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假设人类是自私的和绝对理性的，那么据此推断，社会困境问题将没有和解的余地，困境中的各方必将出于己方的利益尔或对彼此的不信任而做出非合作的行为，最终导致群体的利益受损。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不幸。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不幸的不可接受，社会困境领域的研究首当其冲地将目标设定在探求困境中的人们究竟能否做出亲社会的合作行为。研究结果令人无比欣喜，大量的实证数据表明，困境中的各方表现出了超出预期的合作率，而且即使困境中各方的互动是匿名的和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合作行为不会为合作方带来名誉等方面的长远收益，困境中的人们依然倾向于进行合作(Amir， Rand， & Gal， 2012; Andreoni， 1988， 1995; Fehr & Fischbacher， 2003; Fehr， Fischbacher， & Gachter， 2002; Henrich et al.， 2005; List， 2011; Mason & Suri， 2012; Paolacci， Chandler， & Ipeirotis， 2010)。例如，在Henrich等人(2005)的研究中，其综合采用了公共物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和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在全球15个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国家或地区开展了对人类亲社会性跨文化的探讨。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和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是研究人类公平准则及公平感领域的经典实验范式。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两名被试将围绕一笔金钱的分配进行互动决策，一名被试为分配者(Proposer)，另一名被试为接受者(Responder)，由分配者提出如何在两人间分配这笔金钱，而接受者可以决定是否接受分配者的方案，如果接受则按照分配者的方案进行分配，如果拒绝，那么分配者和接受者都将一无所获。独裁者游戏则是最后通牒游戏的简化版，其也涉及到两名被试将围绕一笔金钱的分配进行互动决策，但分配者提出的分配方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论接受者是否愿意，最终都将按照分配者的方案对金钱进行分配。在独裁者游戏中由于分配者对金钱的分配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因此独裁者游戏常常也被用来研究被试的亲社会性，即是否考虑他人的利益而做出较为公平的分配。最后通牒游戏则往往会赋予被试接受者的角色，用来考察被试是否会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以揭示被试是否具有维护公平准则的内在倾向。Henrich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被试均表现出了背离理性自利人假设的行为，即在公共物品困境中展现了较高的贡献水平，在独裁者游戏中的分配方案趋于公平，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倾向于拒绝不公平的方案。上述结果一致性的表明人类个体不仅仅只关心个人利益，同时也会在乎他人的利益，并看重公平以及互惠，进而可以做出诸如利他合作的亲社会行为。 社会困境问题的早期研究证实了人类具有合作的内在倾向性，而如何激发或者说提升个体在亲社会合作行为，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困境中的人们做出合作行为则成为了社会困境研究的又一个主题。既往研究发现，社会价值取向、情绪状态、社会困境结构的不对称性等因素均会影响个体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Van Lange， Joireman， Parks， & Van Dijk， 2013)。 社会价值取向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其反映的是个体对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一种稳定偏好 (Van Lange， 1999)。根据个体的偏好不同，一般可以将个体划分为亲社会倾向者(Prosocials)，亲自我倾向者(Individualists)以及竞争型倾向者(Competitors)。亲社会倾向者往往更加关注他人或群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冲突时，往往会优先考虑他人利益；亲自我倾向者则与亲社会倾向者相反，其将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和集体利益至上，以最大化个人利益作为行为准则；而竞争型倾向者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要大于他人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相较于亲自我倾向者和竞争型倾向者，亲社会倾向者在社会困境任务中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行为水平(Bogaert， Boone， & Declerck， 2008)。而且更具生态效度的现场实证研究发现，亲社会倾向者往往也更愿意帮助病人、穷人，也更愿意作为志愿者参加心理学实验，更愿意参与保护环境的活动(Cameron， Brown， & Chapman， 1998; Joireman， Lasane， Bennett， Richards， & Solaimani， 2001; Lange， Schippers， & Balliet， 2011)。近来，研究者对于亲社会倾向者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并揭示出亲社会倾向者所表现出的高水平亲社会行为可能与其对公平准则的重视有关(Eek & Garling， 2006)。研究发现，相较于亲自我倾向者和竞争型倾向者，亲社会倾向者更愿意对资源进行均等分配，对违反均等分配原则的行为表现出更强烈的愤怒情绪，同时对不公平分配结果也表现出与负性情绪加工相关的杏仁核更强的激活(De Dreu & Boles， 1998; Haruno & Frith， 2010; Stouten， De Cremer， & Van Dijk， 2005)。 情绪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一般情绪状态和具体情绪两个取向。一般情绪状态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研究发现，积极的情绪状态并不能提升个体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却能够促进个体做出更多的合作选择。对此，有些研究者认为在积极情绪中，个体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部状态而变得更加自私，而消极情绪令被试焦点放在外部环境或行为而变得更加利他和合作(Tan & Forgas， 2010)。既然研究者们已经揭示了消极情绪有利于提升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那么不同的消极情绪对于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是否相同呢？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多数负面情绪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均有促进作用所引发，这些负性情绪主要包括生气和失望(Wubben， Cremer， & Dijk， 2009)、羞愧(de Hooge， Breugelmans， & Zeelenberg， 2008)、嫉妒(Parks， Rumble， & Posey， 2002)、后悔(Martinez， Zeelenberg， & Rijsman， 2011)、内疚(Nelissen， Dijker， & Devries， 2007)等。除了上述研究所发现的个体本身的情绪状态会影响其在社会困境中的行为决策外，有些研究还揭示出社会困境中其它参与者的情绪也会对个体在社会困境中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如果社会困境中的其它参与者不存在报复的可能时，人们在搭档高兴的情况下更倾向合作；而当社会困境中的其它参与者具有报复权力时，人们在搭档生气的情况下更倾向与合作(Van Dijk， Van Kleef， Steinel， & Van Beest， 2008)。 在经典的社会困境研究中，困境中的各方往往具有均等的初始资源或者等同的获取公共资源的权利，而且一般是同时独立进行决策，并且各方具有等同的地位。这种情境设置能够简化社会困境研究，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困境，其各方往往在初始资源、获取权利、相对地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也会影响到社会困境中各方的行为表现。例如，在社会困境中较为富裕的个体或者说可以更多从公共品中获益的个体合作倾向更高(Van Dijk & Wilke， 1994， 1995)。而(De Cremer & Van Dijk， 2005)的研究发现，具有领导角色的个体在公共资源困境中会拿取更多的资源，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享有特权；而且当具有领导角色的个体为利己倾向时，他会拿取的更多。 除上述提及的社会价值倾向、情绪情感态等主要因素对社会困境中的亲社会合作行为具有影响外，研究者们还发现群体规模、沟通交流、困境任务相关信息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对个体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研究表明，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水平会不断下降(Brewer & Kramer， 1986; Hamburger， Guyer， & Fox， 1975)；而通过增加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和交流能够提升社会困境中的合作(Balliet， 2010; Bouas & Komorita，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