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4. 大国复兴的历史新叙事模式 今天的中国人需要用新的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和世界历史，今天的西方和世界也需要新的历史观了解中国。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必将推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使中美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反西方的中国中心主义历史观则会使中国可能陷入“历史循环”。只有一种开放的全球的历史观，才能使中国的复兴开创人类历史进步的新纪元。 4.1. 共产主义追求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得变更出发”；“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 26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欧洲人发明的“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 27 ]。最终，“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 28 ]。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 29 ]。他劝告工业不发达国家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 30 ]。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社会所拥有得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 31 ]。总之，“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 [ 32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 33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块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34 ]；“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者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35 ]。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摩尔根《古代社会》对文明社会的评断做结束：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 36 ]。对于古代氏族社会自由、平等和博爱复兴的憧憬，和中国人几千年儒家对于大同理想复兴的憧憬“心有灵犀一点通”，可以说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心理基础。这也说明东方和西方在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方面其实并没有不同，只不过今天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用符合自身利益自由、平等和博爱改变了它们本来的含义。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但可惜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极少数人真正享有。 4.2. 中国共产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共和国实现大同的梦想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说过，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 37 ]。他明确提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 38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政党和国家与人相比，认为它们都有生命周期，最终都难以避免走向死亡。但是，死亡并没不是可怕的事情，它其实是完成了历史使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礼记·礼运》孔子憧憬的大同，就像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摩尔斯《古代社会》中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有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 39 ]。所谓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就是超越了以追求资本增值为“伦理”依据的“资本主义精神”，确立了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道德”。但是，这种超越绝不只是道德上的超越，它是在国家富强基础上的文化超越。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上的开幕词中憧憬“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此，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了新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 [ 40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 41 ]。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时曾说：“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搞人民公社？就是因为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原有七十万个合作社，地少，人少，不利于搞大规模生产，也不容易搞综合性的生产。搞人民公社可以解放生产力” [ 42 ]。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 43 ]。1964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 44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甚至还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毫无疑问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改革开放并不是要改变这个目标，而是要更加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4.3. 中国复兴开启一种新的历史叙事 中国故事很精彩，但是中国故事讲得不够精彩，原因是没有构建一种历史的叙事模式，也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学术理论。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中说：“‘西方的兴起’这一概念包含了理论阐释和故事描述，旨在解释什么是现代世界以及它为何主要烙上了欧洲的印记” [ 45 ]。到目前的世界历史被讲述为“英国奇迹”、“欧洲奇迹”和“美国奇迹”，也就是首先是英国，进而是欧洲，最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断开创人类文明进步的故事，其他国家的历史只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或通过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故事，因为抵制西方或没有学好西方而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戈德斯通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生们通过学习西方文明史来了解世界历史。在这里，历史成了一个名为‘西方崛起’的故事，这个故事起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欧洲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 46 ]。用黑格尔的话说，其他地区的历史即便再长也是毫无意义的，那只不过是无聊的空转，如果没有西方的领导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现代世界。所以，即便中国有五千年不曾断绝的历史那又怎样？没有西方中国人不还生活在古代吗？所以中国人只能哀叹自己的祖先缺乏海洋文明所具有的热爱商业、航海、自由，也没有中世纪骑士的好战和城邦的自治，最终在黄土地上打滚五千年也不能开创现代大航海、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共和政体和科技革命。一句话，中国人要从零开始学习西方的冒险精神、商业文明、国家意识、民主自由和科学技术，据说尤其是要学习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否则中国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这真是把西方捧到天上而把其它地方踩到泥里的历史叙事啊，它让西方人成为救世主而其他国家人民成为等待拯救迷途羔羊！是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知道西方殖民主义屠宰了羔羊，他们也觉得理直气壮：没有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羊能过上温饱有保障的生活吗？毛纺织品、皮草和羊肉贸易不是让羊的一生更有价值了吗？总之，只要按照“西方的兴起”的故事和其中的蕴含的学理，只有西方才是世界文明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发展的普及，西方崛起——作为一个仅持续了从1800~2000年间的事件——将会被看作是全球历史中一个短暂而具有变革意义的阶段” [ 47 ]。日本的崛起如果真正超越了美国，西方中心主义的神化本来会被打破，但结果是日本的最终衰落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的信心。随着中国重新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尤其是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表现的明显差别，西方是世界唯一领导者的深化正在动摇。曾经代表着西方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大英帝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衰落了，继之而起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如果也开始衰落，是否意味着西方也将重复着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故事？美国对冲基金桥水公司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在网络上发布了即将出版的《正在变化的世界秩序》(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通过研究过去500年世界主要大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兴衰，同时把它们与德国、法国、俄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对比，认为就像一个人有生命周期一样，任何国家都逃不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他还专门对中国公元600年以来的历史进行千年追问，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循环和世界近500年的兴衰更替非常相似。达里奥认为，大多数人因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中不可能经历历史的循环，所以看不到大国兴衰循环正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或许西方人将尴尬地认识到，不仅西方国家也有可能像中国一样衰落，而且还不曾有过像中国一样复兴。循环并非中国历史的悲哀，反倒是中国历史的辉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从没有真正兴起为大国，更不要说衰落之后再次兴起，尤其是多次循环反复。 其实，如果从国家兴衰的角度讲，德国国力超过英国时，“英国奇迹”就不存在了。随着美国超越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欧洲奇迹”也不存在了。美国人也喜欢高歌“欧洲奇迹”，只是为了不想被指责为“美国例外论”，为了更好地团结整个西方。从逻辑上说，欧洲优势被美国取代，“欧洲奇迹”论就已经破产了，只不过因为美国的富强在勉强维持内涵实际上是“美国奇迹”的所谓“欧洲奇迹”。如果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也被中国取代了，西方崛起的历史故事就结束了。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给西方的最大冲击，就是它将破除西方开创现代世界和世界跟随西方的神化历史。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并没有超越美国，如果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最终不能超越美国，西方中心主义就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会再一次得到验证。 可以预见，如果西方想要维持“欧洲奇迹”，而中国想要创造“中国奇迹”，中国和美国之间将会展开剧烈的竞争，而且中美之间的冲突还必然包含着中西方“文明的冲突”。这是“争强好胜”的“文化心理”在作怪，仿佛不为“奇迹”而斗争就是软弱。没有人能改变争强好胜的“竞争心理”，但是，理性可以引导这种心理向着“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如果美国人坚信“西方的兴起”的故事，美国就没有必要进行内部改革，只需要静待中国逐步陷入停滞，或全力遏制中国崛起并促进中国崩溃——这确实就是美国目前的战略选择；如果相信“大国兴衰”的故事，美国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推进内部改革创新，解决国内焦头烂额的问题，以维持和延长自身优势。中国如果相信“西方的兴起”的故事，就必须像苏联一样模仿美国——这显然不是它的选择；如果“中国复兴”的故事，就会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身的道路，试图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这显然是中国目前的战略选择。 很显然，故事能够激励和引导人，讲好故事确实很重要。但是，人不能生活在故事里，讲好故事并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通过故事推进自身以及世界各国的发展。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故事就不再可信了。即便中国现在总体上还没有赶上西方的发展水平，但是，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杭州、苏州等大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比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地区低，这些地方的民众即便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自信满满，他们已经不会轻信“西方的兴起”的神话故事。反过来，西方发达国家那些落后地区的民众，或者发达地区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也很难相信“西方的兴起”的神话故事。中国没有必要用“中国的复兴”的神化故事取而代之以赢得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只需要讲好“中国复兴”以坚定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大国的兴衰”和“大国的复兴”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是因为它并非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普遍愿望。美国人不是渴望“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或“重建更美好的美国”(Build Back Better)吗？西欧各国难道会满足以让美国代表“欧洲奇迹”吗？俄罗斯不是渴望俄罗斯民族再次伟大吗？印度不是正在追求“中印平行崛起”吗 [ 48 ] ？日本不是渴望再次实现“日本第一”的奇迹吗？没有大国真正需要“西方的兴起”的老故事，所有大国需要书写“大国的复兴”的新故事。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这就是学术界最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且，为了“大国的复兴”，欧洲人如果重新到“西方的兴起”中重找智慧，他们也一定会找到与“英国奇迹”或“欧洲奇迹”不同的智慧。真正兴起的其实不是大不列颠，而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如果只有大不列颠，或者只有今天的联合王国，就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兴起”。所以，“西方的兴起”怎么能说是“欧洲奇迹”呢？它明明英国和各殖民地共同创造的“世界奇迹”。德国和法国即便经济上和军事上曾经比英国更强大，但因为它们的殖民地比英国少得多，它们的全球影响力也相对小得多。再回到今天欧洲实现“大国的复兴”，很显然不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单独一个国家都安全没有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整合得好绝对可以实现“大国的复兴”，与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 只要做好内部的政治和文化整合，加快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都有可能在大国竞争中赢得重要地位。他们越是争取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就越有可能赢得竞争优势。“大国的兴衰”和“大国的复兴”的历史叙事，会让大国更加重视内部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发动战争，会让大国真正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不是搞霸权主义。如果世界各主要国家能够把复兴当作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也将会有更多共同语言和合作空间，世界也会更有可能实现共同发展和避免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