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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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至2018年底，虽然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已经达到217.3万家，但存在生产规模小、组织分散、合作的重点不同，合作的形式各异，过分强调专业化，综合效率不高等问题。然而，目前浙江在全省推广温州的综合型合作社模式并影响着全国合作社的发展走向。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组织都非常完善，比如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多国等，但日本农协发展非常稳健，综合性最强。因而，研究日本农协综合型合作社典型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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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从文化背景看我国借鉴日本农协典型模式的独特意义 2.1. 东方文化土壤：日本农协的形成背景 东方国家中，长期封建统治使得农民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弱势地位，之后又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殖民和剥削，使得农民更加贫困。东方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等都是资源匮乏并且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也都是以发展小农产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由于小规模农业抗风险能力较差，并且很难与市场接轨，因此进行规模而有效的发展对于农民增产增收来说十分重要。为了克服小规模农业的弊端，日本农民就想通过形成组织来保护自己，所以日本农协应运而生。该组织没有改变小规模经营的模式，但是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来顺应市场发展。 日本农协又称为“农民协同组织”，指的是农民作为其中主要的参与者，在农业各生产、生活领域相互协作而组成的经济组织，该组织对农村农业的发展进步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农协开始就迅猛发展，到了八十年代日本就跻身于世界高效农业国行列，并达到与美国农业相同的增长率。二战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同时日本的农业也开始兴旺发展 [ 1 ]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短短的三十年间，逐渐完成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人口非农业化转移的进程，这些巨大的进步都归功于日本农协的成立与发展。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农协的组织形式和业务机制都得到了国际专家和学者高度的一致认同。 2.2. 日本农协是综合性合作社的典型模式 日本农协是从赖母子、报德社、产业组合和农业会逐步发展过来的(于秋芳 [ 2 ] ，2009)，每个过程都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环境因素具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其历史发展形成过程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function of the Japanes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is gradually expanding in its developmen 组织名称 功能逐步扩张 赖母子 储蓄、资金融通、救济天灾 报德社 无息贷款、传播报德精神 产业组合 信用组合、销售组合农产品、购买组合生产资料 农业会 购买售卖农业产品和农业工具、指导农业生产经营 农业协同组合 指导经营、购买销售农农事产品、融资储蓄、厚生共济 表1. 日本农协组织发展中其功能逐步扩张 资料来源：根据于秋芳。战后日本农协发展史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9)内容整理而成。 2.3. 日本农协的综合职能 1) 综合指导职能 指导农民生产和生活属于日本农协最主要的职能。日本农协生产上的指导包括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的种植栽培、畜牧业的发展、机械使用的指导等。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农民对城市生活方式以及高质量生活的憧憬越来越强烈，因此日本农协需要指导农户的生活。在农村建设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来方便农村百姓，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他们生活上的舒适和便捷，从而大大提高日本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效率。 2) 集中供销职能 在购买方面，日本农协统一批发购置，帮助了农民们购买这些资料，大大降低了农民购买成本，并且派专业人员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了产品质量和安全。日本农协还开设农业超市服务于民，农民可以在农协专属超市购买所需要的商品。在销售方面，日本农协为农户代销农产品，帮助农民在市场上谋求合理的价格，并且在各个地区开设农产品销售点，便利各地的农户。 3) 信用互助职能 农民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但日本市町级农协可以给农民提供更优惠的储蓄和贷款业务。市町级农协有着高于银行存款利率0.1%的储蓄业务和低于银行贷款利率0.1%的贷款业务，极大地受益当地农民。由于市町级农协是综合性的农协，兼有购买销售等职能，因此农民在农协可以用信用享受这一条龙的服务。农协也会将这些职能统一核算，将农民的购买销售等变得更加便利。日本农协不仅有日本政府进行担保，也受到诸如监事会等一些行政机关的检查，因此日本农民十分信赖农协的金融服务，愿意去农协储蓄和借贷。 4) 厚生共济职能 厚生共济职能指的是日本农协对日本农民提供一系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服务。虽然该职能出现的比较晚，但由于社会强烈的需要，促使发展十分迅速，逐渐成为日本农协重要的职能之一 [ 3 ] 。日本农协短期保险包括火灾保险、汽车保险、人身保险等，长期保险包括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等。同时日本农协成立了自己本身的医疗所，派遣流动医生到每个市町村去诊查病人。由于日本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日本农协的老人服务也做的越来越贴心周到。家人可以将老人送入日本农协和其他老人一起休闲娱乐，日本农协也会派人去老人家里照顾老人。日本农协对老人提供的优质服务大大减轻了想外出务工年轻人照顾家中老人的负担。 我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东方文化背景下日本农协的综合职能模式多我国更加具有可借鉴性。但是从国内外相关文献看，日本学者对于日本农协的研究居多，一般集中在对日本农协法律金融和组织架构等方面(佐伯尚美 [ 4 ] 1963；木下义盛 [ 5 ] 1965；梶井 [ 6 ] 1989；太田原高昭 [ 7 ] 1999等)。我国学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日本农协，有的学者重点研究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王振锁 [ 8 ] 1992)，也有学者重点研究日本农协这一组织来保护自身权益(焦必芳 [ 9 ] 1997)，有学者总结出日本农协具有购买销售、信用互助以及保障权益等特殊的职能(陈柳钦 [ 10 ] 2010)和特点(于秋芳 [ 2 ] 2009)，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日本农村经济组织的比较(周维宏 [ 11 ] 2018)并提出了借鉴日本农协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的建议(褚颖 [ 12 ] 2012；李汉卿 [ 13 ] 2013)。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从文化背景角度研究日本农协高度综合性典型模式的成果几乎还没有。因此，从东方文化背景视角研究日本农协的综合职能模式，对于东方国家的合作社发展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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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东方文化背景下日本农协模式的主要特点 日本农协具有很浓厚的东方文化特点。东方许多国家的农业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只不过日本农协把各个单位分别组合起来，形成了自下而上十分有效的机构组织：上级对下级进行指导，解决下级之间的矛盾纠纷；下级对上级汇报工作，听从上级的安排指挥。日本农协的以下特点，很好地促进了该组织的有序发展。 3.1. 日本农协综合性与专业化 日本农协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种类型，而大部分学者和专家所研究的都是综合农协。 综合农协囊括了农业生产生活诸多方面，比如本地区中的农业生产、供销、信用等 [ 14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间的经济危机造成日本经济动荡，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其中产业组合在该运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产业组合指的是农民从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生产逐渐转变合并成了市町村级别的生产，并且全体成员一齐加入，所做的工作范围逐渐转变为产品销售、生产生活资料互惠、资金借贷等。同时国家也整顿日本农协，建立出从市町村到县级再到全国的农协体系，再之后逐步加入金融、保险等农业服务，使得农协的发展更加的欣欣向荣。 专业农协一般是指专门经营某一种特定农产品或某一类农业服务所形成的组织。专业农协拥有更精良的管理团队，但由于单一化易受到市场的影响，并且综合农协有时也会与之竞争。因此两种形式的农协组织需要相互合作，从而给农民提供更丰厚的利润和更优质的生产生活服务。 3.2. 日本农协健全的组织机构 日本农协在1947年正式成立，这意味着日本农民在自主经营方面更进一步，日本农民的社会角色从被动逐渐向主动转变。但是在日本农协成立之初，国内经济动荡，加之管理者缺乏经验，导致日本农协管理不善，亏损十分严重。所以国家出台一系列法案，比如《农林渔业组合重建整备法》、《农协合并助成法》等 [ 15 ] ，并且成立三级组织，即市町村级、县级联合会级和全国联合会级。三大组织的工作和职能(见表2)，整合了农协内部组织体系；同时，增加了农协会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由表2可知，日本农协的基本工作主要是由市町村一级来完成的，市町村为综合性农协，而其他专业职能主要是由县级和全国联合会来完成的。三级组织一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是上级有权对下级进行指导和管理 [ 16 ] 。日本农户几乎都加入了市町村级农协享受其政策福利。 Table 2 Japan’s three major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市町村基层农协 县级联合会 全国联合会 指导职能 县级农协中央会 全国农协中央会 买卖职能 县级农协经济联合会 全国农协联合会 信用职能 县级农协信用联合会 农林中央金库 保险职能 县级农协保险联合会 全国农协保险联合会 厚生职能 县级农协厚生联合会 全国农协厚生联合会 表2. 日本三大组织职能 资料来源：引自杨红亮。浅析农协对日本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D]。中共中央党校，2015。 到了七十年代，日本农协事业开始逐渐向生活偏移，由原来主要从农事生产扩展到农民储蓄、贷款等农业金融领域。发展到九十年代，由于日本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农村人口不足；日本逐步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后，进口产品增多导致农产品价格不稳定。所以农协开始发展保险业和其他福利事业，以保障农民的生产生活。日本的三级组织内部又相应地增加金融保险管理部门，日本农协内置金融机构为金融保险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 17 ] 。至此，日本农协实际上成为了生产–流通–信用等综合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世界各国合作社中具有鲜明特色。 随着日本的不断发展，许多农协开始合并，特别是1961年日本颁布实施的《农协合并促进法》，进一步加剧了市町村级的合并。之后日本农协市町村级的合并逐渐扩散到县级，一些县级和市町村级的合并增大了基层农协的范围，逐步形成了“基层–全国级农协联合会”的二级结构 [ 18 ] 。 3.3. 日本农协完善的治理模式 日本农协中有许多组织职务，类似于现代企业的模式，其中理事会是由农协成员通过无记名投票的形式选举出来的。理事会有最高权利，其成员是农业协会的高级干部和最高法定代表人。理事会受到了监事会的监督和审查，其中包括理事会的工作完成情况、完成质量以及是否滥用职权等等。同时，理事会还将设有常务董事和专务董事。常务理事协助理事长进行各种工作的开展，给理事减轻负担，帮助理事更好的完成工作。专务理事的事务一般具体到专项工作，比如到生产生活的细项。截止到2018年，日本农协约有23，125个理事。理事会下面一级是参事，他们是由理事会选拔出来的，参事通常担任农协具体详细的事务。参事一般相当于公司的总经理，具体落实农协的各个事务，并且日本农协还会雇佣许多负责各种具体事务的助手和职员来协助其开展工作。因此，日本农业协会的运作非常系统化和制度化。 日本农协会议基本上每年至少会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是日本农协最高的决策机关，召开时间一般在每年的年底 [ 19 ] ，而如果有重大临时事件或者突发情况时，日本农协会召开临时全体大会。在会议中，主要成员会总结其上一年的工作比如会议决算书、亏损处理方案、盈余处理方案等等，并提出改进措施，然后再计划下一年的工作。日本农协会议中，一些事务需要投票的方式来选举。每个组员有一票的权利，只有半数以上的正式成员出席并且获得三分之二投票率的决策才能视为有效。 3.4. 日本农协良好的桥梁作用 日本农协组织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着政府与农民之间纽带角色，该组织不仅极大地维护了农民的权益，也能更好的与政府进行沟通。日本农协与日本政府有密切的联系：日本政府会在政策上给予日本农协农业发展上的帮助，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政府也会在农民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上进行适当的价格补贴，极大地减轻农民的负担 [ 1 ] 。日本政府还会通过粮食管理制度防止垄断的产生，实行价格保护。在农协的信用职能方面，政府也会对其进行信用担保，降低了农协信用存贷款的风险 [ 20 ] ，增强了农民对日本农协的信任，鼓励其他农民加入日本农协这个组织。与此同时，日本农协也配合政府工作，给政府提供更快捷全面的农业数据，同时也给政府减轻农业方面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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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东方文化背景下日本农协的主要成功经验 马克思的农业发展理论特别是合作理论对东方小农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指导作用。马克思认为，农民个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应当以农业经营、设备、肥料和各种农艺方法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物质为基础，通过机器和合作劳动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 21 ] 。恩格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示范作用和组织社会成员对农民给予帮助。斯大林也指出，将个人利益相互结合起来，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日本农协是一个成功的组织，将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创造利益，其成功给东方国家的农业组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4.1. 增加了农民生产经营的利润 农民生产经营的利润主要是受到生产成本和销售收入的影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受到生产资料、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因素的制约，而农产品的销售收入主要由单位面积农产品的产量和农产品的单价决定的。因此，增加农民的利润可以从生产和销售两方面来着手。 在降低生产成本这一方面，日本农协大大缓解了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负担。日本农民单独购买农事产品对价格影响很小，而且价格较高，因此日本农协把大量农民召集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与卖家进行谈判协商，有效地降低了农事产品的价格，使广大农民受益。 在提高销售收入这一方面，日本农协的组织机构中建立了销售点，通过集中农民的力量，增大了农民在市场上的话语权，将农产品卖到合理的价格。日本农协还能帮助农户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分类，然后拿到批发市场去统一销售，从而帮助农民获得合理的销售收入。 4.2. 提供了各个环节充足的资金 日本农协的环节包括购买、生产、销售等，并且日本农协中的农业信用协同组合是一个十分完备的资金帮扶机构，帮助农民解决了一系列生产生活资金困难的问题，保证了农民在各个环节拥有足够资金运转，以维持农业部门产–加–销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行。 日本农协减少了购买资金。日本农协通过低价购买原材料等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再低价卖给农户，并且收取极低的手续费。日本农协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营销模式，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购买成本。 日本农协解决了生产资金。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大型生产资料价格昂贵等因素，农民很难实现通过自己的财力进行农事产品购买，所以日本农协提供的贷款可以帮助农民周转资金，帮助农民开展机械化生产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 日本农协补助了销售资金。农协会员销售农产品一般在农协自己的工厂或者是附近的销售点，节省了运输成本；同时，日本农协会对农产品的销售进行一定的补助，加上政府对许多农产品销售实行税收减免，让农民享受更多的优惠，从而较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4.3. 给予了农民兼业经营的便利 日本农民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导致农民获得的农业收入可能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并且农业种植有一定的周期性，一年中农民忙碌时间一般是耕种和收割时期，而其他时段都是闲暇时间，因此很多农民选择在农作物间歇期去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以提高生活质量。日本农民的兼业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另一种是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 [ 22 ]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在农民中占比越来越大，并且随着农业城市化的步伐加剧，一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水平甚至超过了城市工人，极大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同时，兼业活动还能让农民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生产效率，使用效率更高的机器可以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生产收入。 但是如果农民一旦外出兼业，家中的事情将无法料理，这会影响他们出外就业，所以农民需要一个组织来帮助他们解决家中琐事的问题，他们才能放心外出打工。日本农协则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兼业经营过程中可能带来各种不便的问题。 4.4. 影响了农村农业政策的制定 一般而言，在绝大多数国家，在城市经济体中有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然而却很少有正当组织来代表农民权益。所以很多政府政策往往都会偏向于城市居民和城市工人，而农民在政府政策中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然而在日本，因为有日本农协这个庞大组织的存在，政治家不能忽视日本农协的影响和诉求，所以很多政策都要重视日本农民和农协的各种权益。日本农协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影响政府的农村农业政策的制定： 第一，参与政府会议讨论。日本农协可以与政府官员讨论关于日本农业问题，每当政府制定农业问题时，相应官员都会征求农协的意见。并且，农协在会议中会反对有关损害农民利益的意见。同时，农协还可以直接向政府申请一些行业性或区域性的单项政策，如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政府就会认同并批准该项政策。 第二，影响众议员的选票。在日本众议员选举时，日本农协会把农户聚集在一起，给农民进行选票分析，鼓励选民投选有利于农业的候选人。同时，日本农协的巨大号召力和组织力也会导致候选人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很多地方候选人都是出身农村，代表着日本农协的利益，也更会考虑农民的需求。因此日本政府在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补贴和农产品进口关税中等政策制定过程，都比较广泛地吸纳了农协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进行“陈情活动”。日本出现金融危机或受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会导致物价涨幅较大，但是粮食却依然能够保持原来的收购价格。这是因为当日本每次物价涨幅较大而有可能损害农民利益时，农协都会组织起“陈情活动”来捍卫农民的利益。农协通过带领农户进行“陈情活动”来促使政府提高大米市场收购价格，以减少农民因为物价原因引起的损失。 4.5. 推动了乡村建设全面的发展 在日本，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形成了良性互动。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又成为推动乡村建设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农协指导农民全面加强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加强了乡村硬件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卫生水平，因而日本的“生态农庄”和“农家乐”成为亚洲有名的乡村旅游模式。这种乡村旅游模式，可以吸引城里人前去体验农村的环境风光，并且可以自己动手参与体验农业生产的过程，品味农业劳动的乐趣与辛酸。与此同时，农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广告投放，向大众推销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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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日本农协对于中国合作社发展的借鉴意义 5.1. 中国农民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农民合作社也是农民自愿参与的组织，并且发展十分迅速，具体如表3所示。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 in 2016~201 年份 期末实有(万户) 新登记(万户) 年增长率(%) 2016 179.4 / / 2017 201.7 22.3 12.4 2018 217.3 15.6 7.7 表3. 2016~2018年我国农民合作社数目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http://www.saic.gov.cn/。 截至2018年，我国形成了农民合作社217.3万户，比上年增长7.7%；新登记合作社15.6万户。但是我国合作社中依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我国合作社缺乏创新。我国多数农民的思维相对保守，比较偏向固守传统观念，加上接触新知识少，因而导致合作社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管理模式都创新不足，影响了农村合作社未来的发展。 第二，我国合作社运营及管理不规范。一方面，我国由于地域广泛，远离中央的地方干部容易独揽大局。虽然中央出台了一些合作社和农业法律法规，但是地方并不会严格实施；另一方面，我国农民缺乏合作社的理论知识和管理经验，虽然有合作社章程和财务管理办法，但在合作社实际运营及管理中却出现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尤其是在合作社内部产生利益纠纷时，将会严重影响其正常运行。 第三，我国合作社缺乏农业人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绝大多数都外出打工，我国大学生又多数不愿回到农村继续为家乡服务，导致合作社十分缺乏具有一定技术和学历的人才 [ 23 ] ，致使合作社发展速度缓慢。 第四，我国合作社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我国农业合作社分布十分不均匀，一些地区合作社分布非常密集，一些地区农业合作社十分稀少，甚至有的村还没有组建合作社。欠发达地区的合作社农地等生产要素资源也比较分散，由此导致合作社很难在市场价格上掌握主动权。 第五，我国小合作社贷款存在困难。我国有些合作社发展规模较小，没有足够资金发展农业。解决合作社的生产投资或资金周转只能选择银行，但是银行贷款门槛和利率都很高，使得融资难成为合作社发展的重要瓶颈。 第六，我国合作社没有相关农业保险。农民医疗、养老需要保险，但是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有专门为农民服务的保险产品，并且商业保险公司通常也很少受理农民保险，所以农民很难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进行保障。 5.2. 日本农协模式的借鉴意义 日本农协成立历史悠久，加之不断经过改革创新，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都非常成熟，其发展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学习。因此，我国需认真研究日本农协的成功经验，总结出其规律，大力推进我国农业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 5.2.1. 应全面促进合作社体制机制创新 温州市农村合作社最先开展综合性试点。1986年，温州率先推出浮动利率，开创了中国浮动利率的先河，为农村金融的兴起奠定了基础。2006年，瑞安农民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首家县市级综合农协合作组织的成立，同时农村金融活动也慢慢开始萌芽生长。2014年，温州“三位一体”综合农协将生产、供销、信用融为一体，该模式的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浙江省农村合作社的成功典范，已经由省委省政府下文在全省全面推广，也成为全国农村合作社的一面旗帜。此外，全国各地都有体制机制创新的成功模式，需要及时总结推广。如2014年才出现的贵州塘约的“村社合一”模式就非常成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前往学习考察。 5.2.2. 应着力完善合作社组织体系建设 我国农民合作社因为组织体系不健全，没有真正落实合作社董事会、监事会的组织制度，容易出现拉帮结派利己排他的现象，在很多合作社都是村干部说了算。同时，由于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不健全而信息流通不顺畅，也导致政策很难有效地在组织中传递。所以要通过完善和落实农民合作社的各项管理制度，根据合作社存在的问题整顿合作社的运行，从而加强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流、化解社员内在的矛盾，做到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使农民合作社管理者真正成为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 24 ] 。 5.2.3. 要加强对农事各环节的科学指导 我国农业合作社中以中老年社员居多，他们没有接受过科学有效系统的农业知识学习，其农业知识一般都是来自老一辈的传授，上一辈落后的方法导致农民在生产生活中走弯路甚至对农业造成破坏，比如农民不合理的生产导致土壤沙化，又如很多地方农业耕作基本是靠人力畜力这种落后的方法。因此，亟需农民合作社大力培养懂技术、懂管理的新型农民人才。当前尤其要加强在农民合作社社员中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帮助农民更科学地耕种，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其他资源；同时还要加强农民合作社的农业机械化人才培养，扩大农业机械化覆盖面以提高农业种植效率。 5.2.4. 要集中有效为农民提供供销代理 我国一些山区和丘陵地区由于农户居所较分散，名曰“农民合作社”，实际上还是松散型的组织形态，在农民供销方面，农民们很难相互协商、团结一致来保护农产品价格，导致农户不能享有市场主动控制权，只能被迫接受市场价格。因此要在农业合作社中强化代理职能，为农户提供集中有效的农产品供销代理业务。当前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发达便利在网上销售农产品，帮助农民以更合理的价格销售农产品；也可以为农民统一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农民，从而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生产利润。 5.2.5. 要优化金融服务以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农业合作社和农户一般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存贷等业务，但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所以农村信用合作社很难真正给农民造福祉。因此，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增加其普惠金融服务，将其营业目的转变成扶农惠农，才能真正造福农民，比如适当提高农民的存款利率，适当降低农民的贷款利率，降低农民贷款门槛，农民才更愿意在合作社贷款扩大农业生产 [ 25 ] 。另一方面，要办好农业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社”或内置的“信用合作社”，通过自身的合作信用体系解决自身的资金供给与调剂问题，让农民真正体验到合作的魅力。 5.2.6. 要增加合作社社员多种福利事业 我国亟需政府出台一系列福利政策来为服务于农民。1) 目前保险公司销售农业保险不仅不专业，而且针对农民合作社提供的保险产品十分缺乏，所以需要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来给农业提供全面的保险服务。2) 农民合作社也可以承担起农民互助养老和家政服务等职能，从而使老年农民能够在家庭住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安度晚年。3) 农民合作社还可以牵头建立农村社区医院或社区养老院，实行医养结合的模式，以综合解决养老和健康卫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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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索4~7岁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视觉整体与局部加工特点，检验弱中央统合(WCC)理论和知觉功能促进化(EPF)理论，以期为ASD儿童的认知康复干预提供参考和建议。方法：选取特殊儿童教育机构4~7岁ASD儿童30名为实验组，普通幼儿园4~7岁典型发展(TD)儿童30名为对照组。采用碎片化图形测验和镶嵌图形测验对两组儿童视觉的整体与局部加工分别进行研究。结果：ASD儿童在碎片化图形测验中的成绩显著低于TD儿童(t = −2.98， p < 0.01)。ASD儿童在镶嵌图形测验中的成绩显著高于TD儿童(t = 3.06， p < 0.01)。结论：ASD儿童视知觉的整体加工存在缺陷，局部加工占优势。研究结果支持弱中央统合理论。 关键词 :孤独症谱系障碍，整体与局部加工，弱中央统合理论，知觉功能促进化理论，典型发展儿童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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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组神经发育障碍，起病于婴幼儿时期，患者男性多于女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中ASD的诊断标准主要如下：① 社会交往、非语言沟通异常；② 行为兴趣局限刻板；③ 发育早期就表现出相关症状；④ 社会功能严重受损；⑤ 排除智力障碍或发展迟缓(卜凡帅&徐胜，2015)。此外，ASD儿童还表现出知觉特异性：偏好局部加工而不擅长整体加工。弱中央统合(Weak Central Coherence， WCC)理论和知觉功能促进化(Enhanced Perceptual Functioning， EPF)理论是解释ASD知觉特异性的两个主要理论。WCC理论由Frith首次提出，用于解释ASD的一些优势特征以及在社会交往和刻板行为方面的缺陷，WCC最初强调ASD整体加工缺陷，难以将复杂信息整合成有意义整体从而表现出局部加工优势。随着研究的推进，学术界逐渐出现一些反对性的研究结果。在此背景下，Mottron和Burack提出EPF理论，认为ASD偏好局部加工的同时整体加工完整。此后，Happé和Frith也对WCC进行修订，指出弱中央统合不是缺陷而是一种加工风格(Van der Hallen， Evers， Brewaeys， Van den Noortgate， & Wagemans， 2015)。 ASD儿童究竟是如何感知世界的？ASD儿童视知觉的局部加工优势是否真的存在？ASD儿童视知觉的整体加工是否存在缺陷？究竟WCC和EPF哪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ASD儿童整体与局部认知加工特点？如何解释ASD儿童的孤岛能力？ASD儿童的社交缺陷与视知觉的整体和局部加工是否有关？为此，本文选取与ASD知觉特异性密切相关的视觉领域加工进行研究，采用碎片化图形测验和镶嵌图形测验，深入探索ASD儿童整体与局部加工特点，以期为ASD儿童的认知康复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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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ASD儿童组在特殊儿童教育机构(获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补贴)选取，TD儿童对照组在普通幼儿园选取。被试选取与匹配过程：① ASD儿童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诊断标准，且均有经湖北省残联认可的三级甲等医院开具的ASD诊断证明；② ASD儿童中排除精神发育迟滞、脑瘫、癫痫、语言发育迟缓、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疾病；③ ASD儿童在语言行为里程碑评估及安置程序(VB-MAP)的评估结果为第三阶段(最高阶段)，以保证被试足以完成本研究测试；④ TD儿童在人数、年龄、性别、词汇量上均与ASD儿童匹配；⑤ 两组儿童的生理年龄在4~7岁，视力正常，手部动作发育正常。两组儿童基本信息见表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 N (male) N (female) M (age) SD (age) F (P) t (P) ASD (n = 30) TD (n = 30) 27 26 3 4 5.53 5.23 1.11 1.04 0.78 (0.38) 1.08(0.28) 表1. 两组儿童基本信息 注：ASD：自闭症谱系障碍；TD：典型发展；N (male)：男孩人数；N (female)：女孩人数；M (age)：平均年龄；SD (age)：年龄的标准差；F：年龄的方差齐性检验；t：独立样本t检验值；p：概率。 2.2. 研究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实验包括碎片化图形测验和镶嵌图形测验。碎片化图形测验考察被试视知觉的整体加工能力，镶嵌图形测验考察被试视知觉的局部加工能力。测试地点选在儿童熟悉的教室，环境整洁、明亮、安静。教室内放置有两把椅子和一张课桌，研究人员和被试的坐位呈90度角，测试过程没有家长陪同。 2.2.1. 碎片化图形测验 选取自编版碎片化图形测验，测验材料制作过程：先从新生儿视觉训练黑白卡中选出8张常见实物卡片，将每张实物卡逐渐擦去一部分，最终制作成8套黑白实物卡，每套卡片由8张线索逐渐增多、逐渐完整清晰的指代同一实物的卡片组成，卡片大小为A4纸的1/2，底色为白色。碎片化图形测验示例见图1。 研究程序：1) 被试进入测试房间后在课桌前坐下。主试向被试呈现奖励物并说明奖励机制。向被试讲解测验规则，说明指导语，待儿童明白后正式开始测验。2) 指导语：“小朋友，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我手上有许多卡片，请你猜一猜他们是什么或者像什么，你可以大胆的猜，回答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请你快速回答。当你听明白了游戏规则，就请坐好，我们正式开始游戏。”3) 正式测验：每套卡片从线索最少的第一张图片开始呈现，请被试依次猜出卡片所指代的物品。若被试回答正确，则直接给被试呈现最后一张即第八张卡片，并用手指着卡片告诉被试回答正确；若被试回答不出来或者回答错误，则继续呈现下一张卡片，请被试再次猜出卡片所指代的物品。直到被试正确指认出该物品或猜至最后一张卡片，该套测试题测试结束。猜完第一套测试题目后接着请被试指认下一套卡片至8套卡片全部指认完毕，研究一测试结束。给被试发放奖励物。主试记录被试正确猜出每套图片时看过的卡片张数N。用8–N反向计分，每套卡片测试最高分7分，满分56分。 2.2.2. 镶嵌图形测验 选取北师大心理系1981年修订的镶嵌图形测验，针对儿童的特点做了以下调整：① 减少题量：从29张图片中选取12张，将2张作为练习题，10张作为测试题；② 改变图形呈现方式：原测验将所有目 图1. 碎片化图形测验示例 标图和测试题分别呈现，被试完成测验需要先找出目标图形，本研究将测验题和目标图同时呈现；③ 放大图形大小：本测验将每一道测验打印在1/2大小的A4纸上，占满纸张的3/4; ④ 改变完成测验的方式：原测验需要被试用笔画出目标图形，本测验只需要被试用手指在测验题目上描画出来。镶嵌图形测验示例见图2。 研究程序：1) 被试进入测试房间后在课桌前坐下。主试向被试呈现奖励物并说明奖励机制。向被试讲解测验规则，说明指导语，先进行练习部分，待儿童明白后正式开始测验。2) 指导语：“小朋友，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这里有两个图形，左边是简单图形右边是复杂图形，请你从右边的复杂图形中找出简单图形，找到了用手指画出来，我先画一遍，你再画一遍。我们要快速的画出来。当你听明白了游戏规则，就请坐好，我们开始游戏。”3) 练习部分：共有两道练习题。向被试呈现目标图形和测验图形，主试示范从复杂图形中画出简单图形，然后请被试自己动手在复杂图形中画出简单图形，告诉被试越快画完越好。若被试描画正确，就让被试独立完成下一道练习题；若被试描画错误，就再给被试示范描画过程，直到被试描画正确并顺利完成两道练习题。通过练习让被试理解测验目的和描画方法。4) 正式测验：用秒表计时，请被试依次独立完成10道测试题，限时10分钟，10分钟后无论被试是否完成都结束实验，给被试发放奖励物。主试记录被试画图是否正确。画对1题记1分，画错或者未画记0分，该项测验满分10分。 图2. 镶嵌图形测验示例 2.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17.0建立数据库，采用非参数统计：方差齐性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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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碎片化图形测验 30名ASD儿童和30名TD儿童全部完成碎片化图形测验。对两组儿童的成绩进行两两分析，ASD儿童得分的平均值为18.83，TD儿童得分的平均值为24.40，两组儿童的成绩经方差齐性检验，方差一致(F = 2.14， P > 0.01)，经方差齐性独立样本t检验，ASD儿童在碎片化图形测验的得分低于TD儿童，差异显著(t = −2.98， P < 0.01)。两组儿童得分的差异比较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 the fragmented picture tes M SD F (p) T (p) ASD (n = 30) TD (n = 30) 18.83 24.40 7.69 6.77 2.14 (0.15) −2.98 (0.00) 表2. 两组儿童在碎片化图形测验得分的差异比较 注：ASD：自闭症谱系障碍；TD：典型发展； M：成绩的平均值；SD：成绩的标准差；F：方差齐性检验；t：独立样本t检验值；p：概率。 为了分析被试在8套碎片化图形测验(足球、熊猫、公鸡、汽车、雨伞、房屋、树木、兔子)得分的具体情况，对两组儿童的8项得分进行统计分析，数据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 eight fragmented picture test ASD (n = 30) M (SD) TD (n = 30) M (SD) F (P) t (P) 足球 2.87 (1.50) 3.37 (1.56) 0.32 (0.58) −1.26 (0.21) 熊猫 2.60 (1.75) 4.23 (2.14) 3.82 (0.06) −3.23 (0.00) 公鸡 2.13 (1.33) 2.33 (1.24) 0.04 (0.85) −0.60 (0.55) 汽车 2.67 (1.32) 3.83 (1.68) 0.97 (0.33) −2.99 (0.00) 雨伞 1.80 (1.52) 1.23 (0.63) 13.74 (0.00) 1.89 (0.07) 房屋 3.37 (2.51) 4.07 (2.77) 1.13 (0.29) −1.03 (0.31) 树木 2.13 (1.93) 3.73 (1.86) 0.00 (0.98) −3.28 (0.00) 兔子 1.13 (1.43) 1.67 (1.12) 0.29 (0.59) −1.60 (0.11) 表3. 两组儿童在8套碎片化图形测验具体得分的差异比较 注：ASD：自闭症谱系障碍；TD：典型发展；M：成绩的平均值；SD：成绩的标准差；F：方差齐性检验；t：独立样本t检验值；p：概率。 ASD儿童仅在雨伞碎片化图形测验上的得分高于TD儿童，但差异不显著，p > 0.01。在其他7套测验中，ASD儿童的得分都低于TD儿童，在熊猫、汽车、树木这三套碎片化图形测验上的得分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 0.01。 3.2. 镶嵌图形测验 30名ASD儿童和30名TD儿童全部参与镶嵌图形测验。对两组儿童的成绩进行两两分析，ASD儿童得分的平均值为6.00， TD儿童得分的平均值为4.07，经方差齐性检验，方差一致(F = 0.46， P > 0.01)，经方差齐性独立样本t检验，ASD儿童在镶嵌图形测验的得分高于TD儿童，差异显著(t = 3.06， P < 0.01)。两组儿童得分的差异比较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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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ASD儿童视知觉的整体加工缺陷与局部加工优势 碎片化图形测验需要儿童将碎片化信息加工后，整合成有意义的整体，这需要视知觉整体加工能力的参与。如果儿童整体加工能力存在缺陷，则只能看到零碎的无意义信息，无法猜出具体所指代的实物。 Table 4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 the embedded figures tes M SD F (P) t (P) ASD (n = 30) TD (n = 30) 6.00 4.07 2.59 2.30 0.46 (0.50) 3.06 (0.00) 表4. 两组儿童在镶嵌图形测验得分的差异比较 注：ASD：自闭症谱系障碍；TD：典型发展； M：成绩的平均值；SD：成绩的标准差；F：方差齐性检验；t：独立样本t检验值；p：概率。 本研究中，ASD儿童在碎片化图形测验中的成绩显著落后于TD儿童，证明ASD儿童视知觉的整体加工存在缺陷。这与Booth和 Happe’ (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Booth和 Happe’采用碎片化图形任务探究ASD视知觉整体加工特点，选取26名ASD被试以及30名被试作为对照组，研究同样发现ASD被试在碎片化图形任务中的成绩落后于正常对照组。 镶嵌图形测验需要儿童排除周围信息的干扰，迅速找到目标图形，这需要优异的局部细节加工能力。本研究中，ASD儿童在镶嵌图形测验中的成绩优于TD儿童，差异显著，证明ASD儿童擅长视知觉的局部加工。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石晓辉(2018)采用复合汉字，研究ASD儿童整体与局部加工能力，发现两组被试对局部小汉字加工的正确率都高于对整体复合汉字的加工，识别局部汉字的反应时更短。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结果，陈墨和韦小满(2015)采用镶嵌图形测验研究发现，组间差异不显著，原因包括所选被试人数少，测验难度调整不明显，不适用于两组被试，若ASD被试合并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可能导致正确率降低，完成时间增长，进而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WCC理论是ASD知觉加工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最初用于解释ASD的特殊才能以及在社交和行为方面的异常。WCC理论得到了来自视觉、听觉、语义加工等领域的实证研究支持。此后，Happé和Frith (2006)对WCC理论进行了修订，指出WCC可能是由于局部加工优势引起，这是一种加工偏好。EPF理论强调ASD局部加工的优势以及整体加工的完整，认为ASD局部信息加工的优势源于低水平知觉加工的优势，而不是源于整体加工缺陷。EPF理论强调ASD的优势特征，将ASD与TD个体在认知方面的差异解释为适应现象。ASD个体在有提示语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整体加工(Hadad & Ziv， 2015)。其实这两个理论在提出之初，其概念的差异就在不断缩小。本文的两项研究发现，ASD儿童的整体加工存在缺陷，局部加工占优势，从而证明了WCC理论。 4.2. 本研究与ASD儿童孤岛能力和社交缺陷的关系 孤岛能力指个体在一个或多个领域表现出超常的能力，而一般能力却普遍落后。孤岛能力的个体中约一半患有ASD，而ASD群体中至少有10%表现出孤岛能力。ASD个体和天才在兴趣狭窄、社交障碍等方面存在共性。ASD的孤岛能力主要集中在万年历计算、数学、机械空间、音乐、艺术等领域，狭窄而深刻的记忆能力是孤岛能力的基础。WCC和EPF理论都曾试图解释ASD群体的孤岛能力。但WCC和EPF理论可以解释视听觉领域的孤岛能力，但无法解释数学、万年历计算等领域的孤岛能力(曹漱芹，2013)。因此，本研究与孤岛能力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ASD整体和局部加工与社交缺陷的关系，一直以来也颇受争议。Frith最初认为ASD难以加工高水平信息导致社交理解缺陷，Morgan， Maybery和Durkin (2003)采用镶嵌图形测验、共同注意和假装游戏对学龄前ASD儿童研究发现，整体与局部知觉加工和社交技能不相关。目前普遍认为，ASD患者许多核心认知能力受影响，包括整体与局部加工能力、社会认知，以及执行功能。 4.3. 本研究对ASD儿童认知康复干预的启示 认知能力训练与融合教育。ASD儿童偏好视知觉的局部加工而不擅长整体加工，因此，应多鼓励ASD儿童观察周围事物，用语言对看到的事物命名，以促进对局部信息的整合。ASD儿童干预的最终目的是融入社会，研究表明，融合教育能够显著提升ASD的社交技能。教师引导的干预、基于功能的干预、视觉支持、自我监控策略、同辈介入干预都对ASD的康复有明显帮助(Watkins， Ledbetter-Cho， O’Reilly， Barnard-Brak， & Garcia-Grau， 2019)。在认知干预中应尽可能选择融合教育，培养ASD儿童与TD儿童的互动交往，从而提高认知能力。ASD康复训练课程丰富多样，如口肌训练、ABA、感觉统合训练、音乐治疗等，建议将ASD儿童的认知训练融入这些课程，以促进认知能力的提升。 ASD儿童注意力特点以及情绪行为问题。ASD儿童注意力持续时间短，在认知干预过程中，可以根据儿童喜好提供强化物，将上课时间划分为许多小段。许多ASD儿童还表现出情绪、行为问题，如焦虑、抑郁、自伤或伤害他人等，在认知干预过程中应该与儿童建立良好的关系，找到处理每个ASD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最有效方式。此外，认知能力与情绪、意志行为高度相关，因此从情绪、行为等多个角度进行全面干预，能够更好的促进ASD儿童认知发展。 ASD儿童父母的参与和学习。父母作为ASD儿童的主要抚养人对其康复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国内许多ASD儿童的父母只负责接送儿童，并不参与儿童的康复训练，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特教老师，课后很少帮助儿童巩固上课内容，更缺乏对儿童的泛化训练。也有父母将ASD儿童交给长辈抚养，而隔代抚养时，祖辈们往往过分宠溺儿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儿童的认知康复。今后在ASD儿童的认知干预中，可以开展亲子课堂，让父母承担起训练孩子的责任。 ASD教师的工作体验与支持。特教教师在ASD儿童的康复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由于ASD儿童的特点，ASD教师在工作过程中体验到怀疑、不被认可、挫败感、压力与无奈等，且需要教学方法、沟通技巧、心理支持、医护服务等多方面信息支持。因此，改善特教教师的工作体验，提供多方位支持，促进ASD教师的职业发展，也能间接促进ASD儿童的认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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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今后对ASD整体与局部加工的研究可以设计更加完善的研究材料，选取更加客观的观测指标，比较不同亚型ASD个体在整体与局部视觉加工的差异，还可以开发出更多中国文化背景下更符合中国儿童特点的测验任务。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大多借鉴国外研究工具，我国科研人员可以尝试探索本土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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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意志力与拖延的现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广东省7所高校的842名本科生，使用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CSMPDQ)、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NGCSWQ)、一般拖延行为量表(GPS)和自编的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对他们进行调查。结果：1) CSMPDQ、NGCSWQ和GPS的总分为别为(70.1±9.0)、(68.1±15.6)和(66.0±12.4)。2) 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总分、一般拖延行为量表总分与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总分两两相关(r = 0.490， −0.825， −0.421，均P< 0.01)。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总分在一般拖延行为量表总分与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总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4.52%。结论：一般性拖延对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既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意志力对大学生的手机依赖起间接的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手机依赖，意志力，一般性拖延，中介效应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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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手机依赖、行动拖延和意志力不足是当前大学生的三大常见的行为问题。 关于手机依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指个体因为使用手机的行为失控，导致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Park， 2005)。手机依赖属于行为成瘾中的技术成瘾，它既具有一般成瘾行为的核心特征，如缺少自我控制、情绪改变、耐受性、戒断症状、认知受阻和复发等特性(Park， 2003)，也以“人机交互，无物质摄入”、“在公共场所全然不顾及他人、肆无忌惮地使用手机以致影响他人(Park， 2003)”为独有特征。国内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发生率为26.6%~57.5% (杨葛君，2016；欧阳乐，2017；叶开能，2016；史桂蓉，等，2016)。大学生使用手机的目的集中于社交与娱乐两方面(叶开能， 2016)。手机依赖使大学生疏于时间管理和生涯规划、易于学业拖延(张娜，2016)，导致成绩下降(Samaha & Hawi， 2016)，难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彭湃，2016)，影响睡眠质量(陈雪红，等，2016)和体质健康(冯红新，王红雨，2018; HOU Yongmei et al.， 2018)，导致大脑皮层结构和功能的异化(Wang et al.， 2016)，不利于现实社交能力的培养和现实人际关系的发展(叶开能，2016)，导致情绪不良(Li et al.， 2016; Mahashen， Bataineh， & Ai-Zoubi.， 2016)和认知障碍(Mecacci， Righi， & Rocchetti， 2004)，降低生活满意度(欧阳乐，2017)和主观幸福感(冀嘉嘉，吴燕，&田学红，2014)。 一般性拖延是指个体在生活和工作的多数任务上都故意延迟必须完成的任务，直至产生不良情绪和不良后果，从而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状况(Wolters， 2003)。拖延的后果主要是妨碍任务的完成，增加心理压力，产生焦虑、抑郁、自卑、内疚、自责等负面情绪，导致学习与工作效率的下降(冀嘉嘉，吴燕，田学红，2014；叶艳晖，2014; Klingsieck et al.， 2012)，不利于生理健康(倪士光，等，2012)和心理健康(卿再花，吴彩虹，曹建平，2018)的维护。国内大学生一般性拖延的发生率为81.7%~95.7%，其中75%的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拖延问题，并且有改变拖延的强烈意向(张庆华，等，2016；丁婷婷，余秀兰，龚雪，2015；单泓博，等，2016)。 意志力(Willpower)是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素质，我们可以通过自觉性、坚韧性、自制性、果断性、目的性、调节性等指标来衡量意志力水平(彭聃龄，2016)。 既往研究发现，拖延大学生的大脑存在执行功能缺陷(王旭祥，等，2018)，因而造成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不足(史利红，2016；陈明，等，2018)。有学者(辛自强，郭素然，池丽萍，2007)认为，自我控制与拖延存在直接联系，而其他心理特质对拖延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自我控制才能发挥作用。如上所述，手机依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缺乏自我控制，意志力的核心品质之一也是自制力(自我控制能力)。由此可见，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及意志力三者在心理根源上存在同源性。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和意志力存在显著的两两相关(史桂蓉，等，2016；葛欣欣，2017；张潮，翟琳，王畅，2017)。手机依赖表现为一系列外显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属于结果变量；一般性拖延是行为模式，也就是人格特质，属于远端变量，意志力是克服困难的心理素质，属于近端变量，一般性拖延理应受到意志力的中介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假设，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和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其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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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广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等7所高校大一到大五学生，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42份，问卷有效率为84.2%。年龄18~24岁(平均20.61 ± 2.08岁)，其中男生412人，女生430人；大一153人，大二131人，大三225人，大四255人，大五78人。 2.2. 工具 2.2.1. 大学生手机成瘾问卷(College Stud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CSMPDQ) 由王正翔(2013)编制，用于调查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共20个条目，分为持续性、冲突性、戒断性、技术性和突显性等5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5分，得分越高则依赖性越强。总分 ≥ 70分为手机依赖倾向，总分 ≥ 80分为手机依赖症。在本研究中，总问卷的Cronbach’a系数为0.832，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9~0.805。 2.2.2. 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New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Willpower Questionnaire， NGCSWQ) 由武丽丽(2016)编制，用于测量新生代大学生的意志力。共24个条目，分为目的性、自觉性、坚韧性、自制性、果断性和调节性等6个维度。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分别为1~5分，得分越高则意志力水平越高。总分 ≤ 72分为低分；总分 ≥ 82分为高分。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1，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79~0.822。 2.2.3. 一般拖延行为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由Lay (1986)编制，包翠秋(2006)修订为中文版，用于评估个体在多数事务上的拖延程度。共20个条目，归为一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为1~5分。总分 > 60分为拖延者，总分 ≤ 60分为非拖延者。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7。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0.0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计算被试在各份量表上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以及各分数段的人数；采用Pearson 积差相关探讨各项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分析意志力在手机依赖和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