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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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光致变色材料的应用 光致变色材料因其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光学信息存储、防伪、装饰和防护、荧光开关等不同领域。 第一，光学信息存储。利用光致变色材料的可逆颜色变化特性，将变色前后的两种稳定状态分别对应于二进制中的0和1，由此可制备可擦写的信息存储元件，且该元件具有读、写、擦速度快及存储密度大等优点。研究表明，有机光致变色材料中的二芳烯类、俘精酸酐类及偶氮类均可用于信息存储领域。其中，俘精酸酐因具有耐疲劳度高、热稳定性好等特点，是光信息存储材料的研究热点之一 [ 30 ]，樊美公等对此做了许多研究 [ 31 ][ 32 ][ 33 ][ 34 ]。二芳烯类热稳定性好、对可见光波段敏感、化学反应谱段大、化学反应速率快，也具有较好的光信息存储应用前景。齐国生等研究了二芳基乙烯的多波长光存储，结果表明，多波长存储读出信号对比度较高且各记录信号之间几乎无串扰，记录信息经50次低速读出后仍保持较高对比度 [ 9 ]。对于偶氮类，其具有明显的光偏振效应，用一束偏振光就可通过双折射将信息写入、读出、擦除、重写，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光学记录介质。 第二，防伪领域。早期，主要是通过光致变色材料的单独作用来达到防伪目的，比如将其制成防伪油墨或防伪纸张等 [ 35 ]。后来，为进一步提高防伪材料的耐性并避免出现被模仿而达不到防伪目的的情况，逐渐兴起了光致变色材料同其他防伪手段联用的防伪方式 [ 36 ]，实现了防伪技术性能的提升。 第三，装饰和防护。把光致变色材料应用到日常生活领域，起到装饰或防护作用。比如，将其加入衣服 [ 37 ]或建筑涂料 [ 38 ]，使衣服或建筑墙面在光照射下发生颜色改变，这在提升美观程度和给人们生活带来乐趣的同时，也有力地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眼镜镜片中添加光致变色物质，通过材料的光敏特性进行智能调控，使眼镜在强光照射下发生颜色改变，可避免眼睛受到直接伤害，并且目前光致变色眼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 39 ][ 40 ]。另外，智能窗(光致变色玻璃)可以根据入射光的强弱来智能地改变颜色，进而调节光线透过率和其携带热量，起到了调节室内光线并节约能源的作用 [ 41 ]。 第四，荧光开关。光致变色材料应用于荧光开关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类新型多功能材料，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芳基乙烯。复旦大学邹莹通过改性二芳乙烯基团的荧光功能和水溶性，合成了系列二芳乙烯荧光开关材料，开拓了此类材料在生物成像和光控释放方面的应用 [ 42 ]。陈红云等对光致变色荧光开关材料的研究进展做了综述 [ 43 ]。 此外，光致变色材料在生物样品检测 [ 44 ]、光控超分子材料 [ 45 ]、染料工业 [ 46 ]、可视化检测 [ 47 ]、分子催化剂 [ 48 ]、生物活性光调控 [ 49 ]等诸多领域也有较好应用。 表1简要总结了不同类型光致变色材料的应用情况。 Table 1 Applications of photochromic material 类型 应用领域 无机光致变色材料 信息存储、生物样品检测、太阳镜、智能节能玻璃、传感器、智能开关、军事国防等 有机光致变色材料 光信息存储、防护包装、服装纺织、全息记录照相、生物科技、智能药物、光能量限制物质、光计算、光能测定、国防、防伪、荧光开关、染料工业、可视化检测等 无机–有机杂化光致变色材料 光存储和光开关、光信息转换器、光控超分子、防护装饰、防伪、太阳镜、膜片材料、 生物技术、医药、催化剂、传感器、调光器件等 表1. 光致变色材料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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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和展望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光致变色材料被研究出来并广泛应用于分子开关、信息存储、生命科学、分子催化、装饰防护、防伪材料等各大领域，其作为高科技研究的重要课题，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就当前来看，人们对有机光致变色材料研究较多，而无机光致变色材料研究较少，无机–有机杂化光致变色材料正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当然，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光致变色材料的热力学稳定性、抗疲劳性、快速的反应性、灵敏性等仍需进一步提高；许多研究仅停留在变色性能方面的考量，缺乏对于变色机理的深入探讨；此外，无机光致变色材料的数量较少，这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发展应用空间。 综上所述，深入探究光致变色机理，科学地阐明光致变色材料的变色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发性能更加优异、成本更加低廉、应用效果更加突出的新型光致变色材料是未来光致变色材料的一大发展趋势。相信通过科研工作者们的努力，光致变色材料也必将在未来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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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化启动范式是研究文化差异的重要实验范式。本文首先梳理了文化启动范式常用的几种方法；其次，从动态文化建构理论、文化适应假说、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了文化启动范式的作用机制，并简要归纳了当前文化启动在认知方式、自我构念、自我参照效应、归因方式等方面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了文化启动范式存在的不足(如理论建构的深入验证、是否存在相应的神经机制、可重复性验证问题、研究对象的局限等)，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 :文化启动，文化差异，动态文化建构理论，文化适应假说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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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priming)”技术首次应用于社会认知心理学领域以来(Higgins， Rholes， & Jones， 1977)，该领域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便持续高产，可被启动的心理现象也从最初的印象形成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例如对行为(Gino & Mogilner， 2014)、动机和目标的影响(Varnum， Shi， Chen， Qiu， & Han， 2014)。与此同时，随着文化交融、碰撞产生的一系列文化问题，比如文化差异、民族矛盾等问题，心理学也逐渐衍生出了新的研究取向，即文化心理学(Cole， 1996)。然而，更重要的是，实验心理学始终倡导在精细控制条件下对所研究对象进行严格的实验设计，以此保证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以及更高的可重复验证性。如此一来，文化启动范式便作为一种研究文化差异的实验范式孕育而生。 文化启动范式(Cultural Priming Paradigm)是指在特定情境中，使用与文化内涵相关的刺激物作为启动刺激，这种启动将会对个体随后的任务产生影响，使得个体产生与启动文化相关联的认知，情绪或行为反应(Hong et al.， 2000)。由于这种实验范式允许操纵文化取向，因此提供了以实验方法检验单一文化，多元文化及其他竞争观点的可能性(Aydinli & Bender， 2015)。目前，聚焦于文化启动的研究有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实验对象的多元化，除了研究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之外，针对于双文化者以及双语者的研究也越来越多(Trafimow et al.，1991；Gardner，Gabriel，& Lee，1999；Hong et al.，2000；七十三等，2017)；二是探究文化启动后与之关联的心理现象的种类也更加多样化，如从传统的对认知方式的考察开始转向人际合作(Wong & Hong， 2005)、创造力(周婷，曹贵康，& 周珊珊，2011)、公平(Wu et al.， 2015)、社会赞许性(屈静，2015)、同性恋态度(高小雨，2017)等多方面的考察，研究视角更加新颖独特。 然而，以往关于文化启动的文章都是介绍该范式下的具体实验研究，缺乏对文化启动这一成熟的实验范式作系统化的综述。因此，本文首先梳理文化启动范式的主要研究方法、理论依据以及当前主要研究现状；其次，简要归纳文化启动范式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该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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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化启动范式的主要方法 根据启动刺激呈现性质，文化启动范式大致可分为文化符码(icons)启动法和文字材料启动法两类。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采用情景激活的方式提高不同文化维度(如独立自我或互依自我)的短时可及性，使个体处于代表不同文化维度的情境当中，从而达到启动操纵的目的。 2.1. 文化符码启动法 所谓文化符码，即指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某种浓缩的、蕴含丰富内涵的文化标志，多用于指代、象征某种文化所代表的精神、意志、底蕴(杨文博，2011)。由于文化符码常以图片的形式作为启动刺激，故也有学者称此法为典型图片启动法。文化符码启动法一般通过给被试呈现有不同文化内涵的典型图片，短暂性地诱导被试产生对于某种文化的印象，从而考察其之后的行为表现。相比于其他文化启动方法，文化图片的呈现更加直观、易于理解，所以该方法也是文化启动范式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 2.2. 文字材料启动法 顾名思义，相比于文化符码启动，该方法是以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文字材料作为启动刺激，要求被试在相应的指导语之下，阅读相应的文字材料之后，观察其完成任务的表现。主要包含圈代词任务法、阅读故事法和语言启动法三种，其中前两种方法主要应用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启动，后一种则主要应用于双语者的文化差异研究。 2.2.1. 圈代词任务法 这种方法由研究者们(Gardner， Gabriel， & Lee， 1999; Stapel & Koomen， 2001)在Brewer & Gardner (1996)所创立的人称代词对比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现如今己经成为文化启动范式的经典模型，为大量研究者所推崇。这种方法首先将被试分成不同的启动组，给他们一篇短文，如有关在城市旅行见闻的文字。要求被试阅读这篇短文，并仔细圈出文章中所有的人称代词。每个组的文章内容都一样，但文章的代词却不相同。如独立性自我条件组的代词全部为“我(I/me)”；互倚性自我条件的代词则是“我们(we/us)”；控制条件组的代词为“它(it)”。Brewer认为该模式有效地激活了个体的自我或社会的自我，以及自我在独立性与互倚性文化中的反应。 2.2.2. 阅读故事法 简单来说，这种方法就是让被试阅读特定的故事之后，针对故事内容和主人公行为符合的某种特点，回答主试问题。该方法最早来源于Trafimow等人(1991)编制的关于一位名叫Sostoras的勇士推举Tiglath担任军队统帅原因的故事，并将其作为启动材料。这个故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包括两种，分别体现互倚性文化内容和独立性文化内容，不同的启动组使用不同的内容。互倚组的第二部分讲的是推举Tiglath，不仅可以提升整个家族的名望，也能让家族成员看到自己对家族的忠诚；而独立组的第二部分讲的是推举Tiglath可以让国王奖赏自己，并且Tiglath本人也会因此感激自己，有利于自身权利的巩固和提高。后来，Lee，Aaker，& Gardner (2000)的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简化版的阅读故事法进行启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 2.2.3. 语言启动法 与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语言也可作为一种启动刺激直接达到启动的效果。这种启动方式与前者需要操作不同刺激材料的意义相比，有了较大的简化作用。语言启动范式通常采用两个语言版本的量表或任务，选取相匹配的双语者样本进行研究。这种范式中，不同语言版本的材料是研究的关键。每种版本的材料需要与该语言相对应的文化表达习惯相一致，符合各种文化的具体的语言表达。 如，Ross， Xun， & Wilson (2002)在对中加双语者的研究中，考虑到中文和英文不同的语言习惯，对自我描述的句子开头进行了符合语言习惯的调整，从而使得华裔加拿大被试在使用汉语指导语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更多的互倚自我描述，语言启动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同样，后来有学者以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为对象，研究发现当用英语启动比使用汉语启动时对自我特质的评定有显著更大的自我增强，更倾向于认为积极的特质适合描述自己，而消极的特质适合描述他人(Lee， Oyserman， & Bond， 2010)。最近的一个研究采用英汉不同语言材料启动双语者的研究发现，被试的忠诚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Chiou & Mercado， 2016)。王娟和张积家(2014)采用眼动技术考察启动语言对双语者场景一致性判断的影响。实验首先对被试进行汉语短语或英语短语的启动，然后给被试呈现三种场景图片，让被试判断场景图片与启动短语是否一致。结果发现，启动语言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在汉语短语启动下，被试对前景区的注视时间更早，注视比例较大；在英语短语启动下，被试对背景进行了额外的、快速的关注。 2.2.4. 描述启动法 描述启动法实际上是圈点代词法的一种演化，是指给被试提供一定的主题，要求被试根据所提供的主题写一篇短文，不同的启动组所要求事用的代词不同。如，在考察自我构念的文化差异的研究中(Stapel & Koomen 2001)，要求独立自我组的被试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每个句子都必须包括I，me，myself，mine等代词；互倚自我组被试则是写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要求运用we，our，ourselves，ours等代词；控制组被试写的短文则是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等对个体的自我构念不构成影响的客观现实描述，用的是water，trade，economy等词。弋鹏(2004)在探究不同文化启动对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时对上述几种启动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描述启动法是启动效果最好的方法。 2.2.5. 差异启动法 Trafimow等人(1997)设计了差异启动方法。他们在实验中要求独立性自我条件组的被试思考自己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差别，而要求互依性自我条件下的被试思考自己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完成实验任务。Urich Kühnen及其同事(2001)在他们的研究中也使用了差异启动的方法。他们发现互依性自我条件组的西方被试在进行思考自己与家人朋友相似的地方之后，表现出更倾向于整体性的知觉，而独立性自我条件组的被试则表现出更倾向于分析式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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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文化启动范式的理论依据 3.1. 动态文化建构理论(Dynamic Constructivist Theory) 跨文化心理学领域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理论的竞争，一种是文化静态理论，以Markus和Kitayama (1991)的绝对文化差异理论和陈晓萍(2009)的文化正态分布理论为主要代表。前者认为文化知识作为领域一般性构念，对个体思维、情绪和认知的影响是连续的、恒常的。一旦个体内化了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将是稳定不变的；后者则认为文化在各个群体中都是正态分布的，只不过存在某一种文化占优势而已；另一种是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其以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 switching，简称CFS)和文化情境认知理论(culture-as-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简称CSC)为主要代表学说。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文化启动效应发生之时，文化框架之间的转换；后者更着重于文化情境对认知的影响，以下将详细介绍。 3.1.1. 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文化框架转换模型(Hong et al.， 2000， Hong & Mallorie 2004， Hong 2009)认为，文化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个体完全可以拥有多种文化构念网络，这些文化构念网络依赖于情境线索，根据情境需要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进行文化框架的转换。也就是说，文化不是以一种总的整体的实体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来影响人们的心理，而是以由具有情境特异性的知识结构来影响人的行为；文化模式可通过知识启动而诱发，诱发时这些模式不是同时被启动，而是在特定的情景下诱发出特定的文化模式(Hong， Zhan， Morris， & Benet-Martínez， 2016)。被启动的文化处于显性地位，未被启动的文化处于隐形地位，而不是消失。该理论从文化与情境交互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内和文化间变异，是文化启动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理论基础(Cheng， Lee， & Benet-Martínez， 2006; Friedman et al.， 2012; Grossmann et al.， 2012)。 3.1.2. 文化情境认知理论(Culture-as-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 Oyserman等人(2011)正式提出文化情境认知理论来解释文化启动现象。这一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多维度的而不是单一的要素，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既包含稳定不变的要素，也包含情境化的、变化发展的要素(Oyserman， 2017)。并且，他们用综合征(syndrome)来描述文化，文化综合征是相互关联的特征的网络，通过激活扩散提示一个特征也能够使其他的特征在工作记忆中凸显，它们的不同凸显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当前相关的情境(Oyserman & Sorensen， 2009)。这样一来，由于情境线索的提示，人们可以获得并使用多种文化心理表征，并不需要自身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Kühnen & Oyserman， 2002; Oyserman， 2016)。然而，文化启动技术可以实现对单一或多文化个体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操控，进而解释文化价值观塑造行为的动态机制。相比于文化框架转换模型，这一理论实际上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把文化扩大到一种情境的概念，更具有泛化意义(Oyserman & Lee， 2008; Wang et al.， 2013; Xi et al.， 2016)。 3.2. 文化适应假说(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Berry (2003)系统地提出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这两种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与自身的倾向性以及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并且他认为这两个维度是互相独立的，即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并不必然妨碍与其他文化群体进行交流。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文化启动的过程就是文化刺激的连续呈现创造了一种文化情境，不断接受文化刺激的个体将不可避免的被引入这种文化情境之中。在这种文化情境中，个体的表现将受到自身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的影响。如果个体与这一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比较强，那么个体就会按照这种文化群体的思考或行为模式来进行反应，从而实现与该群体的交流。反之，如果个体与这一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比较弱，那么个体将很可能并不根据这种文化群体的思考与行为模式来进行反应(Wong & Hong，2005；Marsh，Pezdek，& Ozery，2016；刘彦芬，2008)。 3.3. 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 Coevolutionary Theory) 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 coevolutionary theory)认为，人类的大脑和心智活动是文化、遗传两股力量协同进化的结果，该理论也被称为双重遗产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 (Chiao， 2011; Chiao & Blizinsky， 2010)。这一理论力图在神经活动的微观层面揭示文化和基因遗传在大脑进化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解释文化启动现象产生的原因，更有说服力。 文化-基因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四种不同的路径，其中第四种路径支持了文化启动范式的研究。如图1(d)所示，基因类型和文化特质同时但各自对神经活动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受情境诱发的文化特质和基因类型动态调节神经活动方式，进而对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一路径解释了文化启动中双文化被试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灵活转换的原因(杨帅等，2012)。 图1. 文化-基因路径的变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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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评价与展望 文化启动范式为实现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的真正动态理解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途径(Aydinli & Bender， 2015)。对于文化启动范式的应用研究，从宏观视角来看，不仅对理解跨种族之间，也对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有重要的作用；从微观视角来看，采用文化启动范式进行的相关研究，对于理解当前中国所出现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文化适应过程，对推动和便利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各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进行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余伟 & 郑钢，2005)。 自千禧之年文化启动范式开始应用于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一直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该范式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随着近年来对传统跨文化心理学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取向方面的批评，如过于注重文化差异对认知方式的影响，而忽视了东西方群体在基因、语言、经济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的情况；过于夸大社会化效能，而忽略了人会主动建构内群体文化，并在环境需要时，策略性地表现或压抑与内群体文化相符的行为(乔艳阳 & 张积家，2016)。因此，应该正确而深刻地审视文化启动范式在未来研究上可能面临的问题，只有逐步改善并克服这些问题，文化启动这一实验范式才能更好地发展推广。 第一，文化启动的理论建构亟待深入验证。如前所述，国内大多数采用文化启动范式的研究均是建立在文化框架转移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上(高凤焕，2011；李杰等人，2013；祖力皮努尔·艾力，2016；七十三等，2017；胡丁丁，2017)，但是基于文化适应假说和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的研究却不是很多。一方面，随着移民文化的盛行以及地区之间迁徙的增加，探讨个体的文化适应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Kitayama et al.， 2006， 2014)；另一方面，随着文化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文化-基因角度考察文化启动背后的微观机制问题，也是未来应重点研究的方向。 第二，文化启动的神经机制问题。当前，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探究文化与基因、神经、大脑的关系(Kitayama & Park， 2010)，尽管应用于文化启动这一实验范式的现象存在相应的神经机制，例如自我参照加工在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上发现了激活，但是文化启动是否也存在相应的物质基础还亟需进一步探究。 第三，文化启动实验的可重复性验证问题。启动效应自提出以来，大量学者应用该技术进行了各种领域的研究，尤其以社会认知心理学更盛。但是，启动效应的可重复验证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质疑，也掀起了验证启动效应的热潮(Kahneman， 2012)。相应地，文化启动的可重复想验证问题也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比如本文在综述启动不同文化条件下的自我构念是否影响认知风格时，国外学者早在2002年证实了这一假设，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却否认了这一观点(徐盛，2016)。 第四，文化启动实验范式在亚文化群体和少数民族中的应用研究。自文化启动范式诞生以来，心理学家以不同的被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跨文化群体、双文化群体、双语者、单一文化下的个体等，但是对于亚文化群体和少数民族的研究近几年才逐步兴起(七十三等，2017；胡丁丁，2017)。相比于跨文化群体而言，同一国家的亚文化群体、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而不仅仅是由于地域造成的地域差异，例如中国的南北方和55个少数民族，美国的东部与西部等等，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因此，未来的文化启动研究，更需要将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被试引入实验室，从而探讨他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问题，这可能对于解决种族歧视、民族分裂、城乡二元化等社会政治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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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淮河流域面积大、海拔低，冬季流域内的降雪会全部融化并参与该流域的水循环，对其融雪研究是淮河流域水文研究的重要一环。然而淮河流域内气象站点数目较少、分布稀疏，传统的站点的实测方式难以满足流域融雪的研究。利用MODIS产品进行反演估算融雪量成为该缺资料地区融雪研究的有效手段。本文以度–日因子融雪估算理论为基础，将MODIS产品与地面气象站点实测数据相结合，设计了淮河流域融雪量估算的方法，并以2015~2016年冬季淮河流域雪数据和日平均气温为实验数据，对基于MODIS的融雪量估算方法进行了验证，并实现了淮河流域融雪量估算地理分布地图的绘制。最后对这种基于MODIS的融雪量估算方法的精度进行了一定的评估。 关键词 :淮河流域，雪盖，融雪量，MODIS产品，模型反演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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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区概况 淮河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在三江营南汇入长江，随之北流入海，全长约1000 km，总流域面积约为270，000 km 2 [ 1 ] 。然而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仅有10余个基准、基本气象站 [ 2 ] ，只利用这些气象站点的实测数据进行淮河流域的融雪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淮河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其南侧属亚热带范围，最冷月平均气温不低于0℃；以北属暖温带范围，日平均气温低于0℃的寒冷期，普遍在30天左右，一年内降雪量有限。又由于淮河流域海拔均不足2 km，难以形成常年积雪，冬季流域内的降雪会全部融化，参与淮河流域的水循环 [ 3 ] 。对淮河流域融雪的研究是淮河流域水文研究的重要一环，也为其他流域融雪研究开拓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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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雪盖指数 2.1. 雪盖指数反演思路 雪盖，即降雪形成的覆盖在陆地、海冰表面的积雪层。对融雪量的估算只应在有雪盖的区域进行，在淮河流域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实地测量雪盖范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MODIS产品正为这种缺资料地区融雪研究提供了有效数据。MODIS是搭载在terra和aqua卫星上的一个重要的传感器，其多波段数据可以提供反映陆地表面状况、植物特性、雪盖、地表温度等信息 [ 4 ] 。MODIS的雪盖指数产品MOD10A2，空间分辨率500 m，时间分辨率为8 d [ 5 ] ，可以直接对其拼接、投影、裁剪得到特定坐标系下淮河流域的雪盖范围。 2.2. 雪盖指数反演过程 本文以2015-2016年冬季淮河流域的雪数据为实验对象，验证基于MODIS的融雪量估算的可行性。从NASA网站上获取10月24号，11月25号，12月27号；2016年1月25号，2月28号，3月29号的MOD10A2影像用于雪盖指数的反演，其主要步骤包括： 1) 准备裁剪所需的淮河流域矢量边界。主要使用ArcGIS栅格影像转矢量数据的功能用提取淮河流域矢量边界。 2) 影像拼接。使用软件mrt对行列号为h27v05、h28v05、h28v06的各月MOD10A2影像进行拼接，保证拼接后的影像完全覆盖淮河流域。 3) 投影转换。对拼接好的影像投影转换使其与淮河流域矢量边界坐标系一致，以保证裁剪的准确性。 4) 影像裁剪。利用ArcGIS软件自带的影像裁剪功能以淮河流域矢量边界为模板对投影好的影像进行裁剪。 由于淮河流域无常年积雪，雪盖存在时间主要在11月到来年3月，反演结果见图1，其中一月日平均气温均处于0度以下，无法计算日融雪量，属于无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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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度–日因子融雪量估算 3.1. 度–日因子融雪量估算思路 度–日因子模型是采用最为广泛的融雪量估算方法，利用雪盖、日均气温和度-日因子这些参数估算融 图1. 2015~2016年冬季淮河流域雪盖指数；(a) 2015/11/25淮河流域雪盖指数；(b) 2015/12/27淮河流域雪盖指数；(c) 2016/2/28淮河流域雪盖指数；(d) 2016/3/29淮河流域雪盖指数 雪量。度–日因子融雪估算模型规定融雪量 M = D f * ( T a − T m l t ) ( T a ：日平均气温， ：积雪开始融化的阀值温度， D f ：度–日因子 D f = 1.1 * ( ρ s / ρ 1 ) ， ρ s ：雪密度， ρ 1 ：水密度) [ 6 ] 。 积雪开始融化的阀值温度 T m l t 一般采用0℃，水密度 ρ 1 一般采用1 g/cm³。进行由度-日因子融雪估算需要在第二章生成的雪盖区域内进行，此外还需要获取日平均气温影像图和各月雪密度值。日平均气温影像图可通过查找淮河流域各气象站记录的日平均气温进行IDW插值获得。淮河流域海拔普遍不高，且积雪区集中于西部、西南部以及东北部的丘陵区，故参考穆振侠(2007)的研究建立的海拔2200米以下、丘陵山地地带雪密度随月份变化图 [ 7 ] ，见图2。 3.2. 度–日因子融雪量反演过程 对应雪盖指数，以2015~2016年冬季淮河流域的日平均气温为实验数据，主要反演步骤包括： 1) 淮河流域日平均气温的影像插值。为了获得更高精度的插值结果，同时选用了淮河流域内部及周边的34个基准、基本气象站，站点分布图见图3。本文采用反距离权重(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简称IDW)插值，其主要思想是以插值点与各样本点的距离为权重，离插值点越近的样本点权重越大 [ 8 ] ，非常适合进行日平均气温的插值。但是IDW插值只能完成同一海拔站点温度的插值，直接利用站点记录数据插值忽略了各气象站点的高程差异，本文中采用如下策略处理该问题：根据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的经验模型，将气象站点记录的平均气温换算到海平面处以消除高程的影响后再进行IDW插值，得到海平面处温度影像图。再利用海拔与气温的关系利用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简称DEM)数据(见图4)得到地表日平均气温的遥感影像，见图5。 2) 度–日因子计算。根据各月雪密度查找表和度–日因子计算公式 D f = 1.1 * ( ρ s / ρ 1 ) 计算得到各月的度–日因子。 3) 度–日因子融雪估算。获取日平均气温影像和度–日因子后，利用地理信息软件ARCGIS中栅格计算器完成各月的度–日因子融雪估算量的计算。计算融雪量时要排除气温低于0℃和没有雪盖的地区。但 图2. 2200米以下、丘陵地带雪密度随月份变化曲线图 由于淮河流域的雪盖面积相较于整个区域相比普遍很小，为了便于观察，仅对气温小于0℃的地区做了修正，当需要时再将雪盖数据与融雪量数据结合使用，反演结果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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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MODIS融雪量估算的评价 雪盖指数反演直接采用MOD10A2数据裁剪处理得到，反演结果精确度依赖于MOD10A2数据自身的精确度。MOD10A2具有较高的积雪分类精度，平均积雪识别率87.3%，可较好地消除云层对地表积雪 图3. 淮河流域站点分布 图4. 淮河流域DEM图 图5. 淮河流域平均气温示例 图6. 淮河流域度–日因子融雪估算；(a) 2015/11/25淮河流域融雪量估算；(b) 2015/12/27淮河流域融雪量估算；(c) 2016/2/28淮河流域融雪量估算；(d) 2016/3/29淮河流域融雪量估算 分类精度的影响 [ 9 ] ，故而雪盖指数反演精度相对较高。 度–日因子融雪量反演过程复杂，决定其精准度的因素有该模型本身，淮河流域的日平均气温，和该地区的雪密度。日平均气温通过淮河流域各站点日平均气温插值得到，该过程中还运用到气温与海拔的经验模型，插值和经验模型的应用均会影响反演结果的精确度；另外在插值过程中只考虑了海拔和地理分布对气温的影响，而未考虑其他因素。雪密度数据难以获取，淮河流域的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无法获取反演当日的雪密度，对结果也有影响。上述反演得到的度–日因子融雪量更适用于定性分析和定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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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相较于传统的基于地面站点测量方法，利用MODIS产品、模型反演估算的融雪量更加快捷和方便，使得缺资料甚至无资料的大面积地区的融雪研究成为可能。相对于离散的地面点测量，利用MODIS数据和模型反演估算的融雪量在区域内连续性好，解决了地区观测站点稀少、实地测量难度大造成的研究数据没有代表性或缺失的问题。但是，MODIS影像的空间分辨率有限，还会受到天气、地形等的影响，对于一些有着高精度和时间连续性良好的融雪研究需要采取其他的方法。但是随着卫星遥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利用MODIS产品、模型反演的方法研究融雪将会有着更加良好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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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稳定可靠的灯丝加热电源是保障EB-PVD设备长期稳定工作的关键部件之一，采用三级AC-DC拓扑、低漏感的灯丝变压器、双闭环控制策略设计制造了灯丝加热电源。并将所研制灯丝加热电源与EB-PVD设备其它部件等进行系统集成，组成EB-PVD试验装置，对所研制灯丝加热变压器输入电压波形和最大输出电流进行检测，灯丝加热电流达到150 A以上；并且在此装置上测试了灯丝加热电流与输出电子束流的对应关系。试验结果表明：所研制的灯丝加热电源能够满足EB-PVD设备工作需求。 关键词 :EB-PVD设备，灯丝加热电源，变压器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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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序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国内外一些在研的或已经批产的航空发动机涡轮前进口温度已经达到或超过 1860 ℃ ，高耐热、高稳定的发动机叶片涂层制备技术对于新型发动机的研制极其迫切。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B-PVD)技术 [ 1 ] [ 2 ] [ 3 ] 是在真空环境下，用一束或多束电子束加热一个或多个坩埚内的涂层材料，使其受热蒸发，涂层材料以原子、分子的形式涂覆在叶片表面，涂层和叶片基体之间以化学键形式结合，强度高，涂层表面光洁度好。 国内早期制备TBCs的EB-PVD设备从乌克兰引进，所有的电子枪均配置有一个灯丝加热电源，但是灯丝加热电源工作频率较低、变压器结构极其复杂、设计制造难度大，调节精度差，难以适用于EB-PVD设备长期稳定工作的需求。 基于三级AC-DC拓扑电路、低漏感灯丝变压器、双闭环控制策略，设计了EB-PVD设备灯丝加热电源。将所研制的灯丝加热电源分别与其它EB-PVD设备部件进行系统集成，组成EB-PVD设备系统，对灯丝加热电源变压器输入端波形、输出端电流、输出束流等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所研制灯丝加热电源最大输出电流达到了150 A以上，输出电流稳定，最大灯丝加热电流输出时，能够满足最大电子束流输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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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EB-PVD设备灯丝加热电源拓扑 2.1. EB-PVD设备灯丝加热电源拓扑 图1所示的是灯丝加热电源拓扑电路，包括灯丝加热逆变器、灯丝加热变压器、悬浮在负高压上的整流滤波电路。其中灯丝加热变压器及其整流滤波电路安装在高压油箱中。 灯丝加热逆变器输出250 V/20 kHz交流电，主要包括AC/DC隔离电路和半桥逆变电路。 AC380 V交流电经AC/DC隔离电路与半桥逆变电路的电压变换过程：AC380 V交流电经AC/DC隔离电路后，获得电压0~500 V连续可调的直流电，再经半桥逆变电路变换后输出250 V/20 kHz的交流方波。 图1. EB-PVD设备灯丝加热逆变电源拓扑 灯丝加热电源安装于高压油箱的部分，灯丝加热变压器的输入为半桥逆变电路输出的20 kHz左右的交流方波，灯丝加热变压器的原副边变比为30:1，将输入的0~250 V变化的交流电转化成频率相同的交流电；再经过D01、D02、D03、D04组成的全桥整流电路整流后，再经过C01、C02、C03、C04电容滤波变成直流电；−30 kV的负高压通过阻值相同的电阻连接到灯丝加热电源的两个输出端，将灯丝加热电源输出悬浮在负高压上。 所采用的灯丝加热电源拓扑电路从AC380 V交流电开始到灯丝加热直流电输出，电压变化经历了三级AC-DC变换，第一级AC-DC变换是从AC380 V交流电经过全桥整流后变成直流500 V；第二级AC-DC变换是将所述直流500 V经过全桥逆变整流后变成0~500 V可调的直流；第三级AC-DC变换是将半桥逆变电路输出0~250 V/20 kHz可调的交流电经灯丝加热变压器降压及后续整流、滤波电路后，变成灯丝加热直流电压输出。 采用三级AC-DC拓扑电路，是为了减少工作过程中由于电子枪放电或高压油箱内部放电产生电流或电压脉冲尖峰耦合到电网，干扰其它设备正常工作。所研制电源的AC/DC隔离电路均采用隔离逆变拓扑，详细电路设计可参阅文献 [ 4 ] 。 为了满足EB-PVD电子枪60 kW的功率输出，要求灯丝加热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达到150 A以上；而且由于灯丝加热电源输出端悬浮在−30 kV以上，要求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的耐压等级大于30 kV。但是灯丝加热变压器副边的整流滤波器件可以采用常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即可满足要求，所设计的灯丝加热电源输出整流采用400 V/300 A的DW快恢复二极管模块DS 1F 300N4S，滤波电容采用10，000 μF/35 V的电解电容。 灯丝加热电源设计制造的难点和关键在于灯丝加热变压器的设计制造。 2.2 .EB-PVD设备灯丝加热变压器 常用耐高压变压器设计需要对原边绕组、副边绕组及磁芯进行绝缘处理，一般是原边绕组直接绕制在磁芯上，副边绕组绕制在绝缘骨架上。绝缘骨架是带环形凸台的套筒状结构，“U”形或“C”形磁芯在套筒中对接，原边绕组绕制在套筒内部的磁芯上。由于采用两个磁芯接触面很难达到最理想的接触状态，变压器工作时漏感增大，变压器功率工作效率较低。 所研制EB-PVD设备灯丝加热变压器原、副边绕组的变比为30:1。由于灯丝加热变压器输出电流高达上百安，采用常规导线或者铜带绕制副边，绕组截面积至少需要30 mm 2 以上的才能满足要求，副边绕组加工极其困难。 所研制的灯丝加热变压器采用多重绝缘方式、环形非晶磁芯、独特的副边结构解决上述技术难题。所设计的灯丝加热变压器结构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采用有机玻璃固定骨架1和固定骨架2、聚四氟乙烯壳体等作为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的绝缘骨架。磁芯绕制副边绕组后与壳体之间还存在间隙，用于填充25号变压器油，因此绝缘骨架、25号变压器油为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设置了多重绝缘，隔离原、副边绕组。设计凹槽状聚四氟壳体，将绕制了原边绕组的磁芯放置在壳体内，再用聚四氟盖板封闭；在壳体两侧安装有机玻璃固定骨架1和固定骨架2，副边绕组仅为一匝，由铜极板1、环形铜极板、多根紫铜杆组、铜棒、固定螺母闭合回路形成一匝。灯丝加热变压器的实物如图3所示。 由于副边绕组结构环绕整个磁芯和原边绕组，这样不仅可大幅减小变压器漏感，还可降低变压器压器漏感，还可降低变压器谐振电流 [ 5 ] 。 灯丝加热变压器安装在充满25号变压器油的高压油箱内部，绕制原边绕组的磁芯与聚四氟壳体内侧有2 mm间隙，副边绕组结构与聚四氟骨壳体间隔5 mm以上，在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便形成了变压器油–聚四氟–变压器油的多重绝缘层，聚四氟壳体厚度大于3 mm以上，每1 mm绝缘层耐压至少10 kV，使得灯丝加热变压器原、副边耐压强度足够大，这将能保障灯丝加热电源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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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灯丝加热电源控制电路 所研制的EB-PVD设备需要通过调节灯丝加热电流来调整电子枪的束流大小，因此对灯丝加热电源工作稳定性要求较高，设计的EB-PVD设备灯丝加热逆变电源控制电路框图如图4所示。 图2. 灯丝加热变压器结构 图3. 灯丝加热变压器实物 图4. EB-PVD设备灯丝加热电源控制电路框图 在图4中，将束流给定信号I sg 与束流反馈信号I sf 引入灯丝加热逆变电源外环PID调节电路，经过处理后输出U g 1 作为灯丝加热电源内环控制PID调节电路的输入，U g 1 与灯丝加热电源第二级AC-DC输出电压反馈信号U f 1 经过内环PID调节电路比较后，输出信号U dsg 1 ，改变灯丝加热电源第二级AC-DC中IGBT的导通时间，从而使得灯丝加热电源输出的电压得到调节，继而使灯丝加热电源输出电流得到调整，达到调整束流大小的目的。 由于灯丝加热电源的输出端悬浮于负高压上，从输出端采样灯丝输出电流比较困难，设计的控制系统，从灯丝加热电源的第三级AC-DC的变压器TR2原边取样，通过比例换算电路处理，将其作为电流的反馈信号I dsf 。 由于EB-PVD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强烈的电磁干扰信号，在检测灯丝加热电流、束流等信号时发现，直接采集信号耦合很多高次谐波，干扰信号很大，容易导致闭环控制系统失效。为获得稳定束流，采用差动放大电路采集灯丝加热电流、束流信号，所用的采样电路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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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试验结果 所研制灯丝加热电源的参数如表1所示。 将所研制的灯丝加热电源与EB-PVD电子枪、加速电源、真空系统等进行集成，检测灯丝加热变压器原边电压、电流波形，并检测灯丝加热电流变化对应束流输出大小的影响，分析束流控制精度和适用性。 4.1. 灯丝加热变压器原边波形检测分析 不加高压时，在灯丝加热电源输出端采用变比为1:500电流霍尔传感器检测输出端电流，采样电阻50 Ω；用TPS2024检测灯丝加热变压器原边电压波形，在第二级AC-DC输出的直流电压达到500 V时，灯丝加热变压器原边输入电压波形如图6中的CH1所示；灯丝加热电源输出端波形如图6中CH2所示，电流达到150 A以上。从图6中还可以看出，灯丝加热变压器原边为标准方波，频率21.55 kHz，灯丝加热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流稳定。 4.2. 灯丝加热电源电流输出对束流调节 灯丝加热电流的输出与第二级AC-DC输出的直流电压Udc2密切相关，当Udc2逐渐增大时，相应的灯丝加热电流会逐渐增大。在不施加高压的情况下，在灯丝加热电源输出端用FLUKE337钳形电流表直接检测灯丝加热电流，Udc2每增加20 V记录一次灯丝加热电流值，将所采集数据绘制成如图7所示曲线。 如图7所示，随着在Udc2增大，灯丝加热电源输出呈线性增大趋势；在Udc2给定400 V时，灯丝加热电源输出达到150 A以上，满足设计要求。 灯丝阴极发射电子处于温度限制发射状态，灯丝能够通过的最大加热电流与灯丝发射的饱和电流密度 [ 6 ] 有关。 j s = A T 2 exp ( − 11610 u T ) (1) 其中 j s 为灯丝电流密度，A/cm 2 ； A为里查逊常数， A = 120 A / ( cm 2 ⋅ K ) ； T为阴极热力学温度，K； u为阴极材料的逸出功，钨为4.55 eV。 所用灯丝为钨，发射面积为66 mm × 3 mm。所设计的EB-PVD电子枪采用灯丝加热电流闭环调节束流，在控制系统中直接将在Udc2的电压值换算成灯丝加热电流，加测灯丝加热电流与电子枪输出束流的对应关系。 灯丝加热电流每增加10 A，记录一次电子束流，将所采集数据，绘制成图8所示灯丝加热电流与束流输出对应关系曲线。 Table 1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filament heating power supply for EB-PVD equipmen 输入电压(V) 输出电压(V) 逆变频率(kHz) 输出电流(A) 工作电压(kV) AC380 0~8 ≥20 0~150 ≤30 表1. EB-PVD设备灯丝加热电源主要技术参数 图5. 基于差动放大的采样电路 图6. 灯丝加热变压器原边电压及输出电流波形 图7. 灯丝加热电源直流电压对应的加热电流曲线 图8. 灯丝加热电流与束流输出对应关系曲线 如图8所示，灯丝加热电流小于100 A，没有束流输出；说明存在束流输出的死区，灯丝热发射电子的能力较弱；灯丝加热电流超过100 A，有束流输出，电子束流随着灯丝加热电流增加而增大，在100 A到150 A灯丝加热电流变化区间，束流输出具有良好的线性增大趋势，最大束流达到2000 mA；在灯丝加热电流大于150 A以后，灯丝加热电流再增加，电子束流几乎不增加。这与灯丝热发射电子的固有特性 [ 7 ]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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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分别采用三级AC-DC拓扑电路、双闭环控制电路，研制了EB-PVD设备灯丝加热电源； 2) 基于多重绝缘结构、小漏感副边绕组结构研制出灯丝加热变压器，将灯丝工作时间引入双闭环控制电路，修正控制参数，提高灯丝加热电源长期工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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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建立有规律的亲子共读习惯，是对儿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亲子互动模式。已有研究表明，亲子绘本共读的经历，是与儿童的社交、认知和情感发展都呈正相关。但是，如何提高亲子共读的质量，成为家长的普遍困扰。本研究原创性地把正念教养(mindful parenting)与亲子绘本共读相结合，为改善亲子共读质量而编制了一套以正念养育理念为基础的家长干预技术。正念教养是将正念融合到日常亲子互动中的一种教养理念，指父母对孩子及自己教养行为的有意识的、不评判的即时注意和觉知。以往研究发现正念教养对亲子关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在家长干预技术培训的之前和之后，分别测量家长感受到的教养压力、家长个人正念水平，并且对干预前后的亲子共读过程进行录音和编码，比较家长在前后两次共读中所使用的描述心理状态的语言，分析心理状态语言的类型和数量。干预实验的结果显示，正念亲子绘本共读干预可以降低家长在父母困扰方面的教养压力，提高家长的个人正念水平，增加家长在亲子绘本共读中使用的心理状态语言的数量。 关键词 :干预，正念教养，亲子共读，教养压力，心理状态语言，正念水平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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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大肠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早期筛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粪便检查成本低、且病人无痛苦、无损伤性，易为病人接受。本文以粪便为基础的大肠癌筛查作一综述，为今后大肠癌的筛查工作提供帮助。 关键词 :大肠癌，筛查，粪便检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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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随着人们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的改变，我国大肠癌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已跃居第3~5位 [ 1 ] 。大肠癌的预后与早期诊断密切关系，大肠癌的早期筛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肠癌的筛查有以粪便为基础的筛查、以血清为基础的筛查以及结肠镜筛查等。由于粪便检查成本低、且病人无痛苦、无损伤性，易为病人接受。本文以粪便为基础的大肠癌筛查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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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粪便隐血试验(Faecal Occult Blood Testing， FOBT) 粪便隐血试验是一种简单、经济、无痛苦的筛查大肠癌方法，是大肠癌初筛最常用的方法。其检查方法主要包括化学法、免疫法和转铁蛋白法。 2.1. 化学法粪便隐血试验(Guaiac Fecal Occult Blood Tests， gFOBT) 化学法有愈创木酯化学法、联苯胺化学法、邻联甲苯胺法、匹拉米洞化学法等，最常用的是愈创木酯化学法。该方法是1864年由Vandeen发明，1901年Boas将该方法用于大肠癌的筛查。Li等 [ 2 ] 研究表明，愈创木酯法在大肠癌的筛查中效能较高，具有价格便宜、检测方法便捷等优势。欧洲及美国大型的随机试验显示化学法可以减少大肠癌的死亡率 [ 3 ] [ 4 ] [ 5 ] 。在欧洲的筛查试验中，每两年行一次化学法粪便隐血试验可以降低13%~18%大肠癌相关的死亡率 [ 4 ] 。但gFOBT结果易受饮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敏感性和特异性较差 [ 5 ] 。服用某些食物如动物血、肉、肝脏、铁剂、富含叶绿素的蔬菜等会出现假阳性，服用维生素C和一些具有还原作用的药物等会出现假阴性。因此，gFOBT已不是大肠癌筛查的首选试验。 2.2. 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Immuno Fecal Occult Blood Tests， iFOBT) 免疫法常用的有免疫胶体金法，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免疫单项扩散法、对流免疫电泳法等。免疫法基本不受动物血血红蛋白、铁剂、药物、过含氧化物酶蔬菜等的影响。Lane等 [ 6 ] 的研究结果显示， iFOBT检出大肠癌的敏感性86%，检出腺瘤样息肉的敏感性64%。Faivre等 [ 7 ] 研究显示，iFOBT比gFOBT能够更准确检出腺瘤样息肉和大肠癌，iFOBT法大肠癌检出率比gFOBT法高 1.5~2.5 倍，腺瘤样息肉检出率高2~4倍。Morikawa等 [ 8 ] 研究显示，免疫法对大肠癌的敏感性是65.8%，对大于或等于1 cm腺瘤或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敏感性是27.1%，且免疫法发现左半结肠腺瘤比右半结肠腺瘤的敏感性明显增高。Allison等 [ 9 ] 开展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免疫法发现大肠癌的敏感性为81.8%，特异性为96.9%；化学法的敏感性为64.3%，特异性为和90.1%；对于大于或等于1 cm腺瘤，免疫法的敏感性为29.5%，特异性为96.9%；化学法的敏感性为40.3%，特异性为90.6%。 iFOBT是目前最主要的非侵袭性检查，其高敏感、特异性明显优于其他基于粪检的大肠癌筛查方法。其缺点是：对于不伴有出血的肿瘤人群，iFOBT检查结果会出现假阴性；对于iFOBT为阳性者，确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因此，iFOBT目前只适合作为大肠癌的初期筛查。 2.3. 转铁蛋白法粪便隐血试验(Transferrin Fecal Occult Blood Test， tFOBT) 转铁蛋白法是近期研究较多的粪便隐血试验检测方法。转铁蛋白(transferrin)主要存在于血浆中，主要在肝脏合成。在有消化道出血的疾病中，转铁蛋白与血红蛋白相似，也会漏入肠道并随粪便排入体外。健康人的粪便中几乎不存在转铁蛋白，而有胃肠道出血的粪便，存在大量转铁蛋白。粪便中的转铁蛋白抵抗消化酶及细菌的作用较强，在粪便中稳定性较血红蛋白高，因此在方法学上，转铁蛋白法与免疫法有较好的互补。Miyoshi等 [ 10 ] 研究发现，联合血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检测粪便隐血，对大肠肿瘤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Hirata等 [ 11 ] 对转铁蛋白及血红蛋白进行定量检测，结果显示转铁蛋白法和免疫法对大肠癌的敏感性均为50%，二者联合检测时对大肠癌的敏感性为61.1%，联合检测可以提高诊断大肠疾病的敏感性和效率。Sheng等 [ 12 ] 研究发现，转铁蛋白法检测大肠癌和癌前病变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免疫法。Chen等 [ 13 ] 采取化学法、免疫法和转铁蛋白法对大肠癌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发现转铁蛋白法和免疫法对大肠癌敏感性分别是62%，特异性是74.5%；对癌前病变的敏感性是69%，特异性是75.5%；联合这三种方法可以明显提高大肠癌和癌前病变的敏感性，分别是69%和88%。认为转铁蛋白法可以应用于高危人群的大肠癌和癌前病变筛查，三种方法联合检测可以显著提高诊断大肠癌和癌前病变的敏感性。 粪便隐血试验作为大肠癌的筛查工具，虽有一定效果，但对发现大肠肿瘤意义有限，需结合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