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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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的孤独感上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 由表1可知，大学生的孤独感上在性别上(t = 0.674， p > 0.05)、专业上(t = 0.578， p > 0.05)、年级上(F = 1.063， p > 0.05)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Table 1 Comparison of loneli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demographic variable 人口学变量 孤独感 M ± SD 性别 男 43.37 ± 7.76 女 42.80 ± 7.19 t 0.674 专业 文科 43.29 ± 7.31 理科 44.07 ± 7.41 t 0.578 年级 一年级 42.13 ± 7.81 二年级 43.96 ± 7.69 三年级 43.67 ± 6.79 四年级 42.72 ± 7.33 F 1.063 表1. 大学生的孤独感上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 3.1. 大学生人际信任、自尊与孤独感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通过对大学生人际信任总分、自尊总分与孤独感总分之间进行相关分析，来探讨人际信任和自尊是否影响大学生的孤独感。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总分、自尊总分都分别与孤独感总分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r = 0.261， p < 0.01; r = −0.48， p < 0.0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self-esteem and lonelines 孤独感总分 人际信任 0.216 ** 自尊 −0.480 ** 表2. 大学生人际信任、自尊与孤独感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3.3. 大学生人际信任总分、自尊总分与孤独感总分的回归分析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人际信任总分、自尊总分为自变量，进行二元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人际信任总分对孤独感解释了22.8%的变异量，自尊总分分别对孤独感解释了24.1%的变异量。表明人际信任总分、自尊总分对孤独感有预测的作用。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 2 B p 人际信任总分 孤独感总分 0.228 0.127 0.01 自尊总分 孤独感总分 0.241 −0.791 0.00 表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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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性别变量上，男女学生在孤独感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在这一点上，与蒋艳菊、李艺敏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李艺敏等，2006)。虽然男女学生在孤独感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但男生的孤独感得分要高于女生，说明男生比女生有更为强烈的孤独体验感。孟晋(2002)的研究也是得出男生的孤独感得分要比女生高。这可能与男生不愿与别人倾诉心事、不能像女生一样随便发泄情绪有一定的关系。而在一些学校，由于男生人数少，处于相对的弱势群体，这也有可能使男生更易产生孤独感。此外，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孤独感上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专业与年级并不会对孤独感产生影响，说明孤独感的体验更侧重个人自我的感受。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自尊都与孤独感有着密切显著的关系。大学生人际信任程度的高低、自尊程度的高低明显影响其孤独感情况。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本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的明显的正相关，即个体的人际信任度越高，则其孤独感也越高，反之亦然。通常认为，人际交往中信任度低，或者恶劣的人际关系都会促进心理孤独的产生。但我们也经常忽略的一点是，孤独感的产生主要在于个体对自己人际关系状况的评价，孤独感的排除也需要良好的人际交往。根据认知加工理论(cognitive processes theory)可知孤独感的产生主要在于个体不满意已存在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人类本有的社会交往需要并未满足。故只有当个体觉察到其所有预期或是渴望的人际关系与现实的人际关系之际存在较大的差距时才会产生孤独感。据此可以认为，孤独感在认知加工理论中被认为是差距感，这在从个体本身的角度出发，考究产生孤独感的个体是如何感知和评价其社交关系。在这一理论中，孤独感注重的是其认知成分，而不是情感充分。此外，认可此理论的学者认为，个体之前经历的社交经历以及对他人人际关系的评价会影响其对自身人际关系的评价(Beverley， 1999)。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出现拥有相同或类似社交经历的个体之间会产生完成不同的情绪体验，而其中意识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与理想之间存在差距的，则可能产生孤独感。由此可知，如果个体如果产生孤独感，不一定就说其人际关系糟糕之极，关键在于其是否经常跟别人的人际情况比较，是否满意现在的人际关系状况。一个人际信任程度很高的个体，当其期许的人际关系与实际之间产生巨大差距时，则会产生孤独感。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是大学里很重要的一项必修能力，很多大学生重视将自己的人际关系进行比较，如果比较产生差距，尽管他的人际关系并不比别人的差很多，他也会片面的评价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好，从而产生孤独感。而通过改良与他人交往之间的关系，建立友谊、建立互利的社会关系，能帮助人排解心理上的孤独。与中学生不同，大学生除了学业的压力外，还要面临就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和社会的压力。而通过拓宽人际交往面，增强人际信任，建立互信、良好的人际关系，无疑是应对暂时无法完全解除的就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和社会的压力的最好方法。因此，人际信任水平高不一定完全代表孤独感的体验就更低，相反，孤独感更强烈的大学生基于社会化的要求、解决就业与家庭的压力，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交往过程更注重深入的交往，增强彼此之间的互相信任。本研究发现大学生自尊都与孤独感有着密切显著的关系。个人的自尊的高低确实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本研究中，大学生的自尊和孤独感是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自尊对孤独感有着负向预示作用，也就是说高自尊的个体孤独感较弱，低自尊的个体孤独感则较为强烈。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吻合。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个体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尊重的需要，在幼年时期个体就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肯定倾向，人类生而就要自我尊重。由此可见，低自尊或自尊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就会形成需要的缺失，从而影响人的心理健康。 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大学背负着巨大的学业、就业、家庭等等压力，而且还要处理人际关系、协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适应学习与就业的心理突变和过渡等问题。这些复杂而艰难的问题无疑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不愿面对现实、自卑导致低自尊、心理孤独、自闭等不良心理。本研究发现自尊和人际信任确实能影响心理孤独，人际的困惑、低自尊和心理孤独都是大学生心理健康不能正常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人际信任低的人由于很少与朋友进行交流与互动，使其不能得到别人对他们提供帮助，所以自闭与实际可行支持的缺乏加剧了他们孤独感的产生。这给我们一个严肃的提示是必须更加关注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孤独感等心理问题。但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或隐瞒不说，或缺乏解决心理问题的渠道，因此学校领导应重视大学生人际关系教育、提高自信和减轻孤独感，增加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渠道，引导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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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社会困境一针见血的折射出了个体利益与他人或集体利益的冲突本质，并同时涵盖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亟待解决的合作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气候变暖等，因此，在近30年成为了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激发了大量的研究者对其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回顾既往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脑成像研究，介绍合作行为涉及到的奖赏加工、认知控制和社会认知三个大脑系统，并结合相关研究剖析三个系统在合作行为决策过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困境中合作利他行为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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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代表着一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个体的理性行为会最终导致群体的非理性(Kollock， 1998；刘长江，郝芳，2014；刘长江，李岩梅，李纾，2007)。举例来说，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将最大限度的进行捕捞，久而久之，这种个体的理性逐利行为就会最终导致渔业资源的匮乏，进而造成所有渔民的捕捞量下降，使整个渔民群体的利益受损，从群体行为层面来看，这即为非理性。 作为群居型的生物，人类个体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群体之中，无论群体的形式是班级、社区还是国家，有些时候人们总会遭际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社会困境即是对这种冲突的抽象与写照(Dawes， 1980; Dawes & Messick， 2000)。传统观点从经济学中关于理性自利人的假设出发，认为当面临个人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维护个人利益而做出自私非合作的行为。但是，自早期Dawes等人(1980)的研究开始，学者们却近乎一致的发现社会困境中的人们往往能够做出维护集体利益的合作行为(Amir et al.， 2012; Fehr & Fischbacher， 2003; Fehr et al.， 2002; List， 2011; Mason & Suri， 2012; Paolacci et al.， 2010)。 在社会困境中人们为什么愿意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而造福于他人和群体，近几十年以来一直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多个学科研究的热点。而近些年来，随着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日臻广泛和成熟，研究者又试图从脑机制层面揭示社会困境中这种利他合作行为的动力源泉，并逐步揭示出了个体在完成社会困境任务中可能涉及到的三个大脑系统，分别是奖赏加工系统(主要包括纹状体和腹内侧前额叶)、社会认知系统(主要包括颞顶联合区、背内侧前额叶等脑区)以及认知控制系统(主要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等脑区) (Emonds et al.， 2011， 2012; Fukui et al.， 2006; Gallagher et al.， 2002; Rilling et al.， 2007; Rilling et al.， 2008; Rilling et al.， 2002; Rilling & Sanfey， 2011; Rilling et al.， 2004a; Winston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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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奖赏系统 在大脑区域方面，奖赏加工系统主要包括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等与中脑腹侧背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的多巴胺投射通路有关的脑区(Cummings， 1995; Tekin & Cummings， 2002)。这个大脑内侧的多巴胺通路已被广泛的证实与情绪性及渴求性行为的促发(Depue & Morrone-Strupinsky， 2005; Rolls， 2000; Schultz， 2002)、以及动机的形成与加工(Depue & Collins， 1999)等有密切的关系。且在个体接受到奖赏或者预期会受到奖赏时，都会诱发该区域更强的激活(Preuschoff， Bossaerts， & Quartz， 2006; Tricomi， Rangel， Camerer， & O’Doherty， 2010)。 既往研究发现该奖赏系统广泛的参与到各种来源和各种形式的奖赏加工过程中。例如，Fehr和Camerer (2007)以及Izuma， Saito和Sadato (2010)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自己获得金钱的奖励还是将金钱捐献给别人，两种行为均引发了纹状体的激活，并且激活区域基本重叠，该结果表明，在大脑区域上，对外在的物质奖赏与内在的社会情感性奖赏的加工所涉及到的可能是同样的奖赏加工系统。因此，社会困境领域的研究者推断，社会困境中的合作结果有可能具有较大的社会奖赏价值，进而可能会诱发大脑奖赏系统的激活。2002年，Rilling等人采用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最早的探索，结果发现，双方合作的结果确实诱发了被试腹侧纹状体以及腹内侧前额叶的更大激活，而且大部分被试将双方合作评价为其最满意的结果，而非具有最大金钱利益的单方背叛的结果。此外，双方合作的结果诱发的与奖赏加工相关脑区的激活仅在与人类被试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中存在，而与电脑进行囚徒困境任务时，双方合作的结果并没有诱发被试奖赏系统脑区的更大激活。在Rilling等人(2002)的研究之后，大量采用囚徒困境任务或信任困境任务的fMRI研究均取得了与其较为一致的发现，即合作的终局结果能够诱发纹状体以及腹内侧前额叶的更大激活(Rilling & Sanfey， 2011; Rilling， Sanfey， 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4b)。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并结合既往神经影像学研究对于纹状体与腹内侧前额叶广泛参与奖赏加工的功能界定(Lieberman， 2007; Zaki & Mitchell， 2013)，研究者们据此认为，在社会困境中，合作的终局结果本身即具有抽象的主观价值，能够诱发奖赏加工相关脑区的激活。 此外，既往研究还发现，奖赏系统中多巴胺的释放与传导对于行为结果与主观奖赏预期间一致关系的评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主观奖赏预期一致的结果将诱发多巴胺的释放，进而使引发这种实际结果的行为得到强化，使其在未来类似情境下的行为选择中受到青睐(Declerck， Boone， & Emonds， 2013)。这与Schultz (2002)将多巴胺的释放与预期错误相联系的观点相一致，Schultz认为，当实际所获奖赏的程度高于预期奖赏的程度时，便会出现所谓的积极预期错误，而当实际奖赏的程度低于预期奖赏的程度时则会出现所谓的消极预期错误，而多巴胺的释放与传导在前者中程度更强，因此在发生积极预期错误时便会引发多巴胺投放区域更大的激活，例如腹侧纹状体以及腹侧前额叶皮层。因此，也有学者从预期错误的角度对社会困境中合作终局诱发纹状体及腹侧前额叶皮层的结果加以解释。例如，在Rilling等人(2004b)的研究中，其采用了非重复的囚徒困境任务，由于被试无法百分之百的预期对手的行为，因此每次囚徒困境的任务结果均会伴随着积极或消极的预期错误，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自己合作对方背叛的结果，双方合作的结果诱发了纹状体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更大的激活。研究者认为双方合作作为一种积极的预期错误诱发了奖赏脑区的激活，这种激活可以引导被试的行为选择与策略(Rilling et al.， 2004b)。与此观点一致，相关研究发现，双方合作的终局所诱发的纹状体的激活程度能够稳定的预期个体在下轮囚徒困境任务中的合作水平，两者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Rilling et al.， 2002)。 再者，在采用囚徒困境任务的既往研究中发现，在囚徒困境任务的决策过程中，与做出背叛选择相比，被试在做出合作选择时，往往伴随着腹内侧前额叶更大的激活(Rilling et al.， 2007; Rilling et al.， 2002)。而腹内侧前额叶已被证明与远期及抽象利益的评估加工有关，例如，腹内侧前额叶受损的被试往往会表现出“缺乏远见”(Myopia for the Future) (Bechara & Damasio， 2005)；据此，有学者认为腹内侧前额叶对于囚徒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做出有重要作用，该脑区能够编码和预期评估双方合作所能带来的远期的和抽象的利益(Li， Xiao， Houser， & Montague， 2009; Rilling & Sanfey， 2011)。 综上所述，奖赏系统被认为是社会困境中亲社会合作行为的动力机制，一方面，双方合作的结果具有较高的社会性奖赏价值，因而能够激活奖赏系统中的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相关脑区而得到编码和强化；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双方合作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抽象社会奖赏价值，才使得个体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奖赏系统中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脑区产生奖赏预期，进而做出合作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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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社会认知系统 社会认知泛指社会互动过程中对他人进行的广泛了解和解读，涉及到一系列的心理加工过程，例如社会知觉、心理理论、面孔再认、特质推理等(Declerck et al.， 2013)。基于动物脑损伤、单细胞记录以及神经病学领域的研究，Brothers (2002)最早提出社会认知系统涉及的大脑区域主要包括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o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杏仁核(Amygdala)以及颞上沟和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and Gyrus)等脑区。近期一项基于200个FMRI实验的元分析研究已经揭示出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含颞上沟和颞上回)以及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对他人心理状态、信念以及道德特质方面的推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Van Overwalle， 2009， 2011; Van Overwalle & Baetens， 2009)，而且，由于颞顶联合区靠近镜像系统(Mirror System)，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相比，其更多的参与到在知觉水平层面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能够整合具有抽象认知水平层面的社会性信息(Van Overwalle， 2009)。此外，研究发现，杏仁核则主要与涉及信任判断的加工过程相关，例如，在Winston等人(2002)最早探索与信任判断加工相关的脑机制研究中，当被试看到信任感较低的面孔照片时，其杏仁核表现出了更大激活。 基于社会认知系统相关脑区的功能，并结合社会困境中任务的特点，研究者认为，在社会困境任务中，个体将会对对方心理状态等进行推断，进而判断对方的可信赖水平，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而社会认知系统即是参与到这个意图理解过程当中(Acevedo & Krueger， 2005; Boone， Declerck， & Suetens， 2008; Ma， Vandekerckhove， Van Overwalle， Seurinck， & Fias， 2011; Simpson， 2004)。对于这一观点，Rilling (2004a)等人采用囚徒困境任务并结合fMRI技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其研究中，主要对比了两种不同条件下被试在决策阶段相关的大脑激活情况，一种为社会性条件即被试看到的搭档的面孔照片，另一种为非社会性条件即被试看到的是随机轮盘，结果发现社会性条件下搭档的面孔引发了颞顶联合区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更大的激活。与Rilling的研究发现相一致，Fukui等人(2006)采用“斗鸡困境”任务的研究以及Gallagher等人(2002)使用“石头–剪刀–布”游戏的研究均揭示出相比于与电脑互动，与人类被试互动均引发了颞顶联合区的更大激活。与此类似，采用信任困境任务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信任关系确立阶段，在信任关系建立的初期阶段背内侧前额叶有更大的激活(Krueger et al.， 2007)。此外，Singer， Kiebel， Winston， Dolan和Frith (2004)采用顺序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探究个体对不同道德水平搭档进行社会认知加工时的相关脑机制，也揭示出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以及颞顶联合区参与了上述社会认知加工过程。再者，采用重复囚徒困境的fMRI研究同样发现，在终局结果反馈阶段，背内侧前额叶、后扣带回以及颞顶联合区均出现了较大的激活(Rilling et al.， 2004a)。 综上所述，在社会困境决策中，社会认知系统相关脑区的卷入，其主要作用在于推断社会困境中其它参与各方的可信任程度，进而为是否做出亲社会合作行为提供依据；而且有些学者认为，相较于做出非合作行为的决定，在做出亲社会合作行为决定时，为了避免被背叛或者说被“搭便车”，社会认知系统相关脑区如颞顶联合区、背内侧前额叶等的卷入程度可能会更高(Declerck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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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认知控制系统 认知控制系统是与大脑内侧多巴胺奖赏系统相平行的一个外侧的多巴胺通路，其起源于中脑腹侧背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并将中脑黑质区与背侧纹状体以及外侧前额叶皮层相联通(Cummings， 1995; Tekin & Cummings， 2002)，该通路的相关大脑区域与依据环境变化的目标导向行为的调节关系密切(Depue & Morrone-Strupinsky， 2005; Previc， 1999; Tekin & Cummings， 2002)，能够对行为决策过程施加认知控制。 认知控制系统中与社会困境决策相关的脑区主要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等脑区。既往研究表明，背外侧前额叶与工作记忆以及执行控制过程有密切的关系(Miller & Cohen， 2001)，而背侧前扣带回皮层则与冲突监控有关，因此，有学者认为两者可能参与到社会困境中的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监控及调解过程当中(Carter， Botvinick， & Cohen， 1999; Miller & Cohen， 2001; Rilling et al.， 2002)。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Emonds (2012)等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记录了被试在囚徒困境任务和协调博弈任务(Coordination Game)中个体的大脑活动，两类任务最大的差别在于，囚徒困境任务中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存在冲突，而协调任务中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是协调一致的，结果发现囚徒困境任务决策过程中诱发了被试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背侧扣带回皮层的更大激活。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背外侧前额叶可能还与社会困境决策中对冲动行为的抑制加工有关，并认为个体本身具有自利的倾向，因此即时利益的诱惑可能会使个体产生非合作行为的冲动，但背外侧前额叶能够抑制这种冲动进而使个体做出更具长远利益价值的亲社会合作行为(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 & Cohen， 2004)。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相关研究的支持，例如，在一项采用重复性经颅磁刺激技术的研究中(Knoch， Schneider， Schunk， Hohmann， & Fehr， 2009)，被试将完成与不同搭档进行的信任游戏(Trust Game)，在该游戏中，有委托人和受托人两种角色，委托人将一定量的资金交给受托人，受托人获得的资金会扩大一定的倍数，之后再由受托人决定将多少金额返还给委托人，信任游戏实际为一种单向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在Knoch等人(2009)的实验中还设置了公开和非公开两种条件，在公开条件下，受托人返还的金额将反馈给其它即将参与信任游戏的被试，而非公开条件则不进行公开反馈。实验结果发现，当被试作为受托人，公开条件下其返还给委托人的金额是非公开条件下的两倍，但当采用重复性经颅磁刺激技术抑制了背外侧前额叶的活动后，即使在公开条件下被试返还给委托人的金额也显著降低了。 然而，与上述观点相反，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个体本身具有的直觉倾向可能是亲社会合作的，因此亲社会合作行为的做出无需认知控制相关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的介入，其过多的介入可能反而会降低个体的亲社会合作行为。这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相关研究的支持，例如，Yamagishi等人(2016)的研究发现，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厚度与被试在独裁者游戏中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呈现负相关。在独裁者游戏中，两名被试将围绕一笔金钱的分配进行互动决策，一名被试为分配者(Proposer)，另一名被试为接受者(Responder)，由分配者提出如何在两人间分配这笔金钱，不论接受者是否愿意，最终都将按照分配者的方案对金钱进行分配。 综上所述，认知控制系统相关的脑区可能是社会困境中行为决策过程的冲突调控机制，主要负责对社会困境中的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进行监控；但其是否必然参与到社会困境决策过程，以及认知控制系统相关脑区的活动与最终行为选择间是否存在必然关系尚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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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石，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典型特征。通过对既往文献的梳理分析，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主要涉及三个大脑系统，分别是奖赏加工系统(主要包括纹状体和腹内侧前额叶)、社会认知系统(主要包括颞顶联合区、背内侧前额叶等脑区)以及认知控制系统(主要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等脑区)。其中，奖赏加工系统是合作行为的动力源泉，通过奖赏预期，形成个体合作行为的驱动力；认知控制系统可能是社会困境中行为决策过程的冲突调控机制，主要负责对社会困境中的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进行监控和调节；而社会认知系统相关脑区的卷入，其主要作用在于推断社会困境中其它参与各方的可信任程度，进而为是否做出亲社会合作行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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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负性情绪对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影响，以及共同养育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重庆市562名6~18岁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研究。结果：1) 父母的性别、教育水平及孩子数量对父母焦虑、抑郁、共同养育和养育心理灵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 养育心理灵活性与焦虑、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共同养育呈显著正相关。3) 共同养育完全中介了抑郁与认知解离、焦虑与接纳间的关系；同时共同养育还部分中介了焦虑与认知解离、抑郁与接纳间的关系。4) 共同养育调节了焦虑与认知解离之间的关系。结论：焦虑、抑郁是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的风险因素；共同养育是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可缓解焦虑对认知解离的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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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养育子女的过程充满了责任和挑战。父母需要教会孩子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陪伴并引导他们应对来自学习和同龄人竞争的压力，帮助他们走出青春期的迷茫及自我认同的困惑，等等。这些经历往往给父母带来幸福和压力的双重体验(李志红，2019)。“养育心理灵活性”的提出则为研究这一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养育心理灵活性”(Parental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PPF)是指父母接纳当下关于孩子的负面想法、情绪和冲动，仍然能够采取有效养育行为的能力(Burke & Moore， 2015)。养育心理灵活性包括认知解离、承诺行动和接纳三个因子。其中，认知解离是指父母在养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身情绪和想法与养育相关的行为分离开来的能力；承诺行动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让孩子以适当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不进行干扰；接纳是指父母能在养育过程中接纳让自己痛苦的情绪和想法，不试图改变和回避它们(李志红，杨林华，朱丽莎，祝卓宏，2018)。以往对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育心理灵活性对儿童心身功能作用的探讨，如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对儿童慢性疼痛的缓解(Wallace， Woodford， & Connelly， 2016)、哮喘的改善(Chong， Mak， & Loke， 2020)和心理健康的促进(Moyer & Sandoz， 2015；付桐等，2018；李志红，2019)。然而，少有研究致力于考察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内、外影响因素及促进策略。 已有研究表明情绪困扰会导致父母更有可能采取无效的育儿策略(Bayer， Sanson， & Hemphill， 2006)。如，父母可能会因过度卷入负面情绪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关注，或因持续担忧而过度干涉孩子(Moyer & Sandoz， 2015)。研究发现过度焦虑可导致父母对孩子施加更多的限制(Lindhout et al.， 2006; Moyer & Sandoz， 2015)，抑郁症状则往往伴随着养育过程中的体罚行为(Querido， Eyberg， & Boggs， 2001)和言语交流的减少(Coyne et al.， 2007)。最近一项研究还发现有焦虑和抑郁症状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心理攻击来管教孩子(Wang， Wang， Wang， & Xing， 2019)。然而文献梳理发现目前还鲜有研究直接考察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对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影响。 在家庭系统中，共同养育是潜在影响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另一重要因素。共同养育是指夫妻双方在其作为父母的角色中相互支持和协调的方式(Bayer et al.， 2006; Feinberg et al.， 2016)。事实证明，夫妻间的关系与家庭功能、父母养育方式及儿童发展均存在密切关联(Metz， Colonnesi， Majdandžić， & Bögels， 2018a)。研究发现父母焦虑会导致破坏性的共同养育关系(Metz， Majdandžić， & Bögels， 2018b)，良好的共同养育关系则可促进父母的养育效能感(Merrifield & Gamble， 2012)。据此，我们推测共同养育可能在消极情绪和养育心理灵活性之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6~18岁儿童父母的调查旨在阐明负性情绪(即焦虑和抑郁)与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关系，并检验共同养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具体研究假设如下： H1：在0.05水平上，焦虑、抑郁与养育心理灵活性呈显著负相关； H2：在0.05水平上，焦虑、抑郁与共同养育质量呈显著负相关； H3：在0.05水平上，养育心理灵活性与共同养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H4：共同养育中介了焦虑与养育心理灵活性、抑郁与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关系； H5：共同养育调节了焦虑与养育心理灵活性、抑郁与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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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借助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以方便抽样方式对重庆市602名6~18岁儿童父母进行在线调查研究。数据整理时，剔除答题时间少于300秒的问卷16份及婚姻状态为未婚或离异的问卷2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62份。被试年龄跨度25~52岁，37.18 ± 4.58岁，其中父亲195人(32.39%)，母亲367人(60.96%)。被试初中及以下学历者81人(14.41%)，高中或中专152人(27.05%)，大专或本科277人(49.2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52人(9.25%)。其中286名被试为独生子女家长，276名被试为非独生子女家长。填写问卷前，向被试介绍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调查注意事项，并告知他们有知情同意权和中途退出的权利。被试完成问卷调查后即可查看个人的调查结果及解释。 2.2. 研究工具 2.2.1. 个人基本信息 包含被试的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中孩子的个数及孩子的年龄等信息。 2.2.2. 广泛性焦虑障碍问卷 广泛性焦虑障碍问卷(The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Questionnaire， GAD-7)包含7个条目，用于评估在过去2周内个体受焦虑症状困扰的频率(Spitzer， Kroenke， Williams， & Löwe， 2006；曲姗，胜利，2015)。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其中“0”表示“完全没有”，“3”表示“乎每天都有”。该量表在中国被试群体中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曲姗，胜利，2015)。在本研究中GAD-7问卷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 2.2.3. 抑郁症筛查问卷 抑郁症筛查问卷(The 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包含9个条目，源自Spitzer (1999)等编制的患者健康问卷中的抑郁模块，又称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让被试对过去2周里自己的抑郁症状进行评分(其中“0”表示“无症状”，“3”表示“几乎每天都有症状”)。得分越高，抑郁越严重。PHQ-9问卷在中国成年人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Lai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3)。本研究中PHQ-9问卷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0。 2.2.4. 共同养育关系量表 共同养育关系量表(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Scale， CRS)包含9个条目，用于评估父母共同养育关系的质量(Feinberg， Brown， & Kan， 2012；吴佳铭，李广隽，赵红，2017)。例如，“我和配偶对我们的孩子有共同的期许”。量表采用0-6 Likert 7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共同养育关系越好，即在养育子女方面夫妻间的支持和沟通越好。以往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吴佳铭，李广隽，赵红，2017)。本研究中CRS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6。 2.2.5. 养育心理灵活性量表 研究采用我国学者李志红等(2018)修订的养育心理灵活性问卷(Parental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Questionnaire， PPFQ)。中文修订版问卷共有16个条目，包含认知解离、承诺行动和接纳三个因子。量表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方法，总分越高表示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越高。以往研究结果显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Burke & Moore， 2015；李志红，杨林华，朱丽莎，祝卓宏，2018)。本研究中认知解离、承诺行动和接纳三个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8、0.74和0.85。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4.0和AMOS 20.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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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焦虑、抑郁对6~18岁儿童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影响，以及共同养育在焦虑、抑郁和养育心理灵活性之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本研究中6~18岁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得分显著低于李志红等(2018)对北京市1075名小学生父母的调查结果(83.62 ± 17.21 vs 96.80 ± 15.60， t (561) = −18.15， p< 0.01)。这提示我们有必要开展该群体养育心理灵活性的深入调查，据此制定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提升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水平。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父亲比母亲有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这可能与男性承担更多养育家庭的责任和压力有关。研究还发现非独生子女父母有较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较低的共同养育质量与养育心理灵活性，这意味着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会使父母面临时间和经济的多重的压力(洪秀敏，刘倩倩，2020)，导致夫妻间在养育子女上缺乏有效的支持和沟通，其养育心理灵活性也同步下降。这提示我们在二孩政策背景下，应建立健全养育社会支持体系，给予非独生子女父母更多情感、信息与实际资助等多方面的社会支持，以促进其养育心理灵活性。与以往研究(李志红等，2018；李志红，2019)一致，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养育心理灵活性影响显著。本研究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父母的养育心理灵活性最低，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父母。这一现象背后的可能原因是，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收入、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等(Bluth， Park， & Lathren， 2020)，低学历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较少，从而导致较多的焦虑、抑郁情绪，并进一步导致其共同养育质量和养育心理灵活性的低下。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焦虑、抑郁与养育心理灵活性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与以往研究者的结论一致(Moyer & Sandoz， 2015; Sairanen， Lappalainen， & Hiltunen， 2018)，这意味着焦虑和抑郁情绪越多的父母，养育子女过程中思维越僵化。共同养育质量与养育心理灵活性呈正相关，这提示若伴侣在养育子女中给予更多支持，并进行良好沟通，会促进对方的养育心理灵活性。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焦虑对养育心理灵活性的认知解离和承诺行动因子有直接负性作用，并通过破坏共同养育关系间接影响接纳因子，抑郁对接纳有直接的负性作用，并通过破坏共同养育关系影响认知解离。正如以往研究者(Majdandžić， de Vente， Feinberg， Aktar， & Bögels， 2012; Metz et al.， 2018b; Williams， 2018)所提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会削弱父母共同养育的质量。在家庭系统中，夫妻一方的焦虑和抑郁会导致夫妻间的冲突、不一致的养育方式和不合理的分工(Lamela， Figueiredo， Bastos， & Feinberg， 2016)，这会进一步传导到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和行为。 研究还探讨了共同养育对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影响以及共同养育在焦虑、抑郁与养育心理灵活性之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与假设一致，共同养育可有效预测认知解离和接纳，对承诺行动则无显著作用。这一结果也解释了夫妻间的支持和协调可以有效促进家庭功能，因此共同养育质量较高的夫妻更有可能采用有效的养育策略(Sotomayor-Peterson， De Baca， Figueredo， & Smith-Castro， 2013)。分层回归分析发现良好的共同养育关系可以缓冲焦虑对认知解离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相对于共同养育水平较低的父母，共同养育水平较高的父母更容易接受孩子和自己的消极情绪和想法，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易受到焦虑的干扰。研究揭示共同养育是减轻父母焦虑对养育心理灵活性影响的一个保护因素，这对养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为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和心理干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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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焦虑和抑郁情绪对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夫妻良好的共同养育关系可促进养育心理灵活性。2) 父母的性别、教育水平及孩子的数量对焦虑、抑郁、共同养育和养育心理灵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教育水平低、家庭中养育多个子女的父母其养育心理灵活性更低。3) 夫妻的共同养育关系是父母养育心理灵活性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它中介了焦虑、抑郁与养育心理灵活性的关系，同时缓冲了父母焦虑对认知解离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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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调查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的工作困难、社会支持、工作动因及其心理状况。方法：采用深度访谈法，对来自江西省乐安县的3位关怀留守儿童的“童伴妈妈”进行采访，主要关注问题为其在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遇到的困难因素，现有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工作动因。结果：童伴妈妈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的沟通与对孩子的照料工作上均存在困难，其带来的情感耗竭可能难以被现有的社会支持有效缓解。结论：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需要更加专业的指导与更多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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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留守儿童不仅面临物质性的困境。监护人的缺失，使他们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陈露，2016)。 为了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童伴计划”，在每村招募一位“童伴妈妈”，为留守儿童建立一个持久关爱的“家”(刘星，2016)。每位童伴妈妈负责所在村百余名儿童的，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福利、安全、健康等问题，为其带来温暖和陪伴。 早年对英国二战后无法得到父母照料的孩子的研究表明，缺乏父母陪伴的儿童会在情感、智力和语言发展中遇到障碍，他们往往缺乏安全感、更依赖于成人、对彼此更有侵略性，沉溺于更多的幻想和自我满足，而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位可以给予其关爱的照料者，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Burlingham & Freud， 1944)。由于童伴妈妈的角色类似于“照料者”，因而我们推测，童伴妈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爱的缺失。 然而，童伴妈妈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有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高工作负荷与高情绪耗竭水平存在关联(Løvgren， 2016)，而照料者的情绪耗竭会导致其工作表现的下降，而这也会对被照料者产生负面影响(Bekker， Croon， & Bressers， 2005)。由于每位童伴妈妈需覆盖全村百余名儿童的全方位照料工作，并将与之建立一定程度的情感联结，因而童伴妈妈也可能由过多的精力与情感投入带来的心理压力与情绪耗竭问题，从而可能影响到被其照料的留守儿童。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面向江西省乐安县的童伴妈妈，围绕项目日常工作情况开展访谈，试图全面了解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的工作困难与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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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对象 本次调研选取了江西省乐安县的3位“童伴妈妈”，她们分别来自浯塘村、航桥村、南边村。更详细受访者基本信息将在结果部分进一步呈现。所有受访者均获得了一份纪念品作为报酬。 2.2. 研究材料 本次调研针对的大致内容为童伴妈妈在对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遇到的困难因素，现有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工作动因这两方面。对3位童伴妈妈采用了自拟的针对其工作困难、社会支持与工作动因的访谈提纲。其中，工作困难这一方面主要涉及其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的沟通困难以及对留守儿童照料工作的困难。 2.3. 访谈过程 本次调研为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用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对受访者进行提问并适当进行追问。访谈时长预计在1小时左右。 访谈者与受访者在约定好的特定时间和地点见面，访谈开始前，访谈者向受访者解释访谈内容仅用于科学研究，对其个人信息将予以保护，并告知受访者访谈将会全程录音，征得其同意。 2.4. 资料整理与访谈编码 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录音誊录成文本并进行校对，采用现象学呈现和类属分析的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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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建议 4.1. 童伴妈妈的工作意义与现有成就 从对以上3位童伴妈妈的访谈来看，童伴妈妈在现有的工作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童伴妈妈对留守儿童的照料中，其工作内容几乎涉及了留守儿童的方方面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学业辅导、情感支持等。而与留守儿童的家长就家庭暴力问题等进行沟通和处理，也体现出其为留守儿童创造更加有利的成长环境而付出的努力。而童伴妈妈的工作目前也得到了来自留守儿童主要抚养者、政府有关人员的尊重与支持，这也表明了社会各界对童伴妈妈项目对留守儿童现实意义的认可。 在关照留守儿童的同时，几位童伴妈妈也均表示，现有的工作不仅满足了自己助人与被认可的内在需求，同时还允许自己更多地兼顾家庭与孩子。因而，童伴妈妈项目确实一定程度上帮助童伴妈妈群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同时满足了留守儿童与童伴妈妈的不同需求。而如童伴妈妈A提及的“在工作与家庭间做出权衡”的自身就业选择经历，对于当地留守儿童父母的回归及增强对儿童养育的重视，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2. 童伴妈妈工作中的现存问题 尽管童伴妈妈现有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专业性不足与客观条件限制等原因，童伴妈妈目前的工作仍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童伴妈妈对于家庭的专业知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童伴妈妈介入留守儿童家庭关系时，其与孩子的不当沟通与教育，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伤害。如童伴妈妈C在教导孩子如何化解妈妈与奶奶的关系时，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卷入到孩子、妈妈与奶奶的“三角关系”中。家庭系统理论中的“三角化”概念表明，当孩子卷入其他家庭成员关系冲突时，家庭关系的问题则可能投射到其自身的问题行为上(Bowen， 1978)。因此，童伴妈妈不应期待孩子成为家庭关系问题“调解者”，否则可能将可能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相反，童伴妈妈应告知孩子无需为此承担责任，以避免孩子感到内疚。 其次，由于童伴妈妈覆盖留守儿童的年龄跨度较广，对照料需求更低的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受到了童伴妈妈较少的关注。然而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期的抑郁症状在发生频率和普遍性上会出现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处于缺乏父母关爱的农村留守儿童(刘恒，2004)。因而，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4.3. 童伴妈妈的工作困难与情感耗竭 从对童伴妈妈工作困难的调查来看，无论是由于基本观念差异而引发的来自家长的消极反馈，还是由于来自众多孩子的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可能为童伴妈妈带来超出其承受范围的情感压力，进而对童伴妈妈自身及被其照料的留守儿童均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不明确的工作角色与更高水平的情感耗竭存在关联(Løvgren， 2016)，因而过于繁杂且覆盖面广的工作内容可能使童伴妈妈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情绪耗竭。加之童伴妈妈与众多孩子均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情感联结，这同样可能为童伴妈妈带来过大的工作负荷与情感压力。 而在童伴妈妈讲述其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沟通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支持的部分，但深入分析，这种社会支持并不充分。家长更多渴望的是童伴妈妈无条件地帮助其履行养育职责，以及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支持，如安全问题与经济补助；而当童伴妈妈对抚养者有期待与要求，如关于孩子教育与偏爱问题时，则往往难以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即便这些建议客观上可能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有研究表明，医生合理的治疗方案无法被病人采纳，将引发其更高水平的工作倦怠(Sundin-Huard & Fahy， 1999)；而童伴妈妈的家庭教养“处方”常常被留守儿童主要抚养者拒绝，则可能加重童伴妈妈的情感耗竭。 4.4. 关于对童伴妈妈的社会支持及其欠缺 正如童伴妈妈A所说，在与孩子的沟通中要懂得“委婉的拒绝”，而这种对于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意识，一定程度上也是童伴妈妈应对情感耗竭的一些自我保护性的行为。对于童伴妈妈的这种行为应充分理解，而解决留守儿童需求无法被充分满足的问题，更好的办法应是增加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并给予其足够的社会支持。 然而从对童伴妈妈的访谈结果来看，其现有的社会支持仍然存在一些欠缺。首先从物质保障的角度上，童伴妈妈并没有获得充足且稳定的经济支持；而在情感支持方面，虽然她们也受到了自己家人以及来自政府部门的情感支持，但来自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的支持则并不充分。而与之相应的，童伴妈妈目前的主要工作动机也多是助人与奉献爱心，这也需要更加充分的社会支持来维持。 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于护工的工作表现有积极作用，且能够帮助其提升照料的质量(AbuAlRub， 2004)。因而，对于承担留守儿童照料工作的童伴妈妈们而言，更多的社会支持在帮助其缓解自身情感耗竭的同时，也将有利于其对留守儿童的照料工作。 4.5. 对政府建设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的建议 首先，当前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主要依靠志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而政府有关部门尚缺乏关照留守儿童的政策，因而，留守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的长远发展，还需要更多政府力量的介入。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对于帮扶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而言，客观上起到了提供切实可行的模板与方案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与更为优厚的福利政策，让以她们为代表的社会工作者能更加自信、坚定她们的选择，则需要政府从政策与财政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政府有关部门应总结目前如童伴妈妈项目等取得一定成效的社会工作项目，将制度性的帮扶方案纳入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中，并主动为留守儿童相关的社会工作“买单”，以确保此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在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指导方面，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力量来建设更加完善的体系。在涉及留守童儿心理健康，特别是涉及到其家庭关系问题的社会工作时，还需要更多有关于儿童发展心理学与家庭系统理论等专业知识的指导，因而，政府应为童伴妈妈等社会工作人员提供更具专业性与针对性的培训，学会把控好自身能力范围与界限，并招募更多专业人士参与有关工作。 最后，留守儿童社会工作者所承担的心理压力与情感负荷，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来缓解。如有研究表明，护理人员感受到来自同事的支持同样可以降低情绪耗竭水平(Løvgren， 2016)。因此，未来政府在完善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时，也应注重完善同事间的支持体系，如为童伴妈妈等社会工作者提供同事互助与支持的平台，并从学校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留守儿童相关工作者入手，为其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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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10 kV配电电缆线路离地很近，线路几乎绝缘到底，联络设备进行了“五防”设计，所以通常采用的带电作业技术无法应用。本文介绍一种节点柜设备，其特点是采用单面柜双开关结构，比普通单回路高压开关设备多一条支线回路。将其安装在线路中，其支线作为永久性可控制电源接驳点，可以配合旁路电缆、中压发电车、移动箱变车等设备进行不停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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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供电可靠性是指供电系统持续供电的能力，是考核供电系统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准之一。供电可靠性可以用如下一系列指标加以衡量：供电可靠率、用户平均停电时间、用户平均停电次数、用户平均故障停电次数。 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供电公司将采用以完善网架结构为主，综合不停电作业为辅的方式减少停电时间。然而国内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完善配网网架结构投资很大，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停电作业必然是绝大多数供电公司减少停电时间所能采取的主要方法。 我国的带电作业技术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应用于配网架空线路。但随着杆线入地，城市缆化率越来越高，城市不停电作业重心偏向于地下电缆线路。目前，国家电力企业将逐步取消城市配网计划检修停电。为保障此项措施，采取的作业方式主要有四种。1) 移动电源作业法；2) 旁路作业法；3) 环网倒闸作业法；4) 临时取电作业法。作业人员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选择合适的作业方法。以上四种作业方式除去环网倒闸作业法，其他三种作业法都需要进行临时接火作业。由于电缆线路对地距离太近，线路设计几乎采用绝缘到底，中间联络控制及电能分配设备也采用了“五防”设计，所以造成作业人员无法进行带电作业 [ 1 ] [ 2 ] [ 3 ] [ 4 ] [ 5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提出可以参照消防系统，在10 kV配电电缆网系统中设置固定的“消防栓”，即一种10 kV应急作业接口，可以快速、安全、便捷的接入或接出电源，从而实现电缆线路不停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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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思路和设计 原则上电缆网系统中设置固定的“消防栓”最佳选择对象是环网柜中空余的备用间隔。利用这些备用间隔，可以安全进行不停电接火。但是备用间隔的设计是为了应对用电扩容，不是为了应急作业使用，所以在经济活跃区域，很短时间内环网柜备用间隔就会被新增用户占用。由于环网柜备用间隔不能固定应急用途，所以无法成为电网中的“消防栓”。 为了打造一款适合配网不停电作业的“消防栓”，首先要确保这种“消防栓”的专用性，不会作为普通电源点被用户占用，其次要确保这种“消防栓”的兼容性，最好是能够与普通高压开关设备进行融合。 遵循以上思路，本文介绍一种可以当作“消防栓”的新型的10 kV开关设备—节点柜。它的特点是单面柜双开关结构设计，即在常规环网柜开关控制单元的开关箱中“挤进”两台负荷开关。一台保留原有线路控制功能，另外一台预留控制一条应急支线回路。优点是环网柜整体占地面积和单元数量不会变化，不会影响以往的线路典型设计，并且在环网柜设备中新增了不停电作业接入单元，而且该接入单元使用电缆快速连接接口，与一般用户电缆终端不能匹配，不会被用户占用。 目前10 kV节点柜研发出了三种类型，CJ柜、PTJ柜和DJ柜。在2019年PTJ柜型进入了国网典型设计图册。图1是原来的PT柜结构图，图2是PTJ柜结构图。 图1. 普通PT柜结构示意图 图2. PTJ柜结构示意图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PTJ柜比普通PT柜多出一台支线负荷开关，在设计时，确保整体尺寸不改变，将开关气箱尺寸纵向拉长，并将PT室隔离出一个应急接口室。为了节省空间，双开关动作机构没有设计独立的支架，而是共用一块支撑板。机构设计图见图3。 图3. PTJ柜双开关共柜结构示意图 节点柜的设计并不复杂，但是其多出来的一个可控制的应急接口，却能够将电缆网不停电作业变得更加安全、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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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典型应用方案 我国的网架结构主要有单电源辐射接线、不同环式接线、分段联络接线、“N-1”主备接线等方式 [ 2 ] [ 3 ] [ 4 ] [ 5 ]。单电源辐射接线方式投资少，建设速度快，所以目前大量存在老旧城区、城乡结合区、农村及新供电区域布点。其缺点是停电影响范围大，可靠性低。 另外，即使采用了最好的网架结构，对于故障或检修段也只能进行隔离，没有双电源或多电源供电的用户只能停电。 如果在10 kV配网线路中应用节点柜形成固定电源热点，使配电网增加了快速、灵活的临时组网能力，辅助柔性电力电缆、旁路开关、箱变车、中压发电车、环网柜车等应急作业设备就可以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极大的提高不停电作业效率，有效缩短停电时间、提升供电可靠性。以下是几种利用节点柜开展配网电缆网不停电作业的典型应用方案。 3.1. 临时组网作业 单电源辐射线路检修或抢修，没有其他电源转供，用户只能停电。如果能在靠近其他线路的位置设置有节点柜，则可以快速临时组网，进行电源转供，减少用户停电。案例：当环网柜A (或者环网柜A、B之间电缆)检修时，环网柜B、环网柜C将停电。为此，可采用临时电缆(红色线条)将环网柜D与环网柜C的节点柜临时连接起来，然后通过转电(合环)，将环网柜B、环网柜C转由环网柜D供电，从而实现环网柜B、环网柜C短时停电或者不停电，检修环网柜A (或者环网柜A、B之间电缆)。作业方案图见图4。 图4. 利用节点柜进行临时组网作业 3.2. 临时组网与临时环网柜组合作业 当电缆线路中一组环网柜需要检修，需要减少其变压器馈线停电时间时，可以考虑从上下级环网柜中设置的节点柜取电，然后通过临时环网柜与用户变压器连接，提供临时电源。案例：当环网柜B检修时，其变压器单元的变压器将停电。为此，可采用临时电缆接在环网柜A的节点柜上，给临时旁路环网柜D供电；同时，将变压器单元的变压器接至旁路临时环网柜，实现环网柜B停电检修，变压器单元的变压器短时停电。(变压器接入方式为：在高压侧母排处接入临时旁路环网柜变压器单元引出的临时电缆。)作业方案图见图5。 图5. 利用节点柜和临时(移动)环网柜进行临时组网作业 3.3. 10 kV发电车转供作业 在负荷满足的条件下，当电缆线路设备故障或检修，也可采用10 kV发电车直接通过线路中设置的节点柜进行供电。作业方案图见图6。 图6. 利用节点柜进行10 kV发电车转供作业 3.4. 采用临时变压器给低压用户供电作业 配电房基本是配电线路终端，除开重点用户有多电源户配置，基本是单母线单变压器的配置，所以一旦发生故障，很难即时通过环网方式进行转供。案例：B环网柜用户变压器故障，可以通过A环网柜节点柜取电源到移动箱变车，然后通过车载变压器提供低压电源到B环网柜用户低压设备中。作业方案图见图7。 图7. 利用节点柜取电配合箱变车进行低压转供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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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安装方案 对于配网线路新增设备，最佳方式是采用在环网柜中用PTJ柜替换PT柜。户内环网柜方案的一次系统图8所示，户外环网箱方案的一次系统图9所示。 图8. 户内环网柜一次系统图 图9. 户外环网箱一次系统图 图10. 户内环网柜一次系统图 图11. 户内环网柜改造实施方案 对于线路存量设备，原有户内配电站室中的环网柜备用间隔常被占用，环网柜的尺寸已经固定，无法更改。需要增加馈线柜一路电缆出线引至节点柜，户内环网柜一次系统图如图10所示，实施方案如图11所示。 针对户外环网箱在存量改造项目中，可以在户外箱的旁边附加一台小型DJ户外箱，同样需要增加馈线柜一路电缆出线引至DJ型节点柜，户外环网箱一次系统图如图12所示，实施方案如图13所示。 图12. 户外环网箱一次系统图 图13. 户外环网箱改造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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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节点柜扩展思路 在10 kV配电线路中合理的布置节点柜，并与低压应急作业节点设备一起组网，然后对供电管理区域进行网格划分后，针对节点设备特点，预定应急作业方案，形成标准化应急作业管理程序。应急作业管理设想图见图14。 图14. 基于节点柜的配电网络区域性应急作业管理设想图 设置和应用节点柜可为配网应急作业技术带来以下三点发展变化： 从无法做到可以做(配电电缆网无法采用带电作业技术，通过“消防栓”实现临时组网，完成负荷转移，变向实现不停电作业)。 从低效做到高效做(以往传统不停电作业方法中，线路接驳耗时最长，效率最低。有了可快速实现线路电气接驳的“消防栓”，作业效率提高80%)。 从临时决策到程序作业(依据“消防栓”特点，相应配置作业设备和技术，并针对性组织培训，利用区域化管理方法，形成标准作业程序，真正做到应急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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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节点柜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解决10 kV配电线路电缆网作业中，作业人员无法进行不停电接火的问题。它的结构特点是单面柜双开关结构，保证了在高压柜体积不增加的条件下，可以多出一条支线回路。而这条支线回路即可作为线路中的“消防栓”与临时电缆、临时应急作业设备进行不停电接驳，能够实现旁路、移动电源供电等作业。节点柜的出现为线路设计人员提供了新的选择，为实现建设坚强电网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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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债券通”的实施推动了境内债券市场与国际制度接轨，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本文以“债券通”的实施这一事件为契机，以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中期票据和企业债为样本，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思想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债券通”的实施是否对债券信用评级能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债券通”的实施会使债券信用评级降低，并且这一关系在声誉较高的评级机构和投资者关注度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这说明“债券通”实施对提升信用评级质量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完善债券市场体系建设和促进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本文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的相关研究，也为债券通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