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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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农村贫困现状与相对剥夺感的调查 肇州县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南部，松花江以北，在大庆市的东南方，处于松嫩平原的腹地的东平西岗，土质贫瘠，气候干旱，是粮食低产区。笔者在暑期调研活动中，先后走访了50户多户人家，就村民的收入、土地、养老、医疗、教育问题展开了入户调查，并就村子的整体建设和贫困情况与村委会进行了深入访谈。 在调查中，笔者感到，虽然村里的生活并不像城里那般安全、舒适和体面，但也远远未到“穷困潦倒”的地步。通过“过去一年中个人和家庭的总收入”、“衣食住行基本消费支出所占比例”等数据，笔者判断，极少有村民处于国家标准所规定的绝对贫困线之下。村民们的房屋多为混砖结构，屋内家具、电器齐备，没有人衣不蔽体或食不果腹。据乡政府的陪同人员介绍，村民的日子确实“还算好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笔者通过问卷收集了农户对于当前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对于“在您看来，您家生活水平在本村属于哪一等级”的问题，村民们的回答集中于中等或中下等——即使该户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它家庭。笔者判断，该地农村属于典型的“相对贫困村”。在村民的叙述中，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剥夺感”，即认为自己过得次于他人、不及应然状态，并为此感到不公和无奈。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两点引人深思的现象。第一，村民对生活的不满意除了涉及经济上的收不抵支、入不敷出以外，还关乎难以被满足的更高层级的需求。显而易见，村民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多个维度的需求并未得到充分关照。比如老年人因为缺少娱乐消遣而感到孤独寂寞；年轻人面临着“走出去”“留下来”的两难选择，心怀“实现人生价值的迷茫”；由于不能为农产品找到“更好的销售渠道和归宿”，村民们表达出对当地产业发展的担忧。第二，人们在评价自己生活水平的时候，善于进行社会比较、关注贫富差距，而不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问他人瓦上霜”。“邻居种香瓜，咱家产玉米。临村盖瓦房，我独住土屋。”被调查者在言语中表达出来的对于物质、资源、机会和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感，无疑是相对剥夺心理的鲜明体现。 为什么几乎每位村民都倾向于低估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解释整个村庄呈现出的焦虑情绪？笔者认为，村民们所表现出的一部分剥夺感， 可能来自于当地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性，而这与我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是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伴随着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所呈现出来的深刻变化，更高一级的生活条件需求、对社会公平价值的需求、对精神充实与文化自信的需求油然而生，这些都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所不曾奢望的。在大多数家庭摆脱了“揭不开锅”“吃过上顿没下顿”的窘迫局面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基础性的温饱问题，转而期待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当谈起对未来的向往时，如许多家庭相信拥有彩色电视、私家轿车和太阳能热水器就是美好生活的具象表达。养老保障会不会更好，子女将来有没有能力过上小康生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从现状到预期，人们开始呼唤“安全感”的存在：不仅知道当前衣食无忧，而且期待将来会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时，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人们害怕的不再是贫穷感，而是剥夺感；人们所感知的不只是丰裕程度，还有社会公平——对“价值”的追寻，在人们心里变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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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贫困与剥夺感的代际传递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生活水平较低但呈现“年年向好”趋势的家庭，他们相信“祖祖辈辈踏踏实实的奋斗终会给家族带来富足”；相反，那些生活水平中等却“几十年来进步寥寥”的家庭，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安于现状的情绪，他们“对现实感到无力”“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这一代代地穷过来了，也就相信了人的命由天注定。”通过若干访谈与案例挖掘，笔者认为，形成永安村居民剥夺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贫困的自我强化机制——代际传递。 所谓代际传递，是指贫困状态与剥夺感心理在代际间的传承和复制。物质层面的贫困以及精神层面的贫困文化和思维模式，行为层面遵循的一套穷人的生活方式等，在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子辈，从而使子辈在成年后重复父辈的贫困状态。大量的研究表明，与富裕家庭的子女比较而言，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教育、就业以及健康等方面都要相对弱势，而上述因素进一步影响了其未来的收入，并使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则是环境、制度、文化以及贫困家庭与个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子女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社会关系等自致性因素，也包括父辈经济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先赋性因素，同时还包括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 在农村，贫困主要通过三条路径进行代际传递： 第一，资源封闭与机会固化导致贫困传递。长期以来，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传统。同一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似，习惯于通婚或建立往来关系，机会与资源很少在不同阶层间流动。其中，教育机会的阶层封闭性极重，只有少数几个文化传统较深厚的家族能够培养出大学生，普通人家读书基本没有出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效微弱，大多父母干脆直接为孩子做安排，让他们初中毕业后从事农耕或进入工厂工作。可悲的是，教育仍然是封闭的血脉而非自由的理念，这造成了阶层之间最大的不平衡，也造成了不同阶层内部最大的“命中注定”。 第二，社会保障缺失促成人口学意义上的贫困传递。社会保障缺失，财富再分配弱化，由于缺乏一套社会的兜底机制，只好由家庭扮演最后的安全网，发挥保障内部成员的主要作用。的确，村民们也表示，他们在经济、社会上的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家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那些贫困潦倒者大多兄弟早亡，无婚无后，伶仃一人，孤苦无援；而有幸走出贫困者，则大多生于一个庞大的家庭，兄弟姐妹相互帮扶，通过时间(代际)上的收支平滑来渡过难关。相对富裕者将有能力养育更多子孙，从而形成“庞大而有所依靠”的下一代，使得这种家庭规模影响贫困的现象得以延续。 第三，贫困感知文化和心理代代相传。贫困在影响贫困者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在侵蚀着自我激励与自我评价，极易形成心理上的贫困。虽已过上衣食不愁的生活，却自我感觉生活贫困，这是贫困者在长期的社会比较过程中形成的“习得性无助”，也是贫困在从物质维度蔓延到精神感知维度的体现。在物质、精神的交互作用与不断强化中，祖祖辈辈自我感知的贫困意识愈加根深蒂固。 这种贫困代际传递所塑造的剥夺感，不止是个别群体的主观感受，它深深根植于整个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中。改革开放以前，贫困在中国具有一种很强的集体性或地区性，空间的隔离使得贫富难以形成直接对比，穷人的剥夺感也并不及现在强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个体贫富差别日益凸现。另外，城乡的制度性分割导致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状态，农民逐渐形成一种封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其结果必然是这个贫困群体自身的不断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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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解决农村贫困和剥夺感问题的对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缓解和消除贫困一直都是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减贫，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致的贫富差距正在消解着人们的幸福感。类似于“马太效应”，贫困可以通过代际传递进行自我强化、繁衍，从而进一步扩大不平等格局。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结构和过程，无论是挣扎于绝对贫困线的人们，还是脱离了生存威胁却身陷相对贫困中的人们，都会感到自己“被剥夺了通过努力改进生活现状的希望”。 笔者运用系统分析法，尝试梳理农村贫困与剥夺感的传导路径及其“制度空间”——扶贫政策有机会加以干涉的方面。首先划定一个乡村系统，该系统的参数由当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技术条件和社会规范所先验性地决定。来自特定家庭环境的农民个体带着若干个人特征、知识技能和资源禀赋进入系统。在整个经济过程中，每个人需要不断付出努力和做出选择；机会始终是不平等的——这种机会不平等既源于主观能动因素(如个体发现、争取和把握机会的意识、能力)，又关乎社会结构因素(如机会自发选择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家庭，即不平等的自我强化)；时势和运气也或多或少发挥作用。三者共同决定了个体的生活状态与经济结果，包括物质资本(收入、财富和消费)、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文化资本(贫困感知、剥夺心理)等。祖辈的经济结果又通过代际传递延续到子辈，成为新一代个体进入该系统时的资源禀赋，如此循环往复，构成农村贫困的自我繁衍机制(如图1)。全部个体的经济结果在多个维度上呈现较低水平，即“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在分布上呈现较大异质性，即“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作为通常与贫困相伴相生的现象，不平等是产生农民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低增长和不平等的模式在时间上相当稳定，即“相对贫困与剥夺感的代际传递现象”。 图1. 农村相对贫困与剥夺感传导路径及政策干预空间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分别干涉该系统的特征(参数)、起点(输入)、过程(转化)和结果(输出)，如图1中的斜体文字部分所示。基于此，笔者进而提出以下对策： 首先，在系统参数方面，改善产业结构，投资基础设施，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为农户脱贫提供适宜的经济环境。经济基础的改进是重中之重，农村应结合当地气候、土壤、地形特点，优化农、林、牧、渔产品组合，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对于过分依赖种植业的村庄，可因地制宜补充发展加工业和旅游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最终实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其次，在输入环节，通过教育资助、就业培训或惠农补贴改变个体的初始资源禀赋和知识技能，提升其人力资本价值和生产效率，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和议价能力。重视和完善教育机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1) 优化教育资源在地域间的分配，并可发展民办教育，以缓解公办教育的资源紧张问题，实现教育普及化、公平化；(2) 对劳动力进行意识层面的改造，有针对性地组织部分农民外出参观考察，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有效解决人力资本素质低下的问题。(3) 充分认识到互联网 + 教育在扶贫推进乡风建设和解决贫困思想代际传递方面的重要作用，搭建社会到村民的便捷信息互通平台，以榜样的力量，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思想的不良影响，拓展脱贫空间。 再次，为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城镇自由落户，改变由于户籍身份差异而产生的教育、就业和收入歧视现象；通过交通及网络条件的改善，降低实物运输、信息流动和人力迁移成本，加强村与村、村与城之间的沟通交互，促进教育、就业机会在不同地域、群体间自由流动，并提高人们把握机会并将机会转化成经济成果的能力。 最后，政策可直接干预个体的经济结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如养老、医疗、失业项目，增大社保覆盖范围和给付水平，提高政策落实程度，可改善底层人民的预算约束、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有利于医治机会不平等痼疾，阻断相对贫困与剥夺感的代际传递。这样，村民们的子女才有可能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流动，从而突破代际传递的贫困枷锁。 通过上述举措，可以在贫困传导的起点、过程、结果各个阶段，从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个维度，改善乡村生活质量，提升农民的整体幸福感。通过创造升学、就业和资源共享的机会，破解贫困陷阱、贫困代际传递怪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和剥夺感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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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改变Al-Si合金的第二相尺寸、数量、分布，改善合金的电学和力学性能，本文选用稀土元素Er作为合金元素，制备了Al-4Si、Al-4Si-0.5Er、Al-4Si-1Er合金。通过光学金相显微镜(OM)、场发射扫描电镜(SEM)、四电极法测电阻、万能拉伸试验机、显微硬度计等方法和设备，探究了稀土Er及T6热处理对挤压态Al-4Si、Al-4Si-0.5Er、Al-4Si-1Er合金的微观组织、相组成、电学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稀土元素Er有利于Si由固溶态转变成析出态，增加了第二相种类和数量，减小了第二相尺寸，提高了合金的力学性能，且导电率保持稳定，合金的相组成为：α-Al、共晶硅、ErSi 2 、Al 3 Er；T6热处理后，合金组织中第二相析出更加充分，Al-4Si-1Er合金的综合性能达到最高，导电率由52.92% IACS上升至 54.96% IACS，提高了4%，抗拉强度为103.5 MPa，伸长率为34.5%，硬度为40.5 HV。 关键词 :稀土Er，T6热处理，Al 3 Er，导电率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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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铝及铝合金具有熔点低、密度小、导电、导热性能好以及易加工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船舶以及日常生活中 [ 1 ] [ 2 ]。Al-Si系合金因铸造性、可焊接性、导电导热性较好，常被用作架空输电线 [ 3 ] [ 4 ] [ 5 ]。铸造铝合金组织中共晶硅的形态呈板片状，这种形态严重割裂组织，对合金力学性能影响较大，经过研究发现，在合金中添加稀土可以改变共晶硅的形貌，将其由板片状改为颗粒状，进而提高合金性能 [ 6 ]。 T6热处理是指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合金中的第二相在保温的过程中充分溶解形成固溶体，人工时效后第二相充分析出，这将有利于合金电学力学性能的提高。稀土具有独特的电子结构，能与大多数元素形成稳定的化合物，达到净化基体、强化合金的作用 [ 7 ]。我国稀土资源比较丰富，早在60年代研究者们就开始了对稀土铝合金应用的研究，最早应用于高强高导的铝合金导线中。近年来学者们对稀土变质的研究越来越热，邢泽炳 [ 8 ] 等人研究了稀土元素Er对Al-Mg、Al-Zn系列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发现稀土可以使铸态组织从枝状晶变为等轴晶，晶间晶内化合物减少，第二相析出减少，提高该合金的抗应力腐蚀性；刘同辉 [ 9 ] 等人认为Al-Er-Cu合金在200℃等温退火或冷轧后退火200℃~300℃时，合金强度和导电率达到最高，其中Al 2 Cu相的析出有利于提高合金导电性。张二庆 [ 10 ] 等人对比研究了Al-Er和Al-Zr冷轧后退火组织和性能的变化，发现Er、Zr原子的析出都会提高合金导电率，但是Al-Er合金析出的二次相对合金增强作用较强。本文主要将Er作为合金元素加入到亚共晶Al-Si合金中，制备了Al-4Si、Al-4Si-0.5Er、Al-4Si-1Er三种合金，并探究T6热处理工艺对合金的显微组织、相组成、力学及电学性能的影响，为研究高强高导Al-Si合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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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及方法 2.1. 实验材料 实验合金的成分如表1所示。原材料采用纯铝99.99% (质量分数，下同)，Al-20% Si、Al-11% Er中间合金，在坩埚电阻炉中用石墨坩埚熔炼。熔炼前先将模具和原料在200℃下预热，熔炼时先加入纯铝和Al-20% Si中间合金，等完全融化后在720℃~730℃保温10 min，进行扒渣，再加入Al-11% Er中间合金，融化后进行二次扒渣，最后浇模具中，冷却成型后取出，铸锭尺寸为Φ 100 mm × 200 mm。将浇铸完成的圆锭，进行热挤压，挤压前将圆锭在400℃下保温1.5 h，挤压比为139，挤压速率1 m/min，挤压成直径为8.46 mm圆杆。 Table 1 Nominal composition of alloys/ Alloy Si Er Al Al-4Si 4 0 96 Al-4Si-0.5Er 4 0.5 95.5 Al-4Si-1Er 4 1.0 95 表1. 合金的名义成分/% 2.2. 测试方法 将试样镶嵌后，分别在240#、600#、1000#、1200#、1500#、2000#砂纸上打磨，然后用MgO抛光剂进行抛光，抛光后采用Axio Scope. A1蔡司金相显微镜、FEI Quanta250型扫描电镜(SEM)及其附件能谱仪(EDS)分析合金显微组织及成分，用四电极法测电阻率，通过计算得出导电率，用Instron5969万能拉伸试验机测拉伸强度、伸长率，标距为25 mm，速率为2 mm/min，测3次取均值。最后用HVS-50显微硬度计测合金硬度，载荷300 g，保持时间15 s，测3次取均值。根据文献调研 [ 11 ]，T6热处理条件下对Al-Si合金性能影响较佳，可以均匀组织，改善硅颗粒的分布。因此设计了如下工艺：固溶500℃ × 1 h后水淬，人工时效220℃ × 1 h、3 h、8 h、12 h、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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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显微组织 图1是T6热处理前后合金金相组织。图1(a)为挤压态Al-4Si合金的金相组织，挤压处理后，共晶硅不再呈板片状、针状，而是呈短棒状、颗粒状分散在基体中，不再偏聚在晶界处。图1(b)、图1(c)分别是挤压态Al-4Si-0.5Er、Al-4Si-1Er合金的金相组织，从中可以看出，随着Er含量的增加，合金组织中的第二相数量逐渐增加，尺寸逐渐减小，且分布更加密集。主要原因是稀土Er与合金中的Si、Al形成新相，从而增加了第二相的数量，其中稀土Er与基体结合析出第二相是面心立方结构，便与基体形成共格界面，可促进非匀质形核，进而细化晶粒。 图1(d)为Al-4Si合金经过固溶500℃保温1 h后水淬，人工时效220℃保温24 h后的金相组织。第二相数量增多，弥散的分布在基体中。此时经过长时间的时效后，固溶在基体中的Si充分析出，将对合金导电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图1(e)、图1(f)分别是T6态Al-4Si-0.5Er、Al-4Si-1Er合金的金相组织，随着Er含量的增加，合金组织中的第二相数量仍逐渐增加，且呈弥散分布，尺寸逐渐均匀。 图1. T6热处理前后合金金相组织。(a) 挤压态Al-4Si；(b) 挤压态Al-4Si-0.5Er；(c) 挤压态Al-4Si-1Er；(d) T6态Al-4Si；(e) T6态Al-4Si-0.5Er；(f) T6态Al-4Si-1Er 图2为T6态Al-4Si-0.5Er、Al-4Si-1Er合金的背散射电子图，原子序数越大，背散射电子越亮，可以初步判断图2中亮白色部分是含Er第二相，灰色块状物为共晶硅相，其余部分为α-Al相。表2是图2中合金A、B、C、D各点对应的EDS分析结果及各原子百分比，首先对A处进行点分析，通过EDS能谱发现(表2)，该位置Er、Si原子比接近1:2，可以认为形成了ErSi 2 二元相，由于硅铒二元金属间化合物的生成焓较低 [ 12 ]，故优先形成。该位置Al、Er原子比明显大于3:1，是因为Er的添加量较低，受基体Al的影响较大，可能形成极少量的Al 3 Er，大部分是Er在Al中形成的固溶体。B点主要元素是Al、Si，是分布在基体中的共晶硅，呈不规则的块状且尺寸不均。对C处进行EDS分析，合金中可能存在的相为Al 3 Er、共晶硅。除了含有Al、Er、Si外还有少量Fe元素，可能是稀土Er的净化作用，使合金中杂质元素由固溶态转为析出态，降低对电子的散射，进而达到提高导电率的效果。D点Al元素占主体，还有少量的Si，该处是少量的Si固溶在Al基体中。从图2(b)上看共晶硅尺寸有所减少，说明1% Er对合金共晶硅细化效果较好。 图2. T6态Al-4Si-0.5Er、Al-4Si-1Er合金的背散射电子图 Table 2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alloy A， B， C and D and the percentage of atoms in Figure Area Atomic Composition/at% Al Si Er Fe A 86.80 8.27 4.93 0 B 64.03 35.97 0 0 C 79.94 10.90 7.33 1.83 D 99.54 0.46 0 0 表2. 图2中合金A、B、C、D各点对应的EDS分析结果及各原子百分比 3.2. 导电性能 图3为T6热处理前后合金导电率。挤压态Al-4Si-1Er合金导电率最高为52.92%，与Al-4Si合金导电率几乎相同，而Al-4Si-0.5Er合金的导电率略有降低为51.39%，原因是加入Er元素后的合金，形成了新相ErSi 2 、Al 3 Er，这个过程需要消耗Si，降低了基体中Si的固溶量，并且Al 3 Er是面心立方晶格，可与基体形成共格界面，降低晶格畸变，但是稀土Er的加入，引入了异质原子，部分Er固溶到基体中，导致晶格畸变增加，所以总体表现为导电率保持稳定。 本文合金热处理工艺采用T6热处理(500℃固溶1 h后水淬 + 220℃时效)。合金500℃固溶1 h后水淬，保温过程可使过剩的相充分溶解到固溶体中，形成均匀固溶体，快速水冷可抑制第二相的析出，形成过饱和固溶体。人工时效，使合金中固溶的第二相析出，均匀弥散的分布在基体中，均匀组织进而提高合金的力学、电学性能 [ 13 ]。经过实验后发现，时效处理可提高合金导电率，但保温时间对合金导电率影响较小。人工时效后，合金中固溶的第二相充分析出，降低了晶格畸变，导电率升高。Al-4Si-0.5Er合金随时效时间增加，先降低后上升，整体成上升趋势。Al-4Si-1Er合金随时效时间增加，导电率先缓慢升高，后保持稳定。时效24 h后Al-4Si-1Er合金导电率达到最高54.96% IACS，相比于未时效之前的52.92% IACS上升了4%。但是整体低于Al-4Si合金的导电率，是因为热处理后第二相数量增加，分布更加弥散，随时效时间的延长，合金中的Al 3 Er逐渐球化并长大，对电子的阻碍作用增强，综合表现为导电率低。 图3. T6热处理前后合金导电率 3.3. 力学性能 图4是T6热处理前后合金的力学性能图，挤压态Al-4Si合金的抗拉强度是116 MPa，Al-4Si-0.5Er合金的抗拉强度为122 MPa，提高了5%，但是伸长率略有降低。Er元素在合金中的存在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固溶态的形式固溶在基体中，起到固溶强化的效果；另一种是以含Er第二相的形式析出，起到第二相强化的效果。从组织上看，含Er的第二相以颗粒状为主呈弥散分布，这对合金强化十分有利，减弱了对基体的割裂作用，钉扎位错，增加变形抗力，表现为抗拉强度升高。时效处理后合金的力学性能有所下降，时效后第二相充分析出，大部分第二相由固溶态转为析出态，晶格畸变减小，强化效果减弱。T6热处理后，Al-4Si的抗拉强度为96.8 MPa，Al-4Si-1Er的抗拉强度为103.5 MPa，提高了7%。 图4. T6热处理前后合金的力学性能图 图5是T6热处理前后合金的硬度图，挤压态合金添加Er元素后，硬度略有降低。挤压态Al-4Si合金的硬度最高为42.6 HV，Al-4Si-0.5Er合金的硬度为39.3 HV，Al-4Si-1Er合金的硬度为38.8 HV，降低了7%左右。T6热处理后，Al-4Si合金的硬度最低是32.87 HV，Al-4Si-0.5Er合金的硬度最高为40.5 HV，上升了23%，Al-4Si-1Er合金的硬度为35.3 HV。T6热处理后Al-4Si-0.5Er合金内部组织更加均匀，第二相颗粒弥散分布，弥散强化效果显著，表现为硬度较该合金挤压态时有所上升。相同热处理状态下，Al-4Si-0.5Er的硬度是40.5 HV，比Al-4Si-1Er高出15%，这是因为Al-4Si-0.5Er的合金显微组织中，第二相数量较多，弥散强化和第二相强化共同作用，造成的硬度增加。 图5. T6热处理前后合金的硬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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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稀土元素Er有利于Si由固溶态转变成析出态，合金中主要相组成为：a-Al、共晶硅、ErSi 2 、Al 3 Er。增加了第二相种类和数量，第二相尺寸减小，Al-4Si-0.5Er合金的力学性能达到最佳，抗拉强度为122 MPa，伸长率为41.74%，硬度为39.3 HV。 2) T6热处理后，合金组织中第二相析出更加充分，Al-4Si-1Er合金的综合性能达到最高，导电率由52.92% IACS上升至54.96% IACS，提高了4%，抗拉强度为103.5 MPa，伸长率为34.5%，硬度为40.5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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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翻译并修订了英文版女性对女性客体化量表(Women’s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Scale， WOWS)，检验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668名女大学生分两个样本施测WOWS中文版，样本一(n = 285)同时施测校标。WOWS中文版最终保留7道题，题总相关0.46~0.55 (Ps < 0.001)，样本一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存在1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42.61%。WOWS中文版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7，重测信度为0.83 (Ps < 0.001)。样本二(n = 383)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单因子模型拟合达标(RMSEA = 0.08; CFI = 0.93; TLI = 0.90; SRMR = 0.08)。女性对女性客体化与外观焦虑、进食障碍、抑郁呈正相关(r = 0.20~0.30， Ps < 0.001)。WOW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性能，可用于相关研究。 关键词 :女性对女性客体化，问卷修订，信度，效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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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性客体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指女性的身体、身体部分或性功能脱离了她本人，沦为纯粹的工具或被认为能代表女性个体本身(Bartky， 1990；孙青青，郑丽军，&郑涌，2013)。简单来说，过分地关注女性的身体外表，使其成为判断个体整体价值的主要标准。在社会化过程中，女性逐渐内化这种标准并以他人的评判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外在形象，形成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为了达到社会比较的目的，女性也会利用内化的评价标准客体化其他女性，产生女性对女性客体化(以下简称“女性客体化”) (Parent， Garos， Branscome， & Piper， 2018; Festinger， 1954)。 性客体化根据来源可分为自我客体化和他人客体化。Strelan和Hargreaves (2005)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易遭受性客体化经历(Cohen’s d = 0.38)，其中不仅男性会客体化女性，女性同样会客体化女性。且女性客体化的程度超过了她们自我客体化的程度(Cohen’s d = 0.65)。这表明女性不仅会以他人视角看待自己，还会以外界标准去评判其他女性，而女性客体化影响可能大于自我客体化。 目前国内外有关客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自我客体化，鲜有研究女性客体化。自我客体化既可作为人格特质进行行为研究，也可视为一种状态进行实验操纵(郑盼盼，吕振勇，& Jackson，2015)。特质自我客体化常用自我客体化问卷(the Self-Objec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SOQ) (Noll & Fredrickson， 1998)和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S)中的身体监控分量表(the Body Surveillance subscale) (Augustus-Horvath & Tylka， 2009; Kozee & Tylka， 2006)进行评估。测量男性对女性的客体化常用Kozee和Augustus-Horvath (2007)编制的人际性客体化量表(Interpersonal Sexual Objectification Scale， ISOS)。而关于女性客体化，Parent等人在客体化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的基础上，根据ISOS和性别歧视量表(the Schedule of Sexist Events， SSE) (Parent， Garos， Branscome， & Piper， 2018; Klonoff & Landrine， 1995)中男性客体化女性的行为测评条目，编制了女性客体化量表(Women’s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Scale， WOWS)，9个条目，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属性。 据研究，美国亚裔女性因更认同亚洲传统价值观，因而身体意象不满程度更高(Lau， Lum， Chronister， & Forrest， 2006)，亚裔女性比白人女性具有更低的外貌评价(Frederick， Kelly， & Latner， 2016)。由于东方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差异，女性客体化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使得在西方背景下构建的女性客体化概念及WOWS在中国群体中的适用性还有待验证。因此，本研究引进WOWS，在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后对其进行翻译、回译和修改，形成中文版量表，拟在中国女大学生群体中检验WOWS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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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样本1：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300名女性，其中191份来自在校女大学生，采用纸笔测验，有效问卷183份；109份为线上测验，发放范围为全国各大高校的在校女生，回收有效问卷102份。样本一有效被试共285人，有效率为93%，年龄为19.43 ± 1.37岁。 样本2：采用方便抽样，选取398名大一至大三在校女大学生，有效被试383人，有效率为96%，年龄为19.22 ± 1.19岁。人文社科专业240人(占62.7%)；理工科专业140人(占36.5%)；缺失3人(占0.8%)。样本2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随机抽取其中50名被试五周后重测。 2.2. 方法 2.2.1. 女性客体化量表 Mike，Sheila和Emily等人共同开发的《女性对女性客体化量表》(Women’s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Scale， WOWS)，用于测量女性客体化经历，包含9道题目，采用5点评分，从“1 = 从不”到“5 = 几乎总是”，分数越高表示客体化水平越高。信、效度检验表明量表性能良好，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8，且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WOWS中文版在原作者授权下经过翻译、回译和修改，条目表达清晰易懂，既不违背英文原意，又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例如，将“Have you been looked up and down by a woman because of how you dressed?”译为“曾经有女性因为你的穿着而上下打量过你吗？”。为了确定WOWS中文版量表的结构，样本1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2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进行重测信度检验。 2.2.2. 身体监控分量表 据已有研究(Augustus-Horvath & Tylka， 2009; Kozee & Tylka， 2006)，本研究采用McKinley和Hyde (1996)所编制，陈欣和蒋艳菊(2007)修订的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OBCS)中的身体监控分量表(the Body Surveillance subscale)测量自我客体化，包括8个题目，7点评分，从“1 = 完全不符合”到“7 =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更频繁的身体监控，对身体的关注程度越高，更高的自我客体化水平。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7 2.2.3. 外观焦虑量表简版 本研究采用Dion，Dion和Keelan (1990)编制，孙青青(2016)修订的外观焦虑量表简版(Appearance Anxiety Scale-Brief Version)，14个题目，采用5点评分，从“1 = 从不”到“5 = 几乎总是”。分数越高表示更高的外观焦虑。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7。 2.2.4. 进食障碍量表 参照Slater和Tiggeman (2010)的研究，本研究采用Garner等人(1983)编制，陈薇，Leung F，王建平和Wai-Yeetang (2005)修订的进食障碍量表(Eating Disorder Inventory， EDI)中的贪食症分量表(the Bulimia Subscale)和求瘦倾向分量表(the Drive for Thinness Subscale)来测量进食障碍，共14个题目，采用6点评分，从“1 = 从不”到“6 = 几乎总是”。分数越高表示进食障碍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5。 2.2.5.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Zung (1965)编制，王征宇和迟玉芬(1984)修订的自评抑郁量表(Zu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20题，采用4点评分，从“1 = 从不”到“4 = 几乎总是”。分数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0。 2.3. 统计处理 将全部数据录入Jamovi 0.9.2.3统计软件中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平行分析、信度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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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对WOWS中文版测验结果按总分进行排序，发现前27%和后27%被试在每个项目上得分的差异显著，Ps < 0.001。项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在0.39~0.54之间，Ps < 0.001，项目区分度高。难度适中，在0.30~0.48之间，详见表1。 Table 1 Difficulty and discrimination of each ite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难度P值 0.382 0.401 0.304 0.349 0.359 0.361 0.394 0.479 0.322 Pearson相关 0.397 *** 0.540 *** 0.451 *** 0.519 *** 0.463 *** 0.510 *** 0.513 *** 0.392 *** 0.407 *** 表1. 各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 注： * 表示P < 0.05， ** 表示P < 0.01， *** 表示P < 0.001下同。 3.2. 效度分析 3.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1进行因素分析可行性检验。结果表明，KMO = 0.815，因素分析适切性良好，且Barlett’s的卡方值为544.35 (P < 0.001)，可以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抽取因子，有2个特征值大于1，但第8题和第9题与其他各题项相关性低，且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量均大于0.4，双载荷差小于0.2。另，样本2中7道题总分与9道题总分相关为0.96，最终决定删除8、9两题保留7个题目。对7道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2.61%，结合平行分析结果(图1)，最终保留1个因子。无跨负荷的题目，详见表2。 图1. 样本1平行分析 Table 2 Factor loads and common factor variance contributio 条目 女性客体化 共同度 1) 曾经有女性对于你的仪表提过不中听的建议吗？ 0.605 0.634 2) 曾经有女性告诉过你不应该穿某些的衣服吗？ 0.700 0.511 3) 曾经有女性因为你的长相而取笑过你吗？ 0.643 0.586 4) 曾经有女性在背后议论过你的穿着吗？ 0.695 0.517 5) 曾经有女性告诉过你应该穿着更得体些吗？ 0.616 0.621 6) 曾经有女性在你没询问的情况下就给你提过关于穿着的建议吗？ 0.687 0.528 7) 曾经有女性因为你的穿着而上下打量过你吗？ 0.615 0.622 解释方差% 42.61 累积解释% 42.61 表2. 因素负荷和公因子方差贡献 3.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Jamovi 0.9.2.3统计软件中，对样本2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单因素模型拟合数据效果佳，(RMSEA = 0.08; CFI = 0.93; TLI = 0.90; SRMR = 0.08)，与原量表结构一致。 3.2.3. 效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样本1中女性客体化与外观焦虑、抑郁、进食障碍三个效标均呈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在0.20~0.30之间，Ps < 0.001。见表3。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between Women’s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scale in Chinese and criterio M SD 1 2 3 4 5 1) 女性客体化 12.76 2.80 1 2) 自我客体化 33.8 8.54 0.062 1 3) 外观焦虑 39.24 7.20 0.195 *** 0.429 *** 1 4) 抑郁 39.47 6.28 0.300 *** 0.165 ** 0.348 *** 1 5) 进食障碍 41.09 12.28 0.260 *** 0.367 *** 0.484 *** 0.270 *** 1 表3. 女性对客体化量表(WOWS)中文版与效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注：自我客体化与抑郁显著性为0.005。 3.3. 信度分析 WOWS中文版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重测信度为0.83，见表4。 Table 4 Item reliability analysi 题项删除后 题总相关 Cronbach’s α W1 0.516 0.738 W2 0.533 0.735 W3 0.447 0.753 W4 0.547 0.733 W5 0.496 0.743 W6 0.459 0.750 W7 0.460 0.750 表4. 题目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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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以中国在校女大学生为被试，检验Mike等人编制的WOWS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度、效度。从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三个方面，考查问卷题项的适切性和可靠性程度(骆方&张厚粲，2006)。WOWS中文版的7个题项与原量表一一对应，在保留原问卷的完整性的基础上，删除第8、9两道与其他题项相关性较低的题目，7道题总分与9道题总分相关在样本2中为0.96。项目分析结果表明，WOWS中文版题总相关均呈中高度相关，高低分组差异显著(戴海琦，2015)，内部一致性α系数、重测信度以及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表明WOW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性能。 另，对样本1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主成分法抽取出2个因子。与前7道题目相比，第8题(“曾经有女性评论过你的某一具体身体部位吗？如：胸部、腿部、腰部等。”)、第9题(“曾经有女性建议过你去健身吗？”)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没有明确的性客体化倾向性，结合平行分析结果(Timmerman & Lorenzo-Seva， 2011)，及各题项之间的相关，决定予以删除。最终保留7个题目，抽取1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42.61%，保留原版量表的单维结构。且原作者设定50%累积方差解释率对最初31道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同样提取出两个因子，因题项在第二因子上负荷较低，选用单维结构。样本2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单因素模型数据拟合效果良好(RMSEA = 0.08; CFI = 0.93; TLI = 0.90; SRMR = 0.08)。 最后，本研究考察了WOWS中文版的校标关联效度，发现女性客体化与外观焦虑、进食障碍、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已有研究一致(Parent， Garos， Branscome， & Piper， 2018)。实验研究发现高自我客体化的女性更容易性客体化性感的女性(Puvia & Vaes， 2013)。而本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客体化与自我客体化只在样本2中呈现出边缘显著的相关(r = 0.102， Ps = 0.05)。研究方法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本研究结论与前人研究不同的主要原因。不同女性在性客体化环境下的反应和处理策略不同(Fredrickson， Roberts， & Roberts， 2010)，中国女大学生自恋水平相对较高，可能较难意识到其他女性的客体化评价。而且高自我客体化的女性更多以理想女性形象为标准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以实现自我评价和身体监控，而非客体化他人，更可能引起女性客体化与自我客体化的低相关(Berg， Paxton， Keery， Wall， Guo， & Neumark-Sztainer， 2007)。 综上，WOW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性能，可用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女性对女性客体化的研究。本研究丰富了客体化理论，并在众多媒体宣扬“以瘦为美”的现代社会，为以后女性客体化的干预研究奠定了测量学基础，为当前普遍关注女性自我客体化的研究背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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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是全域旅游背景下促进康养旅游健康发展的有效举措。文章结合学者对旅游服务质量以及康养舒适度等评价研究，依托《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聚焦康养旅游服务的核心特征与目标导向，构建了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该指标体系作了指标筛选和权重的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中：“公共服务”是重点关注内容；其次是“环境质量”与“管理服务”并重；再次是康养旅游所带来的“产品及服务质量”；最后是康养旅游所能联动与融合的相关“产业发展”。 关键词 :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层次分析法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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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健康时代催生了康养旅游，人们不仅在旅游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而且更关注旅游中的健康问题，包括康复理疗、中医养身、体育运动、气候疗养、文化修心等，旅游成为大健康时代的幸福产业。目前康养旅游呈现“三避五养”：“三避”就是“避霾、避暑、避寒”，避霾是人们换气洗肺以躲避雾霾的伤害，避暑是人们在盛夏寻找清凉宜人的舒适，避寒是人们在严冬拥抱春天的温暖；“五养”就是“养生、养心、养老、养颜、养疗”，养生即健康生活，养心即文明度假、养老即适老闲居、养颜即内外兼修、养疗即身心康复。近几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刚要》的提出，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康养旅游成为了旅游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近两年更是备受青睐。如果说旅游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康养旅游则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2012年到2017年间，全球康养旅游市场收益从4386亿美元增长到6785亿美元，2015年到2018年，我国康养旅游市场收益从400亿元增加到691亿元。2019年五一小长假我国旅游收入高达1176.7亿元，旅游人数达到1.95亿人次，旅游实现的收入和旅游人次均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预计康养旅游收入将达829亿元，2020年则至1000亿元左右，我国康养旅游发展如日中天。然而康养旅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质量的好坏，康养旅游服务质量标志着旅游景区环境、基础设施配置、服务人员态度和效率等方面是否到位，承载着旅游地区经济收入的重大任务，影响着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科学地衡量康养旅游服务质量，全面审查康养旅游服务质量的优劣，推动康养旅游更好地发展，本文结合康养旅游示范区服务质量规范等相关政策文件和SERVQAUL模型，构建了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检验了该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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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 国家旅游局正式颁布了《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标准中正式对康养旅游的概念作出了界定，认为通过养颜健体、营养膳食、修心养性、关爱环境等各种手段，使人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即可称为康养旅游。本文在CNKI期刊中搜索主题词为“康养旅游”的核心以上期刊，结果显示仅有6篇文章。在这6篇文章中，关于森林康养的高达4篇，其余2篇分别研究了特色小镇的康养旅游和康养旅游的发展路径。李济任和许东(2018)发表的两篇文章中，构建了森林康养旅游的开发潜力评价体系 [ 1 ]，以辽东山区为研究对象，对森林康养旅游开发潜力进行评价，得出森林旅游康养侧重于森林康养，以康养为主要需求动机的旅游形式，以森林环境质量为主导因素的结论 [ 2 ]。李梓雯和彭璐铭(2017)通过对浙江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地理、景观资源和旅游现状等基本情况的分析，综合评价森林康养旅游的发展条件，结合宜人气候、独特地貌和丰富生物资源等有利条件，打造森林康养旅游；最后提出公园康养旅游发展设想和思路，进而策划环境、情致、运动和理疗四大类型旅游产品 [ 3 ]。丛丽和张玉均(2016)通过透析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的发展经验，探索了森林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机制和森林康养旅游的作用机理，结合实证分析论证森林康养旅游的效果，最后提出加强森林康养旅游法律法规研究和探索建立森林康养旅游基地指标体系的建议 [ 4 ]。任宣羽(2016)围绕康养旅游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旅游形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康养旅游的最终目标是在良好的物候条件基础之上，打造专项度假旅游，从而使游客获得幸福感，而非乡村旅游一般遍地开花；还需进一步的科学论证我国适合康养旅游的地域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片区和秦岭以南片区；康养旅游的需求市场主要是老年人、亚健康人群和追求生活品质的人群 [ 5 ]。李后强和廖祖君(2015)提出“六度理论”，认为温度、湿度、高度、优产度、洁净度、绿化度这六个维度是衡量某个地区是否适合发展生态康养产业的重要指标，并验证了四川攀西地区在这六个维度上指标良好，适合发展生态康养产业 [ 6 ]。 对于旅游服务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各地区民族旅游、乡村旅游、入境旅游等方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RVQUAL模型、模糊数学评价法、层次分析法、IPA分析法等，对游客感知到的旅游服务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以及如何提升与控制旅游服务质量。耿裕清和吴泗宗(2016)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服务质量的实证研究，建立了民族地区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模型，并用IPA法对指标体系内的各维度进行了满意度和重要性差异的探索，提出了相应的提升服务质量的建议 [ 7 ]。陈晓磐和钟永德(2012)以长沙市乡村旅游为例，构建了乡村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了餐饮、住宿、交通、接待、娱乐和社区支持服务质量的综合水平 [ 8 ]。何琼峰和李仲广(2014)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入境游客感知的服务质量演进特征和影响机制，得出入境游客比国内游客对服务质量更敏感，行业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对入境游客忠诚度影响最大，价格并非主要因素 [ 9 ]。徐荣林和王建琼(2016)从员工角度出发，以四川九寨沟和黄龙溪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工作环境、员工生活、工作回报、员工情绪与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员工情绪为中间变量，工作环境直接正向影响服务质量，通过员工情绪间接影响服务质量，而工作回报直接负向影响服务质量，但通过员工情绪间接正向影响服务质量 [ 10 ]。 综上所述，康养旅游为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健康保障，为社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康养旅游的服务质量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对康养旅游服务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以便监督和推动康养旅游的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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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回顾，结合旅游服务质量的研究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搜集、筛选、整理国内关于康养旅游服务质量的相关文件以及文献资料，梳理出使用频率较多的指标，为康养旅游服务质量指标的选取提供依据。 德尔菲法：搜集整理出指标后，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这些指标进行分类以及三轮重要性打分，筛选出专家意见较一致的指标，初步构成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层次分析法：根据专家对康养旅游服务质量指标体系的各层级指标重要性打分，构建判断矩阵，计算各级指标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保证指标权重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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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康养旅游服务质量指标选取 在“健康中国”背景下，康养旅游相关政策相继出台。继2016年国家颁布《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国家对生态康养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162，576万元。2017年9月PPP项目提出旅游基础设施及康养基地建设项目建议书，建议书中对旅游基础设施和康养基地建设的规模、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标准、拟建地点、建设方案、政策支持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做了阐述，为我国康养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 11 ]。此外，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医药资源和技术、俯拾皆是的山川河流村庄、星罗棋布的历史名胜是发展康养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老年人群、亚健康、疾病或健康人群对康养旅游活动的主观需求，康养旅游发展将成为一片蓝海。 所以本文旨在建立一个较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希望能在将来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考核提供参考。 4.1. 康养旅游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全面系统性原则：既要全面系统地反映康养旅游服务质量的总体特征，又要避免同层级指标间的交叉重叠，各级指标层次分明，相互支撑，能保持评价体系的整体性。 综合效益性原则：对康养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不仅要考虑该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实用性，还要考虑生态、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科学度量性原则：指标的选择应尽可能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可度量性，以专家学者采用过的评价指标为标准，优先选择在官方数据统计中出现的相应指标。 4.2. 康养旅游服务质量指标选择依据 为了系统、全面、科学地选择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本文整合与参考了以下规划和标准：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26362-2010，《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LB/T051-2016，《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26358-2010，《导游服务质量》GB/T15971-1995，《绿色旅游景区》LB/T015-2011，《旅店业卫生标准》GB966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等。 4.3. 学者关于康养旅游相关指标选取 如表1，本文收集与参考其他学者对康养旅游、旅游服务质量、中国康养旅游目的地、旅游服务体系、森林康养评价体系、生态康养体系、导游服务质量体系、旅游环境质量评价体系、老年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区域旅游服务标准体系等指标内容，加以归纳所有指标来源。 Table 1 Source of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servic 资料来源 评价指标 测量内容 李济任、许东(2018) 森林康养旅游评价指标体系 旅游康养价值、旅游资源附属、资源附加价值、康养环境质量、环境多样性、环境稳定性、开发建设的区位特点、产品与服务等 [ 2 ] 周子平、劳国炜(2018) 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服务设施、服务响应、服务保证、服务关怀、人文氛围、游览环境等 [ 12 ] 李岩等(2018) 康养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指标 康养文化、美感价值、康养价值、养生资源、康养基础设施、影响效应、生态环境、康养食宿、康养社会活动等 [ 13 ] 祝向波(2017) 中国康养旅游目的地的“七度评价体系” 气候舒适度(气候舒适度I，GB27963-2011)、海拔高度、空气洁净度(空气质量指数(AQI)GB3095-2012)、优产度、生态环境优良度(生活环境质量指数(EQI)HJ192-2015)、矿养度、和谐度(地理区位、道路交通、康养文化、社会治理、旅游配套设施)等 [ 14 ] 胡春华(2018) 生态康养旅游指标体系 生态康养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生态康养产品与活动(生态康养旅游资源、生态康养旅游产品体系、生态康养旅游活动)、生态康养设施与服务(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服务实施、健康医疗设施、康养医疗设施)、生态康养管理(专项规划、产业融合度、管理机制)、生态康养管理(培训与教育、生态康养旅游成效)等 [ 15 ] 徐慧慧(2014) 导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知识服务、技术服务、情绪服务、美学服务、关怀服务等 [ 16 ] 李有绪、陈秋华(2015) 森林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住宿、餐饮、接待、交通、游憩、基础服务等 [ 17 ] 魏钰彤(2014)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自然生态环境、旅游资源环境、社会及基础设施环境、旅游服务环境等 [ 18 ] 王丹(2018) 老年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导游服务、餐饮服务、购物服务、交通服务、住宿服务、景区游览服务、休闲娱乐服务、社会公共服务等 [ 19 ] 黎志峰(2012) 区域旅游服务标准体系 旅游舒适性、旅游方便性、商品质量、地方特色性、安全应急设施、卫生条件、指引标志等 [ 20 ] 表1. 康养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