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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夫妻生育权冲突的法律规定与存在的问题 现当下的生育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夫妻家庭内部的问题，其也属于法律问题。夫妻之间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在价值和利益上也可能会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加上在这个快节奏、纷繁复杂的时代里，夫妻之间就生育事项时常导致冲突，在法堂上夫妻生育权纠纷的案例也数不胜数。探讨夫妻生育权冲突的救济就离不开分析其相关的法律规定与存在的问题。 (一) 法律规定 当今社会生育问题也不仅仅是家庭、夫妻之间的问题，生育问题还是法律问题，随着人们对生育问题认识的深入和对权利意识的增强，我国法律规定对生育权的认识过程是一个逐渐深入、逐渐成熟的过程。1978年《宪法》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在1980年《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实行计划生育”，后来的1982年明确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由此可见，前期的生育权立法情形主要是提倡以限制生育和优生优育为主，说明那时对生育权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导致立法层级还比较低。2001的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第一次用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个体有生育的权利，关于生育权的立法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但是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定，而法律对于生育权冲突特别是关于夫妻间生育权冲突的处理并没有相关的规定。直到2011年，最高院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9条的规定，才终于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对于解决夫妻间生育权冲突的救济途径，虽然此条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这是就生育方面问题在立法上的一大前进，值得肯定。 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妊娠期的妻子有权独自决定是否中止妊娠，具有排他性；第二，如果妻子私自打胎，否决了丈夫以此为由提出生育权被侵害要求损害赔偿的做法；第三，确认了以离婚的形式作为夫妻生育权冲突的司法解决手段。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有以下几点积极影响。 1. 首次在私法领域出现“生育权”的提法 可以看到从1978年《宪法》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在1980年《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实行计划生育”，1982年明确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再到2001年的计划生育法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都没有出现正式的关于“生育权”的这一提法，而在司法解释(三)第9条的这个规定中首次有了“生育权”的提法，虽然司法解释最终是否认生育权的救济，但“生育权”的术语确实是第一次出现的，可谓是对“生育权”的有了进一步的重视，这是符合现在呈现的逐渐增多的关于夫妻生育权冲突引发的纠纷案件的现实需要的。 2. 侧重于保护妊娠妻子一方生育权体现其进步性 由于丈夫和妻子在生理结构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妻子在怀孕、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付出的更多，比丈夫更多地承受生理上的风险和心理上的压力 [ 10 ] ，所以在立法上侧重于对女性的保护，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尤其妻子在妊娠的时候，孩子已经成为妇女身体中的一部分，这时妻子的生育意愿应该大于并优先于丈夫的生育意愿，所以妻子擅自中止妊娠的做法或许损害了丈夫的生育权，但是处于妊娠阶段的妻子有绝对的排他权，因为这也是其身体的一部分，这项排他权意味着妊娠阶段的妻子在生育与否方面有最终决定权，因此丈夫不能以此为由主张生育权受到侵害而对妻子主张损害赔偿，因为这在法律和道德上都说不通，因此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体现了其侧重保护妊娠女性一方生育权的进步性。 3. 规定了以离婚形式作为解决夫妻生育权冲突的特有渠道，为夫妻生育权冲突提供了明确且有效的法律解决方式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妻子怀孕后基于一些个人原因如为事业考虑而选择去堕胎或者妻子因为这些原因不愿意生小孩，可是丈夫却非常想要孩子，如果妻子一直不想要孩子，丈夫会觉得自己会错过生育的最佳年龄而觉得自己的生育权无法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条规定就赋予丈夫可以选择解除婚姻关系以促成其生育权。意味着如果男方有着生育孩子的迫切、强烈要求，但是妻子出于一些原因不同意其生育要求而因此产生重大分歧时，可以请求法院判决离婚，为其得以为生育权的重新实现排除法律上的障碍，这个离婚的法律解决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既然夫妻就生育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那就离婚，这无论对丈夫还是妻子来说都是可以适用的。这项规定立场鲜明，手段明确、解决果断，其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来说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 存在的问题 任何东西都像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我们看到其进步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存在的问题，法律制度也是如此，想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完善，需要分析它所存在的问题，从问题中改进。 1. 私法上缺乏对生育权的认可和保护 可以看到，关于生育权的立法现状还是比较薄弱的，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保护体系。生育权散见于一些“小法”当中，偏向于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现实中，很多原告会向被告主张其侵犯了自己的生育权而要求赔偿，笔者在中国文书裁判网上检索关键词“离婚 + 生育权”，然后得到402条结果，其中，大多数原告主张自己的生育权受到侵害而主张损害赔偿，而在法官的判决中，大多法官没有就生育权的主体、内容、侵权形式等方面展开论述，选择对生育权展开论述的回避。究其原因，与生育权的理论和实务立法薄弱的现状不无关系 [ 11 ] 。首先，司法解释仅仅提出了“生育权”这一术语，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或司法解释对“生育权”有所解释或者论述，比如生育权的内涵和外延是怎么样的，生育权的权利和义务是怎么样的。其次没有一套完整的生育权保护体系，使得生育权在现实面前倍显“骨感”，很少被法官用于论理，以致其观赏价值远远超过其实用价值。 2. 离婚标准适用不统一 司法解释(三)第9条中规定了以离婚来处理夫妻间生育权的冲突。该规定的进步在于将是否生育纳入32条第5项，作为判定感情破裂的因素，对于实践中的生育冲突判案作用巨大，缺点在于因其不是明确规定的法定离婚理由，仍然由法官掌握如何认定生育问题导致感情破裂，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色彩，以致在夫妻生育权冲突纠纷案件中，经常会呈现同案不同判的窘迫情形。同样的夫妻生育权冲突纠纷的案子，法院有些判离，有些判不离。主要原因是这类离婚纠纷的处理标准不统一。 3. 缺乏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非过错方的损害填补 首先，关于夫妻生育权冲突的法律救济，很多人会觉得离婚是作为夫妻生育权冲突的一个救济手段，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在民法的相关规定中，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中并不包括离婚的方式。其次，不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离婚的最终结果都是婚姻关系的解除，它并不具有制裁惩罚的功能，也没有弥补损失的效果，没有为无过错方达到权利救济的结果 [ 12 ] 。离婚只是对于夫妻间就生育问题达不成一致，一方生育权受到限制不得已实现，因此赋予其通过离婚方式让生育权受到约束的一方得以能够从这个被束缚中的状态解脱出来。在夫妻生育权冲突的纠纷情形中，配偶受害者一方提出离婚诉求外，其他的救济方式并没有，这样受害方的损失没有得到填补，而对过错方也没有制裁惩罚，是极其不公平的。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等救济方式没有相关规定也因此不能获得认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9条前半部分的规定，虽然体现其侧重保护妊娠女性生育权进步的一面，但是，也存在问题。首先，处于妊娠阶段的女性在行使自己的生育权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从该规定来看，处于妊娠阶段的女性的生育权体现为一种特权和排他权，可是，于丈夫来说，妻子擅自中止妊娠的做法也是很有可能对丈夫一方造成精神损害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绝大多数的案例都是男方和其家庭有着比较强的生育期待，并很有可能基于这种生育期待进行了很多持续的物质情感的投入，而女方无正当理由的擅自堕胎的行为给男方来说有时是毁灭性的打击，会带来极大的痛苦的，但是女性基于其特殊的生理结构，擅自堕胎的行为又具有很强的可非异性，丈夫又不能以此为由主张损害赔偿，但对于丈夫的合法利益保护又显得有些“不公平”。其次，从前面论述所知道，夫妻生育权冲突的主要表现方面不仅仅有妻子擅自中止妊娠这一情形，实践中还有很多诸如婚外生育、婚前隐瞒不能生育的事实等一方存在严重过错的行为，在婚外生育情形中，妻子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还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且生育小孩，这对丈夫来说，心理和精神上都是无法接受的。而该条规定只是否定了妻子擅自中止妊娠的情形丈夫不能主张损害赔偿，那么其他严重的妻子一方明显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形丈夫是否可以主张损害赔偿？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而相反，在一些强迫生育、强迫堕胎等丈夫存在过错的严重情形下，妻子是否可以向丈夫以其侵犯生育权为由主张损害赔偿？所以，该规定并没有明确是否认可精神损害赔偿等救济，缺乏一个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受害方的损害填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