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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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青少年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途径 2014年，刘延东在与国医大师座谈时提出：“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中医药也理当成为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宝贵资源。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传统文化之精髓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因此中医药文化的教育必须纳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范畴，让国之精髓熏陶国之传承者，使之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承发扬以及全球化传播的储备人才。 3.1. 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请青少年领略中医药文化之魅力，继承光大之 把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推广融入在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方式中，融入生活的点滴中。中医治病强调整体性原则，以研究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现象为根本，不追求对生命的思考而重视对生命过程的把握和调节。中医有多种调节生命活动、提高生命质量的锻炼方式如太极，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等，与自然相结合的锻炼方式，更容易达到修身养性、治标更治本的目的。例如，近年来，近视眼、体质弱等现象在青少年中比较常见，成了危害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因素，做眼保健操，课间操等枯燥无味的锻炼方式已不能引起同学们的积极性，因此如北京宏志中学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培养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和爱好，课间操变成了五禽戏，太极拳，日常按摩穴位保健视力，更易引发学生兴趣，既使其学会保健视力和提高体质的重要方法，也增加了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爱好和重视 [ 5 ] 。中学日常教学活动中可开展中医药知识竞赛、中医药养生常识比赛、中医药经典故事演讲赛、日常保健穴位按摩比赛及制作中医药经典故事视频等等师生喜闻乐见活动。甚至在一些校本课程中引入日常简易推拿、少儿推拿保健的教学，回家让孩子们给爸爸妈妈做做按摩推拿行行孝心，既亲密了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学会了一些中医药保健知识，还可以增强中医药养生保健的意识。在中医药文化中，有如“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杏林春暖”“才所不逮而困思之，伤也；力所不胜而强举之，伤也。”“孙思邈大医精诚十三不得”等为人、为医的育人道理，还有许多富含教育意义的典故，均可融入教师的日常思想教育教学中，对青少年正确人生观的形成也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中医药大学共同搭建中医药文化推广平台，把大学的专家引进中小学教堂或课外兴趣班，通过专家的现身说法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药的兴趣，把中医药文化的学习渗透到生活和学习中，小可健身养性，大可继承发扬国粹。另一方面，走进中医药大学，领略中医药文化氛围，呼吸中医药气息也是很好的教学方法。例如，湖南中医药大学的药用植物园，中药材标本馆，炮制文化基地、针灸推拿管、模拟药厂及传统保健队等都是很好的中医药宣传基地，周边中小学生纷纷走进大学校园，学习五禽戏，体验针灸推拿的奥妙，摸摸神奇的穴位，闻闻中药材的奇香，均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更是身临其境的中医药文化教育！ 3.2. 发挥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功能，把中医药文化融入生活学习中 在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自媒体等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世界各地的信息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了解事情的全貌。青少年生活在时代潮流前沿，更是对互联网着迷，而借助互联网平台宣传中医药文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手段。电视剧、网游、微博、微信等是青少年们最熟悉、接触最多的媒体，通过制作有关中医药的电视剧、纪录片，开发与中医药文化相结合的桌游，推广与中医药养生的公众号，不仅可拓宽中医药文化宣传的途径，更能吸引青少年对于中医药的兴趣。互联网在拓宽“中医孔子学院”、中医养生大讲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等多种途径的同时，也可以推出许多中医药文化科普作品，以及一批群众喜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名家大师，进一步提高了中医药文化知识普及率。 3.3. 通过国际化中医药传播，促使青少年成为中医药文化推广的前锋 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展现的重要方面。中医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精髓，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要体现，而且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品牌，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深远意义。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全世界的，在国际上传播中医药文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以中医药文化为推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 6 ] 。2004年11月我国在韩国成立了全球首家孔子学院，13年来已经在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16所孔子学院和107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700多万人，成为了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平台。中医药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中作出应有贡献离不开从事中医药教育研究的专门人才，特别是具有较强国际交流、沟通能力的高端中医药科研人才，因此，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中医药文化研究的继承人的培养就非常重要。专门人才汇聚中医药大学就成为了中医药文化传播推广的重要平台和首选途径。 在高等教育学府将中医文化与教学相结合，并通过孔子学院等方式与国外青少年交流，能够更好的将中医精髓向各国的青少年诠释清楚，更好的向国际传播中医文化和中医知识。2017年11月湖南中医药大学传统功法巡演团是由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派出的海外巡演队中唯一一支以推广太极、武术和养生功法为特色的团队。巡演团先后抵达赫尔辛基孔子学院、国际台北欧芬兰节目制作室广播孔子课堂、塔林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卑尔根孔子学院等地与孔院师生交流座谈，并进行了四场演出。把中国的文化自信传递到北欧，让更多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外籍友人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巡演更是增进了各国青少年之间交流，加深了对双方彼此文化的认可和认同，为今后的进一步合作创造机遇，也大大提高我国青少年对祖国文化的自信，成为中医药文化继承、宣传的优秀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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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青少年是国家建设的接力者，是祖国事业发展的基础力量，是继承发扬中医药文化的接棒者，从小灌输中医药文化，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它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一些中医药知识和健康理念，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青少年中宣传中医药，更可以增加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培植学生的文化基因，唤醒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提升他们的民族文化素养。因此，这项工程需要多部门多方位配合，策划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全民参与积极实施，把青少年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认真的长久的实施，各级教育部门、各类教育机构、所有教育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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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研究INF-γ通过ATGL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ELISA法检测血清中INF-γ水平；MTT法检测肝癌细胞HepG2活力；Caspase-3酶活性试剂盒检测Caspase-3酶活性；过表达ATGL，研究INF-γ通过ATGL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作用。结果：肝癌病人血清中INF-γ水平明显降低(P < 0.001)；INF-γ通过ATGL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促进Caspase-3酶活性升高和下调Bcl-2/Bax比例。结论：肝癌病人血清INF-γ水平降低，其通过下调ATGL蛋白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关键词 :肝癌，INF-γ，ATGL，凋亡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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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致死率在肿瘤中排第三 [ 1 ] [ 2 ] 。随着医疗技术和水平升高，肝癌病人生存期得到一定延长。但是，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经处于肝癌晚期，其生存期一般小于1年 [ 3 ] [ 4 ] 。诱导肿瘤凋亡是治疗肿瘤的重要策略。因此，寻找有效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因子尤为重要。 干扰素-γ (Interferon-γ，INF-γ)是Ⅱ型干扰素。大量研究表明，INF-γ除具有广谱抗病毒功能外，对免疫系统也起着调节作用 [ 5 ] 。进一步研究发现INF-γ能够干扰细胞周期，抑制细胞增殖 [ 6 ] 。在肿瘤方面，INF-γ增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对TRIAL的敏感性 [ 7 ] 。INF-γ主要通过调控免疫系统抑制肿瘤生长 [ 8 ] 。INF-γ在肝癌病人血清中表达各异，有升高，也有下调 [ 9 ] [ 10 ] 。但是，INF-γ对肝癌作用及分子机制方面研究尚少。 在这篇论文中，首先用ELISA方法检测肝癌病人血清中INF-γ水平，同时研究INF-γ对肝癌作用。此外，构建ATGL过表达质粒，进一步研究INF-γ通过ATGL诱导肝癌细胞株HepG2凋亡作用及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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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标本收集 健康人和肝癌病人血清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清采集时间为2017年1月到2017年12月。健康人和肝癌病人相关临床信息见表1。所有病人资料和标本收集都严格按照广州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相关规定。伦理批准时间为2017年1月。 试剂和耗材 INF-γ ELISA检测试剂盒购自Genestar生物科技公司(货号C608)。MTT试剂购自北京鼎国公司。Caspase-3活性试剂盒购自碧云天公司(货号C115)。Bax和Bcl-2抗体购自CST公司。ATGL抗体购自Abcam公司。DNA maker购自Bio-Rad公司。ATGL引物由Invitrogen公司合成。RNA提取试剂盒购自康为世纪公司。DNA聚合酶购自Takara公司。INF-γ蛋白购自Sigma公司。 Table 1 Clinic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health and liver cancer patient 项目 健康人(n = 30) 肝癌病人(n = 30) 性别(男/女) 20/10 22/8 年龄(岁，Mean ± SD) 55.57 ± 10.77 58.12 ± 12.34 饮酒(阳性率%) 18 (60.00%) 22 (73.33%) HBV感染(阳性率%) 17 (56.67%) 23 (76.67%) 表1. 健康人和肝癌病人相关临床信息 ATGL过表达质粒构建 在Pubmed上面调出ATGL基因CDS序列，根据ATGL基因CDS序列设计克隆引物(引物1F:5'-CCCAAGCTTATGTTTCCCCCGCGAGAAGACG-3'；引物1R:5'-CCGGAATTCCAGCCCCAGGGCC CCGATCACGG-3')，以HepG2细胞cDNA为模板，进行PCR钓取ATGL基因，酶切、连接到pcDNA3.1+载体上，经公司测序确定ATGL过表达质粒构建成功。 MTT法检测肝癌细胞HepG2增殖能力 MTT法，即噻唑兰颜色反应法，是反映细胞增殖活力的测定方法 [ 11 ] 。活细胞里面线粒体琥珀酸脱氢酶能使MTT还原为不溶于水的蓝紫色晶体——甲缵，并沉淀在细胞里面，而死细胞则并不能使细胞里面的甲缵沉淀。取对数生长期肝癌细胞，接种到96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加入100 µl细胞悬液，置于37℃、5% CO 2 细胞培养箱中培养；细胞贴壁后其融合度达到80%左右，用INF-γ蛋白处理，不同时间点(24 h， 48 h， 72 h)加入10 µl的MTT工作液(浓度为5 mg/ml)，继续培养4小时；去掉上清后每孔加入200 µl dimethyl sulfoxide (二甲基亚砜，DMSO)，37˚，150转/min震荡摇匀10分钟，以使蓝色结晶颗粒甲缵完全溶解，用酶标仪测定OD 490 的光密度值。实验中每个实验组设置6个重复的培养孔，重复进行3次。 Caspase-3活性试剂盒检测肝癌细胞HepG2的Caspase-3活性 收集处理好的肝癌细胞HepG2，600 g 4℃离心5分钟收集细胞，小心吸除上清，同时确保没有细胞被吸除，PBS洗涤一次。离心吸尽上清后，按照每200万细胞加入100 µl裂解液的比例加入裂解液，重悬沉淀，冰上裂解15分钟。4℃ 16，000~20，000 g离心10~15分钟。把上清转移到预冷的离心管中，立即测定caspase-3的酶活性。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血清中INF-γ水平和MTT水平采用t检验。P < 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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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 肝癌病人血清INF-γ水平下调 为了检测INF-γ在肝癌病人血清中水平，收集了30例健康人和肝癌病人的血清，用ELISA试剂盒检测血清中INF-γ水平。30例健康人和肝癌病人临床信息见表1。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肝癌病人血清中INF-γ水平明显低于健康人(图1)。 INF-γ升高Caspase-3酶活性、下调Bcl-2/Bax比例、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为了进一步研究血清INF-γ对肝癌细胞作用，MTT法检测INF-γ处理HepG2细胞后细胞活力。结果显示，在不同时间点(24 h，48 h和72 h)，INF-γ都明显抑制HepG2细胞生长(图2(a))。为了研究INF-γ对肝癌细胞凋亡作用，Caspase-3酶活性试剂盒检测INF-γ处理肝癌细胞后Caspase-3酶活性。结果显示，INF-γ明显升高肝癌细胞HepG2的Caspase-3酶活性(图2(b))；同时，Western blot结果显示INF-γ明显升 图1. INF-γ在肝癌病人血清中水平 图2. INF-γ升高Caspase-3酶活性、下调Bcl-2/Bax比例、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高HepG2细胞Bax蛋白水平，下调Bcl-2蛋白水平，下调Bcl-2/Bax比例(图2(c) and图2(d))，表明INF-γ升高caspase-3酶活性、下调Bcl-2/Bax比例、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INF-γ下调肝癌细胞株HepG2中ATGL蛋白水平 上面结果提示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但是其具体分子机制尚未清楚。文献报道ATGL促进肿瘤细胞增殖、生长 [ 12 ] 。为了研究ATGL在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中作用，我们首先检测INF-γ对HepG2细胞ATGL影响。结果显示，50 ng/ml和100 ng/ml INF-γ明显下调HepG2细胞ATGL蛋白水平，提示ATGL可能参与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过程(图3(a))。 ATGL参与INF-γ诱导肝癌细胞株HepG2凋亡过程 为了研究ATGL在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中作用，我们首先构建ATGL过表达质粒。INF-γ处理肝癌细胞HepG2的同时过表达ATGL，观察ATGL是否参与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过程。MTT结果显示，过表达ATGL后，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被抵消(图4(a))。此外，Caspase-3酶活性实验也表明，ATGL能阻止INF-γ升高HepG2细胞的Caspase-3酶活性(图4(b))，表明ATGL参与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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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死亡率在恶性肿瘤中排名前列 [ 1 ] 。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是治疗肝癌重大策略之一 [ 13 ] 。INF-γ主要由活化的T淋巴细胞和NK细胞分泌，具有抗病毒、调控细胞周期、抗肿瘤作用 [ 14 ] 。本论中，我们发现肝癌病人血清INF-γ明显低于健康人，进一步研究发现INF-γ通过调控ATGL蛋白水平，升高Caspase-3酶活性、下调Bcl-2/Bax比例、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图3. INF-γ下调肝癌细胞株HepG2中ATGL蛋白水平 图4. ATGL参与INF-γ诱导肝癌细胞株HepG2凋亡过程 干扰素家族主要包括类3干扰素，第一类包括IFN-α，IFN-β，IFN-ω，IFN-κ和IFN-ε；第二类只有IFN-γ，第三类主要是IFN-λ。IFN-γ为免疫调控因子，具有抗增殖、抗病毒、抗肿瘤等功能 [ 15 ] 。不同研究表明肝癌血清中IFN-γ水平各异 [ 9 ] [ 10 ] ，我们实验发现IFN-γ在肝癌病人血清中下调，不同实验结果的差异可能和肿瘤治疗、大小有关。文献报道IFN-γ可引起肝细胞的细胞周期阻滞和细胞凋亡，诱导肝癌凋亡 [ 16 ] ，但是其具体分子机制尚未清楚。我们研究发现INF-γ升高Caspase-3酶活性、下调凋亡家族蛋白Bcl-2/Bax比例、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INF-γ下调ATGL蛋白水平，进而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ATGL，脂肪甘油三酯脂肪酶，是脂肪降解的第一个酶，使脂肪降解为甘油二脂，启动脂肪动员 [ 17 ] 。最近研究发现ATGL与肿瘤增殖有关 [ 12 ] 。为了验证ATGL蛋白参与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过程，我们构建ATGL过表达质粒。在INF-γ处理肝癌细胞HepG2的同时过表达ATGL，结果表明ATGL参与INF-γ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过程。文献报道INF-γ发挥生物学功能时并不是直接作用于靶细胞，而是与细胞表面受体IFNGR1或IFNGR2结合，从而利用INF-γ信号传导机制激活细胞内多种效应因子来发挥功能 [ 18 ] 。INF-γ下调ATGL蛋白水平，进而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是否也是通过与细胞表面受体IFNGR1或IFNGR2结合起作用尚未清楚，是我们本论文的局限地方，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实验结果证明INF-γ在肝癌病人血清中下调，INF-γ下调ATGL蛋白水平，升高Caspase-3酶活性，下调凋亡家族蛋白Bcl-2/Bax比例，进而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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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玉米花生间作是确保粮油均衡增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的有效途径，本研究旨在探明玉米花生间作不同行位间花生植株生长的差异，为完善玉米花生间作理论与技术体系提供依据。在田间试验条件下，以单作花生为对照，系统研究了玉米花生2:6间作模式对不同行位间花生植株生长动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间作花生较单作花生株高增加，主、侧茎叶数减少，叶面积指数降低，有效分枝数量减少；同为间作花生，不同行位间随着与玉米距离的增大、遮阴程度的减少，株高降低，主、侧茎叶数增加，叶面积指数提高，有效分枝和果针形成数量增加，与单作花生的生长差异逐渐减少。研究结果明确了间作花生不同行位间植株生长受玉米影响的程度，可为进一步优化玉米花生间作行比提供依据。 关键词 :花生，间作，植株生长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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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均耕地不足是我国农业发展最根本的资源制约。确保粮食安全、油料安全、农民增收是国家重大战略。间作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 1 ] ，是缓解耕地不足、提高土地产出量和产出效益的有效种植方式。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 [ 2 ] ，与其共生的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 [ 3 ] ，适宜与禾本科作物间作 [ 4 ] ，该间作体系有利于共生固氮和氮转移利用 [ 5 ] [ 6 ] [ 7 ] ，可降低氮肥投入和提高氮素利用效率，因此成为生产上主要间作方式。花生与高杆作物间作，对弱光环境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可形成多层群体结构，增加边际效应，提高光和CO 2 利用效率，从而实现比种植单一作物更高的产量 [ 8 ] [ 9 ] 。玉米花生间作是近年来黄淮海地区发展较快的一种间作模式，是稳定粮食产量、增收花生增效、确保粮油均衡增产的有效途径，对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具有重大意义。玉米花生间作研究已有较多报道，主要是玉米花生间作对玉米光合特性及产量的影响 [ 10 ] [ 11 ] [ 12 ] 、间作花生对铁营养的改善 [ 13 ] [ 14 ] [ 15 ] 、水肥利用及施肥比例的探索 [ 16 ] [ 17 ] [ 18 ] [ 19 ] 等，比例模式 [ 20 ] [ 21 ] [ 22 ] 也多种多样，然而间作对不同行间花生植株生长动态的影响未见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探明不同行间花生植株生长的差异，为完善玉米花生间作理论与技术体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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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16~2017年在平度市古岘镇五家寨子试验田进行，试验地点位于东经120˚25'，北纬36˚73'，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年日照2643 h，年平均气温12.2℃，无霜日196 d，年降雨量610 mm，相对湿度69%。供试花生品种为花育22号，系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采用系谱法于2003年育成，具有耐阴、耐密、单株结果潜力大、结果集中等特点；玉米品种为郑单958，系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于2001年杂交选育而成，具有株高适中、株型紧凑、耐密植、单株产量潜力大等特点。 2.2. 试验设计 设玉米花生2:6间作(图1)、花生单作2种种植方式，随机区组设计，重复三次。花生按与玉米距离不同分为边一、边二、边三，以单作花生为对照(CK)，边一、边二、边三分别以B1、B2和B3表示。 单作花生起垄覆膜种植，垄宽80 cm，垄面宽50 cm，垄高10 cm，垄上小行距30 cm，单粒播种，株距10 cm，密度为16，675株(穴)/667 m 2 。玉米花生间作2:6种植方式，即2行玉米、6行花生相间排列。花生种植规格同单作，密度为12，585株(穴)/667 m 2 。玉米宽窄行种植，宽行行距285 cm，窄行行距35 cm，株距15 cm，密度为2779株/667 m 2 。花生5月6日播种，9月15日收获，玉米6月20日播种，10月10日收获。 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花生团棵期(6月10日)开始取样，每20天一次，共6次，最后一次为收获期。每次每处理分别取10株有代表性植株，调查主茎高、侧枝长、主侧茎叶数、总茎数、有效茎数、果针数，测定叶面积指数(LAI)。用叶面积仪测定绿叶面积，按“LAI = 单位土地上绿叶面积/单位土地面积”计算LAI。 2.4. 数据处理 数据、图表处理在Excel 2013下进行，统计及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DPS数据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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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主侧茎生长的影响 图2可以看出，花生团棵至结荚后期(8月9日)主、侧茎生长较快，以后生长缓慢，不同处理变化趋势一致。在花生生长前期，主侧茎长度各处理间差异较小，自玉米对花生造成遮阴(7月20日)后，处理间 图1. 玉米花生间作2:6模式示意图 图2.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主侧茎枝生长的影响 差异逐渐明显，间作花生主茎高和侧茎长均高于单作花生的，同为间作花生表现为随距玉米较远，株高呈逐渐降低趋势。9月14日调查，B1、B2和B3的主茎高度分别为53.1 cm、47.5 cm和44.1 cm，较CK的41.5 cm分别增加28.0%、14.6%和6.3%，B1、B2和B3主茎平均高度较CK增加16.3%，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3.2.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主侧茎叶数的影响 花生出苗后主侧茎叶数增长较快，至结荚后期(8月9日至8月29日)达到最大值，以后不再增加，不同处理变化趋势一致。在玉米对花生遮阴前，处理间叶数差异较少，自玉米遮阴较明显时(7月20日)间作花生主侧茎叶数较单作花生的均明显减少，各处理间主侧茎叶数均表现为CK > B3 > B2 > B1。9月14日(收获期)调查，B1、B2和B3主茎叶数分别为13.3片、14.0片和14.7片，较CK的15.4片分别减少13.6%、9.1%和4.5%，间作花生主茎叶数较CK平均减少9.1%；B1、B2和B3第一对侧枝叶数分别为11.6片、12.9片和13.3片，较CK的13.8片分别减少15.9%、6.5%和3.6%，间作花生侧茎叶数较CK平均减少8.7% (图3)。 3.3.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叶面积指数(LAI)的影响 由图4可见，各处理均表现为随着植株的生长，叶面积迅速增加，8月9日达到最大值，以后逐渐下降，各处理表现一致。玉米明显遮阴(6月30日)前，LAI表现为B1 > CK > B2 > B3，玉米明显遮阴后， 图3.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主侧茎枝叶数的影响 图4.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叶面积指数LAI的影响 间作花生LAI明显降低，而且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单作。LAI最大时(8月9日)调查，B1、B2和B3的LAI分别为4.89、4.94和5.06，较CK的5.55分别降低13.5%、12.35%和9.68%，较单作花生平均降低11.84%；收获期调查(9月14日)，B1、B2和B3的LAI分别为0.75、0.87和0.96，较单作的1.35分别降低44.4%、35.6%和28.9%，平均降低36.3%，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3.4.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茎枝生长的影响 花生分枝主要发生在7月20日之前，之后基本不再增加，结果后随着有效果数的增加有效茎数增加。间作花生分枝呈减少趋势，总茎数小于单作花生，但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收获期(9月14日)调查，间作花生总茎数平均为10.7个/株，只较CK减少4.1%；间作花生有效茎数较单作花生显著减少，9月14日调查，B1、B2和B3有效茎数分别为5.7个/株、6.1个/株和6.3个/株，较CK的6.8个/株分别减少16.2%、10.3%和7.4%，平均减少11.3% (图5)。 3.5. 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果针(子房柄)形成的影响 花生果针形成后，随植株的生长数量不断增加，结荚期(8月9日)达到最大值，以后基本不再增加，不同处理变化规律一致。间作花生果针数量明显小于单作花生，随着玉米遮阴程度的增加果针数量减少。收获期(9月14日)调查B1、B2和B3果针数分别为43.2个/株、48.6个/株和52.0个/株，较CK的55.9个/株分别减少22.7%、13.1%和7.0%，平均较CK减少14.3%，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图6)。 图5. 玉米花生间作对茎枝生长的影响 图6. 玉米花生间作对果针(子房柄)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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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结论 玉米花生间作因玉米植株高大，势必对花生遮阴，影响花生生长发育，越靠近玉米的花生受影响越严重。本研究条件下，在未种植玉米及玉米较矮对花生影响较小时，B1花生行在苗期所占空间较大、长势较好，不同处理苗期长势为B1 > CK > B2 > B3。随着玉米的生长，开始对花生造成遮阴并愈加严重，花生能够截获的直射光能越来越少，间作的花生只有通过增加株高以改善自身的受光环境，表现为株高增加，而且越靠近玉米的花生株高增加越明显，这与李美等不同比例玉米花生间作对花生生长影响的研究结果一致 [ 23 ] ，间作的花生株高较高是因茎节间过分伸长所致，然而茎节数并未增加，反而低于单作花生的，导致叶数量减少、叶面积下降、叶面积指数降低，生长中后期叶片衰老加快，导致落叶早、落叶快，势必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减少干物质积累、降低荚果产量，这与梁镇林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24 ] 。弱光环境不但影响花生茎叶生长，而且影响分枝发生，间作的花生总茎数和有效茎数明显较单作花生减少，这与Xin Liu等人得出的玉米大豆间作光有效辐射降低导致大豆分枝数减少的结论一致 [ 25 ] 。玉米花生间作影响花生果针的生长，致使下针期推迟，果针数量减少，B1受玉米影响最大、果针数量最少，这当为间作花生单株结果数量较少的重要原因，势必降低荚果产量。 在玉米花生间作模式中，花生为了截获更多的有效光能，通过自身调节注重了植株高度，而涉及群体质量的性状普遍表现为劣势，表现为叶数量减少、LAI降低，有效分枝和果针数量减少，随着与玉米距离的接近，遮阴程度的增加，性状变劣明显。本研究结果可为明确间作花生不同行位间植株生长和产量形成受玉米影响的程度、进一步优化玉米花生间作行比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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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认知控制涉及广泛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方式，是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大量行为和电生理研究探讨了认知控制的机制。了解认知控制的影响因素对我们认识认知控制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综述了年龄、性别、智力、动机、情绪、权力、社会焦虑等因素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关键词 :认知控制，动机，智力，情绪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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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认知控制也称执行功能或执行控制，指人类能根据高级目标或任务说明做出相应的行为，遇到分心物能保存目标、抑制习惯性反应或冲动行为的能力(Miller & Cohen， 2001)。为准备考试而抑制玩手机的冲动，节食时选择吃水果而不是甜点，当孩子犯错时耐心教导而不是暴力相向，这些都是需要进行认知控制的情况。 认知控制在人们完成目标导向任务时起重要作用，是一个囊括所有复杂、高级认知过程的集合概念，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成分：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的刷新。其中抑制控制是最核心的成分，包括冲突抑制和行为抑制。大量研究从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认知控制的因素。认知控制使人们坚持长远目标，远离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对个体和社会都大有益处，如更好的健康状况，更优异的学术表现，更少的物质依赖和更低的犯罪率(Moffitt et al.， 2011；Duckworth & Seligman， 2005；程大志，陈春萍，隋光远，2010；李美华，白学军，2008；Hall & Fong， 2013)。为了提高认知控制能力，了解其影响因素是必要的。本文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综述了影响认知控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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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生理因素 2.1. 年龄 认知控制是前额叶的功能，随生理的发展而提高，随老化而衰退。Cohen等人(2016)研究了13~25岁之间被试认知控制的差异，要求被试完成一个改编的情绪Go/Nogo任务，结果表明年龄较大者比较小者在消极情绪唤醒下认知控制更强，而在中性或积极状态下没有该效应，这种效应与增加的侧部和中部的前额线路有关。Manzi等(2011)在转换任务中发现儿童比成人显示了更大的混合代价，转换代价没有年龄差异，但ERP数据显示在不需要转换的试次仍可看到儿童的任务重构。近年来研究者对认知控制随年龄发展的研究较少，认知控制的老化较受关注。 在反应抑制任务中，Kropotov等(2016)用事件相关电位在Go/Nogo任务中检验了大量18~84岁之间的健康被试基于年龄的认知控制的变化。脑电结果支持了加工速度的假设，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控制有关的ERP早期成分潜伏期每十年增加8 ms，而晚期成分每十年增加20 ms。同时，数据也支持了年龄的补偿假设，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保持在简单任务上相对稳定的水平，位于后部脑区的ERP成分波峰下降，而位于前额叶皮层区域的波幅升高了。Mudar等(2015)发现年长者Nogo-N2与Nogo-P3的波幅降低，在复杂任务中N2潜伏期增加。 认知老化影响个体的冲突控制及冲突适应能力。老年人冲突控制及冲突适应能力严重受损，受损程度受到任务难度的调节(宋晓蕾等，2017；毕婧，2014；关韧，2009)。但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冲突适应效应并未受损(Larson et al.， 2016；Nessler et al.， 2007)。老年人有意冲突控制明显衰退，无意冲突控制并未减弱(毕婧，2014)，但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无意冲突控制能力减弱(周璇，2014)。无意控制会受有意控制的调节，而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有意控制对无意控制的影响减弱(刘盼，2010)。老年人虽然主动性认知控制减弱，但反应性认知控制能力并未减弱(Bugg， 2013)，Kopp等(2014)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在主动性控制上神经激活较弱，在反应性控制中激活较强。也有研究发现随着任务的进行，年轻人主动性与反应性认知控制相关脑电成分的波幅下降，而老年人主动性控制没有变化，反应性控制有关成分波幅增加(Staub et al.， 2014)。 Gaál和Czigler (2015)使用三种任务转换范式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反应时更慢，击中率更低，错误反应更多，混合代价更高并且ERP成分波幅下降。作者认为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是由任务执行策略的差异造成。年轻人对任务结构形成了外显的表征，老年人仅仅使用内隐控制策略来解决问题，不能对反应提前做心理准备。 总之，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在多种认知控制任务中的表现均有下降，脑电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如老年人相应ERP成分潜伏期延长，波幅降低。很多理论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如加工速度理论认为随年龄增长认知操作速度降低是整体认知老化的原因。抑制衰退理论认为老年人无法有效抑制无关信息干扰。工作记忆理论从老年人工作记忆能力下降来解释。但这种衰退是逐渐进行的还是从某个时刻开始的，Kropotov等(2016)研究认为这种衰退是逐渐进行的，但其研究缺乏行为数据的支持。Gaál和Czigler (2015)认为衰退是由于老年人没有对任务形成外显的表征。同时，这种普遍性的老化效应也存在个体差异。影像遗传学的研究为探讨个体差异提供了方法，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彭苏浩等，2014)。 2.2. 性别 许多研究考察了性别差异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在行为抑制中发现女性行为抑制能力优于男性，负性情绪下尤甚(易雪梅，2014；艾春娣，2014)。在冲突控制中发现女性更容易受到不一致试次中分心物的干扰，在不一致条件下女性比男性的反应时更长，而在一致条件下无明显的性别差异(Clayson， Clawson & Larson， 2011)。也有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冲突控制无显著差异(袁菲，2015；Schirmer， Zysset， Kotz， & von Cramon， 2004)。唐丹丹(2016)研究了不同性别被试冲突适应的差异，研究揭示，女性能有效地控制冲突，并更适应高冲突情景。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从电生理、神经成像和基因等微观角度考察了认知控制的性别差异。Larson et al.， (2011)在Flanker任务中发现被试在速度和准确率上不存在性别差异，ERP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在错误相关负波和错误后正波上的波幅增加，在正确试次的ERP成分上不存在性别差异。Huster等(2011)认为认知控制任务在行为或电生理的性别差异源于神经解剖的差异。在抑制控制中的性别差异受基因因素的影响(Mione et al.， 2015；Gurvicha & Rossell， 2015)。 另外，也有研究探讨了情绪、练习和音乐等其它因素对不同性别者抑制控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练习仅对女性的抑制控制有利，音乐降低了女性的错误后减慢却对男性有相反的影响(Mansouri et al.， 2016)。情绪唤醒仅损害了男性的抑制控制(Yu et al.， 2012)，研究者认为在探讨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时，性别是不可忽视的变量(Moser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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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心理因素 3.1. 智力 认知控制能力是人们管理其行为和思想的重要能力，智力测验分数可以预测个体在完成复杂任务时的表现(Duncan， 2003)。高智力个体比同龄的一般儿童在执行功能测验和抑制任务中都有更快更好的表现(Arffa， 2007)，认知控制的不同子成分与流体智力之间都有显著相关，尤其是工作记忆刷新功能(孙伟，2016；刘书勤，2007；葛振林等，2013；Mathias et al.， 2014)。通过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训练，儿童的流体智力得到显著提高(赵鑫等，2011)。高流体智力者主动性和反应性认知控制都更好，以更大的N2波幅为指标(Lu et al.， 2016)。 Duan等(2009)通过记录在Go/Nogo任务中的事件相关脑电，调查了高智力儿童的反应抑制。结果发现高智力儿童Go-P3潜伏期更短，表明其对Go刺激的加工更快。相比同龄一般儿童，高智力儿童NoGo-P3潜伏期更短，而N2潜伏期无显著差异。表明高智力儿童在处理NoGo刺激时的抑制更快，且这种优先性来自于抑制的后期阶段，如反应评估或成功抑制反应(以更短的P3潜伏期为指标)。Liu等(2011)采用线索go-nogo任务探讨了反应准备、认知控制和智力水平之间的神经关联。行为结果表明，高智力儿童比普通儿童有更好的认知控制表现。电生理结果进一步显示，高智力儿童在反应准备过程中，有更高效的线索相关的自动化感觉加工(即更小的cue-P2)；在线索评估加工中，有更强的神经激活(即更大的cue-P3)；在认知控制加工中，高智力儿童在额叶和中央脑区诱发了更快的N2反应以探测冲突情境；在注意控制加工中，高智力儿童诱发了更强的P3激活。 已有研究显示智力(IQ)与认知控制能力呈正相关，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情绪智力与认知控制的关系。Checa & Fernández-Berrocal (2015)研究表明除智商外，情绪智力(EI)在认知控制中也起重要作用。Megías et al. (2017)使用情绪go/nogo任务考察了情绪智力对认知控制的影响，结果表明高EI被试显示了更大的N2波幅，反映了其对情绪刺激更好的探测和评估。在热认知控制任务中，由于情绪智力的测量方法不同，高情绪智力个体表现是否更好研究结果仍不一致，值得继续探讨(Gutiérrez-Cobo et al.， 2017)。 3.2. 动机 人类的目标导向行为都需要认知控制参与其中。许多研究探讨了动机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奖赏作为一种重要的动机来源，是实验研究的主要操纵变量。 Dixon (2015)概述了一个基于评估的认知控制构架，指出：1) 当个体期待想要的结果时(例如，奖励或避免惩罚)，就会选择认知控制；2) LPFC是表征占用认知控制的信息是否重要的关键神经基层；3) LPFC沿着脑区前腹侧–尾部轴组织，其不同的分区对利用认知控制起着不同的作用。大脑灵活地创造了暂时支持认知控制的行动规则和期待从该规则中获得奖赏的联系和纽带。因此，当一个学生在看电影和学习之间进行选择时，如果他关注学习(需要认知控制)与渴望的结果(好成绩)之间的联系时，他会更可能选择去学习而抵制看电影的诱惑。如果他仅仅关注进行认知控制(去学习)所需付出的努力，那他将更可能去看电影。 奖赏影响反应抑制，对不同的刺激给予奖赏，会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宋洪文(2015)对Go的正确反应给予奖励，对Stop的错误反应给予惩罚发现相比非奖赏条件，奖赏条件下被试Go反应时显著缩短，Stop反应时显著延长。相关脑区激活显著下降，且这些脑区间的功能连接水平显著降低。Leotti和Wager (2010)提出一个工作理论模型来解释动机对反应抑制的影响。该理论模型认为，动机背景影响了对停止信号出现的期待概率，进而影响了抑制控制。动机背景既可通过改变停止试次的频率也可通过改变其主观权重产生，主观权重由个体内部产生的对停止信号的评估或外部给予的对行为的奖励或惩罚造成。 奖赏提高了冲突控制(Padmala & Pessoa， 2011)。 Krebs等(2010)采用色词Stroop任务研究表明对奖赏的期望提高了任务相关信息(字色)的加工，而在任务无关维度(字义)与奖励相关的信息则会阻碍任务表现。Braem (2014)结合视觉搜索范式和字母Flanker范式，发现奖励调节了背景敏感性和认知控制范围。另外，奖赏调节认知控制的方式，奖励和惩罚条件下被试偏向主动性控制(章鹏，2016)，奖励中的动机成分不仅提高了主动性控制也提高了反应性控制(Chaillou et al.， 2017)。习得的阈下奖励线索可以像阈上奖励那样使被试偏向主动性控制(徐雷等，2014)。 神经成像数据指出奖励条件与大脑主要的右侧网络(包括顶叶和前额叶皮层)持续增加的激活有联系，并且奖励效应可能会受被试人格的影响(Locke & Raver， 2008)。总之，对反应抑制的研究表明奖赏动机可能导致被试的唤醒度升高，进而提高认知控制；也可能导致被试冲动性升高降低反应抑制的表现(宋洪文，2015)。冲突控制的研究表明，奖赏提高了冲突控制。另外，奖励和惩罚条件下被试都更偏向采用主动性认知控制。 3.3. 情绪 情绪对人认知及行为的影响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根据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情绪包括动机、效价、唤醒三个维度。很多研究从情绪的愉悦程度(积极vs消极)、动机强度(高vs低)和生理激活程度(平静vs兴奋)探讨了其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在行为抑制任务中，正性情绪对行为控制有促进作用，而负性情绪会减弱个体对行为的控制能力(王永明，2016；辛勇等，2010)。在转换任务中，愤怒和恐惧条件下转换代价显著高于平静情绪条件(刘丽婷，2016)。在冲突控制任务中，有研究表明正性情绪会抑制冲突适应(Schuch & Koch， 2015)，也有研究表明情绪效价对冲突适应没有影响，情绪的唤醒会增强冲突适应(Zeng et al.， 2016)。罗培等(2016)解决了已有研究对负性情绪影响冲突适应的不一致结果，表明负性情绪抑制冲突适应是因为受到负性情绪加工的影响，易化冲突适应是因为受到负性情绪体验的影响。 情绪的动机性维度自提出以来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实验室诱发的趋近或回避相关的情绪状态对认知控制有不同的作用。在趋近性动机下，高动机强度情绪阻碍抑制与转换功能，低动机强度情绪促进抑制与转换功能；在回避性动机下，高动机强度情绪损害抑制与转换功能，低动机强度情绪对认知控制功能没有影响(王振宏等，2013；王春梅，2016)。 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愈来愈多的研究兴趣，由于研究任务及范式的多样性、情绪诱发效果的差异等因素导致既往研究结果中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不一致(陈玲玉等，2014)。情绪和认知控制都包含了很多维度，因而需要研究者广泛探讨情绪的各个维度对不同认知控制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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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社会因素 4.1. 权力 权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可以支配人和资源，而且有权力的感觉可以增强人选择和追求其目标的能力，增强人的控制感。这种效应会影响认知控制能力。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在冲突控制任务中，相较于低权力，高权力感个体表现更好。Schmid et al. (2015a)运用Flanker任务探讨了权力对认知控制的影响，权力的高低通过回顾启动程序来操纵。结果表明，高权力个体表现好于低权力个体，这种效应来源于高权力个体更好的控制加工。高权力提高了冲突加工与成功执行行动控制之间的联系。朱亚莉研究了权力感对冲突控制和转换任务的影响，在探讨冲突控制时使用了与Schmid et al. (2015)相同的范式，虽然行为数据没有揭示不同权力感个体间认知控制的差异，但脑电结果表明高权利感个体冲突控制水平更高，对反应冲突更敏感性。该结果与Schmid et al. (2015b)研究结果不同，作者认为可能源于文化的不同导致处理冲突的方式有差异。另外，高权利感个体任务转换速度更快，认知灵活性水平更高。这些发现为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控制加工提供了新观点。 4.2. 社会焦虑 社会焦虑即害怕社会尴尬和他人的负面评价，人们总是渴望避免尴尬、批评和社会拒绝。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焦虑会影响认知控制方式，高社会焦虑个体尤其依赖反应性控制，低社会焦虑个体使用更多主动性控制策略Schmid et al. (2015)。在社会焦虑下人们想要在他人面前有良好表现，因而在相对困难的任务中就更需要高水平的认知控制。Ličen et al. (2016)研究表明这种社会压力会影响认知控制，47名被试完成AX连续作业任务，社会压力条件下告知被试他们的任务表现结果和排名会在小组被试中被公共宣布。结果表明在社会压力下个体任务表现水平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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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年龄、性别、智力、动机、权力、社会压力都对认知控制有影响。近年来老化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老化会降低认知控制但其影响大小会受个体差异的调节。研究者认为不同性别者认知控制的差异源于遗传生理的差异，性别差异在情绪对认知控制影响的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变量。 高智商者认知控制表现更好，同时情商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其对认知控制影响的研究结果仍不一致，值得继续探讨(Gutiérrez-Cobo et al.， 2017)。情绪和动机对认知控制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热点，国内和国外的许多研究者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实验室常通过奖赏来操纵动机水平，奖赏会提高冲突控制，但对反应抑制的研究结果仍不一致，奖励下被试更偏向主动性控制。情绪对认知控制影响的研究中由于情绪操纵方法的差异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今后研究需要澄清情绪操纵方法的差异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仅有少量文献探讨了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认知控制。高权力提高了个体的认知控制，但这种实验室操纵的生态效度仍值得我们考量。已有研究认为高权利提高了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进而提高了认知控制能力(Guinote， 2007；Smith et al.， 2008)。社会焦虑引起的压力会提高认知控制。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其它社会因素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如研究表明社会权力会影响人的道德感(Lammers & Stapel， 2009)，道德感对认知控制是否有影响也值得未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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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人际自立是指个体自己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以及在解决人际交往所出现的问题中所形成的人格特征，包括人际独立、人际主动、人际责任、人际灵活、人际开放5个特质人格维度。已有的研究表明人格变量可以预测人们的分配行为。本研究采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建立的人际自立来探讨人际自立特质与分配行为的关系，同时，探讨人际信任在两者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与机制。本研究采用大学生人际自立量表、人际信任量表以及分配行为情境问卷对重庆、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六所高校的1355名有效被试进行了调查，相关的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后：1) 人际自立的5个特质与分配行为呈负相关；2) 人际自立的5个特质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3) 人际信任在人际自立的人际主动、人际责任以及人际开放中与分配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提示人际自立可以通过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来预测分配行为。 关键词 :人际自立，分配行为，人际信任，中介效应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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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以往大量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显示，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会更偏向公平的结果，其分配行为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学“理性人”、“自利人”的假设，他们在分配过程中不但会在意自身利益，同时也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如果双方被赋予了一笔共有财产，即使其中的一方拥有绝对的分配权，大多数情况下他也会尽力给出相对公平的分配(Devoe & Iyengar， 2010; Yamagishi et al.， 2009; Olson & Spelke， 2008; Haley & Fessler， 2005; Camerer & Fehr， 2006; Camerer， 2004)。依目前成果来看，常用来测量分配行为的有独裁者博弈游戏和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不过，基于博弈游戏来进行的心理学的分配行为的研究数量不是太多，以此为基础的分配行为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自立自古就是我国传统民族精神之一，具有相对广泛的涵义(Camerer， 2004)。自立人格包括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个部分，而人际自立指的是个体自己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以及在解决人际交往所出现的问题中所形成的人格特征，包括人际独立、人际主动、人际责任、人际灵活、人际开放5个特质。人际独立是指自己能开展人际活动；人际主动是指能积极主动与人交往，掌握人际交往的主动权；人际责任是指对他人忠心，讲诚信；人际灵活是指能变通的运用人际交往的原则，能根据具体的情景来有效地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以维护交往各方利益；人际开放是指能积极接纳他人，能与不同类型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Camerer， 2004)。 心理学家卡罗(G. Carlo)等人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细分出6种亲社会行为倾向，分别是：利他的、紧急的、情绪的、公开的、匿名的和依从的(Carlo， Christ， Laible， & Gulseven， 2016)。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与人格特质有显著相关，这一观点已经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例如，相关的研究证明大五人格确实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丛文君，2014)。亲社会行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利他行为、助人行为等等，而分配行为就属于亲社会行为一个方面。自立人格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的本土的心理学概念，是中国化人格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黄希庭，2004)。随着大五人格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研究的明朗，有中国学者想进一步探讨中国化的人格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又因为人际自立与大五人格的个别维度有相似性，所以人际自立也应该与分配行为有显著相关。 自立人格所包含的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这两个方面均与人际信任有显著正相关，因此人际自立对人际信任有很好的预测作用(杨建峰，2013b)，这个观点获得了已有研究的支持。国内研究人际信任与分配行为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而且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简单的积差相关证明两者并无显著的相关，但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回归系数显著，因此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是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田园，2011a)。此后的路径分析可知，人际信任可以通过其他变量来间接地影响分配行为(王丽，2003)。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人际自立与分配行为的关系，而人际信任的已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人际信任可以通过其他变量来间接地影响分配行为(王丽，2003)，基于此结果，本研究假设人际自立可以通过人际信任来预测分配行为。 这个研究假设是基于人际信任与分配行为的路径分析而提出来的。此路径指出，人际信任可以通过其他变量来间接地影响分配行为。这个假设有实证的根据。第一，人际自立可以正向预测人际信任。前人的研究结果已表明人际自立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相关(张建齐，2012b)。第二，人际自立与分配行为有显著相关。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大五人格与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相关。一方面，分配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大五人格的一些维度与人际自立的某些维度有相似之处，因此，人际自立与分配行为应该有显著相关。第三，人际信任可以通过其他变量来影响分配行为。研究显示，人际信任与分配行为有相关关系。 正如上文所述，人际信任可以被人际自立正向预测，而人际信任可以通过其他变量来预测分配行为。由此可以推知，人际信任可以在人际自立与分配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具体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人际自立、人际信任与分配行为有着密切的相关。前人的研究大多是研究三者之中的两两相关，把三者综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研究人际自立、人际信任与分配行为的关系以及人际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对于人际自立和分配行为关系的影响，以期更深入地研究其中的深层机制。人际自立所包含的5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本研究的自变量是5个维度的单独得分，而不是人际自立总得分，基于本研究模型提出假设：1) 人际自立可以正向预测人际信任，负向预测分配行为；2) 人际信任在人际自立与分配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假设，本研究建构了待检验的饱和模型(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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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班抽样的方法对重庆、福建、河南、贵州、云南、四川六所高校的135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 图1. 人际自立影响分配行为的人际信任中介模型示意图 图2. 假设模型 调查，其中男生672人，女生683人；大一学生649人，大二学生706人。文科生496人，理科生508人，工科生350人，专业缺失1人。被试的年龄跨度在15~30岁，平均年龄为20岁(SD = 1.14)。 2.2. 测量工具 2.2.1. 大学生人际自立量表(Interpersonal Self-Support Subscal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SSS-US)) 大学生人际自立量表是大学生人际量表的一个分量表，该量表是根据青少年学生人际自立量表(夏凌翔，黄希庭，2008)修订发展而来，包含人际独立、人际主动、人际责任、人际灵活、人际开放5个维度，其中人际独立、人际主动、人际灵活、人际开放各包含8个条目，人际责任包含9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5五级评分，1代表非常不符；2代表比较不符；3代表不确定；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其人际自立水平越高。本量表的5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依次为0.82、0.83、0.74、0.76、0.75，该问卷的信度尚可。 2.2.2. 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本量表用于测试被试对于他人的行为、承诺或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共25个项目，其内容主要涉及各种情景下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其中会涉及各种不同社会角色，需要被试在相应的情景下给出评分。量表的项目多数会与社会角色的可信赖度有关，但也不乏有些项目会涉及对未来社会角色的乐观程度及自信度。本量表采用五分对称评定分法，1分为完全同意、5分为完全不同意。量表总分从25至125，中间值为75，所有项目得分累加即为总分，得高分者人际信任度也高(田园，2011b)。 2.2.3. 分配行为情景问卷 本问卷是根据经济学与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范式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来设计的分配游戏实验，是以虚拟情景的问卷形式来进行。本实验是一个虚拟情境游戏，由被试(提议者)来分配12个游戏币给自己和对方A(响应者)，但一个游戏币对被试(提议者)来说价值2元，对于A(响应者)来说一个游戏币价值1元，但是A(响应者)不知道这个规则。如果A(响应者)接受被试的分配方案，则最后按此分配方案获得相应的游戏币，并在游戏结束时兑换成相应的劳务费；如果A(响应者)拒绝，双方都得到0个游戏币。本问卷以最后被试(提议者)给出的分配方案即被试(提议者)最终分配给自己的游戏币数来作为衡量其分配行为的指标(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 2.3. 实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测试前先得到被试的同意，然后由主试分发问卷并宣读相关的指导语。本次施测是采取整个班级为单位来进行，待被试作答完后就回收其问卷并对其表示感谢，整个测试过程需要约25分钟。回收得来的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得来的全部数据录入SPSS19.0和AMOS17.0进行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