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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英雄形象塑造的演变 第一部西部片作品是1903年由埃德温·鲍特导演的《火车大劫案》，其根据190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件真实抢劫案件改编，成为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此后，这一类型片逐渐开始兴盛起来。“20世纪20年前期，只有詹姆斯·克鲁兹的《篷车》和约翰·福特的《铁骑》两部影片艺术品质较高，《篷车》把美国西部壮观的自然风光搬上了银幕，《铁骑》则开始讲述白人与印第安人的矛盾与冲突”。 [ 10 ] 西部片真正走向繁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是1939年由约翰·福特导演的《关山飞渡》(Stagecoach)。在这一时期，影片英雄自然是白人，他们大多都是善良仁慈、勇敢而富有信仰的形象，而印第安人则是站在对立的反面，他们是邪恶贪婪和残暴无度的象征。在此片中，“伴着联都军队的音乐是欢乐激昂，但当印第安人出现时，音乐顿时变得沉闷压抑。” [ 11 ] 电影镜头将印第安人的形象刻画地面目狰狞，让人不寒而栗。影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镜头，当印第安人迫近的时候，一位白人妇女母亲开始祷告。“这一场景对于西部片的重要性在于一种长久以来的信念——宁愿死去也不要落入印第安人之手。” [ 12 ] 《关山飞渡》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这部电影不仅把印第安人的‘邪恶他者’形象灌输给成千上万的电影观众，大大加深了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憎恶和敌视，而且为西部片确立了印第安人是反面人物的刻板模式” [ 13 ]。而后西部片出现了包括《红河劫》(Red River，1948年)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品，巴赞称它是“西部片的杰作”，“这些影片对表现手段的理解和认识完全契合故事的率真性” [ 14 ]。但总的来讲，主角形象还是具有无畏精神、勤劳拓荒的白人，印第安人是野蛮丑陋的形象，在影片中并没有太多书写自己历史的话语权。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美苏争霸、“冷战”的出现，加上国内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教育不平等、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社会价值观越发混乱，人们对于传统的英雄角色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出现了巴赞称之为“超西部片”(surwestern)的形式。“‘超西部片’是耻于墨守成规而力求增添一种新旨趣以证实自身存在价值的西部片”，“简言之，就是非西部片固有的和意在充实它的一些特色” [ 15 ]。代表作品是《正午》(High Noon，1952年)、《原野奇侠》(Shane，1953年)和《搜索者》(The Searchers，1956年)。《正午》讲述的是执法官威尔，在卸任当天得知曾经抓获的恶棍弗兰克一伙即将返回小镇复仇。小镇居民包括自己的新婚妻子在内都劝他离开，而他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与法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其他的警官和曾经审判恶棍的法官都纷纷离去，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佩戴起象征法律的警徽。时间一点一点迫近，孤立无援的威尔只得拿起枪独自战斗。《原野奇侠》则讲述了偶然路过农场的牛仔肖恩在主人家的邀请下留在农场帮忙，后来帮助小镇自耕农对抗想要吞并土地的恶势力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正午》的编剧卡尔·福曼(Carl Foreman)在麦卡锡时代拒绝向“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而流亡英国。执法官威尔面对犯罪团伙，不惧危险，在小镇居民都不敢出手援助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内心的使命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编剧福曼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的年代自己内心写照。可以说，这两部杰作的英雄形象，都是美国人内心深深认同并引以为傲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再现。《搜索者》则是对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2008年美国电影学院(AFI)公布的各大类型的十佳影片中，本片名列西部片第一。本片讲述了美国内战退伍老兵伊森，由于自己哥嫂被科曼奇族所杀，决心复仇，并救回被掳走的侄女黛比。他和哥哥的养子马丁一起，经过五年的艰难搜索，终于找到了已经被印第安人同化的侄女。伊森认为黛比已经成了印第安人，想要杀死自己的侄女，但在马丁的阻止下停止了疯狂的行动，并和黛比走向了和解。伊森这个角色在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爱慕自己的嫂子，但他只能将这种感情放在心里。哥嫂被杀以后，他对印第安人充满了极端的仇恨。在发现了一具印第安人尸体后，伊森继续用枪射击其眼睛。旁人问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说根据科曼奇的习俗，失去双眼的人无法进入灵界。在同马丁一起搜索的岁月里，因为马丁有印第安人的血液，刚开始他对马丁也不甚善意。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伊森后来逐渐也接受了马丁，并想要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面对成为印第安一员的侄女，伊森后来也逐渐放下了种族仇恨，亲情终究战胜了仇恨。《搜索者》可以说是对当时西部片的一次相当大程度上的颠覆，片中英雄主角的形象不再是那样高高在上，他的身上充满了野蛮与文明的矛盾。面对仍然是文明与野蛮分界线的西部，一方面他是文明社区前驱者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处在一个世界，英雄可以像野蛮人那样自己更生，与此同时，也是反对野蛮战胜文明的唯一堡垒” [ 16 ]。片中白人对印第安部落的屠杀，是对传统印第安人暴力凶残形象的完全颠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对立超越了种族之争的范畴和传统的善恶两极的道德评判，而提升为伊森内心的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从而显示了更为广阔的现代性” [ 17 ]。 进入60年代中期直到70年代初，出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西部片”(Revisionist Western)或者“反西部片”(Anti-Western)。二战后，对战争暴力痛恨的一些电影制作者们开始反思传统西部片的价值取向。加上50年代开始的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后来反越战游行等影响，西部片也逐渐摆脱传统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窠臼，开始反思“英雄”的合法性。个人正义与法律的冲突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议题。传统的英雄叙事，快意恩仇的复仇方式，正义全靠牛仔正义的枪支来实现，这些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处理种族关系上，进一步摆脱对印第安人形象的刻板处理，在荧幕上也有善良的角色出现，白人对他们的处境更加同情。女性的角色分量也在不断加强，改变了以往英雄角色全是男性的单调形象。简言之，这一时期西部片所谓英雄角色是“反英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午后枪声》(Ride the High Country，1962年)、《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1969年)，《小大人》(Little Big Man，1970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好莱坞之外出现了“意大利面式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s)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他拍摄的“镖客三部曲”系列，虽然取景多在欧洲，但故事背景仍然设在美国西部。他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西部，在世界范围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其代表作《西部往事》里面，表现了工业文明对西部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的冲击，法律和秩序终将代替行侠仗义的牛仔。70年代以后，西部片逐渐走向衰落，影片的数量和质量并未取得大的突破。直到90年代，《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1990年)和《不可饶恕》(Unforgiven，1992年)的出现，西部片又迎来了新的高峰。前者讲述了内战英雄邓巴中尉(凯文·科斯特纳饰)与印第安苏族人交往，从苏族人开始的戒备敌意，慢慢走向熟悉和了解，最终走向融合成为印第安人一份子的故事。此片可以说是对传统西部片在处理种族问题的彻底颠覆，白人成了贪婪和暴虐的形象，二印第安人则是勇敢善良的代表。人物形象塑造上，“这些印第安人已经不再是经典西部片中只会嗷嗷叫的野兽，他们作为个体而存在，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 10 ]。《不可饶恕》则讲述了主人公威廉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接受悬赏金去追捕凶手。在这里，主人公不再是正义的化身，他的动机只是为了钱，为了达成目的他也大开杀戒。可以说，本片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深刻反思了传统的英雄形象，折射出他“反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两部影片都获得各自第二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对种族、暴力、英雄等反思的产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西部片不断涌现出佳作。科恩兄弟的《大地惊雷》(True Grit，2010年)，“在主题设计上，一改西部片是‘男人的影片’，尤其是白种男人的影片的传统，将小女孩放在重要人物的位置上，并带有女性带领男性的倾向” [ 18 ]。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2012年)，则将主角放在一个黑人身上，他为了获得自由、解救出自己的妻子，和残酷的白人种植园主英勇搏斗。还有《荒野猎人》(The Revenant，2015年)，《八恶人》(The Hateful Eight，2015年)等近年来反响很大的作品，“反传统”地塑造了英雄人物，是非善恶的界限更加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