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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生产效率的相关研究 2.1. 效率的概念辨析 西方经济学探索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本都是求解利润、效用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问题，以达到对有限资源最大效率的利用目的。可见，西方经济学从本质上就是在研究如何有效率地安排投入产出的问题，即在既定成本约束(或产出条件)下获得最大产出(或付出最小成本)。萨缪尔森等(1992) [ 1 ] 对此概括为：经济效率是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每一件产品的产出都势必导致其所消耗的投入减少，只有当生产者在给定投入要素情况下达到最大产出，或在给定产出情况下投入最小单位要素，即处于生产前沿面上时，其生产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效率基本是指产业的生产效率，或生产率，即每一单位投入所能达到的产出水平。由于产业投入要素众多，如劳动力、资本、资源、土地等，因此生产率又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单要素生产率是指一单位某一种生产要素的产出水平，一些研究中用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每单位资本、土地或能源投入产出等指标来表征企业、产业或地区生产效率，其实质是对劳动、资本、土地等某一种要素生产率的单方面考察；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一定时间段内生产者总的产出投入比，即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产出除以要素总投入。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各种要素投入相结合后的产出效率，比单要素生产率更具有综合性和现实性的含义，因此目前学界普遍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产业、城市、地区或国家生产效率的表征。 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章成帅(2016) [ 2 ] 指出，狭义的经济效率定义不能包含其创新的效率的全部内容，对高技术产业效率的测度应包含对其创新技术、创新技术效率和创新规模效率的测度。事实上，为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全面考察，学者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产业要素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规模效率等方面。英国经济学家法瑞尔(M. J. Farrell)于1957年从投入产出关系角度出发，将经济决策单元的总效率(Overall Efficiency)分解为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和综合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其中配置效率考察产业在排除技术和价格因素后对投入要素进行优化组合配置的能力；综合技术效率反映排除市场价格和生产规模因素影响，产业自身实现有效率生产的能力。二者乘积即总效率，因此只有当二者同时有效率时，该产业的生产活动才是有效率的，从而建立了基于生产前沿面的生产效率分解框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要求的投入成本高、周期长，需要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的生产者才有能力应用并使其发挥，并随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Drake and Hall (2003) [ 3 ] 结合理论进步和实践，通过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将综合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和纯技术效率(Pure Technology Efficiency)，其中规模效率反映了企业受生产规模影响所发挥的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则反映单纯受企业本身管理和技术水平影响的生产效率。二者乘积即为综合技术效率，也即总效率为配置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三者的乘积。当总效率等于1时，表示经济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完全有效，也即其配置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等于1，均是完全有效率的。因此，国内外现有关于高技术产业效率的研究，大多以此为基础，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 2.2. 生产效率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由规模扩张型向效率提升型转变的当前阶段，效率问题比经济总量的增长具有更深层次、更现实的意义，因此生产效率也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最热点的问题之一。从生产单元的角度分类，近年来与生产效率相关的有以下研究： 以企业为生产单元。杨汝岱(2015) [ 4 ]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中国制造业企业TFP进行了全面的计算和分解，发现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企业自身成长，但这一增长模式已出现难以长期维持的先兆，因此亟待开拓制造企业效率新的增长方式。魏雅丽、刘凯(2015) [ 5 ] 发现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的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吸引和带动产业集聚的方式提高工业企业生产率，但由于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过度投资会引起基础设施资本化效应，带动城市低价过快上升，在产生对私人部门投资挤出效应的同时，加重企业融资负担，不利于工业企业效率的提升。王贵东(2017) [ 6 ] 在对中国制造企业垄断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TFP受国家资本占比和出口密度两项指标的“倒U型”影响显著。宣烨、余泳泽(2014) [ 7 ] 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TFP提升，但具体表现因企业资本属性和所在城市规模而异，即生产性服务业对国有制造业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大于民营制造业企业，且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高制造业企业TFP所起到的效果比中小城市更明显。Li et al. (2017) [ 8 ] 对中国公路和铁路建设与制造业企业效率的研究认为部分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中国公路和铁路建设以每年约11%的速度在总体上起到了对制造业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并未出现公路和铁路建设冗余现象。 以产业为生产单元。宣烨、余泳泽(2014) [ 7 ] 根据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产业的分类，对长三角地区38个城市制造业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层级分工有助于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和比较优势空间，从而通过较大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地区制造业效率起到明显提升带动作用。于斌斌(2017) [ 9 ] 对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效率间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高、低端不同层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中国不同地区和规模城市制造业效率产生差异化作用。Li and Lin (2017) [ 10 ] 分别利用能源和碳排放数据对中国30个省级单位TFP进行了调整，发现中国制造业结构转型对两种资源–环境TFP数据存在相反的影响。Jin et al. (2017) [ 11 ] 对外商投资对中国食品行业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外商投资通过纵向产业关联可以带动整个食品产业效率进步，但不应忽视外商投资对国内食品厂商造成的挤出效应。 以区域空间为生产单元。张浩然(2015) [ 12 ] 研究了不同层次生产性服务行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大城市经济效率受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提升效果较大，并据此提出中小城市不应盲目追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升级的建议。Chen and Zhou (2017) [ 13 ] 对中国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检验，发现自2000年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以来，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逐渐呈现“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城市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型的过程中尤为增强；而中国大多数城市仍未达到使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阶段，因此提倡中国大力加强中等城市规模扩张。Wu et al. (2017) [ 14 ] 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和投资支出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提出城市财政支出必须控制在削弱城市TFP的“门槛值”之前。Hu et al. (2017) [ 15 ] 则首次利用调整的原材料消耗方法(Adjusted Raw Material Consumption，简写为ARMC)对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为案例的中国产业园区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开发区内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之间尚未形成显著的耦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