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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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结果与讨论 2.1. 反应条件筛选与优化 首先，我们以N-甲基靛红1a (1.0 equiv)、4-甲基苯酚2a (1.0 equiv)以及N-乙酰基-2-氯吲哚3a (1.2 equiv)为起始原料，筛选各种酸(包括路易斯酸、质子酸及固载路易斯酸等)为催化剂进行反应的条件筛选及优化(表1)。筛选了一系列Lewis酸，如FeCl 3 、FeBr 3 、Fe(OTf) 3 、Sc(OTf) 3 、Cu(OTf) 2 、Zn(OTf) 2 、In(OTf) 3 、BF 3 ·OEt 2 以及质子酸CF 3 SO 3 H和CF 3 CO 2 H等，发现大部分酸都能在室温下促进该反应发生，但反应进展均比较缓慢，转化率也较低。而且，随着延长反应时间或升高反应温度，2-氯吲哚3a均有部分分解，导致反应产率降低。FeCl 3 催化该三组分反应的效率最好，转化速度较快，但同样3a分解的进程也会加快。最后，当使用固载FeCl 3 (PS-FeCl 3 ，3.0 eq.)时，虽然反应速度较为缓慢(24 h)，但反应较为温和，3a的分解明显减少，最终可以较高产率(80%)获得环化产物4a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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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大多数植物能够通过调节自身光合机构的功能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和代谢水平来适应降水格局的变化，使其对环境的适应沿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并非所有植物种都会对降水改变有相同的响应。而降水增加对植物生理生态特性的影响及其适应机制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对揭示植物叶片光合作用对降水增加响应的生理机制，进一步从生理生态角度探讨植物对降水增加的响应机制和长期的适应策略，为评估荒漠植物对降水变化的响应及合理利用植物资源进行荒漠化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荒漠植物，水分变化，生理响应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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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展，可利用土地资源丧失和生物产量下降，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化特别是降水变化在大范围内控制着沙漠化的逆转与扩展过程 [ 1 ]。据IPCC预测，未来中高纬度地区的降水将会增加，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频率将会增多 [ 2 ]；Gao等利用全球变化区域模型研究了表明，我国的降水量平均可增加12%，其中西北地区降水的增加量将超过20% [ 3 ]。荒漠生态系统对降水变化表现极为敏感 [ 4 ]。降水最终影响植物群落的结构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碳水平衡 [ 5 ]。水分条件急剧变化引起一些植物来不及调整个体形态结构和用水策略，使生存受到威胁 [ 6 ]。总之，干旱荒漠区植被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降水变化产生一定的反馈作用，其生理生态响应研究可加深荒漠植物应对气候变化适应策略的理解，对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情景下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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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水分变化对植物生长和生理活动影响 近年来，关于水分变化对植物生长和生理活动影响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呈明显增加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水分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 植物叶片光合生理是植物生长最基本的过程，水分直接参与光合作用并影响其生理代谢 [ 7 ]。光合能力大小是决定植物在群落中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 [ 8 ]。但并非所有植物的光合能力会对降水改变有相同的响应。如降水增加对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的净光合速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 < 0.05)，而对柽柳(Tamarix chinensis)的影响不显著(P > 0.05)，这与植物的根系分布模式有关，柽柳由于其深根系统能吸收土壤深层的水分来补充表层水分的流失，而梭梭的根系主要分布在表层，水分状况可对其产生直接影响 [ 9 ]；另外，相对于灌木，草本植物的光合能力受小降水变化影响较大，因为浅根系的植物可有效吸收利用表层土壤水分，提高其光合生产能力，固定更多的CO 2 ，最终影响生态系统的碳循环 [ 10 ]。宋维民等研究发现，红砂(Reaumuria soongorica)、花棒(Hedysarum scoparium)、柠条锦鸡儿(Caragana korshinskii)和油蒿(Artemisia ordosica)四种植物的净光合速率随土壤中水分的减少而降低，其中柠条降低的幅度最明显，说明柠条抗旱能力更强 [ 11 ]。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光合能力对降水增加表现出积极的响应，降水增加使其叶片进行物质积累和生理代谢的持续能力增强，对光合产物的累积和转化能力提高 [ 12 ]。由此可见，不同植物的光合能力对不同水分环境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研究不同水分条件下植物光合能力和水分利用效率的高低，可以确定植物同时维持较高光合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的适宜土壤水分范围，不仅能满足荒漠植物正常的生长需要，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干旱区的水分资源。 2.2. 水分对植物荧光特性的影响 水分变化通过改变叶绿体的光化学和生物化学活性等影响植株的光合能力，将叶片的光合生理特性与叶绿素荧光特性综合分析能更好地理解荒漠植物对降水改变的响应机制和适应策略。叶绿素荧光参数能快速、准确地指示植物光合作用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响应特征 [ 13 ]。研究表明干旱胁迫能够导致Fv/Fm发生明显变化，PSII反应中心活性减弱，实际光合效率(ΦPSII)和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降低，PSⅡ潜在热耗散能力(qN)下降，最终造成光合速率降低、蒸腾速率减弱及气孔关闭 [ 14 ]。植物在复水后，荧光效率上升，因为增水有效缓解强光或高温对植物叶片的抑制作用，使植物对环境条件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 [ 15 ] [ 16 ]。总之，叶绿素荧光反映了植物光合机构的运转状况，荧光参数的变化，可以从机理上揭示植物光合能力随水分条件变化的行为。 2.3. 水分对植物叶片性状的影响 叶片结构性状表征的是植物叶片的生物化学特征，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植物的生理生态功能。关于水分变化对叶片性状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叶氮含量(Nmass)和比叶面积(SLA)两方面。其中，Nmass的变化会影响叶片中RuBP羧化酶进而影响植物对碳的同化 [ 17 ]；Nmass增加可提高叶肉细胞内的渗透压，加强植物对自身体内水分的保护，提高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及对干旱胁迫的适应能力 [ 9 ]。比叶面积(SLA)表征的是植物捕获光能的能力 [ 9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植物为了适应水分亏缺，通常具有较厚的表皮和组织密度 [ 18 ]。研究表明，SLA的变化与叶片叶干物质含量、叶片含氮量、净光合速率及叶片大小等性状密切相关，共同体现植物的适应对策；单位面积Nmass与SLA呈负相关，而与Nmass正相关；单位面积叶氮含量的增加在提高植物光合固碳能力和水分利用效率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因此，SLA较高的植物通常具有较高的光合速率和生长速率，这是因为具有较高比叶面积的植物，其单位重量叶片的捕光面积以及叶氮含量都较高 [ 19 ]。 2.4. 水分对植物叶片稳定碳同位素组成的影响 植物叶片稳定碳同位素组成(δ 13 C)反映了同化速率和气孔导度之间的平衡，它受降水量影响较大，与降水量呈负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在干旱地区比在湿润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 20 ]。研究表明，植物叶片δ 13 C随干旱胁迫的加剧而升高，随降水增加而降低，降水量每增加1 mm，δ 13 C含量降低0.01‰~0.015‰ [ 21 ]。此外，δ 13 C与SLA和Nmass有很好的相关性，降水主要通过对SLA和Nmass的影响间接促使δ 13 C发生变化。因为Nmass的增加直接影响叶片中的RuBP酶、叶绿素及其它与光合作用有关的化合物的含量，植物光合能力的提高使叶片内部CO 2 浓度降低，从而对 13 C的分馏减弱，使叶片δ 13 C值升高。比叶面积降低，导致叶片厚度增加，从而增大了大气CO 2 进入叶肉细胞的距离，最终导致 13 C的分馏下降，叶片δ 13 C值升高 [ 22 ]。总之，植物碳同位素比值的变化反映了环境因子通过叶片气孔对光合作用的调节程度，为研究植物在不同生境下的代谢调节、生理及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机理提供了很好的技术途径。 2.5. 水分对植物生长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植物的生长特征是其在外部形态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综合表现 [ 23 ]。水分条件对光合产物分配的影响包括对光合产物运输的影响和对源、汇关系变化的影响。水分变化可显著影响植物的生物量分配，在有限的供水条件下，植物优先生长地下部分；供水不足时，地上部分生长受到抑制，如干旱胁迫时羊草(Leymus chinensis)对地下部分根的分配以及根冠比增加，说明它通过增加光合产物向根部的分配提高抗旱能力 [ 24 ]；而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在水分胁迫时也将更多的光合产物向细根部分转移，增加地下生物量 [ 25 ]。荒漠植物可以将自己的同化器官调整到最佳密度以适应水分条件的改变，如梭梭和沙拐枣(Calligonum arborescens)叶片退化，受光面积缩小，水分散失减少，由同化枝进行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显著增强，从而以抵御炎热和干旱环境 [ 26 ]。此外，植物还通过减小叶面积、增加叶绿素含量和比叶重，甚至使叶片提早枯萎脱落来适应土壤干旱，如降水增加时，植物叶片和枝条的生长速度显著增加，以便在群落中能够捕获更多的光能和吸收更多的CO 2 ，提高自身的光合固碳能力 [ 27 ]。由此可见，植物一方面通过调节根茎比率来适应水分有效性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调节茎叶的大小及落叶等来降低自身水分散失，这些表现都是植物为适应环境变化提高自身竞争效率的方式，也是为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所采取的适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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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植物生长和生理活动、植物对环境的适应策略与水分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植物能够通过调节自身光合机构的功能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和代谢水平来适应降水格局的变化，使其对环境的适应沿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并非所有植物种都会对降水改变有相同的响应。因此，基于全球气候变化层面上系统分析降水增加对植物生理生态特性的影响及其适应机制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对于揭示植物叶片光合作用对降水增加响应的生理机制，并进一步从生理生态角度探讨植物对降水增加的响应机制和长期的适应策略，为评估荒漠植物对降水变化的响应及合理利用植物资源进行荒漠化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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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选取2011~2018年51家商业银行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并没有实现信贷风险真正地剥离或转移，原因在于发行银行通过提高自身杠杆率水平、持有更多高风险的不良资产以及扩大信贷规模等方式，导致不良贷款率反而升高。因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强对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督管理，以防银行对其过度使用。 关键词 :信贷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系统GMM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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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作为一个风险转移工具，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把银行的风险转移给投资者，即使风险在金融系统内完成转移。此外，由于信用风险发生了转移，商业银行的资本利用效率得以提升，同时其融资成本也有所降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资产证券化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完成高速扩张，逐渐演变成资本市场中最大规模的子市场。长期以来，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高度需求使得其资产证券化业务得以高速发展。 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起步于2005年。在经历2008年以美国资产证券化为导火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对此业务始终持有谨慎态度，其发展陷入停滞状态。2012年5月，我国重新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一系列监管政策的放开使得资产证券化业务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9318亿元，同比增长56%；发行规模占所有资产证券化产品的46.48%，其发起机构共计40家，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仍是发起主力，前十大发起人的规模高达84.69%。在金融行业高速发展的当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推进对我国的金融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时间较为短暂，有必要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及其功能效果进行考察，尤其是关于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扩充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效应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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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Purnanandam (2011)认为银行选择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原是将高风险信贷资产进行售卖 [ 1 ]。Elul (2016)研究发现，银行倾向于将高风险资产进行出售而保留较低风险的资产，故进行资产证券化发行的银行将具有相对更低风险 [ 2 ]。Dell'Ariccia et al. (2012)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推广将会降低银行信贷标准，从而导致银行风险上升 [ 3 ]。Carbo-Valverde et al. (2015)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会导致银行降低贷款标准，而贷款标准的降低是造成信用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 4 ]。Mendonca & Barcelos (2015)分析了2002~2012年巴西60家银行的数据，研究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提升其风险水平，原因是信贷资产证券化无法将风险转移至其它银行 [ 5 ]。Huong et al. (2016)表明被证券化资产的风险相较于总资产的风险大小决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如果被证券化资产的平均风险比表内资产风险要高，则银行风险将会下降；反之则会上升 [ 6 ]。从国外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就影响方向和程度未达成观点上的一致。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起步较晚，国内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受到一定的局限，多数实证分析着眼于其它发达国家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仅存在少量文献立足国内市场分析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论证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面影响。许坤和殷孟波(2014)认为，作为风险转移工具，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缓解信贷资产分散性差等问题，有助于信用风险的降低 [ 7 ]。张敬思等(2016)使用2009~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发现，资产证券化对资本规模起到了补充作用，可以有效地为银行化解信用风险压力，且银行资本存量越充足，银行稳定性越好 [ 8 ]。王军生等(2016)使用我国16家商业银行数据，研究了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活动对其经营所产生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在降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同时可以有效地提升银行收益水平，并增强银行正常经营的稳定性 [ 9 ]。郭甦等(2017)选取2000至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使用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能够使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得到有效的降低 [ 10 ]。潘慧峰和刘曦彤(2017)使用2006~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数据分析得到，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使发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得到了有效缓解，通过将风险转移出表内，信贷资产证券化给发行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带来显著影响 [ 11 ]。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即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宋清华和胡世超(2018)通过对2006至2016年的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资产证券化对银行信用风险的提升有显著的效果 [ 12 ]。李佳(2019)运用2011~2017年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在发展初期，银行无法通过资产证券化降低银行信用风险，相反，还可能会使其升高 [ 13 ]。 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以及具体路径，然而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并没有得到统一结论。由于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时间相对较晚，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目前这一领域的问题研究缺乏理论和系统的探讨。着眼于2012年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重新启动，引入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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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准备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2年5月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重新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迅速增长。截至2018年年末，共有96家银行发行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其中包括40家上市银行、38家城市商业银行、15家农村商业银行及3家政策性银行。由于有部分银行信息披露不完全以及政策性银行的特殊性，选取其中51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公布数据可知，截至2018年年末，所选样本银行资产总和占银行业资产总和的比重为57.31%。因此，本文所选样本基本可以代表中国银行业。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最终选取2011~2018年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主要为银行年报、国泰安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和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其中，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数据的收集中，使用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证券列表”，选择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整理，整理统计出银行i在第t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情况。 3.2. 变量选取与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从已有文献来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测度主要包括不良贷款率、风险资产占比、Z值等指标。由于被证券化资产的不良贷款不表现于表内，故不良贷款率能更好地表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同时，该变量数据有较好的可得性并且受到监管机构的重点关注(张春海，2020) [ 14 ]。因此，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将其标记为npl。不良贷款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呈正相关，即不良贷款率越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也就越高。 3.2.2. 核心解释变量 在已有的文献中，李佳(2019) [ 13 ] 等部分其他文献作者均使用了多种指标来衡量信贷资产证券化情况，分别为虚拟变量、信贷证券化资产比率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为了能够更全面地衡量信贷资产证券化程度，选取其中两种变量来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代理变量：第一个是信贷资产证券化虚拟变量(sec1)，度量方式为银行在某一时期若有发行记录则取值为1；否则为0。第二个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参与度(sec2)，其度量方式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除以银行总贷款。 3.2.3. 控制变量 考虑了银行特征变量，包括贷款资产比、权益资产比、总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其中，资本充足率反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缓冲能力；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贷款资产比、权益资产比衡量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另外，宏观经济变化对银行的经营行为和风险承担也会产生较大影响，比如经济周期、货币政策松紧度都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宏观特征变量选取了广义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3个指标。表1为各变量统计表。 Table 1 Variable names and measure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度量 被解释变量 npl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总额/贷款总额 解释变量 sec1 资产证券化虚拟变量 若发行，则为1；否则为0 sec2 资产证券化参与度 资产证券化规模/银行总贷款 银行特征变量 cdr 资本充足率 资本规模/加权平均风险资产 ear 权益资产比 总权益/总资产 roa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总资产 loan_a 贷款资产比 贷款总额/总资产 宏观特征变量 m2 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m2同比增长率 cpi 通货膨胀率 cpi物价指数 rate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央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表1. 变量名称及度量方式 3.2.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选取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衡量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不良贷款率的均值为1.196，标准差为0.477，最大值与中位数之间的差距不大，说明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承担水平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并不显著。资产证券化参与度的均值为0.474，标准差为1.192，但是其最大值达到9.983，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参与程度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从控制变量来看，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差较大且最大值远大于均值，说明不同银行的风险缓冲能力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大值 npl 1.196 0.477 1.19 2.75 sec1 0.331 0.471 0 1 sec2 0.474 1.192 0 9.983 cdr 0.067 0.012 0.065 0.165 ear 0.959 0.243 0.945 1.689 roa 0.447 0.090 0.452 0.648 loan_a 12.842 1.547 12.615 24.860 m2 12.264 2.811 12.338 17.323 cpi 102.471 1.172 102.050 105.390 rate 5.324 0.849 5.465 6.340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3.2.5. 相关性分析 表3为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部分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为显著，为了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了VIF检验，结果表明各控制变量及模型总体的VIF值均小于10，即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bles correlatio sec1 sec2 ear roa loan_a cdr m2 cpi rate sec1 1.0000 sec2 0.5656 *** 1.0000 ear 0.0257 −0.0448 1.0000 roa −0.1651 *** −0.1514 *** 0.1839 *** 1.0000 loan_a 0.0993 ** −0.1518 *** 0.3309 *** 0.2443 *** 1.0000 cdr −0.0173 −0.0449 0.6818 *** 0.1947 *** 0.1251 ** 1.0000 m2 −0.3451 *** −0.1579 *** −0.1620 *** 0.4574 *** 0.0343 −0.0253 1.0000 cpi −0.3880 *** −0.2420 *** −0.0904 * 0.3312 *** 0.1202 ** 0.0660 0.7609 *** 1.0000 rate −0.4042 *** −0.2163 *** −0.1493 *** 0.5581 *** 0.0646 −0.0580 0.7888 *** 0.6224 *** 1.0000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注： *** 、 ** 及 * 分别表示1%、5%及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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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选取中国2011~2018年51家商业银行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信贷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信贷资产证券化在进行销售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有所提升。其原因可能在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并未对银行风险进行剥离或转移，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银行可能选择提升自身杠杆率水平、增持高风险资产、扩大信贷规模等方式，反而导致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如果能够将其进行合理地利用，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的流动性水平、促进其发展。因此，应当积极完善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运行机制，防范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的增长，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运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为了更好地防范风险，可以扩大基础资产范围，促进资产支持证券的多样化发展。例如银行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对基础资产的约束行为会阻碍市场产品多样性的发展，因此监管部门应当适当放宽相关限制，允许银行以自身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对基础资产进行选择。第二，提高风险防范重视程度，加大监督力度。随着时间推进，高质量贷款也存在转变成为不良资产的可能性，多数商业银行选择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而其相关基础资产无法完全达到高信用等级的资产要求，所以要求监管部门对有关问题进行严格审查。此外，还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完善风险共担机制，从而提高资产证券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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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首先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总结了《数学分析》课程的特点及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将OBE教学理念应用于这门课程教学中。从课程大纲制定、启发式教学模式、基于MATLAB科学计算软件的数学实验和课程评价标准和方式四个方面阐述了OBE理念在《数学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 :OBE理念，数学分析，课程教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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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数学分析是高等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数学类专业的一门重要骨干基础课，是进一步学习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微分几何、概率论、实变函数论与泛函分析等后继课程的基础。它包括极限论、微分学、积分学、无穷级数以及含参积分等重要内容。数学分析是用极限方法研究函数的各种性质并构造函数刻画客观现象的一门基础性大学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数学研究、进行创新性数学活动和从事其他逻辑性工作提供强大理论基础和基本的数学思维。数学分析是高中数学的升华，是近现代基本数学理论的一些普适性经典总结，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更高等数学理论提供铺垫。其中的微积分思想和方法，是学习和掌握近现代数学的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也是自然科学的一切学科的重要基础。 OB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是以产出为导向的教学教育模式 [ 1 ] [ 2 ]。这种模式是社会工业标准化在教育领域的延伸，目的是使得对人才的培养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从而杜绝以前粗放的、因人而异的非统一教育模式。使得每个人都能相对公平地受到因材施教的教育，并为社会提供更加符合需求的大量合格人才。OBE理念引入我国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充沛优质人才提供强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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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学分析》的特点及面临的教学问题 数学分析的思想和方法是人类理性智慧的结晶，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数学工具和思维模式。数学分析的特点：1) 研究抽象度高、课时多；2) 课程证明较复杂，计算公式多，解题较灵活；3) 要求严格，与后继课程关联度大。总之，数学分析这门基础课程是学生专业课程的基础，对于本科生来说难度稍大。目前该课程的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教学内容多，知识点相对陈旧，绝大多数的课堂都是采取灌输式；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在教学活动中参与性不够，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更别提学生创新和应用知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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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OBE理念实施环节 3.1. 课程大纲制定 制定课程大纲之前，要对社会对本专业的人才需求的模式和标准进行充分调研，这些调研包括调查问卷、数据收集和面对面访谈。在这些调研成果基础上，就可以确定课程大纲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内容，从而使得大纲的制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在制定大纲时，与传统的教学大纲相比较，要增加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每部分教学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课程教学评价、课程学习资源、课程学习建议和基于课程目标的评分标准。 3.2. 单启发式教学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要贯彻OBE理念，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意识，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数学定义及定理的背景，能够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作者在讲授课程时，就注意契合一些背景知识，例如：1) 讲解数列极限概念时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割圆术，以图为证讲解了正多边形对于圆的近似；通过瞬时速度研究函数极限；通过阿基里斯与乌龟的悖论阐述极限与无穷的概念；2) 通过计算投资组合中的最优组合介绍了约束求极值问题；3) 通过物理中磁通量的计算引入定积分的概念；通过物理中的变力做功问题研究曲线积分。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引起学生对知识的渴望，比如问学生有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导的函数吗？可积的函数一定可以求出原函数吗？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去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得学习的过程带有目的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3. 基于MATLAB软件的数学实验辅助教学 MATLAB软件是一种科学计算软件，其操作的简洁性、功能的完备性和可视化编程使得老师和学生都能快速上手进行科学计算 [ 3 ]。在数学分析的教学中，可以结合这个软件实现和验证书中的结论或进行习题演练，激发学生探索新知识的积极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例如，可以通过MATLAB绘制图像动画让学生理解极限的定义和定积分的定义，还可以计算定积分和黑塞矩阵。这样既能让学生实际领会软件的操作环境、算法的编制和运算过程，同时有效激发学生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在讲授三重积分过程中可以通过MATLAB绘制相应的立体图像，使学生360度观察，建立了很好的形象思维。 3.4. 课程评价标准和方式 以产出达成为目标，制定课程评价标准和方式。具体方式如下：第一，要明确各种支撑关系。如毕业要求的某一指标是由课程的某些知识点进行了支撑，支撑的权重是多少。课程的某个目标是通过何种方式考核，由哪些课程内容进行支撑。只有各种关系可以量化的情况下，才能综合地对课程进行评价。第二，合理利用评价方法，给出具体的分数或者等级，比如可以测评学生的课后作业然后给出相应的得分或等级，便于学生了解自我学习效果；第三，审核学生预设的学习效果是否达标，可以通过期中考试、课堂角色反串、课程学习心得等方式；第四，课程评价要及时有效。评价要形成闭环系统，可以通过反馈不断改进课程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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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OBE教育理念是当今国际上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必然发展方向，OBE理念应用于《数学分析》这门课程教学中，对师生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广大师生应积极适应这种新理念的要求，使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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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生代鸟类标本的大量发现，中生代古鸟类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今鸟型类是中生代鸟类的重要分支之一，也是现生鸟类的祖先。本文统计了迄今为止已报道的中国中生代今鸟型鸟类，共计25属27种。化石主要产自辽宁西部，河北、甘肃和内蒙古地区。本文将从中国中生代今鸟型类的形态特征，食性，生活习性等方面，对中国中生代今鸟型类进行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 :今鸟型类，中生代，形态特征，生活习性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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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今鸟型类(Ornithuromorpha)最早由Chiappe在2002年提出，并基于节点的方法将其定义为“今鸟类(Ornithurae)和Patagopteryx最近的共同祖先和其全部后裔所组成的一个类群” [ 1 ] [ 2 ]。之后，2014年王敏修正了对今鸟型类的分支系统学定义，是指包括家麻雀，但不包括丰宁原羽鸟的包容性最广的一个单系类群 [ 2 ]。中国发现的中生代今鸟型类全部源于早白垩世，产地集中在于辽宁，河北，内蒙古，以及甘肃等中国的北方地区，所在地层主要在早白垩世的下沟组(相当于九佛堂组或较晚)、九佛堂组、义县组、龙江组和花吉营组。中生代鸟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石标本的发现，我国第一块中生代今鸟型鸟类化石标本于1981年发现于甘肃玉门，今鸟型类的化石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1.3亿多年前 [ 3 ]。截至2020年5月，已报道的中国中生代今鸟型鸟类共计25属27种。利用U-Pb同位素定年方法，对含鸟类化石标本地层的锆石进行测年，得出的地层年龄是义县组约1.252亿年 [ 4 ]，龙江组相当于辽西义县组 [ 5 ] [ 6 ]；九佛堂组位于义县组的上部，其年龄大约是1.200亿年，而甘肃下沟组地层通常被认为相当于九佛堂组或年代较晚的地层 [ 7 ]；而花吉营组含鸟化石层距今约1.307亿年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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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中生代今鸟型类展现的形态的多样性 在大量的化石标本中，中生代今鸟型类已经在形态以及习性上展现出来很大的差异，中国已发现的中生代今鸟型类形态差异大，但多以中小型鸟类为主，如红山鸟、古食种鸟等大小如现生的家燕，燕鸟较大，大小如现生的乌鸦。一些今鸟型类同时存在今鸟型类和反鸟类特征，如星海鸟、古喙鸟等。古喙鸟中跗跖骨仅在近端愈合，而远端没有愈合，星海鸟中Y型的叉骨等 [ 9 ] [ 10 ]，都展现了其原始的特征，即便如此，牙齿退化的角质喙和加长的后肢的出现，却代表着它们具有一种与反鸟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已报道今鸟型类中，大部分还保留着牙齿，诸如红山鸟、燕鸟、甘肃鸟、叉尾鸟、松岭鸟、义县鸟等，而在古食种鸟、丁氏鸟、星海鸟、古喙鸟等牙齿退化。 一些特化的类群。如目前发现最早的红山鸟科的弥曼始今鸟，距今约1.307亿年，红山鸟的存在延续了约1000万年，拥有着很强的飞行能力。部分红山鸟科成员的标本中保存着较好的羽毛印痕，如弥漫始今鸟、副红山鸟、高冠红山鸟等。其中，高冠红山鸟有着狭长的翅膀，扇形尾羽比例与很多现生小型鸟类十分相似，或与现生小型鸟类具有相似的飞行模式 [ 11 ]。甘肃鸟，在一些标本中发现在胫附骨和跗跖骨处有鳞片状皮肤印痕，趾间具蹼，是一类善飞的滨岸型鸟类 [ 12 ]。在辽西和甘肃都有甘肃鸟科成员的发现，发现地点虽然相距甚远，但其生活环境却十分相似。 另外，对马氏燕鸟CT扫描显示，其前齿骨以及齿骨之间的关联方式比较特别，可能通过关节软骨相连，并受下颌神经分支的控制，这增加了下颌的活动性，而这种增强的活动性使得鸟类在食物的时候具有高度的灵巧性。颌骨末端的角质喙、前齿骨、牙齿、齿骨，展现了一种极具特征、已经灭绝的高度灵活的头骨可动性，但是这种方式目前只发现在已经灭绝的今鸟型类化石中，而这种方式可能从早白垩世一直持续至晚白垩世，之后逐渐消失 [ 13 ]。 此外，在已知的早白垩世今鸟型类中，觉华鸟和长颌鸟都有着不同其它今鸟型类的超长的嘴，然而二者也明显不同，比如前者保留有牙齿，后者则完全退化。更有意思的是，已报道的标本中多数鸟类后肢的对握趾较小，这表示它们更适合涉水或者陆生，而非树栖。其前后肢比差异也较大，最小的高冠红山鸟只有0.77，最大的古喙鸟则有1.58 [ 14 ]，这说明尽管以陆生和涉水为主，但依旧有着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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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食性和生活习性 很多标本中都直接或间接的保留有关食性的证据，诸如我们上文提到过的，许多中生代今鸟型类都长有牙齿，但这些类群的牙齿可能有利于它们捕食，但牙齿结构并不适合咀嚼食物。 在一些今鸟型类化石标本中，保存了一些与这些鸟类食性有关的直接性的证据，例如，李氏食鱼鸟的胃部保存了鱼类的骨骼化石，一些燕鸟标本中有鱼类残骸被完整地保存。不仅如此，马氏燕鸟中清晰的展示出来与现生鸟类类似的嗉囊，并有浸软的鱼骨的存在，这表明在消化道不同部分之间移动摄入物的高效发达的蠕动肌肉系统也存在，燕鸟或许和很多现生食鱼鸟类一样，也能远离它们的栖息地进行捕食，捕食后会把部分食物储存在嗉囊中，和现生食鱼鸟类有着及其相似的营养方式 [ 15 ]。中生代，鸟类就已经有了高超的捕食技巧和进步的营养方式。 此外，很多今鸟型类标本中都有胃石的存在，如甘肃鸟、燕鸟、古喙鸟、义县鸟、丽鸟、古食种鸟等。但胃石的数量，大小和磨圆度均有差异，这可能和它们的本身的体型，食性和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而磨圆度可能只是代表着挑选的差异和进入胃部时间的长短，若要证明更多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一些今鸟型类，如匙吻古喙鸟等，脚趾短粗且强壮、趾爪弯曲程度较低，表明其更加适应陆地生活。而且大多数早白垩世今鸟型类较短的对生后趾显然不太适合用来抓握树枝，可能更加适应在地面活动和觅食。兴安鸟、义县鸟、旅鸟、甘肃鸟和叉尾鸟等后肢明显长于后肢，这些长腿型在白垩世化石鸟类属于地栖的涉禽类，它们栖息在水边。甘肃鸟化石蹼膜的发现也说明鸟类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此外，韩国同时代的鸟类足迹的发现为早期鸟类生活习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信息。这意味着涉水觅食的行为在早白垩世的今鸟型类中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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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早白垩世今鸟型类与反鸟类构成姊妹群，尽管今鸟型类已经展示出来其物种和形态上的多样性，但相比反鸟类仍是弱势类群。另外，它们都或多或少保留一些较为原始的特征，如古喙鸟、星海鸟等在形态学上较早白垩世其它今鸟型类更为原始，其他的今鸟型类明显属于更进步的谱系，在演化上与现生鸟类更为接近。 中生代的今鸟型类是由基干鸟类演化而来，但不同于基干鸟的是，在中国发现的多数中生代早白垩世今鸟型类体型都较基干鸟小，在演化上发生的哪些改变导致这一结果，我们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去发现更多的证据。中国早白垩世多数今鸟型类鸟类后肢的对握趾较小，不太适合用来抓握树枝，这表示它们更适合涉水或者陆生，而非树栖，但如果说现生鸟类的祖先一定是水生或滨岸型鸟类，似乎还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持。 新技术的应用让中生代鸟类的研究进入新的篇章，平板CT扫描技术会对古鸟类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发现的这些今鸟型类化石对于研究现生鸟类的起源、早期鸟类的辐射演化及生活习性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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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多义词的理解和运用是许多学生在翻译实践时的难点问题。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为视角，以海事英语中的多义词“dead”为例，分析多义词翻译教学策略，期冀为教师的多义词翻译教学提供借鉴。 关键词 :Dead，翻译教学，海事英语，多义词，隐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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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好语言的基础是掌握词汇，词汇的运用是人类认知理解的过程，容易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英语词汇中有诸多多义词，提高学生对多义词的掌握能力一直是个教学难题。海事英语作为特殊用途英语，其专业性强、有特定语境和文化，部分通用英语的词汇在海事英语中有专门的词义，会被赋予新的含义，也出现很多一词多义的现象。而海事英语中对于一些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翻译教学研究较少，因此越来越多的航海类院校及企业重视海事英语的多义词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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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多义词现象与隐喻认知观 多义词现象是一个词语有多种具有相互联系意义的语言现象，是人类通过隐喻的认知手段由一个词的基本词义向它义引申的过程，是人类认知范畴和概念化的结果。认知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人们的系统概念，也是多义词的丰富来源(娄宏亮，余淑媛，2019) [ 1 ]。 “隐喻的认知观”系统阐述了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主要有：1) 隐喻的普遍性：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2) 隐喻的概念性：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相反，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隐喻性；3) 隐喻的系统性：由于隐喻性概念是系统的，所以人们用来谈论此概念的各方面的语言也具有系统性(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 2 ]。根据始源域的不同，隐喻分为三类：空间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空间隐喻是一种意象图式隐喻，此类隐喻是将始源域的空间结构投射到非空间概念的目标域上，使此概念具有了空间方位感；实体隐喻是将抽象的事件、活动、情感等视为有形的实体和物质，所以此类始源域的成员是实体或物质；结构隐喻指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和定义模糊或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李越，2010) [ 3 ]。因此，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和认知工具，在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纽带作用，深深影响着多义词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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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隐喻是多义词的丰富来源，亦是不同词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以海事英语中“dead”为例，可以采用隐喻视角下的直译法、意译法、特点释义法、加强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翻译方法。除上述方法的讲授，教师进行课堂多义词翻译教学时，应引导学生不仅要掌握单词的基本含义，也要掌握其隐喻含义，注重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和跨文化意识，同时注意根据学生不同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因材施教。通过对海事英语单词“dead”这一典例的分析，研究了多义词翻译教学策略，期冀提高词汇翻译教与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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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司法实践孕育着法律规范发展与完善的空间，行政原告资格中关于“利害关系”的司法判断，早在本世纪初就有法官尝试在裁判中运用德日的“保护规范理论”以诠释利害关系，虽然鲜少直接出现“主观公权利”及“保护规范理论”等字样，但不少法院在裁判时已暗含着保护规范理论的判断框架或相关思维逻辑。而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正式引入，当推最高院裁判的“刘广明案”。因刘案的积极示范，各法院普遍性地认可并接受了这一域外学理，将其作为判定原告适格的有益工具，保护规范理论也逐渐脱离具体的个案，逐渐演变为一般性的司法方法论在我国行政原告适格案件中得以适用。 关键词 :保护规范理论，利害关系标准，主观公权利，司法适用，本土续造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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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之判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难点主要聚焦于行政相关人的原告适格判定方面，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将“利害关系标准”确定为行政原告主体资格的核心基准。然而，目前我国的行政法理迄今尚未对“利害关系”形成统一的、明确的诠释和分析框架，司法适用中对于行政原告适格问题的处理，也基本处于暗箱状态 [ 1 ]。正因立法论中“利害关系标准”的模糊性与司法实践所需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才迫使我国行政审判领域在2017年正式纳入外国学理“保护规范理论”，以补充“利害关系标准”的适用困境 [ 2 ]。在刘广明案的再审裁定中，最高院抛弃“不利影响”或“实际影响”等传统的审查路径，用较多篇幅对德日“主观公权利”以及“保护规范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予以细致界定，构筑起以“保护规范理论”为核心基准来阐释原告权利要件的方法论，即通过探求行政实体法中是否含有“私人利益保护”的意旨，以此获取主观公权利，并将其作为是否能够寻求司法保护的依据。刘案后，各地法院积极援引这一域外学理来阐释原告资格，“保护规范理论”也逐渐脱离刘案等具体个案，演变为一般的司法适用方法在我国实践中加以适用；许多行政法官还通过个案的有益探索继续推动这一外国学理在我国司法领域的本土化续造。2018年最新的《行诉解释》颁布，其中的第12条第5项及第13条实质导入了保护规范理论的逻辑思路，一定程度上将该理论推向了“制度化”。本文尝试以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适用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以该理论引入前的暗合适用，到正式引入时的积极效应，再到引入后的本土续造为主要逻辑线，进一步探析保护规范理论在最高院早期案例中实际适用的特点，阐释刘广明案正式纳入该理论时确定的“利害关系”判定框架，以及我国法官后续本土续造的成果，以期更为全面地考察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为今后的司法适用提供一定的方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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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适用的暗合 “保护规范理论”在2017年的司法引入并非偶然，实际上，在该理论正式引入我国行政审判之前，针对疑难案件的原告资格判定问题，早已有法院尝试寻找更为客观化、清晰化的判断框架来补强“利害关系标准”的模糊性，部分行政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裁判逻辑中暗含德日的“保护规范理论”的判断思路，或者明显有着往该理论的方向思考的影子。 2.1. 王春案 在2016年的王春案 [ 3 ] 中，一审和二审法院得出的裁判结论都为原告王春与被诉的环评批复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这两个法院的裁判切入点主要是传统利害关系标准中的“实际影响论”。而最高院在本案再审中一改往日的审查逻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利害关系”判定思路：如果起诉人请求保护的权益正好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时所要考虑的，所谓“考虑”即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蕴含了原告权利的内容，抑或是相关法律规范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征询或听取原告意见，则应当认可原告与被诉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因而判定原告享有起诉资格。 本案裁判中，最高院提出这一全新的判定思路，暗含了保护规范理论思维逻辑的雏形。首先，明确“原告诉请保护的利益内容”；其次，探求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规范之意旨；再者，判断原告请求保护的利益是否落入法律规范保护的利益范围内；最后，得出原告与被诉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的结论 [ 4 ]。这个判定思路背后切实潜藏着保护规范理论的内在法理：将判定原告适格的问题转化为解释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利益的问题，从原告权益角度出发判定原告资格的存无，与保护规范理论探寻“私益保护性”的审查思路完美暗合 [ 5 ]。 2.2. 臧金凤案 在臧金凤案 [ 6 ] 中，裁判的核心争点同样是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也认为臧金凤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而最高院在再审中，先是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为个人权利诉讼的基本定位，并明确提出“利害关系”判定时三个考虑因素：一则原告权利存否；二则该权利是否为主观权利的范畴；三则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侵害。而这三个考虑因素一定程度上恰好体现了保护规范理论的逻辑思路：要求区分个人诉讼与客观诉讼，以及区分自身权益保护与公法保护，这既与保护规范理论注重探求个人主观权利的功能相契合，又与该理论侧重权利救济的主观诉讼性质相一致，基本契合了主观公权利以及权益受侵害的两大判定要素，属于保护规范理论引入前的先例铺垫。 从上述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首现并非在2017年，早在本世纪初，我国法官在判断起诉人的“利害关系”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含着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2016年，最高院在“王春案”的裁判中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作了一个较为正式的预告。这些实际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案例，也进一步强化了此理论正式引入我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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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正式司法引入 3.1. 刘广明案基本案情与核心争点 “刘广明再审裁定案” [ 7 ] 正式引入了保护规范理论，本案的基本案情如下：张家港市发改委做出张发改许备[ 2015 ]823号通知，该备案通知中的项目选址范围包含了原告承包的土地。刘广明以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为由，向张家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而复议机关以刘与823号通知无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刘广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刘与823号通知没有利害关系。 1 本案的争议仍聚焦于刘广明与823号通知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即落脚于公法规范规定的“利害关系”之判定方面。一审、二审皆否定了刘广明的原告资格，最高院的再审同样作出了驳回诉请的裁定。刘案的案情非常简单，而刘案之所以成为判断原告资格的标志性案件，且在行政法学界与实务界影响巨大，是因为在刘案的裁判中最高法院抛开了“实际影响”或“不利影响”来论证利害关系存无的一贯思路，转而正式引入德日保护规范理论之判定框架，对我国的行政原告主体资格之认定规则予以了重新构思与界分 [ 8 ]。 3.2. 刘案纳入的“保护规范理论”判定思路 3.2.1. 公法关系要件 在刘广明案中，最高院首先对传统的“利害关系标准”进行了两方面的阐释：第一方面，利害关系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二方面，除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 2 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已将“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放宽为“利害关系”标准，但本案中最高院仍然将“利害关系”限定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继续限定于“公法上利害关系”的范畴。这属于保护规范理论框架中的第一个要件：公法关系要件 [ 9 ]，奠定了在原告资格判定问题上以法律关系作为方法论取代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的基础前提。最高院的具体阐释如下： 第一方面，利害关系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区分法律上利益与事实上利益，排除因反射性利益受影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行政机关履责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为此，行政过程需要对多元利益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和使用行政资源。如果不特定的公众仅仅是依据行政机关的监管行为而间接获得事实上的利益，则其并不具有实体法所赋予的行政执法请求权，仅具有反射性利益。从行政机关的角度而言，如果行政机关履责不仅要考虑公共利益，同时要兼顾考虑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时，此时特定主体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 第二方面，利害关系仅限于“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区分“公法上利益”与“私法上利益”，排除因民事利益受损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民事纠纷当事人。行政诉讼本就是公法上的诉讼，因而，最高院在本案中还特别强调了行政诉讼的公法属性。法院以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为例，虽然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与这些民事主体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债权人与抵押权人的本质是为了主张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应当通过民事的相关救济渠道处理矛盾，不应该走行政救济渠道。只有公法上的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或侵害，即只有特定公民的主观公权利受到损害，其才与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公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将利害关系限于“公法上的利害关系”，有助于区分行政救济渠道与民事救济途径的界限，防止行政司法资源的过度浪费。 3.2.2. 保护范围要件 最高院在刘案中提出，判断起诉人是否具有主观公权利，可以从被诉行政行为的保护范围方面予以考虑，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的时候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要求其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或者说行政机关有保护特定公民的法定义务，则可以判定该公民拥有主观公权利。反之，如果行政相关人虽然拥有某种权益，但该权益并不是相关行政部门履职时需要兼顾考量的，就不宜认定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的权益具有法定性。由此而言，“保护范围要件”也可称为“权益法定要件”，即原告提起诉讼时请求保护的权益是法定的。而且此处的权益法定主要由制定法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涵摄，特殊情况下还可援引行政惯例等。总结而言，从起诉人的角度看，只要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正好落入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要依据法律规范的保护意旨中，该起诉人就成为了适格的原告。从行政机关的角度而言，如果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之意旨中除了维护公共秩序，还兼顾保护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则可认定特定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间具有利害关系，起诉人享有原告主体资格。 3.2.3. 私益保护要件 最高院引入保护规范理论，目的在于为了让其发挥司法实践的指导价值，主要体现在将法律规范所保护的公民权益与公民自身的请求权基础相联结，也就是所谓的“私益保护要件”。这一要件实属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内容，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相关实体法要求其“考虑、尊重、保护”的是特定的、个别公民的合法权益。换言之，只有当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维护的是行政相关人个人、特殊的利益时，该相关人才被视作适格的原告 [ 10 ]。关于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主要的方法论还在于探求法律规范的保护目的究竟是保护个别公民的利益，还是维护公共秩序。如果法律规范保护目的是个别公民的利益，或者不仅是维护公共秩序，同时兼顾保护个别公民的利益，此时就可以认可公民个人利益的存在。反之，如果法律规范的保护目的仅仅在于公共利益，则不能认可公民个人享有诉权。 总言之，本案中最高院抛弃“不利影响”或“实际影响”等分析框架，构筑起以“保护规范理论”为核心解释“利害关系”中权益要件的方法论，并且对“保护规范理论”、“主观公权利”的内涵及外延予以细致界分，为传统“利害关系标准”的判断提供了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框架。而且，最高院在刘案中还将德日的“保护规范理论”进行了初步的中国式表达，使其更加契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此外，最高院还提到引入保护规范理论时要将我国的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纳入考量之中，可见，最高院已经意识到域外法理引入我国本土时需要注意我国本土特殊的制度因素与法治发展状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