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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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启动子是调控基因表达的重要元件 [ 10 ]。对其功能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基因表达与调控的机制。启动子对其下游基因没有选择性。因此，可以将目的启动子与易检测的报告基因相连后，再转化植物细胞，通过观察转基因植物中报告基因的表达来研究启动子的功能 [ 11 ] [ 12 ]。目前常采用的报告基因是GUS基因。GUS基因来自于大肠杆菌，编码β-葡萄糖苷酸酶；在GUS酶氨基末端融合其它基因编码的蛋白不会改变GUS的活性；并且绝大多数植物细胞内不存在GUS基因 [ 12 ]。β-葡萄糖苷酸酶可分解5-溴-4-氯-3-吲哚葡萄糖苷酸，使之产生无色的吲哚衍生物，此产物经过氧化二聚化作用形成不溶解的5，5-二溴-4，4′-二氯深色的靛蓝色物质，使得具有GUS活性的部位呈现蓝色，所以很容易观察启动子的表达特征 [ 15 ]。 本实验构建了拟南芥AtGSTZ1基因启动子与GUS融合表达载体，经测序检测，证实启动子与pCAMBIAl301按正确的方向连接。采用农杆菌介导法将重组载体转化拟南芥，通过潮霉素抗性筛选和分子检测，证明重组分子已转入拟南芥中。GUS染色结果表明，AtGSTZ1基因启动子能驱动GUS基因在拟南芥中表达。实验结果为深入研究拟南芥AtGSTZ1基因的表达特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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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分析角膜曲率对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及SRK-T 5种人工晶状体屈光度计算公式在高度近视伴后巩膜葡萄肿合并白内障患者中的影响，从而为眼科临床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我院行白内障手术的高度近视并后巩膜葡萄肿的患者59例(72眼)，术前分别用IOL Master测量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前房深度等参数，然后选择眼轴长度为26.0 mm ≤ AL ≤ 30.0 mm的患者，按照角膜曲率分为A组(K ≤ 43.0 D)，B组(43.0 D < K ≤ 45.0 D)，C组(K > 45.0 D)。分别对每组患者采用IOL Master500系统带的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SRK-T 5种人工晶状体屈光度计算公式预测术后屈光，术后3个月联合显然验光及电脑验光的实际屈光值，与各公式预测的实际平均屈光误差(MNE)及平均绝对屈光误差(MAE)进行比较。从而评价各种人工晶状体计算公式在高度近视伴后巩膜葡萄肿患者的优劣。结果：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SRK-T公式在A组计算的MNE各个公式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F = 0.242， P = 0.913)；B组公式之间比较有显著差异(F = 1.040， P = 0.393)；C组间比较出现了差异(F = 2.561， P = 0.047)，SRK-II与其余各组比较均有意义(P < 0.05)。在MAE的比较中，A组中各公式之间比较无明显差异(F = 0.128， P = 0.971)；B组各组之间的比较有明显意义(F = 3.407， P = 0.013)；C组组间比较出现了差异(F = 4.762， P < 0.05)；SRK-II与其余各组比较均有意义(P < 0.05)；Haigis与其余各组之间均出现了差异(P < 0.05)。结论：在高度近视伴后巩膜葡萄肿的患眼中，当K ≤ 43.0 D及K > 45.0 D时，Haigis最准确，SRK-T，Hoffer-Q次之，SRK-II准确性最差；43.0 D < K ≤ 45.0 D，SRK-T更准确，其次是Haigis，Hollday-1，Hoffer-Q，SRK-II。 关键词 :角膜曲率，人工晶体计算公式，高度近视，后巩膜葡萄肿，白内障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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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度近视由于眼球纵向上进行性拉长，巩膜变薄，在眼内压的作用下极易发生后巩膜萄肿(posterior staphyloma， PS)。此类患者合并白内障后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抽吸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是矫正视力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由于眼球解剖结构变化以及后巩膜葡萄肿位置的不确定性导致影响人工晶状体度数的两大因素：生物参数测量和人工晶体度数的计算公式选取，一直是临床上比较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回顾性研究，使用IOL Master光学法进行术前生物参数的测量，比较分析生物参数中的角膜曲率对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SRK-T 5种人工晶状体屈光度计算公式的准确性研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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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和方法 2.1. 临床对象 选取2016年6月~2017年5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住院行白内障手术的高度近视并后巩膜葡萄肿的患者59例(72眼)，其中男性38例(45眼)，女性21例(27眼)；年龄在50~88岁，平均(65.7 ± 9.6)岁。本项目经青大附院伦理委员会伦理通过(批准编号：ChiCTR1800015251)。 2.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 IOL Master测量的眼轴长度26.0 mm ≤ AL ≤ 30.0 mm，眼部B超示存在后巩膜葡萄肿；2) 术前患者注视好，晶状体混浊程度(C 1-3 N 1-3 P 1-4 )，不伴有角膜以及影响结果的其他眼疾，或手术史、外伤史；3)术中人工晶状体均固定于囊袋内，光学面居中；4) 术中及术后未出现严重并发症；5) 术后最佳矫正视力≥ 0.2；随访 ≥ 3 mon。 2.3. 术前检查及术中操作 术前均进行眼科常规检查：裂隙灯，眼压，验光，眼底，B超及黄斑部OCT检查。由同一技师使用IOL Master测量患者的角膜曲率(K)，眼轴长度(AL)，前房深度(ACD)；测量过程中保证信噪比(SNR) ≥ 2.0，取测量5次的平均值。 手术均有同一位资深教授操作，手术方式均为PHACO + IOL植入术。术前表面麻醉，左眼鼻上方或右眼颞上方做透明角膜缘3.0 mm的微切口，前房注入玻璃酸钠后连续撕囊，直径约5 mm，晶状体核乳化后吸净皮质后均放入囊袋同一种Rayner折叠后房型人工晶状体，冲洗前房，水密切口，术毕。术后给予局部眼药水抗炎治疗4 w。 2.4. 术后检查 术后3 mon对术后患者分别行裂隙灯，眼压，眼底，B超及黄斑部OCT检查，并由同一检查者对患者进行电脑验光及显然验光，获得患者术后实际屈光度数(屈光度SE = 球镜 + 1/2柱镜)。根据IOL Master中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SRK-T几种公式预测的屈光度数进行差值比较，计算平均屈光误差(mean numerical error， MNE)，和平均绝对屈光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 2.5. 分组方法 对患者角膜曲率(K)分成以下组：K ≤ 43.0 D，43.0 D < K ≤ 45.0 D和K > 45.0 D三组，分别为A组，B组，C组。 2.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分析，对数据进行正态分析，数据不完全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对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x ¯ ± s 描述，采用方差分析，有差异的再对组间两两比较采取SNK检验；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秩和检验，所有检验水准为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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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各组患者基本资料的比较 详见表1。 3.2. 各组平均屈光误差(Mean Numerical Error， MNE)比较 按K分为A，B，C三组，其中A组中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SRK-T平均误差值分别为：(−0.328 ± 0.751) D，(−0.717 ± 0.864) D，(−0.175 ± 0.912) D，(−0.194 ± 0.760) D，(−0.275 ± 0.680) D，均为负值表现，并且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F = 0.242， P = 0.913)，其中Hoffer-Q，Hollday-1的值最小。B组中各公式的值为：(0.340 ± 0.419) D，(0.767 ± 1.130) D，(0.567 ± 0.766) D，(0.548 ± 0.681) D，(0.165 ± 0.519) D，Haigis和SRK-T误差值最小，各组之间的比较无明显意义(F = 1.040， P = 0.393)。C组中对应的误差值为(−0.381 ± 1.119) D，(−1.213 ± 1.571) D，(−0.856 ± 1.262) D，(0.503 ± 1.465) D，( −0.350 ± 1.260) D，组间比较出现了差异(F = 2.561， P = 0.047)，SRK-II与其余各组比较均有意义(P < 0.05)；Haigis和SRK-T出现负值表现且最为接近，差异无意义；Hollday-1出现了正值表现。在三组比较中，SRK-II的误差值均最大。详见表2。 Table 1 Basic preoperative data of patient 组别 A组 B组 C组 F/X 2 P 人数 14 29 16 眼数 18 31 23 性别 男 8 20 10 2.34 0.135 女 6 9 6 年龄 63.7 ± 8.2 79.3 ± 3.5 71.4 ± 11.3 3.453 0.173 K(D) 42.31 ± 1.535 43.87 ± 0.526 46.21 ± 0.997 42.274 <0.001 术后SE(D) −2.214 (−4.75~0.25) −1.734 (−2.86~−0.75) −2.78 (−3.00~0.625) 1.39 0.467 表1. 患者术前基本资料 Table 2 Comparison results of MNE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formula 组别 Haigis SRK-II Hoffer-Q Hollday-1 SRK-T F (p) K A B C −0.328 ± 0.751 0.340 ± 0.419 −0.381 ± 1.119 −0.717 ± 0.864 0.767 ± 1.130 −1.213 ± 1.571 −0.175 ± 0.912 0.567 ± 0.766 −0.856 ± 1.262 −0.194 ± 0.760 0.548 ± 0.681 0.503 ± 1.465 −0.275 ± 0.680 0.165 ± 0.519 −0.350 ± 1.260 0.242 (0.913) 1.040 (0.393) 2.561 (0.047) 表2. 不同公式间MNE的组间比较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 results of MAE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formula 组别 Haigis SRK-II Hoffer-Q Hollday-1 SRK-T F (p) K A B C 0.595 ± 0.535 0.446 ± 0.293 0.750 ± 0.895 0.072 ± 0.864 0.893 ± 0.671 1.054 ± 1.148 0.588 ± 0.603 0.817 ± 0.465 1.070 ± 1.071 0.175 ± 0.912 0.745 ± 0.438 1.105 ± 1.050 0.642 ± 0.635 0.414 ± 0.339 1.010 ± 0.788 0.128 (0.971) 3.407 (0.013) 4.762 (<0.05) 表3. 不同公式间MAE的组间比较结果 3.3. 各组平均绝对屈光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比较 A组中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SRK-T平均误差值分别为：(0.595 ± 0.535) D，(0.072 ± 0.864) D，(0.588 ± 0.603) D，(0.175 ± 0.912) D，(0.642 ± 0.635) D，比较无统计学意义(F = 0.128， P = 0.971)，其中SRK-II的值最小，其次为Hollday-1和Haigis。B组中各公式的值为(0.446 ± 0.293) D，(0.893 ± 0.671) D，(0.817 ± 0.465) D，(0.745 ± 0.438) D，(0.414 ± 0.339) D，各组之间的比较有明显意义(F = 3.407， P = 0.013)。Haigis和SRK-T差值较小。C组中对应的误差值为(0.750 ± 0.895) D，(1.054 ± 1.148) D，(1.070 ± 1.071) D，(1.105 ± 1.050) D，(1.010 ± 0.788) D，组间比较出现了差异(F = 4.762， P < 0.05)，SRK-II与其余各组比较均有意义(P < 0.05)；Haigis与其余各组之间均出现了差异(P < 0.05)。详见表3。 3.4. 不同组别中屈光值在±0.5 D和±1.0 D之间的比例 A组Haigis，SRK-II，Hoffer-Q，Hollday-1，SRK-T 5种公式的屈光值在±0.5 D之间的百分比分别为：68.3%，42.0%，48.3%，38.7%，41.7%；B组的百分比依次为52.2%，26.1%，40.4%，31.8%，50.2%；C组则是59.6%，13.2%，30.4%，43.5%，52.2%。 对应的5种公式屈光值在±1.0 D之间的百分比：A组依次为：91.7%，58.3%，83.3%，91.7%，83.3%；B组依次为：82.6%，52.2%，65.2%，71.1%，80.6%；C组为84.1%，34.2%，60.2%，69.6%，78.3%。详见图1，图2。 图1. 不同公式计算的MNE在±0.5 D所占的比例 图2. 不同公式计算的MNE在±1.0 D所占的比例 3.5. 各种公式之间与术后实际SE的一致性比较(按角膜曲率比较) 图3看出，在5中公式中可以看出除了SRK-II公式，其余4种公式的波动幅度较平和，又有Haigis 更接近术后实际波动情况。 图3. 各种公式屈光度与实际SE之间的一致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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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高度近视伴后巩膜葡萄肿患者在现有样本的研究下，当K值较小时，各公式之间均可以，但随着K值增大，优先选择Haigis，其次是SRK-T，Hoffer-Q。尤其是长眼轴、大曲率的情况，Haigis更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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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输卵管卵巢脓肿是临床常见的炎性包块类型，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升高，严重威胁着女性健康。输卵管卵巢脓肿的治疗模式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多样化，本研究阐述了现临床上常见的输卵管卵巢脓肿的治疗方式。 关键词 :输卵管卵巢脓肿，盆腔炎，腹腔镜，穿刺引流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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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盆腔炎(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PID)在临床非常常见，在妇科急腹症中的发生率居于首位，其发生率在近年来逐渐升高，PID不仅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威胁着女性的生殖健康。急性盆腔炎中有5%将发展成输卵管–卵巢脓肿(Tubo-ovarian abscess， TOA)，查阅统计文献资料，TOA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0.2%，常见于育龄女性，34%的TOA患者需住院治疗，PID住院患者中合并输卵管卵巢脓肿高达10%~15% [ 1 ] 。目前治疗措施中，应用广谱抗生素是治疗TOA的首选方法。发生严重合并症如脓肿破裂或可疑破裂，应急诊手术治疗，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普及，近年来临床上对于TOA甚至是PID的治疗模式已由单纯药物治疗转变为手术干预的治疗模式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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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导致输卵管卵巢脓肿的病因 TOA多由盆腔炎症导致，炎症组织聚积于卵巢和输卵管发展而来。女性内生殖道具有比较完善的自身防御机制，某些病原体存在于健康妇女的阴道内，但正常情况下，这些病原体并不引起盆腔炎症的发生。只有当女性自然防御系统遭到破坏或机体组织受到外源性致病菌入侵、身体免疫防御功能减低、机体内分泌系统发生紊乱的情况下，盆腔炎症就会发生，使TOA发病几率增加。此外，女性的不良性卫生，如月经期进行性交、不洁月经垫的使用、卫生巾的更换不及时以及较差的性卫生保健，都可以使TOA的患病率的上升。并发于宫腔手术操作后的感染也是TOA的病因之一，如人流术、刮宫术、输卵管通液术、输卵管造影术及其他宫腔镜操作等等，如果操作不规范，导致生殖道黏膜遭到破坏，从而继发粘膜的出血、坏死等，都可能导致TOA的发生 [ 3 ] 。外源性致病菌主要是性相关疾病的病原体，如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人型支原体以及生殖支原体、淋病奈瑟菌等都是导致TOA的外源性致病菌。近期研究表明，在我国的盆腔炎性疾病中由于淋病奈瑟菌、沙眼衣原体导致的病例数量增加，已经引起人们重视 [ 4 ] 。而亚健康的人群数量增加，机体免疫能力降低后，原寄居于阴道内的正常菌群失调，导致大量繁殖，其中也包括需氧菌与厌氧菌，需氧菌中致病的种类主要有金葡菌、溶血性链球菌、大肠埃希菌，厌氧菌中有脆弱类杆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在临床工作中常以需氧菌与厌氧菌混合感染多见 [ 5 ] 。 炎症经下生殖道粘膜上行蔓延，导致输卵管伞端和峡部封闭，炎性积液无法排出，积存封闭而形成输卵管积脓。单纯的卵巢积脓并不常见，其也是由于炎症蔓延至卵巢排卵孔，脓汁积聚于卵巢内形成。在急性输卵管炎时输卵管伞端尚未封闭，脓汁自输卵管伞播散于盆腔，引起盆腔的广泛粘连，输卵管和卵巢居于其中，逐渐地形成紧密的黏连，从而发展成为输卵管卵巢脓肿。其中脓腔封闭长期存在，可反复因为机体免疫力降低、劳累、性生活、妇科检查而急性发作。当其与盆腔内的肠管脏器致密粘连时，肠道内菌群如大肠杆菌入侵并发继发混合感染，也会导致急性发作。月经期由于盆腔局部充血时亦可复发。急性炎症的反复发作，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并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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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输卵管卵巢脓肿的诊断 急性炎症的反复发作，使TOA治愈及诊断都非常困难。其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下腹痛及查体可触及的盆腔包块，症状不典型者往往难以确诊。MRI可以作为辅助检查手段，文献报道MRI对于盆腔囊实病变的准确率93.2% [ 6 ] 。随着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的广泛应用，经腹与经阴道超声联合使用，降低了TOA确诊的困难，并且多普勒超声较MRI花费低，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 7 ] 。据文献报道，腹腔镜也可应用于TOA的诊断，且对诊断为TOA的患者可以同时实施手术，在腹腔镜下进行粘连带的松解及脓肿的切除 [ 8 ] 。国内文献报道林坦、王元佩等研究显示，病程时间越短，分离粘连越容易，病程更短的仅行钝性分离即可操作完成，且与病程长的病例进行比较，病程短病例在分离黏连时不易出血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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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输卵管卵巢脓肿的治疗 对于TOA的治疗现国内主要分为抗炎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TOA的传统方法是抗炎保守治疗，是静脉滴注有效、足量、足够疗程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但长期应用下来易诱导出耐药的病原体，从而导致病程的迁延反复，且如果病情转为慢性，就会导致远期并发症，如不孕、慢性疼痛等。基于TOA主要是炎性包块，由手术清除脓肿、切除包块，可缩短治疗时间，降低并发症的产生。手术路径主要包括传统的剖腹手术治疗和近年来逐渐发展的腹腔镜手术治疗和穿刺引流手术等。 4.1. TOA的非手术治疗 静脉静滴广谱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治疗，用于清除致病的病原体，从而达到改善症状及降低机体损害、减少后遗症的目的。医生在抗生素治疗的选择上主要根据是医生的临床经验、抗生素抗菌谱的广泛性和患者的个体化差异来决定的。根据查阅国内部分资料显示，临床上只有68.3%的患者使用了对致病菌群敏感的抗菌药，而31.7%患者使用的抗生素对致病菌耐药 [ 9 ] 。另外不同医疗机构使用的抗生素品种不同，在刘朝晖等对于国内7家三甲医院3年使用治疗PID的药物种类的调查中显示，使用的抗生素达百种以上。所以选择抗生素治疗时，需全方面考虑，执行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感染疾病协作组所指定的《中国盆腔炎性疾病诊治指南》 [ 10 ] 中的诊治流程及专家共识，优先选择选择敏感、性价比高的抗生素对患者进行治疗。通过恰当的抗生素治疗，大部分的TOA患者临床症状及影像表现能够有不同程度上减轻，但是对于炎症控制不理想的TOA患者，尤其是合并中毒休克、脓肿破裂、腹膜炎的患者，需采取手术治疗。但传统观念认为，在感染指标为控制良好的情况下过早进行手术会导致组织过度损伤。 4.2. TOA的手术治疗 传统观念，在抗生素治疗不理想时，且脓肿破裂导致严重并发症时需手术治疗。查阅相关文献表明应用抗生素治疗虽TOA的首选，但是只有34%~87.5%的患者对抗生素治疗有效，对于包块大的患者单独用抗生素治疗成功率低，仅用抗生素治疗TOA复发率高。研究结果显示，脓肿直径 ≥ 10 cm患者中有60%需要手术治疗，脓肿直径在7~9 cm的患者有30%需手术治疗，脓肿直径在4~6 cm的患者中有15%的人需手术治疗 [ 11 ] 。对于手术治疗的指征有：① 药物治疗无效；② 脓肿持续存在；③ 脓肿破裂、出现中毒性休克、腹膜炎。手术方式较常见的有剖腹手术治疗、腹腔镜手术治疗及穿刺引流手术治疗。 传统采用剖腹手术，术中对黏连进行松结，脓肿进行切开引流，具有操作简单、术中探查清晰的优势，而且对于病程时间长，对于考虑肠管与子宫附件粘连较严重，手术难度较大的手术，剖腹手术较其他手术方式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剖腹手术对分离肠管粘连更为安全。 TOA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腹腔镜手术的禁忌症，因为术中的操作会导致炎症在腹腔内的扩散，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近几年来，随着腹腔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的临床应用。腹腔镜下探查使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TOA成为趋势，而且一经确诊并可同时行盆腔粘连松解术、盆腔脓肿切除术，术中在盆腔局部使用抗生素和留置防黏连药物，从而达到阻止疾病进程和改善疾病结局的疗效。另外腹腔镜镜头的放大作用可以对盆腔细小的粘连束带进行完美处理，且腹腔镜的冲洗装置可以彻底吸净盆腔的脓液，并进行反复冲洗，加之联合应用抗生素，从而提高了TOA的治疗效果，与单纯抗炎相比具有优势，比开腹手术更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创伤小、缩短住院治疗时间、机体应激反应小等优势，更能满足女性患者美观需求的特点，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妇科临床实践 [ 12 ] 。而开腹手术创伤大、切口易发生脂肪液化、术后恢复时间长等特点，对于患者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及经济负担。尤其是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腹腔镜下保留输卵管功能的手术，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对女性生殖内分泌功能的影响，保留了生育功能。腹腔镜手术进行黏连分离，从而恢复输卵管卵巢的正常形态及位置，有助增加受孕几率，治疗输卵管原因不孕，即使对于输卵管破坏严重的患者，也可建议其切除输卵管，去除卵巢粘连、输卵管积水等不利因素，为后续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辅助生育技术提高成功率。 随着介入及超声穿刺引流技术的发展，穿刺引流逐渐也被应用于TOA的治疗中。国外有报道称于介入或B超引导下经阴道行脓肿穿刺引流的手段来治疗TOA是有效的，国内也有成功的案例报道 [ 13 ] 。采用穿刺引流的方法，使患者的脓汁被引出脓肿消失，症状缓解并消失。 TOA常常是由于需氧菌和厌氧菌混和感染的引起的，穿刺引流手术方式是于介入或超声引导下穿刺脓肿部位抽出脓汁并向腔内注入药物，又留置引流管，根据药敏结果调整注入药物种类，特异性强，治疗效果佳，有报道显示向脓腔内注入α-靡蛋白酶，α-靡蛋白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从而达到协助消除炎症坏死组织及脓汁的目的，加强毛细血管及淋巴管内组织液、淋巴液的循环，从而消退炎症。也可与阴道超声引导下对TOA进行穿刺引流，操作简单、无腹壁切口，且疗程短、花费少、创伤小，无明显副作用，避免了开腹手术。国内外案例表明，经阴道超声引导下阴道后穹隆穿刺并注入药物治疗TOA 是安全并且有效的 [ 14 ] 。 对于手术时机的选择上，国内一些研究显示，对于临床一旦确诊为急性PID，林金芳 [ 15 ] 等建议应立即采用静脉应用抗生素治疗，同时对有生育需求的患者应在发病的7天之内进行腹腔镜诊断和手术治疗。李荣等 [ 16 ] 认为，对于TOA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是炎症的急性期，因为炎症急性期尚未形成纤维束及黏连带，炎性未被机化，相对于其他时期，术中粘连分离更加容易，脓肿清除效果佳，使手术时间缩短，恢复盆腔脏器形态，从而形成好的治疗结局 [ 17 ] 。所以在手术时机上，目前研究提示对于TOA积极进行腹腔镜诊断及手术干预，手术切除肿块，可缩短住院日，降低远期并发症的发生几率，但对于盆腔粘连重、病情复杂的患者，需要术前指定周密的手术方案，需要由有一定手术技巧及经验的高年资医生来进行手术操作，以降低术中损伤肠道的风险，相关病例报道，有TOA手术术中损伤乙状结肠及直肠，导致两处肠管破裂，从而行乙状结肠旷置术的案例 [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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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临床上应根据患者具体病情进行个体化评估，从而选择出最适合于个人的治疗方案。在选择TOA患者的治疗方式前，要求术者在术前应仔细检查病人，观察患者病情程度及相关检查结果，充分掌握患者病情，严格评估适应症 [ 19 ] 。这几种治疗方式都是目前治疗TOA的有效方法，但又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与适应症。这就需要医生仔细分析，筛选指定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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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观察丹参川芎嗪针对aPL阳性复发性流产女性中的保胎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有效门诊病历180例；对照组与治疗组各90例，观察对照组(肝素 + 地屈孕酮 + 叶酸干预)与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丹参川芎嗪针)患者血D二聚体(D-Di)、血小板聚集率及患者双侧子宫动脉RI、PI指标变化，并通过回访了解各组活产率、早产率及其它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治疗组总体活产率高于对照组(P < 0.05)。治疗组子痫前期、阴道出血发生率及药物性肝损伤发生概率低于对照组(P < 0.05)。两组早产率、胎儿畸形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后D-Di、血小板聚集率、双侧子宫动脉RI、PI值均呈下降趋势，且治疗组下降更明显(P < 0.05)。结论：丹参川芎嗪针能改善患者高血凝状态，改善患者妊娠期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促进妊娠的维持，增加活产率，降低子痫前期的发生。配合肝素使用，增强肝素抗凝及保胎作用，减轻肝素药物性肝损伤发生概率，不增加早产、胎儿畸形、阴道出血不良事件发生率。孕期用药安全性高。 关键词 :中药，丹参川芎嗪针，复发流产，低分子肝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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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发生连续2次及以上的自然流产，称为复发性流产(RSA)，其病因病机复杂，育龄期妇女发病率达1%~3% [ 1 ] 。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aPL)是一组异质性的自身抗体，可在0%~5%人群被中检出 [ 1 ] [ 2 ] ，它与复发性流产、死胎 [ 3 ] [ 4 ] [ 5 ] [ 6 ] [ 7 ] 、先兆子痫、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早产 [ 4 ] [ 7 ] [ 8 ] [ 9 ] [ 10 ] 、动静脉血栓形成 [ 11 ] [ 12 ] [ 13 ] [ 14 ] 等疾病发生有关。其中超过40%的女性可出现复发性流产、死胎 [ 3 ] [ 4 ] [ 5 ] [ 6 ] [ 7 ] 。aPL能与β2糖蛋白(β2-GPI) [ 15 ] 结合，激活血小板，损伤血管内皮，激活补体系统，促进大量促凝因子的产生、胎盘血管血栓的形成，导致流产、妊娠期子痫前状态的发生。抗凝抗血小板药成为治疗APS复发性流产的重要药物。基于凝血亢进与APS不良妊娠间的联系，及丹参川芎嗪针的改善血供及组织代谢的药理作用，我们展开了对丹参川芎嗪针对aPL阳性复发性流产患者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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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2.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首次就诊我科的有连续流产2次及以上流产经历的女性共180人；其中流产2次者100人；流产3次者60人；流产4次及以上者20人。通过随机数字法将其随机均分入对照组及治疗组中。本研究2013年得到机构伦理委员会的道德批准，所有参与本研究的女性均获得知情同意。 2.1.2. 纳入标准 1) 符合第8版《妇产科学》及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2016年发布的RSA诊治指南中相关标准；2) 具有以下一项及以上指标阳性：D-二聚体(D-Di) > 0.5 mg/L，抗心磷脂抗体(anticardiolipin antibody， ACA)阳性，抗β2糖蛋白(β2GP-I)阳性，狼疮抗凝物(LA)阳性，血小板聚集率(PAgT) > 69%。 2.1.3. 排除标准 1) 夫妇双方有一方及以上染色体异常；2) 男方精液常规异常；3) 有肝素使用禁忌症者；或因早孕反应严重服药困难者。4) 有子宫畸形，宫腔粘连、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盆腔炎者。5) 排除内分泌疾病：糖尿病、甲亢等内分泌疾病患者。除ACA、β2GP-I、LA外有其它自身抗体阳性者。6) 有生殖道急性感染者。7) 夫妻双方一方及以上具有抽烟或酗酒史。 2.2. 方法 2.2.1. 治疗方法 从备孕前3个月开始，所有受试对象开始常规服用叶酸400 μg/d；自B超确定宫内妊娠起，两组均口服地屈孕酮片(苏威制药生产) l0 mgpo bid；并予低分子肝素(葛兰素史克有限公司) 4100IU IH q12h；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5%葡萄糖250 ml配丹参川芎嗪3 mlivgttqd。一般患者常规保胎至12周，若患者D-Di、凝血功能等指标检测项目恢复正常，胎儿生长发育良好，与孕周相符，患者未出现阴道流血、腰酸腹痛症状可考虑提前停药，停药后仍每月复查凝血指标及胎儿B超，必要时重新用药。 2.2.2. 监测指标 所有受试者规律检测排卵，排卵同房后10日每日抽血检查βHCG，判断患者是否妊娠。从确定妊娠后放入D1天开始用药，患者用药后每14 d空腹测查血清D-Di浓度、肝功能指标，血小板聚集率；盆腔B超检查患者双侧子宫动脉RI、PI值。治疗期间记录患者不良反应。并通过回访了解各组活产率、早产率及其它不良事件发生率。 2.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 ± s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方差分析，并用SNK-q法进行多个样本均数之间的两两比较。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所有实验均以P < 0.05为水准进行统计学分析。重复检测资料采用拟合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MIXED)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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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比较孕前、孕4周、孕8周、孕12周患者血液各指标的变化。实验过程中治疗组缺失2人，对照组缺失1人。 3.1. 凝血指标 3.1.1. 血D-Di水平变化 如图1所示，相同孕周治疗组与对照组各指标进行比较，重复检测资料通过拟合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MIXED)进行统计学分析。药物干预后，对照组与治疗组D-Di平均值均呈下降趋势(时间P < 0.05)，且治疗组的下降趋势较对照组更明显(处理因素P < 0.01)。 图1. 治疗组、对照组D-Di含量比较 3.1.2. 血液血小板聚集率变化 如图2所示，相同孕周治疗组与对照组各指标进行比较，重复检测资料通过拟合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MIXED)进行统计学分析。药物干预后，对照组与治疗组血小板聚集率平均值均呈下降趋势(时间P < 0.05)，且治疗组的下降趋势较对照组更明显(处理因素P < 0.05)。 图2. 治疗组、对照组血小板聚集率含量比较 3.2. 子宫动脉血流参数指标 3.2.1. 子宫动脉RI值变化 如图3所示，相同孕周治疗组与对照组各指标进行比较，重复检测资料通过拟合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MIXED)进行统计学分析。药物干预后，对照组与治疗组子宫动脉RI平均值值均呈下降趋势(时间P < 0.01)，且治疗组的下降趋势较对照组更明显(处理因素P < 0.01)。 图3. 治疗组、对照组子宫动脉RI值比较 3.2.2. 子宫动脉PI值变化 如图4所示，相同孕周治疗组与对照组各指标进行比较，重复检测资料通过拟合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MIXED)进行统计学分析。药物干预后，对照组与治疗组子宫动脉PI平均值值均呈下降趋势(时间P < 0.01)，且治疗组的下降趋势较对照组更明显(处理因素P < 0.01)。 注：RI、PI值均取双侧子宫动脉的平均值。 图4. 治疗组、对照组子宫动脉PI值比较 3.3. 活产率及不良事件发生率 3.3.1. 畸形发生率 两组观察病例中均未及有明显胎儿外观及超声下畸形者。 3.3.2. 活产、早产、子痫前期、阴道出血、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率 如表1所示，治疗组活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早产率、畸胎发生率间无明显差异(P > 0.05)；治疗组较对照组子痫前期、阴道出血及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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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目前抗凝、抗血小板药仍是治疗APS复发性流产的主要药物。低分子肝素被证实是治疗APS复发性流产的有效药物 [ 16 ] [ 17 ] [ 18 ] ，肝素单独或联合小剂量阿司匹林是血栓前状态复发性流产的一线治疗方案 [ 19 ] [ 20 ] 。 Table 1 Live birth， premature delivery， preeclampsia， vaginal bleeding，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rates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 治疗组 对照组 RR值(95% IC) P值 部分/总体(率) 部分/总体(率) 活产 78/88 (88.6) 70/89 (78.7) 0.32 (0.13~0.80) 0.01 早产 7/88 (8.0) 9/89 (10.1) 1.30 (0.46~3.66) 0.62 子痫前期 5/88 (5.7) 14/89 (15.9) 3.10 (1.07~9.01) 0.03 阴道出血 10/88 (11.4) 21/89 (23.6) 2.41 (1.06~5.47) 0.03 药物性肝损伤 11/88 (12.5) 25/89 (28.1) 2.73 (1.25~5.98) 0.01 表1. 治疗组与对照组活产、早产、子痫前期、阴道出血、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率的比较 然而仍有近30% [ 21 ] 的女性对单纯抗凝治疗缺乏敏感。中药及中成药的开发运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丹参川芎嗪针从传统中药丹参及川芎中提取而来，主要药效成分为丹参素及盐酸川芎嗪。研究表明丹参中的有效成分丹参素具有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 22 ] 、减轻内皮炎症损伤 [ 23 ] 、抗脂质过氧化 [ 24 ] 、改善微循环、清除氧自由基 [ 25 ] [ 26 ] 、改善血循环中红细胞的聚集现象、减少血流阻力 [ 27 ] 的作用。川芎嗪是一种TXA2 (血栓烷A2)合成酶抑制剂，具有抑制血小板磷脂酶A2活性、减少内源性花生四烯酸的释放及TXA2的合成，从而抑制血小板激活的作用 [ 27 ] 。川芎嗪还通过抑制炎症信号通路的激活 [ 28 ] ，减轻炎症介导的组织损伤。同时川芎嗪还具有抗血栓形成 [ 29 ] [ 30 ]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 31 ] 的作用，这些都有利于改善病变组织的血供。 丹参川芎嗪针因具有改善组织血供，促进组织代谢，安全，高效而被广泛用于多种血瘀性疾病的治疗。丹参川芎嗪针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较多，然而在aPL阳性复发性流产中的临床运用相关研究较少。观察丹参川芎嗪针在aPL阳性所致复发性流产女性中的保胎疗效及安全性对拓展丹参川芎嗪针的临床适用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实验通过临床研究发现，丹参川芎嗪针能改善aPL阳性患者高血凝状态，增加患者妊娠期子宫胎盘血供，以促进妊娠的维持，增加aPL阳性患者活产率，降低子痫前期发生率。配合肝素使用，能增强肝素抗凝作用，减轻肝素药物性肝损伤发生概率，不增加早产、胎儿畸形、阴道出血等不良事件发生率，孕期用药安全性高。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在心脑血管上的运用历史悠久、价格低廉。相较肝素皮下注射方式，丹参川芎嗪针的静脉注射方式对患者造成的痛苦更小，接受度更高，是治疗血栓前状态复发性流产的潜力药。然而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在血栓前状态复发性流产的运用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更多临床及实验研究进一步证实其孕期用药的安全性及治疗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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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基于中医问诊量表调查分析在校大学生月经病的中医问诊及证候特征，以分析其病因病机，为临床诊治提供一定的依据。方法：利用课题组研制的“月经病中医问诊量表”采集本校月经病患者的中医问诊信息，使用EpiData软件双人录入数据并核对以建立月经病的中医问诊信息数据库，使用SPSS20.0软件分析数据。结果：调查了在校大学生月经病患者531例，发现本校女生最常见的月经病是痛经，其次是月经周期的改变；最常见的问诊症状是经行腹痛，后依次有贪食生冷或遇寒后症状加重、肢冷、畏寒、善忧思等；最常见的中医证候是气虚证，其次是气滞证、痰湿证、血瘀证、阴虚证等；与各类月经病相关性强的症状各不相同，但都多与情绪等相关。结论：该校女生月经病常见类型是痛经，常见中医证候是气虚证，其次多为气滞、痰湿、血瘀。该研究可为大学生月经病的诊治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 :在校大学生，月经病，问诊症状，证候类型，病因病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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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妇科临床中，月经病是发病率最高、就诊人数最多的一种病 [ 1 ] 。月经病的治疗不但意味着对症状的缓解、疾病的预判，也是对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 [ 2 ] 。女大学生是高知人群，身体健康状况与其卫生习惯密切相关，良好的习惯是维持正常月经、减少妇科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卫生及生活习惯受多种因素影响，与学校的卫生指导、家庭环境的影响和所处社会环境条件有关 [ 3 ] [ 4 ] [ 5 ] 。许多调查研究表明：月经不调的高发群体是女大学生，本研究利用“月经病中医问诊量表”调查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校生月经病患者531例，分析其中医问诊及证候特征，以期为月经病的中医诊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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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来源于2015年09月至2016年06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在校本科生，年龄为18~25岁。 2.2. 纳入及排除标准 诊断标准：参考《中医妇科学》 [ 6 ] 、《威廉姆斯妇科学》 [ 7 ] 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8 ] 确定月经病(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先后不定期、月经过少、月经过多、经期延长、经间期出血、痛经、闭经等)的中医诊断标准。 中医辨证标准：参考《中医妇科学》 [ 6 ] 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8 ] 拟定月经病中医基本证候有：气虚证、血虚证、阴虚证、肾气虚证、脾气虚证、肝郁气滞证、血瘀证、痰湿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等，并确定相应的辨证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中医诊断标准；在校本科生；对调查知情者。 排除标准：排除神志不清，病情叙述有困难者；兼有脑、肺、肾、肝等脏器的严重器质性疾病者；临床资料严重不全者；拒绝配合者。 2.3. 采集方法 利用本课题组研制的“月经病中医问诊信息采集表”采集月经病患者的问诊信息，并记录下患者的面色及舌、脉象。为保证在调查过程中采集标准的统一，在采集前，对采集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熟悉问诊量表的结构和内容，并了解量表中各症状或体征的涵义，对典型病例进行讨论，以尽可能保证所采集信息的规范性、一致性。 每份病例均由资深中医专家参考辨证标准进行辨证。 2.4. 数据库的建立 根据问诊信息的“有、无”，分别赋值“1、0”，采用EpiData软件双人录入数据并核对，建立月经病的中医问诊信息数据库。 2.5. 数据分析 使用SPSS20.0软件，利用频数分析方法分析问诊症状及证型的分布特征；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问诊症状与证型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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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月经病表现在月经的期、量、色、质及经行前后或经期所出现的异常状况，以及与月经或周期有关的反应 [ 9 ] 。《黄帝内经》认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生活因素、体质因素等可致月经病。《金匮要略》认为“虚、冷、结气”是月经病的病因。月经病的常见致病因素是外感或内生寒、热、湿邪，内伤七情五志，以及饮食、劳逸、房劳、外伤、环境改变，生理因素如体质，发育异常等 [ 7 ] 。然而，各脏腑经络的生理特点和对致病因素的易感程度不尽相同，故累及的脏腑、脏腑的受累程度不一样，月经病的证候及其临床表现亦不相同。根据月经病的中医证候类型研究月经病共分为23种 [ 10 ] ，隋之前典籍涉及的月经病主要有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先后无定期、崩漏、闭经6种。中医学认为月经的产生是肾―天癸―冲任―胞宫相互调节，在全身脏腑、经络、气血的协调作用下，胞宫定期藏泻的结果 [ 11 ] 。 本研究显示：① 本校在校大学生月经病类型以痛经最为多见，其后依频次从高到低分别为月经先后不定期、月经后期、月经先期等。② 月经病的中医证候以气虚证、气滞证、痰湿证、血瘀证、阴虚证多见，且各类月经病中最多见的证候均是气虚证。③ 与各类月经病相关性强的症状各不相同，但都多与情绪、大小便、带下、经色、寒热等相关；月经病中医证候中，除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外，其它证型都有很多相关性强的症状，尤以气虚、脾气虚、气滞、阴虚、痰湿为多。④ 531例月经病学生中，最常见的问诊症状是经行腹痛，之后依次有贪食生冷或遇寒后症状加重、肢冷、畏寒、善忧思等。痛经的发生与冲任、胞宫的周期性生理变化密切相关，主要病机在于邪气内伏或经血素亏，更值经期前后冲任二脉的生理变化急骤，导致胞宫的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或冲任、胞宫失于濡养，“不荣则痛”，故使痛经发作 [ 12 ] 。提示该校女大学生发痛经，多因肝郁、感受寒邪、贪食生冷，导致气滞血瘀或寒客冲任，与血相搏，瘀阻冲任，“不通则痛”。张景岳云：“凡妇人经行作痛，夹虚者多，全实者少。”思及本次研究对象为在校女大学生，且又是医学生，笔者认为该校痛经多发亦与劳累过度、饮食失调、脾胃虚弱，以致暗耗心血、气血化源不足，冲任、胞宫失于濡养相关。痛经，疼痛性质不一，小腹胀痛或刺痛，多属气滞或血瘀；小腹冷痛，多属寒凝或阳虚；小腹隐痛，多属气血两虚，胞脉失养，其常因诱因和体质的差异在不同个体身上有轻重不一的表现，极易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故痛经患者尤其是学生群体应特别注意日常饮食、起居的调养，必要时采用药物或中医适宜技术进行治疗。与痛经及月经周期异常变化(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先后无定期、闭经)相关系数较强的问诊信息中，均有“情绪失调后症状诱发或加重”，提示情绪因素是月经病发生的重要因素。情绪不调，肝失疏泄条达，致肝郁气滞，或郁久化热，致血行不畅，脉络受阻，出现月经病证。 本研究利用月经病中医问诊量表调查了在校大学生月经病患者的中医问诊信息，并记录了望诊、脉诊信息等，分析了月经病的类型及中医证型的分布情况，并观察了与月经病类型及中医证型相关性强的问诊症状。对本校在校大学生月经病的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可为在校学生防治月经病的健康教育及临床诊治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进一步研究，可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观察在校大学生月经病患者的舌脉象特征及中医药治疗对其的疗效。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① 鉴于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次研究收集的病例数有限，且病例全部源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校本科学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所影响；② 月经病的中医证候特征与年龄、生活坏境、地域、身体质量指数等多方面亦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有待进行细致及更深层次的研究。进一步研究，将充实及掌握更多相关的理论知识与临床经验，大量采集符合标准的病例，并利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适当结合现代中医四诊信息采集系统，对月经病的种类、中医证候、相关因素等深入研究，为在校学生月经病的中医药临床诊治提供依据，同时也为中医四诊的客观化标准化做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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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反安慰剂效应广泛存在于临床医学中，并且对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会有危害。尽管安慰剂效应已经有了很多进展，但是由于伦理道德限制，反安慰剂效应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我们对它知之甚少。本文从三个方面揭示反安慰剂的内在机制：心理、生物化学、脑机制。1) 反安慰剂有两个心理机制，期待和条件化；2) 反安慰剂与胆囊收缩素密切相关；3) 除了疼痛经验本身相关的脑区外，奖赏回路和情绪相关脑区也涉及，如眶额皮层、伏隔核、脑岛、杏仁核。 关键词 :反安慰剂效应，预期，条件化，胆囊收缩素系统，奖赏，情绪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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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反安慰剂的机制 这部系统综述了反安慰剂效应的三个方面的机制：心理学，生物化学，脑机制。1) 反安慰剂有两个心理机制，预期和条件化；2) 反安慰剂与胆囊收缩素密切相关；3) 除了疼痛经验本身相关的脑区外，奖赏回路和情绪相关脑区也涉及。 2.1. 心理机制 反安慰剂效应，与安慰剂效应相反，通过对疼痛的消极预期来诱发痛敏。其中涉及了两个机制：消极预期和条件化。 对疼痛的消极预期会诱发疼痛患者痛敏(Spiegel， 1997)，这种现象也会发生在健康被试身上。通过结合缺血性疼痛和言语诱导的焦虑，Benedetti et al. (2003)对健康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消极预期不但能导致反安慰剂痛敏，而且还能抵消安慰剂效应引发的镇痛作用。以健康被试为研究对象，Benedetti et al. (2006)揭示了在反安慰剂组的疼痛评级更高，Colloca et al. (2008)随后也有类似发现。 条件化在反安慰剂痛敏中也起到重要作用。Jensen et al. (2015)把人脸图片分别和高中低程度疼痛刺激建立条件反射，在之后的测验中，呈现疼痛面孔图片同时进行中等强度疼痛刺激，让被试进行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当呈现与高疼痛刺激相关的图片时，被试的疼痛评分显著高于其它两种条件下的疼痛评分。 但是与之前关于条件化的设想相反，反安慰剂痛敏的形成过程并不一定需要意识的参与，无意识也能导致反安慰剂痛敏(Jensen et al.， 2012; Jensen， Kaptchuk， Chen， et al.， 2015; Jensen， Kirsch， Odmalm， et al.， 2015)。 2.2. 生物化学机制 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 CCK)和丙谷胺(proglumide， PROG)在反安慰剂痛敏过程中已经被详细的研究过。 CCK和PROG与内源性阿片密切相关，而内源性阿片能够缓解疼痛。CCK分布于大脑皮层灰质，导水管周围灰质，腹内侧丘脑，脊髓背角，这些区域都与疼痛调节有关(Baber et al.， 1989)，并且CCK能拮抗内源性阿片系统(Watkins， Kinscheck， & Mayer， 1984; Watkins， Kinscheck， Rosenquist， Miller， Wimberg， Frenk， Kaufman， Coghill， Suberg， & Mayer， 1985; Watkins， Kinscheck， Kaufman， Miller， Frenk， & Mayer， 1985)。PROG，是CCK的拮抗剂，能够增强安慰剂效应引起的内源性阿片的释放(Watkins et al， 1984; Watkins， Kinscheck， Rosenquist， et al.， 1985; Watkins， et al.， 1985; Baber et al， 1989; Benedetti et al.， 1995; Benedetti， 1996)，表明CCK在安慰剂止痛中起到抑制作用。 焦虑也在反安慰剂痛敏中涉及到并且CCK系统在焦虑诱发的痛敏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Benedetti et al. (1997)解释CCK能导致反安慰剂组被试的疼痛增加，但是PROG能破坏反安慰剂效果，而不涉及阿片机制。通过止血带技术，结合言语诱发疼痛，Benedetti et al. (2006)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完善，他在健康被试身上发现，PROG能破坏反安慰剂痛敏，却不能破坏海马–垂体–肾上腺(HPA)轴的激活，然而安定却能对两者进行破坏。又因为安定是抗焦虑类药物，这说明PROG不能对痛敏中的焦虑成分起作用。另外，Andre et al. (2005)在大鼠身上也发现CCK系统在焦虑和痛敏的关系中有所涉及。 此外，安慰剂和反安慰剂效应涉及到了相反的多巴胺和内源性阿片系统的机制，反安慰剂效应中观察到了多巴胺和阿片释放的减少(Scott et al， 2008)，表明涉及到了奖赏机制(见图1，Benedetti et al.， 2003)。 图1. 解释反安慰剂效应的生化机制的模型 2.3. 脑机制 大脑皮层的几个脑区涉及到了疼痛伤害输入，包括躯体运动皮层、扣带回、脑岛，在这其中，脑岛收到来自丘脑的直接投射，尤其是内侧核和腹后内侧核(Kandel， Schwartz， Jessell， Siegelbaum， & Hudspeth， 2015)。关于安慰剂效应有详尽的研究，为数不多的研究探索了反安慰剂的脑机制(Ploghaus， Becerra， Borras， & Borsook， 2003; Scott et al.， 2007; Scott et al.， 2008; Jensen et al.， 2015)。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创造性又令人钦佩的工作。 反安慰剂的影像研究揭示了奖赏加工在疼痛预期中有涉及到。通过预期和条件化程序，Jensen et al. (2015)对健康被试的研究发现，与有意识的条件化安慰剂镇痛相比，无意识条件与眶额皮层的激活上升有关，这是一个与情绪和基本奖赏脑区有关的结构。之前的研究也发现眶额皮层在反安慰剂痛敏中被激活(Scott et al.， 2008; Kong et al.， 2008; Freeman et al.， 2015)。除此之外，伏隔核也被发现在反安慰剂效应过程中被激活(Scott et al.， 2008)。研究者在安慰剂条件下观察到伏隔核中多巴胺释放，高安慰剂反应与伏隔核更高的多巴胺和内源性阿片释放有关，但是反安慰剂效应条件下多巴胺和内源性阿片释放却减少了(Scott et al.， 2007; Scott et al.， 2008) (过程见图2，Scott et al.， 2008)。 图2. 涉及多巴胺系统的脑区 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把预期从疼痛中分离出来。Ploghaus， Tracey， Gati， Clare， Menon， Matthews， et al. (1999)把功能核磁共振应用于研究疼痛中的预期的脑机制，并发现疼痛预期激活了内侧额叶、脑岛、小脑，这些区域临近疼痛经验本身激活的脑区。 另一方面，脑岛也在反安慰剂痛敏过程中被激活(Ploghaus et al.， 1999; Kong et al.， 2008; Scott et al.， 2008; Schmid et al.， 2013; Freeman et al.， 2015)。脑岛与识别厌恶刺激有关(Gazzaniga， Ivry， Mangun， & Steven， 2009)。显而易见，疼痛是一种厌恶刺激，可以理解脑岛在反安慰剂效应中被激活。 研究者们也关注了威胁和疼痛信号的直接加工。Jensen et al. (2015)发现反安慰剂效应中皮层下一些结构的激活，包括丘脑，杏仁核，海马，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Kong et al.， 2008; Scott et al.， 2008)。关于恐惧的研究发现，情绪刺激的暗示(基于海马)对杏仁核活动有影响，可以间接调节情绪反应(Gazzaniga et al.， 2009)。考虑到大部分研究用消极暗示诱发痛敏，海马和杏仁核在这其中起作用是可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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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反安慰剂效应的一些未来研究思路 Ploghaus et al. (1999)在影像研究中把预期从疼痛中分离出来，并且发现疼痛的预期激活了额叶中部、脑岛和小脑。这些脑区与调节疼痛经验的脑区的位置相近。那是为数不多的把疼痛从预期中分离出来的研究。预期也是疼痛的组成成分，未来的疼痛中反安慰剂的研究需要调查涉及了预期的脑区，来更好的了解疼痛中发安慰剂效应的脑机制。 之前的研究已经检查了疼痛的反安慰剂效应中大脑的奖赏加工，并且观察到在安慰剂模型下伏隔核中多巴胺释放的增加，高安慰剂反应与伏隔核与更多的多巴胺释放有关，但是反安慰剂反应与多巴胺和阿片释放降低有关(Scott et al.， 2007; Scott et al.， 2008)。但是反安慰剂痛敏中奖赏环路的特定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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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解大学生心理韧性现状和应对方式的特点，探索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和应对方式问卷对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总体上良好，在是否独生上存在差异，在不同性别、家庭所在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人际协助在是否独生上有明显差异。应对方式在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性别、家庭所在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自责因子在是否独生上有明显差异。心理韧性的各因子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 关键词 :大学生，心理韧性，应对方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