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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信息学视角下的立法、裁判信息运行样态 3.1. 立法过程之中的信息样态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将概念的发展及演进描述为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承继了“自在”与“自为”的术语，运用在阶级的分类之中。哲学家萨特论证过“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 “自在存在”是意识之外超越现象的存在，其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更其属性；“自为存在”被人的意识活动所牵引，它受人的有意识活动而影响。在此一系列哲学基础理论之上，信息科学界诞生了“自为信息” [ 14 ] 这个概念。在我国的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将信息的动态发展进程总结为“自在”、“自为”、“再生”三种形态 [ 15 ]。 3.1.1. 立法过程中的“自在信息” “自在”状态下的信息还未被主体所识别。是信息最原始、客观且自在状态的阶段。此时的信息具有物质的天然特性 [ 16 ]。由于立法者需要创设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均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以立法者在做立法准备工作之前需要大量接触不同类型的“自在信息”，这些信息的样本的数量越巨大，立法工作相对就越科学、越完善。这些“自在信息”包括：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信息；已经制定好的国家制定法信息。这些信息是随机、碎片化、无规则的“自在信息”。不仅如此，立法者还要接触大量的法律的理念、法学方法、法学知识、法学历史信息，这些信息的共同特点均是具有人体器官可感知的物质载体(行为、数字、文字、符号、语言、声音等)。例如：人的行为意味着人的四肢肌肉的运动过程能产生“自在信息”。立法者可以依据该信息系设想创设一系列调整该行为的条文。 3.1.2. 立法过程中的“自为信息” “自为信息”是主体对信息的主观把握形态。人的眼、耳、鼻、喉等官能器官是人感知外界“自在信息”的接收器，神经系统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再将这些信息一步步传导给人的大脑。人脑神经系统是信息处理中心，它将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分辨。大脑中不同的神经中枢对接收信息进行辨识之后，形成感觉、知觉。这些感觉知觉可以被人脑存储、记忆下来。因此“自为信息”第一种形态就是“自在信息”通过人脑被“辨识”之后状态；第二种形式是“自在信息”变为人脑可存储可记忆的状态。这个状态下的信息已经不再具备“自在信息”时可以明显感知的物质属性，而具备一种的弱感知的物质属性。之所以我们暂时认定“自为信息”具备弱物质属性，那是因为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无法具体、精确读取人脑神经系统内部存储的信息。 “自为信息”状态是立法环节中最难以把握的阶段，立法者需要对“自在信息”进行感知提炼、总结。立法“自为”状态的信息是经过立法者人脑神经系统进行语法、翻译、转换后的信息。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和“观念”不仅受到立法者人脑构造的影响，更受到立法者，教育背景、文化背景、认知，价值判断、道德修养的影响。对不同的立法者接收相同的自在信号或者符号，并不能形成完全相同的“自为信息”。例如“权力”这个字符，拥有不同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的立法者对这个字符读取后的自为信息表达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立法会存在争议的缘由。 3.1.3. 立法过程中的“再生信息” 立法者对“自在信息”进行辨识之后，立法者的大脑神经系统对信息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具有法律条文要素的“自为信息”，法律条文的各项要素包含：规则、原则、概念。这些“自为信息”最后通过文字、符号这些载体表达出来。这就是立法过程之中的“再生信息”。 “再生信息”是信息被立法者改造、被创造后的形态。是立法者大脑对“自在信息”进行主观的改造后形成的。这个“再生信息”可以继续停留在人脑神经中枢之中，也可以运用符号、数字等物质载体表达出来。当“再生信息”有了物质载体，它又将成为新的“自在信息”。它将继续被人脑所感知，由此而进行不断的循环。立法更新过程与信息再生过程是不完全同步的。它们是交错进化的。 新立法条文是“再生信息”，新的立法原则也是“再生信息”。这些符号与文字都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立法者对人脑意识产生的法律规则信息进行处理后所凝结的产物。这些承载着立法者新的意识的信息符号、文字，它们既维持着现实社会的秩序，也是未来新的立法者创造更新新律条的起点，新律条的产生意味着信息又回到“自在信息”这个起点。新的立法规则裁判判例又反作用影响未来社会的信息发展方向，这一些列动力学过程不断在循环往复地重复着，立法裁判与信息他们共同交错着、进化着、演进着。立法的整个过程就是“自为信息”、“自在信息”、“再生信息”相继出现、不断循环的过程。也是人作为主体与不类型的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 3.2. 信息识别、干扰与司法裁判误差 审判界饱受诟病的问题为判决尺度与标准的不统一。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有普遍性。司法裁判不是精确的数学计算。相同案件不同的法官裁判结果不可能像数理符号那样一致，我们只能力求在一个相对区域的一致。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案件，也并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判决结果。但是人们对司法裁判的质疑之一就是案件裁量标准的不统一。影响司法度量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司法非独立性因素、司法腐败腐败因素，在本文中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二者因素，而专门探讨信息对裁判者的影响。 3.2.1. 法律条文、概念传递的不确定信息 即使最清晰的立法条文还会出现概念或规则的模糊区域。在刑事条文中，经常会出现模糊的概念，如：“足以”、“严重危害”等词语，这说明这个中文字符不能表达精确的信息，法官在接触这样的概念会有无措感。法官此时需要发挥主观作用，推测立法者所要最终传递的立法信息。以往我们将这种信息描述为立法精神。生物学将“精神”描述为人体大脑释放的“能量”。当我们接触过理论信息学之后就会明白，这个“精神”的含义其实就是“信息”。 在前文的描述中我们提到了“自为信息”的概念。在法官审判环节，同样存在着“自为信息”，每一个法官“自为信息”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不同法官面对的法典是相同的，但他们对法律条文背后信息含义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成文法国家尤其重视裁判者对法典所表达信息的精确传达。为了应对法典概念的理解冲突。于是法学家们创设了另一种立法模式——命名为“法律解释”。但是即使有了明确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法律条文毕竟是抽象的法律原则、概念与规则，这种信息是无法还原人类所有的行为，它只能对人类社会行为之后的信息进行抽象地概括。此时的审判还需要其他法律信息的补充才能更加接近裁判的真谛，这些信息就是过往的已经审判过的案例信息，在英美法系被称为判例，只有法典信息，审判信息越具体法官的裁判才能更加科学且精确。 3.2.2. 裁判者对案件事实信息的判断差异 法庭上所被呈现的法律事实，必须是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些案件事实既有当事人通过语言、声像传递案件信息的言语证据；还有以物证、试听资料等物理方式存在证据。这可视、可听、可触的证据都是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裁判者更加关注的是案件事实信息本身。法官不仅要面对真实证据呈现的信息，还需要面对真伪不明的证据呈现的信息。 除了案件事实信息，裁判过程中还会生成经过人脑进行处理、归纳过的信息，如：书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它们以文字符号为载体。一般来说，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视频资料对现场信息的还原度是最高的。其他类型的证据，如：言辞信息、物质载体传递的信息，都不足以单独还原现场信息。这就需要法官对每个证据所呈现的案件信息进行关联度的判断。 裁判者法官除了对当事人外在法律行为的进行还原，还需要研究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信息。传统的司法裁判者更加注重行为人犯罪时的行为信息。对行为人主观善恶的划分较为笼统。有学者为了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研究人脑是如何驱动人的行为，从而研究人的神经元系统。国内外不少跨学科学者也正在进行法律神经学的研究，并将法律神经学 [ 17 ] 视为一种交叉学科。脑神经的专家研究神经元结构与机能，这其实也是在对大脑的内部物质进行研究，以信息学视角来看，信息学家更关注被人脑神经元输出或输入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专业法医学的鉴定，测谎仪的检测。 测谎仪是对当事人心跳、唾液、血压、面部微表情的信息分析，最新的技术中还引进了神经彩色影像信息，核磁共振影像信息。这些信息均可弥补案件证据所呈现的信息不足，但是测谎仪所展示的信息结果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因此法庭上不能作为证据，但是它可以作为侦查环节中的线索信息。神经监测信息对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给了具体的参照，这使得精神损害赔偿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3.2.3. 外界信息对裁判者的干扰 法庭裁判之外的干扰信息有很多。第一类信息是其他权力机构所传达信息。其他权力机关有:党政机关、国务院及所属部门等行政机关、上级审判组织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考虑法条所传递的信息还会考虑国家政策信息，党政机关的参考意见，上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先例，这些信息有的是影响司法独立的，有的是法官可以借鉴并参考的。第二类是人情关系诉求信息：中国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法官不是被隔离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亲属，朋友，会接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情诉求信息，这些诉求信可能是亲朋好友发出，也有可能是上级领导发出，也有可能是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发出，这些信息对司法公正有不良影响，我们仅有的回避制度还不足以扼杀这种不良信息，第三类信息是法庭审判中的意外信息：当事人的激动的情绪引起的愤怒举动，律师对法庭裁判不满的粗暴言论或动作。第四类信息是媒体和舆论信息。舆论与新闻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它与传统公共权力有共通之处，二者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一定支配力量，公共权力的支配力量是物理化的，新闻与舆论的支配力量是信息化的，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信息能”，它通过语言，声像，符号进行传播，这种“信息能”立法者，对裁判者都是有较大影响的，尤其是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非常容易收到法庭之外的舆论信息干扰，中国的药家鑫案，美国的谢帕德，都受到了媒体信息的误导 [ 18 ]。 这四类信息是可以运用信息学的理论与技术采取信息屏障工具对不良信息进行屏蔽。相信信息学技术足以应对这个难题。 3.2.4. 当事人的信息采集能力差异 司法裁判结果不标准、不精确、不统一的，并造成较大误差的原因还有当事人“信息采集能力”的差异。当事人大部分均是非法学专业出身，他们没有系统学习过证据学的相关知识，在法律行为产生之时他们也不会意识到对可见证据进行严格的采集，更何况用信息科学学的视角来看这些证据。 如果我们将事人这个群体的差异性与法官之间差异进行比较，显然前者的差异性更大。证据采集的过程其实就是信息获取的过程。有的人或许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通过自学也可以采集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或通过技术手段获得更详实更具体的数据，有的人文化素质不高，普法度不强， 有的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取的信息更详实更科学，有的人获取的是无效信息、不相关信息，甚至是误导性信息，法官在面对不同当事人已经呈上的信息上就形成了不同的事实判断了。 这也不难理解，同样一个类型的案件，有不同当事人获得不同的裁判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