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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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光催化剂的制备 ZSM-5由天津元力化工有限公司提供，Si/Al = 40。采用Sol-Gel法，将ZSM-5用去离子水洗涤，烘干待用。将适量钛酸四丁脂加入无水乙醇中并搅拌记为A溶液。将适量醋酸加入无水乙醇中记为B溶液。将A溶液缓慢加入B溶液中，得到均匀、透明的溶胶，将溶胶静置陈化得到TiO 2 凝胶。将制备的TiO 2 凝胶加至待用的ZSM-5中，浸渍后烘干、焙烧得到负载TiO 2 的ZSM-5催化剂，记作TiO 2 /ZSM-5。 2.2. 光催化剂表征 本文XRD表征检测使用Cu-Kα X射线衍射仪，工作环境为：电压40 KV，电流44 mA；检测时XRD的扫描范围为：5 ≤ 2θ ≤ 65；X射线波长为：λ = 0.15418 nm。 2.3. 光催化剂评价 如图1所示，光催化反应器为双层结构，内径为75 mm，外径为125 mm，高为250 mm，内部容积为7.95 L。反应器内层装填催化剂、UV灯，外层水浴控温。VU灯下端至反应器底部空间以惰性物玻璃珠(Φ8 mm)填充，填充物上方装填TiO 2 /ZSM-5。TiO 2 /ZSM-5堆积体积为0.1 L，惰性物填充体积为0.49 L。实验装置气密性用肥皂泡法检测，实验温度通过水浴控制，实际温度由温度检测仪实时检测。实验载气为空气，水蒸气由蒸汽发生器7产生，通过阀门5、8控制引入光催化反应器。NO x 浓度由烟气分析仪(3022，青岛崂山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时检测。本实验紫外光源为H 400~185 nm紫外灯，紫外灯供应商为广东星普节能有限公司。紫外灯光电转化效率非100%，部分电能转化为热能散失。实验前均先通模拟烟气，使反应器出口浓度与入口浓度一致，此时催化剂吸附饱和，随后进行光催化实验。 图1. 反应装置及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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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XRD分析 图2为TiO 2 /ZSM-5 XRD谱图。可以看出样品在衍射角为25.3˚、48.0˚、55.0˚出现锐钛矿晶型TiO 2 特征峰，根据JADE软件衍射卡比对，三个衍射角分别对应锐钛矿晶型TiO 2 的(101)、(200)、(201)晶面。证明通过Sol-Gel法成功在ZSM-5上负载了TiO 2 ，且TiO 2 表现为光电转化效率较高的锐钛矿晶型。但谱图中的TiO 2 特征峰强度较弱，分析原因为TiO 2 负载量少，且晶体特征弱所致。可以计算TiO 2 分子直径大于ZSM-5孔道，因此TiO 2 难以进入ZSM-5孔道内部，其负载方式主要为镶嵌在ZSM-5分子筛上。 图2. TiO 2 /ZSM-5光催化剂的XRD谱图 3.2. NO x 脱除光催化脉冲实验 实验条件：温度为70℃，催化剂填充量80 g，NO X 浓度为435 mg/m 3 ，混合配平气为空气(后续无特殊说明则均为空气)，水蒸气含量8%，空速为1000 h −1 。 如图3所示，开灯后NO浓度急剧下降，这是因为开灯后光子激发二氧化钛(TiO 2 )价带的电子跃迁至导带，并产生空穴。而电子和空穴可以与O 2 和H 2 O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HO∙)和超氧自由基(O 2 ∙)，而产生的羟基自由基和超氧自由基将与NO反应。反应式如下： TiO 2 + hv → TiO 2 ( e − + h + ) (3-1) O 2 + e − → O 2 ⋅ (3-2) H 2 O + h + → H + + HO ⋅ (3-3) 关灯后催化效果急剧下降。这是因为无光照情况下，TiO 2 /ZSM-5无法产生光生电子与空穴，光催化反应无法正常进行。 3.3. 温度对光催化脱除NO的影响 实验条件：催化剂装填量为80 g，有水蒸气组含量为8%，NO浓度区间为405~445 mg/m 3 ，空速为1000 h −1 。 图3. TiO 2 /ZSM-5光催化降解NO脉冲实验图 图4. 温度对TiO 2 /ZSM-5光催化降解NO影响图 图4为不同温度下光催化效率变化图。实验结果表明，有水条件下脱除率比无水条件下高约40%。分析原因有两点：第一，在185 nm紫外灯下会光解O 2 形成O 3 ，O 3 对254 nm波长紫外光具有强烈吸收作用，其摩尔消光系数高达3 kL (mol∙cm −1 ) [ 12 ] ，因此气相中O 3 浓度过高将导致催化剂单位时间接收光子数量降低，进而抑制光催化作用，有水条件下O 3 溶于水消除了此抑制作用；在气相中O 3 可直接降解生成O 2 ，导致其利用率低，但在液相中降解将生成氧化活性物质，大大提高了其有效利用率，从而提高了NO脱除效率。第二，H 2 O可捕获光生电子生成氧化活性物质(超氧自由基、羟基自由基)氧化NO，进而提高脱除效率。在实验条件下，光催化对NO脱除率在低温区间内(30℃~50℃)受温度影响较大，随着温升高，无水、有水条件下脱除率分别升高了5%、9%。有水蒸气条件下光催化脱除率提高更大，这是因为水的饱和蒸气压随着反应温度升高而升高，随着温度升高，反应器中气态水含量增高，羟基自由基(OH∙)产率升高(如式3-3)。这促进了有羟基自由基参与的基元反应的进行(如：NO + OH∙→HNO 2 )。而温度高于50℃后升高温度对NO脱除率基本无变化。 3.4. 空速对光催化脱除NO的影响 实验条件：催化剂装填量为80 g，气体流量为2 L/min，水蒸气含量为8%，NO浓度区间为405~445 mg/m 3 ，温度为70℃。 表2汇总了不同空速下的NO初始浓度。图5中随着空速增高，NO脱除效率明显降低。在空速为500 h −1 ，NO催化降解率仍可达93%，当空速增大至1250 h −1 时，空速仅为81.5%。这是因为随着空速的增加，气体在反应器内停留时间迅速减少，并且单位体积内氧化活性物质(如：超氧自由基、羟基自由基)浓度降低，导致NO降解率降低。 Table 2 Initial NO concentration table at different airspeed 空速/h −1 初始NO浓度/mg/m 3 500 423 750 473 1000 427 1250 432 表2. 不同空速下NO初始浓度表 图5. 空速对光催化脱除影响图 3.5. 光催化动力学分析 对实验数据进行动力学分析，通过改变实验空速从而改变停留时间，获得了出口NO浓度随停留时间的变化图。记a = c A /c A0 (c A 为出口气体浓度，c A0 为入口气体浓度)，分别以a、lna、1/a、1/a 2 为纵坐标，停留时间t为横坐标作图，并进行线性拟合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a、lna、1/a、1/a 2 与时间关系图 在图6中，图a、图b、图c和图d分别为零级、一级、二级和三级动力学拟合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一级动力学拟合度最高(R 2 = 0.9955)，由此可以证明本实验中光催化脱除NO动力学特征符合一级动力学，即反应速率与污染物浓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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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由XRD谱图可以看出，通过Sol-Gel法在ZSM-5上成功负载了TiO 2 ，且TiO 2 表现为光催化效率较高的锐钛矿晶型。 2) 制备的TiO 2 /ZSM-5催化剂具有较高的光催化脱硝活性，在本实验1000 h −1 空速、70℃条件下NO脱除率可达85%。 3) 在50℃以下随温度升高脱除率逐渐升高，在高温区间内(50℃~90℃)，升高温度对脱除率影响不大，有水蒸气条件下脱除率提升较大为9%。 4) 在本实验最佳条件下，光催化降解NO符合一级动力学特征，即反应速率与NO浓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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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城市群已基本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本文在我国城市群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群普遍性的交通出行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群进行普适性的交通圈层划分，进而从分圈层交通系统的建立、分层级交通枢纽的打造及先进的交通管理方式的实施等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的策略，为我国城市群的交通一体化建设提供指导方向。 关键词 :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交通策略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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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大力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化的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城市与城市间的联系愈加频繁与紧密，城市组团协同发展成为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新态势。2006年，我国《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自此，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成为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新方向。 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颇多。其中，交通网络作为人口与各种生产生活要素流动的媒介，一方面融合着城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促进城市群整体性的增强，另一方面又决定着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耦合度，即各个城市间的联系强弱。由此可见，构建完善、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对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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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城市群的概念 “城市群(megalopolis)”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 [ 1 ] 于1957年提出。他认为：城市群是从外观上表现为市街区大片地连在一起、消灭了城市与乡村明显景观差别的城市地区，是一个面积广大，由几个大都市相连接的城市化区域，拥有较大的总人口规模(人口 ≥ 2500万)和高密度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 ≥ 250人/km 2 )的区域。 近年来，我国的专家学者们也陆续对城市群进行了研究，并对“综合体”进行了定义。黄征学 [ 2 ] 认为，城市群就是以一个或几个有竞争力的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形成经济社会联系紧密，且空间结构、职能结构和规模结构合理的城市“综合体”；张倩 [ 3 ] 对城市群的定义为：由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城市共同组成，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区域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等手段联系起来的，具有相对完整和先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功能的城市集群。姚士谋 [ 4 ] 认为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不同类型、性质和等级规模的城市达到一定数量，基于特定的自然环境等先决条件，地区经济的核心由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担当，同时依托通达的综合交通运输网、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和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共同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这也是目前我国关于城市群最权威、最主流的概念。 虽然城市群的概念尚未完全统一，但各个专家对城市群的定义中都包含了以下几点，即： ① 由不同类型、性质及规模的多个城市组成； ② 以一个或两个大城市为中心； ③ 依托通达的交通网络及发达的信息网络； ④ 城市之间内在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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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城市群现状分析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见图1)。 图1. “十三五”规划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 5 ] 截至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共先后批复了9个国家级城市群，分别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另外，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虽尚未获批，但近些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迅猛，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腾飞，二者与长三角城市群共同代表着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 [ 6 ] 。 然而，我国大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划概念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是若干城市的简单组合，内在联系不强，城市之间功能耦合与深度融合不够，难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 [ 6 ] 。增强城市间的联系，一方面需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形成城市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产业格局，一方面应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通达、高效的交通一体化系统，以支撑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密集的交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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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如今，城市群已基本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受城市群的结构形态的影响，其交通出行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具有不同的特点，本文根据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交通强度划分不同的交通圈层，依据各交通圈层的交通需求制定适宜的交通运输系统，利用多层级的交通枢纽对各圈层交通系统、不同交通方式进行衔接与融合，最后提出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及交通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策略，以满足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交通联系，满足城市之间频繁的、快速便捷的交通流动需求，为整个城市群的发展及融合提供支撑。 此外，由于我国的城市群结构不同、特点各异，本文着眼于对我国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进行普适性的研究。具体到每个城市群，应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细化分析，比如一些港口城市，应考虑其水运出行需求，此类内容将在后续的工作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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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尽管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但它也成为了网络欺凌的场所。网络欺凌在儿童和成年人中普遍存在。网络欺凌对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对网络欺凌的研究较少，并且大部分以社会学、教育学或法律为主要视角进行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综合前人的一些研究，从个人、同伴、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进行评述，并对如何防止网络欺凌建言献策。 关键词 :网络欺凌，个人因素，同辈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和社会因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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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普及，它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英国最近一份报告显示，88%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在2011年这一数据仅为77%，此外，90%的年轻用户(18岁至24岁)表示至少使用过一款社交媒体软件，甚至54岁以上的参与者中也有69%的人使用一种以上的社交媒体软件(Ofcom， 2017)。在美国，92%的儿童和青少年每天都上网，71%的人使用一种以上的社交媒体软件(Lenhart， 2015)。根据我国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可能性。只要上网，信息、教育、娱乐和社会交往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获取。互联网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们带来许许多多好处，但同时也给用户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网络欺凌。全球的研究人员都在担心这将对互联网用户产生心理影响。 与传统欺凌类似，网络欺凌对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都会产生负面影响(Bauman et al.， 2013; Tokunaga， 2010)。受害者所经历的负面影响包括更高水平的焦虑、抑郁、孤独、更强烈的自杀意念、更低的自尊水平和较差的学业成绩(Kowalski， Limber， & McCord， 2018)。总的来说，模糊的法律和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的快速发展使得这种社会风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没有被注意到(Hinduja & Patchin， 2011; Stewart & Fritsch， 2011)。但近些年，人们对网络欺凌的研究兴趣呈指数级增长(Smith & Berkkun， 2017)。许多研究人员指出，网络欺凌在儿童和成年人中普遍存在，一些研究显示，近75%的学龄儿童至少有过一次网络欺凌的经历(Juvonen & Gross， 2008; Katzer， Fetchenhauer， & Belschak， 2009)。Kowalski等人(2017)对美国3600多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20%的成年受访者表示，他们一生中经历的网络欺凌大多发生在成年时期。在这些受访者中，73%的人报告说欺凌者是同事或合作者。Privitera和Campbell (2009)发现10.7%的澳大利亚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在工作场所受到网络欺凌。 目前，我国对网络欺凌的研究相对有限，并且这些研究大部分以社会学、教育学或法律为主要视角进行探讨，网络欺凌对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心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我国学者以心理学为主要视角研究网络欺凌基本空白。因此，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综合前人的一些研究，从个人、同伴、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进行评述，并对如何防止网络欺凌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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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网络欺凌的界定 网络欺凌是一个受许多不同因素影响的非常复杂的现象(Baldry， Farrington， & Sorrentino， 2015)。网络欺凌的命名者以及网站www.bullying.org、www.cyberbullying.org的创建者Bill Belsey将网络欺凌定义为“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如电子邮件、手机和短信、即时消息等，故意地、重复地针对个人或群体，意在伤害他人的敌对行为”(Belsey， 2007)。 Smith等(2008)将网络欺凌定义为“一个群体或个人通过电子设备，反复地、长时间地对一个无法轻易为自己辩护的受害者实施的具有攻击性的、故意的行为”(第376页；参见Smith， 2015)。 Hinduja和Patchin (2009)将网络欺凌定义为“通过使用计算机、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造成故意的和重复的伤害行为”(第5页)。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欺凌者可以将受害者的照片或带有羞辱、威胁受害者的信息发送给第三方或发送到某个公共论坛上。 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称，网络欺凌是指利用互联网、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发送或发布文字或图片意在伤害或羞辱他人的行为。 Tokunaga (2010)对网络欺凌的定义为“个人或团体通过电子或数字媒体，反复传递意在伤害他人或对他人造成不适的敌对的或攻击性信息的行为”(第278页)。 Langos (2012)区分了网络欺凌的直接和间接类型。直接网络欺凌指的是仅限于欺凌者和受害者的攻击行为。间接网络欺凌发生在多个媒体平台上，可以涉及比受害者和欺凌者更多的受众。 如前所述，大多数研究人员认同网络欺凌涉及使用电子通信技术来欺凌他人。但跨国比较仍然缺乏，对其定义也缺乏共识(Tokunaga， 2010; Kiriakidis & Kavoura， 2010)。一系列其他术语也被用来描述这一现象，包括：网络骚扰、网络受害、在线骚扰和电子欺凌(Beran et al.， 2012; Fenaughty & Harré， 2013; Ybarra et al.， 2007)。 综合前人研究，网络欺凌的定义应包含这些关键要素：1) 必须指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发生这些攻击性行为，例如手机(短信/电话)或互联网(例如电子邮件、社交网站/社交媒体)；2) 存在伤害意图；3) 重复的性质；4) 明确权力失衡。网络欺凌的定义也可以进行调整，包含网络环境特有的特征，例如匿名性和公开性(Menesini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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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策 4.1. 制定相关法律政策 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虽然网络欺凌很少发生在校园或在校期间，但学校在防止网络欺凌方面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Paul et al.， 2012)。因此，在一些国家，法律要求学校在意识到这种事件时应及时采取行动(Hinduja & Patchin， 2011)。例如，英国的《教育与检查法案》(2006)允许学校对发生在校外但影响学校生活的网络欺凌行为实施惩罚(Paul et al.， 2012)。美国虽然各州的立法不尽相同，但这些立法对学校在网络欺凌方面的预防和干预都作出了明确规定(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 除了学校的作用，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社会需要在预防网络欺凌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Vandebosch et al.， 2012)。在立法方面，情况一直在变化，具体的网络欺凌法在国际上鲜有先例。这些罪行通常属于国家刑事或网络犯罪法律。例如，在卡塔尔，《网络犯罪预防法》(2014)解释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滥用的原因。 4.2. 设置反欺凌项目 对于传统欺凌，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欺凌预防项目，如Olweus欺凌预防项目(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和KiVa反欺凌项目(Salmivalli et al.， 2013)。Olweus (1991)是第一个创建了一种全面的、有效的干预方法，并在世界各地的学校中得到了复制和实施。OBPP的目标是同伴关系，减少现有的欺凌关系，防止新的欺凌发生，并在全校范围内增进同伴间的社会关系(Olweus & Limber， 2010)。鼓励家长、教师、学生和社区共同努力，降低欺凌率。该项目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并证明了全球不同年龄组的校园欺凌现象有所减少(Yaakub et al.， 2010; Samara & Smith， 2008)。 KiVa反欺凌项目于2006年在芬兰开发。这个项目是建立在认为旁观者是欺凌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会影响对受害者的影响的研究基础上(Salmivalli， 2010)。因此，干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针对旁观者，并增加他们干预和报告欺凌事件的责任(Garandeau et al.， 2014)。几项研究表明，该项目在减少传统欺凌经历对学生的心理影响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Williford et al.， 2012)。例如，Kärnä等(2011)在4000多名完成学业的学生中发现，同龄人和自我报告的欺凌现象有所减少。 一般情况下，旁观者在目睹网络欺凌行为时很少采取行动，对于一些青少年旁观者来说，他们的态度通常是冷漠的(Huang & Chou， 2010)。网络欺凌事件的旁观者体验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他们对如何应对该事件的决定不像传统的欺凌事件那样是公开的(Wong-Lo & Bullock， 2014)。事实上，这种模糊性可能导致网络旁观者参与网络骚扰的程度甚至超过传统骚扰。Barlińska等人(2013)发现，相比传统欺凌，网络旁观者更有可能积极参与网络欺凌。因此，采取干预策略，使这种对积极回应的冷漠态度转变，可以帮助阻止网络欺凌事件的传播，甚至在这个话题上产生一种禁忌感(Huang & Chou， 2010)。 虽然现有的网络欺凌干预项目较少，但仍有一些国家已经采取行动来满足有效的网络欺凌项目的需要。例如，在西班牙开发和评估的基于学校的项目ConRed，已经显示出可以适度减少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Del Rey， Casas， & Ortega， 2016; Ortega-Ruiz， Del Rey， & Casas， 2012)。其他项目，如意大利的NoTrap!项目(Palladino， Nocentini， & Menesini， 2016)，西班牙的Cyberprogram 2.0项目都已得到实施和评估(Garaigordobil & Martínez-Valderrey， 2014)。德国一项基于学校的项目“媒体英雄”(Media Heroes)实施后，网络欺凌发生率显著降低(Menesini， Calussi， & Nocentini， 2012)。 4.3. 建立心理指导 从理论上讲，学校的反网络欺凌干预应该满足学生的个人需求，而不仅仅是让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Jacobs et al.， 2014)。一些研究人员呼吁学校心理学家在实施网络欺凌预防计划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校心理学家应负责评估学生的在线行为，以便在潜在问题发生之前识别及时它们(Diamanduros et al.， 2008)。 对成年人来说，大多数反网络欺凌项目都不太适用，因为这些项目通常只针对儿童及青少年，并没有为成年受害人提供个人化的心理支援。到目前为止，除了针对传统欺凌提供解决冲突策略外，在大学或工作环境中有关反网络欺凌的干预非常少。尽管在Crosslin和Golman (2014)的一项研究中，大学参与者(占样本的16.9%)报告说，有关网络欺凌的信息在校园里可以从心理咨询办公室或学生组织那里获得帮助。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网络欺凌带来的心理影响。成年人可以通过网络心理治疗获得帮助。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心理治疗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显示对一些患者有积极的影响(Hedman et al.， 2011; Vernmark et al.， 2010)。事实上，许多常见的行为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CBT)、人际心理疗法(IPT)和心理动力学心理疗法(PDT)，已经被转移到网上，患者可以通过手机和/或电子邮件与治疗师进行咨询(Andersson et al.， 2014; Dagöö et al.， 2014; Johansson et al.， 2012)。例如，Andersson等(2014)对近期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疗法(ICBT)对患者的正向影响与面对面的认知行为疗法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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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网络欺凌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有关网络欺凌的研究也在不断增长，但这些研究结论仍存在局限性。一些反欺凌干预措施(包括反欺凌政策)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关于它们在网络欺凌中的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未来的研究应着重探索网络欺凌预防计划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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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爱情态度与人格类型的关系，探讨人格类型与爱情观的关系、爱情态度是否受到人格类型因素的影响。方法：在芜湖市某高校进行被试的收集，采用爱情态度量表(LAS)和简化大五人格量表(NEO-FFI)对大学生的爱情态度和人格类型进行调查和数据收录。将大学生爱情态度的六个类型和大学生人格类型的五个维度进行分析。结果：人格类型的神经质与爱情态度类型无明显相关；外向性与同伴型呈正相关(r = 0.152， p < 0.05)；开放性与浪漫型呈正相关(r = 0.156， p < 0.05)；顺向性与现实型呈正相关(r = 0.166， p < 0.05)；严谨性与浪漫型(r = 0.157， p < 0.05)、游戏型(r = 0.152， p < 0.05)、现实型(r = 0.223， p < 0.05)呈正相关。结论：大学生爱情态度与人格类型存在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NEO-FFI，LAS，大学生，爱情态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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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爱情，从古至今都是人们热爱谈论的话题，不论是中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如此(陈丽，2008)。不论是贫穷富贵还是男女老少都会谈及。虽说都有谈及，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会有不同，即便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性格、成长环境与经历、及教养方式的人，对爱情也有不同的态度。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成长时期里，对于爱情的态度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安晓斌，2009)。 我国大学生现在正处于步入成年期的关键阶段，按照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培养爱情和发展爱的能力是大学生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他们必须面临的人生课题，事关他们一生的幸福(孙杰，2009)。随着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深化，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西方爱情观的影响，大学生恋爱在大学校园里算得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了(邓婷，2015)。由于这些纷繁复杂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在恋爱中存在一些不良的爱情观和态度，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出。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方面的教育工作越来越需要加强(安晓斌，2009)。 国外主要是针对爱情态度的研究，以爱情本质为切入点，对爱情类型的研究是重中之重。许多的研究者认为，在恋爱中，爱情类型算得上一中态度，是个体对于爱情的不同表达。换言之，对爱情类型的探讨就是对爱情态度的探讨(McGuirk & Pettijohn II， 2008)。学者们从给爱情下定义、对爱情本质的研究到爱情类型的确定去间接寻找爱情本质的过程(刘聪颖，邹泓，2009)。国外在爱情观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爱情理论和实验研究上。国内对于大学生爱情态度的探讨比较晚，从二十世纪80年代才开始。但也集中在婚恋观(丁喜龙，2007)和恋爱观(谌冬梅，2013)上，在爱情态度上的研究较少，趋向爱情观教育方面(王凯，2012)。且主要在影响因素、性别、自尊及爱情观教育现状等方面。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探讨爱情态度与人格的关系，从人格方面去考虑，爱情态度与其是否存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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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对象 此次研究以芜湖市某高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整体随机抽样的方法对398名大学生发放问卷进行测试，回收389份，回收率97.7%，剔除无效问卷23份，有效问卷366份，有效率94.1%。在有效问卷中，男生91人，女生89人；有恋爱经历的121人，无恋爱经历的59人；出生于城市的57人，出生于农村的123人。见表1。 Table 1 List of survey distribution 项目类别 性别 家庭住所 有无恋爱经历 男 女 城市 农村 有 无 197 169 110 256 249 117 百分比% 53.8 46.2 30.1 69.9 68 32 表1. 调查分布一览表 2.2. 研究内容与工具 2.2.1. 研究内容 对芜湖市某高校大学生爱情态度现状和人格类型进行调查，并进行数据统计；对大学生的爱情态度与人格类型的相关性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了解爱情态度是否与人格类型有相关性。 2.2.2. 爱情态度量表(Love Attitude Scale， LAS) (杨洋，白艳晶，徐清刚，2008) 爱情态度量表共6个维度，一个维度7个题，有42题。要求被试在根据自己恋爱状况和想象的恋爱状况去填写量表的每一题。量表采用的是利科特的1~5级计分方式，得分高的越倾向相对应的爱情态度。量表的信度见表2 (杨洋，白艳晶，徐清刚，2008)。对量表的信度检验显示，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基本可以保证在0.70以上，说明有关测量是有效的，解决了量表可靠性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love attitude scale (α 项目 浪漫型 游戏型 同伴型 现实型 占有型 奉献型 全体对象 0.727 0.726 0.706 0.782 0.740 0.818 表2. 爱情态度量表的信度分析(α) 2.2.3. 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FFI) NEO-FFI (姚若松，梁乐瑶，2010；Costa & McCrae， 1989; Costa & McCrae， 1992)共5个维度，每个维度12个题目，共60题。 2.3. 数据处理 第一，对测试人员进行培训，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施测。 第二，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测量数据进行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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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爱情态度、人格类型在性别、恋爱经历和出生地的差异分析 爱情态度量表中，爱情态度6个维度在性别上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性，这与(刘晓明，曾天德，2015)的研究相一致。进化心理学对此解释为，男、女在亲密关系或择偶上的差异是由于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女性必须慎选伴侣，考虑较多现实因素。相对地，男性因在经济上具有较多的优势和资源，因此在感情上也拥有可以较为浪漫或罗曼蒂克的条件。人们对于爱情的认识是不同的，对于爱情来说，男性比女性更具理性，这也导致了个体性别不同在爱情中会表现出不同。人格类型的五个维度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姚若松，梁乐瑶，2010)的研究有所差异。本文抽取的大学生为医学生，文理背景差异较小。而(姚若松，梁乐瑶，2010)的研究样本来自于广州大学城的大学生，样本范围较大。可能是因为研究的样本量小导致。 在有无恋爱经历上，大学生爱情态度各个维度除了浪漫型维度外其余维度差异都不显著，与(杨洋，2007)的研究有差异。无恋爱经历的大学生较之有者表现出更多的浪漫倾向。可能是前者对爱情有着憧憬，充满了幻想，而后者在爱情中经历了恋爱中的负面体验，因此会有差异。人格类型五个维度中只有外向性在有无恋爱经历上有差异，其余维度差异性均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后者人际互动能力比较强，而前者相比较差。(杨洋，2007)的研究没恋爱过的大学生的现实爱显著高于恋爱过的大学生，然而占有爱和奉献爱显著低于恋爱过的大学生。现实爱没有差异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为医学生，性格上差异不大，所以现实爱这个爱情维度没有差异。在占有型和奉献型没有差异，可能是因为医学生的医学院校的教育有关。 人格类型和爱情态度的各个维度在出生地上均没有表现出差异性。有可能是出生地本身就不会对大学生人格类型和爱情态度产生影响。 4.2. 大学生爱情态度、人格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大学生爱情态度同伴型与外向性有正相关；浪漫型与开放性呈正相关；顺向性与现实型是正相关；浪漫型、游戏型、现实型与严谨性呈正相关。人总是在社会中生活，时不时的与人接触，不断地形成各自的爱情观和人格类型。所以，更合群，积极和热情的外向性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上比较吃香，也许就会在爱情态度中演变成同伴型的爱情观，在细水长流，平静祥和的朋友关系下慢慢发展为爱情关系。开放性的大学生易幻想，爱行动，有审美情趣，那么就有可能在爱情中表现出追求浪漫，更多的关注对方的外表和身体接触，只要是好看的，就很容易跟对方坠入情网之中。严谨性的大学生会表现出守秩序，负责人，能够自我约束，所以有可能会形成倾向现实型的爱情态度，会考虑到对方的教育背景，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共同兴趣等等。严谨性与浪漫型和游戏型也表现出相关性，可能环境的改变或者其他人格因素的影响。 4.3. 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期望是大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爱情态度以及对自身爱情观的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希望人们更加注重人格类型对爱情态度的影响，从人格方面入手，对爱情态度做出预测，在早期对不良爱情态度做出预防措施。也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新视角。本文对当前大学生爱情态度和大五人格类型现况进行的研究，希望可以为未来爱情态度与人格类型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帮助。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在现阶段的研究者较少，期望在未来的时间里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本研究结果中，具有相关性的r值并不是很高，这有可能是样本量较少引起的，作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增加样本选取的规模，使被试分布更加恰当。在实测时，加入奖励机制，强化被试的积极性。运用更多的测量方法，拓宽研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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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研究共享单车接驳的公交站点的合理吸引范围，以济南市的共享单车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共享单车在公交接驳中居民可接受的接驳距离、公交站点的合理吸引范围，具体分析了接驳过程和居民属性的差异对接驳距离和公交站点吸引范围的影响，数据分析发现居民对不同的接驳过程可接受的接驳距离不同，年龄和职业差异对合理吸引范围的影响最大；为了形成一个更好的共享单车接驳体系，进行了共享单车停放意愿调查分析，对共享单车的停放点设置和收费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共享单车，公交接驳，合理吸引范围，接驳距离，停放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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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共享单车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在短距离出行中发挥了显著的优势，同时也在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的接驳中广泛应用。目前，关于共享单车接驳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各种接驳方式选择模型和换乘预测模型方面 [ 1 ] - [ 8 ] ，二是分析研究自行车接驳前后的相关影响要素方面 [ 8 ] [ 9 ] [ 10 ] [ 11 ] ，三是关于公共自行车停靠点的研究 [ 12 ] [ 13 ] ，四是关于自行车接驳吸引范围的研究 [ 14 ] 。国内的大多数研究是针对自行车与轨道交通的接驳 [ 15 ] [ 16 ] [ 17 ] ，但是对于很多没有轨道交通的城市来说，公交就在公共交通系统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再加上共享单车便捷的优势及其在大中城市的普及，研究共享单车与公交的接驳也非常重要。 公交车站的合理吸引范围是指乘客步行或采用交通工具接驳去车站的可接受范围，所以共享单车与公交接驳起到了扩大公交站点吸引范围的作用，其接驳距离反映了公交站点的合理吸引范围。 为了更好的研究共享单车与公交的接驳以及公交站点的合理吸引范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研，包括共享单车在接驳中所占的分担率、居民可接受的接驳距离以及布点停放等问题。本文以济南市为例，通过共享单车接驳意愿的预调查来了解共享单车在和公交接驳方式中的分担率，进而进行共享单车接驳距离及站点停靠问题的调研，得出通过共享单车接驳的公交站点的合理吸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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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SP调查 2.1. 预调查 为了了解普通公交与自行车的接驳中共享单车所占的分担率，先进行了网上问卷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家用自行车和电动车来说，有62.8%的居民倾向于通过共享单车出行，比例占到一半多，为了更好的发挥共享单车在接驳中的作用并明确公交站点的吸引范围，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2.2. 调查方案设计 通过网上问卷和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实地调查地点为高新区。问卷的设计考虑了共享单车在公交接驳中的多种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受访者的属性，包括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收入；二是可接受接驳距离，包括从家到公交站的距离、从一个车站到下一个车站的换乘距离以及从公交站到目的地的距离；三是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包括停放方式、以家为起点去往共享单车停放点可接受的最大距离、以共享单车停放点为起点去往目的地可接受的最大距离。 本次调查采用公式计算法确认样本量，计算公式见式(1)。 n = ( Z α / 2 ∗ σ d ) 2 (1) 调查从无限总体中抽取，误差不超过0.5，且具有95%的可信度，估计标准差为5，利用式1可以得到样本量为384，为了进一步提高调查精度，本次调查预计做500份。由于调查人数较多且个体差异不大，采取简单随机抽样调查。 本次调查，网上调查共计316份，实地调查发放180份，有效回收165份，共计481份，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ample numbe 方法 样本数 性别 年龄 男 女 <18 18~30 30~40 40~50 50~60 60以上 网上 316 79 237 10 212 60 27 6 1 实地 165 107 58 9 54 71 26 4 1 合计 481 186 295 19 266 131 53 10 2 表1. 样本数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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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接驳距离与合理吸引范围分析 共享单车与公交的接驳过程如图1所示，接驳距离包括从家到公交站的距离、从一个车站到下一个车站的换乘距离以及从公交站到目的地的距离三种。下面分别对三种接驳距离进行统计分析，分别用取加权平均值得到的平均接驳距离表示三个过程的平均吸引半径。 图1. 接驳过程 从家到公交站的调查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82.95%的人从家到公交站可接受的接驳距离在2000 m以内，其中500~1000 m占比最高。公交站点对周围居民区的平均吸引半径为1133.05 m，当吸引范围定为2000 m的时候，站点可以吸引82.95%的人。 如图3所示，两车站之间换乘可接受接驳距离为500~1000 m的人最多，约75%的人可接受的接驳距离在500~2000 m。公交站2对公交站1的平均吸引半径为1107.1 m，当吸引范围定为2000 m的时候，站点可以吸引86.69%的人。 从图4可以看出，从公交站到目的地可接受接驳距离为1000~2000 m的人最多，约72.14%的人可接受的接驳距离在500~2000 m。公交站点的平均吸引半径为1246.38 m，当吸引范围定为2000 m的时候，站点可以吸引81.70%的人。 图2. 家–公交站统计结果 图3. 站–站统计结果 图4. 公交站–目的地统计结果 公交站点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合理吸引范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人们对站–站换乘多追求方便快捷，所以站–站换乘的可接受接驳距离要小于其他两种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几个吸引范围值进行决策。本文针对单个公交站点进行研究，对于几个相邻站点交叉吸引的部分，还需考虑各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在此不多做研究。 为进一步分析公交站点合理吸引范围的影响因素，把受访者按个人属性特征进行分类，并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都在至少一个接驳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同样地，用可接受接驳距离的加权平均值表示公交站点的吸引范围并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图5~8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男女可接受接驳距离由小至大均依次为站–站、家–站、站–目的地，这与上面分析得到平均吸引半径是相对应的，并且在各接驳过程中男性普遍小于女性，其中在站–站接驳中男女差别最大，女性比男性约高200 m。 图5. 性别统计结果 图6. 收入统计结果 图7. 职业统计结果 图8. 年龄统计结果 从图6可以看出，不同的接驳过程，居民的可接受接驳距离与收入的关系差异较大，其中家–站接驳中，各水平的收入者的可接受接驳距离存在显著差异，但无显著相关性，其中收入为3000~5000的受访者可接受的接驳距离最长；站–站接驳中，收入为1000~3000的受访者可接受接驳距离最长，高收入者可接受接驳距离短于低收入者；站–目的地接驳中则是收入越高，可接受接驳距离越长。 从图7可以看出，除退休人员和其他职业人员外，企业人员、政府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在站–目的地接驳中可接受的距离要比其他两个过程长100~250 m，并且站–站和家–站两个过程的可接受接驳距离相差不大，而退休人员对三个接驳过程的可接受距离差异显著，学生对三个过程的接受接驳距离基本无显著差异。 从图8可以看出，18~40岁的青壮年在三个接驳过程中的可接受距离集中在1050~1280 m之间，差值明显小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60岁的老年人的可接受接驳距离与上面退休人员是相对应的。 可以看出，不同的属性特征对不同的接驳距离的接受度也不同，其中收入在1000~3000和5000以上、退休人员以及>40岁的受访者在这个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从表2可以看出收入1000~3000、其他职业者和40~50岁的人对三个接驳过程的平均可接受接驳距离最长，收入 > 10000、退休人员和>60岁的老年人对三个接驳过程的平均可接受接驳距离最短，其中各年龄段的可接受接驳距离的差异最为显著。在做公交站点规划及其合理吸引范围决策时，可以根据上述属性的差异来划分差异性群体，差异性地进行考虑。 Table 2 Average acceptable feeder distanc 属性 平均可接受接驳距离/m 收入 <1000 1000~3000 3000~5000 5000~10，000 >10，000 1132.58 1145.42 1212.17 1170.08 1086.50 职业 退休人员 政府人员 企业人员 学生 自由职业 其他 916.67 1153.30 1155.01 1167.98 1176.50 1281.25 年龄 <18 18~30 30~40 40~50 50~60 >60 1201.75 1137.00 1220.00 1249.75 1025.00 916.67 表2. 平均可接受接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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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共享单车停放意愿分析 共享单车与公交接驳扩大了公交站点吸引范围，那么接驳中的衔接问题，也就是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也要做好，以便更好的发挥共享单车在公交接驳中的作用。 在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选择定点停放的有202人占42%，而选择自由停放的有279人占58%，这反映出大多数人的一种追求个人便利的心理，但是考虑到社会的秩序性、共享单车的有效管理和长期发展等问题，建议发展定点停放的停放方式。 为了更好地推广共享单车的定点停放并满足人们的停车需求，对共享单车停放点的位置进行研究。共享单车在与公交接驳中的停放点主要分为三种，其中基于公交车站的停放可以结合车站周边的用地情况，就近设置停放点，而基于家和目的地的停放点就要考虑人们对以家为起点去往停车点可接受的距离和以停车点为起点去往目的地可接受的距离，如图9所示。 图9. 停放点位置 对人们可接受的停车距离进行调查，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家到共享单车停放点的距离和从共享单车停放点到目的地的距离 > 20 m时，仅13%和8%的居民的意愿无法满足，考虑到该部分居民占比不高、停放点距离太近实施较为困难等原因，只考虑可接受停车点距离 > 20 m的部分，对其取加权平均值得从家到停车点可接受的距离为66.4 m，从共享单车停车点到目的地可接受的距离为69.9 m。 Table 3 Parking distanc 位置 距离/m 百分比 基于家 <20 20~50 50~100 >100 13% 28% 43% 16% 基于 目的地 <20 20~50 50~100 >100 8% 27% 40% 25% 表3. 停车距离 为了共享单车与公交接驳这一模式后期更好的发展，我们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收费问题也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有68%的人希望价格可以低于0.5元/次，可以通过考虑人们的心理价位来制定一系列共享单车与公交接驳的优惠政策，以更好的推广共享单车与公交接驳这一出行方式。 Table 4 Pric 0.1~0.2元/次 0.2~0.5元/次 0.5~0.8元/次 0.8~1元/次 24.5% 43.5% 18.7% 13.3% 表4. 使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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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济南市共享单车与公交接驳问题的调查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共享单车在公交接驳中的分担率普遍高于家用自行车和电动车，通过共享单车接驳，可以有效扩大公交站点的吸引范围，三个接驳过程的平均吸引半径分别可扩大到1133.05 m、1107.1 m和1246.38 m。其中基于目的地的公交站点的吸引范围要明显大于基于家和站–站换乘的公交站点的吸引范围，出于便捷的考虑，人们对站–站接驳可接受的距离是最小的。 2) 公交站点的吸引范围除了与接驳过程有关外，与出行者的属性差异也有关系，其中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尤为显著，年长者对接驳距离的接受长度普遍小于年轻者，不同的职业对不同的接驳距离的接受长度也不一样。 3) 从家到停车点和从停车点到目的地的停车距离分别为66.4 m和69.9 m，为了共享单车在公交接驳方面的更好利用以及整个共享单车产业的合理发展，建议在共享单车聚集使用处60~70 m的范围内设置停车点进行定点停放，并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收费问题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 本文仅根据调查数据对济南市的共享单车–公交接驳吸引范围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济南市轨道交通未开通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出于本调查样本量的考虑，后续可加大调查样本量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共享单车接驳的预测模型，对共享单车–公交接驳系统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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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查明皖北煤矿区含水层水岩相互作用机理是进行水源识别的关键所在。本人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 矿区地下水主要离子的定性分析需要验证及2) 主要离子来源需要进一步定量分析。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水岩相互作用实验和EPA Unmix模型分析相结合来进行解决：利用水岩相互作用实验得到各种矿物/岩石的溶解谱，而EPA Unmix模型则可以获取离子来源的定量信息，两者的结合可以为今后基于水岩相互作用来识别突水水源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 :地下水，煤矿，水文地球化学，水岩相互作用，Unmix模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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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煤炭是非再生能源，占据中国消费能源市场的60%左右。由于庞大的需求，浅层煤炭资源即将告罄，随之而来的是煤炭开采深度的增加 [ 1 ] 。而突水作为五大(瓦斯、火、水、煤尘、冒顶)主要矿井灾害之一，对煤矿安全的威胁也愈来愈大，进行矿区水岩相互作用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深入理解水岩相互作用机理可以揭示不同含水层中地下水化学组成的控制因素(主要离子来源)，进而区分不同含水层地下水所含化学信息的差异性(这是进行水源识别的关键所在)，最终达到突水水源识别的目的，从而为煤矿的生产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 2 ] 。 皖北矿区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因其突水问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 1 ] [ 2 ] 。目前，学者通过传统水化学方法 [ 3 ] [ 4 ] [ 5 ] 、数理统计方法 [ 6 ] [ 7 ] 、Fisher判别模型 [ 8 ] [ 9 ] [ 10 ] 、Bayes判别模型 [ 11 ] [ 12 ] 、微量元素(包括重金属元素和稀土元素)方法 [ 13 ] [ 14 ] [ 15 ] 开展了大量的水源识别研究工作。但这些方法均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脱离水岩相互作用研究)，因此无法从本质上解决矿井突水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对前人所进行的煤矿突水水源识别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水岩相互作用研究不足)进行了分析，进而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皖北矿区地下水水岩相互作用研究中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需要开展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矿区突水水源的识别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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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皖北区域概况 皖北地区共辖六个地级市，包括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其中，煤矿集中分布于宿州市、淮北市和淮南市(图1)，区内先后探明煤炭储量18亿吨，且煤种齐全。 研究表明，皖北煤矿地下含水层从浅到深依次可划分为：第四系松散含水层、煤系砂岩含水层、太原组灰岩含水层和奥陶纪灰岩含水层 [ 16 ] 。其中，第四系松散层中主要岩石类型为粘土、砂质粘土和钙质粘土，层间含水量大且覆盖于煤系地层之上。煤系含水层主要岩石类型为泥岩、粉砂岩和砂岩(主要为长石石英砂岩)，砂岩裂隙中的水直接存在于煤系地层中。太原组灰岩含水层和奥陶纪灰含水层中主要岩石类型为灰岩，并具有少量的泥岩和砂岩，灰岩风化产生的地下溶穴与溶洞之中储藏着大量高压水。四个主要含水层均会对煤炭的开采产生一定的突水威胁。因此，对于皖北矿区各含水层中地下水的水源识别研究是必要的。 图1. 皖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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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进展 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记录了第一条水文地球化学规则 [ 17 ] ——流水呈现出与它经过的岩石相似的性质。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地球化学家奥夫琴尼科夫提出了水岩相互作用(water-rock interaction)这一术语 [ 18 ] 。近年来，学者对水中主要离子来源的定性研究上逐步取得了一定认识，如Gibbs [ 19 ] 对降雨、河流、湖泊和海洋水样进行了水化学分析，将地表水化学组成控制机理定义为大气降水、水岩相互作用和蒸发作用。Davis [ 20 ] 等进一步将地下水化学控制因素归纳为硅酸盐矿物的风化、碳酸盐矿物的溶解(或溶滤)作用、离子交换、蒸发作用和人为因素等。截至目前为止，学者对水化学的研究已经历2000余年 [ 21 ] [ 22 ] [ 23 ] 。 对于煤矿区而言，不同含水层中地下水水化学控制因素不同(主要与水岩相互作用的类型和程度有关)，具体表现在地下水离子浓度的差异性。基于此，学者提出了多种方法对矿区水源进行识别。如李乐章 [ 3 ] 、张乐中 [ 4 ] 等通过Piper三线图、张俊 [ 5 ] 等利用箱线图进行水源类型划分。此类方法将不同含水层水样中主要离子浓度进行简单的差异对比讨论未知水源的归属问题，但不同含水层样品水化学信息相似时，其水源识别能力较为有限。 基于数理统计方法对矿井水源识别方面的研究已有大量报道。如孙林华 [ 1 ] 利用因子分析结合聚类分析建立矿区水源判别模型，查明8101采区(位于煤系含水层之中)工作面的突水来源，并进一步证实了第四纪松散含水层与煤系含水层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水力联系。鲁金涛 [ 24 ] 等利用主成分分析与Fisher判别模型分析结合，黄平华 [ 25 ] 等将灰色关联法与Fisher判别模型分析结合。此类方法消除了部分变量指标间的影响，其水源识别效果相比单一的Fisher模型判别具有一定优势 [ 8 ] [ 26 ] 。宫凤强 [ 27 ] 等则采用主成分分析与距离判别分析法对突水水源进行回判，但其判别准确率对矿区样本数据库具有很大依赖性(由于此类识别方法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见，目前针对煤矿水化学的大多数研究仅执着于数理统计方法的不同。然而，无论哪种数理统计方法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若要实现更为准确的水源识别，应当从本质上阐明不同含水层中地下水化学组成机理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