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与讨论 基于上述数学模型，本文分析了熔滴的表面张力、动力粘度、密度以及入口处熔融液滴的流速等物理量对熔滴形成及脱落的影响。 3.1. 不同工况下熔滴的形成过程 为了分析液态金属的物性以及初始速度对于熔滴脱落过程的影响，本文设置了八种不同的工况，详细参数设置见表1。设定金属线材入口端口半径为0.184 mm，表面张力系数范围为0.4~1.4 N/m；密度范围为5600~7860 kg/m 3 ；动力粘度范围为0.004~0.008 Pa·s；决定金属熔滴的入口初始速度的因素很多，包括等离子气体的速度、金属线材前端在电弧中的位置以及金属线材的物性等等，本文引用Kharlamov [ 6 ] 的计算结果设定熔滴的入口初始速度。 Table 1 Eight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 参数 序号 金属液体入口速度(m/s) 动力粘度(Pa·s) 表面张力系数(N/m) 密度(kg/m 3 ) 工况(1) 1.45 0.006 1.2 7200 工况(2) 1.45 0.006 1.0 7200 工况(3) 1.45 0.006 0.8 7200 工况(4) 1.45 0.008 1.2 7200 工况(5) 1.45 0.004 1.2 7200 工况(6) 1.81 0.006 1.2 7200 工况(7) 1.00 0.006 1.2 7200 工况(8) 1.45 0.006 0.8 6000 表1. 八种不同工况的参数设置 图5为8种工况下熔融金属线液滴的形成与脱落过程。如图所示，各工况下金属熔滴的形成过程类似，初始阶段金属线材前端在等离子射流的作用下熔化形成熔滴，随着金属液体体积量的增加，熔滴的长度不断增加，体积不断增大。当熔滴的体积超过临界体积值时，在表面张力作用下熔滴开始出现颈部，颈部区域半径的缩小导致熔滴颈部的拉普拉斯压力与等离子射流的粘性拖拽力增大，从而使颈部液体加速流向主熔滴，直至颈部半径缩小到临界值时主熔滴发生脱落。 对比图5中8种不同工况下熔融金属线液滴的形成与脱落过程可知，当工况不同时，主熔滴的最终形成时间与脱落半径也不同，后文重点分析在其他参数不变时改变各个单一参数设置对主熔滴形成时间与脱落半径的影响。 图5. 不同工况下熔融金属线液滴的形成与脱落过程图 3.2. 表面张力的影响 表面张力系数是表征表面张力大小的物理量，是讨论液滴的表面现象、了解液滴性质的重要物理参数，它与温度、压强、气相或液相组成以及液体种类等均相关。图6所示为不同表面张力系数下金属熔滴形状对比图，分别截取自图5中的工况(3)、工况(2)与工况(1)。其中熔滴入口处的流速为1.45 m/s，熔滴密度为7200 kg/m 3 ，动力粘度保持0.006 Pa∙s不变。 图6. 不同表面张力系数下熔滴形状对比 从图6中可知，不同表面张力系数下金属熔滴的形状有所不同。由于表面张力对熔滴的表面产生一个相当于向内的拉力的作用，因此，当表面张力系数增加时，熔滴的表面受到的拉力增加，阻碍了熔滴的下降，使熔滴形成时间增长，从而有更多的金属液体可以流入主熔滴内部，因此随着表面张力系数的增加，主熔滴半径也有所增加。 从数值上看，当表面张力系数由0.8 N/m增加到1.2 N/m的时候，主熔滴的体积增加约14.6%，而熔滴形成时间增加了26.3%，从这个角度出发，表面张力对熔滴形成时间的影响要略大于其对主熔滴半径的影响。 3.3. 动力粘度的影响 表面张力和动力粘度在金属熔滴的形成及脱落过程中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熔滴的形态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变化。图7是三种不同动力粘度下的熔滴形状对比图，分别截取自图5中的工况(5)、工况(1)与工况(4)，其中熔滴入口处的流速为1.45 m/s，熔滴密度为7200 kg/m 3 ，表面张力系数为1.2 N/m。 图7. 不同动力粘度下熔滴形状对比 如果不考虑表面张力的作用，那么随着金属液体动力粘度的增加，液体内部的粘滞力会逐渐增加，阻碍液体下落，导致熔滴的形成时间逐渐增加；同时由于粘滞力的增加，熔滴在颈缩处所能承受的最大拉力也随之增加，意味着可以承受更大体积的熔滴，因此主熔滴的半径也会逐渐增加。由此可知，金属液体的表面张力和粘度在各自单独产生作用的时候会对熔滴的形态产生相同的影响。不同的是，表面张力对于熔滴形成及脱落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动力粘度，如图6与图7所示，在熔融金属线液滴的形成及脱落过程中表面张力的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动力粘度的影响较为微小。 3.4. 密度的影响 图8是在两种不同的密度下熔滴最终脱落前的形状对比图，分别截取自图5中的工况(8)与工况(3)，其中金属液滴入口处的流速为1.45 m/s，表面张力系数为0.8 N/m，动力粘度为0.006 Pa∙s。 图8. 不同密度下熔滴形状对比 在实际生产应用中，添加了其他不同密度的材料会使金属线材的密度发生改变，从而对熔滴的形成与脱落过程造成影响。由图8可以发现，随着金属线材密度的增大，主熔滴的长度增大并且其成型半径也稍有增加，熔滴的形成时间则相应减少。 3.5. 入口流速的影响 在等离子体电弧喷涂过程中经常通过控制入口流速来控制液滴生成及脱落。图9显示了不同入口流速下熔滴即将断裂时的形状对比，分别截取自图5中的工况(7)、工况(1)与工况(6)。其中熔滴的密度为7200 kg/m 3 ，表面张力系数为1.2 N/m，动力粘度为0.006 Pa∙s。 图9. 不同入口流速下熔滴形状对比 从图9中可以看出，随着入口流速的增加，主熔滴的长度明显增长，熔滴形成所需要的时间逐渐减少，而主熔滴的成型半径有所增加，但变化不大。从数值上分析，当入口流速从1.0 m/s增加到1.81 m/s时，主熔滴的半径增加了约42.9%，熔滴的形成时间减少了38.9%。这说明相比于表面张力系数和粘度，入口流速对于熔滴的形成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本文对高速等离子气体驱动下金属线材熔融液滴在不同工况下的形成及脱落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分析了相关物性(表面张力、动力粘度、密度)以及金属熔滴入口流速对熔滴形成及脱落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表面张力和动力粘度与熔滴的形成时间和主熔滴的脱落半径成正相关，其中表面张力处于主导地位； 2) 金属线材的密度和熔滴入口处的流速与主熔滴的长度及脱落半径成正相关，与熔滴的形成时间成负相关，且入口流速的影响更为明显。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针对工程实际中大多数电子产品具有多个性能特征参数的特点，本文以解决传统基于单一性能参数退化数据可靠性预测不够准确，且基于联合概率密度法的多性能退化参数建模复杂、难以计算的难题，从多元预测的角度，提出基于混合时间序列的方法对多性能退化参数数据进行可靠性建模方法，并通过仿真实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趋势预测，传统的利用故障趋势预测都是基于历史数据信息，历史数据信息决定未来时间序列的趋势，这种预测方法的缺点在于过于依赖历史数据信息，而忽略了预测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且忽略了外部因素对时间序列趋势的影响 [ 1 ] [ 2 ] [ 3 ] [ 4 ]。而多元时间序列的建模与预测方法则考虑了多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充分发挥协方差或相关系数在预测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一元时间序列建模与预测更加有效合理，因此本文针对产品多性能参数的特点，将多元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应用于可靠性建模与寿命预测。 基于多元时间序列的多性能参数退化建模方法，并利用Copula函数来描述多性能参数间的相关性，可以解决基于单性能参数对退化过程描述和寿命预测的结果不够准确，以及考虑多性能参数间的相关性及受环境干扰和人为因素的交互影响时建模困难的难题。
system: [SYSTEM]

user: 3. 可靠性预测 基于上述假设和理论分析，基于多元混合时序分析的多性能参数加速退化试验产品寿命预测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第1步：开展加速性能退化试验并监测多性能退化参数退化数据及数据的预处理，由试验设备采集到的性能参数的原始退化量时序通常难以直接对其进行时序分析，为了避免过大的退化量值对时序分析造成的影响，提高性能参数退化量时序模型的拟合精度，并且统一原始退化量时序的初值以及退化失效的判据，应对每个性能参数的原始退化量时序分别作初值化的预处理。 第2步：对试验数据进行多元时间序列建模，主要分为确定性部分，即趋势项，和平稳随机项部分，趋势项和随机项部分的确定方法如下： ① 趋势项的确定： 由于产品的各性能退化参数的总体变化趋势具有单调性，均为关于时间的确定性函数，因此趋势项 F t 采用一元单调回归方程组模型来描述，主要包括线性或单调非线性一元回归方程组，即： F t = F ( t ) = { f 1 t f 2 t ⋮ f n t } = { f 1 ( t ) f 2 ( t ) ⋮ f n ( t ) } 其中，F(t)为以时间t为自变量的n维一元单调回归方程组。f k (t)为第k个性能参数的一元单调回归方程， k = 1 ， 2 ， ⋯ ， n 。 对于性能参数单调性较好，且信号特征相对比较简单的退化数据，可直接对每个性能特征参数的原始数据序列进行回归拟合，获得其趋势项拟合参数。但是对于复杂信号特征，这种拟合方法偏差较大，因此可选择EMD算法进行提取，EMD算法能够直接从原始数据序列中提取趋势项，可大大降低直接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拟合的误差，关于EMD算法的原理详见参考文献 [ 6 ]。 ② 随机项确定： 随机项部分主要是利用ARMA时间序列进行拟合，从原始数据Y t 减去趋势项部分F t 后，得到随机项部分的数据序列，然后对随机项部分进行ARMA时间序列的拟合，得到ARMA模型的参数，最后对多性能参数的相关Copula函数进行参数估计。 第3步：退化失效预测 确定好多性能参数退化量时间序列的结构，如式(7)所示，再利用Copula函数模拟产生相关性的白噪声序列，然后再结合拟合得到ARMA模型产生多维随机项序列，再结合趋势项部分，这样就可对多元时间序列对多性能参数进行预测。根据性能退化参数历史数据获得多元Copula-ARMA时序模型的参数后，就可以对其预测，预测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产生L个服从n维Copula函数C的高斯白噪声序列 { ε k ， s ， k = 1 ， 2 ， ⋯ ， n ; s = 1 ， 2 ， ⋯ ， L } 。 ① 由上述方法产生n元Copula函数的随机数向量(u 1 u 1 ， ⋯ ， u n )； ② 令 ε k = σ k × Φ − 1 ( u k ) ，得到服从n元Copula函数的高斯白噪声序列(ε 1 ε 1 ， ⋯ ， ε n )。 重复阶段一L次，产生长度为L的n元高斯白噪声序列 { ε k ， s ， k = 1 ， 2 ， ⋯ ， n ; s = 1 ， 2 ， ⋯ ， L } 。 阶段二：基于ARMA时序模型对多性能参数数据进行预测。 ① 根据拟合得到趋势项回归方程，将时间变量代入回归方程，预测多性能退化参数的趋势项数据f k (t)； ② 根据随机项 r k ， t − i ( i ， 2 ， ⋯ ， p ) ， ε k ， t − j ( j = 1 ， 2 ， ⋯ ， q ) 及ε k ，t 利用ARMA递推公式产生第k个性能特征参数在t时刻的随机项的值u k ，t ；其中，当t < 0时，ε k ，t 和r k ，t 的取值设为0； ③ 令 y k ， t = f k ( t ) + r k ， t ，这样即可得到产品第k个性能参数在t时刻的预测值。 对于单调退化型产品，其失效定义为首次穿越失效阈值的时间，如果产品具有多个性能参数，工程实际中，一般是由最先穿越失效阈值的性能参数所决定，根据竞争失效的判别原理，在给定各性能参数的失效阈值后，再由多性能退化参数的多元Copula-AR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得到的各性能参数的预测值，外推得到各性能参数穿越失效阈值的时间，得到伪失效寿命数据。 第4步：利用拟合优度检验法对各应力水平下得到的伪失效寿命数据进行寿命分布的假设检验，选择伪失效寿命数据可能服从的分布，而后将外推得到的伪失效寿命数据视为完全寿命数据。
system: [SYSTEM]

user: 5. 小结 在工程实际中，大多数电子产品具有多个性能特征参数，基于多个性能参数退化数据的可靠性预测问题更加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假设多个性能参数之间相互独立，然后按照串联系统的方法进行处理，这种方法具有简单快速的优点，缺点是分析不够全面，预测结果误差较大，二是充分考虑性能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如联合密度法和状态空间法，缺点是当性能参数较多时，计算量较大，且建模复杂。本文从多元预测的角度分析，提出了基于Copula-ARMA混合时间序列的多性能退化特征量建模方法，有效解决了多元性能退化数据相关条件下建模复杂、计算量大的问题，相对于一元时间序列，可靠性预测的精确度更高，结果更加客观。即考虑多性能参数随时间的退化又可将互相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描述，弥补了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的不足。多元时间序列能够很好地解决多性能参数退化是非平稳随机过程的问题，将多性能退化参数的退化过程分解为非平稳部分和平稳部分，而后对其分别采用对应的模型进行建模描述。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目的：通过气球模拟风险决策任务(BART)探查未成年暴力犯的冒险倾向。方法：对64名未成年暴力犯和35名普通未成年进行BART任务测试，未成年暴力犯还进行暴力风险量表(VRS-YV)评估。结果：未成年暴力犯的BART值(未爆破气球的平均充气数)显著高于普通未成年人，未成年暴力犯的BART值与其暴力风险量表中的成瘾行为因子和冲动性因子得分显著正相关。结论：未成年暴力犯比普通未成年人具有更高的冒险倾向，其冒险倾向水平与成瘾行为和冲动性高关联。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个体的冒险行为始于青少年期，青少年阶段的冒险倾向可能导致个体产生或长或短的一系列负性行为，比如物质滥用和成瘾行为(抽烟、喝酒、赌博、吸毒等)以及违法犯罪行为(偷盗、抢劫、暴力等)。冒险行为与个体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性等特质紧密相关，高感觉寻求和高冲动特质的个体具有更多的冒险行为(Resnick et al.， 1997)。高水平的冒险偏好倾向也可能是导致个体产生和维持成瘾行为的成因，如Verdejo-Garcia et al. (2014)认为成瘾者的风险决策缺陷在成瘾行为的维持和复吸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个体的冒险倾向是再犯预测的主要影响因子，Andrews & Bonta (2010)在其总结的预测再犯的“中心八”风险因子中就提到，个体的反社会人格模式包括了个体高冲动、易激惹、高感觉寻求等特征。 气球模拟风险决策任务(Balloon Analog Risk Task， BART)目前被广泛用于测量个体的冒险行为倾向，Lejuez et al. (2002)最开始将其应用于成人的冒险行为评估，结果发现，个体在任务中的冒险倾向于自我报告出的去抑制水平紧密相关，包括自我报告出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性水平。随后，在青少年群体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青少年的BART冒险倾向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冒险行为高相关(Lejuez et al.， 2007)。我国也有研究将BART任务用于测查个体的冒险行为倾向，王玉洁(2013)发现高冲动组被试的BART值显著大于低冲动组被试，表明高冲动特质个体在气球模拟决策任务中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寻求倾向。杨玲等(2019)发现在虚拟奖赏情境下，海洛因戒断者在BART任务中的风险偏好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尽管如此，使用BART任务测查个体的冒险倾向还大都在正常群体和成瘾患者(如海洛因戒断者和网络游戏成瘾者)，未成年罪犯作为不良行为的高发人群，目前对其冒险倾向的评估仍大都使用我报告的方式。本研究试图将BART任务用于男性未成年暴力犯，一方面了解其冒险倾向与暴力再犯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尝试比较未成年暴力犯与普通未成年人在冒险倾向上的差异。以期为未成年犯罪的矫正与预防提供实证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对象分两组：实验组取自西南某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某管区，以方便取样为原则，排除文盲、小学文化程度、受过严重脑外伤者和做过司法精神病鉴定者。挑选64名未成年暴力犯进入测试，被试为男性、平均年龄16.86，标准差0.78。原判刑期平均值为6年，标准差2.68。其中故意杀人5人，故意伤害7人，强奸9人，抢劫43人。高中学历9人，初中学历45人，小学文化10人。对照组为普通未成年人男性35名，招募于广东省某地高中，平均年龄为16.08，标准差0.67，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年龄上无差异。 2.2. 实验材料与程序 青少年暴力风险评估量表(Violence Risk Scale-Youth Version， VRS-YV)由加拿大司法精神病学家Stephen Wong针对罪犯暴力风险的暴力风险评估量表成人版发展而来(Stockdale et al.， 2014)，肖玉琴等(2017)年在我国进行修订，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对于再犯的预测也有良好的效果。VRS通过对被试的案件卷宗、监管机构的不良行为记录以及访谈结果综合评定，包括19个动态因子和4个静态因子。从应用上来说，它属于第四代风险评估工具，不仅能够评估暴力风险水平，而且能锁定罪犯的犯因性需求因子并为矫正提供建议。 气球模拟风险决策任务是由Lejuez等于2002年设计并用于成人群体，后在未成年人群体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并发展成了BART-Y (Lejuez et al.， 2002， 2007)，主要用来评估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本研究根据BART-Y设计：通过计算机模拟气球充气任务，屏幕中间出现一个红色的气球，气球下方有一个可以给气球充气的按钮，被试可以点击鼠标左键给气球充气，每次充气会使气球变大一点，每充一次气得0.02元，由被试自己决定给气球充多少气，当他决定一个气球充够时，可以点击屏幕上的按钮将该气球的金额充进自己的账户，账户的余额会在屏幕左上角呈现(如图1)。实验程序共包括30个可充气球，每个气球爆炸的点数不一样，平均爆炸点为64，从9~121分配不等。被试最后可根据自己的账户总额兑换相应的人民币金额。衡量被试风险倾向的是被试在所有气球中没有爆炸气球的平均充气数。 图1. BART-Y界面示意图 实验程序由Presentation软件编制，在实验进行前，先对被试讲解游戏规则和注意事项，并通过答题的形式确保被试明白规则，题目的设置如：“按__键可将钱存入账户，每充一次气得__元”。实验不设置练习，整个过程持续约20分钟，实验结束后将被试的奖励金额通过存入未管所个人账户兑现。BART实验的因变量为没有爆炸气球的平均充气数。 2.3. 研究过程 对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未成年进行BART任务测试，未成年犯集中在未管所内的机房进行测试。普通未成年集中在学校机房进行。未成年犯还进行VRS-YV评估，通过收集其档案卷宗、行为历史表现和一对一个体访谈进行VRS-YV数据收集。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两组人群在BART的指标得分进行平均数差异检验。对未成年暴力犯在BART与VRS-YV的各项因子分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结果 BART任务测量的指标是被试在未打爆气球的平均充气次数，以此衡量被试的冒险倾向水平。64名未成年暴力犯未爆炸的平均充气次数为27.20 ± 4.55次，与年龄和刑期相关不显著。未成年暴力犯的VRS-YV总分为34.22，标准差为5.22，稍高于肖玉琴等(2017)的未成年暴力犯平均风险值。将个体的冒险倾向水平与暴力风险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见表1)，在VRS-YV的4个静态因子和19个动态因子中，成瘾行为和冲动性这两个因子与BART指标显著正相关，冒险倾向水平与暴力再犯风险量表的成瘾行为因子显著正相关(r = 0.36)，与冲动性因子也呈现正相关关系(r = 0.56)，与VRS-YV总分相关不显著。 Table 1 Correlation table of BART and substance abuse factor， impulsivity factor， VRS-YV total score in juvenile violent offender D12成瘾行为 D13冲动性 VRS-YV 平均充气次数(未爆炸) 0.36 ** 0.56 ** 0.09 表1. 未成年暴力犯在物质滥用、冲动性、VRS-YV总分与BART指标的相关系数 注： ** p < 0.01，下同。 将未成年暴力犯和对照组在BART指标上的得分进行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未成年暴力犯的充气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t = 2.66， p < 0.01)。 Table 2 The difference of BART value in juvenile violent offenders and common adolescent 未成年犯(n = 64) 对照组(n = 35) t 平均充气次数(未爆炸) 27.20 ± 4.55 24.11 ± 5.97 2.66 ** 表2. 未成年暴力犯和对照组在BART指标的得分差异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BART任务一般被用来测量个体的冒险倾向，国外已有研究证明，高冒险倾向的个体具有高感觉寻求特质和高冲动性人格特质，他们更容易参与赌博、酗酒、物质滥用以及网络成瘾等负性行为(Lejuez et al.， 2004)。这种关系在本研究结果中也得到了印证，未成年暴力犯的BART指标得分与其在VRS-YV中的D12物质滥用和D13冲动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个体从儿童到青少年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冒险行为的出现，如吸烟、吸毒、酗酒、不安全的性行为甚至为了寻求刺激的犯罪行为(Scott & Steinberg， 2008)，这种行为在青春期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Boyer， 2006)。同时青春期也是犯罪行为的高发阶段，青少年的这种高冒险倾向也是导致犯罪行为的高风险因子，高冒险倾向的青少年具有更高的反社会行为(Moffitt， 1993)。虽然本研究中BART指标与个体暴力再犯风险总分无显著相关，但是他们的冒险影响可能影响其物质滥用和冲动性，从而增加暴力再犯风险。 研究结果还显示，未成年暴力犯的冒险倾向显著高于对照组。冒险倾向是指个体对可能为之带来负性后果活动的参与倾向性(Boyer， 2006)，是一种人格特质，表现在个体需要做出决策的各种情景中。这种倾向性可能会使个体只顾眼前一时之快，而考虑不到事情的长远后果。陆青云等测量了青少年的皮质醇水平和BART指标的关系，研究发现男性青少年的高皮质醇应答者具有更高的冒险水平(陆青云等，2014)。这可能意味着皮质醇的分泌可以增加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和感觉寻求。此外，高冲动、需求风险的特质不仅使青少年有着更多的不良行为，而且还能引起犯罪频率和犯罪类型上的变化，有研究表明，累犯更具有冲动冒险的特质，如控制力不足的暴力犯更可能是累犯，而控制过度的罪犯更可能是初次犯罪(罗艳红，2013)。此外，高冒险倾向者和冲动型人格特质紧密相关，这些特点也会影响他们在监狱服刑改造的表现，容易引发狱内冲突。 本研究以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男性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中学同年龄段的未成年男性为研究对象，并未包括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女性未成年犯、非暴力未成年犯等人群。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对该人群的冒险倾向水平及特点进行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未成年暴力犯的冒险倾向水平与暴力再犯风险中的物质滥用因子和冲动性因子显著相关。未成年暴力犯比对照组未成年人具有更高的冒险倾向水平。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目的：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现状和热点，揭示我国教师情绪领域的总体性发展态势。方法：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2000年~2020年“教师情绪”为主题的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基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关键词聚类绘制知识图谱。结果：年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以个人研究为主，虽然有一定的研究者合作网络，但跨地区、跨机构的合作网络还较少；研究热点呈现多样化。结果表明：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质和量还需进一步提升，应拓展多学科研究视角，增强研究的理论创新，未来还应加强对教师情绪调节能力、教师情绪表达、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长期以来，教师发展研究更强调理性和认知，而忽视情绪方面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教师情绪日益受到教育界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情绪在教育中的作用，并且开始研究情绪在教与学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有关教师情绪的研究持续增加。结合已有的研究来看，我国教师情绪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少有学者对21世纪以来的教师情绪的研究进展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现有的关于情绪的文献综述大多仅针对教师情绪的一方面来进行述评，如我国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研究述评(杨田静，尹爱青，2019)，教师情绪智力研究综述(朱朕红，2013)。 为了探究国内教师情绪研究的现状，进一步推进教师情绪在国内的发展，本文基于文献计量视角对相关文献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教师情绪研究领域的主题、热点、发展变化与前沿进行归纳整理、总结和分析，反思现有研究的不足，为该领域进一步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2. 数据来源、研究工具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作为数据来源，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2020年12月，以精准匹配模式选择来源文献，以“教师情绪”为主题词，共检索出来605篇期刊文献。为了确保文献研究对象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对其中会议通知、新闻报道等与教师情绪无关的文献进行筛选、剔重和删除后共检索到424条文献，将这些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用以后续分析。 2.2. 研究工具和方法 为了以更直观的方式解释21世纪以来教师情绪研究发展的总体状况，本研究主要采用CiteSpace和CNKI文献计量软件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同时借用Excel工具进一步补充和完善。CiteSpace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开发的用于文献计量和分析的可视化软件，主要通过聚类视图来展示研究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陈悦等，2015)，这对于从纷繁冗杂的大量数据信息中梳理出教师情绪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运行CiteSpace，时间区间设置为2000年~2020年，时间切片为1年，采用“Pathfinder”算法，然后分别选择“Keyword”、“Author”等作为分析对象，绘制出相应的科学知识图谱。
system: [SYSTEM]

user: 3. 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基本状况 3.1. 教师情绪研究年发文量 通过对20年来的教师情绪研究发文量的统计，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的发文变化趋势。 以年份为横坐标，发文量为纵坐标绘制了2000~2020年发文量统计图(见图1)，发文数量的分布可以直观地看到某研究领域在某一时间段内研究热度的变化，是衡量该研究领域在该时间段内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关于教师情绪的文献在2000年到2020年共发表了424篇，平均每年发表20篇。从总体上看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发文量呈现上升的态势，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2000年~2004年处于萌芽期，相关文献的发文量较少，年发文量在8篇到13篇之间浮动，其次是2005年~2016年为波动增长期，呈现出了波动中保持增长的态势，从2005年~2011年2008年呈现波动式增长，年载文量从11篇发展到39篇。2012年~2016年保持直线上升的趋势；最后是2017年~2020年为稳步发展期。在这段时间内发文数量稳步保持在38~46篇之间，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图1. 教师情绪研究年发文量 3.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研究某一个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可以快速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和合作团队，运行CiteSpace绘制出作者合作网络的知识图谱。 从研究者合作情况来看，我国研究教师情绪的研究者有一部分人选择合作发文，有跨地区的合作网络，如上海师范大学的卢家楣、唐晓晨、陈宁，扬州大学的张奇勇，黄山学院的汪海彬和南通大学的张庆；也有同地区跨机构的合作网络，如广州大学的路红、刘毅、吴宇驹和暨南大学的凌文辁，以及同个机构合作发文，如江南大学的屈廖健和邵剑耀(见图2)。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高校(如上海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如广州大学)等。还有很多研究者主要是独立研究，其之间并没有形成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如果成立研究团队将研究力量聚集起来，加强合作，则有利于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图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5. 总结与展望 教师情绪在国内的发展远不止这20年，纵观其发展历程，教师情绪研究已逐步成为国内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已逐渐构建出具有中国本土化色彩的教师情绪理论体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从长远来看，该领域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认为未来的国内教师情绪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课程目标、教育理念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教师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不仅要关注教师自身的素质，还要将教师情绪置于社会文化中。未来可以关注文化背景对教师情绪影响的重要性，如教师的情绪是如何由他们的性情、家庭经历、文化渊源、年龄、学生时期的情绪经历以及他们学习教学的环境所形成的？也可以从学生感知的角度来理解教师情绪如何影响学生情绪，这是目前较少被探索的研究领域。 其次关注教师的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是指个体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他们拥有何种情绪，何时拥有这些情绪，以及他们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的过程(Gross， 1998)。但目前教师情绪调节能力水平普遍不高，那教师如何在课堂上调节自己的情绪？如何提高自己的情绪调节水平？现如今一些新任教师由于教育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情绪调节水平不高，离职现象频频出现。教师离职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那教师离职原因与他们在工作环境中、学习教学过程中积极和消极的情感体验的平衡有关吗？这些都可以是未来关注的议题。 最后要加强对教师情绪表达研究的关注。情绪体验是主观的一种感受，表达则是主观感受的一种外在表达。教师的情绪表达不仅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也会影响良好师生关系的建构。但是鲜有研究者去研究教师情绪表达的规则以及如何提高教师的情绪表达能力。张冬梅、葛明贵提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陷入情绪的察觉困境、认知困境和策略困境中，要努力提升自身的情绪察觉水平应对困境(张冬梅，葛明贵，2021)，但对教师如何正确表达情绪尚未提及，后续研究可以针对教师情绪表达的规则、影响因素、优化策略等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教师情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情绪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情绪的培养也应该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教师专业发展中对教师情绪的培养少之又少，仅是依据已有理论知识对教师情绪提出应然的规范化要求，并没有对教师在实际教学生活中的情绪操作给予实然的分析和指导。在未来的教师培养中，职前、职中和职后阶段学校和教师教育者都应该有意识地培养教师识别、理解、表达和应对各种情绪的能力。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情绪与个体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杏仁核是情绪加工的重要中枢，杏仁核受损会严重影响动物和人类对恐惧情绪的识别、反应与学习。然而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除恐惧情绪外，其他基本情绪也能激活杏仁核，因此杏仁核在情绪效价加工中可能具有非特异性。相反，杏仁核的关键作用或许取决于情绪刺激的高唤醒度，与注意网络等有重要关系。以及，杏仁核半侧功能不对称性的特点，对解析其在情绪加工中脑成像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干扰。本文从情绪的效价和唤醒维度出发，对杏仁核的特异性与非特异性加工作用进行探讨，以期为未来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1. 前言 恐惧、焦虑、愤怒，沮丧……，研究表明70%以上的疾病都与情绪有关(逸明，2016)，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与社会适应产生重要影响(刘丽，2021)。因此情绪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情绪起源于包括杏仁核在内的边缘系统等大脑原始脑区，杏仁核与下丘脑以及脑干许多部位的连接在婴儿刚出生时就已经具备完整的功能，但杏仁核真正开始发挥功能是在婴儿6~8个月的时候，半岁之后眶额皮质逐渐调节婴儿的情绪生活，这时候婴儿开始真正感受到情绪(傅小兰，2014)。而杏仁核受损、激活异常可能导致某些情感疾病的发展，如焦虑症、精神分裂等(Bayet et al.， 2017; Kosaka et al.， 2002)。但事实上，杏仁核在情绪加工中的特异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系统探究。 对情绪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取向：维度取向和分类取向。维度取向认为情绪是一个连续体，具有某些固定的特征，如愉悦度(愉悦–非愉悦)和唤醒度(激活–非激活) (Russell， 2003)。这一理论虽被广泛应用，但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每一个维度不能单独概括所有情绪属性，以及不同维度间并不相互独立。而分类取向认为情绪是个体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对刺激的适应性反应，所有情绪都是由几种相互独立的基本情绪，以及它们相互组合形成的多种复合情绪构成的(Ekman， 1999)，比如快乐、愤怒、恐惧、惊奇等。不同情绪反应与识别可能对应的不同加工脑区，例如，研究发现杏仁核可能是恐惧情绪加工的关键中枢。相比愤怒等其他情绪面孔，恐惧刺激可以更大程度上可以激活杏仁核(LeDoux， 2003)，因此对警觉危险信息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研究发现，不仅是恐惧情绪刺激，高兴、愤怒、悲伤等其他情绪性信息也会激活杏仁核(Breiter et al.， 1996)。因此，杏仁核在情绪识别与加工中的作用存在一定复杂性。随着现代神经生物技术的发展，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等脑成像技术可以进一步探究情绪背后的脑神经机制，以进一步验证两种情绪理论。 综上所述，杏仁核作为重要的情绪加工中枢，其激活异常导致的情绪功能受损可能与部分情感障碍疾病有关，因此，进一步探讨杏仁核在情绪加工中的作用对于未来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在近来的研究中，杏仁核已被确定参与多个神经网络从而作用于多种情绪的加工进程中，本文结合已有的部分脑成像研究，从效价和唤醒维度探讨杏仁核在情绪加工中的特异性与非特异性功能，对于情绪理论发展以及其背后对应的脑生理机制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2. 杏仁核与情绪效价特异性 2.1. 杏仁核情绪识别的特异性 恐惧的神经加工主要涉及以下五个脑区：杏仁核，海马，前扣带回，内侧额叶皮层，眶额皮层。从感知恐惧刺激到对恐惧做出反应需要各个脑区的相互作用和调节，它们共同决定着动物或人对恐惧的反应水平(冯攀，冯廷勇，2013)。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来调节回避反应，海马体也在回避中起调节作用。杏仁核位于颞叶，由多个核团构成，主要包括中央核(CeA， central nuclear)、外侧核(LA， lateral nuclear)、基底核(BA， basal nuclear)和副基底核。每个核团在恐惧调节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信息从LA传递到BA，进而投射到CeA，除BA外，LA还直接向CeA发送投射，以调节恐惧反应(Carlson， 2016)，见图1。不同回避反应的表达需要杏仁核内不同的活动来指导行为反应，比如，减少CeA的输出可以减少躯体僵硬(Susan et al.， 2020)。在对PTSD患者杏仁核电刺激后情绪反应的结构相关性研究中，使用深部脑刺激来调节基底外侧核(BLA)的活动可以促进恐惧的消失，并诱导患者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Avecillas-Chasin et al.， 2020)。以及，有研究发现，情绪血氧信号增强的潜伏期在不同的结构中明显不同(从场景开始后2秒到6秒不等)，杏仁核和下颞梭状回(2.4和2.1 s延迟)是区分场景情感性的第一个区域，这表明杏仁核在人类情绪感知中起首要作用(Sabatinelli & Frank， 2019)。 图1. 恐惧情绪加工的神经机制 并且，杏仁核似乎只对恐惧情绪的识别具有关键作用，是学习和表达恐惧回避反应的中枢。1937年最早一项动物研究报告猴子被切除杏仁核后不能再识别危险刺激，表现为恐惧反应缺失，而其它情绪类型反应没有影响(Ono & Nishijo， 1992)；在人类身上发现，双侧杏仁核切除的患者SM只选择性地损坏了对恐惧面部表情的识别(Adolphs et al.， 2005)。对于杏仁核在人类面部表情情绪识别中的特异性作用激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开展了大量与杏仁核有关的情绪识别任务研究，其中以喜、怒、悲、恐四种基本情绪为情绪变量的研究最多。在对正常人的研究中，让被试观看恐惧的表情图片激活了杏仁核，而观看其他情绪图片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激活(Méndez-Bértolo et al.， 2016)，部分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不同的面部表情是由不同的神经通道负责加工的，而杏仁核只对恐惧情绪的面部表情的加工具有特异性(Gerbella et al.， 2017)。除了视觉情绪刺激，杏仁核对听觉刺激情绪识别也具有重要作用，杏仁核受损的患者虽然在识别音感上没有问题，但识别音乐风格(恐怖)的能力遭到破坏(Adolphs et al.， 2005)，进一步支持了杏仁核对恐惧情绪的识别具有特异性的观点。 不过，在相关研究中，也有研究者提出杏仁核并不是恐惧情绪识别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切除患者的杏仁核后发现，并没有影响其对恐惧情绪的无意识加工，这表明杏仁核对于无意识的、快速的恐惧检测可能是不必要的(Tsuchiya et al.， 2009)。当杏仁核受损时，或许是由其它与杏仁核紧密相关的脑区替代性地完成了情绪识别加工的过程，比如，丘脑枕核(陈珊珊，蔡厚德，2015)。而在以往报告的案例中，可能这种重要的未知脑区的损伤才是患者情绪相关能力受损的真正原因，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2.2. 杏仁核情绪激活的非特异性 在人类的单神经元记录中发现，杏仁核虽然参与情绪化面部表情的识别，但并不是选择性地识别恐惧的面部表情(Schneider et al.， 1997)。因此，存在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杏仁核对恐惧情绪并不具有特异性，而是对所有类型情绪刺激都反应。Costafreda等(2008)对2008年以前的385项有关杏仁核的fMRI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发现：虽然总体趋势上恐惧激活杏仁核的概率比快乐更高，但愤怒、悲伤、高兴、惊奇等所有基本情绪都激活了杏仁核。即使对高兴情绪面孔进行掩蔽处理，即在无意识条件下，也可以发现高兴面孔引起的杏仁核激活(Juruena et al.， 2009)。情绪效价之间的差异似乎只在于消极情绪更多激活左侧杏仁核，而积极情绪更多激活右侧大脑。这些证据都直接否定了杏仁核在情绪识别中具有特异性的结论。 Tippett等人(2018)利用病灶定位技术，研究急性右半球中风患者的特定区域与典型情绪面孔识别受损间的相关。结果发现，只有在杏仁核或前岛叶等关键部位有局灶性病变，对面部情绪的识别能力才会有明显损害。并且，杏仁核(和前岛叶)不是只识别特定情绪(恐惧)。事实上，杏仁核在厌恶，愤怒和快乐表情方面都特别重要，这些区域的损害程度与识别受损的严重程度都存在独立相关。此外，其他的灰质和白质区域中的急性损伤独立地导致了快乐面孔识别的错误率，包括右上颞极和中颞极、钩状束和下额枕束(Tippett et al.， 2018)。这表明，如果这些区域中的一些被保留下来，它们可能能够迅速承担起杏仁核在识别快乐面孔中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测，在经典SM案例中，没有观察到切除杏仁核后患者对其他情绪刺激的反应失常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大脑中其他脑区的补偿或替代作用导致。
system: [SYSTEM]

user: 3. 杏仁核对刺激唤醒度特异性 3.1. 高唤醒与杏仁核 以往研究发现，不论效价怎样，杏仁核、背内侧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和腹内侧PFC对所有高唤醒图片或文字的反应都是一样的(Kensinger & Schacter， 2006)。有关情绪记忆的研究也发现，一个事件中的唤醒度增加了刺激的编码和检索记忆中的“激活”效应，并且唤醒刺激的显著性和相关性可以提供特定的关于何时唤醒的预测，这种预测将增强对事件的记忆(Balconi & Cobelli， 2015)。因此，除了将杏仁核视为是某种情绪的特有机制外，也可以说，激活杏仁核的关键因素不是情绪的效价，而是高唤醒度(Small et al.， 2003)，正如当次数作为一种变量时，如果某种刺激出现概率较少，那么这种刺激就具有了较高唤醒度会引起杏仁核的高警觉性(胡登宇等，2018)。换言之，杏仁核的作用是对外部威胁的监测和学习如何逃脱威胁(LeDoux， 2014)。在社会化过程中恐惧或其他一些负性情绪表情具有传递威胁信息的功能，因此相比正性情绪，杏仁核会对意味着潜在威胁的恐惧表情做出迅速反应。但这种警觉与快速识别并不是仅仅针对恐惧情绪表情或是其他情绪表情，而是对任意显著或新异性刺激。 而在情绪识别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情绪面孔表情是一种独特的进化信号，本身就具有原始唤醒度，因此，相比其它视觉刺激有更高的激活杏仁核的概率。即使是中性面孔表情本身也会通过可信度和吸引力来调节杏仁核的活动(Alexander & Engell， 2008)。而在对高特质焦虑被试的研究中也发现，高特质焦虑患者对恐惧面孔的注意回避和对中性面孔的敏感度增加，最终导致杏仁核对恐惧面孔的激活反应降低，但对中性面孔没有影响(Pedersen et al.， 2017)，这进一步表明杏仁核对情绪刺激的反应依赖于注意力，尽管中性情绪效价刺激也可以在一定注意条件下诱发杏仁核的激活。在对经典SM患者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双侧杏仁核受损患者正确识别恐惧情绪的能力丧失或许是由于患者不能自发注视面部眼睛区域造成的(Adolphs et al.， 2005)，因此杏仁核参与情绪识别的注意区域可能更多发生在眼睛部位。 3.2. 杏仁核与注意网络 事实上，杏仁核的发育早于PFC，这使杏仁核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有助于吸引PFC及其与杏仁核的联系(直接通过自下而上的联系或间接通过调节注意机制) (Tottenham & Gabard-Durnam， 2017)，这与注意机制有密切相关。杏仁核作为调节警觉、定向、执行控制网络的关键结构，通过介导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激活感知皮层，进而支持空间注意对情绪刺激的选择(李贺，蔡厚德，2013)。因此，唤醒度越高的刺激物越具有注意选择优势，最终导致更大程度的杏仁核激活，比如性刺激可以诱发杏仁核的显著激活；愤怒和恐惧虽然都属于高唤醒的情绪，但相比恐惧，愤怒导致的激活只是较小的(Posner et al.， 2005)。 因此，杏仁核的重要作用可能不在于对情绪类型的识别，而是对具有生存意义的高唤醒潜在威胁刺激做出迅速反应。有关情绪识别的研究中已经发现，虽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发现杏仁核可以对几乎所有情绪都有激活反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负性情绪，特别是恐惧情绪刺激更容易激活杏仁核。这一点也能证明情绪的维度理论的缺陷，即使几种不同情绪刺激都没有引起可见反应，但某些刺激的“起始”唤醒度就远高于其他刺激。并且刺激的唤醒难易与刺激对于个体本身的意义有很大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4. 杏仁核功能不对称性 左、右两侧杏仁核存在明显的半球特异性加工差异，在对压力和焦虑障碍患者的杏仁核静息状态功能连接研究中发现：在恐惧条件反射和随后的消退过程中，低到中等的焦虑水平健康参与者形成的左侧杏仁核的功能性神经连接在数天和数小时之后依然保留。这意味着左侧杏仁核在长期记忆保持中的作用可能比右杏仁核更持久(Martynova et al.， 2020)。 不仅在记忆的持久保持中观察到杏仁核的不对称性，神经元习惯化以及被试的意识都可以观察到这种不对称性的影响(王翠艳，刘昌，2007)。杏仁核的功能侧化偏向左侧，与消极情绪高度相关(Baas et al.， 2004)。但右侧杏仁核对恐惧面孔的反应更早，下降的速度也更快(Phillips et al.， 2001)，因此可能更难检测。右侧杏仁核拥有一个自动检测情感刺激的系统(Morris et al.， 1998)，对阈限下情绪面孔表现出更大的激活(Costafreda et al.， 2008)，可以直接从皮层下视觉系统非常迅速地接收视觉信息，参与对刺激的检测和早期加工。而左侧杏仁核对有意识的、依赖于语言的加工更灵敏。由于语言传递情绪信息存在显著的左、右杏仁核偏侧性，由于右半球的激活概率降低，从而导致显著的相对左偏化，左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在被口头传达威胁之后没有表现出惊吓反应增强，而对照组和右杏仁核受损患者都表现出了典型的惊吓反应(Phillips et al.， 2001)。然而，在对以往研究的元分析中发现，效价与左、右侧大脑也存在交互作用，消极情绪更多激活左侧杏仁核，而积极情绪更多激活右侧大脑。结合这些发现，可以推测在不同实验范式下，通过已有的技术观察到的杏仁核对情绪面孔的激活结果的解读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左、右杏仁核在不同影响条件下的不一致反应使杏仁核在情绪中作用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Glascher和Adolphs (2003)以情绪加工理论为基础，提出两侧杏仁核在情绪加工过程的不同阶段起作用，任何唤醒刺激都能引起右侧杏仁核在整体水平的自动激活，左侧杏仁核则参与更专门化的、持续的情绪反应。而将这一理论以及相关的研究结果与杏仁核的双通路理论相比可以发现一些相似之处：右侧杏仁核主要参与的是双通路中的“低路”加工，在无意识水平下对威胁刺激更敏感，而左侧杏仁核更多参与的是“高路”加工，主要负责意识条件下的精细加工。
system: [SYSTEM]

user: 5. 总结 毋庸置疑，杏仁核在恐惧情绪反应中具有关键作用，但在其他情绪类型中也发现杏仁核的重要作用。并且，虽然在单独的研究或元分析中的确发现恐惧情绪比其他情绪刺激更大程度地诱发了杏仁核的激活，但不应该简单地归纳为杏仁核只对恐惧情绪具有效价特异性，而是需要对其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杏仁核可能对高唤醒刺激具有特异性激活。因此即便是中性刺激，也可能在操纵概率等实验条件的情况下，观察到杏仁核的激活反应。此外，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杏仁核具有功能不对称性，这种差异必然会对实验的数据时空测量存在极大影响。 杏仁核在情绪识别中的具体作用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结果不一致可能存在多方面原因： 1) 实验过程中，被试、材料、范式的选用导致不一致的结果；此外，刺激呈现时间不同对情绪面孔的早期神经处理也有显著影响，即对于中性和情绪表情，内隐加工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短时间(80 ms)的暴露条件下，三种类型的脸都激发了更大的脑岛激活，不过，中性脸的影响是单侧的，而情绪性的面孔则是双侧的。并且，研究发现中性的刺激在短时间内的眶额叶活动更大，而在长时间的情况下则没有，这表明在短时间情况下，任务对中性刺激的控制比情绪激动的控制要多。这意味着即使刺激暴露时间的微小变化也可能会改变情绪刺激的早期处理过程，并且这种影响在情绪刺激和通常用作基准的中性刺激之间可能并不一致。这对中性面孔构成中性基线的观点提出了挑战(Kouptsova et al.， 2017)。 2) 性别、早期经历、基因等基线差异；比如，自尊对不同情绪强度的积极和消极刺激的大脑反应有很大的影响，与低自尊的人相比，高自尊的个体P3和N2波幅通常更容易受到高度(100%)和轻微(40%)的积极刺激影响，但对消极刺激的反应较少(Wang & Wu， 2019)。 3) 更重要的是，或许维度理论中的效价本身概念的局限性就使解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而注意和唤醒度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理解有关杏仁核与催产素参与情绪识别作用的结果。最后，虽然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但没有任何技术是绝对完美的，已有的结论也可能存在误解，未来需要结合谨慎的实验设计，实验范式以及数据记录才能够尽量避免误差的产生。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的现况，并了解不同背景下这些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的差异情形。研究一共收取了612位普通学校教师的数据，以“单一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克·瓦二氏单因子变异数等级分析”进行数据处理。研究显示：1) 教师在整体特教专业知能属于较好程度，其「一般特教知能」、「课程设计知能」、「教学设计知能」、「学习评核知能」、「班级经营知能」等向度也属于较好程度；2) 「教学年资」、「特教年资」、「专业背景」、「主要职务」、「任教阶段」、「融合教育进修」、「短期进修」、「任教前与残障相处或了解经验」、「融合教育人员支持」、「与同事沟通时间」、「班级学生数」、「融合生数」在特教专业知能中呈现显著差异(p < 0.05)。最后，根据此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以作为教师、学校及政府的参考。
system: [SYSTEM]

user: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动机 近十多年，澳门的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数目有着明显的变化，根据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的网上数据显示，2010/2011学年至2019/2020学年期间，融合生数目从426人增加至1795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总数目从977人增加至2636人(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2021)，有研究亦推算出未来几年，澳门融合生数目将会增至超过2000人，而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总数目将会增至超过3100人(董志文，何嘉伦，2019)。可以预见，未来这群身心障碍学生在澳门将会持续的增加，对于在普通学校中教授这群孩子的教师来说，将会是很大的挑战。 而从近十多年澳门教育的发展轨迹来看，融合教育渐渐成为澳门非高等教育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20年7月，澳门推出了新修订的「第29/2020号行政法规《特殊教育制度》」，标志着将会加大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投入(董志文，2020a)。而国内相关的文献显示，当一个地区重视融合教育的发展，融合教育逐渐成为身心障碍孩子的主要学习安置方式时，当地教育政策确实需要提高有关教育的质量(莫琳琳，傅王倩，肖非，2016)。其中，提升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就成为其中一个关键(邓猛，2007)。然而，观乎近十多年澳门融合教育的发展，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发展现状如何呢？有什么背景因素可能是影响有关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呢？这点我们仍然不清楚。因此，在现在澳门融合教育发展背景下开展有关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具有现实的意义。 1.2. 研究目的 依研究动机，研究目的有三个：1) 探究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现况；2) 探究不同背景变项中的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之差异；3) 根据研究结果对有关教师、学校及特区政府提出建议。 1.3. 研究问题 依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为：1) 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之现况是怎样？2) 不同背景的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是否有显著差异？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为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问卷包括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的背景资料，也包括由研究者自编的「普通学校教师特殊教育专业知能量表」，说明如下： 2.1.1. 基本资料 问卷背景变项共有十六个，包括：「性别」、「年龄」、「教学年资」、「特教年资」、「学历」、「专业背景」、「主要职务」、「任教阶段」、「融合教育进修」、「短期进修」、「任教前与残障相处或了解经验」、「融合教育人员支持」、「与同事沟通时间」、「班级学生数」、「融合生数」、「校部规模」。有关这十六个背景变项的分组情形，可见表1： Table 1 Summary table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group 变项名称 变项中的组别 性别 1) 男性；2) 女性 年龄 1) 30岁或以下；2) 31~40岁；3) 41~50岁；4) 51岁或以上 教学年资 1) 3年或以下；2) 4~6年；3) 7~9年；4) 10~12年；5) 13~15年；6) 16~18年 7) 19~21年；8) 22年或以上 特教年资 1) 2年或以下；2) 3~4年；3) 5~6年；4) 7~8年；5) 9~10年；6) 11年或以上 学历 1) 大专或以下；2) 学士；3) 硕士或以上 专业背景 1) 非教育大专或学位(未修毕师范)；2) 非教育大专或学位(已修毕师范)； 3) 普通教育大专或学位；4) 特殊教育学位 主要职务 1) 资源教师；2) 中、英、数之班主任；3) 非中、英、数之班主任； 4) 中、英、数之普通科任；5) 非中、英、数之普通科任 任教阶段 1) 幼儿园；2) 小学；3) 中学 融合教育进修 1) 没有进修；2) 只修毕36小时课程；3) 已修毕100小时课程 短期进修 1) 有修读；2) 没有修读 任教前与残障相处或了解经验 1) 有相处经验；2) 较了解相关信息；3) 略了解相关信息；4) 不了解相关信息 融合教育人员支持 1) 十分足够；2) 足够；3)普通；4) 不足及十分不足 与同事沟通时间 1) 较多时间沟通；2) 尚有时间沟通；3) 很少或没有时间沟通 班级学生数 1) 10人或以下；2) 11~15人；3) 16~20人；4) 21~25人；5) 26~30人；6) 31人或以上 融合生数 1) 1人；2) 2人；3) 3人；4) 4人；5) 5人；6) 6人或以上 校部规模 1) 13班或以下；2) 14~21班；3) 22~29班；4) 30班或以上 表1. 背景资料组别之摘要表 2.1.2. 普通学校教师特殊教育专业知能量表 本问卷中的量表由研究者自行编制，量表包括：「一般特教知能」、「课程设计知能」、「教学设计知能」、「学习评核知能」、「班级经营知能」等五个向度(董志文，2020b)。其中，「一般特教知能」是指教师具有的融合教育理念，对融合生的认识与了解，了解不同融合生的协助原则等，经预试后该向度为4题；「课程设计知能」是指教师根据融合生不同情况为他们调整课程内容、编选调整教材的能力，经预试后该向度为6题；「教学设计知能」是指教师具有能够根据融合生不同情况而调整教学的知识与技能，经预试后该向度为5题；「学习评核知能」是指教师能够了解融合生评量调整的知识与作法，经预试后该向度为6题；「班级经营知能」是指教师具有观察融合生需求的能力，能为他们建立共融气氛与提供正向学习的知能，经预试后该向度为5题。量表使用Likert 5点量表方式设计，每题答案选项为五个，选项名称分别是“不具备”、“少部分具备”、“一半具备”、“大部分具备”、“十分具备”，依次给分为1、2、3、4、5分。计分上，每个样本在某向度分数的总分，即为该样本所在的特教专业知能向度的分数，将五个向度分数加总，即为该样本的「整体特教专业知能」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该名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越高，反之则越低。150位样本的预试结果如下：采用极端组检验法、同质性检验法的项目分析显示，各题目t值均大于3 (p < 0.001)，各题目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均在0.3以上(p < 0.01)；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各题目因素负荷量在0.516~0.872之间，累积解释变异量为77.273%；内部一致性检验的结果显示，量表的「一般特教知能」、「课程设计知能」、「教学设计知能」、「学习评核知能」、「班级经营知能」等五个向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是0.857、0.953、0.917、0.938、0.911，整个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69。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参与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所实行的“融合教育资助计划”之私立普通学校的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向全澳有关的16所学校的19个校部派发了744份问卷，最后回收了701份问卷，当中有89份废卷，最后有效回收问卷612份。 2.3. 研究假设 依研究目的，研究假设分两部分：假设1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特教专业知能平均分与特教专业知能中位分数具有显著差异；假设2不同背景变项中的澳门普通学校教师特教专业知能具有显著差异。 2.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输入612位样本数据，参考吴明隆(2016)，本研究以“单一样本T检验”验证研究假设1，以“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克·瓦二氏单因子变异数等级分析”验证研究假设2。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在事后比较方面，会采用LSD、Scheffe或Tamhane’s T2来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