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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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现状和设计分析 2.1.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国外的信息化发现起步比较早，在自动预警系统上，在国家政府层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控管理体系。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首先利用计算机与用户检测设备相连实现了实时的故障事件检测。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将社区的自动报警设备纳入到检测网络进行火警的检测事件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可以识别火灾的类型，根据不同的火警事件，调度最佳的消防部队进行现场灭火 [ 1 ] 。 此外，比较成熟的管理体系也是国外在火灾事件的关键，部分国家通过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为消防部门提供报警数据。这样消防部门仅仅处理好此类的服务机构即可实现对该城市的火警事件做到实时的发现和救援。 2.2. 国内研究现状和设计分析 在国内，由于缺乏标准的协议和安防工作的统一管理。很多学者都有提供了不同的报警事件检测的解决方案。李海娜等人针对火灾的及时预警，利用烟雾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实现了多处检测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可视化投放在LM041L显示上 [ 2 ] 。但是这种方式仅仅是对灾情的获取，并未实现无人化的监控管理方案，开放出网络端口做到自动报警和灭火的方案。史增芳等人通过火灾的误报和漏报率为研究点，利用温度、烟雾和CO气体的火灾特征数据作为模型的基础数据。通过模糊神经网络对火灾的精准事件检测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方式仅仅考虑了这三种因素，忽略了天气，温湿度以及其他重要指标的特殊环境的特点，其应用的范围有很大的限制 [ 3 ] 。王福平等人采用AT89S52单片机通过nRF无线通信模块与烟雾报警系统进行无线通信，实现了到达灭火房间完整的灭火过程 [ 4 ] 。这种方式虽然实现了从火警信息传感到灭火整个过程，但是这种应用不利于推广，设计是定位到某一楼层进行灭火管理，成本比较高。 通过研究分析，目前国内的架构设计还比较单一，将火警检测和灭火报警割裂开来，这样使得应用性具有很大的限制，本文设计主要针对一个小区内的火警进行事件发现并选择性的报警。利用温度传感器获取室内温度，使用搭载Z-statck协议栈的CC2530作为Zigbee通信模块作为感知层的解决方案，使用单元间的嵌入式网关设备作为网络层。并且针对每一栋楼独立设置嵌入Zigbee网关的嵌入式安卓设备作为应用层进行数据的集中监控和报警的业务处理。考虑到灭火需求，本文设计了AGV小车系统和针对小区的地图格式的定义作为灭火方案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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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设计了一种包含火灾预防、报警、扑救、善后处理的一整套的体系。通过这套体系来对社区的火灾智能化处理。本文主要将火灾的检测和灭火车自动灭火事件进行融合，实现了对小区智能化的火警检测和灭火任务的处理。当火灾发生时，该系统可以减轻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和减少人员的伤亡，加强了对火灾的控制。但是本文在某些方面仍需要改进：例如通过监控图像的火灾情况的量化研究进行自动报警的设计；小车在导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急发事件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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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虚拟现实技术能利用计算机等设备生成视、听、触觉一体化的人造环境，为用户体验和创造虚拟世界提供有力支持，已经成为数字医学最主要应用工具之一。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况，概述了虚拟现实技术在精神卫生领域关于临床治疗、诊断与评估及科研等方面的应用情况及研究进展。最后指出虚拟现实技术在精神卫生模拟中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 :虚拟现实技术，精神卫生，模拟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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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技术是一种基于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仿真技术的沉浸式交互环境。它利用计算机等设备生成视、听、触觉一体化的人造环境，为用户体验和创造虚拟世界提供有力支持 [ 1 ] 。用户可借助传感头盔、数据手套等设备产生与真实世界相同的感受，与虚拟世界融为一体，并同虚拟世界中的物体进行自然交互，从而产生亲临等同真实环境的感受和体验 [ 1 ] [ 2 ] [ 3 ] 。 目前，VR已广泛应用于精神卫生领域，既作为一种治疗方式，也是一种诊断和评估的工具 [ 1 ] [ 2 ] [ 3 ] [ 4 ] [ 5 ] 。近年来，VR已经在精神卫生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本文将概述VR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应用及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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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VR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应用及进展 2.1. VR在精神卫生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VR一直被用于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其中大部分研究的焦点是对特定恐怖症(如对飞行、高度或驾驶的恐惧)的暴露治疗 [ 2 ] 。VR可以呈现完善的暴露情景供患者体验、交互，并且杜绝真实暴露情景中不可控因素的伤害。此外，由于这种模拟可以在某个阶段暂停，使得患者对治疗不会产生厌恶感，从而增加了寻求治疗患者的数量，提高了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在社交恐惧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形式的焦虑，VR治疗也可以显著减轻症状 [ 1 ] 。在抑郁症患者中使用沉浸式VR治疗技术后患者的抑郁水平也可以得到改善 [ 4 ] [ 5 ]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目前VR技术也已成为多种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工具，如进食障碍、物质依赖(烟、酒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等 [ 6 ] [ 7 ] [ 8 ] [ 9 ] 。值得关注的是，VR技术已开始用于睡眠障碍治疗的研究 [ 10 ] ，以及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被害妄想 [ 8 ] 。 2.2. VR在精神卫生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VR也为处于康复期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了练习和学习特定技能的机会。VR已用于诸如模拟虚拟咖啡馆和虚拟超市等，为孤独症患者提供练习社交技能的环境。这些患者能快速学会使用VR设备，并在VR环境和现实生活中显示出症状得到改善。VR培训的优点包括去除了混乱情景或竞争对患者的刺激，并且具有时间可操作性(临床医生可以暂停模拟以讨论重点)，并且寓教于乐。在一些情况下，临床医生也可以是虚拟环境中的一部分。VR也被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交技能训练。来自工作面试模拟研究的初步数据表明，患者反应这种VR工具易于使用、逼真而且对他们在练习和学习特定技能及其他康复治疗过程中很有帮助 [ 11 ] 。 2.3. VR在精神疾病患者评估和诊断中的应用 除了治疗和提高技能之外，VR还可以为精神疾病患者评估提供帮助。有团队开发了一种15分钟的VR认知性能评估测试系统，与传统(1.5小时)神经心理学成套测验相比，它显示出良好集中和区分效度 [ 12 ] 。使用虚拟镇(空间记忆的替代)，研究者可以区分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显示在神经心理学成套测验中灵敏度水平无差异 [ 13 ] 。基于在虚拟迷宫(工作记忆的替代)中的性能特征，研究者能够区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 [ 14 ] 。总之，目前研究认为，基于VR技术的神经心理测评工具，与传统的使用纸和笔或者电脑进行的神经心理测评工具相比，不仅环保、高效，而且其在精神卫生领域临床或科研的应用都表现出较好的灵敏度。但相关研究样本量偏小，研究对象多为青年及中年人，而关于儿童和老人的研究较少，故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对照研究以证实上述结果 [ 15 ] 。 VR还可以用于法医精神病学。计算机模拟工具已用于犯有暴力罪行，同时又患有精神障碍的罪犯，使他们能够选择行动并观察这些行为的后果。虽然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但它仍有潜力成为一项风险评估工具。 2.4. VR在精神卫生研究中的应用 精神卫生患者的VR研究主要集中在成瘾障碍和提示反应性的概念 [ 12 ] 。VR允许患者暴露于更复杂的刺激之中，创造更真实的物质使用环境，并因此创造出未来在治疗中使用的机会 [ 12 ] 。VR技术也可以与功能神经成像联合使用，以确定与这些沉浸式环境中的提示反应相关的大脑区域。VR可以用于评估除了成瘾外其他诊断领域中的适应能力和社会功能。一项研究使用VR评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之前的驾车能力，发现总体表现差，但同时也有基于治疗类型的显著差异 [ 13 ] 。此外，VR还作为一个结果测量方法，可用于社交恐怖症患者治疗干预的有效性评估 [ 14 ] 。 VR研究工具不但用于精神疾病患者，还可以用于精神科医生。这种网络工具(称为“反向”模拟，因其表现了标准化医生而不是标准化病人)可展示医生如何获得知情同意后开始药物治疗。然后参与者评估和反映医生的表现，通过将其传播给患者、医务人员和照顾者，这种网络工具的目标是协助医护人员提高知情同意的最佳实践标准。 2.5. VR在精神卫生教育中的应用 VR是用于训练精神卫生技能的常用模拟技术之一，可用于各种级别的临床技能培训，其中包括医学生、住院医生、护士和有经验的治疗师。精神病学中众多的临床技能有利于模拟训练，其中VR已广泛应用于训练面谈技巧，精神状态检查教学心理治疗培训及培训精神科团队，提升治疗计划决策的领导技能 [ 15 ] [ 16 ] 。学员在虚拟世界可以创建化身进行临床互动，其中受训者可以扮演患者、临床医生或家庭成员的角色。此外，模拟尤其适用于评估在临床环境中难以观察的医患互动方面的临床胜任力。VR是一个为精神病学设计的基于网络的平台，作为计算机模拟评估工具，在这里将允许学员扮演临床医生，在临床上遇到一个虚拟标准化病人的情形。针对参与者遇到标准化病人的表现，计算机模拟评估工具在模拟结束时可提供即时有针对性的矫正。该工具可用于评估精神科住院医生获得知情同意后，给予药物治疗抑郁症患者的能力。另一种虚拟技术，被称为客观结构化视频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 video Exam， OSVE)，它主要包括受训者观看一段视频面谈的花絮，观看后完成一份问答表格，并且详细介绍他们的观察、知识和关于主要沟通技巧的建议 [ 16 ] 。OSVE已经用于不同教育程度的学员，目前研究表明，评估者之间的可靠性很高，考官之间对学员的考核评分也高度一致 [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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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VR在精神卫生模拟中的挑战 虽然VR可以通过充分、一致、公平和可信的描述来避免人类模拟的一些问题，但是在精神卫生应用中仍受限于社会环境及复杂的交互作用。VR生产标准也高，因为用户期望界面质量类似于商业电子游戏和动画电影。网络安全也可能限制VR在精神疾病患者人群中的应用 [ 17 ] 。此外，还存在很多未知问题，如哪些因素对成功的VR治疗(例如人口学和性格特征)至关重要，多少疗程可以让患者得到治疗的好处 [ 17 ] 。通过结合模拟人设计现实高敏事件，如癫痫 [ 18 ] ，并可以具有互动性、言语功能和生理参数 [ 18 ] ，但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挑战。这些问题包括难以重现的临床情景，解释各种治疗选择，优先考虑必要的行动，采样足够的行为，资助与开发相关的高成本，模拟现实情绪以及模拟非语言交流的限制，后两者对精神卫生教育的模拟尤其重要。 临床医生希望不断扩大VR的使用范围，以更广泛去鉴定和治疗精神疾病。例如，对于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诊断，VR可以作为认知行为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暴露于被害恐惧的平台，并在这些症状发生时，教授应对症状的技能。基于先前使用VR研究药物滥用患者的研究，临床医生也有兴趣将VR用于评估和治疗进食障碍患者 [ 19 ] 。在另一个实例中，临床医师希望将VR用于评估和治疗强迫症，既作为暴露工具(已用于其它焦虑障碍)，又作为精确测量定制和控制环境的一种方式 [ 20 ] 。最后，鉴于儿童和青少年对虚拟体验的热情，临床医生将有兴趣探索更多的模拟方式，特别是评估和治疗这类人群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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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VR在精神卫生模拟中的未来发展方向 精神卫生模拟领域的研究有许多新的方向。将“反向”模拟模型扩展到多个诊断类别，将有助于引出精神病学知情同意过程的基本要素。在精神障碍研究中通过使用VR，可以有许多潜在用途(模拟社会环境)，包括确定症状的行为和生理学相关症状，识别预测他人威胁性的个体因素，以及检查环境因素是否增加特定症状的可能性。 在未来一些年，VR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应用将会有更大进步，技术使模拟能够充分再现人际交流的复杂性，特别是精神症状的描述。然而，技术永远不能取代标准化病人在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基本训练和评估方面的作用。精神病学的独特需求迫使医学模拟领域适应和开发新的工具，这些工具将在整个医疗卫生模拟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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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究分析脑卒中患者出现肌张力障碍后，体内多巴胺递质水平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在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后肌张力障碍在II级以上患者59例作为观察组，59例脑卒中后肌张力在II级以下患者作为对照组，并对两组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使用头颅磁共振波谱分析对研究对象神经递质多巴胺(DA)、乙酰胆碱(Cho)以及脑部代谢产物如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乳酸(Lac)等指标进行检测，分析观察其指标变化水平。结果：观察组DA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Cho、NAA的峰值显著降低，Lac的含量显著升高，且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肌张力障碍患者脑部的神经递质水平和代谢产物存在失衡，提示其与肌张力障碍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为临床脑卒中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提供重要的临床研究基础。 关键词 :脑卒中，肌张力障碍，多巴胺递质，神经递质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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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继慢性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之后，脑卒中已经成为人类健康危机和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死亡率增加的又一大主要原因 [ 1 ] ，现有研究表明，脑卒中是导致继发性肌张力障碍的首要因素；而继发性肌张力障碍则会导致长期的运动障碍 [ 2 ] 。目前的研究着重于如何使用药物改善患者的运动障碍，而忽略患者本身体内的生化物质水平的改变对此病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现研究背景下，探讨分析脑中风患者颅内神经递质和脑部代谢产物与其肌张力障碍的相关性，以期通过对缺血性疾病患者的颅内神经递质和脑部代谢产物的含量变化的测定，为脑卒中的预防治疗和临床药物的研发以及临床用药方案提供新的方向和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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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在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肌张力障碍在II级以上者59例作为观察组，59例脑卒中后肌张力在II级以下者作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男35例，女24例，平均年龄(57.2 ± 3.9)岁，平均病程为(45 ± 5.9)天；对照组男38例，女21例，平均年龄(59.1 ± 2.5)岁。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1.1. 纳入标准 [ 3 ] [ 4 ] [ 5 ] ① 初次脑卒中患者；无心脑血管手术史；无精神疾病或其他代谢性疾病；② 发病时间2~3个月；③ 脑梗死发生部位在放射冠、基底核或内囊等，病变累及白质；④ 初次、单侧发病，可维持坐位平衡，上肢功能障碍；⑤ 无MRI检查禁忌症，生命体征平稳，能完成相应检查且图像质量较好；⑥ 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2.1.2. 排除标准 [ 3 ] [ 4 ] [ 5 ] ① 患者意识障碍，不能配合检查；② 有帕金森病的患者；③ 有焦虑抑郁症的患者；④ 有MRI禁忌症，不能配合检查；⑤ 双侧脑梗死、椎基底动脉系统脑梗死，梗死病灶累及灰质；⑥ 有颅脑外伤病史；⑦ 有明显的意识、认知功能障碍，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及中途退出者；⑧ 有其他严重疾病，依从性较差无法完成研究者。 2.2. 研究方法 2.2.1. 康复治疗方案 两组的康复治疗方案包括穴位电针治疗和康复训练。 穴位电针治疗：患者平卧，每次选用上下肢两组穴位(上肢：肩臑、曲池、手三里、外关、合谷；下肢：环跳、风市、阳陵泉、足三里、丰隆)使用消毒针和3寸毫针刺入，病人有针刺感后，连接6085-A电针机调节疏密波，频率为2~5赫兹，强度以病人耐受为宜，每次30分钟，各穴位交替使用，每日一次，10次为1疗程，治疗时间3个月。 康复训练：对于偏瘫肢体关节，由上肢到下肢做无痛范围内的被动活动及主动辅助活动，重点进行肩关节的屈伸，肘关节屈伸，前臂的旋转，腕关节的掌屈、背伸，掌指关节的伸屈运动；下肢关节的屈膝、伸膝屈髋、踝关节背屈、足跟的牵拉以及足趾伸屈运动。幅度由小到大，由健侧到患侧，由大关节到小关节循序渐进，每日三次，每次30分钟，治疗时间3个月。 2.2.2. 指标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进行常规横断、冠状、矢状位的磁共振检查(Achieva 1ST MRI磁共振扫描仪，荷兰PHILPS公司；标准发射/接收头线圈)。采用 1 H-MRS (成像参数：TR/TE = 20001288 ms，层厚 = 1 mm，矩阵 = 512 × 512)，激励水抑制法采集信号，在观察组患处中心和对照组相对应的部位选定1 cm大小的面积区域。使用二维多体素方法进行取样，经磁共振波谱扫描后，使用专业软件包进行常规处理，对两组的数据进行采集，计算出多巴胺、N-乙酰天门冬氨酸、乙酰胆碱和乳酸谱线下面积。 2.3. 评价标准 所有患者依据改良Ashworth分级量表法 [ 6 ] 进行肌张力分级评价。可将肌张力分为6个等级：0级、I级、I+级、II级、III级、IV级；分别对应于正常肌张力；肌张力轻度增加：受累部分被动屈伸时，在关节活动范围之末时呈现最小的阻力，或出现突然卡住和突然放松；肌张力轻度增加，在关节活动范围50%之末时出现最小阻力或突然出现的卡住和放松；肌张力较明显地增加，关节活动范围的大部分肌张力均较明显地增加，但受累部分仍能较容易地被动活动；肌张力严重增加，被动活动困难；挛缩，受累部位被动屈伸时呈现僵直状态，不能活动(表1)。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数据分析软件统计分析处理，计量资料( )使用t检验进行比较；P < 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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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观察组DA的含量和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Cho峰值显著降低，Lac的含量显著升高，且两组之间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峰值差异见；康复治疗前，观察组的NAA值(1.66 ± 0.11)明显低于对照组NAA值(2.43 ± 0.27)，两者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治疗前后，对照组的NAA值的无明显变化，对照组变化显著(P < 0.05)，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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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临床上，将主动肌与拮抗肌收缩不协调或过度收缩引起的以肌张力异常的动作和姿势为特征的运动障碍综合征称为肌张力障碍，其主要特点是不自主性和持续性 [ 7 ] 。现有研究表明，目前许多疾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体内的化学物质的代谢改变而致。磁共振波谱(MR spectroscopy， MRS)是一种新型的、唯一的、无创性的探测活体组织的活血物质含量的技术，它对患者体内物质代谢水平的改变有很高的潜在敏感性，因此，使用MRS可提前获取相关信息并为疾病的临床早期检测提供信息 [ 8 ] 。与常规磁共振(MRI)不同的是，MRS对病理生理的研究是通过对体内生化指标的检测完成的，且神经细胞的生长分化、脑部能量的代谢以及髓鞘细胞分化瓦解过程中物质的变化都能够在磁共振波谱的谱图中分析得到 [ 9 ] ；而磁共振尽管和MRS有一致的物理学基础，但是MRI对人体软组织的病理生理改变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Table 1 Comparison of muscle tension grading tabl 肌张力等级 0 I I+ II III IV 观察组治疗前 0 # 0 # 4 9 # 25 21 # 观察组治疗后 0 # 0 # 5 *# 22 *# 21 11 *# T值 0.82 3.78 2.54 2.61 对照组治疗前 16 35 8 0 0 对照组治疗后 18 34 7 0 0 T值 1.01 0.89 表1. 肌张力分级比较表 Table 2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NAA content analysis and compariso 组别 例数 NAA NAA/Cho 观察组 59 治疗前 1.66 ± 0.11 # 1.43 ± 0.23 # 治疗后 1.98 ± 0.23 *# 1.68 ± 0.21 *# t - 3.11 2.47 对照组 59 治疗前 2.39 ± 0.32 1.78 ± 0.27 治疗后 2.43 ± 0.27 1.81 ± 0.19 t - 1.26 1.31 表2. 观察组与对照组NAA含量的分析比较 注：*表示各组治疗前后P < 0.05； # 表示两组相比P < 0.05。 由神经末梢分泌，在化学突触传递中扮演信使角色的特异性化学物质，我们称之为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完成信息的传递是通过与神经细胞或效应细胞膜上的受体，将信息依次传递到下一细胞，从而完成信息的传递过程。目前我们常把中枢神经递质分为以下几类：乙酰胆碱、氨基酸类、肽类和单胺类以及其他 [ 10 ] [ 11 ] 。 多巴胺(DA)是脑内最为重要的单胺类神经递质之一，在缺血性脑卒中发生时有一定的神经毒性作用 [ 12 ] 。研究首次证实，多巴胺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后，人们对多巴胺的作用机制也日渐关注，并成为热议话题。截至目前，在缺血性脑损伤再灌注患者恢复期间的多巴胺及其代谢产物的作用机制各研究者的结论仍是多样的，并无统一意见 [ 13 ] 。而在大量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多巴胺细胞外液含量进行测定发现，其水平显著升高；且发现多巴胺可能具有以下作用：1)兴奋毒性；2)使自由基的生成速度加快，导致神经细胞的氧化损伤；3)使细胞内钙离子的聚集浓度增加，致使肌张力出现异常等。同时，脑内微透析法研究也表明，脑供血不足的患者中，多巴胺和兴奋性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在纹状体和海马体的浓度增大，形成大量积聚现象 [ 14 ] [ 15 ] 。 代谢产物的含量检测发现，由缺血而致的多巴胺在神经细胞内的氧化代谢紊乱和脑部多巴胺的代谢紊乱，都会导致细胞外液中多巴胺的代谢产物含量增加；而多巴胺的代谢产物多为酸性代谢物，这些酸性垃圾的积聚会致使氧自由基生成加速，最终结果会导致神经细胞的严重损伤甚至是相关功能障碍 [ 16 ] 。有研究表明，学习记忆以及认知功能障碍与多巴胺递质活动异常有关 [ 17 ] 。而电针治疗可减少多巴胺释放 [ 18 ] ，降低脑内多巴胺含量，从而发挥对脑部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在出现脑部供血不足后，DA的含量有所降低，且此时给予多巴胺的药物可加快局部脑损伤的功能恢复。因此，有学者进行药物治疗和理疗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多巴胺类药物与理疗电针联合治疗的方法，对改善脑卒中后患者的运动功能尤其是精细动作的恢复有显著作用。在此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多巴胺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且在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时有重要作用 [ 19 ] [ 20 ] 。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在哺乳动物神经系统中广泛存在，并且几乎所有的NAA均存在于神经元内，因此，目前常用NAA作为反映神经元功能的的特异性内标物质 [ 21 ] 。在正常成人体内，NAA/Cr值很高，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含量的下降则提示神经细胞的的缺失和损伤。乙酰胆碱(Cho)和肌酸(Cr)可在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内均有存在，但是研究表明，乙酰胆碱和肌酸在神经胶质细胞如星形胶质和少突胶质细胞中的含量明显高于其在神经细胞中的含量，因此乙酰胆碱和肌酸的含量上升则提示着神经胶质发生异常增生。在临床指标运用时，一般将NAA/(Cho + Cr)值常作为反映神经元功能的指标 [ 22 ] ，因此，无论是N-乙酰天门冬氨酸含量降低或是乙酰胆碱、肌酸的含量增加，都会导致NAA/(Cho + Cr)值降低，而NAA/(Cho + Cr)值降低的程度越大，则表明神经细胞损伤的程度越大。 乳酸为呼吸链进行无氧呼吸的代谢产物，其水平可反应组织的缺氧状态。在一般的新陈代谢和运动中乳酸不断被产生，但是其浓度一般不会上升，只有在乳酸产生过程加快、乳酸无法被及时运走时其浓度才会提高。乳酸运输速度由一系列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单羧基转运体、乳酸脱氢酶的浓度和异构体形式、组织的氧化能力 [ 23 ] 。因此乳酸的浓度可提示患者的脑部血流和供氧状态，且乳酸作为一种酸性代谢产物，在脑部积聚时会加快氧自由基的生成速度，对脑部神经造成损伤 [ 24 ] 。 本研究表明，康复治疗前，观察组的NAA值(1.66 ± 0.11)明显低于对照组NAA值(2.43 ± 0.27)，两者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治疗前后，对照组的NAA值无明显变化，而观察组则变化显著(P < 0.05)。NAA作为反映神经元功能的内标物，此结果提示，在出现肌张力障碍的脑卒中患者其本身的脑部神经细胞已经出现严重的缺失和损伤；观察组DA的含量和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这提示机体对本身的机能丧失有一定的自我体调节作用，但是此作用可能非常微小；当此调节过度时，会加重本身的功能障碍。而本研究中，脑部代谢产物乳酸的水平也显著增加，这说明脑卒中患者的脑部供血供氧不佳。本研究提示，对于脑卒中运动障碍的治疗可以着手于降低神经递质水平、增加患者脑部供氧供血等方面。此外，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发生脑卒中患者的肌张力分级集中在2~4级，活动基本均受到限制，这提示脑卒中患者的脑部代谢产物和本身生化物质水平的失衡导致的患者的神经中枢受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患者对运动神经的支配，从而导致运动障碍。 综上所述，脑卒中后继发肌张力障碍的患者颅内NAA水平显著降低，多巴胺和乳酸水平升高；经康复治疗后，NAA水平有所升高，且肌张力障碍情况有所改善，这说明神经递质水平和脑部代谢产物失衡与患者肌张力障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可为脑卒中后继发肌张力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以及发病前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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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利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建立了直接测定玻璃样品的分析方法。通过紫外可见分段光光谱测定36种玻璃样品，并考察该方法的精度，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方便简洁，精度高，可以有效的鉴定不同种类和不同厚度的玻璃样品，从而为刑事案件现场玻璃样品检验创建了新型检验方法，为司法实践工作提供有力证据。 关键词 :玻璃，紫外分光光度法，吸收曲线，吸光度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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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玻璃碎片是刑事案件现场常见的一种物证。在刑事案件现场，例如在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的时候，肇事车辆可能会在现场留下车灯、后视镜或挡风玻璃的碎片；入室盗窃或行凶杀人案件中被打碎的门、窗等玻璃碎片可能会附着在作案者的衣服、手套、鞋袜以及头发上；在某些案件中玻璃瓶或其他玻璃制品也可能会被用作凶器等 [ 1 ] 。因此，通过对刑事案件现场的玻璃检材的分析研究，可以缩小侦察范围，指出侦察方向，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澄清并明确案件事实，为诉讼和审判提供证据 [ 1 ] [ 2 ] [ 3 ] 。 文献资料表明，对于玻璃的检验方法有很多种，如对颜色、厚度、外观形态等表面可见的属性进行初步的检验；利用偏光显微镜区分玻璃和其他物质；利用原子发射光谱、原子吸收光谱、X射线荧光、带有能谱仪的扫描电镜等方法对玻璃的某些元素进行分析测定。常用的方法有原子发射光谱和扫描电镜 [ 1 ] [ 4 ] [ 5 ] 。而光谱法测定刑事案件现场的玻璃样品在国内外的研究较少，现行研究大多基于红外光谱法对于刑事现场玻璃碎片的分析，紫外可见光谱分析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减少红外光谱分析的缺陷，可以观测到红外光谱以外的紫外可见光谱区域。 本实验创新的建立了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法直接测定固体玻璃样品，并通过分波段对玻璃样品进行检测，寻找不同玻璃样品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玻璃种类认定判别依据，得到精确的判别认定刑事案件现场的玻璃碎片的种类认定和比对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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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设备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PE公司，Lambda25)，实验条件：在200~400 nm的近紫外区，400~760 nm的可见光区，分别测定玻璃样品的吸收光谱曲线。 2.2. 实验样品 通过收集市场上各种玻璃样品，根据其材质、产地、厚度以及用途，用玻璃刀将所收集到的样品玻璃切成小块样品并清洗表面，玻璃样品种类见表1。 2.3. 实验内容 空白检测：用空气空白样品作检测，一般要检测两次，以减小空气中运动着的微粒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从而减小实验误差。 样品检测：将清洗干净的玻璃样品裁剪成1 cm 2 大小，放入检测卡槽中，将需要检测的部位对准卡槽中部，使透过光束透过，进行紫外可见光谱检测，记录其吸收曲线。 Table 1 Sample collectio 编号 样品名称 颜色 生产厂家 用途 备注 1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1 mm 2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2 mm 3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4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4 mm 5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6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6 mm 7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8 mm (1) 8 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8 mm (2) 9 磨砂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10 磨砂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1) 11 磨砂透明有机玻璃 无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2) 12 茶色透明有机玻璃 茶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13 茶色透明有机玻璃 茶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14 蓝色透明玻璃杯 蓝色 宜家 器皿 表面有弧度 15 绿色透明玻璃杯 绿色 宜家 器皿 表面有弧度 16 红色透明玻璃杯 红色 宜家 器皿 表面有弧度 17 绿色透明玻璃碗 绿色 器皿 表面花纹凹凸不平整 18 载玻片 无色 实验 1 mm 19 家用窗玻璃 无色 关氏玻璃超市 家用 5 mm 20 单面磨砂窗玻璃 无色 关氏玻璃超市 家用 4 mm 21 钢化窗玻璃 无色 家用 4 mm 22 汽车挡风玻璃 无色 车用 5 mm 23 灯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灯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2 mm 24 灯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灯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25 灯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灯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26 灯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灯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7 mm 27 瓷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瓷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2 mm 28 瓷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瓷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29 瓷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瓷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30 瓷白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瓷白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8 mm 31 黄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黄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32 黄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黄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33 深蓝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深蓝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34 深蓝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深蓝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4 mm 35 黑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黑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3 mm 36 黑色亚克力有机玻璃 黑色 亚克力有机玻璃加工 — 5 mm 表1. 收集样品种类 注：用途栏中“—”指多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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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所建立的直接测定固体玻璃样品的紫外可见光法，可以对不同种类的玻璃进行鉴定。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玻璃样品具有不同的吸收曲线；厚度不同，曲线相似，吸光度不一样，根据玻璃吸光度可以测定玻璃厚度。因此，实验所得数据为建立玻璃数据库打下基础，也为司法实践工作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 Table 3 Sample accurac 编号 样品名 A 1 A 2 A 3 RSD 1 透明有机玻璃 4.54 4.52 4.55 0.337 2 透明有机玻璃 1.10 1.08 1.11 1.393 3 透明有机玻璃 0.78 0.77 0.79 1.282 4 透明有机玻璃 1.48 1.43 1.47 1.812 5 透明有机玻璃 0.52 0.55 0.53 2.864 6 透明有机玻璃 0.57 0.55 0.56 1.786 8 透明有机玻璃 1.45 1.46 1.47 0.685 9 磨砂透明有机玻璃 0.54 0.56 0.57 2.744 10 磨砂透明有机玻璃 0.40 0.42 0.43 3.667 12 透明茶色玻璃 4.31 4.33 4.31 0.268 13 透明茶色玻璃 10.00 10.01 10.12 0.663 23 灯白色亚克力 2.36 2.34 2.40 1.291 24 灯白色亚克力 3.13 3.11 3.15 0.639 25 灯白色亚克力 3.35 3.29 3.34 0.966 28 瓷白色亚克力 10.01 10.03 10.10 0.493 29 瓷白色亚克力 10.00 10.02 9.58 2.332 31 黄色亚克力 10.59 10.58 10.49 1.650 32 黄色亚克力 10.62 10.70 10.68 0.390 33 蓝色亚克力 10.65 10.66 10.64 0.094 34 蓝色亚克力 10.62 10.64 10.66 0.188 35 黑色亚克力 10.66 10.64 10.59 0.479 36 黑色亚克力 10.65 10.64 10.58 0.356 表3. 样品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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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双相障碍和重性抑郁障碍是两种常见的情感障碍疾病，它们不仅严重影响病人的健康，也给患者家庭和政府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在临床实践中，很难鉴别诊断该两种疾病，因为它们有相似的临床表现，特别是抑郁发作期的双相障碍病人可能和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临床表现相同。所幸，有不断增加的研究证据提示，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两种疾病在发病机制、疾病特点等多个方面存在不同。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关于双相障碍和重性抑郁障碍疾病异质性的研究进展，主要内容包括两种疾病在临床特点、心理学特征、遗传因素、神经病理学、神经生化代谢等方面的差异。了解这些新进展有助于我们在早期鉴别诊断双相障碍和重性抑郁障碍。 关键词 :双相障碍，重性抑郁障碍，异质性，诊断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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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情感障碍是指以情绪状态明显改变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其中以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 BD)和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MDD)两种疾病最为常见。2010年针对精神疾病的全球疾病负担统计结果显示MDD占精神疾病全球疾病负担的40.5%，BD占7.0% (Whiteford et al.， 2013)。该统计结果表明，情感障碍疾病的全球疾病负担排在所有精神障碍的首位，因此对情感障碍疾病的研究是关系到提升人类健康水平、降低精神障碍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课题。 在临床实践中，MDD与单相抑郁障碍(Unipolar Depression， UD)通用。当我们使用UD时，意在强调UD和BD的不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BD和UD是两种不同的情感障碍疾病(陈美英，张斌，2014)，但在临床工作中不易鉴别。对既往出现过躁狂或者轻躁狂发作的患者，若继发抑郁症状则不难诊断为BD。但以抑郁症状首发的BD患者可能表现出与MDD同样的临床症状，如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兴趣缺失、活动减少等，致使临床工作中两种疾病在发病初期难以鉴别。一项关于BD误诊率的研究显示，约有20.8%的BD患者被误诊为UD，因而给予不恰当的治疗(Hu et al.， 2012)。另一项研究显示，BD患者从首次出现临床症状到做出正确的临床诊断一般需要经历5~10年的时间(Baldessarini et al.， 2007)。因此，BD和UD的早期鉴别十分重要。本文复习了近年来关于BD和UD异质性研究的部分文献，内容包括两种疾病在临床特点、心理学特征、遗传因素、神经病理、神经生化等方面的差异，期望帮助BD和UD的早期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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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双相障碍和单相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不同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BD和UD是两种不同的情感障碍疾病。首先，它们有不同的临床特点。BD是指周期性的情绪、思维及活动的异常升高或降低，呈反复发作的特点，常伴随精神病性症状，其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及发生频率多样，发病期严重影响患者社会功能。BD的终生患病风险在1%~2%左右(Merikangas et al.， 2011; Squarcina et al.， 2016)，并且男女患者发病风险相近，约90%患者在一生中会经历再次发作，其中9%~15%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自杀行为(Medici et al.， 2015)。UD是指以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或兴趣减退、快感缺失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情感障碍疾病，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并且在疾病过程中从未出现过躁狂或轻躁狂状态。UD的患病率约为10%~15% (Lopizzo et al.， 2015)，远高于BD的患病率，而且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患病风险明显高于男性。近来的研究发现，约有60%~80%的患者在首次UD发作后会经历再次发作(喻东山，2003; Pettit et al.， 2006)。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BD患者的自杀风险高于UD患者(Holma et al.， 2014)。 一般地，BD患者的起病年龄多在20岁以前，而UD患者的发病年龄相对较晚，部分UD患者可在40岁以后首次发病(Benazzi & Akiskal， 2008)。Angst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发病年龄早、存在BD家族史、抑郁发作次数频繁的抑郁障碍患者以后发展成BD的可能性较大。Lee等(2014)的研究结果显示，与UD患者相比，BD患者表现出抑郁发作次数频繁、疾病发生更早的临床特点。Benazzi等(2008)指出疾病发生早这一临床指标在BD早期识别中的可靠性要高于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发作次数频繁等其他临床指标。虽然如此，仅凭临床表现和相关特征很难在疾病的早期鉴别BD和UD。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一个通用的、客观和可量化的临床评价标准用于BD和UD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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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双相障碍和单相抑郁障碍患者的心理学特征不同 情感障碍疾病的发生存在人格易感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情感障碍患者在人格特质方面存在差异(Akiskal et al.， 2006)。Savitz (2008)等运用家族遗传关联分析的方法发现BD患者表现出的十多种人格特质与遗传相关联，推测某些人格特质可能是BD潜在的内表型。一项国内对BD患者人格特质的研究结果显示，BD患者表现出外向、开放、情绪不稳定的特点(任孝鹏，戴晓阳，2001)。Strong (2007)等对稳定期BD患者人格特质的研究，发现BD患者在开放性、神经质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但是不同亚型BD患者的人格特质却无明显差异。Loftus (2008)等应用气质性格量表(TCI)，结果提示BD患者具有高回避伤害性、高自我超越性、低自我定向性的人格特点。对UD患者人格特质的研究也发现UD患者表现出一定的人格特质倾向性。沈宗霖(2016)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表现出高神经质的人格特质。Smith (2005)等研究发现，疾病稳定期UD患者表现出高回避伤害性、低自我定向性的人格特点。Smillie (2009)等研究发现UD患者表现出高神经质、低外向性的人格特点。Fletcher (2012)等将BD不同亚型患者与UD患者的人格特质进行比较，发现BDII型患者与UD患者相比表现出冲动、焦虑、自我要求高、外向开放的人格特点，但BD不同亚型患者的人格特质差异不明显。另外一项研究同样表明，BD II型和UD患者的人格特质存在差异(Bensaeed et al.， 2014)。 简言之，从心理学特征来看，BD和UD患者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质倾向，因此人格特质可以作为情感障碍疾病的易感性指标之一，帮助疾病的早期识别及诊断。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可以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一套或多套综合患者临床表现特点和心理学特征的诊断标准用于BD和UD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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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双相障碍和单相抑郁障碍患者的遗传因素差异 遗传因素和BD的发生关系密切。McGuffin (2003)等研究发现，BD的遗传风险约为89%。多个证据表明BD受多个基因的影响，属于多基因遗传。Sklar (2011)等对7481名BD患者运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CACNA1C和ODZ4基因与BD的发生相关联。Baum (2008)等研究发现，DGKH是BD疾病发生的易感基因。另有学者报道，BD和其他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自闭症等，在遗传学上有着共同的易感基因，尤其与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重叠现象最为明显(Lee et al.， 2013; Forstner et al.， 2017)。 UD的发生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Sullivan (2000)等对UD遗传风险做的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该病遗传风险在37%左右。在过去20多年，众多研究试图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寻找抑郁障碍的易感基因，但是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重复性差，因此针对UD易感基因的研究目前不能很好的阐释抑郁障碍的发生机制。已有的共识是，UD的发生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且后者在UD的发生风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约为63% (Sullivan et al.， 2000)。表观遗传学研究证据表明，将遗传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解释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更加可靠，是目前探索UD发生机制的重要方向。表观遗传学是指不涉及DNA序列改变，只聚焦于基因或者蛋白表达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可以在发育和细胞增殖过程中稳定传递。环境因素导致的表观遗传学改变主要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共价修饰，染色质重塑，基因沉默和RNA编辑等，其中DNA甲基化最容易受环境因素影响，这一表观遗传机制的研究目前最受关注。研究表明表观遗传机制在UD的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Urdinguio et al.， 2009)。人们相信，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来自外界的各种应激因素通过改变表观遗传学机制，可能导致UD的发生(图1) (Saavedra et al.， 2016)。 总之，BD和UD在病因学上均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但BD的发生和遗传因素关系更为密切，而环境因素在UD的发生中作用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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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双相障碍和单相抑郁障碍患者的神经影像学差异 随着医学影像学技术在情感障碍疾病研究中的应用，人们已经确证情感障碍患者存在神经病理及脑功能的改变，而且BD患者和UD患者存在神经影像学差异(Brambilla et al.， 2004; Lawrence et al.， 2004)。两者在神经影像学方面的差异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识别。 UD患者多伴有海马体积的变化。较早的一项研究显示，UD患者海马体积缩小(Campbell et al.， 2004)。后来，Koolschijn (2009)等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UD患者在前额叶皮质、扣带回、海马、纹状体等部位的体积与正常人群相比存在不同程度的缩小，但其全脑、杏仁核、丘脑、颞叶皮质等部位的体积与正常人群相比无明显差异。另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UD患者存在海马、前额叶皮质、基底核多个部位体积缩小，而且杏仁核体积变化和UD病程的长短有关，在疾病早期阶段杏仁核体积增加，但随着疾病时间的延长，杏仁核体积逐渐减小，并且女性患者杏仁核体积变化更为明显(Lorenzetti et al.， 2009)。这种脑结构 图1. 环境因素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在抑郁障碍发生中的作用。引自Saavedra et al. (2016) 体积变化与病程的关系在近来的一项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Bora (2012)等发现，UD患者有明显的扣带回、前额叶皮质体积缩小，杏仁核和海马的体积变化与病程长短有关。首次抑郁发作患者存在杏仁核、海马旁回体积缩小，但反复抑郁发作患者的杏仁核、海马旁回体积改变不明显。最近的无创性功能磁共振成像术(fMRI)研究发现，抑郁状态患者皮质和杏仁核连接通路功能降低(Scheuer et al.， 2017)。 与UD患者不同，BD患者杏仁核的体积变化不明显(Hajek et al.， 2008)。有趣的是，BD患者胼胝体体积明显缩小，并且伴有结构异常，而UD患者该部位体积改变不明显(Brambilla et al.， 2004)。胼胝体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重要结构，该部位的损伤可能会引起认知、情绪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与同年龄正常人群相比，青少年BD患者脑白质的MRI信号强度增高，表明BD患者存在脑白质连接异常(Pillai，2002)。更有意义的是，BD患者在面对恐惧、悲伤等情绪事件时伴随有前额叶皮质及皮质下结构功能活动增加，而正常人群及UD患者则表现出功能活动降低(Lawrence， 2004)。最近的一项静息态功能连接研究显示，BD患者和UD患者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存在差异(Ambrosi et al.， 2017)。 MRI和fMRI（包括静息态功能连接）均是无创性影像学技术，前者对脑组织有较好的空间分辨率，后者还具有时间分辨率高的特点。近年来由前者发展而来的弥散张量成像(DTI)术能够检测出微小的脑白质病变。随着这些新技术在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研究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一定会揭示BD和UD患者在神经病理学和脑功能活动方面更多的差异，最终极有可能确定一些鉴别诊断BD和UD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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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双相障碍和单相抑郁障碍患者神经生化的差异 BD和UD两种疾病在神经代谢方面也存在不同。Frey (2007)等利用磁共振波谱(MRS)技术，发现BD患者神经元内线粒体能量代谢水平下降。另外，Cataldo (2010)等发现BD患者前额叶皮质的线粒体存在明显的形态学改变。线粒体是细胞重要的能量供应器，其功能损害通常伴有细胞氧化磷酸化水平和钙离子信号通路的改变，这些机制在BD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Kato， 2016; Scaini et al.， 2016)。线粒体功能异常可带来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和炎症反应增强(St-Pierre et al.， 2002)。氧化应激进一步导致脂质过氧化、DNA/RNA损伤和一氧化氮水平升高，从而对神经元造成损伤。但是关于UD患者是否伴有线粒体损伤，目前缺乏一致的观点。 谷氨酸(Glutamate)和γ-氨基丁酸(GABA)是参与情感障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神经递质。前者是脑内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后者是抑制性神经递质，两者在脑内分布广泛。研究表明，情感障碍患者存在谷氨酸代谢途径的异常，BD患者和UD患者在前额叶皮质都伴有谷氨酸水平升高(Hashimoto et al.， 2007)。谷氨酸浓度升高可产生神经兴奋毒性或引起神经细胞死亡。Sanacora (2004)等研究表明UD患者在皮质部位不仅伴有GABA和谷氨酸代谢异常，而且不同亚型的抑郁障碍患者GABA水平存在差异，因此该文提出GABA有可能成为UD亚型区分的生物学指标。一项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脑内GABA含量变化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抑郁障碍患者脑内GABA含量明显降低，但是BD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内GABA变化不明显(Schür et al.， 2016)。 已经知道，中枢神经系统的五羟色胺(5-HT)能神经元在认知、情绪控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5-HT能神经元功能异常和UD的发生关系密切，在临床实践中通常应用阻断5-HT再摄取的抗抑郁药物增加突触间隙的5-HT含量，因而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5-HT转运体(5-HTT)是对5-HT有高度亲和力的跨膜转运蛋白，位于突触前膜，其功能主要是再摄取突触间隙的5-HT。动物实验研究表明，脑内5-HTT功能受损会产生抑郁样行为(Line et al.， 2014)。在人类研究中发现，UD患者存在5-HTT蛋白表达水平降低，尤其是在杏仁核、中脑部位降低明显(Arango et al.， 2001)。虽然5-HTT功能异常在BD患者也有报道，但在UD患者中更为常见，并且对UD的发生影响更加显著(Kuzelova et al.， 2010)。突触后膜5-HT受体数量和结合力降低也与情感障碍的发生相关。动物实验表明，5-HT 1A受体基因敲除的小鼠表现抑郁焦虑样行为(Domínguez-López et al.， 2012)， 5-HT 3A和5-HT 3B受体基因的异常和BD的发生相关联(Hammer et al.， 2012; Jian et al.， 2016)。 与MRI及fMRI技术相比，MRS技术存在空间分辨率较低的缺点。但是，它无可比拟的优点是能够在活体无创性地检测出多达20种以上的脑代谢物水平，包括glutamate， glutamine， GABA， 和NAA(N-乙酰门冬氨酸)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临床精神病学家对这些脑代谢物变化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缺乏深入的理解，因而各自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最近，该文的作者(许海云教授)基于其团队近年来的实验研究结果(Shao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6)，结合基础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进展，发展了神经元–神经胶质整合的概念，并明确提出glutamate-glutamine循环是神经元–星型胶质细胞功能整合的神经化学基质(neurochemical substrate)。Glutamate在神经元内合成，释放至突触间隙并作用于突触后膜上相应的受体。在下一个神经冲动到来之前，突触间隙内的glutamate必须及时清除，其中部分glutamate被突触间隙附近的星型胶质细胞摄取。在星型胶质细胞内，glutamate被及时转变为glutamine，后者被释放并进入谷氨酸能神经元内，成为glutamate的前体(图2)。所以，glutamate和glutamine的水平及二者的比例反映了神经元–星型胶质细胞功能整合的状态。作者还提出，NAA是神经元–少突胶质细胞功能整合的生物标志物。NAA在神经元的线粒体内合成，被送至少突胶质细胞内并被分解，其分解产物(乙酸)被用作合成脂质和髓鞘的材料(图3)。所以，NAA水平过高和过低均标志着神经元–少突胶质细胞功能整合的 图2. 谷氨酸–谷氨酰胺循环 图 3. NAA参与髓鞘形成和神经元–少突胶质通讯 损害。按照上述理论，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功能整合的损害是许多精神疾病包括BD和UD的神经生物学根本机制。当然，不同的精神疾病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损害特征(Xu et al.， 2016)。在BD患者，其前扣带回(ACC)的glutamate和glutamine水平均升高，提示神经元–星型胶质细胞功能整合障碍，谷氨酸能神经元功能亢进。其额叶和海马脑区的NAA水平降低，提示此两脑区神经元–少突胶质细胞功能整合障碍，神经元活性降低。在MDD患者，其前额叶(PFC)的glutamate和glutamine水平均降低，提示神经元–星型胶质细胞功能整合障碍，谷氨酸能神经元功能低下。其前额叶和额叶脑白质的NAA水平降低，提示此两脑区神经元–少突胶质细胞功能整合障碍，神经元活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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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展望 综上所述，BD和UD在病因学、发病机制、疾病特点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认识和重视这些差异有助于BD和UD的早期识别，从而减少两种疾病的误诊和漏诊，为疾病的正确诊断提供理论依据。但是，目前此两种情感障碍的病因仍不清楚，临床工作中对它们的诊断仍然是主观诊断，缺乏明确的客观实验室依据。随着神经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进展和新的研究技术和检查手段，特别是无创性神经影像学技术在临床研究和诊断中的应用，可以期望，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将能够借助一些较客观的实验室指标和无创性检查技术对BD和UD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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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结核病(TB)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TB)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治疗时间长是结核防控面临的主要问题。结核杆菌能形成生物膜后，对抗结核药物的敏感性下降，因此，干预结核杆菌生物膜是治疗结核的新思路。本试验随机选择了11种中草药，评价其对结核杆菌生物膜的干预作用，结果表明，苦参(0.4 mg/ml)能抑制结核杆菌生物膜的形成，山茱萸(0.4、0.8、1.6、3.2、6.4 mg/ml)能促进结核杆菌生物膜的形成，并呈明显的量效关系。研究结果提示，不同中草药对结核杆菌生物膜的形成存在不同的干预结果。进一步开展活性跟踪研究，将为发现干预结核杆菌生物膜的分子骨架奠定基础。 关键词 :中草药，结核分枝杆菌生物膜，干预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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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结核病( tuberculosis， TB)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引起的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是危害人类健康和导致人类死亡的重大传染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2016年共1040万人(590万男人，350万妇女，100万儿童)患有结核病，其中有140万人死于结核病，表明结核病仍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传染病 [ 1 ] [ 2 ] [ 3 ] [ 4 ] 。 1944年第一个用于治疗结核病的药物链霉素问世，随后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和吡嗪酰胺相继出现，人类已经能够有效治疗结核病。但是，结核的治疗需要长期用药，现有的治疗方案至少要求病人服药6个月，服药时间长有下列危害：1) 一些病人忘记服药，导致治疗失败，病人成为新的传染源；2) 服药时间长，药物对结核杆菌的选择压力加大，容易出现耐药菌株；3) 抗结核药物具有肝毒性，一些病人长期服药可能导致肝功能障碍或其它副作用。因此，缩短结核治疗时间是有效控制结核的关键措施 [ 5 ] 。 一般的细菌感染，治疗周期在7~15天左右，为什么结核杆菌引起的感染需要用药至少180天？临床研究表明，结核病人用药3天，痰中的结核杆菌就已经大大下降，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细菌难以被清除，这部分难以被清除的细菌被称为持留菌，这类细菌亚群复制很慢甚至停止复制，代谢水平低或者具有特殊代谢途径，因此又被称为休眠型结核杆菌。当停药后，病人抵抗力下降时，休眠型结核杆菌复苏，开始大量分裂，引起结核复发。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如果用药达到180天，病人复发的概率大大下降，这就是WHO推荐至少用药6个月的依据 [ 6 ] [ 7 ] 。为什么休眠型结核杆菌难以杀死？有证据表明，休眠型结核杆菌隐藏在生物膜内，抗结核药物分子被生物膜屏蔽，无法接触休眠型结核杆菌，因此必须长期给药，待生物膜自行降解后，药物才能杀死结核杆菌。目前对结核杆菌生物膜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中草药对结核杆菌生物膜的干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试验探讨了11种中草药对结核杆菌体外生物膜形成的影响，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