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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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调查发现，在一个月内饮用能量饮料的大学生比例为51%，其中，46.8%的饮用频率都低于9次，仅4.2%的饮用频率超过了10次；这说明过半的大学生会饮用能量饮料，但不会经常饮用。男生饮用能量饮料的比例比女生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Alhyas et al.， 2016)，说明男大学生更多地消费能量饮料。 只有36.4%大学生知道能量饮料主成分是咖啡因，男生知情者比女生多，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在饮用能量饮料时没有关注其成分，忽视了摄入咖啡因给人体可能带来的危害，这可能导致能量饮料摄入过多，出现咖啡因成瘾，危害身体健康[ 5 ]。 虽然知道能量饮料主成分的学生不多，但81.3%的大学生认为饮用能量饮料会给身体带来副作用，这可能和近年来网络、电视、报刊等多种途径都有宣传饮料摄入对身体的危害有关(管爽等，2013；孔维敏等，2015；刘素等，2016；杨丽丽等，2016)。其中，认为能量饮料对身体健康有危害的人数比例依次为：肥胖(67.5%)、失眠(47.8%)、精神状态不稳定(37.8%)、心律不齐(34.6%)、心血管疾病(28.0%)、焦虑(26.6%)、危险行为增多(24.2%)、头痛(14.6%)、抑郁(10.8%)、死亡(7.7%)。可见，认为能量饮料饮用对肥胖、失眠、精神状态、心脏等方面可能造成危害的大学生相对要多些，而较少有学生认为能量饮料饮用会导致负性情绪、危险行为增多、头痛和死亡。同时，女生认为能量饮料对身体健康有副作用及其对“肥胖、失眠、心律不齐、精神状态不稳定、焦虑”方面有危害的人数比例均比男生高，说明女生比男生更了解能量饮料饮用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这也可能是女生比男生少饮用能量饮料的原因之一。 大学生选择消费能量饮料不同动机的人数比例依次为：补充能量、降低疲劳感(61.3%)，喜欢口感(57.0%)，提神、帮助注意力集中(53.1%)，尝试新品种、新口味(42.0%)，跟着同伴一起喝(20.2%)，流行(14.5%)；男生在“补充能量、喜欢口感、流行、和同伴一起喝”方面与女生差异显著，这些方面的消费动机均比女生强，这可能导致男生比女生更多饮用能量饮料。这表明，大学生选择能量饮料的主要动机依次为：1) 获取能量，降低疲劳感；2) 喜欢饮用口感；3) 能够提神，帮助注意力集中；4) 尝试新品种和口味的饮料；其中，“获取能量，喜欢口感”这两个动机和国外青少年和大学生消费能量饮料的主要动机基本一致(Musaiger & Zagzoog， 2014; Gallucci et al.， 2016)。大学生较少会因为追随流行和从众而选择消费能量饮料。 结合研究结果，高校在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能量饮料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 加强能量饮料成分及其对健康危害的宣传；2) 要结合男生能量饮料消费比女生多的情况，重点加强对男生的引导；3) 结合大学生能量饮料的消费动机，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班队活动等途径带学生开展注意力训练、减压放松训练，引导学生通过运动、艺术赏析等途径满足生理和心理需要，避免通过饮用能量饮料满足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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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血清胱抑素C与心室重构的相关性。方法：筛选就诊于我院的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140例(年龄均 ≥ 65岁)，检测患者血清胱抑素C浓度，根据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血清胱抑素C浓度，将全部患者分为胱抑素C正常组(胱抑素C ≤ 1.03 mg/L) 60例，胱抑素C升高组(胱抑素C > 1.03 mg/L) 71例。使用超声心动图测量两组患者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EF)、左房内径(left atrial diameter， LAD)、左室舒张末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ter， LVD)、左室后壁厚度(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 thickness， LVPWT)、室间隔厚度(ventricular septal thickness， IVST)并计算左室质量指数(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 LVMI)。对这些指标进行组间比较，并分析血清胱抑素C与心室重构的相关性。结果：与胱抑素C正常组相比，胱抑素C升高组的LVMI、IVST显著增高(P < 0.01)。相关分析显示：血清胱抑素C含量与LVMI、IVST呈正相关，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结论：血清胱抑素C浓度与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具有显著相关性，可作为衡量II型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程度的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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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胱抑素C (Cystatin C， Cys-C)是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其在临床上作为评估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的一种内源性物质被广泛应用，此外，目前已有研究证实，Cys-C与心血管事件(如中风、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和心血管死亡)有较强的相关性 [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患病率逐年升高，而糖尿病是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2 ]。因此临床上需要更积极地筛查和防治糖尿病并发的多种心血管疾病，目前Cys-C对心室重构的影响及预测作用缺乏大量的临床研究，药物控制Cys-C水平对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等糖尿病并发症是否有益也没有明确定论。故本次研究主要通过检测糖尿病患者血清Cys-C水平的变化并评价其与心室重构各项指标之间的关系，评估临床上Cys-C是否可以作为II型糖尿病并发心肌肥厚等心室重构的危险因素及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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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收集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就诊于青岛市市立医院且符合II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的年龄大于65岁的患者14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血清Cys C水平高低将其分为：胱抑素C正常组(胱抑素C ≤ 1.03 mg/L) 60例，胱抑素C升高组(胱抑素C > 1.03 mg/L) 71例 [ 3 ]。本研究获得医院临床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受试对象均知情并同意。排除标准：1) 严重肝肾功能衰竭患者；2) 库欣综合征、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患者；3) 恶性肿瘤患者；4) 处于妊娠期、哺乳期的患者；5) 伴有心力衰竭的患者；6) 急性感染疾病的患者；7) 免疫系统疾病患者。 2.2. 研究方法 2.2.1. 一般资料 记录符合筛选标准的入选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心率(HR)并于入院当日测量患者收缩压、舒张压。于入院第2天早晨采集空腹静脉血，于医院常规实验室检测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A1c， HbA1c)、Cys-C水平。 2.2.2. 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测定 BMI计算公式为： BMI = 体 重 ( kg ) ÷ 身 高 ( m ) 2 。 2.2.3. 超声心动图检查 由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采用Philips公司生产的IE33彩色超声诊断仪测量左室射血分数(EF)、左房内径(LAD)、左室舒张末内径(LVD)、左室后壁厚度(LVPWT)、室间隔厚度(IVST)，上述测量均取自患者同一时间段的3个不同心动周期并求得平均值，两组患者EF值均大于55%。 2.2.4. 计算左室质量指数(LVMI) LVMI ( g / m 2 ) = 心 室 重 量 LVMg 体 表 面 积 BSAm 2 = 0.8 × 1.04 [ ( IVST + LVPWT + LVD ) 3 − LVD 3 ] + 0.6 0.0061 × 身 高 ( cm ) + 0.0128 × 体 重 ( kg ) − 0.1529 [ 4 ]。 2.3. 统计学处理 所得实验数据使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 ¯ ± s )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应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正态分布变量之间相关性，当P < 0.05时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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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Cys-C正常组与Cys-C升高组患者的年龄、身高、体重、BMI、收缩压、舒张压、TC、TG、LDL-C、HDL-C、FBG、HbA1c值均无明显差异(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clinic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 组别 例数 (人) 年龄 (岁) BMI (kg/m 2 ) HR (次/min)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Cys-C升高组 71 72.79 ± 5.72 26.39 ± 3.38 76.00 ± 10.28 147.55 ± 18.77 75.99 ± 12.02 Cys-C正常组 60 70.67 ± 5.81 25.66 ± 2.74 77.00 ± 8.38 139.38 ± 20.64 80.85 ± 11.93 t 2.10 1.35 −0.60 2.37 −2.32 P 0.403 0.391 0.072 0.709 0.294 组别 HDL-C (mmol/L) LDL-C (mmol/L) TC (mmol/L) TG (mmol/L) FBG (mmol/L) Cys-C升高组 1.00 ± 0.28 2.66 ± 0.90 4.43 ± 1.23 1.57 ± 0.71 8.73 ± 3.35 Cys-C正常组 1.11 ± 0.27 2.64 ± 0.78 4.59 ± 1.14 1.61 ± 1.44 9.34 ± 3.41 t −2.40 0.115 −0.783 −0.194 −1.02 P 0.494 0.301 0.494 0.217 0.294 表1.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注：BMI：身体质量指数；HR：心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C：总胆固醇；TG甘油三酯；FBG：空腹血糖。 3.2. 两组心脏结构比较 Cys-C升高组与Cys-C正常组相比，两组间LAD、LVD、LVPWT及EF值未见明显差异(P > 0.05)，而Cys-C升高组的IVST、LVMI较Cys-C正常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cardiac struct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 组别 Cys-C (mg/L) LAD (cm) LVD (cm) IVST (cm) LVPWT (cm) LVMI (g/m 2 ) EF % Cys-C升高组 2.32 ± 1.78 3.87 ± 0.45 4.57 ± 0.41 1.06 ± 0.17 0.97 ± 0.11 92.50 ± 21.94 59.82 ± 1.26 Cys-C正常组 0.77 ± 0.17 3.67 ± 0.42 4.28 ± 0.56 0.89 ± 0.07 0.89 ± 0.08 69.17 ± 14.02 59.90 ± 1.04 t 6.76 2.75 3.45 7.23 5.12 7.10 −0.408 P 0.001 0.327 0.801 0.001 0.325 0.001 0.054 表2. 两组心脏结构比较 注：Cys C：胱抑素C；LAD：左房内径；LVD：左室舒张末内径；LVPWT：左室后壁厚度；IVST：室间隔厚度；LVMI：左室质量指数；EF：左室射血分数。 3.3. 对II型糖尿病患者IVST及LVMI与临床检测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对II型糖尿病患者IVST、LVMI与临床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当r < 0.3时不考虑相关性。 结果显示：IVST与Cys-C、LVPWT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3、0.76，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 < 0.05)，见表3；而LVMI与Cys-C、LVD、IVST、LVPWT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9、0.68、0.76、0.66，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 < 0.05)，见表4。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VST and clinical indicator 变量 r值 P值 年龄 0.12 0.175 身高 0.02 0.809 体重 0.05 0.574 BMI 0.06 0.473 收缩压 0.07 0.430 舒张压 −0.21 0.019 HR 0.02 0.859 LDL-C −0.05 0.552 TG 0.01 0.88 TC −0.14 0.110 FBG 0.10 0.259 HDL-C −0.13 0.130 HbA1c 0.05 0.594 LAD 0.24 0.001 Cys-C 0.53 0.001 EF 0.067 0.446 LVD 0.25 0.040 LVPWT 0.76 0.001 表3. IVST与各临床指标相关性分析 注：BMI：身体质量指数；HR：心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C：总胆固醇；TG甘油三酯；FBG：空腹血糖；Cys-C：胱抑素C；LAD：左房内径；LVD：左室舒张末内径；LVPWT：左室后壁厚度；IVST：室间隔厚度；LVMI：左室质量指数；EF：左室射血分数。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VMI and clinical indicator 变量 r值 P值 年龄 0.15 0.085 身高 −0.08 0.341 体重 −0.14 0.113 BMI −0.09 0.284 收缩压 0.07 0.413 舒张压 −0.01 0.984 HR −0.16 0.065 LDL-C −0.03 0.759 TG 0.04 0.639 TC −0.13 0.134 FBG 0.04 0.658 HDL-C −0.10 0.271 HbA1c 0.04 0.695 LAD 0.25 0.003 Cys-C 0.39 0.001 EF −0.07 0.426 LVD 0.68 0.000 IVST 0.76 0.000 LVPWT 0.66 0.000 表4. LVMI与各临床指标相关性分析 注：BMI：身体质量指数；HR：心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C：总胆固醇；TG甘油三酯；FBG：空腹血糖；Cys-C：胱抑素C；LAD：左房内径；LVD：左室舒张末内径；LVPWT：左室后壁厚度；IVST：室间隔厚度；LVMI：左室质量指数；EF：左室射血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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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II型糖尿病是多种心血管疾病高危因素，临床上糖尿病患者常合并有不同程度的各种心血管疾病，其中心室重构是是慢性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II型糖尿病且伴有早期肾功能损害的患者易发生心室重构 [ 5 ]，心室重构指心室肌重量增加、心室容量增加以及心室形状的改变，而关于伴有早期肾功能损害的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的具体机制仍未完全阐明。Cys-C是一种内源性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是溶酶体半胱氨酸蛋白酶竞争性抑制剂家族中的一员，在所有的有核细胞中以恒定的速度合成，并在肾小球内自由过滤，在近端小管被完全重吸收和分解代谢 [ 6 ]，目前临床上常将血清Cys-C作为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理想标志物之一，近期有大量研究表明其与多种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 [ 7 ]，故我们推测Cys-C与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过程有关。 本次研究对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血清Cys-C水平与心室重构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显示：与Cys-C正常的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相比，Cys C升高患者的IVST及LVMI明显升高，呈现正相关关系。 近年来许多研究证实Cys-C除与肾小球滤过率密切相关外 [ 8 ]，也参与心血管疾病的病理进展过程，许多学者将其作为一种在心血管疾病中有预测价值的生物标记物来重新定义 [ 9 ]，其对心血管事件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并能用于高危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 [ 1 ]。心室重构是心源性死亡、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目前的研究证实心室重构与心肌肥厚以及心肌纤维化相关，Xian Wu Cheng等人发现，在高血压诱导导致的左心室肥厚的心肌细胞中，Cys-C表达增加，参与心肌肥厚的发生 [ 10 ]。之后，有实验证实Cys-C与心脏的向心性肥厚表现独立相关，在校正了各种传统的肾功能指标后，左心室重量、向心性心肌肥厚和室壁厚度的增加仍然与Cys-C相关，故推测Cys-C与亚临床代表向心性肥厚的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可能比舒张期功能障碍出现的更早 [ 11 ]。之后，2013年Xin Li等人的实验证实血清Cys-C水平与高血压患者的LVPWT、IVST及LVMI呈正相关 [ 12 ]，心脏结构异常在代偿期的表现是心肌的向心性肥厚，即室间隔和左室后壁的增厚，该实验进一步证实Cys-C是心脏结构异常发生发展的预测因子之一。另外，Cys-C可能通过增加骨桥蛋白和基质蛋白抑制因子-1的积累从而促进心肌的纤维化 [ 13 ]，从另一方面导致心室重构的发展。 目前对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Cys-C与心室重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发现Cys-C与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的IVST和LVMI升高呈正相关，这与2016年姜巍娇等人的实验结果一致，该研究发现合并慢性心力衰竭的糖尿病患者血清中Cys-C与左心室重构密切相关，证实Cys-C参与了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生，可以用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评估 [ 14 ]，故我们认为Cys-C可以作为衡量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程度的指标之一。但本次研究过程中没有发现LVPWT与Cys-C的明确相关性，可能与本实验样本量较小有关，Cys-C与其他心室重构相关指标的相关性仍需扩大样本量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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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证实Cys-C与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II型糖尿病患者出现早期肾脏损害时伴有血清中Cys-C的升高，长期Cys-C升高可能导致心室重构的发生发展，临床上可以通过动态监测患者血清中Cys-C水平来评估糖尿病患者心室重构的程度，重点关注伴有Cys-C升高的糖尿病高危人群，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干预从而减少老年II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的心室重构和心血管疾病风险，达到改善患者的预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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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化疗开始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简称：慢阻肺)并肺癌患者一线化疗疗效的预测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01月~2020年01月于青岛市市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的66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并以NLR的中位数3.95为依据，划为低NLR组和高NLR组，分析入组患者的病历资料和一线化疗疗效。结果：低NLR组和高NLR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吸烟史、TNM分期、组织病理类型和一线化疗方案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低NLR组近期化疗疗效明显优于高NL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化疗开始前外周血NLR与进行一线化疗方案治疗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的近期化疗疗效密切相关，外周血NLR有可能成为预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一线化疗效果的理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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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8年我国肺健康研究(CPH)结果显示慢阻肺患者人数已接近1亿，40岁以上人口占14% [ 1 ]，在全球影响将近2亿人，预计到2030年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 [ 2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 [ 3 ]，也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 [ 4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慢性炎症、氧化应激等在促进慢阻肺转化为肺癌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肺癌的发病率较正常人群肺癌发病率高，相比较单纯的肺癌患者来说，慢阻肺并肺癌患者肺功能、生活质量及预后差 [ 6 ]，然而，由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症状的影响，让合并肺癌患者不易被诊断，甚至出现误诊，大部分患者明确诊断时已是肺癌晚期，对于其中一部分患者来说以铂类为基础一线化疗方案仍然是治疗的主要措施，但是患者异质性较大，对化疗治疗有不同的疗效反应，迫切寻找一种可以预测疗效的指标及改善预后的干预措施。目前很多研究发现外周血NLR可预测某些实体瘤的化疗疗效和预后，使其成为预测某些肿瘤一线化疗效果的理想指标 [ 7 ]。但NLR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一线化疗的预测作用研究甚少。现就化疗前NLR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一线化疗疗效的预测作用作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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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资料与研究方法 2.1. 一般资料 随机收集2014年1月~2020年1月于青岛市市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的符合入组标准的66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男50例，女16例)，中位年龄63岁(年龄范围在39~85岁之间)，其中鳞癌有37例、腺癌有23例、其他有6例，有吸烟史48例，TNM分期：III期35例、IV期31例，化疗方案：GP方案37例、DP方案6例、PC方案23例。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组织学病理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有完善的影像学资料[胸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头颅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可供肿瘤分期评价；肿瘤分期包括不可手术切除的III期和IV期患者，一线化疗期间每2周期完善胸腹部增强CT和头颅MRI检查；未接受过任何抗肿瘤治疗(包括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及中药治疗)；ECOG评分 ≤ 2分，血常规正常，耐受以铂类为基础的两药联合一线化疗的初治患者。 排除标准：组织学病理为小细胞肺癌；合并两种或两种以上肿瘤；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合并免疫系统疾病；治疗前分期评价不足；治疗期间未进行影像学采集可供疗效评价；在一线化疗期间出现不可逆重度骨髓抑制；一线化疗间隔推迟2个月以上；肝功肾功受损；重症感染伴有发热。 2.3. 检测方法 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于化疗开始前3天采集空腹血常规。送入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行血常规检测，NLR是以血常规中中性粒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计算。并以中位数3.95为依据划为低NLR组和高NLR组 [ 8 ]。 2.4. 治疗方法 所有入组患者根据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指南治疗：该研究中，在低NLR组中进行GP (Gemcitabine Cisplatin 吉西他滨 顺铂)方案化疗治疗有16例，DP (Docetaxel Cisplatin 多西他赛 顺铂)方案有5例，PC (Pemetrexed Cisplatin 培美曲塞 顺铂)方案有12例，在高NLR组中进行GP方案化疗治疗有21例，DP方案有1例，PC方案有11例。 2.5. 疗效评价 临床分期根据国际肺癌研究协会颁布的第7版分期标准进行评估 [ 9 ]。近期疗效评价标准根据实体瘤RECIST 1.1疗效评价，将疗效分为：完全缓解CR (complete remission)，部分缓解PR (partial remission)，疾病稳定SD (stable disease)，疾病进展PD (progressive disease) [ 10 ]。 2.6.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采用中位数表示计量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数表示分类资料，采用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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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化疗前NLR与病历资料的关系 33例低NLR和33例高NLR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在年龄、性别、吸烟史、分期、组织病理类型和一线化疗方案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1)。 Table 1 66 case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ith lung cance 病历资料 低NLR 高NLR χ 2 P (n = 33) (n = 33) 年龄(岁) 0.000 1.000 <65 14 14 ≥65 19 19 性别 1.320 0.251 男 23 27 女 10 6 吸烟史 1.222 0.269 有 22 26 无 11 7 TNM分期 0.547 0.459 III期 16 19 IV期 17 14 组织病理类型 0.767 * 鳞癌 19 18 腺癌 12 11 其他 2 4 一线化疗方案 0.219 * GP 16 21 DP 5 1 PC 12 11 表1. 66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的病历资料 注： * Fisher确切概率法。 3.2. 化疗疗效及NLR的预测作用 在完成两周期化疗后，由青岛市市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位主任医师进行化疗疗效综合评估。结果示：33例低NLR组中CR有0例、PR有12例、SD有16例、PD有5例，高NLR组中CR有0例、PR有6例、SD有12例、PD有15例，低NLR组一线化疗疗效显著优于高NLR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 分组 CR PR SD PD Z P 低NLR (n = 33) 0 12 16 5 2.590 0.010 高NLR (n = 33) 0 6 12 15 表2.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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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最近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示，COPD与肺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 11 ]，肺癌在慢阻肺人群中明显升高，40%~70%肺癌患者合并慢阻肺，发现慢阻肺是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 [ 12 ]，可能与其有共同的发病因素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临床症状严重、肺功能差、预后差，给患者及国家医疗资源带来沉重负担 [ 13 ] [ 14 ]。随着医学的发展可给患者提供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其靶向、免疫等治疗已取得较好的疗效，但是仍有一部分不幸患者无基因治疗的靶点，以铂类为基础的两药联合化疗方案可以使晚期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7%，延长肺癌患者的中位期和总生存期，因此，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仍处于重要地位 [ 15 ]。但是由于异质性的原因，即使进行同一种化疗治疗方案，不同患者的疗效也存在很大差别，我们渴望发现一种可以预测疗效的安全方便的理想指标，并拟通过积极干预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慢性炎症是COPD和肺癌的常见发病原因，持续存在的慢性炎症会导致肺泡干细胞增殖，提高上皮细胞对致癌物的敏感性，诱导上皮细胞转换为肺癌细胞，同时，肺癌细胞又可分泌中性粒细胞中的蛋白质促进炎症反应 [ 16 ] [ 17 ]。在其他炎症与癌症中也有类似的发现，比如肝炎与肝癌、胃炎与胃癌、结肠炎与结肠癌，慢性炎症与癌症之间有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NLR机体系统性炎症和免疫失衡的指标，当NLR值升高时，中性粒细胞计数相对增多，淋巴细胞计数相对减少，使得平衡状态被打破，炎性反应向着促肿瘤方向发展 [ 18 ]。并在胃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中证实与疗效及预后显著相关 [ 19 ] [ 20 ] [ 21 ]。Yao等在182例肺癌患者中发现高NLR组铂类药物一线化疗疗效差 [ 22 ]。Peng等荟萃分析表明高NLR与疗效呈反比 [ 23 ]。Botta等报道在肺癌的治疗中高NLR组贝伐单抗疗效更差 [ 24 ]。李曦颖通过193例肺腺癌发现NLR水平在化疗前及第2、4周期化疗后疾病PD组均高于CR组 + PR组 + SD组(P < 0.01)，化疗前NLR是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反应出高NLR水平影响了患者的化疗效果 [ 25 ]。类似的研究发现NLR是无敏感突变的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长期化疗获益的独立预测因素，NLR较低的患者是铂类药物化疗的最佳人选 [ 26 ]。Neringa Vaguliene发现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中NLR水平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升高 [ 27 ]。这些证据似乎表明NLR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可能预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的铂类一线化疗疗效。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分析33例低NLR和33例高NLR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一线化疗效果的差异情况，结果发现低NLR组一线化疗疗效显著优于高NLR组，我们本次的研究结果与既往在晚期肺癌中的研究结果相似。我国学者易福梅发现2周期化疗后患者的NLR水平与一线化疗2周期和4周期的疗效密切相关(P < 0.05)，疾病进展患者中高NLR的比例为100.0%，显著高于部分缓解和疾病稳定的患者 [ 28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偏小，存在选择性偏倚可能，而且没有动态观察化疗过程中NLR水平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大样本量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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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可见，对进行以铂类为基础的两药联合一线化疗方案治疗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化疗前外周血NLR与近期化疗治疗效果密切相关，很可能是预测一线化疗疗效的理想指标，也可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癌患者治疗的潜在干预靶点，对于高水平的NLR患者，为提高铂类化疗药物疗效，改善患者预后，应早期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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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飞行冲突危险性评估是空中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空中交通系统运行安全性与效率的关键手段。以国内现有飞行冲突评估体系为基础，完善了对冲突航空器飞行诸元的描述，进一步将空域结构与运行环境纳入考量范围，重新构建动态化的飞行冲突评估体系。通过信息熵给体系中各指标赋权用以描述飞行冲突危险性的影响，并基于实际飞行冲突数据计算飞行冲突危险性时间序列，进而全面分析飞行冲突事件的危险性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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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如何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是民航业共同面临的迫切要求和艰巨任务。安全作为民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四强空管的核心要素之一，依然是当下空管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空管运行中虽有管制自动化系统提供的冲突告警功能，但仅限于在实时运行阶段，无法对典型冲突场景提供事后分析支持。随着航空器飞行性能的不断提升，通讯、导航、监视设备性能的持续发展，以及空域结构的改变以及航班量的增长带来的运行环境变更，当初制定的冲突评估指标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安全管理工作，将不利于在保证安全阈值的情况下提升运行效率，更会对空中交通的安全性带来影响。故而，亟需重新审视冲突分析指标，结合当下的运行特征进行指标的完善工作，使之可以适应当下的冲突分析。 根据ICAO《附件19 安全管理》提出的安全管理体系框架的要求，各民航当局应建立安全绩效监测与衡量体系，以评估其辖区内航空安全情况[ 1 ]。空中交通冲突，包括危险接近和低于最小间隔的事件，按照事件严重程度，被列为事故征候和严重事故征候[ 2 ]。我国及欧美各国均已建立详细的量化体系，用以评估空中交通冲突的严重等级。评分标准适用范围方面，美国联邦航空局(FAA，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将评分体系分为航路空域和终端区空域，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 European Union Aviation Safety Agency)针对管制空域和非管制空域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根据不同高度层使用不同标准，而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ATSB， Australian Transport Safety Bureau)则未按空域类别将评估标准分类。 航空器间隔、航空器接近率和可控性均被我国、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航空安全部门列为评价空中交通冲突严重程度的指标；CAAC、FAA和ATSB也将航空器航迹列为考核指标；EASA引入数据可靠性权重，用于衡量模型中数据量是否足以支撑严重等级的评估。从可控性维度下的各因素可以看出，EASA将空中冲突细分为管制员、航空器驾驶员和自动化设备三个方面，而其他当局则更多强调管制员在该事件中的责任[ 3 ] [ 4 ] [ 5 ] [ 6 ]。除了官方给出的标准以外，学术界对于空中交通飞行安全管理做出了研究。从宏观上来说，相关研究集中在空中交通安全管理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评价。王昌顺立足于民航系统的角度采用谱分析法定量描述了民航行业的安全管理目标与对策[ 7 ]。徐佳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构建空管安全管理体系的五个重要方面，并运用层次分析确定权重，分析安全管理重点[ 8 ]。贾贵娟针对空管风险因素进行了收集与分析总结，运用风险管理、安全行为学等构建空管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使用神经网络、灰色系统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9 ]。在微观角度，相关的研究则集中在航空器的碰撞风险上。徐肖豪等总结了基于碰撞风险的飞行间隔安全研究，分别从REICH、交叉航路、概率路、随机分析、EVENT、以及RASRAM六个模型的角度分析各自的优缺点以及使用范围[ 10 ]。潘卫军等构建了RECAR尾流间隔标准下的REICH碰撞风险模型，弥补了进近阶段碰撞风险评估的短板[ 11 ]。 本文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官方的飞行冲突评价体系进行研究与改进，旨在更加全面的评估飞行冲突的危险性。此外，由于在航空器发生冲突时便产生了极强的关联性，其中一架航空器飞行诸元的变化会对两架航空器之间的飞行安全产生连携效应，故而当航空器航行诸元数据分布在不同的区间范围内时，描述航行诸元的指标将对飞行冲突的危险性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当前指标体系中尚未关注不同指标之间重要程度的动态性差异对于冲突危险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引入信息熵来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赋权，刻画不同事件中冲突航空器不同的飞行诸元分布对于冲突危险性的动态影响。基于这一现状，本文关注提升空管运行安全的决策支持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对于飞行冲突属性的描绘，研究飞行冲突实时指数计算模型，根据运行事件特征，建立飞行冲突评估模型和方法，为空中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开展飞行冲突评估及调查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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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飞行冲突危险性指标体系 2.1. 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确保冲突危险性评估在当前空域环境、技术条件下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以及分析所需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指标体系在表1中所罗列的基础指标在结合一线员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从各国以及地区的航空安全管理部门用以评估空中交通冲突严重等级的指标体系中进行筛选。筛选范围涵盖了我国、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关于飞行冲突危险性评估的相关法规和文献。指标体系共涵盖航空器间隔、航空器接近速度、航迹夹角、空域繁忙程度、空域复杂性五个类别，每个类别下设多个指标，共计8个。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light conflict ris 指标类别编号 指标类别 指标 依据 1 航空器间隔 垂直间隔 CAAC 水平间隔 CAAC 2 航空器接近速度 垂直接近率 EASA 水平接近率 CAAC 3 航迹夹角 航迹夹角 CAAC 4 空域繁忙程度 流容比 ATSB 通话饱和度 ATSB 5 空域复杂性 潜在冲突航空器数 管制员经验 表1. 飞行冲突危险性评估指标体系 2.1.1. 飞行动态类指标 (1) 航空器间隔 航空器间隔即发生冲突的航空器对之间的物理距离，该类别指标用以体现冲突航空器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包含了垂直间隔与水平间隔用以区分航空器高度与航向改变上存在的差异，以及不同方向间隔大小所带来不同的危险性影响。航空器间隔是否突破最小间隔阈值是评价航空器是否发生飞行冲突的判断依据，因此航空器冲突危险性评分将首先满足间隔被突破的条件。 D h = 100 * V s m − V S V s m (1) VSm即为在相应高度层飞行时，航空器间的最小垂直间隔，航空器在在8400米(含)以下的高度层飞行时VSm为300 m，12500 m (不含)以上时为600 m。 D l = 100 * H S m − H S H S m (2) 水平间隔即通过二次雷达数据获取冲突航班的经纬度信息进行计算，上式中HS代表冲突航空器对之间的水平间隔(米)，相应的HSm即为最小水平间隔。在雷达管制下，航空器位于6000 m含以下的高度层飞行时HSm为6 km，6000米以上为10 km。 (2) 接近速度 Table 2 Approaching speed of collision aircraf 垂直接近率(m/min) 评分 水平接近率(km/h) 评分 VS > 1200 100 CR > 1300 100 600 < VS ≤ 1200 80 560 ≤ CR ≤ 1300 80 300 < VS ≤ 600 40 190 ≤ CR < 560 40 VS ≤ 300 27 CR < 190 27 表2. 冲突航空器对接近速度 航空器接近速度即航空器对之间实时间隔的变化速率用以体现冲突的恶化或缓解情况，如表2所示，其中包含了垂直接近率与水平接近率体现冲突的紧迫程度。航迹夹角即航空器对之间水平方向上的相对运动趋势，用以区分汇聚(对头、交叉)、平行、分散等航空器对之间不同的相对运动状态所带来的危险性的差异。 (3) 航迹夹角 航迹夹角结合航空器的间隔与接近速度这三个指标类别完成了对于航空器相对运动的矢量描述，将更加立体的刻画冲突航空器对的运动轨迹以表征冲突的紧迫程度。式3表征了航空器航迹汇聚时的带来的危险性，但当航空器相遇过后航迹开始分散时，航迹夹角将不再产生危险性即 D a = 0 ，其中T表示航空器对的航迹夹角，单位为˚。 D a = 100 * T 180 ˚ (3) 考虑到两架航空器在雷达管制下使用侧向偏置在航路航线上运行时，航空器水平方向上的接近速度被削弱，对于水平接近率以及航迹夹角的得分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修正系数 o f f s e t = 1 − G / H s m ，其中G为航空器偏置运行时实际的偏置距离。 2.1.2. 空域环境类指标 空域繁忙程度即客观的空域状态，本体系通过客观的流量与容量的壁纸进行体现。空域的繁忙程度一方面可以作为飞行冲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冲突解脱的过程中也会成为妨碍解脱顺利执行的影响因素。通话饱和度即冲突发生时使用的甚高频波道的拥挤状况，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管制员在处理冲突时的繁忙程度以及可能发生的机组掐话所引起的冲突解脱不及时等，表3中R即波道的通话饱和度。 Table 3 Airspace busy degree and airspace complexit 流容比 评分 通话饱和度 评分 潜在冲突航空器架次 评分 FCR > 100% 100 R ≥ 80% 100 N >2 100 80% ≤ FCR < 100% 65 50% ≤ R < 80% 65 N = 2 55 50 ≤ FCR < 80% 35 30% ≤ R < 50% 35 N = 1 20 FCR < 50% 0 R< 30% 0 N = 0 0 表3. 空域繁忙程度与空域复杂性 空域复杂性即其他航空器对冲突解脱的限制，通过潜在冲突航空器数进行体现。在发生冲突的航空器进行机动飞行产生了预案以外的高度层资源以及水平范围占用，在这些空域资源被其他航班占用时便会产生新的冲突，从而迫使管制员改变原有的空域资源配置避免额外的风险，本体系将这些管制员需要关注的航班定义为潜在冲突航空器数。潜在冲突架次的统计方法将从空间范围以及接近趋势两个方面对空域内的航班进行筛选。 2.2. 冲突危险性计算方法 2.2.1. 权重设置 熵最早来自热力学理论，由著名数学家C. E. Shannon引入信息论，用来表示信息含量的多少。熵权法是一种基于熵理论的客观赋权代表，该算法主要基于系统中各个元素所包含的信息熵获得权重值。按照信息论的基本原理，信息是一种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熵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度量，用来形容信息的相对影响程度。通常来说，某个元素的信息熵越小，其离散性越大，所包含的信息数量越多，在评估过程中的影响力也越大，其权值相应也越大。熵权法是依据指标自身所包含的信息熵来确定其权值大小，因此能够有效地减少评价中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和误差。 2.2.2. 冲突危险性统计 为了体现冲突危险性的动态性变化，本文将以一秒为时间片统计冲突航空器同时小于HSm以及VSm阶段的各指标值，作为冲突危险性计算的基础。目前世界各国以及地区的民航当局制定的空中交通飞行冲突危险性的指标计算中，各方多采用累加法将多个飞行冲突影响因素加权后相加，从而获得最终的危险性结果。本体系拟采用熵权法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为了避免指标相关性过高对最终结果造成影响，本体系将相关度较高的指标整合为指标类别，而在指标类别内部本体系将各项指标对于类别的重要程度视为同等重要，指标类别得分等于类别下属指标得分的均值。举例来说，某个时间片在类别1的航空器间隔中，该类别的指标值 S 1 = 0.5 * ( s 11 + s 12 ) ， s 11 、 s 12 分别代表了垂直间隔以及水平间隔的得分，即垂直间隔与水平间隔对航空器间隔这一类别的危险性贡献相同。则最终该时间片的飞行冲突危险性得分即： S = ∑ i = 1 5 w i * S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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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飞行冲突危险性的科学评估是空中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基于局方现行标准完善飞行冲突危险性评估体系将有助于提升系统安全性。本文筛选航空器运行特征、管制员人为因素以及空域运行环境等因素对于飞行冲突危险性的影响，重构飞行冲突危险性指标体系与评分标准。基于实际冲突事件，计算飞行冲突危险性评分，并借助信息熵给体系中的指标赋予客观权重。对比局方现行标准与本指标体系计算结果的差异，结果显示本体系和局方判定结论在总体上保持一致，并在局部细节上完善了现行体系忽略的影响因素，实现了飞行冲突危险性更加全面精准的评估。综上，本体系对于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飞行冲突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将有助于提升我国飞行冲突危险性的评估能力，从而保障飞行安全水平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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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对园艺疗法的概念、理论基础、干预方法、应用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综述。旨在通过园艺疗法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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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6 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2017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中宣部等22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高等院校要积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重视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保持良好的适应能力(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2016)。“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紧紧围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符合中国文化、适应中国学生特点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冯刚，2015)。 2018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要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充分挖掘学生心理潜能，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教育部，2018)。 当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还多以课堂讲授和专题讲座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缺乏吸引力，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更无法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为满足大规模教育的现实状况，提升学生的融入感，各高校都在尝试通过提供心理咨询、开展团体辅导、开展现场体验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大多还是以课堂讲授和课后讲座的形式开展。单一的、缺乏新鲜感的教育形式使学生融入感和体验感较低，未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无法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很多高校也意识到了大规模教学场景下，心理健康教育的无力感，尝试通过开展心理咨询、趣味活动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愉悦学生的心理，使学生保持积极健康的学习生活心态(马宏魁，2020)。 但是由于教师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各类心理活动缺乏相应的指导、宣传渠道不畅等方面的原因，而忽视学生的情绪调节与和体验需求，教育效果有待提升(于丹丹，2017)。 园艺疗法是通过植物栽培、种植与园艺操作活动以达到促进身体和精神的恢复的疗法，是医学、美学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一种治疗方式(章俊华，2008)。 从广义上来说，走入大自然，感受多姿多彩的花色和沁入心脾的花香，亲身体验栽培种植形色各异的花草，制作压花工艺品等活动，使人得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宋禹辉，鞠园华，杨超，郑诚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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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园艺疗法概述 2.1. 园艺疗法的概念、起源和发展 目前可追溯到的有关园艺疗法的最早记载见于1699年李那托·麦加在《英国庭园》中对园艺的治疗效果的记述：在闲暇时，您不妨在庭园中静坐一会儿，或读书或静思，或在丛林间信步或驻足聆听鸟儿的鸣叫，此刻的环境，会使您永葆心情愉悦、情绪稳定、身心健康(卞文志，2016)。 园艺疗法作为促进身心健康方法的尝试就要追溯到19 世纪初。在近四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园艺疗法关于亲近自然的初心始终未变，说明园艺疗法是一种自然的疗法，是一种不必针对特定疾病却能帮助病患恢复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杜菲，2014)。 美国园艺治疗协会(The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简称AHTA) (Simon & Straus， 1997)，对其的定义受到广泛认可，即园艺疗法是利用园艺操作活动，对有必要在其身体以及精神方面进行改善的人们，从身体、心理、以及社会诸多方面进行调整更新的一种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法。其基本思想是运用园林绿地环境、园艺植物以及园艺活动对参与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参与者进行的园艺活动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栽培种植、修剪植物、鉴赏花草、远足、郊游、手工艺品制作、开垦土地和砍伐树木等(冷敏敏，张萍，胡明月，周海燕，2018)。 19世纪初，作为美国国家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最初提出了农业生产劳作与人类健康状况有关，从而使得园艺疗法在康复医学、精神治疗、残障人教育和高龄老人护理上沿用至今(肖琼，2015)。 2.2. 园艺疗法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基础 园艺疗法是通过园艺活动以达到特定治疗、康复目标的体验模式，功效在于提升参与者的整体心身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目前，作为应用心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园艺疗法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在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以达到为人类提升幸福感的目标(周萌，2018)。 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幸福感、满足感、欢乐等积极情绪体验；坚持、自信、宽容等积极个人特质；健康的家庭、正能量浓厚的学校等积极组织系统(何怡雯，2013)。相比于“90后”大学生群体缺点被放大而带来的消极心理模式，积极心理学主张用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看待学生的潜能，以提升全体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为主线，开拓学生心理素质教育途径，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林珍珍，何彦，2013)。 2.3. 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中应用的现状 园艺疗法是一种自然疗法，强调的是维持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郭湘涛，周建华，2010)。这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相一致，其涉及的简单易行、颇具趣味的园艺活动是非常适合于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齐浛妤等以196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针对心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利用园艺疗法进行干预。通过实施15次6种类型的园艺疗法干预活动，调查了园艺疗法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干预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园艺疗法对大学生心理问题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齐浛妤，张培，张丽芳，王倩，2019)。 段艺凡等通过文献资料收集阅览、问卷调查、SPSS软件数据分析等方法，以园林植物和植物景观空间对人心理的影响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为园林植物应用及园林植物景观的合理配置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结果发现，园林植物景观对人心理作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人们只有在良好的植物景观下才会身心健康(段艺凡，2017)。 为了了解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中应用的市场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赵聪瑜等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试图探索出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中有效的推广策略。结果显示，园艺疗法可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培养专注力、陶冶情操，这些方面将是未来大学生园艺疗法应用形式、活动内容的重点研究方向，也是园艺疗法积极推广的重要理念。并且大学生对植物接触相对较多，对植物兴趣较高，对园艺疗法的活动形式也比较感兴趣，对支付一定的材料费也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对园艺疗法的市场推广都是有利的条件(赵聪瑜，刘佳悦，马晴，张祺祺，2020)。 针对农科院校专业的特殊性，徐平通过介绍园艺疗法及积极心理学相关概念，分析了目前农科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探究园艺疗法对农科高职大学生在积极心理品质培养中的作用，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徐平，2019)。 张红瑞等分析了农业院校药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有中药专业的基础，但也有农业专业的特点，可以满足园艺治疗专业人才的需求强劲(张红瑞，黄勇，高致明，李贺敏，周艳，2017)。 宋禹辉基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园艺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了园艺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中的应用及效果，以期为校园园艺疗法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宋禹辉，鞠园华，杨超，郑诚乐，2017)。 梁广东等分析了情感审美理论、沉浸理论和注意恢复理论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说明园艺疗法可以使大学生走近自然，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梁广东，石凌云，2018)。 实践证明，园艺疗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热爱自然和生活，促进他们通过劳动实现生命的意义，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心理素质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取向。 2.4. 园艺疗法的类型和干预方法 园艺疗法根据其治疗作用和目标的不同可分为3类：① 社会型园艺疗法，以康复福祉的形式服务社会，多运用于养老机构。② 治疗型园艺疗法，以医疗的形式服务患者，目标是为了尽快恢复患者的身体，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③ 职能型园艺疗法，以复健的形式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就业能力(林冬青，金荷仙，2009；周瑶，2014)。 通过参与各种园艺活动，调节情绪，增加活力，发展专注力，培养准确的判断力、计划和准备能力，评价自身行动及树立自信(吴志雄，邱鸿钟，2013)，从而提升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总之，园艺疗法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磨练意志，培养豁达开朗的心境，提高对心理冲突和挫折的忍受能力(蔡小东，李松丽，2015)。 干预方法分为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两种，结构化干预方法是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通过植物作为媒介，以结构化的步骤来指导参与者进行园艺活动，其最常应用的方式是植物的栽培种植。非结构化干预是一个更开放的项目，没有具体的程序，它借由与植物、园艺有关的活动，通过参与者的主动或被动参与来改善其健康，如组织参与者去花园散步、观赏植物、远足、郊游等(冷敏敏，张萍，胡明月，周海燕，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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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园艺疗法的应用效果 园艺疗法是利用绿色植物和园艺活动对人类身心的有益影响，通过体力劳动、感受自然、艺术创作等活动，消除心理问题的治疗方法。有研究表明，园艺疗法具有缓解疲劳、改善情绪、促进健康等功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应用日渐成熟(孙雨亮，2015；黄瑜勤，颜庆璋，2017)。 3.1. 调节情绪、缓解压力 研究表明，在一个人的视野范围内，大自然的绿色能够达到25.0%时，人会心情愉悦，心理状态达到最佳(李霞，朱笑，吕英民等，2013)。 参与者在接触植物的过程中，通过适当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五感刺激，心理问题可以得到减弱或消除。 李法红等(李法红，李树华，刘国杰等，2008)研究了苹果树花叶的观赏活动对人体脑波的影响，结果表明，室外果园赏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紧张的情绪，让人逐渐趋于平静、放松的精神状态。 3.2. 认识自然、感悟生命 在园艺心理疗法的实践中，有88.64%的体验者认为园艺活动可以让自己认识人类自然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规律，认识个体的自我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认识生命的生老病死过程，感悟生命的力量；有75.83%认为参与园艺活动，可以让自己更加关心自己、家人和集体，同时也反馈式地体验到周围人的温暖(杨利利，丁闽江，2019)。 3.3. 提升积极心理品质 在与娴静的植物的交流活动中，学生从中感悟到生命的顽强，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感悟到生活的美好(蔡小东，李松丽，2015)。帮助学生及时调整负性情绪，以乐观的心态感受生活，探求生命的真谛(吴焰，张卫平，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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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园艺疗法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4.1. 研究起步较晚 我国的园艺疗法及康复花园研究起步较晚，设计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李树华于2000年发表了《尽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园艺疗法学科体系》(上、下)，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园艺疗法发展的历程及现状，对园艺疗法的功效、有关支持理论以及实施的方法、步骤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提出了园艺疗法在中国推广、普及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该文章的发表使园艺疗法在中国逐步得到关注，开启了我国园艺疗法研究的先河，陆续出现针对不同人群(少年儿童、老年人、中学生、慢性精神病患者、自闭症患者等)的专项研究(张立均，2019)。 诚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已近30年，但针对大学生的园艺疗法的研究与试验在2013年以后才逐步展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4.2. 研究与实践数量较少 以中国知网为例，关键词为“园艺疗法”的搜索结果是757条，而与大学生相关的园艺疗法研究的文献总数是19篇，研究与实践的数量严重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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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简言之，园艺疗法就是利用园艺来治疗，即借由使用与绿色植物相关的园艺材料来进行园艺操作，通过修剪美化植物，接触自然环境，开展身心方面的疾病治疗，从而达到减轻疼痛、缓解压力、改善情绪、康复身心等作用(王玮，周武忠，2015)。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园艺疗法因集园艺学、医学、美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为一体，具有适用对象广泛、无副作用、效果明显等诸多优点，是一种积极健康的自然疗法，正成为人们日常医疗、保健和养生等领域中的新宠儿(成善汉，林师森，2010；陈晓庆，吴建平，2011)。 因此，作为心理治疗和现代医学的辅助疗法，园艺疗法被认为是最能解决情绪、精神和价值观丧失等问题的一种有效举措(路海兰，2018)。 但考虑到目前国内发展实际，在园艺疗法这一新兴领域的许多工作还需提升，我国现阶段应积极借鉴美国等其他国家园艺疗法的先进经验来营造园艺治疗景观并培养此领域专业人才，以进一步引导国内园艺疗养产业的发展(段艺凡，张延龙，2017；柳萱，石秀儒，薛群慧等，2012)。 而针对国内高校园艺疗法相应课程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张建国在《园艺疗法概论》课程中探索性构建了传递式、分析式、研究式、实践式“四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体系，并收到良好成效(张建国，2012)。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国情实际，我国今后园艺疗法的发展空间将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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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小胶质细胞作为神经炎症的初始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免疫中占有重要地位。腺苷是CNS中的重要调节物质，可通过与小胶质细胞中的受体结合发挥作用。有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与腺苷结合改变表型，有助于修复损伤的髓鞘，拮抗精神病样症状。本文主要综述腺苷特性、相关分类、小胶质细胞的特性、表型、相关炎症因子以及其与精神分裂症髓鞘修复相关方面的研究进展。为以“小胶质细胞表型”为靶点，开发腺苷系统的新型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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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精神分裂症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参与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多种病理生理过程，其中腺苷调控小胶质细胞改善精神分裂症作用受到广泛关注。腺苷作为神经系统中的重要调节物质，可能通过调节小胶质细胞极化促进髓鞘的修复改善精神分裂症。因此腺苷系统调节小胶质细胞极化可能会成为精神分裂症预防及治疗的一个重要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