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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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招聘者效应的实证研究 3.1. 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的研究结果 对招聘者效应认知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的研究结果相对较少。针对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的检验中，大量研究验证了招聘者行为表现会作为外部信号被应聘者所捕捉，从而影响应聘者吸引力(e.g.， Landay & DeArmond， 2018; Kedharnath， Shore， & Dulebohn， 2020)。有研究者认为，招聘者行为是通过改变应聘者对组织特征的推断这一中介，来实现对组织态度的改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实验室研究结果的支持(Giannantonio et al.， 2019)。除了信号理论，研究者也较多运用精细加工模型中的外周路径来解释和论证招聘者效应(e.g.， Slaughter et al.， 2014)。在招聘阶段的初期，由于应聘者对组织了解程度有限，应聘者会更多采用外周路径加工信息，更容易受到招聘者行为表现和特质的影响，促发招聘者效应，同时这也导致了在招聘阶段后期招聘者效应被削弱的现象(Saks & Uggerslev， 2010; Uggerslev， Fassina， & Kraichy， 2012)。 有研究者验证了公平理论和期望理论对于招聘者效应的解释作用。研究表明，应聘者对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的感知越高，会对工作和组织形成更积极的态度，从而提升应聘者吸引力(Gilliland， 1994; Ryan & Ployhart， 2000)。招聘者的友善行为会通过程序公平的中介作用影响组织吸引力，同时招聘者的友善行为会通过期望机制的中介作用提升应聘者的接受意向(Chapman & Webster， 2006)。上述研究结果验证了招聘者行为表现和特质会通过改变应聘者的公平感知或期望水平影响应聘者吸引力，证实了公平理论和期望理论对招聘者效应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程序公平虽然能正向影响组织吸引力，但是却对招聘者的接受意向产生了消极作用(Chapman & Webster， 2006)。这一结果与元分析结果相矛盾，即程序公平和接受意向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ρ = 0.40) (Chapman et al.， 2005)。导致这一矛盾现象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程序公平意味着招聘人员不会给予应聘者特殊关照；二是程序公平的提升可能是由于招聘者提供了有关组织的负面信息。上述两种行为都可能削弱应聘者的接受意向，降低应聘者吸引力。因此，未来的研究者有必要审慎地看待公平机制对招聘效果的影响。 招聘活动中招聘者的积极情感会影响到应聘者对工作特征的感知，也会影响到应聘者对获得工作机会的期望和接受意向(Powell， 1984; Powell， 1991)。有研究者从招聘者温暖、友善、幽默等这些能够通过情绪感染改变应聘者情绪体验的行为出发，验证了这些行为能有效提升面试后的应聘者吸引力，该结果支持情绪感染理论对于招聘者效应潜在作用机制的解释(e.g. Carless & Wintle， 2007; Slaughter et al.， 2014)。Chen等人(2013)对招聘者效应的情感机制做了更为详细的讨论，试图探究招聘者的积极情绪除了情绪感染外，还会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应聘者吸引力。研究结果验证了情绪感染理论，即招聘者所展示的积极情绪，会增加应聘者感受到的积极情绪，从而提升应聘者吸引力。招聘者所感受到的积极情绪则会增加招聘者信息性和能力性的行为表现，进而提升应聘者吸引力。由此可见，除了情绪感染外，招聘者的积极情绪也会通过提升招聘者行为表现的方式从而提升应聘者吸引力。 此外，研究虽然表明招聘者展现的积极情绪提升了招聘者友善性的行为，但是同前人研究相悖的是(e.g.， Giannantonio et al.， 2019)，招聘者友善性行为对应聘者吸引力的效应是负向的。学者给出了四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友善性、能力性、信息性之间的高相关使得两个变量之间产生了虚假路径系数；二是该研究中应聘者感知到的招聘者友善性变异过小；三是由于经济环境下行，应聘者急于谋职而忽视了招聘者的友善性行为；四是研究样本多为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受招聘者行为的影响较小。该研究首次将招聘者积极情绪的感知和展现纳入到招聘者效应的研究中，有效验证了情绪感染理论在招聘者效应中的应用。 3.2. 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的研究结果 与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的研究相比，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的研究较少。可能的原因是，在不确定情境下，应聘者会更多地采用类型一快速加工的方式。而应聘者作为组织外成员，缺少针对组织、工作的相应信息，更容易处于不确定情境下，因此也较多采用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但是，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是个同等重要的机制。一方面，应聘者在招聘后期对组织有更深入的了解后，会更多地使用该机制进行信息加工；另一方面，招聘者在招聘优秀人才时，也需要以摆观点讲事实的方式去影响应聘者。对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应聘者对公司的了解程度(Chapman & Webster， 2006)、工作经验(Larsen & Phillips， 2002)、面试经验(Chapman & Webster， 2006)调节了招聘者行为表现和特质对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招聘者提供的信息；二是招聘者自身的说服能力。 针对第一个关注问题，有研究者聚焦于招聘者提供信息的匹配性。信息的匹配性是指招聘者提供的信息与应聘者需要信息的匹配程度。有学者对比了招聘者和毕业生(应聘者)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属性，结果发现双方针对最为重要的工作属性的观点并不一致，在47个工作属性中有23个工作属性的重要性评价产生了显著分歧(Wiles & Spiro， 2004)。这种高分歧比例隐含了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可能存在过低的信息匹配性，即招聘者无法提供应聘者所需要的信息，因为招聘者并不认为针对某工作属性的信息是重要的。当招聘者拥有的知识越多时，就越可能回答上应聘者的问题，从而影响应聘者吸引力(Carless & Wintle， 2007)。因此，学者呼吁招聘者要提供针对应聘者专属定制的信息，以最大化招聘效果，提升应聘者吸引力(Lievens & Chapman， 2019)。 针对第二个关注问题，研究者聚焦于招聘者的特定能力，探索招聘者的特定能力对说服技巧的影响。研究者认为政治技能高的招聘者更能在招聘中有效说服应聘者。所谓政治技能是指招聘者“能够有效地理解工作中的其他人，并利用这些知识影响其他人，从而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目标”(Ferris et al.， 2005: p. 127)。学者认为高政治技能的招聘者能够选用理想的影响策略，如更擅长利用组织良好声誉的特点开展说服，从而更有效率地开展招聘活动(Magnusen， Mondello， Kim， & Ferris， 2011)。在招生领域，高政治技能的招聘者能够招收到数量更多、水平更高的体育特长生(Treadway et al.， 2012)。新近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招聘者友善性、能力性、信息性、进取性的情况下，招聘者政治技能与组织吸引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此外，政治技能调节了雇主声誉和组织吸引力的关系。随着雇主声誉的提升，相比于低政治技能的招聘者，高政治技能的招聘者会导致更高的组织吸引力(Lawong et al.， 2019)。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精细式认知加工的过程中，招聘者的说服技巧能够显著影响应聘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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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问题与展望 基于上述的回顾内容，本文提出目前招聘者效应研究的四点不足，并根据理论模型的整体架构进一步阐述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发展方向的归纳请见表2。 第一，后续研究应关注招聘者与应聘者的人格或其他个体特质，拓展并明晰招聘者与应聘者的个体内变量。在招聘者层面，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招聘者的人格、动机、信念和个人能力出发，探索这些个体内变量对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例如具备何种人格特性的招聘者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应聘者、招聘者工作动机的高低，又或是招聘者自身具备的组织信念对于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此外，即使研究已证实招聘者的政治技能可提升应聘者吸引力(e.g. Lawong et al.， 2019)，但是目前对于招聘者个人能力的关注是不够的。未来研究可扩展招聘者个人能力的范畴，从而最大程度地放大招聘者效应。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对招聘者个体内变量的梳理，也将帮助企业更具有针对性地安排合适的招聘人员，最大化招聘效果。 在应聘者层面，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应聘者人格与能力对于招聘者效应的调节作用。人格方面，鉴于应聘者人格与组织形象人格感知的匹配或互补均可提升应聘者吸引力(Kausel & Slaughter， 2011)，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招聘者与应聘者的人格匹配或互补对于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能力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使用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解释应聘者能力对于招聘者效应的调节作用。例如当应聘者对公司的了解程度(Chapman & Webster， 2006)越高、自身工作经验(Larsen & Phillips， 2002)或面试经验(Chapman & Webster， 2006)越多时，应聘者便会使用中心加工路径，从而削弱招聘者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应聘者的能力范畴，并且考察使用其他理论模型解释应聘者能力对于招聘者效应的调节作用。 第二，增加对招聘者效应现有理论的实证检验和扩充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中情感机制部分的理论。首先，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乐于使用信号理论去解释招聘者效应或招聘中的其他现象(Chen et al.， 2013; Lievens， & Slaughter， 2016)，但是却缺少针对信号理论的检验。目前检验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考察的并不全面(Goltz & Giannantonio， 1995; Giannantonio et al.， 2019)。具体而言，研究验证了招聘者的友善性行为会增加应聘者针对组织作出的整体积极推断，即认为该组织是关心员工的、会帮助新员工适应等，从而最终提升应聘者吸引力。但是，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信号本身是复杂且有差异的。第一，信号来源是多样化的，组织层面和招聘者个体层面发出的信号之间会存在交互作用以及针对应聘者的差异性影响(Celani & Singh， 2011)。第二，不同的招聘者行为所引起的推断内容也存在差异，例如招聘者的友善性行为对应组织友善或友好的推断，而准备充分的招聘者可能表明组织是有效率的(Larsen & Phillips， 2002)。因此学者呼吁对推断内容的性质做更进一步探索(Giannantonio et al.， 2019)。未来的研究应该细化并具体检验信号理论所推导的潜在中介机制。其次，从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阐述可看出，与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相比，类型二慢速加工系统的理论过于缺乏，理论的匮乏导致实证研究的数量也较少。未来研究可考虑增加类型二以及类型一中情感机制的理论，并基于理论进一步拓展实证研究。 第三，考察网络招聘中招聘者对于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目前招聘者效应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线下面试，较少考虑招聘者与应聘者的互动媒介对招聘者效应的影响。现如今，网络招聘已成为最热门的招聘方式(Shenoy & Aithal， 2018; Carpentier， Van， & Weijters， 2019)，与此同时也给招聘者带来了新的工作内容和挑战。例如招聘者是否能选取合适的网络招聘渠道(Muduli & Trivedi， 2020)，快速建立线上社交网络以此吸引应聘者的能力变得异常重要，招聘者的行为表现也会影响雇主品牌的构建(Boşcai， 2017)。在网络招聘中，由于招聘者和应聘者双向互动的增加，招聘者拥有了更多影响应聘者的方式。在此情景下，招聘者效应是否会被增强以及如何被增强将会是重要的研究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纳入网络招聘，探索不同的招聘媒介对于招聘者效应的影响，例如对比线下面试与网络招聘中招聘者效应的差异并探索造成该差异的原因。 第四，考察不同招聘阶段中招聘者对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以及招聘者对应聘者入职后的效应。目前招聘者效应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招聘面试这一特定的招聘阶段(Chen et al.， 2013)，忽视了跨招聘阶段的探索。Saks和Uggerslev (2010)第一次同时考察了多个招聘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操纵招聘者的行为表现，检验招聘者效应。研究验证了在招聘面试阶段，招聘者的友善性和信息性行为能有效提升应聘者吸引力。但在实地参访阶段，招聘者的友善性和信息性行为反而会降低应聘者吸引力。针对该结果，作者只是进行了简单地现象阐述和解释，并未明确检验造成该结果的潜在原因。 未来研究可针对招聘者效应进行跨时程的考察，并明确招聘者效应在不同招聘阶段产生差异性结果的原因。同时，研究者可以考虑结合其他因素来弥补或扭转在某一招聘阶段中招聘者所带来的消极效应。例如在实地参访阶段，与领导会面这一因素能够有效弥补招聘者所导致的消极效应(Saks & Uggerslev， 2010)。除了纳入招聘过程的考察，未来的研究也可以探索招聘者对于应聘者入职后的影响。例如当应聘者通过招聘者友善性行为推导出组织的友善性特征并被组织友善性特征吸引所入职后，针对组织友善性特质感知的出入是否会影响该应聘者的工作表现或工作满意度等入职后变量。 Table 2 Suggestions on future directio 研究关注点 研究问题 招聘者个体内变量 探索招聘者的人格、动机、信念和个人能力对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 应聘者个体内变量 探索应聘者的人格和能力对于招聘者效应的调节作用 理论机制的检验和增加 1. 全面检验信号理论的过程机制 2. 增加类型二以及类型一快速加工系统中与情感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增加对网络招聘的考察 探索线下面试与网络招聘中招聘者效应的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 跨招聘阶段及滞后效应 1. 跨招聘阶段考察招聘者对应聘者吸引力的影响 2. 探索招聘者对应聘者入职后的影响 表2.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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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招聘者效应作为招聘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较少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三个方面回顾整合了招聘者效应领域的现有研究工作。首先，使用双系统理论框架，整合梳理现有招聘者效应的常用理论机制，解释了招聘者效应的发生过程和作用机制，即类型一的快速加工系统和类型二的慢速加工系统；其次，从类型一和类型二两个角度出发梳理招聘者效应现有的实证研究；最后，针对现有研究不足，展望未来可能开展招聘者效应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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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构建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综合评价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重庆市两所中学获取了相关数据，并依据调查数据对两所学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分别从身心健康，个人修养，社会实践以及学习状态四个方面来对高中生综合素质进行量化分析是有效的，四个方面中权重值最大的是学习状态，权重值为0.31。考试成绩只是综合评价的一个方面，考试总分高的综合素质得分不一定高，且综合素质得分高的也不代表四个方面的得分都高。综合各个方面因素对高中生综合素质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正是综合评价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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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新的高考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与新高考制度紧密结合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也成为了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建立系统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对高中生进行客观的综合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的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已经趋于完善，其先进教育经验也已经成为我国高考制度改革、实施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马世晔 [ 1 ] 介绍了国际上主要的几种大规模教育评价体系和该教育评价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元化等主要特点，并总结出国际教育评价对我国教育的启示。孟文娉 [ 2 ] 分别阐述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以及韩国的高校招考制度中的综合素质评价，总结了他们多元化、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内对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大多偏向理论分析，对于实践性的应用研究很少。周先进 [ 3 ] 就针对高考改革问题，指出了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的可行性和不易操作性；崔允漷 [ 4 ] 也对我国各地的综合素质评价政策实践的现状与问题做出了考察分析，并结合与其它发达国家教育政策的对比提出自己的建议。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关键就是评价指标的选取，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表1列举了一些研究中所建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部分指标。 综合上述研究，存在如下的问题：一是指标体系并没有进行科学的验证，使得各个指标间的区分度与归属性都较差；二评价的指标不统一，不同地区的教育特点不同，导致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难以统一标准；三是指标权重设置方法主观性较强。因此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一种修正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 Table 1 A lis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ome studie 作者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刘坚(2005) [ 5 ] 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创新实践能力素质 邓志勇(2010) [ 6 ] 道德品质、科学素养、艺术素养、运动健康 张东(2014) [ 7 ] 创新能力、人文修养、学习能力、政治素质、身心健康 郑晓丹(2017) [ 8 ] 京：思想道德、学业成就、合作与交流、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个性发展 沪：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浙：道德表现、学业水平、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创新实践 陆炳荣(2018) [ 9 ] 品德表现、学业水平、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创新实践 王咸伟(2019) [ 10 ] 合作交流、思想政治、学业评价、实践创新能力、审美表现、身心健康 表1. 一些研究中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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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修正 2.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依据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要求要从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以及社会实践这五个方面来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情况和他们自身拥有的个性特长，考察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曾根据人的素质表现提出“冰山模型” [ 11 ]，认为一个人的个体素质可划分为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外在表现是能够被了解与测量的部分，容易改变，如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而内在表现是人体内在的、难以测量的部分，不易改变，如自我形象、社会角色等。本文以《意见》的要求以及“冰山模型”为依据，在表1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2.2. 评价体系的初步建立 根据前文所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依据，初步确定了由身心健康、个人修养、学习状态、兴趣爱好以及社会实践5个二级指标，一共包含18个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Table 2 Index of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对应问卷问题 身心健康 睡眠状态 是否经常失眠 身体素质 每年生病累计次数 心理素质 产生烦躁情绪的频率 自我调节 状态不佳时的调节能力 个人修养 思想道德 个人品德评分 集体意识 班级凝聚力 文明礼貌 遇见老师时的表现 责任义务 班级活动参加次数 人际关系 对朋友的品德评分 学习状态 学科竞赛 参加竞赛次数 学习成绩 语数外总分等级 校外辅导 校外辅导科目门数 学习态度 每周请教老师次数 兴趣爱好 艺术活动 参加艺术活动次数 文学鉴赏 欣赏文学著作时间 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参加志愿服务次数 实践活动 参与实践活动积极性 实验表现 实验课上的表现成绩 表2.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初始体系指标 2.3.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调查问卷 表2给出了问卷和指标体系中指标的对应关系。调查问卷分别在重庆长寿中学和重庆渝高中学进行发放，这两所学校均属于重庆市普通中学，学生层次相近，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重庆市高中生的一般水平。总计发放了736份，收回了649份，剔除无效问卷64份，得到有效问卷585份，有效率90.1%。作答学生分布在高二的不同班级，其中文科班参与问卷调查的有318人，占作答总人数的54.4%；理科班参与问卷调查的有267人，占作答总人数的45.6%。 2.4. 综合评价体系的检验与修正 首先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运用SPSS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计算，得到的数值为0.884，接近0.9，则说明本次收集的问卷数据总体是很可信的，然后又对每个二级指标进行克隆巴赫系数计算，得到的具体数值如表3所示。 Table 3 Cronbach coefficient of initi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 二级指标 身心健康 个人修养 学习状态 兴趣爱好 社会实践 Cronbach’α系数 0.814 0.800 0.784 0.705 0.652 表3. 初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克隆巴赫系数 其中身心健康和个人修养这两个指标的克隆巴赫系数均在0.8及以上，则可以表明这两个二级指标的内在一致性良好，但学习状态、兴趣爱好和社会实践这三个二级指标的克隆巴赫系数都小于了0.8，则说明这三个二级指标内的三级指标需要修正。计算该指标体系的KMO值为0.868，说明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对初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探索性分析，提取4个主成分，构建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初始指标体系基本一致，仅有的两处不同就在于将“实验表现”归属于“学习状态”以及将“兴趣爱好”和“社会实践”合并为一个二级指标“社会实践”。此时，4个二级指标的克隆巴赫系数都已经大于0.8，如表4所示。这说明修正以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一致性良好。 Table 4 Revised Cronbach coefficien 二级指标 身心健康 个人修养 学习状态 社会实践 Cronbach’α系数 0.814 0.800 0.802 0.805 表4. 修正后的克隆巴赫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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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种常用的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多元统计技术，可以用于处理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以及多变量、多结果的关系。 3.1.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包括两个部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其矩阵方程组如下所示： { η = B η + Γ ξ + ζ x = Λ x ξ + δ                 y = Λ y η + ε             (1) 其中，方程组中的第一个方程为结构模型， η 、 ξ 为内生与外生潜变量向量， B 、 Γ 为 η 、 ξ 的结果系数矩阵， ζ 为结构模型的误差向量。后面两个方程为测量模型，x、y为内生与外生观测变量向量， Λ x 、 Λ y 为回归系数矩阵， ε 、 δ 为观测模型的误差向量。 3.2. 模型识别与估计 本文结合最终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首先，根据上文所得的评价指标体系画出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对应的路径，如图1所示。图中均由5个潜变量(椭圆形：综合素质、身心健康、个人修养、学习状态、社会实践)、18个观测变量(长方形：身体素质、集体意识、学习态度和艺术活动等)以及22个残差变量(圆形：e1~e18，t1~t4)构成。根据路径图可知，模型中待估参数有40个，数据资料点数为171，可以进行参数估计，且自由度为131。图1中单向箭头上的数字表示为对应的回归系数。 图1.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初始路径图 3.3. 模型拟合与修正 为防止模型估计的结论产生误导性，需要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表5则展示了该模型拟合指标以及对应的检验值。 Table 5 Model fitting index and test valu 拟合指标 CMIN/DF RMSEA IFI TLI CFI 理想标准值 <5 <0.08 >0.9 >0.9 >0.9 本研究中的值 2.301 0.072 0.912 0.899 0.912 检验结论 理想 理想 理想 不理想 理想 修正后 2.124 0.067 0.925 0.913 0.924 表5. 模型拟合指标及检验值 从表5中的模型拟合指标和对应的检验值可看出，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CMIN/DF)小于了5，属于理想结果，RMSEA (近似误差均方根)的值小于0.08，也属于理想结果，IFI (增值拟合指数)和CFI (比较拟合指数)均大于了0.9，也符合理想标准范围，但TLI (Tucker-Lewis指数)小于0.9，检验结果不理想，需要利用MI修正指数来对该模型进行修正。 通过修正得到了最终的结构方程模型，其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从二阶因子的分析结果来看，除了校外辅导，其它的二阶因子的载荷均在0.5以上，则可以表明二阶因子与一阶因子之间的关系较强，且二阶模型能够充分地表达一阶因子间的关系，从而使得这四个一阶因子可聚合为“综合素质”。最终得到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的具体表达式见附录。 图2.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最终路径图 3.4. 结果分析 根据图2的路径系数，确定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二级指标及所属的三级指标的路径系数和归一化处理后的权重，结果如表6所示。 Table 6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tandardization path coefficient and weigh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及系数 权重 指标及系数 权重 综合素质(η) 身心健康0.59 (η 1 ) 0.21 身体素质0.65 0.22 心理素质0.74 0.25 睡眠状态0.83 0.27 自我调节0.78 0.26 个人修养0.66 (η 2 ) 0.23 集体意识0.78 0.23 思想道德0.73 0.22 人际关系0.55 0.16 文明礼貌0.56 0.17 责任义务0.74 0.22 社会实践0.70 (η 3 ) 0.25 艺术活动0.72 0.26 0.31 文学鉴赏0.65 0.24 0.21 志愿服务0.63 0.23 0.23 实践活动0.75 0.27 学习状态0.88 (η 4 ) 0.25 学习态度0.65 0.20 学科竞赛0.93 0.29 校外辅导0.18 0.06 学业成绩0.94 0.29 实验表现0.52 0.16 表6. 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化路径系数及权重 表6给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之前的权重关系，根据二级指标的权重，可得到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值为： η = 0.21 × η 1 + 0.23 × η 2 + 0.25 × η 3 + 0.31 × η 4 (2) 指标的权重反映了该指标在进行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时应占有的比重，单从表6中给出的各指标所占权重结果来看，与国家对高中生的培养方案相一致，更注重学生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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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重庆两中学的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分析 基于重庆市两中学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上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求得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可结合实际调查数据计算出重庆市两中学高中生的综合素质得分。首先利用学生对问卷的回答和真实成绩，通过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出各项二级指标的评价得分，从而根据式(2)计算得到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值。 结合每个学生的高二总成绩以及从高一到高二的文理科年级排名变化情况(正为上升，负为下降)，由于参与调研的学生较多，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他们的综合得分情况，只列举出了前二十名的学生学习情况，即选取高二总分排名前二十的学生，并将其对应的综合评分进行从大到小的排序，得到表7的数据。 Table 7 Scores of the top 20 student 学生编号 文理科 身心健康 个人修养 学习状态 社会实践 总分 排名变化 综合评分 2082 理科 4.06 4.62 3.6 3.48 591 44 3.90 2123 理科 2.48 3.4 4.36 4.5 668 0 3.78 2117 理科 3.52 4.78 3.59 2.72 590 26 3.64 2033 理科 4.32 4.18 3.34 2.45 612 1 3.52 2016 理科 4 4.39 2.98 2.69 615 21 3.45 2023 理科 3.54 4.55 3.53 2.19 636 52 3.44 2130 理科 4.51 4.78 2.2 2.72 586 58 3.41 2001 理科 4.54 4.4 3.04 1.95 615 −4 3.4 2010 理科 3.3 4.1 3.49 2.49 605 5 3.35 2067 理科 4.06 3.66 3.33 2.41 625 -1 3.33 2090 理科 3.54 3.51 3.33 2.95 596 88 3.32 1065 文科 2.8 4.11 3.94 2.19 607 0 3.31 2111 理科 2.96 4.18 3.03 2.75 588 −38 3.21 1101 文科 3.54 4.11 2.47 2.89 587.5 3 3.18 1071 文科 3.58 3.88 3.8 1.24 600.5 7 3.14 2052 理科 3.98 3.73 2.94 1.96 587.5 45 3.1 2058 理科 3.49 3.71 2.69 2.22 592 141 2.98 2054 理科 2.77 3.22 3.27 2.45 601 9 2.95 2131 理科 3 3.43 3.12 1.49 594 16 2.76 2012 理科 1.94 3.01 3.28 2.45 617 92 2.73 表7. 学生前二十名的得分情况 根据表7可看出，考试总分高的综合素质得分不一定高，且综合素质得分高的也不代表各项二级指标都高，这说明单单从考试成绩来判断一个学生的学业好坏并不科学，需要从学生的各方面来综合评价，毕竟每个人的个性与特性都不一样，存在个体差异性。 从上述表格的得分情况来看，参与调查的学生从高一升到高二的成绩排名都有很大的变化，大多数的排名均上升，也有小部分排名下降，因此，在科学评价学生的成绩时，也需要过程性评价，需要全面了解学生考试成绩的变化情况，了解学生的可塑性高低。由于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硬挂钩”，则各个高校在录取学生的过程中，可以以自己学校所看重的点来利用加权平均的方式将综合素质与高考得分进行结合，总的分析学生的优异程度，挑选出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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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根据国家政策的要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综合评价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重庆市两所中学获得了相关数据，并对两所学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应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别是身心健康，个人修养，社会实践以及学习状态。四个方面的权重值相差不大，其中，权重值最大的是学习状态，权重值为0.31，权重值最小的是身心健康，权重值为0.21。综合评价结果和考试成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考试总分高的综合素质得分不一定高，且综合素质得分高的不代表各项二级指标得分都高，这恰好是综合评价的目的所在，能综合各个方面去对高中生的综合素质进行综合的评价。此外，评价的结果显示，理科生的综合评分明显比文科生高，由此可看出文理分科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进而说明了新高考改革中取消文理分科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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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美国州立大学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学科的发展，正是凭借自身具备的学科发展特点与优势，美国部分州立大学最终迈入世界高水平大学之列。通过梳理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发现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总体呈现出：学科发展坚持与时俱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共荣共生、着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注重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等基本特征。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之于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是：立足区域发展、坚持学科协调发展、打造优势特色学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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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关键，学科发展水平是学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 1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州立大学始终重视学科建设发展，其学科独具特色与竞争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在世界大学排行中得到了鲜明的印证，如2020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排名世界第1，自然科学综合排名世界第2。美国部分州立大学学科为何能位居世界前列？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是当前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双一流”建设，特别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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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 美国州立大学自诞生以来，已有近两百年发展历史，通过梳理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美国州立大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既坚持了学术性和服务性的统一，又坚持了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有机统一。依据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状况，将其学科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2.1. 1819年至二战前：服务本州工农业，偏重应用学科发展 州立大学对州的作用如同“人的头脑对手、对脚和眼的作用，即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 [ 2 ]。美国州立大学成立的初衷就是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在学科建设方面，偏重于对工农业发展能产生直接效用的应用学科。诚如杰斐逊所言，他希望建立的弗吉尼亚大学是一个“所有科学分支都对我们有用的机构”，他强烈推荐农业研究，因为“它是第一个实用的” [ 3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法案》，该法案提出将农业和机械工艺的应用研究作为重点课程 [ 4 ]。受赠地法案的影响，许多州专门拨地设置农工学院，不断培养专业应用型人才，农业系科建设也逐渐得以完善。19世纪下半叶，美国陷入了国内冲突和经济挑战的泥潭，美国州立大学在这一阶段加强农业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大量开设工艺机械类学科，在农业实践方面着眼于农业机械的改进与推广。 2.2. 二战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视基础学科发展，学科组织多样化 二战前，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主要是为了服务本州工农业发展需求，侧重较为单一的应用学科发展。二战结束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联邦政府继续支持一些基础学科研究项目，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在得到政府资助的同时也密切联系社会工商界，重视与地方企业合作，开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应用性学科。州立大学学科不断深化发展也推动着企业技术变革，从而进一步的满足市场需求。伴随着学科不断分化、重组，传统的学科学术组织难以适应学科的交叉发展，州立大学开始着眼于对学科组织进行多样化调整。学科组织多样化的发展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学校的学术研究水平，培养创新性、复合型的科研人才，更为重要的是为国家战略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2.3. 20世纪90年代至今：跨学科研究兴盛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 (2004)在一份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当前研究的特点是综合的和跨学科的方法” [ 5 ]。在美国州立大学以学科门类而非按学科群、专业为标准设置的学院，相对来说学科容量很大，更助于学科间的合作、交叉、融合。2004年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建立了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CNSE)，这是全球第一个在大学内单独建制的、进行纳米科技跨学科研究的学院 [ 6 ]。2016年全球纳米科技研究机构排名中CNSE名列第一，极大地推动着产业创新与跨学科发展研究。为了应对跨学科活动的需求，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进行了创新性的变革努力 [ 7 ]。此外，美国州立大学改变了以前多学科研究成员的招募方法，实施“群招募”。跨学科人员可以了解不同理论或方法的相对优缺点，能够利用其他学科的视角、方法来研究这些关系 [ 8 ]。这种多学科研究人员开展学科间交叉与合作，不仅有利于平衡跨学科研究机构与传统院系和学科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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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的大致梳理，现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3.1. 学科发展坚持与时俱进 美国州立大学成立之初，以服务本州工农业发展为己任，主要是为服务本州社会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二战期间，美国州立大学在注重工农应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基础学科的发展，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并且加强与联邦政府、工商界的联系。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知识经济发展时代，州立大学积极主动将学科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当今，美国州立大学学科的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政府–产业界相互合作的三螺旋模式应运而生。“如今看来，美国主要的大学发展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但对于州立大学而言，并非如此，作为反应大众愿望需求的机构，州立大学将继续适时调整自己，以满足服务目标的需求” [ 9 ]。 3.2. 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共荣共生 美国州立大学最早以实用学科为突破口开展学术研究，在应用性研究获得一定成就基础上继续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对研究所、科研机构以及学科实验室保持较高的经费投入。在进行学术研究活动时，基础研究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思维中保持着核心地位，研究人员应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 10 ]。正是因为坚持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协调发展，构筑了学科协同发展优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实验室引领其物理学学科成为了世界一流。诚然，基础学科在应用性方面不足，无法取得直接的、现实应用成果，但是能够为实用学科的发展提供后劲与动力。 3.3. 着重发展优势特色学科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曾说到：“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大学应该有多种多样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学校各有特点，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类型中保持特色，出类拔萃，便可为一流。”美国一流的州立大学从整体上而言各个学科的发展水平都比较高，而且每个学校的学科发展也各有所长。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以农学起家，但在心理学、环境科学方面独具特色。正是由于美国一流州立大学在学科发展方面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形成优势特色学科，增强学科发展内在动力，以特色创一流，从而推动州立大学发展。 3.4. 注重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社会的发展的同时其产生的问题也更加的复杂，高校学科专业研究日益细化，单一的学科知识亦无法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成为大学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为了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大多州立大学等都有设置相关的项目资助建立多学科研究中心。比如，2009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组建创新中心计划交叉学科研究团队开展不同机构与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各州立大学开展积极跨学科研究活动，打破了原有学院、系对研究活动的束缚，能有效地解决其所面临的现实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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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之于我国的启示 4.1. 立足区域发展 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立足于本州，着力解决本州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服务本州发展为己任。在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以地方条件和区域优势为依托，“地方性”是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基本属性，积极服务地方发展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学科发展的职责所在。社会服务作为大学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当前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地方高水平大学在一流学科设置方面要从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调整与地方经济建设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学科，培育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一流学科，积极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2. 坚持学科协调发展 美国州立大学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协调发展，这也是美国州立大学学科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可谓是源与流、根与干的关系，基础学科为应用学科发展提供支撑与动力，应用学科的发展反过来深化基础学科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伴随着社会科技快速发展，加上在“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学应用学科建设与发展越发备受重视。但是，我国部分地方高水平大学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高校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的情况。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应该优化学科布局、积累学科发展厚度，加强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相结合。 4.3. 打造优势特色学科 美国部分州立大学能够成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与其突出的优势特色学科成就息息相关。从美国州立大学突出优势特色学科发展经验来看，当前，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要谋求发展，必须把学科建设放在优先位置，特别是一流学科的建设，以带动学校整体实力。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应该从本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一流学科内涵式发展，走地区差异化的道路，选择具有区域特点、有一定研究基础且有发展潜力，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学科品牌效应，发展对地方产业起支撑作用的优势特色学科，以点带面，从而实现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整体发展。 4.4.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学科组织是高校进行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应该打破学科孤立状态，加强不同学科课题组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可以借鉴美国州立大学成立多学科研究中心，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合作平台，比如实行学部制，加快形成一批高水平学科群，实现学科研究资源与科技成果共享，学科建设做到宽口径、厚基础，同时也满足学校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求。此外，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要强化应用技术类学科群的建设，使得学科能够可持续化发展，促使学科研究成果能够解决企业技术创新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突出一流学科发展带动作用，提高地方高水平大学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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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腹膜转移作为进展期胃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之一，因其发生机制复杂、诊治难、预后差已引起广泛临床关注。其发生机制和预防诊治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近年来齐头并进，致力于提高胃癌腹膜转移患者的生存率并改善其生活质量。目前其诊断方法多样，难以确切预防，治疗多采用以化疗为基础的综合治疗方案且尚在探索完善。本文就近年胃癌腹膜转移的发生机制、诊断和防治相关文献行综述，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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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8年胃癌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在全身肿瘤中分别位列第五和第三，全球每年超过1，000，000例新发病例，和约783，000死亡病例 [ 1 ]；而我国2015年胃癌发病率、病死率分别居全部恶性肿瘤的第2位和第3位 [ 2 ]。其中腹膜转移作为晚期胃癌患者首要的远处转移和死亡原因，是主要预后决定性因素之一 [ 3 ]。在中国腹膜转移占胃癌转移的53%~60%，并且此类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2%，中位生存期只有3~6个月 [ 4 ]。近年来，对其发生机制、诊断及预防治疗的研究共识层出不穷，进展争议共存。本文基于此就近年胃癌腹膜转移的诊疗基本情况作一概述，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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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胃癌腹膜转移的发生机制 胃癌的腹膜转移与其他癌种的腹膜转移相似，都是阶段性多基因调节、多细胞因子参与相互作用的复杂环节，通过多方调控定制微环境，实现由微观到宏观的系列转移过程。目前比较受大多数人接受的是Paget的“种子和土壤”理论 [ 5 ]。即具有恶性侵袭和转移潜能及活性的癌细胞从原发灶脱落，成为癌转移、复发的“种子”，腹膜自身解剖生理学特性、医源性性损伤、炎性反应等促使间皮下细胞外基质暴露和大量纤维素渗出，从而促使癌细胞种植及逃脱机体免疫活性细胞的杀伤。在癌细胞与宿主组织之间的系列双向串扰下，宿主细胞甚至积极主动的为癌细胞制备合适的“土壤”。 总体贯序步骤概括为：1) 增殖的癌细胞在相关因子的作用下由原发灶突破浆膜而游离，脱落至淋巴系统、血液循环、腹腔等处，尚未着床和增殖侵袭，即亚临床转移阶段；2) 腹膜游离癌细胞(PFCC)黏附于腹膜组织；3) 癌细胞与腹膜周围细胞(例如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双向调控下着床侵袭腹膜发生上皮–间质转化(EMT)等系列过程；4) 在各种转移相关因子营造出的促肿瘤生长微环境中，新生毛细血管形成并且新生肿瘤细胞沿血管周围开始恶性增殖 [ 6 ] [ 7 ]。腹膜种植途径可概括为三条：经间皮细胞转移(也称近端随机分布)、经淋巴转移、腹膜表面转移(即重新分布模式)。胃癌主要通过前两种途径侵袭至腹膜。经淋巴转移是基于特定腹膜组织上的特殊三联体结构：间皮气孔，黄斑筛孔(间皮基底膜下方多孔的的胶原蛋白板，连接初始淋巴管的盲端)和初始淋巴管。PFCC通过间皮基底膜下的间皮间质孔和网状黄斑孔迁移到间皮下淋巴管内，从而发生相关腹膜的转移 [ 8 ]。 胃癌腹膜转移机制相关的基础研究不断地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着新思路。基因水平的相关研究：1) 原发胃癌细胞穿透脱离相关：CDH1、ANXA1、NRAGE等；2) 有助游离癌细胞在腹腔内存活增殖：HIF1A、PTEN、CXCR4、CXCL12、AREG、HBEGF等；3) 间皮层的粘连和侵袭：ITGA3、MMP7、CTGF、MELK等；4) 生长和血管生成：VEGFA、IRX1、HIF-1α等。当然其间存在复杂的交叉调控作用。除基因水平外，针对发生腹膜转移的微环境形成相关的细胞包括腹膜间皮细胞(PMC)、腹膜成纤维细胞(PFB)、腹膜脂肪细胞(PAs)、腹膜巨噬细胞(PM)、调节性T细胞(Tregs)、腹膜内皮细胞(PEC)、腹膜托管细胞等，及其分泌的众多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等)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如火如荼 [ 6 ] [ 7 ] [ 8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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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胃癌腹膜转移的诊断 3.1. 影像学检查 腹部超声主要用于检出晚期患者较多的腹腔积液、腹膜表面的结节样结构和片状融合，干扰因素较多往往检出有限；超声内镜主要用于探测胃癌原发灶的浸润深度。计算机断层摄影(computed tomography， CT)作为诊断腹膜转移应用更广泛的影像学检查其敏感度和特异度约为50.9%和96.2% [ 10 ]。而多排计算机断层扫描(MDCT)预测胃癌腹膜转移敏感性，特异性达51.0%，99.3%。Shunli Liu等 [ 11 ] 基于增强CT的多个放射学特征建立的预测模型对预测胃癌隐匿性的腹膜转移提供的一定的参考价值。常规磁共振检查(MRI)相比CT对于腹膜转移的诊断可能优势不明显，但磁共振联合弥散加权成像技术(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与CT检查比较能提高腹膜癌的检出率，虽然它也有成本高、采图时长、图质不稳定的缺点 [ 12 ]。 PET-CT是通过对葡萄糖类似物进行同位素标记的方法来发现癌症组织中高糖代谢状态的病灶，在辅助诊断早期的腹膜转移有一定的价值但其敏感度并未优于CT，原因不光考虑到腹膜病灶本身小而分散难检出，技术本身局限性在于有的病理类型胃癌细胞膜上的葡萄糖转运蛋白少，检查依靠的18F-脱氧葡萄糖被摄取减少会造成假阴性 [ 13 ] [ 14 ]。影像学作为无创检查对胃癌腹膜转移的诊断的准确率相对有限，必要时还是更推荐有创手段。 3.2. 诊断性腹腔镜检查 针对影像学检查的漏诊率几乎高达30%的情况，腹腔镜检查作为可获取病理标本的诊断方法之一其对胃癌腹膜转移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度可以达到64.3%~94%和80%~100% [ 15 ]。其诊断价值被多项研究证明的同时也被多方指南推荐，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均有研究显示其在临床工作中应用不够充分 [ 16 ] [ 17 ]。并且腹腔镜检查作为有创检查，现有的指导方针对其的适应症尚未统一。除临床评估局部肿瘤浸润大于等于T3和/或有淋巴结转移被认为与腹膜转移的发生有关外，Li Z等的前瞻性研究显示肿瘤部位和胃部肿瘤浸润深度(≥21 mm)也可能是PM的预测因素，针对中国患者的诊断性腹腔镜检查的适应症他们还在进一步探索 [ 18 ] [ 19 ]。腹腔镜检查不但可以确诊腹膜转移还可按范围进行评分即腹膜癌指数(PCI)，即按PC分期，将腹部分成13个区，对肿瘤负荷进行评分：0分为无可见肿瘤，1分为肿瘤直径 ≤ 0.5 cm，2分为肿瘤直径0.5~5.0 cm，3分为肿瘤直径 > 5 cm或融合。每个区域评分总和即为患者的PCI，总分39分。其在转化治疗前后的疗效评价方面占据重要的地位 [ 20 ] [ 21 ] [ 22 ]。目前基于腹腔镜技术由近红外荧光(NIRF)介导的可视化的光动力学诊断方法是目前临床非常有应用前景的技术手段，有相关研究表明利用荧光染剂如5-氨基乙酰丙酸(5ALA)、吲哚花青绿(ICG)等在组织引发的荧光效应并由NIRF技术介导的图像工具显著提高了胃癌腹膜转移的检出率 [ 23 ] [ 24 ] [ 25 ]。 3.3. 腹腔灌洗液细胞学检查 胃癌患者腹腔冲洗液中的腹膜内游离癌细胞已被证实与胃癌早期复发和不良生存相关，有研究表明腹膜宏观转移和腹腔灌洗液细胞学检查阳性的预后同样差 [ 15 ]。90年代末日本胃癌协会将腹膜冲洗细胞学检查(PWC)纳入其分期系统，但因传统细胞学检查方法敏感度检出率太低故目前PWC仅被相关指南推荐作为可选检查 [ 26 ]。而近年来也发展了不少候选方法比如检测腹灌液中CEA水平、基因检测相关的靶分子(CEA mRNA、金属蛋白酶7和细胞角蛋白20等)及相关基因甲基化水平、端粒酶活性、还有基于流式细胞术的腹膜内CD326(+)/CD45(+)比率测量、免疫荧光蛋白介导的细胞检测等。它们中的大多数虽然大大提高了诊断和预测的敏感性，但其阳性定义的不明确、技术及环境偏倚和高成本等局限性限制了这些技术的临床应用。更甚太敏感的技术(例如PCR)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疗，或者放弃对潜在可治愈性病例的积极治疗方案。 3.4. 实验室相关检查 目前已有报道可能诊断和预测胃癌腹膜转移的血清肿瘤标记物包括CEA，CA72-4，CA19-9和CA125等，研究显示它们在腹膜转移患者诊断中的敏感性分别为23.91%、34.78、36.96和34.78%，虽然它们组合后可敏感性略有升高但其有限的诊断准确性使其仅作为诊断辅助参考 [ 27 ]。肿瘤标志物联合其他生物学指标建立的诊断及预测模型为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 28 ] [ 29 ]。 3.5. 液体活检、外泌体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circulating tumor cell， CTC)在胃癌以方便快捷准确的优势在诊断早期转移、识别肿瘤细胞生物特征指导靶向用药、以及预测复发预后和药物疗效评价等方面都取得相当进展。除通过CTC检测标志物c-Met或MUC1 mRNA可早期预测GC患者微转移外，检测到 ≥ 2CTC被认为与晚期肿瘤，腹膜扩散，生存期短相关。并且研究表明通过CTC检测到上皮细胞粘附分子(EpCAM)高水平表达与腹膜转移相关，靶向药物也已应用 [ 30 ]。比起细胞学和分子诊断分析均仅基于癌细胞的检测，腹腔灌洗液中miRNA谱分析则可预测GC中的腹膜转移前表型，从而更早防治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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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胃癌腹膜转移的预防 除外科手术时要注意无瘤概念技术，避免医源性扩散外，针对局部治疗手段包括术中广泛腹腔灌洗(extensive intraoperative peritoneal lavage， EIPL)、术中及术后预防性应用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HIPEC)都经临床试验证明其能减少腹膜复发和延长生存期 [ 32 ] [ 33 ]。首个旨在探究新辅助腹腔镜HIPEC (NLHIPEC)与新辅助化疗(NAC)联合手术及辅助化疗的综合方案对局部晚期GC患者预防腹膜复发及延长生存的前瞻性多中心III期随机对照试验DragonII，目前结果尚未公布 [ 34 ]。术后全身系统辅助化疗则更多使用替吉奥(S-1)/卡培他滨(CAP)单药或联合奥沙利铂(O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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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胃癌腹膜转移的治疗 针对胃癌腹膜转移患者(GC-PM)中位生存期不足6个月的不良预后 [ 4 ]，目前主要采用以系统化疗为主，必要联合手术、局部腹腔灌注及热灌注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的综合治疗方案，从而延长患者生存期和改善患者生活治疗。 综合目前各方指南对于终末期转移性胃癌一线系统化疗方案一级推荐是曲妥珠单抗联合氟嘧啶类药物与顺铂(HER2阳性的转移性腺癌)；对于非HER2阳性患者则是顺铂或奥沙利铂联合氟嘧啶类药物(5-Fu/卡培他滨/S-1) [ 35 ] [ 36 ] [ 37 ]。 但仅全身化疗对GC-PM治疗而言，其1年OS率多在16%~40.7%，中位OS短于3.1~10.6个月 [ 38 ]。虽然目前多方指南仍认为腹膜转移及腹腔灌洗细胞学阳性胃癌患者除了梗阻、无法控制的出血等特殊情况需予姑息性手术外不建议进行手术治疗 [ 35 ] [ 36 ] [ 37 ]，但自2009年后日本团队相继开发新辅助腹膜内和全身化疗(neoadjuvant intraperitoneal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 NIPS)和双向腹膜内和全身新辅助化疗(BISIC)，即使用腹腔内(IP)和静脉(IV)予多西紫杉醇和顺铂(CDDP)联合口服S-1的转化治疗方案，之后全世界已有大量相关临床研究证明了双途径转化方案不光在抑制肿瘤的原发灶及腹膜转移灶取得显著降期效果 [ 8 ] [ 22 ]，在不良反应可以耐受的前提下，CRS联合HIPEC可使中位OS延长约13个月，是传统疗法相关中位OS的两倍 [ 39 ]。 三期临床研究Phoenix-GC生存获益上的落败 [ 40 ]，提示我们联合手术治疗肿瘤细胞减少的完整性对生存的影响和制定合适筛选出生存获益人群的策略的重要性。目前认为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包括肿瘤细胞减少的完整性、接受NIPS后腹膜癌指数(PCI) ≤ 6、治疗机构的经验、对NIPS后药物疗效反应等 [ 39 ]。但具体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关于综合治疗方案中的用药、给药周期数、手术的时机及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中的用药、温度及流速也缺乏标准。 关于靶向及免疫治疗进展，一项基于胃癌腹膜转移的小鼠模型的实验研究，用同位素(211At)标记的曲妥珠单抗灌注小鼠腹腔对比静脉曲妥珠单抗给药，前者对腹膜转移灶治疗效果略优于后者且可延长HER-2阳性小鼠生存期，证明曲妥珠单抗作腹腔灌注给药具有一定潜力 [ 41 ]。对腹灌液阳性患者使用HIPEC联合阿帕替尼和S1单组观察研究NCT03428425正在招募中。针对上皮细胞粘附分子(EpCAM)的药物Cetumaxomab已在治疗腹膜癌上取得一定效果，虽然会有不良反应发生 [ 42 ]。其在胃癌中应用的临床试验NCT04222114正在进行患者的招募。晚期转移性胃癌免疫治疗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单独针对腹膜转移方面的研究较少。此外华西医院开展的基于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CAR-T疗法)的腹腔内给药治疗胃癌腹膜转移相关的临床试验NCT03563326也在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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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针对胃癌腹膜转移预后差和总体生存期短及总体治疗效果差的现况，在各个领域发展方向上机遇和挑战并存。基础和临床从业人员只有积极从其发生机制、诊断及预防和治疗全方位探索和发展，才有望改善这部分患者的生存预后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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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探讨小学生学业压力与失眠症状的关系及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研究选用《中学生学业压力源问卷》、《儿童社交焦虑量表》和《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对四、五、六年级共469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小学生学业压力与失眠症状、社交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失眠症状与社交焦虑也呈显著正相关；2) 小学生学业压力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失眠症状，而且可以通过社交焦虑正向预测失眠症状。结论：社交焦虑在小学生学业压力与失眠症状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