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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突破性语言里的典型人物 除了小说的叙述，《在细雨中呼喊》的人物塑造同样让人惊喜。 在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余华所追求的叙述自由让他以冷酷和暴力的方式将小说中的人物符号化，从而去表达自己的意志。正如余华自己所言，《在细雨中呼喊》之前他对小说中人物的理解是：“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己。……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道具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互相作用从而展现出完整的欲望” [ 14 ]。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余华大多作品中，叙述的能指在叙事人物与人物的对文本中居于完全统治的地位，完全忽视人物的内在体验和读者的阅读感受，远离了人们的审美经验和现实性的感受 [ 15 ] 而这种充满先锋性的实践，最好的载体无疑就是余华以之闻名的中短篇小说。 因此到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余华所塑造的人物突然开始有了各自鲜活的形象，就成为了《在细雨中呼喊》备受关注的一点。面对他在序言中提及的人物有了自己的声音，余华就开始在在创作中加入大量的对话和内心情感的展现，顺应人物的呼喊，这些人物就不再是过去中短篇小说“零度叙述”下的符号，他们有血有肉，有爱恨有冷暖，是能够以喜怒哀乐的时代生活来展露生存苦难与命运抗争的独特形象。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回忆的主角“我”——孙光林，他是整个小说最重要的主角。余华在其亲情、友情和性三个层面，以日常生活的书写来展示出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往的少年儿童形象。 过去的儿童通常以天真无邪，聪明可爱的形象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经典的少年儿童故事是“沐浴着健康、幸福、欢乐的阳光” [ 3 ]，它们以完全区别于成人的状态存在于文学书写中。他们单纯无暇，脆弱可爱，很大程度上拥有成年人所失去的美好品质， 而余华则“第一次写出了为经典儿童故事所掩盖的童年生活。在经典的(为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所规定的)儿童故事中” [ 3 ]，孙光林六岁被亲生的父母遗弃，十二岁又因为养父死去、养母离家而再此被抛弃。对于家庭，他所看到的是暴虐混蛋的父亲，懦弱无力的母亲，混乱的村庄，狡诈残喘的祖父，本该亲密无间互帮互助的兄弟，一个暴躁贪婪总是栽赃嫁祸，一个天真却幼年早逝。哪怕是曾给过自己温暖父爱的养父、信任自己的养母到最后也一一离开。在抛弃与重返中他似乎一直都两手空空，亲情所给孙光林的是一片寂静的黑夜，里面有偶尔闪动的火星，却无法点亮寒夜。所以这个备受排挤、冷眼的孩童的记忆里刻满了孤独和无助，尽管有着稚嫩和天真，但他的眼睛里总是抹不掉冰凉和灰暗。 真正在他成长中散发过持久温暖的似乎是友情。除开家庭这个场景，孙光林更多就是在校园。他在朋友那里获得陪伴和欢笑，童年时候与国庆、刘小青打闹欢笑，少年时期有苏杭的陪伴，郑亮的认同，成年后还有让自己心生爱怜的鲁鲁……但同时他也在受到来自同龄人的伤害，其中包括那个时代冲击下的悲剧。苏宇为了出头而伤了孙光林自尊，而他和郑亮为保护流氓犯朋友而被众人耻笑，亲眼见到了老师的下流和卑劣……其实这里不止是孙光林一个人，是无数个孙光林成长所经历的故事。 七岁的鲁鲁为了自己的母亲而风餐露宿，和精神病女人住在一起，一个人坐车赶完远方，与关押人的保安周旋。九岁的国庆在清晨醒来就被亲生父亲抛弃，亲眼见到相伴的老妇人死去，十二岁开始挑煤做生意，十三岁拿刀冲向喜欢的女孩的家里……少年则如苏杭，父亲出轨于寡妇，兄弟苏宇的叛逆与他格格不入，家庭的不幸让他开始沉默寡言。与孙光林结伴的日子就充满了温暖，但是对性禁忌让压抑的他竟然冲动地抱住街上一位行走的妇女，至此被群众批斗和谩骂。当一切似乎结束，他却在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早晨，安静地死去。还有谋划强奸老人的苏宇、因和音乐老师恋爱而被迫写过程的曹丽…… 本该阳光灿烂的年龄，他们就已经见证或者亲身经历了死亡、欺骗、抛弃乃至这个时代更多晃荡的故事，这些孙光林式的成长就是如此，干净单纯之后有着那么多的敏锐和压抑，稚嫩热烈之中又有着惊人的成熟和沉静。 与“文革”时其他的形象对比，孙光林无疑以十几年的跨度呈现出了一个完满的成长轨迹，其丰富细密的心理书写，在典型的日常事件中塑造将一个，甚至说一群、一类那个年代独特而饱满的儿童少年形象。 而小说中成年人里的父亲则同样是非常独特的形象。孙光林的父亲完全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形象。在父子关系里，他是非不分，对儿子拳打脚踢，认为“我”带来了灾祸而任由“我”被孤立冷落，孙光明死后他却希求以此获利得到脸面或者补偿，孙光平找到亲事后他竟然几次对儿媳妇动手而毁掉了儿子一生的幸福。对自己父亲，更是咒骂虐待，毫不留情。而夫妻关系里，他始乱终弃，对待妻子不闻不问，又打又骂。爬上寡妇的床后，更是将家里的财物尽数拿走，毫不顾忌家人生活。 孙广才是一个完全丢弃责任、败坏道德的一个好色浪荡的父亲，他狭隘无知，暴躁自大，好色成性，可以说他是整个家庭中一把破坏幸福的锋利的斧头。 而祖父孙有元于晚年被抛弃又重返家庭，他失去了劳动力，胆小怕事，为了能够吃饭活下来而处处讨好，也受尽屈辱。他打碎了碗嫁祸给弟弟孙光明，为了能够抢食，以缜密却也狡诈的方式控制那未经世事的蒙昧孙子一步步完成自己的计划……这个过程被书写得精彩，同样也残忍扭曲。 还有一个父亲就是孙光林的养父王立强，他接送孙光林上下学，带受了委屈的他去吃面，给予了有关亲情的最动人的记忆。但这个高大强壮的男人却有着一个病弱的妻子，身份和压抑迫使他暗自寻找慰藉。他同事的妻子，一个“时代道德的忠实卫士”将他和年轻情人捉奸在办公室，陷入绝境的王立强选择以一个炸弹和这个嚣张跋扈的同事同归于尽，最终却并没有报复成功，只丢失自己的性命。 在家庭中作为顶梁柱的父亲形象，以如此的方式被塑造出来，他们已经颠覆了过去慈父亦或者严父的角色，颠覆了道德教化下的楷模形象，小说以孩子孙光林的口吻讲述着以父辈为代表的成人世界，那些笼罩在孩子成长中的阴影和灰暗，展现出了整个家庭和社会的轮廓。 这些充满颠覆性的角色立体且饱满，揭示出成长的“文革”年代，中国家庭的扭曲，亲情的漠然、校园中的狡诈欺骗，友谊的消散，以及整个社会在各种压抑下所迸发出的种种荒诞，以及令人心惊的延续……而那些人物关系的缝隙中，所展露的种种温暖和细小的亮光，一边闪烁着令人感动的希望，一边也将黑暗衬托得更让人心惊。正是这些人物给了《在细雨中呼喊》最鲜活的生命力，它们是余华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给予的惊喜，但并不代表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突转，这个成功同样有着余华自身创作的积淀。 首先是余华在中短篇小说中就对一些人物形象有着塑造的偏好，前文已经论述了余华惯常书写少年儿童，其实他同样在中短篇小说中塑造了有着“丑父”倾向的形象。如1988年分别发表于《收获》的《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以及《劫数难逃》里的“老中医”( [ 11 ]， p.101)，这些都为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里塑造如此独特而精彩的人物奠定了基础。 其次余华一直是个讲故事的好手，他的持续写作也是在锻炼者其塑造立体饱满人物的技能。如《古典爱情》、《河边的故事》、《现实一种》等小说，无论是戏仿还是先锋书写，其实都是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 1 ]。从这个层面上说余华其实一直都致力于讲不同的故事，但与其说他突然拥有了讲一个完整故事的欲望，不如说这是他经历了复杂琐碎的叙述后，日渐流畅和清晰的结果。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打碎拼接，到了可以把无数散落的意识碎片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转变之中无疑是辛勤写作和文体思考的成果。最后是他的个人经历关系，除开小说创作，在余华儿子出生后所书写的众多散文中，如《医院里的童年》、《包子和饺子》等无不看到他柔软的情怀，或许当他开始触碰到写作和人生的新阶段时，那中讲故事的能力自然也就为小说全新的面貌而展露出来。因而他语言风格的转换其实就是他对人的内心的把握重点的转换，他也就开始放宽他的“统治权”，让人物说话了。 其实也正是因为一直实践和突破着自己写作中对真实感怀的体悟、对故事性的重视以及敏锐感知下的语言打磨，余华才能在首部长篇小说中，塑造出了这样立体饱满的人物，他们拥有着凝聚整个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性，又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