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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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股东瑕疵出资的限制方式 基于上述原因，对股东瑕疵出资进行限制有其正当性，然而这种限制不能过度，过犹不及的道理适用于方方面面，如何设置对于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限制，应当划定一个怎样的标准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先从目前股东瑕疵出资的相关立法中寻找灵感。 3.1. 股东瑕疵出资限制的相关立法 股东瑕疵出资是公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因此各国都有对于这个情况的立法，其中最有名的一项制度就是除名制度，目的是让怠于履行出资义务的认股人丧失其权利。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1条规定“在拖延支付的情况下，可以向拖延支付的股东再发一项警戒性催告。催促其在一定待定的宽限期内履行支付，否则将连同应当支付的股份一并除名。”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142条也规定“认股人延欠前条应缴之股款时。发起人应定一个月以上之期限该认股人照缴，并声明逾期不缴失其权利，发起人已为前项之催告，认股人不照缴者，即失其权利，所认股份得另行募集”。 以上两条关于除名制度的规定其实有许多相似点，这也是法律规定对于除名制度的限制。第一，除名制度的使用前提是拖延支付应当缴纳的出资，这个情形是不适当履行出资义务中的延迟出资形式，某种意义上来说除名制度适用于股东瑕疵出资中恶意较小的情形，因此对于除名制度的限制较多。第二，除名制度的前置程序是催告，催告的设立对于公司和瑕疵出资股东都是有利的，因为除名制度的目的是迫使瑕疵出资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宽限期的设置对于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减轻了公司寻找新股东的压力。台湾地区的“公司法”还规定了宽限期需在一个月以上，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司或股东滥用除名制度的可能性；同时法条规定中的声明也保障了瑕疵出资股东的知情权，在笔者看来是考虑的非常全面的法条。 我国《公司法》目前关于瑕疵出资股东限制的法律条文主要是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法条第二款又规定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笔者认为该法条其实表明我国公司法对于瑕疵出资股东的限制主要在利润分配权上，通过利润诱惑股东加速出资。同时又以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例外，这其实也是尊重公司契约理论的一个做法，毕竟在民商法领域，适当的自治才能焕发更多的活力。然而，笔者认为这样限制利润分配权的方法只有在企业效益相对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理想的作用，适用的情形还是不够广泛，当然其优点是保障了其他守约缴纳出资的股东的合法利益。 3.2. 股东瑕疵出资限制的完善建议 3.2.1. 引入除名制度 引入除名制度最大的优点是盘活瑕疵出资股东手中的股权，使瑕疵出资股东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出履行出资义务和放弃股权的选择，使公司实缴资本与认购资本达到平衡，也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相关利益。股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身份在法律上对公司享有的权利总称。 [ 4 ] 充足的资金是公司存续发展的基础，公司章程最初规定的注册资本既然是股东的共同意志，也应当与公司开展相应业务所需的适当资金规模近似，股东瑕疵出资导致实缴资本过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除名制度的设置虽然不能立刻解决实缴资本与认缴资本之间的差距问题，但至少为问题的有效解决搭建了桥梁，公司或股东可以选择利用这一制度来盘活股权，为公司带来更多的资金，至于这一选择的结果，商业活动经营者自然要面对商业活动中存在的风险。 3.2.2. 对股东瑕疵出资设置利息罚则 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可以适用于出资义务不适当履行的情形，具体设置方式是瑕疵出资股东出现了部分出资或延迟出资的情况下，公司协议或者章程中可以约定对于瑕疵出资股东未出资备份或者延迟出资部分，在一定期限内仍不按照相关约定或规定出资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向其催促并声明在一段时间后，如果还不缴纳应当支付的出资，未出资的部分将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加收罚款，罚款部分不计入出资，而是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守约股东，以弥补守约股东的损失。出资物存有质量或其他瑕疵的情形可以自质量或权利瑕疵被发现并公布之日起类比以上方法执行。笔者认为定金罚则的制度设置与除名制度可以互相补充，为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方式来追缴出资。 3.2.3. 限制瑕疵出资股东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权利，知情权的范围比较广泛，只要一切和公司运行公司治理有关系的文件，都可归属到知情权的范畴。同时，知情权对于股东参与管理经验活动，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对于瑕疵股东知情权的限制也需要多方考量。对于部分出资的股东应当限制较小，但是对于抽逃出资，恶意较大的股东，公司章程可以约定限制抽逃出资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避免抽逃出资的股东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有学者也认为只要有股东身份，即使存在瑕疵出资也可以享有完整的知情权。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在实践过程中，隐名股东现象非常普遍，抽逃出资的股东实际上对公司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反而将出资转移到了其他公司中，这就存在同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可能。公司会计账簿是公司重要的信息资料，限制抽逃出资股东查阅，在笔者看来是具有正当性的。 3.2.4. 限制瑕疵出资股东的新股认购请求权 在企业运营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公司会选择通过法定程序增加注册资本额。公司法也规定了在增发新股时股东有权按照其出资比例或者持股比例认购新股。一个企业发展到增发新股的阶段，说明企业本身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股东也能通过公司获得巨大的利益，对于新股认购也是磨刀霍霍。限制瑕疵股东的新股认购请求权的惩罚性也就更强，笔者认为这也是对于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所谓诚实信用原则，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在订约时诚实行事，不诈不霸；在订约后，重信用，守契约，不以钻契约空子为能事 [ 5 ]。通过种种细致的规定在公司法领域弘扬诚实信用，是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建设发展的。我国目前有针对“老赖”的信用黑名单，进入黑名单者不得乘坐高铁商务座或者飞机等等。瑕疵出资股东的不履行出资行为也是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同时其瑕疵出资行为也给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合理怀疑其会再犯的理由，所以笔者认为可以限制瑕疵出资股东的新股认购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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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从股东出资义务的相关学说起步，梳理了股东瑕疵出资的表现形式、限制瑕疵出资股东相关权利的正当性以及国内外限制瑕疵出资股东的法律规定，从而提出笔者关于股东瑕疵出资限制的一些建议。其中的除名制度和限制新股认购请求权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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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但国籍法的发展却仅有百余年的时间，中国国籍制度历经从承认双重国籍到只承认单一国籍的阶段。21世纪以来，对于双重国籍“肯定论”、“否定论”的呼声此起彼伏。选择本选题的目的旨在通过结合此领域专家见解以及笔者的个人看法证明当前我国应该坚持实行“单一国籍”制度不能变。 关键词 :国籍政策，双重国籍，争论，可行性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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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单一制国籍的历史嬗变 20世纪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在宣扬皇帝至上的封建帝国主义——清朝的统治之下，1909清政府颁布了旧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该条例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理念出发，确认血统主义为取得旧中国(清朝)国籍的原则，也就是一个人的国籍取得以父母的国籍来确定。只要父母一方为中国国籍，不管在中国国内或者境外所生子女均具有中国国籍，即使此人自愿加入其他国籍，他依然保持着中国的国籍。除了死亡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可以解除臣民对皇帝的隶属关系 [ 1 ]。 当然，清朝政府出台这部“国籍法”也是有外力推动的，1907年荷兰殖民主义强制让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将国籍改为荷兰籍，清政府为了保护华人华侨的利益，对抗性的出台了这部条例 [ 2 ]。当时，荷兰国籍取得的方式采取的是出生地主义，而清朝则是血统主义，不难看出，该条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华侨的利益，同时也反映出清政府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1912年袁世凯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国籍法》与1929年民国政府的《中华民国国籍法》都延续了以血统主义取得国籍的方法，该原则把定居在国外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公民、后裔称为“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却坚持着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取得国籍的方式，这便历史地形成了华侨具有双重国籍的事实，即“双重国籍”问题。 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强盛，海外华侨为了能够在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侨居国生存下去而去寻找更强大的庇护“肩膀”，不得不利用双重国籍来保护自己。据统计，当时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超过了华侨人人数的一半以上。 新中国建立之前，有数不尽的华侨居住在不同制度的国家，并且在当地居民中占比很大，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侨也比比皆是，但却一直在友好相处，没有被别有用心的势利拿来制造国际纷端。新中国成立之后，部分国家见证着新中国实力的逐渐强大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便在国际上宣扬“中国阴谋论”，且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与东南亚独立建国、种族等敏感性政治问题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把华侨称作当地的吸血鬼，挑起当地居民对华侨的不满；20世纪50、60年代，帝国主义勾结东南亚地区国家制造出一系列“反华”、“排华”、“迫害华侨”的事件，强迫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一时间华侨的生活遭遇了重大问题，更提不上生存。 这不仅造成华侨与侨居国的矛盾，更为新中国外交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不利于中国对外发展。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峻性。1955 年，中国与印尼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政府不承认华侨可以拥有双重国籍，20世纪70年代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政府就消除双重国籍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各国对新中国的猜忌，缓解了新中国关于华侨方面的“外交难题”。 此后，中国政府采取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并于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其中第三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第一次官方、正式、入法的向全世界明确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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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当代单一制与双重制的论争 虽然主张中国实行双重国籍的人数愈来愈多，但主张单一国籍的人也不在少数。持有单一国籍观点论认为，1) 1980年中国政府明确奉行单一国籍，该政策至今已实行39年，这之中凝结了中国长期的实践经验，反映了中国政府处理双重国籍的一贯政策态度，突然与这一长期经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会背离政府的初衷。2) 奉行单一国籍有利于中国与有关国家友好往来，增进联通互信，若此时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势必会引起有关国家对中国不必要的猜忌与恐慌，甚至会被敌对势力利用作为反华、排华的借口。3) 由于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实行双重国籍可能会引发外交隐患。4) 实行双重国籍，对中国公民来说需要对两个国家同时履行义务，有时“义务”甚至是对立冲突的；而且也会引起管辖权的争议。 持有双重国籍观点论的则认为，随着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抓住机遇，前瞻性的“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国际话语权也越来越高，大批的华侨、华人开始呼吁中国承认双重国籍，学术界、政界也曾有过多次呼吁。2003年11月初，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向国务院侨办主任陈玉杰提交了该会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报告，称参加调查的人中92.6%的人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 [ 3 ]，同年12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2012年腾讯网做过一期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实行双重国籍的节目，结果显示赞成双重国籍者占70.1%，反对者占27.6%。 1) 从思想方面来说，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深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感。2)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利于吸引一大批对华进行投资的主体，有利于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有利于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3) 从司法方面来说，有利于扩大司法管辖范围，在跨境民事纠纷中赢得主动 [ 4 ]。 其次，他们也认为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的排华事件主要是觉得中国容易欺负并且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起来，但当前国际环境早已大为改善，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部分人认为当前我国综合实力已不容小觑，针对排华运动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去保护我国的华侨、华人，因此结合众多优点以及当前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说，放开双重国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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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单一制国籍的当代价值 “肯定论”持有者的部分观点确实是有道理的、是不能否认与忽视的，但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结合我国国情来说，现阶段并不适宜实行双重国籍。 首先，随着改革的步伐扎实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曾经饱经磨难的那头狮子再也不会被人任意欺压，中国正在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正朝着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梦前进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逐渐增加，正基于此，我国又一次面临着“中国威胁论”的挑战。 他们所担心的“中国威胁”不再是处于防范，而是基于战略角逐的实力博弈，更多的是担心中国可能会抢夺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构建“另一个世界”。近年来，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中印领土争端、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展开的制裁以及其他势力对中国的挑衅从未停止，甚至“暗中汹涌”。 若中国宣布承认双重国籍，这势必会引起别有居心的国家或地区的“挑拨”，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不满。比如：如果有一个国家奉行的是血统主义，而我国此时奉行的是双重国籍，那么此类公民势必会遇到双向义务的情况；再比如，两个国家都对某一犯罪分子有管辖的权力，而两个国家都表示想积极履行，那么势必会导致涉事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正是由于中国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人口众多，所以中国实行双重国籍仍需慎之又慎。 其次，实行双重国籍后我国各类资源会被更高程度上的分散使用，不利于我国利益格局的平衡。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的人口大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可用于种植作物的土地资源也十分的紧张，若放开双重国籍的制度，可能会发生以华侨为首的海外友人大量涌入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的住房紧张问题、粮食浪费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城乡一体化引发的问题等是否会愈演愈烈，笔者认为此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第三，实行双重国籍后，起初提出的引进人才战略是否可以实现我们不得而知。相比起美国、加拿大等移民输入的发达国家来说，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以移民输出为主的国家，事实上对移民的管理经验并不算丰富，且人才和资金的流动取决于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者的利益衡量，中国采取双重国籍究竟会流失更多人才还是引进人才，前景尚不明朗。 第四，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居于边疆，冲突问题时有发生，实行双重国籍将更不利于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毛主席曾经提出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笔者便不妨称此为新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第五，双重国籍将给我国犯罪打击带来影响，尤其是针对贪污贿赂罪犯。“老虎、苍蝇一起拍”、“猎狐行动”……近年来，针对贪污犯罪人的严打严抓呈现高压态势，一些人可能会利用自己双重国籍的身份来保护自己，避免中国对自己的制裁，这实际上是对我国打击犯罪产生了消极影响。 或许有人会质疑笔者刚刚提到的中国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实施双重国籍可能会引起所在国对华侨的制裁、对中国的不满，何出此言呢？因为有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它也曾面临过是否应该实行双重国籍的困境，但后来它们通过了这一决议，实行了双重国籍——它便是与我们相接壤的印度。 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国籍立法。经历了长期的国家分裂、殖民等非法统治，印度人对于国籍观念的追求实际上要比中国人更浓烈，但为了吸引海外资金(这里的海外主要是指在美国硅谷等地的较为富裕的印度人的投资)，双重国籍的身份正是吸引这批富有印度侨民的投资理由，基于此印度实施起了双重国籍。 但是，印度对于不同的外籍印度人态度并不一样，并且印度政府一开始也没有给予所有外籍印度人以双重国籍的打算，到最后印度官方宣称只有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七国的外籍印度人才可以申请印度的双重国籍，这一举措又被人称为“美元和英镑国籍” [ 5 ]。 不难看出，印度此举不仅会面临着这七国以外的其他外籍印度人的抵抗甚至是反感，还会引起这七个发达国家的不满，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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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单一制国籍的制度完善 在第三部分的讨论中，笔者提到我国现行的双重国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以及面对着各方的争议，我国在不实行双重国籍的条件下，是否还有其他缓和之计呢？ (一)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问题及完善的建议 国籍法对于单一国籍制度在订立之初便只涉及到原则范围的注意事项，而并没有在程序上设立相关手续。这在执行中便会出现部分难题，比如：退出国籍的方式大致有向主管机关作出放弃的声明或登记而放弃、由当事人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丧失以及加入了外国国籍而自动丧失或由于在外国连续居住达一定年限而丧失的情形，但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公民是不会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使自己的国籍丧失的，或是因为程序琐碎，或是因为没有退出本国而取得他国国籍程序的意识，那么如何自动丧失国籍？2003年之后公安部为了便民取消了出境一年以上注销户籍的规定，当此人取得某海外承认双重国籍的户籍后，由于两国信息不互通，我国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掌握这一情况。所以，我国应当健全这一程序性规定。 国籍法就上述隐瞒双重国籍身份的公民并没有针对性的惩罚措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律的威慑力；我国应该建立健全违反国籍规定的惩戒制度。 涉及国籍管理的各部门各司其政，信息不共享。主要指我国国籍管理部门与户籍管理部门在实际操作方面没有进行很好的信息对接，一些隐瞒外籍身份的人依旧可以拿着居民身份证骗取我国的某些惠民政策，通俗的来说就是“两边吃”还不易被发现。所以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进行部分信息互通是必要的。 (二) 相比改变制度实行双重国籍来讲，我国当前的可行之策 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某个制度在该国已长期存在，若想转变到与之前相对立的制度时，势必要有一个缓冲过渡期。并且还应结合国情出发。综合全面来看， 我国目前仍未发展到可以废除“单一国籍”制度的阶段，所以参照双重国籍的优势并加以融合，取长补短是目前解决争议的最优方案。 适度放宽绿卡制度。绿卡一词起源于美国，是一种给外国公民的永久居留许可证。适度放宽绿卡制度不仅指在内容上放宽要求范围，在手续办理上也应适当去掉条条框框不必要的程序。 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合作越充分，越能有效维护侨胞利益，支持和配合侨胞认定工作，越有利于扩大团结海外同胞的广泛性，进而缓解侨胞对申请中国国籍的强硬态度与不满情绪 [ 6 ]。 为了促进两国友好相处，可以基于互信签订关于两国公民国际问题的协议或者条约。 世界上虽然已有50%以上的国家有限或完全的承认了双重国籍，但中国是否实行这一制度需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国情，以及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全面的去分析实行前、后的好处与不足，综合比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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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清末新政时期，为了抽收经费、防止非法销售，四川在劝业道的主持下进行了硝政改革并颁布了官硝章程。其主要内容为硝归官办、招商设立官硝店以加强对硝的经营和管理。川属各州县互有差异，官硝店的设立和运营情况也各有不同，但显然都不顺利。改革侵害了地方多种群体的利益，官硝遭到抵制，私硝和缉私问题大量涌现。改革虽然补充了劝业道的经费，但却以压榨地方资源为前提，给地方州县带来了诸多问题，引起了地方社会的不满和纷争。改革不得民心，官硝章程在辛亥革命后迅速被废止。 关键词 :四川经济史，清末新政，劝业道，官硝店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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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硝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有清一代，对硝的买卖和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并著于律令。《大清律例》载：“内地私贩硫黄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窝藏囤贩及知情卖与私贩者，俱照私贩例治罪……其出产硝黄、本省银匠药铺需用硝黄，每次不许过十斤，令其呈明地方官批限，买完缴销。违者，以私囤论罪” [ 1 ]。但到晚清时这些禁例逐渐被打破。以四川为例，商人取得地方官府同意后可以贩硝。道光《綦江县志》载：“綦不产硝而有硝商缘黔境贩硝者，由綦经过，故立商户以经纪之。从前每岁于重庆巴县上纳官硝三千斤” [ 2 ]。硝商和巴县、綦江官府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各取所需。道光年间茂州官府开放民间熬硝，“官不为禁，养贫民也” [ 3 ]。茂州产硝较多，其官府的态度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南部县档案中也有诸多硝商经营、民间熬硝贩硝的记载 [ 4 ]。可以说，律令基本形同虚设，地方官府对民间买硝卖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放开商人经营。至清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匪患、民变问题及紧张的财政问题，地方督抚开始尝试对硝政进行改革，1904年直隶开设督硝局以加强对硝的经营管理 [ 5 ] ；1909年四川也进行硝归官办的努力，在劝业道 1 的主持下设立官硝店对硝的买卖进行管理和垄断。由于资料限制，学界目前对之的研究和关注不多，仅见有利用南部县档案所写的概述性文章 [ 6 ]。但南部县产硝用硝较少，以之为代表容易忽略掉改革的具体细节和复杂面相。而辅之以资料较多的巴县档案，则可以进一步厘清清末川省官硝改革的来龙去脉。以较新的硝政改革为视角，或可以深化我们对清末(四川)经济改革、劝业道的运作等一些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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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改革缘起与官硝章程 清季四川硝政改革一事动议于宣统元年(1909年)犍为县文生王秉璠的条陈，其主要内容为硝归官办。具体文书现已难以查对，但此事却引起了劝业道周善培的注意。硝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设立官店进行统销，既有利于防制滥售给非法匪人，又可以开拓利源、补贴行政经费。在清末新政迭兴、在在需款的情形下，能否利用官硝设店来抽取“公费”显然值得重视及尝试。清末时川省对硝的管理颇为混乱，“大抵私相授受，查其购买来源，盖由射利之徒向武营扯领护照，藉采办军火为名，到处私熬，官府漫无稽查” [ 7 ]。部分州县虽设有硝店和硝秤，但也多为“衙门差勇、地方棍徒凭藉把持”，弊端百出。故而把硝改为官办，有利于整顿这类不良行为，并“化私为公”。硝又为矿产之一，而川省矿务总公司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办以来，川督所拨发的经费渐次耗尽。经费短缺必致矿务停滞、实业受阻。其时能否通过筹办官硝以补充矿务总公司的经费也成为劝业道推动硝归官办的一大动因 [ 8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周善培奏准川督赵尔巽同意试办官硝店，并核准官硝章程，其内容总结概述如下： 一、以一州一县为一岸(即经营贸易区)，城内设置官硝总店，各乡场分设子店。以后凡川省境内硝的买卖均由官硝店总揽，无论何人均不得在官硝店外买硝卖硝，否则以走私私硝论处。 二、商民(除炮房经营者外)均可承办官硝店，但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押金，由劝业道核准、发给执照后方可开办。官硝店归劝业道统制，各地方官、劝业分所有检查监督之责，巡警、团保有缉私之责。 三、官硝店成立后产硝者需要到店登记注册，出具不准私卖切结，以后产硝数量、价格均需要与官硝店议定，所产之硝由官硝店收买并出具硝票。赴邻岸采运或运销需要持劝业分所出具的采运票或运销票。 四、官硝店所买之硝的转卖价格不得超过买硝价格的十分之五，且要照卖价的十分之一缴纳公费银于劝业道。买硝者若为民用，需由劝业道或劝业分所出具买票；若为公用(官署、营汛、团防及官办局厂等用)，需持有正式公文，且准照官硝店卖价减价十分之二 [ 9 ]。 官硝章程共有四十九条，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修正或补充，其中对官硝店、买硝卖硝者及地方官司的责任、义务等规定地颇为细致，构成了官硝店设立和运作的基本规范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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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官硝店的开设与差异 最初，川督和劝业道计划官硝店先由成绵龙茂资五属先行试办，等办理一年、有所成效后，再推行及川省其余州县。试办半年之后，这批官硝店的运营似乎也还可以，江北、筠连等处便援以为例进行申办，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川督遂通饬川省各州县一律仿办 [ 10 ]。由于资料的缺乏，如今很难呈现出成绵龙茂资等处官硝店的试办情形，只能通过巴县、南部县档案来勾勒其余州县后续开办官硝店的一般状况。 按照官硝章程，各州县均应开设官硝店，并根据售硝多寡划分上中下三等、分别缴纳五百、三百、一百两不等的押岸金。南部县由于本地产硝用硝不多，直至川督硝店开办饬令下发半年之余后仍未开办，引起了劝业道的不满和督责。从南部县知县和劝业员的禀文来开，南部县境内并未查有产硝之户，且用硝者主要为各炮房，每年用硝仅有一千九百二十余斤，额度商未及章程中规定的下等硝岸(即售硝额达五千斤)。迟迟无人愿意承办官硝店事出有因，故而该县申请不设官硝店 [ 11 ]。南部县并非是未设官硝店的特例。川省有一百三十余州县，截至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除由劝业分所执行外”，成立官硝店者只有八十八处，仍有多处尚未开办。可以想见地方办理情况的复杂 [ 12 ]。对于南部县的请求，劝业道仍坚持以招商开办为是，若再无商人应募，则责成南部县劝业分所自行筹资代办 [ 13 ]。所幸又过半年，南部县有商人万泰昌承办官硝店 [ 14 ] 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底开办。 相较于南部县的迟迟难办，产硝用硝较多的巴县对于办理官硝店一事则表现地较为积极，在川督通饬各属一体遵办之前便已有多人援例申办。商人李益权、江德明、侯兴盛等先后申办巴县硝岸，该县的玻璃厂和地方组织亦加入承办权的竞争中。劝业分所被裹挟其中，险些酿成纠纷。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李益权率先申办并提交押金五百两(巴县属官硝章程中所规定的上等硝岸，年售硝额达两万五千斤)，劝业员王承烈同意并转禀巴县知县批准。孰料次年正月，姗姗来迟的鹿蒿玻璃厂厂长何鹿蒿直接绕过巴县成议，禀请劝业道由他承办。鹿蒿玻璃厂是清末巴县乃至川省重要的实业工厂，所产玻璃制品精致美观，曾获得劝业道奖励的头等商标，并在南洋劝业会上取得一等奖，一直以来都颇受各级官署的注意和照顾 [ 15 ]。硝是制造玻璃的原料之一，何鹿蒿以官硝店关系到玻璃厂实业前途为由申报劝业道改由自己承办，负有保护实业之责的劝业道自然不能忽视。一面是李益权合法申办官硝店，一面是“此事与玻璃厂关系甚大”，经过调查后，劝业道作出决断：承办官硝店者售与玻璃厂之硝应“照本发卖”，否则不予立案。在此事中，劝业道对玻璃厂颇为偏袒，何鹿蒿虽未获得承办权，但依然争取到了不小的利益。而李益权只能哑巴吃黄连，与玻璃厂签订了“照厂价发卖不另加价”的合同。不只是玻璃厂，后知后觉地巴县城乡自治会也以自治会为地方团体、官硝店为地方公共营业为由申请由该会承办官硝店，并保证团体经营更能严守章程且承诺对玻璃厂予以照顾。劝业道以“无此办法”予以回绝 [ 16 ]。 从南部县、巴县官硝店的开设情况来看，对于产硝售硝较少的地方而言，招商承办官硝店是一大难题，用南部县劝业员的话来说就是有“六大难” 2 [ 17 ]。南部县最终虽得以开办官硝店，但经营也不顺利。而一些州县则始终未能开办官硝店，不得不转由劝业分所代办执行。但这一举动明显增加了劝业分所的资金压力和行政负担。而如巴县这种产硝用硝较多的州县，承办官硝店有利可图，多方人物粉墨登场以图从中分得一杯羹。从巴县的结果看，李益权作出部分让步拿下了承办权，玻璃厂则获得了应有的优待。而地方其他群体则一无所获，为其后官硝店的运营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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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官硝店的运营与困难 清代四川硝产有洞硝、地硝(或称皮硝)两种，洞硝产出于矿洞，地硝产出于阴湿老宅。承办官硝的产硝者也因之分为两种，“掘采硐硝提炼者谓之矿户”，“收买地皮及废墙泥土熬炼则谓之硝户” [ 18 ]。矿户在承办开采硝洞时，需要由劝业道核准、发给执照开办，受到的限制和监管较多，一般只能如实发卖官硝店。普通硝户的经营则较为随意：“查川省硝业情形，除著明产硝之茂州等属多以熬硝为营业外，其余各属提硝之户多属农民，每于农隙之时，收买硝土熬炼”。官硝店设立后，对这种粗放散漫的状态必然要予以约束。根据官硝章程，硝户年产额低于两千斤者不准私自设锅熬硝，否则以走私论。这一标准设置过高，把多数硝户都拒之门外，也不利于硝店收硝。后经地方劝业员陈请后，劝业道把硝户设锅熬硝的标准定为三百斤 [ 19 ]。合格的硝户需要到官硝店注册，注明经营生产的详细信息并议定每年缴纳官硝店的硝额和价格。如此一来，硝户产硝只能售与官硝店且有定额，少于此额则完不成官硝店的任务，多于此额则无处售卖，且售价不能自由地随市场和经营状况自行调节，受到了诸多限制。而产硝未能达到三百斤的硝户则更为凄惨，其熬硝卖硝均受到章程禁止。可以想见许多民间散户会因此失去一大副业，收益受损。此外，对于一些硝户而言，改革中一些应有的获益也未必能兑现。晚清地方差役中有一种常见的陋规，即以物应差。巴县硝户侯兴盛即每月支给衙役三十斤硝(折银六钏)以应差务，并在县署备案。硝政改革后，“无论何官署、营汛、团防一切对于硝务之陋规自官硝店成立之日起一律革尽” [ 20 ]。侯的此项差务自应作废或更改，衙役用硝也应转向官硝店购买。侯兴盛如再私下熬硝支给衙役，将会有私熬私售的嫌疑，故而侯不再支给。衙役班丁刘金等四人于是将侯兴盛状告至县衙，知县判“官硝店饬令侯兴盛按月照给” [ 21 ]。侯在此案中如何申辩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结果揭示了硝政改革的疏漏和不彻底，也展现了硝户在改革中的无奈和辛酸。 但产硝者还不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最大的受害者明显是各色的用硝者，因为他们必须以高出原硝价十分之五(公用则高出十分之三左右)的价格到官硝店购硝，还要承担前往官硝店购硝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硝价上涨，以硝为原料的炮房、丹粉等店的经营成本自然增加、产品价格也会上升，其销售额和利润也将打一折扣。故而当硝店改革的消息传出时，巴县各炮房便开始预先存硝以作应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随着产硝户的被限制和禁止，买硝似乎只有高价的官硝店一途。 当官硝店改革使产硝用硝者都陷入为难的境地时，心照不宣地绕过官店私下交易的旧习必然禁之不绝、风吹又生。劝业道对此有一定的预期，官硝章程中专门设有“缉私”一章，对“私硝”规定甚严，但其效果有限。官硝店成立之后，官硝销售不佳。巴县民间私硝甚多，“凡硝户、用户弊窦时出，几于无处不私” [ 22 ]。硝“煎熬甚易，获利较优” [ 23 ]，利之所趋，许多产硝者对于官硝章程阳奉阴违，偏居乡下的产硝散户对之更是一无所闻或视若无睹。各用硝者也竭力避开费钱费事的官硝，从官硝店外甚至原州县外、川省外 3 [ 24 ] 购求价格低廉的私硝。以产硝者言，巴县“城乡注册熬硝提房共十六家，几于无家不私，防不胜防” [ 25 ]。在官硝店登记注册的提房尚且如此，其他产硝散户可见一般。以用硝者言，官硝店成立后各炮房都应到县衙“出具永不购私切结”，但不难看到某些已经具结的炮房仍继续购买私硝 [ 26 ]。巴县档案中留下多条与缉拿私硝相关的呈文和诉讼档案，甚至连产硝用硝不多、官硝店尚属勉强开设的南部县也有对于私硝的诉状 [ 27 ]。可以说，从官硝店开设起，私贩与缉私便成为产硝用硝者与官硝店之间的难以协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酿成纠纷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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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两例纷争：丹粉店、团练 巴县银硃丹粉一行是嘉庆年间移民四川的江西人所创办的，其后世代传承，至清末时巴县已有丹粉店多家。平均一家丹粉店年用硝额便达几千斤，各丹粉店累计年用硝额则达一两万斤，远超县内的炮房、玻璃厂等。因此丹粉店的反应颇可注意。巴县官硝店开办之初，丹粉店各有存硝，并未像炮房一样前往县署注册具结。虽有个别丹粉店如协泰厚到官硝店零星购硝，但以丹粉店用硝量之大，想必仍要购买私硝。颇为奇特的是，率先就此发难的并非以缉私自任的官硝店，而是用硝大户丹粉店。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巴县松茂美、光泰远、协泰厚、聚丰和四家丹粉店联合投状到劝业分所，以咸丰年间捐银千金、官硝店折秤抬价、硝价此贵彼廉(此处指鹿蒿玻璃厂)、经营困难等为由，恳请传召硝店公平议价，进而提议“制硝自用”。劝业员逐一驳斥，对于其议价要求，更是不耐烦地指出：“硝店虽属营业，而性质无异官办”，不能减价，警告丹粉店要遵守定章。丹粉店作为最大的用硝户，财势雄厚，承办的官硝店的李益权不敢轻易招惹，此前就想私下联系解决，“所以明知其买私，无从缉获”。如今对方率先发难，李益权只得撕破脸皮，以丹粉店购私、煽动炮房、扰乱硝政为由进行反击。双方争执不下，劝业道出面协调，示意官硝店可以因地制宜、适度下调硝价。但双方都不满意，又就官硝店所售之硝的品类、质量争执不休。宣统三年七月，劝业道最终作出指示：“商(指丹粉店)等全年如果能达万斤之硝额，则硝店售硝只准照买价加至十分之四，该商店(指官硝店)应缴之公费亦即查明核减以示体恤” [ 28 ]。 相对于丹粉店的主动出击、有所收获，另一用硝群体——团练的身份和反应则更值得玩味。根据官硝章程，团练为地方公共团体，其用硝为公用，故准其照加价后的官硝卖价减价十分之二购硝。同时，团练负责地方秩序和治安，负有缉拿私硝的责任。团练购硝虽有价格优惠，但对比官硝店设立之前的硝价，团练还是增加了购硝的资金支出，而且平添了缉拿私硝的行政负担。作为改革的双重利益受损者和地方上的有权势者，团练更容易产生不满和对抗。巴县就有不少乡镇团练的首人无视官硝章程，“藉口练团，私自熬硝”，甚至“于私熬之处常派团丁多人保守以拒官硝店缉私” [ 29 ]。而用硝人与缉私人身份的重合，也容易使团练滋生腐败。江北厅有“不法硝户乘隙开端怂动团保首人，藉办团防之名请求保护，硝户擅自设锅熬硝，稍些供应团硝以为酬谢。”硝户以供应团硝为条件，寻求地方团练的庇护以躲避官硝店对私硝的缉查。江北厅土沱场团保甚至直接禀请“自行设锅熬硝，所供团防配造火药之用以济公需” [ 30 ]。当官硝店招商时，巴县城乡自治会便有官硝店所获利润“除照章报缴外，余即作团防经费，即责成团保访缉私贩”的考虑，可惜未能获得劝业道的重视。如今团练对官硝各种抵触，“以有缉私义务之团保而反为违章熬私之人”，不但使官硝店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更使一些人对官硝改革观望不前。劝业道虽严令团练遵守章程，不准私熬私买，但其执行效果恐怕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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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改革为谁 筹划官硝店改革时，劝业道也有关于硝商、硝户、硝价等方面的顾虑，但为了挖掘地方财源、补充公费，在还未做出周详的计划和措施时，便急于督促地方设立官硝店、统一硝政。对于开设官硝店，一些产硝用硝不多的州县承受的压力自不待言，但在一些顺利开办官硝店的州县，其运营状况也不便高看。由于改革使得多方利益受损，带来了不少麻烦。从官硝店开设之始，如何缉拿和防范私硝便成为硝政来往公文中的主要内容。在产硝者“系伊生计，何以不能熬卖”的诘难下和用硝者(尤其是地方团练)自行熬硝或购私的不配合下，各地劝业分所和官硝店不得不接连呈请地方官署和劝业道以加强对私硝的缉查和防制。 产硝用硝者确实利益受损，但我们也不能贸然认为官硝店即全得利益。商人承办官硝店的确是趋利而动，但这个利却未必那么容易获取。官硝店虽能照原买价加价5/10转卖，但首先要先从卖价中抽取1/10缴纳公费，余利只剩原价的3.5/10。而这部分利润还要垫付数量不等的押金、开设官硝总店子店的店面费和人工费、来往运硝的运费等。此外还要对一些特殊用户(如鹿蒿玻璃厂)和公用团体下调价格，其所剩几何也值得思量 [ 31 ]。毫无疑问，官硝店的利润得以保证的前提是其对于硝的专买专卖特权。然而这一特权却始终受到各色私熬私售的冲击。对此官硝店自己也不得不设置巡丁进行缉私，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官硝店的运营成本。但缉私者未必就秉公守法、值得信任，团练如此，官硝店自设的巡丁也是如此 [ 32 ]。总之，官硝店的运营和缉私也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这样看来，除官硝店善加经营和缉私或许可以获利外，地方上的其余各种势力、团体或个人似乎都未能获益甚至是直接的利益受害者。甚至连地方官署和劝业分所也十分被动，在这一改革中承受着来自上级劝业道和属地内官硝店、产硝用硝者两方面的压力。它们既不能分享官硝店的利润，也不能从劝业道手中分得抽收的公费 4 [ 33 ]，反倒增加了许多行政负担(检查、缉私、诉讼等)。唯一可以确定的受益人恐怕只有旱涝保收、按价抽收公费的劝业道了。有研究表明，川省劝业道得以经费不愁、有效运作，颇为依赖于官硝店的公费抽收，其经费约有一半来自于官硝店 [ 34 ]。那么我们不禁要想，这一改革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以推进实业、发展经济为初衷而设的劝业道在某些改革上仅是为了自己的经费，那么改革对地方的掠夺也是势所必然了。退一步讲，获得了足够经费支持的劝业道又为地方社会反哺或做了些什么？这些复杂的问题恐怕也值得更多的论证和反思 [ 34 ] [ 35 ]。 清末新政时期有诸多重大变革，我们很难说小小的四川硝政改革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它却披露出清末改革中的另一面向。在清末新政需款甚多的情况下，各级官署如何从民间抽取经费成为一种重要的考虑或动机。在对地方资源的争夺中，固然有地方州县官、绅、商、民的竞争和冲突，但如劝业道这种上级官署更能以一种强势且直接的形式介入其中，其取舍和态度往往能影响最终结果，而地方上的各群体都可能是利益受损者。四川劝业道从硝政改革中获得了想要的经费，但却把损失、矛盾和困难丢给了地方社会。当改革看似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下层各色人众都因之叫苦不迭或仅能自存时，改革的初心和效果想必都要差之千里了，改革者的权威也将大打折扣。不难推测，清末新政中的一些做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悄悄地把清王朝坟墓往坟墓里送。辛亥鼎革，民国建立。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四川都督府颁布了《四川实业司新订官硝章程》，取代了前清劝业道所定的官硝章程。其中放开民间经营硝业，根本上否定了官硝店及其特权，算是对这一场不得民心的压榨性改革奏完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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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低碳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而探究不同类型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差异十分必要。本文将低碳技术创新区分为清洁与灰色技术创新，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SDM模型实证分析两类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低碳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总体而言，低碳技术创新显著抑制本地区碳排放，但并未影响到邻近地区；不同类型技术的作用呈现出差异，清洁技术无论对本地还是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都显示出显著抑制效果，但灰色技术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仅限于本地。这就要求大力推进零碳生产或消费的清洁低碳技术创新；同时，既应协同不同类型创新活动，又要协同不同区域低碳治理。 关键词 :低碳技术创新，清洁技术，灰色技术，碳排放，空间杜宾模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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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主要由碳排放引致的气候变化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如何通过有效的减排措施与合理的减排政策来实现国际承诺，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众多解决方案之中，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 1 ]。然而，不同类型低碳技术创新往往能够造成不一样的碳减排效果，需要深入分析低碳技术创新类型。其中，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低碳技术创新的功能角度，将其分为清洁技术创新与灰色技术创新两类 [ 2 ]。据此，本文探讨清洁与灰色两类低碳技术创新对中国实现碳减排的作用，并纳入这一影响的空间展开方式，将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为低碳转型提供更为详细的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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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1. 清洁与灰色低碳技术创新 根据低碳技术的发生领域，从不同功能角度出发的低碳技术分类近年得到的研究日益增多。如在能源领域区分了面向传统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与应用的有碳与无碳技术 [ 3 ]。在更为细分的生物燃料部门，区分了源于传统生产的第一代技术与源于科学的第二代先进技术 [ 4 ]。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研究者 [ 2 ] 进而将低碳技术在总体上区分为清洁与灰色两类：第一类清洁技术创新主要包括了与零碳生产和消费有关的相关技术创新；第二类灰色技术创新，即除去清洁技术的低碳技术创新，这类创新并非完全无碳，但往往具有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 2.2. 低碳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国内外有多外学者对低碳技术创新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对于该问题的结论，还存在分歧。一方面，诸多研究强调技术进步对减排的积极作用。如IPCC曾指出，低碳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气候变化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潜在作用甚至超过了其他因素之和 [ 1 ] [ 5 ]。基于多种指数分解模型的研究，相关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将成为中国碳减排主要的潜在推动力 [ 6 ]。此外，学者们对技术创新能够显著地减少碳排放进行了实证检验。如魏巍贤和杨芳 [ 7 ] 基于中国省级数据，构建了知识存量和国外技术引进存量指标并检验，显示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皆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碳减排。然而，另一方面，诸多研究对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如研究显示 [ 8 ]，技术创新推动了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上升，可能的影响机理是技术创新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的碳增排，大于其通过能源效率改进带来的碳减排 [ 9 ]。 以上研究关注于技术创新总体对碳减排的作用分析，大多没有考虑技术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10 ]，要素禀赋的差异将带来不同的技术轨道，因此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在技术范式和应用领域上的差异，也应该能够导致整体上技术进步呈现偏向性，从而引起经济和环境影响的不同结果。这就要求进一步依据技术异质性，深入探究不同技术的影响。 2.3. 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较少考虑到二氧化碳、技术创新等等诸多因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性与流动性，忽视了要素在地区间可能存在的交换和溢出作用 [ 11 ] [ 12 ]。空间计量学者Anselin的研究指出，空间因素对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 [ 13 ]。作为一种知识活动，技术创新本身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创新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而基于地理媒介的知识溢出则会对创新活动的地理分布产生重大影响 [ 14 ]，进而对环境变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与此同时，在空间维度上，碳元素本身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如程叶青等 [ 15 ] 直接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碳强度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目前研究较少考虑技术创新在空间上对碳排放的影响，关于技术创新本身异质性对于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更为缺失。因此，本文基于技术差异性视角，将低碳技术创新分为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通过空间效应分析，深入低碳技术创新作用过程的细节，探求异质性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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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根据实证结果，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 样本期内，中国的碳排放与低碳技术创新整体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局部空间集聚性具有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局部空间集聚性呈现动态演变的特征。(2) 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比较而言，空间溢出作用的影响系数更小，可能与低碳创新内部异质性有关。(3) 清洁技术创新对于本地区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空间溢出效应也十分明显。(4) 灰色技术创新对于本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的碳排放具有正作用，但不显著，表明了灰色技术对于邻接地区的碳排放可能存在促进作用，可能是“回弹效应”所带来的结果。(5) 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都会导致中国碳排放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引致碳排放增加，环境规制则对碳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但是作用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进而得到政策建议如下：(1) 由于低碳技术创新内部具有异质性，科技政策的重心应该进一步聚焦于与零碳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清洁技术创新专利上，加大研发投入。(2) 政府在发挥低碳技术创新的作用时，要考虑到技术本身存在的异质性，推动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3) 促进区域之间合作，积极构建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科技资源，深化市场一体化建设，拓展低碳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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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基于狭义卫生资源的定义，通过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搜集整理，从卫生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三个角度对四川省卫生资源配置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分别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卫生技术人员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和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从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各项资源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发展快速。尤其是2009年实施新医改以后，进入高速发展期，各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7%、10%和13.95%。说明新医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健康中国”的目标胜利在望。 关键词 :卫生资源，卫生技术人员数，卫生机构床位数，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增长率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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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9年3月，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开启了我国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四川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大省、经济重省，同时也是我国主要的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之一。因此，了解四川省卫生资源配置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健康中国”、“全民覆盖”目标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卫生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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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四川省卫生资源发展状况分析 卫生资源是人类开展卫生保健活动所使用的社会资源，是各项医疗事业得以正常运行的各类资源总和 [ 1 ]。广义的卫生资源为围绕医疗卫生各项活动的形成的各项有形、无形的资源集合；狭义的卫生资源是一定时期内存在于卫生行业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集合，包括存量与增量两个物质部分 [ 2 ]。本文讨论的是狭义卫生资源，主要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整体投入，因此下文将从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2.1. 卫生人力资源投入 卫生人力资源是卫生保健服务的核心，而卫生技术人员又是提供卫生服务的中坚力量 [ 3 ]。图1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卫生技术人员规模变动情况。可以看出，由于行政区域 1 的划分导致在1997年卫生技术人员数量骤减，出现了负增长。从总量规模来看，40年的发展历程中，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实现了翻一番，从25.90万人增长到56.31万人。从增长率来看，大多数年份都呈正向增长，少数年份(2000年~2005年)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幅度较小，不到2个百分点。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实施新医改的2009年，达到了13.23%，此后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而新医改以前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医改初见成效。总体来说，卫生技术人员增长率较为稳定，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将保持正向增长。 2.2. 卫生物力资源投入 卫生物力资源是指医疗卫生机构直接或间接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过程中需要消耗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要素，床位资源则是表述卫生设施资源采用的代表性指标 [ 4 ]。图2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卫生机构床位规模及增长情况。同样，在1997年出现了数量骤减，其余年份则大体保持增长趋势。从总量规模看，40年的时间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了两倍，从19.85万张增加到59.88万张。从增长率的角度看，2008年以后增速明显加快，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尤其是2012年，增长率实现近40年的最高值(16.40%)，2008年以前增长率则在-2%到7%的范围内变动，增长十分有限，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图1.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卫生技术人员规模 图2.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卫生机构床位规模 2.3. 卫生财力资源投入 卫生财力资源是医疗卫生发展的经济支撑，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投入程度。图3展示了1994年到2018年这24年间的四川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规模及增长情况，各项指标均按可比价格计算所得。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全面实施，财政支出采用了新的分类指标，因此该年的统计数据与往年不可比。这也是图中2007年增长率出现近年最高值(62.38%)的原因，因此下文将对2007年以前及以后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从支出总量来看，两个阶段均呈持续增长趋势，但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1994年到2006年这13年间，增长较为缓慢，2006年医疗卫生支出仅是1994年的2.95倍，年均增长率为9.46%，尤其是1996年，年均增长率为负数(−12.74%)；而2007年到2018年12年的时间，增长快速，2018年的支出费用已经是2007年的6.78倍，年均增长率为19.00%。同样可以看出，2007年以前增长率大致呈上升趋势，而在2007年以后，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最高值出现在2009年，高达51.41%，该年是国家深化医改的开始，因此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且在后来的两年也保持高速增长，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率趋于稳定，维持在10%左右，到2018年的时候增长率仅有0.34%，说明后期已稍显乏力。 图3. 1994年至今四川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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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论述 由上文分析结果可知，四川省卫生资源发展状况不断向好。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是在2009年实施新医改后。具体表现如下： (1) 从发展规模来看，除1997年出现大幅骤减以外，大部分年份都呈正向增长，且在2009年前后都进入高速增长期。改革开放以来，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实现了翻一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了2倍，2007年至今，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增加了5.78倍。 (2) 从发展速度来看，2009年以前增长缓慢，尤其是卫生技术人员，年均增长率仅有1%左右，卫生机构床位数也低于7%。在2009年左右，各项资源均出现了近几十年的最高值。而在2009年以后，各项资源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卫生技术人员年均增长率达7%，卫生机构床位数达10%，财政卫生支出达13.95%。但是财政卫生支出增长率下降较快，说明后期已经稍显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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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存在的问题 1. 卫生资源总量尚缺，矛盾还未根本缓解 由上文分析可知，尽管四川省卫生资源总量不断增加，但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四川省卫生事业“发展不足、发展滞后”的矛盾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与全国平均水平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截至2018年底，四川省卫生技术人员数仅占全国的5.90%，卫生机构床位数占全国的7.13%，而四川省又是全国农业人口大省之一，虽然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到2018年，仍有47.70%的农业人口，远高于全国水平40.42%，除此之外，四川省民族繁多，地形复杂，传染病多发，其中艾滋病、肺结核的发病率均高于全国水平，卫生形势不容乐观 [ 5 ]。因此，卫生资源总量尚不满足卫生服务需求。 2. 卫生资源结构失衡，地区之间差异明显 目前四川省卫生资源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地区和城乡之间分布不均。整个“十二五”期间，卫生资源明显向城市聚集，城镇卫生机构床位资源增加70%，卫生技术人员中的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42%，注册护士数增加23%，而农村分别增加35%、10%和5%，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同时，地区差异也比较突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卫生人力资源外流严重，个别地区如甘孜州等，出现了负增长 [ 6 ]。可见，卫生资源结构性失衡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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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策与建议 1. 加大卫生投入，资源向薄弱地区倾斜 基于四川省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要不断加强卫生资源投入，尤其是财力资源。上文可知，四川省卫生财力投入增长率不断下降，后期已经稍显乏力，而政府卫生投入又是卫生事业得以良好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实现“健康中国”的关键一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等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医疗市场不够活跃，资源总量不能满足当地人的医疗需求。应结合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和资源现状，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卫生资源配置标准。 2. 调整资源存量，资源利用趋于合理化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不仅要做优资源增量，还需调整资源存量。为缓解当前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要加强卫生规划制定工作，实现科学决策并将其落在实处。为缩短城乡差距，要为农村建立一套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地区间卫生事业均衡发展，实现卫生资源的地理覆盖。针对人才流动问题，要做好人才发展规划，为民族和贫困地区引入专业人才，并培养适宜的人才，才能保障人力资源的稳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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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营商环境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文章基于重庆市J区实际，运用标杆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参照世界银行及其它主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由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及55个三级指标所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呈现J区建设营商环境的整体情况及其背后折射的不足之处。研究发现，J区政策基础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情况优秀，但是经济基础环境及社会基础环境较为薄弱。研究认为要提高行政效能，打造一流服务品牌；要弘扬法治精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维护公平有序，打造一流市场秩序；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才队伍结构；要落实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关键词 :标杆值法，层次分析法，营商环境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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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营商环境是影响区域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系列综合发展环境的总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表明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软实力，也可相应地提高其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系列会议、博鳌亚洲论坛、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等多场合突出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意义。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讲话。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同年10月，《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由世界银行公布，中国的排名情况相较2018年上升15位，位列第31名。在这些背景下，各级政府都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的落地实施。重庆市于2018年7月印发了《关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2019年8月，重庆推出91条举措完善营商环境。近年来有研究机构相继出台关于国内城市营商环境排名的报告。报告指出，重庆市在软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仍然劣势明显，这些都极大掣肘了重庆市营商环境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重庆市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研究，找出短板并不断改进，以达到以评估促发展的目的。 以重庆市J区营商环境的实践作为研究个案进行探讨，主要基于以下考量：(1) J区是重庆的老工业区、国家级重庆高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传统老区与创新新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区域环境的复杂性，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的，而要考虑的因素必须全面且深入，才可全面剖析J区现状，这奠定了本研究开展的基础条件；(2) 近年来J区正在挥别传统工业大区身份，全速转型。打造亲商、安商、营商的政策环境，如建立“一条龙”机制、推动创新高地建设、着力搞好五个“双联动”等。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具有典型性；(3) 通过与标杆城市作对比，选取了部分代表性指标，发现J区存在明显差距，如外资企业占比、R & D占GDP比重等。这种现状使得有必要深入探究J区营商环境短板，为J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