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4. “掮客”在文化领域之拓展 4.1. 从“舆论”到“政治掮客” 掮客的“掮”，属于形声字，《说文解字》中“掮”属手部，从肩，单独解释为“用肩膀扛东西”。是形义结合的汉字典型。 说到“掮”，还有一个与之意义十分相近的字——舆。这个字现在已不再单用，往往是作为词组出现，比如“舆论”等。“舆”字，本意是指“车”或“轿”一类的交通工具。后其含义“义动化”，引申为“用车载”或“人为地搬运”。“舆论”中的“舆”原本就是用的这个引申义，其本意是指“某人在彼地听到了彼人一句话，到了此地再说给此人听”。这个“由此及彼”的过程中就包含了“搬运”的意思。 纵观“二十四史”，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曾经出现过一次后人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峰和难以再现的文化奇景，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产生的新兴阶层“士”伴随着“地主阶级”的崛起而走上历史政治舞台。他们游说各个诸侯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此左右统治者的决策，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并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 百家中最以游说见长的当属鬼谷子所创立的“纵横家”学派。史书有载，“纵横家……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 [ 8 ] 。纵横即“合纵连横”，纵横家往往早上还主张“合纵以抑秦”，到了晚上可能又主张“连横以强秦”。历史上的纵横家多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计划谋多从自身的政治需要出发。这也正是“政治掮客”最大的特点。 如关于历史上有名的“纵横家”苏秦，《战国策》这样记载：“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极力主张“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结果“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资用乏绝，去秦而归”。便又转而“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约纵散横，以抑强秦”。后来苏秦的政治策略得到了赵王赏识，“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在当时显赫一时，发出了“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的感叹。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不惜出尔反尔，不顾百姓生死存亡，借各国纵横争锋之机得爵获利，最终却没有逃脱被识破而腰斩的命运。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一个朝秦暮楚、因时而变的“政治掮客”的典型性格。 百家的这种游说活动其实可以看成是最早的“掮客政治”，纵横家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掮客”。政治掮客“随机应变”的手段和“应时而变”的立场决定了这一文化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4.2. “政治掮客”在当代 随着今日信息时代的到来，“政治掮客”这种文化群体似乎有增无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舆论的爆炸式增长，其声势恐怕早已超出了千百年来历史演进中“纵横家”们的总和。例如当下几乎泛滥成灾的各大“八卦周刊”的“作者”和各种“不懈”蛊惑民众的“专家”们，鲁迅先生总结社会上的这些人的做法时这样说过：“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 [ 9 ] 。这些“作者”和“专家”们无不附着历史上“政治掮客”的亡魂！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掮客政治”的亡灵在现代社会堂而皇之的“复活”！ 鲁迅先生居住上海期间，曾对上海的舆论界有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了。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 1 ] ， p. 21)。 近百年前，鲁迅先生就对这种政治掮客们赖以为生的“手段”做了细致的描写和辛辣的讽刺，在笔者看来，这些描写和讽刺在今天依旧适用。“掮客政治”真可说是一脉相承而又毫无新意。 4.3. “掮客之道” 掮客的求生之道除了伶牙俐齿、巧言令色，最关键的还要数“人脉”。掮客将自己所拥有的人脉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人脉圈，即通俗来说的“圈子”。掮客这一群体也就渐渐异化出了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圈子文化”。细细想来，这人脉的精髓恐怕就在于要办什么事你得找什么人，找对了人你就好办事。但前提是你得在“圈子”里。 4.3.1. 《围城》中的“掮客之道” 钱钟书在《围城》中把这种“圈子文化”形象地比喻为“围城”，“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有共同利益的人集合到一起，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自发组建成利益共同体，外人是难以进入的。这种圈子开始是为了大家方便，到最后又往往成为束缚个人自由的隐形枷锁。但无论是谁，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平头百姓无不身处“围城”之中。 好似“围城”一般的圈子现今并不罕见，甚至还有些普遍的意味。“商圈”、“文化圈”、“演艺圈”等词汇常常见诸报端，成为时下流行的词汇。圈子这一概念甚至超出国界，辐射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形成了具有鲜明东方色彩的“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 4.3.2. 以“姓氏圈”为例 中国的这种“圈子文化”，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深植于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性格当中的。比如中国人自古重门第，门第意识非常浓重，这与古久的宗法制度密不可分。作为中国人，出生的第一时间恐怕就会涉足“姓氏”这个圈子。“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氏者，标示家族血缘之符号也” [ 10 ] 。 譬如东晋时的王、谢二姓，门第极高，因此权势极大。先后出了许多名人，如王敦、王导兄弟，王献之、王羲之父子，谢安、谢玄叔侄，谢灵运、谢眺两大诗人。史载，南朝侯景想依仗朝中的地位与王、谢两家结亲，梁武帝却讽刺他说：“王谢门第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意思说王、谢两家门第举世无双，岂是门第不及朱、张的那些小姓可随意攀附的？后世也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 由于推崇高门大姓，便产生了所谓的“郡望意识”。“郡望”原是指某一姓氏世居某郡而为人们所仰望，后借指某一姓氏的社会影响力。实际上这一概念就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郡望圈”。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自称“韩昌黎”，但其并非昌黎人，实为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这是因为当时韩姓以昌黎为郡望。 随着社会的进步，门阀制度早已衰亡，郡望意识也早已淡化，但由于某些姓氏在社会经济文化进程中的特殊表现和作用，它们在近现代的中国仍发生令人瞩目的影响。如江浙钱氏，其祖为五代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他的三十多个儿子分赴各州任职，其后裔就在江浙一带分布开来。明清以来江浙钱姓名人辈出，灿若群星，如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清代大学士钱大昕、钱大昭兄弟。近代学者钱玄同以及当代的钱伟长、钱学森、钱正英、钱三强、钱其琛和台湾的钱复等其血缘都属于这一族系。不可否认，宗法制和门阀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姓氏圈”在今天仍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4.3.3. “文化掮客” 这种影响力倘能积极的利用，那便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但若利用不善，就真的贻害无穷。不难想见，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共同的利益就有了“圈子”，商人有商人的圈子，文人有文人的圈子。商人想拿文化赚钱，文人想靠文化发家，苦于有两个圈子的隔膜。“掮客”一来，这情形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掮客对着商人的耳朵说些什么，滴溜地转眼扮些鬼脸，商人便大惊“当真？”掮客答到“当真！”掮客又去文人的耳边说些什么，滴溜地转眼扮些鬼脸，文人也大惊“果然？”掮客答道“果然！”，大家就一拍即合，商人也赚了钱，文人也发了家。掮客这时却又跳将出来，一边分着余炎的时候，一边又装着和他们并非一伙。反倒可怜起“文化”来，末了还发出些“人心日下，文化已死”的感叹。这感叹，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这个“掮客”，用的是掮客该有的手段，卖的是文化圈这块肥沃土地中的瑰宝，那我们不妨就叫他“文化掮客”好了。 文化掮客出卖文化，并不是说文化掮客就一定是商人，相反的他可以是任何人，唯一不同的是文化掮客缺乏的是对文化本身的敬畏与尊重。好的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更应该创造一定的价值，可这文化本身是该拿来卖的吗？一个强壮的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汗水换来美好的生活这是进步的社会应有的规则。若将强壮的肢体用来交易，把自己的灵魂出卖于他人，则成了实质上的“奴隶主义”，就成了开历史的倒车。奴隶出卖自己的灵魂，是把自己的灵魂看的轻贱，文化掮客出卖文化，则是把文化看的轻贱了。因为看轻了文化，商人把文化视作商品；因为看贱文化，文人迎合商人而扭曲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的筋骨与脊梁。很多时候不是黄金太贵了，而是筋骨与脊梁被看得太轻贱了。商人懂什么文化呢？可文人是懂的，“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不正是文人应该追求的么？ 这种洒脱的人生情怀也许并不适合普通的大众，因为我们正进入到一个任何成就与价值都需以金钱衡量的时代，但不是说“黄金”就是这个时代的名称，恰恰相反的，真正的“黄金时代”却正是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这是人人都可以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