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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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 1998)。目前人们普遍接受Gross的情绪调节理论，认为情绪调节是在情绪发生的过程中进行的，在不同的情绪发生阶段产生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John & Gross， 2004)。Gross基于此提出了情绪调节的五个过程，分别是情景选择、情景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以及反应调整，在这五个不同的阶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会灵活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调节他们的情绪(Aldao et al.， 2015)。近年来，人们更多地关注注意转移和认知重评这两种认知调节策略(Sheppes & Gross， 2011)。注意转移策略是一种早期脱离策略，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与情绪刺激无关的事物上(如：在看牙医的时候想着打棒球)从而调节情绪；认知重评则是指重新建构情景的含义以改变其对情绪的影响(如：同样是看牙医，但是从其有助于身体健康的角度看待这件事)，主要发生在刺激加工的晚期阶段。并且，已有研究表明，随着情绪强度的增加，人们会更多地选择注意转移策略调节情绪，而非认知重评策略(桑标，赛李阳，潘婷婷等，2018；Ghafur et al.， 2018; Sheppes et al.， 2011)。 但以往的研究却甚少关注动机这一与情绪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因素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Gable和Harmon-Jones (2008)提出，情绪的动机是独立于情绪的唤醒度和效价之外的第三个维度(Gable & Harmon-Jones， 2010a; Harmon-Jones & Gable， 2008)。比如，幽默是一种高唤醒的积极情绪，但却无法促使人们产生行为或行为倾向(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 邹吉林，张小聪，张环，于靓，周仁来，2011)；而典型的负性情绪愤怒，却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攻击行为和趋近动机(Carver， 2004; Carver & Harmon-Jones， 2009)。他们认为情绪是有动机的，且有方向和强度之分。动机方向是指对某种物体或目标的趋近或回避驱力；动机强度是指动机的力度，有高低之分。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动机的分类会影响情绪调节。比如，在享乐主义动机的驱动下，人们会放大积极情绪而减少负性情绪；相反，在工具注意动机的驱动下，人们会放大自己的消极情绪(Kalokerinos et al.， 2017; Tamir， 2016; Tamir et al.， 2008)。但情绪的动机是否会影响调节策略的选择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本研究旨在探讨动机的强度和方向是否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 情绪的动机强度会影响认知加工过程，尤其是注意广度(Gable & Harmon-Jones， 2010a; 邹吉林，张小聪，张环等，2011)，而这可能与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具体而言，相对于低动机强度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条件下，人们在高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下会更多地对刺激的局部特征进行反应(Gable & Harmon-Jones， 2008， 2010b; Harmon-Jones & Gable， 2009)；这种差异也存在于不同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之间(Gable & Harmon-Jones， 2010c; Threadgill & Gable， 2019)。此外，来自ERP研究也发现高动机的情绪图片会诱发更大的额顶页激活，而这一激活能预测更快的局部特征反应时，支持高动机与更多的局部特征相关这一发现(Gable & Harmon-Jones， 2010d; Harmon-Jones & Gable， 2009)。更重要地是，注意范围能正向预测创造性行为(Förster et al.， 2004; Friedman et al.， 2003; Jia et al.， 2009; Kasof， 1997; Liu， 2016)。注意广度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把不同的刺激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创造性的想法，而这有利于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研究者发现，认知评价的产生与观察到的语言创造性思维的大脑模式相似。基于这一结果，Wu等人发现个体的创造力与认知重评的有效使用存在着正相关(Wu et al.， 2017)。因此，我们推测，注意广度可能与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有关，而情绪的动机强度通过改变注意广度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即在低动机强度下，由于注意范围较广，人们更多地选择认知重评策略；而在高动机强度下，由于注意广度的缩减，人们会更偏好于使用注意转移策略而非认知重评。 除了动机强度外，动机方向作为动机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反映对刺激的行为倾向，可能也会影响情绪调节选择。Katherine，Aldao和Reyes发现对于愤怒和悲伤情绪，人们会使用更多的策略和努力去调节悲伤(Dixon-Gordon et al.， 2015)。愤怒和悲伤同为负性情绪，但愤怒是一种趋近动机情绪，它促使人们产生攻击行为；而悲伤促使人们产生回避动机。已有研究表明，认知重评是一种通过付出较高认知努力从而获得长期调节效果的情绪调节策略；而注意转移策略则是通过注意焦点的转移从而快速改善情绪的短期调节策略。所以，我们假设在趋近动机条件下，人们更愿意付出努力去调节情绪，从而更多地选择认知重评策略以获得长期效果；反之，注意转移策略更多地被选择去调节回避情绪，由于其调节调节速度较快且消耗较少认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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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随机招募某大学在校大学生32人(其中男生9名)， 年龄范围为19-22周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13岁，标准差为1.23岁。所有被试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最后根据被试对实验任务的反应，删去无反应或者反应率较低的被试4名，有效被试为28名，有效率为0.88。实验结束后给予被试10元作为报酬。 2.2. 实验材料 从国际情绪图片库(IAPS)与中国情绪图片库(CAPS)以及网络(7张)中共挑选出125张情绪图片。所有图片经过Photoshop调整为640 * 480 (像素)的统一大小。其中包含诱发高趋近动机情绪的美食图片25张，诱发低趋近动机情绪的微笑图片25张，诱发高回避动机情绪的战争和死亡图片25张，诱发低回避动机情绪的悲伤图片25张，以及中性图片25张。 在正式实验前，另外招募30名本科生(平均年龄21.06 ± 1.20；男生10人，女生20人)对挑选出的图片进行评定。将情绪图片随机给被试呈现3次，每次对图片的一个维度在情绪评定手册上进行9级评定(共有愉悦度、唤醒度和动机维度三个维度)，以消除不同维度之间的影响，且每个被试独立完成，互不干扰。评定者根据自己当时当地的内心感受进行评定，“1”表示极度不愉快、极度平静或放松或极度想回避；“9”表示极度愉悦、极度激动或兴奋或极度想要靠近；如果看了图片后，既不愉快也不难过、既不平静也不放松、既不想靠近又不想回避，则选择数字“5”。评分时间由被试自己掌握。待其评定完以后，收集情绪评定手册。 从评定后的情绪图片中挑选出68张图片作为实验材料，其中包含高趋近动机情绪图片17张，低趋近动机情绪图片17张，高回避动机情绪图片17张，低回避动机情绪图片17张。各类图片的具体信息见表1。 Table 1 Valence， arousal and motivation of selected emotional picture 愉悦度 唤醒度 动机维度 趋近 回避 t 趋近 回避 t 趋近 回避 t 高 6.82 (0.31) 3.17 (0.66) 20.88*** 5.48 (0.42) 5.46 (0.34) 0.18 1.79 (0.25) −2.44 (0.48) 4.47*** 低 6.71 (0.35) 3.11 (0.54) 29.37*** 5.31 (0.48) 5.22 (0.49) 0.44 1.41 (0.35) −1.84 (0.51) 2.02* t 0.91 0.25 1.04 1.39 2.62* 3.14* 表1. 情绪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和动机维度评定结果(M ± SD)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在唤醒度上，四组图片彼此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s > 0.05)。在愉悦度评分上，高低趋近动机图片之间的愉悦度差异不显著(p = 0.23)，高低回避图片之间的愉悦度差异不显著(p = 0.76)；但趋近动机图片的愉悦度显著高于回避动机图片。在动机维度上，通过将得分减去5后得到新的动机评定值，该值的符号代表动机方向(正性：趋近动机；负性：回避动机)，而绝对值代表动机强度。四组图片在动机强度和方向上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见表1)。 2.3.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2 (动机强度：高强度、低强度) × 2 (动机方向：趋近动机、回避动机)的被试内设计，使用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任务(Sheppes et al.， 2011， 2014)测量被试在不同动机方向和强度刺激情景中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偏好。 在实验开始之前，首先由主试介绍实验流程以及两种策略的使用方法。注意转移是指通过想象与图片毫无关系的中性事件来降低当前情绪体验，如早晨起床刷牙。认知重评则要求参与者通过关注图片上的内容，从中性的角度理解图片，从而减少图片刺激带来的情绪波动。这两种策略的指导语翻译改良自Sheppes等人(2014)的研究。 参与者了解实验流程和学习调节策略之后，完成8个trial的练习，每一个trial各对应一种情绪图片和一种调节策略，然后进行正式实验。正式实验一共有60个trial，包含4类情绪图片各15张，随机呈现给被试。每10个trial之间有30秒的休息时间。 首先呈现注视点“+”500 ms，然后呈现情绪图片500 ms，之后出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要求被试按下按钮选择情绪调节策略(“F”键表示认知重评，“J”键表示注意转移，左右手顺序在被试内平衡)调节自己的情绪，如果被试在5000 ms内没有做出反应，则直接进入下一个trial。最后再次呈现图片5000 ms，此时要求被试采用选择的策略降低图片带来的情绪体验，并将调节的过程报告出来(见图1)。 图1.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任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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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参与者选择认知重评策略的次数在所有trail中所占百分比作为对调节策略选择偏好的测量指标。百分比越高，选择认知重评策略的次数越多，越偏好使用认知重评；相反，百分比越低，则表现出对注意转移策略的使用偏好。 采用2 (动机强度：高强度vs低强度) × 2 (动机方向：趋近vs回避)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动机强度和动机方向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7) = 0.24，p = 0.63，η 2 = 0.01。但动机强度和动机方向的主效应均显著，F 强度 (1，27) = 19.54，p 强度 < 0.001， η 强度 2 = 0.42；F 方向 (1，27) = 4.54，p 方向 < 0.05， η 方 向 2 = 0.14。即相对于高动机情绪条件下(M high = 0.46， SD high = 0.03)，人们在低动机情绪情景下更偏好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M low = 0.62， SD low = 0.03)。除此之外，比起回避动机情绪，趋近动机情绪情景与更多的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有关(M approach = 0.60，SD approach = 0.05；M withdrawal = 0.55，SD withdrwal = 0.05，见图2)。 图2. 不同情绪情景下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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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尽管当前已知动机会影响情绪调节，但并未有研究考察情绪的动机维度是否会影响调节策略的选择。基于这一目的，本研究探讨了情绪的动机方向和动机强度对注意转移和认知重评这两种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动机方向会影响调节策略的选择偏好，在趋近动机下，人们更多地选择认知重评策略而非注意转移策略，在回避动机情绪下则相反；同时动机的强度也会影响调节策略的选择，随着强度的增加，人们对认知重评策略的选择逐渐减少。这些发现为人们在不同动机状态下选择情绪调节策略提供了一定的见解。 研究发现，在高动机情绪下，人们更偏好于使用注意转移策略；而在低动机情绪下，人们更多地选择认知重评。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已有研究表明，情绪动机强度会影响注意范围，在高动机情绪下，注意范围削减，人们会更多地注意到局部特征(李金霞，2012；Gable & Harmon-Jones， 2008， 2010b)。而Manera等人发现，注意范围与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被要求使用认知重评调节情绪时，个体会更关注于刺激的整体特征而非局部特征(Manera et al.， 2014)。所以，当处在高动机强度情绪下时，个体更多地选择注意转移策略而非认知重评策略。此外，早期的研究者们也发现注意范围与创造性表现存在正相关(Förster et al.， 2004; Friedman et al.， 2003; Jia et al.， 2009; Kasof， 1997; Liu， 2016)。在创造性任务中得分较高的个体相比于得分较低的个体，能更好地利用周边的信息，从而对当前刺激进行更好的解释。并且，一项研究表明，无论动机方向是趋近还是回避，高动机强度的情绪状态都会损害认知灵活性，其具体表现为switch任务中切换反应时的增加(Zhou & Siu， 2015)。这也从侧面解释了在高动机情绪条件下，人们更偏好于采用简单的注意分散策略，而非需要对刺激进行灵活解释的认知重评策略。 此外，我们也发现了在趋近动机情绪情景下，个体更偏好于选择认知重评策略。这可能是由于诱发人们回避动机情绪的情景都是一些危险的，能诱发个体本能的回避行为，所以在回避动机情绪情境下，人们更多地选择注意转移策略，通过想一些与该场景无关的信息在情绪调节的早期就将情绪信息排除在外，从而调节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实验过程中，被试还被要求一直看着情绪图片，就更进一步的加深了被试的回避情绪，导致被试不愿对图片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所以更少的选择认知重评策略。而对于诱发趋近动机情绪的图片，本研究中都选取的一些代表着美好的情景，其诱发的趋近动机促使人们更愿意将注意放在图片上，对该情境的信息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从而发现能够用于情绪调节的线索，所以在面对趋近动机情绪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认知重评策略。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体能够根据不同动机方向和动机强度的情绪情景灵活地选择情绪调节策略，率先证明了情绪的动机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当前研究并未将情绪的效价与情绪的动机方向区分开来。其次，即使情绪图片被认为是诱发情绪的有效材料，但其与真实生活情境仍存在着差异。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更具有生态效度的材料，如情绪视频，验证当前研究结果的鲁棒性。此外，虽然在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将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过程口头报告出来，但并没有对被试在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后的情绪状态进行测验，所以后续还需更加优化的实验过程，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最后，正如先前所提到的，情绪的动机会影响认知加工，如注意范围、认知灵活性，而认知加工又与注意转移和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情绪的动机是如何通过认知加工从而影响调节策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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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使用经济、恋爱两种决策问卷，考察了中国大学生在高低权力感下，为相似与不相似他人决策时的风险偏好及其在不同决策任务中的表现。结果表明，经济任务下，权力感与相似性交互作用显著，低权力决策者为不相似他人决策更加冒险，高权力决策者为相似与不相似他人决策并无显著差异；在恋爱任务中，还发现相较于后果严重性高的决策任务，后果严重性低的决策任务冒险得分高；并且在后果严重性低的任务中，相较于低权力者，高权力者为不相似他人决策更冒险。综合实验结果，可以发现：权力感和相似性会影响个体为他人决策时的风险偏好，并且受决策内容与决策后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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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生活中，人们时常会遇到亲朋好友的求助，当他们遇到一些自己难以抉择的问题时，总希望他人给自己一个完美的选项。实际上，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的决策问题，如父母为孩子决策，老师为学生决策，上司为下属决策，医生为病人决策等等，决策(Decision-Making)就是从多个方案中做出选择。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making)就是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时做出决定(庄锦英，2006)。 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个体不仅会面对决策中的不确定因素，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探究决策者的权力感知、决策者与被决策者的相似性以及决策任务的后果严重性这三种因素在个体为他人决策时的影响。 1.1. 权力在决策中作用 在决策中，由于决策者的社会权力(Power)的不同，决策者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一开始，社会心理学家将权力视成一种结构变量(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即权力依赖于一定的社会事实基础，比如上司、领导等具体的社会权力角色就是有权力的人。后来，慢慢有心理学家注意到权力的另一个属性——心理属性，这意味着权力不只是具体的权力角色的专属词，也可以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被已经存在于个体头脑中的概念启动。现在，一般把权力表示为对信息或决策等重要资源的控制或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结果)的影响力(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研究表明高权力个体更可能出现一些冒险行为，高权力者具有更明显的风险决策框架效应(段锦云，卢志巍，张涵碧，2016)、对暴力的内隐态度趋于积极(李小平，闫鸿磊，云祥，2014)；员工的个人权力认知与员工的进谏行为成正相关(段锦云，黄彩云，2013)，即员工感知到自我权力感越高，更愿意向上级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而在采取他人建议这方面，高权力个体更不容易接受他人的建议(张琴，杜秀芳，王修欣，2016)。 学者们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解释。Keltner等人(2003)将权力效应和行为的接近、抑制理论相结合，提出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权力接近–抑制理论认为高权力会激活个体的行为接近系统(behavior approach system， BAS)，所以高权力个体更容易注意到事件中的积极因素并且忽略消极因素；同时也可以克制高权力个体的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 inhibition system， BIS)，使高权力个体减少对损失或惩罚的回避以及消极情绪。Guinote (2007)提出了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the situated focus theory of power)，该理论提出高权力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灵活性更强，于是高权力个体能在不同情况下都捕捉到与初始因素相关的信息并进行加工，以此增强个体与情境要求相符的执行控制能力。Magee和Smith (2013)则将权力效应和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结合起来，形成了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该理论认为高权力会诱发了更远的社会距离，所以高权力个体的社会距离更远，解释水平更高，心理表征更抽象，在决策中，高权力个体的行为更倾向于冒险。 无论以上理论从何种角度解释权力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其都指出，高权力者在风险决策中倾向于风险选项，如“接近–抑制理论”中高权力者忽略事件结果的消极因素，增加其中的积极因素，使得高权力者更可能相信自己能在决策中取得好的结果，即使有一定的风险。 1.2. 人际相似性对决策的影响 决策中还引起关注的因素是“自我与他人决策”，而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到这个领域——“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个体为自我和他人决策时的差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心理距离假设。心理距离假设提出个体为自我与他人的决策差别是因为决策者的角色变化造成了不同的心理距离(Polman & Emich， 2011; Trope & Liberman， 2010)。 现有研究中对心理距离的操控主要是通过变换自我和他人两种角色来实现的(Lu， Xie， & Xu， 2013)，而对自我–他人关系中的他人是“谁”关注不够(张葳，刘永芳，孙庆洲，胡启旭，刘毅，2014)，在考虑到权力总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中，所以本研究引入相似性来操纵“他人”，将他人分为相似他人与不相似他人，已有研究表明操纵相似性能有效的操纵自我与他人的心理距离(江苏丹，2016)。 Heider (1958)将人际相似性定义为不同个体之间的态度、个性特征的相似性和背景相似性，同时表明相似性有助于稳固个体间的同伴关系，加强归属感，缩小人际距离。从解释水平理论来说，相似性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那么相似性高时，个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近，个体将更多的使用具体信息表征，即低解释水平。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相似他人，个体为不相似他人进行风险决策时更冒险(张葳等，2014；朱丽萍，2017)。 1.3. 后果严重性对决策的影响 现有许多研究发现，个体为他人风险决策偏好不一，但这个结论对于后果严重性不同的任务，并不总是适用。后果严重性是指决策的后果对人们生存所形成的影响，影响越大，后果严重性越高(任玉冰，杜秀芳，2018)。 Stone和Allgaier (2008)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后果严重的决策任务中更保守，在后果不严重的决策任务中更冒险。任玉冰和杜秀芳(2018)在人身安全场景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高娟等人(2020)曾探讨过不同参照点对于为他人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他人跨越底线时(后果更严重)，被试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雪中送炭)，这一结果在引入“心理距离”后依然成立，即，不论心理距离远近，被试面对后果严重性程度高的任务时，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和人们趋利避害、损失厌恶的本质相关(Kahneman & Tversky， 1979)，面对后果严重性高的任务，人们可能会由于害怕失去过多而选择保守选项。并且，在为他人决策时，个体由于害怕自己的决策失误，给他人带来不利影响，或是会受到他人的责备和惩罚(Lerber & Tetlock， 1999)，于是，会做出相对保守的决定。 1.4. 问题的提出 基于以上，本研究主要探究权力感的作用下，大学生个体为不同他人(相似他人与不相似他人)的风险决策偏好。根据解释水平理论：社会权力会使人产生距离感，相较于无权者，有权力者为他人做风险决策时，将更多的使用高解释水平(即更多的使用抽象信息表征，关注事物中心特征)。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权力者比低权者为他人决策更冒险； 假设2：高权力与低权力者为不相似他人决策时更加冒险； 假设3：在相似他人的条件下，高权力者和低权者决策风险程度并无显著差异，在不相似他人条件下，相较于低权力者，高权力者决策更加冒险； 假设4：在后果严重性高的任务中，高低权力者为他人决策差异不显著；在后果严重性低的任务中，相较于低权力者，高权力者为不相似他人决策更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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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 2.1. 实验目的 探讨在经济和恋爱情境(不同任务情境)中，决策者为与自己不同相似性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差异。 2.2. 被试 通过网络征集被试并进行在线问卷实验。共收集到问卷201份，按以下三个标准删除无效问卷：1)已不是大学生；2) 在权力启动部分，要求填写18个词语时，填写内容空白、不完整或是随意填写与题目不符词语；3) 在填写“相似条件”和“不相似条件”时，填写内容与题目不符。如题目为相似条件下，填写自己性格为“外向”，与自己相似性格为“内向”或是随意填写与题目不符内容。 共剔除问卷92份，剩余有效问卷109份，全部为在读本科生，其中有18名男性，91名女性，平均年龄为20.84 ± 1.65岁。实验分为四组，其中高权力高相似组共20人；高权力低相似组共28人；低权力高相似组共29人；低权力低相似组共32人。 2.2. 仪器和材料 2.2.1. 性格测试材料 采用张葳，刘永芳，孙庆洲等人改编以往对相似与不相似他人的操纵方法(Byrne， 1971; 徐惊蛰，谢晓非，2011)，张葳等人以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问卷即(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16PF)量表为基础，进一步改编来操纵性格相似性。改变后的量表保留了6个不同的人格维度，包括乐群性、敢为性、恃强性、独立性、幻想性、怀疑性。各维度上有1道题目，共6道题目，每道题目的两个选项都是相反的(如，A、我愿意做有固定可靠工资收入的工作；B、我愿意做工资高低随工作表现而随时调整的工作)。其作为操纵相似和不相似他人的测试材料。 本实验中对于每道性格测试题，题目前方对于所测维度有相应的词语提示，以便更好地操纵相似性与不相似性。如幻想性题目提示词组为“幻想–实干”。被试完成6道测试题后，根据测试题目以及提示词组，首先用词语形容自己的性格，再根据相似与不相似条件进行作答。 相似条件下用词语形容与自己相似性格的人(提示为在性格测试题中与自己选择几乎完全相同)；不相似条件则形容与自己不相似的性格(提示为在性格测试题中与自己选择几乎完全不相同)。 因性格测试材料只作为对于被试性格与他人性格的操纵，故未进行问卷的信效度检测。 2.2.2. 权力感启动材料 本研究采用Chen，Lee-Chai和Bargh (2001)的词语搜索任务，实验时被试会看到12 × 12的汉字矩阵，要求被试从中写出汉字矩阵中存在的词语。汉字矩阵共18个词语，对于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18个词中有13个与权力有关，如控制、强制等，另5个词是无关词，如森林白云等；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18个词有13个是与权力有关，如顺从、依赖等，另5个词也是无关词。 2.2.3. 风险决策问卷 本实验主要选取了两种风险决策问卷，主要包括了大学生活中的经济和恋爱方面。 第一部分是通过风险倾向问卷进行评估的，以下简称“经济任务”。该风险倾向问卷共包括10个风险项目，每个风险项目都存在两种选择方案：一种有风险的选项，即可能会失去获益，一种是无风险的选项。冒险得分用被试选择风险选项的个数来表示。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 0.88。这部分主要是考察了不同权力感被试为不同相似性他人决策时的风险偏好。 第二部分问卷采用张葳，刘永芳，孙庆洲等人改编Beisswanger等人(2003)的异性交友决策任务，以下简称“恋爱任务”。改编后问卷一共10个题目，其中包括5 个高严重性后果题目(α = 0.67)和5个低严重性后果题目(α = 0.76)。每个题目都有风险和安全选项两个选项，最后，将这10个题目随机排列组成问卷，冒险得分用被试选择的冒险选项的个数来表示。相对于经济任务，恋爱任务加入了“后果严重性”因素进行考察，在验证经济任务结果的基础上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权力感被试为不同相似性他人决策时的风险偏好。 2.3. 实验设计 经济任务采用2 (权力类型：高权力/低权力) × 2 (相似性类型：相似/不相似)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其中因变量是被试在经济决策问卷上为不同相似性他人决策时的冒险得分。 恋爱任务采用2 (权力类型：高权力/低权力) × 2 (相似性类型：相似/不相似) × 2 (后果严重性：高/低)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因变量是被试在恋爱决策问卷上为不同相似性他人决策时的冒险得分。 2.4. 实验程序 在问卷星发放问卷，被试完成问卷后会得到一份随机小红包作为报酬(不超过一元)。 被试首先输入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在校大学生等，然后完成6道题的性格测试，并且让被试根据性格测试提示维度词，写下自己的性格关键词。相似条件下，被试需要再写出与自己性格相似的人的性格关键词；不相似条件下，被试需要写出与自己性格相反/不相似的人的性格关键词。 将被试随机分为高权力组和低权力组，分别进行相应的权力启动(高权力组进行高权力启动，低权力组进行低权力启动)。权力启动完成后，要求被试在9点量表上表示出自己现在权力感的大小。1表示非常没有权力，9表示非常具有权力。 最后进行经济、恋爱任务风险决策，相似条件下，被试需要为与自己性格相似的人进行决策；不相似条件下，被试需要为与自己性格相反的人进行决策。分别计算两种任务下被试为他人决策时的冒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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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对权力感唤醒启动水平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低权力组的权力感评分(M = 5.79， SD = 1.63)显著低于高权力组(M = 6.42， SD = 1.64)，t = 2.00，p < 0.05，Cohen’s d = 0.40，这表明本实验对权力感的启动是有效的。 各实验条件下的经济和恋爱任务的冒险得分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 Table 1 Risk scores of each experiment conditio 权力感 相似性 经济任务 恋爱任务 M SD M SD 高权力 相似他人 3.70 3.13 4.65 2.41 不相似他人 5.00 3.28 5.79 2.63 低权力 相似他人 1.86 1.83 4.83 1.79 不相似他人 6.25 3.65 5.22 3.38 表1. 各实验条件下冒险得分 以权力感和相似性作为自变量，以经济、恋爱任务的冒险得分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经济任务下，权力的主效应不显著F(1，105) = 0.24，p = 0.62 > 0.05；相似性的主效应显著，F(1，105) = 22.85，p < 0.01，η 2 = 0.18，相较于相似他人(M = 2.61， SD = 2.59)，被试为不相似他人(M = 5.67， SD = 3.51)进行经济任务风险决策时更冒险。权力和相似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1，105) = 6.74，p = 0.011 < 0.05，η 2 = 0.06。进一步分析简单效应表明：低权力组为不相似他人(M = 6.25， SD = 3.65)比为相似他人(M = 1.86， SD = 1.83)在进行经济任务风险决策时更冒险，F(1，105) = 31.33，p = 0.00 < 0.01；高权力组则为相似他人(M = 3.7， SD = 3.13)和不相似他人(M = 5， SD = 3.28)在进行经济任务风险决策时冒险得分差异不显著，F(1，105) = 2.11，p = 0.15 > 0.05。在相似条件下，高权力组被试(M = 3.7， SD = 3.13)比低权力被试(M = 1.86， SD = 1.83)为他人决策更冒险，F(1，105) = 4.28，p = 0.041 < 0.05；不相似条件下，高权力被试(M = 5.00， SD = 3.28)和低权力被试(M = 6.25， SD = 3.65)为他人进行经济任务风险决策时得分差异不显著，F(1，105) = 2.45，p = 0.12 > 0.05 (参见图1)。 图1. 经济任务下权力与相似性的交互作用 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将恋爱任务下的相对应的后果严重性高和低的题目进行分析，冒险得分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 以权力感和相似性作为被试间变量，以恋爱任务的后果严重程度作为被试内变量，以恋爱任务冒险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Table 2 Risk scores of different severity of consequences in love tas 权力感 相似性 后果严重性程度 恋爱任务 M SD 高权力 相似他人 高 1.65 1.18 低 3.00 1.52 不相似他人 高 1.86 1.58 低 3.93 1.56 低权力 相似他人 高 1.59 1.18 低 3.24 1.24 不相似他人 高 2.31 1.89 低 2.91 1.94 表2. 恋爱任务下后果严重性程度不同的冒险得分 在恋爱任务条件下，后果严重程度主效应显著F(1，105) = 77.76，p = 0.00 < 0.01，η 2 = 0.43，被试在后果严重性高(M = 1.88， SD = 1.53)的题目比后果严重性低的题目(M = 3.28， SD = 1.63)冒险得分低；权力的主效应不显著F(1，105) = 0.14，p = 0.71>0.05；相似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105) = 2.18，p = 0.14 > 0.05；权力和相似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05) = 0.52，p = 0.47 > 0.05；后果严重程度和权力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05) = 3.33，p = 0.07 > 0.05；后果严重程度与相似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05) = 0.28，p = 0.60 > 0.05。 后果严重程度与权力和相似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1，105) = 7.69，p = 0.007 < 0.01，η 2 = 0.07。进一步分析简单效应表明：在高权力高相似情境下，被试为他人决策时，在后果严重性低(M = 3，SD = 0.36)时比严重性高(M = 1.65，SD = 0.34)时更冒险，F(1，105) = 13.35，p = 0.00 < 0.01；在高权力低相似情境下，被试为他人决策时，在后果严重性低(M = 3.93，SD = 0.30)时比严重性高(M = 1.86，SD = 0.29)时更冒险，F(1，105) = 13.35，p = 0.00 < 0.01；在低权力高相似情境下，被试为他人决策时，在后果严重性低(M = 3.24，SD = 0.30)时比严重性高(M = 1.59，SD = 0.28)时更冒险，F(1，105) = 29.10，p = 0.00 < 0.01；在低权力低相似情境下，被试为他人决策时，在后果严重性低(M = 2.91，SD = 0.28)时比严重性高(M = 2.31，SD = 0.27)时更冒险，F(1，105) = 4.13，p = 0.045 < 0.05。总之，在以上四个场景中，被试为他人决策时，在后果严重性更低时，更倾向于冒险(参见图2)。 图2. 恋爱任务下题目严重性与相似性和权力的交互作用 后果严重性高的任务中，高低权力被试为他人决策无显著差异(无论相似他人还是不相似他人)。在后果严重性低的任务中，相似条件下，高低权力被试决策无显著差异F(1，105) = 0.27，p = 0.61 > 0.05；不相似条件下，高权力被试风险决策更冒险F(1，105) = 6.01，p = 0.02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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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权力和相似性对两种任务决策的影响 在经济任务中，发现权力感与相似性产生了交互作用，即低权力组为不相似他人进行经济任务风险决策时更加冒险，高权力组为相似与不相似他人决策并无显著差异；相似条件下，高权力被试为他人进行经济任务风险决策更冒险，不相似条件下，高低权力被试为他人决策无明显差异。这与假设三完全不一致。根据解释水平理论，不相似他人相较于相似他人的心理距离更远，使低权力被试对于其心理表征更加抽象，从而为不相似他人决策时更加冒险。但对于高权力组来说，其为相似他人与不相似他人决策无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高权力被试相较于低权力被试心理距离更远，对于事物的心理表征提取更加抽象，从而都以较远心理距离为他人做出决策，使其为相似他人和不相似他人决策无明显差异。并且将高权力组和低权力组对比来看，发现在相似他人条件下，高权力组为他人决策更冒险，这似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和假设一，即高权力组比低权力组为他人决策更加冒险。管延华，迟毓凯，和戴金浩(2014)在经济任务中发现了相似的现象，即与低权力个体相比，高权力个体决策时更冒险，万绪霞(2015)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虽然在两种任务中都未发现权力的主效应，但在经济任务中发现了权力与相似的交互作用，在恋爱任务发现题目严重性程度、权力感与相似性三者交互作用显著。在本研究中，被试成功启动了权力感，也有许多研究表明，权力对于被试的冒险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权力的主效应。这可能是因为之前研究是考察被试权力启动对于为自我决策的影响，而在本研究中，考察被试权力启动对于为不同他人决策的影响。为他人决策可能使被试知觉到了决策中的责任，即决策者要为决策带来的不利后果或过失承担责任(谭小宏，秦启文，2005)。在生活中，医生为病人提供建议更趋向保守，这也是因为在为他人决策时，个体由于害怕决策失误，给他人带来不利影响，会受到他人的责备和惩罚(Lerber & Tetlock， 1999)，于是，会做出相对保守的决定。有研究表明，当个体为他人决策时，当个体自己要对决策后果承担的责任越大(Leonhardt， Keller， & Pechmann， 2011)，越可能减少冒险行为(刘永芳等，2014)。 而在恋爱任务中，还涉及到“后果严重性”这一因素，将进一步对“后果严重性”、“相似性”和“权力感”进行分析。 4.2. 恋爱任务中的后果严重性对决策的影响 实验将恋爱任务题目中后果严重性与权力感与相似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恋爱任务中，题目严重性程度主效应显著，后果严重性更低的题目冒险得分更高，这与假设四一致。题目后果严重性更低，使得被试对于选择之后需要承受的损失等相对更少，所以被试可能更倾向于在后果严重性低的任务中冒险。 而题目严重性程度、权力感与相似性三者交互作用显著，分析表明被试为他人决策时，在题目后果严重性更低时，更倾向于冒险，这也与上面所述一致。除此之外，实验结果还表明后果严重性高的情况下，高低权力者为他人决策时无显著差异，都更倾向于保守；而在后果严重性低的情况下，当需要为相似他人决策时，高低权力者决策无显著差异；为不相似他人决策时，发现高权力者决策更冒险，这一结果与假设四一致。当任务后果严重性高时，被试对于其选择之后要承担的损失更高，所以无论是高低权力者都在为他人决策时更倾向于保守选择。而当任务后果严重性低时，相较于低权力者，高权力个体由于其心理距离更远，在为不相似他人决策时则更冒险；而在为相似他人决策时，相似性高拉近了决策与被决策者之间的距离，使得高低权力者决策无差异。 4.3. 局限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首先，在本实验中只对同一种决策任务中不同题目的后果严重性进行研究，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将不同严重程度的决策任务进行比较，完善扩充研究结果。 有许多研究表明个体为自我和他人决策也有不同表现，如郝垒垒(2017)用异性交友决策任务研究发现个体为他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选择；宋晓雯(2019)在任务中用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操纵社会距离远近后发现社会距离越远个体越偏好风险等。在讨论中也多次提到了个体为他人决策时会知觉到决策责任，因而被试可能会选择更加保守的选项，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将个体为自我以及不同他人决策进行对比研究。 其次，本研究中主要使用被试主观评定权力感作为是否启动被试权力感的依据，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使用内隐的方式测量被试是否启动权力感，如投射测验等等。 再则，已有许多研究提出性别对于决策任务也有不同的影响，男性化更倾向于选择冒险，女性化更倾向于保守选择(施春华，王宝军，严蔓青，张琳，2019)，Beisswanger等人(2003)也发现在恋爱任务上，男性比女性更加冒险。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男性和女性的期待明确不同，自古以来，对于男性更鼓励冒险，对于女性更鼓励保守(Shan et al.， 2012; 单雯，金盛华，张卫青，盛瑞鑫，2010)，但由于本研究对于性别没有控制，导致实验中有91名女被试，18名的男被试，如此显著的数量差异，显然不能再进行对性别的研究。所以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控制性别因素，进一步的探究性别对为不同相似性他人决策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使用的是网上发放问卷的方法来收集实验数据，并且进行了十分严密的数据筛选，也有研究指出网上问卷填写比纸质问卷填写更具优势(赵凯佳，刘丹萍，杨珉，2018)，网上问卷调查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平等性、广泛性和直接性的优点，同时网上问卷调查简单、方便快捷以及所需调查费用低(陈永泰，何有世，2008)，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网上问卷调查。但是网上问卷和纸质问卷得到的结果有所不同(佟成军，2017)，所以本研究下一步有必要进行实验室研究，丰富和完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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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相对于权力感，相似性对于个体为不同他人决策的影响更大。 在经济任务中，在不相似他人条件下，高权力者和低权者决策风险程度并无显著差异，在相似他人条件下，相较于低权者，高权力者决策更加冒险。 在恋爱任务中，相较于后果严重性高的决策任务，后果严重性低的决策任务冒险得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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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解决M的转子生产车间物流路径回流多、暂存品大量堆积、车间可利用面积少等布局方面的问题，基于精益生产的思想，利用SLP方法对M转子车间进行P-Q分析，划分出作业单位并分析各个作业单位之间的物流关系和非物流关系，绘制新的车间作业单位位置相关图，使车间布局更加科学合理；利用Flexsim软件对车间改善后的生产线进行仿真建模，对比之前，改善后产线生产的产品数量由485件提升到897件，效率提升将近一倍；且改善后的制品堆积量只有之前的12%，此次车间布局改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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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力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个企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生产率并且降低消耗，而减少和消除不必要的作业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只有缩短生产周期，减少空地，减少物料的停留、搬运和库存，才能保证投资最少、生产成本最低。 某汽车电机公司的转子生产车间M面积为1259 m 2 ，有操作工52名，共生产53个系列转子产品。为了节约物流成本，有效利用车间空间，使得物流更加便捷，空间得到更加充分利用，提高生产效率，现对M车间的布局进行优化。基于鱼骨图 [ 1 ]，对其工艺流程与车间现状分析得出如下问题：车间物流路径多有回流且移动距离过长，产品工序又较多，各产品路径混杂不清晰；暂存区较多，且每个暂存区内都堆积很多产品，搬运不及时，导致通道拥挤；车间内有许多废弃设备未及时清走，占用较多面积，问题设备未及时修理。 针对以上问题，利用SLP方法对现有M车间的布局进行改善。系统布置设计方法(SLP) [ 2 ] 是工艺专业化布局时常用的方法。缪瑟 [ 3 ] 提出系统布置设计(SLP)，车间布局规划正式成为一门具有学科方向和技术体系的学科。如今，SLP由当初的按经验做事到定量分析再到有自己专门的知识体系和特有符号再到如今和建模仿真和算法 [ 4 ] 联系到一块，发展的越来越好。布局优化也不只应用在制造业 [ 5 ]、学校 [ 6 ]、超市 [ 7 ] 以及物流电商 [ 8 ] [ 9 ] 都可以应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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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本要素分析 2.1. 产品(P)-产量(Q)分析 为了更加合理的对转子生产车间进行布局优化，对M车间的转子产品进行了P-Q分析，M车间的转子系列产品中，主要生产ZD094 (ZD044)、ZD028、ZD035三种产品，且三种产品适合采用流水线型方式。根据二八原则，以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设施为主进行车间布局优化。 2.2. 工艺流程分析 根据P-Q分析的结果，以ZD094 (ZD044)、ZD028、ZD035这三种产品作为切入点进行工艺流程的分析。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三种产品的加工工艺相似，均有压铁芯片穿绝缘纸、压入换向器、点焊、浸漆、精车换向器、换向器下刻、宝石刀精车、动平衡测试、短路检测和压轴承这几项工艺。在进行作业单位划分以及设施布局时可从相同工艺部分入手进行优化，可将三种产品的相同工艺部分进行合并优化。 图1. ZD035/ZD028/ZD044三种产品的工艺流程图 2.3. 车间作业单位的划分 在进行作业单位划分之前，对车间进行了产线平衡，并根据产品的生产工艺，将车间划分为15个作业单位，依次为周转区、转子028穿轴成型区、转子028穿丝区、转子028整型半成品区等。这15个作业单位的具体用途如表1所示。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M workshop operation unit 序号 作业单位名称 用途 作业单位面积(m 2 ) 1 周转区 存放物料及成品 400 2 转子028穿轴成型区 铁芯片入轴穿绝缘纸 15 3 转子028穿丝区 穿丝 1 4 转子028整型半成品区 扭头、并头、压换向器切头、整型电焊 16 5 转子035穿轴成型区 铁芯片入轴穿绝缘纸 27 6 转子035绕线区 机绕线 19 7 转子035整型半成品区 转子扭头、并头、切头、整型电焊 10 8 转子044穿轴成型区 铁芯片入轴穿绝缘纸、整型 6 9 转子044绕线检测区 绕线高压检测 4 10 浸漆区 浸漆 90 11 精车下刻区 换向器下刻精车宝石刀 48 12 动平衡检测区 动平衡检测 37.5 13 成品检测区 成品检测、压轴承、涂油上漆 15 14 检验区 实验检验 75 15 办公室 管理人员办公 300 表1. M车间作业单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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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作业单位关系分析 3.1. 物流关系分析 分析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物流强度关系，在SLP中，用等级划分来表示他们的密切程度，具体划分为：A：绝对重要、E：特别重要、I：重要、O：一般密切程度、U：不重要，其划分可根据承担物流量的比例来确定。该生产车间的各作业对之间的物流强度如表2所示： Table 2 Summary table of logistics relationship level among each operation uni 序号 作业单位对(物流路径) 物流关系等级 1 1~2 O 2 1~3 O 3 1~5 O 4 1~6 O 5 1~8 O 6 1~9 O 7 1~10 I 8 2~3 E 9 3~4 E 10 4~10 I 11 5~6 I 12 6~7 E 13 7~10 I 14 8~9 E 15 9~10 I 16 10~11 A 17 11~12 A 18 12~13 A 表2. 各个作业单位之间的物流关系等级汇总 注：表2中的作业单位对并不完整，除表2中所描述的，其余作业单位对的物流关系等级均为U。 根据表2中的物流关系等级，可以绘制出相应的物流相关图，如图2所示。 图2. 作业单位物流相关关系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作业单位对10~11、11~12、12~13物流关系等级最高，在进行布局改善时应将他们的位置安排在一起。 3.2. 非物流关系分析 确定各作业单位之间非物流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安全污染、工艺流程、相同的公共设施、监督和管理方便、噪声、服务的频繁和紧急程度等。作业单位的非物流等级划分及含义为，A：绝对重要、E：特别重要、I：重要、O：一般密切程度、U：不重要、X：负密切程度。非物流等级评级理由见表3。 Table 3 Reasons for non-logistics relationship level of operation uni 序号 关系等级的理由 1 工作联系 2 工艺相似 3 管理方便 4 物料搬运 5 安全与污染 6 人员联系 7 噪声 8 温度 表3. 作业单位非物流关系等级的理由 基于表3，可以对M车间各个作业单位之间的非物流关系进行评价，得出如图3所示的作业单位非物流相关关系图： 图3. 作业单位非物流相关关系图 3.3. 作业单位综合相互关系分析 对于M车间来说，物流因素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大于非物流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计算综合关系时取加权值m:n = 1:1。通过计算，按照A、E、I、O、U、X确定各作业单位密切程度等级，绘制综合相关图， 如图4所示。 图4. 作业单位综合相互关系图 3.4. 作业单位位置相关图 根据作业单位的综合相互关系，可以绘制出作业单位得综合接近程度排序图。某一作业单位的综合接近程度等于该作业单位与其他作业单位之间量化后的关系密切等级的总和。具体情况见图5。 依据SLP的思想，首先根据综合相互关系等级高低按照A、E、I、O、U、X的顺序确定不同级别作业单位的位置，而同一级别的作业单位则按照综合接近程度分值的高低来进行布置。 按照上面的布置方法，可以得到如下的转子车间作业单位位置相关图，如图6所示。 注：图6中四条黑色实线代表作业单位综合之间关系为A等级，三条黑色实线为E等级，两条黑色实线为I等级，一条黑色实线为O等级，黑色虚线为X等级。结合各个作业单位的面积以及物料搬运等其他因素，可画出转子生产车间的平面布置图，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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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改善前后对比分析 4.1. Flexsim建模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改善后的布局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库存堆积、降低生产成本，建立一个仿真模型，并将改善前后的生产节拍等数据输入Flexsim仿真系统 [ 10 ] [ 11 ] 中，得到以下对比数据。模型如图8所示，对比数据如表5、表6所示。 图5. 转子车间作业单位综合接近图 图6. 作业单位位置相关图 4.2. 改善数据对比分析 (1) 产量对比分析 以上表中的第一列表示建模仿真中的工位名，改善前有18个工位，最终产量不足500件；而改善后工位减少至15个且最终产品产量由不足500件提升至将近1000件，产量增长将近一倍，产能有较大提升。 (2) 产线平衡对比分析 改善前，存在等待的工位有5个，平均等待时间在4000 S左右，改善后产线中存在等待的工位仅有2个且平均等待时间在3400 S左右，改善后的产线较之前产线更加平衡。 图7. M车间作业单位布局图 图8. 转子车间仿真模型 (3) 机器效率对比分析 改善前，12个机器存在闲置且半数机器闲置率在20%以上，最大闲置率达76.7%；改善后虽然仍有11台机器存在闲置，但10台闲置率在20%以下，另一台闲置率为20.3%加工率得到有效提高，改善效果显著。 Table 5 Relevant data of each station in the workshop before improvemen 工位 输入(件) 输出(件) 平均库存(件) 最大库存(件) 平均等待 时间(S) 闲置率(%) 加工率(%) 发生器 1605 028穿轴成型 586 585 0.1 暂存区1 278 278 6417.1 028穿丝 585 306 0.2 99.8 暂存区2 0 1 0 028整形1 306 305 暂存区3 0 1 0 35.1 64.9 028整形2半成 305 305 25.5 74.5 035穿轴成型 552 551 0.1 99.9 暂存区4 166 166 4043.7 035机绕线 551 384 0.2 99.8 暂存区5 0 1 0 035压换向器整头 384 384 44.3 56.7 暂存区6 77 78 2657.2 035整形半成 384 306 1.1 34.0 044穿轴成型 466 466 100.0 暂存区7 0 1 3.3 044压换向器绕线 466 465 2.0 98.0 暂存区8 158 159 4567.6 044整形半成 465 306 0.5 44.2 暂存区9 3 4 34.6 浸漆 917 913 2.3 99.7 暂存区10 0 1 0 精车换向器 913 913 19.1 80.9 暂存区11 0 1 0.4 换向器下刻 913 912 15.2 84.7 暂存区12 0 1 0.2 宝石刀精车 912 911 19.4 80.6 暂存区13 425 425 6197.6 动平衡检测 911 485 1 99 暂存区14 0 1 0 短路检测 485 485 76.6 23.4 暂存区15 0 1 0 压轴承 485 485 76.7 23.3 接收器 485 表5. 改善前车间各工位相关数据 Table 6 Relevant data of each station in the workshop after improvemen 工位 输入(件) 输出(件) 平均库存(件) 最大库存(件) 平均等待 时间(S) 闲置率(%) 加工率(%) 发生器 1064 028穿轴成型 303 303 0 100 暂存区1 0 1 4 028穿丝 303 302 1.3 98.7 暂存区2 0 1 0 028整形半成品 302 301 10.2 89.8 035穿轴成型 342 342 100 暂存区3 0 1 0 035绕线 342 341 10.2 89.8 暂存区4 39 39 1543.7 035整形半成品 341 301 0.6 56.3 044穿轴成型 419 416 0.1 99.9 暂存区5 114 3729.4 044绕线检测 416 301 0.3 88.2 暂存区6 0 4 32.4 浸漆 1059 903 3.2 96.8 暂存区7 0 1 0 精车换向器 903 902 20.3 79.7 暂存区8 0 1 0.4 换向器下刻 902 901 16.3 83.7 暂存区9 0 1 0.2 宝石刀精车 901 900 20.1 79.9 暂存区10 0 1 1.5 动平衡检测1 450 449 6.9 93.1 动平衡检测2 450 449 6.9 93.1 暂存区11 0 1 0.7 短路检测压轴承 898 897 86.2 接收器 897 表6. 改善后车间各工位相关数据 以上是改善前后产线的数据对比表。(注：以上表格中的数据都是在机器工作时间为7.5个小时的情况下进行的)。 (4) 暂存区对比分析 改善前产线暂存区库存数量最少为78件，最大为425件；改善后暂存区的库存量明显减少，最大困存仅为114件在制品。 总的来说，改善后产线的生产效率明显得到提升，一天内生产的产品数量由485件提升到897件，效率提升将近一倍，工位暂存区库存最大值由425件减至11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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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新的布局方案将车间的加工区更加聚集分布，有效的减少了M车间的在制品堆积问题并提高了车间生产效率。 布局优化的本质是现场物理空间的调整，更重要的现场管理流程、工艺流程的管理重组，它是现场管理的载体与体现，当现场管理层混乱不畅时，往往会体现在物理空间的布局中，但是仅仅调整布局不能解决管理不善带来的问题，需要从本质上解决管理问题，布局优化才能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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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康巴地区青少年身体自尊水平、性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关系，为开展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身体自尊量表、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对康定中学422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论：1) 康巴地区青少年身体自尊总体情况良好。2) 康巴地区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总体情况良好，但仍有约20%青少年的性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 康巴地区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得分在性知识维度上有民族差异(P < 0.01)，汉族青少年性知识得分(8.34 ± 3.35)高于藏族青少年性知识得分(7.83 ± 3.20)。4) 康巴地区青少年身体自尊和性心理健康呈现正相关关系(r = 0.11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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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少数民族地区因地理位置、风俗文化、社会环境的特殊性，经济基础和教育观念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的匮乏往往会导致性教育的不足。青春期是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性生理和性心理的不同步协调发展，如果性教育不足或缺乏，加之学业繁重和高考的压力迫使他们无暇顾之，极易导致性认知和性心理存在偏差，影响青少年的性心理健康。身体自尊作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心理健康和个性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意义。青春期是个体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身体发育和伴随的系列生理现象很容易让青少年产生不正确的自我观念，影响其自我评价和自尊水平；身体发育引发的心理困扰也给青少年在异性交往和性心理健康方面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少数民族的外貌特征比较特殊，文化和民族的差异造成了青少年对于自身外貌的认知和自我概念的差异，进而可能形成了不同的身体自尊。有研究指出，不同性文化会影响个体的性心理健康水平(谈大正，2010)，但目前研究相对很少，仅有杨春慧(2019)、王盼盼(2017)、缪合凯(2019)分别对边疆地区、藏族和彝族学生展开调查研究，关于身体自尊和性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基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外貌特殊性、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滞后性，对身体自尊与性心理健康以及两者关系展开调查，补充现有研究不足，为该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性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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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康定中学422名初中生。男生260人，女生162人，汉族学生80人，少数民族学生342人。 2.2. 方法 采用骆一(2005)编制的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进行现状调查，为性认知(生理知识、性知识)、性价值观(性观念、性态度)、性适应(社会适应、性控制力、自身适应)。问卷得分越高，表明性心理健康程度越高。徐霞，姚家新(2001)修订身体自我知觉量表(PSPP)，含身体自我价值感(PSW)、运动能力(SC)、身体状况(PC)、身体吸引力(AB)、身体素质(PF)。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