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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正念和创造力关系的影响因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不再仅对正念与创造力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而更多的考虑到其他变量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即逐渐由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转移到对正念和创造力不确切关系下的潜在机制的探讨。 3.1. 正念因素 尽管正念在临床应用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目前对正念的理论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一方面，正念的概念不够清晰，它既可以表示一种冥想行为，也可以表示一种心理状态或类人格特质。另一方面，正念结构较为复杂，现有正念量表对正念成分的划分各有侧重，如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将正念看作一个单因素结构，主要测量个体对当下体验保持注意和觉察的总体倾向，而肯塔基州觉知量表(Kentucky Inventory of Mindfulness Skills， KIMS)则认为正念包括四种技术，观察(Observation)、描述(Description)、有觉知地行动(Act with awareness)、不评价的接纳(Accept without judgment)，等等。因此，面对正念与创造力之间不一致的结果，研究者们首先开始考虑与正念概念相关的这些因素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3.1.1. 正念结构和正念类型 现有正念–创造力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采用的是MAAS来测量正念，仅考虑到正念总体倾向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于是，Baas等人(2014)首个采用KIMS测量被试在四种不同正念技术上的得分，从而检验正念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积极统一的还是根据正念技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结果显示，相比“有觉知地行动”成分，“观察”成分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进一步研究显示，8周的正念训练对创造力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观察”成分的作用，即“观察”成分在正念–创造力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此外，不同的正念冥想类型也通过不同的认知控制状态影响创造力。根据Lutz et al.， 2008，正念冥想被分为注意力聚焦冥想(Focused attention meditation， FA)和开放监测冥想(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 OM)，FA冥想要求冥想者把注意力聚焦在所选物(比如，呼吸或者身体某部位)上，OM冥想则要求冥想者保持一种观察状态，而没有明确的焦点物。Colzato等人(2012， 2014)比较了FA冥想和OM冥想在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任务上的不同作用，结果显示OM冥想对发散思维表现有着明显的促进，而FA冥想仅倾向于提高辐合思维，数值上却并未达显著。Baas等人(2014)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对两组被试分别进行了不同的正念冥想——“观察”冥想(要求觉察自身的感觉、想法)和“有觉知的行动”冥想(要求将注意力聚焦在呼吸上)，结果发现“观察”冥想后的被试产生了更新颖的想法。事实上，Bass所进行的这两种正念冥想与前面所描述的FA和OM冥想本质上并无差别。这些证据都证明了正念冥想对正念–创造力关系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3.1.2. 状态正念与特质正念 正念既可以表示一种心理状态，也可以表示一种类人格特质。Cahn和Polich (2006)指出，状态正念是指正念冥想中所出现的那些有所变化的感觉、认知和自我参照的觉察状态，特质正念则是个体在感觉、认知和自我参照上持久性的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特质正念是一种类特质变量，同时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尤其通过后天的正念干预训练可以明显改变。Ostafin与Kassman (2012)指出正念训练对顿悟问题表现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状态正念来实现的，即状态正念在正念训练与顿悟问题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目前研究还未探索特质正念在正念–创造力中的作用。但Shapiro等人(2011)探索了特质正念在正念减压训练(MBSR)对心理健康变量(包括冗思、知觉压力、主观幸福感、情绪情感、生活满意度、自我同情、希望、同理心、宽恕)的影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高特质正念水平的个体在MBSR训练后，其主观幸福感、同理心、希望提高更多，知觉压力下降更多，这种效果甚至持续到训练结束后一年。尽管特质正念水平也有利于控制组中没有接受MBSR训练的个体，但其作用短暂且显著小于接受MBSR训练的个体。此外，在个体先前的正念经验这一类似于特质正念的概念上，Colzato等人(2014)发现OM冥想对发散思维的影响并不受到个体已有经验的调节，而在解决辐合思维问题时，使用顿悟策略的有经验者明显比无经验者表现的更好，使用分析策略的有经验者则比无经验者表现的更差。这些间接证据都为了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在正念训练对创造力的影响中，特质正念也许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3.2. 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也是影响正念—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Zedelius等人(2015)认为正念与创造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解决问题所使用的策略。Zedelius等人首先要求被试在解决复合远距离联想任务(Compound Remote Associate Task， cRAT)时报告其所使用的策略(1表示只有分析策略，2表示大多分析策略，3表示大多顿悟策略，4表示只有顿悟策略)，结果发现当被试只使用顿悟策略解决cRAT时，特质正念水平与创造力(问题解决准确率)呈显著负相关，而当被试只使用分析策略时，两者呈显著正相关。为了弥补被试自我报告策略的不足，Zedelius等人通过引导被试以顿悟或分析策略来解决cRAT对问题解决策略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分析策略引导组中，被试特质正念水平与创造力(问题解决准确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在顿悟策略引导组中，两者表现出无关。尽管后续的策略引导研究中，顿悟策略方面并没有得到预期的负相关结果，但这可能是由于顿悟策略相比分析策略更难诱发的原因。总的来说，Zedelius等人的研究表明问题解决策略调节了正念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除了问题解决策略这一认知因素，Baas等人(2014)对认知灵活性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当控制了灵活性这一变量后，正念中“观察”成分与创造性成就之间的相关从显著变为了不显著。这意味着“观察”成分通过认知灵活性对创造性成就产生了作用。 3.3. 人格因素 人格是指个体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的集合。McCrae和Costa (1985)对人格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个五因素模型，包括神经质(Neuroticism)、外倾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这五因素中，神经质人格和正念、创造力都有着密切联系。Zabelina等人(2011)将神经质、组别(正念组vs控制组)，神经质×组别同时放入多元回归方程中，对创造力任务的细致性(Elaboration)得分进行预测，结果显示神经质和组别的主效应都不显著，而神经质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进一步分析可得，在高神经质水平的个体中，正念冥想显著提高了细致性得分，而在低神经质水平的个体中，并未出现同样效果。 3.4. 情绪因素 情绪与正念联系十分紧密(Jain et al.， 2007; Baas， De Dreu， & Nijstad， 2008; Jha et al.， 2010; Colzato et al.， 2012， 2014; 闫慧等，2014)。因此，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也开始对情绪因素在正念训练效果上的作用产生兴趣。例如，Mandal等人(2012)对正念和心理健康关系中情绪的可能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负性情绪调节了正念和心理疾病或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在正念与创造力的相关研究中，Ostafin等人(2012)最早探讨了正性情绪的作用，他们对特质正念、顿悟问题的解决及正性情绪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当控制了正性情绪这一变量后，特质正念与顿悟问题解决之间的相关仍然显著存在，从而拒绝了正性情绪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这与Baas等人(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通过情感网格(Affect Grid)研究了情绪和唤醒的作用，结果显示正性情绪(愉悦)与唤醒都不是正念训练影响创造力的中介途径。虽然正念通常显示出改善负性情绪，增强正性情绪的效果(Jain et al.， 2007; Baas， De Dreu， & Nijstad， 2008; Jha et al.， 2010; Colzato et al.， 2012， 2014; 闫慧等，2014)，且正性情绪也能有效的预测创造力表现(Ashby， Isen， & Turken， 1999; Baas， De Dreu， & Nijstad， 2008)。但上述研究表明，正念并不是通过正性情绪对创造力产生影响的。 3.5. 其他因素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影响因素，研究者们还对动机、警觉性或放松Baas等人(2014)还对动机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要求被试评价自己进行冥想练习和创造力任务的动机程度，以此作为动机因素的测量，结果发现动机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