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住院老年2型糖尿病(T2DM)患者空腹低血糖(空腹血糖≤3.9 mmol/L)发生状况，分析不同胰岛素种类其空腹低血糖发生情况，为老年糖尿病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我院住院患者数据库，检索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在我院住院的年龄65岁及以上的T2DM患者，1) 根据用药是否包含胰岛素分为胰岛素组(1组)和非胰岛素组(2组)。2) 应用预混胰岛素的患者为A组，应用长效胰岛素的患者为B组。3) 依据出院科室分组，内分泌科患者为C组，非内分泌科患者为D组，比较各组空腹低血糖发生率有无差异。结果：1) 2组空腹低血糖发生率高于1组(P < 0.05)；按照年龄分层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 A组空腹低血糖发生率高于B组(P = 0.001)；按照年龄分层后，[75， 80]及80岁以上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3) C组患者空腹低血糖发生率与D组无差异(P > 0.05)；C组预混胰岛素应用比例低于D组(P < 0.05)。4) 在空腹血糖≤3.9 mmol/L的患者中，应用最多的降糖方案为口服降糖药物联合胰岛素(32.09%)，其次为单用胰岛素者(24.04%)，单用口服降糖药物者比例最少(20.94%)。结论：随年龄增加，老年T2DM患者空腹低血糖发生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年龄在75岁及以上的T2DM患者中，应用预混胰岛素空腹低血糖发生率更高。 关键词 :老年人，糖尿病，2型，住院，低血糖症，胰岛素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已发表的全国性调查，过去30年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急剧增加：1980年不到1%，2001年为5.5%，2008年为5.7%。老年人、男性、城市居民、经济发达地区居民、超重和肥胖者的糖尿病患病率更高 [ 1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老年人在糖尿病患者中占据相当一部分比例，2017年JAMA杂志发表的2013年中国流行病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糖尿病总体患病率为10.9%，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35.7%，而在>60岁的老年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为20.2%，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45.8% [ 2 ]。而低血糖症是糖尿病患者不可避免的一个并发症，一次严重低血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可能将会抵消掉数十年严格的血糖控制所带来的益处。由于老年人常合并有日常活动减少、肝脏及肾脏功能减退以及认知功能降低等多种并发症，所以更容易发生低血糖，从而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 3 ]。研究表明，住院老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发生率更高 [ 4 ]。胰岛素的使用与低血糖额外风险增加有关 [ 5 ] [ 6 ]。加拿大关于低血糖流行状况的一项大型真实世界调查也表明，应用胰岛素或胰岛素促泌剂的成人糖尿病的低血糖发生率远比先前认为的要高 [ 7 ]。一项真实世界研究表明起始胰岛素治疗时胰岛素的选择必须纳入T2DM的管理，从而减少症状性低血糖事件的发生并达到良好的HbA1c水平 [ 8 ]。本文通过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观察住院老年T2DM低血糖发生状况，比较是否应用胰岛素、胰岛素种类以及不同科室之间低血糖发生情况，希望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提供参考。
system: [SYSTEM]

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我院住院患者数据库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于我院住院的年龄65岁及以上且出院诊断为T2DM (诊断依据：典型糖尿病症状加上随机血糖≥11.1 mmol/L或空腹血糖≥7.0 mmol/L或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血糖≥11.1 mmol/L)的患者共43，784例，入选患者年龄65~102岁，平均(74.56 ± 7.23)岁，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多器官功能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肝恶性肿瘤晚期等疾病；合并有胰岛素瘤等会引起低血糖的疾病的患者；数据及资料缺失的患者。所有患者观察：年龄、性别、用药、出院科室等资料以及空腹血糖(FBG)等生化指标。 2.2. 方法 2.2.1. 根据是否应用胰岛素分组 按照上述检索条件，根据用药是否包含胰岛素分组，包含胰岛素者为1组，不包含胰岛素者为2组，比较两组空腹低血糖发生情况，并按照年龄65~80岁及以上，5岁为间隔分层后比较两组之间空腹低血糖发生情况。 2.2.2. 根据胰岛素种类进行分组 在胰岛素组患者中，用药(通用名称)包含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或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或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或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或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等预混胰岛素的患者为A组，用药(通用名称)包含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地特胰岛素注射液等长效胰岛素的患者为B组，比较两组患者以及按照年龄分层后的空腹低血糖发生情况有无差异。 2.2.3. 根据住院科室进行分组 依据科室不同将患者分为内分泌科与非内分泌科住院患者，内分泌科患者为C组，非内分泌科患者为D组，比较不同科室之间的胰岛素应用以及空腹低血糖发生情况。 2.2.4. 根据空腹低血糖患者的降糖方案分类 同样通过我院住院患者数据库，按照上述检索条件调取患者数据，从中筛选出空腹血糖≤3.9 mmol/L (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定义为静脉血糖≤3.9 mmol/L)的患者，分析在该部分患者中，降糖方案的使用情况。根据口服降糖药物(包括磺酰脲类、格列柰类、双胍类、噻唑烷二酮类、α-糖苷酶抑制剂、DPP-IV抑制剂、GLP-I受体激动剂)及胰岛素应用情况分为四类，分别为单用口服降糖药物，单用胰岛素，口服降糖药物联合胰岛素以及未用药者，统计各方案在空腹低血糖患者中所占比例。 2.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 X ¯ ± S 表示，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用SPSS21.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众所周知，胰岛素治疗的局限在于体重增加以及低血糖 [ 9 ] [ 10 ]。低血糖是实现良好血糖管理的一个障碍，并且会对生活质量、医疗资源以及生产力产生消极影响。一项针对成人糖尿病患者低血糖有关因素的研究表明，与低血糖有关的因素包括职业、糖尿病类型、病程以及胰岛素的应用 [ 11 ]。美国糖尿病协会将低血糖的预防作为糖尿病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12 ]。对于住院糖尿病患者而言，减少低血糖事件的发生非常重要。因为低血糖事件是不良结局和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 13 ]。显然，低血糖与胰岛素的剂量有关，关于低血糖与胰岛素种类的关系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预混胰岛素相较于长效胰岛素更容易引起低血糖。一项包括5077名针对成年患者的队列研究表明，基础胰岛素(中效胰岛素、甘精胰岛素、地特胰岛素)、预混胰岛素均可有效降低T2DMM患者的HbA1c。不同类型的胰岛素在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方面同样有效，但是预混胰岛素的体重增加及低血糖风险更高 [ 14 ]。另外一项前瞻性的试验也表明，对于成年住院糖尿病患者而言，预混人胰岛素在血糖控制方面与基础胰岛素相似，但低血糖发生率明显高于基础胰岛素 [ 1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预混胰岛素与长效胰岛素在低血糖发生率方面并无差异。一项有关亚洲T2DM患者预混胰岛素有效性与安全性的系统回顾中，多项研究均表明预混胰岛素与基础胰岛素在低血糖发生率方面无显著差异 [ 16 ]。我们对住院老年T2DM患者大样本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应用预混胰岛素，应用长效胰岛素的患者空腹低血糖发生率更低；按照年龄分层后，年龄在75岁及以上的患者长效胰岛素的空腹低血糖发生率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通过对应用胰岛素以及非胰岛素的住院老年T2DM患者分析，发现未应用胰岛素的患者空腹低血糖发生率反而较高。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患者和医务人员对应用胰岛素关注度较口服降糖药物更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低血糖的发生。一方面，有研究发现血糖控制不良与低血糖症密切相关 [ 17 ]，这一现象不除外由于非胰岛素组存在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另一方面，低血糖的传统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BMI、糖尿病病程、降糖药物的应用、血糖控制水平、肾脏功能、尿白蛋白水平以及认知功能 [ 18 ]。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对低血糖的发生产生影响。 一项来自国家糖尿病、内分泌和遗传学中心的研究表明与使用单一降糖药物相比，多种降糖药物联合使用会使低血糖风险增加。当患者联合使用多种降糖药物时，尤其是联合磺酰脲类和胰岛素者，专业人士及患者自身应该格外警惕低血糖的发生 [ 19 ]，这与我们的统计结果一致，在低血糖患者中，应用胰岛素联合口服降糖药物者所占比例最高。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低血糖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仅仅分析了是否应用胰岛素、胰岛素种类等对于空腹低血糖的影响。 总之，我们一定要关注老年糖尿病患者治疗中的低血糖，选择个体化的降糖方案，从而减少空腹低血糖的发生。 该研究取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许可委员会批准。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以N-正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为起始原料与苯甲醛反应合成化合物I；化合物1与3-甲氧基-2-甲基丙烯酸甲酯反应生成化合物II，化合物II脱去苯甲醛保护得到目标产物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化合物III)。考察催化剂、摩尔比、反应温度对反应的影响，考察苯甲醛的回收利用情况。结果表明：化合物I的最佳工艺条件为冰醋酸催化剂，回流反应，化合物II的最佳催化剂为甲醇钠，115℃反应；酸性条件下脱保护得到目标产物。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化合物I的收率为96%以上，化合物II的收率达到90%以上，化合物III的收率在95%以上。 关键词 :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合成，回收利用，催吐剂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百草枯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之一，在我国的使用也非常普遍。近年来，国内关于百草枯中毒的报导屡见不鲜，引发医疗、生产、使用、管理部门和公众对于百草枯安全问题的一致关注。目前世界上尚没有能解百草枯的特效药，资料显示，全国百草枯中毒的救治率低于20%，口服20%水剂后死亡率高达95%，甚至有口服1毫升即致死的先例。在临床上误服百草枯后会出现各脏器衰竭的症状，特别是肺部出现呼吸交迫综合症后很难挽救患者生命。百草枯在农村是可以在农药店都能买到的常见农药，对于情绪不稳定的人和好奇心较强的儿童来说，百草枯成为了对人威胁很大的毒药 [ 1 ]。催吐剂：必需的“后悔药”为了防止误服百草枯而造成悲剧，2004年起颁布的百草枯的母液和制剂的国家标准，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在百草枯中加入一定比重的催吐剂。在这两份国家标准中都规定了：百草枯阳离子与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又名PP796，三氮唑嘧啶酮)。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较百草枯吸收快，持续期长，能够作用于人的脑呕吐中心，且对肠胃无刺激。因而，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被公认为理想的催吐剂 [ 2 ]。 三氮唑嘧啶酮合成方法主要有三种：1) 以N-正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为起始原料，经过缩醛保护，与3-甲氧基-2-甲基丙烯酸甲酯反应，经脱保护得到目标产物 [ 3 ] [ 4 ] [ 5 ]；2) 以1，2，4-三唑-3，5-二胺为起始原料，先与2-甲基丙烯酸甲酯反应，所得产物再与溴丙烷反应得到目标产物 [ 6 ] [ 7 ] [ 8 ]；3) 嘧啶直接催化闭环法等 [ 9 ] [ 10 ]。综合三种路线的优缺点，本文选择了下列合成路线：N-正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为起始原料，经过苯甲醛保缩醛护，在碱催化下与3-甲氧基-2-甲基丙烯酸甲酯反应，经脱保护得到目标产物并回收苯甲醛等3步的合成路线，各步收率均较理想，分别达96%以上，90%以上，95%以上，该路线原料易得，合成总收率经优化提高到82%以上。经优化后的工艺，收率高，“三废”少，所使用的溶剂均为单一的甲苯溶剂，苯甲醛可以回收套用至第一步化合物I的合成，酸解后直接结晶无需调pH值，所得母液可以直接用于下一步的酸解脱保护，经实验母液可以直接套用6次，套用6次后产品质量出现下降，将次母液蒸馏后补加盐酸后再继续使用。大幅降低“三废”的排放，产品质量纯度大于99.5%，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system: [SYSTEM]

user: 2. 实验 2.1. 原料和仪器 N-正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工业，南京恰风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3-甲氧基-2-甲基-丙烯酸甲酯(工业，上海复和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甲醇钠(工业，浙江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冰醋酸(AR，麦克林试剂有限公司)，甲苯(工业，浙江瓯华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精制盐酸(36%，台州市液体化工有限公司)，苯甲醛(工业，江苏顺丰化工有限公司)，焦亚硫酸钠(AR，麦克林试剂有限公司)，对甲氧基苯酚(AR，麦克林试剂有限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1260)，核磁共振色谱(BrukerAvance III 400MH)。 2.2. 反应过程 2.2.1. 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合成路线 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的合成路线详见图1。 图1. 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的合成路线 2.2.2. N-苄基亚胺-N-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化合物I)的制备方法 室温下，向具有回流分水装置的5000 ml四口烧瓶中投入甲苯2500 g，搅拌下投入固体N-正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二胺) 500.0 g，白色固体不溶，100 g甲苯洗涤投料口；继续投入401 g苯甲醛(新的苯甲醛或回收的苯甲醛)，四口烧瓶内反应体系变为黄色，投料过程中不放热。升温50~60℃ (部分固体溶解)，加入乙酸3.0 g，50 g甲苯洗涤器具后投入烧瓶。升温回流分水，搅拌转速不低于300 rpm，回流分水6 h，无水分出后取样检测，要求N-正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 < 0.5%，化合物I的选择性 > 98.5%检测反应结束，降温至T < 50℃，进行下一工序的操作。 1 H NMR (CDCl 3 ， 400 MHz) δ：9.11 (s， 1H)，7.95~7.98 (m， 2H)，7.50~7.55 (m， 3H)，6.87 (s， 1H)，3.122 (t， 2H)，1.540 (m， 2H)，0.885 (t， 3H)。HRMS:229.291。 2.2.3. 2-苄基亚胺-6-甲基-4-丙基-4H-[1，2，4]-三唑-[1，5-α]嘧啶-5-酮(化合物II)的制备方法 维持50℃以下，搅拌下投入对甲氧基苯酚1.2 g和固体甲醇钠60.5 g，投入经过滤的3-甲氧基-2-甲基丙烯酸甲酯512.5 g。升温至107~115℃，以约80~100 g/h的速度蒸馏含甲醇甲苯，同时补加等量的甲苯。反应15 h后，除甲醇钠外固体基本溶清，溶液呈暗红色。HPLC检测反应，要求化合物I < 1%。检测反应结束，降温至80℃。加入自来水800 g，搅拌30 min，静置分层。有机层继续降温，70℃有大量固体析出，在此温度保温结晶3 h。保温结束，继续降温至10~15℃，保温结晶3 h。过滤，滤饼用冰甲苯100 ml淋洗，抽干，真空干燥得到化合物II 925.3 g，两步总收率88.43%。 1 H NMR (CD 3 Cl， 400 MHz) δ：9.27 (s， 1H)，7.89 (m， 2H)，7.39 (m， 3H) 6.14 (s， 1H)，4.15 (m， 2H)，1.71 (m， 2H)，1.66 (s， 3H)，0.819 (t，3H)。HRMS:295.352。 2.2.4. 2-氨基-6-甲基-4-正丙基-1，2，4-三唑[1，5-a]并嘧啶-5-酮(化合物III)的制备方法 在具有减压蒸馏和分水设备的5000 ml四口烧瓶中投入化合物II 900.0 g，工艺水2625.0 g搅拌，下滴加入盐酸776.0 g，微负压下加热(−0.01~−0.02 MPa)，温度70~75℃蒸出含苯甲醛的水溶液，水层流回烧瓶内，苯甲醛的甲苯溶液采用液相外标法检测含量后直接用于化合物I的制备。水解16 h，溶液澄清，取样检测HPLC，要求化合物II < 0.3%。反应结束后，降温结晶，约60~65℃开始有固体析出，继续降温至10~15℃，加入3 g焦亚硫酸钠抗氧剂，保温结晶3 h。过滤，所得母液直接用于下一批水解反应，循环套用6次后作废液处理；所得滤饼用纯化水淋洗两次，每次200 g，洗涤流出水的pH值6~7。真空干燥16 h，真空度不低于−0.085 MPa，温度55 ± 2℃。得到化合物III 601.2 g (母液套用6次的平均得量，平均收率为95.2%)，HPLC纯度不低于99.7%。1H NMR (CD 3 Cl， 400 MHz) δ：7.7 (s， 1H)，5.91 (s， 2H)，4.21 (m， 2H)，2.13 (s， 3H)，1.79 (m， 2H)，0.91(t， 3H)。HRMS:207.240。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苯甲醛用量对化合物I反应的影响 根据HPLC分析结果(详见表1 HPLC分析结果部分)可知，苯甲醛的用量对反应二胺的转化影响较为明显，当苯甲醛低于1.07倍时反应转化不符合转化要求，高于1.07倍反应转化变化不够明显。经过实验发现苯甲醛超过1.07倍时对后面产品的质量影响较大，分析原因为大过量的苯甲醛与3-甲氧基-2-甲基丙烯酸甲酯和化合物I在碱性条件下发生较为复杂的副产物，虽然HPLC检测纯度时无影响，但会对化合物III产生明显的质量和收率影响。故本步骤反应需要严格控制苯甲醛的用量，特别是回收苯甲醛中含有甲苯，故需要对回收苯甲醛的用量需要准确的计算。建议大生产时集中处理回收苯甲醛，小试验证其中的含量再用于车间套用。 Table 1 Effects of nitrogen flow rate on Intermediate II reactio n (二胺)：n (苯甲醛) 反应时间(h) 反应温度(℃) HPLC分析结果(%) 二胺 化合物I 其他杂质 1:1.03 6 115 1.71 97.16 1.13 1:1.05 6 115 0.85 97.90 1.25 1:1.07 6 115 0.41 98.71 0.88 1:1.10 6 115 0.42 98.82 0.76 表1. 苯甲醛用量对化合物I反应的影响 3.2. 催化剂和反应温度对化合物I制备反应的影响 实验过程中实验了对甲苯磺酸、甲磺酸、盐酸。冰醋酸，冰醋酸的催化效果最好，其他酸酸性较强催化产生的杂质较多，对反应都不利。反应溶剂考察了甲苯、二甲苯、正庚烷、四氢呋喃的回流条件下，正庚烷和四氢呋喃转化率达不到工艺要求，残留的二胺在10~15%之间，甲苯和二甲苯回流分水下都能达到工艺要求，仅回流不分水二胺的残留在3%~5%之间，无法达到反应终点，分析原因为水分高了反应达到平衡无法继续转化，必须将反应生成的水移除才能将反应进行的较为彻底。 3.3. 化合物II制备过程的影响因素 催化剂方面本文研究了颗粒状无水碳酸钾、粉末状无水碳酸钾、三乙胺、甲醇钠、醋酸钠。颗粒状碳酸钾转化较慢，反应30 h转化率仅达到60%左右，继续保温反应杂质增加，产物反而降低，分析原因为3-甲氧基-2-甲基丙烯酸甲酯时间久分解导致反应无法继续进行，并生成其他杂质。粉末状无水碳酸钾的反应速度比颗粒状碳酸钾要快，反应30 h时，化合物I < 3.0%。三乙胺催化反应选择性较差，产物的含量低于40%。醋酸钠的催化效果也较差，转化率和选择性都不理想。固体甲醇钠催化的选择性和转化率都比较理想，转化率在98%以上，选择性在95%左右，反应16 h即可完成。 实验过程发现边蒸甲苯边反应的转化率要比回流条件下的转化率高20%以上，蒸出反应生成的甲醇有利于反应的进行，要及时补加与蒸出等量的甲苯。 3.4. 母液套用次数对化合物III的收率和质量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未套用母液的批次，收率仅达到86.4%，套用的收率可以达到96%以上，根据实验结果母液套用六次得到的产品的质量和收率均符合工艺要求，套用第七次化合物II不能完全转化质量呈明显下降的趋势，第八次套用就更加明显。所以母液套用六次必须要停止套用，我们对套用六次后的母液进行浓缩，调碱发现母液中并无物料析出，证明化合物III在盐酸溶液中的溶解度并不大，且不会生成盐酸盐。 Table 2 Effect of the times of motherliquor applications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ompound II 母液套用次数 摩尔收率(%) HPLC纯度(%) 0 86.4 99.73 1 96.2 99.75 2 96.3 99.69 3 96.4 99.77 4 96.5 99.68 5 96.2 99.62 6 97.1 99.53 7 99.3 97.62 8 103.4 92.75 表2. 母液套用次数对化合物III的收率和质量的影响 3.5. 水解温度对化合物III的影响 本文对化合物II的水解温度进行了实验研究，60~70℃时随着反应的进行化合物II还未溶清，化合物III就已经析出来，导致后期反应进行的非常慢，且最终化合物剩余20%左右，反应就无法进行下去。高于80℃时，反应产生的杂质会变大，不适合做反应条件。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本文以N-正丙基-1H-1，2，4-三唑-3，5-二胺和苯甲醛为原料，经缩醛保护得到化合物I，再经闭环反应得到化合物II，化合物II脱保护得到目标产物。对各步骤的反应条件进行不断的优化摸索，反应的收率比较高，产品质量好，为以后工业化做好了技术储备。综合各工艺条件，化合物I的反应条件最终选择在甲苯为溶剂、冰醋酸催化、苯甲醛过量1.07倍，回流分水；化合物II的最优条件是甲苯做溶剂、甲醇钠催化常压下及时将生成的甲醇带出；化合物III的最优条件是70~75℃反应、微负压下蒸出脱下来的苯甲醛，反应完全后直接降温结晶，母液再套用六次。三步的收率分别达到96%，90%，95%；总收率达到82%以上。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类推适用以存在法律漏洞为前提，以类似性作为具体判断标准。(2018)最高法民辖终372号民事裁定书中将缺乏上诉利益的情形类推适用终结诉讼的规定，不仅错误理解了法律漏洞的存在，对类似性的判断也存在明显漏洞，此二者反映了民事审判中法官运用类推适用方法所存在的普遍不足之处。由于诉讼程序规则有不同于实体法规定的特性，对于该领域的类推适用应有所限制。 关键词 :上诉利益，终结诉讼，法律漏洞，类推适用，类似性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上诉利益这一概念作为舶来品已经在我国民事司法领域生根发芽，虽然理论上对上诉利益的探讨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理论的影响而基本保持一致，但司法实践中上诉利益的运用呈现出混乱的局面。各地法院对上诉利益基本概念、审查机制、认定方式均存在不同的理解。以黄宝涵、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中观点为例，其认为当被告在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则对管辖权异议的上诉缺乏上诉利益，法院应不予受理。对于已经受理的案件如何处理，法律无明文规定，已构成法律漏洞。由于缺乏上诉利益时诉讼并无进行的必要，这与诉讼终结情形在法律评价上并无差别，应当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51条，裁定终结诉讼 [ 1 ]。 先不论该裁定书中对于上诉利益性质的界定以及对当事人上诉权的理解有无偏差，本文也并非是对上诉利益审查机制的探索。纵观各国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未曾有以“终结诉讼”来应对缺乏上诉利益情形的，该情形实属我国首创，其合理性存疑。对此，本文主要探讨1) 终结诉讼能否类推适用于缺乏上诉利益的情形？2) 对于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类推适用，应当以何种方式加以规制？
system: [SYSTEM]

user: 2. 类推适用方法及司法适用 2.1. 类推适用的前提和依据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以及立法者自身能力及语言的限制，在某一时期制定的法律无法对今后发生的各种新问题进行规制，甚至不能涵盖当下所有情形，于是就出现了法律漏洞。按照拉伦茨的观点，法律漏洞是一种法律“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即按照规则的意义及目的，对应当规定的事项而未规定。法律漏洞是立法者无意间遗漏的情形，是依据立法的规范意旨应当包含而未包含的部分，这不同于法律不拟规范的法外空间，也区别于法政策上的错误 [ 2 ]。具体到个案中，判断法律漏洞的步骤为1) 是否有直接针对该情形的法律规定；2) 若缺乏直接法律依据，是否采用了拟制、准用等立法技术；3) 在依据法条本身无法判断时，能否通过体系、比较、目的等解释方法，将该情形包含在法律的文义范围内；4) 在法律无法通过解释而适用时，才能进行类推、目的论扩张、目的论限缩等超越法律文义的漏洞填补方法。以上步骤总体遵循着从法律文义范围内到文义范围以外的规律，并有着严格的顺序要求。在立法权和司法权严格区分的前提下，法律必须被严格遵守，一般不得轻易突破法律规定。但在法无明文规定且不采取此种方式将导致实质性不公正的情形下，根据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拒绝裁判的公理性原则，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法官要进行漏洞填补，以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相较于其他超越法律文义的漏洞填补方法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以平等原则即“类似事件应为相同处理”为依据的类推适用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 所谓类推适用，指的是将法律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于法律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的构成要件(B)。转用的基础在于二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类似，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 [ 3 ]。德国学者卡纳里斯认为：法官须受制定法的拘束，而类推适用或有造法的嫌疑。所以须对制定法存在违法计划之不圆满性的情况加以证明。唯有如此，法官方能用“立法者所欲”对抗“立法者所言”即超出法律表面文义规定进行类推适用。 2.2. 类似性的判断 拉伦茨指出，二案件事实彼此相类似，指的是两者既不能相同，也不能绝对不同，它们必须恰好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互相一致。这一过程首先要澄清在法定规则中表现出来的评价之决定性观点何在。其次是积极地确定在所有这些观点上，待判的案件事实与法律上已规定者均相一致。然后是消极地确认两者间的不同之处不足以排斥此等法定评价 [ 4 ]。具体来说，法律针对某规则设计了M1、M2、M3、M4、M5五点内涵，而系争事实的内涵为M2、M3、M4、M5、M6，二者相同的内涵M2、M3、M4对于法律评价具有重要性，而M1与M5的不同之处不足以排除此等评价，即在重要性程度上有所不及。这一理论在类似性判断的诸多学说中被称为构成要件说。 类似性判断的重点在于发现法定构成要件中哪些要素对其法定评价具有重要性，以及系争事实的观点与之是否一致，这是一个兼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其过程大体可作如下概括：首先，平等原则是判断类似性的指导性标准。其次，拟类推的法律规范的立法意旨作为平等原则的反映，是类似性判断的合理化基础。最后，构成要件说是类似性判断的直接手段。虽然类似性判定的理论具有这样一种看似自上而下的顺序，但实务中的认定是由具体到抽象的相反过程。具体到个案中，若是直接能发现系争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事实上的一致性，即能够通过常识来确定，无需引用任何实质性的判断标准，那么就可以轻易地推导出二者具有类似性；若是仅仅依靠常识难以判断类似性，则须要采用实质性判断的方法，探求法律规范的立法意旨，从基于事物的本质、意义脉络以及基本原则所具有的意旨上，看立法意旨是否基于该系争案件。 2.3. 民事审判中法官运用类推适用的现状 类推适用作为一种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适用。笔者于“无讼案例”网站上以“民事”、“类推适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2320个案例。这其中有着少数是以一审法院错误适用类推而进行的抗辩，大多是法院以类推适用作为裁判理由观点。自2014年开始，类推适用方法的运用明显增加，至2017年达到顶峰，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推动裁判文书公开的努力密不可分，但也能表明法院运用技术手段解决疑难案件的水平在不断上升。类推适用的案件各式各样，不一而足。其适用的审理程序从普通程序、特别程序到审判监督程序，包含了所有的类型。类推适用大多发生于实体法领域，但是当诉讼程序规则存在漏洞时，同样具有类推适用的发挥空间，因为无论类推的结果是支持或阻碍程序的进行，其终点总是得出有利或不利于一方当事人的结论，这与案件实体内容的类推是一致的。这一观点同样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了体现，如本文所举案例，以及其后一系列普通共同诉讼案件等 [ 5 ]。 但是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类推适用方法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裁判说理不足，进一步又可以细分为法律漏洞判断和类似性判断两个方面。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4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书中就同时包含了这两类错误，该判决书中将同居期间所取得的财产类推适用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规定而认定房屋所有权。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0条已经对此有作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因此法律漏洞的认定不当。并且即使存在法律漏洞，对于类似性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婚姻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必须基于双方具有夫妻关系这一身份前提，类推适用调整婚姻财产关系规范的精神，违反了婚姻法的立法目的、精神和原则。这也是二审变更该项判决的理由 [ 6 ]。
system: [SYSTEM]

user: 3. 本案类推适用的正当性分析 3.1. 是否存在法律漏洞 对于缺乏上诉利益这种情形的处理方式，我国民事二审程序中确实未有直接规定，严格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上诉要件的审查机制：《民事诉讼法》第14章“第二审程序”中，第164-167条是对于上诉条件的规定，其中并无须要进行实质性判断的项目；第168-176条是二审审理阶段的规定，也无上诉要件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317-342条同样没有对当事人提起上诉的实质性要件及其进入上诉审之后的处理方式进行规定。 德日等国家的民诉讼法中对上诉利益没有明文规定，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来判断上诉利益的有无。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也缺乏规定，但这是由于我国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中并无上诉利益概念，这导致了学界对上诉利益性质争论不休。本案中法官认为“上诉应具备相应的上诉要件，在当事人的上诉缺乏上诉利益等上诉要件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际上是将上诉利益定性为上诉受理条件，尽管这与我国形式化的上诉条件不相符合，同样称得上是一种超越法律文义的法的续造，但法官对于上诉利益性质的界定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以上诉利益作为上诉受理条件作为前提，再进一步探寻本案法律依据之有无。《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这是一种为避免重复性的繁琐规定而采取的立法技术，称为“准用”。本案中法官已经将上诉利益定义为上诉条件之一，也由此得出了缺乏上诉利益将以“不予受理”的方式进行处理的结论，实际上已经准用了《民事诉讼法》第123条之规定。那么在上诉受理后，也应准用一审中的类似规定，对此《民诉法解释》第208条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总之，既然法官以上诉利益作为上诉受理条件为前提，缺乏此条件时不予受理和驳回上诉的运用应当与一审中的情形一致，并不存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形。 3.2. 是否具有类似性 进一步探究本案类推适用终结诉讼规定的可行性：假设本案中法官并未对上诉利益性质进行提前界定，其后又不能通过法律解释手段进行解决，最终不得不认为法律漏洞存在的话，本案对类似性的判断是否正确？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上诉利益要件的目的及功能，其次初步寻找在构成要件上类似的法律规定，最后探究法律规定与缺乏上诉利益的情形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是否类似。 上诉利益，又称不服之利益，是一审判决对当事人造成的不利益于上诉审中之体现。上诉利益的判断标准是，将一审判决主文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对比，若是完全满足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不具有上诉利益。上诉利益要件设立之初便有着筛选上诉案件、减少上诉审负担的作用，同时也有防止一方滥诉对被上诉人造成损害的考虑。在对系争事实进行法律评价后，对于作为类推适用前提之法律规范的发现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但这一判断是表层的，仅需初步发现二者在法律评价上具有类似性即可。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一审程序的诸多规定中，与防止滥诉、减轻法院负担、减少不必要诉讼相关的制度有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诉讼请求和终结诉讼。 首先，我国上诉受理条件的形式化规定表明了上诉审制度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上诉权，因此不得在该形式化标准之外再对上诉人进行过多限制，不予受理的方式并不符合上诉条件的立法意旨。其次，驳回诉讼请求是在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理后，发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于实体法上无依据，对其诉求进行的回应。这与上诉利益作为程序性事项的定位不同，也在不具有上诉利益时产生了程序资源的浪费。再次，终结诉讼情形针对的是案件一方主体消失时，诉讼没有必要进行的情形，缺乏上诉利益所造成的诉讼不必要性虽然与之类似，但在缺乏上诉利益时，法院对上诉本身的评价是必要的，这是法律定分止争功能的体现。最后，驳回起诉是在立案受理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方式，同样是作为一审中案件筛选的阀门，起到节约司法资源的效果。若是类推适用驳回诉的规定，不但上诉受理制度的现状得以维持，减轻上诉审负担的目的得以实现，并且在审理过程中判断上诉利益的有无，能够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上诉利益。
system: [SYSTEM]

user: 4. 诉讼程序中类推适用的限制思路 4.1. 限制类推适用的原因 当代社会的加速发展与立法滞后性的矛盾导致法律文义不能涵盖全部的新生事实，而其中必定有部分是法律解释方法也无可奈可的，由此类推适用的重要性进一步体现。并且随着法官对类推适用方法的了解，其在民法领域的运用也不断增加。甚至可以说，只要存在法律就会有法律漏洞，法律对事物作穷尽列举并因此达到“圆满”状态的理想是不存在的。 但是诉讼程序中的类推与民事实体法上的类推不同，应当对其进行限制。一是由于民事诉讼法的公法属性，二是由于类推适用实践的不成熟。 民事诉讼法是国家赋予民事主体的救济手段，其核心范畴在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也即诉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对诉权范围的规定，不仅是对当事人救济渠道的保障，也是对法院裁量权的限制。从另一角度来说，诉权是对民事纠纷进入法院的筛选，避免毫无意义的案件浪费司法资源。由于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公法性质以及法定主义，其规定不能如同私法领域那样广泛地采取合意模式，整部民事诉讼法中只有少量规定允许当事人合意，即使在这些规定中也存在着诸多限制，如约定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限制类推与上述对当事人合意的限制所具有的原理相近：类推适用涉及到人的价值判断，其结论有着某种程度的或然性和妥当性，而不具有逻辑上的绝对可靠性 [ 7 ]。出于诉讼程序稳定性的考虑，应当对类推进行限制。此外，法官运用类推适用方法的技术并不成熟，也构成限制类推适用方法的因素。实践中法律漏洞的判断、拟类推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相似性的判断构成类似演绎推理的结构，判断的过程并非单纯的形式化对比，需要法官依据其经验、知识储备和逻辑运用等手段，结合法律条文、立法意旨和法律原则，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单从裁判文书中即可发现，我国法官在运用类推适用方法时仍然缺乏细致的说理，通常仅仅是在对概念和构成要件进行介绍后，便认定二者具有“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的一致性”。由于目前理论上对于诉讼程序规则的类推缺乏有效的梳理，与之相关的研究比较匮乏，未能对实务起到指引作用，对于诉讼程序的类推适用，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4.2. 限制类推适用的方式 不同于民事实体法崇尚意思自治的传统，诉讼程序规则实行法定主义，这是由于诉讼程序关系到一国的诉讼体制，具有稳定性。在缺乏实体法规范的情形下，案件总能以各种方式进行下去，即使是以类推适用等法官造法的方式，但程序规则的缺失将会导致诉讼完全无法继续。由这一特征出发，类推适用的前提——法律漏洞的范围本身就较为狭窄，因为大陆法系各国的诉讼程序规定均较为相似，其适用性广泛，且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说明同一套诉讼规则能够应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若是法律对某一程序事项没有直接规定，也没有设置准用性规定，又不能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文义扩大化时，必须承认民事司法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了，此时要进行相应立法将新的情形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内。在此之前，应当仔细考虑准用性规定的内涵，以及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功能，在法律文义射程内解决问题，避免将问题复杂化。如本文所列举的《民事诉讼法》第174条即为准用性规定，是纯粹为避免繁琐规定而采用的立法技术，当法官没有在二审程序中发现直接的法律依据时，可以准用一审中相应规定，仅在反对理由较为充分时排除这一准用。即便不存在这一条款，采取目的或是体系解释等方法也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此时法律漏洞便不存在，无须采用类推适用这一超越法律文义的方法。 尽管民事诉讼程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但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给传统的诉讼程序带来许多新现象，如电子证据相应规则、送达程序的变化以及庭审模式的改变，这都是立法之初所未能预料的。在某些情形中，法律解释手段或许会丧失效果，即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将文义射程扩大至系争事实。在艰难地证明存在法律漏洞后，当然不可能对案件置之不理，而是要采取漏洞填补的方法。这一过程中对于拟类推法律的选择以及二者类似性的判断也应有所限制，即判断是否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或是该部分的立法意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土地经营权属性的合理定位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关键。《承包法》在淡化土地经营权性质的立法态度下构造的土地经营权制度，既有物权性体现也有债权性体现，引发争议；《民法典(草案)》意在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衍生性权利用益物权，但理由似未充分。实质上，纯粹物权说与纯粹债权说均有不可克服的固有弊端，不妨结合政策要求与现实需求寻找新思路，将土地经营权制度构造为一项选择性权利，赋予当事人突破物–债二分体系的选择权，并辅以用途、规模和主体限制，以实现保护农民利益和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政策意旨和实际需要。 关键词 :三权分置，土地经营权，民法典(草案)，选择权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农地权利制度改革关乎农村发展和稳定，对城市乃至社会整体发展具有相当的外部效应。十八大以来，三权分置改革文件不断出台，各地试点也如火如荼。修订后之《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承包法》)的正式实施，标志三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承包法》修法秉承“淡化争议”的思想未对土地经营权的属性进行界定，但权利属性明确乃权利构造之关键，立法者将此等必须明确之问题模糊化处理显不可取。忽视土地经营权的定性问题不仅将直接影响《承包法》之施行效果，也将对三权分置改革之成效产生不利影响。同年12月16日，《民法典(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者将土地经营权之内容列于物权编之用益物权分编，似乎意在将其固定为权利用益物权。由此，纯粹物权说似乎取得了此次论争的胜利。但实际上，纯粹物权属性或纯粹债权属性之土地经营权并不契合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关切：农民利益和主体地位。基于此，不妨跳出物–债二分体系重新审视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和立法，探寻土地经营权的合理定位。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权利属性定位明确、合理是权利构造之关键，土地经营权制度作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内容，事关改革成败与实现程度，因此其属性确定问题尤为重要。但既有立法对此并未予以明确，不可谓不是一项重大立法失误。目前，学界关于土地经营权属性问题的争论众多，焦点在物–债二分体系下纯粹物权说与纯粹债权说的选择上，《承包法》和《民法典(草案)》的规定也如是反映。但物–债二分体系下的上述选择各有其无法克服之固有弊端，无法真正成为土地经营权的最佳选择：前者既面临违反物权法一物一权原则和他物权生成理论的诘难，又与中央审慎推进改革的要求不符；后者既无法满足推进农业规模经营、释放农地融资担保功能的现实需要和政策要求，又面临主要论证存在逻辑悖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跳出土地权利制度物–债二分的传统体系，从现实和政策要求改革必须保障和提升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改革主体地位的角度着手，寻找新思路：赋予农民选择权。实际上，这既是符合我国农民在农地改革中发挥主导和先锋作用的历史传统的合理选择，又是合理解释《承包法》规定体现物–债混搭风格的最佳选择，有利于节约立法成本。因此，土地经营权实质上应当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突破物–债二分体系的选择权，包括流转形式选择权、内容选择权和对世效力选择权等。同时，为了更好发挥土地经营权保障和提升农民权益的改革目的，防范其产生违背改革意旨的风险，应当对其施以用途、规模和主体等方面的限制，设立权利边界。唯有如此，土地经营权才能真正实现其制度目的，为三权分置改革助力。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公示语作为在公共场所向公众传达信息的语言文字，在营造良好的国际语言环境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少城市公示语的翻译却频频出现错译、漏译等问题，从而未能实现其应有的功能。具体而言，公示语文本所预期实现的功能主要有指示与告知、提醒与警告两大类，即信息功能和感染功能。据此，可将公示语文本根据其预期功能分为信息型和感染型两大类别。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及忠实原则为指导，结合武汉市公共场所公示语翻译的现状，针对上述信息型和感染型两种不同文本类别，详细阐释适用于城市公示语翻译的两条规范：译本需确保语言层面信息点的准确传达以及语用层面感染力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 :功能翻译理论，武汉市，公示语翻译，信息型和感染型文本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我国在文化、科技、经济等重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国外人士到中国进行经商、旅游等活动。作为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九省通衢的武汉是外商投资中部城市的首选，也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与此同时，武汉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着力于构建国际化的都市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公示语的翻译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不仅仅承载着指示、提示、限制等具体实用功能 [ 1 ]，更代表着武汉乃至中国的人文环境建设和对外交流水平。翻译不恰当的公示语不但会给外国来访者带来诸多不便，甚至还会影响到城市和国家的形象以及对外交流和贸易往来等合作。及时发现、改正并完善存在问题的公示语翻译，能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为外国来访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指引及帮助，也为武汉和中国的国际化形象的进一步提升做出有利贡献。 为了了解当前城市公示语翻译的现状，笔者曾于2019年6月至7月历时一个月对武汉市多处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广泛搜集了该市公示语翻译语料，其范围涵盖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医疗卫生等多个基本民生领域。在收集到的公示语翻译语料中，存在问题的公示语翻译所占比例超过19%，主要可归纳为未能实现信息的有效传达以及译文的感染效果等两个方面。随着武汉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和深入，其公示语的英文翻译亟待改善。因此，笔者拟以目的论为视角，探讨武汉城市公示语的翻译，并提出可供参考的翻译规范，以期加快武汉成为中国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并供其他城市借鉴。
system: [SYSTEM]

user: 2. 翻译目的论与公示语翻译 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功能翻译派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提出功能翻译理论，其中心观点认为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翻译行为的目的，即翻译的核心就在于实现一定情景中翻译活动的特定目的和功能。细化地说，功能目的论包含三大原则：即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目的性原则是指翻译行为取决于翻译目的，即结果决定方法；连贯性原则是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言外之意就是译文必须能让受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的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意义；忠实性原则是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语际连贯，即译文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 [ 2 ]。在三大法则之间，忠实性原则从属于连贯性原则，同时这两大原则有最终取决于目的性原则 [ 3 ]。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市公示语的翻译，其属于实用类文本，带有明确的态度、意图和目的，在翻译时需最大限度地传递准确信息，让受众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理解其含义。同时，译文还需考虑译语受众的阅读习惯及文化背景，将中西方文化差异考虑在内。因此在公示语翻译中，衡量其翻译质量的最根本标准就是考量目标语的受众是否能够从译文中获取到准确有效的信息从而实现预期的功能。基于此，本文以目的论为指导，以期得出适用于城市公示语翻译的规范。
system: [SYSTEM]

user: 3. 公示语翻译规范 在公共场所，有些公示语发挥着指示、告知的作用，主要体现的是公示语的信息功能；有些公示语发挥着提醒、警告的作用，主要体现的公示语的是感染功能 [ 4 ]。由此见来，不同类型的文本所预期实现的功能不尽相同。因此，本文选取武汉市内武汉火车站、关山大道以及光谷区域的公示语翻译语料进行探究，以功能翻译理论的三个原则为指导，针对不同文本类型公示语翻译中出现的错误，阐释适用于城市公示语翻译的规范。 3.1. 确保信息的有效传达 信息型公示语的主功能是通过指示的信息为公众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必要的、有用的信息服务，核心是文本的信息内容，翻译的目的就是传达准确的公示语信息 [ 4 ]。功能翻译理论的三条原则能够为信息的有效传达提供有力的保证。 例1： 中文：现代有轨电车 英文：Xiandai Yougui Dianche 在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造成这一错误翻译的原因是译者没有遵循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原则而导致的。此处中文下的标注既无拼音中的韵母声调，又不符合汉语拼音书写的空格规范，并出现于公共交通场所，根据其职能即可判断应属于英文翻译范畴，而非拼音注释范畴。“拼音翻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有学者明确指出汉语拼音的音译是有一定使用范围的， 它适用于具有中国历史、地理、人文等特点的汉语固有词汇 [ 5 ]。那么对于“现代有轨电车”这一普通实用词汇来说，采用“拼音翻译”的方法是不妥帖的，并对城市的人文水平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拼音翻译”使译文丧失了其本该传达给外国受众的全部有效信息。目的论指明其目的原则是要求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目的原则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信息的有效传达。 例2： 中文：便民服务中心 英文：Convenience Service Center “便民服务中心”的公示语标识牌位于武汉火车站前广场中央。对于熟悉汉语的英语习得者而言，“便民”“服务”“中心”每一个词组的意思都用一个对应的英文名词表达出来了，故他们能够理解到这种中式翻译背后所要传达的信息点。在此类情况下，此公示语翻译即发挥了其作用，为到站的旅客提供便利和帮助。但经过资料查证，我们发现，在英语国家或地区，“Convenience Center”的含义是“The place where residents can drop off garbage and recyclables at no charge， or an open shopping center with several stores offering daily necessities”，即所指的是英语国家或地区的免费垃圾场或售卖日常生活用品的露天购物中心。而位于武汉火车站前广场中央的“便民服务中心”，其主要职能是为旅客提供咨询帮助、接受民众反馈及意见。如此看来，外国受众从此公示语翻译中所接受到的信息就与源语所想表达的信息大相径庭。 译者对源语的“逐字翻译”违背了连贯原则。功能翻译理论中的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合乎语内连贯的标准，能够考虑目标语受众的不同文化背景和交际需求，始终以受众为目标导向并按照其期待的方式发挥作用。而在这句翻译中仅仅实现了中英文词汇层面的对等，却因没有遵循连贯原则使受众无法从译文中快速获取到准确的信息。 例3： 中文：检票口 英文：Check In 在武汉火车站，“检票口”被翻译为“Check In”，而这个词组的确切含义是“登记入住酒店”或“办理登机手续”。在此公示语翻译中，译者没有遵循功能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原则，导致译文较原文存在语义偏差，翻译的信息性功能有所缺失。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忠实原则更加关注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镜像关系，即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 [ 6 ]。即忠实原则表明，译文需尽可能在语内和语际两个层面忠实于原文，那么语内的信息含义忠实于原文是忠实的最低要求。“检票口”对应的正确英文表达应该是“Ticket Barrier”。 3.2. 实现译文的感染效果 感染型公示语的主功能是通过文本承载的信息来感染读者；其核心是文本的感染功能，翻译的目的是劝说接受者按照文本的提示、限制或强制性求去行动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 [ 4 ]。要想实现对应源语文本的感染性功能，首先要保证基础信息的正确表达，再通过对译文文本的加工处理达到其感染效果。 例4： 中文：五心服务台 英文：INFORMATION 此公示语翻译位于武汉站进站口服务台。首先，它违背了目的原则。鉴于中文文本中的“五心”二字，该文本已经不仅仅是传达基本信息的信息型文本，而是具有修辞美学的感染型文本。换言之，此处文本功能不再是单纯地为旅客提供实用的指示信息，还意图向公众展示站内工作人员热情温暖的服务态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译者未能从中文里精确地辨识出此处公示语的文本类型以及功能目的，因而造成了信息背后感染功能的缺失。 再者，这里还违背了功能翻译理论的忠实原则，火车站中“服务台”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信息问讯”，它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便民服务。故此处仅仅用“INFORMATION”一词并没有做到源语与译语的含义对等，是极为不妥的。 例5： 中文：请紧握扶梯 英文：Please hold 此标识位于光谷区域的某处手扶电梯，旨在通过公示语文本提醒行人在搭乘电梯时注意安全，同时期待英文受众能够按照文本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故属于感染型文本。这里“请紧握扶梯”被翻译为“Please hold”，而省略了动作的宾语“the handrail”。而动词“hold”作不及物动词时，表达的是“坚持”的意思，与“紧握”之意大相径庭。如此一来，文本的感染效果大大减小。 此处“漏译”现象造成的信息缺失或错误源于对忠实原则的违背。对于具有感染型的文本信息，保证含义的准确到位是诱出所期望的受众反应之基础 [ 7 ]。倘若译文连源语中提示、限制、警示的对象行为都无法表示清楚，公示语应有的感染性功能也就大打折扣。 例6： 中文：水深危险 英文：Water depth risk 此公示语标识出现在武汉火车站广场中心湖旁，意在发挥感染效果，警示行人需注意自身安全。而译者在进行本句的译写工作时违背了连贯原则，导致公示语的警示性功能无法体现。生硬的逐字翻译缺少目标语语法结构的支撑，仅是词汇层面的堆砌，使英文译本缺失了可读性和感染性。根据《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为起到警示性作用，此处应该言简意赅、简短有力地译为“WARNING // Deep Water”(“//”表示应当换行) [ 8 ]。巧妙借用英文当中的大小写，能够更加直观地强调情绪，警醒受众。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为实现公示语信息在语言层面的有效传达和语用层面的感染效果提供了重要的翻译思路。对于信息型文本，功能翻译理论中的首要原则“目的原则”为翻译方法的选取提供了有力参考；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则能确保核心信息的准确有效表达。对于感染型文本，目的原则要求译者在开展翻译工作前精确辨析不同场合下公示语的不同目的，以便完全达到公示语翻译在语言及语用层面的功能效果；在感染型文本中，实现良好的感染效果仍要依赖于正确的文本信息，而连贯原则能为此做出有效保障；忠实原则可确保语内信息含义以及语际感染效果对源语的忠实。功能翻译理论下的三条原则能有力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助力城市公示语翻译的面貌改善，从而营造出良好的国际化双语环境，实现城市美好形象建设。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随着网络语言的飞速发展，“行走的CD”等新表达不断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被人们频繁使用，进入人们的视野和生活，由此诞生出“行走的X”构式。近年来，有学者对“行走的X”构式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只关注到构式中“X”部分的隐转喻现象，并没有注意到该构式中的去范畴化现象，将其与语言的社会性加以结合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视角，基于动态范畴化理论的去范畴化理论，将概念整合、构式压制、隐转喻理论以及语言社会性结合在一起，尝试建立整合–压制–隐转喻–社会性模型(Coercion-Blending-Coercion-Metaphor & Metonymy + Sociality Model简称BCM + 模型)以解释“行走的X”构式的认知机制，并佐以例句进行定量分析，探究该构式如何在BCM + 模型的作用下去范畴化出新含义。 关键词 :“行走的X”构式，去范畴化，BCM + 模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