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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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重复序列是真核生物基因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按其在基因组中的分布方式，分为串联重复序列(Tandem Repeat Sequences)和散在重复序列(Interspersed Repeat Sequences) [ 1 ] 。串联重复序列又可根据其重复单元长度划分为卫星DNA (Satellite DNA) [ 2 ] 、小卫星DNA (Minisatellite DNA) [ 3 ] 和微卫星DNA (Microsatellite DNA) [ 4 ] 。其中微卫星DNA又称为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om Repeat， STR)或简单重复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s， SSRs)，随机分布于生物体整个基因组中，微卫星标记作为理想的分子遗传标记，被广泛地用于目的基因筛选、基因诊断多样性分析及遗传连锁图谱构建等工作中。而散在重复序列(又称转座子元件，Transposable Element， TE)分为RNA介导的转座元件(又称RNA转座子)和DNA介导的转座元件(又称DNA转座子)，不仅可以影响基因组的大小，还能直接或间接促成基因组重排，并可影响基因表达水平、改写基因调控网络。因此TEs对基因组的进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 5 ] 。本研究在离子束重组酵母菌株Han0458全基因组de novo测序的基础上，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其基因组中各种重复序列的类型及分布特点，以期深入了解低能离子注入对酵母菌基因组结构特征的影响，并为重组菌的分子育种及SSR分子标记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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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菌株重复序列的获取 低能N + 注入介导外源基因转化异常汉逊酵母，经选择性筛选获得重组菌株Han0458 [ 6 ] [ 7 ] 。应用PacBio单分子测序技术对其进行基因组De nove测序，获得的基因组DNA序列，作为本研究的基本数据。 2.2. 生物信息学方法 应用TRF (Tandem Repeat Finder)方法 (http://tandem.bu.edu/trf/trf404.linux64.download.html)获取重组菌株Han0458基因组DNA序列中的串联重复序列，最大的重复单元bp数设置为2000 bp。 对TRF获取的结果进行细分，设置微卫星DNA序列重复单位为2~6 bp，小卫星DNA序列重复单位为10~60 bp。 使用RepeatMasker方法(http://www.repeatmasker.org/RMDownload.html)获取重组菌株Han0458基因组DNA序列中的散在重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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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结论 重复序列是基因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物的进化、遗传和基因的表达与调控有重要作用。重复序列的出现，说明基因组中的遗传物质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并进行水平交换和垂直交换，对丰富生物的遗传信息具有重要作用 [ 8 ] 。生物体中许多关键基因是单拷贝的，重复序列的存在能保护这些重要的基因结构不受破坏，同时也是新基因产生的物质基础，是驱动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 9 ] 。 本研究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了来源于异常汉逊酵母菌的离子束重组菌株Han0458基因组重复序列在其基因组中的分布及特征，结果表明，重组酵母菌株Han0458基因组微卫星DNA序列在其基因组中的占比不到千分之一，重复单元的拷贝数大多低于15个，重复单位长度与其拷贝数间存在着负相关；优势重复类型为三碱基重复，AAC为所有微卫星DNA类型中数目最多的基序；两碱基重复序列数目最少，且仅有AT重复。在微卫星DNA和小卫星DNA中，AT含量均大于50%。这与Edwards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AT类型重复的在植物、酵母和真菌类串联重复序列中的频率最高 [ 10 ] 。 重组酵母菌株Han0458基因组重复序列在基因组中含量较少，约为2.5%左右，对其转座元件的分析发现，RNA转座子的数目与长度均高于DNA转座子，与其他真菌的研究结果一致 [ 11 ] 。 三碱基类型重复和六碱基类型重复是重组酵母菌株Han0458基因组微卫星DNA序列的优势碱基类型，因此，在设计SSR引物时，可优先考虑从这两种重复类型入手。 低能离子注入对微生物的系统发育与进化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 12 ] ，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认识低能离子注入对酵母菌基因组结构的生物学效应提供了素材，同时为低能离子注入介导的酵母菌基因组突变与进化提供了分子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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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通过2016~2018年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监测数据，运用指示生物法、优势属群法、多样性指数法解析其浮游植物变化规律，检测表明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有7门45属，其中属类最多的是绿藻门和硅藻门，分别占28.89%、44.44%；分析表明天河观音断面丰富度指数在0.89至1.67之间、多样性指数值在1.32至2.49之间、均匀性指数在0.45至0.96之间；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密度3.62~364.12万个/L之间变动；研究还发现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比例和多样性指数有很好的负相关关系；当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在68%以上时，水质受到重度污染。 关键词 :浮游植物，属类组成，多样性指数，水质评价，天河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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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水体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浮游植物的种群结构的改变，如种类和个体数的增减、更替、变动等，利用这些变化，可以监测水体、评价水质。而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D)、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结合最能评价水质情况。 随着污染情况的恶化，水体指示生物将发生变化、水体丰富度降低、多样性降低、均匀性降低、浮游植物数量增加、优势种所占比例增高。 世界范围内，浮游植物作为水质评价的生物监测指标已有近百年历史，在中国也有几十年历史，浮游植物分布与水质有机污染物的相关性研究 [ 1 ] ，是利用指示生物评价水质；用丰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性指数评价水质的文章很多 [ 2 ] [ 3 ] [ 4 ] ；洱海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及多样性 [ 5 ] 、发现浮游植物细胞密度高，藻类多样性会降低；本文发现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比例和多样性指数有很好的负相关关系，当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大于68%时，水质受到重度污染。 近年来，我国对河流、湖泊、水库作水质评价和水资源保护调查评价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来评价水质。 结合十堰水环境监测中心2016~2018年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监测数据，本研究在解析浮游植物群落的组成、数量、分布、指示物种的基础上，分析浮游植物变化规律，评价河流水质，揭示天河下游入丹江口水库水体浮游植物的最新变化现状，为天河保护和治理等提供参考依据。 天河为汉江中游上段干流左岸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山阳县东南部山区(在陕西省称南水河)，自北向南流，于郧西县茅坪乡大凹入湖北省境内，流经郧西县城于观音镇天河口入丹江口水库库区，全长99.0 km，集水面积1608 km 2 。我省内河长64.9 km，区间面积1183 km 2 (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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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采样布点 天河是直接注入丹江口水库的河流，我们把它当作入南水北调水源区的典型入库河流来作生态监测，在下游水质恢复区设置观音监测断面，天河接纳最大的污水水源是郧西县城关镇的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我们在郧西县城关镇下游30里的观音设置1个生态监测断面，分析天河下游恢复区浮游植物变化情况，现有2016至2018年天河观音断面逐月浮游植物监测数据。 图1. 观音监测断面位置图 2.2. 样品的采集、样品的固定、浓缩、保存、质量控制 浮游植物样品处理严格遵照《内陆水域浮游植物监测技术规程》sl733-2016执行。 2.2.1. 样品的采集 定性样品：定性样品用25号浮游生物网采集，采样前打开活塞，清洗浮游生物网，采样时将网口上端入水面下0~0.3 m处做∞形循回拖动，约3~5 min后将网慢慢提起，然后打开浮游生物网下端的旋塞，将网底浓缩的水样放入标本瓶中，取样约30~50 ml。 定量样品：用有机玻璃采样器在河流中泓、水深0.5 m处采集取样，样品装入5000 ml塑料壶中。 2.2.2. 样品的固定 样品采集后，每升加入10~15 ml鲁哥氏液充分摇匀固定。样品如要长期保存，可按每100 ml水样加4 ml福尔马林保存。 2.2.3. 样品的浓缩 固定后的水样静置沉淀24小时后，用打吊瓶用的虹吸管抽掉上清液，直至浓缩至50 ml。 2.2.4. 质量控制 分析时取浓缩后的均匀样品0.1 ml，在光学显微镜成像，用杭州迅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迅数–藻类辅助鉴定系统计数。平行样品数量应为采集样品总数的10%~20%，每批水样不得少于1个平行样，浮游植物计数每个样品计两片，并且两片误差在±15%范围内。 2.3. 评价方法 2.3.1. 指示生物法 [ 1 ] 浮游植物群落划分污染等级的标准是：蓝藻门占70%以上，耐污种大量出现为多污带；蓝藻门占60%左右，藻类总数较多为α-中污带；硅藻门及绿藻门为优势类群，各占30%左右为β-中污带；硅藻门为优势类群，占60%以上为寡污带。 2.3.2. 优势属群法 利用浮游植物群落组成和优势属的变化来评价水体污染状况的方法，不同的营养水体中存在不同的生物属类，特别在优势属方面差异明显，贫营养水体中的浮游植物以金藻、黄藻类为主；中营养型水体中常以甲藻、隐藻、硅藻类占优势；富营养水体则常以绿藻、蓝藻占优势。 2.3.3. 多样性指数 [ 2 ]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采用Shannon-Wienr指数(H)进行评价。 H = − ∑ ​ ( n i / N ∗ ln n i / N ) (1) 式中：H为多样性指数(H > 3清洁至轻污染，3 > H > 1中度污染(其中H在1到2为α中污，2到3为β中污)，1 > 1严重污染)；n i 为第i个种的个体数目；N为群落中所有种的个体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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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指示生物法 3.1.1. 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的属类组成及数量 2016年天河观音断面共检测出浮游植物7门40属，其中绿藻门和硅藻门较多，分别占37.50%、37.50%；2017年天河观音断面共检测出浮游植物7门45属，其中绿藻门和硅藻门较多，分别占28.89%、44.44%；2018年上半年天河观音断面共检测出浮游植物7门29属，其中绿藻门和硅藻门较多，分别占31.03%、37.93%；统计结果见表1。 詹玉涛等对浮游植物分布与水质有机污染物的相关性研究 [ 1 ] ，是用浮游植物门类个体数占浮游植物总个体数的比例来评价水污染情况。本文是用浮游植物门类种类数(鉴定到属)占浮游植物总种类数的比例来评价水污染情况，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属类的平均情况是绿藻门和硅藻门各占30%左右，水体为β-中污带。 3.1.2. 2017年天河观音断面逐月浮游植物属类比例及季节浮游植物密度 为了更清楚的反应浮游植物指示属类，我们计算2017年逐月观音断面浮游植物属类比例见表2，除9月份10月份，天河是洪水时期硅藻门大于60%，浮游植物密度较少在10万个每升以内外，其它月份绿藻门、硅藻门各占30%左右，水体为β-中污带，浮游植物密度表现为：春季 > 夏季 > 秋季 > 冬季，详细结果见表2。 3.2. 优势属群法 天河观音断面的浮游植物优势属分布状况见表3，据观测，两年半时间，优势属包含直链藻、舟形藻、针杆藻、小环藻、等片藻、羽纹藻、卵形藻、集星藻、栅藻、平裂藻等10属，其中硅藻门7属，绿藻门2属；蓝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genus phytoplankton at Guanyin section of Tianh 年份 绿藻门 蓝藻门 硅藻门 裸藻门 隐藻门 甲藻门 金藻门 合计 2016 15 5 15 1 1 2 1 40 属类比例(%) 37.50 12.50 37.50 2.50 2.50 5.00 2.50 2017 13 6 20 3 1 1 1 45 属类比例(%) 28.89 13.33 44.44 6.68 2.22 2.22 2.22 2018 9 5 11 1 1 1 1 29 属类比例(%) 31.03 17.24 37.93 3.45 3.45 3.45 3.45 表1. 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属类统计 Table 2 Phytoplankton species ratio and seasonal average density at Guanyin section in 201 取样日期 浮游植物属类比例(%) 浮游植物密度 月日 绿藻门 蓝藻门 硅藻门 隐藻门 裸藻门 甲藻门 金藻门 cells/l 1 36.4 54.5 9.1 1911211 2 21.6 57.1 7.1 7.1 7.1 3 15.8 10.5 52.5 5.3 5.3 5.3 5.3 4 31.6 5.3 47.2 5.3 5.3 5.3 1474588 5 40.0 60.0 6 31.6 52.6 10.5 5.3 7 44.0 8.0 40.0 8.0 902640 8 20.0 15.0 55.0 5.0 5.0 9 9.1 9.1 81.8 10 12.5 87.5 802811 11 45.5 54.5 12 41.7 58.3 表2. 2017年观音断面浮游植物属类比例及季节浮游植物平均密度成果表 Table 3 The percentage of dominant specie 数量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藻属 百分数 藻属 百分数 藻属 百分数 1 直链藻 38.0 针杆藻 71.9 等片藻 39.9 2 舟形藻 23.0 针杆藻 57.7 直链藻 34.7 3 针杆藻 21.8 针杆藻 35.8 舟形藻 24.3 4 小环藻 14.7 针杆藻 23.2 卵形藻 22.0 5 直链藻 38.1 小环藻 23.1 卵形藻 30.8 6 等片藻 40.7 小环藻 21.5 舟形藻 25.7 7 集星藻 19.3 栅藻 27.3 8 羽纹藻 37.5 舟形藻 19.1 9 舟形藻 26.4 针杆藻 29.7 10 平裂藻 58.9 针杆藻 34.3 11 舟形藻 66.7 舟形藻 39.1 12 等片藻 34.4 等片藻 31.5 表3. 主要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的百分比 藻门1属。 天河观音断面的浮游植物优势属主要是硅藻，绿藻和蓝藻为优势属的次数只占10%，水体为中营养占主导地位。 3.3. 天河观音浮游植物多样性分析 3.3.1. 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D) D = ( S − 1 ) / ln N (2) 式中：S为浮游植物属类数；N为浮游植物密度总数。 天河观音断面2016年、2017年、2018年上半年浮游植物属类丰富度指数从0.89至1.67呈波动变化。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能够反映群落属类的丰富程度，一般来说，健康的水体丰富度指数高，污染的环境中，水体丰富度指数低，本次计算丰富度指数偏低，是因为我们在做浮游植物检测中，只统计到属，如果统计到种，物种丰富度指数会高些。 3.3.2.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可反映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其群落结构越复杂，结构就越趋于稳定，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1、2、10、11、12月份在1至2之间，水体呈α中污；其他月份在2至3之间，水体呈β-中污带。 3.3.3. Pielou均匀度指数(J) J = H / ln S (3) Pielou均匀度指数(J)反映了浮游植物物种个体数分配的均匀程度。J值的范围为0~1，J值大时体现种间个体数分布较均匀；J值小反映种间个体数分布欠均匀。 天河观音断面2016年、2017年、2018年上半年浮游植物均匀性指数在0.45至0.96之间，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总体表现的比较均匀。 3.4. 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生物量变化状况 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天河观音监测断面总藻细胞密度大小在3.62~364.12万个/L之间变动。在2年半时间中，最高值出现于2017年的3月，最低值则出现于2016年的8月。根据十堰水文水资源局的同步水文监测资料，2017年3月，水质监测取样时，天河流量较小，浮游植物密度大；2016年8月，水质取样时天河正发大水，天然径流刚从雨水中来，浮游植物还没来的及生长；2017年9月、10月，同样是取样时天河正涨水，天然径流刚从雨水中来，浮游植物还没来的及生长，浮游植物密度偏小。 3.5. 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百分数与多样性指数的相关关系 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百分数与多样性指数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见图2，相关系数高达0.852，充分说明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大时，物种多样性指数变小，物种趋于单一，水质变差，当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在68%以上时，水质多样性指数小于1，水体受到重度污染(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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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检测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天河观音断面同步检测水环境质量参数平均值见表4。从表4可以清楚的看出，天河观音断面水质属中度污染，和用浮游植物评价的水质情况相附，见表4。 图2. 天河观音断面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百分数与多样性指数的相关关系图 Table 4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result at Guanyin sectio 检测项目 浓度(mg/l) 附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水质级别 PH 8.2 I 高锰酸盐指数 3.4 II 生化需氧量 2.8 II 氨氮 0.504 III 总磷 0.11 III 总氮 2.16 劣V 表4. 天河观音断面水质监测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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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2016年天河观音断面共检测出浮游植物7门40属，其中绿藻门和硅藻门较多，分别占37.50%、37.50%；2017年天河观音断面共检测出浮游植物7门45属，其中绿藻门和硅藻门较多，分别占28.89%、44.44%；2018年上半年天河观音断面共检测出浮游植物7门29属，其中绿藻门和硅藻门较多，分别占31.03%、37.93%；观音断面平均情况属于β-中污带。 2) 优势属包含直链藻、舟形藻、针杆藻、小环藻、等片藻、羽纹藻、卵形藻、集星藻、栅藻、平裂藻等10属。其中硅藻门7属；绿藻门2属；蓝藻门1属。优势属主要是硅藻，水体中营养占主导地位。 3) 2017年，天河观音监测断面总藻细胞密度大小在3.62~364.12万个/L之间变动，其中洪水时期密度小些，浮游植物密度表现为：春季 > 夏季 > 秋季 > 冬季。 4) 分析表明天河观音断面丰富度指数在0.89至1.67之间；多样性指数值在1.32至2.49之间，汛期多样性指数在2至3之间，属β中污，非汛期水量小时多样性指数在1至2之间，属α中污；均匀度指数值分别在0.45至0.96之间。 5) 研究还发现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比例和多样性指数有很好的负相关关系；当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在68%以上时，多样性指数少于1，水质受到重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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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精神疾病患者与临床工作者数量严重不匹配的背景下，基于计算机帮助的心理治疗可以很好地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与传统面对面疗法相比，它有着更易让人自我暴露、吸引潜在需要者等优点，并且众多实验结果显示其效果与传统疗法没有显著差别，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基于计算机的心理治疗，临床心理学，未来展望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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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精神疾病的现状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压力逐渐加大，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的数量急剧地增加，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临床心理工作者关注最多的。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报道至2020年，仅抑郁症即单相抑郁症或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对“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影响将达5.7% (张明园，2000；张德森，2000)。这一指标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支出“最昂贵疾病”的第2位，仅次于冠心病(王志强，罗和春，2004)。而对于焦虑障碍的流行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大规模研究。Somers等人(2006)曾系统综述了1980~2004年在普通成年人群中的焦虑障碍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焦虑障碍年患病率为10.6%，终生患病率为16.6%。 1.1. 西方国家的精神疾病现状 在西方国家，由于他们更早的开始关注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及治疗，也显示出精神疾病对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着重大的影响。据估计，超过27%的成年欧洲人在一年内至少有一种精神疾病，而在欧盟国家，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是焦虑症和抑郁症(European Commission， 2005)。不同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焦虑症为患者乃至社会增添了较大的负担，通常有如下的几个因素(Kessler et al.， 2005; Miu & Visu-Petra， 2009)：焦虑症是非常顽固的；它们与其他焦虑障碍或情绪障碍高度并存；它们导致了工作效率和社会角色的严重缺陷；最后，焦虑症的发病年龄较早，平均年龄为15岁(Kessler et al.， 2005)。而抑郁症在世界范围内是也一个严重且日益严重的问题，它显示了高比率的终生发病率、早期发病、长患病周期和角色障碍等一系列的问题(Richards， 2011)。 1.2. 中国的精神疾病现状 中国的抑郁症、焦虑症的患病率比国际水平低，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对中国大陆内地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做了推测，即可能在7%~8%。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乐观。中国属于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年自杀率为17.7/10万，并且大陆地区及台湾省发现抑郁症是引起“自杀成功”的主要原因(翟书涛，1997)。学者普遍探讨认为中国精神类的数据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环境有较大关系，人们普遍缺乏心理学相关知识，对于有着精神疾病往往有着错误的归因并且具有较强的患病羞耻感(王志强，罗和春，2004)。 1.3. 解决精神疾病现状的新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精神卫生问题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治疗抑郁症、焦虑症精神疾病也是临床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临床工作者数量严重不足，仅仅在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问题(例如精神分裂症)的工作量上的负担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承受量(Singleton， 2001; van den Berg， Shapiro， Bickerstaffe， & Cavanagh， 2004)。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任何12个月的时间里，全世界约有3400万抑郁症患者得不到治疗(Kohn， Saxena， Levav， & Saraceno， 2004)。面对这种供应和需求的矛盾，一个解决方法已经日趋成熟，在更多方面崭露头角——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心理治疗项目(computer-based psychotherapy programs， CP)。这些项目主要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具有高度的结构性，包括各种行为改变策略，包括在线课程，家庭作业，以及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在线论坛与治疗师的交流。基于互联网的CBT治疗(Internet-based CBT ， ICBT)对于主要的精神障碍的治疗效果已经被证实，其中包括抑郁症、惊恐发作、GAD、社交恐惧等(Heilman， Kállay， & Micle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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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心理治疗项目的诞生及分类 2.1. CP的诞生 这种电脑辅助的心理治疗项目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电脑在临床心理治疗方面的应用实际上由来已久。1966年，第一个电脑辅助的心理治疗项目被开发出来，与此同时电脑在精神治疗中的使用就成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Wright & Wright， 1997)。 第一个被设计出来帮助临床医生的电脑程序叫“Eliza”，并已经能进行常规的治疗性质的访谈。当然“Elize”程序具有很严重的缺陷，发明者的意图主要是设计一个试点项目来实践使用和计算机交流的“自然语言”。之后的时间里，也不停的有尝试去模拟治疗对话的(Wagman & Kerber， 1980; Slack et al.， 1990; Colby & Colby， 1990)，但是得出的结论是电脑并不能成功得模仿治疗者和病人间的对话。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治疗软件的开发者都选择强调计算机的优势和独特属性，而不是使用自然语言范式(Wright & Wright， 1997)。但是，经过不断地改进，现代的CP项目被设计的针对用户更加友好，需要很少或没有临床医生的时间，并且可以用来代替传统的面对面治疗或可以与面对面的治疗一起使用(Cavanagh & Shapiro， 2004; Green & Iverson， 2009)。 2.2. CP的分类 在用电脑对精神障碍进行治疗的项目中，互联网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近十几年。通常称这样的项目为电子化治疗或咨询(e-therapy or counseling)，在线治疗(online therapy)，网络疗法(Internet therapy)，有时也作为更常见的保健类活动的一部分，被称为电子健康(e-health)或远程健康(telehealth) (Barak et al.， 2008)。有几种关键的因素可以给多样的治疗应用分类。首先，在线干预方法是否包括线上的真人交流，如果包括真人交流，一般称为电子化治疗；如果是基于网络的自助的系统，则一般称为基于网络的治疗(web-based therapy)。第二个因素与网络独有的能力有关，干预可以以同步地方式进行，也可以以异步的方式进行。异步方式是互联网独特的优势，可以为一些无法接受面对面治疗的人更多的帮助。至于有些其他的重要区别则与个人的选择更加相关，比如是否需要小组模式，这与传统的面对面咨询中的选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而现有的基于互联网的治疗，又大部分基于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称为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治疗(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ICBT)。而根据治疗师接触或支持的程度，ICBT可分为四种类型，可作为连续体排列(Andersson et al.， 2005)。第一种类型，被称作是“纯粹的自助”项目，一般是完全自我控制的完成治疗模块，没有心理专家的帮助。这种项目可能会充分运用多媒体组件来和使用者互动，比如说提供充分的文本信息，运用语音、视频对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以及任务打卡等一系列活动实现群体的互相督促，以完成包括了解关于疾病的背景信息、问题区域的识别、以及帮助管理这些问题的技能和技术等一系列目标(Cunningham， Rapee， & Lyneham， 2006)。第二种类型，“以自助为主”的项目，治疗师进行初步诊断评估，并提供如何使用该程序的说明。第三种类型，“最小接触治疗”项目是大多数已发表的与传统面对面疗法做随机对照试验(RCT)的重点，在完成课程材料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的协助，并定期提供反馈和指导，通常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进行。第四种类型为“治疗管理为主”，通常治疗师非常主动地在治疗中起作用，自助方式的定期使用更像是一种辅助，比如线上的定期视频，通过网络提交自己的任务完成情况。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舒适程度去选择相对应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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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心理治疗项目与传统疗法的对比 线上治疗作为一种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治疗模式，自然有许多研究者将它与传统的面对面治疗方式进行对比。但我们需要认清，发展线上干预并不是为了与传统的面对面的干预进行竞争，更不是与临床工作者抢饭碗的，两种干预方式更多的是将自己的优势进行互补，并且不同形式的组合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 3.1. 患者的接受度 最令人关心的问题是，通过计算机的网络治疗是否真的可以让患者们接受。一些调查发现患者使用电脑治疗项目报告好满意度跨越了各个年龄阶段(Proudfoot et al.， 2003)，与面对面治疗和其他疗法的患者脱失率持平(Ghosh， Marks， & Carr， 1988)。一项针对英国自助心理疗法的潜在用户的调查发现，91%的受访者希望通过电脑系统获得自助行为(Graham， 2001)。 并且CP对于一些难以接受传统面对面治疗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可以得到帮助。例如据Sawyer等人(2000)报告在澳大利亚，在12个月的期限内，只有29%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与专业的服务机构有过接触。而低治疗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病耻感，成本，治疗和治疗师的可用性，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原因(Cunningham， Rapee， & Lyneham， 2006)。尤其对于难以接受与人面对面自我暴露的人，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现在已有研究(Proudfoot， Goldberg， Mann， Everitt， Marks， & Gray， 2003)证明人们对于电脑自我暴露时更加舒服，并且他们更可能对电脑披露自己的自杀计划。特别是能使用电脑的年轻一代，通过媒介交流更加使他们舒服。尤其对于年轻男性来说，他们直接去咨询精神健康专家的概率比较低，电脑提供了一个可被选择和可行的形式去获取信息和帮助。另外，互联网治疗对那些寻求治疗有矛盾的人来说是有效的，并且为潜在的客户提供了一种具有私密性的知情方式来使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接受下一步治疗。 3.2. 效果及成本 在各种对比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使用电脑进行心理治疗的效果与传统的疗法相比究竟如何，如果效果不佳可能就削弱了它存在与发展的意义。而目前许多研究者已经着手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在与传统面谈疗法做随机控制的实验对比中，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表明基于电脑的治疗有临床效果，且与面谈的治疗效果相同。多项基于临床的实验显示面对面的干预与基于网络的对于各种精神疾病干预没有显著差异，并且两者对于病症的改善均有显著的效果。包括针对抑郁症(Hedman et al.， 2014; Wagner， Horn， & Maercker， 2014; Cavanagh et al.， 2006)，社交恐惧症(Andrews， Henderson， & Hall， 2001)，惊恐发作(Bergström et al.， 2010)，蜘蛛恐惧症(Andersson et al.， 2009)等。新近也有研究表明，传统的面对面治疗时间是iCBT治疗时间的7.8倍时间，并且iCBT有着高度的满意度(Andrews et al.， 2018)。 并且与传统的疗法对比，互联网治疗的成本较小，有着相当高的效益(Mccrone et al.， 2004)，尤其在服务交付成本和病假成本补偿方面(Marks， 1999)。 3.3. 伦理问题 当然基于电脑协助的心理治疗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说伦理问题。如何可以让使用者放心的将自己的隐私说出，而不会担心在网路上泄露，这需要这些项目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安全系统。再比如说，互联网使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项目，如果线上远程与咨询师咨询，这个咨询师违反了伦理，但是他在另外的国家，他就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受到职业方面的制裁。使用电子邮件治疗，保密和通信安全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数据加密和安全密码应该被更加重视和更多地使用(Proudfoot， 2004)。这也是CP项目接下来需要努力完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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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展望 本文讨论的互联网治疗基本以电脑和互联网为辅助，利用互联网作为一个目前最快速的最广泛传播媒介和一定的人工智能系统反馈，将它用于心理治疗。但其实计算机的用途应远不止于此，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计算机的心理治疗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首次，应意识到临床的数据是十分珍贵的。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临床医疗资源，克服临床数据整合的技术壁垒，更好地利用诊疗数据，将其转化为临床研究资源，并为患者提供长期的随访跟踪和个性化的诊疗服务，已成为现阶段临床研究的重要课题。而结合创新的大数据研究方法与技术是推进临床医学研究的关键，也就是充分运用和整合真实世界研究方法与临床科研一体化技术。应逐步实现将临床档案电子化，形成巨大的数据库，为接下来的人工智能训练提供充分的数据。 下一步，临床心理学可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系统，以提供智能化的诊断。目前，国内已经有了较大的研究进展，已经初步实现对儿童心理障碍的诊断的人工智能专家系统(Chen， Fan， & Zhou， 2011)。此系统涉及儿童心理学、儿童精神病学、心理测量、心理治疗、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诊断系统结合了ICD-10、DSM IV及CCMD-2等诊断标准、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资深精神医学专家的丰富临床经验和临床资料。诊断系统能诊断61种儿童心理障碍，它包括95%以上的儿童心理障碍，在诊断之后，计算机将给出一个治疗方法建议。将195例计算机系统诊断结果与资深儿童心理精神医学专家的诊断结果进行双盲比较，诊断符合率是99%，有助于年轻医生学习资深儿童心理精神医学专家丰富的临床经验，也能帮助全国各地的心理障碍患儿，更好地为儿童心理卫生事业服务。人工智能诊断可以训练年轻的临床工作者，丰富他们的临床诊断经验，也可以与传统的临床诊断互为补充，进行双重诊断。对于偏远地区进行传统诊断较为困难的患者来说，更是开辟了一项新的选择。 最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能给患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线上的治疗在收集完使用者信息之后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使得真正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家庭精神健康医生”，相信这个美好的愿景不会离我们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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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年龄段的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焦虑、抑郁水平，及其与汉语流畅阅读能力的关系。方法：以34名阅读障碍(以下简称DD)儿童和38名正常(以下简称TD)儿童为考察对象，其中包括低年龄组(<10岁；16DD，19TD)和高年龄组(≥10岁；18DD，19TD)两组，系统地考察了儿童的抑郁、焦虑水平及儿童在基本加工层面、单字和句子水平的流畅阅读水平。结果：DD儿童的抑郁总分高于TD儿童；DD儿童学校恐怖得分显著高于TD儿童；儿童焦虑、抑郁情绪越强，数字快速命名速度越慢。结论：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表现出焦虑和抑郁情绪问题，并且其焦虑情绪呈发展性增强的趋势；阅读障碍儿童的负性情绪可能会加重其阅读困难。 关键词 :发展性阅读障碍，抑郁，焦虑，汉语流畅阅读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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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 以下简称DD)是学龄儿童中常见的一种学习障碍(Olulade， Napoliello， & Eden， 2013)。DD儿童是指智力正常、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显的神经或器质性损伤，而阅读水平却显著落后于其相应智力水平或生理年龄的儿童(Ramus， Rosen， Dakin， et al.， 2003)。以往对于DD的关注常聚焦在语言和非语言层面的认知缺陷机制上。语言层面的缺陷包括语音加工障碍(Britt， Aryan， Ellie， et al.， 2016)、正字法加工障碍(Araujo， Faisca， Bramao， et al.， 2015)等；非语言层面的相关认知缺陷包括感知觉缺陷(Tong， Tong， & King， 2017)、视觉注意缺陷等(Zhao， Liu， Liu， et al.， 2018)。 除了认知缺陷之外，阅读障碍者还表现出显著的情绪问题。认知过程一直伴随着情绪，情绪对认知加工效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Pessoa， 2009)。那么阅读障碍的负性情绪状态与同年龄正常阅读者相比是怎样的呢？其负性情绪与阅读相关的认知技能缺陷有何关系呢？已有研究较一致的发现，患有阅读困难青少年和成人的焦虑、抑郁、自卑等负性情绪较同年龄正常阅读者更显著(Carroll， Iles， 2006; Nelson， Liebel， 2017)。进一步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阅读障碍者的这些负性情绪问题与其阅读速度、词汇加工水平等阅读技能显著相关(Carroll， Iles， 2006; Meer ， Breznitz ， & Katzir， 2016)。然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并未表现出比同年龄对照组更高的负性情绪，并且这些负性情绪与他们的阅读缺陷也未表现出显著相关(Terras， Thompson， & Minnis， 2009; Nelson， Gregg， 2012)。以上不同的结果可能与被试年龄发展差异有关。有研究者指出对情绪的感知和识别能力必须基于具有一定成熟度的认知技能。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对负性情绪的自我感知能力在9~11岁有明显发展(桑标，陈琳，王振，2006)。据此可推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阅读障碍儿童的情绪认知能力相对较差，由此其自我报告中所体会到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较少。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障碍者的认知能力提高，他们的情绪感知能力也随之一起发展，他们能更加敏锐的识别和报告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来自生活和学业的压力也日渐增加，由此阅读障碍者可能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自我报告的情绪测试可能才能相应地反映出更显著的情绪问题。但以往还未见研究直接探查阅读障碍者负性情绪随年龄发展的变化模式。那么以上推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明确。那么阅读障碍者的负性情绪状态相较同年龄正常阅读者而言是怎样的？其负性情绪随着年龄发展变化模式到底如何？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加以明确。 本研究将在不同年龄段中比较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和同年龄正常阅读者的负性情绪水平，并考察其负性情绪与汉语阅读相关认知能力的相互关系。鉴于焦虑和抑郁是与学习活动有关的两种主要的负性情绪(Whitehouse， Spector， & Cherkas， 2009)，所以本研究主要关注这两种负性情绪。同时，以往相关研究的主要争议是在阅读障碍儿童群体中，且负性情绪的自我感知能力发展的转折时期是在9~11岁左右，所以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小学儿童，并以10岁为年龄划分界限将儿童被试分为小学生高、低年龄组，以此来探查年龄发展对阅读障碍儿童负性情绪的可能影响。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阅读与情绪的关系，并对阅读障碍者的干预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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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情绪测试成绩的结果分析 以抑郁总分为因变量(表1)，两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1， 68) = 4.84， P = 0.03， η 2 = 0.07]，DD儿童的抑郁总分高于TD儿童；年龄段间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 68) = 0.53， P = 0.47， η 2 = 0.01]；年龄段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68) = 0.40， P = 0.53， η 2 = 0.01]。 以焦虑总分、躯体化、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恐怖作为因变量(表1)，采用与以上相同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 > 0.1)。 以学校恐怖水平为因变量(表1)，两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1， 68) = 10.35， P < 0.001， η 2 = 0.13]，DD儿童学校恐怖得分显著高于TD儿童；年龄段间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 68) = 1.73， P = 0.19， η 2 = 0.03]；年龄段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 68) = 4.46， P = 0.04， η 2 = 0.0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小学低年龄段间无显著组别差异[F(1， 68) = 0.60， P = 0.44]；小学高年龄段下，阅读障碍儿童的学校恐怖得分高于控制组儿童[F(1， 68) = 14.65， P < 0.001]。在阅读障碍儿童中，高年龄段儿童的学校恐怖得分高于低年龄段儿童[F(1， 68) = 5.55， P = 0.02]；在控制组中，年龄段间学校恐怖得分差异不显著[F(1， 68) = 0.34，P = 0.56]。 3.2. 情绪测试成绩与各项阅读测试成绩的相关分析 对各组儿童分别进行情绪测试成绩与各项阅读测试成绩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低年龄段DD儿童中，句子朗读速度与焦虑总分(r = 0.72， P = 0.02)、广泛性焦虑(r = 0.84， P < 0.001)、社交恐怖(r = 0.79， P = 0.01)呈正相关，即个体越焦虑，其句子朗读越快；对于低年龄段TD儿童，数字快速命名与焦虑总分(r = 0.48， P = 0.04)、躯体化(r = 0.60， P = 0.01)、学校恐怖(r = 0.59， P = 0.01)呈正相关，即儿童焦虑水平越高，数字命名耗时越长；对于高年龄组DD和TD儿童，数字快速命名均与抑郁总分呈正相关(DD: r = 0.59， P = 0.01; TD: r = 0.48， P = 0.04)，儿童的抑郁情绪水平越高，其快速命名越慢。表2显示了各组儿童情绪测试成绩与各项阅读流畅性测试成绩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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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评价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的死亡抑制及治疗作用。方法：采用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观察干扰素α-2b的死亡保护作用及治疗作用。结果：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具有明显的死亡保护作用，同时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且治疗作用随给药次数增加而增强。结论：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具有死亡保护及治疗作用。 关键词 :干扰素α-2b，生殖器，疱疹病毒，死亡保护，治疗效果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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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单纯疱疹病毒可引起多种疾病，如口腔疱疹、疱疹性角膜炎、生殖器疱疹、新生儿疱疹、疱疹性脑膜炎、疱疹性脑炎及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内脏器官疱疹、全身性疱疹等，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 [ 1 ][ 2 ]。干扰素α-2b适合治疗某些病毒性疾病，如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带状疱疹、尖锐湿疣等，且在临床上更多用于病毒型肝炎尤其是丙型肝炎的治疗 [ 3 ]。本实验研究主要评价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的死亡保护及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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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 2.1. 实验动物 Hartley豚鼠，普通级，雌性，300~350 g，购自北京金牧阳实验动物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许可证号：SCXK(京)2015-0005。所有动物实验均经过中国中医科学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2.2. 受试药物 干扰素α-2b，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Yy20140415，豚鼠剂量：1.43 × 10 5 IU /kg/d，腹腔注射；阳性对照药：泛昔洛韦片，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581315，豚鼠剂量53.75 g/kg/d，灌胃。 2.3. 病毒毒株 II型疱疹病毒(HSV-2)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由本实验室保存，−80℃冰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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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方法 3.1. 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的死亡保护作用实验 取雌性Hartley豚鼠48只，300~350 g，随机选取11只为正常对照组，剩余豚鼠用注射器针尖划伤豚鼠阴道后向阴道内滴入2000TCID 50 的HSV-2病毒液，100 μl/只，制备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感染后第5天，按表1记录病变程度，并按病变分级随机分组，分别为模型组、干扰素α-2b组、泛昔洛韦组，并于分组当天给药。每天记录动物死亡数，并隔天记录豚鼠外阴病变情况，结果采用χ 2 检验进行组间差异的比较，p < 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3.2. 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的治疗作用 取雌性豚鼠48只，300~350 g，随机选取11只为正常对照组，剩余豚鼠用注射器针尖划伤豚鼠阴道后向阴道内滴入1000TCID50的HSV-2病毒液，100 μl/只，制备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感染后第五天，按表1记录病变程度，并按病变分级随机分组，分别为模型组、干扰素α-2b组、泛昔洛韦组，并于分组当天给药。给药以后隔1天观察豚鼠外阴病变情况，结果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差异的比较，p < 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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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的死亡保护作用 干扰素α-2b临床剂量与模型组比较，动物死亡数明显减少，死亡率为36.36%，死亡抑制率42.86%，且死亡保护作用优于泛昔洛韦(表2)。 4.2. 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的治疗作用 感染后第16天，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病变分级开始降低，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且随着给药次数的增加病变分级持续降低(表3，图1)；实验期间动物体重增长趋势与正常对照组一致(表4，图2)。 Table 1 Vulvar lesion classification in guinea pigs [4 病变分级 病变情况 0分 无病变 1分 ① 单纯红肿； ② 水泡、红斑、破溃面积 < 50%外阴面积； ③ 肿伴随水泡、红斑、破溃面积 < 50%外阴面积。 2分 ④ 水泡、红斑、破溃面积 > 50%外阴面积； ⑤ 肿伴随水泡、红斑、破溃面积 > 50%外阴面积。 3分 外阴全部溃烂 4分 死亡 表1. 豚鼠外阴病变情况分级表 [ 4 ] Table 2 Death protection effect of interferon α-2b on guinea pigs genital herpesvirus infection mode 组别 剂量 动物数 死亡率(%) 死亡抑制率(%) 模型对照组 - 11 63.64 - 泛昔洛韦组 53.75 g/kg/d 11 54.55 14.29 干扰素α-2b 1.43 × 10 5 IU /kg/d 11 36.36* 42.86 表2. 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的死亡保护作用 Table 3 Therapeutic effect of interferon α-2b on guinea pigs genital herpesvirus infection model (Mean value of lesion-time 组别 剂量 动物 数量 外阴病变均值(均值 ± SD) 第5天 第7天 第9天 第11天 第13天 第16天 第18天 第21天 第24天 第27天 第29天 第31天 第33天 第35天 模型对照组 - 11 1.27 2.45 2.45 2.82 2.91 3.00 2.91 2.82 2.82 2.82 2.73 2.64 2.55 2.55 泛昔洛韦组 53.75 g/kg/d 11 1.27 2.55 2.55 2.82 2.91 2.82 2.45 2.27 2.18 2.00 2.00 1.73 1.55 1.45 干扰素α-2b组 1.43 × 10 5 IU/kg/d 11 1.27 2.45 2.45 2.45 2.45 2.09* 1.91* 1.73* 1.09** 0.91** 0.73** 0.45** 0.45** 0.45** 表3. 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的治疗作用(病变均值–时间)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 Table 4 Therapeutic effect of interferon α-2b on guinea pigs genital herpesvirus infection model (Mean value of weight-time 组别 剂量 动物数量 体重均值(均值 ± SD) 第5天 第11天 第17天 第24天 第31天 第35天 正常对照组 - 11 366 ± 42 390 ± 40 415 ± 37 427 ± 33 441 ± 30 453 ± 29 模型对照组 - 11 334 ± 26 338 ± 36 367 ± 27 384 ± 20 403 ± 14 416 ± 14 泛昔洛韦组 53.75 g/kg/d 11 345 ± 32 353 ± 37 385 ± 34 401 ± 28 422 ± 22 432 ± 20 干扰素α-2b组 1.43 × 10 5 IU /kg/d 11 352 ± 26 356 ± 23 385 ± 19 401 ± 16 422 ± 14 435 ± 14 表4. 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模型的治疗作用(体重均值–时间) 图1. 病变均值–时间曲线(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 **p < 0.01) 图2. 体重均值–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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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生殖器疱疹是II型疱疹病毒感染生殖器粘膜所引起的，主要表现为炎症、水疱、溃疡的一种性传播疾病。II型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生殖器疱疹，已成为世界性流行的性病，在国外的发病率仅次于淋病、梅毒而居第3位 [ 5 ]。 目前，临床常用的抗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的有效治疗药物仅有核苷类的阿昔洛韦、更昔洛韦、泛昔洛韦、伐昔洛韦等，此类药物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病毒DNA聚合酶活性，进而抑制病毒复制。干扰素α-2b为一类高活性多功能的蛋白质，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而且具有免疫调节作用，临床上对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丙型肝炎具有很好的疗效。本试验主要研究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的死亡保护作用及治疗意义。 试验结果证实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具有显著的死亡保护作用，且死亡保护作用优于泛昔洛韦；干扰素α-2b对豚鼠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并且实验期间动物体重增长趋势与正常对照组一致。因此，可以初步认为干扰素α-2b对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一结果还有待临床试验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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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论文采用以聚丙烯(PP)为基体，楠竹竹粉为增强材料，通过挤出和注塑成型的方法制备了复合材料。考察了改性前后竹粉的化学结构和竹纤维及复合材料断面的微观形貌，研究了偶联剂用量为竹粉含量的2%的不同竹粉含量的复合材料和竹粉含量为5%的不同偶联剂用量的竹塑复合材料的维卡软化点温度、熔体流动速率、冲击强度、拉伸强度，分析了竹粉含量和偶联剂含量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 :楠竹纤维，聚丙烯，偶联剂，性能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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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与木材相比，竹材具有更良好的强度、韧性、硬度等特点，是优秀的工程结构原材料，用途广泛 [ 1 ][ 2 ]。竹材壁薄中空、组织结构分布不均、易生蛀虫和腐坏等导致其加工利用率低 [ 3 ][ 4 ]。因此，研发竹质复合材料，可减少塑料使用量和降低污染，赋予其更好的性能，对实现竹材工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已有研究是以竹粉、竹纤维、锯(竹)木粉作填料添加到聚丙烯(PP)中，通过挤出机加热塑化使竹纤维与聚丙烯进行复合 [ 5 ][ 6 ]，采用微生物对竹纤维进行改性 [ 7 ]，或将竹纤维通过马来酸酐接枝 [ 8 ]、硅烷偶联 [ 9 ]等作用对纤维表面改性意在改善纤维与塑料基体的相容性，加入无机微纳粒子 [ 10 ][ 11 ]或加入粘合剂 [ 12 ][ 13 ]来改性材料的力学性能等 [ 14 ][ 15 ][ 16 ]。本文采用废弃的楠竹竹粉和等规聚丙烯树脂混合，以挤出、注塑成型方法来制备复合材料，研究竹纤维的偶联剂改性方法和在不同因素下对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为拓展竹塑复合材料的应用提供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