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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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分析结果 5.1. 热点分析结果 通过2017~2018年山东省冬小麦空间分布及面积数据，进行全省及各县市冬小麦热点与冷点区域分析，并探索整体及各个区域冬小麦种植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分析结果总体情况如图2所示，山东省冬小麦空间分布差异显著，热点区域空间分布规律与种植面积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总体表现为鲁西南和鲁西北区域为热点区，热点区沿着滨州市、德州市、聊城市、菏泽市、济宁市、枣庄市、泰安市、淄博市、潍坊市等地市呈现出了近似环状分布特征，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鲁中山区和鲁东沿海地区。 结合基于不同粮食产能区分析结果发现，冬小麦热点空间分布与山东省粮食产能区分布有着密切联系。滨州市、德州市、聊城市和菏泽市为冬小麦分布热点区域，也是粮食产能核心区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适宜冬小麦种植。其次是济宁市、枣庄市、泰安市、青岛市、济南市、淄博市、潍坊市的局部平原区域为冬小麦种植密集区。剩余的烟台市、威海市、莱芜市、东营市、日照市、临沂市为冬小麦分布相对稀少区域。其中，临沂地区大面积种植果树和蔬菜，莱芜农业以蔬菜、果树为特色，日照市以绿茶种植闻名全国。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冬小麦的热点分布与山东省地形地貌的空间分布相吻合，同时也受种植结构影响。 5.2. 破碎度分析结果 利用2017~2018年全省冬小麦种植空间分布及面积数据，进行全省及各市(县、区)冬小麦破碎度分析，并探索整体及各个区域冬小麦种植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当单个冬小麦种植区域面积越小、多个冬小麦种植区域空间连接性越弱，空间破碎度则越高；当单个冬小麦种植区域面积越大、多个冬小麦种植区域空间连接性越强，空间破碎度则越低。低破碎度冬小麦种植相对集中连片，更有利于冬小麦的播种、灌溉、管理和收割等农业活动，高破碎度区域则反之。同时，针对全省小于一亩的冬小麦种植地块按照地市进行统计，得到地块总面积和占该市冬小麦种植面积的比例。 总体情况如图3所示，山东省冬小麦地块破碎度不均衡，总体表现为鲁西和鲁西北部相对较低、鲁东和鲁中相对较高，泰山山脉以西相对较低、以东则相对较高，半岛地区相对较高、内陆地区相对较低，地级市内部破碎度高低分布不均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2. 山东省冬小麦分布热点分析图 其中破碎度较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菏泽市东部(主要在巨野县)、济宁市南部、滨州市、临沂市西部、日照市、潍坊市、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等地区。同时，各个地级市内破碎度分布均衡程度也不一。对比图4发现冬小麦破碎度较高的区域与种植面积小于一亩图斑分布集中区域相符，其中日照市、临沂市种植面积小于一亩的图斑较多，对应其破碎度也较高。 图3. 山东省冬小麦破碎度示意图 图4. 山东省冬小麦小于1亩图斑分布图 如图5所示，山东省冬小麦小于一亩图斑面积共有57.39万亩(382.59 km 2 )，占全省冬小麦种植面积的1.02%，与破碎度分布特征相符，主要分布在东南和东部地区。其中临沂市小于一亩种植面积最多，达15.42万亩(102.82 km 2 )，占全市冬小麦种植面积为4.61%，其次是日照市、潍坊市和烟台市等地市面积较大，日照面积达7.15万亩(47.63 km 2 )。此外，各地市冬小麦小于一亩图斑面积占当地冬小麦种植总面积的比例最高的是日照市和莱芜市，分别为11.93%和10.08%。 图5. 冬小麦小于1亩图斑面积和占比统计结果 5.3. 冬小麦与水利设施及水资源条件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如图6所示，山东省的河渠分布情况呈现出鲁西北、鲁西南平原地区较多，中东部较少的特征，与山东省冬小麦空间分布图(图7)进行对比发现，河渠较多的地区也是冬小麦分布密集的地区。 图6. 山东省河流沟渠分布图 图7. 山东省冬小麦种植空间分布图 基于山东省各市的河渠数据计算出的每平方千米内河渠的修建长度，与对应区域冬小麦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图8)：河渠密度与冬小麦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比的相关系数为0.4703，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观察图8发现，当河渠密度超过2500 m/km 2 时，相关性明显下降。在去除大于2500的两个市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其相关系数达到0.78，所以当河渠密度较小时，河渠密度的大小对冬小麦的种植面积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水利灌溉设施的加强对冬小麦种植面积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图8. 河渠密度与小麦种植面积占耕地比例的关系 此外，通过统计各市水浇地面积数据，开展水浇地占耕地面积比例和耕地中冬小麦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的相关性分析(图9)，得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084，说明冬小麦主要种植在水资源条件较好的水浇地中。 图9. 水浇地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与耕地中冬小麦面积占耕地面积比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水资源条件和冬小麦种植面积之间的关系，将山东省的水资源分布和冬小麦种植空间分布进行比对，定性化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知，山东省西南、西北地区冬小麦分布密集，中东部地区分布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而山东省水资源分布是以中部水资源丰富，东部和西部相对较少的情况，说明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冬小麦的种植呈现出空间不协调，不利于提升冬小麦的产量，故应加强冬小麦主产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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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本文采用热点分析、破碎度分析、相关性分析等分析方法，采用2017~2018年山东省冬小麦种植面积监测成果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基础性地理省情监测成果数据，以山东省为例探索了冬小麦种植形态的空间分布。总结如下： 1) 山东省冬小麦空间分布差异显著，热点区域空间分布规律与冬小麦种植面积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总体表现为鲁西南和鲁西北区域为热点区，热点区沿着滨州市、德州市、聊城市、菏泽市、济宁市、枣庄市、泰安市、淄博市、潍坊市等地市呈现出了近似环状分布特征，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鲁中山区和鲁东沿海地区。 2) 山东省冬小麦地块破碎度总体表现为西部平原区相对较低、东部及中部山地丘陵区较高，泰山山脉以西破碎度较低、以东则较高，半岛破碎度高、内陆破碎度低，地级市内部破碎度高低分布不均的特征。种植结构破碎是造成平原地区破碎度高的主要原因，而地形因素是造成丘陵和山地区破碎度高的主要原因。 3) 全省的河渠空间分布情况与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当河渠密度较小时，河渠密度的大小对冬小麦的种植面积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山东省水资源分布状况与冬小麦种植存在空间矛盾，水利灌溉设施的加强对冬小麦种植面积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因此通过热点分析、破碎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统计分析成果能直观地表明冬小麦种植的空间形态，可以为更好地为农业政策调整等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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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减少化学氮肥施用是改良土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笔者将姜堰区水稻减肥试验示范方式归纳为7种模式，小结分析了各模式试验示范效果，对应用前景进行评价，供大面积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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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过量施肥、盲目施肥不仅增加水稻生产成本、浪费资源，也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化，更不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减量使用化学氮肥，对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推动水稻增产增效、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和应用已成为当前水稻栽培的主要趋势。笔者对近5年江苏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姜堰基地开展的、与减肥关联的试验示范进行了整理，遵循“减氮、不减产”的原则，借助典型案例，分析和评价不同减氮模式效果，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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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本文重点介绍了姜堰区围绕减肥做的一些技术，有生产上已应用的，如精准施肥、稻鸭共作等；有在推广应用的，如侧深施肥、有机肥替代等，有在试验示范的，如水稻康养技术、控混肥一次基施等，有需要重视的，如新型肥料等。不同模式各有优弊，体现的为笔者观点，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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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高原地区骨质疏松症、代谢综合征发病率高，关于高原地区代谢综合征与骨密度的研究较少，笔者拟从高原地区肥胖、血糖异常、高血压、血脂异常与骨代谢的关系综述高原地区代谢综合征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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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高原地区低氧环境影响骨代谢，从而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 OP)患病率高。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etS)主要与肥胖、血糖异常、高血压、血脂异常密切相关，已有大量关于OP与MetS关系的研究，但结论目前尚不明确。本文综合目前国内外文献，从高原低氧环境下MetS对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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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原地区骨质疏松发生机制 OP是由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的生成失衡引起。成骨细胞分化受Runx2控制，Runx2的表达可以诱导成骨细胞分化的早期标记，如碱性磷酸酶(ALP)和I型胶原(Colla1)，以及晚期标记的合成，如骨钙素(OC) [ 1 ]。在控制Runx2基因表达的实验中 [ 2 ]，予以短暂暴露(3~14天)低氧环境后Runx2基因表达增加，而持续低氧暴露1%~2%PiO 2 在5~21天后，Runx2基因表达下降，实验显示出矛盾的结果。不同的低氧持续时间可能决定mRNA表达不同的骨生物标记物，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可见，缺氧对成骨分化的影响可能是时间依赖性的：成骨可以在早期加速，但是持续的长期缺氧可能导致成骨不良 [ 3 ]。一项模拟实验发现 [ 4 ]，在用白介素-17 (IL-17)和氯化钴(CoCl 2 )模拟低氧环境情况下，破骨细胞分化增加。其机制为IL-17与CoCl 2 促进RANKL通路中破骨细胞前体细胞向破骨细胞分化。在模拟不同海拔高度持续性缺氧条件下，成年男性骨矿物质总量以及骨密度均下降 [ 5 ]。高原地区长期低氧，Runx2基因表达下降，成骨细胞生成减少，且破骨细胞的分化增加从而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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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原地区MetS各组分与骨密度的关系 3.1. 肥胖 传统观点认为，肥胖是骨质疏松的保护因素，近年来，肥胖对骨骼健康起保护作用的观点已经受到质疑。有研究显示，高海拔地区的居民肥胖患病率更高 [ 6 ]。高原地区食物种类较平原地区少，主要以奶制品、牛羊肉为主，这种高脂肪、高蛋白、低膳食纤维的饮食结构易致肥胖。已有研究表明肥胖导致骨密度降低的原因是因为脂肪细胞释放炎性细胞因子增多，刺激破骨细胞分化和骨吸收，降低骨密度。此外，肥胖引起的内分泌水平的变化也促使骨密度的降低。有研究发现，肥胖动物或肥胖患者更高的表达肌肉生长抑制素 [ 7 ]。动物实验发现 [ 8 ]，多克隆肌肉生长抑制素抗体可预防大鼠饮食引起的肥胖导致的骨丢失和微结构恶化，从而证实了肌肉生长抑制素对骨骼的负面影响。在肌肉生长抑制素缺乏症小鼠中，与年龄相关的BMD下降已减弱 [ 9 ]。表明肌肉生长抑制素对骨骼的影响更大。吴龙飞等人在最近的临床研究中也发现，中国老年女性的血清肌肉生长抑制素水平与BMD呈负相关 [ 10 ]。这也解释了体重的增加可以增加骨密度，而肥胖是骨密度的负相关因素，因为肥胖促使肌肉生长抑制素增加，导致骨丢失增加，引起骨密度下降。脂联素(APN)由白色脂肪组织分泌，APN通过核因子κB配体受体激活剂和OC的表达来刺激成骨细胞的分化和矿化。因此，APN直接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和骨吸收，而肥胖会减少APN的分泌 [ 11 ]。高原地区肥胖可导致骨密度的降低，从而引起骨质疏松。 3.2. 血糖异常 Hill等人发现 [ 12 ]，海拔升高导致高血糖血症。随着海拔的升高，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功能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增加，从而血糖浓度增高。动物实验发现 [ 13 ]，对大鼠进行不同血糖浓度处理后，高浓度葡萄糖组Sonic Hedgehog (Shh)通路表达、基质矿化结节形成、碱性磷酸酶活性及骨形态发生蛋白4 (BMP4)、骨涎蛋白(BSP)和骨桥蛋白(OPN)表达均明显低于低血糖组和相应对照组。高糖抑制成骨细胞中的Shh通路，导致成骨细胞分化和骨形成过程缺陷。另外一项动物实验发现 [ 14 ]，高糖促进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的表达，抑制活化T细胞核因子1 (NFATc1)、脾脏酪氨酸激酶(SYK)、组织蛋白酶K (CTSK)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P)的表达，从而影响破骨细胞分化和骨吸收。另外，高血糖环境会影响骨修复的各个阶段，尤其是由氧化应激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诱导的成骨细胞分化受到抑制以及促使成骨细胞凋亡增加；再加上细胞外基质沉积和矿物质形成减少，最终导致体内的骨量减少和骨愈合延迟 [ 15 ]。高糖环境由于端粒长度缩短和早期复制减弱导致增殖能力降低，这影响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活性、多功能性、集落形成效率及成骨分化 [ 16 ]。高脂高糖微环境抑制骨再生，其机制可能与抑制Runx2和TAZ基因的表达有关 [ 17 ]。顾丽娟等人 [ 18 ] 通过对一个社区居民的横断面调查发现，血糖控制不良的2型糖尿病患者脆性骨折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者。血糖导致骨密度降低的潜在机制可能是：1) 胰岛素分泌减少和(或)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导致血糖水平升高。高血糖水平导致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在胶原上堆积，破坏骨吸收和骨形成之间的平衡。2) 高血糖导致利尿，增加磷钙输出，进而刺激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增加溶骨作用，导致骨密度降低。 3.3. 高血压 岳乐等人 [ 19 ] 对居住在两个不同纬度地区超过20年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高海拔地区高血压患病率增加。主要是由交感神经兴奋所致的心肌正性变力、正性变时作用，引起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加，外周血容量增加，从而导致血压增高。日本一项动物实验发现 [ 20 ]，与普通大鼠相比，生长期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腰椎和胫骨的骨密度较低。可能是高血压伴交感神经亢进导致血管紧张素II生成增加，血管紧张素II通过RANKL诱导激活破骨细胞，从而加速骨质疏松。其次，交感神经兴奋所致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AAS)系统活跃，醛固酮分泌增加刺激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旁腺激素刺激骨髓内的破骨细胞活动，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基于高血压与脆性骨折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 [ 21 ]，高血压组股骨颈骨密度明显低于非高血压组，在调整了骨密度和协变量后，高血压是脆性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高血压和OP有共同的危险因素，如高龄、绝经和缺乏运动等。高血压与钙代谢异常有关，导致尿钙丢失增加，引起骨骼重塑的钙负平衡，最终导致骨丢失增加和骨密度降低。另外，高血压与高水平的甲状旁腺激素分泌有关，甲状旁腺激素加速骨转换，减少骨量，降低骨质量 [ 22 ]。高血压通过影响内分泌系统导致骨密度的降低。 3.4. 血脂异常 Gangwar等人通过一项间歇性低氧训练试验发现 [ 23 ]，低氧引起血脂异常。李友等人通过对大鼠进行高胆固醇饮食喂养三个月后发现 [ 24 ]，高胆固醇饮食显著降低大鼠骨密度和血清成骨细胞标志物(ALP和OC)浓度，而骨吸收标志物(Colla1)水平升高(P < 0.05)。这表明高胆固醇与骨吸收增加和骨形成减少有关。胆固醇以剂量依赖性方式抑制小鼠成骨细胞MC3T3-E的增殖和分化。胆固醇降低成骨基因的表达，如ALP、Colla1、骨形态发生蛋白(BMP2)和Runx2。这些发现提示游离胆固醇可能通过抑制TGF-β/BMP2来阻断成骨细胞中Runx2、ALP和Colla1的表达，进而抑制成骨细胞的分化，高胆固醇饮食还可以抑制Wnt信号通路，TGF-β/BMP2和Wnt信号通路在成骨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Panahi等人对2426名伊朗居民调查发现 [ 25 ]，腰椎骨密度和骨小梁评分与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之间呈负相关。Zhou等人发现 [ 26 ]，不管是高胆固醇饮食(HCD)诱导的外源性高胆固醇血症还是POE基因敲除诱导的内源性高胆固醇血症，均导致骨量降低。高胆固醇通过促进骨转化，破坏骨的微结构，降低骨的机械强度，导致骨密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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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展望 我国高海拔地区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且多为牧民，物资匮乏，这决定了高原地区居民饮食结构的单一性，由此肥胖、高脂血症、高糖血症患病率增加。长期居住于高海拔地区，交感神经兴奋性的升高导致高血压的发生，因此高原地区代谢综合征发病率较高。而代谢综合征各组分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骨代谢从而导致骨质疏松。但是仍有一些研究结果与前述结论相反，可能与研究对象的样本含量、民族、性别、不同地区甚至饮食结构有关。高原地区长期低氧，OP发病率高，OP发生后不可逆转，且易导致脆性骨折的发生，而骨折后生活质量明显下降。降低高原地区OP的发生对居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低氧环境不可改变，要降低高原地区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可以考虑从减少高原地区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入手，降低肥胖率、低脂低糖饮食减少代谢综合征的发生，从而减少骨密度降低的高危因素，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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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大量FDI涌入中国，我国的开放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贸易格局多元化、交易规则不断演化的局面，“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促进我国各省市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及进行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本文基于2006年至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一带一路”政策是否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一带一路”政策涵盖的17个省份(除西藏)及未涵盖的13个省份(除香港、澳门、台湾)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正，劳动力成本和城镇化率的影响为负；劳动力成本对沿线省份的负面影响要比未沿线省份的负面作用要大，公路运输效率较铁路运输效率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正面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为借助“一带一路”政策吸引高质量外资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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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FDI涌入中国。从历史角度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社会的全球化，世界格局以及各国文化的多样化、社会往来的信息化的演变过程中。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恐怖组织的频繁活动、经济发展的停滞、环境治理的举步不前等等都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但同时全球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机遇，包括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政策、贸易、人才等方面的深入交流，以及下一步的科技产业革命的来临都将带给各国进一步稳定增长经济、扩大贸易的机会。在全球机遇与挑战并起的今天，各国的应对措施并非是仅凭单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而是应当共同应对当今社会存在的挑战，藉机实现各国利益的共赢，携手共同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是我国提出的为实现以上目标而采取的行动。2013年9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的10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也被提出，随后两项倡议合并成为现今的“一带一路”政策。从倡议提出一直到2016年，“一带一路”政策除了给国内带来将要超过3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的好处外，还给国外带去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以及在超过20多个国家的经贸区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及税收收入。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政策对中国及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截止到2019年年末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9415亿，已经实现了5.8%的增长，在各国的贸易总额中居于世界前列；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92，690亿元，同比增长10.8%，同时为全国的就业岗位及税收的增长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引资政策、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也为外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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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国外对吸引FDI影响因素的理论主要包括区位选择流入的比较优势等方面，而Dunning [ 1 ] 则提出了对FDI流入时的区位选择的折衷理论，对比较优势进行了一般性的总结，指出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投入品质量、基础设施、政策优惠、规模经济等。且各国学者对吸引FDI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各不相同。Chen [ 2 ] 的研究发现，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水平及区位资源对外资区位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而工资水平则对FDI流入的区位选择不产生影响，并将全国分为中、东、西三大板块发现外资倾向于流入有丰富资源的西部区域。Qu & Green [ 3 ] 基于1985~1993年中国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的区位优势及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政策优势等因素均会对外资流入产生正面的影响，而外资来源国与流入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则呈反向变动的关系。Cheng和Leonard [ 4 ] 研究发现区域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政策优惠对FDI有积极影响而工资成本则会造成负面影响。Martijn等人 [ 5 ] 的实证结果发现市场份额、基础设施等会影响中国大陆FDI空间决定因素而劳动力成本则不会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影响FDI流入的区位选择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投资优惠或阻碍、社会基础设施、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差异、语言或制度差异、规模经济、政府策略、国际形势等等。国内学者鲁明泓 [ 6 ] 研究发现GDP、市场经济发育水平、交通及服务基础设施、优惠政策等因素与吸引外资的关系显著，随后主要从制度因素中的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企业运行便利性四类因素发现对外资态度、经济自由程度等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 7 ]。魏后凯 [ 8 ] 的研究发现，交易成本与FDI流入规模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呈同向变动关系的影响因素有经济文化环境以及生产投入供应。而沈坤荣等 [ 9 ] 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是影响FDI区域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FDI占GNP的比重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乘积与其也同向变动的关系。朱玉杰、周楠 [ 10 ] 发现政策优惠、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政府消费等对FDI有显著影响。王剑 [ 11 ] 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市场开放程度及需求。杨莎莉 [ 12 ] 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货币汇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开放度、政策与FDI流入的规模大小存在显著关系。魏青山和王任飞 [ 13 ] 的回归结果表明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有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政策优势等。刘荣添等学者 [ 14 ] 基于面板数据从劳动力成本、聚集效应、政策优势、基础设施水平各因素对我国FDI流入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黄海南等 [ 15 ] 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FDI集聚程度、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FDI流入的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金相郁等 [ 16 ] 对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除去工资水平，市场容量、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及金融规模均会对FDI流入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冼国明、杨长志 [ 17 ] 研究表明，工资水平不利于外资流入，不同的是政策优势、基础设施水平及市场容量等因素均有利于FDI的流入。李杏等 [ 18 ] 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显著性的影响。李汉君 [ 19 ] 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完备、经济发展快且好、劳动力成本低、沿海的对外开放度高的地区更易吸引规模大的FDI流入。而宋维佳等 [ 20 ] 将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市场、成本、聚集和制度四大类，结果发现均会对其规模及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吴新生 [ 21 ] 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市场规模、法制环境、政策优势等因素均会对FDI的流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实证还是理论国内外学者对影响FDI流入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都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且他们分别从各种影响因素出发，分析其如何影响FDI及其影响程度大小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不同国家背景和政策下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得到相矛盾的结论。但结合“一带一路”大背景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所进行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很少，本论文中将结合“一带一路”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及非沿线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流入进行研究分析，并对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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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3.1. 指标选取 由于“一带一路”政策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正面影响，因此本文将其纳入计量模型之中进行实证研究。“一带一路”于2013年正式提出，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圈定了“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为18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在内的西北六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东北三省，广西、云南、西藏的西南三省，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沿海五省以及内陆地区的重庆。其中2014年重庆及内蒙古分别出台了《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纲要》；而2015年四川出台转向政策推动实施一带一路三年行动计划，且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端“6873”交通突破行动实施方案，随后黑龙江、安徽、广东、青海、宁夏、新疆、江西、湖南、辽宁、江苏、广西、河南、陕西、海南各省份分别出台了相应政策；而2016年贵州、福建、云南、山东、山西、天津、河北各省份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实施；而北京、浙江、湖北、上海、吉林等省份则是在2017年年初后才出台相关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是包括资金、生产设备等在内的物质资本的流动，经济发展水平无疑会影响到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而基础设施也间接影响着外商的投资决策，外商投资的选择考虑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状况、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第三产业占比、政策制度影响等，而且会考虑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包括通讯、运输能力等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否良好。总体而言，FDI对于投资地的选择一般会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及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成本、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及未经省份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成本、第三产业占比等均是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劳动力成本越低，吸引外商投资的规模越大。 以下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库，选取的变量及运用的数据如下所述： 1) 外商直接投资(FDI) 被解释变量，选用的是历年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单位：万美元)，根据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后再进行平减处理。 2) 经济发展水平(GDP) 该因素理论上与FDI呈同向变动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资金回报率也就越高，从而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且市场规模和一个地区吸引的FDI规模呈同向变动的关系。而FDI的流入同时会伴随着先进的技术、设备及管理人才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FDI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影响FDI流入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同时会包含市场规模因素，而变量只能两者选一，本文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影响地区吸引FDI的变量之一。本文选用人均GDP(单位：元人民币)来表示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使用人均GDP平减指数进行处理。 3) 基础设施水平(TL、GL) 基础设施水平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硬件设施，理论上基础设施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的趋势。一个地区的设施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运输、通讯能力，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影响巨大，且外国企业投资活动需要利用公路、铁路等设施，这些可以总结为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包括邮电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FDI更倾向流入能源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而发达的交通设施是实现投资过程中人力、财力、物资流通的前提，信息基础设施影响着企业进行信息交流及获取信息的速度。本文选取的是交通基础设施中的铁路及公路设施的运输效率进行实证研究，铁路及公路运输效率分别定义为每年各省的铁路、公路货运量除以铁路、公路里程长度的值。 4) 人力资本存量(ZBCL) 人力资本存量理论上是与流入地区FDI规模大小呈正向影响的关系，即外企更愿意在高素质人才聚集的地区进行投资。大部分外国文献选择的是小学入学率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但考虑到外资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及国内各省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所以本文选择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万人)。 5) 劳动力成本(LDCB)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差异的影响因素之一，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结果发现高工资水平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呈反向变动的关系，且有单位劳动成本与FDI流入区位的规模大小呈反向变动的关系。本文采用各省份平均实际工资水平的高低来表示各省份的劳动力成本大小(单位：元)。 6) 第三产业占比(CYZB) 各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此变量用来衡量历年各省份流通部门、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发展水平。理论上第三产业占比应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呈正向变动的关系。 7) 控制变量(CZHL) 引入城镇化率作为检验“一带一路”对FDI区位选择流入影响的控制变量，城镇化率定义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3.2. 描述性说明 表1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说明，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标准差值达到6，671，055，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人均GDP和实际工资水平标准差也达到了21，312.77、15，815.72，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也存在较大差距，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要高于西部地区，而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西北地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在能源开发、物流运输、农产品养殖、旅游和文化交流以及金融产业中各具优势，并利用其在向西开放进程中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我国对中亚各国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了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DI 6，267，656 6，671，055 4565.755 30，927，572 GDP 35，076.43 21，312.77 5759.00 122，548.5 TL 3.382991 3.378108 0.471156 23.44903 GL 0.787250 0.609664 0.119280 3.532357 ZBCL 343.2175 260.5913 20.94614 1282.263 LDCB 38，407.94 15，815.72 15，590.00 109，966.0 CYZB 0.618884 0.147056 0.304310 0.963754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重要的节点作用。陆上丝绸之路途经东北部省份包括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各省份发挥区位优势，推进区域铁路网络建设和海陆联运合作，形成地缘经济优势和区域内产业优势相结合的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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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何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流入是在面对贸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为保持全国经济稳定增长所面临的难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大背景下，吸引大规模外资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针对“一带一路”政策实施的沿线省份及非沿线省份的实证结果，对沿线省份而言，外资倾向选择流入经济发展水平高、公路运输效率、劳动力成本低、人力资本存量丰富、第三产业占比高且城镇化率低的省份；而对非沿线省份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存量是其影响外资流入区位选择的因素。沿线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资规模大小的正向影响要大于非沿线省份，而沿线省份的劳动力成本越低的负面影响则要高于非沿线省份。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对沿线省份而言，外资较人力资本存量更看重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沿线省份应当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发展积极挖掘劳动力市场，借助外资流入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就业，除此之外应当向第三产业的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本，并加强教育的投入培养高素质人才以吸引外资流入，非沿线省份则应当重视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设施建设，从而吸引更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各省份结合“一带一路”政策，可以利用其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独特的地理优势，发挥区位优势，推进区域铁路网络建设和海陆联运合作，形成地缘经济优势和区域内产业优势相结合的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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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本文基于2012~2018年66个“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通过多案例文本分析法对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分布、主体、动力、内容、方式和绩效进行梳理，得到以下结论：社区治理创新在分布上呈现出“东部强，中西部弱”的格局；在主体上，地市级和区县级的党政机构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动力上，上级推动和问题驱动是催生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力，其中上级推动是外在因素，问题驱动是内生因素；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网络治理、文化治理、依法治理、居民自治、公益治理和依法治理上；在方式上呈现出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三种形态；在绩效上显示出政府部门、服务对象、参与主体和示范对象等多方主体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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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从统治到治理的变革，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同时，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逐渐认识到，政府单一主体的管理难以有效解决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网格化治理、智慧治理、一核多元、五方联动等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层出不穷，并以不同的形式在其他地区扩散。社会治理创新作为政府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 1 ]，在政府创新被普遍重视的同时，学术界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些研究问题也应该重视。比如，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地域分布情况如何?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和特点?什么因素会产生影响?创新的动力和方式有哪些?取得了哪些成效？能否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有益借鉴？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并未深入探讨。 鉴于此，本文在回顾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多案例文本分析的方法对2012~2018年的“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深入探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力与绩效等，以期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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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 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治理创新并没有公认的定义。根据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分为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 [ 2 ]，因而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复合化以及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3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创新是以政府、市场、社会和专家为治理主体，以多元主体协商共识为治理机制，以项目制和清单制为运作方式，以实现从等级型治理走向耦合型治理为目标，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 4 ]。比较而言，国外对于社会治理创新则更为宏观地理解为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 5 ] 和解决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 [ 6 ]。Berry将社会治理创新分为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从公共部门战略规划的角度对社会治理创新进行阐释 [ 7 ]。Dunleavy等学者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和信息系统的广泛运用，整体主义下的数字治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 [ 8 ]。这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读。本文认为社会治理创新是指通过重塑治理机制，规范行政力量的治理，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变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多主体共同主导的公共行为，其内核就是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 [ 9 ]。 回顾国外文献，自世界银行于1989年首次在其报告中使用“治理”一词 [ 10 ]，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对于“治理”的定义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 11 ]。在此之后，詹姆斯·罗西瑙(Rosenau James) [ 12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 [ 13 ]、罗伯特·罗茨(Robert Rhoads) [ 14 ] 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 15 ] 等学者奠定了治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在治理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实现治理创新。对于治理创新的研究，目前的议题主要包括：公共部门治理创新相对于私人部门治理创新的不同特征 [ 16 ]、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 [ 17 ] [ 18 ]、不同因素对不同类型创新影响作用的差异 [ 19 ] 以及创新的风险管理 [ 20 ] 等。另外，相关研究逐渐从理论向实证转变，案例分析方法频繁见诸于此类文献。不少学者围绕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创新奖”和加拿大“公共管理创新奖”等案例库展开研究，Sandford Borins基于217个“州和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创新一般具有体性、使用信息技术、流程重组、赋权公民和社区、引导私人部门参与等特征，Criado等学者对比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创新案例发现公共管理创新在国际上具有共同特征 [ 21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的研究较为全面，且逐步向精细化发展。 相对而言，国内学术界较晚关注社会治理创新。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认知 [ 22 ]、价值目标、现实困境 [ 23 ]、实现路径 [ 24 ] 等方面，也有学者发现大数据技术的迭代发展已深度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并呈现出若干全新趋势，包括大数据技术应用由传统公共服务领域向新型领域扩展，从少数发达国家至世界各国的扩散，从个人到组织再到国家各个层级的贯穿，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其中，且参与形式日渐多样 [ 25 ]，这些研究很少深入到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核；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大多是概念阐释和理论探讨 [ 26 ] [ 27 ]，只有少数几篇文章进行了个案分析 [ 28 ]，几乎没用针对大量案例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现状的认识。 总体而言，国内相关研究仍然依赖于国外成型的理论。随着各地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涌现，现有的成果难以解释完全，迫切需要梳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整体情况，从国内的情境和背景出发，在理论研究的基础对案例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促进治理理念的本土化发展。 (二) 研究框架 社会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关键要素或许可以进一步明确。吴建南等学者在研究政府创新要素的构成中认为要素及其之间相关关系的集合构成事物存在与运动的基本框架 [ 29 ]。本文试图建立起一个分析框架，明确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要素，对我国2012~2018年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描述。在借鉴地方政府创新、社会创新和社区治理创新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以下六个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要素。 1. 社会治理创新的分布。即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地域分布情况，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和特点，什么因素会产生影响。 2. 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即哪些主体推动了社会治理创新，哪些角色参与了这一过程，各角色是否发挥相应的作用。 3. 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即什么因素会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创新成果的扩散。 4. 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即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属于哪个方面、哪些领域。 5. 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即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如何产生，通过哪些途径、手段实施创新，是学习发展已有的成果还是探索开创新兴的思路。 6. 社会治理创新的绩效。即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哪些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哪些群体在此过程中获益。 (三)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多案例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多案例研究相对于单案例研究有更强的说服力 [ 30 ]。在现有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对案例库的文本分析来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李云新和刘然基于“中国社会创新奖”通过多案例文本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社会创新的规律 [ 31 ]，陈世香和谢秋山也通过这一方法对“文化部创新奖”的案例进行分析等等 [ 32 ]。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由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组织评选出的2012~2018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中的66个最佳案例。这一典型案例评选活动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九届，共征集到案例近6500份，吸引投票5400万人次，并分别在江苏、四川、重庆、北京、天津、湖北、重庆举办论坛，目的是为发现各地创新社会治理先进典型，研究和探索省、市、县社会治理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总结和弘扬社会治理的典型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虽然这些案例系评选出的最佳案例，不能反映我国所有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全貌，但却能够大体代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最高水平，也能体现一定时期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和发展趋势，尤其是这些创新成果评选出后，人民网均会将之作为典型经验推广，因而对这些创新项目展开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创新成果能够代表我国在一段时期内社会治理的探索前沿和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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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分布、主体和动力 (一) 社会治理创新的分布 2012至2018年七届“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覆盖了全国1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从入选项目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七届入选项目总数占比为53%，超过中西部地区的总和，显示出东部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劲态势，呈现出“东部强，中西部弱”的格局(见表1)。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创新与地区的经济有一定的相关性。 Tabl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 区域 数量 占比 东部 35 53.03% 中部 9 13.64% 西部 22 33.33% 总计 66 100% 表1. 社会治理创新的区域分布 具体而言，入选典型案例最多的前六个省或直辖市分别是：四川、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重庆，总计45项，占比超过半数。可以看出，入选典型创新案例的城市一般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如深圳、成都等。西部地区的创新案例大多来源于重庆和四川两地，这进一步体现出经济水平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官员有更高的意愿支持社会治理创新。 (二) 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 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往往发挥主导者的角色，但层出不穷的实践表明社会组织参与对于创新同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下表所示，省级主体发起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仅有1例，地市级和区县级主体发起的实践数量较多，分别占总数的34.85%和45.45%，乡镇和街道一级占比为13.64%，村和社区一级占比为4.54% (见表2)。总体而言，地级市和区县级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级组织正好处于省级政府和乡镇政府之间，在回应居民需求和链接社会资源等各个方面都具备一定的优势。省级政府由于站位较高，对于居民的需求很难准备细致地回应；乡镇、街道一级由于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基层地位，虽然能准备把握民意，但是难以有效整合资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市域、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作用。 Table 2 The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subject 层级 数量 占比 省级 1 1.52% 地市级 23 34.85% 区县级 30 45.45% 乡镇/街道级 9 13.64% 村/社区级 3 4.54% 总计 66 100% 表2. 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层级分布 同时，从下表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以党政机构(党委和政府共同作为创新项目的主体)为主，占典型案例的绝对多数(72.73%)，而行政机构单独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仅占12.12%，其它主体如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则极少(见表3)。党的力量、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自治力量作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中逐渐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从对表3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仍需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结果与目前的顶层设计是一致的。 Table 3 The typ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subject 主体类型 数量 占比 党政机构 48 72.73% 行政机构 8 12.12% 社会组织 6 9.09% 自治组织 4 6.06% 总计 66 100% 表3. 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类型分布 (三) 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 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分析66项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可以发现：上级推动和问题驱动是催生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力，其中上级推动是外在因素，问题驱动是内生因素。 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往往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并就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上级的大力推动下，地方政府纷纷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比如2014年贵州省贵阳市的“加减乘除”法解题社会治理、2017年江苏省淮安市的阳光信访网络时代的治理新路径等社会治理案例，都是在政策的倡导和上级政府的推动下开展的，凸显出上级推动的重要性。 当然，仅仅是上级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也是不够的，没有相应的社会问题倒逼政府，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回应需求。因而，问题驱动便是多数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的内生性因素。正如陈雪莲和杨雪冬两人的实证研究所示：“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以问题驱动型改革为主，利益驱动型属于少数，创新措施多是为了应对原有体制和工作方式中的问题推出，应付上级和争取利益的情况属于少数” [ 33 ]。同样，分析66项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每一项创新成果都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创新源自于在社区治理问题中遇到了难题和挑战，因而寻求在治理体制、方式和技术上的突破。问题倒逼促发改革创新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鲜明特点。例如2013年江苏省南京市的“12345”公共服务热线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案例，旨在满足社会公众的民意表达需求；2016年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的“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案例，通过法官现身说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满足群众的纠纷调解需求；2016年安徽省宿州市的小超市大民生案例的创新动力在于“如何让更多市民群众享受到更高效优质的便民服务”，都属于问题驱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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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方式和绩效 (一) 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 历年入选“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项目均会由人民网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因而分析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内容可以了解到我国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和重心所在。一是创新网络治理，统筹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建立现代立体治理体系。如2012年入选的江苏省淮安市126信访工作新模式是全国最早的“互联网 + 信访”模式，2014年入选的辽宁省民心网是全国最早的“互联网 + 纪委”模式等。二是创新文化治理，发挥文化教育与塑造作用，完善现代社会和谐价值观体系。如2012年入选的江苏省睢宁县“舞动乡村”平台案例，2012年入选的广东省郁南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2014年入选的重庆市云阳县信用体系建设案例等。三是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塑造现代法治社会体系。如2012年入选的福建省厦门市地税局推行“无过错推定”案例，2013年入选的辽宁省辽源市“十位一体”交通事故处理模式等。四是优化居民自治，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方式，建立和完善现代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如2016年入选的广东省清远市的“三个重心下移”模式，2017年入选的重庆市南岸区的探索建立“微益坊”案例等。五是创新公益治理，加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建立现代社会公益治理体系。如2014年入选的广东省中山市枢纽型组织体系建设案例，2016年入选的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的构建政社合作伙伴关系案例等。六是加强综合治理，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创新不同领域，全面优化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历年来都有不少案例将网络治理、居民自治、依法治理和文化治理等有机结合，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 (二) 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 基于案例特征，选择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与组织创新三个维度来描述创新方式 [ 34 ]。服务创新一般指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如关注城市边缘化群体、城市烟头垃圾清理等；技术创新则指对服务的方式进行改进，如网格化治理或构建社会治理综合信息系统等；组织创新则是指加强原有组织和新兴的建设，如枢纽型社会组织创建项目或组织自身队伍建设等。 通过对66个案例的归纳和整理(见表4)，46.97%的创新实践属于技术创新，27.27%的实践活动属于服务创新，还有25.76%的属于组织创新。当然，同一个实践中可能涉及多种创新方式，在划分类型时依据其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技术创新的实践偏多也反映出信息化手段和科技支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的作用为社会创造价值。 Table 4 Innovative ways of social governanc 创新方式 数量 占比 服务创新 18 27.27% 技术创新 31 46.97% 组织创新 17 25.76% 总计 66 100% 表4. 社会治理创新方式 (三) 社会治理创新的绩效 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绩效难以简单用数据进行衡量，一些实践成果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多方主体会从中受益，具体可以归纳为四类：服务对象、参与主体、政府部门和示范对象。 1. 服务受众。许多社会治理创新活动是有针对性地服务于一部分群体，他们在活动中能够直接享受到服务。如2014年入选的深圳市龙华新区的大浪“青工活力第三个8小时”项目，通过开展一系列有趣的文化活动，有效解决外来青年工人的社会荣融合问题，有效提升了青工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当然，这些创新活动在针对部分受众解决了社会问题的时候，也会提升其他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如2016年入选的贵州省贵阳市的探索禁毒标本兼治之策不仅关爱救助了吸毒人员，也让普通市民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2. 参与主体。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例如，2016年入选的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的打造一个捡不到烟头城市案例，让全体市民参与到城市建设和环保卫生工作中来，既利用了市民的人力资源，也在情感上增加了市民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而言，在活动参与过程中，个人实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达到助人助己的功效；对于社会组织来说，社会治理创新活动是对组织目标的一种肯定，提高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与积极性。 3.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历来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在多方供给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难以覆盖多种公共服务，各种社会问题频繁产生，例如法律意识不高、信访难、民意无表达渠道、各类矛盾纠纷日益突出。许多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地解决。通过一系列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社会组织、市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显著提升，政府部门得以实现职能转变，更多地发挥“服务者”和“支持者”的作用。 4. 示范对象。政策或地区实践经验往往具有示范和扩散效应，其他地区会通过学习、模仿、竞争等方式对政策或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和实践。这些已有的创新成果经过多方的推动形成相对成熟的模式，得到上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其他地区在学习借鉴时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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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论是宏观社会治理还是微观社会治理，不论是各领域系统治理还是城乡社区治理，都在创新方式方法上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典型案例透视“中国之治”，不仅能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总体状况，还能为创新实践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支撑。 通过对2012~2018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社区治理创新在分布上呈现出“东部强，中西部弱”的格局；在主体上，地市级和区县级的党政机构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动力上，上级推动和问题驱动是催生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力，其中上级推动是外在因素，问题驱动是内生因素；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网络治理、文化治理、依法治理、居民自治、公益治理和依法治理上；在方式上呈现出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三种形态；在绩效上显示出政府部门、服务对象、参与主体和示范对象等多方主体的共赢。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持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有效开展的根本保证，要充分挖掘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创造公共价值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快发展落后区域经济。经济是制约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因素，要以更大力度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三是深入推进“互联网+”社会治理创新活动。发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消除数据壁垒。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案例选取不够全面。由于本文选取的是获奖的最佳案例，不包含所有参与评选的案例，研究结果可能会产生一定偏差；二是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对创新特征的区域差异作深入分析。后续研究可以将分析的样本进一步扩大，保证案例选取的全面性，并深入分析不同区域在社会治理创新上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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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两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兴起，大部分企业开始依赖网红带货，电商平台和短视频平台都将直播视为标配，正在快速抢占市场，促使了“网红经济”的应运而生，形成了一整套“活动运营 + 供应链”的管理模式。在网红经济效应的影响下，大学生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逐渐形成不良的消费风气。本课题将着重于新兴营销形式的优劣势和网红经济效应对大学生的消费影响，探究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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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如今，借着互联网的东风，网红经济已成为广大民众购物消费的日常。其中90后、00后已经成为移动购物行业的核心群体，“网红经济”的出现不仅带动了大学生消费，而且对大学生的消费习惯、心理和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网红经济效应下大学生的消费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直播带货的特点及弊端、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特征，以及网红经济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并针对“网红经济”对大学生消费的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意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以及推动网红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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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直播带货的特点和弊端 2.1. 特点 直播带货拥有的一些特点使其得到发展。 2.1.1. 商品销售依赖主播引流 直播有很强的体验感和参与感，它能够让用户产生信任感和忠诚度，天然适合带货。电商直播主播及其团队像是粉丝、观众、消费者与品牌商之间的中介。主播方要向品牌方压价，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消费者。此外，重视直播内容的娱乐性、可看性和互动性，与粉丝建立联系和信任感，刺激其产生购买欲。最终，直播带货实现的是销量增加、流量变现和品牌商收益最大化 [ 1 ]。 2.1.2. 使得消费者选择多样化，节约时间 从零售角度看，电商平台通过对线下门店实行全面数字化改造，营造出线上线下联动的“生活圈”，促使更多消费者成为网购用户。而在商品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直播导购能大量降低用户选购的时间成本。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直播和网络购物的用户基数很大，直播带货的基础很好，而且直播带货的供应链等配套已经很完备，无论是货物质量、货物储备，还是货物运输等都已经很成熟 [ 2 ]。 2.1.3. 创新商业模式带给消费者全新体验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这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自由、高保真、即时话传递及互动。从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千山万水，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直播 + 电商 + 网红” [ 3 ] 这种商业模式通过网络平台直播构建粉丝与偶像主体互动化的购物场景，利用网红的粉丝追捧度进行多样化的产品内容宣传给粉丝一种全新的用户体验，逐步构建了“直播 + 电商 + 网红”这一新型商业模式，正在形成一个良性的内容生态链。 2.2. 弊端 直播带货在在拥有上述特点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弊端。 2.2.1. 价格降低带了各方面负面影响 当价格降低时，会导致利润降低，导致其他渠道销售量降低，整体盈利降低，品牌影响力逐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2.2.2. 直播销售的商品价格低但售后服务差 当直播商品出现问题时，消费者要求解决售后问题时，主播团队与商家互相推诿，导致退货率高、差评多，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2.2.3. 市面上有不少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与直播带货交易火爆的场景相对应的，是网红与平台规则意识的普遍缺失。不少网红直播带货不同程度地存在夸大不实宣传，甚至销售三无产品、变质产品等现象。一边是为了销量尽可能降低价格，但又得保证一定利润，产品质量方面只能大打折扣了。 2.2.4. 极低的准入门槛带来了大量良莠不齐的从业人员 声称单纯提供“社交表演”，实际却赚取了丰厚收益的电商平台，对维护网络促销秩序缺乏应有的担当，一些从业人员的低诚信水准也伤害了部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些消费者在下单之后，发现收到了假货、劣质品、过期货。消费者们由于缺乏投诉渠道，对这些不法商家和不法直播的行径难以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