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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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粒子–空穴对称情况 为了讨论完整起见，首先我们分析粒子–空穴对称情况下的Anderson晶格模型(以下简称为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对哈密顿量(1)式进行粒子–空穴变换 d i σ → ( − 1 ) i d i σ † ， f i σ → ( − 1 ) i + 1 f i σ † ，发现哈密顿量不发生改变(即具备粒子–空穴对称性)的条件是 ϵ f = − U / 2 ， μ = 0 ，且只含最近邻跳迁即 t ′ d = 0 ， t ′ f = 0 ，并且此时有 n f = 1 ， η = U / 2 。因此，从(2)式出发，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隶玻色子近似大大简化，此时其平均场哈密顿量为 H = N ( U δ + h m f − U / 2 ) + ∑ k ∈ MBZ， σ   Ψ k σ † H k σ Ψ k σ ， (6) 其中 Ψ k σ = ( d k σ ， d k + Q σ ， f k σ ， f k + Q σ ) T ，反铁磁矢量为 Q = ( π ， π ， π ) (三维)或 Q = ( π ， π ) (二维)，哈密顿量矩阵为 H k σ = ( ε k 0 V Z 0 0 − ε k 0 V Z V Z 0 α Z 2 ε k 0 0 V Z 0 − α Z 2 ε k ) ， (7) 其中 α = t f / t d ， ε k = − 2 t d ( cos k x + cos k y ) (二维)或 (三维)为紧束缚型的d电子能带， Z = 2 δ ( 1 − 2 δ + m f + 1 − 2 δ − m f ) / 1 − m f 2 ，对式(7)中 H k σ 对角化得到准粒子能谱为 E k ± = 1 2 E 1 k ± E 1 k 2 − E 2 k 2 ， E 1 k = ( 1+ α 2 Z 4 ) ε k 2 + h 2 + 2 V 2 Z 2 ， E 2 k = 4 ε k 2 h 2 + 4 Z 4 ( V 2 − α ε k 2 ) 2 (8) 从而得到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中反铁磁相的基态能量为 E g = N ( U δ + h m f − U 2 ) − ∑ k ∈ BZ E 1 k + E 2 k 。由 E g 对平均场参数 δ ， m f ，h求极值即可得到自洽方程组 U − 1 N ∑ k ∈ BZ 2 Z E 1 k + E 2 k [ V 2 + t f 2 Z 2 ε k 2 + 2 Z 2 ( V 2 − t f ε k 2 ) 2 E 2 k ] ⋅ ∂ Z ∂ δ = 0 ， m f − 1 N ∑ k ∈ BZ h E 1 k + E 2 k ( 1 + 2 ε k 2 E 2 k ) = 0 ， h = U ⋅ ∂ Z ∂ m f / ∂ Z ∂ δ (9) 在选定的U， t f ，V下，迭代求解自洽方程组(9)即可确定平均场参数 δ ， m f ，h。 在图1中，我们展示了立方晶格中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反铁磁交错磁矩 m f 随d-f杂化常数V的变化关系，发现随着V的增大， m f 逐渐下降，在临界值V c 处降为零，显示出明显的二级相变特征。这是由于，V的增加会增强传导电子自旋对局域磁矩的近藤屏蔽效应，从而压制了反铁磁序；而在V较弱时，由于f电子间的库仑关联导致强烈的反铁磁关联，从而产生反铁磁序。这种反铁磁关联和近藤屏蔽效应之间的竞争在重费米子系统中普遍存在 [ 3 ]。在图2中，我们给出了正方晶格和立方晶格中的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反铁磁相变点V c 随U或 t f 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随U的增大，V c 增大，这是由于U的增加会提升反铁磁关联，使反铁磁序更加稳定。另外立方晶格的V c 比正方晶格要大，这是由于维度的增加有利于增强反铁磁关联，所以需要更强的d-f杂化作用才能破坏反铁磁序。正方晶格中的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磁性相变点随U的变化已经由量子蒙特卡洛模拟和Kotliar-Ruckenstein隶玻色子方法给出 [ 11 ] [ 12 ]，但文献未能考虑 t f 的影响。从图2可看出，V c 受 t f 影响很大，这种行为与拓扑性近藤绝缘体的磁性相变点的行为类似 [ 13 ]。 图1. 立方晶格中，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反铁磁磁矩 m f 随d-f杂化强度V的变化，在 V c 处发生反铁磁相变。参数： t f = − 0.2 ， U = 4 图2. 二维正方晶格和三维立方晶格中，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中反铁磁相变点 V c 随库仑关联能U (左图)和 t f (右图)的变化。左图： t f = − 0.2 ，右图： U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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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非粒子–空穴对称情况 当存在电子的次近邻跳迁即 t ′ d ≠ 0 ， t ′ f ≠ 0 ，或 ε f ≠ − U / 2 时，Anderson晶格模型不再具备粒子–空穴对称性(下文称之为非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此时，平均场参数 δ ， n f ， m f ，h， η ， μ 都需要自洽求解。从平均场哈密顿量(4)式出发，由于其哈密顿量矩阵 H k 不再具有解析形式的本征值，因此无法得出反铁磁相基态能量的解析表达式。为了得出确定六个平均场参数的自洽方程组，把基态能量表示为哈密顿量(4)式的平均值： E g = N ( U δ + h m f − η n f + μ n t ) + ∑ k ∈ MBZ ( H k ) n m 〈 n m 〉 k ， (10) 再通过E g 关于 δ ， n f ， m f ，h， η ， μ 的极值得到六个自洽方程，例如由 ∂ E g / ∂ δ = 0 得到 U + 1 N ∑ n ， m ， k ∈ MBZ ∂ ( H k ) n m ∂ δ 〈 n m 〉 k = 0 ， (11) 其中 〈 n m 〉 k ≡ 〈 ( Ψ k † ) n ( Ψ k ) m 〉 ，而 ∂ ( H k ) n m ∂ δ 由(5)式中 H k 的矩阵元 ( H k ) n m 算出。为了求出 〈 n m 〉 k ，首先将 H k 数值对角化，得到其本征值 E k ( i ) ( i = 1 ， ⋯ ， 8 ) 以及幺正变换矩阵 U k ，使得 U k + H k U k = Λ k ，其中 Λ k 是由八个本征值构成的对角矩阵。这样，有 Ψ k † H k Ψ k = Φ k † Λ k Φ k ，其中 Φ k † 是准粒子产生算符。从而 〈 n m 〉 k ≡ 〈 ( Ψ k † ) n ( Ψ k ) m 〉 = 〈 ∑ i ( Φ k † ) i ( U k ) n i ∗ ∑ j ( U k ) m j ( Φ k ) j 〉 = ∑ i = 1 8 ( U k ) n i ∗ ( U k ) m i Θ ( − E k ( i ) ) (12) 图3. 正方和立方晶格中，非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反铁磁相变点 V c 随库仑关联强度U的变化。参数： ε f = − 3 ， t d = 0.15 ， t f = − 0.2 ， t ′ f = − 0.02 图4. 正方和立方晶格中，强关联极限( U → ∞ )下的非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反铁磁相变点 V c 随f电子能级 ε f (左图)和 t f (右图)的变化。左图： t d = 0.15 ， t f = − 0.2 ， t ′ f = − 0.02 。右图： ε f = − 3 ， t d = 0.15 ， t ′ f = 0.1 t f 这样，六个自洽方程得以给出，并由其自洽确定各平均场参数，根据解出的 m f 随V变化的临界点即可得到V c 。图3给出了正方和立方晶格中的非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的反铁磁相变点V c 随库仑关联强度U的变化。可以看出，与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类似(对比图2)，V c 都随U的增加而增大，这是因为U的增大会显著增大反铁磁关联，因此需要更大的d-f杂化作用才能破坏反铁磁序。 实际的重费米子材料中库仑关联能U往往很大，因此，文献中常取Anderson晶格模型的强关联极限即 U → ∞ [ 9 ]。在强关联极限下，f电子不存在双占据，因此反铁磁相的平均场哈密顿量由(3)和(4)式中取 δ → 0 得到。仿照上述方法得出自洽方程组并计算自洽参数 n f ， m f ，h， η ， μ ，并由 m f → 0 确定V c 。图4中给出了V c 随f电子能级 ϵ f 和f电子跳迁常数 t f 的变化关系，可见随着 ϵ f 的升高，V c 迅速下降，这是因为 ϵ f 的升高将增强电荷涨落，从而压制反铁磁关联。另外，V c 随 t f 的变化关系与对称性Anderson晶格模型类似(对比图2)，都是正的 t f 产生更大的V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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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将Anderson晶格模型的Kotliar-Ruckenstein隶玻色子方法从粒子–空穴对称情况推广到了更一般的非粒子–空穴对称情况，并用之计算了非对称Anderson晶格模型的反铁磁相变，得到了相变点与库仑关联能、电子跳迁系数、电子杂化强度、局域电子能级等多种参数的关系。本文发展的方法可进一步用于研究多种重费米子体系的磁性相变和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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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应用密度泛函理论的B3LYP方法，在6-31 + G(d， p)基组水平上对苯基亚磷酸甲酯分子进行了理论计算，得到了分子的稳定构型及其红外光谱。分析后发现，根据分子振动类型的不同可将红外光谱划分为(0~800) cm −1 、(800~3000) cm −1 和(3000~4000) cm −1 三个区域，由于存在简并和无红外活性的现象致使红外谱中实际谱线的数目小于简正振动的数目。 关键词 :苯基亚磷酸甲酯，密度泛函理论，红外光谱，红外活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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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元素磷在生物体内主要存在于核苷酸和细胞膜中，同时磷酸在生物的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磷是所有细胞必不可少的原酸。在生物圈中，磷主要以三种状态存在：① 在生物体内与有机分子结合；② 以可溶解状态存在于水溶液中；③ 不溶解的磷酸盐大部分存在于沉积物中。磷的循环主要在土壤、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微生物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既参加了无机磷化物的溶解和有机物的矿化作用，也参加了可溶性磷的同化作用。目前对于含磷化合物的合成、结构与反应、含磷生物活性物质及含磷化合物分析应用的研究十分活跃 [ 1 ] [ 2 ] [ 3 ] 。苯基亚磷酸甲酯是含磷类有机化合物，是一种重要的晶体，为了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苯基亚磷酸甲酯的各类性质，本文利用量化计算的方法对苯基亚磷酸甲酯分子的结构和红外光谱的特点进行了研究，这对于快速分析实验中所获苯基磷酸甲酯分子的红外振动光谱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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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计算方法 Gaussian计算软件在化学计算领域应用比较广泛。它提供了多种泛函的密度泛函方法 [ 3 ] [ 4 ] ，可用于计算分子能量和结构、过渡态能量和结构、化学键和反应能量、红外和拉曼光谱反应路径和激发态性质等，除了计算分子体系，还可以计算溶液体系和周期性体系 [ 4 ] [ 5 ] [ 6 ] 。本文对苯基亚磷酸甲酯的分子结构及红外光谱的分布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们先用Gauss View构型软件构建了苯基亚磷酸甲酯分子的初始结构，在B3lYP/3-21G水平上利用Gaussian09计算软件对初始结构进了结构优化，在此基础上利用B3LYP/6-31 + G(d， p)的方法再次对构型进行了结构优化和频率计算，频率计算没有出现虚频，故确定构型为稳定构型，通过对频率计算结构的分析得到了苯基亚磷酸甲酯分子的红外振动光谱，并对光谱中出现的各条谱线进行了指认，对谱线形成的机理进行了分析。频率计算采用0.9613 [ 7 ] 的修正因子进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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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利用Gaussian计算软件在B3LYP/6-31 + G(d， p)水平上确定出了苯基亚磷酸甲酯分子的稳定构型，并通过频率分析的方法得到了苯基亚磷酸甲酯分子的红外振动光谱。对分子结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然后对红外光谱中的谱线进行了指认归属。研究发现，苯基亚磷酸甲酯分子的红外振动光谱可划分为(0~800) cm −1 、(800~3000) cm −1 和(3000~4000) cm −1 三个区域，每个区域中的谱线所对应的分子振动模式有所不同，其中在(0~800) cm −1 区域，主要以分子内各基团的整体转动和苯环的呼吸振动为主，该区域中光谱强度较其它区域低；在(800~3000) cm −1 区域，分子的振动模式主要为分子的弯曲振动，光谱的最强峰和次强峰均出现在该区域；在(3000~4000) cm −1 区域，该区域中的红外振动峰数量较少，分子的振动类型主要为分子中C-H键的对称和反对称伸缩振动。由于分子部分振动模式无红外活性或存在简并现象，致使光谱中的实际光谱峰数量小于理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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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网络正在快速而大规模地变革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也在大规模而快速地变革各个领域企业的业务模式。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彩票的网络销售多年来屡次被禁，既凸显了网络变革彩票模式的巨大潜力，也凸显了我国彩票面临的尴尬挑战。本文基于商业模式理论，分析了监管层禁止网络售彩的实质原因，以及既有彩票模式在价值主张、目标群体、界面模式、运作模式与相关资源能力等要素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据此提出新模式的关键要素特征：在坚持公益与责任的价值主张下，扩大购彩的有益目标人群，建立网上和分销网点融合的直销界面模式，分销网点转型为客户体验中心，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新型市场监管能力、新的产品设计与验证模式。 关键词 :网络彩票，商业模式，商业模式转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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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彩票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2016年全年，我国共销售彩票3946.41亿元，同比增加267.57亿元，增长7.3%。目前彩票行业，也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领域，仅以中国体育彩票为例，体彩销售网点有15万之多(截止到2017年3月)，从业人员有上百万，如果实体网点业务受到影响，会造成从业人员失业，必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财政部，2017) [ 1 ] 。 不仅如此，彩票在我国公益金募集方面也举足轻重。2011年我们国家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总额是845亿，而同年中国福利彩票筹集公益金388.7亿元，为全国捐款总额的46%，接近一半(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2) [ 2 ] 。 在近几年，在彩票领域一直存在一个备受瞩目的热点问题，就是网络售彩的合规问题及其相应的政策调整问题。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来看，这里存在一个相悖的现象，也可以说是问题： 一方面：1) 互联网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及其对各领域的深刻影响；2) 鼓励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各领域的推动(也就是互联网+)基本成了我国的国策之一，各级政府都有相关的政策发布； 另一方面：网络售彩屡屡被各种市场的网络势力推动，出现了各种快速发展的网络售彩方式，但是网络售彩也屡屡被各种政策所终止或禁止，也就说在中国的市场上网络售彩基本都是非法的。 那么这其中的问题是什么？网络售彩会有什么可怕的问题或风险？彩票行业是否可以避免网络的冲击或者说彩票行业的发展可以具有网络免疫力？这些问题无不显示既有彩票业务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如同那些被不断变革的传统商业模式，我国彩票业迫切需要审视自己的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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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网络售彩被禁的背景 网络售彩被禁是在我国网络快速发展与数字化经济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 2.1. 我国的数字化经济背景 截至2018年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02亿，网民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7.7%，(CNNIC， 2018) [ 3 ] 。同时，移动社交网络成了人们的最大的行为改变的动力和方式，比如截止到2016年12月微信全球共计8.89亿月活用户，而新兴的公众号平台拥有1000万个，微信在2016年来直接带动了信息消费1742.5亿元，相当于2016年中国信息消费总规模的4.54% (企鹅智库，2017) [ 4 ] 。 与此相应的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数字经济的转型。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6)》，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6.1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中国电子商务在促增长、调结构、促创业、助扶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初显，成为拉动数字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赋能传统零售业，推进民生服务，增强消费者获得感和体验感，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商务部，2016) [ 5 ]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报告中也指出，“由于不同行业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用速度和程度各异，在2013~2025年间，互联网将为中国GDP增长率贡献0.3~1.0个百分点。预计到2025年及以后数年，互联网可以使中国GDP的增量率增加7~22个百分点——到那时，互联网为中国GDP做出的年度贡献将会在4万亿~14万亿元之间” (麦肯锡，2014) [ 6 ] 。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了。在2015年乌镇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主席发表了重要演讲，指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为各国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新华网，2015) [ 7 ]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连年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互联网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在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计划将为互联网与包括医疗、教育、物流、金融等在内的传统行业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将培育更多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国务院，2015) [ 8 ] 。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促进电商、快递进社区进农村，推动实体店销售和网购融合发展”“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完善促进外贸发展措施，新设12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进出口逐步回稳”(国务院，2017) [ 9 ] 。 2.2. 彩票的数字化影响 网络也在变革着我国的彩票业，只是这种变革被人为为的终止了。 由于2015年财政部叫停了全国互联网售彩，只能从2014年来分析中国互联网彩票的状况。2014年全国彩票销量达到3823亿，其中体育彩票销量达到1764亿(财政部，2014) [ 10 ] 。2014年全国互联网彩票的销售规模是850亿元，其中移动互联网彩票占385亿元，占到45.83%，移动互联网彩票已占到互联网彩票的半壁江山，与2013年89亿元的销售规模相比，2014年移动互联网彩票增幅高达332% (网易新闻，2015) [ 11 ] 。由此可见，相对于传统彩票方式，网络售彩所具有的新势力。 政策管理层面也曾顺应了这些网络化趋势。财政部于2010年9月印发了《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互联网售彩的合法性，只是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需要财政部批准。但实际上，在网络售彩的发展过程，体现的是最高层的屡屡限制，从2007年到2016年，从国务院到财政部连续8次发布限制和禁止网络售彩的文件(财政部，2016) [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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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网络售彩被禁的原因 3.1. 彩票业务模式 我国彩票的既有管理模式是一个由区域市场构成的层层分销体系，从中央的彩票中心(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到省级中心再到市县一直到街边的彩票销售店，上一级分别管理各自的下级市场。在这个体系外，实际上还存在两种互联网销售彩票模式： 一种是容易理解的彩民投注后，网站直接将交易请求发送给交易平台的投注网关进行交易。目前山东和海南的部分玩法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彩民的投注实时直接进入彩票交易平台，彩民的利益有保障。我们把这种模式叫网络彩票模式。 另外一种是网站接受彩民投注后，将交易请求发送到线下的投注终端上打票进行交易，也就是俗称的代购，也有人称之为彩票O2O。此种模式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投注网站完全可以自己做庄而不出票或者选择性出票，一旦彩民中大奖彩民的利益无法保证。我们把这种模式叫网络售彩或彩票网络代售模式。 3.2. 监管层禁止网络售彩的归因 业界的共识认为，监管层禁止网络售彩是因为网络售彩存在着一下的主要问题： 1) 游离于监管之外，或者难以监管 除了网络彩票方式，网络代购模式是之前最主要的网络售彩方式，提供代购业务的网站的具体销售情况不在财政部和体彩中心的监控范围，无法确知这些网站的售出的彩票是否确实打印出票。而且网站一般提供的彩民购彩账户也都鼓励提前充值以方便购买，所以这些资金网站如何使用，是否存在违规现象，财政部都无法监管，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网站倒闭的情况，彩民的利益无法保障，会酿出社会问题并严重影响彩票的声誉和市场秩序。 2) 网络售彩抢占了线下渠道的销量，对既有渠道造成冲击 的确存在这种情况，有不少网民因为网络购彩而取代了他们的线下购彩。据相关数据，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体育彩票中的一种竞彩销售123亿元中70%的销量来自互联网渠道(现代快报，2014) [ 13 ] 。这样严重影响了既有的彩票业务销售模式和体系。 3) 不健康竞争行为，偏离彩票公益属性或公益定位 佣金是网络企业网络售彩的主要收入方式，彩票销售量越大销售收入或利润就会越大。因为网络企业先天具有高级的促销方式和能力，他们会采用各种方式予以促销，吸引彩民，甚至夸大中奖，充值返现，“不中奖退款”等促销手段，这些实际上都会误导彩民的不健康购彩，推动购彩行为的赌博倾向和行为，造成社会上的问题彩民群体，这实际上已经严重背离了彩民的公益属性的行为和品牌口碑，严重伤害了彩票事业的健康发展，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背离。 4) 不当彩票网络方式，损害彩票产品设计 一些高频玩法的彩票，会有机制约束彩民的构成行为频度的，但有些网站将一些高频游戏搬上互联网，对彩民的购彩行为和购彩数量不见限制，会诱导彩民的购彩或博彩行为倾向，导致一些彩民在短时间内不停的投入大量的资金购彩，导致彩民损失大量钱财。这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彩票产品的既有设计理念。的确，实际上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限制高频玩法在互联网上进行销售的。 3.3. 对禁止网络售彩原因的质疑 对上述网络售彩问题的担心多少有些固步自封、刻舟求剑的心态，忽略了网络和社会民众的发展所带来的彩票环境的改变，同时也不太愿意思考这些问题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机会，这些也正是其他传统领域在网络大潮面前所曾经经历过的认识，拥抱变革的机构和企业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力，反之则意兴阑珊、举步维艰。 1) 关于监管的问题 实际上，网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获取和洞察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数据能力，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困境在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网络彩票方式的网络售彩模式没有为第三方的网络企业提供接口，而只能采用O2O策略；二是网络代购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基于层层代理商模式的销售模式，商家对于下面的层层代理商的市场行为和数据本就是处于失控状态的，这也是现在传统零售企业，尤其是传统的连锁零售企业、多代理分销渠道模式的企业相对于网络零售企业先天具有的劣势、存在的问题，这种模式要改变为直销模式，通过网络系统接口的直接对接，网络终端的任何一个销售应该都是彩票销售系统的直接销售，实时反映在彩票系统中，这样就不会存在不知道网络终端销售多少、不知道售彩是否打印、彩民预先充值与售彩关系等之类的问题了。 2) 关于渠道冲击的问题 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提及了人们的消费、娱乐、购物等等受网络社交行为的严重影响，依赖微信、QQ之类的社交系统。即使传统的线下的购买行为中，依然有超过40%的购买决策来自于网络的影响，这也是现状众多传统企业经营因为网络陷入困境的原因，也是他们纷纷触网的原因(Forrester，2014) [ 14 ] 。 另一方面，除了部分替代式的网络购买，还有很大比例的新增购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网络的购买方式或渠道，这部分新增的购买依然不会出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为10.07%，而网络零售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量贡献为34.70%，相比2012年网络零售19.65%的增长贡献，翻了近一番(德勤，2016) [ 15 ] 。而且每100元的网络交易额中，有39%的交易额是完全新增加出来的，其中三四线城市的新增交易系数57%，以淘宝网2014年2.3万亿的交易额计算，新增消费贡献达到9000亿元(麦肯锡，2013) [ 16 ] 。由此，网络售彩有可能会取代部分线下售彩的销量，但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新增彩票销量。 可以预期，网络也应该为彩票的市场覆盖和销售带来更大规模的增长。 3) 关于对彩票定位背离问题 实际上是因为上述分销模式带来的问题延伸，在网络渠道，彩票发行机构放弃了或者失去了彩票市场的营销、销售、客户关系等等的市场策略和执行行为，并将它渡让给网络企业。另一方面，彩票发行机构也没有有效的机制或方式监控网络企业的网络售彩行为，因为网络售彩体系都不在彩票发行机构的掌控中。彩票发行机构的应对策略应该是收回彩票的网上市场推广和消费权力，把网络企业只作为一个市场的入口之一，彩票的销售、出票、奖金、佣金等资金和信息适时直接由彩票发现机构提供，同时基于网络的接口和数据能力适时监控合作网络企业的在线市场行为。 4) 产品设计理念的背离问题 其问题实质在于把传统方式设计的彩票产品及其玩法，直接移植到网络而带来的产品玩法的属性的改变，而网络方式具有强大的客户识别与个性化控制能力，能够适时识别特定的彩民个体的彩票行为并适时予以干预，这种网络零售领域谁最常见的策略之一(如每一个特定消费者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有一次什么优惠机会等)。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网络方式，而在于没有基于网络特性的产品玩法的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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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尽管之前历年以来网络售彩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是不同模式、不同理念带来的问题，并非网络方式售彩带来的问题，是因为整个彩票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既有的彩票目标人群及其构成、客户购买体现的彩票价值主张、彩票业务界面模式、关键的运营模式及其需要的资源能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味地、简单地排斥或禁止网络售彩将会严重伤害该行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也将严重制约我国彩票的战略能力。 为此，本文认为，我国彩票业务模式需要尽快转型为基于网络的新型模式，同时构建相应的新资源能力。新模式主要关注如下要素的转变： 1) 拥抱互联网大潮，建构和强化我国彩票业的战略能力，这里的战略能力主要体现为对彩票公益属性、责任属性的体现和实现上，坚守对购彩人群的娱乐而非赌博的价值主张。 2) 定义和扩大购彩的有益目标群体，涵盖追求娱乐体验的所有有志于和有能力公益的人群，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低收入人群和彩票网店能够覆盖的人群。 3) 建立新的界面模式和运作模式，构建与购彩彩民、售彩网站的新的协作关系，对社会提供网络接口，使得所有网络购彩都是彩票中心对外的直接销售，同时转变既有彩票分销体系的定位，建立分销网点与网络售彩方式融合的销售模式，传统的既有彩票销售网店，将成为彩票的直销销售终端，同时更是一个彩票产品、玩法的体验中心和新产品试验中心。 4) 构建新型市场监管能力，基于网络的大规模数据能力和个性化能力，适时监控分支机构的彩票业务规范，适时识别每个网络购彩个体的购彩行为特征，及时识别购彩者的状况，弱化并干预赌博、沉迷行为，激励和促进民众对于彩票的正确认知和健康积极的购彩行为。 5) 建立新的产品设计与验证模式，基于网络特征和能力，建构客户购彩行为数据的大数据体系，体现个性化的价值体验和客户匹配，建构和提升彩票机构适应不同购彩人群的彩票产品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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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虽然产业链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后期的古典经济学时期，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不得不依靠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学说提供理论解释以支撑产业链研究。进入21世纪后，产业链研究在中国形成热潮，范围涵盖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涉及许多部门和不同区域，形成了数以万计的研究成果。为了推动我国产业链研究的理论创新，梳理现有与产业链相关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脉络十分必要。同时，通过对二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拓展研究的简要评述，展示我国学术界在构建产业链理论体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加深对未来理论研究发展方向的理解。 关键词 :产业链，产业链理论，产业链形成与演化，产业链整合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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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6~2013年间不断进行的文献检索结果表明，产业链(industry chain)很少出现在外国研究文献中 [ 1 ] [ 2 ] [ 3 ] [ 4 ] 。对于这一现象，我国学者的认识角度略有不同。刘贵富(2006)和王云霞等(2006)认为国外产业链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张利庠(2007)认为产业链是中国提出的经济学概念 [ 5 ] ；邵昶等(2007)认为国外没有将产业视作为单独的经济组织，而是将之分解成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并侧重企业的纵向整合或企业跨组织资源组合问题的研究 [ 6 ] ；程宏伟等(2008)也认为国外的相关研究立足于企业，侧重于从价值链、物流链、功能链、信息链的角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偏向微观与中观的结合，研究重心局限于产业链的具体表现形式 [ 7 ] 。虽然我国关于产业链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但是理论研究进展却不令人满意。如邵昶等认为我国学者所讲的产业链只是一个被波特价值链、制度经济学、现代产业组织和经济规制、供应链、企业纵向整合等其他理论来解释的经济组织现象，并没有运用特殊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范式，本身并不构成理论 [ 6 ] ；刘志迎(2009)认为众多学者多是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产业链相关的部分理论进行了论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理论体系 [ 8 ] ；张晖(2012)认为产业链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应用，缺乏一个明晰的分析框架 [ 9 ] 。 我们认为，产业链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与其研究对象的层次复杂性密切相关。产业链是关于企业、产业和区域之间一系列复杂、动态关系状态的一种表征和描述，同时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归纳起来，产业链理论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在生产过程中企业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作这一经济现象，即解释组织形式和空间形态上“分”与“聚”的问题；二是企业如何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价值创造，并在产业层面(中观)和产业集群等区域层面(宏观)进行联结和传递；三是如何指导企业、产业和区域进行产业链构建和整合，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虽然产业链的理论研究目前还停留在依靠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理论支撑的阶段，但是中国学者开展的大量研究实践，却为产业链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现有产业链相关理论，是未来产业链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本文将对现有与产业链相关的主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进行概述，理清其脉络，同时对二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拓展研究进行简要评述，以展现我国学术界在产业链理论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从而加深对我国产业链理论研究现状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研究发展方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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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分工理论与产业链的形成 虽然概念界定不一，研究视角各异，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产业链理论的起源却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17世纪中后期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卓越论断，被认为是产业链思想的滥觞。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工业生产是一系列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链条的思想。在分析分工的重要作用和限制时，亚当•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 [ 10 ] ；“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 [ 11 ] 。 继亚当•斯密之后，阿林•杨格于20世纪初通过对分工与市场、经济增长及分工本身的关系所做的先驱性研究工作，从产业链迂回的视角提出了“规模报酬取决于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 [ 12 ] ，明确指出仅仅注意到单个企业或产业规模的不同还无法说明报酬递增机制，不断发展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实现报酬递增的重要过程 [ 13 ] ，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分工和专业化理论。阿林•杨格的思想被总结为杨格定理，即市场规模扩大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 [ 10 ] 。此外，施蒂格勒也指出，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定理是关于企业和产业功能的理论的核心，还可以用来说明许多其他经济问题。施蒂格勒认为企业之所以不把报酬递增的功能交给专业化企业(产业)来承担，是因为“也许在给定的时期，这些功能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持一个专业化的企业或产业”，“在不断成长的产业中，典型的情况应是纵向非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倒是衰落产业的特征”。可以认为，从亚当•斯密到阿林•杨格再到施蒂格勒，实际上提出了“由于分工而导致产业链形成”的思想 [ 10 ] 。 从逻辑上讲，产业链必然与产业有关，经济学家于是就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出现了亚当•斯密等提出的“社会分工”理论。而从产业链的具体载体上看，如果一个企业什么都能生产，那么就不会出现产业链。因此，探讨企业及其边界变化就成了进行产业链理论研究的另外一条思路，如科斯等人的研究。而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则从两者相结合的角度开展研究，他们认为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是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 [ 13 ] 。杨小凯在阐释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时，认为分工收益由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等方面决定，强调专业分工的优势和必要性。在《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一书中，杨小凯研究了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的分工演进、角点均衡和新行业的出现、中间产品种类数进展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链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熊磊等(2018)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链形成与演化内在机理，得出分工发展带来新产品、进而形成产业链，产业链上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导致新的产业部门和新的产业链出现的结论 [ 14 ] 。 虽然对产业链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后期古典主流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劳动分工、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而对于“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经济”的理论研究，则是最近一个世纪的事 [ 13 ] 。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强调企业分工协作的重要性，将分工扩展到企业之间，从而开启了对产业链的研究。直到1958年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中从产业前后向联系的角度阐述产业链，才真正开始了产业链的系统研究 [ 15 ] 。 对产业链中相关产业或企业之间分工与合作关系的制度安排和优化，对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促进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基于分工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链涵盖从供应商到制造商再到分销商和零售商等所有节点企业，自然会产生涉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杨蕙馨等认为产业链的纵向关系是指产业链中的企业对于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及整合所实施的一种企业行为，主要包括纵向一体化、纵向契约关系和纵向分离三种形式；不同的纵向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制度安排，如企业分工、准一体化契约分工和市场分工等，其实质就是对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的优化，目的是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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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产业链整合理论 分工和协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一个企业所能向顾客提供的价值除受制于其自身能力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上下游企业的制约。马歇尔认为“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各部分之间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机能再分增加了各部门间协作的需要，马歇尔将这种机能再分称为“微分法”，将工业有机体各部分之间关系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称为“积分法” [ 16 ] 。对产业链而言，分工和协作都可获得递增报酬。一方面，产业链分化通过迂回生产获得专业化递增报酬；另一方面，产业链的整合可以通过增强知识共享协调分工，减少交易成本或者组织成本，克服因分工造成的生产系统的不稳定性，即通过将知识的外部性内部化获得递增报酬 [ 17 ] 。 随着产业模块化和网络化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企业的竞争范围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了产业链，现代企业的竞争已演绎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对现有产业链关系不断进行动态调整或重新组合就成为必然趋势。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赵红岩认为产业链整合理论主要是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整合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市场份额，获取垄断利润，并将产业链整合及其演进路径归纳为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模块化经济和网络化经济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在规模经济阶段和专业化阶段，产业链的整合方式是纵向一体化；在模块化和网络化阶段，产业链呈现线面结合的网状特征 [ 12 ] 。 Peteraf (1993) [ 18 ] 、Cai和Obara (2009) [ 19 ] 、Zschille (2015) [ 20 ] 等的研究证明，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行业内横向整合可以达到扩大企业市场份额、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效果。然而，对于产业间纵向垂直整合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果，学界并取得一致。李凯等(2017)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技术经济效率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等六个方面对垂直整合产生的原因及其经济收益进行了总结 [ 21 ] 。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通过垂直整合获取市场势力，通过提高进入壁垒、实施歧视性定价等手段对产业链上的非整合企业进行纵向控制，达到排斥竞争对手和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但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哈佛学派基于SCP分析范式，着重强调垄断势力导致的垂直整合会破坏竞争性市场结构，对社会福利和市场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 22 ] ；芝加哥学派则把价格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市场的基本工具，认为垂直整合是由效率机制引致的市场结构变化，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 23 ] [ 24 ] ；新产业组织理论(NIO)广泛使用非合作博弈方法分析企业策略性行为，发现信息不对称在产业链整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垂直整合既可能出于市场势力的动机，也可能出于效率提升的目的，应当通过动态博弈分析，综合权衡垂直整合行为的反竞争效应与效率增进效应 [ 25 ] [ 26 ] 。 交易费用理论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垂直整合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关。科斯认为市场组织经济活动是有成本的，企业内部也存在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企业的边界将取决于这两个成本在边际上的比较 [ 27 ] 。威廉姆森认为环境不确定性下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产生，认为资产专用性是企业进行垂直整合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风险，提高企业绩效 [ 28 ] 。Klein et al. (1978)则进一步指出垂直整合在避免可占用性准租出现的同时，可以增加双方的投资效率，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 29 ] 。 企业能力理论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从竞争优势内生的角度关注企业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认为垂直整合是企业通过相互协调、共享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策略手段。通过垂直整合，企业可以使其内部与外部一系列互补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进行组合，在提高整个产业链运作效能的同时，在管理、经营和财务等方面也产生协同效应，以能够改进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效益 [ 30 ] [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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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理论 在产业链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是立足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侧重将企业之间的价值链作为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企业间竞争范围和要求复杂化的背景下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来分析产业链现象，重在解决产业链中企业的纵向整合或企业之间跨组织的资源组合问题。因此，在国外的产业链的研究中，主要体现价值链的思想。 国外产业链的相关研究，侧重价值链理论的应用。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企业的内部后勤、生产运作、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五项基本活动和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和企业基础设施四项支持性活动相互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这一价值创造过程就是企业价值链 [ 32 ] 。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建立在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础之上，其后的拓展研究则进一步反映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及其与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如Kogut则通过分析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企业参与价值链某个环节的战略行为 [ 33 ] ，从而突破波特价值链仅限于垂直一体化公司的局限，开始了企业价值链向产业和区域层面的扩展；Kaplinsky在波特价值链模型中加入了公司之间联系的因素，形成了产业间价值链和产业内价值链的概念 [ 34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形成，波特后来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系统(value system)观点，认为企业价值链可以镶嵌在更为广阔的上下游价值系统之中去寻找企业的竞争优势，各个价值链环节可以进行有效的再分解 [ 35 ] 。 自克鲁格曼(1995)开启了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关系研究之后，围绕企业内部各个价值环节进行不同地理空间配置的研究不断出现 [ 15 ] 。如Freestra将全球经济中“贸易一体化”和“生产的垂直分离”联系起来，分析“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的产品生产环节全球配置的问题 [ 36 ] ；Arndt和Kierzkowski使用“片段化”来分析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指出处于同一条价值链上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可以通过跨界生产网络组织起来，这一跨界网络可以在一个企业内完成，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合作完成。跨界生产方式取决于产权分离情况：如果产权不能够分离，就采用垂直一体化进行跨国公司内部的方法进行跨界生产；如果产权能够分离，就采用外包等委托加工的方式进行跨界生产 [ 37 ] 。在这一阶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价值链片段化和空间重组，是提高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价值链中各种参与者间的关系特征成为研究焦点。上世纪90年代中期，Gereffi等从投入产出结构、地域性、治理结构和体制框架四个维度，提出了由生产者和购买者二元驱动模式构成的全球商品链理论。全球商品链理论认为价值链是按照价值增值活动的序列串联起来的一系列流程，这些流程或环节相互联系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产业组织。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和采购商纷纷将核心竞争力领域以外的环节外包，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超越国家界限，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形成全球生产链体系，链条治理者对链条进行统一组织、协调和控制，国际和国内体制背景通过全球生产体系的节点对价值链产生影响 [ 38 ] [ 39 ] 。在2002~2003年度的《工业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O)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其含义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具体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销售、消费、售后服务以及最终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 40 ] 。 由于二元驱动模式不能很好地解释全球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治理关系，Gereffi等在全球商品链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全球经济受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领先公司所制定的规则和标准所左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与链中的力量分布密切相关。领导企业掌握战略控制权，是全球价值链形成和进化的驱动者，拥有对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和管理力量，整个价值链呈现出金字塔形的力量和治理结构。作为价值链治理者，领先的跨国公司立足自身优势往往占据价值链两端的关键性环节，并通过治理行为获取绝大部分价值，由此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利润分配 [ 41 ]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中，Humphrey和Schmitz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三种典型治理模式：网络、准层级和层级 [ 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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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我国产业链理论研究主要特色与成果简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注意到产业链现象，开始进行产业链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升温，2002年以后成为产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我国学者对产业链的认识角度各异，界定不一。李平等(2013)梳理发现国内有影响力的产业链概念多达30个，涉及产业关联度、生产过程、产业链的组成、产业链与价值链关系和产业链功能等多个视角。基于内容分析法，作者从30个产业链概念中提炼出“链网式组织结构、各产业之间、产业各部门之间、供需关系、最终产品/消费品、各个环节、产业关联关系、自然资源/原材料、价值增值”等9个高频指标，并将产业链重新定义为：产业链是各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各部门之间以供需关系为基础，以产业关联关系为纽带，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由从最初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的各个环节组成的链网式组织结构 [ 4 ] 。不断涌现的产业链定义虽然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但是正是从各自的视域出发，许多学者开始了对产业链理论的研究，为建构完整、独立的产业链理论体系做出了可贵的尝试。纵观我国的产业链理论研究，除对现有产业链相关理论进行实证外，主要围绕产业链的属性、产业链的形成、演化与运行机理和产业链的整合模式与路径等方面展开，力图构建完整、独立的产业链理论体系的努力清晰可见。就现有研究而言，在产业链纯理论研究方面尚显单薄，但是已涌现一批基于某一(些)理论或面向特定产业(区域)的产业链模型构建成果。未来，一方面应在理论层面加强产业链一般理论的构建研究，另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在产业层面的研究，并整合针对特定产业(区域)的研究成果，向构建通用理论模型的方向迈进。鉴于文献数量较多及能力所限，仅列举部分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产业链属性认识上，以邵昶等(2007)构建的产业链“玻尔原子”结构模型的研究成果最具创新性。邵昶等认为产业链具有介于企业和产业之间“夹层”的独特属性，正如光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一样，产业链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特殊产业组织，其结构也不是通常的产业纵向关联形式，而是类似“玻尔原子”结构式的企业关联状态，这种特性和结构决定了产业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整合产业链，完成产业创新和实现产业价值 [ 6 ] 。“玻尔原子”模型将产业链条和企业链条纳入了同一个研究框架，提出了产业链整合的新视角，即根据产业链的“波粒二象性”调控产业链间的企业关系，促进产业链条的优化，特别是在企业之间形成“量子纠缠”，推动“量子跃迁”。 在产业链的形成、演化与运行机理研究上，吴金明等(2006)将企业、产业和区域等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提出了产业链形成机制的“4 + 4 + 4”模型。其主要观点认为产业链由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构成，它们在相互对接的均衡过程中形成了产业链(四维对接)；作为产业链形成的内模式，“四维对接机制”与作为外模式的“企业内部调控”、“市场结构和行业间的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的对接过程，即是产业链的形成和调控(四维调控)过程；作为外模式作用的结果，产业链有市场交易式、纵向一体化、准市场式和混合式“四种具体模式”。因此，产业链的形成是四维对接机制、四维调控机制和四种具体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 43 ] ；刘贵富(2007)认为产业链运行的机制包括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竞争谈判机制、信任契约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这六大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共同作用于产业链，推动产业链的正常运行 [ 44 ] ；作为我国产业链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陈朝隆等(2007)探讨了区域产业链的理论基础、形成因素与动力机制，指出构建区域产业链符合区域经济系统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的思想和产业组织理论，区域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地域文化、产业技术、政策与制度、历史事件与机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市场拉动的驱动机制和自组织的运行机制是区域产业链的主要动力机制 [ 45 ] ；唐浩等(2008)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产业链将形成从初级向高级的动态演进趋势，经历初期的纵向生产链、中期的配套协作链、加快发展期的循环生产链、成熟期的供应关系链、蜕变期的文化价值链的过程 [ 46 ] ；刘烈宏等(2016)认为产业链具有基于价值动因、自组织、组织惯性和创新的内部演进动力机制和基于环境的外部演进动力机制，交易费用的降低、风险的有效规避、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技术创新知识是影响产业链演进动力的内部因素，产业链主体的区位分布、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政策则是影响产业链演进动力的外部因素，产业链演进包括“自创生”、“自扩张”、“自维持”和“自退化”四个阶段 [ 47 ] 。 在产业链的整合模式与路径研究上，郁义鸿(2005)将产业链按纵向关系分为I、II、III三类，将横向关系中下游厂商为生产者且两种中间产品是严格互补的情况归为第IV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产业链静态效率基准和社会福利基准，为产业链的竞争策略和相应的经济规制问题研究提供了基础 [ 48 ] ；芮明杰等(2006)基于对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模块化经济、网络效应的价值创造过程和知识共享的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型产业链价值创造和知识整合的差异，提出了产业链知识整合、价值模块整合与产品整合的三维度模型，深入探讨了产业链分化整合的机理以及整合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动力机制、模块创新机制、知识创造机制以及产业链整合的组织模式，特别是在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基础上，引入动态知识价值链，构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创新模型，深化了对模块化体系中产业链知识整合机制的认识 [ 17 ] [ 49 ] ；杨惠馨等(2007)认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决定分工制度安排的主要因素，随着外部环境而变化的成本与收益促使产业链处于不断地整合过程之中，因此通过实施不同的产业链纵向关系可以实现不同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与整合 [ 10 ] ；程宏伟等(2008)认为产业链的本质是打破资源流动空间约束的一种整合资源的机制，产业链演化表现为在资源、资本与知识相互作用下上升或下降的非线性结构态势，资本与知识则在其中发挥决定作用。作为产业链演化的重要途径，产业链整合须从资源驱动型向资本与知识驱动型转变，而纵向、横向、侧向的三维整合路径实现了产业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网的演化突破 [ 7 ] 。李想(2008)将在模块化分工条件下形成的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链表达与组成方式的产业价值网络，称之为“网络状产业链”，认为模块化分工条件下网络状产业链的演化是由知识分工和专业化所导致的报酬递增过程，其在协调生产方面具有企业与市场双重性质，具有独特的价值生成机制，需要探讨包括价值生成机制、信任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内的运行机制 [ 13 ] 。 邹春燕(2011)的文献分析表明，我国关于产业链的应用性研究多于纯理论研究，理论性研究文献的比例不足1/3，涉及区域产业链和第三产业方向的研究不足 [ 3 ] 。此外，也可以发现关于产业链理论方面的探讨多集中在2010年以前，近几年相关成果较少，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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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农村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磷，经过处理回收可以转变为磷资源，又可以保护水环境。对除磷技术和回收磷作了阐述。所涉及的除磷方法中，有化学沉淀法、生物法、人工湿地法及吸附法，分析并比较每种方法的优势与不足。重点介绍了离子交换树脂和鸟粪石沉淀两种磷回收技术。其中，鸟粪石沉淀技术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磷回收途径之一，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需要进一步开发研究。 关键词 :农村生活污水，除磷，磷回收，鸟粪石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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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日常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生活方式与城市也越来越接近，农民用水量和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日益增加。农村的污染排放己占全国总污染排放的“半壁江山”，其中，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等污染、乡镇企业所带来的工业污染成为目前农村地区水环境状况恶化的主要来源 [ 1 ] 。 由于农村生活污染源比较分散，不容易集中，农村建设初期污水收集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很不完善 [ 2 ] ，加之村镇居民的环保意识较差 [ 3 ] ，使得农村生活污水不能较好的得到处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就近排入河流、水塘等，使得大量氮、磷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河道污染，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农村水环境质量。在污水进入水体前，磷的去除是必要的，但是许多情况下还未能实现，以致造成面源性污染。与此同时，人类还面临着磷资源短缺的问题，据悉，2010年磷矿已成为一种濒危矿产，因此，在废水处理过程中进行磷回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4 ] 。 在中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的主要途径是经市政管网收集后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的，如果建立传统集中式污水处理系统，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长期的规划，而分散式就地处理不仅能够有效节省大量的管道铺设，吨水投资低，而且运行费用很少，同时可以保持农村周围环境的相对生态平衡，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处理方法。 目前城镇化污水处理厂磷含量较易达标，而农村污水氮磷含量普遍偏高，依靠传统的生物除磷很难达标，因此，开发经济高效、无二次污染的除磷技术和磷回收技术成为目前水处理技术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