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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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问题与展望 总之，在大气氮沉降增加的背景下，细根的形态特征与解剖结构均会发生不一致的变化。以前的研究结论显示，地下根系具有复杂性，不同树种细根的形态以及解剖结构对氮沉降的响应具有差异性，这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生物学特性或者对养分需求量多少所造成的。即使根系的结构与功能相似，但是不同地区所处的环境不一致，以及施氮方式或者施氮量的差异也会造成根系对氮沉降的响应出现差异。氮沉降对细根形态结构的影响只体现出表面的结果，还需结合解剖内在结构(皮层和中柱)来反映潜在机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为了更深入的理解氮沉降与根系生理特征的一系列复杂的联系，提出以下建议： 1) 氮沉降增加对细根形态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不足以说明根系发生变化的机理，解剖结构可以说明根系生理与生长策略变化，因此应该结合解剖结构与细根动态，更全面的理解细根结构与功能的变异。 2) 增加模拟氮沉降试验的时间，并且为了保证实验数据更真实有效，施用氮肥浓度应尽量与试验样地的氮沉降速率相当，这对了解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更有益。 3)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复杂且多样，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温带、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缺乏其他类型的系统研究，且森林土壤类型的多样也导致了结果的差异性。今后的研究可以选择探讨不同森林生态系统不同树种或者相同森林生态系统不同树种对氮沉降的响应。虽然开展室内与野外的实验还有很多的难题亟待解决，但是时代不断进步，我们仍需满怀信心去探索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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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芸香科植物多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通过对山东地区芸香科植物调查发现共有7属15种，其中引种3属4种，包括花椒属、吴茱萸属(臭檀吴萸)、白鲜属、黄檗属、枳属、金橘属、柑橘属。乡土资源以前5属为主，后两属及吴茱萸属的吴茱萸为引种栽培。通过对山东地区芸香科各种属资源的地域分布、保存数量及综利用等调查分析，为芸香科植物在山东地区的开发利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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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芸香科(Rutaceae)乔木或灌木，稀藤本及草本，通常含挥发油叶互生或对生，单叶或复叶，无托叶；花两性或单性，通常辐射对称，极少两侧对称果为蓇葖果、蒴果、核果、浆果或柑果，稀为翅果状 [ 1 ]，具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其挥发性油可作为肥皂、化妆品及食品的高级调香原料，种子含丰富的油脂，可作为化工原料和医药原料。芸香科植物是著名的调味品、重要的水果、栽培观赏植物及传统中药材。随着人类活动的日趋频繁和贸易往来的日益繁荣，植物的引种和开发利用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山东作为芸香科植物的重要分布地之一，存在其种类和生态分布的特殊性，然而，至今仍缺少系统调查和研究。本文将结合山东省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成果，对山东地区的芸香科植物资源进行梳理，为山东地区芸香科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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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理概况 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位，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条件适宜。全省总面积约15.3万km 2 ，地形较为复杂，有山地、丘陵和平原，分为半岛和大陆两个部分。根据区域地质构造、地貌成因和形态特征，以及区域分布的完整性，全省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1/3，平原、半平原约占2/3。其气候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全年平均气温11℃~14℃，无霜期180~220 D，全年平均降水量在550~950 mm，自东南向西北方向逐渐减少。土壤类型多样，有棕土、褐土、山地草甸型土、潮土、盐碱土、沼泽土等，对植物的生长和分布有极大影响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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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调查范围和方法 3.1. 调查范围 结合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工作，2011年~2013年对省内主要山区的芸香科野生种类进行调查，主要包括泰山、鲁山、蒙山、沂山、崂山、昆嵛山等。对省内主要城市公园、植物园、树木园等进行了栽培种类调查。 3.2. 调查方法 3.2.1. 实地调查 主要包括野外实地调查和城市绿地中芸香科应用调查，对其分布范围及所处海拔进行记录，并采集标本。 3.2.2. 标本查阅 通过CVH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查阅国内主要标本馆(包括PE、KUN、IBSC、WUK、NAS等30个标本馆)内收存的山东地区芸香科的馆藏标本。 3.2.3. 中医药名称查询 中药名及功效查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国中草药图典》上、下册]等 [ 3 ] [ 4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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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与建议 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利用研究是科研、中药、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研究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丰富园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根基与源泉，也是保护珍稀濒危植物，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利用的重要方式。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发现山东共有芸香科植物7属15种。从种类来看，山东地区芸香科的种类虽然并不多，但其药用、工业原料、保护和改造环境、食用等类型资源均有分布。从分布上来看，除了在栽培种外，多数处于山区丘陵地带，适应性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臭檀吴萸、黄檗作为山东乡土树种，既可作为药用植物、又可做观赏且是国家珍贵用材树种，为多用途树种，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所以芸香科植物的开发利用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1. 深度开发 从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来看，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树种为花椒、青花椒。目前花椒已选育大量品种和良种。如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徐庄镇、凫城镇、西集镇等地出产的山亭花椒，莱芜出产的莱芜花椒，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青花椒是我国花椒栽培中的一个优良品种，因其独特的颜色和优秀的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近年来，青花椒香味物质十分畅销，尤其是重庆江津种植的青花椒原料最为出名。原来青花椒作为野花椒在国内较少食用，由于麻辣风味食品的快速增长，麻味需求不断增加，山东地区青花椒野生资源众多，可发掘山东本地青花椒资源。尽管如此，其利用仅限于调料，且多为初级产品，其药用价值的开发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吴茱萸属和黄檗属，虽为多用途树种，可做药用、工业原料类，开发利用程度亦低，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数量较少，未能走入大众视野。开发利用的层次比较低，多数芸香科植物为多用途树种，目前开发利用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功能。 5.2. 广泛种植 山东地区山地丘陵地众多，立地条件略差，而芸香科野生资源具有耐瘠薄、抗性强的优势，可转变传统荒山造林模式，大力发展，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新支撑和地方特色。 5.3. 多用途结合开发 多数芸香科植物都是多功能、多用途树种，集食用、药、材、观赏为一体，既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又有很高的生态效益。结合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复合经营，发挥芸香科植物多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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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由青枯雷尔氏菌引起的青枯病是影响农作物产量的主要病害之一，而我国对青枯病的防治目前尚未发现十分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了解青枯菌与植物的互作模式，对开辟防治青枯病的新思路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简单归纳了植物青枯菌的分类系统及发病特征，从分子水平上阐述了青枯菌在寄主植物根细胞间隙定植的侵染过程以及致病机理，从形态学、生理生化和基因表达调控三个方面分析了植物对青枯菌的抗性机制，指出了农业防治、药剂防治、生物防治等防治青枯病措施的局限性，并简要介绍了抗青枯病分子育种的研究进展。认为种植抗青枯病的多系品种和混合品种是控制青枯病危害的有效途径，据此提出挖掘多抗原抗性基因，进而培育抗青枯病新品种是防治青枯病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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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植物青枯病是由青枯雷尔氏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简称青枯菌)引起的土传性细菌病害。青枯菌可以侵染并危害烟草、番茄、辣椒等茄科作物以及花生、香蕉等共计约450种植物 [ 1 ]，青枯菌的主要危害部位是植物的维管束组织，通过影响植物水分等的运输造成植物萎蔫，进一步导致植物死亡。目前青枯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对植物造成了大面积的伤害，成为影响许多作物产量的重要限制因子，也是严重危害我国农作物产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据估算，青枯病每年对作物品质和产量造成的损失超过10亿美元 [ 2 ]。因此，关于青枯病的发生、传播和防治研究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文旨在对近年来植物与青枯病互作的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为进一步理解青枯病侵染和植物抗性机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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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青枯菌分类及其致病机理 2.1. 青枯菌分类 青枯病的治病菌青枯菌为青枯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ollanacearum)，是一种革兰氏阴性、好氧细菌 [ 3 ]。该病原菌的寄主范围广泛，并具有高度的变异性、适应性和寄主专化性，不同地域或不同寄主的菌株之间存在变异和分化的现象，而且致病途径众多 [ 4 ] [ 5 ] [ 6 ]。目前青枯菌有3个被国际所公认的亚分类系统，一是依照不同来源的青枯菌菌株分别对不同植物的致病性的差异，把青枯菌分为5个生理小种(Race)；二是依据青枯菌对3种双糖和3种己醇的氧化能力的差异，将其分为5个不同的生化变种(Biovar) [ 7 ]，三是依据青枯菌的亲代遗传关系，将其分为不同的种系型(phylotypes) [ 4 ]。 2.2. 青枯菌的发病特征及其致病机理 青枯病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维管束病害。该病害发病时，发病植物顶部叶片先出现萎蔫下垂现象，随后植物下部的叶片逐渐开始萎蔫，中部叶片是最后出现萎蔫的部位(图1(a))；当植物收到青枯菌的侵染后，植物发病症状也可能是从植物一侧叶片先萎蔫，另一侧的叶片生长正常，呈现出“半边疯”的病症(图1(b))，最终被侵染的植物全部叶片萎蔫，并死亡(图1(c))。当植物生长环境的湿度较大时，植物病茎上会出现水浸状病斑，随后逐渐变为褐色的1~2 cm的斑块，发病植株的维管束在发病后期变为褐色。将青枯病发病植株的病茎横切并挤压，切面上的维管束溢出白色菌液，这是青枯病与枯萎病和黄萎病的区别特征 [ 8 ]。 图1. 青枯病的发病特征 青枯菌入侵植物体主要通过植物根和茎的伤口或次生根的根冠。在入侵寄主植物后，首先附着在植物根部皮层细胞上，并在细胞间隙内增殖，同时表达hrp基因来编码III型分泌系统(Type III Secretion System， T3SS)，随后构建T3SS并将效应子分泌到宿主细胞中，诱导编码磷脂酸磷酸酶的宿主基因表达，从而抑制了植物的先天免疫，然后，青枯菌在宿主细胞上生长，诱导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 QS)，QS参与调控青枯菌在宿主细胞上的定殖，包括蘑菇型生物膜的形成 [ 9 ]，青枯菌产生并分泌的3-羟基肉豆蔻酸甲酯作为QS的信号，诱发青枯菌的毒力作用 [ 10 ]。随后青枯菌侵染寄主的木质部，然后在植物的整个维管束中蔓延(图2)。由于某些木质部导管中存在大量的细菌细胞和细菌产生的胞外多糖黏液，导致汁液流量减少，从而引起严重的萎蔫 [ 11 ]，最终导致寄主植物的死亡。 图2. 青枯菌在寄主植物根细胞间隙定植的侵染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分子水平上探究不同致病因子分别在青枯菌对寄主植物的致病性中的作用的研究开始增多。目前，国内外对青枯菌致病机理的研究大量集中在对IV型鞭毛系统、胞外多糖、胞外蛋白以及III型Hrp分泌系统产物在致病过程中的作用。 在青枯菌入侵植物根部和在寄主植物细胞间隙定植的过程中，青枯菌的运动性和趋向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青枯菌的IV型鞭毛系统与其在植物细胞表面的附着密切相关，影响了青枯菌在植物体内的蠕动，进而影响了青枯菌的致病性 [ 12 ]，HrpX和HrpV蛋白参与了青枯菌Ⅳ型鞭毛系统的组装 [ 13 ]，参与青枯菌蠕动所需基因大部分很保守 [ 14 ]。 导致青枯菌毒性的另一关键因子胞外多糖由eps基因编码，其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并促进细菌的移动与定殖以及堵塞和破坏寄主植物导管 [ 6 ] [ 15 ] [ 16 ]。Shen等(2020)实验证明了寄主植物中提取的L-谷氨酸是提高青枯菌胞外多糖产量的关键活性成分 [ 17 ]。青枯菌在寄主植物的导管中产生大量的胞外多糖，这些胞外多糖的积累影响并阻塞了植物导管中的水分运输，特别容易在叶柄结和小叶处等孔径较小的导管穿孔板造成堵塞，从而引起植物的萎蔫 [ 18 ]。 胞外蛋白也是主要的致病因子之一，主要通过II、III型分泌系统分泌到胞外或运送到植物细胞内的。果胶降解酶类和纤维素水解酶类是导致青枯菌致病性的重要因子 [ 19 ]。朱圣杰等(2008)通过对青枯菌胞外酶活性测定，发现纤维素酶活性与青枯菌致病性呈高度正相关 [ 20 ]。 III型分泌系统(T3SS)及其效应子(T3Es)是青枯菌完成致病过程和寄主互作反应中最为至关重要的因子 [ 11 ] (图3)。hrp突变体是无法引起植物的超敏反应(Hypersensitive response， HR)或者无法引起植物病症的T3SS缺失突变体 [ 21 ] [ 22 ]。T3Es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靶向不同植物通路来引起病害 [ 23 ] [ 24 ] [ 25 ]。青枯菌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有大量的T3Es (单个菌株最多传递76个T3Es)，对应有113个T3Es基因，作为青枯菌的注射蛋白被称为Rip [ 26 ]。然而，可能由于其功能冗余性，很少有研究证明T3Es是青枯菌致病性所必须的 [ 27 ] [ 28 ]。无论是在拟南芥Col-0植株上，还是在马曼德VR番茄品种上，几乎所有单一T3Es突变体在病情表现上都与野生菌株表现类似。而多个T3Es的突变体则获得了较强的抗性表型 [ 27 ] [ 29 ] [ 30 ] [ 31 ]。青枯菌的T3Es操纵了宿主细胞的转录调节、蛋白质降解和膜运输等生物过程，从而构建了一个病原体可以高效生长的环境 [ 23 ]。Macho (2016)发现大豆可以识别青枯菌多态性的flg，成功鉴定了青枯菌flg22受体，并锁定了大豆受体获得识别的重要位点，将这个位点在番茄中进行表达，增强了番茄对青枯菌的抗性 [ 25 ]。由于青枯菌的致病机制复杂，各种致病因子的具体相关功能及其编码基因的表达调控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以便进一步了解青枯菌与植物的互作模式，为青枯病防治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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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植物对青枯菌的抗性机制 植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发育完成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中，会受到外界环境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逆境的威胁，其中微生物病原的侵害是危害植物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植物也在大自然的长期进化过程中，进化出了抗病蛋白来检测植物细胞内的病原体的效应子来抵抗各种病原菌的入侵。植物抗病蛋白直接或间接的识别病原菌分泌的效应子可诱导植物的防御反应，称为效应触发免疫(Effector-triggered immunity， ETI)，包括离子通量、活性氧(ROS)的产生、植物激素积累和防御相关基因的转录激活 [ 33 ] [ 34 ]。ETI反应诱导了植物的超敏反应(HR)，病原体效应子Avr蛋白可以被同源植物抗病蛋白识别，它限制了病原体对特定植物的毒力，这通常决定了病原体宿主范围的特异性 [ 35 ]。青枯菌在侵染植物时也会向寄主植物体内分泌效应子，诱发植物的防御反应，不同的寄主植物会产生不同的防御反应，正是这些防御反应的强弱决定了该寄主植物对青枯菌抗性的强弱。抗青枯病与感青枯病植物分别在病情表现、结构和生理生化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3. 青枯菌III型分泌系统示意图 [ 32 ] 3.1. 形态学机制 青枯病的抗病与感病植物在受到青枯菌侵染后，会出现不同的形态学反应。Muhammad等对30个番茄栽培品种进行了青枯菌的抗性鉴定，发现感病品种在接菌后4 d植株开始发病，14 d内植株完全萎蔫，而抗病品种在接种14 d后植株叶片开始出现萎蔫症状，并尚未出现整株萎蔫现象 [ 36 ]。乐素菊等研究发现，青枯菌分别在番茄抗病与感病品种的主根内的扩展情况具有明显差别。在番茄抗病品种中，青枯菌大多在内皮层附近的薄壁细胞，对植物细胞的破坏较小，且不易进入植物细胞间隙，也不会形成溶生腔；但在感病品种中，青枯菌可以侵入寄主植物的主根皮层薄壁细胞及细胞间隙中，也可以溶解细胞壁形成溶生腔。进一步研究发现，番茄抗病品种的主根内的导管分子短，穿孔板多，主根皮层和维管束薄壁细胞与青枯菌有较为明显的粘连现象，而且发现在维管束中的青枯菌大多吸附在细胞壁上，以上现象都有利于减缓与抑制青枯菌在植物组织内的繁殖与扩展 [ 37 ]。 3.2. 生理生化机制 在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较多集中寄主植株中与植物抗青枯病有关的蛋白及蛋白酶的活性等。宋从凤等通过分析桉树抗青枯病无性系的多酚氧化酶(Polyphenol Oxidase， PPO)活性及其同工酶谱带表明，桉树高抗品系的PPO活性高于感病品系，其同工酶谱带的条带数明显不同，各条带的相对强弱也有明显差异 [ 38 ]。Wang等(2021)在马铃薯中通过蛋白组的差异分析，筛选出21个差异表达蛋白，同时通过鉴定发现其中4个基因与青枯病抗性相关 [ 39 ]。 3.3. 基因表达调控 青枯菌入侵寄主植物后，可以在寄主植物细胞间隙定植，从而诱导了Secl4P介导的磷脂信号转导，并在叶绿体膜中产生磷脂酸(Phosphatidic Acid， PA)，PA参与了茉莉酸和活性氧介导的防御系统的诱导。青枯菌的入侵，诱导了寄主植物编码磷脂酸磷酸酯酶(Phosphatidic Acid Phosphatase， PAP)表达基因的表达，PAP将PA脱磷成为甘油二酯(Diacylglycerol)，从而干扰茉莉酸和活性氧介导的植物先天免疫机制。III型分泌系统(T3SS)将效应子转运至寄主细胞内，导致PA含量水平下降，从而干扰PA介导的植物先天免疫诱导(图4)，并允许青枯菌在寄主细胞上大量繁殖 [ 9 ]。 图4. 青枯菌在寄主植物细胞间隙定植后影响植物先天免疫诱导过程 Morais等(2019)将两种抗菌剂PPC20与SIP14a连接起来建立了一种以质外体为目标的蛋白，提供了一种在病原体定殖的植物区块中分泌和稳定抗微生物肽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重组的SlP14a-PPC20在体外实验中表现出了抗青枯菌的活性，并且与表达SlP14a-PPC20的番茄转基因植株相比，接种青枯菌的野生型对照植株茎中的细菌数量明显多于转基因植株 [ 40 ]。烟草bHLH93转录因子的沉默显著减弱了青枯菌效应子RipI诱导的超敏反应(HR)和宿主PDF1.2防御基因的表达。这个结果表明，青枯菌效应子RipI通过与bHLH93转录因子相互作用来诱导宿主防御反应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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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青枯病抗病育种 由于青枯菌可在土壤中长期生存，并可在土壤中残留的植物体内生长繁殖，并且能通过水流传播，使得人们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 [ 42 ]。目前对于青枯病，传统的防治措施主要有农业防治 [ 43 ]、药剂防治 [ 44 ]、生物防治 [ 45 ] 等，但这几种防治方法均存在不同的局限性。根据目前的防治效果来看，培育和应用抗病品种应是目前最为有效的防治途径 [ 2 ] [ 46 ]。通过运用传统育种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目标性状的改良，但传统的育种方法会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培育新品种的效率较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为培育新的抗病品种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为作物育种提供了大量分子标记技术和多样的检测手段，使得分子育种技术应用于作物改良成为现实。Caldwll等(2017)通过对番茄抗、感品种分别进行青枯菌的接菌实验发现，抗性植株的抗性部分是由于在空间和时间上限制了细菌在根部的定植能力 [ 47 ]。彭文舫等(2011)通过应用cDNA-AFLP技术，分析花生抗青枯病品种远杂9102和感病品种中花12接菌后48 h内，5个时间点的基因表达情况，找到可能与花生青枯病抗性相关的基因 [ 48 ]。要创制植物抗性新品种，提高植物对青枯病的抗性，还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植物抗性基因进行编辑，进而选育抗性品种，目前已有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进行单碱基编辑获得抗稻瘟病新品系和抗小麦叶片铁锈病新品系的成功例子 [ 49 ]，相信不远的将来基因编辑技术在改良作物对青枯病的抗性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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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青枯病对各种农作物的危害程度日益加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主要通过喷施药物来进行防治，然而长期的药物防治会使得病原菌对药剂的抗性增加，同时药剂对自然环境也造成巨大污染。农业防治对青枯菌的防治作用只能在作物发病前起到预防作用，植物发病后的防治效力低。目前国内外对青枯病生防菌的筛选及防效研究是学者们主要的研究热点，但迄今为止生防产品由试验室向大田推广应用较少或者在大田中的防治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看来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但随着病原菌也在不断变异产生新的生理小种，原有抗性品种的抗病效果迅速丧失。选择和培育抗病新品种，重视品种的抗源多样性和不同抗病基因的发现、累加，以及种植多系品种、混合品种必将成为未来的青枯病防治发展趋势。因此，研究青枯菌与植物的互作机制，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抗性基因进行抗性新品种的培育是植物青枯病防治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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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依据世界直翅目物种档案在线系统(OSF)，统计了蟋蟀次目1758~2019年间所发表的有效属种，共计765属6161种(亚种)。根据历年发表有效属种(亚种)数量进行统计和规律分析，结果表明：蟋蟀次目物种多样性认知可分为3个阶段：1758~1868 (孕育初创期)，在111年间仅记录29属153种(亚种)；1869~1982 (发展过渡期)，在114年间记录了278属2279种(亚种)；1983~2019 (快速发展期)，在37年间记录了458属3729种(亚种)，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物种多样性认知特点。蟋蟀次目的现生种类有691属6012种(亚种)，分别占总数的90.33%和97.58%；在科级阶元中，蟋蟀科物种多样性最丰富，达3316种(亚种)，占总数的55. 16%；统计显示：亚洲(热带部分)、南美洲和非洲的物种多样性最丰富，并认为是这些地区多样性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最后，分析了物种多样性研究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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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蟋蟀次目Gryllidea隶属于昆虫纲Insecta直翅目Orthoptera螽亚目Ensifera，在极寒区以外陆地生态系统广泛分布。目前权威的蟋蟀次目分类系统是依据直翅目物种档案在线系统(Orthoptera Species File Online) [ 1 ]，该分类系统是采纳了众多直翅目学者的研究成果集合而成 [ 2 ] - [ 9 ]，分为2总科，即蝼蛄总科Gryllotalpoidea和蟋蟀总科Grylloidea。蝼蛄总科包括蚁蟋科Myrmecophilidae和蝼蛄科Gryllotalpidae 2科，前者体微小，无翅，一般与蚂蚁共生在蚁巢中，后者体型较大，具有发达的挖掘足，主要营地下生活危害植物根系，其中的一些种类是重要的农林业害虫 [ 10 ]。蟋蟀总科包括癞蟋科Mogoplistidae，蟋蟀科Gryllidae，蛛蟋科Phalangopsidae和蛉蟋科Trigonidiidae 4现生科，及Baissogryllidae和Protogryllidae 2化石科，另有Pteroplistinae亚科未明确分类地位。现生蟋蟀总科种类体较背腹扁平，头通常球形，触角丝状且明显长于体长，后足为跳跃足，雌性产卵瓣发达。其中，蟋蟀科中的很多种类在两千年前就被人类所认知并被不断记述 [ 11 ]，历经数代人的研究积累，更是有学者认为蟋蟀是一种承载中华文化的民俗昆虫 [ 12 ]。中国古人对蟋蟀种类的民俗认知，明显区别于现代基于《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的动物分类与多样性保护研究。蟋蟀作为属级阶元Gryllus被林奈Linnaeus在1758年归于鞘翅目Coleoptera，后来Laicharting (1781)将蟋蟀从鞘翅目分出，并建立蟋蟀总科Grylloidea (=Grylloides， =Gryllodea)和蟋蟀科Gryllidae (=Gryllides)。之后，蟋蟀的分类阶元含义和系统发育关系被很多专家关注并研究，不同专家依据不同角度的证据，探索蟋蟀的系统进化发育关系，至今仍处于不断变化阶段 [ 1 ]。但蟋蟀次目作为一个单系，已被大多数专家所认同 [ 9 ]，本研究以蟋蟀分类单元发表的年代为依据，统计有效属、种(亚种)数量，揭示人类认识这类昆虫多样性的漫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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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蟋蟀次目昆虫属种多样性统计 2.1. 统计方法 依据直翅目物种档案在线系统数据库，查阅每年发表的蟋蟀次目属和种的数量，然后进行列表统计(包括现生种和化石种)。统计的过程中，仅统计了有效分类单元，避免了无效属种的干扰，同时认为亚种是一个独立客观的分类单元，故将亚种作为有效基本分类单元进行计数。统计过程中，运用在线数据库的“Taxa”查阅功能进行人工初步统计，然后利用“Search”的相关选项进行数据核对和关键信息分析。 2.2. 数据统计 按照上述统计方法对世界范围内1758~2019年的有效属和种(亚种)数量进行统计，共计262年，历年详细情况如下(表1)。 Table 1 Statistics of genus and species of the infraorder Gryllidea in the world (1758~2019 年代 属级数量 种(亚种)数量 年代 属级数量 种(亚种)数量 年代 属级数量 种(亚种)数量 1758 1 4 1846 0 1 1934 4 36 1759 0 0 1847 2 2 1935 4 20 1760 0 0 1848 0 0 1936 11 33 1761 0 0 1849 0 1 1937 2 28 1762 0 0 1850 0 0 1938 2 25 1763 0 2 1851 0 1 1939 2 17 1764 0 0 1852 0 0 1940 9 19 1765 0 0 1853 1 7 1941 0 2 1766 0 0 1854 1 1 1942 0 4 1767 0 1 1855 2 4 1943 0 11 1768 0 0 1856 0 1 1944 0 1 1769 0 0 1857 0 0 1945 1 4 1770 0 0 1858 0 1 1946 0 2 1771 0 1 1859 1 5 1947 1 7 1772 0 1 1860 0 0 1948 0 13 1773 0 7 1861 1 10 1949 0 3 1774 0 0 1862 0 0 1950 0 1 1775 1 2 1863 2 5 1951 11 68 1776 0 0 1864 2 5 1952 0 17 1777 0 0 1865 0 0 1953 0 3 1778 0 0 1866 0 0 1954 3 40 1779 0 0 1867 0 0 1955 0 14 1780 0 0 1868 1 1 1956 3 43 1781 0 2 1869 14 130 1957 0 23 1782 0 0 1870 1 2 1958 1 25 1783 0 0 1871 1 15 1959 0 7 1784 0 0 1872 0 0 1960 1 11 1785 0 0 1873 5 0 1961 5 12 1786 0 0 1874 9 64 1962 1 39 1787 0 1 1875 0 1 1963 0 13 1788 0 0 1876 2 5 1964 2 4 1789 0 0 1877 25 118 1965 0 4 1790 0 0 1878 17 113 1966 0 10 1791 0 1 1879 0 0 1967 0 31 1792 0 1 1880 0 3 1968 3 26 1793 0 1 1881 0 8 1969 5 98 1794 0 0 1882 0 3 1970 3 26 1795 0 0 1883 0 1 1971 0 4 1796 0 1 1884 0 3 1972 0 9 1797 0 0 1885 0 3 1973 1 4 1798 0 0 1886 0 1 1974 0 3 1799 0 1 1887 0 0 1975 0 4 1800 0 0 1888 0 8 1976 0 3 1801 0 0 1889 0 7 1977 0 2 1802 1 0 1890 5 11 1978 1 19 1803 0 0 1891 0 1 1979 1 16 1804 0 5 1892 0 6 1980 0 5 1805 0 1 1893 5 47 1981 1 15 1806 0 0 1894 1 7 1982 0 5 1807 0 0 1895 4 13 1983 37 419 1808 0 0 1896 0 6 1984 7 40 1809 0 0 1897 2 48 1985 16 51 1810 0 0 1898 1 10 1986 11 38 1811 0 0 1899 3 40 1987 25 117 1812 0 0 1900 1 20 1988 32 135 1813 0 0 1901 1 9 1989 0 5 1814 0 0 1902 1 7 1990 8 43 1815 0 0 1903 2 4 1991 11 39 1816 0 0 1904 1 7 1992 18 88 1817 0 0 1905 0 10 1993 15 69 1818 0 0 1906 7 9 1994 20 246 1819 0 1 1907 3 10 1995 6 27 1820 0 1 1908 1 3 1996 10 82 1821 0 0 1909 0 5 1997 5 88 1822 0 0 1910 7 48 1998 2 42 1823 0 0 1911 0 21 1999 7 70 1824 0 0 1912 8 51 2000 5 35 1825 0 1 1913 5 18 2001 6 64 1826 0 1 1914 0 14 2002 6 35 1827 1 1 1915 2 16 2003 19 74 1828 0 0 1916 0 23 2004 13 52 1829 0 0 1917 3 23 2005 7 33 1830 0 0 1918 1 12 2006 9 164 1831 2 2 1919 0 1 2007 20 191 1832 0 4 1920 1 11 2008 7 79 1833 0 0 1921 0 7 2009 29 509 1834 0 0 1922 1 6 2010 15 92 1835 0 1 1923 1 4 2011 11 96 1836 0 0 1924 3 17 2012 14 62 1837 0 0 1925 10 102 2013 2 58 1838 6 36 1926 0 6 2014 12 133 1839 0 0 1927 4 35 2015 9 76 1840 0 0 1928 24 101 2016 11 91 1841 0 2 1929 4 36 2017 11 134 1842 0 1 1930 6 79 2018 9 68 1843 0 0 1931 1 29 2019 13 84 1844 4 24 1932 2 21 1845 0 1 1933 5 11 表1. 世界蟋蟀次目历年属种数量统计(175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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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蟋蟀次目昆虫属种多样性认知历程 自1758年开始，人们开始基于最初的命名法规，即林奈《自然系统》(第10版)的规则和流程，对包括蟋蟀类昆虫在内的生物进行系统命名和多样性认知。根据作者统计，截止到2019年12月数据信息(表1)，共计765属6161种(亚种)，获得262年间被发现的有效蟋蟀属种(亚种)数量发展趋势图(图1)。从图表中可见，人类对蟋蟀类昆虫多样性认知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孕育初创阶段(1758~1868)、发展过渡阶段(1869~1982)和快速发展阶段(1983~至今)，认为当前及未来数十年多样性认知仍维持并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图1. 世界蟋蟀次目物种多样性认知历程 3.1. 第一阶段：孕育初创期 如图1和图2所示，在1758~1868年间，每年蟋蟀次目属种数量增长非常缓慢，长达111年间仅记录29属153种(亚种)，分别占已知属种的3.79%和2.48%，这一时期对蟋蟀多样性认知程度非常低。期间，仅在1838年和1844年出现两次较明显多样性峰值，在1838年共发现6属36种(亚种)，其中4属19个种(亚种)由Serville建立；在1844年共发现4属24种(亚种)，其中Guérin-Méneville贡献最大，包括建立4属7种(亚种)。这一时期记录的物种较少，其主要研究规律与一些昆虫类群类似：1) 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方法尚未普及，以对新物种的描述和命名为主，缺乏对分类系统的研究；2) 此时的昆虫学者多为博物学家(研究生物类群广泛)，关注类群较多，且研究队伍规模小，多为或接受欧洲权贵阶级资助开展研究；3) 研究区域主要是欧洲和北美洲，现已证实这些地区均为蟋蟀次目多样性最低的区域。 图2. 1758~1868年蟋蟀次目物种多样性发展 3.2. 第二阶段：发展过渡期 如图1和图3所示，在1869~1982年间属和种(亚种)及各级分类阶元数量明显增加，变化呈阶段性的波动，114年间共记录278属2279种(亚种)，分别占已知属种的其36.34%和36.99%，蟋蟀多样性认知程度爆发，图中5次明显峰期对应了5次较大的多样性认知历程。第一峰期：1869~1878年，10年间共发现74属448种(亚种)，Walker F.于1869年对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直翅目标本进行研究时，对世界范围内的蟋蟀进行了大量报道，涉及13属114种(亚种)；Saussure在1874至1878最早提出蟋蟀的较高分类阶元，多样性方面也做出重要贡献，期间共记录43属272种(亚种)。第二峰期：1893~1900年，期间共发现17属191种(亚种)，主要有Karsch、Perkins等研究学者。第三峰期：1910~1917年，期间共发现 图3. 1869~1982年蟋蟀次目物种多样性发展 25属214种(亚种)，主要工作者有Bolívar、Sjöstedt、Hebard、Shirak等，其中Bolívar发现6属51种(亚种)，此时国外学者开始对中国蟋蟀进行研究 [ 13 ]。第四峰期：1925~1940年，期间共发现90属598种(亚种)，主要研究者有Chopard共记录44属428种(亚种)，Hebard记录24属61种(亚种)，涉及世界范围。第五峰期：1951~1969年，19年间共发现35属488种(亚种)，最重要贡献者依旧是Chopard，记录28属377种(亚种)。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杰出的蟋蟀学者，其中Chopard (1925~1970)对蟋蟀多样性认知研究影响最大，发表超过100篇文章，包括一些重要的区系分类工作和高级阶元研究 [ 14 ]。同时，在第二次历程中蟋蟀次目雄性外生殖器特征被发掘并开始广泛应用，很多隐存种不断被发现，是物种多样性不断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第三次阶段：快速发展期 如图1和图4所示，在1983~2019年37年间属种(亚种)整体处在高位稳定状态，物种数量有波动，属级数量的变化较小，种(亚种)在1983年出现爆发式增长。这一时期共记录458属3729种(亚种)，其中属的记录占总数的59.87%，种(亚种)的记录占60.53%，称为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三个峰期。第一峰期：1983~1988，共计128属800种(亚种)，主要有Gorochov、Otte等优秀学者，其中Gorochov记录53属125种(亚种)，Otte及其合作者记录69属600种(亚种)，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多样性研究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第二峰期：1990~2003，共计138属1002种(亚种)，主要研究者有Gorochov、Desutter-Grandcolas、Otte等，研究地理范围更广泛，可以视为前一峰期的延续。第三峰期：2006~2017年，共计150属1685种(亚种)，其中2009年物种记录达到爆发顶峰，单年达509种(亚种)，同时，更深层次的研究方法增多，将生态学、行为学、外生殖器特征同源性和分子生物学等方法应用于多样性分类研究，同时研究学者数量增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图4. 1983~2019年世界蟋蟀次目物种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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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蟋蟀次目的现生类群数据统计 4.1. 科级阶元的多样性统计 世界直翅目物种档案在线系统(OSF)文献信息收录是实时更新的，所以在不同时间点多样性数据统计短期内可能略有变化 [ 15 ]。截至到2019年12月的文献，蟋蟀次目已知的765属6161种(亚种)中，现生种类有691属6012种(亚种)，隶属于2总科6科26亚科，详细情况见表2。在现生种类的科级阶元中，蟋蟀科多样性最丰富，高达3316种(亚种)，超过已知种类半数，达55.16%；其次是蛛蟋科和蛉蟋科，分别达到总数的17.81%和16.75%；种类最少的科为蚁蟋科，仅知87种(亚种)，占总数的1.4%。另有瓣蟋亚科Pteroplistinae未明确科级分类地位，记录9属26种(亚种)。 Table 2 Diversity statistics of family-level of the infraorder Gryllide 总科阶元 科级阶元 亚科数量 属级数量 种(亚种)数量 蟋蟀总科Grylloidea 蟋蟀科Gryllidae 12 358 3316 癞蟋科Mogoplistidae 2 30 389 蛛蟋科Phalangopsidae 5 173 1071 蛉蟋科Trigonidiidae 2 107 1007 未明确科级地位亚科 1 9 26 蝼蛄总科Gryllotalpoidea 蝼蛄科Gryllotalpidae 2 8 116 蚁蟋科Myrmecophilidae 2 6 87 合计 6 26 691 6012 表2. 蟋蟀次目现生科级阶元多样性统计 4.2. 宏观多样性格局 统计表明，蟋蟀次目物种多样性在不同自然地理区分布不平衡，截至到2019年12月，亚洲(热带) 1587种(亚种) > 南美洲1586种(亚种) > 非洲1048种(亚种) > 亚洲(温带) 576种(亚种) > 太平洋地区551种(亚种) > 澳洲544种(亚种) > 北美洲335种(亚种) > 欧洲127种(亚种)。可以看出亚洲(热带)和南美洲物种多样性最丰富，另外非洲地区也相对丰富，这些地区汇集了世界公认的34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大部分区域，而这些区域物种发现速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推测其仍是未来多样性潜力提升的重要区域；而太平洋岛屿虽然物种相对较少，但相对于陆地面积，也是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北美洲物种多样性较匮乏，而欧洲物种多样性水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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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分析与讨论 5.1. 物种多样性认知发展分析 从物种多样性整体历程看，人类对蟋蟀次目昆虫的多样性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不规则有阶段性。伴随三次时间历程，蟋蟀物种多样性爆发还伴随着相应时空特征：1) 研究区域从欧洲和北美洲部分地区逐渐扩展到全球范围，伴随着交通、经济和科技进步，多样性调查地点可以深入到世界各地；2) 伴随着研究技术和方法的更新，认知蟋蟀物种从简单外部形态特征，到内部生殖器比较形态特征，再到条形码技术、鸣声行为等关键方面的综合应用；3) 研究类群不断专业化，蟋蟀工作者从最初的博物学家到直翅目专家，再到总科或科或亚科阶元的专业研究，既减少了错误鉴定又不断发现隐存物种，提高了多样性认知效率。 5.2. 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展望 通过近300年的调查发现，世界的蟋蟀次目昆虫物种多样性已经非常丰富。但由于蟋蟀次目不同类群的生境差异较大 [ 10 ] [ 16 ]，从洞穴、枯枝落叶层到灌木、高大乔木树冠均有蟋蟀栖息，加之野外调查仍存在不平衡，尤其是一些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调查力度仍然不足。此外，由于蟋蟀次目不同类群的生物学差异显著，特别是洞穴蟋蟀、沙漠蟋蟀、乔木冠栖蟋蟀的调查难度较大。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仍需要耗费相当大精力用于野外全面调查和多样性关键地区深入研究。同时，应用分子基因标记，特别是越来越多应用线粒体基因片段或全基因组进行系统分类和发育研究，有效厘清了部分属种群间的系统进化关系；而应用蟋蟀鸣声特征进行的鉴定与分类研究，也一直有持续报道。 早期蟋蟀分类学者所描述定名的种类，经常会出现模式标本为雌性，现已证明雄性外生殖器特征稳定可用于区别近缘种类，有些雌性对应雄性被发现后需要补充研究，但有少量早期雌性物种仍不易考证，且雌性仍缺少有效鉴别依据。此外，蟋蟀分类专家积极探索分子和行为学证据，一些基因片段或者鸣声特征在应用于近缘种鉴别时仍存在不足，虽然可以确定遗传或行为差异，但找不出形态差异区别，甚至近年仍有少数工作者忽略最重要的生殖器特征，为其他昆虫分类鉴定者带来不少困惑。最后，在蟋蟀次目昆虫多样性认知中，也受一些非专业性共性问题制约，如分类学经费减少、高校及其他机构职位减少等问题 [ 17 ]。 但是，目前蟋蟀经典研究方法、形态指标和鉴别技术成熟，也正处于与其他现代科学技术分支相整合的阶段，以及研究人员稳定，仍处于稳定快速发展期。同时，包括蟋蟀在内的昆虫类群，基于多角度多证据的整合分类思维逐渐形成，新物种成立的证据获取和研究周期更长，认为今后数年的物种多样性认知速度很难有更大突破，但仍可维持良好势头，与近年平均水平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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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水、能源、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三项基本要素，二十一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各国研究热点。在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背景下，三者形成相互影响、深度耦合的具有敏感性、脆弱性特征的纽带关系。本文从“纽带关系”理论的形成与深化入手，结合研究方法的演变，引入“耦合魔方”理论，为我国构建以水–能源–粮食纽带(WEF-Nexus)关系安全协同框架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生态安全格局，为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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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日益稀缺的淡水资源、日益提升的粮食需求与日益消耗的能源供给，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发展与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对于水、能源、粮食单边产生的影响，诸多国家已设立相关纲领进行风险管控 [ 1 ]，而关于多边影响及三者形成的系统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什么是水–能源–粮食纽带(Water-Energy-Food Nexus)关系？为何要处理好水、能源、粮食三者之间的纽带关系？在2011年德国Bonn会议中，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为“纽带关系”，跨越以往的鸿沟，用融合视角解决综合问题。水、能源、粮食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要素，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慢变量” [ 2 ]，长久深远地影响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另外，三者之间具有传导性 [ 3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蝴蝶效应”，处理不当便会构成安全威胁；同时，先前单边研究与水–粮食、能源–粮食等两两结合的研究已经不满足当今统筹推进动态、系统和多元的资源治理体系 [ 3 ]，若不系统化研究，则有决策失误的可能，全面融合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要之举。 水、能源、粮食三者本身具有脆弱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因素”，受外界环境的物理冲击与社会冲击 [ 4 ]，例如气候变化产生极端天气，导致水资源短缺或出现洪涝灾害，使能源系统遭受破坏降低粮食生产率；政策调节 [ 4 ]、经济发展 [ 5 ]、科技进步 [ 6 ] 对缓解能源危机、调节水资源利用及维系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同时使三者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面对各类冲击与挑战，需要将关联思维融入到资源管理行为中，即从最初的分离向整合转变，再由整合向协同转变，形成“Nexus”。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 [ 7 ] 中提出“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快水污染防治工作，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粮食安全靠自己”等核心思想，因此，妥善处理水–能源–粮食(WEF-Nexus)纽带关系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正确认识、把握、处理好“纽带关系”，对可持续发展道路与生态文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本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纽带关系”的提出与发展、研究方法演变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该针对哪方面研究面对怎样的挑战做讨论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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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水–能源–粮食纽带(WEF-Nexus)关系”的提出与发展 “水–能源–粮食纽带(WEF-Nexus)关系”问题的研究在生态环境问题、能源吃紧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亟待解决的大环境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2.1. “纽带关系”的提出与发展 “纽带关系”的前身在印度Hyderabad举行的专题研讨会被提出，当时是为解决电力政策导致印度农田地下水渐趋枯竭形成的水–能源矛盾问题 [ 8 ]。自2006年之后的几年内，对于“纽带关系”的研究似乎销声匿迹，直到五年后，在2011年Bonn会议中才被正式提出，虽然不同组织对此有不同定义，但归纳来看都承认水、能源、粮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外部自然环境变化及社会发展导致的改变对其会产生剧烈影响，对于“纽带关系”的理解在不同尺度中意义也不同 [ 9 ]。从国际尺度来看，在Bonn会议开发“水、能源和粮食安全联盟–绿色经济解决方案”后，欧洲在2012年11月出台《保护欧洲水资源的蓝图》等政策文件，基于“纽带关系”思想，用“连结思想”与“联系观点”，重点关注农业生产用水、能源生产和消费实践所产生的相互关联的压力，开发度量标准，以使这些交互作用和“权衡”可见且可测量 [ 10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理事会(UNESCAP)在2013年发布《亚太地区水–粮食–能源纽带关系报告》，指出纽带关系在时空上具有紧密联系，认为气候变化、能源–粮食–金融危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过度消费等外部影响因素均会对“纽带关系”产生影响 [ 11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在2014年从保障粮食安全角度提出解决“纽带关系”的框架，以与利益相关者对话为内核管理纽带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目标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 12 ]；从国家尺度来看，中国在2017年设立的47个重点研发专项中，开始开发“纽带关系”分析模拟模型，并尝试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WEF-Nexus协同安全评价软件，将“纽带关系”显示出的评价结果与评估风险作为未来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基础 [ 13 ]；美国情报委员会在2019年以全局角度理解“纽带关系”，将WEF-Nexus的整体管理确定为四大趋势之一，认为到2030年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和变革性的全球转变 [ 14 ]；从国家内部的区域尺度来看，菲律宾通过对拉古纳湖丹帕利特分水岭内水–能源–粮食相互联系关系的研究，调节水资源、粮食资源政策，减少高地农民与下游农民间的矛盾冲突 [ 15 ]；英国也将“纽带关系”作为一种评估方式，规避贸易风险，他们通过评估英格兰西南部Tamar集水区上游的虚拟水和食品消费中的隐含能源，找到食品生产周期中的水和能源需求热点，挖掘潜在的FEW风险，对贸易进行权衡 [ 16 ]。 由此可见，处理好“纽带关系”是在统筹协调水、能源、粮食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为自然资源配置、社会政策制定等决策做铺垫。如何处理好“纽带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的研究热点，国外已构建并完善了三者的理论框架，最为经典的是以水资源为框架核心，包含利益相关者，并对经济、社会、环境提出了要求的于2011年Bonn会议中Hoff提出了Nexus系统框架图 [ 17 ]，随后在2015年Conway [ 18 ] 又做了补充，将影响三者关系的直接因素(自然因素)与非直接因素(社会因素)加入其中，结合案例分析，呈现出更加适宜区域性的理论框架。然而，对于适宜我国“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理论框架仍不完善，系统研究三者关系的近几年才开始兴起，因此在前人构建的系统框架 [ 17 ] 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改良与创新，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并为今后的政策编写、规划编制作为理论基础是当务之急。 2.2. “水–能源”、“水–粮食”、“粮食–能源”纽带关系提出与发展 水与能源的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水资源是能源利用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水的生产、运输等离不开能源调配和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截止2019年底，在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中检索关键词“water-energy nexus”，文献数量达17，612篇之多，时间可追溯至1996年，可见“水–能源”纽带关系在20世纪末已被提出并进行研究。国际方面，联合国将2014年世界水日主题定为“水与能源”，开展可持续发展计划并组织绿色可持续产业发展计划；亚非国家注重于农村地区的水与能源协调问题，结合当地实际，完成减贫目标；美国能源部则成立了“能源与水”产学研联盟 [ 19 ]，并发布了《水资源–能源关系：机遇与挑战》报告，提出未来水–能源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内方面，王春燕 [ 20 ] 等开发了一种基于多目标优化的水–能源–排放关系(WEEN)概念的，能够筛选可行技术集的定量方法，用于评估“超低法规”；Lin [ 21 ] 等在2019年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中国各省能源产业的虚拟水，识别能源和水资源之间内部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减少与能源有关的用水的措施，优化了能源产业结构等。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一个重点：城市水系统中的水–能源关联。减少用水耗能、实现低碳发展是处理好水–能源关系的主要目标。在今后我国对内在处理“水–能源”关系上，不仅需要重视制水、配水源输送、污水处理等能耗成本；同时要减少能源消耗过剩而造成水资源匮乏；对外要抓好国际之间能源流动的水资源利益，利用好能源隐含水 [ 22 ]。 相对于“水–能源”纽带关系的研究，“水–粮食”、“粮食–能源”纽带关系的研究并未很系统，国内通常以政策调控为主要手段来调节另外两组关系。在“水–粮食”关系中，粮食安全面临水资源短缺的挑战，因此必须树立于“水即粮，粮即水”思想，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蓝水”资源，被森林、农田等生态系统利用的“绿水”资源也应在粮食生产中得到合理利用，通过政策颁布与技术支持，调整种植理念与种植结构。在“粮食–能源”关系中，21世纪经济报道中写道：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其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中预测，到“十四五”(2021~2025年)期末，中国可能缺粮1.3亿吨左右。”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刻不容缓。在确保耕地红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优化粮食与能源的供给与需求结构。着重提升粮食生产的科技性、合理分配人力要素、适当调节政策投入，发展现代化农业。政府在融资与收购等方面提供一定支持，真正实现“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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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研究方法进展 对于“水–能源–粮食”三者纽带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初始阶段，两两结合关系量化的方法较多，但存在局限性，已经不适宜现在的要求，将三者统筹研究的方法日益增多，主要有系统分析、构建模型等方法。就国外来看，在处理湖泊 [ 23 ]、盆地 [ 24 ]、河流 [ 25 ] 等区域水–能源–粮食关系上采取的方法主要为系统动力学模型或是运用GIS进行网络分析；我国也已有不少专家对不同区域的三者之间的联系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判断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是否适宜可持续发展 [ 26 ]，利用GWR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W-E-F链条承受的压力及影响因素 [ 27 ]，运用PSR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及SD (系统动力学)模型 [ 28 ] 描述三者之间的互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WEF协同安全框架。这些方法有利于我们寻找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找清处理方式，是提高水资源自给率还是需要调水或进口水，是否需要改善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后对水环境有利还是有弊，若水资源用量调整、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对能源流动有怎样的影响，能否提高能源自给率，能否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优化，通过研究三者纽带关系在决策时给出合理建议，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 然而，对于之前的研究方法，基本都处于平面维度(研究对象为资源、社会系统)、空间维度(近程与远程)、时间维度(近期与远期)，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关于“水–能源–粮食(WEF)纽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引入“耦合魔方(CHNC)” [ 29 ] 理论(如图二所示)，不局限于时空，而是也关注其表象维度(显性与隐性)、组织维度(组内和组间)。在此，表象维度中的显性耦合指各要素相互之间的直接影响，如：水资源不合理利用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影响粮食生产，使能源流动不稳定。隐性耦合则是通过介质传导产生的间接影响，在水–能源–粮食的链条中，存在诸多隐性关系，形成因果链，如人类生产活动所需的粮食、能源等在生产过程中都包含虚拟水，这些物资保障了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但同时影响了产地的水资源安全。组织维度中，组内耦合在此可以表示为同一组织内部水–能源–粮食的交互影响，比如，对于环境保护部门重点从如何使其更好的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入手，而企业可能会从如何节省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入手；组间耦合则是处于不同组织之间或者面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协调好着力点、处理好各方面利益权衡。通过在四个维度分析三者的近远程、近远期、显隐性、组内外耦合关系，形成协调、协同的发展关系，构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内部协调、外部和谐的水–能源–粮食系统，维护好生态环境，构成水资源优质、粮食资源安全、能源良性循环“三位一体”的生态安全格局，最终受益的是人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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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以上对水–能源–粮食研究，解释了“水–能源–粮食(WEF-Nexus)纽带关系”的概念、提出与发展、方法研究进展，回答了“什么是纽带关系和为什么是水–能源–粮食三者之间的纽带关系”等问题。从不同的视角，为进一步探究纽带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案例借鉴。但是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目前三者之间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并未实现系统完整的构建，对于我国来说需要在研究维度和方法等方面继续开发、继续探索。 首先需要夯实理论基础，尤其在我国，需要深入了解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其理念的大前提下，对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进行协调。另外在研究时，拓宽研究维度。从时间、空间、表象、组织四个维度共同考虑。时间上可以通过评估对未来做预测；空间可以不局限在大区域，小区域比如城市、乡镇、村庄都可以进行协同优化；表象可以多关注间接影响因素，防患于未然；组织则可以协调各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减少利益纷争，有利于政策颁布和实行。 在研究方法上，除去借助系统动力学、网络分析等系统科学领域的分析工具，系统科学领域分析工具的应用外，可以利用定性研究工具与定量建模相结合。现有研究已为WEF-Nexus后续研究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且经过上述讨论更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努力的方向，WEF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的系统需要我们不断拓款诊断工具，检查现状和历史趋势，未来我们需要将三者关系的研究作为政策制定的评判依据，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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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学校的发展根本在于教师，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在于教师，师资队伍建设不仅仅是教师数量和结构方面，业务能力和科研实力的加强，更重要的是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而其中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提升教师整体的综合素质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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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国教育报》也指出，如果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则是名副其实的奠基者。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和“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目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满足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