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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暗店街》与《万寿寺》对“失忆”的不同追寻 3.1. “失忆人”周围的“海滩人”和“被失忆人” 西方社会以个人为中心，中国则更注重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位置的不同，使《暗店街》和《万寿寺》涉及到的“失忆人”周边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喻意。 《暗店街》中帮助居伊寻找记忆的线索人，都是一些“海滩人”。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对“海滩人”进行定义：“他在海滩上和游泳池边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在成千张假日照片的角落或背景上，总可以看到他穿着游泳衣，混杂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里。因而当他有一天从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 1 ] 。不管是帮助居伊获得新身份的于特，还是之后帮助居伊寻找回忆的线索人，他们都是失去自己记忆或则在别人记忆中消失的人。 于特帮助居伊寻找记忆，可能是“他同情我，那么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记忆也有漏洞”[ 1 ] ，于特同样作为一个失忆的人，“他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 1 ] ；往日好友斯蒂奥巴，在多年后见面，既认不出“我”，也想不起与上一个线索人保罗(保罗在居伊找斯蒂奥巴之前，拜托居伊传达他一直很惦记斯蒂奥巴)有所联系；奥瓦尔作为家族最后一位代表，却完全不了解家族的情况；芒苏尔对回忆的害怕与惊悚……除了主人公，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失忆，或者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或者与过去的历史相悖(意味着对过去历史的丢失)。《暗店街》中，所有线索人的记忆都是片段化、碎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是断裂的，即使是相识的人，也各自相忘。他们如同“水蒸汽”，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彼此“从虚无中出来，衣服上的几个闪光片闪闪发亮，之后不见了”[ 1 ] 。每个人在对方的生活中，只停留短暂的几秒，片刻的欢娱之后，彼此就不记得对方的名字与存在。这些人“什么也不是”，只是“有时远而弱，有时近且强的振波所散播的回音”[ 1 ] ，他们仅仅是存在，却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 与其说《暗店街》的主人公是居伊一人，不如说是包括居伊在内的所有“海滩人”。他们存在的虚无感与荒诞感，正是对个体本质的怀疑与存在意义的探寻。 《万寿寺》叙述人“我”的寻找过程，不是通过他人的回忆进行追溯，而是通过对自己过去手稿的阅读，得以找回记忆。在重读自己手稿过程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故事(手稿)里，有一个人物是我自身的写照……是薛嵩，换言之，薛嵩就是我”[ 2 ] 。了解手稿中的薛嵩，即了解“我”的过去。 手稿中，薛嵩与三种人有密切关联。一种是雇佣士兵，一个是老妓女，一个是红线。薛嵩收买雇佣兵，是为了能够让他们依附于自己，体验自己节度使的权威身份；薛嵩与老妓女关系，用“我”的话说，“她并不是出卖肉体，而是供给男人一种文化享受”；而薛嵩与红线的关系，出于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有时候薛嵩觉得红线很可爱，因为她有朝气，但朝气过剩时则压倒薛嵩的“老爷”地位。因此，当薛嵩从红线和雇佣兵那里得不到心理上的满足，体味不到作为将帅和老爷权威身份而感到寂寞时，就会回到老妓女身边(因为在老妓女那里，薛嵩是老爷的位置)。在这里，薛嵩与周围人形成一个微缩的权利关系：压迫与被压迫、施虐与受虐。雇佣兵脸上刺字的消失，消解了薛嵩对雇佣兵的统治和压迫，而老妓女、红线女与薛嵩的性关系，则成为书中的主题和焦点。老妓女在性行为中的顺应与无反应，与红线积极地帮助薛嵩对自己实施抢婚行为(帮助他打造抢婚用的囚车)，一方面，表现受压迫者对压迫的接受(甚至麻木)，另一方面，隐喻着在这个微型权利结构中，不仅施虐者是唯一的快感攫取与获得者，同时“这种施虐行为也正是以受虐者对施虐者的需要和热爱为前提”[ 4 ] 。 手稿中薛嵩的故事，实际上象征过去“我”的记忆，其中包含对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清醒的认识。“我”所失忆的记忆，正是包含了对个人生存状态的清醒认知，而“我”身边的白衣女人、领导——那些没有失忆的人——象征没有这种“记忆”/清醒认知的人。他们正是在权威压制下没有个体独立意识的人。他们作为“被失忆”、没有独立意识的人，其实无所丧失。《万寿寺》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生存状态的探寻，脱离不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3.2. 碎片化叙事中的单一结构与重述解构 作为当代作家，莫迪亚诺和王小波在《暗店街》和《万寿寺》中，都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主人公对记忆的追寻在现实与回忆/现实与虚构之间交错，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发展的完整性，呈现出相对凌乱的、支离破碎的、拼凑出来的小说情节模式。两个现代性的写作文本，一反传统的叙事方式，目的是为了激发受众的阅读感受。但两部作品又因指向不同的个体生存状态，而呈现出不同的追寻方式：《暗店街》在主人公寻找线索人，在线索人的回忆中找寻自己历史“碎片”的单一线索中进行；《万寿寺》虽也采用虚与实的叙事方式——“我”的工作单位(实)与手稿的世界(虚)交插的线索中找寻，但在占据主要内容的手稿中，又存在多重叙事。 《暗店街》由47个片段组合而成。这些片段有主人公的亲身经历，有从其他地方得到的调查报告，有朋友之间的通信，也有主人公回忆起来的过往生活的片段途径。这些片段之间既相互独立、自成一篇，但又相互联系，共同指向“记忆”/“历史”。 小说叙事的碎片化，真实再现了当时处于占领时期法国人(特别是犹太人)的生活状态——颠簸、流离、无所依靠。这种叙事的片段化，一方面是为了叙事书中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将读者代入到一种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环境中。这种不稳定氛围打破了人物行动、情节发展对读者阅读的一贯引导性，使读者在片段化式的阅读中，与主人公一起感受虚无感、幻灭感和迷离感，从而思考“我是谁”、“我的过去是什么样”、“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引向哲学性的探索——人存在的意义。 《万寿寺》同样也采取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小说分为几大部分，每一部分下面又有几小块。与传统章节划分不同，《万寿寺》中章节的划分，并没有标题，而是简单的用“一”、“1”等数字划分内容，这让整部小说具有一种模糊感。与《暗店街》不同的是，在这些碎片化的叙事故事中，又嵌套了一种结构——在手稿的情节中——采用重复与戏仿的手法。《万寿寺》中最常见的是叙事话语是“我的故事又重新开始”、“我的故事又有了另一个开始”、“……这个故事因此又要重新开始”、“对以上故事。又可以重述如下”[ 2 ] 。整部小说不仅在现实与手稿中反复交错，同时手稿中叙述的故事也被不断地反写，如薛嵩抢红线有各种可能，薛嵩被刺经过有多重说法，老妓女杀小妓女又有几种讲法，刺客的来历又有多种可能……这种反复与重写，实质是对原文本的戏仿。《万寿寺》本身即建立在对传奇故事的戏仿上，小说叙述人又对自己写的手稿进行改写，在改写的过程中，改写的故事又对原故事进行戏仿。这种元小说和元叙述模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但又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去深度”旨意相反——叙述人不断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强调的则是叙事的固有价值，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叙述了什么故事，而在于叙述行为本身。手稿中故事的不断改写，使人物呈现多重性、人物位置相互交换——关于薛嵩，有两个外观、性格截然不同的薛嵩；刺杀薛嵩的刺客先写的是一个男子，后面改写为一个女子；刺客刺杀的是薛嵩，之后又改写为刺杀红线……“《万寿寺》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虚构故事里的虚构故事，原小说的属性使之不断提将其自身显示为虚构作品，它成为了对其自身欺骗性的无止境揭露。 [ 5 ] ”细推究，红线、老妓女、小妓女、塔里的姑娘完全是合二为一的，她们都是叙述人的妻子白衣女人在不同场景中的化身，更明确地说，她们是现实中人的心理情感的投影。因此，老妓女在性行为中所表现的淡漠和无反应，代表着对压迫的接受与麻木；而红线女在薛嵩对自己的抢婚中所做的积极反应，则代表着对施虐者施暴的热爱与依赖。在手稿的反复改写中，透露的是对国人处于意识形态的禁锢中，无法逃脱乃至麻木、依赖的一种醒视。 碎片化的叙事，使《暗店街》与《万寿寺》在读者面前营造出一个令人迷乱的虚实相间、现实与往昔交错的世界。而《暗店街》因关注个体，把情节集中在单一线索的追寻中，创造出朦胧、迷离、虚无的气氛，直指具有哲学意蕴的存在问题；《万寿寺》则采用反复改写的方式，不断解构人生存的结构，在剖析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中暴露人本真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