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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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异位胰腺及周期性呕吐均为临床罕见病，并发于同一患儿国内尚未报道。本例患儿长期反复发作性呕吐，经内科保守治疗效果不佳，手术切除异位胰腺后再行内科保守治疗，几近痊愈。通过对比对于同一治疗方案、然而手术切除异位胰腺前后的不同疗效，为临床治疗周期性呕吐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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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异位胰腺与周期性呕吐并发于同一患儿为临床罕见，较之异位胰腺多无临床症状或表现为其他非典型症状，周期性呕吐患儿即为反复发作性呕吐，具有刻板性。避免触发因素以避免或缓解周期性呕吐的发作逐渐为大众所公认，故而确定触发因素至关重要，既往所熟知的触发因素多为精神刺激方面的因素，结合我院近期收治的一名异位胰腺合并周期性呕吐患儿的治疗过程，提出解剖因素或为周期性呕吐的触发因素之一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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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情况 男，4岁，因反复发作性呕吐伴腹痛2年、加重3月伴呕血入院。患儿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反复发作性非喷射状呕吐，2~3次/年，每次持续数小时至十余小时，呕吐数十次，呕吐物为胃内容物。伴阵发性脐周痛，可耐受。呕吐后腹痛可缓解。发作过程中无惊厥，无意识障碍，无血便。发作间期患儿饮食、睡眠、活动均正常。近3月来患儿呕吐频次及症状较前明显加重，约20余天发作1次，呕吐物伴少量鲜血。自发病以来，患儿体重无明显变化。入院查体：患儿精神差，全身皮肤巩膜无黄染，腹部平坦，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腹软不胀，脐周轻压痛，无反跳痛。未触及腹部肿块。肋下可触及肝脏，质地软，无压痛，脾肋下未触及。叩鼓音，肠鸣音正常，5次/分。患儿入院后完善电子胃镜、颅脑MRI平扫成像 + DWI成像及24小时视频脑电图等检查均未见异常。小肠CT造影示：十二指肠降段上段见胰头组织包绕管壁(见图1)，管腔局限性狭窄，肠系膜血管未见明显异常；消化系统超声示：“十二指肠与胰腺头部关系显示欠清晰，均提示环状胰腺(部分型)可能性大”。与患儿家属充分沟通后决定于我科行开腹探查术。术中探查见：胰腺位于十二指肠降部内侧，十二指肠降部起始端浆膜下存在一肠壁肿物。色略偏黄，大小约1.5 cm × 0.6 cm，肿物与正常胰腺分离(见图2)，部分腹膜包绕十二指肠降部致其部分扭曲、狭窄，其余未见异常。给予超刀离断十二指肠降部挛缩部分，充分松解十二指肠降部，沿肠壁肿物表面仔细分离，完整剥离肿物。术后将肿物送病理结果示异位胰腺。然而该患儿术后呕吐症状无缓解，初步排除异位胰腺引起的呕吐症状，后继续按照周期性呕吐治疗，随访1年，几近痊愈。至此，该患儿诊断为周期性呕吐 + 异位胰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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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异位胰腺及周期性呕吐综合征(cyclic vomiting syndrome， CVS)的发生率极低，发生在同一患儿身上者更为少见。 异位胰腺又称迷走胰腺或副胰腺，是正常胰腺解剖部位以外的独立胰腺组织，与正常胰腺没有任何解剖关系，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血液和神经支配，可具有正常胰腺的任何组织成分。异位胰腺是一种罕见病，于儿童中更为少见。在行腹部手术的病人中，异位胰腺的发生率为0.25% [ 1 ]。其中异位胰腺可见于多部位，其中，发生于十二指肠的概率为9%~36%，胃(24%~38%)，空肠(0.5%~27%)，Meckel憩室(2%~6.5%) [ 2 ]。异位胰腺可见于任何年龄，但报道中儿童较罕见。其原因之一即为对异位胰腺的诊断仍缺乏有效的诊断方法。如在吴华哲 [ 3 ] 的报道中，7例异位胰腺患儿术前均行了B型超声、CT、MRI、消化道造影等检查，均无特异发现，而是于术中偶然地发现了异位的胰腺。并且，虽然异位胰腺于CT或MR可有如初级导管样的特征性的诊断特征，然而也是于少数病例中可见。该病例中异位胰腺即误诊为部分型环状胰腺；其二即为临床症状不典型或不明显。异位胰腺患者可无症状或可有呕吐、腹痛、黄疸、癌变等非特异性症状，极易隐藏于其他具有相似临床症状的疾病中，故常为术中偶然发现；最后，异位胰腺为一种先天疾病，出生后早期却极少出现临床症状，随着机体生长，病灶随之增大，此时则可能出现临床症状。在胃肠道中，异位胰腺主要位于黏膜下层(54%)、黏膜下层和肌层(23%)、固有肌层(8%)、浆膜下层(11%)，位于胃肠道全层的极为罕见(4%) [ 4 ]。该患儿异位胰腺部位即为较为少见的浆膜下层。另外，异位胰腺为一种少见疾病，现并无标准的治疗方案。对于术中偶然发现的异位胰腺，为了避免远期并发症，均应予以切除；对于那些有临床症状的患者，手术切除也是有必要的 [ 3 ] [ 5 ] [ 6 ]。 图1. 患儿小肠CT造影见十二指肠周围胰腺样组织影(箭头处) 图2. 术中可见十二指肠浆膜下存在一肿物(箭头处) CVS是一种功能性胃肠病，呈反复发生、刻板发作的剧烈恶心、呕吐，持续数小时至数天；间歇期无症状，可持续数周至数月。由于其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方法，确诊主要依赖特殊的临床表现，且是一种排他性诊断，故从患儿发病至确诊需2.6~3.1年 [ 7 ]。由于CVS并无标准的治疗方案，故而主要依赖经验性治疗。对于发作频繁、症状严重的患儿，预防即避免触发因素是主要目标。据相关文献报道，75%的CVS患儿可找到触发因子 [ 8 ]。在无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识别和避免触发因素可减少70%患儿的发作频率 [ 9 ]。在以往相关研究中，CVS触发因素为重大事件、运动、睡眠不足、禁食、易诱发CVS发作的食物(如巧克力、奶酪)等精神刺激，然而该病例报告中，患儿术前已按CVS治疗半年，然疗效不佳，术后对于同样抗CVS方案的效果不同缘于异位胰腺存在与否。随着机体生长，异位胰腺随之生长，这也就解释了患儿近3月来频率及症状加重的原因。不同于以往所发现的CVS的触发因子，通过该病例报告，我们猜测解剖因素也是CVS的触发因子之一。但由于尚未有相关文献报道，该结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病例支持，如若证实，则外科手术也是CVS的治疗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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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从全球视角看，当前“一超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占据垄断地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失衡。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可以给当前货币体系带来新的制衡力量，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完善。为此，本文从理论和现实基础两方面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发挥货币锚作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结论发现：1) 整体上，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已产生货币锚效应，且影响力已超日元和英镑；2) 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显著参考人民币，而中亚、西亚北非和独联体区域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不显著；3) 2005年汇改至2014年，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货币锚效应逐渐增强，2014年以后有所减弱；4) 贸易渠道是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主要作用渠道，跨境直接投资渠道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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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愈加频繁，一个合理、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行由发达国家掌握主导权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提供有效保障。具体而言，其一，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使其每年能获得不菲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而国际铸币税的来源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二，当国际货币发行国国内政策要求和国际责任出现冲突时，国际货币发行国往往选择维护本国利益而忽略其应当承担的大国责任。其三，一些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的主要话语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的垄断，一定程度上改善因国际货币垄断导致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失衡问题，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货币锚地位。中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其法定货币人民币近年来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提升，人民币发挥货币锚作用能大大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性 [ 1 ]。货币锚是指货币政策所锚定的目标变量 [ 2 ]，可供选择的货币锚主要有一篮子商品、货币供应量、黄金以及单一或一篮子货币 [ 3 ]。本文讨论的货币锚为第四类，指某国货币成为其他国家所盯住的货币或锚定的篮子货币，该国货币发生汇率变动会对其他国家货币汇率产生影响。如果人民币不能发挥货币锚作用，外国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目的则更多是为了套利，人民币国际化就会缺乏坚实的跨境使用基础。 国内外对于货币锚效应研究关注度日益提高，然而，当前对人民币区域锚层面的研究多集中在东南亚和中亚。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有必要对人民币在更广阔区域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探究。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分步稳妥推进，首先是要推动其在周边地区的使用，继而逐步扩展至全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目前仅有少数文献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货币锚效应进行研究，本文以“一带一路”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文献。第二，在研究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作用渠道时，不仅考虑宏观经济因素，而且加入了代表货币惯性的变量。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展开具体分析：第一，结合货币锚相关理论以及中国和“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特点，分析人民币在该区域发挥货币锚作用可能性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第二，利用货币锚效应研究领域经典模型——Frankel-Wei模型，采用滚动回归方法，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货币锚效应的动态变化予以分析，并在该模型回归结果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作用渠道；最后根据前文研究过程，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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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1. 货币锚效应 货币锚效应最初研究对象为传统的国际性货币。例如，Frankel (1992) [ 4 ] 对日元在东亚影响力进行讨论；之后，Frankel和Wei (1994) [ 5 ] 利用经典的货币锚模型对比了美元、日元和马克，发现美元在东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Wang和Yang (2009) [ 6 ] 认为日元汇率变化会影响英镑和欧元，且不存在反方向影响渠道。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人民币。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研究最早限定于中国周边国家，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已形成有效的人民币货币区 [ 7 ]。随后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研究扩展至东亚、中亚等亚洲区域，Shu等人(2007) [ 8 ] 得出，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在亚洲货币中越来越重要。通过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货币进行检验，Balasubramaniam等人(2011) [ 9 ] 发现其中有三十多个国家货币汇率明显受人民币影响，经过对五十多个新兴经济体研究发现，人民币已成为南非、智利等国货币篮子主要构成货币 [ 10 ]。 然而，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影响力有限。Chow (2011) [ 11 ] 对东亚国家货币汇率研究发现，人民币目前仍不是区域性锚货币。美元在东南亚国家的货币篮子中占据最重要地位 [ 12 ]。何剑和柳开(2018) [ 13 ] 对中亚地区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从离岸货币视角来看，虽然离岸人民币影响力高于在岸人民币，但由于离岸人民币受其他国家货币的溢出效应影响较强，仍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锚货币 [ 14 ]。 2.2.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有学者从经典理论和锚货币特点入手研究货币锚效应影响因素。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Meissner和Oomes (2009) [ 15 ] 提出经济增长背离度应当纳入锚货币决定因素范畴。锚货币一般具有币值稳定的特点，汇率稳定对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有明显影响 [ 16 ]。网络外部性是锚货币的特点，如果很多国家都选择盯住某一货币，网络外部性使得当前均衡难以被打破，一国想要有序退出当前货币锚，则需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一定的资本管制 [ 3 ]。 锚货币发行国经济特点及其与目标国的联系同样会影响货币锚效应。通过定义“区域核心货币”，曹彤和赵然(2014) [ 17 ] 以马克和美元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目标国对区域核心货币发行国贸易依存度会影响区域核心货币地位。国外学者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贸易因素是人民币影响其他国家货币的主要因素，且人民币进入其他国家货币篮子，可以使中国在产品结构相似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竞争优势 [ 18 ]。此外，金融渠道、境外金融资产持有量、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度、政治风险、利差等也都被作为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纳入实证研究中 [ 10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2.3.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少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从货币结算职能入手，在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结算尤其是大宗商品的结算方面增加人民币使用，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区域化程度 [ 25 ]。有文献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弱势美元时段内，中亚地区国家和独联体国家货币汇率显著参考人民币。人民币在东南亚区域也表现出货币锚效应，但不如中亚地区和独联体区域显著 [ 26 ]。同样以“一带一路”区域为研究对象，武小菲和沙文兵(2019) [ 27 ] 认为，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在部分国家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日元、英镑。刘刚和张友泽(2018) [ 28 ] 则认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地区货币锚效应较弱，美元和欧元货币锚效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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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锚货币的理论分析和现实基础 3.1. 理论分析 1) 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锚货币的可能性 本文主要依托最优货币理论和世界货币群落体系理论，对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锚货币的可能性进行分析。1961年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简称OCA)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各国分别使用各自独立的法定货币，对整体经济运行来说并非最有效，对于经济金融关系紧密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受益于同一种货币。该理论为一国可能因经济金融等方面的紧密联系而选择参考另一国货币汇率提供了理论基础，证实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一国货币可能成为其他国家锚货币。 王有鑫等(2018) [ 29 ] 在世界经济群落理论基础上 1 ，提出了世界货币群落体系理论，随着各国经贸联系的加深，世界经济演变为网状结构和群落体系，经济群落中的货币也就产生了货币群落。“一带一路”可被看作是一种经济群落，这个群落中的货币形成了货币群落。由于货币群落并不依靠地理区域划分，而是以经贸等实质联系为依据，中国作为区域内综合实力强劲的大国，其货币具备产生货币锚效应所需要的经济基础。 2) 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锚货币的影响因素 根据货币惯性理论和货币竞争理论，货币惯性和货币竞争是两个影响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锚货币的重要因素。 货币惯性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网络外部性，使用某种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人越多，该种货币交易范围就会越大，货币媒介交换功能越强，使用者在购买商品时承担风险也就越小，造成结果为，货币潜在使用者会优先考虑已经被多数人接受的货币；另一个是货币转换成本，货币转换成本是指替换所使用的货币而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货币替代除了会产生学习成本、交易成本外，还有基于网络外部性所形成的不确定因素，即如果其他人不使用新货币，那么就无法形成网络外部效应，新货币使用者便会支付更多成本。 货币竞争最初表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货币竞争，后又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演变为以一种核心货币为依托的国际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货币竞争的货币特性假说认为，国际货币之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优胜劣汰法则。货币交易成本、使用范围、便利程度及币值稳定这些货币自身属性赋予了其一定竞争力。 根据货币竞争理论，人民币成为锚货币过程也是其参与货币竞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贸易和金融的快速发展是提升人民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要看到，货币惯性的存在使美元等传统国际货币在货币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这可能对人民币替代其他货币产生一定阻碍。 3.2. 现实基础 1) 外部环境 “去美元化”声浪迭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国家信用货币，虽然美元依旧是具有主导性的国际货币，但多种因素使得当前“去美元化”呼声迭起。第一，美国公共债务的快速累积增长使其可持续性遭到质疑，当其他主权政府对美国债务达到信任边缘，就会改变其持有债权的结构，同时这种债权结构调整可能会引发群体效仿行为，进而出现集体性减持。第二，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破坏国际规则，不顾他国权益，随意行使长臂管辖权，使得各国对其信誉产生质疑。第三，不少国家将“去美元化”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方案。多个国家已经通过变更结算货币、调整外汇储备结构等方式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这为人民币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更均衡方向发展提供机遇。 “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有维持汇率稳定的需要。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能引发市场不稳定。当一国自身经济环境较为脆弱，市场不够成熟，相关制度管理不够完善时，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无法成为该国最适合的汇率制度。中国自2005年以来，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稳定方面取得不错成绩，有丰富的汇率管理经验。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发挥货币锚效应，对该区域国家促进国别间货币合作，维持汇率稳定具有正面影响。 2) 内部环境 依据过往经验，一国的经济实力、贸易出口多元化及产品结构和跨境直接投资是其货币锚作用、国际结算职能和国际化进程的基础影响因素。 经济实力。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稳中求进。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作为传统锚货币发行国美国相比，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而美国GDP占世界比重处于下降通道。自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首超美、日、欧之后，一直保持领跑态势 [ 30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对外贸易。自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首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后，除2016年以204亿美元差距略低于美国外，一直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从“大进大出”转为“优进优出”，高技术、高附加值外贸产品比重明显提升。近几年国内涌现出一批创新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增强，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增添新动力。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进而对人民币在该区域发挥货币锚效应具有促进作用。 跨境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输出的重要渠道，外商直接投资则可以通过促进境外人民币业务发展，为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形成创造条件。外商直接投资以人民币计价，可有效增加人民币资金用途，进一步提升境外企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和需求，形成良性的人民币跨境循环，同时可带动境外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发展，为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创造条件。 3.3. 假设提出 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中国自身内部因素，都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产生货币锚效应提供有效支撑。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和现实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具有货币锚效应； 假设2：贸易渠道会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产生影响； 假设3：跨境直接投资渠道会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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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货币锚效应和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回顾的基础上，从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两方面论证了人民币具备在“一带一路”区域产生货币锚效应的条件，提出了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两个可能的作用渠道，并对以上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整体看，人民币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锚货币，且影响力已超过日元和英镑。分区域看，参照人民币较显著的是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人民币对中亚、西亚北非和独联体区域汇率变动还并未形成显著正向影响。 2) 从2005年汇改至2014年之前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货币锚效应逐渐增强；2014年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货币锚效应则有所减弱。 3) 贸易渠道是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主要渠道。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对中国的依存度越高，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会越强。而跨境直接投资渠道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推动作用还不明显。此外，货币惯性和经济增长因素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贸易往来，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加强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贸易联系，使得“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更依赖中国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为推进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扩大人民币使用提供基础。同时，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提高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和竞争力，提升高附加值出口产品比重，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使用，促进人民币在该区域发挥货币锚效应。 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实力是一国货币成为锚货币的基础。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经济体量而言已属世界前列。但全球经济不景气及新冠疫情爆发蔓延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会引发一些国家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面对质疑，中国应结合当前发展中面临的具体情况，注重解决内部结构性问题，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物价稳定，寻求高质量增长，为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发挥货币锚效应提供坚实基础。 第三，扩大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规模，积极发挥亚投行作用。适当扩大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尤其是区域内较薄弱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提升人民币影响力。同时，可以优先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和债券，促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使用，巩固该区域人民币货币惯性和货币锚效应。 第四，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弹性。本文研究表明，目前的汇改效果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提升人民币货币锚效应。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能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真实有效地反映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变化，拓宽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进而有利于扩大国际市场人民币外汇交易规模，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影响力。 本文尚存在一些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第一，对“一带一路”子区域的划分主要以地理位置为依据，可能存在有些国家虽然地理位置相近，但经济发展上具有不同特点的情况。第二，受“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数据可得性限制，样本国家覆盖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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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泌尿外科围手术期护理经验。方法：通过对护理人员超前相关知识培训，加强入院管控和病房管理；实行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缩短住院时间。结果：共完成泌尿外科限期手术和急诊手术53例，行腹腔镜肾癌根治术、肾部分切除术、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等53例手术病人顺利康复出院，未发生围手术期新冠肺炎感染及严重并发症。结论：遵守工作流程，做到科学防控，就可以保证患者正常的诊疗工作，使泌尿外科限期手术和急诊手术病人得到安全有效的救治。相关管理策略有效保障了患者的就医安全，满足了其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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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及其他地区陆续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Cornona Virus Disease 2019)病例，国家卫健委将该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人群对新型冠状病毒普遍易感，可经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存在粪–口传播可能性，潜伏期一般3~7 d，潜伏期内存在传染性 [ 1 ]。截至2020年2月10日24时国内确诊病例为42，638例，疑似病例21，675例，重症病例7333例，死亡病例1016例，疫情处于快速传播扩散中 [ 2 ]。泌尿外科患病人群中高龄患者较为多见，合并基础疾病复杂，术后肺部感染概率较高。如果此类患者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Cornona Virus Disease 2019)，将极大地增加患者的感染风险和围术期病死率。因此，泌尿外科患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有可能高于其他专科，疫情防控形势更显严峻。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暴发后，为了保障泌尿外科限期和急诊手术病人得到正常、及时治疗及保护医务人员的安全，我院泌尿外科护理团队在护理部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国家及山东省的号召，根据医院的安排，组织人员认真学习感染控制知识、流程，做好病人及家属的宣教、加强人员配置、管理防护用具等，共安全完成腹腔镜肾癌根治术、肾部分切除术、TURB-t术、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等手术50余例，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将泌尿外科围手术期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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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超前相关知识培训，加强入院管控和病房管理 2.1. 超前相关知识培训 应对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时，护理人员的知识面和应急能力面临挑战，传染病专科知识、制度、护理办法已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利用春节假期进行超前培训非常有效。超前培训COVID-19的相关知识：1) 流行的概况、特征、过程、流行病学的特点；2) 临床表现与临床诊断标准；3) 预防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及自身防护，掌握各种防护用品的穿戴程序及方法；4) 入院病人的六问，即：问姓名、地址、联系电话、流行病学史、发热时间、外地返本地时间；5) 各种消毒方法、消毒液的配制方法等。 2.2. 加强入院管控和病房管理。 2.2.1. 入院严格筛查 入院时再次询问病史，尤其是流行病学史(包括近14天未曾到湖北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的社区旅行或居住；近14天未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者)接触过；没有野生动物接触史；近14天密切接触的人员无来自湖北及周边地区，未接触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周边人群无聚集性发病。)、测量病人体温、查看肺部CT检查、签署住院患者疫情防控健康声明书。若有发热(体温 > 37.3℃)、肺部有无磨玻璃样改变(由主管医生再次确认)、咳嗽等症状和体征，纳入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手术病人处理流程，立即报告护士长。现阶段部分感染病人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轻微发热甚至不发热，但潜伏期具有传染性。因此，入院前测量体温同时务必确认胸部影像学和血常规检查结果 [ 3 ]。 2.2.2. 加强病房管理 病区实行24小时门禁管理，在病区入口实行严密管控，安排一名专职护士筛查体温升高或者有流行病学接触的病人及家属，确认无传染风险方可进入病区，并对住院病人和家属做好宣教，陪护人员仅允许一名固定家属术后陪护，并实行一人一证，凭证进入，严禁探视。为避免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或轻症患者与其他患者或家属发生院内交叉感染，在疫情期间病区内所有病室设置为单人间。不能互串病房，更不能离开病区，随时戴口罩(指导患者正确佩戴口罩，即罩住口鼻)。为保证病房环境安全，病区保证每日通风至少3次，每次0.5 h以上，有条件者无人时可紫外线消毒。环境物体表面、地面、墙面，每天至少2次，用500 mg/L含氯消毒液擦拭或喷洒消毒。出院病人做好床单元终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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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行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缩短住院时间。 根据多学科优化模式的加速康复外科ERAS (stands for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理念是为减缓患者对手术应激反应，以及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加快术后恢复为目的，旨在使围术期护理得到优化 [ 4 ]。 3.1. 术前护理 3.1.1. 入院宣教 患者于入院时，护理医务人员应向患者主动介绍院区环境、医务人员结构及医院相关制度，并向其讲解手术流程、方法等。告知其围术期康复计划详情，使患者充分配合护理工作。 3.1.2. 心理护理 由于患者在术前对手术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其紧张、急躁等情绪，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期间，易造成患者产生出绝望、恐惧、抵制手术等应激反应，护理人员应及时安抚患者，疏导其不安情绪，让患者从身体与心理上做好准备，提升其对手术的信心。 3.1.3. 术前准备 术前长时间禁食使患者处于代谢应激状态，对患者心理、精神状态和情绪造成影响，不利于患者术后快速康复。在术前1 d进食600~700 ml碳水化合物液体，手术当天早晨摄入250 ml富含10%的葡萄糖。术前2 h禁止摄入水分，术前8 h禁止摄入食物。 3.2. 术中护理 术中为患者做好保温保暖，避免患者出现体寒，手术室温度湿度保持舒适。 3.3. 术后护理 3.3.1. 术后饮食 患者术后苏醒后即可少量饮温水，少量多次，缓解其口干口渴等症状。饮水后若无腹胀腹痛、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随着耐受程度的增加，可在6 h后鼓励患者少量进食流质食物，早期的进食和营养恢复对患者的快速康复至关重要 [ 5 ]。 3.3.2. 管道护理 加强各种管道的护理与固定，避免扭曲、打折等，严密观察引流液的性质、量、颜色，准确记录，并定时更换引流袋和尿袋，待达到拔除指标时及时联系医生，争取尽早拔除管道 [ 6 ]。 3.3.3. 术后防护 术后防护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限制病房人员流动并监测患者及陪护人员体温变化 [ 7 ]。术后严密监测血常规、血生化指标、凝血功能、C反映蛋白及降钙素原、胸腹部CT影像学检查等 [ 8 ]。此外，对于术后出现发热的患者高度警惕，根据其症状体征、检验指标变化及肺部CT检查鉴别发热原因。对于术后咳嗽并伴有发热患者，应按疑似COVID-19的标准严格隔离，并进行胸部CT检查及核酸检测。鼓励患者尽早下床活动，避免肺部感染和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 3.3.4. 出院宣教 患者出院时以口头和书面结合的宣教形式告知其出院后相关注意事项，包括：①室内外均佩戴口罩，保持手卫生，每日监测体温；②尽量避免外出，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合理饮食，有条件者可单人单间居住；③预防感冒，若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就诊。④如需复查尽量避免乘坐人员密集的公共交通工具；⑤建立患者微信群，鼓励网络在线就诊，就近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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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关注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疫情和可能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危险，泌尿外科护理人员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防控期间尽量安排本科室具有丰富经验的护士上班，进修护士及实习护士暂不安排值班。在班护理人员每日三次监测并登记体温；在家休息人员按照护士长在微信群发送的正念减压视频及音频，及时调整心态，同时每日汇报是否外出及去向。外地返回人员主动在家隔离观察14天，如出现体温升高、咳嗽等情况及时汇报。值班人员每日必须正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帽子和手套后方可开始日常医疗工作。工作中时刻要有自我防护意识，准确实施工作流程，强化消毒隔离。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措施的强力推进，同时，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证实：COVID-19疫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我们要克服恐惧心理，遵守工作流程，做到科学防控，就可以保证患者正常的诊疗工作，使泌尿外科限期手术和急诊手术病人得到安全有效的救治。泌尿外科全体医护人员必须齐心协力、坚定信心。在保证患者和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身心健康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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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该文旨在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泌尿外科围手术期护理经验。方法：通过对护理人员超前相关知识培训，加强入院管控和病房管理；实行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缩短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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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开展符合时代需要和社会福祉的志愿服务活动关乎到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大学生能否认同和内化志愿服务的活动价值是活动实践价值和德育价值实现的基础。分析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价值取向现状，通过强化德育价值引领、做好守正创新，厚植爱国情怀等引导教育，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教育在思想理念、实践道路和价值内涵升华上契合，以提升志愿服务德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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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志愿服务是大学生参与现代国家治理、弘扬时代新风、创造美好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也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学生个人成长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德育价值。从“新中国”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志愿服务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 1 ]，随着社会变迁，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内部心态和外部生态也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以来，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工作，引导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00后”大学生群体在志愿服务实践中寻找德育教育的源头活水，充分发掘志愿服务活动的德育价值内涵，实现德育教育价值和志愿服务精神的协同共振将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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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的价值取向现状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校的数量和在校大学生人数也迎来爆发性增长，但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价值取向在不良社会生态冲击下也更加复杂、多元，甚至在纯公益性的实践活动中也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色彩，志愿服务心态的功利追求和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矛盾突出。 2.1. 成长发展压力剧增下的功利诉求 2.1.1. 大学生自我成长意识觉醒后的主动追求 大学阶段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拔节期，此时的大学生人格发展和价值观逐步成熟，自我成长意识也逐渐增强，有强烈的进取心和使命感。面对日益丰富的外部诱惑和相对单一枯燥学习生活，学生会主动对标外部评价指标对自己的成长需要就行分析，于是乎志愿服务便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之外的一个获取成长实践经验、收获个人荣誉和评优评先等竞争砝码的重要途径，据章棋基于江苏省高校的问卷调研显示：“83.81%的受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目的在于增加社会阅历和见解，其次是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和奉献爱心，占76.19%”这也显示出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吸引力很大部分源于个人成长的客观动机，“不仅为了奉献爱心，更加渴望通过帮助他人来实现自我的成长和进步” [ 2 ]。 2.1.2. 社会群体竞争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当前的大学生群体往往成长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新千年，时代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成长机遇的同时也让他们面临着超出前人的挑战。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期望迫使大学生在学好自身专业的同时必须苦练生存技能。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年毕业学生基本稳定在800万左右，2020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874万，而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7%左右 [ 3 ]，市场经济的冲击叠加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和无法掌控的择业焦虑，促使大学生被动参与一些能够给自己就业择业带来便利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增加就业胜任的砝码，甚至采用欺骗等不端手段获取志愿服务活动荣誉或证明，这种工具化功利性的志愿服务动机不仅可能对志愿服务活动的客体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对大学生本身志愿服务活动实践效果和德育养成造成伤害。 2.1.3. 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自我价值确认需要 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思维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阶层，具有知识接受效率高、活动积极性强、自尊追求和社会期望高的特点，受制于其自身圈子资源和学校实践平台限制，他们非常渴望能够有机会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检验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志愿服务活动所秉承的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精神不仅满足其奉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更是一种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而且在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体验到的社会赞许和肯定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价值确认。但过度功利化的自我价值取向必然会削弱其活动参与的初心和信念，对志愿服务的价值理念和个人德育心态的养成造成不良影响。 2.2.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价值取向的理想主义 2.2.1. 新时代大学生高层次精神追求 当前的大学生群体成长于物质丰裕的新时代，得益于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和国家奖助政策，学生学习期间的生活消费能够得到保障，且在家庭结构上独生子女占有很大比例，家庭对待教育问题的理念和孩子成长发展的选择较为宽容，学生普遍存在较为强烈的自我实现需求。就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而言，学生的选择往往不仅仅是一个被动抵抗个人成长和社会竞争压力的结果，更是同时包含着期待通过参与社会服务使社会更加美好的积极价值选择，志愿服务基于主动关心他人的道德意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公民意识的价值是“无法被强制的对人性最为深刻的关怀” [ 4 ]，并且由之获取的活动收获也不等同之前许多研究者所经常提及的“荣誉”或“功利的精致利己主义”。他们很清楚自身参与志愿活动的公益属性，获取现实利益并不是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必选目的，反而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时内心的平静和助人后自我精神升华对自己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此外，志愿服务活动所秉持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精神和“守望相助、奉献利他、同舟共济的价值理念”无形中迎合了当下物质丰盈条件下青年大学生追求更高层次精神生活的需要。 2.2.2. 内心社会文化的价值沉淀的点燃 得益于我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儒家思想所积极推崇的“仁”、“义”观念，利他奉献，积善行德、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社会公利更像一抹深层次的文化底色一直存在于国人心田，纵使参与志愿活动会占用学生课余时间，纯公益性的活动并不一定能够带给自己预期的收获，甚至带来可能的自身安全隐患和风险，但是奉献与善意、崇高与朴素的碰撞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演奏出伟大的心灵回响和在青春的奉献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还是被广大青年大学生视为一个展现自身才华和青春激情的相对易得的通路，愿意以公利性的志愿服务活动的经历和价值凝结来兑换时间层面上的成长资历积累。 2.2.3.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传递 志愿服务承载、传递并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 5 ] 奉献、利他一直是社会公德和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作为新时代的“四有新人”，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同自身“肩负着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的历史重任”，相较于其他年龄层次而言，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主流一直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他们富有更为坚定的理性信念和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激情，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广大大学生立足时代，展现作为，继续书写新时代到雷锋故事。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勉励青年“带头学雷锋，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诚关爱他人，多做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的实事好事， 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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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德育价值提升路径分析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功能提升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价值引领，结合志愿服务模式的创新发展和学生主体性需求引导，提升志愿服务活动的道德认知，探索志愿过程中的德育实践，最终形成德育自觉。 3.1. 强化价值引领，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价值理念同频 首先，志愿服务活动的利他性、无偿性特质中蕴含着丰富德育价值和伦理价值，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服务活动 [ 6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体系的新时代志愿服务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要同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新时代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教育价值理念两者具有天然的关联。其次，德育价值的引领下的志愿服务实践是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达到最优实践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是其他实践途径不可被模仿的独特优势，更是其通过便捷易得的公益服务带给社会公众巨大福利的前提。最后，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与高校“立德树人”实践都强调对参与主体内在自我德行的修为砥砺和外在社会公德的遵守、践行，在价值理念上内涵契合，并在实践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2. 做好守正创新，促进志愿服务活动和德育教育实践融合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外部社会生态均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做好守正创新，用新理念新方法来引导志愿服务事业和学校德育教育的新发展，实现志愿服务人人愿为、德育教育处处可为。面对目前学校德育教育中存在的“软、浮、虚、乱、散”问题，组织化的志愿服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抓手，勒温在团体行为的实际工作研究上发现：从改变整个整体入手来改变其中的个体，远比一个个地单独改变个体要容易的多 [ 7 ]。不断融入德育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结合服务主客体需求在服务模式上多下功夫，才能真正实现志愿服务的价值目标，彰显活动的德育价值。就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而言，只有置大学生这一活动主体于生动的公共服务实践中，才能使其真正了解自身价值和社会需求，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融合，在个人自我成长的同时体验到践行道德行为的满足感。从而真正理解自身价值和活动社会价值，收获德育内涵。 3.3. 厚植家国情怀，促进志愿服务实践的德育价值升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活动的根本价值指引，家国情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根植于国人内心深处重要的精神文明力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是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主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践行爱国主义，增进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形式，更是一次次难得的德育教育实践养成和实践塑造的过程，通过全方位的志愿服务活动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深度融合，进一步彰显了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操情怀，巩固学校德育教育知识，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志愿服务风尚。这也在无形中契合了大学生渴望建功立业的责任需求和理想主义，进一步增强其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体验，促进了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的德育内涵升华。 3.4. 合理义利疏导，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价值内在契合 通过对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价值取向现状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中的德育教育的外部生态和内部心态都有较大的变化，这样要求我们转变教育引导思路，合理引导其做好义利判断，在个人权益和社会利益保障的基础上，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价值的内在契合。针对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中的理想主义，我们要肯定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学生具有的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且志愿服务精神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能够深刻影响其道德认同 [ 8 ]，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展示了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能量和激情也进一步明确了其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更强化了其建功立业、实现理想抱负的渴望，对达到学校德育教育知行合一的目标具有殊途同归作用。而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参志愿服务活动中的功利主义诉求，我们应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前提下辩证看待，不宜片面否定和批判，更需要尊重学生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肯定其活动贡献、利他精神和造福社会公益的初心，做好德育引导，鼓励其以此为契机深刻体会服务社会大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意义，在自我成长和服务社会公益中做好平衡，在志愿实践过程中完成立德树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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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操价值追求，其活动形式和内容随着时代变迁具有较大差异，但其中蕴含的德育实践和价值塑造意蕴不变，德育教育的价值导向性能够改变个人参与活动的目的和方向，是一个随着社会变迁而常谈常新的课题。马克思指出：“现实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而言，最根本现实应以“立德树人”这个崇高的目标为导向，不断分析学生现实需求和社会需要，夯实双方关联基础，在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和德育教育同频共振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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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注重居民主体性的培育，需要在社区治理语境中考察居民主体性。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在应民所需与行其所能方面的目标要求，深入分析了居民需求与居民社区素养方面的居民主体性特征。还进一步论证了社区治理语境中处理居民所能与所需关系的具体策略，服务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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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居民主体性基础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而骤经居住环境、生活方式、邻居结构、交往关系变迁的迁居社区，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亟需研究的实践契机与发展议题。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一大关键词在于“公共性”，离不开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的培育 [ 1 ]。而我国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居民主体性缺失，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是多元行动主体的合作基础 [ 2 ]。社区治理的文献往往“忽视了社区治理中居民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居民依然被置于分析的客体地位” [ 3 ]。 另一方面，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区治理格局需要社区居民的参与，但实践中的居民参与却持续低迷。可能的原因在于对将宏观体制和微观主体有效对接的机制缺乏探讨 [ 4 ] [ 5 ]。鉴于现有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而缺少对微观尤其是社区治理格局的关注，梁贤艳、江立华(2017)寄望以楼栋、院落、小区为代表的社区“微”共同体，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社区“微”共同体路径 [ 6 ]。社区治理是居民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是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之间关系结构重构的过程，更是居民自我激活行动要素的过程 [ 2 ]。不可忽视的是，社区治理还要关注社区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即居民社区适应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综合能力偏低的问题。为此探求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动力机制，有必要有效结合居民的所需与所能来考察居民主体性，可分别称之为居民需求与居民社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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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应民所需：社区治理语境中的居民需求 城乡社区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更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社区治理中的居民需求导向。居民需求(Residents’ Need)是指居民对于社区治理所持有的一种缺乏、不平衡的心理状态。需求导向居民参与的路径为：识别和开发居民需求，在需求满足的过程中达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并激发持续性参与 [ 5 ]。研究者对于居民需求的考察并不系统，往往承续早期心理学家对需求内容的解读。一种是强调人类心理层面需求的理论 [ 7 ]，另一种是关注有机体生理层面需求的驱力理论 [ 8 ]。后续研究者结合需求的多样性与层次性，尝试建构出“需求体系”。例如，备受推崇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区分了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 9 ]；马克思则区分的生存型需求、发展享受型需求以及超越型需求 [ 10 ]；还有基于自决理论区分的胜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 [ 11 ]。 总体来说，这些需求理论的关键局限在于，一方面在于编制详尽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清单的努力没有得到多少经验支持 [ 12 ]。专门探讨居民需求的研究表现为：一是既有需求层次理论的引述，或是围绕特定内容需求程度的表述(如消费需求、出行需求、养老需求等)，或是属性评价方面的需求分类(如张昱的合理需求、不合理需求及病态需求，胡畔等人的多样化需求、品质需求、便捷性需求) [ 13 ] [ 14 ]。另一方面在于，相关的研究内容虽然繁多，但并不契合社区治理语境。对社区需求的研究多数都是依据理论解释或学者观察而非社区居民体验，缺乏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理解与解释方式的阐释。 有鉴于此，研究亟需突破需求理论一般性理解，进一步聚焦影响居民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的需求结构或是显著需求。所幸已有学者结合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冲突的调查数据，论证了城市社区在居住、安全、环境、交往、参与方面的“五层次需求” [ 15 ]。研究居民需求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是制定与实施社会建设与社会规划的心理基础。社区治理坚持居民需求导向，在于治理决策与实施过程中问政于民、应民所需，着眼居民最关心的问题与最迫切的需求，把社区治理过程落脚于听民声、解民忧的行动，使得社区治理成果符合大多数居民需求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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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行其所能：社区治理语境中的居民社区素养 社区治理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运行与动员机制，表现为体制外的治理主体缺位，也表现为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不畅。社区治理宏观体制和微观主体有效对接的机制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水平局限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以需求为导向的治理并不意味着能自主激发居民主动持续地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主体参与应当充分考虑并发展居民的能力水平。社区治理当应民所需，更当行其所能。 既往研究会使用“社区能力”(community capacity)表述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发展变迁而开展必要工作的能力 [ 16 ]。社区能力涵盖了可以用来解决、改善或维持特定社区福祉的人力资本、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综合状况。此外还有诸如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区胜任力(community competence)与社区赋权(community empowerment)等内涵类似于社区能力是研究术语和概念，同样关注社区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促进或阻碍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 17 ]。事实上，没有确定的特征集能够描述一个有能力的社区，但这种能力也不会因社区或情况不同而无限地变化 [ 18 ]。而且，由于社区能力建设和组织有效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研究者使用的“社区能力”的概念往往兼顾相关的组织能力与个体能力，甚至包括社区感这样的心理资源。尽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能力是通过社区治理有效满足居民需求的主体条件，但社区能力建设关注的是超越特定领域或具体对象的解决问题的普遍能力，并不能对应上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能力。有鉴于此，笔者使用社区素养(Community Literacy)表征居民适应并参与社区治理的个体综合能力结构与水平。 在西方研究中社区素养主要用于社区教育过程，一般是指居民的文化知识掌握水平与能力 [ 19 ] [ 20 ]。在这种意义上，社区素养的狭义内涵局限了在具体社区生活语境中的应用。而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区建设实践，值得研究拓展与丰富社区素养的内涵。事实上，有关素养的研究已在多个领域受到关注。研究主要涉及用于评估个体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职业规范和要求的综合品质的职业素养 [ 21 ] [ 22 ]；用于评估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能力的健康素养 [ 23 ] [ 24 ]；以及用于评估个体在优势文化中的习语、隐喻和非正式内容流利交谈的能力的文化素养 [ 25 ] [ 26 ]。这些相关概念的研究成果，无疑都为探讨居民社区素养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居民社区素养的研究还有待后续研究的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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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社区治理语境中居民所能与所需的关系 如前所述，社区治理语境既要应民所需又要行其所能，那么如何处理居民所能与所需的关系呢？所需与所能表述了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两种重要属性，社区治理语境过程中既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也不是由此及彼的对应关系。服务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在社区治理语境中处理居民所能与所需关系须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满足居民生活所需，注重发展居民所能。注重行政主导的社区治理研究者往往注重居民需求满足的“供给”机制，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 [ 27 ] [ 28 ]。社区已然成为我国政府实现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载体，而社区公共服务与居民需求满足的行政性供给依赖使得政府不堪重负。为了有效整合社区社会资源来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不但在于实现政府由“完全供给者”向“基础供给者 + 购买者”的角色转型 [ 29 ]，更为重要的在于满足居民生活所需之余，还应注重发展居民所能。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赋能，引领全民共建美好家园。 其次，支持居民发挥所能，自主实现居民所需。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能够协助社区职能机构与组织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做好社区公共服务与事务管理。支持居民发挥所能完善社区自治体系，一方面能够促进居民互信互助，增强社区凝聚力，进而降低社区各类问题的发生频率与解决难度。另一方面，还可以自主实现居民所需，改善社区微观环境与促进社区文化繁荣，提升居民共同决策社区事务的效能，弥补了基层行政机构、社区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的社区治理的作用不足。 最后，聚焦居民急需特需，保障弱能失能居民。社区治理的推进虽然致力于惠及每个家庭每个人，但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社区之间、群体之间治理成效分享的不平衡不充分。既往的社区治理政策往往注重自上而下的特定治理内容，并没有充分重视处理好适度普惠与适人特惠的关系。具体来说，实施面向居民适度普惠型社区治理，既要关注满足居民的迫切基本需要，更要注重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特有需要，以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效能。值得注意的是，弱势群体问题也是我国当前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的重要特惠任务。社区治理在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提升弱势群体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承载着基层社会保障的职能。保障弱能失能居民共享社区治理成果，有助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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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总而言之，以社区居民的观察和感受为基础的感受性研究(Reception Studies)，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区居民如何接收、解释、参与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 [ 30 ]。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主体性考察可为深化社区治理实践提供思路，特别是注重并理顺社区治理语境中居民所能与所需的关系，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性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居居民需求与社区素养的研究服务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贯彻政策和把握民情民意，对于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城乡社区社会安全、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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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解决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底线，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已经进入“深水区”，民族地区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激活其内生动力，从自身找准制约发展的根本问题，因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起根本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帮扶力量，实现外部支撑和内部自我发展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只有做到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民族贫困地区才能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真正实现乡村的可续发展，实现乡村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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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内生动力是指主体内部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和驱动力量，这种动力既是动力体系中最具稳定性和持久力的动力，同时又是符合主体行为逻辑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 [ 1 ]。由此，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体，贫困人口是否具有充沛的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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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的提出：源自于外部推力的扶贫治理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族地区的脱贫工作和发展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摆脱贫困的情况下，民族地区成为党和政府脱贫攻坚的“着力点”。通过梳理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从国家扶贫治理方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救济式扶贫(1949~1985年)、开发式扶贫(1986~2013年)和参与式扶贫(2014年至今) [ 2 ]。 救济式扶贫主要是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党和政府依然给予民族地区很大的帮扶，帮扶力度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加大而加大。1978年以前小范畴的拨款，帮助民族地区农民购置生产工具，到1978年以后通过制度改革和出台具体政策来帮扶民族地区发展生产。但总体上来看，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帮扶属于自上而下的“输血式”的扶贫。开发式扶贫是1986年到2013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改变中国旧貌的同时也突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为此国家对扶贫工作进行重大调整，由救济式扶贫调整为开发式扶贫。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这一时期刚脱贫的贫困户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较为明显，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较弱稍有变故就有可能重新返贫。如“2003年脱贫人口1460万人，返贫人口1540万人” [ 3 ]。参与式扶贫是2014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的扶贫任务已经从解决温饱阶段进入到巩固温饱、增强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同过去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一时期扶贫工作开始由过去的政府主导逐渐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转变，并且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更具针对性。比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部署的提出。 从上述来看，民族地区得益于党和政府的物资救助、特殊政策，如“三西”建设及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但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理论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就国家扶贫治理层面来说，其目的是增强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差异实现二者融合发展。但从国家扶贫历程和扶贫效果来看，年年扶贫年年穷，并且还出现了“不想脱贫”、“争当贫困户”等怪状 [ 4 ]。原因之一就是行为主体、客体发生了严重的错位，贫困人口谋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困的代际传递、难以超越区域间发展的“相对速度”。这种现状完全背离了国家扶贫以及乡村振兴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