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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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无烟儿童”项目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根据《  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 》，我国现有1.3亿13至18岁青少年，其中约有1500万现在吸烟者，而尝试吸烟者则超过4000万。而相关研究也表明，在我国11至15岁是青少年可能染上吸烟嗜好的危险年龄。结合我国青少年吸烟现状的其他相似性，表明“无烟儿童”项目同样适用于我国。但考虑到我国烟草使用的复杂性和文化因素等影响，完全的拿来主义或许并不合适，如何对方案进行科学合理的修正来以便在我国有效的开展显得至关重要。总体来看，“无烟儿童”方案带给我们的启迪以及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正确认识国内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控烟干预在欧美等先进国家已开展了30多年，形成了系统的控烟理论和针对特定群体的方式方法  (李秀菊，2007) ，例如在青少年控烟领域，常用的控烟干预便是基于学校的干预模式  (林丹华，方晓义，2002) 。但由于青少年开始吸烟原因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环境、个人认知和心理特征等因素  (余艳妮，2010) ，单纯依靠学校的禁烟方案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因此，强调家庭干预的重要性正成为青少年吸烟预防和干预的新趋势，其表现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视家庭在青少年吸烟预防和干预中的作用。“无烟儿童”方案不仅证明了基于家庭的吸烟干预模式的有效性，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即以儿童作为控烟对象来达到其在青春期的吸烟预防目的。 相比欧美等先进国家的控烟干预研究，目前我国在控烟干预领域存在明显的落后之处。笔者在查阅大量国内外青少年吸烟预防和干预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青少年控烟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描述性研究多，干预性研究少。目前国内对青少年吸烟问题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青少年吸烟现状的描述性研究层面，研究方式也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而欧美等国家对青少年吸烟问题则主要通过立足心理学相关理论进行实验设计，以直接干预的方式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吸烟。二是纯理性分析多，实证探究少。国内对青少年吸烟干预策略的探讨，主要立足于对描述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推导，缺乏实证探究和验证，导致其干预策略缺乏足够的可信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宏大策略多，具体化操作策略少。当前国内对于如何有效预防青少年吸烟主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学校层面、家庭层面和青少年个人层面来加以阐述，但其预防和控制对策千篇一律，相关内容流于形式、人尽皆知，如禁止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吸烟、鼓励父母不吸烟等。缺少将宏大的预控对策具体化的研究，例如“无烟儿童”项目中将反吸烟社会化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层面。四是管理学和医学领域研究多，心理学领域研究少。吸烟行为的发生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个人认知水平等因素有关，其复杂性决定了至今尚没有一个完善的理论来解释吸烟问题，现存的理论只是从某一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强调吸烟行为的心理机制，因此，在控烟原理方面使用了诸多心理学理论，例如行为转变理论(Prochaska)、社会认知理论(班杜拉)、问题行为理论(Jessor)、社会依恋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等。因此，在吸烟预防干预中运用心理理论会对方案的效果产生积极影响，目前国外的控烟研究也是如此进行的。但国内的青少年控烟研究绝大部分是在管理学和医学理论内开展，着重强调公共管理政策和生理健康教育，忽视了从心理机制上来预防吸烟。心理学领域对吸烟行为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为数不多的研究也是以介绍国外理论为主。 2) 将“无烟儿童”中展现的控烟新趋势运用于我国控烟工作。 除了具体操作层面上给予我们的启迪，“无烟儿童”带给我们更大的收获应是方案所展现出来的新趋势。首先，方案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详尽可能性模型和行为控制理论，这些都是心理学中具有相当影响的理论模型，这表明心理学在吸烟预防和控制过程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西方心理学家已经在吸烟预防和控制方面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心理学相应工作人员应从中得到启发，将心理学理论应用到吸烟预防和干预的具体工作中，发挥心理学的巨大实用价值。其次，随着吸烟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吸烟的年龄正越来越小。“无烟儿童”以儿童作为控烟对象并取得了显著效果，这表明未来控烟对象的选择上应关注儿童群体，而这正是我国研究的盲点。当前我国在青少年吸烟预防和控制上重点关注初中人群，对于小学儿童鲜有关注，在未来开展吸烟预防研究中，应以此为启发开展以儿童为目标人群的研究。再次，“无烟儿童”与其他控烟项目相比最突出的优点是其操作的简便性，“无烟儿童”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甚至在简单的辅导后可由家庭自行开展。我国烟草使用情况及其复杂，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人口多、人均文化程度低、习俗偏爱烟草等控烟不利因素  (李秀菊，2007) ，这导致依托于专业人员开展的控烟方案在我国无法全面展开，而“无烟儿童”项目因其巨大的优势适用于我国。因此，类似“无烟儿童”的方案在我国具有应用潜力，有利于在我国全面开展青少年吸烟预防和控制工作。 3) 助力以家庭和儿童为目标的控烟法律法规的出台。 “无烟儿童”对我国来说另一个启迪是为相关禁烟立法提供依据，尤其是推动以家庭和儿童为目标的控烟法律法规出台。当前世界各国对烟草控制的力度越来越大，并在烟草税收、烟草广告、公共场所禁烟、学校控烟等方面形成了法律条文，尤其在保护青少年远离烟草方面，更是高度重视，例如美国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严禁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  (李鹏飞，2013) 。“无烟儿童”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在儿童和家庭方面禁烟的必要性，将有助于决策者在制定禁烟法律法规时将着力点落到此前被忽略的这一领域。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对此有所重视，例如美国在2009年签署了《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将禁烟范畴扩展至家庭领域；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自91年起推出健康教育讲座，将其扩展至幼儿园及幼儿中心，并采取灵活的方式吸引儿童参与到禁烟活动中，把禁烟的重点倾向儿童  (黎慧贤，刘文文，2005) 。虽然我国在2003年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为推进烟草控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总体控烟形势依然严峻，截至目前，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控烟立法，现行的烟草控制的规定也是散见于《烟草专卖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理》等法律法规中  (张朝彬，2011) 。随着自2011年1月9日起在全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开始，我国对烟草控制越来越重视，更多的控烟政策和法规正在酝酿和出台。在“无烟儿童”及更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吸烟预防方案的推动下，我们相信，以儿童和家庭为目标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会在我国逐步出台。 “无烟儿童”作为前沿的青少年吸烟预防项目，向我们呈现了当前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控烟领域所采用的新视角、新方法，其所运用的心理学原理，表明吸烟的预防和控制并不仅仅是公共管理或者医学领域的工作，而应是多学科、跨领域共同合作，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的。心理学能够在这项工作中发挥自身的作用，甚至要承担起非常大的责任。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尽快对“无烟儿童”方案消化吸收，科学合理的对方案进行修正，使其适应我国实情；对方案在我国开展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完善方案设计，实现方案的本土化使用；加快相关应用领域研究，缩小与其他国家在方案的应用领域上的差距，全面提升我国控烟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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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及军事应激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PC)、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PSET)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347名军人进行调查。结果：军事应激与机遇和有势力他人、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内控性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外在控制源(机遇和有势力他人)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而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在；积极应对在内控性和军事应激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心理控制源是军事应激的有效预测因素，且积极应对在二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心理控制源，军事应激，应对方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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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军事应激是在军事活动与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绪状态，是军人通过对军事环境和军事活动刺激的认知评价而产生的生理及心理反应  (李兆申，2007) 。适当的、可控制的军事应激水平可以提高军事人员的警觉性、增强其力量和完成任务的耐力，能够唤起忠诚、无私和勇敢的反应。而过度的、不受控制的军事应激水平则会引起不稳定或有害行为，破坏或干扰部队任务的完成  (严进等，2008) 。大量的战争实践与研究表明，军事应激是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  (Janaice & Michael， 2012) ，也是引发官兵非战时心理障碍的重要因素  (刘伟立，武小梅，2011) 。 引发过度军事应激的危险因素很多，其中心理控制源是最重要的一项个体因素  (Gal & Mangelsdorff， 1991) 。心理控制源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其生活中特定事件的信念，分为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内在控制指个体认为自身的行为或稳定的个人特质控制着事件的发展和结果；外在控制指个体相信生活中的特定事件或结果往往是由不可控因素导致的  (Neymotin & Nemzer， 2014) 。这些不可控因素又可分为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两个方面。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源可以用来解释应激情境中个体反应的差异  (Lefcourt， 2014) 。当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应激情境的开始和结束时(内控型个体)，出现应激反应的强度会大大降低。基于我国海军的研究也表明，心理控制源能够有效预测海军官兵的应激水平，内控型官兵表现出较低的应激水平，外控型官兵(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控制)表现出较高的应激水平  (施剑莉，2012) 。 心理控制源能够预测应激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具有不同心理控制源的个体在面对应激情境时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导致的。具体而言，内控型个体认为自身行为能够有效改变环境，面对应激情境，这种积极的信念可能驱使个体采取更加主动的认知与行为努力以减少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外控型个体更可能缺乏主动作为和应对的动机。的确有研究发现，应激情境对个体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度与个体采取的应对方式有关，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应激情景的负面影响  (Li et al.， 2008) 。心理控制源会通过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抑郁产生影响，内控型个体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导致较低的抑郁水平  (何辉等，2014) 。因而，本研究认为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影响军事应激中起中介作用，内控型军人更多地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进而表现出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外控型军人更多地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表现出较高的军事应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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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驻沪部队共347人参与了研究，其中陆军117人，海军126人，空军104人，均为男性，年龄16~38 (22.24 ± 4.29)岁，服役年限1~20 (4.03 ± 3.73)年。 2.2. 施测工具 1) 心理控制源采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nternality， Powerful Others， and Chance Scale)  (Levenson， 1981) 进行测查，该量表由Levenson编制，共24个条目，分为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3个分量表，采用从−3 (很不同意)至3 (很同意)的7点评分。以中国军人为样本的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军人心理调节能力的研究  (张磊等，2008) 。本研究中，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3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47、0.848、0.822，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1。 2) 军事应激采用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Psychological Stress Self-evaluation Test)  (李权超等，2003) 进行测查，该问卷是由李权超等参照联合国编印的心理应激手册进行编制。量表由10个题目组成，要求被试根据近半个月的感受，按“没有、有时、经常”进行3级评定。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8。 3) 应对方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解亚宁，1998) 进行测查。该问卷由解亚宁编制，共20个条目，采用“不使用~经常使用”4点评分，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本研究中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0。 2.3. 施测方法和统计分析 量表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后，被试独立完成量表，不限时间，对被试不解的问题进行当场说明。问卷回收后，进行问卷回答质量的人工检查，并将数据录入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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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描述与相关分析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相关分析显示(表2)：军事应激与军人的心理控制源存在密切关系，主要体现为军事应激与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呈显著正相关，外部控制源(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伴随着较高的军事应激水平。军事应激与应对方式同样存在显著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伴随着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消极应对方式伴随着较高的军事应激水平。应对方式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模式显示，内控型军人往往表现出积极的应对方式，外控型军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应对方式。 3.2. 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的回归分析 以军事应激为因变量，以心理控制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预测军事应激水平(F(3， 234) = 7.18，p < 0.001，调整R2 = 0.07)。是否将年龄和军龄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无变化，因而只报告未将其纳入回归方程的结果，下文做同样处理。由表3可知，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预测主要来源于内控性。心理控制源的三个维度间也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说明回归方程较好。这与前人的研究有不一致之处，基于海军的研究显示，内控性能够负向预测应激水平，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能够正向预测应激水平。然而，当我们只以海军样本为分析对象时，心理控制源并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F(3， 114) = 0.63， p > 0.10)。 3.3. 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应对方式、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间均存在显著相关，符合做中介变量分析的条件。下面采用三步回归分析法分别对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在回归分析中全部采用强迫进入法，三步回归分析分别为：1) 以心理控制源为自变量，军事应激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2) 以心理控制源为自变量，积极或消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3) 以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为自变量(分层回归)，军事应激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由表4可知，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预测军人的积极应对方式(F(3， 234) = 24.34，p < 0.001，调整R2 = 0.23)，这种预测作用主要是由内控性导致的，内控型军人表现出更多积极的应对方式。当依次将心理控制源和积极应对方式纳入回归方程时，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解释量由0.07上升到0.11，心理控制源各维度对军事应激的影响均不再显著，说明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和军事应激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即内控型军人具有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进而表现出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 由表5可知，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预测军人的消极应对方式(F(3， 234) = 12.64，p < 0.001，调整R2 = 0.13)，这种预测主要体现在机遇这一维度上，当军人认为机遇是影响其生活事件的主要因素时，将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当依次将心理控制源和消极应对方式纳入回归方程时，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解释量由0.07上升到0.08，但消极应对方式对军事应激的影响并不显著，心理控制源各维度对军事应激的影响也并未改变(与表3相比)，这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并不起中介作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military stress， locus of control and coping styl 军事应激 内控性 有势力的他人 机遇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M 15.50 29.40 19.45 18.68 1.81 1.09 SD 3.45 6.77 8.48 7.75 0.54 0.60 表1.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描述性结果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military stress， locus of control and coping styl 军事应激 内控性 有势他人 机遇 积极应对 内控性 −0.09 有势他人 0.23 ** 0.20 ** 机遇 0.24 ** 0.17 ** 0.78 ** 积极应对 −0.28 ** 0.42 ** −0.19 ** −0.14 * 消极应对 0.20 ** 0.06 0.31 ** 0.37 ** 0.22 ** 表2.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相关 注： * ：p < 0.05； ** ：p < 0.0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ilitary stress and locus of contro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t 容忍度 VIF 军事应激 内控性 −0.07 −0.14 −2.24 * 0.99 1.01 有势他人 0.05 0.13 1.29 0.37 2.71 机遇 0.07 0.17 1.67 0.37 2.73 表3. 军事应激对心理控制源的回归分析 注： * ：p < 0.05。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s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between military stress and locus of contro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t 积极应对方式 内控性 0.04 0.46 7.88 ** 有势他人 −0.02 −0.27 −3.02 机遇 0.001 0.01 0.11 军事应激 内控性 −0.02 −0.03 −0.47 有势他人 0.03 0.06 0.63 机遇 0.07 0.16 1.69 积极应对方式 −1.47 −0.23 −3.23 ** 表4. 积极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Table 5 Mediation effects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between military stress and locus of contro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t 消极应对方式 内控性 −0.001 −0.01 0.22 有势他人 0.003 0.05 0.49 机遇 0.02 0.34 3.47 ** 军事应激 内控性 −0.07 −0.14 −2.15 * 有势他人 0.05 0.12 1.24 机遇 0.05 0.13 1.24 消极应对方式 0.72 0.12 1.83 表5. 消极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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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内控性能够负向预测军事应激水平，积极应对方式在内控性和军事应激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消极应对方式也不起中介作用。 军事应激是军人在面对军事活动或军事环境时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反应，然而，过度的军事应激会有损军人个体的心理健康并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尽管环境是军事应激的诱因，但其受到军人个体的人格与心理品质的调节，心理控制源就是最重要的个体因素之一。在我国海军中，内控型官兵表现出较低的应激水平，外控型官兵(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控制)表现出较高的应激水平  (施剑莉，2012)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有不一致之处。当不考虑军兵种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只有内控性能够负向预测军事应激水平。当只考察海军样本时，心理控制源并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尽管结果上有差异，但这些研究都显示内控型军人会表现出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军人在内控性上的得分要高于有势力的他人与机遇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这是军事应激的一个保护因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军官兵军事应激水平较低的现象。 本研究提出应对方式会在心理控制源和军事应激间起中介作用，这一推测仅表现为积极应对方式在内控性和军事应激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我们的假设并不完全一致。考虑到有势力的他人与机遇并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而这两者更可能导致消极的应对方式，因而，没有发现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并不奇怪。这一结果对研究和实践均具有启发意义。在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中，基于消极的、问题的视角往往强于积极视角。尽管这一现象在积极心理学的推动下已经开始得到好转，但在部队心理服务工作的实践中，还是强调首先要解决官兵的心理问题。消极事件带来的后果总是要强于积极事件带来的好处  (Baumeister et al.， 2001) ，因而，在心理学研究和部队心理服务工作中关注“问题”无可厚非，但本研究也提示我们，在实践中应尝试着转变思路，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激发官兵积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为主。以军事应激为例，在帮助有过度军事应激反应的官兵的同时，更应通过心理教育、心理训练等方式培育官兵对军事活动与军事环境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以降低军事应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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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东虎沟金矿位于甘肃省北山多金属成矿带的南侧，矿脉受褶皱、断裂构造控制呈脉状、透镜状产出。矿石以糜棱岩型、糜棱岩夹石英细脉型为主，金主要呈片状、粒状赋存在石英中、石英–硫化物的裂隙或硫化物颗粒的边缘。华力西期岩浆岩侵入具多期性，而斜长花岗岩亦为有利的含矿岩性。剪切带相互交接、复合的蚀变破碎带中彭大变宽、局部断面弧形弯曲及分枝复合部位是找矿的有利地段。 关键词 :华力西，糜棱岩，地质特征，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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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东虎沟金矿区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图1)，北山山脉的南侧。北山金矿成矿带南带已发现金矿床(点) 122处，其中8处已成为工业矿床。矿区位于新金厂–小西弓金矿的中间，通过近几年的勘探工作，找到一处大型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发现成矿主要是糜棱岩化蚀变岩，其成果具有显著的区域代表性 [ 1 ] ，分析研究糜棱岩赋存规律、成矿规律及其找矿方向，对该区勘查找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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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域地质背景 东虎沟金矿处于卡拉麦里褶皱带天山褶皱带及阿尔金山褶皱带三个大地构造单元的交合部位。南部与祁连山加里东地槽相接，西部与天山地槽相连，东部与阿拉善台隆为邻。南部的塔里木地台边缘活动带及北部的北山南带裂陷带，区内褶皱、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具有多期次迭加复合现象，断裂构造以华力西期为主，如图2所示。矿区位于塔里木板块、敦煌地块北缘，以孤山–红岩区区域性断裂为界，区域白墩子–黄尖丘–俞井子拱断带的次一级断裂，由于各期次的应力剪切作用形成了“白墩子–石板墩韧性剪切带”。矿床处于旧井加里东折皱带的四十里井复式向斜南翼。甘肃北山地区主要的成矿带有新金厂–金庙井金、铁成矿带 [ 2 ] 及小西弓–帐房山Au、Fe、W、Pb、Zn、Cu金属矿床预测区 [ 3 ] ，东虎沟金矿分布在在该陆内裂谷带内，己发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金属矿种有金、铁、铜、铅、锌、钨等。矿区内含金矿脉及金异常均产于岩浆岩与地层接触带附近。本区岩浆岩侵入具多期性，金矿化与晚元古代斜长花岗岩体(γΟ₂³)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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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矿床地质 3.1. 地层 除第四系覆盖外，矿区地层主要为前长城系的敦煌岩群，上石炭统干泉群、下二迭统的双堡塘组、金塔组。现分述如下： (1) 前长城系敦煌群(An chd b )：主要岩性为斜长变粒岩、云英片岩、大理岩等，零星分布于矿区东南角。 (2) 上石炭统干泉群(C 3gn )：岩性为碎裂英安岩，碎裂蚀变石英安山岩，劈理化变质长石砂岩，主要分布于矿区北部及北西部。 (3) 下二迭统双堡塘组(P 1s )：岩性为黑色粉砂质千枚岩，局部有英安岩夹层。主要分布于矿区北部及北西部。 图1. 东虎沟金矿区地理位置图 图2. 河西走廊大地构造示意图 (4) 下二迭统金塔组(P 1 j t )：暗绿色玄武岩夹凝灰岩及玄武质角砾熔岩，玄武质集块岩等，主要分布在条山子一带。 3.2. 控矿构造 该区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是区域白墩子–黄尖丘–俞井子拱断带的次一级断裂，由于各期次的应力剪切作用形成了本区：白墩子–石板墩韧性剪切带。整个矿区构造受该韧性剪切带控制，该韧性剪切带东西长80 km，最宽6 km，发育于下石炭统火山岩与前长城系结晶片岩间，如图3所示。糜棱岩–透入性片理发育，在糜棱岩带的片理中发育有压熔性石英脉和“A”型小褶曲。剪切带内主要的断裂有孤山–红岩工区断裂带及其次级断裂，走向北北东，长约40 km，为一逆断层，倾向130˚~170˚，倾角50˚~70˚。破碎蚀变带宽100~200 m，呈片理化、糜棱岩化形式出现。沿断裂出露多期次的火山岩。该断裂多发育次一级的近东西向控矿断裂，控制着多条矿脉产出。 3.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具多期侵入特点，主要有晚元古代辉长岩( )，闪长岩( )。华力西期斜长花岗岩( )，华力西晚期辉长岩( )，二长花岗岩( )，印支期二长花岗岩( )。其展布明显受近东西向构造控制，岩体长轴方向与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现分述如下： (1) 晚元古代辉长岩：主要是零星分布于矿区东部和中部，呈岩株产出，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有辉石、斜长石及少量角闪石等。 (2) 晚元古代斜长花岗岩( )：主要分布于矿区西南部和中部，呈岩床产出，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为斜长石、石英、黑云母等。 (3) 晚元古代二长花岗岩( )：主要分布于矿区南部，呈岩床产出，中粗粒结构，主要矿物为斜长石、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 (4) 华力西早期斜长花岗岩( )：主要分布于矿区的东北角。 (5) 华力西晚期的二长花岗岩( )：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北中部。 图3. 东虎沟金矿区地质示意图 (6) 华力西晚期的二长花岗岩( )：零星分布于矿区东南角。 (7) 印支期的二长花岗岩( )：零星分布于矿区中部。 矿区内含金矿脉及金异常均产于岩浆岩与地层接触带附近，本区岩浆岩侵入具多期性，金矿化与晚元古代斜长花岗岩体( )关系密切。 3.4. 变质作用 矿区内地层和岩浆岩主要受到加里东期和华力西期的动力变质作用，形成韧形剪切带。当加里东期和华力西期岩浆活动岩石呈塑性状态时，受到构造应力作用，岩石通过晶格滑动、错位等作用而出现波状消光、多边形化、片状云母化、劈理化、片理化、线理化等现象。这类岩石具有明显的定向构造、带状构造、眼球构造。 变质作用的岩石主要为糜棱岩，主要沿白墩子–石板墩韧性剪切带呈条带状分布。带内的岩石次生节理、劈理、擦痕、断层角砾、断层泥较发育。岩石破碎强烈。常常出现多种蚀变，形成新生矿物绢云母、绿泥石、高岭土及一些次生矿物绿泥石、绿帘石、叶蜡石、方解石等。金矿化与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关系密切。 3.5. 金的地球化学特征 通过1/50，000岩石地球化学测量，选择Cu、Pb、Zn、W、Sn、Mo、Mn、As、Ag、Au十种元素进行了分析，共圈出异常20个，其中15个金异常。虽然金元素浓度克拉克值在各地质单元中均小于1，但在大多数地质单元中显示了极强的分异性，在晚古生代片麻岩中的分异系数高达16.01，与Au密切相关的As元素也显示了明显的同步分异性。产于晚元古代片麻岩中的几个典型的金异常正处于白墩子–石板墩韧性剪切带中，具有有利的成矿构造环境，且地表均有明显的含金石英脉或金矿点对应，可以肯定，Au是区内最有希望的成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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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矿体地质 4.1 矿体特征 矿区处于白墩子–石板墩韧性剪切带中，位于北山成矿带南带，属于天山–兴安地槽成矿域西段。此区金矿的形成分布主要与韧性剪切带构造的长期多次活动有关。早期元古代断裂构造活动主要形成一些规模较大的辉绿辉长岩，同时在构造带的中部形成乳白色的石英脉，这类石英脉往往不含金。华力西中晚期断裂构造活动在构造带的有利部位形成青灰色、油脂光泽、脆性石英脉，这类石英脉一般含金性较好 [ 4 ] 。 矿区矿脉赋存于晚元古代斜长花岗岩、华力西期二长花岗岩中。矿体严格受构造糜棱岩带控制，在构造糜棱岩带的底板、顶板及构造中间位置均有金矿体的存在。构造岩以糜棱岩为主，夹有石英细脉(局部石英脉厚大)。矿体以蚀变岩型为主，石英脉型次之。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偶见方铅矿化。 通过几年的地质勘查，矿区在近EW向韧性剪切带中发现了含金性好、较为厚大的糜梭岩带，矿脉12条，矿体20个，矿体产状和韧性剪切带基本一致，产状165˚~185˚∠40˚~71˚；地表圈定矿体长度在30~400 m不等，厚度0.8~7.63 m，最大厚度达15 m；延深50~160 m，最深420 m；含金性贫富差别大，分布极不均匀，金品位1~5.6 × 10 −6 ，最高为82.58 × 10 −6 ，如图4所示。其次是NE向的压扭性剪切带中的含金矿体，金品位比近EW向稍差。矿体产状和韧性剪切带基本一致，产状80˚~90˚∠40˚~65˚；地表圈定矿脉6 条，矿体8个，矿体长度在30~200 m不等，厚度0.8~5.63 m，最大厚度为8.51 m：延深50~80 m，最深110 m；金品位1~4.86 × 10 −6 ，最高15.65 × 10 -6 。 图4. 东虎沟金矿区矿脉分布示意图 4.2. 矿石特征 矿石自然类型主要有含金糜棱岩型、糜棱岩夹石英细脉型、石英脉型。 含金糜棱岩型：含金载体主要为硅化糜棱岩，金属硫化物呈稀疏浸染状。局部含金较高。 糜棱岩夹石英细脉型：石英细脉呈透镜状、香肠状、眼球状、网状分布在糜棱岩中。 含金石英脉型：石英为青灰色，油脂光泽，脆性好。偶见自然金。黄铁矿呈星点状分布，或呈浸染状、细脉状沿石英裂隙分布。 矿石结构有交代结构、粒状结构、偶见充填结构、包含结构。 矿石构造以块状、浸染状、条带状为主。其次为角砾状构造。 矿石中金属矿物有自然金、黄铁矿、褐铁矿、赤铁矿、黄铜矿、方铅矿等。黄铁矿化、黄铜矿化、云母化、碳酸盐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金主要以三种形式赋存。第一种呈片状赋存在石英中；第二种以粒状赋存在石英或金属硫化物的裂隙中；第三种赋存在金属硫化物的边缘。自然金最小粒径0.001 mm，最大可见0.1 mm。 4.3. 矿体围岩及其蚀变 矿体产于构造糜棱岩中，当矿体产于糜棱岩的上下盘时，矿体界限清晰。当产于糜棱岩带中间位置时，矿体界限不清晰，只能以样品圈定矿体边界。构造糜棱岩带与下盘围岩(花岗闪长岩)。糜棱岩型金矿石赋存于构造糜棱岩带中，底板、顶板或及糜棱岩中均成矿。矿体在糜棱岩带中最多三层，夹石厚度2.60~9.60 m，夹石为构造糜棱岩。在石英岩和糜棱岩的接触部位、以及糜棱岩的蚀变处黄铁矿呈细小黄色微粒或细脉状、不规则的片状、黄色四方体状集合体形式分布，其中在石英岩和糜棱岩的接触部位、糜棱岩的蚀变处呈细小黄色微粒或细脉状分布黄铁矿与成矿关系密切。不规则的片状、黄色四方体状集合体，粒径约为的0.5~2 mm黄铁矿则与金矿化无关。 其次矿区的围岩蚀变还有绢云母化、褐铁矿化、硅化等，是由于区域和动力变质及次生作用所致，与成矿关系密切。 4.4. 矿化类型 来自于上地慢和深部地壳的金及其它成矿元素，随基性火山喷发和海相沉积作用分布于晚元古代岩群中，形成金的矿源层；后经与区域变质、岩浆活动等多期构造热事件，金等成矿物质发生活化、迁移、再分配，并局部富集；华力西中晚期重熔花岗岩浆活动形成热液，在运移过程中萃取围岩中的成矿元素和矿化剂，形成含矿物质流体，最终在有利的储矿构造空间沉淀积聚形成金矿床。由此可知，该区的金矿床成因类型应属变质–热液蚀变岩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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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控矿因素及找矿方向 5.1. 控矿因素 矿区主要出露大面积的岩浆岩，南侧有前长城系地层出露，北侧出露石炭系、二迭系地层。大部分的石英脉及矿体都产于韧性剪切带中的糜棱岩中，它的近矿围岩主要以晚元古代的斜长花岗岩为主，但华力西期岩浆岩与韧性剪切带南部、北部地层的接触带上，也是蚀变岩型金矿床形成的有利部位。热液活动受断裂构造控制，伴随不同阶段的断裂活动，带有成矿物质的热液对周围岩石产生强度不等的交代作用，并在有利部位富集成矿。随着成矿热液性质的发展和演化，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围岩蚀变产物。 近东西向韧性剪切带和北东东向压扭性剪切带是东虎沟金矿的主要控矿构造。剪切带无论在平面和剖面上均呈舒缓波状延伸，且具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金矿体赋存于断裂的相互交接、复合的蚀变破碎带中彭大变宽、局部断面弧形弯曲及分枝复合部位。 5.2. 找矿方向 综上所述，在区域范围内寻找东虎沟金矿式金矿。 1) 晚元古代斜长花岗岩体是东虎沟金矿重要的含矿层位，岩浆岩多期侵入，含金矿脉及金异常均产于岩浆岩与地层接触带附近，金矿体严格受剪切带的控制。 2) 剪切带相互交接、复合的蚀变破碎带中彭大变宽、局部断面弧形弯曲及分枝复合部位，是找矿的有利地段和以后的工作方向。 3) 在剪切带的弧形弯曲、分枝复合处具有硅化、细粒团块状黄铁矿化及褐铁矿化地段，进行找矿；根据矿体产状及控矿构造推测其深部有含金的工业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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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查阅并借鉴以下历史资料： 1956年以来，许多单位对与含金石英脉关系密切的糜棱岩开始研究。 1988年，中国的胡雄健等已提出，治岭头矿区发育进EW向的变余糜棱岩带与金矿有密切的空间关系。 2011年2月，张燕等编写的“剪切带型金矿研究进展——以云南哀牢山金矿带为例”提出对剪切带型金矿进行研究 [ 5 ] 。 结合前辈的成果，对东虎沟金矿的成矿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区受该韧性剪切带控制，EW向韧性剪切带和NEE向压扭性剪切带经过多期变质作用，使得岩石发生构造蚀变，形成糜棱岩，与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基本特征符合。在今后的研究中针对东虎沟的剪切带成矿的薄弱环节，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比其他相同的矿区成矿特点，建立成矿机制，形成本矿区的成矿模式，指导相同类型矿山探、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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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证明在序列学习中知觉序列学习的存在，同时探索认知风格对内隐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方法：2 × 3 × 3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通过两个部分完成——1) 知觉序列学习，引入和改变Remillard的知觉序列，证明了知觉序列学习的存在。2) 认知风格分析测验(CSA)，测验不同认知风格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结论：1) 基于知觉序列的学习是可以发生的；2) 知觉序列学习是内隐学习；3) 知觉学习的程度显著影响着内隐学习；4) 言语–表象和整体–分析认知风格对知觉的内隐学习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知觉序列学习，内隐学习，整体–分析认知风格，言语–表象认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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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序列学习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打篮球、骑单车、演讲、搭公交甚至说话等这些活动都涉及序列学习。序列学习范式对可能影响被试反应的外显认知操作进行了更彻底的检验，因此尤其适用于内隐学习(  Destrebecqz & Cleeremans， 2001 ;  Destrebecqz & Cleeremans， 2003 )。序列学习一般分为知觉序列学习和动作序列学习  (秘晓冉，2007) 。知觉序列学习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不低于动作序列学习，甚至在普通教学、日常交流中知觉序列学习所占的比重更大。因此本研究对知觉序列学习在内隐序列学习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以揭示其作用机制。 以往研究大多以传统序列反应时任务(Serial Reaction Time task， SRT)为基础来研究内隐学习，传统SRT是通过让被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重复固定序列，从而达到学习的目的，并通过固定序列反应时明显少于随机序列反应时来说明内隐学习的发生，这当中以目标位置序列为基础的反应序列是固定的，因而会有外显学习成分。而本研究将运用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Perceptual Serial Reaction Time Task， Perceptual SRT)，它与传统SRT的实验顺序相同。不同的是Perceptual SRT将目标位置与反应序列分离，这样可以更加内隐地学习目标位置序列；同时目标位置的序列是按照一定概率出现的，序列学习发生在：呈现一个目标位置，下一个出现概率更大的位置的反应时比概率出现较小位置的反应时更短  (Remillard， 2011) 。此时高低概率的差别，就可以在说明对这个序列进行学习的同时也证明这种知觉学习是内隐的。国内目前鲜有纯净知觉序列学习的研究，可能是由于对动作学习的控制过于困难，Perceptual SRT解决了这个难题。由于Perceptual SRT的知觉序列学习更为纯净  (Remillard， 2003) ，因此更能体现知觉序列学习在内隐学习中的作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认知风格对外显学习有很大影响  (吴国来等，2006) 。而内外显学习性质的不同是否导致认知风格对内隐学习起着不同的作用？以往多数研究均考察场独立–—场依存一维认知风格在内隐学习中的影响作用，  韩秀和裴燕红(2010) 的研究中就表明不同认知风格大学生的内隐学习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场独立型个体的反应速度优于场依存型，但场依存型个体的内隐学习绩效显著高于场独立型。本研究根据Riding等人对认知风格的分析，将认知风格分为整体–分析维度和言语–表象维度，例如某个体在信息组织时更倾向于用整体分析而不是用部分分析的方法，则其属于整体型的认知风格；而某个体思考时更倾向于以语言而不是以图画来对信息进行表征，则其属于言语维度  (李力红，车文博，2006) 。通过  Riding和Cheema (1991) 的分析表明，以前的一维认知风格测验过于绝对，只有高低分的区别，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整体–分析认知风格和言语–表象认知风格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有三个目标：第一，通过Perceptual SRT证明知觉序列学习的发生是内隐的；第二，不同的知觉学习程度是否影响内隐学习；第三，认知风格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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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被试来自天津市的各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共32人，其中男生16人，女生16人，平均年龄为21.5岁，其中男、女比例得到均衡，被试均为右利手，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均没有执行序列反应时(SRT)任务或序列学习任务的经验。 2.2. 方法 2.2.1. 实验材料 1) 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Perceptual SRT) Perceptual SRT任务是在传统序列反应时任务(SRT)范式的基础上设计的。Perceptual SRT任务程序用美国Cedrus公司研发的用于计算机化行为研究的实验生成系统SuperLab编写，通过计算机完成测试。 材料：屏幕会显示六个水平排列的xo或ox，其中一个字母对xo(ox)会被标记，注视距离约为55 cm，最左与最有字母对距离为25 cm。红色的C和N贴在反应键上，被试将其左右手食指放在反应键上，对被标记的字母对做出反应，xo对应C键，ox对应N键。 在一个试次(trial)中，下划线(__)会标记在其中一个字母对的下方，被试就要按下被标记的字母对相对应的键，在正确反应之后，下划线立刻消失，位置标记、以及位置上面的字母对也跟着改变，流程详见图1。 若在试次t中的目标位置是位置A，并且ox是其中的目标，那么就说字母对ox标记了位置A，并且被试要按下ox所对应的N键。标记位置的字母对xo(ox)是随机选择的，限制是位置1与6，位置2与5，位置3与4要用不同的字母对标记。这是为了保证L低概率对H高概率的转换是用不同的字母对标记的。每次反应完后，有400 ms的休息，接着试次t + 1以带下划线字母对标记位置B开始，样例详见图2。 目标位置序列的结构：数字1~6从左往右依次代表六个目标位置。表1呈现了目标位置序列的概率和频率，这是在目标位置序列中每两个组段所固有的。例如，第一行的第三列的第一个数字“3”意味着位置1后面跟随3次位置3，第一行的第四列的第一个数字“6”意味着跟随6次位置4；也就是说，P(3/1) = 0.33 (低概率转换：L，即位置1后面跟随位置3的概率为0.33)，P(4/1) = 0.67 (高概率转换：H，即位置1后面跟随位置4的概率为0.67)。第3行意味着，位置2后面跟随3次位置1和3次位置6；也就是说，P(1/2) = 0.50，P(6/2) = 0.50 (中间概率转换：M)。基于以上目标位置的连接原则共可总结出16组次数连接的可能(详见表2)。 目标和反应序列的结构：目标和反应的序列是没有结构的，并且独立于目标位置序列。对于整个知觉反应序列的8个组段中，目标序列是根据表3给出的频率生成的，序列生成时是按照随机数表并符合概率的要求生成的。也就是说，这8个分别由108个试次组成的组段中，xo后面跟随ox和xo的数目各占总试次数目的0.5，ox后跟随xo和ox也是一样的。目标每次呈现的可能性一共有八种(详见图3)，分别以相同的概率存在于整个序列中。反应序列与目标序列相联系，目标xo和ox分别对应键盘上的C键和N键，被试根据见到的目标进行相对应的反应即可。因此保证了xo和ox的概率各为0.5 (即目标序列的概率)就保证了反应的C键和N键的反应概率各为0.5 (即反应序列的概率)。 图1. 一个试次的呈现流程 图2. 知觉序列事件的样例 图3. 目标的八种情况 Table 1 The frequency of target location sequenc 前一个目标位置 下一个目标位置 1 2 3 4 5 6 1 33 66 6 66 33 2 36 36 5 63 63 3 66 33 4 33 66 表1. 目标位置序列的概率频次表 Table 2 16 kinds of target location connection 序号 连接 序号 连接 (1) 1~3~2~1 (9) 6~3~2~1 (2) 1~3~2~6 (10) 6~3~2~6 (3) 1~3~5~1 (11) 6~3~5~1 (4) 1~3~5~6 (12) 6~3~5~6 (5) 1~4~2~1 (13) 6~4~2~1 (6) 1~4~2~6 (14) 6~4~2~6 (7) 1~4~5~1 (15) 6~4~5~1 (8) 1~4~5~6 (16) 6~4~5~6 表2. 16种目标位置连接情况 Table 3 The probability of target sequenc 前一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 xo ox xo 50% 50% ox 50% 50% 表3. 目标序列的概率表 2) 认知风格测验采用认知风格分析测验(CSA) CSA是通过计算机完成的。CSA包含三个子测验：第一个子测验通过判断陈述句的正误来测量言语–表象维度；第二个子测验用于评价整体性；第三个子测验用于评价分析性。计算机记录后两个子测验的反应时，整体的反应时(W整体)和分析的反应时(A分析)，并计算整体–分析比率W整体/A分析，故低比率对应于整体型，高比率对应于分析型，处于中间位置的被标定为中间型  (李力红，2005) 。 2.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是一个2 × 3 × 3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学习量(低概率、高概率)为有两个水平的组内变量；认知风格有两个维度——言语–表象认知风格(言语型、双通道型、表象型)和整体–分析认知风格(整体型、中间型、分析型)，这两个维度均有三个水平为组间变量。 2.2.3. 实验仪器 在每个单独的实验室中，用带键盘的台式电脑进行实验，屏幕17英寸。 2.2.4. 实验程序 实验在单个房间进行，环境安静，无外界刺激干扰。本实验由两个单独的实验组成：CSA分组和Perceptual SRT。两个实验均在计算机上完成，CSA分组实验完成后休息5分钟后进行Perceptual SRT。 Perceptual SRT分为练习实验和正式试验：首先让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并向不明白的被试进行讲解：看到被标记的xo反应C键——用左手(L)食指按下，看到被标记的ox反应N键——用右手(R)食指按下。在实验前向被试说明要求其尽力提高其反应的时间，但要保证其反应的正确率，保证错误率低于10%。潜在的目标位置序列的结构不能够被提及。接着进行练习实验。练习实验过后进行正式实验，每个组段完成后会休息30秒，在进行下一组段，一共进行10个组段，1080个试次的实验。 实验结束后让被试挑选礼品，并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对于其结果的反馈。 Perceptual SRT中trial和Block的分布情况：Perceptual SRT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练习实验，共有12个试次(trial)的练习次数；第二个部分是正式实验，是由2个随机组段(block)和8个固定概率序列的组段——也就是知觉序列–构成，每个组段由108个试次组成(详见表4)。第一个和第十组段个为随机序列，第二个到第九个组段为知觉序列，具体安排见表5：每个组段完成后都有三十秒钟休息，休息结束被试进入下一个组段的反应。若正式实验的错误率达到10%以上则剔除这个被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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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有效被试的筛选 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根据实验的要求，分析数据时应剔除错误率大于等于10%的被试的数据，本次实验的32人错误率均在10%以内，32个人的数据均有效；同时剔除所有被试的反应时多于和少于两个标准差的数据以及反应错误的数据，得到本次数据分析的原始数据。 Table 4 The frequency of each location in each bloc 目标位置连接 次数(次) 目标位置连接 次数(次) 目标位置连接 次数(次) 共计 1~3 (L) 3 + 3 3~2 (H) 6 + 6 2~1(M) 3 + 6 1~4 (H) 6 + 6 3~5 (L) 3 + 3 2~6(M) 3 + 6 6~3 (H) 6 + 6 4~2 (L) 3 + 3 5~1(M) 3 + 6 6~4 (L) 3 + 3 4~5 (H) 6 + 6 5~6(M) 3 + 6 共计 36 36 36 108试次 表4. 每个组段各位置的频次 注：L——低概率，H——高概率，M——0.5概率；1~6代表目标位置。 Table 5 In the experiments left and right effectors both perform this sequence of block 组段 1 2 3 4 5 6 7 8 9 10 任务手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L&R 任务 Ran Seq Seq Seq Seq Seq Seq Seq Seq Ran 表5. 实验中左、右效应器均执行此序列组段 注：Ran表示随机组段，Seq表示顺序组段，L表示左手。 3.2. 知觉序列学习程度下反应时的方差分析 通过以学习程度(随机、低概率、高概率)作为组内变量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所示： 表6和表7所示，学习程度的三种水平反应时有极为显著差异，F = 13.107，df = 2，p = 0.000 < 0.0；随机和低概率差异显著，t = 02.93，p = 0.06；低概率和高概率差异显著，t = 2.22，p = 0.034；即RT随机 > RT低概率 > RT高概率。 3.3. 学习量和认知风格的主效应分析 知觉序列的反应时缩短只能简单的说明知觉学习的存在，无法详细说明知觉学习的发生的情况，故借用内隐学习量  (咸桂彩，连智平，2009) 的概念计算低概率学习量(L = RTR10-RT低概率)和高概率学习量(L = RTR10-RT高概率)。以认知风格作为组间变量，以学习量作为组内变量，对2 (学习量) × 3 (言语–表象认知风格) × (整体–分析认知风格)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8。 Table 6 Repeated ANOVA: the SRT of participants in three levels of learning degre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学习程度 (随机、低概率、高概率) 5768.56 2 2884.28 13.11 0.000 表6. 三水平学习程度下被试序列反应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Table 7 Post test: the SRT of participants in three levels of learning degre N M SD t Sig 随机 32 612.17 52.75 低概率 32 600.17 41.13 随机–低概率 2.93 0.06 高概率 32 593.43 49.13 低概率–高概率 2.22 0.034 表7. 三水平学习程度下被试序列反应时两两比较 Table 8 Main effect: the two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style in learning amoun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组内 学习量(低概率、高概率) 495.42 1 495.42 3.58 0.034 学习量*言语–表象 721.70 2 360.85 2.61 0.094 学习量*整体–分析 294.77 2 147.39 1.07 0.360 学习量*言语–表象*整体–分析 379.69 2 189.84 1.37 0.272 组间 言语–表象认知风格 (言语型、双通道型、表象型) 2888.22 2 1444.11 1.63 0.217 整体–分析认知风格 (整体型、中间型、分析型) 1546.89 2 773.44 0.87 0.431 言语–表象*整体–分析 1240.65 2 620.32 0.70 0.507 表8. 认知风格两个维度在学习量的主效应分析 表8所示，学习量在内隐学习上产生主效应，F = 3.58，p = 0.034 < 0.050，高概率知觉学习量均值显著高于低概率知觉学习量均值；学习量与言语–表象认知风格不产生交互效应，F = 2.61，p = 0.094 > 0.050；学习量与整体–分析认知风格不产生交互效应，F = 1.07，p = 0.360 > 0.050；学习量、言语–表象和整体–分析认知风格不产生交互效应，F = 1.37，p = 0.272 > 0.050；言语–表象认知风格在内隐学习上不产生主效应，F = 1.63，p = 0.217 > 0.050；整体–分析认知风格在内隐学习上不产生主效应，F = 0.87，p = 0.431 > 0.050；言语–表象与整体–分析不产生交互作用，F = 0.70，p = 0.507 >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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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可以证明知觉序列学习的发生是内隐的 4.1.1. 目标位置与目标的分离使得知觉与动作分离，证明了基于Perceptual SRT的学习是可以发生的 知觉序列与随机序列的反应时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如表6)，说明基于Perceptual SRT的知觉学习是可以发生的。以往的研究认为不存在纯净的知觉序列学习  (秘晓冉，2007) 。因为传统序列反应时任务(传统SRT)中，目标位置序列与反应序列是相关联的，即知觉学习与动作学习是相关联的。在传统SRT中，目标位置与所对应的反应键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出现某个目标位置就必须按下相应的反应键。因此若想在SRT中控制动作部分，就必须将目标位置序列与反应序列相分离。 本研究所用的Perceptual SRT，目标位置不能决定反应键(即控制了动作)，因为它加入了目标这个中介，使目标位置与目标是分离的——即目标位置从左至右依次6个，目标只有xo和ox两个，目标与反应键是对应的关系——xo对应C键、ox对应N键，所以达到了目标位置与反应键分离的目的。这就使得目标位置序列与反应序列无关，从而使知觉学习与动作学习相分离。由于在Perceptual SRT中的目标位置序列有高低概率之分，而目标(xo/ox)的两种情况概率为0.5 (即反应c/v的概率也为0.5)，所以若知觉序列与随机序列的反应时有显著的差别(如表6)，则产生这种差别就可以证明知觉学习的确发生。 4.1.2. 目标位置的序列是概率序列，降低了对序列的外显学习，证明了知觉序列内隐学习的发生 高概率序列反应时的均值显著低于低概率序列反应时的均值(如表7)，说明在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中被试得到的学习是内隐学习。序列的内隐学习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学习过程，而是一种利用连续反应时任务的序列学习  (郭秀艳，2004) 。在传统SRT中，目标位置的序列是固定的，序列学习发生在：目标位置序列重复时引起的反应时短于新生成目标位置序列的反应时。这样，随着学习固定序列次数的增多会使得被试对序列意识性逐渐增强，可能就会意识到固定序列是什么，以至于无法排除外显学习的可能。而本研究中所用到的概率序列就排除了外显学习的可能。 4.2. 不同的知觉学习程度影响知觉序列学习 被试在不同的学习程度的反应时有极为显著的差异，RT随机 > RT低概率 > RT高概率(如表6、表7)；高概率学习量显著高于低概率学习量(如表8)。说明知觉学习程度对知觉内隐学习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即在我们日常的教学及工作中，材料安排所所带来的学习程度的不同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平时所发现的外显学习中，更重要的是它也影响了研究者一致认为不易受到外界干扰、稳定的内隐学习，这个研究结果与我们以往没有将知觉与动作分离的内隐学习的结果相一致。但由于以往研究中知觉和动作的学习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无法判断这种学习程度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同的学习效果到底是发生在知觉的部分，还是发生在动作部分，本研究即证明了学习程度所带来的学习效果可以发生在知觉部分。动作部分是否发生还需要后续的研究证实。 4.3. 认知风格的两个维度不是知觉序列学习的主要影响因素 认知风格的言语–表象和整体–分析这两个维度在知觉内隐序列学习上没有主效应(如表8)，即这两种认知风格对知觉内隐学习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从认知风格这两个维度分别来看，对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的内隐学习来讲，由于呈现的目标只是无意义的字母，被试在无意识中习得的是空间位置，所以影响被试的可能只有表象因素，鲜少有言语因素，所以言语–表象这个维度对知觉序列的内隐学习没有影响。从整体–分析这个维度来看，可能是由于整体–分析的试题都是以图像的方式呈现，其认知加工过程与序列反应时任务以序列方式的加工过程大相径庭，因而整体型的被试并没有在反应时上低于分析型的被试。同时，这个结果还可能是因为认知风格的分型主要是根据外显的指标来划分的，而这些外显的指标很难对这种稳定、不易受外界影响的知觉内隐学习产生影响，就如同以往的一些研究鲜少有在被试变量上发现内隐学习有显著差别的原因类似。虽然以往有些研究的确证明了认知风格对内隐学习有一定的影响  (韩秀，裴燕红，2010) ，但这类研究都是基于场独立—场依存这种分类来做的，鲜少专门针对言语–表象和整体–分析与内隐学习的关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有意义的。 4.4. 本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知觉内隐学习，目前国内的研究还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领域都没有研究涉及，因此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如下发展： 1) 本研究主要是对空间中水平的位置移动对知觉反应时的影响进行研究，后续研究还可已针对空间的不同位置甚至是多维空间做出改善。 2) 本研究主要是以无意义的字母为目标，今后可以将目标的形式多样化，可以换成有意义的字或图像，也许这样会对知觉反应时产生不同的影响。 3) 本研究对知觉内隐学习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的研究，后续研究可以针对知觉通道进行改变，例如可以加入听觉等方面。 4) 虽然本研究得到了认知风格对知觉序列学习没有影响，但可能由于实验条件所限，没有深入的进行探讨，所以后续研究可以在改变知觉通道等方面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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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中，基于纯净知觉的序列学习是可以发生的。 2) 知觉序列学习是内隐学习。 3) 知觉学习的程度显著影响着内隐学习。 4) 基于外显学习得到的认知风格对知觉的内隐学习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在知觉序列学习中，基于纯净知觉的内隐序列学习是可以发生的，但言语–表象和整体–分析认知风格对这种知觉内隐学习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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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究大学生人际关系、自我调节学习与手机依赖的关系。方法：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问卷法，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发放方式采集，对烟台部分高校3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排名前三是用手机上网(44.7%)、打电话(20.6%)、看电影(15.5%)。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用手机打电话的人数。大学生手机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前三是人际交往需求(43.0%)、娱乐消遣(25.8%)、学习与工作需要(13.7%)。大学生人际交往需求比重最大，远远超过其他动机需求。37.8%大学生手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6 h。34.4%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4 h。2)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3)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差异显著(p < 0.01)，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上显著(p < 0.01)。4)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独生子女与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独生子女在手机依赖的失控性、低效性这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手机依赖的不断加深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不利于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 关键词 :手机依赖，人际关系，自我调节学习，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