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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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案例 5.1. 基本情况 婺城区地处浙中金衢盆地中部，以山地丘陵为主，占73.9%，地质环境条件较复杂，是全省48个重点地质灾害防治县(区)之一。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工程活动日趋强烈，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形势日趋严峻。据统计，2000年~2018年期间共发生地质灾害隐患点32处，其中滑坡18处、崩塌4处、泥石流10处，威胁419户1091人，威胁财产4199万元，主要分布在婺城区北部和南部山区。2018年以后平均每年新发生地质灾害险情10余处，均以小型地质灾害为主。 婺城区地质灾害发育特征，从时间规律看：辖区地质灾害易发时段主要集中在5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梅汛期和7月下旬至9月下旬的台汛期。日降雨量50毫米以上、连续降雨3天以上或过程降雨量大于100毫米时段和强降雨后48小时时段，是婺城区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时段；从空间规律看：根据婺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规划，辖区共有3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塔石重点防治区、芝肚坑—小源口—箬阳—山道重点防治区、北山重点防治区。主要集中在南、北部中、低山地貌区域。地质灾害分布与易发区图见图4： 图4. 地质灾害易发区图 5.2.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 婺城区利用已有资料成果及地质灾害相关的气象、水文、地质、规划等资料，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和GIS系统中遥感解译等手段，全面开展区内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工作。以位于沟口、坡脚、陡坡、悬边、河边等村庄、人口集聚区为重点，共划定了180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形成地质灾害风险“一张图”实行统一管理。 5.3. 地质灾害风险管理 婺城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已基本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包括禁止滥采滥挖、易发区内工程建设前置地质灾害评估等源头防范措施；编制区级年度地质灾害防治计划、实行网格化管理的群测群防制度、每年汛期开展汛前汛中汛后定期巡排查、适时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等常态化管理制度；针对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防范区布置专业监测仪器开展雨量和位移等24小时监测、按照“即查即治”原则开展新发生地质灾害点应急处置等。 2020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浙江省地质灾害“整体智治”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整体智治三年行动目标到2022年，建立“一图一网、一单一码，科学智控、系统治理”的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新机制，构建地质灾害灾害风险管控分类分区分级管理新体系，努力实现地质灾害防治从单部门应对单一灾种向多部门联动应对灾害链转变，从人防为主向人防技防并重转变，从隐患点管理向风险防控转变。围绕地质灾害风险识别能力、监测能力、预警能力、防范能力、治理能力、管理能力等六大能力建设以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 婺城区通过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划定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共享发布系统(见图5)，以地质灾害“风险码”为主线构建集监测、分析、预报、预警和应急服务于一体的大数据管理平台(图6)，全面推动基层防治工作数字化转型，实现灾前、灾中、灾后全过程动态科学管理。 图5. 浙江省地质灾害风险预报平台 图6. 浙江省自然灾害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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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束语 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的出现来源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同相处的矛盾，同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落实着尊重自然、合理利用环境的理念 [ 13 ]。现阶段，浙中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已由传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模式逐渐转向智能化、数字化的主动防治模式转变，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管理和应用，在日后地质灾害的科学预防中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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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遥感技术的发展为自然生态环境的监测提供了准确、高效的技术手段。基于2018年3月的Landsat数据以及DEM数据，提取了植被覆盖度、土壤指数和坡度三个重要生态因子，并将归一化后的因子带入构建的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得出了思茅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最后根据指数值进行分级，对思茅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思茅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以良和差为主，研究区东北部和东南部的生态环境质量差，西部相对较好。该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因此基于遥感的自然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的方法，能够为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治理和改善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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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 1 ]。当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下降时，将会使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区域生态失衡与环境破坏甚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 [ 2 ]。因此，对区域生态环境进行实时、快速、准确的监测是流域生态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区域生态环境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评判法、层次分析法、网络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 [ 3 ]。以往生态评价方法所选指标获取难度大，不能快速准确反映整个研究区的评价结果。遥感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区域生态环境评价研究的发展，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生态系统进行监测和评价，便于快速、全面评价生态环境时空变化，已成为区域生态环境评价的创新点 [ 4 ]。2006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为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提供了标准，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得到广泛应用 [ 5 ]。如戚涛 [ 6 ] 基于植被、水热条件、土壤等构建了评价模型，对清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周小成 [ 7 ] 通过建立容纳土壤侵蚀、植被指数、土壤亮度指数、坡度指数等八个二级环境影响因子对九龙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王士远 [ 8 ] 根据从遥感影像中提取的绿度、湿度、亮度和干度指标，以及利用遥感生态指数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评价，指出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是反映生态环境的绿度、湿度、热度和干度指标。 思茅区为普洱市市政府所在地，其森林覆盖率达到70.28%，被称为“中国天然氧吧”。作为我国唯一的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绿色生态发展在路上，生态系统质量提升便是重要立足点 [ 9 ]。本研究从遥感影像中提取植被、土壤、坡度等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生态因子，通过构建评价模型，获得思茅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从而达到对思茅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价，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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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思茅区位于云南省南部，普洱市中南部，其地理坐标为：北纬22˚27'~23˚06'、东经100˚19'~101˚27' (图1)。东西长118公里，南北宽72公里，总面积3928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隆起，山脉和峡谷相间分布，构成中山深谷地貌。最高海拔为2154.8米，最低海拔为578米，海拔高度落差近1576米，地形起伏强烈。思茅区属低纬高原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立体气候明显，年均气温17.8℃，年均降雨量1524.4毫米，具有高温、多雨的特点，干湿季明显，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和。思茅区有林地494.2万亩，森林覆盖率70.28%，是全省第二大林区和重点林区之一。 图1. 普洱思茅区区位 2.2. 数据及来源 2.2.1. Landsat数据 Landsat数据1级产品下载自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 (https://glovis.usgs.gov/)，数据成像周期为16 d，空间分辨率为30 m，适合进行宏观监测。由于研究区的气候为低纬高原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明显，湿季云雨天气较多，可见光数据可用性差，因此用于本文的Landsat数据选自这一地区干季(当年11月初至次年3月中旬)，同时考虑到影像的成像质量以及云层覆盖等因素，最终选取的影像的获取时间为2018年3月8日。由于研究需要用到地表反射率数据，因而本文使用FLAASH大气校正模型对Landsat数据进行大气校正。 2.2.2. 地形数据 本文选用的地形数据为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http://www.gscloud.cn/)。由于DEM数据与Landsat数据的分辨率不同，因此需要对DEM数据进行重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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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生态环境状况主要是以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来体现，其关键在于选取影响生态环境的各个生态因子，如植被覆盖度、土壤指数、坡度等。首先，在ENVI中采用像元二分法和缨帽变换对Landsat数据进行运算，获得植被覆盖度和土壤指数，然后利用ENVI的地形分析工具对DEM数据进行地形分析以提取研究区坡度因子，再对植被覆盖度、土壤指数和坡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建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模型，计算出自然生态环境指数，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对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分级，得出思茅区生态环境质量分级图，见图2。 图2. 技术流程 3.1. 生态因子提取 3.1.1. 植被覆盖度提取 植被覆盖度可以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一般通过植被覆盖指数(PV)进行度量。植被覆盖指数是指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是表征植被的一个重要生物物理参量 [ 10 ]。本文通过基于植被指数的像元二分法获得植被覆盖度，其估算模型为： FC = ( NDVI − NDVI min ) / ( NDVI max − NDVI min ) (1) 其中，FC是植被覆盖度，NDVI是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max 表示区域最大NDVI值，NDVImin表示区域最小NDVI值。由于图像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噪声，NDVI max 和NDVI min 并不一定是最大NDVI值和最小NDVI值。因此根据图像直方图分别取两头“拐点处”的值，即一定的置信度。 3.1.2. 土壤指数提取 土壤指数是评价土壤情况的重要因子，因此本文将土壤指数作为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前人研究的裸土植被指数模型(GRABS) [ 11 ]： (2) 其中，VI和BI分别为缨帽变换的绿度指数和土壤亮度指数。BI和VI指数可分别用来评价裸土和植被的行为，VI指数与不同植被覆盖有较大的相关性，土壤亮度对植被指数有相当大的影响，裸土信息变化的主要部分是由它们的亮度造成的，故由BI和VI线性组合形成的裸土植被指数能很好地反映土壤的裸露情况 [ 12 ]。 3.1.3. 坡度提取 坡度是影响土壤侵蚀、植被生长的主要地形因子，因此坡度因子是自然生态环境评价中必不可少的生态因子。一般情况下，土壤侵蚀量随着坡度的增大而增加，但在人为扰动下，即使坡度较小，也会因人类活动频繁或土地利用程度较高而使土壤和植被受到破坏，致使土壤侵蚀程度加重。本文利用ENVI的Terrain工具对DEM数据进行地形分析，以获取坡度。 3.2. 生态因子归一化 由于各评价因子的量纲不一样，没有可比性，难以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因此需要对各生态因子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各指标的量化分值依其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程度，采用统一顺序原则，即按照它们对生态环境正向影响的大小，从高到低分为若干级，对环境质量贡献越大，编码值越大，反之则编码值越小。 3.2.1. 植被覆盖度 根据植被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程度，将植被覆盖度分为10级，覆盖度越大编码值越大(表1)。 Table 1 Vegetation coverage gradin 覆盖率%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编码值 1 2 3 4 5 覆盖率%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编码值 6 7 8 9 10 表1. 植被覆盖度分级 3.2.2. 土壤指数 由于土壤的组成与土壤侵蚀息息相关，因此本文采用的是裸土植被指数作为土壤因子，将裸土植被指数划分为10级，质量越好编码值越大(表2)。 Table 2 Soil Index Gradin 指数值 −5680~−1021 −1021~−718 −718~−470 −470~−277 −277~−111 编码值 1 2 3 4 5 指数值 −111~26 26~163 163~301 301~494 494~1800 编码值 6 7 8 9 10 表2. 土壤指数分级 3.2.3. 坡度因子 一般情况下，侵蚀量和坡度成正相关，将研究区划分10级坡度类型，按坡度越低越有利于土地资源利用原则，较低的坡度区赋予较高分值(表3)。 Table 3 Gradient factor rating tabl 坡度值 >43 38~43 33~38 28~33 23~28 编码值 1 2 3 4 5 坡度值 18~23 13~18 8~13 3~8 <3 编码值 6 7 8 9 10 表3. 坡度因子分级表 3.3. 生态环境评价 根据确定好的归一化对照表，利用ENVI的密度分割工具(Raster Color Slices)进行归一化处理，再确定各生态因子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权重，最后利用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出研究区的评价结果，其值越大表示生态环境质量越好。本文采用的评价模型是综合指数法 [ 13 ]： E = W 1 ∗ Sv + W 2 ∗ Ss + W 3 ∗ St (3) 其中，E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Sv为归一化后植被覆盖度，Ss为归一化后土壤指数，St为归一化后坡度。再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其权重：W 1 = 0.7，W 2 = 0.2，W 3 = 0.1 [ 14 ] [ 15 ]，由此可知，植被覆盖度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裸土指数，坡度贡献最小，最后将归一化后的生态因子以及各因子的权重带入上述评价模型，得到生态环境指数，并根据指数值的高低进行分级，分为优、良、中、差共4个等级(表4)。 Table 4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sessment gradin 评价等级 综合评价指数 说明 优9~10 自然生态环境基本未受到破坏，生态结构合理、稳定、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和自我恢复能力很强。 良 6~9 自然生态环境基本未受到破坏，生态结构合理、稳定、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和自我恢复能力较强。 中 4~6 自然生态环境基本受到破坏，生态结构合理、稳定、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和自我恢复能力较弱。 差 1~4 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结构不合理，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和自我恢复能力很弱。 表4. 生态环境评价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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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分析 本文将归一化后的生态因子指标带入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得到了综合评价指数，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级，再基于2018年的遥感影像和DEM数据，获得了思茅区2018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图(图3)以及各等级所占比重的统计图(图4)。 图3. 生态环境质量分级 图4. 各评价等级所占比重统计 从以上分析得出，思茅区评价等级为优的区域的比重为0%，说明该地区不存在自然生态环境基本未受到破坏的区域；评价等级为良的区域的比重为49%，面积为1924.72 km 2 ，说明该地区大部分区域的自然生态处于良好状态，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和草地，是思茅地区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提升的巩固区域，可作为思茅市生态系统质量的集中保护地带，继续保持与完善原有对林地、草地等的保护与管理，立足当地找寻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实现思茅地区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评价等级为中的区域的比重为1%，面积为3.93 km 2 。评价等级为差的区域的比重为50%，面积为1964 km 2 ，原因是这些地区主要受到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影响，还受到较高人口密度、高坡耕地比例的影响。说明该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结构不合理，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和自我恢复能力很弱。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建设用地等，是思茅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地段，极易受人为干扰，一旦遭到破坏便很难在短期恢复，可作为思茅地区重点整治的区域。 从空间上来看，生态环境质量差的地区仍然占据较大的面积，主要集中在中部、南部地区， 原因是这些区域主要为城市发展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加之人口较多，加重了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这些区域属于生态脆弱区，在生态质量改善的时期也仍处于中等级别，说明该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相对比较落后，生态结构不合理，导致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和自我恢复能力很弱，该区域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十分困难。研究区的东南部地势较低，人类活动频繁，土地利用程度高，致使土壤和植被受到一定破坏，使其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差；研究区西部地势相对较高，土壤侵蚀较东南部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植被覆盖率高，人类干扰较少，因此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以良和中等为主。 普洱市思茅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建设性措施：1) 采取退耕还林、治沙种草、防护林建设、封禁保护现有森林和治理土地退化的措施，有效遏制普洱市思茅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恶劣趋势。2) 认真贯彻落实水保法方针和水土流失治理原则，建立了有效防护水土流失措施，推行生态建设工程，推动思茅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高人民的思想素质，以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带动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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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通过遥感技术手段对思茅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与评价，从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植被、土壤和坡度等重要生态因子出发，构建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模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思茅区大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以良和差为主，研究区东北部和东南部的生态环境质量差，西部相对较好。相关部门需要完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以提高其生态环境质量，尤其要加强生态环境质量差的区域的治理，制定出符合该区域自然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措施。 但是，本文仅选取了植被覆盖度、土壤指数和坡度三个生态因子，使得评价结果不够全面，并且选取的遥感数据仅一个时期的，没有进行该区域的动态监测，因此还存在些不足，后续将从时空尺度对思茅市的生态环境展开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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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传统行政区下的环境治理模式无法有效解决具有强外部效应的区域公共环境问题，而河长制作为水污染治理的创新模式制度，试图打破单一的垂直政府治理模式。因此，跨行政区域的府际合作是水污染治理的必然选择。本文以浙江省为样本，通过分析浙江的水污染治理概况，总结归纳出该省河长制中的跨区府际合作缺乏有效机制与系统制度保障且协作低效，并提出相关的建设性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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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浙江的河长制从2008年起从长兴开始陆续多地推行。自推行以来，省委、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3年11月，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截至2013年底，全省实现省–市–县–镇(乡)四级河道河长制全覆盖。2015年5月，浙江省委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完善“清三河”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河长制”的组织架构、河长牌的设置、河长巡查制度等内容。2017年7月，《浙江省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方案(2017~2020年)》正式发布，提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河长制创新模式。2017年10月1日，《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正式实施，对河长制的工作机构职责和河长的职责做了明确的规定，规范了河长的考核内容和问责制度。浙江是江南水乡，境内河流众多，水系发达，全省有钱塘江、苕溪、运河、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鳌江等八大水系，共有河流13万余公里，河湖水域面积占全省陆域面积的5.66% [ 1 ]。 2020年，1月16日，水利部对河长制湖长制激励措施及实施办法进行了调整完善，修订形成了《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办法》。 由于浙江水系丰富，多条河流跨不同行政区域，结合水资源的流动特性，河流上游的污染物随水体扩散到下游，或者在河流的两岸之间相互扩散，从而造成另一个地区的污染。例如萧绍运河流检测得“劣V类水”，绍兴三江村搬迁事件，均体现浙江省跨区域水体污染情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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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河长制中跨行政区域水污染府际协作治理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一) 相关概念 1) 跨行政区域治理 从政治学上讲，“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公共资源和政治权威，后者对前者实施管制；从行政学上讲，“治理”多属合作式，存在于非意识形态，强调民主与多元特征。实施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在各类制度体系中达到行政引导，将民众行为掌控在合理范围内的同时，不断推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跨行政区治理，是一种注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垂直型协作治理、水平型协作治理、跨部门协作治理 [ 2 ]。由于本文建立于“河长制”的讨论基础上，就本文而言治理即由政府为主导力，联合社会不同主体，不断实现最终公共利益与价值目标的过程。 首先垂直型协作治理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共治，改变过去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等级指挥模式，转而追求各方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共治；其次是水平型协作治理，是不具有隶属关系的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合作的有效开展取决于地方政府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合作意识，开展平行政府间的伙伴协作治理；最后是跨部门协作治理，强调地方政府同市场力量、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等主体构建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主要选择垂直型府际协作治理模式，进一步分析浙江省在河长制实施中的跨行政区域水污染治理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2) 府际关系 府际关系是现代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府际关系也被称为政府间关系，指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网络，府际关系既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也包括不相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间的横向关系。综上，府际关系可分为横向关系、纵向关系、斜向关系和网络型府际关系。府际协作是指一个国家内各层级政府之间以相互需要为基础而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协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作、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协作 [ 3 ]。府际协作是政府之间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为协调府际关系、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实现政府间的互惠共赢而形成的新型协作关系，其中，府际协作是府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形式。在本文中主要强调的是以纵向关系协作为基础共同参与治理的新型府际合作关系，浙江省跨域水污染的治理贵在沿线省市的通力合作，只有府际协作有序开展，才能有效解决省内水污染问题。 (二) 理论基础 1) 公地悲剧理论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无权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晰造成被大多数人过度使用、滥用或是被侵占，引发公地悲剧，其恶劣后果不堪设想。浙江省水系属于公共资源，所跨各行政区为了地方利益毫无限制的攫取河流资源，随意排放污染物，试图让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产生的成本和代价又试图转嫁给其他区域，进而影响到沿线居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针对公地悲剧理论，加强流域内府际协作，实现上下游府际间的协商对话、利益共享，在互动过程中共同治理水污染问题，避免公地悲剧事态的继续恶化。 2) 博弈论 博弃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个人或组织在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和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如何进行决策及决策的均衡，并从各自的决策中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的理论和方法 [ 4 ]。由博弈论可以知道，一方主体在进行决策时要依据对方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从而做出相应的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举措。这种策略短期可以带来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成本高昂，最终会使双方走向正负相抵消的“零和游戏”，这必然造成各个政府最终都无利可图，既不利于自身长期发展，也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在跨区域水污染治理中也是如此，为了避免个体的理性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作为地区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合作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地方政府打破单打独斗的局面，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实现共贏发展。 3) 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的提出离不开协同学的发展。协同学一词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教授从希腊语中引入的，意思是“合作的科学”，是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协调，在一定条件下，将时间、空间和功能三方内容实现统计结构和整理，以此达到最终的有序目的 [ 5 ]。该理论的明显特质之一即自组织的协调性。采取协同治理时，必须是由所有组织一同进行协定，在公共事务整治中达成共同目标，借助本身优势，不断推动社会公益进行。在实际操作中，其中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中的矛盾最为显著，因为存在职能交叉现象致使行事效率不断下降。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前提，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水污染治理中，府际关系具有必要性。政府在体制中通过角色定位及职能分工，相互协商、合作，推动河长制在浙江省高效长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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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浙江省河长制中跨行政区域水污染府际协作治理之现状 (一) 以地方性法规作为浙江省跨区域府际协作的法律依据 浙江省作为全国河长制的推行样板城市之一，早在2008年湖州市便率先出台相关文件带头试点，该阶段属于河长制推行创设阶段。2013年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作为浙江省实行河长制的起点文件。2015年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引发《关于关于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完善“清三河”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河长制的职责分工、考核机制等内容。2017年7月，国内首个关于河长制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河长制规定》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个关于河长制的地方性法规，“作为一部创制性立法，《规定》在遵循现有法律法规构建的治水责任体系的前提下，针对河长制实践中急需法律保障的薄弱环节，对河长制体制机制予以明确，创设了具有浙江特色、符合浙江实际的河长制规范。 《浙江省河长规定》首次明确河长的职责之一是协调处理跨行政区域水域相关工作，省级河长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解决责任水域治理和保护的重大问题，按照流域统一管理和区域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协调明确跨设区的市水域的管理责任，推动建立区域间协调联动机制，推动本省行政区域内主要江河实行流域化管理。市、县级河长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相关主管部门制定责任水域治理和保护方案，协调和督促解决方案落实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本级人民政府制定本级治水工作部门责任清单等。乡级河长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责任水域治理和保护具体任务的落实。上述规定为浙江省跨区域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协作提供合法性、正当性依据与来源。 (二) 以分级管理明确浙江省跨区域府际协作的责任主体 《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明确规定，跨设区的市重点水域应当设立省级河长，各水域所在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分级分段设立市级、县级、乡级、村级河长。由河长制具体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流域的保护管理工作。省级河长、市级河长、县级河长和乡级河长，遵循传统的官僚制权力等级，形成纵向垂直管理机构，促进河湖治理的地方管理范围与权限的相互连接，实现河湖治理统一科学的规划管理。浙江省各级河长作为水域治理与上下级协调合作的责任主体，负责领导同层级的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清理整治突出环境问题，协调跨区域河湖的联合治理责任，督导下一级河长与相关部门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等级分化是行政固有体制中的制度内容，协同合作是跨区域水环境治理下的运行模式，符合混合型权威依托的等级制协同模式 [ 6 ]，浙江省乃至其他省份各级河长带有行政首长制的集权特性，以“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使得主要领导人不得不重视水污染治理 [ 7 ]，各级河长负责治理实施的同时被动进行级别间的协同治理，这一现实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府际协作的目标耦合。但如果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治”。由地方党政负责人兼任“河长”容易造成权力自我决策、自我执行、自我监督的状况 [ 8 ]。上述人治特质实际是集权的另一层面解读，过于主观的行政决策与水域跨区域治理趋向利益一致性相冲突，对府际协作治理水污染形成内生性的困境。浙江省会杭州的“民间河长”有意调和行政集权固有弊端，“民间河长”来自各行各业，有记者、社区人员、退休人员、会计师、律师、企业老板等。设总河长1名，各区设小组长，由总河长负责召集全体民间河长参加市、区河道管理部门组织的相关活动 [ 9 ]，通过不同行业弥补集权决策的专业性与科学性，紧密的工作联系加强上下级信息代际传递，确保自下而上治理信息的准确性。但该政策创新的重点在于以增加民众参与度淡化河长制的人治集权弊端，府际协作运行的实践尝试集中在信息沟通与基层考核，对于整个浙江省流域治理府际协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只是尚无法突破流域治理依托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内生困境。 (三) 以属地管理明确浙江省跨区域府际协作的责任范围 生态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相互融合、不可分离，河长制区域治理中也要遵守生态系统整体性、统一性的特点。“河长制”作为政府为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和保护有力的河流管理机制，既是维护河流健康、实现河流功能永续利用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水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 [ 10 ]。江河湖泊流域范围跨越多个行政区划以及水资源连续统一的自然属性，涉及不同行政管理机构，决定了江河湖泊的水体污染问题不是单一部门能够处理的 [ 11 ]。因此，浙江水系的跨区域性与河流条块管理的弊端侧面推动各级按照河流区域性进行属地划分管理。浙江各地以“一河一策”治理原则，制定“一点一策”方案，这种横向部门统一监管在尊重水系自然属性的同时结合政府分级治理，可以说实际划分了浙江省河长制府际协作的责任范围。如果说分级管理是借助权力制约与行政决策执行强制上下级府际协作，那么属地管理则是运用政策性导向将流域利益与各区域行政部门利益进行捆绑，部门利益矛盾在流域整体性利益层面趋向一致，使得不同流域的负责部门与政府主动互利合作，合力互补。 (四) 以政绩考评作为浙江省跨区域府际协作的监督方式 府际协作的基础在于各级政府自觉执行与合作协调并行。自2015年以来，浙江省成立30多个治理调查监督组，由各级人大、党委、政府督查负责人组成，采取实地考察、书面核实等方式把握制度落实方向，按照属地划分和逐级考核机制，作为河长政绩的考评依据。为避免府际间信息沟通不及时，合作断层等导致河水污染源扩散至下游，加剧河水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对治理成效不佳、行政执法不力的部门负责人以约谈、通报批评、依规处分等形式进行行政问责。 河长制内部形成上下级之间自我调查、核对、评价的“封闭环”，最终结果作为水环境治理成效和部门业绩。从河长制的性质入手，该制度从河流水质改善领导督办制和环保问责制所衍生而出 [ 12 ]，其中并未明确政府间府际协作的考核标准。府际协作的大致成效能在领导督察和环保问责实质目的中得以体现。水污染治理的核心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诉求与水污染治理目标相统一，从而有效推动地方政府环保履职。河长制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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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河长制跨行政区域水污染府际协作治理的必要性 (一) 水污染治理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脱节 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该市是省内水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境内主要有汇入钱塘江的曹娥江、浦阳江、鉴湖水系，当地纺织工业发达，带动绍兴经济快速发展。而由于印染厂的数量剧增，导致河水污染日益严重，绍兴市三江村曾因水体污染致癌事件全村搬迁。绍兴市作为浙江省最早探索“河长制”的惯例城市之一，河流污染治理确有成效，但大多以市内为治理区域。例被检测出“劣V类水”的萧绍运河流，经杭州萧山，通过上虞县抵曹娥江。流域内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以及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运河沿途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部门并未以地方法规或红头文件规定府际协作的方式与责任机制。因此，省内各区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应对环境污染的短暂“自闭”的应对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事件。 (二) 河长制的实质即流域协调治理之模式 中国当下的环境管理体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科层制”的制度运行模式，即权力只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从法学角度解读，科层制可以被看成一种环境公共权力的分配与协调运行机制。该运行机制以纵向与横向的方式将环境权力进行条块分割，但在面对水资源系统的综合性、整体性以及水污染问题的广泛性与复杂性时，便出现“制度困局”。为应对科层制带来的负面问题，河长制将河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责任赋予各党政负责人。河长制的实质是为解决跨域污染问题产生的制度困境，将原有的各个环境主管部门的权责转交给党政领导主体，以统筹性、协调性以及更高效力层次的公共权力介入的协调治理模式。从综合生态理念出发，环境法应当实行综合调整机制 [ 18 ] 这一观点以成为理论界的共识，综合协调机制的出发点即多元合作共治，流域协调治理，府际协作是其中的表现方式。 (三) 跨区府际协作弥补河长制的集权弊端 河长制初始的权力设计逻辑就是通过集权来总揽、协调各方。这种集权体制与现代社会要求建立的弹性管理、充分授权等要求背道而驰，不利于当地政府因地制宜防治河流污染。周雪光教授认为，威权体制的政策“一统性越强，它与基层实际情况的差异越大，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注入的灵活性就会越大。因此，基层政府间共谋行为的空间便越大” [ 19 ]。集权特质容易导致下级政府操作自由过大，从而侵犯上级政府利益，府际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规制了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分配，保障上下级府际间信息的流通，防止上级过强的命令导向与下级滥用权力、不作为的政府行为，从而推进浙江河长制的长效运行。 (四) 跨区府际协作保障河长制的长效运行 如前所述，河长制创新与守旧的内在矛盾导致府际协作面临诸多困境。运用唯物辩证思想可得知，后者作为结果与前者的原因相互作用，结果反作用于原因。府际协作的有效落实，说明河长制的部分弊病得以改善，有助于河长制摘下“应急”的标签，真正做到长效运行。浙江省开创了河长制五级联动的创新智力模式，2017年10月1日，《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正式实施，对河长制的工作机构职责和河长的职责做了明确的规定，规范了河长的考核内容和问责制度。截至2016年底，浙江建立了覆盖全省的五级河长体系，共配备了各级河长6.1万多名，并将河长制向小微水体延伸，推出了渠长、塘长 [ 20 ]。但省内存在多条跨行政区域的受污染水系，例萧绍运河、杭嘉湖河网等，河流途径城市杭州市与绍兴市，湖州市与嘉兴市，在省级“河长”的调控指挥下，相对上级政府更了解本地区的信息和偏好，在本地区的水环境治理中更能够做出科学的决策。府际协作是统筹流域的重要方式之一，各区水污染治理与流域规划相协调，在明晰管理责任的基础上，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增强河长制的系统治理，可以保障河长制的长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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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河长制跨行政区域水污染府际协作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 完善跨区府际协作运行机制 1) 监管机制 通过完善河长制监督管理机制，保障府际协作的良好长效运行。首先，要加强对“河长”的监督，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要对全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接收公众、媒体的监督；其次，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上级环保、水利等主管部门应对“河长”的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和评价，将“河长”在水环境治理上的成果与奖惩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考评机制，进行及时监督和有效评价，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备案，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于那些盲目追究政绩，不顾生态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2) 府际利益补偿机制 水资源的流动性，加上流域的跨区域性，必然会出现上下游之间的水纠纷事件。上游与下游由于区域利益的不一致性，上游往往会对下游造成水污染，比如通过排污方式、利用地理位置拦截上游水资源导致下游水资源用水紧张等，为此，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势在必行 [ 21 ]。首先，生态补偿必然涉及到流域内水资源生态价值的评估，建立流域生态价值评估机制是前提条件流域的生态补偿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通过实物评估和生态价值评估两方面进行，将其作为省内经济核算指标之一。其次，基于公平原则，根据上下游流域不同功能区的特点按“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由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因保护水资源的财政支出进行横向的财政转移补偿机制，同时，如果上游地区排污，下游地区则有权利主张水污染赔偿金 [ 22 ]。最后，建立浙江省不同流域环保基金，规范环保基金的筹集方式、支付方式、使用方式等。根据流域内不分区的特点，对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等绿色产业进行基金支持，在上下游地区之间形成合力开发流域资源、产业合理布局和规划。基金支出确定的标准，可根据当地人口数量、地区GDP总值、财政收入规模等因素，合理确定拨付与留存的比例，并保证基金不低于一定比例以及得到及时补充。 3) 行政问责机制 河长制主要规定了考核问责制度，但水污染事故中的领导干部问责机制不明确，为缓冲府际协作间的利益冲突，确保河长制跨区治理有效落实，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对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因工作失职、违法、不当行政行为引发的水污染事件的行政官员，应该追究其行政责任，对上游地区违法排污导致的水污染问题，下游地区可要求上游进行补偿其所遭受到的如渔业养殖出现大面积死亡、农作物绝收、饮用水危机等损失，由上游地区的违法排污、超标排污企业和政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浙江省在府际协作运行中应避免“自考”模式的问责机制，明确规定社会监督人员的聘用机制，细化考核内容以及处分内容。 (二) 建立跨区府际协作配套制度 浙江省跨行政区域协作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难有统一标准。完善的协作制度可以避开不必要的政权冲突和避免引起管理的不连贯，因此，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是跨区域协作的标杆，是省内各地区协作的支撑点。浙江省拥有地方立法权，可将跨区域水污染治理纳入立法议程，对省内流域的治理责任、责任人、断面设置与监测机制、污染纠纷处理措施等做明确规定，制定出适合浙江省府际协作的配套制度。 (三) 强化跨区府际协作在河长制中的法治基础 “河长制”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政策试点到法律保障的过程。在政策运行的基础上，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河长制”进行了顶层设计式的规定，但对河长法定职责的配置、河长职责与主管部门职责的划分，以及“河长制”的运行机制、问责程序设计等在法律层面均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按照行政法原理，环境公共权力的配置必须有明确的法定依据，职责职权应当有明确的分工，权力的行使应当有明确的边界。若不将权力的行使与配置纳入法治轨道，容易造成权力自我决策、自我执行、自我监督的状况，从而体现出较多的“权治”特征。法治是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 11 ]，职责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基础。有学者指出：“行政法构建河长制的基础是职权(责)法定。” [ 12 ] 另外，“河长制”把原来的“部门负责”模式升级换代为“首长负责”制，这就涉及到环境监管职权的整合与重新配置。“河长”与监管部门的职责配置不对等，界线划分不明，缺乏与“河长制”原则性规定相对应的法律实施细则，政策主导有余而法律供给不足。这些问题，恰好都需要通过弥补法条空白，深化法治基础加以解决。 为避免府际协作中出现权责不明、职责交叉等新的问题，应当从立法层面对河长职责与监管部门的职责作出明确界分，并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在坚持“统一监督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监管体制的前提下，将“河长制”尽快纳入法律体系，将规范的相关内容纳入《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法律法规，使之真正成为一项稳定、规范、长效的法律制度。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避人为因素导致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浙江省河长制》仅一条说明府际协作，导致省内跨行政区域协作法治基础薄弱。在立法机关完善立法的基础上，浙江省也应尽快出台地方河长制实施法规，按照权责对等原则，明确各河长、社会监督人员的职责和任务，明确“河长制”的协调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依法规范和保障当地“河长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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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水污染治理仍旧是落实河长制的重要环节之一，但由于河长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浙江省独特的经济发展状况，跨区府际协作存在缺乏稳固的立法基础、有效的运行机制、系统的制度保障等问题。在今后的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上下级政府之间应坚持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作治理，统筹流域协调。在立法空缺填补的基础上各政府形成合作共识，树立共同体意识，创新府际协作的体制、机制，为府际协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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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毛囊囊肿是一种犬常见的皮肤疾病，通常为单个的皮内隆起，内含上皮衬里的非瘤性囊肿组织。本文介绍了一例相关病例，该病例较特殊，肉眼病变为全身性分布，大多数囊肿表面光滑无对外开口，切开之后可挤出干酪样物。组织病理检查发现大部分囊肿之周边有一局部缺口，囊壁内衬多层扁平上皮，有颗粒层角化和偶尔无颗粒层角化，亦无毛发结构，囊腔含少量层状角质及不完全角化的有核细胞或后续钙化，囊肿周围之组织大多无炎症反应，显示并无毛囊破裂、内容物外溢之处。本毛囊囊肿之特点有三：1) 广泛地全身性分布为本病例所特有。2) 囊壁之大部分有颗粒层之角化，囊壁之局部缺口疑似企图形成对外开口，与漏斗型囊肿类似。3) 囊壁表面无开口及偶有局部骤然性角质化与峡型囊肿类似。由于该病例在临床表现、病例特征和常见的几种类型的毛囊囊肿均有不少差异，故拿出来和兽医同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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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皮肤囊肿是具有囊腔结构，外有囊壁，内有液体或其他成分的体表病变，可来源于皮肤，也可来源于间叶组织。囊肿被定义为一非肿瘤性疾病，具有上皮排列型态的囊样(sac-like)结构。在皮肤中，可见毛囊囊肿(follicular cyst)、皮脂腺管囊肿(sebaceous duct cyst)、顶泌腺囊肿(apocrine cyst)及甲床上皮囊肿(nailbed epithelial cyst) [ 1 ] [ 2 ]。我院收治了一例罕见的多发性毛囊囊肿案例，以下是其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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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本信息 2020年6月12日我院接诊了一个患有皮肤病变的贵宾犬，患犬十岁龄，雄性，未阉割。全身多处皮肤出现表面脱毛的皮内隆起物，数量达数百个，主要集中在身体背侧、四肢外侧，肿物界限清晰，大小不等，直径从几毫米到五厘米不等(图1)，质地较硬有囊性感，游离性良好。偶有破溃，挤出的内容物为奶酪状，颜色为灰白色。 图1. 患部照片 患犬全身多处皮内长有表面光滑的肿物，直径从数毫米到五厘米不等，大多数肿物表面无开口，有非常少部分囊肿中央有一点(箭头)，疑似拟向外形成开口但并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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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病史 主诉该犬3年前和这次一样，全身多处皮肤长出表面光滑的隆起物，在他院治疗，当时处置方式是皮肤切开，把内容物挤出，术后恢复良好。今年又开始复发，食欲、精神等方面均没有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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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临床检查 4.1. 体格检查 患犬精神状况良好，体温38.4摄氏度，心率112/分钟，呼吸18/分钟，体况评分(BCS)4/9，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2.5秒，黏膜颜色淡红。 4.2.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检查(表1) WBC 19.9 × 10 9 /L，Gran 15.6 × 10 9 /L，提示有感染。血液生化(表2)，ALT 68.3U/L，AST 120.1U/L，GGT 11.9U/L，CK 383.8U/L，GLB 4.7mg/dL提示机体有炎症反应，肝脏及肌肉有不同程度损伤。 Table 1 Complete blood coun 项目简称 项目全称 单位 检查结果 参考范围 WBC 白细胞 10 9 /L 19.9 ↑ 6.0~17.0 LYMPH 淋巴细胞 10 9 /L 3.6 0.8~5.1 MON 单核细胞 10 9 /L 0.7 0.0~1.8 GRAN 中性粒细胞 10 9 /L 15.6 4.0~12.6 LYMPH% 淋巴细胞百分百 % 18.3 12.0~30.0 MON% 单核细胞百分百 % 3.3 2.0~9.0 GRAN%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 78.4 60.0~83.0 RBC 红细胞 10 12 /L 7.29 5.50~8.50 HGB 血红蛋白 g/L 146 110~190 HCT 红细胞压积 % 53.4 39.0~56.0 MCV 平均红细胞体积 fL 73.3 62~72 MCH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pg 20.0 20.0~25.0 MCHC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g/L 273 ↓ 300~380 RDW 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 % 14.3 11~15.5 PLT 血小板 10⁹/L 400 117~460 MPV 平均血小板体积 fL 9.2 7.0~12.9 表1. 血常规检查结果 Table 2 Comprehensive Metabolic Pane 检查简称 项目全称 单位 检查结果 检查描述 参考范围 AL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U/L 68.3 ↑ 4.0~56.0 AST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U/L 120.1 ↑ 10.0~96.0 ALP 碱性磷酸酶 U/L 36.2 正常 20.0~225.0 TP 总蛋白 g/dl 7.1 正常 5.0~8.2 ALB 白蛋白 g/dl 2.4 正常 2.1~3.9 TC 胆固醇 mg/dL 135.03 正常 110~320 TG 甘油三酯 mg/dL 28.69 正常 9.68~137.00 Ca 钙 mg/dL 7.14 ↓ 8.10~13.70 P 磷 mg/dL 3.00 正常 2.50~5.80 CK 肌酸激酶 U/L 383.8 ↑ 30.0~200.0 GLB 球蛋白 mg/dL 4.7 ↑ 2.5~4.5 GGT r-谷氨酰转移酶 U/L 11.9 ↑ ≤7.0 T-Bil 总胆红素 mg/dL 0.28 正常 ≤0.70 α-AMY α-淀粉酶 U/L 855.14 正常 140.00~938.00 GLU 血糖 mg/dL 152.60 ↑ 74.00~143.00 AST/ALT 谷草/谷丙 g/mL 2 正常 ≤2 A/G 白球比值 g/mL 1 正常 0~2 表2. 生化检查结果 4.3. 细胞学检查 对肿物用5毫升注射器，22G针头进行细胞学采样，迪夫染剂染色，可见大量多边形无细胞核角化细胞，偶见边角锐利未着染的胆固醇结晶。 4.4. 影像学检查 胸腔X光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由于畜主坚持，腹部B超没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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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治疗及手术 动物术前禁食禁水8小时，术前30分钟注射拜有利5 mg/kg，美洛昔康0.2 mg/kg，酚磺乙胺10 mg/kg，术前15分钟注射阿托品0.04 mg/kg；缓慢静脉注射丙泊酚5mg/kg诱导麻醉并观察动物反应，包括眼睑反射、吞咽反射等，待动物进入麻醉状态进行气管插管，开始吸入氧气及异氟烷。术中监护体温、血压、血氧饱和度、心率等。动物呈俯卧保定，由于病变分布过于广泛，无法使用外科手术一一摘除，整体治疗采用手术刀直接切开囊壁，挤出内容物，然后消炎止血(图2)。 术后给予抗生素治疗5日，伤口常规消毒，佩戴伊丽莎白头套，避免舔舐伤口，防止术部感染。之后出院无回诊。术后十日电话回访，宠物主人描述伤口恢复良好，20天后发来一张恢复后的照片。 图2. 手术照片 由于病变分布过于广泛，无法使用外科手术一一摘除，整体治疗采用手术刀直接切开囊壁，挤出内容物，然后消炎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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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组织病理学检查 手术摘取的病变组织，用10%中性福尔马林固定后送至福懋动物医院病理检测中心检查。病料呈灰白色，切面为多腔体结构，腔内容物呈干酪样(如图3)。常规制作石蜡切片，经HE染色(即苏木精–伊红染色)，镜下可见：真皮严重水肿，纤维组织断裂水解，毛囊、皮脂腺结构消失，汗腺扩张。毛囊扩张，充满角化细胞(见图4)。病理诊断为毛囊囊肿。 图3. 10%中性福尔马林固定后的病料 图4. 囊肿的病理组织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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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病例评析 本案例通过细胞学及病理组织学检查，可以确诊为毛囊囊肿，其病理组织学形态和漏斗型囊肿及峡型囊肿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有不同之处，以下是他们的简单介绍和鉴别诊断(表3)。 漏斗型囊肿(infundibular cyst)起源于毛囊漏斗部，是最常见的皮肤囊肿，可发生于任何部位，但常常单发 [ 3 ]。临床上表现为肿物无毛，表面光滑，边界清晰，直径数毫米至数厘米，质硬而有囊性感，与皮肤相连，并岁皮肤移动，常常会有一个孔样开口，代表该囊肿所起源的毛囊。病理特征为：囊壁为含颗粒层的复层鳞状上皮；囊腔充满板层状角化物(提示漏斗来源而非植入性损害)；破裂可伴异物肉芽肿反应；部分可见由毛母质瘤样鬼影细胞形成的柱状突起伸入囊腔 [ 4 ]。 峡型囊肿(isthmus cyst)此类囊肿临床状与表皮囊肿类似，可见光滑、黄色、圆顶状肿物，中央无开口，但发病率少四至五成，在人医相关资料报道，90%位于头皮，常多发，70%多发，30%单发；可通过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其囊壁显示了与毛囊峡部和退行期及休止期毛发的囊的外毛根鞘相似的角化(故别名为“峡部-退行期”囊肿) [ 3 ]。峡型囊肿。病理特征：囊壁为复层鳞状上皮(外层为小而深染的基底细胞，逐渐向内移行为特征性鳞状上皮，随后骤然角化，而不形成颗粒层，邻近囊腔的细胞肿胀、苍白)；囊腔内为均质嗜酸性物质；继发炎症，表现为炎细胞进入囊腔(与肉芽组织反应围绕在表皮样囊肿周围不同)；90%可见胆固醇碎片 [ 4 ]。 本案例发病部位为全身多发，大多数肿物表面没有孔样开口(图4a)，毛囊没有发育成功，这个特征和漏斗型囊肿有类似亦有所不同，可以判断肿物形成为先天发育问题，而非毛囊堵塞引起。显微镜下观察，其腔内角质量不多，囊壁复层鳞状上皮不明显，颗粒层几乎看不到，此处病理形态也和漏斗型有类似，虽和峡型囊肿有相似之处，但本案例囊壁外层基底细胞不明显。囊壁边有一些退化的毛发，其意义不明。 但本病例的全身性多发分布及多数表面光滑无开口，为本病例特有。 Table 3 Differential diagnosi 种类 英译 起源 临床表现 病理 漏斗型囊肿 Infundibular cyst (Epidermal cyst， Epidermoid cyst， Epidermal inclusion cyst) 毛囊漏斗部 最常见；面部和上躯干好发；真皮结节和中央孔 囊壁为表皮，有颗粒层，内容物为层状角蛋白 峡型囊肿 Isthmus cyst (Trichilemmal cyst， Isthmus-catagen cyst) 峡部外毛根鞘 90%在头皮，常多个 囊壁为表皮，无颗粒层，骤然角花，内容物为角蛋白 混合型囊肿 panfollicular cyst (hybrid cyst， trichoepitheliomatous cyst) 整个毛囊，漏斗部， 峡部，基部 囊壁为表皮，有颗粒层及无顆粒层交替出現，内容物为层狀角蛋白，或影細胞(shadow cell， ghost cell) 皮样囊肿 Dermoid cyst 胚胎融合板 眼周，孤立皮下结节，1~4 cm 表皮，有颗粒层，其他正常皮肤组织如毛发、皮脂腺小叶、外泌汗腺、顶泌汗腺、平滑肌 表3. 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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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小结与讨论 毛囊囊肿常常单发，手术切除预后良好。全身弥漫性案例比较罕见。 毛囊囊肿通常以辨识其内亲上皮或可辨识其囊肿来源的现存结构来分类 [ 5 ]。犬猫皮肤囊肿以毛囊来源为主，可分为漏斗型、峡型、基质型及混合型四类，混合型可同时包含2种以上前述类型。而因漏斗型与表皮角质化在组织病理上的相似性，部分囊肿又再区分为表皮囊肿(epidermal cyst)及表皮包涵囊肿(epidermal inclusion cyst)。这两个命名差异推测是因形成原因不同，一为因创伤性包覆表皮碎片所造成的结果，另一为上皮组织先天性发育异常所造成。另因囊肿内部含丰富角质样内容物，故常误称作皮脂囊肿(sebaceous cyst)。事实上，皮脂为白色、牛奶状液体 [ 6 ]。本病例其特殊之处为广泛全身性多发分布，虽较类似漏斗型毛囊囊肿，大多数表面光滑无开口则类似峡型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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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营业转让作为商行为法应纳入商事法律体系中，营业转让中的竞业禁止规则需协调转让人与受让人的利益冲突，将双方的权利义务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应采取法定的竞业禁止方式，同时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排除法律规定以及法定的竞业禁止规则作为补充适用和兜底适用。制定竞业禁止规则的内容应包括竞业禁止的主体、地域、时间、范围，同时设置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法律责任，使得营业转让的整体经营价值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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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营业转让成为激活企业运行的有效途径，在日益繁荣的市场经济中已被广泛采用。目前，当事人在营业转让过程及后续存在许多争议，我国法律层面上对此没有进一步明确规定，法官只能依据合同法及诚信原则做出裁决。随着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商法通则的制定再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营业制度作为讨论商事制度的重要范畴，包括商人制度和商行为制度 [ 1 ]，营业转让制度应构成商法通则的基本内容。本文拟将对营业转让中的竞业禁止义务进行探讨，对竞业禁止的特殊性、实现方式、以及规则的设计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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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营业转让中竞业禁止义务的特殊性 营业转让是出让人出让企业综合财产的商事行为。从商事法律角度看，董事、高级管理人的竞业禁止义务、离职员工的竞业禁止义务、营业转让中的竞业禁止义务都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营业转让中的竞业禁止制度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受让人的期待利益，使得营业转让行为最终得以实现，而其他竞业禁止则在于通过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营业转让与企业合并、股权变更、重大资产的转让都是法律对企业资产变更的制度供给。从各个制度的功能价值看，营业转让在于维持原有的营业状态，不停止经营活动，仅仅由一个所有权主体转到另一个主体。与企业合并相比，所进行的法律程序以及整个过程中所进行的法律行为也不同，被合并的公司会被解散、主体因此而消灭，然而营业转让中被转让的企业主体并不因此被消灭 [ 2 ]；与重大资产转让相比，营业转让更强调的是企业各要素资产组成有机整体的转让。 规制方式上具有双重性，主要针对义务的确立而言，竞业禁止义务的确立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法定形式和约定形式，一种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定形式，而另一种则是展现双方意识自治的约定形式。通常而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是一种法定竞业禁止，而离职的竞业禁止是一种约定竞业禁止，而营业转让中的竞业禁止应为法定竞业禁止与约定竞业禁止两种方式的结合。通过不同形式确立的竞业禁止义务，也会面临不同的法律后果，前者由法律明确规定，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所产生的是侵权责任；后者则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所导致的后果是违约责任。 营业转让中对转让人也有地域上的限制。与离职者的职业保密、董监高的竞业禁止仅关注所从事的有关行业不同。后者只要求不可以从事特定行业，而前者要求义务人在所在地域从事相关的经营活动不可以对受让人的营业产生客观上的实际影响，只要不在所限制的地域范围内，即使竞业禁止义务的承担者从事的相关营业范围与转让之前营业相同或者相似，也不因此受到竞业禁止的限制，然而否受到实际影响这个标准过于主观，法律在判断地域的有限性时多借助于所转让前企业的市场范围。 最后，从营业转让的性质而言，营业转让是经营企业的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所签订的债权债务关系，竞业禁止作为营业转让合同的条款内容之一，主要在于确认竞业禁止为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一般而言，从给付义务附随于主给付义务，辅助主给付义务实现合同的目的，而狭义的附随义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虽然都从属主义务，但也有一定的区别。营业转让中的竞业禁止义务的设定及实现与营业转让的主给付义务密切相关，转让人如果违反此项义务继续在同一区域内从事相同或相关的营业，将导致受让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从与义务相关的主要目的来看，将营业中的禁止行为归纳为从义务更为妥当。其次，从合同的可诉性上看，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可以单独提出诉讼请求。一般而言，义务人违反了狭义的附随义务，权利人不能请求法院判决对方履行义务，而在违反合同的从给付义务中，权利人有权要求法院对违约行为进行判决。因此营业转让中的竞业禁止义务属于从给付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