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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有关研发产业空间特性研究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内出现了高新技术R&D企业空间集聚的现象，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印度的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马德拉斯的IT产业“金三角”、韩国大田–大邱–光州“三角R&D特区”以及我国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园等地区，已成为R&D产业集聚的重要区域，R&D产业作为在经济全球化和R&D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的一门新型产业，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各种研究和讨论遍地开花，尤其在空间趋向上显得尤为突出。以Scott(1988)、Porter (1990)、Markusen (1996)、Walker (1989)、Saxenian (1994)、Nixioka (1990)、黄鲁成(2004)、杜德斌(2005)、王承云(2010~2014)、代明(2013， 2014)等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从集聚、扩散和空间变迁影响因素的角度对R&D产业的集聚和扩散现象展开了详尽和有代表性的研究。 3.1. 集聚角度 Dorfman (1983)通过对波士顿128公路产业带的研究发现，高技术企业衍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的空间集聚 [ 13 ] 。Scott [ 20 ] (1988)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提出了R&D是产业集聚牵引力的理论观点。Nixioka (1990)研究证实R&D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与R&D活动的阶段性成果有密切关联 [ 13 ] 。Saxenian [ 21 ] (1994)通过分析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验证了创新环境对于产业聚集形成的推动作用。Lyons (1995)的研究则发现，先进生产区以实力雄厚且创新能力强的高技术部门为特征，这些部门的集聚优势产生于分工、新型 Table 1 The concept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of R&D industr 类别 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 广义视角 高汝熹 [ 6 ] (2001)定义R&D产业是指从事R&D活动的企业和组织的集合。这类定义以R&D活动为核心，按照这一定义，从事商品性和非商品性R&D活动的执行主体都列入R&D产业范围，体现不出产业特性，难以从产业的角度进行深人分析。马林 [ 3 ] (2005) R&D产业定义为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现代服务业新型业态，是运用信息和知识技术提供智力成果和服务的行业。黄孝华 [ 13 ] (2012)认为R&D产业在我国等同于北美产业分类体系中的R&D服务业，具体包括物理工程和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开发、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开发，范围除包括独立的R&D活动外， 还包括企业内部的R&D活动。 狭义视角 柳卸林 [ 7 ] (2003)定义R&D产业是指直接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并以R&D活动的产出为主要收人的行业，那些从事R&D活动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但并不以其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企业和机构将不被列人R&D产业。赵红光 [ 14 ] (2007)则认为R&D产业是指从事R&D活动并从R&D活动产出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杨武、粟沛沛等 [ 15 ] (2007)从投入产出角度认为R＆D产业是以知识、技能等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以专利、标准、技术解决方案等知识载体为产品和服务形式，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开发等知识创造活动创造财富和就业的企业和机构的综合。姜念云 [ 16 ] (2008)从R&D产业的整体性和自组织性的角度，认为R&D产业是应用科学技术知识所开展的各类生产、研究、服务活动的综合，但R&D产业不包括将R&D所形成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等进行重复生产所涉及的产业。王一鸣 [ 17 ] (2013)认为R&D产业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由于社会分工等原因导致行业内产业链的自我优化，在R&D外包等形式下催生的、以从事R&D活动并从R&D活动产出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企业或机构的集合。 中间视角 黄鲁成 [ 10 ] (2005)定义R&D产业是从事R&D经营活动，提供智力成果、技术服务和现代商务服务的组织的集合。这一定义以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服务为核心，将那些提供非商品性智力成果并未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组织和机构也纳人R&D产业范畴。张战仁、杜德斌 [ 18 ] (2009)指出R&D产业是指从事R&D活动的组织与企业为满足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活动需求而提供R&D产品与服务的行业总和。代明、张杭、罗婉婷 [ 19 ] (2014)将R&D产业界定为：以从事研究开发业务为主、为制造业及其他产业提供R&D服务的产业。此定义一方面可以泛指所有的R&D活动(广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仅指向市场提供知识产出(权)和技术服务的外部化、市场化、专业化R&D活动(狭义)。 表1. 有关R&D产业的概念界定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企业模式以及当地产业的前后向关联 [ 13 ] 。除了企业内部R&D投入增加之外，围绕在大学周边的中小型专业性R&D企业在短期内数量急剧增加并且在地理区位上形成集聚，是R&D产业规模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力量(Miller， Maurice， 2005) [ 13 ] 。张仁开和杜德斌 [ 22 ] (2006)的研究发现，中国R&D产业发展也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空间集聚对于R&D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Hippel [ 23 ] (1994)的研究表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必须通过“面对面”(face-to-face)的交流和重复才能达到最佳的传递效果。Audretsch和Feldman (1996) [ 24 ] 的研究表明，知识外溢相对明显的产业，其创新活动更倾向于产生集聚；同时创新活动的集散与产业的生命周期相关，尤其是在产业生命周期之初，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外溢能促进产业集聚，而当产业生命周期发展至成熟或衰落时期，制造的昌盛可能促使产业发散。因此，创新特点显著的R&D产业的空间演化必然与其生命周期相关。Audretsch [ 25 ] (1998)通过研究发现，区位的邻近使知识能得到更有效的创造和传播，以新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更倾向于集聚在同一个地理区位。 Carlino [ 26 ] 等(2011)通过对美国东北部R&D实验室集聚的研究，试图寻找知识溢出与距离的关系以及不同行业的集聚差异。Dicken (1998)在讨论全球产业转移和地理集中过程时，着重强调由于产业联系的存在而导致产业地理集中，并指出一旦集聚出现，则按累计因果关系进一步强化。Krugman提出了产业区位模式，从个别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的累计过程来解释产业集聚动向。Cristiano (2003)分析了R&D联盟管理中的若干重要问题。Gawwmann、Zedtwitz (2004)实证分析了36家跨国公司R&D机构，认为国际R&D机构会出现区域集聚、集成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Theotoky (2007)从R&D组织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以卡特尔形式出现的集体R&D比独立R&D更有效率，效率更高 [ 13 ] 。 王承云 [ 27 ] (2010)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刘毓帆 [ 28 ] (2014)也得出结论，日本企业R&D机构在全日本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式分布，东京都与大阪府集聚了众多企业R&D机构。隆宏贤、姚楚君 [ 29 ] (2014)通过引入GIS 和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得，以广佛、深圳为核心，以中山、珠海、惠州、东莞为重点，江门和肇庆为支撑的珠三角R&D产业集聚格局已经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和历史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蒋文菊 [ 30 ] (2012)指出R&D机构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群化，集中于张江高科技园区、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紫竹科学园区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集群区。孙飞翔、王承云 [ 31 ] (2014)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上海地区的R&D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具有圈层分布特点，主要集聚在市中心区域和浦东新区，并具有明显向浦东地区东移趋势，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多核心分散空间格局，R&D产业依托各类园区及商务中心进行布局的特征明显。 3.2. 扩散角度 国外学者对R&D产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对跨国公司R&D活动外部化区位选择研究。Anderson (1975)提出独立的非营利性的R&D机构是R&D产业这一市场经济形态的一部分。MacPherson.A. (1997)研究了发生于小企业的R&D外部化，Love，J.H. and Roper，S. (2002)研究了发生于大企业的R&D外部化。Arora (2001)认为R&D活动越来越具有外部化趋势。Chiesa、Manzini和Pizzurno (2004)通过数据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论证了企业承接R&D外包的选址、规模、服务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对R&D外包企业的运行和市场趋势作了深入分析。Yun和Park、Ahn (2000)对R&D成果的溢出问题以及R&D组织的优化作了深入的计量分析研究。Lokshin、Belderbos、Carree (2008)动态线性分析荷兰制造业内外部R&D活动效率得出了企业内外部R&D具有互补性的结论，企业的生存率只有内外部R&D的相互配合才能最大范围提高 [ 13 ] 。 国内学者如董路宁 [ 32 ] (2007)从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的空间分布情况来看，上海企业R&D机构在空间集聚中出现了两大倾向，向高科技园区的集聚和向郊区的扩散。孔维强 [ 33 ] (2010)也发现上海R&D产业受本地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以及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影响，空间演化体现出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的规律，空间演化路径通过中心城区-城市郊区-城郊通道，不同组织类型的R&D产业集聚在不同的城市区域。 代明，韩启钰，刘俊杰 [ 34 ] (2013)则认为经济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是企业业务链上链节的市场化及产业化。企业R&D经历了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以及模块化经济３个阶段，从发明家的偶然作为到成为企业的心脏，最终演化成市场的一种产品或服务。R&D产业演化是一个企业内部化而后逐步外部化的过程。代明、张杭、罗婉婷 [ 19 ] (2014)进一步确定R&D产业本身固有的知识密集特点决定了它具有较明显的空间集散特征。由此可看出，R&D活动是会经历企业内部R&D、R&D外部化、R&D组织聚集、R&D国际化等不同演化阶段，也即R&D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表现形态会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到一定阶段又将演化为空间扩散。 3.3. 影响集散的因素角度 有部分学者对影响R&D产业集散的因素展开调查。LoveJ.H.和Roper S. [ 35 ] (2002)通过比较分析企业外部购买成本和内部R&D成本，认为规模因素、资金实力和专业化程度是影响企业选择外部购买成果或内部R&D的主要因素。Oakey和Cooper (1989)基于传统区位理论对高技术产业展开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受到原料与劳动力优势驱动。Zucker [ 36 ] (199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本地智力资源对新型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这些智力资源所产生的外部性呈现与科学家所在位置相关的地理集聚。Carlino等(2011)通过对美国东北部R&D实验室集聚的研究，试图寻找知识溢出与距离的关系以及不同行业的集聚差异。Glasmeier (1988)的研究则发现，生产定制化产品以及建立外包业务的高技术企业，比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企业更有可能带来产业关联或衍生，从而促进产业的集聚和扩散。Bzoneman和Lovelss (1987)对公立R&D组织和私立R&D组织内外环境的绩效差异和异同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Crow和Bozeman (1987)通过实证分析，在将科学实验室分为九大类基础上，研究了各种类型实验室所面对的环境变量和决策模型。Maryann P.Feldman，Mary llen R.Kelley研究了政府R&D投入政策在促进知识外溢方面的作用 [ 13 ] 。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R&D产业的区位选择问题，杜德斌 [ 37 ] (2001)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海外R&D中心的区位选择的背景是跨国公司海外R&D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的区位包含了全球尺度下的宏观选择和国家或区域尺度上的微观选择两个层次，区位选择受投资客体东道国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投资主体的投资动机的制约。孔维强 [ 33 ] (2010)从产品市场、知识创新等级、即有区位因素和R&D要素投入四个维度来认识影响企业R&D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发现R&D向东部集聚的趋势不断加强。部分学者通过研究总结出影响R&D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接近性相关因素、通达性相关因素、环境相关因素以及决策者个人相关因素。蒋文菊、王承云 [ 38 ] (2011)发现上海市R&D机构的分布受产业基础、政府政策导向以及科研资源等因素影响，表现出分布不均衡与园区化集聚显著等特点。 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对影响R&D产业这一新兴产业的地理集散因素进行研究，王承云，张婷婷 [ 39 ] (2012)基于实地调查和R&D普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GIS制图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6城市R&D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影响R&D产业的主要因子依次为：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竞争力因子、经济结构支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R&D活跃度因子等6大类因子。在6大影响因素下，长三角地区R&D产业空间结构先集聚在上海后蔓延至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的趋势。张建伟、赵建吉、张战仁 [ 40 ] (2013)则采用变异系数、标准差及ESDA方法对1996~2009年江苏省R&D产业的时空差异演变及成因进行了探讨，发现江苏省R&D产业具有向苏州、无锡和南通集聚的趋势，近临上海、区域创新环境和开放程度对江苏省R&D产业空间结构演变影响显著。代明、张杭、罗婉婷 [ 19 ] (2014)又尝试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R&D产业集散的规律、表现形式及内在动因等展开了分析，认为R&D产业的空间集散与一般产业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和深圳案例的分析表明，规模报酬、要素成本及交易费用是R&D产业集散的内在动因，中心与外围的联系互动是其与制造业及其他产业之间关系的空间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