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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背信规避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探究背信规避现象的直接影响因素，归纳为个性特征、社会情境因素、情绪因素及生理因素四个方面，而认知因素通过左右人们的负性情绪间接地对背信规避产生影响(如图2所示)。 图2. 背信规避的影响因素 3.1. 个体特征 3.1.1. 性别 性别对背信规避的影响研究结果存在诸多不一致，目前尚无统一定论。Bohnet和Zeckhauser (2004)发现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存在背信规避现象，但在后来研究中没有发现女性存在背信规避的证据(Hong & Bohnet， 2007)。Croson和Gneezy (2009)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信任他人，这可能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背信规避。 3.1.2. 人格特质 我国学者徐灿灿采用大五人格量表与最小可接受概率法(MAP)研究背信规避现象发现，不同人格特质的背信规避程度不同，相比于神经质和尽责性，个体的背信规避行为更容易受到外倾性、开放性和宜人性特质的影响。且进一步研究发现，低外倾性与低开放性个体受风险来源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出现背信规避行为(徐灿灿，2017)。 3.1.3.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反映的是个体关心他人利益的动机(Messick & McClintock， 1968; Van Lange， Otten， De Bruin， & Joireman， 1997)。Messick和McClintock (1968)将社会价值取向分为个人主义取向、合作取向、竞争取向和利他主义取向。由于个人主义取向和竞争取向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利他主义取向存在比例较小，所以研究者们将个人主义取向和竞争取向合并为亲自我取向(Personal orientation)，进而将社会价值取向更简单地划分为亲社会取向和亲自我取向(Bogaert， Boone， & Declerck， 2008)。Komiya和Mifune研究发现相比于亲自我取向的个体，亲社会取向个体在人为风险下对他人背信的规避程度相对较低(Komiya & Mifune， 2015)。 3.2. 社会情境因素 3.2.1. 社会地位 研究发现，相比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更能接受信任关系中的背信风险，存在较少的背信规避行为(Hong & Bohnet， 2007)。高社会地位的人控制感较高，他们喜欢控制他人，害怕被背叛，而低社会地位的人倾向于民主平等，反对接受劣等的结果，能接受处于弱势状态的关系(林静，2011)。因此，高社会地位的人对背信风险较为敏感，表现出较高的背信规避行为，低社会地位的人对背信风险不敏感，对信任关系中的公平性问题更为敏感，倾向于规避不公平结果，而表现出较少的背信规避行为。 3.2.2. 人际联结需求 人际联结需求指的是寻求他人陪伴的内在动机(O’Connor & Rosenblood， 1996)或与他人互动的基本人类需求(Burgon， 2006)，它受个体的社会心理需求以及社会规范的影响。我国学者祝婧媛等人(2016)采用MAP法和多重选择法进行研究发现，人际联结需求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的背信规避行为，低人际联结需求的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背信规避行为，高人际联结需求的个体的背信规避行为减弱甚至消失，表现在面对人为风险时的冒险程度与面对客观风险时较为接近。 3.3. 情绪因素 研究发现，背信引发的负性情绪促使背信规避行为的发生，且恐惧和愤怒等情绪对人们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风险来源。双系统理论认为(Chaiken & Trope， 1999; Gelder， Vries， & Pligt， 2009)，人类通过两个截然不同但相互作用的系统进行决策。系统1为情绪性和经验性系统，系统2为分析性和逻辑性系统。基于此，Gershoff和Koehler (2011)认为背叛引发的恐惧以及其它负性情绪使人们在风险决策中偏好系统1，即根据情绪线索做决策，负性情绪越强导致更明显的背信厌恶现象。Gershoff等人进一步假设通过引入抑制人们产生消极情绪的因素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背信厌恶现象，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情绪状态会减少背信引起的负性情绪，从而使背信效应减弱。 Kugler等人研究发现偶然情绪对冒险决策的影响取决于风险来源，对于客观风险，恐惧情绪增加了风险规避选择的频率，而愤怒降低了频率。而对于人为风险，发现了相反的决策模式，即愤怒情绪增加了背信规避的频率，恐惧情绪减少了背信规避的频率(Kugler， Connolly， & Ordóñez， 2012)。我国学者祝婧媛等人(2016)研究发现当恐惧情绪被唤起时，被试对人为风险的规避程度降低，使得背信规避现象消失，甚至出现“反背信规避”现象。 3.4. 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对背信规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维偏好方面，偏好直觉思维的个体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对背信规避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一部分个体倾向于依赖经验或直觉的思维方式进行决策，而另一部分个体更倾向于依赖分析或理性的方法(Epstein， Pacini， Denesraj， & Heier， 1996; Pacini & Epstein， 1999)。偏好直觉思维的个体喜欢依赖直觉、主观感受进行判断，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偏好分析思维的个体采用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进行判断(Epstein et al.， 1996; Shiloh， Salton， & Sharabi， 2002)。Gershoff和Koehler (2011)的研究表明，直觉思维偏好较高的个体更不喜欢背叛，背信规避行为更明显，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背信所产生的负性情绪的影响。可见，人们的认知风格会左右人们受到负性情绪的影响程度，进而对背信规避行为产生影响。 3.5. 生理因素 研究发现催产素减少了女性遭受背叛后在信任游戏中的投资(Yao， Zhao， Cheng， Geng， Luo， & Kendrick， 2014)，且催产素增加了信任，减少了个人背叛的厌恶程度(De Dreu， 2012)。Kosfeld等人采用鼻喷催产素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催产素会导致信任行为大量增加，影响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接受人为风险的意愿，从而对减轻背信规避现象存在潜在作用(Kosfeld， Heinrichs， Zak， Fischbacher， & Fehr， 2005)。Baumgartner等人采用鼻喷催产素和fMRI结合进一步证实，在摄入催产素后，被试更愿意将自己置于人为背叛的风险中，但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客观风险中(Baumgartner， Heinrichs， Vonlanthen， Fischbacher， & Fehr， 2008)。可见，催产素对信任的影响并不是人们总体上愿意承担风险，而是特定地影响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承担人为风险的意愿。但Koppel等人的研究对催产素在人类决策行为中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发现了与上述研究相矛盾的结果。实验通过柔软的刷子轻轻抚摸被试的前臂，来控制内源性催产素的释放水平，结果发现催产素对个体的背信规避行为没有影响(Koppel， Andersson， Morrison， Västfjäll， & Tinghög， 2017)。与Kossfrld通过鼻喷催产素的方法相比，Koppel的实验采用外在抚摸的形式促进内源性催产素的释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以外，人们的道德判断准则也会对背信规避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道德判断作为人们决策线索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风险决策结果(Sunstein， 2005)，在人们普遍的道德系统中，背信他人属于违反普遍道德规范的行为，因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更倾向于规避存在他人背信的行为。总的来说，个体特征、社会情境、认知、情绪及生理等多个层面的因素都会对人们的背信规避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背信规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加深了对背信规避现象的认识。但也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对人际间变量、具体情绪和决策风格等因素研究比较少，仍需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背信规避的影响。此外，各种因素对背信规避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各个因素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交互作用，因此研究多个调节变量有利于系统地对背信规避行为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