能受益的患者。每个人的侧支循环建立情况不一样，所以PWI联合DWI的应用，可发现超早期脑梗死半暗带，提高急性期治疗的安全性及疗效，减少医生在溶栓治疗中对时间窗的依赖 [ 49 ] 。但是PWI注射入造影剂，对患者的肾脏功能有一定的毒性作用，而且流程较费时，会影响溶栓时间窗 [ 57 ] - [ 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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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脑侧支循环的药物干预 1) 尤瑞克林是国家一类新药，是从新鲜人尿中提取的一种糖蛋白，称为人尿激肽原酶。尤瑞克林将激肽原转化为有活性的激肽和血管舒张素，激肽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上的激肽受体后，通过第二信使转导途径生成一氧化氮和前列环素，在机体内产生生物学效应，从而起到舒张血管、促进侧支循环生成、抑制细胞凋亡和抑制氧化应激等 [ 50 ] [ 51 ] 。有关尤瑞克林的许多临床疗效研究显示，尤瑞克林对于急性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和运动功能的显著改善作用 [ 52 ] [ 53 ] 。 2) 丁苯酞是一种新型改善脑循环药物，其可通过解除微血管痉挛、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TXA2的合成等多个环节改善脑缺血性卒中后引起的病理生理发展过程 [ 54 ] ，国内相关的研究说明 [ 55 ] [ 56 ] 丁苯酞可改善缺血性卒中后局部循环情况，进而缩小梗死面积，同时可减轻脑组织损伤的严重程度，对患者的预后及脑功能的恢复具有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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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侧支循环是缺血性卒中发生和转归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侧支循环的评估手段都有其优势及自身的局限性。有效地评估一二三级侧支循环，对于预测预后，指导急性期与恢复期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早期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有助于减轻脑组织损伤，减低卒中致残率、死亡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所以，全面系统地评估侧支循环情况后，怎样去改善并及早干预侧支循环仍处于研究阶段，目前如何有效开放二级侧支循环及促进新生血管生成仍是缺血性卒中治疗的热点，仍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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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高速加工技术的发展，滑动轴承在高速加工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滑动轴承-电主轴直接参与高速加工，其动态性能决定了高速机床的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针对液体静压轴承的结构参数对主轴的动态性能影响规律，本文依据雷诺方程，联合流量连续性方程并采用数值法求解液体静压轴承的油膜力，以建立主轴转子–滑动轴承的动力学模型；然后根据欧拉方法求解主轴的轴心轨迹，并分析的液体静压轴承的宽径比、轴承间隙等结构参数对主轴轴心轨迹的影响规律，从而为优化电主轴结构设计的和提高高速加工质量与效率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 :液体静压滑动轴承，电主轴，轴心轨迹，切削力学模型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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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高速切削加工技术中，液体静压电主轴由于轴承油膜的自适应特性，具有高回转精度高承载能力、高刚度等特点，因此在现代精密加工机床中应用广泛。轴心轨迹作为高速加工机床运动状态的重要指标，通过主轴轴心在轴承内的运动规律，清晰的了解液体静压轴承内部运行的状态，用以判断液体静压滑动轴承的结构参数是否合理，为液体静压滑动轴承的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截止至今，针对液体静压轴承-主轴系统轴心轨迹，国内外研究学者已经对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验方面的工作，普遍是采用迁移率法(Mobility)、何氏法(Holland)和汉式法(Hamn H W)等几种方法来计算轴心轨迹 [ 1 ] 。Hattori H [ 2 ] 通过对Reynolds方程进行偏导处理，计算了液体静压轴承轴心运动过程中的时变刚度以及阻尼，分析大扰动不平衡载荷作用下轴心轨迹规律。文献 [ 3 ] 研究分析了椭圆形滑动轴承在不平衡载荷作用下稳定性与滑动轴承加工质量–粗糙度等因素的关系。Nicoleta [ 4 ] 则研究三叶结构滑动轴承受小不平衡量载荷作用下轴心的稳定性以及涡动频率。文献 [ 5 ] 在考虑滑动轴承内润滑油的非牛顿效应下，对双油楔结构的滑动轴承进行响应分析，并且比较了考虑非牛顿效应与不考虑非牛顿效应下的临界质量。文献 [ 6 ] 则采用Sommerfeld边界条件来对滑动轴承Reynolds方程进行求解，并以此为基础分别计算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滑动轴承受到正弦载荷作用下，Sommerfeld数对滑动轴承的刚度与阻尼的影响规律。HuaZhou [ 7 ] 采用了实验法研究了滑动轴承在正弦载荷作用下的轴心位移与速度的变化规律，并且识别滑动轴承的阻尼以及离散性。张洪等 [ 7 ] 研究了分形参数对液体静压轴承轴心轨迹的影响规律。文献 [ 8 ] 研究了滑动轴承在低气压下轴心轨迹规律，并通过实验进行了测试分析。裘祖干教授将转子-油膜轴承系统看作是是一个运动系统，在求解轴心轨迹时，考虑运动件动量方程，这样计算出的轴心轨迹更接近于实际轴心轨迹。山东大学马金奎 [ 1 ] 通过欧拉法将滑动轴承的雷诺方程、流量平衡方程与滑动轴承的动力学方程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轴心非线性轨迹计算模型。R.N等 [ 9 ] 对可倾轴瓦滑动主动控制进行深入研究。朱汉华等 [ 10 ] 分析了滑动轴承在瞬态激振作用下，主轴转速对轴心轨迹变化规律的影响，结果表明主轴收敛速度快慢与主轴转速相关。文献 [ 11 ] 在滑动轴承在受到脉冲下，分析了滑动轴承振动特性，并识别其刚度及阻尼等参数。文献 [ 12 ] 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了滑动轴承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轴心轨迹变化规律。文献 [ 13 ] 则以质量守恒边界条件来求解Reynolds方程，研究了不平衡载荷对滑动轴承间隙内润滑油的油膜压力的影响规律。 本文则以小孔节流静压电主轴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液体静压轴承轴心轨迹模型，并进一步分析液体静压轴承半径间隙以及宽径比对轴心轨迹变化规律的影响，从而为液体静压电主轴加工精度的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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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液体静压电主轴轴承–转子动力学模型 主轴受力分析 液体静压电主轴在空载运行过程中，主轴转子的受力如图1所示。 图1. 高速电主轴转子受力模型 图1中，F表示油膜力合力， F x 、 F y 分别表示油膜力在x，y方向的分力； q x 、 q y 表示不平衡载荷在主轴x，y方向上的分力；mg表示重力； ω 0 为轴颈的角速度。 根据图1和牛顿第二定律，可得主轴轴心的动力学方程如下： { m x ¨ = F x + m e g ω 0 2 cos ω 0 t + m g m y ¨ = F y + m e g ω 0 2 sin ω 0 t (1) 式(1)中，x、y为主轴的轴心坐标。 为了减少求解过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目，同时使解具有通用性，将式(1)两端除以 m c ω 0 2 对方程进行无量纲化，得： { X ¨ = F x m c ω 0 2 + e g c cos τ + g c ω 0 2 Y ¨ = F y m c ω 0 2 + e g c sin τ (2) 式中： X = x c ， Y = y c ， τ = ω 0 t ， e g 为主轴的质量偏心量，c为静压轴承间隙。 显然，要对式(2)中进行求解，必须先求得液体静压轴承的油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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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液体静压轴承油膜力计算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3.1. 液体静压轴承雷诺方程的建立 通过分析图1中压力油经小孔节流器进入油腔后所产生的圧力降，并假设主轴运行过程中，油膜流体处于层流状态，则由雷诺方程可得： ∂ ∂ x ( h 3 μ ∂ p ∂ x ) + ∂ ∂ z ( h 3 μ ∂ p ∂ z ) = 6 ∂ ( U h ) ∂ x + 12 ∂ h ∂ t (3) 式中：x——轴承周向坐标(m)； z——轴承的轴向坐标(m)； h——油膜厚度(m)； U——轴颈的转速(rpm)； μ ——润滑油动力粘度(N s/m 2 )。 由式(3)知，油膜压力P除了与轴承的结构参数有关，还与液膜厚度h有关。 油膜厚度方程的建立 液体静压轴承油膜厚度可表示为： h = c + x cos φ + y sin φ (4) 将式(4)代入式(3)，并令 x = r ϕ ，   z = L λ ，   h = c H ，   U = r ω 0 p = P P J 0 ，   t = τ / ( ω 0 ) ，   P J 0 = r 2 ω 0 μ c 2 进行无量纲化后，得 ∂ ∂ φ ( H 3 ∂ P ∂ φ ) + r 2 l 2 ∂ ∂ λ ( H 3 ∂ p ∂ λ ) = 6 ∂ H ∂ φ + 12 ( X ˙ cos φ + Y ˙ sin θ ) (5) 式中：r——轴承的半径(m)； L——轴承的长度(m)。 3.2. 液体静压轴承流量平衡方程 显然，液体静压轴承油膜厚度h的保持需要供油压力通过节流孔向轴承油腔和封油面提供持续不断的润滑油才能实现，各油腔供油流量和油腔压力如图2所示。 图2. 油膜力计算图 其中： q i n = α π d 0 2 4 2 ( p s − p i ) ρ (6) 式中： p s ——供油压力； p i ——第i个油腔的油腔压力； α ——节流系数； d 0 ——小孔节流器孔径； ρ ——润滑油密度。 而流出油腔的流量为经过油腔两个周向边缘和两个轴向边缘流量的和，即 q o u t = ∫ s 1 + s 3 ( U h 2 − 1 12 h 3 μ ∂ p ∂ x ) d z + ∫ s 2 + s 4 ( − 1 12 h 3 μ ∂ p ∂ z ) d x (7) 根据流量平衡原理，要求流入油腔的流量与流出油腔的流量相等，得 将式(10)无量纲化后，得 α π d 0 2 4 ω 0 c 2 L 2 ω 0 μ ρ ( P s − P i ) = ∫ s 1 + s 3 ( H 2 − 1 12 H 3 ∂ p ∂ φ ) d λ + ∫ s 2 + s 4 ( − 1 12 r 2 L 2 H 3 ∂ p ∂ λ ) d φ (8) 3.3. 液体静压轴承油膜力计算 通过有限差分法对式(5)、(8)进行联立求解，可以求解出液体静压轴承油膜压力分布，再对各点压力沿X与Y方向进行积分，可得油膜压力在X，Y方向的分力如下： F x = ∫ 0 x ∫ 0 z p cos θ d x d z = ∫ 0 2π ∫ 0 L P J 0 r L p cos θ d φ d λ = η L r ω 0 ( r c ) 2 ∫ 0 2π ∫ 0 1 p cos θ d φ d λ = F 0 F x ¯ (9) F y = ∫ 0 x ∫ 0 z p sin θ d x d z = ∫ 0 2π ∫ 0 L P J 0 r L p sin θ d φ d λ = η L r ω 0 ( r c ) 2 ∫ 0 2π ∫ 0 1 p cos θ d φ d λ = F 0 F y ¯ (10) 式中： F 0 = η L r ω 0 ( r c ) 2 ， F x ¯ 、 F y ¯ 为主轴在x、y方向的无量纲油膜压力分力： F x ¯ = ∫ 0 2π ∫ 0 1 p cos θ d φ d λ = ∑ 1 m ∑ 1 n p i ， j cos φ i ， j Δ φ Δ λ (11) F y ¯ = ∫ 0 2π ∫ 0 1 p sin θ d φ d λ = ∑ 1 m ∑ 1 n p i ， j sin φ i ， j Δ φ Δ 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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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主轴轴心轨迹影响因素仿真分析 4.1. 轴心非线性轨迹模型的建立 由初始条件，首先求解该瞬时轴心位置的雷诺方程方程，得出油膜压力分布，据油膜压力分布求解轴承在x，y方向的分力，然后代入运动方程求解质心的瞬时加速度。再根据欧拉方法求解下一个位置参数和速度参数，时间间隔为 Δ τ 。将上式代入运动方程，进行求解，并使用欧拉法求解轴心的下一个位置参数及速度参数。 { X ˙ ( τ + Δ τ ) = X ˙ ( τ ) + X ¨ ( τ + Δ τ ) Δ τ X ( τ + Δ τ ) = X ( τ ) + X ˙ ( τ + Δ τ ) Δ τ Y ˙ ( τ + Δ τ ) = Y ˙ ( τ ) + Y ¨ ( τ + Δ τ ) Δ τ Y ( τ + Δ τ ) = Y ( τ ) + Y ˙ ( τ + Δ τ ) Δ τ (13) 将位置参数与速度参数代入雷诺方程求解油膜压力，反复迭代，直到给定的时间。程序框图如图3： 图3. 程序框图 4.2. 结构参数对主轴轴心轨迹的影响分析 4.2.1. 半径间隙对主轴轴心轨迹的影响 轴承半径间隙(h0)称为初始间隙或设计间隙，半径间隙(h0)是轴承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结构尺寸，对静压轴承加工质量有直接影响。在设计及制造静压轴承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反复验算，确定最终最合适的半径间隙(h0)。轴承的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选取轴承的初始间隙分别为 c = 4.5 × 10 − 5   m ， c = 5.5 × 10 − 5   m ， c = 6 × 10 − 5   m ， c = 6.5 × 10 − 5   m 。 Table 1 Hydrostatic bearing parameter 名称 符号 数值 单位 轴承长度 L 0.091 m 轴承半径 r 0.065 m 半斤间隙 c 6 × 10 − 5 m 转子质量 m 20 kg 润滑油粘度 μ 0.015 Pa.s 润滑油密度 ρ 876.5 kg/m 3 节流器孔径 d 0 0.006 m 表1. 静压轴承参数 图4. 轴心轨迹中心随 ε g 变化规律 如图4所示为不同的轴承间隙c的主轴轴心轨迹，图4(a)为轴承间隙 c = 4.5 × 10 − 5 的主轴轴心轨迹，由图4(a)可知，此时主轴轴心收敛速度较慢，在规定时间内还未达到动态平衡位置。图4(b)~(d)分别为轴承间隙为 c = 5.5 × 10 − 5 、 c = 6 × 10 − 5 、 c = 6.5 × 10 − 5 的主轴轴心轨迹，此时主轴轴心轨迹最终稳定为一个椭圆。从图中分析可知，随着静压轴承间隙增加，主轴的收敛速度逐渐加快。 图5. 轴心轨迹轴心X、Y位移变化 如图5所示为不同的轴承间隙c的主轴轴心在X、Y方向位移，图5(a)为轴承间隙 c = 4.5 × 10 − 5 的主轴轴心轨迹，由图5(a)可知，此时主轴轴心收敛速度较慢，在规定时间内X，Y并未达到动态平衡位置。图5(b)~(d)分别为轴承间隙为 c = 5.5 × 10 − 5 、 c = 6 × 10 − 5 、 c = 6.5 × 10 − 5 的主轴轴心在X、Y方向位移，此时主轴轴心X、Y方向位移均已达到动态平衡状态。从图中可知，随着静压轴承间隙增加，主轴X，Y方向位移达到动态平衡状态明显缩短。进一步说明随着间隙增加，主轴的收敛速度将加快，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图6. 主轴轴心径向位移 图7. 轴心轨迹中心坐标 如图6所示为不同的轴承间隙c的主轴轴心径向位移图，从图中可知轴承间隙为 c 1 = 4.5 × 10 − 5 的主轴轴心径向位移未达到动态平衡状态、 c 2 = 5 × 10 − 5 、 c 3 = 6 × 10 − 5 、 c 4 = 6.5 × 10 − 5 的主轴轴心轨迹已达到动态平衡状态，此外，可以看出随着轴承间隙增大，主轴轴心径向位移逐渐增大，表明了静压轴承等效刚度随着间隙增大而减小。图7所示为不同的轴承间隙c的主轴轴心轨迹中心坐标，从图中可以明显知道，随着轴承间隙增大，轴承轴心轨迹中心坐标逐渐加大，进一步说明了静压轴承的等效刚度随着间隙增大而减小。 4.2.2. 轴承的宽径比对轴心轨迹的影响 轴承的宽径比(B/D)即轴承轴向宽度与轴承直径的比值，在设计及制造静压轴承过程中，应考虑实际情况及轴承性能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宽径比(B/D)参数。下文将针对不同的宽径比(B/D)参数研究静载荷下对薄壁小孔节流油膜轴承轴心轨迹的影响规律。图8所示为宽径比B/D = 0.5、0.7、0.8、1.0时理论计算得出的轴心轨迹。 图8. 不同宽径比轴心轨迹图 如图8所示为不同的轴承宽径比(B/D)时主轴轴心轨迹图，图8(a)为轴承宽径比 B / D = 0 .5 的主轴轴心轨迹图，由图8(a)可知，此时主轴轴心收敛速度较慢，在规定时间内X，Y并未达到动态平衡位置。图8(b)~(d)分别为轴承宽径比为 B / D = 0 .7 、 B / D = 0 .8 、 B / D = 1 .0 的主轴轴心轨迹图，图8(b)中，主轴轴心轨迹达到动态平衡状态，稳定为一个椭圆，但达到稳定状态时间明显增加。图8(c)和图8(d)中主轴轴心轨迹还未达到稳定状态，尤其宽径比为 B / D = 1 .0 时，此时主轴已处于不稳定状态，主轴轴心轨迹并未收敛。从同中可知，宽径比对主轴轴心轨迹有很大的影响，随着静压轴承宽径比增加，主轴收敛速度将变慢，稳定性降低。 图9. 主轴轴心径向位移 如图9所示为不同的轴承宽径比(B/D)时主轴轴心径向位移变化图，图9(a)为轴承宽径比 B / D = 0 .5 的主轴轴心轨迹图，由图9(a)可知，此时主轴轴心径向收敛0.17。图9(b)~(d)分别为轴承宽径比为 B / D = 0 .7 、 B / D = 0 .8 、 B / D = 1 .0 的主轴轴心轨迹图，图9(b)中，主轴轴心轨迹达到动态平衡状态，稳定为一个椭圆，但达到稳定状态时间明显增加，主轴轴心径向收敛0.22。图9(c)主轴轴心径向位移还未达到稳定状态，而图9(d)中主轴轴心径向位移处于发散状态，系统极其不稳定。进一步表明了宽径比对主轴轴心轨迹的影响。综上可知，宽径比对主轴轴心轨迹有很大的影响，随着静压轴承宽径比增加，主轴收敛速度将变慢，稳定性降低。 图10. 不同B/D下轴心X、Y位移变化规律 如图10所示为不同的轴承宽径比(B/D)时主轴轴心X、Y位移变化规律图，图10(d)中主轴轴心X、Y位移存在两个频率成分，系统为达到稳定状态。从图10(a)~(d)中可知，随着宽径比(B/D)，主轴Y方向稳定位移逐渐减小，主轴系统刚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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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本文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液体静压轴承油膜力，再采用欧拉法求解主轴轴心非线性轨迹。结果表明，液体静压电主轴轴心将不断的做收敛运动直至稳定在平衡位置，从而表明了液体静压电主轴系统具有一定稳定性。 2) 本文在液体静压电主轴轴心轨迹模型上，分析了轴承的间隙对轴心轨迹规律的影响；结果表明，静压轴承宽径比(B/D)对轴心轨迹性能有着重要影响，当轴承宽径比(B/D)增加，主轴轴心的收敛速度降低，系统的稳定性下降，但其等效刚度逐渐增加。 3) 本文采用单变量控制法，进一步分析了静压轴承宽径比(B/D)对轴心轨迹性能有着重要影响，结果表明，当轴承宽径比(B/D)增加，主轴轴心的收敛速度降低，系统的稳定性下降，但其等效刚度逐渐增加。因此合理选取静压轴承的宽径比(B/D)可以得出最优的轴心轨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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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近年来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扩张，跨国公司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也因此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在进行全球竞争时的重要因素，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本文回顾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重点文献，介绍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及相关特点，并进一步了解了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以及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内容，最后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简要的展望。 关键词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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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上政治经济地位的愈发重要，其社会责任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关注(金润圭，2008；唐雪梅，2013) [ 1 ] [ 2 ]。在国际舞台上，跨国公司也掀起了一场承担社会责任的热潮。例如，丰田汽车公司就认为公司应坚持国际公认的企业道德标准，重视安全和环境问题等。然而与此同时，仍有不少跨国公司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缺乏责任担当，譬如2011年康菲中国公司的漏油事件、2012年摩托罗拉在华裁员事件等。跨国公司为何在国际化进程中频频出现弱化社会责任的问题？该如何有效避免这一现象等都引发社会关注。同时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相关见解(Campbell，Eden，2011；Vazquez-Brust，Yakovleva，2012；肖红军，2014) [ 3 ] [ 4 ] [ 5 ]。 本文回顾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五阶段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模型(Hemphill， Lillevik， 2011)、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三维框架(Arthaud， 2006)和母国、东道国、国际社会三层次社会责任概念框架等(崔新健，2007) [ 6 ] [ 7 ] [ 8 ]。在理论研究上，目前常见的研究以综合社会契约论、利益相关者、制度理论和战略管理视角分析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且多聚焦于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和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等视角(葛顺奇，2003；Joes，2005；Levis，2006；Mohan，2006；LodieBethoux，2007；冯鹏程、夏占友，2009；朴英姬，2016；谢名一，2016) [ 9 ] - [ 16 ]。本文简要地梳理出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和特点，并进一步了解了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最后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作出简要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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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跨国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 2.1.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概念 跨国公司作为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其生产经营活动跨越国界，在多个国家拥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大多也占据着行业领袖的有利地位，拥有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因此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企业伦理于责任的角度，跨国公司都应该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目前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研究中，主要有Hemphill和Lillevik (2011)的五阶段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模型，从跨文化价值体系、国家商业体系、组织领域、组织本身及组织内个体构建；Arthaud (2006)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三维框架；崔新健(2007)沿用“跨国化梯度”维度，通过空间细分法从宏观层面构建的母国、东道国、国际层面的三层次社会责任概念框架，跨国公司母国社会责任即母国企业社会责任，东道国责任包括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母国企业社会责任范围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期望与要求，国际层面责任即全球、区域性组织及各国对跨国公司期望要求 [ 6 ] [ 7 ] [ 8 ]。 2.2.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独特性 从跨国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来看，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东道国和世界范围内都需要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导致了相较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跨国公司主要受到来自全球或者区域正式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国的要求和期待。例如，国际组织大多选择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标准来倡导跨国企业重视人权、污染等全球问题(谢名一，2016) [ 16 ]。在现有的国际性社会责任标准体系中，以《全球契约》(2000)、《OECD跨国公司行动指南》(1976)和《社会责任SA8000》影响较大。 这些国际标准体系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全球商业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入手，在人权、劳工权利、环境、腐败贿赂、消费者权益以及股东权益等多角度给予相应关注，制定了全球性的制度规定，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参考依据。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有一个基础的标准，但因为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分布的广泛性，其社会责任存在着国家地区间的差异性，以母国与东道国间差异最为明显。母国作为跨国公司发展的起源，其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大后方，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谢名一，2010)，同时母国国内的政策规制和国际地位也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袁文全，2010) [ 17 ] [ 18 ]。当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获得的成功也依赖于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跨国公司需要对母国和东道国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由于大多数跨国公司来自发达国家，母国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完善的法律制度等，对于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例如，欧洲国家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参与度程度较高，它们的立法中包含了很多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盛斌，李秉勤，胡博，2009) [ 19 ]。然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参与程度往往较低。对于大部分发展中东道国来说，其国内法制法规与跨国公司母国相比比较落后，诸如，迫于内部成本压力和内部监控困难，发展中东道国政府政策法规缺陷，政治和法律环境差异(朱文忠，2007)，发展中东道国政府制度缺失不完善(柴非，钱运春，2008)等 [ 20 ] [ 21 ]。在这样的条件下，跨国公司更容易出现责任空白和治理不当。例如，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跨国公司污染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任意裁员和执行双重标准等问题屡见不鲜(黄茜，2013；周挺，2014) [ 22 ]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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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及其理论 跨国公司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既与一般企业存在着相似性，又具有着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性。因此在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梳理中，通过分析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何种社会责任”等问题，来更好地了解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3.1. 承担社会责任动因 首先，关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跨国公司根本上是为了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陈宏，2009) [ 24 ]。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业绩总体上是呈正相关的(Warddock，Grave，1997；谭深、刘开明，2003) [ 25 ] [ 26 ]。而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也使得跨国公司需要去履行社会责任(Levis， 2006) [ 11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谋取了巨大的利润与社会资源，因此在东道国承担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义务，也是东道国的要求与期待(刘恩专，1999；黎友焕，2013) [ 27 ] [ 53 ]。同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来提升公司的形象与信誉，而良好的形象与信誉则会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赢得他人信任等(陈宏，2009) [ 24 ]。例如，消费者会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所响应，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忠诚度，购买意愿等(薛求知，侯丽敏，韩冰洁，2008；侯丽敏，王海英，2014；李海延，2014) [ 28 ] [ 29 ] [ 30 ]。最后，国际组织制定的相关准则也在促进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上起到重要作用。如，2000年修订版的《OECD跨国公司行动指南》在税收、劳资关系、环境、反对腐败、消费者权益、科技、竞争和信息透明度等核心领域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提出了要求；1977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强调了劳工保护，鼓励跨国公司对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社会责任国际(SAI)在2001年修订的SA8000包括了童工、健康与安全、强迫性劳动、工作时间等九个准则 [ 31 ] [ 32 ]。 3.2. 社会责任的战略选择 就应对在东道国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例如，研究表明地域特点对于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尤为重要，不同国家之间的履行情况可能各有差异(Ricardo Young， 2004; David Fig， 2005; Michael Blowfield， Jedrzej George， 2005) [ 33 ] [ 34 ] [ 35 ]。Richard (2008)和Oliver (2008)研究发现欧洲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强调标准，而北美公司则更强调战略 [ 36 ] [ 37 ]。除了注意地域特点，跨国公司对社会责任的管理，可以依据自身情况采取多国战略、跨国战略或全球一体化战略(Bryan Husted， David Allen， 2007) [ 38 ]。同时Husted (2007)研究表明东道国的资源、价值观念和市场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战略的选择 [ 39 ]。实行多国国内战略和跨国战略的跨国公司，更加强调当地社会责任行为的战略重要性。但本土化的战略方式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由于缺少了统一标准，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能只达到了东道国的最低标准(Christmann， 2004)，同时由于存在法律缺失、监管不力等问题使跨国公司降低社会责任承担要求(黄茜，2013) [ 22 ] [ 40 ]。 3.3. 社会责任的内容 社会责任的探讨在上世纪70年代讨论较为激烈，其中社会责任的内容争议也较大。但总的来看，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仅要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还有其他义务之外的必要责任(Sethi， 1975) [ 41 ]。Carroll (2004)根据前人已有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且被广泛采用的社会责任的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 42 ]。而国内学者中大部分以西方研究为基础进行修正和拓展，如屈晓华(2003)认为应该囊括经济，法律，文化，伦理以及生态五个层面；陈志昂(2003)将其划分三层，分别为法律法规层，伦理层以及战略与道义层 [ 43 ] [ 44 ]。因此，以卡罗尔金字塔模型为基础，依据国内外文献，社会责任的内容可以简要分为：经济责任，保证企业绩效最大化以及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Carroll，1979；屈晓华，2003)；法律责任，企业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经营，遵守和维护法律(徐尚昆，杨汝岱，2007；陈志昂，2003)；环境责任，要求企业保护环境和治理环境，企业的发展不应该以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David， 1979)；慈善责任，企业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关注弱势群体，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等(Isabelle， David， 2002)；消费者责任，强调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信息的公开和真实性(周祖城，2005)；股东责任，要求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使其投资有所回报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Sethi， 1975)；员工责任，强调员工的健康和工作安全，员工培训，发展机会以及保障和福利待遇等(Carroll， 1979)等 [ 43 ] - [ 49 ]。 综合以上来看，在现有的研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关注那些影响企业并受到企业利益影响的各利益群体及其他因素，考察了企业在关注自身直接利益的同时，为什么会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Mitchell， 1997) [ 50 ]。该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一种“理论框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明确界定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Clarkson A， 1995)，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社会责任研究中，可以为社会责任“指明方向”(Carroll A B， 1991) [ 51 ] [ 52 ]。同时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下，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或者说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研究时，可以确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服务对象，从而更加具有针对性了解对于不同服务对象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普通意义上来说，可以将其分为包括企业员工(母国与东道国员工)、顾客(全球客户)、股东、供货商(全球生产网络要素)、社区、政府等(谢名一，2016)，这些划分有利于细致分析承担社会责任动因或是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 [ 16 ]。 当然除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综合社会契约论也是研究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是通过与所在社会建立的契约而得以合法存在的。公司应当通过增加员工和消费者利益的方式来增加社会福利(Donaldson， 1994) [ 53 ]。依据契约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包括这样几层含义：第一，企业社会责任是由一系列契约所规定，这些契约分为隐形契约和显性契约，诸如制度、法律、风俗、承诺等；第二，因为契约关系的存在，企业有义务完成这些规定(李淑英，2007) [ 54 ]。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法律、文化和习俗等可能不尽相同，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经营也常处于两难局面，综合社会契约论则为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跨国公司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首先要确保不得触发当地基本的规则底线，之后要适时遵守当地习俗惯例，才能保证行为的合理恰当(盛斌，胡博，2008) [ 55 ]。总的来看综合社会契约论解释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也说明了跨国公司的行动也需要符合伦理要求(黎友焕，2013)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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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展望 结合以上相关文献，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仍然缺少一个较为严谨或是明确的定义。尽管大部分学者、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做出过定义，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也导致了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的分析定义，其定义尚存在诸多分歧，没有形成统一。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过去往往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视角进行研究可能存在的各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Aaronson，2002；崔新健，2007；Daewook Kim，2012等)，从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 [ 8 ] [ 57 ] [ 58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突飞猛进。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的活动增多，对其社会责任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针对这些问题，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定义研究方面，必须要确实地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做出定义，才能保证之后研究的方向和范围。从社会契约角度来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来进行定义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而对于研究对象上，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投资增多，较多学者研究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社会责任策略或者社会责任弱化现象(S Tang， 2013; C Prates， 2015; Juelin Yin， 2016) [ 59 ] [ 60 ] [ 61 ]。但缺乏了对这些新兴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经济活动中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由于母国的环境，经济等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考虑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时，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Preuss (2016)研究表明，来自治理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更可能采纳企业行为准则，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可能做出综合性承诺。因此，以在他国经营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十分有必要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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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京津冀科技发展现状探寻科技协同发展的一般模式，并在该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博弈模型构建协同发展综合有形利益分配模型和无形利益分配模型，以期为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 :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利益分配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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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区域协同发展是指围绕区域发展目标，以合作共赢、优势互补为原则，在资源环境承载约束下按照区域产业分工要求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组成的区域，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 1 ] [ 2 ] 。协同发展是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通过各个领域的协同包容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区域一体化目标 [ 2 ]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三个支撑带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提升至重大国家战略。然而京津冀地区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市场化程度较低、政策效应较弱 [ 3 ] [ 4 ] 。 本文在前人区域协同、区域一体化相关研究基础上，引入“知识运营”理念，从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创新人才四个视域诠释京津冀科技协同“知识运营”模式；然后，运用博弈理论，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利益分配机制，进而就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提出建议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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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模式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人才最为集中的区域，汇聚了全国1/4以上的著名高校、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3以上的两院院士，科技创新资源尤为优越 [ 6 ] 。然而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最为突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强，知识型和服务型产业发展具备优势；天津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突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河北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但局部地区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和互补优势，技术承接潜力明显，优势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 京津冀科技协同把京津冀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地，基于市场利用京津冀科技创新梯度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科技创新产业的两种主要业态表现是技术转让授权(即知识产权交易 [ 7 ] )和高科技载体公司买卖(归结为小微企业买卖)，本部分对“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模式”的研究，将“知识产权交易和小微企业买卖”以“知识运营”的形式进行整合。本部分梳理“知识运营”软硬件支持理论(包括园区孵化器、产权交易平台、金融财税政策、法律支持等)，结合区域创新基础、财税金融政策及法律对创新及小微企业扶持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的模式 [ 5 ] 。 “知识运营”既包括知识产权的交易，也包括小微企业的买卖。从人类财富积累角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小微企业，都是“知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京津冀“知识运营”将京津冀科技创新产业作为整体，将知识产权及小微企业(科技创新载体公司)作为“知识”的表现形式，将“园区、孵化器及产权平台”等作为“知识”的聚集区(包括实体和非实体)、将“PE、VC、人才”等作为“知识”的益生菌，将“金融财税、法律法规、行业协会”等作为“知识”的推进器，将知识的创意、创新、创业、再创新、组合及交易等统一归结为“运营”。京津冀企业视域的“知识运营”模式(图1)，京津冀企业通过创新形成知识产权成果，参与知识产权运营过程，即知识产权的直接交易、多个知识产权重组后交易、知识产权的拆分后交易以及定制化知识产权交易，当前北京在一些行业具备知识产权运营雏形；企业通过内部创业或支持创业参与小微企业运营过程，即小微企业经过交易平台(实体或虚拟)、中介达成交易(或上市)。高校及科研院所视域的京津冀“知识运营”模式(图2)，高校及科研院所是实现教育、科学、技术和产业之间有序推进及相互转化的载体 [ 8 ] ，以其自身的知识、技术及专利成为国家知识创新的核心基础；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以知识产权人的身份参与直接进行产权交易，或以知识产权作为主体投资企业，主导知识创新的源头；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员、在校生则以自身的知识储备为基础基于创新链拓展形成众多的创新型小微企业，构成“双创”的主力军。这个过程中，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到科技协活动中，而是通过发挥其引导作用，将京津冀知识产权交易和小微企业交易纳入到京津冀一体化的总体框架中(图3)，通过制定制度、政策，支持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及小微企业运营机构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产业体系的形成。 图1. 京津冀“知识运营”模式(企业视域) 图2. 京津冀“知识运营”模式(高校及科研院所视域) 图3. 京津冀“知识运营”模式(政府视域) 京津冀“知识运营”模式，以企业作为参与京津冀科技协同主体，以高校与科研单位为科技及人才源泉，以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调控者不直接参与，依照“经纪人”假设，根据三地科技协同可以通过契约约定权责，作为协同利益分配依据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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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构建促进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的政府保障体系 4.1.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建立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加强京津冀综合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实现京津石三大综合枢纽的分工协作。科技交流中心、科技中心、创客空间等围绕“京津冀一核双城三轴四区”格局，形成以京津石为中心，区域内其他城市为次中心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实验室、交易中心、孵化中心以及相关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逐步形成在较高层次适应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体系。 4.2. 创新网络共建共享 京津冀三方应从一体化发展战略出发，全面加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第一，围绕京津冀“知识运营”模式，明晰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责权利”，为科技协同创造条件。第二，加强平台建设，促进科技创新的开放共享，确立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创业者以及政府各单位的创新角色，突破行政干扰及隶属关系影响，发挥市场机制形成“人财物”的高效协同，促成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或创新联盟的良性有序开展。第三，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产业价值链，依托京津冀产业基础及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创新过程协同、成果共享、利益共享等机制，促成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通过实体化、商业化、产业化，构建京津冀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圈，提高京津冀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4.3. 建立协同发展管理机制 1) 制定协同发展战略，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围绕京津冀“知识运营”框架，确立京津冀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发展战略规划。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总体战略规划，并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相一致。在总体战略规划的指导下，京津冀各级政府站在自身发展角度根据总体战略制定各辖区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规划。各级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要考虑与总体战略的匹配以及与区域内各级科技发展战略的协调，发挥区域内的产业优势，促进分工合作的协调发展框架的良性发展。促使科技协同发展在区域战略层面协同一致，且与京津冀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 2) 成立3 + 1协调机构，建立京津冀多边谈判制度 成立“3 + 1”协调机构，即“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和“创新者”(3 + 1)共同参与的协调机构，具有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战略的制定、创新合作或创新联盟“责权利”的审定、以及协同过程中的争端解决等职能，为促进京津冀“知识运营”模式的形成及利益共享机制提供机构保障。建立京津冀多边谈判制度，进行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利益分配谈判，形成基于谈判的无形利益分配规则，以及各成员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妥善处理协同创新的共建共享利益分割问题。 3) 打造科技合作平台，发挥行业协会及非盈利组织的作用 打造京津冀为核心的全国科技合作平台。建立网站、成立公众号、创办刊物，汇聚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到科技合作中，形成京津冀科技创新信息交流平台；举办国内外专家学者、科技前沿骨干、企业家及民间团体广泛参与的论坛，形成多方位沟通交流的学术平台；发挥科技创新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关系网络，以“点创新”引爆“网创新”，构筑京津冀科技创新产业生态网络平台；调动京津冀资源参与协同发展合作，夯实科技创新产业影响力和带动力，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合作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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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8沉积期处于三角洲沉积环境，盆地东北部的陕北地区距离物源区较远，湖盆底型较缓，厚层沉积砂体空间分布不均，储层非均质性较强，含油性分布规律比较复杂，勘探难度较大。本文通过大量的岩心观察及泥岩样品分析，结合500余口井的测井曲线特征，从沉积古环境恢复及砂体迁移演化成因入手，理清了陕北地区长8沉积微相类型特征及湖岸线的迁移变化规律，紧密结合陕北地区长8和长9小层暗色泥岩厚度及展布规律，明确了有利储集砂体的分布规律及成因，为陕北长8储层的有效勘探和开发提供地质依据，同时对盆地其它地区的有效储层预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陕北地区长8，沉积特征，湖岸线迁移规律，有利储集砂体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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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8油层组在盆地西北和西南部都取得了重大发现 [ 1 ] [ 2 ] [ 3 ] ，是盆地主力产油层，也是多年来的勘探重点，近年来随着勘探向湖盆中心推进，在湖盆中部也取得较大突破 [ 4 ] [ 5 ] ，展示出较好的勘探潜力。但是受沉积、储层、油源等因素的影响，长8油藏在陕北地区含油较差，勘探难度较大，一直未取得重要突破。随着长庆油田5000万吨增产和稳产的需要，近两年加大了延长组下组合的勘探力度，尤其是新层系和新领域的勘探，陕北长8勘探获得新进展，在吴起、高桥一带发现了一批工业油流井，开辟了多个有利目标区，展现出一定的勘探前景。但是陕北地区长8油层组不同区带油藏分布差异较大，纵向上油藏主要分布在长8 1 油层组，长8 2 油层组油藏规模较小，横向上油藏主要分布在吴起–周家湾南一带，高桥–西河口一带初见规模，杨米涧–镰刀湾一带见零星显示。且油藏的分布跟相对厚层砂体的展布比较匹配，因此开展陕北地区相对厚层砂体的特征及展布规律分析势在必行。 关于长8的沉积体系及砂体结构方面的认识前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侧重于西北、西南和东北三大沉积体系的差异 [ 6 ] [ 7 ] [ 8 ] ，或者是仅针对长8 1 小层和长8 2 小层的砂体特征或差异 [ 9 ] [ 10 ] [ 11 ] ，很少涉及砂体演化规律及控制因素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东北沉积体系厚层砂体差异分布的成因基本没有涉及。目前国内外关于砂体分布规律的控制因素主要以等时地层格架和古地貌为主要突破点，但是对于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底型相对比较平缓，小层厚度变化不大，等时性划分难度大等特点 [ 12 ] [ 13 ] ，此方法不利于在研究区的应用。本文重点从沉积微相特征及沉积古环境恢复及演化过程入手，结合长8–长9小层沉积期暗色泥岩分布特点开展大量的工作，明确了相对厚层砂体的分布规律，诠释了砂体差异分布的成因，为陕北长8新领域的勘探提供依据，同时对盆地其它地区的有效储层预测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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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陆上第二大沉积盆地，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盆地北起阴山、南至秦岭、西至六盘山、东达吕梁山，横跨陕、甘、晋、宁、蒙五省区，总面积约25 × 10 4 km 2 ，陕北地区位于盆地东北部陕西省境内。鄂尔多斯盆地划分为伊盟隆起、渭北隆起、晋西挠褶带、陕北斜坡、天环坳陷及西缘冲断构造带6个一级构造单元，鄂尔多斯盆地内部构造相对简单，地层平缓，一般倾角不足1˚，盆地边缘断裂褶皱较发育，研究区位于陕北斜坡地带。延长组长8油层组分为长8 1 和长8 2 小层，研究区长8 1 小层厚40~60 m，岩性为灰色、深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粉砂岩夹灰绿色、灰色细砂岩及极细砂岩。 受沉积物源和湖盆底形的影响，陕北长8沉积体系期主要发育西北、西南和东北三大沉积体系。西南沉积体系受陇西古陆–秦岭近源控制，发育辫状河三角洲；西北沉积体系受阿拉善古陆近源控制，发育辫状河三角洲；东北沉积体系受阴山古陆远源控制，发育曲流河三角洲 [ 14 ] [ 15 ] [ 16 ] 。研究区主要位于东北沉积体系，以三角洲前缘亚相为主，沉积砂体无论从平面形态还是砂体结构上都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图1)。 图1.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8 1 沉积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