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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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运气，指命运，机遇以及自然界物质本源和自然现象。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人们总是不自觉地祈求好运。好运气帮助人获得成功，达到理想的目标，获得满意的生活。心理学对于运气的研究始于归因理论，人们最早认为运气外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发现运气并不是随机的、偶然的、不受控制的，而是内化的、稳定的、存在个体差异的。有的人总是受到好运的眷顾，而有些人的运气总是不尽如人意(Andre， 2006)。 近年来，运气的特质理论越来越为人接受。Darke & Freedman (1997)最早提出了“运气是内部的、稳定的个人属性”，并测量了个体的好运信念。Wiseman & Watt (2004)认为好运信念不足以概括人们对运气的看法，应当把好运信念和坏运信念分开测量。Andre (2009)克服了Darke和Freedman只测量好运的缺点，编制了机会量表，其中包括“幸运”和“不幸”两个独立的因子。Maltby (2008)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运气信念量表，量表包含“好运信念”、“坏运信念”、“一般运气信念”、“拒绝运气信念”四个因子，其中一般运气信念与好运信念存在正相关，拒绝运气信念与坏运信念存在正相关。特质理论认为，运气信念的差异会给人带来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相信运气的人拥有更多非理性信念，在面对运气事件(比如买彩票)时更加自信和乐观，而拒绝运气的人会认为未来的运气是随机的，不可控制的，即使现在处于好运之中，未来也未必好运(Andre， 2009; Murakami， 2014)。 运气信念被定义成一种非理性信念，从运气信念向外延伸，研究者发现不同个体在运气行动、运气经历方面也存在差异。个体对于运气的认知评价与过往经历有关，经历过越多好运事件的个体，越容易获得“我是幸运的人”的观点，并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Higgins， 1996; Andre， 2009)。幸运的人具有一些优秀的行为特质，比如，善于观察的个体容易发现被别人忽略的关键信息，从而更加好运(Wiseman， 2003)。好运的人更加开放外向、善于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困难时容易获得人际方面的帮助。好运个体愿意在困难时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就是通常观念中的“越努力越幸运”(杨勇，2018)。与好运个体相比，坏运个体具有一些行为上的缺陷，比如不善于确定明确的目标、拥有更多的避免失败的动机、存在更多执行障碍，进而难以完成任务(Maltby et al.， 2013)。 在面对运气事件时，人们希望能采取行动获得好结果。在坏运后洗手(Xu， Zwick， & Schwarz， 2012)、敲木头(Zhang， Risen， & Hosey， 2014)、购买幸运符等行为体现了人们试图驱散坏运、获得好运的思想。这些祈福式的行为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反而意味着对面临的高不确定事件没有把握(Wiseman， 2003; Sagone & Caroli， 2015)。人人都希望获得好运，但面对运气事件时，很多人缺乏合理的行动指南。 随着运气研究的深入，中文版运气特质量表编制的必要性日益彰显。首先，运气是一个具有文化含义和哲学思辨的心理量，运气特质的理论边界比运气信念更加广泛，包括了行动因素，仅仅使用运气信念来定义特质是有局限的、不充分的。其次，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运气的理解不同，有研究报告过西方运气信念量表在中国适应不良的情况(王洪涛，2010)，编制本土化量表对明晰中国人的运气的概念、进行跨文化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人们试图回答“如何能获得好运？”“面对不确定事件，应该怎么做？”等问题，一些研究已经给出了答案，但还没有研究将这些结果串联起来，形成系统的行为指导。最后，明确中国人运气特质的结构，可以帮助个体摒弃不合理信念和迷思，减少不利于运气的行动，获得更多好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运气包含随机的、不稳定的因素，以及可控制的、稳定的因素，其中稳定的因素应当定义为运气特质。运气信念和运气行动共同决定了个体的运气特质，并影响运气事件的走向和结果，在此理论基础编制运气特质量表，并对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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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网络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招募被试。 样本一：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招募363名被试，剔除10名未认真答卷的被试，保留353份有效数据，问卷有效率97.25%，被试中有153位男性，200位女性，年龄18~60岁，平均年龄30.01 ± 6.96岁。 样本二：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共招募215名被试，剔除3位未认真作答的被试，保留212份有效数据，问卷有效率98.60%，被试中有95位男性，117位女性，年龄18~60岁，平均年龄29.82 ± 10.46岁。 样本三：用于重测信度的检验。在样本二测量三周后，随机抽取其中的87名被试进行重测，共回收71份问卷，问卷回收率81.61%，有效问卷中男性31名，女性40名，年龄18~49岁，平均年龄为29.27 ± 6.28岁。在完成测量并审核通过后，所有被试均会获得随机红包的奖励。 2.2. 过程及工具 2.2.1. 运气信念量表 Maltby (2008)等人共同开发了运气信念量表(Darke and Freedman Beliefs Around Luck Scale)测量个体的运气信念，量表包含22道题目，采用6点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越符合题目的描述。量表中的四个因子是“好运信念”、“坏运信念”、“一般运气信念”、“拒绝运气信念”，四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0.85，0.85和0.68。 2.2.2. 效标问卷 选取已有运气研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效标作为效标问卷，为了避免被试疲惫，问卷的题目数量适中，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最终使用大五人格BFI-44版(黎红艳，徐建平，陈基越，&范业鑫，2015)、生活满意度量表(熊承清，许远理，2009)和生活定向测验(温娟娟，2012)作为效标问卷。 大五人格BFI-44版：共48题，采用五点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越符合题目的描述。该量表包括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尽责性、神经质五个因子，元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各维度的α系数均接近0.8。 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题，采用七点评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越符合题目的描述。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生活定向测验：共6题，包括3个正性词和3个负性词，测验采取五点计分，从0“非常不同意”到4“非常同意”分别记0~4分，负性词反向计分。量表中包括乐观和悲观两个因子，两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是0.73和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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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运气特质量表的编制 3.1. 运气信念题目的编制 在英文版运气信念量表的基础上编制运气信念相关题目。三位心理学硕士生将英文版运气信念量表翻译成中文，一名心理学专业硕士生、一名英语专业硕士生将译后版本再翻译成英文，与原文进行对照。在翻译原有题目的基础上，增加6道自编的运气信念题目，形成28道运气信念的测量题目。 3.2. 运气行动题目的编制 以“Lucky Scale”、“Lucky Factor”、“运气”、“幸运”为关键词，对文献进行调研、翻译，提取关键词，总结17篇文献中提到的与好运、坏运有关的行为因素。同时，召集37位18~60岁的志愿者进行深入访谈，访谈问题主要有：1) 请用三个词语描述你眼中的运气。2)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算运气好？3) 你认为运气好的人有什么共同点？4) 你认为做什么会让一个人好运？5)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运气差？6) 你认为运气差的人有什么共同点？7) 你认为做什么会让一个人运气差？访谈获得与运气相关词语、描述语句和事例共67个。将文献调研和访谈中的词语进一步筛选和提炼，将共同度在60%以上的词项合并成一个题项，形成25道运气行动测量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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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目前，许多心理学家采用心理特质(psychological traits)一词来描述个体的特征(Larsen & Buss， 2017)，本文在特质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现有运气特质的理论边界，探索人的信念和行动与运气的关系。在编制量表的过程中，注意到英文版运气信念量表在东方文化环境中适应不良的情况，为了使运气信念题目更加适合中国被试，加入6条自编题目，并删除9道载荷不良的题目。进行深入访谈，发现中国人对运气行动的理解集中在“越努力越幸运”、“善良的人有好运”、“好运的人善于做决定”等几个维度上，与国内外文献对好运因素的阐述不谋而合。根据访谈和文献调研结果，确定了运气行动的题目。 在对数据进行第一次主成分分析时，发现了“好运特质”和“坏运特质”两个因子，结合已有研究，建立了好运特质量表和坏运特质量表两个分量表。人对运气的定义并不是非好即坏的，坏运特质下的题目不是好运特质的反向题目，应作为独立的维度存在。经过对分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好运特质由好运信念、相信运气、良好人际、努力与坚持、认识与直觉五因子构成；坏运特质由坏运信念、迷信行动、坏运行动三因子构成，因子间均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在三周后对样本三被试进行重测，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 在结构效度检验时，为了达到最优的拟合效果，对好运特质和坏运特质分别建立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发现一阶模型的拟合数据更加理想。通过分析平均方差抽取量，量表具有符合标准的收敛效度。在校标效度检验时，主要关注运气特质量表与已有的运气测量在效度检验上是否具有相似的结果；运气特质量表的各因子间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测量结果是否能反应个体在运气方面的稳定属性。结果表明，好运特质量表各因子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与乐观、满意度和人格中的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坏运特质量表各因子间具有显著正相关，与满意度、乐观、人格中的外倾性、宜人性存在负相关，与悲观、人格中的神经质维度正相关。以上与已有的运气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好运特质量表和坏运特质量表均具有较良好的效标效度。 运气本身是随机的、公平的，一部分人拥有更多的乐观资源，更加善于发现运气、把握运气、将坏运转换为好运，是人群中具有好运特质的个体。本研究通过2个分量表32个题目的测量了中国人群的运气特质，被试的选取具有广泛性、代表性，被试数量符合心理测量学规范。删选后的题目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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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宣布了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的重磅消息。这一涉及到1418所高职院校的消息，将在2019年的9月入学招生中逐步实施。全国1418所高职院校，如何承接这个“100万”人才培养计划，如何达到预设的技能高级人才的培养目的，这将是当前高职院校最为迫切需要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特别是民办高职院校，应该如何做好迎接准备，本文就从招生、教学、管理、就业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 :高职扩招，UBL人才培养，新型学徒制，走读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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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职扩招，是我们国家当前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最新、最高度指导，是为我国培育技能型工匠、高技能人才的保障战略，是提升我国中高等技能型人才的最有力措施。针对这一面向新型高等职业教育的保障措施，从国务院到地方教育部门，都给予了具体的保障和具体实施政策和措施，不论政策与保障措施，其具体实施和责任还是落实在高职院校身上。如何迎接扩招的100万高职生，本文仅以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的典型民办高职院校为例，以本校所居地域、校企合作、精准扶贫、学徒制实施等已有条件，做好积极参与和迎接新的扩招高职生的准备 [ 1 ]。通过“五基础四准备三实施两保障”的具体措施，确保民办高职院校在高职扩招中的积极作用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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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民办高职院校的扩招基础 2.1. 行业与地域性基础 近年来，民办高校在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下，如雨后春笋，但都具特点，如行业背景、领军企业或地域优势等。在未扩招之前，民办高校本身就承担着为行业或地域发展培养高端新型技能人才的重任。这也正是在专家论证、政府支持的前提下才获得的办校资质。而同样的在地域和行业背景下，首先是高端技能人才的缺乏和人才培养的途径不宽泛，同样存在着已有的技能人才需要在新技术新技能时代的知识和技能更新，或需要持续学习与继续教育，这样的前提中，扩招首当其冲的民办高职院校就更应该担负起重责，为行业和地域已有人才、空缺人才做技术技能知识更新和培养做好先锋 [ 2 ]。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地处天府新区，作为天府新区的一所高职院校，将首先为区域经济需求而培养技能人才。虽然天府新区建制时间不长，但原有产业企业已经成型，并且在各个直管区建有孵化园、产业园等，入住和引入了很多新型企业，区域规划都已将其多数企业纳入天府新区发展的重点。故此在产业升级及人才弥补方面，以及企业人才技能提升需求方面，均具有良好的扩招生源需求的基础。 2.2. 校企合作基础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目前22个院系部，其中12个二级学院为校企合作学院。在校企合作中，本身就在开展为企业进行的定制培养、订单培养，这对同产业人才需求培养奠定了宽泛基础。同时，从图1的专业设置中也可以清晰的表明，即使同一专业名称，但由于合作企业不同，故此在人才培养的专业技能方向上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各校企合作二级学院对学生的培养，引入了各自企业的所属产业行业，其影响力广，技能专项性强，就业渠道畅通。 图1.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学院及专业分布 2.3. 培训基地基础(1 + X证书认证) 或许，大多数的高职院学院都建有培训基地或学院，不论是从人社部的从业资格证书，还是工信部或龙头行业工程师认证，更有最近由教育部主导的学历+证书的认证(1 + X证书认证)基地，都是培养社会技能人才的重要场所。有了技能培训基地的前提，对于高职扩招，也是必须的基础之一。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有自主的技能培训学院，也备案有省人社厅的职业技能鉴定所，在教育部推出1 + X证书认证后，不论是第一批通过认证证书还是第二批的认证证书，就专业对口而言，都是包罗在其中，并正在积极申请成为试点基地之一，如将建成教育部的X证书认证基地，这也为后期的扩招奠定坚实基础。 2.4. 地方经济服务基础 在高校中，几乎都会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联动进行科研、人才服务、技术服务等合作，这也是高校所必须承担地方经济服务的责任。有了较强的联动，将技能知识及学历提升进行推广，必将获得当地政府、企业的大力支持。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地处天府新区眉山直管区的仁寿视高镇，学院与眉山市科技局、眉山市科协、眉山市人社局、眉山市社会局、眉山市经信委、眉山市文体局、眉山市武装部等都建立有密切紧密的联系，已逐渐将眉山市的全运会、中小学运动会、企事业单位职员拓展训练、征兵启动等大型活动场地设置于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并与周边工业园区400多家企业建立人才服务和科研攻关等众多社会经济发展联动。 2.5. 民办高职的自我发展基础 目前，不论从我国职教二十条，还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标准等指导意见对高职教育进行了触动，更在扩招100万的政策倾斜下，为高职院校的发展铺垫了健康发展之道。同时，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大好形势下，各高职院校也在注重自身发展，特别是民办学校的自我发展更是伴随着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政策正在不断提升。民办校的自我发展是由学校自我动力在推进，从管理到经费，都具有自我动力占主导，这就比公办院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没有了固有的公办院校体制约束，还有教学场地、设备投入、师资投入等等诸多不能实时跟进市场，这就为民办高职的扩招灵活性打下了重量级的基础。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作为四川一所学科较为齐全，规模领头的高职院校，在2015年已被四川省政府列为应用本科建设院校，同时在学科建设、科研课题、专业建设、学工建设等多途径、多元化的进行全面提升。同时，学校还在加强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引进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理念，如学校和世纪鼎利合建的互联网+学院，就以UBL人才培养模式引领教学 [ 3 ]，实施校企合作的共培共育，提升教育质量和发展内涵建设。 为实施一个优异的政策，没有一定的基础和健全强大的保障，是很难以去实现的。要实现全国高职扩招100万，不会是平均任务给每一所高职院校，也不会给某一地域的学校，而是将重点扩招放于有基础、有实力的高职院校。具备上述五个基础，才有可能成将扩招100万高职学生培养的目标优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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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民办高职院校扩招的准备 民办高职院将自我提升和发展作第一要素，在承担主要的扩招任务时，应该如何去准备迎接这新增的高职生们呢？ 3.1. 招生宣传与策略准备 高职扩展，不是局限于“高考生”，而更多的是将“社会”青年招进高职院校。在国家政策及指导意见中，对扩招的高职对象及范围已进行分批次划定，只要我们按照国家政策实施和执行，就有着面向“社会”招考高职学历技能知识学生的基础。在招生宣传中，主要是按照国家政策进行分批宣传，同时在指导意见实施中，也需要策略和谋划，才能有效的在社会中招考到新的扩招高职新生。 面向退伍军人的招生和面向新型农民职业人的宣传，肯定是不一样的，在宣传对象、宣传渠道、宣传方式及宣传行为方面，都要因地制宜，才能事半功倍。面向退伍军人，首先是为其再就业进行招生宣传，与本校所开设专业行业、地域需求为重点，以再就业为引导，以岗位能力驱动和引导招生。面向新型农民职业人的招生，重点放在已经掌握一定技能、具有一定管理能力基础，且外出务工有一定成就的农村人员上，面向他们的专业也是和农村发展、农业技术等相关才会招考到更多的人群参考扩招100万高职生。 3.2. 教学实施的准备 高职院校扩招100万的基础实施准备，最重要的就是教学实施，如果没有做好教学实施的扩招，是对选择学习的人才时间浪费，也是对人才工程建设的亵渎，更将会影响到我国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国策大计。从一般性的来讲，公办高职院校的教学设施、实训条件、师资力量等均有优势。但从整个教育行业来看，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更为迅猛。从教学用地的灵活批复，教学场所的建设多元化，教师招聘的多渠道和便宜性，实训设备更是有校企合作厂家的运行投入，这些民办高职院的教学条件准备，针对新高职生扩招是优势于公办学校的。但为了高职扩招，民办高职院校还是要做到上述教学实施优势中的充分准备，否则也就无优势而言 [ 4 ]。 3.3. 扩招学生的管理准备 扩招学生的管理，在民办高职学校的企业管理体系中，结合优质高职院的学生管理工作条例和经验，在多元化的管理方式中，其管理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更加人性化的特征，既严格要求学生对道德、社会新的意识形态进行严格教育，同时又按照企业岗位需求和岗位责任严格管理学生。在之前的高职学生中，一般公办学校管理较为宽松，“开门办校”在管理学生的制度中实施的是开放性政策。而在民办高职院校中，对学生的行为管理则是“封闭”的。对于扩招的高职学生来讲，本身其学习行为不太良好，没有强硬的措施管理，则难以实现“技能”学习的目的 [ 5 ]。特别是从今年的四川高职高专招生录取分数的划分来看，文科、理科，以及对口高职的高职专科分数线仅为150分，同时还对少数民族、特困地区、特困户等生源进行降分录取。这样在新的时期，学生管理更加需要精细化，为扩招后的高职学生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千万杜绝以招进学生交钱为目的，三年后交完学科重修费即发毕业证的现象。这样不仅害了学生，损伤了国家扩招高职生源的本意，同时浪费了国家的大好技能人才培育期，为学生、家庭、社会及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对学生的管理，除了常规化的行为管理之外，还具备大数据行为分析系统管理，对学生的技能学习、平时考勤、消费习惯等进行大数据监控，实施预警系统，为学工系统、教学督察提供了有力依据，能有效的辅助管理好学生，并能在毕业时为就业单位出具学生三年的个人行为及能力分析，以方便用人单位有依据量化参考毕业生。 3.4. 就业保障的准备 就业形式是当前利好的时机，很多专业在学生入校时都被企业选择为定向培养生。特别是校企合作的宽泛开展，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的就业在学生报读时就有企业进行跟踪。目前的就业形势大好，也是国家对高职教育进行促进发展的一大举措和保障。各个民办高职院校，都有着相对稳定的就业渠道，以保障学生们在掌握一定技能后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除了现有的就业保障之外，在教育部的新政职教相关法规鼓励中，建立专业校企共建、教材实训校企共建共研、建立校中厂厂中校等多途径发展，以优质岗位迎接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同时，大力践行人社部的“新型学徒制”，将企业员工引入“扩招”高职生的范畴，本身就是带岗位学习，更加保障扩招高职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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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民办高职院校扩招的具体实施 4.1.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联动实施 新型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是当前主要推行的由企业和学校共同进行的一项职业教育育人模式。2014年8月，教育部出台《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2015年7月，人社部和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现代学徒制和新型学徒制开展工作的主要内容都是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养”或者“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学徒制的各项工作。现代学徒制的前提是由学校招生，进行与企业联合培育技能型人才，而新型学徒制则是由企业招聘，然后联动学校进行人才技能的培养。民办高职院校本身机制灵活，与市场接轨快捷，专业及方向调整方便，与企业建立新型学徒制联动，建立教学、住宿、管理的可行资源共享，可实施走读制、借读制、集中授课制等可实施措施，即在招生保障、教学管理及就业保障上对扩招技能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有着强大的基础。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2019年与相关企业共同根据人才需求、专业共建培养及地域经济服务人才培养，共计向四川省教育厅备案专业方向25个，建立联合人才培养基地13个，可实施为扩招高职学生落地，即企业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5000人/年。在企业新型学徒制的联动中，为扩招实施提供了可行保障，做足了迎接扩招的充分准备。 4.2. 精准扶贫的科技扶贫实施 近两年来，各个高等学校均投入到精准扶贫的行业之中，民办高职学校对精准扶贫主要体现在科技扶贫方面。由高校进入扶贫地区的科技扶贫，往往都是带着项目、科学知识及技能进行扶贫工作的。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面向甘孜州白玉县的科技扶贫，特别是将科技种植、信息科技、教育科技知识和技能帮扶到本地，与本地的教育、财政、卫生、农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深层的联系和项目支持。同时，在寒暑假，均将白玉县的中小学教师、会计从业人员、医护从业人员、农业科技人员、信息技能人员等进行培训和技能培养，这样的准备及前期实施，已经开始为“扩招”做了些铺垫。白玉县的信任和学院对科技扶贫的工作支持，奠定了从白玉县招收新型职业农民等新型技能人才进行学历、技能提升，将不仅仅是在“扩招”政策下的实施举措，更是结合攻坚扶贫的长效机制之一，为贫困地区培养新型技能人才，在扩招高职中的责任也需自我肩负。 4.3. 特殊社会人群的学历及技能提升实施 在目前“扩招”面向对象的指导意见中，主要面向的是“新型技工”、“新型职业农民”、“新型退伍军人”等特殊人群的定向扩招培养。其实在各个行业或领域，均有能工巧匠而没有机会进行学历提升，也有由于技术发展，技能需要更新换代的工人需要技能提升，还有整个工业制造及智慧农业后期的整体水准提升，故此，特殊社会人群中，大力推行和宣传“高职扩招”，更加有利于国家的制造业整体发展和推进全民知识结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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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民办高职院校扩招的毕业和就业保障 5.1. 民办高职院校扩招的毕业保障 毕业是检验学生能否将预定的知识和技能达到一定的考核合格，通过考核合格者，颁发国家教育部统一备案的学历证书，考核不合格，只能通过重新学习、留级学习再行考核，或者根据已获考核通过的部分情况给予结业。而目前的高职院校中，每年均有2%以内的学生因为各种原因难以顺利获取到毕业资格。或许有些教育人士认为，高职学生毕业还不简单，只要：学费不拖欠，重修填名单，教务一勾画，合格瞬时间。这也许是当前一些高职学院对毕业生的“考核”和“要求”，而非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以及各院系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考核进行。个别现象并不能代替整个职业教育，当然我们更加应该严格要求和考核高职学生的各项技能和知识掌握情况。针对“扩招”的新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将会更加需要严格考核标准和考核制度，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考核，以宽“进”严“出”做好民办高职院校扩招高职生的毕业保障，不能“水”考核，更不能“水”毕业 [ 6 ]。 5.2. 民办高职院校扩招的就业保障 其实，面向扩招的高职生其毕业保障，在前面的阐述中已经提及。但是，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虽然当前处于就业红利时期，其就业需求人才缺口大于毕业生。当然，这也并不完全代表每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都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岗位。根据专业属性、地域属性、产业发展属性等的多元素影响，目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大致在93%以上。由于高职“扩招”面向的多数对象为已有“岗位”人群，则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大致如图2为的几种：返岗就业、二次就业、再就业、自主创业等几种形式。 图2. 高职院扩招的就业形式 对于新型的扩招“高职”生，就业的渠道是畅通的，但为了更好的职业标准提升及就业创业服务，民办高职院校更要进行多元化促进扩招高职生的就业，以完善和保障“扩招”的国策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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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高职院校“扩招”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高职院校迎接“扩招”责无旁贷，特别是民办高职院的灵活机制和多元化平台融合，快捷响应“扩招”政策，迎接“扩招”高职生的到来，为我国制造业培养技能工匠，提升全民知识水准做好各项准备，按照上述“五基础四准备三实施两保障”的具体措施，确保民办高职院校在高职扩招中的积极作用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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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内疚是指当个体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或伤害了别人时，会感到局促不安，同时倾向于向受害者道歉或采取某些措施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时所产生的一种自我意识情绪。内疚在亲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对内疚情绪产生的神经机制、认知机制以及发展特征进行了总结。未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研究：1) 探究幼儿内疚情绪的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2) 完善内疚情绪研究的实验范式，通过实验研究对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做出因果推断；3) 综合观察法、生理反馈技术、眼动仪等进一步研究内疚情绪发生时的外在反应和内在反应，建立内疚情绪的识别系统，为内疚情绪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和方法。 关键词 :内疚，神经机制，认知机制，发展过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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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对自我意识发展研究的不断增加和深入，自我意识情绪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关注。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也被称为社会情绪或道德情绪(Tangney & Stuewig， 2007)，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价自我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的情绪，也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绪(俞国良，赵军燕，2009)，如，内疚、羞愧、同情、自豪、感激等。内疚(guilt)是指当个体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或伤害了别人时，会感到局促不安，同时倾向于向受害者道歉或采取某些措施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时所产生的一种自我意识情绪。内疚情绪能促进个体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Ding et al.， 2016; Ohtsubo & Yagi， 2015; Ortiz Baron et al.， 2018; Skatova et al.， 2017; Smits & Boeck， 2003; Sznycer， 2019; Vaish， 2018; 汤明，李伟强，刘福会，袁博，2019)。在违规行为中，表达内疚可以增加违规者补偿行为的积极性(Aurélien Graton， François Ric， 2017; Jennifer Jordan et al.， 2015)。内疚对个体的行为起到了制约作用，内疚会促使个体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进行反省， 并感到自责懊悔，最终对自己将来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张琨等，2014)。内疚作为道德情绪的一种，对于个体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有研究指出内疚与犯罪行为、危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Spruit， Schalkwijk， Vugt， & Stams， 2016)。 本文主要针对内疚情绪的发生、发展进行梳理、总结，包括内疚情绪的产生(内疚情绪的神经机制、认知机制)以及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这对于内疚情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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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内疚的产生 2.1.内疚的神经机制 内疚的神经机制非常复杂。Shin et al. (2000)首次运用神经科学技术对自我意识情绪进行了考察，他通过让被试回忆内疚的情绪体验，阅读与自己相关的情绪经历，使用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研究了内疚发生时的脑部神经活动，研究发现相比于中性条件，内疚情绪状态下边缘系统前部脑血流量活动增加。Takahashi等人(2004)发现，内疚和尴尬会在涉及心理理论过程的神经区域内产生激活，包括内侧前额皮层和左后颞上沟。内疚感还与内侧前额皮层(Takahashi et al.， 2004)的高度激活有关，这一区域与监控心理状态和做出道德判断有关(Adolphs， 2001; Greene & Haidt， 2002; Greene， Sommerville， Nystrom， Darley， & Cohen， 2001; Nakagawaa et al.， 2015)。Zhu， Feng， Zhang， Mai， & Liu (2018)等发现，内疚激活了缘上回、颞顶叶交界处、眶额叶皮层、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区域。有研究者采用社会决策范式，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了内疚的神经基础和随后的补偿行为，发现前额叶皮层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与内疚呈正相关(Ty， Mitchell， & Finger， 2017)。Li， Yu， Zhou， Kalenscher， & Zhou (2020)将fMRI与集体互动游戏相结合考察了群体内疚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的，研究发现群体内疚激活了前中扣带皮层的神经反应模式，与个人内疚感是类似的，这拓宽了我们对群体成员是如何融入社会情绪的神经认知过程的理解。 2.2. 内疚的认知机制 情绪与认知的关系是心理学领域中一直探讨的一个话题。认知是产生情绪、情感的前提和基础。人们通过感知觉、记忆、思维等认识过程，有了对事物各种属性的认识，才能有主客体之间需求关系的反映，从而产生情绪与情感，没有对事物的认识就不能产生情绪和情感。自我意识情绪，包括羞愧、内疚、嫉妒等，同样需要复杂的认知过程的发展(Caprara， Giunta， Pastorelli， & Eisenberg， 2013; Caprara， Vecchione， Barbaranelli， & Alessandri， 2013; Tangney， Wagner， & Gramzow， 1992)。现有的发展研究表明，内疚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在许多心理能力得到发展后才出现(Deem & Ramsey， 2016)，诸如因果关系归因、心理理论等心理能力(Leary， 2007; Lewis， 2010)。 2.2.1. 归因 归因是社会认知的重要部分，它指的是人们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具体的说，就是观察者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过程所进行的因果解释和推论。根据归因理论，当与个人身份目标相关的事件(例如，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被归因于个人内部原因时，自我意识情绪就会产生(Lewis， 1971; Tangney， 1990; Tracy & Robins， 2004)。附加的属性决定了在特定的情况下激发出特定的情绪。当人们把与自己的身份目标不一致的事件(例如，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好学生，但是考试不及格)归因于特定的、不稳定的或自我可控的方面(例如，学习不够努力)时，内疚感就会产生；如果把原因归结于整体的、稳定的或自我不可控的因素(例如，不聪明)则会引发羞耻(Tangney， 1990; Tracy & Robins， 2004)。与此同时，与身份目标一致的结果(例如，通过考试)会引发成就导向的自豪或骄傲，这取决于这些结果是归因于自我的稳定/不稳定还是整体/稳定的方面(Tracy & Robins， 2004， 2014)。这些情绪的属性，不论是它们的归因导向，还是它们的情感和行为属性，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如何正确地解释和评价自己的成功和失败(Sznycer， 2019)。 2.2.2. 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theory-of-mind， TOM)是指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并据此推测他人的行为(Premack & Woodruff， 1978)。心理理论中涉及的心理状态通常包括信念、愿望、意图、情绪等多重成分，其中情绪理解主要包括对情绪和引起情绪情境的识别；对情绪和愿望、信念、意图关系的理解；对冲突情绪的理解等。Ratcliffe认为，要理解自我意识情绪，儿童就必须形成关于其他人如何看待他们行为的信念，例如，个人感到内疚，因为他认为其他人认为他的行为是错误的。关于内疚神经机制的研究中，发现内疚会激活与心理理论相关的区域，如缘上回和颞顶叶交界处(Zhu et al.， 2018)、背部内侧前额叶皮层(Amodio， & Frith 2006; Fletcher et al.， 1995; Gallagheret al.， 2000; Goel et al.， 1995)。Muris et al. (2014)发现随着儿童从关注他人的反应转向自我意识、自我表征、和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羞耻感和内疚感等自我意识情绪似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Misailidi (2018)探讨了8~10岁儿童心理理论与内疚理解的关系，发现高水平的内疚感与高水平的心理理论测试成绩有关，表明心理理论与内疚的发展确实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善于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孩子是否比那些能力一般或较差的孩子更容易感到内疚这一因果关系目前还不清楚。 2.2.3. 同理心 同理心(Empathy)，也可称为“设身处地理解”、“感情移入”、“共感”、“共情”，泛指心理换位、将心比心，也就是设身处地地对他人的情绪和情感的认知性的觉知、把握与理解(车文博，2001)。主要体现在情绪自控、换位思考、倾听能力以及表达尊重等方面。Ferguson， Stegge & Damhuis (1991)认为，内疚的出现取决于儿童基于认知的能力，如同理心。霍夫曼(Hoffman， 1982)提出，个体通常会对处于难过状态的其他个体进行一种移情倾向的判断，之后或许会意识到，很可能是由于自身的不良行为造成了他人这种难过的情绪状态，因此个体会产生自我道德准则的内省，即无意识地开始体验内疚情绪，为了使自己减少这种由于良心的反省带来的内疚感，个体在之后的行为中开始尝试约束自己以防做出另外的伤害行为。即使在以后出现某些伤害行为，也会想方设法请求原谅，做出补偿行为，以期减少对其他个体的伤害，并且降低自己的内疚感。也就是说，内疚是对客体是否体验到难过等情绪的共情性反应，以及主体是否对导致负性情绪体验原因指向自我的认知这两者的统一体。研究发现，同理心与内疚感倾向和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Roberts， Strayer， & Denham， 2014)。一项关于情绪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表明，有同理心的儿童在内疚上的得分更高(Larsen & Buss， 2009)。Gambin & Sharp (2018)发现认知同理心与情境内疚感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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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内疚的发展过程 内疚情绪在婴幼儿时期开始萌芽。Kochanska等(2002)人发现22~33个月到34~46个月的幼儿在出现错误行为的实验情境中(如把娃娃弄坏了)会表现出内疚情绪反应，如在犯错后体验到的不安的程度、倾向道歉的程度以及对他人错误的敏感度都会有所增加；其中母亲提到在犯错后会出现的后果并且会主动认错弥补过失的幼儿与其他同伴相比，在以后犯错的次数要少。许仲红使用过失情境范式观察2~4岁儿童在损坏对主试有重要意义的玩具后的 5 种典型反应(目光回避、身体紧张、总体的苦恼反应、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认为2~4岁幼儿的内疚无显著的年龄差异(孟妍菁，2018；许仲红，2007)。Mascolo & Fischer (1995)提出，大约到了3岁左右，儿童开始在他人评价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自己的外在行为与内在准则不适合时，则产生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如内疚和羞耻。内疚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3~4岁是幼儿内疚缓慢发展时期，4~5岁是幼儿内疚发展的关键时期(董傲然，2014)。6~8岁时，儿童对内疚的感受更深刻，表现出一定的修复行为，责任型内疚开始发展；到了9~12岁，儿童的道德认知结构逐渐完善，道德水平提高，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违背了德规范，内疚感就会产生。Ferguson， Stegge， & Damhuis (1991)发现儿童只有在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根据规范标准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之后，才开始表现出认识到适当情况下感到内疚的能力，这种情况不早于7岁，也不晚于10岁。 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情绪发展的高峰时期(Rankin， Lane， Gibbons， & Gerrard， 2004; Somerville et al.， 2013)。基于责任的同伴关系间的内疚是初中生内疚的主要类型，初中生的内疚情绪体验在年级上不存在差异，在性别、他人评价、情境类型以及情境类型与他人评价的交互作用上存在显著差异(丁芳，周鋆，胡雨，2014)。11年级学生与5年级、8年级学生相比，家庭情境的内疚减少，同伴内疚增加，8年级学生因违背规则产生的内疚体验达到高峰(Wiebe et al.， 1994)。从青春期到老年内疚感都在持续地增长，在70岁左右达到一个稳定的阶段，平均而言，女性报告经历了更多的内疚(Orth， Robins， & So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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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前人的研究大多都集中于关注成年人的内疚情绪，也有部分研究者在探究青少年的内疚情绪(Meesters et al.， 2014， 2017; Gambin & Sharp， 2018)。Wang et al. (2018)采用自述问卷调查了雅安地震三年半后庐山县706名青少年幸存者，研究发现幸存者内疚感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均有积极影响。但是目前关于婴幼儿内疚情绪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有研究者采用过失情境范式考察了内疚对儿童认知功能的影响，发现内疚组3~4.5岁儿童的抑制控制得分低于中性组；然而，两组的灵活性得分没有显著差异(Lapan & Boseovski， 2017)。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八阶段理论，3~6岁的幼儿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研究3~6岁幼儿内疚情绪的发展对培养个体道德感和主动感，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等发挥着自我调节的作用，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对幼儿内疚情绪的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第二，前人研究表明内疚的神经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内疚的产生过程、内疚体验本身以及内疚的自我调节等可能都涉及到不同的神经机制，这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去验证。另外，关于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是基于相关法或者是通过神经机制的研究来推测的，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内疚情绪研究的实验范式，通过实验法对影响内疚情绪的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做出因果推断。 第三，研究表明，基本情绪具有明显的、普遍性的表情识别系统，而对于自我意识情绪的外在表现不仅仅表现在面部活动，还包括身体姿势、手臂的活动、头部的运动等，综合这些非言语的行为信息，情绪表达才得以识别。以往研究发现了一些内疚情绪产生时的普遍的表现，如，脸红、流泪、低头、紧张、目光回避、担心等(Darwin， 1965; Zahn-Waxler， 1992; Yu et al.， 2017；文静，2018；于瑛琦，2013)。但是到目前为止内疚情绪的研究还没有发现一个可靠的、稳定的、能够被识别的情绪表达系统，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观察法、生理反馈技术、眼动仪等进一步研究内疚情绪发生时的外在反应和内在反应，建立内疚情绪的识别系统，为内疚情绪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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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利用高温氮化技术，以Ta 2 O 5 @Ta 3 N 5 为前驱体，以Co 3+ 为修饰剂，成功制备了Co x N (Co 5.47 N， Co 2 N)表面修饰的Ta 2 N/Ta 3 N 5 纳米叶，其可见光催化解水产氢活性高达59.2 umol∙g −1 ∙h −1 ，远高于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的21.75 umol∙g −1 ∙h −1 。控制氮化时间调控多重异质结构的组成、电子结构、载流子界面分离和转移。构建Co x N/Ta 2 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显著促进了电荷载流子的分离和迁移；缺氮化物Co 5.47 N产生等离子共振效应、低价Ta 2 N中离域的Ta 5d及N 3- 缺陷引入的杂质能级共同作用增强样品的可见光吸收，进而提升样品的光催化水解析氢性能。构建多重异质结为设计开发高效稳定的用于太阳能解水制氢的Ta 3 N 5 基光催化剂提供新途径。 关键词 :Ta 3 N 5 ，Ta 2 N，Co x N，可见光活性，解水析氢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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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利用太阳能光催化解水制氢是解决全球化石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的有效策略 [ 1 ]。开发高效稳定的光催化材料是制约光催化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技术瓶颈。近年来，Ta 3 N 5 具有合适的带隙能(约2.1 eV)，可见光的响应好，其导价带位置横跨H + /H 2 (0 V vs NHE)和O 2 /H 2 O (1.23 V vs NHE)的氧化还原电势，无需外界偏压即可满足利用太阳光分解水对半导体材料带隙的要求，理论太阳能转氢效率(STH)高达15.9%，成为最具开发潜力的可见光分解水析氢候选材料之一。然而，Ta 3 N 5 存在光生载流子易复合、光生空穴易引发自氧化等缺限，导致光催化或光电催化析氢效率远低于5%，严重阻碍了其商业化应用进程 [ 2 ]。 据报道，通过Ar/H 2 高温还原处理，Ta 3 N 5 能够在Ta和Ta 3 N 5 界面生成低价的Ta 2 N和TaN，提高电导率促进电荷转移，并调控其电子结构，增加可见光吸收 [ 3 ] [ 4 ]。另据报道，钴基过渡金属化合物被广泛用于助催化剂，如磷化钴CoP和二硒化钴CoSe 2 用于HER助催化剂，氧化钴Co 3 O 4 或CoO x 、氢氧化钴Co(OH) 2 、磷酸钴和硼酸钴用于OER助催化剂 [ 5 ] [ 6 ] [ 7 ] [ 8 ]。 本文以Ta 2 O 5 @Ta 3 N 5 为前驱物，以Co 3+ 为修饰剂，利用高温氮化还原技术，将Co x N修饰在Ta 2 N/Ta 3 N 5 表面，制备Co x N/Ta 2 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纳米叶。通过氮化时间调控多重异质结的结构、组成及电荷分离和转移，提高其可见光催化解水析氢性能。该研究为构建高性能多重异质结构Ta 3 N 5 基光催化材料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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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试剂与仪器 试剂：TaCl 5 (分析纯)，湖南省华京粉体有限公司；甲醇(分析纯)、乙醇(分析纯)，天津市光复科技有限公司；Co(NH 3 ) 6 Cl 3 (分析纯)、NaOH (分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仪器：管式炉MXG1200-40S，上海微行炉业有限公司；氙灯350 W，上海蓝晟电子有限公司；X射线衍射仪Shimadzu XRD-6000，日本岛津公司；透射电子显微镜Tecnai G 2 TF20，美国FEI公司；紫外漫反射UV-2550型紫外光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光电流测试CHI660E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有限公司；产氢测试CEL-SPH2N，北京中教金源科技有限公司。 2.2. Co x N修饰Ta 2 N/Ta 3 N 5 光催化剂的制备 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的制备采用课题组前期报道的方法 [ 9 ]，以TaCl 5 醇溶液为原料，采用水热法制备Ta 2 O 5 纳米颗粒，再经高温氮化制得。取1 mL 0.05 M Co(NH 3 ) 6 Cl 3 溶液与1.5 mL 0.1 M的NaOH溶液加入30 mL蒸馏水于100 mL烧杯中混合溶液搅拌加热至黑色沉淀完全，加入0.295 g Ta 2 O 5 @Ta 3 N 5 ，样品中Co:Ta的质量比为3 wt%，充分搅拌后抽滤，在80℃干燥12 h。取0.1 g样品平铺在2 × 5 cm石英舟中，置于管式炉中经1000℃分别氮化0.5 h、1 h、1.5 h、2 h制得Co x N修饰Ta 2 N/Ta 3 N 5 纳米光催化剂，分别记为Co-TN-0.5、Co-TN-1、Co-TN-1.5、Co-T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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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XRD分析 图1为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和Co-TN-X (X = 0.5、1、1.5、2)样品的XRD谱图。与Ta 2 O 5 @Ta 3 N 5 相比，修饰样品在38.7˚和43.7˚处出现两个新的衍射峰，分别为Ta 2 N (101)晶面(JCPDS 26-0985) [ 10 ] 和Co 5.47 N (111)晶面(JCPDS 41-0943) [ 11 ]，其余峰归属于Ta 3 N 5 的特征峰的(020) (110) (023) (004) (113) (223)晶面(JCPDS 79-1533) [ 9 ]。随着氮化时间延长，缺氮化物Ta 2 N (101)的特征衍射峰峰增强，其强度几乎与Co-TN-2样品中Ta 3 N 5 (113)晶面主峰的强度相当；Co 5.47 N (111)晶面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分析认为，NH 3 在1000℃分解产生H 2 ，将Ta 3 N 5 表面还原生成了大量Ta 2 N和Co 5.47 N，这将有利于促进光生电子从Ta 3 N 5 转移至表面活性位。然而，Co 2 N (020)与Ta 3 N 5 的特征衍射峰重叠，难以确认。 图1. Ta 2 O 5 @Ta 3 N 5 和Co-TN-X (X = 0.5、1、1.5、2)样品的XRD谱图 3.2. TEM分析 图2为Ta 2 N/Ta 3 N 5 与Co-TN-1样品的TEM和HRTEM照片。由图2(a)，图2(c)可见，Ta 2 N/Ta 3 N 5 与Co-TN-1样品均呈现不规则的纳米片结构，直径约为20~50 nm。由图2(b)可见，Ta 2 N/Ta 3 N 5 样品的晶格间距为0.243 nm和0.341 nm的衍射条纹，分别对应于Ta 2 N (002)和Ta 3 N 5 (111)晶面。由图2(d)可见，Co-TN-1样品的晶格间距为0.207 nm、0.241 nm、0.264 nm、0.257 nm的衍射条纹，分别对应于Co 5.47 N (111)、Co 2 N (110)、Ta 2 N (100)、Ta 3 N 5 (004)晶面，证实经高温氮化处理后样品形成了Co 5.47 N/Ta 2 N/Ta 3 N 5 和Co 2 N/Ta 2 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构。 图2. Ta 2 N/Ta 3 N 5 和Co-TN-1样品的(a) (c) TEM和(b) (d) HRTEM照片 3.3. UV-Vis分析 图3为Ta 2 O 5 、Ta 2 O 5 @Ta 3 N 5 、Co-TN-1样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由图3可见，Ta 2 O 5 和Ta 2 O 5 @Ta 3 N 5 样品呈现出典型的半导体材料吸收特性，在321 nm和608 nm吸收边相应于3.86 eV和2.04 eV的带隙能。壳层Ta 3 N 5 的形成将吸收边拓展至可见光区，这归因于由N 2p轨道取代O 2p轨道提高了价带位置，从而降低了带隙能 [ 12 ]。与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相比，当Co x N与Ta 2 N/Ta 3 N 5 结合后，相应于Ta 3 N 5 的本征带隙吸收边消失，Co-TN-1样品在567 nm以上的可见光区表现出强吸收，这主要是由缺氮化物如Co 5.47 N产生了与贵金属类似的等离振子共振(LSPR)效应所致 [ 12 ]；此外，低价Ta 2 N中离域的Ta 5d轨道及N 3− 空位引入了杂质能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样品的可见光吸收 [ 13 ] [ 14 ]。 3.4. 光电流分析 在350 W氙灯模拟太阳光照射及施加0.2 V偏压条件下，Ta 2 O 5 @Ta 3 N 5 和Co-TN-X (X = 0.5， 1， 1.5， 2)样品的光电流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样品光电流依次增加的顺序如下：Ta 2 O 5 @Ta 3 N 5 < Co-TN-2 < Co-TN-0.5 < Co-TN-1.5 < Co-TN-1，当氮化时间为1 h制得样品的光电流最高约为24 uA∙cm −2 。结果表明，构建Co x N/Ta 2 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能够明显提升光电流响应，促进光生电子和空穴分离和转移。 3.5. 可见光催化解水产氢活性 在可见光照射下，测试了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和Co-TN-1样品在20%甲醇水溶液中光催化解水产氢活性。Co-TN-1样品可见光催化产氢活性高达59.2 umol∙g −1 ∙h −1 ，远高于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的21.75 umol∙g −1 ∙h −1 [ 9 ]。因此，样品的可见光催化解水产氢活性的提高，应归因于Co x N/Ta 2 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构的形成改善了样品的可见光吸收、促进了光生载流子界面分离和迁移所致。 图3. Ta 2 O 5 、Ta 2 O 5 @Ta 3 N 5 、Co-TN-1样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图4. Ta 2 O 5 @Ta 3 N 5 和Co-TN-X (X = 0.5， 1， 1.5， 2)样品的光电流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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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利用高温氮化还原技术，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浸渍吸附3 wt% Co 3+ ，经1000℃氮化1 h，将Co x N (Co 5.47 N、Co 2 N)修饰在Ta 2 N/Ta 3 N 5 表面，成功制备Co x N/Ta 2 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纳米片，其可见光催化解水产氢活性高达59.2 umol∙g −1 ∙h −1 ，远高于Ta 2 O 5 @Ta 3 N 5 前驱体的21.75 umol∙g −1 ∙h −1 。构建Co x N/Ta 2 N/Ta 3 N 5 多重异质结构显著提升光电流，促进光生电子和空穴分离以及迁移；表面缺氮化物Co 5.47 N产生与贵金属类似的等离子共振效应，以及低价Ta 2 N中离域的Ta 5d和缺陷N 3− 空位引入的杂质能级共同作用，导致样品可见光吸收显著增强；上述因素协同作用，提高其可见光催化解水产氢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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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相比于传统经济学理论，从不对称模型出发理解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机制更符合人类生活的现实背景。不对称社会困境是指处于不同资源状态下个体面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决策情境。无论是社会分层、社会比较和权力感所造成的社会关系不对称，还是初始资源配置、奖惩设置所造成的决策结构不对称，都可能导致不对称资源状态的出现。本研究对社会关系不对称与决策结构不对称影响合作行为的研究现状进行述评，鉴于目前关于不对称因素影响合作行为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建议未来研究应考虑社会价值取向、公平偏好、自我控制等个体因素来揭示不对称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 :合作行为，社会困境，不对称，社会阶层，奖惩设置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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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合作是伴随人类进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Raub， Buskens， & Corten， 2015)，揭示人类合作行为的发展机制一直是心理学、经济学、社会神经科学等领域专家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Declerck， Boone， & Emonds， 2013; Parks， Joireman， & Van Lange， 2013；谢文澜，汪祚军，王霏，张林，2013)。合作行为是指个体通过抑制个人利益最大化来满足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2018)。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人类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因竞争过度而致使资源耗竭，进而影响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van Dijk， Parks， & Van Lange， 2013)。 历史发展的实践昭示：无论是有限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还是团队工作的顺利完成，都离不开人类的合作行为。然而群体中的个体时常要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混合动机情境(mixed motivation)，正是这种混合动机的两难选择使人们经常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 Dawes， 1980)，例如国家军备竞赛、过度捕鱼致使生物链断裂、过度依赖汽车导致温室气体上升、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企业的产品价格竞争、组织成员的勾心斗角等，由此可见，社会困境关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已成为威胁整个社会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Van Lange， Joireman， Parks， & Van Dijk， 2013)。 当面对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混合动机博弈时，人们究竟会做出何种选择？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的”的，无论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个位置，个体总是倾向于选择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实验室的研究却发现，个体总是会试图通过放弃个人利益而提高他人或集体的利益(Balliet & Van Lange， 2013; Dou， Wang， Li， Li， & Nie， 2018)；且现实社会中通过捐款、公益等途径来谋求集体利益的人既有处于弱势位置的穷人，也不乏占据优势地位的富豪、名人。 那么，处于不对称社会关系两端的个体在面对这种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博弈情境时究竟表现如何？是更倾向于竞争还是合作？回顾文献发现，既有研究认为处于弱势位置的个体(如低社会阶层)由于资源较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更强，因此会做出更多合作来达成互惠的目的，以适应不利的局面(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也有研究发现，与处于弱势位置的个体(拥有更少资源)相比，强势位置的个体(拥有更多资源)为集体利益贡献更多，且贡献的相对量往往与其所拥有的资源量呈正比(van Dijk & Wilke， 2000)。总而言之，社会关系的不对称(包括社会阶层、资源不均等)是影响混合动机博弈中合作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对处于不对称社会关系中个体合作行为的差异及其内在机制尚未给出统一的答案，因此，我们试图梳理目前关于不对称社会关系影响合作行为的争议及解释机制，以期更全面的理解人类合作行为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