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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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风电场各频率分量的空间矢量等效电路建立 已知各频率的磁链分量、电流分量相互独立且满足双馈风电机组定子、转子电压方程式(1)和式(2)。可得到同步旋转坐标系下不同频率的空间矢量形式等效电路图。如图1所示。 图1. 电网故障下各频率分量的空间矢量等效电路图。(a) 工频周期分量；(b) 直流1分量；(c) 直流2分量；(d) 转速频率分量 在同步旋转坐标系下，对于工频、具有相同衰减常数的直流和转速频率电气矢量仍满足基尔霍夫定律。电阻元件的电压矢量与电流矢量为线性关系，因此在同步旋转坐标系中各频率下的电阻 相同： (17) 电感元件的电压矢量与电流矢量存在微分运算过程，在同步旋转坐标系中矢量的位置随时间变化。使得不同衰减常数和频率下的电感值有所不同： (18) 在微分运算下 、 、 和 如式(18)所示，与电阻元件一样满足线性关系。因此在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电感可以等效为电阻元件来处理，与电阻元件具有相同的量纲。利用式(17)和(18)转换等效电路图1中对应的定子、转子电阻和电感值，见附录④。 电网发生短路故障后，定子、转子工频磁链 和 由故障后定子工频电压 决定，因此在矢量形式工频等效电路中， 和 相当于受控电压源，其电压大小受到定子电压的控制；定子、转子直流磁链和转速频率磁链与故障前定子电压幅值 、转子磁链初始值 以及故障后定子工频电压 有关，定子电压的直流分量和转速频率分量很小可以忽略，因此由定子、转子直流磁链和转速频率磁链产生的电压压降不受定子电压的控制，相当于独立电压源。 矢量形式各频率电路均为含源一端口电路，电阻和电感具有相同的量纲，因此各频率电压矢量与电流矢量呈现线性函数关系，可以等效变换为带内阻的电压源，即戴维宁等效电路。将图1简化为戴维宁等效电路，如图2所示。双馈风电机组工频、直流、转速频率电路的开路电压和等效阻抗，见附录⑤。 对于集中式双馈风电场而言 [ 16 ] ，每台风电机组并联运行，因此在电网故障下，每台双馈风电机组的短路电流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由图2可得， 台双馈风电机组并联的风电场，电网故障后各频率的等效电路如图3所示。 表示电网系统的等效阻抗； 表示短路点的接地阻抗， 表示短路点到风电机组并网点的等效阻抗； 表示单台风电机组箱变阻抗；忽略风电机组之间的线路阻抗。 图2. 电网故障下DFIG各频率分量的戴维宁等效电路图。(a) 工频周期分量；(b) 直流1分量；(c) 直流2分量；(d) 转速频率分量 图3. 电网故障下双馈型风电场的各频率分量等效电路图。(a) 工频周期分量；(b) 直流1分量；(c) 直流2分量；(d) 转速频率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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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风电场短路电流变化规律 假设风电场中各双馈风电机组的稳态运行工况及参数一致。 、 、 和 分别为双馈风电场(并网数目为n台)中单台双馈风电机组的输出短路电流工频、直流和转速频率分量。通过求解电路可得到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电流各频率的分量的表达式为： (19) (20) (21) (22) 从推导的表达式可以得出，双馈型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输出的短路电流与单个风电机组并网系统输出的短路电流有一定的区别。双馈型风电场下的单台风电机组输出短路电流大小不仅与系统的运行方式、短路阻抗、风电场参数有关，还有风电场并网的风电机组数目有关。由于风速波动性和随机性，使得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的台数也会频繁发生变化，因此双馈型风电场在并网机组数目变化的情况下，研究单台风电机组输出短路电流的变化规律就很有必要性。 假设风电场并网数目为台 ( )时，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的输出短路电流 比并网数目为1台时的短路电流 大，根据表达式(19)至(22)，可得 对应的各频率电流的增量表达式为： (23) (24) (25) (26) 从各频率分量的增量表达式可得到双馈风电场内单台风电机组的短路电流变化规律： 1) 随着风电场并网机组数目的增加( 时)，单台风电机组的各频率短路电流增量 与对应频率的短路电流 之比小于0，表明在系统及风电场参数不变，电压跌落程度相同的情况下，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的短路电流绝对值随着并网机组数目的增加而减小；若电压跌落程度越大时，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的增量的绝对值也越大，受到并网数目的影响就越大。 2) 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的增量与系统阻抗、风电场参数、风电机组参数有关。当电网系统等效阻抗和短路点到风电机组并网点的等效阻抗越大时，受到并网数目的影响越大，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的增量越明显。风电机组箱变阻抗和双馈风电机组本身电阻、电抗越大时，受到并网数目的影响越小，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的增量越弱。 双馈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中直流、转速频率分量的增量实质是由风电场中各个双馈风电机组中直流及转速频率的定子、转子磁链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而工频分量的增量实质是由于风电场并联方式的分流规律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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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双馈型风电场的短路电流计算 目前双馈型风电场短路电流常采用加权法来计算和评估。通过对电网故障期间，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的输出短路电流的求解进而加权得到整个风电场的短路电流。 将表达式(17)变形并通过加权方法可获得双馈风电场的短路电流表达式，如式(27)所示。 (27) 式(27)为采用传统的加权法求解得到的双馈风电场短路电流表达式，由单个风电机组并网系统推导而来的。式中，假设风电场并网机组台数为 ，且每台双馈风电机组的稳态运行工况及参数是相同的。 若对单台风电机组输出短路电流值应用补偿增量来求得风电场的短路电流，如式(28)所示。 (28) 式(28)为补偿增量法求解得到的双馈风电场短路电流表达式； 为双馈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的输出短路电流增量； 、 、 和 为工频、直流、转速频分量的增量分别通过式(23)~式(26)求解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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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仿真验证 系统仿真模型采用相同型号的1.5 MW双馈型风电机组，风电场结构如图4所示。风电场采用15行× 4列整齐排列并以电缆相连接。风电机组的编号第一列从上至下为WT01至WT15，以此类推第四列为WT45至WT60。风电机组的机端电压为575 V，经箱变升压至10 kV集电线，再经过10 kv集电网络接入到公共连接点，然后经过风电场主变压器升压至110 kv通过风电场联络线20 km接至电网。故障前采用恒功率控制方式，故障后撬棒保护瞬间动作且转子侧变流器闭锁。双馈风电场的具体参数见附录⑥，以双馈发电机组的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为基准值。 为不失一般性，在仿真过程中假设故障发生前每台风电机组的稳态运行点一致，且故障前后风速都相同。在t = 2.0 s时刻， 处电网发生三相永久性对称短路故障，风电场公共连接点电压跌落至0.6 p.u。分析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情况A：双馈风电场内仅WT01号机组并网。情况B：双馈风电场内WT01~WT05号机组并网。情况C：双馈风电场内WT01~WT20号机组并网。情况D：双馈风电场内WT01~WT40号机组并网。情况E：双馈风电场内WT01~WT60号机组并网。情况F：双馈风电场内WT01至WT05号，WT16至WT21号，WT31至WT36号，WT46至WT51号机组并网。 6.1. 并网机组数目对短路电流增量的影响 已知情况A~E的故障情形一致，只是双馈风电场的并网数目不相同。观察WT01号机组输出的短路电流和风电场公共连接点电压，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知，在电网相同故障的条件下，随着双馈风电场中并网机组数目的增加，单台风电机组(WT01号)的输出短路电流虽然在波形特征上一致，但是在数值上发生较大的变化。 在故障初始瞬间，由于短路电流是由工频分量、直流分量和转速频率分量叠加而来，ABC三相电流中直流分量和转速频率分量的大小和方向各不相同，所以在故障初始瞬间单台风电机组的三相短路电流增量幅度大小也各不相同。但短路电流峰值的绝对值大小都随着并网机组数目的增加而减小，符合理论分析的结论。 在故障稳态期间，随着直流分量和转速频率分量逐渐衰减为零，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的变化仅由工频分量的增量产生。由图5(b)可知，此时单台风电机组的三相短路电流随并网机组台数的变化差异较于故障初始瞬间时刻要小，但其幅值随着并网机组数目的增加而减小，该特征仍与理论分析一致。 对比情况C、F可知，两者双馈风电场的并网数目相同，只是机组并网的位置不一样。此时观察WT01号机组输出的短路电流(B相)，如图6所示。从图中发现，情况C、F的仿真曲线一致。相对于情况A而言，双馈风电场内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增量大小一致。这说明在电网发生故障下，双馈风电场内部短路电流的变化与风电机组并网的位置无关。 6.2. 双馈风电场短路电流计算的验证 当双馈风电场仿真模型中WT01~WT39号机组并入电网，电网故障下得到双馈风电场出口处的输出短路电流(B相)的仿真波形，如图7中的红线所示。将传统加权法推导得到的风电场短路电流表达式(27)和补偿增量法得到的表达式(28)，得到相应的B相短路电流计算波形，分别如图7中的蓝线和黑线所示。 图7中，通过补偿增量法计算得到的双馈风电场短路电流基本与仿真波形一致。传统加权法得到的故障初始瞬间的电流峰值为108.4712 p.u，补偿增量法得到的电流峰值为99.2057 p.u，而实际的仿真结果为93.56 p.u，与仿真结果相比两者的误差分别为15.94%和6.03%。 因此，采用补偿增量方法能更准确的评估风电场的故障电气量。传统加权法未考虑到双馈风电场内部短路电流的变化特征，采用其评估风电场短路电流必然带来较大的误差。由于风电场内部不同机组的 图4. 双馈型风电场的仿真模型 图5. 相同故障条件下，不同并网机组数目时单台DFIG短路电流(WT01号)。(a) 故障初始瞬间短路电流；(b) 故障稳态短路电流 图6. 相同并网机组数目下，不同接线方式时单台DFIG短路电流(WT01号) 图7. 双馈风电场短路电流计算的验证 暂态输出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补偿增量法得到的短路电流表达式也存在较小的误差，但基本能满足继电保护研究及整定计算的应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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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由于风速波动性和随机性，使得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的台数也会频繁发生变化，本文在双馈型风电场并网机组数目变化的情况下，对双馈型风电场的短路电流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建立了双馈风电场的等效电路图。得到不同频率下风电场内部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增量的表达式。双馈风电场中单台风电机组短路电流中直流、转速频率分量的增量实质是由风电场中各个双馈风电机组中直流及转速频率的定子、转子磁链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而工频分量的增量实质是由于风电场并联方式的分流规律而产生的。 2) 基于短路电流的增量利用补偿增量的方法推导出双馈风电场的短路电流计算式。通过与实际仿真结果对比，补偿增量法求得的电流表达式较传统的加权法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对于准确评估大容量风电场输出故障电气量，优化风电机群保护控制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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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迷茫和道德失衡，我国也同其他国家一样，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因此，探讨当代人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特征就成为当今价值研究的迫切课题。2100份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传统文化素养在人口学变量上呈现出显著差异：传统文化素养与婚姻、年龄、信仰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与居住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传统文化素养越高；已婚者传统文化素养高于未婚者；有宗教信仰者高于无信仰者；城市居民优秀传统文化素养高于农村居民。这一结论不仅再现了当代人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个体差异，也为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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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全球意识形态处于从未有过的大活跃的状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考验，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新情况，我们社会中的原有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正确价值取向受到冲击，一些原本十分清楚的价值观受到了质疑，致使一些人在价值评判和行为准则选择上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无所适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显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必要，其中提高当代人的传统文化素养则成为重中之重。 本文通过对问卷调查，来探讨优秀传统文化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从性别、婚姻、年龄、学历、宗教信仰、居住地、职业7个人口学变量分别分析了其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关系，进而从不同的方面来寻找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途径，最终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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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假设 2.1. 性别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 生物学家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脑左半球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和情感方面确立更早，一般比男生早1~2年，女性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及具体形象思维的能力等方面比同龄的男性要强。除了这些先天条件外，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后来也比较重视情感和素养方面的培养。其次，跟男性相比，女性的性格特质往往与社会正统的道德要求更加吻合。性格与品德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两者有不少地方是相通的，性格中包含有品德的成份。一般来说，女性在人际沟通、义务感、责任感、认真态度等方面比男性做得更好，思维方式比男性缜密；而男性思维更具跳跃性，一般易受环境影响，情感外露，情绪波动大，控制力不强，好冲动，容易自由散漫、惹事生非 [ 1 ] 。 假设1：性别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相关，且女性的传统文化素养要高于男性。 2.2. 婚姻与传统文化素养 研究表明，婚姻与传统文化素养呈正相关关系，已婚者要比单身者传统文化素养要高。结婚之前，不论男女都是独立的个体，由于生活环境不同，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特别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许多年轻人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精神与文化方面的追求，重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者更是特别少。但是，当男女双方步入了婚姻生活后，就走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之中，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就是一种“相夫教子”“三纲五常”的行为方式，为了家庭和谐，夫妻双方自然适应中国传统家庭生活和教育模式，这同时也要求对于传统文化素养的不断培养。William也曾有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而传统文化素养越高的人主观幸福感则越高 [ 2 ] 。在婚姻生活步入新阶段—有了孩子之后，夫妻双方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生长环境同样需要父母的言传身教，作为孩子以后学习的榜样，他们会更加重视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 假设2：婚姻与传统文化素养呈显著相关，已婚的人比未婚的传统文化素养高。 2.3. 年龄与传统文化素养 研究表明：有文献指出，年龄越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越高。当代那些年龄较大者大多勤劳勇敢、诚实守信，有自己的善恶标准，重君子之道、礼仪之道，忠于祖国忠于党，具有很高的道德素养。而年轻的一代，他们生长在市场经济的大的背景下，视野宽阔，接触了更多世界上的优秀文化，适应新的国际潮流。对他们而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严重忽视了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甚至许多人还有崇洋媚外的心理，把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一点点的遗忘并舍弃，逐渐变得盲从缺失了信仰。 假设3：年龄与传统文化素养相关，年龄越大，传统文化素养越高。 2.4. 学历与传统文化素养 从前人的研究来看，概念上来说，素养的内涵非常广泛，包含了文化，心理，性格，道德等诸多方面，而学历是对一个人接受学校教育之后的知识水平的一个鉴定，它只是素养中的一部分很小的表现。一直以来有一个误区：高学历的人一定是具有较高素养的 [ 3 ] 。 假设4：学历与传统文化素养无关，高学历不一定高素养。 2.5. 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素养 研究表明，中国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是广泛而密切的，而且它本身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处于不断冲突与交融的普遍联系之中，特别是儒佛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更是构成了汉以降中国宗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逐渐成熟而与传统文化同生共长 [ 4 ] 。 假设5：宗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相关，越是具有这些信仰的人其传统文化素养越高。 2.6. 居住地与传统文化素养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从时间上看，中国城市化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明的创造并行不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趋于走向现代化，越来越接受现代文明中所提倡的文化素养内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自然逐渐减少。而农村或者一些乡镇中的农民等人接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较少，可以说大多数农村还处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之中，其传统文化素养还是较高的。从空间上看，中国城市化又面临着中西文化的艰难选择与碰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说，“现代性彰显稳定，而现代化却制造动荡和困惑” [ 5 ] 。中国城市化既是东方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和更新，又需要博采众长、汲取异域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在城市中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就是由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困惑，要在进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学习西方一些优秀管理理念和先进文化，但是又不能过度西方化，还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假设6：居住地与传统文化素养显著相关，且越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传统文化素养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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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 本文所用的“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项目”调查问卷是根据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指标体系中所包含的指标体系内容编制的，包含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和合文化、多元文化、义、孝这七个一级指标要素。每个一级指标下又分别包含了三个二级指标，如一级指标君子之道下的二级指标包括了天下为公、坦荡进取、成人之美三个指标；多元文化下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三个二级指标。根据这些指标体系构建与之相对应的一系列问题，组成了问卷设计。 3.2. 问卷调查 2015年12月~2月，作者在北京、河北、山西、辽宁、重庆、广西和海南六省市的部分居民随机发放了调查问卷，问卷发放数目是250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是2100份。调查样本的特征是：男性1115人，女性985人；单身者是1465人，已婚者是635人；16~30岁的1549人，31~45岁的350人，45~59岁的145人，60岁以上的56人；初中以下学历的是187人，高中或中专的是541，大专或大学的是1250人，研究生的是122人；具有佛教信仰的是282人，道教的是37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是78人，其他宗教以及无宗教的是1703人。调研对象是随机确定的，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年龄段和其他特征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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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果 我们利用SPSS19.0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到了人口学变量与传统文化素养的相关程度的相关表格： 由表1可以看出婚姻，年龄，信仰与传统文化素养呈显著性正相关，居住地与传统文化素养呈显著性负相关，而性别、学历、职业与传统文化素养无关。 为了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素养在相关人口学变量上的个体差异情况，我们采用了非参数检验中的Kruskal Wallis Test。因为该检验是多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它既不像参数检验(如t检验)对假设准确性的过度依赖，也不受样本严格服从正态分布的局限，因而比较适合具有不同数目的调研对象的等距测量 [ 6 ] 。具体操作中，对那些与传统文化素养呈显著性相关的人口学变量进一步分析，分别对每个因子进行均值比较，即得出4个人口学变量在各个因子上的显著性水平，如表2。 由表1可以看出，性别与传统文化素养无关，即男性和女性在传统文化素养上的表现上无差异，这一结论不支持假设1。从表2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素养在婚姻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已婚者要比单身者具有更高的传统文化素，支持了假设2；传统文化素养在年龄上的差异也基本支持假设3：年龄越大，其传统文化素养越高；对于宗教来说，此次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素养相关，有宗教信仰的人要比没有信仰的人传统文化素养高，与假设5一致；传统文化素养在居住地这一变量中差异也比较显著，在大城市中传统文化素养较高，这不支持假设6：农村的传统文化素养较高，而越大的城市传统文化素养越低。而其他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无关的人口学变量未利用非参数检验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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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语言加工过程中，记忆性认知活动至关重要。然而，人类由于人种、民族或地域的差异，记忆的行为也极具差异。霍尔通过对人类学、人种学以及地域分布的考察，发现了“单时制”和“多时制”两种极具个性特征的记忆人群。基于霍尔的“单/多时制”理论，将其延伸至口译翻译的认知与心理领域时发现，口译记忆的方式不同，导致各自顾及的重点不同，在制衡对手的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因此，双方所持有的“优势”也不同。研究的结论是：优势互补的最佳选择是充分掌握对方思维的特点及行事方式，知己知彼，避免对策的盲目性。 关键词 :霍尔，单时(制)，多时(制)，口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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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类学已达成共识，认为族群的不同，他们所操持的时间观念以及由于时间观念所导致的行为方式会出现极大差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 1914~2009) 1 倾毕生精力研究人类对于时间概念的诠释。他认为，人们的行为具有“神圣的、非神论的、形而上的、物质的、生物的和时钟型等多种形式”( [ 1 ] ， p. 14)。他在其The Dance of Life: The Other Dimension of Time (生命之舞：时间的另一纬度)里对于时间与记忆有过这样的精辟阐述： 人们常因时间而维系在一起，同时又被时间的无形的节奏绳索、隐形的隔墙所隔离。时间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它是所有活动的最初的组织者；它又是行为活动的合成器和整合人；时间也是对经验优先使用的操控者和分类者，还是事物是如何发生的反馈者以及能力、成就衡量的准绳；同时它亦是一种揭示人们对对方真正感觉、是否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的一种特殊的信息解密系统。 [ 1 ] ， p. 3-6 他还认为，“…时间与一切事物都有联系，无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该文化里的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都与时间有关”。他甚至确认“有一种隐形的高语境时间文化——一套不用言语的、含蓄的、能够控制我们一切行为的规则与思维模式存在。这种时间的思维模式左右着人们的审时度势的方式、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并为他们确立基本的行为生活节奏”( [ 1 ] ， p. 6)。这一点与布丰(Buffon)的“风格即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 2 ] 。从宏观上来看，人类的语言属性是带有地域和民族性的，从微观上来看个人的语言特点恰巧又是受到民族族群的影响而形成的。在语言世界里，无穷的多样性使我们拥有几千种互不相通的语言，然而，在这多样性的背后是否还存在共同的东西，属于全人类的东西，或曰可以赖以互通的或赖以制衡和兼容的渠道呢？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确信通过这些共性可以化解这些“互不相同”以达到“互通”。因为所有民族的思维差异之外的言语目的和心理结构是共同的，这些“共同”的东西中，首先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考察，霍尔最终将其研究的焦点锁定在对于言语与思维的“时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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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单/多时制”的特质 人类的共性是主流的。譬如，人有七情六欲，会感饥饿、能知冷暖，但由于千百年的演变进化，内在生物钟的多样性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这使得不同地域的人在感觉和认知世界方面产生了差异。生物钟调节着人们大部分生理机能，同样也调节着人的语言和记忆机能。譬如，记忆的方式、对世界的态度、表达方式等。人类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的多种民族除了他们的共性之外，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伟大的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 II，公元前460~前377)，在长期研究了气候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后，提出“体液学说”。他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疸和黑疸四种体液组成，而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和情绪特征( [ 3 ] ， p. 22)，这种不同的体质和情绪的差异还因地域或曰地理纬度的不同在行事方式和记忆方法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差异。然而，从人类语言记忆和表达的角度看，差异至少有上百种，而在这上百种不同习性的差异中，科学家们通过集中其主要特点的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单时制(M-Time)” 2 人群和“多时制(P-Time)” 3 人群上。“这两种具有特别特性的人群并不是像民族部落一样集中居住在一起，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分散或混杂在世界各个地区。”( [ 4 ] ， p. 37)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和比对发现，“多时制”人群大多分布于神秘而神奇的北纬30~45度和南纬30~45度之间(见下表)。 霍尔通过行为习惯的特性将上述的两类人群分为各具个性的两大阵营：“单时制人群(Monochronic Group)”和“多时制人群(Polychronic Group)”。见下面总结图示： 单时制vs.多时制： (转引自Hall：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1993：15) 上述两种人群的特点在记忆和行为方面迥异。单时制人群的行事方式是“一时一事”，即在同一时间内只关注、处理一件事情。而多时制人群则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内参与很多件事情。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特质对于国际商务谈判以及国际外交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具体说来，单时制人群习惯于在单一时间内计划、安排、从事一件事情，并严格遵守行动时间表，把时间的约定看得十分神圣。同时，他们惯于将时间进行周密筹划，然后分割成块。例如，在中国，人们喜欢把一天的时间法定地分割为：早、中、晚。学校、机关单位就更加严格地执行着各自的作息时间表，不按时间规定办事被视为违规。英国人、美国人也不例外，他们沿袭着、并固守着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承下来的单时制规范，对于他们来说守时是很严肃的事情，尤其是商务谈判或会见活动。单时制人群喜欢一次做一件事情，常常强调“一心不能二用”。而对于多时制人群，情况就截然不同。他们在与人交流时，可以同时做多件事情(即一心多用)，并能容忍被打断。他们不但喜欢直接的目光交流，还喜欢动用所有的器官，如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譬如，法国人在交流时，除言语之外，他们还喜欢运用整个身体来进行交流。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包括各式各样的肢体语言都很具有表现力。这一切都反映出他们除语言之外的表达的密集程度。正是这种高密度的表达方式，对于不同的时制人群来说，都彼此感到不太适应。另一重要特点，即单时制人群不太轻易改变自己的初衷或约定，而多时制人群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这对于单时制人群来说无疑是临时“变卦”，是不可容忍的。 美国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教授理查德.E.尼斯贝特引证历史和哲学论据，并通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人种学、调查和实验，以极具刺激的风格证明了“世界上由于地域的分布不同，人们的思维、记忆、行为及语言存在明显差异” [ 5 ] 。理查德的调查是从试图证明“世界观决定恰当的思维方式的选择，思维方式又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提供依据”的角度出发的 [ 6 ] ，并认为了解这些自我平衡的体系有助于研究和理解思维的基本特性，对于人们如何选择理想的思考方式以及如何为不同的人设计合适的教育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 5 ] 。他与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一道做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并与北京大学、京都大学、汉城大学以及中国心理学院的同仁进行合作，研究结果也证实了“社会实践的不同与思维习惯的差异是存在的”这一结论。他的研究涉及各个领域，如科学与数学方面：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擅长代数和算术却不精通几何，而几何是希腊人的长项？为什么现代亚洲人长于数学和科学却在革命性科学上输给西方人？注意力和理解力方面：为什么东亚人比西方人更加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东亚人认为要把一事物从其环境中分离出来要相对困难？因果推理方面：为什么西方人那么容易忽视环境对事物乃至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为什么东方人更易于持“事后聪明”的偏见，这上他们觉得自己“早就知道”？知识的组织方面：为什么西方儿童学习名词的速度要比学习动词快得多，而东方儿童学习动词要比名词快得多？为什么东亚人以事物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为基础加以归类，而西方人更依赖于分门别类？在推理方面：为什么西方人在日常事件推理时更有可能应用规范的逻辑？为什么他们坚持使用逻辑有时会导致犯错误？为什么东方人那么愿意接受明显矛盾的命题，而这有时却会有助于他们了解真理？这些疑问在通过对被试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结合考夫卡的Principle of Gestalt Psychology (格斯塔心理学原理)最终一一找到了理论依据。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考夫卡在其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心物场(psychological field)”，另一个是“同型论(isomorphism)”。据考夫卡的解释，“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 [ 7 ] ， p. 5)。这里的“心物场”指的就是人类的思维世界(即抽象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同型论”可以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奈达的“功能对等”以及陈嘉映先生的“约定”几乎同出一辙。他们有一个共识，即“行为发生于行为环境之中，行为由行为环境来调整。行为环境有赖于两组条件，一组是地理环境中所固有的，一组是有机体内固有的，但是，行为必定发生在地理环境之中”( [ 7 ] ， p. 31)。因此，不同地域、不同的血型甚至不同地理纬度以及不同食物链上的人群，他们的人种或民族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对事物的记忆方式是不同的。单时制人群倾向于“心物同型”，他们的记忆与注意力都集中于同一事物，决不分心，以此作为“一心不能二用”、“专心致志”的衡量标准和行事准则，他们的瞬间记忆与短时记忆也同时集中于同一焦点，心无旁骛地从事一个“集中点”或“焦点”的记忆，一旦出现干扰，便不能集中思想或被中断记忆，造成信息的丢失或逻辑的断裂。反之，对多时制人群而言，他们可以不受这些东西的干扰，能够执着地朝着自己的“焦点”前进，在他们看来没有东西能够使他们将“心”与“物”分离，即使有外界干扰也不能，他们与生俱来就有抗“他物”干扰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口译记忆时，可以做到在复杂条件下“选择发生的心理组织活动，并预言其规律性、对称性和单一性”( [ 7 ] ， p. 141)。这便是“单时性”与“多时性”生理特征和意识过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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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正如霍尔所说的那样：“要想实现超越，人就得首先承认并接受无意识文化里许多隐蔽的维度，因为每一种无意识文化都有其隐蔽而独特的方面”。口译记忆的模式应该说是千差万别的、因人而异的，但人类的总体记忆模式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族群”或“人群”的概念。研究霍尔先生笔下的单时制和多时制人群的记忆思维特性，对于研究翻译记忆意义重大。掌握不同人群的记忆方法，是超越自我思维模式、制衡对手的前提，要适应对手的思维方式，就必须研究霍尔提出“单时制”与“多时制”两大记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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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同一性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反映了研究者对其内涵和发展过程认识的加深。同一性发展受到生理、心理、社会等内容的交互影响，许多因素常常阻碍或者促进同一性发展。根据个体是否进行了积极主动的探索，区分出达成和早闭这两种具有不同表现的状态。同一性发展也受到个体内部动机的影响，同一性的成功经验能够促进同一性积极发展。父母和同伴既可以作为发展榜样和支持力量，也可能成为同一性发展的阻碍因素。在一些不鼓励过多探索的社会环境中，同一性探索甚至可能引发个体巨大的矛盾与冲突。对未来持有不同态度的个体，表现出差异显著的同一性发展。同一性自主发展受到阻碍，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行为和发展危机。 关键词 :同一性发展，自主性，自我决定，心理控制，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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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同一性概念发展 同一性(identity)的理论框架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Erikson (1950) 首次提出和阐释了同一性概念的内涵，并使用同一性理论指导青少年发展。  Marcia (1966) 界定了同一性的操作性定义并主要关注同一性的静态发展结果。Luyckx等人  (Luyckx， Schwartz， Berzonsky， Soenens， Vansteenkiste， & Smits， 2008) 的过程模型注意到同一性动态发展过程的变化性和反复性特征，修正和拓展了状态模型。 Erikson (1950) 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对自己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和体验”。青少年需要投入到探索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真正的追求，并投入自己的精力，此时个体才能明白自己的身份、以后做什么工作及将来的发展方向。同一性理论阐释了青少年的发展内容和目标，对青少年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但并没有提出同一性概念的严格界限，造成了较多理解错误和应用不当。 Marcia (1966) 认为探索(exploration)和承诺(commitment)是两个主要的同一性过程，提出了同一性状态模型，探索指个体积极主动做出同一性选择并广泛试验不同社会角色；承诺指个体坚持与实施一系列信念、目标及价值观。个体经过探索过程而做出了自我认可的稳定承诺，就实现了同一性发展的积极结果，否则，个体可能经历严重的同一性混乱。Marica对同一性概念的清晰阐述促进了同一性研究的发展，但聚焦在同一性静态结果上而忽视了对同一性过程的探讨。 Luyckx等人  (Luyckx， Schwartz， Berzonsky， Soenens， Vansteenkiste， & Smits， 2008) 将Marica提出的探索过程区分为广度探索(exploration in breadth)、深度探索(exploration in depth)、沉浸探索(ruminative exploration)，将承诺过程区分为作出承诺(commitment making)、认同承诺(identification with commitment)，广度探索指个体对众多同一性选择的广泛探索，深度探索指个体对某一同一性选择的深入评估过程，沉浸探索指个体陷入探索过程中反复选择而迟迟不能做出决定，作出承诺指个体对一些同一性问题做出选择的程度，认同承诺指个体对同一性选择的确定和内化程度。静态的同一性状态理论被深化并拓展成动态的同一性过程理论，提升了同一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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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同一性状态与自主性 状态理论和过程理论区分了两种差别明显的同一性状态，即达成(achievement)和早闭(foreclosure)状态。达成个体具有高广度探索、深度探索、作出承诺、认同承诺，低沉浸探索，他们在经历同一性的广泛探索后做出了符合自己标准的承诺，早闭个体具有低广度探索、深度探索、沉浸探索，高作出承诺和认同承诺，他们没有经历同一性探索而通常在社会或父母压力下做出无法反映个人需求的承诺(  Marcia， 1966 ;  Luyckx， Schwartz， Berzonsky， Soenens， Vansteenkiste， & Smits， 2008 )。达成个体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在彻底探索不同选择后，会深入评估承诺而产生很高的承诺认同，他们甚至会主动疑问和寻找信息而加强承诺，早闭个体具有较低的开放性，他们只有对当前承诺的中等程度的探索和反思，难以产生高强度的承诺认同(Luyckx， Goossens， Soenens， Beyers， & Vansteenkiste， 2005)。 作出承诺过程的自主性差异可能影响到承诺的功能，达成个体能够感知生活对他们的良好意义，能够适应生活变化，并根据自我需求行动，早闭个体无法对在他人影响下获得的承诺完全满意并将其整合到自我中，他们很少获得生活的意义感，表现出很低的心理适应性(  Schwartz， Beyers， Luyckx， Soenens， Zamboanga， Forthun， & Waterman， 2011 ;  Schwartz， Zamboanga， Luyckx， Meca， & Ritchie， 2013 )。早闭个体在他人影响下形成的承诺可能也比较强烈，但缺少发展成熟的弹性和适应性，他们在严格的规则和社会期待要求下，可能会表现出一些适应性，但是当他们内化的他人的标准不再有效时，可能会感觉不知所措而难以应对，而达成个体的承诺是自我探索和选择的，即使生活环境出现巨大的变化，他们依旧能够顺应环境并且承担起新的责任  (Marcia， 1993) 。个体如果无法自主探索并做出自己认同的承诺，将很少能够发现生命的真正价值。虽然早闭个体也有着较强的承诺，但对自己当前存在状态可能并不满意，如果继续坚持所内化的外部承诺而不自主探索新选择，会将不满意状态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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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内部动机与自主性 人是积极主动的个体，许多外部因素需要在内部因素影响下，才能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同作用。内部变化过程(如内在不满意、经验开放性)在同一性的修正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Kroger & Green， 1996) 。具有高个人标准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承诺和积极探索，而担心错误和行动迟疑的个体具有较低的承诺并陷入沉浸探索  (Luyckx， Soenens， Goossens， Beckx， & Wouters， 2008) 。同一性承诺的强度和个体的自主动机显著正相关，自主动机使个体更经常地做出稳定承诺，并能减少抑郁和提高自尊与价值感  (Soenens， Berzonsky， Dunkel， Papini， & Vansteenkiste， 2011) 。高的个人自尊可以作为个体积极处理同一性相关问题的应对资源  (Luyckx， Klimstra， Duriez， Van Petegem， Beyers， Teppers， & Goossens， 2013) 。个体使用问题解决策略并积极主动面对问题能够促进同一性发展，个体回避同一性问题不愿正面应对会难以形成稳定同一性承诺  (Luyckx， Klimstra， Duriez， Schwartz， & Vanhalst， 2012) 。强烈的责任心促进了同一性的发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并自己做决定，增强了同一性发展的动力和健康发展的可能性(  Morsunbul， 2013 ;  Klimstra， Luyckx， Goossens， Teppers， & Fruyt， 2013 )。 在关系同一性这样的开放领域，个体更容易经过探索达到并保持在达成状态，此时个体具有探索不同可能性的机会，表现出关系领域的强烈不稳定性(  Meeus， Iedema， Helsen， & Vollebergh， 1999 ;  Branje， Frijns， Finkenauer， Engels， & Meeus， 2007 )。在学校和工作中这样的封闭领域中，个体无法轻易改变不满意的处境，对承诺进行反思几乎不能够影响和改变当前的环境  (Meeus et al.， 1999) 。无法改变环境的个体探索时可能感到探索过程并没有意义，失去了行动的自我效能感和动力，往往选择接受他人指定的承诺。这种没有足够空间进行尝试的领域容易引发动机长期匮乏和同一性危机。基本需要的满足和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主动的同一性探索和承诺做出，揭示了同一性发展的认知和动机过程  (Cordeiro， Paixão， Lens， Lacante， & Luyckx， 2015) 。基于非自我认可动机而被外部力量驱动会使个体感受到疏离和压力  (La Guardia， 2009) 。增强承诺过程的外部控制会降低个体的自尊并增加紧张感，使个体回避冲突并导致适应不良  (Soenens et al.，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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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他人影响与自主性 同伴关系可能是同一性发展的重要保护资源，社会支持寻求预测了同一性发展中作出承诺的增加  (Luyckx， Klimstra， Duriez， Schwartz， & Vanhalst， 2012) ，表明了同伴关系等社会支持力量对同一性发展的促进作用。支持性的同伴关系积极影响对已经做出的承诺的认同，保护个体不陷入反复的同一性探索和担忧中，使个体确认自己做出的是符合内心信念和目标的承诺，并使个体在进行自我探索时不感受到太多压力  (Rassart， Luyckx， Apers， Goossens， & Moons， 2012) 。同伴关系提供的参照作用，能够使个体感受到对自己选择的自信，提供了与同一性选择相关的必要信息。父母也对青少年同一性形成起到了榜样作用。父母确信自己的承诺能够促进青少年选择让他们满意的同一性承诺并避免担忧和沉浸，母亲的深度探索会促进青少年深度探索和沉浸探索，可能由于她们常常采用沉浸形式重新考虑和抛弃自己的承诺，引发了青少年对未来方向的担忧，父亲缺少稳定承诺并表现出广泛探索，可能会鼓励青少年进行更多的自我探索  (Luyckx， Schwartz， Rassart， & Klimstra， 2016) 。 父母对于青少年的自主性的反应和支持，鼓励了他们在同一性形成中的主动投入，可能有助于形成和内化自我认同的承诺  (Sestito & Sica， 2014) 。经历家庭重组的个体，可能由于父母亲关注和指导的缺少，更多的投入到探索过程中，但往往更难做出自我认可的承诺  (Bartoszuk & Pittman， 2010) 。心理控制阻碍了同一性自主发展，使个体很难建立清晰稳定的同一性选择，也不太可能认同他们尝试做出的承诺(  Pesigan， Luyckx， & Alampay， 2014 ;  Soenens， Luyckx， Vansteenkiste， & Goossens， 2008 )。父母过度控制和侵犯性的教养方式可能使个体陷入长期反思和难以做出稳定选择的沉浸探索，并增强个体的焦虑和恐惧(  Luyckx Soenens， Vansteenkiste， Goossens， & Berzonsky， 2007 ;  Soenens， Vansteenkiste， Luyten， Duriez， & Goossens， 2005 )。希望青少年尽早作出承诺的父母，可能因为他们的广度探索过于强烈而施加心理控制，但往往又阻碍了青少年自我认同的承诺形成，因而不能得到所期待的结果(  Luyckx， Soenens， Goossens， & Vansteenkiste， 2007 ;  Soenens et al.，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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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条件限制与自主性 个体的内在条件可能会影响到同一性的发展过程。在疾病的影响下，个体的同一性过程可能受阻。  Piotrowski和Brzezińska (2011) 的研究表明，拥有残疾的学生更少程度的进行不同选择的探索，残疾个体可能更少对不同领域和未来计划进行思考，那些收入无法满足基本需要的个体，表现出高的沉浸探索和低的认同承诺。研究者还发现患糖尿病的始成年期个体，更少主动探索同一性，疾病的限制可能使他们拥有更少机会探索和反思未来选择  (Luyckx， Seiffge-Krenke， Schwartz， Goossens， Weets， & Hendrieckx， 2008) 。 良好的社会环境可能促进同一性发展。研究发现在促进反思和自我关注的支持性教育环境中的学生报告了更多的同一性积极结果  (Madjar & Cohen-Malayev， 2013) 。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贫穷及父母过高期待等社会限制因素会影响个体做出稳定决定并发展出整合的同一感  (Sica， Sestito， & Ragozini， 2014) 。通常表现出良好适应的达成个体，也可能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表现出高的沉浸探索，外在限制过多甚至会引发个体以安全形式维持同一性承诺，以至于从达成状态倒退至早闭状态(  Kroger， 1996 ;  Crocetti， Luyckx， Scrignaro， & Sica， 2011 )。 文化背景对同一性发展的作用也存在着差异。在鼓励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文化下，个体在同一性发展过程中进行广泛的探索是被鼓励的，也被允许多次尝试不同的同一性角色。集体主义文化更重视社会要求，不鼓励过多或者过久的同一性探索，内化他人期待而不进行过多自主探索的早闭状态，可能是最合适的  (Bosma & Kunnen， 2001) 。广度探索在一般情况下通常促进承诺的做出和同一性发展，但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广度探索却与沉浸探索显著正相关，此时达成个体只表现出中等广度探索，早闭个体却表现出非常高的适应性，可能由于条件和资源的限制，集体主义文化不希望个体过于陷入到探索过程中，而是希望他们尽早安定下来，作出承诺并长期维持承诺  (Skhirtladze， Javakhishvili， Schwartz， Beyers， & Luyckx，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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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人生预期与自主性 对于生活的不同预期会影响个体的同一性发展。未来导向的个体倾向于主动建构自己的生活，表现出更多主动的同一性探索，更容易形成稳定和自我认可的承诺，现时宿命论的个体，认为命运被无法自我掌控的因素决定了，因而感到无助和无望，失去了同一性探索的动机并回避同一性问题，很少做出同一性承诺  (Luyckx， Lens， Smits， I.， & Goossens， 2010) 。对未来抱有积极看法的个体更容易达到同一性整合，他们主动地建构自己生活的努力促进了探索和承诺过程，同一性的积极发展又促进个体采用未来导向的时间观念，伴随很多消极经历的宿命论个体，表现出较多的同一性混乱，他们面对同一性问题时没有动力，难以真正承诺于某一特定选择，阻碍了积极主动的同一性探索  (Laghi， Baiocco， Liga， Guarino， & Baumgartner， 2013) 。 青少年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角色试验并探索自己满意的选择，一般条件下，社会对此会保持较宽松的态度，但是同一性延缓阶段持续太长的话，可能使个人的同一性探索和承诺过程受阻，而难以真正转变为成熟的成人。  Piotrowski (2013) 的研究表明，高中生比大学生表现出更显著的同一性危机，可能由于他们的学业时限宽泛的特征，还不需要应对尽快作出承诺的巨大压力，因而暂时缺少同一性探索的自主性。大学生即将进入职场，当前的时间观念和未来计划可能促使他们自主探索并尽快承担成人角色。向成人转变的压力可能迫使大学生不再附着于同一性问题上而是尽快作出承诺。但工作个体比起大学生又表现出更少的沉浸探索程度  (Luyckx， Schwartz， Goossens， & Pollock， 2008) ，职业生活的高要求性和需求性可能指导了未来的决策过程并导致稳定承诺的建立。参与职业选择指导的个体，表现出了在职业领域、个人领域和整体同一性上的承诺的显著增长  (Kunnen， 2013) 。职业生涯使个体不再拥有社会对他们长期无承诺状态的宽松态度，可能促使他们尽快形成稳定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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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同一性被动发展 同一性发展受到生理、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个体追求良好的同一性发展却常常受到阻碍，可能因此造成同一性发展的消极形式。青少年可能试验一些社会不认可的行为，如酒精和药物滥用、异常性行为等，作为探索同一性的方式，以尝试充满新奇的成人角色  (Arnett， 2007) 。个体可能通过一些成瘾行为释放发展过程中的内心冲突，如陷入沉浸探索的个体，表现出强烈的网络成瘾行为，这可能是作为避免同一性探索过程的回避策略，但回避策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Morsünbül， 2014) 。同一性混乱的个体表现出的冒险行为可能增加他们受到伤害的风险。个体使用冒险行为以寻求即刻满足，倾向于快的生活轨迹(fast life history)，并通常不考虑行为的消极后果  (Ellis， Del Giudice， Dishion， Figueredo， Gray， & Griskevicius， 2012) ，可能危害到他们未来的长久发展。这些不良行为可能代表了偏离社会认可的探索形式，体现了个体在外界压力下同一性发展的消极过程和被动发展特征。 有时候环境局限可能使同一性探索充满压力，特别是不鼓励个人选择而是希望顺应社会期待的集体主义环境(如中国、日本)限制了个体的自主探索过程  (Skhirtladze et al.， 2016) 。无法自主探索的个体可能早早作出承诺但又无法真正认同承诺，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满，容易引发心理问题甚至是反社会行为。同一性过程并非总是伴随着愉悦体验，消极经历可能影响到个体的发展动力。个体在探索中可能害怕出现选择错误，造成了焦虑和回避行为。当选择不太符合内在标准时，个体会重新探索和考虑新生活，而修正承诺可能伴随着不确定和痛苦感，这加剧了个体的消极体验  (Schwartz et al.， 2013) 。消极体验和失败经历可能强烈阻碍同一性探索动机和自主性。个体努力发展同一感可能减少混乱感，而无法发展出稳定同一性的个体，可能逃避探索或者陷入被动的沉浸探索，形成同一性消极发展的恶性循环，越来越难以完成同一性发展任务。即将步入成人的个体面临更大的自由和新可能性，形成同一性具有更严峻的挑战，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宽容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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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互联网因其所具备的海量信息和便捷搜索功能，对人们认知策略的形成产生影响，同时其又在认知系统中扮演外部交互记忆的角色。本研究选取互联网使用频度不同的两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在回答不同的问题后，被试会进行一个便是STROOP任务，结果发现，面对容易问题时，两组被试都采用内部记忆知识立刻解决问题。在面对困难问题时，互联网高频使用组的解决策略为求助互联网，而互联网低频使用组的解决策略为求助教师和书本。该结论为延展认知观点提供了实证研究佐证。 关键词 :延展认知，互联网，问题解决策略，STROOP变式任务，交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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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传统认知科学以计算隐喻为核心假设的范式不能克服离身心智的根本缺陷，认知科学面临着范式转化，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和纲领广受关注。具身认知扩展了参与认知活动的主体范围，摈弃了离身心智所认为的“身体只是一个物理载体”的观点，认为认知是“身体–主体”在实时的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活动(  叶浩生，2010，2013，2014；李其维，2008 ；  李恒威&盛晓明，2006 ；  李恒威&肖家燕，2006 )，将认知活动的参与主体从“脖子以上”的大脑扩展到整个身体。在目前国外研究具身认知的观点流派中，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比较引人注目  (黄侃，2012) 。 延展认知是具身认知框架下的一种较为激进的观点，属于认知外在主义的进路，是一种尝试综合具身认知各种不同范式的新思路  (刘晓力，2010，2013) 。延展认知主义的观点认为认知是大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延展认知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  (Clark， 1999， 2013) 认为“认知过程的发生并不局限于在皮肤或者颅骨的边界之内”。人的认知过程，由于认知目标的要求，发展了认知能力，认知既是身体的认知受身体限制(Embodied)，同时又是嵌入在外界环境之中的(Embedded)  (Clark， 2008) ，为了完成任务所发展的认知能力必须将外部世界的工具纳入到认知系统中。 认知论近年来获得广泛关注，离不开互联网、手机此类工具对个体生活的影响。Nathaniel Barr (2015)就认为手机就是“口袋里的大脑”，甚至还有相对于iPhone，iPad而产生的新的自我概念iSelf (Russell B. Clayton， 2015)，当然这些移动平台之所以能对我们的认知产生影响，其背后的基础还是互联网。目前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从日常经验可观察到的互联网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使通过研究以互联网为工具并进一步参与到认知过程来探讨延展认知已成为可能。对互联网的心理学研究早期关注使用动机、社会联系，之后开始关注自尊、幸福感。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对认知策略的影响。作为外部交互记忆的互联网已成为学习的主要途径，同时延展认知将当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重要学习活动纳入了认知范畴，认为互联网作为人的外部交互记忆以外部世界工具的角色参与到认知活动中，与人的大脑的活动进行耦合，为我们认识人与互联网的新型学习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1. 被试以STROOP变式任务为范式探测问题解决策略的形成 Sparrow等人(2011) 在Science杂志提出了另一个比较经典的STROOP变式任务——“词语概念–颜色判断”STROOP变式任务(以下简称STROOP变式任务)。研究表明了被试在面临困难问题时会首先想到互联网概念，例如Google等词汇，这种结果甚至被称为“Google效应”。其原理为，通过对于特定词语的颜色判断反应时进行考察，就可以探测出该刺激词语是否进入到认知加工过程中，也就是被试是否想到了该词语。如果刺激词语进入到认知加工过程中就会占据认知资源，从而造成可用认知资源减少，会导致词汇颜色判断加工任务变慢；反之，则加快。在Sparrow等人的实验中，由于不具备经典STROOP任务中“刺激–刺激”维度的“词义–颜色”冲突所产生的认知负荷，所以在每次的颜色判断测试前，要求被试记忆一个6位数字以此增加认知负荷。此研究范式为考察词语是否进入认知加工过程提供了有效的研究途径，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借用Sparrow等人的STROOP任务变式来探测在不同问题难度下，被试形成何种解决策略，因为策略的形成可以通过词语是否进入到被试的认知加工过程来判断。 1.2. 本研究的假设 本研究假设，在面对容易问题时，被试对于随后的词汇颜色判断反应时不会出现延迟现象；在面对困难问题时，互联网或者传统教育的词汇反应时要变长；具体可再细分为，互联网的高频使用者对于互联网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显著变长；与此相对应的，互联网低频使用者对于传统教育词汇的反应时显著比其他两类词汇要长。无关词汇与问题本身毫不相关，因此不会进入到认知加工过程中，因此在各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无关词汇的颜色判断反应时不会出现快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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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中国东西部地区互联网应用环境成熟程度不同。在被试选择阶段，本研究通过互联网使用情况问卷获得了被试互联网使用的频度信息，用以区分和验证互联网高频和低频使用者。根据问卷数据，从中国东部地区苏州市两所大学中选取38名全日制本科大学生作为网络高频使用组被试，其中男生26人，女生12人；从中国西部地区拉萨师专选取20名全日制本科大学生作为网络低频使用组被试，男生7人，女生13人。被试年龄从19岁到24岁(M = 21，SD = 0.72)。被试身心健康，均为右利手，均无色盲、色弱等色觉视力障碍，视力正常或矫正正常。完成试验后被试均获取适量报酬。 2.2. 实验设计 采用2 (网络高频使用、网络低频使用) × 2 (容易问题、困难问题) × 3 (互联网概念词汇，传统教育概念词汇，一般概念词汇)的混合实验设计。高低频分组为被试间设计，问题难度和词汇分组为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反应时和正确率。 2.3. 实验仪器和材料 实验材料中的难易两组问题的区分，是通过预先选择20名在校大学生对于全部32个问题的难易程度使用7点量表进行效价评定，经统计，困难问题组平均得分5.78，容易问题组平均得分2.33。两组得分差异显著，F(1，19) = 1.60，p < 0.001。 STROOP变式任务中需要被试进行颜色判断的词汇分为三组，即互联网词汇、传统教育词汇以及无关词汇。 2.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计算机呈现刺激和问题，反应装置为键盘。用PsychoPy软件(版本v1.80.03)编制实验程序，反应时和正确率均由计算机自动记录。刺激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正中央，被试距离屏幕的距离约为50厘米。在亮度一致的实验室里单独参加实验。为了防止被试猜测实验意图，被试均被告知本实验的目的是测试记忆力。 实验分为两部分，并且两个部分的程序相同：先回答16个随机出现的问题，随后进行三组共计15个词汇的颜色判断，词汇随机出现。实验顺序采用ABBA设计，一组被试先进行简单问题组的实验，再进行困难问题组，另一组被试先进行困难问题组再进行简单问题组的实验。 每一个部分开始时，首先出现欢迎语和指导语，向被试说明如何进行按键操作。被试完全明白了如何进行操作以后按空格键开始回答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和答案都以黑色字体呈现在屏幕正中央，被试通过按键对问题的答案进行选择反应，答案为“是”按数字键“1”，答案为“否”按数字键“9”。回答完16个问题以后，开始STROOP变式任务，具体步骤为：屏幕呈现后续步骤操作说明的指导语，以及一个关于6位数字记忆与再认，被试有3秒的时间记住这些数字，紧接着出现一个词汇，词汇随机选自互联网概念词汇组，传统教育概念词汇组和一般无关词汇组中。词汇显示为红色或者蓝色，被试需要对于词汇的颜色进行判断，如果词汇为红色按数字“1”键，蓝色则按数字“9”键。按键进行颜色判断后，要求被试以再认之前出现的6位数数字。以上任务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三组词汇材料中所有词汇都随机出现并完成颜色判断以后自动结束。从在所有的环节中，被试需要在保证正确的情况下尽快按键。 实验后对于被试的访谈发现，即使鼓励被试进行猜测，也几乎没有被试能说出本实验的目的，大部分的被试认为此实验是一个关于记忆能力的实验，保证了本研究的有效性。 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版本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