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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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控制系统设计 根据以上需求分析，控制系统主要负责协调控制各子系统完成射频负离子源稳态实验运行、控制电源系统的供给及时序和幅值的实时调节、实现实验数据的采集与共享、并对电源、低温真空、循环冷却水、诊断等系统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故障报警和连锁保护，其各功能模块设计指标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ign target of control syste 序号 参数名称 设计指标 1 系统控制模式 分布式控制系统 2 定时系统 1 μs时钟精度 3 慢速控制 100 ms控制精度 4 快速控制 10 μs控制精度 5 低速数据采集 100 Hz/ch 6 高速数据采集 1 MHz/ch 7 慢速连锁保护系统 100 ms连锁响应 8 快速连锁保护系统 10 μs连锁响应 表1. 控制系统设计指标 如图2所示，控制系统框架结构主要分为三层：现场设备层、现场控制层和远程控制层 [ 3 ] 。 图2. 控制系统框架结构示意图 现场设备层：主要包括电源系统、诊断系统、低温真空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的信号传感器、执行器、信号接口和前端信号调理电路等。 现场控制层：包括现场控制单元、采集单元、连锁和保护单元等。 远程控制层：该层提供实验运行控制、管理、在线数据查看、状态监控、归档服务、离线数据分析、数据存储与管理等多样化工作站。 3.1. 现场控制单元 现场控制单元负责控制现场设备的实际运行，包括现场控制主机、交换机、现场控制器和信号接口电路，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分为快速控制和慢速控制。快速控制应用于电源系统控制与打火管理，在系统打火等特殊异步事件发生时，驱动电源系统运行，控制精度为10 μs。快速控制通过NI PXI-7842R多功能可重置RIO板卡和PXI-6733高速模拟量输出板卡实现40路数字信号输出、40路数字信号输入、16路模拟信号输出和8路模拟信号输入，通过PXI总线触发方式实现板卡间的同步输出，快速控制输出模拟信号示意图如图3所示。 慢速控制主要完成低温真空系统、供气系统、循环冷却水系统、供配电系统、电源系统以及铯恒温注入系统的工艺过程监控，其控制精度为毫秒量级。慢速控制网络结构如图4所示。 慢速控制通过以西门子公司S7-1500系列PLC为控制核心组成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来实现各子系统运行过程的可视化控制。各子系统PLC通过DI/DO模块可实现各子系统现场的运行设备状态监视和过程控制，AI/AO模块可实现关键参数实时测量、运行参数和报警阈值的设置。多台PLC基于Profibus通讯协议组成单一主站Profibus-DP主从通讯系统。主站实时接受从站发送的各系统设备状态和参数，状态综合后根据任务要求发送控制命令给从站。从站负责各子系统过程控制，并实时将系统设备状态和参数发送给主站，接受并执行主站发送的控制命令。本地触摸屏可实时显示各子系统工艺过程控制，远程监控终端通过全图形化监控界面实现各子系统工艺过程的远程状态监控。 图3 快速控制输出模拟信号示意图 图4 慢速控制网络结构 3.2. 采集单元 采集单元实现对放电过程中各系统实验数据的收集、存储与共享，其硬件设备由PXI机箱、NI PXI-6289采集板卡、PXIe-6365采集板卡、硬件接口板卡、自定义CPCI接口机箱组成，触发方式为外部时钟触发，软件基于LabVIEW平台开发，通过DSC控制实现与远程控制单元间的CA通讯，采集单元硬件结构设计分布图如图5所示。 放电过程中各子系统的采集信号通过V/F模块和F/V模块传输到前端信号调理电路，实现电磁绝缘。根据系统对采样率的不同需求，数据采集信号大致分为四类：实验运行过程中连续、独立的缓慢信号，如进气压力；仅在出束阶段需要采集的低带宽信号，采样率几十kS/s，如电测量；受事件驱动触发的高带宽信号，采样率1 MS/s，如电源系统测量；要求实时处理的高带宽信号，采样率几十MS/s，如光腔衰荡。同时采集单元将所有收集到的实验数据发送到远程控制单元，实现在线数据监控、离线数据分析、数据存储与备份，及数据的长期存档，以便于后期数据分析与共享。 3.3. 连锁和保护单元 连锁和保护单元对冷却系统、进气和真空系统、射频功率源、引出电源、加速电源、偏置电源、偏 图5 采集单元硬件结构设计分布图 置板电源、磁滤器电源、缓冲器偏置电源、启动灯丝电源、弧偏置电源、电偏转电源、配电柜、铯注入系统、热电偶测量系统发生的异常事件进行实时管理，保障实验设备和人身安全。连锁和保护系统通过检测各子系统当前状态，按照规定的运行状态，根据不同子系统的特性，将当前的故障信号综合，从而保证射频负离子源可以正常进行束引出。表2列举了射频负离子源实验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部分故障及故障检测手段和处理措施。 Table2. Main protections of RF ion source 表2. 射频负离子源故障列表 Continued 根据故障需求的响应时间的不同，连锁和保护单元接收到的故障信息大致分为三类：慢速故障(包括机械组件、进气、真空、水冷等系统故障，要求连锁保护单元响应时间在0.1 s以内)、快速故障(包括电气绝缘破裂、电源过流、过压等，要求连锁保护单元响应时间在10 μs以内)和远程控制单元或者被控单元控制硬件或者软件提供的故障。对于慢速故障和快速故障的连锁保护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慢速故障连锁保护机制基于PLC技术实现，设备接口采用离散的电流隔离逻辑信号实现，以满足I/O和处理单元高可靠性的要求，快速故障连锁保护机制则是基于FPGA技术实现，设备接口全部采用光纤隔离，以获得最佳的抗噪声能力。 3.4. 远程控制单元 远程控制单元通过CSS集成开发平台的BOY模块提供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供实验人员监视并控制整个实验过程。用户在控制界面中实现对各子系统时序和幅值的设置、实验运行模式的设置以及与其他单元的通信。远程控制单元使用Jython实现界面逻辑控制，同时支持TCP/IP和EPICS CA两种通信架构，其通过TCP网络通信将设置信息发送给现场控制单元，现场控制单元将配置部署下去，以控制子系统输出，同时远程控制单元通过CA通讯实时获取与显示数据采集单元采集到的实验波形 [ 4 ] ，远程控制单元运行界面如图6所示。 图6. 远程控制单元运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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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 应用于射频负离子源测试平台的控制系统初步搭建完成，满足目前射频负离子源放电对控制、采集和连锁保护的需求；目前数据压缩采用LZO压缩算法，压缩效率较高，但不提供统一的数据归档、管理和访问接口，灵活性较差，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于基于MDSplus组件的脉冲放电数据管理系统研发 [ 5 ] ；在远程控制单元研发过程中，对EPICS、CSS等核聚变领域主流技术进行了初步摸索，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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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和合作社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本文首先述评了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内涵的几种主要观点，阐述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关系，然后论证合作社与股份制“过渡点”的性质和目标，分析马克思关于“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基础与条件；最后得出结论：作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形式，股份制是消极的过渡点，合作社是积极的过渡点，而股份合作社则是综合的过渡点。 关键词 :重建个人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合作社，过渡点，关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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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伟大构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首先提出来的，“在这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三卷第三十九章，马克思进一步对“自由人联合体”作了精辟地阐述，指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推翻以后，摆脱了被剥削和被奴役地位的、在人身上和经济关系上都是自由的劳动者的经济联合体。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包括它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一般特征所作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重建个人所有制”做了精辟地阐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这里，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它不同于以往的私有制，而是建立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制”。 “自由人联合体”和“重建个人所有制”都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要达到这种科学设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一定的形式过渡，而合作社就是重要的“过渡点”。作为重要“过渡点”的合作社是现实的初级微观组织形式，是人们在自愿前提下联合起来生产经营，从而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组织形式，它有三种基本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及经济功能。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内在功能决定了它有向“自由人联合体”和“重建个人所有制”过渡的基础和趋向，因而是通向高级组织形式的重要“过渡点”。 我国现实的初级微观组织形式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还有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这些初级微观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向是否符合通向高级组织形式的“过渡点”的要求？这是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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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内涵的主要观点评述 国内学者对“自由人联合体”合作社思想的理解，认识比较一致。但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重建个人所有制”设想的理解莫衷一是，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梳理相关文献，国内学者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消费资料论”，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指重建个人所有制公有制基础上的消费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该观点依据之一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解释：“靠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即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 [ 1 ] 。该观点的依据之二是，认为在二重否定之下，如果重建的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那就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所以在这里“个人所有制”应该指的是生活资料 [ 2 ] 。 第二种是“生产资料论”，认为重建的应是“人人有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该观点认为，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在要求，从什么主体开始，就应以什么主体结束。马克思把“重建个人所有制”看作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终点，由于起点是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所否定的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那么终点也应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可能是消费资料所有制。 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建的是私有财产权。该观点认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这种观点还认为，股份公司也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如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 笔者认为，就目前相关的学理而言，不管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权”，还是法学意义上的“所有权”，都具有独享性和排他性。因而，理解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想也必须以此为前提。在“所有权”的独享性和排他性的前提下： 关于第一种观点“消费资料论”。理论常识和实践常识都告诉我们，消费资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个人所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绝大多数的消费资料还是“个人所有”，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消费资料”概念所指的对象及其所有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将会有所不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资料”是指一切个人消费(主要是衣食住行)的物品，都是“个人所有”。但是可以预见，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中的衣和食等物品，多数还是“个人所有”；而个人消费品中的住和行等物品，就可能不再是“个人所有”，而是“公共所有”。例如，当今的朝鲜和古巴和我国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庄等，住房是由国家或村集体统一建造和供给，代步汽车是由国家或村集体统一购置和分配。住房和汽车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个人或家庭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又如，我国近几年涌现的共享车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按此趋势，将来很可能出现“共享屋”。 关于第二种观点“生产资料论”。第二种观点认为“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如上所述，这里同样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的内涵将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变化问题。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都具有独享性和排他性，特别是资产的“个人所有权”以法律保障其独享性和排他性。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独享性和排他性将会逐渐弱化或淡化。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可能不再是现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虽然会保留名义上的“个人所有”，但却是在很高境界上的“公共占有”意义上的“虚化”了的“个人所有”。现在股份公司的“股权”对多数股民而言就是持有“虚化”了的“个人所有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 3 ] 。 关于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建的是“私有财产权”。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的推论分析，即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生活资料；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将体现“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但笔者绝不同意第三种观点所使用的“私有财产权”概念，以及对这一概念的解读——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这是混淆了“私有”和“个人所有”核心概念，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原文中非常清楚地阐明，“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重建的将是以“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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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关系 “自由人联合体”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国际在《共产党宣言》首先提出来的，中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三卷第三十九章又反复论证这一构想，说明“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非常成熟的伟大构想。这一认识已为学术界高度认同。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末尾提出未来社会要“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重大命题很长一段时期成为“《资本论》之谜”，甚至有学者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自由人联合体”是矛盾的。笔者认为，这两个重大命题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3.1.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科学设想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比较成熟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主要是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但是股份公司是资本的集合体，本质上仍然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体；而合作工厂虽然彻底改变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属性，但是还残留着资本主义母胎的一切记痕。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推翻以后，未来社会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必须彻底“扬弃”资本主义母胎的一切因素，必须是摆脱了被剥削和被奴役地位的、在人身上和经济关系上都自由的劳动者的经济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 3.2.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自由人联合体”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所有制基础 根据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经典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是新型生产关系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便是“重建个人所有制”。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被推翻以后，“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这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 3 ] 。 因而，“自由人联合体”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是统一的。前者是未来社会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后者则是这一微观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基础。根据斯大林生产关系三层次说，二者关系可以如下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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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关于合作社与股份制“过渡点”的性质和目标 4.1. 关于合作社与股份制“过渡点”性质的论述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私有制的分析，预见到消灭私有制将会是一个长期且困难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则强调指出，合作社和股份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点”。 图1. “自由人联合体”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关系图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合作社在产权归属方面强调合作社的资本以社员共同投资为主要来源，社员共同拥有合作社财产的占有权，享受和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不论社员股份大小，均享有完全平等的表决权，通过“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实现合作社由全体社员民主管理，这种“劳动统治资本”制度是对“资本统治劳动”的彻底革命，这就比较符合“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基本属性。因而马克思认为，合作社是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向联合劳动过渡的最好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股份制促进了资本的高度集中，其消极意义在于资本集中有可能加速资本的垄断；但其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资本集中的同时又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社会化，促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客观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对私有制的扬弃。然而，股份制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只是以新的形式继续这一矛盾，扩大和强化了资本的支配权，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资本统治劳动”基本性质，甚至有可能加深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因而股份制只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消极过渡形式。 综上，合作社与股份制作为“过渡点”的不同性质可以如图2所示： 图2. 合作社与股份制作为“过渡点”的不同性质 4.2. 关于合作社与股份制作为“过渡点”的“过渡”过程和目标 整部《资本论》研究的轴心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是间接的结合，因为在二者之间横亘着一个资本家。 合作社是劳动者自愿联合起来生产、经营的一种合作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积极的扬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这种“扬弃”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合作社是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和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实现了直接的结合。但是这种直接结合只是初步的、低水平的，它还带有“旧社会的一切痕迹”，所以它还仅仅是“过渡点”而不是目标，其“过渡”的指向目标是通向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 股份公司是以私有股权为基础，是资本的联合。在这里，虽然资本社会化了，但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未必是同一的主体，劳动者在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因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仍然是间接的结合。同时，股份公司中(股权)资本剥削劳动的资本主义基本属性并没有改变，以股权大小分配产品的制度并没有改变，因而劳动者受剥削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社会化使股份公司具备了通向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点”意义。 综上，股份制和合作社都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点”，而重建个人所有制又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基础。因此，股份制和合作社的过渡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向未来目标的“过渡”过程有所不同。合作社和股份制作为“过渡点”的“过渡”过程和目标如图3所示： 图3. 合作社与股份制作为“过渡点”的“过渡”过程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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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马克思关于“个人所有制”“重建”的基础与条件 5.1. “个人所有制”“重建”的基础 “自由人联合体”的基础是“重建”的“个人所有制”。“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不同于当今所谓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它既是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的超越——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完全自由平等，劳动产品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它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基础；它又是对当今所谓的公有制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 4 ]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这样或那样的模式，具体说就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收归国有”这样一种公有制形式。 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基础而“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也是对当今的公有制形式的超越，是否定之否定，是在“共同占有”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个人所有制”。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重建个人所有制”必须是建立在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这里所强调的“个人”不是指单个的孤立的个人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化的个人，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一分子拥有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权。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的进一步解释也许比较符合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原意，恩格斯认为，“靠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即涉及消费品”。马克思所设想的“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依旧属于社会。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可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共同占有”和劳动者的完全自由平等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前提和基础。 5.2. “个人所有制”“重建”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旧的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实现，需要充分必要条件。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所以必须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公共“占有”。但这只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要条件。 其次，生产力必须高度发达，生产高度社会化。只有当现有的生产关系难于容纳生产力时，才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发达”，指的是其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如果现有的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生产力，那么它就还有发展的空间。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在《宪法》明文规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这种公有制还只是实现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经阶段，同样只是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创造了必要条件。由于我国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生产还没有高度社会化，公有制经济还没有普遍化，公有制经济本身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同占有”的高度，因而还远远没有满足“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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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合作社与股份制作为重建个人所有制过渡形式 6.1. 合作社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积极过渡形式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目前主要观点是，以合作经济或合作社为中间环节，逐步实现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恩格斯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合作社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能够有效地“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改革”，能够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过渡到完全共产主义经济创造必要微观组织条件。从人与生产的关系看，在合作社内，“工人是自己的资本家”，所有者同时又是劳动者，从真正意义上消灭了剥削关系和剥削制度。因此，合作社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积极的过渡形式，正如列宁同志所说“完全的合作社就是共产主义”。 6.2. 股份制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消极过渡形式 股份制也是“个人所有制”的“重建”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一章中，非常深刻论述到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对私有制的扬弃。由于股份制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集中，也促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首先，若股份所有者也是劳动者，就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就会瓦解。马克思指出：“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工人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值”——这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其次，二战后的股份制企业中，股份所有者往往并不是本企业的劳动者。但是股份制企业得资产是独立的法人资产，即具有独立的法人产权，客观上弱化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性质，这种私人资本客观上演化成为了“社会化”的资本——这也是对私有制的扬弃。但是，作为单纯的股份拥有者可以依靠凭借股权从股份公司获得“红利”，这便是资本主义所有权转化为占有权的资本“特权”。所以，股份制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消极”扬弃。 6.3. 股份合作社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综合过渡形式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广大农村自发地涌现出一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的出现引起学界众说纷纭。质疑或否定的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不“股”不“合”，不“伦”不“类”，是微观组织“怪胎”，是没有生命力的“过渡形式”。肯定的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我国农民自发探索出来一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甚至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属于“集体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需要界定的是，股份合作制作为新型的微观组织形式，虽然在合作社主体里融入了“股份”因素，但是与完全的股份制企业有根本的区别：首先，完全的股份制企业的根本属性是资本的集合体，是“股份”资本占统治地位；而股份合作制的根本属性仍然是弱势群体的平等互助“合作”。人与人在其中的地位不同，决定了其内部分配方式也必然完全不同。其次，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与劳动者、经营者三者的主体及权能是分离的，所有者只能选派代表通过董事会评价和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所有者的监督权具有间接性和局限性；而股份合作制企业则是所有者与劳动者、经营者“三位一体”，并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评价与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股份合作制是“个人所有制”“重建”的综合途径。 “股份”是将经营权作价入股或出资入股的一种资本经营方式；而“合作”是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两种经营方式的结合既坚持了合作社的“公平”原则，又能够较充分地发挥股份制的“效率”。我国新世纪组织的合作社绝大多数都有“股份”因素。笔者认为，这种新型的合作社实践走在了合作理论的前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的必然性。以更宏观的视野看，我国的股份合作制与二战后发达国家股份制与合作制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大趋势殊途同归；从更深远的历史视角看，股份合作制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合作社制度创新，更是通向未来社会“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新型“过渡点”，因而是“个人所有制”“重建”的综合途径 [ 5 ] [ 6 ] [ 7 ]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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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小结 合作社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股份制与股份合作社都是过渡点的实现形式。只有正确认识合作社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关系，才能正确把握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只有正确认识合作社、股份制与股份合作社的“过渡”性质，才能推动股份–合作健康发展，早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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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234名新入职1年的公务员进行调查，探讨他们的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1) 新入职男性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显著高于女性公务员；2) 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水平对其情境绩效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 领导–部属交换在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综合表明，新入职公务员队伍建设需更加重视基于组织社会化手段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同时领导应适度介入新入职公务员的工作适应过程。 关键词 :组织社会化，情境绩效，领导–部属交换，新入职公务员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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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公务员的绩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有序运行都直接相关。但仅从公务员工作绩效的任务方面来评价公务员的全部贡献，显然不能满足工作环境的需要。组织成员(公务员)的一些活动未必与其工作任务直接相关，比如主动承担困难的任务；自愿做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帮助同事、主动合作等，但这些行为对组织的整体发展非常重要，可称为情景活动(contextual activities)。Motowidlo和Borman (1993)提出，情境活动对任务活动的完成具有促进作用，应将绩效划分为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和情境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即二维绩效模型，其后，情境绩效在绩效评估研究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任务绩效的研究 [ 1 ]。研究显示，二维绩效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结构区分 [ 2 ]。 组织社会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是公务员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目前探讨的比较少。组织社会化对促进新入职公务员组织适应以及改善其绩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组织社会化能有效促进员工的工作绩效 [ 3 ]，同时，以社交关系为导向的组织社会化，能够有效促进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 [ 4 ]。领导–部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作为新入职公务员社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如何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促进新入职公务员情境绩效的，目前还缺乏相应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对其情境绩效的影响，以及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探讨针对新入职公务员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提升他们的情境绩效，增强工作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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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与假设 2.1. 组织社会化对新入职公务员情景绩效的影响 组织社会化是研究者针对新入职人员适应职业环境的过程提出的重要概念，组织社会化被认为是组织成员进入组织后获取有关信息并期待自己的行为能够符合组织及环境要求的一种调适 [ 5 ]，组织社会化的内容包括新员工成为组织既定员工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所有学习内容 [ 6 ]。国内学者关于公务员群体组织社会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职业适应性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尤其是在职业技能与组织变革两个因素上处于较高水平，而职业认知适应性方面则稍显不足 [ 7 ]，大学生村官主动适应策略与组织支持策略都与他们的职业适应性存在正相关性 [ 8 ] 等等。而成功的组织社会化可以加快员工适应组织和促进个人的工作绩效，并最终促进团队与组织的整体效能 [ 3 ]，有效的组织社会化策略能够提升新进企业大学生的工作能力、工作满意感和工作质量 [ 9 ]、减少员工的角色模糊和现实冲击 [ 4 ]、提升员工个人绩效水平 [ 10 ]、通过工作卷入正向影响工作绩效 [ 11 ]。新入职公务员需要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不断学习和自我调适，以认同组织的目标、行为和规范以适应组织的价值体系，同时能够养成为了组织的利益而主动付出更多的意识，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组织社会化正向影响新入职公务员的情境绩效。 2.2. 领导–部属交换在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领导–部属交换理论由Graen等人在1975年首次提出 [ 12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是代表下属与主管领导之间在工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个体组织经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13 ]，而中国文化具有高权力距离 [ 14 ] 和关系导向 [ 15 ] 的特征，使得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成为组织情境研究的重要议题 [ 16 ]。已有研究显示，高质量的领导–部属交换正向影响组织社会化结果 [ 17 ]，但已有研究多将领导–部属交换视为因变量，很少探讨领导–部属交换作为调节变量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考虑到良好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可能会促使员工做出更多责任承担、帮助行为等，提升情境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领导–部属交换正向影响新入职公务员的情境绩效。 H3：领导–部属交换在新入职公务员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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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方法 3.1. 样本 本研究的被试为252名平均工作年限为1.12 (SE = 0.45)年的新入职公务员，剔除存在大量缺失值的问卷，最终有效样本为234人。其中，男性占49.1%，女性占50.9%，平均年龄为24.21 (SE = 2.86)岁。其他人口学信息见表1。 Table 1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the respondents and the work unit level (N = 234 学历 单位级别 专科 本科 硕士 科级 处级 厅级 1.3% 68.8% 29.9% 61.5% 36.8% 1.7% 表1. 调查对象的学历以及工作单位级别(N = 234) 3.2. 测量 1) 组织社会化量表采用王莉莉(2012)开发的20个题目的公务员组织社会化量表。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组织文化社会化、工作胜任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社会化。20个题目在三个维度上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84，0.81，0.82。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我们将3个维度的总得分作为组织社会化的测量值。 2) 领导–部属交换量表采用王辉和牛雄鹰(2004)的16个题目的领导–部属交换的量表，测量他们在工作中的领导–部属交换情况。被试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作答。16个题目在四个维度上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92，0.85，0.89，0.89。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我们将4个维度的总得分作为领导–部属交换的测量值。 3) 情境绩效量表采用VanScotter和Motowidlo (1996)编制的，由王辉等人(2003)修订的量表，该量涉及情境绩效的两个维度，即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15项题目在两个维度上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82和0.89。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我们将2个维度的总得分作为情境绩效的测量值。 3.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在调查对象确定后，对指导语、问卷发放与回收流程、数据的录检等都进行了严格规定。整个过程采取统一发放、分散作答、统一收回的策略，保证了数据收集的时效性和被试作答的真实性。 采用SPSS22.0和Amos24.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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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人口学变量与组织社会化、领导–部属交换和情境绩效 对被试的组织社会化状况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公务员比女生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结果更好(t = 2.88， p < 0.01)，而在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和情境绩效无明显性别差异；新入职公务员所在单位的级别对其组织社会化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领导–部属交换(F (2， 232) = 3.79， p < 0.05)和情境绩效(F (2， 232) = 4.26， p < 0.05)存在显著影响，厅级单位的新入职公务员的分数更高；新入职公务员的学历对组织社会化、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和情境绩效影响不显著。 4.2. 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的关系 组织社会化、情境绩效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subitems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组织社会化 72.74 8.82 1 2组织文化 36.33 4.73 0.96** 1 3工作胜任 18.52 2.59 0.88** 0.77** 1 4人际关系 17.88 2.33 0.86** 0.74** 0.67** 1 5情境绩效 59.33 6.31 0.68** 0.61** 0.63** 0.62** 1 6人际促进 27.91 3.04 0.60** 0.55** 0.52** 0.57** 0.86** 1 7工作奉献 31.42 3.99 0.61** 0.54** 0.60** 0.54** 0.92** 0.60** 1 表2. 组织社会化、情境绩效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注：Pearson相关性；*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2显示，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显著正相关(γ = 0.68， p < 0.01)，组织社会化的各子维度组织文化(γ = 0.61， p < 0.01)、工作胜任(γ = 0.63， p < 0.01)、人际关系(γ = 0.62， p < 0.01)均与情境绩效显著正相关；同时，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的两个子维度：人际促进(γ = 0.60， p < 0.01)和工作奉献(γ = 0.61， p < 0.01)也显著正相关。这些相关性与理论预期的关系相一致，H1得到验证。 领导–部属交换、情境绩效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subitems of LMX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LMX 56.74 10.79 1 2情感 14.58 3.16 0.92** 1 3忠诚 13.93 4.80 0.48** 0.40** 1 4奉献 13.65 3.09 0.89** 0.74** 0.42** 1 5专业尊敬 14.84 2.87 0.90** 0.82** 0.36** 0.72** 1 6情境绩效 59.33 6.31 0.60** 0.60** 0.30** 0.54** 0.55** 1 7人际促进 27.91 3.04 0.54** 0.55** 0.24** 0.49** 0.49** 0.86** 1 8工作奉献 31.42 3.99 0.55** 0.54** 0.29** 0.48** 0.49** 0.92** 0.60** 1 表3. 领导–部属交换、情境绩效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注：Pearson相关性；*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3显示，领导–部属交换与情境绩效显著正相关(γ = 0.60， p < 0.01)，组织社会化的各子维度情感(γ = 0.60， p < 0.01)、忠诚(γ = 0.30， p < 0.01)、奉献(γ = 0.54， p < 0.01)和专业尊敬(γ = 0.55， p < 0.01)均与情境绩效显著正相关；同时，领导–部属交换与情境绩效的两个子维度：人际促进(γ = 0.54， p < 0.01)和工作奉献(γ = 0.55， p < 0.01)也显著正相关。这些相关性与理论预期的关系相一致，H2得到验证。 4.3. 领导–部属交换的中介效应检验 组织社会化为自变量，以组织文化社会化、工作胜任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社会化三个维度为指标。模型拟合结果良好，各拟合指数均在合理范围内，χ 2 /df = 1.77，GFI = 0.96，AGFI = 0.93，CFI = 0.99，NFI = 0.97，RMSEA = 0.06。各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组织社会化对新入职公务员的情境绩效的预测作用显著，组织社会化对领导–部属交换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领导–部属交换对情景绩效的正向预测作用也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领导–部属交换在组织社会化和情境绩效之间起着不完全中介作用。 图1. 领导–部属交换在组织社会化和情境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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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水平越高，其情境绩效越高。这与王雁飞和朱瑜(2012)采用纵向实证研究方法获得的结果一致，他们认为，组织社会化是影响员工绩效的重要前置变量，并在组织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18 ]。 先前以企业新员工为对象的研究显示，男性的总体组织社会化程度要高于女性 [ 19 ]。本研究对新入职公务员组织社会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获得了与先前研究相近的结果，发现男性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显著高于女性新入职公务员。结合我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传统背景来看会更容易理解，相较于女性，男性将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家庭压力，这使得初入职场的男性表现出更强的事业心，而如何快速融入工作单位，适应单位的工作要求，是其创造将来的工作生活的重要基础。针对这种性别差异现象，组织在新入职公务员的培养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针对女性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提升。 当前，我国公务员招聘对于学历与专业方面的考察已经非常成熟，这对基层青年公务员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绩效是一种有效保障。但在工作中，他们还要完成一些情境活动，即与其工作任务并不直接相关的内容，比如主动承担困难的任务；自愿做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等。先前研究显示，新员工组织社会化行为对新员工的工作绩效(包括任务绩效与情境绩效)有正向影响 [ 20 ] [ 21 ]。另外，组织社会化对情境绩效的影响与团队的人际关系有一定联系。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在员工组织社会化与情境绩效间是否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中国人际文化大环境的背景，通过对新入职一年的公务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基层青年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对工作的情境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部分是通过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中介影响起作用，即基层青年公务员组织社会化正向影响领导–部属交换，进而使得基层青年公务员表现出更好的情境绩效。说明组织社会化对情境绩效的影响，存在其他因素作为中介的间接影响过程，进一步拓宽了组织社会化对情境绩效影响的研究内容。 就实际工作而言，政府工作具有的动态性特征，公务员的工作任务不可能都标注在工作说明书上，特别是那些需要他们付诸更多精力的情境活动，但这些活动对组织的高效运转具有促进和催化作用。本研究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的视角，进一步验证了组织社会化的理论适用范围，为提升新入职公务员的情境活动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也为如何提高新入职公务员的情境绩效的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研究结果提示，在政府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应当重视新入职公务员积极心理资本的培养与开发，尤其是领导应该关注与部属的关系培养，领导者应积极参与新员工的组织社会化过程，将自己积极的行为能量传递给新入职公务员，促进他们提升情境活动行为。 另外，本研究虽然在研究设计上采用了成熟的量表，但研究结果是否适合向其他行业与组织推广时还需持有谨慎的态度，同时，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成果对结论提供支持。未来研究可以采取多元化的组织取样，提升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优化测量方法，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针对组织社会化对新入职公务员情境绩效的影响，探索了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分析表明，新入职公务员的性别对组织社会化程度影响显著，其在单位的级别对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和情景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程度正向影响情境绩效，领导–部属交换的中介作用显著。研究结果为组织社会化、领导–部属交换和情境绩效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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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首先在阐述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过渡点”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论证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逻辑：“重建个人所有制”理想模式的前提条件；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自然演化；到达“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组织比较；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然逻辑。然后以“过渡点”理论检验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最后探析我国农民合作社偏离“过渡点”的原因，并提出矫正农民合作社偏离“过渡点”的对策。 关键词 :重建个人所有制，过渡点，农民合作社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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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合作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点”的著名论断，而还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有个非常精辟的命题，即未来理想社会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无疑“过渡点”与“重建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多达217.3万家，但是是否朝着“过渡点”的正确方向发展？本文尝试以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过渡点”理论的内在逻辑来检验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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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内涵揭示：马克思“过渡点”理论与“重建个人所有制” 2.1. 马克思“过渡点”理论的内涵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两种“过渡点”或过渡形式。对于股份公司成为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马克思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不断地社会化；而资本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所有权不断“虚化”的过程，因而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对于合作工厂成为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马克思认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虽然带有旧制度的痕迹，但是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 1 ] 。所以在合作工厂，“工人是自己的资本家”，他们既是劳动者也是所有者，因而合作工厂是对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 2.2.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涵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非常精辟的命题：“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 2 ] 。对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及所指对象，学术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本文持既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消费品的观点。 根据马克思在论述“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重大命题时，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说明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前资本主义低级形态的“个人所有制”社会的否定，而未来社会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第二重否定。因而未来社会的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高级形态的“个人所有制”，而不是低级形态的个体私有。在此，马克思明确而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个人所有制并不等于私有制。 恩格斯又在《反社林论》中对于这种“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作了进一步说明，“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 3 ] 。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想表达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是既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也包括了生活消费品，这对懂德语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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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逻辑：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演绎 3.1. “重建个人所有制”理想模式的前提条件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所有制模式，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理想模式的前提条件，才能由合作社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才能最终过渡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曾说过，只要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灭亡，而物质存在条件没有成熟前，就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主义才能从资本主义中孕育出来。而合作社这种生产要素组织形式和新的生产关系，正是马克思所规定的“以每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承认并保留“个人所有制”的新型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虽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当这种新型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具有了普遍性，“重建个人所有制”理想模式才有可能实现。但是，“以每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合作社无疑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理想模式的前提条件。 同时要认识到，合作社只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前提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重建个人所有制”还必须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个体人实现了充分的政治自由、经济解放和全面发展，劳动的性质以及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才能实现根本性的改变，“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为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提供制度保障。 3.2. 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自然演化 从宏观上讲，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时间相对短暂的过渡期，而不是五大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典型社会形态，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又指出：“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 5 ] 。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无产阶级专政，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历史是接续发展、自然演化的过程 [ 6 ] 。因此，马克思在写给魏特曼的信中阐述了这种自然演化的过程：“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 7 ] 。 从微观上讲，目前我国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与“个人所有制”存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是“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 3.3. 到达“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组织比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中提出了到达“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两个“过渡点”，即股份公司和工人合作工厂。从人与物的关系上看，股份公司与合作工厂都是一样的，生产者的财产都从过去的私人占有转变为共同占有，都以社会占有的形式存在。从人与人的本质关系或者生产关系上看，股份公司和合作过程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股份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就是劳动者，虽然有些劳动者拥有股份公司少量的股份，这使得劳动者又成为了所有者，但是在身份上这是两个对立的关系。 股份公司的发展并没有否定剥削制度，劳资对立和剥削制度依然出现在股份公司中，只是将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社会化。虽然股份制促成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相分离，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被股份制消灭，而是使其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扩大和强化了资本的支配权，加深了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合作工厂则相反，工人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劳资对立和剥削关系，并且把劳资关系颠倒了过来，实现了劳动对资本的统治。所以，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是消极的“过渡点”，合作工厂是积极的“过渡点”。 3.4. 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然逻辑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表述，“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小生产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公有制必然会取代私有制，所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是公有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明确指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是与未来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劳动组织形式。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这种与未来社会相联系的联合劳动有三个特征：一是联合劳动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组织形式；二是联合劳动社会化水平高；三是联合劳动是劳动者自觉自愿的行为，联合劳动是使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劳动组织形式。合作社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联合劳动的这三个特征。 马克思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为了突出作为“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的利益，强调未来社会形态下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个人重新获得财产权利，收益分配尊重个人财产权益。合作社便是通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 综上所述，“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判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组织形式高度社会化等是未来社会形态实现的基本条件。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但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是联合劳动发展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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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践逻辑：从“过渡点”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检验 ——以“过渡点”理论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历程 4.1. 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初期)：“过渡点”实践的三个体系 建国后，经过“三大改造”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此后，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推动了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农村全面组建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三个合作社体系。这三个合作社体系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全面组织起来了，而信用合作社的使命是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及农户家庭生活所需的资金服务。覆盖全国农村的三大合作社体系设计思路很好，但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急躁冒进，生产合作社体制过快地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而导致体制和政策效应递减，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也加入了过多的“官办”因素而“合作”的成分递减。 4.2. 第二阶段(20世纪70~90年代初期)：“过渡点”实践的曲折探索 1978年前后，安徽和四川等地不断有生产队自发地实行家庭承包，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的确认，只在小范围得到了实施。1981年中央颁布文件正式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后两年间，我国农村广泛地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1983年中央根据“82宪法”颁布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国范围正式取消人民公社制度，重建乡镇–村体制。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合作体系和合作思想被丢弃。合作社系统内的机构进行分解，原来的社、队集体资产转为乡、村集体经营的资产或变卖给个人，于是形成家庭的、集体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家庭承包却完全偏离了马克思合作社“过渡点”思想的真正方向。 由于单家独户分散经营成本高而效益低，难于适应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竞争，所以为了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千方百计提高组织程度。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织便应运而生。但是，这一轮新成立的合作社与五六十年代的合作社有较大质的差别，多数都加入了股份制的因素即所谓的“股份–合作制”。所以，客观地看，这一轮广大农民自发的合作社探索是很曲折的，也是完全没有理论准备的，以致“股份–合作制”这种新型的合作社被学术界评头论足、说三道四。 4.3.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过渡点”的“形”与“核” 就“过渡点”的“形”而言，党的十四大以后，农村改革进入转型时期，也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不断改革。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有了更多的生产自主权，于是以自发联合为特征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逐渐兴起，农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范围扩大、功能增强、业务拓展的发展势头。根据当时农民合作组织的现状，由于多数合作社都是“股份–合作制”，所以《农业法》将农村合作社界定为是类似于公司化企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组织。 就“过渡点”的“核”而言，在这一转型期，自发形成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入退社自愿自由，遵循民主决策的合作社互利原则，自主性较强，经济较为独立，并不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合作社社员自筹。同时也具有明晰产权、按股分红、按劳分配和体现民主意愿的股份制企业特征。明晰的产权与组织关系与独立的经济法人地位，为农民合作社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条件。 4.4. 第四阶段(2007年~至今)：偏离“过渡点”的“量”与“质” 就合作社偏离“过渡点”的“量”而言，随着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施行，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再次兴起了一次高潮。股份–合作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但是，却没有在理论上理清原有的供销社组织、股份制企业以及其他类型企业与以自发的经济互助为特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民合作社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农民合作社缺乏民主管理，社员之间利益分配不合理，农民入社意愿不高，社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还出现了一些“僵尸社”、“空壳社”骗取国家财政支持。 就合作社偏离“过渡点”的“质”而言，目前217.3万多家农民合作社有多少家遵循了“过渡点”的正确方向，又有多少完全偏离了“过渡点”，虽然目前还没有客观数据，但从部分学者所描述的现状来看，多数合作社偏离了“过渡点”的正确轨迹，较多都是“僵尸社”、“挂牌社”及由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因此，从总体而言，多数都不符合合作社的基本规定，偏离了马克思所说的“过渡点”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