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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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情绪调节指的是，试图影响一个人拥有哪种情绪，何时拥有，以及如何体验或表达这些情绪(Gross， 2015)。情绪调节是身心健康和精神疾病的分水岭，良好情绪调节与身体健康有关，而情绪调节困难与精神障碍有关(Aldao et al.， 2010)，由此可知情绪调节对人的重要性。 影响情绪调节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依恋同情绪调节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原因有二，首先，依恋本身具有情绪调节功能(Mikulincer & Shaver， 2019)，不同依恋倾向个体具有不同的情绪调节能力。有研究者结合理论及研究提出了安全依恋启动的情绪/认知协同模型(唐清婷等，2020)，说明安全依恋启动能够起到情绪缓冲的作用，促进个体的自我情绪调节。其次，依恋理论作为用来理解个体社会与情感发展最广泛的理论框架(Brumariu， 2015; Mikulincer， Shaver， & Pereg， 2003)。已有研究证明，母子关系依恋的紊乱可能会持续性地改变情绪调节的神经回路(Moutsiana et al.， 2014)，并对成年后的情绪调节产生影响(Girme et al.， 2021)。因此，依恋对情绪调节具有重要影响，情绪调节不仅是依恋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依恋关系的发展结果之一。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对依恋同情绪调节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但是却忽略了对不同依恋个体情绪调节具体过程的探索。本文通过对特质依恋、状态依恋和情绪调节(负性情绪调节)的文献梳理，整合Mikulincer、Shaver提出的依恋策略和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以及其延展模型概念，尝试探索和构建不同依恋个体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的过程模型，最后对依恋情绪调节功能干预的实现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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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依恋与情绪调节的关系 2.1. 特质依恋与情绪调节的关系 在生理机制研究方面，对于安全型依恋个体来说，其在面对负性情绪时表现出了情景修正、认知重评的调节优势；对不安全依恋个体来说，其在负性情绪刺激早期皆呈现注意分配相关脑波，但焦虑型依恋个体在调节负性情绪时会出现表达抑制的不足，而回避型依恋个体则相反，会更多使用表达抑制来调节负性情绪(刘颖，翟晶，陈旭，2016)。 在实证研究方面，特质依恋同情绪调节策略(主要是负性情绪调节)间存在相对应的显著相关关系。 安全依恋个体对自己处理威胁和挑战的能力更有信心，并倾向于采用更具有建设性、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问题解决、认知重评、寻求支持)，能够自由而准确地向他人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感受(Mikulincer & Shaver， 2019)。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较为一致，即安全依恋同认知重评呈正相关，而与表达抑制呈负相关(王力等，2007；Winterheld， 2016; Troyer & Greitemeyer， 2018)。 对关系事件的情感反应的研究表明，回避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经历消极情绪，即使是快乐的事件(Mikulincer & Shaver， 2005)，说明回避型个体本身具有消极情绪倾向。回避型依恋个体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与认知重评策略的相关性上，大多数研究结果为负相关，即回避水平越高，认知重评的策略使用越少(王力等，2007；杨青等，2016；白智敏，2016；陈艳霞，2019；李红梅，2020；Winterheld， 2016；Read et al.， 2018)，但是也有个别研究得出了正相关的结论(史宁，2012)。 依恋焦虑同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结果以及实证和神经机制结果皆存在矛盾，不管是同认知重评还是同表达抑制，其关系都没有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大部分的结果倾向于：依恋焦虑同认知重评呈负相关，而与表达抑制呈正相关(史宁，2012；陈艳霞，2019；李红梅，2020；Read et al.， 2018; Troyer & Greitemeyer， 2018)。 2.2. 状态依恋与情绪调节的关系 安全依恋启动能够降低表达抑制、反刍和消极情感(Troyer & Greitemeyer， 2018)、提高共情(潘彦谷等，2019；Troyer & Greitemeyer， 2018)，说明安全依恋启动可以诱发情绪启动。有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探讨了挫折诱导后依恋类型、依恋启动对情绪反应的预测作用，发现安全依恋启动能够缓解挫折诱导引发的情绪困扰(Karreman et al.， 2019)，说明安全依恋启动是调节个体情绪的有效途径。安全依恋启动效应和积极情绪启动效应并不相同，安全依恋启动不仅激活了情绪，还激活了相关认知和行为(贾成龙，孙莉，冯伯乐，秦金亮，2020b)，安全依恋启动效应甚至大于积极情绪启动。因此，安全依恋启动或许有其独特的情绪调节功能，比单纯的情绪启动更能使个体获益，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情绪调节效果。 关于生理机制的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启动能够激活多个与积极情绪、注意调节、认知重评、记忆提取相关的脑区以及杏仁核的活动降低(唐清婷等，2020)，说明安全依恋启动能够提高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缓冲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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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依恋策略与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的整合 3.1. 不同依恋策略 Shaver和Mikulincer (2002)通过整合以往的依恋理论以及情绪调节理论，提出了依恋策略，包括初级策略(安全基地策略)和次级策略(过度激活策略和去激活策略)。安全基地策略引导人们积极地、有建设性地处理消极情绪，并可以利用产生的积极情绪带来增强创造力；抑制激活策略让人们远离情绪，避免负面情绪带来的痛苦体验，但也会忽视积极情绪带来的益处。过度激活策略会加剧负面情绪的认知反应，排除积极情绪带来的持续体验和心理益处，并引发对真实和想象威胁的持续关注(Mikulincer， Shaver， Pereg， 2003)。通过对以往研究的综述，发现依恋焦虑个体更容易使用过度激活策略，而依恋回避个体更容易使用抑制激活策略(贾成龙等，2020a)。 3.2.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Gross (1998)提出了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理论以及两种被广泛应用的情绪下调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Gross， 2001)。认知重评指个体重新评估一个潜在的情绪诱发情况，以减少其情绪影响，表达抑制指个体抑制正在进行的情绪表达行为(Gross， 2001)。有研究发现使用认知重评进行情绪调节能激活前扣带回，其作用优于表达抑制(孙岩，薄思雨，吕娇娇，2020)，表达抑制虽然短期内能够缓解情绪，但长期看来却会破坏交流，增加个体压力，导致负性情绪体验以及血压升高(Butler et al.， 2003; Gross， 2001)。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具体包含五组情绪调节策略，分别是情境选择、情景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反馈调整。 为了理解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具体过程，Gross (2015)提出了情绪调节的扩展过程模型，他认为情感包含着评估。情绪调节扩展过程模型是一种动态模型，由W-P-V-A组成的情感评估系统作为扩展模型的核心成分。W指内部或外部世界(情景选择和情景修正策略)，P是对评估系统的感知(注意分配策略)，V是对感觉进行对我好、中性、对我不好的评价(认知改变策略)，A是由评价引起的行为(反馈调整策略)，而该行为作为下一个W (W1)，激发下一个评估系统的循环。Gross (2015)将情绪调节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的评估过程，分别是识别阶段(the identification stage)、选择阶段(the selection stage)、执行阶段(the implementation stage)。识别阶段决定是否需要调节情绪，选择阶段对情绪调节策略进行选择，实施阶段将一般策略转化为具体情境策略，每个阶段都有影响其完成成功和失败的影响要素。本文将情绪调节三个阶段作为一个情绪调节周期，见图1。 图1. Gross (2015)情绪调节过程模型(部分内容) 3.3. 依恋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依恋行为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情绪调节装置，个体面对威胁产生痛苦、焦虑体验，并且寻求同安全他人的亲近来维持情绪平衡(Dewitte， 2011)。依恋动力模型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董会芹，2007)。本文结合不同依恋策略和情绪调节过程及其扩展模型，试图用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来解释不同依恋个体的依恋策略，尝试探索不同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模型。 正如依恋策略的发展会经历共同调节到自我调节(Mikulincer， Shaver， & Pereg， 2003)，情绪的调节分为有意识的情绪调节和无意识的情绪调节(Gross， 2001)。本质来讲，共同调节向自我调节的转变过程其实也就是情绪调节内化的过程，即从有意识向无意识的情绪调节转变的过程。所以不同依恋个体或许会拥有两种情绪调节模型，即无意识，自动化的情绪调节模型和有意识，需要心理控制的情绪调节模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决定有无意识情绪调节的关键阶段在于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识别阶段的评估(V)过程，也就是情绪是否被唤醒的评估结果。正如不同依恋个体依恋策略的不同，其在情绪调节中所历经的具体过程和阶段也并不相同，周期长短不一。总体来说，安全依恋个体能够完成一个周期的情绪调节，而回避依恋个体则不容易，焦虑依恋个体则是需要多周期来进行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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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同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4.1. 依恋回避个体的情绪调节模型 对于依恋回避个体而言，他们采取抑制激活策略，会尽力避免自己情绪反应的显露(Mikulincer & Shaver， 2019)。依恋回避个体同情绪趋势产生后的表达抑制策略使用相关，但是研究表明，在情绪趋势形成之前，依恋回避个体同样激活了注意分配相关脑区，并且心率活动强烈，或许在这阶段存在自动化水平更高的情绪调节策略(刘颖，翟晶，陈旭，2016)。有研究者通过对不同依恋个体进行积极消极情绪面孔刺激，发现依恋回避对消极刺激有所抑制，即注意抑制在回避型情绪调节中起重要作用(Dewitte， 2011)，说明依恋回避个体或许在情绪调节初期便通过自动化(无意识)的注意抑制终止了情绪调节，即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第一阶段的感知部分，不管是阶段还是周期都很短。这解释了为什么依恋回避个体情绪更加不容易被唤醒(马原啸，陈旭，2019b)，即有意识过程模型不能够轻易被激活，因为无意识过程模型自动起到抑制作用，形成情绪感知屏障。如果情绪调节初期并没有效果，那么依恋回避个体将会形成负性的情绪体验趋势，并且在反馈调整阶段呈现表达抑制策略来进行情绪调节。所以依恋回避个体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可根据负性刺激的水平以及意识与无意识调节分为两种模型，见图2。 图2. 依恋回避个体情绪调节模型 4.2. 依恋焦虑个体的情绪调节模型 焦虑型个体采用过度激活策略。依恋焦虑个体对于负性情绪关注甚至会主动夸大这些情绪(Shaver & Mikulincer， 2002)。但有研究者提出，到目前为止焦虑的个体对负面情绪刺激过度警惕这一重要理论预测没有得到支持(Dewitte， 2011)，实证研究中也显示，焦虑型个体似乎更倾向于表达抑制策略使用。但是，生理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负性情绪启动确实激活了注意分配相关脑区，但在抑制情绪时，焦虑型个体却未能够激活情绪抑制相关脑区(刘颖，翟晶，陈旭，2016)。说明或许在情绪调节过程中，早期焦虑型个体确实过度关注负性刺激，使自己长期处于警觉的状态，情绪易唤醒(马原啸，陈旭，2019b)，即无意识过程模型激活频繁。但焦虑依恋个体情绪策略选择阶段为表达抑制策略，而具体实施阶段的策略实施失败。焦虑型依恋个体因为情绪调节较弱，容易重复体验负性情绪，其经历更多的情绪调节阶段及周期。而只有当依恋对象作出了回应或者心理资源耗尽，才有可能终止情绪调节过程，见图3。 4.3. 安全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模型 安全依恋个体采取安全基地初级策略，其在与依恋对象的积极互动中了解到，承认和表现焦虑会引起他人的积极反应(Shaver & Mikulincer， 2002)。安全依恋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向他人寻求帮助，即更少的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来缓解负性情绪。实证研究和生理机制研究皆表明，安全依恋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并且在情绪调节初期还可能使用了情景修正策略(刘颖，翟晶，陈旭，2016)，说明安全依恋个体在情绪识别阶段就已经开始自动化的调节。因此，安全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通常只需要一个周期，情绪调节效率较高，具体过程模型见图4。 图3. 依恋焦虑个体情绪调节模型 图4. 安全依恋个体情绪调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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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5.1. 特质依恋同情绪调节实证研究矛盾结果 对于特质依恋同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尤其是在依恋焦虑个体中，实证研究结果不一。针对依恋焦虑个体表达抑制策略使用的矛盾结果。首先，或许是由民族文化差异造成，比如，有研究发现汉族更加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白智敏，2016)。因此，在中国，或许神经机制展现出依恋焦虑个体表达抑制的缺失，但是在情绪调节策略的主观选择上，依恋焦虑个体会倾向于表达抑制。其次，情绪提前启动。在神经机制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几乎都是先通过正、负情绪唤醒，然后再进行检测，但实证研究却几乎是直接使用Gross编制的情绪调节策略问卷中文修订版，这可能导致了结果的出入。面对不同的情绪唤醒，不同依恋个体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或许也是有所不同的。未来研究应考虑民族文化差异以及提前进行情绪启动。在量表的选取上，可选择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的情绪调节量表。 针对依恋回避在认知重评策略上的结果矛盾，可能和两方面有关，第一同样是情绪启动，因为回避型个体在面对正性刺激时在生理机制上证明可能会运用认知重评策略(刘颖，翟晶，陈旭，2016)。第二是和述情障碍有关，述情障碍在依恋回避和认知重评策略间起到了调节作用。述情障碍主要以难以识别和体会情绪，不管是自身还是他人，在意外部世界的细枝末节，其既可以是稳定的人格结构，也可以是对心理困扰的一种反应，回避型依恋个体对述情障碍有很大的预测作用(张春雨等，2011)，回避依恋同述情障碍存在正相关(Qaisy & Darwish， 2018)。在2019年最新研究中发现述情障碍个体较多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较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未来研究在判断依恋回避个体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时，或许还要测量其述情障碍的严重程度。 5.2. 其他情绪调节策略 本研究只纳入了Gross提出的最广泛应用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而不同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一定不仅仅局限于这两种。有研究者提出了三种广泛讨论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即认知重评、解决问题和接受，三种策略被认为是精神病理学的危险因素：抑制(包括表达抑制和思想抑制)、回避(包括经验回避和行为回避)和反刍(Aldao et al.， 2010)。所以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接受、解决问题、回避、反刍等情绪调节策略尝试纳入不同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模型。 5.3. 安全依恋启动条件及干预 虽然安全依恋启动能够激发积极情绪，但是也有研究不断发现，安全依恋启动还有可能没有改变，甚至激发消极情绪，而特质依恋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李彩娜等，2016；贾成龙等，2020b)。回避型个体由于自身对依恋表征的排斥，所以安全依恋启动很难给其带来情绪影响，国内研究者通过反复呈现依恋威胁刺激—搜索应答性微笑面孔，成功使高依恋回避个体启动安全依恋情感(钟歆，2017)。对于焦虑依恋型个体，有研究发现采用阈下安全依恋启动的方式能够有效改善女性的注意加工缺陷(马原啸，陈旭，2019a)。这些研究为今后在不同依恋个体情绪模型基础下，不安全依恋个体的安全依恋成功启动提供了范式，促使不安全依恋个体情绪调节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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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对外汉语教材的生词注释对汉语学习者学习和使用生词有很大的影响，恰如其分的注释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词义，对学生掌握词语有着积极的作用。国内的汉语学习教材大多采用英文注释对生词进行解释说明，但是两种语言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所以有时，在释义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本文将《发展汉语——中级综合II》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英文释义方面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对生词的英文释义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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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词汇是汉语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对汉语学习者，尤其是初中级的汉语学习者，在水平有限的条件下，大多数都是通过教材中的英文注释进行对生词含义的初步理解。但是如果英文注释不够准确或不够明晰，就会对汉语学习者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关于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文释义方面的研究多是对市面常见、被广泛使用的几本教材进行分析，如《博雅汉语》、《实用速成汉语》、《发展汉语》等，但这些研究分析多是选用这些分级教材中的初级教材进行分析。同时，目前笔者所担任教学任务的班级使用的正是《发展汉语——中级综合II》这一教材，在日常教学中，本人对该本教材更为熟悉，能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得到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对该教材中生词英文释义的反馈，笔者认为以此为基础对该教材的英文释义进行分析也会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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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教材中生词英文注释的优点 《发展汉语》，作为广泛应用于留学生中文学习的教材之一，其在教材编写方面必然有着可取之处。 1) 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词语对词义进行限定 英语和汉语的词汇意义具有不对等性，很多英文中的词汇都可以译成多个相近甚至完全不同的含义，而教材不同于词典，他并不需要把一个生词的所有义项都罗列出来。在一篇课文中一个生词往往只表现一个意思，如果只用一个可以表达多个含义的英文单词对该生词进行注释，会对很多汉语并没有达到很高水平的留学生造成误导，认为该汉语词汇可以涵盖对应英文注释词汇的所有含义，从而在使用时出现错误。而应对该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多个单词对其词义进行限定。如第二课课文中“如果人们具备处理危机的知识和生存技巧，就有可能保护自己” [ 1 ]。对“具备”一次的注释是“to possess， to have”。“possess”作为动词有“具有，拥有；控制”等含义，“have”作为动词有“拥有；包含；必须”等意思，用这两个单词进行注释，取其共同意思对本文中“具备”这一词进行解释。 2) 对注释进行补充说明 很多词汇在汉语中有独特的用法，如果只是对该词的意义进行解释，却不对其用法进行说明，或对其意义的解释不够详细，学生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往往会犯错。在《发展汉语——中级综合II》中，生词的英文注释往往对该词常用用法进行补充说明，如第一课中“丝毫”一词，其英文注释是“(used generally in the negative) slightest amount or degree”，不仅让学习者知道该词的含义，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到该词一般是用在表示否定含义的句子中。 该教材在生词的英文注释方面确实有很多值得称赞与借鉴之处，但是其中不免还是有些许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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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材中生词英文注释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英文注释所使用的词汇非母语者常用词、难度较大 教材生词的英文注释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汉语学习者更好地对词汇的意义进行理解，因此编写生词注释时应注意所用词汇要准确易理解。《发展汉语》并不是针对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设计的教材，因此在编写方面还应该考虑英语基础并不是特别好的留学生。如果对生词的英文注释采用了一个很生僻的英文单词，不光是不利于学生的词汇学习，同时也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 2 ]。如第一课中“灾难”一词的注释为“calamity”。尽管该词的英文含义的确与“灾难”一词相同，但在向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求证后得知在英文中对“灾难”一词的表达，最常用的是“disaster”，其次为“catastrophe”，“calamity”是几乎不会用到的词汇。因此，使用英语为母语者都基本不会使用的词汇对生词进行注释，本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太恰当的。 2) 不同的词语采用相同的英文注释 在该教材的生词表中可以发现，有一些汉语词汇的英文注释使用了相同的英语词汇，也许在将这些词翻译成英文时确实是相同的，但是在汉语中，这些词却并不是等同的关系，而教材中也没有对其使用范畴加以说明，而这种现象也使得学习者在使用方面很容易造成偏误。如第七课的“据”和第八课的“按”，二者的英文注释都是“according to”，但是在汉语中，二者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按”作为介词，表示遵从某种标准。“按A……”即为把A作为标准来做。而“据”作为介词表示结论的前提或言行的基础。“据A……”即以A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来做某事或得到结论。所以，在注释“按”和“据”时仅注释“according to”是不恰当的，应该对其含义进行补充说明。 3) 生词标注词性与所用释义的英文单词的词性不符 传统汉语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向学生解释汉语语法并在词汇教学中教授词性这一概念，并根据不同词性的不同语法意义对其在汉语句子结构中所作成分进行说明，因此词性的标注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所标注的词性和所给出的英文注释所用词汇的词性，二者应是相同的。如果标注的词性和所释英文单词的词性存在差异，就会给学习者带来很多困惑。如第十五课中“透”一词，词性标注为形容词，但给出的英文释义确实副词“fully”，尽管汉语中作形容词的“透”常被用来做补语，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和“fully”的含义很接近，但在对生词进行注释过程中，是否能直接用意思相近的副词对一个形容词进行释义还是值得商榷的。 4) 英文注释所使用的表达过于繁琐、累赘 对语言学习教材注释的编撰，一般会要求准确简洁的原则。在准确性的基础上力求简洁，因为多个词语往往会加重学生的负担，有时多个意义相近词汇的共同释义会造成学生理解方面的困扰；简单词汇的复杂化更是会加大学生理解的难度。如第一课中“友情”一词的英文释义为“friendly sentiments”。“友情”作为常用词汇，直接用“friendship”对其进行解释就可以，完全不需要使用“sentiment”这样的高级词汇，同时“friendly sentiments”这一解释也并没有比“friendship”对该词的解释更为详细和准确。将完全可以用简单常用词汇进行释义的词复杂化，这在教材生词注释方面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5) 英文注释忽略词汇的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 词汇的色彩意义也是词汇学习中的一大重点内容，贬义词不能当做褒义词使用，书面语也不会用在口语中，这在不同语言中都是相通的，但有时在生词注释方面这一点往往会被忽略。首先，如第一课中“留恋”一词的英文释义是“to be loath to part (from sb.)”。尽管在词典中“loath”作为形容词有勉强的含义，但是根据英语母语者的说法，在英语的日常使用中“loath”常被用作极度厌恶的情绪，程度甚至要强于“hateful”，而用带有如此强烈情感含义的词汇来解释“留恋”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词汇的选择上，词汇的感情色彩含义也是要考虑到的。其次，在英文中，很多词汇的语体色彩是不太明显的，但与之对应的汉语词汇很有可能会对语体有所限制，对于这种情况，在译释时对其加以限定或说明就显得很有必要，如第十五课中“俺”一词，首先这是一个方言词汇，并且常用在口语中。但是生词表中的英文注释却只将其标注为“I， my， we， our”，并没有对其为方言词汇以及应用于口语进行说明，这就很有可能会使学生在书面写作或一些正式场合对该词进行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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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教材中生词英文注释问题的建议 1) 在准确的基础上力求简洁 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生词注释，都是为了达到帮助学生理解生词意义的目的 [ 3 ]。因此，最为重要的就是准确性。无论是所用词汇，亦或是所用英文词语的词性与汉语词语标注词性的匹配性都要注重准确度。其次，对于所用英语词语的选择也要尽量从简，在对多位汉语学习者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倾向教材中非专业词汇的生词注释能够尽量采用常见词汇，而非生僻的词汇。同时如果能用一个或两个词就能说明白的就尽可能不要用更多的词语进行注释，过多的词汇会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有时也会引起误解，使学生在使用时出现错误。 2) 采用加括号的形式对词汇语义范围进行说明限定 英汉两种语言是存在差异的，很多时候有些词语可能在意义上能够对应，但是在具体的搭配和使用环境中却是不同的，如果对这些情况不加以说明，学生很有可能会把这些词按照英语的习惯进行使用，而这也会产生偏误。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生词的使用方法做简单的注释也是很有必要的。如上文提到的“俺”一词，就可在已有的英文注释上添加括号说明(dialect， usually used for spoken language)。 教材中生词的英文注释在汉语教学中有很大的作用，恰当的注释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词义，对学生掌握词语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不准确的注释则可能对学生造成困扰，从而在使用时产生错误。《发展汉语——中级综合II》这本教材在生词的英文注释方面有其优秀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本文分析了该教材中英文注释的优点，同时也指出笔者认为存在问题的一些地方，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但因为本人教学实践经验及相关研究理论还不够丰富，在文中所指出的例子和涉及的问题仍不够全面，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发现更好更有效的注释方法，从而丰富对教材生词英文注释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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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对胰蛋白酶敏感性不同的口腔黏膜角化细胞在体外培养过程中活性的不同，筛选最具增殖能力的口腔黏膜角化细胞。方法：体外培养口腔黏膜角化细胞，传代过程中使用0.25%胰蛋白酶消化细胞，针对作用时间在4 min、5 min、6 min后脱离培养皿的细胞进行收集后分为A组、B组、C组，分别进行传代培养，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并计算细胞集落数；用CCK8法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结果：B组最快到达生长对数期，细胞增殖能力最强，且细胞集落形成率最高，与其他组比较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口腔黏膜角化细胞传代过程中，0.25%胰蛋白酶消化时间5 min后进行接种培养可获得活性较强的角化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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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临床上，口腔肿瘤切除、腭裂术后、牙龈切除及烧灼伤等因素易造成大面积口腔黏膜缺损，如何成功修复此类缺损显得尤为重要，在组织工程领域，种子细胞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获得高增殖高活性的种子细胞是整个组织工程的重中之重 [ 1 ]，口腔黏膜角化细胞(Oral Keratinocytes)体外保持增殖能力有限，同时基于其具有“Haiflick极限”，细胞增殖能力随着传代次数的增多而降低 [ 2 ]，研究表明，不断优化口腔粘膜角化细胞的培养体系 [ 3 ] [ 4 ] 可使口腔黏膜角化细胞传代次数增多，随着干细胞研究的发展 [ 5 ]，在诱导因子作用下 [ 6 ]，胚胎干细胞诱导成体细胞 [ 7 ] 成为了获取体细胞的新思路 [ 8 ]，基于胚胎干细胞的多能性 [ 9 ]，通过胚胎干细胞获得口腔黏膜细胞也有了一定进展 [ 10 ] [ 11 ]。虽然近几年国内对口腔黏膜角化细胞相关研究较多 [ 12 ]，但如何获得强增殖能力的口腔黏膜角化细胞却鲜有报道 [ 13 ]，如何筛选出增殖能力较强的口腔黏膜角化细胞还没有相关研究。本实验目的是通过胰蛋白酶的不同消化时间来筛选出增殖能力较强的角化细胞，从而为口腔黏膜角化细胞的相关研究提供最具增殖能力的“种子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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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 1) 细胞来源：智齿拔除伴牙龈修整获得的口腔角化黏膜上皮组织，经胰蛋白酶处理获得原代细胞。 2) 主要试剂和仪器：胰蛋白酶(HyClone，美国)，角化细胞培养液(KSFM，Gibico，美国)，Dispase (Stem Cell，美国)，Cell Counting Kit-8 (CCK8)，酶标仪(BIO-RAD，美)，倒置显微镜(Olympus，日本)。 2.2. 方法 2.2.1. 正常角化细胞原代培养及传代 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无菌条件下收集健康人拔智齿时切除的牙龈黏膜，患者年龄 < 30岁。将取下的黏膜组织用加有双抗(青霉素浓度100 U/ml，链霉素浓度为0.1 mg/ml)的PBS溶液反复冲洗7~8次防止污染，然后加入浓度为1 mg/ml的Dispase中性蛋白酶2 ml，4℃条件下处理16~18 h [ 14 ]。用镊子将经过中性蛋白酶处理后的组织块的表层上皮及上皮下层分开，并将分离后的上皮层用眼科剪剪成0.5 x 0.5 mm大小的上皮组织，并用混合消化液(0.25%胰蛋白酶：0.02% EDTA = 1:1)于37℃振荡消化6~9 min。加含有胎牛血清的培养基终止消化，用吸管吹打成单细胞悬液。1000 rpm离心5 min并弃上清，用KSFM重悬并加入六孔板，2 ml/孔，将载有以上细胞悬液的培养皿置细胞培养箱中培养1周，获得口腔黏膜角化细胞的原代细胞 [ 15 ]。传代时以1:6比例传代，加胰蛋白酶分别消化4 min (A组)、5 min (B组)、6 min (C组)后收集细胞，以1000 rpm离心5 min，加12 ml KSFM培养基重悬并加入六孔板，2 ml/孔。 2.2.2.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 在倒置显微镜下每天观察A、B、C、三组细胞贴壁生长情况，将以上三组细胞传代1周后计数培养皿每孔中的集落数，将50个细胞以上的细胞集落设为一个集落，通过以下公式计算细胞集落形成百分率，集落形成百分率 = 集落数/每皿接种的单细胞个数 × 100%。 2.2.3. 细胞增殖能力检测(Cell Counting Kit-8) 将标记为A、B、C三组的口腔黏膜角化细胞单细胞悬液，加入96孔板，每组设3个复孔，每孔放入细胞数为3 × 10 3 个细胞，在每孔中每24 h加入10 ul CCK8试剂，将细胞培养1 h后再测定三组细胞在450 nm波长的OD值，最后绘制1~6天细胞的生长曲线。 2.2.4. 统计方法 独立样本T检验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各组差异计算，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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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倒置显微镜观察 各组细胞集落形成百分率不同，其中B组细胞集落形成百分率最高，A、C组少量细胞集落形成。细胞集落形成百分率比较：图1所示，B组培养的细胞集落形成最多，图2示B组细胞集落形成率最高，其他组与其比较P <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图1. B组细胞贴壁生长情况优于其他两组，细胞集落形成最多 图2. 各组细胞集落形成百分率的分析(*P < 0.05) 3.2. 各组细胞增殖能力 CCK8检测结果如图3所示，B组OD值在细胞接种后第24 h后明显高于其它组，在接种后第4天进入对数生长期，细胞增殖能力比其他组更强。 图3. 细胞增殖能力及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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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口腔黏膜角化细胞培养的细胞来源多是在健康人拔智齿时取龈黏膜上皮 [ 16 ] [ 17 ] 或在种植牙手术 [ 18 ] [ 19 ]、龈切术时获取 [ 20 ] 口腔黏膜角化细胞的有组织块培养法 [ 21 ] 及消化法两种。组织块培养法由于组织块的原代细胞培养时间较长，且并非每一块组织块都有细胞爬出，所以多数学者选用酶消化法获取黏膜细胞 [ 22 ]，本实验通过酶消化法顺利获得了口腔黏膜角化细胞，在细胞传代过程中发现，胰蛋白酶处理4 min后就可见部分细胞脱离培养皿，说明此类细胞对胰蛋白酶较为敏感，有些细胞在5 min脱离培养皿，还有些细胞在6 min才脱离培养皿呈现悬浮状态。在角化细胞培养过程中，有些对胰蛋白酶敏感的细胞已经脱离培养皿呈悬浮状态，如果继续在胰蛋白酶作用下浸泡，势必会影响其细胞表面受体的活性，影响其进一步的传代活性及后续的增殖能力。本试验中，为了检测这些细胞的活性，通过计算细胞集落数发现，与胰蛋白酶作用5 min后获得的细胞，其细胞集落形成百分率最高，说明其细胞活性较其他组最强，可在短时间内完成细胞贴壁生长，并快速增殖从而聚集生长(如图1)；通过CCK8法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发现，与胰蛋白酶作用5 min后获得的细胞可迅速达到细胞对数生长期，细胞增殖能力比其他组更强。 胰蛋白酶为肽链内切酶，对精氨酸和赖氨酸肽链具有选择性水解作用，可使天然蛋白、变性蛋白、纤维蛋白和黏蛋白等水解为多肽或氨基酸。Walia [ 23 ] 曾根据胰蛋白酶消化乳腺癌细胞时间的不同获得了两中不同的乳腺癌细胞，其中对胰蛋白酶敏感型的细胞成瘤能力是胰蛋白酶抵抗型的80多倍，说明细胞的增殖能力可通过对胰蛋白酶敏感性的高低来判断。 在本实验中，口腔黏膜角化细胞对胰蛋白酶敏感性不同，则其活力或许存在差异，本实验中对不同时期胰蛋白酶消化后获得的细胞进行增殖能力检测，为获得较强活性的口腔黏膜角化细胞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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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出于生态发展的要求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上海市率先实行垃圾分类，并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推进，垃圾分类进入了强制时代。以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视角，选取《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宣传指导手册》和《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语手册》作为语料，运用费尔克劳(Fairclough)关于话语和社会实践辩证关系的论述和研究方法，从话语秩序和话语互动两个方面，探究话语对垃圾分类这一社会实践的建构作用。研究发现，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是率先通过官方宣传的话语来建构并推动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充分表达，良性互动，互动中隐含了权力关系的博弈，但益处论等因素使得垃圾分类这一社会实践得以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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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9年6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标志着“垃圾分类”行动将提上日程并正式在全国推行。《通知》明确要做好顶层设计；要求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同时要求采取简便易行的分类投放方式。上海作为46个先行先试的重点城市之一，率先响应国家垃圾分类政策，在2019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垃圾分类开始步入强制时代。在此之前，上海市通过主流媒体滚动报道垃圾分类新闻，主导了该话题的舆论场；社会宣传方面也通过横幅、宣传栏、海报、标语等方式进行广泛指导；网络舆论方面则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多方式多角度联动掀起垃圾分类话题热潮。 从批评话语的角度而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或下载安装“垃圾分类小程序”，参与公众科普体验活动，或利用文字、视频、图片等符号形式的资源分享垃圾分类的有关知识，最终在实际行动中做到垃圾分类，其整个过程都是话语深度参与的社会实践。在该社会实践中，政府率先预告将运用法律话语的效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话语形式的宣传来进行行为方式的引导。基于此，本文主要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宣传指导手册》(以下简称《宣传指导手册》)和《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语手册》(以下简称《宣传语手册》)为研究语料，采用费尔克劳(Fairclough)批评话语分析的框架，从话语秩序和话语互动两个方面切入，探究上海垃圾分类政策宣传中的话语秩序和话语互动，以及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关系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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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政府推行方式、如何调动公众积极性等方面。垃圾分类政策不仅是在公共事件的摩擦中进行政策转向的，叶岚和陈奇星认为其在推行过程中政府应从公共政策在制度强化、机制创新、系统思维提升等方面着手，从而提出在加强源头分类、优化清运、完善末端、健全回收、充实教育等五个方面加强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施行 [ 2 ]。除了政府在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时的创新治理理念外，张璐和谭刚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也应纳入新规执行的考量中，从博弈分析的角度探索观念转变的重要性，解除垃圾分类新政实行的阻滞 [ 3 ]。可见，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宏观地讨论了垃圾分类政策的创新和目标群体的观念转变，详细探究了政策在制定施行中所涉及的决策思维。同时也可以看出，公众参与，特别是转变公众的观念，对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都起重要作用。 同样，传媒领域的学者也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舆情分析、媒介影响力、媒体话语传播等方面。基于网络舆情，蒋叶莎通过对相关平台的数据收集，以主题聚类的分析方法发现网民对垃圾分类工作以积极的态度为主，并提出了三项对策建议来缓解负面情绪 [ 4 ]。周裕琼和蒋小艳从环境抗争性话语入手，从传播学的角度探索了抗争不同阶段中媒体话语的建构和传播的作用，发现新媒体产生的话语主要对内部成员发挥了虚拟组织功能，而传统媒体的介入则是对外部动员起到推动性作用 [ 5 ]。艾鹏亚和李武则利用中介模型对媒介使用和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进行探究以及分析不同媒体对行为机制的作用 [ 6 ]。可见，大众媒体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该领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上。 另外，管理学、法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对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研究，如王泗通针对现阶段垃圾分类的困境，从管理学的角度建议通过居民间的“人情互动”和话语形成的舆论监督，探索出居民可采用共同管理、共同监督的方式来提高垃圾分类的效率和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 7 ]。苏祖鹏和朱艳艳针对垃圾分类政策运行不力的问题，从健全法律制度的角度提出建议 [ 8 ]。 可以看出，针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新闻传媒等领域，而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鲜有涉及。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认为，话语不仅参与社会实践，同时社会结构也通过话语来建构 [ 1 ]。同时，在政策发布过程中，不同话语之间的互动，建构了通知话语之间的等级关系及其权威性，揭示了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关系 [ 9 ]。因此，本文着眼于上海市垃圾分类的实施路径，首先是自上而下出台政策，在发布通知的过程中建构该政策的权威性，通过规范垃圾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以期政策的贯彻落实；其次将政策下达，运用手册、口诀、歌曲等语言形式走进各个社区，号召、引导民众进行参与，同时利用媒体引导舆论，从而实现所有人做到垃圾分类。本文将运用费尔克劳提出的话语分析框架，在对具体话语分析的同时，还在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层面进行探讨，探究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和隐含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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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框架与语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以费尔克劳的话语研究方法为基本理论框架，对话语实践的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和“互动分析(interactional analysis)” [ 10 ]。“结构分析”主要是对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进行分析，话语秩序指一整套有序的话语生成的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和关系 [ 1 ]。其次，话语秩序还体现在语体链(genre chain)上，表示不同语体在发布时间上的顺序关系 [ 11 ]。而“互动分析”则是对诸如访谈、文本等符号活动中交际的分析，主要包括互语分析(interdiscursive analysis)和语言符号分析(linguistic and semiotic analysis)。“互语”是指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主要探究有哪些语体和话语被用来生产文本并通过文本相互联系；而语言符号分析是基于不同层次对文本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着眼于文本整体结构、小句整合和词汇的选择和搭配三个方面。 本文的主要研究语料为两份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手册，其中《宣传指导手册》由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在2018年9月起走进各大社区，向群众普及垃圾分类的理念和知识；而《宣传语手册》则是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向全社会征集垃圾分类宣传语后，将部分内容汇编成手册，于2019年6月2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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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运用费尔克劳话语实践方法，从“结构分析”和“互动分析”两个角度对以《宣传指导手册》和《宣传语手册》为主的上海垃圾分类话语进行分析，揭示了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建构作用以及话语中潜藏的权力关系。就“结构分析”而言，不同话语如政府话语、新闻话语以及公众话语在社会实践中存在一定等级关系，形成了一定的话语秩序。在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中，政府话语通过占据主导地位，发布政令，对新闻话语进行控制，主导垃圾分类正向报道的势头，同时通过限制公众话语的内容和发布形式，从而对垃圾分类进行劝导实施。另外，政策语体、新闻语体等不同语体在时间顺序上也形成一个语体链。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政策的出台起到了引导和发起作用，而新闻媒体通过对政策的报道构建自身的权威性，为垃圾分类起到了宣传作用，同时也控制公众话语的舆论导向，对公众的行为习惯起到了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从“互动分析”的角度而言，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互语”的现象，同时其实质是一个宣传向教育转化的过程；而就两份宣传手册的文本分析而言，文本的整体结构具有互动性和说理性，官方话语多采取复合句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梳理解释，与公众话语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良性互动，达到了说服明理的效果。另外在词语的选择搭配上，通过评价系统的人际功能，控制了公众话语向积极方面进行阐述，并对上海市及其民众进行了意义构建，塑造了上海市生态文明的城市形象和高素质的民众形象，从而通过权力的控制为垃圾分类政策打造了正面舆论效果。其实质也通过该手册向社会传达：垃圾分类是必然要进行的，其不仅是对旧习惯、陋俗的破除，也是对新时尚新习惯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它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从而用话语对新生活方式也进行了建构。 总体而言，与刻板的政令相比，上海市垃圾分类的《宣传指导手册》和《宣传语手册》具有很强的话语互动性，能够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并参与其中。通过不同话语之间的杂糅嵌套和相关话语策略的运用，构建了“垃圾分类”的话语实践，创造了一些新鲜幽默的说法，塑造了亲民的政府形象和法治、环保的城市形象，但话语互动中也有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的控制和选择。因此，可以看出话语与社会实践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接下来垃圾分类在其他省市的推广中，各社会主体或可借鉴上海市宣传模式中所涉及的话语建构和话语互动的有益做法，有效借助垃圾分类话语来建构和推动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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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国典籍中的类比推理展现了古汉语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映射。类比翻译是典籍翻译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将这种类比推理方式正确引入目标语，并引起目标语读者的情感共鸣，是类比翻译面临的重要挑战。研究从科勒的翻译等值理论视角出发，以《资治通鉴》中的三种类比方式，“属性类比”，“关系类比”和“结构类比”为研究对象，基于张磊夫的《资治通鉴》英译本，分析了译者在英译类比手法时运用的翻译策略倾向和达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译者在英译类比语篇时达到了不同程度的对等，体现了源语的文化意象，增加了译文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对中国传统的类比推理外译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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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类比是一种作为论证手法而出现的修辞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结构宏伟，取材丰赡，以其独到深邃的历史眼光，力透纸背的说理方式，成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丰富的类比表达，这些类比表达被用来阐述原因和推断结论。类比既有具体的事物，也有抽象的原则，可以是生活事件、神话传说、历史轶事、寓言等。类比的比较可以是一个、两个或多个。类比论证的语言形式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 1 ]。 在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中华经典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中，准确而精彩的翻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磊夫(1936-)《资治通鉴》三个节译本The Last of the Han (58~68章)、Emperor Huan and Emperor Ling (54~59章)、To Establish Peace (58~69章)分别发表于1969、1989和1996年。 本文以张磊夫的译本为基本语料，以Werner Koller (科勒)提出的等值翻译理论下五种原则为基本框架。收集类比语料，建立数据库，研究译者在处理类比表达时所倾向的翻译原则，并总结了译者在不同的翻译原则指导下所采取的可行的类比翻译策略，并对这些策略的效果做出评价，并指出了张磊夫译本中的一些问题及欠妥之处。为后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实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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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科勒的翻译等值理论 科勒是一名瑞典语言学家，他归纳和总结了语言学派、交际学派、两种学派交织的第三学派提出的理论，仔细对比了“对应(correspondence)”和“对等(equivalence)”这两个相关概念，进一步细化了“对等”这一概念 [ 2 ]。 科勒认为“对应”属于语言学范畴，即对比两种语言体系，描述其差异与相似点，其研究对象是原语和译语文本中的结构和句子；而“对等”属于翻译科学范畴，主要与具体源语–目标语语对及其语境中的对等物相关，其对象是原语和译语中文本中的话语和语篇结构。 科勒将翻译等值理论划分为以下五类：(杰里米·芒迪，2014: 66-67) (1) 外延对等：指的是文本的语言外部内容对等，即语言结构之外的文本内容。科勒指出其他文献中称此为“内容恒定”。研究重点是词汇。 (2) 内涵对等：与词汇的选择相关，尤其是近义词的选择。科勒认为“是翻译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翻译实践中往往只能做到大致对等”。 (3) 文本规范对等：使用功能文本分析描述语言的使用模式，寻找其相互关系。在研究中视不同交际情境中语言的使用。 (4) 语用等值：又称作“交际对等”，倾向于文本或信息的接受者。强调分析不同语言对中、不同文本中， 对不同的接受者群体有效的交际条件。 (5) 形式等值：与奈达的“形式对等”不同，这与文本形式与美学效果相关，包括文字游戏以及原文的风格特征。这更加注重了美学效果。 科勒所归纳整理的这五种对等原则更加全面，涵盖的信息也更广，更具可操作性。但是纵观典籍翻译的研究，作者发现从等值理论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功能对等理论上，少数使用等值理论的评述多为现代文学作品，很少有人聚焦到科勒等值理论。因此，作者将科勒的等值理论应用到典籍翻译上，以期进一步推动等值理论，为典籍翻译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视角，进而对翻译工作进行总结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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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所研究的文本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实现了科勒等值理论中不同程度的对等。译者采用“直译”、“显化”、“描写性翻译”、“解释性翻译”等翻译方法填补了翻译界限，提高译文质量和读者的阅读体验，实现了外延对等和内涵对等；由于原文中的类比多出现在对话劝谏的交际情境当中，因此译文中的语言较为口语化，符合文本规范对等；由于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为增强目的语的逻辑性，形式对等常常被忽略。尽管五种等值原则几乎无法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实现，科勒的等值理论对于典籍翻译仍旧十分具有借鉴意义，能够让译者从多维度的思考和审校译文，我们可以在日后的翻译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此理论，从而达到等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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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尚书》是上古时代“君言必记”的政法性历史典籍，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原始材料。《尚书》的外译历史源远流长，各种英译本不乏上乘之作，却未见系统研究。本文基于中国知网检索的30余篇相关文献，对近20年来国内《尚书》英译情况进行分类整理，涉及理论切入研究、译本比较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史与外译研究以及译者主体研究五个方面，以期为学界全面了解《尚书》英译研究情况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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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被尊为“七经之冠冕” [ 1 ]。《尚书》在春秋时代已具有相当权威，以至诸侯会谈，国君论理，常称“书曰”来作为立论根据 [ 2 ]。《尚书》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哲学、经济、法律、民族等各个方面。《尚书》不仅具有与其他古籍不同的语言特色，而且政治色彩最为浓厚，对我国封建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尚书》自宋朝开始传播至国外等地。至16世纪，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天主实义》中多次提及中国典籍著作，将《尚书》介绍至西方。17至21世纪，《尚书》被译为拉丁、法、德、英、俄、日等多种版本。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 Trigult)于1626年首次将《尚书》翻译为拉丁语本并出版。其后，白晋(J. Bouvet)、马若瑟(J. Premare)、雷孝思(J. B. Regis)和宋君荣(A. Gaubit)等人相继出版了《尚书》的法语本。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于1846年出版了《尚书》的英译本，后理雅各(J. Legge)、欧尔德(W. G. Old)、高本汉(K. Karlgren)、彭马田(M. G. Palmer)相继出版了英译本，其中理雅各的译本被称为“儒经之标准” [ 3 ] [ 4 ]。此外，国内译者杜瑞清和罗志野分别于1993年、1997年出版《尚书》英译本，其中杜瑞清只译了古文《尚书》。 随着《尚书》英译本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尚书》英译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尚书》文字诘屈聱牙，“经学博大精深，语义艰深晦涩” [ 5 ]。对其英译本研究更是难上加难，成果掣襟肘见。近20年，《尚书》英译研究相关文献寥寥无几 [ 6 ]。为促进《尚书》研究的发展，本文就知网检索的30余篇关于《尚书》英译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类整理，总结成果，归纳问题，为《尚书》文化“走出去”扩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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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尚书》英译研究概况 基于以2000年为起点至今检索的中国知网检索的37篇《尚书》英译研究相关论文，线进行如下数据统计和图表分析，得出近20年国内《尚书》英译研究现状概览如图1所示。 2.1. 图表分析 按照期刊论文发表时间统计可得出《尚书》英译研究现状如下(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05年以前学界还未针对《尚书》英译本做相关的研究。自2005年郑丽钦发表了“浅析《尚书》中‘惟’字的英译”一文开始，《尚书》英译研究开始进入萌芽阶段(2005~2009)，后陆振慧等学者开始将《尚书》英译研究发展起来(2010~2015)，2015年以后至今，学界对《尚书》英译研究开始趋于平稳，呈缓慢下降态势。 按照论文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统计期刊发文量作者可得出《尚书》英译研究现状如下：(见图2) 图1. 2000~2020年《尚书》英译研究发文量分布情况 图2. 2000~2020年《尚书》英译研究论文发文量作者情况 由图2可知，从论文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来看，2000~2020年间发表《尚书》英译研究相关文献最多的学者是陆振慧，共计15篇；其次为崔卉，共计6篇；再次为葛厚伟，共计4篇；之后是沈思芹和郑丽钦，各3篇；钱宗武发表2篇，其他作者为2篇及以下。 2.2. 成果总结 《尚书》英译研究从萌芽到兴起经历曲折，现今呈逐渐下降态势，究原因或是其语言“纵有前贤用功之勤，其难读如故也”。经过学界学者共同努力，《尚书》英译研究得以发展，取得了颇多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研究内容多样化 研究者们对《尚书》英译的研究不仅限于英译策略，还包括译本比较、翻译述评、翻译史和外译研究、译者主体以及译本风格等研究。以沈思芹、李伟荣为代表，对翻译史进行了细致梳理，逻辑架构清晰，勾勒出《尚书》西传之轨迹，为今后研究打下坚实的史学基础；以陆振慧、郑丽钦、林风等人为代表，关注《尚书》各英译本内容比较研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评述，为典籍翻译质量的提高作了深厚的铺垫。 2.2.2. 理论视角多元化 在译文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使用丰富的理论对译文进行剖析，所涉理论不仅限于翻译学中的理论，更有语言学、心理学中的理论。以陆振慧、崔卉、陈丹丹为代表，结合心理学、语用经济学、功能语言学等学科，对《尚书》英译本内容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建议，促进学科之间融会贯通的同时，也为学界今后对《尚书》英译的研究拓宽了视角。 2.3. 问题归纳 尽管《尚书》英译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现阶段的《尚书》英译研究仍处于滞后状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2.3.1. 研究成果少 目前，知网检索《尚书》英译研究相关文献仅37篇，其中期刊论文25篇，学位论文6篇，其余为报纸或会议论文，成果可谓微乎其微。《尚书》作为中华典籍，所记内容最早，弥足珍贵，又是五经之一，无出其右。与其他典籍诸如《诗经》、《易经》的英译成果相比，《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数量悬殊较大。 2.3.2. 研究领域窄 《尚书》中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法律、民族等各个方面，而学者们对《尚书》英译研究零星散乱，大多都只关注译文本身，而忽略了《尚书》篇章中的专业性，专业领域研究无人问津，不利于《尚书》文化走向西方。 2.3.3. 研究周期乏 从数量极为有限的论文看，研究者大都出于对《尚书》某一词句翻译的“临时起意”或“短暂激情”，往往发表一两篇文章之后，再无下文。此类昙花一现般的研究态度，难以使《尚书》英译研究系统化。 2.3.4. 研究深度浅 研究者们大都仅限于《尚书》个别词句与其英译本的比较，忽略了《尚书》语内研究之难，仅凭一两个语内译本判断英译本中存在的问题，缺乏应有的研判深度和广度，难以产出理据充分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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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尚书》英译研究展望 《尚书》英译研究有利于提高典籍翻译的水平，有助于树立中国“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向西方彰显中国传统文化。近二十年来，《尚书》英译研究者们前期仅只注重运用理论分析译文内容，而后研究面愈渐开阔，翻译史及外译研究开始兴起，学者们亦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尚书》英译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体现为研究内容多样化和理论视角多元化。但现阶段，《尚书》英译研究还存在成果少、领域窄、周期乏、深度浅等方面不足，难以向西方传递《尚书》博大精深的文化。《尚书》英译可研究领域宽泛，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除关注英译本身外，还应结合政治、哲学、经济、法律、民族等各不同的领域视角分别切入探析，深挖其中蕴含的文化精髓。在此呼吁广大译者、典籍研究者、翻译学者参与其中，为《尚书》英译研究产出更为丰硕的成果，推动《尚书》文化精髓的传播，促进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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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社会语言学为视角，以语义三角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构建出翻译的模型，提出跨文化翻译的策略，进而能够使源语文本在源语受众与目标语文本在目标语受众的心理状态尽可能达到一致，最终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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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文字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美国翻译家Nida [ 1 ] 曾提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任何一种语言都与荷载它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 2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从跨文化交际视角提出了各种翻译策略。儒风 [ 3 ] 通过对16世纪以来《论语》翻译史上多种译本翻译策略的研究，提出“目标语文本是作为文化‘他者’而存在，而非‘自我’，可以作为审美文化的喻体，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来追求，译者把对文化的想象寄托到翻译策略中，目标语文本是否会被目标语受众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翻译策略”；左飚 [ 4 ] 通过对两个《红楼梦》全译本中文化信息处理方式和文化翻译策略的分析和对比，提出了“译者是文化中介人，而文化中介人需要有高度的跨文化交际敏感性，也就是要熟悉两种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要考虑到目的、文本性质以及对象”；熊兵 [ 5 ] 从翻译的本质、译者的使命、读者阅读的认知过程及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等角度出发，对归化与异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对翻译中含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应首选异化的翻译策略；王红卫 [ 6 ]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了归化和异化之间的互补与辩证关系，他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异化策略将会占据优势地位；廖为群 [ 7 ] 通过分析公示语的翻译案例，提出“在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应该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对公示语进行翻译”；班荣学、梁婧 [ 8 ] 以威利和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为对象，通过对它们文体风格、语义内涵和文化意象的比较，探讨了英译典籍中文化传译的保真问题，提出“在进行典籍翻译时，应保留文化内涵与源语文本的作品风格，以便更好地传达源语文本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针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但是，由于翻译情形，尤其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翻译情形极为复杂，译者若要有效地完成跨文化交流，就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要进行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分析。本文将以语义三角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语言学理论，构建一个翻译过程及翻译策略模型，以期帮助译者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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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语言和文化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美国语言学家Sapir就在其《语言》(Language) [ 9 ] 一书中提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对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语言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从属于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文化包括信仰、语言、习俗、宗教、价值观等方面，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其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通过语言世代相传可以更好地反映这个社会文化群体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最后，语言影响着文化，文化也影响并且塑造着语言。语言的发展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文化的进步也带动着语言的进步。所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离开语言谈文化，或者离开文化谈语言都是错误的。语言和文化置于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体中，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