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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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LC-Zr的制备 3.1.1. 生物载体获得的最佳条件 经正交分析(DPS 5.02版)，pH值8.5、盐度2%、温度27℃、光照强度1000 lux、无预照，丰年虫卵壳获得率最高。该条件孵化24 h后，丰年虫卵壳漂浮于水面或悬浮于水中，以直径0.25~0.30 mm的筛网收集，去杂质后留存备用。 3.1.2. 载锆条件的筛选 以氧化锆吸附含量(络合滴定及ICP法)为考察指标，通过正交分析(表1)，可以看出复合材料处理方式的极差位居第一，是影响载锆含量的关键因子，其次是氧化锆处理方式，丰年虫卵壳处理方式的影响最小。从水平优选结果看，卵壳阴干、氧化锆阴干、复合材料烘干，则载锆效果最好。 Table 1 Orthogonal design and results of zirconium loading conditions in LC-Zr preparatio 试验号 因素 评价指标 氧化锆含量(%) 虫卵壳 氧化锆 复合材料 实验1 阴干 阴干 阴干 32.412 实验2 阴干 阴干 烘干 47.942 实验3 阴干 烘干 阴干 33.425 实验4 阴干 烘干 烘干 38.151 实验5 烘干 阴干 阴干 28.698 实验6 烘干 阴干 烘干 42.203 实验7 烘干 烘干 阴干 26.672 实验8 烘干 烘干 烘干 30.048 氧化锆含量(%) K 1 37.983 37.308 30.302 K 2 31.905 32.412 39.586 R 6.078 6.584 9.284 表1. LC-Zr制备中载锆条件的正交设计及结果 3.2. LC-Zr的性能表征 3.2.1. LC-Zr形貌及元素组成分析 结果显示，固载前丰年虫卵壳外表面及孔道内表面光滑，近外层孔径大，孔道开阔；深层孔径小，孔道狭窄，呈现递进式阶梯分布(图1(a)内外表面)；载锆后卵壳内外表面有明显附着物，卵壳孔道变小(图1(b))，证明氧化锆已成功固载到卵壳孔道内表面。此外，孔道只在原有的基础上缩小，无颗粒团聚及孔道堵塞现象，说明氧化锆以涂布的方式固载，具有大孔强化传质效应作用机制，较之传统载体材料表现出明显优势。 能量散射光谱仪分析结果显示，丰年虫卵壳固载前样品散射区域未见Zr元素(图2(a))，但固载后Zr元素水平在整个组成中较高(图2(b))，Zr元素的质量比仅次于C元素居第二位(31.6%)。通过能量散射光谱仪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氧化锆已成功固载到卵壳的孔道中。 图1. 载锆前(a)、后(b)卵壳扫描电镜图(SEM) 图2. 载锆前(a)、后(b)卵壳能谱图(EDS) 3.2.2. LC-Zr固载的氧化锆颗粒观察 透射电镜结果显示，固载氧化锆前(图3(a))，卵壳没有黑色的斑状颗粒，透明度较高；固载氧化锆后(图3(b))，卵壳内有明显的黑色斑点颗粒，固载到卵壳孔道内表面的氧化锆颗粒大小最大约为10~50 nm之间，说明丰年虫卵壳起到了微孔纳米模板作用。 图3. 载锆前(a)、后(b)卵壳透射电镜图(TEM) 3.2.3. LC-Zr成分的X衍射分析 从图4可看出，丰年虫卵壳因是有机体，所以杂峰较多；固载后，经物相检索后发现，标准卡中的峰位与测量峰的峰位完全匹配，且峰强基本相同，则可以确定锆以二氧化锆无定型形式固载到丰年虫卵壳中。 图4. 载锆前(a)、后(b)卵壳的X衍射图(XRD) 3.3. LC-Zr的除氟性能 3.3.1. LC-Zr的投加量及投加时间对除氟效果的影响 对于含氟量10 mg/L的废水，LC-Zr和ZrO 2 的投加量与除氟效果均呈正相关(图5)；且在0.8 g时除氟效果达我国饮用水标准(除氟率分别达91.73%和91.09%)，并趋于稳定；当投加量大于0.2 g时，LC-Zr的除氟效果要优于等量ZrO 2 ，说明负载后多孔性的结构更有利于氟离子的去除。从投加时间分析，丰年虫卵壳本身并无除氟效果，而等量LC-Zr和ZrO 2 均在30 min后达到较稳定的吸附平衡，且除氟效果相当；但在等效除氟的前提下，以丰年虫卵壳载锆除氟远远降低了对ZrO 2 的需求量，更为经济和环保。 图5. LC-Zr的投加量(左)及投加时间(右)对除氟效果的影响 3.3.2. pH值对LC-Zr除氟效果的影响 生物复合吸附材料LC-Zr对氟离子的吸附性能随pH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可见pH值在4.0~10.00范围内，LC-Zr除氟效果没有显著变化(约为90.3%~93.0%)，说明LC-Zr对氟离子的吸附性基本上不受pH值的影响。此外，吸附平衡后溶液的pH值均高于溶液初始的pH值，可能是吸附材料表面的羟基释放到溶液中引起的，这一点可以说明LC-Zr对氟离子的吸附机理可能为离子交换。 图6. pH值对LC-Zr吸附氟离子的影响 3.3.3. LC-Zr的除氟容量测定 废水中含氟量越高，LC-Zr的除氟容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图7)，说明载锆生物复合吸附剂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在废水除氟方面可以有比较广泛的应用。 图7. LC-Zr对不同浓度含氟废水的除氟容量 3.3.4. LC-Zr对废水中氟离子的动力学吸附作用 动力学实验主要是考察接触时间对氟在LC-Zr上吸附行为的影响。由图8可知，在较短时间内LC-Zr有明显的除氟效果，废水中的氟离子含量下降较快，说明LC-Zr有较强的除氟能力；准二级动力模型拟合 [ 20 ] 结果则更好，R 2 为0.9724，吸附速率k达32.78 mg∙g∙h −1 ，表明吸附过程进行得较快，达到平衡所需时间较短。 图8. LC-Zr对氟离子吸附动力学曲线(一级、二级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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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氧化锆不仅具有较大的吸附容量，同时还有优异的热、化学稳定性和良好的动力学性能，被广泛应用在环境领域的研究中 [ 14 ]。本研究基于吸附法以丰年虫卵壳为载体，通过表面沉降技术可以将氧化锆成功固载到丰年虫卵壳孔道内表面，制备一种载锆生物复合吸附剂LC-Zr，复合材料基本保持了载体卵壳的外观形貌，可以有效解决粉体氧化锆由于颗粒细小带来的机械强度不够和水流压头损失的难题。通过SEM、EDS、TEM及XRD观察LC-Zr形貌特征和元素组成，并研究其对水中氟离子的吸附性能及机理，揭示了丰年虫卵壳具有纳米吸附剂孔板强化分散效应及大孔强化传质特性的双重作用机制，较之传统载体材料表现出明显优势，同时又不会影响氧化锆较大吸附容量的性能，从而为除氟污水技术积累资料，提升该类材料的工作效率和应用空间，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后期拟对LC-Zr的表体比、孔径分布、热重等进行进一步研究；并从柱吸附动力学实验、再生实验、竞争离子对吸附除氟的影响等研究角度进一步评估LC-Zr除氟性能及工业应用的可能，使废弃生物资源丰年虫卵壳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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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视动整合(Visual Motor Integration)能力是指个体在有目的操作活动中视觉感知和手部运动间的协调与配合能力，在早期儿童的生活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情况和影响因素有过广泛研究，本文通过对过往研究进行梳理，从信息加工、计划–控制和行为神经科学三个方面说明视动整合过程的机制，从研究方法、发展规律、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归纳了国内外早期儿童视动整合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并提出三点研究展望：关注幼小衔接时期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结合汉字书写探究视动整合影响因素和结合多种技术深入探究视动整合机制。 关键词 :视动整合，早期儿童，发展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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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视动整合是视知觉与手部动作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视知觉理解并掌握目标刺激的空间结构关系，进行相应反馈并协调动作模式。张华、林磊等(2001)认为，视动整合能力是指个体在有目的操作活动中视觉感知和手部运动间的协调与配合能力。Schneck (2001)进一步细化，提出视动整合能力是利用视觉感知系统(包括视觉精度、视觉适应、双眼融合、立体视觉、聚焦发散等)来协调精细动作(使用手部和腕部肌肉、敏捷且灵巧地协调控制双手等)的能力。视动整合在个体发展中非常重要，因为生活中的许多目的性活动(如抓取、绘画、书写等)都需要这一过程的参与。视动整合具有适应生存与促进发展的双重价值，这一点在儿童期体现尤为明显(张华，林磊等，2001)。个体在儿童期会学习并掌握大量生活所必须的操作技能，视动整合能力作为帮助儿童掌握这些技能的重要能力之一，其发展情况会直接影响个体操作技能，并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后续发展。 视动整合与早期儿童(3~8岁)学习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视动整合的发展水平与其之后的入学准备和适应以及他们的社会情绪功能密切相关(Kurdek & Sinclair 2000; Bart et al.， 2010)。当儿童入学后，其视动整合能力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书写、阅读和数学等学业成绩，视动整合能力发展越好，个体学业成绩越优秀，通过提高视动整合水平，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业成绩(张华，林磊等，2001；Barnhardt et al.， 2005)。视动整合与儿童的认知活动同样有着紧密联系，Decker等(2011)研究了4~7岁儿童个体成熟和认知技能对幼儿视觉–运动整合发展的相关贡献，结果发现，非语言推理和视觉空间注意是影响视觉运动整合的重要因素。Becker等(2014)在研究自我管理、执行功能预测视动能力和早期学业成就的研究中发现，年龄和工作记忆与视动整合能力相关，在进行抄写任务时，工作记忆较好的儿童能以更好的尺寸抄写对象的相关信息，且可以更充分得将记忆中对象的表征进行重塑。此外，许多出现发展迟缓、学习困难或患有神经问题的儿童，都伴随有视动整合困难的现象(Kushki et al.， 2011; Sutton et al.， 2011; Casesmith et al.， 2013)。 视动整合在早期儿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可以侧面反应儿童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简要介绍视动整合的机制、并从研究方法、视动整合能力发展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探讨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研究现状，促进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发展的解读，为以后深入研究提供一定依据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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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视动整合的机制 2.1. 信息加工的观点 信息加工的知觉–动作模型，包含感觉输入、信息接收、动作计划和动作反应四个主要部分。视动整合是视觉输入与运动输出的整合，它贯穿于个体对动作任务的计划、执行、监控和调整之中。视动整合先是基于个体对相关刺激的视觉输入，接着中枢神经系统将所接收的信息转换为认知性表征进行解释、决策并形成动作计划，同时需要执行控制来将视觉刺激保持在工作记忆中，来整合动作要求和抑制不必要的动作(Roebers & Kauer， 2009)，最后是协调并执行精确的手部肌肉动作(Hammill et al.， 1996)。期间，视动整合过程需要对有意注意和动作的反复编码来执行动作活动，编码的速度与效果取决于视动信息匹配的方式(Germano et al.， 2013)。 2.2. 计划–控制理论的观点 计划–控制理论最早源于Woodworth提出的“两阶段运动单元”，即动作分“最初刺激计划”和“实时控制”两个阶段(Glover & Dixon， 2001; Smyth et al.， 1987)。计划–控制理论强调，在动作开始前首先要进行基于知觉加工的动作计划，但这个计划在动作执行中不是不变的，而是由内部反馈回路不断地更新，通过反馈策略实时地调整控制行为动作(Desmurget & Grafton， 2000)。基于计划–控制理论，视动整合过程主要通过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来实现。前馈控制是在动作执行前被计划的，往往仅根据大脑制定的动作命令来完成。通常，前馈控制是一种不依靠视觉反馈的开放回路系统。在实际任务中，最初的爆发性动作(初级动作)常是基于大脑计划来指导相应的动作朝向实际目标(前馈机制)。反馈控制是将视觉反馈的信息传回大脑，在靠近目标时来根据反馈机制修正动作(二级动作)。反馈控制涉及一个对身体状态进行反馈来引发动作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称为闭锁回路系统。完整的视动整合任务是前馈机制(初级动作)和反馈机制(二级动作)的综合体。 2.3. 行为神经科学的观点 行为神经科学认为，后顶叶皮层是与视动整合关联的主要脑区。后顶叶位于视觉皮层(枕叶)和动作皮层(额叶)之间，这种解剖学上的位置结构使后顶叶(中央沟后部)成为视动信息整合的理想区域(Azizzadeh， Wilson， Rizzolatti， & Iacoboni， 2006)。具体而言，后顶叶皮层是负责动作计划与控制的主要区域(Jeannerod， 1997)。在动作产生之前，大脑首先会根据视觉反馈做出一定的计划；随后，动作执行又受到视觉的监控与调节。利用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的研究也发现，后顶叶皮层是视动整合和控制的基础区域，主要负责对动作的计划与控制(Tunik， Frey， & Grafton， 2005)。此外，后顶叶皮层作为联合皮层的一部分，将动作目标的编码、视动功能的偏侧化等通过胼胝体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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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过往文献进行梳理，从信息加工、计划–控制和行为神经科学三个方面说明视动整合过程的机制，简要介绍视动整合的两种研究取向及其对应研究工具，并归纳国内外研究者对于儿童视动整合能力发展的研究和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影响因素。总结发现，对于早期儿童视动整合的研究基本以结果取向为主，通过视动整合量表测量不同年龄儿童的视动整合发展水平，并且探究其相关影响因素，视动整合能力会受主体(年龄、性别、视知觉能力、动作能力、持续注意力、执行功能)和客体(任务难度、文化背景)多种因素影响，在5岁前，视动整合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但5岁~7岁间，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的研究结果具有分歧，证明这阶段是该能力发展的复杂多变期。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 在研究对象上，研究者可以关注5~7岁视动整合能力发展的复杂多变期，这一时期正好是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儿童要为之后的学习生活做准备，鉴于视动整合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密切联系，该阶段视动整合的发展就更加重要，所以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并探讨该阶段视动整合能力复杂发展背后的原因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从而使儿童的视动整合能力在该阶段得到最优发展。(2) 在影响因素上，可以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因素对早期儿童的视动整合进行探究。早期儿童在生活和学习中非常基础且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学写汉字，而学习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抄写，抄写就是一个视动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首先需要对所抄汉字中所包含的视觉信息进行提取并加工，这一部分涉及到早期儿童的视知觉能力，之后儿童需要将汉字进行书写，书写的结果就涉及动作协调和运动执行能力。其中书写与视动整合能力联系紧密，书写的过程可以促进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视动整合能力发展好的个体书写表现较好。汉字，由于其独特的文字结构和笔画特征使其对个体的视知觉和运动执行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研究者可以结合汉字，探究汉字抄写过程中早期儿童的视动整合能力。并且进行跨文化研究，探究不同文化被试书写中英文中的视动整合情况。(3) 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视动整合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很多能力的协调和反馈，关于其具体成分和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后续的研究者们可以更多关注个体视动整合的过程取向研究，将眼动、动作捕捉、脑电技术相结合，从空间和时间进程上全面深入探究个体视动整合的全过程，验证视动整合的作用机制；此外，单一的研究取向在问题的解释力度上也有所折扣，可以将结果取向和过程取向进行结合，多角度全面探索视动整合能力的动态变化，为早期儿童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和培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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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生态危机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大学生是我们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及主人。要彻底地摆脱生态危机，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就有必要培养大学生的生态素质。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为指导培育大学生的生态素质，使我们的生活生态艺术化，从而把实现“美丽中国”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化为我们的习惯和本能，进而为之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大学生生态素质培养，启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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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态危机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大学生是我们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及主人。要彻底地摆脱生态危机，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就有必要培养大学生的生态素质，使他们树立科学的生态世界观。对“生态世界观”有人做了如下的界定：“生态世界观以人类生态学的视野，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物质、能量和信息(精神)统一起来，展示出一幅更加复杂也更具整体性的世界图像”( [ 1 ]， p. 234)。对于这个界定，本文基本认可，但本文认为，我们要把生态世界观具体落实到生态实践中。而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是造就生态审美人、培养大学生生态素质、使他们树立科学生态世界观进而从事生态实践的便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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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的含义 生态美育是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学科，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而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方面的研究基本上缺如。本文先探讨生态美育、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的含义，再探讨其对大学生生态素质培养的启示。 生态美育是由生态美学和美育组成的复合词。“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 [ 2 ]， p. 11-16)。“生态美的本质就是在生态整体论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 3 ]， p. 23-27)。“美育的独特性就在于，它通过对人内在情感的直接感染，调动起人的各种心理能力并使之和谐运动，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对人的塑造，以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 4 ]， p. 324)。以上对生态美学及美育做了基本的界定。对于这两者结合而尚未形成复合概念的情况，有人做了如下综合：“生态美学与美育嫁接，要把生态的精神、精髓真正融化进人格性情生成的过程之中，把理论的最终趣味指向人的构建，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 [ 5 ]， pp. 44-47)。在此基础上，有人对生态美育做了如下内容、实质相通，而表达不太一样的界定，“生态美育将生态原则、生态思想与审美相结合，把生态原则提升为审美原则，使生态需要成为人明确的生存需要”( [ 1 ]， p. 22)。“生态美育通过艺术及各种形式的生态美熏陶、感染人，培养和发展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生态审美情感，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诗意栖居’”( [ 6 ]， p. 9)。本文综合上述关于生态美育等的各家说法，认为“生态美育是生态学、生态美学和美育交叉、融合的一门学科，是要把生态美学精神通过审美(重在情感)教育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造就生态审美人，使人和自身(精神生态美)、人和社会(社会生态美)、人和自然(自然生态美)达成生态审美关系，进而使我们的生活生态艺术化”。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思想的根本区别是它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认为实践是连接人和自然的中介。实践所包含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并且它认为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实践、来建造、来生活。因此，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是生态学、生态美学和美育交叉、融合的一门学科，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双向互动，按照美的规律，把生态美学精神通过审美(重在情感)教育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造就生态审美人，使人和自身(精神生态美)、人和社会(社会生态美)、人和自然(自然生态美)达成生态审美关系，进而使我们的生活生态艺术化。” 从上述对“生态美育”及“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包含了生态美育的内含，而且内容更丰富。以下我们根据上述相关界定，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对大学生生态素质培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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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大学生精神生态素质培养的启示 精神生态美主要是指通过各种相关灌注情感的实践而达成的人与自身的和谐美，人自身的完美。马斯洛认为，人自身越完美，他知觉到的世界就越完美；而人知觉到的世界越完美，世界就会变得越完美，因为二者是一种互动关系。也即是人要使他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完美，他就必须自己先完美。要使自己完美，就必须有一番修炼的功夫。通过修炼使人达到和自身、和世界情感上的认同、融合，这样才会有现实的修炼功效。而审美教育、生态美育直指人的情感，是人进行自身修炼的最好方法。“审美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发现和认同并旨在开发人的潜能，展现人的本质，最终使人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 [ 4 ]， p. 333)。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审美教育上升为生态美育，即“把生态的原则内化为人的生命需要”( [ 1 ]， p. 24)。再通过审美教育、生态美育使人的审美能力得以提升。而“人的审美能力是对自我和心灵的一种巨大调节力量”( [ 4 ]， p. 348)。这样我们就更能够协调好身体和精神及精神的各种要素，使其保持和谐一致，达成和谐美。 身体健康、各器官协调、平衡，精力充沛，即生理生态美是精神生态美的前提和基础。“生态美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物质化的心灵结构，它一旦产生，就具有对于世界的能动净化力。它能优化、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优化我们的生存时空，并用美的原则净化万物大地”( [ 1 ]， p. 168)。精神生态美首先表现为各精神要素协调、平衡的“心灵结构”。这又首先体现在心理、心态的协调与平衡。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大都市，不少人心理失衡，甚至有较严重抑郁症等，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原理，我们可以通过身体锻炼、静坐、阅读相关书籍等保持心态的淡泊、宁静，这样就能够恢复、保持心理、心态的协调、平衡，正常和人交往、融入社会。上述也是有些大学生正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状况，需要具备相关的素质。 求知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任务，为他们今后事业、人生的发展储备资粮。“动机是个体行为调节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价值观起着核心的作用。价值观决定着动机的性质、方向和强度”( [ 7 ]， p. 333)。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来确立这一关键的价值观，对激发大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就会有极大的帮助作用。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去培养大学生的动机，比如说，“发展独立性是培养成就动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 7 ]， p. 349)。我们也会知道怎样的动机是最好的，“各种活动都存在一个最佳的动机水平”( [ 7 ]， p. 332)。“中等强度的动机最有利于任务的完成，也就是说，动机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时，工作效率最高” [ 7 ] (p. 332)。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大学生把握最佳动机，使自己的求知效率最大化，并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最优化。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再不断地充实、提升自己，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化知识为智慧，化智慧及心态为精神境界，并最终把自己造就为生态审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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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大学生社会生态素质培养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精神生态美是社会生态美、自然生态美的前提和基础，由精神生态美可以推演出社会生态美和自然生态美。 社会生态美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和谐美。大学生生活的场所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在这两个主要的生活场所中，大学生都首先要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等，吃穿等方面不要浪费资源。要培养质朴的性格。同时要关心国家、关心社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来培育他们在家庭及学校等的和谐美的社会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家庭和谐，整个社会才会是和谐的。对于大学生来说，要培养社会生态素质，首先就要使自己和家庭和谐美。大学生和家庭营造、保持和谐美的关系主要是和父母及其他亲友营造、保持和谐美的关系。有些同学因为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原因，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甚至有性格、人格等方面的缺陷。要对此加以矫正，光靠理性因素可能远远不够。需要把他们置于现实的环境中，通过非理性的、灌注感情的审美方式才能够使他们复归正常。这样他们才能够和父母等恢复正常的关系，从而使他们的家庭正常化。在此基础之上，大学生要自强自立，家庭中该担当的要勇于担当，进而丰富、发展和父母亲友等的家庭关系，营造、保持和谐美的家庭关系。而那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同学，他们的家庭关系一般来说是温馨和谐的。当然，这也要求相关同学维护好这种家庭氛围。 学校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营造良好的校园生态环境对大学生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现在大学校园自然环境普遍较好，利于学生学习、成长。但学校的人文环境、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尤为重要。人文环境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模塑作用是不可限量的。“人与世界的交流能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的知性中充溢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即时性”( [ 8 ]， pp. 37-41)。这里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狭义地理解为大学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在此背景之下，大学生需要经营好人际环境、人际关系。此中的任何一种关系都可能会是自己发展的一个条件。大学生从教师那儿汲取知识、智慧和力量，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厚实的基础；通过和同学的切磋、讨论，启迪自己的心智，开阔自己的视野。但大学生在感情方面还是应该慎重，不能因为感情而荒废了学业，要能够驾驭、处理好感情，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发展。 大学生还未正式进入社会，但上述家庭、学校两方面社会生态素质的培育为他们今后进入社会、真正培育社会生态素质提供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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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大学生自然生态素质培养的启示 “活力欲求是人的内在需要，人对充满活力的自然的欣赏，是人内心对生命活力的憧憬”( [ 1 ]， p. 66)。生命及生命活力是生态美育的前提和归宿，人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和自然之间形成了审美关系，且彰显了自己的生命活力。而大学生自然生态素质的培养与提升还有赖于自然生态美育。“所谓自然生态美育，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对人进行审美教育，使人获得关注自然、尊重自然的感受和认识，树立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的生态意识”( [ 9 ]， p. 1-3)。人之所以能够和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和自然之间有审美的关系，是因为人来源于自然，和自然之间有同构的关系，因此对自然生态美有一种内在的需要。这样人和自然之间才会有交感作用，“人与自然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实现了内在的对生，人走向自然化，自然也在人化的过程中回归本然状态，二者在本质上融为一体，实现共生”( [ 10 ]， pp. 71-76)。这样自然生态素质就内化为人的本质，“将自然内在化，使自然在灵魂内放光”( [ 10 ]， pp. 71-76)。人的自然生态素质就得以生成、培育。 在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美育为指导培育了精神生态素质、社会生态素质、自然生态素质的基础上，我们再把这些素质化为我们的本质力量，并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生活生态艺术化，从而把实现“美丽中国”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化为我们的习惯和本能，进而为之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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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新一线”城市和教育大都市的武汉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但人才流失问题一直阻碍着城市的发展。近年来推出的各类人才政策初见成效，如何根据武汉市大学生的特点改善相应政策，以期留住更多的人才以及更长久地留住人才是目前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湖北大学为例，调查分析了生源地对大学生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以及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并由此得出结论：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学校认同在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生源地为湖北省(非武汉市)的大学生留汉就业的意愿更强，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的留汉就业意愿受其学校认同的影响。且大四学生生源地对留汉就业倾向的直接影响和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显著，大三学生不显著。性别对择业地域倾向无影响。据此对武汉市如何留住人才提出建议：通过改善大学的学习生活环境，加强大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来提高大学生的学校认同和对武汉市的地方认同，从而增强其留汉就业的意愿。其次，加强对大三学生的留汉政策宣传，为大三学生准备留汉就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关键词 :大学生，生源地，择业地域倾向，学校认同，留汉就业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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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生源地对择业地域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文化、家庭观、经济观等方面有差异，从而对就业地的选择也不同，但大学生普遍倾向于在生源地就业。李红亚(2014)研究在地域差异的背景下应届生的就业去向发现，生源地是影响择业地的首要因素。郭阎思彤&李红勋(2016)对北京林业大学学生毕业后留京意向调查发现，北京及周边地区生源地的大学生留京意愿最强。马莉萍&潘昆峰(2013)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建立条件逻辑斯特模型，以考察大学毕业生择业地域选择与生源地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地区以及个人基本特征的情况下，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在生源地就业。也有研究指出，选择留在大学所在地就业的毕业生占七成及以上(马莉萍等，2009)。但在我国各地区高校招收的学生中，一般有80%为本地生源，20%为外地生源(刘彦林&马莉萍，2019)，所以学生更愿意留在院校地就业的结果也间接说明了其更倾向于在生源地就业。还有研究从城市级别的角度分析大学生的代际流动，通过将我国城市分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农村四个不同级别，发现大学生就业地城市级别都普遍等于或高于生源地城市级别，说明大学教育促进了地区代际的向上流动(马莉萍，岳昌君，&闵维方，2009)。 上述研究表明各个地区在吸引本地生源或在本地求学学生上更有优势。究其缘由，现代劳动经济学研究表明，生源地就业减少了大学生的心理成本和流动成本，保留了其原有的社会资本(李善乐，2011)。大学生对生源地的就业环境和政策更熟悉，且在生源地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不用再消耗额外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更利于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其次，大学所在地的城市级别和经济实力一般更高，就业机会也更多，因此增大了毕业生在大学所在地就业的可能性。 1.2. 生源地对学校认同的影响 张干群(2012)通过采用自编大学生认同量表对大学生学校认同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比城市大学生，省外大学生比本地大学生的学校认同感更低。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人们会自动地将他人区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产生内群体偏见和外群体歧视。对于生源地和大学所在地在同一地区的大学生而言，生源地和大学所在地的社会群体都属于内群体，因此属于本地生源的大学生更容易对大学产生认同感。但对于外省的大学生，生源地的社会群体属于内群体，大学所在地的社会群体属于外群体，出于对生源地的地方认同和积极区分对外群体产生的排他性和歧视，难以产生学校认同。但有研究指出，大学里丰富的教学资源，多彩的社团活动，参与科研的经历以及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等，都会使学生对大学产生依恋、信任与归属感，从而也对学校产生认同感(苏永建，2009)。 1.3. 学校认同对择业地域的影响 学校认同使学生产生幸福感。有研究发现，幸福感和积极情绪都能促进地方认同(Knez et al.， 2018)。四年的大学生活会让大学生适应大学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并对其产生归属感和地方认同。Proshansky (1978)从自我和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定义地方认同为与物理环境有关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Korpela (1989)认为当个体产生地方认同后，喜欢呆在该环境中并在该环境中追求自我一致性(self-coherence)，自我价值(self-worth)和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这有助于维持自尊。产生地方认同感的个体也会感觉居住在可控制的环境中，这意味着个体在该环境中的自我效能感不会受到威胁(Twigger-Ross & Uzzell， 1996)，并对该环境形成地方依赖。 高鹏(2018)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武汉市大学生留汉意愿调查发现，武汉市的城市属性、生活环境、大学生留汉政策以及情感因素都对大学生留汉就业有正向影响。其中有利的政策、良好的城市属性和生活环境都会使得大学生认为武汉具有能满足自身行为需要的资源，并且比其他地方更胜一筹，因此会对武汉形成地方依赖(Stokols & Schumaker， 1981)。而情感因素则与大学生在学校体会到的归属感和地方认同有关。也有研究分析指出，大学生对大学所在地的地方文化更加熟悉和认同，也逐渐接受了该地的饮食和语言习惯，并且在大学所在地建立的较为完善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葛玉好等，2011)。黄飞等(2016)对新疆内外地大学生关于生源地和就读地的地方认同及其对去留一项预测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生源地的地方认同都高于对就读地的地方认同，因此更愿意回到生源地。且相比于在疆内就读的大学生，疆外大学生受生源地地方认同的影响更大。因此当生源地认同比学校认同的影响更大时，大学生倾向于回到生源地就业，但是对于本地大学生和对学校产生了认同感的大学生而言，更有可能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就业。 目前国内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多集中在专业认同上，很少有研究考虑大学生的学校认同与就业地选择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从地方认同的角度探究不同生源地学生在学校认同上的差异，及其对留汉意愿的影响。基于上诉分析提出本研究的假设：学校认同在生源地对择业地选择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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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次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对湖北省综合性大学——湖北大学大三和大四年级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为防止生源地为武汉市的学生的数据有天花板效应，剔除生源地为武汉市的数据。通过线上与线下相互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回收问卷330份，有效数据为282份，其中生源地为湖北省(非武汉市)的被试142人，非湖北省的被试140人。在征得被试同意后发放问卷，当场回收问卷，向被试解释问卷并致谢。 2.2. 工具 本研究采用丁琳(2012)自编的大学生校际群体认同量表测量被试的学校认同水平，该量表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大学生的群体认同分为四个维度——情感认同、身份区别、评价和参与行为。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从“1”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总体信度为0.861，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量表共21个项目，其中第9题、第17题和第19题与上诉四个维度无关，剔除后剩余18个项目。通过人口学变量筛选出湖北省(非武汉市)和非湖北省的学生，择业倾向通过量表第19题“我愿意留在武汉市就业”来测量(见附录)。本研究量表的整体信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9。使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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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直接效应分析 为了描绘大学生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首先对变量进行赋值，生源地是湖北省(非武汉市)为1、非湖北省为2，留汉择业的倾向用1“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表示。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以择业地域倾向为因变量，以生源地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F = 36.270， t = −6.022， p < 0.001)，生源地为湖北省(非武汉市)的大学生留汉择业的几率更大。 3.2. 学校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用量表前18题的总分刻画被试的学校认同，得分越高，学校认同度越大。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以学校认同为因变量，生源地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生源地对学校认同的影响；以择业地域倾向为因变量，生源地和学校认同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生源地和学校认同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学校认同对生源地的回归不显著(F = 0.51， t = 0.225， p > 0.05)，择业地域倾向对生源地和学校认同的回归显著(F = 23.526， p < 0.001)。Sobel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学校认同对生源地和择业地域倾向为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如图1。 图1. 学校认同的中介组用 3.3. 不同年级大学生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预测作用 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分别以大三、大四年级大学生的生源地为自变量，其择业地域倾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三学生的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不显著(F = 1.327， t = −1.152， p > 0.05)，大四学生的生源地能显著预测其择业地域倾向(F = 35.289， t = −5.940， p < 0.001)，且在大四学生中生源地通过学校认同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显著(F = 19.461， p < 0.001)。 3.4. 不同性别大学生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预测作用 在控制年级的条件下，分别以男生、女生的生源地为自变量，其择业地域倾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的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F = 12.615， t = −3.552， p < 0.001)，女生的生源地也能显著地预测其留汉择业的倾向(F = 28.091， t = −5.300， p < 0.001)。 3.5.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 在控制年级的条件下，分别对男生和女生的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男生的学校认同对生源地的回归不显著(F = 2.544， t = −1.595， p > 0.05)，择业地域倾向对生源地和学校认同的回归显著(F = 7.623， p < 0.001)；女生的学校认同对生源地的回归显著(F = 11.264， t = 3.356， p < 0.001)，择业地域倾向对生源地和学校认同的回归显著(F = 19.293，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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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本研究旨在探索验证学校认同在大学生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实验结果显示，生源地为湖北省(非武汉市)的大学生留汉择业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点与前人研究一致(马莉萍&潘昆峰，2013)。且生源地可以通过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择业地域的选择，说明生源地为湖北省(非武汉市)的大学生的学校认同感更强，也更愿意留在武汉就业，研究结果符合中介模型的假设。究其缘由，省内大学生的地方认同感更强，对大学所在地有更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形成更强烈的自我价值感(黄慧华，2014)。学校认同的自主行为有助于学生树立明确的职业目标，搜集相关信息并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影响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对其社会成就有促进作用(Faircloth & Hamm， 2005)。 从年级的影响来看，大三学生的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大四学生的直接效应和学校认同的中介效应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大四学生的就业问题更紧迫，基于“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更倾向于在更熟悉，心理成本也更低的生源地就业，以便应对严峻的就业环境(陈媛媛等，2018)。而大三学生对就业问题尚且没有完整清晰的规划，对就业市场也不够了解，因此对就业地的选择处于理想化阶段。从性别的影响来看，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与性别无关。崔盛&杜帆(2018)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分析和解释就业地选择对就业结果的影响发现，女生更倾向于回生源地就业。刘彦林和马莉萍(2019)利用2003~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毕业生返乡就业的性别差异发现，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回生源地就业。造成研究结果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研究对生源地的划分标准不同。 本研究结果说明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学校认同感来增强其留汉就业的意愿。学校可以通过开展校史教育增强大学生对学校历史文化的了解，开展各种集体活动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增强学生对大学的依赖感。同时学校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建立以学生为本的学校管理文化。此外，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可以增强对大三学生的留汉就业宣传。大三年级本科生对武汉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条件还不熟悉，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还没有清晰明确的目标。若能对大三学生进行及时有力的宣传教育，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当前武汉市的就业政策，有利于他们为留汉就业做好准备，可能会间接提高其就业满意度。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对湖北大学学生的生源地、学校认同与留汉择业倾向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有利于改善留汉政策，但研究模型是否适合其他省份有待进一步研究。且本研究的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高，属于部分中介，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增大样本量和调查范围。但本研究提出的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为改善武汉市的留住人才计划提供了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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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以湖北大学为例，调查分析了生源地对大学生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以及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并由此得出结论：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学校认同在生源地对择业地域倾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生源地为湖北省(非武汉市)的大学生留汉就业的意愿更强，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的留汉就业意愿受其学校认同的影响。且大四学生的生源地对留汉就业倾向的直接影响和学校认同的中介作用显著，大三学生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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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个体的面孔情绪加工能力对个体的社会交往十分重要。相比典型发展(Typical development， TD)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儿童的面孔情绪加工存在一定困难，对其社会性沟通和交往产生负面影响。但教育实践显示，卡通面孔对于ASD儿童似乎具有某种特别的“魅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并探讨了ASD儿童对真人和卡通的面孔情绪加工能力。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发现：(1) 许多研究表明ASD儿童对真人情绪面孔加工存在一定困难；(2) ASD个体对于卡通情绪面孔加工表现出与真人面孔不同的机制。对于ASD儿童如何加工真人与卡通情绪面孔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亟待完善。 关键词 :卡通，自闭症，儿童，面孔情绪加工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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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情绪(emotion)是个体对某一情形的个人意义的迅速评估(Campos， Frankel， & Camras， 2004)。理解他人情绪，即情绪识别是社会性沟通及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可以帮助个体对其情绪信息做出反应并由此指导自身的活动，了解他人的喜好、欲望等(Berk， 2012)。一般而言，个体识别他人情绪主要依据的线索是情绪的外在表现(即表情)，如面部表情、姿态和语调等。面部表情在非言语交流中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信息表征，准确识别他人面孔情绪是情商的一个重要成分(Batty & Taylor， 2003)。这说明，个体的面孔情绪加工能力对日常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儿童对情绪面孔加工存在一定困难，这对其社会性沟通及社会交往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在行为学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发现相比典型发展个体(Typical development， TD)而言，ASD儿童面孔情绪识别的正确率更低，反应时更长(Corden， Chilvers， & Skuse， 2008)。不仅如此，研究者使用眼动技术研究发现ASD对面孔的兴趣较TD低，对于情绪面孔的注视点更少，准确判断面孔情绪所需注视时长更长(Leung， Ordqvist， Falkmer， Parsons， & Falkmer， 2013)。以上均说明ASD儿童的面孔情绪加工存在异常，这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亦得到证实。樊越波，曹伟，&黄丹(2015)对采用ERP技术探讨ASD儿童情绪面孔加工的研究进行综述，总结得出：有研究者发现ASD情绪面孔加工的早期ERP成分出现异常，说明其异常的视觉处理机制；而另一些研究者发现其晚期ERP成分有所异常，说明其情绪面孔加工的障碍主要是认知加工的缺陷。 但有研究者采用不同类型的面孔考察其情绪面孔加工发现，ASD儿童采用不同的方式加工真人和卡通面孔。Rosset et al. (2008)发现ASD儿童与T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能力相当，但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面孔时其加工策略不同，具体表现为ASD儿童在加工真人面孔时不存在面孔倒置效应，在加工卡通面孔时存在面孔倒置效应。但也有研究者指出，ASD儿童对真人与卡通面孔的加工机制(如对卡通图像的注视模式，包括注视时间和注视点等)相似(van der Geest， Kemner， Camfferman， Verbaten， & van Engeland， 2002)。与真人面孔相比，卡通情绪面孔具有夸张化、抽象化的特点，这可能是导致ASD对真人与卡通情绪面孔加工存在差异的原因，这提示面孔的抽象程度或会影响ASD的情绪面孔加工机制。 总的来说，面孔情绪加工能力对于个体而言相当重要，能否准确加工面孔的情绪信息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社会沟通与交往的能力。对于具有社会交往障碍的ASD而言，了解其对不同类型情绪面孔的加工机制或有助于采用更有效的干预手段帮助其提升情绪面孔加工能力，进而帮助其提升社会性沟通与社会交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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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真人面孔情绪加工 2.1. 行为学研究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ASD儿童的真人面孔情绪加工能力，并发现ASD儿童对真人情绪面孔的加工存在一定障碍，表现出更低的面孔情绪识别正确率和更长的识别时长。研究表明，无论是基本情绪还是复杂情绪，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能力均弱于TD儿童(Fridenson-Hayo et al.， 2016)。这不仅体现在静态面孔上，对于动态面孔亦是如此(Evers， Steyaert， Noens， & Wagemans， 2015)。但有研究发现，ASD儿童并非在所有的情绪面孔加工中都弱于TD儿童。如Whitaker， Simpson， & Roberson (2017)研究发现，对于低强度的情绪面孔而言，ASD儿童对开心情绪的识别能力与TD儿童相当，而对生气情绪的识别能力弱于TD儿童。不过Evers et al. (2015)则发现ASD儿童对开心和生气情绪的识别能力与TD儿童相当，对伤心情绪的识别能力则弱于ASD儿童，而对害怕情绪的识别能力甚至会高于TD儿童。这些研究说明ASD儿童的真人面孔情绪加工能力弱于TD儿童，且情绪类型会对其产生影响。 不同于以上研究结果，有些研究发现ASD儿童在真人面孔情绪加工上与TD儿童无异。如Lacroix， Guidetti， Roge， & Reilly (2009)采用三种不同的任务方式(命名任务、情绪匹配任务、情绪区分任务)考察6~15岁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能力，结果发现ASD儿童在三项任务上均与TD儿童表现相当。Jones et al. (2011)采用大样本进行实验研究，发现10~20岁的ASD儿童可以进行基本情绪识别，仅在识别惊讶情绪时有困难，且其面孔情绪识别能力受IQ影响。 2.2. 眼动研究 除了采用面孔情绪识别的正确率和反应时作为ASD儿童面孔情绪加工能力的指标外，许多研究者还采用眼动技术进一步了解ASD儿童的真人面孔情绪加工。许多研究发现ASD儿童对面孔的兴趣较TD儿童低，对于情绪面孔的注视点更少，准确判断面孔情绪所需的注视时长更长。如有研究者通过分析1岁ASD儿童的生日宴会家庭录像发现，其相比于TD儿童对宴会上面孔的注意较少(Osterling & Dawson， 1994)。类似的，有研究者发现ASD儿童对面孔的觉察速度慢于TD儿童，需要更多的注视次数才注视面孔(陈顺森，白学军，沈德立，闫国利，&张灵聪，2011)。这说明，ASD儿童无论在日常还是实验室环境中，对面孔的注意均弱于TD儿童。不仅如此，有研究者发现，当要求ASD儿童寻找嵌入自然情境中的情绪面孔时，ASD儿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寻找到面孔，且对面孔的注视时长也短于TD儿童(Riby & Hancock， 2009)。 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ASD儿童对真人情绪面孔的眼动模式与TD儿童类似。如Leung et al. (2013)发现ASD儿童和TD儿童一样，在面孔情绪加工时表现出眼部偏好，其面孔情绪识别能力和眼动模式与TD儿童相当。对于ASD成人而言，亦有类似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ASD成人对于情绪面孔显示出对嘴部更少的注视，而对于没有交流的面孔的嘴部和眼睛的注意与TD成人没有显著差异(Falck-Ytter， Fernell， Gillberg， & Von Hofsten， 2010; Speer， Cook， McMahon， & Clark， 2007)。 2.3. 脑电研究 眼动技术为研究者进一步了解ASD儿童的真人情绪面孔加工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而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 EEG)技术亦为了解ASD儿童对真人情绪面孔加工的脑机制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樊越波等(2015)指出在面孔情绪加工的相关研究中，ERP的无创性与高时间分辨率有着独一无二的优越性，可用于研究ASD个体面孔情绪加工的时间进程，增强对其社会性交往与社会沟通困难的理解。 Dawson， Webb， Carver， Panagiotides， & McPartland (2004)采用ERP技术研究ASD儿童在内隐面孔情绪加工任务(即只要求个体注视情绪面孔，让个体对情绪面孔进行自动化的内隐加工)中N300与NSW (negative slow wave)的变化，结果发现TD儿童的N300与NSW的振幅在害怕情绪面孔加工时大于平静情绪，而ASD儿童却非如此。Batty， Meaux， Wittemeyer， Roge， & Taylor (2011)同样采用内隐任务发现，ASD儿童相比于TD儿童，其P1与N170的潜伏期更长，且P1的振幅更小。这些说明内隐任务中，ASD儿童对真人面孔情绪加工的脑机制不同于TD儿童。 但当研究者采用外显的面孔情绪识别任务(如要求被试给面孔的情绪命名等)时研究结果产生变化，并不统一。Wong， Fung， Chua， & McAlonan (2008)要求被试完成面孔情绪识别任务，结果发现ASD儿童无论是行为层面还是ERP层面(包括N170、P1和P2)均与TD儿童没有差异。O’Connor， Hamm， & Kirk (2005)比较阿斯伯格(Aspergers syndrome， AS)儿童、成人与TD儿童、成人进行面孔情绪识别时的N170和P1，结果发现AS儿童与TD儿童的ERP无显著差异，但AS成人相比于TD成人其N170与P1的潜伏期更长，N170的振幅更小。但有研究者发现ASD儿童难以综合面孔情绪与眼部注视信息，当刺激材料的情绪与注视相匹配时(如害怕情绪面孔与躲避的目光或生气情绪面孔与直视的目光)，TD儿童的N170振幅显著大于不匹配时，而ASD儿童没有此现象(Akechi et al.， 2010)。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外显任务中，ASD儿童对真人面孔情绪加工的脑机制或与TD儿童相似。 2.4. 小结 回顾过往研究，ASD儿童对真人面孔情绪加工的研究结果仍旧存在一些争议。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范式、材料和研究手段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有些研究者发现ASD儿童表现出不同于TD儿童的真人面孔情绪加工，即难以准确识别真人面孔情绪，并表现出非典型眼动模式和脑电模式。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发现ASD儿童对情绪面孔的注意觉察较慢，且存在嘴部偏好，难以综合面部信息从而准确地对面孔情绪做出判断，导致其面孔情绪判断的正确率较低，反应时较长。但这一结果受到实验材料类型(如情绪类型、面孔熟悉程度等)、实验任务类型(如内隐、外显任务等)的影响(Harms， Martin， & Wallace， 2010)。 在眼动与脑电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内隐任务的方式让儿童加工情绪面孔。此时，儿童加工情绪面孔的情境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面孔加工更为相似。因此，内隐任务也是相关研究中常采用的情绪面孔加工任务。回顾过往不同任务下的相关研究，ASD儿童可以根据任务类型改变其眼动、脑电加工模式。如在内隐任务下ASD儿童表现出非典型的眼动模式和脑电模式，而在外显任务下ASD儿童表现出与TD儿童类似的眼动模式和脑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