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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亲环境行为社会认同模型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2.1. 理论渊源 本在亲环境行为研究领域，以往环境评估和行动模型中描述了作为个体，认知与动机等因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亲环境行为。但是，他们大部分没有从群体行为层面深入探究(Reicher， Spears， & Haslam， 2010; Tajfel & Turner， 1979)。即便这些认知、动机因素中的部分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如社会规范或道德价值等(Nolan， Schultz， Cialdini， Goldstein， & Griskevicius， 2008)，它们也总是与个人的自我定义有关，而不涉及集体的自我定义。例如，计划行为理论(Ajzen & Fishbein， 2005; Bamberg & Möser， 2007)、规范激活模型(Schwartz & Howard， 1981; Klöckner & Blöbaum， 2010)等关于亲环境行动决定因素的观点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理论没有考虑人类将自己所属的集体或社会群体纳入自我的能力。在社会认同的影响下做出的决定不再是完全个人化的，而是依赖于集体观念和动力。当人们以群体成员(“我们”)来定义自己时，他们会在集体认知和动机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和行动、以群体规范来调整他们的环境行为、以群体期望来衡量个人亲环境行为的有效性，等等。因此，在当今人们共同面临大规模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人类的集体自我定义有助于解释人们如何评估和应对危机。社会认同理论可以为促进集体的亲环境行为提供独特的途径。 社会认同理论由Tajfel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群体行为的研究中不断发展起来。后来Turner又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Tajfel (1982)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社会认同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社会分类是指个体在把对象、事件和人归类的过程中试图把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最大化，夸大群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似和与群体外成员的区别。社会比较是指个体把自己所在的群体与其它群体在权力、声望、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使得社会分类的意义更明显。积极区分原则是指在群体中个体自我激励的动机会使个体在群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其他成员更出色。积极区分的原则起作用，满足了个体获得积极自尊的需要。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试图解释个体所获得的对自己所在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 总之，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等主要社会认同过程以及二次过程(如内群体规范)来塑造个体的行为。研究表明，在个人层面或集体层面引发的情绪、动机会作用于三个核心社会认同变量(内群体认同、集体效能感、内群体规范)相关的群体心理过程。这三个变量影响着人们对环境危机的评估和公共或个人的行为反应。人们对某个群体的认同会促进群体比较，由不同的群体比较得出的内群体类型的变化，会使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差异性的理解(比如，“我们的群体是亲环境的/不重视环境问题的”)。如果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评估与个人或者内部群体有关，那么它将会引发有倾向的环境行为。 现有的社会认同模型，很难直接应用于亲环境行为，因为：1) 目前这些模型应用于大规模的群体行为，而亲环境行为也包括私人行为。2) 目前研究中的群体行为模式多适用于政治团体，涉及亲环境行为的群体却具有多样性。3) 多数模型忽视了与外群体无关的威胁引发的集体行动，而环境危机正属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因此，在社会认同的视角下提出新的亲环境行为模型是具有意义的。 SIMPEA调整并扩展了基于社会认同的集体行动模型(Thomas， McGarty， & Mavor， 2009;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以预测基于群体的环境行为。它包含了一些有效的社会认同变量，这些变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环境问题评估、环境相关行为以及它们的关系。虽然SIMPEA旨在解释个人的私人行为决策，但它与个人层面的决策模型不同。它填补了亲环境行动的个人主义模式所造成的空白，考虑了集体自我定义对环境评估和行为的影响。 2.2. SIMPEA的基本内容 SIMPEA将情绪和动机、内群体认同、内群体规范和目标以及集体效能感确定为四种基本的社会认同过程，并假设四种过程与个体对大规模环境危机的评估和反应有关(如图1)。Fritsche等(2017)认为，亲环境行动通常是由对环境危机的初步评估或危机的特定因素引发的。如果这种评估表明环境危机与个人或者内群体有关，那么它将在个人或集体层面引发某些情绪和动机，这些情绪和动机推动了与三个社会认同变量(内群体认同、集体效能感、内群体行为规范和目标)相关的过程。这三个变量相互影响人们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做出有助于环境状况的反应，即亲环境行为。 图1. 亲环境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 具体而言，SIMPEA将内群体认同、规范和集体效能作为社会认同核心变量，认为它们都能影响群体成员的环境评估、亲环境倾向与行为。首先，对相关内群体规范、目标或集体效能等内容的感知决定了人们如何感知和评估危机(Rabinovich， Morton， Postmes， & Verplanken， 2012)。例如，一个拒绝气候变化存在的群体会使得他们的成员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而集体效能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可改变的还是不可改变的，当集体效能感较高时，想到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能够提高被试的亲环境行为意图(Chen， 2016)。此外，三个变量在影响亲环境行为时相互作用：内群体认同的效果取决于内群体规范和集体效能感，同时内群体认同催化了内群体规范和集体效能感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必须将规范和效能与他们的社会自我联系起来(例如，“是的，我们可以”而不是“是的，他们可以”)，才会进一步行动。与此同时，只有当保护环境成为一种显著的内群体规范与目标，且群体成员集体效能感较高(认为内群体能够实现该目标)时，高水平的内群体认同才能增加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意图(Barth， Masson， Fritsche， & Ziemer， 2018)。 此外，SIMPEA认为情绪和动机能够中介环境危机评估对群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对环境危机的评估可能会阻碍自尊，认知确定性和控制等基本心理动机的满足(Fritsche， Cohrs， Kessler， & Bauer， 2012)。当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给个体带来的后果时，他们可能在个人层面上产生情绪或威胁性的动机状态，如个人的恐惧感(Chen， 2016)。而关注气候变化的集体影响，将引发群体层面的情绪和动机状态。例如，当个体所属群体被认为无法应对严重危机时，他们可能感受到集体威胁。同时，SIMPEA认为群体情绪能够直接明显影响内群体规范和目标的形成，例如，对生态的愧疚感能促使群体形成亲环境的内群体规范(Mallett， Harrison， & Melchiori， 2014)。这符合van Zomeren， Spears和Leach (2010)提出的设想，即除了群体间不公正感和由此产生的愤怒感，其他群体情绪也可能激发集体行动，如对濒危物种命运的道德义愤、对集体的可持续未来的热情等。 由于关于社会认同过程如何影响环境评估和反应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Fielding & Hornsey， 2016)，SIMPEA的一些假设还需进一步研究支持，例如内群体认同、规范和集体效能感对环境评估和行动的交互影响。此外，社会认同研究迄今主要侧重于亲环境行为，而相对忽视了社会认同对环境评估的影响。例如，尽管对气候变化怀疑论组织的研究初步支持了“内群体认同能够影响环境评估”这一假设，但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内群体认同在塑造环境评估中的作用，特别是内群体认同对于规范和集体效能的影响。内群体认同也可能出现变化，甚至产生破坏内群体的行为(Sörqvist & Langeborg， 2019)。因此，SIMPEA提供了一个新的假设网络，仍然需要进行适当和充分的测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以验证和完善。 2.3. SIMPEA在中国的适用之处 鉴于中国文化的特点，SIMPEA在中国可能具有更强的适用性。首先，SIMPEA引入了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在不同高度的社会层面中定义自己(Brewer， 1991)。而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情境与文化决定了人们倾向于采用不同的自我定义。费孝通(1998)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与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不同，带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多数中国人更习惯于将个人归于群体之中，更看重集体共同拥有的信念以及对事物的看法、需要及目标，在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存在冲突时，将会优先考虑组织的目标；同时也更看重“圈内”决定的规范和责任，通常用组织中的规则、要求、职责来约束和指导个人的行为(杨自伟，2015)；因此国人可能更容易受群体的影响，用“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其次，人们亲环境倾向和行为可能受到文化取向的影响。Xiang及其同事(2019)的研究发现，高集体主义中国被试比高个体主义者更可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集体主义者容易认同(内)群体规范，获得高的行动效能感。同时，民族文化价值观也能影响消费者的亲环境行为，集体主义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持有生态主义的环境价值观，促进绿色消费(佚名，2012)。这说明SIMPEA较其他个体化模型在中国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并为研究解决国内目前遇到的环境问题提供新视角，有利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 SIMPEA理论在中国也已得到了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游梦琪(2018)发现员工的组织认同与其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组织认同对环保激励与私领域员工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一项对1 所高校675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绿色组织认同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刘宗华&郑馨怡，2018)。这表明，在中国内群体认同也能促进群体成员的亲环境倾向与行为。 此外，郭利京和赵瑾(2014)在调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时发现，农户在形成可接受的个人标准时会将同伴、其他农户的观念予以内部化，假如这些人都支持亲环境行为，那么农户本身也会表现出恪守亲环境行为的价值观念。相反，农户在得知同伴大量焚烧秸秆的信息后，其焚烧行为会显著增加。这符合SIMPEA中内群体规范能影响群体成员的亲环境倾向与行为的假设。 在群体情绪方面，杨文娇(2016)发现当群体的空气污染责任被启动之后，就会产生群体内疚和群体愤怒，并由此分别引发补偿行为倾向和惩罚行为倾向；当群体的空气保护责任被启动之后，就会产生群体自豪感，并引发支持行为倾向；群体环境责任既对群体亲环境行为倾向有直接作用，也通过群体情绪产生间接影响。同时，群体认同也与群体情绪相关，部分印证了SIMPEA认为群体情绪能够直接鲜明地影响集体规范和具体目标的形成，以及集体强烈情绪和动机也可能推动社会认同的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SIMPEA认为在一些危机面前人们不是用个人(“我”)，而是以群体成员(“我们”)来定义自己。这样，对环境危机的评估和行动就不再是基于个体而是基于集体的认知和动机，影响他们亲社会行为的因素不再是个人利益、自我效能等，而是集体利益、集体效能还有集体规范等。这种集体心理理论模型可能是全球构建“命运共同体”思维，有效应对大规模环境危机所需要的。如前所述，气候变化等大规模乃至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只能通过集体而非个人的努力来解决，任何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为都必然受到其所属集体的影响。而近期研究发现，社会认同通过个体间的互动以及关于共同观点和行为的讨论而产生(Thomas， McGarty， & Mavor， 2016)。这表明，社会认同可能在没有外群体进行比较，只在共同命运和积极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Gaertner， uzzini， Witt， & Oriña， 2006)。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可能认同全球人类为同一内群体(Rosenmann， Reese， & Cameron， 2016)。这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增添了理论支持。人类在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面前有着同生共死的命运，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汇聚集体力量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而SIMPEA为如何更好地激发及运用集体力量、促进全国乃至全球人类的亲环境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