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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时务学堂新旧文化之争的因果剖析与社会影响 应该看到保守派并不是一味反对西方文化，王先谦本身就是与郭嵩焘谈洋务的知音，也是创办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兴办湖南矿务局、创设湘轮以及兴办时务学堂等湖南新政初期许多新政机构的积极参与者。故他曾被更“僻陋”的旧派视为新政要角。他还撰文抨击旧科举制度，改革岳麓书院课程，增加算学、译书等新科目，并购买宣传维新变法新思想的《时务报》，供岳麓书院学生阅读。王后来自述说：“从前学堂之事，外人以为先谦主持。群相指摘。”直到他又领衔签署反对新政的《湘绅公呈》后，王仍认为：“湘人俨分新旧两党”并非因为“趋重西学”所造成。“盖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朘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故从前火柴机器各公司，先谦与闻其事，确系中心之诚，以为应办；至今并无他说”( [ 15 ] ， pp. 863-864)，保守派另一要角叶德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兴办工商的实际事务，但与维新人士交往密切，关注湖南新政，赞同开民智、兴工商、变科举等维新主张，与维新派成员拥有共同的话题和倾向。他认为“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故“不通古今，不得谓之士；不识时务，不得谓之俊杰……今之视西艺若雠者，一孔之儒也。”他承认泰西有善政，中国应变法，所谓制造、报馆、学堂、武备等，本身都不错，只是中国人弊重而未能运用得法。他主张：“于学之有益于几者，当博观而约取之；于学而用于世者，当兼收并蓄之。用夏变夷，则必入穴以探虎”( [ 16 ] ， p. 3)他对西方文化也不轻视，认为天理人心，中西皆同。他还多次表示了对守旧“迂儒”或“旧党”的鄙夷，且特别声明：“夫维新美名也，逆党攘之以掩乱迹；守旧习闻也，迂儒持之以攻异己……彼等(指康梁等维新派)之所为乃逆也，非新也；吾辈之所争乃顺也，非旧也”( [ 17 ] ， p. 3)。叶德辉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守旧派的代表。他甚至还主动地把自己的爱徒石醉六、刘先瑞、黄郁文送往时务学堂学习。应该说，叶德辉与湖南那些极端守旧派比起来，他又有开新、求变的一面。时人曾感慨说：“乡里中细民，丰心部翳目光，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对于时务学堂，“则父兄所以勉其子弟者，不过觊觎膏奖，绝不知创设之何谓。而州县官以谓于考成无涉，尤视为具文，而资送寥寥。然则吾中丞及一二当事之苦心，虽揭日月而行，而邦人诸友，其能曲体深谅，出而效片壤消埃之助者，几何人矣” [ 18 ] 。皮锡瑞日记中有关湘省绅民愚昧不学、智慧难开的记载也有不少。如1897年底，他由湘潭乘船回长沙，同船有30多人，“此辈议论绝可笑，有谓电灯、电报，洋人将以此烧省城者”。他几次赴席，座中士绅多为举人、廪贡出身，或系归田官吏，然而谈及维新变法，多不赞同。皮锡瑞由此感慨“守旧维新，议论不一，予是以知湘中风气尚未开也”( [ 19 ] ， p. 147)。由此可见，当时的湖南总体风气并未完全趋新，湖南的维新运动发展迅猛仍是少数精英人物的大力推动和湖南地方高官支持的结果。因此，相对于那些极端守旧者而言，王先谦、叶德辉还称得上是个比较开明的趋新者。不过这些人的趋新有一个底线，底线上的东西都好商量，而触及底线，那是他们万万不能允许的，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奋起反抗。他们赞同学习西方的技艺，也允许对某些政教制度实行适度的改革，但是，如果改革牵涉到他们心目中最神圣的君主制度、中国传统的孔教和封建道统，那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是他们的根，是不可能越雷池半步的底线。他们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平等学说，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保守派设定的改革底线。邵阳士绅召开会议，驱逐维新党人樊锥；宾凤阳等8人上书时务学堂的创办人王先谦，要求他立即辞退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湘省公呈》要求“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湘省学约》则约定“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七条条约等等，都是因为维新派的变法主张触及到了保守派最敏感的神经，越过了他们所能容忍的心理底线而作出的极端反应。 对于保守派挑起的文化论争，湖南的维新派也不示弱，进行了坚决的回击。7月14日，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联合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等给巡抚陈宝箴上了《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并将《禀稿》登在《湘报》上，与湘绅针锋相对。熊希龄等人首先认定“通省书院积弊太深”，而其原因是“山长无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先谦；并提出定教法、端师范、裁乾修、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速变通等各项整顿措施，但其核心，在于改山长。“从前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人，若听其久拥皋比，则坐废半年岁月；若一旦辞去，又觉不近人情”( [ 7 ] ， p. 71)因此，他建议仿照江苏另延山长的办法，致送全年束修，另聘学贯中西之士担任山长。其矛头所向，不言自明。15日，熊希龄又在《湘报》上公开上书陈宝箴，将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指责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人出尔反尔，为谋一己之私利，而对时务学堂恶言相加，并表示要与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人“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 [ 7 ] ， p. 79)。但是，由于维新派的主将梁启超、谭嗣同先后离湘，削弱了维新派在湖南的势力，因而，无法与保守派势力进行有效抵抗。 对于这场论争，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徐仁铸等开始是站在维新派一边的，他们想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压制保守派对时务学堂的攻击，但是，保守派都是湖南地方上有声望、有影响的大绅，而且与朝廷高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轻易得罪不起的。湖南在近代是一个绅权势力强大的省份，没有这些地方大绅的支持，要干成任何事情都很困难，何况这些人以时务学堂的课艺大做文章，摘录的言词确实有不利于朝廷的过激行为，他的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来信要求严查，如果自己不加理会，必然会遭来许多的非议，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派人调阅时务学堂的课艺及教师批语，改派黄遵宪代替熊希龄总理时务学堂，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颁布《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整顿时务学堂的过激言论，参劾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伤理害道”，要求朝廷毁其书，用其人，以平息保守派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下令追查造谣污蔑之人，利用光绪帝对湖南维新的支持，来压制时务学堂的反对派。因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激进言论而引发的文化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 拉斯维尔在其名著《政治：谁在何时得到什么》中指出，任何精英都以其共同命运的象征，即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 20 ] 。湖南新旧之争中的旧文化精英正是利用维新派“离经叛道”、“遗害君父”、“非圣乱法”的意识形态工具来攻击敌对的维新派精英，通过文化论争，来动员社会改革的反对势力，以维护他们既得的权势，形成对改革的制约机制。在“黜康学，翼孔教”的旗帜下，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文化精英始终抓住时务学堂激进的教学内容不放，肆意放大它对现实政权的危害作用，以激起统治者对维新变法派改革用意的怀疑，其手段可谓高明。孔子改制、民权平等、设议院、兴国会、变政教等，正是梁启超等新文化精英要大力宣传，而又不为当时的政治气氛所相容的思想观念。除了激进维新派分子谭嗣同、唐才常等少数人最初敢于正面坚持外，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许多赞同变法的官绅，后来都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尽管他们在湖南境内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在这一问题上也只能退避三舍。因为他们不可能与朝廷唱反调，更不敢与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抗衡。 时务学堂自成立到政变后改为求实书院，名义上存在1年左右，实际上只存在了9个月，为时短暂，但对湖南的教育和文化变革却影响颇大，它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引进了变革文化和民主、民权观念，激发了学子们对“仁义相兼”的太平盛世的渴望，极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文化视野，引发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使他们从愚昧和盲从中得到了解放，“湘中诸学子经此启发，风气为之一变”( [ 9 ] ， p. 88)。时务学堂师生在学校改组后，大致走出了三条道路：一是继续维新事业，最终流血牺牲。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就有唐才常、林圭、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等诸人慷慨赴义，为“勤王”变法献出了生命；二是由维新而革命，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投身辛亥革命事业。杨毓麟、秦力山、蔡锷、唐才质等人都是在对维新事业失望，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激荡下，放弃改良主张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并为此抛洒热血；三是从事教育学术事业，为国育才，为民造福。著名学者范源濂、杨树达、李复几等人都是潜心学问，才华横溢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他们的道路虽然不同，但其爱国精神、奋斗精神却如出一辙——他们为已是历史陈迹的时务学堂创造了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