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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亚当·斯密同情观的不足 3.1. 公正的旁观者不可实现 在同情环节中，旁观者作为参与主体是必不可少的，斯密紧随其师哈奇森关于旁观者的态度：“旁观者应该与行为者不存在利益关系、是公正的角色，这样的旁观者能够依据自己的倾向给予行为者反馈，哈奇森把这样的倾向看作是美好的、有益的，行为者会从旁观者的同情中获得理解与一种愉悦的情绪”( [ 4 ]， p.75)。因此，旁观者应该是与当事人没有特殊关系的，是客观的、公正的、中立的。但旁观者这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来就是自私的——虽然人天生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是同他自己相比，他们对同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人几乎不抱有同情……他们很想恃强伤害一个人( [ 1 ]， p.108)，自私的人性使得社会里的成员只顾着追求自我的利益，无暇他估计他人的感受，他(旁观者)总是带着自我追求机身利益的动机去观察当事人的处境，根本做不到客观性。 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些情况下，是没有旁观者存在的。比如当我们捡到某一昂贵的物品时(钻石)，考虑是否应当交给警察来处理时，不一定有现实存在的旁观者(目击当事人捡到东西的旁观者)来观察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的行为正当。在没有外在的旁观者的情况下，斯密转而寻求内心的旁观者——良心——来观察、评价当事人的行为。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自己同一时期扮演着两个不一样的角色，一个是作为行为者，另一个作为评价者，每个个体不只是是行为的主体，而且也作为被评价的客体( [ 1 ]， p.25)。在缺乏旁观者时，我们能否同情(赞成)某一行为，对某一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或者道德选择时，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假想出一个旁观者来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站在那个假想的旁观者角度来观察我们的行为是否合宜、是否正当、是否值得同情，这样的第三者立场进行道德评价与道德选择，确实有助于当事人选择最为正确、最能取得旁观者同情的行为。 但是，如前所说，人是自私的，只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行为。设想一下，A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万元钱，此刻，他需要做一个选择：把钱交给失主或者装进自己兜里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此境遇中，当事人仅仅按照其单纯的当事人角度出发，就会选择把钱据为己有；当事人从旁观者客观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把钱交还给失主。如此一来，人究竟该按照当事人还是旁观者角度去作为陷入了两难境遇。 虽然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均衡力量，是平衡自我与他人利益冲突的关键力量。一个人并不是在简单地表达自己地同情心，而是有能力经常地置身于某种超然和公正的立场来运用同情心，表达自己的意见( [ 5 ]， p.350)，但不管是现实生活里客观存在的旁观者还是内心世界里假想的公正的旁观者，都不可能实实在在地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客观、公正、中立，他们两者都是带着自己的主观动机——私利，去采取行为的。 所以，斯密所要求的客观的、公正的、中立的旁观者在现实社会里并不存在。 3.2. 合宜性的模糊性标准 在这个存在相互抑制机能的市民社会，只要当事人与旁观者之间的感情能够引起共鸣，情感能一致发生时，就可以产生行为和情感间的合宜，就能够被认可为道德( [ 5 ]， p.6)。当事人激情与旁观者的情感达到共鸣、一致、合宜，我们才能说此两者的激情达到了合宜性。然而，旁观者对当事人激情的同情，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当事人激情的程度，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同情的合宜性只能从旁观者的同情与当事人的激情的接近程度来考虑。旁观者的同情与当事人的激情的接近程度越近，其同情的合宜性就越完美。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判断同情的接近程度，即如何确定合宜性的标准。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同情关系中的当事人与旁观者都是客观的，具有自己独特思维的个体，个人的激情如何能够被他人所感知，其所感知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被感知者的内容相一致，这都是一个极其主观的问题，即使旁观者说他完全同情当事人的激情，我们从何种程度或者以何种方法可以确切地知晓其同情的程度。同情是相互的，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来体谅当事人与旁观者的激情，这样的换位思考在思维程序是完全可行的，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里如何去把握，即如何实现激情的同情之主观性与客观性接轨，斯密并没有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 3.3. 虚荣的道德社会 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未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 [ 1 ]， p.72)。人因其自私，不喜欢同情他人的悲伤，而喜欢同情别人的快乐，每一个人都对弱者的不幸与悲伤视而不见，竞相羡慕、崇拜、甚至嫉妒富人和大人物。这样的一种倾向使得社会里的成员对财富和地位趋之若鹜，通过一切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夺财富与地位，这在短时期内极大地提高了个人的幸福、促进了社会总体物质财富的增加。每个人因其自身能力的差别，有一部人财富比他人多、地位比他人高，如此在社会里形成了等级差别。在现代社会中，人人呼吁平等与自由，斯密的同情所来的等级差别必然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与此同时，人因为爱慕虚荣的性质，羡慕比自己地位高、财富多的人，渴望自己变得和别人一样受人关注、尊敬、钦佩，为了快速地实现这一目的，会选择忽视道德修养，采取不正当的、非法的、不义的手段去掠夺他人之合法财富——杀人掠货、不讲诚信、违反法律等。总之，若每一个人都这样不讲底线的追求财富与地位，社会建立的初衷——社会和谐，给个人实现幸福提供良好秩序的目的就根本无从说起。社会就是一个霍布斯口中的“狼与狼”的战争状态。 3.4. 强迫的正义 人因为其社会性而结合成社会，共同生活，在社会里，各个社会人通过同情带来的爱和感情的仁慈之情来实现自己的幸福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但这样的同情并不能为各社会成员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做出有力的保证，需要正义来为这样的同情或仁慈保驾护航。 斯密从人的自私角度出发推出正义的必要性。人是软弱和不完美的生灵，虽然人类天然地被赋予一种追求社会幸福和保护社会的愿望，但是造物主并没有委托人类的理性去发现运用一定的惩罚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合适的手段，而是赋予了人类一种直觉和本能，赞同运用一定的惩罚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最合适方法( [ 1 ]， p.95)。人的软弱与不完美决定人必须在社会里生活，只有在社会里互相帮助才能弥补其软弱与不足，但人的自私性质之不完美使得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使社会失去其建立的初衷——和谐状态，不得不需要正义来维持社会秩序。如休谟所说：“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 [ 6 ]， p.500)，为了强迫人们尊奉正义，造物主在人们心中培植起那种恶有恶报的意识以及害怕违反正义就会受到惩罚的心理，它们就像人类联合的伟大卫士一样，保护弱者，抑制强暴和惩罚罪犯( [ 1 ]， p.107)。在斯密的体系中，正义是强迫的，是不得不去履行的，在社会里的人履行正义时，会感到尊奉某种正义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受到束缚、限制和约束( [ 1 ]， p.99)。这样的正义，带有强制性的色彩，社会成员虽然自觉地遵守正义诸如讲诚信、不杀人等，但却是被强制的自觉。 “正义”与法则相联系而具有社会的强制性，是一种“必须”如此的底线伦理( [ 7 ]， p.49)。底线伦理告诉我们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却不需要我们知道为什么做与不做。这样一种否定人的意志自由(Free Will，人作为行为主体，可以自由地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与不做出于自我意志的选择)的做法，与现代人的积极自由观(以赛亚·柏林认为积极自由即“Free To”，是主体有能力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强调人的自我主动性)相悖。 斯密的强迫式正义，在某一程度上使得权利与义务失衡。强迫的正义过多的强调人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关于人应该拥有的权利，并没有太多考虑。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忽视了人的主体性特质——人作为存在的理性的主体，必然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将导致社会秩序紊乱，人作为一种意志自由的主体，在寻找自由和幸福的过程中，必然是要求得与失的和谐，斯密同情论的强迫义务仅仅只是要求人们去付出，却得不到收获。长此以往，人只会逃避义务，即不讲诚信、不遵守法律等，社会也因此变得满是硝烟与不幸。 同时，强迫的正义所来的后果是社会上的一种消极道德(消极道德旨在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错的，让你自觉地不去采取这样的行为)，假如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仅仅追求一种最基本的消极道德，只按照消极道德的规则来采取行为——不偷盗、不撒谎……，社会就会缺乏一种向上的力量，社会成员失去了一种精神，因而，人最终将退回到动物时代(动物仅仅按照大自然告诉它的去做什么与不做什么，无自由可言)，人类社会也将慢慢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