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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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睡眠各阶段对于记忆巩固的影响 关于睡眠阶段对记忆巩固的作用，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双重加工假说(Dual Process Hypothesis)和序列假说(Sequential Hypothesis)。双重加工假说假定特定睡眠阶段促进不同类型的记忆巩固，SWS有助于陈述性记忆巩固  (Plihal & Born， 1997) ，而REM睡眠有助程序记忆巩固  (Plihal & Born， 1997; Smith， 2001) 。序列假说理论认为，睡眠是以周期的、连续的包含SWS与REM睡眠的方式最佳地促进记忆的，只有在NREM阶段后紧跟REM阶段才能发生记忆巩固的效应，NREM阶段和REM阶段合作来共同支持记忆巩固  (Giuditta et al.， 1995) 。 双重加工假说得到的支持主要是基于早-晚睡眠比较。  Plihal等人(1997) 的研究表明，富含SWS的早期睡眠支持海马依赖的陈述性记忆巩固，而REM睡眠促进非陈述性记忆类型。然而，这种两分法，即简单的一对一的联系(REM——程序性记忆，NREM——陈述性记忆)并不能解释所有结果。一些研究发现，NREM睡眠中的SWS，同样能够提高被试的非陈述性记忆  (Walker et al.， 2002; Aeschbach et al.， 2008) ，而REM睡眠在一些任务中也能提高被试的陈述性记忆  (Fogel et al.， 2007) 。这些研究对双重加工假说发起了挑战。 Ambrosini和Giuditta的团队对大鼠实施了一系列实验，关注睡眠和清醒状态的顺序，提出了序列假说  (Giuditta et al.， 1995; Ambrosini & Giuditta， 2001) 。支持序列假说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从REM睡眠中唤醒的方法来中断自然周期序列的SWS与REM睡眠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周期性的中断损害记忆保持，但如REM睡眠剥夺一样，基于这种程序所诱发的与压力相关的混淆，使睡眠周期的中断受到质疑。尽管如此，采用相关分析而未扰乱睡眠的研究表明，当学习后的睡眠以SWS加上REM睡眠相继发生时，隔夜的程序性视觉判别任务的绩效提高最大。  Stickgold等人(2000) 研究发现，对于视觉表面特征分辨任务，整晚的睡眠比单个REM或者SWS对任务表现有利。另外，  Stickgold等人(2000) 观察到，训练过视觉搜索任务的被试，早上任务表现的提高与第一个1/4的NREM睡眠和第三个1/4的REM睡眠的量都高度相关。  Franken等人(2002) 指出，保持REM睡眠和NREM睡眠在睡眠周期中的交互，确保行为在睡眠的时候都充分表达。  Ficca等人(2004) 进一步提出假设，睡眠中的记忆巩固可能与睡眠组织(sleep organization)，即NREM-REM循环的规律出现，而不是每个睡眠阶段本身，紧密联系。REM和NREM通过睡眠周期内部的规律交替对记忆巩固起到互补的功能  (Ficca et al.，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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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睡眠对记忆巩固的可能假说 近年来出现了两个理论假设，试图解释睡眠对记忆巩固作用的机制，分别是系统巩固假说(System Consolidation Hypothesis)和突触稳态假说(Synaptic Homeostasis Hypothesis)。 4.1. 系统巩固假说 根据该假说，人类感知到的信息暂时储存于海马，并逐渐转移至新皮质以利于长期储存  (Diekelmann & Born， 2010; Rasch & Born， 2013) 。睡眠不仅仅是被动地来避免新获得信息受到外界干扰，而且是一个积极的系统巩固的过程。学习时激活的神经元在睡眠中会发生离线重演，睡眠中的记忆巩固是记忆痕迹选择性再活化的结果。该假说源于为陈述性记忆提出的标准两级巩固模型，即在脑内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学习记忆系统：快速学习、短时存储系统(对应于海马)和慢速学习、长时存储系统(对应于新皮层)。觉醒时皮层网络和海马平行地对信息进行编码，在随后的 SWS过程中，同时在短时和长时存储区，记忆的巩固系统对新编码的信息重复激活。此过程促使新的记忆与现存的长时记忆网络进行重组、整合  (Rasch & Born， 2007) 。 该假说认为，记忆的重复激活对记忆的保持至关重要，睡眠期间海马中新编码的信息会自发地重复激活，海马信息向新皮层转移，选择性地使新皮层网络中编码新信息的突触产生长时程可塑性改变，使新获得的信息能和现存的长时记忆逐步整合。例如，  Ji等人(2007) 记录了大鼠走迷宫及睡眠时的视觉皮层和海马的动作电位活动，发现大鼠走迷宫时动作电位放电模式在SWS期间的视觉皮层和海马重演，这两个脑区的重演与觉醒时的经历一致。在人类被试身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Rasch等人(2007) 用气味线索分别作为陈述性记忆的学习背景以及睡眠时的操作条件，实验为视觉–空间记忆任务(卡片–位置的配对)，练习过程中对被试释放玫瑰花香味作为学习背景。在其后的 SWS和REM睡眠阶段，释放同样的玫瑰花香味。结果发现，仅在 SWS时呈现“学习背景”，才能提高被试再测成绩，fMRI数据显示，学习后的SWS期间香味的释放激活了左侧海马。另外，功能核磁共振结果表明，相对于学习后觉醒，学习后睡眠导致学习48小时后的回忆测验时海马与内侧前额皮层之间功能性连接的增强，以及6个月后的回忆测验时内侧前额皮层与枕骨皮层的活动增强，由此加强了这些陈述性记忆的新皮层的表征。研究者认为，实验中香味起到了线索的作用，使得在海马编码的位置信息网络得到重复激活，强化了记忆的线索。 此外，该假说认为睡眠中的记忆巩固具有选择性，尽管清醒时有大量信息被编码，但只有一部分信息被储存进长时记忆。睡眠，特别是SWS阶段，优先巩固跟个体未来行为和目标相关的记忆，这个选择性加工的潜在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最后，睡眠能使记忆表征产生质的改变。这个功能特别有趣的一个方面是，睡眠可以使内隐学习的信息转换成外显知识被提取出来。也就是说，清醒时没被意识到的信息经过一段睡眠后进入了意识中，从而使无意间获得的信息转换成明确的、有意识的知识提取出来。  Ellenbogen等人(2007) 利用关联记忆任务以及  Fischer和Born等人(2006) 利用序列反应时任务都发现内隐学到的关于规则和模式的知识可以通过睡眠转换成外显的知识。虽然最近的一些发现已经证实了系统巩固假说的基本方面，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Born & Wilhelm， 2012) 。 4.2. 突触稳态假说 Tononi等人(2003) 提出的突触稳态假说，认为觉醒持续一定时间后，与学习记忆有关的突触通路会出现突触数量增多、体积增大、膜上受体过多等突触权重增加现象。这些变化可能进一步占有有限的脑空间、增加能耗，从而使突触传递效率下降。长时间觉醒致使突触权重持续增加，大脑就会到达一个饱和点，存储的能量和空间无法再供给突触的活动，学习能力、成长空间等条件也渐渐饱和。例如，  Yoo等人(2007) 发现，与正常睡眠的对照组相比，剥夺一晚睡眠后的被试在情节记忆编码过程中海马活动明显减弱，学习能力也下降。觉醒时间越长，大脑功能和学习能力下降越多。通过一定的睡眠过程，特别是NREM中的SWS，移去觉醒期膜上增加的受体，减小突触体积，恢复突触权重，即恢复到觉醒初始状态的水平，保证突触稳态，突触传递效率因此增加。 该理论认为睡眠中的记忆巩固是突触活性整体下调的副产物，睡眠时，突触会重新正常化或者下调，下调的目的是为了抵抗觉醒状态下连续学习引发的能量消耗增加和学习能力饱和。这种下调可能会引起信噪比的增加，和新近学习任务无关的局部突触强度降低至阈值以下，促进学习记忆。但是，突触稳态假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众所周知，睡眠过程不仅包括SWS，还包括REM，而该假说仅仅探讨了NREM 睡眠中慢波活动的影响，缺乏其他阶段对其理论的有力支持。此外，在SWS中还有一些脑区的脑电波并不表现为慢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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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睡眠与记忆关系的研究为证明睡眠的记忆巩固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随着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改进，我们对睡眠巩固记忆的探究也越来越精细，发现睡眠的不同阶段对不同记忆类型的巩固作用似乎是有差异的，并且提出理论假设，来解释睡眠对记忆巩固作用的机制。尽管如此，目前仍有很多问题未解决，未来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白天睡眠和夜晚睡眠是否对记忆巩固产生同样的作用，白天清醒意识下的静息态活动对夜晚睡眠巩固的意义和作用。 二、睡眠依赖的记忆巩固机制究竟是什么，系统巩固假说和突触稳态假说是各自独立运行的还是并行存在的等有待深入探讨。 三、睡眠对记忆的长期效应。通常的睡眠剥夺实验流程是，被试在一段睡眠或者清醒阶段前学习一些材料，随后要求复述这些材料。保留时间间隔的持续时间通常位于1和24小时之间。通常，保持阶段睡眠和保持阶段清醒直接比较。这样的设计带来一定的问题。首先，在睡眠对先前记忆的巩固和随后记忆的提取之间很难区分，因为一晚上睡眠剥夺后产生急性的疲劳，也许会破坏记忆的提取功能。包含恢复性睡眠的实验设计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恢复性睡眠的主要目的是避免睡眠剥夺产生的急性疲劳效应。因此，检测睡眠对记忆的长期效应有助于全面认识长期的巩固加工机制和其神经动态。 四、睡眠对情绪性记忆的作用机制。对于遭受巨大精神创伤的人，睡眠对负性记忆的巩固会带来更多痛苦，在受创时干扰某个睡眠阶段也许有助于减少负性记忆。对睡眠功能的进一步探索不仅有助于对精神障碍机制的理解，也有助于开发出可能的治疗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睡眠剥夺会带来疲劳、降低注意力等负面效应，如何开发最有力的治疗方案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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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选择消费者视角，对以企业声誉为中介变量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效应概念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采取实验法，测试了企业慈善责任和环保责任对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的影响，以及企业声誉在该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慈善责任和环保责任均对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声誉在上述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研究提出了声誉资本驱动的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系统动力机制，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机理，进而重构了基于声誉资本的企业社会责任新框架，将传统责任观与经济观的对立化为了统一。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声誉资本，消费者响应，系统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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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1. 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最初被定义为“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 1 ] 。著名的“责任铁律”的提出者Davis强调，“商人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的社会权力相称”，并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的决策与行动应该出于至少超出企业的直接经济利益和技术兴趣的目的，涉及到对社会经济和社会人类的双重义务” [ 2 ] 。 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从事着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及销售活动，在通过交易赚取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为社会整体创造福利的责任。如今的企业家不再单纯地将社会责任活动当做成本的消耗，企业也在寻找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完美结合，以便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改善其社会责任绩效的意愿由制度、道德、经济三个因素共同驱动，其中，经济动因是最根本的内在动因[ 3 ] 。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究竟如何？Griffin和Mahon (1997)对1972年到1997年间有关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51篇实证研究进行分析后发现，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积极关系的有33篇，消极关系的有19篇，没有关系的有9篇[ 4 ] 。McWilliams & Siegel (2000)认为，因为存在着某些方法论问题，从相关研究中提炼任何让人们信服的假设时都应相当谨慎[ 5 ] 。由于以往研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确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转向关注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认知和评价。例如，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能够吸引高素质的员工，增加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信任等。Klein和Dawar (2004)在研究产品危机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归因的评价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不良表现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 6 ] ；Segerson和Miceli (1998)的研究发现，如果企业能够主动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走在政府出台规制之前，可以降低更为严格的立法威胁[ 7 ] 。这些松散而零碎的研究大部分都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推进经济绩效，但是其内在机理——即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问题并未得到回答，因此，本研究尝试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归纳出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系统动力机制。 1.2. 企业社会责任与声誉资本 企业声誉(corporate reputation)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利益相关者基于直接经验对企业做出的全面评价，涉及企业行为与其他主要竞争对手进行比较的信息和其他形式的沟通和符号。企业声誉领域的先驱Fombrun (与Van Riel，1997)在《企业声誉评论(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的创刊号上追溯了企业声誉的理论渊源，认为声誉研究涉及到经济学(主要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战略管理(含部分产业组织学的内容)、营销学(主要是品牌策略)、组织学、社会学(主要是社会识别过程)和会计学六个学科。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为企业创造超额利润，它能使消费者感觉企业的产品质量优良，愿意为此付出溢价；吸引高素质的雇员；吸引投资人，增加资本市场的价值等。美国的Kevin T. Jackson在其Building Reputation Capital一书中，(中文译名为“声誉管理”，新华出版社)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声誉资本”这一新概念 1 ，包括真诚、信任、尊严、同情和尊重等，来源于公司的诚信经营和公平交易，在实际的商业关系中成为决定性因素，将对公司声誉的研究提升到了战略层次。 声誉的形成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它既是企业形成声誉的源泉，也是企业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8 ] 。同样的，企业声誉也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有些实证研究甚至直接用声誉指数替代社会责任表现，可见二者关系的密切程度。在企业声誉领域的研究中，已有实证研究表明CSR对企业声誉评价具有正面影响[ 9 ] [ 10 ] ，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的社会形象相联系，并通过消费者对企业形象的联想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评价[ 11 ]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声誉紧密相连，它通过为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积极的口碑，进而对消费者态度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于探究声誉资本在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态度与行为影响中的作用。 1.3. 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费者响应 1999年，Carroll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演进的阶段，分别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响应框架(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1，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CSR2)——企业社会表现(绩效)框架(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利益相关者框架(stakeholder) 2 。利益相关者理论使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确了对象、具体内容和范围，并提供了测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科学方法，使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企业战略管理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将企业社会责任从利他的层次重新进行了定位，使其具有了与组织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战略功能，如增加利润、增加声誉或商标等无形资产等，使企业利润最大化可以与企业社会责任和谐共存。 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费者响应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已经演变成近年来的主流研究趋势。大部分研究都将CSR与企业能力相联系，探究CSR通过影响消费者的企业评价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问题，但CSR对消费者企业评价的积极影响是否能延伸到消费者的行为层面，西方学者在现有研究中的阐述十分谨慎[ 12 ] 。我国学者对消费者CSR反应机制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少量的实证研究中，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能力对消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居多，还有一些研究加入了消费者个人特征等调节变量。但是共性的问题就是：研究一般只关注了消费者态度或者行为的某一方面结果，而没有将情绪、认知与行为意向连成一条价值链条；中介变量的选择往往依据研究偏好展开，如品牌资产、企业评价等，而未将揭示内在机理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将社会责任活动作为研究的起点，而忽视了前置变量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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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概念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回顾，结合定性访谈的资料，本文提出了消费者视角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以及相关假设，将前置变量、中介变量和消费者的情绪、认知以及行为意向建立在一个整合框架中展开研究。 2.1.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影响因素——前置变量 2.1.1. 消费者介入度 消费者介入度(involvement)指的是一个对象或行为与消费者个人相关的程度[ 13 ] 。一般而言，消费者对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决策感兴趣的程度越高，介入度越高；反之，则越低。高介入度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需要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对购买决策付出更多的心力，低介入度则正好相反。金钱、时间、购买决策的复杂程度和购买中需要付出的努力等，共同决定了消费者的介入程度。Grohs (2004)等曾指出，消费者对善因活动的介入度越高，其对赞助品牌名称及其所属产品类别的知晓度就越高，熟悉的品牌令人感到安全、可靠，使人产生好感，因此消费者对其喜欢程度通常也越高，选购的可能性也越大[ 14 ] 。Berens等(2005)的研究认为介入度水平对消费者形成产品评价有影响，在企业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对产品评价的影响中，消费者介入度均起调节作用[ 15 ] 。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H1：消费者的介入度越高，其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评价越高。 2.1.2. 企业核心业务与社会责任活动的匹配度 营销领域对匹配关系的探讨最初见于品牌延伸、广告代言和商业赞助等领域，Aaker和Keller (1990)的研究发现，当延伸品牌与核心品牌有很好的联系时，二者之间的匹配和适应性会提高消费者对延伸品牌的评价[ 16 ] ；Park等(1996)的研究发现当两种品牌在属性互补方面高度匹配时，更有助于品牌联盟的成功[ 17 ] 。而后，关于赞助的相关研究强调了赞助商与事件之间匹配的重要性，这种匹配是指企业的形象、定位及目标市场与公益事业形象及受众之间在认知上的联系，即一些正面形象从一个对象(名人、新品牌等)向与该对象关联的品牌转移，与本文的研究主题非常接近。有研究成果表明，品牌与公益事项匹配程度可以充分地放大善因营销的效应[ 18 ] 。因此，当企业与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关联度越高，即匹配度越高，消费者更容易对其社会责任活动的效果产生积极联想，这种积极的联想会带来公众认同，使消费者对社会责任活动产生更好的感知效果。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2： H2：企业核心业务与社会责任活动的匹配度越高，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评价越高。 2.2.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情感认知及行为意向的影响 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对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危害，一些消费者会通过惩罚企业的行为来实现其道德优越感和归属感。而另一些消费者基于功利主义原则和合同主义原则，也会对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做出负面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响应(包括低购买意愿，负面口碑甚至消费者示威) [ 19 ] ，道义论者更是对企业没有承担相应义务产生很强程度的反感。相反，企业的道德行为则会受到消费者积极的响应。Handelman和Arnold (1999)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家庭、社区和国家活动)对商店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0 ] 。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加企业顾客满意和顾客信任，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和购买意愿，Auger (2003)的研究发现消费者愿意为以道德方式生产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21 ] 。因此，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产生“晕轮效应”，可以影响顾客对产品或服务形成积极的评价，影响顾客的产品感知质量和购买意向。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3和假设4： H3：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情感认知存在正向影响，即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评价越高，其对企业的喜爱和认知偏好越高； H 3a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情感偏好存在正向影响； H3b：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认知偏好存在正向影响； H4：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行为意向存在正向影响，即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评价越高，其对企业产品的购买行为意向越强烈； H4a：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H4b：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支付溢价存在正向影响； H4c：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口碑存在正向影响。 2.3. 声誉资本的中介效应 在营销学和经济学的许多文献中，企业声誉被视为市场信号。消费者可以通过企业声誉推测产品质量、解释公司当前行为[ 22 ] 。它承载着消费者的期望，并影响其购买决策。Sen和Bhattacharya (2001)通过操控一家真实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即存在溢出效益或者光环效应，间接影响通过消费者-企业认同作为中介变量作用于购买意愿[ 23 ] 。从消费者群体的利益需要和社会期望角度出发，Chen (2001)对制造业的企业声誉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影响消费者角度的企业声誉影响因素分别是功能性产品属性、非功能性产品属性、企业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还有研究基于消费者的社会期望角度，对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抽取出社会表现和商业表现两个评价因子[ 24 ] 。Saxton (1998)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市场领导力、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品牌形象、管理和财务表现、社会表现是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并在多个行业进行实证检验[ 25 ] 。因此可以推断，企业社会责任不仅直接影响消费者态度，而且还可以通过声誉资本这一中介变量产生影响，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5、6： H5：企业声誉资本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情感认知的作用，即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企业声誉而影响消费者的情感认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越高，企业声誉越好，其对企业的喜爱和认知偏好越高； H 5a ：企业声誉资本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情感偏好； H5b：企业声誉资本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认知偏好； H6：企业声誉资本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行为意向的作用，即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企业声誉而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企业社会责任评价越高，企业声誉越好，其对企业产品的购买行为意向越强烈； H 6a ：企业声誉资本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H6b：企业声誉资本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支付溢价； H6c：企业声誉资本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的口碑。 2.4. 消费者情感认知与行为意向的关系 消费者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因素，也包括行为倾向(意动)的持久系统，从态度形成的过程来看，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意动(conation)完整的构成了态度系统[ 26 ] ，见图1在这一系统中，认知影响情感，情感影响行为意向。Schmitt(1999)认为，如果企业能够在顾客心中唤起持续的积极情感，就可以培养出持久的顾客忠诚[ 27 ] 。也有研究证实消费者的情感反应对消费者的口碑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 28 ]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7： H7：消费者积极的情感认知对其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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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实验法推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效应。与其他调研方法相比，实验法可以使研究人员在测量自变量或多个因变量的影响之前对这些变量进行操纵，作为推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依据非常有效，对实验变量和外来变动控制得越好，研究就越能证明确立了正确的因果关系[ 29 ] 。 3.1. 实验设计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情景试验的形式。所有受访者都将首先阅读一个情境，然后就其对于该情境中产品的介入度、感知匹配度、企业社会责任感知评价、企业声誉资本以及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等变量判断给出自己的打分。相比较让受访者自己陈述过去的一种情境的方法(即让受访者自己回忆过去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因为消费者可能对之前的一些企业社会活动记得不很清晰，这样的方法可以避免记忆产生的偏差[ 30 ] [ 31 ] 。实验选择了慈善责任和环保责任进行场景设计，根据Carroll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的界定，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是企业存在的基础，若不能履行企业将不复存在，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伦理责任中的环境保护责任和自由裁量责任中的慈善捐赠进行研究。 试验采取2 (高介入度、低介入度) × 2 (高匹配度、低匹配度) × 2 (慈善责任、环保责任)的组间设计，情境设计如表1和表2所示。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鉴于数据收集的成本和易得性，以及以往很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都采用了学生样本，且这些研究结果与非学生样本的结果一致[ 31 ] ，本研究也采用了学生样本，样本主要来自于吉林财经大学的在校学生。这些被试被随机分配到8个组中。问卷共发放240份，回收208份，其中有效问卷16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6.67%。样本的男生性别比例为36.3%，女生性别比例为63.7%。 3.3. 变量的测量 研究运用被广泛应用于描述组织形象或品牌形象的研究中的语义差别尺度进行评价，采用双级尺度，中点表示中立立场，共分7度。尺度两端是一些极端的形容词或短语，每个问题从最左侧到最右侧的数 Table 1 The scene design to test philanthropy responsibilit 饮料企业A (低介入度) 电脑企业B (高介入度) 企业核心业务与企业慈善责任匹配度——低 国内的饮料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A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慈善事业。A每年都从利润中拿出五百万用于慈善事业，比如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希望小学、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援灾区建设。 国内的电脑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B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慈善事业。B每年都从利润中拿出五百万用于慈善事业，比如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希望小学、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援灾区建设。 企业核心业务与企业慈善责任匹配度——高 国内的饮料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A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慈善事业。A在做市场推广时宣称，每卖出一瓶饮料将捐献出0.03元用于中国干旱贫困地区的慈善事业，比如捐赠母亲水窖、为希望小学捐建引水管线、为缺水山区捐建自来水设施等。 国内的电脑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B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慈善事业。B在做市场推广时宣称，每卖出一台电脑将捐献出售价（B企业电脑平均售价3000元）的0.5%用于欠发达地区的慈善事业，比如为希望小学捐赠电脑及其他教学辅助设备、为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援灾区网络建设等。 表1. 慈善责任试验场景设计 Table 2 The scene design to te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 饮料企业A (低介入度) 电脑企业B (高介入度) 企业核心业务与企业环保责任匹配度——低 国内的饮料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A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环保事业。A每年都从利润中拿出五百万用于环保事业，如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项目、改善水土流失项目、支持退耕还林等环保项目。 国内的电脑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B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环保事业。A每年都从利润中拿出五百万用于环保事业，如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项目、改善水土流失项目、支持退耕还林等环保项目。 企业核心业务与企业环保责任匹配度——高 国内的饮料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A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环保事业。A在做市场推广时宣称，所使用的包装材料可降解便于回收，并且安全无毒，成本比普通的包装材料高1%，经国际权威部门鉴定，A的这种做法为环境保护带来的价值估计在500万到800万之间，视其市场份额而定。 国内的电脑行业处于均衡竞争状态，即行业内每家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差都比较小，B是行业内较为知名的一家企业，并且已经坚持多年从事环保事业。B在做市场推广时宣称，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究，使电脑的能耗降低5%，并且使多种零部件能够循环使用，经国际权威部门鉴定，A的这种做法为环境保护带来的价值估计在500万到800万之间，视其市场份额而定。 表2. 环保责任试验场景设计 字为1~7，最左侧倾向于评价最差，最右侧倾向于评价最好(如从非常差到非常好)。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变量测量均来自于前人研究或公认采纳较多的量表。采用Vaughn (1986)测量消费者介入度的成熟量表，用决策的重要性、风险和思考程度三个问题来测量消费者对于购买某种产品的介入程度；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核心业务匹配度量表借鉴了Lafferty (2007)关于善因营销中匹配的相关研究，用兼容性、价值性和可信度三个问题来反映；企业社会活动的感知评价借鉴了BERENS (2007)和Lafferty (2007)的研究，用四个问题来测量；企业声誉分为情感声誉和认知声誉两部分，共12个问项来评价(刘靓，2005)；消费者的认知和情感采用了6个问题来测量(周文辉、杨晋，2008)，行为意向采用购买意向、支付溢价和口碑三个维度6个问题来反映(Lafferty，2007；Zeithaml，1996；蒋玉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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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基于实验的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理论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伴随着争议产生的，早期的论争围绕着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展开，介入其中的既有著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也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有影响力的论争主要有两次，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多德(Dodd)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伯利(Berle)的责任范围之争，和20世纪60年代伯利(Berle)与曼尼(Manne)关于现代企业作用的论战 3 。争议的两派始终将企业的责任观与经济观旗帜鲜明的对立起来，造成了实践界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消极态度和被动行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被认为是一种成本的消耗，主要是由于社会责任活动会降低企业的效率和收益、造成竞争者之间的成本差异，因此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不主张由企业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应该由自由市场体系里不受约束的活动来解决。自由市场不能解决的，应该由政府和立法来处理。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大阻力便来自于其对成本的消耗带来的价值损失。为了给企业家进行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实证研究很早就开始了证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假设，但是结论并不一致，缺乏理论基础的实证数据无法真正解决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问题。本研究基于实验研究的数据结论，跟据Senge (2006)提出的系统动力学和系统思考范式，构建了声誉资本驱动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系统动力模型，尝试从理论上解决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价值创造的机理问题。 5.1. 声誉资本的成本补偿机制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付出更高额的成本代价，这种代价会使企业的短期利润受损，因而企业在实践中对于履行社会责任并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短期来看似乎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但是通过前文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消费者愿意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多付出的成本支付溢价，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消费者不仅在认知情感上(喜爱和满意)对企业呈现出积极的态度(假设3通过检验)，同时也乐于在行为上(购买意向、支付溢价和口碑)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假设4通过检验)。这种响应通过企业声誉中介产生(假设5和6通过检验)，恰恰实现了企业责任观和经济观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却能为企业带来声誉的提高和无形资产的增加，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为企业吸引高质量的利益相关者，从而改善企业的价值网络，实现长期价值的增值。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可以通过声誉资本的价值创造来补偿。 5.2. 声誉资本驱动的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机理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不能直接为其所支付的成本进行补偿，而是通过声誉资本的价值增值作用来进行，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过程也是间接通过声誉资本进行驱动完成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许多无形的收益，如企业树立的公益形象、有保障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基于强烈责任观的企业文化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这些无形影响均体现为企业声誉资产价值的提升；CSR活动通过对企业情感声誉和认知声誉的提升，进而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及合作意向，声誉的提升使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增强，对企业的产品品质提供了背书性承诺，同时赋予了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更高的象征价值，也提高了企业内部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合作伙伴的组织间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搜寻成本和企业风险，对产品品质承诺的提高也能够降低搜寻成本和企业风险，象征价值的提升则能够在降低企业风险的同时提高价格溢价，员工内部的组织认同能够直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进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交易成本、搜寻成本和企业风险的降低增加了企业的伙伴价值，价格溢出的增加和搜寻成本、企业风险的降低则增加了企业的顾客价值；工作效率、价格溢出的提高以及企业风险的降低共同决定了企业价值的提升；伙伴价值和顾客价值最终也体现为企业价值的提高；企业价值的提高能够影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信心，进而促使企业确立更加明确的社会责任战略，并在社会责任活动中进行更多的投入，其系统动力机理如图2所示。 在企业正常运营中，声誉资本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而当企业遭遇某些突发性的危机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巨大作用可以使脆弱的声誉资本在面临威胁或损害时得到缓冲或补偿，促使企业尽快摆脱危机，进入正常的价值循环。当企业由于管理不善或经营疏漏导致了突发性危机时，企业的声誉资本将遭到巨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往往会使企业努力多年营造的良好形象毁于一旦。因此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要竭力避免发生这类危机，其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出现动摇，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加，价值受损。为了弥补这些恶劣影响，企业需要持续的社会责任投入(如图2虚线部分表示突发性危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间接刺激)，来聚焦公众视线，并重新使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树立信心。如此方能平衡掉突发危机对声誉资本的巨大损害，因此为了增强声誉资本的缓冲力，企业应该未雨绸缪，持续进行社会责任投入，以降低经营风险。 5.3. 责任观与经济观相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实证结论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基于声誉资本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新框架，将企业的责任观与经济观统一起来，形成良性循环(图3所示)。从企业的责任观出发，当企业确立了社会责任战略后， 图2. 声誉资本驱动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动力系统 图3. 基于声誉资本驱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价值创造的机理模型 需要设计实际的社会责任活动来实践，活动设计与核心业务以及企业形象的匹配程度影响目标受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假设2通过检验)；此外，受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行动的介入程度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假设1通过检验)。企业的责任观影响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包括企业内部的员工和股东(灰色区域)，也包括企业外部的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合作伙伴，以及更外围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这些利益相关者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受益，因而对企业声誉将会产生正向的积极的评价，企业的初始声誉存量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增值，形成了新的声誉存量，即完成了声誉资本化的过程。其结果便是对企业的经济观产生深远影响，高水平的企业声誉决定了高质量的合作伙伴，提升了企业的伙伴价值；同时吸引了高价值的顾客，提升了顾客价值；也对企业内部的员工和股东产生影响，提升了企业价值，这三种价值又具有交互影响，共同确立了企业的经济观。因而，企业的责任观和经济观得到了统一，责任观通过作用于利益相关者从而提升了声誉资本，进而正向促进了企业经济绩效的实现；而经济实力的增强则促使企业将更多的收益投入到社会责任活动中，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增值循环链条中。 这一框架有助于企业重新认识社会责任的成本补偿机制，为企业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托与实证依据。但是文章仅从消费者视角进行了实验设计和实证检验，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效应和实证检验还有待继续进行，以完备这一新框架的理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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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给运煤车喷洒抑尘剂，需要识别火车车厢之间的钩铛。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火车钩铛识别只需在站台一侧安装摄像头，对拍摄到的图像序列进行处理从而识别出钩铛。由于光照、天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采用直方图均衡算法对图像进行增强，然后提取图像的LBP纹理特征和直线特征，并进行特征融合，选用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分类器，针对不同的目标通过离线训练的方式获得SVM模型参数。针对四类目标训练了相应的SVM模型，分别为车头、车厢、钩挡和车站，对拍摄的运煤车视频图像可以实现在线识别。经过初步实验验证，提出的钩铛识别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火车钩铛的开始和结束，从而控制喷洒系统，且安装简单，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抑尘剂浪费。 关键词 :计算机视觉，视频处理，特征提取，特征融合，火车钩档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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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煤炭在铁路装车时，均采用敞篷车皮。为了防止煤炭在运输过程中被风吹散，需要在煤炭表面喷洒一层抑尘剂。一般情况下装车和喷洒是两个过程，人工装车和自动喷洒。在自动喷洒的过程中，由于车厢与车厢之间存在空隙(这个空隙被称为钩挡)，如果一直开启喷洒装置，喷洒完整列火车会浪费10%左右的抑尘剂。长期累积，会造成两方面的损失，一是抑尘剂浪费严重，二是环境污染。因此，在自动喷洒抑尘剂时，需要识别火车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钩挡，同时为了自动开启和关闭喷洒系统，需要识别火车头和尾。 钩挡识别主要是识别出车厢的结束(即钩挡开始)和开始(即钩挡结束)，当车厢结束时发送关闭信号给喷洒系统，当车厢开始时发送打开信号给喷洒系统。一般的，在铁路两边放置一对红外线装置可以很精确的识别出钩挡的开始和结束。但是存在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第一，红外线装置反馈出的信号太简单，对一些复杂的情况无法识别，例如当火车头经过时不应该喷洒的，当火车倒车时也不应该启动喷洒。第二，红外线装置通常都是在火车两侧成对铺设，如果火车的一侧没有站台，那么这一侧红外线装置的电源引接比较困难。而用计算机视觉的方法，只需要在站台一侧安装摄像头，就可以解决红外线装置遇到的困难。 目前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于火车识别已经很常见，绝大部分解决的是识别火车车号、标牌的问题[ 1 ] -[ 3 ] ，并未见到对火车钩挡识别方法有相关文献报道。本文用图像处理方法设计的火车钩挡识别系统，能自动识别出火车钩挡的开始和结束，从而控制喷洒系统，不仅能最大程度减少浪费，而且安装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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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系统概述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钩挡识别系统需要在站台的一侧近距离架设摄像头一个，对获取到的视频图像采用图像处理方法检测和识别钩挡，实际距离在2~3米，以火车车厢的上下沿占满图像为最好。具体思路是对摄像头获取到的当前图像提取特征，经过特征融合，在一定策略的支持下判断出是否存在钩挡，并反馈信息。 钩挡识别系统的流程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两大模块：计算机视觉分析和钩挡识别。 图1. 系统流程图 计算机视觉分析包括图像增强、特征提取和特征融合 [ 4 ] 。由于实际场景中的干扰因素很多，如刮风、下雨、昼夜更替，需要增强图像，提高图像质量。特征提取是识别的基础，优良的特征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提高识别率。提取多种类型的底层特征，通过融合可以克服天气变化和光线变化带来的干扰。 钩挡识别模块主要对融合后的特征矢量进行分类匹配，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当前目标进行聚类，给出各类别的概率，然后用极大似然准则得到最后的钩挡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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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计算机视觉分析 3.1. 图像增强 在车站室外监控场景中，对钩挡识别影响最大的是昼夜更替和灯光开关，都会引起图像的亮度变化，亮度的变化对某些特征的提取不利，例如颜色、直方图等。可以采用直方图均衡化的方法调整图像的全局对比度，拉伸图像的直方图，使亮度均匀的在直方图上分布 [ 5 ] 。 本文采用的直方图均衡方法基本思路是：对原始图像灰度直方图中第 级有灰度 ，根据其左右两 边 和 之比来确定其修正后的灰度 的位置 ： (1) 经整理得： (2) 因为 ， ， 为灰度级为 的像素数， 为整幅图像的总像素数，所以(2)式可进一步变换为： (3) 具体实现过程为： 第一步：得到原始图像的灰度级 ， 第二步：统计各灰度级的像素数 ， 第三步：作灰度映射表 第四步，将得到的每个cell的统计直方图进行连接，就得到了整幅图的LBP纹理特征 ，然后便可利用SVM或者其他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类。 3.2.2. 直线特征提取 直线是一种数学上简单的中层描述符号，利用它可以描述许多人造目标。运媒火车车厢尾部通常会安装梯子，方便人员对车厢进行维护，梯子的直线特征比较多，而车厢的其他部分的直线特征比较少。通过检测直线及线间的关系，可以辅助检测钩挡位置。 由于钩挡检测过程在室外实施，外界环境时常发生变化(昼夜交替、天气变化等)，所获得的原始图像亮度、对比度经常变化。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算法的鲁棒性就很重要。本文采用了Burns等人提出的相位编组法提取直线[ 7 ] ，该方法克服了已有算法只依据图像梯度的幅度信息提取直线的缺点，因而在提取低对比度直线时有明显优势。该方法主要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计算梯度，用Sobel算子或Robert算子得到梯度的幅值和方向角； 第二步：梯度方向图分割，通过得到的方向角，采用固定分组的方法进行梯度方向分割，即将360度平均分为8个区域，每个区域45度，分别标记为0，1，2，…，6，7形成标记图，将有相同标记的像素划分为一组； 第三步：连接直线支持区域，一条边缘可能会被分为若干个相距较近且编码相同的直线支持区，将同属于一条边缘的直线支持区进行连接，形成更长的直线支持区； 第四步：直线支持区拟合直线，采用最小二乘法确定最后的直线方程参数。 图4给出了对车厢进行直线提取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钩档开始(车厢尾部)时的水平直线特征明显多于车头和车厢中间。 将提取到的直线特征形成特征矢量 如下： (4) (5) 图3. LBP算法邻域示例 图4. 直线提取结果 其中， 为直线的端点， 为直线的长度， 为直线的方向。将直线 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形成矢量 。 3.3. 特征融合 为了给分类匹配提供合适的数据，需要把上面提取出的特征进行融合。由于对于该应用来说，直线特征比较重要，因此，将纹理特征和直线特征通过线性加权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当前视频帧的特征矢量： (6) 其中， 为加权系数。当然融合的方法还可以选择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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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钩挡识别 钩挡识别的过程主要分两步：离线训练和在线识别。离线训练主要用已标识过的数据训练SVM分类器参数。在线识别用已训练好的SVM分类器识别新的数据。 4.1. 离线训练 由于识别环境在室外，图像数据受外界光照变化影响比较大，因此，需要在各种光照条件下对SVM分类器进行训练，主要包括：早晨、中午、傍晚、晚上、阴天、雨天、雪天、雾天等。 SVM训练的主要思路[ 5 ] 是：构建核函数，然后用测试集验证准确率，当达到满足需要的准确率后，就可以对新数据进行识别了。 本文中SVM的核函数选取为径向基内核RBF函数 (7) 其中 为核函数的宽度。RBF核函数可以将一个样本映射到一个更高维的空间，但需要确定的参数要少，使得计算复杂度不高。 在进行 参数选择时采用 交叉验证的方法，即将训练数据集分成 份相等的子集，每次将其中 份数据作为训练数据，而将另外一份作为测试数据。这样重复 次，根据 次迭代后得到的最小均方误差MSE平均值来估计期望泛化误差，最后选择出最优的参数 。 4.2. 在线识别 离线训练好的SVM模型可以对四类目标进行识别，分别是：车头、车厢、钩挡和车站(摄像头前无火车)，综合上面的分析整个钩挡识别的流程如图5如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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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实验结果 本文的实验视频采用704 × 576的分辨率，分别对C64、C70两种运煤车进行了白天和夜晚钩档识别测试。首先对两种运煤车分别完成了3小时的钩档识别训练，采用人工标注的方法进行识别，然后用SVM模型对标注结果进行学习，最后再实现在线识别。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为C64识别结果，图7为C70识别结果，为了提高运算效率，测试时选取了100 × 250的识别框，算法只在该识别框中运算。从识别结果中看，该算法能较准确的识别到钩档的开始和结束，经过多次测试，识别率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钩档识别算法在白天的识别率要高于晚上，这是由于晚上站台上开启了较强的照明灯，灯光使得某些特征变弱甚至消失。同时C70比C64的识别率高，这是因为C70的车皮比C64 图5. 在线钩挡识别流程 Table 1 Recognition rat 车厢类型 测试时间段 测试时长 识别率 C64 白天 1小时23分42秒 96.2% 夜晚 1小时3分15秒 90.7% C70 白天 1小时15分21秒 98.4% 夜晚 1小时30分07秒 93.1% 表1. 钩档识别率 的要新、干净，因此C70的特征较丰富，准确率就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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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束语 本文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有效的火车钩挡识别系统，能自动识别出火车钩挡的开始和结束，从而控制喷洒系统，不仅能最大程度减少浪费，而且安装简单。该系统首先对视频图像做增强处理，然后从增强的结果中提取纹理、直线等特征，通过特征融合，用SVM模型对融合后的特征分类、识别。总之该系统的钩档识别率较高，具有一定的实用潜力。但该系统还需要做以下改进：1) 调整模型，提高夜晚的识别率；2) 由于是在室外，要实用必须适应全天候情况，因此要在复杂天气情况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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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广东从化石岭碱性杂岩体呈东西向展布，出露面积约9 km 2 ，属于南岭近东西向构造——岩浆岩带之佛冈岩浆岩带，岩体主要由角闪石正长岩和方钠石正长岩组成，是省内发现的唯一的碱性侵入岩体，该区也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重要的正长岩非金属矿产地。对石岭碱性杂岩体角闪石正长岩进行LA-ICP-MS锆石U-Pb定年，获得其结晶年龄为125.3 ± 3.5 Ma (MSWD = 2.6， n = 13)，为早白垩世岩浆活动的产物。其成岩作用与早白垩世岩石圈强烈伸展构造背景下的地幔物质上涌密切相关。该年龄指示从化地区岩石圈发生伸展作用的时间为早白垩世。 关键词 :从化市，碱性杂岩体，角闪石正长岩，LA-ICP-MS锆石U-Pb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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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广东从化石岭碱性杂岩体是迄今本省境内发现的唯一的碱性侵入岩体。岩体位于从化市良口镇，距广州市北东方向75 km。岩体主要由角闪石正长岩和方钠石正长岩组成，岩石本身富含碱性长石，故可作为高级陶瓷原料，目前已成为广东乃至华南著名的正长岩非金属矿床。矿床储量巨大，矿石总量达10亿吨以上。关于杂岩体的形成时代，周玲棣等(1996)获得的角闪石正长岩Ar-Ar坪年龄为127.5 ± 1.2 Ma [ 1 ] ，刘昌实等(2003)获得的方钠石正长岩Rb-Sr同位龄为144.9 ± 5.7 Ma [ 2 ] ，前者表明成岩作用发生于早白垩世，后者反映岩浆侵位时间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而广东省地质矿产局(1988)将其归为晚白垩世[ 3 ] 。研究表明碱性杂岩形成于岩石圈拉张构造背景，蕴含着重要的壳–幔作用信息及动力学研究价值。因此，有必要开展岩体高精度锆石U-Pb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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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质概况 石岭碱性杂岩体(图1)位于北东向广州–从化深大断裂西缘，产于佛冈东西向岩浆带中。岩体呈东西向分布，长约7 km，宽为0.5~2 km，面积约9 km 2 ，空间上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岩体侵入到燕山期佛冈岩体黑云母花岗岩(γ 5 2(3) )，主体岩性为角闪石正长岩和方钠石正长岩。方钠石正长岩出露于岩体西侧，面积为1~1.5 km 2 ，岩石呈灰白色，具半自形粒状、自形粒状、似斑状结构，块状、斑杂状构造。主要矿物组成：方钠石8%，铁黑云母5%，钙-钠角闪石8%，霓石-普通辉石<1%，条纹长石75%，不含独立相斜长石，是一种超溶线正长岩。 角闪石正长岩出露面积约4.5 km 2 ，呈灰白色，具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组成：正长石20%，条纹长石70%，角闪石7%，黑云母2%，绿帘石少量。岩石主要由钾长石组成，其次为角闪石、黑云母等，多呈中细粒结晶，多为半自形–它形粒状(图2)。钾长石为正长石和微斜长石，正长石呈半自形–它形板状、粒状，粒径1.0~3.0 mm，发育简单双晶，部分微弱粘土化。条纹长石半自形–它形板状，粒径1.0~5.0 mm，主晶为正长石或微斜长石，可见细小的钠长石，部分微弱粘土化。 图1. 广东从化石岭碱性杂岩体地质略图(据文献[ 4 ] 修改) 图2. 石岭碱性杂岩体角闪石正长岩镜下照片(a: 单偏光；b: 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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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采样位置位于采石场附近(GPS: E 113˚34'11''; N 23˚41'12.4'')，交通便利，具体位置如图1所示。岩性为角闪石正长岩，所采样品相对较新鲜，呈灰白色，样重约10 kg，样品编号为DD004。分析方法采用高精度单颗粒锆石LA-ICP-MS U-Pb同位素定年。 锆石LA-ICP-MS U-Pb同位素定年首先对所采集样品进行单颗粒锆石挑选，然后进行锆石制靶和相应照片拍摄，最后锆石激光溶蚀等离子体质谱分析(LA-ICP-MS)。锆石单矿物分选在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进行。锆石制靶、透反射和阴极发光(CL)照相在北京锆年领航科技有限公司完成。LA-ICP-MS锆石U-Pb定年在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开展，由ICP-MS和激光剥蚀系统联机完成。ICP-MS为美国Agilent公司生产的Agilent 7500a，激光剥蚀系统为美国生产的GeoLasPro。样品激光熔样光斑32 μm。数据处理采用ICPMSDataCal软件[ 5 ] 。U-Pb同位素定年采用标准锆石91500作外标进行同位素分馏校正。锆石标准91500的U-Th-Pb同位素比值推荐值据Wiedenbeck et al (1995) [ 6 ] 。采用标准锆石Plesovice作为监控样，该锆石的TIMS测定 206 Pb/ 238 U年龄为(337.13 ± 0.37) Ma (2σ) [ 7 ] 。样品U-Pb年龄谐和图绘制和年龄权重平均计算均采用Isoplot/Ex_ver3 [ 8 ] 完成。使用ComPbCorr#3.18程序[ 9 ] 进行普通Pb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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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广东从化石岭碱性杂岩体属于佛冈花岗质杂岩体的一部分，后者属于南岭近EW向构造——岩浆岩带之佛冈岩浆岩带。石岭杂岩体主要由角闪石正长岩和方钠石正长岩组成，是省内发现的唯一的碱性侵入岩体，该区也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重要的正长岩非金属矿产地。本文对石岭碱性杂岩体角闪石正长岩进行LA-ICP-MS锆石U-Pb定年，获得其结晶年龄为125.3 ± 3.5 Ma (MSWD = 2.6， n = 13)，为早白垩世岩浆活动的产物。本区碱性杂岩即为早白垩世中期岩石圈伸展构造背景下的产物，因岩石圈伸展减薄作用十分强烈，所形成的方钠石正长岩–角闪石正长岩组合显著区别于其它地区碱性杂岩，A型花岗岩或碱性岩组合。该年龄指示从化地区岩石圈发生伸展作用的精确时间为早白垩世，并非前人所认为的晚侏罗世或晚白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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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华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广东) (项目编码：1212011220047)”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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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选取1961~2010年新疆阿勒泰地区7站月平均低云量，月降水量，利用变差分析、Mann-Kendall、滑动t检验法、相关分析等方法来分析该地区低云量的变化及其与降水量的关系。结果表明：1) 大部分站低云量除冬季外，年及其它季节呈明显增多趋势，以1.1%~1.7%/10a的速率显著增加；2) 大部分站年、春、夏季低云量突变趋势显著，突变的时间为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前期，冬季突变趋势不显著；3) 大部分站年低云量与春、夏、秋季低云量有很好的相关性，尤其和夏季的相关性最好。除冬季低云量外，春、夏、秋季低云量有较好的持续性。 关键词 :低云量，变差分析，Mann-Kendall，滑动t检验法，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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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云在地气交换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它通过影响大气和地面接收净辐射，进而影响当地的温度、降水量等气候因子；另一方面它还对大气中水循环有重要影响。而低云在地气系统中主要表现为制冷效应，又是降水量的主要云系[ 1 ] [ 2 ] 。刘引鸽等[ 3 ] 通过对中国低云量与影响因素研究，指出低云量与与降水量、相对湿度、最大积雪深度之间呈正相关，与蒸发量和温度之间呈负相关，赵勇等[ 4 ] 通过对天山地区低云量与降水量的关系基本大于总降水量，说明低云对降水量的贡献要大于中高云系。因此，较多学者对低云量的分布特征、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都做了大量研究，如徐兴奎等[ 5 ] 对中国区域总云量和低云量的分布变化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总云量处于下降趋势，低云变化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新疆西部至青藏高原北部区域低云增加趋势，牛晓瑞等[ 6 ] 分析了秋季华北地区低云量与500 hPa环流指数的关系，王亚敏[ 7 ] 等指出了西北地区低云量空间分布是自东南向西北减少，且低云量在1997年上升趋势显著，牛晓瑞[ 8 ] 等对新疆夏季低云量的长期变化及影响因素也做了分析，指出了近45 a新疆夏季低云量增加趋势显著，夏季低云量与副热带高压、极涡及青藏高原高度场指数关系密切。 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最北部，地形复杂，有高山丘陵、河流湖泊、沙漠戈壁，是气候的敏感和脆弱地带。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该地区区域气候特征及对全球气候变暖区域响应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9 ] 。庄晓翠等人[ 10 ] -[ 16 ] 对本地区降水量、温度方面研究较多，但对低云量研究较少。阿勒泰地区是以牧业为主的地区，草场大部分是靠自然降水量供牧草生长所需水分，夏季自然降水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草场的长势和质量。2007~2008年阿勒泰地区遭遇了近50 a一遇干旱，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17 ] 。近几年阿勒泰地区一直在开展科学可行的抗旱增水规划，适时开展地区生保护人工增水工程建设项目，充分开发利用空中水资源，有效增加山区冰雪储量，增大降水量面积，有效增加地表河流径流量，有效缓解水资源不足这一突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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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选取1961~2010年阿勒泰市、哈巴河、吉木乃、布尔津、福海、富蕴和青河站7个国家级基准、基本气象站的月平均低云量、月降水量等相关气象要素。定义春季为3~5月，夏季为6~8月，秋季为9~11月，冬季为12月~翌年2月。气候值取1961~2010年的平均。全地区的要素值取7个站累加后的平均。 分别采用线性趋势、变差分析[ 18 ] 、Mann-Kendall(M-K)法[ 19 ] [ 20 ] 和滑动t检验法[ 21 ] 、相关分析对该地区低云量的气候变化特征及其与降水量的关系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