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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自我控制阴暗面：现状与评述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带来很多积极结果，例如减少吸烟、酗酒、暴力等问题行为(Leeman， O’Malley， White， & Mckee， 2010; Mead et al.， 2009)和增加理性经济行为(Vohs & Faber， 2007)、助人行为(Dewall et al.， 2008)。然而，鲜有研究对自我控制可能带来的不良行为进行探究。最近的研究指出，高自我控制个体在从事不良行为时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与低自我控制个体相比，高自我控制的个体在进行诸如鲁莽驾驶或作弊等活动时逃避惩罚的成功率高于低自我控制的个体(Mathes et al.， 2017)，而这些不良行为虽然违反了社会规则，但还不是犯罪行为。也就是说，高自我控制个体为最大程度实现自身利益从事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较低，但为实现个人利益而从事违反社会规则但还不构成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这可能因为高自我控制个体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下从事自私或反社会行为(Jia， Khan， & Litt， 2015)支持这一观点，并发现高自我控制的个体对危险任务有更准确的觉察，而那些自我控制较低的个体低估了结果的消极面的可能性。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也表明，在低社会规范，低社会赞许的实验情境中，高自我控制个体更加看重个人利益，为最大化实现个人利益，被试在独裁者游戏中高自我控制个体分配更多的金钱给自己，而分配较少的金钱给他人(Uziel & Hefetz， 2014)。组织行为学的一项研究也指出，那些高未来结果考量(一种与自我控制相关的概念)，并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离开公司的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亲社会行为)会有所减少(Jeff， Dishan， Denise， & Blythe， 2006)。 上述的研究都说明，自我控制并不总是带来积极的结果，高自我控制的个体也会因保障个人利益而从事自私行为。那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3.1. 社会规范论 Uziel和Hefetz (2014)认为，自我控制是对个体行为进行引导以便最大程度实现目标的自我调节工具。而自我控制是否导致不良行为的关键在于个体内在的社会标准和感受到的社会规范压力，当个体感受到较高的社会规范压力，即便从事不良行为会给个体带来较大收益，自我控制也能有效抑制个人冲动，使个体能顾忌他人，减少不良行为。 该理论认为自我控制与亲社会行为之所以有许多积极的关联，比如，家庭凝聚力，同理心关怀(Tangney et al.， 2010)；并不是因为自我控制直接引起个体的无私行为，而是由于自我控制引发个体进行逻辑思考，并按照能最大程度实现个体利益的方式行事(Baumeister et al.， 1998; Hofmann et al.， 2009; Schmeichel， Vohs， & Baumeister， 2003)。当个人利益与社会规范紧密相关时，个人利益得以最大化实现，从而导致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已经内化的社会规范使得个体抑制反社会或自私行为。因此，当社会规范对个体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时，个体将会认为自私或反社会行为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自我控制较高的个体能更好地处理突发事件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当规范性较低时，他们由此产生的行为是自私或反社会的。 那么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环境下，例如人类社会，亲社会行为主要是理性的，规范的(Francesca， Catrin， & Finkel， 2013; Rand， Greene， & Nowak， 2012)。尽管如此，在视自私为一种经济理性的行为的情况下，自我控制也导致自私行为(Mathes et al.， 2017)。只有当成功的可能性较高(或者被发现并惩罚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高自我控制的个体才会从事反社会行为，而在此过程中社会规范和社会赞许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赞许反映了个体的一致性水平，获得认可的需要，以及人际敏感性(Uziel， 2010)。而社会规范的作用在于当看不到即刻的结果时，对个体行为的引导能力(Uziel & Hefetz， 2014)。高社会赞许的个体更加容易接受并遵守规范(Uziel， 2010)，相比之下，社会赞许得分较低的个体不承认撒谎，不遵守法律，更关注自己是否得到公平的分配，也会从事一些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也就是说，当社会赞许降低和社会规范降低时，个体的承受的社会压力也会有所下降，导致个体优先考虑个人利益而从事自私行为。在独裁者游戏中通过给被试设定感受到的社会规范压力和社会赞许，在低社会规范压力和社会赞许条件下，个体为了最大化实现个人利益，把较少的金钱分配给他人而把较多的金钱留给自己。相反；高社会规范压力和社会赞许条件下，迫于遵守社会规范的压力，个体会权衡个人与他人利益，减少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Uziel & Hefetz， 2014)。 由此可见，社会规范压力和社会赞许水平的高低是自我控制是否导致不良行为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较小，社会赞许水平较低，即使个体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也难以抵制眼前的利益带来的诱惑。 3.2. 价值评估论 Berkman et al. (2017)认为，自我控制是价值选择的过程，而自我控制是否导致不良行为取决于对决策选项评估后的结果(Berkman， Hutcherson， Livingston， Kahn， & Inzlicht， 2017)。 在经济学领域里，通过基本的价值评估方法考察个体行为发现，个体偏爱自己所选的选项(相比于与未被选择的选项)，同时给予这些选项较高的价值(Gul & Pesendorfer， 2004)，自我控制价值评估模型由此诞生(value-based choice model of self control)。该模型认为，自我控制最终结果是一个价值选择评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通过冲动系统和自我控制系统相互斗争最终以某一方的胜利来决定自我控制的成功或失败，冲动系统和自我控制系统仅仅是两个价值评估的输入，在此过程还同时存在一些其他输入共同参与价值评估的过程。也就是说，价值评估模型认为当个体遇到自我控制困境或冲突时，个体会根据一定数量的价值评估输入来计算每个选择的主观价值，然后基于主观价值的大小，进行最终的选择。 这个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自我控制有时为何会导致自私行为，Mathes et al. (2017)的研究发现高自我控制个体在从事不良行为时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结果，且能很巧妙的逃避惩罚(Mathes et al.， 2017)，同时，高自我控制的罪犯在从事犯罪时，比低自我控制的罪犯更有“效率”(Baumeister & Alquist， 2009)，这是因为当个体面对自我控制还是从事不良行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困境时，个体的自我控制系统对抵制诱惑和从事不良行为实现个人利益两个选项进行价值评估，然后赋予两个选项相对价值大小，并综合判断两个选项带来的收益，当个体认为自我控制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时，最会选择抵制诱惑，反之；则会从事不良行为。而高自我控制的个体因为对危险有更敏锐的嗅觉(Jia et al.， 2015)，往往会有效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Mathes et al.， 2017)，因此他们通常能较少的受到惩罚，同时能“高效”的从事不良行为。 生活中，不少高度自律标榜“守住底线，坦荡做人”的高官因经济问题、腐败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频频落马，按照价值评估模型的观点，这些官员在面对廉洁自律和收敛钱财的诱惑时出现了自我控制困境，并在自我控制系统对两个选项带来的收益进行判断，即使知道腐败是违法的，但他们仍然认为腐败带来的收益大于廉洁的收益而最终触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