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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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并勾选特征值大于1，结果显示，未旋转时，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23.28%，旋转时该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11.08%，均小于40%的判断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青少年依恋、社会焦虑和自尊的描述性统计 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3.3. 青少年依恋、社交焦虑以及自尊相关分析 对研究中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亲子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均与社交焦虑各维度及其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而对于同伴依恋，除回避维度与害怕否定评价、陌生情境焦虑维度相关不显著外，与社会焦虑各维度和总分呈显著正相关。青少年亲子和同伴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得分与自尊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即依恋焦虑和回避水平越高，个体自尊水平越低。此外，自尊得分与社交焦虑各维度及其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个体自尊得分越高，其在人际交往中越少体验到焦虑情绪。具体结果见表2。 3.4. 自尊在青少年依恋和社交焦虑中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自尊在亲子或同伴依恋与社交焦虑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采用Amos 20.0分别进行分析，得到中介效应模型(图1)，两模型拟合指标良好(见表3)。由图1可知，亲子/同伴依恋回避均能够显著预测自尊水平(β 亲子 = −0.27， p < 0.001; β 同伴 = −0.16， p < 0.001)；亲子/同伴依恋焦虑也均能显著预测自尊水平(β 亲子 = −0.19， p < 0.001; β 同伴 = −0.33， p < 0.001)。亲子/同伴依恋焦虑对社交焦虑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亲子 = 0.27， p < 0.001; β 同伴 = 0.45， p < 0.001)。自尊对社交焦虑有显著反向预测作用(β 亲子 = −0.30， p < 0.001; β 同伴 = −0.2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arent-child and peer attachment， social anxiety and self-estee 变量 亲子依恋 回避 亲子依恋 焦虑 同伴依恋 回避 同伴依恋 焦虑 害怕否定 评价 一般情境 焦虑 陌生情境 焦虑 社交焦虑 自尊 性别 男 24.68 ± 7.94 13.84 ± 6.58 19.24 ± 8.01 17.73 ± 7.95 15.34 ± 5.46 5.90 ± 2.76 11.01 ± 3.90 32.26 ± 10.35 31.92 ± 5.12 女 21.90 ± 8.62 14.70 ± 7.09 16.62 ± 6.40 20.04 ± 8.70 17.36 ± 5.24 6.01 ± 2.26 12.24 ± 3.64 35.62 ± 9.03 30.30 ± 5.05 表1. 青少年亲子与同伴依恋、社交焦虑和自尊描述统计(M ± SD)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ttachment， social anxiety and self-estee 亲子依恋 回避 亲子依恋 焦虑 朋友依恋 回避 朋友依恋 焦虑 害怕否定 评价 一般情景 焦虑 陌生情景 焦虑 社会焦虑 自尊 亲子依恋回避 1 亲子依恋焦虑 0.326** 1 朋友依恋回避 0.214** 0.134** 1 朋友依恋焦虑 0.283** 0.414** 0.151** 1 害怕否定评价 0.206** 0.371** 0.075 0.518** 1 一般情景焦虑 0.275** 0.290** 0.222** 0.412** 0.455** 1 陌生情景焦虑 0.163** 0.183** 0.030 0.345** 0.520** 0.520** 1 社交焦虑 0.250** 0.355** 0.110* 0.532** 0.883** 0.714** 0.818** 1 自尊 −0.332** −0.275** −0.207** −0.358** −0.327** −0.407** −0.233** −0.379** 1 表2. 青少年依恋、社交焦虑以及自尊得分相关分析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Table 3 Model fit of the mediation mode 模型 χ 2 /df GFI AGFI TLI NFI IFI RMSEA SRMR 亲子依恋 2.63 0.99 0.97 0.96 0.99 0.99 0.06 0.02 同伴依恋 3.47 0.99 0.94 0.90 0.96 0.97 0.09 0.001 表3. 自尊在父母依恋/朋友依恋和社交焦虑间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标 p < 0.001)。亲子/同伴依恋回避通过自尊影响社交焦虑的效应值分别为0.081和0.035；亲子/同伴依恋焦虑通过自尊影响社交焦虑的效应值分别为0.057和0.07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4%和13.7%。 为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使用Amos重复随机抽取5000个样本在95%置信区间水平上进行Bootstrap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4)，若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中介效应显著，若直接效应置信区间也不包括0，则表明为部分中介效应，反之则是完全中介效应。亲子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对社交焦虑的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分别为[0.182，0.354]和[0，0]，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分别为[0.027，0.095]和[0.047，0.125]，这表明自尊在亲子依恋焦虑和社交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依恋回避与社交焦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同伴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对社交焦虑的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分别为[0.370，0.535]和[0，0]，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分别为[0.035，0.115]和[0.012，0.068]，这表明自尊在同伴依恋焦虑和社交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同伴依恋回避与社交焦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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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亲子和同伴依恋焦虑交流可以显著预测社会焦虑——青少年亲子和同伴依恋焦虑越高，社会焦虑水平越高，且自尊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亲子和同伴回避不能显著预测社会焦虑，但亲子和同伴依恋回避均可通过自尊影响社会焦虑，即自尊在两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图1. 自尊对亲子/同伴依恋和社交焦虑关系的中介效应模型 4.1. 青少年依恋、社交焦虑与自尊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青少年依恋焦虑和回避水平越高，个体自尊水平越低，而社会焦虑水平越高。该结果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Hummel & Gross， 2001; Luke， Maio， & Carnelley， 2010; Riggs & Kaminski， 2010)。低依恋焦虑和回避是安全型依恋的特征，这类个体通常持有积极的自我、他人和人际关系表征，对亲密关系既没有不舒适感也不担心被他人拒绝和抛弃。同时，该类个体通常采用积极应对策略来应对压力(Leiter， Day， & Price， 2015)，并能很好建立和维持平衡的人际关系(Blalock， Franzese， Machell， & Strauman， 2015; Gore， 2010)，在人际关系中表现自在(Mikulincer， Shaver， & Pereg， 2003) ，因此，表现出更高的自尊水平和较低的社交焦虑。相反，高依恋焦虑或高依恋回避通常被认为是不安全依恋的特征，不安全依恋个体的自我或他人表征更加消极(Luke， Maio， & Carnelley， 2010)。高依恋焦虑个体通常过度依赖亲密他人，但又担心被他人拒绝和抛弃，并怀疑自己处理生活需求的能力，在人际关系中过度敏感，容易表现出负面情绪反应，从而使其体验到更高的社会焦虑，甚至出现社交障碍(Riggs & Kaminski， 2010; 魏征新，霍莉钦，2009)。高依恋回避个体则不然，他们渴望心理上的独立以及与他人之间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这促使高依恋回避个体对他人表现出回避和拒绝的态度，导致他人对个体的接纳水平、喜爱程度和评价会降低，反过来这些又使得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出现回避、退缩，孤独感，攻击性和社交焦虑(Hummel & Gross， 2001; Riggs & Kaminski， 2010; 朱海东，刘云艳，陈蔚，2010)。总之，高依恋回避或焦虑个体都较难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增加了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挫败感，从而降低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并体验到更多焦虑。 同时，研究还发现自尊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在人际中体验到的焦虑越少，这与先前研究一致(金晓雨，肖晶，崔丽霞，2013；易阳，辛勇，2012)。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自尊反映着个体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个体被他人接纳并得到积极评价时，个体自尊感就会上升且更愿意与他人交往；反之，当个体被拒接或排斥时，个体自尊水平降低并表现出明显的攻击行为，并伴随消极的情感体验(张林，曹华英，2011)。因此，高自尊个体社会适应性较好，被他人接纳和喜欢程度高，在与人交往时就较少体验到焦虑，反之低自尊个体在人际中更多体验到焦虑(Baumeister， Campbel， Krueger， & Vohs， 2003)。 4.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尊在青少年依恋焦虑与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依恋回避与社交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青少年依恋焦虑通过两条路径影响社交焦虑：1) 依恋焦虑会直接影响社交焦虑；2) 依恋焦虑通过自尊间接影响社交焦虑，而依恋回避只能通过自尊影响社会焦虑，这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刘小珍，史梦华，肖彦，温远丽，2017)。高依恋焦虑个体一方面渴望人际关系，同时又担心自己被他人拒绝(Riggs & Kaminski， 2010)，因此，个体在人际中常处于渴望亲密和担心拒绝的冲突中，体验到更高的焦虑情绪。同时，高焦虑个体通常拥有消极的自我表征，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自尊水平较低。再者，他人态度和评价是建立自尊的主要依据，高焦虑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自我接纳和自信水平较低，这会影响他人对个体的喜爱和接纳程度，进而导致个体的低自尊水平，低自尊又使个体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更多焦虑情绪(刘冉，2012)。自尊在依恋回避与社交焦虑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说明依恋回避对个体的社交焦虑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完全通过自尊影响社会焦虑。这可能是因为高依恋回避个体在人际互动中通常使用回避策略，否认对关系的需要和价值，并努力维持自我独立，因此，在人际关系中并不必然体验到焦虑。尽管高依恋回避个体努力维持自我的独立，否认对他人的需要，但有研究表明高回避个体内隐自尊低。这似乎表明高回避个体努力维持的高自我独立是防御性的，反映了高依恋回避个体脆弱的自我。而低自尊又与高社会焦虑有关，因此高依恋回避个体会通过自尊影响社会焦虑。也就是说，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回避行为不会直接导致个体产生社交焦虑，依恋回避高的个体是否会表现出高的社交焦虑取决于个体的自尊水平。综上所述，青少年高的自尊水平可以缓冲高依恋回避、高依恋焦虑对个体在社会互动产生的不利影响。 4.3. 青少年多重依恋关系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与自尊和社会焦虑之间的关系模式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不同之处。同伴依恋对自尊和社会焦虑影响的路径系数大于亲子依恋焦虑，而同伴依恋回避对自尊影响的路径系数小于父母依恋回避，这说明相对父母依恋焦虑，青少年同伴依恋焦虑能够更好预测青少年自尊和社会焦虑水平，而青少年父母依恋回避相对同伴回避能够更好预测青少年自尊。青少年时期，个体逐渐将越来越多的依恋相关功能从父母转向同伴(Allen & Tan， 2016)。青少年在将父母作为安全基地探索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向同伴寻求亲密，并在压力情况下将其作为安全港(Nickerson & Nagle， 2005)。同伴成为青少年人际关系的重心，同伴关系成为建立自尊的重要来源，因此青少年同伴依恋相对父母依恋更能够预测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特征。尽管同伴关系对青少年越来越重要，但对高回避个体而言，他们倾向于回避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因此同伴关系对该类青少年的影响相对较弱，因而相对于同伴依恋回避，父母依恋回避能够更好预测青少年自尊。本研究表明青少年确实建立了多重依恋关系，并且不同依恋关系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个体依恋表征并非是单一的实体，而是多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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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首先通过对早期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以及马克思关于服务性劳动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其次，通过对当代服务性劳动理论的解读得出部分服务性劳动属于生产劳动的结论，并立足于马克思劳动分工原理，对当今社会服务性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作理论阐述；再次，从产业经济视角作中国现实解读——分析服务性劳动的地位和贡献；最后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服务性劳动，马克思，理论进展，当代解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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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非常科学明确地界定了生产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对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了深刻的阐述，从而构建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产业结构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高级化，服务性劳动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的界限有逐渐模糊化的趋势。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重生产、轻流通”，对服务性劳动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开始重视商品流通等服务型行业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服务性劳动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深入研究服务性劳动及其与生产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产业经济视角下我国服务性劳动的地位和贡献，是当今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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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当代理论解读：对服务性(非生产性)劳动的讨论 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生产结构发生深刻调整，农业、制造业中的从业人员数量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服务性(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日益深入。 3.1. 当代学术界对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界定 在当代，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泛。按照对象及性质不同，可以将服务性劳动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为生产性服务劳动，如农林牧渔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为生产劳动的外延，是生产劳动的衍生产业，对促进生产水平与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服务部门。金融业提供的服务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具有商品属性，能够创造价值，且其形成的价值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生活性服务劳动，如住宿和餐饮业、旅游业、软件等。这些行业立足服务于生产劳动，能够丰富人民的生活或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这部分行业会带动生产劳动的发展，在内在需要得到弥补时，从事生产劳动的就业者劳动的积极性会大为提高。三是素质性服务劳动，包括科教文卫相关行业。虽然科教文卫相关行业的服务性劳动不属于物质生产部门，但这些劳动在提高人民身体与精神素质之后，价值通过凝结在物质商品中或者通过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得以体现，因而这些劳动能够间接地创造价值。四是社会性服务劳动，包括政府部门、慈善机构、社会保障、国际组织等。这些非盈利部门的职责主要是维护社会稳定，因而这类劳动提供的服务不具有商品属性，不能够创造价值。 从发展趋势来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普遍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 制造业越来越服务化。一是生产产品本身的服务功能越来越凸显，二是随着产品销售规模逐渐扩大，售后服务链条越来越长，因而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部门将重心转移至服务劳动；2) 新兴的咨询、设计、创意等服务业越来越发达；3) 服务性劳动所带来的资本流入越来越大；4) 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且服务劳动占据了利润来源的制高点，利润最高的部分往往是来自服务业。这些趋势性特点在欧美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尤为突出。 3.2. 国外学者对服务性(非生产性)劳动及其是否创造价值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界限存在很大的争议。Simon (2002)明确提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存在明显区别，其在文章中以美国1948~1989的资本积累为例，认为如果模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则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在美国就行不通 [ 4 ] 。Gérard等(2011)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常以负面的态度来看待“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这显然是存在明显错误的 [ 5 ] 。同时他认为，企业内部的非生产性劳动并非无用，在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中，整个过程分为资本的价值化(剩余价值的提取)和资本的流通。非生产性劳动不会创造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而是对两个方面作出贡献，即增加剩余价值和加速资本流动。Bruce (2015)通过对谷歌网、脸谱网等公司广告收入的一种考察，基于马克思价值流通理论与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得出非生产劳动也能创造价值的结论 [ 6 ] 。 3.3. 国内学者关于服务性劳动属性的研究 1) 从三大产业角度看当代服务性劳动。 如前所述，马克思所说的“服务性劳动”主要对应于产业经济学三大产业中的第三层次。第三产业会促进第一、二产业的优化与提升。例如，信息技术的进步能够促进第一、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优化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旅游、餐饮等娱乐行业可以很大程度上丰富人们的生活。而从历史发展顺序来看，在第一、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资料基本满足人们生存需求后，自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第三产业才能快速发展。因而，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国家，服务业所覆盖的范围将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新行业会进入服务业，当代服务性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2) 多数学者认为服务性劳动是“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将流通部门的“生产性劳动”认定为是能够创造价值的，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继续，属于生产劳动。就此，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而除流通部门以外的其它服务业是否属于生产劳动，是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服务经济越来越成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交叉地带，界限日趋模糊。国内有少数学者认为服务性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如孙冶方教授指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将科、教、文、卫等服务性部门的劳动视为精神生产的劳动而非物质生产的劳动 [ 7 ] ；苏星教授指出，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因而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 8 ] 。针对孙、苏两位教授的看法，于光远和谷书堂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于光远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不应该以是否生产物质资料为标准，而是应当以是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标准，指出一切能够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 [ 9 ] ；谷书堂教授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的收入是通过交换而取得的，是自身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补偿，而非来自于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因而得出非物质生产领域也能创造价值的结论 [ 10 ] 。多数学者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服务性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张迪(2011)等较多学者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要不断深化认识科技、知识、信息、管理等新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中的作用 [ 11 ] 。包亚钧(1995)、王述英(2002)等分别从“服务”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能够不断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以及服务劳动价值创造过程特点等不同角度，论证了“服务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 [ 12 ] [ 13 ] 。还有学者从行业细分角度，论证教育行业作为服务性劳动的典型代表，认为教育劳动是一种“可交换的劳动，具有间接的生产性”，其能够影响社会经济价值的形式，因而教育劳动“具有生产劳动的全部功能”(张显吉，2005) [ 14 ] 。 笔者认为，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将部分服务性劳动视为生产劳动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是补充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二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将无形产品如服务产品、精神产品、信息咨询、旅游、文化创意等纳入产品的范畴，对构建现代产业经济指标体系、推动服务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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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中国实践解读：产业经济视角下服务性劳动的地位和贡献 4.1. 产业经济视角下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现状 从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趋势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攻坚期，在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第三产业所涵盖的服务性劳动必然会在社会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51.6%。但是如果第三产业过度发展，又可能会造成结构性问题，如在经济实践中，许多省份立足于当地旅游业，进行“旅游大生产”，而忽视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畸形。 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各层次发展也不平衡。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7：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及其转换》称，虽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占有较高比重，但是从内部结构看，我国金融业产值在第三产业总产值中的占比超过15%，而美国仅占9%；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等产值占第三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为比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7%的平均水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明显偏低。从总体看，我国的生产性服务水平不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有不足。 4.2. 我国服务性劳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三产业(服务业)越来越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当前的第三产业不再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附属，不再依托于第一与第二产业而存在，三大产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许多城市，第三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增长点；在农村，受困于环境、土壤、地形等因素以及资金与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影响，第一产业发展现代农业举步维艰，部分地区只能借助第三产业(如乡村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可见，第三产业已成为独立性越来越强的产业部门，并成为推动部分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4.3. 我国第三产业服务性劳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1) 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首先从三大产业在最近十多年中的增长态势看，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非常突出。见图1： 图1. 2000~2016年我国三大产业增长趋势 数据显示，三大产业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2000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14，717.40亿元、45，664.80亿元与39，897.90亿元。在这一时期，第二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16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迅猛增加，分别达到63，670.70亿元、296，236.00亿元与384，220.50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之和，其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其次从三大产业占GDP比重看，第三产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见图2： 图2. 2000~2016年我国三大产业占GDP比值 图2显示，2000~2016年我国三大产业占GDP比值变化说明，我国经济发展遵循了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进入21世纪后，我国第一、二产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第三产业呈逐年增长趋势。2015年，第三产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第一、二产业之和。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第三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国家总体经济由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2016年，第三产业所占51.6%的贡献率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深刻变革，我国经济发展的“服务化”进程难以逆转且在稳步迈进。 2) 第三产业服务性劳动对就业的贡献最大。 20世纪后期，我国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匹配。而进入新世纪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第一产业对劳动力需求日益降低；第二产业于2010年开始趋于饱和；第三产业由于新兴行业不断成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强。 图3、图4数据显示，在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最快，2011年开始超过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对就业的贡献最大。2016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人数达33，757万人，就业人员数占比达42.95%，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的兼容性，为我国剩余劳动力与就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 图3. 2000~2016年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数(单位：万人) 图4. 2000~2016年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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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我国发展服务性劳动的若干建议 本文遵循马克思关于服务性劳动的原则思想，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得出部分服务性劳动为生产劳动的结论；从产业经济视角，论证了我国服务性劳动在国民经济中的的重要地位和贡献。基于以上认识，提出我国发展服务性劳动的若干建议。 1) 顺应产业升级趋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三产业逐渐超过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是必然趋势。作为人口和劳动力大国，传统制造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而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情况下，传统制造业的“人口红利”日趋减弱。因而要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并带动其他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对于政府而言，应加强对农林牧渔服务业、物流、仓储、运输业等行业以及其它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完善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部门；对于高校而言，要顺应产业升级趋势，不断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输送合格人才。 2)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发展新型服务业。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国家软实力的竞争愈发激烈，科技越来越成为价值创造的第一生产力，因而政府要加大对科研创新与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提升企业和劳动者的创新意识，从而推动新型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不断完善我国服务体系。对于新型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不断完善新型商业服务业，以促进第一、二产业的不断进步；二是发展新型旅游业，尤其要重视全域旅游、乡村旅游以及与其它产业的有机结合，如江西的景德镇地区以发展旅游业来带动传统陶瓷制造产业发展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是推进家庭劳动社会化，使其成为新型服务业一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加快共享经济的发展，如普及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可以培育出越来越多的新型服务业；五是推进社会福利业尤其是老年人服务业的发展，政府应着重发展老年人服务业，重点推进医养结合模式的全覆盖；六是推进租赁业、IT业、体育业等服务型行业的发展。 3) 加强宏观政策调控，防止金融和虚拟经济泡沫化。 政府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不能忽视第一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要时刻防范出现产业畸形发展问题，尤其要防止金融和虚拟经济泡沫化。我国应吸收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对房地产业和金融创新风险的严格防控。 4) 制定相关法制规范，引导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近几年，政府不断出台政策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服务业如何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还缺乏相关的法制规范。建议尽快出台《农村金融法典》和《产业投资法》，法定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的放贷比例。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应借鉴法国信贷互助银行的有关经验，首先法定向“三农”的放贷比例，剩余资金才可以投向二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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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运用多项有序逻辑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模型，通过平时学习情况对大学生成绩等级进行分析预测，结果表明，有考研计划、听课认真情况以及高考数学成绩会对大学生数学成绩趋于优秀有较大的影响，自觉做作业和整理笔记对大学生期末数学成绩没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课前适当程度的预习对大学生数学成绩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模型预测准确度达51.69%。 关键词 :大学生数学，平时学习情况，多项有序逻辑回归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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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肖婕 [ 1 ] 等应用方差法分析了生源地、任课教师等因素对大学数学、英语成绩的影响，宁静 [ 4 ] 等应用聚类法分析了高考总分对大学数学、英语成绩的影响，王亮红、彭慧芹 [ 2 ] 应用聚类分析法探讨了聚类分析技术在教学管理中的应用，白春玲 [ 3 ] 等应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学生学年间成绩的相关性。本文研究大学生数学成绩与高考成绩、考研意向、课堂表现等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与以往研究相比，范围较为集中，主要考虑学业方面的因素，以山东理工大学财管、市销和金融三个专业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3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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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逻辑回归分析的假设检验 使用有序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时，需考虑四个假设：1) 因变量唯一，且为有序多分类变量；2) 存在一个或多个自变量，可为连续、有序多分类或无序分类变量；3) 自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4) 模型满足“比例优势”假设。 直接将分类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方程，则软件会将分类变量按连续变量处理。例如，按“文科”——1，“理科”——2进行编码，纳入方程，方程会认为“理科”是“文科”的两倍，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对假设进行验证之前，需要用一系列的二分类变量“是”或“否”来表示原始的分类变量，这些新的二分类变量称为“哑变量”。下面我们对假设进行判断，此处重点分析假设3~4。 见表1，容忍度均远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所以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Table 1 Coefficient 模型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VIF 1 高考数学 0.701 1.426 课前预习情况 0.674 1.484 听课认真程度 0.306 3.267 课堂内容当时理解程度 0.314 3.185 课堂纪律遵守情况 0.635 1.576 回答问题跟上思路 0.308 3.245 玩手机 0.509 1.965 1 复习课堂内容情况 0.437 2.288 作业认真情况 0.300 3.335 作业独立情况 0.261 3.835 作业自我批改情况 0.260 3.842 wenli 0.765 1.307 k 0.720 1.389 zijue 0.670 1.492 baocun 0.578 1.729 cuoti 0.724 1.381 biji 0.768 1.303 moni 0.689 1.452 wangjie 0.695 1.439 表1. 系数 a a. 因变量：等级。 见表2，平行线检验中卡方 = 46.678，P = 1，大于0.05，说明平行性假设成立，即各回归方程相互平行，可以使用有序Logistic过程进行分析。 Table 2 Test of parallel line 模型 −2对数似然值 卡方 df 显著性 零假设 165.986 广义 119.309 a 46.678 b 118 1.000 表2. 平行线检验 c 零假设规定位置参数(斜率系数)在各响应类别中都是相同的。 a. 在达到最大步骤对分次数后，无法进一步增加对数似然值。 b. 卡方统计量的计算基于广义模型最后一次迭代得到的对数似然值。检验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 c. 联接函数：Lo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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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多项有序逻辑回归分析 对模型中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是否全为0进行似然比检验，判断模型拟合程度。 原假设为所有纳入自变量的系数为0，我们所得出的模型拟合信息表(表3)中显著性小于0.05，说明至少有一个变量系数不为0，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即模型整体有意义。换言之，拟合自变量的模型拟合优度好于仅包含常数项的模型。 Table 3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 模型 −2对数似然值 卡方 df 显著性 仅截距 281.571 最终 165.986 115.584 59 0.000 表3. 模型拟合信息 联接函数：Logit。 根据SPSS使用的模型以及参数估计值表格，可以列出方程： ln ( γ 1 1 − γ 1 ) = 5.126 − 0.079 高 考 成 绩 − ( 0.54 文 理 科 − 2.589 考 研 + ⋯ − 0.34 作 业 批 改 情 况 ) ln ( γ 2 1 − γ 2 ) = 8.536 − 0.079 高 考 成 绩 − ( 0.54 文 理 科 − 2.589 考 研 + ⋯ − 0.34 作 业 批 改 情 况 ) ln ( γ 3 1 − γ 3 ) = 12.254 − 0.079 高 考 成 绩 − ( 0.54 文 理 科 − 2.589 考 研 + ⋯ − 0.34 作 业 批 改 情 况 ) 上述三个方程参数只在阈值上有差别。在控制了高考成绩的条件下计算出 γ 1 ， γ 2 ， γ 3 。可以由此得出取得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可能性，从而我们可以对大学生的等级数学成绩进行预测。例如，由第一位学生各项数据我们计算出 γ 1 = 0.09 ， γ 2 = 0.35 ， γ 3 = 0.46 ， γ 4 = 0.1 ，可见，该学生数学成绩等级为5 (不及格)的可能性为9%，数学成绩等级为6 (及格)的可能性为35%，数学成绩等级为7 (良好)的可能性为46%，数学成绩等级为8 (优秀)的可能性为10%，综合分析，该生的成绩等级预测结果为7 (良好)。利用该逻辑回归模型对大学生数学成绩等级进行预测，图1为对大学生数学成绩等级的预测结果部分图。 图1. 大学生数学成绩等级的预测结果部分图 EST1_1、EST2_1、EST3_1、EST4_1代表四个成绩等级的预测概率。其中第一行中EST3_1概率最大，为0.46，对应的PRE_1为7 (良好)，因变量成绩等级的观察值也为7 (良好)，此时模型准确地预测了因变量。而第四行中EST3_1最大，预测的PRE_1为7 (良好)，而因变量的实际的观察值为6 (及格)，此时模型没有准确地预测因变量。 为明确该模型的预测效果，建立等级*预测响应类别交叉制表。表4显示，成绩等级为5 (不及格)时， Table 4 Rank*PRE_1 Predicted response category cross tabulatio 预测响应类别 合计 5 6 7 8 等级 5 计数 1 2 3 0 6 等级中的% 16.7% 33.3% 50.0% 0.0% 100.0% 6 计数 0 3 16 3 22 等级中的% 0.0% 13.6% 72.7% 13.6% 100.0% 7 计数 1 4 34 12 51 等级中的% 2.0% 7.8% 66.7% 23.5% 100.0% 8 计数 0 0 16 23 39 等级中的% 0.0% 0.0% 41.0% 59.0% 100.0% 合计 计数 2 9 69 38 118 等级中的% 1.7% 7.6% 58.5% 32.2% 100.0% 表4. 等级*预测响应类别交叉制表 模型预测正确的有1人(16.7%)，同理，成绩等级为6 (及格)、7 (良好)、8 (优秀)时，模型预测正确的分别有3人(13.6%)、34人(66.7%)、23人(59%)。根据预测响应类别交叉制表可计算出模型预测的总准确度为(1 + 3 + 34 + 23) ÷ 118 =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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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是否有考研计划、听课认真情况及高考数学成绩对大学生数学成绩是否趋于优秀有较大的影响，自觉做作业和整理笔记对大学生期末数学成绩没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课前适当程度的预习对大学生数学成绩有一定的帮助，且适当程度的预习比极为细致的预习有更好的效果，预习过于细致可能会在课堂上稍加松懈，对老师课堂上的传授不会过多在意，该行为会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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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领导者对员工的期待影响着他们对员工的评价、态度与行为，并能对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深远影响。这种主观期待又被称为内隐追随，是领导者心目中关于追随者特质和行为的认知图式。内隐追随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领导表现、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等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对组织管理和团队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对内隐追随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形成原因、跨文化研究、领导–员工关系相互作用等角度进行拓展。 关键词 :内隐追随，组织行为，领导力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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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领导者对员工的期待影响着他们对员工的评价、态度与行为，并能对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深远影响(Karakowsky， Degama， & Mcbey， 2012; Whiteley， Sy， & Johnson， 2012)。研究发现，领导者对员工的评价中有约62%的成分是内隐的(Scullen， Mount， & Goff， 2000)，他们通常会以追随图式(followership schemas)为参考指标，形成对员工的期待(Lord & Maher， 2002)。这种主观期待又被称为“内隐追随(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包含了领导者对员工行为、价值观、特质等多方面的假设(Carsten， Uhl-Bien， West， Patera， & Mcgregor， 2010; Sy， 2010)。过去关于内隐追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内隐追随对组织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第二是对员工表现的影响，如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等；第三是对领导者的影响，如领导行为、领导风格等。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内隐追随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涌现了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了主要相关研究现状与成果，并指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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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内隐追随理论的内涵、结构与加工机制 2.1. 理论内涵 内隐追随图式依据个体社会化进程中有关追随者的经验而形成并储存在大脑中，在与他人互动时(如领导与员工互动)，这些图式就会被激活，用于形成对他人的评价(Epitropaki & Martin， 2004)。Carsten等率先检验了人们心目中关于有效追随者的认知图式(Carsten et al.， 2010)。Sy认为既然内隐追随和内隐领导遵循相同的加工机制，那么人们的追随图式不仅应包括关于有效追随者的特质(原型)，同样也包括了关于无效追随者的特质(反原型)。据此，Sy将内隐追随理论定义为：“个体心目中与追随者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特质的认知结构和图式”(Sy， 2010)。 2.2. 结构划分 目前，关于内隐追随的结构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Carsten等通过质性访谈的方式调查了员工自身的内隐追随结构。他们发现员工对自身表现的期待分为被动型(passive)、积极型(proactive)和主动型(active)三种类型，由十二种追随特征组成，当员工的内隐追随与组织环境的匹配程度越高时，其追随表现越积极(Carsten et al.， 2010)。Sy发现内隐追随是一个二阶因子结构，由追随原型与反原型组成。其中，原型代表领导者心目中所欣赏和认可的追随者特质，反原型则代表领导者心目中不赞同的追随者特质。Derler等将内隐追随划分为特质和行为两个维度，特质维度直接采用了Sy提出的追随原型，行为维度则包括了利用性行为和开发性行为两个方面。至此，内隐追随将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行为期待也囊括了进来(Derler & Weibler， 2014)。Junker等进一步将“一般的、普遍的”内隐追随，和“理想期待中的”内隐追随加以区分(Junker， Stegmann， Braun， & Dick， 2016)。Alipour等发现，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时间观念存在不同的期待，追随者在完成任务时表现出的时间观念可能同样会影响领导者对他们的评价与行为(Alipour， Mohammed， & Martinez， 2017)。 鉴于对追随者的期待存在跨文化差异(Epitropaki， Sy， Martin， Tram-Quon， & Topakas， 2013; House， Javidan， Hanges， & Dorfman， 2002)，我国的一些学者对内隐追随也进行了本土化研究。祝振兵等开发了包括九个项目、三个维度的中国领导者内隐追随结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领导者对追随者是否有自我收获的关心较少，而更加强调追随者对组织做出的贡献，“尊重领导”是中国文化背景下所特有的维度(祝振兵，罗文豪，2017)。郭衍宏等发现在我国集体主义和实用理性价值观的影响下，“情商”和“进取”是区别于西方文化中的两个较为独特维度。内隐追随的本土化研究对于了解中国人对追随者的期待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为我们在中国情境下开展关于内隐追随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测量工具(郭衍宏，兰玲，2017)。不过，目前国内的内隐追随研究都局限于探讨内隐追随的积极方面，少有对负性原型进行过探索。总之，尽管学界对内隐追随的结构尚未达成一致，但研究者们不断从新的角度为内隐追随的内涵注入了活力，这使得我们可以从更加丰富的角度加深了对内隐追随的认识。 2.3. 内隐追随的加工机制 2.3.1. 认知分类理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Lord等提出了四种可用于分析领导过程和追随过程的模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基于“认知简化”为基础而提出的能力有限模型(limited-capacity model)。这一模型的代表便是认知分类理论(cognition category theory) (Lord & Maher， 1991)。该理论用“原型(prototype)”来描述高度概括某一类别成员属性的抽象概念。原型受过去经验的影响，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并储存在大脑中(Epitropaki， Sy， Martin， Tram-Quon， & Topakas， 2013)。个体一旦掌握了某一类别，就能够将更复杂的外部事物以一种更抽象简单的方式分类，从而简化认知加工。这种方式可用于选择注意、信息检索、社会评判等(Lord， Foti， & Vader， 1984)。认知分类理论最早由Lord等运用到了内隐领导(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y)的研究中，随后被Sy拓展到了内隐追随中。根据该理论，个体对追随者的认知加工分三个层次进行。认知分类理论认为，分类是通过“识别进程”发生。通常来说，这种进程通常是无意识自动发生的，其中觉察到的“行为”和“特质”是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信息。觉察者将追随者(领导者)的行为或特征与先前存在记忆中的关于追随者(领导者)的分类或原型加以比较，当所觉察到的刺激与记忆中的抽象原型类似时，大脑将自动将提取原型与其匹配，从而形成对追随者(领导者)的整体印象，并调整他们对于追随者(领导者)的行为和态度(Alipour et al.， 2017; Lord et al.， 1984; Sy， 2010)。同样，个体可能会内化和认同特定的内隐追随特质，使其对追随者的评价和反应表现出某种定势反应(Engle， 1997; Lord & Maher， 1993)。 2.3.2. 联结主义网络模型 联结主义网络模型将内隐追随整体视作一个由许多单元(units)组成的网络结构。网络中各单元代表了不同的追随图式，它们彼此通过路径相连。各路径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激活/抑制权重，权重值的大小是可以随着学习过程而发生变化(Lord， Brown， & Harvey， 2001; Lord， Brown， Harvey， & Hall， 2001)。当两个单元的意义相近时，单元间的网络路径随即激活，相反则受到抑制。内隐追随网络模型的加工受到各种内外部约束条件(constraints)的限制，包括自上而下的约束条件(如性别、文化、身份、关系)和自下而上的约束条件(如追随者的特质、行为、表现)。这些约束条件以信息的方式输入网络模型，并激活相应单元路径。内隐追随是一种分布式表征结构(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网络中每一个独立的单元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只有当整个网络都被激活，且所有的约束条件都得到满足后才具有表征意义(Lord & Shondrick， 2011)。换句话说，内隐追随不仅受到所觉察到的追随者外部表现的影响，同时还受到觉察者本身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激活的权重值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内隐追随的意义需要依靠整个网络的激活方才凸显，且分布式网络内部也允许细微的激活权重变化。因此部分的权重值改变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内隐追随是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由于内隐追随网络同时受到多方面约束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当自上而下的约束条件发生改变时，整个网络模型的激活路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联结主义模型对探索内隐追随的成因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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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内隐追随从领导者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领导力的理解，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与研究。近年来，国外学者在内隐追随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本土化研究。然而，由于内隐追随是受内隐领导(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的启示而发展起来的，其依托的理论基础和内隐领导相似，因此更多的研究聚焦在探索内隐追随后果方面的影响(Epitropaki et al.， 2013) ，只有少数学者尝试了揭开内隐追随成因的认知黑匣。进一步的，关于内隐追随的成因研究，学者们仍主要依托较为传统的认知加工理论，从个体内部和文化因素两个角度展开探索。总之，现有研究的视角仍存在不少局限，并且国内尚还未有研究聚焦于内隐追随的前因变量，对内隐追随的相关研究有待从更加丰富的角度进行拓展。 基于此，未来有以下几个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1) 探讨内隐追随形成的原因。根据联结主义模型，内隐追随的加工同时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领导者觉察到的追随者外在表行为时候，可以自下而上的激活对应的内隐追随网络中的单元，同时，领导者的自身因素(如依恋关系、个性)可以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限制条件激活其他的内隐追随网络单元，从而激活内隐追随网络。未来可以联结主义网络模型为框架，深入探索内隐追随形成的原因。2) 进行跨文化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塑造了人们对员工不同的期待(Holzinger & Medcof， 2006)。尽管目前有学者基于中国样本开发了内隐追随量表，但在实际研究中，仍多采用国外的成熟量表。为更好地适应本土组织文化，对内隐追随的中国化研究也是尤为必要的。3) 探索领导者内隐追随和领导–员工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领导过程是一种人际间的社会影响过程，依赖于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互动(Uhl-Bien & Ospina， 2012)。未来可以将将领导和员工二者之间的关系变量综合考虑，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内隐追随对组织的影响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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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前，东盟经济共同体已建成并在不断完善，中国与东盟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加强合作。本文基于2008~2017年中国–东盟服务贸易进出口数额，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对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中的竞争力与互补性进行分析，把握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根据分析的结论和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与东盟各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服务贸易，现状，问题，对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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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服务业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服务贸易也成为各国的关注热点。东盟各国作为我国的邻国，双方经贸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近年来，双方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等方面迅速发展并且不断深化，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是2018年以来东盟的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0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双方承诺开放相关服务业，实现服务贸易地区自由化发展 [ 1 ]。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的结构、特点与比较优势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与互补性，为双方的合作打下基础。加强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符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对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甚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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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本文通过使用2016年数据对中国与东盟代表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现状、结构现状，竞争性和互补性等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 3.1.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近年来，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逐渐转变，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服务贸易上取得显著成就，但总体来看服务贸易的发展仍较为落后。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4520.97亿美元、2095.29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9.28%、4.22%，全球排名分别为第2位、第5位，而其中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占比较小，服务出口水平偏低，双边服务贸易的增长对于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 8 ]。东盟国家中服务贸易的发展也与货物贸易存在较大的差距，2016年，东盟十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2968.69亿美元、2810.64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6.60%和5.96%。可以看出两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发展相对于总水平来说，无论是在贸易总额还是在占比方面都相当落后，近几年发展规模虽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对于本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的拉动力量较弱，两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的阶段。 3.2. 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中国与东盟双边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服务行业，如运输，旅游等，而新兴服务行业发展较落后，行业规模小 [ 9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最高的为旅游业，其次是运输业、其他商业，在高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国落后于东盟国家。东盟各国普遍在生产性服务领域发展滞后，如通讯、金融、专利与特许费行业，而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相对来说占比较高。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2095.29亿美元，其中运输业出口占21.6%，旅游业出口占27.1%，其他服务业如通讯，金融等则占比较低。而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出口占比较高，分别为11.4%、52.5%、35.4%，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各国服务贸易发展结构的不合理。 3.3. 服务贸易竞争力薄弱 通过对两地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东盟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所占的份额都比较小，中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在新兴的、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竞争力很弱，如保险、专利与特许费方面，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旅游、保险、专利与特许费等行业的竞争力指数均较低，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为负，这也表明中国新兴服务贸易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竞争力较弱。东盟很多国家的保险与专利特许费方面的竞争力也远远低于0，这样的局势是很不利于一个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甚至阻碍了这些国家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 [ 10 ]。 3.4. 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 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发展中也受落后的创新体制影响。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行业本就发展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国家相关制度、创新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秩序规范，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主要以传统的服务行业为主，新兴的、创新的行业发展较落后，缺乏竞争力。政府虽制定了一些政策，但收效甚微，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体制漏洞，政府虽比较重视，但是企业对此了解不够深入，彼此之间缺乏沟通，获取信息渠道较少，两地区服务贸易在市场上占有率不足，未能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不便，给双方的服务贸易发展带来阻力。 3.5. 服务贸易信息平台不完善，信息不对称 信息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于市场信息的了解和掌握是有差异的，因此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便各不相同，由此也带来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衡。在对外贸易中更是如此，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实行“走出去”战略，对外部信息的掌握对于企业做出正确决策便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体制存在一定差异，东盟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而且文化历史与中国也有较大的不同，要想充分掌握彼此信息更不容易，而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这方面的平台尚不完善。目前中国与东盟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和网站主要有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教育信息网等，对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仍存在信息不完善，提供的服务贸易相关信息不具有时效性，双方交流不够等问题，这使得中国对东盟的信息掌握不足，双方信息不对称，给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带来诸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