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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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律师庭外言论之内涵与分类 2.1. 律师庭外言论之内涵 在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是指律师在法庭之外就其被委托、指派或代理的刑事案件公开发表的言论 [ 1 ]。具体判断一个言论是否属于律师庭外言论，标准如下：第一，主体标准：律师应当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取得案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之资格。第二，时间标准：言论之发表应在法庭审理案件之前或审理过程中，不包括在案件审结之后律师发表的评论。第三，空间标准：言论之发表应在法庭审理程序之外。第四，方式标准：言论须以公开之方式发表，即面向不特定之多数人。第五，内容标准：言论须与律师被委托、指派或代理的案件相关，既包含与案情实体相关的言论，也包含与案件的侦查、起诉、审理程序相关的言论。 2.2. 律师庭外言论之分类 关于律师庭外言论的种类，有学者根据言论内容之不同将其分为五类，即：评论意见(statements of opinion)、事件陈述(statements of fact)、混合意见(mixed opinion)、诉讼主张(legal claim)、象征性言论(systemic speech) [ 1 ]。这种分类方式虽然以其全面性被学者广泛认可，但就探讨律师庭外言论规制而言，其意义并不十分明显。因此，通过大量分析司法实践中涉及律师庭外言论的标志性个案，本文将中国刑事司法中主要的律师庭外言论分为两大类：“实体性庭外言论”和“程序性庭外言论”。 此分类有借鉴刑事辩护“实体性辩护”“程序性辩护”二分之意，根据辩护所依据的内容不同，刑事辩护分为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实体性辩护是辩护人根据事实和实体法律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种辩护手段；而程序性辩护，根据陈瑞华教授的观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程序性辩护”是指辩护方依据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程序规则，向裁判机构提出一系列的程序申请，或者直接就检控方的某一诉讼主张提出程序上的异议，目的是要求法庭就某一诉讼程序问题作出专门的裁定或者决定，以便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申请变更管辖、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等等 [ 2 ]；而“狭义的程序性辩护”指辩护方针对国家专门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申请司法机关宣告无效的辩护活动，如非法证据排除等 [ 3 ]。 “庭外言论场”作为法庭之延伸，其中的律师言论虽可借鉴刑事辩护之二分，但与刑事辩护存在诸多实质不同。遵循从现象出发的实证研究思路，本文从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个案出发，以此为据分析“实体性庭外言论”与“程序性庭外言论”之共性与个性。 2.2.1. 实体性庭外言论 “实体性庭外言论”掀起舆论审判热潮的典例莫过于“李天一案”。在李天一案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通过微博、博客等自媒体不断强调被告人李天一是未成年人、并且大谈娱乐场所、宾馆之责，以及多名成年男女、酒吧人员陪酒劝酒之过，力图凸显被告人“年幼无知”而非“十恶不赦”；更为甚者，律师公布了被害人的妇科资料、强调被害人为陪酒女、卖淫女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恶化被害人形象”，但由于李天一案本身裹挟着民众强烈的仇官仇富情绪，这样的言论策略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民愤，使“重惩李天一”成民意导向，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导致未成年人李天一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2.2. 程序性庭外言论 “程序性庭外言论”则是“死磕派”律师的一大武器——利用庭外言论“死磕”公检法等专门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这种律师言论真正形成于“小河案”。“小河案”中号称“史上最华丽律师团”的律师们通过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发布了100多篇文章实时披露案件相关情况，举报专门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如刑讯逼供、阻碍律师会见、驱逐律师等。此后，死磕派律师的“程序性庭外言论”空前活跃，在“聂树斌复查案”“王刚涉黑案”“桂松案”“顾成刚案”等案件中，律师不断利用自媒体公开“申请回避”“管辖权异议”“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等诉讼程序问题上公检法的违法行为。 “程序性庭外言论”是“死磕派”律师死磕的主要手段。有学者将死磕派律师的死磕手段总结为“法庭抗议(反对、扬言退庭等)”“苦肉计(昏倒、绝食等)”“行为艺术(送红薯、翻跟斗、滚钉板等)”，但上述行为手段通常只是前奏，死磕派律师要真正实现其死磕目的，必须进一步利用微博、博客等自媒体平台，发布上述行为的图片，再辅以具有煽情意味的文字，最终利用这些“程序性庭外言论”引发舆论热议，从而“迫使”法官就某一诉讼程序问题满足其诉讼要求或者对公检法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宣告无效。 2.2.3. 两种庭外言论之共性与个性 分析上述现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实体性”还是“程序性”，律师的庭外言论都绝非漫不经心的话语，而是一种精心的诉讼策略，意在通过庭外言论造势，塑造公众舆论，以影响案件审判，使其朝着有利自身的方向发展 [ 4 ]。但在共同的逻辑之下，“实体性庭外言论”与“程序性庭外言论”有三点重要区别。 第一，直接目的不同。虽然最终目的都是以舆论影响司法，使案件审判朝着有利自身的方向发展，但“实体性庭外言论”与“程序性庭外言论”有着不同的直接目的。“实体性庭外言论”是律师在庭外有选择性地发布与案情、被告人/被害人的个人信息有关的言论，以“塑造”被害人/被告人形象，利用公众的道德情绪，形成对被告人该如何定罪量刑的公众审判，以“民意审判结果”直接影响司法审判结果。而“程序性庭外言论”则是律师通过在庭外发布诉讼过程中公检法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以期通过民意“迫使”法官就某一诉讼程序问题满足律师的诉讼要求或者对公检法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宣告无效，以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 第二，言论内容不同。由于直接目的不同，言论内容自然存在差异。“实体性庭外言论”往往包含的是有利于己方的案件信息、被告人/被害人其他个人信息(可能涉及隐私)以及律师对案件、双方当事人的评论。其中包含的信息有时具有线索和证据，有时则完全是捕风捉影，甚至是虚假捏造；评论之间亦常有诋毁个人声誉之嫌。而“程序性庭外言论”往往包含庭审细节、对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描述以及评价、律师对该类行为的对抗(法庭抗议、苦肉计、行为艺术等)。其中包含的信息亦有真有假，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也掺杂其中；对国家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亦时有诋毁之嫌。 第三，蕴含的对抗形态不同。“实体性庭外言论”往往直指对方当事人，背后是是刑事司法中常见的“控辩对抗”形态，因此“实体性庭外言论”在其他国家也会出现，比如在美国2003年的科比涉嫌强奸案中，科比的辩护律师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庭外言论，公布被害人既往性史，声称被害人在和科比发生性行为后的三天内还与其他三名男性发生了性关系，并指责被害人的控告是为了名利，以此丑化被害人，以削弱其指控，这便是在美国刑事司法中的律师“实体性庭外言论”；而“程序性庭外言论”常常直指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辩方与法官的对抗，即“辩审对抗”之态。这种对抗形态打破了我们对“控辩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这种充满“形式理性”的司法活动的想象，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中国独特的司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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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现象之成因 正如杨先德先生 [ 5 ] 所言，即使在极其推崇言论自由的美国，他们的律师也不会像今天中国的律师这样，在许多案件中如此主动和深入地发表庭外言论，以至于让人产生今日中国之刑事司法还有一个“法庭”的错觉。为什么中国刑事司法中律师那么喜欢将“力气”花在法庭之外，而非法庭之上？尤其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独特的“辩审冲突”现象以及律师“程序性庭外言论”？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当前中国独特的司法生态。 法庭上，控辩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贯穿于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直接言词原则，在法官的主持下，所有诉讼活动参与者都要亲历审判，庭审以言词形式进行，法庭是一个“言论场”，主张、事实、信息、观点、意见、评论和情感在这里充分流动。在法庭上，检察官和律师的唯一任务是围绕庭审用事实、证据和意见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判决。而法官被认为是公正不阿的“法条主义者”，在裁判活动中，只需依据法律和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判决，而且这个判决被假定是公正的，代表着正义，具有不可更改的拘束力。这就是近代法哲学中流行的具有“形式理性”和程序正义价值的完整性(integrity)的刑事司法活动。 不难发现，具有“形式理性”和程序正义价值的完整性(integrity)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为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二为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由此，本文围绕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当前之刑事司法现状进行思考，并据此分析中国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现象之成因。 3.1. 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 在中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庭审流于形式，控辩双方难以进行充分的实质性对抗。而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盛行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律师诉讼权利未受充分保障密切相关。 3.1.1.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是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一种独特的、“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法官在开庭前充分阅卷，庭审结束后还可以继续认真研读案卷，而在庭审过程中，“直接言辞”被公诉方有选择地、概括式地宣读案卷笔录所替代，辩方律师的质证与交叉询问演变为对“纸”的质问与询问，由此整个庭审围绕公诉方的案卷笔录而展开。 根据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开庭，同时法官在开庭前还可以就公诉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庭外调查核实工作，这样的开庭条件和审前准备工作就几乎将庭审“完全架空”，使得整个庭审过程变成一种“配合表演”；立法者在1996年修法时明确将发挥法庭审理功能作为最重要的刑事司法改革目标。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证人、鉴定人已经开始出庭作证，言辞审理原则逐步得到贯彻，但是刑事法庭仍然通过庭前阅卷和当庭审查侦查案卷笔录来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庭审判仍然以“案卷笔录”为中心，呈现出“新间接审理主义”的形态 [ 6 ]。 3.1.2. 律师诉讼权利未受到充分保障 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允许接受委托的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过程中，并可以行使包括会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在内的若干诉讼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仍旧面临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即使近年来会见难、阅卷难的问题有所改善，但《刑法》第306条仍旧是悬在辩方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律师在调查取证上“如履薄冰”，这样的限制导致律师在法庭上往往难以举证，从而难以具有与控方对抗的实质力量。 不仅在审前律师的诉讼权利难以被保障，在庭审过程中，辩方律师的辩护权也时常不能实现。有学者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在讯问被告人阶段，无论公诉人在正常发问之外对被告人施加压力、进行胁迫，还是与被告人进行争辩，法官都无动于衷，而当辩护人的询问不符合其心理预期时，则毫不犹豫地予以打断；在举证质证阶段，无论公诉人的举证如何冗长，法官都毫无异议，而当辩护人就证据中有利于被告人的部分展开说明时，法官会毫不掩饰地表露其内心的不快，并毫不客气地予以警告、制止；进入法庭辩论环节后，法官可以任由公诉人充分全面地发表公诉意见、进行大段的法制教育，而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时，要么以辩护意见与法庭调查的发言有重复，要么以辩护人的最后陈词与案件无关为由，极不耐烦地打断 [ 7 ]。”王彪先生精准地总结道“这样的法官，俨然是一副官老爷训斥刁民的态度对待辩护人，把自己当作对犯罪进行追诉的‘第二公诉人’，我们可将其模型化为‘追诉型法官’ [ 7 ]。” 3.2. 法官依法独立审判 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言，我国特色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却是以“不独立”为显著特征的。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法院在三者之中处于最为弱势的地位，公安机关属于强势政府部门，法院对其制约不足反受其不当干涉，检察机关拥有法律监督的权限能够轻易否决法院的生效裁判；二是三者之间功能的趋同性，即法院在其职能目标方面也忽略人权保障，以打击犯罪为侧重，忽视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制约 [ 8 ]。 法院、检察院、公安三大机关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使得司法实践中法院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律师程序性辩护的司法困境，办案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在刑事庭审中难以得到有效纠正，甚至法官也可能成为程序违法的主体。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司法不独立致使刑事司法中程序性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于是死磕派律师利用“程序性庭外言论”与其进行对抗，但这种通过“程序性庭外言论”掀起舆论向法院施压的对抗方式，本质上恰恰又利用了司法的不独立。简而言之，司法不独立带来的问题又因司法不独立被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看似一个悖论，实质上是一个怪圈与恶性循环。 诸上所述皆从中国当下独特的司法生态出发，以求律师庭外言论现象之解(尤其是死磕派律师出现与“程序性庭外言论”盛行之因)。当下律师庭外言论之盛行不仅仅与此有关，还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兴起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另外，为何在当下律师程序性庭外言论如此兴盛？而非以往的任何一个时间，比如1996年以前律师权利更加没有保障的时候？按照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革命并不发生在最专制的时候，而往往是在开始改革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去除的流弊使人们更容易发现、更不能容忍其他流弊的存在。那么事实上可能恰恰由于96年以后律师的权利逐步得到改善而使得现存的弊端更令人难以忍受，故而不妨认为程序性庭外言论的兴起(或者说辩审冲突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司法进步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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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律师庭外言论规制之正当性 律师的庭外言论从宪法意义上说，属于律师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伴随着人类近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获得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 [ 9 ]。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律师在行使其言论自由权时，自然也受到上述对自由之一般约束，即律师之言论不得侵犯他人合法的自由与权利(往往是名誉权与隐私权)。 就世界范围而言，为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充分实现而使律师在法庭之内享有更高的言论自由保护，具有职业豁免权；而庭外律师之言论自由，相较于一般公民之言论自由，则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与规范。为何律师在庭外不能与一般公众享有同样宽松的言论权？更高限制的法理基础何在？ 4.1. 言论自由与作为诉讼参与者的谨慎义务 在美国詹泰尔诉内华达州律师协会案(Gentile v. State Bar of Nevada)中，奥康纳大法官认为，“未决案件中当事人的律师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与媒体相比，律师有更大的道德责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不发表那些在其他情况下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律师是法庭的官员，有责任不积极介入将有损被告人利益或妨碍司法公正的公众言论。律师被视为法庭上的官员(officer of court)，其对于维护当事人利益与维护公正司法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因此较之于未参与诉讼的其他人，律师对司法审判负有更高的谨慎言论之义务 [ 1 ]。 4.2. 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 公正审判既是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现代刑事司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律师庭外言论对公正审判之影响是任何法治国家限制律师言论自由之前提。在不同的审判制度之下(陪审团审判和法官审判)，律师庭外言论对公正审判之影响显然应分别而论。 4.2.1. 陪审团审判制度 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国家大都认为律师庭外言论有影响案件公正审判之可能。由于陪审团的成员从社会普通公众中产生，相较于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其更容易受到审前律师言论的影响，形成“审前判断”，使陪审团成员失去原有的中立性，从而使得司法公正审判受到影响。 4.2.2. 法官审判制度 对于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是否会受到律师庭外言论的影响，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看法。不过普遍认为相较于律师庭外言论对陪审团的影响，其对法官的影响力会大大减小。在法官审判的国家，如德国，理论界对“舆论干预司法”这一命题普遍不重视，认为法官有着“虽千万人吾亦往矣”的魄力，其专业技术和独立精神可有效应对舆论干扰，确保审判公正 [ 10 ]。 同样是法官审判，但在中国，舆论对司法的干预却在政治因素的参与下得以实现。律师庭外言论对法官审判的影响路径如下：律师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表庭外言论，进而影响大众舆论(尤其是在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中)，形成强有力的“民意”。这种民意压力首先作用于政治，使敏感的当权者担心若法院不顺应舆论的诉求，就可能影响政治的稳定，因而其便会干预司法顺应“民意”，这才是舆论、政治(权力)、司法三者“中国式互动”的本质。所以在中国，所谓舆论干预司法实质上仍旧是权力干预司法。 虽然言论影响审判的逻辑相同，但“实体性庭外言论”与“程序性庭外言论”对审判公正性的影响却不可混同。此前研究者在论述该问题时，往往并不区分“实体性庭外言论”与“程序性庭外言论”，笼统地论述律师庭外言论对公正审判价值的损害，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实体性庭外言论”意图通过言论影响，使公众对案件形成“民意审判”，以“民意审判结果”直接影响司法审判结果，这毫无疑问会消解司法审判中的法律逻辑，影响司法审判之公正性；然而，“程序性庭外言论”是律师通过在法庭之外发布诉讼过程中公检法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以期通过民意“迫使”法官就某一诉讼程序问题满足律师的诉讼要求或者对公检法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作出无效判决，以保障辩护律师和被告人的程序权利，由此而言，程序性庭外言论虽亦通过舆论干预司法之手段，但从效果上推动了审判程序公正性的实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程序性庭外言论”并未损害公正审判价值，故而对程序性庭外言论的规制实质上缺乏理论正当性呢？ 对此，笔者认为，结果之正当并不能证成手段之正当，独立审判乃公正审判之前提。即使程序性庭外言论从结果上实现了个案中的程序正义，亦不能忽视其手段中司法独立性的缺失。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不谈起 [ 11 ]。因此程序性庭外言论实现的个案正义并不能否认其从本质上对独立审判与公正审判之威胁。故而，“死磕派”律师发表程序性庭外言论并非解决程序违法等问题的正途，庭审虚化与法官独立性缺失亦无法将其彻底正当化。 4.3. 言论自由与保密义务 律师的保密义务，是指律师在执业中接触到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其他个人资料、信息，未经委托人、其他当事人同意不得向第三人公开，当然也包括不得向媒体公开，甚至不得向国家机关公开。律师在执业中，为了解案情，不可避免地会了解到委托人的很多资料、信息、证据，这些内容有的是委托人的隐私，有的是商业秘密，有的虽然不是隐私和商业秘密，公开了对委托人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律师都有为委托人保守秘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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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在自媒体时代，律师在庭外就自己承办的未决案件公开发表相关言论屡见不鲜，近年来，更是出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程序性庭外言论”。随着“死磕派”律师群体的兴起与“程序性庭外言论”的盛行，法律界对律师庭外言论规制的关注及争议达到高峰。 在笔者看来，对律师庭外言论规制之探讨，一方面，应区分“实体性庭外言论”与“程序性庭外言论”并通过探讨二者对公正审判的影响，以证成限制言论自由之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律师庭外言论规制之发展与现状的分析，发现既存规制的两大问题：“公正审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价值失衡”与“避风港规则的缺失”。 此外，程序性庭外言论的盛行与“庭审形式化”“法官独立性缺失”的刑事司法现状密切相关。因而，一味强调律师庭外言论规制，而忽略当下司法制度之积弊，恐会导致庭内庭外律师言论之萎缩，最终使公正审判难以实现。因此，推进庭审实质化与保障审判权独立行使的改革对改善律师庭外言论乱象具有不可忽视之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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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索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在2018年9月~2019年3月期间收治10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50例)与对照组(5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进行治疗，研究组采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分析两组的疗效。结果：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可达94.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8.0%，组间比较差异显著(χ 2 = 5.12， P < 0.05)；患者的心绞痛发作频率与发作时间均改善，且研究组的改善情况显著好于对照组；研究组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在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中使用复方丹参滴丸，能够改善心绞痛的发作频率和发作时间，提高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可供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复方丹参滴丸，冠心病，临床疗效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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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血管病是对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伤害的一种疾病，其死亡率与致残率都很高；冠心病是一种主要的心脑血管疾病，其发病机制是由冠脉狭窄和阻塞导致的心肌缺氧、缺血引起的，主要原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数据显示90%冠心病者是由冠脉粥样硬化引起，临床上认为，如果患者的心肌缺氧和缺血状况不及时改善，不仅会损害患者的心功能，而且在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症状，危及患者生命。复方丹参滴丸是改善冠心病相应症状的常用中药。 1.1. 理气活血法治疗冠心病的理论依据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证治汇补》记载：“治血必先调气，气顺则血行。”因此，对于气滞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应采用理气活血的方法。一方面，它能理气、行滞、理气；另一方面，它能活血化瘀，使气血畅通，心脉畅通，心痛减轻。根据病情轻重，可在理气的同时加入活血化瘀药物，或在活血化瘀的同时加入理气药物。理气药中常用柴胡、积壳、香附、陈皮、木香、乌药、厚朴、玫瑰花等；活血化瘀药常用川芍、元胡、郁金、丹参、桃仁、红花、牛膝等，尤宜用活血兼有理气的药物。例如川芍，为血中气药，既能活血，又能行气；元胡走而不守，为气血之药，“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具活血行气止痛之功。《医宗金鉴》中指出：“血之凝结为疾，必先由气”。血瘀不仅是血液本身的病理变化，而且是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可以互为因果，同时存在。因此，调节心气活动，化瘀通络，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重要方法之一。 随着现代中医学中对冠心病心绞痛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发现，“气滞血瘀”是其重要病机；因此理气活血法已经逐渐在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中使用，且疗效良好，并被大多数医生所接受。复方丹参滴丸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效，目前广泛应用于冠心病的临床治疗。 1.2. 复方丹参滴丸立方分析 中医认为胸痛的病因主要是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心脉的阻塞，以及由阻塞引起的疼痛。疾病的位置主要在心脏。这种疾病是本虚标实，虚实夹杂。虚是由于气、血、阴、阳不足所致，其中气、阳不足更为常见。气滞、寒凝、痰浊、血瘀是实证的主要原因，其中气滞、血瘀、痰浊最为常见。发病的关键是心脉的阻塞，如果堵塞就会疼痛。心主血，气导血，气为血之主，血为气之母，气导血，气滞导致血瘀，血瘀阻碍心脉，心脉阻滞导致疼痛。因此，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是治疗本病的主要方法。 复方丹参滴丸由丹参、三七和冰片组成，主要由丹参和三七的有效成分制成，然后加入冰片和适当的辅料 [ 1 ] 。丹参苦而微寒，归经心肝经，进入血液系统，是活血化瘀的基本药物。三七味苦甘药性质温，入肺胃经，止血止痛效果好，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具有止血不留瘀、祛瘀不伤正的特点，特别适用于瘀血阻滞而血不归经所致的出血和各种瘀血疼痛，具有良好的活血消肿止痛的功效。冰片辛香，性冷淡，归心脾肺经，善于开窍醒脑，清热止痛。丹参为君药，三七为臣药，冰片为佐使药，三者合用，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效。目前临床上冠心病的治疗已经广泛使用，疗效明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3. 复方丹参滴丸的现代研究 复方丹参滴丸是由丹参、三七和冰片组成的现代中药制剂，自1994年问世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因其具有剂型小、见效快、服用方便等特点，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已被广泛使用，且评价良好。目前，复方丹参滴丸在冠心病血瘀证治疗方面的作用已在大量的临床研究中被证实。许蓉 [ 2 ] 通过临床研究发现，与单纯西医治疗相比，复方丹参滴丸联合西药可降低心血管阻型心绞痛的发作频率，改善左心功能，提高运动耐量。李庭凯等 [ 3 ] 通过临床研究发现，复方丹参滴丸能显著改善冠心病心绞痛和心血瘀阻证患者的临床症状及心电图改变。刘宇伟 [ 4 ] 通过观察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80例的疗效，与单纯西药组(阿司匹林加消心痛)相比，复方丹参滴丸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且复方丹参滴丸易于吸收，起效快，服用方便，无不良反应。李厚臣 [ 5 ] 等通过对120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进行临床研究，主要观察患者消心痛用量，心绞痛发作情况，心电图变化，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血脂，血液流变学变化等疗效指标。结果表明，加用复方丹参滴丸的疗效优于单纯消心痛观察者，并且发现复方丹参滴丸还具有降低全血熟度，改变红细胞电荷，增加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改善微循环，加速微循环血液流速的作用。张俭 [ 6 ] 等通过系统评价分析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发现，复方丹参滴丸不仅能缓解冠心病心绞痛的发作，改善缺血心电图，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酷，也没有发现明显不良反应。大量现代研究发现，复方丹参滴丸不仅能够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临床症状，同时还可以增加冠脉血流量、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 7 ] 、减少缺血再灌注引起的心肌细胞坏死和凋亡 [ 8 ] 、调节血小板功能 [ 9 ] 、改善血液流变学以及降低血液粘稠度 [ 10 ] [ 11 ] 等功能。 本文对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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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2018年9月~2019年3月期间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100例，诊断标准参照第九版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并排除急性心肌梗死及其他心脏疾病、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疾患及配合治疗不积极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对象均提供了知情同意书的签字表格。将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50例)与对照组(50例)。研究组中，男性患者27例，女性患者23例，年龄在31~68岁，平均年龄为(51.63 ± 4.67)岁；病程6个月~7年，平均病程(3.65 ± 1.05)年；稳定型心绞痛34例，不稳定型心绞痛9例，混合型心绞痛7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24例，女性患者26例，年龄在30~69岁，平均年龄(51.08 ± 5.27)岁；病程6个月~8年，平均病程(3.54 ± 1.17)年；稳定型心绞痛32例，不稳定型心绞痛10例，混合心绞痛8例；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P > 0.05)。 2.2. 治疗方法 患者在治疗前均常规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血脂、心电图等检查，同时给予冠心病二级预防治疗。此外，对照组给予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厂家：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9991039)，40 mg，1次/日；研究组给予复方丹参滴丸(厂家：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10950111)治疗，10丸，3次/日。两组患者治疗周期均为1个月。治疗期间如果再发心绞痛，可在舌下含化硝酸甘油片。 2.3. 观察指标 1) 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具体参考标准为 [ 12 ] ：显效：无胸闷，发作频率减少70%以上；有效：偶有胸闷，发作频率减少50%~70%；无效：活动时出现严重胸闷，发作频率无明显减少或增加。其中治疗有效为显效与有效之和；2) 分析两组患者心绞痛发作频率与发作时间；3) 分析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所有指标均需进行正态检验和方差分析检验，以α = 0.05，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内比较采用χ 2 检验；计量资料：正态分布的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内及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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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中治疗有效率为94.0% (47/50)，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有效率的78.0% (39/50)，组间比较差异显著(χ 2 = 5.12， 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Cases，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0 34 (68.0) 13 (26.0) 3 (6.0) 47 (94.0) 对照组 50 20 (40.0) 19 (38.0) 11 (22.0) 39 (78.0) χ 2 8.95 6.02 5.33 5.12 P <0.05 <0.05 <0.05 <0.05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3.2. 两组患者心绞痛发作频率与发作时间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频率与发作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上述指标均有改善，且研究组的改善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angina pectoris attack frequency and occurrence time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 x ¯ ± s 组别 例数 时间 心绞痛发作频率(次/d) 心绞痛发作时间(次/min) 观察组 50 治疗前 2.76 ± 0.57 6.74 ± 1.26 治疗后 0.57 ± 0.31 *# 2.64 ± 0.71 *# 对照组 50 治疗前 2.54 ± 0.68 6.69 ± 1.20 治疗后 1.67 ± 0.46 * 5.32 ± 1.14 * 表2. 两组患者心绞痛发作频率与发生时间比较( x ¯ ± s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P < 0.05；与对照组比较， # P < 0.05。 3.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在研究组中，1例出现恶心，3例出现干呕，无其余不良反应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0% (4/50)；在对照组中，2例出现恶心，4例出现干呕，3例出现腹痛症状，2例出现过敏反应，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0% (11/50)；两组间比较统计学差异显著(χ 2 = 4.85，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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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中医认为，冠心病心绞痛是正气逐渐不足、邪气逐渐取胜的过程，主要是由气虚血瘀引起的 [ 13 ] 。复方丹参滴丸是我国传统中医和现代技术结合的产物，中医理论与现代新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剂型小、见效快、服用方便的特点，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中被广泛使用 [ 14 ] [ 15 ] 。复方丹参滴丸由丹参、三七和冰片三种药物组成，其中三七含有皂类和黄酮类成分，有抗血小板凝集作用 [ 16 ] ；冰片是樟科植物龙脑樟新鲜枝叶蒸馏及重结晶的产物，具有促进冠脉扩张作用，可降低血管阻力，增加冠脉血供；丹参中含有丹参素，具有改善微循环、增强心肌收缩力等作用，可改善患者的血液循环 [ 17 ] ，丹参素以及原儿茶醛能抑制内源性胆固醇的合成，还具有抗脂质蛋白氧化作用，能够抑制粥样斑块的形成，减小斑块的面积，改善心肌供血情况，增加了心脏的供血量 [ 18 ] 。 复方丹参滴丸纯度较高，可直接作用于黏膜，有较高的生物利用度。研究显示 [ 19 ] [ 20 ] ：复方丹参滴丸的药物作用具有多靶点性，其特点为：保护心肌细胞，抑制血小板聚集及抗凝，抗动脉粥样硬化及降血脂，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微循环，减轻心肌缺氧。中药制剂复方丹参滴丸可长期使用，使用时间越长，患者病情改善越明显，适用于慢性治疗；研究表明，长期服用复方丹参滴丸可降低血脂，改善患者血液粘稠度，对冠心病的治疗远期疗效良好，副作用较少，安全性好。复方丹参滴丸的滴丸设计，适宜含服，将药物在舌下含服能够快速发挥药物作用，能有效缓解冠心病患者的心绞痛等症状 [ 21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中治疗有效率为94.0% (47/50)，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有效率的78.0% (39/50)，组间比较差异显著(χ 2 = 5.12， 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心绞痛发作频率与发作时间改善，且研究组的改善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 < 0.05)；研究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0%，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0%，组间比较差异显著(χ 2 = 4.85，P < 0.05)。可知，在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中使用复方丹参滴丸，能够改善心绞痛的发作频率和发作时间，提高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可供临床推广使用。 综上所述，复方丹参滴丸作为常用的改善冠心病相应症状的中医药物。在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中使用复方丹参滴丸，能够改善心绞痛的发作频率和发作时间，提高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可供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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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是底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方式。底泥中含有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污染物之间相互作用造成复合污染。底泥直接土地利用参考的标准不完善，底泥在疏浚、运输以及直接土地利用过程中可能造成生态及健康风险。根据底泥的污染特性、污染物的暴露途径等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可以降低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底泥，土地利用，复合污染，生态风险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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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城市人居环境的提高，水环境综合整治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内，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的控制性目标。疏浚底泥是消除河道内源性污染的重要措施 [ 1 ] 。 如何资源化利用疏浚底泥成为研究的焦点。疏浚底泥中富含营养盐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同时所含的腐殖质等，能改善土壤结构 [ 2 ] 。因此，疏浚底泥的土地利用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土壤资源紧缺的问题，还能实现疏浚土的资源化、减量化。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是指以绿化种植土为代表，在农田、林地、牧场、湿地、城市绿化中消纳、使用疏浚底泥。由于疏浚底泥中含有重金属、VOC、SVOC等多种污染物，疏浚底泥在直接土地利用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本论文通过分析可以直接土地利用底泥的污染特征、探讨参考标准中规定的监测因子及其筛选值、研究疏浚底泥土地利用的环节及污染物可能的暴露途径，分析了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可能造成的风险，提出了控制底泥直接土地利用风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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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直接土地利用的优势 河道底泥主要由水土流失和地表径流形成，其理化性质与陆地土壤相似，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氧化铝等。底泥中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N， P)，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能够有效调高土壤肥料，促进植物生长 [ 3 ] 。此外，底泥的颗粒粒径较小，将底泥施用到砂质土壤中，能增加砂质土壤的粘粒含量，改善砂质土壤的质地，减小孔隙度，从而提高其持水保肥能力。研究表明底泥投加到不同类型的土壤对各类生物的生长均有促进作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底泥投加到红壤土，松叶牡丹、鸡冠花植株鲜重比未投加分别增重了48.1 g、76.6 g [ 4 ] ；大沽排污河底泥投加到壅土，紫花苜宿、黑麦草植株鲜重比未投加分别增重了78 g、60 g [ 5 ] ；西班牙湖泊底泥投加到土壤，西红柿鲜重增加了4 g [ 6 ] 。为了确保植物根系的呼吸代谢，植物的土壤含水量必须保持在适宜的水平并具有高孔隙度。研究表明，疏浚底泥土地利用时，其含水率需低于68%，孔隙度维持在55%~65%的范围内 [ 7 ] 。此外，出于安全考虑，直接土地利用的底泥中有毒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或《绿化种植土壤》(GJ/T340-2016)等要求 [ 8 ] 。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环境相对安全、处置费用低、处置量大、且充分利用了底泥中的有益成分，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底泥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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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疏浚底泥污染特征 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或《绿化种植土壤》(GJ/T340-2016)等要求可直接土地利用的底泥主要分布在工业活动较少，以旅游、农林业等为主的市郊区域。此外，这些区域农田及林地面积较广，便于疏浚底泥的就近土地利用。 以上海某郊区疏浚底泥为例，分析直接土地利用底泥污染特征。该区属于典型的平原感潮水网地区，水环境功能区划为II类~IV类水质控制区。所采样的河流均位于村镇周围，附近没有工业聚集区。对100条河流疏浚底泥进行检测分析，疏浚底泥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或《绿化种植土壤》(GJ/T340-2016)要求。 3.1. 重金属污染特征 底泥中8种重金属的含量之和介于141 mg/kg~517 mg/kg之间，平均值为291 mg/kg。各种重金属的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Zn > Cr > Ni > Pb > Cu > As > Cd > Hg，含量最高的是Zn和Cr，平均含量分别为98.2 mg/kg和61 mg/kg，重金属含量的统计结果见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heavy metal (n = 271 项目 Cd Hg As Pb Cr Cu Ni Zn 平均值(mg/kg) 0.19 0.139 9.72 38.2 61 29 54 98.2 最小值(mg/kg) 0.03 0.021 4.26 6.7 7 5 15 45.2 最大值(mg/kg) 0.29 0.246 18.80 61.7 148 97 159 234.0 中值(mg/kg) 0.20 0.140 9.35 41.8 53 20 51 99.0 标准差(mg/kg) 0.07 0.051 2.46 16.8 29 21 23 18.6 表1. 重金属含量统计结果(n = 271) 采用地积累指数法计算8种重金属的地积累指数。8种重金属的污染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Hg > Cd > Ni > Pb > As > Cu > Zn > Cr。Hg 、Cu和Ni有4%的样品为偏中度污染，其他重金属重金属污染程度均不超过偏中度污染。重金属地积累指数污染评价结果见图1。 图1. 重金属地积累指数污染评价结果 3.2. 有机物污染特征 选取《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3种有机污染物检测项目(包括两种农药和一种多环芳烃)进行分析，统计结果见表2。农药六六六及滴滴涕在100条河流底泥中普遍检出，最高浓度分别为74.4 μg/kg和98.2 μg/kg；苯并(a)芘检出率较低，仅为3.7%，最高浓度为1.09 μg/kg。市郊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的使用造成六六六及滴滴涕检出率较高，而苯并(a)芘鲜有检出可能由于该区域工业活动较少。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organic compounds (n = 271 项目 农药类 多环芳烃 总量 六六六 滴滴涕 苯并(a)芘 检出率(%) 100 99.3 3.7 - 平均值(μg/kg) 20.31 36.92 0.42 57.23 最小值(μg/kg) 1.65 1.74 0.18 3.39 最大值(μg/kg) 74.4 98.2 1.09 172.6 中值(μg/kg) 17.95 35.4 0.35 53.35 标准差 13.85 20.92 0.25 34.75 表2. 有机物含量的统计结果(n = 271) 有机物与重金属Spearman相关性分析见表3，相关性分析表明铅与三种有机物具有显著相关性，表明铅与这三种有机物可能具有共同污染源，或者铅更容易与三种有机污染物形成复合型污染物。农药六六六与重金属铅、铬、铜、镍及锌均具有显著相关性，表明农药六六六可能容易和多种重金属复合。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c compounds and heavy metals (n = 271 项目 六六六 滴滴涕 苯并(a)芘 镉 0.513 0.733 0.142 总汞 0.288 0.080 0.489 总砷 0.328 0.257 0.178 铅 0.027 * 0.022 * 0.039 * 总铬 0.008 ** 0.198 0.560 铜 0.000 ** 0.221 0.290 镍 0.001 ** 0.420 0.257 锌 0.002 ** 0.123 0.354 表3. 有机物与重金属相关性分析(n = 271) 注：表中数据为Spearman相关性分析P值； * 在置信度(双测)为0.05，相关性是显著的； ** 在置信度(双测)为0.01，相关性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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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风险分析 虽然疏浚底泥在直接土地利用之前需进行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确认底泥中有毒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或《绿化种植土壤》(GJ/T340-2016)等要求。但是相关标准中监测项目较少，不能全面掌握底泥的污染状况。底泥污染特征分析显示污染物多呈复合形态分布，可能具有更强的毒性，底泥在疏浚、运输以及直接土地利用过程中都可能造成生态及健康风险。 4.1. 底泥疏浚 底泥疏浚过程中释放的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的释放对疏浚工人以及周边居民造成健康风险。钟润生等 [ 9 ] 利用风洞系统和硫化氢荧光分析仪对感潮河流污染底泥硫化氢的释放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底泥释放的硫化氢浓度最高可达500 μg/L。在底泥疏浚、挖掘等活动中，底泥的扰动会导致更多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的释放，现场工人暴露在高浓度污染物中，会造成人体健康风险。此外，由于空气的流动性，底泥疏浚释放的有毒有害气体容易扩散到附近敏感区域，可能对附近居民、学校等敏感受体造成一定的风险。可以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计算基于致癌效应的土壤或地下水风险控制值。现场工人的暴露途径主要为经口摄入疏浚底泥、皮肤接触底泥、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疏浚底泥的气态污染物；附近居民暴露途径主要为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疏浚底泥的气态污染物。 在疏浚过程中底泥中的重金属及有机物污染物等同样会释放到地表水中，随着地表径流及地下渗透作用，污染物可能扩散到周边敏感水体以及地下水，对周边水体也会造成一定生态风险。 4.2. 底泥运输 底泥的含水率较高，一般在90%以上。由于运输车辆车厢通常不是密封的，在运输过程中底泥中的水分容易渗出，以泥浆、淤泥等形式外流。流出物中的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释放到空气中会对沿途敏感区域造成一定风险。此外，流出物在沿途路面上风干后形成泥斑，在往来车辆的碾压、风力作用下形成扬尘，底泥中的重金属附着在悬浮颗粒物上，沿途附近敏感人群经呼吸摄入，会造成一定的健康风险。 4.3. 底泥直接土地利用 4.3.1. 农用地还田利用 疏浚底泥用于农用地还田，主要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 10 ] 。《农用地筛选值和管制值》以保护食用农产品安全为主，兼顾保护农作物生长和土壤生态的需要。由于该标准的定位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对人体健康风险考量较少，标准中相关监测因子仅有11项包括8种重金属、2种农药及苯并(a)芘，其他污染物(特别是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没有做出规定，底泥中的污染物往往呈现复合型。疏浚底还田利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人体健康风险，暴露人群主要为两类：1) 现场作业工人；2) 附近居民。与底泥疏浚的暴露风险类似，现场作业工人将底泥投加、摊平到农田过程中可能会吸入高浓度的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造成一定的人体健康风险。农田附近一般聚集有村落，城市郊区农田附近可能分布有居民小区，还田底泥中的污染物对附近居民有长期暴露的风险。 4.3.2. 绿化种植利用 底泥用于绿化种植主要参考《绿化种植土壤》(GJ/T340-2016) [ 11 ] ，该标准仅规定了8种重金属控制浓度，对有机污染物没有做出规定。底泥绿化种植利用在植物园、公园、学校、居住区等与人体接触较密切的场所，底泥中释放的有机物染污会对这些人群造成一定的健康风险。植物园、公园等公共场所人流量较大，游客具有随机性，以短期暴露为主；学校、居住区人群相对固定，以长期暴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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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控制风险措施 根据底泥的污染特性、污染物的暴露途径等可以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降低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带来的风险。 1) 源头控制，疏浚底泥在直接土地利用之前需进行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除了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及《绿化种植土壤》(GJ/T340-2016)外，需根据河道周边工业企业分布情况，对污染源进行分析，监测疑似污染物项目，必要时可以参考《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2) 做好防护，现场作业工人应按规范做好防护工作，以防底泥中的污染物经口、皮肤等途径摄入。 3) 规范运输，疏浚的底泥在运输前进行脱水处理，运输车辆车厢做好密封工作，以防泥浆外流，达标的底泥最好就近直接土地利用，既节省运输成本又能减少环境影响。 4) 优化处置方式，底泥还田、还林利用时减少与空气直接暴露，尽量与原土混合或置于原土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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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疏浚底泥能够有效消除河道内源性污染。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环境相对安全、处置费用低、处置量大、且充分利用了底泥中的有益成分。底泥中含有重金属、VOC、SVOC等多种污染物，污染物之间相互作用造成复合污染，由于直接土地利用参考的标准中监测因子种类有限，底泥在疏浚、运输以及直接土地利用过程中都可能造成生态及健康风险。根据底泥的污染特性、污染物的暴露途径等可以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降低疏浚底泥直接土地利用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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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对沙化的土壤进行修复，采用双膜覆盖技术进行水稻种植，并选择自2014年以来采用该技术种植的水稻土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了水稻土、草地与荒漠的氮素循环，研究了科尔沁奈曼旗沙地和稻田的氮、磷、钾、有机质含量。结果表明，水稻土中氮、磷、钾、有机质含量皆随着水稻种植年数的增加而增加。至2018年，与未修复的沙化土壤相比，采用双膜覆盖技术种植的水稻土中，总氮增加了230%，总磷增加了750%，总钾增加了100%，有机质增加了146%。总的来说，双膜覆盖技术的应用可以修复沙化土壤，逐步将土壤养分增加到正常土壤水平。沙漠化土壤得到恢复，并为日后植物的生长提供所需营养。 关键词 :荒漠化土壤水稻种植，土壤修复，氮素循环，氮，磷，钾，有机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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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土壤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管理等因素，使得土壤退化问题十分严重，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检测结果显示，我国荒漠化的土地面积达2.61 × 10 6 km 2 ，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7.1% [ 1 ] 。 土地荒漠化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导致干旱、半干旱和干燥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退化的现象 [ 2 ]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 [ 3 ] ，荒漠化将破坏土地资源及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农民的生产活动造成了极大困难 [ 4 ] 。 本研究通过膜技术的应用，在荒漠化土壤上实现水稻的种植，既能遏制荒漠化扩散，修复荒漠化土壤，又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农民收入。待荒漠化土壤的营养水平修复至普通草原土壤的营养水平后，将稻田退田还草，并开辟新的荒漠化土地作为覆膜水稻田，按计划有序的进行荒漠化土壤的修复。本文将已进行4年水稻种植试验的荒漠土壤与未进行水稻种植的荒漠土壤进行对比分析，模拟物质循环过程，得出荒漠化土壤的修复速率，为将来扩大种植修复面积、规划修复计划提供理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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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双膜覆盖技术 双膜覆盖技术是指将沙地表面平整后，在沙层下80 cm深处铺设衬膜，以减少水的渗漏；为防止表面蒸发，使用厚度为5~7 μm的塑料薄膜覆盖表面，并且在整个生长期不形成水层，在分蘖中期之前，保持根层土壤基本饱和，之后维持根成土壤在不饱和状态。与传统的沙漠绿化相比，双膜覆盖技术具有快速绿化、有效减少地表水体氮流失和渗漏污染地下水的风险，减少用水量等特点，由表1可以看出，每亩传统水稻的需水量是1400 m 3 [ 5 ] ，每亩衬膜水稻的需水量是800 m 3 [ 5 ] ，而采用双膜覆盖技术种植的水稻，每亩仅需500 m 3 的水。 Table 1 Comparison of rice water requiremen 传统水稻 衬膜水稻 双膜水稻 每亩需水量(m 3 ) 1400 800 500 表1. 水稻需水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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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衬膜技术 水稻衬膜技术是基于无土栽培原理，将不能保水保肥的沙子作为床土，在沙土下铺设塑料薄膜以防止水肥渗漏，并通过定期计划性的浇水施肥，使作物获得良好的生长环境而获得高产的新技术 [ 6 ] 。在相同的条件下，采用水稻衬膜技术种植的水稻与普通水稻相比，能节省约30%的水、10%的肥料、生育期缩短7~10天；进行衬膜工程改造的水稻田能连续种植10~12年，无需翻耕 [ 7 ] 。1994年，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进行了衬膜水稻试验种植，23亩试验田平均产量为每亩649公斤 [ 8 ]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水稻专家松岛省三等进行了小规模的衬膜水稻种植试验，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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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覆膜技术 水稻覆膜技术是一种节水栽培方法，将水稻种植在有塑料薄膜覆盖的田地上，然后在不被水淹没的条件下进行旱管旱长 [ 10 ] 。将稻田保护起来，具有节约水肥、节省劳动力成本等效果 [ 11 ]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日本引进了覆膜种植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作物产量 [ 12 ] 。2007年安岳县的两个村进行了共计60亩的试点种植试验，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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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材料与研究方法 5.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位于科尔沁沙地的南部，东经120˚18'30''~121˚30'40''，北纬42˚13'30''~43˚31'20''，属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气候属大陆性温带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366 mm，降水主要集中在6月到8月，年平均气温为6.3℃，年蒸发量为1935 mm [ 14 ] 。目前该区域已有一万亩的覆膜水稻田。 5.2. 土壤样品采集 为确保田间采样的科学性，在环境基本相同的沙地中选取了未进行修复的沙地和自从2014年以来采用双膜覆盖技术进行水稻种植的样地于2014年和2018年分别采样。分别选取4个10 m × 10 m的样方，以梅花法进行划点采样，采样深度为0~30 cm，采样结束后将每个样品以四分法缩分，去除杂质后带回实验室处理保存。 5.3. 测定方法 土壤总氮利用元素分析仪测定，土壤总磷采用酸熔–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总钾采用氢氟酸–高氯酸消煮法测定 [ 15 ] ，土壤有机质采用高温外热氧化–亚铁滴定法(GB9834-88)测定 [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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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通过对比草原、荒漠和覆膜水稻的氮素循环得出结论：草原生态系统中由于饲养牲畜且牲畜被贩卖、屠宰，残骸不能回归，导致输出氮大于输入氮，总氮含量逐年减少。荒漠生态系统中虽然输入氮大于输出氮，但由于氮的输入项和输入量均过于稀少，总氮的增长也很少。覆膜水稻由于水稻共生的根瘤菌有固氮作用，又定量施入有机肥料，总氮含量稳定增加，加快荒漠化土壤的修复速度。 采用双膜覆盖技术进行水稻种植，水稻土中氮、磷、钾、有机质含量皆随着水稻种植年数的增加而增加。至2018年，与未修复的沙化土壤相比，采用双膜覆盖技术种植的水稻土中，总氮增加了230%，总磷增加了750%，总钾增加了100%，有机质增加了146%。总的来说，双膜覆盖技术的应用可以修复沙化土壤，逐步将土壤养分增加到正常土壤水平。沙漠化土壤得到恢复，并为日后植物的生长提供所需营养。另一方面，稻田产出的水稻可以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绿色稻米，在沙区形成独特的绿色有机稻米产业带，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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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中苏同盟破裂，中苏进入了长达20年的冰河期。70年代，由于在美苏两极格局中苏联处于弱势地位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却走向缓和，使得苏联进一步孤立，苏联领导人将同中国改善关系提上日程。从1982~1985年，由于苏共总书记易主频繁，苏联几乎年年国丧，中国领导人敏锐抓住这一特殊历史契机，频频开展“葬礼外交”，主动同苏联改善关系，苏方对此也积极回应。葬礼外交的开展既是中苏关系解冻的破冰锤，又是日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敲门砖，对中苏关系的缓和意义重大。 关键词 :葬礼外交，中苏关系，邓小平，戈尔巴乔夫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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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葬礼外交”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外交交往方式，虽然只能在特定的时期进行，但却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苏之间的“葬礼外交”，是发生在中苏关系20年结冰期末尾的事件，就其特殊历史时期来看，意义格外重大。中苏通过“葬礼外交”的形式，进行高层会晤，逐步开启了中苏关系的破冰之旅，由此可见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80年代“葬礼外交”的分析，结合中苏两国对外关系的转变，总结“葬礼外交”在中苏关系的和解上有怎样的作用，以及对中苏最终恢复邦交正常化有怎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