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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疫情期间“朋友圈谣言”之类型化分析 3.1. 疫情期间“朋友圈谣言”内容的类型化分析 疫情期间的朋友圈谣言呈现出多类型化的样态，需要明确的是，不同类型的谣言之间并非存在绝对的界限，在多类型化的基础之上存在融合的情况，但仍可基于谣言之间的具体差异，从内容上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3.1.1. 防治方法型谣言 调研数据表明，专家防治意见与疫情防治方法是问卷调研参与者在朋友圈中浏览频率最高的信息类型之一，分别有超过百分之七十二的参与者曾在朋友圈中浏览过这两类信息(见表1)，在谣言四起的疫情初期，于无法判断信息是否为谣言之前提下，信息的数量几乎与谣言的数量成正比。 Table 1 Browse data of “Expert Opinions and Prevention Methods” in moment 选项 总计 比例 专家对于防治疫情的意见 175 72.92% 新冠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173 72.08% 表1. 朋友圈中“专家意见与防治方法”浏览数据 “防治方法型谣言”的内容主要是不科学的新冠肺炎防治手段，在此前提下产生的诸多谣言几乎贯穿了2020年上半年的朋友圈，可谓疫情防治信息的“重灾区”，因此调研组对此类谣言予以细化并进行了重点调查(见表2)。 Table 2 Browsing data of “Prevention Method Rumors” in moment 选项 总计 比例 益生菌 43 17.92% 闻洋葱气味 39 16.25% 喷洒高浓度酒精 116 48.33% 不吃猪肉 20 8.33% 干手器(吹风机)吹手消毒 37 15.42% 素食 15 6.25% 复方甲酚皂 20 8.33% 季铵盐类消毒剂 29 12.08% 普通口罩在嘴巴处夹一张纸巾 59 24.58% 卫生巾做口罩 36 15% 多喝热水 72 30% 煮鸡蛋 25 10.42% 开水的水汽 28 11.67% 发烧 5 2.08% 适量吸烟饮酒 82 34.17% 吃槟榔 13 5.42% 打其他肺炎的疫苗 20 8.33% 表2. 朋友圈中“防治方法型谣言”浏览数据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调研组所选取的典型“防治方法型谣言”中，在参与者视野中出现频率显著较高的为“喷洒高浓度酒精”、“适量吸烟饮酒”和“多喝热水”这三种谣言，分别有超过30%的参与者曾在朋友圈见到过以上三种谣言，其中有接近半数的参与者在其朋友圈中见到过“喷洒高浓度酒精”这一谣言，此外亦有多项谣言分别在15％以上参与者的视野中出现(见表2)。从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谣言中，调研组总结出“防治方法型谣言”的主要特征：首先，“防治方法型谣言”带有典型的民间经验色彩，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于此次疫情之前，便被作为针对各种疾病的“偏方良药”而广泛流传于朋友圈之中，其中的防治手段缺乏科学的验证，但普遍存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因此具有相当的受众，而此次疫情的来袭再次为该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其次，“防治方法型谣言”普遍存在“移花接木”的现象，虽然“移花接木”同样存在于其他类型的谣言中，但该现象在“防治方法型谣言”中尤为凸显，诸多传播甚广的“防治方法型谣言”皆截取如钟南山院士等专家有关防治建议的只言片语，利用这些信息编造“防治方法型谣言”并大肆传播，更有甚者仅将谣言与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捆绑，便造成了大范围的传播。最后，该类谣言内容所涉及的“防治方法”多与某些物品(药品)有关，而与这些物品(药品)有利益关系的厂商或组织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该类谣言的传播。 3.1.2. 加剧恐慌型谣言 “加剧恐慌型谣言”在本次疫情的初期阶段存在于朋友圈的各个角落，需要说明是，虽然其他类型的谣言或许也会造成民众恐慌，但由于“加剧恐慌型谣言”的编造目的与自身内容的独特性，调研组认为应当将其单独列出。观察该类谣言，例如疫情初期“武汉实际死亡人数是公布数据的十倍”、“武汉医院走廊上的死者无人问管”等，可以明显地看出该类谣言的编造目的除了吸引流量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制造空幻、加剧混乱。其内容特征十分典型，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多为高风险地区的“实际”死亡(确诊)人数；第二，低风险地区“突然出现”的(疑似)患者；第三，一些居心叵测的“公众人物”之不当言论 [ 2 ]。 3.1.3. 抹黑政府型谣言 需要明确的是，其他类型的谣言中也存在的抹黑、攻击政府的情况，但大多较为隐晦，往往通过“议程设置”等手段来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而真正的“抹黑政府型谣言”是以极端恶劣的语言直接攻击我国政府的抗疫措施，虽然在朋友圈中较为少见，但极易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该类谣言同样具有典型的特征：一方面，从该类谣言散播者的角度来看，该类谣言编造者的背后多存在境外反华势力； 1 另一方面，从该类谣言的外在表现来看，多以“不尊重人权”、“不公开数据”等字眼为中心，对我国政府以及政府的防疫措施进行莫须有的攻击与抹黑。 总之，疫情期间朋友圈的谣言，依据各自的内容，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上三种类型。它们既具有谣言的共性，又分别具有极其明显的自有特征，将它们类型化之后便能发现它们对国家、社会与民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亦有对应的相异之处。 以上三类谣言在内容上虽各有特征，但在成因上具有典型的共性，通过分析谣言的成因，亦可谓后续的应对措施、机制等提供重要的信息，以寻求根源性的防止方案。一方面，社交媒体传播通道的隐蔽性是造成谣言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 3 ]。以微信为例，未实名注册的用户仅仅是不能使用转账、支付等交易功能，但在朋友圈发布言论、转发信息等行为并不为匿名所阻，故传播通道的隐蔽性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且社交平台的本质决定了其间时时刻刻都会充斥着各类信息，在疫情之下，社交平台作为许多民众唯一对外交流的通道，无疑会在疫情信息方面保持着一定的传播量，这也是典型的具体原因；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特殊时期民众判断力的降低共同组成了谣言泛滥的主要原因 [ 4 ]。疫情防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疫情初期民众普遍恐慌的情形使得谣言趁虚而入，官方辟谣以及采取适当管控措施之前的这段时期，正是谣言肆意传播的主要土壤，在此原因之中亦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内容，例如信息的不对称意味着政府的辟谣机制存在滞后性与相应缺陷，民众判断力的降低表明社会的谣言防止体系并没有生成完善的谣言阻断机制等。以上两大方面基本上可以概括谣言产生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去寻求防治措施，应为可行。 3.2. 疫情期间“朋友圈谣言”影响的类型化分析 各类疫情期间“朋友圈谣言”在影响上具有既具有谣言的共性，亦基于相异的内容而凸显出各自的负面影响。对各类谣言的影响进行类型化分析，有利于做出具有针对性的手段措施、完善应对谣言的机制。 3.2.1. 阻碍科学防治方法的推广，影响防疫的细节安排 “防治方法型谣言”所产生的诸多消极影响中，最为明显的便是阻碍了科学防治方法的推广，直接影响到防疫的细节安排。受“防治方法型谣言”影响的主要群体，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老年民众， 2 一方面，该类谣言所带有的浓厚民间经验色彩，往往会使得该类受众对不科学的防治方法深信不疑，如此一来便会对科学防治手段的推广产生极大的阻力，诸如科学的“消杀”措施或正确的口罩佩戴使用方法等防疫工作的细节安排则将直接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该类谣言的数量之多与出现的频率之高，加之相当辟谣成本，导致受众对科学的防治方法之信任程度降低，虽然少有直接的“抗拒”，但被接受与运用前的延迟期间会明显延长。 3.2.2. 导致恐慌情绪蔓延，扰乱舆论秩序影响社会安定 “加剧恐慌型谣言”的内容与影响之间的关联是较为直接、明显的，其消极影响主要是加剧民众的恐慌情绪、扰乱舆论秩序、破坏社会安定。一方面，恐慌情绪的蔓延作为该类谣言的直接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众对防疫安排的配合程度，且过度的恐慌容易引发对抗疫进度的错误判断，甚至出现过激的地域防护行为，最典型的便是直接挖段路基以防外来输入，极大地阻碍了货物运输与医疗工作 [ 5 ]。另一方面，该类谣言会对舆论秩序产生直接的、严重的影响，而微信朋友圈作为相对闭合的网络社交环境，其监管力度与一些公开的实时资讯平台相比较为欠缺，此时的私人社交领域反而更易导致引发舆论混乱。 [ 6 ] 此前两点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导致疫情之下的社会安定受到极大影响。 3.2.3. 损害政府公信力，引发民众信任危机 “抹黑政府型谣言”赤裸裸地攻击我国政府，一些居心叵测之人以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添油加醋等方式抹黑我国政府，以“防疫手段不当、管控救治不力”等子虚乌有的言语对我国政府进行污蔑，意图引导我国民众对政府公开的信息、防治的措施进行抨击，在客观上导致了我国政府的公信力被动降低，在民众间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 7 ]。与加剧恐慌型谣言所导致的影响相类似，抹黑政府型谣言所带来的的负面影响会随着防疫工作的逐步推进以及逐渐稳定的局面而被击破，但在此之前，该类谣言会严重动摇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亦会严重打击民众的抗疫信心。 综上，三类谣言有其各自的特征，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消极影响，这些特征与影响皆是较为明显，故而在探寻应对手段与机制时，应当具有针对性，根据不同谣言的不同特征与影响做出不同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