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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明遗民的气节歌颂和人格追求 6.1. 叔子选择隐居翠微山 在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残破不堪，灾害不断，民不聊生，“江南号称乐土，然民困服役，不啻十室而五。而扬之下县，七年被水灾，民死亡殆尽。前八月，予之兴化县李廷尉疾，舟百里行田中，茫洋若大海无畔” [ 42 ]。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当时士风败坏，尤其是入清以后，苟安于世而失节者颇多，叔子感叹“及其既久，禁网少疎，时和物阜，天下相安无事，则萎靡销铄，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贤明之士接踵而有” [ 43 ] ，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兵乱祸害不断，异族入主中原，生存或死亡，即殉国与否，是遗民考虑的首要问题，虽然很多人选择了殉国，但同时又有很多人选择了生存。在生与死之间，遗民们面临着种种焦虑与困境。出于避祸或以保留作为遗民的气节和对故国的忠诚，叔子拒不与当局妥协，选择隐居翠微山。“他们往往以隐居山野、躬耕力食来保全其气节，表明其与新朝势不两立决绝态度，是对新朝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抗，是谓对前朝之忠；躬耕养亲，穷居无怨，是谓之孝” [ 44 ] ，在叔子一生中遗民的身份认同及对忠孝的坚守成为他在乱世中的心灵支柱，“遗民及遗民心态贯穿了魏禧整整一生，不仅影响了其诗文创作，而且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及人生旨趣” [ 45 ]。同时，遗民身份的保留，让叔子随时感觉身在危难之中，认为危世之下该有所不为，尝劝人隐居，“足下举室流连危城中，是悻祸也。夫祸不可悻，悻不可尝，尝不可恃，恃尝悻以免祸，君子不为” [ 46 ]。作为遗民叔子时刻保持谨慎，讲韬光养晦，不求虚名以免招祸，“此时不深自韬晦平淡，将来恐不可知”“坚持此名，致死而无悔矣” [ 47 ]。即使在隐居时也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一生保持忧患意识“自汝生至今时，皆与忧患为始终” [ 48 ]。在这种背景下，在内心的紧张与冲突中，回归山野寻找真正的自我，徜徉于翠微山中，试图获得心灵放松的自由与人格真正的完善，“山四面峭立，中开一坼，坼有洞如瓮口，伸头而登，凡百十余丈。及其顶，则树竹十万株，蔬圃亭舍，鸡犬池阁如村落，山中人多著野服草鞋相迎问” [ 49 ]。隐居成了叔子人格修炼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作为遗民的精神追求与自我人格完善的重要生活方式。 6.2. 叔子广交游，交友甚多，交游跟交友成了叔子实践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面“隐居山野、不闻世事的“肥遁”方式显然在他们反复的拷问下显得过分“消极”了一些，不足以成为“生”的理由” [ 50 ]。广泛交游，拓宽了他的视野和胸怀，也是叔子强烈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延伸。另一面，叔子交游四方，所交之友也多为遗民，“基于群体的身份认同意识，遗民们为了恢复故国，也为寻求群体的归属感” [ 51 ]。“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行急装，南涉江淮，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之奇士” [ 52 ]。叔子在交友时，看重以友为镜来窥探自己的缺点，“生平所交石友几不下十人，丈人见易堂诸子，颇以直谅相许，而教诲缱绻，则于益禧尤笃，是固同堂同室人也” [ 53 ]。在交友中多受其益，在朋友的帮助下逐渐改善自己的性情和缺点，“朋友讲益，所谓佐使炮制以成是药之切，免是药之罪者，而不敢受敬乎？” [ 54 ] 在交友中反省己之过错，提升自己的修养，“出于识见之蔽者，其失在于学；出于学术之偏者，其害根于心。先生意谓禧之蔽在识见耶？谓偏在学术，则禧之懼甚矣！” [ 55 ] 通过交友跟交友，叔子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 其友有僧侣，皆是国变之初拒不与当朝合作，隐居山间寺庙以求保全遗民志气，“其后捐妻子弃坟墓，托迹淄衣，识者拟于逊国之雪庵” [ 56 ]。“甲申乙酉以来，秃顶批淄衣，二十七年不见人” [ 57 ]。这些僧侣，叔子感叹到“夫僧于真，终于伪；有以伪始，以真终；又或始终皆伪愈不失其真者” [ 58 ]。其实就是以僧侣伪装遗民身份；有隐士遗民，在国变之际，隐居在乡村，“佯狂弃家，变姓名，教授上海县之穷乡” [ 59 ]。；有明忠臣，在明末社会腐败之际，与群奸斗争而死，“时逆阉恣横，公屡疏纠之，削籍归里，复追逮诏狱，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 [ 60 ]。有不屈服新朝而忠于故国殉国者，“武进吴霞舟先生，仗节自焚于东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门人江阴李忠毅公仲达劾魏阉逮狱死” [ 61 ]。叔子跟朋友之交出自信仰的趋同，友情颇为深厚，“先生临别握手，泪下沾襟，弟几欲痛哭，恐助哀情，非七十二老人颐养之道，故鲠涕内下。登舆频回首，望白须颓然，不禁心碎” [ 62 ]。叔子所交之友都是遗民，对故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跟忠诚，这对叔子的影响甚大。故叔子一生尤为重视忠孝跟气节。 6.3. 叔子尤重忠孝跟气节，提倡真道学。 叔子认为读书人做文章必须以忠孝为根本，“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谊，使吾之身不背于忠孝信义” [ 63 ]。在读到忠孝名臣岳飞受冤而死时，“禧伏读《宋史》，每至贼桧杀岳忠武王飞事，辄椎胸泣下，呼天自恨不生其时与之同死。盖自古大功至忠之臣，蒙冤以死，未有若忠武王之甚者” [ 64 ]。叔子心中对忠孝气节的追求是其作为遗民最大的心理支柱，也是其最显著的身份象征。 有为父报仇的孝子，“父冤虽白而仇不诛，则人子不可以一日释，古人所以重报仇之义也” [ 65 ]。而叔子的家庭亦是有极深厚的孝的传统，兄子世杰在其父亡于兵乱后，悲愤难当而亡，叔子为其做祭文时痛哭“今又以死孝成名，追随吾兄” [ 66 ]。在士风日下，变节无耻之士益多的情况下，极其重视气节，“大节则取义，小节则全身，勿动于名而轻其生，勿牵于不忍而弃其义” [ 67 ]。在伦理纲常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叔子极推崇节妇，“古今之称节妇，与忠臣并重，而节妇为尤难” [ 68 ]。表达了叔子对气节的无比推崇，在国变之初兵乱之际，为了保全自身的忠贞和对明朝故国的忠诚，有为国殉国的节妇“甲申乙酉之变，妇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胜纪；而以妇人从容就义，于吴门又得一人，盖宋子实颖之母” [ 69 ]。有夫死后拒不改嫁，从夫而死，“夏君读书攻苦成疾卒，节妇誓死以死殉” [ 70 ]。这些守节的烈女成为叔子心中对家国忠孝的典型，成了真道学的践行者，在其文集中屡见不鲜，上演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叔子大力褒扬他们，反映了叔子心中那种对忠孝的无比推崇。 在忠孝观的影响下，叔子作为遗民，满怀深情的纪念那些为国尽职、为国捐躯的忠臣，以直笔写史，弘扬这些为国尽职尽忠的人。这些忠臣以死践行了中国士大夫追求的最高人格，成为叔子心中的人格楷模。有为国戡乱的有为志士，保护人民财产于乱世中，“古之抚贼者必我足制贼，贼畏威而怀德，然后听我”“斩首八千，降敌数万人” [ 71 ] ，有为国为民至死不屈的谏官，不惧怕重臣，直言进谏，“爵尝乘驴擅出入东安门，一日与公遇，执其驴付所司，罪状爵，因以撼保” [ 72 ]。有身处乱世而廉洁为民之臣，视天下之民如子，而自己则清贫不堪，“出则步行，应门无纲纪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君之下车也，征税之耗，视前蠲其大半” [ 73 ] 有心怀公义心，帮扶流民拯救苍生，“扬之乳弃子者翁在焉，食饥者翁在焉，立赏格拯溺人者翁在焉，桥路唐肆茶药之施，翁无不在焉，甚矣，翁好行其德者也” [ 74 ]。这些人的存在代表着国家希望，也在乱世之中闪耀着无限的人性光芒，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对象。 还有以死践行儒家忠勇观的英勇之士，如蔡维立，在朝廷抵制魏忠贤，后出战宁远大战辅佐祖大寿，最终巡抚山西，在国难关头寡不敌众，“身轻，不即死，时盛脱铁甲加公肩而气绝” [ 75 ]。如涂世名，兵败被俘，“不屈而死焉” [ 76 ] ，如刘文炳，身为皇亲国戚，亲身经历了甲申之变皇宫混乱之境，得知皇帝自绝煤山无力回天，举家自焚，自己“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酬地拜皇帝，一杯酬公主，自饮一杯曰：此永固报陛下殿下时也。遂自刎” [ 77 ]。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在叔子文集中不胜枚举，这些人以生命践行着对国家的忠诚，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叔子不吝笔墨大力为这些勇士书写传记墓志铭，一面是控诉战争的暴行，另一面也体现了遗民心中对故国无比的怀念和对英雄的无比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