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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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定理1.2的证明 令 ，记 为 的特征函数，我们有 (9) 其中 。 设 ，由引理2.3，计算得到下面结果： 所以我们只需要证明 (10) 对 ， 时一致成立。 由引理2.2，设 ，则有 对 ， ， 一致成立，其中 是关于z的整数函数，且 。令 ，则有 对 ， 及 一致成立。 当 时，因为 ，所以有 由此可以推出 对 ， 及 一致成立。下面我们将分三种情况来证明公式(10)成立。 首先，当 时，有 其次，当 时，因为 则有 将上式代入公式(9)，得到 由此可得， 最后，当 时，由 和 的Taylor展开： 可得 对 ， ， 一致成立。计算可得 现在我们来证明定理1.2中的余项估计是最优的。定义 以及 令 ， ，我们得到 (11) 由Stirling公式及定理1.1，可得 (12) 根据公式(11)及公式(12)，可以求得 对 ， 一致成立。由此可见，定理1.2中的余项估计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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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城市工业废水排放等点源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城市水环境污染中来源于面源污染的比例逐年提高。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介绍了面源污染的概念、影响、排放特征及相关的控制措施，提出了城市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对接海绵城市改造为今后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城市面源污染，排放特征，工程措施，海绵改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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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我国水污染的问题已不容乐观。如国内的太湖蓝藻水华爆发、兰州自来水厂污染等，国外的日本水俣病事件、莱茵河剧毒污染事件等，重大的水污染事故频发，水环境污染问题已日渐成为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必须考虑的问题。 水环境污染，是指在人为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污染物质进入水体，使其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发生改变，以致影响水的正常用途和水生态系统的平衡、危害国民健康和生活环境 [ 1 ]。 水污染源根据进入水体的途径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点源、面源和内源；点源污染一般包括企业排放污水、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有明显的负责人，这种污染一般易于管控和处理。城市面源污染是指在降水条件下，雨水等形成的径流冲刷城市地面，使平时积聚于地面的污染物从非特定的地方汇入受纳水体，引起的水体污染 [ 2 ]，这种污染源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且不利于控制；内污染源指已经进入水体、平时累积在底泥或其他地域的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又被重新释放出来。 城市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造成污染负荷量增大，如工业排放污染和城市机动车交通量增加，另一方面造成城市自然处理、净化能力下降，如城市绿化率减少，不透水下垫面比例增加等，均造成城市地表污染物不断增加。在国外发达国家，由于点源污染基本得到有效地控制，径流所造成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城市受纳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如美国约有60%的河流和50%的湖泊污染与面源污染有关。国内由于雨水径流而造成的城市面源污染问题也很严峻，资料表明，国内90%以上城市水体污染严重，经过初步估算，其中北京和上海城区雨水径流污染占水体污染负荷的比例约占10%左右，并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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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城市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及排放特征 2.1. 城市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不透水的硬化地面面积比例越来越大，城市路面通行车流量也越来越多，由雨水径流所产生的城市面源污染已成为城市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料表明，在我国90%以上城市水体污染严重，大部分城市的水体有黑臭现象或富营养化，严重影响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对周边城市圈的辐射影响 [ 3 ]。 城市面源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城市地表所累积的污染物，城市地表累积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属污染物(Cd、Pb等)、多环芳烃类有机物、氮磷等营养物质，这些污染物大多来源于人类活动如汽车尾气、工业废物、植物施肥等改变自然环境属性的行为。由于这些污染物的危害很大，容易对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下面对城市面源污染物中耗氧有机物、有毒污染物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质进行阐述。 1) 耗氧有机物对城市水体的影响 城市地表径流携带大量的耗氧有机物进入城市的自然水系中，一方面，大量的耗氧有机物造成水中的溶解氧迅速消耗，给城市自然水系里的需氧水生物造成很大的影响，如2007年武汉市蔡甸区的暴雨污染事件，造成大面积水生物缺氧死亡。另一方面，耗氧有机物所携带的大量有机物氨态氮、硝酸盐、氮和磷酸盐等植物营养元素通过城市排水系统直接进入城市自然水系，容易造成水系统中的富营养化。 2) 有毒污染物对水质的影响 有毒污染物包括人造有机物和重金属 [ 1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为满足现代化的生产、生活需要，大规模的使用人工合成化合物和重金属的物质，产生了大量对环境有害的物质，并且这些有害物质在自然条件下很难被分解，能够在自然界中长时间的存在，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危害 [ 4 ]。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大量的有害物质由于种种人为因素直接排放入自然水体中，从而进入了食物链，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由于食物链的富集作用，导致有毒物质在食用受污染生物的人类体内积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如1956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就是由于未经处理的大量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 2.2. 城市面源污染特征 研究表明，城市降雨径流向受纳水体输入的污染负荷占很大的比例，是引起城市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 [ 5 ]。城市地表径流中的污染物主要来自降雨对城市地表的冲刷 [ 6 ]。道路径流是城市地表径流中污染程度最高的部分，严重影响着城市水体水质 [ 7 ]。通过对城市面源污染排放特征的研究，有利于对城市面源污染物的监测与控制，能够为相关治理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1) 初期冲刷效应 在通常情况下，初期雨水径流的污染物含量在整个径流过程中是最高的，这种现象被称为降雨初期冲刷效应(First Flush Effects， FEE)，是城市面源污染过程的基本特征 [ 3 ]。初期冲刷效应使得初期径流携带大量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 2) 不同城市下垫面源污染特性 有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材质的城市下垫面，其污染物特征也不同；如SS、COD、BOD浓度表现为道路 > 屋面 [ 8 ]；城市路面材质的差异性也对面源污染有很大的相关性。 3) 不同功能区和区域面源污染特性 根据人类的活动，城市可被划分为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交通区、餐饮区等不同的功能区 [ 9 ]，人们对土地的利用形式和水污染有着关系 [ 10 ]，城市面源污染在不同的功能区体系体现不同的特性，而不同污染物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有所差异。 常静等对上海市市内四个不同功能区进行的测量监测数据中，结果如表1所示，污染物在不同功能区之间显示出相似的分布趋势，能够体现不同功能区主要污染物含量也和区域有极大的关联性。 Table 1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of rainfall runoff in central Shanghai (mg/L 功能区 TSS COD TP NH 3 -N NO 3 -N NO 2 -N 交通区 1731.355 748.705 1.005 2.185 0.605 0.33 商业区 699.875 448.25 0.87 2.58 0.405 0.11 工业区 580.905 256.53 0.555 1.29 0.48 0.13 居民区 430.72 150.415 0.425 0.865 0.425 0.24 表1. 上海市中心城区降雨径流污染物浓度(mg/L) [ 11 ] 侯培强等对城市面源污染特性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城市面源污染在全国的大尺度上存在着不同的污染特性，表2可以看出南方城市道路雨水径流中主要污染物浓度普遍高于北方城市，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 Table 2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of rainwater runoff from urban roads in China (mg/L SS COD BOD TN TP 南方城市均值 572.08 316.27 71.11 8.59 0.85 北方城市均值 436.01 238.67 39.29 6.65 0.64 特大城市均值 552.36 310.94 - 8.17 0.76 中等城市均值 340.03 199.13 - 6.04 0.89 地表水环境质量V类标准 150 40 10 2 0.4 表2. 我国城市道路雨水径流污染物浓度(mg/L)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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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城市面源污染的研究现状 城市面源污染是指在降水的条件下，雨水和径流冲刷城市地面，使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引起的环境问题 [ 13 ]。城市降雨径流中包含大量的污染物，使得其初期径流产生的污染负荷明显较高，由城市面源引起的水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城市面源污染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在北京多个城市相继进行，但是仅局限于数据收集和观测以及进行概率统计分析和建立一些简单的经验公式，大部分研究通过调查城区面源污染的宏观性质和基于国外模型的污染负荷研究 [ 14 ]。几乎没有系统、全面的城市面源污染监测资料。 长期以来，我国研究重点在点源污染控制方面，对于面源污染，工作重点主要是针对农村耕作区水土流失等面源污染问题，对于城市面源污染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对城市地表径流开展了大量的测试及研究工作；我国城市地表水环境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对北京的城市径流污染进行研究，随后在上海、广州、西安、武汉、澳门、珠海、苏州等大中城市逐渐开展起来。 城市面源污染复杂多变性、监控困难等难题，并且城市面源污染物的种类复杂、毒性大、随机性大等，现在已经成为各国环境治理所必须要考虑的重要性问题。近几十年来各国都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从初期的观测统计，收集面源污染物资料，进而建立经验公式或概率公式进行有关预报与模拟，最后发展到数学建模模拟和预测，从简单的统计分析到后期的机理研究，非点源污染研究正逐步走向成熟 [ 15 ]。 在国外发达国家，城市面源污染开始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研究工作重点在于大量实测数据的获取，为后期的研究模型提供数据支持；80年代，西方国家在大量的实测数据的支持下，开发出了大量的统计模型、机理模型及管路和开发，如著名的暴雨管理模型(SWMM)、贝特尔市城市径流管理模型、储存处理和流模型(STORM)、化学污染物径流负荷与流失模型(CREAMS)、非点源污染环境评价模型(ANSWERS)等 [ 16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对城市和农村的面源污染控制提出了“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方案，BMPS方案因高效、经济、符合生态学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应用。同时，英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新西兰的低环境影响开发技术(LID)等也同样是城市面源污染有效控制的经典实例；90年代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应用于水环境面源污染的研究，极大方便了面源污染的模拟、预测和管理决策；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和3S技术的应用基于流域大尺度的超大模型被开发出来，如BASINS等，提升了城市面源污染定量化研究的边界 [ 17 ]。 我国早期的城市面源污染的研究，仅仅局限在测量数据、概率统计分析、建立简单经验公式等方面，还停留在面源污染模型应用研究阶段，多数采用国外的成熟模型或结合实际的研究情况加以修正，对模型结构改进不大。近年来，国内关于城市面源污染问题有着很高的关注度，相应的研究也发展较快，同时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胡成等人利用SCS模型建立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条件下城市雨水径流系数与年降雨量的相关关系 [ 18 ]；刘勇华等指出城市雨水径流污染初始冲刷效应(FEE)，单一BMPs技术难以实现污染控制，应该采用多种BMPs相结合的方法 [ 19 ]。 目前，我国国内对于城市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缺乏大尺度的系统性和创新性。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城市污染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城市的发展规划历程与国外也不同，国外的理论模型并不能够完全的适用国内的城市，所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中，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面源 [ 20 ] 污染控制方案和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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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城市面源污染的控制措施 近年来，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压力逐渐变大，城市水环境的情形越来越令人堪忧，城市面源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城市面源污染物的种类随机因素太大，使得在防治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城市面源污染控制与治理在于对城市暴雨径流污染的产生与输出进行调控。要针对城市面源污染产生的原因，控制进入城市水体的面源污染物总量；进而改善城市水环境、提升城市水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构建人水和谐的生态城市。 在城市面源污染控制措施中，美国的暴雨最佳管理措施 [ 20 ]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 BMP)最为系统和全面，也得到了国内外很多国家广泛的认可。实践证明，最佳管理措施的实施，可以减缓受纳水体的水质污染程度。BMP措施分为非工程性措施和工程性措施两种。 4.1. 非工程性措施 1) 理念的转变 理念的转变包括城市建设部门。长期以来，在我国城市建设中缺乏可持续和长远的规划，城市的基本建设规划中，缺乏城市与自然的和谐理念。很多老城区在设计过程中，城市排水系统仅仅局限于防洪排涝，并未关注到由此带来的径流污染、雨水资源流失、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转变我国城市道路排水设计的观念，从而减轻城市面源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2)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加强环境教育 主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监督检查办法，让环境责任问题落实在明确的负责人身上，还需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可实施性，从污染的源头全面防治面源污染；通过标语、宣传片等途径对广大市民进行思想教育和科普环境保护意识，全面提高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切实让环境保护意识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中。 3) 清扫路面和抑制除冰剂、杀虫剂等的使用 长期以来，路面清扫一直被认为是控制径流污染的有效方法，贺问彦等的研究中表明，传统的路面清扫方式能在一定直径范围内的颗粒物起到很好的作用 [ 21 ]。Sartor等人的研究表明，常规的路面清扫最多仅能去除30%的污染物 [ 22 ]；当务之急在于寻找一个去污效率高的城市路面的清扫方法；国内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在冬季为了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大量的使用除冰剂等，如除冰剂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增加了NaCl等盐类和沙砾等研磨物，另一方面使得路面车流量在通过该路段时，车轮与路面的磨损程度加重，磨损物质随冰雪融化的径流进入受纳水体。 4.2. 工程性措施 利用工程性措施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源头着手对城市面源污染物进行处理，将雨水径流污染物在源头上控制在最低限度；二是针对在雨水污染物的扩散途径上进行控制，通过适当的措施，减少污染物进入城市排水系统的污染物总量，进而减少对城市水系的污染；三是末端处理，通过自然生态技术或人工净化技术来降解带入城市水系中的径流污染物。 城市面源污染在流域尺度上，形成源–迁移–汇 [ 23 ] 的处理链模式，从源头开始处理、在迁移过程中层层处理，这样能够起到很好的净化效果。源–迁移–汇的城市污染物控制系统在处理污染物的实践中不断被验证和完善，已经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认可。以下结合实际措施来解释源–迁移–汇污染处理系统。 1) 源控制技术。在源头区域内采用“透水铺装技术”、“增大渗水面积”等技术都能够在源头区域对城市面源污染物的数量进行有效的控制。 2) 迁移控制技术。如现在较为广泛的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下沉湿地等技术都是对迁移过程中的污染物进行处理，通过绿色植被对污染物的吸附作用，使得迁移过程中的大部分的污染物被处理掉。 3) 汇控制技术。生态浮床技术和人工湿地是城市污染物的汇控制技术应用较广的措施。类似生态浮床技术等一系列通过生态植物对污染物的生态效应来处理的措施，一方面可以大量处理城市径流带来的污染物，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城市绿化率，为城市增添一抹绿色风景。 4.3. 可行性分析 源–迁移–汇的城市污染物控制系统在城市环境污染物的治理中得到不断地验证，非工程性措施和工程性措施也是基于这套系统提出，制定相关法规和进行相应的科普教育等均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植草沟、生态浮床等LID设施的应用则是在污染物迁移过程中对污染进行拦截、削减，非工程性措施和工程措施主要借鉴于美国五大湖区成功治理的案例，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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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和方向 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技术论坛首次提出“海绵城市”的相关概念。住建部 [ 24 ] 2015年也对“海绵城市”给出明确的定义，通过海绵城市改造技术对现有城市地区进行海绵改造，使得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是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当需要水时，将蓄存的水重新释放出来使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提高城市生态系统功能 [ 25 ]。海绵城市是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设海绵试点，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城市海绵改造技术是由雨水净化系统、雨水渗透系统和雨水蓄积利用系统组成；海绵城市是城市水力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协同的产物，所进行的城市面源污染相关的研究能都很好的对接到海绵城市的相关理论研究。 1) “源–迁移–汇”技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协调性，探究源控制技术、迁移控制技术和汇控制技术在实际运行时对污染物处理的贡献率。 2) 针对城市污染物的测量与监测，使得城市面源技术融入到新型海绵城市的建设，通过测量比较路面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模型评估城市道路的海绵改造效果。 3) 对城市降雨径流的在线监测技术的研究，通过对城市雨水径流实时的监测，可以为污染处理提供更加准确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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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我国海绵城市改造建设为城市面源污染研究发展的一大契机。但我国缺乏长期的系统监测数据的支持，对于城市面源污染的总负荷和海绵改造设施作用效果无法有效地估计，故进行城市面源典型特征污染物的监测，有利于了解污染物的分布规律，同时能为城市水环境的治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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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研究泰湖国家湿地公园秋季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和水质，本研究于2018年9月采集了泰湖国家湿地公园内12个采样点的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丰度、生物量、多样性和环境因子。研究表明：共鉴出浮游植物7门属62种及变种，丰度波动于40.8 × 10 4 ind./L~1320.0 × 10 4 ind./L，生物量波动于0.32 mg/L~13.11 mg/L，共发现浮游植物优势种共8种。Shannon-Weaver和Margalef多样性指数表明泰湖国家湿地公园水质为中污染。 关键词 :泰湖国家湿地公园，浮游植物，水质评价，秋季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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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浮游植物水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初级生产者，具有生长周期短、扩散力强等特点，是生物地球化学作用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水质状况的好坏 [ 1 ]。浮游植物与环境因子关系密切，其种类种组成、多样性及群落结构会对环境变化做出相应改变，因此通过调查浮游植物可以间接了解水质的情况。近年来关于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生态学的相关研究较多。赵思琪等发现在修复富营养化湖泊时，应重视浮游植物多样性的重建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 2 ]。魏志兵等对长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调查中发现该湖泊处于物种组成单一、稳定性较差的富营养化状态 [ 3 ]。张囡囡等建议根据湿地不同功能区采取不同措施保护浮游植物资源 [ 4 ]。褚一凡等通过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结果发现陈桥东湖水质呈中污状态，与理化评价结果一致，可以为湿地水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 5 ]。 泰来县地势西高东低，泰湖国家湿地公园就位于城区东部，雨水、污水、工业废水都有向低处排放的特点，故泰湖国家湿地公园是泰来县人民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受纳水体 [ 6 ]。20世纪90年代，泰湖国家湿地公园受造纸厂污水的影响，污染严重，取缔造纸厂以后，水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加上附近居民的活动的影响，泰湖国家湿地公园受外界干扰较大且水体环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水体营养状况与浮游生物息息相关，浮游植物作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指示种，可为水污染的监测和控制工作提供依据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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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地 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城区，地理坐标为E123˚25'14.17~123˚29'00.97，N 46˚24'12.10~46˚21'15.10，总面积1365 hm 2 [ 8 ]。本区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温度为4.2℃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可达2920 h左右，气候较为干燥，历年平均降水量为360 mm，蒸发量为1798.2 mm，无霜期为130 d左右，年平均封冻期为145 d左右 [ 9 ] (图1)。 图1. 泰湖国家湿地公园采样点分布图 2.2. 浮游植物采样 调查方法依据《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手册》 [ 10 ] 进行。浮游植物定性样品采用25号浮游生物网在水面下50 cm处进行横“∞”字形捞取；浮游植物定量样品采用1 L采水器采集上、中、下水层混合水样1 L，样品用1.5%的碘液固定，带回室内，经沉淀、浓缩，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鉴定。 2.3. 多样性分析 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 [ 1 ] ： H ′ = − ∑ i = 1 s P i log 2 P i (1) Margalef丰富度指数 [ 11 ] ： d = ( S − 1 ) / ln N (2) 其中，S为总种数，N为所有种个体总数， P i 为第i种个体数量在总个体数量中的比例。多样性指数水质评价标准见表1。 Table 1 Assessment standard of diversity indexe 指数 污 染 指 标 Shanno-Weaver多样性指数(H′) 0~1 重污染 1~3 中污染 >3 轻污染 Margalef丰富度指数(d) 0~1 重污染 1~3 中污染 >3 轻污染 表1. 多样性指数水质评价标准 优势种是根据物种的出现频率及个体数量来确定，用优势度来表示 [ 8 ] ： y = f i × P i (3) 式中， y 为优势度， 为第 i 种的出现频率， p i 为第 i 种个体数量在总个体数量的比例， f i 为该种在各取样时间出现的频率，当 y > 0.02时，定为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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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经过镜检，泰湖国家湿地公园共鉴出浮游植物7门属62种及变种，其中绿藻门种数最多32种，占51.61%；硅藻门次之，16种，占25.81%；裸藻门6种，占9.68%；蓝藻门2种，金藻门2种，隐藻门2种，甲藻门2种，各占3.23%。泰湖国家湿地公园各采样点的秋季浮游植物种数数据表明，1#、11#、12#采样点的物种数较少，其余样点的物种数相差不多。 2) 通过泰湖国家湿地公园调查结果来看，泰湖国家湿地公园秋季浮游植物的丰度与生物量各采样点水平差异显著。丰度波动于40.8 × 10 4 ind./L~1320.0 × 10 4 ind./L之间，最高为3#采样点，次高为2#采样点，最低为11#采样点；生物量全年在0.32 mg/L~13.11 mg/L之间。最高为3#采样点，次高为2#采样点，最低为11#采样点。 3) 泰湖国家湿地公园秋季浮游植物优势种共8种，其中绿藻门3种、硅藻门4种、蓝藻门1种。 4) Shannon-Weaver和Margalef多样性指数表明泰湖国家湿地公园水质为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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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使用ERA-I再分析数据驱动新一代大气预报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with Chemistry V3.9 (WRF-Chem V3.9)对2017年1月22~25日发生在成都的一次重度雾霾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在使用观测数据检验模式性能后，对比了全球排放源和清华大学排放源等不同人为排放源对模拟结果的影响，并探讨了大气化学过程对雾霾过程的影响。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两种不同排放源的模拟结果对PM 2.5 、PM 10 、CO、SO 2 等大气污染物的模拟效果有待进一步改进，其中，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模拟效果在模拟趋势和量级上优于全球排放源；两种不同排放源的敏感性试验输出的2 m气温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相关性较好，模拟误差在3℃~6℃以内，与控制性试验的模拟值相比，敏感性试验的模拟值偏低，体现了化学过程的降温效应；含有化学过程的模拟有使2 m气温，边界层高度，10 m风速，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降低的趋势，表明大气化学过程使得风速减少，对流减弱，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降低，边界层高度降低，从而使污染物浓度进一步增加，反映了大气化学过程与污染物浓度的正反馈关系。相较于全球源的结果，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结果更明显。 关键词 :重度雾霾，WRF-Chem，排放源，成都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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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雾霾是一种发生在近地面层的污染现象，是对大气中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示 [ 1 ] [ 2 ]。近年来雾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雾霾的频繁发生使得大气能见度降低，空气质量下降，空气中的有害颗粒物增多，进而严重影响到人类健康 [ 3 ] [ 4 ] [ 5 ]。 成都市作为西部地区的发达城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使得气溶胶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再加上城市热岛效应导致的逆温现象，污染物浓度逐渐累积，污染现象日趋严重 [ 6 ]。要做到科学的防霾治霾，就要提高成都市空气质量预报的准确性，而预报结果多数来源于数值模拟预报得出的结论，因此，提高数值模拟预报的精确度对成都市的雾霾治理有重要意义 [ 7 ] [ 8 ] [ 9 ]。数值预报准确度与排放源的选择、参数化方案的选取以及大气化学过程的参与有关 [ 10 ] [ 11 ] [ 12 ]，本文通过开展包含与不包含化学过程的模拟来探讨大气化学过程对模拟的重要性，并通过使用两种不同的排放源对污染过程进行模拟来研究排放源对模拟结果的影响，最后，将模拟所得出的PM 2.5 、PM 10 、CO、SO 2 的值与观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污染物的时空变化特征，因此，本次研究对于提高成都市的空气质量预报准确性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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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和方法 2.1. WRF模式介绍 本文研究使用的是由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和海洋局联合开发的气预报模式WRF-Chem3.9.1 (图1)，模拟区域以温江站(30.7˚N，103.97˚E)为中心，使用27 km × 27 km，9 km × 9 km，3 km × 3 km的3层嵌套模式，最内层覆盖四川盆地地区，在垂直方向划分了30个垂直层。 模拟使用的气象初始场资料采用的是时间分辨率为6小时、空间分辨率为0.70˚ × 0.70˚的ERA再分析数据。模式起转时间为21日00时(UTC)，对比时间为1月22日00时~1月25日00时(UTC)。 图1. WRF-Chem模拟区域网格嵌套示意图 2.2. 参数化方案 本文采用Lin微物理方案，Noah陆面过程方案。MYJ边界层方案，GD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ntm长波辐射方案，Dudhia短波辐射方案以及MYJMonin-Obukhov近地面层方案。 化学过程方案包含两个重要部分，分别是排放源的选取和各化学方案的组合选择 [ 8 ] [ 9 ]。本文采用的排放源包括两种，一是包含近40年的对流层化学RETRO (0.5˚ × 0.5˚)的全球排放数据，二是时间为2012年空间分辨率为0.25˚ × 0.25˚的MEIC清华大学排放数据。WRF-Chem化学方案选择的是RADM2气相化学反应机制，MADE/SORGAM气溶胶方案和GOCART海盐方案。 2.3. 资料介绍 2米气温资料采用的温江站生成的自动观测数据，时间间隔为5分钟一次。 污染物质量浓度才用的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国国家环境监测信息中心的实况数据。 2.4. 数据处理方法 将选取的六个站点，分别为金泉两河(30.72358˚N，103.9726˚E)、十里店(30.6872˚N，104.176˚E)、三瓦窑(30.5706˚N，104.079˚E)、沙河浦(30.63˚N，104.1114˚E)、梁家巷(30.685˚N，104.074˚E)和君平街(30.6578˚N，104.054˚E)的数据插值到所选择的网格点以便于和模拟结果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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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式性能的检验 3.1. 气温对比 由图2各试验对比可以看出，控制性试验对2 m气温的模拟效果较好，基本模拟出了气温变化的趋势，对高温日的模拟误差在3℃以内，对低温日的模拟误差在6℃之内，模拟值与实测值的贴合程度较高。 3.2. 颗粒物对比 分别将清华大学排放源和全球排放源包含化学模块的PM 2.5 、PM 10 、CO、SO 2 的输出结果插值到6个测站，得到如图所示的颗粒物的模拟浓度指数，再将其与观测值进行时间序列的对比。 图3中6个测站22~25日的PM 2.5 指数时间序列图显示，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模拟结果位于0~300 μg/m 3 区间范围内，比观测值低大约100，在大多数时间范围内，模拟结果的量级与观测值接近，对个别峰值的模拟情况较好，但对整体变化趋势的模拟情况较差。采用全球源的敏感性试验模拟结果位于0~100 μg/m 3 范围内，模拟值的日变化幅度较小，与观测值变化趋势相差较大。 图2. 观测值、控制性试验与两种不同排放源的敏感性试验输出的2 m气温对比图 图3. 各监测站PM 2.5 质量浓度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图中(a)、(b)、(c)、(d)、(e)、(f)分别表示监测站金泉两河、十里店、三瓦窑、沙河铺、梁家巷、君平街 图4中6个测站PM 10 的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时间序列图显示，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模拟结果位于0~300 μg/m 3 区间范围内，比观测值低100~200，采用全球源的模拟结果位于0~100 μg/m 3 范围内，两种敏感性试验结果在模拟趋势和量级上都需要改进，但清华源的模拟结果在量级上优于全球源。 α = β − γ (1) 图5中6个测站22~25日的CO指数时间序列图显示，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较好的模拟出了污染物的变化趋势，且与污染物实测值的量级相同，对个别站峰值的模拟情况较好。采用全球源的敏感性试验模拟值位于0~1.5 mg/m 3 区间范围内，整体低于观测值，在模拟趋势方面与观测值接近，但对峰值和低值的模拟情况较差。 图6中6个测站22~25日的SO 2 指数时间序列图显示，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模拟结果位于50~300 μg/m 3 区间范围内，比观测值高250 μg/m 3 左右，模拟值出现大幅周期波动。采用全球源的敏感性试验模拟结果位于100 μg/m~400 μg/m 3 区间范围内，比观测值高200~300，模拟值的日变化幅度较大，波动周期明显。较之于全球源，清华大学源的模拟结果更接近于观测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PM 2.5 、PM 10 、CO、SO 2 的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可得出结论，全球源和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对观测值的模拟效果都不理想，全球源的模拟结果在量级和变化趋势两方面都与实测值相差较大，较之于全球源，清华大学源的模拟结果在量级上与观测值更接近，但在模拟变化趋势方面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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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大气化学过程对雾霾发生发展的影响 4.1. 气温空间分布对比 图7(a)、图7(b)中，差值为有化学过程的模拟值减去无化学过程的模拟值。图中红点为温江站所在。 图4. 各监测站PM 10 质量浓度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图中(a)、(b)、(c)、(d)、(e)、(f)分别表示监测站金泉两河、十里店、三瓦窑、沙河铺、梁家巷、君平街 图5. 各监测站CO质质量浓度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图中(a)、(b)、(c)、(d)、(e)、(f)分别表示监测站金泉两河、十里店、三瓦窑、沙河铺、梁家巷、君平街 图6. 各监测站SO 2 质质量浓度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图中(a)、(b)、(c)、(d)、(e)、(f)分别表示监测站金泉两河、十里店、三瓦窑、沙河铺、梁家巷、君平街 图7. 采用(a)全球源和(b)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与控制性试验输出的2 m气温差值(单位：℃) 图中可见，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普遍低于不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对于采用清华源的试验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差值集中在−2.4~0.8℃之间，且大多数位于−2.4~−0.8℃区间范围内。图中有一条明显的东北西南走向的0差值分界线，分界线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差值接近于零度，个别地区差值在0.8℃以内，分界线以东的大片地区差值集中在−3.0~−0.8℃之间，温江站周围存在一个负高值区。采用全球源的模拟结果与控制性试验的差值集中在−1.5~0℃之间，温江站以西有一条零度分界线，温江站附近的差值在−1.0℃左右。 4.2. 边界层高度空间分布对比 如图8填色图显示，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普遍低于不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对于采用清华源的敏感性试验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差值集中在−150~0 m之间。图中有一条明显的东北西南走向的0差值分界线，分界线以东地区差值普遍位于−80 m以下区间范围内，分界线以西地区大部分位于0~40 m区间范围内，少数地区差值达到40 m以上。温江站所处区域周围为负高值区。采用全球源的模拟结果与控制性试验的差值集中在−100~40 m之间，图中0分界线不明显，温江站附近有不连续的负高值区，差值在−80~−40 m区间范围内，温江站的东南侧分布有不连续的正高值区，差值在80 m左右。 图8. 采用(a)全球源和(b)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与控制性试验输出边界层高度差值(单位：m) 4.3. 10 m风速空间分布对比 如图9填色图显示，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普遍低于不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对于采用清华源的敏感性试验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差值集中在−1.2~0.4 m/s之间。图中有一条明显的0差值分界线，温江站周围的大片地区差值集中在−1.2~−0.8 m/s之间。采用全球源的模拟结果与控制性试验的差值集中在−0.4~0 m/s之间，温江站周围的差值集中在−0.4~0 m/s范围内。 4.4. 感热通量空间分布对比 图10显示，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普遍低于不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对于采用清华源的敏感性试验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差值集中在−30~5 w/m 2 之间。图中有一条明显的0差值分界线，位于温江站以西，且温江站以西大部分地区的差值位于−5~0 w/m 2 区间范围内，个别地区的差值在0~5 w/m 2 区间范围内，温江站及其以东的大片地区差值集中在−30~−10 w/m 2 之间。采用全球源的模拟结果与控制性试验的差值集中在−15~4 w/m 2 之间，温江站周围有不连续的负高值区，差值在−12~0 w/m 2 之间。 图9. 采用(a)全球源和(b)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与控制性试验输出的10 m风速差值(单位：m/s) 图10. 采用(a)全球源和(b)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与控制性试验输出的感热通量差值(单位：W/m 2 ) 4.5. 潜热通量空间分布对比 图11可见，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普遍低于不开启化学过程的模拟结果，对于采用清华源的敏感性试验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差值集中在−16~4 w/m 2 之间。图中有一条明显的0差值分界线，位于以西，且温江站以西大部分地区的差值位于0~4 w/m 2 区间范围内，个别地区的差值在−4~0 w/m 2 区间范围内，温江站及其以东的大片地区差值集中在−16~−12 w/m 2 之间。采用全球源的模拟结果与控制性试验的差值集中在−12~3 w/m 2 之间，温江站周围有不连续的负高值区，差值在−12 2 ~0 w/m之间。 综上所述，包含化学过程的敏感性试验的模拟结果有使模拟值降低的趋势，而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模拟结果降低的趋势比全球源更明显。加入化学过程之后，进一步添加了气溶胶对于模式模拟结果的影响，大气中存在的气溶胶一方面对入射的太阳辐射有散射作用，使得地面得到的入射太阳辐射减少，贴地层的气温下降；另一方面，大气中的气溶胶对太阳辐射有吸收作用，使得大气的温度升高，贴地层温度下降而大气层温度上升使得大气稳定度进一步升高，近地层与大气之间的感热通量减少，风速减弱，对流过程减弱，进而使得边界层高度降低，而对流过程的减弱也使得污染物更不易排出，污染现象加重。本试验所得出结论与周广强等 [ 7 ]、谭敏等 [ 12 ]、马欣等 [ 13 ]、杜川利等 [ 14 ]、贺园园等 [ 15 ] 所做的模拟试验得出的结论相符，所以判断清华大学源的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全球源的模拟效果。 图11. 采用(a)全球源和(b)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与控制性试验输出的潜热通量差值(单位：W/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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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模式性能的检验 1) 控制性试验对2 m气温的模拟效果较好，模拟趋势与实测值的拟合程度较高，模拟误差在6℃以内。 2) 两种不同排放源的敏感性试验对PM 2.5 、PM 10 、CO、SO 2 等大气污染物的模拟效果较差，其中采用清华大学排放源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量级相当，且对CO的日变化趋势拟合程度较好，但对其他污染物的日变化趋势的拟合程度还有待改进，采用全球排放源的模拟结果的量级普遍低于实测值，模拟的日变化趋势也相差较大，总体上劣于清华大学源的模拟效果。 3) 两种不同排放源的敏感性试验输出的2 m气温模拟值对实测值的模拟效果较好，模拟误差在2~3℃以内，与控制性试验的模拟值相比，敏感性试验的模拟值偏低，这体现了化学过程的降温效应。 4) 空间分布图中，含有化学过程的模拟有使2 m气温值，边界层高度，10 m风速，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降低的趋势，采用清华大学源的敏感性试验降低的趋势更明显。风速减少，对流减弱，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降低，边界层高度降低，使得污染物浓度进一步增加，反映了大气化学过程与污染物浓度的正反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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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配合欧盟2020战略的实施，“伊拉斯谟+”计划正在为欧洲的教育合作、文化交流和青年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由其主导的网络语言平台在支持青年和劳动力在克服语言障碍，提升语言能力，从而更好地进行跨境交流和合作方面卓有成效。该平台在帮助流动人口进行语言能力评估和进行流动学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国内的流动语言学习和评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关键词 :伊拉斯谟+，OLS网络语言平台，语言评估，流动学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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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的前身是欧洲各共同体在1987年成立的一个学生交换项目伊拉斯谟计划，该项目的全称是“欧洲共同体高校学生流动行动计划”(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该项目为欧洲教育合作、文化交流和青年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累计帮助超过300万拥有不同身份背景的学生、员工、教师、志愿者等获得在欧洲异国高等教育机构或组织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 1 ]。该计划不仅仅着眼欧洲，还致力于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国外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帮助这些组织提高其员工的专业技能、组织能力以及建立跨国合作伙伴关系等。 为了配合欧洲2020年增长、就业、社会公平和包容战略的实现，欧盟于2014年1月在原来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伊拉斯谟+计划，该计划以为青年提供海外学习，培训，和工作机会为目标，工作范围覆盖欧盟现在所有教育、培训、青年以及体育领域。到2020年，该计划预计将为400万人提供国外学习与交流机会，其中包括200万大学生，65万个海外职业培训或实习机会，50万青年参与国际志愿者或青年交流项目，以及80万教育和青年工作者海外研习教学方法的机会等。届时将有超过125，000所学校、职业教育培训机构、高等成人教育机构、青年组织和企业组织等从中获益，预算总金额高达147亿欧元 [ 2 ]。 除了以上这些目标以外，该计划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和目标是帮助欧洲青年提高语言能力和提供语言学习支持和帮助。语言能力不佳是影响欧洲青年学生和教师进行跨境教育、培训和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提供语言支持旨在提高流动学习的效率和质量，提高学习成绩，从而有助于实现该计划的具体目标。网络语言学习平台OLS (Online Linguistic Support)是伊拉斯谟+计划专门为帮助计划参与者学习和掌握目的地国家语言而打造的高质量流动学习平台。该平台旨在以灵活和便捷的形式帮助参与者在出国前和出国期间，获取工作、学习以及志愿活动所需的语言能力，以确保学习交流活动的顺利进行。该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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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语言水平评估功能 作为一个即时在线的语言学习辅助平台，伊拉斯谟+计划的参与者可以利用OLS评估自己现有的语言知识和能力，根据规定，伊拉斯谟+流动参与者(国外学习和交流至少两个月)必须在流动期开始之前和结束时接受两次外语能力评估，以监测其在流动期间语言方面的进展(评估结果不妨碍参与者参与流动计划，但可作为派遣机构/协调组织用于确定最需要语言支持的参与者)。参与者可以根据测评的语言水平程度，访问OLS学习平台，在流动期内学习在线语言课程。最终，学习者可以通过平台诊断性、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估的组合来监控和评估语言发展。 OLS的评估依据主要是基于通用欧洲语言参考框架(CEFR)，具体对参与者五种语言技能做出评估。 OLS平台主要测评能力列表(表1) [ 3 ]： Table 1 Table of main language abilities in assessment of OLS platfor 语言技能 能力描述 语法能力 对语言语法的了解和使用能力。 词汇能力 对词汇知识(词汇、短语和惯用表达)的认知和使用能力，包括词汇的深度(depth)和广度(breadth)知识。 语用能力 语义搭配和语言使用的适恰性能力。 听力理解能力 接收和处理不同场景、类型，不同地域和口音的一个或多个发言者发出的言语信息的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 理解和处理书面文本的能力，以及对基本阅读策略的熟练使用能力。 表1. OLS平台主要测评能力列表 OLS评估具有随机性和个性化特点，参与者可以随时登陆平台进行测试并保存测试结果。测试项目具有适应性和个人定制性。测试者接受的测试题目难易程度是基于对以前问题的回答，这样受试者的语言能力就可以以逐步提高的精度来衡量，且受试者的水平越高，其评估就越精确，因为问题涉及的主题也会更加专业。因此，考生的语言能力是用一种智能的、定制的技术来衡量的，以确保测量过程中个体语言熟练程度的精确性把握。在完成测试的基础上，参与者可申领欧洲语言护照(The Europass Language Passport)——欧洲语言通行证。该护照是成人标准语言护照的电子版本，由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共同开发，用以记录和描述学习者每种语言的学习经历，旨在帮助和引导学习者进行学习规划和评估进度，同时它还作为公民在流动期间的语言能力证明，帮助交流机构或雇主了解个体的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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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课程学习功能 参试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语言水平选取互动语言课程，课程分为A、B、C三个等级，分别对应语言参考框架A1和A2、B1和B2级以及C1和C2级。课程分为主题性课程(即专注于某个特定的主题)和自由课程(参与者选择他们希望使用的语言的主题)。辅导课程采用小班教学(1至6名学员)，以确保内容符合学员的特定需求。学习者可以选择“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进行学习，也可以选取从与母语人士和其他OLS参与者的在线辅导课程。MOOC课程每周提供一次，聚焦某个特定主题，为学习者提供有关该主题的更多信息，时间为半个小时，并在Erasmus+OLS平台的主页上公布。这些课程向所有学习者开放，无人数限制。学习者可以在平台上浏览以前的MOOC视频记录，并可以在课程期间使用聊天功能来向导师提问或与同课程的其他参与者分享观点。平台后台运作依靠导师团队(拥有语言学位，至少有三年将母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专业经验，目前拥有六种语言，近80名导师。)和语言协调员(拥有语言学位和至少五年将母语作为外语教学经验的语言培训专家，负责监督导师的招募，培训和督导以及在线课程创建)。 OLS语言课程三种主要教学法原则列表(表2) [ 4 ]： Table 2 Table of three main teaching principles of OLS language cours 教学法 方法描述 沉浸式教学法 通过深入接触多媒体动画、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情况以及母语者专门介绍，培养和加强语言技能。 全身反应操练法 调动身体的各个感官，通过听、读、写和说来学习语言。其中听力领先，在每天工作和生活的具体情景下练习这些技能。 螺旋式教学法 每门课程都是由浅及深，循环反复，内容不断扩展深化，层层递进。 表2. OLS语言课程三种主要教学法原则列表 OLS作为面对面教学的补充，使学习者有机会能够在常规课堂之外继续提高自己的语言技能。平台还为学习者提供协作和同伴学习的机会，例如针对各种专门或广泛主题的现场辅导，同时为学习者提供在学习期间进行相互交流的学习论坛。论坛方便学习者互相支持，促进协作学习，并由能够提供学习技巧和回答参与者专业问题的导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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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该语言学习平台同常规的语言学习相比拥有巨大优势 1) 语言学习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优势 该平台在帮助具有不利背景因素和较少机会参与跨国活动的参与者获得平等和包容机会方面作用显著。这些人群包括身患残疾，智力障碍(智力、认知、学习)，经济障碍(生活水平低、收入低、依赖社会福利制度或无家可归者)，文化障碍(移民、难民或少数民族)，以及其他社会障碍(因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原因受到社会歧视或不能从事常规课程学习的人士)。仅以难民和移民为例，从2016年到2019年，欧盟委员会在自愿的基础上向10万名难民和新移民开放了OLS。该计划旨在帮助他们有机会学习当地语言，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自该倡议启动以来，已向参与国的难民提供了超过53，000门语言课程。 2) 语言学习的强参考性和国际性优势 OLS平台打破了语言学习的时空和标准界限，使每个人语言学习纳入同一目标体系，体现了其强参考性和国际性优势。目前，国内外语考试虽然种类繁多，但彼此间衔接性差，各考试之间评价指标没有阶梯性和层次性，甚至存在断档。由于不同阶段考试命题的主体不同，在考查的题型，重点，考查模式以及评价体系和标准上参差不齐，能力评价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差。教师以及用人单位对能力的评价主要基于结果性评价(是否通过某个考试)，而过程性评价基本无足轻重，处于真空和无序状态。评价标准的不一直接导致教学不能连贯有序地开展，不利于教学成效的提升。建立完整有序的评价能力体系是我国外语教育走向国际化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前提条件。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评测标准的不一致不利于个体对自我能力进行诊断，从而有针对性的设定学习目标，解决问题和不足。目前专门针对国内英语学习者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已于去年发布，与国外相关英语考试的对接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截至目前，已完成同雅思、普思考试的对接工作以及托福iBT考试与量表对接研究实证数据收集工作，建立在国家英语九级能力之上的等级考试大纲正在紧张地制定和完善当中，正式等级考试预计2020年前推出 [ 5 ]。 3) 语言学习的便捷性和自主性优势 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拓宽语言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学生可以按自己的程度和步调选取适合的课程进行自主式和可操控式学习，对于学习中的困难章节，可以很容易地在线复习和反复练习，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和减少传统课堂环境中可能出现的焦虑，并对语言学习产生积极的态度。2017年，伊拉斯谟+计划在庆祝其30周年之际，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大学基金会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学习者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直接连接到Erasmus+在线语言支持，随时随地学习OLS平台所提供24种语言服务中任何一门语言。同时平台设立激励机制，分为月度(对每天坚持网络学习5个小时以上的学习者)和年度奖励(对每天坚持网络学习7个小时以上的学习者)，鼓励学习者进行不间断学习。 4) 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和终身性优势 近年来，随着欧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欧洲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越来越的工人发现不断提高技能的重要性。这种持续的终身学习对于确保他们拥有就业能力和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终身学习计划(LLP)旨在使人们在生活的任何阶段和欧洲的各个成员国都能随时参与学习，获取学习体验和教育培训。终身学习的理念和重要性对于国内的学习者和劳动力发展具有同样的意义 [ 6 ]。目前，国内的语言教育和学习基本停留在学历(中小学，大学，研究生)和证书(四六级，专四专八)阶段，大多数学生在大学二三年级完成语言学习课程，从此，正规语言学习的机会便终结和丧失。虽然，四六级考试大纲要求考生语言能力要达到熟练的程度，但大多数考生即便通过考试，但距离真正语言熟练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这既不符合语言学习的长期性，渐进性规律，同时也不符合社会对劳动力语言能力专业化增长的需求。外语的习得是一个动态的和连续的过程，而非一个线性过程，一开始往往进度较快，随后进入一个平稳的平台期，而要摆脱和脱离这一平台期需要学习者不间断的学习和积累，为最终形成质的飞跃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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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根据欧盟2014年对伊拉斯谟计划实施成果的统计，与不出国的学生相比，伊拉斯谟学生长期失业的可能性是不出国学生的一半，在东欧国家达到17%，伊拉斯谟的学生不仅更有可能被雇佣，而且更有可能获得管理职位(平均毕业5~10年内，伊拉斯谟学生64%，而非流动同龄人55%，中欧和东欧的伊拉斯谟学生更是达到70%)。在这些就业能力差距的背后，语言能力的作用不可低估。根据欧盟对OLS的数据分析和统计，每年有超过35万名伊拉斯谟+计划参与者登陆该语言平台进行课程学习，其中有近一半学习者的语言成绩至少提高了5%，即参加课程的学员平均至少在原来基础上能提高一个CEFR水平，且初测水平较低的学员比那些初测水平较高的学员成绩改善更显著。语言能力的提升为求职者在职业选择的空间维度和未来提升的高度上创造了条件。 该平台在语言学习和评价方面虽然显示出巨大优势，但在专业性方面的瑕疵也不容忽视。语言学习到一定阶段一定是以专业为依托，这也是基于内容的外语教学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不同专业领域的语言除了语法的共核，更多的是语汇和语用的巨大差异，不同专业间的语言能力具有不对等性。换言之，语言能力具有专业属性，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标准和尺度进行评测，而基于通用语言能力知识评价的平台在语言的专业化方面尚有极大差距。而基于专业和内容的更加细化的量表制定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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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环境因素与生态系统健康指标间的映射关系以及基于健康度(I)和偏离度(b)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并以底栖动物多样性和黑脸琵鹭数量为指标对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与预测。结果表明：人类活动指标(噪声和人口数量)与黑脸琵鹭数量，以及水质指标(溶解氧、总磷、可溶性磷、硝态氮、氨态氮、盐度、pH、总氮和电导率)与底栖动物多样性间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9；基于神经网络的鸟类数量和底栖动物多样性的模拟结果与野外监测的数值和变化趋势一致。黑脸琵鹭的数量及其I值预计在未来几年会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底栖动物多样性及其I值将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该区水环境健康状况有较大改善，但整个湿地生态系统仍处于不健康状态。偏离度(b)随时间的波动较大，说明该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稳定性较弱，在未来仍需加强红树林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关键词 :红树林，神经网络，健康评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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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红树林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海陆交错潮间带的湿地木本植物群落。红树林具有保护海堤、净化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多种生态功能，在河口海岸生态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1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湿地功能的认识较晚，重视不够，目前世界范围内红树林面积以每年约1.5%的速度减少，而且部分区域红树林的生态功能正在退化 [ 2 ]，引起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对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评估是对其进行开发、管理和保护的前提。目前，常用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为指示物种法和指标体系法。李春榆等曾利用一种两栖动物——海蛙为指示物种，对海南红树林进行了环境质量评价 [ 3 ]。由于指示物种筛选的不确定性较多，使得指标体系法应用更加广泛。曾祥云等采用遗传算法耦合模糊方法，评价了海南东寨港湿地的生态系统健康 [ 4 ]。尹艺洁等结合红树林景观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综合指数法评价了广西红树林的健康状况 [ 5 ]。王树功等则基于PSR模型评价了珠江口淇澳岛红树林的健康状况 [ 6 ]。尽管尝试很多，但不同区域湿地生态系统评价在指标和模型选择、量化方法等方面差异较大，且传统评价方法的主观性较强 [ 3 ] [ 4 ] [ 5 ] [ 6 ]。 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是国内唯一的处于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香港米浦红树林保护区 [ 7 ] [ 8 ]。自9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深圳沿海红树林湿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水环境污染、基围鱼塘生态功能退化、滨海河口河道硬质化等原因，导致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 9 ] [ 10 ] [ 11 ]。在福田红树林，陈子月等曾基于PSR模型和熵权法构建了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并结合灰色预测模型评价和预测了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 12 ]。胡涛等则采用PSR模型和层次分析法来对福田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 [ 13 ]。二者均采用了指标体系法，但在权重确定上存在差异。此外，指标体系法对评价结果的等级划分多采用等间隔法，评价结果的指示意义有限。因此，本研究通过引入理想参照点，构建了基于健康度(I)和偏离度(b)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进一步地，基于构建的评价方法，结合福田红树林的监测数据，筛选适宜的生物指标和环境指标，采用神经网络分析法对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和预测。该方法可快速、客观地评估和预测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为红树林的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和保护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