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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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比较在昏迷患者的营养支持方式中，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和鼻饲对患者全身营养状况的改善情况及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方法：对77例长期昏迷患者分造瘘组37例和对照组40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造瘘组行胃肠造瘘术进行肠内营养支持，对照组进行鼻饲，观察记录治疗前后的血常规、生化等及出现便血时间、肺部感染时间、以及抗生素使用种类与时间。结果：在造瘘组37例患者中，6例在后期治疗观察中出现大便隐血阳性，占16.22%；在鼻饲组有16例患者出现隐血，占40.00%，卡方检验显示，P = 0.021 < 0.05，有统计学意义。造瘘组有16例患者出现了肺部感染，占43.24%；鼻饲组有19例患者出现了肺部感染，占47.50%，卡方检验显示，P = 0.708 > 0.05，无统计学意义。造瘘组有27例患者在治疗后白蛋白较前升高，占73%，10例白蛋白较前下降，占27%；鼻饲组有15例患者白蛋白较前上升，占37.50%，24例白蛋白较前下降，占60%，1例无变化。卡方检验显示，P = 0.006 < 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技术相比鼻饲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全身营养状况，降低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但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两组无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胃造瘘术，营养支持，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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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昏迷患者无法自主吞咽，需要营养支持，长期补充全肠外营养不仅成本高，还易造成静脉损伤、静脉炎及深静脉感染，长期禁食还会使肠道细菌移位，细菌、毒素吸收入血而影响全身脏器功能，导致MODS的发生。故临床一般采用鼻胃管或胃肠造瘘的方式来补充肠内营养 [ 1 ] [ 2 ] 。 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PEG/PEJ)是在内镜引导下，经皮穿刺放置胃/空肠造瘘管，以达到补充人工胃肠营养和(或)减压的目的，适用于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的吞咽困难、进食困难，但又需长期提供营养支持、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可用于脑血管意外、外伤、肿瘤、脑部手术后意识不清、口腔或鼻饲补充营养有困难者 [ 3 ] 。与普通鼻胃管相比，该造瘘术可减少胃食管反流、食管长期压迫摩擦引起的鼻咽部的刺激和不适，比长期鼻饲者更易管理和耐受，便于护理，方便给药，可长期留置 [ 4 ] 。此项研究旨在探讨比较在昏迷患者的营养支持方式中，PEG/PEJ和普通鼻胃管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及营养支持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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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 2014年1月~2018年6月间收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消化科、ICU、神经外科等科室住院的长期昏迷患者共77例，其中脑出血患者28例，脑梗病人34例，脑外伤9例，其他6例；男性48例，女性29例；PEG组37例，其中男21例，女16例，年龄35~82岁，平均年龄65.92 ± 12.82岁；鼻饲组40例，男27例，女13例，年龄41~85岁，平均70.25 ± 11.37岁，经t检验，P = 0.12 > 0.05，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相对无明显差异，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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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纳入标准 符合Glasgow评分3~10分标准，男女不限，年龄不限，经昏迷病人家属同意，对研究内容充分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入组昏迷病人尚未出现明显胃肠功能衰竭症状，心肝肾未出现明显衰竭现象；无胃肠癌病史，无肝肾移植病史，无严重心脏病病史，凝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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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手术方法 常规方法进胃镜，利用胃镜光源确定穿刺点；皮肤消毒、铺巾、局麻，切开皮肤，以16号套管针垂直刺入胃内；拔出针芯，送入环形导丝；插入圈套器，套紧环形导丝，与胃镜一起退出；将拉出口腔的环形导丝与造瘘管末端的环形导丝呈“8”字型环扣套牢；牵拉腹壁侧的环形导丝，将造瘘管经口腔、食管、贲门到达胃内，由腹壁造瘘口拉出；再进镜，观察造瘘管头与胃壁接触是否合适，固定造瘘管及连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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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分别行胃造瘘术和鼻饲，观察两组患者在手术前后的血常规，超敏，生化，大小便常规等；以及期间出现的便血、肺部感染时间、以及抗生素使用种类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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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统计方法 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 <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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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治疗结果 7.1. 消化道出血 在表1中可见，在造瘘组37例患者中6例在后期治疗观察中出现大便隐血阳性，占16.22%；在鼻饲组有16例患者出现隐血，占40.00%，卡方检验显示，P = 0.021 < 0.05，有统计学意义。 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技术相比鼻饲能更加有效减少消化道出血的发生。 Table 1 Comparison of stool occult blood result 组别 隐血阳性 隐血阴性 P值 造瘘组 6 (16.22%) 31 (83.78%) 0.021 鼻饲组 16 (40.00%) 24 (60.00%) 表1. 大便隐血结果比较 7.2. 肺部感染 在表2中可见，造瘘组有16例患者出现了肺部感染，占43.24%；鼻饲组有19例患者出现了肺部感染，占47.50%，卡方检验显示，P = 0.708 > 0.05，无统计学意义。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技术和普通鼻饲相比不能降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Table 2 Comparison of incid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 组别 感染阳性 感染阴性 P值 造瘘组 16 (43.24%) 21 (56.76%) 0.708 鼻饲组 19 (47.50%) 21 (52.50%) 表2. 肺部感染发生率比较 7.3. 血清白蛋白 在表3中可见，造瘘组有27例患者白蛋白较前升高，占73%，下降10例，占27%；鼻饲组有15例患者白蛋白较前上升，占37.50%，下降24例，占60%，1例无变化。卡方检验显示，P = 0.006 < 0.05，有统计学意义。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技术比鼻饲更能改善患者的营养情况。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rum albumi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 组别 白蛋白上升 白蛋白下降 无变化 P值 造瘘组 27 (73.00%) 10 (27.00%) 0 0.006 鼻饲组 15 (37.50%) 24 (60.00%) 1 (2.50%)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白蛋白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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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讨论 1) 昏迷患者不能进口进食，长期营养支持治疗是昏迷患者的重要治疗方法。全肠外营养容易造成胃肠黏膜受损，引起黏膜萎缩而导致胃肠功能障碍，肠内营养能有效避免肠衰竭的发生，又为康复提供良好营养条件。目前临床上，肠内营养最常用的是放置鼻胃管，在短期内，鼻胃管和造瘘术一样有效，都能给予患者充分的营养支持。但对于需要长期进行肠内营养支持的患者，在临床应用中还存在许多制约之处及并发症。如对喂养食物的要求较高；管腔容易堵塞需要重新更换胃管；管子不易固定，容易移动，临床中鼻胃管由于各种原因脱落的案列较多；鼻胃管破坏了正常的贲门功能，对食管黏膜存在刺激，更加容易出现反流，甚至导致误吸的发生。对外在形象来说，鼻胃管的存在还会影响美观。诸多国内外研究表明胃造瘘一种即安全又可靠的营养途径，并且并发症较少，主要包括切口感染、导管移位、造口旁渗漏、导管堵塞等。在本研究中，造瘘组的营养支持相比鼻饲组更加有效，与诸多研究报道相符合。 2) 应激性溃疡的产生原因不是单一的，是由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的，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a) 胃肠黏膜防御功能下降；b) 胃肠黏膜损伤因子作用相对增强；c) 神经内分泌失调。i) 胃肠黏膜防御功能下降：研究表明，胃肠黏膜微循环障碍是应激性溃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 5 ] 。在应激状态下，胃肠黏膜的血流量减少，黏膜微循环出现障碍，导致黏膜缺血缺氧，使黏膜屏障保护功能受到破坏，最终导致溃疡。ii) 胃肠黏膜损伤因子作用相对增强：胃酸作为黏膜损伤因子在消化道溃疡的发生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应激状态下，黏膜内的H + 总含量增加，使黏膜内pH值进一步下降。此外，前列腺素能通过抑制胃蛋白酶原和胃酸分泌，从而达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而在应激状态下，胃黏膜前列腺素的含量明显减少，对胃蛋白酶原和胃酸的分泌抑制作用减弱，导致胃蛋白酶原和胃酸分泌增加 [ 6 ] 。因此在临床中质子泵抑制剂能有效减少应激性溃疡的发生。iii) 神经内分泌失调：应激状态下，TRH分泌增加 [ 7 ] ，促进胃酸与胃蛋白酶原分泌，降低胃内pH值。在对应激性溃疡的治疗中，肠内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仅作为一种营养支持，更是一种防治手段。此本次研究的37例造瘘组患者中，未出现严重并发症，说明PEG是一项安全可靠的技术；在防治溃疡出血方面，造瘘组中有6例在后期治疗观察中出现大便隐血阳性，相比鼻饲组的16例，发病率明显降低；可见PEG与普通鼻胃管鼻饲相比，能有效减少应激性溃疡出血的发生率，与目前大多数研究报道相吻合。 3) PEG和鼻胃管都能有效改善患者营养情况，但有关其并发症的的研究有多种不同观点，其中对吸入性肺炎的争议尤其多。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胃造瘘相比常规胃管鼻饲能明显降低危重病患者吸入性肺炎的发病率。此如陈红等 [ 8 ] 通过对两组危重患者分别采用鼻饲和经皮内镜下造瘘术行长期全肠内营养，研究结果提示胃造瘘组患者相比鼻胃管组能使吸入性肺炎发病率显著降低，同时，PEG还可以避免由于长期放置鼻胃管所致的鼻窦炎、咽炎和食管溃疡等并发症，减少因烦躁、意识障碍而拔出胃管的可能。武桂琴等 [ 9 ] 也通过对两组患者分别采用鼻饲和经皮内镜下造瘘术行长期全肠内营养，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白蛋白、体重指数、反流性食管炎以及吸入性肺炎的发病率，结果下显示PEG组的患者的白蛋白及体重指数在治疗后较鼻饲组显著增高，并且随者时间延长，PEG组的优势越大；PEG减少对食管的刺激，减少了食物的反流，减少对食道的损伤，还能减少了误吸的几率，降低吸入性肺炎的发生。郭召军 [ 10 ]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在吸入性肺炎的发病率方面，造瘘组为6.7%，而鼻胃管组为63.3%，差异显著，PEG组吸入性肺炎的发病率明显低于鼻胃管组。有部分研究则认为，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相比使用鼻胃管鼻饲并不能降低吸入性肺炎的发病率。Gomes等 [ 11 ] 进行了一项Meta分析，目的是比较使用鼻胃管和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进行肠内营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果显示：在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组患者中，吸人性肺炎发病率为32.53%，而在鼻胃管组患者中，吸入性肺炎发病率为39.24%，因此认为在控制肺炎发病率方面，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相比鼻胃管并无明显优势。此外，极少数临床研究提示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的肺炎发病率较鼻饲组的发病率反而增高。 此外，本研究由于病种特殊，病例样本较少，并且由于患者病情较重等诸多临床因素限制，对于应激性溃疡出血不能一一做胃镜检查，只能凭据临床表现加出现便血来判断，并且由于长期昏迷卧床，测量体重不便，故对营养改善指标无法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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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在前列腺电切术后持续膀胱冲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抽签法将行前列腺电切术的130例患者分为病例组与对照组，每组65例。对照组术后持续膀胱冲洗中给予常规护理，病例组则成立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实施分层护理。记录各组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置管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术前、术后1个月分别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生活质量评分(QOL)，并通过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分析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膀胱冲洗时间、置管时间、住院时间方面，病例组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05)；病例组膀胱痉挛发生率6.15%，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7.69%，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8.46%、27.69% (P < 0.05)；2组术后PISS评分、QOL评分比术前均显著下降，且病例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病例组患者满意度98.4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3.08% (P < 0.05)。结论：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设立，实施专职化分层护理能明显缩短前列腺电切术后膀胱冲洗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 :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前列腺电切术，膀胱冲洗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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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前列腺增生为男性独有疾病，且患者年龄越大，其发病率越高，表现出排尿障碍症状，给患者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影响其生活质量 [ 1 ]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TURP)具有创伤小、安全性高、恢复快等特点，被认为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 [ 2 ] 。但该术式术后需持续膀胱冲洗，以避免血凝块产生，不利于术后恢复 [ 3 ] 。而膀胱冲洗时因冲洗过快、尿量统计不当等相关因素可能引发尿管阻塞等并发症，引发护患纠纷。为此加强TURP术后持续膀胱冲洗管理至关重要。专职化分层护理为新型护理模式之一，护理人员各司其职，通过培训、考核、激励相关制度提高护理人员专业水平及工作积极性，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目前专职化分层护理多在危重症患者急救中应用 [ 4 ] [ 5 ] [ 6 ] ，而关于其在持续膀胱冲洗中的应用无。基于此，本研究通过与常规护理比较，分析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在TURP术后持续膀胱冲洗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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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抽选本院2016年1月~2018年4月收治的前列腺增生患者130例。纳入标准：均经临床、影像学、镜检等确诊；均行TURP治疗，知情签署同意书；年龄80岁以下；依从性均较好；资料完整。排除标准：肝、肾、心、肺功能异常；凝血障碍；严重尿路感染、合并引发排尿障碍的其他疾病；前列腺癌；认知障碍；资料不全。随机抽签法将患者分为病例组与对照组，各65例。2组对象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有可比性(表1)。本次研究通过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 组别 n 年龄(岁) 病程(年)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IPSS，分)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病例组 65 65.47 ± 7.65 3.82 ± 0.51 24.83 ± 2.75 47 18 对照组 65 66.00 ± 6.59 3.88 ± 0.50 25.31 ± 3.29 50 15 χ 2 或t 0.423 0.677 0.902 0.365 P 0.673 0.499 0.368 0.545 表1. 2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2.2. 方法 1) 对照组TURP术后给予常规护理：对患者生命体征观察，术后留置尿管，常规冲洗装置(1 L一次性引流袋、三升袋)，生理盐水冲洗膀胱，对引流液颜色观察，凭主观意识确定冲洗速度，同时对患者及其家属常规教育，纠正其错误观念(如引流液、冲洗速度间的相关性)，避免患者或家属自行对冲洗速度调节。2) 病例组TURP术后成立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包括护士长、主治医师、护师、护士等，实施三层、三组制度，其中三层指的是护理人员层级，3层级为护师，工作年限至少6年，综合能力强，2层级为护士，工作年限至少3年，1层级为低年资护士。根据护理人员分层、考核成绩等分为三组，各组搭配1名3层级、2名2层级、2名1层级人员，再按照患者情况分配护理人员，保证护理的专业化及质量。专职化小组分工：各组工作包括膀胱冲洗管理、并发症防治及其他。①膀胱冲洗管理。首先选择科学的冲洗装置，包括膀胱专用冲洗管道、3 L袋装生理盐水、塑料杯0.5 L与2抗反流引流袋2.6 L的子母式集尿袋，冲洗时将冲洗液加温。冲洗时保持患者会阴、尿道口干净，碘伏消毒2次/d，及时将引流液倾倒；同时设计应用引流液比色卡，提高引流液颜色判断客观性，根据颜色、出血情况合理调整冲洗速度。由3层护士对颜色、患者主观感受等相关信息记录。②并发症防治。如通过观察引流液颜色、保持管道通畅、指导患者排便等方式预防术后出血；通过肛门括约肌锻炼、按时排尿、床上被动活动等预防尿失禁、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发生。另外对患者生命体征密切观察，加强健康宣教及心理疏导。为提高专职化分层护理效果，需加强小组成员培训，包括膀胱冲洗优化装置、冲洗时最佳温度、并发症防治方法等，培训后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执行。 2.3. 观察指标 1) 观察记录2组患者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置管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如膀胱痉挛、尿管堵塞等)发生率。2) 症状恢复情况：术后1个月通过IPSS评分评价2组患者症状恢复情况(出院后通过电话或门诊复查获取)，包括尿频、夜尿次数等7种症状，满分35分，分数越低提示症状越轻。3) 生活质量：术前、术后1个月通过生活质量评分(QOL)评价患者生活质量，满分6分，分数越低提示生活质量越好。4) 满意度：通过自行设计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了解患者满意度，包括服务态度、操作水平等，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三个等级，满意度 = 100% − 不满意率。 2.4. 统计学处理 SPSS 17.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以例和率表示，行χ 2 检验，若理论频率<5则行连续性校正χ 2 检验；计量资料以 表示，手术前后行配对样本t检验，2组间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标准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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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膀胱冲洗时间等指标 病例组膀胱冲洗时间、置管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related indexes of bladder irrigation time in 2 groups of patients ( 组别 n 膀胱冲洗时间(h) 置管时间(d) 住院时间(d) 病例组 65 30.36 ± 4.05 4.18 ± 0.75 6.30 ± 0.86 对照组 65 43.18 ± 5.13 6.00 ± 1.02 8.15 ± 1.06 t 15.814 11.590 10.927 P <0.001 <0.001 <0.001 表2. 2组患者膀胱冲洗时间等相关指标比较( ) 3.2. 术后并发症情况 病例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2 groups of patients [n (%) 组别 n 膀胱痉挛 尿管堵塞 * 电切综合征 * 术后感染 * 合计 病例组 65 4(6.15) 0(0.00) 1(1.54) 0(0.00) 5(7.69) 对照组 65 12(18.46) 2(3.08) 3(4.62) 1(1.54) 18(27.69) χ 2 或连续性校正χ 2 4.561 0.508 0.258 0.000 8.927 P 0.033 0.476 0.611 1.000 0.003 表3. 2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统计结果比较[n (%)] 注：*表示行连续性校正χ 2 检验。 3.3. IPSS评分、QOL评分 术前，两组IPSS、QOL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两组IPSS评分、QOL评分比术前均明显下降，且病例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4。 Table 4 Comparison of IPS scores and QOL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in 2 groups of patients (， points 组别 n IPSS评分 QOL评分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病例组 65 24.83 ± 2.75 6.59 ± 0.87 * 4.80 ± 0.54 1.52 ± 0.21 * 对照组 65 25.31 ± 3.29 7.30 ± 1.00 * 4.78 ± 0.60 2.00 ± 0.25 * t 0.902 4.318 0.200 11.853 P 0.368 <0.001 0.842 <0.001 表4. 2组患者手术前后IPSS评分、QOL评分比较( ， points) 注：与同组术前比较， * P < 0.05。 3.4. 满意度 病例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5。 Table 5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2 groups of patients [n (%)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病例组 65 57(87.69) 7(10.77) 1(1.54) 64(98.46) 对照组 65 33(50.77) 21(32.31) 11(16.92) 54(83.08) χ 2 9.181 P 0.002 表5. 2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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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TURP为前列腺增生治疗有效手段，能恢复膀胱位置及其功能，改善尿频等症状。但TURP术后需持续膀胱冲洗，受冲洗速度、冲洗装置等影响，膀胱冲洗可能引发膀胱痉挛等相关并发症，加上前列腺增生患者年龄偏大，多合并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机体抵抗能力差，手术创伤应激反应大，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为此TURP术后持续膀胱冲洗中加强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7 ] [ 8 ] 。 目前专职化分层护理尚无统一概念，但其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分层小组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二是专业性强，操作水平高。同时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定期进行专业培训，以更好地各司其职，合作共事，以提高服务质量。专职化分层护理是未来临床护理进展方向之一，但目前专职化分层护理研究集中在危重症患者急救效果分析，而少有研究报道专职化分层护理在前列腺增生、膀胱持续冲洗等中的应用。由于医护人员专业水平、年资经验、工作态度等不一，传统护理工作中可能出现大材小用、工作积极性低等问题，除了影响工作外，还可能引发医疗纠纷。同时受疾病类型、疾病严重程度等影响，常规护理可能耽误病情，不利于疾病恢复。对此提出专职化分层护理，依据年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工作执行能力等综合考虑后将医护人员分层，根据分层分工，且对自行工作负责任，实施责任制度及奖励制度，刺激医护人员提高工作积极性及学习积极性，以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同时根据分层培训，切实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TURP术后易出现膀胱痉挛、电切综合征等系列并发症，而引发上述并发症的原因较多，包括置管时间长、膀胱冲洗温度不适合、患者体质、心理素质差等 [ 9 ] [ 10 ] 。相关研究发现，膀胱痉挛等并发症发生与冲洗装置、冲洗液温度、冲洗速度等多种因素有关 [ 11 ] [ 12 ] [ 13 ] [ 14 ] 。本研究病例组成立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根据护理人员年资等分层级、分组，各组各层级护理人员涉及，明确各自工作内容，由3层级人员进行膀胱冲洗管理、并发症防治工作，2层级人员辅助，具体内容包括改良膀胱冲洗装置，加热冲洗液，碘伏消毒，引流液比色卡应用，为引流液颜色观察、引流速度调整提供客观依据，以保证引流的精确性。并发症方面依据危险因素或病因预防性处理，如肛门括约肌锻炼、按时排尿等预防尿失禁 [ 15 ] [ 16 ] 。1层级人员对患者生命体征观察，做好相关记录工作。各分层人员各司其职，相互协作，以提高护理质量。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常规护理，成立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实施专职化分层护理能明显缩短TURP患者膀胱冲洗时间、置管时间及住院时间，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前列腺增生症状改善更明显，生活质量提高。这可能与膀胱冲洗装置改良、冲洗液温度控制、自制比色卡等应用保证冲洗合理顺畅，减少膀胱刺激，减少交感神经兴奋性，进而以减少膀胱痉挛等并发症发生有关。由于专职化分层护理报道较少，无统一概念，不同学者对其理解不同，关于其规范化定义有待日后进一步分析，其用于TURP术后持续膀胱冲洗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 综上，TURP术后持续膀胱冲洗中应用专职化分层护理小组实施专职化分层护理，不仅能减少并发症发生，促术后良好恢复，而且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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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口述历史是一种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历史研究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主要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方式为主。近年来，伴随着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与网络、通信以及多媒体技术等的发展，口述历史面临着全方位的机遇与挑战。它改变着口述历史的采访、呈现、传播、留存等环节，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方式，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隐私权、娱乐化等问题，需要口述历史的参与者们共同解决。 关键词 :口述历史，数字化媒体，数字化传播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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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其在采访、呈现、传播和留存等环节都与传媒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尤其是数字化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播方式带来了显著的变革，口述历史也在信息记录和表现、传播等方面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也表现出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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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口述历史的定义 关于口述历史的具体定义，目前还有统一的界定。根据美国著名口述历史研究专家唐纳德·里奇的观点，“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 [ 1 ] ”。路易斯·斯塔尔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是不加工的原始资料。中国大陆在引入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后，也将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做了区分。 笔者根据文献资料进一步整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见表1)。具体而言，口述史料包括个人亲闻亲历以口传或笔记的形式写下的文字性内容，也包括别人采访者对口述做的记录；而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在受访者访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加工，希望能再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或方面 [ 2 ] 。 Tabl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ral histor 口述史料 口述历史 学科 史料学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 历史学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 基本含义 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 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和研究 呈现方式 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 访谈影像、录音、文字等 特点 未加工的记录 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 参与者 自己或他人记录整理 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 表1. 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的区别 2.1. 口述历史的特点和内涵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传播主体包括访谈者和被访者两人，通过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人际传播交流，同属于口述历史的内容创作者；传播媒介上，传统的口述历史以大众媒体为主，新媒体成为新的传播方式。 从内容的角度看，口述历史在交谈内容和搜集资料基础上加工形成，能够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并能接受鉴定确认。类型包含政治、文化、军事等，表现形式可以是文字、录音和视频等。 总之，口述历史是以采访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音为基础，可以借助其他资料佐证和加工，通过口头、录音或录像等方式，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和传播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 [ 3 ] 。 2.2. 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以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的成立为标志 [ 4 ] 。他们首先大规模地应用了录音机等现代设备进行口述访谈，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操作方式。而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较晚，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萌芽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逐渐出现口述历史的基本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开始搜集前辈的口述资料，内容以近代史上义和团、上海工人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多为中国军政要人的回忆，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 这段时间的口述历史还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只是一种资料搜集的方法，内容也多局限在革命和战争历史方面，政治色彩浓厚，是口述历史的萌芽阶段。 2) 实践发展期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实践的增多，口述历史的发展开始发生转向。 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口碑史学方法评析》的文章，作为中国较早提到口述历史的文章，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关于口述历史的实践主要源于海外学者唐德刚，其参与编著的《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在大陆相继出版，引发了学界业界相关人士对口述历史研究的讨论。 此时的口述者多为于当时典型的文化人物，如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采访了100多位科学家，通过记录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来描述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 [ 5 ] 。但这个阶段的口述历史实践基本处于自发的状态，研究不够深入，学界和业界对所谓口述历史作品界定不够明确。 这两个阶段的口述历史多以出版物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因发展程度和重视度不够，形式也比较单一，传播影响力也较低。 3) 理论整理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术界逐渐对口述历史的研究提高重视。 这个时期的口述者多为军政界、文化界名人，如《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内容更加多样化。2002年杨祥银出版了《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大陆第一部系统的介绍性著作，介绍了口述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课堂教学、跨学科思考以及海内外发展状况等。2002年起，崔永元成立口述历史团队，收集并整理关于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等资料，建立起口述历史库。2004年底“中华口述历史学会”成立，标志着更加规范化的研究标准的建立，也开始了更加系统性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多媒体的空间发展，带来了数量众多的口述历史材料，呈现和传播形式也发生变化。如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凤凰卫视、搜狐等媒体开始制造多种形式的“口述历史”性质的内容；内容呈现上出现影像化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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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点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的发展前期处在大众传播兴起的时代，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设备和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3.1. 信息量大 首先是庞大的信息量。数字化技术可以支持海量的信息的存储，因此可以保存更多的口述史料，建立更加庞大的口述历史数据库，一方面可以实现全方位搜索和查阅，同时也便于有效管理。 3.2. 呈现方式多样 第二是数字化时代多样化的呈现方式。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字化的信息能够以文本、视频、录音、照片、动画等多样化形式展现，还能实现直接交互，传播信息在内容、结构、形式等方面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不同的特点。 3.3. 平台互动性 网络媒体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平台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并参与分享和评论，这一方面能够实现信息的多次传播，也可以借助即时反馈实现随时更新。 3.4. 多对多传播 不同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形象传播模式，网络传播更加自由便捷，用户获得媒介近用权，互联网媒体因此兼具大众传播单向性和人际传播双向性的特点，任何人都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或是受众，形成了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3.5. 受众主动性 互联网传播与此前的大众传播的不同还表现在其是基于受众选择性的传播。以文章、书籍、电影和电视等形式进行的传播多是传播者为主导，受众的选择性较少，虽然读者的书评、电影的票房、电视的收视率和受众调查等数据和评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播效果，但会在时间和数量都会有所遗落。在数字化传播中，用户的观看记录、使用痕迹都会被记录，能够在这些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向用户传递个性化的信息。 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的兴起，进一步填补了之前其他媒体的不足之处，不仅迎合了数字化信息时代的社会信息需求，支持更多样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形式 [ 6 ] ；可以实现信息的针对性传达和二次传播与分享。数字化媒体呈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为口述历史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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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字化媒体下口述历史的发展机遇 我们日益提高的信息的数字化处理、控制以及传播的能力将会对口述史学发展产生诸多影响：如可以有跨空间的访谈方式，呈现方式也能更加真实多样，通过互动和分享可以获得即时的反馈信息，数字化的记录和管理系统也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有效管理。 4.1. 跨空间的访谈方式 口述历史的传播者包含两个主体：口述者和采访者。在传统的口述历史访谈中，口述者与被访者之间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实现。但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工作者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和远程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手段实现“跨空间访谈”。这种方式为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性，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 4.2. 真实多样的呈现方式 现代口述史学，将早期的文字、声音和视频等多种传播手段都实现了数字化的记录。这使得口述历史的传播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文字、语言声音、动作表情和情景表现等多角度多形式呈现共同构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时期或一个事件，促进口述历史的表现更加真实，也给受众带来了多感官的体验。 1) 多样的数字化传播和交流 摄像技术的普及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数字化媒体的时代，通过录音、摄像、电视、互联网等和数字化技术逐步实现了口述历史的“影视化”转向，这种方式大大拓展了口述历史的叙述内容和对象范围，促进了更多普通大众对历史的接触和理解。 从形式与内容来看，口述历史数字化传播的主要模式是依托于网络数字资源库、音视频节目等移动应用程序等来传播与呈现的。通过数字化形态呈现口述历史目录、抄本、音视频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信息等内容。 2) 更真实的情境再现 [ 7 ] 口述历史一般是人们通过音频和文字的形式简单的表现出来，数字化的音视频和其他形式的结合能够实现更直接而真实的情境再现。 最先发展出来的口述史记录片，就是根据受访者的讲述，以真实记录生活为基础，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事件。区别于电影等艺术形式，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真实，通过画面、故事、人物、语言形成更丰富的真实表现。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单纯的口述史记录片已经不能满足大众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情景再现” 1 的作为一种制作手法被引入到了口述历史的表现中 [ 8 ] 。通过角色扮演和后期制作的方式来展示某一个历史事件，能让人们能够更加真实的体会和了解历史。 当然，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文字和直接的声音和影像记载等方式，将真实的历史与艺术进行有机结合，实现艺术再创造 [ 9 ] 。不同于两个人面对面访谈的视角，众多差异性个体的讲述和参与表现可以建构多角度的话语空间，形成观众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多元认知，全方位完整地展现客观原貌，表现出真实性。而且通过表现口述者的语言、语调、眼神、表情、姿势等多种视听元素，观看者也可以通过调动听觉和视觉等多种元素体会到表现出的情绪，形成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特殊感受 [ 10 ] 。 4.3. 个性化、故事化的表达 受新史观的影响 [ 11 ] ，口述历史逐渐开始关注个体人物的生命记忆，不同于以往的宏大叙事方式。通过记录一部分被掩盖、遗忘或缺失的历史，从小的视角出发来构建更丰富完整的社会历史图景，因此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往往表现出个性化和故事化的特点。如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冷暖人生》就是邀请是某段历史的亲历者来讲述他们个人的独特经历，以个人或喜或悲、或光明或灰暗的情绪和视角来表现对历史的个人性记忆。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充满故事性和人情味，使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4.4. 互动性和分享性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大大提升了口述历史资料进行全球传播与共享的机会与可能性。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与不断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分享。因此在口述历史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用户，用户之间能够实现真正广泛的即时互动，因而获得即时的数据监测，也可以获得受众的浏览数据和行为数据等，在对这些用户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和内容的更新等 [ 12 ] 。 4.5. 数字化记录和管理 从技术角度而言，口述历史内容的数字化记录和存储，也可以为后续的数字化管理与数字化传播和应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首先是记录方式的变化，现在口述历史工作者可以选择多样的携带便利的数字记录设备，不仅可以优化信息质量，也可以实现如文字、声音与影像等的多种形式，如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就是非常便捷的制作工作。极大的调动了公民的积极参与性 [ 13 ] 。 在数据记录的软件方面，也有更加方便的程序化的应用程序能够实现口述历史。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民间口述历史推动机构——故事团于2015年3月发布的免费应用程序“Story Corps”，用户通过该程序可以自己用手机上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的前期准备(问题设置与受访者选择)、正式记录、初步编辑与管理以及保存、在线发布与分享等完整流程。这为口述历史的提供了便利，提供了用户的参与性，也能够实现更有效的分享和传播。 此外，这种数字化的记录也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化信息的保存、维护、收集与保管。通过这些网络平台或数据库，用户可以检索和获得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源，资源的共建和整理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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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口述历史面临的数字化挑战 数字化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迎来了更多的挑战。原有的伦理问题会随着数字化的表现而加剧，影像化呈现的过程中的娱乐化也会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多元主体带来更复杂的信息环境，这些方式对技术的依赖性等问题都值得注意。 5.1. 口述历史时代的伦理问题 数字化传播与呈现使口述历史所潜藏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的版权意识还不够强烈，数字化滋生了这一问题的发生，因此口述历史的出版物在迎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口述历史在国内的发展尚不完善，学界还没有形成广泛和统一认知。信息内容的数字化，口述者的基本著作权益可能会得不到保障。 其次是口述历史工作伦理与传播伦理的内部矛盾。因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目标是采撷个人记忆，从个人的角度寻找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工作目标可能随时可能与受访人的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多参与性，可能触碰到受访者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带来挑战，也容易为事件中的参与者带来诽谤等不可避免的问题。 此外，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新的口述历史方式，如远程的“跨空间访谈”等都会对传统的“面对面访谈”模式造成挑战，这不仅仅是访谈形式的变化，也对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定义、方法与理论问题带来了重大冲击。 5.2. 口述历史影像化过程中的娱乐化 通过影像化和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口述历史可以得到多元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但是面对海量的信息内容和用户日益碎片化的注意力，口述历史在转型发展中也面临新的瓶颈 [ 14 ] 。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众文化的狂欢与历史真实的隐退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消费者日趋碎片化的注意力，口述历史节目也难免逃脱娱乐化的倾向：构建故事化的影像表现是为了制造感染力，却难以控制过多的情感因素和主观性表达；艺术性的呈现方式是为了获取用户更多的关注，加强历史的真实还原，但是艺术渲染的过程中也会为了个人情感或节目效果而有意夸大或遮蔽某些历史细节，这种娱乐化和艺术化的表现也会与真实客观的历史渐行渐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认知和解读，也削弱口述历史在建构真实历史图景方面的意义。 5.3. 多样化主体的复杂化 在影视化的口述历史作品中，历史讲述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也随着有助于真实性的构建，但是也会难以控制。其次，从受众的角度而言，网络媒体时代话语权的下放使得用户各种不同观念相互交流碰撞，众生喧哗。同时，面对更多的媒体和大众，口述者也难免会产生一定的“霍桑效应”，呈现一种“表演”的状态，消解对历史的客观讲述。 5.4. 技术依赖性 不可忽视的是，口述历史的数字化转型有赖于更强的数字化水平。因此，在制作和呈现的过程中，导演、摄影和后期剪辑制作的技术等因素都会对影像化的口述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数字表现技术和设计者思维也会影响其在网络上的多种呈现方式，进而影响人们对口述历史的认知。而今，虽然不乏《我的抗战》背后这样精良的团队，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对我国的人才和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总之，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新技术并不是万能药，与技术直接相关的挑战仍然存在，其他许多新问题也将不断涌现。因此数字化时期口述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理想化的，它受社会认知、传播技术等的制约。因此，如何摆脱困境，追求传播效果和理论学术的共同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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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数字化时代口述历史的转型和发展 面对目前口述历史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充分把握数字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实现口述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并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多种新技术，建立整合化的数据网络体系，打造多方位立体的传播方式，平衡表现的娱乐性和真实性。 6.1. 建立网络化的整合体系 建设整合的网络化体系，建立口述历史的有效管理平台。通过统一的资源接入、呈现、交流沟通、传播和管理等数字化运作模式，可以实现口述历史的资源共享和有效管理。转变互联网时代新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口述历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有效的检索和查询系统，多样化的信息表现形式，形成一个整合化的平台。 6.2. 多方位立体传播 伴随媒体社会的快速发展，多种新媒体形式如社交网络的发展，电子刊物等融媒体形式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单一媒体垄断的格局，为口述历史的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和形式，也能够拥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和多样化受众。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其传播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点：不仅有传统的纸质媒体形式，如《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等书刊；还有网站录音、视频等形式，如凤凰中文网于2005年在“口述历史”栏目推出《张学良口述历史》系列视频，并开设了相关微博等。通过多种形式的互补，可以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6.3. 平衡娱乐性和真实性 历史并不意味着要严肃而枯燥，数字化技术带来更多的历史呈现方式，除了基本的文字和图片，动画、H5、短视频，甚至VR体验都可以成为创新的内容形式；也会有节目、影视剧等多样呈现，但也应该在娱乐化的过程中保持真实性的基本原则。不能为了盲目的追求收视效果和传播效果而过分的夸张和渲染，努力平衡娱乐性和真实性是当然口述历史研究者和制作者应该表现出的基本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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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口述史研究，不断发展的传播手段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更好的记录和呈现方式，表现为更多样化的表达，也取得了更有效的传播效果，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视角的真实历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加值得思考，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者而言，要有严格恪守的标准，要有更创新的思维，坚守好口述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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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图的度距离指标是图的每一个点的度与这个点到图G的所有点的距离乘积的和。何秀萍给出了n阶树中具有第一小至第四小度距离的树，并确定了其度距离。本文在对以上结果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图的变换，应用计算递归，研究了n阶树 T n 的度距离排序问题，确定了这个序中的第五小至第七小的树，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度距离。 关键词 :图，度距离，树，排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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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图论是数学中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分支，但在最近几十年中，图论本身及其应用研究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 1 ] [ 2 ] 。图G的度距离是由Dobrynin和Kochetova [ 3 ] 及Gutman [ 4 ] 在1994年引入的一种新的拓扑指标，之后很多数学家对这种指标进行了研究 [ 5 ] - [ 12 ] 。 本文考虑的图都是有限、无向的简单图。如果一个图的顶点数和边数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称这个图为有限图。一个简单图是指：这个图中没有环，并且没有两条边的端点是完全相同的。设 G = ( V ， E ) 是一个n阶无向简单图， V ( G ) 和 E ( G ) 分别表示图的顶点集和边集， | V ( G ) | = n 和 | E ( G ) | = m 分别表示图的顶点数和边数。 G − v 是指在图G中删掉点v及与它关联的边得到的图。图G中顶点u的度 [ 13 ] 指的是在图G中与点u关联的所有边的条数，记作 deg G ( u ) ，简写为 deg ( u ) 。且 ∑ u ∈ V ( G ) deg ( u ) = 2 m 下面给出图G的度距离的定义： 定义 [ 14 ] ：若 u ， v ∈ V ( G ) ，则 u ， v 间的距离 d ( u ， v ) 指的是连接 u ， v 的最短路的长度，则 D ′ ( G ) = ∑ u ∈ V ( G ) deg ( u ) D ( u | G ) 被称为图G的度距离。其中 deg ( u ) 是顶点u在图G中的度， D ( u | G ) 是顶点u到G中所有顶点的距离之和，即 D ( u | G ) = ∑ v ∈ V ( G ) d ( u ， v ) 。 我们把度为1的点称为图G的悬挂点，与悬挂点相连的边称为悬挂边。本文中我们用 T n 表示具有n个顶点的树，现对 T n 作如下划分，第一种划分： T n = ∪ i = 1 n − 3 T n ( i ) ，且当 i ≠ j 时 T n ( i ) ∩ T n ( j ) = ϕ ，其中 T n ( i ) 表示恰有i条悬挂边的n阶树的集合，即在路 P i + 1 的顶点 x 1 ， x 2 ， ⋯ ， x i + 1 上粘上一些悬挂点得到的图。则 T n ( 0 ) = { K 1 ， n − 1 } ， T n ( n − 3 ) = { P n } 。第二种划分： T n = ∪ i = 2 n − 1 T n i ，且当 i ≠ s 时 T n i ∩ T n s = ϕ ，其中 T n i 表示恰有i条悬挂边的n阶树的集合，易知星图 K 1 ， n − 1 为具有最多悬挂边的唯一树，悬挂边数为 n − 1 ；路 P n 是具有最少悬挂边的唯一树，悬挂边数为2，即 T n n − 1 = { K 1 ， n − 1 } ， T n 2 = { P n } 。 本文在文献 [ 9 ] 的基础上，借助图的变换，继续讨论n阶树 T n 的度距离排序问题，刻画了这个序中从第五小至第七小的树，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度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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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其间接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本文将2008年汶川地震作为典型案例，对灾后重建进行了经济变化与政策的分析。并与国际灾后重建经验进行对比，总结出了中国灾后经济重建的优越之处与不足之处；提出了将丰富重建基金的种类，发行巨灾债券以及建立巨灾保险管理制度分散风险，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国家防震减灾法律体系等新观点。 关键词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巨灾债券，巨灾保险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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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地域广阔，地质结构甚为复杂，也是多种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表现在灾害属性涉及面广、自然灾害分布广泛。21世纪以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我国各类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且呈攀升趋势。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持续增强，各类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在对抗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我国历朝历代虽已经总结出了许多经验。但面对当下自然环境日益恶劣的局面，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体系还不够完整。在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中缺乏保障机制作为保障，国家现有的防灾减灾体系也无法满足需求。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共赢的局面，需要对中国的灾后重建模式扩展出更新的思路，更加完善的理论研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共赢的局面，需要对中国的灾后经济重建模式扩展出更新的思路，更加完善的理论研究。 因此灾后重建模型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研究事业，它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社会舆论、文化进程、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的安全。灾害一直都是人类所面临的生存挑战，而科学的研究灾害防治的理论和灾后重建模式，规划灾害防治的工作，可以有效的避免和减少灾害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实现人与自然共赢对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具有深远影响。其中汶川地震作为中国近代发生的损失最为惨重的灾害，极具代表性，是中国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的一个缩影与重点。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扩展出更新的防灾救灾思路并进一步完善理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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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于灾后经济恢复政策的建议 应努力进行灾后经济重建领域的基金发展、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开拓、巨灾保险机制建设。可从多方面扩充救灾基金的资金来源途径。借鉴日本，通过设立投资项目的方式来吸引社会企业与民众对资金支持，用以建立专门的社会灾害准备基金。完善救灾资金管理体系，并加大相关人才的引入力度，以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甚至稳定增值。丰富灾害风险相关的金融工具种类以充分挖掘并利用资本市场的灾害风险转移能力，加速国内巨灾保险的市场体系建设并实现广泛推行。 通过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将生态建设贯彻其中以实现地方产业结构的均衡与经济长效发展。在进行灾后生态建设规划时应将眼光放远、增长治理周期，并加强在治理期间内与产业重建的结合。深入完善防灾减灾法。进一步的丰富体系内的法律种类并细化相关法条，建立责任明确、办法清晰、多位一体、覆盖全面、规划长远的防灾减灾法制体系。多方面结合并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减少灾害经济损失、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地区经济长远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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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称帝的梦想，也让蔡锷成为“再造民国第一人”，但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远比护国之役所表现的要复杂，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随着袁世凯政治倾向的变化经历了从排斥、接受、鼎力支持、逐步失望到举兵反对的过程。该过程反映出蔡袁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处事方式、政治观念及身份地位上的诸多差异。这些异同点贯穿蔡锷对袁世凯态度变化的始终，体现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对民初个人及国家命运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军人不党，二次革命，护国运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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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界对蔡锷的研究较多，但对其从“拥袁”到“讨袁”的态度转变过程的研究仍有很多探讨的余地，这种转变过程集中体现了蔡锷思想的复杂性，并涉及了众多对国家走向有深刻影响的人物。对此过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对如何建立新国家的迷茫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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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从排斥到不排斥 辛亥革命中，云南重九起义爆发，并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这位青年都督不久就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他通过稳民心、维护各民族团结、保治安、安抚各府厅州县、与外国领事交涉等一系列举措，完成了云南省新旧政府的平稳过渡。他针对“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 [ 1 ] 的国际形势，建议先在武昌形成临时的统一机关，各省军政府代表汇聚于此共筹国体，尽早得到列强承认，使新兴之国能直接加入国际团体。 在湘军派兵助鄂援川的带动下，蔡锷决定派大军分三路入蜀，从而使整个西南成为辛亥革命的坚实后盾，“川定东下，会师长江，共图北进，” [ 2 ] 以便应对清廷的顽抗。 蔡锷针对袁世凯的北伐之计顺应局势不断调整。1912年1月初，他“派唐次长继尧为司令官率之入蜀，或假道湘、黔，即会师武汉，直指卢龙” [ 3 ] ；清军于南北停战期多次进兵，蔡锷不满南方政府一再被动挨打，发电文指责武汉政府“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并表示滇军的北伐军队随时待命 [ 4 ] ；袁世凯计划在北京开会讨论政体，蔡锷则认为此时议和纯属无用功，“惟有诉诸兵力耳，” [ 5 ] 他组成第三师团专事北伐；当升允进攻陕西，北伐滇军又“改道入川”助陕 [ 6 ] ；唐绍仪赴沪议和，蔡锷得知和议决裂，“拟调临、蒙、开、广国民军八营继发” [ 7 ] 加紧准备北伐；当他得知清帝退位，南北调和，便陆续撤回北伐滇军。 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改变，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当袁世凯效忠清廷，公开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 [ 8 ] ，为清廷利益攻伐、议和时，蔡锷基本上对袁世凯持排斥态度，认为其议和并无诚意，只为拖延时间，他主张革命军坚持北伐，对袁世凯主张的君主立宪主张更是反对，认为“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 [ 5 ] 。 话虽如此，蔡锷也希望袁世凯投诚革命，就在他积极准备北伐的过程中，也有对袁世凯较为欣赏的言论：“项城闳才远略，实近代伟人。”申明其反对袁世凯未脱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身份而参与选举，并表示“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 9 ] 。 由此可见，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袁世凯的政治倾向。 蔡锷对袁世凯的强势态度在当时并非孤立。辛亥革命后，各地情况复杂。执掌大权者有革命派、立宪派，也有清朝旧臣；其独立目的也并非纯粹响应革命，甚至有些地方是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革命派来夺权，才匆匆选择独立。各地独立后遭遇的来自清政府的压力也不尽相同，黎元洪所在的湖北军政府首当其冲，尽管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将黎元洪作为南北谈判的主要对象，与其就君主立宪进行谈判，实际上其无法代表南方独立省份的意愿。部分省份“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和请求，” [ 10 ] 其态度自然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慎重。云南省就属于这种情况，况且蔡锷作为非革命派，在云南以革命派为主导的重九起义中成为都督，他代表云南发出的言论必然要照顾到革命派的想法。 当袁氏投诚共和，代替孙中山成为新生国家领导者时，蔡锷反倒没有在孙、袁之间作抉择的纠结情感。尤其在定都问题上，蔡锷也主张在北京建都，以便控御中外以及南北。至于南方政府颇为诟病的北京积弊，他认为袁世凯有能力“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是秕政余毒，不至复生” [ 11 ] ，并表示“袁公当能力任天下之重” [ 12 ] 。 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由排斥转为不排斥，一方面有其个人的政治考量：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蔡锷对建设新国家极为热忱，且有自己的见解。早在云南独立之初，蔡锷就系统地提出了三条中央政府组织纲要，一是定国名国体，他认为联邦制度不适合国情，应“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二是建设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三是扩张国防、缩小行政区域，以便消融疆界 [ 13 ] 。单就“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来说，袁世凯比孙中山更符合蔡锷对国家领导人的期待。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初云南军政府乃至西南地区与中央的真实关系。蔡锷作为西南边陲的都督，蔡锷尽己所能向中央建言献策，并代表云南省保持不偏不倚、服从中央的态度。 此外，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转变的客观原因在于：革命军实力有限，与北洋军打仗胜算不大，且国家四分五裂很容易引起列强瓜分，因此不战而达到国家统一是最好的选择。蔡锷就任云南都督以来着手整顿西南大局，遭遇了川黔藏内乱、英法窥边以及云南赤贫等种种困境，极希望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尽快形成，以解西南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