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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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育领域资本现实特征及流向 3.1. 主体多元，背景差异大 目前市场上向教育领域发起攻势的资本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传统教育机构企业，建立时间早，占有市场时间长，通过面对面辅导给予消费者真实的学习体验符合传统学习习惯，已形成较高的用户黏度。如新东方、学而思、好未来、学大教育等，它们依托优秀师资队伍与优质课程获得消费者青睐。这些传统的线下培训机构基于长期的沉淀目前来看仍然主导市场。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已经向线上靠拢，发展在线教育作为传统产业的延伸，双管齐下防止用户流失。二是为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而试水教育行业的互联网企业。第一种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它们纷纷打造自己的教育产品：“百度教育”、“淘宝同学”、“腾讯课堂”。对于这一部分资本而言，或者仅仅以为教师和学生搭建网络平台的方式向交易双方盈利。或者生产在线课程直接向用户提供学习内容收费，2013年成立的比如VIPKID。三是和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企业。由于受到教育巨大市场空间的诱惑也纷纷挤入拓展业务场景，如“世纪佳缘”创办91外教网，提供线上一对一的英语口语培训，可见资本对教育市场的兴趣之浓厚。不同的资本投身于教育行业，各自发挥专长开辟自己的市场，对于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供给起到了推动作用。 3.2. 布局紧密，流向人生各个阶段 上文提到，不管是传统的线下教育机构，亦是互联网线上教育平台，还是与教育行业丝毫无关的公司，都对教育行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高涨的激情抢滩教育领域，教育市场呈现出群雄逐鹿的热闹局面。各路资本过江之鲫般向教育市场发起攻势，贯穿人生各个阶段。 我国教育市场领域的广阔为资本的流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几乎每个市场领域都有资本参与的身影。包括：教育信息化、早幼教、k12、高等教育、职业培训、语言学习、素质教育。在每个主领域下又划分许多子领域，从学前教育到职业教育，文化知识到兴趣特长，校内到校外，升学、留学考试到职场发展到不留一丝利润真空，其覆盖面非常大。 在k12领域，目前全国k12公立学校的学生数量大约有1.6亿人，并且每年有1600万6岁人口成为这个市场的新鲜血液。2016年参加课外辅导的k12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一半。据艾瑞咨询统计，2019年仅在k12在线教育行业其市场规模已达到648.8亿元，未来市场增长率可能会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放缓，k12人口的巨大的、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下只凭政府力量显然不够，因此仍然不失为资本投资的主要领域。在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环境下又提出了核心素养，同时新高考的改革，“语言学习领域”和“素质教育领域”结合k12阶段的需求预计k12将成为资本主要流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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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资本进入与扩张的正强化效应 4.1. 多渠道参与助力教育脱贫攻坚战 2020年3月6日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 2 ]。脱贫攻坚并非只是政府的责任，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组织动员民办教育机构积极参与教育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明确了社会资本在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角色。“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扶贫的重要力量，肩负着重要责任和光荣使命” [ 3 ]。鼓励民办教育通过一系列智力帮扶如“人员培训”、“控辍保学”、“公益捐赠”、“资源共享”、“就业指导”、“创业培训”等行动投身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民办教育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对民办教育的鼓励即意味着对社会资本的支持。资本在教育行业的深耕已经为其积累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教学设备等优势，因此是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弥补当地资源短板，激发贫困人员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资本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扶贫也反过来为其在融资和税收减免等政治资源方面带来了经济效益。“在政治资源隐含的诸多收益和政策强度传递的资源回馈承诺共同作用下，企业通过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来加强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政府的理性互动，以确保政治资源的稳定供给。政治资源动机使企业精准扶贫调和了慈善公益支出与资本逐利本性的矛盾，有利于形成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存局面” [ 4 ]。政治资源带来的优惠进一步促进资本生长，允许资本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投入扶贫事业中，形成良性循环。 4.2. 全方位多途径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学习型社会应是以社会学习者为中心，以终身教育体系、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学习型组织为基础，以形成终身学习文化为基本特征，能保障和满足社会成员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开放、创新、富有活力的新兴社会” [ 5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是全社会成员的全部教育，绝对不是少数“特殊对象”的某一类教育” [ 6 ]。资本的参与提供了多类型教育供给，囊括各个年龄阶段和领域，满足了在校学生以外的群体的多样化、专业化、娱乐化多方面的需求，助推全民皆学社会氛围的形成。从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细分结构来看，2019年上半年k12市场规模占比提升到20.7%，主要针对学生的课外辅导、兴趣特长等需要；高等学历教育领域占比49.6%；成人则是在线教育的主要用户主体，强烈的需求体现在提升学历、求职、考证等场景中，市场规模占25.5%。在线教育平台凭借互联网的优势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加之当下O2O模式趋向成熟，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的局面正在形成。 4.3. 与公立教育互为补充合力助推素质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 [ 7 ]。在政策的支持下，社会资本受到鼓舞，在教育领域中大施拳脚。它不仅仅止步于在学校学习之后的知识巩固或者超前学习，课后辅导的这样一种形式，在学校教育难以顾及到的兴趣特长领域资本进行补充。此外，资本不会直接受到升学率评价的压力，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能力提升上。因此，无论社会资本主观上有没有把素质教育作为办学取向，客观上为避免同质化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吸引家长的眼光以盈利所设置的独特的课程体系与结构涉及到的德、智、体、美、劳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而在社会资本力量壮大的同时，公立学校也在积极地改革、发展自我。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要想更胜一筹，吸引消费者，所提供的教育产品一定要是独特并优于公立教育。否则，人们为什么不选择有质量保障且成本更低的公立教育呢？从整个市场来看，私立教育在教育领域中扮演着“沙丁鱼”作用，搅动了教育市场，客观上起到了变革教育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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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资本逐利性与教育属性的偏差 5.1. 资本地域布局的不均衡性与教育的公益性 “所谓教育的公益性，是指教育的这样一种性质，即它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只能由人们共同地占有和享用。从利益上看，这种利益具有公共性、社会性、整体性；利益主体是公众、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而决不限于社会成员的某一个体” [ 8 ]。资本天生以利益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投资教育的必然目标。教育的公益性与资本的逐利天性之间存在根本的逻辑悖论。资本的先天逐利性决定教育机构集中在本来教育资源就丰富的发达城市，它们的影响难以辐射到贫困地区。据统计，2017年财年，新东方855个学习中心、好未来507个学习中心分别有90.8%和99.8%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难以下沉到被地头蛇和众多小机构把控且人才短缺的中小城市，区域性龙头只能在本地深耕 [ 9 ]。资本深化所引发的教育排斥效应不仅发生在城乡地域之间，也发生在贫富群体之间，而这两者往往是重复交叠的。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优于乡村，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大量优质的教育供给往往聚集在城市，而农村的市场需求被资本冷落，这种根据支付能力而不是实际需求来配置的资源富集效应引发城乡间的教育排斥效应。同时，一旦资本主导教育市场，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即教育服务的可获得性就会受到严重挤压。资本将社会分成“有”与“没有”两个群体，二者在服务的供给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别，甚至是有无的区别。资本控制的教育资源更倾向于服务有支付能力的强势群体，缺乏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被阻碍在教育资源之外，这种依赖个人支付能力享有服务的机制触发阶层间的教育排斥效应。当经济水平决定着教育水平，经济资本作用加强，个人能力、努力的作用别削弱的时候，“家庭教育被推上了社会竞争的前台。家庭主动或被动参与教育竞争。家庭教育水平，成为影响孩子社会分化的关键因素” [ 10 ]。 因此资本深化的过程中呈现着一种矛盾的表征。一方面是资本进入教育带来教育资本深化，人均教育资本存量增加。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各类教育让很多家庭无力承担，在贫富差距面前，弱势群体的人均教育资本存量相对下降。 5.2. 资本对消费者的过度迎合性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教育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性，这是理性的教育活动植根于社会土壤的首要条件，它象征着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所谓的相对指依靠一定的条件而存在，随着一定的条件而变化，独立性用在一定的社会领域意思是具有自己的问题域与观念系统及其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 [ 11 ]。市场经济会对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教育也不是对其绝对抗拒，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建立在教育这一独特领域相关法则基础之上，市场应该适应教育，而不是相反。“教育是促进学生成长的自觉实践，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说它独特，是因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另外一种活动像教育这样以明确的目的、精选的内容、系统的方法去培养人的，人才的成长有自身规律；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形成、品德的提高、身心的健康必须遵从认识活动的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教育科学’作为一个学科群，就是探讨教育活动的内外规律性特征的……因此，必须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 [ 11 ]。教育活动的规律以人的发展规律为前提。人的成长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导致所施加的教育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效益时滞。由于教育产品对消费者的影响存在时滞，所以消费者难以对购买体验及时有效地进行客观反馈。他们的评价通常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所以，资本为了能够获得口碑会对受众的主观感受进行干扰，往往在宣传以及在教育过程中令教育规律让步以迎合消费者的期望。一旦教育进行妥协，在消费者需求导向下，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其披上商业的外衣，演变成培训补习、应试辅导速成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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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资本市场与教育属性偏差的治理 6.1. 政府在引导教育市场规范的同时并重地区公立教育事业发展 长期以来，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对偏远及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但地区教育资源依然维持着分布不均的现状。这是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看来，“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生产者没有市场霸权，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生产供给，消费者按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消费需求，其结果就是竞争性均衡，是有效率的。” [ 12 ]。追求利润对于资本无可厚非，在市场需求导向下，资本的地区选择偏好不断割裂着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一方面，城市社会资本群雄逐鹿竞争白热化，另一反面乡村受到冷落边缘化。不过强制施行地域上的服务限定苛求资本兼顾地区差距并非现实。 尽管资本的布局受市场导向而未能均衡分布，但出于社会效益的考虑，地方政府能够做的是积极协调出台政策例如减免税收、租金等利益激励机制以吸引资本落地，鼓励教育资源下沉。在引入资本投资的同时，警惕资本化对当地学校教育、社会公平的危害，时刻关注市场动态针对市场乱象进行及时的管控和规范，从机构的登记、注册、人员聘用、学费以及税收等方面加强监控，并设置退出机制，从而保证教育领域活力注入的同时维护教育所必须的生态环境。 此外，公立教育是教育事业的主阵地，政府需继续把主要精力着眼于乡村地区公立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贫困地区公立教育的扶持力度以期缩小地区教育发展差距，弥补市场机制所带来的不良效应是最基本的保障。 6.2. 资本主体需深化教育理论认识做到“入乡随俗” 鉴于教育服务的特殊性，资本不能简单地套用商业模式去发展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投资者，管理者对待购买教育服务及其产品的消费群体即受教育者绝不能向一般企业对待客户那样，奉行“客户即上帝”的原则，尽最大努力让消费者满意。“商业逆人性而下，教育逆人性而上”。不同的学习者对教育有不同的认识，在这些看法中可能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某些学生会抱着不想付出太多努力走捷径的心态取得好成绩的心态。在其他行业可能会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调和、妥协。但是在教育领域，如果为了拉拢消费者兴趣曲意逢迎，带来的是教育规律与原则的失语。因此资本办学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坚持一定的办学底线。 其次，虽然企业机构里的教师作为是公司的员工而存在，但其身份本质还是教师。教师劳动具有复杂性、创造性、长周期性。因此在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上也需要看到与一般员工考核标准的差异。“人们习惯于以科学、艺术等已被公认的创造性劳动的范式来评价教师劳动，习惯于以可见、可测、可直接显现为新增产品或财富的方式来评价劳动的创造性和价值” [ 13 ]。很多公司将学生的人头作为教师的业绩考核标准，人数越多，教师的提成越高。教师兼具销售与讲课两种任务，如果过多的精力消耗在营销上，正常的教学秩序就会遭受干扰。资本办教育，本质上还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只有吸纳民办与公办二者的长处才能实现“1 + 1 > 2”的效果。所以，立足于教育学理论与人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教育领域中“入乡随俗”，高瞻远瞩，适当的放弃短期利益以换取长远的发展才能获得长远健康的发展。 6.3. 消费者需根据自身需求理性选择教育产品 首先，消费者需要对自己的需求进行辩伪。之所以要让需求经历一个核实的过程，是因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资本为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往往通过贩卖焦虑的营销与宣传创造大众对教育投资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很多时候并非出自于消费者的真实意愿。以当下火热的考研培训为例，资本无限放大社会中某些职业的学历门槛现象，传播“学历万能论”。很多大学毕业生前途迷茫、就业压力的焦虑心理状态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出现了非真实性的教育需求，即部分学生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职业选择才进行深造，但自我认识上呈现的是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并且误以为真，打破这种错觉的是对科研生活实际经历之后的懊丧。从这种伪需求的发生机制来看，并不是来源于个真实的缺失感和兴趣喜好，而是在外界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强烈干扰下出现的。换句话说，这种投资教育的动机在资本的影响下被动产生，是一种虚假需求，耗费了消费者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再次，消费者需要对意向教育产品设置合理的心理预期。合理的心理预期有助于改变消费者对于教育产品的不合理期望与定位，进而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选择。教育既不是资本的目的，也不是资本的专长，而是他们获取市场利润的手段之一，对资本的过度信任与依赖会降低自我能动性与内驱力。改变“教育万能论”的朴素认知，教育仅仅是影响人发展的因素之一，视教育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并怀揣过高期望而因此丧失个人努力，将学习主动权转让给资本方，试图依靠外界力量推动自我实现，最终陷入“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落差引发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并走向怀疑资本的另一个极端，出现对知识付费采取绝对的否定态度出现盲目抵制盲目排斥的心理，这同样也需要进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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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教育完全脱离市场，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成果性质的变化，是不切实际的” [ 14 ]。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结论：资本与教育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无论从古代东方的私学还是西方的智者讲学来看，社会力量都是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参与教育并且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如今的教育与历史上的教育相比内涵更为丰富，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加复杂。教育的种种特性决定它不可能依靠纯市场机制来提供。不过这并不意味教育要和资本、市场泾渭分明，各行其是。这种因噎废食的违背了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有限的国情。当前资本深化仍在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市场化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对此必须严格管控。因此，政府应稳定公立教育事业的前提下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吸引资本介入教育领域，以政策引领市场发展方向。资本必须在尊重教育本质属性的前提下调整自身，积极与教育和谐融合。消费者需要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根据切身需求理性看待培训机构。三方的共同融合下跑出教育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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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基层公务员在提高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科学的激励机制对建设新时代高质量、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具有重大意义。在基层治理视域下全面分析当前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运行状况，并针对当前激励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有利于提高基层公务员工作热情与工作效率，促进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更好地落实基层，推动我国基层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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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基层治理工作。面对基层公务员责任重、压力大等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与关怀。因而2019年被定为“基层减负年”，而新《公务员法》也于2019年6月1日正式生效，进一步完善了公务员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最突出表现。新时代更加关注基层公务员的时代需要，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的完善与发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思考，提出新的基层治理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关心支持和指导帮助基层干部，对基层干部工作、生活中出现困难，要设身处地地加以理解，满腔热情地给与支持，扎实有效地进行帮助，特别要敢于为基层干部担责任，关注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 [ 1 ]。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基层工作人员的关心和关爱。 而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将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基层治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实现治理现代化必然需要各个层面做出调整，如何做好基层公务员的管理工作，如何建立合理高效的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当前我国基层公务员运行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譬如激励效果不明显、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贪腐案件频发等等。此外，我国基层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还存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意识不强、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分析其原因，不仅是政治体制问题，更是激励机制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可避免地会对政府基层治理和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消极影响。在反腐倡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下，对于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的研究颇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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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概念梳理 激励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完备的激励机制、实现有效激励一直是基层公务员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单意义来讲，激励(Motivation)就是激发鼓励的意思，但从政治学视角这样认识激励显然不够严谨。中国政法大学刘俊生教授认为：“激励是指针对人的各种需求而给予适当满足，从而激发、加强和维持人的行为并指导或引导行为指向目标的一个过程” [ 2 ]。可见，激励就是通过满足激励对象的某种需求，从而完成对于人的动机的激发，促使激励对象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一般认为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英国，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君主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的，随着19、20世纪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务员制度逐渐成型。公务员又称为国家公务员，是各国负责统筹管理经济社会秩序和国家公共资源，维护国家法律规定贯彻执行相关义务的公职人员。关于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认为公务员激励机制是：“政府引导国家公务员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实现共同行政目标，按预定的标准和程序将行政资源分配给国家公务员或行政组织的过程” [ 3 ]。吉林大学孙德超教授认为公务员激励机制是指：“激发公务员的工作动机，使其产生内在的工作动力，从而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 [ 4 ]。本文旨在寻找解决当前我国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的路径，因此最终采用孙德超教授的观点，认为公务员激励机制是“激发动机–产生动力–调动积极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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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基层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但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说，基层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 5 ]。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采用传统的公务员人事制度，直到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成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开端。2019年6月1日，随着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我国的公务员法律法规日益完善，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当前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特别是在提高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等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 3.1. 晋升制度问题 晋升又称为升职，是指公务员管理机构在部门编制出现职位空缺的情况下，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将高一级的工作职务交由较低职务的公务员担任。职级晋升是最有效的激励形式之一，对基层公务员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达成晋升条件必须考虑多方面因素，要有过硬的政治素养、优异的工作绩效，要德才兼备等。这就增加了基层公务员职级晋升的难度，在具体晋升过程中难免遭遇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方面，晋升空间有限。当前在我国基层公务员晋升需求和晋升路径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众所周知，公务员的职级越高，所享有的待遇越好，地位越高，获得的荣誉感也越大，因此职级晋升是对大多数公务员最直接有效的激励方式。但是，“对晋升的过度追求导致公务员晋升‘独木桥’之困” [ 6 ]，基层公务员的组织体系呈金字塔状，即越往高处发展，可供晋升的职务越少，造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困境。此外，“92%的公务员职务在科级以下，只有8%的公务员是副处级以上” [ 7 ]，由此可见，处于非领导职务的基层公务员占全体公务员的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内可供晋升的领导岗位明显不足，进一步凸显了晋升空间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资历重于能力的现象普遍存在。近年来，不乏对于“体制内问题”的诟病，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难免会受到不合理体制问题的影响，晋升困难是最普遍的问题。在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排资论辈”的不良现象。在涉及职位晋升的考核中资历远比能力重要，一些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的青年基层公务员受制于“资历不足”，往往无法获得晋升机会。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报告显示，“70%的基层公务员认为基层公务员的晋升空间比较少” [ 8 ]，当基层公务员普遍认为晋升无望时，说明晋升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出现问题，很难达到激励的效果。 3.2. 薪酬制度问题 当前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鉴于基层公务员群体的职业特殊性，为排除该群体徇私舞弊的可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在公务员激励中以按劳分配为主，薪酬激励是主要的体现方式。“合理、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对机关人事管理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 [ 9 ]。对公务员群体而言工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当前我国基层公务员薪酬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基层公务员工资普遍较低。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原则上不得从事副业，其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工资。我国基层公务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人数众多，在不减少公务员数量的前提下，纵然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难以承受高薪养廉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与此同时，物价相应的上涨，住房、医疗、教育和娱乐等支出也不断提高，而基层公务员的整体工资水平却相对较低。因此，从国情和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在短期之内我国很难大幅提高基层公务员的薪酬，就目前的薪资待遇水平而言，显然难以实现有效激励。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工资缺乏灵活度。《公务员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基层公务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也有具体的规范和要求。虽然各地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基层公务员的工资灵活度不高，“物质激励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 [ 10 ]，往往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发展。 3.3. 培训制度问题 基层公务员的培训工作是提高其政治素养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渠道。定期进行的培训工作本应该是基层公务员提升自身水平的大好机会，但是当前基层部门进行的培训往往流于形式，很难点燃基层公务员的培训热情，难以真正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究其原因，是培训制度存在问题，以下几方面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方面，培训内容单一。传统的基层公务员培训更注重公务员政治素养的培养，对于基层公务员的具体工作技能培训较少。政治素质过硬是一名公务员的基本要求，但是基层公务员处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如果专业技能不过硬就很难做好日常工作，就无法在岗位上做出一定的成绩，晋升基本无望。另一方面，培训形式老套。培训本应该是学习新知识的重要渠道，但无论是安排培训的基层单位，还是负责培训事宜的培训机构，亦或是参加培训的基层公务员，都不能很好地把握培训的本质和意图。目前，绝大多数的培训以开班授课的形式进行，培训教师与学员间的交流很少，在普遍不重视培训的大环境下不可能主动创新培训形式，“填鸭式”的培训方式往往引起受培训者的反感，而普通基层公务员大多难以认识到培训的价值，且培训结束后不注重培训工作的效果反馈，往往难以达到培训的预期目标。 3.4. 考核制度问题 考核制度在基层公务员的激励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基层公务员的评估与管理工作中，始终都离不开考核制度。考核的结果将直接关乎基层公务员的录用、升降以及奖惩等切身利益。如果没有合理高效的考核制度，基层公务员的激励机制将失去最基本的根据，难以发挥作用。而目前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考核内容不具体，标准不规范。在我国公务员考核过程中，“德才兼备”往往是考核的重要内容。但是，公务员具有一般的社会属性，也是一名普通的“社会人” [ 11 ]，德才兼备在考核过程中往往难以量化，很难有明确的标准对“德”与“才”进行恰当的衡量。德才兼备的考核内容不够具体，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容易发生偏差，而难以量化的考核标准在执行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在增加考核难度的同时，也使得考核的公正性难以保证。另一方面，考核程序形式化严重。“公务员考核是渐进式的创新，反映出国家公共管理理念的变化。 [ 12 ] ”但就目前而言，很多基层部门的考核程序趋于一致，不同部门间的考核形式化严重，但内容并无本质区别，不能真正做到具体部门具体考核。甚至各部门间的考核程序沦为过场，形式过度僵化，不仅不能实现考核的既定目标，还会影响考核的最终结果，导致考核评估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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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新时代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新路径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公务员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公务员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公务员激励机制作为提高公务员制度运行效率的关键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勇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是新时代党中央对基层公务员提出的新要求。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既要有继承性，又要有创新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研究时，必须建立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新时代特色激励机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 4.1. 拓宽晋升渠道，发挥晋升激励作用 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职位晋升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都是最具吸引力的激励手段。合理完备的晋升制度能够有效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产生正向的激励效果，促进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发展进步。但如果晋升制度安排不当，不仅个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威胁到整个组织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要完善晋升机制，拓宽晋升渠道，发挥晋升的激励作用。在晋升考核中，坚持思想政治素质与工作绩效并重。“作为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基层公务员是密切干群关系的主要渠道，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力量” [ 13 ]。思政教育是必要的思想基础，工作绩效是硬性的能力体现，于基层公务员而言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基层公务员都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以及相应的理论实操能力，才能在本职工作中做出成绩，在实现职级晋升的同时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所以在晋升机制的设计中，思政教育和工作绩效必须两手都要抓，为基层公务员提供一条扎扎实实的晋升之路。 4.2. 提高工资待遇，强化薪酬激励功能 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原则上不允许从事副业，所以基本工资和福利待遇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习近平总书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广大基层公务员要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工资待遇是一条有效途径。结合国外经典激励理论，我国的激励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公平性原则。基层公务员“薪酬公平性对于考量公务员整体的薪酬公平性具有代表意义” [ 14 ]。任何制度都不能偏离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否则必将难以为继。因此，公平性是确定薪资水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建立薪酬激励制度的首要原则。其二，激励性原则。“加薪”作为最有效的激励手段之一在各大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并起到良好的效果，在基层政府部门中也可以适当引入，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计划地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公务员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实现对基层公务员的有效激励。其三，灵活性原则。薪酬制度的建立还要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地区发展的不同程度确立不同水平的基本工资；时刻保持薪酬制度的高度灵活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定期调整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将生活成本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充分考虑进去，最终建立合理且可操作的薪酬制度。 4.3. 加强教育培训，完善自我激励机制 “公务员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重要保障。” [ 15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基层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务员培训制度就是针对公务员群体自我提升而制定。鉴于基层公务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必须重视这个群体的培训工作。培训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因此在培训之前就应该明确培训的目标和内容，根据不同培训对象的工作特点和难点，制定培训课程时尽可能满足培多样化的培训需求。在基层公务员的培训过程中，要保持培训形式的灵活多样，除传统的集中授课形式外，还可以采用实地考察、案例分析和“走基层”等现代化培训形式。在培训过程中不断提高基层公务员的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深入挖掘其内在潜能，在追求卓越中实现自我提升。还要鼓励在职学习，实现基层公务员自我激励。公务员培训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权利，“人总存在着自我提升、自我突破的欲望和趋势” [ 16 ]。在职学习作为新兴的培训方式应该得到支持，在不影响日常工作前提下，政府部门应该为基层公务员提供在职学习的条件，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行给予一定的补贴。基层公务员通过在职学习实现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扩大知识面，在不断提升自我的同时实现自我激励。 4.4. 优化考核制度，发挥考核激励作用 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建设必须要认识到“公务员考核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 [ 17 ]。考核是其他一切人事制度的基本依据，是整个激励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部分。要优化考核制度就必须改革以往笼统的“德才兼备”标准，考核标准不明确，不仅无法准确评判考核对象的实际水平，还可能出现暗箱操作的违法乱象。换言之，绩效考核是公务员考核的重点内容。所以，各基层部门应该结合基层公务员的具体岗位分工，对上述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做出具体规定，并解决好权重分配问题，同时做好日常工作表现记录，结合平时表现定期进行工作绩效考核。在人民民主的社会环境下，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工作绩效应该与人民的满意度挂钩，即人民应该是基层公务员工作成效的重要考核者。在具体考核中引入群众考核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一是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群众作为考核代表，直接参与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考核，这个过程中必须要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二是发起网络投票活动，在安全技术支持下广泛吸引群众投票，将得票数量折合一定权重加入考评范畴。 4.5. 贯彻法律法规，保障基层合法权益 最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已于2019年6月1日正式施行。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大环境下，基层公务员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必须得到重视，贯彻落实新公务员法，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切实保障基层公务员合法权益。其一，要不断提高公务员相关法律的立法效率和立法质量，以良法推动善治。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完善发展要以系统完备的《公务员法》为依托，有法可依是重要前提。在《公务员法》中尽可能地明确公务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在公务员的考核、奖励、职务升降、申诉控告以及工资、福利与保险等方面做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依法规范制度，减少公务员体制内所谓的“活动空间”，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运用晋升、薪酬、培训和考核等激励制度提高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实现对于广大基层公务员的有效激励。其二，坚持依法考核晋升。最新修订的《公务员法》是基层公务员职级晋升的根本依据，在晋升考核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发挥晋升激励作用的同时，必须要坚持相关法律法规对晋升作出的硬性规定，对于晋升的条件、程序、原则和标准必须严格执行；对于晋升过程中发生的违法乱纪行为，必须要依法加以惩处。有法律做后盾才能保障职级晋升的公平公正，才能真正发挥晋升制度的激励作用。最后，建立完善的公务员法律制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贯彻执行相关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广大基层公务员的合法利益才是最终目的，当完善的法律制度得以切实执行，自然而然会产生激励效果。当基层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工作效率自然会提高，在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激励机制悄然发挥作用，并且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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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在基层公务员的管理工作中，如何建立合理高效的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一直是个问题。基层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旨在通过物质或者精神方面的激励以达到奖励进步、促进发展，提高基层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以及工作效率，最终促进基层治理的发展。我国基层公务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容忽视。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能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还能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得以落实，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在推动基层治理的同时，也为转型期中国基层治理以及党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发掘当前我国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其内在原因，为我国当前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相信随着我国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会更加完备，从而建立起一支廉洁、高效的基层公务员队伍。通过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改革，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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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我国扶贫战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治理问题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选取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一个典型的以企业为主导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D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后发现企业主导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不仅搬迁后发展有动力，而且村民们留得住、能致富，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在总结成效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点企业主导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发展路径，希望可以为不同类型的移民搬迁村庄提供有效的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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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5年12月8日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发展改革委、扶贫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明确用5年时间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搬迁1000万人口的任务，帮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根据《方案》，“十三五”时期将会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的方针，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易地搬迁 [ 1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创新多种投融资模式和组织方式，发挥多种主体的作用，完善相关后续扶持政策，要努力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实现搬迁对象尽快脱贫，发挥产业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解决搬迁新村的生计问题。但是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不断落实，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集中在搬迁后续的村庄治理方面。那么易地扶贫搬迁新村该由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更有成效？何种治理路径是值得推广的？带着许多的问题，我们继续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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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背景 2.1.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中国的易地搬迁政策最早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西”移民搬迁开始追溯，随后易地搬迁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扶贫手段，用来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贫困地区人口脱贫问题。易地搬迁政策的落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在1994年发布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里提出，“对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庄和农户，实行开发式移民。”在199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同样指出，“对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少数特困村，要按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开发式移民。1999年，我国政府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在会议上指出“生活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及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必要进行搬迁移民”。到了21世纪，通过搬迁移民来实现农村脱贫脱困仍是一项重要手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2018年4月4日颁布了《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提出2016~2017两年已经完成了589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计划于2018年再实现约280万人的搬迁建设任务 [ 2 ]。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关于《“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全省“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全省11市86个县(市、区)完成56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其中：搬迁4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万确需同步签迁的农户人口，到2020年，搬迁对象生的产生活条件要得到明确改善。要把解决不安全住房尤其是“土窑洞”作为易地搬迁工作的重要任务。对那些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之上，自下而上的核定搬迁对象范围。 易地扶贫搬迁新村是在欠发达地区在推进避灾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等各类移民搬迁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型居住形态的村庄 [ 3 ]。易地扶贫搬迁新村作为欠发达地区移民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在安置初期是以解决生计问题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主，但随着移民生活不断适应，有效的村庄管理对于帮助搬迁人口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易地移民搬迁社区多为政府主导但成效不佳 移民搬迁新村的建设主体大多为政府，村庄治理等问题的解决对基层政府的依赖也很强。这种以政府强力来推动建设的村庄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与由于地理环境因素长期自然形成的村落不同，缺乏“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搬迁对象存在的不同背景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于村庄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 我国精准扶贫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当前大多数的搬迁新村治理都是政府在主导，但是政府治理贫困的能力有限，而且任务重，还存在扶贫形式化、腐败等问题。企业作为治理非常重要的主体之一，那么如何能让企业在易地搬迁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其最大的功用。如何能让不同主体之间协同配合，因地制宜将不同主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从而更好的推动山西省易地搬迁项目高质量的完成，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可以为其他地区的易地搬迁移民搬迁新村提供借鉴，这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本文选取位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D村作为研究对象，笔者在村庄通过两个月的长期观察，与村民同吃同住，收集到了大量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实地调研、深入访谈等方式，对以D村为代表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进行了研究。在整理调研资料的过程中发现，D村目前治理的主体是政府与企业并存，且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通过对D村目前治理状况的了解，笔者发现了目前企业主导下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D村治理的成效还是十分显著的，与笔者了解到的其他社区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笔者认为，要更加重视企业的作用，在有条件的地区构建企业主导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企图构建新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的发展路径，为不同类型的移民社区提供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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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企业主导下易地移民搬迁社新村的发展路径 4.1. 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把政府当做是扶贫的唯一的主体，让政府完全来承担绝对的扶贫责任是不切合实际的，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精力都是有限的，面对巨大的脱贫压力，单独依靠政府是难以实现的；把企业当做是扶贫的唯一主体同样是不可行的，企业虽有强大的经济支撑，但人们对企业的认可度不高，企业的强制力不够，很容易在政策执行和落实的方面遭遇阻碍。村民作为移民新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对村庄的公共事务并不上心，只关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务，这种局面急需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多元主体的价值，让多元主体积极投入其中，构建多元主体通力合作的机制。 在政府的引领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包括企业、企业家、社会力量、村民自身，多种力量共同相互配合。我们可以着重发挥当地企业的巨大作用，利用企业强大的经济支撑，以及带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能力，将当地的扶贫产业发展壮大，通过吸引新村村民就业的方式，把村民引入到社区的发展和治理中，把有能力的居民发展成为新村的管理人员，让村民自身和移民新村的发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企业、居民和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可以弥补政府部门对市场不了解的困境，避免产业发展的盲目性，更有利于扶贫产业的发展。所以有重点的鼓励不同主体的参与，明确参与方式，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实现资源互通，促进后续发展。 4.2. 因地制宜，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新村的治理模式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当地有公司或者有企业家的情况下，尽可能寻求企业和政府的良性合作，利用企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优势条件，发挥企业的带动引领作用；同时要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方案，坚持以企业带动为根本，创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正如笔者此次所调研的D村，在对村支书的访谈中他提到：“起初我在准备村支书这个职务时，就对这个村庄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个治理规划。你看咱们这个村，土地多为旱地，老百姓光靠种地收益不高，而且搬到新村以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这样的村庄未来如何发展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了促进我县我镇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建成，结合我们公司发展现状，以及D村的地理条件，旨在坚持以农为本，把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为项目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企业带动，更好的发挥企业自身作用，因而规划建设《山西合创现代生态农业创业园》项目。我们目前的规划是，村庄的最北面是光伏园区，光伏园区再往北准备打造一个北部能源小镇，而且现在已经在逐步建设中了。中部我们打造的是设施农业加商贸，南部打造的是文旅，最终把整个D村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农业创业园区，吸引周边各地的人们来度假、休闲、采摘、养老等等，既要带动本地农民、贫困户及返乡毕业生就业创业，同时还要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创园，完善各功能区域及配套服务体系，最终服务全省各地和更多的消费者。” 4.3. 鼓励优秀企业家返乡创业，立足优势特色，做大做强后续产业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产业发展的质量、情况直接决定着后续的发展。产业如果发展的好，就能够助力更多的贫困户，真正实现稳脱贫。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只有大力发展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搬迁贫困户后续的生存发展，才能真正在新村扎根。没有产业的发展带动，难以脱贫;缺乏产业支撑的脱贫，也难以持续。给钱给物这种输血式的帮扶，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兴办产业才能从根本上拔除穷根 [ 4 ]。因此，我们一定要立足优势特色，将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在企业主导下的易地搬迁移民新村，壮大优势产业，能够为更好地村庄治理注入强大动力。 如何吸引大企业在偏远山村投资建厂，鼓励优秀的企业家返乡创业建厂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以D村为例，在D村还未建成之前，HC公司的董事长就已经在当地创办了农业公司，刘董事长本就是阳高县古城镇人，从家乡出来的他企业做的日益壮大，一心想为家乡做些贡献。当地政府也一直鼓励优秀企业家回乡办厂，政府给了HC公司很多支持的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家返乡。就这样，从2007年起，HC公司从起初的给家乡捐赠学校、捐赠设施，到后来的投资建厂、盖大棚、建养殖场，发展起了一大批农业产业，这些产业为今后D村发展扶贫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村支书史书记在讲述中说道：“在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那年，我们又看到了好多学校坍塌，然后我们在古城捐献中学，那个古城中学是我们重建的，然后从捐献中学那年开始，我在这儿因为有工程上面的往来，就老往这边跑，就是在长期这个接触之中，越来越深感有些事得需要我们去做，需要自己去出一份力量，这些早期的接触与我后来答应来D村做村支书，带领百姓脱贫致富是分不开的。” D村的产业现在之所以可以发展的远超周边其他村庄，除了有优秀的企业家带领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所选的扶贫产业都是立足当地特色，符合当地生态的产业，例如千亩杏果园、西红柿蔬菜大棚、光伏发电站等。不同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立足当地自然环境，选择第一、二、三不同产业为主的发展方式，发展企业经济，企业反哺村庄，从而推动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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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易地扶贫搬迁新村作为一种政府主导规划建立的社村庄，是国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结果，也是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增长速度较快的类型，这种村庄有别于传统的农村和城市社区，在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着新村居民对公共事务缺乏主动性、后续发展动力不足、新村融合性不强等诸多问题，那么如何更好地治理移民新村、促使移民新村更好的发展成为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议题。 本文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即企业主导易地移民搬迁新村治理的方式。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移民新村进行调研，笔者发现以D村为例的移民搬迁新村，在企业的主导下治理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不仅可以搬得出，而且还可以留得住，能致富。企业在参与村庄治理的同时不断壮大当地的扶贫产业，既给村庄带来了巨大的集体经济收入，还给村民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们的个人收入，通过渐渐转变农民的身份，使失地农民转变为工商业者，从而使新村成员真正安心的在当地居住下来。 当然这种企业主导搬迁社区治理的方式也有其弊端，首先这种方式不是所有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都可以使用，这需要当地村庄或乡镇有一定产业基础。其次由于企业没有政府那样的强制力，所以在一些政策执行和落实的时候会遇到阻碍，难以推进或产生矛盾。 针对企业主导下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发展路径，笔者提出其一要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局面，而不是只依赖某一种力量；其二要因地制宜，创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模式；最后要鼓励优秀企业家返乡，立足优势产业，更好的推动当地的发展。但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治理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在今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的治理过程中，不仅要立足当地实际，还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理念，探索完善后续发展长效机制，从而为不同类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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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东盟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其地位举足轻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盟具有广阔的对接空间和扎实的对接基础。通过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与东盟在发展战略对接过程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从培育深层次互信、建立对接合作规范、建设对接渠道和载体三方面为中国–东盟战略对接提供政策建议，以期双方联动发展、成果共享、共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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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东盟双方应加强发展目标和路径对接，继续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同年，东盟峰会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释放出愿与华进行战略对接的信号。中国–东盟发展战略对接已逐步成为地区合作新风向。但也应当注意到，基于双方在发展阶段、经济水平、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东盟共同体内部存在政治断裂及非连贯性 [ 1 ]，中国与东盟在进行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挑战。因而，“一带一路”倡议怎样才能与东盟组织及东盟各国的发展战略实现有效对接成为当前最为迫切而紧急的问题，这也是探索中国–东盟建立紧密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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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的提出 发展战略对接相关研究目前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国别研究。在“发展战略对接”这一概念提出较长时间内学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具体国家、国际组织的对接现状，如印度、俄罗斯、东盟等，聚焦于研究对接过程中的动力、机遇、风险及模式等；二类是特定领域研究。该类研究聚焦于中国与对接方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基础设施、贸易、能源等方面进行的对接合作。三类是机理性研究。目前此类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概念论述，对战略对接概念与原有相似概念，如：战略合作，战略协调和联盟进行区分辨析 [ 2 ]。另一方面是理论探讨，学者们试图搭建起发展战略对接的分析框架，包括定义修正、扩充主体范围，提出对接理论，系统分析对接挑战 [ 3 ] 等。 自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建立以来，围绕中国与东盟之间合作的研究迅速增多，但大多数为集中于国别或特定领域的研究，而基于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较少。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发展战略对接的研究视角。总的来说，社会资本与发展战略对接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表现在信任、规范、网络这三大要素与发展战略对接的核心要义契合。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需以双方互信为前提，通过政策沟通达成合作意向。而且长期看来信任可以使共同体成员间形成的规范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作为一项合作行为需要一定的规范约束对接双方的行为，保证对接合作在一定的规程下进行。加之双方发展战略对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政府主导的单一对接方式难以满足各层面的对接需求，构建多层次的沟通网络有助于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对接合作。同时，紧密的对接合作网络的形成将强化对接双方信任。社会资本的形成不仅是发展战略对接的前提和支撑，还是强化对接合作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信任、规范、网络三大要素在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影响对接合作的深度、密度、广度。因而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东盟发展战略对接具有较强的解释功能，借此对当前中国–东盟发展战略对接的挑战与路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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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东盟发展战略对接的基础与现状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发展战略对接的概念理解进一步深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也逐步规划与落实。目前中国与东盟在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对接合作。 3.1. 政策沟通总体进展顺利 发展战略对接需双方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双方的政策沟通是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基础也是增强双方制度互信的重要途径。2017年中国–东盟“五通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东盟政策沟通总体向好，大多为顺畅型、良好型国家，且没有薄弱型国家 [ 4 ]。中国–东盟的政策沟通在多个层面展开。在东盟共同体层面，2018年11月，《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为实现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总体框架，彼此的路线图与建设路径相互衔接和高度契合。就东盟各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与菲律宾“大特建计划”、印尼“全球海上支点”、文莱“2035宏愿”、越南“两廊一圈”、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等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并逐步形成共识。此外，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机制也不断谋求创新。2016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澜湄合作”机制启动，致力于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水平。 3.2. 基础设施联通稳步推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中国与东盟进行对接合作的重要领域。2017年9月，东盟正式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以图强化东盟内部和跨国间的联通，缩小彼此差距。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基础设施联通主要集中于交通及能源领域。在交通建设方面，铁路、航运建设稳步推进。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及印尼雅万铁路先后建设，中老铁路老挝段于2020年10月实现全线隧道贯通，未来将搭建起泛亚铁路在东南亚地区的联通网络。航运联通主要集中于澜沧江–湄公河一线，中国已会同老、缅、泰等国共同制定了《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2015-2025年)》，实现这一航线全年通航。在能源设施建设方面，中缅能源合作日益密切，中缅油气管道已于2013年建成通气，双方又于2017年签订《中缅原油管道运输协议》，中缅能源合作进入新阶段。 3.3. 经贸合作总体向好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向来偏重于经贸领域，强调一种双向的需求和对接，甚至是一种共生共利的关系 [ 5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已发展出较为深度且密切的经贸合作，为双方的对接合作提供更多可能。截至2019年，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前11个月，东盟反超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4.24万亿元，增长6.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图1所示，在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同时，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呈扩大趋势。在投资合作方面，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达2057.1亿美元，双方投资存量在15年间增长22倍。如图2所示，中国对东盟投资额在2016年后反弹上升，在2019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达130.24亿美元。在贸易机制建设方面，2020年11月，中国政府与东盟十国及日、韩、澳、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建成。 3.4. 人文交流成果显著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当前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形式丰富多样。在旅游产业方面，2019年双边人员往来超6000万人次，中国与东盟已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在科教交流方面，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已在东盟十国共开设38所孔子学院。此外，中方制定的“中国–东盟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升级版”，实现双方学生流动总规模到2025年达到30万人次的目标 [ 6 ]。在机制建设方面，中国和东盟整体的人文交流机制包括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机制、中国–东盟教育部长会议机制等 [ 7 ]。但目前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合作规模较小且广度及深度仍有待加强，尚未形成从官方到民间，多层次、宽领域的畅通交流网络。 图1. 2015年~2020年前9个月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差额 图2. 2014年~2019年中国对东盟投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