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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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基层医院开展超声引导下微创经皮肾穿刺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分析283例肾结石、输尿管上段结石在超声引导下微创经皮肾穿刺的临床资料，其中鹿角形结石32例，多发性肾结石82例，单发性肾结石85例；输尿管上段结石54例；肾结石并发同侧输尿管上段结石30例，合并肾功能异常151例。对术前评估、术中出血量、中转开腹原因、术后残石率、二次手术及住院天数进行分析。结果：283例患者均行一期碎石术，石清除率86.5%，平均手术时间110 min，平均出血量约200 ml，平均住院11 d，其中5例行输血，7例中转开放手术取石，全组患者无肾脏切除及手术后死亡病例。结论：基层医院开展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取石术是可行的，但需充分准备才能保证医疗安全。 关键词 :微创经皮肾穿刺，超声引导，治疗体会，基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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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mPCNL取石属于泌尿外科微创手术，由于其创伤小、术后恢复好，能反复多次取石等优点而迅速得到广泛推广。我院2007年6月至2015年8月，应用B超引导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治疗肾脏结石，肾输尿管上段结石283例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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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本组283例，男159例，女124例，年龄31~62岁，平均54岁，术前所有患者均行泌尿系KUB + IVU及常规超声检查；有的患者行CT检查泌尿系平片均系阳性结石。结石直径大小约5 mm~26 mm；其中鹿角形结石32例，多发性肾结石82，单发性肾结石85例；输尿管上段结石54例；肾结石并发同侧输尿管上段结石30例，合并肾功能中度及以下损伤151例。 2.2. 手术方法 本组病例全部采用插管全麻。先行截石位逆行输尿管插入F4输尿管导管，合并输尿管中下段结石者行输尿管镜检明确结石位置后行弹道碎石后再插入输尿管导管。插管成功后改俯卧位，上腹部垫高充分暴露腰部术区。术中连续输尿管导管内注入生理盐水造成人工肾积水，采用B超定位便于穿刺成功。穿刺点一般选择穿11肋间或12肋间肩胛线及腋后线区域，用18G肾穿刺针直接穿入结石所在肾孟，针尾有尿液流出后，导入金属安全导丝，筋膜扩张器自F6起递增扩张至F16留置F16 Peel-away塑料薄鞘，建立取石通道。在灌注泵的冲洗下，通过输尿管硬镜用第三代EMS弹道超声碎石清石系统，将结石击碎冲出，或用取石钳夹出，术后常规留置F5输尿管双J管及F16肾造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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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283例病人中9例病人因通道建立失败而放弃手术；7例病人因丢失通道，出血而改开放手术。其余255例病人一次穿刺成功而顺利碎石。5例病人分别于术后第2、第6天出现血尿及造瘘管内出血，经予止血、输血及夹闭肾造瘘管后止血成功。5例病人出现术后患者胸腔少量积液，经治疗后吸收。术后6~7天复查腹部KUB显示残留结石者98例。残留结石率35%。全组患者无腹腔内脏器损伤等并发症及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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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传统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由于通道口径大、创伤大、并发症多，尤其是ESWL出现后，临床应用受到限制。李逊等率先加以改进，使用输尿管镜代替肾镜开创了mPCNL，使PCNL对所有复杂肾结石有极高的清除率，成为能取代传统开放取石手术的首选治疗方法[ 1 ] [ 2 ] 。随着设备改进和技术提高，对肾结石PCNL清除率优于开放手术；而出血、胸膜损伤、尿瘘等并发症、手术时间、住院天数和费用均明显低于开放手术[ 3 ] 。B超引导下经皮微创肾穿刺取石术已从少数核心医院向基层单位辐射，成为治疗复杂性肾脏结石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基层医院的开展该项技术的经验较少，需做到以下几点： 1) 基层医院开展B超引导经皮肾穿刺取石术应作好宣教工作。介绍微创泌尿外科治疗的优点是顺利开展治疗的前提，细心、耐心讲解，解释工作到位，使广大患者明白该项技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腹内脏器干扰小、可多次反复取石等优点，是肾脏复杂性结石的首选术式，可促使患者主动接受该项技术。同时术后需行II期残留结石的处理。也可以得到病人及家属的理解。加强专业技术培训有利于基层医院开展此项技术，任何腔内治疗均是建立在熟练掌握常规手术的基础上进行的。操作此项技术必须是能行开放手术的医师执行。手术医师必须先到B超室接受短期培训。同时到上级医院学习，并聘请上级医院医师到我院亲临指导手术，为安全开展B超引导下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双保险，增加了开展此类手术的信心，也赢得了患者及家属的信任。严把适应症，确保手术顺利开展。对于患者年龄较大，患侧肾脏结石较大或结石较多，肾功能差者要适当筛除，确保手术一次成功。这样无论对手术者本身的信心增长以及医疗舆论宣传均有积极的帮助，同进要仔细阅片，排出钙化影，避免将钙化影认同结石而行手术治疗，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2) 术前准备要充分，完善患者各项术前检查。术前应对重要脏器功能进行检验和评估，根据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确保术前患者良好生理状态，保证手术的顺利实施。泌尿系B超，KUB + IVU，CT检查是必须的，必要时要行CTU，CT增强扫描等检查，以便了解结石位置大小、肾实质厚薄等，初步测量结石或肾盂到皮肤的距离。术前通过IVU或CTU检查可以初步判断各肾盏大小、盏颈长度和宽度、各肾盏之间夹角，结合CT三维重建中结石的形态选择目标肾盏 [ 4 ] 。原则上应该选择最直接进入目标结石所在的后组肾盏进行穿刺，理想的通道应该从穹窿部的最外周位置进入后组肾盏，肾实质内的走程最短，减少对大血管的损伤。 3) 正确对待转开放的问题。若穿刺过程中出现大出血或肾孟穿孔，丢失通道大量冲洗液外渗等应及时转开放手术。中转开放是确保手术成功的一项重要措施而非腔内手术的失败，初学腔内手术的外科医师更应牢记这种观念。对于手术并发症同样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PCNL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最高可达83%，主要包括败血症、结肠损伤、胸膜损伤、术后出血及被迫切肾等 [ 5 ] 。手术并发症对于手术科室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任何手术都不能百分百的安全或者成功保证。本组病例的中转开放，术前解释到位，病人及家属均无明显异议。 4) 制定好II期清除结石方法。PCNL后残石的处理，可考虑行ESWL及PCNL -ESWI +PCNL (“三明治”疗法)来提高结石清除率。文献报道：PCNL结石清除率70%~93.4%；残留结石率为16.6%~30% [ 6 ] 。本组病例残留结石率35%。如果II期手术不能很好彻底地将残留结石清除，势必影响医患关系，因此也影响病人对此项技术的信任度，给手术医生很大的压力，不利于此项技术的推广。我们一般I期术后6~8天行II取石术，术后夹管24小时后拔除肾造瘘管。对于复杂性肾结石，多发结石，脓肾及孤立肾，肾功能差的患者尤为适用。李炯明 [ 7 ] 采用II期、分步法，取得很好的效果。输尿管软镜的出现，减少了多通道PCNL的需求。输尿管软镜由于具有可弯曲性，且管径较小，能够方便的处理肾脏残石。近年来输尿管软镜得到了广泛应用 [ 8 ] [ 9 ] 。 本组病例术后根据残留结石直径的大小，B超及KUB复查残石或结石残屑 ≤ 3 mm ，且无临床症状，可不处理。对于大于4 mm，分别采用中药排石，ESWL，II期一通道联合输尿管软镜排石治疗，得以清除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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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探究新疆伊犁部分地区牛边缘无浆体与牛巴贝斯虫病的感染情况。本试验通过采集伊犁新源和特克斯县疑似牛全血，并根据16S rRNA基因保守序列，设计并合成引物，提取病原DNA，进行PCR检测。结果显示，新源县牛边缘无浆体的感染率为20% (40/200)而牛巴贝斯虫的感染率为40% (80/200)，其混合感染率为30% (60/200)；特克斯县牛边缘无浆体的感染率为30% (120/400)而牛巴贝斯虫的感染率为40% (160/400)，混合感染率高达45% (180/400)。为我区牛边缘无浆体与牛巴贝斯虫病的防治提供数据基础。 关键词 :伊犁，边缘无浆体，巴贝斯虫，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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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边缘无浆体病是由边缘无浆体(Anaplasma marginale)寄生于牛红细胞边缘，经蜱传播而引起以发热、贫血、黄疽、食欲不振、消瘦等为主要症状的一种传染性无浆体病[ 1 ] -[ 4 ] 巴贝斯虫病是由牛巴贝斯虫(Babesia bovis)寄生于牛红细胞胞浆内，经蜱传播的血液原虫病，该病与牛边缘无浆体病相似，亦可引起黄疽、发热等症状。这两种病原均寄生于牛类动的红细胞往往导致混合感染，其病原血液涂片检查诊断时不易区分，会造成漏检或者误检。因此，经鉴别诊断方法来调查了解这两种病的感染情况是对新疆牛类动物蜱传病的综合防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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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1. 血液样品来源 分别从伊犁新源县及特克斯县采集疑似牛耳尖或尾根部血液200份及400样品，先制血膜片后，分别加入到含有抗凝剂EDTA溶液的抗凝管(用于核酸提取)中，−20℃保存待检。 2.2. 血液涂片染色及镜检 用了改良血液涂片法，即姬姆萨和瑞氏复合染料染法进行染色。复合染料I的制备：取瑞氏粉2 g，姬姆萨尔色素1.7 g，置研钵中，加50 ml甘油研磨调成均匀糊状后缓慢加入少量甲醇，研磨片刻将上层液体移入棕色试剂瓶内，再加少量甲醇，继续研磨，再吸出上层染液，如此连续几次，共用甲醇1000 ml。复合染料Ⅱ的制备：取磷酸二氢钾(无水) 0.3 g，磷酸氢二钠(无水) 0.23 g置于烧杯中，加入少量蒸馏水溶解，用磷酸盐缓冲液调PH至(6.5~6.8)后加水至1000 ml。 复合染料染法的步骤：将制作好的血液涂片放入甲醇中固定5~10 min，自然晾干；将其放入复合染料I中1.5 min，取出；迅速侵入复合染料II中1~2 min，取出；将其冲洗(血涂片区域以外没有染料残留)，自然晾干；在显微镜下(10 × 100的油镜)进行观察。 Table 1 Anaplasma marginale and Babesia bovis in cattle mixed infection in Xinyuan and Tekes county， Yil 采样地区 B. bovis阳性率 A. marginale阳性率 混合感染率 新源县 40% (80/200) 20% (40/200) 30% (60/200) 特克斯县 30% (120/400) 40% (160/400) 45% (180/400) 表1. 伊犁新源县/特克斯县牛边缘无浆体与牛巴贝斯虫混合感染情况 2.3. 血样核酸提取及PCR检测 采用全血、组织DNA提取试剂盒说明书的方法提取DNA。首先根据GenBank中牛边缘无浆体和牛梨形虫的16S rRNA基因保守序列，设计引物。以提取的蜱虫基因组DNA为模板，进行目的片段的扩增。 血样核酸的提取： 1) 离心管内加入吸200 µL全血、20 µL蛋白酶K和200 µL Buffer AL，振荡混匀15 s，56℃孵育10 min。加入200 µL无水乙醇，振荡混匀。 2) 将QIAamp spin column和collection tube组合，上一步骤中制备的液体移入QIAamp spin column中，6 000 g离心1 min，小心弃去滤液。 3) 将QIAamp spin column与新的collection tube组合，加500 μL Buffer AW1，6000 g离心1 min，小心弃去滤液。 4) 将QIAamp spin column与新的collection tube组合，加500 μL Buffer AW2，18，000 g离心3 min，小心弃去滤液。12，000 g离心1 min去除残留溶液。 5) 将QIAamp spin column与新的1.5 mL离心管组合，小心加200 μL Buffer AE于膜中央，室温放置1 min，6000 g离心1 min洗脱DNA。 反应体系为25 µL，2 × Es Taq MasterMix体积为12.5 µL；上、下游引物各1 µL；DNA模板1.5 µL；灭菌去离子水加8.5 µL。然后运用建立好的PCR方法来检测样品，PCR反应参数：95℃预变性5 min；94℃变性30 s，退火时间为1 min，72℃延伸1 min，30个循环；72℃延伸10 min，4℃保存；设计阳性对照(牛巴贝斯虫DNA和牛边虫DNA)、阴性对照(健康牛全血DNA)和空白对照(无菌双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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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 对来自伊犁新源县的200样品及特克斯县的400样品进行了检测和鉴别诊断。结果显示：新源县牛边缘无浆体的感染率是20% (40/200)而牛巴贝斯虫的感染率是40% (80/200)，其混合感染率是达30% (60/200)；特克斯县牛边缘无浆体的感染率是30% (120/400)而牛巴贝斯虫的感染率是40% (160/400)，混合感染率是达45% (180/400)，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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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牛边缘无浆体病和牛巴贝斯虫病在新疆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牛边缘无浆体在特克斯县感染强度较高，而牛巴贝斯虫病在新源县较高，其它疫区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目前，周作勇等[ 5 ] 从分子水平上证实了重庆市牛无浆体的存在；我区对于牛无浆体的流行病学资料稀少，相关报道甚少。但新疆媒介蜱虫数量多，每年有80%的草食家畜被蜱虫叮咬，故牛边缘无浆体和巴贝斯虫的感染呈上升趋势，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检测监控及尽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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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老年人孤独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着重探讨了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240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数据分析采用分层回归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 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2) 心理韧性调节老年人孤独感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即对于心理韧性高的老年人来说，体会到高孤独感的老年人仍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 :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心理韧性，老年人，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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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和课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愈发引起社会的关注。人口迁徙带来的后果，例如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随着年代的变迁呈上升趋势[ 1 ] 。空巢老人比起非空巢老人感受到更多的孤独，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更低 [ 2 ] 。然而，跨文化的研究发现，荷兰的空巢老年人大多数自愿独居，这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孤独感并没有因为独居而增加 [ 3 ] 。因此，研究孤独感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机制十分重要。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根据自己独特的标准，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的判断过程 [ 4 ] 。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 [ 5 ] 。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人口学变量、社会支持和养老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 6 ] 。同时，自卑感、忧郁感、孤独感、情绪稳定状况等心理因素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 7 ] 。 孤独感是一种感知道社会隔离的现象，它被定义为伴随着一个人的社会需求从数量或质量上不被满足的一种令人沮丧的感觉 [ 8 ] 。孤独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心理不协调”理论认为，当个体的人际关系的不协调，即个体所期待的人际关系与实际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不能匹配时，容易产生孤独感 [ 9 ] 。孤独感的增加与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显著相关，即孤独感越高，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随之增加 [ 10 ] [ 11 ] 。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较高的孤独感往往会引发各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进而降低生活满意度水平 [ 12 ] [ 13 ] 。 心理韧性被定义为对经历的压力或逆境的克服，面对丧失、困难或逆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 [ 14 ] [ 15 ] 。积极情绪与心理韧性显著相关，它是老年人的心理韧性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心理韧性高的个体可以更好的调控日常压力和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 [ 16 ] [ 17 ] 。在对老年人的研究中发现，心理韧性与低收入的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显著相关 [ 18 ] 。增加的心理韧性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似乎可以抵消老年人生理和认知功能衰退的作用 [ 19 ] 。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孤独感的影响，心理韧性影响了对生活事件的应对，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它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本研究主要探究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下面2个假设： 假设1：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即孤独感越多，生活满意度越低。 假设2：心理韧性对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心理韧性高的老年人，无论其孤独感水平如何，其生活满意度都明显好于心理韧性低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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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山东、四川、广西和甘肃的240名老年人，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240份，回收率100%。老年人的年龄范围为55岁到98岁，平均年龄为73.45岁。其中男性127名，女性113名。 2.2. 变量的测量 2.2.1. 孤独感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UCLA孤独感量表中文版 [ 20 ] 测量老年人的孤独感。该量表由Russell和Cutrona编制 [ 21 ] ，共20个题项，采用1~4的4点评分法，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孤独感水平越高，反之则孤独感水平越低。该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4。 2.2.2.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 22 ] 测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该量表共5个题项，采用1~7的7点评分方法对每个题项进行评分，评分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8。 2.2.3. 心理韧性的测量 采用Connor等人编著的心理韧性量表(Conne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测量老年人的心理韧性 [ 23 ] 。该量表共25题，采用1~5的5点评分法，得分越高，心理韧性越好。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适合在中国人群中推广使用 [ 24 ] 。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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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相关分析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表1中列出。我们可以观察到这3个变量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β = −0.26， p < 0.001)。因此，假设1得到了完全证实。 3.2. 孤独感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去中心化的处理，并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心理韧性对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 = 0.12， p < 0.05)。 为了进一步检验心理韧性调节作用的趋势，我们画出了调节作用的示意图。图1显示，心理韧性低的老年人，孤独感增加时，生活满意度有轻微的降低，而心理韧性高的老年人，尽管体会到较高的孤独感，仍然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假设2得到了完全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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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孤独感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孤独感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孤独感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相关极其显著。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25 ] [ 26 ]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孤独感都是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 27 ] [ 28 ] 。已有研究证实，高孤独感与老年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有关 [ 29 ] 。影响孤独感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社会支持，丧偶，空巢等客观状况。 Table 1 Correlations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n = 240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孤独感 36.45 8.86 1.00 2 心理韧性 55.01 14.07 −0.26 ** 1.00 3 生活满意度 24.77 7.35 −0.38 ** 0.42 ** 1.00 4 性别 - - −0.01 −0.20 ** −0.01 1.00 5 年龄 73.45 8.06 −0.09 −0.09 0.23 ** 0.15 * 1.00 表1.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 = 240)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性别：1-男性；2-女性。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 自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生活满意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一步 年龄 0.24 *** 0.24 *** 0.24 *** 性别 −0.05 0.02 0.01 第二步 孤独感 −0.26 *** −0.27 *** 心理韧性 0.35 *** 第三步 孤独感 × 心理韧性 0.12 * Adjusted R 2 0.05 0.30 0.33 ΔR 2 0.06 0.26 0.01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图1. 心理韧性调节孤独感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示意图 4.2. 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 心理韧性对孤独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心理韧性高的老年人，在体验到较高的孤独感时，仍然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心理韧性低的老年人随着体验到的孤独感增加，生活满意度逐渐降低。这一结果说明有效地调节孤独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显著相关 [ 30 ] ，和消极生活事件、绝望感和自杀性事件相关 [ 31 ] ，而心理韧性可以有效地抵抗压力和抑郁带来的负面影响 [ 32 ] 。心理韧性高的老年人在面临较高的孤独感，产生压力和抑郁体验时，能够通过自动的情绪调节策略或者目标调节，在较少认知资源的参与下调动积极情绪，进而应对压力情景 [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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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心理韧性在孤独感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 孤独感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2) 心理韧性调节孤独感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即在体验到孤独感时，心理韧性高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心理韧性低的老年人，且对于心理韧性高的老年人来说，体会到较高的孤独感时，仍然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由于取样和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取样方法为方便取样，且样本人数较少，这可能会产生取样偏差。其次，采用横断研究的方法，不能够做出因果关系的推断。未来的研究应该着重探讨老年人的心理韧性在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的情绪维度之间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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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以某国产轻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其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六自由度振动力学模型。利用Matlab计算出其固有频率、主振型、能量分布矩阵和广义力传递率。以悬置系统的解耦及广义力传递率为优化目标，并对系统的固有频率范围及刚度参数上下限加以约束，用遗传算法对悬置刚度、安装位置同时进行了优化设计，使悬置系统在怠速工况下的隔振效果大大提高。 关键词 :动力总成，悬置刚度，隔振，优化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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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以往复式内燃机为动力源的动力总成是车辆、船舶、动力机械等的主要振源之一[ 1 ]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是由连接动力总成与车架/车身的若干个悬置单元组成，它们支承动力总成的重量、隔离发动机输出扭矩波动引起的车身振动，并限制动力总成的振动位移幅度，从而避免与相邻部件发生碰撞[ 2 ] 。因此，设计合理的汽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可以明显降低汽车动力总成和车体的振动，不但可以改善汽车的乘坐舒适性，而且可以延长发动机与其他部件的使用寿命[ 3 ] 。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动力总成系统隔振优化进行了研究，其中，基于动力总成悬置系统解耦及隔振率的优化设计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 4 ] -[ 9 ] 。但是由于受到整车布置等因素的限制，很难实现在同一坐标系下动力总成刚体模态的垂向运动、俯仰运动和绕扭矩轴的侧倾运动的同时解耦；此外，动力总成系统隔振优化还受到悬置元件动态力计算所需参数不易获取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部分解耦及广义力传递率为目标的优化计算方法，针对某轻卡动力总成悬置系统设计不合理的现象，对其刚度参数进行了优化研究，并通过对比优化前后的解耦率和广义力传递率，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解决该轻卡怠速工况下动力总成悬置系统隔振率差导致的整车NVH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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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振动模型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刚体模态固有频率一般在几十Hz内，远低于动力总成的弹性模态。因而在优化过程中，可以将动力总成视为刚体，橡胶悬置元件简化为三向正交的弹性阻尼元件，建立系统6自由度的振动微分方程组。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三维动力学模型如图1所示，O点是动力总成处于静平衡时的质心。 在图1中，过质心指向驾驶室方向(平行于曲轴方向)为X方向；垂直向上为Z方向；Y方向为垂直于XZ平面。设系统的广义坐标为动力总成沿X、Y、Z三方向的平动坐标以及绕X、Y、Z的转动坐标，即 ，则系统振动微分方程为 (1) 为系统质量矩阵， 为系统刚度矩阵， 为系统阻尼矩阵， 为系统所受激励力列阵。 图1. 轻卡动力总成系统振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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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固有特性的计算 由于悬置块阻尼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振动峰值，故在计算系统固有频率时可以忽略阻尼。则系统的振动微分方程(1)可以简化为 (2) 设微分方程(2)的解为： (3) 把公式(3)代入系统的振动微分方程(2)中，即可得到 (4) 上式是关于M和K的特征值问题，其存在非零解的条件是：当且仅当 。其解 即为系统的固有圆频率值。通过Matlab计算，可以得到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各阶模态频率及能量分布分析结果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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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振动试验分析 通过试验对各工况下轻卡动力总成悬置与发动机及车架连接处的三向加速度进行了测试，所测三向加速度方向与广义坐标系方向一致。限于篇幅，在此给出怠速工况(750 rpm)工况下前左悬置和后左悬置Z向振动加速度的时域信号及频域信号，如图2至图5所示。 根据动力总成激励力分析可知，直列四缸发动机的主要激振力是二阶往复惯性力和二阶倾覆力矩。其激振频率由曲轴转速决定： 。从试验结果来看，怠速工况下的频率为25.04 Hz，其频率误差在允许范围内。下面给出动力总成怠速工况下的隔振率如下表2所示。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怠速工况下，前左悬置的隔振率已经达到85%以上，但是前右悬置和后左后右悬置的隔振率很低，尤其是后右悬置只有52.54%，隔振效果很差。 Table 1 Natural frequency and energy distribution of powertrain mounting syste 模态阶数 1 2 3 4 5 6 频率(Hz) 3.48 5.21 6.71 7.27 14.12 27.11 能量分布(%) X 40.10 26.95 3.73 0.01 29.21 0 Y 18.15 48.70 17.14 8.63 0.08 7.29 Z 7.34 1.26 50.52 33.59 0.31 6.98 α 0.42 11.87 0.92 14.50 0.51 71.77 β 23.11 6.03 0.81 0.02 70.04 −0.01 λ 10.87 5.18 26.89 43.25 −0.15 13.96 表1.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固有频率与能量分布 Table 2 Vibration isolation rate of each suspension at idle spee 测点位置 隔振率(%) 前左悬置 87.62 前右悬置 67.85 后左悬置 68.99 后右悬置 52.54 表2. 怠速工况下各悬置的隔振率 图2. 后左悬置上Z向怠速工况时域信号 图3. 后左悬置上Z向怠速工况FFT变换信号 图4. 前左悬置上Z向怠速工况振动时域信号 图5. 前左悬置上Z向怠速工况振动FFT变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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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悬置参数的合理匹配 在动力总成悬置系统设计中，我们希望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在动力总成参考坐标系下是完全解耦的，即系统沿某一广义坐标的激励只会引起系统一个模态的振动。但由于受到整车布置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完全的解耦难以实现。因此通常的做法是将与激振力有关的几个主要振动方向的振动模态解耦，即部分解耦。另外，本车型采用直列四缸发动机，则激振频率范围为25 Hz~100 Hz。 由前面所求的固有频率可知，绕X轴转动的固有频率为27.11 Hz，偏高，并且接近怠速情况下二阶激励频率，极易引起共振。由能量分布矩阵可以看出Z向和绕X向振动耦合也比较严重。通常对Z向及 方向的固有频率和解耦性有较高要求，而其他振型的固有频率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可。本文以动力总成悬置系统部分解耦和系统广义力传递率最小为目标函数，解耦率和广义力传递率数值在同一个量级内，且为无量纲值，根据各目标所占重要程度来确定权系数，兼顾振动模态解耦和动力总成隔振性能，建立如下目标函数对悬置刚度进行优化。 (5) 公式： ——动力总成系统绕X轴的解耦； ——动力总成系统沿Z轴的解耦； g 1 ——动力总成前左悬置振动广义力传递率； g 2 ——动力总成前右悬置振动广义力传递率； g 3 ——动力总成后左悬置振动广义力传递率； g 4 ——动力总成后右悬置振动广义力传递率； 其中 (6) (7) R i 是第i个悬置元件在垂直方向的动态力，是悬置系统最直接的隔振性能评价指标，但是在理论计算中需要发动机活塞连杆组件的质量及尺寸等，这些参数不易获取，因此这里在试验中间接测量出来。Fz是沿气缸中心线方向的第2阶往复惯性力谐量。 是当系统以第 阶模态振动时，第 个广义坐标分配到的能量占系统总能量的百分比，它的大小代表解耦程度的高低， 为系统质量矩阵的第 行、第 列元素； 分别为第 阶振型的第 个和第 个元素。 使用遗传算法优化匹配悬置刚度、后悬置安装位置后系统的固有频率和能量分布矩阵如下表3。由表3可以看出固有频率最大值即17.01 Hz明显低于发动机怠速激振频率和其他工况下的激振频率，起到了良好的隔振效果。再看能量分布矩阵Z向的解耦率由50.52%增加到82.38%，绕X方向的解耦率由71.77%增加到82.10%，整体上已达到优化目标要求。如图6所示，对比优化前后怠速下的隔振率，优化后的隔振率大幅提高，尤其是优化前隔振效果不好的后悬置。改进后的后悬置安装位置垂直向下移动了49 mm。 Table 3 Natural frequency and energy distribution of powertrain mounting system after optimizin 模态阶数 1 2 3 4 5 6 频率(Hz) 3.00 3.41 4.63 5.54 11.97 17.01 能量分布(%) X 19.35 49.43 10.24 0.01 20.89 0.07 Y 39.41 20.31 0.58 34.33 0.12 5.25 Z 5.38 5.83 82.38 1.87 0.06 4.48 α 6.02 8.22 3.13 2.00 −1.47 82.10 β 7.87 11.63 1.89 0 80.44 −1.82 λ 21.97 4.59 1.78 61.79 −0.03 9.91 表3. 优化后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固有频率与能量分布 图6. 优化前后怠速工况各悬置的隔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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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为了提高某轻卡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隔振性能，本文提出了基于广义力传递率及解耦为目标的动力总成悬置优化方法，并对该轻卡悬置系统的悬置刚度及后悬置安装位置进行了优化。结论如下： 1) 论文采用了广义力传递率作为标量值，它可以被用于直观地对动力总成悬置元件的隔振性能进行评价。并在优化设计中，通过将每个悬置元件垂直方向的广义力传递率及动力总成系统绕X方向及Z方向的解耦加权相加，将多目标优化问题转化成单目标优化问题，优化匹配效果根据目标函数值的大小进行数值评价，从而比较理想地解决了以往动力总成悬置系统优化目标函数缺乏系统价值的问题。 2) 优化算例表明，以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广义力传递率及解耦为极小化目标的优化设计方法总体上有效的解决了该轻卡怠速工况下动力总成绕X方向及垂直方向能量耦合的问题，明显提高了悬置系统的隔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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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多元化观念影响下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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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呼唤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受传统文化的观念影响。相关部门及人员在处理民间纠纷时，应考虑到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相关因素，尊重当事人应受保护之权益，引导其选择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切实有效地解决纷争以维护社会之稳定。 关键词 :民间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方式，利益博弈，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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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纠纷无疑是利益和价值观冲突所形成之表现，而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第一要义[ 1 ] 。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根据实际需要，社会为民间纠纷的当事人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并非完全一致。由于纠纷主体、类型以及诉求之多元化，形成了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途径之多元化。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传统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方式，但当下又出现了并非属于学理分类而现实中层出不穷的上访和“作秀”冷暴力的纠纷解决方式。 除了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动机之外，传统的文化观念[ 2 ] 作为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当事人往往会选择自认为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来解决纠纷。而这种受传统观念影响和以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所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最终未必能有效地解决纷争、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甚至还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之不稳定，这是制度性法文化和观念性法文化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二元结构冲突”[ 3 ] 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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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协商——“家丑不外扬”的面子观 协商和解，俗称“私了”，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抱着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诚意，通过摆明事实，交换意见，取得沟通，从而找出解决问题、解决争议办法的一种方式。 当纠纷出现后，对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引发纠纷的最直接原因乃至纠纷症结所在，没有人比特定关系之中的当事人更加了解其中详情。因此，双方进行意见交换并争取获得认识上的一致，有事实条件和感情基础。纠纷毕竟不是一件好事。纷争的产生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某一方或者双方对该问题处置不当所引发。这就应验了常人所言之“一只巴掌拍不响”的归责思想。如果将纠纷呈现在社会外部，将会体现在对当事人为人之社会评价，而一旦出现否定性评价时，感觉上会有损面子。 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面子观，民间纠纷尤其是家庭纠纷中，一般多采用和解协商的内部协调方式予以解决。由于当事人处于法律关系之中，对事情的来龙去脉相当清楚，经过利益博弈之后的内部和解，外界不知道发生个中纠纷，自然不会损及当事人的面子。 在协商和解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平等协商的原则。不但要在实质上体现公平和公正，还要在某些方面顾及到当事人的面子。协商的结果，仅仅是当事人对问题处理的一种后续处理意见，如果一方不兑现自己的承诺，还可能引发第二次纠纷。 面子，在中国有独特的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面子，因此也就有了“活要面子死遭罪”的说法。一方面，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谋求得到社会外界之认同而有了“面子”；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对某种利益目标追逐而在内心感觉上有了“面子”。 面子不仅具有内心满足的作用，还具有权力支配、评价期待和社会控制的功能。由于面子文化的影响，纠纷的发生及其解决都渗透着面子的因素，作为参考变量其介入到纠纷解决过程之始终。反过来，纠纷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体现在利益量上的多寡，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可能改变面子。正因面子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它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独立于显秩序之外的隐秩序，并内藏着高度伦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曾指出：“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面子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包含积极和消极两种情况：获得别人尊重的“赏脸”是积极的一方面，被社会负面评价的“丢脸”则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在事情中可以吃亏但绝对不能丢面子成为挽回面子的一种心态。人们生活在一定的范围和区域内，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更多考虑的是面子和人情，大家都不愿因讼结仇，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理所当然是最佳选择。“秋菊打官司”源于秋菊的丈夫庆来骂村长“断子绝孙”，促使村长为了维护面子而施暴于庆来，秋菊不但不给村长台阶下反而把问题推向了更高的层次，这最终使村长因权威顿失而感觉丢尽了面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秋菊“要说法”本身也是一个面子的维护工程(包括了外在的面子维护和内在的维权)。“如果两面一打官司，则彼此便同仇敌一样，有的好几辈人都和解不开”[ 4 ] 。在古代的民事调解实践中，作为调解的主持人往往利用了当事人以和止争、委曲求全的这种心理，从而使当事人双方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使纠纷得以成功解决。不想让外界知道自己与他人发生纠纷的保面子的想法，促使当事人力图在协商过程中解决纠纷；而如果在协商过程中达不到预设之利益目标，有可能使自己没有面子，也可能会促使当事人选择另外的一些纠纷解决方式。 如何对待面子以及挽回将有可能失去的面子，中西方文化观念似乎不同。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企业，都愿意且重视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处理问题，尤其是处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消费纠纷时，他们会认识到积极主动解决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并及时公布有关情况的做法，可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成为自己的顾客，可从消费者的意见和投诉中获得商品及服务的信誉、消费范围等信息。因此，出现了危机管理和危机公关的研究及策略的运用。跨国企业，注重的是商业信誉，而中国人的“好面子”，仅仅是停留在自我内心感觉和对外部评价的内心接收方面，尚未达成社会外部机制性评价的商业信誉制度构建上。 协商解决属于内部协商解决纠纷的机制，外部力量难以窥探内部的纠纷，亦即无法借由外力来监督和解的履行，其协商和解结果的履行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外力难以介入，“面子观”便成为了和解履行的重要内驱力。在实践中，双方协商和解后均有自觉履行和解内容的动力，其动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即对实质性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在于维护“面子”的需要。自愿达成协议而拒绝履行有违诚信，也就是所谓的“丢脸”。从这个意义来看，“面子观”即是当事人寻求私了的动因，也成为了当事人履行协议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协商机制若要长期发挥作用，离不开正确“面子观”的引导，面子增加对方的尊严和地位，送人情、给面子会使当事人较为容易达成妥协的合意，甚至通过协商和解各自让步、放弃或忍让。这样做可挽回因争执导致的失面子，也能让自己在纠纷当中解决好社会关系和维护自己的尊严[ 5 ] 。 协商和解尽管使当事人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但要最终解决纠纷，还有赖于当事人自觉履行协商结果中的义务。否则，容易产生第二次纠纷，而且使放弃一些利益者感到第二次面子受到了损害，这对今后解决纠纷的方式而言，无疑埋下了障碍的伏笔。纠纷的处理涉及到当事人的实质性利益，但是在利益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面子的因素。在实践中，一方当事人输了官司，其对生效判决耿耿于怀甚至不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来试图“纠正”之，往往不是基于实质上的金钱数额，而是出于对面子的维护。因此，在协商和解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平等协商的原则。不但要在实质上体现公平和公正，还要在某些方面顾及到当事人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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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调解——“找人评理”的人情观 双方当事人在协商和解这种方式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一方往往会指责对方蛮横无理或者过分要求。双方“不看僧面看佛面”(即看在第三人的份上)获得救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他人面子的一种妥协，以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第三方力量介入其中进行居中调解的“找人评理”和处理就成为了可能。古代，人们一般请出宗族部落的长老来调停，在纷争当事人的眼里，长老能够主持公道、讲道理而且经验丰富，故其评理和处理使纠纷得到解决的可能性较大。“在家族、团体、邻里等这些面对面团体里，个人被紧紧束缚着，而且得到官府的支持。于是，法律争执一步步在这些团体里消融解决掉，非至绝路，绝不告官兴讼”，“妥协是维系关系的手段，所以调解制度(调处)成为乡土社会反诉讼的一个主要出路”[ 6 ] 。因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之特色[ 7 ] 。至今，江南地区还有“老舅娘”的调解现象[ 8 ] 。但“外人”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中，有时却也“难断家务事”。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治理和司法实践中，委托调解得到了广泛应用。在2010年制定《人民调解法》和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尽管均有相关议案提出，但立法最终与法学界与实务部门的期待擦肩而过，未对委托调解制度做出明确的法律界定[ 9 ] 。委托调解能够满足诉讼中案多人少矛盾的需求，满足当事人减少解决纠纷成本的需要同时能够符合制度创新的要求[ 10 ] 。让法院的审判辅助人员、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等中立的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介入其中，积极引导、撮合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以提高纠纷解决几率[ 11 ] 。 “天道(自然)和谐的观念，可以说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因此它一旦形成，便对此社会、民族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12 ] 。据统计，全国共有81.7万个人民调解组织和428万名人民调解员，每年调解各种矛盾纠纷达八九百万件，调解成功率在96%以上，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3 ] 。调解处理的纠纷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了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田土、债务及生产经营等民事纠纷，也包括了斗殴、轻微刑事犯科纠纷，还包括了干群纠纷等，无论是宗族调解还是官府调解，都着重于教化民众、引人从善。采取协商、说服教育解决一定范围内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基层管理方式的民间调解，被西方誉为“东方经验”。各地成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公安、司法工作机构的补充，被1987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所确认，调解民间纠纷作为其一项基本的工作任务，此后又出现了类似联合调解委员会、专门调解组织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等机构。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 14 ] 。社会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它在加强对人民的爱国守法教育、增强人民团结、防止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已经成为了处理人民内部性质的社会矛盾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尽管“崇尚、重视人情是中国传统法的特色之一”[ 15 ] ，采取商谈式解决纠纷的办法，调解的场面往往比较温和，但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处理内部矛盾的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解往往会出现“和稀泥”不讲道理的现象，如果当事人一方不能接受调解的结果，通常会激化矛盾或者会促使当事人另寻途径解决纷争。有些地方将开展“五无” 1 [ 16 ] 先进村、镇、单位的创建活动，提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疑难问题不出县”作为调解的工作目标。“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自50年前诞生之日起，“枫桥经验”就不断扩展，成为了我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应当说，某种模式所提出的目标和口号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作为一种死任务甚至实行“一项否决制”则有可能使问题走向反面——瞒报或者打压甚至不惜动用公权力来侵害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调解是在第三方的“评理”下实现正义的纠纷解决方式，公权力作为第三方介入私事时，应该认清自身的作用与位置。处理私事时动用公权，本身即模糊了私事与公事的界限，对于纠纷的解决也无益处。对于委托调解、先行调解等社会第三方介入调解的过程中，调解方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而不是以强压的形式来掩盖和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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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诉讼——“崇尚规则”的法治观 当矛盾发生时，人们首先会力图避免纠纷，当出现之后时才采取协商和交涉的办法来化解。而只有当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都缺乏的场合下，诉讼才作为最后的手段[ 17 ] 。经过多年的“五五普法”和“12.4”法制宣传日活动，全民的法律意识已经得到提高。尽管“中国人一般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之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 18 ] ，但当前人们通过国家审判机构适用程序法处理民间纠纷，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民事诉讼所具有特定复杂之法律程序，在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的今天，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有研究表明：民间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民间调解的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800万件左右下降到2006年的462万件、比重从占90%下降到只占50% [ 19 ] 。仅2012年全国法院系统审结一审民事案件1474.9万件、商事案件1630.7万件[ 20 ] 。 人们对民事诉讼方式的选择，似乎体现了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对法律规则的崇尚。但由于历史上长期以来民间的“息讼”思想，人们对公正的理解更多是实质意义层面的，殊不知公正既有实质性的一面还有程序性的另一面。诉讼本是国家提供给民间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或者最后的一种方式。从某种角度分析，人们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并非源于外力，而是个体对法律规则内化的结果[ 21 ] 。但一方基于自己利益需求而对判决结果实质性公正的判断得出否定性判断时，这原本为最后的纠纷解决方式往往会引发出后续的解决方式，如申请再审、不断上诉、上演跳桥秀等等。面子观不仅在协商和解的纷争解决方式中有所体现，在诉讼中的体现也是明显的。在中国有将“打官司”俗称之为“打关系”，双方不惜动用全部的社会关系来寻求你输我赢之结果，除了谋求经济利益之外就是心理上的炫耀，以结果来获得优于对方的社会评价而求得心满意足。身处于不可兼容的法律与关系之中的法官，这种两难的困境会导致其做出违法的判决。显然，权力压制下的说说情给面子行动、“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等可能使法官背离法治原则。面子作为一套桌面下的系统隐藏在案件背后，悄无声息地对审判形成人为的制约，消解法律的正当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促使判决与公正之间产生一定的偏差，法治被人治裹挟[ 5 ] 。在定式思维下，凡是被人称之为“不要脸”或“丢脸”，就暗含着是非判断和纠纷解决结果走向具备了明确性；输了官司的结果也反过来证明了其“丢脸”。 在现实社会中，不少人选择诉讼程序，表面上尊崇法律的规则来追求正义之实现。既然人类必须理性地为冲突解决设定现实目标，那么任何冲突解决就都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正当性证明而只能具有不完备的、相对意义的正当性[ 22 ] 。由于未形成科学的法制观念，思想上受利益博弈的影响仅停留在为我所用的利益价值判断标准上，即凡是判决我赢的就是正义的，凡是对我不利的结果之诉讼就是非正义的。殊不知，“法官对诉的利益的判定所体现出来的利益衡量是在两个不同层而上进行的，首先是在原告与法院(或国家)之间，其次是在原告与被告之间”[ 23 ] 。基于利益的实现，人们往往对法律规则做出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正如洛克曾指出的：“在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而人们又是偏袒自己的”[ 24 ] 。德国的奥特弗利德·赫费更进一步指出：“由于缺乏共同认可的权威，在自然法社会中所有人都成为自己事情的法官”[ 25 ] 。因此，现实中的不少人出于单方面的利益衡量标准和保持脸面的考虑，必定抱着“愿赌不服输”的心态，不停地申诉或者抗拒执行生效的判决，造成了“案结事不了”的现象，原有纠纷进一步升级，甚至不断冒出建立在原有纠纷结果之上的新纠纷。因为输了官司而感觉自己丢了面子，“即使无法将对方置于死地，也要将法官置于死地”的挽回面子心态一旦被强化，对立性情绪就被推向顶峰。为维护面子而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甚至等待时机施予“秋后算账”式的极端报复都是存在的[ 26 ] 。 其实，中国古代之人亦非在所有的阶段都完全厌讼。在明代的《教民榜文》曾记载“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浙江永康县健讼之风尤甚，民间稍失意则讼，讼必求胜，不胜必翻。讼之所争甚微，而枝蔓相牵，为讼者累十数事不止”[ 27 ] 。这种好讼并非是对规则之认同，往往是为了顾全面子而争。司法审判是纠纷最终的一种解决方式。认可规则，首先应当接受规则，而且还必须认可其依照合法、正当程序所得出之结论。如果“在一个多重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机关，猫多不捉鼠将不可避免，更有甚者将导致众猫相互推诿以至打架，结果只能是鼠害未除又添猫患”[ 28 ] 之担心不可谓无道理。只有赋予生效裁判结果的法律强制力，司法公信力才能彰显出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这一目标，司法公信力“不仅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司法改革诸多主体中的核心命题，更是公正司法的首要基础”[ 29 ] 。司法公开、公正、公平是重构司法公信力必不可少的要素，从顾忌面子得失的人治观到敬畏法律规则的法治观。只有当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时，诉讼才可能真正成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种方式，这也从实质上促进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之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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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仲裁——“相信专家”的效率观 纠纷的产生催生了纠纷解决的方式。基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所产生商人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他们既希望维持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同时又希望彼此间的纠纷得到专业、迅速的解决。而传统的诉讼不但程序繁琐、冗长，公开审理难以保守其商业秘密，而且审理的法官对纷争事项可能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性知识。事实上，法官如果从未涉及相关的领域，对于某些案件中所隐含的专业性问题，常常是在概括性想象与摸索中得出结论，对于当事人而言，未必能真正解决争议。故，商人们通过行业商会内部设置了一种专业、快捷、友好、保密的仲裁方式。 纠纷解决仅仅是国家诸多事务之中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行业协会等方面的作用应当发挥出来。各种力量对于解决纠纷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民间的行业协会提供的纠纷解决方式，应当持包容、鼓励的态度。民商事仲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长，在民商事仲裁制度建立之初，就曾有人指责仲裁机构与法院抢夺民商事案源。据统计，2014年全国仲裁委员会达到235个，共受理案件11万多件[ 30 ] 。实践证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商事仲裁在促进经贸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也逐渐意识到实践上偏重维稳的社会管理模式存在问题，先后提出了以“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理念来化解相关经济社会矛盾和推动变革的观点[ 31 ]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贸易促进了民间专业性的商事仲裁，在对外贸易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专家参与下的商事仲裁的确为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便捷、专业、秘密、可执行的解决方式。仲裁员选任的条件，决定了仲裁员是某个专业领域或者法学领域的专家，其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显示出其专业性强的特点；而且商事仲裁的终局性，与诉讼的两审终审制相比，显现出其处理快之特点，顺应了商事活动中促进贸易流转的要求，而且商事仲裁可以更好地吸收商事活动中的惯例。 在民间的交易如二手房买卖、租赁、合作、贸易等领域，商事仲裁条款被广泛地加入到合同之中。而且，商事仲裁可以更多地承载专家证人、共同调解等多项功能，体现出更大范围内为解决纠纷所采取手段的包容性。 从社会整体之角度分析，冲突解决之效率性意味着社会为冲突解决所支付的成本达到了最小化，冲突解决之公正性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信仰或价值体系在冲突解决中得到了体现，冲突解决之确定性及自治性则意味着在冲突解决中社会共同体对自身恣意的充分限制和对当事人独立意志的尊重并以此展示社会共同体的尊严[ 22 ] 。商事仲裁其作为与诉讼并行的另外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其裁决结果的可执行性，体现了对专家介入解决纷争的社会认可。这也就不难理解对仲裁的审查，通常仅在程序性方面而不涉及到实质性内容方面之原因。可见，专家依程序所作出的判断和处理，就体现出了程序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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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信访——“依靠上级”的权力观 人民群众致函或走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解决某些问题过程谓之信访。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 2 和第四十一条规定 3 成为了信访的宪法性依据，国务院1996年的《信访条例》落实了《宪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工作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开展。 信访工作部门和信访工作人员，仅负责信访信息的上下左右转送，被人们戏称职位“二邮局”。相关领导针对信访做出批示，由信访部门协调落实或督办，故又有人批评“信访制度是典型的人治”。理论上分析，原本的问题得不到有效之解决，非要等到上级领导批示之后才处理，这可能隐含着原有单位职能划分不清乃至官员失职的问题。 下管一级、向上负责的信访制度结构既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的一面。即使某些问题经过批转之后最终还是由基层政府来处理，基层的“官官相护”现象又使问题搁置甚至还出现了打击报复现象。上访者于是认为：只有更高级政府的“尚方宝剑”在手，基层政府在“官官相护”时才会有所顾忌。而在上访者的眼中，最没有“官官相护”嫌疑的只有中央政府。因此，“千方百计进京城”成为了上访者坚定不移的信条。 面对诸多的信访者和反映的诸多问题，需要调查了解并依照一定的时间先后顺序处理。上访者要使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或优先解决，就必须强调问题严重性。集体上访和反复上访就发出了一种强烈的信号——问题已经到了相当普遍和严重的程度了！从某个角度分析，“集体上访”是以上访名义进行的游行示威，已经成为了一种名符其实的公开施压手段。1996和2005年的《信访条例》都明确了：“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如果对多人的集体上访听之任之，难免会使集体上访演变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而对某起集体上访的个案给予优先处理，则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上访者会群起而仿效之。这进一步又验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经验。法院判决之后，不服者上访的现象也比较普遍。1986~2006年全国法院一审、二审、再审的收案总量为90万件，而法院信访的总量为13，779万件，远远超过诉讼的数量[ 19 ] 。 在古代，信访的确为上层获取很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信息，清除一些贪污腐化、为害乡里的地方官员并由此形成对其他官员的强大威慑，达到朝廷对地方自上而下的有效监控，避免民众揭竿而起或落草为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管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上访者惯于将“上访”当成接触高层、与本地官员抗争之“武器”或“砝码”，他们坚信存在着实质、绝对的正义而不是程序正义，试图以此独特之利益表达形式、借助“中央”权威形成对“地方”之压力以求得最终有效之救济[ 32 ] 。无疑，上层的批示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又促成了人们对解决问题的权力崇拜观。正是当事人看到了权力可以促使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作用，才有了“信访不信法”甚至不断上访乃至越级上访、群体上访的现象。值得警惕的是：“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制度本身是成体系的，一个有‘实权’的信访机构一旦成为纠纷解决机制一部分、甚或是最终部分，它将导致对整个纠纷解决制度的冲击——它增加了纠纷解决制度的变数与不确定性”[ 28 ] 。值得注意的是，《新京报》 2013 年 5 月 7 日 报道：多地信访系统官员向媒体记者确认，自2013年3月至今，暂未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与此同时，有部门地方也开始取消信访考核与排名。此前，该表曾是基层政府对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这无疑释放出信访工作改革的积极信号[ 33 ]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以实用理性为基础、以效用和功利为核心原则的，如果缺乏效用和功利的信仰迟早会被他们所抛弃[ 34 ] 。无论是设置、完善信访制度的目的，还是依赖信访制度来解决问题的初衷，都涉及到对公权力机构的运用和监督，说到底就是如何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信访制度的改革还是应回到宏观体制下来，推动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改革，而不是寄希望于威权体制。明确规定信访的权力属性、认清信访机构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使信访机构持续发挥解决纠纷、权利救济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