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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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多元文化经验可以提高创造性水平 有研究发现国外学习或生活的经历不仅会影响特定领域的创造性，还会影响一般领域的创造性(Lee et al.， 2012)；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创造性，还能促进集体创造性的流畅性与新颖性水平(Tadmor et al.， 2012)。早期研究发现，大部分的知名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并且有1年移民经历者的创造性思维流畅性得分显著高于无移民经历者(Fee & Gray， 2012)，流动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得分也显著高于农村对照组。这些研究结果从时间维度上为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性思维提供了的新证据，也为前人的早期研究提供了可靠性的支撑。 针对有出国经历的人，有研究表明，长期的多元文化经历能显著促进个体创造性，且以认知流畅性的提升最为明显。具体来说，处于二元文化的个体在AUT任务中提供的答案更加新奇，思维风格更加复杂，在工作情境中的创新能力更强(Tadmor et al.， 2012)。长期的留学经历能促进个体艺术创造性的提高(Yi， Hu， Scheithauer， & Niu， 2013)。居住在国外的个体与住在国内的个体相比，会表现出更高的创造性水平。如果个体在国外长期居住过，当启动个体适应国外文化的经历时，能使创造性水平得到暂时的提高。Leung和Chiu以欧洲裔的美国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文化启动，结果表明中美文化交替呈现和融合呈现组的被试故事创作的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组。启动在华留学三个月以上学生的中国文化经历，其创造力测验成绩也显著高于未启动组(邓小晴，2014)。有研究发现，居住在国外的个体比居住在国内的个体更能接受多元的外国文化，在解决认知难题上，得分更高(Benet Martinez， Lee， & Leu， 2016)，这从认知角度为多元文化促进创造性提供了证据。 除此之外，短期的多元文化经历同样能促进个体创造性水平的提高。有研究显示，创意总监的出国学习经验是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催化剂，适当的文化广度和文化距离与创意创新的最高水平相关联，随着文化深度的增加，创新水平在下降，但是也不会呈负相关(Godart， Maddux， Shipilov， & Galinsky， 2015)。具有短期出国经历的被试个体在图画方面的创造性也高于单一文化经验的个体(邓小晴，2014)。甚至，仅仅两周的旅居经历也能显著提高个体创造性思维的流畅性水平(Bloom et al.， 2014)。有学者运用顿悟测验、远距离联想测验以及创造性观点生成等多种任务探讨了美国和欧洲的商业管理者与大学生的海外旅居经历对其创造性思维的影响，稳定观测到海外旅居经历或旅居文化认同与适应启动能有效促进海外旅居者的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探讨海外旅居、计划出国和未曾计划且未出国的大学生在多元文化启动条件下创造性思维的差异，发现海外旅居者的创造性思维测验成绩显著优于其他两类被试，且海外旅居时间与创造性思维测验得分呈显著正相关(Lee et al.， 2012)。 针对没有出国经历的个体，也有研究发现，多元文化经验的启动能促使被试倾向于对信息进行整体加工，与正确解决创造性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杨阳，2014)，还能对言语创造性任务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启动美国文化组被试的AUT任务和编故事任务的新颖性得分显著高于启动中国文化组和控制组(周婷，2012)，被启动灵活的多种族身份的多种族被试在RAT任务上的表现明显好于没有被启动的多种族被试和被启动单一种族身份的单一种族被试(Gaither， Remedios， Sanchez， & Sommers， 2015)。有研究通过一年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在课堂中接触和学习多元文化，结果发现，学生的想象力水平、发散性思维得到了显著提高。不仅如此，更有趣的是，有跨国文化恋爱经历的学生毕业时的创造力表现比没有类似经历的学生出色得多，并且，对于既有过跨文化恋爱经历又有过本国文化恋爱经历的成年人来说，仔细回想一段跨文化恋爱经历在当下所展现出来的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仔细回想一段本国文化的恋爱经历(陆冠南，2017)，这都为证明多元文化经历能显著提高个体创造性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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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多元文化经验有选择性地提高创造性 前文有许多研究证实了多元文化经验会对创造性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积极影响是有条件的。 对于有在国外生活经验的个体来说，有研究发现在德籍两组被试内和中国籍两组被试内创造性得分均无差异(Yi et al.， 2013)。与生活在巴黎的法国儿童相比，香港法国儿童在EPOC的形象发散探索指标上得分则显著更低；与中国儿童相比，拥有双文化经验的巴黎中国儿童在EPOC的形象聚合综合指标上得分显著更高，但在言语和图形各指标方面得分都显著更低(Lau， Cheung， Lubart， Tong， & Chu， 2013)。有出国经验的个体在图画创造性上显著高于单一文化经验个体，但在言语创造力上没有差异，让被试学习多元文化，与预期相反，中国文化组被试的创造性成绩显著高于中美文化并置组(邓小晴，2014)。 对于没有在国外生活经验的个体来说，多元文化经验能促进科学发明问题的更好解决，但是对于字谜任务的完成却没有促进作用(石丁宇，刘兰，柯亚，2012)。多元文化的启动能够对言语创造性任务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对图形顿悟问题没有影响，且这种有限的积极影响还依赖于个体对新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者多元文化经验中包含有促进创造性任务的原型(周婷，2012)。 这些结果似乎说明拥有多元文化经验对个体的创造性表现存在的积极影响是有选择性的。只有当在国外居住过的个体回顾一个功能性的多元文化经验时，才有助于促进观点的灵活性、增加对潜在的连接和关联的认识以及克服功能固着(Maddux， Bivolaru， Hafenbrack， Tadmor， & Galinsky， 2014)。有研究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被试对异国文化的幵放性不够，多元文化经历对创造性的积极效应总体上受个体的认知闭合需求、人格开放性、同一性识别和整合程度(Tadmor et al.， 2012; Tadmor， Hong， Chao， Wiruchnipawan， & Wang， 2012; Viki & Williams， 2014)、及其诱发情绪(Bloom et al.， 2014)的调节。其中，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促进效应会因个体认知闭合需求的提高而削弱，因个体人格开放性程度、及其所诱发正性情绪的增强而增强。所以，想要具体了解多元文化经验对于创造性的影响，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我们在个体差异这个大框架背景下，从刻板印象和实在论信念两个角度入手，进行相应的机制探索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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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造性的机制 4.1. 刻板印象 从刻板印象角度来说，个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接触的文化不同，获取的文化经验也不同，接受的社会评价也有所区别。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是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及其原因的比较固定的观念或想法，在判断群体中的个体成员时，刻板印象被概念化为严格坚持对社会群体普遍持有的信念。非洲裔美国人报告说，不管实验条件如何改变，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被他人评判的感觉比白人学生更强烈，Steele和Aronson把这种心理负担称为“刻板印象威胁”，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威胁是一种生理唤醒，且通常会导致智力表现的大幅下降。例如，黑人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标准化考试中获得较低的分数，西班牙裔学生学业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往往落后于白人和亚洲学生，启动亚洲女性的性别身份会降低其数学成绩。 当个体处于多元文化环境下，其所处的群体构成会更加突出个体的社会身份，如果个体的社会身份(黑人、女性、亚洲人)与一定的刻板印象相关联，那么这种多元文化经验的启动更容易触发个体与自我社会身份相关的刻板印象，更容易受到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刻板印象威胁作为一种心理负担，无疑会给个体带来压力和自我怀疑，这种消极的情绪和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利于个体的创造力表现的，甚至还会降低个体的创造性表现。 4.2. 实在论信念 从实在论信念角度来说，持有种族实在论信念的个体认为，种族群体拥有一种潜在的反映他们的特质和能力的本质，这种本质是生物的或者遗传的，是根深蒂固和不可改变的。支持种族实在论的人们将他们的社会世界划分为不能组合或改变的种族类别。启动被试关于自己种族的实在论信念(Essentialist beliefs)会降低被试在联想任务和顿悟任务上的成绩，被试在实在论信念被激活条件下正确解决RAT问题的数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和控制组，且封闭性思维在实在论信念影响创造力中起到中介作用(Tadmor， Chao， Hong， & Polzer， 2013)。 实在论来源于导致习惯性封闭思维、超越了社会领域并会阻碍创造性的本质论，它具有严格的界限和固定，可能会引发一种普遍的封闭性思维，使思维具体化，阻止激活扩散到更远的概念。个体在这种封闭性思维的指引下，难以从认知上接纳来自外界的信息，即使个体获取了大量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封闭性思维也会使个体仅仅局限于文化经验的表面，不会从多角度寻找不同文化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不会突破自己的认知范围，将这些从外界获取的资源与自身的认知进行融合。很显然，实在论信念阻碍了个体内外信息的连接和融合，这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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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从原型启发角度探讨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影响 “原型启发”理论认为，顿悟的本质在于激活原型中所包含的关键启发信息，其原型是指人们头脑中的已有知识，它能对当前的创造性问题的解决起到启发作用，这一理论得到了一系列实验的证实(吴真真，邱江，张庆林，2008)。原型启发包括两个阶段：原型激活和关键启发信息激活，关键启发信息是指原型中所包含的会指导当前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科学原理和方法，激活是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原型(及关键启发信息)形成一种新的联系。 个体在解决科学发明问题时，明确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寻找实现某种功能目标的有效手段，形成一个“构造？–功能”的语义表征；当原型表征中的“特征性功能”和问题表征中的“需求性功能”在语义上相近时，大脑“自动响应机制”就会自动发生联接，将原型表征中的“构造–功能”映射到问题表征的“构造？–功能”之中(张庆林，田燕，邱江，2012)。有研究表明，高功能语义相似度的原型激活率高于低功能语义相似度，解决问题的正确率也更高、反应时更短，也就是说，解决问题所要实现的功能目标与原型的特征性功能在语义上相似度越高，原型表征激活越容易发生，问题越容易得到解决(Yang et al.， 2016)。 个体在与他种文化的成员或者元素进行沟通和接触时，会获取许多新信息。当个体接触或吸收了两种或多种文化经验时，往往会对不同的文化经验加以比较，概括其异同，这一信息加工让个体透过事物表面，觉察其内在的本质和功能。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促使个体将头脑中已有的信息和新纳入的信息进行重新编码，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整合，促进了似乎不相容信息的整合，解体了常规的知识结构。个体所获得的多元文化经验使个体在头脑中形成了对外界事物的语义表征，具体来说，个体在接触他种文化获得多元文化经验时，形成了一个个“构造–功能”的抽象原理的语义表征，即某一物体具有其特定的特征和功能，我们称之为“特征性功能”，这些语义表征通过信息加工和重新编码、整合后，并不是外部原型在头脑中的简单复制，还包含了个体对原型的主观认知。多元文化经验的积累，使得个体练就了从不熟悉的资源中获取新思想的心理准备，在问题解决情境中，个体能从多元视角思考问题，明确问题解决的关键，找准问题表征中的“需求性功能”，并从不同文化经验中提取已整合的相关信息，即原型，并激活原型中的关键启发信息。当原型表征的“特征性功能”与问题表征的“需求性功能”在语义上一致时，这些对原型的语义表征就能为个体解决特定创造性任务提供相应的信息，个体受到了原型的启发，促使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多元文化经验并不是总能给创造性带来积极影响。因为文化冲击的影响，不同的个体在与他国文化的成员和元素进行沟通接触时，其内心的体验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体从他国文化中得到的是积极的体验，那么个体可能倾向于对从他国文化中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进行回忆和深加工，促使人们追求新颖且具有创造性的思维；如果个体从他国文化中得到的体验是消极的，那么个体可能倾向于遗忘从他国文化中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从而阻碍创造性思维的发生(延辉，2016)。 即使个体获取了大量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也对其进行了信息的编码和整合，并在头脑中形成了多个对外界事物的原型表征。如果个体的社会身份(黑人、女性、亚洲人)与一定的刻板印象相关联，并且个体在接触他国文化时，受到了刻板印象威胁，那么多元文化经验的启动更容易触发个体与自我社会身份相关的消极刻板印象。在问题情境中，这种消极刻板印象作为一种心理负担，会给个体带来压力和自我怀疑等消极情绪，消耗个体的部分认知资源，使个体难以从已有的多元文化经验中激活与问题解决相关的原型，难以获取原型中的关键启发信息，无法正确解决问题。 当人们能够超越现有的联想，产生新奇的想法，并以多种方式灵活地构建同样的问题，或者将现有的想法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联系，那么创造性行为就已经发生了，若人们能将多种类别和表现都考虑进去并加以结合，那么创造性过程更容易发生(Tadmor et al.， 2012)。对于持实在论信念的个体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种族的特质和能力是遗传的，是不可改变的，这种观念会引发封闭性思维，使思维具体化。个体在这种封闭性思维的指引下，难以从认知上接纳来自外界的新信息，即使从他国文化中获取了大量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没有对其进行重新编码和整合，并与自己头脑中已有的信息进行融合，没有形成对外界事物“构造-功能”的抽象原理的语义表征。面临问题情境时，多元文化经验并没有起到为个体解决问题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源的作用，头脑中没有形成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关键启发信息的原型表征，个体难以正确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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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未来研究构想 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思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有选择性的。想要充分利用多元文化经验带来的积极影响，需要明确其产生作用的途径。未来研究可以从原型启发角度出发，深入探究个体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如何在创造性思维中为个体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原型。 第一，注重多元文化经验的获取。那未来研究应该明确应以何种方式获取多元文化经验更有效；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影响是否有差异；多元文化经验积累的数量是否和创造性水平的高低有直接关联。 第二，个体如何才能将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形成头脑中的一个个原型？我们认为，个体需要对获取的知识进行良好认知加工，做到概念化、条件化、结构化、自动化、策略化，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效地提取和应用这些知识，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未来研究应该明确个体在解决创造性任务时，所涉及到的多元文化经验有哪些，且这些经验是如何为顺利完成创造性任务服务的。 第三，个体如何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快速提取相应的原型及其关键启发信息？可以让被试在测试结束后自我报告在解决创造性任务的过程中，如何思考问题，提取了头脑中的哪些信息，最终是哪些关键信息的激活让创造性任务得以完成的。 第四，除此之外，未来研究还应该严格控制额外变量、缩小探究范围，从更具体、更细化的角度入手。需在控制刻板印象、实在论信念、人格特质等个体差异的前提下，明确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测验的用途、适用范围以及其影响因素，避免因实验材料和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采用多种指标对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造性的相关心理机制进行探讨，应用同步脑电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造性背后的精确过程，明确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力影响的机制，更深入地探索如何才能让多元文化经验真正地促进创造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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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是基于消费者对百分比差异的一种直觉偏差，是一种对以百分比形式呈现的价格信息的错误理解。本文主要对现象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并重点分析了消费者的数学能力、计算难度、动机水平、时间压力、商品价格对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的影响。同时，本文通过双系统作用模型和模糊痕迹理论对该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分析。最后，对今后研究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现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百分比差异混淆，数学能力，时间压力，双系统作用模型，模糊痕迹理论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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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会根据自己的直觉对某种行为或者事件做出判断，而这种过分依赖直觉所产生的决策或者推理一般是非理性的，这就是非理性偏差。如推理研究中四种卡片选择任务的匹配偏差以及三段论推理的信念偏差效应(Osman， 2004)和决策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比率忽略等(Kahneman & Frederick， 2002)。这些非理性偏差对于人们决策和推理的质量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会直接导致消极的后果。 在消费领域，人们在购买商品时往往会倾向于凭直觉对商品进行评价，然后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例如，当商品降价或者打折时，消费者通常以其第一感觉就决定是否购买该商品，而不是通过理性地分析之后才做出决策。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大致称为消费者混淆(consumer confusion) (赵正洋，赵红，2011)。近来，众多研究者逐渐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一些具体的消费者混淆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其中包括消费者对百分比信息的不恰当识别。Kruger和Vargas (2008)将其称为“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consumer confusion of percent differences)，即消费者对于百分比差异的直觉偏差。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概念上的探讨，并着重讨论影响该现象的因素以及对该现象的理论解释，而后提出若干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对该领域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借鉴。从现实意义来说，一方面就经营者而言，经营者可了解相关研究，在宣传广告、商品降价或打折促销时，采用恰当的营销方式，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增加营收盈利，提高其在行业中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就消费者而言，可以从相关研究成果中吸取经验，在实际的购买行为中进行理性分析、综合考量，从而做出理性可靠的消费购买决策，而不是仅靠商品的表面信息或者经营者有意呈现的诱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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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概念 2.1. 概念来源 早在Kruger和Vargas (2008)正式提出和探讨“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概念之前，在现实生活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只是此前人们尚未对此现象产生重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加州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七十年代该州学生的标准测验分数下降了60%，但是其后学生的分数又逆转提高了70%。相信对于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而言，该州学生的测验分数并没有降低，甚至要比之前的分数要高。而当地政府正是利用民众的这种感知，向人民传递这种看似形势大好、实则漏洞百出的信息，从而为加州糟糕混乱的公共教育系统进行辩护。事实上，在稍加计算之后就会发现，测验分数在原有基础上上升70%，并没有显示情况变得比以前好。因为要在学生测验分数降低60%之后要再提高150%，才能弥补之前所降低的分数(Dewdney， 1993)。 同样有调查显示，在问及本国投资者对21世纪第一年的美国经济衰退的看法时，大部分投资者假设了在亏损了33%的金钱后，只需再获利33%就可以弥补其以前的金钱损失的情境。当然真实情境并非如其所愿，美国投资者再次获利的百分比要远高于之前损失的百分比，如此方可弥补其真正的损失(Kruger & Vargas， 2008)。由此可见，这种对百分比信息的知觉错误可能十分普遍，且一般人较难意识到该偏差的存在已经影响自己的合理决策。通过对上述两个调查的探讨，认为人们关于百分比的直觉偏差现象普遍存在，并将其推广应用至消费领域，对其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实证研究。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的概念(Kruger & Vargas， 2008)。 2.2. 概念界定 一般情境中，若数字具有分数、小数尤其是百分数等形式的数字表征，将会较整数形式的表征更不直观(Behr， Post， & Wachsmuth， 1986; Gallistel & Gelman， 1992; Chen， Marmorstein， Tsiros， & Rao， 2012) (这可能是由于教育方式差异、进化压力变化或是数字表征形式的复杂性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可能会导致个体对整数表征意义的识别、理解要易于或者快于对百分比等表征意义的识别、理解，进而会优先识别或理解整数形式的数字表征，即整数优势。但整数优势的直接后果是个体会把适用于整数范围的数学规则运用到其他不适合的范畴。比如，我们容易得出：假设a比b多X(整数)，那么b就一定比a少X。个体也可能会将这一规则应用在百分数运算上，即认为如果a比b多X%，那么b就比a少X%。而在百分比的差异中，由于前后比较基数或比较对象的变化(“a比b多X%”的比较基数是b，“b比a少X%”的比较基数是a)，整数规则在百分比的数字形式中并不适用。 这种直觉偏差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行为中出现大量系统和间接的偏差。如果现有甲、乙、丙三种商品，甲的价格为100元，乙和丙的价格不直接给出，而是按照如下的方式进行比较：1) 商品甲比商品乙的价格高50%；2) 商品丙比商品甲的价格低33%。通过这种比较，消费者对商品乙和商品丙的价格会有不同的感知吗？研究表明：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商品乙的价格要低于商品丙的价格(Kruger & Vargas， 2008)。可能的解释是消费者倾向于忽略比较基数的变化，而将比较方式(1)直觉等同为“商品乙比商品甲的价格低50%”，进而使其认为相比于商品丙，商品乙的价格要比商品甲的价格更低，也即商品乙和商品甲的差异要大于商品丙和商品甲的差异。然而，经过计算后显然发现，商品乙和商品丙的价格是同样的，与商品甲的差异也是同样的。Kruger与Vargas (2008)将此现象称为“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即在百分数形式下的不同商品价格比较中，消费者会认为以低价格为比较对象(商品甲比商品乙的价格高50%)的两价格之间的差异要大于以高价格为比较对象(商品丙比商品甲的价格低33%)的价格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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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理论解释 4.1. 双系统作用模型 关于诸如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等非理性偏差是如何产生的，近些年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理论观点予以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且具有广泛整合性的理论就是双系统作用模型，它是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和基于理性的分析式系统(Sloman， 1996; Stanovich & West， 2000; Evans， 2003)。前者处理速度快，不占用或仅占不多的心理资源，它容易被刻板印象和背景相似性的干扰；后者的处理速度慢，占用更多的心理资源，符合逻辑规则(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双系统模型认为，这两个系统在决策或推理过程中起着一定的效应。当启发式系统与分析式系统处于同一方向时，决策结果或推理结果都是合理的和直观的，当两个系统的方向不同向时，二者会存在竞争关系，并会互相争夺成为主导系统。主导系统将控制行为的结果。而在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竞争中，启发式一般会战胜分析式，因此这也正是众多非理性偏差产生的根源(Kahneman & Frederick， 2002)。有研究者也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机制来解释关于启发式系统通常比分析式系统更占优势的原因，如认知繁忙或认知懒惰、调整不足、直觉信心等(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 双系统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影响因素对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的作用机制。例如，就数学能力对非理性偏差的作用而言，依据双系统模型，数学能力高的个体认知反思能力也越强，更利于唤醒分析式系统对启发式系统的启动实施自我监控，因而得到更加理性而科学的决策(Ferreira， Garciamarques， Sherman & Sherman， 2006)。换言之，较高的数学能力会增强分析式系统的作用，使分析式系统在与启发式系统的竞争中更占优势，从而会减少百分比差异混淆等非理性偏差的出现。就消费者动机的作用而言，由于缺乏对消费者必要的激励，可能会造成消费者的认知懒惰(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即消费者如果缺乏动机，将更少意愿去投入充足的认知资源或时间去思考和理性分析。因此，分析式系统很难纠正启发式系统的非理性偏差，并使启发式系统的优势地位得以继续保持(Petty & Wegener， 1999)。就时间压力和计算难度而言，较高的时间压力和计算难度都会增加消费者的加工负荷，使其分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减弱，即分析式系统减弱，而启发式系统仍然保持相对无变化，从而使分析式系统被启发式系统击败，出现了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等非理性偏差(Ferreira， Garciamarques， Sherman， & Sherman， 2006)。 4.2. 模糊痕迹理论 模糊痕迹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外界的信息进行表征，一种是字面表征，另一种是要点表征。字面表征是指表征字面信息，一般较为具体、详细；要点表征主要表征信息的实质含义，且与个体的经验、文化等密切相关，但是由于其没有字面表征详细，像是头脑中存在的对该信息“模糊的痕迹”(Reyna & Brainerd， 2008)。而且个体在决策时更倾向于运用模糊的表征，而不是具象的细节表征(Nelson， Reyna， Fagerlin， Lipkus， & Peters， 2008; Reyna & Brainerd， 2008)。而诸多非理性偏差现象的产生很可能就是因为个体忽视了具体的细节性信息而采用了要点表征(周正，辛自强，2012)。这两种信息的表征方式同样也适用于对数字的表征，在数字表征中人们也经常使用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对一些数学问题进行要点表征。单就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这一现象而言，个体更倾向于利用关于整数计算规则(如果a比b大X，那么b就一定比a小X)这一背景知识，并将其凭借直觉、不区分细节地安置在百分数上(如果a比b大X%，那么b就一定比a小X%)，而忽略了比较前后基数发生的变化这一细节，因而出现了消费者的非理性偏差失误。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要点表征类似于双系统模型中的启发式系统，字面表征类似于双系统模型中的分析式系统，且模糊痕迹理论和双系统作用模型同是双过程模型，但是这两个理论模型仍有所区别。一方面，就模糊痕迹理论而言，由于要点表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文化水平，因而成人要较儿童更可能依赖简略的要点而得出决定(Reyna & Lloyd， 2006)，但在双系统作用模型中，这种模糊加工偏好的个体差异性并不一定存在。另一方面，在双系统模型中，启发式系统往往依赖于个体的直觉，是更加原始的、并与进化相关的系统，相对而言，基于理性的分析式系统对直觉系统进行调控，实际上更为先进。在模糊痕迹理论中，直觉并非全部都是初级的和进化的。由于要点表征需要依赖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文化水平，因此，要点表征相比字面表征则是一种更为先进的表征过程。模糊痕迹理论可以为个体的非理性偏差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但其与双系统作用模型之间究竟孰优孰劣，仍需要未来的研究进行分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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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展望 回顾以往关于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的研究，绝大部分是选取大学生作为被试，且大多都是在实验室背景下进行的研究，生态效度都可能较低，也许将研究结论直接推广到更广大真实的消费领域是存在疑问的。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商场、超市等消费场所选取消费者，并在这些场所中进行真实情境的实验，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其次，当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探讨影响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的因素，其中主要包括情境因素(如时间压力)、刺激因素(如计算难度)、以及个体因素(如数学能力、动机)。关于影响该现象的因素，无论是从研究数量上还是从研究深度上都还相对不足。今后的研究应继续探讨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如对商品价格的重视程度、中国消费者的数学能力、动机水平，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再次，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方式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我国更侧重于学生的应试技能，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学科的教育；而西方比较侧重自主个性的塑造，而对基本数学能力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生或者消费者的数学能力有所不同，进而会影响其百分比差异的混淆程度。此后的研究可综合考虑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消费者的百分比差异混淆现象是否存在差异，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与该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因文化教育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虽然本文通过双系统作用模型和模糊痕迹理论对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等非理性偏差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但是尚未有相关研究，对这两个理论在该现象的适用性进行实证上的检验。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严格的实验控制来进一步验证双系统作用模型和模糊痕迹理论在消费者百分比差异混淆现象上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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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市盈率作为广大投资者评价股票投资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常被用于公司股票价值的评估当中，用以判断股票价格的高低、风险的大小以及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所以分析市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对于实现市盈率的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任意选取了上证180指数样本股中的34只股票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并且利用Excel表格处理工具、运用相关软件进行定量分析，为了详细深入研究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各要素的统计数据利用OL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建立三个有效的总回归模型和分回归模型，从各个模型拟合度的高低来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模型的有效性，进而证实所选择的关键因素对市盈率的贡献度，最后得出行业平均市盈率与每股收益增长率对市盈率的影响最大。同时，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三个有效的回归模型对个股的市盈率水平进行合理预测，从而更加理性地判断股票的投资价值。 关键词 :市盈率，行业平均市盈率，每股收益增长率，回归模型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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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市盈率 [ 1 ] 指标在股票市场中不仅可以用来判断风险的大小，也可以用来预测公司未来的收益。因此，广大投资者经常使用市盈率来确定股票价格水平、估计股票风险的大小；市盈率也能够说明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及公司价值增长的可能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使用市盈率指标来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绝大多数投资人也可使用市价盈利比率来寻找实现资产价值增值的机会。 市盈率最早的定义是1943年格雷厄姆(Graham)和多德(Dodd) [ 2 ] 在《证券分析》一书中提到：“一般情况下，一只普通股票的市价是它当期税后收益的倍数，这个倍数或乘数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当时的人气即广大投资者，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影响”。Loughlin [ 3 ] 对1968年到1993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价盈利比率影响指标的分析得知，市价盈利比率与股息支付率及预期每股增长都呈正向关系。最早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市盈率影响因素的是美国学者Whibeck和Kisor [ 4 ] ，他们使用来自纽约银行的1962年6月份的135只股票数据分析影响市价盈利比率的三个变量：股息支付率、每股收益率和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是股息支付率、每股收益率与市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风险与市盈率具有反向关系。Fairfie1d [ 5 ] 阐述了市价盈利比率的经济内涵，认为市价盈利比率越高，未来超额盈余的增长率就越高。他使用美国1970年到1984年的数据证实了这个假设，并根据净资产倍率、市盈率将全部的股票分成9组，分析了各组股票的经济特性及它们将来5年还在原组合的可能性，说明市盈率能够预测未来股票价格与价值。Penman [ 6 ] 使用Feltham-Ohlson模型探讨了市价盈利比率的理论本质及它与现在的或者将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关系，并对美国1968年到1986年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得知，市盈率由现在的和将来的净资产收益率一起作用，并且与现在的净资产收益率具有反向相关，与将来的净资产收益率具有正向相关性。 市盈率指标是度量股票投资价值以及一国股票市场发展完善与否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它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李社环等 [ 7 ] 使用美国1997年股票市场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负债率和市价盈利比率间的关系，得知企业负债率与股票市盈率具有反向关系。何治国 [ 8 ] 使用了中国股票市场1995年5月到1999年5月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各种风险因素与股票资产组合收益率间的关系，得知BV/MV对风险的贡献度高于β系数对风险的贡献度，而且BV/MV和市价盈利比率具有负相关关系。曾晓洁等 [ 9 ] 分析了上海股票市场、深圳股票市场1993年到1999年的数据得知，股票市场市盈率大体上和公司潜在的成长能力具有正向关系。除此之外，中国股票市场市价盈利比率对下一年的公司成长状况会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但第三年之后各年度的成长状况对市价盈利比率没有显著性影响。白娜等 [ 10 ] 应用2001年5月22日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对上证30指数的市价盈利比率实施了研究，发现β系数对市价盈利比率没有显著性影响；股息支付率与市盈率的相关系数大于每股收益增长率与市价盈利比率的相关系数。这些文献中大都采用个别因素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没有综合考虑。本文将综合考虑多个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多个因素对市盈率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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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普通最小二乘法 [ 11 ]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在回归分析中，要研究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通常是进行线性拟合，拟合的标准就是在欧式空间下的点到直线之间的距离即对于拟合的这条直线到所穿过的所有点的距离和最小，这样得到的线性方程称为回归方程。OLS的原理如下： 为了使样本回归函数“尽可能的接近”总体回归函数，就是使样本回归函数 Y ^ i = β ^ 1 + β ^ 2 X 2 i + β ^ 3 X 3 i + ⋯ + β ^ k X k i ( i = 1 ， 2 ， ⋯ ， n ) 估计的 Y ^ i 与实际的 Y i 的误差尽量小，也就是说，使剩余项 e i 越小越好。可是 e i 有正有负，其简单代数和 ∑ e i 会相互抵消而趋于零。为了处理方便，可采用剩余平方和 ∑ e i 2 最小的准则，假设 ( Y i ， X 2 i ， X 3 i ， ⋯ ， X k i ) 为第i次观测样本 ( i = 1 ， 2 ， ⋯ ， n ) ，即： min ∑ e i 2 = min ∑ ( Y i − Y ^ i ) 2 = min ∑ ( Y i − β ^ 1 − β ^ 2 X 2 i − ⋯ − β ^ k X k i ) 2 ; i = 1 ， 2 ， ⋯ ， n 根据微积分中求极值的原理，要使 ∑ e i 2 达到最小，待定系数 β ^ 1 ， β ^ 2 ， ⋯ ， β ^ k 应满足以下条件： ∂ ( ∑ e i 2 ) ∂ β ^ j = 0 ; ( j = 1 ， 2 ， ⋯ ， k ) 即： − 2 ∑ ( Y i − β ^ 1 − β ^ 2 X 2 i − ⋯ − β ^ k X k i ) = 0 (1) − 2 ∑ ( Y i − β ^ 1 − β ^ 2 X 2 i − ⋯ − β ^ k X k i ) X 2 i = 0 (2) ⋯ − 2 ∑ ( Y i − β ^ 1 − β ^ 2 X 2 i − ⋯ − β ^ k X k i ) X k i = 0 (3) 注意上述各式中括号内的各项恰好为残差 e i ，从而上式k个方程可写成如下形式： [ ∑ e i ∑ e i X 2 i ⋮ ∑ e i X k i ] = [ 0 0 ⋮ 0 ] (4) 或者表示为： [ ∑ e i ∑ e i X 2 i ⋮ ∑ e i X k i ] = [ 1 1 ⋯ 1 X 21 X 22 ​ ⋯ X 2 n ⋮ ⋮ ⋮ X k 1 X k 2 ⋯ X k n ] [ e 1 e 2 ⋮ e n ] = X T e = [ 0 0 ⋮ 0 ] (5) 从而通过整理方程组，计算出待定系数 β ^ 1 ， β ^ 2 ， ⋯ ， β ^ k 。 2.2. 数据说明和研究变量的选取 由于上证180指数样本股每半年调整一次，因此，本文选择2011~2015年的具有连续相关数据的上市公司作为总体，然后再利用SRS抽样的方法从上证180指数中随意选取34只股票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有效性，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根据以下原则对2011~2015年具有连续相关数据的总体进行筛选：去掉样本中市盈率非常大的公司；去掉样本中连续2年没有盈利，并进行特殊处理的股票；然后再利用SRS抽样的方法从上证180指数中任意选取34只股票，所使用的样本观测值都是连续5年数据的均值，目的是为了避免某一年的数据具有较大的偏差而影响最后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分析时使用的是所选样本发布的2011~2015年的年度报表数据。本文样本观测值的全部数据都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经过查找文献资料与实际的炒股经验，本文首先选取了7个指标因素对市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具体的实际数据再研究我们选取的这7个因素对市盈率的有无明显影响，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再把其中的无相关因素剔除掉，再对市盈率影响比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得到我们的结论。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计算公式如表1所示。 2.3. 实证模型 这部分内容设定了3个多元回归模型来证明选取的八个指标对市盈率的贡献度。其中模型I是包含所有解释变量的总多元回归模型，通过对总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假设成立与否；模型II是从模型I中选取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较高的 X 4 、 X 6 、 X 7 三个影响指标设定的模型；模型III是从模型II中选取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较高的 X 6 和 X 7 两个指标设定的模型。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calculation formul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计算公式 1. 市盈率 数值型 当日收盘价/当年度每股收益 2. 资产负债率 数值型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3. 净利润增长率 数值型 (本年净利润 − 上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 4. 净资产收益率 数值型 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5. 股息支付率 数值型 每股现金股利/每股收益 6. 每股净资产 数值型 股东权益/总股数 7. 行业平均市盈率 数值型 所有股票市盈率之和/股票个数 8. 每股收益增长率 数值型 (今年每股收益 − 上年每股收益)/上年每股收益 9. 流通股比例 数值型 公司流通A股股数/公司总股份数 表1. 变量定义与计算公式 其中：市盈率(Y)，资产负债率(X 1 )，净利润增长率(X 2 )，净资产收益率(X 3 )，股息支付率(X 4 )，每股净资产(X 5 )，行业平均市盈率(X 6 )，每股收益增长率(X 7 )，流通股比例(X 8 )。 模型I：包含全部解释变量的模型，分析全部解释变量对市价盈利比率的贡献度。 Y = α 0 + ∑ i = 1 8 α i X i + ε (6) 上式中： α 0 ：估计常数项， α i ：估计回归系数， i = 1 ， 2 ， 3 ， ⋯ ， 8 ， ε ：估计残差项。 模型 II ：根据模型 I 的结果分析得到影响市盈率的三个主要指标，利用这三个主要指标建立新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它们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程度。 Y = β 0 + β 4 X 4 + β 6 X 6 + β 7 X 7 + η (7) 上式中： β 0 ：估计常数项， β i ：估计回归系数， i = 4 ， 6 ， 7 ， η ：估计残差项。 模型 III ：由模型 II 的结果可知，相关性较高、显著性较强的两个指标，构建新的多性回归模型，分析它们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程度。 Y = ϕ 0 + ϕ 6 X 6 + ϕ 7 X 7 + μ (8) 上式中： ϕ 0 ：估计常数项， ϕ i ：估计回归系数， i = 6 ， 7 ， μ ：估计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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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论 本文对所选取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水平的八个指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下面的研究结论： 1) 不同的指标对市盈率的贡献度是有差异的。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流通股比例这些指标对市价盈利比率的解释作用不明显，无论是在总体回归模型还是在分回归模型中，行业平均市盈率和每股收益增长率两个因素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程度和解释能力都比较高。 2) 模型从实证方面证明了它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广大投资者可使用模型来推算某只股票的市盈率。在使用回归模型时，广大投资者可依据自己了解的行业状况来选取恰当的模型，但无论选取这3个模型中的哪一个模型，投资者都应把重心放在行业平均市盈率、每股收益增长率两个指标上。 3) 在合理运用的前提下，市盈率可很好地应用于投资决策，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的误差率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广大投资者在决策时可依据估算的市盈率知道哪只股票可以购买或者持有，从而为自己实现资产价值增值做出理性的计划，而不是毫无目的的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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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心理旋转在空间认知能力的结构中起着主要作用。从70年代初至今，研究者们对心理旋转的机制、空间表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着不断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对心理旋转的概念范畴、学前儿童心理旋转的年龄特征与性别差异、影响因素、心理旋转能力的相关因素等方面进行总结，并探讨其相关研究的意义与教育启示。 关键词 :心理旋转，学前儿童，发展特征，影响因素，教育启示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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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空间认知能力的研究大多围绕视觉空间表象进行。视觉表象转换形式多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表象为基础的心理旋转。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是一种旋转二维和三位物体的心理表象能力。1971年，Shepard与Metzler二人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心理旋转时间与刺激物的旋转角度之间存在线性递进关系。后来普遍认为，心理旋转涉及较多的表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个体空间表现的能力水平。 最新的定义表明，心理旋转主要指个体将诸如线条、轮廓等平面刺激表征转化为三维立体加工的心理过程(余兵兵，2017)。与言语、思维等认知能力不同，心理旋转不需要连续性的心理印记，而是通过表象思维将二维几何特征转化为三维空间特征。 国内研究者以510名学生为被试，采用自编的《空间认知能力倾向成套测验》考察空间认知能力的结构，发现其主要包括：图形分解/组合、数学关系形象化表达、心理旋转、空间意识、空间定向、图形特征记忆、以及图形特征抽象/概括等成分(李洪玉，林崇德，2005)。许多这类研究均表明，心理旋转在空间认知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70年代以来，心理旋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大多实验采用视觉图形进行：将图形作两维或三维空间转动，呈现给被试，让被试判断其与另一图形是否可以重合。被试在比较时，通常要在头脑里将一个图形转到另一个图形的方位上来，然后做出是否“重合”的判断(Shepard & Metzler， 1971)；或者在比较图形中选择一致的一项，比较被试的正确率、反应时。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这一能力的发展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学前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对其年龄特征与性别差异、影响因素、相关变量等方面进行总结，并探讨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意义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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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儿童心理旋转的发展特征 2.1. 年龄发展 研究者在儿童“开始形成心理旋转能力的年龄”问题上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如Piaget和Inhelder就运用从不同视角想象或描述某一情景、物品的方法对儿童智力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儿童要到7-8岁(具体运算阶段)才开始有心理旋转的操作。他们基于这一结果，利用因素分析推论出空间认知能力独立于言语的发展。 国内研究者如蔡华俭、杨治良(1998)也证实，个体心理旋转能力约在10岁以后开始发展。林仲贤、张增慧和韩布新(2002)的研究中，7~8岁的儿童才开始心理旋转能力的发展，且操作水平不高，属于逐步发展。方富熹(1983)在研究4~6岁儿童的客体运动表象时也发现，空间想象能力在4岁儿童中普遍未得到形成、发展，即使训练也几乎没有改善。 然而，侯公林、缪小春等(1998)的一项研究发现，幼儿在4岁时已开始形成二维心理旋转能力。他们对3.5~6.5岁的幼儿进行心理旋转能力的测试，发现幼儿虽然在3.5~4岁这一阶段总体得分较低，但已接近及格线；到了4.5~5岁时，得分则明显上升，已高于及格线。 这也在大量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Lange-Kuttner & Green (2007)以5岁、7岁和9岁儿童为被试研究心理旋转的年龄。被试被给予3种情境：纸张和物体均可移动、仅纸张可移动、以及纸张和物体均不可移动，并被要求临摹经过旋转的物体。结果5岁儿童仅在纸、物均可移动时才能画出旋转的物体，而9岁儿童在均不可移动下也能很好地画出旋转物体。分析表明，5岁儿童其实已经具备了心理旋转能力，但操作水平还不高；随年龄增长能力得到提高，故9岁儿童具备了良好的心理旋转能力。 另一项研究显示，5岁儿童即能正确地完成心理旋转，正确率非常高(仅在150˚与180˚的旋转角度下出错偏多)、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Perrucci， 2001)。 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幼儿在心理旋转测试中，受到任务的难易程度、对测试对象的熟悉程度等的影响。而不可否认的是，儿童时期处于心理旋转能力往前发展的阶段。目前普遍认为，学前儿童已基本具备心理旋转能力，可以单独进行系列心理操作。 2.2. 性别差异 关于空间认知的许多研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存在优势(Maccoby & Jacklin， 1974; Andrisin Wittig & Petersen， 1979)。Perrucci (2001)的结果显示，5~8岁的男孩和女孩的心理旋转在正确率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的，但是在速度上男孩比女孩的反应时更短；且在5岁到8岁的年龄段中，这种差异保持不变。 这种性别差异始于什么年龄尚不明确。一些研究认为，性别差异只在成年之后才出现(Maccoby & Jacklin， 1974)，而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儿童身上也能发现空间认知的性别差异(Johnson & Meade， 1987; Andrisin Wittig & Petersen， 1979)。 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表明儿童的心理旋转不存在性别差异。 李文馥等人(1989)的研究结果表明，3~7岁的幼儿在心理旋转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林仲贤、张增慧等(2002)采用多套形状图形进行研究，发现儿童组、中青年组及老年组均未发现心理旋转能力的性别差异。在侯公林等(1998)对同年龄段男女童之间心理旋转的研究中，尽管整体得分上4.5岁前女孩的得分略高、5岁之后男孩的得分略高，但统计结果无显著性意义。 目前，多数研究者对心理旋转能力存在性别差异持肯定态度。进而，研究者对有可能造成儿童空间认知性别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先天和后天之争。先天因素论者认为，如基因遗传、荷尔蒙分泌等是影响不同性别儿童空间认知能力的关键。而主张后天因素影响的则认为，社会化和早期生活经验(如游戏玩具)、空间活动、运动模式、处理策略等都可能导致性别差异。 另外，fMRI和EEG/ERP的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旋转任务中的神经机制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可能在心理旋转任务中采用了不同的策略。Desrocher等(1995)用字母和PMA图形探讨心理旋转ERP的性别差异，潜伏期结果表明，女性对刺激的辨识开始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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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影响学前儿童心理旋转能力的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心理旋转判断的结果同图形的旋转角度、图形的结构特性、材料的熟悉性、匹配图形的方位差、个体的智力因素以及运用策略等有关。由于不同的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完全一致。 心理旋转能力在各个年龄组均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差异大小在不同年龄组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是复杂的，个体的认知水平、策略的运用、经验因素、个体特征等可能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在此，列举了影响心理旋转水平的几个因素。 3.1. 实验材料 3.1.1. 图形的形状结构 林仲贤等人的研究共采用12套图形样本，被试判断最迅速而准确性最高的是7号图形(属于四方形状，有明显的角度特征、边缘轮廓连线清楚，能提供明显的参照点特征)，而判断最慢而准确性最低的是3号图形(属于圆心形状结构、角度不够鲜明，做心理旋转时缺乏鲜明的参照点特征，因此难度较大)。 刘秀环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面对不同抽象水平的目标物，4~6岁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图像成绩最好，抽象图形次之，几何图形最差。其中抽象图形得分居中可能是因为这类图形有某种能被儿童理解的意义，从而影响加工和认知。 这类研究均表明，不同形状结构的图形对心理旋转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 3.1.2. 色彩和材料熟悉度 研究表明，女孩在材料的选择上有更多色彩倾向，对黄色与绿色表现出更强的心理旋转能力。同时，侯公林以旋转的米老鼠图形作为测试题目的研究表明，被试对刺激材料的熟悉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心理旋转的速度，越是熟悉、越能激发个体的兴趣爱好，水平就越高。 3.1.3. 旋转角度 从4~6岁儿童心理旋转的整体得分来看，在小于180˚时得分随着角度的增加而减少，在180˚时得分最少，此后随着角度的增加而增加(刘秀环等，2007)。这一结果在大多数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同时也说明5~6岁儿童大部分已能运用心理旋转来完成任务，已经具有对各种图形的旋转能力。 3.1.4. 图形维度 研究普遍证实，二维心理旋转比三维心理旋转难度更大，需要消耗更多认知资源。同时在心理旋转的性别差异上也存在这种维度效应。Collins和Kimura (1997)的研究中采用了1种三维的MRT任务、以及难度较小和难度较大的2种二维旋转任务。结果表明，难度较大的二维旋转任务中，性别差异程度与三维任务一样；而难度较小的二维旋转任务中，性别差异没有那么明显。 3.2. 儿童的媒体参与程度 宋静静与谷传华(2013)发现，4~6岁的儿童每天接触新媒体的时间远大于接触传统媒体的时间，且新媒体(电子游戏)使用时间和传统媒体(看书)时间都会影响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结果表明，儿童看书时间与0˚、45˚、90˚、135˚和所有角度总体正确数均负相关显著，而儿童玩游戏时间与0˚、45˚和所有角度总体正确数均正相关显著，表明看书时间和玩游戏时间对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有相反的预测作用。对于儿童，玩电子游戏能够提高心理旋转能力、看书会降低心理旋转能力、而看电视则并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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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青少年心理旋转的相关 4.1. 人称角色转换 游旭群，王鹏，晏碧华(2007)采用实验方法，分别在水平面和冠状面内对第一人称角色和第三人称角色心理旋转进行对比研究。第一人称角色心理旋转下，个体以真实自我为中心，对自我或周围客体表征进行旋转；而第三人称角色心理下，个体身处于场景之外，操纵其内的“想象自我”或周围客体。 结果表明，空间表征转换的角色方式对心理旋转产生显著影响，第三人称角色心理旋转易于第一人称角色心理旋转，存在心理旋转的角色效应。且心理旋转的角色效应在水平面和冠状面的旋转条件下均有出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Kosslyn的空间认知理论的“blink转换”与“shift转换”可以解释这种角色效应，blink比shift转换具有更高级的认知加工过程，所以对应shift的第三人称角色心理旋转相对更容易。 4.2. 智力 蔡华俭、陈权(2000)的研究表明，10岁以后的儿童，心理旋转能力与由瑞文测验得到的智商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对儿童许多方面的成长及未来成就有较好的预测效度。 4.3. 认知风格 宋纯政(2015)的研究将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被试与客体旋转结合起来，运用眼动仪和眼动技术记录眼动数据，探究两种场认知方式者的心理旋转能力。实验采用2(认知方式)*2(任务类型)*6(旋转角度)三因素混合设计，用三种常见的认知材料，字母、汉字、图形来做心理旋转测试。结果显示，场独立性比场依存性被试反应时短、正确率高，且总注视次数、眼跳次数更少。表明，场独立性儿童在一定程度上有较高的心理旋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