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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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隐喻 概念隐喻源自George Lakoff (乔治·莱考夫)和Mark Johnson (马克·约翰逊)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指人们的思维、行为和思想表达的一种系统的方式。Lakoff和Johnson认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这些概念建构了我们的感知” [ 1 ] ，由此区分了认知语言学和传统修辞学中的隐喻概念。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概念是主体基于自身身体体验，在同具体的客体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 2 ]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种类型：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 [ 1 ] 。在《当代隐喻理论》一文中，Lakoff对概念隐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王寅教授在谈论认知语义学的时候提到了隐喻观，即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系统对应地映合到一个熟悉的概念域的跨域映射，从而建构新的思维 [ 3 ] 。概念隐喻的生成过程可以用“始源域–认知语境–目标域”来表示 [ 4 ] 。概念隐喻的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其基本表达式为“概念域A是概念域B”，A和B分别指代目标域和始源域。 图1. 概念隐喻的基本运行机制 此前，李福印等学者从隐喻的认知转向、理论缺陷、研究人员和应用范围等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25年间(1980~2004)的隐喻和认知研究 [ 5 ] 。束定芳教授在阐明隐喻的运作机制时，表明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通过映射互相作用最终形成的一种合成后的新概念结构 [ 6 ] ，他还从多个方面论述了隐喻的认知功能 [ 7 ] 。林书武等学者认为Lakoff他们所提出的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说”，具体描述了隐喻的工作机制 [ 8 ] - [ 13 ] 。而陆俭明先生则在“映射说”基础上从激活的角度讨论了隐喻的两个概念域以及隐、转喻之间的关系 [ 14 ] 。此后，许多学者也从美学视角、多模态视角、体验论视角研究隐喻并将其应用于政治演讲、外交谈判、翻译实践、社会交际和教育教学等研究领域。 1.2. 隐喻和情感 情感，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和对外界刺激的心理反应，涉及感觉、生理、行为、经验、认知和概念化等方面。人的情感从本质上来说是丰富而抽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建立在身体经验上的隐喻实现概念化而加以表达 [ 15 ] 。情感隐喻是一种情感隐喻化的认知方式，是指与人的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相关的隐喻概念。按照基本情感范畴划分，可将情感隐喻分为喜悦、愤怒、恐惧、悲伤和爱情五种类型。从本质上讲，情感隐喻是不同语义域之间互动的产物，是通过一系列概念隐喻得以理解的 [ 16 ] 。在人类认知机制中，人们往往会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尤其是面对爱情、悲伤、愤怒和嫉妒等抽象情感时，往往会将其本体化或概念化，于是便形成了情感隐喻。 情感隐喻的研究始于Lakoff和Johnson，他们认为，大部分情感概念是经过由具体到抽象的隐喻化过程而概念化的。当代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在情感的概念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Kövecses (1986)通过大量的语料库分析，研究并总结了爱情隐喻的情感因素和概念体系。由于隐喻和情感联系密切，不少中国学者对情感隐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的从空间合成理论的角度探讨情感隐喻的意义建构 [ 17 ] ，有的分析英汉情感隐喻的共性 [ 18 ] ，也有的探讨了喜悦、愤怒、悲伤和恐惧等核心情感的具身性本原问题 [ 19 ] 。然而，此前的研究多是通过查阅字典、文献，阅读文章、书籍等手段，从空间方位词语、天气变化状况，人体所感温度、不同颜色词类、容器与液体等表象范畴来研究情感隐喻。而本文以最近兴起的语料库为研究工具，以《红楼梦》原著文本为语料，通过语料库检索不同情境中林黛玉情感变化的始源域物象和意象，根据这些物象本身的隐喻意义以及它们与林黛玉的不同情感变化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意象意义，所产生的生理行为、生理反应来分析林黛玉不同情感的隐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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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工具和问题 《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内容包罗万象，语言丰富多彩，人物形象生动，极具文学魅力和研究价值，尤其是关于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国学者的喜爱。其中关于林黛玉情感变化的解读，是研究情感隐喻的理想语料。所以本文借助绍兴文理学院所创建的《红楼梦》语料库作为研究工具，以《红楼梦》120回语言文本为研究语料，对映射林黛玉不同情感变化的始源域物象或意象进行检索与分析，并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 林黛玉情感隐喻的始源域物象或意象有哪些？在语言文本中占据多大比重？ 2) 根据林黛玉情感隐喻的始源域物象或意象，可将林黛玉情感分为哪几种隐喻类型？ 3) 林黛玉情感始源域物象或意象有什么特点，不同情感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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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林黛玉不同情感之间的关系 物象是指客观事物的形象，表达积极情感变化的物象称为正面物象，反之则是反面物象。而意象是指物象融入了主体情感活动后形成的一种艺术形象，意象也有正面意象、中性意象和反面意象之分。根据表1林黛玉情感始源域物象和意象研究发现，曹雪芹、高鹗在塑造林黛玉人物形象时采用普通和特殊的物象意象，将正面、中性和反面物象或意象相结合，突出表现了林黛玉不同情感变化的生理动机、行为反应和隐喻意义。 在描写林黛玉“愤怒”情感时，情感始源域多选取正面物象，如“穗子、荷包、香囊”等，和目标域反面情感“愤怒”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黛玉一反常态的生理行为，愤怒的背后映射了黛玉对爱情的忠贞和维护；同样在表达林黛玉“嫉妒”的反面情感时，曹雪芹则采用了诸如“金锁、金玉、金麒麟、冷香丸”等中性物象作为始源域概念，因嫉妒引起的试探行为体现了黛玉内心对爱情的疑虑；而在表现林黛玉“悲伤”情感时，“眼泪、桃花，诗稿、芙蓉”等混合正面物象和反面意象更好地表露了黛玉悲伤复杂的情感——对爱情的担忧、无奈和绝望。根据这些情感始源域物象和意象概念，以及林黛玉不同生理行为体现的不同情感，研究发现，林黛玉不同情感之间又存在着转喻关系，反面情感“悲伤、愤怒、嫉妒”都是“爱情”情感的具体表现形式，如表3所示。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emotions of Lin Daiy 情感目标域 情感始源域 始源域具体情感表现形式 爱情情感 嫉妒情感 忌妒、醋意 悲伤情感 悲伤、清愁 愤怒情感 生气、愤怒 表3. 林黛玉不同情感之间的关系 概念转喻的基础是邻近或关联，其本质是凸显，即用一事物代替凸显另一事物。反映到林黛玉情感上，则是用一种情感凸显另一种情感。黛玉的悲伤、愤怒和嫉妒情感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反应都和宝玉相关，无论是“剪穗子、剪荷包”的怒气行为、还是介怀“金玉金锁”的嫉妒引起的反复试探行为、又或是“流泪、葬花、焚稿、烧帕”的悲伤举动，都是黛玉爱情的真切表露，曹雪芹、高鹗运用转喻来凸显林黛玉的爱情情感，表现了其对林黛玉执著于爱情、为爱而活的肯定和赞赏以及对黛玉爱情无果而终、最终悲惨离世的同情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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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以绍兴文理学院《红楼梦》语料库 [ 21 ] 为研究工具，根据林黛玉的生理反应和行为表征，通过检索“穗子、荷包、眼泪、帕子、诗稿、金玉”等物象和意象发生的情境来分析林黛玉的不同情感变化及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分析得知林黛玉的情感主要表现为四种：爱情、愤怒、嫉妒和悲伤；随后文章分别借助特定情境下的物象或意象来分析林黛玉不同情感变化的具体原因、表现形式和隐喻意义，研究可知曹雪芹、高鹗采用普通和特殊物象意象，并将正面、中性和反面物象或意象相结合，作为林黛玉情感始源域的概念表征，进而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林黛玉的心理情感动态。最后研究发现，林黛玉悲伤、愤怒和嫉妒这三种情感都是爱情情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林黛玉不同情感之间又存在着转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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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选取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日股收盘价作为原始数据，计算出两者收益率，分析了两市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情况，通过建立GARCH模型以及SV模型，结果表明GARCH和SV模型均能较好地阐述和拟合我国股市的收益率的波动，并通过EGARCH检验发现收益率存在杠杆效应。从而对股市波动强度趋于平稳以及降低股市风险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收益率波动，GARCH模型，SV模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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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2019年5月11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出席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19年年会暨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中提到：近期A股面临着大幅波动的情况，股市有一定的震荡波动。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和下滑，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由于市场形势瞬息万变，牵动着股市市场随之变化和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强烈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分析我国股市问题迫在眉睫，将如何采取最合适的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有效地刻画股票市场的波动以及衡量它们的风险？ 之前已有很多学者采用综合股指日股收盘价的收益率数据通过不同的模型来分析波动情况。他们通常通过条件异方差来描述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收益的波动情况。Engle (1982) [ 1 ] 提出了ARCH模型，紧接着Bollerslev (1986) [ 2 ] 建立在ARCH的模型基础上，提出了GARCH模型，同年Taylor [ 3 ] 提出了随机波动模型(简称SV)，正是由于金融数据具有尖峰厚尾性这个特征不适用于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引入残差服从t分布这一假设与模型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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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GARCH模型 2.1. ARCH模型 通常地，有回归模型 y t = x ′ t β + ε t ，将 视为收益或是收益残差，且服从AR(q)过程，假设 ε t = σ t m t ，此外 m t ~ i i d N ( 0 ， 1 ) ，关于 σ t 2 建模为： ε t 2 = α 0 + α 1 ε t − 1 2 + ⋯ + α p ε t − q 2 + η t (1) 其中 t = 1 ， 2 ， ⋯ ， η t 独立同分布，并满足 E ( η t ) = 0 ， D ( η t ) = λ 2 ，那么该模型被称为ARCH模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简记ARCH模型。称序列 ε t 2 服从q阶的ARCH过程，记作 ε t ~ ARCH ( q ) [ 4 ] 。 2.2. GARCH模型 GARCH与ARCH模型较为相似，是建立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一种广义的表达，GARCH模型通常用于对回归或自回归模型的随机扰动项进行建模。若ARCH模型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 h t = α 0 + α 1 ε t − 1 2 + ⋯ + α q ε t − q 2 + θ 1 h t − 1 + ⋯ + θ p h t − p (2) h t = α 0 + ∑ i = 1 q α i ε t − i 2 + ∑ i = 1 q θ j h t − j 2 (3) 则称序列服从GARCH(p，q)过程。一般地，GARCH(1，1)模型就能很好地描述大量的金融时间序列数据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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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SV-t模型 在分析序列时，金融市场收益率序列与正态分布相比，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峰度，而且有更厚的尾部，这就是尖峰厚尾现象。在SV模型的研究过程中，通常假定扰动项服从不同的分布来适应不同情况下的研究。SV-t模型，即扰动项 ε t 2 服从t分布的SV模型，通过对SV-N模型的模型假设部分进行修改，即可得到SV-t模型的一般形式即： R t = ε t e h t 2 ，     ε t ~ i .i .d t ( 0，1， ω ) (4) h t = μ + φ ( h t − 1 − μ ) + γ t ，   γ t ~ N ( 0 ， σ 2 ) (5) 与SV-N模型一致，其中 R t 是第t日的收益， h t 是第t日的对数波动。 h t 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μ 为常数， φ 为对数波动的持续性参数，用于刻画收益率当前波动对未来波动的影响，如果 | φ | < 1 ，那么SV-t模型的协方差是平稳的。SV-t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ε t 服从自由度为ω的t分布， ε t 和 γ t 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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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收益率序列存在着异方差性。改深证综指收益率有“尖峰厚尾”和波动聚集现象，不服从正态分布。风险对收益率的影响不够显著 [ 9 ] 。 指数收益率中存在杠杆性。投资者对该指数收益率下跌的反映往往高于相同程度收益上涨的反映，即收益率的下跌更容易出现强烈波动，对市场的冲击影响也更强 [ 10 ] 。 5.2. 主要建议 1) 信息披露等相关制度的健全要不断加强 要使得证券市场变得更加成熟，健全信息披露就变为重中之重。前文也提到了，由于证券市场受很多非理性因素影响存在比较明显的波动聚集的现象。市场不稳且具有不测变数，及时性有效性的信息披露必不可少。如果证券市场的一些基础相关信息能够得到及时的披露并且完整的更新，则能够让大家更好地实时了解当前证券市场运行状态，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 2) 加强市场化建设，减少政府干预 在我国，政府较擅长于用“第三只手”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然而就是因为“第三只手”的存在，由于外界干预而导致市场内部运行的平衡得到了破坏。因此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原因以及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多加许多外在影响因素——政府干预。因此，若相关政府只是起到监管证券市场的合法性，为证券交易搭建一个稳定安全且平台，营造一个公平宏正的交易环境，而不是过多干预，那么就能避免产生额外的风险。 3) 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 越来越多的证券投资者都偏向于散户，并非具有全面而又扎实的理论基础，缺乏相关金融的知识导致他们可能盲目跟风，将目光专注于短操作，从而也放大了证券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动乱。因此，投资者应该学习相关金融知识，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培养善于洞察长期市场的能力，从而使得投资变得更加理性。 4) 加强证券市场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法治建设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全，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例如存在运用不法手段幕后操纵、恶性竞争、非公平正义的交易等等，扰乱市场秩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助长了不良风气。因此要不断加强市场的法制化建设，规范交易行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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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爱情，是人类拥有的最美好和珍贵的情感之一。在中西方，爱情一直是歌手们、作曲家们乐而不厌的话题。但因爱情是一种抽象的意识体，歌词中往往会使用概念隐喻的方式，借助其他具象化的熟悉的事物来描述爱情，以促进这种情感体验的传播与交流。本文通过归类英汉歌词，对歌词中的爱情概念隐喻进行分析，发现英汉歌词中的爱情概念隐喻存在共性，即采用相同的源域，但也存在个性，即分别采用带有中西文化特色的源域。 关键词 :爱情，概念隐喻，歌词，英汉对比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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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爱情的难以琢磨之处，就在于它既能让人甘之如饴，也能让人痛之欲焚。因此，作曲家们也在歌词中采用了许多甜蜜美好或阴暗消极的实体喻体(源域)去解释爱情，这就是爱情概念隐喻，但这里的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概念，是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认知工具。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英汉诗歌、小说和歌词中的爱情概念隐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美国学者Lakoff和Johnson在他们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概念隐喻”的概念，Lakoff根据始源域的不同把概念隐喻分为三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方位隐喻。李长慧(2010)和邵艳红(2013)的研究指出，由于思维的共性，导致人们在理解和体验爱情时，会使用共同的源域。毛佳玳(2012)和秦梦阳(2014)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中，人们通常会采用不同概念隐喻表达这种微妙的情感，而对这种差异的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中英爱情观差异的理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人们对爱情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思考，对爱情概念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运用概念隐喻的语言学理论，对英汉流行情歌歌词中爱情概念隐喻的异同点进行总结分析，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旨在对中西方爱情观、婚姻观等方面有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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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概念隐喻介绍 概念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概念隐喻指的是提取一个抽象概念的本质特征，并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物的显著特征进行匹对，从而将这种抽象概念中的隐含意义附在该实体物上的过程，从而帮助理解抽象概念，引发读者共鸣。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概念隐喻的三要素为源域、目标域和映射，人们将目标域的特点映射到源域，源域对被映射的特点做出选择和限制，从而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映射关系。概念隐喻分为三种：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本文主要研究讨论英汉情歌歌词中结构隐喻和本体隐喻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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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英汉语言中爱情概念隐喻的相同点有哪些？ 英文和汉语中分别有哪些特殊的爱情概念隐喻？ 英汉语言中爱情概念隐喻差异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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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上述材料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英汉情歌歌词中爱情概念隐喻的表达存在一定的共性，意为英汉两种语言都采取了相同的喻体来代替抽象的爱情概念，如上文中提到的“游戏”、“旅途”和“交易”，这是由中西方相似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模式造成的，说明英汉语言在对爱情概念的理解层面有吻合部分。其次，英汉情歌歌词中爱情概念隐喻的表达也分别存在其个性，可总结为，英语中的爱情概念隐喻较为直露开放、直接奔放，如例二十二中提到的“honey in his kiss”，爱人的吻有如蜂蜜一样的甜；而在中文中更含蓄、隐晦，具有东方色彩，如例二十五中的“缘分拨弄爱的琴弦”，不直接表达爱，而说成是缘分的引导。这证明中西方在对爱情概念的理解与传达上有所偏差，这是由多年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导致了英汉情歌歌词里爱情概念隐喻的部分表达不同，但这种差异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和文化包容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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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指代词语的主要话语(语篇)功能是识别指称对象，但是它们同时也提供了与指称对象有关的语篇信息或作者/说话者对指称对象所持的态度。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指称形式的选择以及处理途径和过程上，揭示语篇中指示形式的实质和特点，丰富了人们对其话语功能的认识。本文则尝试在语篇互动视角下，分析语篇/话语中交际双方如何通过这些指示词语进行交流，其探讨有助于推动对指示词语交际及人际功能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语篇/话语，指代形式，互动交际功能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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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真实语言的使用涉及语篇，在语篇中句子与句子、话语与话语之间借助对特定对象的反复指代而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些指代(或指称)的表达可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专有名词(John，Jack)、限定性名词短语(the student，the waiter)、非限定性名词短语(a writer)、指示代词(this，that)以及代词(he，she)等。一般认为，在句子层次上，指代形式的选择受句法的制约(Chomsky [ 1 ] : 34)；在语篇层次上，指代形式的选择则反映出规律性的使用模式和倾向。那么，在语篇中作者/发话者是如何在这些不同的形式间进行选择的？为什么使用这种而不是另一种形式？迄今为止，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语用学等一些相关领域都从不同角度对指代词语的语篇或交际功能以及理解和处理方式等进行了研究(Almor [ 2 ] ，Almor [ 3 ] ，Hyland [ 4 ] ，冉永平 [ 5 ] )。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归为两大类：以语用学为基础针对某一语境下指代形式的选择；以心理语言学和认知为基础针对不同指称形式的处理和理解。本文主要以前者为主，探讨话语或语篇中不同指称形式所反映的交际功能或语篇策略。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语篇互动视角为出发点，尝试解释这些指称形式的人际功能，因为任何语言成分和结构都可以被赋予认知或交际功能(Schiffrin [ 6 ] : 64)。一般传统观点认为，指称词语的主要作用是标志语篇中的指示对象，是一种衔接手段，反映出命题之间或句与句之间的潜在联系(Halliday [ 7 ] : 32)。但除指示衔接作用外，它们在语篇中的交际功能如何？本文旨在探讨这些词语的语篇交际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一个补充和扩展。我们认为，语篇中指称形式的多样性并非只是语言产出过程中所涉及的选择问题，而是语篇作者为了在一个开放的语篇空间和读者(意向中的或普通读者)进行交流互动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解决语篇互动交际需要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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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指代词语与语篇互动分析 2.1. 语篇指代词语分析 在语篇分析中，指代词语属于语篇衔接系统。Halliday & Hasan [ 7 ] 对语篇中具有衔接功能的词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将衔接分为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大范畴，其中语法衔接包含照应、替代、省略和联接四类，而词汇衔接包含复现和同现两类。指代词语主要涉及语法衔接中的照应(reference)，照应性是语言指示或指代现象的表现形式之一(Buhler，1990: 94，转引自吴 [ 8 ] )。照应一般有内照应和外照应之分(Halliday & Hasan [ 7 ] )。内照应主要指语篇内指代词语与上下文句子之间形成的联系或衔接；外照应则涉及指代词语与语篇外世界或语境中具体人及物之间的联系，在语用学研究中称为指示词语(deixis)。 Halliday & Hasan [ 7 ] 将语篇内的照应分为以下四类： 1) 人称照应：人称代词，如I/we，he/she/they，it，the X名词短语等； 2) 指示照应：指示代词和指示副词，如this/that，here/now，these/those等； 3) 比较照应：比较级及含比较意义的词语，如better，fewer，similar，different等； 4) 分句照应：指示代词和指示副词及短语等，如this，here，the above，the former等。 此外，其它一些词语，如专有名词及称谓语等也具有指代功能。指代词语的语法或句法功能与其在语篇中的衔接功能有明显不同之处，如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受严格的句法规则制约，在句中的语法作用完全不同，但是二者在语篇中起到同样的衔接作用，都可用于指某一具体语篇参与者(Halliday & Hasan [ 7 ] )。另外，根据语篇交际需要以及语篇参与者传达的意图等，同一指代对象可使用不同的指代词语，体现不同的视角或态势，如第一人称复数形式we、名词短语the author等词语可用于指代语篇作者。总之，指代词语具有明显的照应或衔接功能，这些词语在话语或语篇中的使用，使句子之间、句子与语境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有助于话语的理解和连贯(Halliday & Hasan [ 7 ] )。 在以往语篇或话语分析研究中，就指代词语的信息指示和语篇衔接功能而言，中外学者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就微观层面上借助词语选择所展开的语篇内互动研究还为数不多，冉永平 [ 5 ] 从交际适应和顺应的角度对汉语人称指示语的人际功能进行了解释；也有一些研究从认知、心理、语用等不同视角对这类词语在语篇交际中的主观性以及与读者的互动交流进行了探讨(吴 [ 8 ] )。本文在以往指代词语研究的基础上(冉 [ 5 ] ，吴 [ 8 ] )，主要对指示代词(this/that，these/those)及其名词短语(如this book，these people)、限定及非限定名词短语(a/the room)和非人称代词(it)进行分析，探究这些指代词语如何促成语篇交际双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具体的交际功能。 2.2. 语篇的互动性 Hoey对语篇互动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转引自罗选民，黄勤 [ 9 ] : 90-91)。Hoey认为语篇的互动性具有两个显著特征：(1) 语篇作者与读者间的成功互动是语篇意义生成的重要条件；(2) 语篇互动形式具有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语篇、语篇参与者和语境是语篇意义生成的关键要素。语篇互动过程的参与者主要是作者与读者。语篇意义的生成受到读者需要和读者解读语篇能力这两个因素的制约。读者对语篇的解读必须借助词语信号来帮助辨别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在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中，读者的期待就是问题，语篇的叙述就是答问。回答可以是延时的，也可以是即时的。在延时的回答中，读者的期待可以通过词语信号得以实现，最具代表性的是词语重复，最常见的词语重复有：简单重复、复杂重复、代词、非限定的名词、指代、省略、同类词。读者可以从词语信号在阅读中找到问题答案。语篇互动是语篇意义产生的关键，互动与词语信号的关系密不可分。 由此可知，指代词语在语篇中具有互动作用，但是，它们在语篇中如何达到交际目的，其体现方式有何不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指代词语，因此，有必要从具体指代词语入手深入探讨语篇互动性的特点及方式。本文对这些词语采用语篇分析方法，将文本(text)视为话语过程，将文本语言视为说话人和接收人在共谋沟通和交流中使用的语言，其语句本身仅提供寻求意义的线索，只有借助文本语言、研究者自己的语言知识与背景知识所创造的语境，才能达到理解(吴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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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本文在以往语篇互动及指代词语研究的基础上，对英语指示代词为主的指代形式在语篇中的交际功能进行了尝试性分析。通过对所搜集语言素材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类词语的语篇互动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本文分析说明指代词语不仅具有语篇衔接功能，也能促成语篇交际双方的互动。但是，“互动”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一类具体词汇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此外，本文的目的只是通过初步的分析，引起人们对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语篇互动性的研究兴趣，从而能更好地解释语篇互动的实质和价值，并加以具体的实践应用，尤其是汉语中这类词语的交际功能以及与英语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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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发明创造是否具备创造性成为其能否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要件之一。本文从创造性的概念和特点入手，探讨从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撰写的角度上，如何合理有效地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创造性，获得更好的保护。 关键词 :创造性，专利，权利要求，撰写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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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国家大力支持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的背景下，我国专利申请量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8年，我国受理的三种专利申请总量432.3万件，较2017年增长了16.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154.2万件，占比36%，同比增长11.6%；授权量为43.2万件，可以看出发明专利申请的授权比例仅占18% [ 1 ] 。而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成为其能否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要件之一。虽然发明专利申请的创造性是由其技术方案的实质决定的，但是其中如何撰写发明专利申请也对其创造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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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创造性的概念 我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将创造性表述为，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美国以及专利合作组织(PCT)将专利的创造性表述为非显而易见性(non-obviousness)。《欧洲专利公约》第56条则用“创造性步骤”来界定创造性。 虽然对于创造性各国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相同的，都是基于平衡公众和发明人的利益的原则，要求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对该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不能很容易就做到，也就是说不是显而易见的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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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创造性的特点 3.1. 主观性 根据专利法规定的创造性，发明专利的技术方案需要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我国目前采用三步法来对创造性进行判断 [ 3 ]，由专利审查员在充分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基础上来判定一个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在三步法里面，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是通过审查员进行检索和综合判断来完成的，确定发明的区别技术特征是通过将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和对比文件进行单个技术方案的对比来确定的，这两个步骤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第三步要判断所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则有肯能带入更多主观的因素 [ 4 ] 。首先，由于判断显而易见性的人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而本领域技术人员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人，是为了统一对创造性的判断标准而引入的，其贯穿于专利申请、检索、审查、复审、无效等各个领域。对于某项发明专利申请而言，该人掌握申请日以前该领域全部的现有技术。而在现实的审查过程中，是由审查员通过检索，充分了解所属领域的现有技术，从而不断接近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创造性的判断有主观性的特点。其次，对于是否是显而易见，其并不在于区别技术特征是否非显而易见，还要结合技术问题、技术效果及相应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确定。也是需要从现有技术整体上看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而对现有技术整体的了解程度和是否存在技术启示的判断过程也必然会带入主观的因素。 3.2. 相对性 创造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为了说明一项发明是否具有创造性，要看它是与什么相比，来进行比较的人是谁 [ 5 ] 。我国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这里的现有技术是一个整体，一般来说，要评价一件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通常会综合考虑申请相对于现有技术中的技术问题、技术主题、技术原理、技术手段及其技术效果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所以判断创造性时可以将多份文件的内容组合在一起与本发明专利申请进行比较。那么由谁来比呢？按照各国专利法的理论，是由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比的。因此审查员的检索水平、检索到的对比文件都会对发明的创造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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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如何通过撰写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创造性高度和保护力度 专利的撰写关系到专利是否能够被授予专利权，并且其也是专利司法保护的基础。虽然创造性是有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的实质决定的，但是创造性的特点也决定了发明专利申请的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撰写提高的。 4.1. 权利要求的撰写 当一个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拥有创新之处后，才谈得上申请专利，取得专利保护范围，拥有专利技术的独占权。因此申请人在撰写专利申请之前应该对本领域的现有技术进行尽可能充分的检索，以能够实现发明目的和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明显区别。 权利要求中所有技术特征的总和构成了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一项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特征越少，表达每一个技术特征所采用的措词越是具有广泛的含义，则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就越大 [ 6 ] 。 审查员在对一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检索时通常会从申请的发明名称、摘要、独立权利要求、说明书技术效果等内容中提取相应的中英文关键词作为检索要素。因此，撰写申请文件时应当尽可能在这些内容中不出现能够具体且准确反映本申请发明点的关键词，而将反应发明点的关键词的具体表达放置在说明书中，仅在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为解决相应技术问题所必须的技术特征，减少非必要技术特征。在这样的前提下，多使用更为上位的词语进行概括或使用功能特征限定也能够对审查时的检索关键词的提取造成一定困难。 例如一件日本的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其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的内容为：“一种有机凝胶，其含有油脂及油脂胶凝剂，所述机凝胶在0℃以上且40℃以下的储能模量为1，000 Pa以上且100，000 Pa以下”。其不仅仅是以有机凝胶的组成成分和含量对有机凝胶进行限定，而且以储能模量对有机凝胶进行了限定。再如一件美国的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其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的内容为：“用于处理甲板的方法，其包括：a) 向甲板施用渗透、可固化的组合物，其中所述组合物包含可聚合的材料、至少一种渗透剂，其中所述可聚合的材料将不与指甲蛋白的反应性官能团交联；b) 允许所述渗透、可固化的组合物渗透甲板到达甲板的表面之下至少0.05 mm的深度；c) 从甲板的表面除去过量的渗透、可固化的组合物；和d) 固化所述渗透、可固化的组合物，所述渗透、可固化的组合物已渗透甲板。”其在方法权利要求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其施用的组合物是什么，而是用其中的材料不与甲蛋白进行交联和可渗透的深度这类效果进行的限定，而将具体选择的成分隐含在了说明书实施例中。这样的性能参数的限定相对于组分限定，就对检索造成了一定困难。 而对于国内专利申请人，其通常会以详细的组分对权利要求进行限定，这样不仅有利于检索关键词的提取，也缩小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因此申请人在撰写产品权利要求时，可以考虑用参数结合部分组分对产品进行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同时提高专利申请的创造性高度。 4.2. 说明书的撰写 目前国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撰写水平与国外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中说明书的撰写更是容易被忽视。在美国，专利申请说明书中都会引用现有的文献详细说明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本申请的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在日本，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请求保护的范围都会尽可能大，并且其说明书都会列举尽可能多的不同实施例，各种可能的实施形式和多个可能的具体数据，为自己今后的修改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 7 ] 。而在很大一部分中国发明专利说明书中，背景技术一般都是泛泛地描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发明内容大部分是权利要求书得复制，实施例也仅有一两个较为简单。这样的撰写方式给在审查员评价了发明创造性之后的有益效果的争辩和权利要求书的修改上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目前的审查注重三性的评述，因此由于创造性问题需要修改的专利申请比例很大。而修改权利要求书无非是向权利要求中增加特征或修改特征 [ 7 ]，这些修改的依据都来源于原始申请文件。如果原始申请文件记载的有益效果泛泛，实施例简单，也没有相关的对比实验数，那么专利在被评述了创造性之后也难于通过修改和有理有据的意见陈述来获得授权保护。 基于审查都是在看到本申请之后进行的，虽然在评价创造性时强调避免“事后诸葛亮”，但是发明创造在审查过程中还是容易被看得简单，因此在说明书撰写时突出发现问题的困难、现有的技术偏见以及本发明达到的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也是很重要的。而这样的记载不能是空洞的，需要发明人充分的陈述现有技术以及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以详实深入的试验数据支持技术效果。 在专利申请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有益效果需要用试验数据进行支撑。如国内的一件食品领域的专利申请，其要求保护一种芸豆休闲食品，其对芸豆浸泡时使用了黑糖和小苏打。在说明书中申请人通过多种实施例和详细的比较试验数据说明添加了黑糖之后芸豆的脆度明显提高，添加了小苏打之后芸豆的失水率可以有效降低。这些实施例和实验数据在之后申请人对有益效果的争辩和权利要求的修改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3. 多项专利形成专利布局 专利布局是专利有计划有系统的有效组合，是针对特定技术的相关专利群，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对重点专利进行的立体保护，建起严密的专利网，保护能力强于单个的专利。在这个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专利法关于优先权和PCT申请的规定，利用不同的专利布局策略，如常见的路障式布局、城墙式布局、地毯式布局、围栏式布局和糖衣式布局，为重点专利形成一个系列的、立体的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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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发明专利申请来自于各领域工作者的发明创造，每一份专利申请都包含科研工作者的艰辛探索，申请人都希望自己的专利申请能够获得授权，而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成为其能否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要件之一。 首先应该对相关领域进行检索，不仅包括专利文献，也包括非专利文献，以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状况，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发明对现有技术的贡献。其次，要提高权利要求书的撰写水平，多层次、多角度地对发明进行保护，围绕发明点进行权利要求书的撰写；最后，对于说明书的撰写，可以以引用文献的形式详尽地写出现有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本申请解决的问题和对现有技术的贡献，还应注重实施例的撰写，实施例应该多元化，并且应保证试验数据的完整、深入和全面，充分地反应本申请和现有技术的区别以及该技术方案所带来的技术效果。总之，只有加强专利申请的撰写，申请人才能更有效地使用专利这个武器对自己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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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关于科学与人文之争，没有哪一个世纪有最近这几十年这般激烈。1996年，物理学家索卡尔将一篇蓄谋已久的诈文发给美国一家很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期刊并通过审核得已发表，以几近完美的“表演”发起了一次对人文领域的“攻击”；与此同时，也将持社会建构论的SSK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拖向了争论的泥潭，由此爆发了公开而全面的“科学论战”。后来，SSK的代表人物柯林斯通过模仿游戏也成功地骗过了引力波物理学核心专家而被当做该领域的专业人士。本文是想通过后者对于持这种观点——“索卡尔事件”对人文领域作出了终审判决——进行一种回应，并希望人们能对科学与人文领域之间的冲突给予更多的关注，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两者，以求弥合。 关键词 :科学，人文，索卡尔事件，柯林斯，模仿游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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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一路的高歌猛进，带来了人类物质资本的不断积累，征服自然的欲望日益膨胀，人们慢慢地偏离人文精神，一味追求效用，谋取利益，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技术的深渊。有关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论战是由“索卡尔事件”全面触发的。在这场论战当中，论战的双方是相信实在以及理性的一方，和不相信这些的一方。也就是说，前者是相信实在的科学家，后者包括当时的一些主流人文主义者，有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有时被称为社会建构论者(当然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即SSK)。自然，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是处在科学的一方，而柯林斯则处在后者的人文一方。当索卡尔用一篇精心编造的玩笑文章《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成功地骗过了几位著名的编辑(注意，这几位编辑在文化领域都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否则整个事件根本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并发表在美国当时颇具广泛影响力的文化批判期刊之上，物理学家所代表的科学一方则表现的异常雀跃，并向人文一方投去鄙夷的目光。但如果有人据此就声称科学一方完全胜过了人文一方，科学取得了判决性胜利，这一定是十分荒唐和天真的想法。因为，后来社会学家柯林斯通过他的实验——模拟游戏也同样轻松地骗过了引力波物理学领域核心的物理学家，而被当作该领域内的专家。笔者试图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来谈论这场争论，如果仅以“索卡尔事件”来做文章，挑剔对方法毛病，那么，柯林斯的实验也同样值得辩护。但这并非是解决之道，反而可能会使冲突加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的鸿沟早在斯诺的《两种文化》中有所显现，而且，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卓越的作用，使得人文文化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如若照此发展下去，它们的分裂对于对人类社会将是一大损失。在这场论战中是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它们任意一方缺了另一方都将不会是完整的。只有将它们融为一体，求同存异，才能有效促进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过程民主化和科学化，使人类走向文明和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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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科学与人文之隙 在古希腊，科学和人文同属一家，尚未如现在这般区分明显甚至有时是相互对立。虽然早期的科学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验观测方法、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和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等，但它们都还显得相对稚嫩，还未形成一种明显的功利实用倾向。那时的科学主要代表的是一种希腊理性思维，它所包含的理性正是人文的重要形式，可以说科学还处在哲学(人文)的襁褓之中。然而，就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科学”一词意义来说，主要包含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一种强烈的理性主义，二是来源于培根时代就造就一种经验主义。所以，我们说科学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培根的经验主义带来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科学观念，相比于古希腊时期，人们丝毫未察觉到(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一种意识去发现)科学所包含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以及能够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的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而且在培根的呼唤下，它以其不可阻挡的征服和控制能力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世俗意志。正是近代科学这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主义倾向不断扩张，使得科学理性本身不可避免地走向工具理性，最终导致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随着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有关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悄然出现了。较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的“斯诺命题”。斯诺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小说学家，曾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从事研究、教学和管理工作，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他注意到当时的科学与人文之间联系的断裂，并明确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两种文化”。他在《两种文化》一书中明确表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充满分歧和冲突的两类群体，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他认为，在这两类彼此冲突的群体中，一方为人文知识分子，比如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另一方则是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包括典型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 1 ] 。他们的天赋很接近，出于同一种族，所处社会阶层没有太大的不同，收入也相当，但彼此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与沟通。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仿佛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群体之间互相滋生敌意，经常看轻对方，最大的特征是彼此缺乏了解。由于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的不同，以及教育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被限定在各自的文化视角。因此，他们形成的文化视野是不同的，自然的，文化的基本概念与社会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相互之间缺乏了解与沟通，甚至是心存敌意，根本不屑于花费(哪怕极少的时间)去倾听对方的声音，“两种文化”俨然变成了“两个世界”。如果说是斯诺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种文化”的冲突，那“索卡尔事件”就是在实践中获得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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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索卡尔事件：一场科学向人文进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特别是社会建构论思潮的兴起，其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是他们典型的特征：反对客观真理的一切学说，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提出质疑和批评，否认实验证据的所具有的判决性价值，强调社会因素的极大影响，把科学变成一种靠多方力量协商的博弈过程，其中政治权力是一种典型的力量。科学就与权力合谋，摇身变成特定群体赚钱的工具，致力于更好地服务其赞助者。在其中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作为一名政治上的左翼物理学家，索尔卡对这种相对论思潮与其政治左派产生的事实感到不安。不管是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启蒙运动以来，左翼思潮都是其主流的旋律，它宣扬科学的价值和科学理性，反对宗教神学和蒙昧主义，坚信科学的世界观和真理的实在论，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战胜其他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然而在过去20年中，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不少“左翼”人文和社会科学家开始动摇其立场，悄悄更换了阵地，甚至完全投入到相对主义的怀抱。索卡尔曾坦言，设计这场骗局的目的是希望左翼可以免受各种相对主义的荼毒。 早在索卡尔之前，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就已经意识到相对主义思潮对科学领域的入侵，两人于1994年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的书，该书对以科学学研究为代表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产生较为激烈的反响。反响来源于两方：一方是以科学家为代表的支持者；另一方是以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前者极力称赞该书，认为它有力地揭露了那些后现代学者的虚假面目，后者却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工作硬生生的误解，是完全不道德的攻讦。如此混乱的局面让索卡尔感到深深的不安，于是他决定撰写一篇诈文来终结这一局面。这篇诈文自1994年就已经着手准备，其主要目的是要在诈文中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荒唐的错误变现的淋漓尽致，但前提是不能露馅。在文中，他多次引用大段后现代权威论述而不是条理清晰的逻辑论证和证据，胡乱地引介科学理论加以填充；同时，他还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常用手法，生造概念，语言晦涩难懂。为了满足这些苛刻的“要求”，索卡尔查阅了大量重要文献，遵循基本的论文写作规范，为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整篇文章需要在两个面下功夫：一方面，它要满足以上所有要求，使之成为完全胡言乱语的拼凑论文；另一方面，它要足够完美，以致评审编辑们丝毫察觉不出其目的。 在这篇文章中，索卡尔下意识地去模仿那些人文学者的叙述风格，频繁使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极具代表性词汇，比如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靴带理论、复数理论、拓扑学、超弦理论、非线性等，举一些模棱两可的“论据”，还生造了新的理论，通过以上一系列策略来完成了他的论证：“量子引力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科学”，是“超越界线”地发展出来的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 [ 2 ] 。 最后，索卡尔这篇文章命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并在1994年11月投稿到了《社会文本》的编辑部。不久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复，他们声称这是一篇十分受欢迎的文章，它将被收录在“科学大战”的专题中发表，此专题是专门针对格罗斯和莱维特所提出的批评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篇诈文的参考文献和注释篇幅太长，编辑部曾要求索卡尔作出适当修改，但他为了显示科学家的严谨性和客观性而拒绝了相关要求。因为该刊物的大多数文章均都来自人文学科系列，所以一篇出自科学家之手的文章在此就显得弥足“珍贵”。正当《社会文本》计划出刊诈文的之际，索卡尔也已经开始了对它的揭露工作。索卡尔原本打算等诈文发表后2至3个月再揭露自己的它，似乎是想试探出到底有多少人会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可终究纸是包不住火的，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陆续有人联系索卡尔并怀疑他的文章，甚至后来有家《大众语言》的编辑部直接询问这是不是一篇诈文。索卡尔觉察到事情已经无法在隐瞒下去，不得不将早已完稿的曝光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投了出去，此事很快就得到了披露。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世界媒体界迅速将此事传播开来，“索卡尔事件”相关报道在各家媒体的头条新闻中广泛出现。被称为“骗局”、“恶作剧”、“笑话”、“胡说八道”等。这一骗局的发生迅速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科学论战。索卡尔得到了科学界绝大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虚伪和科学社会研究关于政治权力假象的斗争。也有人想通过这一事件来取得对于包括科学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胜利，可能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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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仿游戏：来自人文领域的回击 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大战”是一场在自然科学家和以科学建构论为代表的人文学者之间发生的有关科学或科学知识的本质的论战 [ 3 ] 。持社会建构论的SSK就是激烈论战的其中一方。 柯林斯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SSK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将自己嵌入到引力波物理领域近40多年，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10年的频繁互动中，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绝大多数引力波物理学会议，并且还不断地给相关领域的朋友和熟人发电子邮件进行交流。到上世纪90年代末，柯林斯发现他能使用流利的专业术语同引力波物理学领域的物理学家进行交流，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做过引力波物理学方面的仪器测试实验，也没有做过计算或者是对理论的贡献，或者进行独立写作并发表相关论文。由于长期对英美科学家关于引力波物理学的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研究，逐渐获得了一种特殊知识和能力，他自己称之为一种“交互型技能”。这是一种不用亲身实践便可对相关领域作出良好的技术性判定的知识技能。为了证实这样的知识和能力确实存在，柯林斯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实验测试——模仿游戏。 柯林斯所做的就是加以修改过的著名的图灵测试。艾伦·图灵(Alan Turing)是一位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也许最著名的就是提出用“图灵测试”来确定机器是否应该被归类为“智能”。在图灵测试中，测试的参与者有一台伪装的电脑和一个人。当测试人员与被测者(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分开时，测试人员可以通过某些设备(例如键盘)自由提问。如果超过30％的测试人员无法确定被测者是人还是计算机，则计算机通过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这种单纯的描述之下存在着很大的复杂性，但也让我们注意到基于图灵测试的模拟游戏测试，在这个测试中，一个伪装的男人去假扮一个女人(或者反之亦然)，然后裁判分别对这个男人和他所伪装的女人分别进行提问，试图以此区分出两者的不同。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那男人通过了测试，就表明他拥有交互型的女性特征方面的专业知识；女性特征就是目标专识。 在图灵测试中是一个人类作为裁判对一台伪装的电脑进行提问并作出判定，而在柯林斯的模仿游戏测试中，参与者双方都是人，仅仅是在以电脑为媒介的询问中使用机器，电脑不再是直接的参与对象。用这种方法，我们让某一特定领域(目标技术或者是目标文化)的成员与不属于该领域但试图通过伪装混入该领域的成员之间进行某种竞技，然后向双方提出一些相同的问题并试图根据他们的回答来辨别出谁是伪装者。当然，参与者双方都事先知晓这个研究目的是测试一个人伪装成目标技术或目标文化成员的程度，而并非简单指出谁正在说谎，因此题目的设定要求是要基于某一个特定群体成员的经验(如，活跃的基督徒或无宗教信仰的人)，而不是考查谁的道德水平，或是一般智力水平的测验。这种在目标文化之中的非成员伪装成成员的程度能够清楚地揭示出一个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也是完全依据我们在一系列的测试中正确地判定出被测试者身份的次数来加以衡量的。 在柯林斯的这个模仿游戏的实验中，测试同样也是通过提问的方式进行，不过这次测试的目标专识是关于引力波物理学领域的，而且对于问题的发送和提交都是通过“邮递员”传递邮件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这种通过“邮递员”传递邮件的方式问答，邮件的地址以及身份都被隐藏了起来。被测试者有柯林斯和一位引力波物理学家，测试者也是该领域的物理学家，测试者将相同的问题通过邮件发送给被测试者，问题一共有七个，每一个问题都是针对该领域的，比如 [ 4 ] ： 球形共振质量探测器对来自天空的辐射同样敏感吗？ 如果在一波引力波经过时，一个棒形天线继续向外发射，一个干涉仪的镜子会继续从它们的平均位置振荡吗？ 一位理论家告诉你，他已经提出了一种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一个圆形的粒子环被引力波所取代，所以在圆形的形状上，仍然是相同的，但是大小在一个平均值上振荡。用激光干涉仪测量这种效果是否可行？ 可以将整个测试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对于裁判的人选(一般都会选择该领域核心人员)，需要通过一些问卷对这些裁判候选人进行测试以确保整个测试的可靠性与权威性，这些问卷既包括专业知识也包括经验问题，一共选取了九名裁判。然后裁判作为出题人选择合适的题目(包括了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题目必须也是要限制在引力波物理学领域内。这里需要提请你注意的是，裁判是完全明白此次测试的目的的。完成题目的设定之后，将它们分别发送给两位被测试者(伪装成引力波物理学家的柯林斯和一位真正的引力波物理学家)，他们拿到了题目，需要根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并且不参考资料去回答这些问题，完成回答之后，答案被同时提交给裁判，而作为裁判的引力波物理学家事先并不知道其中谁是伪装者。 当答案提交上来后，测试就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由之前选定的裁判需要根据两位被测试者的回答来独立地猜测他们谁是谁。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裁判们并不被要求去猜到底谁在说谎！当然，整个过程也没有任何答案可供参考，然后给出四个层次的置信水平：水平A，我不知道谁是谁；水平B，关于谁是谁我有一些看法，但是不确定多于确定；水平C，关于谁是谁，我有很好的看法，确定多于不确定；水平D，我完全知道谁是谁，并且，对于最后给出的猜测，裁判是需要作出确定的解释的。最后，经过裁判们认真地“评阅”，却没能分辨出他们谁是伪装者，谁是引力波物理学家，更戏剧的是其中有两人认为柯林斯才是引力波物理学家，而没有一个人辨别出了那位真正的引力波物理学家！ 这个结果的唯一可能性就柯林斯他本人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犯任何技术性的错误，并且同时也证明了他确实已经获得了一种他所称为的交互性技能知识。但是，柯林斯的答案还是在两个方面上和引力波物理学家的存在差异，一方面，他们的答案在技术内容上有着显著不同，另一方面是在回答的风格上。在技术内容不同的地方，柯林斯更多地使用的是实践的术语，而受测试的引力波物理学家们使用的是更加专业化的或是源于教科书的更加刻板的术语。因为柯林斯本人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找不出标准答案。后来，柯林斯通过类似的游戏，也指出盲人伪装成视力正常的人能够通过测试。他还试图运用这种模仿游戏去调查社会问题，如不同国家的主流群体能够伪装成边缘群体——例如，美国黑人或非主流宗教信徒——的程度，从而解释主流群体中边缘文化被理解的程度 [ 5 ] 。 后期的柯林斯花费很长时间针对模拟游戏进行了大量更加复杂和深入的研究，并将其称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新方法” [ 6 ]，同时也通过许多实证的试验来加以验证和支持。这种方法是基于上述的交互性技能知识的概念上的，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文化或经验背景下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它可以与调查、采访或实验相媲美” [ 7 ] 。模仿游戏可以在更传统的社会学上加以运用，诸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性恋和异性恋，活跃的基督徒和世俗的学生。这些研究将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研究的方法潜力及其特点。模仿游戏可以通过提供一种跨越区域的比较社会关系的新方法来补充现有研究方法。 当然，主观上来看，柯林斯本人并没有将他对引力波物理学进行的模仿游戏视作是一次来自人文领域对“索卡尔事件”的反击，但客观上却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