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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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采用脉冲激光沉积法在STO单晶衬底上制备了LBMO薄膜，并进行了后期氧气氛退火处理，研究了不同退火时间对LBMO薄膜的表面形貌和电学、磁学输运性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退火2 h后，薄膜呈现出类似于体材的性质，其金属-绝缘体转变温度为303 K；退火时间超过2小时，薄膜在低温区出现铁磁金属与绝缘体的混合相。在我们的研究中，退火导致的影响大多数可归结于薄膜中氧含量的变化，意味着氧含量对锰氧化物的电学、磁学性质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深入理解氧含量对锰氧化物其它物理性质如光电导、电致电阻等的影响，进而研发基于锰氧化物薄膜的多功能传感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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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1951年至2010年贵州省19个台站平均气温和日照时数逐日数据，统计了其年平均值，运用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小波分析法、滑动平均法和线性趋势比较法等，并统计其气候倾向率，来分析贵州省平均气温和日照时数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贵州省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气温的分布在全省呈东南向西北降温态势；全省的日照时数呈现先上升后持续减少，近10年来又回升的趋势，在全省的分布为自西南向东北减少的态势。 关键词 :气温，日照时数，Mann-Kendall检验，小波分析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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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本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平均海拔在1100 m左右，主要地形有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等，总体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八山一水一分田”就是民众对贵州省地形的很好总结，贵州省是全国唯一几乎没有平原的省份。气候变化内部和外部影响因子及其相互的反馈机制十分复杂，各地区的区域气候变化在周期、突变性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变化规律，而且常常与全球变化并不同步，贵州省处于云贵高原，又西临青藏高原，同时还受到受东亚季风的影响，加之自身复杂的山地地形，研究贵州省及其周边区域的气候变化特征，能够更深层次了解我国西南地区乃至高原地区气候变率的情况。同时了解贵州省的气象要素的时空变化特征，比如气温和日照时数的分布和变化，也可以为当地环境生态、资源利用和农业生产等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IPCC第五次报告 [ 1 ] 指出，过去的130年全球升温0.85℃，其中近30年可能是“史上最热”(中等信度)，整体气候系统的暖化毋庸置疑。全球海陆表面的平均温度在1880年到2012年期间呈线性上升，2003年到2012的海陆表面平均温度相比1950年到1990年的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升高了0.78℃，而1983年到2012年这30年每十年的地表温度都比1850年以来任何时期要高，这表明了全球变暖在加速发展，可视为全球气候变化下温度变化趋势的大背景。 近年来有诸多关于西南高原山地地区气候变化的研究，其中对单站的几十年气温变化、日照变化的分析较多；另外也有研究整个西南包括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整体区域气候变化的。李占杰 [ 2 ] 等利用贵阳站60年逐月、年气温时间序列分析了贵阳市年、季气温变化，研究表明1951年以来，贵阳市平均气温呈微弱下降趋势；刘益兰 [ 3 ] 用小波分析法对贵阳市八十年来的平均温度序列随时间做了分析，发现除春季外，另外三个季节和年均气温的变化都以大约16年的尺度做冷暖变换，呈现一定的多尺度周期变化特征。袁淑杰等 [ 4 ] 利用数字高程模型(DEM)对有高原起伏地形的贵州省日照时间的时空分布做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日照时数的因子中，坡向、坡度地形遮蔽的影响十分重要，因而贵州省作为典型山地为主的省份，研究其日照分布有重要意义；郑小波等 [ 5 ] 对贵州1961年以来45年的日照时数做了Mann-Kendall突变检验，结果表明贵州全省的日照时数呈现整体性的减少，而云量的变化却与日照时数减少不同步说明云量的变化并不是日照时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日照减少的可能原因是气溶胶的变化和站点的周边环境的变化。杨小梅等 [ 6 ] 对西南地区日照时数变化的研究发现，四川盆地和贵州高原同是日照时数降低的地区，这与郑小波等人对贵州省日照时数变化的研究结果一致；马振锋 [ 7 ] 等人研究了整个西南地区的气温、降水、湿度，发现了西南地区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的非同步性，对几种气候要素进行突变检验，发现其中气温这一要素的变化是由青藏高原先开始突变接着是云贵高原，最后才是四川盆地和贵州东部丘陵，同时研究表明，西南地区总体的平均温度突变可能晚于全球温度突变。 本文对1951年至2010年贵州省19个台站的平均气温和日照时数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特征做了分析研究，对各站的年平均气温和年日照时数，以及通过19个台站得到的贵州省全省年平均气温进行Mann-Kendall突变检验和小波分析，同时对年平均气温和日照时数做了线性变化趋势分析、滑动平均、气候倾向率比较以及距平分析。通过这些对数据的分析处理，得出贵州省过去60年气温和日照时数的分布情况、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引起日照时数变化及气温变化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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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1951年至2010年贵州省19个台站的气候资料年值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台站的分布位置如下面的图1所示。由于各台站资料的起始时间不一致，在做全省多年分析和空间分布时，采用1959年以后至今的数据进行分析，个别台站个别日期的资料缺测，就采用前后日期的平均值进行插值处理。对各站的多年日照时数和平均气温分别进行了Mann-Kendall突变检验，检验其温度和日照时数的时间序列是否存在突变，同时进行小波分析，查看小波分析图上能否体现出变化周期。另外，进行全省年平均值的距平分析，并做出变化趋势的线性倾向估计，观察其中体现的变化趋势。 2.1. 小波分析 小波分析法(Wavelet Analysis)由Morlet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提出，小波分析能够揭示出藏匿于时间序列中多尺度的周期变化，并且可以反映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中的变化趋势，也可以对未来趋势的估计提供依据。 连续小波变换 [ 8 ] 为： 为小波变换系数； 为一个信号的平方可积函数；伸缩尺度a；平移参数b；则 是 的复共轭函数。由公式可知，通过增大或减小伸缩尺度a可以得到低频或者高频的信号，分析信号的大致轮廓或细节，从而实现对信号不同时空特征的分析 [ 9 ] 。本文采用MATLAB软件进行小波变换，得到小波系数，然后利用SURFER11软件画出小波系数实部的等值线图，从而分析温度或日照时数的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变化和其在时间域中的分布。 2.2. Mann-Kendall突变检验 Mann-Kendall突变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所以也称为无分布检验，由Mann和Kendall首先提出原理并发展了这一方法，一开始仅用于检测序列的变化趋势，后来经过完善和改进成一种检验序列突变的方法。Mann-Kendall突变检验方法的优势是样本无需遵从确定的分布，也不用受到个别异常值的干扰，详细的计算方法见魏凤英等 [ 10 ] 。 通过计算正、反向样本序列的统计量Uf和Ub，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本文给定显著性水平α = 0.05)，则临界值U0.05 = 1.96，画出Uf和Ub曲线，然后利用两者变化分析样本的变化趋势。Uf > 0则表明序列呈现上升趋势，Uf < 0则说明所检测序列呈现下降趋势，当Uf = 0时则该序列变化持平，且当Uf值超过1.96临界线时，可以判断为该序列变化显著上升或者下降，如果Uf和Ub的交点出现在临界值之间，那么Uf与Ub交点所在的位置对应的时刻就是突变开始发生的时刻。 图1. 本文所采用资料台站所在地区分布 2.3. 气候倾向率 本文采用一次直线方程来定量描述气候倾向率，即公式 ，式中b为趋势变化率， ，文中采用b的10倍作为气候倾向率，单位为℃/10a (气温)或h/10a (日照时数)。正值为气候要素在该段时间内上升，负值为气候要素在该段时间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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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和讨论 1) 1959年以来贵州省年平均气温随时间变化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全省平均温度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9年至1997年为平均气温偏冷阶段，年平均气温是16.3℃；1998年到2010年是平均气温偏暖阶段，年平均气温为16.8℃；1998年为统计的52年中最热年份，当年平均气温为17.2℃。贵州省年平均温度的气候倾向率除了60年代外均为正值，表明了60年代以后持续的增温趋势，其中2000年到2010年期间的气候倾向率达到0.44℃/10a，增温趋势更为明显。通过小波分析能看出贵州省年平均气温存在多尺度的冷暖周期，通过Mann-Kendall突变检验发现气温产生突变的年份为1998年，并且有气温持续上升的趋势。 2) 贵州省年平均气温的空间分布为南部 > 北部，东部 > 西部，整体呈现由东南向西北的降温分布。全年平均温度最高的是南部地区，罗甸县台站多年平均气温达到19.7℃；全年平均温度最低的是西部地区，位于西部的威宁县台站多年平均气温仅为10.6℃。60年代全省的温度呈波动状态，70和80年代除了西部以外其他地区均为上升，进入21世纪以后全省的年平均温度都有上升。68.4%的台站通过了Mann-Kendall突变检验，说明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处于上升状态。年平均最高温度为南部罗甸县台站的26.1℃，年平均最低温度为西部威宁县台站的7.1℃，平均最高与最低气温的分布与平均气温相符。 3) 贵州省日照时数自1959年以来整体呈现减少的趋势。1959年至2010年年平均日照时数的变化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9年到1978年为“变亮”的阶段，在此期间的年平均日照时数达到1356.1 h；1979年至2010年为“变暗”的阶段，这段时间的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214.9 h；但是最后的10到15年期间部分台站呈现日照时数略有增加的趋势。1963年是所统计区间日照时数最多的年份，当年日照时数达到了1606 h，其次是1978年日照总时长为1533 h；日照时数最短的年份是1997年，年日照总时长仅为1095 h。年平均日照时数的气候倾向率在60年代为正值，全省日照时数增多，70和80年代为负值日照时数持续减少，到了二十一世纪又变为正值，部分地区的日照时数再次出现增长。通过小波分析发现年平均日照时数同样存在多个尺度的增减周期，Mann-Kendall突变检验又验证了全省整体日照时数减少的趋势，突变年份为1989年。 4) 贵州省年平均日照时数的空间分布为南部 > 北部，西部 > 东部，整体呈现由西南向东北的减少分布。年平均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是西部，威宁县台站的平均年日照时数为1715.5 h；而年平均日照时数最少的地区是北部，该地区桐梓县台站的平均年日照时数仅为1058.5 h，平均年日照时数最高的地区日照时数是最低地区的1.6倍。中西部地区从60年代开始日照时数就持续减少，而其他地区经历了年平均日照时数的增加和70、80年代的持续减小后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又呈现增长态势。84.2%的台站通过了Mann-Kendall突变检验，说明全省大部分的台站都处于日照时数减少的状态，部分台站还呈现出最后10至15年年平均日照时数增长的趋势。 基于上述结论，贵州省南部、黔东南及东部地区为气温和日照时数条件，更利于农业生产，而西北部的毕节地区以及黔中的部分地区，可能光温条件要稍差，存在较高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 贵州省气温变化趋势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全国的气温升高和北半球整体的气温升高一致，并且同全球气候变化在这一个小周期里整体呈现变暖的趋势也相符合。然而日照时数减少却滞后于全球变化10年左右，这可能与贵州省所处地区有关。贵州省西部的青藏高原是天然的屏障，对区域气候有显著影响，且由于处于云贵高原东部的贵州省平均海拔较高，多山地的地形使贵州的阴雨天气也较全国其他地区更多。其次贵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没有东部及沿海地区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环境污染较其他地区相对滞后，污染带来的大气气溶胶浓度和成分的变化对日照时数有较强影响，因此贵州省日照时数变化存在滞后。另外，少数台站的监测条件也存在不足，由于周围地区的发展，标准台站要求的空间环境条件很难被满足，导致日照时数监测值的不准确。二十一世纪以后部分地区日照时数的回升，可能是由于贵州省进行了相关的环境生态保护措施，具体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通过本文对贵州省气温和日照时数时空变化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到气候要素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气候学方面的课题，除了要关注本身系统内在的自身变化外，还要研究气候系统与其他要素的相互耦合作用等。本文仅从时间和空间分布作了简要的诊断分析，并没有涉及到对气温变化以后的趋势的定性和定量预测的工作，这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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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根据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2014年印发的《梅雨监测业务规定》涉及的梅雨监测区梅雨划分标准、1961~2010年梅雨监测区85个站点逐日降水资料以及美国NCEP/NCAR提供的逐日再分析资料，得出了我国梅雨监测区1961~2010年50年的梅雨期入、出梅日期，以及梅雨期长度、梅雨量、梅雨强度等梅雨特征量。并分析了异常梅年的环流特征，结果如下：1) 总体来看，出梅日和梅雨量、梅雨期长度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性比入梅日和它们的相关性要好。2) M-K突变检验显示，梅雨监测区入、出梅日、梅雨期长度以及梅雨强度均没有发生突变。3) 在平均早入梅日前后，早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较为强大，位置偏西北，副高脊线超过20˚N；晚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明显减小，位置明显偏东。在平均晚出梅日前后，早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北，西太副高脊线超过30˚N；晚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依旧强大，西段副高脊线在30˚N附近。 关键词 :新标准，梅雨监测区，梅雨特征量，异常梅年，环流特征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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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地球表面平均温度(Global Mean Surface Temperature)一直在升高，过去的30年中，每个十年的温度比有记录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的温度都要高。21世纪的头十年是最暖的十年 [ 1 ] 。而这样的变化势必会对全球水循环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导致全球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增加 [ 2 ] [ 3 ] [ 4 ] 。梅雨是东亚地区的特征性天气系统，它是东亚大气环流由春季到夏季过度的产物 [ 5 ] 。江淮地区梅雨的开始和结束是每年初夏东亚大气环流发生急剧变化的结果，梅雨量的多少反映了东亚夏季风的强弱及其推进到江淮地区的早晚。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研究梅雨特征量的时间变化特征及异常梅年梅雨期环流特征对于监测江淮地区的旱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气候平均态下，东亚夏季风于6月中旬推进至江淮地区、韩国、日本一带，与此同时，我国江淮地区连续出现阴雨天气，由于此时恰好是我国江南梅子成熟的季节，故称“梅雨” [ 6 ] ，韩国称之为“Changma”，而在日本，梅雨被称为“Baiu”。这两个国家的气象学者也对梅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7 ] [ 8 ] [ 9 ] [ 10 ] 。台湾的气象学者也对台湾地区的梅雨进行了研究 [ 11 ] [ 12 ] 。 梅雨出、入梅日的确定一直是气象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气象界围绕梅雨的入、出梅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梅雨期的划分因地域和侧重点的不同有多重划分方法。徐群 [ 13 ] 根据长江中下游五站(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和汉口)日降水资料，并结合当时地面天气要素、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等指标，划分出八十年(1885~1963年)的梅雨期。张德二用这种划分方法划定了18世纪长江下游逐年的雨期。胡娅敏 [ 14 ] 等用1954~2005年0.5˚ × 0.5˚的逐日降水格点资料，并定义了一个新的江淮地区的“广义梅雨评定标准”，得出江淮地区梅雨在1965年前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发生了三次显著的气候跃变。梁萍 [ 15 ] 等从区域角度出发，在明确区域梅雨概念的基础上，选取了江淮区域梅汛期降水变率一致的36个代表站点。采用连续5个滑动候满足侯内雨日≥4的站点覆盖率指标，并结合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位置，提出江淮区域梅雨入、出梅的确定方法。 章淹 [ 16 ] 将1885~1995年的梅雨期以1950年为分界点，分成1885~1950年以及1951~1995年两个时期的梅雨，对比发现，上世纪50年代后，梅雨期长度，较之其前期出现了长梅年减少，短梅年增多，集中期缩短，降水总量偏少年增多，降水总量偏多的年份减少。徐群在划分了1885~1964年长江中下游梅雨期基础 [ 13 ] 上，进一步划分出了1951年以来江淮下游南北两区的梅雨期 [ 17 ] 。通过这两项研究，从而划分出了近116年(1885~2000年)长江中下游沿江五站(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和汉口)梅雨期。魏凤英等 [ 18 ] 使用徐群定义的1885~2000年长江中下游梅雨强度 [ 17 ] [ 19 ] 对116年的梅雨序列进行分析，得出从大的年代际尺度而言，上世纪40年代梅雨强度发生了突变，梅雨由强趋势向较弱趋势转变。毛文书 [ 20 ] 等将江淮地区分为南、北两个区，发现南、北两区梅雨量都存在显著不同的多时间尺度振荡周期。 综上所述，关于梅雨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杰出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的研究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侧重点不同，所以各地选取的入、出梅指标也有所差异，梅雨既是天气现象也是气候现象，从天气学角度出发，梅雨是与副热带高压、阻塞高压等相连，是一种大尺度天气现象，从气候学角度出发则要求若干日稳定通过一个数值，降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过多考虑各地降水要素，则梅雨是一种大尺度天气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统一的入、出梅指标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本文采用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2014年印发的《梅雨监测业务规定》 [ 21 ] 中涉及气候区的划分以及新的入、出梅标准，研究梅雨监测区入、出梅日期、梅雨期长度、梅雨强度以及梅雨量等梅雨特征量的年际、年代际变化；讨论各梅雨特征量间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异常梅年的环流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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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的选取 1) 中国气象局提供的全国824站逐日降水资料，筛选出梅雨监测区92个站点(如图1所示)，并从中选出85个降水资料完整、长度超过50年(1961~2010年)的站点。 2) 1961~2010年NCEP/NCAR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提供的逐日再分析资料，该资料包括位势高度场、水平风场、温度场、相对湿度场、比湿度场和垂直速度场等，水平分辨率为2.5˚ × 2.5˚，本文仅使用了高度场和水平风场u，用于计算西太平洋副高脊线条件。 3) 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2014年印发的《梅雨监测业务规定》涉及的梅雨监测区梅雨期出、入梅日期的确定。 4) 梅雨强度(I)的定义参照文献 [ 5 ] ， (1) 式中：L为当年梅雨期长度(天数)； 为1961~2010年的平均梅雨期长度； 为某一年梅雨监测区85站梅雨总量的平均值， 为梅雨监测区85站1961~2010年梅雨总量的平均值。 5) 西太平洋副高脊线的定义。由于西太平洋副高脊线的位势高度 在经向上取得最大值，利用地转关系，纬向风u满足： 图1. 梅雨监测区 (2) (3) 因此，西太副高脊线还可以定义成为沿副热带的热带东风带和中纬度西风带的分界线，即沿该线纬向风速为零 [ 22 ] 。本文所用的逐日西太平洋副高脊线就是根据这一定义，利用美国NCEP/NCAR再分析资料求得。 从西太副高脊线的定义可以看出，西太副高脊线是位势高度的极值点，不仅仅局限在588 dagpm内，在586 dagpm内也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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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梅雨监测区梅雨期的划分 3.1. 梅雨期划分标准 [ 21 ] 确定区域入、出梅与梅雨期的主要依据是区域内各监测站的降水条件，西北太平洋副高脊线条件、南海夏季风爆发时间等为辅助条件，具体方法如下： (1) 入、出梅降水条件： ① 雨日的确定：某日区域中有1/3以上监测站出现 ≥ 0.1毫米的降水，且区域内日平均降水量≥2毫米，该日为一个雨日。 ② 雨期开端日的确定：从第1个雨日算起，往后2日、3日、……、10日中雨日数占相应时段内总日数的比例 ≥ 50%，则第一个雨日为雨期开端日。 ③ 雨期结束日的确定：从雨期的最后1个雨日算起，往前2日、3日、……、10日的雨日数占相应时段内总日数的比例 ≥ 50%，则最后一个雨日为雨期结束日。 ④ 雨期的确定：一个雨期需满足以下条件：任何连续10日的雨日比例 ≥ 40%、雨日数 ≥ 6天且没有连续5天(含5天)以上的非雨日、站平均降水强度 ≥ 5毫米/天。一个雨期长度为该雨期的开端日到结束日所经历的日数。 ⑤ 入梅时间确定：第一个雨期的开端日即为入梅日。 ⑥ 出梅时间确定：最后一个雨期结束日的次日即为出梅日。 ⑦ 梅雨期的确定：梅雨期内可以出现有一个以上的雨期，梅雨期长度为入梅日到出梅日前一天的日数。 (2) 梅雨期的其它条件 ① 梅雨发生在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气候值为5月第5候)，7月中旬之后不再有新的雨期开端日。 ②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条件：梅雨期内，逐日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一般要求满足条件：18˚N~27˚N。 3.2. 梅雨期的划分结果 根据以上的资料以及梅雨划分标准，计算出了1961~2010年梅雨监测区入梅日、出梅日、梅雨期长度、梅雨量和梅雨强度等梅雨特征量(表1)。 Table 1 Main features of Monitoring area of Meiyu during 1961-201 年份 入梅日 出梅日 梅期长度/天 梅雨量/mm 梅雨强度 1961 5月30日 6月11日 12 134.293 1.545 1962 6月26日 7月10日 14 126.634 1.490 1963 6月22日 7月13日 21 156.008 1.804 1964 6月16日 6月30日 14 206.313 2.077 1965 6月30日 7月9日 9 80.024 1.102 1966 6月12日 7月14日 32 286.056 2.821 1967 6月15日 7月11日 26 226.435 2.339 1968 6月20日 7月20日 30 256.96 2.610 1969 6月23日 7月21日 28 493.671 3.891 1970 6月18日 7月22日 34 341.473 3.169 1971 5月26日 7月3日 38 364.705 3.397 1972 6月18日 7月2日 14 136.314 1.561 1973 6月18日 7月3日 15 203.859 2.051 1974 7月13日 7月21日 8 95.344 1.269 1975 6月16日 7月17日 31 304.794 2.897 1976 6月21日 7月15日 24 172.319 1.975 1977 6月9日 7月2日 23 312.621 3.016 1977 7月11日 7月22日 11 1978 6月6日 6月16日 10 75.56 1.060 表1. 梅雨监测区1961~2010年各梅雨特征量的统计 续表 注：斜体加粗的年份为二度梅年。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61~2010年间，梅雨监测区一共出现了5次二度梅现象(1977、1982、1984、1991和2000)。没有空梅年(当年没有达到入梅条件)。不计二度梅年(一年中有两个梅雨期)，最早入、出梅时间分别为：5月26日(1971年)、6月11日(1961年)；最晚入、出梅时间分别为：7月13日(1974年)、8月2日(1987年)；最小梅雨量为64.027 mm (2005年)，最大梅雨量为531.659 mm (1983年)。 图2为梅雨监测区1961~2010年各梅雨特征量的时间序列(二度梅年的入、出梅日为两个梅雨期的平均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各梅雨特征量年际变化显著，上世纪7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入梅日有偏晚的趋势，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入梅日有偏早的趋势，总体来看入梅日变化不显著。出梅日存在两个偏晚的时期(上世纪60年代、本世纪初)，一个偏早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中后期)。总的来说，出梅日较为稳定。 梅雨期长度和梅雨强度的变化情况较为一致，上世纪60年代梅雨期变长，梅雨强度增强，70年代初、90年代末梅雨期变短，梅雨强度减弱，7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梅雨期长度和梅雨强度呈波动式变化。总体而言，梅雨期稍有变长，梅雨强度稍有加强，不过不是很显著。 M-K突变检验显示(图3)，梅雨监测区入、出梅日、梅雨期长度以及梅雨强度均没有发生突变。 为了深入了解各梅雨特征量间的相关程度，计算了各梅雨特征量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梅雨强度与梅雨量和梅雨期长度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均超过0.9。入梅日与出梅日间的相关系数为0.545，通过了α = 0.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入梅时间越晚，出梅时间越晚，反之亦然。出梅日和梅雨期长度、梅雨量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15、0.491、0.536，均通过α = 0.001的显著性检验。入梅日梅雨期长度、梅雨量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6、−0.302、−0.325，也通过了α = 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出梅日和梅雨期长度、梅雨量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性比入梅日与它们的相关性要高。 图2. 1961~2010年梅雨监测区入梅日期(a)、出梅日期(b)、梅雨期长度/天(c)和梅雨强度(d)时间序列(注：实线为实际值，短划线为5年滑动平均，点线为线性趋势) 图3. 1961~2010年梅雨监测区入梅日期(a)、出梅日期(b)、梅雨期长度(c)和梅雨强度(d)的M-K检验。(注：实线为UF统计量，虚线为UB统计量，点线为α = 0.05置信水平检验线) Table 2 Main features of Meiyu per decade during 1961-201 年代 入梅日 出梅日 梅期长度/天 梅雨量/mm 梅雨强度 1961~1970 6月18日 7月10日 22 230.787 2.285 1971~1980 6月17日 7月10日 25.3 237.058 2.398 1981~1990 6月16日 7月9日 27.6 268.084 2.633 1991~2000 6月12日 7月5日 27.7 333.873 2.994 2001~2010 6月17日 7月10日 22.9 218.285 2.260 50年平均 6月16日 7月9日 25.1 257.617 2.514 表2. 1961~2010年梅雨监测区各年代际梅雨特征量的统计 表2为1960~2010年梅雨监测区各年代际梅雨特征量，梅雨监测区50年平均入梅日期为6月16日，平均出梅日期为7月9日。除了上世纪90年代偏早较多外，各年代平均入、出梅日波动较小，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其余各梅雨特征量体现了较为一致的年代际变化趋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梅雨期偏长，梅雨量偏多，梅雨强度偏强，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本世纪以来表现为梅雨量偏少，梅雨强度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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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异常梅年环流特征 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以下简称西太副高脊线)对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具有规律性的北跳与我国东部地区的雨季起止时间以及雨带的位置关系密切 [ 23 ] [ 24 ] 。一般而言，脊线偏南(北)，华南降水偏多(少)、华北上空可降水量偏少(多) [ 25 ] [ 26 ] 。 因此，本章选用梅雨监测区来探讨异常梅年(早梅年、晚梅年、二度梅年)环流场特征。 关于早、晚梅的确定，本文参照文献 [ 5 ] ，即在6月中旬初(6月12日)及以前入梅的，称为早入梅，在6月23日或以后入梅的，称晚入梅。在7月上旬前期(7月2日)出梅的划为出梅偏早，在7月下旬(7月22日)出梅的划为出梅偏晚。结合第四章关于各区入、出梅日的划分结果，得出了梅雨监测区1961~2010年间的早入梅、晚入梅、早出梅及晚出梅四种异常梅类型。 4.1. 早、晚梅年与西太副高脊线的关系 表3为梅雨监测区早、晚梅情况，结合表1可得，早、晚入梅年平均入梅日分别为6月5日、7月1日。早、晚出梅年平均出梅日分别为：6月23日、7月25日。因此，本文选定早、晚梅年的平均入、出梅日前一候及后一候进行合成分析来探讨早、晚梅年西太副高脊线的情况。 从图4中，可以得出：在平均早入梅日前后，早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较大，呈条带状分布，西太副高脊线达到20˚N，588 dagpm等高线西伸至130˚E以西，靠近我国台湾地区，符合入梅的西太副高脊线条件；晚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明显减小，位置明显偏东，588 dagpm等高线最西没有达到140˚E，并未符合入梅的西太副高脊线条件。 从图5中，可以得出：在平均晚出梅日前后，早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北，588 dagpm等高线经过日本，西太副高脊线超过30˚N；晚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依旧强大，588 dagpm等高线经过我国台湾、浙江、福建等地。590 dagpm等高线接近我国华东地区，西段副高脊线在30˚N附近，刚好达到出梅的西太副高脊线条件。 4.2. 五个二度梅年的环流特征 典型梅雨期500 hPa的环流形势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呈带状分布，西太副高脊线略成东北西南走向，在120˚E处稳定在22˚N左右；孟加拉湾或印度东部一带有稳定的低压槽存在，给长江中下游地区输送水气；中纬度地区西风带环流比较平直；高纬地区有阻塞高压形势 [ 27 ] [ 28 ] 。 4.2.1. 1977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6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西太平洋副高较强，588 dagpm等高线西伸达到130˚E，西太副高脊线均超过20˚N，乌拉尔山脉附近和雅库茨克附近各有一个高压脊。35˚~40˚N之间等高线较为平直；两个梅期之间(b)，588 dagpm等高线在130˚~160˚E之间被切断，形成东西两个副高，其中，较西的副高 Table 3 Early and late Meiyu situatio 早、晚梅类型 年份 早入梅 1961 1971 1978 1980 1983 1988 1989 1994 1996 1998 1999 2001 2008 晚入梅 1962 1965 1969 1974 1997 2005 2009 早出梅 1961 1964 1978 1988 1994 2001 2002 2004 晚出梅 1979 1983 1986 1987 2006 2007 2010 表3. 梅雨监测区早、晚梅情况 图4. 梅雨监测区早(a)、晚(b)入梅年6月1日~10日合成图 图5. 梅雨监测区早(a)、晚(b)出梅年7月21日~30日合成图 图6. 梅雨监测区1977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10天(d)合成图 588 dagpm等高线位于我国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地上空，与此同时，梅雨监测区日均温连续6天超过30度，9天中仅有1个雨日；第二个梅期(c)，相比较于第一个梅期，副高位置更偏西，西太副高脊线位置更偏北，590 dagpm等高线西伸至130˚E，第二个梅期的平均温度(26.98℃)高于第一个梅期的(24.12℃)。第二个梅期后(d)，环流场调整，西太平洋副高又被切断为东西两个，东侧的西太副高脊线北跳至40˚N附近，西侧的西太平洋副高进一步西伸，588 dagpm等高线几乎全部在我国长江中下游上空，此期间梅雨监测区再次出现日均温高于30˚的连续高温天气。 4.2.2. 1982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7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西太平洋副高成东西条带状分布，位置偏西，588dagpm等高线经过我国海南岛，西太副高脊线稳定超过20°N，孟加拉湾有一个低槽；两个梅期之间(b)，环流场调整，副高东退至140°E以东，梅雨监测区出现连续7天的非雨日，但并未出现高温天气。第二个梅期(c)，副高再次西进，588dagpm等高线最西端在我国广东省上空，脊线位置相对于第一个梅期整体北移；第二个梅期后(d)，受双台风(编号8210和8211)影响，副高被迫北移，梅雨监测区没有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 4.2.3. 1984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8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在50˚~70˚N范围内，贝加尔湖以北有一个阻高，乌拉尔山脉附近和鄂霍次克海附近存在一个高压脊。孟加拉湾附近和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低槽，副高较往常弱，面积偏小。两个梅期之间(b)，位于鄂霍次克海和乌拉尔山脉附近的高压脊消失，副高东退明显，588 dagpm等高线在150˚E以东，梅雨监测区没有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第二个梅期(c)，位于贝加尔湖西侧有一个高压脊，乌拉尔山脉附近阻高恢复，副高西进加强，588 dagpm等高线最西接近120˚E，35˚~40˚N是一支比较平直的西风；第二个梅期后(d)，40˚~60˚E间588 dagpm北移至里海，西太平洋副高强度减弱，梅雨监测区出现连续10天的非雨日。 4.2.4. 1991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9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孟加拉湾附近存在一个低槽，副高成条带状分布，西太副高脊线西进至120˚E附近；两个梅期之间(b)，孟加拉湾附近的低槽减弱，35˚~40˚N之间的等高线波动较大， 图7. 梅雨监测区1982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4天(d)合成图 图8. 梅雨监测区1984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11天(d)合成图 图9. 梅雨监测区1991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13天(d)合成图 梅雨监测区连续9天没有雨日；第二个梅期(c)，35˚~40˚N之间的等高线较为平直，副高恢复为条带状分布；第二个梅期后(d)，西太副高脊线北跳至30˚N附近，副高继续西进，588 dagpm在我国浙江、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上空，梅雨监测区出现了连续13天日均温高于30℃的高温天气。 4.2.5. 2000年梅雨期环流特征 从图10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梅期(a)，副高比常年同期(5月底)要强，且位置偏北，脊线最西已在广东境内，贝加尔湖上空有一个高压脊，西侧有一个低压，东侧有一个低槽。孟加拉湾也有一个低槽，35˚~40˚N间西风环流较平直；两个梅期之间(b)，环流场调整，中高纬度等高线较为平直，无明显的阻高，孟加拉湾低槽消失，副高东退，588 dagpm消失；第二个梅期(c)，在50˚~70˚N之间乌拉尔山脉附近存在一个高压脊，副高再次北跳；相比较第一个梅期，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北，第二个梅期后(d)，副高强度减弱，东退至140˚E以东，梅雨监测区没有出现大范围连续高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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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在选定《梅雨监测业务规定》的基础上，采用美国NECP/NCAR的再分析资料和1961~2010年逐日的降水资料，讨论了50年梅雨监测区各梅雨特征量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异常梅年的环流场特征。得到如下结论： 1) 各梅雨量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绝大多数通过置信水平α = 0.001的显著性检验。梅雨量越多的年 图10. 梅雨监测区2000年第一个梅期(a)、两个梅期间(b)、第二个梅期(c)和出梅后7天(d)合成图 份，其梅雨期长度、雨日数越长、梅雨量距平百分率越高；入梅时间和出梅时间成正相关关系；入梅时间越早、出梅时间越晚，梅雨强度越大；出梅日和梅雨量、梅雨期长度、梅雨期雨日数、距平百分率以及梅雨强度的相关性比入梅日和它们的相关性要好。 2) M-K突变检验显示，梅雨监测区入、出梅日、梅雨期长度以及梅雨强度均没有发生突变。 3) 在平均早入梅日前后，早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较为强大，位置偏西北，副高脊线超过20˚N；晚入梅年，西太平洋副高面积明显减小，位置明显偏东。在平均晚出梅日前后，早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位置偏北，西太副高脊线超过30˚N；晚出梅年，西太平洋副高依旧强大，西段副高脊线在30˚N附近。 4) 5个二度梅年梅雨期的环流形势与典型梅雨期类似，在50˚~70˚N间有一个稳定的高压脊，在35˚~40˚N间存在一支比较直的西风，孟加拉湾附近有一个低槽，西太平洋副高较强(除1984年第一个梅雨期副高较弱)，位置偏西，呈条带状分布，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在110˚~130˚E普遍超过2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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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的发布，我国进入“十三五”(2016-2020)发展新时期。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都得到显著提高，高校的外专引智工作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在总结过去高校外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现阶段外专工作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新的发展时期下如何全面推进高校国际化建设，创新高校外专工作进行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外专引智，外专效益，项目管理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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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我国高校引智工作开展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人才的竞争日益加剧，如何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教育理念为我所用，发展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建设国际一流高等学府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外国专家(以下简称外专)的引进工作是高校国际化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高校外专引智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外专外教的聘请与管理已成为高校实施国际化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聘请外专外教的规模急剧扩大，国外希望到中国来任教或开展合作交流的外国人也在增加，目前外专外教的引进和管理工作也日趋重要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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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校引智工作现有成效及问题 在全球化大背景的推动和驱使下，高校积极推进国际化建设工作，在外专引智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和具体教学科研实际，着力引进了以语言类教师为主的外籍专家，并已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部分高校，在结合国家外专局、教育部等主管部门项目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外专引智平台，并在国家项目基础上设立了一些符合高校自身发展阶段和特点的特色项目，目前正在积极探索过程中。短期内，高校外专引智工作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亟待解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外专招聘工作没有规范的聘用政策体系，多以项目形式进行，聘请高层次、复合型的人才较为困难。新形势下外专的引进聘请工作逐渐从以聘请一般的语言为主逐步转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专家为主，从单纯的邀请国外专家来华短期讲学逐步发展为长期性的来华开展合作科研和交流。但由于高校学科局限或者聘请渠道的单一性，招聘方案的不系统，造成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于与国际高校之前的校际交流项目或通过与国外有合作关系的教师引荐来聘请，加上经费等方面的限制，聘请和引进的外籍专家层次仍然偏低，有意来国内高校长期执教或者开展合作的外籍专家数量，尤其是高层次外专数量偏少。 2. 未充分挖掘外专聘请效益，只注重短期成果，忽视长期效益和影响。虽然目前外专聘请的主要方向已经逐渐由语言类转向长期合作、科研应用及新兴学科交流等方面，但较多以学科发展和科研合作为主要意向聘请的外专最后还是以语言教学为主，只是稍加附带了一些合作内容，未深入了解各高校具体学科的特点和发展情。没有认识到外专在促进高校课程改革和合作科研方面的巨大潜力，使很多外专没有真正发挥其最大作用 [ 1 ] 。这一方面限制了外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没有体现引进外专为我所用，积极实现国际接轨，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外专在管理方面的特殊性，很多具体工作一般需要通过高校的外事交流部门沟通协调，具体用人单位往往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管理程序尽可能得简化外专的具体行程安排，更多地是完成目标性质的引进外专任务，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想要最大化发挥外专来访或者引进外专的效益来为学院服务。 3. 缺乏系统有效的外专引进和管理评估体系，主管部门与具体用人部门之间沟通不顺畅。外专的聘请和主要归口管理部门为高校的外事交流部门，同时负责根据国家外专局的规定与外籍专家签订工作合同、办理工作签证、来华许可等等，外专来校后，虽然具体用人院系也对外专的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进行了确定，但单位对外专日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监督，往往是出现问题后，才与外事主管部门协商沟通，在合同期满后也没有对外专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往往流于形式，聘请效益无法衡量。而学校外事管理职能部门与具体用人单位之间缺乏有效性地沟通也阻碍了外专效益最大化的发挥，外事管理部门往往对具体用人单位的外专需求了解不够明确，在完成工作手续后，具体用人单位多是按照学校要求来具体安排，对其来访的效益未及时有效的反馈外事管理部门，造成信息不对称及外专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影响了用人单位申请外专项目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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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全面科学地推进高校外专工作 1. 转变外专管理思路，从“专家模式”转变为“周期项目管理”模式，对外专聘请和引进工作进行周期性跟踪。目前我国高校的引智工作普遍实行的是“专家管理”模式，即由一位或几位熟悉外事程序、具有外事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对学校所有涉及引智的事务进行统一管理。随着高校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校际合作科研迅速增加，原有的“专家管理”模式出现许多无法适应的问题，外事人员不但工作量日益增大，而且对一些专业性太强的项目由于难以理解而无法有效控制；“专家管理”既不能满足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和项目管理的需要，也不利于改进国外智力成果工作的发展 [ 2 ] 。传统的保姆式、接待服务型的“专家管理”聘请模式必须要改革与创新，朝着“项目管理”的引智管理模式转变。学校引智管理部门应与校科技处、教务处、研究生处、人事处等多个部门密切协作，进而逐步实施以重点学科、重点项目为龙头，带动全校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以满足新形势下国家发展的新需求。 2. 引入科学管理方法，建立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新形势下高校的外专工作也需制定一套“高校引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具体实现软件，并推广应用，将项目管理方法普及化，使国家外专局和被考评高校都清楚地了解到：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高校，其引智工作所取得的绩效横向比较情况。也就是说通过高效率的工作管理提高聘请外国专家的成果效益；通过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客观、公平、科学的考评，帮助国家外专局监督检查高校引智工作发展进程和成效，激励高校外事人员提高外事水平，为评价高校外事人员工作情况提供依据，为完善引智工作结构、人力资源规划、经费预算等提供信息。 3. 改革现有招聘及准入体系，并以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设置外专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需要改变原有的引才模式，充分利用现在“互联网+”模式，广开引才渠道，聘请渠道多元化。如通过校友会、合作院校、使领馆、同乡会等等多种形式，多种会议及网络媒体收集和发布招聘引才信息，广揽海外人才智力，多方位聘用高质量的外专外教。外专管理需要各个用人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互相配合，团结合作，因此必须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针对外专外教的管理制度，明确和理清相关部门各自在外专外教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和生活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制度包括教学、生活、安全管理及合同等。在外教管理制度方面，建立完善的长短期外教管理制度和办法，规范管理，做到有章可循。外专也易于接受这种直接明了、科学化的管理模式，有效完整的制度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管理纠纷的发生。 在完善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设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外专来华工作无论时间长短，均可视为其人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在外专工作过程中，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充分考虑外专的发展阶段，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外专的职业发展阶段与其在华期间的工作有益地结合起来，我们需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设立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 [ 3 ] 。设立岗位职责与目标任务书来评估岗位履行情况，制定教学和科研两大方面评估指标，考核具体教学和科研工作完成情况，并对成果突出给予匹配的奖励，让被评估的外专主动参与到评估考核过程中来，做到过程公开、透明，最大化地调动外专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增强外专聘请效益，同时帮助搭建后续的国际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为今后的外专引智做好铺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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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 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占世界新财富的60％以上。人才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引进外国专家是引智工作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和补充力量，重视对外国专家的引进，能更有效地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使国外先进技术尽快地转化为自身先进生产力。而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人的智力的保驾和润滑下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新时期地方高校外专工作合理定位，不仅是时代赋予外专工作本身的历史使命，更是外专工作助力地方高校应对教育国际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压力的必然要求。外专工作要明确目标，完善机制，优化环境，帮助解决本校教师不能解决的问题，充实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薄弱环节，从而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应围绕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要内容，依托国家外专局、教育部设立的国家重点外专引智项目，提升引智规模和层次。同时，充分利用外专经费，有计划、有重点、讲实效、科学合理地搭建引智平台，逐步形成“以国家重点外专引智项目为引领、各高校重点外专引智项目为主体”的外专引智新格局。高校引智工作的重点应逐渐转移到对学校的人才及师资的培养、学科发展及科研成果产业化等有重要意义，服务于高校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引智项目上，逐渐减少普通项目、短期项目，建立长效的外专引智机制，在现有基础上全面布局，与国家外专部门相互配合，扎实推进高校引智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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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化产品贸易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关于文化产品贸易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提出了许多观点，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文化产品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准确界定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内涵，全面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完善文化产品贸易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化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影响因素，理论综述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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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文化产品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贸易的新引擎。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积极实施文化战略，从而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产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美国的电影业和传媒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娱乐业、法德的出版业、英国的音乐业等在国际市场上都占有重要份额，世界范围内大型跨国公司主导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凭借其在劳动密集型文化创意产品上的优势，其出口增速已高于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也因此在不断增加。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近年来，同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被提出以来，文化贸易增长迅速，中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高层交往密切，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与沿线不少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各种主题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产业的多层次、宽领域合作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为中国同这些国家文化产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然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合作，仅有上述国家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规则设计、行动计划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关企业、中介机构层面在文化产业具体领域的有效对接，否则，就会导致合作主体的缺失和缺位而流于形式。鉴于此，国内外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文化产品贸易的战略意义、内涵、定位、价值取向及战略维度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贸易理论体系，有必要对文化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做全面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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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关于文化贸易的概念梳理 关于文化贸易的概念，一些国际组织尽管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内涵与外延大致相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995)将文化贸易纳入国际服务交易范畴，并将其看作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有关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的交易活动，具体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影视、音乐、戏剧、音乐、艺术表演等的交易活动。另一类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场所的文化与娱乐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文化贸易分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 1 ] ，认为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如图书、杂志、多媒体产品、软件、录音带、影视和创意设计等。文化服务是指满足人们文化兴趣和需要的行为，通常指政府、私人机构和半公共机构为社会文化实践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支持。如文艺演出、文化活动，文化信息以及文化产品的收藏(如图书馆、文献资料中心和博物馆)等。 此外，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对文化产品贸易进行了界定，但至今仍没有一致性描述。Van Grasstek (2005)认为文化产品贸易也离不开实体产品交易 [ 2 ] ，如音乐、文学、戏剧、喜剧、文档、舞蹈、绘画、摄像和雕塑等艺术形式，有的是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展示给大众，有的却是先被存储记录下来(如存储在网上、计算机上或光盘里)再卖给大众。有的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存在(如图书馆和博物馆)，或以商业的形式(如电视台和美术馆)提供给大众，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意义上，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重要分支。国内学者高洁(2005)认为文化贸易是指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周成名(2006)认为文化贸易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是属于国际贸易的特殊形式 [ 3 ] 。李小牧，李嘉珊(2007)对国际文化贸易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基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及文化硬件和文化软件的文化贸易分类标准，并结合其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理清了相关概念的逻辑体系 [ 4 ] 。 可见，学术界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尽管还没有统一定义，但对其本质内涵已形成基本认同，普遍认为文化产品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贸易方式，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