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故国遗民少”的结局——以遗民身份终老 2.1. “绝胜风流捉月人”——黄九烟以死相抗清廷对其震撼 康熙二十年辛酉，孙枝蔚客居南京。他与新识得的友人曾锡侯、姜勉中、周雪客等人游览各地风景，并与其诗酒唱和。之后，其游览了邓尉山。该山又名米堆山，因其山左突起高耸，形似米堆。明朝国变之后，昆陵薛寀便来到此处翠巘，在此躲避踪迹。薛谐孟将自己更名为米，号堆山。故而孙枝蔚在《米堆山怀薛公同徐松之作》中写道：“忽忆逃名者，堆山卧米堆。性如南向鸟，寒似北枝梅。游人纷眼底，谁识我心哀” [ 37 ]。对于国变后便隐身此处的薛寀，枝蔚对其气节由衷地敬佩。此山多梅花也映衬出隐居在此的薛寀的品性。康熙二十年，孙枝蔚年过六旬，面对米堆山游人如织的景象，未免触动了他敏感的心弦，勾起了他对于明朝的思念。而值此之际，遗民故旧日以殂谢，还有多少人记得明朝，已经是不可知了。 不久，黄九烟卒。黄九烟原名黄周星，明崇祯庚辰年中进士。在朝为官，担任明朝户部主事一职。南明隆武覆灭后，弃家远走，五迁其居，靠卖文章度日。黄九烟作为一个明遗民，其生活作为有着异于常人的怪癖，卧月眠云，喜着布衣，带素冠，不论寒燠。年近七旬，经历过一朝乾坤翻覆，忽觉人生只欠一死，故自题墓志铭，赴水而死。而据陆勇强在《黄周星生平史料的新发现》一文中，对于黄九烟的死则有另一说法。其文根据陈鼎《留溪外传》卷五的《笑苍老子传》一文，提供了黄九烟是因康熙博学鸿儒科征召，被当局者逼迫，为表明心迹，故而投水自尽这一说法。作者也在文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其在文章中称：“黄九烟死后，陈轼感慨‘易代以来已逾四纪而崛强仗节之士尚伉慨激烈，死而无悔’ [ 38 ]。而听闻黄九烟决然赴死的消息，孙枝蔚内心也哀痛异常。其在《闻黄九烟自投水死，哀且异之，赋二诗记其事》其一中写道：“先生久矣厌尘寰，自恨龙髯不早攀。三遍麻姑对东海，一心精卫向西山。鲍焦只作僮奴视，谢绪应居伯仲间。有客招魂魂不返，玉皇恩召侍仙班” [ 39 ]。在这第一首诗中，孙枝蔚用到了四个典故，涉及到了四个人物，即麻姑、精卫、鲍焦、谢绪。用麻姑这一典故，是用以说明沧海桑田，世事易变，一切早已不再如当年。那个黄九烟眷念的明朝，已随流水落花悄然逝于历史的长河，新朝开始了。然而，黄九烟却依然有着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内心充斥着对于故明这残山剩水的挚爱，直至这残山剩水彻底地被新朝所湮灭殆尽。孙枝蔚用周朝的鲍焦比之明遗民黄九烟，称赞其坚守忠贞与操守，可谓忠烈。而在诗中所提到的谢绪，比之前几人，其生活的朝代则离黄九烟更近。谢绪原为南宋钱塘县人。宋亡后，他奔走于四方，联络各方势力抗击元朝。然终因南宋气数已尽，大势去焉，无力回天。其认为食元朝俸禄，做元朝官，对于自身来说实在是一个侮辱，故而投苕溪自尽。其遭遇与黄九烟不差分毫，孙枝蔚在赞颂谢绪的同时，也用类比的手法表达了对于黄九烟的敬意。在诗末，对于没后的黄九烟，孙枝蔚对于他死后的世界进行了一番勾勒，他希望身为故明臣子的黄九烟，在死后，能够身在故明臣子之列。诗中的“玉皇”在孙枝蔚那里，显然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化身，而“仙班”则是跟随皇帝殉国的忠臣。黄九烟在世时，曾为自己构建了一处梦想花园，也就是“纸上花园”。其年少时就怀有神仙之志，明亡后此志更深。其著有《将就园记》，在这所自己虚构的花园中，其将布局、地址、景致等描写地细致入微。“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 [ 40 ]。黄九烟面对的是现实世界中精神的极度匮乏，明亡后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逐步消退，使得其不得不沉溺于自我构建的世界中寻求解脱与安慰；而孙枝蔚替黄九烟所构建的这一死后灵魂世界，也说明了身为明遗民在现实世界中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康熙二十年，对于孙枝蔚来说，与其交好的明遗民悉数逝去，他满目伤情。游览的风景，也多沾染了旧明浓烈的色彩。其所到之处，所闻之事，无一不将其与明朝紧紧牵绊在一起。 在孙枝蔚所作之诗其二中，他进一步地对黄九烟一生做了回顾。其在诗中写道：“老居村塾惯安贫，长夜漫漫苦不晨。戎服那须如老子，楚辞终是爱灵均。眼见麒麟烹作脯，心伤桂树伐为薪。便宐拣得澄潭死，绝胜风流捉月人” [ 41 ]。在该首诗的前半部分，孙枝蔚对黄九烟的生活经历以及心态做了描写。在诗的后半段，孙枝蔚也用两个典故来对黄九烟追随明朝的一生做了归纳。“麒麟作脯”原出自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诗。甘露之变后，白居易当时在东都洛阳，其身份是太子的众多宾客之一。对于在长安因此事变而不幸罹难的儒臣，他写下了这首故作潇洒的诗。而在孙枝蔚的这首诗中，他将黄九烟比作“麒麟”，其在该诗中有意无意地也将导致黄九烟最终丧命的主要原因归于清朝的威势。而在下一句“心伤桂树伐为薪”中，其用“桂树”来暗指南明的桂王政权。桂王朱由榔建立起永历政权，这是南明第三个政权，也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黄九烟曾南下担任过唐王建立的隆武政权的官吏，故而在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政权被清廷彻底消灭后，黄九烟心中复明的最后一抹希望黯淡下去了，清廷已然斩草除根。亡国已有几十载，而身处新朝，却不能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残年。清廷的博学鸿儒科征召软硬兼施，身为故国臣子，怎可做贰臣毁其忠贞？故孙枝蔚在诗句末尾写道，还不如死于清澈的潭水中，以免在世上污了此身。 黄九烟的死讯以及他自杀殉节的方式，可谓是让孙枝蔚震撼不已。他远远没有想到竟会有如此忠贞不屈之人，对比之下，自惭形秽。对于清廷的征召，不管过程如何，自己都去了京师，虽然不终幅而出，但还是迫于清廷的强势去了，他远远没有顾炎武、黄九烟这等遗民以死相抗的勇气与胆量。孙枝蔚受到的震撼不可谓不深，故而在其后的岁月中，他对于博学鸿儒科征召一事便没有在诗作中提到了。康熙朝曾连续招揽硕学通儒，以此道得官者甚多，完成了拾金掇紫的梦想。而对于年事已高的老一辈遗民来说，所剩之日不多矣。而越处于暮年，内心也会越加地产生地惊惧，人生数十载已然长逝，身为明遗民却没有了精神上的依傍。南明小朝廷在时，还有复国一线希望。而如今，却只有这一群身老遗民，孑然一身。 2.2. “早为前朝定是非”——赠黄俞邰入修明史诗 谢拉所曾说过：“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保存这些文字记载的方式，便没有持续的文化” [ 42 ] 与康熙博学鸿儒科同时进行的，还有清廷的另一项遗民策略，即修明史。而对于明遗民来说，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可以推却，但入修故国史书，则是不可推脱之责任。梁启超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谈到：“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念，他们别的事情不肯与满洲人合作，但这件事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 [ 43 ]。《黄宗羲全集》中的《交游尺牍李本晟》一文记载了时任清康熙朝浙江巡抚李本晟写给黄宗羲望其入修明史的一段话：“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夺，河套之去存，景泰监国之功罪，嘉靖大礼之是非，万、泰党人之邪正，‘红丸’‘挺击’之然疑，闯、献二寇之谁实酿成，启、祯两朝之谁为卖国，胜国原有养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汉者不足称；本朝自系顺天应人之举，而桀犬之吠尧者不必讳；既将勒成信史，必应阐幽抉隐，以定万古爰书，今之君子，何去何从，笔底褒贬，可无定识？” [ 44 ] 孔定芳认为“《明史》的纂修形式上是一种学术文化行为，实际上一头连着清朝的政治利益，一头连着遗民的终极关怀。一方面，以明遗民而修《明史》，诉述故国故事，为遗民提供了一个表达对故国忠诚的机会，紧扣了遗民眷怀故国之心理。遗民们的故国情怀和文化关怀，往往与故国史相连接，为私修明史，甚至可舍弃身家性命。圣祖因势利导，一改此前之禁抑私修《明史》的成例，以朝廷之力修前朝正史，既可缓和遗民与新朝之对立情绪，又可为此辈之出以合理借口。另一方面，以朝廷出面组织修史，还可显示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同时可藉此检验其笼络政策的成效，加强对遗民史家的思想控制，可谓一箭双雕。” [ 45 ] 故而不少遗民存着以史报国的心理，前去纂修。一来可以寄托自己对于故国的关怀，二来是想以遗民身份去参加明史修纂，以明本心。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己未，遗民中有很多人在此时选择为故国修史，如黄虞稷、姜宸英、严绳孙、万斯同以及将要谈及的黄俞邰等。赖玉芹认为博学鸿儒科“在其录用的五十名博学鸿儒中，尤以江南地区(江南二十三人，浙江十五人)所占比重为大。他们中虽然少有一流的大师，却不乏次一等的才学之士。康熙将他们编入《明史》馆，纂修《明史》，这不仅牢牢地稳住了入穀者，而且逐渐融化了遗民心中的坚冰，使其能尽‘以故国之史报故国’的愿望” [ 46 ]。此外，参与编修的也不乏部分清朝初年的文人官吏。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康熙朝此番动作确实给予了明朝遗民一个宣泄情感的通道。清廷在化解与明遗民矛盾的同时，已然本能的将文化的话语权转为自己手中，为前朝纂修史书，一方面可以检验先前对于遗民笼络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康熙帝在剿灭三藩之乱的武功方面，其政策的一个转向，即他如今更加在意于文治。在修明史背后俨然藏着康熙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野心。但对于明遗民而言，故国史书的纂修，在此时成为了必要的责任。遗民参与纂修，不仅可以多多少少地驳正清朝修史之人的失误之处，也可以以此表明自己对于明朝的眷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史明志。 枝蔚作诗赠与黄俞邰，对于黄俞邰被荐举入修明史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在其《溉堂集》中，孙枝蔚可以说对史书以及纂修史书之人有着深厚的热爱感情。其泛舟于小孤山，手不释卷，喜爱史书。《溉堂集》中可以说提供了很多供史家纂修史书所可以参考的材料，例如在《节孝妇李氏》一文中，其特意在文章末尾强调此篇文章之用途是“因作诗以备他日史林采揖” [ 47 ]。可以说在修明史前，孙枝蔚已然是知晓修史的重要性，故而在清廷主持修明史后，对黄俞邰心有托付。黄俞邰，原名黄虞稷，祖籍泉州晋江。父为黄居中，明崇祯十七年，国变，闻闯贼攻陷京城，悲恸大哭而死。椿庭殒丧，皆赖萱堂养育成人。李庆在《黄虞稷家世及生平考略》一文中写道：“虞稷五十岁。是年母丧。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取士，曾往北京。遭母丧，丁忧归，未能与试。《鹤征录》卷三：虞稷‘戊午应荐入京，闻母丧，还白下。’” [ 48 ] 孙枝蔚也于诗文集中写下《送黄俞邰奔太孺人丧归金陵》一文。黄虞稷服满三年丁忧，明史馆总裁徐元文推荐黄虞稷入史馆，后圣祖特旨批准其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年辛酉入明史馆，参与编撰列传与《艺文志》等工作。《明史》中《艺文志》的编纂先后有尤侗、黄虞稷、熊赐履、张廷玉等人，其中属黄虞稷对《明史艺文志》的贡献最大，其所著的《千倾堂书目》成为纂写《艺文志》的主要材料。此外，黄虞稷也是非常有名的目录学家和藏书家，明遗民吕留良也曾拜访过黄虞稷，感叹其藏书丰厚。孙枝蔚在这首送黄虞稷的诗中写道：“笔削谁能备劝惩，每谈遗事恨填膺。王生不录文丞相，野史从来不可凭。云霄一鹗眼中飞，早为前朝定是非。谋国须知边备重，江陵相业古来稀。史到宋元真可废，党分牛李最堪忧。” [ 49 ] 在该诗中，孙枝蔚对于“史不可灭”有着坚定看法。其认为野史不可信，史书纂写应当求真求实，不可根据个人性情如何去擅自作评断。其嘱咐黄俞邰要早为前朝定是非，并谈及宋史和元史。黄俞邰曾想于清顺治十七年应试，被其母劝止，故孙枝蔚在诗中并没有嘱咐黄俞邰坚守遗民对于故国的忠贞不渝，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让其秉着求真求实的心态去纂修明史，黄俞邰本人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故而孙枝蔚才对其有如此寄托。这正如孔定芳老师所说：“遗民学者何以‘爱恋’故国文献？一言以蔽之：可寄寓遗民式关怀、寄托孤臣孽子之心。具体而言，一则修明史可寄托故国之思，存史以报故国” [ 50 ]。“二则藉修史以定是非、存信史于将来” [ 50 ]，“三则藉修史以延续汉文化” [ 50 ]。而枝蔚所嘱咐俞邰的更加强调的是孔定芳所说的第二种。而在当时，除了明遗民给与清朝修史足够的重视之外，清朝修《明史》也引起了藩属国朝鲜的格外关注。朝鲜于明代史书如《大明会典》中发现关于本国记载多有谬误，为防止清朝修史沿袭前朝史书，故而花费将近七十年屡次派遣辩诬史前往清朝。以期借清修《明史》对其错误记载进行更正。以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明遗民对于《明史》的谨慎关注还是朝鲜艰难且漫长的跋涉辩诬，二者的行为选择都牵涉到双方对于国家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的高度重视。 也是在同一年，枝蔚经过龙江亭，感而作《经龙江亭故址》，该故址为明洪武初年，大将军徐丞相平定中原后班师回朝，太祖皇帝于龙江亭命儒臣作诗迎接。孙枝蔚在诗中感慨：“凤辇龙袍亭上来，中原战士凯歌回。赋诗得贺徐丞相，昔日儒臣亦幸哉” [ 51 ]。直到此时，枝蔚还是口口声声地念着故国。明太祖时，儒臣如幸运，而如今，满目萧然。一年后，六十三岁的孙枝蔚丧女。其又开始了飘零四方的生活，先后辗转于金陵、安徽、江苏徐州、山东、浙江杭州、湖北武汉、江苏苏州等地。年过六旬，岁月的淘洗历练，使其遗民生涯异常艰难。彼时策马杀贼、意气风发的三原少年，已然垂垂老矣。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孙枝蔚卒。年六十八的老人，四十二年未归故乡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