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3. 老年人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 老年人的风险决策不仅仅是受一个因素的影响，它是多个方面的综合结果。伴随着年龄的增大，认知功能、情绪、动机等因素均会对老年人风险决策产生影响。 3.1. 认知功能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记忆、学习能力等发生退化，而决策涉及到情绪和认知加工过程，因而老年人认知神经机制的退化对于风险决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认知功能下降后，老年人更倾向于用信息加工搜索较少、整合更容易的简单决策策略(Mata， von Helversen， & Rieskamp， 2010)。 涉及到认知功能，大部分研究与脑功能相关。在风险规避行为中，大多数人是因为害怕风险，这也表明，风险决策与杏仁核紧密联系。杏仁核不断对预示某种潜在危险、即将出现的刺激进行扫描，经过大脑的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杏仁核还对大脑加工后输入的信息进行反应并接收来自皮层输入的信息(吴燕等，2010)。与此同时，吴燕等人(2010)还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框额皮层与风险决策直接相关，包括人们对决策结果的判断与奖励系统的激活相关。 此外互补能力假说指出，老年人的决策能力受到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二者的交互影响。当流体智力逐年下降，晶体智力可以弥补(Huang et al.， 2013)。故而正常老化的老年人风险决策能力与年轻人相似，而在需要更多学习能力参与的模糊决策任务中表现出损伤(喻婧，饶俪琳，2014)。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群体认知均可能影响风险决策。在对老年人认知年龄对自我风险决策的影响探讨中，认为认知年龄低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新的事物或活动，具有更高的探索性和冒险性(杨逊，2014)。Seaman等(2015)在探讨住宅选择与风险决策关系中，认为之所以生活在退休社区的老年人比他们的独立同伴更厌恶风险，可能是因为群体对风险的初始认知差异引起的。在玩骰子任务游戏(GDT)中，工作记忆可以影响年龄与GDT风险决策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当控制被试的工作记忆后，老年人与青年人的风险决策差异不显著(Wood， Black， & Gilpin， 2016)。后期的研究还采用脑成像技术，从神经机制的角度对于任务框架对风险偏好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刘云瑞，2019)，将影响因素关联起来。然而，O’Brien和Hess (2020)也指出，认知能力与长期目标对决策影响的年龄差异是因风险背景而异的。 由此可见，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风险决策的失误，但一方面会有生活经验的补偿去帮助他们判断，另一方面认知能力也会与其它因素交互作用于风险决策。故而不能直接认定老年人的风险决策比青年人更不理智。由于老年人在与青年人的对比中，认知能力水平较为明显的下降，而决策过程也涉及到记忆、推理等多种认知能力，因而有关认知能力与风险决策的关系研究较早，并逐渐深入到生理方面。但老年人风险决策涉及的脑区十分复杂，其中大脑涉及到决策的若干加工系统之间的神经网络系统，包括其间的运作机制以及相关的神经递质仍需进一步探究。尽管目前老年人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方向，认知神经机制仍是一个基础性的存在，并被持续性的研究。 3.2. 情绪 无论是在确定概率的风险条件还是概率未知的模糊条件下，风险决策都会受到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影响，并且情绪具有直接影响作用(吴燕等，2010)。老年人的风险决策大多取决于风险偏好的态度。而不同情绪状态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与青年人风险选择偏好的情况不同。依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 et al.， 1999)，时间知觉会影响人的社会目标。由于老年人深知时间的有限，她们更可能将加工资源放在情绪调节上，从而比青年人表现更多的“积极效应”。过往研究证明了在收益框架下，老年人比年轻人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Deakin et al.， 2004)。因此可以推论在收益框架下，老年人表现了更多的积极情绪，为了保持这种情绪，风险决策上更加保守。有研究将情境风险任务分为模糊情境与概率情境两种，发现在第一种任务中，处于积极情绪状态下，老年人比年轻人倾向于风险寻求；而在消极情绪状态下，年轻人则比老年人倾向于风险寻求。在第二种任务中，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加倾向于风险寻求(李涛，2012)。 与决策相关的情绪可划分为决策前情绪、决策中情绪与决策后情绪。关于老年人的情绪对其风险决策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不多，一般是从决策情境上划分，探讨老年人与青年人情绪变化带来的不同。但一方面情绪的诱发是否成功不好明确的进行判断，并且决策过程中不同时间段的情绪可能会互相干扰，不便区分。情绪既可以直接影响风险决策，也可以间接影响风险决策中的其它相关因素。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存在被试的个体差异问题，结论不能进行推广。后续的研究可以借助新兴技术动态的反映情绪加工过程，探索这个过程中的其它中介或调节变量，以期增加生态效度。 3.3. 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一种非理性偏差，指通过改变描述方式，个体发生了决策偏好转变的现象(Tversky & Kahneman， 1981)。自1981年被提出后，一直是国内行为决策的研究热点。近年来框架效应的年龄差异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也逐渐成为老年行为决策领域的热点。框架效应一般分为风险选择框架效应，属性框架效应和目标框架效应三种类型。风险框架效应即个体面对正框架时倾向于风险规避，而面对负框架时却倾向于风险寻求(Wang & Jiang， 2016)。对老年人框架效应的研究集中于风险决策，即探究不同任务框架下老年人的风险决策偏好。Rönnlund等(2005)发现正、负框架对于靑、老年人的影响存在相似性：在负框架下，大部分人倾向于风险寻求。刘涵慧等(2014)提出风险决策框架情境下，老年组被试相对青年组被试，非理性决策趋势更强，并将其与老年人认知机制相联系。也有探究老年人框架效应的影响因素，如问题情境和任务领域等(王惠芳，2016)。云祥和李小平(2017)引入收益和损失框架，综合考量权力、任务框架、决策对象对风险决策的交互作用。另外，在探究风险偏好的测量方式与任务框架对老年人风险决策的影响时，研究者发现在收益框架下老年人比年轻人表现出更低的风险寻求偏好。然而，在损失框架下，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风险偏好没有显著性差异(刘云瑞，2019)。目前已呈现出问题材料的设置变化、跨时间研究、决策背景的延伸、遗传因素的探究等趋势(林春婷，蒋柯，2019)。 可见，框架效应方面的相对成果较为丰硕。总体来说，老年人和年轻人在医疗和经济决策领域中具有不同的框架效应特点，且主要表现为强度和类型上的差异(王惠芳，蒋京川，2016)。未来的研究既可拓宽框架的类型，比较任务框架对风险决策影响中的年龄差异；也可就风险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追寻更多的影响因素，并在其产生机制上展开更深的探索。 3.4. 动机 人本质上是动机性的动物。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风险决策受到动机的影响。风险敏感理论(Caraco， Martindale， & Whittam， 1980)认为，需要驱动风险决策。而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 et al.， 1999)中，时间知觉是人动机的组成部分。对于能感知到时间所剩无几的老年人，身体健康和财富累积更容易成为其目标，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老年人多在医疗保险、消费等方面上当受骗。因此，对于动机的研究，近年来大多数集中在任务情境的变化以及与老年人相关性的情境诱发的动机方面。比如认为老年人的框架效应受到问题情境和任务领域的影响，其在生命决策中比在金钱决策中表现出更显著的框架效应(王惠芳，2016)。由此可以推测老年人对于健康表现出了强烈的需求，并愿意为此冒险。当然，也有研究开始将生命与金钱情境区分开来的，例如探究金钱启动对老年人风险决策的影响，看是否诱发了自主动机。最终发现金钱启动诱发了两种动机：自主动机与人际疏离动机，仅有后者存在年龄差异(周丽清，2017)。 目前对于动机方面的研究，多是依据理论，将其与情境相联系，诱发动机。大部分也集中于生命和金钱方面。这确实较为符合老年人决策的实际情况，但这两个情境也可细化为多个方面。例如金钱情境下有消费任务、理财任务、赌博任务等，不同的任务情境也有可能诱发不同的动机，带来不一样的决策。并且大部分研究对于动机的测量方式是通过行为体现，如何更好地进行区分测量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3.5. 其他因素 由于风险决策涉及到的影响因素颇多，还有些研究探讨了其它方面的因素。例如有研究者强调社会比较在在风险偏好的重要性(Hill & Buss， 2010)；还有的认为自尊、权力感、心理距离对老年人风险决策有所影响，并发现为最不亲密他人决策时，老年人釆用高水平建构表征；为最亲密他人决策时，老年人决策受到亲密度的调节(谭九霄，2015)。当然，这里涉及到为自己决策还是他人决策，细化了决策对象，更加复杂，同时也更加贴合现实社会。也有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威胁情境的启动抑制了老年人对刺激加工部位的激活，影响老年人的决策水平(张力元，高倩云，张宝山，2015)。以及将被试划分为高权力启动组与低权力启动组，探讨权力影响的研究(云祥，李小平，2017)。另一方面，老年人也在社会中扮演着角色，有社会地位，并会与他人比较，从而对个人风险决策产生一定影响(金力炜，2019)。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探讨老年人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与社会上人们的接触等因素对其风险决策的影响，也增加了生态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