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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异质文化的混杂与冲突 “混杂”(hybridization)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相互混合的过程” [ 4 ] 。这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使得“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共生状态。肖邦的两个短篇小说《溪外》(1891)和《偏见》(1893)体现了美国南方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混杂。 《溪外》(1891)讲述的是一位黑人大妈杰奎琳，小时候因精神受了刺激，不敢迈出溪外，却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毅力把一位负伤的白人男孩安全送到了家，因此克服了自己多年来不敢走过贝游河的心理障碍。更深一层来看，故事中的贝游河正是阻隔了两个种族之间交流的障碍，河这边是以黑人大妈杰奎琳为代表的黑人文化，而河的另一边是以少主人为代表的白人社会。在奴隶制盛行的年代，白人掌控着黑人奴隶的生杀大权，年幼的杰奎琳对少主人只是一种黑人对白人主人的服从、畏惧的心理。美国内战时期，“在一个黄昏，此地的少主人带着满身乌黑的火药粉和深红的鲜血，跌跌撞撞地躲进了杰奎琳母亲的木屋” [ 5 ] ，被吓得丢了魂的杰奎琳也只能选择默默忍受。多年后，在老主人去世，奴隶制也已废除，“当年的少主人如今掌管了贝丽西美” [ 5 ] ，杰奎琳的回忆依然停留在过去，对溪对岸的恐惧也是与日俱增，这种恐惧源于对河岸那头种族的未知。疯姑惧怕河对岸除了小男孩以外的其他白人，而疯姑代表的黑人文明在河对岸的白人看来也代表着落后、迷信和野蛮，小说的后半部分详述了这种族群间的偏见与冲突。当疯姑跨过贝游河，“睁开眼睛的时候浑身一颤”，“紧紧闭上了双眼” [ 5 ] 。面对着未知的世界与白人主人的社会，疯姑选择了闭眼逃避，极度的恐惧导致了她“面目扭曲”、“双眼血红，黝黑的嘴唇泛起了白沫” [ 5 ] 。“她眼中本来一片血红的世界变得漆黑，正如见到火药与鲜血的那一天” [ 5 ] 。肖邦采用了选择性全知视角，将目光聚集在了描写疯姑的外貌和内心活动，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心理距离，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疯姑内心的恐惧，唤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而河对岸白人的种族偏见更是根深蒂固，下至玩耍的小孩“惊得大叫”，上至“老人们，还有抱着婴儿的年轻人们，都一窝蜂地涌到门口窗边，争着看这不可思议的奇景。不少迷信的人觉得这可能是个凶兆，害怕得发起抖来” [ 5 ] 。在河对岸的白人眼里，黑人大妈跨越贝游河，仿佛是野人、魔鬼进入了他们的世界，黑白异质的两种文化发生交流、碰撞，白人文化本身的意义将变得具有混杂性，从而使白人丧失了原先优越的地位。 然而作者并不认为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凶兆，反而着重刻画了文化“混杂”给这两个种族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益处。疯姑杰奎琳对少主人的儿子特殊对待，甚至最后为了这个白人小男孩而克服恐惧、获得个人成长。“疯姑宠他宠得视如己出” [ 5 ] 。白人小男孩有着一头“黑色的卷发”，而这属于黑人的典型特征。也许正因此，疯姑把小男孩看成自己种族的一员，顿觉无比亲近并给予了小男孩自己的爱。这种爱不是简单的黑人对白人的盲目崇拜，而是一种母亲对孩子的平等、崇高的爱。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刻画这种爱。“她专门给他烤了形状最漂亮最诱人的小蛋糕。”“小乖乖总能抚着她黝黑的双手，或是安心地躺在她的膝头，又或是在她的怀抱中酣然入梦。”“他的口袋鼓鼓囊囊，塞满了杏仁、葡萄干，还有一个橘子，这都是他从父亲的家宴上弄来给疯姑的” [ 5 ] 。甚至白人小男孩的受伤也是为了给疯姑多打几只猎物。这种跨越种族的爱已经超越了过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主仆关系，给予了疯姑克服恐惧的动力与力量。当白人小男孩受伤时，疯姑虽然“眼神绝望”，却还是选择了“闭上眼睛，从溪流的浅滩上猛冲下去，一步不停，一直爬上对岸” [ 5 ] 。除此之外，跨河时，疯姑一直呢喃着：“上帝，可怜可怜疯姑吧！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 [ 5 ] ！宗教，此刻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和殖民时代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不再作为帝国主义话语帮助白人殖民者控制殖民地人民，并使他们的殖民掠夺“师出有名”。如今，不同文化的混杂，反而使得以基督教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话语在流传过程中遭遇了改写和变形，促进了黑白异质文化的混杂。借助爱与宗教的力量，疯姑打破了这道文化隔阂，救了小男孩，也进一步消除了河两岸人们的种族偏见。当疯姑又一次跨越贝游河，开始欣赏这错过了很多年的无比美好的新世界。“只有篱笆那边的鸟儿醒了，飞来飞去，唱着它们的晨歌。大宅周围有一片广阔的草地，像天鹅绒一般柔软。”“这一切映在露珠熠熠的光彩里，令人如此喜不自胜 [ 5 ] 。”贝游河此时仿佛“一道银色的彩虹”，连接了黑人和白人社会，寄托了肖邦打破种族隔阂的美好愿望。 《溪外》(1891)讲述的是黑、白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肖邦的另一个故事《偏见》(1893)则讲述了另一个少数族克里奥尔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冲突。故事的主人公老卡拉姆比夫人是一个克里奥尔寡妇，在儿子娶了一个美国人并定居后拒绝任何往来。当卡拉姆比夫人偶然遇见生病的孙女并短暂接触后抛弃了所有的偏见，主动和儿子缓和关系。小说一开始便交待，“老卡拉姆比夫人是一个有着很多偏见的人”，“她讨厌美国人，德国人以及所有和自己信仰不同的人。除了法国人，其他人在她看来都没有生存的权利” [ 6 ] 。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儿子娶了美国人后，卡拉姆比夫人十年没和儿子来往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时也和下文偏见的突然消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老卡拉姆比夫人的女儿，塞西尔夫人，为自己的小儿子举办聚会时，两个误入的奔跑嬉戏的小孩子打破了卡拉姆比夫人的安静时光。“前一个孩子，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激动地跳到卡拉姆比夫人的膝盖上，胳膊搂着老太太的脖子 [ 6 ] 。”美国小孩亲昵的举动引起了卡拉姆比夫人本能的厌恶。在一顿呵斥后，身为护士的卡拉姆比夫人察觉到小女孩生病了，职业本能让她暂且摒弃偏见。“她为自己的天赋而自豪，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 6 ] 。”在照顾小女孩期间，卡拉姆比夫人仍然没放弃对美国人的偏见，“那些美国人！他们有权利生孩子吗？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照顾孩子！”“跟我说说这样的父母！愚蠢到都察觉不到像这样的发烧，但是他们一定要把孩子穿的像个猴子，跟着街头音乐家跳舞” [ 6 ] 。在小女孩的父母派人来接时，卡拉姆比夫人以“爱尔兰口音让病人更痛苦”为由拒绝他们见小女孩。甚至对于生病的小女孩，卡拉姆比夫人都觉得美国小孩是如此地令人不快(objectionable)。 然而，当小女孩身体恢复回家后，卡拉姆比夫人开始想念和小女孩相处的朝朝夕夕。“小宝贝的爱抚；夜里小女孩柔软的小身体的压力；说话声音的语调以及小女孩亲吻她那热乎乎的嘴唇，让她以为自己是她的妈妈，所有的这些印象都穿透了她的偏见，留在她的心上 [ 6 ] 。”显然，小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唤起了卡拉姆比夫人内心沉睡许久的母爱。对于文化偏见，比起疯姑的糊里糊涂与被迫无奈，卡拉姆比夫人没有感到恐惧，反而开始积极思考，先是从内心里感到“怀疑”、“不安”，最后从内而外彻底清醒了。面对着同样的种族、文化冲突，疯姑的改变是被迫无奈，而卡拉姆比夫人的改变是心甘情愿、更加彻底的。可以看出，肖邦通过卡拉姆比夫人这个人的形象，表达了只有主动接受文化差异才能更好地促进各族群的共处。圣诞节那天，卡拉姆比夫人排除偏见，去了美国人的教堂做祷告。不同于其他人的不适应，“卡拉姆比夫人，相反，仿佛她一生一直来的是圣帕特里克教堂。她平静地坐着听那冗长的英语布道，尽管她一个字也听不懂” [ 6 ] 。肖邦通篇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此刻却有意隐瞒卡拉姆比夫人的心理活动，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白。有着根深蒂固偏见的卡拉姆比夫人，平静的表面下是波澜起伏的内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经受了异族宗教的洗礼，卡拉姆比夫人决定去看望儿子。这里的宗教和上文一样，也成为了异质文化融合的推动力。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面孔、陌生的文化，卡拉姆比夫人还是难掩紧张，清晨虽美，玫瑰虽香，“夫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她拿着一瓶嗅盐放在鼻边，似乎她路过的不是新奥尔良最美的街道，而是最令人厌恶的地方” [ 6 ] 。甚至见到白人女仆开门，卡拉姆比夫人也没有表现出以往的厌恶，似乎毫不介意。“她没有一次表现出怯懦 [ 6 ] 。”卡拉姆比夫人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上帝的旨意”。得知儿子亨利对自己的法语文化也有偏见并阻止孙女学习法语，卡拉姆比夫人表现得毫不介意，反而说，“祖母会教她说法语，她也会教祖母说英语” [ 6 ] 。她相信尊重差异的文化混杂是大势所趋，与其被动改变，不如主动接受。 20世纪上半叶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说过：“在现代社会，用垂直的隔板将人们分开是不可能的”，他在 1929 年这样写道，“是谁在现代方式下使得这种群体的和种族的分离成为不可能？是谁使得一千五百万黑人漂洋过海？……世界走到了一起，其体制使它无法分开，就像面对炒好的鸡蛋，我们无法分开蛋清和蛋黄一样” [ 7 ] 。无论是过去的被殖民者，还是当今时代的美国各个族群，迫于无奈或者心甘情愿，都只能居住于一个两种或多种文化混杂的世界，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重新铸造自己的身份认同。肖邦在上述两个短篇故事中，重点突出了异质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文化混杂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