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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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食物的注意偏向和进食行为的关系 前人对关于食物信息注意偏向进行了许多研究，近期有部分研究开始着手于改变对食物的注意偏向，采用改进的点探测任务(Hardman， Rogers， Etchells， Houstoun， & Munafò， 2013; Kemps， Tiggemann， Orr， & Grear， 2014; Kakoschke， Kemps， & Tiggemann， 2014; Boutelle， Kuckertz， Carlson， & Amir， 2014)，改变探针的位置，为了增加对目标刺激的注意，探针更总是或更多的出现在目标刺激的位置(训练注意朝向目标刺激)，为了减少对目标刺激注意，探针总是或更多的出现在配对刺激的位置，让被试渐渐将注意力朝向或是远离目标刺激(训练注意回避目标刺激)。训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测，注意训练，后测，整个训练过程是内隐的过程。 Hardman选取肥胖者采用改进的点探测任务针对蛋糕进行注意训练，注意组探针总是(100%)出现在蛋糕图片的位置，回避组探针总是(100%)出现在非食物图片的位置，在控制组探针出现在蛋糕图片和非食物图片的位置的几率是相同的，结果发现了注意组的注意偏向与前测比有所增加，但只是边缘显著，同时注意偏向的改变没有影响到进食量，研究指出改进的点探测范式，改变对食物的注意偏向是不容易的，并且这种微弱的变化没有改变进食量(Hardman， Rogers， Etchells， Houstoun， & Munafò， 2013)。而另一些研究操纵注意偏向的变化也引起了进食量或食物渴求的变化。 Kemps也采用了改进的点探测范式，以巧克力和非巧克力食物图片作为材料，将被试随机分到注意组(90%的trial探针出现在巧克力图片位置，10%的trial探针出现在非巧克力食物图片位置)和回避组(90%的trial探针出现在非巧克力食物图片位置，10%的trial探针出现在巧克力图片位置)，实施了两个实验，实验一发现与前测相比，注意组增加了巧克力的注意偏向，回避组减少了巧克力的注意偏向，训练后回避组对巧克力的注意偏向少于注意组。实验二与实验一过程相同，但在后测采用前面实验没有用过的巧克力图片，发现这种训练效果还可以推广到一些没有看过的巧克力图片，注意偏向也同实验一发生了一样的变化，并且注意偏向的变化影响了巧克力的渴求和进食，在两个实验中，回避组比注意组更少的进食巧克力，但在对巧克力的渴求方面，只在实验2发现，注意组对巧克力更强的渴望，相反注意回避组对巧克力没有那么强的渴望(Kemps， Tiggemann， Orr， & Grear， 2014)。在另一项相似的研究中，Kakoschke，采用不健康食物(高热量食物)与健康食物(低热量食物)配对，训练被试注意不健康食物(同时回避低热量)，和注意健康食物(同时回避高热量)。结果发现改变了对健康食物的注意偏向，在前测所有被试都对不健康食物存在注意偏向，在注意不健康食物训练的条件下，由于上线效应，没有增加对不健康食物的注意偏向，然而在注意健康食物训练条件下，增加了对健康食物的注意偏向，同时也更多的进食健康食物(Kakoschke， Kemps， & Tiggemann， 2014)。这些研究表明，对食物的注意偏向和随后的进食量和渴求相关，通过实验操作注意偏向的变化，随之也会影响食物进食量和渴求的变化，但由于没有对照组，不能确定是改变注意力回避巧克力减少了进食量，还是改变注意力朝向巧克力，增加了巧克力的进食量。尚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Boutelle使用同样的范式加入了对照组，食物字词作为实验材料，在屏幕的上方和下方出现字词对，将被试随机分到注意改变组(AMP)和注意控制组(ACC)，在AMP注意改变任务中，让被试回避食物刺激。结果发现在AMP条件下前后测的注意偏向没有变化，而控制组对食物词汇的注意偏向有少量增加。与注意偏向的改变相似，进食量方面，在训练条件下，训练前后的进食量差不多，在控制条件下，进食量要多于控制任务前的进食量(Boutelle， Kuckertz， Carlson， & Amir， 2014)。研究虽然增加了对照组，但只设置了回避组，不能满足注意偏向上行和下行的变化。而且在结果方面，对注意偏向改变的操纵无效，在回避组注意偏向没有改变，而在控制组注意偏向却增加了。尽管如此，还是发现了注意偏向和进食量的关系，训练前后注意偏向没变化，同样地进食量也没变化；当注意偏向增加了，进食量也增加了，但是由于缺少了向下的变化，也不能说明注意偏向和进食量的因果关系。 前面的研究依赖于前测和后测的注意偏向来记录对食物注意的变化，而另一项研究通过眼动追踪直接在注意改变任务中记录注意分配，在反向眼跳任务中，要求被试眼睛快速的看向巧克力回避鞋子，或者快速的看向鞋子回避巧克力。通过眼动追踪来判断被试是否准确地遵照了实验要求，结果发现准确性具有调节作用：当被视准确地按照指令，注意巧克力时，随后巧克力的进食量会更多，注意非食物(鞋子)时，随后巧克力的进食量巧克力更少；而被试的准确性较低时，结果正好是相反的。在食物渴求方面则没有发现结果(Werthmann， Field， Roefs， Nederkoorn， & Jansen， 2014)。研究也表明了对食物的注意与随后进食量的关系，但在研究中因果关系尚不能确定，因为在注意改变任务中，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准确性的差异(从而影响注意力处理)。 这些研究都发现了食物的注意偏向是和进食量是有关系的，当被试对食物产生更多的注意偏向时，食物的进食量也会更多(Kemps， Tiggemann， Orr， & Grear， 2014; Kakoschke， Kemps， & Tiggemann， 2014; Boutelle， Kuckertz， Carlson， & Amir， 2014; Werthmann， Field， Roefs， Nederkoorn， & Jansen， 2014)，反之当被试对食物产生较少的注意偏向时，食物的进食量也会较少(Kemps， Tiggemann， Orr， & Grear， 2014; Werthmann， Field， Roefs， Nederkoorn， & Jansen， 2014)。其中只有两篇文献测量了被试对食物的渴求，增加了对食物的注意偏向，同时也增强对食物的渴求，减少了对食物的注意偏向，同时对食物的渴求也降低了(Kemps， Tiggemann， Orr， & Grear， 2014; study 2)，而另一篇却发现改变了食物的注意偏向，没有影响食物渴求的变化(Werthmann， Field， Roefs， Nederkoorn， & Jansen， 201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研究都发现了食物的注意偏向会影响进食量，而食物渴求方面的证据还不够充分。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至今没有一篇研究是以限制性饮食者为研究对象，改变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的注意偏向。虽然食物的注意偏向和进食量、食物的渴求存在联系，但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的注意偏向是否会影响进食的动机状态(对食物的渴求)，是否会影响进食行为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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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与展望 从回顾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主要是高热量食物)注意偏向的结果不一致，有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存在注意偏向，更多的注意朝向食物，而有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对食物线索存在注意回避，对于以上这些结果的不一致，可以归因于不同方法的使用，通过眼动追踪和反应时，对注意偏向直接和间接的评估方法；不同时程注意偏向的成分，早期和晚期的注意过程，比如定向偏向和持续时间偏向；还有样本的多样性，比如被试筛选的方法不同，限制性饮食者亚类的区分等。除此之外不同的材料和设置也会导致结果的不同，比如将高热量与低热量一起呈现，可能会激发起被试健康饮食的观念，而高热量与中性食物配对则激活这种观念的可能性不太大。 总结以上的研究，由于限制性饮食者受到享乐目标和节食目标的调控，我们认为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的注意偏向存在又趋又避，而且限制性饮食者的亚类存在不同的注意偏向，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存在注意回避，而失败者存在注意维持，并且在时程上表现不同。同时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食物的注意偏向和随后的进食量、食物渴求是存在一定关系的，但还不能回答是否对食物的注意偏向能反映食物的进食量和渴求。总的来看，对食物的注意偏向是对食物增加享乐动机的一种表现，甚至最后导致了过度进食。但还没有研究以限制性饮食者为研究对象，因此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的注意偏向是否会影响进食的动机状态(对食物的渴求)和进食行为还尚不明确。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采取实验性方法改变注意偏向，进一步澄清注意偏向与过度进食、限制性状态、肥胖之间的关系，并且帮助我们了解注意过程的工作机制，制定有效的干预方案，对注意进行训练，防止肥胖的复发、过度进食，帮助他们能够成功的控制进食、健康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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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探讨居住地的不同对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影响，我们采用问卷法，调查了411名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及主观幸福感。结果发现，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普通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安置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一步检验居住地的调节作用，发现居住地在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皆有显著调节效应。 关键词 :时间洞察力，主观幸福感，老年人，居住地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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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离退休人口的数量增加，老年人在我国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同时，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大量农用或集体土地被征用，这导致大量失地农民主动或被动迁移到安置区这一新生社区中，其中老年人也占很大比例。他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因此加强对安置区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很有必要。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失地农民安置区的研究相对缺乏，集中表现在缺乏“以人为本”的研究，即缺乏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的研究。主观幸福感是公认的衡量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因此本研究对普通社区和安置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等分别进行了调查，期望为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供有效的建议。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个体根据自己独特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主观评价，它包含认知评估和情绪体验两个方面。认知评估主要是指生活满意度，即个体对自己总体的生活质量以及具体生活领域(比如家庭、友情或居住环境等)满意程度的评估；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两种情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主观幸福感不仅可以评估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还能衡量其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发展水平(李金珍，王文忠，施建农，2003)。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观因素中，时间洞察力(Time Perspective)作为个体对于时间的认知、体验和行动(或行动倾向)的一种人格特质(黄希庭，2004)，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已被很多研究证实。Zimbardo和Boyd (1999)把时间洞察力分为了五种，即消极过去时间洞察力(Past-Negative TP)，分数越高，个体对于过去越是消极反感；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Past-Positive TP)，分数越高的个体越能积极地看待自己的过去；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Present-Hedonistic TP)，分数越高的个体越关注于现在的及时行乐，而较少考虑这些享乐可能带来的后果；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Present-Fatalistic TP)，分数越高的个体越认为自己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未来时间洞察力(Future TP)，分数越高的个体越能关注于未来目标，为自己目标的实现所做的准备就越充足。 Kazakina (1999)调查了169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发现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的水平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也有研究表明积极地看待过去可以缓解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状态，提升他们的积极情感，进而增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Serrano， Latorre， Gatz & Montanes， 2004; Westerhof， Bohlmeijer & Webster， 2010)。对于现在时间洞察力，Maslow (1971)认为个体积极地关注现在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Drake等(2008)研究发现个体的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得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高；也有研究发现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得分越高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Boniwell， 2005; Zimbardo， 2002)。Desmyter和De Raedt (2012)调查了149名65~96岁的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发现未来时间时间洞察力和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的老年人有着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越高的老年人有着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消极过去时间洞察力越高的老年人有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更低的积极情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则与抑郁显著相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个体有“知识获得”和“情绪管理”两大社会目标，个体对于时间的感知能够影响其对社会目标的选择，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情感(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年轻人由于知觉到未来时间比较充裕，因此他们更多的选择“知识获得”相关的目标，通过“知识获得”目标的满足来提升主观幸福感，而老年人由于知觉到生命中剩余时间有限，因此会优先选择“情绪管理目标”，通过缩小社会关系网络来提升自身主观幸福感(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 综上，时间洞察力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但是对于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来说，时间洞察力对他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首先是过去生活状况的不同，安置区老年人失地以前躬耕为生，而普通社区老年人退休前大都是工薪阶层，他们之间的生活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时间洞察力水平，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其次是收入和养老保障的差异，安置区老年人失地以前有稳定的土地收入，失地以后则没有，而普通社区老年人则有稳定的退休收入，他们的养老保障水平也有差异。有研究表明，收入和养老保障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曲海英，2015；王枫，王茜，庄红平，况成云，2010)。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之间还有社会支持的差异，安置区居住环境的改变，使得老年人之间的联系不如以往那样密切(曲海英，2015)，以往熟悉的同伴也可能由于搬迁而失散；而普通社区老年人则有较为稳定的交友圈子，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也相对较高。总的来说，由于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居住地有可能在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我们对普通社区和安置区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探究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居住地在二者关系中是否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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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对象 对重庆某普通社区与某安置区各220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40份，得到有效问卷411份，有效回收率93.41%，其中普通社区回收有效问卷207份，安置区有效问卷204份。男性168名(普通社区89人，安置区79人)，占总人数的40.88%；女性243名(普通社区118人，安置区125人)，占总人数的59.12%。年龄在60~9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1岁。其中60~70岁占60.58%，71~80岁占29.93%，81~94岁占9.49%。 2.2. 工具 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Zimbardo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 ZTPI)，Zimbardo和Boyd (1997)编订。量表由56个条目组成，如“我做事习惯列出清单”。其中五种时间洞察力中消极过去时间洞察力10个条目，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9个条目，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15个条目，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9个条目，未来时间洞察力13个条目。每个项目采用5点评分法，选项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代表分值1到5。各个子量表的Cro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0.80、0.79、0.74、0.77。我们对每个子量表分别计分，分数越高，个体的该种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 纽芬兰纪念大学主观幸福感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 MUNSH)，Kozma和Stones (1980)编订。MUNSH由24个条目组成，如“最近几个月里我做的事像以前一样使我感兴趣”。其中，10个条目反映正性和负性情感，其中5个条目反映正性情感(PA)，5个条目反映负性情感(NA)；14个条目反映正性和负性体验，其中7个条目反映正性体验(PE)，另7个条目反映负性体验(NE)。总的主观幸福感 = PA-NA+PE-NE。该量表的Crobach’s α系数为0.86。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由经过标准化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担任主试。能够自己填写的老年人自己填写问卷，主试在旁检查有无漏填；不能自己填写的老年人，主试念给他听然后代填，此过程以老年人能够理解且不改变问卷原意为准。问卷收回整理后，利用SPSS 19.0和AMOS 19.0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来收集数据，因此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变异。我们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表1提供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标，其中RMSEA大于0.08，NFI、TLI、CFI、GFI等均小于0.90 (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2012)，这说明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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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 所有老年人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均值为3.37，标准差为0.51；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6.52，标准差为8.59。表2提供了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分数和主观幸福感分数。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中只有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有显著差异(t = 2.21， N = 411， p < 0.05， d = 0.23)，其他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差异。 Table 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 χ 2 df χ 2 /df NFI RFI IFI TLI CFI GFI RMSEA 1740.14 344 5.21 0.63 0.65 0.70 0.73 0.70 0.76 0.96 表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2 TP and SWB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residential area 消极过去 时间洞察力 积极过去 时间洞察力 享乐主义 现在时间洞察力 宿命主义 现在时间洞察力 未来时间洞察力 主观幸福感 普通社区 M 3.05 3.64 3.20 3.22 3.34 35.90 SD 0.67 0.67 0.60 0.67 0.55 9.15 安置区 M 3.05 3.50 3.16 3.16 3.39 37.12 SD 0.63 0.73 0.60 0.57 0.46 8.00 表2. 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 注：N = 411，其中普通社区207人，安置区204人。 3.2. 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时间洞察力的相关分析 对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时间洞察力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普通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有显著相关，与其他时间洞察力无显著相关；安置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未来时间洞察力有显著相关，与其他时间洞察力无显著相关。表3提供了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时间洞察力的相关结果。这说明居住地很有可能在时间洞察力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因此我们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检验是否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存在。 3.3. 检验居住地的调节效应 因为居住地是类别变量，未来时间洞察力是连续变量，根据温忠麟等(2012)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应用“分组回归”检验调节效应是否显著。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按居住地把老年人的数据分成普通社区和安置区两组；然后，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以各个时间洞察力水平为自变量X，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Y，计算回归系数b 1 。同理，对于安置区老年人，以各个时间洞察力水平为自变量X，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Y，计算回归系数b 2 。最后利用公式1得到t值，进而检验回归系数b 1 和b 2 是否差异显著。其中SSE 1 、SSE 2 为Y对X的回归在两组中的残差平方和；n 1 、n 2 分别是两组样本容量；SS 1 ，SS 2 分别是X在两组中的离均差平方和。 (1) 我们依照公式1进行了计算，表4提供了具体的结果。其中，居住地在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均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在其他两种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则无显著调节作用。 Table 3 Related analysis of TP and SWB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residential area 消极过去 时间洞察力 积极过去 时间洞察力 享乐主义现在 时间洞察力 宿命主义现在 时间洞察力 未来 时间洞察力 普通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0.03 0.30 ** 0.17 * 0.08 0.10 安置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0.01 0.13 0.11 −0.19 ** −0.20 ** 表3. 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时间洞察力的相关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Table 4 Moderating effect of res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P and SW 消极过去 时间洞察力 积极过去 时间洞察力 享乐主义现在 时间洞察力 宿命主义现在 时间洞察力 未来 时间洞察力 b 1 −0.34 4.08 ** 2.62 * 1.05 1.74 b 2 0.14 1.37 1.56 −2.59 ** −3.48 ** t 0.37 2.22 * 0.72 2.66 ** 3.09 ** 表4. 居住地在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注： * p < 0.05， ** p < 0.01. 3.3.1. 居住地在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居住地在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有显著调节作用，t = 2.22，p < 0.05，如图1所示。事后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显示，普通社区老年人的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能显著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b 1 = 4.08，p < 0.01，即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其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相应的主观幸福感也越高；而安置区老年人的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并不能显著预测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3.3.2. 居住地在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居住地在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有显著调节作用，t = 2.66，p < 0.01，如图2所示。事后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显示，安置区老年人的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能显著负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b 2 = −2.59，p < 0.01，即对于安置区老年人其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就越低；但普通社区老年人的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并不能显著预测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3.3.3. 居住地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居住地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有显著调节作用，t = 3.09，p < 0.01，如图3所示。安置区老年人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能显著负向预测他们的主观幸福感，b 2 = −3.48，p < 0.01，即对于安置区老年人其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低；但普通社区老年人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则不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 图1. 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图2. 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图3. 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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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调查了普通社区和安置区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来说，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水平和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而对于安置区老年人来说，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水平和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和以往研究既有相似也有不同，Zimbardo和Boyd (2008)研究发现，个体积极地看待过去，以享乐主义来度过现在对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是有益的；而以宿命主义的眼光看待现在，则会导致他们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降低。这和我们的结果相一致。不同的是，对于安置区老年人来说，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这很可能是居住地的调节效应导致的。我们对居住地在老年人的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发现居住地在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显著，而在其他两种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却不显著。 居住地在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中有调节作用：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能够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对于安置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则并没有显著的预测。这整体上和以往研究结果相同，即个体的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越高(Kazakina， 1999; Westerhof， Bohlmeijer， & Webster， 2010)。不同的是，安置区老年人的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水平并不能显著预测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与普通社区老年人相比显示出了显著性的差异，即居住地的调节作用。比较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水平发现，普通社区老年人的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显著高于安置区老年人(t = 2.21， N = 411， p < 0.05， d = 0.23)，这表明普通社区老年人较安置区老年人更能积极地看待过去。这可能是因为社区老年人大都是工薪阶层，以前有固定的工作岗位，生活质量也比安置区老年人要高，因此对过去的积极态度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高更多，安置区老年人则由于过去的生活不尽如人意，虽然积极地看待过去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好处，但总的来说不如普通社区老年人的提高显著。 居住地在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中有调节作用：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不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但对于安置区老年人，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普通社区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比较高，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普通社区老年人都有稳定的退休金和医保金，且都在千元以上，子女也会给赡养费。因此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原本会导致负性情绪的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反而可能因为收入和医疗保障比较完善的原因降低了对主观幸福感的负性影响。这一点也有研究(曲海英，2015；王枫，王茜，庄红平，况成云，2010)证实，有养老保险和稳定退休收入的老年人可以安心享受晚年，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较高。与此相反，对于安置区老年人，失地以后没有了稳定的收入，而随着年龄的衰老，靠体力劳动增加收入也变得不可能，相应的医疗保障制度也没有普通社区老年人完善(曲海英，2015)，因此他们的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低。 居住地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中有调节作用：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未来时间洞察力不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但对于安置区老年人，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普通社区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等都有固定妥善的安排，他们可以安享晚年，不必为以后的事担心太多；而对于安置区老年人，养老保险和收入都不稳定，而且养老资源的提供并不等于获得，只有安置区提供的养老保障能够真正惠及老年人才能让他们安心养老(胡宏伟，高敏，王剑雄，2013)。还有可能是因为安置区居住环境的改变，使得老年人之间的联系不如以往那样密切(曲海英，2015)，这将导致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的降低，而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罗扬眉等， 2008)，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也认为老年人由于知觉到生命中剩余时间有限，会优先选择情绪管理目标，通过获得社会支持来提升自身主观幸福感(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综合以上两点，安置区老年人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考虑未来越多，反而会造成他们主观幸福感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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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调查了老年人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关系，并检验了居住地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我们发现：1) 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享乐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普通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安置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2) 居住地在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皆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积极过去时间洞察力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普通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安置老年人则无显著预测；宿命主义现在时间洞察力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安置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则无显著预测；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安置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对于普通社区老年人则无显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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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体育无形资产的现状及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将我国目前有关体育无形资产的研究分为基本范畴、经营开发、评估及会计核算、体育无形资产的保护、以及奥运会无形资产的研究五个方面，并指出每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成就与不足；旨在为当前我国体育无形资产的良好发展提供建议和依据。 关键词 :无形资产，基本范畴，会计核算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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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截止到2014年底，全球体育产业年产值超过1万亿美元，据主要国家体育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排名，前三位分别是瑞士、美国以及芬兰。其中，美国体育产业产值高达4410亿美元，是汽车产业的2倍、影视产业的7倍，约占当年GDP的3%。 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迫切需求从理论和实践上要求我国体育工作者对体育无形资产进行研究。无形资产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都必须重视无形资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社会体育无形资产，不仅能有效的解决社会体育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社会体育无形资产进行界定同时对其保护问题进行探讨，在理论上可以使体育无形资产问题系统化和细分化，对于开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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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总结 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部分，我国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与利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借助北京2008年奥运会这一契机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从重大赛事的转播权、奥运标志的特许专卖权等方面可以看出，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领域中的现象、问题做出探索。这些研究涉及体育无形资产的概念、分类、特点、经营开发、评估、保护和会计核算等诸多方面，其中又以体育无形资产基本范畴和体育无形资产的经营开发研究为体育无形资产研究的主要方面。从目前已研究的内容来看，我国体育无形资产规范研究方面的课题较为全面，而实证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应当加大对我国体育无形资产实证方面的研究，为体育无形资产的良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完善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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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对近年来研究Tp-Te间期在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预测、危险性评估和治疗中的临床意义的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通过检索万方、中国知网等大型数据库及Pubmed等国外数据库。查阅近年来有关Tp-Te间期临床意义的文献，发现目前Tp-Te间期能对各类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肺栓塞、室性心律失常、心肌病等)进行预测、危险性评估，从而指导进一步治疗。 关键词 :Tp-Te间期，心血管疾病，综述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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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电图作为一项极为常见的检查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其各种波形的产生与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的特性、动作电位的扩散、电偶与容积导电的特性有关。近年来有许多对心脏电活动的离子及细胞基础的研究使人们对心脏电生理活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心室壁复极过程中电生理异质性的研究近年来仍是一个热点，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三层心室工作肌细胞存在跨室壁复极的不均一性，即跨室壁复极离散(transmural dispersion of repolarization， TDR)。而心电图T波顶点至T波终末的时间，即T波峰末间期(Tpeak-Tend interval， Tp-Te间期)则被认为是反映跨室壁复极离散度的心电图指标。因此我们考虑此间期能够对各类心血管疾病进行预测和危险性评估，以及指导进一步治疗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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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T波峰末间期的测量 Tp-Te间期测量导联及标准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曾有国内学者 [ 2 ] 研究分析171例正常心电图的Tp-Te间期，发现 12导联心电图最大Tp-Te间期主要分布于V2导联，且在胸导联上的Tp-Te间期存在性别差异。另外有冯应君等 [ 3 ] 将胸前导联作为Tp-Te间期测量的统一选择，研究了1481例正常心电图，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林桂芝等 [ 4 ] 研究了1012名正常人心电图的Tp-Te间期，得出Tp-Te间期各导联总均值为(84 ± 10) ms，95%可信区间为64.87~103.71 ms。T波顶点的确定：正向T波的峰点或负向T波的谷点。T波终点的确定：① 如果T波下降支与等电位线的交点清楚，则以该交点为Te；如果交点不清，则以T波下降支的切线与等电位线的交点为Te。② 若T波后出现U波，则取T波与U波交界的最低点作为T波终点；若U波与T波部分融合，做T波降支的延长线，取延长线与基线交点。③ 对T波平坦、双向、基线漂浮和干扰者不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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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T波峰末间期的临床意义 3.1. T波峰末间期与冠心病 冠心病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由于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引起管腔狭窄或闭塞，导致的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T波峰末间期可反映跨壁复极离散度，是反映心肌缺血的一项指标。林晓明等 [ 5 ] 回顾性分析了200例冠心病患者以及100例健康人的T波峰末间期，结果显示：冠心病组Tp-Te间期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01)。事件组Tp-Te间期显著高于非事件组(均P < 0.001)，各种心血管事件中心源性猝死和恶性心律失常患者Tp-Te间期增大较显著。证明Tp-Te间期与冠状动脉病变范围及心肌缺血程度相关，是预测冠心病患者心血管事件以及评估冠状动脉病变和缺血程度的新指标。姜相明 [ 6 ] 等比较80例AMI患者急性期与恢复期的Tp-Te间期，观察其与心肌梗死不同时期的关系，比较心梗后室性心动过速组(A组)、室性早搏组(B组)、无室性心律失常组(C组)患者间Tp-Te间期的差异，分析其与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的关系。得出结论Tp-Te间期在AMI急性期较恢复期延长，是预测AMI患者发生多种室性心律失常的一项重要指标。Mugnai G等 [ 7 ] 研究分析前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的Tp-Te间期，并评估其与致死性心律失常以及死亡的关系，得出结论Tp-Te间期是前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的早期室性心律失常和心律失常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Tp-Te间期/ QT < 0.31可以鉴别具有早期心律失常和心律失常死亡低风险的ST段抬高心肌梗死的亚组。 3.2. T波峰末间期与肺栓塞 急性肺栓塞(APE)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它必须进行快速、准确地诊断以及处理以减少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急性肺栓塞与多种心电图(ECG)的变化，包括T波倒置、QT间期延长等有关。S.T.ONUR等 [ 8 ] 收集了73名患者，其中有41名被诊断为APE。在APE(+)患者的Tp-Te间期明显高于APE(-)的患者，(P < 0.01)。因此体表心电图可通过测量Tp-Te间期来对那些怀疑APE的急诊室病人做出快速鉴别诊断，故认为Tp-Te间期是一项用于肺栓塞诊断的新指标。Icli A等 [ 9 ] 为了研究Tp-Te间期对急性肺栓塞(PE)患者的预后价值，研究了272例诊断为急性PE的患者，测量Tp-Te间期与30天死亡率和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根据cTpe间隔将研究组分为三组：组1，<113 ms；组2，113~133 ms；和组3，> 133 ms，其中组3患者中白细胞计数和肌钙蛋白T水平、校正后的QT间期、右心室扩张与右/左心室比例的百分比、30天死亡率等指标以及这些指标的组合相比其他组以更高的水平出现。Kaplan-Meier分析(一种求生存函数的非参数方法)显示在 > 126 ms测量的cTpe间隔可以用作预测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截止值。>126 ms的cTpe截止值分别具有80.56%，59.32%，95.2%和23.2%的敏感性，特异性，阴性预测值和阳性预测值。从而认为cTpe间期可能是急性PE患者早期危险分层的有用方法。 3.3. T波峰末间期与室性心律失常 异常增大的TDR是多种室性心律失常(室速、室扑、室颤、心脏性猝死)的主要机制，是预测恶性室性心律失常事件的一项重要指标。Tp-Te间期延长是TDR增加的表现，意义等同于QT间期延长，意味着更易于发生室性心律失常。2001年Wolk等 [ 10 ] 研究电生理检查所诱发的室性心律失常与Tp-Te间期的关系，其结果显示：有室性心律失常组比无室性心律失常组的Tp-Te间期明显要长。后来许多研究也证明了Tp-Te间期对Brugada综合征 [ 11 ] 、长QT综合征(LQTS) [ 12 ] 、短QT综合征(SQTS) [ 13 ] 等所引发的室性心律失常及心脏性猝死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如Brugada综合征是由于心肌离子通道的基因异常或变异，导致心肌细胞复极值离子流紊乱，从而诱发多种致命性心律失常并引起猝死的临床综合征。该综合征的心电图的共同特点：QRS波群终末部突起及ST段抬高构成Brugada波，主要表现在右胸导联(V1-V3)上，ST段抬高表现为下斜型抬高及马鞍形抬高两种形态，T波倒置。Maury P [ 14 ] 等针对关于Tp-Te间期与心律失常事件在Brugada综合征(BS)患者中的相关性问题，研究了324名Brugada综合征患者，结果显示：在猝死/心脏除颤器植入患者或晕厥患者中，所有心前导联的导联V1到导联V4的Tp-Te间期，Tp-Te间期的最大值(最大Tpe)明显高于无症状患者(P < 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100 ms的最大Tp-Te间期与心律失常事件独立相关(优势比9.61；95%置信区间3.13~29.41；P < 0.0001)。因此胸前导联中的Tp-Te间期与该群患有BS的患者的恶性室性心律失常高度相关，可以用于细化危险分层。 3.4. T波峰末间期与心肌病 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为心肌不同程度肥厚、晕厥、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以及猝死等特征的疾病，其发病率为0.2%，发病隐匿，可在任意年龄段发病，为青少年和体育运动者SCD的常见原因。张燕等 [ 15 ] 为了分析肥厚型心肌病患者T波峰-末间期的特点，探讨Tpe在评价心室复极离散度中的意义，对已确诊的原发性肥厚型心肌病21例及正常人19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测量体表心电图12个导联的Tp-Te间期和QT间期离散度(dispersion of QT interval， QTd)，计算相关参数，比较各参数在肥厚型心肌病与正常人之间的差异。结果肥厚型心肌病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肥厚型心肌病组各参数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得出Tp-Te间期反映心室整体复极离散度的可能性大。丛培欣等 [ 16 ] 为了分析扩张型心肌病伴发心力衰竭患者T波峰-末间期(Tpe)的特点及其在评价整体心室复极离散中的意义，选择扩张型心肌病伴发心力衰竭患者28例(心力衰竭组)及无器质性心脏病且心功能正常的室上性心动过速患者25例(对照组)，比较相关参数，得出结论扩张型心肌病伴发心力衰竭患者整体心室复极离散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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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评价 尽管目前研究显示心电图中Tp-Te间期可以反映跨壁复极离散度而作为预测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临床研究也证明了的确存在此类相关性的存在。但目前对于Tpe间期这项指标的研究仍有较大争议。主要体现在：① Tp-Te间期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研究离体楔形心肌组织块上的，其作为TDR的反映指标也多是在离体的实验基础上验证的。但是用离体楔形心室壁的研究代表并模拟整个在体心室壁并不十分有说服力；② 其研究未记录组织细胞间相互电张力作用以及电耦联的影响；③ 心室为立体三腔器官，其传导、组织细胞激动时间以及心室厚度在心室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此外，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Tpe间期的特异性并不明显，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临床研究。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在日后的研究中将Tp-Te间期与心电图的其他指标或是相关生化指标联合分析，探讨其在疾病诊断中的意义。对Tpe间期的临床意义的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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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对比观察单行玻璃体切除术(Pars Plana vitrectomy， PPV)与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联合玻璃体切除术治疗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PDR)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2014-12/2015-12收治的PDR患者23例26眼，随机分为两组。单行PPV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11例12眼)，在行PPV术前行康柏西普玻璃体腔内注射的患者为试验组(12例14眼)。术后随访1年，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及治疗效果。结果：试验组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严重出血率均少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术前CMT、BCV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试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行PPV前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可以有效的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降低医源性裂孔的发生率，减轻黄斑水肿，提高患者的最佳矫正视力。 关键词 :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康柏西普，玻璃体切除术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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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PDR)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视力丧失的重要原因。当出现严重的玻璃体积血(vitreous hemorrhage， VH)、牵拉性视网膜脱离(tractional retinal detachment， TRD)、视网膜前膜(epi-retinal membrane， ERM)时，须行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pars plana vitrectomy， PPV)，清除玻璃体积血，剥除增殖膜，解除对视网膜的牵引并复位视网膜。但对于多数PDR患者，增殖性纤维血管膜与视网膜粘连紧密，术中剥膜极易发生医源性裂孔及大量出血，术中视野差、手术时间长、手术难度大，加之PPV术后并发症影响手术效果，最终患者视力往往得不到提高。研究表明，PDR患者眼内尤其是玻璃体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含量大幅增高，其在PDR的发展恶化中起重要作用。抗VEGF治疗可有效阻止血管渗漏和新生血管的形成，减少PPV术中及术后并发症 [ 1 ] 。本文中我们将比较两组患者手术难易程度、手术并发症及其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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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选取2014-12/2015-12我院收治的PDR患者23例26眼。其中单行PPV治疗的为对照组，康柏西普玻璃体腔内注射联合PPV的患者为试验组。患者纳入标准：(1) 经散瞳后眼底镜等检查确诊为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2) 视力明显下降；(3) 患者均签署PPV手术及康柏西普玻璃体腔内注射知情同意书；(4) 所有PPV手术及玻璃体腔注药均由同一手术医师完成。排除标准：(1) 存在其他眼部疾病；(2) 接受过激光治疗或存在其他眼部手术史；(3) 肝肾功能异常；(4) 存在心肌梗死、脑梗死、难以控制的高血压以及恶性肿瘤；(5) 妊娠或者哺乳期妇女。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方法 2.2.1.手术方法 (1) 康柏西普玻璃体腔注射 术前抗生素滴眼液预防感染，所有操作均按照无菌操作要求完成，患者取仰卧位，表面麻醉，常规消毒铺无菌巾，于颞下象限睫状体平坦部进针，注射康柏西普0.5 mg/0.05ml于玻璃体腔内，棉签压迫5min，观察无渗漏，涂抗生素眼膏包眼。次日观察术眼前后节情况，测眼压。术后抗生素滴眼液点术眼 qid，直至行PPV治疗。 (2) 玻璃体切除术 手术前后抗生素滴眼预防感染，所有操作均按照无菌操作要求完成，患者取仰卧位，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利多卡因+罗哌卡因混合液球后阻滞麻醉，做23G显微切口切除玻璃体，根据术中情况行视网膜切开、复位、剥增殖膜、激光光凝、气液交换、硅油填充等。 2.2.2. 试验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CFT、BCVA，手术时间，术中出血、医源性裂孔发生率，术后随访1年，记录4个月时CFT、BCVA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2.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术前空腹血糖、手术时间以χ̅±s表示，组间计量资料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差异比较采用X 2 检验，以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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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本研究中试验组患者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后至行玻璃体切除术之前的时间内，我们观察到患者虹膜新生血管明显消退，玻璃体积血较前减轻，眼底新生血管膜也有不同程度消退。手术时间方面，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平均手术时间相比：(75.64 ± 18.73) min VS (95.36 ± 14.74) min，差异有显著统计学 Table 1 Basic data of two group 参数 试验组 对照组 t/X 2 P 例数 12 11 眼数 14 12 平均年龄( ，岁) 57.05 ± 7.82 60.02 ± 7.24 −1.339 * 0.190 男性例数(例) 5 (41.7%) 5 (45.5%) 0.034 # 0.855 糖尿病类型 2型(100%) 2型(100%) 糖尿病病程( ，年) 14.27 ± 4.585 14.80 ± 4.940 −0.254 * 0.802 术前空腹血糖( ， mmol/L) 6.86 ± 3.04 6.42 ± 2.83 0.408* 0.686 表1. 患者术前基本资料的比较 意义(t = −3.435， P = 0.001)。术中出现需要眼内电凝止血的严重、持续性出血眼数，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2眼(14.3%) VS 7眼(5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2 = 5.539， P = 0.019)。医源性裂孔发生率、硅油填充率、因复发玻璃体积血或视网膜脱离行2次手术率，试验组小于对照组，但差异并无统计学差异，填充硅油者均于术后3~6个月顺利取出硅油。随访期内因术眼白内障影响视力者均行白内障手术治疗。见表2。 3.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CFT变化的比较 本研究中试验组术后4 mo时黄斑中心凹厚度为(214.91 ± 30.15) μm，与术前黄斑中心凹厚度(441.92 ± 146.92) μm相比较，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t = 5.019， P = 0.000)。对照组术后4 mo时黄斑中心凹厚度为(318.92 ± 156.17) μm，与术前黄斑中心凹厚度(452.23 ± 159.62) μm相比较，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t = 2.152， P = 0.042)。两组患者术前黄斑中心凹厚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试验组术后4 mo时黄斑中心凹厚度小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41)。见表3。试验组患者A随访期间OCT见图1。 3.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最佳矫正视力比较 本研究中视力采用ETDRS视力表测得，试验组术后4 mo时 BCVA 为(56.25 ± 22.90)，与术前(20.65 ± 26.53)相比较，字母数增加，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t = −4.543，P = 0.000)。对照组术后4 mo时BCVA为(38.57 ± 24.72)，与术前(22.29 ± 21.78)相比较，字母数也有所增加。两组患者术前BCV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851)，而试验组术后4 mo时BVCA大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40)。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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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PDR往往出现玻璃体出血、纤维增殖及牵拉所致的黄斑移位、黄斑水肿、视网膜脱离等。目前，PPV依然是PDR治疗的主流方法。该手术旨在切除积血的玻璃体，剥除新生血管膜，解除其对视网膜的牵拉， Table 2 The operation of two group 参数 试验组 对照组 t/x 2 P 手术时间( ， min) 75.64 ± 18.73 95.36 ± 14.74 −3.435 * 0.001 术中严重出血眼数 2 (14.3%) 7 (58.3%) 5.539 # 0.019 医源性裂孔眼数 3 (21.4%) 5 (41.7%) 1.242 # 0.265 硅油填充眼数 4 (28.6%) 8 (66.7%) 3.773 # 0.052 再次手术眼数 1 (7.1%) 2 (16.7%) 0.574 # 0.449 表2. 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注：*为t值；#为X 2 值。 Table 3 The central foveal thickness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ratio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t P 对照组 12 452.23 ± 159.62 318.92 ± 156.17 2.152 0.042 试验组 14 441.92 ± 146.92 214.91 ± 30.15 5.019 0.000 t 0.168 2.168 p 0.868 0.041 表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黄斑中心凹厚度变化的比较 图1. 试验组患者A随访期间OCT Table 4 The comparison of the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ratio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t P 试验组 14 20.65 ± 26.53 56.25 ± 22.90 −4.543 0.000 对照组 12 22.29 ± 21.78 38.57 ± 24.72 −1.850 0.076 t −0.190 2.145 p 0.851 0.040 表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最佳矫正视力的比较 最大程度上保留及提高患者的视功能 [ 2 ] 。但由于PDR患者的增殖膜与视网膜粘连紧密，术中剥膜困难，易出现医源性裂孔及反复、大量的出血。不仅手术难度大、耗时长，术后视力提高也不明显。因此，如何消退视网膜新生血管膜，成为PDR治疗的关键。近年来，我们发现VEGF在PDR的发生发展中，尤其在新生血管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VEGF作为一种促有丝分裂因子和血管生成因子，能特异性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其分裂、增生、游走 [ 3 ] ，并且通过增加血管的通透性、促进内皮细胞增殖 [ 4 ] 、增加内皮细胞对葡萄糖的转运 [ 5 ] 、改变细胞外基质、上调细胞间黏附分子１的基因表达等途径破坏血视网膜屏障，增加血管通透性，促使新生血管形成。因此，抗VEGF治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抗VEGF药物中，康柏西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种重组融合蛋白，于2013年经我国CFDA 批准用于临床治疗。 本试验证实，抗VEGF治疗能为之后行PPV手术创造有力条件。术中我们发现：1) 试验组术中出血减少，这可能与康柏西普使新生血管膜收缩有关。2) 试验组新生血管膜更易剥除，这可能是由于康柏西普使血管通透性降低，改善视网膜充血，增强了视网膜的抗牵拉性，而且新生血管膜的收缩减少了与视网膜的粘附面积 [ 6 ] 。3) 术中出血减少，可使术中视野清晰、电凝止血的频率降低、手术时间减少，医源性裂孔的发生率也有所减少。术后因复发玻璃体积血或视网膜脱离再次手术率统计学差异并不显著，与先前学者的研究不符，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过小有关。 然而，抗VEGF治疗的作用是暂时而非持续性的 [ 7 ] 。有学者观察到抗VEGF治疗后，部分患者出现纤维组织增殖及TRD加重 [ 8 ] 。因此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后行PPV手术时间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发现，抗VEGF治疗后3天内，纤维血管增殖膜的抑制效果并不明显，10天后观察到的抑制效果确切，而多于14天手术效果差于14天前 [ 9 ] [ 10 ] 。本试验中，我们将手术时间定为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后6~8天，术中未发现有TRD加重的情况发生。 DME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视力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PPV可缓解部分黄斑区水肿，并提高大多数患者的视力 [ 11 ] [ 12 ] 。其机制可能包括：PPV可去除玻璃体-视网膜界面的牵引力，复位脱离的视网膜，解除玻璃体对黄斑的机械性牵拉；PPV可去除致病因子，改善视网膜的缺氧状态等。有动物实验证实，猴子眼球内持续高水平的VEGF可导致黄斑水肿的发生 [ 13 ] ，且患者眼内VEGF的表达水平与DME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 14 ] 。康柏西普作为一种VEGF受体，可抑制新生血管的形成，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血管渗漏，从而减轻黄斑水肿，提高患者的视力。本试验证实：对照组与试验组术后CFT较术前均有所降低，BCVA也均较术前有所提高。且试验组的疗效不管从CFT还是BCVA都优于对照组。ETDRS标准对数视力表精确度高，重复性好，因此国际上，ETDRS视力测试已经取代snellen和sloan视力测试成为全球视力测试标准 [ 15 ] 。 综上所述，PDR围手术期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可有效地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及术中术后并发症，增加手术的易行性，减少硅油填充率，同时可减轻黄斑水肿，使患者获得更好的最佳矫正视力，为临床治疗PDR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但本试验样本数较少，随访时间较短，还需进一步增加样本量做更加深入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