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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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推动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2.1. 加强生态保护意识 随着人们对木材和林副产品等需求越来越大，对草地资源的长期自然粗放式经营管理，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加之森林病虫害和火灾的扩散，致使林草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不仅由植物资源构成，还涵盖动物资源(野生动物)，但由于人们肆意捕食与杀害，目前我国约有400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动物资源面临巨大威胁的同时，也将影响整个林草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因此，相关部门人员、广大群众应大力加强林草资源保护、高效利用林草资源、合理开发林草资源等生态保护大局意识和自觉意识，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大力开展植树种草等活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加快森林工程建设，利用科学手段提高森林资源覆盖率，加大森林和草原执法监督力度，认真实施森林和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提高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严惩力度，积极投入到对现在林草资源的生态保护工作中。 2.2. 科学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我国林业用地面积广阔，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一直处于低下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森林、草地资源等各类资源家底位置、类型、数量及资源环境发展状况(存量、质量和变化量)没有清晰界定。目前对于自然资源或林草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论述多处于宏观层面，可借鉴的成熟经验较少，各地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认知和具体操作方法不尽相同。例如徐文海 [ 2 ] 等基于湖南省澧县实际工作开展，探索提出了专题资料分析、现场调研、外业核实和部门论证等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具体方法和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界限审查、自然资源自然状况审查、自然资源权属状况审查和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公共管制信息审查等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具体审查内容，为开展自然资源首次登记提供了一定借鉴；孙炎等 [ 3 ] 应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空间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平台，实现了自然资源的登记单元划定、确权调查、登记登簿、成功共享服务。因此，还需继续运用科学手段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才能有的放矢的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更好的规划和利用区域林草资源。 2.3.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森林是立体的生态屏障，草原是水平的生态屏障，为更好的推动林草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绿水青山向自然财富、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等的价值化转变，早在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综合报告》就从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支持功能四方面应用市场定价法等十多种方法，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每年提供价值15亿英镑的物产，如新鲜的水、清洁的空气和鱼等，但也同时指出由于栖息地改变、资源的过度掠夺、外来入侵物种、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驱动因素影响，未来50年生态系统将面临更大的发展压力。 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省份、城市及自然保护区也都相继开展了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价工作，对其森林、草原等生态效益的物质量、价值量及生态GDP进行了核算；将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转换为价值量的评估方法更是呈现多样化发展，例如基于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功能(过程)及市场的供需关系评估，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国际会计举措如世界银行主导的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WAVES)项目以及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框架等；假设生境相似的系统可作为代理单元提供经验值，如Costanza等；更发展出众多基于少量关键特征指标建立各项服务预测模型，均为最大程度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广泛性和快捷性提供了可能。 2.4. 高质量发展林草产业 林草资源作为重要的可更新资源，为我国林草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多年来我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促进森林保护、林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绿地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暴露出林草生长缓慢，造林成活率不高，林草业整体生态防护功能弱化，有害生物灾害不规则爆发等现象。 因此，还应充分利用已有生产基地改建或扩建，提供培育优质苗木和牧草种子，增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加强林草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以往“重采轻育、种苗工作落后”的强力制约；推动林业经济向林区经济转型，迫使林草资源优势成为经济竞争；根据林草资源禀赋，培育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培植林草产品和服务品牌；依靠科技进步逐步实现抗逆性种苗和草种培育，大量苗木组培快繁；推广集流造林、草原轮牧、草原休牧等实用技术示范；形成林草产品加工、贮藏、转化等产业化技术模式；优化植被配置模式，增加林草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与系统抵御生物性灾害的能力与作用机制，提升林草生态系统自我防治病虫害能力。 2.5. 加大林草资源监测力度 纵观林草资源监测趋势及发展，世界各国已由传统的以木材资源监测、草场监测为主逐渐转为以生态监测为主的多目标、多资源转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遥感 + 无人机遥感”实现了大面积监测、小范围定点监测和实时监控，物联网和云服务技术的发展更为林草环境的动态监测提供了新方案，不仅实现了无人不间断监测，精确测量林草生态系统各气候条件信息和密度、种群密度等特征信息，更为全面掌握林草资源分布、特征、规划及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为推动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奠定了坚实基础。 2.6. 提升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水平 近年来，随着新增林木面积和保有林地面积、绿地面积的双增加，生物学、生态学以及生态系统中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形势愈加严峻。据统计，近年来全国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都在870 hm 2 左右，经济损失高达880亿元 [ 4 ]。据统计，2017年草原总面积约3.9 × 10 6 km 2 ，其中草原鼠害危害面积约2.8 × 10 5 km 2 ，草原虫害危害面积约1.3 × 10 5 km 2 ，不仅打破了林草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自然资产的保值增值，更对林草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仍需借助科技力量提升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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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强化科技支撑，助力林草有害生物防控 近20多年来，我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成效显著。其中，以“3S”技术为基础，结合抽样调查的重大林业生物灾害中长期预报技术，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快速获取与分析，提高监测、预警和防治决策能力，更为建成林业有害生物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包括“三诱”技术(化学物质、灯光和颜色诱杀)，远程鉴定(根据文本和图像判定)，除害处理技术(热烘、辐照、微波等)，施药器械和技术(高射程喷雾器、烟雾载药、树干注药、灭虫药包布撒、航空喷雾)，生物防治，营林等均实现了持续减灾，环境改善，无公害防治等显著防治成果 [ 5 ]。但总体来看，更多关注的是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治理，注重综合防治的成效，监测方面仍然存在需要依据地面人力调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监测数据准确性差、人为因素干扰大等难题，面临传统监测预警、提前预防工作技术手段落后等窘境。 监测作为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科学防控工作最基础的技术手段，是全面查清林业有害生物种类、数量、确切分布区域、危害程度、趋势变化预测、限制预警等状况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推进林草有害生物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创新林草有害生物自动识别技术，加强林草有害生物监测、检疫与种类鉴定，科学防控，促进林草资源统筹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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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建立并使用颅颌面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前牵引37˚牵引方向反作用力在颌骨和颞下颌关节的应力及位移分布情况，为正畸临床更好地治疗骨性111类错牙合，避免对颞下颌关节的损伤提供实验依据。方法：建立完整的颅颌面三维有限元模型，模拟前牵引矫治器反作用力，直接在颏部施以一定大小的力并施力，测定颌骨和颞下颌关节应力及位移变化。结果：1、应力方面：模型产生较明显应力部位有加载部位、上颌顶固定部位以及接触部位。下颌最大应力出现在节点力加载部位颏部，上颌最大应力出现在刚性固定面，上下颌接触部位如关节窝，髁突头、颈部应力集中也较为明显。2、位移方面：以一定力值不同角度施加节点力后，该模型产生微小的位移变化，位移最大部位产生在加载部位，下颌骨位移由颏部到升支部逐渐减小。结论：1、颅颌面三维有限元模型成功建立；2、前牵引矫治器在牵引上颌向前的同时，确实对颌骨及颞下颌关节区产生反作用力，如下颌的后下旋转，颏部的应力变形等，因此临床上在保证上颌牵引效果的同时，要考虑将其不利的反作用力降到最低；3、前牵引矫治作用于颏部的反作用力角度37˚时应力值和位移值相对较小，更利于关节组织的健康，为临床前牵引角度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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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如上述病例所示，安氏111类错牙合，尤其是前牙反牙合，是口腔临床中常见的一种发育畸形，它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容貌外观、功能及心理健康等。有研究表明约半数以上的111类错牙合畸形都伴有程度不一的上颌骨发育不足 [ 1 ]。并且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有不断加重的趋势 [ 2 ] [ 3 ]。对于上颌发育不足的111类错牙合畸形最好的治疗方法为促进上颌骨的发育，从而起到改善面型、简化甚至避免成年后正颌外科手术的效果。前方牵引是临床上常用的促进上颌发育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 4 ]。临床上最常用的牵引角度为与牙合平面成前下37˚。因为有研究表明与牙合平面成前下37˚的牵引角度能达到上颌骨平动的效果。那么在此牵引角度下对颌骨及关节区的反作用力如何呢？本文拟通过建立完整的颅颌面模型，采用三维有限元的方法，模拟前方牵引矫治器的加力模式，为正畸临床更好地治疗111类错牙合提供一定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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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建立颅颌面三维有限元模型 a、建模素材 选择1名健康(男性青年)作为模拟对象，对其头部进行CT扫描，获取用于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的相关资料。 b、螺旋CT扫描 志愿者保持仰卧位不动，使用西门子公司生产的SOMATOM Balance螺旋CT机，垂直于面部纵轴自颅骨上方至下进行扫描，然后将图像数据以DCM格式存储，并将其直接传入计算机中。 c、图像处理 打开Mimics，选择File→Import，将直接以DICOM3.0医学数字图像通讯标准存储的一系列二维CT图像文件导入该软件，然后利用Mimics10.01、Magics12.01、MSC.Marc等软件建立起颅面骨骼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如图1所示： 图1. 建立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2.2. 分析条件假设 1) 模型材料和组织假设为各向同性的连续、均质的线弹性材料。 2) 材料受力变形为小变形。 3) 假设放松状态下，下颌骨在水平向、垂直向、内外向肌力以及重力达到平衡状态，所以在分析中可以省略咀嚼肌、韧带及重力对下颌骨的影响。 2.3. 边界条件施加 固定对称面所有节点Z方向的位移，利用face foundation命令在颅骨顶端选取一些网格面定义其刚度为1000。 2.4. 有限元分析方法 采用美国Ansys公司的Ansys10.0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 [ 5 ] [ 6 ]。 2.5. 加载方式 在已建立的颅颌面三维结构模型上，模拟前牵引作用于颏部的反作用力，在颏部施加5 N集中力，施力方向与牙合平面成后上方37˚。加载情况图2所示： 图2. 加载情况 2.6. 观测分析指标 应力：第四强度理论的等效应力(von Mises) [ 6 ] [ 7 ]。 位移：矢状向或前后向(X向)，垂直向(Y向)，水平向或左右向(Z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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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颌骨应力 从上下颌应力分布图(图3)可以看出，模型产生较明显应力部位有加载部位、上颌顶固定部位以及接触部位。下颌最大应力出现在节点力加载部位颏部，整个颅骨最大应力出现在节点力加载部位。上颌最大应力出现在刚性固定面。 图3. 颌骨应力 图4. 37˚时观察的上下颌应力分布情况 [ 2 ] 3.2. 位移变化 上下颌骨位移： 如图5所示，以一定力值施加节点力后，该模型产生微小的位移变化，位移最大部位产生在加载部位，下颌骨位移由颏部到升支部逐渐减小。 图5. 37˚时上下颌骨位移 [ 2 ] 与龋病、牙周病一样，错颌畸形也是口腔科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很高，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它不仅影响患者的美观、颜值等外部形象，还会影响发音、咀嚼等内在功能，严重的还会妨碍社交和个人的身心健康 [ 8 ]。究其原因，错颌畸形主要由遗传和环境两大因素引起。遗传，换言之，即家族中有类似错颌畸形基因的患儿患有牙齿及颌骨畸形的几率要大很多。环境因素主要指生活习惯和不良习惯。偏好软食，尤其是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颌骨没有得到应有的刺激，就容易形成牙量与骨量不协调的畸形 [ 8 ] [ 9 ]。不良习惯主要包括舌习惯、口呼吸、咬硬物、吮指、咬唇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学技术的普遍提高，人类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对牙齿及颌骨畸形矫治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正畸医生通过对错位牙齿和颌骨施加相应的矫治力可以达到矫治绝大部分错牙合畸形的目的，改善患者美观，因此越来越受到患者及家属的青睐。在正畸临床中，力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按照力的作用效果可分为正畸力和矫形力。正畸力力量一般较弱，主要作用在牙齿、牙弓上。而矫形力力值较强，主要作用在颌骨上。前牵引矫治器产生的力就属于矫形力。前牵引矫治器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学者们对其作用机制等的研究也十分多见。其中上颌前方牵引角度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 [ 10 ]。从生物力学角度讲，与合平面呈37˚斜向下进行牵引，可使上颌骨发生平动，而不出现顺或逆时针的旋转 [ 11 ] [ 12 ] [ 13 ]。然而，在正畸实施过程中，力和反作用力就像一对孪生姐妹，总是如影随形。同样临床使用面架进行上颌骨前方牵引在产生刺激上颌骨向前的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力，它的反作用力由额部和颏部承担。作用于额部的反作用力为水平向后由额骨承当，而作用于颏部的反作用力则为向后上方传递至关节区 [ 8 ] [ 9 ]。正畸医生在临床上应用力产生治疗效果时，当然希望将其反作用力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由于前方牵引矫治器采用的矫形力值较大，且每日至少佩戴时间亦长，因此在正畸治疗反牙合的过程中，是否会引起颞下颌关节不可逆的损伤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直接在颏部加载固定力值5 N，以37˚为例，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作用于颏部的反作用力角度37˚应力和位移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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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的颅颌面三维有限元模型网格质量良好，完全可以满足模拟上颌骨前方牵引矫治中作用于颏部的反作用力的研究要求；前牵引矫治器在对上颌骨产生效应的同时，也对颌骨及颞下颌关节区产生反作用力。所以临床上在使用前牵引矫治器时，在保证上颌骨牵引效应的同时，也要将其不利的反作用力考虑在内；前牵引矫治作用于颏部的反作用力角度37˚应力值和位移值相对小，更利于关节组织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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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适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各高校将部分传统教学环节转移到线上，因此每年会产生大量的教学管理及评学评教的数据，其中，分析学生评教数据是教师了解学生需求，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论文利用某高校真实的学生评教数据，探索学生对各教学环节的关注与情感倾向。论文首先对学生评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说明；再结合SnowNLP情感分析的特点，利用情感词典生成情感分析模型；将数据预处理后，通过模型获得评教数据的正负性；再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将结果可视化呈现。分析发现，学生对备课最关注且积极评价比例最高，而对作业评讲环节关注度最低，课堂管理与课堂互动环节消极评价比例最高。分析结果可为教师改善教学过程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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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教学评价是依据教学目标，以保证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根据一定的标准，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判定，并为教学决策服务的活动 [ 1 ]。其中，以学生评教最能反映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优缺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部分高校开始引入学生参与评教，后逐步获得多数高校的认可，并逐渐纳入到高校考核中 [ 1 ]。但由于早期受到技术限制，各高校主要以调查问卷或填涂信息卡的方式进行评教数据的收集与统计。 当下，信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各高校为不断适应现代教育环境与方法，也将部分教学活动转移到了线上 [ 2 ]，学生评教也由早期的调查问卷改变为线上的评分与评论相结合的方式，教育方式也由曾经的以教师为主体，逐步过渡到以学生为主体。 学生作为课堂教育的主体，直接参与到了教师授课过程中，对于教师的备课、语言表述、课堂互动、课堂管理、授课技巧等各个授课环节的感受，通过学生评教能够最直接地表达出来，因此，分析课堂评教内容，可以及时掌握学生对本课程教师授课活动的建议，使教师及时发现自身在授课过程中存在的优缺点，促进教师提升教学技巧、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助学校建立行之有效的量化机制，了解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学量化考核的质量。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教育，普遍采用的是一对多的模式 [ 3 ]，即一个老师对应多个学生。因此，在线上的学生评教活动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一部分是由评分方式产生的数值型数据，另一部分是由学生自然通过自然语言描述产生的文本类数据。对数值型数据的分析相对简单，但分析结果无法有效反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具体的优缺点，因此，文本类数据是了解学生状况、关注学生差异、获得学生反馈信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但由于学生基数大，且水平参差不齐 [ 4 ]，因此学生评教内容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导致对评教结果的判定多以统计评分为主，而忽略了学生评教的文本内容，使教师无法更加详细客观地了解学生的评教意见，从而无法及时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通常评教指标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教学效果通常以分数形式呈现，故本文将某高校学生评教文本数据在一级指标 [ 5 ] 的基础上细分为5个维度，包括：备课、课堂管理、作业评讲、语言表达、课堂互动，见表1；再通过自然语言情感分析对文本内容进行积极和消极判定，最后依据结果的可视化分析，讨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改进的方向。 Table 1 Breakdown of evaluation dimension 一级指标 评教描述 归一化标签 教学态度 备课充分度、板书、PPT 备课 课堂管理类描述 课堂管理 教学内容 讲评类描述 作业评讲 教学方法 语言表达类描述 语言表达 课堂气氛类描述 课堂互动 表1. 评教维度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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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之一，通常将自然语言转换成计算机能够用于理解这个世界的数据或用于生成能够体现这种理解的自然语言文本 [ 6 ]。 2.1. SnowNLP SnowNLP是一个GitHub开源项目，是针对简体中文文本中的主观信息(如态度、情感)进行提取、分析、处理、归纳的Python库 [ 7 ]。 SnowNLP功能强大，能够实现中文分词、情感分析、文本分类、繁体字转简体字、文本相似性分析等功能 [ 8 ]。其中情感分析是基于SnowNLP自带的两个积极与消极语料库(neg.txt、pos.txt)实现情感数值计算。情感数值取值范围从0到1表示情感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即越接近0表示负面情绪越高，越进阶1表示正面情绪越高。例如，对“缺勤人数多”进行情感评价，获得情感值为0.27841740057，表示该语句偏向表达负面情绪；而语句“重难点讲解透彻”的情感值为0.9981557064，表示该语句偏向表达正面情绪。 但SnowNLP自带语料库是关于酒店、书本等电商留言评论内容 [ 9 ]，部分内容较片面，不能够满足学生评教数据情感分析，因此需要更换语料库进行训练。 2.2. 语料库 语料库是通过对自然语言运用的随机抽样，以一定大小的语言样本来代表某一研究中所确定的语言运用的总体，主要应用于语言定量分析、语法研究、法律语言研究、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等方面 [ 10 ]。 目前网上开源的中文语料库较多 [ 11 ]，例如酒店评论语料、商品评论语料、微博情绪语料、影评数据集等，但针对教学评论的语料库内容极少，本文使用通用情感词典生成新的积极与消极情感语料库，词典包括：大连理工大学中文情感词汇库、台湾大学中文情感极性词典、清华大学中文褒贬义词典、玻森中文语义词典、Synonyms中文近义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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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预处理 本文对某高校某门课程的265条学生评教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倾向分析，该评教数据是针对教师教学过程中的优点及不足两方面进行评价，如图1所示。 图1. 学生评论数据 3.1. 评教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之前要进行数据质量分析 [ 12 ]，数据质量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检查原始数据中是否存在“脏数据”。脏数据包括缺失值、异常值、不一致的值和重复数据。 首先将评教数据进行质量分析，对文本类数据检测发现存在19条无评教内容，及存在“缺失值数据”，最终获得有效评教数246条；再将评教数据以句为单位进行拆分，得到764条评教数据；最后依据评教指标的5个维度进行人工识别和分类，若存在某一句中的评教内容包含2个以上评教维度，则将该条评教进行人工分离成对应的语句数，并添加对应维度。最终获取到具有有效评教维度的数据815条，如图2所示。 图2. 数据预处理 3.2. 情感词典预处理 提取通用情感词典中的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分别生成积极情感倾向语料库与消极情感倾向语料库，并去掉重复词后，得到积极词数32550条，消极词数25407条，见表2。其中玻森中文语义词典中存在大量非中文词语 [ 13 ]，且词表中的情感倾向性权重取值范围为[−6.704000126， 6.37503943135]之间，因此先去掉所有非中文词语，再将权重小于 −1的中文词语划入消极词表，权重大于1的中文词语划入积极词表，而权重值在 −1到1之前的词语偏向中性，本论文中暂不讨论。 情感词典集合的生成基本实现了通用性 [ 14 ]，但在评教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词语的积极与消极性与评教表达的含义不符，例如：建议、需要、加强等，在评教中表示教师需要改进之处，应替换到消极词表中，因此需要利用Synonyms中文近义词库进一步核准情感词典集合中的积极性与消极性。 Table 2 Emotional dictionary collectio 词典名称 积极词数 消极词数 大连理工情感词库 11，229 10，783 台湾大学情感词典 2811 8277 清华大学褒贬义词典 5567 4469 玻森中文语义词典 26，894 9902 总计 46，501 33，431 去掉重复词 32，550 25，407 表2. 情感词典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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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型生成与结果分析 4.1. 模型生成 在情感分析前，需要对情感词典集合进行训练 [ 10 ]，代替SnowNLP包中原有模型，训练方法如下： 首先找到SnowNLP的安装目录，在目录下的sentiment文件夹保存着SnowNLP进行情感分析的默认语料文件(pos.txt，neg.txt)与通过训练该语料得到的模型，如图3所示。其中sentiment.marshal.3是Python3版本的序列化模型文件，sentiment.marshal是Python3版本之前的序列化模型文件。 图3. Sentiment目录 再指定生成的情感词典集合中的积极词表(train.pos.txt)和消极词表(train.neg.txt)，通过SnowNLP提供的模型训练与保存方法训练和保存模型，并替换原sentiment目录下的模型。 1) #训练模型 sentiment.train (‘train.neg.txt’， ‘train.pos.txt’)。 2) #保存模型 Sentiment.save (‘sentiment.marshal’)。 4.2. 结果分析 调用训练好的模型对学生评教数据进行情感倾向分析，获得情感分值如图4所示。通过观察数据结果可以发现，积极评论的情感分值基本大于0.6，消极评论的情感分值与之相反。由此，将评教数据中情感分值小于0.6的统一用0表示，情感分值大于0.6的用1表示，实现积极与消极情感分值的归一化，如图5所示。 图4. 情感分值 图5. 情感分值归一化 对情感倾向分析结果进行分类统计，获得5个维度的积极与消极评教数，见表3。将结果生成饼状图与叠加柱状图，如图6，图7。其中备课环节评教数最多，占总评教数的46.9%，且该环节的积极评教数与消极评教数之比约为4:1；作业评讲环节评教数最少，只占总评教数的4.7%；课堂管理与课堂互动环节的积极评教数与消极评教数之比约为1:3与1:2.5；语言表达环节的积极评教数与消极评教数之比约为1:2.5。 Table 3 Statistics of teaching evaluatio 评教维度 积极评教数 消极评教数 总数 备课 291 91 382 课堂管理 42 123 165 作业评讲 27 11 38 语言表达 93 36 129 课堂互动 28 72 101 表3. 评教数统计 图6. 饼状图 图7. 叠加柱状图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 1) 学生对本课程授课过程中的教师备课环节最为关注，且该环节积极评论数远高于消极评论数，证明教师在该环节准备充分，应继续保持。 2) 学生对作业评讲环节关注度最低，证明该环节存在感较低，学生对该环节的重视度不够。教师应在授课过程中适当提高讲评环节的时间占比，从而增强学生对作业讲评的重视程度。 3) 课堂管理与课堂互动环节消极评论数多于积极评论数，证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课堂纪律要求不够严格，且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方面有所欠缺，需要在后期教学过程中，加强课堂管理，并努力提高授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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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本文在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利用SnowNLP对学生评教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倾向正负性分析，再经过统计与可视化展示，判断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存在的优缺点，为教师改善教学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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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文章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特点出发，结合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指出概率论与数理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是教育育人、提高文化自信、强化素质目标等方面的需要，并梳理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挖掘思政元素的方法。最后指出课程思政融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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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高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必修通识课，通常开设在大学第四学期，是一门比较实用的课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1 ]，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所有专业课和非专业课的教学中，进而与思政课达到同向同行的效果，这就是课程思政。但如何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并在融入教学的过程中做到“润物无声”，同时用好课堂这个主渠道，最重要的是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是我们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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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1. 当代教育育人发展的需要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00后接触的信息鱼龙混杂，特别是进入大学以后，会接触各种网络平台，在这种背景下，学生的三观、思想会受到各种信息的冲击，而多元化的思想浪潮影响有正有负。教师用好课堂这个主渠道，做好每门课的课程思政非常有必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是一门比较实用的课程，生活中的很多案例都可以用概率论的内容来解释。教师应全方位、多角度去挖掘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元素，案例也要具有型性与创新性，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及爱国情怀 [ 2 ]。 2.2. 提高文化自信的需要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比较古老的数学学科，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该课程的背景、基本内容、应用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对整个学科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课堂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并从名人事例中形成创新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养成勤奋、持之以恒等良好习惯，并从概率论的一些应用实例中体会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解释一些中国古典文化词句中所蕴含的概率论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比如：“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锲而不舍，金石可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等。 2.3. 强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素质目标的需要 如：在概率的定义及性质这一小节中，通过小故事“一个黑帮发明的一种密码，其密码就是用一个一个跳舞的小人组成，每一个小人是一个字母，有人用这种密码进行通信，来威胁某人。福尔摩斯后来破解了密码，抓住了坏人。”故事的背后也培养了学生数学建模的思想，同时让学生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在条件概率的计算公式这一节中，通过一个社会问题网络暴力进行贝叶斯公式的应用，结果表明，网络上被骂的人真的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概率只有0.167，绝大部分的人被骂是被冤枉的，教育学生不要轻信网上传言，不要参与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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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挖掘思政元素的方法 3.1. 将我国概率统计方向的优秀专家、学者渗透到课堂，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 期望理论在金融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介绍彭实戈教授建立的动态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g-期望理论和G-期望，而这个理论在研究金融数学的非线性动态定价问题及动态风险度量问题时的重要工具。让学生感受中国数学家们的思想，提高文化自信；并用前辈献身祖国和科学的精神，激励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3.2. 借助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发展史，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有些理论知识的讲解，可以从概念的历史由来、人物故事及相关问题讲起，不但可以让学生体会数学概念的抽象过程，也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和实际，这种方式有助于学生从认知上去接受数学概念。这种思路也会启发学生认识问题的本质，进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 首次上本门课时，可以拿生活中的赌博问题进行引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接着介绍关于概率论的第一部著作是惠更斯的《论赌博中的计算》，它把赌博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也标志着概率论的创立。让学生认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和实际。 3.3. 通过中国古典文化词句中蕴含的概率论思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国情怀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水滴石穿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都蕴含着概率论思想。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用事件发生表示智者犯错误，一般智者犯错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他思虑的事情多了，也必然会犯错。 这些古典文化词句都可以用概率论的知识来解释。如小概率事件通过一次试验几乎不可能发生，但在大量独立重复试验后，事件迟早发生的概率为“1”。日常生活中要正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不因“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4. 结合唯物辩证法，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 如：频率与概率这个知识点，频率是个经验值，可能取多个不同的值，具有偶然性；而概率是客观存在的，值唯一，具有必然性。当试验次数较少时，两者偏差较大，体现为对立性。当试验次数很大时，频率会稳定在某一常数附近，这个常数就是事件的概率，反映出统一性；这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 全概率公式体现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随机变量函数与普通实函数体现了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大数定律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3.5. 借助概率论在其他学科领域里的应用情况，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领悟到“科学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同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涉及到隐私的敏感问题，如校园贷。而对这种涉及隐私的问题调查却困难重重，大家都会尽量避免正面回答或者拒绝回答这种敏感问题。那么如何设计调查问卷来得到真实的调查结果，我们就要用到概率论中全概率公式的知识点。同时间接的让学生们认识到校园贷的危害，让学生学会理性、合理的消费，远离校园贷。 3.6. 通过实际案例应用，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许多概念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实际案例，通过案例讲解，教育学生凡事要讲诚信和道德，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只有树立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并有所作为。如： 古典概型—通过计算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和赌博中赢的概率，让学生从计算结果直观感受它们都是小概率事件。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一次实验就成功，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警示学生不要期望通过投机取巧和碰运气来赚取钱财，做人做事都应要脚踏实地。 数学期望和方差—水桶定律：一是水桶的所有板足够高，水桶就能盛更多的水；二是如果水桶壁出现了一块短板，那么水桶的容量都由这块短板决定。用水桶定律来解释数学期望和方差，说明团队力量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伊索寓言》中“孩子与狼”的故事。用公式计算出随着孩子一次次说谎村民对孩子的可信度是怎样降低的，计算结果也直观地说明了诚信的重要性。告诉学生要遵守诚信，诚信难得易失，诚信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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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课程思政融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4.1. 强化教师立德树人的意识 培养和教育当代大学生，高校教师要传授数学的理论知识和思想，还有数学方法，但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更重要。通过数学思想、数学方法的学习，让学生学会正确做人、做事和做学问[ 3 ]。老师们坚决不能认为学生的思想教育是班主任、辅导员和思政老师的事情，这应该是所有老师的事情，所有课程都应达到三全育人的效果。教师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入思政元素？首先努力学习新知识，其次应该多研究社会热点，最后巧妙地把社会热点与概率论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支部活动加强教师对“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识。 4.2. 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在融入课程思政的过程中，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至关重要。教师应对热点问题进行学习，并寻找将热点问题融入概率论的切入点，探索教学方法与途径。总之，让教师知道如何实施课程思政，让教师参加提高教师思政教学能力的培训、交流及研讨等也必不可少 [ 4 ]，拓宽教师视野，分享课程思政的典型教学案例，改革灌输方式，采用主动学习方式，创新评价方法，解决育人成效问题。 总之，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教育之本，高校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三全育人。而解决专业课与思政课“两张皮”的问题尤为重要 [ 5 ]，专业课教师应深入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育人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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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访谈，对比出外语类学生(英语和非英语专业)关于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异同，发现：1) 影响两类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投入的显著性因素存在差异，但师生互动对两类学生在行为、情感以及认知上都表现出正向作用。2) 英语专业学生的课堂情感投入作用不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英语学习的时间和频度等因素有关。3) 英语知识对两类学生英语课堂的认知投入产生不同影响。4) 学习者主体内部因素和教师主体行为因素，而且外部环境因素，比如语言测试评价，也会对学生的学习投入产生激励作用。5) 两类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虽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投入的深度不同。针对以上五点研究结果，对英语课堂教学实践和改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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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习投入”这一教育心理学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Mosher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多维概念(武法提，2018)。Finn将学习投入概念化为学习的持续过程，涵盖参与、成功、认同、不参与、不良表现，情感退缩等。Jimerson将学习投入要素归纳为行为、情感与认知的集合，并得到了Fredricks和Skinner的研究证实。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指出，“大学英语作为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大学英语课程要以教师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外语学习的能动性，满足国家和学生未来发展需要(《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然而，在外语教学环境下，学习投入是衡量学习过程和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 [ 1 ] (徐锦芬，2019)。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教育学者也开始聚焦于学生学习投入的研究(高芬，2020)。因此，笔者顺应研究趋势，以英语课堂中学生的学习投入为主题，将英语和其它语种学生进行对比，旨在为中国的英语教学实践、研究和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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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学习投入是指，学生个体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武法琪，2018)，深入进行思考，主动解决问题，以及获得积极情绪体验的体现 [ 2 ] (郭继东，2018)，是学生学习结果和成就的重要预测变量 [ 3 ] (姚晶，2020)。其中，行为、情感和认知投入是学习投入的主要构成要素(张茜，2021)，情感和认知投入是行为投入的重要基础(Liu， 2019)。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学生投入这一话题进行了大量研究。陈静(2021)认为学习投入会受到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Oraif， Iman (2021) & Hava， Kevser (2021)通过翻转课堂教学发现，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投入程度明显提高，线上线下教学行为对大学生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马倩，2020)；学生学习动机的不同维度，诸如学习兴趣(Jia， Chengyuan， 2020)，以及自我效能感(Avery， Laureen， 2021)保持在了较高水平；教师反馈(Pan， Xiaoquan， 2020)、教学环境(任庆梅，2019)、人际关系(Chiu， Thomas K. F.， 2020)等充当了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的中介因素，而学习投入反过来又会对学习动机产生影响(Muir， Tracey， 2020)。Adams， Donnie (2020) & Naji， Khalid Kamal (2020)也发现，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投入与学生个体差异，例如学习动机自我有关(张茜，2021)。苏琪(2019)通过建构大学生英语学习投入模型发现，二语学习动机自我对学习投入产生正效应，但焦虑则对学习投入产生了负效应 [ 4 ]。 从以上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关于学习投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机制和因素的探讨，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例如(郭继东，2017&广春娇，2019&管万龙，2020&高芬，2020)进一步分析了学习投入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但关于不同学生群体学习投入的比较研究仍然缺乏。然而，外语课堂的学习投入必然涉及到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状态和行为表现等 [ 5 ] (任庆梅，2021)。鉴于此，该研究将两类学生群体(英语专业和其它语种专业)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从不同维度展开对比，并从中揭示出对外语教学实践和改革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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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该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即通过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对比英语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有何相同点和差异性，1) 影响两类学生群体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的显著因素有何异同。2) 两类学生群体的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及其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路径，是否存在差异。 3.2. 研究对象 该研究选取国内某大学外语学院大二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英语专业学生为60位同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为40位同学。所研究对象均是中国学生，授课教师相同，授课内容性质上大致都为综合英语，包含听、说、读和写等内容。非英语专业学生每周的课时为4小时，而英语的学生每周的课时为6小时。 3.3. 研究工具 该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参照了Lam et al. (2013)、Smit et al. (2017)以及Zilvinskis et al. (2017)量表。该量表采用矩阵法编制而成，其中自变量涵盖教师、学生、环境三大因素。具体有教师反馈、教学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调控、学习资源、英语知识、小组合作、师生互动，编号为A1~A8。因变量则包含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编号为B1~B3。该量表一共2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较为不符合、有些符合、较为符合、完全符合。此外，笔者采用SPSS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3.4. 研究过程 首先该研究对100名大二同学发放调查问卷，采用统一的指导语，问卷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问卷填完后，笔者将问卷录入问卷星。笔者调查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该量表信度系数值为0.985，大于0.9，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针对“项已删除的α系数”，任意题项被删除后，信度系数并不会有明显的上升。针对“CITC值”，分析项的CITC值均大于0.4，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同时也说明信度水平良好。使用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KMO值为0.789，介于0.7~0.8之间，研究数据效度较好。综上所述，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0.9，综合说明数据信度和效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之后，该研究采用SPSS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之后，针对研究结果所反映出的问题，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和教师进行沟通，以及对学生进行集体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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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我伤害行为是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典型表现，它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对青少年造成了危害。依据自我伤害行为的理论模型，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际交往因素是重要一环。本文从校园环境和家庭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对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帮助我们从人际交往的视角深入了解青少年的自我伤害行为，同时也为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机制研究和干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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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青少年适应问题因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一直是各国政府、心理学研究者和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其中，自我伤害行为被视为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典型表现(Nock & Prinstein， 2004; 黄垣成等，2021)。 自我伤害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个体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重复和直接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为社会所认可，且不具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例如，划伤、烧伤、撞击等(Nock， 2010; 江光荣等，2011)。青少年是自伤的高发人群，一项元分析表示，青少年自伤的终身患病率和年患病率高达22.1%和19.5% (Lim et al.， 2019)。虽然自伤行为在青少年时期处于高峰期，部分自伤行为会随着个体的发展逐渐消失，但其对个体的心理影响很可能持续发展，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自我伤害行为与个体之后的自杀意念、抑郁、焦虑、边缘型人格等具有强烈联系(Daukantaitė et al.， 2021; Castellvi et al.， 2017; You & Lin， 2015; Baetens， Claes， Onghena et al.， 2014)。 青少年个体处于由自我同一性混乱走向自我同一性一致的时期，自身和环境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其采取自伤的保护或风险因素，例如：早期创伤性经验(林丽华等，2020；江光荣等，2011)，个体冲动性(Costa et al.， 2021)，同伴关系(Geel et al.， 2015)，家庭环境(Cassels et al.， 2018)，学校环境(Yu et al.， 2020)等。其中，人际交往方面因素对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颇为重大。 综上，本文将立足人际交往视角，依据自我伤害行为的理论模型，从校园环境和家庭环境中的人际交往因素两个方面展开，对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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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伤的理论模型 在对自伤的研究中，早期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型，这些模型分别指出：自伤表达了个体对性与死亡的控制(Cross， 1993; Friedman et al.， 1972)；自伤帮助个体区分自己与他人间的界限，自伤能够保护他人，使其远离自己的愤怒(Simpson & Porter， 1981; Strong， 1998)等。随着对自我伤害行为的不断研究，Nock等研究者在以往的经验和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例如自伤的功能模型(Nock & Prinstein， 2004)、回避体验模型(Chapman et al.， 2006)、发展心理病理模型(Yates， 2004)和整合模型(Nock， 2010)等。其中，功能模型和整合模型被研究者们借鉴的最多。 2.1. 功能模型 自伤的功能模型由Nock和Prinstein (2004)提出，该模型指出，自伤是通过四种强化过程来维持的。这个模型从“个体–人际”和“正强化–负强化”两个维度将自伤的功能分成四类：个体正强化，个体负强化，人际正强化和人际负强化。在个体负强化中，自伤行为发生之后会立即减少或停止个体本身厌恶的想法或感觉(例如，缓解紧张，减少愤怒)。在个体正强化中，采取自伤行为之后个体所期望的想法或感觉产生并增加(例如，自我刺激，因为“惩罚”自己而感到满足)。同时，自我伤害可以通过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积极强化来维持，在人际正强化中，这种行为会导致个体期望的社会事件(例如，注意、支持)发生或增加；最后，在人际负强化中，自我伤害行为会导致某些人际事件的减少或停止(例如，同龄人停止欺负，父母停止吵架)。 对于自伤个体，自我伤害行为最常用的功能为负强化(Groschwitz et al.， 2015)。一项研究运用EMA (econom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技术发现，个体在采取自我伤害行为之前，其悲伤感和孤独感明显增加(Nock et al.， 2010)，同时，个体身体疼痛的出现经常伴随着消极情绪的降低(Hamza & Willoughby， 2015)。 2.2. 整合模型 整合模型(Nock， 2009)解释了自我伤害行为的维持和发展。它指出，自伤作为用来调节消极情感体验和社会情境的一种即时有效的方法，能够被个体重复使用。自我伤害行为由一些远端因素诱发(例如：童年虐待和忽视)，这些远端因素导致个体产生人际易感因子(例如：缺乏交流技能)和个人易感因子(例如：高负性情绪)，从而使个体无法使用正确有效的方式应对生活压力事件。继而由于一些特定的诱发因子(例如：社会学习假设)，个体选择了自我伤害的方式而非其他病理途径满足自己的需求。 整合模型是涵盖内容很广泛的模型，它不拘泥于某一理论流派，同时考虑了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因素，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理解自伤行为从发生到发展的整体思路，该模型适合于作为理解自伤的理论框架(江光荣等，2011)。 综上，根据自伤的相关模型，人际交往因素与个体产生自我伤害行为具有密切联系，人际因素作为一种近端变量对个体的自伤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探索不同人际因素对自伤行为的保护和风险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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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人际因素对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 由自伤的相关模型可知，人际交往因素对自伤的影响十分重大。对青少年来讲，校园和家庭环境是其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青少年在校园环境中与同伴、老师的人际互动，在家庭环境中与父母之间的人际互动，都能够导致或缓解青少年的自我伤害行为。 3.1. 校园环境中人际因素 在学校环境中，个体人际关系质量对自我伤害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Madjar、Zalsman、Mordechai和Shoval (2017)发现，经历了消极的教师心理支持、学校归属感和同伴关系的个体将更容易采取自伤行为。换言之，个体与学校和同伴间的人际联系，与其自我伤害行为有关。 3.1.1. 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 在校园环境下的诸多风险性因素中，同伴侵害的作用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指个体遭受来自同伴的身体、语言、财务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攻击的经历(Mynard & Joseph， 2000; 吴晗等，2021)。 大量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证明了在青少年群体中同伴侵害与NSSI的关系(Van Geel et al.， 2015)。二者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理论视角来理解：一般应变理论(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和NSSI的人际关系模型。一般压力理论强调，紧张的人际关系和社交情境会迫使个体产生越轨行为。具体来讲，消极情境会使个体产生压力，从而引起个体的负面情绪，导致个体作出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增加。同伴伤害作为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Agnew， 2001)，可能会增加个体采取越轨行为的风险，如NSSI (Hay & Meldrum， 2010)。另一方面，在NSSI的视角，NSSI的人际关系模型提出，消极的人际关系事件通常先于NSSI发生，而个体选择NSSI这一不良应对策略来减少这些经历带来的压力或紧张(Prinstein et al.， 2009)。青少年在受到伤害后，可能会求助于NSSI来重新获得控制感和减轻因伤害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3.1.2. 同伴拒绝(Peer Rejection) 在校园环境中，除同伴侵害之外，同伴拒绝也是常出现的一种人际因子。同伴拒绝指一种被孤立的情境，表现为个体不被同伴所接受，或者个体因为同伴对自己的拒绝态度，而不与同伴玩耍(Aslan， 2018)。研究表明，被拒绝的孩子在社交和认知能力方面不如被同伴接受的同龄人。根据拒绝敏感性模型(Levy et al.， 2001)，大量拒绝经历可能使个体，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对其他拒绝线索都更敏感，具有高拒绝敏感性，他们很容易产生被拒绝的感觉，然后引发一系列认知情感反应(例如焦虑、自责、情绪痛苦和敌意)。随后，他们可能会产生不良应对反应(例如，社交退缩、攻击和自我伤害行为)。拒绝敏感度高的人比拒绝敏感度低的人更容易出现人际问题和自我适应不良。高拒绝敏感性能够增加个体自我伤害的想法和行为(Cawley et al.， 2019)。 3.1.3. 教师支持(Teachers’ Support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教师对学生基本心理需求的支持是学校环境和总体氛围的关键促进因素(Roth et al.， 2011)。教师支持通常被定义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感知到老师允许个体自主选择(即自主支持)，是否感知到老师提供给学生体验自我提升的机会(即能力支持)，以及是否鼓励与学校同龄人建立尊重和密切的关系(即关系支持) (Vansteenkiste et al.， 2010)。在各种教育环境中，个体心理需求支持是青少年建立适应性和幸福感的关键因素(Madjar， Ben Shabat， & Elia， 2017)。在一项纵向调查中，个体14岁时对教师行为的消极感知显著预测了两年后的自我伤害行为(Kidger et al.， 2015)。受到高教师支持的学生会更少的参与自伤行为(Madjar， Ben Shabat， & Elia， 2017)。 3.2. 家庭环境中的人际因素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尽管青少年开始试图以各种方式挣脱父母的保护，更多地向同伴寻求支持，但许多研究仍表明，父母依然在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现有文献研究，家庭因素与亲子关系在增加青少年NSSI发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Cipriano et al.， 2020)。例如，父母支持及父母忽视是NSSI发生的风险因素(Bureau et al.， 2010)；无关怀、非保护性和无效的抚养关系与青少年NSSI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有关(Baetens， Claes， Martin et al.， 2014; Bureau et al.， 2010; Martin et al.， 2016)。本文将选取最常见及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家庭因素：父母拒绝及父母支持来阐述家庭环境中的人际因素对个体NSSI的影响。 3.2.1. 父母拒绝 父母拒绝作为一种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被定义为个体显著缺少父母或者其他抚养者给予的温暖、情感、关怀、安慰、关心、支持和无条件的爱(Zhu et al.， 2020)。根据NSSI的人际模型，人际压力会导致NSSI发生风险增加(Prinstein et al.， 2009)。父母拒绝作为一种特殊人际压力，会导致强烈的负面情绪和情绪调节障碍(Sobrinho et al.， 2016)，从而增加个体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如NSSI)。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拒绝将会导致个体的自我伤害行为。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拒绝通过消极的自我图式和动机对NSSI产生间接影响(Quirk et al.， 2015; Cipriano et al.， 2020)；此外，父母敌意，包括冷漠和拒绝都与个体自我伤害行为有关(Latina & Stattin， 2016)。 3.2.2. 父母支持 父母支持是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孩子察觉到父母的尊重、关怀和帮助，能够感受到父母支持自己的选择，能够获得情感体验的认同(高伟安，2020)。在一项对中学生社会支持系统与同伴接纳水平关系的研究发现，给予中学生社会支持最多的依次为母亲、父亲、同性朋友和教师(张文娟，邹泓，梁钰苓，2012)，来自父母的支持和温暖与青少年的行为不良显著负相关(Barnes & Farrell， 1992; Juang & Silbereisen， 1999)。研究表明，父母温暖与其行为支持能够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自我伤害行为(Baetens， Claes， Martin et al.， 2014)。压力应对模型认为，从父母那获得情感或工具性支持的青少年在情绪调节和问题解决方面表现得更好，这些能力能够帮助他们建设性地处理焦虑、抑郁或愤怒等消极情绪，而不是采用其他不良的适应方式(Wills & Cleary， 1996; 张文娟等，2012)，相反，根据NSSI的人际模型，缺乏正确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可能会采取NSSI来缓解自己的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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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展望 综合前文可知，自我伤害行为是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典型表现，它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对青少年造成了危害。依据自我伤害行为的理论模型，青少年NSSI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际交往因素是重要一环，本文从校园环境和家庭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对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帮助我们从人际交往的视角深入了解青少年的自我伤害行为，同时也为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机制研究和干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4.1.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机制研究 根据Nock (2009)提出的自我伤害行为的整合模型，个人因素和人际因素是导致个体产生自我伤害行为的两大重要因素，这两大因素中分别包含NSSI的保护因子和危险因子，如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 (Jiang et al.， 2016)和个体冲动性(江光荣等，2011) (个人因素)，父母支持(Baetens， Claes， Martin et al.， 2014)和同伴侵害(Van Geel et al.， 2015) (人际因素)。对于青少年来讲，某一种因素可能无法直接导致其采取自伤，多种变量存在相互影响，例如同伴侵害会导致青少年的自伤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受到同伴侵害的个体都会采取这种不良的适应行为，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我同情能够调节同伴侵害与自伤之间的关系(Jiang et al.， 2016)，降低个体采取自我伤害行为的可能性。青少年受到的环境因素影响可能会被自身的某些因素所减缓。针对由于人际因素导致个体自伤，而该影响被个体自身因素所缓解的研究思路，可以为随后的干预研究提供良好思路和优秀的干预点。 4.2.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干预研究 由上述综述可知，青少年是自我伤害行为的高发时期(Daukantaitė et al.， 2021)，并且青少年人群患病率较高(Lim et al.， 2019)。自我伤害行为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产生极大影响，甚至与个体后期患有心理障碍强烈关联(Daukantaitė et al.， 2021)。所以，对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干预研究值得重视。但是，由于部分自伤行为会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而逐渐减少，这对研究者们探索有效的干预方法造成了困扰。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需要更加快捷有效的干预方法，能够在自伤行为自我减弱之前进行有效控制，或者在行为减弱之后，能有效降低其对个体今后心理障碍的影响；其次，由于青少年处于个体成长的叛逆期，其开始试图以各种方式挣脱父母，更多寻求同伴，这让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能够结合家庭和学校的相关因素，使得家庭和学校能够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对青少年的自我伤害行为进行干预，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