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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职业成功一直是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十多年的研究中，职业成功的研究非常丰富。然而文献中多将职业成功视为追求的主要目标，关注于职业成功的前因变量，对职业成功的影响结果相对偏少。本文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理论分析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并实证检验并确证了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有效性，推动了职业成功的影响效果的研究。 5.1. 职业成功通过需求满足过程影响幸福感 本研究结果表明，客观职业成功(收入)通过增强社会地位满意度和收入满意度间接地影响劳动者幸福感。此结果与等在西方情境下的研究结论一致(Saris， 2001; Johnson & Krueger， 2006)，与邢占军(2011)在中国情境下所得结果也基本相同，这说明了在中西方的社会中，作为客观的职业成功的指标——收入都会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本研究结果与Schyns (2001)和Johnson和Krueger (2006)的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即心理满足过程在客观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结果表明，客观职业成功会通过提高社会地位满意度和收入满意度进而影响劳动者幸福感。这一结果让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客观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心理过程。正如Dittmar等人(2014)所强调的，客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心理变量的中介传导作用。根据“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Herzberg， 1966)，客观职业成功具有保健功能，可以防止人们降低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因此，当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获得更多收入时，他们会抑制对客观职业收入的消极主观评价。由于存在社会等级比较，劳动者对收入的主观评价还会受到社会地位满意度的影响，所以，个体获得客观职业成功会通过抑制收入满意度降低这个“潜在”的心理过程来提高幸福感，也会通过抑制社会地位满意度降低而维持收入满意度，进而影响劳动者的幸福评价。这个研究结果为人们合理安排工作家庭平衡提供了借鉴。进入婚姻殿堂可能增加劳动者的幸福体验，同时家庭责任和义务也增加了。这要求劳动把握好工作-家庭的平衡，在追求客观职业成功的同时，积极承担必要的家庭责任，如照顾父母、配偶、子女等，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味地追求成功将对其幸福感带来消极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主观职业成功既直接地影响着劳动者的幸福感，也通过增强社会地位满意度和收入满意度间接地影响劳动者幸福感。这个结果与过去的研究是一致的(Rain et al.， 1991; Lounsbury et al.， 2004; Leung et al.， 2011)，说明除了客观职业成功，主观的职业满意度也会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表明，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在主观职业成功与劳动者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了在主观职业成功影响劳动者幸福感的过程中，并非只有通过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才能进一步影响劳动者幸福感，它一方面可能直接地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影响劳动者的其他方面进而影响其幸福感，如积极的情绪、认知和行为(Layous & Lyubomirsky， 2015)。根据“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主观职业成功发挥了激励功能，可以进一步强化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所以，主观职业成功不仅会在直接“激励”幸福体验，而还会在客观职业满意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两个的心理过程，从而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 因此组织管理需要注意改善与个人发展与成就相关的因素，如鼓励劳动者就业，加强社会认可、促进职业培训与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满意度，以及收入满意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励”并提高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 5.2. 家庭身份凸显性对职业成功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中国的“小家庭”和“大家庭”的文化特点，采用了Edwards和Lambert (2007)的分析方法和程序，分析了身份凸显性的家庭责任因素(已婚、亲友数量)和家庭满意度是否对职业成功与劳动者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身份凸显性可以调节职业成功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能进一步地调节相应的“中介链效应” (职业成功→社会地位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幸福感)。此外，对于家庭身份凸显性不同的人，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存在差异。 对于亲友少的人而言，主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强，而对于亲友多的人而言，主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弱。这可能是因为，亲友少的“小家庭”责任集中，劳动者更关注家庭群体，而亲友多的“大家庭”责任分散，更关注社会群体而倾向于社会比较，使得大家庭中的劳动者看重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对已婚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并不能有效提高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幸福感。对于未婚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这个结果与研究假设是相反。这可能是由于已婚的人意味着家庭责任和要求有所增加，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追求客观职业成功可能会疏远社会联系、抑制劳动者承担必要的家庭责任，造成工作家庭冲突(Greenhaus & Kossek， 2014)。因此，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可能削弱收入对总体生活幸福感的积极效应，甚至产生消极效应。对于家庭满意度高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同时，主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强；对于家庭满意度低的人而言，客观职业成功完全通过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幸福感，主观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直接效应较弱。这可能是由于高家庭满意度的人可能体验到更多积极的家庭活动，更易于形成了工作和家庭的双向促进作用，此时职业成功可以进一步强化工作-家庭促进过程，从而对劳动者幸福感产生积极效应。 5.3. 家庭身份凸显性对需求满足过程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表明，对于家庭身份凸显性不同的人，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客观职业成功的影响效果上，对于家庭责任增加(已婚)、责任集中(亲友少)、家庭满意度低的人而言，收入满意度对客观职业成功影响过程的中介作用均较强；对于责任分散(亲友多)、家庭责任较少(未婚)、家庭满意度高的人而言，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弱。在主观职业成功影响过程中，对于家庭责任分散(亲友多)、家庭满意度高的人而言，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大；对于家庭责任集中(亲友少)、家庭满意度低的人而言，社会地位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小。同时，对于亲友少、家庭满意度高、已婚的人，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大；而对于亲友多、家庭满意度低、未婚的人，收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责任(大小和集中度)与家庭满意度的差异，使得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的第一阶段(职业成功→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第二阶段(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幸福感)有所不同。 过去的研究指出，工作通过提供收入和成就感而使个体感到满足，其目的在于获得物质回报和认会认可，而家庭的幸福源于亲密关系和情感满足，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归属”、“爱”与“安全”的需要(李原，2013)。家庭身份凸显会使个人对家庭产生心理承诺，产生为家庭竭尽全力的意愿(Meyer et al.， 2006; Ng & Feldman， 2008)。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的社会荣誉和财富是职业成功的最终目的(Ralston et al.， 2008)。因此，有可能家庭身份凸显的客观成功者将家庭目标作为自己职业成功的终极追求，所以当他们追求职业成功时，不仅会兼顾家庭生活，而且还会以适当的评价标准衡量当前的收入，这有利于对幸福感的直接提升。在他们获得职业成功满足了家庭责任的同时，家庭也能够进一步满足其亲密关系和情感的需要，这提高了职业成功影响幸福感的第二阶段的作用；而对于家庭身份凸显性弱的成功者，他们本身看重职业的收入，以工具性目标替代终极性目标，忽略了对家庭责任的承担，难以获得亲密关系和积极体验，职业成功对其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局限于第一阶段，也就是说此时的职业成功难以敲开劳动者的幸福之门。 以上结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启示。一方面，管理实践不仅要关心劳动者的工作和劳动条件，而且要把管理触角深入到劳动者的家庭，关心劳动者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和谐。另一方面，管理者应该为劳动者的家庭责任“减负”，实施降低劳动者角色超载的管理策略，如提供休假机会、帮助劳动者看护小孩、照顾生病家人等组织福利或社区福利，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家庭身份凸显性的引导与调节作用。 5.4.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从需求满足的过程视角，探讨职业成功影响效果的内在机制，以及家庭身份凸显性的调节作用。虽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发现，但是在数据搜集方面也存在一些局限。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各变量的测量都采用被试的自我报告的形式，难免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的区分度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同源性偏差问题并不严重影响研究结果。其次，对于职业成功的衡量，本文借鉴当前的常用做法，采用自评的方式来衡量主观职业成功和客观职业成功，但是个体自评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参照标准的影响(如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的影响，可能存在瑕疵。今后的研究可以尝试同时从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两方面来收集数据，进一步检验职业成功的影响效果。此外，对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需要分为3个阶段进行，而本文数据是由一次测量获取的横截面数据，因而本研究所揭示的职业成功、收入和社会地位需求满足及劳动者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有待通过后续的追踪研究予以进一步检验。最后，本文聚焦于探索家庭责任、家庭满意度等相关变量的调节效应，没有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传统性、现代性、工作要求与资源等。这些因素有可能对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引入这些因素并加以控制，以期对中国的成功-幸福感关系研究作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