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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区域交易费用的降低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核心动力 3.1. 市场一体化发展是同城化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前提条件 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是同城化相邻城市突破行政壁垒以及相互间的贸易屏障，通过较为统一的市场体系相互补充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等带来的发展差异，以提高区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扩大市场规模，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因过度依赖其他外部市场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从理论上讲，建立共同市场一般需要几个条件，即区域内国家或地区地域相邻、贸易体制相同；对区域内经济承担义务；人均收人差异较小等 [ 4 ]。发展和完善同城化区域优化配置的产品要素市场体系、辐射广泛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统一规范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等，将进一步促进分工的深化，降低区域之间的交易费用，使相邻城市的政府间相互合作、产业发展相互协调、商品和要素跨区流动的额外成本逐渐接近于零，使普通民众出行的时空成本愈来愈小，是推动人口经济要素无障碍自由流动的重要前提条件。 3.2. 交易费用是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迁移流动的重要考量 交易费用(Ronald H. Coase， 1960)是交易主体为获得市场信息、谈判和签订交易契约并在契约实施中监督以及必要时调节与仲裁的费用 [ 5 ]；O. E.Willimson (1979)把交易费用看做是经济系统运转所需要的代价与费用 [ 6 ]；North (1984)将交易费用定义为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 [ 7 ]。North和J.J.Wallis (1987)从宏观、微观以及其可测性程度等三个角度分别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分类 [ 8 ]，认为宏观层面上交易费用包括企业内交易费用、国家为维持经济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时所产生的费用、为交易服务的中介部门发生的费用。E. G. Furubotn和R. Richter (2001)将交易费用分为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其中，市场型交易费用是交易双方获取信息、搜寻、谈判、保障合约执行所涉及的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指公司或其他团体建立和为了维系组织的运行而必须支付的费用；而政治型交易费用(E. G. Furubotn， R. Richter， 2006)是“集体行动提供公共品所产生的费用” [ 9 ]。 国内学者汪丁丁(1995)认为在经济分析中可以把交易费用理解为“在给定的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做选择的成本” [ 10 ]。林毅夫(2000)则认为“交易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为获取契约各方所需信息的费用、各方谈判就契约协议达成一致的费用和把所有规定传达给有关各方的费用。间接费用主要包括监督和实施契约条件的费用、不履行契约所带来的产出损失所造成的费用” [ 11 ]。张五常(2001)认为“可以把交易成本看作是一系列的制度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施和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 [ 12 ]。金玉国(2010)从规模与成因两个维度对我国政治型交易费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政治型交易费用的成因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经济体制转轨程度紧密相关 [ 13 ]。 同城化区域相邻城市间通过消除城市间的各种障碍与行政壁垒，通过空间规划整合、基础设施共建、市场经济融合、产业互补互促等方式，使同城化城市之间的商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交易成本降低，形成统一的“要素 + 商品 + 服务”市场体系与流动机制(曾群华，2011) [ 14 ]，降低区域之间人口迁移流动的时空交易成本，反过来促进同城化效益的不断纵深发展，这也是相邻城市之间人口要素流动机理的重要考量。 3.3. 中心城市交易费用降低是人口空间迁移流动的核心驱动力 政治型交易成本的规模可通过公共部门消耗或占用的社会资源的规模衡量(金玉国，2008) [ 15 ]，这里将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大类定义为公共部门 [ 16 ]，公共部门占用或所消耗的社会资源规模(包括物力、人力和财力三个方面)近似地视为其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Y 2 ： Y = (X1 + X2 + X3)/3 式中X1表示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反映公共部门消耗或支配的社会物力资源的程度；X2表示政府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数总数的比重，主要反映公共部门占用的社会人力资源的程度；X3表示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主要反映公共部门占用的社会财力资源的程度。 政治型交易费用宏观上从物力、人力、财力反映区域之间要素流动的制度交易成本，寻求制度成本与交易费用的不断降低是实现同城化区域共同利益的根本动力。根据中部城市群6个同城化地区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测算，6个中心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除合肥的年均增长率呈正增长外，其他城市整体上均呈下降趋势(表4)。与2000年相比，2015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降幅最大的是武汉市，较少了4.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为−5.08%；其次是长沙市，2015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比2000年减少了2.9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为−3.23%；太原、郑州、南昌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年均降幅均超过2个百分点。 Table 4 2006-2015 macro-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of central cities in the same urbanization region of Central China (unit: % 长沙 武汉 合肥 太原 郑州 南昌 2006 11.64 12.82 5.7 7.6 9.7 6.05 2007 10.56 12.71 7.46 9.43 12.31 7.39 2008 10.2 10.38 7.28 9.5 11.65 7.19 2009 9.68 8.46 7.19 9.66 10.3 6.59 2010 8.72 8.11 7.07 9.35 10.68 5.57 2011 8.33 8.43 7.64 8.33 10.04 5.23 2012 8.75 7.68 8.23 7.6 10.12 4.95 2013 9.49 8.11 8.12 7.41 9.56 5.08 2014 9.13 8.29 7.49 6.32 8.53 4.75 2015 8.66 8.02 6.84 6.16 7.96 4.95 年均增长率 −3.23 −5.08 2.05 −2.32 −2.17 −2.22 表4. 中部同城化地区中心城市2006 ~2015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2007~2017年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河南、江西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 从各中心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变化情况看，除合肥外，其他5个中心城市的2007年后均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图2)，主要源于长株潭、汉孝、合淮、太榆、郑开、昌九地区的同城化发展从务虚到务实的启动时间大体相当，均在2006~2007年前后；2010年后政治型交易费用再次呈现新的下降趋势，其波动变化基本与2010年6个同城化地区的纵深全面发展紧密相关，这一变化规律与人口空间变化的趋势基本吻合，中心城市的政治型交易费用降低为相邻地区向中心城市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动力源泉，进一步证明了同城化地区在区域制度协作、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同城化效应的逐渐凸显推动同城区域间人口的空间迁移流动。 从中心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的物力、人力、财力资源程度的变化情况看(图3)，2006~2015年武汉、合肥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正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16%、5.71%，其他4个城市的物力资源消耗均呈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为负增长。从政府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看，长沙、南昌公共部门占用的人力资源呈缓慢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17%、1.9%，而其他4个城市均呈负增长。从公共部门占用社会财力资源的程度看，6个中心城市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年均增长率均呈负增长。 与中心城市相比，2006~2015年同城化地区的相邻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除了株洲和湘潭呈负增长外(图4)，年均增长率率分别为−0.43%、−0.66%，这主要源于长株潭三个城市的市辖区在经济、地理空间上已基本连成一片，同城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流动性障碍更小，为三个城市之间人口要素的互通往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其他5个城市的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年均增长率均呈正增长，整体波动变化规律与中心城市基本协调，2006~2008年启动阶段增幅较大，之后有所下降，但因各种政策变化会出现部分年份的波动变化，主要因为与中心城市的同城化接轨发展过程中各种物力、人力、财力的增加，未来的同城化发展中应着力解决制度上的深层次接轨，降低与中心城市的同城化发展的交易成本。 图2. 2006~2015年中部同城化地区中心城市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变化(自绘) 图3. 2006~2015年中部同城化地区中心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物力、人力 、财力资源程度的变化情况(自绘) 图4. 中部同城化地区相邻城市2006~2015年宏观政治型交易费用变化(自绘) 从同城化地区各相邻城市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的物力、人力、财力资源程度的变化情况看(图5)，2006~2015年株洲、湘潭、榆次、九江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年平均增长率呈负增长，分别为−4.38%、−2.96%、−2.42%、−1.28%；其他3个城市的物力资源消耗均年均增长率呈正增长。从政府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看，7个城市的公共部门占用的人力资源均呈增长趋势。从公共部门占用社会财力资源的程度看，孝感、淮南、九江3个城市的财力消耗年均增长率均为负增长，分别为−0.094%、−3.36%、−2.17%，其他4个城市的财力资源占比均呈不同波动的增长。在未来与中心城市同城化发展过程中，7个城市均降低公共部门的人力消耗，孝感、淮南、开封应加强物力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株洲、湘潭、榆次、开封应减少公共部门的财力消耗，为同城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空间迁移流动节省物力、人力、财力等方面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