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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端溪书院的经费来源 书院的维系运作，除了需要山长和学员的教与学活动之外，还需足够的经费支撑。一般来说，古代书院的经费来源可分为官府拨给，如赐田、赐币、赠书赠匾等；民间捐输；书院营收，如出租田产、发商生息、出版书籍等途径。端溪书院的经费来源，则主要有官府拨款、书院创收和民间捐助。 3.1. 官府拨给 官府拨给主要是指皇帝御赐或者官府拨置田产、银两，或者匾额、书籍等钱粮物资，是官府支持书院发展的一种方式。官立书院在经费上普遍得到官府的支持。端溪书院是一所官立书院，因此官府拨款是端溪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 官府拨款给端溪书院的恒常方式是发拨田地租额，如《端溪书院志》记载“历年奉拨高要、四会、阳春、阳江、恩平、广宁、德庆、罗定等处田地租额，共银一千一百六十一两七钱七分八厘，内恩平县于嘉庆二十四年新增田租银一十七两六钱八分六厘五毫，均批解府，以充书院膏火”( [ 1 ]， p.15)。这说明历年肇庆府各县根据田地数量需分解少量田地租额到肇庆府署，以拨充端溪书院膏火。官府也有将罚款或者缴银拨充端溪书院经费的情况，如高要县“每年解贞祥等押缴、谭家模等罚款息银八十四两，闰年九十一两，按季由县解府”( [ 1 ]， p.16)，以作为书院之用。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对端溪书院的经费做了改革，规定：“凡院中支项，除各押缴息外，由监院具数，径向黄江厂在三六平余项下领支，然后由府收额解抵数”( [ 1 ]， p.18)，即端溪书院按照支出预算直接向当地黄江税厂领取。黄江税厂在肇庆城西之江岸，创建万历五年，用于开征往来西江船只的商品税；入清，黄江税厂由肇庆知府经管，征收西江水商过往货物的商品税。征收所得的商品税除了上缴国库以充军饷外，也用于地方教育支出。《端溪书院志》有史料记载黄江税厂拨款给书院：“领黄江厂扣京平，实银四千三百四十三两五钱九分。”“十六年，知府张曾敭以黄江厂历年垫支端溪经费，拟将此款清还积欠，未果。”( [ 1 ]， p.16)书院的派卷茶资费用也会赴黄江税厂领取，如“派卷茶资，名实不符，已全提充奖书办，不敷办公。今定每年自二月起至十一月止，每月赴黄江厂领银四两，共十个月”( [ 1 ]， p.21)。这些史料证明，清代晚期西江黄江税厂对端溪书院的运作产生了重要作用。 皇帝的赏赐也是书院经费的重要来源。自雍正、乾隆以来，朝廷对书院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赏赐书院的经费日有增加。雍正十一年，上谕“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督抚驻劄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雍正皇帝这份上谕要求各地都抚兴教办学，并各赐帑金1000两白银作为营建费用，以资助书院。端溪书院因为在总督驻扎之地也赫然在列，得到了皇帝的赏赐。《端溪书院志》对这一事件有所记载：“雍正十一年，奉旨赏拨地丁帑银一千两，发商生息，充端溪书院膏火。每年息银二百四十两，遇闰增二十两。由府按季备文，赴盐运司署请领支给。”( [ 1 ]， p.15)后总督郝玉麟向朝廷奏申盐羡本银，即盐税中扣除运销损耗之外的盈馀税款，获“本银二千两发商生息”，并“由府赴盐运司署领给书院膏火”。又有“乾隆九年，奉拨铁规小礼，每年银二百七十两，由府赴盐运司署领给书院膏火”。由此可见，乾隆以前，端溪书院的政府拨款还是比较充足的，正是因为官府的大力拨款，助兴了端溪书院在清中期发挥了重要教育作用。此后，书院经费逐渐充足，有时还出现了余款供书院发商生息的情形。总之，官府拨给是端溪书院的重要经费来源。 3.2. 书院创收 书院所需经费和物资主要依赖官府长期拨给，官府所拨经费和物资可能会有盈余，书院为了维持长期的经营与发展，利用盈余资源进行自主经营以增累书院经费，这部分通过书院自主经营而获得的经费属于书院自主创收。 端溪书院的主要创收方式是发商生息。所谓发商生息，是指书院把维持正常开支以外的余钱，交给商人放贷，或者交给商铺做生意，以收取租息，租息作为书院日常开支之用。端溪书院早期经费不足，但是进入清代，经过官府的大力支持，不仅端溪书院的办学条件逐步改善，随后也出现了余款，得以用来发商生息，以供书院后续经费使用。如《端溪书院志》中记载了总督郝玉麟以及知府发商生息的相关史实： 总督郝玉麟奏拨盐羡本银二千两发商生息，每年息银四百八十两，遇闰增四十两，由府赴盐运司署领给书院膏火。……同治十二年十一月，知府瑞昌捐廉一千两，发附城、人和、悦来、福铨、兆隆、谦益、桐元、同福等押店七间生息，岁得息银一百二十两，闰年一百三十两。……以何崑玉缴款发高要县属人和、悦来、福铨、兆隆、谦益、桐元、同福、永馨、贞祥、诚安、均成、利记、逢源、宝兴、禄合、福隆、泰生、宝和、利昌、合源、恒和、公安等押店二十二间生息。自十六年七月初九日起，息岁得银二百四十两，闰年二百六十两。按季由押缴交端溪，充官师课加奖。( [ 1 ]， p.15-16) 史料显示，朝廷拨款、地方知府捐廉以及地方商绅何崑玉缴银都可放入当地不同押店，进行发商生息，且息银收入可观。这部分息银充作膏火、官师课奖金。故端溪书院来源于自主创收的经费也不可忽视，为端溪书院长期的教与学的活动提供了经费支持。 除此之外，端溪书院还会通过刻书出售来获得一些经费，但相对于前两种经费来源来说，不算主流，也收入甚微。端溪书院附有刻书局，光绪十三年曾以每年余款发刊《端溪丛书》20种。《端溪丛书》20种可供学员自费印制，如史料载：《端溪丛书》“计版五百九十六片藏皮书库，交掌书生兼管，如有毁失，责令赔偿。计书分装十八册，除已印出存院暨分给诸生外，有欲印书者，自备工墨，由掌书生报明院长发印，掌书生监视，不许携版出院。每册收回版费银六厘，给掌书生以资整理，务当收发谨慎，同加珍护，不拘整印零印，均听人便”( [ 1 ]， p.23)。尽管自费印制收入微薄，也是端溪书院的经费来源。 3.3. 官民捐助 官民捐助一般指官员、乡绅、乡民等群体自愿捐赠薪俸、银两、物资等作为书院支出经费或者营建经费。官民捐助也是书院经费的重要来源，为书院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保障。纵观端溪书院的经费来源，官员捐助次数不在少数，发起捐助的主要群体一般是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为了昭宣文治、振兴士习、诫励风俗，往往会捐出银两来修缮书院学宫，如《端溪书院志·卷一》记载：“道光十二年，肇庆府知府珠尔杭阿捐廉重修……二十六年，颓圮益甚，署肇罗道赵长岭与肇庆府知府杨霈、高要县知县赵亨衢捐廉，率属得金三千五百两……二十七年，署肇罗道刘浔、署肇庆府沈棣辉复捐廉，续成之……”( [ 1 ]， p.9-10)当书院建筑需要修缮时，所任地方官员往往会相继捐廉来筹措经费，以维系书院的正常运行。所谓捐廉，是捐出正俸之外的养廉，养廉高于薪俸，来源于地方火耗或税赋。捐廉修缮书院体现了地方官员热心地方教育，关心地方学子。 也有地方官员捐银作为学子加课的奖励金，如李光廷《端溪书院志增课记》有记载：“书院之设，以育才也，端溪之来旧矣。选其人，限其课，岂真以为足以熟吾技哉？费不足也。太守瑞公莅肇庆之三年，捐廉金千，息于商，岁取其贏，月增其课者，一期限以五日，院外来者毕收之，其取额视旧额较多，其奖亦较厚。”( [ 1 ]， p.15)太守瑞公即同治年间肇庆知府瑞昌，同治十二年他捐廉银一千两发商生息，作为书院的奖励金。对此在《端溪书院志》也有记载：“同治十二年，肇庆府知府瑞昌捐廉银一千两发商生息，月得息银十两，增设十课，名曰加课。”后又有“光绪十年，知府绍荣每月加捐廉银一十九两二钱作加奖。”( [ 1 ]， p.16) 在地方官员的带动下，地方商绅也会捐助当地书院建设，砥砺地方教育。端州盛产砚石，《端溪书院志》中有记载当地砚商资助书院：“光绪十三年，总督张之洞开采砚坑，商人何昆玉缴银二千两，归书院。”( [ 1 ]， p.16)何昆玉，广东高要人，字伯瑜，是当时重要鉴藏家，经营古董店，冼玉清对其有记载“布衣工书，笃好金石，尤善募拓彝器……精于鉴别，搜访碑碣”，辑有《吉金斋古铜印谱》。何昆玉在张之洞改革砚坑开采时，曾参与砚坑开采，并出银二千两资助书院，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端溪书院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