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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以及企业主体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分不开。在此背景之下，政府与企业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通过何种方式产生联系，以及这样的联系会对政府和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值得探究，这都涉及到政治关联。企业的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通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Fisman， 2001) [ 1 ]。政治关联与政治干预存在很大差异，政治干预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或私人目的对企业实施的政治干预，而政治关联是企业为谋求获取政治分配的企业核心资源，采用各种方式与政府、司法等政治机构建立关联(Faccio， 2006) [ 2 ]。 政治关联的形式常常聚焦于企业主获得的政治身份，以往对中国新兴企业家的研究大多数将企业家中的精英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关注这些经济精英与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互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将与政府有关联的私营企业家称为“红色”企业家(“红色”企业家，在我国是指部分涉足政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高层及银行金融系统高管等组成的群体。) (Dickson， 2003) [ 3 ]，认为他们是中国改革体制下产生的社会新兴商业精英(Pearson， 2009) [ 4 ]。对于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采用中国沿海的五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多段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发展的过程中塑造了企业家和中产阶级这样的新社会阶层，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体现为支持国家政权，企业家不仅仅需要依靠国家，还会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享受制度红利(Chen et al.， 2012) [ 5 ]。也就是说企业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与当地政府和地方官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促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开始承担起企业家对这个社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政治关联的构建既是执政党吸纳社会精英巩固统治的选择，也是企业家为获取替代性保护机制而争取政治身份，主动与政府产生政治关联的途径，但除了企业主个人层面寻求的政治关联外，还应当关注组织层面的政治关联(何轩等，2016) [ 6 ]。私营企业主动寻求在企业内部建立党支部，进一步促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渗透和延伸，并且在组织建设过程中以党组织的制度和文化要求组织，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信息传达交流，实现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组织吸纳(周怡等，2014) [ 7 ]。据国泰安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建立党组织的比例已接近50%，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进一步参与社会事务与政治事务的转化趋势，这不仅仅是企业主个人获取一定阶层的政治身份可以完成的，这一过程还需要通过集体行动(工商联和行业协会)以及组织层面(企业内部党组织)作为载体来实现。还有研究指出除了企业主以外的民营企业个体或是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主无法将进一步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这需要组织渠道以及在执政党的统合下才能实现(纪莺莺等，2017) [ 8 ]。所以不论是企业家自下而上获取政治身份，还是执政党自下而上组织嵌入建立党组织，都使得企业和企业家本人获取政治资本。 企业作为社会主体，除了进行生产经营获取利润之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研究中指出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可以树立企业运转良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让投资方和银行了解企业的实力，改善资方、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此获取各界投资方的信服，以及银行的信任，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更便利的融资条件(Cui， et al.， 2018) [ 9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认可和好感，因为这为政府减轻了一定的负担，因而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高管等就较为容易当选为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从而让这些企业家能亲身参与到政治中去(冯业栋等，2019) [ 10 ]。在具体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的作用方面，有学者认为慈善捐赠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缴纳，以此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戴亦一等，2014) [ 11 ]。国内外研究指出拥有政治关联类的企业一般会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企业做出更多有利社会的行为，如创造就业、慈善捐赠、税收创造、公益合作等(Brammer et al.， 2010；冯延超，2012) [ 12 ] [ 13 ]。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私营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对企业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98.9%和69.8%，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较为滞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第三方信用评级发展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使我国基本呈现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金融体制，非国有企业在借贷上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民营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高于国有企业。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决策产生影响，国外学者通过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发现政治关联企业之所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可能不是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信贷政策的结果，而是由于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因为他们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在陷入危机时获得政府的财政补助(Faccio， 2006) [ 2 ]。利用巴基斯坦的研究中对于同一家公司从两家不同的银行借款，其流动性下降1%的银行贷款额外下降0.6%。虽然银行将流动性冲击转嫁给公司，但大公司特别是那些有强大商业或政治关系的公司通过信贷市场的额外借款来弥补这种损失。小企业无法这样做，并且整体借贷面临大幅下降，财务困境加剧(Khwaja， 2008) [ 14 ]。在国内研究中，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来说，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外部融资时所受的约束更小(罗党论等，2008) [ 15 ]。以浙江省百强企业为例研究证实，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适度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的壁垒，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胡旭阳，2006) [ 16 ]。以2009-2011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背景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影响，结论证实政治关联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府控制贷款效应的调节作用(Allen et al.， 2005) [ 17 ]。除此之外，银行还看重企业的信用，而中国现阶段尚未建立起一个权威的信用体系，因此银行需要借用一些其他手段去检测企业的信用程度，而企业也需要通过一些活动标榜自己的责任感和信用状况，此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就会成为这重要的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良好的资金运转，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这会释放出企业诚实守信的信号，对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也有一定的帮助。 本文可能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拓宽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层次结构。将企业家层面拥有的政治身份与企业层面的组织嵌入这两种建立政治关联的方式分开进行讨论，与此同时，纳入企业应承担的内外不同社会责任考察其对于企业除了生产经营成效外获得银行贷款的又一个影响因素。 丰富了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逻辑的研究。现有研究结论主要是企业家因已有政治关系或是进行慈善捐赠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影响越强，本文则通过构建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以及内外社会责任的角度为出发点，探寻除了企业自身规模和生产经营成效等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重要因素之外其他影响因素。因为不论是企业主的政治身份还是企业建立党组织，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企业接受政党统合，接受政府政策影响的意愿和行动。而政治嵌入后除了对于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外，还因其背后的政治理念和公共责任，要引导企业在逐利的自利动机外，承担慈善捐赠等外部社会责任和维护劳工权益等内部责任。内外社会责任行为对于树立企业良好外部形象和提升企业信用水平产生促进作用，进而改善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状况，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了“企业主拥有政治身份或企业党建–引导企业承担内外社会责任–塑造企业负责守信形象–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水平–获得一定融资便利”这一可能的作用逻辑，试图更加完整而清晰地阐述企业在不同层次构建积累的政治资本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融资产生作用的机理，说明政治关联与组织嵌入以及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经济发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