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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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启示 (一) 讨论 1) 中学生被欺负的学段差异 本研究发现，高中学生被欺负的状况少于初中学生。根据发展心理学理论，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这段时期他们会迅速的长身体，并且身体也会达到一个接近成熟的状态，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虽然也在成长，但心理发展是一个较为稳定的过程，所以初中生的身体和心理就在成熟度上有了差距，处在一种较为矛盾的状态，其心理发展水平还不够成熟，有时还会略显幼稚，他们在认知、思想、社会经验上都有所欠缺，思维容易停留在表层；在行为上带有莽撞和冒失的成分，辨别危险情景的能力还较为欠缺，所以初中阶段为校园欺凌的一个高发期；而高中生处在青年早期，心理发展水平更丰富、更稳定，其思维、社会性逐渐发展并成熟，形成了较完整的自我意识、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价值观、道德观，所以在高中阶段四类欺凌行为的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张宝书，2020)；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传统的直接肢体暴力欺凌方式可能会逐渐减少，而隐蔽、不好监控与探查的欺凌方式更有可能会增加，因此初中生在被欺凌上得分高。 并且不同年级差异检验的事后检验(LSD)结果表明，各学段一年级学生的师生关系得分都高于二年级；在学校归属感上，初一和高一的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但都高于初二和高二。这可能是因为每个学段刚入学时，学生对新环境有新鲜感，积极主动的探索环境，会与环境产生更多的互动；同时还没有很大的学业压力，老师会更多的组织班级活动，同学之间除学业之外的交流也更多，人际关系较好，所以师生相处更加融洽、学校归属感更加强烈。 2) 师生关系、学校归属感与被欺负的关系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师生关系与被欺负呈显著负相关，与学校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探究师生关系对学生被欺负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引入了学校归属感这一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并发现学校归属感在师生关系与被欺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学校归属感是师生关系影响学生被欺负的重要内在机制，也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归属感就是反应一个人被环境中的他人认可、接纳的情况，而教师作为初中生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可以影响学生的学校归属感。而校园欺凌与学校归属感是相互对立、消减的关系(Turner et al.， 2014)，可以同时对学生产生影响，并且表现在学生的学习表现中。所以当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融洽时，学生会感到被认可、被接纳，会有积极地学习表现，与学校建立良好的心理联结，如果卷入了校园欺凌，更有可能向老师报告，这能有效的阻断危险因子对学生的影响，并且可以有效的降低学生被欺凌的概率；相反不良的师生关系，会使学生感受到被学校排斥、不被接受，在归属感未被满足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将精力投向校外的环境，而自的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诱导参与到校园欺凌中，甚至成为校园欺凌的目标，遭受更多的校园欺凌。 (二) 教育启示 本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在师生关系与被欺负之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教师、学校的角度治理校园欺凌时，可以从学校归属感入手。 1) 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学业的压力削弱了中学生的集体性情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社会竞争愈来愈激烈，这种竞争压力甚至前移到了中小学，导致中学生的学习压力不断增大。家长、老师、学校都较为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学生的课余活动等关注度都不够，甚至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会不断缩减这些活动的时间。学生校园生活的单一性，导致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共同感和集体性的缺失，都会影响师生关系的融洽度和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牢固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把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作为教育重心。在注重学生成绩的同时，一定不能舍弃学校与学生的互动，要丰富学生的在校生活，保证学生的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兴趣爱好活动的时间，增加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流的机会。在增加机会的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师生互动、同学互动，互动时注重策略。例如引导学生写周记，很多学生会在周记里反映自己很孤独，或者自己惧怕老师等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周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孩子的了解；对于互相不熟悉的孩子，老师可以采用轮换座位等方式，增加他们课上小组讨论、课下小组共同完成作业的机会来让学生轻松的相互认识和交流，从而通过改善、提升学生的人际网络来增强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2) 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 班杜拉曾指出，示范学习是榜样向他人传递自己价值观、思想和行为等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学生处在认知、人格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会通过对榜样的观察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编码成自己的行为指导(胡竹菁&胡笑羽，2008)。而教师作为中学生的第一榜样，其对学校的情感、文化认同，对其他学生在教学中、生活中的反馈，学生都会耳濡目染。当一个老师在学生眼里是一个懂得帮助和照料学生、尊重学生、鼓励学生，真心的想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况的良好形象时，学生们就会产生归属感，积极地与环境互动(尤其是学习活动) (Routt， 1996)。 因此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要懂得倾听和尊重，与学生像朋友一样交流，让学生多表达自己的想法；关心学生的校内外生活，特别是对那些被同学孤立、学习生活上存在问题的学生；对学生进行鼓励、启发式教育，在学生做得好或者做的不好时都不要一味地表扬或者批评说教，要引导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明白接下来该如何做，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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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师生关系与学校归属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二者都对中学生被欺负有负向预测作用。2) 学校归属感能够在师生关系及其各维度和被欺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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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决策参与过程中的体验。方法：通过计算机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PsycINFO以及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从建库至2020年5月，关于乳腺癌患者治疗决策参与体验主题的质性研究。采用澳大利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评价纳入研究的文献质量，采用汇集性整合法进行结果整合。结果：共纳入18篇文献，提炼出73个结果，归纳出17个类别，得到6个整合结果。① 对诊断反应：情绪反应；② 决策与治疗偏好：决策偏好、治疗偏好；③ 治疗方式的影响因素：感知风险与益处、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④ 决策结局：决策质量、治疗结局；⑤ 决策困境：信息不匹配、决策时间压力、决策后果责任、医生相关障碍因素、情绪困扰、经济负担；⑥ 决策资源：患者准备、社会支持、医生相关促进因素。结论：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决策参与是一个多层次、多阶段的决策实践过程。患者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决策体验。医护人员应及时识别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困境和需求，有效利用决策资源，促进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最终做出符合患者价值观的治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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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研究显示(Chen et al.， 2016)，我国乳腺癌发病率为268.6/10万且逐年上升，居我国女性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第1位(Bray et al.， 2018)。乳房是女性特征的必要因素，乳腺癌被认为是对女性乳房、女性气质、身体形象的严重威胁，会给女性带来巨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Begovic-Juhant， 2012)。目前，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方案逐渐增多，包括保乳术、根治术、术后重建术、放化疗等，但不同的治疗方式对女性产生的潜在风险与收益不同，其临床决策过程是更复杂和敏感的，最终的治疗决策需要符合患者的需求和偏好。此外，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患者权利意识的提高，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开始由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转变，患者的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李玉，2017)。研究表明(Lam et al.， 2014; López et al.， 2014; Vogel et al.， 2009)，癌症患者决策参与积极，会降低患者的决策后悔程度，降低其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医疗满意度，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医患矛盾。因此，乳腺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过程是尤为重要的。但尚未对决策参与形成统一的概念，Thompson (2007)等学者认为决策参与就是患者参与到自身的病情讨论、给患者提供相关信息、询问其对治疗的看法，使其参与到整个决策过程中。近年来，国内外探讨乳腺癌患者治疗决策参与体验的质性研究增多，但研究结论的侧重点差异较大，无法全面概括患者在参与治疗决策过程中的体验，且尚未有研究对乳腺癌患者的决策参与体验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归纳。因此，本研究拟采用Meta整合的方法，更加全面，清晰地描述乳腺癌患者决策参与过程的体验，为今后制定干预措施，促进乳腺癌患者决策参与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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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2.1.1. 纳入标准 根据质性研究问题构建SPIDER模型(孙皓，时景璞，2014)，确定本研究文献的纳入标准：① 研究对象：病理学明确诊断的乳腺癌患者(不限疾病分期、病理分型、是否转移)；② 感兴趣的现象：住院期间患者的治疗决策过程(包括手术、免疫治疗、生物治疗等，不限治疗方式)；③ 研究设计：采用扎根理论、现象学、人种学、行动研究等方法的质性研究；④ 研究内容：乳腺癌患者决策参与体验、感受、态度、认知、观点；⑤ 研究类型：质性研究、混和方法学研究。 2.1.2. 排除标准 本研究文献的排除标准：① 研究对象年龄 < 18岁；② 非中、英文文献；③ 无全文的文献；④ 会议论文；⑤ 结果来自混合方法研究中的量性研究；⑥ 研究内容仅讨论患者治疗经验，非决策参与的过程；⑦ 研究内容是其他决策，非治疗相关决策参与。 2.2.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PsycINFO和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集从建库至2020年5月31日收录的关于乳腺癌患者决策参与体验的质性研究。英文检索词包括：“breast neoplasms/breast carcinoma/breast cancer/breast tumor” “Decision Making/treatment decision*/medical decision*/patient* engagement/patient* involvement/ patient* participation/ share decision* /SDM” “experience*/concept/perspective/perception*/feeling*/attitude*/ belief*/qualitative research/qualitative study”；中文检索词包括：“乳腺癌/乳癌/乳腺肿瘤”；“决策参与/参与决策/治疗决策/临床决策/医疗决策/诊疗决策/患者参与/病人参与/共享决策/共同决策”“体验/感受/观点/看法/认知/态度/信念/质性研究/定性研究”，对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以PubMed为例，具体检索策略如下： #1(((“breast cancer”[Title]) OR (“breast tumor”[Title])) OR (“breast neoplasms”[Title])) OR “(breast carcinoma”[Title]) #2(((((((“decision making”[Title]) OR (“treatment decision*”[Title])) OR (“medical decision*”[Title])) OR (“patient* engagement”[Title])) OR (“patient* involvement”[Title])) OR (“patient* participation”[Title])) OR (“share Decision*”[Title])) OR (“SDM”[Title]) #3(((((((experience*[Title]) OR (concept[Title])) OR (perspective[Title])) OR (felling*[Title])) OR (attitude*[Title])) OR (belief*[Title])) OR (“qualitative research”[MeSH Terms]) #4#1 AND #2 AND #3 2.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借助EndnoteX8文献管理软件完成文献管理和查重，排除重复文献。首先阅读文题和摘要排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进一步阅读可能合格的文献全文，根据纳排标准确定纳入的文献。文献筛选工作是由2名经过循证相关培训课程的评价者独立进行，若有分歧，与第3名评价者讨论，直至结果达成一致为止。文献资料提取的主要内容包括：作者(发表年份)、国家、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感兴趣的现象、主要结果。 2.4. 文献质量评价 本研究采取澳大利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胡雁，2012)进行文献质量评价。由2名经过循证相关课程培训的研究者对文献进行独立评价，评价内容共有10个项目，每个项目均已“是”“否”“不清楚”“不适用”评价。完全满足上述标准的文献质量评价为“A”，发生偏倚的可能性较小；部分满足上述标准的文献质量评价为“B”，发生偏倚的可能性中等；完全不满足上述标准的文献质量评价为“C”，发生偏倚的可能性较大。若2名研究者的评价意见出现分歧时，由第3名研究者进行判断，确定最终的质量等级。最终纳入质量评价为A级和B级的文献。 2.5.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澳大利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与2004年开发的Meta整合–汇集性整合(胡雁，2012)。研究者通过反复阅读理解、分析和解释每个研究结果的含义，将相似的结果组合归纳在一起，形成新的类别，然后将类别归纳为整合结果，形成新的观念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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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明确乳腺癌患者的决策阶段，提供个性化决策参与模式 本研究发现，患者的决策参与阶段涉及癌症诊断期、治疗方案择优期、治疗方案确定期、决策结局评价期四个阶段，一个从癌症诊断到接受最终治疗决策的动态持续过程，这与Fraenkel等(Fraenkel & McGraw， 2007)学者的观点一致。 首先，在癌症确诊期，乳腺癌患者表现出焦虑、恐惧、愤怒、否认等负性情绪，与我国学者蒋维连等(蒋维连等，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文化差异也会对患者造成不同的心理体验，如宿命论、情感表达障碍等。其次，在治疗方案择优阶段，乳腺癌患者表现出了不同的决策偏好(主动型、被动型、合作型)和多样的治疗选择(乳房切除术、肿瘤切除术、放化疗、中医等)，这与患者的决策需求(Kwok & Koo， 2017)及对决策参与的认知(Say et al.， 2006)有关。此外，在确定治疗方案阶段，乳腺癌患者个人、家庭、社会环境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最终治疗方案的选择。患者个人层面的因素聚焦于患者的生存需求、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知和对身体形象的重视；家庭因素中患者常考虑治疗决策给家庭带来的影响，重视家人的意见；社会环境因素涉及患者对她人经验的借鉴和对医生的信任。最后，在决策结局评价阶段，涉及了决策质量和治疗结局两方面，不同的决策参与类型会影响决策结局，这与Azra等(Ashraf et al.， 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提示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初次确诊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其文化背景，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心理支持等，帮助患者理性过渡这一时期。在疾病治疗阶段，了解患者的决策偏好，做出符合患者价值观的决策，提供个性化的决策参与方式，实现优质护理服务，保障患者权利，形成满意的决策结局。 4.2. 评估乳腺癌患者的决策需求，构建决策辅助工具 本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在决策参与过程中面临较多的决策困境，阻碍患者参与治疗决策。国内外研究主要探索医生阻碍(Taib et al.， 2007)、心理因素(Lam et al.， 2010)、经济状况(Stacey et al.， 2014)和信息不足(Almyroudi et al.， 2011)等影响乳腺癌患者决策参与的因素，对决策时间的压力和信息超载、信息理解、决策责任等因素关注较少。研究表明(Rutten et al.， 2005)，医护人员是患者首选和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应具体考虑患者的个体化信息需求，提供适当的决策时间，通过合理的沟通方式，帮助患者缓冲癌症诊断带来的负性情绪、充分理解医疗信息和决策责任信息，为决策的参与做好准备。有研究表明(Stacey et al.， 2008)，基于循证的决策辅助工具可以有效促进患者参与决策。目前，加拿大决策支持网(Ottawa Hospital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http://www.ohri.ca/decisionaid/)为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疾病提供了免费的决策辅助工具，临床医护人员可借助该工具，评估患者决策需求、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评价决策结局，促进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决策参与。 4.3. 利用乳腺癌患者的决策资源，发挥促进决策参与的积极作用 决策资源是一类可以支持个体做出最终的治疗决策的内外部资源。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在决策参与中除患者的自身准备外，其外部资源，如社会支持和医疗系统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Entwistle et al.， 2008; Muhamad et al.， 2012; Niranjan et al.， 2020)一致。倡导医务人员应充分利用患者的决策资源，为患者提供充足的信息支持、情感支持等，多维度促进患者的决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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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决策参与是一个多层次、多阶段的决策实践过程。患者在癌症诊断期、治疗方案择优期、治疗方案确定期、决策结局评价期具有不同的决策体验。医护人员可以通过评估决策困境和利用决策资源，促使患者最终的决策参与符合其价值观。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多为早期乳腺癌患者，治疗方式以手术居多，结果可能无法解释中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决策参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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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负性注意偏向是抑郁产生、持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抑郁被试对不同的负性情绪材料，如情绪词，情绪图片等都表现出了注意偏向。在对其注意偏向进行解释的理论中，注意成分理论，注意聚焦变窄理论和认知负荷理论是三种较为常见的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注意偏向训练和神经反馈训练是本文重点介绍的两种干预手段，分别从传统方法和新兴技术两个层面进行论述，并为今后对注意偏向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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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疾病，它是以心境低落为核心的情绪障碍，主要表现包括悲伤、空虚或易激惹，同时伴随着多种认知和躯体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功能(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p. 155)。据世界卫生组织称，重度抑郁障碍(MDD)目前是导致残疾现象的主要原因。尽管有一系列的心理和药物干预手段，抑郁症的复发率仍然很高(Vittengl， Clark， Dunn， & Jarrett， 2007)，许多治疗手段的疗效有限(Cuijpers et al.， 2010)，尤其是在预防复发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抑郁的不同视角和干预手段进行进一步分析讨论。 在抑郁症的诸多致病因素中，认知因素特别是认知偏向(对负性信息的过度关注)是抑郁症状产生、持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Taylor & John， 2004)。Beck的抑郁认知模型中指出，抑郁患者对于负性信息的过度关注，维持了其抑郁的心境状态(Beck， 1967)。注意被认为是认知过程的首要环节，被人们注意到的信息往往感知速度快、记忆深刻、情绪体验深，因而注意在认知偏向中的作用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戴琴，冯正直，2008)。 目前，针对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本文旨在综合论述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及其干预手段，系统回顾抑郁患者在不同负性材料上表现的负性注意偏向；分析论述了能够解释其注意偏向的三种基本理论；并探讨了现有的传统和新兴干预手段；最后总结分析现有研究的发现和不足，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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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抑郁患者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表现 抑郁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主要表现在：相对于中性刺激，更加偏向于注意负性刺激。当前研究者已经运用了多种不同的情绪材料，针对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进行了研究。 2.1. 情绪词为材料 目前，以情绪词为材料的实验研究，大多会使用情绪Stroop范式，点探测范式和线索–靶子范式为实验方法进行探究。不同的实验方法得到的实验结果不同，对于实验结果的解释也不同，下面将会对其进行分类论述。 2.1.1. 运用情绪Stroop范式进行的研究 情绪Stroop范式(Mathews & MacLeod， 1985)是研究抑郁个体的认知偏向与认知冲突加工的常用范式之一。它改编于经典的Stroop范式，将经典范式中的颜色词更改为情绪词，同样要求被试快速准确报告出词汇颜色，患者的注意偏向表现为个体对负性词汇的颜色命名时间变长。 目前，有很多研究者都运用情绪Stroop范式对不同程度患者的注意偏向进行了探究，但是结果却存在一些争议。如在一项对于抑郁个体的Stroop效应进行的元分析中，研究者发现抑郁个体对于相关情绪刺激的反应相对中性刺激更慢，存在广泛而稳定的Stroop效应(Epp， Dobson， Dozois， & Frewen， 2012)，从而可以证明抑郁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相反的，在国内，张阔等人(2018)的一项运用Stroop范式为实验方法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正常患者来说，抑郁患者并没有表现出Stroop效应，且抑郁被试在对负性词加工的P1和N1波幅没有差异；也有研究者采用情绪词–面孔Stroop任务，发现正常被试在情绪词和面孔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更慢，出现Stroop效应，且对负性词反应的错误率更高；而抑郁症患者在不一致条件下与一致条件下无显著差异，没有出现Stroop效应，且对负性词反应的错误率更低(Başgöze et al.， 2015)。 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可能与我们对Stroop干扰抑制的认识不完全准确有关，要得到更加准确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2.1.2. 运用点探测范式进行的研究 点探测范式是研究注意偏向的另一个常用的经典方法，相对于Stroop范式，该范式能较好地观察注意的定向和保持，因而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戴琴，冯正直，2008)。点探测简单来说就是，在两个情绪词汇一起出现后，在一个位置出现目标刺激，要求被试对目标刺激的位置做出反应。如果个体将注意投入在负性刺激上，那么对负性刺激探针的反应时会小于对处在中性刺激位置探针的反应时，许多研究都用点探测任务证明了抑郁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Joormann & Gotlib， 2007; Bita & Nejati， 2014)。 2.1.3. 运用线索–靶子范式进行的研究 此外，线索–靶子范式也是对注意偏向进行探究的方法之一。线索–靶子范式是由经典的外源性线索任务(Exogenous cueing task， ECT)改造得到的。简单来讲，就是在一个情绪词刺激作为线索出现后，出现一个靶子刺激，要求被试对靶子的位置进行按键反应，分别通过有效和无效情况下，被试对靶子的反应时间进行分析，得到结果。 但是，在采用这一范式时，研究结果也出现了争议。如Koster (2005)等人和Baert (2010)等人用情绪词为材料，使用间隔时间(stimulus onset asynchronies， SOA)为1500 ms的线索–靶子范式的实验设计时，在抑郁组发现了对负面词汇的持续关注；国内也有研究表明，使用SOA为750 ms时正常组对悲伤面孔存在返回抑制效应，抑郁组对悲伤面孔存在返回抑制能力不足，证明了抑郁患者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戴琴，冯正直，2009)，但是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别采用15个场景、面孔和单词为材料，SOA为1000 ms的研究设计进行探究，却没有观察到抑郁患者对于悲伤刺激的注意力维持和对于积极刺激的注意回避(Krings et al.， 2020)。在线索–靶子范式中，SOA的变化，可能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而且由于返回抑制现象的存在，导致研究者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实验结果，从而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 2.2. 情绪面孔为材料 以情绪面孔为材料的研究，相对于情绪词来说较少，但是所得结论却比以情绪词为材料的研究更一致。 研究表明，相对于非抑郁的被试，抑郁被试表现出对于悲伤面孔的长时间注意停留，而缺乏对积极面孔的偏向(Amit et al.， 2018)，在一项自由观看任务(free viewing task)中，研究者通过对不同抑郁程度患者和正常被试的眼动追踪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与非抑郁组相比，抑郁组表现出长时间沉浸在悲伤面孔上，而对快乐面孔缺少注意(Lazarov et al.， 2018)；Joormann和Gotlib (2007)也运用点探测任务，发现抑郁患者对呈现1000 ms的悲伤面孔有注意偏向，并且表现为对负性刺激呈现之后出现的靶刺激反应时缩短；还有一些研究指出，情绪面孔和情绪图像的点探测任务对于抑郁症的预测有一定的作用，并且情绪面孔比情绪图片的预测更加准确(Bita & Nejati，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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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抑郁患者负性注意偏向的理论解释 目前对于抑郁患者负性注意偏向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三种：注意成分理论、注意聚焦变窄理论和认知负荷理论。 3.1. 注意成分理论 注意具有多种成分， 如注意定向、维持、解除、转移等。注意偏向究竟反映了注意成分中的哪种成分还存在争议。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注意的定向成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注意成分中的定向成分(警觉/逃避)和解除成分(解除困难/解除易化)：前一种解释是，在最初的注意定向中，注意被吸引到负性刺激的位置或避开负性刺激的位置；后一种解释是，情绪刺激影响了注意解除的能力，使得注意在负性刺激上停留的时间较长，或是对正性刺激的解除相对容易(戴琴，冯正直，2008)。如Jongen等人(2007)在研究中发现的轻度抑郁患者对情绪刺激的注意逃避现象就属于注意的定向问题，而 Ernst等人(2005)研究中发现的注意在负性刺激上的停留时间过长则属于注意解除困难现象，表现为抑郁个体对线索–靶子范式中出现的负性刺激注意保留时间过长，影响了其后的靶子探测，这种注意解除困难现象导致抑郁个体出现注意偏向。 随后，又有研究者提出了注意偏向的三种成分，对之前的注意成分理论进行了具体描述(Cisler & Koster， 2010)。三种成分分别为：1) 注意增强(facilitated attention)，指的是注意力更容易或更快被某些信息吸引；2) 注意解除困难(difficulty in disengaging)，指的是当某些刺激吸引注意力后，注意力便难以从该类刺激转移到其它刺激；3) 注意回避(attentional avoidance)，指的是倾向于将注意力转向某种刺激相反或相对应的提示上，如同时呈现威胁刺激和中性刺激，个体倾向于将注意从威胁刺激转移而注意中性刺激。不同的心理状态会处在不同的心理模式中，如焦虑患者可能表现为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增强，而抑郁患者大多表现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解除困难(Browning， Holmes， & Harmer， 2010)。 总之，注意的成分理论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注意偏向的产生，有助于我们对其的研究。 3.2. 注意聚焦变窄理论 注意聚焦变窄理论是指抑郁患者主要将注意集中在与抑郁有关的信息上，更容易加工与抑郁有关的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从而表现出注意偏向。该理论又称图式理论，它的基础是Beck的图式理论，认为个体更倾向于加工与经验和记忆中已经存在的图式或者知识结构相一致的信息，对具有情绪障碍的个体来说，与其情绪结构类型相同或相似的情绪信息一旦出现，个体对其加工就更容易，若当悲哀的或抑郁的感情结构被激活时，与抑郁相联结的网络也就被激活，表现为注意更多的聚焦于此类刺激，从而引起对相应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戴琴，冯正直，2008；Bradley， Mogg， & Lee， 1997)。在一些使用眼动手段对注意偏向进行探究的实验中，通过抑郁患者对情绪图片的扫描，发现其对负性照片的扫描的频率不变，但是扫描的时间却变长。这说明患者内部的情绪结构被激活，使得负性刺激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加工，表现为注意的聚焦变窄(Moshe et al.， 2003)。该理论是从机体内部的特异神经网络激活模式的角度对注意偏向进行了探讨，却忽略了神经通路对信息加工的控制能力(戴琴，冯正直，2008)。 3.3. 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个体用于信息加工的认知资源是一定的，在同一时间段内，个体只能有效的进行一项心理活动，所以认知资源的分配方式决定了认知的加工模式。当负性情绪刺激与其他刺激一同出现时，注意资源极易被该负性信息所吸引、占用，而不能有效进行其他活动，从而表现出负性注意偏向(白学军，贾丽萍，王敬欣，2013；戴琴，冯正直，2008)。一项在负性情境诱导下抑郁个体，并借助ERP手段探究其情绪Stroop效应的研究中发现， 抑郁被试在负性和中性情境下下对负性词加工的P1和N1波幅没有差异，提示抑郁个体在负性情境下出现了注意脱离困难和认知资源不足，难以解决情绪冲突任务(张阔，王春梅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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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抑郁患者负性注意偏向的相关干预手段 起初，大多数研究都在探究某种心理异常会不会出现注意偏向，注意偏向只被看做是抑郁的一个伴随现象或者症状，但是在后来不断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注意偏向不只是抑郁的一种症状，它还是抑郁产生，维持和复发的原因(王曼，陶嵘，胡姝婧，朱旭，2011；Hayes， Hirsch， & Mathews， 2010; Waters & Valvoi， 2009)。对该命题的共识也意味着干预注意这一环节会改变心理疾病的症状，这让注意领域受到临床治疗的关注(王曼等，2011)。 4.1. 注意偏向训练(Attentional Bias Training， ABT) 注意偏向训练，也叫注意偏向修正(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ABM)，已有多项元分析研究证明注意偏向能够被计算机化的注意偏向训练任务所修正(Browning， Holmes， & Harmer， 2010; Hakamata et al.， 2010)。 注意偏向训练是对个体注意偏向进行训练并加以矫正的一种系统化操作程序，如训练被试对某一种类刺激的注意增强或注意解除。目前运用的较多并且非常成熟的训练主要是改版的点探测任务。该任务的主要程序依然与原版的点探测任务一致，只是通过对任务程序的操作，使得探测目标总是在中性刺激方位上，即可训练被试将注意力从情绪刺激转移(注意解除)；探测目标总是出现在情绪刺激方位，即可训练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增强(MacLeod et al.， 2002)。在一项为期14天，以改版点探测任务为训练方法的注意偏向训练结束后，研究者通过fRMI技术发现，注意偏向训练对与情绪评估和情绪状态产生相关的脑回路功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Hilland et al.， 2019)。 在Beevers等人(2015)的一项研究为期四周的训练中发现，参加注意训练组的抑郁被试的抑郁症状被减少了40%；还有研究者将训练任务分为单一任务(指向积极刺激的注意偏向)和混合注意任务(指向积极刺激的注意偏向和远离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进行探究，发现两种任务都能够降低抑郁患者的自我报告分数，并且在混合注意任务的结果中还发现，抑郁患者在线索–靶子范式和积极/消极注意量表(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ventory， APNI)中对积极材料的注意偏向被提高(Dai， Hu， & Feng， 2018)。另一项研究中表明，运用积极注意偏差训练可以使实验组比控制组对积极关键词的关注时间更长，其焦虑感显著降低(Krejtz et al.， 2018)。 但是在一些实验中发现，注意偏向训练的结果是不稳定的，如一项研究(Baert， De Raedt， Schacht， & Koster， 2010)发现，注意偏向训练对轻度和中度抑郁被试有效，而对严重抑郁症患者是没有作用的，这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寻找使ABT有效的条件。 4.2. 神经反馈训练(Neurofeedback Training) 神经反馈训练是一种以生理基础展开的训练方法。这种方法把神经信号纳入到训练中，将神经信号实时反馈给被试，其基础是：fMRI可以揭示抑郁个体在行为中无法表现出来的负性注意偏向信号。这种方法并不是像大多数行为研究那样，利用神经信号作为训练成功或症状改变的依赖指标(Beevers et al.， 2015; Li et al.， 2016)，而是直接利用在那些负责负性注意偏向的具体脑区上的实时fMRI神经反馈去进行训练，由此诱导行为的改善(Mennen， Norman， & Turk-Browne， 2019)。实时fMRI神经反馈训练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已有研究证明它在认知不同方面上的解码和改变的可行性，完全基于神经数据的注意状态监控在健康的被试身上被证明是可能的(Mennen et al.， 2019)。 在Schnyer等人(2015)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利用实时fMRI神经反馈对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进行了训练，并验证了其在抑郁患者中的可行性。在该训练中，每一个训练模块都分为两部分，分类器训练部分和反馈部分，在分类器训练部分中，研究者在被试执行任务时，收集实时的fMRI数据，该任务为要求被试轮流观看面部或场景，同时尽量分辨较少的诱饵图像。这些数据被用来制成一个能够解码神经活动的模式分类器，反映对面孔的注意和对场景的注意。在测试反馈阶段，就采用分类器将被试的fMRI数据收集并解码，由此给与被试反馈是否正确注意中性刺激，忽略负性刺激。 在注意训练中，实时fMRI神经反馈可以检测注意力的转移，并利用这些信息向个体提供信号，以帮助人们更好的控住注意力状态(Mennen et al.， 2019)。这种方法不只停留在个体的外部行为，而是通过其神经活动来揭示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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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现有的研究我们发现，抑郁患者对不同的情绪材料具有负性注意偏向，但在使用不同范式进行研究时，研究结果却出现了争议。在情绪Stroop范式和线索–靶子范式中，都出现了一些无法验证研究假设的情况(Başgöze et al.， 2015; Krings et al.， 2020)。这与我们对于Stroop范式的认识不足和线索–靶子范式中的SOA设置都有关系，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设置多种不同长度的系列SOA，用更加系统清晰的手段通过该实验范式对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进行研究。 本文还列举了三种常见的与抑郁患者负性注意偏向相关的理论，分别为：注意成分理论，注意聚焦变窄理论和认知负荷理论。三种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抑郁患者出现的负性注意偏向。但是有的理论还是存在一些局限，如注意聚焦变窄理论，该理论是从机体内部的特异神经网络激活模式的角度对注意偏向进行了探讨，却忽略了神经通路对信息加工的控制能力(戴琴，冯正直，2008)。 在对干预手段介绍分析时，本文列举了两种手段，分别是传统的注意偏向训练和一种新兴的神经反馈训练。注意偏向训练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证明能够对抑郁患者的负性注意偏向进行改善(Browning， Holmes， & Harmer， 2010; Hakamata et al.， 2010)，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实验表明注意偏向训练对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没有产生影响(Baert， De Raedt， Schacht， & Koster， 2010)。这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寻找使ABT有效的条件。其次是神经反馈训练，实时fMRI是一种新兴技术领域，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此外，我们还应该尽力将这种来自fMRI的神经监控成分过渡到一种更低成本的检测技术(Menne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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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公平是群际互动中最重要的规范之一，它是群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如何行为的规范。历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运用行为博弈的经典范式——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及其相关变式探究个体的公平偏好、利他、互惠等行为。对于经济博弈中个体违背“理性人假设”的现象，学者们分别提出了不平等厌恶、互惠偏好、平等–互惠–竞争三种理论来解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群体身份的知觉及其所付诸于该群体身份上的价值与情绪，直接影响着群际互动中人们的公平规范执行行为。研究者发现在群体偏见影响公平规范执行时会产生内群体偏爱(In-group Bias)和黑羊效应(the Black Sheep Effect， BSE)两种现象，表现为相比于外群体，个体更愿意接受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提议或者更多拒绝内群体成员的不公平提议。当前研究者分别通过纯粹偏好理论(Mere Preference Theory， MPT)和规范聚焦假设(Norms-Focused Hypothesis， NFH)来解释上述相悖的现象。未来研究应侧重促进公平理论与群体偏见与公平规范执行理论的交叉共融，拓宽群体偏见与公平规范研究的群体范围，增加得失框架下群体偏见与公平规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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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经济博弈的范式 公平(Fairness)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之一，其实质是个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进行的权衡。它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权利的公平、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人际交往中社会成员相处关系的不偏不倚，都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李炜，2019)。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思想，在当今社会，公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自Adams (1965)提出“公平理论”后，国内外的学者便开始了在公平道路上的实践探索，“公平理论”的主旨在于比较自身和他人在过去或者现在的投入–产出比，从而判断一个阶段的公平状态。 研究者们借用资产分配任务来研究人类对公平的追求，其中最经典的研究范式是由Güth，Schmittberger和Schwarze (1982)提出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Ultimatum game，简称UG)，该范式由两名被称之为提议者(proposer)和回应者(responser)的个体共同参与，两名参与者得到一定数额的金钱，由提议者对这笔金钱进行分配，若回应者接受提议者给出的分配方案，则两人各自得到相应数额的金钱；若回应者拒绝此分配方案，则二者均得不到钱。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人假设”(Neumann & Morgenstern， 1953)预期提议者会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考虑将所得的金钱最小化的分配给回应者，而回应者则不会拒绝提议者任何给自己大于0的分配方案，因为拒绝意味着一分钱也没有(Camerer， 2003)。而UG范式驳斥了该理论假设并将开始研究的目光着眼于公平规范的执行，研究者既研究个体作为提议者的行为，也研究个体作为接受者的行为，通常，提议者的分享行为可作为一种研究策略的契机，因为分配者可能会因为害怕接受者的拒绝导致收入减少而更多的分配给接受者一定数额不多于自己的金钱，对接受者的研究则主要探查的是个体对公平的态度。 在此基础上，Kahneman，Knetsch和Thaler (1986)发展出独裁者博弈范式(Dictator Game，简称DG)，在该范式中回应者只能接受提议者提出的方案，没有表达观点的机会，这使得提议者成为了独裁者，从而更有可能对回应者做出不公平分配，这也更可能引起回应者的不公平感，研究者通常采用此种范式研究分享行为和利他水平(Bašić， Falk， & Kosse， 2020; Brañas-Garza et al.， 2009; Engel， 2011)。 另一个研究公平决策的范式是第三方惩罚范式(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简称TPPG)，该范式中，旁观者(bystander)作为第三方，对提议者给出的分配方案进行回应和干预，旁观者本身不获得任何金钱数额，不受其直接影响，而是目睹他人遭受不公平，回应者获得的金钱数额完全由旁观者决定。该研究范式通常用于研究个体维护公平规范的倾向(Bašić et al.， 2020; El Zein， Seikus， De-Wit， & Bahrami， 2019; Liu et al.， 2018)。 在UG范式的基础上，还发展出另一种不公平范式(Inequity Game，简称IG)，这时旁观者作为第三方，对另外两名参与者进行金钱分配，其中一名作为回应者，另一名作为被动接受者(Mcauliffe， Blake， Steinbeis， & Warneken， 2017)。相对于拥有惩罚权力的 UG 任务，在被剥夺惩罚权力的 IG 任务下面对不公平分配，回应者甚至会产生更强的不公平感，这一范式通常用于探究人们对公平准则的感知(Cheng et al.， 2015)。 在众多关注公平的研究中，不公平状态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劣势不公平(disadvantageous inequity， DI)，即自己的分配收入少于他人；另一类是优势不公平(advantageous inequity， AI)，即自己的分配收入多于他人。上述四种公平范式中，研究者多采用不同的角度研究公平规范的执行。UG和DG范式通常从提议者和回应者两方角度探查个体的合作、利他、公平感知等行为状态。有所差异的是，UG范式通过从回应者的拒绝行为中探查个体的公平感知，DG范式从提议者角度关注个体的公平和利他行为。因此，UG 回应者对不公平分配的拒绝率可以作为规避DI的指标，而UG和DG提议者分给对手的分配是否公平可以作为规避AI的指标。 TPPG范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旁观者角度，规避理性“经济人”的社会角色，提供了一个当事人不获益的视角，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公平规范的执行，这可能使得关注公平规范的旁观者倾向于拒绝任何不公平的方案，即拒绝优势不公平(AI)和劣势不公平(DI)的方案。同样，IG范式也从第三方角度，尝试关注社会的公平分配，同时规避AI和DI而探讨单一的公平偏好。上述几种经济博弈范式及其研究的旨意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of different economic game paradigm 经济博弈范式 研究对象 提议者 旁观者 回应者 最后通牒博弈(UG) 利他偏好 互惠偏好 公平偏好 / 互惠偏好 公平偏好 独裁者博弈范式(DG) 利他偏好 公平偏好 / 公平偏好 第三方惩罚范式(TPPG) 公平偏好 / 不公平范式(IG) 公平偏好 公平偏好 表1. 不同经济博弈范式的研究旨意 有趣的是，当研究者从个体视角来关注公平行为时，即从提议者角度关注实验研究时发现，在UG范式中，提议者会更多的将一定数额的金钱分配给回应者，而回应者也会拒绝一定数量的分配方案。具体来说，提议者分配金额的中数或者众数常在40%~50%之间，平均数在30%~40%之间；而低于分配总额 20%的分配方案被回应者拒绝的概率为40%~60%，40%~50%份额的方案很少会被拒绝，且份额越大被反应者拒绝的概率越低(Glimcher， Camerer， & Fehr， 2008; Sanfey， Rilling， 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3)。也就是说，提议者倾向于给出较为公平的分配方案，而回应者倾向于拒绝不太公平的分配方案。针对这一违背“理性人”现象的出现，研究者提出了以下三种模型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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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公平理论 2.1. 不平等厌恶模型(Inequity Aversion) 由Fehr和Schmidt (1999)提出，其内涵在于在资源分配中，人们既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又是关心他人收益，甚至为了惩罚那些破坏公平规范的人而甘愿付出一定代价的“社会人”。该模型由两人姓氏首字母命名为FS模型(FS model)，其假设人们会因为收益差距产生不公平感，进而损伤自身效用，并且在自身收益高于别人时，损伤较小，而在自身收益低于别人时不公平感更为强烈，损害较大，FS模型个体 i 对收入 x 的效用函数式如下： U i ( x ) = x i − α i 1 n − 1 ∑ j ≠ i max { x j − x i ， 0 } − β i 1 n − 1 ∑ j ≠ i max { x j − x i ， 0 } 注： U i ( x ) 代表个体 实际的效用值， x i 代表绝对收入的效用， α i 1 n − 1 ∑ j ≠ i max { x j − x i ， 0 } 代表DI引发的效用损失， β i 1 n − 1 ∑ j ≠ i max { x j − x i ， 0 } 代表AI引发的效用损失。 在该模型中，个体的收入效用在绝对收入 x 的基础上，排除了喜欢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者自豪偏好倾向的人，除去了两种不公平状态引发的效用损失，从而厘清个体厌恶不公平的行为特点(Klaus et al.， 2012；徐富明，李欧，邓颖，刘程浩，&史燕伟，2016)。 2.2. 互惠偏好模型 由Rabin (1993)提出，其理论基础在于人们不是仅仅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有额外的“社会”目标：人们通常对帮助他们的人表现出善意行为，对伤害他们的人表现出敌意行为，这是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去探讨公平行为的产生。Rabin开创性地在效用函数中加入了“友善函数”(Kindness Function)，其内涵在于心理博弈中，博弈人的反应函数不再只取决于博弈双方的战略选择，还与参与者对对手的信念(Belief)紧密相关(Geanakoplos， Pearce， & Stacchetti， 1989)。互惠偏好模型个体 的效用函数形式为： U i ( a i ， b j ， c i ) = π i ( a i ， b j ) + f ˜ j ( b j ， c i ) [ 1 + f i ( a i ， b j ) ] 注： U i ( a i ， b j ， c i ) 代表个体 的效用值， π i ( a i ， b j ) 代表参与者 获得的物质效用部分， f ˜ j ( b j ， c i ) [ 1 + f i ( a i ， b j ) ] 代表互惠偏好作用下给参与者带来的心理效用。 在该模型中，个体的收入效用在所获得的物质效用 π i ( a i ， b j ) 基础上，增加了心理效用，其中友善函数 I ( f i ( a i ， b j ) ) 和 I I ( f ˜ j ( b j ， c i ) ) 用于衡量博弈对方的善意程度，具体通过比较参与者的实际收益与期望收益的实际差距得到。 上述两种解释“理性人”偏差的模型分别从结果和动机上解释了经济博弈中的社会偏好，不平等厌恶模型(IA)从自利和追求公平的动机出发，验证了个体的公平偏好，并在UG、TPPG、IG等范式中得到验证(Biella & Sacchi， 2018; Sun， Tan， Cheng， Chen， & Qu， 2015; Yamagishi et al.， 2012)。互惠偏好模型从对方的动机和自己的期望角度证实了个体互惠偏好的存在，并在UG范式得到验证(Fehr， Fischbacher， & Gächter， 2002)。通过上述两种模型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效用函数的构造与经典的以自利公理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收益不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在偏好中不仅关注自己的行为和自身的利益，还关注自身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以及他人的行为过程和理由。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经济博弈本就是掺杂社会互动的复杂行为过程，上述两种模型较为清晰地分离了博弈进程中动机和结果的交互作用，但仍然难以覆盖所有的经济博弈范式，例如DG范式。由于回应者只能接受提议者提出的方案，没有表达观点的机会，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提议者应该能最大化自己利益收入，而回应者收入只能是最小化，然而，根据Forsythe等人(1994)研究中呈现的结果显示，独裁者游戏中，提议者分配给回应者的金钱数额并不总是0，也不总是趋于公平的分配方案，其余大量类似的研究也发现了一致的结果。这既无法用互惠偏好的理论来解释，也无法适用于公平偏好模型。因此，Bolton和Ockenfels (2000)提出了以下模型来解释此种现象。 2.3. 平等–互惠–竞争模型(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简称ERC) 该模型在关注个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相比于FS模型，同时关注个体对群体平均值的偏离，即与他人的相对份额比例(唐俊，2011，徐富明等，2016)。同时，在动机的角度，基于互惠偏好，更加关注个体纯粹的利他动机意图。从而驳斥了人们看起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公认的利己主义理论，是利他偏好在DG范式中的完整体现(Weiland， Hewig， Hecht， Mussel， & Miltn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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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群体偏见与公平规范 经济博弈属于社会活动的一种，而个体的社会属性是众多影响经济博弈中个体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的因素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韩小丽，田孟奇，田嘉乐，&苏文亮，2020；李雪莹&贾宁，2020)。公平作为群体最重要的社会规范，受到群体身份的影响。在经济博弈中，个体作为回应者对来自内群体的成员和来自外群体成员的金钱分配方案多产生截然不同的回应(Biella & Sacchi， 2018; Mcauliffe & Dunham， 2016; Mendoza， Lane， & Amodio， 2014; Schiller， Baumgartner， & Knoch， 2014; Wang et al.， 2017; Wu， Leliveld， & Zhou， 2011；王益文等，2014；王珍珍&蒋文明，2016；张瀚月&赵玉芳，2018)。在上述研究中，通过比较被试对内、外群体成员在不同公平水平方案的接受情况，结果发现，就不公平的分配条件下，被试对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接受率有显著差异，被试更多地选择接受内群体成员提出的不公平方案或者给予更弱的惩罚(Biella & Sacchi， 2018; Schiller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7；王益文等，2014；张瀚月&赵玉芳，2018)，而少部分研究者发现内群体成员的公平违背会导致个体作出更多的拒绝反应，进而增强了公平规范的执行(Abrams et al.， 2014; Mendoza et al.， 2014; Wu et al.， 2011)。例如，Wang et al. (2017)通过UG范式发现，相比于中等不公平和公平的分配方案，被试对于来自内群体的不公平分配方案接受率更高。而Wu等人(2011)使用DG范式发现被试对于来自朋友的不公平分配方案态度更加消极。通过TPPG范式，Schiller等人(2014)验证了在公平规范的执行中，个体表现出的群体偏见同时由对内群体的偏爱和对外群体的贬损造成。在公平规范的执行中，群体在不同经济博弈范式中表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可分别称之为内群体偏爱(Ingroup Bias)和黑羊效应(Black Sheep Effect)。 内群体偏爱(In-Group Bias)与黑羊效应(The Black Sheep Effect， BSE)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Brewer (1979)就发现，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对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的态度有巨大差别，当个体以某种身份或标签被某一群组接纳，成为该群组的成员时，会受到该群组成员的优待，得到更多的资源或者获得组内成员的正面评价，即所谓的内群体偏爱(In-group Bias)。与此同时，对外群体成员分配更少资源、产生更多的敌意和消极评价的现象，被称之为外群体贬损(Out-group Derogation/Out-group Discrimination)。与此相反，Marques，Yzerbyt和Leyens (1988)提出的黑羊效应(the black sheep effect， BSE)表明相比于外群体成员，个体对带来坏处的内群体成员评价更为消极。并且，这种群组间异化效应(Inter-group Differentiation)和群体内偏爱可以共存于群体内，即，在群际互动中，个体可能会同时表现出内群体偏爱和内群体贬损(In-group Derogation)。这种内群体贬损的现象则被称之为黑羊效应。 在实际的研究中，当群体偏见与公平规范相遇时，个体将面临较难的抉择，而个体如何去应对内群体的不公平行为，抑或是如何解释内群体不公平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目前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试图分别说明内群体偏爱和黑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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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展望 回顾上述文献可知，近年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从未停止探索群际互动中的公平现象，对于公平理论和群体偏见产生的对公平规范执行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该领域，仍有一些问题在未来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例如，在不同群体之间，这种群体偏见产生的公平决策的行为结果是否有一个动态改变的过程？或者特定的向内支持亲社会行为如何在得失背景下表现出来呢？这都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检验。 5.1. 拓宽群体偏见和公平规范研究的群体范围 目前多以成人被试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群际互动和公平偏好之间的张力很强，而在解释行为结果的理论上，会涉及到诸如偏好、利他、合作等成长性的变量和因素。从个体心理发展视角出发，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随着社会文化的熏陶和群际互动经验的不断累积，对群体和公平的偏向也会逐步发生偏移，但这种偏移和转化是何时发生和如何发展的还需要进一步得到研究者的探索。例如，新近研究发现6~8岁儿童就已经产生了群体偏见，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不利群体惩罚的强度增加，但是群体偏见却逐渐减少，这表明了儿童的规范执行从一开始就有偏见，但这种偏见可以通过发展变化得到部分抵消(Jordan， Mcauliffe， & Warneken， 2014)。另外(Mcauliffe & Dunham， 2017)发现，在第二方惩罚任务中，6~10岁儿童作为直接受害者，尽管产生群体偏见，但不会对分配金额和反应产生影响，更多的变现为偏爱公平规范的执行，而不是内群体偏爱。Wu和Gao (2017)通过最简群体范式操纵分组，以中国2~6岁的学龄前儿童为被试，发现3~6岁的中国儿童拒绝利己不公平分配的次数多于公平分配，表现出强烈的公平偏好，5~6岁的男孩相比女孩更多的惩罚外群体成员。因此，这种个体成长中社会化的差异(性别、种族等)和群体偏见与公平规范的动态化演变在未来仍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5.2. 增加得失框架下群体偏见与公平规范的研究 大多数关于群体偏见和公平决策的实验研究都着眼于参与者帮助内群体(相对于外群体)成员获得积极的东西。然而认知心理学指出，在社会互动中，人们更喜欢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得收益(Kahneman & Tversky， 1979)。研究表明，因为造成损失被认为比保留收益更有害、更违反公平，所以个人更有可能帮助他人避免有害的结果或帮助他人提供积极的结果(De Dreu & Kret， 2015)。此外，在群体间的背景下，外群体贬损通常表现为缺乏帮助，而不是造成伤害(Weisel & Böhm， 2015)。梳理文献发现，少有研究考察过在特定的群体间背景下得失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公平在群体内的互动中比与群体间的互动中更为突出，加之损失厌恶的事实，不难推测，公平问题在损失背景下比在收益背景下更突出，所以人们可能在损失背景下表现出更大的内群体偏好。然而这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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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该文研究了全空间中一类含Φ-Laplace算子和位势项的拟线性椭圆型方程解的存在性，利用Nehari流形方法和纤维映射等技巧，得到方程至少有两个非平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