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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行为免疫系统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个体在知觉到环境中的疾病线索之后，就会激活行为免疫系统来规避疾病带来的威胁，即在认知上产生负面的评估，在情绪反应上产生厌恶，在行为上自动产生回避(  Ackerman et al.， 2009 ;  Houston & Bull， 1994 ;  Mortensen et al.， 2010 ;  Schaller & Murray， 2008 )，并通过回避疾病威胁和服从社会规范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Schaller， Murray， & Bangerter， 2015) 。 3.1. 回避疾病威胁 作为群居生物，社会生活中的交流互动、协同合作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有利于生存繁衍的优势，然而，活跃的社会互动意味着更迅速、更便利的病原体传播。由于行为免疫系统的烟雾探测原则和功能弹性原则，意味着启动这一系统的线索具有相对模糊性，那些偏离了身体常态的特征往往被认为是与疾病相联系的  (吴宝沛，张雷，2011) ，从而能够激活行为免疫系统。此外，在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因为遭受同样的病菌威胁，一般都共享着同样的生理免疫系统，而由于外群体成员往往携带着未受到我们身体免疫的新异病原体，因而被人们认为带来了更大的疾病威胁。社会生活中的偏见行为就是行为免疫系统对这些疾病类似线索的反应。偏见指的是一种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一种习得性的态度，它包括支持这种态度的负面认知、消极情感，以及逃避、贬低目标群体的行为意向。从回避疾病威胁的角度来看，偏见行为使个体能够远离带来疾病威胁的个体，降低了被病原体传染的风险。这种偏见表现在个体层面上就是对异常身体特征的偏见，表现在集体层面则对外群体的偏见。 3.1.1. 行为免疫系统与对异常身体特征的偏见 人们会对明确表明他人有传染性疾病的语言标签(如“艾滋”、“霍乱”等)做出清楚的反应，例如在  Bishop，Alva，Cantu和Rittiman (1991) 的研究中，向被试呈现描述艾滋传染性，或同性恋取向的文章片段，结果发现人们与患病者交往的意愿更多地与疾病的传染性相关，而较少地与其性取向相关。但是用语言标签识别患病人群是近期历史上才出现的方式，在言语出现之前，更为可靠的方式是辨认那些通常伴随着传染性疾病出现的、肉眼可见的身体，或行为线索，如“标记(markers)、病变、身体部位变色……和行为异常”  (Kurzban & Leary， 2001) 。生活中人们对躯体残疾、面部毁容和肥胖人群的歧视态度，就是行为免疫系统对这些偏离了常态的身体标记的反应。 早在18世纪70年代，研究者就发现人们对待残疾人和正常人的态度是不一样，人们会更多地盯着残疾人而不是正常人看  (Comer & Piliavin， 1972) 。这或许是因为残疾人的残疾部位是一种新异刺激，也或许意味着残疾启动了人们对于威胁的警觉。在之后的研究中，有更多的研究验证了人们对残疾人的偏见态度。  Covey (1998) 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常常将残疾与疾病联系起来，残疾人往往被与不干净联系起来，而不干净显然是容易引发疾病的。尽管人们想尽量淡化自身对残疾人明显的偏见态度，但  Faulkner，Schaller，Park和Duncan (2004) 的内隐联想测验表明，人们在残疾与疾病之间存在更强的内隐联想。这种内隐的态度可以表现在情绪上的焦虑和不适，如在于残疾人交往时进行更多的自我控制行为(摸自己的脸，玩头发)  (Sigelman， Adams， Meeks， & Purcell， 1986) ；也可以表现在行为上的僵硬与回避，如较少频率地在残疾人周围走动  (Kleck， 1968) ，与残疾人互动时选择更远得交往距离  (Heinemann， Pellander， Antje， & Wojtek， 1981; Langer， Fiske， Taylor， & Chanowitz， 1976) 。从上述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残疾的体征在认知上是与疾病相联系的，不仅能够引发人们对残疾人的警觉，同时也能导致人们对残疾人更多的回避行为。 面部标记是一个直接反映了个体健康状况的指标，历史上及当代社会中25种造成最高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疾病中有23种都会表现出可见的面部标记(如：皮肤破损、黄疸、发热、咳嗽或流鼻涕)  (Wolfe， Dunavan， & Diamond， 2007) 。  Schaller和Duncan (2007) 在他们的研究中检验了人们对面部毁容的人(胎记)和真实患有传染病但无明显体征的人之间的态度，结果表明，人们认为二者传染疾病的程度没有差异，甚至在态度上更贬低面部带有胎记的人。这表明就算人们清楚地知道面部标记不是由疾病造成的，面部标记仍然会被知觉为是疾病相关的。  Ryan，Oaten，Stevenson，和Case (2012) 的研究中也发现，与面部带有标记的人接触能够引发个体强烈的厌恶反应，而厌恶被认为是与疾病相关的最核心的一种情绪。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与面部毁容的人进行互动时会触发特定的心血管反应模式，这种反应模式通常与威胁知觉相联系  (Blascovich， Mendes， Hunter， Lickel， & Kowai-Bell， 2001) 。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面部的异常标记会表现出类似于，甚至更甚于对真实传染病的反应。这或许是因为在进化的历程中，相比于身体其他部位，面部是个体获取他人信息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因而成为个体首先捕捉的对象，也因而成为提示疾病线索极为重要的部位。 肥胖是另一种身体形态的偏离状态，也会作为一种病菌存在的线索启动人类的行为免疫系统。  O’Brien，Latler，Ebneter，和Hunter (2013) 开展的一项人事调查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个体对肥胖者持有更负面的评价，倾向于与其保持更远的距离，并认为他们更不符合工作岗位的要求，即使应聘上工作也只能拿到更低的薪水。但是人们对肥胖厌恶是否与疾病相关？  Huang，Sedlovskaya，Ackerman和Bargh (2011)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人们确实将肥胖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并且对肥胖人群的偏见受到自身疾病易感性的调节，当个体知觉到自身受到疾病感染的可能性降低时，对肥胖人群的偏见也随之减弱。事实上，肥胖被污名化的程度超过了其他一些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群(如：同性恋者、少数民族)  (Latner， O’Brien， Durso， Brinkman， & MacDonald， 2008) ，也有证据表明传染性的因素是引起肥胖的一个原因  (Whigham， Israel， & Atkinson， 2006) ，可以看出，由于历史上曾存在导致肥胖的传染性疾病，且肥胖体征视觉上类似于由病菌感染引起的组织肿胀，人们往往将肥胖也当成是疾病的一个信号，从而引起行为免疫系统的警觉。 3.1.2. 行为免疫系统与对外群体的偏见 从远古时代到当今社会，人类总是生活在以某种属性划分的群体中，当社会群体形成以后，一个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群体成员的行为、信念和价值观等各种特征都有可能会威胁到另一个群体的存在、发展和目标  (Stephan， Ybarra， & Rios， 2009) 。从疾病威胁的角度而言，在进化适应的历程中，同一群体内的成员一般都是一起共同生活，成员间多数具有血缘联系或地域联系，并携带相似的病原体，因此群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互接触带来疾病传染的可能性较低。相对的，外群体成员往往携带着新异的病原体，人们还没有对这些病原体产生免疫，一旦被传染则往往面临着致命的威胁  (Curtis， Aunger， & Rabie， 2004) 。为了降低疾病威胁带来的风险，行为免疫系统会对内外群体产生不一样的态度和行为，有研究者认为，对内群体成员的偏好和对外群体成员的排斥，都是为了减少或控制疾病感染的风险(  Faulkner et al.， 2004 ;  Fincher， Thornhill， Murray， & Schaller， 2008 ;  Van Vugt & Park， 2009 )。 有许多研究都支持了上述观点，  Schaller等人(2007) 在综合前人有关行为免疫系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疾病威胁对群体体偏见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疾病威胁条件下，内群体偏好现象显著增强。  Van Vugt等(2009) 的研究中则发现，不仅外群体成员对资源的竞争(侵略、剥削)会导致个体产生内群体偏好，群体内成员为避免疾病威胁也会更加回避外群体体成员。但是这个研究中没有排除群体互动对人们对外群体成员提出的疾病威胁知觉的影响，因此  Navarrete和Fessler (2006) 的研究就探索了群体互动对疾病威胁知觉与群际偏差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与其他团体的互动不多甚至没有时，个体仍然认为外群体成员更有可能带来疾病威胁，此外还发现，团体内某罹患疾病的个体更加容易获得团体内其他成员的帮助。从这些研究中都可以看出，疾病威胁确实是引发群际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喜欢内群体成员而排斥外群体成员的态度，不仅能够使我们在患病后获得内群体成员更多的帮助，还能帮助我们远离陌生的致命病原体，减少被感染的风险。 疾病威胁对群际偏差的影响还受到个体自身疾病易感程度的影响。  Faulkner等(2004) 将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相结合，发现那些对自身受到疾病侵扰感知较高的被试在内隐层面上更容易把外团体成员知觉为危险的和可怕的，对外团体成员也表现出了更少的积极态度。  Navarrete，Fessler和Eng (2007) 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个体对自身可能感染疾病的担忧程度与民族歧视程度呈正相关。可以看出，个体越容易知觉到或担忧自己感染疾病，表现出来的群际偏差现象就越明显。 此外，Navarrete等人的研究还验证了这种现象在特殊时期的女性身上的表现。他们选取206名美国孕妇为被试，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第一孕期(前3个月)的女性对内团体成员表现出了更强的偏好，第二孕期和第三孕期时的内团体偏好程度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孕期前3个月是女性最容易受疾病侵害的时期，更偏好内团体成员而回避或贬低外团体成员有助于她们抵御疾病威胁。  Navarrete，Fessler，Fleischman和Geyer (2009) 的研究也发现，女性的群际态度受到其月经周期中受孕风险的影响，月经期的白人女性表现出对黑人男性的更强烈的负性态度。从进化的角度看，女性的身体健康对于基因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处于特殊时期的女性(比如怀孕期、排卵期、月经期等)被病原体所感染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孕)，因此处于这些时期的女性对疾病的警惕应该显著高于平常时期，也会表现出更大的群际偏差。 3.2. 服从社会规范 行为免疫系统对社会行为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回避疾病威胁上，还表现在对社会规范的服从。一个社会所形成的文化规范被认为是能够抵御病原体的传播，因而对个体而言，往往会对集体所选择的行为产生遵从(从众行为)，而厌弃那些偏离了社会常态的行为。此外，正如前文所述，个体自身对疾病的易感程度也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个体的疾病易感程度受到其所在地区宏观环境线索的影响  (Schaller & Duncan， 2007) ，即在历史上病原体负载率高的地区的人，其疾病易感程度较高，也容易形成强调遵从社会规范的集体主义。 3.2.1. 行为免疫系统与从众行为 在显微镜出现之前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并不了解引起传染性疾病的原因以及它们的传播方式，更不能用科学的手段去进行治疗和预防。人们对疾病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依赖能够减少传染风险的行为规范，以及对这些行为规范的近乎迷信一般的依从。  Fincher等人(2008) 认为，人类社会的许多规范和群体共识具有减少疾病感染的社会屏障作用，人类对这些规范和共识的遵守和服从带有重大的适应意义。哪怕在医疗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些社会规范对疾病传播的防御作用也是无可代替的  (Fabrega， 1997) 。从众，是一种较为经济地习得某些社会规范的方式，能够提高人们社会学习的效率，因而可以更为有效地对抗病原体的威胁。可以说，从众行为作为行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具有减少人们疾病感染危险的功能，因此疾病相关线索的启动与从众行为有密切关系。 近年的很多研究就病原体对人类从众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Murray (2012) 探讨了四种从众指标与地区疾病负载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所有从众指标都与所处国家的病菌威胁的历史指标或当代指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在控制了其他可能混淆结果的变量之后，这些相关仍然显著。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历史上或当代的疾病负载程度与当地人群的从众倾向存在密切的联系，在病原体感染可能性较高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与表现出从众行为，以维护自身所在地区的社会行为规范，这是人们间接地对病原体感染威胁做出的反应。此外，Murray还从个体层面出发，探讨了个体的疾病易感性与从众行为的关系。他发现，对疾病更加关注和敏感的个体表现出了更强的从众态度和行为，在控制了其他的非疾病威胁(即：暴力知觉)之后，这种从众倾向与疾病易感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研究中还发现，即使是在实验情境下对疾病威胁的暂时性唤起，也能够加强人们的从众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的从众行为和态度不是对其他生存威胁(如：暴力)的一种反应，而是特定的针对病原体传染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不管是所在地区病原体负载程度，或是个体对疾病的易感程度，或是环境中存在的暂时性疾病线索，都能够使人们做出提高安全性的从众行为。 为了避免疾病感染风险，人们不仅仅要求自身表现出从众倾向以维护具有疾病屏障功能的社会规范，还会要求所在社会群体成员共同维护，对于那些不循规蹈矩，破坏了公认社会行为规范的群体成员，人们往往表现出排斥和贬低。  Marques，Yzerbyt和Leyens (1988) 用实验证明，被试对于自己群体中那些与众不同的另类表现出更多的贬低。  Pinto，Marques，Levine和Abrams (2010) 的研究也发现，被试更加厌恶那些不遵守团体规范、给团体带来负面效应的异类。对于这种“害群之马”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害怕这些群体中的异类打破已经形成的社会规范，从而带来某些潜在的病原体传染风险。 3.2.2. 行为免疫系统与集体主义 行为免疫系统的功能弹性原则意味着环境中的疾病线索与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有密切关系，在病原体负载率高的地区，人们更有可能遵守严苛的行为规范以抵御疾病的传播。上文中已经论述了在病原体负载率高的地区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从众倾向，也就是说，病原体负载率的高低影响着一个地区内成员的从众倾向，形成集体主义文化  (Murray et al.， 2012)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在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进行严苛的区分，表现出更强烈的内群体偏好，要求个体对社会的行为规范进行服从。这些特点都使得集体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体感染病原体的可能。 许多研究都对病原体负载率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Fincher等人(2008) 发现，无论是一个地区病原体负载率的历史指标还是当代指标，都与集体主义的多个指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个人主义的多个指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控制了可能的混淆变量之后，这两种相关依然成立。可以看出，当一个地区在进化的发展历程中反复受到致命病原体的肆虐，那个这个地区的人们对疾病线索是相对敏感的，他们对能够抵御病原体传播的社会规范会更表现出更严格的遵从。  Schaller和Murray (2010) 则探讨了一个地区病原体负载率与该地区人们对待外群体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病原体负载地区的人们，更难以接受其他种族的人成为自己的邻居。这表明高病原体负载地区的人们对外群体有着更高的警惕性，在人际交往方面更为保守，而这正是集体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中发现的相关存在于以人为媒介，和以其他物质为媒介的传染性疾病上，也就是说，集体主义文化既能抵御来自于人际交往方面的疾病威胁，也能抵御由打破社会规范所带来的疾病威胁。集体主义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与内群体成员之间保持联系，  Leeuwen，Park，Koenig和Graham (2012) 也在研究中对此做出了证实。他们发现，历史上病原体负载率高的地区的人们表现出明显集体主义的倾向，与内群体成员保持更紧密、更稳定的联系。此外，  Thornhill，Fincher和Aran (2009) 的研究也发现，地区疾病负载水平能够正向预测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程度。可以看出，集体主义形成了对内强调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和更紧密的内群体关系，对外强调对外群体成员的排斥的反应方式，来预防和减弱病原体的传播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