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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5.1.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西方国家合作社从萌芽到当今二百多年，其主导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因受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为了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弊端而产生的以社会——政治功能为主的合作社，到21世纪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合作社。以下从内在逻辑、宏观政策、文化影响等方面来阐述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从内在逻辑看，西方合作社产生于西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构建“和谐”社会。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面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改变农民和工人的弱势地位，曾在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三大工人运动，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和壮大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血腥剥削。于是，一些学者探索通过创建合作社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综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时期合作社的发展偏重于社会–政治功能。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商品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阶级矛盾得到了较大的缓和，合作社的经济实力普遍增强，绝大多数都步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特别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逐步将合作社视为经济组织，也希望合作社在国际竞争中发挥作用。于是，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改变农民和工人的弱势地位为主导的社会-政治功能，便逐步内化为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从宏观政策看，十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以及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以“圈地运动”等血腥的手段展开的，由此引发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初期野蛮行径带来的许多弊端，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英国于1844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合作社，德国于1867年制定了第一部《合作社法》，法国经济学家季特在1902年起草了《合作主义纲领》，合作社的建立和合作法典的制定对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和资金上的困难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体现为社会-政治功能。在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随着各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及关税壁垒被打破，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这一时期，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合作社对于发展本国农业经济、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功能与作用。于是，各国都不断修订和完善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来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同时给予合作社以财政、金融等各种优惠政策，以促进本国农村经济发展 [ 12 ] 。因此，生存在注重经济发展宏观政策土壤上的合作社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经济功能日益强化。 从文化影响看，合作社起源于欧洲，是与欧洲的历史文化分不开的。在19世纪的欧洲小农思想比较淡薄，有利于广大劳动者进行联合；人们对于政府并没有很大的依赖性，并不指望所有事情都依靠政府来解决，他们更乐于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这种普遍的社会文化有利于合作社独立自主以及发展内部机制。此外，在西方盛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中，比较强调集体主义和契约精神，提倡人人平等、抑制个人私欲和维护大众利益。这种宗教文化土壤比较适宜构建以解决民众生活困难为主要目的的契约化的合作社，因而此时的合作社是以社会–政治功能为主导的。进入二十世纪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国家盛行，它强调自由个性和市场自由竞争。二战后的一段时间，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形成。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漫延和泛化，西方学界微观经济组织(企业)理论与方法比较发达，于是原本带有一定公益性的平民自助组织的合作社逐渐被视为了一般的微观经济组织，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用微观经济组织(企业)理论与方法研究合作社。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合作社发展到后期便逐渐以经济功能为主。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如图2所示。 图2.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5.2.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我国合作社的兴起受到西方合作社的影响，理论基础扎根于马列的合作社思想。自建社初就是为了综合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是一种弱者的联合，劳动的联合 [ 13 ] 。合作社主导功能的变化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社会内外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我国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政治功能 → 政治功能 → 经济功能，由最初“劳动的联合”逐步发展为向“资本的联合”转变的倾向，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 从内在逻辑看，我国的合作社于20世纪初出现，其目的大多是为了挽救广大劳动者于水深火热之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面对当时更加混乱的国家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作社的出现便被赋予了社会–政治功能，希望借助于合作社的发展来整合破败的农村，稳定社会秩序，改善农民生活水平。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对外受到政治孤立，国内经济萧条、高度通货膨胀、治安堪忧。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下，我国必须快速稳定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合作社的功能无疑要以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为主。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合作社的发展服从于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奠定公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其主导功能突出了政治功能。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提高家庭承包后的组织程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一时期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体现为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进入21世纪后，我国全面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而农业和农村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各种组织都要服从于这一阶段的历史性任务。从历年的农村政策文件看，国家赋予了合作社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于是，合作社的发展受经济理性的主导，其经济主导功能越来越突出。 从宏观政策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农村经济出现严重的衰败现象，农民生活困苦，乡村发展缓慢。为了有效稳定农村秩序，实现政治统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毛泽东发布了《合作社讲授大纲》，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都希望通过合作社的发展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由此，这一时期合作社的功能主要体现为社会–政治功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刚成立的新中国内困外忧，经济萧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刻不容缓，这期间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为社会-政治功能。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大力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创造前提条件。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以政治功能占主导。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了克服家庭经营小而散的弊端，增强市场竞争力和谈判能力，全国各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因此这一时期合作社同时肩负着加快农村发展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2007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推动了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增长，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关于鼓励和保障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专门论述。但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思路下，农村被过多地“市场化”了，“弱者的联合，劳动的联合”的合作社也被过多地“市场化”了。党和政府的多数重要文件(包括“一号文件”)都将合作社定义为“经济组织”，并要求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社主导功能高度突出了经济功能。 从文化影响看，儒家的“中庸思想”和“大同”社会构想孕育着我国最原始的合作思想。20世纪初合作思想由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在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这一阶段内，主要由政治家和少数学者推动合作社的实验，希望借助它以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然而，从外部条件看，政治家和学者都是将合作理论和文化看作一种新生事物，政治家希望借助合作社以稳定农村社会，实现政治统治的目的；而学者们却希望借助合作社以解决农民生活困苦、农业落后、农村凋敝的现实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于合作社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力推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的全面发展，并得到全民的响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06年之前，这一阶段我国缺少权威的合作理论指导，农民纷纷自发组织合作社。2007年国家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此法将合作社定性为“经济组织”。同时，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和农业主管部门盲目借鉴西方学界观点将合作社视为“经济组织”，较多学者模仿西方采用微观经济及管理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方法研究合作社。在极具竞争的学术与文化氛围下，我国合作社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经济至上”理念的影响，合作社的经济功能被人为放大和突显。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如图3所示。 图3.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