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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调查结论 4.1. 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一条明文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度本法”，这也就是从国家层面宣布家庭暴力对家庭、社会的危害性，要求希望严格惩治施暴者。可是在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统计的300个涉家暴离婚案例中，当事人无一例外都表示遭受过家庭暴力，只有区区34个案件中的“家庭暴力”被法院和法官认定，比例为11.3% [ 2 ]，数据清晰的显示出“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的现状。 Table 7 Circumstances related to divorce granted by courts in both places (Pieces 河南 上海 准许离婚 38 16 原告多次起诉 29 13 原告只提供口头陈述证明被告实施家庭暴力行为 26 8 原告起诉离婚的法定离婚情形仅有家庭暴力 14 9 被告承认家庭暴力/判决离婚 11/1 8/1 表7. 两地法院准予离婚相关情况(件) 通过上述河南省和上海市的裁判文书研究可知，家庭暴力案件举证难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家务事家里解决”导致其发生的场所具有隐蔽性，难以有目击证人，而且原告在受到迫害时难以收集证据，拍摄正在进行的暴力场面，以至于原告只能在事后进行证据收集，比如拍摄受伤照片、提供医院诊疗证明。河南省和上海市几乎是三分之二的案件只有当事人陈述。虽然《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陈述也是证据之一 4 ，但是此类案件涉及的是家庭伦理纠纷的案件，其中复杂的家庭情感很难说清楚。一方声称受到家庭暴力，另一方否认或者认为是互相殴打，法官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撑的情况下，通常，仅凭孤证不能定案。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 6 ]。 在提供证据的案件中，由于证据存在瑕疵或者证据不充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大多也不被采信，比如照片不能证明此伤是因为施暴者的殴打造成的。很多学者表明，在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有着十分严格的标准，但是在只有口头陈述、存在瑕疵的证据或不充分的证据的案件中，法官否认家庭暴力的存在无可厚非。但是并不能把“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这一现状的出现完全归咎于原告，在部分案件中，当事人提供多种证据证明或者如“公安出警证明以及验伤通知书”这类家庭暴力事实已经很明确的证据，法院仍不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比如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5民初33101号”一案中，原告出具了公安接报回执单、验伤通知书、病例、照片等证据，法院最后仍然未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正是由于当事人自身的“举证不能”和法院的严格审查之间的“矛盾”在持续拉大着“证据”与“标准”之间的差距，使得家庭暴力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或者很难被认定 [ 2 ]。贺欣学者认为是“法官需要保护自己，用安全的方式、有效率地结算。案结事了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这远远大于法律的要求 [ 8 ] ”这一原因所造成的。施暴方大多为男性，其在情绪激动下的行为产生的危险性大于女性，比如2019年7月2日，河南安阳，男子任某与妻子离婚途中发生口角持菜刀行凶，妻子张某当场死亡。这类案件每年都会出现，法官在审理离婚纠纷案件中会尽可能的照顾男方情绪，这也就导致了女性的权利难以被很好保护。 4.2. 公安机关对《反家庭暴力法》有关内容实施有待深化和规范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要回应报案，迅速出警，既可以有效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又可以依照程序法规定，查清案件的基本情况，制作书面笔录，及时封锁家暴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 9 ]，为遭受家庭暴力的一方用提供公权力证明的证据去维护自身权利。在分析河南和上海原告提供证据的种类时发现，首先上海市的原告在提供的证据中出具公安出警证明、伤情鉴定报告次数占比大于河南省，说明河南省的原告在遭受家庭暴力迫害时寻求公权力机关的帮助的意识仍然不足，其次而且公安出警证明中上海市有一半的附带伤情鉴定报告，河南省11份出警证据只有1份附带伤情鉴定报告，说明各地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质量还有很大差异，这样也就造成《反家庭暴力法》在实务中不能发挥其理想状态，举证难的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 4.3. 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维权意识存在地域差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总是同政治、法律、文化、精神文明等社会现象紧密相连，经济较发达地区整个法律体系也建设得比较完善。首先，家庭纠纷导致权利受损进而寻求司法救助不再是一件新鲜事，比如上面已经表述的上海市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提供公安出警证明占到所有提供证据数量的79.31%，已经超过提供的所有证据的一半。其次在自身生命权、健康权等个人权利受到损害时，也愿意寻找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帮助维护其利益，上海市此类案件原被告委托代理人的占比为61.64%，远高于河南省。最后是否到庭应诉，向法官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实也可以衡量个人对法律态度，上海市被告到庭应诉占比91.78%，高于河南省的占比41.28%。随着中国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逐步建成，各地经济发展差距正逐步减少，教育水平的提高，相信不同文化、经济、政治背景的人民的法律意识也会逐步提高。 4.4. 离婚诉讼程序漫长 通过对比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次数与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概率呈正比关系，夫妻双方对离婚的态度和提起离婚诉讼次数是法院准予离婚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 10 ]。但是涉及“家庭暴力”离婚诉讼与其他因“感情不和”等原因提起的离婚诉讼不同的是，家庭暴力是一种暴力强制行为，法院应该及时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从上述表明的数据可知，河南省和上海市准予离婚的案件中大多属于多次起诉案件，对一次起诉离婚的案件即使提供的证据十分充足也大部分被驳回起诉。而且对于多次起诉离婚的案件，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当事人提出撤诉，那么第二次起诉离婚法官判决离婚的比例低于第一次态度强硬要求离婚的案件。第二次、第三次反复的提起诉讼，对那些离婚意向很确定的原告的精力、耐力都是很大的考验，也许在诉讼过程中家庭暴力还在继续，但是也有部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和好如初，继续维护自己家庭。法官不会判决时不会知道这次判决到底是缓和了夫妻矛盾还是让受暴者持续生活在家庭暴力下，这是法官裁判难题。笔者认为法官就要仔细审核当事人的证据，对用证据证明家庭暴力行为明显存在的案件，就要果断判决离婚，而不是调和双方当事人关系，让原告只有多次诉讼才能解除婚姻关系。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中有规定到：“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这条法律规定虽然仍有限定条件，但是对缩短当事人诉讼时长具有积极效果。 4.5. 判决说理部分旨在调和双方关系，而未教育施暴者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强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 11 ]。审理离婚诉讼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官深入贯彻了这一思想，判决理由中常会出现“只要双方在今后生活中能珍惜家庭、彼此信任，多一些沟通和理解，少一些猜忌和抱怨，多一些付出和谦让，那么夫妻感情还是有和好的可能” 5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通过原、被告的婚姻，促使两个小家融合成一个大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产生矛盾在所难免，其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原则性问题。” 6 这些语言来劝说夫妻双方缓和矛盾。可是我们需要清楚的这是，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案件和其他离婚纠纷的不同之处在于家庭暴力是直接侵犯被害者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行为，是直接威胁到被害者生命的行为，不能仅用对其他比如只涉及财产纠纷、情感纠纷的离婚诉讼一样的判决理由进行说理。被害者已经处于施暴者的暴力控制之下，仍然用调和的判决理由驳回原告起诉，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帮助施暴者维护不平等的婚姻关系 [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