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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文化身份的解构与建构 文化身份是随时间和的空间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文化身份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是不断的。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德蒙·马克·李比扬斯基在《文化身份与传播》一书中写到： 文化身份的变化贯穿于人的一生。它不是[成分]的不断增加，而是来自[成分]的改组和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融合的尝试……，因此，文化身份的建构好似一个生气勃勃的进程，没有完成的时候，总是不断的进行，其中饱含着断裂和危机。 [ 5 ] 所以，对于一个从异域民族来的人，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差异势必引起身份认同的危机，林语堂也不例外。于是，究竟如何在异域的环境里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就摆在了这位“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华人作家的面前。林语堂要想融入美国社会，要想让西方人接受他对中国的表述，他必须重构并进而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为：“文化身份层次上的融入……是以文化身份的解构位为前提的。而文化身份的解构对某些移民来说是个可能引起身份危机的痛苦过程，并意味着要重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的重构对想融入接纳社会的移民来说不再是个自动或无意识的行为。” [ 6 ]。因此，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语境差异等社会语境的压力迫使林语堂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 要想在异域环境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林语堂必须对自己原来的身份进行解构。如果说出国前的他是向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建构的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那么此时的他是在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无论激进抑或保守都不能概括他此时的身份。因为林语堂的身份建构决不会那么简单，我们决不能把他归于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林语堂惟有从“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夹缝中寻找空间，消除“东方–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作为东方(中国)的代言人与西方(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对话、沟通与交流，这样，既维护了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又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阅读期待。 所以，对林语堂而言，自己文化身份的建构必须突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建构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那么，“身份”的建构和“自我”、“他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定位呢？赛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就曾经有过阐述： 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无论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法兰西的或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解和再阐解。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态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的过程……简而言之，身份的建构与每一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因此决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woolgathering)。 [ 7 ] 赛义德师承维柯与福柯的历史学与知识论传统，认为每种文化身份的建构和维持都需要某种“他者”的存在。然而，“自我”或“他者”的身份决不是一件静物，而是一个包括历史、社会、知识和政治诸方面，在所有社会由个人和机构参与竞争的不断往复的过程。赛义德对身份建构和“自我”、“他者”的关系的阐述为我们理解林语堂文化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参照。 众所周知，在传统殖民主义话语中，西方作为“自我”，通过文学写作、学术研究对东方进行着一种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的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本真形态，甚至被“妖魔化”了，被规定为西方文化的附属物。这也就是后来的“后殖民理论”所揭示的东西方的文化深沉矛盾，即西方文化在殖民主义时代对东方的文化进行了“殖民”，东西方之间并非平等对话的关系，而是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关系。用赛义德的话说就是“东方主义话语”。很显然，“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如何消除东西方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关系，如何让东西方平等对话，也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此时的林语堂选择了用英语进行创作，用英语向西方表述中国。因为，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在身份体系里，语言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其他成分(如价值观念、家庭体制、生活方式以及精神世界等)都通过语言起作用。所以，林语堂的英语创作，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写作，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写作看成是沟通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这种写作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文化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一个最直观的对话现象就是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来叙述另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一点，在林语堂的小说创作中尤其如此。 正因为林语堂是用英语来表述中国的，这里也就有一个叙述视点的问题。赛义德认为：“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 [ 7 ]。其实，当林语堂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时候，他是站在东方的角度“对外讲中”的，即他把东方(中国)当成了“自我”(self)，把西方当成了“他者”(other)。因为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并不比西方差多少，西方的高度文明反而导致了人的异化，惟有中国人的品德才能弥补西方的缺陷。所以，他的《吾国与吾民》就写了“中华民族之素质”。他如数家珍似的把“中国人的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等等一一讲述给西方人；接着他又写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把“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娓娓道给西方的读者。此外，在《生活的艺术》中，他还津津乐道地给西方人大谈特谈起生活的艺术。他认为，西方人的生活“太严肃”、太紧张、太功利，只知进取不知退隐。而中国文化尚享乐，知进退，真正悟透了人生。他还认为，享受人生是共同人性的最基本内容，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他认为最会享受人生的就是中国人。既然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恰好又是西方人之短处，所以西方人应该向中国学习。甚至在后来他还说道： “东方人每有自卑感，样样要学西方，稍为不同，就认为惭愧，这是太幼稚了。……知道这一点道理，才知道我《吾国与吾民》的写法及立场。中国自有顶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样样效颦西洋，汲汲仿效西洋。看到深处，才明白中国人生哲学之伟大，固不在西装革履间也。” [ 8 ] 从以上可以看出，林语堂并不否认东西方有差别，但东方文化自有它的长处。所以，东方人自卑是可笑而幼稚的，我们“不必样样效颦西洋，汲汲仿效西洋”。这也就是林语堂为什么把东方(中国)当成“自我”，把西方当成“他者”的原因了。 但是，林语堂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东方文化在某些方面令西方难以企及，但是西方文化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所以，这位“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作家，又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用他那双传教士的眼睛来观照东西文化了。他认为中国人“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 [ 4 ] 论文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林语堂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他是同时站在东方与西方的立场上说话。其实，张京媛在《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一书中对文化身份的阐释也许能进一步阐释这个问题。她认为：“殖民话语往往极为复杂。谁是我们的听众？我们在哪里说话？发言的场所和讲话的对象影响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 9 ]。林语堂作为处于边缘的非中心非主流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他所借用来观照本民族文化的思想武器是西方的。他早在某些方面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强势话语的思想。所以，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处境：在接受西方强使话语的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性。因此，林语堂既有“东方主义”者的身份，同时也有“西方主义”者的身份。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实际上是他的一种表叙策略，他不仅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场所，也意识到了自己是夹在意识形态之中。毕竟他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的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所以，他一方面认同西方人既定的强势话语，甚至用西方的殖民话语表述；一方面又想为自己的民族寻找合理性和价值，替没有发言权的、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