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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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治疗前后裸眼视力 如表1，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在治疗前裸眼视力无明显差异性(t = 1.921， P = 0.056， P > 0.05)，观察组在经6个月治疗后视力有较大的差异性(t = 13.290， P = 0.000， P < 0.05)，对照组在6个月后视力无明显差异(t = −1.747， P = 0.083， P > 0.05)。两组患儿视力差异比较较为显著(t = 13.501， P = 0.000， P < 0.05)。 3.2. 两组治疗前后屈光度 如表1，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屈光度在治疗前无显著差异(t = 0.581， P = 0.562， P > 0.05)，观察组在接受治疗6个月屈光度的差异性不大(t = 1.826， P = 0.071， P > 0.05)，对照组在6个月后屈光度无明显差异(t = −1.295， P = 0.198， P > 0.05)。两组患儿屈光度差异比较较为显著(t = 2.210， P = 0.028， P < 0.05)。 3.3. 两组治疗前后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 如表1，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在治疗前的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无明显差异性(P > 0.05)。 观察组在经治疗6个月后的调节幅度差异性显著(t = −18.606， P = 0.000， P < 0.05)，对照组在6个月后调节幅度无明显差异(t = 1.971， P = 0.051， P > 0.05)，两组比较，两组患儿调节幅度差异较为显著(t = 18.955， P = 0.000， P < 0.05)。 观察组在经治疗6个月后的调节灵敏度差异性显著(t = −29.993， P = 0.000， P < 0.05)，对照组在6个月后调节灵敏度无明显差异(t = 0.815， P = 0.417， P > 0.05)，在经过治疗6个月后两组患儿调节灵敏度差异较为显著(t = −29.864， P = 0.000， P < 0.05)。 Table 1 Results dat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 组别 视力(logMAR) 屈光度(D) 调节幅度(D) 调节灵敏度(cpm) 推拿治疗组 治疗前 0.26 ± 0.07 1.68 ± 0.48 13.85 ± 1.82 5.18 ± 1.92 治疗后 0.18 ± 0.09 1.56 ± 0.47 16.16 ± 1.11 11.19 ± 1.20 对照组 治疗前 0.25 ± 0.05 1.65 ± 0.49 13.89 ± 1.97 5.19 ± 2.03 治疗后 0.25 ± 0.06 1.65 ± 0.50 13.86 ± 1.95 5.16 ± 1.89 表1. 治疗前后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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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作为近视第一大国，我国的青少年近视的问题比较严峻，特别是在近视处于轻度阶段时，许多家长因为对近视发展的顾虑，是不愿意给孩子配镜矫正的，中医有许多治疗中低度近视的方法，包括针刺、穴位按摩、耳穴等，具有一定的效果 [ 5 ] [ 6 ] [ 7 ]。 近视古称“能近怯远”。中医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整体论，目作为人体的一部分，依赖于五脏六腑精气的滋养，《难经》：“目得血而能视”，明代《银海精微》：“问曰：能近视，不能远视者，何也？答曰：血虚气不足也。”《灵枢·大惑论》说：“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说明肾主藏精，目以精为本，眼的视觉功能有赖于五脏六腑精气的濡养，特别是肾精的盛衰直接影响到眼的功能。中医认为肝肾同源，肝开窍于目，主藏血、目得血而能视，肝气通目，则能变色视物。肾生脑髓，目系属脑。《医林改错》指出：“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两目即脑汁所生，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明确阐述了肝肾–脑–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若肾精不足，藏精不固，髓海空虚，目失所养，则视物昏朦。 我们结合经典理论，在总结临证经验和分析近视证治特点后，认为近视应以“肝肾为本，目睛为标，脑为枢纽”；治疗近视当“标本兼调，通窍明目”，提出近视“肝肾–脑目”脏腑相关理论学说。结合儿童“三不足两有余”的生理特性，按揉眼部周围穴位，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清肝经以疏肝明目，补肾经以益肾明目。清肝补肾、调和气血的推拿手法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整体治疗观念，通过对不同的经络穴位进行不同的按摩手法，对脏腑功能进行调节，产生清肝补肾、调和气血的作用，从而减轻睫状肌痉挛，达到改善视力、防治近视的目的。 调节幅度是指眼睛在视近时所产生最大调节力，GWIAZDA等 [ 8 ] 发现近视眼儿童的调节力较正视眼儿童明显降低，长期视近易导致睫状肌痉挛，致使调节幅度降低，纠正远视离焦对焦能力的下降，诱使近视发展。儿童调节灵敏度大多低于年龄相应正常值，触发调节与放松调节的速度下降，使视近时对焦时间延长，离焦时间延长，可能会使眼球生理性代偿进而导致近视。 本研究发现，在治疗后6个月视力、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出现较大的差异性(P < 0.05)，两组治疗方式的屈光度治疗6个月前后的差异性不大(P > 0.05)，但是屈光度差值组间比较(P < 0.05)，说明推拿在治疗早期，对改善低度近视患儿调节功能及裸眼视力上疗效显著，有一定的延缓屈光度进展的趋势。 综上所述，儿童年纪小，配合度差，推拿手法治疗近视，手法简单且安全无毒副作用，容易被接受。采用推拿手法治疗近视，能够平衡阴阳、调和脏腑、疏通经络，对于青少年早期及轻度近视患儿，可以提高视力、改善视功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但由于本临床研究的样本容量较少，随访与治疗阶段间隔时间较短，对于远期疗效仍应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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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心理弹性是指人们适应困难、挫折或其他不愉快事件或压力的能力，也就是适应糟糕情况的能力。生活事件作为心理弹性的危险因素，会对心理弹性产生负面影响。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许多负面的生活事件，如大学生活不适应、人际关系差、职业认知度低、就业压力大等。目的：本研究旨在考察生活事件对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影响机制，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关系中的多重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对38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 生活事件、自我效能感以及社会支持能显著预测心理弹性；2) 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起中介作用(CI [−0.179， −0.050])，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CI [−0.150， −0.042])；生活事件不仅能够直接负向预测心理弹性，还能够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间接预测心理弹性(χ 2 /df = 2.222， RMSEA = 0.056， CFI = 0.997， TLI = 0.982)。结论：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关系中起多重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了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弹性及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多重中介作用的心理机制，为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提供了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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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心理弹性的定义 在生活中，绝大多数个体都有过逆境的经历，但并非都产生了心理障碍。事实上，多数个体都能较好的适应。而一提到积极心理品质，心理弹性必不可少，它是有利于个体成功应对困难情境并获得良好适应的因素。心理弹性就是指人们在遇到困难、挫折或是其他不顺心的事情或压力的时候，自身的调节能力，意味着个体对糟糕情况的适应能力(马伟娜，桑标，洪灵敏，2008)。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正面临着许多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学业成绩不好、人际关系不良、专业认可度低、就业压力大等(蔺桂瑞，赵凯，梁凌寒，2009；张燕欣，2017)。同样处在不利环境下，有的大学生能够适应良好，而有的大学生却适应不良，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其心理弹性有着密切关系(李志凯，2009)。因此，探讨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可以为提高大学生处在不利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依据。 1.2. 心理弹性的影响机制 前人研究对心理弹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心理弹性主要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是危险性因素，例如生活事件的负性影响；另一种是保护性因素，例如来自外部环境的社会支持和来自个体本身的自我效能感的正性影响(马伟娜等，2008；曾守锤，李其维，2003)。因此，导致心理弹性变化的关键是存在于个体内部或个体外部的保护性因素，它能减轻个体在困难情况中所受到的消极影响(Masten & Coatsworth， 1998)。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外部因素的一种，是指个体在与周围人物或环境产生接触时，所获得的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支持(刘陈陵，2002)。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支持，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可以被其社会支持水平预测(姬彦红，2013)。因此，心理弹性量表上得分较高的大学生往往在社会支持量表上的得分也会比较高，他们更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一些心理健康问题(朱美侠，蔡丹，武云霞，Zhang，Margraf，2016)。社会支持在压力情景和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存在(Taylor， 2011)。杨新国等人在2015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面临越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其社会支持得分会显著下降。也就是说，当大学生遭遇较多负性生活事件时，其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也会随之降低(孙时进，刘小雪，陈姗，2009)。 另一方面，作为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还可以是个体内部的一些特质，如自我效能感(马伟娜等，2008)。在心理弹性机制的研究中，自我效能感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是指人们在压力状态下知觉到自己能做什么的认知(王才康，胡中锋，刘勇，2001)。关于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弹性关系的话题，一直以来也都是研究的热点。有研究者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越高的人，其心理弹性得分也会越高(胡会丽，2009)。还有其他很多研究也验证了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弹性的正向影响(李玉丽，谭莉明，刘佳佳，娄凤兰，2013；刘燊，李丹丹，张林，2015；邹璐璐，何淼，2017)。关于自我效能感在应激领域的研究，Jex和Bliese在1999年和2001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是应激源与紧张关系的中介变量；Benight和Harper在2002年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关于生活事件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有研究者的结果表明，个体如果生活事件得分越高，说明其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得分也会越低(马伟娜，徐华，2006)。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研究的结果，也佐证了生活事件对自我效能感的负性影响(张倩，桂守才，2009；肖玲玲，2012；吴洪辉，2013)。 因此，本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作为保护性因素，同时影响着心理弹性的变化(曾守锤等，2003)。虽然多项实证研究证明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都能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但是以往的研究只是单独考察它们之中某个因素对心理弹性的影响，很少同时考察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也没有分析和比较各重要因素对心理弹性的独特作用。所以，本研究拟探讨个体外部因素(社会支持)和个体内部因素(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影响，以进一步明确生活事件对心理弹性的影响机制。 1.3. 心理弹性与生活事件 在前人有关心理弹性机制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生活事件与其之间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个体会接受各种各样的刺激，一般把能够给个体的身心带来一定应激反应的刺激称为生活事件，经常可以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看到它，例如家庭氛围不融洽、婚姻关系紧张、学习和工作压力大(蒲勤，2014)。关于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关系的话题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负性生活事件可以对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造成负向影响(Rutter， 2006)。该研究以9.11灾难后随机抽取的部分纽约人作为被试，对其心理弹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弹性具有预测作用，心理弹性水平越低的个体，其经历过的负性生活事件也越多(Bonanno， Gale， Bucciarelli， & Vlahov， 2007)。与此同时，一些国内的研究结果也对其进行了验证(蔡颖，梁宝勇，周亚娟，2010；朱清，范方，郑裕鸿，孙仕秀，张露，田卫卫，2012；谢家树，李杰，易嫦娥，邓多林，2014；唐海波，周敏，2014)。作为心理弹性的危险性因素，生活事件会对其造成负性影响，当大学生遭遇大学适应不良、人际关系不好、专业认可度低和就业压力很大等多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时，其焦虑情绪、处事风格和作息习惯等容易受到影响，进而使得个体适应新的环境变化的能力减弱。因此本研究假设生活事件会负向影响大学生心理弹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构建一个包括生活事件、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的多重中介模型，假设模型如图1。 图1. 多重中介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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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年级上包括从大一到大四，以及研究生共5个阶段的学生。结合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形式，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9份，有效率为97.25%。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1.23岁(SD = 1.64)，年龄范围为17~26岁。其中，男生122人(31.36%)，女生267人(68.64%)。大一41人，大二71人，大三81人，大四174人，研究生2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弹性量表(RS-11) 采用高志华、杨绍清、Margraf和Zhang (2013)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RS-11)”，来反映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该量表共11个项目，比如“有时，我会让自己做并不想做的事情”等，为单维量表，7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2。 2.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Life Event Scale， ASLEC) 采用刘贤臣、刘连启、杨杰、柴福勋、王爱祯、孙良民、赵贵芳和马登岱(1997)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Life Event Scale， ASLEC)”，来反映个体近期所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及其对个体的影响程度。该量表共27个项目，如“与老师关系紧张”等，分为人际关系(5个项目)、学习压力(5个项目)、受惩罚(7个项目)、丧失(3个项目)、健康适应(4个项目)和其他(3个项目)等六个维度，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1。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采用肖水源(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来反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共10个项目，比如“您遇到烦恼时的求助方式”等，分为客观支持(3个项目)、主观支持(4个项目)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项目)等3个维度，4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64。 2.2.4.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采用Schwarzer (1994)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来反映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本次采用的是由Zhang & Schwarzer完成的中译本，该量表共10个项目，如“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问题”，为单维量表，4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王才康等，200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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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为在本研究中，大学生生活事件、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等四方面的数据，全都是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的，可能存在共同方差偏差的影响，所以对此进行检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四个问卷的所有项目，共58个，设定公因子数为1进行CFA分析(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发现拟合指数(χ 2 /df = 3.73， RMSEA = 0.08， CFI = 0.47， TLI = 0.45)不理想，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均呈显著负相关，除生活事件外，其余三个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 M SD 生活事件 自我效能 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 生活事件 44.01 13.53 1.00 自我效能 2.61 0.50 −0.185 *** 1.00 社会支持 36.33 6.04 −0.624 *** 0.173 ** 1.00 心理弹性 55.91 8.18 −0.385 *** 0.564 *** 0.375 *** 1.00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 * 表示p < 0.05， ** 表示p < 0.01， *** 表示p < 0.001，以下同。 3.3. 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多重中介 对心理弹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生活事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弹性(β = −0.183， p < 0.001)、社会支持(β = −0.624， p < 0.001)和一般自我效能感(β = −0.185， p < 0.001)；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β = 0.174， p < 0.01)；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β = 0.500， p < 0.001)。 Table 2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 预测变量 因变量 β F R 2 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 −0.624 *** 246.722 *** 0.389 生活事件 自我效能 −0.185 *** 13.740 *** 0.034 社会支持 0.174 ** 生活事件 心理弹性 −0.183 *** 91.983 *** 0.418 自我效能 0.500 *** 表2. 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在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参考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和孙佩贞于2014年提出的多重中介模型检验方法，采用Mplus7.0软件中的Bootstrap程序，对作用于大学生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之间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即把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同时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Bootstrap程序检验的原理是，对原始数据(n = 389)进行重复随机抽样，得到1000个样本，从而可以观测到一个近似的抽样分布，如果得到的中介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不包括0，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因此，构建以生活事件为自变量，心理弹性为因变量，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的假设模型(见图2)。 图2. 大学生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弹性的多重中介模型 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χ 2 / df = 2.222， RMSEA = 0.056， CFI = 0.997， TLI = 0.982)理想，表明大学生心理弹性除了可以受到生活事件的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受到生活事件的间接影响，即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08，95%的置信区间为[−0.179， −0.05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624 × 0.174/−0.385 ≈ 28.20%。 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93，95%的置信区间为[−0.150， −0.04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185 × 0.500/−0.385 ≈ 24.03%。 总中介效应的效果量为(−0.624 × 0.174 + −0.185 × 0.500)/−0.385 ≈ 52.23%，且两条中介路径无显著差异(见表3)。 Table 3 Multiple mediating test resul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mental resilienc 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 置信区间95% 效应量 社会支持 −0.108 [−0.179， −0.050] 28.20% 自我效能 −0.093 [−0.150， −0.042] 24.03% 总体中介 −0.201 [−0.292， −0.120] 52.23% 中介差异 −0.016 [−0.102， 0.060] 1 表3. 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多重中介检验结果 注：置信区间包括0，说明两个中介效应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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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生活事件影响大学生心理弹性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具有负性影响。过往的研究发现，更多负性生活事件会导致更多的应激情况，使大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压力，所以其心理弹性的水平也会相对较低(Rutter， 2006)。生活事件是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负性的、会给其带来应激或压力的事件，是影响大学生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蒲勤，2014)。本研究结果与心理弹性受危险性因素影响的假设相一致(马伟娜等，2008)，心理弹性作为一种大学生有效适应外界压力或变化的重要内在能力，有利于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升其处在不利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从而预防近年来高发的大学生自杀、他杀事件。高校管理者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增强大学生自身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才能进一步有效防止大学生恶性事件的频发。 4.2. 生活事件通过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影响大学生心理弹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对于大学生心理弹性的负性影响，其中52.96%的影响效应，是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间接达到的。根据前人的研究，遭遇更多负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因为其近期在生活中经历了较多不顺心的事情，导致其支持来源减少，所以其社会支持水平也会随之降低(Taylor， 2011)。当大学生遭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比较多的时候，可能社会支持的某条来源途径会发生阻碍，类似与老师关系紧张等情况的发生，就会导致其从老师那里获取到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减少。同时，过往的研究发现，遭遇更多负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因为其近期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挫败，导致其自信心遭到打击，所以其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也会随之降低(马伟娜等，2006)。当大学生遭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失败的经历，从而影响能否完成某事的判断，进而倾向于自己无法或者很难完成某事。 4.3. 研究意义 本研究更加深入地解释了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的关系：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对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存在负向的预测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对两个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并且在验证了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关系和丰富了两者之间内在作用机制的情况下，完善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同时，本研究启示我们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弹性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鉴于生活事件很难受到控制，未来研究应探讨如何提升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水平，以提高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从而更有效地防止大学生恶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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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认为生活事件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影响大学生心理弹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 生活事件可显著影响大学生心理弹性；2) 生活事件可通过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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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应用台风路径及强度资料和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对2019年8月10日由台风“利奇马”引起的一次暴雨天气过程进行诊断分析，结果表明：中高纬西风槽及西太副高对台风的强度及路径的变化有一定指示作用。从台风前后散度场配置及垂直速度的分析猜测此次台风暴雨主要集中在台风移动方向前侧。暴雨的水汽来源主要为太平洋以及孟加拉湾地区，充足的水汽供应为此次暴雨过程提供了良好的水汽条件，高湿度的气柱配合较强水汽辐合是造成杭州地区极端降水的关键。这种明显的动力条件以及水汽条件可为该杭州市台风暴雨预报与防灾减灾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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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台风的到来往往会伴随暴雨且是最强的暴雨系统，国内外许多极端降水都和台风的活动有关 [ 1 ]。我国每年登陆的台风多、受灾重，台风暴雨就是重要的致灾因子之一 [ 2 ]。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台风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探讨。陈寿联等将台风环流内的暴雨分5个暴雨落区：眼壁暴雨、小涡暴雨、倒槽暴雨、切变暴雨、螺旋雨带暴雨 [ 3 ]。研究认为，暴雨的强度与位势不稳定层结、水汽辐合能量、垂直运动和边界层的辐合等有关；而充足的水汽和稳定的水汽输送则是发生暴雨的一个基本条件 [ 4 ]。REN， et al.针对东南沿海的台风暴雨展开特征分析，其认为东南沿海地区极端降水的特征与地形和环境配置等有关，且高低层有利的辐合辐散形势和充足稳定的水汽输送也是台风暴雨产生的重要因素 [ 5 ]。李英等通过试验，研究水汽输送方向对台风在的维持及所引发的降水的影响，发现通过切断台风环流的水汽输送，能够使台风强度减弱，同时台风暴雨的强度也会显著减小 [ 6 ]。陈红专等对比分析了两次相似路径的台风造成的暴雨，结果发现暴雨上空有中尺度辐散结构，而在暴雨区东侧出现中尺度气旋性涡旋或地面中尺度辐合区，且有水汽通量的辐合时暴雨强度增强，台风暴雨区往往位于这类区域 [ 7 ]。 1909号台风“利奇马”的强度位列建国以来登陆浙江的台风强度第三，其行进过程中浙江省普降暴雨，造成巨大的损失。本文从环流形势、垂直速度、水汽条件等产生极端降水的条件来进行诊断分析，以加深对台风暴雨的认识，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对浙江防灾减灾行动提出参考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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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资料概况 本文采用了日本气象厅(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提供的台风最佳路径和强度资料，下载自http://www.data.jma.go.jp/fcd/yoho/typhoon/route_map/bstv2019.html [ 8 ]。 环流数据采用了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的ERA-Interim [ 9 ] 再分析资料。时间范围为2019年8月。高度场风场取用了500、700、850 hPa三个层次的再分析资料，垂直速度采用100到1000 hPa每隔100 hPa的10个层次平均再分析资料，涡度和散度以及湿度数据为500、700、850 hPa层次再分析资料，资料的时间点为每日0至18时每六小时四个时次，采用资料的空间分辨率为1˚ × 1˚。 2.2. 研究方法 现代天气预报有资料数据量大、数值预报产品丰富等基本特点，因此本文采用了现有的欧洲中心ERA-Interim的再分析资料绘图，来对本次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绘制过程时段的大气环流形势图和降水过程中杭州市上空垂直速度剖面图及涡度与散度分布图，并绘制水汽通量、水汽通量散度等物理量场图，来对引起暴雨的物理机制进行诊断分析。 其中水汽通量及水汽通量散度需要通过公式计算经纬风场数据及比湿得到，公式分别为： F = v → ⋅ q / g [ 4 ] (1) A = ∇ ⋅ ( 1 g V → q ) = ∂ ∂ x ( 1 g u q ) + ∂ ∂ x ( 1 g v q ) [ 4 ] (2) 其中(1)为水汽通量的计算公式，(2)为水汽通量散度的计算公式。当水汽通量散度大于零时，水汽通量有辐散的趋势，当水汽通量散度小于零时，水汽通量有辐合的趋势。通过这两个公式的运算可以在一张图上直观地表现出水汽通量与水汽通量散度的分布特征，以此来研究其分布对降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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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台风概况 1909号台风“利奇马”于8月4日下午14时(北京时，下同)生成，于6日02时加强，强度达强热带风暴，于7号间迅速加强，05时加强为台风，17时加强为强台风，23时加强为超强台风，8号夜间强度达最强，中心最大风速为55米每秒。10日01时超强台风“利奇马”于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城南镇登陆，中心最大风速达16级(52米每秒)，为建国以来登陆浙江第三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后，其强度逐渐减弱，移动方向为北偏西方向，从浙江中部穿过后，于10日22时离开浙江省进入江苏省，继续北上，后经黄海海域于11日20时在山东省青岛市沿海二次登陆，最后在渤海海面填塞消亡，生命期长达9天(路径如图1) [ 10 ]。“利奇马”登陆浙江后在省内移动缓慢，在浙江省内停留时间长达20小时，为在浙江滞留时间最长的超强台风。 图1. 日本气象厅超强台风“利奇马”路径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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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暴雨过程环流场特征 4.1. 500 hPa高度场的演变及分析 图2为8月9号、10号两日4个时次的500 hPa高度场图，从中可以看出，台风“利奇马”登陆前及登入后两天亚欧大陆高纬度环流整体呈现“两槽两脊”的环流形势。中低纬度地区除了台风“利奇马”的发展，其东侧还存在有1910号台风“罗莎”，且在“利奇马”和“罗莎”向西北移动并增强强度的过程中，东部槽也随西风带东移，9号08时位于内蒙地区的槽在东移过程中持续向南发展加深，西台副高北侧等高线和西南部的等高线在西风槽东部槽与台风的挤压下变密集，气压梯度加强，导致台风的非对称性结构更加显著，进一步加强台风强度。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热带气旋变性过程中，随着西风槽的东移会影响西太平副高减弱东撤 [ 11 ]，但在此次过程中西太副高并未随此减弱东退，反而其脊线的位置略有西伸。 整个过程中台风“利奇马”一直位于西风槽前，有上升气流，也有助于“利奇马”强度的不断加强。在“利奇马”不断东进至浙江登陆的同时也裹挟了大量来自海上的水汽，在较强的上升气流的配合下极易形成降水。 图2. 500 hPa高度场，a为9日08时，b为20时，c为10日08时，d为20时，单位为位势什米(dagpm) 4.2. 700 hPa高度场的演变及分析 图3为8月9号、10号两日4个时次的700 hPa高度场图，可以看到8月9号08时700 hPa层次高纬内蒙地区有一低槽对应500 hPa的低压槽，我国西南方向印度半岛及孟加拉湾地区有一低涡存在，在孟加拉湾地区有上升气流，将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向高空输送并配合风场向我国输送。9号20时可以看到低槽向南加深，与利奇马引起的低压合并。10号的高空图中可以看到，在西风槽与低涡合并后，在台风的挤压作用下等高线变密集，台风强度增强。同时也可以在图中看到台风利奇马正持续向西北移动。 4.3. 850 hPa高度场的演变及分析 图4为8月9号、10号两日4个时次的850 hPa高度场图，从中可以看出，亚欧大陆高纬度有三个随着西风环流的作用向东移动且向南加深的低涡中心。低纬度西南反向上的低涡对应了700 hPa上的低压中心，说明印度半岛处存在一个较强的气旋，一直向上发展至500 hPa层次说明该地区整层具备上升气流。我国东南部太平洋上为两个强的气旋中心，分别为台风“利奇马”与台风“罗莎”对应在850 hPa上的低压中心，而由于我国西南地区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将孟加拉湾的湿热气流向台风的南部输送，同时也带来不稳定能量，使台风的强度持续加强。我国东南地区夏季盛行东南季风，东南季风引导着台风“利奇马”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带来较强的降水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图中也可以看到从9号08时至10号20时，台风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但台风“利奇马”在登陆浙江后由于地形的摩擦作用强度有明显的降低，相反仍在海上的台风“罗莎”则持续增强。 图3. 700 hPa高度场，a为9日08时，b为20时，c为10日08时，d为20时，单位为位势什米(dagpm) 图4. 850 hPa高度场，a为9日08时，b为20时，c为10日08时，d为20时，单位为位势什米(dagpm) 4.4. 风场 从图5的8月9号~10号500 hPa风场示意图中可以看到8月9号08时蒙古高原地区存在一大一小两个气旋性低压中心，但强度不高风速较小，气旋的上游为较强的平直西风带，低纬度印度半岛上空为一个较强气旋，气旋南侧有西南方向的急流向东输送，为台风气旋提供不稳定能量，台风“利奇马”的气旋中心仍居于海上，中心风速极大。到9号20时高纬度蒙古高原上的气旋有转化为低槽的趋势，台风“利奇马”即将登陆浙江。至10号08时高纬度低涡彻底转化成低槽影响我国华北及东北地区，台风“利奇马”已经登陆浙江，从风速来看台风强度有所降低。10号20时，台风中心即将离开浙江省，中心风速相对在海上有明显减小，高纬度低槽南伸影响我国华南地区，槽后发展为高脊向北伸至蒙古高原一带。整个天气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于35。N左右，并持续北抬，脊后东南方向的气流也是引导台风“利奇马”向西北方向移动的主要原因。 图5. 500 hPa风场，a为9日08时，b为20时，c为10日08时，d为20时 图6，图7分别是8月9号~10号700 hPa和850 hPa上风场示意图。700 hPa上整体的环流形势的演变与500 hPa上基本一致，但台风中心的风速与其他地区的风速差相较500 hPa更大。850 hPa上可以看到印度半岛地区的气旋更为显著，风速的辐合更大，台风中心风速较周边地区也更加明显，内蒙古东部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低涡，并持续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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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暴雨有关物理量场相关分析 5.1. 垂直速度分析 从图8杭州市区(130˚E， 30˚N) 8号20时至11号08时上空垂直速度剖面图中可以看出，在8号20时至9号02时杭州市区上空以下沉气流为主，最大下沉速度出现在700 hPa及300 hPa层，而地面为不明显的上升气流。9号早上08时左右，杭州市区上空被上升气流覆盖，而600 hPa及200 hPa层的上升气流更为显著但整体仍不明显，此时超强台风“利奇马”位于海上。9号傍晚05时左右在500 hPa至400 hPa层之间出现微弱下层气流。到了10号凌晨01时台风登陆浙江之后，杭州市区近地面至300 hPa层之间为明显的上升气流，其中最强的上升气流出现在10号早上06时500 hPa层左右，为此次过程中最强的上升气流。直到10号早上08时，杭州市区上空的上升气流减弱，且在400 hPa以及高空250 hPa到100 hPa出现微弱的下沉气流，但近地层至中层仍为较强的上升气流。持续到10号晚上08时上升气流逐渐减弱，低层逐渐转化为下沉气流，高层以下沉气流为主。到晚上22时台风离开浙江之后，杭州市区上空气流转为以下沉气流为主，近地层与高层下沉较为明显，最大下沉气流出现在11号午后的850 hPa层左右。 图6. 700 hPa风场，a为9日08时，b为20时，c为10日08时，d为20时 图7. 850 hPa风场，a为9日08时，b为20时，c为10日08时，d为20时 图8. 杭州市区(120˚E， 30˚N)垂直速度随时间(8号20时至11号08时每6小时)变化剖面图，单位为Pa/s 垂直速度剖面图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过程中的对流天气发生的时间及强度。故得出以下结论：强对流天气在10号01时开始发生，持续至10号20时，对流天气在04时至09时达到最强，上升运动在对流性不稳定的大气层结中剧烈发展，激发了深层对流，这为暴雨的生成提供有利的动力条件。20时以后，对流减弱，降水强度随之减弱。由此可知台风“利奇马”引起的暴雨主要集中在台风前，在台风中心经过杭州之后，降水强度减弱。 5.2. 涡度与散度分析 散度表征了微团相对体积的变化率，从散度场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局部的气流辐合辐散情况。从图9 图9. 8月10号8时涡度(等值线)与散度(阴影)分布图，a为200 hPa (高层)，b为850 hPa (低层)，散度单位为s − 1 和图10中可以看出，在8月10号08时850 hPa上浙江地区散度一半为负一半为正，浙江西南地区散度为负、东北地区散度为正，其中杭州市与衢州市的交界处出现了散度负值最大中心，最大可达−7，杭州地区散度平均达到了−2，低层有辐合。且在辐合区偏南福建省境内出现散度正值最大中心，最大散度可达3，同时辐合区偏北也有较弱辐散区。两个辐散区的配合有助于中心辐合区的气流辐合上升。从同时次的高空(200 hPa)涡度散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到低层的辐合区位置在高空变成弱辐散区，低层辐合区两侧的辐散区也对应了高层辐散区两侧的强辐合区。垂直结构上的高低层辐合辐散区的配合有助于气流垂直运动，产生强对流天气。由此印证了前面垂直速度分析中发生在08时前后的较强的上升运动。 图10. 8月10号20时涡度(等值线)与散度(阴影)分布图，a为200 hPa (高层)，b为850 hPa (低层)，散度单位为s − 1 到8月10号20时，台风中心位于浙江北部即将进入江苏省。此时杭州市境内雨势转小，低层(850 hPa)浙江省境内以较弱的辐合为主，强度不到−1；最大的辐散区出现在浙江省周边安徽省内及东海上，中心强度达3以上。高层浙江省境内为较强辐合区，最大辐合区出现在衢州市中心强度−3以上。高层强辐合区的存在抑制了浙江境内的对流，使降水减少。 从涡度的分布来进行分析有以下结论，8月10号08时850 hPa上浙江地区整体为正涡度，正涡度中心位于浙中偏东地区，而高层200 hPa处的正涡度中心明显偏东，且强度较低、范围较小周边为强度相当的涡度的负值区。这种涡度垂直方向上的分布结构说明气流的上升区域主要在浙东地区，且不稳定能量较强上升气流明显，易形成台风云系，造成强降水。也可以看出台风“利奇马”在高层的涡度分布结构：台风的东部为正涡度，西部为副涡度。 5.3. 水汽通量与水汽通量散度分析 水汽条件是产生暴雨天气的重要条件，以下通过公式计算水汽通量及水汽通量散度，并将水汽通量与水汽通量散度绘制在同一张图上来观察“利奇马”期间浙江地区水汽通量及水汽通量散度的情况，有以下结果： 见图11及图12，在8月10号08时850 hPa水汽图中看到，有大量水汽由台风携带从东海输送至大陆上，水汽通量有明显的气旋性弯曲。大量的水汽进入浙江地区，浙江大部分，尤其在偏西南地区是水汽通量的汇。除了宁波、绍兴地区，浙江各市水汽通量散度都为负，最大负值中心在杭州南部及衢州地区，有水汽通量的辐合，杭州市上空水汽十分充沛。08时700 hPa上，浙江北部(台风中心前部，比较靠近中心)为一个较大的水汽辐散区，但台风气旋的外围任为较强的水汽辐合区。与850 hPa的辐合中心对比，700 hPa的水汽辐合中心分为了两部分，偏南的较强的一部分处于浙江南部福建境内，偏北的一部分位于安徽境内。以上分析说明在08时，水汽的辐合主要是在850 hPa，与较强的上升气流配合，可使水汽抬升凝结，形成降水。 图11. 850 hPa水汽通量(箭头)和水汽通量散度(阴影)分布图，a为10号08时，b为10号20时，水汽通量散度单位为s − 1 图12. 700 hPa水汽通量(箭头)和水汽通量散度(阴影)分布图，a为10号08时，b为10号20时，水汽通量散度单位为s − 1 8月10号20时850 hPa水汽图上，水汽通量的气旋性弯曲依旧很明显，水汽通量的汇移至浙江东南部，浙江整体水汽辐合较弱。杭州地区上空的水汽通量很小，甚至在杭州的西北部分地区出现水汽的辐散。而到700 hPa层上，浙江地区的水汽辐合更弱，从浙江东南部向西北部出现水汽汇合的递减，浙江西北部更多的地区出现了水汽的辐散。只有在浙江南部沿海地区仍有较大的水汽辐合。综上所述在8月10号08时，杭州地区的水汽通量较大，是水汽通量的汇。水汽通量辐合主要发生在850 hPa层次上，水汽配合上升气流抬升凝结，形成暴雨。至20时，杭州地区的水汽通量明显减少，随着台风经过，降水持续但降水强度有所减小。 结合图13以及台风“利奇马”的行进情况及结构来看。水汽通量以台风中心为中心的呈环状分布，在10号08时时水汽输送强度的分布为西多东少，20时时东侧的水汽输送更多。从图中可以看到台风东北侧是台风与副热带高压作用产生的东南风急流，该急流是台风北侧的水汽输送的主要来源。而在台风南侧的水汽则来自南海乃至孟加拉湾地区。两个水汽输送通道的维持以及共同作用为利奇马产生的强降水提供了有利的水汽条件。 图13. 10号08时700 hPa水汽通量(箭头)和水汽通量散度(阴影)分布图(110 ˚ E~140 ˚ E，10 ˚ N~50 ˚ E)，水汽通量散度单位为s − 1 从图中可以发现水汽辐合中心和水汽输送中心并不一致。水汽辐合中心强度从低层往高层递减，且辐合主要集中在台风中心的西北侧。对比实时降水数据发实际暴雨落区大致为850 hPa水汽通量的辐合的大值区，这表明强降水的发生需要有较好的水汽输送条件，而极端降水则还需要配合更强的水汽辐合区，强水汽辐合配合局部较好的水汽条件才能造成极端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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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综合上述对2019年8月10日台风“利奇马”引发的暴雨天气过程期间高空环流形势的分析和暴雨过程中各物理量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依据外推法推测未来的天气形势，可以根据未来的天气形势的变化来粗略判断未来台风强度的变化，并可通过西台副高的状况大致推测台风的移动方向； (2) 垂直速度与涡度散度能直观地看到对应地区高空是否存在较强的上升气流，低层辐合高层辐散的环流配置有助于产生强上升气流，而上升气流与极端降水有较直接的关系； (3) 水汽通道的维持是形成极端降水的必要条件，同时可通过寻找水汽通量的大值区与水汽通量的汇来粗略判断台风暴雨落区，以此在台风来之前做好防灾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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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采用厚板理论，对巴基斯坦某洞口带翼墙的斜交框架式地道桥进行受力性能分析，通过依次上调15%设计参数，研究在恒荷载和移动荷载作用下斜交角对地道桥内力、应力、位移等力学参数的影响。研究发现，顶板的纵向弯矩随斜交角增大而增大，平均增大幅度为8.89%。顶板的横向弯矩、顶板的竖向位移、顶板上部最大主应力、翼墙与立墙连接部位最大主应力，均随斜交角增大而减小，其中应力和位移的平均减小幅度较大，分别为43.5%和8.65%。针对顶板钝角区域出现较大负弯矩的现象，提出布置相应加强筋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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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影响，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较快，城市不断扩大，为满足道路交通安全和铁路提速的要求，需要采用立交的形式改变铁路与公路道口平交的现状 [ 1 ]。箱涵结构构造简单，施工周期短，成本低，并且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修建框架式地道桥是解决此类交通干扰问题的有效方法 [ 2 ]。正交式地道桥被广泛应用，其研究体系也比较完备，例如：董锐等 [ 3 ] 探究覆土厚度对框架式地道桥受力性能影响，认为随着顶板覆土厚度增加，框架桥最大竖向变形和最大应力均有变小的趋势，但最大横向变形和最大轴向变形基本没有变化；杨功勤等 [ 4 ] 对地道桥简化图式的静力、动力特性的分析，归纳出地道桥设计的一般规律；Shinae Jang [ 5 ] 率先将DLV技术运用于地道桥检测中，使用SDLV传感器确定潜在损伤位置。相比于正交地道桥，斜桥的力学性能研究相对较少，桥梁设计中会因为桥位、线形等因素将桥做成斜交桥 [ 6 ]。斜交框架地道桥的受力情况复杂，不仅有弯矩、剪力、轴向力，还有扭矩作用，且扭矩随着斜交角度的减小而变得不可忽略 [ 7 ]。本文对巴基斯坦某斜交带翼墙框架式地道桥力学性能研究，探究地道桥力学参数随斜交角变化的规律，提出钝角区域的加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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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述 巴基斯坦某下穿既有公路单孔斜交地道桥，洞口两侧均配有翼墙结构。该桥为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土闭合框架结构，净跨径为8 m，净高2.8 m。通道中心全长39.4 m，全宽9.3 m，顶板、底板和立墙厚度均为0.65 m，翼墙厚度为0.5 m。框架桥上部通行铁路，内部为车辆和行人通道，闭合框架轴线与道路中线夹角为68˚，基本参数如图1所示。框架桥采用C30混凝土，主筋采用HRB335，两侧土体容重γ = 18 kN/m³，内摩擦角φ = 35˚。由于该结构较大，故本文采用其中一个沉降块进行研究，如图2所示。 图1. 框架箱涵断面图 图2. 箱涵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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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有限元分析 3.1. 本构关系 本文使用Midas Civil有限元软件建立框架桥模型，分析在恒荷载和移动荷载作用下斜交角对地道桥内力、应力、位移等力学参数的影响。为了考虑横向剪应力的影响，基本假设采用厚板理论，由材料的本构关系，得： { F 内 } = [ D ] { ε } (1) 式中： { F 内 } = [ { N } T { M } T { Q } T ] T { ε } = [ { E } T { χ } T { ϕ } T ] T [ D ] = [ [ D t ] 0 0 0 [ D f ] 0 0 0 [ D s ] ] [ D t ] 、 [ D f ] 和 [ D s ] 分别为中面内力与中面变形，弯曲内力与弯曲变形，横剪力与剪切变形之间的弹性矩阵。 [ D ] 为内力与变形之间的弹性矩阵。当有温度影响时，假设单元平均温度变化为T，则温度产生一个初应变 { ε 0 } ，式(1)变为： { F 内 } = [ D ] { ε } − [ D ] { ε 0 } (2) 3.2. 模型建立 结构采用板单元建模，截面选取长宽均为0.1 m的实腹矩形截面。由于梁单元弯矩单向，正交桥在建模过程中选取梁单元和板单元差异不大，而斜桥的横向弯矩不可忽略，选取板单元更合理。板单元的划分和控制节点的选取如图3、图4所示。为了方便研究斜交角变化对地道桥的影响，模型斜交角度依次增加15%，分别为45˚、52˚、60˚、68˚和78˚。 图3. 模型三维效果图 图4. 顶板单元划分和关键节点选取 结构自重、顶板覆土压力、台后土压力和翼墙土压力计为恒荷载；台后活载和车辆荷载计为活荷载，荷载分布如图5所示。其中台后土压力按梯形荷载考虑，计算方法如下： q = γ ⋅ h ⋅ tan 2 ( 45 ∘ − φ 2 ) (3) 式中：q为单位面积的台后土压力；γ 为土体容重；h 为计算点到土体表面的距离；j 为土体的内摩擦角。 图5. 荷载分布示意图 3.3. 数值分析结果 3.3.1. 斜交角对内力的影响 在工程设计中，地道桥的顶板设计最为关键，因为顶板是主要受弯、剪、扭构件。如图6所示，顶板1到5号控制节点的横向弯矩随斜交角的增大而减小，顶板6到10号控制节点的纵向弯矩随斜交角增大而增大，1、5、6、10号控制节点由于分布在板边缘，曲线变化幅度较小。 图6. 顶板控制节点弯矩曲线图 图7. 顶板主弯矩云图 如图7所示，主弯矩最大值主要集中在跨中车道面附近，板边缘弯矩较小，与图6中曲线跨中节点和边缘节点竖向分离较大的结果相符。云图中看出右侧的钝角区域的弯矩值大于锐角区域，通过与其余各角度云图对比发现，不论斜角度如何变化，钝角区域的内力总是大于锐角区域，且随着斜交角的增大，弯矩分布较为均匀。如表1所示，控制节点的横向弯矩变化幅度随角度增加而减小，节点2处于跨中，弯矩减小幅度明显大于板边缘节点4。如表2所示，控制节点的纵向弯矩变化幅度随角度增加而增加，在68˚附近弯矩增加幅度放缓。 Table 1 Transverse bending moment of control joint with variation of skew angl θ / ∘ M X X / ( kN ⋅ m ) Δ p / % 节点2 节点4 节点2 节点4 45 21.568 24.29 - - 52 17.898 23.47 17.0 3.4 60 15.847 22.78 11.5 2.9 68 14.269 19.35 9.9 1.5 78 13.561 17.68 5.0 0.9 表1. 斜交角变化下控制节点的横向弯矩 Table 2 Longitudinal bending moment of control joint with variation of skew angl θ / ∘ M X Y / ( kN ⋅ m ) Δ p / % 节点6 节点9 节点6 节点9 45 44.702 54.934 - - 52 50.399 57.258 12.7 4.2 60 57.268 62.386 13.6 9.0 68 61.352 63.282 7.1 1.4 78 68.624 70.384 11.9 11.2 表2. 斜交角变化下控制节点的纵向弯矩 3.3.2. 斜交角对位移的影响 如图8所示，各曲线分离明显，不同斜交角度下的竖向位移值差距较大，随着斜交角的增大，顶板控制节点的竖向位移减小，跨中节点为位移最大处。 图8. 顶板控制节点的竖向位移 Table 3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control joint under skew angle chang θ / ∘ D Z / mm Δ p / % 节点1 节点3 节点1 节点3 45 −0.55 −0.63 - - 52 −0.50 −0.60 8.8 5.2 60 −0.42 −0.57 16.3 4.8 68 −0.34 −0.52 17.5 9.3 78 −0.33 −0.50 3.8 3.5 表3. 斜交角变化下控制节点的竖向位移 如表3所示，板边缘节点1的竖向位移的变化幅度整体大于跨中节点3，且两节点在68˚附近位移值变化幅度最大。 3.3.3. 斜交角对应力的影响 图9. 顶板应力云图 如图9所示，顶板的四角和与立墙接触的部位均出现了应力集中现象，出现较大的拉应力，顶板的上部和下部的应力集中现象随角度增大有所缓解。如图10所示，顶板上部各控制节点第一主应力随斜交角增大而减小，且1号控制节点拉应力值较大，考虑是由于处在板边缘且为翼墙连接处。 图10. 顶板上部的最大主应力 3.3.4. 斜交角对洞口翼墙的影响 翼墙作为一个能够承受背后山体土压力、稳定边坡、保护道路免受落石与雪崩等危害的防护承载结构，在箱涵结构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如图11所示，翼墙左侧等值线为深蓝色部分，为翼墙与较短立墙连接的部位，出现应力集中现象，最大主应力为负值。在该区域选取控制节点，绘制了如图12所示的曲线，明显看出该节点最大主应力全部为负值，且应力的绝对值随斜交角增大而减小，变化幅度较大。 图11. 78˚翼墙第一主应力云图 图12. 翼墙上部最大主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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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通过Midas Civil软件研究了斜交角对带翼墙的闭合箱涵内力、位移、应力的影响，在所给参数范围内，得出以下结论： 1) 顶板的横向弯矩随斜交角度增大而减小，纵向弯矩随斜交角增大而增大，不论斜角度如何变化，顶板钝角区域的内力总是大于锐角区域，对于钝角区域较大的负弯矩，应沿垂直于钝角平分线的方向布置加强筋。 2) 顶板的竖向位移值随斜交角的增大而减小。顶板上部最大主应力随斜交角增大而减小，翼墙与立墙连接部位的控制节点最大主应力，随斜交角增大而减小。 3) 顶板最大主应力和竖向位移随斜交角增大平均减小幅度较大，分别为43.5%和8.65%，这说明斜交角较小时桥体的刚度会明显降低，在设计小角度斜交桥时应考虑额外的加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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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通过近视眼术前检查分析，探讨近视眼视网膜退行性病变的分布规律，为近视眼手术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减少视网膜并发症的发生，提高视觉质量。方法：选取我院2018年1月~9月近视眼手术患者共882例(1759只眼)，男性568例，女性314例；男:女 = 1:0.5528。年龄16~44岁。近视屈光度在−1.25DS~−10.50DS，其中，近视屈光度 ≤ −3.00D 118例(235只眼)占13.38%；−3.25D~−6.00D 478例(953只眼)占54.20%；−6.25D~−9.00D 259例(517只眼)占29.37%；≥−9.25D 27例(54只眼)占3.06%。最佳矫正视力：0.6~1.0。术前均采用直接检眼镜和间接检眼镜，裂隙灯联合三面镜或全视网膜镜详细检查眼底并于有病变眼底进行眼底照相，记录周边视网膜病变的位置、特点、数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本研究中周边视网膜退行性变性在近视眼患病率中高达113例(131只眼)，占12.81%。其中，需定期观察的非压迫变白54例(67只眼)占6.12%；实施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59例(64只眼)占6.69%；包括单纯周边视网膜变性54例(59只眼)占6.12%；周边视网膜变性伴干性裂孔3例(3只眼)占0.34%；周边视网膜变性伴裂孔、视网膜浅脱离2例(2只眼)占0.23%。发生视网膜退行性病变的病例中，近视屈光度 ≤ -3.00D 12例(13只眼)占1.36%，10.17%，−3.25D~−6.00D 49例(56只眼)占5.56%，10.25%；−6.25D~−9.00D 42例(50只眼)占4.76%，16.22%；≥−9.25D 10例(12只眼)占1.13%，37.04%。中低度近视视网膜退行性病变的几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高度近视患病率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视网膜退行性病变以颞侧为主，颞上颞下无明显差异，鼻侧最少，双眼无明显差别。双眼视网膜周边退行性变性以非压迫变白和单纯周边视网膜格子样变性为主，其次为视网膜变性伴视网膜裂孔。结论：重视近视眼的术前眼底检查，无论低中高度数，均要给予详细检查。随近视度数的增加，周边视网膜发生病变的几率增大；不同屈光度的周边视网膜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随近视屈光度增加而风险增高并具有对称性。因此在行近视眼的术前检查时，需对周边视网膜进行逐象限仔细检查，避免漏诊和误诊。对于累及范围广泛的视网膜退行性病变患者，近视手术方式应慎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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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视是临床上常见的屈光不正，是眼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是目前全球发病率最高的屈光异常，患病率逐年升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成为全球性健康问题 [ 1 ]。近视根据度数分为：1) 轻度近视；2) 中度近视；3) 高度近视。根据眼部是否发生病理性变化分为：单纯性近视和病理性近视。单纯性近视一般度数在−6.00D以内，大部分患者无病理性变化，矫正视力可以正常。病理性近视度数通常超过−6.00D常伴有眼部组织的病理变化，如眼底出血，黄斑出血，视网膜下新生血管，豹纹状眼底，视网膜周边格子样变性和囊样变性，严重的会出现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等 [ 2 ]。因此，近视眼患者应定期详细检查眼底，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减少并发症的产生。现将我院2018年1月~9月近视眼手术患者共826例(1643只眼)的术前眼底检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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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和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8年1月~9月近视眼手术患者共882例(1759只眼)，男性568例，女性314例；男：女 = 1:0.5528。年龄16~44岁。近视屈光度在−1.25DS~−10.50DS，近视屈光度≤−3.00D 118例(235只眼)占13.38%；−3.25D~−6.00D 478例(953只眼)占54.20%；−6.25D~−9.00D 259例(517只眼)占29.37%；≥−9.25D 27例(54只眼)占3.06%。最佳矫正视力：0.6~1.0。排除标准：曾因视网膜病变做过视网膜激光光凝或者手术治疗以及不合作者的患者均予以排除，所有患者均是初次检查眼底发现病变。本研究通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并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2.2. 方法 术前均采用直接检眼镜和间接检眼镜，裂隙灯联合三面镜或全视网膜镜详细检查眼底并于有病变眼底进行眼底照相，记录周边视网膜病变的位置、特点、数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