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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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选取呼和浩特市三所高校部分在校大学生被试，涉及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及内蒙古师范大学三所高校，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对三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施测，发放问卷720份，收回675份，有效回收率为93.75%。其中男生318人，女生357人；大一59人，大二229人，大三189人，大四198人；独生子女353人，非独生子女322人；城市197人，城镇212人，农村261人；平均年龄(21.04 ± 1.639)岁。 2.2. 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s， PSSS) (姜乾金，1999) 共12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量表总分越高表明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4；量表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X 2 /df = 4.393，RFI = 0.933，NFI = 0.953，CFI = 0.963，GFI = 0.952，RMSEA = 0.071)。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Purpose in Life， PIL) (尹美琪，1988) 共20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量表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6；量表的效度指标拟合尚可(X 2 /df = 3.544，NFI = 0.882，CFI = 0.911，GFI = 0.925，IFI = 0.912，RMSEA = 0.061)。 2.2.3. 择业焦虑量表(张玉柱，姚德雯，2011) 共26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量表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择业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7；量表的效度指标拟合良好(X 2 /df = 3.791，NFI = 0.900，CFI = 0.924，TLI = 0.908，IFI = 0.924，RMSEA = 0.064)。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5.0和AMOS24.0统计软件。运用可靠性分析检验3个量表的信度；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3个量表的效度；运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在3个量表中的得分差异；运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探讨不同变量间的关系；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变量间中介效应的检验及置信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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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择业焦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总分高于男大学生，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Lakey & Cassady， 1990)。在获得同等社会支持的条件之下，男性较女性相比感受阈限较高且情感细腻程度普遍低于女性，所以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知到来自不同层面的支持，包括家庭、朋友及其他。女大学生的择业焦虑总分高于男大学生，说明女性比男性在择业时有更多 图1. 生命意义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择业焦虑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Table 3 Analy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meaning in lif 路径 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效应 t值 95%CI 效果量 PSSS → PIL 0.56 11.760** 0.436~0.602 PIL → 焦虑 −0.54 −10.655** −0.652~−0.466 PSSS → 焦虑 0.03 0.696 −0.078~0.150 PSSS → 焦虑 −0.254 −5.952** −0.147~−0.353 PSSS → PIL → 焦虑 −0.288 −0.370~−0.220 10.08 表3. 以生命意义感作为中介效应的依次分析表 注：PSSS为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IL为生命意义感量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的担忧和焦虑，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在择业时优势不如男性，出于各方面原因，在同等条件下男性被接纳的程度要偏高。其次，如前所述，男性较女性相比感受阈限较高且情感细腻程度普遍低于女性，所以在面对同等择业压力的情况之下，女性更易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和焦虑。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大一大二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总分要显著高于大三大四学生，首先低年级大学生距离刚离开家庭环境步入大学环境的时间较为短暂，各层面支持相对而言会更加丰富，所以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相应会偏多。而高年级大学生已更加适应外界环境，来自其他层面的支持也相对减少，所以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会相应偏少，并且高年级大学生面对步入社会环境、择业等一系列挑战，注意的认知资源理论认为个体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将大部分认知资源消耗在困难型事件上，其他活动资源相对减少，如感受来自各层面的社会支持。大一学生生命意义感总分要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学生，究其原因，低年级学生刚步入校园环境，对于未来的憧憬、目标的制定以及执行、自身的价值等有着极高的期盼和主动性，而高年级学生开始体会到就业的严峻趋势，“毕业等于失业”已深深地植入内心中，对于未来的彷徨和焦虑、忽视职业规划、对于自身价值的怀疑等致其生命意义感降低。 本研究相关分析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择业焦虑呈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Cannella， 2006)。Julie A Blasiole的研究表明较高社会支持水平学生的身心状况与较低支持水平学生相比更优且焦虑程度更低(Blasiole et al.， 2006)。个体感知到的支持是其在面对重重压力和困难上的精神支柱，个体在不同层面领悟到的支持(家庭、朋友等)能够帮助其减轻择业焦虑。同时，研究结果发现生命意义感和择业焦虑间呈显著负相关，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低，择业焦虑越严重。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当个体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会产生焦虑、痛苦的表现，生命意义感与自我实现的需要相契合，在理论层面可以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研究数据也证实了理论假设的结果。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择业焦虑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不显著，因而生命意义感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择业焦虑中起完全中介效应，即领悟社会支持对择业焦虑的影响是通过生命意义感实现的。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贫乏对支持的利用率就越低，个体会丧失热情去进行各项活动并且产生模糊目标，甚至无目标，失去追求生活的热情并且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而面对择业时会产生择业焦虑。反之，个体拥有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丰富对支持的利用率就越高，个体越有热情去感受和体会生活并积极主动的寻求生活的意义并且对自身价值的感悟也会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会增强个体对于自身的正向感知，构建新的生命意义感系统，其生命意义感也随之提高，个体拥的生命意义感越明确、深刻越有助于其降低择业焦虑。这为缓解大学生择业焦虑提供了新的干预思路，针对择业焦虑个体可以引导个体感知周围对其的支持，进而提高生命意义感，将自身的价值从个体认知角度得到升华，从而缓解择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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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了生命意义感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择业焦虑间的中介作用，为今后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一定的研究依据。另外在减缓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工作上，高校有关部门应当提供更多地帮助和支持。一是通过定期开展有效地团体活动，使学生广泛结交朋友，在朋友支持方面获得感知，增强大学生的情感归属和交际途径；二是开展生命意义课程或职业指导课程，让大学生意识并明确当前和未来的目标以及自身的价值，缓解大学生择业时的焦虑。但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取样上较局限性；其次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通过生命意义感对择业焦虑产生影响，结果的偏差性导致领悟社会支持是否还通过其他变量作用于择业焦虑尚未确定，在之后的研究中需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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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教育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应用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多样性互动模式及适应性教学策略是教育机器人在语言教育中的优势。现今，已有学者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自闭症儿童教育，并取得一定的进展。文章从教育机器人以及自闭症儿童自身特点的角度，探讨如何将教育机器人与现有的自闭症儿童语言训练方法相融合，以期为融合教育机器人以提升传统的自闭症语训康复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教育机器人，自闭症儿童，语言能力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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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所渗透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也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引发了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吴永和，刘博文和马晓玲(2017)认为，人工智能在国家政策和领域应用的驱动下不断发展，教育作为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正向“人工智能+教育”的新阶段迈进。其中，教育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的典型成果之一。 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语言的输入输出也是重点课题之一。当前，计算机已经实现与人使用自然语言进行相互交流。随着语言识别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开始将教育机器人引入语言教学中。在取得了一定成果后，又开始有研究者尝试将教育机器人应用于特殊教育中的语言教学。 下文将梳理教育机器人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现状，以及当前自闭症的康复训练理念，探讨教育机器人结合传统训练法对幼儿语言能力提高训练中的优势、不足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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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闭症谱系障碍及其干预法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在社交中持续存在明显的障碍，并伴有限制性的、重复的行为、兴趣和活动模式(Pennisi et al.， 2016)。ASD儿童语言障碍问题尤为突出，在语言表达和理解方面存在很大困难，言语发展相比一般儿童滞后，通常24个月的儿童已经能够较好地运用语言进行交流，而ASD儿童几乎无法使用语言，往往用非言语信息来进行交流(赵丽琴，2014)。 根据《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II》显示目前中国自闭症患病率保守估计约1%，自闭症患者人数已超过1000万，0到14岁的患者达200余万(宿淑华，赵航，刘巧云等，2017)。目前ASD干预方法仍然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语言能力提高是ASD干预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语言康复训练有助于促使ASD儿童参与学习和社会活动，提高其生活质量，并改善其症状(杜杰，2019)。还有学者指出，ASD儿童的语言干预计划除了儿童的言语表达能力以外，还包括其倾听能力(Sundberg， 2016)。王坚等(2018)认为在我国研究且应用较多的训练法主要有下面四种。 2.1. 应用行为分析 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BA)属于行为主义流派的理论，在帮助ASD患者进行语言障碍康复方面应用较为广泛，是被美国孤独症中心(National Autism Center)审核为有大量循证依据支持其有效性的 ASD 患者语言障碍康复方法(白晓宇，Mutusva，祝卓宏，2019)。ABA训练法非常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性，其观点认为要提高ASD儿童的语言能力，首先要准确评估他当前的语言能力，并依据儿童特性为其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 基于ABA分支出来的各种具体行为训练法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杜佳楣，2014；白晓宇，Mutusva，祝卓宏，2019) (见图1)，例如洛瓦斯运用ABA原理所创建的分段式回合教法(Discrete Trial Teaching， DTT)，其训练步骤主要是通过教师呈现指令，观察ASD儿童的反应并在儿童表现出正确的反应时给予强化物(李丹，2014)。基于DTT又产生了关键性技能训练法(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 PRT)，其核心理念就是专注于对关键性领域进行行为教学，强调提供自然的情景来促使学到的行为泛化，促进社交的自发性和动机(Ona et al.， 2019)。言语行为里程碑评估及安置程序(Verbal Behavior Milestones and Placement Program， VB-MAPP)基于斯金纳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将语言看成一种行为，并通过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训练儿童(Montallana， Gard， Lotfizadeh， & Poling， 2019)。PEAK (Promoting the Emergence of Advanced Knowledge)关系训练系统是近年较受关注的一种训练法，Dixon做了多项研究(Dixon et al.， 2017， 2018)，将PEAK关系训练系统与经典的评估工具对照，发现其具有较高的效度，并且效果良好。 2.2. 感觉统合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Sensory Integration Therapy， SIT)被认为是一种可运用于ASD儿童的训练方法，其主要观点是利用神经可塑性，对儿童提供特定形式且适当的感觉刺激，可提高神经系统处理感觉刺激的能力。但Lang等(2012)对众多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认为，许多研究的研究方法有误，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SIT具有持续的积极作用。近期Schoen等(2019)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认为，在不偏离干预的基本要素的情况 图1. ABA教学体系的分支 下，有足够的实践证据证明该干预法的有效性。 总之，SIT是否对ASD儿童有效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2.3. 游戏干预法 沙盘疗法(Sandplay Therapy)是游戏干预法的典型。ASD儿童的言语交流能力有限，那么或许能通过其他方式表达情感。Kalff将沙盘游戏定义为“自由和被保护的空间”，在这个世界里，ASD儿童不被认为有错、迟缓、古怪的、或者有功能障碍，而被完全看作是有能力的且有创造力的(Plez-Sherman & Stephen， 2015)。ASD儿童在选择玩具时，治疗者可用有声语言来说明玩具模型的名称、颜色及相关信息，这种伴随动作引发的言语刺激能够使ASD儿童的内部语言处于活跃状态，形成词组表达(陈顺森，2010)。 地板时光(Floortime)也是游戏干预法中的一种。Greenspan 等于20世纪90年代末设计出一种特殊儿童的干预方法，被称为“基于发展、个体差异和人际关系的干预模式(The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lationship based model， DIR)”，地板时光则是DIR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斌，马小卫，王承雍，2015)。地板时光注重儿童的自主性，以照顾者为中介，培训家长最大限度地与孩子互动，其核心方法在于通过儿童的兴趣建立情感关系，来促进儿童的社会沟通技能(Carpente， 2016)。Jane和Brenda (2007)运用包含地板时光的游戏项目对ASD儿童家庭进行训练，结果发现45.5%的儿童功能性社交有了显著进步。 2.4. 音乐干预法 音乐干预也是一种常用的ASD儿童干预法，一系列的回顾与分析都证明音乐治疗对ASD儿童的交际技能、社会互动和游戏行为均具有积极影响(Geretsegger et al.， 2015)。常欣等(2016)整理了三种提升语言能力的较有代表性的方法，一是听觉动作通路训练(Auditory-Motor Mapping Training， AMMT)，二是基于旋律的语言沟通治疗(Melodic Based Communication Therapy， MBCT)，三是背景音乐干预方法。在更具体的方法上，有让ASD患者创作音乐、将单词融入音乐中、引导ASD患者模仿乐器的声音说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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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育机器人在自闭症康复训练中的运用 当前，已有不少教育机器人运用于ASD儿童语言能力提高方面的研究。王永固等(2018)通过文献检索和文献筛选认为，社交机器人有潜质成为ASD儿童社交技能训练的有效工具。目前，我国也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专门针对ASD儿童康复训练中使用的机器人(熊国虹等，2018；赵芳华等，2016)。根据范晓壮(2015)的总结，目前，教育机器人主要运用于模仿、共同注意、情绪识别和表达、主动沟通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在主动沟通中，主要扮演治疗同伴、社会活动中介、以及作为示范的社会代理。 教育机器人运用于ASD儿童语言治疗至少有如下优势： 3.1. 机器人可分析出个性化语言学习内容 语言教学中，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维果茨基(Vygotsky et al.， 1978)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学习内容必须根据学习者现有的水平，提供略带难度的学习内容。该理论认为，要使学习活动有效，所提供内容的水平应该在其已有水平到潜在能达到的水平之间，形象的说就是“跳一跳，能抓到”的高度。在语言学理论上，宾克认为儿童有限的语法是成人语法结构中的一个子集，仅仅重复学习已学会的简单材料，不能使儿童的语法子集进一步发展，只有提供其语法子集以外的复杂材料，才能使其逐步学会更复杂的语法(张恩涛，张积家，2009)。 Westlund和Breazeal (2015)用教育机器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通过让机器人向儿童呈现简单的和复杂的两种学习内容，结果发现学习复杂资料的儿童在后测评估中能说出更多的且更多样化的词语。 因此，最理想的教育方式就是不断地实时评估儿童现有的语言能力水平，并据此提供略带难度的学习内容。而智能测评则能为此教育方式提供技术支持。机器人能通过收集儿童学习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数据，提供基于当前水平的更高难度的个性化内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3.2. 促进互动以及提高参与度 理想的语言教学方式不应仅仅是教授词汇，也需要更多地让儿童积极参与到有意义的社会交互情境中，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流(Duranti & Goodwin， 1992)。例如讲故事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方式，能够很好地让儿童学习、练习和构建语言系统，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方法。非言语信息也是影响语言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有研究(Jacqueline et al.， 2017)表明，无论是由机器人还是人类提供教学，儿童都可以从对话者的非言语信息获取所要学习词汇的线索以改善词汇学习的效果。一系列研究(Westlund & Breazeal， 2015; Wit et al.， 2018)表明，在讲故事游戏中，通过让教育机器人运用手势和情绪等非言语信息，可进一步强化学习的效果。 教育机器人往往以游戏作为学习背景，这更容易吸引儿童的注意和兴趣，让他们主动与机器人互动，提高学习效果。Heath等人(2017)开发了一款机器人，通过收集时间与空间数据证实机器人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并引诱其参与到讲故事活动中(李斌，2018)。机器人还能够提供恰当的反馈，以提高ASD儿童的活动参与度。Alemi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ASD儿童非常期待来自教育机器人的反馈信息，甚至能在机器人播放音乐并跳舞时，产生模仿行为。 不少研究表明，相比真实的人，ASD儿童更愿意和机器人交流。研究者(Cabibihan et al.， 2013; Dautenhahn et al.， 2003)认为，机器人的指令相对于人类的言语和非言语指令更为明确和简单，ASD儿童可能会被成人复杂的指令所迷惑而变得紧张，而机器人明确简单的指令及其创造的轻松、安全、可预测性的情境则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3.3. 更新迭代与批量生产 教育机器人具有的一个天然优势是教育机器人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当发现了旧版本教育机器人在运行程序上的缺陷时，只需要通过更新即可让所有教育机器人根据教学需要，拓展新的学习模块和功能(李斌，2018)。教育机器人具有长期的经济效益，一旦建立成熟的教育机器人生产线，就能够批量化生产，更容易地实现一对一教育的规模化，这是其他教育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许艳凤，张为忠，连榕，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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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西气东输三线某盾构项目始发竖井地连墙施工为例，该竖井施工依次穿越粉砂、漂石、中风化炭质页岩等复杂地层，其中粉砂层和卵石层属于强透水不稳定地层；中风化炭质页岩硬度较大，给竖井施工带来了极大难题。本文提出了改进清槽工艺、优化施工参数等针对性解决方案，为盾构工程乃至西气东输三线西段按期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键词 :地连墙，盾构，冲击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Yangtze University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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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地下连续墙(简称地连墙)在竖井等深大基坑施工中具有地质适应性强、施工效率高、止水效果好等特点，但针对粉砂、漂石、中风化炭质页岩交接、过渡面多等不利条件也存在施工困难的问题，如何通过优化清槽工艺、施工参数，对施工机具进行适应性改造等技术改进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保证施工进度、质量。 地连墙技术最早应用于水利工程大琐防渗墙 [ 1 ]，20世纪70年代逐渐应用到建筑工程中，在国内外地下工程中广泛应用，在复杂地质条件下施工过程中往往面临塌孔、卡锤、接头渗漏水、水下混凝土浇筑堵管等问题造成频繁停工导致施工停机和工效降低，结合不同工程案例可发现，一般项目通过优化泥浆参数、合理配置施工设备、保证清槽质量等手段加以解决，但是对于粉砂、漂石、中风化炭质页岩交接、过渡面频繁出现导致的施工停机往往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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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艺流程 地连墙主要有预制钢筋混凝土和现浇钢筋混凝土两类，后者在施工实践中应用较多。地连墙有如下优点：施工时振动小、噪声低、墙体刚度大，对周边地层扰动小，施工采用专用挖槽设备，沿着沟槽周边，按照事先划分好的槽段，开挖狭长的沟槽。目前使用的成槽机械，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抓斗式、冲击式和回转式等类型，一字型槽段长度宜取4~6 m。当槽壁稳定性较差时，应取较小的槽段长度；地连墙的转角处有特殊要求是，单元槽段的平面形状可采用L形、T形。 每个幅段的沟槽开挖结束后，在槽段内放置钢筋笼，并浇筑水下混凝土。将各个幅段通过锁口管接头等构造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连续的地下墙体，即现浇钢筋混凝土壁式连续墙 [ 2 ]，具体施工工艺流程见图1。 图1. 地连墙施工工艺流程 2.1. 关键施工环节 为确保地连墙施工质量，关键要控制好5个施工流程，即：修筑导墙、泥浆性能指标控制、清除槽底淤泥和残渣、钢筋笼质量控制、灌注水下混凝土。 导墙是控制挖槽精度的主要构筑物，起着挡土、基准控制、承重、存蓄泥浆等作用；泥浆对稳定槽壁质量起到关键作用，主要控制好黏度、pH值、含砂率、相对密度等指标；清除槽底淤泥和残渣为后续吊放钢筋笼、水下混凝土浇筑提供良好的施工环境；钢筋笼和水下混凝土浇筑作为地连墙的施工主体，对其施工质量的刚度、强度、稳定性起到关键作用，上述环节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好重点控制。 2.2. 适用条件 地连墙技术能够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中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各种沙土岩层、软硬交接过渡地层该技术能够将其优越性充分体现，地连墙不但可以作为止水帷幕使用且能够为地下构筑物起到一定的支护作用，通过合理选择施工工艺、优化施工参数和机具配合，从而施工技术中的实践和施工质量得到科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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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工程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3.1. 工程概况 本工程始发竖井采用圆形设计，井深47 m、内径13.5 m、外径16.7 m，采用地连墙作为止水帷幕、逆作法施工竖井内衬，从上向下依次穿越粉砂、漂石、强风化和中风化炭质页岩等复杂地层。 本项目地连墙作为止水帷幕，工程量大，施工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竖井工程和盾构隧道工程，为便于施工将地连墙分为10个槽段，1、3、5、7、9#槽段一期(红色)施工；2、4、6、8、10#槽段二期(红色)施工，槽段划分和平面布置如图2所示： 图2. 地连墙槽段划分及平面布置 3.2. 现场存在的问题 地连墙施工第2天开始进入卵石层且夹杂砂岩、风化炭质页岩等地层，第3~12天期间共停机155 h，平均每天停机时间达15.5 h/d，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制约整个盾构施工工期。项目部组织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对现场停机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停机种类统计如表1、停机时间帕累托图如图3所示：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shutdown type of diaphragm wall constructio 序号 停机种类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塌孔 155h 73.7% 73.7% 2 机械损坏 12h 8% 81.4% 3 卡锤 11h 7.7% 89.1% 4 停电 10h 6.4% 95.5% 5 其他 7h 4.5% 100% 表1. 地连墙施工停机种类统计表 图3. 地连墙停机时间帕累托图 从图3可以看出：塌孔导致的地连墙占到停机时间总比例的73.3%，是问题解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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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停机时间长原因分析 技术攻关小组通过采取调查分析、现场测试、标准对比等方法，确定出由于塌孔引起的地连墙施工停机时间长主要影响因素(见表2)。分析表明，主要影响因素是：槽段沉渣厚度大、开挖顺序不合理、竖井顶部地基承载力差。 Table 2 The confirmation of major factor for long construction downtim 序号 末端因素 确认方法 确认过程 是否要因 1 员工操作技能不足 现场确认 + 实操 对于设备操作人员考核发现：作业人员均具有上岗操作证，考核合格，设备操作熟练。 否 2 设备配件不足 现场确认 检查设备关键配件发现：成槽设备常见配件较为齐全。 否 3 设备老化 现场检查 检查设备，结果：工程投入设备性能良好、维保及时。 否 4 竖井周边渣土堆积过多 现场实测 检查开挖渣土堆放，结果：竖井周边无渣土堆放。 否 5 槽段沉渣厚度大 现场实测 实测槽段底部沉渣发现：底部渣土不易被泥浆携带出，施工前10天70%频次统计沉渣厚度 > 100 mm，超标。 是 6 开挖顺序不合理 现场确认 检查施工工艺：施工工艺采用成槽机“一抓到底”，理论取土量为每抓3 m 3 /抓，实际1~1.5 m 3 /抓，扰动地层。 是 7 泥浆护壁性能差 现场实测 + 实验分析 现场实测泥浆参数：粘度、含砂率、pH、密度符合规范。 否 8 地基承载力差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槽段顶部粉砂层地基承载力不满足成槽机施工及载荷要求。 是 表2. 施工停机时间长要因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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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施工优化方案 5.1. 优化槽底清槽方案 1) 冲桩机开挖的同时，合理安排成槽机进行底部出渣，便于粒径较大的渣土及时清理。 2) 采用气举反循环法 [ 3 ]，利用高压空气通过泥浆管道清理槽底粒径较小的渣土，空压机出口压力控制在0.6 MPa以内，及时处理和置换满足要求的泥浆，防止沉渣过厚导致塌孔。 3) 目标及效果 目标值：将槽段底部沉渣厚度控制在100 mm以内。 效果：经过连续10天监测，槽段内沉渣厚度一直控制在70 mm以下(见图4)，满足《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99-1999) 100 mm的要求，避免了沉渣过厚导致反复施工过多而扰动地层出现塌孔。 图4. 槽段内沉渣厚度监测图 5.2. 调整槽段施工顺序 1) 按照一期槽段→二期槽段的顺序施工，槽段第一抓和第二抓间都先用冲桩机完成导向孔，冲桩机作为主要开挖和导向施工设备，为后续成槽机的开挖提供施工空间，即：“两冲 + 一抓”顺序开挖。 2) 目标及效果 调整地连墙开挖施工顺序后，由于卵石层先用冲桩机进行了导向孔施工，成槽机斗齿能够顺利抓取土体，现场实测成槽机抓土量达到3 m 3 /抓的目标。 5.3. 槽段顶部地质改良 1) 开挖设备运行区域地面0.6 m，并采用粘土和碎石回填夯实，在其上部铺设双层钢筋网，浇筑C20混凝土，以加固槽段顶部地面，提高承载力，确保冲桩机和成槽机施工不出现塌方。 2) 目标及效果 槽段顶部开挖回填、铺设双层钢筋网、浇筑混凝土后，地面承载能力提升，经回弹仪取40点检测，槽段顶部混凝土强度达1800 kPa，大于225.4 kPa，满足设备施工及满负荷工作要求，未出现塌方现象。 按照优化施工方案并对效果进行跟踪检查，地连墙施工停机时间缩短，每10天停机时间由原来的155 h降低至6.8 h且地连墙工期缩短14天，为后续竖井内衬和盾构施工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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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通过调整施工方案、优化施工工艺的技术攻关，对于地连墙在软硬交接、富含水易坍塌等复杂地质条件下积累了宝贵经验，得以减少停机时间、缩短工期，对同类项目施工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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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军队核武器、核电站、核医学等技术的发展，涉核人员对于核辐射安全有着更高的标准及需求，然而对于涉核人员辐射剂量评估，目前所使用的传统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MicroRNA (miRNA)是一类内源基因编码的长度约为22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RNA分子，它们在动植物中参与转录后基因表达调控。研究发现循环血miRNA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并且参与多种生物过程，在核辐射早期照射后，循环血某些特定miRNA会发生特异性改变，且miRNA变化程度与辐射剂量存在相关性。大量研究报道miRNA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而核辐射远期生物学效应包括使肿瘤发病率升高。可见miRNA是核辐射损伤早期评估及远期效应随访的潜在分子标准物，且应用实时定量PCR技术对循环血miRNA检查具有快速、准确、灵敏度高等优势，如果miRNA成为成熟辐射生物剂量计，可以更快速、准确地对辐射暴露风险进行评估，并可以进一步评估辐射剂量，对急性放射病进行明确分型分度，可有效指导临床治疗。本文对与核辐射损伤相关的microRNA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 :MicroRNA，核辐射，分子标志物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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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MicroRNA MicroRNA (miRNA)为一类内源性的具有调控功能的非编码RNA。最早1993年Lee及其同事通过对秀丽隐杆线虫的基因筛选鉴定出miRNA [ 1 ] [ 2 ]。Lin-14蛋白的低表达对幼虫从L1期进化到L2期发挥重要作用，Lin-4被转录后并没有被翻译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而是产生了2条长度分别为21和61个核苷酸(Pre-miRNA)，Pre-miRNA通过依赖RanGTP/Exportin5转运机制从细胞核转运到细胞浆 [ 3 ] [ 4 ]，RNA聚合酶ⅢDICER将其加工后形成两条RNA链，一条组装到含有argonaute的沉默复合体内，形成成熟的miRNA，另一条链降解。随后，Wightman及其同事发现mRNA的3端的非翻译区(3'-UTRs)区中多个位点之间可以与MiRNA反义互补，在转录后水平与靶基因3'非编码区结合，当miRNA与其靶向mRNA3'-UTRs完全或几乎完全互补时，可导致目的mRNA被降解，当miRNA与靶向mRNA3'-UTRs区不完全互补时，则负调控翻译过程，阻碍蛋白质的翻译，抑制蛋白质合成，参与机体造血，脂肪代谢，器官的形成，细胞发育、增殖、分化、凋亡等一系列重要生物学进程 [ 5 ] [ 6 ]。miRNA可以通过不同的载体被释放到循环血中(外周血液中)，如外泌体、微泡、脂蛋白、凋亡小体或与蛋白质结合，循环血miRNA被认为是肿瘤早期诊断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潜在生物标记物 [ 7 ] [ 8 ] [ 9 ]。 目前，已有超过2000个microRNAs被证实能调节人类基因组中约三分之一基因的表达，获取目前已知miRNA相关信息途径简便，MiRBase (http://www.miRBase.org/)是一个综合性的microRNA注册网站，提供所有可能的序列、注释、命名和目标预测数据，方便学者对相关miRNA进行查询 [ 5 ]。由于miRNAs在循环血中具有显著的稳定性、一定的组织特异性及遗传保守性，众多研究表明其可以成为不同类型疾病(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动脉粥样硬化等)较为理想的诊断分子标志物 [ 10 ] [ 11 ] [ 12 ]。研究发现某些特定的miRNAs被包装成囊泡，可以与多种脂质和蛋白质结合，可以在循环血中稳定存在并容易被检测到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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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传统核辐射生物剂量计 通过急性放射病临床症状对辐射剂量进行评估是最为简单的方法，但其主观性强，缺乏敏感性及特异性，且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要求评估方法在辐射事故后至少可以检测到1 Gy的辐射剂量 [ 13 ]，单纯依靠临床症状显然无法完成，因此实验室检查尤为重要。目前传统实验室检查主要包括细胞水平及分子水平生物剂量计。 2.1. 细胞水平 分别为染色体畸变分析、微核分析、早熟凝集染色体分析等 [ 14 ]。染色体畸变分析是电离辐射损伤和估算剂量的最佳指标，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电离辐射生物剂量估算的“金标准” [ 15 ]，染色体畸变是指生物细胞中染色体在数目和结构上发生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研究发现辐射可以引起人类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其中双着丝粒是辐射最为敏感的染色体畸变类型 [ 16 ]。其优势在于不受性别、年龄影响，且自发率低，活体、离体照射后结果较为一致。但该方法仍然存在技术复杂、检测速度慢，不适合在大规模辐射事故时使用。 上世纪末Howell与Jolly等人首次发现无着丝粒的染色体片段或因纺锤体受损而丢失的整个染色体，在细胞分裂后期仍留在子细胞的胞质内形成微核。微核分析是检测染色体或有丝分裂器损伤的一种遗传毒性试验方法。既往认为微核是由毒性物质作用产生 [ 17 ]，近十余年研究发现辐射也可以使细胞产生微核并且与辐射轻度呈正相关 [ 18 ] [ 19 ]。作为生物剂量计有点是微核法的优点是容易识别，计数较快，但缺点是其自发产生率较高，检测过程需要大量细胞样本，报告时间大于72小时，不能鉴别全身和局部照射，结果受到被检者性别及年龄影响 [ 20 ] [ 21 ]，无法应用在早期DNA损伤并且较难估算6 Gy以上辐射剂量。 早熟染色体凝集是指M期细胞与间期融合后，M期细胞中的细胞促分裂因子可诱导间期细胞的染色体发生凝缩，产生的染色体就叫做早熟凝集染色体。早熟凝集染色体分析可以分析未曾被修复的早期DNA损伤，上世纪末Darroudi F研究了三种细胞遗传学方法(双着丝粒法、微核法和早熟染色体凝集法)对猕猴(Macaca mulatta)全身和局部照射后的评估效果，结果发现早熟凝集染色体分析技术能够将全身照射与部分照射区分开来 [ 22 ]。该方法最大的缺点是两个细胞的染色体相重叠，很难进行区分，虽然报道称化学诱导法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 23 ]，但其计数繁琐，实验成功率低。 2.2. 分子水平 分别为血型糖蛋白A (Glycophorin A， GPA)基因突变分析、黄嘌呤磷酸核糖基转移酶(xanthin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 HPRT)基因突变分析、γ-H2AX“焦点”数目分析等 [ 14 ]。GPA基因突变分析是体细胞突变分析技术的一种。红系前体细胞被辐射照射后GPA基因突变可致等位基因仅表达1个位点、不表达甚至缺失，从而形成细胞表面表达半合子血型糖蛋白形成的红细胞。既往针对辐射暴露人群调查发现，受照剂量与GPA突变指数呈正相关 [ 24 ]。GPA基因突变分析优点是速度快、稳定性高、所需标本量小且可用于远后剂量评估；缺点是受个体辐射敏感性影响较大。 1985年Stout JT等人首次发现并报道HPRT基因突变，HPRT在DNA合成修复通路中发挥重要作用，其编码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 [ 25 ]。我国学者研究发现放疗剂量累积在0~40 Gy范围内，HPRT基因突变率明显升高，呈现理想的剂量–效应关系 [ 26 ]。既往研究报道对30名辐射暴露者进行HPRT基因突变分析，发现40年后仍可以在这些幸存者体内可以检测到人类T细胞中的HPRT突变 [ 27 ]。可见HPRT基因突变分析优点是可以用于远后剂量评估；缺点是个体化因素影响较大(如吸烟等有害因素)。 DNA双链断裂是辐射造成DNA损伤类型之一，DNA双链一旦发生断裂将会影响其遗传信息复制。H2AX的磷酸化是真核细胞对于DNA双链断裂做出的反应，DNA损伤时位于丝氨酸139位C端保守区域内的H2AX磷酸化会形成γ-H2AX。因此，γ-H2AX的产生是DNA双链断裂的一个标志，通过荧光染料DAPI标记的抗体可以与γ-H2AX结合 [ 28 ]，在荧光显微镜下为可见的“焦点”从而被检查到，其“焦点”与辐射暴露程度相一致 [ 29 ]，该检测技术成为γ-H2AX“焦点”数目分析。其优点是低剂量情况下敏感性好，缺点目前相关研究较少，该技术时间依赖性及稳定性有待验证。 尽管目前临床上对于急性放射病的诊治取得了显著进步，但照射剂量大于6 Gy的急性放射病，除对症外仍缺乏有效的特异性治疗 [ 30 ]，治疗的时间窗对于此类患者的预后极为重要，例如早期的抗放、促排、阻止吸收药物的使用；在核辐射照射后24小时内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治疗 [ 31 ] [ 32 ] 等。但由于缺乏特异性及敏感性理想的辐射评估分子标志物，目前核辐射剂量评估方法仍无法满足临床诊治需求。治疗方案选择的前提是确定诊断其是否被辐射照射及照射剂量，可以按照照射剂量对患者进行急性放射病分型分度，有利于指导进一步临床治疗 [ 33 ] [ 34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新辐射型生物剂量计，可以有效、快速、高通量的对辐射剂量进行评估，满足大规模辐射事故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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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循环血MicroRNA在辐射后变化 最早在2011年Templin等人 [ 35 ] 研究了在不同辐射剂量条件下小鼠外周血中microRNA (miRNA)的表达特征，分别用0.5、1.5、5.0 Gy γ射线(剂量率为0.0136 Gy/s)或0.1、0.5 Gy (56) Fe离子(剂量率为0.00208 Gy/s)照射小鼠，照射后6 h和24 h全血中提取总RNA，每种照射条件下使用三只动物，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差异表达的miRNA。结果发现miRNA表达具有辐射类型特异性、剂量和时间依赖性。辐射暴露后小鼠血液中miR-150水平显著下降(P < 0.05)。基于差异表达miRNA的分类预测辐射类型或剂量，准确率在75%到100%之间。基因分析表明，辐射诱导的miRNA参与了多种生物学过程的调控，如mRNA转录调控、核酸代谢和发育。电离辐射诱发小鼠血液miRNA信号具有辐射类型和辐射剂量特异性。上述结果提示辐射反应的复杂性和miRNA在其中的重要性。MiR-150对辐射的敏感性在局部放射治疗的研究中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细胞水平检测发现细胞内miR-150水平显著升高。由此推测miR-150在循环血中显著下降可能由于辐射暴露后miR-150滞留于细胞内，参与细胞辐射损伤后修复，这表明miR-150在降低辐射损伤方面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当然如要证实上述假设还需更加深入的机制研究。同年Liu.C等人研究发现幼鼠和成年鼠对辐射的不同反应与miR-34a有关。该研究发现辐射可诱发幼鼠和成年鼠体内不同器官组织miR-34a水平升高且miR-34a在循环血中稳定存在，miR-34a通过促进细胞凋亡和降低细胞增殖能力，在不同组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MiR-34a的辐射敏感性作用机制是以p53基因依赖方式进行的，miR-34a下游靶点可能是抗凋亡分子Bcl-2，miR-34a的过度表达和Bcl-2的敲除可显著提高不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而miR-34a的抑制可保护细胞免受辐射损伤。可见，miR-34a不是是辐射损伤的潜在新标志物，也是潜在辐射防护的一个新的靶点 [ 36 ]。 近期Beata Ma1achowska等人发表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miR-30a、miR-30c、miR-29a、miR-29b、miR-150、miR-200b和miR-320a与辐射暴露呈剂量或时间依赖性一致，且在不同物种间表现相似 [ 37 ]，具有一定的遗传保守性，提示存在将动物模型结果应用于人类的可能性。Fendler W [ 38 ] 等人利用小鼠模型系统证实了循环血miRNAs可以有效预测辐射对动物长期生存能力的影响。该团队在小鼠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鉴定出了7种辐射敏感性miRNAs。对这些miRNAs的基因组分析显示，有七种转录因子组合可以在人类、小鼠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调节这些miRNAs。此外，三种miRNAs (miR-133b、miR-215和miR-375)的组合可以准确地识别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是暴露于辐射。基于性别的分层雌性猕猴对辐射的敏感度较高，并发性miR-16-2可能通过某种机制影响性别对辐射敏感性，从而影响辐射暴露的结果。MiR-30a和miR-126可以预测辐射诱导的死亡率，预示着该两种miRNA可能成为急性放射病潜在的预后标志物。 虽然很难将miRNAs的细胞外表达与其生物学功能联系起来，但是与辐射暴露相关的miRNAs的主要种类似乎是参与辐射损伤的修复过程。多项研究报道miR-30c也被报道通过细胞凋亡途径参与辐射对生物体影响，但对其报道最多还是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相关性，对于患有此种疾病患者不宜应用miR-30c进行辐射剂量评估 [ 39 ] [ 40 ] [ 41 ]。一种miRNA调控多种基因或同一种基因调控多种miRNA，miRNA参与多种生物代谢过程，因此将miRNA应用于生物剂量计如何排除各种疾病对结果影响，需要找到辐射敏感的非疾病相关miRNA。 MiR-200b和miR-320a虽然在辐射剂量评估方面敏感性及特异性不高(OR值分别为1.34及1.13) [ 37 ]，但其可能与辐射引起的生物学过程机制相关。研究报道miR-200b在恶性胆管细胞中高表达，增强了对吉西他滨的敏感性，吉西他滨是一种合成嘧啶核苷，可导致DNA合成的抑制，表面miR-200b参与了DNA合成调控 [ 42 ]。MiR-320a则直接在辐射条件下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且与照射剂量呈线性正相关 [ 43 ]。 我国学者使用miRNA-PCR阵列分析照射后24小时miRNA的表达谱。从接受0.5~2 Gy全身辐射照射的动物身上采集血样。选择12个放射敏感性miRNAs进行进一步验证，在暴露于0.1~2 Gy的辐射照射后，发现对辐射照射有显著反应的5种miRNA (miR-183-5p、miR-9-3p、miR-200b-5p、miR-342-3p和miR-574-5p)。其利用这5个miRNA建立了一种通用模型，在辐射暴露后早期阶段预测辐射程度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说明循环血miRNA是早期预测暴露程度的潜在分子标志物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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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及展望 近几十年，随着辐射生物剂量计领域不断的发展，一些传统的检测技术已经被广泛认可，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但仍然存在某些缺点及局限性，如检测速度慢、技术复杂、受个体差异影响较大等，逐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辐射安全需求。miRNA作为近年发现的具有重要调节功能的小分子物质，可以在循环血中稳定存在，并且多项研究发现循环血中存在辐射敏感的miRNA，为研发新型辐射生物剂量计提供新的方向。循环血作为新的生物剂量计优势是循环血方便采集，miRNA可以通过高密度荧光标记探针的方法进行检测，并可以制成生物芯片，检测速度快，可以完成高通量生物剂量估算，尤其满足大规模辐射事故情况下检测需求。相信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发展，相关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不久的将来miRNA一定可以成为理想的生物剂量计，快速、准确地评估辐射剂量，在大规模应急情况下对辐射暴露人群进行生物剂量估算，进一步指导分型、分度诊治，通过针对性临床治疗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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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考察中美青少年学生卷入度及各维度的异同。方法：采用特拉华学生卷入度量表(DSES-S)对2951名中国青少年和3016名美国青少年的学生卷入度进行跨文化比较。结果：中美青少年在学生卷入度总分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1 ± 4.7) vs. (29.4 ± 5.2)， P > 0.05]，但中国青少年的情感卷入度得分高于美国[(14.3 ± 2.9) vs. (13.6 ± 3.4)， P < 0.001]，而认知–行为卷入度得分低于美国[(14.8 ± 2.4) vs. (15.8 ± 6.7)， P < 0.001]。无论中美，高年级学生的学生卷入度得分高于低年级学生(F = 33.31， P < 0.001; F = 14.04， P < 0.001)。中国男学生的学生卷入度得分高于中国女学生[(29.4 ± 4.3) vs. (28.8 ± 5.1)， P < 0.001]，而美国青少年在学生卷入度得分上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4 ± 5.2) vs. (29.4 ± 5.3)， P > 0.05]。结论：中美青少年在认知–行为卷入度和情感卷入度上存在差异。 关键词 :中美青少年，学生卷入度，认知–行为卷入度，情感卷入度，跨文化比较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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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与环境因素关系密切(Bronfenbrenner， 1977)。校园作为青少年重要的成长环境，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影响甚大(朱新筱，李春，许岩，2005；陶沙，刘红云，周翠敏等，2015；谢家树，肖帅军，2017)。这里环境对个体身心发展既有直接的影响(余益兵，葛明贵，2010)，同时也有校园环境特征如学生感知的校园氛围等通过影响学生校园各类活动的参与而产生的间接影响，有研究表明，学生学校生活的参与度水平及其对学校的情感和认知、行为等方面的投入程度对学生的学校适应、同伴欺负、学习成绩等都有重要影响(文超，张卫，李董平，等，2010；何津，丁锋，陈祉妍，2012)。 学生卷入度指的是学生作为学校成员的一部分，在情感、认知和行为等各方面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等学校及学习相关活动的投入程度或投入水平(Bear， Yang， Mantz et al.， 2014)。学者Hipkins (2012)将学生卷入度划分为行为、情感和认知这三个成分。这里认知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为了理解复杂的知识，掌握知识、技能所做的必要思考与分析(Appleton， Christenson， & Furlong， 2010)；行为投入是学生参与到学校生活，包括学生对学业的和课外活动的投入(Fredricks， Blumenfeld， & Paris， 2004)；情感投入是指学校及其成员对学生的吸引力，包括学生对学校、教师和同龄人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情感联系(Johnson， 2015)。已有研究表明，学生对学校较高的情感卷入与较低的青少年不良行为、酒精和物质滥用、暴力、自杀、情绪压力等相关联(Hipkins， 2012; Appleton， Christenson， & Furlong， 2010; Resnick， Bearman， Blum et al.， 1997)；而认知–行为卷入则与学生的学业成就、社会—情绪调节等关系密切(Brand， Felner， Seitsinger et al.， 2008; Furlong， Greif， Bates et al.， 2005)。总体的学生卷入度被证明与学生多个方面的表现，如学业成绩、学校活动参与、同伴欺负等相关(Fredricks， Blumenfeld， & Paris， 2004; Elsaesser， Hong， & Voisin， 2016)。 有关学生卷入度的研究发现，学生对学校和学习活动卷入程度的高低，不仅受到自身因素如性别、年级、家庭经济地位以及社会支持等的影响(Wilcox， McQuay， Blackstaffe et al.， 2016)，而且也与学校因素如教师的支持，教师的教学方法，学校规模，以及学校纪律等相关，有研究表明那些给学生提供具有高度相关性和自主性任务的教学方法、公平而不过分苛刻的学校纪律以及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的学校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卷入度(Reschly & Christenson， 2012; Shernoff， Csikszentmihalyi， Schneider et al.， 2003)。另外，有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规范、价值和期望的内涵及感知存在差异(张涛，2011；凌文辁，郑晓明，方俐洛，2003)，这种差异对学生学校生活的投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美分别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典型代表(陈玲丽，金盛华，刘文等，2014)，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中美学校在班级设置、校园管理和师生构成比等存在诸多不同，如中国采用固定班级制，学生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班级规模大，师生比低，美国采用走班制，学生种族更具多样性，普遍实行小班制，师生构成比相对较高等(谢家树，肖帅军，2017)，文化背景和学校生态的多重差异在学生卷入度上有何影响和表现？本文旨在通过对此展开实证探究，为更好的了解两国校园文化的差异，取长补短，促进中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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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湖南省7个地区11所中小学的学生进行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担任调查员，调查前均详细告知被试本次调查的目的、内容和匿名性原则等，采用统一的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发放自填式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3013份，问卷当场收回，剔除无效问卷(剔除标准：问卷未完整作答，问卷中有些项目重复作答，答案呈明显的规律性等)，回收有效问卷295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94%。其中男生1452人，女生1499人，六年级352人，七年级365人，八年级297人，九年级274人，十年级609人，十一年级583人，十二年级471人。被试男女比例均衡且男女生在年龄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美国数据由学生卷入度量表编制者Bear提供，共14934份有效数据。为保证中美样本数量一致，采用SPSS22.0软件分别在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学生中，随机抽取与中方数据每个年级数量相似的学生数量，共抽取了3016份美方数据组成最终的调查对象。其中男生1485人，女生1531人，六年级354人，七年级370人，八年级293人，九年级299人，十年级618人，十一年级612人，十二年级470人。被试男女比例均衡且男女生在年龄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工具 特拉华学生卷入度量表(Delaware Student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DSES-S) (Bear， Yang， Mantz et al.， 2014；谢家树，覃凤荣，2018)，共11个条目，分为认知–行为卷入度(5个条目)和情感卷入度(5个条目)，有一个条目不计分。采用likert 4点记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同意”，“4”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卷入度越高，详见表1。中美方量表的信效均较好，中方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认知–行为卷入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7，情感卷入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3，量表的效度拟合指标拟合良好(RMSEA = 0.07， CFI = 0.96， SRMR = 0.04， χ 2 = 511.66)，量表的性别及年级间的等值成立；美方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认知–行为卷入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情感卷入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量表的效度拟合指标拟合良好(RMSEA = 0.04， CFI = 098， SRMR = 0.02， χ 2 = 1107.43)，量表的性别及年级间的等值成立。 Table 1 Student Engagement Scale (revised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sion 学生卷入度(中文修订版) 认知–行为卷入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我上课专心。 3. 我在学校遵守纪律。 5. 我在学校尽我所能。 7. 我准时上交家庭作业。 9. 我在学校成绩良好。 情感卷入度 2. 我在学校感到快乐。 4. 我的学校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6. 我喜欢这所学校。 8. 我喜欢大部分的老师。 10. 我喜欢这所学校里的同学。 不计分条目 11. 我在这个问卷调查中诚恳得回答了所有问题。 Delaware Student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英文版) Cognitive-Behavioral Engagement Disagree A LOT Disagree Agree Agree A LOT 1. I pay attention in class. 3. I follow the rules at school. 5. I try my best in school. 7. I turn in my homework on time. 9. I get good grades in school. Emotional Engagement 2. I feel happy in school. 4. My school is a fun place to be. 6. I like this school. 10. I like students who go to this school. Non-Scoring Item 11. I answered all items truthfully on this survey. 表1. 学生卷入度量表(中文修订版和英文版) 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运用SPSS22.0进行处理和分析。经正态性检验后，中美青少年的学生卷入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符合正态分布。正态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用性别及中美两国的学生卷入度和各维度得分，效果大小用Cohen’ d值表示；采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级的学生卷入度和各维度得分，效果大小用偏h 2 表示。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