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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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人工智能观：文化冲击与公共外交新使命 建构主义视角下，人工智能对国际体系的文化有何冲击？基于上文对规范结构和团体施动性的论述来看，至少在进入超级人工智能时代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会被取代——因为我们在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时代显然无法克服人的弱点以及维持现状的对立力量，但国际体系的文化进程必然有人工智能的参与。 回顾世界历史，17世纪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文化由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演进；20世纪后期，国际体系开始经历着另一种结构变化，即向着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变化 [ 12 ]。对于以友谊和互助观念为核心的康德文化，人工智能的角色在今日尚不明晰。除了乐观派，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为代表的部分知名人士持“人工智能威胁论”立场，担忧人工智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军事化用途将给世界格局带来震荡，甚至会失控而反叛人类。虽然通过溯因推理结构可以证明人工智能威胁论观念是基于不可靠的归纳论证，但这“带有某种神秘宗教色彩”的观念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 29 ]。正如马克思对科技异化的评论——“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 30 ]，是资本主义观念使机器将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的。人工智能对于国际社会的风险或许并非缘于其本身，而可能取决于人类的“人工智能观”，即如何看待和应用人工智能的观念。那么，当我们将公共外交背后的和平学价值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人工智能观是否可以使国际行为体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负载者、是否能推动国际体系的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人工智能作为一类先进技术的集合，所代表的科学创新文化首先可以赋予行为体一种先进的身份。例如，2016年日本政府出台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后，日本政经界人士积极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概念和“联结的产业社会”战略，他们相信这张“科技外交”新名片能够提高外交整体水平 [ 31 ]。虽然日本最终追求的仍是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但科技外交无疑是和平且巧妙的——彰显科技先进性的公共外交形式比传播政治话语更具感召力。基于现代人类对于科学的憧憬和追求，当一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普遍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改善公众生活质量、解决全球性问题、甚至显著延长人类寿命时，即可激发国际公众对该国人工智能观的肯定，进而是对其政治文化的认同。可见，赋予人工智能以政治观念不等同于制造对抗和恐惧，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人工智能观与促进国际合作并不矛盾。事实上，以共享为主旨的人工智能观，是在当今国际体系“权力支配科技”的文化内部中产生的新观念，作为一种创造力正是推动国际体系文化演进的源泉之一。 探讨人工智能观会对国际体系文化产生何种影响，有必要厘清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即哲学家们高度抽象了的人工智能观。20世纪50年代，当计算机技术开始盛行时，前沿思想家们便开始讨论如何看待计算机的问题。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他们的分歧点聚焦于人类正在造就心灵还是建立大脑模型，即搭建符号加工系统还是认知神经网络 [ 32 ]，本质上是两种哲学观点的分歧。在这场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的辩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和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关于人工智能能否“理解”分析对象的争鸣 [ 33 ]。从字面上看两者似乎并无差别，实则指向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前，自上而下的符号主义击败联结主义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传统范式，指引科学家创造出专家系统和知识工程；而当符号主义的形式化处理遭遇框架问题时，联结主义和主张模拟生物进化的行为主义占据上风，将研究重心从知识表征转向技能提升，拓展了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 [ 34 ]。如果说符号主义强调人工智能的工具逻辑，那么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指导的深度学习和进化机制将使人工智能逐步摆脱传统技术工具的命运，与人类社会的融合将因此不局限于物质层面，更是观念领域的融合，如植入式智能芯片、人类与人工智能互动的行为规范等。融合的过程无疑会造成足以改变现有文化秩序的外力震动，对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影响既可能是消极的，但事在人为而更可以是积极的。 融合的过程表现为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建构，这种关系建构很难一帆风顺。1970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提出“恐怖谷(The Uncanny Valley)”假设——人们对于逐渐拟人化发展的机器人表现得愈发积极、甚至能够产生共鸣心理，但当仿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即迅速变为强烈反感；不过，随着机器人的外观与人的区别越来越小，人们对其态度将再次积极，最终接近人际间的情感交互水平 [ 35 ]。这一假设或许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质的飞跃时，人类长期秉持的对于技术的共有知识将与之相脱节，可能会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看到从月球传回的地球照片时那样不禁惊呼——“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 [ 36 ]。但当人类普遍接触人工智能的存在并与之互动时，便又会造就出新的文化与文化矛盾，即各类人工智能观的并集与合集。大可断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文明冲突必然超越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预判范畴，人工智能观对宗教、伦理和制度的冲击将重构世界文明格局，会使各个国际行为体成为新的文化负载者，它们将就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建构展开竞争及合作 [ 37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是物质根本，而传播本国人与人工智能的优良关系将是公共外交的新任务。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于国际体系康德文化的演进而言，既是文化内部产生的创造力，又可能带来不能忽视的外力震动。能否推动康德文化的演进、规避“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所诱发的人工智能威胁，取决于文化负载者的信念与实践活动 [ 12 ]。在以互助与共享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观的指引下，人工智能可以使国际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更趋近于康德文化。其中，公共外交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使命就在于传递人工智能的共享价值、彰显本国人工智能观的优越性，乃至建构人与人工智能相和谐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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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关注人工智能时代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文化变革，引出对未来公共外交的迷思。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在改变，跨国行为体因具有强大的建构能力，将是公共外交的重点对象，为了巩固和加深建构优势，公共外交必须积极迎合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决策和媒介化社会带来团体施动性的异化，将挑战以个体施动性为作用对象的公共外交的可行性和效用。在人工智能对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冲击中，各个文化负载者将就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建构展开竞争及合作，传递以互助共享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观、推动康德文化的演进将是公共外交的新使命。迷思的现实意义在于，当我们预见了那些机遇和挑战时，公共外交工作可以实现未雨绸缪。 人工智能的成长已不再是社会科学家们可以绕开的话题。面对这潜力巨大的新新事物，国际关系学界已有丰富的理论范式作为储备，足以跳出探讨历次工业和科技革命时的悲观逻辑。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人工智能时代的前进方向不仅仅由科学家和政治家把握，国际关系学者也应有担当。令人欣慰的是，已有学者着手研究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工作 [ 38 ]。除了绘制未来的权力地图，国际关系学者能做的还有很多——探索人工智能的伦理价值、分析人工智能的和平应用、研究人工智能的跨国合作等。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展望和迷思的价值取决于分析视野和具体实践，学界应重点考量人工智能的哲学与文化内涵，发掘其中显在或潜在的和平学价值。只有这样，国际关系学科才能在社会科学界的争鸣中步入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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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无人机遥感技术已日趋成为地理信息系统获取数据的重要工具，它以高精度、高灵活性和快速提取多维特征的优点而广泛应用于规划设计、风险评估和整体优化等领域中。本文利用无人机遥感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对山东省青岛市灵山岛海洋养殖区域及其沿海居民区进行了地物识别。同时，使用基于支持向量机(SVM)的方法对沿海各个功能区域进行了目标空间信息计算并得到了该区域的各项特征要素参数。本文基于监督分类，使用35%的样本像素作为训练集，测试了在不同光谱和空间条件下模型模拟效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对于小样本容量，快速进行地物识别分析的要求下，SVM表现出较高的判准性(可达76.56%)，但对小样品而言，模型效果受训练集的影响较大。对于现场调查和结果验证，将来通过大数据可以进一步提高对物体识别的精度。 关键词 :无人机遥感，机器学习，海洋养殖区，支持向量机，监督分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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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背景介绍 无人机(UAV)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监测工具，在获取空间数据方面具有分辨率高、机动性好、效率高等特点 [ 1 ] [ 2 ] [ 3 ] [ 4 ]，与传统的监测方式相比，其便捷性更好，也更有时效性，应用范围也更广。目前无人机的主流应用领域为建筑行业、地形测绘、农林保护、水利监测等 [ 5 ] [ 6 ] [ 7 ]，利用轻型无人机采集现场数据，经影像拼接、目标解译和相关资料叠加分析，能快速获取空间数据信息 [ 8 ] [ 9 ] [ 10 ]。 而建立无人机低空遥感海洋监测系统能实时监测海洋，有助于提高海洋机动监测和防灾减灾应急监测能力 [ 11 ] [ 12 ] [ 13 ]，为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进行提供便利 [ 14 ] [ 15 ] [ 16 ]，更高效地进行海洋测绘，比如进行海冰监测、赤潮分析、海洋动力遥感观测等测绘工作 [ 17 ] [ 18 ] [ 19 ] [ 20 ]。同时可以对不同季节沿海养殖区进行监测 [ 21 ] [ 22 ] [ 23 ] [ 24 ]，实时掌握海洋渔业发展动态，比如，目前大多数海洋牧场的监测仍然以人工监测为主，如果采用无人机监测将增强业主对养殖区的监测管理力度 [ 25 ] [ 26 ] [ 27 ] [ 28 ]。同时由于它快速响应的特性 [ 29 ] [ 30 ] [ 31 ]，可以用来评估台风等自然灾害对渔业造成的影响。因此，本文就无人机以海洋养殖区的识别为应用实例，来探讨关于无人机在海洋发展中的应用及前景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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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无人机及研究区域 根据养殖区域及环境因素，我们选择灵山岛为海洋养殖区识别的区域。灵山岛地处黄岛外海南部，距离大陆10海里左右，于2009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海珍品种质保护区，附近水域水质优良，所产海参个体大、肉质厚，口感润滑筋道，比大棚养殖和养殖池养殖海参的品质更好，年产量达到200吨。2012年8月31日灵山岛海参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2014年4月，青岛西海岸灵山岛获批建立国家级海洋公园。灵山岛常住人口2700余人。有12个自然村，总面积7.66平方公里(见图1)。 2019年9月8日中午使用DJI Mavic 2以及DJI Phantom 4 Pro无人机沿垂直岸线路径拍摄灵山岛部分海陆界面12张影像，间隔拍摄，每张距离控制在15米左右，飞行高度50米(见图2)。相机型号为1LD-20c，CCD大小为0.0034375 mm，采用1英寸2000万像素CMOS传感器，感光度100~12800，具有暗部细节优势。相机参数采用哈苏自然色彩解决方案(HNCS)，采用L-RGB色彩空间，在扩展色彩空间内加入了LAB颜色数据，对于传统的RGB和CMYK两种色彩模式有较大的包容度优势。 图1. 灵山岛位置图 图2. 大疆精灵4 Pro 2.2. 无人机遥感技术 无人机遥感技术运用了遥感影像和识别分类的技术，遥感影像通过地物的光谱信息及地物的空间信息来表示不同地物；识别分类利用计算机对遥感影像中各类地物的光谱信息和空间信息进行分析，选择特征，实现遥感影像的分类。本次研究根据灵山岛轮廓特征，采取垂直岸线飞行。 2.3. 图像处理和分析 通过MATLAB对图像进行真彩信息增强后，建立文件关联。通过图像重合度分析对十二张图片进行重构建模拼接。基于ArcGIS10.6创建正射产品。首先在6个并行实例之间分配运算，然后进行DEM提供带有预配置的流程模块，以便从影像集合生成高程产品。可创建数字地形模型(DTM)或数字表面模型(DSM)，结果可用于正射正影像集合。最后栅格函数，卷积差值归正地物，拉伸变换即可。过程中相机可能存在畸变，此时镜头变形参数需要使用Brown-Conrady畸变模型重新定义畸变系数(见图3)。 其中将12个影像进行校正，共计8528个连接点，解决方案共3658个，平均重新投影误为0.38像素，地面分辨率为0.043米/像素。各个像素平均重新投影误差如下表(见表1)。 图3. 正射产品生成流程图 Table 1 Projection error of connection point 每个影像的连接点投影错误 影像ID 影像名称 连接点的数量 平均重新投影误差(像素) 1 01 474 0.32 2 02 633 0.33 3 03 720 0.32 4 04 947 0.38 5 05 716 0.39 6 06 853 0.41 7 07 891 0.43 8 08 747 0.41 9 09 871 0.36 10 10 674 0.38 11 11 592 0.38 12 12 410 0.45 表1. 连接点投影误差 2.4. 图像分类技术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简称SVM)，它是一种二分类模型 [ 33 ] [ 34 ] [ 35 ]，模型定义为特征空间上的间隔最大的线性分类器，通过间隔最大化，最终可转化为一个凸二次规划问题的求解 [ 36 ]。本研究通过机器学习中SVM方法对无人机遥感图像进行地物识别。 SVM方法一般分为前期准备–训练–测试三个部分。 前期的准备首先需要确立分类器的个数，然后进行图像库建立、ROI提取、ROI预处理、特征向量确定、特征提取、特征向量的归一化、核的选定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内容如下表(见表2)： Table 2 Preparation workflo 准备项目 项目工作 确定分类器个数 具体识别出样本中的类别，类别数即为分类器个数，可记为K 图像库建立 一个较大的样本集，包括正样本和负样本，通常越多越好，可记为S ROI提取 所有样本中可能包含目标区域手动或自动提取出来 ROI预处理 背景去除、图像滤波、边缘增强、二值化等(视特征的选择而定) 特征向量确定 用于描述目标的特征，包括特征种类、特征数、标示方法，即特征向量的维数，可记为L 特征提取 对预处理后的ROI区域进行特征提取，并将其保存 特征向量的归一化 对相同的特征进行排序，然后根据特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重新计算特征值 核的选定 根据不同的目标特征向量采取相对应的模型描述，如常用核函数：Gauss函数 表2. 准备工作流程表 接下来对选定的样本进行训练，训练就是根据选定的核函数对样本集的所有特征向量进行计算，构造一个使样本可分的特征空间。 最后一步是比较测试，也就是说通过训练得到训练模型参数之后，就可根据模型参数对一个ROI区域进行计算，判断其归类(见图4)。 图4. 不同学习率下超平面在边界区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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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3.1. 图像融合及校正 根据地物功能特征和色彩信息，我们将地物分成以下五类：居民区，农田，绿地，近海养殖区，养殖海域。通过训练数据集，我们构建了基于有监督学习的支持向量机模型。通过对目标区域的全区域识别，我们可以得到该区域地物面积，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各类统计参数(见图5)。 根据图像要素，我们使用ArcGIS软件对图像做交叉匹配，绿色点为光束法平差后的影像位置。两个影像间的链接即是在其间找到的连接点。其连接点表示的颜色越深，意味着找到的连接点越多 [ 36 ]。根据各个图像连接点多少，我们将图片分为六个等级，其中数字越大表示重合度越高。一般来讲，空间重合度75%以上应保证在4以上(见图6)。根据图像显示，该区域所有空间重合度都在在第四等级以上，符合要求 [ 37 ]。 图5. 区域地物分类 图6. 像素融合前区域图像重叠图 其次，对相机做检校。主点为影像平面上的点，平面上穿过透视中心(照相机镜头)的线与影像平面垂直相交。X方向平行于影像列的方向，Y方向平行于行的方向，主点位置以影像平面的物理中心为参考(见图7)。 图7. 像素融合后，广范围识别区域无人机遥感图 将边缘像素不足的地方剔除掉以后，得到的全区域像素影响融合图如上所示。结果显示，边缘像素(飞行方向)更容易受到裁切影响，因而在选择目标区域的时候，应该更多的考虑边界效应，拍摄更多的影响图片以保证目标的覆盖率。 3.2. 图像识别结果 根据SVM模型识别结果，我们得到了如下空间分布图。对于小样本模型而言，SVM表现出了较高的空间格局识别(见图8)。 图8. 基于SVM的空间地物识别结果 根据图像识别结果，该区域单位面积近海养殖覆盖率在16.4%。相对于其他典型养殖区单位覆盖率，该区域覆盖率处于相对低值。其中各个部分的训练及容量和SVM识别结果如下表所示(见表3)。 Table 3 Recognition effect of feature are 特征区域选择 养殖海域 居民区 植被 农田 近海养殖区 训练集容量 15% 5% 5% 5% 5% SVM识别结果 58.5% 7.9% 9.7% 14.3% 9.6% 表3. 特征区域识别效果 其中养殖海域训练集容量为15%，SVM识别结果为58.8%，在一些外海海域出现了识别错误的情况，这主要和该区域的网箱未加入训练集有关；居民区训练集容量为5%，SVM识别结果为7.9%，部分居民区出现了不连续性，这主要是受加入训练集选区的边缘区域所影响；植被区域训练集容量为5%，SVM识别结果为9.7%，由于植被区域和农田存在较大区分难度，结果可能受人为主观的训练集选择影响较大；农田的训练集容量为15%，SVM识别结果为14.3%，与植被同理，部分区域存在和农田交叉的情况，且由于该区域出现了学校操场，部分足球场被识别为植被或者农田，这些区域需要人为校正；近海养殖区训练集容量为5%，SVM识别结果为9.6%，近海养殖区多以筏架和水下网箱为主，裸出水面的部分较少，多为结构性较强但是像素点较弱的几何机构，从识别效果来看，SVM可以基本抓住该地物特征，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加入有几何信息的训练要素和算法，来改善模型对海洋养殖区域的识别效果。 3.3. 误差分析 主点为影像平面上的点，平面上穿过透视中心(照相机镜头)的线与影像平面垂直相交。X方向平行于影像列的方向，Y方向平行于影像行的方向。主点位置以影像平面的物理中心为参考。镜头内参与畸变参数由Brown-Conrady模型进行定义，非畸变图像通过像素值的双线性插值计算。GPS定位偏差如下表(见表4)。 Table 4 GPS positioning deviatio 影像ID dX (m) dY (m) dZ (m) 1 0.170 0.061 0.000 2 0.155 0.092 −0.017 3 0.008 −0.077 0.170 4 −0.188 −0.034 0.137 5 −0.376 −0.162 0.117 6 −0.041 0.225 0.167 7 −0.026 −0.225 0.057 8 0.003 0.014 0.033 9 −0.120 0.057 −0.098 10 0.141 0.005 −0.159 11 0.338 0.229 −0.115 12 0.187 −0.017 −0.012 最小值 −0.376 −0.225 −0.159 最大值 0.338 0.229 0.170 中值 0.006 0.010 0.016 平均值 0.021 0.014 0.023 表4. GPS定位偏差表 该表显示了GPS的初始位置信息可通过校正执行的影像定位更改，初始GPS位置和校正后的位置如图所示。红色点为GPS影像的初始位置，扩大了40×倍的灰色矢量表示通过校正执行的定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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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讨论 4.1. 无人机遥感存在的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从任务设计到航迹规划，再到拍摄地物时，应注意如下问题：1) 选取更多的拍摄范围区域，为目标区域留出更多的动态范围，以保证后期处理时的完整性。2) 在不可抗因素(天气，光照，水汽等)的影响下，相机及传感器可能存在云台偏移等问题，在处理成DEM正射图像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保证图像融合时候的像素的匹配问题，有时会要求牺牲一下精度来保证区域的整体性，这需要根据任务的要求来动态调整。3) 无人机操纵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尽可能的按照规划飞行，这时可以使用三脚架模式来稳定飞行器飞行。因此，无人机遥感的影像质量将决定后期机器学习及图像处理时的精度和准确性。 4.2. 水产养殖区域应用要求 水产养殖区存在着其特殊的空间信息特征，在进一步做图像识别时，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结合人工分析和文献资料等充分考虑其地域特殊性，从而改进算法，优化模型。例如：该区域的水产养殖区域存在着其特殊的集合机构，网箱框架以较为相近的矩形为主，并且其空间位置较为统一。因此，考虑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模型训练集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较多的加入其几何要素，例如矩形的关键点控制，对角线像素长度的定义等。这也为未来的无人机水产区域遥感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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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对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民事责任的规定受到许多争议。通过梳理、分析和比较学界的观点和争论，宜使行为人对善意相对人承担无过错的法定担保责任。责任承担方式为损害赔偿：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欠缺代理权，仅需赔偿信赖利益损失，否则应赔偿履行利益损失。如果善意相对人应当知道行为人欠缺代理权，可以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此外，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不影响行为人承担责任。 关键词 :狭义无权代理人，民事责任，损害赔偿，主观状态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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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在我国民法的语境下，无权代理通常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根据法律解释的自由度不同，可以将无权代理作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无权代理是指“无权代理中，行为人的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且因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情况；广义无权代理不仅包括前述狭义无权代理之情形，还包括表见代理，它在我国是指“无权代理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情况，此种事实上的无权代理由于形式上具备足以使善意相对人信赖的权利外观，而由法律调整、转化为有权代理，无论被代理人是否予以追认。 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都具备一定的权利表象，为了保护相对人合理的信赖利益，并考虑被代理人应承受的风险范围，我国民法要求狭义无权代理中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要求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对行为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表见代理成立后，被代理人在其中的民事权利义务与在正常的代理中的情况无异，学界对此的争议并不大；而狭义无权代理成立后，行为人在其中承担的民事责任，就责任性质、担责方式和范围而言，各国存在不同的立法态度，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对此的规定也受到了许多争议。本研究将以立法论为框架、以比较法为视角，通过梳理、分析和比较民法学界对于“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的性质(理论基础)、担责方式和范围”的观点和争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能产生抛砖引玉、解决争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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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担责方式与范围之争 3.1. 担责方式之争 从大陆法系(及社会主义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来看，狭义无权代理中的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如德国、日本、中国大陆)和“损害赔偿”(如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地区)两种模式： 3.1.1. 单一模式(损害赔偿) 即狭义无权代理中的相对人只能请求行为人赔偿损失，而不能主张债务的履行。采“侵权责任说”、“折衷责任说(限于相对人对行为人欠缺代理权的事实善意不知情时)”、“委任契约责任说”或“法定特别责任说”者，系争合同不再有履行或者违约的可能性，相对人只得诉诸损害赔偿，所以理论上应采用此种担责方式。 3.1.2. 选择模式(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 即狭义无权代理中的相对人可以进行选择，或者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请求行为人赔偿损失。采“契约责任说”、“折衷责任说(限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欠缺代理权时)”或“默示担保契约责任说”者，(姑且不论各学说的合理性)系争合同仍有履行或者违约的可能性，故理论上应采用此种担责方式。 选择模式的赞同者(即单一模式的反对者)认为，这种模式赋予相对人以选择权，可以使相对人先前的合理期待不被辜负，救济更加充分，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 [ 2 ] [ 5 ]。 选择模式的反对者(即单一模式的赞同者)则主张排除选择模式的适用，大部分理由与前文反对“契约责任说”的一致(即合同主体、意思表示、合同效力及信赖保护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令行为人承担履行责任于理不合——既缺乏法理上的依据，又损害代理制度的功能(将会增加代理人的风险和负担) [ 4 ] [ 6 ] [ 22 ]。此外，还有学者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很多无权代理人往往缺乏必要的履行能力，相对人的选择权客观上可能无法有效行使，不如直接规定赔偿责任，以避免之后合同不能履行而产生更多的纠纷成本 [ 2 ]。 本研究主张采用“单一模式”，即狭义无权代理中的行为人仅负损害赔偿之责。 3.2. 担责范围之争 主要是指学界对于损害赔偿范围的争议。讨论开始之前，需要阐释“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这两个概念：履行利益，又称“期待利益”，是指合同履行后债权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履行利益获得赔偿的结果是让债权人处于如同合同履行后的状态，保护履行利益的方式既可以是履行合同，也可以是赔偿与履行效果相当的金钱；信赖利益是指与“债权人因信赖合同能够成立并有效而遭受的损失”价值相当的利益，信赖利益获得赔偿的结果是让债权人达到如同合同发生前的状态，保护信赖利益的方式是赔偿债权人的缔约费用及利息、为准备履行合同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及利息、以及丧失与第三人的交易机会所遭受的损失 [ 14 ]。在通常情况下，信赖利益的数额不超过履行利益，债权人的实际利益为履行利益减去信赖利益。 对于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之范围，学界主要有“履行利益单一说”、“信赖利益单一说”、“复合说”和“折衷说”四种观点： 3.2.1. 履行利益单一说 该说主张，行为人仅须赔偿履行利益 [ 27 ]。赔偿履行利益客观上能够达到与履行合同相同的效果；如果仅采用“赔偿履行利益”而不适用“履行责任” [ 28 ]，似乎可以规避争论。但履行利益数额的确定，学界存有异议：有的学者认为，履行利益的赔偿范围不应超过(发生有权代理时)相对人所能从本人处获得的利益，若合同于本人而言无法(完全)履行，则行为人也不必(全部)赔偿；因为相对人的本意是与本人缔结合同，所以他应承担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风险；若行为人赔偿全部履行利益，相对人将会产生不当得利 [ 4 ]。还有的学者认为，即使本人本就欠缺(完全)履行能力，行为人也应向相对人赔偿全部履行利益 [ 29 ]。 3.2.2. 信赖利益单一说 该说为台湾民法学者林诚二先生所主张，即行为人仅须赔偿信赖利益，且赔偿额不超过履行利益 [ 13 ] [ 19 ] [ 30 ]。此说坚决反对“赔偿履行利益”，认为其在本质上与“履行合同”无异，“赔偿履行利益”客观上仍然承认了“契约责任说”。正如林诚二先生所说：“盖契约根本无效，仅有因‘信赖’所生之损害，故不包括将来之利益(期待利益) [ 19 ]。”杨代雄老师认为，行为人赔偿信赖利益足矣，特别是当能够认定相对人丧失与第三人的交易机会时，信赖利益的赔偿效果与履行利益的赔偿效果在数额上可能并无实质差别 [ 12 ]。还有研究者认为，既然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制度为相对人提供的保护弱于表见代理制度，那么行为人的责任范围也应小于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的责任范围，后者的法律效果是被代理人实际履行或者赔偿履行利益，则前者的法律效果应为行为人赔偿不超过履行利益的信赖利益 [ 31 ]。 值得说明的是，“信赖利益的赔偿额不超过履行利益”是基于现实生活和公平原则的考量：一方面，相对人的“缔约费用与为了履行合同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之和”超过履行利益的情况实属罕见，法律不愿过度保护“注定亏本”的相对人；另一方面，却有可能出现相对人“丧失与第三人的交易机会所遭受的损失”超过系争合同履行利益的情况，这是相对人“赚多还是赚少”的问题，属意思自治的调整范围，法律也不愿过度干涉。 3.2.3. 复合说 中国著名法学家史尚宽先生亦主张该说，即无论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相对人均可以主张(即行为人都要赔偿)，但是信赖利益的赔偿额不超过履行利益 [ 14 ] [ 16 ]。这种做法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但同时也增加了行为人的负担。 但对于其中“信赖利益的赔偿额不超过履行利益”的设计，有学者认为，信赖利益的赔偿额可以超过履行利益，“损害赔偿责任应以对损害后果的全部赔偿为原则，凡损害后果与损害行为有因果联系者，均在赔偿之列 [ 32 ] ”，相对人获得的损害赔偿应以能填补其实际损害为标准，而不应设限；但也要受可预见规则的限制，即赔偿额不得超过双方缔结合同时预见到的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合同缔结不成而可能造成的损失 [ 6 ]。 3.2.4. 折衷说 该说由中国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所主张，即行为人行为时如果不知道自己欠缺代理权，仅须赔偿信赖利益(且赔偿额不超过履行利益)，否则应赔偿履行利益 [ 4 ] [ 21 ] [ 33 ] [ 34 ]。这种考虑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免除善意行为人的责任，而是调整不同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令善意行为人的责任轻于恶意行为人；既坚持了“法定特别责任说”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又更人性化，较为合理公平，否则将无法体现善意行为人与恶意行为人的区别 [ 4 ] [ 11 ] [ 35 ]。按照德国民法学者拉伦茨的见解，之所以令恶意行为人承担更重的责任，是因为其在订立合同时有意识地欺骗了相对人，他知道相对人会产生履行利益的期待，所以应该使他承受这样的风险 [ 26 ]。 “折衷说”如今为多数民法研究者所赞同，也是本研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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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其他与责任相关的观点与争论 4.1. 撤回权(撤销权)的行使对行为人责任的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狭义无权代理中相对人行使撤回权(撤销权)是行为人的免责条件，即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相对人没有撤回其法律行为，因为相对人撤回意味着法律行为从未生效(合同因欠缺一方意思表示而归于不存在)，也就不存在行为人责任的问题 [ 5 ] [ 22 ] [ 35 ]。 反对者则认为，相对人撤销系争效力待定合同的行为，旨在消除其与本人之间不确定的法律关系，只是放弃合同被本人追认(合同被履行)的期待，并不意味着也一并放弃了其向行为人主张民事责任的请求权 [ 6 ]。 本研究赞同后者的观点，即相对人行使撤回权(撤销权)不应成为行为人的免责事由(如果契约责任说成立，至多也只是放弃主张履行责任)，否则该权利将被架空，因为一旦行使，相对人的损失将不能从任何地方获得弥补，这与保护相对人的本旨不符。 4.2. 主观状态对行为人责任的影响 4.2.1. 相对人的主观状态 前文责任类型中的“折衷责任说”也考虑了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在此不再赘述。 通说认为，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应以相对人善意为要件(即使行为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仍然可以存在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如果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欠缺代理权，则不享有请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权利；这是由该责任的理论基础决定的，即令行为人承担责任是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若相对人恶意(即明知行为人欠缺代理权还与之订立合同)，则属于其自陷风险，没有保护的必要 [ 4 ] [ 35 ] [ 36 ]。 然而对于善意程度的要求，学界和各国立法存在异议：如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只要求相对人善意即可，而无论是否存在过失；而如德国、日本民法，则要求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此做法亦为崔建远老师所主张 [ 37 ] ；朱庆育老师等人则主张相对人须有重大过失 [ 31 ] [ 38 ] ；更有甚者，如中国大陆民法，即便相对人恶意，行为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 35 ]。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相对人“善意有过失”宜作为行为人的责任减轻事由(即可以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这有利于衡平相对人和行为人之间的利益 [ 4 ] [ 6 ]。 但此时似乎遇到一个问题：通说认为狭义无权代理中的相对人是存在一定过失的，否则将构成表见代理，那么上述对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和“善意有过失”的区分，逻辑上是否存在问题？研究者认为，此时需要厘清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构成表见代理)”和“善意无过失(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行为人欠缺代理权)”此二者的善意程度：若后者与前者的善意程度相同，此时就不存在行为人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若认为二者不同，那后者的善意程度一定是低于前者的，因为构成表见代理需要满足积极信赖保护的条件(表见代理对相对人的善意要求最高，因为此时法律强令本人成为合同当事人，较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制度而言，表见代理对相对人提供的保护更加充分，力度也更强 [ 31 ] )，而狭义无权代理中的相对人(必定存在一定的过失)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表见代理中相对人的善意程度，否则(将“善意无过失”认定为“绝对无过失”)将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研究者认为，此时应对后者(狭义无权代理)的“善意无过失”作限缩解释(或者说降低“善意无过失”的判断标准)，即与相对人“善意有过失”中的过失相比，“善意无过失”中的过失是可以容忍乃至忽略不计的(或者说表见代理中的“善意无过失”须达到较高标准，而狭义无权代理中的“善意无过失”只需达到中等标准“善意无重大过失”)。理解这点之后，再去看待狭义无权代理中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就没有疑惑了。 综合考量之后，本研究主张，仅当相对人善意时，行为人始负赔偿之责，并以相对人“善意但有过失”作为行为人的责任减轻事由。 4.2.2. 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前文责任类型中的“侵权责任说”和“缔约过失责任说”与损害赔偿范围中的“折衷说”均考虑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于其责任的影响，在此亦不再赘述，但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是行为人的过失对其责任成立与否的影响。肯定观点认为狭义无权代理人的责任要考虑行为人当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欠缺代理权 [ 12 ] [ 13 ] [ 31 ]。否定观点则认为无须考虑过错，因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均以本人的名义，应视作向相对人“担保”自己有代理权 [ 38 ]。 第二，是行为人的过失对其担责方式和范围的影响。杨代雄老师综合考虑了行为人和相对人两造的主观状态，他认为，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履行合同债务或者赔偿履行利益的前提是行为人知道自己欠缺代理权，且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代理人欠缺代理权 [ 12 ]。对于赔偿范围，除德国民法依行为人是否明知欠缺代理权而进行区分外，其他各国或地区立法均未明确规定。我国有较多学者主张参照德国的立法例 [ 3 ] [ 5 ]，即赔偿范围“折衷说”(即行为人行为时如果不知道自己欠缺代理权，仅须赔偿不超过履行利益的信赖利益，否则应赔偿履行利益)。但也存在反对的声音，认为行为人的赔偿范围与其过错程度并无关联，其主观状态只决定是否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决定损害赔偿范围 [ 31 ]。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的善意标准宜高于相对人 [ 35 ]，大抵因为行为人责任制度旨在保护相对人的合理利益，故不必对相对人太过严苛。 本研究认为，行为人的责任是一种不问过错责任，但责任范围可依其过错程度作区分。 4.2.3. 行为人(或相对人)与本人的潜在纠纷 有学者认为，本人拒绝追认后，若行为人给本人造成权益上的损害(如侵犯本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商业信誉等)，即应对本人承担侵权责任 [ 39 ]。还有学者认为，如果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欠缺代理权还与之订立合同，若给本人造成损失，应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 9 ] ；正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4款的规定：“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此外，若行为人对本人构成无因管理，则享有费用返还请求权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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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各国(地区)立法例的分析 各国(地区)对于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之处理方式的利弊优劣，在前文对各种学说、观点的梳理、分析和比较过程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下文不再重复评价。 5.1. 中国大陆民法 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8条仅仅规定了“未经本人追认的无权代理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但对于具体如何承担责任，则语焉不详。后来颁行的《民法总则》在第171条的第3款和第4款进行了明确，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不难发现，我国立法以“契约责任说”为理论基础，以“(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选择模式”为担责方式，以“(履行利益与信赖利益)复合说”为损害赔偿范围；且相对人的过错是行为人的减责或免责事由——此时行为人承担过错责任且适用过错相抵，如果行为人没有过错，则不用承担责任，而由相对人自担损失。 5.2. 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 [ 40 ] 第110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义所为之法律行为，对于善意之相对人，负损害赔偿之责。”第216条规定：“(I) 损害赔偿，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以填补债权人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为限。(II)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计划、设备或其他特别情事，可得预期之利益，视为所失利益。” 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可知，该立法以“法定特别责任说”为理论基础，以“(损害赔偿)单一模式”为担责方式，以“(履行利益与信赖利益)复合说”为损害赔偿范围，且狭义无权代理中的行为人仅对善意的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 5.3. 法国民法典 1999年版《法国民法典》 [ 41 ] 第1992条第1款规定：“受委托人不仅应对其欺诈行为承担责任，而且应对其在管理中的过错负责。”第1997条规定：“受委托人，以此资格向与其缔结契约的人充分说明其所享有的权限后，对超出此种权限的事务，不负任何保证责任，但受委托人自行负担此种责任时，不在此限。”第2005条规定：“仅仅向受委托人通知撤销委托，对不知道此项撤销事由，仍与受委托人进行业务往来的第三人，不具对抗效力，但委托人对受委托人有求偿权。” 分析可知，法国民法的规定似乎以“缔约过失责任说”和“默示担保契约责任说”共同作为理论基础(因第1992条规定代理人须对其欺诈行为负责，若将无权代理定性为欺诈，则系争合同可撤销，行为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又因第1997条提到“保证”二字，便可以推导出代理人在代理关系中向相对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论断，故又体现“默示担保契约责任说”)，以“(损害赔偿)单一模式”为担责方式，以“(履行利益与信赖利益)复合说”为损害赔偿范围，且明确了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在履行债务后对代理人的追偿权。但第2005条的规定似乎对被代理人过于严苛，因为现实生活中被代理人(并不总是能接触到相对人)往往只能通知代理人撤销委托代理权，而且也很难公示“撤销委托代理权”这一事实。 5.4. 德国民法典 2013年版《德国民法典》 [ 42 ] 第179条规定：“1) 作为代理人订立合同的人不证明其代理权的，有义务依另一方的选择，或者向另一方履行，或者损害赔偿，但以被代理人拒绝追认合同为限。2) 代理人不知道代理权的欠缺的，仅有义务赔偿另一方因信赖该项代理权而遭受的损害，但不超过另一方就合同之生效所拥有的利益的数额。3) 另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权的欠缺的，代理人不负责任。代理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也不负责任，但代理人系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而实施行为的除外。” 简言之，德国民法的规定以“契约责任说”为理论基础，以“(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选择模式”为担责方式，以“(履行利益或信赖利益)折衷说”为损害赔偿范围，并将相对人的过错(即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权的欠缺)作为行为人的免责事由。同时，也明确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在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时才承担责任。 5.5. 日本民法典 1991年版《日本民法典》 [ 43 ] 第112条规定：“代理权的消灭，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第三人因过失不知其事实时，不在此限。”第117条规定：“(一)作为他人代理人缔结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代理权，且得不到本人追认时，应依相对人的选择，或履行契约，或负损害赔偿责任。(二)前款规定，不适用于相对人已知或因过失而不知无代理权情形或者作为代理人缔结契约者无其能力情形。” 由此得出，日本民法的规定以“契约责任说”为理论基础，以“(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选择模式”为担责方式，以“(履行利益与信赖利益)复合说”为损害赔偿范围，还将“相对人的过错”以及“行为人欠缺缔约所需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行为人的免责事由。 5.6. 意大利民法典 2003年版《意大利民法典》 [ 44 ] 第1398条规定：“无权代理或者超越代理权限缔结契约的人，应当对无过失的缔约第三人因相信契约效力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意大利民法的规定十分简明，即以“缔约过失责任说”为理论基础，以“(损害赔偿)单一模式”为担责方式，以“信赖利益单一说”为损害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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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狭义无权代理中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宜采用如下处理方式： 1) 责任性质(理论基础)：“法定特别责任说”，即行为人承担无过错的法定担保责任； 2) 担责方式：“(损害赔偿)单一模式”，即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不必承担债务履行责任； 3) 损害赔偿范围：“(履行利益或信赖利益)折衷说”，即当行为人善意(不知道自己欠缺代理权)时，仅须赔偿不超过履行利益的信赖利益；当行为人恶意(明知自己欠缺代理权)时，应赔偿履行利益； 4) 责任成立前提：相对人善意，即不知道行为人欠缺代理权； 5) 责任免除事由：相对人恶意，即明知行为人欠缺代理权； 6) 责任减轻事由：相对人善意但有过失，即不知道但应当知道行为人欠缺代理权； 7) 撤销权的行使对责任的影响：无影响。 其中，第3)项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第4)至6)项考虑相对人的主观状态。 据此，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宜修改如下：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撤销不影响善意相对人主张本条第三款中的权利。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行为人不知道自己欠缺代理权的，应当赔偿相对人为缔约和准备履行合同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及利息、以及丧失与第三人的交易机会所遭受的损失，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行为人明知自己欠缺代理权的，以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范围。善意相对人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可以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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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柔性直流输电是未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和大范围互联的重要手段。本文针对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直流侧故障快速清除难题，提出采用基于超导体超导态/正常态快速转变特性的超导直流限流器配合直流断路器的方法，实现直流故障隔离。以某柔性直流输电系统为典型案例，采用PSCAD软件仿真对比在系统不同位置配置限流器对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桥臂电流等抑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柔直系统算例中负极架空线路出口配置限流电阻为10 Ω、失超响应时间为0.1 ms的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可有效降低对直流断路器截断时间的快速性要求，提升多端柔直系统换流阀故障穿越能力。 关键词 :柔性直流，超导，限流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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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能源资源分布不均匀，大型电源基地远离负荷中心，对远距离大容量输电具有较高需求。柔性直流输电是继交流输电、常规直流输电后的新一代输电技术，可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高效接入，是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和实现大范围能源互联的重要手段 [ 1 ] [ 2 ]。 目前世界上投运的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大多不具备直流故障穿越能力，快速切除并隔离直流故障是大电网柔性互联技术未来发展的重点研究领域。利用超导直流限流器在故障电流下的快速转变特性，配合高压直流断路器的技术路线，可实现对故障电流的有效抑制，直流线路故障的快速可靠切除，降低高压直流断路器在开断时间、关断容量、串联断口等方面研制难度，对提升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可靠性水平，推进我国大电网柔性互联技术发展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及示范应用意义 [ 3 ] [ 4 ]。 常规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在直流架空线路发生单极接地等线路故障，需闭锁三站并跳开其交流侧开关，即停运整个三端系统，以实现直流侧故障的清除及隔离。该技术壁垒即多端柔直系统直流架空线路的故障定位及快速隔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共性关键问题。通过在柔直系统配置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和直流断路器，研究提出换流阀、直流断路器、直流限流器三类非线性设备匹配协调运行策略，解决系统直流侧故障的快速清除难题 [ 5 ] [ 6 ]。 超导限流器从原理上主要分为电阻型和电感型两类。电阻型工作原理基于超导体的零电阻效应，系统正常运行时不体现电阻，系统发生故障短路电流超过限流器临界电流时，超导体失超而阻值迅速增大，起到限制短路电流的作用。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充分利用超导体的零电阻和状态快速转变特性，具有结构简单、抗扰动能力强、对柔直系统影响小等显著优势。从国外对超导限流器的研究现状看，美国超导公司完成了115 kV/0.9kA电阻型超导限流器研制和试验验证；美国SuperPower公司正在开展138 kV/0.8kA矩阵式电阻型超导限流器研制；韩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完成154 kV/2kA电阻型超导限流器样机研制。在国内，天津百利机电公司研制的220 kV/0.8kA饱和铁心型超导限流器于2012年在天津电网挂网；广东电网公司完成目前国际上容量最大的超导限流器(500 kV/3.15kA饱和铁芯型)研制；江苏中天科技公司完成220 kV/1.5kA电阻型超导限流器研制。但国内外尚未见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工程应用于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研究报道，即利用超导限流器快速失超响应特性，解决柔直系统短路故障电流上升率高，需快速闭锁换流阀等突出难题 [ 7 ] [ 8 ]。 本文分析了柔直系统在闭锁前后短路电流演变机理及超导直流限流器失超特性，提出了柔直系统不同故障工况下的控制保护策略，采用PSCAD电磁暂态软件仿真研究了系统不同短路工况，不同位置配置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对直流故障电流、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换流器桥臂电流的限流效果，为超导直流限流器的工程应用提供基础数据和策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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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MMC柔直系统短路电流暂态演变及超导限流器失超特性分析 MMC柔直系统直流侧故障主要分为双极短路故障、单极接地故障和断线故障，其中双极短路故障对系统危害最严重，本文以双极短路故障为例为故障电流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2.1. 换流阀闭锁前 换流站出口故障时子模块闭锁前的等效电路如图1所示，该阶段直流故障电流主要由子模块中电容放电及交流电源馈流组成，其中子模块电容放电占故障电流的主导。 图1. 双极短路电流路径示意图 闭锁前各相单元投入状态的子模块个数相同，可将双极短路故障等效为RLC二阶放电回路，如图2所示。 图2. RLC等效电路 其中电阻R主要是IGBT通态电阻和桥臂电阻，数值很小。电感L主要由桥臂电抗值决定，电容C由子模块电容值决定。当系统容量和电压一定，换流阀子模块电容越大、桥臂电抗越小，故障电流越大。双极短路闭锁前就是电容快速放电过程，短路电流具有快速上升特性。因此，在短路回路中增加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可增大放电回路中能量消耗速度，降低直流线路的故障过流水平。 2.2. 换流阀闭锁后 在闭锁后的初始阶段，由于桥臂电抗的续流作用，续流二极管维持导通状态。在桥臂电流衰减到零以前，短路电流主要由桥臂电抗续流和交流电源馈流两部分组成，并逐渐衰减。在闭锁后的过渡阶段，该阶段二极管全部导通，桥臂电抗续流和交流系统同时向短路点放电。在不控整流阶段，系统进入由交流源和二极管桥式电路组成的不控整流阶段，此时故障电流来自交流源馈流。 通过对MMC柔直系统严重故障即双极短路工况放电回路的分析，在放电回路中加入具有瞬时转变特性的超导限流电阻，可有效降低短路电流水平，实现换流阀暂时性闭锁甚至不闭锁，提升柔直系统故障穿越能力。 电阻型超导限流器是基于超导体的超导态/正常态转变特性抑制短路故障电流的新型电力装备，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当电网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串入电网中的超导限流器阻抗为零，对电网不产生影响；一旦电网发生短路故障，故障电流超过限流器临界电流时自动触发，产生一个合适阻抗，有效抑制短路故障电流；在短路故障消除后，超导限流器自动恢复到零阻抗状态无阻通流。如图3所示。 图3. 电阻型超导限流器原理 采用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当系统短路电流超过其临界响应电流后，其失超电阻值与带材温度有关，该变化规律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4. 超导限流电阻随温度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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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柔直系统算例的直流侧故障清除策略 该多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包括A (受端)、B (送端)和C (送端)三个换流站。设计容量分别为200 MW、100 MW和50 MW，采用基于半桥型子模块级联型多电平换流器，其中B换流站到C换流站为12.5 km直流架空线路。工程主要作用是将分散的间歇性清洁风电通过B换流站和C换流站接入并通过A换流站输出。 针对B换流站至C换流站之间的直流架空线路故障清除难题，通过在该线路B换流站出口正负极线上各加装一台直流断路器，以实现对C换流站故障及架空线路短路故障的选择性隔离，避免三站系统整体停运，如图5所示。 图5. 柔直系统加装直流断路器示意图 同时，针对该故障区间不同故障类型，如双极短路和单极接地故障，对换流阀等一次设备的冲击影响不同，引起保护动作不同，导致换流阀闭锁与否结果不同。因此，针对不同故障类型，柔直控制保护采取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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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超导限流器在柔直系统配置的仿真分析 4.1. 不配置限流器系统仿真 本文针对柔直系统中C换流站直流侧故障清除案例，仿真分析在该直流架空线路发生负极接地短路故障，加装限流器前后直流线路电流、换流器桥臂电流、直流断路器机械支路电流等关键暂态特性参数变化，为柔直系统控制保护策略优化和提升系统故障穿越能力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仿真中设置三站按额定功率运行，在2 s时刻连接B换流站和C换流站的直流架空线路发生负极接地短路，在该非严重性短路故障下，C换流站闭锁退出运行，直流断路器跳开隔离线路故障，A-B站保持运行。线路电流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桥臂电流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 从图6仿真结果看，该单极接地故障电流演变时序为：故障发生后1 ms内主要体现为电缆对地电容放电，故障电流呈高频振荡；其后A换流站和B换流站不闭锁，MMC子模块电容和交流系统持续向接地点馈入短路电流，该阶段故障电流峰值为2.5 kA。故障发生后9 ms，直流断路器机械断口电流过零熄弧，截断电流为1.8 kA。 图6. 线路电流仿真结果 从图7桥臂电流仿真结果看，故障发生后B换流站桥臂电流均出现抬升，其中上桥臂电流峰值为560 A，下桥臂电流峰值为529 A。该站桥臂过流保护四段动作门槛值为624 A，动作延时0.2 ms。即该故障下桥臂过流接近保护动作定值。 图7. B换流站桥臂电流仿真结果 4.2. 直流线路配置限流器系统仿真 通过在案例中直流线路配置限流电阻为10 Ω、失超响应时间为0.1 ms的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仿真分析相关故障特征参数的变化，结果如图8、图9所示。 图8. 线路电流仿真结果 图9. B换流站桥臂电流仿真结果 加入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后，线路短路电流在2 ms时刻至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前的峰值为1.9 kA，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为1.3 kA，对线路故障电流抑制率达到为25%。 从图9仿真结果看，B换流站上桥臂电流峰值为522 A，下桥臂电流峰值为406 A，本仿真案例中结合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的配置，对短路故障下桥臂过流也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对直流断路器电流截断时间的快速性要求也相应降低，显著提升直流断路器制造难度及机械断口动作寿命。需要指出的是，当线路发生单极接地等非严重性故障(单极接地为非严重)时，A换流站和B换流站换流阀能够耐受直流断路器跳开前的短时过流，实现不闭锁性能，但面向未来更高电压等级、更大短路电流水平的柔性直流系统，考虑选择性直流保护出口延时和直流断路器跳开时间，IGBT存在无法耐受短路电流的情况必须闭锁换流阀，超导限流器的技术优越性可得到更多体现。 4.3. A换流站出口配置限流器系统仿真 针对青汇线单极接地故障，A换流站和B换流站均向接地点馈入短路电流，仿真分析在定电压站A站出口配置同参数的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对短路电流等抑制效果，仿真结果如图10所示。 图10. 线路电流仿真结果 从仿真结果看，线路短路电流在2 ms时刻至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前的峰值为2.26 kA，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为1.5 kA。通过仿真对比，在B站和C站之间母线出口布置限流器，可取得最优的限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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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针对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直流侧故障快速清除难题，提出采用基于超导体超导态/正常态快速转变特性的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配合直流断路器的方式实现直流故障隔离。以某柔直加装机械式直流断路器和超导直流限流器为典型案例，提出系统不同故障类型下直流控制保护策略，采用pscad软件仿真对比在系统不同位置配置限流器对故障电流和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的抑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直流架空线路负极出口配置限流电阻为10 Ω、失超响应时间为0.1 ms的电阻型超导直流限流器，在该线路发生单极接地故障下，可使直流断路器截断电流从1.8 kA降低至1.3 kA，换流站桥臂电流峰值从560 A降低至406 A，可有效降低对直流断路器截断时间的快速性要求，提升多端柔直系统换流阀故障穿越能力。本文提出的柔直系统直流故障清除方法，对未来更高短路电流水平的柔性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建设，具有良好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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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系辞》中出现的理想人格，可分为君子、贤人、圣人三层次。其中君子的境界表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上已臻于成熟，他不一定要成就功业，若治世则出仕以成业，若乱世则退隐以保身；贤人才德兼备，体乾道以成德，并行坤道辅佐君王以成业；圣人才德非凡，德高而能穷神知化、参赞天地化育，才高而能制器以利天下。从君子到圣人，越是高层次的理想人格，其德与业越是密切相关，对于修养目的与贡献社会，实现得也越彻底。 关键词 :系辞，理想人格，君子，贤人，圣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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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易经·系辞》(以下简称为《系辞》)中出现的理想人格中，可分为君子、贤人、圣人三层次，分别代表著三种修养之境界。藉著探讨理想人格的特质，可明白《系辞》对修养理想境界的指标。在《系辞》中，理想人格之德业是合一的，业是为了成德，使德在业中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