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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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会排斥”的基本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学者勒努瓦(Lenoir)。勒努瓦他主要描述的是法国当时在经济领域内的排斥现象，他认为当时的法国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总人口正遭受着社会的排斥。为了明确形容这些被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在外，并被人为贴上“社会问题人士”标签的群体，例如“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等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 [ 1 ] ”，他提出了社会排斥的概念。勒努瓦(Lenoir)虽然最早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但他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后来的西尔弗(Silver)则更是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使用、模糊的、多角度的和边缘宽广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解释 [ 2 ] ”。 高夫(Gough)和奥洛夫松(Olofsson)认为，社会排斥其实是来源于对社会分化的研究，是社会学学者在社会分化与整合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并总结出的概念，即“社会排斥的部分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的研究 [ 3 ] ”。 一些学者认识到“参与”在社会排斥研究中的重要性。伯查特(Burchardt)和勒格朗(Le Grand)指出，“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居住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社会成员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参与不足或缺少参与机会都被学者视为一种社会排斥过程。两位学者对于社会排斥的研究都强调了要重视被社会排斥的主体的参与性、地域性和相对性。萨拉切诺(Saraceno)认为，社会排斥过程中主体的“参与性”是基于对公民权利的分析。个人被社会排斥，指的是个人作为公民无法参与或只能拥有部分参与国家、社会活动的权利。“如果研究者在研究中仅仅把社会排斥作为非社会整合的一种表达，作为从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现象，没有意识到公民权利在社会排斥分析中的意义，那么，讨论社会排斥的意义也就被降低了 [ 4 ] ”。 国外社会排斥理论中，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排斥理论影响深巨。他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中断或者可能中断参与社会的表现 [ 5 ] ”。吉登斯不仅关注社会排斥的主体性即被排斥成员自身的原因，更在于重视研究社会排斥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尤其关注形成排斥的社会机制，即人们如何遭受社会排斥的。吉登斯认为，社会排斥是不以人的社会地位为转移的，即无论社会地位高的人还是社会地位低的人都会遭到社会的排斥，其中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排斥，但是这两种排斥方式却迥然不同。所以吉登斯根据社会地位的差异将社会排斥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层人士的主动排斥，它是自愿的，即所谓的“精英反叛”，是精英阶级已经牢牢地垄断了社会资源，没有必要再参与公共体系了；另一类是社会下层人士的被动排斥，它是非自愿的，是上层人士对下层人士的排斥，由于上层人士牢牢地掌握了社会资源，挤压了社会底层人士向上流通的空间和机会。 根据吉登斯的社会排斥理论，可以将我国目前教育失衡问题划分为主动教育排斥和被动教育排斥两个方面。主动教育排斥即指社会上层享有让子女享有更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或者无需参与普通大众的公共教育竞争体系，直接享有最后受教育的成果。被动教育排斥是指“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由于经济、信息、权力等资源的限制，无法使其子女享受到社会主体成员子女所享受到的教育权利。 [ 6 ] ”。现在，很多社会上层子女的成长路径主要是从小接受贵族式或重点中小学的教育，形式性地参加中国的高考或者直接出国留学，接受国外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因为在公众视野中，往往认为国外高等教育比国内高等教育更为出色，即使未必如此，拥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在国内依旧享有较高的认可度。底层社会子女成长路径则由于经济贫困等原因，在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上往往充满障碍，无法顺利实现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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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重点学校设置——教育分布格局背后的利益对立 “重点”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同类事物中的重要的或主要的”，因而重点中学即是“重要的或主要的中学”。之所以要设立重点中学是受我国当初的国情所决定的。建国之初，百废待新，为了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文件《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直接促成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迅猛发展，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激增的同时，教育质量却在大幅下滑。因此，我国做出要兴办重点中学的决定。1953年，教育部下发了文件《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学校的意见》，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兴办194所重点中学，目的在于逐步提高中学教育质量，培养合格毕业生，并试图通过办立重点中学取得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动全国教育的整体发展。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在短短三年内全国的初中数量增长了192%，教育质量又一次大幅度下滑。所以，1962年教育部出台了文件《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要求在全日制中、小学校中挑出一批学校设立为重点学校，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使这些重点学校成为全国教育事业中的骨干和模范。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办好重点中学是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部于当年颁发文件《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明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努力总结教学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1983年，教育部又重新申明了建立重点中学的重要性，并颁布文件《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明确指出“重点中学应成为模范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质量较高，具有示范性、试验性的学校”。另外，我国政府为了发展教育事业还颁布了其它一系列关于建立重点中学的政策，这些都促进了重点中学的发展。 重点学校制度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对我国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推动了少数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加快精英人才的培养 [ 7 ] ”弥补了我国建国初的人才缺口。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大众教育的普及，这种制度愈发暴露出种种不适应社会需求的弊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不同阶层子女乃至城乡子女接受教育机会的差距拉大等后果，进而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目前，我国已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但在各地不断出现的省级示范、市级示范学校等，实质是另一种变相的重点学校。我国实行的“就近入学原则”，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学区制。”虽然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但是现实操作的结果往往有悖初衷。掌握着着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往往会抬高该学区的房价，要买这种学区房又需要相当的经济收入，其结果就是进一步把社会底层人员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 当前，学生进入重点学校的途径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是学生通过勤奋学习在入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进入重点学校；第二种类型是利用非合理化路径进入重点学校。第二种类型若要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两种：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通过择校、借读的方式，缴纳高额费用进入重点学校，而如果家庭富于社会资本，运用社会关系网络便可让子女进入重点学校。这两种方式虽然依靠的资源不一样，但实质上都是上层社会的成员通过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来购买或换取优质教育资源。而绝大多数底层社会家庭并不具备换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他们的子女只能通过异于常人的努力学习，通过取得优异成绩的一般渠道进入重点学校，然而僧多粥少，重点学校的招生名额有限，再加上相当一部分的招生名额被提前占据，所以能考上重点中学的普通家庭的子女比例就很小了。故而，重点学校的设置容易导致底层社会家庭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受到掠夺和挤压，并最终可能被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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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高考制度短板——加大教育受众差距的助推器 高考公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在我国，高考的性质远远不仅仅是一场国家规模的考试，它更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成功通过高考的人一般都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获得人生的幸福。 高考作为“实现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价值需求的重要机制，其功能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它通过其遴选、甄别以及间接引导等作用的发挥，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高考在制度上保证了所有考生平等享有参与教育竞争和接受高等教育稀缺资源的机会，因为高考允许每一个高中毕业生甚至成人，都能够在同一个评价机制下参与竞争，最后凭自己的成绩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会受到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此外，它还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社会下层的人士也有机会通过高考实现向上流动，一定意义上它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保持整个社会的活性，所以高考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必要存在。但是，因为某些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操作手段，或因为其他一些不公平的因素，高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被人为建构出来某种不公平性，很多社会成员尤其底层民众在高考实践中利益受损，成为教育受众两极化分布的被排斥一极。 4.1. 高考辅助手段的差异强化 现在，我国已有一部分成员无需让其子女参与高考这种公共的大众竞争体系。他们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已经足够雄厚到可以确保他们的子女无需这般竞争，日后也可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和成功，或者他们让子女无需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留学，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是子女在国内考不上好的大学，让子女去国外“镀金”拿个学历之后回到国内的家族企业工作。这种非全民参与性本身就已经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同时，不同阶层的家庭高考辅助手段的差异也在日益强化，相对于富裕家庭子女，底层贫困家庭的子女在高考辅助教育资源方面严重缺失。在唯分数论的竞争体系中，贫困家庭难以支付高额的费用为孩子请家教，上各种培训班，并且请家教、上辅导班这种社会风气日盛，辅导班上的提前授课，造成现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复习再复习的过程，导致老师讲的也不再认真细致，误以为学生都懂了，这种情况就给支付不起课外辅导费用的学生造成了极大的学习困扰。更有极端的情况，某些老师上课故意浅教辄止，意图让学生在课外上他的辅导班来赚取外快。因此，这种高考辅助资源的相对丧失使得贫困家庭的学生很难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或是在竞争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这些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使通过了高考，大多数也只能进二本、三本、大专一类的学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来农村孩子考取大学的比例越来也高，但考取211、985一类的名校的比例却越来越低了。反之，上层社会成员的子女不仅一直在学校内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资源，也享受着优裕的高考辅助资源，在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他们最后的受教育程度和水平必然会远胜于那些底层社会成员的子女。那些看似公平的评价和竞争规则，实质上已经不公平了。 4.2. 高考辅助型政策操作中的低信度和低效度 高考制度的辅助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信度和效度也广泛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如高考加分政策、落后地区学生差别录取政策、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这些辅助性政策出台的初衷都是为了加强高考制度本身的公平性，这种辅助性政策的积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框架，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来唯分数论的评价指标，完善高考制度本身的人才选拔作用，在大学自主招生和加分政策中都综合考虑了考生中学的综合变现以及家庭、地域情况建立起了多元评价体系。这些政策为那些来自教育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的子女带来了福音，但也容易产生各种教育不合理现象。例如，在历年高考中，各种利用少数民族身份政策加分的案例屡见不鲜。现在，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信度和效度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因为其公平性完全建立在高校自身的诚信上，虽然“实际上在现行录取体制下，高校拥有的所谓‘招生自主权’仅仅就是120%的投档比例、1%的机动指标，以及一些特殊类型招生较大的自主决定权，但恰恰是这些有限的权力(量的方面)却出现了权力约束的‘真空’” [ 8 ] ，并且“我国是一个以家庭宗法制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由于传统文化心理惯势的作用，人们办事仍习惯于‘找熟人、拉关系、走后门。’” [ 9 ] 。能在这种程度上找到关系和熟人的大多数都是富有社会资本的上层人士。再加之，这些高校政策的自主招生政策自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漏洞，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的“三代内无大学生”的优惠招生政策为例，其制度漏洞是无法有效地将政策惠泽农村贫困学生，即有些农村贫困家庭可能在三代内有大学生，反而农村富裕和干部家庭却有可能在三代内没有大学生。同样，三代之内没有大学生的不一定是贫困家庭，有大学生的也不一定就是非贫困家庭。这些原本是为了给下层社会家庭子女带来惠泽的辅助性政策不见得富有成效，反而可能被人利用。因而，即使在看似最公平的教育竞争规则下，也有可能使底层社会成员受到教育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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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学习动力弱化——强化社会差异的观念阻滞 教育功能多样，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文化提升的根本动力，其核心作用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底层社会成员尤为关切的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 5.1. 教育“投资–回报”的观念受阻 笔者将侧重从个人教育投资与回报的关系视角分析教育的经济功能。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们用于教育和训练所花费的费用可作为一种资本投入，是一种不同于物质投资的人力投资。个体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也是一种新的资本。正如哈佛的一条校训所言“The education level represents income.”“教育的投资多少，对个人来说，是以后获得高学历、高工资的决定因素。”这种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比甚至比单纯的物质资本投资还要高。 当前，社会教育对底层人士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削弱。对底层社会成员而言，现行的教育投资的负担大大地加重，教育的投资期大大地延长，这已经超过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了。在以前，读完小学就可以直接将教育的投资转化为实质性的财产性收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了。然而现在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高等学校的扩招，虽然让更多的社会下层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实质上却是对学历含金量的一番稀释。例如，现在高中文凭并不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求职资本，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后才有机会将教育投资转换为经济收入，甚至是只有在接受到名牌高校的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后才能够富有成效地将教育投资转换为经济收入。因而，高校的扩招对底层社会成员的惠泽有限，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读大学的希望或看不到读大学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底层社会成员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也在不断降低。因为学历只有在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相挂钩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并且后者的效能比例还在呈现着扩大的趋势。这也就解释了当前为何许多社会底层家庭倾家荡产让子女获得高学历后，却依旧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反而使家庭深陷教育债务深渊的原因。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针对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校扩招现象提出批评，指出教育系统只是复制社会不平等的符号暴力，将文化垄断、社会地位乃至经济收入紧密相连。在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关键时期，底层社会成员在师资、经费、设备等资源配置上匮乏，更无法摆脱劣质的文化圈，而通过教育对未来进行投资的目标更是受挫。 5.2. “流动孔”——教育资源的分享障碍 教育的社会功能在这里不是侧重于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指的是“教育作为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将成为推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重要力量。” [ 10 ] 。对底层社会成员而言，在日趋封闭的社会里教育的可能是他们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最可行的途径，他们期盼着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己以后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接受教育会削弱父辈给子孙后代所造成的经济劣势，而且越是处于底层，教育所产生的这种效应就越显著。一旦人们成功地接受主流教育，就有机会改变以前的社会经济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可以摆脱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但是，相对于几代人都是精英的家庭，贫困家庭出身的精英可能无法获得相等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回报，对后者来说，正规学历证书的现实推进作用实际比预想要小得多。底层社会成员在向上流动中很少受到主流教育机制的积极影响，从中产生的精英分子在社会竞争中也很难从主流教育机制中获益。 在我国当前现行的教育体系公平失衡和社会阶层固化的状况下，社会的开放性不断衰减，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封闭性不断地得到强化。这种社会现状使得教育对底层社会成员的向上推动效用正在不断弱化。因为底层社会的青年原先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社会机会正在不断地遭到来自社会上层的挤压。按照“玻璃天花板”效应说，当底层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向上攀升时，会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阻隔了他们向顶端流动的可能。这道屏障类似于透明的玻璃天花板对上层社会成员起着防止下沉的保护作用，对于底层人士则意味着无法真正接近社会顶层。笔者认为，这块透明的玻璃板不尽然是完全封闭的，它允许存在诸多裂缝和小孔以确保这个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教育就是这块透明玻璃板上较大的一个“孔”，也可称之为“流动孔”，它是社会下层人士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最主要途径。但是社会主流竞争和筛选机制会自觉制造一些堵塞教育流动孔的措施，以阻碍过量下层社会成员通过流动孔挤进上层社会，从而避免下层社会成员分享上层社会的优质资源和特权。上层社会人员包括拥有先赋资源的人员和后来通过教育流动孔上升到上层社会的人员，他们都担忧来于下层社会人员的生存竞争，故而通过掠夺和垄断教育资源来修补流动孔，以阻扰或减少下层社会人员上流。于是，下层社会人员的上升通道变窄，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大，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通过教育流动孔，而大多数人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社会边缘人士更是无法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 5.3. 形成隔离——弱者亚文化的传递 基于对教育上述功能弱化的洞察，弱者的学习动力消退，而这对于个人的发展是相当危险的。底层社会成员通过接受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和改善生活条件的信念发生动摇，造成了许多出生于社会底层的青少年即使有受教育的机会也不愿意接受教育了，“被自愿”地退出了大众公共教育体系，从而陷入“马太效应”中，即“穷者愈穷”效应，甚至会导致一种贫困亚文化的传递。贫困文化理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于《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1959年)一书中提出。这一理论认为，在日常生活的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聚居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了自身特殊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穷人群体内部的互动从而使群体成员在生活中与其它社会成员相对隔离，因此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圈，即贫困亚文化。同时，生活在这种亚文化圈内的群体又在不断地通过“圈内互动”加强这种亚文化，甚至这种亚文化会被制度化的传延下去，即在这种亚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的下一代又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文化发生代际传递。以至于群体内部的成员及其后代都很难摆脱这种贫困。简言之，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人口具有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是一系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这使贫困人口安于现状，并认同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而底层社会的人士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实质上也是对自己经济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心理认同。这种心理认同不仅仅是在一代人内部传递，即自己的心理认同会影响到他人，又受到他人的反向影响。而且这种心理认同还会在代际内传递，具有很强的韧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教育作用的弱化、自己社会地位低下”这类的看法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看法，再加之父母的交际圈就是这种心理认同的亚文化圈，因而在这种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也会很自然地习得这种心理认同，会认为自己经济贫困和地位低下是与生俱来得，呈弱化趋势的教育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自己还是安于现状，服从命运罢了。这种亚文化在下一代中产生的影响甚至要显著得强于在上一代中的影响。因此贫困亚文化的传递又会产生新的贫困亚文化，循环往复，没有尽头，除非被某些外力因素打破，这种外力就是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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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束语 在社会转型新时期，我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团体通过教育排斥那些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从而实现精英团体代际间的社会继替。然而，在阶层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底层社会成员的子女很难在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接受教育的动力也在下降，这只会导致更多的学生辍学，不仅为他们自身的发展产生恶劣的影响，也再生产了贫困阶层。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开放性的而不是阶层封闭的，它需要必要的上下流通，如果完全封闭了社会的流通渠道，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只会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爆发。要促进社会更健康地发展，就必须保证这种社会流动性，就必须促进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使得底层社会成员的子女能够享有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改变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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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产业依存度、经济贡献率分析旅游业对博罗县域经济的影响；通过产业区位熵模型测算衡量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旅游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判断其经济发展趋势，得出相应结论和发展建议。 关键词 :区位熵，产业依存度，旅游经济带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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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概况 旅游产业对县域经济的贡献越来越重要 [ 1 ] ，2013年罗浮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之后，罗浮山及其周边地区无疑成为博罗县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其旅游发展无疑对博罗县旅游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环罗浮山经济带已初步形成，该区域包括七个镇：公庄、柏塘、湖镇、横河、长宁、福田、龙华。博罗县旅游发展已经取得较大成绩，为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大罗浮旅游圈”于2011年启动建设，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 [ 2 ] 于2013年罗浮山风景区成功创建5A级景区后开始加快推进。总体来看，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空间布局较为分散，缺乏示范区辐射带动，尚未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产业链没有得到充分延伸，产业层次结构较低，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整体基础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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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3.1. 总体经济发展态势 由表4可知： 1) 2015年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GDP达169.03亿元。根据博罗县统计年鉴资料计算得2015年年末七 Table 3 Locational entropy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Boluo county from 2010 to 201 年份 旅游业区位熵 第一产业区位熵 第二产业区位熵 第三产业区位熵 固定资产投资密度 2010 0.32 1.85 0.89 1.08 0.79 2011 0.42 1.89 0.91 1.10 0.79 2012 0.52 1.86 0.92 1.03 0.77 2013 0.58 1.87 0.91 1.03 0.84 2014 0.53 1.83 0.97 0.94 0.86 2015 0.58 1.81 0.98 0.97 0.87 平均 0.49 1.86 0.93 1.03 0.82 表3. 博罗县2010年~2015年各产业区位熵 注：此表根据博罗县2010~2015年统计公报及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Table 4 2005-2015 Huanluo Fushan tourism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D 年份 博罗县GDP (亿元) 七镇GDP合计(亿元) 七镇GDP/全县GDP (%) 2005 144.95 38.46 26.53 2006 165.08 42.67 25.85 2007 198.34 51.87 26.15 2008 229.23 61.34 26.76 2009 250.68 70.26 28.03 2010 291.18 80.36 27.60 2011 342.20 93.78 27.41 2012 396.03 104.13 26.29 2013 444.44 117.33 26.40 2014 501.05 133.48 26.64 2015 547.12 169.03 30.89 平均 —— —— 27.14 表4. 2005~2015年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GDP发展概况 注：根据博罗县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镇总人口数为58077人，进一步计算得到2015年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人均GDP达29.11万元，是2015年全县人均GDP的5.7倍(博罗县2015年统计公报公布的全县人均GDP为5.1365元)。这表明和博罗县总体水平相比，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5 ] 。 2) 从2005年至今，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历年GDP在县域GDP中的占比围绕26.77%上下浮动。这表明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近些年缺乏经济增长新亮点，经济发展处于平稳徘徊阶段。同时表明着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的旅游业还未充分发挥经济拉动效应、旅游乘数还未充分释放，旅游业尚未引领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的新一轮经济发展高潮。 3.2. 优势产业 采用区位熵来分析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的主导优势产业 [ 6 ] 。其中环罗浮山七镇为博罗县的一个次区域，博罗县为基准经济。由于缺乏相关行业细分统计数据，文章用第一产业区位熵反映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七镇的农业的优势与主导性，用第三产业区位熵间接反映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七镇的旅游业的优势与主导性。 由表5可知： 1) 近年来第一、二产业区位熵分别为1.45和1.15，均大于1。这表明，与博罗县整体水平相比，当前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的主导产业仍然是第一、二产业。虽然占据了罗浮山这个旅游发展得天独厚的母品牌资源，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第三产业发展仍相对滞后。 2)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区位熵逐年递增，第二产业区位熵则逐年递减。这表明，农业仍然是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未来的主导产业。而旅游业一旦被充分激活、旅游乘数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则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有望成为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下一阶段的优势产业。同时也表明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未来的优势产业很可能产生于第一、三产业的融合产业，例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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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政策建议 1) 从产业区位熵看，农业是博罗县的传统优势产业，旅游业整体专业化水平较低。但从近几年经济依存度及经济贡献率来看，传统农业对县域经济的拉动潜力已触顶回落，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率正逐年下降；旅游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还比较低，但自2010年博罗县成功创建广东省旅游强县以来，县域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度在逐年增强，旅游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因此，博罗县应充分重视旅游业与农业的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高科技农业等乡村旅游，既充分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力、融合力及催化、集成作用，激发农业、农村及农民生活焕发新生机，也借助已有的优势产业(农业)带动旅游业发展跃升到一个更高平台，进而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高潮。 2) 博罗县旅游业专业化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都低于惠州市整体水平，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经济依存度及其对县域经济的贡献率呈现出一种稳定波动的趋势。这暗示着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整体处于投资相对不足、缺乏新亮点的发展阶段。因此，博罗县应进一步提高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全面提升旅游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旅游精准扶贫”、“全域旅游”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Table 5 2009-2015 Huanluo Fushan economic zone three region entrop 年份 第一产业区位熵 第二产业区位熵 第三产业区位熵 2009 1.38 1.27 0.58 2010 1.36 1.15 0.68 2011 1.45 1.15 0.66 2012 1.47 1.15 0.67 2013 1.47 1.14 0.69 2014 1.49 1.11 0.71 2015 1.51 1.08 0.76 平均 1.45 1.15 0.67 表5. 2009~2015年环罗浮山经济带三产区位熵 注：根据博罗县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3) 罗浮山景区是博罗县第一个和目前唯一的5A级景区，近年来旅游发展态势良好。农业是环罗浮山经济带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主导产业，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还未成为该区域的主导产业，但已显示出逐年增强的良好态势。因此，博罗旅游应首先充分发挥罗浮山已形成的符号资本与经济资本，以环罗浮山旅游经济带为抓手，以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为发展为主导方向，加大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旅游供给侧改革，全面提升旅游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运用“旅游+”(或“+旅游”)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桥梁的一、三产业融合新业态，例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并以此为辐射，最终带动博罗县旅游精准扶贫、全域旅游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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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现有生产系统中协作计划、生产计划以及调度方案不能同步制定的问题，考虑在供应链环境下有协作的计划与调度，建立了以完工时间最短、加工成本最低以及总拖期最短为目标的包含机器设备和操作工人两种约束资源的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设计了SPEA2算法，在其中设计了既适合双资源要求又能满足协作决策要求的包含工序编码、机器编码、工人编码以及协作决策变量的染色体对编码方式，并对染色体的交叉变异等操作进行了改进。最后，用仿真实验来验证本文模型的正确性及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协作计划，多目标，集成模型，双资源调度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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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产调度是企业生产中面向任务组织生产、适应内外环境变化以及对外协作的核心模块。目前大部分相关研究只考虑到了机器设备这一个约束，然而据统计各领域中有60%~90%可归于人误行为/行动 [ 1 ] ，然而目前一般的调度问题在建模时往往并不考虑操作这些机器设备的工人因素 [ 2 ] [ 3 ] [ 4 ] 。自从Nelson给出双资源的定义 [ 5 ] 后，目前，国内外已有关于双资源生产调度问题的研究，但比较少：J. Xu等 [ 6 ] 对双资源约束系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方叶祥等 [ 7 ] 同时考虑机器设备和操作工人两种资源，对并行生产线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鞠全勇等人 [ 8 ] 对具有多道工艺路线约束的双资源作业车间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虑到大量存在于实际作业车间调度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建立了模糊调度的数学模型；John等 [ 9 ] 基于学习遗忘作用来对考虑任务类型因素的双资源车间调度模型进行求解；刘晓霞等人 [ 10 ] 提出了一种双资源作业车间调度的生产费用计算方法；Kher等人 [ 11 ] 基于学习和遗忘规则来求解双资源模型；文献 [ 12 ] [ 13 ] 采用when/where/who等工人转移规则来求解双资源模型；Bernd等人 [ 14 ] 基于优先级规则来求解双资源问题；随着智能算法的出现，不少学者开始用遗传算法 [ 15 ] 等智能优化算法来求解该问题。文献 [ 16 ] 运用自适应蚁群算法对双资源车间调度进行优化求解；袁亮等人 [ 17 ] 对多目标的双资源柔性车间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用改进的遗传算法来进行求解；EIMarghy [ 18 ] 采用三维的染色体编码方法对遗传算法进行改进以求解双资源制约车间调度问题，并对单资源车间调度和双资源车间调度中6种分派规则性能进行了对比分析；孙志峻 [ 19 ] 为了研究双资源调度问题，在为工件分配机器设备和操作工人时介绍了一种调度算法，该算法将分派规则、遗传算法以及规约法结合，从而满足了其特定的性能评价指标。此外，由于不同的工人与机器设备的比率不同，生产调度中所涉及到的加工性能也不同，已有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在对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最终结果。综上，已有的研究对多资源调度问题研究尚浅，对双资源调度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此外，生产调度的实施需要计划的指导，计划是调度的目标，调度约束了计划。在传统的企业生产中，总是先有计划再有调度，但资料显示，20%~30%的生产计划将由于计划与执行阶段之间的时间延迟而被修改 [ 20 ] ，从而使计划得不到理想的优化；传统计划的制定往往以静态的生产状态为基础，而不考虑实际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也未曾考虑自身加工能力不足时的协作问题，这将导致计划与调度的严重脱节。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 [ 21 ] [ 22 ] [ 23 ] [ 24 ] 能有效的解决该问题。目前过于理想化的单目标优化算法已无法解决调度本身具有的多目标性问题 [ 25 ] 。自Chryssolouris和Chan [ 26 ] 提出计划与调度的概念之后，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Bao Zhenqiang [ 27 ] 等研究了基于Pareto的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Arsenyan Jbid [ 28 ]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提出了一种集成的模糊方法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计划；Zhou Hong [ 29 ] 采用混合协同进化算法来求解集成产品计划问题；Bechendorff [ 30 ] 为了提升生产系统的柔性引入了可选生产计划；Phanden Rakesh Kumar [ 31 ] 认为工艺规划与调度是生产中最重要的两块，将二者有效的集成对提高计算机集成制造的效益至关重要，为此提出了一种将工艺规划与调度进行集成的有效方法。 但是考虑双资源的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建立了一种以完工时间最短、加工成本最低以及总拖期最短为目标的包含机器设备和操作工人两种约束资源的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并选择了SPEA2 [ 32 ] 算法对其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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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建立模型 2.1. 问题描述 本文所研究的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中，有n个工件需要在由w个工人、m台设备组成的生产单元内加工完成。每个工件包含一道或多道工序，各工序间存在先后约束，每个工序可在一台或多台设备上加工，且设备的单位时间加工费用已知，但不同设备性能不同，因此工序的实际加工时间随设备性能的不同而不同。有w个工人，每个工人可操作一台或多台设备，且w < m。同一工人操作不同设备的效率不同，不同工人操作同一设备的效率也有所差异。因此工序的实际加工时间也因工人操作效率的不同而产生影响。由于企业自身加工能力不足，有一部分工件需要外包完成，假设工件一旦外包则整体外包，且协作伙伴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协作任务。 调度的目标是确定所需协作的任务和各加工任务在设备上最佳的加工顺序以及合适的设备和操作设备的工人，使得资源配置最优，同时使完工时间、生产成本和总拖期这三个性能指标相对最佳。 2.2. 目标函数 本模型需要同时进行优化的目标函数如下： 生产成本函数 完工时间函数 ，其中 总拖期函数 其中各字母表示的含义如下： 表示工件 ； 表示工件 的总工序数； 表示工件 的第 道工序； 表示自行加工的工件的数量； 表示外包给协作伙伴的工件的数量； 表示决策变量， ； 表示工件 的协作成本； 表示工序 的完工时刻； 表示设备 的工时费； 表示工人操作设备 的工时费； 表示工序 在设备 上的理论加工时间； 表示工序 受工人操作效率的影响在设备 上的实际加工时间； 表示工人所操作设备的时间； 表示工人操作设备 的影响因子； 表示工件 的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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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算法设计 由于同时考虑了协作和双资源，本文基于SPEA2算法设计了适合本文模型的染色体编码、选择、交叉、变异操作，使算法能合理的制定协作计划，同时能进行生产作业排程和工人分派，从而更好的求解该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 3.1. 编码方式 根据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的特点，设计了如图1所示的编码方式。其中，一个完整的染色体对由工序编码、机器编码、工人编码以及协作决策变量编码四部分组成。 工序编码采用如下方式：同一个工件用相同的实数表示，工序的顺序即为其所对应的实数对应出现的顺序。如图1所示，第一次出现的1表示第一个工件的第一道工序，第二次出现的1表示第一个工件的第二道工序，第三次出现的1表示第一个工件的第三道工序，以此类推。 机器编码采用基于实数的编码方式。结合本文算例，染色体1-3位分别表示加工第一个工件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工序的机器，以此类推。 工人编码方式与机器编码类似。 图1. 带协作的染色体编码 协作决策编码采用0，1编码方式，用0表示协作，用1表示自行加工。协作决策变量染色体的长度等于工件数，首先随机生成一个0、1序列，结合本章中5个工件的算例，生成了如下的一条染色体，第一位的1代表工件1自行加工，第二位的1代表工件2自行加工，第三位的0代表工件3外包生产，以此类推。 3.2. 选择操作 尽可能使用国际标准单位(公制)，如厘米、千克、秒，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英制单位，如“3.5英寸磁盘”。避免把公制与英制混合使用。 本文所设计的算法在构造新群体时，首先进行环境选择(Environmental Selection)，其时间复杂度为 ，然后进行繁殖选择(Mating Selection)。整体的平均时间复杂度为 ，具体选择过程 如下： 在进行环境选择时，将适应度值 的个体 存放到归档集 中，即： 为进化种群， 为归档集的规模。若 ，则再选择 个适应度值小的支配个体放至 ；若 ，则通过修剪过程进行删减： 一直到 。 其中 表示个体 和 中第 个个体之间的距离。 按顺序删除距离最近的个体。如图2所示，该图是一个规模为 的拥有两个目标 和 的 的修剪示意图。图中共8个个体，为此需要进行修剪。经计算，显然1和1l之间距离最近，然而它们与各自相邻的个体之间的距离各不相同，1与1r之间的距离小于1l与2r之间的距离，所以删除个体1。同理，再依次删除多余的两个个体——个体2和个体3。 环境选择完之后，用锦标赛法对 选择配对。 3.3. 交叉操作 工序交叉：采用基于工序编码的IPOX 交叉操作。如图3所示，把所有的工件随机分成两个非空集合J1和J2，复制P1包含在J1的工件到C1，P2包含在J2的工件到C2，保留它们的位置，复制P2包含在J2的工件到C1，P1包含在J1的工件到C2，保留它们的顺序。 机器交叉：首先随机产生a个交叉点(a为不大于染色体长度的实数)，依次在M1和M2中选出这a个交叉点所对应的机器，并交换，M1和M2中其他的机器保留到子代产生两个子代C1和C2。如图4所示，随机交叉点为3个，分别是2，5，8位置。 工人交叉：与机器的交叉方法类似。 协作决策变量染色体交叉操作：随机选取h个交叉位(h < n，n为工件数或协作染色体的长度)，将父代染色体中对应位置上的基因进行交换即可。如图5所示，X1，X2分别为两条父代协作决策变量染色体，选取的交叉位有两个，分别是第一位、第三位，分别交换X1和X2中第一、第三位上的基因，便得到两个新的子代染色体C1和C2。 图2. SPEA2归档集修剪 图3. 工序交叉操作 图4. 机器交叉操作 图5. 标协作决策变量染色体交叉操作 3.4. 变异操作 工序变异：采用随机插入变异方式。先随机选择一个工序，然后再随机产生一个插入点，将该工序插入到产生的插入点位置，如图6所示。 机器变异：随机选择机器编码染色体中的一个基因，从可加工集里面任选一个替代，如图7所示。 工人变异：跟机器的变异方法类似。 协作决策变量染色体变异操作：随机选定一个变异位，由于采用的是0、1编码，变异时，变异位上的0变异为1，1变异为0即可。如图8所示，所选取的变异位为第三位，变异位上原本是1 (自行加工)，经过变异后变为0 (协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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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仿真与分析 本文采用拥有8台机器，6名工人和5种工件的某机械加工厂的应用案例来验证本文所构建的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算法以Java编程语言实现，程序运行环境为P4 CPU，主频2.8 GHz，内存1.25 G。该多目标进化算法的执行参数为：种群大小50，进化代数200，变异概率0.001，交叉概率0.6。 详细加工信息如下：表1给出了工件原材料成本；表2给出了各工件的详细加工参数；表3给出了机器所对应的工人集以及效率；表4给出了工人单位时间加工费用。 程序运行完成后得到一组解，在生成调度方案的同时给出了生产协作计划，现列出其中一部分解，如表5。由表中数据可知，将部分工件外包给协作伙伴可以有效的解决拖期问题。可见，本文既考虑差异性操作效率又考虑集成协作的模型更贴近生产实际。 为了更为直观，我们根据上述试验结果给出了相应的对照调度甘特图。其中，图10为仅考虑工人差异性操作效率的调度方案中的一个解，图9为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方案中的一个解，后者考虑了协作，而前者没有。 很明显，图10中工件1和工件5均未能在其规定的交货期内完成任务，而图9中考虑了协作，将由于自身加工能力不足而无法及时完成的任务3和5外包给协作伙伴，在成本等其他目标不超预算的前提下，不仅大大缩短了完工时间，还有效地解决了拖期的问题。 图6. 工序变异操作 图7. 机器变异操作 图8. 协作决策变量染色体变异操作 Table 1 Cost of raw material 工件号 J1 J2 J3 J4 J5 原材料成本Cm (元) 160 210 440 340 570 表1. 工件原材料成本 Table 2 Detailed processing parameters in production schedulin 工件 工序 协作成本 加工时间t (小时) 交货期Di (小时)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J1 O11 450 — — — 12 — 10 9 — 60 O12 17 — — — 17 10 — 15 O13 — 24 — 11 — — 10 — J2 O21 950 — — 16 10 21 14 — 17 — O22 8 12 — — 19 11 — — O23 — — — 15 — 21 25 — O24 — — — — 18 — 9 — O25 12 15 — 14 9 — 10 — O26 — 9 — 7 10 8 — — J3 O31 700 — 14 — — — — 17 — — O32 — 23 23 17 — 18 — — O33 — — 20 9 22 — — 21 O34 7 — 10 — 8 11 9 — J4 O41 400 — 18 — — — 17 18 — 80 O42 — — — 10 — — 12 — O43 — 8 11 8 — — 9 20 J5 O51 500 — — 24 10 16 — — — 60 O52 — — — 17 — — — 8 机器单位时间加工费用a/(元·h -1 ) 8 5 10 9 7 6 9 4 表2. 生产调度问题的详细加工参数表 Table 3 Worker set corresponding to each machine and impact facto 工人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W1 1.2 1 W2 0.8 0.9 W3 0.9 0.9 W4 1.1 0.9 W5 0.9 0.7 W6 0.9 1.1 表3. 机器对应的工人集以及影响因子 Table 4 Processing fees per unit tim 工人 W1 W2 W3 W4 W5 W6 工资(元/小时) 20 15 15 20 15 20 表4. 工人单位时间加工费用 Table 5 Pareto optimal solution set of the dual-resource scheduling with collaboratio 序号 优化目标 加工成本 完工时间 总拖期 协作任务 1 21468 153 71 2 22727 147 62 3 23451 154 56 4 24289 140 49 5 25473 132 28 6 26380 141 19 7 27127 107 31 4 8 28500 112 18 5 9 29963 103 9 3 10 30770 94 4 2 11 30879 99 3 2 12 31719 101 2 1，3 13 31981 122 0 1，3 14 32370 93 0 3，5 15 33081 88 0 2，3 16 33303 86 4 1，3，5 17 34050 84 0 2，3，4 18 35589 79 2 2，3，5 19 35881 79 1 2，3，5 20 36783 79 0 1，3，4，5 表5. 考虑协作情况下的部分双资源优化调度Pareto解集 图9. 考虑协作的计划与调度甘特图 图10. 不考虑协作的计划与调度甘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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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本文在研究存在差异性工人操作效率的双资源调度问题的基础上，考虑实际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因企业自身加工能力不足而需要将部分任务外包的情况，建立了双资源多目标集成协作计划与调度模型。针对该模型的特点，对SPEA2算法进行了改进，在其中设计了一种既适合双资源要求又能满足协作决策要求的包含工序编码、机器编码、工人编码以及协作决策变量的染色体对编码方式，并对染色体的交叉变异等操作进行了改进。最后，用仿真实验来验证相应的模型，结果证明所建模型是正确的，所改进的算法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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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苯乙醇苷化合物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且具有显著的药理活性特性。广泛的存在于植物中，主要分布于玄参科、蔷薇科、列当科、车前科、马鞭草科等高等植物中。这类化合物的药用价值较高，来源较广泛，因此研究比较多。本文对国内外有关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研究作一综述，主要综合研究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植物主要来源、提取、分离及合成方法、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同时对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药理作用机制做了较详细介绍，对苯乙醇苷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苯乙醇苷，药理活性，结构分类，含量测定，研究进展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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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苯乙醇苷是一类酚苷类化合物，由苯乙醇和糖组合形成。母核通常为β-葡萄糖，其中苯乙基和羟基被羟基或甲氧基取代，肉桂酰基被甲氧基取代，通过酯键或糖苷键形成天然糖苷类化合物，该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双子叶植物中。1950年Stoll等研究人员从松果菊的根部分离得到了松果菊苷，这是具记载以来第一次获得苯酚类化合物。1963年Scarpati M [ 1 ] 等研究人员从玄参科地中海毛蕊花中分离得到第一个苯乙醇苷毛蕊花苷后，目前从自然界分离得到的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己近200多种 [ 2 ] ，大多数来自于民间药用植物中并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由于该类化合物结构广泛相似，有较强的生物活性等特点。引起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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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在植物中的分布 植物中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分布广泛，在较进化的科目中集中分布：玄参科、木樨科、马钱科、车前科、木兰科、菊科、蔷薇科、列当科、唇形科、苦苣苔科、马鞭草科、小檗科、马齿笕科、爵床科，玄参目和唇形目等多种植物中均发现苯乙醇苷类化合物，药用植物地黄、红药、醉鱼草、石胆草、女贞、独一味、肉苁蓉、连翘、玄参、广防风、车前草、小蜡树等 [ 3 ] 中也均含有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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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提取分离及合成方法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提取分离：由于该类化合物结构类型相近，极性也非常接近，所以一般的分离方法很难将其全部分离获得单体化合物。该类化合物通过传统的柱色谱法得到的产率很低，因为其中所含有的酚羟基的基团在固体色谱柱上容易吸附。但采用溶剂提取法提取分离的效果较佳。一般选用水、甲醇、乙醇等萃取溶剂浓缩后萃取，转溶，除去如树脂等不能溶于水的杂质；脂质通过选用石油醚脱去，然后选用乙酸乙酯提取，去除脂溶性杂质；正丁醇萃取水层，得到苯乙醇苷，水洗除去水溶性杂质；然后用有机溶剂洗脱，得到粗苷。粗苷通过使用色谱法进行纯化。崔言坤 [ 4 ] 等通过大孔吸附树脂和动态轴向分离技术，建立最佳分离制备工艺进行苯乙醇苷类化合物麦角甾苷(acteoside)、异麦角甾苷(isoacteoside)、torenoside B的分离。董贝涛 [ 5 ] 等利用超声辅助双水相提取、大孔树脂扩张床吸附分离及聚酰胺树脂、反相硅胶及葡聚糖凝胶等柱层析技术，建立了荒漠肉苁蓉苯乙醇糖苷高效、规模化的提取分离方法。聂韡 [ 6 ] 等以X-5型大孔树脂为吸附剂，获得所选用树脂的最佳吸附能力，用水洗脱除去水溶性杂质，然后使用乙醇洗脱，得到提取物中含有苯乙醇苷。成功有效的分离纯化了广东紫珠中的苯乙醇苷类成分。李丽 [ 7 ] 等利用电喷雾多级串联质谱技术确定相应化合物的分子量，从而将肉苁蓉中的苯乙醇苷类化合物进行了分离纯化。刘影 [ 8 ] 等以LC-MS和H NMR为分析手段，分别对系列混合物样品进行数据采集，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对连翘活性提取物进行分析和纯化。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合成研究：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广泛分布在植物群落中，但含量均较低(0.02%~0.40%)，与环烯醚萜苷、木质体苷及其他的糖苷共存，分离提取较为困难，样品量提取较少，难以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因此进行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全合成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1) 生物合成：植物中生物合成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生物合成己被证实，盛长忠 [ 9 ] 等通过不同培养基、光照、pH值、植物生长物质配比条件下培养愈伤组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用HPLC法进行指纹谱图分析，pH值为6.0，25℃黑暗培养时愈伤组织中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含量最高，达9.1%。得到的荒漠肉苁蓉愈伤组织可以用于替代天然的肉苁蓉中提取的苯乙醇苷类化合物。郭志刚 [ 10 ] 等利用肉苁蓉组织培养技术生产苯乙醇苷类活性成分，并成功得出盐生肉苁蓉的愈伤组织或细胞可以代替肉苁蓉生产苯乙醇苷类活性成分。王金芳 [ 11 ] 依据肉苁蓉植物中苯乙醇苷类成分谱学数据及特征，对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可能的生物合成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2) 化学合成：至今己有40多年对于第一个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发现至今，但关于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化学合成的报道并不多见，可以预见此类化合物的化学合成有较高的难度。Howard [ 12 ] 等首次报道了Acteoside的全合成，使得化学合成走入研究学者的视野。叶新山 [ 13 ] 等利用生物电子等药物设计原理改造类叶升麻苷获得了具有神经保护活性的苯乙醇苷衍生物。周峰岩 [ 14 ] 选择Arenarioside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新的化学合成策略，进行了Arenarioside及其类似物的合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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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天然产物结构为：通过酯键和糖苷键与β-吡喃葡萄糖将苯丙烯酸和部分苯乙醇连接。苯乙醇化合物可根据其母核中糖的数量和不同类型的糖分为苯乙醇单糖苷、双糖苷、三糖苷和四糖苷。图1为单糖苷苯乙醇苷类化合物，苯乙醇单糖苷类化合物母体糖苷为β-吡喃葡萄糖糖苷。其他位连接其他的糖。图2为双糖苷苯乙醇苷类化合物 [ 15 ] 。图3为三糖苷苯乙醇苷类化合物 [ 16 ] 。四糖苷类苯乙醇苷类化合物较为少见，目前已知的有lunaroside，marruboside，magnolioside C，ballotetroside，trichosanthoside B，and velutinosides I and II [ 17 ] ，Raduloside为目前已知的第7种四糖苷类苯乙醇类化合物，是从马樱丹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图4为以上六种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 18 ] 。 图1. 单糖苷类苯乙醇苷化学结构 图2. 双糖苷类苯乙醇苷化学结构 图3. 三糖苷类苯乙醇苷化学结构 图4. 四糖苷类苯乙醇苷化学结构 该类化合物通常的分子结构由四部分组成：1) 苷元：一般情况下为苯乙醇或其衍生物，也通常会有酚羟基、甲氧基或脂基进行取代；2) 中心葡萄糖：苯乙醇上的α-羟基一般与1位的糖苷或苯乙二醇的α-羟基与β-羟基和1位和2位的糖苷形成六元环的结构。其中葡萄糖的2， 6位一般被取代基进行取代；3) 苯丙烯酰基：中心葡萄糖的2、3、4、5、6位通常与该基团连接，苯环结构酚常被羟基、甲氧基或脂基进行取代；4) 其他取代糖基：，2、3、4、5、6位的中心葡萄糖通常与葡萄糖、鼠李糖等糖基连接。另外，只存在苷元和中心葡萄糖的化合物，没有苯丙酰基。郑晓珂 [ 19 ] 等通过色谱技术，根据理化性质及光谱数据。分离、鉴定了4种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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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理化性质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无定形粉末，通过苯乙醇和糖结合形成的糖苷，通常与环烯醚萜类共同存在。这类化合物具有吸湿性和可溶于甲醇、水、乙醇、稀醇等极性较大的溶剂，在极性较小的有机溶剂中不溶，可在UV365下显蓝色荧光，在FeCl 3 -K 3 [Fe(CN) 6 ]和具有Fe离子的FeCl 3 水溶液中显蓝色，在10% KOH或NaOH水溶液中会变为深黄色，因此可以作为碱试剂。其中的酚羟基，可通过薄层色谱酸水解，检测识别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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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药理作用 近几年许多的研究表明，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抗肿瘤、抗氧化、免疫调节、增强记忆力、保肝、强心等作用，具有显著的抗菌作用。为了进一步研究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现对其药理作用做一综述。1) 抗菌作用：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大多数都具有抗菌的活性。何文君 [ 20 ] 等从鹿茸草中提取分离鉴定了4种苯乙醇苷类化合物。首先考察TPG的抑菌作用，确定了TPG的最小抑菌浓度(MIC)和最低杀菌浓度(MBC)。2) 抗炎作用：白蓉等 [ 21 ] 采用热板法和扭体法研究独一味中苯乙醇苷类提取物(L-PhGs)的镇痛作用；用角叉菜胶和新鲜鸡蛋清致炎模型来观察了其抗炎的作用。3) 免疫调节作用：赵锦媛 [ 22 ] 对铁破锣中已分离鉴定出的单体皂苷类化合物进行了免疫调节作用研究，通过药物经典途径抗补体活性测定表明，Bia-4、Bia-5、Bia-103单体化合物的抗补体活性与阳性药相比效价相当，其IC50值为200~250 μM期间。4) 增强记忆作用：肉苁蓉中的类叶升麻具有改良正常小鼠学习记忆的功能。5) 抗肿瘤作用：聂安政 [ 23 ] 发现秦皮中主要含苯乙醇苷类化学成分。并主要研究了其抗肿瘤作用。6) 抗氧化作用：聂韡等 [ 24 ] 通过超声提取广东紫珠中连翘酯苷B和金石蚕苷，用HPLC法测定其含量，并研究了其抗氧化活性的相关性，并确定苯乙醇苷类为广东紫珠中主要的抗氧化成分，与自由基清除率和总还原力相关。Ijaz Ahmad [ 25 ] 等在Buddleja davidii分离出的n-BuOH-soluble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并进行深层次的研究。7) 保肝作用：马蓉 [ 26 ] 研究了螃蟹甲总苯乙醇苷在四氯化碳诱导的肝损伤大鼠体内发挥保肝的作用及其作用机理，并得到螃蟹中螃蟹甲总苯乙醇苷能够显著降低四氯化碳中毒大鼠血清中的ast，alt(p0.01)，是其产生保肝作用的主要活性部位。8) 抗辐射作用：闫瑶 [ 27 ] 研究了6种苯乙醇苷单体对X射线辐射损伤人皮肤成纤维细胞(Human Skin Fibroblasts， HSF)的体外辐射防护活性，从中筛选出辐射防护作用最强的苯乙醇苷单体并进一步筛选其最佳体外辐射防护剂量。9) 抑制弹性蛋白酶活力作用。10)抗病毒作用：禹玉洪等 [ 28 ] 研究表明连翘中苯乙醇苷类和木质素苷类组分对化脓性链球菌、变形链球菌、流行性感冒病毒等多种病毒、细菌有抑制作用。11) 强心作用：宋光西 [ 29 ] 等研究了苯乙醇苷具有强心的作用，并得出该类化合物具有很强的药理活性。 通过对苯乙醇苷类化合物深入研究和其药理作用不同功效的挖掘，对于苯乙醇苷类化合物治疗人类的各项疾病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和解决效果。也对探索这类化合物的药理学特性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