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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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 根据表1初始确定的特征因素，选取华北地区数据样本368例，样本比例基本平衡。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特征选择的自适应模型的能力，这里采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T)、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 LR)、梯度提升树(Gradient Boosting Classifier， GBDT)、多层感知机也可称作多层神经网络(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五种算法进行测试。实验环境为华为笔记本MateBook X Pro，Win10 + python3.5，五种分类器采用python中sklearn包，自适应特征选择遗传算法采用python自主编程实现。 4.1. 基于互信息的自适应遗传算法 样本特征与样本标签的互信息代表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理论上讲，基于互信息产生的初始染色体相对与随机产生初始染色体相比，其平均适应度大，经过多代进化后，更容易快速获取最优解。 下面选取支持向量机SVM作为分类器进行实验，LinearSVC (penalty = ‘l2’， loss = ’squared_hinge’，tol = 0.0001， C = 1.0)，penalty指定惩罚中使用的规范，loss指定损失函数，tol为公差停止标准，C为错误项的惩罚参数。 图2为实验结果，与传统遗传算法相比，基于互信息生成的染色体在初始迭代阶段适应度较高，收敛较快。 图2. 基于互信息的自适应遗传算法 4.2. 自适应特征选择预测模型 正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分类器算法有各自的特点，针对不同模型，如何选择样本特征，以提高模型的平均预测准确率(这里采用五折交叉平均值)，本文提出基于互信息生成初始染色体，然后通过自适应交叉(变异)算法，生成新的种群，以模型的平均预测准确率为染色体适应度选择新的种群进行进化，经过多次迭代最终选择出能够提高模型预测准确率的特征集。为了验证本文算法思想，这里针对目前流行的五种分类器SVM、RT、LR、GBDT和MLP进行实验，结果如表2。 Table 2 Test results for five algorithm 模型 全特征准确率 自适应选择特征 递归特征消除选择 准确率 选择结果 准确率 选择结果 SVM 0.9892 0.9945 x5， x8， x21 0.9945 x5， x21 RT 0.9836 1 x5， x8， x21 0.9945 x5， x12， x21 LR 0.9945 0.9945 x5， x21 0.9945 x5， x21 GBDT 0.9890 0.9945 x5， x21 0.9945 x5， x8， x17， x21 MLP 0.9782 1 x5， x8， x13， x21 x5， x8， x16， x21 不适宜 不适宜 表2. 五种算法测试结果 表2的实验结果表明，自适应特征选择能够不同程度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对于多层神经网络和随机森林模型，五折交叉均预测准确率为100%，自适应模型选择的特征数目较少，这是因为初选的特征中，有很多关联性很强，例如x1和x2，x3相关，x2和x3紧密相关，x4，x5和x6紧密相关，x7和x8紧密相关，就本文实验数据分析结果，煤矿构造条件对华北地区煤矿是否突水影响最大，其次煤矿开采条件(x13， x16)对煤矿突水也有影响。 4.3. 算法对比 特征选择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从原始数据中提取特征以供模型使用，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确度，本节就两种顶层特征选择算法(稳定性选择、递归特征消除)与本文算法进行对比分析。 稳定性选择特征是一种基于二次抽样和选择算法相结合的选取方法，可以支持向量机SVM或者回归等算法，通过抽取数据子集以及特征子集来运行选择，不断重复，最终可以计算各特征作为重要特征出现的概率，作为特征筛选的依据。本文采用python中的sklearn包提供的linear_model模型进行回归，特征选择计算概率如下表3。 Table 3 Results of feature selection for stability analysi 特征编号 X5 X21 X8 X2 X3 X7 选择概率 1 0.46 0.33 0.205 0.205 0.05 表3. 稳定性分析特征选择结果 表3的实验结果中，共选择6个重要特征。其中x2和x3紧密相关(如果出现陷落柱充水x3，那么必然出现陷落柱状况x2)，类似地，x7和x8紧密相关，这些特征都属于煤矿地质构造条件，再次表明目前的数据的研究结果，煤矿是否突水主要取决于煤矿的构造条件。这与学者杨淑敏观点一致(断裂构造是煤矿突水的主控因素)，稳定性特征选择只是求出各特征的重要性次序，并不确定特征选择的结果。根据图2不难分析，这种方法也不能保证模型最终预测结果最优。 递归特征消除的主要思想是反复的构建模型(如SVM或者回归模型)然后选出最差的特征进行剔除(可以根据回归系数选择)，然后在剩余的特征集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特征都遍历了。这个过程中特征被消除的次序就是特征的排序。因此，这是一种寻找最优特征子集的贪心算法。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迭代的时候底层用哪种模型，本文采用python中的sklearn包对文中四种模型(由于多层神经网络并不计算特征的相关系数，不适宜该算法)进行了特征选择及模型预测，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选择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四种分类器递归特征消除法的选择结果 图3和表2不难看出，相对于全部特征，递归特征消除法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模型的预测准确率(0.994)，但均不如本文算法，这是因为本文算法搜索特征组合的全部空间，而特征递归消除法每次迭代消除一个重要度较低的特征，并没有搜索特征组合全部空间。特征消除时需要考虑特征与样本标签的相关系数，应用范围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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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尽管本文提出的基于自适应特征选择煤矿突水预测模型准确率较高，但这些样本针对于华北地区的煤矿，并且样本数量受限，目前的研究表明：煤矿突水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构造条件。煤矿突水是由煤矿生产开采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真正弄清煤矿突水发生的机理，还需要收集更多的样本，以及可视化程度更高的模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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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掌叶木在茂兰保护区的分布情况及生长状态，笔者采用样带法对茂兰保护区的掌叶木资源的分布、植物学特性、生境特征和资源特点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并开展萌发栽培试验，观察掌叶木生物学性状变化，旨在掌握茂兰保护区掌叶木植物种质资源的分布、保护现状，探讨掌叶木濒危原因和保护对策，制定科学合理保护对策，为开展后续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结果表明：掌叶木在茂兰保护区内呈随机集群和星状分布于4个管辖区域，多生长在石面、石沟、石缝这些严酷生境中，能正常开花结果，天然更新能力差，幼苗幼树缺乏，成年植株长势一般，种群呈衰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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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掌叶木(Handeliodendron bodinieri)俗称鸭脚板、平舟木，无患子科(Sapindaceae)掌叶木属(Handeliodendron)，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单种属植物之一，为喀斯特地区石灰岩地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特有落叶乔木，对研究植物区系和无患子科的系统发育、形态演化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 1 ] [ 2 ]。掌叶木分布在广西的乐业、隆林、田林、东兰、田东、环江、南丹以及贵州南部的独山、平塘、荔波、兴义、安龙等地 [ 3 ]。在茂兰保护区分布于海拔500~900 m的喀斯特山地貌中下部或沿沟谷边的阔叶林中的疏林或林缘阳光充足处，林内缺乏幼苗幼树，为中下层树种，很少形成群落，根系发达，能附在裸露的岩石上 [ 4 ]。保护区成立以来，掌叶木群落得以有效保护，但是作为喀斯特地貌特有树种，受生境特殊及自身繁殖特性影响，生长十分缓慢，掌叶木种子富含油脂，常被群众采摘榨油及动物取食，幼苗易受暴雨、病虫等危害，造成掌叶木天然更新困难 [ 5 ] [ 6 ]。掌叶木是喀斯特地区特有喜钙树种，又是经济价值极高的能源植物，其科研、利用价值大 [ 7 ] [ 8 ] [ 9 ]。近几年学者对掌叶木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生物学特性、繁殖特征、群落结构特征、种子生态特征及遗传多样性等方面 [ 10 ] [ 11 ] [ 12 ]。为更好了解近几年掌叶木生存情况，实现掌叶木资源科学有效管护，从2016年开始，茂兰保护区管理局把掌叶木列为固定样线珍稀物种监测目标物种之一。本研究通过样带法对茂兰保护区掌叶木资源进行专项调查，在掌握掌叶木资源状况及其分布特点基础上，分析濒危原因，探讨发展趋势，开展萌发实验，为茂兰保护区掌叶木人工种群建设、种质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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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2.1. 调查地自然概况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贵州省荔波县东南部的黔、桂交界处，地理坐标：北纬25˚09'20''~25˚20'50''、东经107˚52'10''~108˚05'40''，面积21，285公顷，海拔430.0~1078.6 m，分为翁昂、三岔河、洞塘和永康4个片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峰丛漏斗和峰丛洼地地貌，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均温15.3℃，气温年均差18.3℃，年均日照时数1272.8 h，年均降雨量1752.5 mm左右，空气相对湿度85%以上。茂兰保护区地理位置特殊，常年温热湿润，雨量充沛，夏热冬暖，出露地层主要是下石灰系的白云岩和石灰岩，碳酸钙的含量达到99%以上，成土性能较差，土层浅薄，地表岩石裸露，土被不连续，地表水缺乏，土壤略碱性，以黑色石灰土为主，有机质和全氮含量丰富 [ 13 ]。保护区内生物资源种类丰富，是中国亚热带地区惟一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平衡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是极为珍贵的物种基因库 [ 14 ]。 2.2. 研究方法 2.2.1. 样方设置和调查方法 在茂兰保护区四个片区(翁昂、三岔河、洞塘和永康)典型分布区域选取设置样带，共设置14条样带，调查掌叶木种质资源的分布现状、生境群落组成、生境条件，采用每木调查法，记录物种的GPS位置信息、株数、树高、胸径、盖度、冠幅、坡度、坡向、生长势等信息。该次调查14条样带总长度为57，659 m，样带宽度为20 m，样带总面积为1，153，180 m 2 。 2.2.2. 掌叶木种子开展萌发实验进行繁育培植 种子8~9月成熟，果实采下后选出饱满蒴果，阴干待果实裂开，取出种子用少量洗衣粉轻轻揉搓除去假种皮，冲洗干净晾干，用84消毒溶液消毒。种子分为两部分，一半用3倍干净湿河沙均匀混合，放在20℃~25℃的条件下沙藏，期间保持沙子适当湿润，通风良好，每隔7天翻动1次，除去发霉的种子，至3月下旬播种即可。另一部分不经贮藏即采即播。育苗地应排水良好、灌溉方便，土壤为石灰土及树皮混合，采用高床播种，播种沟的行距为20 cm，播种沟深5 cm，种子均匀地撒在播种床里，保持土壤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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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1) 掌叶木资源分布 掌叶木在四个调查区域内均有分布，相对比较丰富(图1、表1)，掌叶木为典型嗜钙植物，多生长在石灰岩石山的石沟、洞穴、漏斗及缝隙处，土层浅薄，根系外露以适应水肥分散的独特喀斯特环境。没有纯林组成的群落，多是与其它多种珍稀濒危植物组成的杂木林，调查地内的掌叶木种群分布格局趋于随机分布，差异性不明显，呈星状分布，有丛生的习性。调查发现掌叶木树有枯顶情况，实生幼苗长势不佳，成年树数量较少，出现分枝早现象，发现了较多由倒木、树桩、根基、树干萌发幼苗(萌条)，掌叶木应为慢生树种，以萌条更新为主来维持种群生存的树种。种群的随机分布也表示该地掌叶木种群是趋于成熟的、衰退的，这与之前文献查询结论是一致的 [ 15 ]。掌叶木随机分布的原因可能是掌叶木生物学特性、喀斯特生境的特殊性和动物的取食。掌叶木为喜光树种，在调查中发现密林中很少见，多生长在海拔500~900米的疏林或林缘(图2)，为中下层树种，群落高度上不具优势，有克隆繁殖现象。其伴生种主要有青冈栎(Cyclobalanopsis glauca)、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黄梨木(Boniodendron minus)、大叶土密树(Bridelia fordii)、伞花木(Eurycorymbus cavaeriei)、任豆树(Zenia insignis)、腺叶山矾(Symplocos adenophylla)、小果润楠(Machilus microcar-pa)、贵州琼楠(Beilschmiedia kweicaowvensis)、光皮梾木(Swidawisoniana)、九里香(Murrayaexotica)、圆叶乌桕(Sapium rotundifolium)、化香(Platycarya strobilacea)、云贵鹅耳栎(Carpinus pubescens)、十大功劳(Mahonia fortunei)、南天竹(Nandina domestica)、板蓝根(Isatis tinctoria)、莎草(Cyperus rotundus)、黔竹(Dendrocalamus tsiangii)等。 图1. 茂兰保护区样线掌叶木分布示意图 Table 1 Nature profile of 14 sample strips of palm leaf wood in Maolan reserv 编号 株数 样线长度(m) 宽度(m) 面积(m 2 ) 平均海拔/m H/m DBH/cm 1翁-01 103 4269 20 85380 738.82 9.11 15.34 2翁-02 50 2770 20 55400 793.83 6.54 13.00 3翁-03 53 3890 20 77800 705.06 9.44 18.26 4翁-04 90 2620 20 52400 705.16 8.44 13.63 5永-01 34 2580 20 51600 809.38 6.04 8.76 6永-02 56 3500 20 70000 766.18 7.83 13.68 7永-03 37 4845 20 96900 742.74 7.34 14.86 8永-04 64 2908 20 58160 766.50 7.69 18.47 9洞-01 77 2980 20 59600 590.46 5.38 12.38 10洞-02 16 4330 20 86600 630.23 6.91 16.11 11洞-03 155 7907 20 158140 611.52 6.18 13.2 12三-01 92 5800 20 116000 541.49 7.33 13.97 13三-02 95 4870 20 97400 583.00 6.91 15.08 14三-03 59 4390 20 87800 461.50 7.02 14.70 表1. 茂兰保护区掌叶木14条样带的自然概况 H：平均高度 Average height；DBH：平均胸径 Average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图2. 研究区不同海拔掌叶木资源分布情况 2) 形态特征 掌叶木为落叶乔木或灌木，阳性树种，树形优美，叶形奇特，平均高7.30 m (图3)，平均胸径14.39 cm，树皮灰褐色厚2~3 cm，呈鳞片状脱落。掌状复叶，小叶4或5，薄纸质；小枝圆柱形，褐色，无毛；多花，花黄色，花瓣纤细，清雅宜人，气味芳香，花序长约10厘米，疏散，花瓣长约9毫米，宽约2毫米，花丝长5~9毫米；果实红色，种子黑色，每粒蒴果含种子1~6粒，果实长、宽范围分别为1.2~6.6 cm、0.15~2.7 cm，种子长、宽范围分别为0.05~1.3cm、0.05~0.9cm。一般在3月发芽，4月展叶，5月开花、8~9月果熟、10~2月落叶。掌叶木自然结实率高，种粒较大、含油量高，掉落的种子易腐烂和被动物啃食，少量掉进石缝、石沟、石缝等丰富多样的小生境内得以截留萌发。 图3. 掌叶木资源高度情况示意图 3) 播种1个月后，幼苗开始出土，沙藏播种及即采即播发芽率均在80%左右，无明显差异，幼苗出土后迅速生长，当年生苗有2~3对真叶，高10~15厘米。通过萌发繁殖试验发现，掌叶木对环境要求并不是很严格，方法简单易掌握，可保障掌叶木种质资源的保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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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掌叶木保护对策 茂兰保护区掌叶木的自我更新能力差，种群年龄结构呈衰退型，种群的天然更新及生存繁衍有一定的障碍，有濒临灭绝的危险。 4.1. 重视掌叶木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加强对区内掌叶木资源的保护，制定保护与管理措施。沿用封山育林模式实现掌叶木种群的自我维持，严格对掌叶木种群加以保护，继续把掌叶木列为茂兰保护区固定样线珍稀物种监测目标物种，对巡护线路的掌叶木进行每株电子植株挂牌。 4.2. 加大执法和宣传 向当地群众大力宣传宣传国家颁布的植物资源保护条例及保护珍稀濒危植物掌叶木的重大意义，号召全民保护掌叶木资源。加强执法力度，对破坏植物资源和植物生存环境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制裁。 4.3. 开展人工栽培 掌叶木天然更新困难，在人工辅助下，种子的发芽率可达80%以上，利用掌叶木种子萌发率高的特点，积极开展育苗的试验和研究，建立种苗繁育基地，通过人工栽培繁育扩大种群数量。 4.4. 无性繁殖扩繁 对掌叶木种子的离体培养进行研究和探讨，通过组培技术批量繁殖无菌苗，在短时间内扩大种群数量，并对扩繁的无菌苗进行驯化，回植，进行掌叶木种群的恢复。 4.5. 建立自然保护小区 采取原地保护的方法，选择掌叶木分布较多的自然群落，建立自然保护小区，护现有母树，还可以适当进行疏林、开林窗以改善林下环境，使掌叶木幼苗得到充足的光照以提高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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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掌叶木是茂兰保护区的旗舰物种，是研究物种起源、进化的有力证据，其生态价值是无法估量的，积极开展掌叶木的研究、保护和繁育工作，才能很好的对掌叶木进行抢救，从而推动茂兰保护区生物多样新保护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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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我国劳务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受害而提起的纠纷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本文以当事人数量在三方及以上为标准，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至2020年结案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为考察样本，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以及各方的过错比较角度出发，判断当事人在纠纷中的地位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最后，通过重构司法裁判路径、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各方的安全保障意识等措施保护这类具有多层法律关系的劳务提供情形，促进社会劳动力实现最大程度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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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成长和调整阶段，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由于缺乏相关资质难以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法律的严格规定使得用工成本提高，部分用工者通过二级市场寻求劳动力。不规范的劳务活动致使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频发 [ 1 ]。用工者通过二级市场寻找承接其劳务活动的下家，由下家联系其他劳务者提供劳务活动。与此同时，劳务关系又往往发生在亲戚朋友或经常工作的工友之间，双方在确定劳务活动的有关事项时缺乏书面合同的约定，也未明确真正的接受劳务者是哪一方当事人。因此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赔偿主体的确定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法律关系影响着法律责任的承担，法院在裁判此类纠纷的过程中，涉及到承揽、劳务等一系列法律关系问题，尤其是主体为多方当事人的案件，其法律关系更为复杂。再加上发生纠纷的被告方以农民、个体户为主，抵御安全事故的风险能力较低，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赔偿额又较大。这就导致在事故发生后，接受劳务一方经常无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使得当事人之间矛盾冲突激化。因此，在纠纷的当事人数量较多的情形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法律关系、确定归责原则以及裁判损害赔偿中的责任承担分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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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的提出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当事人人数较多情形下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问题，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纷繁复杂，为了便于论证与写作，本文将统一样本案例中当事人的地位。 图1. 当事人名称的统一 按照图1所示，本文将最初发起劳务活动项目的主体表述为“发起人”，最后真正提供劳务活动的主体表述为“提供劳务者”，中间链上承接劳务活动以及寻找提供劳务者的主体统称为“组织者”。 本文以2016年1月1日为起点，以2020年10月19日为终点，确定了检索案例的期限。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提供的检索方法，本文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案由，以“民事判决书”为文书类型，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审理法院进行检索，得到案例总共227篇。笔者围绕三方以上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这一标准，在剔除无关案例并排除内容重复的案例后，整理出57份判决。57份判决中，判决当事人与组织者属于承包关系的判决有34份、承揽关系的判决有17份、劳务关系的判决有3份、无法律关系的判决有3份。因为承包法律关系属于特殊的承揽关系，涉及建设工程、农村土地房屋建设等重大项目，不属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最终整理出本文研究主题下的判决共23份。 法律关系的确定是判断责任承担问题的关键，笔者通过分析样本案例发现，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组织者在此类纠纷中的地位。因此，本文主要从组织者人数角度为区分点，将样本案例分为组织者为一方的情形以及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的情形，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以及过错比较进行研究。 2.1. 组织者为一方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 Table 1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when the organizer has only one part 发起人与组织者 实际的接受劳务者 责任承担的主体 法院判决数量 承揽关系 组织者 发起人、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13 劳务关系 发起人 发起人、提供劳务者 3 无法律关系 发起人 发起人、提供劳务者 3 表1. 组织者为一方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根据表1所示，在组织者只有一方的情况下，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承揽关系、劳务关系、无法律关系这几种情形。并且，发起人与组织者的法律关系直接影响了承担责任的主体。 在发起人与组织者属于承揽关系的情况下，法院判决实际的接受劳务者为组织者，发起人仅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担其作为定作人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情况下的责任。而在发起人与组织者属于劳务关系或无法律关系时，法院判决发起人为实际的接受劳务者，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无需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影响着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但大多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此作充分的说理与论证。 2.2. 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 Table 2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when the organizer has two or more partie 发起人与组织者 第一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 第二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 责任承担的主体 法院判决数量 承揽关系 劳务关系 无法律关系 发起人、第一个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2 无法律关系 劳务关系 发起人、所有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1 劳务关系 劳务关系 发起人、所有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1 表2. 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时的法律关系 根据表2所示，当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时，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仅有承揽关系一种。但是对于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的判决各有不一。2份判决认为第一个组织者是实际的接受劳务者，此时第二个组织者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1份判决认为第一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无法律关系；另一份判决认为两个组织者都与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后面两种情况，所有的组织者都需要承担责任。 因此，当组织者为两人及以上时，本文要考察的争议焦点是中间链上的哪一方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 2.3. 小结 通过对上述司法案例和相关法律依据的分析，由于组织者之间、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缺乏相应的书面合同，双方仅以口头方式约定项目的内容，难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互相推责，直接证据的缺乏，导致法院的裁判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类似的案件事实，法院会有不同的裁判路径和责任承担形式，这对于责任的承担有很大的影响，也使得提供劳务者在救济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将通过类型化分析的方式对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中间链上的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剖析，以期找到行之有效的判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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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在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准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事关当事人的责任分配，是审理案件的焦点问题。通过对上述样本案例的整体性分析，下文主要以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组织者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两部分作为写作重点。 3.1. 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起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对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区别列举了一系列参考因素，最终未被写入。此外，实践中提供劳务方式的复杂化给法院的认定增加了难度。如徐益东、陈桂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 2 ] 与毛陈顺明、程祖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 3 ]，同样是换瓦片活动，法院对于两个案件法律关系的分析却不相同。 Table 3 Court consideration 案件 发起人与组织 者法律关系 活动内容 工资结算方式 设备提供者 交付内容 徐益东、陈桂贞 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案 劳务关系 更换瓦片 由发起人按照 提供劳务者人 数、天数结算 主要工具由发起人 提供，部分设备由 提供劳务者提供 法院未说明 陈顺明、程祖木 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案 承揽关系 更换瓦片， 具有一定 的专业性 由组织者向发 起人领取再分 给提供劳务者 主要设备由组织者 提供和组织搭建 由组织者召集工人 施工，完工后经 发起人验收 表3. 法院的考虑因素 根据表3所示，通过对比两份判决的说理部分，可以发现法院在判断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往往会考虑活动内容的性质、工人的报酬是由谁结算以及结算的方式、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工具由哪一方提供、组织者交付的是劳务活动过程还是工作成果。笔者在分析样本案例时发现，上述法律关系在认定过程中都有类似的事实，而法院的判决并没有统一，下文通过归纳裁判规则，整理出认定上述法律关系需要考虑的具体情形。 笔者认为，需要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明晰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合同法》第251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承揽关系的标的是工作成果，而劳务关系的标的是劳务活动本身，并不要求提供劳务者本身要有一定成果。但是，对于更换瓦片，可以将更换完瓦片的新屋顶作为工作成果认定其构成承揽，也可以从更换瓦片本身将其理解为劳务活动。因此，在对标的进行理解时，仅强调交付的内容会对两者的区分产生混淆，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第一，报酬的支付方式。劳务关系侧重于提供劳务的过程，一般以雇员提供劳务的时间或工作量作为计付报酬的依据，一般是定期支付。而承揽关系中以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作为计付报酬的基础，通常是一次性支付，即时结清 [ 4 ]。报酬的支付主体也是需要注意的因素，在劳务关系中，报酬通常由发起人直接交付给提供劳务者，或由组织者转交给提供劳务者，但组织者并不从中牟利。而在承揽关系中，发起人直接就工作成果支付组织者工作报酬，对于提供劳务者的报酬由组织者决定并支付。第二，劳务的组织与管理主体。当发起人与组织者构成劳务关系时，发起人往往对组织者以及组织者介绍的提供劳务者都起到管理的作用，对于劳务的指示通常是由发起人下达的。在这种情形下，组织者只是起介绍作用，不需要承担过错。而当发起人与组织者构成承揽关系的情况下，承揽人可以决定项目的进度、管理项目的各个方面、选择实际的提供劳务者，发起人与实际的提供劳务者关系并不紧密，组织者才是真正的接受劳务者。第三，劳务生产条件的提供。劳务关系中，生产条件大多由发起人提供，组织者和提供劳务者即使自带了工具，劳务活动的主要设备、场所还是由发起人提供。而承揽关系中，工作场所、工作工具以及安全设施往往由承揽人本人提供。 3.2. 组织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在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的情形中，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对各方的法律关系作出划分，法院只能根据组织者在劳务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决定其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劳务组织者的地位不尽相同，如部分案件中的组织者从发起人处承揽工作后，又委托其他组织者寻找提供劳务者。此时，两个组织者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有所区别，因此，需要明晰组织者内部之间法律关系。 Table 4 Organizer's statu 组织者的地位 法院考虑因素 实际的接受劳务者 对项目与提供劳务者的选任与管理起到控制作用 仅起介绍作用，与提供劳务者无法律关系 根据授权召集提供劳务者 未从中获益 表4. 组织者的地位 根据表4所示，在判断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的法律关系时，法院往往根据项目的实际控制与管理者对组织者的地位进行判断。有权必有责，责任的大小与权利的范围是相关的，当组织者实际上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时，其联系他人召集提供劳务者是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并且对于受雇佣的提供劳务者，组织者也有监督管理劳务活动的职责。而对于仅是召集提供劳务者的组织者来说，其职责仅限于联系具体施工人员，在分发劳动报酬时也未从而获益，不需要对提供劳务者负责。 因此在判断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时，最关键的考虑因素在于组织者的职责内容。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第二个组织者召集其他提供劳务者是受第一个组织者的指派还是其主动召集。如虞忠伟、庄奇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 5 ] 中，在施工期间第一个组织者对施工工艺、流程、时间等各方面对第二个组织者进行了指示、管理和监督，具体施工人员亦系由第一个组织者授权第二个组织者安排介绍，故法院判决提供劳务者与第一个组织者之间成立劳务关系。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报酬发放的主体问题。笔者认为，即使提供劳务者是从第二个组织者处获取报酬，并且第二个组织者也从中获益，但此时的接受劳务者仍然是第一个组织者，除非提供劳务者受第二个组织者的管理和控制。如毛永林、王建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 6 ] 中，法院认为提供劳务者的报酬由第二个组织者负责支付，其工作也由第二个组织者负责安排，故相对于提供劳务者，第二个组织者是接受劳务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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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责任承担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类型主要可以分为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对法律关系的研究，是为了确定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下文主要从定作人与接受劳务者的角度来研究当事人人数众多时，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4.1. 定作人责任 在承揽关系中，法院判决发起人作为定作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未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的过失，第二种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定作人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判决定作人承担未提供安全保障的过错责任并没有法律依据。定作人责任的规范区别于接受劳务者之处在于，承揽人不同于雇员，其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基本上有预防风险以及分散损害的能力，所以不必为了保护受害人而令定作人像雇主一样承担代负赔偿责任 [ 7 ]。因此，《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定作人在定作、指示或选任存在过失时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法院为了平衡当事人之间利益，以定作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其承担责任，以求将损失平摊在所有当事人身上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发起人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的判断，法院亦有所不同。 Table 5 The court’s judgment on the fault of the sponsor's order， instruction or appointmen 案号 案件事实 法院判决 (2020)浙02民终448号、(2017)浙02民终2271号、 (2016)浙02民终4163号、(2019)浙02民终436号 无相应资质或相关技术证书 选任过失 (2020)浙02民终277号 别墅装修工程复杂 选任过失 (2018)浙02民终268号 选任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的承揽人 选任过失 (2019)浙02民终2513号、(2016)浙02民终1194号 定作人对指示有过失 指示过错 (2019)浙02民终5334号 无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的过失， 且组织者并未告知当天有工人会到涉案房屋处工作， 发起人无法预见。 无过错 表5. 法院对发起人的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的判定 根据表5所示，法院以发起人在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为依据的判决中多指向选任过失这一方面，且选任过失主要从提供劳务者或组织者的资质与证书角度、项目的复杂程度以及提供劳务者或组织者本身的素质角度来考虑。指示过错的判定主要是根据劳务活动的内容是由定作人选定并指示该如何操作，因此发起人需要对此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而判定发起人无过错是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加以论证的。 在衡量过错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法官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将会极大地影响双方责任的承担。但是从表5显示的情况来看，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认定证明程度的标准不一。汤少平、曹克东、冯洪良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 [ 8 ] 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提供劳务者，但是其他案件中法院仅在说理部分对发起人的过失进行了说明，对于发起人有无审核资质以及该项目施工人员是否确实需要资质都没有相应证据加以佐证。对此，笔者认为发起人作为最终的受益人，在获取利益的同时要承担对应的风险，而提供劳务者在遭受人身损害后往往难以对此举证。因此对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法院不能简单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提供劳务者，法院应行使释明权要求发起人对其选任的对象适格提供相应证据。需注意的是，此时选任过失的标准需要统一，可以相应的资质与证书为标准，但以提供劳务者本身的素质作为认定标准缺乏证明力。 4.2. 接受劳务者责任 当发起人与组织者作为接受劳务者时，法院通常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接受劳务者与提供劳务者之间，根据两方的过错程度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审理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混合过错的纠纷时，对于当事人之间过错的衡量，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由于事故的突发性，使得证据的收集更加困难。法院只能通过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综合考证，形成证据链进行法院裁决。受害人过错是指受害人本身的过错行为构成了受害人的损害或者扩大的原因，因此受害人过错的存在能够减轻侵权人的过错，导致侵权人责任的降低 [ 9 ]。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大量的案例呈现，多数提供劳务者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培训，加上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往往造成损害的扩大，由此受害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基于上述情形，笔者认为可运用过错比较的方法进行判定。过错比较方法是对受害人与责任承担人进行过错的衡平从而谋求侵权纠纷中当事人责任承担的公平。首先需要考虑造成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何方。评价双方过错需要通过其客观行为才能进行判断，这种行为可能是积极的作为也可能是消极的不作为，但都必须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其才承担过错责任 [ 1 ]。如毛陈顺明、程祖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 3 ] 中，提供劳务者在施工前有过饮酒行为，且没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这种情况下提供劳务者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提供劳务者已经尽到了一般人在提供此类劳务时该尽到的注意义务，就不应认定其有过错从而责令其承担责任。其次，可以依照劳务接受者与提供者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来决定损害的分配。如接受劳务者是否提供了符合标准的安全设备、是否进行基本的安全教育培训、以及工作强度与工作时间是否合理；提供劳务者是否使用了安全设备、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次，在过错与原因力之外，还应纵观案情，考虑提供劳务者安全意识缺乏、文化程度低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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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路径重构 5.1. 完善相关审判工作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仅是侵权责任问题，更关系到劳务活动的有序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法条的模糊规定也导致了个案审理中的争议。本文就是从这点出发，通过对样本案例的分析，发现在当事人人数较多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法院对发起人与组织者，组织者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判定存在不一，从而影响了责任的分配。因此需要通过规范法院的裁判路径，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维护法律权威。同时，在制度层面设置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需要明晰责任主体。笔者认为，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组织者承揽发起人的项目，双方成立承揽关系，此时组织者是项目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提供劳务者由组织者选任，组织者不仅安排具体工作、提供设备，还负责报酬的支付。第二、发起人雇佣组织者从事项目的劳务活动，但提供劳务者由组织者召集。所有的提供劳务者同工同酬，直接受发起人的指挥与管理，事先与发起人约定了相关报酬，直接从发起人手中领取，或者虽然由组织者支付报酬，但组织者并没有获得一般劳动力之外的报酬。此时，发起人与组织者、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只是工作伙伴。第三、发起人让组织者帮忙介绍提供劳务者，组织者并不参与具体的劳务活动，发起人与组织者无法律关系，发起人仅与实际的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当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的情形时，组织者内部之间法律关系的区分可以根据组织者地位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第一个组织者对整个工作以及人员的安排起到控制作用，第二个组织者根据第一个组织者的授权召集提供劳务者，此时第一个组织者是实际的接受劳务者，第二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无法律关系。第二、第二个组织者召集了提供劳务者之后，对人员的安排以及工作任务的分派起到管理作用，此时第二个组织者也与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 其次，在诉讼程序上提供便利。一方面，由于受害的提供劳务者多为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高额医疗费会加重诉讼负累，因此对于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以在立案时批准缓交诉讼费直至结案。另一方面，可以优先审结此类案件。受害者面临该类案件易处于情绪不稳定状态，又缺少相应的保险机制为其提供支持，若案件审理时间过长，诱发受害者不稳定情绪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 5.2. 构建风险分担机制 此类劳务活动具有成本低且便利的优点，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风险，由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屏障，提供劳务者只能向发起人和组织者主张赔偿。鉴于发起人与组织者大多以农民、个体户为主，抵御安全事故的风险能力较低，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赔偿额又较大，发挥商业保险规避风险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普通的工作商业险保费较高，不适合短期劳务，接受劳务者往往不愿负担此成本。因此，相关劳动部门可以协同保险机构就劳务活动设置保费较低的专项商业险，保险额度可以上一年度案件的平均标的数额作为参考。商业险于发起人、组织者、提供劳务者而言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保障途径，法院亦可以在此保障下进行公正裁判。 具体运作时，可以借助市场机制及政府补贴提高购买者购买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一方面，可咨询保险公司设计针对劳务领域设置专门的险种、简化劳务提供者或劳务接受者购买保险的程序。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配合开展宣传和答疑解惑的工作，让劳务双方了解投保商业险的积极作用。对购买保险的个人，政府可以出台适当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通过政府、当事人各方按比例支出保费的形式以最大程度减轻受伤害的提供劳务者损失，提高其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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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基于我国劳务关系的现状，在当事人人数较多的情形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确定存在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因此，本文通过总结近几年宁波中院关于此类纠纷存在的问题和法律适用的难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司法适用的规范路径。以期有效降低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风险，平等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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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基层治理向广度和深度延伸。宁波市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作为此种创新机制之一，通过搭建政协履职新平台，承担起联系、倾听、反映民意的重要功能，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本文以宁波市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设置依据、作用、工作内容、运作规则等。实证为基，发现其潜在风险以设立合法性、履职积极性和履职程序为重，并提出委员工作室制度保障、程序保障、外界环境保障三种路径，使此种基层政协新机制趋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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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时代后，人民不单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更寻求政治权利与公共服务，群众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诉求不断上涨。政协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承担着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深入群众自治的渠道功能。依现行政协章程，地方政协委员会最低设置于区县级，对乡镇(街道)政协机构建设未置一词。此种制度漏洞不利于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倾听反应民意的作用，但也为创新基层政协机制、发掘多元社会治理方式预留空间。在上述经济政策背景下，作为基层政治协商新机制，宁波市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以下简称委员工作室)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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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之设置作用 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的设置作用与其职能定位密切相关。第一，委员工作室是委员履职创新平台，既非职能部门，亦不属于决策组织。第二：其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平台，由政协委员自主管理独立运行，由政协委员会支持引导。 基于此种职能定位，委员工作室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将政协协商从理论转向实践，从高层政治延伸到基层治理，突破了过去基层民主参与方式的局限，此种基层政协协商方式，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的机构作用、补齐基层社会建设短板的重要渠道 [ 1 ]。有助于促进民主监督，加深了党委、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纽带，畅通了“国家–社会”结构体系下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防御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平台，将协商民主镶嵌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将基层群众的诉求积极而稳妥地纳入民主和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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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宁波市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设立现状 职能定位上，委员工作室是政协委员履职平台，连通政协委员与基层群众。职能性质上，委员工作室作为基层政协活动载体，不是决策机制，而是介入决策机制 [ 2 ]。建设目的上，委员工作室既是为了促进政协委员积极履职，扩展履职渠道；又为了反映社情民意，开展民主协商以及服务改善民生。履职范围上，委员工作室职能范围是乡镇(街道)，“乡镇”一词并非特指乡镇级别的委员工作室，而指委员工作室在乡镇(街道)这一行政区划范围内开展活动。且政治实践中无乡镇级别的政协委员、联委会或界别(组)。 3.1. 委员工作室设立之制度依据 根据不同层级政协组织之间领导关系，委员工作室设置的制度依据有两个层次：第一，中央及省级指导文件。包括中央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等。这些文件大多仅具有指导意义，不具备可操作性。第二，地方政协实施意见。依中央及省级指导文件，宁波市政协进行相应制度的制定与修改，出台《宁波市政协关于创建委员工作室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各区政协在不抵触前述文件基础上，可制定符合本区实际的制度文件，填补前者未做规定之事项或做出更为具体的尝试，例如《鄞州区政协关于创建政协委员工作室的实施意见》、《宁海县政协关于创建政协委员工作室实施意见》。 3.2. 委员工作室设立之实质条件 从实体而言，委员工作室的申报需具备“四有”：1) 固定场地或虚拟空间，以提供必要的办公场地与设施；2) 统一标识标牌，以人民政协会徽作为委员工作室LOGO，依法公开委员信息和工作内容；3) 规定具体工作制度，明确工作流程和工作纪律；4) 做好活动计划，适当吸收界别人士、社会志愿者参与。从程序而言，概括为四个步骤：1) 提出申请，符合创建条件的界别组、联委会、委员个人向政协委员工作室提出书面申请；2) 资格审查，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联合相关专委会对照创建条件，进行资格审查；3) 会议研究，政协委工委将名单提请政协主席会议审定；4) 挂牌成立。 3.3. 委员工作室设立之分类 从申报主体而言，可以由界别(组)、联委会或委员个人，向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提出书面的创建申请。委员工作室能以联委会，委员姓名命名，亦可重新命名。 从影响力级别而言，既存的委员工作室有省级(亦被称呼为委员会客厅)，市级与区县级。其衡量指标在于，该委员工作室是否发挥自身特色，形成品牌效应，具有一定知名度。即使是乡镇联络会申报设立的委员工作室，也可以通过形成品牌效应，而被授牌为市级或省级委员工作室(会客厅)。 据不完全统计，鄞州区、海曙区、慈溪市、奉化区、象山县政协委员工作室的设立基本实现了乡镇(街道)全覆盖，乡镇委员工作室依托乡镇联委会、界别(组)、委员个人而设立，与基层群众开展社情民意联系。全市范围内共有23家市级委员工作室、8家省级委员会客厅，有力拓展政协协商参与面(见表1)。 Table 1 Establishment of the CPPCC member studio in Ningbo City townshi 宁波市区/县/地级市 委员工作室(/个) 联委会 设立 委员个人 设立 界别(组) 设立 总计 海曙区(截止2019年4月) 17 — — 22 余姚市(截止2019年5月) — — — 5 鄞州区(截止2019年7月) 24 — 11 37 象山县(截止2019年11月) 18 7 — 25 奉化区(截止2019年12月) 12 — 2 14 慈溪市(截止2020年7月) — — — 25 宁海县(截止2020年7月) — — — 3 表1. 宁波市乡镇委员政协委员工作室设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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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宁波市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运行现状 对于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的运行现状调研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第一是考察委员工作室主要工作内容及以何种形式开展工作。经过调查，发现委员工作室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四种，即组织自身学习交流、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及开展服务民生活动，工作形式以分线下与线上两种形式并行。第二是考察委员工作室开展活动的流程规则，发现不同委员工作室运用规则各异，且无固定化的操作规范。 4.1. 乡镇政协工作室之工作内容与形式 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平台，由政协委员自主管理独立运行，其工作范围也衍生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等职能。其工作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1) 组织学习交流，包括各式推进会，座谈会，调研活动等，例如慈溪某镇政协委员工作室，开展“委员讲堂”，由优秀委员分享自身履职经验。 2) 反映社情民意。这是委员工作室最基础，最为本质的工作，而如何创新民意渠道，各委员工作室纷纷“大显神通”。例如慈溪某镇委员工作室创立政协委员“双月听民声”制度，聘任各村联络员为社情民意信息员，贯通基层协商通道。北仑区某工作室完善民意畅通制度，周一按时接访、不定期入户走访、随时网上答疑，专门设立了“委员信箱”，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成为联结社情民意的直通点。 3) 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政协委员以委员工作室为平台，积极开展“请你来协商”活动，或邀请基层群众、政府部门成员、党组成员参与，使协商活动真正落于实处。例如鄞州某委员工作室围绕“城市有机更新——老旧小区城市家具美化”，开展“请你来协商”交流活动。 4) 开展团结联谊，服务民生改善。发挥委员的职业特点或所在界别的优势，开展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科普讲座、慈善捐赠等履职活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象山某委员工作室举办“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发展正能量”，进行全县优秀传统文化师资专题培训。余姚某工作室以其法律职业为基础，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宣传普及法律知识。 政协委员工作室的工作形式，既可采取实体形式、也可采取虚拟形式，或实虚结合。无论何种形式，目的都是为了群众、政协委员就近、就便参加。常态下，委员工作室以实体活动场所为主，非常态下，线上委员工作室便发挥主要作用。在此次疫情期间，北仑某委员工作室开展在线咨询服务，召集了6名心理咨询师在线轮流值班，缓解群众不安情绪，做好心理防护，坚定信心。 4.2. 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之运作规则 《实施意见》规定，委员工作室的设立，制度规范必须包括“基本工作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委员信息和工作内容)”“活动组织制度”“资料管理制度”，以明确工作流程和工作纪律。实际运行中，不同政协委员工作室制度规范的健全程度不同。例如慈溪市某委员工作室上墙内容包括“委员工作室简介”，“委员工作室制度”，“委员工作室年度活动计划”，“委员领衔风采”与“委员活动表彰”，而江北区某街道政协委员工作室上墙内容仅有“委员工作室工作制度”“委员主要职责”。 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某些政协委员工作室确实未落实细化工作制度规范，因而无可供上墙的内容；其二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认知错误，即委员工作室根据自身情况，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惯例，但工作惯例未上升至成文制度规范或信息保密等因素未能向外界公开。笔者认为欲使委员工作室真正发挥作用，首要便是健全委员工作室的制度规范，不仅包括具体细化的工作制度，亦包括此种文件的信息披露规范。在制度文件的约束下，促使政协委员真正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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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宁波市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运行风险研究 《实施意见》在制度层面固定委员工作室的基本内容，但不可否认其尚有诸多未细化之处，而这些未做规定或规定不详实的内容，便可能导致实践与预期的偏差。 第一：设立合法性问题。 诚然，宁波市政协委员工作室设立依据可分为两个层次，中央指导文件和宁波市政协颁布的实施意见。究其根本，中央文件只能为设置基层政协组织提供指导与政策方向，而未有直接指出设置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之合法性。例如杭州市从2009年起尝试探索在条件具备的乡镇(街道)建立政协工作委员会或联络工作委员会的可行性，但由于缺乏对建立政协工委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认识，《政协章程》亦不能明确的提供设置依据，浙江省委第六巡视组在2015年对建德市明确提出“擅自设立乡镇(街道)政协工委”的巡视整改意见。宁波市乡镇委员工作室在性质上是政协履职平台，而非乡镇级政协委员组织，此点需要在制度依据中明确指出。若不能在根源上为乡镇委员工作室设置立基，那外界任何不配合不重视的声音都会成为其“茁壮生长”的阻碍。 第二：政协委员履职问题。 不同的乡镇委员工作室间主要的履职活动有所差异，例如某些委员工作室履职以收集民意为主；而依靠界别、委员个人成立的委员工作室，由于其特色职业鲜明，大多开展协商活动或服务民生活动。例如海曙某委员工作室以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为基础，致力于关爱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同委员工作室间委员履职程度亦有所区别，工作制度不齐全的工作室委员履职更易显露随意性，而制度较为规范的工作室则会在约束下开展更多活动。 此种履职不力，主要是两大因素导致的。其一，是政协委员主观积极性的问题。政协委员工作室不是专门国家机构，政协委员大多非为专职人员，无统一的职位编制体系。政协委员除面临政协组织下达的任务外，亦需要完成其本职工作，且前者并非强制完成的任务，而后者是基于劳动合同必须完成的工作，前者一般不具有回报性，后者具有工资回报性。因而政协委员活动的开展，完全是依靠政协委员自身的主动性，此种主动性来源其对政协身份、对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其二，是政协委员职责定位问题，委员办公室是联系群众的平台、了解民情的载体，而不是党政部门信访室和政府下属机构。政协委员是联系的枢纽，而不是决策主体。因此政协履职活动天然便面临着权力不足的问题，其成果有赖于党政部门的配合协调。 第三：运作程序问题。 对于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之运作程序而言，《实施意见》中规定的基本的工作制度，属于原则实体性规定，而非程序性规定，需要各委员工作室去落实细化。单以《实施意见》不能实现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且不同的政协委员工作室对运作规则和程序的重视程度不同，程序化效果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协商工作开展中出现协商内容不细化，重点不突出，重要问题不协商、细枝末节的事情反复协商、临时动议协商等情况。或广泛收集的民意信息，因整理归纳不足或反映给决策机制的力度不够，导致民意问题不能解决。收集民意的渠道有很多，关键在于真正解决民意所传达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收集而收集。这些运行机制的潜在风险，根源在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介入方法，缺乏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需要将有效的、能够重复操作的步骤环节给固定下来，形成制度文件，作为委员履职的依据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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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完善与建议 在功能定位上，政协委员工作室作为基层政协活动载体，不是决策机制，而是介入决策机制，其工作运行线路是将基层群众或企业单位、政协委员工作室、党委政府等决策机构连为一体。因而，决定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运行效果有两大因素，即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有关工作室自身组织建设，包括加强组织保障与程序保障。外部因素指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运行之外界环境，包括相关部门的配合，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等。 6.1. 内部因素之制度保障 委员工作室的设立，可追溯至宪法序言所确定的政协组织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公民通过政治协商制度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但《政协章程》上未能找到其设立的合法依据，未肯定委员工作室等基层政协实践在政协履职中的作用。因此，应在全国效力范围内的文件中，背书基层政协组织多样态的合法性，以填补其在设立上的缺陷。其次，委员工作室实体制度的建设，尤以政协委员履职制度建设为重。对于委员履职的主动性问题，需要上墙委员履职制度，明确委员在工作室之间所承担的职责与任务，明确“职能清单”。 6.2. 内部因素之程序保障 效率指投入成本与可能实现结果之间的比例关系，代表着社会资源配置所能达到的效果 [ 3 ]。效率原则下，最大目标是以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多产量。程序是实现效率的捷径，将具有切实操作性的、投入资源与产出效果比率适宜的步骤固定下来。欲使委员工作室发挥更大效能，首要便是健全委员工作室的制度程序规范。 按照政协委员工作室工作内容的性质不同，工作程序可划分为：1) 开展活动之程序，包括自身学习活动与对外团结联谊，内容涵盖活动报批、活动宣传、活动开展、活动资料整理存档等。2) 反映社情民意之程序。根据活动执行逻辑，分为收集阶段、反映阶段、监督反馈阶段，重点需要规范民情记录台账制度，建立起意见收集、分流、落实、反馈的工作机制。3) 民主协商之程序，此项工作围绕社会民生重点问题展开，对程序要求更为严格。包括协商议题选择程序、协商主体参与程序、协商会议召开程序、协商成果报送程序，以及协商评价程序等。 协商主体参与程序中，应避免飞地协商(enclave deliberation)的局面。飞地协商指由具有相同观点的人们组成的小群体中的协商。换言之，基层政协协商的与会人员不应局限身份，以保证不同观点的交锋 [ 4 ]。依据桑斯坦群体两极分化理论，信息瀑布的形成是造成协商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信息瀑布产生之原因是缺乏大量关键信息，直接后果是依赖别人的陈述或行为，而不能在协商中表达自身真实观点 [ 4 ]。由此，在协商程序中，与会人员应事先充分接触足够的信息与知识，基层政协以及调查人员需承担对与会人的教示义务。 协商会议程序，协商民主想要达成之目标，需将广泛的反映(popular responsiveness)跟高度的反思(high degree of reflectiveness)结合，并在持相反观点的人们之间进行理想交流。委员工作室开展的协商活动中，于决策下达之前，应允许相关人员特别是人民群众进行陈述或申辩、以便调查人员形成结论和采取相应措施。为避免协商反复，可采用“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利用在某些基本问题上的“沉默”作为达成共识的手段，使具体实施步骤在与会人员之间达成。这意味协商前应明晰关键的问题，并争取就此种问题取得合意性。 6.3. 外部因素之外界环境保障 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的运行效果如何，有赖于决策机制，即政府或党委、人大等组织的充分支持与配合，决策机构应主动为乡镇政协委员工作室运行营造适宜环境，委员工作室应深层次地介入党政机关的决策之中。例如在民主协商中，委员工作室及时向党政部门说明与议题相关的事实、法律、结论形成的推理分析。相应的，党政机关的决策落实须及时向政协组织或委员反馈，包括项目是否成功落实、未成功落实的原因及后续如何解决等。政协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协商活动均不同程度的依赖于基层国家机关与基层党组的支持与参与。如此才能合力营造“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界配合、社会认可”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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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相比较美国的NEAP而言，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起步较晚，通过对两者间监测对象和范围、工具开发、结果应用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范围不够全面，监测工具开发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有待提高，对于监测结果的应用亦不够充分。在现有监测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监测学段，最重要的是注重提高监测工具开发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以及加强对监测结果的分析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