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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五四运动”的观感 4月下旬，当有消息传来，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中国人跌入了沮丧与愤怒之中，他们首先想知道，谁该为此负责？他们怀疑政府是不是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甚至有可能是在心甘情愿下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当5月初，从巴黎传来了更详细也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要求归还山东的正当要求被拒绝了，并且中国的提案被拒绝的重要原因竟是中国的“卖国贼”“欣然同意”的换文阴谋。“二十一条”带来的国耻与新近的和会外交失败，终于使愤怒爆发了。 3.1. 对学生殴打卖国贼的报道与评论 《密》首先认为，愤怒的学生殴打的两位官员(曹汝霖与章宗祥)相比其他人明显是有罪的，“(他们)与日本签订丑恶的秘密协定，把中国的肉体与精神都出卖了，”但是《密》认为不应该把责任都推给日本，因为“在贿赂行为确立时，必须有一个接受者，”意思是说中国的一些官员给了日本渗透的机会，并且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条件，而此时“上海的中国南北和谈会议 5 还在召开，直到外部世界都醒来了(指五四事件)，会议除了一些纸面上的协定，一无所成” [ 17 ] 。在这种时刻，中国的南北军阀还沉浸在为自己争权夺利之中，因而“中国的前景确实是黑暗的” [ 17 ] 。 《密》认为当下不能指望这些官僚了，但是“从当下中国学生的行为可以预测，(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 18 ] 。《密》虽然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支持，但是认为学生通过殴打等手段迫使官员下台的影响是不好的，“驱逐官员的暴力手段令人遗憾，因为这种行为会让世界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能力自治” [ 18 ] 。也就是说《密》虽然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支持，但并不赞同学生使用暴力。 6 实际上，“大多数的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他们多数从最初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 19 ] 。 但是《密》在后续的报道中认为运动有转化为全面排外的可能性，他认为，“为了惩罚罪行，无知的中国暴民可能反对所有外国人，类似于义和团运动……” [ 20 ] ，但是《密》也表示，即使发生了一些排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大批的武装强盗到来时，诚实的人也经常被迫采取一些事后看来过激的行为” [ 20 ] 。并且巴黎和会的决议确实是不正当且有失人心的，“这场和平会议的结果确实是冷酷的分赃，并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这一点在东方真实体现了出来” [ 20 ] 。 3.2. 对北洋政府举措的报道与评论 在这种情势下，北洋政府的应对就很重要，“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或许会爆发革命，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 21 ] 《密》在一篇名为《中国的严峻政治形势》中分析道，“青岛问题以及学生的示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局势， [ 21 ] ”但是北洋政府在如何应对上分成了两派，《密》认为第一派是明智的，即“安抚那些憎恨部分官僚出卖国家的学生，”章宗祥对学生表示谅解，“明智地将青岛问题与学生问题分割开来” [ 22 ] ，但是另一派同情曹汝霖等人，这些人旨在“加强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尽管这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十分有害” [ 22 ] 。他们打算对学生采取强硬措施。最终的结果是，5月5日，北洋政府下令限制学生活动，撤换北大校长，并严惩被捕学生，同时北京加强北京的警备力量。 对此，《密》认为形势已很严峻，北洋政府对学生采取严厉的措施，意味着政府中的亲日力量占了上风，“中国的军阀们认为和会的决议(指将山东的权益出让于日本)显示了日本在同盟国中占据上风，并据此认为(同意和会决议)将使日本帮助他们重铸君主和军人统治下的中国” [ 23 ] 。进而他认为日本会进一步控制中国，煽动中国人对西方的敌视情绪，进而呼吁在华的美国人起来抗议，“以向家中的美国人民表面自己的立场，以向中国人表面我们美国人为了他们合理合法的述求愿意同他们站在一起” [ 24 ] 。 3.3. 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看法 学生们一方面对政府的态度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自发地展开了抵制日货的运动，5月18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在得知亲军阀的政客田应璜将担任教育总长以及政府决定对各教育团体严加管束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学联紧急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罢课宣言》，其中提及的“十人团”，主要负责“抵制日货”和促进宣传。实际上一战后中国确实面临日货的冲击，因而运动一经展开，就掀起了浪潮。 但是《密》对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但其相关的报道显示他对群众的一些行动是不支持的，其刊登了一封标题为“你怎么能抵制那些产于美国或英国的日货”的读者来信，多少透露了自身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看法，这位读者表示当别人问他这是否是日货时，他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因为有些‘日货’上写着‘制造于美国’、‘制造于英国’的字样， [ 25 ] ”他也表示“我们有许多日货，这些都是很有用且是生活必须的，我们离不开他们” [ 25 ] 。最后，该读者表明了他的态度，“我讨厌看到一些学生出于赶时髦宣传‘抵制日货’” [ 25 ] 。 《密》对于上海租界内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颇有微词，“我们认识到一些威胁因素在推动一些商人转变态度时发挥着重要影响” [ 26 ] 。《密》实际上是在指责学生们强迫商人们接受“抵制日货”运动，并认为“我们不应该反对自发的抵制，但当一些人诉诸恐怖手段时，这就是警察们出场的时刻” [ 26 ] 。 尽管《密》对“抵制日货”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比如群众们搞不清日货的具体含义就随意抵制，一些商人被迫参加抵制运动等，但他对群众自发的抵制行动还是表达了钦佩，“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人，为了这个国家，购买了很多宣传品，在上面写上‘抵制日货’，并把它们张贴在显眼的地方……” [ 26 ] 。 同时《密》认为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也表明了中国凋敝的经济实力，“一家新近成立的中国公司打算生产草帽 7 时发现，他必须获得日本提供的皮质防汗带。而日本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构建庞大的草帽产业，无论中国的稻草草编织情况如何” [ 27 ] 。进而认为，“如果中国的学生、商人以及人民把抵制日货一半的精力投入到组织现代产业中去，那么一些中国的持久产品就可以被生产出来” [ 27 ] 。实际上，良好的产业发展也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在那个时代中国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3.4. 对“三罢”运动的看法和对镇压行为的谴责 6月2、3、4日的大规模逮捕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不仅在学生中掀起了更强大的争取工商界支持的运动，更使得商人、工人更加同情学生，6月5日大规模的罢市与罢工在上海展开。对此，公共租界的喉舌《字林西报》一改以往同情的腔调，称学生运动为“骚乱”。 而对于这次大规模的爱国行动，《密》则持以肯定的态度，外国军舰的大批地集结(谣言)“试图镇压上海的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一场罢工和不过数千的因为巴黎和会不公正地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而觉醒的稚嫩的、手无寸铁的学生们的愤怒” [ 27 ] 。《密》认为外国人不该动手干预这次爱国行动，这些学生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他们的行动处处展现了他们的决心。 《密》也认为中国的学生们的行动不同于欧美的抗议行动，“(那里)的罢工运动由带着枪、炸弹的‘和平’工人开展，而中国则是由充满激情的学生们开展，他们的武装是无数的充满力量的标语，‘打倒卖国贼’、‘归还青岛’等” [ 27 ] 。因而一些人评价道，“我们从未见过像当前的中国学生们领导的这样的罢工，它十分安静又讲究秩序” [ 27 ] 。 但是罢工、罢市的第二天即6月6日，公共租界就发布了一个通告，表示禁止公众在租界内散发传单等鼓动民心的宣传品，并决定自6月9日下午4时起，以武力镇压所有罢工、抵制活动、街头演讲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学生运动。这引起了一些欧美侨民的反感，据《密》报道，“对中国学生们采取行动将国家从日本人支持的军阀手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感到十分同情的许多欧美侨民，对于市政警察镇压罢工的许多手段感到不满，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 28 ] 。《密》紧接着评论道，“许多有思想的外国人都深深相信，对学生们采取愚蠢的暴力行为会导致运动进一步升级” [ 28 ] 。并据此对怀着支持镇压的态度的《字林西报》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拒绝同那些渴望国家复兴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们沟通” [ 28 ] 。这其实也是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反动政策的批评。 3.5. 对代表拒签和约以及民众运动的赞扬 在学界、商界以及工人们一致对外之下，运动取得了进展。6月11日，北洋政府接受了曹汝霖、章宗祥以及陆宗舆的辞呈。对此，《密》认为其取得进展的缘由在于，“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得到了自亚热带的广东至寒冷蒙古边疆、从黄河到昆仑山脉下的人民的支持” [ 29 ] 。既然，卖国贼们下了台，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然而到了此时，北洋政府的态度仍然很暧昧，并且偏向于签字，但和会的中国代表们对这个没有处理好中国山东问题的协定并不满意，并且或多或少地受到国内群众运动的感染。在和会签字当天，即6月28日，在得知他们的最后提议，即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来有权重提山东问题)的要求被拒绝后，他们不顾北洋政府的要求，一致同意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并在随后向北洋政府提交了辞呈。 中国代表于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标志着五四运动的胜利结束，对此《密》评论道，“中国代表为了他们个国家而拒签和约的行动是值得钦佩的……这个行为使所有自由主义者感到满意，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 30 ] 。并对一些人所评论的，中国不按照外交规则行动、昧于外交事实、不够“绅士”等言论，进行了驳斥，“当一个人快要死去，那还顾得上了解什么新式的处决方式呢？” [ 30 ] 也就是说，和会的决议本来就是要把中国推向死亡，那么中国人凭什么不可以拒绝，别的国家凭什么要求中国遵循这个“死亡规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