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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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社会阶层影响 由于大型园区开发建设，务农的原住民在拆迁后，职业或生存方式普遍发生改变，而这也正是影响收入和阶层的最主要因素。 表2是受访者的实验组和对照职业分布情况的对比及实验组拆迁前与目前的情况对比。从数据上看，实验组社区无业或待业人员的比例远高于对照组社区。这表明在拆迁失地和易地安置后，实验组社区居 Table 1 Part of the community sampl 实验组 城镇对照组 乡村对照组 殷巷东区和南区 亲水湾花园 陆岗社区 成山公寓 金王府花园 解溪村 天景山小区 天御溪岸花园 鲁庄 永欣新寓 龙庭水岸花园 合班村 润富花园 高新花苑 新化村 裕民家园 兰亭雅苑 马庄 表1. 部分社区样本 Table 2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 职业 拆迁前实验组 目前实验组 城镇对照组 乡村对照组 领导干部 6.7% 2.2% 0.0% 0.0% 办事人员 13.3% 0.0% 15.4% 2.8% 企业经理 5.7% 0.0% 5.1% 25.0% 私营业主 1.0% 2.2% 5.1% 25.0% 技术人员 1.9% 0.0% 5.1% 2.8% 营业员或服务员 0.0% 1.1% 5.1% 2.8% 企业工人 22.0% 26.7% 28.2% 2.8% 个体工商户 5.7% 4.4% 7.7% 13.9% 农民 37.1% 22.2% 2.6% 8.3% 无业或待业 6.7% 30.0% 5.1% 11.1% 退休 0.0% 11.1% 15.4% 19.4% 其他 0.0% 0.0% 5.1% 2.8% 表2. 受访者职业分布情况 民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职业由农民转化为企业职工、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或者私营业主，或者因为失地和缺少技能而成为无业人员。而且，即使是失地后能实现再就业的农民，往往也只能从事一些收入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这不仅导致失地农民难以维持失地后的日常生活开支，而且还会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降低了失地农民的生活幸福感，不利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有序推进 [ 1 ] 。 项目冲击使一些居民由处于社会较高层次的职业转变为较低层次的职业或成为待业人员。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历史上与实验组同质的乡村对照组目前的农民职业比例却远低于已经成为城镇社区的实验组，这与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有较大关系，乡村对照组社区居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较为丰富的物质资本和社区资本使得他们可以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成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或者进行创业。虽然不能排除实验组社区居民因“拆迁致富”而选择“主动失业”或者缺少进一步勤劳和创业的动力，但是不能否认，项目冲击使得实验组社区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向低层次化聚集趋势。我们实地观察到的现象是，实验组社区的“棋牌室”、“麻将档”等休闲娱乐场所明显多于对照组社区。当然也有少部分精明的农民在这种机遇下走向管理岗位成为商业精英，创造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受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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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大型园区开发对社会地位的影响 从有关“个人及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3)可看出实验组社区居民关于社会层次感知的比较微妙的心态。城镇对照组与乡村对照组社区居民对所处社会层次的感知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实验组社区居民对目前所处社会阶层的感知比例与城镇对照组的数据基本接近，且认为自身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远低于乡村对照组，说明他们基本认同自己作为城镇居民的社会层次。但是，在实验组社区居民对于拆迁前所处社会地位的追溯性回忆感知数据中，社会中层及以上的比例远高于社会中层以下的比例，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也可能与实验组社区在拆迁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矛盾有关系。 社会层次感知也是居民获得感的体现，二者皆是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和占有情况的认同状态。同时二者都无法避免的带有主观性，不完全是社会地位的客观反映，正如阶层认同是客观分层和主观建构的共同产物，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经历都对主观阶层认同有影响 [ 2 ] 。在实验组社区居民对于拆迁前所处社会地位的追溯性回忆感知数据中，社会中层及以上的比例远高于社会中层以下的比例，显然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社会地位分为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可见在调查的大多数社区居民中，主观社会地位感知高于了客观社会地位感知，可能是由于拆迁前接触人群均为农民，群体的经济情况和生活状态都十分相似，而拆迁后步入城市，周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明显高于自身，参照物的改变很大程度影响了主观感知。下面2个有意思的对比个案可以看出这一点。 个案1(实验组)：访员笔记 在殷巷新寓社区，我们遇到一位在单元楼门口理菜的60多岁奶奶。她自述，现在一个人住在30平米的小房子里，子女都外出打工很少回来。开始问她一些关于生活上的事情，还挺和蔼的与我们聊天，可当我们问道有关拆迁的问题时，情绪便变得激动起来，诉说着拆迁政策的不公，后拆的补贴比他们多好多，现在生活十分的艰难，靠低保度日。 个案2(乡村对照组)：访员笔记 在陆岗社区，我们采访到一位开小店的大爷，他就住在一栋双层小楼房里，生活基本上靠这些小本生意和前面小菜园子里种的一点作物维持。他对生活没有什么怨言，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比较满意。他告诉我们，他前不久生病就医，住院几乎花掉了一年的积蓄，好在痊愈了，感叹世事无常，穷人看病还是很艰难。但他没有因此消沉，仍然照常生活。与之前接触到的因拆迁补贴而怀怨在心的住民有着基本观念上的不同。老大爷的讲述确实让我们直接了解到了城镇与乡村的人们的不同的心态以及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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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群体利益影响 为研究社区群体利益在拆迁后的改变，我们从经济情况、政治工作和教育质量等方面对社区居民进行了访问。从调查的十一个方面中，大多数居民认为比拆迁前好一些或差不多，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得到了很大改善。 尽管绝大部分居民对于拆迁政策和补贴多有抱怨，但从根本上来说，从农村步入城市本身意味着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巨大转变。虽然表4的数据反映很大一部分的原住民由于大型园区开发成为了无业或待业人员，但这部分人多数是高龄农民，思想和技能都与城市脱轨已久，在拆迁后政府又没有提供技能培训和工作岗位，所以导致失业。然而对于中年人和青年人，拆迁进入城市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使他们不用跟随父辈的步伐继续务农，可以进入企业工作或自主经商等，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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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建议 (1) 由于大型园区开发的冲击，大量以务农为生的居民失业或待业。因失地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以及生活技能的限制，拆迁安置后失去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和收入，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低阶层分化加 Table 3 The social level percep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 社会分层 拆迁前实验组 目前实验组 城镇对照组 乡村对照组 社会上层 26.1% 5.5% 2.0% 1.8% 社会中上层 9.0% 7.9% 2.0% 1.8% 社会中层 35.1% 31.5% 30.0% 21.8% 社会中下层 10.8% 31.5% 36.0% 29.1% 社会下层 18.9% 23.6% 30.0% 43.6% 表3. 社区居民所处社会层次感知 Table 4 Compared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village before the demolition， 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resident 感知情况 好很多 好一些 差不多 差一些 差很多 经济情况 12.2% 43.2% 23.0% 16.2% 5.4% 政治工作 3.0% 41.4% 33.3% 17.2% 5.1% 教育质量 5.3% 37.4% 38.3% 15.0% 5.6% 治安情况 3.7% 37.4% 38.3% 15.0% 5.6% 道路交通 7.2% 34.2% 34.2% 15.3% 9.0% 环境卫生 8.9% 36.6% 28.6% 17.9% 8.0% 文体活动 2.7% 27.3% 43.6% 16.4% 10.0% 邻里关系 4.6% 31.2% 48.6% 5.5% 10.1% 公益活动 9.0% 30.0% 48.2% 14.5% 6.4% 家庭纠纷 1.8% 22.5% 59.5% 10.8% 5.4% 政府服务 6.5% 21.3% 59.3% 9.3% 3.7% 表4. 本社区与拆迁前所在村的对比，居民的社会感知情况 剧。因此政府社会如果能给提供就业机会或者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其再就业，或者提供基金引导其自主创业，对居民和社区来说都是好的发展机遇，可减少社区群体利益损失的现状、提高社会阶层。 (2) 社区大部分青年群体人口迁出，造成社区人口构成过于“老龄化”，人口流失过多。如果政府部门或工程建设单位能提供附近的工作岗位或者免费技能培训，以满足社区青年群体诉求，可以极大地缓解项目开发给社区人口结构带来的冲击效应。 (3) 基层行政机构要提高执政能力、加强的政治作为，为居民服务，帮助协调好邻里关系、加强原住居民与外来居住者之间的交流，达到提高社区内部团结程度、促进社区凝聚力加强居民向心力的目的。 (4) 社区应该多开展丰富的社区活动，建设好社区文化，使受迁移群体能尽快适应新环境从而更好的生活工作，同时也有利于社区安定、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社区居民的获得感。 (5)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满足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如道路、水电设施)，更应该关注受项目干预居民群体的心理需求，尽可能满足社区社会群体的合理诉求，体现人文关怀。并且进一步完善拆迁安置社区的基础设施，保障社区群体利益。 (6) 拆迁安置居民多为失业农民和工人，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凭自身能力寻求救济，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法律咨询和援助，保证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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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总结 城市化进程节奏的加快无疑是不可阻挡的，但是显然原住居民通过拆迁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步伐也是显得极不协调的，社区原住居民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也引发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一方面因社区社会群体由单一的务农状态转变为职业多样化，原住民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在半城市化进程中，原住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会福利和劳务报酬也难以和城市居民达到同一水准，使得居民对社会地位的感知下降。实地调查中很多受访者都表示怀念以前农村社区，觉得之前入户走访的村支书比如今只通过公告栏发布消息的居委会更加有“人情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强调城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原则，更应关注被拆迁居民对“大社区”生活方式的适应情况与满意程度，这就要求要注重区别“村改居”社区与普通城市社区的不同，针对原住居民社会群体的特殊情况，提出相关的政策支持和福利补贴，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层次感知。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调查时大部分受访者为50~70岁老年人，年龄分布不均，数据处理分析尚有欠缺，另外，对生活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时轻视了原住居民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修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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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来水持续偏枯，影响到长江上游水库群综合利用效益的发挥以及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本研究将长江上游分为金沙江、岷沱江、嘉陵江、乌江、长上干区间五个水系分区分别进行年径流量偏枯程度统计，分析不同分区对长江上游年径流量偏枯的贡献度，并从降雨变化和人类活动两方面对径流偏枯进行了成因分析。结果表明：(1) 1991~2015长江上游径流量偏枯贡献最大的是嘉陵江水系和长江上游干流；(2) 偏枯的主要原因是降水量偏少，其次是流域耗水量增加、上游水库拦蓄与水库库面蒸发增损。 关键词 :长江上游，径流偏枯，地区组成，成因分析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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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其丰富的水资源对沿江两岸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全国水资源综合配置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1 ] 。三峡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等巨大的综合效益。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来水持续偏枯，特别是2003年以来，长江上游年平均径流量比1878~1990年多年平均值下降约8%，影响了三峡工程充分发挥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利用效益，并对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长江径流变化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夏军等 [ 2 ] 分析了5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各分区径流量趋势，认为除了金沙江水系以外，岷沱江水系、嘉陵江水系、乌江水系以及长江上游干流区间均出现径流量减少的趋势，量化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量变化的贡献度，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略大于人类活动影响；邹振华等 [ 3 ] 分析了人类活动尤其是建坝对长江径流特性的影响，认为建坝改变了径流量的年内分配，但对河流年径流量无明显影响；黄峰等 [ 4 ] 对长江上游枯水期径流情势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降水、下垫面、用水量等因素变化都会对径流产生影响，但限于资料条件未进行深入分析。 在我国西南水电基地陆续有大型水库建成运行和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上游径流持续偏枯势必影响到长江上游水库群综合效益的发挥以及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深入开展长江上游径流持续偏枯成因研究，积极探索应对策略，对流域水资源的规划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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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宜昌站年径流量演变 长江宜昌市以上称上游，河长4500余km，集水面积约100万km 2 。长江上游研究区地理位置及水系分区见图1A，可以看出，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多位于左岸，金沙江水系有一级支流雅砻江从左岸入汇，川江河段在左岸有岷沱江水系、嘉陵江水系入汇，右岸仅有乌江水系入汇。从图1B (左)可以看出，采用宜昌水文站1878年建站至2015年的实测流量资料，分四个时期统计得到长江上游多年平均年径流量，1878~1990年、1961~1990年、1991~2015年和2003~2015年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分别为4510亿m³、4390亿m³、4150亿m³和3990亿m³， 图1. 长江上游水系分区及年径流量变化特征 宜昌站2016年年径流量为4300亿m³，分别较1878~1990年、1961~1990年多年平均值偏枯2.1%和4.7%。 宜昌站1878年建站至1990年，受限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长江流域水力和水资源开发水平整体比较低，长江流域可以近似认为处于天然状态，且数据系列超过100年，包含了多个气候周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用做长江上游年径流变化研究的基准期。 国际上对气候变化的研究通常认为，气候变化的周期为3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研究委员会(IPCC)关于气候变化研究的数据集，基准期采用1961~1990年。为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并方便后续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也统计了宜昌站1961~1990年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作为年径流量变化的基准期。 分别以1878~1990年和1961~1990年宜昌站实测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基准，分析1951~2015年宜昌站实测年径流量的距平值，并绘制了10年滑动平均曲线，见图1B (右)，可以看出，在两种基准情景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年径流量距平10年滑动平均曲线整体处于负值，部分时期10年滑动平均距平低于−10%，以1961~1990年为基准期的10年滑动平均曲线整体高于以1878~1990年为基准期的10年滑动平均曲线约2%，说明1961~1990年多年平均年径流量较1878~1990年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偏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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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长江上游年径流量偏枯地区贡献度 为研究长江上游年径流量偏枯的空间分布，按照水资源二级分区将上游研究区分为金沙江、岷沱江、嘉陵江、乌江、宜宾至宜昌(长江上游干流)区间分别进行年径流量偏枯程度统计，分析不同水系分区对长江上游年径流量偏枯的贡献度。 采用屏山站作为金沙江的控制性水文站，高场站和富顺站作为岷江和沱江的控制性水文站，北碚站作为嘉陵江的控制性水文站，武隆站作为乌江的控制性水文站，宜昌作为长江上游的控制性水文站，对五大分区进行年径流量进行研究。由于各站起始观测年份不一，本研究统一采用1961~2015年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以1961~1990年作为偏枯程度分析的基准期。 以1961~1990年多年平均径流量为基准，分析长江上游五大分区1991~2015年和2003~2015年(三峡建库后)多年平均径流量偏枯程度，结合不同水系分区年径流量在长江上游总径流量中所占比例，分析得出不同水系分区对上游径流量偏枯贡献度，见表1。 可以看出，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年径流量占上游总年径流量的比例最大，为32.8%，其次是岷沱江水系，占22.7%，嘉陵江水系和长江上游干流区间年径流量占比基本相当，分别为16.1%和17.0%，乌江水系年径流量占比最小，为11.3%。 长江上游1991~2015年多年平均径流量与基准期相比，整体偏枯5.6%，其中，偏枯程度最大的是嘉陵江水系，为14.9%，其次是长江上游干流(宜宾至宜昌区间)，为10.5%，金沙江与基准期相比，多年平均径流量偏丰1.8%；2003~2015年(三峡建库后)多年平均径流量与基准期相比，整体偏枯9.1%，其中，偏枯程度最大的是长江上游干流(宜宾至宜昌区间)，为20.5%，其次是乌江水系，为15.2%，金沙江水系偏枯程度最小，为4.7%。1991~2015长江上游径流量偏枯贡献最大的是嘉陵江水系，其次是长江上游干流和岷沱江水系，金沙江同期径流略偏丰；2003~2015长江上游径流量偏枯贡献最大的是长江上游干流，贡献最小是嘉陵江水系，其余三个水系贡献相当。 经分析，1991~2015年与2003~2015年相比，金沙江、长上干、乌江径流偏枯程度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是1998~1999年这三个区域发生大洪水，年径流量远超多年平均值，而嘉陵江在1998年年径流量仅是多年平均值水平，1999年年径流量不足多年平均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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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长江上游1991~2015年较1961~1990年多年平均径流量减少240亿m 3 ，2003~2015年较1961~1990年多年平均径流量减少400亿m 3 。1991~2015长江上游径流量偏枯贡献最大的是嘉陵江水系，其次是长江上游干流和岷沱江水系；2003~2015长江上游径流量偏枯贡献最大的是长江上游干流，贡献最小是嘉陵江水系，其余三个水系贡献相当。 近二十余年来长江上游水资源偏枯的原因有降水量偏少、耗水量增加、上游水库拦蓄与水库库面蒸发增损以及“长治”工程使得土壤蓄水能力增强等四个方面，降水量偏少是近二十余年来长江上游水资源偏枯的最主要原因，流域内用、耗水量以及上游水库初期蓄水、水库库面蒸发增损年平均影响的水资源量约23亿m 3 ，“长治工程”建设导致的流域局部产流能力降低总体来说对长江上游径流偏枯影响很小。 针对主因是降水量偏少导致径流持续偏枯，应引起重视，在长江上游进一步完善水文气象站网布设，加强观测；其次，要进一步提升中长期水文预测预报能力，提高对中长期来水变化趋势的预判能力，增加水库调度的预见性和灵活性，为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尽量减轻径流偏枯对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再次，从降雨量减少天气成因角度考虑，加强对三峡水库建成前后长江上游区水汽输送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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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由于内陆水体边界测量内容繁杂，适用技术标准较多，同一测量项目，不同技术人员设计，技术方案与技术要求可能差别很大，给测绘成果质量带来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内陆水体边界测量中不同规范同类技术指标的对比分析，阐述了引用测绘标准及测量方法应与测区客观条件、现有技术手段及顾客需求等方面有机结合，提出了等精度观测等改进措施，并在三峡工程坝下游荆江河段及偏远山区水电工程水文泥沙观测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 关键词 :内陆水体，边界测量，测绘标准，应用研究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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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 内陆水体边界测量是一项综合性测量工作，是水道开发、保护与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它包括水道测绘、水文泥沙测验以及河道演变分析等，具有观测内容多、年内测次多、观测时间跨度长、成果时效性强，以及测量环境复杂、影响质量精度因素众多等特点，与单纯的陆上地形测量有显著差异。 根据测量目的和阶段不同，内陆水体边界测量测图比例尺可在1:200~1:50，000；根据不同项目的实际需求，测量精度要求差异较大，有的项目须采用高精度的先进的测绘技术手段，如坝前淤积测量、不平衡输沙观测等，有的项目还必须准确把握观测时机或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目前，内陆水体边界测量仍然处于测绘新技术与传统测量方式并轨运行阶段，因此适用测绘生产的标准及规范多而且杂，在选择引用技术条款时，设计人员往往容易混淆或简单教条对待，造成选用标准脱离实际甚至张冠李戴，出现采用测量标准过严、过松或误用等情况，影响测绘产品成果质量，不能满足顾客需求，甚至误工误时得不偿失。诸如忽视客观条件和顾客实际需求，盲目地选用过高技术标准，不仅测量难以做到，而且使成本增加、工期延长；而脱离实际地选用过低技术标准，既不能保障成果质量，又不能满足用户使用需求，还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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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常用测绘标准的认识和理解 2.1. 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分析 内陆水体边界测量常用标准规范很多，但涉及与产品质量和工作进度的主要技术指标有图根控制测量、点位中误差、邻近地物点间距中误差、地物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等高线插求点高程中误差、重点检查限差、测深精度以及地形测点间距及点距等。以平原地区1:2000测图比例尺为例，常用标准规范的主要技术指标详见表1、表2及表3 [ 1 ] [ 2 ] [ 3 ] [ 4 ] 。 从表1~3可以看出，不同标准规范对同一技术指标要求存在差异，且部分指标差异较大。总体上，行业标准要略高于国家标准。因此，应根据测绘产品的用途和需求，选用合适的技术标准。对测量精度要求高的项目，限差可按一倍中误差控制，其他项目则可按两倍中误差控制。测量限差超过三倍中误差视为粗差，需要及时进行重测或补测。 Table 1 Commonly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mapping control point， check and focus on the accuracy of known point 标准规范 图根平面控制中 误差(图上mm) 图根高程 控制中误差 校核点 重合点检查 平面(图上mm) 高程 平面(图上mm) 高程 《工程测量规范》 ≤±0.1 ≤h/10 ≤0.20 ±h/5 <0.6 ±h/3 《1:500 1:1000 1:2000外业 数字测图技术规程》 <10 cm (实际) 0.20 m (实际) ±h/6 -- --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0.2 ≤0.20 ±h/5 <0..60*2√2 《水道观测规范》 ≤0.1 ≤h/10 ≤0.20 ±h/5 <1.5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 测量(RTK)技术规范》 <0.1 ≤±3 cm ≤7 cm -- ≤0.5 -- 表1. 常用标准对图根控制点、校核已知点及重合点检查的精度要求 注：h为基本等高距，m。 Table 2 The common standards require the accuracy of topographic survey point and Contour interpolation for point elevatio 标准规范 地物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图上mm) 邻近地物点间距中误差(图上mm) 地物点高程 中误差 等高线插求点高程中误差 陆上 水下 《工程测量规范》 ±0.80 一般构筑物 ±h/3 ±h/2 7 cm (实际误差) 3 cm (实际误差) 《1:500 1:1000 1:2000 外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 ±0.60 ±0.48 ±h/3 ±h/3 －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0.60 － ±h/4 ±h/3 ±2h/3 《水道观测规范》 ±0.50 － ±h/4 ±h/2 ±1h 表2. 常用标准对地形测量测点及等高线插求点高程的精度要求 Table 3 The common standards require the accuracy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section and point， underwater sounding in topographic surve 标准规范 地形点最大间距(m) 碎部点地形/地 物测距长度(m) 水下断面/ 测点间距(m) 测深精度(m) 0~10 10~20 >20 《工程测量规范》 50 700/450 40/20 0.15 0.20 H×1.5% 《1:500 1:1000 1:2000 外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 100 500 － － － －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50 700/450 15~25 (图上cm) 0.15 0.20 ±0.015H 《水道观测规范》 20~40 700/450 20~50/15~25 0.20 0.20 ±0.01H 表3. 常用标准对地形测量的断面及测点间距与水下测深的精度要求 2.2. 技术指标的时效性分析 测绘标准从编写到颁布实施，需要较长的时间过程。随着测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部分标准规范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当前测绘工作需要。例如《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中，要求地物重合点检查，点位平面较差应满足： 、高程较差满足： (按1:2000测图，等高距为1 m计算)，其限差值远超出了仪器的观测精度，生产中不能按此限差进行作业。又如《水道观测规范》中，1:2000水下测量点距要求15~25 m，为满足科研分析需要，点距通常按12 m或更小点距来控制。所以，在引用技术条款时，必须结合已有测量技术手段和具体任务要求合理选用，做到质量与效益的最大化。 在水位控制测量中，规范均要求水位控制测量精度不低于五等水准。当采用全站仪测量时，平原地区天顶距一般不大于5˚、最大不超过10˚；山区河段天顶距一般不大于10˚、最大不超过15˚，这是否符合目前实际情况呢？ 假定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或隔点设站)进行水位控制测量，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可得 [ 5 ] ： (1) 式中：S 前 、S 后 为前视和后视的水平距离；a 前 、a 后 为前视和后视的天顶距；m为其下标所对应的中误差。为了在高差中抵消球气差影响，令S 前 = S 后 ，因而 ，则上式变为： (2) 由于a越大， 越大， 也越大，在精度计算时取a 前 与a 后 中较大者为a，上式变为： (3) 为了检核，在测站上一般通过变换仪器高进行两次观测，此时s和a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则有： (4) 按式(4)，以测角精度2″、测距精度±(1.5 + 2 × 10 −6 D)的全站仪为例，计算一个测站上观测的水平距与天顶距对测量高差产生误差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当水平距和天顶距分别控制在700 m、30˚以内，观测高差中误差均在±3.0 cm内，完全可以达到五等水准精度。 表4为采用两种不同类型2″级全站仪，在四等水准点上两个观测员分别于上午、下午各观测6个测回的观测精度统计情况。从表中数据看出，当水平距较小、天顶距在20˚内，天顶距对高程测量的精度影响很小。通过图1、表4分析可知，采用全站仪进行水位控制测量，主要对水平距离进行限制，而天顶距对测量高差的精度影响很小。可见，随着测绘技术的进步和仪器测量精度的提高，部分技术要求已不适用实际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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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践应用 3.1. 采用技术方法应适用于测区环境及用户需求 测区环境决定了水体边界测量采用的技术路线和方法，用户需求决定了测量精度、观测时机和进度要求。2011年为满足云南省境内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建设规划需要，拟进行库容复核，需开展干流总长约110 km范围内固定断面及水面线等观测。测区为高山峡谷性河道，支流众多，河段落差大，陆上及水下交通极为困难，已有控制点及相关资料甚少，但任务要求40天内完成。按规范作业要求，首先应建立基本控制网；然后埋设固定断面标志及图根控制测量；再进行断面测量及历史洪水调查等。显然，单从进度上就不能满足任务书的要求。 根据测区客观条件，项目控制测量选用GNSS RTK单站双校法，即首站架设在已知点A上，流动站先校核已知点B，检校平面位置、高程较差分别按±5 cm、±3 cm控制，后将流动站控制在5 km内，测定待测点C、D的三维坐标(两点距离在30~100 m)，每点观测三个测回，每测回3分钟，测回间平面位置、高程较差分别控制在±3 cm、±2 cm内，取平均值为最终成果；然后在C点架设参考站，流动站校核B和D点(长边与短边)，满足上述限差要求，再测定E、F点的三维坐标。测量方法如此类推。同时在库尾与地方水文站已知高程点进行了联测，其高程较差为0.225 m，通过往返间高差较差对比分析，并对不附合高差值作合理分配。经过8天26次转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vertical angle on the error of observation height differenc 水平距(m) 天顶距(º “) 全站仪 类型 施测时间 测回间最 小值误差(m) 测回间最 大值误差(m) 各测回间 最大互差(m) 测量高程 中误差(mm) 五等水准 允许差(mm) 四等水准 允许差(mm) 29 19 43 ~ 19 46 A 上午 −0.001 0.003 0.004 ±1.21 ±30.0 ±20.0 下午 −0.002 0.002 0.004 B 上午 −0.005 0.002 0.007 ±1.44 ±30.0 ±20.0 下午 −0.003 0.003 0.006 34 14 47 ~ 14 52 A 上午 −0.001 0.001 0.002 ±0.62 ±30.0 ±20.0 下午 −0.001 0.001 0.002 B 上午 −0.003 0.001 0.004 ±1.13 ±30.0 ±20.0 下午 −0.003 0.002 0.005 表4. 垂直角对观测高差产生误差影响 图1. 天顶距与水平距离对高差产生误差关系图 站完成了测区控制设测。在断面标图根控制测量及固定断面测量中，对所有控制点均进行了相互检校，其中平面位置最大较差为0.047 m、高程较差0.044 m，校核已知点的平面位置较差中误差为±0.032 m、高程较差中误差为±0.028 m。可见该项目成果内部相对位置及高程精度高，对库容校核准确可靠，并于31天内完成了任务。 3.2. 技术设计应充分考虑项目的客观条件 影响内陆水体边界测量精度的因素很多，如控制系统的一致性，水下断面布置的合理性、各种测量指标限差大小控制，测量技术方法完备性等。 水位布设的合理性及水位控制测量精度对水下测量成果质量具有区域性和整体性的影响。实际生产中，通常采用开、收工位置进行水位接测，而常忽略跌坎、河弯等特殊位置实测水位。图2、图3为芦家河浅滩董3、荆12断面2005年2~3月横、纵比降变化关系图。 从图2、图3可以看出，董3、荆12的横纵比降变幅较大。按月计算平均横比降，右岸较左岸水位值分别高出0.09 m、0.33 m。可见，特殊河段横比降对内陆水体边界测量成果影响较大。 在深水测量时，设计书一般要求采用声速剖面仪在深泓线上测定水体水温，作为测量当天进行水深改正的依据。图4为清江水布垭库区水温观测布置图，图5为2011年8月27日10:00于坝前500 m横断面(1#、2#、3#)、距坝17 km断面中泓线、36 km断面中泓线、110 km水面下0.5 m，以及支流野河内2 km断面中泓线及坝下游9 km水温变化图 [ 6 ] [ 7 ] [ 8 ] 。 图2. 董3、荆12断面横比降变化关系图 图3. 董3、荆12断面纵比降变化关系图 图4. 水布垭库区水温观测布置图 图5. 水布垭库区同步观测水温变化图 由图5可知，库区内相同时间点，不同位置相同水深处的最大温差超过了5℃；同一横断面左、中、右三线，相同深度处温度最大差值为1.2℃；同一垂线上，从水面0.5至70 m处，水体温差超过了16℃。以坝前中泓线水温梯度进行水深改正，在70 m处改正值为−1.12 m，在150 m处为−3.87 m。 对于三峡工程坝下游河段，如枝城站荆3断面，深泓线6~9月从水面至江底水温变化很小，最大变幅为0.15℃。按此水温梯度对测深改算，最深处水温对测深的改正小于5 mm。显然在流水型浅水河段，水温变化很小。 综上可见，在深水条件下，尤其非流动性水域，应充分考虑水体水温分布及保障水温观测精度。 3.3. 水体边界测量应尽可能采用等精度观测 内陆水体边界测量一般测次较多，而影响内陆水体边界测量精度的因素复杂。为保障测绘产品成果质量，各测次应尽可能采用等精度观测。各测量项目作业人员、仪器、测船、数据采集及数据处理软件、引用控制点等需相对固定，保持GNSS平面定位差、船体姿态、动吃水及岸坡测深等影响在各测次间大致相当，保障边界测量的相对可靠。如利用其资料进行冲淤量计算时，多测次间系统差可相互抵消，从而间接地提高内陆水体边界观测精度和质量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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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测绘生产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测绘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采用技术条款应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已有测绘技术手段和测量客观环境，并紧跟测绘新技术的发展而逐步改进。因此，对于一般作业人员，应了解并熟悉测绘标准规范，在生产中严格按照专业设计书要求执行；项目管理人员应正确理解并熟知标准规范，对项目要求和成果使用目的有深刻认识，做到在实施过程中及时有效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而对于技术设计人员必须全面掌握和灵活运用标准规范，同时兼顾测绘成果质量、作业效率、生产进度和作业安全。《水道观测规范》、《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较其他规范技术要求更高，对内陆水体边界测量更为适宜，而《工程测量规范》、《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等可作补充。近年来，通过三峡工程坝下游荆江河段及国内外偏远山区水电站水文泥沙观测等实践，证实切实有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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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是现实的、辩证的、与实践活动休戚相关的概念，坚持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统一的原则，具有实践性与科学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受环境束缚，内求于心，强调意志的重要作用，本文以儒、道、释三家为例，分别从入世、出世、济世的方向探讨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在相互借鉴上存在必要性和可能性，正确理解二者的精神内涵并合理运用，是重释现代自由精神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自由观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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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古往今来，“自由”一直是文家必辩之义。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酝酿起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人被发现之后，自由观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在马克思之前，自由或走向主观意愿的唯心主义，或走向理性自由。马克思则以实践作为其自由观的基础和载体，把人置于社会现实之中，强调通过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达到自由，赋予了自由实践与辩证的特点。而在中国，自由思想也始终蕴含在传统文化之中，儒、释、道三家就分别从入世、出世、济世的方向对自由进行了探讨，通过反躬自省，内求于心的方法，充分显示了意志的能动作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自由观。每种文化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新时期，放眼世界，审视自我，正确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由观的精神内涵，重释现代自由精神，对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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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 把人置于社会现实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的基础。人从一出生就接触自然界，接触由人组成的社会和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1 ] 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更无法避免人与人相互结成的社会和社会关系。所以，人的自由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 1 ] 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其体现的自由观诚然是以社会现实中的人为对象。不同社会环境具备不同物质、精神条件，制约着自由的拓展程度，也影响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关注到人的社会性，把人从抽象拉回现实，较之前人有观念性突破。 从实践角度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的特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质，生产劳动的方式和内容，即人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人是什么样的，也就决定了自由的状态。社会人的实践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自由的规定性也应当首先从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进行考虑。既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塑造出对应的社会条件，作为实现自由的现实基础，社会条件必然主导社会环境，对人的实践和自由产生无法选择的影响；但是人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社会条件，进而更好地追求自由，这也是实践无可比拟的优势。 重视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的重点。实践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更要掌握了它的性质、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发展趋势，并在实践中运用它为人类服务，人才能真正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 2 ] 重视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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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传统文化自由观 3.1. 儒：入世的自由 儒家对现实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张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从现实生活中求自由。虽然儒家经典中未出现“自由”二字，孔子却用一段话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用一生修养阐述了自由的境界，从浅层次的求学入世，安身立命，到知本性之“然”和“所以然”，最后达到既不违反礼乐制度，又能率性而为，行随心性的完全、彻底、理想自由之境。儒家追求的自由是入世有为、天人合一的自由，这是一种内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自由，“仁”、“礼”、“忠”、“恕”等是达到自由的精神修养途径。 3.2. 道：出世的自由 道家提倡清心寡欲，“自然无为”，用一种顺应本性、顺应自然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得道者，得自由。道家讲求对万事万物因循自然，顺应万物的本性，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也即不使用外力去挑战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道德经》)的自由境界。庄子以“逍遥游”为自由的最高境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能“游”则得自由，而“游”的关键在于把握“道”的自然本性。从“有待”到“无待”，心斋坐忘，虚己以游世，方能达到逍遥自由之境；“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庄子·天运》)，得了“道”才能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求一种出世的自由。 3.3. 释：济世的自由 佛家讲求“顿悟成佛”，普度众生，觉悟心性则得解脱。佛家认为“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六祖坛经》)，所以远离尘世烦扰，虔心修行可以获得自由。修行修言、行、心三方面，达自度、普度两境界，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理想境界，不仅强调了个人自由的诉求，也传达出群体自由的追寻。以禅宗《十牛图》为例，从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入廛垂手十种境界，展现禅者由修行、开悟、调伏业识，终至见性，进而入世化众之心路历程。这种自由兼有济世情怀，求于心，心性觉悟，则至精神自由境界。 从儒、道、释三家所蕴含的自由精神来看，自由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虽然对自然界和社会持不同的态度，追求自由的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在自由的最高层面，确有相同之处：天，道，心性是与自由相通的关键因素，传统礼制制约了自由的获取程度，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性自然主义特点。回归内心，重视和追求精神自由之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自由观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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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两种自由观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文化土壤，所以呈现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一个重实践，一个重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带有人道主义关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社会对工人的压迫日益严重，劳动异化带来人的孤寂和无能为力，给人的生命描上了悲剧色彩。怀着对现实的人的深切关怀，马克思引进实践观，从抽象性转向了现实性，力图拯救和解放困顿劳苦的人们。马克思之前的自由观走向意志自由，而马克思以其社会观点和实践观点，重新构建了关于自由的思维模式，即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统一。而中国则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伦理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封建帝制、传统礼制的社会基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言行必须符合正统制度与礼法的要求，所以自由本身就带有不自由的烙印。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顺天知命，追求精神的自由比现实中的自由更具有可行性。两种文化孕育的自由观有如下方面的不同。 在起落点上，一为个体到群体，一为群体到个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重视个体的生命和自由，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3 ] ，从“每个人”的存在与需要出发，为的是达到“一切人”的群体和社会自由，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重视群体，社稷为先。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教化，道家“自然无为”的统治方法，着眼于群体与社稷安定、发展，总是由群体观念过渡个体观念，把社会和国家置于首位，在此之下，才考虑个体自由和发展。二者实现自由的方向截然相反，存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区别。 在实现路径上，一为主客统一，一为内求于心。马克思通过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即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来实现自由，从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关系入手，得出自由就是不断化解这之间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赋予了自由变量的性质：特定时代的自由的总是具体、现实的，但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实践，自由就具有了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上升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对事物的直接领悟，以直觉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从人的内心探索自由。传统文化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因素，强调对人生的反思，反躬自省、内求于心，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老子·道德经》)，得道而得自由，佛家心性顿悟，兼济世人，不论是修身，得道还是顿悟，都源于人内心的意志作用的感性活动，重视用思想的能力、意志的力量去寻求严苛社会条件下的自由。 在可行性上，一为现实性，一为形而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以把人置于社会现实之中，以实践为出发点，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统一，在重视有限条件的基础上，由外向内探求，讲求主观能动性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和运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从社会条件考虑，对客观必然性持有不同的态度，儒家积极入世，道家顺应自然而避世，佛家逃离尘世，总体上意识到客观必然性的束缚，但更重视无限条件，由内向外探求，从思想意志和内心出发追求自由，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中，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在作用上，一为指导革命，一为辅佐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以实践性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主“动”，自由更是革命的意义和最终目标，即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哲学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哲学与政治思想不可分离，主“静”，自由观也体现在维稳政治统治上。儒家讲究行善治人，内省修炼，天人合一，道家讲究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投射出一种“向天”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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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两种自由观的贯通 在当今开放与发展的时代，社会融合进一步提高，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迎来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自由观问题上，中西方文化异本异源，存在根本性对立与差异，若讲调合，缺乏历史基础和思维模式；若讲沟通与借鉴，则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对重释现代自由精神也有建设意义。 5.1. 必要性 两种自由观各具特色，各有优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赋予自由观实事求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虽各有小异，但精神大抵相通，即通过内求于心、反躬自省，通达精神自由之自觉境界，实现道德上的自由。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的自由观念里，也是现代自由精神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有其自身的优越性，科学内涵值得吸收借鉴。现代自由精神总的发展方向，是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保持民族性，吸收先进文化成果来丰富和完善自身。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样需要对两种自由观进行沟通和借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由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组成部分，理应顺应这个发展潮流和趋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的实践性，在尊重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二者的统一，使现代自由精神拥有“面向世界的”、“面向未来的”、“科学的”优秀品质；同时，牢固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扬弃地对待传统自由观念里的礼制、道德，善于反躬自省，向内探求，重视意志的能动的作用和精神自由的自觉境界，赋予现代自由精神“民族的”、“大众的”特点，为“四有”公民提供自由发展的精神根基。二者经过沟通交流和相互借鉴，内省与外求双管齐下，重塑富有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实事求是的科学性等特点的现代自由精神，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2. 可能性 纵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存在起点、实现路径、可行性与作用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但两种文化的最终目的同归于“人”：为了人，为了所有的人。马克思从把视线转移到现实中的人本身开始，就始终以解放全人类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发展人道主义的自由观；中国哲学以人生为对象，以反思人生为己任，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 4 ] 。哲学融入人的生活日常，自由呈现为修身养性、反躬自省、内求于心，从个体性上升至群体性，是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的统一。从同归于“人”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都表达了对人的积极关怀。 在自由观念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借鉴的可能性，根本在于二者的互补性质。实践性与道德性是两种文化的最突出性质。中国传统文化“早熟”，理性早启，所以自由观长于理性，短于理智。不论是儒家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齐生死、一物我”(《庄子·齐物论》)的逍遥得道，抑或是佛家觉悟心性的入廛垂手，自由观念尽情地攀爬理性高度，达到道德的至高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实践出发，以理智高度达到主客体统一的自由，用科学基础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自由观中，从“地”到“天”的这段空缺，现代自由精神也据此形成统一贯通的完整体系。 冯友兰先生的四境界说认为，人生境界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包括顺乎本能和社会习俗的“自然境界”，为己的“功利境界”，为社会的“道德境界”，和为宇宙的“天地境界”。自由是随着四个境界的不断提升而逐渐释放，最终达到至高境界。现实人之本性即“自然境界”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则在“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中间进行调和，而最高的“天地境界”只有中国哲学能通达，“天地境界”里的自由已然成为一种自觉，是一种“超道德”、“超自由”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辩证性，是把自由拉回人间的现实意义；中国哲学的传统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需要高度的觉解才能领悟自由最高理想形态，“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 4 ] 。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才是现代自由精神应具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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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构建及完善农民社会保障管理制度，是落实宪法赋与的公民平等权的客观发展规律，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亦然是兼顾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经之路。在全面剖析中国农民社会保障管理制度的近况、生计的问题基础上，兼顾城乡统筹视角，探析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和农民社会保障经营管理的构建与完善。农民权益保障不仅需要相关的制度、政策、措施作支撑，更需要充分调动农民、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通过改善的法律机制来予以保障。 关键词 :社会保障权，城乡统筹，农民，社会权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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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党在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建议“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这一战略目标。中共中央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提出“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立足于我国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近一半的基本国情，农民的社会保障权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使农民这个群体的生存权缺少相关保证，大大限制了农民的发展。要彻底消除“三农”矛盾根源，解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兑现城乡协调发展，加速小康社会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发展思路，务必兼顾城乡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兑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是兼顾城乡发展战略的重大方面，也是保持中国市场经济连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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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理论基础 社会保障基本权是指公民所享有的遵照宪法，请求以国家为主的公共主体提供援助，以保证公民基本生活或提升生活水平的基础性权益。社会保障权的达成主要依靠分别的法律条文，既有国际法公约，又有国内法法律文件，而国内法又可分为宪法层面的规范和普通法性质的规范 [ 1 ] 。而社会保障是当今世界各国依法创建、由当局主导实行的旨在为社会成员在遭受各类生计危机、个人及其家庭难以支撑基本生活时供给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轨道。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轨制是保证所有公民基本生存生计、促进其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农民作为当今中国基数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对其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是对该群体生存、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总而言之，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的理论来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社会保障权是落实宪法平等权的重要体现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条是当前宪法关于公民平等权的直接规定，同时还规定了，国家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人口数占到总人口数的一半左右，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理所应当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平等权。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因而可知，平等的社会保障权是宪法给予每一位我国国民的基本权利，明显农民也囊括在内。各国宪法都有关于人权和社会保障的规定，而我国宪法的第33条和45条更是促进了我国文明史上前进了一大步。作为我国人数最多的公民群体，农民理应同城市居民一样，当其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从国家等公共主体获得相应的物质帮助。在过去我们把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简单的理解为仅当农民处于生存困难的边缘时，才由国家、社会等公共主体向其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所谓社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那么在高度提倡民主、法治建设的今天，人权意识觉醒、人权活动频繁的如今，我们就应该无偏见、偏差的将其理解为，农民作为人，应当与城市居民一样，在年老、疾病或有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国家为其供给平等的社会保障。我国宪法并无付与农民以退休的权益，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对于保证其在患病、丧失劳动能力或年老的情况下的生存和基础生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2.2. 社会保障权是农民生存权的基本保障 人权的发展历经了重心从自由权到社会权的转移一个客观历史规律，这意味着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成为了人权问题的主要矛盾。生存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权利，第一次被论证，是在1886年法学家安东·门格尔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一书当中。该书认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 2 ] 。生存权作为人类最为根本的权利，其不只是停留在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而且还应上升到包括每个生命体得以生存延续的过程。大须贺明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强调指出生存权主要是保护帮助生活贫困者和社会的经济上的弱者，要求国家有所作为的权利 [ 3 ] 。而设计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维持其基本生存状态，农民的社会保障权作为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就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由于农民的主业集中在农林牧副渔，这些产业盈利存在偶发性，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低下，如果再没有相关社会保障，很容易出现因灾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也就更不用提基本的生存权利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农民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仍然极为脆弱，农民仍会因为生病或是各种天灾人祸而丧失基本的生存保障。 另外，可以说发展权的基础还有前提就是生存权，继续成长是主体生计问题解决后的必定寻求的目标，“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基础和条件，而发展权又是生存权的存续和发展” [ 4 ] 。每个主体都有内生的创造和向上的动力，充分发挥主体自身的价值作用，这也是自我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保护，除了基本的可以为农民供给基本的生存物质基础，同时还发展农民了自身群体，从而鼓励了其生产的积极能动性，这也将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农村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放农产品的供应市场等，导致农村生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应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又为农民该特殊群体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进步的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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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3. 社会保障权是维护农民人性尊严的必然要求 人的尊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概念，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说，“有权享有尊严”的概念曾被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冠以不同的含义 [ 5 ] 。康德在对“人即是目的”所作的表述中，精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样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永远作为目的，决不仅仅当作手段。” [ 6 ] 。人性尊严是世界各个国家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相对于其他宪法规定的权利，人性尊严具有之上的地位和价值，是国家需要优先予以保护的，在人性尊严的基础上，又可以进一步衍生出其他各种具体的基本权利，所以说，人性尊严是人的核心价值。在这样的权利话语体系中，每个人都享有等价的权利，不能限定其他的资格或者条件来贬低不同的群体。特别是农民，在现代化社会当中，以金钱等作为衡量依据来评价农民的社会地位，致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权利并没有平等，然而农民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过体面的生活和得到平等的待遇。农民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有资格享有人性尊严，以及人性尊严的发展所必要的经济、文化及政治方面的权利，也有权利要求一个满足人的尊严的生存基本条件。“人性”二字是社会保障终极追求，其维护了具体的人类尊严。将国家作为农民获得该权利的保障主体，并将社会保障权给予农民，广大农民的生活中将不再有养老的忧虑和得病不敢治的窘迫，并能够保持本应属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马克思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作为人的意义上是平等的，都有维护人性尊严、实现自由的需求，尊严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高尚的品质。保护人的尊严，就保护了其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