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某高校随机选取329名学生进行测试，共收回问卷329份。剔除漏答、大片空白和雷同答案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315份，有效率为95.74%。其中男性136人、女性179人；大一67人(男25人，女42人)、大二64人(男25人，女39人)、大三95人(男61人，女34人)、大四83人(男23人，女60人)、大五6人(男2人，女4人)。 2.2. 研究材料 2.2.1. 感恩自评量表 感恩的测量使用了史文(2008)等人编制的感恩量表。修订过后的量表有感恩深度、感恩广度以及感恩密度三个分量表，感恩广度是指一个人在生活方面的感恩多少，包括4、7、10、11、12、13题；感恩密度是指某事完成后，个人想对多少人表示感谢，包括1、5、8、9题；感恩深度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交往时，对诱发感恩事情的体验强度，包括2、3、6题(马云献&扈岩，2004)。在本次研究中，总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1，信度较好。测验共13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的方式，其中5、8、9题需要反向计分。 2.2.2. 自尊量表 对于自尊的测量，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中文修订版(SES)，该量表总共有10道题，进行1—4级评分，其中3、5、8、9、10题反向计分。据陈菲菲，毕重增和韩梦霏(2015)的研究，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自尊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7。 2.2.3. 主观幸福感量表 华南师范大学郑雪教授结合中国大学生基本情况，依据《国际大学调查》修订了主观幸福感量表(孙配贞，郑雪，&余祖伟，2009)，它具有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分量表，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77、0.84和0.86，该量表已被证实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非常好的信效度(Diener， Gohm， Suh， & Oishi， 2000)。 2.3. 研究过程 在征得被试同意后，给被试发放问卷。在作答之前向被试强调测验不记名、测试结果保密、答案无对错之分，要求被试根据真实情况作答。被试完成问卷所有题目大约需要10分钟。收集所得所有数据录入SPSS 22.0进行如下分析：1) 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相关分析；2) 自尊对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结果 3.1. 感恩、幸福感和自尊的相关分析 对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也在表1中呈现。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大学生的感恩、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之间存在相关。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41， p = 0.000)；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r = 0.46， p = 0.000)；感恩和自尊存在正相关 (r = 0.34， p = 0.000)。此外，上述研究结果也预示着自尊可能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检验。 3.2. 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感恩、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之间呈现了显著相关，满足了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根据温忠麟等人(温忠麟，张雷，侯杰秦，&刘红云，2004)提出的“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对自尊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第一步中，主观幸福感对感恩的回归系数c (β = 0.41， p = 0.000)显著；第二步中，自尊对感恩的回归系数a (β = 0.34， p = 0.000)显著；第三步中，主观幸福感对自尊和感恩的回归系数b (β = 0.37，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elf-esteem，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 M SD 自尊 感恩 自尊 28.64 3.60 感恩 51.54 6.04 0.34 *** 主观幸福感 106.66 18.86 0.46 *** 0.41 *** 表1. 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注： * 表示p < 0.05， ** 表示p < 0.01， *** 表示p < 0.001，下同。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 自变量 因变量 β t R 2 F 第一步 感恩 主观幸福感 0.41 7.94 *** 0.17 62.97 *** 第二步 感恩 自尊 0.34 6.37 *** 0.11 40.51 *** 第三步 自尊 主观幸福感 0.37 7.23 *** 0.28 62.80 *** 表2. 自尊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表 p = 0.000)和c' (β = 0.29， p = 0.000)显著。因此，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大学生的自尊可以预测其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得分，这验证了假设：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其标准回归方程：主观幸福感 = 0.37 × 自尊 + 0.29 × 感恩。从R 2 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将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增加了，最终自尊和感恩解释了28%的变异。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0.307。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4.1.1. 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进一步回归分析上，感恩和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McCullough，Tsang和Emmons (2004)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发现感恩程度高的个体，对生活更加满足，会对生活产生更积极的态度，从而产生更积极向上的情绪，拥有更少的消极情绪，这与Fredrickson (2001)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的内容基本一致。该理论认为：人们需要拥有体验积极情绪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帮助人类繁荣的重要力量。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一些积极情绪的经历，也有那些受消极情绪困扰的时刻，而人类的幸福感是积极和消极情绪的总体平衡导致的，感恩便能作为一种积极情绪，不断的调整与消极情绪的关系，促使人们变得生活美满。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讲，感恩和个体抑郁症状表现(Wood， Maltby， Gillett， Linley & Joseph， 2008)和抑郁特质(Wood， Joseph， & Maltby， 2008， 2009)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综上所述，感恩可以有效预测幸福感。 4.1.2. 感恩和自尊的相关关系 在对感恩和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后，得出结论：感恩和自尊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董志明(2006)的观点，自尊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吸取外界对自身评价，从而形成自我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的主观体验。因此，对于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了感激之情，会采取一系列亲社会行为来报答周围的人，所以周围的人会对其产生积极的评价，因而个体获得了较高的自我评价，即获得高水平自尊。阿德勒的观点认为，个体不断克服自卑，从而产生更高的价值感。其中，自卑可以看做是低自尊的表现，而为了提升自尊，有一种方法便是采取一系列亲社会行为。感恩便是一种亲社会 图1. 自尊的中介效应示意图 行为(董志明，2006)。综上所述，并在进一步回归分析后，得出感恩可以正向预测自尊的结论。 4.1.3. 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自尊可以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有力的预测，这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他研究者的结果(张雯&郑日昌，2004；陈丽娜&张建新，2004；舒亚丽&沐守宽，2014a，2014b；苗静宇，陈启山，&高姜明，2013)。然而，还是存在一些与本文结果相反结果的研究，某学者的探究结果表明，在单独个体的水平上，自尊和幸福感呈现显著相关关系，但是从整体水平上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王淑燕，2006)，这可能与研究所选择的被试有关。本文及其他结果相近学者选用的被试是中国学生，集体主义观点较强，因而结果显著；而国外的研究选取被试是具有个人主义的外国被试，因而，在个体上结果显著，整体上结果不显著。对于自尊和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在本质上是否显著相关，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4.1.4. 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和分析发现：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任意两个变量之间都出现了显著的相关，而在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中，统计结果发现自尊和感恩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后续的回归分析表明：自尊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两个变量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舒亚丽&沐守宽，2014a，2014b；苗静宇，陈启山，&高姜明，2013)。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个体自尊程度越高，感恩水平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通过Fredrickson (2001)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高水平感恩者对周围人和事物的感恩程度高，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建构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个体对自己产生较积极的评价，因而自尊水平提高，进而去影响主观幸福感，使大学生对生活满意度提升，正性情绪增加，负性情绪减少，因此提升了幸福感。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多培养积极向上的情绪，多对我们身边的人和事表达出感激之情，提升自己的自尊和感恩水平，让我们变得更快乐、幸福。 4.2.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对于其他年龄段的被试没有进行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对小学生和社会人士乃至老年人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此外，由于国内对于感恩的研究较少，感恩问卷的选择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选择跨文化信效度较好的感恩量表使用。最后，对于自尊的测量使用了问卷的形式，而被试很有可能由于社会赞许效应或是其他原因，使自尊的测量产生很大的误差，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内隐自尊的中介效应。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大学生的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大学生的自尊在其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为考察特质攻击、道德推脱、网络欺凌的关系，采用问卷法对61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观者视角下，网络欺凌的性别差异均显著；2) 网络欺凌、特质攻击、道德推脱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特质攻击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特质攻击和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3) 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表明，高特质攻击和高道德推脱是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大学生，特质攻击，网络欺凌，道德推脱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问题提出 欺凌行为由古至今，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问题，随着计算机、网络、智能手机等的迅速发展，欺凌现象已蔓延到网络，形成了新的欺凌形式——网络欺凌。网络欺凌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使用电子形式实施的一种侵略性、反复性的故意行为，受欺凌者没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Smith et al.， 2008)。 近年来，随着社会媒体的扩散，网络欺凌已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社会问题之一(Görzig & Frumkin， 2013)。有研究显示，大学生群体中，网络欺凌的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均非常普遍，从最低的5%到最高超过28% (Wang et al.， 2017)。 虽然网络欺凌的发生率总体低于传统欺凌(Campbell， Spears， Slee， Butler， & Kift， 2012)，但是由于网络欺凌具有匿名性(Barlett， Gentile， & Chew， 2016)、大量旁观者(Slonje & Smith， 2008)等不同于传统欺凌的特征，网络欺凌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甚至超过了传统欺凌(Campbell， Spears， Slee， Butler， & Kift， 2012)。遭受网络欺凌的大学生往往出现焦虑、抑郁(Kowalski， Morgan， Drake， & Allison， 2016)、暴力攻击(Ybarra， Mitchell， Finkelhor， & Wolak， 2007)，自我伤害、自杀意图及行为(Van Geel， Vedder， & Tanilon， 2014)等心理行为问题。以往学者侧重研究网络欺凌者群体，没有考虑到网络欺凌事件中的另外两种不可或缺的角色，即受欺凌者和旁观者(Kowalski， Giumetti， Schroeder， & Lattaner， 2014)，因此探究三视角下网络欺凌的发生机制显得非常重要。 就人格和网络欺凌而言，无论是传统欺凌还是网络欺凌都与个体的人格息息相关，其中个体的特质攻击能有效预测暴力行为(Huesmann et al.， 2009)。特质攻击是一种具有敌意认知、受愤怒情绪影响并准备进行言语和身体攻击等暴力行为倾向的稳定的人格特质，比如以他人痛苦为乐(AliaKlein et al.， 2008)。有研究发现特质攻击在暴力、问题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li， Ryan， Beck， et al.， 2013)，和网络欺凌显著正相关(Ang， Huan， Florell， 2014; Savage & Tokunaga， 2017)。一个以亚洲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显示，个体对于攻击性的认同感越强，越易发生网络欺凌(Ang， Tan， Talib， 2011)，这表明特质攻击可能影响个体的网络欺凌水平。以往研究只注重攻击性和网络欺凌间的直接关系，而对这一关系中的中介机制(特质攻击如何影响网络欺凌)缺乏关注，因此本文将会在这一方面做出尝试。 道德推脱指个体放宽内在的道德自我监管标准，认为自己的有害行为或攻击行为是符合道德且恰当的一种扭曲的认知过程(Pornari & Wood， 2010)。研究表明，特质攻击能够正向预测道德推脱(Paciello， Fida， Tramontano et al.， 2008)。攻击性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通过道德推脱机制来重建不道德行为的认知，提高对不道德行为的接受度，以减轻自己产生的内疚等负性情绪，从而更易出现不道德行为，如故意伤害他人的网络欺凌(Rubio-Garay， Carrasco， & Amor， 2016)。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Chen， Ho， & Lwin， 2016)。根据道德推脱理论，当个体通过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其在某一行为后果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并降低对受害者负性情绪的认同感时(Bandura， 2002)，即当个体发生道德推脱这一认知倾向时，很容易摆脱不道德行为带来的内疚、自责和自我惩罚，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道德化(Meter & Bauman， 2018)，因此，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发生网络欺凌(Wang et al.， 2017)。一项网络欺凌的元分析研究显示，网络欺凌欺凌者的道德推脱水平与网络欺凌呈显著正相关(Kowalski， Giumetti， Schroeder， & Lattanner， 2014)，Wang等人(2017)的研究表明，道德推脱在特质愤怒和网络欺凌之间起中介作用。 一般攻击模型(GAM) (Bushman & Anderson， 2002)认为，当个体的内部状态受到个体因素和情景因素的作用后，会影响个体对攻击行为的评价和决策。具体来说，一般攻击模型(GAM)指出，特质攻击会通过提供攻击的理由、干扰认知过程等影响个体的攻击和欺凌倾向(Wells， Graham， Tremblay et al.， 2011)，而道德推脱可以预测攻击行为和网络欺凌(Kyriacou & Zuin， 2016; Paciello， Muratori， Ruglioni et al.， 2017)，所以作为个体因素的特质攻击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道德推脱这一内部状态，从而影响个体的网络欺凌行为。因此，因此本文预测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同攻击水平的个体是否发生网络欺凌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拟探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的关系，考察道德推脱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假设如下： 假设1：特质攻击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欺凌，高特质攻击的个体更易成为网络欺凌者和旁观者； 假设2：道德推脱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欺凌，高道德推脱的个体更易出现网络欺凌； 假设3：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间起着中介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取样法，在西南大学、四川理工学院、南方翻译学院共发放800份问卷，回收725份问卷，在剔除数据缺失、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617份，问卷有效率85.10%。其中，男284名，女333名，平均年龄为19.35岁(SD = 0.98)，年龄范围为16~26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欺凌 采用Huang等人(2010)改编的网络欺凌问卷(Cyberbullying Questionnaire)。从欺凌者(如，曾在网络上欺负、威胁、伤害或骚扰他人)、受欺凌者(如，曾被他人在QQ、MSN等即时通讯上欺负、威胁、伤害或骚扰)和旁观者(如，曾看到他人在班级博客、线上讨论区等公开网站上张贴文字或者图片来欺负、威胁、伤害或骚扰某人)三个角度考察被试的网络欺凌状况，共11题。采用Likert5点计分，其中0代表该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1代表发生过1~2次，2为1个月发生2~3次，3为1个星期1次，4为1个星期好几次，被试各视角分数范围在0~40分，得分越高，表示该行为发生越多(Huang & Chou， 2010)。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96。 2.2.2. 特质攻击 采用杨继平和王兴超(2012)修订的Buss-Perry攻击问卷(Buss 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中的愤怒(如，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随时要爆炸的火药桶)和敌意(如，有时我觉得有人在背后嘲笑我)两个维度分量表。该量表共15题，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中立”、“比较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特质攻击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87。 2.2.3. 道德推脱 采用王兴超&杨继平(2010)修订的道德推脱问卷(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该量表共32题，涉及道德辩护(如，令人讨厌的人不应该被当作人来看待)、委婉标签(如，人们不介意被取笑，因为这说明别人对他们感兴趣)、有利比较(如，与犯罪分子做的事情相比，在商店带走没有付钱的商品并不十分严重)、责任转移(如，为了保护朋友而进行打斗是合理的)、责任分散(如，当所有人都违反规则时，就不应该责备个体)、扭曲结果(如，为了家人的需求而偷窃是被允许的)、责备归因(如，背后议论他人只是开玩笑而已)、非人性化(如，有些人活该被当成畜生一样对待)八个推脱机制。采用Likert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道德推脱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94。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由研究者担任主试，使用统一问卷进行团体匿名测试。测试前主试告知被试研究的目的、信息的保密性和自愿参与的原则，被试阅读知情同意书，同意参加后完成问卷。测试时间为30分钟，测试结束后当场收回问卷，主试逐一审查并剔除无效问卷。 使用SPSS Statistics 23.0统计分析数据，采用的方法有Harman单因子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分析(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2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8.76% (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考虑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影响。 3.2. 网络欺凌的初步分析 对617名中国大学生网络欺凌状况的调查显示，231名(34.52%)学生曾欺凌他人，男150人(70.42%)，女63人(29.58%)；343名(55.59%)学生曾受过欺凌，男202人(58.89%)，女141人(41.11%)；570名学生(92.38%)曾见证过网络欺凌的发生，男265人(46.49%)；女305人(53.51%)。结果表明，网络欺凌事件中绝大多数人扮演的角色是旁观者，其次是受欺凌者，最后是欺凌者。 对三个视角下网络欺凌的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1)，结果表明，三个视角下网络欺凌均是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 = 9.71， p = .000， d = 0.81， 95%CI = 3.81 to 9.71; t = 10.26， p = .000， d = 0.85， 95%CI = 4.34 to 6.39; t = 4.34， p = .020， d = 0.35， 95%CI = 1.57 to 4.16)，即男生更易成为网络欺凌者、受欺凌者、旁观者。 3.3. 特质攻击、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的关系 3.3.1. 三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特质攻击、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三者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2)显示：特质攻击和道德推脱显著正相关，高特质攻击的个体，道德推脱水平也越高；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显著正相关，高特质攻击的个体更易出现网络欺凌行为；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显著正相关，高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越容易参与网络欺凌。 3.3.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分析 由上文分析结果可知，网络欺凌、特质攻击、道德推脱三者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需对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控制性别变量后，采用Bootstrap方法中的模型4进行分析(Hayes， 2013)。 Table 1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yberbullyin 男(n1 = 284) 女(n2 = 333) 欺凌者 M ± SD 5.41 ± 7.95 0.63 ± 2.52 t 9.71 *** 受欺凌者 M ± SD 6.84 ± 8.08 1.48 ± 3.81 t 10.26 *** 旁观者 M ± SD 11.56 ± 8.41 8.70 ± 7.89 t 4.34 * 表1. 网络欺凌的性别差异比较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ree variables (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 .91 ** 3 .86 ** .57 ** 4 .39 ** .33 ** .36 ** 5 .32 ** .28 ** .29 ** .88 ** 6 .35 ** .29 ** .34 ** .88 ** .75 ** 7 .30 ** .21 ** .32 ** .65 ** .44 ** .50 ** 8 .31 ** .28 ** .27 ** .85 ** .75 ** .71 ** .46 ** 9 .31 ** .26 ** .30 ** .86 ** .71 ** .76 ** .51 ** .68 ** 10 .36 ** .31 ** .32 ** .86 ** .72 ** .72 ** .50 ** .70 ** .71 ** 11 .35 ** .31 ** .31 ** .89 ** .79 ** .75 ** .49 ** .73 ** .70 ** .75 ** 12 .34 ** .30 ** .30 ** .86 ** .74 ** .71 ** .52 ** .72 ** .70 ** .70 ** .74 ** 13 .23 ** .21 ** .20 ** .45 ** .45 ** .45 ** .40 ** .22 ** .38 ** .39 ** .40 ** .41 ** .39 ** 14 .24 ** .23 ** .20 ** .52 ** .53 ** .46 ** .25 ** .43 ** .43 ** .47 ** .49 ** .45 ** .86 ** 15 .22 ** .20 ** .18 ** .47 ** .47 ** .42 ** .19 ** .41 ** .40 ** .43 ** .43 ** .41 ** .89 ** .86 ** 16 .14 ** .12 ** .13 ** .20 ** .19 ** .18 ** .13 ** .16 ** .18 ** .15 ** .16 ** .18 ** .78 ** .41 ** .47 ** M 36.93 15.99 20.94 68.82 7.85 8.36 10.58 8.86 8.49 8.34 8.04 8.30 16.80 2.83 3.95 10.02 SD 8.82 5.48 4.46 20.32 3.26 3.24 2.81 2.77 3.19 3.03 3.20 2.93 17.79 6.18 6.71 8.25 表2. 特质攻击、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r) 注：1为特质攻击，2为愤怒，3为敌意；4为道德推脱，5为道德辩护，6为委婉标签，7为有利比较，8为责任转移，9为责任分散，10为扭曲结果，11为责备归因，12为非人性化；13为网络欺凌，14为欺凌者视角，15为受欺凌者视角，16为旁观者视角。 道德推脱对特质攻击和欺凌者的中介效应结果如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 (LLCI = 0.07，ULCI = 0.14)，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1，总效应值为0.16 (0.05 + 0.11)，即中介效应能占到总效应值的68.75%；控制中介变量道德推脱后，特质攻击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者，区间没有包含0 (LLCI = 0.00，ULCI = 0.11)，表明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者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道德推脱对特质攻击和网络受欺凌者的中介效应结果如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 (LLCI = 0.06，ULCI = 0.13)，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0，总效应值为0.16 (0.06 + 0.10)，即中介效应能占到总效应值的62.50%；控制中介变量道德推脱后，特质攻击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受欺凌者，区间没有包含0 (LLCI = 0.00，ULCI = 0.12)，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和网络受欺凌者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道德推脱对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旁观者的中介效应结果如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 (LLCI = −0.00，ULCI = 0.08)，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04，总效应值为0.13 (0.09 + 0.04)，即中介效应能占到总效应值的30.77%；控制中介变量道德推脱后，特质攻击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旁观者，区间没有包含0 (LLCI = 0.01， ULCI = 0.17)，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旁观者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图1)。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网络欺凌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网络欺凌三视角发生率为：旁观者 > 受欺凌者 > 欺凌者，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律，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表明大学生群体中绝大多数都是旁观者(Huang & Chou， 2010; Barlińska， Szuster， Winiewski， 2013; Van Cleemput， Vandebosch， & Pabian， 2014)，且他们对网络欺凌的发生或减少有重要作用(Allison， Bussey， Lindsey， 2016)。网络欺凌三视角下，均是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Olumide， Adams， Amodu， 2016; Safaria， 2016)，即相比较于女生而言，男生更易在网上欺凌他人、更易受到网络欺凌或观察到更多网络欺凌事件。这可能是因为男女角色定位具有差异性，家庭、社会鼓励男生冒险，允许他们参与具有攻击性、暴力性的活动，并对男生挑战权威等行为较为宽容，而更期望女生温顺、富有同情心、尊重社会规范(Vargün， 2016)。 图1. 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与网络欺凌三视角之间的中介效应 4.2. 特质攻击与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三视角均呈显著正相关，即高攻击性的个体，更易成为网络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观者，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Ang， Huan， Florell， 2014; Savage & Tokunaga， 2017)，因此假设1成立。一种解释是高攻击性的个体共情水平较低，更易参与到不被社会规范认可的行为中(Carreras， Braza， Muñoz et al.， 2014)，比如网络欺凌。由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和非面对面性，个体不会直接看到受欺凌者遭受的伤害，共情能力较低，无需负担较多的内疚、悔恨等消极情绪，因此更易成为旁观者和欺凌者(Allison， Bussey， Lindsey， 2016)，但他们由于网络能力、技能的不足，也容易成为其他掌握更高水平有害网络能力者的欺凌对象(Barlett， Prot， Anderson， & Gentile， 2017)；另一种解释是特质攻击得分高的个体，通常容易情绪失调，在处理情绪方面有困难，尤其是愤怒情绪(Donahue， Goranson， McClure et al.， 2014)。也就是说，个体对愤怒情绪的无能为力，会更易卷入像网络欺凌的攻击事件中(White & Turner， 2014)。 4.3. 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三视角均呈显著正相关，即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个体，更易成为网络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观者，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Kowalski， Giumetti， Schroeder， & Lattanner， 2014; DeSmet et al.， 2012， 2014; Van Cleemput， Vandebosch， & Pabian， 2014; Chen， Ho， & Lwin， 2016)，因此假设2成立。由于网络欺凌属于一种网络不道德行为，对道德行为进行自我监管、调节的一个主要方法是道德推脱(Bandura， 2002)，个体会通过这种道德自我监管、调节过程，用以判断网络欺凌是否符合道德行为并决定是否实施网络欺凌行为。由于网络欺凌属于一种网络不道德行为，欺凌者会通过道德推脱机制将自己的欺凌行为合理化、道德化，以避免自责和自我惩罚的出现(Meter & Bauman， 2018)，因此道德推脱水平会较高；受欺凌者在遭遇网络欺凌之后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甚至暴力行为，比如欺凌他人(Kowalski， Morgan， Drake-Lavelle， & Allison， 2016)，这可能是造成受欺凌者道德推脱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而旁观者可能将受欺凌者受到侵害的原因归结于受欺凌者自身的因素，以将自己不干预网络欺凌事件的行为合理化。旁观者会认为是受欺凌者的态度和行为导致了被欺凌的局面(Holfeld， 2014)，或者他们认为干预网络欺凌事件的人应该是更受欢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以及受欺凌者的朋友而不是自己的责任(Huang & Chou， 2010; DeSmet et al.， 2012， 2014; Van Cleemput， Vandebosch， & Pabian， 2014)，他们认为受欺凌者遭受这种非人性化的欺凌是应该的(DeSmet et al.， 2012)。 4.4.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特质攻击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且道德推脱是影响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的重要内在机制，假设3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般攻击模型(GAM)，作为个体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特质攻击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网络欺凌，也可以通过高道德推脱机制使个体摆脱自责、内疚等负性情绪(Paciello， Fida， Tramontano et al.， 2008; Rubio-Garay， Carrasco & Amor， 2016)，导致网络欺凌的发生。这一结果也支持了道德推脱理论，即高道德推脱的个体在网络中会表现出更多的欺凌行为(Hymel， Rocke-Henderson， Bonanno， 2005)，这可能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Tokunaga， 2010)导致去个性化的发生，欺凌者认为在网络中不需对不良行为负责，从而失去道德观念，发生更多的道德偏差行为。对于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来说，道德推脱同样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项关于网络欺凌旁观者行为的文献综述显示，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旁观者的行为是相关的，但道德推脱对旁观者的具体行为产生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需要视旁观者的身份(完全置身事外者、支持欺凌者、保护受欺凌者)而言(Allison， Bussey， Lindsey， 2016)。而本研究中涉及到的旁观者的身份是完全置身事外者，他们会将自己不作为的行为通过道德推脱合理化。总的来说，本文对网络欺凌成因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发现道德推脱是特质攻击影响网络欺凌的一个重要机制。 4.5. 研究不足及展望 第一，被试样本仅在几所学校通过方便取样得到，可能会影响结论的推广；第二，问卷测量的方法可能因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得不到准确的数据，以后研究可采取其它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如访谈法；第三，本文仅考虑到网络欺凌中的三种角色(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观者)，并未细分旁观者类型，可能导致结果偏差；第四，问卷涉及的是负性消息，可能会引起被试的不适感，影响答题质量，以后研究可从正性角度研究网络欺凌，如网络欺凌的干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1) 特质攻击和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欺凌；2) 道德推脱在特质攻击和网络欺凌、网络受欺凌、旁观者间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外形势复杂，进一步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当前是互联网+时代，高校大学生都是95后，是新媒体一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必须结合时代要求和学生的特点与时俱进的开展。新媒体丰富了教育内容，革新了教学手段，在很多程度上提高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带了一些弊端，如知识的碎片化，教育者的去中心化等，所以高校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时，应该正确认识其利弊，从队伍建设、环境建设、平台建设三个方面去思考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路径。 关键词 :新媒体，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有效路径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背景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种文化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受到国内外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高校作为文化的主要阵地，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责任，如何巩固加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地位，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现代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对传统教育媒介和内容提出了挑战，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代的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生居民，他们思想活跃、好奇心重，对于新媒体接受快；同时，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广，传播速度快，这对于国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更为便利途径。所以，如何在新媒体的视域下，创新性和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我们去思考。2017年10月18日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关于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上提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这就为高校在新媒体视域下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要求、思路和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2. 新媒体概述 2.1. 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是以互联网、数字存储和移动通信为技术支撑，以网络论坛、手机报、博客、微博、微信、数字电视为主要形态，是一种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作为一种传播途径的革新，新媒体的发展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载体和工具，所以在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时，必须与时俱进，把握新媒体作用，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时效性。 2.2. 新媒体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机结合的必要性 2.2.1. 新媒体适应教育对象 目前高校大学生大多“Z世代”，又被称为互联网世代，他们是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2017年入校的有一批学生已经是“千禧一代”，他们是“数字化原住民”，依赖于移动智能设备。作为伴随着新媒体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个性张扬、思维活跃，性格独立又敏感，他们易于接受新兴事物，敢于挑战和打破规则，他们是新媒体的主要参与者，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对象。2018年1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而中国网名的年龄结构中，1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49.6%；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0.0%，网民中人数最多的是青年学生群体 [ 1 ] 。基于以上数据，我们分析出如果要有效地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做好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结合新媒体开展工作。 2.2.2. 新媒体丰富教学内容 新媒体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具有海量性、超文本性和个性化等特点，作为传播文化、弘扬正能量和传递意识形态的载体，其本身具有很多大教育价值。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新媒体可以提供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教科书、图书资料，教育的内容不再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可以依托网上数据库和移动设备存储、查阅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具有海量知识、编写携带、查阅方便和环保等特点，比如我们移动便携设备、云计算、电子出版等，实现学校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拓宽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渠道，实现知识实时共享和传递。 2.2.3. 新媒体革新教学方式 信息技术发展，也让教育媒体和手段发生了极大的改革。新媒体打破了传统教育信息来源单一，灌输式的显性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时，不再单纯采用集中化的宣讲、封闭化的课堂教学，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高校精品课程，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站、翻转课堂、学习空间等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学习者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与老师、与同学开展互动，建立学习讨论空间，可以实现信息的实时交流。 2.2.4. 新媒体增强教育效果 新媒体一方面提供了海量的知识信息，只要学生具备主动学习的意愿和检索分析信息的能力，就可以借助新媒体拓展自己的学习内容，由被动学生变为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让教学内容呈现的形式更为形象、生活和直观，借助信息技术制作的课件更有吸引力，能引起学生的注意；虚拟实验室，能够直观真实地模拟实验过程；红色经典教育也可以借助数字化信息，制作为视频、动画更具有感染力和真实性，这些多媒体的优势都都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
system: [SYSTEM]

user: 3. 新媒体对把握高校意识形态的挑战 3.1. 学生接受信息的碎片化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如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通过第一课堂进行集中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社会主义思想等核心意识形态的传递，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 [ 2 ] 。同时，各个高校也积极开展第二课堂，通过实践育人，活动育人的方式，通过主题化的教育，让学生感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依托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相对而言，学生接收到的信息和知识是经过甄别和筛选的内容，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在新媒体的背景下，互联网就是一个无限容量的知识库，各种移动设备，手机APP中有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学生除了方便、快捷地学习外，大量的信息也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每天通过微信、微博、论坛、公众号、APP等阅读大量的信息，信息浅尝辄止，深度思考缺乏，接收到的是主要一些碎片化的知识和信息，所以，在信息时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要尽量规避该负面影响。 3.2.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去中心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智能终端、互联网技术等为核心技术的新媒体，对于现在的高校课堂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了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现实和虚拟相结合，当代人对于网络技术的依赖已经重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状态和价值判断，对于大学课堂而言，新媒体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课堂文化。在高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已经无法回避新媒体这一文化语境。因为，新媒体能够便捷、超时空、无限量地获取知识资源，打破了传统教育的信息格局，弱化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主导作用。青年学生可以不依赖教师而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和资源，对于老师所传递的核心价值理念也会因与自我价值不同而被忽视，教师的权威减弱，对于教育资源的掌握也就被边缘化，这在很多程度上加剧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 [ 3 ] 。 3.3. 意识形态教育环境的过度自由化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严峻，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既面临着有利影响，也面临着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战。大家都在争夺对于青年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互联网作为信息自由共享的平台，一方面为青年学生了解世界，丰富思想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另一方面，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通过各种网络媒介涌入中国，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产生强烈的冲击。在以微信、微博、论坛和公众号等新型媒体所建构的虚拟空间，大学生可以自由地发表和接受多元化的思想 [ 4 ] 。大学生爱好新鲜事物，思想还不够成熟，对于互联网的一些无序化和错误化的思潮和价值观的甄别能力尚未成熟，过度自由化的网络环境影响着青年学生的价值判断、选择和决策。所以，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4. 新媒体视域下把握高校意识形态的路径构建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在新媒体视域下，在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下，坚持马克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必须正视新媒体对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双刃剑”作用，要因时而异，顺势而为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建构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打造适应新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要依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来推进，建设一支能够创新地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在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迎接挑战，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5 ] ，熟读社会主义相关专注经典，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和文化底蕴，只有这样才能解答学生的疑问，才能担起学生价值引领的责任。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与时俱进，学习新媒体技术，了解学生的关注热点和特点，将二者结合，创造性地借助技术辅助教学，使得教学更有效果。 其次，加强主要网站和专题教育的平台建设。 每个高校都有网站、公众号等相关的媒体平台，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应该注重对于师生潜移默化的宣传和影响，将学校的媒体资源纳入意识形态教育体系之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建设。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网站平台，建设专门红色教育站点 [ 6 ] ，发布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先烈事迹，长征精神等红色教育资源，发布大学生开展于爱国主义相关社会实践的相关活动和报道；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地设计主题鲜明的子栏目，如开设“新时代”、“两会时刻”，让学生及时国家发布的大政方针政策，让学生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利用官方公众化转发、推送国家主流思想和文化，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品网络课程，开展形式多样的意识形态教育。 最后，重点建设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 因为新媒体具有虚拟性、超时空性、隐蔽性等特点，当前高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新媒体环境是很复杂、多元的，所以加强和优化高校新媒体育人环境建设是促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重要环节。第一，建设优良的新媒体育人环境，高校必须进一步制定并完善各种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健全新媒体信息监管系统，净化新媒体信息环境。第二，校园各类媒体，应该明确自身为社会主义媒体的定位，应该大力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主流价值导向的文化，正确认识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大学，我们的校园媒体应该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 综上所述，新媒体是当代大学生参与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和文化样态，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高校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时，必须正确认识新媒体利弊，挖掘新媒体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的技术优势和教育资源，在队伍建设、平台搭建和环境构建上进行思考，主动占领高校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保证学生的健康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主要形式，充分利用各类社区资源，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本文介绍了广州市居家养老服务的背景和发展现状，从三个维度阐释了老年社会工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发挥的作用，结合笔者调研的实际情况发现了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 :居家养老服务，老年社会工作，社区养老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至2015年，广州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147.53万，占户籍人口比重的17.27%，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98.77万，占户籍人口比重11.56%。而8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有23.81万人，占老年人口比重16.14%。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独居老人至2015年达125，043人，这些数据与2012年相比有明显的增长，并且根据相关预测，老年人数会持续上升 [ 1 ] 。老龄化速度快、总量大，老龄化与高龄化、空巢化、家庭小型化“四化叠加”，导致广州养老压力与日俱增，意味着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system: [SYSTEM]

user: 2. 广州居家养老背景 广州的公办养老院床位紧缺，广州很多老人想要进入公办养老院还要排队等候空床位，甚至出现几百人轮候的状况，如广州市老人院的轮候人数达到715人，而广州市黄埔区福利院的轮候人数也达558人 [ 2 ] 。为缓解老人的迫切需求，广州市加快建立公办养老院的步伐，但在建的这些养老院的已有想入住的老人在排队，如：广州市第二老人院轮候人数有2021人，广州市增城区养老院轮候人数也达到81人 [ 3 ] (详见表1与表2)。 为缓解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紧缺，且综合国人在家养老的传统观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结合我国养老特色的社区居家养老应运而生。广州市政府早在2001年就开始着手进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着力通过星光之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紧急救援服务——平安通三大主线来建立一套富有广州特色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本文将重点介绍广州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及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与困境。
system: [SYSTEM]

user: 3. 广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 目前广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下文简称家综)。不管是家综还是下文提到的示范中心，一般都是由社工机构承接。广州很多社工机构规模比较大，机构内部组织框架较为完善，可以承接一个以上的家综，多以街道或区域命名。如天河南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由风向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中心就有专门以长者为服务对象的部门，提供的服务有：居家安全服务、医疗健康服务、情感支持系列服务、展能服务和互助服务。家综里的社工面向长者、家庭、青少年等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从2010年起广州市开始了家综的实地试点，2013年广州市每条街道至少建立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类是广州市各区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或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如天河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实际是由嘉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业务，拥有一个包 Table 1 The waiting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pension institution in Guangzho 序号 公办机构名称 位总数 空床总数 评估床位数 轮候人次 评估人数 入住人数 1 广州市老人院 1200 0 21 715 21 727 2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福利院 450 0 10 281 5 102 3 广州市海珠区社会福利院 205 0 6 463 5 116 4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颐乐园 200 0 2 335 2 71 5 广州市白云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250 55 1 0 1 200 6 广州市黄埔区福利院 240 0 2 558 2 314 7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福利院 100 19 25 0 25 49 8 广州市花都区养老院 60 0 1 4 1 30 9 广州市番禺区社会福利院 592 0 4 297 5 276 10 广州市增城颐养院 210 0 3 35 3 215 11 广州市南沙区养老院 120 0 8 10 8 139 12 广州市从化区敬老院 48 4 7 0 6 5 表1. 广州市公办养老机构轮候信息 Table 2 Waiting information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under construction in Guangzho 公办机构名称 轮候人次 广州市第二老人院(在建) 2021 广州市天河区第一老人院(在建) 663 广州市海珠区老人公寓(在建) 1763 广州市增城区养老院(在建) 81 表2. 广州市公办养老在建机构轮候信息 含专业社工、医生、康复师、营养师、护理员等经验丰富的跨专业团队，服务内容有综合评估、康复保健、居家养老、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堂、义工服务、居家养老培训与支援和养老服务资源网络。从2010年起，广东省就启动了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这类型的服务中心主要面向的是长者，也是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社工机构承接，并且由社工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专业的服务。 根据实际调研，笔者发现，家综的长者部一般由专业社工+养老护理员组成，提供的服务较为常规化，并且很多家综提供的服务和活动都相似 [ 4 ] (详见表3)，可能是由于家综面向的是一整个街道的多种服务对象，要兼顾资源分布、机构专业人员紧缺和相似的评估方法。但是调查中亦发现一个新变化，家综的各部由一开始成立时候各自负责属于自己类型的服务对象到现在几个部门一起合作，从优势视角出发，并且开始逐渐对几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充分把各部门所负责的服务对象的优势调动起来，例如青少年部会组织活动鼓励青少年志愿者为长者部门的长者提供志愿服务。 养老服务示范中心主要的组成人员也是社工，同时也有护理员和相关的行政人员。作为整个区的养老服务示范中心，比起家综多样化的服务对象，示范中心专注于长者，有更多的资源投注在长者服务中，所以这些中心能提供更为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中心为创新服务方式，探索更好的服务，如天河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的跨专业团队会对社区长者进行全方位的照顾需求评估，提供专业的养老指导建议，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从身、心、社交等方面全面满足长者的照顾需求，且机构有专门的感官训练室，提供感官训练，延缓感官退化。 Table 3 List of home care service platform i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 所在区 服务平台名称 功能设施 天河区 车陂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配餐助餐、日间托管、生活照料、保健康复、健康管理、文体娱乐、社区资源链接 天河区 长兴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老、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心理慰藉、文体娱乐 天河区 员村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助餐配餐、医疗保健、康复理疗、辅具租赁、文体娱乐 天河区 天园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理疗、文体娱乐 天河区 元岗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助餐配餐、康复护理、健康资讯、照顾需求评估、文体娱乐 天河区 猎德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保健康复、生活照料、日间托老、文体娱乐、医疗保健 天河区 沙河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临时庇护、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天河区 珠吉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文化娱乐、助餐配餐、保健康复、临时庇护、文体娱乐 表3. 广州市天河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