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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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态自我”首先由阿伦•奈斯定义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自我，指由社会自我而进一步向外扩展和充实的结果。我国学者  吴建平(2013) 认为生态自我是人对自然的态度，是自我对自然的认同，是自我向自然的延伸，是自我与自然的融合，生态自我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建立起生态自我观念的人会表现出对自然的友好行为，会体现出生态实践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的来定义，生态自我是自我图式中关于个体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情感、行为以及对这种认知、情感与行为的意识体验的部分，是个体对自然认识的结果，处于自我概念的最外层。 从目前的研究视角来看，对生态自我研究主要以理论构建为主，实证研究相当缺乏，之所以目前对生态自我概念的研究如此单一，主要是现有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以生态环境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然而，生态自我作为自我概念系统的一个构成成分，显然适合于心理学中对自我概念的研究方法，其中，关于自我概念与记忆关系的自我参照效应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范式。 自我参照效应指记忆材料与自我相联系时的记忆效果优于语义加工或他人参照加工等其它编码条件的现象。自我参照效应已反复地证明自我概念表征与长时记忆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杨红升，黄希庭，2007；Symons & Johnson，1997；Rathbone & Moulin，2010) 。从自我概念的表征结构看，自我概念有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  (Sedikides & Brewer， 2001) ，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可以视作社会自我，再加上生态自我。以自我概念的不同结构为参照点的记忆效果会存在差异。朱滢(2001)、  张力(2005) 等人的研究都证明个体自我对记忆存在明显的影响。  杨红升，黄希庭(2007) 的群体参照效应也验证了在中国人当中集体自我对记忆加工同样存在影响。那么同理，作为自我概念的外层结构，生态自我应该也会对记忆产生影响，参照生态自我加工的记忆成绩应该优于语义加工。 生态自我指向的是个体将生态环境纳入自我概念的程度，所以本研究采用个体从小所居住的自然环境为参照，以描写自然环境的词语作为实验材料。在实验指标上，已有的研究证明记得和知道(R/K)指标能有效地反应不同的加工任务中自我的卷入程度  (戚健俐，朱滢，2002；杨红升，黄希庭，2007) ，所以，本研究除了再认率外，还将采用R/K作为实验的指标。由于以个体从小居住的自然环境作为参照会调用生态自我，而语义加工则不会调用任务自我概念的任何结构，所以这种任务加工下得到的记忆成绩的再认率和R/K指标可能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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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研究 以自我参照效应的实验研究范式加入生态参照，考察以生态参照进行加工的记忆成绩是否优于语义参照，从而验证是否存在生态自我参照效应。 2.1. 被试 随机选取在校大学生20名，其中男生8名，女生12名，年龄在18至21岁，平均年龄19.1岁；将所有被试分成两组，每组各10人，分别参加生态参照加工任务与语义参照加工任务。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2.2. 实验材料 从《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华语教学出版社，2010年)中选取形成自然环境的四字成语共80个，并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40个，其中第一组为学习时的项目，第二组为测试时的干扰项目。正试实验前，随机选取大学生40人(不参加正式实验)对这些词语进行了熟悉度的五点量表评定，结果显示，两组词语在熟悉度上的差异不显著(P > 0.05)。 2.3. 实验设计 采用2*2的混合实验设计。变量一为编码条件，分为生态自我参照和语义参照两个水平，为组间设计；变量二为R/K判断，两个水平，为组内设计。因变量为被试的再认成绩。 2.4. 实验程序 根据实验的要求，编制了两个实验程序，程序一为生态参照加工方式，程序二为语义加工方式。根据分组的不同，每名被试参加其中一个程序的实验。 实验共分为学习、干扰和测试三个阶段。 在学习阶段，不告知被试实验的真正目的，每名被试都要求对40个词进行判断任务。程序一为生态自我参照：“这个词可以形容你所居住的自然环境，是请按F键，否请按J键”；程序二为语义判断：“请判断该词的词性，褒义请按F键，中性请按H键，贬义请按K键”。待被试熟悉这种按键的反应后，进入正式实验阶段。实验程序启动后，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出现一个红色注视点“+”500 ms，随后一个形容自然环境的四字词语呈现3000 ms，被试做出相应的按键反应。40个词语随机呈现。 干扰阶段：被试在3 min内口算50道数学题，并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3min一到收回答题纸。 测试阶段：对学习过的词语进行再认测试，认为学习过的词语就按“1”键，没有学习过的按“2”键，判断为“学习”过的项目，还要进一步进行R/K判断。如果被试真正清楚地记得这些项目，能回忆起词语呈现时的细节就做R反应，相反，如果仅仅知道该词是先前呈现过的，并不记得呈现时的细节，或者仅仅是凭熟悉感进行再认，则作K反应。 2.5. 数据分析 2.5.1. 再认判断结果分析 不同的加工任务中被试的再认成绩、及R/K判断见表1。 对再认成绩进行了2(加工方式：语义加工和生态自我参照加工)*2(R/K判断：R判断与K判断)混合实验设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加工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F(1，19) = 0.072，P > 0.05；R/K判断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1，19) = 23.633，P < 0.05；加工方式与R/K反应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9) = 3.813，P > 0.05。 2.5.2. R/K判断分析 对语义参照与生态自我参照下的R/K反应次数作了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加工方式下，生态自我参照下的R值(M = 48.0， S = 8.015)高于语义参照(M = 35.4， S = 11.277)，并存在95%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DF = 18，P < 0.05。在K值上，生态自我参照(M = 5.6， S = 2.796)低于语义参照(M = 17.3， S = 7.203)，同样在9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DF = 18，P < 0.05。 Table 1 The subjects’ recognition rate and R/K judgment rate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task 结果 生态自我参照 语义参照 再认率 0.67 0.65 R 0.60 0.44 K 0.07 0.21 表1. 不同加工任务下被试的再认率及R/K判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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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从实验结果看，生态自我参照组与语义参照组的再认成绩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表明没有在生态自我参照中出现明显的自我参照效应，其原因可能是：按照生态自我的理论，生态自我处于整个自我结构的最外层，对于记忆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生态自我同个体自我、社会自我一样同属于自我概念的系统中，但在自我结构中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个体自我与社会自我处于自我概念的更核心的位置，其对与个体有关的概念联系更加紧密，对记忆的影响也越大。在  杨红升，黄希庭(2007) 对中国人的群体参照效应研究中，在以自我为参照与以中国人为参照的加工任务下，被试的自我参照成绩显著高于中国人参照，相对于集体自我而言，个体自我处于自我概念更核心的位置，所以表现出了对记忆结果的不同影响。在这种推论下，生态自我是社会自我的进一步向外的扩展，对个人而言，其重要性更次于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与之相联系的材料加工较个体自我与社会自我更简略，所以，以生态自我参照加工的记忆成绩较语义参照加工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加工方式上并没有表现明显的生态自我参照效应，但是在R/K判断中的R判断下出现了生态自我参照效应。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采用R/K作为判断指标的结果不一致，在  杨红升，黄希庭(2007) 的群体参照效应当中，R值除了在个体自我参照当中显著高于其他参照外，在中国人参照、美国人参照以及他人参照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杨文静(2014) 等人的研究中，一项R/K判断指标中的R判断出现了明显的自我参照效应。研究者们都一致认为，R反应有自我觉知意识的参与，有自我指向性，而K反应是基于“知道感”，没有自我指向性，所以，R值更能反应出自我参照效应的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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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通过实验研究考察生态自我的参照效应，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1) 生态自我参照加工的记忆成绩并未好于语义加工的成绩——并未出现明显的生态自我参照效应。2) 从R/K的判断值来看，生态自我的R值显著高于语义参照的R值，表明生态自我能够促进记忆材料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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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青少年药物成瘾一般是在家庭当中形成的，反映了家庭系统的运行障碍，并且会因为家庭成员的相互作用而维持和加剧。而青少年吸毒人员生理上脱毒及多次戒毒后，不良的家庭环境会影响吸毒人员的康复。在其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药物成瘾到成功康复的过程中，家庭在两个阶段对其产生影响：1) 成瘾阶段；2) 生理脱毒后的康复阶段。本文从药物成瘾的相关理论、家庭对药物成瘾和成功康复的影响三方面来论述，并且提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 :药物成瘾，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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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5年9月我国发布了《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2014年)》，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以冰毒为主的合成毒品滥用人员增长迅速，吸毒人员低龄化、多元化。其中男性占87.5%，35岁及以下年龄占51.7%，初中及以下文化占83.4%，无业人员占68.0%。成瘾是健康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狭义的药物成瘾通常是指个体强迫性地寻求药物和使用药物的行为，其生理和心理已产生对药物的强烈依赖。如对海洛因、可卡因、酒精及烟草等药物的滥用  (杨波，秦启文，2005) 。国家实施采取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措施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毒毒瘾，完整的戒毒过程包括脱毒、康复、回归社会三个阶段，脱毒即摆脱身体依赖，现在无论是麻醉药品代替还是非麻醉药品对症治疗都有确切疗效，康复是心理上的，回归社会是最终目标。生理上有效，但心理上脱瘾困难，回归社会的目的无法实现，这就表现为不断的复吸  (赵伟杰，郭振勇，2008) 。 家庭作为个体生活的主要环境之一，不仅为青少年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保障，还提供重要的心理和情感支持。有研究表明，父母依靠好的角色模式和指导，可以有效的阻止孩子形成物质滥用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抚养过程中，依靠建立和促进规则，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对社会环境进行安全探索。因而，在目前吸毒人员不断低龄化，青少年吸毒人员增多的情况下，探讨家庭对青少年成瘾的形成及成功康复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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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理论解释 已有研究中发现，成瘾的易感因素和维持因素有三种取向，生物学取向综述了成瘾的脑机制和遗传基因观；心理学模式则用成瘾人格、自我效能感、认知过程等心理学观点来解释成瘾，研究证据表明心理因素是药物成瘾的关键易感因素和维持因素；社会系统模型从环境压力源、家庭及同伴压力来解释药物成瘾  (杨波，秦启文，2005) 。 同时也有很多理论均认为家庭中不同因素与成瘾间存在相关关系，包括家庭系统治疗、亲子依恋理论、社会控制论、去压抑假设、早期社会化理论。家庭系统治疗将家庭视为各成员间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某一个体出现的药物滥用问题，不仅是个体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出现了问题；亲子依恋理论认为，亲子关系的安全和温暖至关重要，与父母良好的依恋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键  (Nickerson & Nagle， 2004) ；来自社会控制论观点认为，和社会的链接，尤其是与父母的关系对于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是重要的，总的来说，与父母在情感上分离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形成不良行为包括酒精和其他药物的使用，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阻止这些行为的内部控制机制  (Lizabeth & Katherine， 2008) ；去压抑假设认为，高社会压力、紧张的家庭关系或人际和谐度等负性社会生活实践以及不良人格特质和负性情绪等个人心理因素不仅是诱发药物使用的重要条件，也是终止戒断导致复吸的重要原因  (朱海燕，沈模卫，2005) ；早期社会化理论从感觉寻求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解释，药物成瘾与违法行为是感觉寻求人格与早期社会化相互作用的结果。高感觉寻求者在早期社会化源泉(父母、同辈群体等)的影响下，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景晓娟，张雨青，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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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个体药物成瘾的影响因素 研究者认为，家庭中存在很多影响青少年药物成瘾的危险性因素，比如：严重的家庭冲突、家庭破裂、不安全依恋和少量的家庭交流、对孩子较少监督、非回应性的孩子教养(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或者放纵的教养等。因而，本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具体阐述其对成瘾的影响。 3.1. 家庭结构 所谓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构成、组合和搭配。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它是家庭中的代际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统一组合形式。家庭结构的改变对于个体的发展具有不利影响，大多研究表明，家庭结构与个体成瘾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Jurich，Poison，Tec等认为，因为分手、死亡或者离婚的父母缺失会增加孩子药物滥用的可能性  (Jurich et al.， 1985; Tec， 1974) ；Hoffman， Barrett， Eitle等人的研究发现，来自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易于形成不良行为，包括药物和酒精使用  (Hoffman， 2002; Barrett & Turner， 2006; Eitle， 2006) ；Hemovich and Crano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与完整家庭中的青少年相比，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较多使用吸入剂、大麻和苯丙胺  (Hemovich & Crano， 2009) 。 对于家庭结构为什么会影响青少年药物滥用的探讨中，Ledoux和Mille认为，离异家庭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更差，可能会有更多的酒精和其他药物使用以及反社会行为。研究者认为是因为父母离婚或者与单亲父母居住减少了家庭依恋(情感或者其他来自家庭的支持)，造成不良的亲子关系  (Ledoux & Mille， 2002) ；McLanahan和Amato等人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完整家庭，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其资源更可能被剥夺，尤其是在女性做主的家庭结构中，并且接收到很少一致的监管，所有这些因素都与青少年药物使用相关  (McLanahan & Sandefur， 1994; Amato， 2000) 。 3.2. 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也包括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如父母的抚养方式、亲子冲突、亲子沟通、夫妻冲突及夫妻沟通等。大多研究者认为，家庭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物质滥用产生可能性的最关键的因素。 Stoker和Swadi的研究结果表明药物滥用者家庭冷漠、彼此之间缺乏交流和信任、关系疏远  (Stoker & Swadi， 1990) ；Wright等人认为青少年药物滥用者其儿童期缺乏幸福，情绪不稳定，家庭生活条件不良并且家庭中较多争吵，双亲往往也是物质依赖者  (Wright， 1992) ；同样的，Denton和Kampfy认为，药物滥用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中很少对彼此坦诚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父母也认为存在交流问题，很大一部分父母说他们没有充分的信任、接受和理解  (Denton & Kampfy， 1994) 。 姜美俊，李荣琴，杨禹龙等人关于父母抚养方式的研究发现，吸毒人员父母较少给与情感温暖和理解，父亲多采用拒绝和否认，母亲多采用过度保护和过度干涉的养育方式，子女可能会焦虑、担忧，可能采取掩饰等手段进行自我保护，也容易造成子女的消极认知和不良心理体验  (姜美俊，郝伟，张现国，2004；李荣琴，王年生，杨秋兰，2006；杨禹龙，2005；陈炯，陈文松，蔡莺，2006)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父母的抚养方式对子女有不同的影响，Bronte等人的研究中发现，专制型分父亲抚养方式增加了发展不良行为和物质使用的可能性，当父子关系是积极的时候，专制型和放纵型的父亲教育方式对减弱了孩子形成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  (Bronte， Moore， & Carrano， 2006) ；Cory等人发现，放纵型的教养方式不像假设的那样有害，在控制了贫困和同伴影响之后，专制型的母亲教养方式对男孩的负面影响更多一些  (Cory， Yoshie， & Jennifer， 2010) ；Kalyva，Melonashi等人从青少年感知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青少年感知到的权威型型母亲抚养方式也能预测其物质使用或者滥用的危险性  (Kalyva & Melonashi， 2014) 。 3.3. 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有两种定义，一种是以Beaver、Olson、Shek等人为代表，用家庭的具体特征来定义；第二种是以Epstein和Skinner为代表，从家庭完成的任务来定义。国内外研究发现，药物成瘾个体的家庭功能是不良的，松散的，混乱的，不能灵活正常运转。 王志纲等(1998) 的研究表明，海洛因成瘾者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等低于普通对照组，其不满程度高于对照组家庭，海洛因家庭多为松散-僵硬和亲密-僵硬型；金枝，黄航等人也有研究表明，海洛因依赖组家庭中，家庭娱乐性差，矛盾性突出，缺乏与人情感沟通并且其更多使用固定的家规和程度  (金枝，罗继明，刘云，2006；黄航，吴小云，温达民，2006) ；同时，  Mimma和Roberto(2009) 的研究表明，在低凝聚力(情感连接弱)、低适应性(面对情境和发展压力时没有能力改变动力结构、角色关系和关系规则)的家庭中，青少年的成瘾行为增加；  Marina等人(2014) 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成瘾形成之间存在相关，散乱的家庭功能在成瘾组青少年中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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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成功康复的影响因素 大多数研究表明，因毒品滥用所致的社会心理因素已成为阻碍成功康复的主要原因，而国内外研究均发现，导致青少年药物成瘾的家庭因素也可能是影响其成功康复的因素之一，包括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支持等。 国内  韩卫等人(2005) 的研究发现，对毒品依赖者来说，来自家庭、朋友等方面的社会支持不仅起到监督作用，而且会增强其对吸毒行为的愧疚，有助于成瘾行为的降低；  赵敏等人(2001) 的研究随访了178名戒毒出所的海洛因依赖者，发现其劳教后的复吸率较高，复吸与家庭中有其他吸毒者、家庭社会关系等有关，并且认为家庭支持对于药物依赖者的康复很重要；同样的，  王孝红(2005) 的研究中认为复吸的社会因素包括“受冷落歧视”，吸毒者由于吸毒导致了自己正常人际关系的受损甚至破裂，在家庭中受到亲人的疏远或不相认，缺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冷落或歧视，同时这些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使他们的情绪经常不稳定、烦躁不安，产生心理焦虑、抑郁而导致复吸。 国外  Hogue等人(2006) 的研究证实，在家庭治疗中，亲子链接越多，青少年药物使用和外化问题便越少；  Smith等人(2008) 在药物使用治疗研究中对两组青少年进行了对比，发现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对青少年物质使用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估更低，因而权威型家庭中的青少年会得到更少的治疗建议，会影响其康复效果；  Jessica等人(2015) 探讨了家庭冲突对于物质滥用治疗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冲突并不是影响物质使用的唯一变量，治疗前有家庭冲突但治疗后有较低家庭冲突的个体，其物质使用大大减少了；  Marina等人(2014) 的研究中发现，成瘾组青少年的家庭功能是散乱，父母多采用拒绝的、过度保护的抚养方式，并且家庭系统不完整，研究者认为当进行对家庭系统的干预时候，仅仅干预父母教养方式只有短期的效果，直接干预整个家庭系统才是更加充分的使成瘾青少年成功康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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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不足和展望 5.1. 不足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三条不足之处，首先，国内外研究多关注吸毒者的生理、心理、家庭问题，很少人进一步去关注成瘾家庭当中的青少年或者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其次，国内对于成瘾青少年的关注颇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政策中并未强制青少年甚至未成年吸毒者戒毒，很难找到吸毒青少年被试；另一方面，大多吸毒人员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吸毒，但并未认识到自身问题，直至成年后被抓入戒毒所才开始戒毒。最后，除了研究对象的不足之外，药物成瘾家庭因素领域的研究多是探讨单一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成瘾者的影响，缺少从家庭系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家庭内各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且单一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 5.2. 展望 根据以上国内外关于成瘾和成功康复的研究，我们发现了家庭对青少年吸毒和戒毒影响的循环模式，家庭–成瘾–戒毒–家庭–复吸，可以看出家庭对一个人从吸毒到戒毒过程中均起着不同的重要作用，因为家庭关系的紧张、家庭沟通的不良以及家庭环境的冷漠，促使青少年在其他环境中寻找同伴、理解和支持，从而误走上吸毒的道路；同时，当个体进行戒毒后重新回到家庭当中时，同样不良的家庭支持、家庭成员的不信任等会引发戒毒个体感受到更多压力和不良情绪等，促使其再次寻找毒品的慰藉。由此来看，从两个阶段进行全面的预防和干预：1) 家庭–成瘾阶段：这个阶段介入家庭治疗，促进家庭正常的功能运转，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表达和沟通，从而改善亲子之间关系，可以预防个体成瘾的形成；2) 戒毒–家庭–复吸阶段：当吸毒人员经过生理脱毒和强制戒毒回到社会生活当中时，家人成员往往也因为戒毒人员的吸毒状况而变得焦虑、抑郁。这时介入家庭治疗，从家庭系统的角度出发，促进改善家庭中的不信任、无沟通等僵硬局面，使家庭成员从新获得希望和信任感，吸毒人员也可以得到家庭支持，增加成功康复的几率。 家庭的破坏、不良的家庭关系和功能促使个体形成内外化行为问题，这样的青少年个体组成家庭后同时也会对自己的家庭关系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家庭中的孩子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在关注成瘾青少年的同时也要关注成瘾父母对于青少年或者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的影响，加大对未成年的人关注力度，对他们进行预防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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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客观化躯体意识对女性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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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考察自尊在女性客观化躯体意识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中文版客观化躯体意识量表、自尊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563名女性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调查。结果：1) 躯体羞愧、躯体控制、自尊和幸福感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r = −0.126~0.505， p < 0.05， p < 0.01)；2) 自尊在躯体羞愧、躯体控制对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躯体羞愧，躯体控制，自尊，幸福感，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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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客观化理论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女性把她们的身体看作客观认识的对象，这种社会信息被她们内化为一种受到别人关注的有价值的信息，她们也学会了把自己看作被关注的对象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  McKinley (2000) 定义客观化躯体意识理论作为一种理解女性躯体经验的统一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女性对自己身体外貌和性感的吸引力的期望，这种女性躯体的文化建构会导致女性很多负面体验，包括连续的监控她们的外貌，躯体羞愧，负性躯体自尊，限制性饮食和饮食问题  (McKinley， 1998， 1999; McKinley & Hyde， 1996) 。这种采纳别人对自己身体的看法的观点就是客观化躯体意识，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认为它包括躯体监控、躯体羞愧和躯体控制。躯体监控是指个体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身体，躯体羞愧是指当个体的身体没能符合公认的社会标准时，个体会有羞愧感，躯体控制是指个体所持有的一种控制自己体重和外貌的信念，这种对自己身体认识的过程就是客观化自我，从而导致自我意识，即习惯性的监控自己的身体和外貌。客观化躯体意识和很多负面体验有联系，诸如抑郁、焦虑、幸福感降低、躯体不满、躯体意象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McKinley & Hyde， 1996; Noll & Fredrickson， 1998; Tylka & Hill， 2004; Harper & Tiggemann， 2008) 。还有研究发现，客观化躯体意识与饮食失调关系密切。在饮食失调人群中，高客观化躯体自我的个体在治疗康复的过程中有再度恶化的危险  (Noll & Fredrickson， 1998) 。  Tiggemann and Slater (2001) 发现躯体羞愧在躯体监控和饮食失调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Tiggemann and Kurig (2004) 证实了躯体监控通过与躯体羞愧和外貌焦虑的关系和抑郁情绪相关，Muehlenkamp and Saris-Baglama (2002)发现客观化自我和抑郁症状既存在直接的关系，也通过个体的自我意识水平有间接的联系，这些关于客观化躯体意识的研究都集中于它和负面心理和身体健康结果的关系上。在客观化躯体意识与积极的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集中于自主性、个人成长、积极联接、自我悦纳、躯体自尊  (McKinley， 1999) 。另有研究发现躯体监控与适应性的积极的应对方式负相关  (Sinclair & Myers， 2004) 。更多的研究应该关注客观化躯体意识对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功能的影响。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幸福感的研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幸福感被定义为一种最优的心理功能和体验。自尊是幸福感的一个预测变量  (Judge et al.， 2000) ，自尊是个体对总体自我价值的个人判断，低自尊者对自己持有不利和矛盾的整体评价，而高自尊者则对自己持有一种有利的整体评价  (Baumeister et al.， 2003) 。自尊不仅是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促进健康和适应性的社会行为的保护性因素。  Lowery et al. (2005) 发现了躯体羞愧和自尊的负相关。同时，客观化躯体意识的一些维度与生活满意度有关系，其中自尊在躯体羞愧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Mercurio， 2008) 。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指标之一  (Gilman， 2000) ，那么客观化躯体意识和幸福感之间也应当存在一定的联系。 前述研究证实了客观化躯体意识和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自尊在客观化躯体意识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然而不论客观化理论本身，还是客观化躯体意识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用于西方被试而得出的结论。不言而喻，客观化理论主要用于欧美文化背景下，但是最近也逐渐在非欧美文化背景下得到证实  (Lee & Eun-Joo， 2010)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不同于欧美国家，也不同于其它东亚国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客观化躯体意识理论尚未得到全面的验证，但是相关的研究已经从某些方面揭示了我国青少年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多的关注  (Chen et al.， 2007) 。与西方一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躯体的看法和认识对自己发挥重要的影响，那么客观化理论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是否合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客观化躯体意识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如何？倘若客观化躯体意识与幸福感之间有密切关系，那么自尊是否发挥作用呢？这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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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均为女性，来自山东和重庆两所高校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被试的年龄为17~28岁，平均年龄20.63岁。其中大学生为396人，研究生为167人。总体身体质量指数(BMI)为15.22~31.22 kg/m 2 (M = 19.39，SD = 2.31)。 2.2. 测量工具 2.2.1. 客观化躯体意识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英文版的OBC量表(McKinley， 1995;  McKinley & Hyde， 1996 )包括躯体监控、躯体羞愧和躯体控制三个维度，各8个题目，一共24的题目。躯体监控是指个体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待自己的身体，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经常的从身体看起来怎么样的角度监控自己的外貌和对身体的想法，而不是从身体感觉起来怎么样的角度；躯体羞愧是指当个体的身体没能符合公认的社会标准时有羞愧的感觉，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自己身体是否符合文化标准的感觉，没能达到社会文化所要求的规范和期望时会产生更多的羞愧感；躯体控制是指个体所持有的一种控制自己体重和外貌的信念，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控制自己的体重和外貌。每个题目对应6个选项，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问卷按照6级计分。该量表躯体监控、躯体羞愧和躯体控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89，0.75，0.72，两周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79，0.79，0.73。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是经过严格翻译标准生成中文的问卷，由专业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翻译，采用科学的回译程序并且经过相关专家认可确认的问卷。问卷要求被试在7点量表上作答。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17，0.750，0.674。 2.2.2. 幸福感指数量表 幸福感指数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目前体验到的幸福程度，此量表包括两个部分：即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有8个项目组成，它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情感的内涵；而后者仅有一项。每一个题目均有一对相反的描述情感的词语，要求被试在这一连续体上(7点量表)选出符合自己的一项，计算总分时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之平均得分与生活满意度问卷的得分(权重为1.1)相加。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的一致性为0.55，本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849 (p < 0.001)，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4。 2.2.3. 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 Rosenberg) 该量表有10个项目，用于评定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该量表有10个条目组成，受测者直接报告这些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己。分四级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2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合，4表示很不符合，总分范围是10~40分，得分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在多年的使用过程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82，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8。 2.3. 施测程序 采用团体实测和个别实测相结合的方法，均有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在团体施测中，有主试统一向被试说明标准的指导语以及注意的一些事项，做完后问卷当场收回；个别施测中由主试一一向被试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及指导语，确保他们认真作答。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0份，剔除无效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563份。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数据利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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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客观化躯体意识、自尊和幸福感的描述统计结果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所示。 3.2. 客观化躯体意识、自尊和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 表2结果表明，躯体羞愧与自尊、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躯体控制与自尊、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自尊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3.3. 躯体羞愧和躯体控制、自尊和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女性大学生躯体羞愧和躯体控制、自尊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机制，根据以上相关分析结果以及  温忠麟等(2004)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以躯体羞愧、躯体控制为自变量，幸福感为因变量，以自尊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3列出了自尊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中的X1、X2分别代表躯体羞愧和躯体控制，Y代表幸福感，M代表自尊。依次检验的结果表明：自尊在躯体羞愧、躯体控制和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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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躯体羞愧、躯体控制和自尊对女性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表明：躯体羞愧与自尊、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躯体控制与自尊、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自尊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女性大学生对自己的身体没能达到公认的社会标准而产生的羞愧感会降低她们的幸福感，同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特征，她们倾向于有较高的幸福感。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客观化自我对女性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e.g.，  McKinley， 1999; Sinclair & Myers， 2004 )。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过度关注不仅与抑郁、饮食失调和一些负性情绪有关，而且还与生活满意度的一些方面有关，如本研究所证实的幸福感。社会文化标准的要求迫使女性相比其她们其他方面更关注身体的外貌，如果她们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很容易导致负面的躯体体验，进而降低幸福感。自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elf-esteem and well-being (M ± SD 躯体监控 躯体羞愧 躯体控制 自尊 幸福感指数 30.7 ± 7.1 25.5 ± 8.0 36.5 ± 7.4 36.0 ± 5.4 10.2 ± 2.1 表1. 客观化躯体意识、自尊和幸福感的描述统计结果(M ± SD)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elf-esteem and well-bein 1 2 3 4 5 6 7 1.躯体监控 1 2.躯体羞愧 0.312 ** 1 3.躯体控制 −0.029 0.000 1 4.客观化躯体意识 0.659 ** 0.719 ** 0.509 ** 1 5.自尊 −0.085 −0.166 ** 0.322 ** 0.033 1 6.幸福感指数 −0.231 ** −0.126 * 0.237 ** −0.062 0.505 ** 1 7.身体质量指数 −0.013 0.1226 * 0.062 0.097 −0.014 0.057 1 表2. 客观化躯体意识、自尊和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Table 3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of self-estee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126X1 SE = 0.016 t = −2.116 * Y = 0.237X2 SE = 0.017 t = 3.986 *** 第二步 M = −0.166X1 SE = 0.039 t = −2.890 ** M = 0.322X2 SE = 0.041 t = 5.601 *** 第三步 Y = 0.469M SE = 0.023 t = 8.224 *** Y = −0.048X1 SE = 0.014 t = −0.887 Y = 0.086X2 SE = 0.016 t = 1.530 表3. 自尊中介效应检验 尊是个体对自己的总体的满意程度，高自尊个体更能够全面的接受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能够体验到幸福感。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倡导多元化的身体评价标准，能够使她们尽量减少躯体羞愧的体验，同时增强她们的躯体控制自我信念；另一方面提高女性的自尊水平，减少她们的消极体验。本研究只考虑到高校女性大学生，不能够整体代表女性群体，后续研究应该扩大取样范围，展开纵向研究能够更清晰的发现它们之间稳定的效应。 4.2. 客观化躯体意识通过自尊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寻客观化躯体意识对幸福感影响的内部机制，我们进行了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自尊在客观化躯体意识中的两个维度躯体羞愧、躯体控制和幸福感之间都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具体来说躯体羞愧和躯体控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完全通过自尊来实现的。这进一步验证了客观化躯体意识和自尊之间的密切联系。较少体验到躯体羞愧的个体和持有积极躯体控制信念的个体，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相信对躯体的评价是自己能够控制的，而不是由外在的标准来控制的，因此她们对自己有比较高的价值评价，从而能够提升她们的自尊水平。然而本研究只考虑到自尊在其中的作用，其他的相关变量(如躯体自尊)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进行关注，另一方面虽然本研究找到了这些变量的内在联系，但是尚不能揭示明确的因果关系。另外，有研究暗示男性在达到社会文化标准要求的理想的身材中体验到了和女性一样多的压力(e.g.，  Strelan & Hargreaves， 2005 )。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客观化躯体意识对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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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微电网系统是分布式发电系统的新发展方向。本文针对微电网故障问题，首先分析了PQ与VF控制逆变器的运行特点，建立了基于逆变器控制策略的数学模型，并且推导了故障临界条件。结合微电网并网以及孤岛运行时的工作特点，利用故障时的节点电压与电流，推导出了微电网在故障运行时候的电压与电流求解方程，并以此建立了故障分析方法。最后利用PSCAD建立了380 V低压电力系统孤岛运行的仿真系统，验证了所述方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 :微电网，PQ控制策略，VF控制策略，等值模型，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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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为了应对能源危机，分布式发电技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分布式发电技术的再发展，能够灵活的在并网与孤岛运行切换的微电网系统逐渐成为了行业内新的研究新方向[ 1 ] -[ 5 ] 。 当微电网处于并网运行状态时，分布式发电系统主要采用恒功率(PQ)控制方式。目前，对于PQ控制系统的等值模型，已经不少学者做了广泛研究[ 6 ] 。以正常并网状态的逆变器控制策略为依据，将微电网系统划分为不同节点，利用前推回代法求解系统状态[ 7 ] [ 8 ] 。指出在分析并网故障时要考虑补偿控制策略的影响，将DG等效为压控电流源模型，指出其存在电流饱和特性，并且分析了在对称与不对称故障下的系统状态特性，但是未考虑PQ控制逆变器存在的电压饱和特性。 当配电网由于故障等原因，使得微电网系统进入孤岛运行模式时，一般会有一个分布式发电系统或者储能装置采用恒压–恒频(VF)控制方式，向整个微电网系统提供电压与频率支撑，使的其他采用PQ控制的分布式系统能够继续正常工作[ 9 ] [ 10 ] 。指出由于大多数VF控制系统往往采用电压型并网逆变器，为了保证系统稳定，其直流侧一般都配有大电容，因此在分析其故障状态时主要从逆变器控制策略的角度出发[ 11 ] 。提出VF控制逆变器存在电压饱和特性，但是没有考虑到由于容量的限制，VF控制逆变器存在电流饱和状态。 本文在前人对于PQ和VF控制逆变器故障特性的分析基础上，通过数学推导，指出了PQ控制逆变器存在电压饱和与电流饱和两种极限状态。而VF控制的逆变器则存在恒压与电流饱和两种状态，推导了各个故障状态下的边界条件。利用PSCAD/EMTDC建立仿真模型，模拟在孤岛运行时发生三相短路故障下的电路暂态特性，并且求出了故障下的电压与电流的具体数值，通过仿真结果互相比较，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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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DG的三相短路故障分析与验证 前面分析了只含有1种控制方式的DG在发生故障时候的特性，这一节将考虑有VF与PQ控制DG在孤岛运行时，发生故障下的综合特性。 在发生故障时候，故障分析与故障发生点的位置有关。根据图13可以得到公式(8)。 图13. 孤岛运行微电网 (8) 如图13所示，在微电网线负载侧发生三相短路故障。Z S 1 和Z S 2 是等效滤波阻抗，Z l 1 ，Z l 2 与Z l 3 是等效线路阻抗，故障发生时候的等效阻抗为Z f 。尽管由于孤岛运行系统没有大电网的支持，但是由于VF控制的DG对与整个系统的输出电压与频率有支撑作用，因此PQ控制与VF控制DG只能处于以下三种工作状态。 1) VF控制DG能够稳定电压，PQ控制DG能稳定输出额定功率，此时可根据公式(2)，公式(3)，公式(6)与公式(8)求解故障电路。 2) VF控制DG不能够稳定电压，处于电流饱和状态，PQ控制DG能稳定输出额定功率，此时可根据公式(5)，公式(7)与公式(8)求解故障电路。 3) VF控制DG 与PQ控制DG都处于电流饱和状态，此时可根据公式(5)，公式(7)以及公式(8)求解故障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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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算例验证 为了验证特性方程的合理性，利用PSCAD/EMTDC软件按照图13的结构搭建了1个仿真系统。其中VF控制DG的参考电压为311V，PQ控制DG的参考功率P ref = 20 kW，Q ref = 0 kVar。滤波电路电感L = 2 mH，滤波电容C = 10 uF，等效线路阻抗 ， ， ， 。故障发生时的等效故障阻抗Z f = 3Ω以及5 Ω，结果如表1与表2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当Z f = 3 Ω，VF控制的DG输出电流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状态，因此其无法稳定电压，进而导致了U DG 1 小于参考值，而表2当Z f = 5 Ω，VF控制的输出电流小于I max1 ，因此可以维持电压的稳定。由于精确的给出了包括DG电压U d 与U q ，输出电流I d 与I q 分量的计算公式，因此可以计算包括相角在内的各个数值，并且仿真值与计算值的误差都小于3%。因此上述结果可以证明本文所推导的微电网运行分析方法，可以在考虑DG控制策略的前提下，有效分析故障下电路状态。 Table 1 Fault analysis results in microgrid (three-phase short circuit resistance Zf = 3 Ω I l 1 I l 2 I l 3 U PCC.f U DG 1 U DG 2 E DG 1 E DG 2 计算值 50.00∠−2.19 48.31∠−0.72 98.00∠−1.46 246.10∠−0.00 259.11∠0.17 251.22∠0.33 259.3∠0.20 251.14∠0.27 仿真值 49.7∠−2.19 48.27∠−0.71 97.80∠−1.45 245.77∠−0.00 260.01∠0.18 253.1∠0.28 259.4∠0.13 251.9∠0.30 表1. 当Z f = 3 Ω的微电网故障分析 Table 2 Fault analysis results in microgrid (three-phase short circuit resistance Zf = 5 Ω I l 1 I l 2 I l 3 U PCC.f U DG 1 U DG 2 E DG 1 E DG 2 计算值 47.36∠−1.31 44.34∠−1.18 91.74∠−1.23 299.84∠−0.00 309.9∠0.22 305.17∠0.11 310.5∠0.29 305.17∠0.11 仿真值 47.42∠−1.28 44.19∠−1.24 91.78∠−1.21 301.48∠−0.00 313.66∠0.22 307.12∠0.12 313.7∠0.18 308.23∠0.09 表2. 当Z f = 5 Ω的微电网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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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基于对PQ与VF控制DG的输出特性的分析，提出了故障状态分析模型，以及不同故障状态下的边界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对于采用PQ控制的DG，在输出状态随着故障等效电阻R的不同，以DG最大输出电压E DGMAX 与最大输出电流I MAX ，以及参考功率P ref 和Q ref 作为划分故障状态的边界条件。当处于最大输出电压或者最大输出电流状态时，则输出功率无法保证。 2) 对于采用VF控制的DG，由于有参考电压的钳制，因此与PQ控制不同，只存有电压恒定于参考值状态，或者电流饱和状态，因此以U ref 和I MAX ，作为划分故障的边界条件。当处于电流饱和状态时，则系统的电压和频率将无法稳定。 3) 基于上述关于DG控制策略的故障特性分析，通过进行数学推导和特性方程的建立即可以从理论上计算出故障时的状态变量，而基于PSCAD/EMTDC的仿真则证明本文所分析的方法的正确性。 4) 微电网系统由于电流存在双向流动，而且是多个控制系统的互相耦合，因此分析较为复杂。本文所推导的关于PQ控制与VF控制逆变器的故障特性分析，在理清各个控制策略对于微电网系统影响的同时，将会有助于微电网系统继电保护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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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护国运动时期，云南都督府建立了一整套“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拥护共和纪念章条例》和《拥护共和奖章条例》共同构成了“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拥护共和纪念章”奖励参与护国战争的军人，“拥护共和奖章”褒奖参与护国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受奖人员不仅包括了军人，而且还有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护国运动中的社会各界代表，甚至华侨、外籍人士和妇女，表明了护国运动得到了当时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本文对护国运动的“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形成与意义展开研究，提出“拥护共和”奖功制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护国战争是一次有着人民群众支持的革命战争，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有着广泛社会参与和基础的政治运动；“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是在近代中国奖功制度基础上、护国战争和护国运动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所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奖功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 :护国运动，云南都督府，奖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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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奖功制度，特别在近代，奖功制度是国家和政府对在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领域有卓越和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予以奖赏、以兹鼓励的一种礼仪。奖功制度除了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以外，还同时颁发勋章、奖章和纪念章等证章。奖功的意义更侧重于精神激励，而相关证章则代表和象征着这种精神意义上的认可与褒奖。 1915年至1916年，以蔡锷、李烈钧和唐继尧等将领为首的云南都督府发起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护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正义战争和革命运动。在护国运动最终胜利之后，云南都督府建立了一整套“拥护共和”奖功制度，对那些于护国运动有功之人颁给纪念章、授予奖章，以示褒奖。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护国运动有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护国运动的“拥护共和”奖功制度却鲜有提及。笔者以为，“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是在近代中国奖功制度基础上、护国战争和护国运动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所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奖功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时值护国运动100周年，“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意义值得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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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近代的奖功制度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了有自己特色并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奖功制度。清末和明初的奖功制度分别为后来护国运动时期云南都督府“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形成从形制和性质上奠定了基础。 2.1. 清朝末年的奖功制度 中国历朝历代均有着不同的奖功制度，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着完备和复杂的奖功制度，主要以御赐马褂、花翎和顶戴为主。但在清末时期，随着与西方国家交往日盛，需要与国际礼仪相匹配的奖功制度，显然传统的马褂、花翎和顶戴等已经不合时宜。特别在太平天国运动末期，部分参加镇压这次运动的外国雇佣军将领不满足传统的马褂、花翎和顶戴赏赐，而要求清政府颁发勋章。于是，在大清同治二年三月乙丑十九日(公元1863年5月6日)，清王朝开始制造金宝星和银功牌。金宝星背面作双龙形，银功牌背面作螭虎纹，正面皆镌“御赐”字样，颁授给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雇佣军军官[ 1 ] 。金宝星和银功牌于是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勋章雏形。 在近20年后，也就是大清光绪七年十二月丁丑十九日(公元1882年2月7日)，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颁布和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奖功制度——双龙宝星勋章，双龙宝星勋章分为五等，第一至第三等中每等再分三级，皆在上面錾刻“大清御赐”字样，并于其上镶嵌不同颜色的珠宝一颗，以区分等级。双龙宝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勋章，也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奖功制度。与早期的金宝星和银功牌不同之处在于，双龙宝星的颁发不再仅仅局限于外国人，而开始授予上自皇帝下至黎民的国内人士 [ 2 ] 。但是早期的双龙宝星勋章分量沉重，不宜佩戴，于是清王朝于1897年颁布了第二套双龙宝星勋章，比起第一套来更轻便，形制也更接近国际惯例 [ 3 ] 。 由于双龙宝星勋章只颁发给外来使节和洋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二日训练禁卫军大臣载涛在奏折中说：“中国出洋各员，游历所经，其国君每以赠遗，藉联睦谊，往往收佩多种而灿然胸际，独无本国勋章”。此后不久，载涛等人就重拟了一份《勋章章程》，并奏请实施。《勋章章程》决定在内阁专设一勋章局，负责颁赠勋章事宜。勋章颁赠范围则无论官民，只要皇帝颁布特旨或各衙门奏请都可以颁赠，颁赠对象也不仅仅限于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只要是有一定功勋的，不论什么人都有获得勋章奖励的机会。这次制定的勋章共分为十一等十九级，分为大宝章、黄龙章、赤龙章、青龙章、黑龙章五种勋章。其中，“大宝章，皇帝佩带；黄龙章，皇族之爵位最崇、勋劳卓著者佩带之；赤龙章，以赐皇族之有勋劳者；青龙章、黑龙章各分八等，黑龙章次于青龙章。”应该说，这次拟定的《勋章章程》较之《宝星章程》更为全面具体，摆脱了囿于外交使用的羁绊，从实际意义上讲，则更接近于国际礼仪，符合国际惯例 [ 4 ] 。于是大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最后一次颁布了《大清帝国勋章章程》，并开始颁授大宝章和黄龙、赤龙、青龙和黑龙等四色龙勋章。这一清王朝最后的奖功制度仅仅实行了三个月，清政府即宣告结束。虽然这一奖功制度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民国时期北洋和国民政府的奖功制度勋章都采取了与大宝章和四色龙勋章几乎完全相同的式样。 清朝末年的奖功制度及其勋章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具备近现代意义的奖功制度，虽然实施和颁发者是封建的王朝，但就其本身而言为后来包括“拥护共和”等在内的奖功制度在形制和规章上奠定了基础。 2.2. 辛亥革命后的奖功制度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令陆军部制定《勋章章程》，于民国元年(1912年)4月1日公布，规定勋章种类为九鼎、虎罴、醒狮三种，每种各分九等。授予在战场上有特别、寻常战功之陆海军官佐、士兵及为国家办事人员 [ 5 ] 。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北洋政府于民国元年7月29日颁布《勋章令》和《颁给勋章条例》，规定大勋章与嘉禾勋章。大勋章为大总统所佩戴或特赠外国元首。嘉禾勋章分一至九等，以绶之颜色区分，颁给“有勋劳于国家者”和“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者” [ 6 ] 。12月7日，北洋政府公布《陆海军勋章令》，规定白鹰、文虎两种勋章，每种各分一至九等，颁给“建有特勋者”和“著有战功或劳绩之人员” [ 7 ] 。同时颁发《陆海军叙勋条例》》对战时、平时35项勋绩进行分类，分别“殊勋”和“武功或劳绩”，作为叙勋“白鹰”、“文虎”的衡量标准 [ 8 ] 。民国五年(1916年) 10月7日北洋政府修正《颁给勋章条例》，增定宝光嘉禾勋章，分五等，由大总统特令颁给 [ 9 ] 。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计划“除勋位暨大勋章毋庸另定新章外”，普通和陆海军勋章遵照圈定星云、金狮两种名称，各分九等 [ 10 ] 。针对少数民族，北洋政府还于民国六年6月10日，制定了爵章制度并颁布了《蒙、回、藏王公等爵章条例》 [ 11 ] 。 除了颁授勋章外，授予勋位也是早起民国政府奖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元年(1912年) 8月9日，北洋政府公布《勋位令》，规定“凡民国人民，有勋劳于国家或社会者，授与勋位”；勋位分为六级，分别为大勋位、勋一位到勋五位，由大总统以亲授方式授予；凡受有勋位者，发给徽章和证书，除依刑法受褫夺公权外，终身保有；凡受有勋位者，依法律受一定之年金 [ 12 ] 。为了进一步完善勋位授予制度，民国2年(1913年) 1月14日与11月4日北洋政府先后编定并颁布了《勋位授与条例》 [ 13 ] 和《代授勋位礼节》 [ 14 ] ，从勋位徽章样式、佩带规则、授勋仪式多方面进行了规定。并进一步颁布《授勋礼节》，给予举行授予礼的法律依据 [ 15 ] 。为具体实施颁给勋章、授与勋位事务，北洋政府规定了由铨叙局、临时稽勋局专司其责 [ 16 ] 。 民国早期的奖功制度是对建立民国国体和维护共和制度的有功之人颁发勋章并授予勋位，以兹褒奖，为后来护国运动的“拥护共和”奖功制度在性质和意义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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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意义 《拥护共和纪念章条例》和《拥护共和奖章条例》共同构成了“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拥护共和”奖功制度以“拥护共和纪念章”对参与护国战争的革命军人进行奖励，以“拥护共和奖章”参与护国运动的社会人士进行褒奖。受奖人员不仅包括了军人，而且还有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护国运动中的社会各界代表，甚至华侨、外籍人士和妇女，表明了护国运动得到了当时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因此，“拥护共和”奖功制度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具有先进意义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授予包括军人在内的各界爱国人士，表明护国战争是一次群众性的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先驱，这与后来的军阀混战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是对所有有功于护国运动的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士的奖励，体现出了护国运动的人民运动的本质，这次运动的真正发起者和推动者并不仅仅是个别的军队或者政治领袖，而是为这一运动做出了贡献并付出了牺牲的人民群众；第三，“拥护共和”奖功制度对外埠华侨和外国人所作贡献的奖励，表明护国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次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革命活动；第四，“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特别强调对本国妇女的奖励，不仅体现了女性对护国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巨大贡献，而且这在当时中国的奖功制度中也是独一无二和“敢为天下先”的，表明这一奖功制度突破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具有先进的社会性别视角和男女平等的观念。 同时，拥护共和纪念章和奖章的设计图案也别具一格，不仅有着浓郁的云南地方特色文化，并且蕴含了人民群众参与护国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拥护共和奖章配以“五彩庆云”为装饰，而不同于当时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勋章往往以“嘉禾”为装饰的惯例，其中蕴藏了当时云南省省名中“云岭之南”的含义；其次，拥护共和纪念章也配以“五彩云”，并以云彩的朵数来区别将、校、尉和士兵四个等级，也不同于以往其他勋章以颜色和大小区别等级的制度，同样体现了“云之南”的特色；第三，拥护共和纪念章以金马和碧鸡分列于当时国旗交叉的左右，打破了清末至北洋政府以来的勋章图案往往采用封建皇权象征的蟠龙或者军队武力标志的雄狮等瑞兽的惯例，而是采用了两种云南本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动物，这样的设计寓意不仅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更接地气，而且也体现了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既不是为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制定，也不是专属于军人而颁发，而是有着深厚的基层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拥护共和”奖功制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护国战争是一次有着人民群众支持的革命战争，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有着广泛社会参与和基础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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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基于有限元分析方法，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 4.4软件，将生物组织光传输的物理场与热传输的物理场相耦合，运用间接耦合求解法和全耦合求解法分别模拟了静态光热参数和动态光热参数下生物组织的光分布和温度分布随时间的变化特征；并将静态光热参数和动态光热参数的情况相比较。结果表明：通过分析不同温度的静态光热参数下的光分布和温度分布能定性说明组织光分布和温度分布的变化趋势；使用动态光热参数进行模拟时，随着加热时间的增加，光分布范围和温度分布范围在逐渐变大，入射点的光通量密度和温度在增大，而温度随加热时间的增长变化的越来越慢。同时还表明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能够方便的求出任意时刻的温度分布及此时所对应的光分布。 关键词 :光分布，温度分布，光热参数，光热耦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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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光热疗法是临床医学上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因此激光辐照下生物组织中的光热传输问题一直是生物医学光子学中的重点问题。由于活体侵入式温度测量受到机体承受能力的限制，而且温度传感器的传导将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也限制了测试点的个数，而准确的组织光热效应数值模拟可以为激光临床运用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可以预测热效应的范围和程度，所以数值计算是光热效应研究的有力工具。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生物组织体内温度场的实时模拟和重构一直是当前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数值模拟时，准确选取生物组织的光学和热学参数是一个重要问题，将直接影响模拟结果。有研究表明[ 1 ] -[ 4 ] ，生物组织的光学和热学参数会随着温度、含水量等动态变化，因此采用静态参数将导致模拟与测量结果之间存在误差。但已有的光热响应研究中要么没有考虑光热参数随温度的变化情况或只考虑了热学参数随温度的变化或虽给出动态光热参数下的温度分布，但未能同时报道动态光热参数下光分布的变化 [ 3 ] - [ 11 ] 。本文基于有限元分析方法，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 4.4软件，将生物组织光传输的物理场与热传输的物理场相耦合，模拟了分别使用不同温度的静态光热参数情况下，以及使用随温度变化的动态光热参数情况下，牛肌肉组织在加热过程中某一时刻空间的某一截面的光分布和温度分布、光入射点上光通量密度和温度随加热时间的变化，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