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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绿色原则与环境人格权相得益彰之路径 3.1. 绿色原则指导环境人格权的构建 诸多事实证明，环境问题并未从公法领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有鉴于绿色原则已然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进行探讨和构建相关绿色生态权利变得尤为必要，当然绿色生态权利的主体应当以人为主。绿色生态关乎公民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有关人身和财产的保护规定在民法的人格权编中，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在人格权编中建构一种公法私法化的新型环境权即环境人格权，既从权利主体的角度赋予其新型人格权种类，同时又从社会角度关注节约治理成本和保护生态环境。 私法化的环境权应以绿色原则为基本指导，适应民法的发展和民事行为的需要，依笔者来看，立法机关也希望借助民法这一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私法途径培养公民的绿色生活方式，希望通过个体带动整体的方式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新风尚，以生活推动工作的绿色化，从而响应民法对于绿色生态的关注。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环境的支撑，环境遭受任何不当的破坏都将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脱离生态环境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很难充分实现和切实得到保障的，离开了环境这一重要支柱，其他人权的存在也毫无意义。当然环境人格权并非比其他人权更为重要或者说其已超脱人权的范畴，相反环境人格权应当严格归属于人权的大范畴，并且与其他具体人权共同构成人权体系。但有关环境人格权在理论界的定义却十分模糊，笔者认为环境人格权可定义为公民享有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方为恰当，同时这一定义较为契合民法的绿色原则。 环境权具有公益性和私益性的特征 [ 7 ] 。环境权的设立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私益性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民法作为私法首先需要保护的就是私人的利益。设立此项权利可促使公民更好地享受环境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环境权同时还具有公益性的特点，主要是因为环境具有社会性，并非某一个公民的特有财产，而是属于直接或不直接接触的全体社会成员。通过私法的手段来实现大众化的目的，使人人成为环境保护的受益者。 研究私法领域的环境人格权需要界定环境人格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范畴。公法性质的环境权之所以需要介入私法领域的支持，一方面是环境问题趋于严重；另一方面也是人的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张的需要。自然人拥有肉体，能够直接感知环境损害对于自身的危害，而作为拟人化的国家组织不具有肉体，无法直接感知环境的影响。前者对于环境具有初始发动力，即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后者大部分时候在关注这一问题时考虑的因素会更多。因此，笔者主张环境权的主体应仅限于自然人。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利益。环境权在民法领域中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应当体现为环境人格利益，环境人格权的客体同其他具体人格权一样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利益需求，但不同的是环境人格权的客体应是自然人所能享受的环境意义上的人格利益。生态环境意义上的环境人格权是一种新型人格利益，它不仅能满足自然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且也能满足大众对绿色生态的迫切渴求。这同样也是国家基于新时代的立场，对人民密切关注的环境问题做出的在法律上的承诺。 借鉴相关国家的研究成果，有关环境人格权的内容应当包含： 清洁空气权，即公民应当享有呼吸清洁空气和空气不受污染的权利； 清洁水权，即公民应当享有饮用干净安全的水资源和水面环境不受污染的权利； 阳光权，即公民应当享有自然阳光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 宁静权，即公民应当享有安静生活不受他人打扰的权利； 通风权，即公民应当享有生活场所空气流动的权利； 眺望权，即公民应当享有其生活场所视野开放、广阔的权利。 任何一项具体人格权的内容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程度的丰富，当然环境人格权也不例外，开放性的权利体系有利于更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 8 ] 。 3.2. 环境人格权保护中贯彻实施绿色原则 3.2.1. 倡导绿色行使权利 环境人格权是一项新型公民权利，行使与否以及如何行使均由公民的意思表示决定，公民行使权利本身趋于私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对于此项环境人格权不加以相应的限制，即便写入了民法，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同样也有违立法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公民滥用民事权利的案例也不乏见，比如，张三拥有三套闲置的房屋，短期内不考虑买卖，而需要房屋的人要么是买不起、要么无房可买，张三的行为从环保的角度来看，不利于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但从法律角度来说，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因为有物权法对张三的房屋产权给予保护。因法律只规范行为，不规范行为人止于内心的想法，因此，对权利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有效的限制，会出现权利不正当行使以致发生权利滥用的情形。如果权利滥用的行为进入了诉讼程序，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存在诈诉的情形即便予以处理，但在这审理的过程中已经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环境纠纷的一方主体是自然人，另一方通常是企业，即便企业的运行规模比较大，如果对公民行使该项权利不加以限制的话，低门槛的救济途径会导致企业应诉增加，单纯不说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达到什么程度，今天张三去起诉，明天王五去起诉，企业频繁的应诉行为对自身运行而言也是一种负担，长期的负担累加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假设相关企业破产了，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人身财产赔付和修复环境的费用从何而出、由谁承担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更何况环境侵权通常具有较长潜伏期的特性，可能起诉时没发现，后来发现了，但企业没了的这种尬境更是应当引起重视。 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既要严惩企业肆意破坏环境的行为，同时也要避免一棒子把企业打死，既要让企业为污染行为终身买单，又要对公民行使环境人格权做到相应的限制。对于公民权利的滥用行为，要加大普法宣传，不仅要倡导绿色消费，也要倡导绿色行使权利、绿色维护权利，不擅自发动司法程序。同时也要从立法等相关配套制度设计层面弥补漏洞，避免保护一方以放弃另一方作为代价，这种限制既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同时也不至于打击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从国家经济发展同步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是互相抵触而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公民行使权利做出相应的限制是尤为必要的，况且这种必要的限制也契合绿色原则的精神，即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社会利益。 3.2.2. 权利救济分阶段适用举证责任以便更好地贯彻实施绿色原则 有关侵权归责原则，经历了过错原则向严格责任的演变，归责原则的发展体现了社会对于侵权行为归责问题的慎重考虑。对此笔者认为针对侵犯环境人格权的举证责任认定应当根据侵权进程分阶段适用，在降低认定成本的同时最大程度的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以贯彻民法的绿色原则。环境侵权较一般侵权有其特殊性，而我国在侵权责任法中仅有四条法律条文构成对环境侵权的保护，很显然这同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性不成比例。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思考有关环境侵权规则构建的问题。 笔者主张应当根据侵权进程分阶段适用举证原则，是基于污染环境并不立刻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的考量。我们应对侵权进程以直接客观造成受害人的权利受损作为分界点，在环境遭受污染之后、行为人遭受直接客观侵害发生之前，应对侵权责任的认定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环境人格权的内容并不以客观物质上的损害为限，企业排污的行为根据生态自净能力和承载限度，并不一定造成环境污染，如果针对公民环境人格权遭受非物质性的损害而一律采用举证倒置的方式，将会提高企业的运行成本、打击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难以避免公民权利的滥用。而针对行为人已经遭受直接客观的物质性损害，则应采取举证倒置的方式，由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 通过分阶段适用举证责任，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公民的环境人格权，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对于侵权企业后期的运行造成严重影响，立法应该秉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展，既要彼此换位思考，同时也要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和后期修复成本做出最佳的选择。分阶段适用举证责任，在司法行为中更易把握和认定侵犯环境人格权的类型化行为，防患于未然，把环境侵权的现实危害终止于潜在的可能性之中，进而降低社会整体救济成本以全面贯彻民法绿色原则。 绿色原则正式写入民法总则，从尚未直接在人格权内编入环境人格权可以看出两种思虑，第一种是我国对于环境人格权的研究还尚不成熟，不适宜在当下写入其中；第二种就是绿色原则与环境人格权不同时写入民法总则，避免二者从直观上给人一种一一对应的感觉，即绿色原则仅指环境的保护，而是为了说明绿色原则不仅关乎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关乎公民权利的行使成本。相比两种猜测，笔者更赞同后一种，即绿色原则对于环境问题和权利成本的双重关注。既然绿色原则是一种对于环境和权利的双重关注，我们在构建一个新型环境人格权之后，就应当对环境人格权的保护做深入的研究。 长期以来，公民因遭受环境破坏而引发环境利益和人身财产上的损失，基于现有侵权法则仅限于救济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所遭受的直接客观的物质性损失，同时私法救济难免滞后于公民的正常身体上的感知，而构建新型环境人格权能够使公民先于损害结果发生之前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切断环境污染进一步对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侵权的可能性。针对侵权责任构件重新考量，以高效率的环境侵权界定适应新型的环境人格权利，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浪费以贯彻绿色原则。保护公民环境人格权的同时，也要对公民行使该项权利予以必要的限制，权利的行使不能肆无忌惮，要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维权、行权新风尚，通过培养公民的绿色权利意识，以点带面、以个体带动整体，以公民的日常环保意识的培养推动全社会绿色新风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