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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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小儿遗尿症根据患儿的临床表现分为原发性遗尿症和继发性遗尿症两种 [ 1 ]。自从肾病专科的开展，因遗尿就诊的患儿日益增多，原发性遗尿症的发病率在儿童时期比较高，发病率可达10%~15%，尿床的情况持续到成年的达2%~4% [ 7 ]。早发现早就医，选择合适而有效的治疗方式，决定了病情痊愈的快慢，如果不及时控制病情持续到成人，这个过程易对患儿造成精神心理层面的创伤，极大的影响了遗尿患儿及家庭的生存质量 [ 8 ]。所以当前临床医生急需解决的难题是如何积极、早期并且有效地治疗小儿遗尿症 [ 9 ]。 现阶段小儿遗尿症治疗为药物治疗和药物以外的治疗，一线药物是去氨加压素。药物外的治疗包括生活行为教育、遗尿报警器，膀胱肌肉的训练、生物反馈疗法等。去氨加压素在临床上治疗的弊端是在短期的治疗后容易复发，多数需要较长的疗程，才能治愈。本研究通过口服弥凝对原发性遗尿症进行研究，发现应用弥凝的治疗有效率为62.50%，但是单一应用此药物复发率较高。本研究显示复发率为55.56%。所以本研究在应用弥凝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温和灸进行联合治疗，并对联合治疗组与对照组行治疗效果的对比。显示联合治疗组有效率及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联合治疗组具有明显的近期及远期疗效，在提高患儿觉醒次数、改善中医症状方面，联合治疗组效果显著。且有治疗价格实惠，复发率低这些优点。 小儿遗尿症位在膀胱和肾，《黄帝内经》提出膀胱约束不利是导致遗尿的最根本原因。《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南·小儿遗尿症(修订)》(2018)在结合古时中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小儿遗尿症特点，将小儿遗尿分为四种证型，最常见症型是下焦虚寒，对应的治疗以温补下元、固涩膀胱为主 [ 10 ]。 艾灸通过艾叶烧灼时产生的热来刺激穴位、经络从而调节脏腑气血，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湿热、利膀胱、补肾气方面，本研究通过温和灸中极、关元、气海，在健脾化湿、温肾固精、温养益气、培元补虚方面，同时灸肾俞、脾输等穴位。目前国内尚有研究利用艾灸穴位联合其他祖国医学的方式治疗小儿遗尿，如应用温肾益脾法联合艾灸 [ 11 ]，遗尿贴配合艾灸 [ 12 ]，头针配合艾灸 [ 13 ] 等治疗均取得一定的疗效。但是中西医联合治疗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的温和灸，舒适、安全，患儿依从性好，家长容易接受，但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条件所限，下一步笔者将扩大样本量。 综上，温和灸联合弥凝治疗儿童原发性遗尿症在有效率、治愈率方面均比单一应用弥凝时明显提高，且遗尿症患儿的中医症状也明显改善、复发率低，说明临床上应用温和灸联合弥凝治疗小儿原发性遗尿症也是值得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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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我国大量土地因工业及采矿活动遭到破坏，而土地复垦率却相对较低，为了消除工矿废弃地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对工矿废弃地景观格局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江苏省盱眙县工矿废弃地复垦后景观格局为研究对象，依据各复垦方向服务价值设定耕地、园地、林地和草地4种复垦情景，并根据地势、土壤质地等因素将盱眙县划分为西南和北部两个区域，采用Fragstats软件计算不同情景的景观格局指数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对比，得出相对较优的盱眙县工矿废弃地复垦方向。结果表明，盱眙县工矿废弃地复垦景观格局多情景模拟结果为西南地区复垦方向为林地，北部地区复垦方向为耕地。上述研究过程可较好地应用于盱眙县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方向研究，进而可为类似区域工矿废弃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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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量土地由于工业及采矿活动遭到破坏损毁，对自然生态系统、土壤及耕地资源、人居环境、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改善区域环境迫在眉睫 [ 1 ]。早在20世纪初，发达国家便开展了矿山土地修复工作 [ 2 ]，在土地复垦技术 [ 3 ]、土地复垦效益 [ 4 ]、污染源处理 [ 5 ]、矿山废弃物利用 [ 6 ]、景观评价 [ 7 ] 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土地复垦的研究尺度及研究内容都十分广泛，国内学者从复垦评价 [ 8 ]、复垦效益 [ 9 ]、地貌重塑 [ 10 ]、生态修复 [ 11 ] 和生物多样性恢复 [ 12 ] 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土地复垦的系统研究。 在采矿活动的人为干扰下，矿区景观功能变化或衰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开展矿区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对于区域生态建设与保护、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景观格局方面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基于不同空间与时间尺度展开了对景观格局现状及变化规律的分析，逐步将景观生态学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在矿区开采与复垦后景观格局变化 [ 13 ]、矿区景观格局指数粒度效应 [ 14 ] 和矿区景观生态规划 [ 15 ]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基于单位服务功能价格方法和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法，当量因子法主要受到了Costanza研究的影响 [ 16 ]，相对于前者而言，当量因子法较为直观、数据需求低、评估全面且可比性高 [ 17 ]，因此从不同尺度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常采用该方法 [ 18 ] [ 19 ] [ 20 ] [ 21 ]。 盱眙县采矿历史悠久，属淮安市的矿业大县，凹凸棒石粘土的资源总量在21.77亿吨左右，资源潜力巨大，2015年大中型矿山的比例达到66%以上，已基本形成了以凹凸棒石粘土为依托的矿业优势，是国内重要的凹凸棒石粘土生产与销售基地，凹凸棒石粘土生产加工业已经成为地方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然而由于开采后未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造成矿区环境恶化，因此需要对盱眙县工矿废弃地复垦进行研究。本文以江苏省盱眙县工矿废弃地为例，根据各复垦方向的生态服务价值设定复垦情景，据此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对不同复垦情景的景观格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相对较优的复垦方向，以期为盱眙县工矿废弃地重新利用提供相关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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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根据公式(1)~(3)得出盱眙县1个标准当量因子的服务价值为1977.11元/hm 2 ，由此得出各地类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表1)。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的大小排序为林地 > 草地 > 园地 > 耕地 > 建设用地；根据公式(4)得出各地类总服务价值(表2)，根据盱眙县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和各地类面积得出各地类总服务价值，可以看出服务价值最高的是耕地为18.29亿元，耕地也是盱眙县优势地类，其次是林地，服务价值为15.65亿元，草地为6.45亿元，园地为6.83亿元，服务价值最低的是建设用地为0.05亿元，建设用地在盱眙县面积占比也相对较小，因此剔除服务价值较低的建设用地，对复垦为耕地、园地、林地和草地这四个情景进行景观格局的多情景模拟分析。 Table 1 The coefficient of ecosystem service in Xuyi Count 指标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生态价值系数 15，393.89 52，690.55 89，987.21 77，204.71 666.57 表1. 盱眙县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元/(hm 2 ·a) Table 2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n Xuyi Count 生态系统服务 一级分类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6.62 0.33 0.19 0.12 0.00 原料生产 0.85 0.18 0.42 0.18 0.00 水资源供给 −8.55 −0.32 0.22 0.10 0.00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5.56 0.68 1.39 0.64 0.00 气候调节 2.36 1.52 5.15 1.71 0.00 净化环境 0.69 0.45 1.23 0.56 0.00 水文调节 9.25 1.46 3.03 1.25 0.00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1.47 0.64 1.69 0.79 0.00 维持养分循环 0.79 0.08 0.13 0.06 0.00 生物多样性 0.87 0.56 1.54 0.71 0.00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0.38 0.25 0.68 0.31 0.05 合计 18.29 6.83 15.65 6.45 0.05 表2. 盱眙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亿元/a) 3.2. 工矿废弃地景观格局多情景模拟 根据服务价值计算结果，剔除服务价值较低的建设用地，设定四种复垦情景，即复垦为耕地情景、复垦为园地情景、复垦为林地情景和复垦为草地情景，并与不复垦情景进行对比。 1) 盱眙县西南复垦区景观格局多情景模拟 盱眙县西南复垦区不同情景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见表3。LPI可以反映景观中的优势类型，可以看出林地情景中的景观优势类型的面积较大。草地情景的ED最小，其次为林地情景，表明复垦为草地的情景破碎度较低，林地情景的破碎度次之。PROX体现同类型斑块之间景观连接性，其中林地情景的PROX值最高为122.232，表明林地情景斑块之间的连接性较好，而园地情景的连接性较差。COHESION表明林地情景斑块与相邻斑块类型的空间连接度较高，且林地情景的SPLIT值最小表明林地情景的景观分离度最低，而园地情景的分离度值最高表明其景观破碎化较严重。AI值最高的为草地情景，其次为林地情景，表明草地情景的景观聚集程度最高。从表中可以看出四种情景均比不复垦的情况景观格局连接性更好。综上所述，认为西南区复垦为林地的情景景观总体连接性较好，有利于提高研究区土地集约化管理水平。 Table 3 Landscape level index in different reclaimed scenarios in Xuyi Southwest Count 复垦情景 LPI ED PROX_AM COHESION SPLIT SHDI AI 不复垦 16.561 76.622 97.525 92.339 36.181 1.843 61.875 耕地情景 16.561 75.968 111.573 92.716 35.247 1.767 62.172 林地情景 16.183 75.925 122.232 92.718 32.783 1.770 62.194 园地情景 16.561 76.190 97.604 92.446 36.106 1.784 62.065 草地情景 16.561 75.645 98.535 92.528 36.018 1.783 62.339 表3. 盱眙县西南复垦区不同复垦情景景观格局指数 2) 盱眙县北部复垦区景观格局多情景模拟 盱眙县北部复垦区不同情景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见表4。从LPI可以看出耕地情景中的景观优势类型的面积较大。耕地情景的ED最小，表明复垦为耕地的情景。耕地情景的PROX值最高，表明耕地情景同类型斑块之间的连接性较好。COHESION也表明耕地情景斑块与相邻斑块类型的空间连接度较高，且耕地情景的SPLIT值最小表明耕地情景的景观分离度最低，而园地情景的分离度值最高表明其景观破碎化较严重。AI值最高的也为复垦为耕地的情景，耕地情景的景观聚集程度最高。从表中可以看出四种情景均比不复垦的情况景观格局连接性更好。综上所述，认为北部区复垦为耕地的情景景观总体连接性较好。 Table 4 Landscape level index in different reclaimed scenarios in Xuyi North Count 复垦情景 LPI ED PROX_AM COHESION SPLIT SHDI AI 不复垦 18.479 56.536 4279.761 98.281 16.741 1.322 71.457 耕地情景 19.088 56.221 4390.018 98.360 16.031 1.295 71.606 林地情景 18.479 56.470 4279.770 98.283 16.740 1.314 71.484 园地情景 18.479 56.501 4279.767 98.282 16.741 1.310 71.468 草地情景 18.479 56.491 4279.765 98.282 16.741 1.317 71.477 表4. 盱眙县北部复垦区不同复垦情景景观格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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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建立了工矿废弃地土地复垦的多情景模拟方法，并以江苏省盱眙县工矿废弃地为例，将工矿废弃地复垦划分为耕地情景、林地情景、园地情景和草地情景4种复垦情景，分别分析这4种情景下的景观格局状况，并与不复垦情景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较优的复垦利用方向。本文对盱眙县进行复垦分区，主要分为西南和北部两个区域，采用Fragstats软件对每个分区不同情景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计算。盱眙县西南区LPI、PROX、COHESION、SPLIT值均为林地情景的值较好，北部区各景观格局指数值则表明复垦为耕地的情景景观格局较其他情景连接度高破碎度低，且4种情景均比不复垦情景的景观格局效果好。因此盱眙县西南地区可以复垦为林地，北部地区可复垦为耕地，有利于提高研究区土地集约化管理水平，其土地利用效率也高于其他情景。 为保护生态环境，盱眙县需处理好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盱眙县矿产资源丰富，属淮安市的矿业大县，应加大对矿产资源开采中对环境影响的监管力度，强化矿产资源开采后的生态修复。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可较好地应用于县域工矿废弃地复垦，为我国工矿废弃地重新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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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中具有挑战性。我们在此报告一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其在干扰素-α和达沙替尼联合治疗下成功实现了完全遗传学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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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是一种造血干细胞克隆性骨髓增生性疾病，其特征是9号和22号染色体易位造成BCR-ABL1融合基因的形成，进而编码产生具有致癌活性的酪氨酸激酶 [ 1 ]。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伊马替尼问世后，慢性期CML患者的预后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 2 ]。但是部分CML患者在伊马替尼治疗中出现了耐药，只能通过更换为二代TKIs (如达沙替尼、尼罗替尼、博舒替尼)及三代TKIs (如帕纳替尼)或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来解决。但由于经济等原因，部分患者无法行allo-HSCT及帕纳替尼治疗，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寻找新的可行性治疗方法尤为重要。干扰素-α联合达沙替尼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取得深部分子反应值得临床参考，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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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65岁，6年余前因发现左上腹肿块2天就诊于当地医院，查腹部超声示脾大，血常规示白细胞200 × 10 9 /L，经骨髓穿刺检查诊断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服用伊马替尼0.4 g qd治疗，期间未复查骨穿。2017-01-18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29.51 × 10 9 /L，骨髓穿刺示：原始细胞占45%，基因：ABL激酶突变，BCR-ABL P210：60.83%，染色体：47，XY，+8，t(8；22) (q34；q11.2)，i(17) (q10) (20)，骨髓活检病理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伴原始细胞增多和纤维化，不除外疾病进展(加速期)。综上考虑CML (急变期)，但患者及家属拒绝化疗，给予调整为达沙替尼140 mg qd治疗。后于2017-08-22至2018-01-04行5疗程去甲基化治疗，具体治疗方案为：地西他滨25 mg d-5，2018-01-05复查骨穿示骨髓象缓解，BCR-ABL P210：23.44%。自2018-02-05起序贯给予第6、7、8、9疗程去甲基化治疗，2018-04-19复查骨穿示骨髓增生低下，BCR-ABL P210：19.83%。因患者P210下降不明显，且持续粒细胞缺乏，于2018-05-20给予半量HA方案，具体：高三尖杉酯碱2 mg，阿糖胞苷100 mg d1-7。2018-07-03复查骨穿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系增生减低；流式：CD34+ CD117dim HLA-DR+ CD38+ CD13+ CD33+异常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59%；基因：BCR-ABL P210：34.74%，染色体：46，XY，t(9；22)(q34；q11.2)；基因重排：TCR γ、TCR β阴性。自2018-08-17起给予调整方案为达沙替尼140mg qd联合干扰素-α 500万单位qd，2019-03-29复查骨穿：基因：BCR-ABL P210：0.66%，染色体：正常，血常规：血红蛋白100 g/L，白细胞3.41 × 10 9 /L，中性粒细胞1.72 × 10 9 /L，血小板165 × 10 9 /L。2019-09-02复查骨穿：BCR-ABL P210：0.3284%，血常规：血红蛋白93 g/L，白细胞3.92 × 10 9 /L，中性粒细胞2.19 × 10 9 /L，血小板225 × 10 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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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CML是血液科常见的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1973年，Janet Rowley博士发现了9号染色体和22号染色体长臂(t(9；22) (q34；q11))之间的相互易位，导致22号染色体缩短，即费城染色体(Ph) [ 3 ]。随着DNA克隆和测序的进展，BCR-ABL转录本被鉴定出来，并被预测编码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融合蛋白 [ 4 ]，后有研究将BCR-ABL转基因引入小鼠体内，并最终将融合基因与白血病的发生联系起来 [ 5 ]。CML主要分为慢性期(CP)、加速期(AP)、急变期(BC)，若不经特殊治疗，多数患者数年内即进入BC终末期，极大的降低了预期寿命。由于各分期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异极大，且疾病本质存在差异，目前CML的治疗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疾病进展。 在早期，CML的治疗主要以化疗为主，如白消安、羟基脲、阿糖胞苷，但它们的治疗作用主要是基于细胞周期对外周血白细胞的杀伤，对控制疾病的进展作用微乎其微。后来干扰素-α被证实具有抗髓系恶性肿瘤的活性，对1500多名随机患者的mate分析显示，使用干扰素α的患者5年存活率为50%~59%，较接受白消安或羟基脲的患者明显升高 [ 6 ] [ 7 ]，随后干扰素α被推广为一线用药，但仍不可避免的缩短患者的寿命。第一代靶向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药物伊马替尼在2001年被FDA和EMA批准为CML的一线治疗，它的出现使CML患者获得更好的耐受性，并诱导更高的CHR和CCyR率。在伊马替尼之后，第二代和第三代TKIs被开发出来，最近的研究表明，达沙替尼和尼罗替尼在CCyR、MMR和预防进展到加速期和爆发期方面均优于标准剂量伊马替尼 [ 8 ]，目前的治疗指南还建议对伊马替尼治疗不耐受或耐药的患者可更换为尼罗替尼或达沙替尼 [ 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愈白血病的唯一方法，但在CML中由于其生存期较TKIs治疗无明显获益，且往往费用及治疗代价较大，目前不作为首选治疗方案，但对于多种TKI治疗失败及耐药的患者可作为治疗的选择。 目前伊马替尼仍是CML的一线用药，尤其是随着TKIs的发展，大多数患者的疾病进程控制良好，其寿命甚至延长至接近正常，尽管取得了这一显著成就，TKIs耐药这一挑战仍然存在于CML的治疗中。这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CML造血干细胞的克隆进化、基因组的不稳定性、Ph(+)肿瘤祖细胞的增殖/抗凋亡、BCR-ABL酪氨酸激酶增加的氧化应激和突变表型的改变、额外的突变事件的获得使CML的生物学和临床表现复杂化 [ 10 ]。其中BCR-ABL激酶结构域内的点突变是伊马替尼耐药最常见的原因，最近对伊马替尼治疗耐药患者的分析显示M244V、G250E、Y253F/H、E255K/V、T315I、M351T和F359V占所有耐药相关突变的85% [ 11 ] [ 12 ]。在治疗失败的情况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指南指出，继续目前剂量的伊马替尼治疗不再是合适的治疗策略，可通过增加剂量或升级为二代、三代TKIs继续慢性期的治疗 [ 13 ]。 本例病人，既往应用了3年余标准剂量伊马替尼治疗后疾病进入了加速期，考虑因伊马替尼耐药所致，给予更换为二代TKIs达沙替尼继续治疗，并给予多疗程去甲基化治疗控制疾病的进程，但患者在去甲基化治疗后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骨髓抑制，且分子学缓解不明显。由于目前三代TKIs费用昂贵，且患者经济条件不足以进行allo-HSCT，在此基础上我们给予调整治疗方案为达沙替尼140 mg qd联合干扰素-α 500万单位qd。截止到目前患者已取得CCyR、MMR及CHR，且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可耐受。此外，有另外的案例报道伴有T315I和E255V BCR-ABL1突变的1例患者在达沙替尼和IFN-α联合治疗下成功实现了深层分子应答 [ 14 ]。 在TKIs出现后干扰素-α不再是CML的一线用药，但近年有临床试验表明，干扰素-α联合TKIs较TKIs单药治疗可获得更高的CCyR、MMR及CHR，在H Hjorth-Hansen的临床试验表明达沙替尼和干扰素-α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抗白血病和免疫刺激作用，并能诱导深度反应 [ 15 ]。此外有研究表明，Ph + CML白血病干细胞的存活并不依赖于BCR-ABL的活性，因为它们大多存在于骨髓中，而干扰素α可促进正常静止造血干细胞循环，对休眠白血病干细胞(LSCs)也有类似的作用机制，使其离开髓内进入循环，从而使LSCs暴露于TKIs和化疗药物的作用下 [ 16 ]。同时干扰素-α可通过对CML祖细胞的直接抗增殖作用发挥其抗白血病作用，是目前唯一可诱导CCyR的药物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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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TKIs的发展极大的改善了CML患者的预后，提高了预期寿命，但治疗过程中的耐药仍是巨大的挑战，通常需增加剂量或更换为二代、三代TKIs。然而，由于患者身体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并非每个患者都能从新的TKIs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干扰素-α联合达沙替尼治疗后获得了深层的分子反应，表明了新的治疗途径，展现了联合治疗策略在CML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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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声明 该病例报道获得病人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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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外伤、肿瘤、手术等一系列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颌面部的骨缺损，往往伴随大面积的牙列缺损，相对应的咀嚼及发音功能也受到较大影响。而随着种植外科的不断发展，关注点也不再只局限于颜面外形上的恢复，更多转移至口腔功能上的重建修复。为了同时覆盖这两种需求，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多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游离骨组织瓣(包括腓骨肌皮瓣、髂骨肌皮瓣、肩胛骨肌皮瓣等)来修复相应大面积软硬组织复合缺损，而后修复牙列缺损。本文主要讨论其中的游离血管化腓骨肌皮瓣移植结合日益成熟的种植外科技术，修复伴牙列缺损的颌面部骨组织缺损，以达到最大程度恢复患者术后美观及功能需求的相关临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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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上下颌骨作为颌面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颜面部外形，同时承担咀嚼、呼吸、吞咽、语言能力等多种功能。临床工作中，各种原因导致的颌面部骨缺损患者往往伴随大面积的牙列缺损。随着血管外科及种植外科的发展，颌骨重建及牙列缺损的修复被更多人重视。如何选择合适的重建修复方案一直尚无定论，本文主要对其中近年来血管化腓骨肌皮瓣结合种植支持的义齿修复骨及牙列缺损在临床工作中的探索应用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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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血管化组织瓣修复骨缺损 对于临床上颌面部骨缺损重建的方法较多，包括自体及异体骨移植、牵张成骨、非生物材料植入及单纯重建钛板植入替代骨缺损等。自体骨移植又包含了骨组织及软骨组织移植，联合种植外科共同修复颌面部骨缺损的主要方式仍需骨组织移植。自体骨组织又包含血管化及非血管化自体骨，以及自体冷冻骨移植。随着当前显微外科的不断发展与应用，血管化自体骨移植无论是成功率还是对于可能伴随的牙列缺损的后期修复，都有着极其巨大的临床优势，已成为颌骨缺损重建中应用最多的修复方式之一。 血管化自体骨组织瓣供区主要包括桡骨、肩胛骨、肋骨、髂骨、股骨、腓骨及跖骨 [ 1 ] [ 2 ] [ 3 ]。结合对供区及受区的影响、术后恢复效果、手术成功率、以及骨内种植修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最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是旋髂深动脉供血的髂骨移植和腓动脉供血的腓骨移植 [ 4 ] [ 5 ]。 2.1. 游离腓骨肌皮瓣 Fibula Free Flap (FFF) 历史上最早的一例成功通过游离腓骨瓣修复下颌骨缺损的病例是由Hidalgo于1989年首次报道。FFF具有以下优点：1) 供血血管腓动脉相对解剖位置恒定(90%起自于胫后动脉)，且其血管外径较大(2.93 ± 0.47 mm)，易于吻合及提高手术成功率；2) 腓骨骨量充足，有足够的长度(全长32.58 ± 2.26 cm，其中可移植部分平均可达25 cm) [ 4 ]；3) 腓骨骨髓及骨膜具有双重血管系统，即使只保留弓状动脉的骨膜支血供来源，腓骨也可以成活 [ 6 ]；4) 腓骨具有较坚实的皮质骨，利于后续种植外科的进一步修复以恢复咀嚼功能。但同时，FFF也仍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1) 腓骨平均直径约10.4~16 mm [ 7 ]，约为下颌骨平均高度的一半，重建下颌骨时无法恢复令人满意的垂直高度；2) 国内外偶有腓深神经损伤及截取腓骨过多后术后踝关节不稳定的病例报道；3) 且由于术后的腿部制动，存在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潜在风险。近30年来，随着这一技术的不断应用与发展，已经日益成熟，Wei等学者于2018年已就此类皮瓣的制取作出了完善的总结与分享 [ 8 ]。Ide等学者也通过CT辅助下的腓骨解剖形态分析确定了腓骨中最适合植入植体的节段以利于腓骨瓣的制备 [ 9 ]。 2.2. 游离腓骨肌皮瓣及其他常见临床游离骨组织瓣比较 除去FFF外，临床上常用的或常见于国内外文献报道的骨组织瓣主要包括游离髂骨肌皮瓣Iliac Crest Free Flap (ICFF)、游离肩胛骨肌皮瓣Scapula Free Flap (SFF)及游离桡骨肌皮瓣Osteocutaneous Radial Forearm Free Flap (RFFF) [ 1 ] [ 3 ]。 除外前述优点，相对于几种常见的骨组织瓣，FFF在多项研究中表现出了更少的术后骨吸收及更好的稳定性，其次是ICFF及SFF。而在上述几种常见骨组织瓣中，ICFF在重建下颌骨时存在更高的失败率，Brown及其团队认为这可能与其血管蒂长度更短及吻合技术要求更高密切相关 [ 10 ]。而对于种植外科来说，FFF和ICFF在解剖形态上更适合后期种植修复 [ 9 ] [ 11 ]，其次是SFF，而RFFF由于其骨量及高度，密度等因素，最不适合植体的植入。 相较于其他骨组织瓣，腓骨内植体已被广泛证实可以拥有更好的初期稳定性，可以更好的提供早期负载能力，此外，血管化游离腓骨肌瓣有着更好的骨整合率，发生种植体周围炎的概率显著小于其他血管化游离组织瓣及非血管化自体骨组织移植 [ 12 ]。SFF与ICFF相比拥有类似的骨密度及皮质骨厚度，但由于亚洲人种肩胛岗菲薄，不利于后期的牙列缺损修复 [ 1 ]，故国内较少报道通过SFF与种植修复颌面部骨缺损，国外学者则认为，SFF拥有较低的供区影响及较薄的皮岛组织，适合作为老年人的理想修复选择方式，但由于老年患者SFF缺乏根尖区骨宽度，也无法联用种植手段修复牙列缺损 [ 11 ]。 而作为最适合种植的两种骨组织瓣，FFF与ICFF无论在供区发病率、疼痛评分、术后愈合、语言能力、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类似的表现 [ 11 ] [ 13 ]，但综合考虑，对于颌面部不伴牙列缺损的骨缺损(如下颌角处)的患者，ICFF可能可以作为首选的骨组织瓣，而对于无牙合患者及需要修复长段下颌骨缺损(如下颌骨次全切及全切术)的患者，或需要髁状突重建的患者，首选则必然是血管化FFF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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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修复成功率及临床实际应用 血管化FFF移植联合种植修复伴有牙列缺损的大面积颌面部骨缺损的成功率已被广泛证实。相关文献报道的FFF术后5年存活率在92%~97%之间，而10年存活率也有79.9% [ 2 ] [ 7 ]。而骨组织瓣中的植体存活率可达到84%~99%，最终修复成功率也从42.9%~98%不等 [ 7 ] [ 21 ] [ 38 ] [ 44 ] [ 45 ] [ 46 ] [ 47 ] [ 48 ]。影响最终种植修复成功的因素除去前述因素外仍有很多，比如不同性别，不同个体之间腓骨的质与量存在显著差异 [ 9 ]，腓骨瓣修复骨缺损的位置 [ 42 ]，患者自身咬合关系及卫生习惯等密切相关。 而在临床实际应用中，为了修复下颌骨缺损患者颌面部的外形，往往腓骨段需要与患者下颌骨的底端对齐，而腓骨的解剖特点导致了往往重建后牙槽嵴的垂直高度无法恢复，往往仍需要通过如重叠双管移植、牵张成骨、长基台修复体等手段弥补。而对于长段的下颌骨缺损，双管移植往往受限于腓骨的可取长度而无法实施，牵张成骨也由于腓骨的骨髓解剖特性并非是最佳选项，Shen等学者提出根据植体修复需要于高位固定单管式腓骨，而通过一块平齐下颌骨下缘的低位重建钛板恢复面部外形 [ 49 ]，但由于放疗后容易出现钛板暴露等并发症，该方法仅适用于无需放疗患者。也有学者倾向于FFF成活并愈合良好后于种植位点处再次手术行非血管化髂骨移植 [ 50 ]，髂骨移植可以更好的提供种植所需的垂直骨高度，也可以减少单管式腓骨中植体植入潜在的骨折风险，但非血管化的髂骨术后吸收较多，且完成整体修复的时间将明显延长，均需在手术方案设计时纳入考量。 此外，恶性肿瘤并不是骨组织瓣移植合并种植修复牙列缺损的绝对禁忌证 [ 43 ]，FFF重建及种植修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会有明显的提高 [ 51 ]，而且，Sozzi认为对于一些恶性肿瘤的患者来说，往往会因为患者术后的心理创伤及生活质量期待的改变，而拒绝后续额外的手术及其他重建修复手段，因此在设计方案时，重建及修复应该被纳入主要治疗计划中，而且对于非肿瘤患者及预后良好的患者，应该尽可能的同期种植 [ 43 ] (图1)。另外在放射治疗相关患者的种植时机及成功率方面目前仍争议较大，除前述文献提出的放疗后延期种植修复外，多篇文献中报道放疗与否，及放疗与种植修复的时间关系是种植体的存活率及修复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反而对于植体植入上颌或下颌的位置上存在显著差异 [ 42 ] [ 52 ]。这可能是因为上颌骨本身骨质较疏松，血管较丰富，放疗后血供变化较下颌骨改变更明显。且对于放疗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接受高压氧辅助治疗有效，但同样差异不显著，而且常观察到更高的种植失败率，这可能是因为需要高压氧缓解治疗并发症的患者接受的放射剂量更大，对实际临床工作同样指导意义不强，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 26 ] [ 53 ] [ 54 ]。 图1. 手术流程设计及时间参考，仅针对无需术后辅助放射治疗情况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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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使用游离血管化腓骨瓣(FFF)合并种植修复伴牙列缺损的颌面部骨缺损在临床上的探索，更常见的是回顾性研究，缺少更多更有意义的病例数据对比，更为循证的临床指南的缺失也使得该手段在临床工作中无法被普及推广，但目前来看仍是一个较为可靠且长远的选择，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颜面部外形，咀嚼与发音的功能，术后生活质量及中长期的心理卫生状态。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手术的适应证与禁忌证，合理应用日益成熟的计算机辅助技术，缜密的治疗方案设计，优秀的外科及修复团队间的合作，和术后长期的随访及维护，对于最终修复的成功和长期稳定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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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行政犯的定罪机制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备受争议，食品安全犯罪作为行政犯的典型代表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点。具有典型代表的“无根豆芽”案件改判无罪，这是“毒豆芽案”宣告无罪的代表性案例。其量刑改判幅度之大让社会公众瞠目结舌。本文以“无根豆芽案”为切入点，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机制进行讨论，提出在行政犯下，食品安全犯罪定罪应当结合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同时进行综合判断，运用体系解释规则，从而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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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2015年6月，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对发回重审“无根豆芽”案件做出判决。认为被告人郭某、鲁某虽在生产绿豆芽的过程中使用了非食品原料并予以销售，但没有证据证明二被告人在豆芽上喷洒“速长王”后所检测出的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赤霉素等三种物质对人体能造成何种危害，该三种物质的安全性亦尚不清楚，故二被告人行为应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1 。 “问题豆芽”争议起因于2011年9月30日原卫生部《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1)的复函》中规定，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赤霉素等食品加工助剂不得用于食品生产加工。而根据2013年原农业部发布的绿色食品农药使用指南，允许在豆芽生产中使用的农药和其他植物保护产品包括苄基腺嘌呤(6-苄)和赤霉酸(赤霉素)。2015年4月13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原农业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等物质的公告》规定，生产者不得在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6-苄、4-氯、赤霉素等物质。同年8月1日原农业部也发布公告，认为6-苄和赤霉素可用于豆芽的生产工艺，并有含量限制。使用无根剂制发豆芽并未在相关部门形成合法与非法的共识，可用与不可用之间没有定论 [ 1 ]。“问题豆芽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了由入罪到出罪的判决。这一无罪改判让全国无数芽农一一翻身。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到无罪的跨度之大也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一片热议。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机制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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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性分析 (一) 犯罪类型之争 刑法理论中行政犯(法定犯)与刑事犯(自然犯)之分野，立论已久，纷争纠葛。大抵而言，刑事犯涉及到道德判断，是指其自身就具有罪恶性的犯罪。而行政犯来自于法律判断，是指其行为本身不具有罪恶性，只是由于法律禁止性规定，才成为犯罪。与行政犯的概念相伴而来的是行政刑法，张明楷教授指出“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的行政目的，将违反行政法规范同时又触犯国家刑律的行为规定为行政犯罪行为，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2 ] 缘起于罗马法时代的行政犯与行政刑法的产生、发展是刑法对于涉及社会福利以及重大民生事项社会呼声的积极回应，也是刑法步入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和自我期许。 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地整合和重塑。行政犯和刑事犯的界限也并不绝对明确，二者处于一种流变状态，即所谓“行政犯的刑事犯化”。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制定之初属于行政犯几乎并无争论。经历社会格局和时代观念的更新，该罪还能否被定性为行政犯则成为了理论争议的焦点。坚持将食品安全犯罪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学者认为：“从罪质上看，食品安全犯罪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似乎无论将其安排在哪一类犯罪中均属合理。具体到食品安全犯罪，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考察，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都要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况且，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主要是体现在违反市场经济法规；而食品安全犯罪则主要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符合其罪质。” [ 3 ] 实务界亦有相同的看法：“我国在确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国家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重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侵害明显加大。尤其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因此，应当根据类罪划分原理，把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和重大的公私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从而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公私财产权。” [ 4 ] 以上论调均认为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已经深深烙上了道德伦理的印记，以行政犯来划分是不合时宜的，试图通过将其定性为刑事犯，使其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典治理顺理成章，从而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 5 ]。 (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仍然属于行政犯 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性质，通说认为，应着重从行为的反社会性反道义性渗入到国民意识层面的程度，探寻法定犯的自然犯法动态演变。具体到本罪，国民对于食品问题的重视不断强化，基本已经深入到基本道德伦理规范当中。因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已经演化为刑事犯。从这一观点来看，违反交通法规并靠右行驶的制度经过一段时间渗入国民意识并发展成交通道德之后，违反这种规则就可以说是自然犯。但这属于典型的行政犯的例子。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通说的观点不当，笔者认为，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之犯罪行为仍然属于行政犯。 首先，行政犯的伦理性较弱，只是相对于刑事犯而言，并不代表行政刑法完全不考虑道德伦理。而且，“当行政刑法规定行政犯罪以后，经过一段时期，人们会对违反行政刑法的犯罪行为，进行否定的伦理道德评价；行政刑法规范会逐渐被人们接受为伦理道德规范。这样，行政刑法也会逐渐具有较强的伦理性” [ 6 ]。显然，较强的伦理非难性并不是绝对的归属标准，定性上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的罪行，一开始是出于行政禁止的目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伦理谴责的罪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就符合这样的情形：即社会道德谴责程度的改变不影响犯罪行为的行政犯性质。 第二，从立法者的目的来看，《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未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入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章节，仍然置于刑法分则中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当中，表明立法者在权衡之后并没有改变其行政犯的属性。而且《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144条原条文规定“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修改为“并处罚金”，只是调整了罚金刑的适用，并未取消罚金刑。罚金刑一般都是针对具有贪污和经济性质的犯罪行为，多见适用于经济犯罪，在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罪名中极少配置罚金刑。所以，至少在现行的刑法体制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仍然应该定性为行政犯。 最后，日本刑法学家大塚仁曾经指出“行政犯的这种特殊性并不会在法规制定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即使发生其反道义性反社会性渗透到国民意识之中的事实，也不因此而变化。唯有当作为市民社会基本生活结构的基本生活秩序发生变化，而将作为行政犯违反对象的派生性生活秩序纳入到基本性生活秩序之中时，行政犯才会发生转化为刑事犯的情形” [ 7 ]。具体到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很显然食品安全的不法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完全渗入到国民的基本生活秩序层面，我们不能简单因为国民在食品犯罪中主观意识的变化就肯定相关的犯罪已经离开了行政犯的行列。 综上所述，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仍然属于行政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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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机制 (一) 行政不法的认定应依附但不依赖行政规范 既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食品安全犯罪属于行政犯，在司法适用上就应当注意适用行政犯的规则，遵循行政刑法的一些基本理念。行政犯具有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双重违法属性。首先应当满足行政不法的构成要件。在规范结构上，行政犯具有行政规范和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特征 [ 8 ]。因此，“违反国家规定”是行政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行政犯成立犯罪的前提在于其先要违反相关行政法律规范。 构成行政不法的门槛较低，而且也不考虑主观过错要件。在认定行政犯罪时，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各部委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在认定行政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认定行政犯罪行为的第一个依据。但是也应当警惕的是行政不法的认定应当依附但是不能依赖行政规范，不能将行政不法直接等同于行政犯。 有观点认为，在刑法分则第三章和第六章主要规定法定犯罪的司法处理程序中，操作路径是这样的：行政机关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为行政违法，然后将“疑似犯罪”的行为人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该行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启动立案程序。这相当于直接将行政违法与行政违法等同起来 [ 9 ]。问题豆芽案改判无为罪就是直接将食品安全犯罪的形式标准直接等同于实质标准，没有考虑情节是否严重，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问题。 (二) 刑事不法的认定应采纳独立的刑事标准 刑事司法的审判涉及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任何审判结论都必须是基于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定的综合衡量和评价。在法定犯时代， 食品安全行政犯的入罪标准的认定和判断，尽管需要借助行政法规、规章等，但并不意味着刑法必然具有“行政化倾向”，也不意味着刑事司法就丧失了独立判断的品格。不可否认，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想要通过刑法来明确一切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刑法中留白，通过空白罪状，允许援引其他法律法规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完全依赖其他法律法规来认定犯罪构成要件，那显然也与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 [ 10 ]。 刑法将某些行为规定犯罪时，对这些犯罪的认定往往涉及到专门领域的判断，对于专门知识或行业标准的认定，人民法院往往非常依赖行政法规，而对罪刑关系的认定也基本上是“依附”甚至“从属”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专门知识或行业标准。法定犯罪领域中，涉及专业知识判断时，刑事审判往往以行政法规等确定的标准来判定是否构成犯罪，从而使刑事审判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刑事审判的行政化倾向明显。 具体到“问题豆芽案”中，原审法院根据“速长王”的检测报告，得出结论为：速长王中含有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赤霉素等三种物质。但是依据现有的科学水平不能够证明这三种物质对人体生命健康会有何不良影响，其安全性也无法鉴定。有鉴于此鉴定结论，原审法院做出了无罪判决。这显然迫使刑法成为了隐形的“行政执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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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机制 (一) 从刑事不法角度对“无根豆芽案”重审判决结果的质疑 在世界范围内，刑法与行政法规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法律规定由行政法规来确定构成犯罪的条件和相应的法定刑；二是法律在确定了某种犯罪法定刑的情况下，让行政法规来确定具体犯罪的罪状；三是法律规定行政法规确定犯罪构成的某一要素。前两种模式都是不合理的，严重偏离了罪刑法定的法定性原则。第三种模式的选择更为合理。从维护法律专属性出发，在罪名与刑罚相适应的前提下，将行政法规范作为刑法的补充法源，允许犯罪构成中的个别要素援引相关行政法规范。也才符合行政犯的定罪量刑的宗旨 [ 10 ]。 那么在本案中，对犯罪人行为的认定仅仅满足行政不法的标准只是满足了行政犯犯罪构成的其中的一个特殊要素，但是能否上升为犯罪，以及定什么罪，则需要从刑法的犯罪构成以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角度进行剖析。 首先，从罪责行相适应的角度讲，“问题豆芽案”不宜出罪化。在“问题豆芽案”检方的指控内容中。在生产绿豆芽的过程中非法使用“速长王”、“诺氟沙星”等药品，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25万余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虽然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但是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性质是复合法益。即使就目前的鉴定结果来看，尚未对“无根豆芽”中添加的三种物质得出有关毒质鉴定的结论，但是，25万元的销售金额足以在量的积累上达到了构成犯罪的程度。足以对市场上的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其次，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任何物质都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毒”与“害”是食品科学中的一个相对概念，判断某一物质是否有毒有害，关键在于对照使用量和残留量两个重要指标，即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此种行为进行简单的以行代罚，简单的矫枉过正，直接出罪。将会违背立法的初衷，从而导致刑法上对赌博性的添加非食品原料行为不予追究，置公众健康利益于不顾。 (二) 通过体系解释，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性更为适宜 对于侵犯双重法益的食品安全犯罪，在定罪量刑依据不明确的情况下，需要对其进行体系化理解。以弥补制定法的滞后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第一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下。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等罪相邻，其在行为性质和保护的法益上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罪有着共通性，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危险，同时又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们有必要遵循本节此罪与彼罪之间的关系进行把握。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属于本节中的一般罪名，其余各罪属于特别法。“问题豆芽”案件的处理应该遵循体系化思维方式。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不涉及销售数额，根据是否发生危害结果分为三个量刑幅度：一、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二、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三、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本节中，对未发生危害结果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以及五十万元以上销售数额的行为，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在法条竞合，根据本节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此处的法条竞合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而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基于本案25万元的销售金额、豆芽中所含有的毒性尚无定论但却并非完全对人体无害的情况，本案应依法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我们无法否认，进入工业化时代后，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的客观风险在增加。食品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用于改善食品质量的物质，食品生产过程的不断发展，以及新物质、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将未知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范围内。食品安全标准是对已知食品风险的反应，食品风险评估则是对未知食品风险的反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目前各国食品安全法普遍采用食品风险评估控制机制，我国《食品安全法》也专门有专门的章节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作出规定。食品能够走向市场，是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关的风险得到了合理的控制，而非安全性未知，食品的风险处于未知状态。如果安全性未知，则应该由国家有关部门进行风险监测和评估，设定安全标准。在国家尚没有制定出安全标准时，生产、销售安全性未知的食品，显然符合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要件，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性则不存在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可能出现的“出罪”问题。本案件司法鉴定存在障碍，可以通过体系解释以达到罪责行相适应的刑法目的。 综上所述，本案中行为人生产、销售具有危害性但危害程度未知的豆芽，如果数量、规模较大，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可以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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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域外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一) 日本和美国在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方面的立法实践 《日本食品卫生法》第6条规定：不得销售或者为了销售而采集、制造、进口、加工、使用、条例、储藏、陈列下列食品或添加剂：……(二) 含有或附着有毒有害物质，或者有此嫌疑者，但厚生劳动大臣认定不会损害人体健康的，不在此限；(三) 受到病原性微生物污染，或者有此嫌疑，而有可能损害人体健康的。第7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百万元以下的罚金：(一) 违反第六条规定的 [ 11 ]。 《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规定，任何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均应视为不安全物质，除非该物质是生产所需或无法通过改进的生产工艺加以避免，否则，如发生这种情况，卫生部部长应公布所允许的保护公众健康的该物质的限度，所有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均不得超过此限度。 通过分析对比可以发现，日本行政刑法中的危害标准，包括怀疑危害情形 [ 12 ]，而美国的有害标准更为严格，只要是人为添加有害物质，无论危害程度如何都是构成犯罪，除非这种行为不可避免或者没有更好的生产工艺。假设前述的“毒豆芽”案件发生在这些国家，且假设“无根水”成分的有害性尚不明确，添加“无根水”的生产工艺是可以被乙烯催化的工艺替代的，则按照这些国家的法律，使用无根水生产销售豆芽的行为都是可以作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罚的。 (二) 我国在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立法建议 当前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没有对食品安全犯罪中存在的危害嫌疑情形作出回应。民以食为天，生产、销售食品的行为，毕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根本上是要从立法上对刑法的规定进行完善。在这一点上，日本和美国立法值得参考。 但应注意的是，美国、日本的食品安全违法体系是一元性的，其食品安全犯罪入罪门槛相对较低，而我国则是二元性的违法体系，生产、销售有危害嫌疑的食品，毕竟不能等同于有毒有害食品，但是有毒害嫌疑和有真正有毒有害之间又并非有着十分鲜明的界限。因此，我们期望在刑法第三章第一节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后单独设立一个条文，来调整生产、销售有危害嫌疑的食品，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有效解决食品安全犯的行政法和刑法衔接问题。 首先在定罪方面，笔者建议界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嫌疑的食品罪。其次，在犯罪构成上，主体和客体仍然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相同。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则是本罪需要分类讨论的重点。在犯罪主观方面，是否“有毒、有害嫌疑”需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的规定进行判断，本文认为，行为人实施食品安全的生产销售行为首先需要取得生产经营的许可证。而且《食品安全法》第二章对于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的主要规制机构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在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峻的背景下，从事生产销售食品的行为人本身负有注意义务。故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嫌疑的食品的主观方面行为人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客观方面，更适合界定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或有害嫌疑的食品原料并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情节严重的程度适宜通过生产规模以及销售数额进行界定；在量刑上，本罪依然需要结合刑法第149条的规定进行综合判断，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课与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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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食品安全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安定的基础。由于我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由于食品行业的复杂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却面临着巨大的争议。“问题豆芽”到认定为“毒豆芽”，再出罪翻案的现实也提醒人们应慎重对待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犯罪定罪应当结合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同时进行综合判断，运用体系解释规则，从而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刑法对于安全性未知的食品犯罪行为进行积极回应，以更好地保障国民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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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团簇的结构和稳定性具有明显的尺寸效应，研究其性质有助于人们对物质有更深入的认识。通过结构搜索结合密度泛函方法，我们系统地研究了Al n P n (n = 2~9)团簇的结构、稳定性和电子性质。随着尺寸的增大，AlP团簇逐渐接近笼状结构，AlP团簇中Al原子和P原子之间交替成键，稳定性增强，Al原子和P原子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减弱。能隙研究表明Al n P n (n = 2~9)团簇表现为半导体性质。Al-P原子之间的电荷转移比Al-Al和P-P间更强，表现出离子性质。成键分析表明，Al-P之间有较强的共价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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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团簇作为原子和块体物质之间的桥梁，由于其新颖的结构、电子、光学和化学性质，已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 [ 1 ]。近年来，研究人员围绕团簇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其中利用团簇不同于块体和分子的特殊性质而进行理论研究，并通过实验制备具有特殊功能性质的材料已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 2 ] [ 3 ] [ 4 ]。团簇是由几个乃至数千个原子或分子通过一定的物理或化学作用力组成的相对稳定的聚集体，其物理和化学性质随团簇粒子数目的改变而变化 [ 1 ]。团簇的形状和对称性极度依赖原子的结合方式，而异构体的存在使团簇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因此，需要详细了解团簇的几何结构和电子结构，以便于能正确地解释实验中的问题。先前的研究已经讨论了团簇的各种性质，如团簇的尺寸、结构、成键和极化率等，从而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 5 ]。半导体具有低密度、高熔点、大体积模量、良好的硬度、较宽禁带、耐腐蚀性和发光特性等独特的物理性质。III-V族半导体团簇的特殊光电性质使得其在材料科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并有望作为构建单元，在制造新的纳米材料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 6 ] [ 7 ]。和同族其它团簇相比，AlP团簇可以形成稳定的类富勒烯状结构，具有更高的振动频率和易于观察的光电子能谱 [ 8 ]。 目前有关AlP团簇的实验工作较少。Gomez等 [ 9 ] 和Huang [ 10 ] 发现了Al x P y 负离子团簇的质谱峰，证明了铝磷二元团簇的存在。Liu等 [ 11 ] 以脉冲激光束真空溅射的方式产生了铝与磷的离子束，记录了二元铝磷团簇的离子质谱，表明正离子主要局限于仅包含一个铝的离子团簇，负离子的组成更加丰富，二元铝磷离子团簇中奇数磷离子团簇的稳定性远高于偶数磷离子团簇。而在理论研究方面，Al-Laham等 [ 12 ] 利用Hatree-Fock (HF)和Mӧller-Plesset微扰理论中的MP2方法确定了(AlP) n (n = 1~4)团簇的最低能量结构。Tomasulo等 [ 13 ] 则拓展研究了(AlP) n (n = 1~6)，并证明其结构不同于Si 2n 团簇。Feng等 [ 14 ] [ 15 ] 研究了中性和带电的Al n P m (n + m ≤ 4)的几何结构和能量等性质。Archibong等 [ 16 ] [ 17 ] 在DFT和CCSD(T)水平上研究了 AlP 2 − 、 Al 2 P 2 − 、 Al 3 P − 和 Al 3 P 3 − 的几何结构、振动频率和电子剥离能， Al 2 P 2 − 最稳定的结构是C 2v 扭曲四面体而非平面结构， Al 3 P 3 − 的稳定构型为D 3h 。Costales [ 18 ] 研究了(AlP) n (n = 1~3)的结构和振动频率，(AlP) 3 表现出类似于氮化物的D 3h 结构。Qu和Bian [ 19 ] 则使用B3LYP/6-311 + G(d)方法研究了(AlP) n (n = 2~4)的结构、电子态和稳定性，对于二聚体和三聚体，最稳定的结构是具有D nh 对称性的环状，而四聚体中最稳定的构型具有T d 对称性。Zhao等 [ 20 ] 使用密度泛函理论研究了Al n P n (n = 1~9)团簇的最稳定结构，在n ≥ 5时观察到具有Al-P交替排列的笼状结构，计算的结合能、HOMO-LUMO能隙、电子亲和势和光电子能谱与实验结果一致。Karamanis等 [ 21 ] 研究了Al n P n (n = 2~9)团簇的平均偶极化率和极化率各向异性，并使用不同方法计算极化率并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AlP团簇的理论预测极化率大于块体极化率，且尺寸的增加是团簇向块体转变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在本文中，我们对Al n P n (n = 2~9)团簇进行了系统的搜索，并采用密度泛函方法详细地研究了AlP团簇的稳定性、电荷分布及电子局域函数，希望我们的研究对深入了解AlP团簇的性质及进一步的实验合成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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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计算方法 寻找最稳定的低能异构体是团簇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Molclus [ 22 ] 是一款操作简单，能够自动调用Gaussian、ORCA或MOPAC2012/2016程序来高效搜索团簇初始构型和分子构象的程序。与其它算法相比，Molclus程序具有更加简便、广泛采样势能面(PESs)的优点，并且不会落入PES的一个局域极值。genmer是生成团簇初始构型的工具，原理简述为让加入的单体团簇中心从体系的原点出发向着一个随机的方向“发射”，发射过程中单体不断移动，当这个单体被移动到和体系已有的原子没有不合理接触，这个单体就被加入当前团簇。本文首先基于Molclus程序中的genmer工具进行系统的结构搜索，输入原子类型和数目，随机生成众多初始结构的坐标文件，参数设置除了修改每次要产生的团簇总数以及Al与P的原子个数以外，其它参数经过反复尝试后均选用为默认值。随后调用Gaussian 09 [ 23 ] 软件中密度泛函理论的Becke三参数交换泛函和Lee-Yang-Parr关联泛函(B3LYP) [ 24 ] 进行几何优化和能量计算，基组为6-31 + g(d)。最后通过Molclus程序中isostat工具进行稳定结构去重、筛选、排序。我们计算了Al n P n (n = 2~9)结构的振动频率，以确保优化的团簇都无虚频。又采用MP2/6-31 + g(d) [ 25 ] [ 26 ] 方法比较了Al n P n (n = 2~9)团簇的稳定性。团簇的电子结构分析则通过Multiwfn [ 27 ] 程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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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我们系统地研究了Al n P n (n = 2~9)团簇的几何结构、稳定性和电子性质。结果表明，随着原子数的增加，AlP团簇逐渐向笼状结构演变。AlP团簇具有类似于AlP晶体中Al原子和P原子交替排列的特征。键长分析表明，Al原子和P原子间的相互作用随着团簇尺寸的增大而减弱。AlP团簇的平均结合能随着团簇尺寸的增大而增大，表明团簇的稳定性逐渐增强。Al-P原子之间的电荷转移比Al-Al和P-P间更强，表现出离子性质。由电子局域函数和态密度分析发现，Al-P之间有较强的共价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