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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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MOFs材料的应用前景 5.1. 传感 各类领域传感器的相关报道相继出现了很多，如：有机污染物检测、爆炸物检测、离子识别、分子识别、pH检测、显现和识别指纹等，也是当前国际安全中迫切关注的问题之一。传统的检测方法主要是基于化学传感和精密仪器测量，但这两种方法通常很难实现快速检测。MOFs的检测功能主要由荧光强度的淬灭或增强来实现，其过程涉及MOF中金属离子(或团簇)、有机配体、客体分子(或离子)和目标探测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以探测体系的荧光性能的变化变现出来，因此被用于快速、高效的制备化学传感器件(检测爆炸物)。2019年，Yang等 [ 14 ] 人报道了Tb-MOF (即[Tb 2 (4-Msal) 6 (H 2 O) 4 ]·6H 2 O)，如图2所示，其在水溶液及酸碱溶液中稳定性较高，能够对多种酚类硝化炸药即时响应，尤其是在检测苦味酸时表现出较高的灵敏度，其检测限可达微摩尔级，并且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和循环再生性能，10次重复使用后，其荧光衰减很小。由于这些突出的优点，该传感器有潜力用于水体系中爆炸物的监测。 图2. Tb-MOF相应作用机理可视化图 5.2. 分子催化材料 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MOFs)由于其高孔隙率、大的孔道通道、结晶度和化学可调性，被广泛的应用于高效异相催化剂。通过合理设计来优化反应速率，使载体材料在结构上和立体上具有针对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催化反应，其催化活性位点包括：1) 配位不饱和的金属或通过后合成修饰引入金属活性中心作为催化反应活性中心；2) 有机配体具有的自由活性基团作为催化活性中心；3) 负载有催化活性的成分MOFs材料作为载体进行催化作用。MOFs的催化领域主要包括酯化反应、氧化反应、脱氢反应、偶联反应等。Li课题组 [ 15 ] 通过双溶剂法结合光还原工艺设计将小于1.2 nm的Pd纳米团簇封装在NH 2 -Uio-66(Zr)的孔内合成Pd@NH 2 -Uio-66(Zr)，由于光激发的NH 2 -Uio-66(Zr)将电子转移到Pd纳米团簇形成富电子Pd纳米团簇，所得Pd@NH 2 -Uio-66(Zr)在可见光照射下表现出优异的Suzuki偶联反应性能以及大量催化活性Pd物种的存在(图3)。MOF基光催化与金属基催化的成功偶联为开发多功能催化剂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图3. Pd@NH 2 -Uio-66(Zr)催化Suzuki偶联反应 5.3. 气体吸附/储存与分离 随着现今社会工业化的发展，气体污染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同时设计合成具有吸附性能多孔大孔径的MOFs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青睐，其特殊的结构有益于气体吸附。多孔MOFs材料的吸附与分离能力和孔容、孔道尺寸、比表面积、自身稳定性等物理化学性质紧密相关，而这些性质可以通过调控有机桥连配体的选择和结构进行修饰。大量的文献报道说明MOFs的选择性吸收归结于尺寸的选择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可以利用大骨架有机配体合成大孔道和高比表面积的MOFs及在骨架中生成裸露金属位点提高气体吸附热进而改善MOFs的吸附能力。2012年Yuan等人 [ 16 ] 报道了三个多孔的(3，24)-连接的rht-型的MOFs结构：[Cu 3 L(H 2 O) 3 ]·xsolvents，见图4。配合物SDU-6-8仅有六羧酸配体中的Si原子中心的官能团不同。MOFs的吸附测试结果表明，被强极性基团修饰的笼状壁，可以增强对N 2 、H 2 、CH 4 的吸附能力。SDU-6中是-OH作为官能团，提高了对CH 4 的吸附能力(172 cm 3 ·cm −3 在35 bar)，DOE指标几乎达到180 cm 3 ·cm −3 。 图4. (a) 配合物四面体、八面体、立方体笼状结构；(b) 配体的笼状C结构 5.4. 碘的吸附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放射性碘被用于检查和治疗疾病。但在医疗上的滥用和使用时防护措施的不够完善，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放射性碘对大自然的污染。为了降低放射性碘对人们健康危害和减轻对人类对大自然的污染，结构类型多样化，孔容、孔径可调，易于修饰的MOFs材料被用于吸附放射性碘，通过分子吸附或离子交换的方式依靠化学反应和静电作用进行吸附。研究人员 [ 17 ] 利用Zn 2+ 和Cu 2+ 为基础合成ZIF-8多孔MOFs材料，该MOFs具有可重复利用的特点及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原因是ZIF-8孔径尺寸和碘分子尺寸相似。通过吸附碘性质实验发现，ZIF-8的表面上有四分之一的碘被吸附，可能是因为碘与芳香族的碳原子相互作用，从而提高了ZIF-8吸附碘的能力，在持续高温加热的条件下，因为吸附的碘与ZIF-8骨架产生了相互作用，使得ZIF-8吸附碘含量持续增加(图5)。 图5. ZIF-8对I 2 分子的捕获 5.5. 药物传输 由于MOFs具有稳定的单晶结构、大的表面积、可设计的空腔、可调的孔径以及易化学功能化的框架等优点，被用于药物传输的纳米载体，包括疾病诊疗和医学影像等。MOFs相对于大分子材料、无机介孔材料、可生物降解的高分子材料等药物载体具有：高孔隙率，大比表面积，包裹更多的药物分子，易变化的金属–配位键等理想特征，从而使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有一定的生物降解能力，药物分子容易与其合成嫁接。2009年Nathaniel L. Rosi课题组 [ 18 ] 合成了多孔锌基MOFs结构：Zn 8 (ad) 4 (BPDC) 6 O·2Me 2 NH 2 ，8DMF，11H 2 O，BET表面积达1700 cm 3 /g。该Bio-MOFs-1具有稳定性好，属于阴离子框架，其抗衡阳离子可与阳离子药物进行交换装载在材料的孔腔中，交换后仍能保持稳定，同时生物缓冲溶液中的离子能够影响药物释放的速度。同时选择了抗心律失常药物普鲁卡因胺盐酸盐作为阳离子实验药物，在15天时阳离子药物能够完全交换进入Bio-MOFs-1孔隙中，并且框架稳定性不受影响(图6)。 图6. Bio-MOFs-1的药物释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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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已成为一种新型功能性分子材料，不仅具有丰富的空间拓扑结构，而且在传感、分子催化、碘吸附、气体吸附、药物传输等领域展现出更加诱人的应用潜力，并发挥着巨大的价值。影响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的因素诸多，科研者从不同的应用目的出发通过设计配体、发明新合成方法等探索得到很多性能优良的MOFs材料，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控制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的拓扑结构，如引入不同功能性金属中心及控制其它合成条件，或利用MOFs的可裁性改良其有机骨架的拓扑结构，以构建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定孔道特性的MOFs材料，例如形状、尺寸、极性、手性等多种性质。但对于影响最终MOFs结构的因素尚不能确定，因此对于定向合成预期功能性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还有很大的挑战性。MOFs新型材料也有它的缺陷，目前因其成本高，合成规模较小，如何能够放大化、工业化也是现阶段的另一大挑战。希望本文章能够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进一步拓展半定向、定向合成MOFs材料的研究，从而提高拓展性能方面的研究，以便推动这一领域在化学、生物、药物、工业等方面发展，从而满足现实实际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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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在治疗原发髌骨脱位的问题上，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至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本研究的目的是进行原发髌骨脱位手术治疗和保守方法治疗长期(大于等于6年)的疗效比较。方法：我们用来搜索研究的数据库包括MEDLINE、Embase和Cochrane图书馆。本研究分析包括4项比较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初次髌骨脱位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总共253例患者。主要结果为髌再脱位率，次要结果包括Kujala评分、患者满意度、Tegner评分、再手术率。结果：髌骨再脱位率(p = 0.02)及Tegner activity评分(p = 0.26)在两种治疗方法来看具有显著差异，且认为手术治疗后长期来看具有更低的再脱位率，保守治疗则能带来更高的Tegner activity评分。而在Kujala评分、患者满意度和再手术率方面无显着性差异。结论：在治疗原发性髌骨脱位长期(6年)后，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相比具有更高的再脱位率但同时具有更高的Tegner activity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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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原发性髌骨脱位及半脱位是关节外科的常见疾病，约占膝关节损伤的2%~3% [ 1 ]，喜爱运动的中青年是可能发生髌骨脱位的高危人群 [ 2 ]。有研究表明，髌骨脱位的高发年龄在15~19岁，发病率为11.19/10万人年 [ 3 ]，女性发生急性及复发性髌骨脱位的风险更高，其中女性急性髌骨脱位的发生率比男性高33%，女孩复发损伤的风险更是男性的3倍 [ 4 ]。髌骨脱位通常与解剖结构改变、关节形态异常或广泛性韧带松弛或损伤有关。一般来说，在股骨的内旋、胫骨的外旋和膝关节屈曲的体位下会导致髌骨外侧半脱位或脱位 [ 5 ]。髌骨高位、髌骨形态异常、滑车发育不良都是可引起髌骨脱位的重要因素 [ 6 ] [ 7 ] [ 8 ] [ 9 ]。除了骨骼结构，膝盖周围的软组织(包括肌肉及韧带)也很重要。内侧髌股韧带(MPFL)和股内侧斜肌(VMO)分别对阻止髌骨外侧运动提供静态和动态作用力 [ 5 ]。内侧髌股韧带MPFL可提供抑制髌骨外侧运动的作用力占总作用力的60% [ 10 ] [ 11 ]。 通常来说，除去先天发育因素外，大部分的髌骨脱位都是由暴力损伤引起，造成原发性髌骨脱位(PPD)。急性PPD通常会引起严重的膝痛 [ 1 ]，反复的膝关节疼痛可能会导致髌骨脱位患者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及运动功能损害。有研究报道，在初次损伤后，超过50%患者会受到髌骨脱位后遗症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致使膝关节功能降低 [ 6 ] [ 12 ] [ 13 ]。而在初次髌骨脱位后出现再发脱位称为复发性髌骨脱位。在以往来看，若无骨性结构损伤，在手法复位后可行保守治疗，但有文献报道，经历初次髌骨脱位的患者在接受保守治疗后再次出现脱位的概率很高 [ 14 ]。 故而针对急性原发性髌骨脱位的治疗，虽然目前已经有关于髌骨脱位保守或手术治疗的meta分析，但由于引起髌骨脱位的因素不同，其理想治疗尚不清楚 [ 15 ]。根据文献，约有90%的急性髌骨脱位患者是由于创伤导致的内侧髌骨韧带(MPFL)断裂或者松弛引起 [ 16 ]。目前诸多学者关于由创伤引起MPFL损伤所致的髌骨脱位治疗方法存在不同看法。保守支持者认为在没有更高水平证据的情况下，保守治疗原发性髌骨脱位一直是标准建议 [ 17 ]。Christiansen等 [ 18 ] 认为手术治疗后再脱位的发生率和膝关节主观功能的改善程度并不优于保守治疗。Gengshuang Tian等 [ 1 ] 认为相比于保守治疗，手术治疗仅仅是提高了Kujala评分。而手术支持者认为，自1994年Dejour H.等 [ 19 ] 首次总结出髌骨脱位的危险因素后，建议手术矫正每一个相关的危险因素，从而稳定髌骨，并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髌股关节病。几乎在同一时间，Ellera Gomes J.L.等 [ 20 ] 报道了第一个重建内侧髌股韧带(MPFL)的报告，凸显出手术治疗PPD的优势。Askenberger M.等 [ 21 ] 认为手术治疗比保守治疗更有效地降低了髌骨再脱位的发生率。Ji G. Wang等则认为手术治疗可以改善主观膝关节功能 [ 22 ]，而Camanho G.L.等认为手术治疗可以同时在再脱位率和Kujala评分方面提供更好的效果 [ 23 ]。 既往的研究虽对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进行了Meta分析，但这些Meta分析主要来源于短期随访，那么长期随访的结果又如何？本review纳入了长期随访效果(大于等于6年)，找出对比PPD治疗超过6年后疗效的病例进行meta分析，比较保守和手术治疗PPD在再脱位率、主观功能评分和主观意见优良率，为临床医生决定PPD患者最佳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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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和方法 2.1. 文献检索策略 2.1.1. 检索者 第一作者(赵宇楠)。 2.1.2. 资料库 MEDLINE、Embase和Cochrane图书馆。 2.1.3. 检索词 (原发性髌骨脱位或髌股内侧韧带或MPFL)和(保守治疗或手术或修复或重建)。英文检索词：primary patellar dislocation、medial patellofemoral ligament、MPFL、conservative treatment、surgery、repair、reconstruction。 2.1.4. 检索时间和范围 各数据库建库至2021年7月10日。 2.1.5. 文献检索策略 见图1。 2.2. 纳入和排除标准 2.2.1. 纳入标准 1) 比较研究评估原发性髌骨脱位手术和非手术治疗的差异，2) 临床结果通过临床或功能评分系统评估和再脱位率，3) 可用的研究全文，4) 发表英文。手术治疗包括内侧结构修复、髌股内侧韧带重建、外侧支持带松解和Roux-Goldthwait，非手术治疗包括关节镜、固定和物理治疗。 2.2.2. 排除标准 1) 涉及复发性或慢性髌骨脱位的研究；2) 未发表英文研究；3) 生物力学研究；4) 动物研究；5) 综述类、个案报道类、治疗经验类文章；6) 随访时间不到5年。 图1. PubMed检索策略 2.3. 数据提取 由第一作者根据关键词检索文献，剔除其他来源的重复文献，再由2名评价员分别根据文献的纳入、排除标准独立阅读、筛选，在排除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后，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阅读全文。 2.4. 纳入文献特征及质量评估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份、证据水平(LOE)、每组的样本量、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性别分布和随访时间。Jadad量表对文章进行评分。 2.5. 结果指标 包括临床结果的Kujala评分、再脱位率、患者满意度、再手术率和Tegner活动评分，以及每一项研究对比的样本量。 2.6. 统计学分析 采用Cochrane Review Manager 5.3进行数据分析。二分变量(再脱位、患者满意度、再手术)以风险比(RRs)或95%置信区间的风险差(CIs)来表示。连续数据(Kujala评分和Tegner活动评分)以平均差异(MD)进行测量，95% CI。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q-统计量和I2检验评估纳入研究之间的异质性。如果p > 0.05或I2 < 50%，则认为纳入研究的异质性较低，结果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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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文献检索结果及基本信息 根据我们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在文献搜素完成后，纳入了4项研究，共253个病人，涉及到259个患膝(其中6个病人双膝均参与此次评估)。文献基本特征见表1。文献筛选见流程图2。 Table 1 Data shee 试验类型 受伤后到治疗的时间(周) 样本量 平均年龄 性别(女/男) 随访时间(年) Jadad评分 手术 保守 手术 保守 手术 保守 Palmu 随机对照 <7.1 36 28 13 13 8/27 8/19 14 3 Nikku 随机对照 <2 70 57 20 20 52/74 30/50 7.2 3 Sillanpaa 随机对照 - 18 22 20 20 1/18 1/22 7 5 Regalado 随机对照 - 16 20 13.5 13.5 5/11 9/11 6 3 表1. 数据资料表 表1：注释：Sillanpaa及Regalado等人在后续随访中，存在随访丢失，因而Sillanpaa的研究手术为17人，保守为21人；而Regalado等的研究为手术保守均为15人，可在后续的森林图见到。 图2. 文献筛选流程图 3.2.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评价 尽管纳入的研究较少，但我们还是制作了漏斗图，观察其偏倚情况，如图3，可见4项研究基本分布在漏斗的两侧。所有的纳入研究比较了手术治疗及保守治疗7年以上的髌骨脱位率、Kujala评分、患者主观满意度、Tegner评分、再手术率的情况。 3.3. Meta分析结果 3.3.1. 髌骨再脱位率 在四篇研究中共纳入了259例患膝，其中手术组138例，保守组121例，提供了髌骨再脱位的频率数，该组数据异质性较低，无需行敏感性分析。从综合结果来看，p = 0.02 < 0.05，差异具有显著性(OR =0.53; 95% CI:0.31~0.91; p = 0.02， I = 39%)。这说明在髌骨再脱位率来看，手术治疗相较于保守治疗更加具有优越性。见图4。 图3. 纳入的4篇文献漏斗图 图4. 髌骨再脱位率 3.3.2. Kujala评分 共纳入三篇文献中共231例患膝，其中手术组124例，保守组107例，提供了各项研究的Kujala评分的数据。综合数据跨越无效线。这说明在Kujala评分来看，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 = −3.38; 95% CI: −7.03~0.27; p = 0.19， I = 39%)。见图5。 图5. Kujala评分 3.3.3. 患者满意度 共纳入三篇文献中共217例患膝，其中手术组117例，保守组100例，提供了各项研究的患者满意度的数据。综合数据跨越无效线，表明结果无统计学意义(MD = 0.64; 95% CI: 0.35~1.18; p = 0.32， I = 12%)。说明在患者满意度来看，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无明显差异。见图6。 图6. 患者满意度 3.3.4. Tegner Activity评分 共纳入3篇文献中共229例患膝，其中手术组123例，保守组106例。提供了各项研究的Tegner activity 评分的数据。综合数据显示，接受保守治疗患者的Tegner activity评分高于接受手术治疗患者的评分。说明在Tegner activity评分上来看保守治疗更具优越性(MD = −1.02; 95% CI: −1.19~−0.85; p = 0.26， I = 25%)。见图7。 图7. Tegner activity评分 3.3.5. 再手术率 共纳入4篇文献中共259例患膝，其中手术组138例，保守组121例。从综合结果来看综合数据跨越无效线，表明结果无统计学意义(OR = 0.94; 95% CI: 0.54~1.67; p = 0.18， I = 39%)。说明在再手术率来看，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无明显差异。见图8。 图8. 再手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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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区别于既往的中短期随访，本次回顾性研究主要致力于找出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原发性髌骨脱位的优缺点，比较在治疗长期后(6年)的治疗效果。从而在较为长远的治疗角度来为临床医生提供指导。 4.1. 结果对比 通过对所有数据的分析和整理，我们发现在对原发性髌骨脱位的手术和非手术治疗进行比较的个体随机对照试验中，除一项研究外 [ 24 ]，其余研究再脱位率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 25 ] [ 26 ] [ 27 ]。然而，当数据被汇集并进行适当的Meta分析时，我们发现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较接受保守治疗的患者具有更低的髌骨再脱位率，这说明手术治疗可以减少原发性髌骨脱位的患者在治疗长期后的髌骨再脱位率。而在Tegner activity评分来看，却是保守治疗比手术治疗获得更高的评分。在患者的Kujala评分、满意度以及再手术率来看，两种治疗方法在治疗6年后无明显差异性。 经过查阅文献，我们发现本研究与已发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Zheng X. [ 28 ] 等及Saccomanno M.F. [ 29 ] 等的meta分析认为手术治疗后的患者髌骨再脱位率显著低于保守治疗的患者，这与本研究观点基本相同，但由于Zheng X.等及Saccomanno M.F.等同样将短期研究纳入了汇总，其结果难免出现偏倚。而本研究仅纳入了长期研究，能更直观准确的反映原发性髌骨脱位两种治疗方式在长期后的效果对比。通常来说，保守治疗仅仅进行了短期的外部固定，并进行适当的理疗，但并未完全恢复受损的韧带结构(如内侧髌骨韧带)，前言提到过，内侧髌股韧带(MPFL)对抑制髌骨向外侧移动发挥了主要作用 [ 10 ] [ 11 ]，当它因无法完全恢复进而导致结构松弛后，向内侧牵引髌骨的力量减弱，髌骨则更容易向外脱位。这可能是保守治疗有较高再脱位率的原因。关于Kujala评分本研究基本与过往的研究持相同观点 [ 28 ] [ 30 ]，均认为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后的Kujala评分无统计学差异，而本研究则从治疗中长期后的角度来看待Kujala评分，证明了无论接受保守治疗或者手术治疗，在治疗6年后的Kujala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4.2. 手术与保守方式的差异 通常来说，手术治疗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说法，主要分为调整髌骨近端力线和调整髌骨远端力线等两大部分，其中包括多种手术术式，如包膜修复、MPFL修复、MPFL重建、MPFL增强和Roux-Goldthwait手术等多种方法 [ 1 ] [ 31 ] [ 32 ]，本文纳入的手术治疗包含多种治疗术式，与仅纳入某种手术术式的研究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如Gengshuang Tian等 [ 1 ] 认为手术治疗较保守治疗在仅仅在Kujala评分上具有更高的分数，而在再脱位率及Tegner activity评分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Gengshuang Tian等仅仅比较了MPFL修复术与保守治疗的差异，或许正是与本研究的差异原因的由来。但Bitar等 [ 33 ] 的随机对照试验则证明采用膑腱MPFL重建术相较于保守治疗来说，髌骨再脱位率下降。他们的试验首次比较了非手术治疗和手术重建，而不是内侧髌股韧带(MPFL)修复。Smith等 [ 34 ] 研究同样发现接受手术治疗的原发性髌骨脱位患者较保守治疗患者的再脱位率更低。这表明本研究虽纳入手术治疗术式较为广泛，但在髌骨再脱位率上，其结果与目前大多数meta分析的结果基本相同，认为非手术治疗原发性髌骨脱位的患者往往有较高的再脱位率。 有趣的是，临床医生往往通过再脱位率来判断治疗原发性髌骨脱位的效果，却忽略了患者的主观感受，但在实际中，保守治疗能带给患者更好的感受和体验，我们认为临床医生更应该选择保守治疗。 4.3. 本次回顾性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 1) 本文研究的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不同方法的疗效存在差异，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倚。 2) 在我们纳入的研究人群中，年龄和性别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差异。Fithian等 [ 4 ] 研究发现，女孩患PPD的风险和再脱位率高于男孩。由于我们选择的是原发性髌骨脱位治疗6年后的随访文献，故而可纳入的文献相对较少，纳入研究的数量有限，因此没有进行年龄和性别的分组分析。 4.4.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原发性髌骨脱位长期(6年)后，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相比具有更高的再脱位率但同时具有更高的Tegner activity评分。需要进一步纳入更多、更高质量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以提高本研究的质量，来证实我们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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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狭义合音的现象在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北方官话中劝禁类单音节否定副词的合音过程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本文运用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的合音理论，考察北方官话劝禁类单音节否定副词的合音过程，发现合音过程符合：正常音节 + 正常音节 > 正常音节 + 短音长音节 > 长音音节 > 正常音节。此外，通过考察合音还可以解决词汇历史演变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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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汉语合音现象自古有之，如之于为诸、不之为弗 [ 1 ] 等。到了现在，合音现象广义上包括儿化韵、D变韵、子变韵、小称音变等等。狭义合音则指的是由两个词根音节融合而成的合音现象，例如：“甭 不用 ”“消 需要 ”“昝 早晚 ”等 [ 2 ]。狭义合音因为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所以经常和上述合音现象区分开进行研究。 对于汉语方言中的狭义合音现象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于一个方言点合音词的描写。如：杨碧珠(1999) [ 3 ]、杨绍林(2007) [ 4 ]、徐睿渊(2013) [ 5 ]、孙红举(2016) [ 6 ] 等，鲜少有人关注某一类别中的合音现象。林晗、张维佳发现古田方言中的否定合音现象有一定的规律 [ 7 ]，这启示我们北方官话中是否存在规律性的否定合音现象？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北方官话中劝禁类单音节否定副词多数为合音词，例如：“甭”“嫑”“别”。现阶段对于北方官话中否定副词合音现象的研究极为少见，多侧重于单字“甭”在语法、语义上的比较而不是其合音过程的描写与解释。赫琳比较了甭和别在句法上的异同 [ 8 ]。林刘巍从语用角度解释了“甭”所蕴含的语用法的凝固化 [ 9 ]。 我们认为“甭”字背后所代表的劝禁类单音节合音否定副词的合音过程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因此，本文拟运用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的合音过程，来探讨北方官话劝禁类单音节合音否定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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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的合音过程 王洪君考察了不同地区的儿化韵和子变韵现象，并结合特征几何理论的特征树和最大音节模块，使得他们的历史演变轨迹和过程得以被揭示。她指出：合音词词性模块会经历“两个正常音节 > 一个正常音节 + 轻声音节 > 一个长音音节 > 一个正常音节”的变化过程 [ 10 ]。 孙红举考察了中原官话28个方言点的合音现象，并依据词汇性合音的语言事实对上述合音过程的具体细节进行了修正 [ 6 ]。他认为演变链条中第二个步的“一个正常音节 + 轻声音节”应该为“弱化音节 + 弱化音节”。他指出：弱化音节不仅是轻声音节，还包括声母或韵母的弱化或脱落 1 。例如：顶上(宁陵方言)：tiŋ 55 ʂaŋ 35 > tiŋ 55 ʐaŋ 35 > tiŋ 55 aŋ 0 > tiŋ 55 -aŋ 0 > tiaːŋ 55 > tiaŋ 55 。“上”字在第二步中，首先发生了声母的弱化，由ʂ浊化为ʐ。在第三步中“上”的声母脱落，为之后形成长音音节创造条件。最后两个音节合音为一个长音音节，最后变为一个正常音节[tiaŋ 55 ]。 因此，现阶段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的合音过程应是：两个正常音节 > 弱化音节 + 弱化音节 > 一个长音音节 > 一个正常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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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甭”的合音过程 甭字读音，一直被简单的归因于合音，但是其具体的合音过程却鲜少有人解释。依据上文讨论的合音过程，下面对“甭”的合音过程作简要分析。 北京官话中“甭”存在着羡余现象。“甭”后还可以出现“用”形成“甭用” 2 。周一民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甭用”常变音为[pəŋ 35 iŋ 3 ] [ 13 ]。这一点启示我们，“不用”合音时，“用”轻声后韵母会高化、展唇化为[i]。由于展唇会进一步减弱对气流的限制作用，因此，[y]变为[i]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语音的弱化。这也符合上文讨论的合音过程。 据此，我们推测“甭”字语音的合音过程应该为 3 ：pu 35 yŋ 51 > pu 35 iŋ 3 > *pi 35 iŋ 3 > *pi 35 -iŋ 3 > *piːŋ 35 > piŋ 35 。 这里便存在两个问题。问题一：*pu 35 iŋ 3 这一音节是如何变为*pi 35 iŋ 3 的？问题二：为什么合音之后的声调选择了“不”变调后的声调，而不是“用”的去声声调？下文我们将着重解决这两个问题。 3.1. “甭”的韵母 “合音音节在形成中要受到当地方言声韵配合的基本音节结构格局的制约” [ 6 ]。北京官话不允许存在u作为介音和双唇清塞音相拼合。因此，为了进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中，音节中的[u]自然会被音节结构格局制约从而前化、高化。正如上文所述，[u]前化、高化为[i]的过程与[y]高化为[i]的过程本质上相同，都是一种语音的弱化，符合经孙修订的合音过程。 此外，合音分为词汇性合音和语法性合音 [ 14 ]，词根语素和非构形语素合音成为词汇性合音。词汇性合音会保留后字音节韵母的大部分特征，语法性合音却恰恰相反(孙红举，2016)。“用”是非构形语素，所以“不用”的合音应为词汇性合音，其保留后字韵母的大部分特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构拟的合音过程的正确性。 3.2. “甭”的声调 那我们现在来看问题二：为什么合音之后的声调选择了“不”变调后的声调，而不是“用”的去声声调？ 这是因为在合音过程中，“用”已经轻化，其声调特征不明显。最后的合音字如果想成为一个正常音节，那么只能够选择没有变为轻声的字的声调。合音发生在语流中，我们不能忽略语言中语流音变对合音过程的影响。北京话中，“不”在去声之前变调为阳平。所以，在“不用”合音的过程中选择了“不”的表层声调。合音字“甭”也自然读为阳平。 因此，“甭”最后合音的结果理论上应为[piŋ 35 ]。 按照理论推理出来的结果，还可以通过方言中的现象来印证。陈刚在《北京方言词典》中记录了甭[piŋ 35 ]的读音 [ 15 ]。属于冀鲁官话的临西方言中，“甭”读作[piŋ 53 ] [ 16 ]。方言区“甭”的读音证明了以上推论的正确性。 3.3. “甭”何以读作[pəŋ 35 ] 陈刚记录了“甭”的两个读音[piŋ 35 ]和[pəŋ 35 ] [ 15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甭”[piŋ 35 ]仅出现在句中，读为[pəŋ 35 ]时则处于句首。 (1) 你甭([piŋ 35 ])弄了 (2) 甭([pəŋ 35 ])你胡唚 甭出现在句首，表示否定，否定“甭”后的整个小句。这种现象并非北京官话独有，冀鲁官话区也存在。例如： (3) (你)甭你逞能，到时候真考不上唠有你哭的时候。(倪焱2018 [ 16 ] ) 读作[piŋ 35] 的“甭”为了区别意义和用法，需要改变现在[piŋ 35 ]的读音。主要元音央化为[ə]，形成了现如今的“甭”。这种变化主要元音区别意义的做法在汉语方言中十分常见，许凤香(2012)记录了冀鲁官话中“白”读作不同读音时的两种用法。读作[pai 53 ]时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别”；读作[pei 53 ]时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例如： (4) 白([pai 53 ])疼外甥了，疼外甥白([pei 53 ])搭。(许凤香2012 [ 17 ] ) 在语言后续的发展中，[pəŋ 35 ]舌头的动程要少于[piŋ 35 ]。出于经济型原则，[pəŋ 35 ]的读音逐渐取代了[piŋ 35 ]。陈刚记录了“甭”的两个读音 [ 15 ]。董树人在《新编北京方言词典》中对“甭”只记录了[pəŋ 35 ]这一个读音，但在注释中提到“甭”还可以读作[piŋ 35 ] [ 18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用法在此已不作区分。新华字典(第11版)中只收录了[pəŋ 35 ]的读音 [ 19 ]。通过这些词典的收录情况，我们可以推断“甭”字[piŋ 35 ]的读音正在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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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嫑的合音 北方官话区使用“嫑”的主要地区为：中原官话、晋语区、冀鲁官话和西南官话。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并没有记录“嫑”这个否定副词，所以分析“嫑”的合音过程需采取方言读音 4 。 成都话中“不要”读作[pe 35 iau 24 ]，按照特征几何理论框架，其合音过程为：pe 35 iau 24 > *pi 35 iau 24 > *piːau ？ > piau ？ 。在合音过程中，受到当地音节结构声韵配合的制约，“不”的韵母[e]高化为[i]，从而为形成一个长音音节创造了条件。经过一个长音音节的阶段后，“不要”最终合音为[piau]。但是“不要”的声调应该选择谁的表层声调呢？ 通过对比西南官话中的“晓得”得知：“不要”的表层声调应选择“不”的表层声调，即35。在西南官话中“晓得”[ɕiau 52 te 43 ]在和“不”共现时，往往会合音。“不晓得”可以读作[piau 35 te 23 ]。在这里“不晓”的合音选择了“不”的声调。根据“不晓”[piau 35 ]这个合音的结果，我们推论：对于成都话的“不X”结构，如果二者需要合音，那么最后的合音结果会选择“不”的表层声调。结合王说中的合音过程，我们可知X的读音虽不能完全变为轻声音节，但是也应该有所变化。此处，我们认为其应该读作一个音长较短的音节。这也符合上文中所提到的弱化或是脱落的阶段。 因此，成都话中“不要”的合音过程应该为：pe 35 iau 24 > pi 35 + iau 24 (音长较短) > piːau 35 > piau 35 。 在官话区，“嫑”不只读作[piau 35 ]，还可以读作[pau 52 ]等。他们的区别在于i介音消失。i介音消失的现象在方言中十分普遍。例如：晋语区“扁”[pian 213 ]常常读作[pan 213 ]。我们发现i介音消失的现象往往出现在声母是[p]的音节中，具体的理论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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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别的合音 现阶段，通过合音考释“别”的来源的学术讨论主要分为两大类：不要类 [ 20 ] 和不必类 [ 21 ]。根据王说的合音模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合音过程：(以下皆为王力先生拟音) 一：piuətiɛu > piuətiɛu > pi:iɛu > piɛu > piɛ 二：piuətpiet > piuətpiet > pi:iet > piet > piɛ 轻声是因为语流音变而读的又短又轻的调子 [ 22 ]。轻声音节和入声调在音长上听感近似，都属于短音长音节。江说中u韵尾脱落，在方言中难以寻得证据。但是演变路径二却可以在方言中得到印证。 晋语区山西临汾读作[piəʔ 3 ]。四川南充读作[pi 33 ]，虽然在西南官话中“别”已经不读作入声，但是这个33声调实际上是入声字在西南官话区演变的体现。入声字在西南官话中演变为同一种特殊的声调，即：33。如：别[pi 33 ]、白[pæ 33 ]、八[pɑ 33 ]等都为同一声调。 因此，通过方言的比较，我们从合音角度入手，证明“别”的来源应该是“不必”而不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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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北方官话区中的“甭”“嫑”“别”都符合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的合音过程。它们不仅印证了合音过程的正确性，并且深化了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的合音过程。除此之外，运用合音过程，还可以解决一些汉语词汇史发展中的争论。 以上讨论启示我们，在考察汉语方言中的合音词的时候，需要关注语流中合音前字和合音后字的超音段成分，如音长。这有助于解决合音过程中声调选择的部分难题。 根据嫑、别的语言事实，我们认为：合音过程中的“正常音节 + 轻声音节”的“轻声音节”部分存在争议，可以进行适当修正。孙说中的“弱化音节”实际上也是一种音长较短的体现。因此，“正常音长音节 + 短音长音节”更为合适。那么修正后的合音过程应该为：一个正常音节 + 一个正常音节 > 一个正常音节 + 短音长音节 > 一个长音音节 > 一个正常音节。 此外，根据上文的分析，声韵配合对音素的制约、修正应该发生在由“正常音节 + 短音长音节”到“长音音节”的过程中。在该过程中，正是处于由两个音节向一个音节合并的过程中。为了能够顺利重塑音节，声韵配合、音节结构等在此时发生作用，对不合适的音素进行修正、删减等处理，最后形成了合音词的正常音节。然而，以上只是我们的理论推导，仍需要更多的语料来验证该结论的正确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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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言意关系是先秦以来哲学领域的一大论题。在尚未形成文学自觉时，对表达困境的讨论多集中于言意关系的哲学范畴的思考。无论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都体现的是两者二元对立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亦提及了表达困境的存在，但是在刘勰看来，讨论言意关系的核心并不是要争出尽意不尽意的单一结论，而是要用折衷的思辨的观点，意识到言与意对于写作效果的重要意义。哲学领域的讨论被纳入文学理论体系中，是文学自觉时代言意关系发展的必然。刘勰以言与意为核心，将其纳入“情–意–言”的小系统当中，后又将其纳入创作论的大系统，层层递进，言与意在破解表达困境的重要性中渐渐明朗。两者的对立关系被化解，言为创作枢纽，连接写作鉴赏等各部分；意为写作目的，种种技巧最终都归为一，即意的表达。刘勰对言意关系的审视不仅阐明了表达困境的存在原因与破解之道(“尽己所能，顺势而为”)，也体现了更高层面的中庸与自然意识，给予当代写作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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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对于表达困境的研究，言意关系向来是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表达困境”，似乎就等同于“言不尽意”；表达困境的解决，也似乎顺理成章地有赖于语言技巧的提升。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表达困境的思考并不能简单归为“言是否尽意”的命题。本论文将“表达困境”进行溯源，对言意关系的讨论史进行梳理，抛弃两者的对立关系，将其放置于创作系统中进行审视。刘勰对于言意关系的看法不仅在文学创作层面上表达了写作中的困境突破，并且还将哲学议题下沉至文学实践当中，化抽象为具体，用折衷思辨的方式提出了言意关系的新形式，即共同为写作服务，顺势而为，自然而然，而不拘泥在“言是否尽意”的小视角当中。除运用文本细读法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外，对刘勰言意关系看法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当代的写作实践。表达困境是不同时代共同存在的问题，繁写、强写会让写作效果大打折扣，这时我们可以在古代文论中寻找解决之道。 在讨论言意关系之前，首先要对传统的“言不尽意”的观点进行辨析与定义。没有成型的思想，就更不用提及成型的语言了。有时人会体现出作为动物的特性，能够单纯地感知到外界，却无法形成明确的思维，或者感知本就幽微难辨，来去匆匆，思维无法追踪。相应地也就无法用语言去描述这种零碎的只停留在感知层面的存在。这种思想的贫乏是文章最根本的“意”出现了问题，表现在文章中就似乎是“言”的功力不够以至于造成混淆，此时就不是“言不尽意”，而是“意不逮感”了。“意不逮感”是完全属于抽象思维层面的概念，而本文将着重对刘勰视角中的“言不尽意”进行分析，将其放置在历史的纵深与《文心雕龙》写作系统的横向比较当中，归纳其在文学史当中的意义，并指出其现实层面的启发。刘勰的表达困境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言不尽意论，刘勰并不想表达“言语完全无法传达意”，而是折衷的、思辨的，体会到表达恰切的困难，而去尽力向“尽意”靠拢，还能够化被动为主动，营造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在创作过程中，言意关系成为了要处理的问题与提升文学性的手段，从抽象变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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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言意关系讨论溯源：言意二元对立关系的确立 1) 先秦时期对于言与意的初步认知 庄子似乎是支持言不尽意论的。《庄子·则阳》篇曰：“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 [ 1 ] 语言表达的极限在于有形之物，无形之物则无能为力。《天道》篇中轮扁关于书籍的议论与批评，即是对语言表达功能的进一步的反省。“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 2 ] 属于个人的特殊经验与观念是不能够用语言传达的。“道”是一种超越形质的精神境界，言说也不足以表达“道”的境界，如果要强行言说，会造成“言无言”的结果。而庄子又提出“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 3 ]，不言语未必是真的不发声，也许个中之义早已被传达被领会到了。因此“道”的境界虽然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但可以通过精神的濡染使人明晓。 《周易》的言意观有其独特之处，“意”并非指头脑中的想法，而是指圣人之意。《周易》不主张单纯以“言”尽意，而是引入“象”这一概念，主张言象结合，言象相佐而尽意。《系辞上》有言：“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 4 ] 只有言象皆用，才能把握其中的真谛。宋代文论家陈揆认为“象”作为“言”的补充，能够达到尽意的效果，正所谓“《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则》)王向峰先生也有言，“立象以尽意，就意味着人之意还有仅以言不能尽表的问题，这时才立象又系词以解意。” [ 5 ] 虽然就象而言，它是否真的能够尽意有待商榷，毕竟象具有多义性，但是可以明了的是，《周易》认为单纯的“言”不能尽意，需要借他物作为辅助。 2) 魏晋时期言意关系的哲学思辨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言意关系讨论只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没有形成明确清晰的观点，那么魏晋哲学家就已经将言意关系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各分为两派，“言不尽意”论以何宴、王弼等人为代表，王弼接续了老庄与《周易》的思想，提出了一个无形无状、不可言说的作为本体的“无”的观念，并且将“言者”与“言所存者”区分开来，将言意割裂，夸大了二者的矛盾。欧阳建则对言不尽意持反对态度，著《言尽意论》，在欧阳健看来，人的思想所把握的道理，总是有赖于“名”“言”来表达。“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显而易见，欧阳建将言意关系简单化了，言虽能表意，但也有误读的可能性；并且意有时并不能用言来恰切表达，这一切都说明言意关系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魏晋言意之辨的双方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于双方都致力于寻找确定的“尽意与否”的结果，忽视了中间状态存在的可能，观念过于极端与片面。 3) 以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论 在经历了哲学方面的论争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走进文学自觉的时代，创作中遇到的表达困境被诸多文论家讨论，其中，言意关系的明晰是解决表达困境的核心。陆机《文赋》中讲，“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创作过程中言不尽意的矛盾，又坚信这个矛盾一定能在创作过程中得到解决。刘勰亦将此哲学论题下沉至文学理论领域，融合在创作论大系统中，用以指导文学实践。在言意关系的讨论过程当中，刘勰起到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首先，对于“意”的定义，南北朝文论家将其与“圣人之意”区分，仅指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将言不尽意的表达困境纳入到创作系统当中，更多是创作实践层面的探索；有意利用这种困境营造出意境，但是刘勰仅仅有这种倾向，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刘勰的言意观为后世诗僧在语言探究方面奠定了基础，唐代的诗僧将言不尽意上升至艺术本体问题，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刘勰更多是讲述言不尽意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刘勰的言意观体现了从文学创作实践转向文学理论领域的过渡特征。接下来笔者将通过文本细读，具体探究刘勰的言意观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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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神思》篇细读：文学视角下的言意关系与创作论的融合 刘勰首先点明辞令的“枢纽”作用，“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在讲述物意言关系时，刘勰首先指明语言的枢纽作用，为关系网找到了联结点。作者的志气是驾驭“神”的关键，那么当看到“物”而有所触动时，作者就需要利用语言来表达。而后刘勰发现在书写时的困境：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构思容易出彩，可书写后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这是由于意“空”而言“实”，可能是没有足够的语言积累来实现对构思的描摹，也可能是原本虚空的思想用实际的语言来表达会产生相殊的效果。这一点也说明刘勰是向“言不尽意”论靠拢的，毕竟“言尽意”方认为“意”是建构在语言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脱离语言范畴的思想，而刘勰还是将言与意对立来看了。而后刘勰写道“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理郁者苦贫指的是思想贫乏，无法梳理清楚自己的情感，这是在“意”方面的问题；辞溺者伤乱指的是语汇过多不知作何选择，是“言”层面的问题。 刘勰提出了解决方法，这也是言意关系最为明朗的一句：“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此外有些为思考所不及的细微的意义，或者为文辞所难表达的曲折的情致，这是不易说清楚的，也就不必多谈了。刘勰讨论了止笔的两种情况，一为难以捕捉的细微的意义，正因为意义与道理的无法敲定，才会拓展思维空间与作品的深度；二为曲折的情致，作品本就以委婉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情致的幽微难言恰好构成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刘勰“不强辩”的智慧不仅避免强写带来的偏颇失当与不自然感，更似顺水推舟般使文章的意蕴加深。 那么刘勰是不是有意利用这种表达困境去达到言有尽意无穷的境界呢？“文外曲致”之义表明刘勰已经认识到有些情致是在文字之外体悟到的，所以笔者认为刘勰止笔不仅是囿于语言限制而被迫如此，更是在意识到止笔的文学意义后而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化被动为主动。至于止笔后是否就能如愿准确传达所谓言外之致，刘勰倾向于运用各种手法将语言说到位，让可塑的语言正确地引导读者体悟难以言说的韵味。 之后刘勰紧跟一个形象的比喻：“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从前伊尹不能详述烹饪的奥妙，轮扁也难说明用斧的技巧，这的确是很微妙的。烹饪的奥妙是精微的道理，也是人难以切实体会的领域，所以语言无法准确形容；用斧的技巧虽为经验，但更多属于肉体的记忆，即便能够组织为语言并向他人传达，由于听众没有亲身经历，也无法想象与共情。 而后刘勰提出了解决方法：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所以要驾驭好自己的心灵，锻炼好写作的方法，而无须苦思焦虑；应掌握好写作的规则，而不必过分劳累自己的心情。这即是笔者在上文中所说刘勰将可掌控的语言说到位的种种方法：作者自身要通过锻炼自己的心灵使神思机敏，气格高扬；锻炼好写作方法使语言精到流畅，文辞优美；掌握写作规则以事半功倍，不必苦求伤情，不仅对自我无益，空耗时间，也使文章生涩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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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表达困境的破局：言意二元对立关系的打破 言意关系在《文心雕龙》当中被分别包括进了三层架构。在《神思》篇当中，“物–意–言”的网络讲述了言与意在构思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在第二部分已经做了详尽的阐释；在创作论中，言与意连接了创作准备、创作主体与创作技巧，融入了创作大系统当中；在全书的大视角中，言与意连接了文体论、创作论与鉴赏方法，成为纵贯线之一。 刘勰将语言哲学论题移至文学领域，化解了两者的对立关系，言与意各自成为创作论中的支点。首先是“言”的枢纽作用。言是文章的组成内容，也是体现意的最直接的手段。纵览《文心雕龙》的架构，可以发现，哲学意义上的言意关系进入文学系统后，都成为了为文学效果服务的要素。刘勰的创作论当中，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等篇目都讲述了具体的语言书写方法。除创作手法外，文章的气格、结构等也会通过语言来体现；作家自身的修养与气质也是通过语言来展示。而文学作品的鉴赏亦不离言与意的思考，或许顺从作者之意感悟到了言外之境，又或许结合自身的经历生发出了另一层感慨，这些都是对文学价值的阐释。 其次是“意”这一为文目的。种种作文的技巧都是为表意而服务，意尽与否也影响到文章的韵味与质量：意尽则有酣畅淋漓之气；意不尽则有回味无穷之美。所以“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并不仅仅是“言能尽意”或“言不尽意”的讨论，而是顺势而为，将言与意的关系应用至创作大系统中，消解二者的对立。文字的局限与意境的延伸构成一种张力，类比于刘勰提出的“以少字作精当的形容”，这尚算是可以描述出来的，但是更多情况下，文字的局限就意味着它无法描述。这在鉴赏过程中会出现三种结果：毫无体悟；体悟恰切；生发出了新的体悟。但是无论处于哪种情况，都起到了诗的兴发作用，提升了诗的审美价值。言要尽意，所以会有从构思到下笔的种种技巧与经验；言不尽意，所以会有意境的产生，有对高格的追求；留白引发联想，非具象的描述，留给读者猜测想象与代入的空间。言与意共同成为了为写作效果服务的元素。所以言尽意与不尽意，又有何意义呢？当二者被同时包括进创作论中，二者的矛盾冲突被弱化，只要尽己所能，顺其自然，那么言意关系无论如何变化，都会成为为文章增色的亮点。如果一味钻言不尽意的牛角尖，试图通过强辩来达到所谓的思想清晰，那么文章的效果反而会大打折扣，用拙劣的笔法破坏了应有的意境。“尽己所能，顺势而为”，即为刘勰表达困境的破局之道。 总之，刘勰的创作论体系将语言视为枢纽，语言是创作论关系网的联结支点，在《神思》篇当中，言意关系被物–意–言所建构的网络包围，言是连接物与意的桥梁；在创作论当中，言意关系被创作准备、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与创作效果的系统包围；在《文心雕龙》全书中，言意关系则被构思–创作–鉴赏这一文学理论系统包围。哲学层面上言与意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打破，变成了文学创作中的要素。以言意关系为据，以顺势而为为核心思想，刘勰提出了表达困境的产生原因与解决方法。语言不仅是联结思想与文字的枢纽，也是联系创作与鉴赏的枢纽。刘勰著《文心雕龙》通篇以心和意为内核，以言为技巧，可见二者在成就文章方面的功用是等量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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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言意关系新思考：刘勰的“中庸”与“自然”意识 文学理论视角中的言意关系有区别于哲学层面的不同之处。对言意关系的明晰是为了文学创作而服务，因此刘勰在讨论过程中也渗透了自己的文学意识，即中庸与自然，刘勰的言意观只是中庸意识和自然意识的一个方面。这是对于言意关系的宏观俯视，将这一问题纳入更高的文学视角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知其文学价值。 首先，刘勰对于言意关系的思考体现了他的“惟务折衷”的处理方式。先前对于言意关系的哲学讨论，无论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论，都存在着果断偏颇的缺点。而刘勰的观点则是折衷的、思辨的。首先，竭尽所能增加自身修为，营造虚静的环境，运用各种手法使艺术性提高，这些都是提高“言”的质量的方法。至于言已到达极致而不能够再努力的阶段，刘勰提出“笔固知止”，寻求言与意的平衡，不因过度描摹而失去了对意的精准把控，也不因修为不足导致言的失当。这种折衷的观念对于文学写作具有提示作用。 其次，文学应是真情实感，是自然的产物。不强写，不违拗写作规律，是对于自然的顺应，以达到自然与人力的平衡。过分雕琢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失真的风险，还会过犹不及，折煞文学的意蕴美。这不仅与刘勰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写作观念相合，也是纵贯古今的文学创作的至高标准。自然既包括抒发感情的自然不造作，也包括写作时顺应规律不勉强。这两个特点是“言不尽意”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大的把控，也是古典文学的最高审美标准。以这两个意识为指导，可以从大处着手把握文章的语言与情感的节奏，使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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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将对“表达困境”的讨论进行溯源，能够较为精准地确定刘勰的言意观在文学史发展当中的地位。刘勰抛弃了言与意的对立关系，将其共同放置于创作系统中进行审视，展现了魏晋文学理论研究的宽广视角。刘勰对于言意关系的看法不仅在文学创作层面上表达了写作中的困境突破，并且还将哲学议题下沉至文学实践当中，用折衷思辨的方式提出了言意关系的新形式，即共同为写作服务，顺势而为，不拘泥在“言是否尽意”的小命题当中。刘勰在文学创作的角度讨论言意关系，为唐代言意关系问题的艺术本体化作了一定的铺垫。除运用文本细读法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外，对刘勰言意关系看法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当代的写作实践，可见古代文论在当代仍旧闪耀着熠熠光辉，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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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高脂血症急性胰腺炎(HLAP)伴动脉粥样硬化(AS)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全院急诊收治符合HLAP诊断标准的患者432例，并且其中伴AS患者12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既往是否诊断AS，将HLAP分为AS组(120例)和非AS组(312例)。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实验室指标、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II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APACHE II)、Balthazar CT评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两样本秩和检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比较，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生存分析。结果：AS组与非AS组年龄、住院天数、复发次数、住院费用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性别构成(c 2 = 1.459，P值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室检查指标中，AS组中与非AS组比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游离脂肪酸(FFA)，脂蛋白a (LPa)，总胆汁酸(TBA)，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总钙(Ca)，肌酸激酶同工酶，胱抑素(Cys-C)，BMI (P均<0.05)两者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而对比前白蛋白(PA)，白蛋白(ALB)，肌酐(Crea)，肌酸激酶(CK) (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评分系统中AS组的Balthazar评分及APACHE II评分较非AS组升高(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入院后基本生命体征中，呼吸频率与体温两者比较存在差异，其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生存曲线，AS组较非AS组住院时间明显延长，AS组平均值为29.50，非AS组的平均值为12.57，c 2 = 111.26，P < 0.001，95%置信区间(11.353， 13.786)。Cox比例风险模型，c 2 = 103.274，P < 0.001。结论：AS是HLAP发生的危险因素，伴有AS的HLAP患者再发率明显升高，预后明显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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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一种因胰腺局部炎症引发腹痛的临床常见急腹症，目前其发病率为(4.9~73.4)/10万，可能进一步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进展为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 acute pancreatitis， SAP)死亡率20%~30%。基于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CCDRFS)项目的数据，目前我国标化的平均BMI：从2004年的22.7 m/Kg 2 (95%CI 22.5~22.9)上升到2018年的24.4 m/Kg 2 (24.3~24.6)，标化肥胖率从3.1% (2.5~3.7)增加至8.1% (7.6~8.7) [ 1 ]。高甘油三酯引起的胰腺炎所占比重较前明显增多，一项大样本研究表明其占胰腺炎比例已跃升至25.6%，高脂血症性胰腺炎(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 HLAP)往往更容易进展为SAP [ 2 ]。动脉粥样硬化(AS)是以进行性脂质沉积、纤维组织增生和炎细胞浸润为特征的累及全身大、中型弹性和肌性动脉的慢性疾病 [ 3 ]。血脂代谢异常导致脂质沉积于各级血管，破坏血管壁完整性，影响血液流动性，进一步诱发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与HLAP存在一定关联 [ 4 ]，在临床诊治过程中也多有验证HLAP患者多并发心血管相关损伤，并且进展为SAP相对于其他病因可能性大，预后更差。目前临床诊治过程中多数忽略AS对AP预后的关注，但AP进一步发展为SAP后治疗难度大，预后差，死亡率高，若能对存在AS的HLAP进行早期识别、积极干预，则可不同程度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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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选择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急诊收治HLAP患者432例，其中伴有AS确诊患者120例。纳入标准：1) HLAP符合《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21)》 [ 5 ] 诊断标准和分级标准；2) AS符合《中国血脂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防控的新证据和新指南》 [ 6 ]。3) 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 慢性胰腺炎或其他慢性炎症。2) 糖尿病、高血压、自身免疫病及病毒感染性疾病。3) 妊娠期。4) 放弃治疗或死亡。 (二) 研究方法 符合HLAP诊断标准者，根据超声、造影、实验室检查及临床表现将存在主动脉、冠状动脉、颅脑动脉、肾动脉肠系膜动脉、四肢动脉粥样硬化者划归为AS组(120例)和非AS组(312例)。比较AS组与非AS组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和其他资料。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出院诊断、既往胰腺炎发作史(既往发作胰腺炎 ≥ 1次)。实验室检查均取入院24小时内最严重的值，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前白蛋白(PA)，总胆固醇(TC)，总胆汁酸(TBA)，总胆红素(TBIL)，总钙(Ca)，游离脂肪酸(FFA)，甘油三酯(TG)，白蛋白(ALB)，直接胆红素(DBIL)，肌酐(Crea)，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脂蛋白a (LPa)，胱抑素(Cys-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BMI及生命体征。其他资料包括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II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APACHE II)、Balthazar CT评分。 (三)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 X ¯ ±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百分位数表示。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多因素COX回归分析AP预后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 = 0.05。根据预实验及相关文献计算样本量。根据以连续变量为比较的诊断性研究计算方法，AS组的复发次数均数为2.6，标准差为2.05，调整相对允许误差为0.1，绝对允许误差为0.1，参数α为0.05，采用双侧计算，失访比例设置为0.1，所计算的样本量110人。同样的，非AS组的复发次数均数设置为4.76，标准差为1.60，其余指标同重症急性胰腺炎，计算出的样本人数为3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