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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推倒“地理环境决定论”大厦，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之构架 费弗尔在《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中，其通篇主题思想即是：否定决定论，提倡可能论，反对必然论。在洋洋四大部分的娓娓论述之中，他将昔日被学界所尊奉的[ 6 ] 6 、历经两千多年建立起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大厦毫不留情地推倒，进而确立其“可能论”或“或然论” 7 的立场。 对于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自始至终的论述，都表达了鲜明且比较客观的观点。 首先，作者并不反对(而是完全承认)自然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等——施加于人类的各种作用。 对此，在本书前言开篇，作者的老师亨利贝尔也完全赞同本书的相关观点，贝尔在为弟子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从内部环境之作用角度，我们将会发现：生命的演化史就是积极适应环境的历史”[ 7 ] vii；“如果我们可以从极其狭义角度使用‘环境’这一词汇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史学概论》上，我已从终极结果之角度谈及过它所起的作用。正是自然界的事件激发了人类的活动 8 ；地球上自然界的这些事件在史前时代不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它们对于人类的影响始终持续着”。 此外，作者及其导师亨利贝尔均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它富含多种因素，其中包括环境形态及其所拥有的永久资源，这类要素“对于人类进化显而易见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 7 ] ， p. ix)。即便是国家的形成及其特性，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只不过是对这种影响程度的评估尚需具体分析([ 3 ] ， p. 315)。 不过无论是亨利贝尔，抑或费弗尔本人，他们均强调，地理环境影响之适可而止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而一旦言过其实亦即这种程度超过设定的界限，就有可能落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陷进之中。譬如，“他们坚信，地理环境之影响是强大有力同时也是且模糊不清、方式多样且复杂多变的；它既作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也作用于人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人的肤色、身体外貌、机体的强度、心理素质之优劣以及人类司法、经济和宗教的组织制度——甚至作用于人类思想之形成、艺术创作以及才华的发挥。他们强调这是事实，但不去证明。”[ 3 ] 导言17。 在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作者所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人类不能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作者曾经反问道，人类从来就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类是否可以否定、嘲弄大自然，决非如此！为此他用时常所援引的地理学家之言“人类必须屈从于自然法则”([ 3 ] ， p. 354) 9 来作为回答：“于是，在发现马赛城为了扩张而极为自然地利用最适宜的地点进行建造”后认为，那是“一个大自然对人类施加影响的十分显著之实例”([ 3 ] ， p. 354)。的确如此。 总之，作者在其著中并没有自始至终地强调地理环境对于人类造就多么大的影响，相反，作者却是始终贯穿着人类反作用于大自然的中心观点。然而，这并不代表作者否认环境对于人类所施加的各种影响。关于此一方面，在为弟子所写的序言最后，他引用费弗尔的生动话语并且同样进行了类似生动的描绘：其细密之论如下： “人类是这幅‘风景画’里的一种要素，其行为活动也融入画中，人类也是环境中的一个可变动因，它使环境变得‘人性化’([ 7 ] ， p. x)。无论做出何种惊天动地之事，人类从来就不可能彻底摆脱自然环境之掌控’在此前提基础上，人们便可多少依据地理环境本来的状况而对其加以利用，并且尽量利用地理要素的各种可能性优越条件”([ 3 ] ， p. 315)。 其次，作者在本著通篇所始终强调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反作用，而且认为这种作用是无限的；是人类改变其所赖以生存的地理地貌，而非地理环境改变人类社会——此为作者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一。 关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问题，一些近代学者与后来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致的，亨利贝尔在此方面与费弗尔的观点同时也与我们的认识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人与自然这种密切而固定不变的联系中，人类始终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人类越来越带有目的性地利用大自然……”([ 7 ] ， p. xiii)。而费弗尔则要人们破除人类“被动地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见解，他强调，相对于尽管是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人类在对其改造方面则更具有主导性和能动性([ 3 ] ， p. 77)。 较之地球上其他所有的动物，人类才是杰出的生灵——这是作者借用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Comte de Buffon， 1707~1788)观点而得出的结论，对此他作出了可谓是明确而独立之论： “布丰视野中的人类并非是为大自然所塑造及容易摆布的对象，而是主动的实践者。表面上看，人类是自然力的部分……但是它时常做的更多，也大大超越了自然之力，而且也正是通过借助于我们人类之力量，自然之力才充分得以扩展。’面对自然环境，人类无疑展现了其独立性。……从诸多方面而言，动物是地球的产物；而从所有角度而言，人类则是天国的杰作’。”([ 3 ] ， p. 8) 10 所以，人类的意愿是自然面貌得以改观的主因，人的作用远胜于地理环境之影响；人们的意愿和决心使得人类韧劲十足，“而所有可能之事的发生通常都为坚持不懈且韧劲十足的人类意愿所扭转而得到应验”([ 7 ] ， p. xi)。他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令地球上几乎一切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因此而言，所谓人定胜天，实际上乃是人类的意愿足以“胜天”。贝尔引用费弗尔著作之言加以引申道，“边疆与商道、港口和边界的重要性——连结这些地方的道路之重要性——，城市的命运和首都的诞生，这些均构成了完整的历史学，亦即：此皆出于机遇和人类的意愿而致；而谈及意愿，由于科技和工业的持续进步，这种意愿足以‘胜天’”([ 7 ] ， p. xiii)。 相对于物质环境的各种影响，人类之能力何止更胜一筹！恰如亨利贝尔先生在序言开篇以及其弟子 费弗尔 先生在其著尾声中所声情并茂地宣告那样，人类才是地球的主宰者，是其自身文明进化以及其所生活的这一星球一切外观面貌得以不同程度得以改变的主要影响动因。如下： “人类，恰如孕育生命之鲜花，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得以绽放。作为大自然的当然代表以及工具和文字的创造者，人类天生拥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进取精神；而伴随时间滚滚前行，这种精神使得人类时而缓慢时而又以其卓越之发明持续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能力。”([ 7 ] ， p. v)。 …… …… “人类如同一个曾经为地理环境所遗弃的‘病号’，今天，当他重新出现之时，业已变得文明开化，而且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代表，成为地理环境之核心”([ 3 ] ， p. 357)。 “我们论及人类的劳作、谋划及其迁移活动、人类的衰亡变迁及潮起潮落；人类及其所有这一切(而非土地或气候)才始终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3 ] ， p. 283)。 再次，二者的联系是相互的：人类及其社会持续地遭受地理环境的不断影响，但人类在这种影响下同样持续地改变着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这种相互的“纠结”和作用之下，人类创造的文明——包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的形态及成果——同大地(抑或地球)一道不断得以向前演进。 费弗尔借用维达尔德拉白兰士所言，很久以前，人类“经由在地球表面建造的设施、经由应对与河流乃至地表地貌、动植物群落以及整个生物界的平衡关系，从而融入地理环境之中”。作者认为“人类在其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起因而非结果之角色。”——这最后一句话是其观点之核心与关键([ 3 ] ， p. 356)。“毫无疑问，被塑造、改变、适应、人化的地球反过来对人类施加影响”[ 3 ] 导言8。多么符合我们最近数十年来中学至博士相关课程所强调的唯物论思想！所谓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人类意识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即是如此，只是应当取消掉那“决定”一词，将其改为“作用”或“影响”： 作者不仅强调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而且还将二者相互关联的议题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此议题也始终贯穿本著通篇论述之中： “事实上，我们要么在原地兜圈子亦即借助于一些抽象词语来重复那老生常谈并使之提升到法则性的高度，从而证明人类屈从于大自然或大自然从属于人类，要么毅然决然着手解决这一真正议题。此即“关联论”议题，而非“影响论”之议题。“关联论”是一合情合理之词，其研究历程并未遮蔽于晦涩费解的迷雾之中，亦未浸淫于神秘论之中。 ……我们必须区分的两个议题：一方面，据说人文地理学的使命就是要展现人类作为地理环境之代表，作为拥有水、风或火的大自然的代表，是如何对地表产生作用以及如其所为那般，是如何改变地表的，以及展现这种作用及其改变之程度。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学应当证明，在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影响要素中，地理环境要素如土地、气候等等所起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两大议题之差别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也是一种不会导致任何结果的纯学术区分。”([ 3 ] ， p. 361)。 可见，作者将人类与大自然关系提升到相当高的境界，首先，二者决非谁最终决定谁的议题，而是“关联论”之议题——二者的影响决不能用“决定”二字，而是用“联系”或“相互依存”([ 3 ] ， p. 78-79) 11 。来界定和诠释。其次，作者将两大议题——地理环境之于人类的影响和人类的反作用及这种作用程度——本书中明确地加以区分，这是作者对待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实际上在其著中他多次明确地强调这类议题区分的必要性，因此，作者不仅在全书中从地理环境诸要素(山脉、平原、沙漠、岛屿、海岸等等)角度具体分析人与地之相互关系的内容，而且还将这种关系的研究议题进行细分、区分，从而对一些传统的谬误和偏见在方法论上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