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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个人信息权益属性分类 学界从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为标准产生诸多理论分类学说，有“宪法人权说”、“一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财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独立人格权说”等不同主张 [ 5 ]。 部分学者主张个人信息既具有财产价值也具有人格属性，“个人信息之于信息主体，是因为其能够作为个人信息而具有财产意义，因而个人信息权为财产权，为典型民事权利；而个人数据之于数据主体，不是因为其具有财产意义，而是因为其与数据主体不可分离，因此个人数据权不是财产权，而是人格权。” [ 6 ] 随着《民法典》立法出台，以及学说理论发展，“个人信息保护”被写入《民法典》人格权编，即从立法层面承认“个人信息保护”具有人格属性。但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是否又与传统人格权相似呢？是否能以传统人格权的保护方式来直接适用个人信息？随着大数据的发展，经过企业处理后的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又是否属于自然人呢？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加以论述。 3.1. 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 人格是自我的证明。人格，在哲学基本范畴里，被喻为“自我”、“惟一的存在”。因此，人格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 [ 7 ]。我国民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涉及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因此，无论将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界定为权利还是利益，都不影响法律将其确定为自然人的人格权益 [ 8 ]。其主要理由在于，个人信息是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这种可识别性就体现了人格特征 [ 9 ]。 关于个人信息的权益属性之争，由最初的百家争鸣，到《民法典》出台后众多民法学者认为个人信息存在一个基本共性，即个人信息人格性。但环顾人格权的权利属性，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信息是否构成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权尚有争议，且《民法典》仅将“个人信息保护”列入立法范围，并未正面承认个人信息为个人权。此外，是否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定义，即以身份识别标准为界定标准的个人信息是否全部都纳入人格权保护体系加以规制。围绕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格属性辨析，笔者从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关系对比分析以及个人信息与其他具体人格权关系辨析以展开论述。 1) 个人信息不同于传统隐私权 如若以《民法典》第1034条个人信息身份识别标准界定信息，容易造成但凡与个人相关的所有信息最终都会成为个人信息，其范围远远大于不愿为人知晓以及生活安宁的私密信息(隐私)，因而如何界定个人信息具体定义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电子数据飞速发展前，我国民法学界以传统纸质媒介为基础，以人格权保护体系足以保护当时的所有信息。但随着科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与个人紧密联系的另一张名片，自然人的方方面面均或多或少在网络留存记忆，因而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界定个人信息属性亟待解决。 有部分学者主张个人信息因纳入隐私权加以保护，以传统人格权保护角度囊括个人信息，笔者认为该观点过于理想，受美国大隐私权背景影响，本质上却与我国法律背景水土不服。 我国民法立法一直采用传统隐私权观念来构筑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例如直接将个人信息作为保护客体，而不区分何种个人信息；再者将义务主体定义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导致义务主体使用信息前需要瞻前顾后不利于信息交互。以传统隐私权角度来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的直接缺陷是保护客体泛化以及义务主体泛化双重弊端，因此，个人信息究竟是权利还是权益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相悖的推理结果。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属于交叉关系。仅以《民法典》第1034条表述展开分析“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可见，立法者从立法层面肯定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属于交互关系，两者存在交集，即涉及隐私性的个人信息，也由此可见，并非所有隐私权均构成个人信息，从法条表述中我们也可以推断立法所保护的并非所有信息，而是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特定信息。 但由此又产生个人信息属于权益的悖论。如果个人对其信息不享有权利，又何来这些巨头权力事项(查阅、复制、异议修改)？在《民法典》立法中，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远大于隐私权被侵犯后的事后救济行为，而立法层面却将隐私权定义为权利，却将更为丰富、有更多权利事项的个人信息定义为权益，得出权益大于权利的结论，法理依据明显不足。 2) 个人信息与其他具体人格权比较 从人格权保护角度出发，个人信息保护不同于其他具体人格权保护模式。人格权属于消极权利，权项并不需要列明，法律上并不详细规定各种类型的人格权，而是在人格权遭受侵害之后，由法官援引侵权法的规则对权利人提供救济 [ 10 ]。通常来说，我国关于人格权的救济以事后救济为主，以不受非法侵害为权力边界，遭受不法侵害后以侵权救济为主。各国民法对人格权保护的共同经验可以概括为“类型确认 + 侵权责任”，即通过法律规定或者判例确认人格权的类型，称为特别人格权，将侵害各种人格权的加害行为纳入侵权法的适用范围，对加害人追究侵权责任 [ 11 ]。 然而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信息主体拥有“知情同意”的权利，部分学者主张“同意”仅构成信息流向的导向作用，部分学者以此认为信息主体拥有信息自决权的绝对民事权利。显然，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不同于我国其他人格权的事后救济模式，故而将个人信息纳入具体人格权保护模式中自然适用困难。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个人信息甚至完全不同于人格权，是独立的新型公法权利。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结，是因为人格权(隐私权)保护与个人信息保护是根本不同的两项制度。人格权是一项传统的民事权利，个人信息权则是完全独立的一项新型公法权利，是随着计算机大规模采用才出现的新事物。笔者认可个人信息复杂的公法属性，认为这符合我国法制背景，但承认个人信息完全为公法产物而非私法救济则无法认同，将在下文论述，故而此处不加以赘述。 个人信息与其他具体人格权种属关系混乱也是一大严重弊端。《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编共六章，其中将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均作为章节名字命名，可见四种权利(或权益)处于平等地位。但从广义理解中，肖像、姓名均是最具代表的典型个人信息，如何与个人信息并列？不合符逻辑基本要求。此外，《民法典》第999条也存在表述问题：“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也是将种概念与属概念并列，不符合《民法典》第1034条所给予的个人信息定义，将之更改为“姓名、肖像等个人信息”或更为合理。 在《民法典》总则编中，第111条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却未将其设立于第110条具体人格权中，未将个人信息设立为具体人格权的范围，可见从立法层面，个人信息不同于具体人格权。 综上，人格权存在对世属性，义务主体较为普遍，任何组织、个人均不能侵犯他人的人格权。而若将个人信息涵盖在对世权范围内，则我国社会的信息流通自然交往将全面阻塞，个人信息在性质上类似于对人权，仅针对个人信息控制者，而非一般义务主体。个人信息本身具备社会属性，人与人之间交流更无须法律介入，因而在这种面相社会一般义务主体的对世权性质的“个人信息”，本身无需法律介入、个人同意。换言之，民法意义上所需要保护的个人信息不同于具体人格权，其不具备对世性，其仅针对特定义务主体，如个人信息控制者。 3.2. 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内蕴含的财产价值呈爆炸式增长。正因此，诸多企业与个人铤而走险游走在法律边缘，频频侵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初衷正是为了规避该侵害行为，换言之，个人信息财产价值是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初心与出发点。“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不同。在网络世界里，信息是数据反映的内容，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 [ 12 ] “数据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符号，不以人的认识不同而不同，因此客观性强；而信息则是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强调的是人对于数据的认识，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 13 ] 信息本身不是数据，数据亦不是信息。部分数据对于部分人无价值，对于有些人则存在信息价值。信息是数据处理后提炼出的在人际交往中具有识别、传播的功能价值，这也正是人们力求保护的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财产价值。 当下，我国立法采取传统人格权保护方式，将个人信息“一刀切”，其客体、义务主体泛化的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寸步难行，亦容易阻塞信息交流，阻碍社会发展。笔者认为个人信息应再划分为人格权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与企业加工处理后具有独创性的企业数据，围绕具体信息加以研究权利(权益)所属与保护。 1) 企业数据权益归属于企业 关于个人信息司法实践中，较多的争议为企业与企业之争，然而企业本身是否符合诉讼主体身份？即企业对其所控制的用户数据是否享有相应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面对企业数据引发的纠纷基本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将企业数据作为“竞争性利益”对个案进行救济。但长此以往，企业数据定性模糊导致的企业数据无法有效保护的困窘仍未解决。企业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在大数据背景当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企业经济受阻，数据经济必然受阻，故而，厘清企业数据的定性尤为重要。 “淘宝诉美景案”从司法判例层面首次确认企业对其数据享有财产性权益，明确用户原始数据与企业数据界限，从劳动成果角度肯定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独立财产权益，表达对企业数据采取财产权保护模式的司法倾向。因权利来源尚未明确，故以传统财产权制度保护企业数据存在局限。部分学者主张创立一种新型财产权以保护企业数据，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也有学者反对该主张，认为此举会损害自然人个人信息、隐私权，甚至导致数据垄断现象。笔者认为，从劳动赋权说角度理解，企业经过劳动加工处理的数据与原始数据已不相同，正如盐水和盐，我们从盐水中提炼出盐，此时两者已不相同，我们难以去认为提炼后的生成物仍与原物是同一物，两者的所属也因此不相同。再次，若赋予信息来源主体企业加工后的数据权利，则信息交流则更加受阻，个人信息立法初衷不在于阻塞信息交互，而在于防止信息被滥用与违法违纪。因而，从法理学角度考虑，信息更应考虑如何有效合法流通，而非作茧自缚，闭塞流通。 个人数据要成为财产必须具备量的积累，破碎、零散的个人数据不具备财产价值。正如学者所说，“首先，要通过信息积累，只有当大量零散的、片面的、互不关联的资料、数据、消息聚集在一起并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才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资源；其次，信息的效用必须通过有序化来实现，否则，听任杂乱无章、真伪难辨的各种信息到处泛滥，不但无助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反而会造成信息污染；最后，信息的效用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开发，即经过加工、处理、分析、综合，形成高质量的信息产品。” [ 14 ] 随着司法判例的日趋丰富，企业数据的财产属性逐渐被认可，企业数据的财产属性保护成为大势所趋。尽管诸多学者围绕企业数据性质产生争议，但日趋认可基础观点，即企业数据乃财产属性，与企业有关，而非完全由个人控制。 学界围绕企业数据保护方式展开激烈辩论，引申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方式、著作权保护方式、数据库保护方式、所有权保护方式、新型财产权保护方式等。主张新型财产权的学者认为，从劳动赋权说的角度考量，企业数据本质上是企业劳动创造的产物，凝聚了企业的劳动与资本投入，赋予其法律上的财产权利也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基础 [ 15 ]。新型财产权为许可其他企业使用该数据而非买卖转移所有权，同时，给予合理权利限制避免数据被滥用，以此力求平衡企业数据保护与企业数据高效流通之间的利弊，促进数据经济高速发展。 2) 个人信息自决权不可取 《民法典》第1035条、第1036条、第1038条均出现“同意”的表述。在《民法典》出台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中也出现表述个人信息处理需要主体“同意”作为信息处理的前置条件。基于此，国内部分学者主张信息主体享有信息自决权，即主张个人对于其相关的所有个人信息享有决定性的控制权。笔者对此持否定观点，若信息主体持有绝对的信息主导权，则社会交往将陷入冗长且复杂的状况下，信息交互更陷入停滞状态。 学界关于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起源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小普查案”与“人口普查案”。1969年的“小普查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要点主要为：国家强制性抽象调查行为有可能侵犯干涉公民的个人自决权；但并不是每个收集活动都侵害个人尊严；作为社会一员，个人必须一定程度上认识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这是国家履职的前提。1969年“小普查案”虽提及自决权，但并没有认可该自决权，而是转向强调社会成员应忍受一定程度的调查行为，这是国家履职的前提，该表述应认定为公属性的认可。在1983年德国联邦政府准备制定人口普查法，后该行为在1984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人口普查案”中被判决违反宪法，判决中明确提出个人信息自决权，但原则与理由如下：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保护个人得以对抗无限制的信息收集行为的有力工具；在自动化信息处理工具面前，不再有不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对于自己的信息并没有支配权，个人信息自决权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 [ 16 ]。 学界部分学者认可“个人信息自决权”，认为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权利基础 [ 17 ]，公民个人信息权是公民个人自决权范围内的个人权利，这就是公民是否“同意” [ 18 ]。笔者认为，若将个人信息的“同意”作为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权利基础，则是过分扩大解释该“同意”要件，而立法原意应是力求多方位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信息来源主体的“知情权”，若仅仅因“同意”而承认个人信息自决权，则陷入保护一种漫无边际的主观个人意志的尴尬境地，有失偏颇。 3.3. 个人信息的公法属性 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立法司法背景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法治体系大背景，在此基础下，个人信息不仅仅享有纯粹的私法性质，仍存在公法属性。若将个人信息纯粹交予私法处理，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不利于政府宏观调控。 个人信息并非完全的私权，个人信息内涵社会公属性，但也并非为完全的公法权利。正如“小普查案”中法院表述“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与人格有关，而那些无涉人格的、无关紧要的个人信息则属于公共领域，个人无权阻止他人收集、处理以及利用”。 个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私权般的支配、排他等权利，正如个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个人信息自决权。若承认个人享有个人信息收益、处分、收集、利用的决定控制权权利，这无异于保护一种漫无边际的个人主观意志，且这种权利不具有清晰可见的客体，个人信息相关主体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将举步维艰。 随着私法救济探索的频频受阻，不少私法学者开始主张公法救济，主张通过国家设置专门公法机构来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笔者认为，尽管个人信息存在公法属性，但若完全交由国家机关来维护，未免加重政府机关的工作任务，数以亿计的庞大数据又如何做到事无巨细的维护工作？故而在针对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定性情况下，寻求一种公法维护私法救济的渠道才能啃下个人信息这块庞然大物，而如何构建救济渠道，则需要诸多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砥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