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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三类空间困境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物理空间可反映人们的社会地位，因而物理空间困境是产生社会空间困境的直接原因之一，并间接影响其精神空间；由于少数族裔这一身份被“标签化”，社会空间困境也影响了人们的工作与社会交往，导致了其物理和精神空间困境；作为物理和社会空间困境的映射，精神空间困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加剧了物理和社会空间困境。 2.1. 物理空间困境 物理空间是人们存在的场所，是直接可感的，奇卡纳女性的物理空间困境主要指她们所居住的破败的房子。家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细胞，对于社会关系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房子是对于奇卡纳女性而言绝非简单的栖身之地，也绝非舒适的欢乐之家。在白人眼中，芒果街上的房子是贫民区的代名词，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墨西哥人都是以劳工的身份来美国艰难谋生。由于经济条件的窘迫，房子给奇卡纳女性带来了低下的社会地位，即物理空间的紧张极大地挤压了她们的社会空间。 “空间中不仅包含静态的事物和关系，而且包含运动，运动可以是物体的真实路线，或目光的转变，或从一个物体想到另一个物体” [ 7 ]。由此可知，文学中的空间可以通过描述事物和行动的方式来建构。一方面，埃斯佩朗莎家的房子“它很小，是红色的，门前一方窄台阶，窗户小得让你觉得它们像是在屏着呼吸”( [ 8 ]， p.4)，狭窄逼仄的房子是奇卡纳女性被无限压缩的物理空间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作者也以诗意但尖锐的笔触描写了上流白人群体的物理空间，与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住在山上、睡得靠星星如此近的人，他们忘了我们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 [ 8 ]， p.117)。富人们即使偶尔会关照下层阶级的空间困境，也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性心理，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芒果街与小山、地面与山上形成物理空间上的二元对立，其分割暗藏着等级秩序，构成阶级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 [ 9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描述行动来构建奇卡纳女性的空间，揭示了房子背后的象征意义。当埃斯佩朗莎想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时，她的请求被学校的大嬷嬷坚决拒绝了。嬷嬷想知道埃斯佩朗莎的家庭住址，她“指着一排丑陋的三户式公寓楼，那里是衣衫褴褛的人都羞于走进去的地方”( [ 8 ]， p.56)。尽管埃斯佩朗莎的家并不在那里，但在困窘的情形下，她不自觉地点头了。在孩子眼中，老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因而埃斯佩朗莎也不得不被外在的价值观所改造。自此，她认识到学校也并非不存在权力的真空之地，由于所处物理空间的窘迫，她在学校嬷嬷的眼中便无足轻重。 2.2. 精神空间困境 精神空间是由心理构建的概念化空间，反映了人们的抽象思维和情感，是物质空间在精神领域的再现。精神空间中包含了人们对外界环境的反映和投射，极大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书中，精神空间困境指奇卡纳女性深受父权制压迫的心理经验和状况。在墨西哥文化中，存在两类女性原型，即甘愿自我牺牲的圣母瓜达卢佩(Our Lady of Guadalupe)和被视作叛徒的马林切(La Malinche)，符合男性标准的、默默地在家庭中奉献的“瓜达卢佩”是被赞颂的对象，而试图摆脱约束、妄图踏入公共空间的“马林切”则是被污名化的对象。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空间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明显，“都市空间被划分为家庭和带薪工作两个世界，一个是与女人相关的个人领域，一个是男人的公共世界” [ 10 ]，女性涉足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被视作一种叛逆的行为，而在私人空间中，由于在经济上依附男性，她们仍处于弱势地位。“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空间的压迫总是以身体为原点展开的” [ 11 ]，在父权制的规训下，女性的身体被禁锢于男性所认可的空间范围内，无法在无限的空间中自由展现，而这也直接加剧了她们的精神空间困境。埃斯佩朗莎的曾祖母曾经是“女人中的野马，野得不想嫁人。直到我的曾祖父用麻袋套住她的头把她扛走。就那样扛着，好像她是一盏华贵的枝形吊灯”( [ 8 ]， p.11)。曾祖母对于曾祖父而言不过是物化了的商品，在后来的婚姻中，曾祖母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主体性，“她用一生向窗外凝望，像许多女人那样凝望，胳膊肘支起忧伤”( [ 8 ]， p.11)。“瓜达卢佩”们在家中无法找到归属感和主体性，“女性被奴役的自我被一点点抹去，最终完全消失” [ 12 ]。萨莉的父亲认为萨莉长得美是麻烦事，她必须严格遵守父亲的信仰，不能去跳舞，不能涉足公共空间，但即便如此，父亲仍然粗暴地殴打她，仿佛她是一只狗。后来萨莉把裙子拉直了，擦掉了眼睛上的蓝色眼影，被迫接受了父亲的辖制。如此，“规训手段终于生产出了驯顺的身体，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相同或相似女性气质的女儿，延续了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钳制和管辖，巩固了女性身体所有者——男性(包括父亲和丈夫)的地位” [ 13 ]。萨莉寄希望于通过婚姻实现空间转换来逃离父亲的压迫，但其丈夫不过是把她从一个监狱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因为这两个房子在本质上“都是男人的领地，是父权制价值体系主宰的地界” [ 14 ]。 2.3. 社会空间困境 作为移民群体，奇卡纳女性的社会空间困境既源于种族内部的传统，也源于不同种族间的隔膜和刻板印象，二者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边缘社会地位。罗伯特·扬(Robert Young)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开始容忍少数族裔的人们宣扬身份的不同，但这种容忍有一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任何居于美国的人都不得不被吸纳进来直至最后变得与‘美国人’一致” [ 15 ]。在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群体被主流群体视为“他者”，是主流群体进行社会改造的对象。而这一改造的过程注定是不和谐的，既意味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对立与冲突，也意味着少数族裔群体同原初种族身份和记忆的割裂。如此，他们面临的空间困境是既无法彻底融入主流群体中，也面临着与自己的集体分离、无法找到归属感的悲哀。 埃斯佩朗莎的朋友凯茜是一个白人女孩，对少数族裔持有偏见，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芒果街，凯茜的家人决定离开芒果街，“她似乎忘了我才搬进来，说，这个社区的人越来越杂了”( [ 8 ]， p.16)。凯茜一家的选择象征着白人群体同移民群体实现了空间上的隔离，从而构建了白人群体—少数族裔群体二元对立的种族空间结构，压缩了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刻板印象并非只存在于白人之中，“她认识到白人并非导致种族不信任的唯一推手” [ 16 ]。在“那些人不明白”这一章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这一问题：“到处都是棕色的人，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看着我们的车开进另一个肤色的街区时，我们的膝盖就抖呀抖，我们紧紧地摇上车窗，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 [ 8 ]， p.34)。自此，埃斯佩朗莎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无论他们隶属什么种族，都或多或少地被种族不信任操纵，逐渐开始接受它并将其合理化，认为这是社会运作的规律，“是的，情形一直一直是这样”( [ 8 ]， p.34)。 语言对于个人和种族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载了人们的种族记忆和家园意识，维系着个人和集体的关联，具有情感维度和社会维度。少数族裔群体在融入白人主流群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学习使用对方的语言而逐渐淡忘自己的语言。玛玛西塔带着孙子移民到芒果街上同儿子相聚，除了在必要的时候，玛玛西塔一直拒绝说英语，将自己锁在家中听西班牙语广播节目，试图免受同质化的侵蚀，但当孙子开始用英语唱电视上播放的百事可乐广告歌时，玛玛西塔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主流群体操纵了主流话语，且善于运用大众媒体等传播方式来宣传推广其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主流话语占据了主要的社会空间，而少数族裔群体的微弱声音得不到倾听，却被掩盖直至失声，从而使少数族裔群体丧失了自己同过去、故国和种族的联系，产生了身份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