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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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学科评估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 我国学科评估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科评估体系从最初的试行到后来的广泛应用，在取得客观的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制度上的问题。 1) 欠缺评估指标 我国学科评估体系的指标大多是量化性指标，有时为了便于比较和统计，将不适合量化的指标量化，将不能够比较的东西加以比较，使学科评估的质量降低，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以数理统计的方法反映某一学科在某一特定评估体系下的水平，并不能全面、客观、真实的反映高校学科的水平。例如单纯追求高校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数而忽视人才培养的质量；单纯追求论文、科研项目的数量而忽视论文的水平。学科评估过分注重对指标的定量分析，忽视了定性分析的指标，如学科建设理念、学科建设的目标和学科建设的规划等，而这些指标恰恰是反映学科建设灵魂和方向的指导性内容。这种重量轻质的做法可能在实践中只顾具体行为达标，很容易造成学科建设和学科研究的形式主义，不利于学科建设的长远发展。 2) 评估主体单一 目前我国的学科评估主体主要是政府，学科评估人员主要由专业研究人员、行政领导和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组成。高校学科评估主要是由国家教育部门主导或由其委托各省、市、部、委进行评价，而这必然带有一定的行政干预的成分，有时会存在为了“平衡”的因素，使评估结果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和封闭性，不够客观和全面，缺乏权威性。学科评价结果通常不会大范围公布，只会发布在一些专业刊物之中，大量读者无法直接接触到评估体系的程序和标准，使公众不能信服评估出来的结果，考生依旧无法根据评估结果放心的选择自己需求的高校，从而削弱了学科评估体系的服务社会的作用，也容易引起争议。同时，由于一些缺乏评估工作知识和经验的人参与评估，有时也会出现缺乏科学性甚至是“瞎指挥”的评估现象。所以对行政因素的介入和干预程度的控制，对于建立独立的、规范的、客观的评估机构具有重要意义。 3) 缺乏导向作用 目前的大多数学科评估体系只是简单罗列学科队伍、科研经费、论文数量及成果、毕业率和科研设备等因素，对学科过去的发展做一个阶段性的评估，而并不能衡量一个学科未来发展的走势和可能达到的水平 [ 2 ] 。割裂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只注重产出的数量，而忽视投入与产出共同构成的效率，因此无法对学科的建设发挥导向作用。 (二) 我国学科评估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 评估体系重结果轻过程 学科评价重结果轻过程，无法发挥对学科建设的导向作用。目前大多数的学科评估属于学科的绩效评价，评价学科发展阶段性的成果，并以此结果来衡量学科的水平和配置战略资源的流向。以历史总量指标为依据的学科评价体系，具有狭隘性，只能衡量在一定时间内的一个学科所能达到的水平，但却无法衡量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和预测所学科所能达到的水平。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是大多数评价体系的评价因素。在学科评价体系中，少有对学科投入方面的指标，体现不出学科在不同水平的投入与产出的转化率。 2) 评估体系较缺乏独立性 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化学科评价模式削弱了其他评价主体的作用。容易导致评价的不客观和不全面。在实际的评估结果发布后，对政府的教育经费的审批，高校的分层和分类不产生影响，因此评估体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导致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其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在社会评价方面，虽然我国少数对大学学科进行评估的民间评估机构，如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广东省管理科学研究院等推出过中国大学排名，但这些评价只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缺少对高校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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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英美学科评估体系的经验与启示 学科评估或学科排名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教育评估手段，其主要目的是系统评估高等教育质量，其基本特征是关注效率和效益，注重结果和产出 [ 3 ] 。当前，各国学科评估的形式和侧重点不一。美国研究理事会(NCR)组织的博士点评估是对该国的博士点项目进行评估，它侧重评估人才培养的各项指标，至今已开展了3次；英国科研评估是对该国高校学科点的研究质量进行评估，它侧重评估科学研究的各项指标，至今已开展7次。 (一) 评估历史 20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的科研拨款主要由各学科委员会通过主观评价指标来决定。随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的提升，大学拨款委员会认为需要设计一套公正客观的科研评价方法。1984年，英国政府明确提出科研绩效要在大学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要采取新的经费分配办法保证科研资源的投入效益。随后，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资助委员会、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先后于1986年、1989年、1992年、1996年、2001年、2008年开展了6次科研评估 [ 4 ] 。2014年，英国高校科研评估工作被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简称REF)所取代 [ 5 ] 。上述７次科研评估规模逐步扩大，参评学科数从1996年的2893个增长到2014年的7644个。 1924年在美国，雷蒙发起的高校教师博士点声誉调查开启了美国博士点评估的先河。随后，博士点评估在美国高等教育界陆续开展。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学科领域和就业方向的转变，博士点评估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82年，美国研究理事会主持的博士点评估引起了较大反响，《华盛顿日报》等几个主要城市媒体对评估进行了报道，地方媒体也特别关注了当地大学的排名。随后，NRC分别于1995年和2006年开展了两次评估 [ 6 ] 。 (二) 评估方法 英国科研评估一直采用同行评估的评估方法，但是REF逐步意识到量化数据的重要性，计划引入计量数据并开展了前测研究，最终发现文献计量方法无法适用于所有学科，暂时不宜全面推广。因此，2014年REF仅加入了研究成果引用数据的计量数据，但该数据仅给同行作评估参考，并未作为本次评估的主要工具。 美国博士点评估方法经历了从声誉评估到量化评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声誉评估(1982年以前)，第二阶段是声誉评估法的拓展和客观量化指标的融入(1982年、1995年)，第三阶段是从声誉调查转向客观量化指标(2006年) [ 7 ] 。NRC组织的三次评估方法也经历了从主观到客观的渐变。1982年的评估是以博士点的基础数据和声誉调查数据为依据；1995年的评估加入了计量数据；2006年的评估直接使用量化数据来关联声誉数据。2006年的评估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和测量统计，问卷调查主要包括院校调查、项目调查、教师调查、学生调查和教师评价。测量统计包括S排列法和R排列法：S排列法首先向教师询问哪些指标在评估博士点质量时是重要的，并让他们给每项指标赋予权重，综合这些教师的评价，研究者获得了第一个权重，称之为S权重；R排列法是选取一批教师担任评估者，让他们对所在学科的博士点进行打分，然后将主观评价得分与通过其他途径收集到的20项客观定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通过回归系数确定各客观指标的权重，这一权重称为R权重 [ 8 ] 。 (三) 评估指标 英国科研评估的指标由专家组共同确定，先由主专家组确定一级指标体系和权重，再由次专家组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对指标权重进行微调。一级指标主要包括研究成果、学术队伍、研究环境、研究经费等，其中研究成果所占权重最大，2008年RAE的研究成果占75% (研究环境占20%，声誉指标占5%)，2014年REF的研究成果占65% (研究影响占20%，研究环境占15%) [ 9 ] 。 美国博士点评估一级指标包括研究活动、学生资助与结果、多样性3个；二级指标有20 [ 10 ] 。三次评估的指标均有所调整和变化，并呈现以下特点：1) 从声誉调查向量化评估转变，评价指标朝着纯量化指标方面发展，以实现评估方法的客观性。2) 从规模数据向人均和比例数据转变，规模数据的减少、人均和比例数据的增加重点考察了博士点培养的人均学术成果、博士生培养的效率和质量。3) 增加多样性数据。多样性指标包括少数族裔、女性、国际学生数量等，这与美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变化密切相关。4) 关注学科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人文学科和理工学科的区分，同样考察教师的论文发表数和获奖数，但人文学科数据来源为各博士点上报，理工学科数据直接来源于数据库。 通过对英美国家学科评估的历史、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经验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对于高校学科评估体系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完善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评估方法且有所区分，比如英国改变同行评估的研究方法，逐渐加入量化数据，但发现无法适用于全部学科，未作为学科评估的主要工具，而美国则越来越倾向于量化数据的方法以追求结果的客观性。对于我国来说，英美已经构建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学科评估体系，我国可以借鉴其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思路、方法设计，结合我国高校和社会环境特征对我国的高校学科评估体系进行完善，推进我国学科评估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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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我国学科专业评估体系的完善建议 (一) 淡化条件，突出成效 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除了受到学科团队自身努力的影响外，还与其建设历史、学校投入程度、学校整体实力等因素相联系。如果仅仅评估一个学科现有的条件资源，那么发展历史久，基础雄厚的学科始终排在新建立的，基础薄弱的学科之前，学科评估体系则失去客观性。因此，高校学科评估体系应当重视成效产出，比较两次学科评估期间，各项指标的变化，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对学科建设的效率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二) 改进师资，重视团队 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从教学、科研和示范作用等方面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严格规定。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创新方面的标准是教师是否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并积极的参与教学改革的理论设计和实践当中；在科研方面考察教师是否具有专家级别的科研水平，能在一个领域著书立说，出版教材并主持高质量的课题研究。在示范作用方面，评估教师的品德修养、职业道德规范和学术学风。 重视团队建设，提高大学学科组织化程度，使学科组织的使命和战略目标的具体化、明晰化；学科在大学中实体化、建制化；学科建设参与者模式化、规范化。作为履行学校基本职能的基层学术组织的学科，由学科带头人进行推进，在学校与学院所限定的范围内，组织团队进行履职。让校、院、学科三级组织集中发挥各自不同的评估作用。学校通过评估来完成战略目标，依据评价结果进行绩效奖励，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众多的学科组合成学院，所以对于学科的测评可以反应学院总体水平，同时学科评估结果也可以作为衡量学院价值的重要因素，充分调动学院进行学科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 培养人才，规范体系 学科评估体系的涉及应当将人才培养放在首位，从教学、科研和论文多个方面全方位的促进对高校学生的培养。 基于培养学生的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为初步从事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科学合理的设计培养目标和计划，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强调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实行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指导教师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研究生严谨的学术精神，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 11 ] 。 根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使学位论文得到规范的撰写，程序能够得到切实的落实，完善考核管理办法，详细制定学位论文考核管理管理，要求导师将任务提前布置给学生，使研究方向乃至论文题目得到提前的明确，让学生提前进入论文选题与开题的阶段 [ 12 ] 。同时严格规定论文的选题、参考文献、工作量、评价标准等等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逐年提高学位论文水平。 (四) 静态动态，双向评估 学科不是静态的，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应同时对某一学科作“静态”和“动态”双重评估。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应作为评价的影响因素，以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督促学科不断改革创新。在评估过程中要特别评估它所具有的不断改善自己的发展状况以适应发展着的社会需求的自觉性。各个学科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开拓和创新，以期不断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建设性人才，真正促进学科实质的发展进步。 (五) 鼓励发展，民间评估 由于当前我国高校学科评估受到政府的介入和影响，缺乏独立性，因此难以客观评估搞笑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为了更好地体现学科评估体系社会服务的作用，在政府主导的学科评估体系之外发展独立的民间评估机构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来可以满足社会群体不同的需求，二来可以通过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来最大程度的保持学科评估体系的中立性。 在发展专业、独立、多元的民间评估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学科建设水平进行合格评估与激励引导，进行宏观上的管理和指导。评估机构从学术队伍、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学科质量水平进行评估，而高校在评估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政府和评估机构开展有关评估工作，同时要积极开展自我评估，通过加强学科建设的自我评估，促进自身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 [ 13 ] 。 (六) 科学设计，指标权重 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包括很多方面，既包括学科队伍状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声誉等可以量化的指标，学术氛围、学科的团队建设以及对社会贡献的程度等不可量化，但这些因素都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重要的因素 [ 14 ] 。因此，周密考虑设计指标体系是不可或缺的。 学科建设评估形式应本着客观、科学、全面的原则，采取以各学科点自查自评、互评为主，并与院、部(处)两级重点考核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学科点自评 学科点的自评是对学科点的一次深刻、全面的审视，使学科点发现许多不足之处，有些甚至是许多外评专家们都难于发现的漏洞，因此各学科点有必要对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自我评估，并由学科点带头人学术梯队负责人亲自参与，负责组织学科点全体人员就学科现状、存在问题、今后目标及对策等问题做自查综合报告，并组织全体人员认真讨论反省，对学科建设改进提高，进一步加快学科点的发展。 2) 学科点互评 各学科点自我评估完成后，学科点进行相互评估。进行学科点互评的好处有以下两点：第一，在了解其他学科点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后从而能给出对其他学科点的客观评价；第二，在互评过程中，各学科点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共同发展。这种方式也可以有效避免所谓的“人情”扣分情况。 3) 专家组评估 在自评和互评结束后，校、院(系部)两级组织评估专家小组，深入各学科点进行实地考察，对各学科点的自评、互评结果进行考查分析。专家组最好能够由校内专家和外聘专家构成。其中校内专家必须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各学科点负责人，同时也应有少量职能部门的专家；而外聘专家则是与待评估学科点相关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外聘专家的作用是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和检查各学科点，从而对各学科点的评估更加科学和客观，还可以对学科点的改进和发展提出很多新的看法。因此，专家组评估是高校对学科点的一次大型的集中人力、财力的智力投资，能够为学科点今后的建设方向和发展规模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4) 主管职能部门进行检查、监督 在整个学科点评估过程中，主管部门应始终起到严格的监督作用。在评估的最后阶段，主管部门应结合所有评估意见及得分情况，指出各学科建设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为其制定出未来的总体规划。 另外，当前的很多指标体系的国际化程度低，各项指标与其他国家的实践缺少可比性。我们要以国际视野来看待学科评估问题，不断学习他国先进经验。在指标体系设计权重的设置上，更要牢牢紧扣最能体现学科水平的本质指标和具有标志性的学科成果，要适当降低数量指标所占权重，提高质量指标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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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作为一种跨学科、跨层次的综合性高校学科评估工作，它既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特征，还要求多方参与的有机结合，这就对评估工作的运行模式提出了较高的特殊要求。所以，开展高等院校重点学科评估工作，就是要建立一种公平高效、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建立起程序性的客观评价业绩的操作方案。为此，高校重点学科评估工作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总之，完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将一些有价值的定性分析指标如学科建设理念、学科建设的目标和学科建设的规划等纳入到评估指标体系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使指标定量化，从而具体规范教育教学，这样，会使教育教学事半功倍，形成一套长效机制，更好地促进教育教学工作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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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能源存储系统是有效利用当前清洁能源/电能的主要途径之一。可逆燃料电池系统，作为高效的能量转换系统，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基于燃料电池系统进行清洁电能可逆存储，还需要满足商业化要求的80%的能量循环效率。本论文综述了当前燃料电池系统能量管理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高温燃料电池系统的能量管理提出了研究方向。 关键词 :清洁能源，燃料电池，能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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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几十年来，电能存储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一直受到各国能源、交通、电力、电讯等部门的重视。电能的存储是伴随着电力工业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种非常完美的电能储能技术，但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一些比较成熟的储能技术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储能的优点有很多，节能、环保、经济。比如火电厂要求以额定负荷运行，以维持较高的能源转换效率和品质，但用电量却随时间随机变化，如果有大容量、高效率的电能存储技术对电力系统进行调峰，对电厂的稳定运行和节能至关重要。另外，由于分布式发电在电网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基于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性的考虑，分布式发电系统要存储一定数量的电能，用以应付用电高峰和突发事件。随着电力电子学、材料学等学科的发展，现代储能技术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分布式发电中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如果能在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设备中都配备有储能装置，将会更有效的利用电能。首先，通过储能元件对机组的出力曲线进行调整，可以解决新能源发电自身出力随机性、不可控的问题，减小新能源出力变化对电网的冲击；其次，可以在电力充沛时储存电能，在负荷高峰时释放电能，达到削峰填谷、减少系统备用需求的作用。储能与大容量风力发电系统的结合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力发电系统储能装置的作用是在风力强时，通过风力发电机组向负荷供电，还可将多余的风能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在储能装置中储存起来，在风力弱或无风时，再将储能装置中储存的能量释放出来并转换为电能，向负荷供电。通过对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能的储存与释放，将会使廉价的不稳定的能源变成稳定的具有较高价值的产品。此外，电网负荷有高峰和低谷特性，电力系统的负荷有峰有谷，用电能储存系统调节电力负荷很有必要。尤其在风力发电厂，由于风有时候起，有时候停，所以高效、安全、可行性高的储能方法和装置对于风力发电场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电池储能技术为解决电力供应链的燃料、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等问题、实现电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储能已经逐渐成为电力生产的第六环节。电力系统引入储能环节后，可以有效地实现需求侧管理，消除昼夜间峰谷差，平滑负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电力设备，降低供电成本，还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也可作为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调整频率、补偿负荷波动的一种手段 [ 1 ] [ 2 ] 。 燃料电池(Fuel Cell，简称FC)是一种直接将存储在燃料和氧化剂中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燃料电池的发电原理与其他化学能源一样，即电极提供电子转移的场所，阳极发生燃料(如氢气、甲醇和天然气等)的催化氧化反应，阴极发生氧化剂(氧气或空气)的催化还原反应，电解质将燃料电池阴极和阳极分隔开并为质子提供迁移的通道，电子通过外电路做功并构成电的回路。但燃料电池的工作方式与常规化学电源不同，而是类似于汽油机或柴油机，即燃料电池的燃料和氧化剂不存储在电池内部。电池发电时燃料和氧化剂通过外部的存储装置连续不断的送入电池内部，电化学反应后部分未反应完的气体和反应生成物排出电池，同时有一定的热量生成 [ 3 ] [ 4 ] 。因此只要源源不断的供应燃料，就可以得到持续不断的电能。 由于燃料电池仅是一种发电装置，而且规模可大幅放大至兆瓦级电站，其发电容量完全取决于燃料存储的多少，因此燃料电池发电规模和容量可控可调，相对于传统电池系统具有巨大优势。相对而言，电解池储能系统是基于燃料电池的一个可逆的系统。当燃料电池逆向操作时，则是将电能转化为燃料能源进行能源存储，也就是电能存储的过程。与燃料电池类似，电解池本质上仍然是能量转化装置，除了具有燃料电池如规模大效率高等特点外，电解池进行电能存储时的容量完全取决于燃料存储规模。而当燃料电池和电解池相互可逆操作时，即形成了可逆储能电池系统，可以通过燃料电池模式进行发电也可以电解池模式用于电能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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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展望 通过本论文综述，我们发现通过热电联供技术可以解决低温储能电池系统的提高能量效率的关键技术问题，而高温储能电池系统由于操作温度高，热能存储与利用难度大等问题，即使采用热电联供技术 图6. 冰箱式家庭用储能电站图 图7. 冰箱式家庭用储能电站内部结构 也仅可在燃料电池模式下将能量效率提高至70%，而在电解池模式的能量效率提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棘手难题。而对于高温储能电池系统而言，电能的循环存储效率达到商业化要求的80%这一标准，才能达到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提高系统的电能效率势在必行。 如前所述，高温电池系统的能量损失是导致电能效率较低的关键因素。当高温储能电池系统处于燃料电池模式下，是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放热过程，而当处于电解池模式下则是处于电能转化为化学能的吸热过程。由于高温电池系统的操作温度高达700℃~900℃，如何有效利用系统高温热能则成了提高电能循环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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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森林凋落物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地有机质的主要物质库和维持土壤肥力的基础，凋落物与土壤质量的相互关系研究是生态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以庐山6种典型性森林土壤为研究对象，对森林凋落物与土壤质量的状况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 6种森林凋落物现存贮量平均值13.99 t·hm − 2 ，凋落物层N、P平均储量分别为119.60 kg·hm − 2 和12.16 kg·hm − 2 ；马尾松林凋落物层最大持水率最高，落叶阔叶林凋落物最大拦蓄量最大，黄山松林凋落物最大拦蓄量最小；从有效持水率和有效拦蓄量看，6种不同森林凋落物层有效拦蓄能力大小依次为马尾松林 > 黄山松林 > 玉山竹林 > 落叶阔叶林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常绿阔叶林。2) 6种森林土壤硬度的平均值变化在13.24~25.43 kg·cm −2 之间；不同森林土壤容重和磷酸酶活性存在一定差异。3) 6种森林土壤平均pH值变化大致在4.9~5.6；马尾松林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最多，土壤全N量平均含量最高；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大于其它林地；玉山竹林地土壤有效P平均含量最少；常绿阔叶林地土壤速效K平均含量最低。 关键词 :森林凋落物，土壤质量，土壤养分，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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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森林凋落物(forest litter)是森林植物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新陈代谢的产物，是分解者的物质和能量来源，包括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所有死有机质的总称 [ 1 ] 。它是森林生存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归还的主要形式，在维持土壤肥力以及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生物循环和养分平衡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 2 ] 。研究不同类型森林凋落物与土壤质量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丰富人们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过程的认识。凋落物分解在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有机碳及养分循环，维护森林土壤生产力以及水源涵养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土壤是凋落物的载体，凋落物影响其营养状况、生物活性以及物理稳定性等，凋落物分解速率的提高，可促进土壤的营养循环，改善土壤质量 [ 2 ] [ 3 ] 。国外对于森林凋落物的研究起步较早，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有关凋落物的研究报道较多 [ 4 ] 。比如德国的Ebermayer在1876年就开始研究凋落物在养分循环中的作用，之后国外许多学者开始报道世界范围内森林凋落物的分解及养分释放。国内对于森林凋落物的研究开始相对较晚，对森林凋落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 [ 5 ] [ 6 ] [ 7 ] [ 8 ] ：森林凋落物对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的影响；不同森林植被类型下凋落量以及影响因素；森林凋落物水源涵养以及保持水土的作用；人类经营活动对森林凋落物的影响；森林凋落物营养元素含量及动态变化。比如国内学者陈印平等人从土壤生物学性质、理化性质等方面出发，研究了土壤质量对凋落物分解所起的作用，在凋落物质量对土壤质量影响的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目前，多数学者在森林凋落物及土壤质量的量化上研究较多，但在定性研究两者的相关性方面较少，且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庐山6种典型森林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森林凋落物与土壤质量的状况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探讨森林凋落物作为土壤质量指标的可行性，为林分凋落物的管理以及森林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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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距九江市约13 km，东和东南为鄱阳湖环绕，北濒长江，地理坐标115˚51'~116˚10'E，29˚28'~29˚45'N，山体走向北北东，长约30 km，宽约10 km，平地拔起一座主峰大汉阳峰海拔1473.8 m。庐山顶部有峰岭90余座，山峰的形态以及岭、谷的排布受到褶皱构造、断裂构造、节理构造以及地层岩性和产状的控制。庐山地处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域，具有鲜明的季风气候特征；且面江临湖，山高谷深，与周围平原地区相比较，具有鲜明的山地气候特征。年平均温度11.4℃，1月均温−0.3℃，7月均温22.5℃，极端低温−16.8℃，极端高温32.8℃，年平均降水量1929.2 mm。庐山山体的垂直气候–植被–土壤地理分带规律明显：其森林植被垂直分带比较明显，从山麓到山顶大致为常绿阔叶林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落叶阔叶林带。其中常绿阔叶林带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比较严重，仅存小片分布，从灌草丛中首先恢复起来的是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林，在山麓中分布较广；落叶阔叶林带破坏比较严重，在海拔1000 m以上主要为黄山松(Pinus taiwanensis Hayata)林。山上植被相对保存完好，山体的森林覆盖率达76.6%，其主要典型林分类型有马尾松林、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玉山竹林、黄山松林。其土壤类型从山麓到山顶依次分布着红壤和黄壤、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 2.2. 土样采集与测定方法 2014年4~10月在研究区内代表性地段选择典型性森林类型设立6块标准测试样地，并对6种不同森林类型的环境因子进行调查、采样(表1和图1)。按混合法采集0~20 cm、20~40 cm、40~60 cm的土壤样本，每块样地设3次重复，土样经实验室风干后测定凋落物和土壤质量状况，应用SPSS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差异性检验和相关分析 [ 9 ] 。具体测定方法：1) 森林凋落物量测定。在上述6种不同森林类型下设置30 m × 30 m定位标准地，在标准地的4个角及中央共5处分别安置1 m × 1 m × 0.3 m的凋落物收集器，框口距离地面0.6 m，每1个月收集1次(共6次)，测定其森林凋落量。以5个样方的均值乘10，000换算成每hm 2 林地的凋落物量。2) 凋落物分解速率的测定。6种森林凋落物在60℃条件下烘干至恒重，每种森林植被的凋落物样品各称取900 g，分成18份，每份50 g，置于网眼1 mm × 1.5 mm的尼龙网袋内，并扎紧袋口，放回各自定位标准地坡面上、中、下3处活地被物稍茂盛且较隐蔽的地面，让其自行分解。随后每隔1个月随机从样地取回其中3袋，清除草根和泥沙并用清水快速漂洗、风干、烘干，测干重并计算失重率，求得其分解速率。3) 土壤物理性状及磷酸酶活性、pH值及养分状况测试分析参照《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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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1) 庐山6种森林凋落物现存贮量有一定的差异，其中马尾松林凋落物现存贮量最大(18.70 t·hm − 2 )，常绿阔叶林最少(9.89 t·hm − 2 )，不同森林凋落物现存贮量平均值13.99 t·hm − 2 ；6种不同森林凋落物层N、P平均储量分别为119.60 kg·hm − 2 和12.16 kg·hm − 2 ，马尾松林凋落物层最大持水率最高，为2613.4 g·kg − 1 ，落叶阔叶林凋落物最大拦蓄量最大，为27.94 t·hm − 2 ，黄山松林凋落物最大拦蓄量最小(12.35 t·hm − 2 )；从有效持水率和有效拦蓄量看，6种不同森林凋落物层有效拦蓄能力大小依次为：马尾松林 > 黄山松林 > 玉山竹林 > 落叶阔叶林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常绿阔叶林。 2) 6种森林土壤硬度的平均值变化在13.24~25.43 kg·cm −2 之间；不同森林土壤容重大小排序为：黄山松林 > 玉山竹林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落叶阔叶林 > 常绿阔叶林 > 马尾松林；不同森林土壤磷酸酶活性有一定的区别，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下土壤磷酸酶活性大于黄山松林和马尾松林，而小于常绿阔叶林，玉山竹林和落叶阔叶林下土壤磷酸酶活性相对偏低。 3) 6种森林土壤平均pH值变化大致在4.9~5.6；马尾松林下土壤有机质含量最多，土壤全N量平均含量最高；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下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大于其它林地；玉山竹林地土壤有效P平均含量最少；常绿阔叶林地土壤速效K平均含量最低。 4) 森林凋落物受树种生物学特性和年内降水量、气温、风力等气候因子的综合影响，凋落物现存贮量会随季节波动。其现存贮量高，一方面可提高林地水源涵养能力及养分潜在供应能力等；但也存在负面作用，即养分循环利用率低，火灾隐患突出，尤其是未分解凋落物L层的大量积累。另外，在森林管理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少人为干扰，维持森林物质生物循环和养分平衡；另一方面，重视土壤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管理，防止退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为森林凋落物的营养释放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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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温泉旅游是旅游休闲的一种重要形式。湖南温泉资源蕴藏较为丰富，温泉旅游开发是当前湖南旅游的一大亮点。通过分析获知，湖南温泉出露点众多，温泉水质良好，分布较为集中。就湖南温泉旅游开发态势来看，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温泉旅游开发，温泉旅游在地方旅游发展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品牌培育成效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基于以上认识，提出湖南温泉旅游开发，应强化温泉旅游开发理念；谋划温泉旅游开发空间；创新以内生开发、外生开发与融合开发相结合的开发模式；狠抓以灰汤温泉旅游度假区、热水温泉小镇、以及江垭、樱花、莽山等特色温泉景区为重点的温泉旅游景区建设，以促进湖南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温泉资源，温泉旅游开发，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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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温泉旅游是旅游休闲的一种重要形式。温泉旅游以休闲、养生为特色，集休闲度假、健康养生、文化体验、观光旅游、商务会展和休闲娱乐于一体，是一种顺应休闲旅游发展潮流的旅游业态，已成为体验经济、休闲经济、保健养生的时尚产业。 湖南省温泉资源蕴藏较为丰富，温泉旅游开发起步较早(始于上世纪60年代)。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省各地温泉休闲旅游开发持续升温，学界开始关注温泉旅游业态、跟踪温泉旅游发展走势。2008年，湖南省旅游局组织力量开展对温泉休闲度假旅游的调研；2010年底，湖南省旅游局颁发的“湖南省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温泉度假(包括山地度假)是湖南度假旅游产品发展的主要方向。温泉旅游以其悠闲舒适的特点和养生康体的功能，从一种新兴业态，迅速成为湖南旅游经济增长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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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湖南省温泉资源特征辨识 2.1. 温泉资源数量特征辨识 湖南省是我国温泉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全省现已发现23℃以上的温泉179处(天然露头130处，人工揭露49处)，其中低温136处，中温40处、中高温1处，高温2处，最高温度达98℃ [ 1 ] [ 2 ] (见表1)。 2.2. 温泉资源质量特征辨识 湖南省的温泉资源除益阳市外，其它13个市州均有分布。主要集中于湘西北慈利–永顺–石门、湘西南绥宁–冷水江、湘中长株潭、湘南郴州–衡阳、湘东临湘–平江等地区。以湘南郴州市永兴–宜章地段分布最为密集。温泉天然资源量(排泄量)最小0.03 m 3 /h，最大3000 m 3 /h，总天然资源量为14，510.93 m 3 /h [ 1 ] [ 2 ] 。 湖南省温泉资源的水化学特征多为低矿化度、中低硬度的碱性水。部分温泉中还含有较高的氟、锶、 Table 1 A survey of Hot spring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 温泉类型 出露点 水温(℃) 天然资源量(m 3 /h) 高温 2 80~100 519.84 中高温 1 61~80 27.36 中温 40 41~60 2853.80 低温 136 23~40 11，109.03 合计 179 80~100 14，510.93 表1. 湖南省温泉资源概况 可溶性二氧化硅、镭及氡等微量元素。湘中著名的宁乡灰汤温泉，水中含有钾、钠、钙、镁、铜、铁等29种微量元素和重碳酸盐、硅酸盐等多种化合物；水质无色透明，具有消炎、镇静、安神、调节生理机能、改善心血管功能等药物无法代替的神奇功效，历来被当地群众称之为“神水”、“天然药泉” [ 3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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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湖南省温泉旅游开发现状透视 3.1. 温泉旅游开发态势 湖南省温泉旅游开发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灰汤温泉。当时，灰汤温泉是国家电力部门利用地热资源发电的实验基地。因发电实验后的温泉水余热仍很高，电力部门便利用余热建立了疗养院，主要用于电力系统内职工疗养。1988年成立湖南省电力温泉职工疗养院(灰汤温泉宾馆)，同时，湖南省总工会在此建立了职工温泉疗养院(温泉山庄)。全省其它地区纷纷效仿，第一轮温泉旅游开发热潮就此兴起。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南省发展旅游业的力度持续加大，休闲度假发展不断深入，全省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的温泉旅游开发热潮。到目前，全省规模开发的温泉景区25个，遍及省内6个市(州)的15个县(市、区)。 3.2. 温泉旅游开发的政府工程 2000年以来，湖南省温泉旅游开发由当地群众的自发开发逐步转入政府引导的有序开发。2009年3月，湖南省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通过的全省旅游重点项目建设“251”工程(即全省重点支持规划建设20个省级重点项目，50个市级重点项目，100个县级重点项目)中，温泉旅游开发项目纳入省级重点的1个，市级重点的2个，县级重点的7个 [ 5 ] 。湖南省旅游局2010年底颁发的全省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长沙、张家界和郴州3市分别有4个温泉旅游项目纳入了旅游重大规划项目 [ 6 ] 。 3.3. 温泉旅游开发的品牌培育 在温泉旅游开发之初，湖南省就注重温泉旅游品牌的培育。2004年，百姓喜爱的“湖南百景”评选中，有5个温泉旅游景点入选 [ 7 ] ；2006年湖南省评选的“新潇湘八景”中，湘电灰汤温泉山庄成功入选(生态休闲类) [ 8 ] 。长沙市宁乡灰汤的金太阳温泉山庄先后被评为“世界最长温泉逆漂”、“国家级五星生态农庄”、“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湖南省著名商标”、“全国十佳休闲农庄”；长沙市的樱花温泉被评为“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五星级农家乐”。2015年6月，郴州汝城县荣获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的“中国温泉之乡”称号；2015年10月，长沙宁乡灰汤温泉旅游度假区成功入选国家旅游局公布的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到目前为止，共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6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2个(见表2)。 3.4. 温泉旅游开发的潜力 目前，湖南省规模开发的温泉旅游景区25个，仅占全省已发现温泉出露点(179个)的14.00%，全省尚有85.00%左右的温泉点没有得到规模开发，点上的开发利用率极低；现规模开发的25个温泉旅游景 Table 2 The brand of hot spring scenic spot in Hunan provinc 分布地区 国家等级旅游区 国家级五星 百姓喜爱的 “新潇湘八景” 4A 3A 生态农庄 “湖南百景” 长沙市 紫龙湾旅游区 樱花温泉山庄 金太阳温泉山庄 湘电灰汤温泉山庄 湘电灰汤温泉山庄 樱花温泉山庄 郴州市 福泉山庄 悦来温泉 天堂温泉 天堂温泉 张家界市 江垭温泉度假村 江垭温泉度假村 万福温泉度假区 邵阳市 高洲温泉 高洲温泉 表2. 湖南省温泉景区品牌 区，主要集中于6个市(州)，约占全省有温泉资源点分布市(州)的46.15%，还有近半数的市(州)对温泉资源点尚未进行规模开发，面上的开发利用率不高，温泉旅游开发的潜力(数量)很大。从已有温泉旅游景区国家级品牌占有率来看，现规模开发的25个温泉景区中，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6个，占全部景区的24.00%；获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2个，占其余景区的10.53%，品牌占有率不高，品牌影响力有限。其中张家界和邵阳两市，品牌占有率分别达66.67%、50.00%；长沙和郴州两市，品牌占有率则仅为22.22%、33.33%；湘西州和常德市两地暂时还没有形成品牌。因此，现有温泉旅游景区的提质升级任务艰巨，温泉旅游开发的潜力(质量)空间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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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房地产具有很强的区位性，其开发投资量大、回收周期长，项目选址的正确与否在房产开发直至销售的全过程中至关重要。本文将GIS软件应用于房地产住宅开发的项目选址决策中，在分析了空间统计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住宅项目选址的模型，以珠海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珠海市土地利用规划，从交通便捷度、人口聚集度和房价水平这三个重要指标探讨GIS技术在房地产开发项目选址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减少房地产开发项目决策的盲目性，为房地产项目开发提供科学的选址决策依据。 关键词 :GIS，房地产，项目选址，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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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对拉动GDP的增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加大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盲目上项目，对未来预期不足，导致建成的房屋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大量滞销，出现了投资额度过大、住房结构不合理以及空房数量过多等问题。房地产开发项目选址决策是帮助开发商科学选择地块位置的过程，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重要内容。将GIS软件应用于房地产住宅开发的项目选址决策中，在分析空间统计方法的基础上，对区域房地产住宅开发的项目选址进行分析，从而提高房地产项目选址工作中数据管理效率和空间分析的能力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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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房地产项目选址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房地产的投资和开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房地产项目的选址是房地产投资的第一步，一个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成功与否，项目的选址至关重要。如何有效的评估项目地段的开发价值，是房地产开发商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和难点。 房地产项目选址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而且这些影响因素大多都是定性的，项目的选址是对项目的各种区位因素进行综合权衡而得出的，所以项目的选址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认知以及主观意念 [ 2 ] 。 影响房地产项目选址的因素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区位因素：房地产项目选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数据的集中性。首先，房地产项目的选址与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些因素将直接或间接的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房价和销售情况的影响。其次，土地开发和建设是城市规划的重要部分，进行选址时一定要弄清城市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情况，对城市的现状规划结构和发展计划及城市的战略均要深入的研究，要结合土地储备和规划选址全盘考虑，要充分考虑拟选址的坐落是否符合当地发展规划，与周边环境是否协调等因素。按其范围大小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 [ 3 ] 。 宏观区位因素是指房地产开发市场的整体环境，如政府的土地或房地产政策。其中土地政策和房地产政策对房地产项目选址影响较大。近年来，房地产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房屋质量问题、房屋空置率上升等不良现象，为使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国家不断出台了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项目选址还应重视国家鼓励的项目投资方向，开发商在政策导向下可以结合企业自身资源优势对地块取舍进行权衡。 中观区位因素是指地区的城市总体规划、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市场状况等。其中对于城市总体规划，居住项目选址要与旧区改造相结合，新的住宅区要向内外环之间和外环线周围发展，要与沿江、沿河、沿海、沿路开发相结合，要与郊区新城镇建设相结合。市场状况的调查和分析是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基础，也是项目开发成败的重要影响因素。 微观区位因素是指所处地块的自然条件、市政设施等。从自然条件来说，应考虑选址的地质条件、占地面积、周围的环境情况等。市政设施是指给排水、供电、道路设施等，如果市政设施未建设完成，则影响房地产的后续开发，加大开发成本。微观因素更多体现的是开发项目的细节部分，应在选址引起足够的重视 [ 4 ] 。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选址要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开发的整体环境要素的宏观区位因素，项目区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总体规划、市场状况、自然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状况等中观区位和项目区所处具体场所的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微观因素 [ 5 ] 。 2) 地块环境因素：房地产项目的用途不同，考虑的细部因素也不一样，细部因素主要指房地产项目拟选址地块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选址应重点分析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两方面的因素。从自然环境来看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首先拟选址的占地面积，其次是拟选址的气象条件、地质条件、水文条件等，然后是环境条件，场地周边的景观，如公园、广场、状况良好的自然风景等也会大大加分。人文环境对于房地产选址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现在的房地产项目的宣传，出了自然环境的渲染，就是对于人文环境的大力宣传，高校林立，商业便利，抑或是就近有一所重点中学，都可以对该处房产有扭转性的影响 [ 6 ] 。 3) 基础设施：即道路、给排水管线、燃气管线、集中供热管线、供电设施等。如果区域地段的基础设施尚未建设完成，那么这样的地块不仅在正常开放周期内收回资本比较困难，而且后期隐患较多。因此在选址时必须仔细考虑拟选址所在的水、电、燃气等各项基础设施的情况，包括供应数量、质量、价格等现状及发展规划。 4) 交通状况：地块的交通要素涉及到交通路网状况，到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的距离等。无论是对住宅项目的选址还是工商业项目的选址，地块周为的交通路线状况都尤为重要，拟选址的交通运输条件是否便利，公共交通的通达度和可利用度都是必须要考虑的条件。 5) 土地政策：房地产开发商在项目选址时必须密切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土地政策的一举一动。近年来，房地产发展尤为迅速，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空置率上升等不良现象，国家的宏观政策也根据现状不断出台，以引导房产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就全国中等以上城市来讲，房地产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政府各项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土地资源更为紧张、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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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房地产开发项目选址分析——以珠海市为例 3.1. 研究范围 珠海为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位置优越，濒临南海，东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南与澳门陆地相连，西邻新会、台山市，北与中山市接壤。珠海是我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全市下辖香洲、斗门、金湾三个行政区，设有横琴、高新、高栏、万山、保税五个经济功能区。截至2014年，珠海市常住人口161.42万人，人口城镇比87.87%，全市户籍人口110.22万人。 本文结合珠海市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珠海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2006~2020年)、主城区的主干道交通便捷度、人口聚集度和房价水平等因素对珠海市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选址分析 [ 8 ] 。 3.2. 主干道分布图分析 依据项目区的道路情况和住宅的定位，为居住者提供交通方便，在主干道400 m范围内进行缓冲并分析，确定其交通影响范围从而建立道路缓冲专题图(图1)。 3.3. 人口密度分析 根据2014年珠海市统计年鉴得到香洲区人口数量情况，利用GIS的计算工具得到珠海市主城区人口密度图(图2)。可以看出，主城区东北部的人口密度较高，主要是在翠香街道办、梅华街道办、吉大街道 图1. 房地产开发项目选址主干道缓冲专题图 图2. 珠海市主城区人口密度图 办和拱北街道办等。而主城区的西南部，即南屏镇人口密度较低。其中香湾街道的人口密度为14，190人/平方公里，吉大街道为9243人/平方公里，拱北街道为9735人/平方公里，梅华街道为10，078人/平方公里，湾仔街道为45，000人/平。 3.4. 房价分布分析 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对主城区的房价影响很大，调查主城区的各行政划区的房价水平以及楼盘销售信息，以珠海市主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制作房价的点数据图层，并将收集到的312个楼盘房价(数据来源于房天下)的点数据图层进行插值得到珠海市主城区的房价分布图(图3)。从图可知，房价呈现一定的规律，即沿海的区域房价较高，靠近内陆区域的房价较低。 3.5. 空间叠置分析 将以上结论利用GIS有效的叠置分析得出珠海市主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选址最适合的地址范围。本次住宅选址的定位是普通高层住宅楼，户型面积在90~130平方米，占地面积为8000平方米的住宅房地产项目，选址标准主要依据项目区的各评价因子实际情况和住宅的定位。因此本次选址标准定为14，000元/平方米 ≤ 房价 ≤ 17，000元/平方米；距主干道路400 m以内；人口密度 ≥ 8000人/平方千米。根据选址标准，用将各符合条件的图层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叠加结果图层，从而确定房地产开发项目选址的位置。最终结果如图4，图中所显示的选址范围的区域内路网密集，交通便捷，商业较为发达，与居民生活休闲相配套的设施完备，临近学校、医院和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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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选址问题是影响城市以及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文中构建基于GIS的 图3. 珠海市主城区房价分布图 图4. 住宅选址范围图 空间分析方法，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了一个选址决策的实战方式。基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考虑交通便捷度、人口聚集度和房价水平三个指标确定选址范围，快速有效地判断拟建地址是否合理，作出最优的判断，减少房地产开发项目决策的盲目性，为房地产项目开发提供科学的选址决策依据，使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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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杀意念是指偶然体验的自杀行为动机，个体胡思乱想或打算自杀，但并未采取或实现此目的的外显行为。多项研究表明，自杀意念是评估自杀危险性的重要指标，所以研究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有重要意义。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众多，主要包括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如人格特质、绝望、学业问题等等；而目前对自杀意念保护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尊和社会支持上。多数研究者比较关注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而仅有很少数研究关注了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未来研究需要更为关注自杀意念保护因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哪些因素可以缓冲个体的自杀意念而使他们没有采取自杀行为。 关键词 :大学生，自杀意念，危险因素，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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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杀是导致国内15~34岁个体死亡的首要因素(Phillips， Li， Zhang， & Eddleston， 2002)。其中，自杀意念(Suicide ideation)的作用不容忽视。自杀意念会增加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因此缓解自杀意念是预防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的重要途径(Palmer， 2004)。自杀意念是指偶然体验的自杀行为动机，个体胡思乱想或打算自杀，但没有采取实现此目的的外显行为，它是自杀企图的游离因子。 已有研究表明，18~30岁个体的自杀意念发生率最高，且这些持有高自杀意念的个体更容易采取自杀行为(Kisch， Leino， & Silverman， 2005)。相对而言，在这一年龄阶段的个体中，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更高(Brener， Krug， & Simon， 2000; Lee et al.， 2007)。Li等(2014)回顾了2004~2013年的41篇有关中国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总体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10.72%，且女性的自杀意念高于男性。Rachman(2001)的研究表明，自杀意念程度越重，自杀企图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尽管自杀意念并不一定直接导致自杀行为，但是很多研究都已经表明，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最敏感的预测因子，是评估自杀危险性的重要指标(姜能志，安申之，王艳郁，孙宏伟，2013)。鉴于自杀意念对大学生自杀行为和心理健康(钟向阳，曾璇，杨利江，韩云金，2003)的影响，了解自杀意念的相关因素对预防大学生自杀行为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将对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进行简要梳理，希望对自杀预防策略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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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杀意念的测量工具 2.1. 自杀意念评定量表(SIOSS) 该量表由夏朝云、王东波、吴素琴、叶剑辉于2002年编制，包括绝望、乐观、睡眠、掩饰四个因子，共有26个项目。所有项目均以“是、否”记分。自杀意念总分由绝望、乐观和睡眠三个因子的得分相加而得。总分 ≥ 12为有自杀意念，<12为无自杀意念。自杀意念得分越高，表现为绝望程度越高、越不乐观、睡眠有障碍的心理特点。以掩饰因子分 ≥ 4为测量不可靠。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6，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分半信度为0.82。研究证实该量表有较高的信效度(常保瑞，方建东，2008)。 2.2. 中文版Beck自杀意念量表(BSI-CV) Beck自杀意念量表是国外临床和研究常用的评估工具，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经过培训的临床医务人员使用的半定式他评量表(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SSI)，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评量表(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BSI) (李献云，等，2010)。目前，国内常常使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 BSI-CV)。该量表是在BSI、目前的自杀意念量表(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urrent， SSI-C)和最严重时的自杀意念量表(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Worst， SSI-W)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BSI-CV可自评，也可由调查员访谈获得；即可评估被试当时的情况，又可评估其最严重时的情况。该量表共有19个用于评估被试自杀意念严重程度的项目，每个项目有三个选项(0~2分)。每个问题询问两个时间段：最近一周和最严重时。根据李献云等(2010)给出的评分方法：前5项为筛选项，仅在第四(主动自杀念头)或第五项(被动自杀念头)不为0时，不论是最近一周还是最严重时，继续回答第6~19项，否则，调查结束。该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杀意念越强烈、自杀危险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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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自杀意念的有关理论 3.1. 人际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 Joiner Jr. (2007)提出了自杀的人际理论，该理论假设：只有在个体强烈地表现出知觉到的累赘感(Perceived burdensomeness)、未满足的归属感(Thwarted belongingness)、习得的自杀能力(The acquired capability for suicide)这三种要素时，才会做出致命的自残行为。其中，知觉到的累赘感是指自己的无能会给朋友、家人及社会造成负担，这种负担感使个体相信自己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Joiner et al.， 2009)。未满足的归属感指的是当个体的归属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痛苦的心理状态(李建良，俞国良，2014)。习得的自杀能力指的是个体习得致命性自杀能力的状况(李建良，等，2014)；习得能力包括对生理痛苦和死亡恐惧的适应，它是通过反复暴露于痛苦的和刺激性的经历而发展的(Van Orden et al.， 2010)，这个过程涉及到的是自己本身经历了痛苦和目睹了他人的暴力(Brenner et al.， 2008)。 该理论认为，知觉到的累赘感、未满足的归属感均会引发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当二者同时存在时，自杀意念达到最高水平。个体要实施自杀必须具备该理论的第三个因素——习得自杀的能力，这是该理论中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以往有很多研究探讨了自杀人际理论的这三个要素预测自杀风险的效用，例如，Barzilay等(2015)对1196名以色列高中生进行的自我报告的研究发现，知觉到的累赘感与未满足的归属感在预测自杀意念时交互作用显著，习得自杀的能力预测了被试的自杀企图；Van Orden，Witte，Gordon，Bender和Joiner (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预测自杀意念时，知觉到的累赘感和未满足的归属感交互作用显著；且个体习得的自杀能力越强，在过去尝试自杀的次数也越多。 3.2. 自杀意念的绝望理论(Hopelessness Theory) 自杀意念的绝望理论起源于抑郁的绝望理论(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它是抑郁的一种应激——易感理论(a diathesis-stress theory of depression)。Abramson等人(1989)认为，人们产生绝望是对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或，积极生活事件没有发生)的预期(expectation)，而此时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现状。但是，人们面对了负性生活事件时并不一定会产生绝望。因此，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种独立的负性认知倾向来判断个体的绝望，即当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1) 推断特定负性生活事件稳定的普遍的原因；(2) 推断特定负性生活事件的消极结果；(3) 将消极生活事件解释为个体自身的缺陷。这三种负性认知倾向增加了个体绝望发生的可能性；一旦个体产生绝望，绝望抑郁症(包括自杀意念)就是不可避免的。 Gibb等人(2001)在绝望理论的背景下对279名本科生童年期虐待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情绪虐待(而不是身体虐待或者性虐待)与随后两年半之内的自杀意念相关，大学生的认知风格和绝望水平对这一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该研究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自杀意念的绝望理论。Abela和Seligman (2000)也通过实证研究对自杀意念的绝望理论进行了研究，他们用两个纵向研究探索了高中生人际关系领域和大学生成就领域中绝望理论的应激——易感成分，结果表明这三种应激——易感成分预测了消极结果与积极结果之后个体的即时情绪反应，对自杀意念的绝望理论提供了全面的支持。 3.3. 自杀意念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自我决定理论是由Deci和Ryan(1985)提出的，该理论是基于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提出的。Deci和Ryan指出个体拥有自主性(autonomy)、能力感(competence)和关联感(relatedness)三种基本需要。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不断满足这三种基本需要。当个体满足这三种基本需要时会增进个体的幸福感，而当个体没有满足这三种基本需要时会产生功能性障碍或心理疾病。 自杀意念的自我决定理论同样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低自我决定与自杀意念有关(Zuroff et al.， 2007)。Britton，Van Orden，Hirsch和Williams (2014)对440名大学生进行的横断研究发现，当个体的三种基本需要(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感)得到满足时，个体不容易产生自杀意念，更不容易采取自杀行为。Bureau，Mageau，Vallerand，Rousseau和Otis (2012)也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对高自我决定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影响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