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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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任何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提升无疑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心理学之所以摆脱哲学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关键在于其研究方法(实验法)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硬件支撑，如E-prime、Presentation以及Inquisit等实验软件的开发为心理学实验研究提供了可视化平台，而ERP、fMRI等仪器的应用则使得研究者能够在更加微观的层面探寻复杂的心理世界。 然而，毛志雄等(2012)在对国内外体育运动领域心理测量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发现，2008~2011年期间，国外共发表708篇运动心理学论文，其中以心理测量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文章277篇，占39.1%，其中，以心理量表研制的论文有63篇，占22.7%，占总数的8.8%；国内共发表626篇运动心理学论文，其中以心理测量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文章166篇，占26.5%，其中，以心理量表研制的论文34篇，占20.5%，占总数的5.4%。由此认为，心理测量方法并未过时，依然是运动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毛志雄，董文博，于拓，2012)。 在心理学量表或问卷编制过程中，信度与效度是不可回避的两个重要问题，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也是心理学量表或问卷编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信度检验通常采用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而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构想效度)、实证效度(效标关联效度)等。对于上述的各种信效度都有相应的统计方法或指标来验证，例如，可以采用克伦巴赫系数检验内部一致性，相关分析检验重测信度和效标关联效度，因子分析检验结构效度。然而，对于内容效度应该用哪种统计方法或指标来检验，国内心理测量学教材阐述较少，即便提及也是以定性方法讨论为主。在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中，对内容效度检验的忽视也是大量存在。基于此现状，本文旨在对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中内容效度的定义、意义、评定程序以及量化检验方法进行阐述，以期引起体育科学研究者的重视，促进运动心理量表研制的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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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内容效度的定义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内容效度的概念及评定方法主要是从国内心理测量学教材中了解到的，关于内容效度的定义包括如下：内容效度是指测验项目对欲测的内容或行为范围取样的适当程度(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2002)；内容效度是指一个测验实际测到的内容与所要测量的内容的吻合程度(戴海崎，张锋，陈雪枫，2002)；内容效度指一个测验的内容代表它所要测量的主题的程度(张力为，2002)。关于内容效度的评定，亦有简要阐述。张力为(2002)认为，检验内容效度可以采用4种方法，即专家判断、统计分析、再测分析以及经验评定(张力为，2002)。第1和第4种方法属于定性分析，第2和3种方法属于定量检验。前者依靠是专家的经验对测验的题目是否能够很好地反映所要测量的内容，后者虽是定量分析，实则是评价测验的信度，即利用复本信度与重测信度来推测测验的内容效度。无论是从上述内容效度的定义来看，还是从评定方法上分析，一般认为，内容效度更适用于诸如各类考试(语文、数学、英语等)的成就测验领域。因此，有学者认为，内容效度缺乏理想的数量指标，因而妨碍了信息交流和各测验间的相互比较(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2002；戴海崎，张锋，陈雪枫，2002；张力为，2002)。或许也是基于此，国内心理学量表编制中较少提及内容效度的检验。那么，心理学量表编制真的不需要内容效度检验吗？或者是因为缺乏恰当的检验方法而放弃呢？ 由于心理学量表往往是测量一个抽象的构念，而抽象构念具有一定的理论结构，或者是单一维度结构，或者是多维结构(大多数情况)。因此，对于心理学量表的内容效度的操作界定与成就测验中的内容效度操作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关于内容效度的定义如下：内容效度是指一个测量工具拥有适当条目样本测量其所要测量的结构的程度(Polit & Beck， 2004)；内容效度是指一个测量工具所包含的条目样本是否有足够代表其所要测量的内容领域(Waltz， Strickland， & Lenz， 2005)；内容效度是指当测量某一现象时，测量工具拥有足够抽样范围的程度(Wynd， Schmidt， & Schaefer， 2003)；内容效度是指测量工具中的条目样本能恰当地反映所要测量概念的程度(刘可，2010)。尽管成就测验中的内容效度与心理学量表中内容效度的界定大致相似，但从上述国外文献的定义中可以发现，心理学量表的内容效度更侧重条目与结构的关系，即量表条目能够测量其所要测的潜变量(结构)的程度或量表条目与其对应潜变量的相关程度，而成就测验的内容效度更侧重整体内容，即测验题目是否涵盖其要测量的主题范围。因此，有学者将心理学量表内容效度称之为条目内容效度或条目内容相关度，因为条目内容相关度是与内容效度密切相关的效度信息(Messick， 1989)。由于心理学量表内容效度强调条目与其对应结构(维度)的匹配程度，因此，可以选择专家评价法按李克特式5点或7点计分方式对条目与结构(维度)匹配程度进行评定，从而获得量化指标。显然，由于心理学量表内容效度更侧重于条目–结构的关系评定，因此，其评定方法更易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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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内容效度检验的必要性 任何心理学量表或问卷的编制，研究者都需要严格遵循心理测量学中量表编制的研究程序，并提供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信息。在以往量表编制的效度检验过程中，研究者更加重视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的检验，这可以从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论文中窥见一斑。内容效度是量表或问卷编制过程最被忽视的一道程序，大多数研究通常仅用些许文字进行简要表述，如“经过有关专家评定，量表或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诸如此类的表述在量表或问卷编制俯拾皆是。少数研究采用李克特式专家评定对量表或问卷的整体内容效度以“很好”、“较好”、“一般”、“较差”以及“很差”等等级进行评定，确定选择“较好”和“很好”等级的专家人数比例，进而以此判断量表的内容效度。显然，由于国内教材普遍对心理学问卷内容效度的量化检验缺乏详尽介绍，以致大多数研究者对内容效度的检验避而远之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内容效度的检验方法与内容效度的界定紧密相连，概念界定决定了其检验方法。从上述对内容效度的界定来看，国内教材对内容效度的界定仅适合于成就测验领域，如语文、数学、历史等课程考试，而国外文献对内容效度的界定更强调测量工具条目与其对应的潜变量(结构)或维度(分量表)的匹配程度。国外文献对内容效度的定义更适用于测量抽象概念如人格、能力、态度等心理学构念的量表或问卷。 国外研究者认为测量和报告内容效度在心理学量表编制中非常重要，它可以促进和确保结构效度(Anastasi， 1988; Haynes， Richard， & Kubany， 1995; Yaghmale， 2003)。所谓结构效度是指一个测验实际测到所要测量的理论结构和特质的程度，或者说是指测验分数能够说明心理学理论的某种结构或特质的程度(戴海崎，张锋，陈雪枫，2002)。大多数心理学量表的结构效度都需要通过因子分析来进行检验。因子分析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时从数据出发，寻找影响条目之间的共同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时从理论出发，检验影响量表条目之间的共同因子。在以往量表编制过程中，结构效度的检验是量表编制论文中比重最大，讨论较多的部分。同时，量表条目的修订、删除、保留也大多发生在结构效度检验过程中。如前所述，心理学量表中的内容效度检验实则就是对条目–维度匹配性的检验，其核心思想与结构效度的检验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内容效度检验是通过专家对条目–维度的匹配性进行判断，而结构效度检验是通过被试对条目的反应来找出共同因子。因此，内容效度检验可以看作是结构效度检验的预检验。良好的内容效度可以减少结构效度检验过程中由于条目的不合理或表述不清导致的条目修改或删除等问题。此外，内容效度检验不仅对条目与对应维度的匹配程度进行检验，也检验条目与非对应维度的匹配程度，通过对条目与非对应维度匹配程度的检验来修改或删除那些与2个或多个维度匹配的条目，这为后续结构效度检验中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减轻了负担。因此，从内容效度检验的内容与本质来看，内容效度是结构效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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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内容效度的评定程序 从国内外有关内容效度的评定方法来看，内容效度一般采用专家评价法。然而，国内教材中只是提及了采用专家评价法，至于如何评价？评价包括哪些方面？评价内容包括什么？评价标准是什么等诸如之类的信息则没有阐述。因此，对于内容效度的具体评定程序阐述尤为重要。 如前所述，内容效度评定方法为专家评价法。那么，内容效度评定的第一步则要确立谁是“专家”，哪些群体具有专家的资格？或者说如何确定专家的资格？国内研究者在编制心理学问卷或社会调查问卷时通常选取与其问卷内容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内容效度的评定专家，如运动心理学量表内容效度的评定则寻找国内运动心理学领域教授作为评定专家。然而，大多数运动心理学量表测试的群体为运动员，少数针对教练员或体育教师，因此，量表的条目是否合适，被测试的群体(运动员或教练员)具有一定话语权。Yao等(2008)认为内容效度的评定不能局限于由某一领域的专家进行判断，更需要“反应者”，即被试来进行判断(Yao， Wu， & Yang， 2008)。由此看来，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过程中内容效度的评定“专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教授或专家，运动员或教练员亦可作为“专家”。教练员作为运动员的导师，其对该运动项目比较熟悉(包括一些业内行话)，亦对运动员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而运动员本身作为该量表测试的对象，选择他们作为该量表的内容效度评定专家显然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不同类型的“专家”各有其优势与不足。运动心理学专家的优势在于其能够以专业知识(心理测量学)的角度来考虑条目的合理性，且具有该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背景，同时也理解问卷编制过程中内容效度检验的重要性，但其可能缺乏对该项目运动员的运动经历的体验或对于该项目运动训练或竞赛中的专业术语(行话)缺乏了解以及缺乏对运动员文化知识水平(言语阅读水平)的客观判断。与运动心理学专家相比，运动员与教练员可能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但他们拥有该项目的丰富运动经历与体验，可以从自身体验或经验上去判断条目内容的语词专业性。 确定了“专家”之后，即选定了哪些人群具备“专家”资格后，还需要确定“专家”的数量，即由多少数量的“专家”来对问卷的内容效度进行评定。关于专家的数量，目前尚无统一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专家数量不能过少，统计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过少容易出现极端偏差。大多数研究者在量表编制过程中选择专家的数量较为随意，Lynn (1986)认为，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专家至少应在5人以上(Lynn， 1986)。当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专家数量越多越好，越有利于控制并确立极端值或偏差(Haynes， Richard， & Kubany， 1995)。 确定了“专家”及具体人数后，就进入到评定环节。在这个阶段中，首先需要为专家提供该量表的理论背景(理论结构)介绍，特别是所测构念的理论背景，这包括所测构念中每个维度(分量表)的含义。专家只有了解了该量表的理论背景及其构念结构后，才能对量表的条目作出客观的定量评价。具体而言，就是要求专家判断条目与其对应的维度(分量表)的匹配程度进行等级评价，这是内容效度检验的核心内容。这一评定过程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评定指导语中告知专家每个维度(分量表)所包含的条目，并要求其对每个条目与该维度的匹配程度进行等级评价；另一种是在评定指导语中省去每个维度所包含的条目信息，即专家并不知道每个维度包含哪些条目，同时要求专家就每个条目与所有维度的匹配程度进行等级评价，此种形式也就是心理学研究设计中常用的单盲研究设计。采用单盲研究设计评定内容效度可以避免由于专家预先知道条目所对应的维度导致的社会期望效应，从而提高专家评定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除了要求专家采用李克特式等级评价方法对量表的条目–维度匹配程度进行量化评价之外，定性评价也是内容效度评定中重要部分。量化评价可以获得关于量表内容效度高低的具体数值，而定性评价则为量表编制者提出了量表或条目具体修改的方案。定性评价主要涉及对条目内容的用词、语法、语句等是否适宜进行定性评价。当然，亦可采用定量的方式对此进行评价，如护理研究领域中相关测量工具内容效度评价则采用量化的方法对条目的清晰性、简洁性以及模糊性进行等级评价(Yaghmale， 2003)。综上所述，内容效度的检验主要涉及两个主题，其一是测试工具中所包含条目与其对应的潜变量(维度)的匹配程度，其二则是条目内容本身的合理性，包括文字表述是否清晰、用词是否专业等。为此，笔者认为，对于内容效度的评定应当采用量化评定与定性评定相结合。量化评定主要从条目–维度匹配性程度上获得量化指标，而定性评定则主要从条目内容的言语表述上进行分析并提出修改建议。 总体而言，Dunn (1999)认为内容效度的评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专家成员的结构；专家成员的人数；专家评定条目–维度匹配性的程序；对专家关于条目–维度匹配性评定结果的统计处理的方法选择；确立条目修改、删除或保留的标准(Dunn & Bouffar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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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内容效度的量化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目前，内容效度评定已在医疗护理研究领域的测试工具中被普遍应用，该领域主要采用内容效度指数作为内容效度的量化指标(Polit & Beck， 2006; Polit， Beck， & Owen， 2007)。鉴于文章篇幅，本文仅介绍几种已被体育运动领域心理学量表编制广泛采用的内容效度量化指标，并通过实例介绍其计算方法。 正如本文第3部分介绍了心理学量表内容效度的评定程序中提到内容效度的主要评定方式是采用专家评价法，即由专家组成员对量表的条目–维度匹配程度进行李克特式等级评价计分，再进行统计分析，从而确定量表的条目内容效度。那么在实际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过程中，有哪些指标可以作为内容效度的评价指数呢？ Aiken (1985)的V系数经常被用来作为评价内容效度的效度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V = S / [ n ( c − 1 ) ] 。其中，n代表参与评定专家人数；c为李克特式等级数；r为每位专家对某一条目与某一维度的匹配程度的评分；lo为李克特式等级中最低等级分数； s = r − lo ； S = ∑ s 。 下面以竞赛状态焦虑问卷(CSAI-2)为例，介绍Aiken (1985)的V系数计算过程。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分量表)，即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以及状态自信心(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中中文用认知、躯体和自信代替，英文用Cog、Som和Con代替)。假设参与内容效度评定专家人数为7人，计分方式按李克特式5点计分(1~5分，1代表完全不匹配，5代表完全匹配)。7位专家对条目1与认知、躯体以及自信息维度的匹配程度计分见表1。 Table 1 Matching degree of cognitive， physical， confidence and item 1 from expert 维度 5点计分 M 1 2 3 4 5 Cog 6 1 0 0 0 1.14 Som 0 0 0 2 5 4.71 Con 3 4 0 0 0 1.57 表1. 专家对条目1与认知、躯体以及自信心维度匹配程度计分一览表 根据V系数计算公式以及表1中的数据可分别计算条目1与各位维度的匹配程度的S值(见表2)。根据S值可分别计算条目1与各维度匹配程度的V系数，结果得出：条目1–认知V系数为0.03；条目1–躯体V系数为0.93；条目1–自信心V系数为0.14。依据Aiken (1985) V系数显著表可知，r = 7，c = 5时，V > 0.75，即P < 0.05。因此，条目1与躯体维度的匹配性达到显著性。 Table 2 The matching degree S value of item 1 and each dimensio 条目1–认知 条目1–躯体 条目1–自信心 S = ∑r − lo S = ∑r − lo S = ∑r − lo S = 8 − 7 S = 33 − 7 S = 11 − 7 S = 1 S = 26 S = 4 表2. 条目1与各维度的匹配程度S值 上述的例子得出的V系数只能告诉我们条目1与躯体维度匹配性达到显著性，但没有提供条目1–躯体维度与条目1–非对应维度(认知与自信心)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换言之，是否存在条目1共测两个以上维度的情况，这与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某一条目在多个因子上载荷较高的情况类似。因此，需要采用Cohen (1977)的ES (效果量)来进行区分条目–对应维度与条目–非对应维度匹配程度差异。ES的计算公式为 ES = M1 − M2 / S12 + S22 − 2r12s1s2 。其中，M1指专家组成员对条目1与某维度匹配程度的平均计分，M2指专家组成员对条目1与另一维度匹配程度的平均计分；S12指M1的方差，S22指M2的方差；r12s1s2指M1和M2的协方差。依据表1中的数据可以分别算出7位专家对条目1与各维度匹配的均分、标准差、方差(见表3)。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indicators of the matching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and item 1 from expert M S S 2 Cog 1.14 0.38 0.14 Som 4.71 0.49 0.24 Con 1.57 0.53 0.29 表3. 专家对条目1与各维度匹配计分统计指标汇总 同时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可以得到Rsom.cog为0.26，Rsom.con为0.73。结合表3的数据，可以计算出躯体–认知的ES和躯体–自信的ES，分别为6.68和4.82。两个ES值都远远大于0.8，因此，可以得出条目1与躯体的匹配程度显著高于认知和自信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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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内容效度作为心理学量表编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效度指标，目前已在国际上逐步得到重视，特别是在护理研究领域。例如，国际《护理与健康》杂志对于量表编制的论文要求作者必须提供内容效度的评价程序与数据指标(Forman & Schmitt， 2003)。国际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已开始重视内容效度的检验(Zourbanos et al.， 2009; Martin et al.， 2011; Wiersma， 2011)，然而，国内在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过程中不仅没有具体的内容效度检验，而且在量表编制过程中存在其他信效度检验问题(齐红梅，刘微娜，2013)。内容效度作为结构效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作为结构效度的预检验，可以减少结构效度检验中的条目删除或修改等繁琐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结构效度。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我国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过程中内容效度检验能够逐渐引起体育科研工作者的重视，也期待我国运动心理学量表编制或修订工作取得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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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焦虑是人类心理失调最主要和最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我国青少年面对学业，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上的压力，焦虑已经成为威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焦虑青少年对威胁信息的注意偏向是认知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分别从注意及注意偏向的概述、研究范式及研究现状几个方面来探讨焦虑青少年对威胁信息的注意偏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当前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及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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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竞争压力、经济压力以及精神压力等都越来越大，人们的焦虑情绪也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证据将注意偏向和焦虑联系在一起(Bar-Haim et al.， 2007; Mogg & Bradley， 2008; Cisler & Koster， 2010)。焦虑是个体对于自己及所处环境的一种负性情绪体验，是个体对现实或未来事物出现的消极趋势而产生的情感体验。持续的焦虑情绪会形成情感性或生理性疾病，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身体、人格、自我意识方面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心理、情绪等方面容易出现问题，这一阶段对以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期。注意(attention)是指个体的意识或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彭聃龄，2012)，具有选择以及指向的功能。它是头脑以清晰生动的形式从似乎同时可能的几个对象或刺激中占有一个。“聚焦、专注、意识”是它的本质。个体在认知的加工过程中，并不是把注意平均地分配到每一种类型的刺激上，而是对某类刺激具有优先加工的固定倾向，我们把这种倾向称为注意偏向(attention bias)。在对注意的研究领域中，有大量关于注意偏向与焦虑情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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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注意偏向 2.1. 注意偏向的概述与范式 注意偏向最初是由Macleod与Mathews在1985年提出的，他们通过情绪Stroop范式的研究发现注意偏向，该研究是以焦虑症患者为被试进行的，结果发现焦虑症患者在面对威胁刺激时的反应时显著小于中性刺激的反应时，即对威胁刺激进行了优先加工，这种优先加工就是注意偏向的表现。因此，狭义的讲，注意偏向可以理解为在注意的加工过程中，特殊情绪障碍患者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在了消极刺激上，而比较少的分配在中性刺激上。广义的讲，注意偏向是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优先加工，而对其他刺激加工的推迟或是排斥反应，即对不同类型刺激的注意分配。注意偏向对于研究抑郁症、神经症、惊恐症以及高焦虑特征这都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目前有关焦虑青少年的研究旨在使用一种适合发展研究的范式来进一步探讨他们的注意偏向。应用较为广泛的注意偏向范式主要有情绪Stroop范式、点探测范式、线索-靶子范式、视觉搜索范式。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情绪Stroop范式认为，与非焦虑个体相比，焦虑个体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描述与威胁相关的单词的颜色；点探测任务假设，当探测点出现在与威胁相关的刺激出现过的位置时，与非焦虑个体相比，焦虑个体反应时会更短。当探测点出现在与威胁相关的刺激相反的位置时，该试次的反应时间更长。 2.2. 焦虑青少年的注意偏向 研究发现，大约10%~20%的年轻人有焦虑症状(Kashani & Orvaschel， 2008)，2%~3%符合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Costello et al.， 2006)。在所有儿童精神疾病中，焦虑症是最普遍的(Garcia-Lopez et al.， 2006)。儿童焦虑常与学业和社交障碍相关(Ialongo et al.， 2005; LaGreca and Lopez， 2008; Strauss et al.， 2008)，如果不及时治疗，这些疾病可能持续多年(Keller et al.， 2012; Kovacs & Devlin， 2008)。因此，对焦虑青少年注意偏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焦虑者的注意更易偏向负性刺激，如威胁等(Eysenck & Derakshan， 2007; Mogg & Bradley， 2008)。增强对威胁的警惕性可能会导致过度兴奋、难以脱离，并减少了对轻微威胁的注意。与威胁相关的注意偏向和青少年焦虑的发展轨迹高度相关。由于青少年处于神经回路形成的敏感时期，注意可能会调节刺激对神经回路的影响，因此，了解与威胁相关的注意在发展性焦虑障碍中的偏向程度，对于构成焦虑的神经结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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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现状 在大多数有关注意偏向的研究中，主要选择抑郁症、焦虑症等患有心理疾病的被试，使用情绪面孔或情绪词作为刺激材料，对其是否产生注意偏向进行探究。 3.1. 焦虑青少年的注意偏向：来自行为的证据 其中涉及到大量有关焦虑的青少年注意偏向的研究，研究所采用的范式主要集中在点探测范式和情绪Stroop范式中。 一些比较完善的实验范式已经被用来比较焦虑人群和健康人群的注意偏向(Cisler & Koster， 2010)。在这些范式中，患有焦虑症的成年人表现出一种对威胁刺激更加偏向的倾向。然而，在焦虑青少年中的发现是模棱两可的(Puliafico & Kendall， 2006; Wald et al.， 2011)。这些不一致可能与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注意力的控制依赖于额叶皮层回路的成熟，而额叶皮层回路直到青春期后期才发育成熟(Hare et al.， 2005)，从而增加了客体内的变异性。其次，威胁强度已被证明会影响注意偏向的方向，即使受到类似的刺激，威胁强度在成人和青少年之间也可能不同。最后，许多威胁偏向研究使用运动反应时间作为注意偏向的指标，并且这种跨模态整合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焦虑青少年中注意偏向的模式可能会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产生的模式不如成年人明显。 3.2. 焦虑青少年的注意偏向：来自眼动的证据 眼动追踪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威胁相关注意偏向的方法。与典型的点探测任务不同，在点探测任务中，注意偏向是根据行为反应时间的差异来推断的(Macleod et al.， 1986)，记录眼球运动可以直接在体内测量注意分配的情况。 与行为实验相比，眼动追踪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它具有实时性。它可以监控在不同阶段注意的发生情况，以及个体的注视点、注视时间等信息，从而对注意偏向、注意回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与一系列探测点试次不同，连续记录眼球运动可以有效测量注意力分配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大多数研究结果支持了不同类型焦虑患者对威胁的注意偏向，包括强迫症(OCD) (Armstrong et al.， 2010)、广泛性焦虑(GAD) (Mogg et al.， 2000)、和高特质焦虑(Calvo & Avero， 2003; Garner et al.， 2006)。到目前为止，研究使用眼动追踪来研究焦虑青少年的注意偏向的时间过程的研究较少，其中有两项研究都使用了被动观看方法。在这两项研究中，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力投入的关键差异在刺激暴露开始时很明显，但在后期则不明显。在一项研究中，研究结果因年龄和焦虑状况而异。在这里，焦虑的青少年在观看刺激的前500 ms内将注意从积极的情绪面孔上移开，而焦虑的青少年将注意从消极的情绪面孔上移开，这两种焦虑组均与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不同(Gamble & Rapee， 2009)。在第二项研究中，相对于健康青少年，患有分离焦虑症(SAD)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对消极刺激的关注，但仅限于最初的刺激过程中(In-Albon et al.， 2010)。因此，对此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性的。 3.3. 焦虑青少年与成年人的注意偏向差异 根据先前对焦虑的成年人和青少年的行为和眼动追踪研究，发现焦虑的青少年会在刺激呈现的初始阶段在视觉固定模式中表现出与威胁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具体而言，与健康的青少年相比，焦虑的青少年更容易、更快速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威胁相关的刺激。为了探索相对较长的刺激过程中眼动模式的潜在系统变化，有学者利用了持续时间的刺激，并在延长的暴露时间内对愤怒和快乐面孔的注意偏向进行了分析(Shechner et al.， 2015)。因为先前的研究结果只产生了的先验假设，即在刺激暴露的最初阶段对威胁面孔的注意偏向。因此没有对在较长的暴露时间间隔内威胁面孔的固定模式做出先验预测，也没有对任何时间间隔内的高兴面孔做出先验预测。因此，后期分析的结果仍应视为探索性的。 尽管在焦虑的成年人和青少年中都发现了与威胁相关的注意偏向(Shechner et al.， 2012)，但在焦虑症青少年中，这种注意偏向的强度比成年患者更大(Bar-Haim et al.， 2010)，这与年龄相关的执行功能、控制注意力的大脑结构、情绪调节策略和个人成长过程的显著变化有很大的关系(Luna， Padmanabhan， & O’hearn， 2010; Paus， 2005)。这种发育上的差异在考察长时间呈现威胁性刺激对注意的影响时尤为重要，这一过程既涉及无意识的反应，也涉及随着刺激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出现的更强的自主控制下的注意过程(LeDoux， 2006)。警戒反应被认为是反射性的，而回避反应通常被认为是在更大的自愿控制下。回避也可能是一种部分习得的反应，这种反应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更加成熟。因此，尽管我们预期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类似的初始定向反应，但我们预期成年人的回避反应会更强烈、更一致地表达出来。在这方面，一个由“警惕回避模型”描述的常见理论解释假设，焦虑的个体最初将他们的注意转移，但随后迅速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威胁上转移开(Mogg， Bradley， de Bono， & Painter， 2007; Waters， Kokkoris， Mogg， Bradley， & Pine， 2010)。因此，注意力分配的发展差异可能会影响警惕回避的模式，这可能解释了在焦虑青少年中观察到的与威胁相关的注意偏向的可变性。 此外，目前的模型表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因素都会影响注意力分配(Knudsen， 2007)。自下而上因素的影响，如威胁刺激，可能与几个早期成熟的大脑区域的反应有关，如杏仁核、前扣带回和前额皮层。自上而下因素的影响，如工作记忆、反应选择和注意力的转移，可能是由大脑区域，如侧前额叶和后顶叶皮层介导的(Browning， Holmes， Murphy， Goodwin， & Harmer， 2010; Corbetta & Shulman， 2002)相对较晚达到功能成熟(Crone， 2009; Gogtay et al.， 2004; Paus， 2005)。因此，在患有焦虑的成年人中，这可能导致一个有组织的避免厌恶体验的目标，而在患有焦虑的青少年中，这一功能可能不够成熟，无法影响注意力控制(Amso & Scerif，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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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小结与未来展望 目前有关注意偏向的研究，大都使用点探测范式，使用眼动追踪技术的还比较少。尽管在焦虑成年人的研究中，点探测任务产生了一个相对一致的概况，但在焦虑的青少年中，点探测任务的发现却不那么一致。一些研究发现了针对威胁的注意偏向，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了远离威胁的偏向。还有一些人发现，焦虑和非焦虑的青少年都表现出相对于成年人的威胁偏向(Puliafico & Kendall， 2006; Wald et al.， 2011)。点探测任务作为一种研究注意偏向的范式有很多缺点，特别是对于发展性研究而言。首先，发展性的点探测研究可能会受到注意力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其次，刺激持续时间可能是另一个似乎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关键因素。使用500 ms的威胁性刺激的点探测研究通常可以识别出焦虑个体而非健康个体的威胁偏向(Bar-Haim et al.， 2007; Frewen et al.， 2008)。但是，使用较长时间的刺激进行的点探测研究通常无法检测到此类组间差异。这种与时间有关的差异产生了焦虑-注意关系的复杂模型(Cisler & Koster， 2010)，通常表明，焦虑的特征是最初的注意力非常迅速地被威胁吸引，随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评估和回避性认知过程。注意投入和回避的时间动态可能会因焦虑状态和发展而不同(Mogg et al.， 2007; Waters et al.， 2010)。由于在点探测任务中注意力在刺激呈现之后的一个时间点进行测量(在运动反应诱发期间)，因此刺激持续时间的差异会产生复杂的结果。此外，由于注意力可能随着时间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展开，因此点探测任务受到限制，无法区分最初对威胁的定向和随后对威胁的脱离的偏向。各种操作的结果表明，这两个过程都会导致焦虑症患者的注意偏向(Armstrong et al.， 2010; Buckner et al.， 2010; Koster et al.， 2005)。 此外，虽然有关对焦虑青少年注意偏向发生机制的研究较多，但对其原因的探讨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有的探讨过于片面，有的研究生态效度较低。对焦虑青少年注意偏向的研究中，使用的实验材料主要是情绪面孔、情绪词以及情绪场景或图片，其中前两种使用的频率较高。但材料形式比较单一，探索的不够深入。对于注意偏向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具有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心理或精神障碍的非健康人群。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对注意偏向的研究范式除了情绪Stroop范式、点探测范式、线索–靶子范式、视觉搜索范式，未来的研究应该拓展更多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加强对眼动追踪等技术的探索与应用，也要加强两种或多种技术的综合应用。在研究对象上，除了对具有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心理或精神障碍的青少年进行研究，还应扩大对正常成人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注意偏向的结果，还应对其产生原因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应当使其与ERP、核磁等相结合，从神经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其产生机制。从而为存在注意障碍或情绪障碍的患者提供相应的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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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提出了从赤泥和红土镍矿中提取灰铸铁的工艺。将赤泥、红土镍矿和焦粉按确定的比例混合均匀，利用造球机制备成一定尺寸的球团，烘干后在电弧炉中经碳热还原获得铸铁。观测所得铸铁石墨形态的变化，测定焦炭含量对铁镍等金属还原率的影响以及铸铁的洛氏硬度。实验表明，焦炭含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铁镍等金属的还原率。不加红土镍矿时，铁合金金相组织为白口铸铁，碳主要以渗碳体形式存在，当镍含量达到0.6%或更多时，出现游离的石墨薄片，微观结构呈现灰铁特征。随着镍含量的增加，游离石墨增加，渗碳体减少，显微组织由白口铸铁变为灰口铸铁。综上所述，该工艺是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从赤泥中还原铸铁的技术，对消除拜耳法赤泥的污染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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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赤泥是拜耳法铝土矿碱浸过程中产生的不溶性残渣 [ 1 ] [ 2 ]。1吨氧化铝的生产伴随着约1.0~1.5吨赤泥的产生 [ 3 ]。拜耳法赤泥成分复杂主要由Fe 2 O 3 、A1 2 O 3 、CaO、SiO 2 、TiO 2 、Na 2 O等组成。红土镍矿是一种富含铁的土壤，形成于炎热潮湿的热带地区。几乎所有的红土镍矿都因氧化铁而呈锈红色。通常红土镍矿含镍0.7%~4.0%，铁10%~50%，铬0.05%~2.0% (文章正文出现的%都表示的质量百分比)。从冶金学的观点来看，铁和镍都可以分别通过碳热还原从它们的氧化物中回收 [ 4 ] [ 5 ] [ 6 ]。Jayasanka， P.K. Ray， A.K. Chaubey等人研究了利用热等离子体技术从赤泥废料粉末中产生铁，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热等离子体工艺，适用于从赤泥废料粉末直接炼铁 [ 7 ]。E. BALOMENOS等人开发了一种新的“零废物”工艺，将赤泥直接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如生铁和矿棉 [ 8 ]。该新工艺利用粉尘处理电弧炉(EAF)实现赤泥废料的碳热还原，以生产生铁和适合直接生产矿棉的粘性炉渣。然而，由于硅含量低、钛含量高，拜耳赤泥生产的生铁是白口铁，由于其高硬度和脆性，不能用于机械部件。镍能无限固溶在铸铁中并存在于铁素体与奥氏体中，会对固态相变产生影响。并且镍是一种石墨化元素，有促进石墨化和抑制碳化物生成的作用，有助于碳化物的分解，降低白口倾向，细化珠光体。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将拜耳赤泥、红土镍矿和焦炭经电弧炉熔炼得到铁合金调配焦炭质量分数提升还原效率，利用焦炭对原料中各元素还原率的不同还原出更多的镍促进铸铁石墨化制备出灰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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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原料和方法 2.1. 实验原料 实验原料为中国铝业公司广西分公司提供的拜耳法赤泥、印度尼西亚的红土镍矿和云南焦碳细粉。其中拜耳法赤泥和红土镍矿的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采用细粉状云南焦碳作为还原剂使得反应充分，其成分较为单一固定碳含量约为85%。 拜耳法赤泥和红土镍矿成分组成相近似且都具有较高的铁含量赤泥中钛含量较高而红土镍矿中含有镍元素，这也使得赤泥和红土镍矿一起碳热还原制备出灰铁成为可能。这些材料应首先按确定的比例均匀混合备用。将1.25 %的二氧化硅钠水溶液加入到调配好的配料中，然后用造球机将其造粒，选用粒径为5~10 mm球团放入干燥箱中烘干备用。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aw materials (mass fraction， % 原料 Fe 2 O 3 NiO TiO 2 Cr 2 O 3 MnO 赤泥 35.30 0.001 4.90 0.31 0.17 红土镍矿 45.28 1.09 0.12 2.25 0.97 原料 Al 2 O 3 CaO SiO 2 Na 2 O MgO 赤泥 18.48 16.20 11.32 8.24 0.39 红土镍矿 7.36 0.29 5.08 0.88 0.45 表1. 原料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2.2. 实验方法 电弧炉是专门为小型实验设计的，用于碳热还原。电弧炉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其中，1是高压母线，2是油断路器，3是变压器，4和5分别是高低压线圈，6是铁芯，7是铜棒，8是软电缆，9是铜导管，10是铜瓦，11是电极，它们以垂直配置排列，12和13分别是炉衬和金属池。电弧炉的工作电流为2000安，电压为45~50伏。将干燥好的球团和焦炭按比例均匀放进电弧炉中还原半小时左右，升起电极棒将铁液浇入石墨模具铸锭。还原产物为镍含量不同的合金铸铁，取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取镍含量为0%、0.3%、0.6%、0.9%和1.2%的试样进行硬度分析。实验过程中使用Leica DM2700P金相显微镜观察与分析试样的显微组织，采用美国ICP-OES电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测定还原铁合金的化学成分计算铁镍合金各金属还原率，用HHDM-3硬度计测量试样横截面的硬度(HV)，载荷为9800 mN，压力保持时间为10秒。 图1. 电弧炉与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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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和讨论 3.1. 焦炭含量对还原率的影响 将拜耳法赤泥、印度尼西亚红土矿和云南焦粉，这些材料应首先按确定的比例均匀混合造球后，利用电弧炉高温碳热还原制备铁合金过程中发生铁氧化物逐级还原的同时镍铬钛等金属氧化物也被还原出形成铁合金 [ 9 ]。在本实验中铁氧化物遵循由高级氧化物向低级氧化物变化的顺序趋势：Fe 2 O 3 →Fe 3 O 4 →FeO→Fe。同时发生的铁铬钛金属氧化物还原公式为： 2 NiO + C = 2 Ni + CO 2 (1) Cr 2 O 3 + 3 C = 2 Cr + 3 CO (2) TiO 2 + 2 C = Ti + 2 CO (3) 碳热还原过程中还原剂主要为碳因此碳的含量势必影响铁合金还原效果。图2为焦炭含量对回收率的影响，其中焦炭细粉的添加量为20%、25%、30%和35% (质量%)。回收率定义为从原料中提取的金属含量除以原料(赤泥和红土)中的金属含量。从图2可以看出，铁镍合金可以从赤泥/红土镍矿中提取。合金的回收率随着焦炭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钛和镍回收率大幅提升。焦炭含量为35%时，金属的总回收率最高可达89%左右。除了铁和镍，其他元素如铬和钛也可以得到一定量的回收。 图2. 还原剂对铁镍合金回收率的影响(质量分数，%) 3.2. 合金的微观结构 经过不同焦炭含量还原出来选取3组镍含量不同的铁合金观测其显微组织如图3所示。随着镍含量的增加可以看到石墨化程度加大石墨析出逐渐形成条状石墨组织。从(a)到(c)，镍含量在0.3%~0.9%的范围内。可以看出，随着镍含量的增加，铁合金显微组织发生了变化。如图3(a)所示，当添加的镍含量低于0.3%时，形态为典型的过共晶白口铁，看不到游离石墨。在镍铬钛还原率都低时铬元素对铸铁组织影响更大，在铬元素的反石墨化，促进碳化物的析出作用下铁合金碳主要以渗碳体形式存在；如图3(b)所示，当镍含量达到0.6%时，显微组织含有游离石墨和少量莱氏体，铸铁类型为灰铸铁。如图3(c)所示，镍含量的进一步增加导致灰铁的形成，其特征在于合金中存在条状石墨。 图3. 镍含量对铸铁显微组织的影响(a) 0.3%镍，(b) 0.6%镍，(c) 0.9%镍 图4. 焦炭含量对合金洛氏硬度的影响 3.3. 合金的硬度 合金的硬度可以间接用于评估合金中存在渗碳体的含量。渗碳体的含量越多，合金的硬度越高。赤泥碳热还原出的铁镍合金的硬度变化同合金中镍含量关系见图4。取4组镍含量为0%、0.3%、0.6%、0.9%和1.2%的20个样品测试其硬度。数据表明，当赤泥还原铁中镍含量低于0.6%时，合金的硬度随着镍含量的增加而显著降低，最大值为57.2 HRC。当镍含量超过0.6%时，合金硬度有微小的回升，说明铸铁中不存在渗碳体。结合焦炭对赤泥和红土镍矿还原率的影响，镍铁还原率比铬增长快铁合金中镍含量增长，在镍的石墨化和抑制渗碳体形成的作用下合金硬度快速下降。焦炭加入量的增加使得钛铬元素得到一定程度的还原，但较比镍更少因此得到的低镍铬合金铬的反石墨化作用被抵消，铬钛的白口化倾向得到改善。同时镍铬元素都具有促进珠光体析出，细化珠光体的作用，而钛弥散分布在基体中形成碳钛化合物使得合金硬度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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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通过碳热还原，铁和镍、钛、铬等元素可以通过电弧炉从拜耳赤泥和红土镍矿中成功地回收形成合金铸铁。随着焦碳的加入量增加，铁、镍、铬和钛元素回收率均增加，其中钛和镍回收率涨幅最大，总合金提升最大值约为89%。合金的微观结构主要取决于焦炭的含量。 当铁合金中镍含量大于或等于0.6%时，出现游离石墨片，其显微组织为灰铁。随着镍含量的增加，铸铁中渗碳体减少至消失，显微组织由白口铸铁变为灰口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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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一支箭是一种具有医药保健功能的中草药，人工大量采掘导致野生药材资源数量急剧减少、面临灭绝的危险。通过实地调查和对植物形态特征指标的测定，结果显示校园人工活动干扰下一支箭种群密度达到36株/m 2 ，显著高于野生种群密度；植株高度、营养叶长度和宽度等指标明显低于野生植株，矮化现象显著；双叶数量高于野生植株，出现了一定的环境应激适应；种群繁殖以地下横走茎营养繁殖为主，呈轴向延伸态势。分析认为，校园打草、人工采掘和践踏等人工活动是一支箭植物生理形态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打草和践踏主要产生植株矮化效应，同时对生境有构建作用；采掘破坏地下茎的生理结构，造成增生端数量增加，有利于种群数量增加和密度提高。依托城市人工草坪、绿地人工种植一支箭，有利于野生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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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一支箭又叫矛盾草、青藤、蛇咬子、兔耳风、天青地白等名，是一种珍稀古老的蕨类植物，多年生小草本，瓶尔小草科瓶尔小草属 [ 1 ]。该属在中国包括狭叶瓶尔小草、瓶尔小草、钝头瓶尔小草、尖头瓶尔小草、小叶瓶尔小草和心脏叶瓶尔小草等6个种，约占全世界种属总量的21.4% [ 2 ] [ 3 ]。在亚洲、澳洲、欧洲和美洲等地广泛分布，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河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西藏、贵州、江苏和台湾等地 [ 4 ] [ 5 ]。主要生长于河流和沟谷沿岸、林下、山地草坡或泉眼附近，耐瘠薄、耐低温 [ 6 ]。一支箭可全草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功能，主要用于治疗小儿肺炎、脘腹胀痛、毒蛇咬伤、疔疮肿毒等；此外，在治疗急性结膜炎、角膜云翳、眼睑缘炎、感冒发热、癫痫、肺炎、胃痛、阳痿、胃痛、烧烫伤、急性结膜炎及跌打损伤等方面具有显著疗效 [ 7 ] [ 8 ]。受过度采掘和环境恶化的影响，一支箭数量越发稀少，甚至部分种属濒临灭绝，已被进入国家保护植物行列 [ 9 ]。本文实地调查了校园人工活动影响下一支箭的植物生态特点，对该植物的半人工环境种植、保障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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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样地生境特征 本文的调查样地为西华师范大学校园一梯形状绿化草坪，位于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华凤镇，106˚03'54.3E、30˚49'26N附近，亚热带气候，属于野生一支箭分布区。样地西面紧邻教学楼，北、东、南三面临近校园大道。海拔284~285米，地势西高东低，位于缓丘东坡。样地以前属于缓坡林草区，红壤上覆一层沙土，土质疏松；西北隔校园大道临人工湖，为湖水和缓丘地下水下泻区，湖水和地下水季节性溢出地表，土壤潮湿；样地北、东、南侧临路植有道旁树1行，为落叶乔木；西侧缓坡有小片人工种植雪松林，草坪植被系典型的亚热带本地植物群落，铁线草为建群种，车前草、马兰为次，其它杂草伴生，地表生长有地衣、苔藓，生境符合野生一支箭所要求的“阴湿、中等光照、土质疏松”特点。样地常年开放，可进入性强，深受校园人工活动的干扰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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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调查和研究方法 为了尽最大限度保护有限的药材资源，本文采用随机取样和室内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在样地随机抽取1 m × 1 m的样方1个，在样方内对每一棵一支箭记数并标注位置，以计算种群密度和空间分布状态；经观察采集不同层次类别样品1株进行室内测量，获得其植物生态属性数据。调查和测量时间为2017年11月，秋季地表植被逐步枯萎，便于一支箭的寻找和采集，共采集一支箭样品10株，其中6株植物形态结构完整、3株叶片受到破坏、1株叶器官未发育成熟(图1)。为了满足统计分析要求，2018年12月随机增加样方3个。 图1. 采集一支箭样品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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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校园人工活动影响下一支箭植物生态特征分析 4.1. 种群密度与空间分布特征 一支箭在野外自然环境下的种群密度是比较低的，文献记载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坡聚龙温泉附近整个种群不足300余株 [ 10 ]。调查发现，校园人工活动影响下的一支箭种群平均密度达到34株/m 2 ，远高于野外环境下的种群密度(表1)。野外环境下一支箭往往独立分布，样地内却高度集聚，株距最近5 cm左右，轴向分布(图2)。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for the Ophioglossum vulgatu 样方1 样方2 样方3 样方4 样本数(株) 36 40 31 28 调查时间 2017年11月 2018年12月 2018年12月 2018年12月 表1. 调查样方样本数统计表 图2. 调查样地一支箭种群空间分布状态 4.2. 植物形态特征 野外自然环境中一支箭植株高度一般在8~30 cm [ 1 ] [ 5 ] [ 11 ]，校园人工活动干扰下的一支箭植株高度矮化现象显著。经测量，植物器官未受破坏的6株样品株高在2.4~7.2 cm (图3(A)~(F))；3株叶器官受到破坏的样品株高约为4.1~7 cm (图3(B)、图3(D)、图3(F)、图3(G))。单叶生样品5株(图3(G)~(I))、双叶生样品4株(图3(A)、图3(C)、图3(F)、图3(I)、图3(K))。叶器官发育早期呈狭长形，叶端尖锐；至发育成熟为宽卵形，基部圆形、顶端钝圆，宽度约1 cm，只及野生植株叶宽的1/2 (图3(E)、图3(F))。草质叶柄长度约占2/3左右，营养叶长度2 cm左右。茎根状化，短而直立；根肉质、粗肥簇状，水平横走(图3(J)、图4)，多年生植株根有轻度木质化现象(图4)。受生长周期的控制，本次所采集到的样品未观察到孢子囊穗。 图3. 样本植物一支箭形态特征 图4. 多年生一支箭木质化根 4.3. 植物繁殖特征 由于一支箭孢子囊壁厚，孢子囊数量较少，孢子囊壁腐烂释放的孢子需要与某些真菌共生，孢子繁殖困难 [ 1 ]。地下横走根营养繁殖是种群数量增加的主要方式，通过横走根先端生出新植株，间隔一般在4 cm左右(图3(K))。校园草坪生境中的一支箭斑块状集聚和轴向分布与其地下横走根走向一致(图2)；调查样方植株高密度可能与人工采掘导致横走根断裂、增加了繁殖数量紧密相关(类似于蚯蚓的再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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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校园人工活动及其对一支箭植物生态的影响 5.1. 打草及其影响 样地属于西华师范大学校园草坪，以本地草地植物为主。为保证草坪的美观，夏半年园林工人采用打草机进行修剪作业，修剪后草皮地面高度一般在5 cm左右高度。夏半年园林打草活动以月为周期，从而限制了一支箭的生长高度，对营养叶器官造成机械破坏，进而形成一支箭对环境适应机制，导致人工活动干扰下植株的矮化。打草过程所残留的草料在高温高湿气候环境下分解，形成腐殖质，增加了土壤的疏松程度和养分供给，为一支箭的生长、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导致种群密度和数量增加。 5.2. 采掘及其影响 由于一支箭具有药用价值和保健价值，加之样地处于开放状态，周边居民经常进入校园采掘。以每年4~9月的采掘活动最为频繁，采掘者多以50岁以上的女性居民为主，观察统计到的人数以2~3人为主，采掘周期以一周为多，最短时间间隔为3天。采掘方式多以就地使用树枝挖掘为主，少数使用花锹挖掘，也有徒手采摘叶片行为。高频度的采掘一方面造成一支箭资源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对地表物质起到疏松作用，利于地下横走茎的生长和和生长端的发育，有利于一支箭的繁殖。除徒手采摘叶片不会对资源数量造成减少外，采掘会导致一支箭肉质横走根的断裂，导致地下根生长点数量增加，繁殖量加大、种群密度增加，否则在高频度的采掘活动下不会存在高密度的植株数量。 5.3. 践踏及其影响 样地属于开放草坪，经常有学生和周边居民在草坪游玩、遛狗，践踏草坪。践踏活动破坏了环境生物的植物形态，增加了遮阴面，有利于一支箭阴生环境的构建；践踏活动会诱导改变一支箭草质叶柄直立生长特性，对草坪植物的矮化产生了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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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西华师范大学校园草坪一支箭进行样方调查和植物形态的测量分析，结果表明： 1) 校园人工活动影响环境下一支箭种群密度达到36株/m 2 ，高于野生环境种群密度；种群株距短、斑块状集聚分布、轴向延伸，异于野外环境独立分布态势。 2) 校园人工活动影响下一支箭矮化现象显著。植株高度、叶柄长度、营养叶宽度和长度只及野生植株的1/3~1/2；双叶比例高，对环境干扰的应激调节和适应性强。 3) 种群繁殖以地下横走茎增生繁殖为主。簇状地下茎能增加种群繁殖的机率，生长端增生繁殖间距在4~5 cm左右，能起到控制种群密度的作用。 4) 打草、采掘和践踏是影响样地一支箭植物生理形态的主要因素，各自的影响方面相异。打草和践踏主要产生植株矮化效应，同时对生境有构建作用；采掘会破坏地下茎的生理结构，造成增生端数量增加，有利于种群数量增加和密度提高。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受人工活动干预较为强烈的城市草坪、绿地生境的一支箭种群密度远高于野生环境的种群密度。人类活动一方面破坏了一支箭植物生理形态，导致植株矮化和营养叶损坏；采掘活动也造成了其根系的断裂，改善了土壤条件，有利于一支箭的繁育。这为保护一支箭野生资源、满足人类利用需求增加了可能路径。本文仅从植物形态学方面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和分析，未能从植物生理学、农学角度深层次探究样方条件下一支箭的生长量与环境土壤、养分、水分、光照等因子的定量化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以为城市草坪、绿地空间人工种植提供更多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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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通过对历代本草及治疫处方记载的连翘基原及功效进行考证，发现宋以前使用的连翘为藤黄科湖南连翘及其同属植物，具有散结消肿、利尿通淋之功，侧重于下焦，宋以后木犀科连翘逐渐成为主流商品，具有清心泻火解毒之功，侧重于上焦。连翘主因其清热解毒之功在宋以后广泛出现在治疫处方中，用于痄腮、白喉、麻疹、杨梅疮、烂喉痧等疫病。本考证可为临床疫病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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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的连翘为木犀科植物连翘Farsythia suspense (Thunb.) Vahl的干燥果实，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疏散风热的功效。历代很多医书古籍都有连翘治疫病的记载，现代研究也表明连翘具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因此，通过对历代本草及治疫处方中连翘基原及功效进行考证，可以将连翘更好地运用到疫病防治当中，为疫病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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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原考证 连翘，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名医别录》曰：“一名折根，生太山，八月采，阴干” [ 1 ]。陶隐居云：“处处有，今用茎连花、实也” [ 2 ]。可见连翘最早以地上全草入药，与今木犀科连翘以果实入药不符。 唐代《新修本草》首次对连翘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此物有两种：大翘、小翘。大翘叶狭长如水苏，花黄可爱，生下湿地，着子似椿实之未开者，作房，翘出众草；其小翘生岗原之上，叶花实皆似大翘而小细，山南人并用之。今京下惟用大翘子，不用茎花也” [ 3 ]。说明唐代时药用连翘有两种，多以全草入药，但在长安单以大翘果实入药，小翘与其叶、花、实都相似，二者可能为同属植物。《蜀本草》云：“苗高三、四尺，今所在下湿地有，采实，日干用之” [ 4 ]。《日华子本草》云：“所在有，独茎，梢开三、四黄花，结子内有房瓣子。五月、六月采” [ 5 ]。至此，连翘的形态特征可概括为：草本，高三、四尺，叶狭长，花3~4，黄色，果实似椿实，五、六月采收，虽无法据此判断此种连翘的科属，但可以确定绝不是木犀科连翘。首先，三、四尺约为1.0~1.3 m，而木犀科连翘为灌木，株高可达3 m；再者，以“茎连花、实”入药说明花期、果期相距时间不长，花果可共存，而木犀科连翘花期3~4月，果期7~9月，花果不可能共见。 宋代的《本草图经》对连翘的描述基本沿袭了《新修本草》，但记述更加详细，有：“连翘，生泰山山谷，今近京及河中、江宁府、泽、润、淄、兖、鼎、岳、利州，南康军皆有之” [ 6 ]。可见连翘在南北方均有分布。结合图经中的五幅药图，发现鼎州连翘与前述本草特征一致，谢宗万 [ 7 ] 先生认为此品种为藤黄科金丝桃属湖南连翘(即大翘)，且自汉至唐宋以来一直作为药用连翘的正品，吴立宏等 [ 8 ] 经调查考证认为小翘最接近于其同属植物贯叶连翘和赶山鞭。《证类本草》又载：“今南中医家说云：连翘，盖有两种：一种似椿实之未开者，壳小坚而外完，无跗萼，剖之则中解，气甚芬馥，其实才干，振之皆落，不着茎也……如椿实者，乃自蜀中来，用之亦胜江南者。据本草言：则蜀中来者为胜，然未见其茎、叶如何也” [ 9 ]。这些特征与木犀科连翘相符，且其附图中泽州连翘与木犀科连翘极似，而泽州(今山西)又为木犀科连翘的主产地，可据此推断木犀科连翘最早始于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曰：“连翘，亦不至翘出众草，下湿地亦无，泰山山谷间甚多。今只用其子，折之，其间片片相比如翘，应以此得名尔” [ 10 ]。质疑了先前“翘出众草”、“生下湿地”的记载，描述的实为木犀科连翘种子具翅的特征，药用部位为果实，可见他将木犀科连翘视为药用连翘的正品。可以说明，宋代出现了藤黄科湖南连翘与木犀科连翘混用的现象，且呈现出木犀科连翘逐渐取代湖南连翘作为主流商品的趋势。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将泽州作为连翘的道地产区，与今山西所产连翘为道地药材相符。李时珍《本草纲目》言：“连翘状似人心，两片合成，其中有仁甚香” [ 11 ] 描述的是木犀科连翘果实由两心皮构成的特征。清代《本草备要》记载：“形似心(实以莲房有瓣)” [ 12 ] 也说明连翘以果实入药。可见，明清时期木犀科连翘已成为药用连翘的主流，而湖南连翘已退出正品市场成为地方习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