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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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系统回顾和调节变量 综上，前期研究在验证译员的抑制、转换和更新优势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结论。目前还没有出现基于大量复制研究的定量荟萃分析(meta-analysis， [ 39 ]。在定性系统回顾(systematic review)方面， [ 40 ] 对2011年和2016年针对译员执行功能的17项研究进行了梳理，只发现了译员在转换和更新方面的优势证据，而在抑制上译员似乎没有显著优势。本文在此回顾基础上补充了2016年到2020年的研究。可以看出，在部分任务上(如2-back，Stroop等)已经出现了少量的复制研究，可尝试定量荟萃分析。然而译员认知优势相关研究的总体样本量依然较小，亟需后期研究扩充，以增强合成研究(synthetic studies)的结论效度。 另外，由于执行控制是一般性和特殊性兼具的心理过程，而译员组和对照组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调用执行功能，所以年龄 [ 41 ]、社会经济地位 [ 42 ] [ 43 ]、运动 [ 6 ]、职业 [ 44 ] 等人口因素都会影响被试的执行控制。 再者，口译组和对照组的被试经常都是双语者，而双语者对非目标语言的长期抑制训练可能会形成“双语优势” [ 7 ]。按照抑制控制假设(inhibitory control hypothesis) [ 45 ]、适应控制假设(adaptive control hypothesis) [ 46 ] 和控制剂量假设(control dosage hypothesis) [ 47 ]，双语者的控制需求越高，对执行控制功能的调用越多，形成双语认知优势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二语习得年龄 [ 48 ]、二语水平 [ 26 ] [ 49 ]、转换频率 [ 27 ] [ 50 ] 等二语经验的不同会影响执行控制总量和水平。 最重要的是，“译员”并非如“性别”那样是有限值的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所以译员组内存在大量与口译经验、口译水平、口译模态等因素相关的异质性；同时，即使在测量同一个执行功能时，实验任务的类型和难度，被试执行任务的策略取舍，实验者采集的表征指标等因素也存在异质性；因此，下面在前面三个小节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与口译经验和实验任务相关的异质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 5.1. 口译相关因素 第一、口译经验。前期研究中被试的口译经验(职业经验和学习经验)存在较大差异，包括从零经验的口译学生、到接受过一些本科阶段训练(半年、一年)的口译学生、到研究生阶段(一年、两年)的口译学生、再到有10年以上口译职业经验的成熟译员。 [ 51 ] 将技能发展划分为①概念形成、②控制执行和③自动执行三大阶段。阶段①的主导认知系统是元认知，译员对执行控制功能的使用不足，这可能解释 [ 23 ] 研究的空值效应；阶段③的主导认知系统是表征，译员主要依赖表征优化，且自动化会带来大脑结构性变化，导致对执行控制需求降低。例如， [ 52 ] 发现经过15个月的强化训练后，译员在同传过程中右尾状核的激活度明显降低。 [ 32 ] 也发现同传组的灰质体积大于控制组，功能网络联结更牢固。 [ 53 ] 也还发现同传训练后译员的皮质厚度明显增加。 因此，最有可能出现译员执行控制优势的是阶段②，即口译技能的控制执行阶段，译员需要频繁使用监测、更新、抑制和转换等功能，从而产生认知优势。 第二、口译水平。虽然口译经验与口译水平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 [ 54 ]，但是目前学界基本上是用口译经验来代替口译水平 [ 39 ]。其中， [ 55 ] 的荟萃分析发现，口译初学者相较于双语组无优势，而中级译员(包括高级学员、新手译员)和老手译员之间也无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该分析主要针对的是短期记忆和工作记忆，执行功能方面仅包括了更新功能。但是，本文的文献梳理在抑制和转换功能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口译水平是决定译员执行优势出现的关键变量。 第三、口译模态。在上面的梳理中，已经看出同传、交传、手语、笔译、数字口译等不同的技能模态会对不同的执行功能产生不同影响。另外， [ 56 ] 针对具有10年以上经验的同传、交传和非语言专家组别对比研究发现，在双耳分听(dichotic listening)实验中，交传专家对于自己名字的抑制能力优于非语言专家，而同传专家则在抑制之后的分听准确率上优于非语言专家，进一步说明交传和同传两种口译模态对执行控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同传优势体现在记忆和监测原语和译语信息的准确性，而交传优势则体现在抑制外界的无关干扰。因此，不同的工作模态可能会因调用不同的认知资源而形成差异性的认知优势。 5.2. 任务相关因素 [ 57 ] 指出，双语者的认知优势可能需要较为复杂的认知任务才能测量出来。从前期研究的任务反应时均值可以看出，即使针对同一个执行功能，有些任务的难度明显高于另外一些任务。例如，虽然都是测量抑制功能，但是stroop任务的反应时均值就远高于anti-saccade。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前期研究会在不同任务上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 25 ]。 再者，认知任务可能存在“不纯洁”(Task Impurity) [ 14 ]，即参与者同时使用了多项执行功能，而实验者采集的指标可能没有精确表征该执行功能，因此，测量指标究竟应该是使用准确率、还是反应时或减法效应值，这也是前期文献出现混合结果之后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 同时， [ 58 ] 发现，被试在执行任务时可能会进行策略性的认知取舍，例如牺牲准确率以换取更快的反应时。 [ 59 ] 发现当任务可以同时调用抑制或转换功能的时候，被试可能会根据个人偏好或测试环境在稳定性(抑制)/灵活性(转换)之间进行认知策略的取舍，导致实验者的既定指标无法体现被试的认知表现。 5.3. 口译经验与实验任务的交互效应 口译经验和任务类型的交互效应意味着不同口译经验的被试可能需要匹配不同难度的实验任务。例如， [ 28 ] 发现，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口译学生来说，难度更高的任务更能呈现他们的抑制优势；但 [ 33 ] 发现，对于本科阶段的口译学生来说，难度更低的任务更能呈现他们的转换优势。 同时， [ 55 ] 发现，口译水平(经验)对语言广度任务有中度到高度的调节效应，对数字和字母广度任务中有中度效应，而对非语言广度任务则无效应，因此，“口译经验倾向于提高与语言相关的记忆广度”( [ 54 ]， p. 11])。 [ 60 ] 认为，实验任务与传译过程相似度越高，越容易出现迁移优势。 [ 61 ] 发现职业同传比双语者具有更快的翻译速度和双语流畅性，但在词语阅读和图片命名等非专业领域则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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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未来研究方向 作为即时和即席双语任务，口译的认知补充要求高 [ 62 ]，认知负荷大 [ 63 ]，好比“走钢丝” [ 64 ]，需要协调(理解、传译、表达、监控和修正等任务)精力分配 [ 65 ]，能在语言控制、加工控制和语境控制等方面高强度地锻炼认知系统 [ 15 ]，而且译员需要通过大量集中(focused)和分散(divided)的注意力控制(attentional control)来完成语言控制和加工控制的自动化 [ 66 ]，因此，口译员能够形成相应认知优势应该是有效的假设。 但目前研究在抑制、转换和更新三大执行功能中都没有产生确凿无疑的译员执行控制优势证据，主要原因是因为译员组内存在大量与口译经验、口译水平、口译模态等因素相关的异质性；同时实验任务存在多样性，而且实验任务与口译经验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性。 因此，未来研究应突破已有量化证据在研究设计上的缺陷，加强对口译经验、任务难度以及二语和人口等干扰因素的控制，确认译员认知优势出现的关键调节变量，为译员认知过程提供更加充分的描写证据。鉴于口译经验中大量的语言、加工和社会语境控制需求，未来的译员认知控制研究不仅会对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做出积极贡献，而且有助于厘清口译经验与执行控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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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观察补肾祛毒丸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状态相关因子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白细胞介素-6 (interleukin-6， IL-6)、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白细胞介素-10 (interleukin-10， IL-10)的影响，客观评价其有效性，方法：将48例中医辨证为脾肾气虚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24例。对照组采用血液透析和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补肾祛毒丸(院内制剂，闽药制字Z05104024)口服治疗，每次5 g，每天3次。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及治疗3个月后检测指标。结果：治疗后治疗组的hs-CRP、IL-6、TNF-α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治疗后IL-10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补肾祛毒丸可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因子水平，改善患者的微炎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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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多项研究表明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普遍存在微炎症状态和氧化应激状态，持续微炎症状态是引起营养不良和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因素，可严重影响MHD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生率、高死亡率密切相关。目前对微炎症状态的治疗还不十分成熟。我们前期临床研究证实补肾祛毒汤可以降低慢性肾衰患者CRP水平，动物实验研究则表明补肾祛毒汤治疗后肾衰大鼠反映微炎症状态的指标改善。本研究对比观察了补肾祛毒丸对脾肾气虚型(MHD)患者微炎症指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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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05月~2018年05月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血液净化科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48例。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治疗组24例，男15例，女9例；年龄24~78岁，平均(56.30 ± 12.37)岁；平均透析时间(36.53 ± 10.34)月；慢性肾小球肾炎14例，糖尿病肾病6例，高血压肾病3例，多囊肾1例。对照组24例，男16例，女8例；年龄25~76岁，平均(53.35 ± 14.23)岁；平均透析时间(36.54 ± 11.23)月；慢性肾小球肾炎12例，糖尿病肾病7例，高血压肾病4例，多囊肾1例。2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 纳入标准① 符合尿毒症诊断和脾肾气虚辨证分型标准；② 规律透析 ≥ 3月，每周透析时间 ≥ 8 h，单室Kt/V (spKt/V) ≥ 1.2；③ 血管通路为自体动静脉内瘘；④ 所有患者均病情稳定，近3月无出血及输血史；⑤ 年龄18~80岁；⑥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2) 排除标准：① 小于18岁，大于80岁；② 感染、慢性肝病、心绞痛及心力衰竭、自身免疫病及恶性肿瘤、使用免疫抑制剂，使用可能影响炎症状态的其他药物；③ 不能达到最基本透析量(每周透析次数少于2次或透析时间少于8小时)的患者；④ 拒绝参加该临床试验者；⑤ 对补肾祛毒丸过敏者；⑥ 有出血或出血倾向者；⑦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⑧ 同时使用同类中药者；⑨ 精神病患者。 2.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血液透析均使用4008-B血液透析机(德国Fresenius公司)行常规血液透析，透析器为尼普洛150G，膜面积1.5 m 2 (日本)，透析管路和穿刺针为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均为一次性使用。使用标准碳酸氢盐透析，透析液为普通透析液，流量500 ml/min，血流量范围200~260 ml/min，每次透析4 h，透析通路为自体动静脉内瘘，抗凝方式为低分子肝素。透析操作严格按照卫生部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10版)规定进行。 对照组：规范血液透析教育、饮食水分摄入指导、控制血压、补充促红素、补充活性维生素D3、叶酸、铁剂、左卡尼汀等常规治疗。 治疗组：其他方案同对照组，同时予补肾祛毒丸(院内制剂，闽药制字Z05104024)，适量温开水吞服，每次5 g，每日3次(如大便次数大于3次可减量)，餐后服。观察3个月。 2.4.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6 (IL-6)、白细胞介素10 (IL-10)、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浓度，试剂盒购自美国R&D公司。雅培CI16200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白蛋白(ALB)、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美国贝克曼HAM全自动血常规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Hb)。治疗前后均检测ALT、AST、血常规、大便常规+OB、心电图；定期监测血压；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2.5.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用(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以P < 0.05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6. 结果 2.6.1. 两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hs-CRP、IL-6、TNF-α、IL-10水平比较 经过治疗后，治疗组hs-CRP、IL-6、TNF-α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 < 0.05)，提示治疗组对微炎症促进指标的控制较对照组明显；IL-10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 < 0.05)，提示治疗组对微炎症抑制指标的提升较对照组明显。见下表1。 2.6.2. 安全性评价 两组患者在受试过程中生命征较平稳，受试前后血常规、大便常规 + OB、肝功能及心电图等安全性指标均无明显改变。治疗组有4例患者大便次数每日超过3次，2例轻度腹泻经适当减量后均继续完成试验，未见严重不良反应及毒副作用发生。 Table 1 Comparison of hs-CRP， IL-6， TNF-α and IL-10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x ± s 组别 时间 例数 hs-CRP (mg/L) IL-6 (pg/ml) TNF-α (μg/L) IL-10 (pg/ml) 对照组 研究前 24 5.42 ± 2.01 1.79 ± 0.46 61.72 ± 9.16 1.86 ± 0.21 研究后 24 5.23 ± 1.97 1.64 ± 0.23 62.14 ± 7.98 1.91 ± 0.24 治疗组 研究前 24 5.36 ± 1.72 1.81 ± 0.29 62.49 ± 8.73 1.81 ± 0.32 研究后 24 3.49 ± 1.03 * 1.08 ± 0.27 * 40.27 ± 8.13 * 2.63 ± 0.16 * 表1. 两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hs-CRP、IL-6、TNF-α、IL-10水平比较(x ± s) 注：与对照组研究后比较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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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微炎症状态是指一种非微生物感染引起的、低强度、慢性进展性、非显性炎症状态，表现为全身循环炎症标志蛋白及炎性细胞因子轻度持续增高，导致患者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非显性炎症状态，具有持续及相对隐匿性，与多种进行性炎症疾病相关。2000年Schomig等提出关于“微炎症状态”的概念认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体内存在“微炎症状态”：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因种种原因普遍存在慢性炎症反应，其主要表现为炎性因子如白介素-6 (IL-6)、白介素-1 (IL-1)、白介素-10 (IL-10)、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及急性时相蛋白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血清淀粉样蛋白(SAA)等指标的持续轻度升高 [ 1 ]。 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因其长期血液透析，除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存在的因素外，有其特有的因素：因有一定生物不相容性的透析膜接触活化补体并刺激炎性细胞因子转录和表达，在换用生物相容性较好的滤过膜后，患者的炎性反应有所改善；透析液中的内毒素和/或细菌碎片的污染，动静脉内瘘和/或血管内留置导管处反复微量细菌入侵，穿刺激活体内单核–巨噬细胞，晚期糖基化产物和脂质氧化产物的蓄积，酸中毒、透析不充分、肾功能衰竭对而中小分子毒素、炎性因子清除减少而持续蓄积体内，故而较未透析者微炎症状态发生的程度为重，上述指标亦显著升高 [ 2 ] [ 3 ] [ 4 ] [ 5 ] [ 6 ]。 大量研究证明，微炎症是微观层面上通过检查血液中的相关物质而确定的，其本质是免疫性炎症，它是MHD患者普遍存在的现象 [ 7 ] [ 8 ]，造成MHD患者出现贫血、营养不良、动脉粥样样硬化等心血管并发症加剧，影响呼吸功能、动静脉内瘘存活，加重皮肤瘙痒，严重影响MHD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生率、高死亡率密切相关，因此减少微炎症状态被视为预防并发症的关键 [ 9 ]。 MHD属于中医学“水肿、关格、虚劳”等病证范畴，脾肾气虚证是其常见证型，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倦怠乏力、气短懒言、食少纳呆、腰酸膝软等。有观点认为，此阶段基本病机为脾肾虚衰、气虚血瘀、浊毒内蕴、肾脏衰败、脾土失运、无力运化水谷、化生气血，久则湿瘀内生、阻滞气机、浊毒内蕴，气虚湿滞、血瘀浊毒等病因导致微炎症状态的产生，又作为病理产物使虚者更虚，实者更实，导致病情缠绵难愈，最终出现营养不良贫血心脑血管事件等并发症 [ 10 ]。 近年来中医药针对MHD患者微炎症状态的研究有一定进展。钱宏利等研究证明，以益气健脾、活血利湿药为主要组成的护肾清浊方能显著降低MHD患者的微炎症因子hs-CRP、IL-6、TNF-α水平，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微炎症状态 [ 11 ]。卞书森等研究认为以益肾健脾、化瘀泄浊药为组成的三黄益肾胶囊和补充维生素E均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体内炎症指标，但服用三黄益肾胶囊较补充维生素E可明显升高ALb、Hb水平 [ 10 ]。苏保林等研究认为尿毒清胶囊可以改善MHD患者微炎症状态，改善贫血 [ 12 ]。王福荣等通过临床研究观察补肾排毒颗粒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状态及贫血的影响，结果显示治疗后hs-CRP水平明显下降；Hb水平及Hct明显升高，EPO/Hct比值明显下降，且治疗时间越长变化越明显，提示该方对MHD患者微炎症状态及贫血有明显改善作用 [ 13 ]。 另外我们前期研究证实：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慢性肾衰患者CRP水平明显升高，经过补肾祛毒汤治疗后均有明显降低；动物实验研究则表明，补肾祛毒汤治疗后肾衰大鼠血清CRP、TNF-α、IL-6水平亦有显著降低，IL-10水平升高，并较尿毒清治疗组更为显著 [ 14 ]。 中医并无“炎症、微炎症”病名，但根据其表现可归为中医“湿热、湿浊、湿毒、瘀血”等。CRF久病，脾肾气血阴阳虚衰，脾失健运、肾失气化，水湿痰浊等标实内留；久病必瘀，瘀血、癥瘕内蕴；虚实相互加重而虚、浊、瘀、毒更著。补肾祛毒丸系福建省名中医魏仲南教授根据长期临床治疗肾衰竭的经验研制的院内制剂(闽药制字Z05104024)，组成成分：寄生、生地、山茱萸、党参、黄芪、茯苓、北柴胡、土茯苓、生大黄、当归、丹参、牛膝、醋鳖甲、炮山甲、三七粉。该方能达到健脾补肾、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等功效，切中脾肾气虚型MHD患者的中医病机、治疗理论，在补益基础上加以驱邪，同时有祛瘀消癥之妙。同时方中部分药物已被证实能够抗炎症，如黄芪减轻氧自由基损伤、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增强细胞免疫功能、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力的作用，大黄具有清除氧自由基、抗菌消炎、调节免疫、拮抗炎性细胞因子等作用 [ 15 ] [ 16 ] [ 17 ]。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补肾祛毒丸能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微炎症状态，降低了治疗组患者 hs-CRP、IL-6、TNF-α水平，升高IL-10水平，提示可以改善患者微炎症状态，且丸剂不引起容量负荷增加，利于坚持服用，依从性好。因此针对脾肾气虚型的MHD患者补肾祛毒丸有一定的临床使用价值。但因研究过程中制剂停产等原因完成例数偏少，有待今后扩大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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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在尤金·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的视角下，通过对宁波市公示语翻译进行实地调研，以该市主要景点和公共场所公示语英译为例，从词汇和句法层面入手，对该市英文公示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采取增译、减译、改译和意译等不同翻译策略提出建议译文和相应对策。以期提高宁波公示语的英译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宁波城市国际化，提高城市知名度，同时也为其他城市国际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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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意义 公示语，又称标识语，指在公共场合为公众提供宣传、指示、警示或服务的语言。公示语的翻译现状，是一个城市或地区文化建设水平与国际化建设水平的写照。公示语的翻译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国际化形象。宁波市作为一个与多国有贸易往来的港口城市，正确、贴切、上乘的公示语翻译对于提高城市的国际化形象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或是从服务大众的角度上来看，公示语翻译都具有很大意义。 但是由于中文在文字、表达习惯、文化等方面与英语有本质上的区别，许多公示语的英译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误导目的语读者(即英语国家游客)，无法发挥公示语本身应有的指示及警示作用，还影响着城市的国际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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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许多专家、译者与翻译研究人员对于公示语的翻译研究分析得很多，对于改善公示语翻译质量提供了很大帮助。黄友义教授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 1 ]。根据学者戴宗显、吕和发的观点，公示语汉英翻译应当遵循的具体原则为功能对等、情境相同、对象一致、目标明确、转换对应 [ 2 ]。 公示语翻译标准有很多，但是针对宁波市公示语翻译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研究还有待改善与深化。通过在中外数据库检索，查阅相关文献，笔者了解到现有的研究或是从目的论角度出发，探讨宁波市部分旅游景点英译问题 [ 3 ]，或是依托文本类型学视角研究宁波医院公示语翻译 [ 4 ]，在范围和深度上还有改进的空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对翻译过程的把关、译员素质、对译文的重视程度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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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出自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 A. Nida)。奈达认为，翻译是使用最贴切、自然和对等的目的语语言，实现源语言的信息重组，首先要达到语义上的对等，其次是形式对等 [ 5 ]。形式对等又称功能对等。翻译时不去苛求字面的刻板对等，而是要达成两种语言之间功能上的对等。功能对等理论重点强调动态对等，动态对等中的对等主要涉及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以及文体对等四个方面。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 [ 6 ]。翻译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字面所展示的文字信息，也有深内涵的文化信息。 译者应从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为出发点，以目的语读者读到译文的感受和反应为衡量标准，以求实现公示语在原文和译文功能上的对等，使译文完整准确的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更符合目的语中读者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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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宁波市公示语翻译问题分析 通过前期大量文献阅读、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当下宁波市公示语翻译主要存在词汇和句法两个方面的不对等。这些不对等问题，不仅会导致外籍人士的理解困难，也影响着宁波市的国际化形象。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词汇和句法这两个方面，采取增译、减译、仿译和意译等翻译策略提出建议译文。 4.1. 词汇层面 4.1.1. 拼写错误 由于部分译者在翻译时的粗心大意，致使公示语在英译过程中，出现漏掉空格、漏写字母、多写字母、相似字母混淆、大小写混用等问题。这些由于不够严谨认真而造成的低级错误频频出现，严重影响宁波市的对外形象。 比如，宁波市区某商场开业时，巨大的幕布上“盛大开业”被译为“GRANO OPENING”，“GRANO”拼写错误，实为不妥，建议改为“GRAND OPENING”。 又如，天一阁博物馆里，在对于尊经阁的介绍中，提到“此阁原在宁波府学内，系光绪年间重建的重檐歇山顶建筑。”，译文为“This pavilion was originally buil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school of Ningbo. It was In a double-eave style.”在句中，本该小写的“in”，全部被写为大写“In”。 4.1.2. 语法错误 在宁波市公示语的翻译中，不乏一些语法错误，译者按照字面直译或音译，完全忽视译文的实际含义，令英文读者百思不解。 如，宁波火车站中的“铁路到达层”被翻译为“Ningbo Railway Station Reach Layer”。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reach”作“到达”解时，其解释为“When someone or something reaches a place， they arrive there”，词性为及物动词。然而在该句英文译文中，如按照语法层面理解，主语是“Ningbo Railway Station”，而宾语是“layer”，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直译，另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建议直接将“铁路到达层”改为“Arrival”，言简意赅，简单明确。 又如，在天一阁里，对于尊经阁的介绍中，“1935年宁波地方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时移建于此。”被译为“In 1935， It was moved here when the repairs of Tianyige Library.”且不说本句译文存在的漏译现象，其存在的语法错误大大影响了天一阁景点在外籍人士心中的形象。建议译为“It was moved here when Ningbo native people raise money to rebuild Tianyige Museum in 1935.” 4.1.3. 文化负载词翻译不当 宁波市公示语，尤其是其蕴含历史文化的著名景点中包含很多文化负载词。然而，一些文化负载词的译文文本，完全没有展示出其原文应有的文化内涵。 比如，天童寺景区将“内侍”翻译为“bodyguards”(保镖)，“保镖”一词多指为别人护送财物或保护人身安全的人，与侍候卫护、随从侍奉的宫内侍从的含义大相径庭。属于词汇层面的文化不对等，建议译为“Eunuch”。 又如，在天一阁博物馆中明州碑林的游览介绍公示语中，“进士”一词被直接音译为“jinshi”，且没有任何注释或增译，无法起到让英语语言使用者理解的功能与作用。“进士”指的是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朝廷考试的人。对于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词语，这样简单的音译会造成译文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丢失，词语不对等。建议译为“jinshi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ancient China)”。 4.2. 句法层面 4.2.1. 中式英语 中式英语是指在英译时，译者按照汉语思维方式、语法逻辑和字词顺序进行字对字的翻译，译文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奈达认为，译文的翻译好坏取决于其译文是否与原文达到高度的对等，目的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译文时的感受是否与原文读者理解原文时的感受一致。 保国寺景区门口的简介中，“古建筑群创建于东汉，现存大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是江南地区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The Ancient Building Cluster here was buil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xisting Hall was rebuilt in Dazhong Xiangfu Year 6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Year 1013). It is the oldest and best preserved wood structure in South China. Besides， it has high value in terms of history， art and science.” 读之则觉显然是中式英语，语言生硬。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指的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个年号。译文采取直接音译的形式，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晦涩难懂。其次，将“江南地区”直接翻译为“South China”(中国南部)，完全是误译，是篇章层面的不对等。且译文冗长，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更无法达到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播的目的。因此，建议译为： “The ancient building cluster was buil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mong which the Hall was rebuilt in 1013 (Song Dynasty). It is the earliest and best-preserved wooden architecture in the south area of Yangtze River， boasting of high historic and artistic value.” 4.2.2. 警示语译文不规范 在公示语中，警示语对于引导公众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奈达认为，译文要传达原文信息、原创的风格和精神 [ 7 ]。因此，在公示语翻译中，译者须以目的语读者角度出发，其原文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文化和语用信息都要考虑在内 [ 8 ]。通过对整理的数据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警示类公示语的不恰当翻译，大多是由译者忽略了中英文在文化、表达习惯、语境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错误。 例如，宁波市李惠利医院的公示语“小心碰头”被直接译为“Carefully hit head”，本身是让小心碰到头的警示语，却被翻译成“撞头的时候小心一点”。建议参考国外公示语的表达，译为“Mind your head”，更有利于实现此类公示语句法层面的功能对等。 又如，宁波大学西校区的一句公示语“请勿翻越栏杆”被译为“Don’t climb the fence， outside dangerous”奈达认为，如果重复部分只会导致误解，则可以删除某些元素 [ 9 ]，因此不如直接省译为“Don’t climb the fenc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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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公示语翻译，作为城市国际化形象的展示窗口以及对外交流的窗口之一，其规范化俨然成为一个系统性工程。政府部门应建立起有关公示语翻译的权责机构，从源头上把控公示语翻译质量，对译员素质进行把关、对译文质量提高重视，加大审核力度，层层监督，增强公示语的窗口作用。 笔者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当前宁波市公示语翻译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参考译文，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宁波市公示语英译质量，从语言环境的角度为宁波市构建国际化城市提供一定的建议。因此，本文对于推进宁波城市国际化、提高城市知名度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城市国际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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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研究冠心病患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水平与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选择在我院接受冠状动脉造影(CAG)的356例病人为研究对象，根据CAG结果分为CHD组(260例)和非CHD组(96例)，比较两组病人的NLR水平。根据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和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积分(SYNTAX评分)将冠心病组分为不同亚组，进一步比较各亚组NLR的差异，并分析NLR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结果：CHD中高危组间NLR水平明显高于CHD低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将SYNTAX评分及NLR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SYNTAX评分与NLR水平呈正相关(r = 0.973， P < 0.05)，二元Logi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LR为冠心病的独立预测因子，NLR的ROC (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979 (0.966~0.993， P < 0.05)，NLR预测冠心病严重程度的最佳诊断分界点为3.38，敏感度为95.9%，特异度为91.3%。结论：NLR水平可作为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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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是人群中常见的发病和死亡原因。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是冠心病危险分层的重要指标，直接决定最佳治疗策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HD)是一种全局性和局部的炎症性疾病。炎症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被很好地描述，高水平的炎症标志物已经被发现与冠心病的严重程度和冠心病患者的预后相关 [ 1 ] [ 2 ]。近年研究发现，除单核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DC细胞)等多种免疫炎性细胞外，中性粒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 3 ]。中性粒细胞可以进入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释放促炎性细胞因子并激活其他免疫细胞(例如单核细胞)，从而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和斑块形成 [ 4 ]。目前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表明，高NLR与冠心病、ACS、卒中和复合心血管事件有关 [ 5 ]。本研究旨在探讨NLR在CH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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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且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的356例患者，根据CAG结果分为冠心病组(n = 260)和非冠心病组(n = 96)。冠心病诊断标准：冠状动脉造影明确有一支或多支血管狭窄 > 50% [ 6 ]。排除标准：所有入选患者无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甲状腺功能异常、心肌病、心脏瓣膜病及急慢性感染。 2.2. 方法 在2008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年会上公布的SYNTAX研究提供了一种根据冠状动脉病变复杂程度进行风险分层的工具，即SYNTAX评分 [ 7 ]。SYNTAX评分是根据CAG所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情况，通过纳入病变的不同部位、类型、程度、数量、病程长短等加权计算得出，比Gensini评分更详尽、客观地反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严重程度及复杂程度。用SYNTAX网页(http://www.syntaxscore.com/)对每例患者的CAG结果进行评分，根据SYNTAX评分将冠心病组分冠心病低危组(n = 138)和冠心病中高危组(n = 122)，低危组 ≤ 22分，中高危组 > 22分，进一步比较各亚组NLR的差异，并分析NLR与SYNTAX评分的相关性。所有病人入院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5 mL，注入抗凝管中混匀，2 h内于我院检验科统一检测临床生化指标。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 ± s表示，经正态性检验及方差齐性检验后，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法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分析各参数的诊断价值，AUC值 < 0.5代表指标无诊断价值，0.5~0.7代表准确性较低，0.7~0.9代表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AUC值 > 0.9代表诊断准确性较高。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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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一般资料及NLR、LMR的比较 冠心病组在性别、吸烟、高血压、NLR方面与非冠心病组比较有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研究对象年龄、BMI、饮酒史、糖尿病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CHD组间性别、年龄、BMI、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史、糖尿病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CHD组间NLR比较有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1、表2。 3.2. 冠心病组患者NLR、LMR水平与SYNTAX评分相关性 CHD患者NLR水平与SYNTAX评分呈正相关(r = 0.973， P < 0.05)。 3.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以是否为冠心病做因变量Y (非冠心病赋值为0，冠心病赋值为1)，以表1中CAD组与非CAD组相比较具有较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性别、吸烟、高血压、NLR等为自变量X值，进行二元Logi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LR与性别为冠心病的独立预测因子，结果见表3。 3.4. NLR预测冠心病严重程度的ROC曲线 NLR的ROC (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979 (0.966~0.993， P < 0.05)，NLR预测冠心病严重程度的最佳诊断分界点为3.38，敏感度为95.9%，特异度为91.3%，见图1。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between CHD group and non-CHD grou 项目 冠心病组 非冠心病组 P 性别 260 96 0.001 男 177 47 女 83 49 年龄(岁) 61.88 ± 1.35 62.21 ± 2.17 0.800 BMI (kg/m 2 ) 25.66 ± 3.61 25.18 ± 2.78 0.253 吸烟史[例(%)] 133 34 0.008 饮酒史[例(%)] 100 40 0.583 高血压[例(%)] 143 39 0.016 糖尿病[例(%)] 74 30 0.608 NLR (mmol/L) 3.38 ± 1.29 1.48 ± 0.56 0.000 表1. 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基线资料及临床指标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of CHD between group 项目 冠心病低危组 冠心病中高危组 P 性别 138 122 0.06 男 101 76 女 37 46 年龄(岁) 60.35 ± 10.92 61.72 ± 10.15 0.296 BMI (kg/m 2 ) 25.91 ± 3.49 25.39 ± 3.74 0.248 吸烟史[例(%)] 74 59 0.397 饮酒史[例(%)] 55 45 0.623 高血压[例(%)] 70 73 0.141 糖尿病[例(%)] 36 38 0.367 NLR (mmol/L) 3.38 ± 1.29 1.48 ± 0.56 0.000 表2. 冠心病组间基线资料及临床指标的比较CHD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指标 瓦尔德值 回归系数 95%置信区间 P 性别 4.300 −0.955 0.156~0.949 0.038 吸烟 0.798 −0.396 0.282~1.604 0.372 高血压 2.354 −0.540 0.292~1.162 0.125 NLR 65.339 2.404 6.178~19.819 0.000 表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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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冠心病的主要病理特征在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SYNTAX评分可依据病变部位、病变血管数量及狭窄程度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炎症反应是冠心病病理生理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血小板聚集的调控和干预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演变过程。中性粒细胞介导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并在活化、迁移或组织浸润过程中逐渐释放各种活性成分，通过促进炎症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促进血管疾病的发展。与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相互作用，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 [ 8 ]。白细胞中的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属于典型的炎症细胞，它们通过分泌炎症细胞因子或介导细胞免疫，参与了冠心病的发病过程 [ 9 ]。 图1. NLR预测冠心病严重程度的ROC曲线 有研究探讨了炎性标志物和冠心病之间的关系，Sharma等 [ 10 ] 研究表明NLR可以作为冠心病的一个炎性预测指标。陈昧等 [ 11 ] 研究表明NLR和冠心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CHD患者NLR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非CAD组，中高危组患者显著高于低危组，且NLR水平与SYNTAX评分呈正相关。说明CHD患者的NLR水平与其病情严重程度关系密切，作为单独诊断CHD严重程度的价值较高。为了将NLR水平作为辅助诊断CAD的一个指标，仍需要大样本收集并分析具体的诊断价值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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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子宫肌瘤的变性、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方法：对1例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的老年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文献复习。结果：本例患者为68岁绝经后老年女性，因其他疾病于外院检查发现盆腔肿物，我院超声及增强CT检查不能除外卵巢来源肿瘤可能，MRI可能有助于其诊断，但确诊仍然需要依靠手术探查及术后病理，最终被诊断为子宫肌瘤囊性变。结论：在以囊性为主的卵巢肿物鉴别诊断中，应考虑浆膜下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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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子宫平滑肌瘤是妇科良性实体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 1 ]，典型的肌瘤容易通过影像学诊断。子宫肌瘤变性可能会导致结构改变，为诊断带来困难 [ 2 ]。囊性变是子宫肌瘤变性中较为少见的一种类型，会导致肌瘤中心区域液化，从而表现为一囊性结构，不容易与附件肿块鉴别 [ 3 ]，从而导致误诊。本文报道了一例少见的发生于老年女性的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并回顾既往文献，以期对临床产生指导意义。本文患者已知情并同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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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概况 患者，女，68岁，因发现“盆腔肿物”20余天入院。患者20天前因左侧腰部剧烈疼痛，于外院就诊，考虑“肾结石”并发现盆腔囊性肿块，经治疗后腰痛缓解。10余天前就诊于我院，行B超提示：右侧宫旁见12.1 × 12.8 × 9.8 cm囊实性包块，与子宫肌层关系密切，界清，囊性为主，囊内见多发分隔，较大囊腔约9.4 × 7.6 cm，透声可，考虑为右侧宫旁囊实性包块，子宫肌瘤囊性变可能，不除外附件来源。肿瘤标志物CA125、CA199、CEA、AFP、HE4均无异常。患者无腹痛、腹胀，无食欲减退，无排便困难、尿频，无腰骶部酸痛，无阴道流血及异常排液，无低热及盗汗。 妇科查体：盆腔腹腔内可扪及约16 cm大小，囊性为主，活动可，无压痛。 入院后行盆腔增强CT示：盆腔内示团块状混杂密度影，最大截面约122.5 mm × 140.1 mm，以囊性成分为主，并可见结节状钙化影，增强后三期扫描边缘似有强化，与双侧附件区、子宫前壁分界不清。盆腔内示少量液性密度影，未见明显肿大的淋巴结影。提示盆腔内团块状混杂密度影，考虑肿瘤性病变；盆腔少量积液(图1)。为求进一步诊断，行盆腔MR示：子宫前方类圆形等T1混杂长短T2信号影，大小约12 cm × 11 cm × 11 cm，边缘光滑，与子宫前壁分界不清。双侧附件显示不清。盆腔内未见肿大淋巴结。提示子宫前壁浆膜下肌瘤可能性大(图2)。 患者各项检查结果不能完全排除卵巢来源病变，入院后行腹腔镜下全子宫 + 双侧附件切除术，术中见子宫体萎缩，左侧宫角偏后壁可见直径约14 cm囊实性肌瘤样物，囊内可见透明液体，双侧输卵管卵巢外观无明显异常。术后病理提示子宫肌瘤(图3)。 图1. 盆腔增强CT：矢状位(a)、冠状位(b)盆腔内示团块状混杂密度影，最大截面约122.5 mm × 140.1 mm，以囊性成分为主，并可见结节状钙化影 图2. 盆腔MRI：矢状位(a)、冠状位(b) 子宫前方类圆形等T1混杂长短T2信号影，大小约12 cm × 11 cm × 11 cm，边缘光滑，与子宫前壁分界不清。双侧附件显示不清 图3. 病理：(a)、(b)子宫平滑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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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子宫肌瘤是子宫的良性病变，由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共同组成，富含大量细胞外基质 [ 4 ]。其生长依赖于雌、孕激素，子宫肌瘤少见于青春期，生育期发病率增加，绝经后体积逐渐减小 [ 5 ]。 子宫肌瘤按照不同部位可分为：浆膜下、肌壁间和粘膜下，而有蒂的浆膜下子宫肌瘤可模仿卵巢肿瘤 [ 6 ]。最常见的临床症状是异常子宫出血，其他症状包括尿频和尿急、尿潴留、腰痛、便秘和性交困难等 [ 7 ] [ 8 ]，可与不孕和其他产科不良结局相关 [ 1 ]。宫肌瘤可无临床表现，在常规妇科检查或在影像学检查中偶然发现 [ 9 ]，这多见于浆膜下肌瘤。超声是肌瘤首选的诊断方法，其准确性好，成本效益高，经阴道超声对子宫肌瘤的检出率约为90%~99% [ 10 ]，但存在漏诊、误诊可能性。子宫肌瘤的典型超声表现为与周围子宫肌层声学特性不同的球形肿块，通常为低回声 [ 11 ]。CT诊断肌瘤的敏感性不高，除非平滑肌瘤钙化或坏死，否则无法与正常子宫肌层区分 [ 12 ]。MRI可明确子宫和卵巢的解剖结构，子宫肌瘤在MRI上典型的表现为T1和t2加权的中、低信号，但高昂的价格限制了它的应用 [ 13 ]。 子宫肌瘤可能会发生变性，如玻璃样变、红色变性和囊变性，这取决于其位置或大小 [ 14 ]，平滑肌瘤血供少于正常子宫肌层，大的平滑肌瘤可能由于血液供应不足而发生变性，变性大多是有症状的，也可有无症状的退化 [ 15 ]。玻璃样变是最常见的类型，约占所有变性的60%。红色变性多见于妊娠期，钙化多见于绝经后妇女 [ 16 ]。约有4%的子宫肌瘤发生囊性变，有报道认为这是肌瘤水肿的后期表现 [ 17 ]，而Kamat等人 [ 18 ] 认为，玻璃样变的晚期可能会发生液化，从而导致囊性变。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其囊内通常含有液体，在MRI的T1和T2加权图像上分别出现低信号和高信号 [ 14 ]，当其向盆腹腔内生长时，很难通过影像学方法将他们与卵巢肿瘤区分。Funaki等人 [ 13 ] 报道了一例位于腹膜后间隙的巨大的囊性子宫平滑肌瘤，其临床表现类似于卵巢肿瘤，最终经手术病理确诊。 根据子宫肌瘤的大小、数量、位置及有无生育要求、临床表现可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对于大多数无症状的子宫肌瘤，循证指南不支持治疗干预，但需定期随访 [ 19 ]。子宫肌瘤的药物治疗包括NSAIDs、口服避孕药、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器、GnRHa等 [ 20 ]。目前手术治疗仍然是治疗子宫肌瘤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子宫肌瘤剔除术及子宫切除术。子宫切除术是已经完成生育要求妇女的主要治疗方式，这也是防止肌瘤复发的唯一途径 [ 21 ]。 本例患者为绝经后老年女性，无明显的临床症状，通过其他检查意外发现盆腔肿物，肿瘤的大小达10 cm以上，肿瘤标志物在正常范围之内，超声及增强CT提示肿物可能是卵巢来源，MRI虽提示子宫前壁浆膜下肌瘤可能性大，但不能确诊，最终我们决定行腹腔镜下全子宫 + 双侧附件切除术，术中探查发现为子宫肌瘤囊性变，术后病理证实为子宫肌瘤。病理未发现玻璃样变性，该患者可能不是玻璃样变导致的囊性变，可能与浆膜下子宫肌瘤过大，血液供应相对不足，从而发生退化水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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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子宫肌瘤囊性变是子宫肌瘤变性的一种少见形式，虽然超声诊断子宫肌瘤的准确率很高，但在诊断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时可能会将其与卵巢来源的囊性肿物相混淆。在以囊性为主的卵巢肿物鉴别诊断中，应考虑浆膜下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可能，MRI可能有助于诊断，确诊依赖于手术及术后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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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Furin、TGF-β2、TNF-a三种因子在稽留流产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30例因稽留流产行人工流产的妊娠组织(实验组，孕周6~10周)和30例正常妊娠行人工流产的妊娠组织(对照组，孕周6~10周)中Furin、TGF-β2、TNF-a三种因子的染色情况，采用H-评分法评价三种因子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结果：1) 两组细胞滋养层细胞中，Furin表达无统计学差异(P > 0.05)；而TGF-β2、TNF-a两种因子在稽留流产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 两组合体细胞滋养层细胞中，Furin、TGF-β2、TNF-a三种因子均高表达，三种因子在稽留流产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3) 在蜕膜组织中，Furin在稽留流产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TGF-β2、TNF-a两种因子在正常妊娠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稽留流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Furin、TGF-β2、TNF-a三种因子在稽留流产组织中不同程度的表达，可能在胚胎植入、启动蜕膜化及抑制胚胎免疫排斥、阻碍流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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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稽留流产(Missed abortion， MA)是指胚胎或胎儿死亡但滞留在宫腔未及时自然排出。近年来MA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有报道称妊娠10~14周稽留流产的发生率约为20% [ 1 ]。目前大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稽留流产的诊断和治疗，但是对于发生稽留流产可能的原因及机制研究较少。 弗林蛋白酶(Furin)属于前蛋白转化酶(Proprotein convertases， PC)家族中第一个被确定的成员，TGF-β2、TNF-a是Furin相关蛋白，三者在胚胎尤其是胎盘形成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胚胎发育第7.5天中胚层和外胚层均可以检测到Furin表达 [ 2 ]。Kim W. [ 3 ] 等人发现，Furin基因全身敲除小鼠存在多种发育缺陷，具有胚胎致死性，孕10.5~11.5天会发生胚胎死亡。早期妊娠过程中胚泡植入是重要步骤，而滋养细胞对子宫肌层的适度浸润是早期妊娠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亚型(TGF-β1， TGF-β2， TGF-β3)定位于胎母界面，在滋养细胞侵袭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TGF-β1可以通过调控Th1/Th2型细胞因子的平衡产生抑制滋养细胞过度侵袭以及免疫抑制作用来维持母胎界面的免疫耐受状态，阻止胚胎被母体排斥而引发的流产 [ 4 ]；TGF-β3具有抗侵袭性以及正常妊娠绒毛滋养层细胞表达的时间调节，并伴有妊娠合并子痫前期的失调 [ 5 ]，而有关TGF-β2在妊娠组织中的研究文献有限。Jovanovi [ 6 ] 等人研究发现TGF-β2可能通过下调滋养层细胞中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增强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I)来发挥作用的。肿瘤坏死因子-a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a)是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一类多肽类细胞因子，研究证实TNF-a可通过免疫学机制调控妊娠过程中的多种生物学功能。动物模型实验表明，发生流产的孕鼠胎盘中TNF-a表达明显增高，但下调孕鼠母胎面TNF-a因子表达，其流产率明显下降 [ 7 ]。但目前有关Furin及其相关蛋白TGF-β2、TNF-a在人类早期妊娠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机制的研究少有报道。本研究旨在分析Furin、TGF-β2及TNF-a在人类早期妊娠中的组织表达及变化趋势，探讨稽留流产可能的发病机制，以期指导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