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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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ASD预后的指标与状况 要对预后状况进行评价则首先需要对疾病的“康复”标准进行明确的界定。然而在ASD领域，由于对康复的定义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导致各界人士对ASD的预后状况难以达到共识(Cederlund et al.， 2008)。 2.1. 以智商作为预后评价指标 最早于1987年Lovaas等使用智商作为ASD康复与否的指标，他们使用密集型的应用行为分析法干预ASD学龄前儿童，发现在长期的干预后47%的儿童在小学阶段达到智力正常水平并可以在普通班参加学习，即认为这些儿童获得了康复(Lovaas， 1987)。然而后续的研究者认为将智商作为ASD康复衡量标准的观点有失偏颇，他们通过后续的调查发现Lovaas研究中的大部分儿童虽然后续达到智力正常水平但仍然符合孤独症的诊断。也正因此将智商作为ASD的康复评价标准在后期逐渐被其他指标所取代。 2.2. 以医学诊断作为预后评价指标 在随后近三十年的预后研究中，研究者转而使用医学诊断作为判断ASD者是否康复的指标，即通过对ASD者的障碍表现进行评价从而判断个体是否达到康复，比如达不到ABC (The 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等诊断量表的诊断标准即意味着ASD者的康复。早期以此指标作为ASD康复的标准，研究者发现ASD儿童康复的比例极低，只有1.5%儿童在后续的随访中没有明显的障碍表现(Rutter & Whitmore， 1971)。近年来，随着干预措施的改善以及教育康复质量的提升，有研究发现ASD成人不符合ASD诊断标准的比例正在逐渐增加，3%~25%的ASD者可以“痊愈”，不再满足ASD的诊断(Venter， Lord， & Schopler， 1992; Larsen & Mouridsen， 1997)。但是文献也报告，虽然不再符合ASD诊断，这些个体通常残存高级的语言使用、细致的社会互动、执行功能障碍、注意力不足、持续的偏好兴趣、不善于保护自己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些个体虽然不再符合ASD诊断，却常常改变成为符合其他疾病的诊断，如幼儿期个体常被诊断为语障、智障或其他发展障碍；没有合并智障的儿童期个体常符合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诊断，或符合抽搐或妥瑞症的诊断；少年和成年期个体常符合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诊断(Schreibman et al.， 2009)。 2.3. 以社会适应作为预后评价指标 部分研究者认为医学的治愈只是预后的一个方面，ASD者不表现出症状并不代表其能够适应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的独立生活。因此Howlin等对ASD预后标准做出了修订，将对ASD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整体状况(如就业与学习状况、与他人的关系建立、是否独立生活等)的评价作为预后的指标，并将预后划分为良好预后(能够从事工作或者参与高等学习，并且能够独立生活/拥有两个以上关系稳定的朋友)、较好预后(能够从事工作或者参与高等学习，或者能够独立生活/拥有两个以上关系稳定的朋友)、局限预后(不能从事工作或者参与高等学习，或者不能够独立生活/拥有两个以上关系稳定的朋友，但不能达到ASD外其他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即没有良好的预后，但是障碍在同龄人或者人群中并不明显)、较差预后(严重障碍，无法独立生存或存在一种主要的精神障碍，但具有一些明确的语言和非言语沟通技能)和不良预后(明显的严重障碍，无法独立生存，也没有明确的语言和非言语沟通能力)这五个种类(Howlin et al.， 2004)。 利用该标准，研究者发现27%的阿斯伯格综合症者预后良好、47%预后较好、23%预后局限、3%预后较差、0%预后不良；相比较而言，典型孤独症者的预后更差，0%达到预后良好、7%预后较好、17%预后局限、20%预后较差、剩下56%的典型孤独症者预后不良(Howlin et al.， 2004)。有趣的是，人们通常认为阿斯伯格综合症者具有正常或者超常的智商，因此设想其预后应该相当不错，但结果却仍显示仍约有五分之一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者预后局限或者预后较差，这也间接表明单独使用智商作为ASD预后的指标有欠妥当。另外一项研究也利用社会适应作为评价标准对120名13岁~22岁的ASD青少年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ASD者预后较差或者预后不良，其在教育、居住和职业环境方面需要父母或者照顾者的支持，只有4名ASD者达到良好预后(Billstedt， Gillberg， & Gillberg， 2005)。总体而言，Howlin等的预后标准能够对ASD个体的适应性功能进行整体评估，但是该标准较为抽象，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评价方法，导致评估结果主观性较大。 2.4. 以“最佳结果”作为预后评价指标 近期，研究者提出使用最佳结果(Optimal Outcome， OO)作为评定ASD康复与否的指标(Fein et al.， 2013)。OO综合了之前对ASD“治愈”的各项指标，如临床诊断、社会适应等综合维度对ASD的状况进行评价，并且给出了具体的评价方法。满足OO的个体需符合以下条件：1) 根据ASD观察诊断量表(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ale， ADOS)和临床检查都确认不符ASD的诊断；2) 文兰社会适应量表的社会和沟通维度分数都高于77；3) 父母能提供儿童成功发展友情的资料；4) 能够在没有针对ASD的特殊支持下在普通班级学习，即能在无ASD缺陷有关的教学或辅导的支持(如社交技巧训练)在普通班学习。 在Sutera等人的一项研究中对90名具有患ASD高危因子的幼儿进行追踪和调查(其中73名被确诊为ASD)，经过两年的干预，发现有13名原先被诊断为ASD的儿童达到OO，这些儿童在社交和生活适应等方面和非ASD者未表现出显著差异，OO的比例达17.81% (Sutera et al.， 2007)。虽然具有OO的儿童不再符合ASD的诊断标准，在社会适应和沟通上等都与正常人差异不大，但是一些研究者发现，OO儿童和青少年在语言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Kelley等人使用了10种语言测试，对14名(5~9岁)原被诊断为ASD，后被认为存在最佳干预效果的儿童进行评估，发现OO儿童的语法功能和正常儿童类似，但是他们在语用和语义上存在不足(Kelley et al.， 2006)。Suh等人也对具有最佳干预效果的OO青少年(8~21岁)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叙事的方式进一步评估了OO青少年的自发性语言，发现OO组存在语用和高水平的语言障碍(如出现过于正式的语言和自我修正障碍) (Suh et al.， 2014)。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OO组可能存在抑郁、焦虑、多动等非孤独症核心的症状，其在面孔识别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Fein et al.， 2013)。 通过上述研究可见，虽然长期以来对ASD康复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但从发展趋势上看，目前对ASD者预后的评价已经逐渐转向采用综合的维度进行评价。从整体的研究结果上看，仍有部分ASD者可以达到比较良好的预后，如可以建立友谊、拥有比较好的社会适应性和独立生活等。然而纵使拥有最佳结果的个体也不能实现在各个领域上达到正常水平，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较轻微，或者非孤独症特征维度上的不足。了解这些内容对于孤独症家长的心理判定，专业人员的干预执行，以及干预效果的评定等都能带来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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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ASD预后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从前文所述可知，国外ASD研究已经发展综合评价的最佳结果(Optimal Outcome， OO)，这样的评价方式比较全面，但是还是存在评估者的主观影响因素，从而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应该发展更客观的评价方式，比如神经影像或者神经电生理的方式，比如眼动研究结果已经发现，正常发育幼儿和ASD的眼动轨迹在六个月时已经出现差异，那么这样的差异模式就可以进一步探讨预后的指标。此外，对于最佳结果的评价，目前的研究较少，需要加大样本量，尤其是对不同种族和区域的ASD进行追踪，从而对该评价方式进行评价和修正。最后，对于达到最佳结果的ASD儿童在未来的学校适应和社区适应方面是否存在障碍，需要持续追踪，从而为预后评价方式和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我国ASD预后评估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首先，我国在整体上对ASD尚处于初步了解和模仿干预阶段，其探索的重点在于如何进行诊断和干预(如将国外具有循证支持的干预方法引入、探索课程设置等)，缺乏对ASD预后状况进行纵向研究；其次，在我国开展的为数不多的相关实践中，较多研究探索将新的干预方法引入实践后对我国ASD儿童的干预效果，缺乏对影响ASD预后的本土化相关因素的探究，即在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哪些影响ASD预后的相关因素；再次，由于预后评估工作的缺乏，我国在对ASD者干预的动态调整上缺乏相应的活力。如根据前人预后相关的研究可知，使用具有循证支持的干预方法、对ASD者社交能力的重视、对ASD者家庭环境的关注和干预、对ASD者自我意识的调整以及对ASD者共患病的积极治疗等均可能对ASD的预后起到重要的影响，但我国缺乏相应的预后评估工作，因此如何调整对ASD者的干预的侧重点，如是否优先改善ASD者的家庭环境等，缺乏客观的参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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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ASD预后研究对干预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启发 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在提高我国ASD干预人员对预后现状探究意识和探究技能的前提下，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调整：第一，积极引进国外ASD预后状况评估的相关量表，进行修订和信效度研究，获得本土化可用的评估工具，并据此为儿童的发展状况建立数据档案，从而对ASD的预后状况进行积极的追踪和记录。目前韦氏智力测试和适应行为量表均有中国常模的标准化量表，但是还缺乏社交能力的标准化量表；第二，在引进基于循证支持干预方法的同时，对干预方法在本土实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目前，我国在干预方法上仍主要集中于将应用行为分析、结构化教学等定向干预方法引入，对综合干预模式的引入还很不足。将新的干预方法引入后还需通过实践和实验验证，从而探索出适合中国儿童和中国国情的干预方式；第三，积极探索其他影响ASD预后的相关因素，尤其是考虑在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哪些影响ASD预后的因素；第四，积极调整对ASD预后状况的期待。根据前人对ASD预后的评估，发现约有17%左右的ASD者在干预后能够得到最佳结果，实现基本适应社会生活，并且拥有友谊。这些数据表明ASD干预人员和ASD家长仍可以对自己的干预实践抱有积极的期待；第五，根据ASD预后的相关影响因素，获得对ASD个体预后状况的合理评估，从而及早地为ASD个体的发展做出规划。如根据ASD个体可能达到的预后水平，为其制定以自主就业、辅助性工作或在家安置为主的培养计划。其中，不可忽视前人已经发现的影响ASD预后相关的影响因素，如对ASD者社交能力的重视、对ASD者家庭环境的关注、对ASD者自我意识的调整以及对ASD者共患病的积极治疗等，在具体的干预中，通过着重训练ASD者的社交能力、改善ASD者的家庭氛围、提高ASD者的自我意识和优先诊断治疗共患病等形式促进ASD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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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社会心理学在百年锤炼中已发展成为一门日趋成熟的科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在与多学科融合中实现了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适当性与结果可靠性也受到了一定质疑。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社会心理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与趋势。在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发展现状下，发掘本土特色、回应民众的现实关切，对提高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国内国际话语权与学科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跨文化，本土化，发展趋势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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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会心理学在10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保持与社会的持续对话，实现了科学问题研究与现实关切的统和。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推动了种族主义、民族认同、攻击行为等研究；20世纪末亚洲经济的崛起，促使跨文化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热点；“911事件”以及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将社会心理学家的目光引向了现代人基本的存在焦虑(Ross， Lepper， & Ward， 2010)。 社会心理学的与时俱进使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也构建了其独特的学科基础和难以替代的学科地位。社会心理学在Science、Nature等顶级权威期刊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话语权(王芳，等，2011)。近30年(1979~2009)心理学文献引文数据的分析也表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处于心理学知识结构的核心地位(Yang & Chiu， 2009)。 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中取得了巨大进展，理论成果被广泛应用于文化教育、社会公正、药物滥用、广告消费、反恐维稳等各领域。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也陷入了研究方法的适当性和结果可靠性的危机(Kruglanski， Chernikova， & Jasko， 2017)。 对比国际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我国内地的研究起步晚，当下又面临在学术阵营边缘化和社会实践中失语的尴尬境地(俞国良&韦庆旺，2014)。基于此，我国社会心理学亟需密切关注当下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问题，发掘本土特色，在服务中国社会发展中提高学术话语权，在理论与实践创新中促进国际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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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外社会心理学发展现状 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心理学都有了一定发展，美国与欧洲依然是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输出地(金盛华，2010)。主流的北美社会心理学不断拓展科学方法、创新研究视角，同时吸收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关注群体研究的特点，促使社会心理学走向了新的繁荣(俞国良&韦庆旺，2014)。 2.1. 社会心理学与多学科融合，研究主题与方法不断拓新 以美国心理学会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APA)为例，2014~2018年收录社会心理学文章近10万篇。从研究主题来看，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认知、社会关系以及群体与群体过程三大领域(王芳，等，201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认知运动将信息处理、编码、检索、启动及抑制等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Kruglanski， Chernikova， & Jasko， 2017)。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心理学与判断决策学、经济学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近年来，神经生理特征和文化影响也被广泛用于解释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差异(俞国良&韦庆旺，2014)，社会神经科学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已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受欢迎的研究课题(Lieberman， 2007; Ochsner， 2007; Kruglanski， Chernikova， & Jasko， 2017)。 从研究方法上看，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和元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仍广泛使用。其中，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验法泛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Rodrigues和Levine (1999)就曾对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兴起了如跨文化研究、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吴甜甜，2016)。跨文化分析已经渗透进发展与家庭、社会认知、人格、沟通、组织行为等各类社会心理学课题(彼得·史密斯，彭迈克，&齐丹·库查巴莎，2009)。认知负荷操作、Stroop测试、双任务范式和等认知心理学方法也被用于研究社会心理现象(Kruglanski， Chernikova， & Jasko，2017)。 2.2. 当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用性日益突出 受“应用革命”影响，大量心理学研究人员进入了工商管理学院(俞国良&韦庆旺，2014)。健康管理、组织管理、环境研究、法律和市场营销等领域都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用武之地(吴甜甜，2016)。戴维·迈尔斯(2016)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第11版)》中总结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在临床、司法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具体应用。不良的思维模式是否会引发抑郁、孤独、焦虑乃至其他疾病；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如何影响健康和幸福，都是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联结点。如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解释风格(Haeffel et al.， 2008)。在司法领域，社会心理学研究涉及个体、群体因素对陪审团的影响，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等问题。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物质主义与主观幸福等问题则事关社会心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2.3. 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地区差异 不同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发展程度不同，研究范式各有侧重。在美国，社会心理学深受实用主义精神影响，除了关注社会认知、社会影响与人际交往等基本问题外，也注重应用问题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自我概念、家庭教养、犯罪心理、成就动机等问题，成为近年美国社会心理学界关注的焦点(金盛华，2010)。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心理学开始独树一帜，解构了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霸权地位。2001年出版的欧洲社会心理学手册，展现了个体内过程、群体过程等欧洲特色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在群体研究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关注群体秩序的维系和多数人的影响，欧洲社会心理学另辟蹊径，从群体变迁和创新中提出了少数人影响理论，此外还有社会表征论、社会认同论、话语分析等欧洲经典理论模型(黄雪娜，金盛华，&盛瑞鑫，2010)。 简言之，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优势在于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但过多依赖于实验研究，而欧洲心理学更重视行为发生的社会脉络，在研究中追求建构理论和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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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亚洲社会心理学才开始迅速发展，中国内地的发展更是晚于中国香港和日本(Haslam & Kashima， 2010)。目前，中国大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基本探索、理论体系建立、应用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具体而言，我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事件的态度、判断决策、传播媒介、家庭问题、教育心理等都受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金盛华，2010)。 近30年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我国的社会心理学者开始对西方的固化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黄雪娜，金盛华，&盛瑞鑫，2010)。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杨中芳、杨国枢、沙莲香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特定的人情关系、孝文化、面子等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杨国枢从90年代开始主编“本土心理学研究”近20册；他基于Angyl的人与环境互动论，重新论证了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特征，为人们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提供了新的理路与思考(沙莲香，2006)。 然而，我国当前社会心理学发展与美欧等国家差距仍然较大，基础理论与原创性实验研究不足(金盛华，2010)。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实验法和相关法为主，且相关法使用更为频繁(吴甜甜，2016)，研究方法多样性有待提高。7成以上的研究对象都为大学生，便捷取样的局限也难以忽视。此外，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依然贫乏(王俊秀，2014)。杨中芳(1999)曾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必须源于对中国实际情况及中国人实际行为的关心和兴趣。王芳(2011)等也主张应当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取材，研究者可以在社会公正与腐败、民众心态与主观幸福感、工作压力与员工职业心理健康、社会矛盾与网络群体事件、民众价值观变迁与道德教育等方面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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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展望与反思 4.1. 社会心理学发展趋势 4.1.1. 研究内容与方法的整合化 为了避免单因素解释社会现象的局限，社会心理学与其他学科及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和整合更加紧密(Kruglanski， Chernikova， & Jasko， 2017)。研究方法的综合化也日益显著，金盛华(2010)指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并用是现代社会心理学重要的发展趋势。大数据的使用也提升了社会心理学的预测功能，如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建立了“行为与大数据研究实验室”、朱廷劭教授开发了“国人心理地图”(吴甜甜，2016)，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都将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向大数据时代迈进。 4.1.2. 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兼容 自欧洲社会心理学解构了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地位以来，亚洲心理学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Kruglanski与Chernikova等人(2017)对JPSP文章数据的分析显示，近年来，来自美国以外的作者数量稳步增长；跨文化心理学在最近几十年里越来越流行也是社会心理学日益全球化的标志。 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向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突围的重要途径。余国良(2014)主张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需要充分发掘和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在理论建构、学科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突破。 4.2. 社会心理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选取都存在便捷取样的情况，其中莫过于大学生最受青睐。然而，这一现象不仅容易降低外部效度，也可能存在一定伦理问题，比如学生的匿名性、自愿性是否受到尊重，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是否隐瞒实情或服从研究者的目的。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整合趋势是否削弱社会心理学本身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主题难以定论。大数据使用促进了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但风险也难以忽视。比如网络用户隐私安全。以Facebook为例，该平台瞬时可以生成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详细的用户心理数据，甚至可以自动构建模型。数据使用的透明度和界限难以把握。此外，大数据固然能使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数据，但也会使某些研究者陷入数据万能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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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社会心理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科价值，也有鲜明的时代与文化烙印。在100多年的发展中，社会心理学在回应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中构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发挥了服务社会与理论创新的双重作用。当代社会新心理学的发展一方面呈现出令人欣喜的趋势，新的生长点蓄势待发；但在研究方法与结果可靠性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与风险。在社会心理学研究全球化的趋势下，跨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需立足于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发掘并培养文化自觉，在服务社会中进行理论创新。 社会心理学研究不是数字游戏，也不是人气竞赛，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流于表象，也不该以研究为手段追名逐利。社会心理学研究首先要服务于社会现实，对我国而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只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更要参与甚至影响国际主流社会心理学，使中国社会心理学成为世界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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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从二战后，学者们对“父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断增多。“父亲缺失”，“父亲参与”都是其中的重点议题，而近几十年来，“父亲在位”逐渐成为了一股研究新热潮。父亲在位是指子女的心理父亲在位，是子女对父亲的感知和内在体验，包括内心的父亲、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其他人的影响、有关父亲的信念四个维度。高品质的父亲在位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能促进子女心理的健康发展。本文将从父亲在位的概念、结构、测量、对子女的影响等方面介绍父亲在位理论，并结合父亲参与子女教育的现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关键词 :父亲在位，家庭教育，亲子关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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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由于二战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父亲缺失”对孩子成长造成的不利影响，“父亲缺失”的研究也成为“父亲”问题的主要内容(Bach， 1946; Stolz， 1954; Lynn & Sawrey， 1959)。此时的“父亲在位” (father presence)作为“父亲缺失” (father absence)的相对概念，仅以是否与孩子共同居住作为区分“在位”与“缺失”的标准。 随着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发现并不能仅以是否与孩子共同居住作为判断“在位”与“缺失”的标准。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物理意义上的父亲缺失并不能有效预测家庭问题(Nye， 1957; Retuer， 1973)。Sprey (1967)认为，心理上的父亲的存在或缺失(psychological father presence or absence)才是家庭问题中更有效的研究变量。Boss (1977)基于临床观察，认为物理的父亲与心理的父亲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心理父亲在位”必须作为一个“父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以往物理意义上的父亲加以区分。另一方面，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促使研究者们从子女对父亲的内在表征这一维度，考察子女对父亲的感知与体验。 随着对父亲在位研究的不断深入，Krampe和Newton (2006)对父亲在位的概念进行了整合与补充，他们认为，父亲在位是子女对父亲的一种心理建构而非父亲的行为特征。因此，Krampe和Newton将父亲在位定义为孩子的心理父亲在位(psychological presence of the father)，即父亲对孩子的心理亲近和可触及(psychological nearness and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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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父亲在位的结构 2.1. 理论模型 父亲在位理论提出了一个带有嵌套层次的同心圆模型，由内向外依次是孩子内心的父亲，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其他人对孩子父亲在位的影响，以及有关父亲的信念。 2.2. 模型各维度解释 2.2.1. 孩子内心的父亲(The Inner Father in the Child) 这一维度是基于Krampe (2003)提出的“内在父亲”理论。该理论认为孩子内心的父亲包含三个成分：第一个是象征性父亲，代表着人类先天的父亲意识，也包括社会意识层面中对父亲形象的描述，包括威严、力量、安全、勇敢等；第二个内化的父亲，是孩子对父亲体验的内化，也包括对其他人关于父亲评价的内化；第三个是父亲意象，由前面两个元素交互作用而形成。这三个元素共同构成孩子内心的父亲，也就是父亲在位理论的中心维度。 2.2.2. 孩子与父亲的关系(The Child’s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父亲在位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是从孩子的视角来考察孩子与父亲的关系。这是父亲在位理论模型中的第二个圆。主要有五个因素影响孩子与父亲的关系： 1) 对父亲的情感(Feelings About the Father) 孩子对父亲的情感的核心要素是亲密，感情亲密或疏远可以预示将来孩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一些要素：信任感、被接纳感、被认可和受欢迎等。Krampe (2009)年对女大学生与父亲关系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与父亲关系更亲密的女大学生报告自己和其他年轻人之间有更开放和诚实的关系。孩子对父亲的情感的另一个要素是与父亲交流的能力，交流使得双方可以互相知道彼此的想法，拉近彼此的距离。 2) 对父亲参与的感知(Perception of Father Involvement) 孩子对父亲参与的感知也反映了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Krampe把孩子对父亲参与的感知分为两个维度： a) 表达型父亲(The expressive father) 表达型父亲是指会倾听的父亲，他们善解人意，乐于关注孩子所关注的一切并参与其中。表达型父亲不仅倾听，而且会在孩子面前表达他的情感，尤其是他对孩子的爱、支持、鼓励和肯定，孩子们自身也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重要性；而消极的表达体现为情感的退缩、拒绝、责备和否定； b) 工具型父亲(The instrumental father) 从孩子的视角来看，工具型父亲的主要特点是教育和指导，这样的父亲帮助孩子学习新知识，发展新技能，在孩子童年时期与他们玩游戏，随后拓展到孩子的学业、爱好和运动，帮助解决问题，为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做准备。 3) 与父亲的身体互动(The Phys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父子之间的身体互动不同于母子之间的身体互动，前者更有活力，更不可预知，对孩子的发展有更多的激发作用。Yogman (1982)发现父亲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孩子，早在23天大的时候与父亲的游戏就可以让婴儿变得更有活力更兴奋。 4) 父母关系(The Father-Mother Relationship) 父母关系的好坏会影响父亲参与教养的方式与程度，进而影响孩子对父亲的感知，而不良的婚姻质量会影响父亲对教养的投入，以及母亲对父亲的评价，从而降低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存在。Belsky和Volling (1987)指出，相比于母亲，婚姻关系对父亲投入的影响更大，而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孩子对父亲的感受。Harris (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间的关系更好，那么父亲也会更多的投入到教养活动中。 5)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The Mother’s Support for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父母亲共同塑造了孩子看待和理解父亲的方式，孩子可能会通过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身体语言，行为感知父亲形象，形成心理父亲在位。Seery和Crowley (2000)认为母亲在家庭关系的运转和维护中起重要的作用，比如为孩子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父亲形象—即便父亲参与教养较少，远离孩子，母亲依然可以将父亲描述为为了家庭努力工作，从而向孩子传达一个正面、努力、爱家庭的父亲形象，因此，母亲对于孩子父亲在位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2.2.3. 其他人对父亲在位的影响(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Father Presence) 家庭影响(Family Influences)： 父母亲对其自身的父亲的体验会影响其对孩子教养的参与程度(Cowan & Cowan， 1987)。父亲的父亲体验可能产生两个结果。其一为传递(carryover)，父亲会重现自己的经历；其二为补偿(compensation)，父亲决定改变过去自己父亲的教养方式(Barnett & Baruch， 1987; Hochschild， 1989)。同时，母亲与她自己父亲的关系和体验，也会影响她如何看待配偶的教养方式。 父亲“位置”上的人(Father Figures)： 在孩子生活中，家族中(叔叔、继父等)，以及家族之外(父母的朋友、孩子的老师等)的人都可能对父亲在位的发展产生影响。 2.2.4. 有关父亲的信念(Beliefs About the Father) 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父亲”有不同的形象，比如养家糊口、陪伴孩子玩耍、制定规矩与约束的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不断发展，父亲的文化形象不断改变，但是社会文化中关于父亲的信念依旧会影响孩子内心对父亲的感知。 宗教和精神上的信念(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eliefs)： 在西方，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文化中，经常将上帝比作父亲，因此孩子们很容易将父亲的形象与上帝的全知全能，爱护人们，仁慈宽容等形象相联系。研究表明，更虔诚的信徒与他们的父亲有更好的关系(Dollahit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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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父亲在位的测量 Krampe和Newton (2006)编制了父亲在位问卷(Fath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 FPQ)，用以测量18岁及以上的成年子女对其父亲的感知与体验。英文版问卷包含134个条目，分为3个高阶维度(与父亲的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有关父亲的信念)，分为10个分量表：1) 与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感情(例如：“我觉得被父亲鼓舞着”“我觉得与父亲很亲密”)，与父亲的身体互动(例如：“父亲拥抱我”)，对父亲参与的感知(例如：“父亲常常激励我”“父亲帮助我思考未来”)，父母关系(例如：“我的父母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例如：“妈妈对父亲为我们做的一切心怀感激”)；2) 家庭代际关系——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积极情感(例如：“母亲与外祖父很亲近”)，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消极情感(例如：“母亲害怕外祖父”)，父亲与祖父的关系(例如：“父亲与祖父很亲近”)；3) 有关父亲的信念——上帝作为父亲的观念(例如：“我相信有这样一位上帝或是天父俯瞰众生”)，对父亲影响的概念(例如：“女孩子需要父亲”“男孩子需要父亲”)。 每个条目按照描述的相符程度采用5点记分：1 = 从不、2 = 很少、3 = 有时候、4 = 经常、5 = 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具有越高的父亲在位水平。 3.1. 父亲在位问卷—成年子女(Fath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 FPQ) 蒲少华等人(2016)修订了中文版父亲在位问卷。问卷包括96个条目，3个高阶维度与8个分量表(删除“上帝作为父亲的观念”分量表，并将“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积极/消极情感”两个分量表合并)。中文版父亲在位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且在许多研究中被多次使用(蒲少华，卢宁，凌瑛，&曹亦薇，2012；杨燕&张雅琴，2016；朱丽萍，2016)。 3.2. 父亲在位问卷—中学生 吴国来等人(2016)在修订了《父亲在位问卷—中学生版》。问卷包括66个项目，3个高阶维度和8个分量表(删除“上帝作为父亲的观念”分量表，并将“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积极/消极情感”两个分量表合并)的《父亲在位问卷——中学生》。经检验，《父亲在位量表——中学生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3. 父亲在位问卷——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版 刘禹含(2013)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出于研究需要，对父亲在位问卷中文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使其更符合小学生的理解，最终形成一份包含75个项目，5个分量表(情感、互动、母亲支持、父母关系、代际家庭影响)的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父亲在位问卷。易培(2013)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同样也对父亲在位问卷进行了一次修订，最终形成一份包含62个项目和5个分量表(对父亲的感情、母亲支持、对父亲参与的感知、父亲与子女的互动、父母关系)的中学生父亲在位问卷。两份问卷均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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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父亲在位”对子女的影响 4.1. 父亲在位促进性别角色的形成 性别角色的形成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父亲”这一角色有着重要的作用。父亲可以帮助男孩获得男性性别角色，帮助女孩了解异性特征(周玲，2006)。张富洪等人(2009)研究发现，豪爽、威严、豁达、自信、独立、远见、安全、勇敢等“男性化”的父性意象特征对青少年的性别角色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建立良好父性意象的子女，在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塑造方面容易出现问题：男孩会表现为性格脆弱、胆怯、懦弱、做事犹豫，缺少阳刚之气，“女性化”趋向明显；女孩则会因为缺少父爱，缺乏安全感，容易陷于早恋。蒲少华等人(2012)采用父亲在位中文版(FPQ-R)与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50)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父亲在位中与父亲的关系、家庭代际关系以及有关父亲的信念三个维度对性别角色有显著的影响。 4.2. 父亲在位促进人格与自尊的发展 蒲少华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有四个因子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人格特点：1) “与父亲的身体互动”正向预测开放性；2) “对父亲参与的感知”正向预测外向性；3) “父母关系”正向预测严谨性和宜人性。这意味着，父亲与子女更多的互动、更多的参与子女的教养活动，以及温暖和谐的父母关系对子女人格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父亲在位对子女自尊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初中生父亲在位水平的八个因子中，父子感情、母亲支持、对父亲参与的感知、身体互动、母亲与外祖父的关系、对父亲影响的概念与中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相关(任小飞，2017)。蒲少华等人(2016)关于父亲在位水平与自尊关系的一项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 4.3. 父亲在位促进社会性的发展 张璐(2013)发现父亲在位中的“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父亲与祖父的关系”、“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四个因子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水平。杨燕和张雅琴(2016)的一项研究发现，父亲在位可以通过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另一方面，父亲在位对于特殊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康胜芳(2017)的研究表明，父亲在位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伴侣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亲密关系。当子女的父亲在位水平越高，他们就越能从主观上感受到社会支持，也能对伴侣关系更加信任，因此他们会拥有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 通过梳理过去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父亲在位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的趋势：研究对象从成年子女(大学生)向未成年子女(初中生，高中生)转变，研究内容也从个人特征(人格、性别角色、成就动机、应对方式等)向更广的社会性内容(学业成就、同伴交往、人际信任、家庭教育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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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父亲参与家庭的现状 结合近年来研究者们对父亲在子女成长中作用的研究，人们发现父亲对子女认知能力、社会性、健全人格、性别角色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5.1. 父亲参与程度不高 尽管“父亲”如此重要，在很多家庭中父亲的参与程度却不高。邹扬(2006)对上海市550位幼儿父亲的调查发现，在孩子生活常规指导、人际关系教育、情绪行为问题处理以及学校相关活动等方面，父亲实际参与的程度不够高。石慧(2012)对江苏省486个农村幼儿家庭的调查发现，尽管父亲们能意识到“父亲”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但超过90%的孩子主要由母亲或(外)祖父母负责照料，即使是共同照顾，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也远低于母亲。同样，孙彦(2011)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对宝鸡市289位幼儿父亲进行了调查，发现尽管大部分父亲愿意参与教养活动(父母共同教育占49.5%)，但相比于主要由母亲照顾的家庭(30.1%)，主要由父亲照顾的家庭仅为2.4%。而小学生父亲对孩子教养的参与仍然以支持为主，生活中的参与、学习的辅导则比较少(郁琴芳，2016)。 5.2. 父子关系不够理想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起点，但许多父亲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不够理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9年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日本高中生最常和父母聊天(70.1%)，而中国最少(54.8%)。同时，各国高中生倾诉对象的前五名中，日韩美三国均将父亲列为第五位，而中国高中生则更愿意向网友倾诉烦恼，父亲排在第六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张琼和郑倚天(2017)对广东两千余户家庭的调查发现，在于孩子的关系上，父亲显著低于母亲。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许多研究发现，大多数父亲表现为规范者，权威的形象，与孩子的情感交流比较少，他们很少会与孩子有亲密的肢体动作，例如拥抱、亲吻孩子，也更少的对孩子说“我爱你”(郁琴芳。2016)。在许多研究中，当父亲们被问及“您认为父亲的职责是什么”时，大多数父亲表示“养家糊口”“为家人提供好的生活保障”“是孩子的指路人，是家庭的保护伞”等等(孙彦，2011；郁琴芳，2016)，由此可以看出，许多父亲仍然将自己定位于“男主外”的观念中，更多关注于为家庭和孩子提供物质与经济保障，忽略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使得亲子关系不够理想。 5.3. “父亲参与”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呼吁父亲回归家庭，参与孩子教育，陪伴孩子成长，但是实际的父亲参与程度与理想并不相符。研究显示，许多父亲虽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和责任，但是实际生活中能做到的并不多(邹扬，2006)。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存在于许多方面，例如石慧(2012)在研究中发现，只有57.2%的父亲会主动获取育儿知识，而其他父亲则依旧沿用过去的经验，同时，家庭和社会对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支持度也不够高。例如有些母亲或者祖父母辈会反对父亲参与教育，认为父亲只要赚钱养家就足够了，而有些老师希望由妈妈或女性照料着参加家长会，她们也会直观的认为父亲不如母亲那样了解孩子(尹清清，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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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未来的研究展望 6.1. 研究对象的转变 Krampe的父亲在位理论为了区别于过去研究而着眼于对成年子女父亲在位的研究，他更关注父亲在位的发展对子女成年后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国内目前关于父亲在位的研究基本都以大学生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之前的父亲在位水平不值得关注，相反，笔者认为更应当以持续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父亲在位对子女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将目光关注于初、高中生，研究父亲在位水平与其学校表现、学业表现、乃至价值观等方面的关系，从而拓宽人们对父亲在位重要影响的理解。 6.2. 提升父子关系 相比于提供物质条件，许多父亲忽略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他们习惯于表现为传统的、权威式的父亲，不轻易表达爱意，这使得许多孩子与父亲的亲密感不足，也更少地向父亲袒露心声。但是，亲子关系的好坏对亲子教育的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父子关系”是一个双向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从孩子的角度考察如何增强父子间的亲密感，提高父子关系，以提升父亲在位。 6.3. 完善对“父亲”参与家庭的支持 虽然许多父亲已经意识到自己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愿意回到家庭，陪伴孩子成长，但是理想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可能是因为支持力度的不足。一方面，家庭对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支持力度不足。有些母亲或者上一辈认为男性只要赚钱养家即可，不支持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足。现在，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为女性，而许多女性教师又习惯性的认为相比于父亲，母亲对子女的情况更了解，因此也更愿意与母亲交流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今后可以进行更多关于父亲在位与子女学业成就、职业成就、社会性发展等方面之间的联系，以此让更多人转变思维，支持父亲参与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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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函数空间算子理论一直是泛函分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之一。本文证明了在圆环Bergman空间上以有界调和函数 u ( z ) = f ( z ) + g ( z ) ¯ ，其中以 f ( z ) = a n z n + a m z m ， g ( z ) = b n z n + b m z m (其中m，n是非负整数)为符号的Toeplitz算子若是拟正规性，则一定是正规的. 关键词 :圆环，Bergman空间，Toeplitz算子，拟正规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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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关于函数空间上以有界调和函数为符号的Toeplitz算子拟正规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Hardy空间上。Amemiya [ 1 ] 等，证明了Hardy空间上以本性有界可测函数为符号的拟正规Toeplitz算子 T φ 要么是正规的要么是解析的。Ito和Wong证明了在Hardy空间上，设 φ 是一有界解析函数，若 T φ 是拟正规的，则 φ 是一内函数的常数倍 [ 2 ] ，但是作者又考虑了“almost”有界解析函数 φ ，若 T φ 是拟正规的，则 φ 是一内函数的常数倍，或 φ 是一非解析三角多项式，且在这种情况下 T φ 是正规的。在Bergman空间上，Faour证明了拟正规与正规算子的关系： ψ 为开单位圆盘上的有界解析函数， λ 为一复数，且 ϕ = ψ + λ ψ ¯ ，如果 T ϕ 是拟正规的，则 T ϕ 是正规的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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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预备知识 2.1. Bergman空间上的Toeplitz算子相关知识 记C是复平面， 0 < R < 1 ，定义 Ω = { z ∈ C : R < | z | < 1 } 。 d A ( z ) = r π d r d θ = 1 π d x d y 为C上的Lebesgue 测度。 L 2 ( Ω ) 是 Ω 上关于 d A 平方可积的可测函数全体构成的Hilbert空间，Bergman空间 L a 2 ( Ω ) 为 L 2 ( Ω ) 上由全体解析函数构成的闭子空间，即 L a 2 ( Ω ) = { f : f 为 解 析 函 数 且 ∫ Ω | f ( z ) | 2 d A ( z ) < + ∞ } . 对任意的 f ， g ∈ L 2 ( Ω ) ，在 L 2 ( Ω ) 空间中内积为： 〈 f ， g 〉 = ∫ Ω f ( z ) g ( z ) ¯   d A ( z ) . P是从 L 2 ( Ω ) 到 L a 2 ( Ω ) 的正交射影，对任意的 z ， ω ∈ Ω ，圆环 Ω 上的再生核定义为： K z ( ω ) = ∑ n ≠ − 1 n = − ∞ + ∞ n + 1 1 − R 2 ( n + 1 ) ( ω z ¯ ) n − 1 2 log R ( ω z ¯ ) − 1 ， 定义 k ω = K ω ‖ K ω ‖ 为正规化的再生核。则对任意的 f ∈ L a 2 ( Ω ) ， P f ( z ) = 〈 f ， K z 〉     ( z ∈ Ω ) . 本文记 L ∞ ( Ω ) 为由在 Ω 上关于 d A 的本性有界可测函数构成的Banach空间。 定义1.1设 φ ∈ L ∞ ( Ω ) ，以 φ 为符号的Toeplitz算子有以下定义： T φ f = P ( φ f ) ，     f ∈ L a 2 ( Ω ) . 以 φ 为符号的Hankel算子的定义是： H φ f = ( I − P ) ( φ f ) ，     f ∈ L a 2 ( Ω ) . 其中，I为 L 2 ( Ω ) 上的恒等算子。 关于Bergman空间上Toeplitz算子的性质在文献 [ 4 ] 中有详细说明。类似于圆盘上的Bergman空间上的Toeplitz算子，以下列出本文用到的Toeplitz算子的性质： 1) T φ * = T φ ¯ ； 2) 若 a ， b 是任意复数，则 T a ψ + b φ = a T ψ + b T φ ； 3) 若 φ 是解析函数，则 T φ f = φ f ， f ∈ L a 2 ( Ω ) ， 其中 φ ， ψ ∈ L ∞ ( Ω ) 。 2.2. Bergman空间上的正规、拟正规Toeplitz算子相关知识 以下给出Hilbert空间上正规算子、拟正规算子和亚正规算子的定义。 定义1.2 设 T ∈ B ( H ) ，若 T * T = T T * ，称T为正规算子。 正规算子是线性代数中正规矩阵的概念在无穷维Hilbert空间上的推广。 定义1.3 设 T ∈ B ( H ) ，若 T T * T = T * T T ，称T为拟正规算子。 若T是正规的，则 T T * T = ( T T * ) T = ( T * T ) T = T * T T ，即T是拟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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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关于Bergman空间上的拟正规Toeplitz算子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圆盘上或者单连通区域上。本章考虑了将圆盘等单连通区域推广到圆环上，从而研究了圆环的Bergman空间上的Toeplitz算子的拟正规性问题，证明了以有界调和函数 u ( z ) = f ( z ) + g ( z ) ¯ ，其中 f ( z ) = a n z n + a m z m ， g ( z ) = b n z n + b m z m (其中m，n是非负整数)为符号的Toeplitz算子若是拟正规性，则一定是正规的。 本文遇到的困难之处是后期的多项式对应及得出结论过程需要很多计算。本章结论仅仅对四项多项式成立，如若推广到一般调和多项式，则计算量更大，结论也未知。进一步研究拟正规的Toeplitz算子与正规Toeplitz算子之间的问题会有更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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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依赖于网络平台。研究者们利用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被试招募等活动，不但数据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实验过程花费的时间更短。近年来，很多实验数据来源于Mturk、Quatrics、PsychoPy等各种在线实验平台。但是，这些在线实验平台的应用优势会一直持续吗？是否他们也将会经历出现、生长、繁荣、衰退的生命周期？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介绍和对其发展前景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在线实验，网基实验，Mturk， Quatrics， PsychoPy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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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20世纪开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心理实验科学性，越来越多的基于计算机和网络平台的心理学研究反映了这一趋势。为服务于心理学科的发展，研究者们也越来越注重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改善心理实验的环境条件，进行科学的实验设计和科学的选择被试，采用先进的实验仪器，改革实验心理学教学内容。根据前人总结，心理学计算机化实验方法分为单机实验、多种设备联机实验和在线实验三种(卢伊颖，2011)。近年来，日益发展的互联网技术被认为是心理学实验的有效手段(李婕，2011)，研究人员纷纷转向网络平台进行实验研究。基于网络的实验设计能够廉价地收集到较大范围地区和人口的数据资料，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喜爱。 考虑到亚马逊平台是个被广泛使用的在线被试平台，我们在Google scholar以Mturk psychology为关键词进行固定年限搜索时(自2016年以来，以2019年1月1日数据为准)，发现自2016年以来发表的基于Mturk的心理学研究超过1.1万个，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当然，基于在线研究的平台不只是Mturk，随着进行在线实验数据的收集应用越来越广泛，网基实验的各种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人们的视野。基于网络的心理学研究简称网基研究，Reips把常见的网基研究类型分为非反应性网基研究、网基调查、网基心理测验和网基实验等(Reips， 2012)。本文将对这些在线研究和研究平台分类介绍，并提供一些笔者个人的评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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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的在线实验平台简介 3.1. 问卷星 长沙冉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问卷星(https://www.wjx.cn)，是国内最早也是目前最大的在线问卷调查、考试和投票平台，自2006年上线至今用户累计发布了超过3380万份问卷，累计回收超过23.39亿份答卷，并且保持每年100%以上的增长率(官网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月数据)。因为长期的用户累积，问卷星官方称用户已覆盖国内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模块被应用于问卷调查、考试、投票等各方面。和Quatrics相似，问卷星提供了丰富的模块和模板方便研究者进行测试和调研。而用户数量的庞大，也进一步促进了模板的丰富。 3.2. 调查派 调查派(https://www.diaochapai.com/)是另外一款在线自助调查工具，由重庆甚为派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开发，至今已有超过5千万人次参与过由调查派生成的调查问卷(官网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月数据)。重庆甚为派科技有限公司自2007年11月推出调查派以来，经过7年的积累，现已成为国内领先的自助在线调查系统。为全球500强企业、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各大专院校、非盈利机构及个人用户提供服务。其特点是可以设置独立的数据搜集渠道。如根据需求设置新浪微博渠道，微信渠道，即只有该渠道的用户才能提交数据，另外调研派的API也给开发者开发和集成提供了更多可能。 其他在线调研类的平台还有问卷网(https://www.wenjuan.com/)和乐调查(https://www.lediaocha.com/)等。 3.3. 中科院心理所云端心理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蔡华俭课题组较早在国内开启了在线实验和数据搜集的尝试。以内隐测验的研究为基础，云端心理实验室集合了教学、资源分享和实验数据采集等多项模块(http://www.cpsylab.com/) (见图6)。 图6. 中科院心理所云端心理实验室首页界面 3.4. 微信小程序 在制作调查问卷时，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收集大量数据。2019微信公开课PRO现场发布的《2018微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9月，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约为10.8亿。选择在微信发放问卷，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渠道，而小程序分享的便利性，让它成为一个收集问卷的优选载体。小程序是一种全新的连接用户与服务的方式，它可以在微信内被便捷地获取和传播，同时具有出色的使用体验。任何一个普通的开发者，经过简单的学习和练习后，都可以轻松地完成一个小程序的开发和发布(见图7)。 图7. 微信开发者工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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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在线实验研究的优点 相比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笔者总结在线研究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1) 短时间内能获得大量实验样本，通过众包平台，可以快速找到匹配信息的被试，便于大数据搜集，数据来源广泛，有网民的地方几乎都可以成为数据来源； 2) 增强研究信息公开性和研究的可重复性，许多实验数据和过程在网络上公布，大家可根据网络链接追本溯源； 3) 接第二点，便于共享，有些实验平台已经编制好的实验小程序可以拿来即用，作为自己实验程序的参考； 4) 节省了研究经费，在线实验整体费用较低，降低了被试往来实验室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比实验室实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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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在线实验研究的争议 随着人们对于在线研究的接受和关注程度的提高，目前对于在线实验参与者群体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尽管大家已经看到Mturk参与者成功取代实验室被试效果初显，然而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注意力和努力程度的问题，这些参与在线实验的样本群体是否能生成高质量的实验数据(Crump et al.， 2013)？我们可以做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主要的游戏任务之前，我们先测验了实验参与者对指导语的理解能力，并按照研究者的建议在测验中加入了检测注意力的相关问题(Berinsky et al.， 2014)。另一个担忧就是：在线实验的工作者可能曾经参与太多的在线实验任务，这可能影响实验结果。这个担忧也许可以通过操控是否使用重复的实验样本来解决，而且研究显示在实验室实验中被试是否有过实验经验对结果并无影响(Benndorf et al.， 2017)。 无论是Mturk还是实验室环境，被试动机都显著影响实验结果。在一些决策和道德有关的研究中，如被试暴露于带有金钱诱惑的欺骗任务中，在线匿名的研究可能更容易观察到人们真实的想法和决策行为。我们注意到当人们与实验室的真人交流或面对他人在线交流时，做出的道德层面的决策也会不一样(Levitt & Lis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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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心理学的大数据：在线研究的展望 心理学中的大数据包括社交心理数据、社会心理数据、消费心理数据、学生心理健康数据、学习行为数据等(余嘉元，2015)。大数据技术包括采集、存取、分析等技术，核心是数据挖掘算法。大数据影响着心理学研究范式的革新、数据采集方式的改变、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大数据的视野中，不要随机样本，而要全体数据；不是绝对追求精确性，而是允许少量错误和不完美；从因果关系的串联思维转变为相关关系的并联思维，然后从相关关系中挖掘出事物发展的概率性规则；数据不再是静止和陈旧的，而是变化和最新的(段文杰，2017) (林思远&王洪宇，2018)。 长远来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V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在线实验的优势可能会逐渐加强，劣势不断减小，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上完全取代实验室现场实验。但是对于严谨的实验科学而言，一个可能的发展趋势是结合在线实验的大样本数据发现有关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同时通过较小样本的实验室实验去证实有关结论的可靠性和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