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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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数字公民，维基百科将其定义为“利用信息技术参与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政府活动的人”。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指出，合格的数字公民是“能够安全地、合法地、符合道德规范地使用数字化信息和工具的人” [ 1 ] 。数字公民不仅强调公民信息技术利用和参与的重要性，还关注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遵循的规范和标准。数字公民教育，顾名思义，是旨在培养合格的数字公民的教育，指导数字公民认识并应对各种网络风险，妥善管理个人数字信息，打造安全的空间和社区，利用网络安全创造性地提升自己、服务他人 [ 2 ] 。 自2006年美国密苏里州发生“网络暴力第一案” 1 以来，网络暴力事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青少年的网络暴力行为及事件。据皮尤(Pew)研究中心Lenhart等人在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约有88%的青少年看到或目睹网络暴力，这其中，只有36%的人寻求回应网络暴力的建议，更令人不安的是，有21%的人在看到之后加入了这一负面行为，15%的人则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目标。 2 2012年，ComScore公司接受SocialShield 3 的委托展开对网络暴力的调查，结果显示，9%的美国父母知道，他们的孩子曾经遭遇网络暴力，但这个比例只占美国实际网络暴力事件的一半；根据“网络暴力研究中心”的数据，这一比例高达21%。 4 青少年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时，不会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做着对自己和他人有害的事情而不自知。中学是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参与度由低变高的分水岭，大多数学生从进入中学开始拥有自己的移动设备，并逐渐增加自己对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的使用率，因此，要想减少青少年的网络暴力事件，对中学生进行数字公民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与安娜堡公立学校思嘉中学(Scarlett Middle School)合作开展了数字公民项目，推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数字公民教育的措施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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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密歇根大学数字公民项目对我国数字公民教育的启示 3.1. 增强数字安全意识，加强数字公民教育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数字技术的革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人类构建了第二生存空间——数字社会。数字社会在给生活创造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变化和不稳定，引发网络欺凌、网络诈骗、数字侵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理性地使用数字技术这把双刃剑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数字公民应具备强烈的安全意识与自觉的责任担当，加强数字公民教育是提高数字公民素养的重要途径，成功的数字公民教育有利于端正数字公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提高其数字素养的整体水平。结合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现状，开展数字公民教育的途径有两种，其一是借鉴美国Common Sense Media K-12数字公民素养课程的模式，开展专门的数字教育主题活动，如互联网安全、人际关系与沟通、网络欺凌与谣言、数字足迹与声誉、数字创意与版权等；其二是借助微课、慕课、翻转课堂及创客教育等新型教学方式，给予学生充分的数字准入机会，了解网络资源、数字通信、知识版权等，逐步提高数字素养水平。 3.2. 制定特色主题，关注学生的阶段性发展 密歇根大学数字公民项目针对思嘉中学所有学生，但六、七、八三个年级分别设定了“数字安全”、“数字身份”和“同理心”三个不同的主题，且主题之间具有数字公民素养学习难度层级递增的特点。这主要是考虑到三个年级学生的思维发展水平和实际接受能力，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培养目标的细化，不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科学的选择、规划，还确保学生在每个学年接触的数字公民教育都是新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生的新鲜感和学习兴趣。 目前我国实施数字公民素质培养的途径主要包括专题讲座、德育课程的教学等，在内容上主要向学生传授数字公民的相关理论和概念，以及数字公民肩负哪些责任、应如何践行这些责任，形成对数字公民及责任行为的初步认知，难以深入实际生活。我们在进行数字公民教育时，也应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设置适当的学习主题、内容难度和教授方式，依靠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生活社区的共同力量，在不同的实施主体、实施情境中体现和落实数字公民素养教育主题 [ 4 ] ，并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与能力的提升，逐步实现对更深入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践行。 3.3. 注重学生参与和行动，强调学习过程的完整性 密歇根大学的数字公民项目不只为学生提供相应的理论学习课程，还通过电影观看的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和感觉来亲身体会网络欺凌，更让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制作网络欺凌相关的漫画、信息图表和公共服务广告等，深刻领悟网络欺凌的种种危害并提出远离网络欺凌的方法。对于数字公民项目的学习，从最初的团队建设、课程学习、漫画图表广告的创作到《数字发布指南》的制定都有系统的筹划和安排，学生作为项目学习的主体参与到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了学习过程的完整性。 在我国的数字公民教育过程中，也应该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完整性，将传统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与案例分析、榜样示范、知行统一结合起来，在做好理论学习和考核的同时，兼顾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数字公民教育过程中，学生应通过参与和行动不断地内化知识、指导实践，使其能够践行所接受的数字公民准则，不主动发起网络欺凌行为，且能保护自己免受网络暴力的危害。此外，要引导学生学会辨识网络欺凌的各种形式，用自己的数字公民素养帮助维持良好的在线秩序。 3.4. 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共同制定行为准则 学生在完成数字公民项目培训之后，仍要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密歇根大学并不是聘请专家或学者来为学生制定准则，也不以强塞的方式和强硬的态度勒令大家遵守，而是由各年级全体学生民主投票，选出四条公认的最重要的准则，所有人都接受并且履行这一社会契约性质的约定。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行为准则更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学生也会更自觉地遵守约定并以此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青少年学生是数字社会的主流群体，是数字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中坚力量 [ 5 ] 。在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数字公民教育时，我们要尊重学生的想法，提升教师和家长的引导能力，整合社会可用资源，建立协同运作的数字公民教育实践平台，让学生在有序的数字公民环境中获得更加自主性的发展；要相信学生的能力，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活动，强化学生对数字公民的深刻认识，将公民责任感由情感体验发展成为责任体验，及时进行反馈评价激励积极行为；要依靠学生的力量，加强校园数字文化建设，促使学生以负责任的态度、良好的行为方式参与数字社会的各项生活，共同制定行为准则以促进数字社会乃至现实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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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激光粒度仪是新兴的颗粒物粒度分析的检测设备，其以激光器作为照明的重要组件。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是对激光器系统进行质量监控及辅助设计的评价标准。本文在分析了颗粒粒度分布函数和激光粒度仪工作原理之后，又着重介绍了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对激光粒度仪测量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M2因子主要是从光束发散角和光束束腰宽度两个方面导致仪器的测量结果产生误差。举例分析、模拟仿真得出以下结论：光束发散角的大小与误差值成正比，即发散角越小，则误差越小；在M2因子选取范围内(1~1.8)，光束束腰宽度对仪器的测量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又M2因子与光束发散角是正比关系，与光束束腰宽度成反比，因此，M2因子愈小，对激光粒度仪测量结果造成的误差就愈小。为此，研究M2因子对激光粒度仪测量结果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关键词 :激光粒度仪，光束质量因子M2，光束发散角，光束束腰宽度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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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科学研究和工业、农业生产生活等方面，许多物质均由粉状颗粒物或液体中悬浮颗粒物等形式构成。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现，这些颗粒物的粒度分布对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有显著的效用。例如：在装备制造业中，以液压系统 [ 1 ] 为例。液压系统故障70%~80%来自油液污染，尤以颗粒物污染为油液污染的重中之重。在建材、化工 [ 2 ] [ 3 ] [ 4 ] 等应用领域，水泥的粒度配比影响凝结时间及混凝土强度；涂料的粒度分布影响涂饰效果、表面光泽和使用寿命；玻璃的粒度影响透光率和韧性强度等等。在生活健康、安全方面，空气、饮用水以及食品中污染物颗粒的含量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在上述应用领域中，相应的颗粒粒度测量就显得相当重要。有效地测量与控制颗粒粒度及其分布，对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源消耗、控制环境污染、保护人类的健康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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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颗粒粒度分布的理论 一般的，将颗粒粒度分布概括为两种形式，分为分布函数限定和无模式分布(又称独立分布)。由于独立分布没有固定的数学模型，因此在本文中不做描述。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分布函数。其中，正态分布、罗辛–拉姆勒分布(简称R-R分布)尤为经典。 2.1. 正态分布 最早由A.棣莫弗在求二项分布的渐近公式中得到。它是一个在数学、物理及工程等领域都非常重要的概率分布，在统计学的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同时，正态曲线呈钟型，两头低，中间高，左右对称因其曲线呈钟形，因此人们又经常称之为钟形曲线。 若随机变量X服从一个位置参数为μ、尺度参数为σ的概率分布，且其函数形式为 (1) 则这个随机变量就称为正态随机变量，正态随机变量服从的分布就称为正态分布，记作 ，读作X服从 ，或X服从正态分布。 2.2. R-R分布 R-R分布是由罗辛和拉姆勒在1993年首次提出来的，是一种概率分布函数，其函数的形式为 (2) 其中，R代表颗粒物直径在D值以上的累计重量百分数，X称为颗粒物尺寸参数，表示大于这个尺寸的颗粒在全部颗粒中的累积重量，X的值大小总体上反映了所有颗粒物的尺寸大小；N称为分布参数，是一无因次量，它反映了颗粒粒径的分散程度，N越小，分散度越大，N增大时，颗粒趋向于单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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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激光粒度仪的原理 当光束通过不均匀介质所发生的光束偏转，就是光的散射，这里产生的散射光与原光束之间的偏转角即为散射角。激光粒度仪就是以颗粒对光的散射原理为依据，可用于检测颗粒物粒度分布的分析仪器。颗粒愈大，产生的散射光的散射角愈小，反之，颗粒愈小，产生的散射光的散射角愈大。也就是，颗粒的大小与产生的散射光的散射角的大小成反比例关系。 1908年，Mie在电磁理论的基础上，从麦克斯韦方程出发，对于平面线偏振单色波被一个位于均匀媒质中具有任意直径和任意成分的均匀球衍射，得出了一个严格解，这就是著名的Mie氏理论 [ 5 ] - [ 11 ] 。对于球型颗粒，垂直与平行于光轴方向的光强分别为： (3) 对散射光强在所有方向上进行积分后除以颗粒的投影面积得散射系数k s (4) 如图1所示，激光粒度仪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激光器、扩束准直光束整形系统、样品池与傅里叶透镜、探测器及计算机处理系统。来自激光发生器的窄光束，经扩束准直系统后变为一平行光，照射到含有颗粒群的样品池上。颗粒群产生的散射光经傅里叶变换透镜会聚后，由放置在后焦面上的多元光电探测器组成。光电探测器由多个独立的半圆环状探测单元组成，其作用是将每个环面上的颗粒群的远场散射光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输出，电信号经放大及A/D转换后输入计算机。由于散射光能分布、强弱与样品池中的被测颗粒的粒径与数目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计算机即可依据测得的各环上的散射光能值，调用事先编制好的程序，反演出颗粒尺寸分布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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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 激光光束质量是激光器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是从质的方面来评价激光的特性。但是，较长时期以来，对光束质量一直没有确切的定义，也未建立标准的测量方法，对科研和应用都带来了不便。1988年， 图1. 激光粒度仪的光学系统结构示意图 A.E.Siegman引入了一个无量纲的量–光束质量因子参数，较科学合理地描述了激光光束质量，并被国际标准化组织1991年的ISO/TC172/SC9/WG1标准草案采纳，激光光束质量因子的研究和测量也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光束质量是衡量激光光束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较长时间以来，光束质量一直没有确切的定义，也未建立标准的测量方法，这给科研和应用都带来不便。常用来评价光束质量的方法有：原衍射极限倍数因子、斯特列尔比、环围能量比、M2因子或其倒数K因子(光束传输因子)，各种光束质量的定义对应于不同的应用目的，所反映光束质量的侧重点也不同。激光光束质量M2因子被国际光学界所公认并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予以推荐。M2因子克服了常用光束质量评价方法的局限，用M2因子作为评价标准对激光器系统进行质量监控及辅助设计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M2因子的概念较早是由M.Larry提出的，其定义为 (5) 其中：R为实际光束的束腰半径，R 0 为基模高斯光束的束腰半径，θ为实际光束的远场发散角，θ 0 为基模高斯光束的远场发散角。当光束质量因子M2为1时，具有最好的光束质量。 高阶模光束的焦斑直径和远场发散角都是单模高斯光束的M2倍。依据光束质量因子M2可以求出激光的发散角θ和激光束腰d [ 17 ] (6) (7) M2因子评价方法常用于低功率激光器产生光束截面上光强分布为连续的激光光束。由于采用光束的二阶矩定义束宽，对测量仪器要求较高。激光束的特征就可以用功率、波长、光束质量几个参数表示出来，光束质量M2因子是表征激光束亮度高、空间相干性好的本质参数。将光场在空域及频域的分布来表示光束质量M2因子，即M2 = 4πσsσsv，便可知道M2因子能够反映光场的强度分布与相位分布的特性。相对其它评价方法来说，M2因子能较好地反映光束质量的实质，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并且积分地反映了光强的空间分布。 在本文中，我们只讨论激光器的光束质量因子M2对激光粒度仪的影响。利用光束质量因子M2评价激光束的质量具有重要特点： ① M2因子表示实际光束偏离基模高斯光束(衍射极限)的程度； ② M2因子综合描述了光束的质量，包括光束远场和近场特性； ③ 光束通过理想光学系统后M2因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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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M2因子对激光粒度仪测量结果影响的仿真分析 光束质量因子M2的参数同时包含了远场和近场特性，能够综合描述光束的品质，且具有通过理想介质传输变换时不变的重要性质。对光束质量因子M2的表述可以归结为光束远场发散角和光束束腰宽度的表述。为此，分析M2因子对激光粒度仪测量结果的影响应该着重于上述两个方向。以待测颗粒直径范围1~100 μm，激光器波长650 nm为例。 5.1. 激光光束远场发散角 一般激光器通常都是高斯光束，它在传播方向上有一个位置处的光斑直径最小，称为腰斑，其他位置处的光斑直径都比腰斑大，但激光的发散角一般都很小，在毫弧度的量级。激光粒度仪是根据不同直径大小的颗粒的散射光的散射角不同来测量待测样品中的颗粒粒度分布的。因此，当激光器存在一定的激光光束远场发散角时，必将引入一定的杂散光误差。接下来主要针对激光光束远场发散角对整个激光粒度仪系统引入的杂散光误差情况进行分析。 单模激光器的光束质量因子M2取值范围在1~1.8之间，当M2因子为1时，激光器工作模式为基模，即有最好的光束质量。首先，选取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为1.5 (一般的单模激光器的M2因子均 ≤ 1.5)，由公式(6)可知，此时的光束远场发散角为0.6 mrad。又待测颗粒直径范围为1~100 μm。在图2中，模拟待测颗粒粒度分布满足分别D50为5 μm时，不同分布函数(正态分布和R-R分布)引起的，对激光粒度仪测量结果有影响的杂散光误差曲线。 如图2所示，黑色实线表示的是正态分布，红色虚线表示的是R-R分布。当激光光束远场发散角为0.6 mrad时，颗粒粒度分布为正态分布，其杂散光误差最大值约为0.5%；颗粒粒度分布为R-R分布，其杂散光误差数值均小于1.0%。由此可以看出，当作为激光粒度仪的入射光源的激光光束有一定的远场发散角时，其造成的杂散光误差与颗粒粒度分布的形式有关。 其次，假如待测颗粒直径范围仍为1~100 μm，当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在1~1.8范围内变化时，相应的光束远场发散角在0.4~0.72 mrad范围内变化，杂散光误差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图a中粒度分布函数为正态分布，图b中粒度分布函数为R-R分布。对比分析图3所示曲线趋势，得出结论：当激光光束远场发散角越小时，其杂散光误差越小。 5.2. 激光光束束腰宽度 在本文中，只讨论激光器空间模式是基模的情况。基模的振幅分布为 (7) 在任意一横截面上，振幅的横向分布是高斯型的，即：在中心轴上，振幅达到极大值；在轴外，振幅随中心轴距离的平方指数衰减。激光粒度仪是以到达探测器表面的颗粒散射光能量为基准，通过反演算法计算得出待测颗粒样品中的颗粒粒度分布的。 激光光束束腰宽度是衡量激光光源光场横向分布的重要指标，可以用其表示激光光源在照明目标面上的光强分布情况——激光光源的均匀度。为此，当作为初始光源的激光器的光斑不均匀时，同样会导致系统中的误差的生成。 若理想光学系统中的单模高斯光束质量因子M2为1，选取因子M2为1.5，则计算得出的激光光源均匀度为45%，待测颗粒直径仍为1~100 μm，则图4表示的是不同颗粒分布时的系统误差情况。在图4中，黑色实线是均匀光源，红色虚线是不均匀光源，可以看出：均匀光源与不均匀光源对粒度分布结果 图2. 杂散光误差曲线 图3. 杂散光误差关系曲线；(a) 正态分布，(b) R-R分布 图4. 光源均匀性对测量结果的影响；(a) 正态分布，(b) R-R分布 的影响在10 −16 量级，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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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着重分析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对激光粒度仪的测量造成的影响。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是一种评价激光器质量的主要标准。它描述了光束的质量，包括光束远场和近场特性。首先，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作用于激光光束远场，导致激光光束远场发散角的产生，进而扩展到激光粒度仪中探测器接收到的散射光信号的角度，在光学系统中引入了杂散光误差。该误差与颗粒物粒度分布形式有直接关系：当颗粒粒度分布为正态分布或R-R分布时，系统测量误差均小于1%，可以忽略。其次，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会使激光光束束腰宽度发生改变，从而顺延到了激光光束均匀度和激光光场分布的变化，系统测量误差在10 −16 量级，不予考虑。 近年来激光粒度测量技术发展迅速，激光粒度仪作为颗粒物粒度检测的新型设备，它因其具有测试范围广、适用范围广、重复性高、操作简单、测量速度快、可以实现实时在线测量等特点，在建材、化工、冶金、能源、食品、地质、航空航天等领域拥有极为广泛的应用。而激光器是激光粒度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究激光光束质量因子M2对激光粒度仪的影响，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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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辽东湾位于渤海湾盆地东北部，是中国重要的油气产区，具有巨大的勘探潜力。本文通过现今地温场的研究，利用磷灰石裂变径迹和镜质体反射率恢复了锦州25地区的新生代热历史。研究结果表明地温梯度从38 Ma的大约 36 ℃ /km~38℃/km降低至现在的 29 ℃ /km~30℃/km，古地温演化曲线主要与所经历的埋藏史和古热流史有关。在东一段沉积末时(24.6 Ma)，地层温度达到最大为110℃左右，地温梯度在24.6 Ma至17 Ma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主要因为东一段沉积期末的构造抬升所致，至东营组沉积晚期温度逐渐降低为67℃，新近纪时期的沉积使得地层逐渐升温。此外，研究成果还揭示了该区的埋藏史和热史，可以为今后的油气资源评价奠定基础。 关键词 :锦州25地区，古地温，热史，镜质体反射率，磷灰石裂变径迹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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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渤海油田是中国东部一个重要的产油区，已在辽西低凸起及辽西凹陷中北段已发现锦州25-1南、锦州9-3等油气田。近年来发现的锦州25-1油田是渤海海域第一个亿吨级的大型轻质油气田，是首次在辽西凹陷发现的油气当量超过亿吨的优质油田 [ 1 ] [ 2 ] [ 3 ] 。 随着国内盆地热史恢复研究的不断发展，广大工作者对渤海湾盆地关于盆地热体质进行了许多研究，已经对渤海湾盆地的东濮凹陷、渤中凹陷、黄河口凹陷、莱州湾凹陷和岐口凹陷进行了热史恢复研究 [ 4 ] - [ 9 ] ，张媛 [ 4 ] 认为整个渤海盆地平均地温梯度为 31.3 ℃ /km，并且凸起区地温梯度高，一般为30℃/km~40℃/km，凹陷地区地温梯度较低，一般为24℃/km~34℃/km。目前对于锦州25地区的热史恢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此次利用现有钻井数据及Ro等数据，结合其他资料完成研究区热史的恢复研究，为该区的生烃演化及油气勘探提供热演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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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域地质背景 辽西低凸起位于渤海湾盆地东北部的辽东湾地区，长174 km，宽4~9 km，面积 1150 km 2 。辽西低凸起东邻辽中凹陷，西以辽西一号断层为界与辽西凹陷相邻，呈北北东向展布，具有“凹中隆”的特点，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区带。辽西低凸起被东、西相邻的辽西凹陷、辽中凹陷所夹持，辽西凹陷和辽中凹陷均为东断西超，各个凹陷由北向南又均可细分为北、中、南三个次洼(图1) [ 10 ] [ 11 ] [ 12 ] 。 构造上辽东湾地区分为辽西凹陷、辽西凸起、辽中凹陷、辽东凸起、辽东凹陷共5个次级构造单元。这种凸起–凹陷相间的构造格局是与渤海湾盆地的构造背景密切联系。前人研究认为中生代至古近纪早期(42 Ma之前)，由于扬子板块向北楔入，持续作用于华北板块，太平洋板块向北北西向俯冲，使北北东向的郯庐断裂带发生左旋走滑运动 [ 13 ] 。晚始新世沙三期(42 Ma以来)，太平洋板块转为北西西向俯冲，使郯庐断裂带转为右旋走滑运动 [ 14 ] ，同时由于印度板块对欧亚板块的俯冲，对华北板块施加北东向的挤压力，华北板块向东逃逸并发生右旋张剪运动，致使渤海湾盆地处于右旋剪切拉分伸展的应力场中 [ 15 ] 。 图1. 辽西低凸起地区地理位置及古近纪构造区划图(修改自吕丁友，2009) 渐新世东营期(32.8 Ma~24.6 Ma)，渤海湾盆地东西两侧的走滑构造系统加剧了走滑运动，盆地局部派生挤压应力场，伸展作用减弱，而反转构造和花状构造在走滑构造带上比较发育。中新世馆陶期(24.6 Ma至今)开始，盆地进入坳陷阶段 [ 16 ] 。 研究区主要发育前第三系、古近系和新近系地层。基底地层为前第三系，主要包括太古界、中上元古界变质岩、花岗岩，古生界碳酸盐岩和中生界火成岩地层，且不同部位基底的时代和岩性不同。古近纪主要为断陷期，沉积了孔店组、沙河街组和东营组。以泥岩与碳酸盐岩互层为主，且均夹有红色岩层，总体上为干旱环境下的小型湖泊沉积和冲积扇沉积。新近系为裂后坳陷期沉积，自下而上为馆陶组和明化镇组，在全区为一套辫状河到曲流河的陆源粗碎屑沉积 [ 17 ] [ 18 ] [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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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锦州25地区现今地温场特征 盆地的现今地温场是指现今地温的分布情况，其为该地区的地温场由古至今演化的最终结果，即古地温演化的最后一幕，是古地温恢复的基础。因此，全面系统的研究某地区的现今地温场，不仅可以了解该地区现今地下温度的分布状态，同时也可以为该地区热演化史的研究提供依据 [ 4 ] [ 9 ] 。 对于锦州25地区现今地温主要借助于油层测温资料(表1)。锦州25地区测温资料主要集中在太古界油层和Es 1 、Es 2 和Es 3 段油层，其中以Es 2 段油层居多。太古界储层静温测试资料主要分布在 25-1-10 D井，其地温梯度为 25.9 ℃ /km；Es 2 段地温梯度主要分布在 29.65 ℃ /km~32.4℃/km之间，平均为 30.92 ℃ /km；Es 3 和Es 1 段的地温梯度主要集中在 31 ℃ /km左右。 表1中各井的温度和深度表现出了协同变化(图2)，图中回归线的斜率为0.0325，反映出地温梯度为 32.5 ℃ /km，与该区的平均地温梯度比较接近(该区平均地温梯度为 29.6 ℃ /km)；直线的截距为16.825，反映出地表温度为16.825℃，与计算所取的年平均地表温度比较接近(年平均温度 12 ℃ )，表明锦州25-1油田的地温场具有相似的特征。 Table 1 Data of static temperature test of oil reservoir in Jinzhou 25 are 井号 层位 中部井深 (m) 地层温度 (℃) 地温梯度 (℃/km) 井号 层位 中部井深 (m) 地层温度 (℃) 地温梯度 (℃/km) 25-1-3 25-1-3 Es 2 1954.5 78.9 30.82 25-1-10D 25-1-10 D Es 2 1844.3 78.5 32.1 Es 3 2154 85.7 31.60 Es 2 1884.8 78.9 31.6 25-1-4 25-1-4 25-1-4 25-1-4 25-1-4 25-1-4 Es 2 2128.0 82.7 29.81 25-1-11 25-1-11 Es 2 1931.0 78.6 30.66 Es 2 2153.0 83.1 29.65 Es 2 1989.8 80 30.46 Es 2 2158.0 85.5 30.70 25-1-12 25-1-12 25-1-12 Es 2 2037.0 80.4 30.1 Es 2 2168.5 86.9 31.2 Es 2 2035.3 80.6 30.2 Es 3 2348.9 94.3 31.9 Es 2 2060.7 81.3 30.2 25-1-5 25-1-5 Es 3 2362.0 92.1 30.9 25-1-14 25-1-14 Es 2 1911.5 80 31.8 Es 3 2371.4 93.4 31.3 Es 1 1831.0 76.8 31.4 25-1-7 25-1-7 Es 2 2043.2 80.7 30.44 25-1-15 25-1-15 25-1-15 25-1-15 Es 2 1831.0 76.8 31.4 Es 3 2224.5 87.7 30.83 Es 2 1912.0 79.4 31.8 25-1-10 D 25-1-10 D 25-1-10 D Ar 2324.56 79.50 25.9 Es 2 1958.0 81.5 32.0 Es 3 1884.35 78.90 31.6 Es 2 1950.5 81.65 32.4 Es 2 1897.0 76.5 30.1 表1. 锦州25地区油层静温测试数据表 图2. 锦州25-1油田地层温度与深度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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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古地温场的重建方法 盆地热史的研究方法较多，如地球热动力模型法，经验公式法，地质温度计法(如镜质体反射率法、裂变径迹法、包裹体测温法、热年代学方法等) [ 4 ] [ 6 ] [ 9 ] 。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各种古温标来模拟盆地的热历史，这主要包括有机质成熟度指标、包裹体、磷灰石裂变径迹等；二是用盆地演化的地球物理模型来研究古温度 [ 20 ] [ 21 ] 。这里主要利用镜质体反射率和磷灰石裂变径迹这两种常用的古温标来恢复研究区的古地温。 4.1. 磷灰石样品裂变径迹分析 分析的磷灰石样品为JZ 25-1-3 井Es 3 段灰色砂岩样品。对其年龄、径迹长度及其分布、径迹密度做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以实验退火模型为基础，应用颗粒年龄、围限径迹长度以及Cl含量或Dpar等测量参数，进行磷灰石裂变径迹(AFT)热史模拟 [ 22 ] 。在磷灰石裂变径迹(AFT)热史模拟前还须设定一些约束条件，例如热史下限(黑云母Ar/Ar、K/Ar或者锆石裂变径迹(U-Th)/He等年龄)、中间插入点(磷灰石(U-Th)/He等年龄)以及地表温度等参数。设定还包括T-t曲线模拟数目(如10，000条)和模拟搜寻法则(Monte-Carlo、CRS法)等。在搜寻区间不明确的情况下，建议使用限制任意搜索法(CRS)模拟；当搜寻区间限制较好时，则适合采用Monte-carlo法。在设定条件的基础上，程序就可通过阶梯式近似法生成若干条T-t热史模拟曲线，最后给出AFT颗粒年龄与径迹长度的模拟值，以及K-S(径迹长度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吻合程度)与GOF(径迹年龄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吻合程度)检验值。当GOF与K-S检验值大于5%时，表示模拟热史“可以接受的”；当检验值超过50%时，表示模拟结果是“较好的” [ 23 ] [ 24 ] 。 根据上述方法得到模拟结果(图3)，模拟结果显示JZ 25-1-3 样品的K-S检验值为65%，GOF检验值为65%，表明模拟结果可信。图中 25-1-3 井所模拟的T-t轨迹表明在约24.6 Ma时，样品的温度约为 94 ℃ ，此后由于构造运动，地层抬升，遭受剥蚀；至19 Ma时，样品所在点的地层温度约为 51 ℃ ，后由于上覆地层的沉积，反演到现今，样品所在位置的温度为 85.3 ℃ 。 4.2. JZ 25-1-3 井镜质体反射率分析 通过锦州25地区实测的镜质体反射率，应用Karweil图版 [ 25 ] ，基于平行反应模型(Easy%Ro模型)的Ro-T-t图版 [ 26 ] ，以及平均Ro-最高古地温经验公式 [ 27 ] ，来估算最高古地温(表3)。 表3中计算的最高古地温结果看出，Karweil图解法和经验公式方法计算出的古地温大致相同，Ro-T-t方法计算出的古地温较之偏大。该井Es 3 段2135.03 m~2139.83 m所测得的盐水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83℃~106℃，主要集中在83℃~99℃，根据图版或经验公式估算的与实测的包裹体均一温度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2139.88 m处所取的包裹体样品所测得的包裹体均一温度为87℃~100.2℃，所模拟的磷灰石裂变径迹样品在最大埋深时的温度范围为84.37℃~103.44℃，最佳模拟温度为 94.12 ℃ ，包裹体均一温度、镜质体反射率与磷灰石裂变径迹模拟的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JZ 25-1-3 井Es 3 段2135.03 m~2139.83 m所经历的最高古地温约为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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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锦州25地区Es 2 和Es 3 段储层古地温场演变分析 磷灰石裂变径迹模拟结果、镜质体反射率所估算的最高古地温以及包裹体所测得的均一温度对古地温重建提供了约束条件，进而通过运用Petrolmod软件计算得到埋藏史，从而进行该区的古地温重建。其计算过程中的基本思想是：各地层在保持其骨架厚度不变(剥蚀层与断裂层除外)的条件下，从现今盆地分层现状出发，按地质年代逐层剥去，直至全部剥完为止 [ 28 ] 。 Table 2 Results of apatite fission track analysi 样号 井号 深度(m) /层位 颗粒数 (n) ρ s (10 5 /cm 2 ) (Ns) ρ i (10 5 /cm 2 ) (Ni) ρ d (10 5 /cm 2 ) (N) Central age (Ma) (±1σ) Pooled Age (Ma) (±1σ) L(μm) (N) 25-1-3AFT JZ 25-1-3 2139.88 /Es 3 28 3.298 (1818) 13，825 (7621) 10.177 (5488) 46 ± 4 47 ± 3 11.5 ± 1.9 (105) 表2. 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结果 ρ s ：自发径迹密度；Ns：自发径迹数；ρ i ：诱发径迹密度；Ni：诱发径迹数；ρ d ：玻璃径迹密度；Nd：U玻璃径迹数；L：径迹长度；N：颗粒数。注：样品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测试完成。 Table 3 Data of vitrinite reflectance measured and maximum paleo temperature estimated in Jinzhou 25 are 井号 样品深度 (m)/层位 镜质体反射率Ro (%) 有效受热时间 (Ma) Tmax (℃) Karweil图解法 平行反应图解法 经验公式法 * JZ 25-1-3 1931/Es 2 0.44 30 Ma 64.00 81.00 68.59 2012.5/Es 3 0.49 30 Ma 72.00 89.00 76.39 2062.5/Es 3 0.49 30 Ma 72.00 89.00 76.39 2237.5/Es 3 0.54 32 Ma 91.00 96.00 93.85 2337.5/Es 3 0.60 32 Ma 99.00 103.00 100.36 表3. 锦州25地区实测的镜质体反射率数据表及估算的最高古地温 图3. JZ 25-1-3 井磷灰石样品热史反演结果 5.1. 基础参数 在模拟计算中需要一些基础的地质数据，包括岩石热性参数、岩性参数、现今地表温度、地温梯度、大地热流和地层分层数据等 [ 29 ] [ 30 ] [ 31 ] 。模拟计算中岩石热性参数主要包括岩石生热率和岩石热导率 [ 31 ] (表4)；岩性参数主要包括各岩性的密度、压实系数、初始孔隙度等；地层分层采用钻孔实际测量值；压实系数和初始孔隙度数据则采用钻井的实测数据，利用Sclater和Christie的方法 [ 32 ] 进行回归得到初始孔隙度和压实系数。辽东湾地区现今地温梯度在24.0℃/km~55.0℃/km之间，平均地温梯度为34.7℃/km，大地热流在52.9 mW/m 2 ~81.5 mW/m 2 之间，平均为65.8 mW/m 2 ，具有构造稳定区与构造活动区之间的中温型地温场特征 [ 31 ] [ 33 ] 。模拟过程中研究区地表温度采用该地区年平均温度(12℃)，并设地史上的地表温度不变。研究区水浅，故水深不予考虑。据此通过使用PetroMod软件获得工区内单井的埋藏史、古地温史、及地温梯度等信息(图4，图5)。 Table 4 Formation thermal conductivity colum 地层名称 地层代号 均值(W∙m −1 ∙K −1 ) 标准偏差 样品数(泥岩/砂岩) 明化镇组 Nm 2.04 ±0.34 3(2/1) 馆陶组 Ng 1.97 ±0.26 7(4/3) 东营组 Ed 2.09 ±0.14 5(3/2) 沙一段 Es 1 1.90 ±0.30 6(4/2) 沙二段 Es 2 1.70 ±0.17 7(5/2) 沙三段 Es 3 1.81 ±0.50 7(6/1) 沙四段 Es 4 1.98 ±0.50 4(3/1) 孔店组 Ek 2.23 ±0.49 5(1/4) 表4. 地层热导率柱(修改自龚育龄，2003) 图4. JZ25地区埋藏史和热史图(以JZ25-1-3为例，AFT和Ro联合标定) 5.2. 埋藏史和热史分析 重建的埋藏史揭示，古近纪工区主要表现为快速沉降，到24.6 Ma时沙三段底埋深达到2600 m，此阶段沙三段已经逐渐进入生烃门限，开始大量生烃。该时期为烃源岩的主要大规模生烃期，油气充注也造成了该区沙二段和沙三段储层的超压。距今24.6 Ma~17 Ma，即到东营组沉积末期，由于华北运动 [ 34 ] ，构造抬升使得该区地层遭受剥蚀。新近纪由于馆陶组和明化镇组的沉积，沙三段地层又继续进入埋藏过程，先前由于构造隆升而暂时停滞的生烃过程又继续生排烃，该阶段分为馆陶组缓慢沉降阶段和明华镇组至今的快速沉降阶段。 图5. JZ25地区Es 2 段和Es 3 段古地温梯度演化图(JZ 25-1-3 井为例) 热史恢复结果表明辽东低凸起经历两次升温和一次降温阶段，分别为古近纪沙三段–东营组沉积时期升温阶段，温度最高达到110℃左右；东营组沉积晚期温度逐渐降低至67℃；新近纪经历了馆陶组沉积时期的缓慢升温和明华镇组至今的快速升温阶段。 5.3. 地温梯度演化分析 根据古地温梯度演化图的演化趋势可以看出，研究区的Es 2 和Es 3 段地层地史时期的古地温梯度表现出从38 Ma以来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Es 3 段的地温梯度从38 Ma的 36 ℃ /km降低至现今的 29 ℃ /km，Es 2 段的地温梯度从 38 ℃ /km演化至现今的 29.8 ℃ /km，演化特征具体表现为38 Ma~24.6 Ma古地温梯度的快速降低，24.6 Ma至今古地温梯度的缓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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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研究区经历两次升温和一次降温阶段，分别为古近纪沙三段–东营组沉积时期升温阶段，温度最高达到110℃左右；东营组沉积晚期温度逐渐降低至67℃；新近纪经历了馆陶组沉积时期的缓慢升温和明华镇组至今的快速升温阶段。 2) 研究区Es 2 和Es 3 段地史时期的古地温梯度从38 Ma以来大致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古地温梯度从38 Ma的大约 36 ℃ /km~38℃/km降低至现今的 29 ℃ /km~3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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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后悔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被研究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伴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后悔理论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完善；对后悔的影响因素的探究同样包括很多方面，但主要领域集中于神经机制、人格特质及情境信息三个方面。本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研究一和研究二。研究一采用自编的动机冲突与后悔的开放性问卷作为研究二情境编制的基础；研究二采用实验的方法，通过E-prime程序为被试呈现决策情境来诱发后悔情绪，其中决策情境分为有动机冲突情境、无动机冲突情境和控制情境。最终得出结论，在无动机冲突下被试决策错误后的后悔程度高于有动机冲突下被试的后悔程度。 关键词 :动机冲突，后悔，决策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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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生活总是需要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我们希望自己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当我们发现自己决策错误时，经常伴随着或多或少的消极情绪，也就是后悔。动机冲突常见于决策过程中，我们在进行很多决定时会发现，“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相当常见，例如，在报考院校时纠结于到底是优先考虑专业，还是优先考虑学校；而有些决策情况，却不存在动机冲突，例如，买彩票时选择自己的幸运号码。本研究希望通过研究来探讨决策错误情况下，动机冲突与后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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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不能如愿，因此每个人都曾有过后悔。对后悔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才开始致力于构建后悔的理论。到了90年代，研究者们对某些早期的理论进行了推翻，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一些结论，至此，决策后悔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到目前为止，后悔的研究涉及范围更广，比如脑神经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等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们更倾向于从反事实思维或后悔的心理机制上进行探讨。Kahneman和Miller (1986)定义后悔为一种反事实的情绪，也就是说包含了反事实思维。而反事实思维指的是在心理上否定了已经发生的事，并将其表征为原本可能发生而实际并未发生的心理活动。当后悔发生时，个体经常会产生某种思维形式，比如，“如果当初我好好学习就好了，那么我就可以上更好的大学”，“如果我当初没有出国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多陪陪我的亲人”。 Landman (1993)将后悔定义为一种不同程度的痛苦的认知。即对于某些特定不幸的消极的事件产生的一种感到抱歉的情绪，是一种包含推理性的情绪。该定义的缺陷在于没有指出后悔的本质。 目前心理学界比较公认的后悔定义是由Zeelenberg和Pieters提出的：当个体设想：如果当初做出了不同于当初的决定，现在的情形就会更好些，那么此时产生的情绪就是后悔。责备也是被包含其中的一种情绪(Zeelenberg & Pieters， 1999)。该定义反映了后悔产生的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自我责备，另一个是意识到另外一种选择的结果会更好。本研究采用Zeelenberg和Pieters对后悔的定义。 研究表明决策范围影响后悔，其次，多样性等因素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后悔产生作用。对于被试而言，如果选择的范围大，那么在这个条件下，被试就更有可能会报告更强烈的后悔及更低的满意度(Iyengar & Lepper， 2000)。对于被试而言，决策的范围越大，选择的空间越多，就好引发更多的反事实思维，因而更可能产生较大程度的后悔。在研究决策数量与多样性对后悔的影响中，结果显示每一种选择都包含着有利的和不利的成分(Sagi & Friedland， 2007)。当人做决定时是要先进行风险估计和利益权衡的，当决策错误时，被试相当于失去了事物的有利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后悔就被引发了(Luce， Bettman， & Payne， 2001)。 当人们作出决策时，有的人会先对决策对象进行衡量，之后再选择其中最佳的方案； 而有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较少去衡量各种方案，而是会尽快付诸行动。这两类人，具有不同的自我调控方式。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是指个体明确自己的现实状态和目标状态， 以及从现实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的方法和手段，然后付诸实际行动(Higgins， Kruglanski， & Pierro， 2003; Hoyle， 2010；岳玲云，冯廷勇，等，2011)。Kruglanski提出，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在决策中倾向于评估，我们把他们称为“评估者”，有的人在决策中更倾向于行动，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行动者”(Kruglanski & Thompson， 2000)：对于行动者和评估者而言，他们所产生的反事实思维以及后悔体验存在着显著差异。评估者要比行动者产生更强的反事实思维，并伴随更加强烈的后悔情绪，并且评估者对反馈结果更具有易感性，在认知评价上会产生更强烈的反事实思维，后悔情绪也越发强烈(岳玲云，冯廷勇，等，2011)。 对于责任心对后悔的影响，Sugden首次对其做出了具体阐述。他认为，后悔起源于意识到未做的结果会更好以及对之前决定的自责。研究表明，在高水平的责任心的条件下，人们更多的会产生后悔。后悔体验中一定会包含有负责任的成分(Connolly， Ordonez， & Coughlan， 1997)。此外，在后悔的脑机制上心理学家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有研究表明责任心是后悔情绪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一系列基于责任感的后悔评价时，若这些结果与高的责任心有关，则杏仁核相应的活动会被激活。相关研究强调了在后悔体验中，杏仁核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Nicolle， Bach， Driver， & Dolan， 2001)。有研究者利用ERP 技术对责任与后悔强度的关系做了研究，该项研究采用赌徒范式，记录了被试在进行游戏时正确与错误决策下的脑电波形，得出了结论：责任对后悔强度有影响，并且后悔强度与责任感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即责任感越强，后悔程度越大；反之，后悔程度越小(张慧君，周立明，罗跃嘉，2009)。 动机是由目标或对象引导、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一种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有很多愿望，而且很可能在某个时间内会面临多个选择，而期望的目标不能同时达到，此时就会出现动机冲突。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事件、动机、目的、需求、冲动、行为同时出现于同一有机体而引发的矛盾状态(彭聃龄，2004)。当遇到冲突时，我们要做出正确决策，得到最好的结果。动机冲突包括很多类型，从形式上分，包括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避冲突和多重趋避冲突。本研究着重研究趋避冲突和多重趋避冲突。 2.2. 研究假设 当个体面临动机冲突时，个体如果做出了错误的决策，那么在得到反馈后更容易产生自责感，根据前人的研究，当责任心起作用时，后悔情绪会更加严重(庄锦英，2003)。而在本研究中，当被试处于无冲突情境下时，若决策错误，被试更有可能会产生没有认真权衡和评估的自责感，则容易产生更加强烈的后悔情绪。因此本研究假设，无动机冲突情境下的决策错误比有动机冲突情境下的决策错误导致更深程度的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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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工具 自编的关于后悔与动机冲突的开放性问卷：本问卷具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被试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要求被试回忆一件后悔的事，并给后悔程度进行打分，此处采用五点几分法；第三部分是要求被试回答对该项事件进行决策时是否面临内心冲突。 3.2. 研究方法 对143名被试进行开放性问卷调查，其中本科生占130名。 70名教育科学学院的大二学生进行研究二的实验，除去4个无效数据，包含47个女生，19个男生，且视力正常。 研究一采用自编的动机冲突与后悔的开放性问卷作为研究二情境编制的基础。 研究二采用实验的方法，通过E-prime程序为被试呈现14个决策情境，其中八个实验情境，六个控制情境，其中为了控制额外变量，八个实验情境成对出现，三个情境具有动机冲突，三个情境不具有动机冲突。给被试呈现情境后，让被试做出决策，之后给被试一个反馈，对于实验情境，无论被试的决策是什么，给予的反馈均为决策错误；对于控制情境，无论被试的决策是什么，给予的反馈均为决策正确。在实验情境下，诱发被试的后悔情绪后会要求被试对自己的后悔程度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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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中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方差分析等，见表1。 情境1，3，5为有冲突情境，情境2，4，6为无冲突情境，每个情境的评分指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对自己后悔程度的评分。通过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情境反应时不同，是因为编制的实验情境是真实情境，由于涉及的事件不同，故反应时会不同。对于情境三和情境四，剔除了四个极端数据；对于情境五和情境六，剔除了一个极端数据。 如表2所示，前两组实验情境中决策反应时有显著差异( * P < 0.05)，证明所编的实验情境是有效的，对于情境1和3属于有冲突组，其反应时显著高于无冲突组即情境2和4；后悔程度评分有显著差异(P < 0.05)即无冲突组的后悔程度显著高于有冲突组的后悔程度。 第三组实验情境中反应时无显著差异(P > 0.05)，表面上看可能是情境编制有问题，但是结果显示后悔程度评分有显著差异( * P < 0.05)，故可能存在其他原因。经过对结果的讨论，并结合前人的理论我们做如下分析：在情境五和情境六中，由于情境本身的原因或者被试的实验状态，被试在决策时，产生了后悔预期(Loewenstein， Weber， Hsee， & Welch， 2001)，因此导致被试决策风格更加倾向于评估者，因此导致在两种情境下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而根据前人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评估者的后悔程度要高于行动者，因此本研究中结果显示有冲突组后悔程度显著高于无冲突组(张洁海，2003；张洁海，朱正才，2004)。 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在有动机冲突的情境下，男生与女生的后悔程度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无动机冲突的情境下，女生的后悔程度显著高于男性。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当处于无冲突情境时，女生相较于男生而言更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要是我当初多考虑下就好了”，因而其产生的后悔情绪也会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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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无动机冲突下被试决策错误后的后悔程度高于有动机冲突下被试的后悔程度； 2) 在后悔预期有显著影响的情况下，有动机冲突下被试决策错误后的后悔程度高于无动机冲突下被试的后悔程度； 3) 在有动机冲突的情境下，男生与女生的后悔程度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无动机冲突的情境下，女生的后悔程度显著高于男性； 4) 有宗教信仰的人与无宗教信仰的人在后悔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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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壤质量的根本是土壤肥力，提高土壤肥力的关键就是要进行合理的土壤培肥，从而保证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随着化学肥料投入后各种弊端的增加，土壤有机培肥的呼声越来越高，通过施用有机肥料或有机物料来改良和培肥土壤、提高作物产量、改善品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措施。目前，国内外关于土壤有机培肥对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性状、作物生长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多报道，笔者对有机培肥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综述，在分析宁南山区有机培肥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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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有机培肥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土壤的物理性状直接影响土壤肥力的高低，土壤紧实，土壤容重大，孔隙度低，微生物活动差，土壤养分有效性程度低，对作物的生长发育都会带来不利影响。而适当施用有机物料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从而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有机肥施入土壤后即增加了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经微生物分解作用后形成腐殖酸，其主要成分是胡敏酸，能够将松散的土壤胶结为土壤团聚体，促进土壤中水稳性团粒结构的形成，从而可以协调土壤中水、肥、气、热的矛盾，降低土壤容重，增大土壤孔隙度，改善土壤粘结性和粘着性，使土壤耕性变好。 土壤容重是评价土壤物理性状好坏的重要指标，较小的土壤容重和较高的土壤总孔隙度可以促进土壤中微生物活动和土壤养分利用，并最终促进作物的生长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王立刚等研究表明，有机肥施入土壤后大量地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有机质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形成了腐殖酸，它可以使松散的土壤单粒胶结成土壤团聚体，使孔隙度增大，土壤容重变小，易于截留吸附渗入土壤中的水分和释放出的营养元素离子，使有效养分元素不易被固定 [ 1 ] 。土壤团聚作用是贮存和保护土壤有机碳库的重要手段，所保存的土壤有机碳组分对作物养分库的活化起到重要作用 [ 2 ] 。Mikha等进行了不同耕作措施和添加有机肥料对土壤团聚体分布以及结合态碳、氮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施用有机物料能够提高被大团聚体保护的不稳定性碳和氮的数量 [ 3 ] 。马俊永等的试验研究表明，有机无机相结合的施肥处理能够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显著的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孔隙度 [ 4 ] 。安婷婷等研究表明，增施有机肥能够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耕作措施对土壤结构的破坏 [ 5 ] 。高飞等采用有机培肥措施对宁南旱农区进行试验发现，施用有机肥有利于改善土壤孔隙状况，能够提高土壤保水能力，促进土壤结构的优化，从而可以提高作物产量 [ 6 ] 。王荣萍等研究了多肽有机肥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多肽肥与化肥配施可以降低白云区和南海里试验点的土壤容重，提高土壤总孔隙度，同时可提高土壤持水量 [ 7 ] 。马俊艳等研究增施有机肥对设施菜地土壤特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施用有机肥可显著降低土壤容重，且以深翻配施有机肥和秸秆处理的效果最为显著 [ 8 ] 。卫婷等通过对渭北旱塬农田土壤环境的试验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施用有机肥对土壤团聚体大小及数量的影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随施入土壤的有机质及秸秆还田量的增加而增加 [ 9 ] 。王芳研究表明：作物秸秆并配施化肥，可以调节土壤容重及土壤团聚体的分布和稳定性，并有效提高土壤团聚体结合态碳含量，从而显著改善旱地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肥力 [ 10 ] 。 秸秆还田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因而有利于改善土壤物理性状，使土壤容重降低，增加持水量和耕层深度，通气孔隙和大颗粒微团聚体增加，耕层土壤较为疏松，并在防止土壤板结、提高土壤养分含量等方面具有较明显的效果，对土壤物理性状能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 11 ] 。秸秆还田可以形成有良好团聚体结构的土壤，具有高度的孔隙性、持水性和通透性，在植物生长期间能很好的调节植物对水、肥、气、热诸因素的需要，以保证作物高产。秸秆还田后，在它的腐解过程中，促进了土壤微粒的团聚作用，改善了土壤结构以及水、肥、气、热状况。苏秦连续两年有机培肥结果表明，有机肥可以提高不同作物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且效果显著，胡麻增产6%~10%、水分利用效率提高12.8%~42%，连续施用有机肥小麦增产13.9%~34%、水分利用效率提高6%~18.1%；秸秆还田处理下，玉米增产14.8%~18.1%、水分利用效率提高10.3%~12.9%，连续秸秆还田谷子增产10.6%~67.3%、水分利用效率提高1.2%~59.4% [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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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有机培肥对土壤化学性状的影响 土壤养分是作物生长的物质基础，培肥地力、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或维持土壤养分基本平衡，是夺取高产、保证农业生产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 [ 13 ] 。有机肥料作为农田土壤养分的主要来源，不仅含有作物生长所需的N、P、K等元素，而且还含有铁、铜等植物所需微量元素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与化肥不同，长期施用有机肥可长期持续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及土壤酶活性 [ 19 ] [ 20 ] 。 Heekyung et al. 研究结果显示，有机物料施人土壤后，不但通过自身释放磷素养分，而且能够刺激土壤微生物活化磷素养分，从而提高土壤磷的有效性 [ 21 ] 。廖佳丽等就宁南山区不同的水肥管理对土壤水分及土壤肥力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NPK与有机肥配施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效果明显，并且能够缓解土壤碱解氮下降的速度 [ 22 ] 。杨希等就有机无机培肥对黑土肥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增施有机肥能够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碱解氮、速效磷及速效钾的含量，并且有机质及几种速效养分含量变化规律基本相同 [ 23 ] 。林治安、卫婷等研究均表明，施用有机肥可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土壤各种养分含量 [ 9 ] [ 24 ] 。徐学前等通过长期定位试验对不同施肥组合的培肥效果进行研究发现，施用厩肥对土壤的培肥效果最为显著，秸秆与厩肥配合施用对土壤的培肥效果尤为突出 [ 25 ] 。邢素丽等针对太行山山前平原生态类型区土壤有机质及养分含量较低进行有机无机相结合培肥土壤，研究结果表明：化肥配合有机肥施用，培肥效果优于化肥配施含等量养分的秸秆直接还田，并且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土壤全氮、土壤全磷、土壤速效磷、碱解氮及速效钾的含量，对小麦产量有一定量的增加 [ 26 ] 。高飞研究表明：经过三年的有机肥处理后，在小麦返青期0~60 cm土层土壤贮水量施肥处理较对照存在显著差异，土壤养分显著增加，较对照的土壤有机质平均增加7.8%、全N增加7.3%，其他全效养分含量和对照相比差异较小。速效养分中，速效P及速效K的含量变化较为灵敏，分别较对照平均增加40.4%和15.3% [ 27 ] 。 国内外试验均表明，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明显增加，尤以表层最为显著 [ 28 ] [ 29 ] [ 30 ] [ 31 ] 。但秸秆还田对土壤有机质的具体增幅是多少，是不是还田量越多对有机质的累积就越多，目前的各种研究报道结果不一，秸秆翻压还田后土壤理化性状发生改变的机理也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