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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的线索与轨迹 麦金托什在其《生态科学史》(1985)中指出：“脱离生态背景、社会背景和知识语境的发展思想研究都没有实际的价值，只寻找清晰而简单的思想起源毫无意义。关于发展的思想是以一种复杂多变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关联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 [ 6 ] 。可持续发展的起源和形成并不是一个个的点，而是一条条相互关联的线，殊途同归，共同促成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深入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全面回溯其演变过程和形成轨迹。本文尝试将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形成基础和思想来源为线索，逐条梳理其发展轨迹。 3.1. 早期西方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雏形 英语中“可持续”一词为“sustainable”，该词来源于法语的“soutenir”，意为维持、维护、保持原状、持续下去。而在《牛津词典》中“sustainable”被解释为：“以不损害环境的方式使用自然产品和能源”，“可以继续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西方文化中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从中世纪以来，欧洲就已经开始关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注一直贯穿于整个欧洲的近现代发展历史 [ 7 ] 。地中海古典文学为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众多先导。 从十五世纪开始，全球贸易和航行改变了欧洲人的自然观念，这些变化随着欧洲的对外殖民征服而进一步发展。新的思想从帝国的殖民地反馈到欧洲，并为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素材。十七世纪中叶，欧洲殖民者开始意识到，在加那利群岛、马德拉岛、毛里求斯等热带和亚热带岛屿上的人类活动，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这些地方长期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境船只提供丰富的食物和木材原料。这些地区日益遭到破坏的生态，让人们逐渐重视新兴资本主义和殖民统治的生态影响，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潜在环境破坏的关注。当时英帝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公司雇佣的外科医生及植物学家提出了人类活动的“环境极限”观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疯狂扩张与生态系统的冲突，促使殖民边缘地区萌生环境危机思想、环境极限思想、环境管理思想，成为二十世纪环保主义者的研究基础，也是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发展思想的重要来源。 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提出了“资源绝对稀缺论”，认为人口和土地、粮食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十八世纪以后，北美和欧洲社会开始产生对人类活动破坏力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尤其突出。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乔治•帕金斯•马什的《人与自然》(1864)。马什在书中说：“人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令人不安的因素，无论他在哪里扎根，大自然的和谐都变成了不和谐，稳定的现状都会被打破”( [ 8 ] ， p. 36)。马什所受到的古典教育、在佛蒙特州的童年生活以及在欧洲的游历，造就了他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现代主义批判，他论证出大自然“将向入侵者报仇，在她被污染的地区释放毁灭性的能量”( [ 8 ] ， p. 42)。 3.2. 野生动物保护思想——可持续发展的萌芽 野生动物保护或自然保护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最原始的根源。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之所以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对自然的保护。西方工业国家正式的自然保护组织的建立始于19世纪。19世纪下半叶以后，英国通过了关于保护海鸟的立法，并成立了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如公共空间和人行道保护协会(1865年)、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成立于1893年)、国家名胜古迹信托基金(成立于1894年)和自然保护区促进协会(成立于1912年)。20世纪初，瑞士自然保护联盟和瑞典自然保护协会于1909年成立。与此同时，德国也有类似的组织产生。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于1872年成立，布恩和克罗克俱乐部于1887年成立，塞拉俱乐部于1892年成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于1879年、1887年和1894年建立了国家公园。在英国，关于国家公园必要性的讨论贯穿于二十世纪早期，直到1949年国会通过法案最终为建立国家公园和国家自然保护区提供了法律依据 [ 9 ] [ 10 ] 。 除此之外，当时的欧洲社会也已经开始将环境保护由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扩展到殖民地以及其他更广泛的地理范围。例如，在非洲，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对开普敦殖民地森林枯竭的担忧。英国于1846年通过了保护开普敦附近草原的法案，后又通过了旨在保护该地区森林(1859年)和野生动物(1886年)的法案。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表现出对自然的保护、对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关切，并由此产生了实用和全面的保护思想。他们把“自然”视为“伊甸园”，需要保护它免受鲁莽的人类侵害 [ 11 ] (格罗夫1990b)。 英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PWFE)于1903年在伦敦成立，该协会由政界人士、贵族、殖民地行政人员、商人、猎人、科学家和自然学家等组成。该组织认为，效仿美国在东非建立保护区是“英国的责任和利益” [ 12 ] 。1886年英国颁布《开普敦野生动物保护法》。1892年建立了萨比野生动物保护区(1926年成为克鲁格国家公园)，1899年在英属肯尼亚建立了乌坎巴野生动物保护区。1900年，英属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获得通过。 1990年非洲殖民国家(英国、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会议于1900年在伦敦举行，并签署了《保护非洲动物、鸟类和鱼类公约》，尽管该公约从未付诸实施，但仍然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在该条约的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成立了一个保护殖民地动物常设委员会，1925年艾伯特国王创建了大猩猩保护区，成为艾伯特国家公园(后来的维龙加国家公园)，这是第一个非洲国家公园 [ 13 ] 。 3.3. 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的直接动力 1909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自然保护大会提议成立旨在促进自然保护的国际组织。1913年来自17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在瑞士伯尔尼签署了《国际自然保护协商委员会成立法》。1922年，欧洲第二个国际环保组织“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ICBP，后更名为“国际鸟类保护理事会”、现为“国际鸟类生命组织”)成立。1928年，国际生物科学联盟大会设立了国际自然保护关系秘书处，1934年，该秘书处并入国际自然保护办事处(IOPN)。 20世纪30年代，IOPN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报告。布恩和克罗克特俱乐部于1930年成立了美国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ACIWLP)，以促进对自然的保护和研究。1931年欧洲国家在巴黎举行了国际自然保护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对国际环境保护，特别是非洲保护的兴趣越来越大。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国际生物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组织和瑞士自然保护联盟的领导下，加强国际自然保护的努力重新开始。同时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自然保护运动。 1946年和1947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决定将自然保护纳入工作范围。第一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于1948年10月在法国枫丹白露举行，共有来自18个政府、7个国际组织和107家地方性保护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共同签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章程》，创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当时名为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在该章程通过的一个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供财政支持。1949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与联合国资源保护和利用科学会议(UNSCCUR)在美国纽约共同举行了“国际自然保护技术会议”。成为“国际环境运动兴起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 14 ] ， p. 37)。1954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成立了生态委员会。195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名称变更为“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直译为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缩写为IUCN)，反映出该组织的关注点比西方工业化国家更为广泛。IUCN很快就启动了濒危物种的数据收集工作。20世纪60年代，IUCN越来越注意到，环境保护对象并不能仅仅局限野生动物，于1961年启动了以湿地为生态系统重点的MAR项目；1963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自然保护联盟大会讨论了人口和资源问题，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已经开始考虑对环境和物种的长期管理，以解决更广泛的资源开发问题；在该联盟的努力下，《国际湿地公约》于1971年在伊朗拉姆塞尔签署。 自20世纪初渐进式保护运动以来，为了保护资源，“合理使用”一直是西方国家公共生活的一部分。1953年在比属刚果布卡武举行的非洲保护问题特别会议，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关注开始“偏离了以往的想法”( [ 14 ] ， p. 43)，并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此次会议建议将保护的范围从动植物这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类环境，并提出一项新的公约，以图解决整个自然环境的问题。195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更名，用“Conservation”取代“Protection”，并在保护对象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尽管两个单词直译都是“保护”，但“Conservation”却比“Protection”增加了“保持”、“维护”和“节约”的内涵。这一变化表明，当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将自然界的动物、植物、资源均纳入了“自然”之中。“这也意味着，环境保护必须考虑到社会和经济因素” [ 15 ] 。 20世纪60年代之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新兴的国际力量，走向世界舞台。1969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会确立了一项新的目标，即“生物世界——人类的自然环境——以及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持续和改善” [ 16 ] 。“环境保护”被定义为“管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以达到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 [ 14 ] ， p. 46)。尽管此时尚未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概念，但是自然保护联盟的主导思想已经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3.4. 生态学与自然平衡——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依据 生态科学发轫于十九世纪末的欧美，自从诞生伊始，这门新科学就与环境保护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态学直接促进并支持了人们对可持续性的思考。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 生态学对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贡献是对生物环境的科学描述和分析。生态学中一系列描述自然系统运作模式的概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概念基础。 20世纪上半叶，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系统生态学的不断完善，产生了“生态系统”、“食物链”、“数量金字塔”、“生态位”、“种群平衡”、“最大可持续产量”、“人口增长规律”等一系列描述自然系统运作模式的概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自然”被多数人认为基本上是静止的，20世纪四十年代，已经产生了“超级有机体”(克莱门特)、“自动化工厂”(奥杜姆)等自然观，并且已经认识到自然“趋向于秩序和平衡” [ 17 ] ，这即是自然观的“经典范式”或“平衡范式”。该范式认为，生态系统是封闭的，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如果受到干扰，它们仍然能够回到平衡状态。这种范式反过来又引发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思考：大自然是一个系统，它的状态是通过内部反馈过程来维持的，但它也容易受到外部控制，“自然平衡”很容易被人类的不当行为打破。 随着发展规划的理念的深入，生态学开始被视为不仅为规划提供了宝贵的环境数据，也为发展实践本身提供了模式。西方社会逐步认识到：科学，特别是生态和环境科学，不仅可以为发展提供信息，而且可以指导发展；科学提供的知识可以用来控制环境、经济和社会，从而使“发展”的变化指向预期的方向。 卡尔威克(1943)指出，发展任务“主要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的所有分支，无论是物理的还是社会的，都要发挥重要作用”，认为发展的实质上是一个“控制环境，开发环境，不仅使这一代人，而且使下一代人都能充分发挥身心潜能”的问题 [ 18 ] 。这一论述已经非常接近后来广为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3.5. 发展的生态影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驱 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人们越来越了解发展对生态的不利影响，突出表现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提出。这促使人们试图找出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影响的具体方案。 由自然资源保护基金会和华盛顿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发展的生态学问题”会议于1968年底在美国举行。会议发表了《粗心的技术：生态与国际发展》这一报告。这份报告以权威的方式列出了与经济发展相关或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为以后的许多关于环境和发展的论述确定了范式，它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后，包括自然保护联盟、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各大环境保护和发展组织举行了一系列会议。1970年，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在内的有关各方在位于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发展的生态影响。会议决定，由自然保护联盟和自然资源保护基金会编写《经济发展的生态原则》，后于1973年正式发布。《经济发展的生态原则》概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自然保护主义者和生态学家对发展问题不断深入的思考，并开始注意到第三世界的需要，其核心思想是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应用于发展活动，以决定在环境方面可以或应该做什么 [ 19 ] 。这一著作是1980年世界保护战略中“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先驱。 3.6. 环境限制、人口与全球危机——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导火索 西方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使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环境增长极限所造成的人类危机。生态学家雷蒙•珀尔(1927)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的人口增长现象 [ 20 ] ，卡尔•桑德斯(1936)等评论员提出了对人口增长恐慌 [ 21 ] 。奥斯本(1948)在20世纪40年代末评论说：“地球人口的潮水正在上涨，生物资源的水库正在下降” [ 22 ] 。 在英国科学家朱利安•赫胥黎的领导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对人口发展的科学研究。1954教科文组织与粮农组织在意大利罗马共同举办了世界人口会议，从而将人口发展与环境保护主义的核心问题起来。“人口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例如《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 [ 23 ] ，《人口炸弹》 [ 24 ] 。加勒特•哈丁的论文《公地悲剧》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该文反映了新马尔萨斯主义对生物资源枯竭的担忧。作者哈丁(1968)认为“有限的世界只能承载有限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最终必须趋近于零” [ 25 ] 。尽管其论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然而它明确反映出环保主义者对全球人口增长的恐惧，出发点仍是基于对公共资源有限性的忧虑。 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国家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当时社会关于生态保护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辩论，同时这种辩论也反过来影响了环境保护主义。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兴起的“新环境主义”认为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意义， [ 26 ] (Cotgrove 1982)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地球太空船” [ 27 ] (地球像一个在黑暗太空中旋转的蓝球，1966年芭芭拉•沃德提出)成为环保主义的文化图腾。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全球环境主义愿景，在《环境革命：世界新主人指南》 [ 28 ] (马克斯•尼科尔森1970)《只有一个地球》 [ 29 ] (沃德和杜博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中被清晰的反映出来。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环境问题意识成为70年代欧洲和北美环境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可持续发展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福雷斯特于1971年出版研究“全球性问题”的专著《世界动力学》 [ 30 ] 。内容包括：人口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由此引起罗马俱乐部的重视，委托他进一步研究全球问题。该任务后由D•L•米都斯承担，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 [ 31 ] 。在同一年，另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生存的蓝图》 [ 32 ] 面世，它是一群英国科学家根据世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数据所写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两篇报告均体现了可持续的基本思想，成为研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最常引用文献。 同时，新马尔萨斯主义对全球环境的思考非常持久。巴顿•沃辛顿(1982)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道：“无论是从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医学家、实业家、管理者还是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人口问题显然是对生物圈未来的最大威胁” [ 33 ] 。当时全球人口超过65亿，而且还在不断上升，新马尔萨斯主义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从乐观逐渐变为惊慌。 3.7. 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形成 1980年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 34 ] ，这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首次正式出现。 1981年，世界观察研究所布朗教授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 35 ]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兰，1987)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36 ] 。它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正式确立。 1990年2月，经加拿大总理提议，在温尼伯建立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世界资源研究所、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三家著名的国际机构联合声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指导原则”。1991年，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出版《保护地球：可持续生活战略》。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可持续发展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成为时代共识。 2002年8月，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里程碑。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104位国家元首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和《执行计划》，彰显了各国采取共同行动，以拯救地球、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