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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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能源已经出现了枯竭的局面，而大量使用传统能源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分布式能源因具有清洁、存储量大、利用便捷等特点，逐步被人类开发与利用。国外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对分布式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欧美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成熟的技术体系、完善的政策体系等。从美国、欧盟等国分布式能源发展的经验分析，除了分布式能源技术之外，政府对于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对于该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国内对于分布式能源的理论研究、实践利用均处于起步的阶段，对于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政策等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因此，对现有的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进一步探索分布式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规律，将有助于完善现阶段中国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政策，促进分布式能源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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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学者对分布式能源政策的研究较早，已经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现有研究已经涵盖了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重要性，政府实施的政策对于分布式能源的研发、生产等不同阶段起到的推动作用，现有分布式能源政策的效果评价与完善方向等。 Lilley William E.等(2012) [ 1 ] ，Erik van der Vleuten (2006) [ 2 ] ，H. Lopes Ferreira等(2011) [ 3 ] 认为：分布式能源的大力发展，尤其是与现有的电力系统协调发展后，将更加灵活、安全地提供能源供应，对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Amina Malaki (2008) [ 4 ] 在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之后，认为发展分布式能源既可以满足当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对于能源的需求，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好环境。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发展分布式能源对于能源供应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普遍认为，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发展得益于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Graham等(2003) [ 5 ] 、Chien等(2006) [ 6 ] )。Philippe Menanteau等(2003) [ 7 ] 认为政府采取的固定电价制、配额制等措施，促进了分布式能源技术发展。而Nicholas Howarth (2012) [ 8 ]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碳定价政策难以推动分布式能源技术发展的情况。当然对于促进分布式能源技术发展是否存在最优政策，国外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争议Danyel Reiche (2004) [ 9 ] 的研究认为发展分布式能源要基于各国实际情况，没有固定的政策或者模式。 国外学者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对于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有许多政策研究都与这一话题相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Niels， Anne (2003) [ 10 ] 认为，通过对分布式能源发展项目实施专项的经费补贴，可以减少分布式能源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阻力。Catherine等(2004) [ 11 ] 分析了当降低分布式能源发电成本时，可以提高分布式能源发电企业的市场竞争性力，并逐步降低电价和发电成本。Magali A. Delmas等(2011) [ 12 ] 的研究表明，美国过去十年分布式能源市场化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就是强有力地实施了配额制度、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等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政策。 国外学者还十分注重对现有分布式能源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Fernando Gonzalez (2010) [ 13 ] 分析了西班牙的固定电价政策，研究表明，固定电价政策能实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平衡，能有效地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发展。Jenner， Steffen等(2012) [ 14 ] 对欧美国家1990年~2010年的数据研究后认为，优惠上网电价刺激了企业投资，进而推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K. H. Solangi，M. R. Islam等(2011)在对欧美国家、亚洲国家的光伏太阳能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FIT、RPS和其他财税激励政策受到了许多国家的使用，并且在推动分布式能源发展的过程中表现良好。 随着学者对于分布式能源政策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分布式能源产业的发展，有学者开始分布式能源的政策进行总结。Vaclovas Miskinis， 等(2011) [ 15 ] ，G. Pepermans (2005) [ 16 ] 的研究认为：欧美等国支持分布式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有：制定目标，技术引领，财税激励政策，改革并完善现有的能源系统等。而DORIS E.， GELMAN R. (2012) [ 17 ] ，KRASKO V.A. DORIS E. (2013) [ 18 ] 根据分布式能源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将政策分为三大类：一是市场准备阶段的政策，包括准入条件的确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等；二是市场创造阶段的政策，包括专项支持资金，奖励基金等；三是市场扩张阶段的政策，包括财税激励政策、节能补贴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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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与国外研究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影响分布式能源政策的因素分析和完善分布式能源政策的建议三个方面。 3.1. 国外分布式能源发展的经验介绍与启示分析 国内许多学者介绍了国外分布式能源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了分布式能源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政府政策等。这些经验，对于国内学者、政府、企业了解国外分布式能源发展的状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一些学者通过国内外分布式能源发展情况的对比，提出了国内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陈伟(2010)通过日本与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对比之后认为，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应该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增强政策的协调性，推动市场化改革 [ 19 ] 。 张玉臣，彭建平(2011)对欧盟的新能源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了统一的政策体系，技术引领发展，与生态环境相符合三个基本特征。他们认为中国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以市场竞争来实现产业布局优化，形成统一的政策体系等 [ 20 ] 。蒋惠琴(2014)介绍了美国的政策：美国是由国家层面制定宏观政策，各州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具体的激励、管理措施。她认为，这一政策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 21 ] 。 3.2. 我国发展分布式能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就提出应对分布式能源发展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尹炼(1993) [ 22 ] 分析了分布式能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之后随着国内环境污染问题与能源紧张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其中，中央党校课题组(2011) [ 23 ] 对分布式能源、新能源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进行了宏观分析。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2011) [ 24 ] 则具体提出了我国分布式能源、新能源技术、产业和市场发展的目标、愿景、路线等。但是梳理现有研究后可以发现，与国外学者的研究一样，国内学者也普遍认识到分布式能源发展对于能源保障，能源安全，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何润民(2013) [ 25 ] 的研究认为，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已经具备了实践条件，并且发展的潜力较大。同时，国内的如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大唐集团等大型能源企业已经开始成立专门的新能源发展公司，为国内分布式能源发展提供的便利的条件。 3.3. 促进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具体政策研究 1) 政策体系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各级政府，相关国有企业对于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梳理这些政策后发现，政策数量多，涉及的内容广，但是政策的连续性、系统性、协调性和整体性不足(韩晓平(2011) [ 26 ] ，许勤华等(2012) [ 27 ] )。由于政策体系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导致了分布式能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阻碍了分布式能源市场化、正规化的发展进程。但是近年来看，我国的政策支持由宏观政策逐步转为实质性、针对性更强的政策(王振铭等(2012) [ 28 ] )。 2) 财税政策方面的研究。刘松万(2009) [ 29 ] 提出了在我国设立专门的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的构想，并对其内容和管理制度进行了说明。李靖(2011) [ 30 ] 认为我国现行的能源税负偏高，税率不合理，尚未形成支持分布式能源发展的财税框架体系。宋晓晶(2013) [ 31 ] 认为我国针对分布式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还存在不合理、滞后的现象。杜伟杰、陈钢等(2011) [ 32 ] 则从立法、实施技术研发与消费补贴等角度提出了改进的思路。潘文轩、吴佳强(2012) [ 33 ] 从能源增值税、碳税、环境污染税等角度提出了建议。 3) 金融政策研究方面。初敏(2014) [ 34 ] 指出了鉴于分布式能源发展的现阶段投资风险高，收益不确定，需要依靠完善的金融政策来增加资金来源渠道，促进分布式能源发展。 王士伟(2011) [ 35 ] 分析了BOT、PPP、项目租赁、资产证券化、创建新能源基金等五种融资模式。张艳峰(2011) [ 36 ] 则重点提出了政策性融资、上市融资等融资渠道。黄碧斌(2013) [ 37 ] 指出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低息贷款措施来完善我国的金融政策。 4) 国际竞争与合作研究方面。闫世刚(2012) [ 38 ] 中美能源合作的问题，从战略规划、具体措施方面提出通过合作，提升国内能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陈思旭(2011) [ 39 ] 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水电、核电等方面有较大的合作潜力，应该抓住机遇，加深国际合作，提升国内企业的实力。 此外，学者还对分布式能源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支持政策、并网支持政策等开展了研究。但是这方面的政策研究内容较少，更多地还是在对于技术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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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开展了大量研究，对于分布式能源政策的发展、完善，分布式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而国外的研究成果比国内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和完善。因此，国内学者还需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的研究，为完善中国的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研究内容方面：一是对于分布式能源的界定尚未明确。国外对于分布式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概念的定义较为明确，在研究中能较好的界定与区别，保障了研究的对象明确。而国内学者对于分布式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概念尚未形成明确的定义，在研究过程中时常混合使用，相互替代，研究对象的范围并不明确。二是缺乏政策分类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项或一类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效果、影响因素等开展研究，缺乏对政策的科学、合理分类，导致现有研究成果五花八门、十分零散，现有研究成果无法为政府完善政策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 研究视角方面：缺乏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视角。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立足产业发展等理论，研究了分布式能源政策在分布式能源研发、生产、市场化等阶段的问题或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但是国内外的情况都表明，分布式能源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都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这就需要基于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视角对政策的制定、分类、实施等问题开展研究。 3) 研究方法方面：缺乏定量研究的方法。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缺乏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尤其是缺乏在对现有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方面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总之，分布式能源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的在分布式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内学者还需要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未来“能源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基于管理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分类研究、政策评估、政策动态调整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为我国尽快完善分布式能源发展政策，推动分布式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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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探讨大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UCLA孤独量表和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对450名大学生施测。研究结果表明：1) 大学生的孤独感体验在性别、是否独生、生源地项目上呈显著性差异；2) 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在性别和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3) 孤独感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水平，孤独感对社交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应该正确对待大学生高孤独感群体，并及时给予调控，帮助他们走出孤独，并锻炼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品质，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 :大学生，孤独感，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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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学生的年龄大多是18岁到23岁，正处在青年期与成年期的过渡期。这个时期，心理与行为活动能否得到良好的转型矫正，将对他们的一生有一定影响。处在这个阶段的大学生，生理发展已经成熟，抽象思维趋于完善，人格独立，开始着手建立两性关系。但是，大学生还没能准备好扮演社会职业角色甚至是父母角色，职业与家庭的相关认知还未完全形成。这种亲密与孤立的矛盾使这一阶段的学生更容易因为内外因素产生孤独体验。 1973年，美国学者Robert S. Weiss 发表了名为《孤独——情绪与社会孤立的体验》的文章，文章指出：孤独感是当个体感到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自己对交往的渴望与实际的交往水平产生差距时的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或体验。Lttitia Anne Peplau和Daniel Perlnen在1994年对孤独特征作出定义，认为孤独是一种不愉快的，令人痛苦的主观体验或心理感受，当个体渴望的社交关系模式和实际的社交关系模式之间存在差异时，就会产生孤独体验。 我国学者也对孤独进行了描述。  岑国桢(2005) 把孤独定义为个体在人际关系中未能满足自己的社会期望，在主观上产生自己被忽视、被遗忘、被他人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感受，所引发的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  黄希庭(2004) 则认为孤独是一种负向的情绪体验，是个体渴望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却又无法满足，而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 Watson和Friend (1970) 认为社交焦虑是人在社会情境中所产生的一种逃避、喜欢独处和害怕别人批评的不适情绪。  Georgia Halls，Peter J. Cooper，Cathy Creswell (2015) 对焦虑症儿童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指出，社交焦虑的儿童的社交沟通能力比其他形式焦虑的儿童弱，前者的社交沟通问卷(SCQ)得分比后者高出三倍。  郭婧(2012) 指出，社交焦虑症已是当今社会的第三大心理疾病，成因分为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个案干预方法和小组干预方法能有效的缓解焦虑症状。蒋萃(2013)以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社交焦虑现状，发现社交焦虑问题以其时间持续长、发生率高严重制约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并对被试进行干预，结果被试前后具有显著差异，认为及时有效的干预可有效改善当前大学生所产生的各类社交焦虑。 洪海滨(2011)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孤独心理与焦虑水平成显著相关。  衡书鹏(2012)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表明一般社交焦虑和交流焦虑对孤独感有不同影响，与一般社交焦虑相比，交流焦虑和孤独感的相关度更高，即交流焦虑会带来更高的孤独感。国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交焦虑是产生孤独和胆怯的原因  (Vivien S. Huan， Rebecca P. Ang， & Stefanie Chye， 2014) 。 目前，在查阅到的近年的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关于孤独感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研究较少，多数是分别对孤独感和社交焦虑进行单独研究，或者是与其他变量进行研究，如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情绪智力等。而在研究对象方面，今年研究多以青少年为主，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极少涉及孤独感与社交焦虑两个变量。因此，本研究将以贵州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了解大学生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现状，并系统研究孤独感与社交焦虑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便各高校能对在校大学生实行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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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三所学校随机抽取450名学生，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443份，剔除无效问卷15份后，获得有效问卷428份，有效回收率为95.1%。其中男生197人，女生231人；大学一年级107人，大学二年级103人，大学三年级108人，大学四年级110人。其中独生子女63人，非独生子女365人；城镇102人，农村32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UCLA孤独量表 本研究采用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用于评价由于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孤独。该量表包含有20个测量项目用于测量被试近段时间的孤独感受，例如“你常感到没人可以信赖吗？”“你常感到属于朋友们中的一员吗？”等。被试需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分别对各个测量项目进行1至4点评分(1：从不；2：很少；3：有时；4：一直)。UCLA第三版已用于各种人群，包括大学生(M = 40.1， SD = 9.5)。此量表为一维情感状态测量量表，α系数为0.94，重测信度为0.62，并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和聚敛效度。 2.2.2. 交往焦虑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交往焦虑量表(IAS)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该量表含有15条自陈条目，这些条目按5级分制予以回答(1：一点也不相符；2：一点儿相符；3：中等程度相符；4：非常相符；5：极其相符)。量表历经四阶段从最初的87条中选到现在的15条，其总评分从15 (社交焦虑程度最低)到75 (社交焦虑程度最高)。量表所有条目与其它条目的总数相关系数至少为0.46，重测相关系数为0.81。 2.3. 施测过程 研究者主持团体发放问卷。并对所采集的数据运用SPSS19.0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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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孤独感的特点分析 为了了解本地区大学生孤独感的现状特点，考查大学生男女性别之间、生源地之间以及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1。 本问卷是采用4级评分制，以量表测试均值(40.1)为标准，得分越高孤独感越强。由表1可知：大学生孤独感总体水平较高；在性别上，男生的孤独感得分高于女生，达显著水平(p < 0.05)；大学生体验孤独感在生源地项目上差异显著(p < 0.05)，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孤独感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在是否独生项目上，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孤独感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在年级项目上，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的孤独感得分呈逐渐下降趋势，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loneliness (N = 428 M SD t 性别 男 44.777 6.855 2.467 * 女 42.987 8.151 是否独生 是 45.111 7.665 −2.732 ** 否 43.586 7.607 生源地 城镇 44.098 8.036 −9.091 *** 农村 43.721 7.503 年级 大一 44.673 7.563 1.225 大二 44.214 8.350 大三 43.602 7.585 大四 42.800 6.964 表1. 大学生孤独感的特点(N = 428)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2. 大学生社交焦虑特点分析 为了考察本地区大学生有关人口变量在社交焦虑上的特点和差异，对大学生社交焦虑平均分进行了性别、生源地、学科类型以及是否独子女的差异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 本问卷是采用5级评分制，所以取中间值3为参考标准，得分越高说明社交焦虑越强。从表2可以看出，大学生社交焦虑总体处在中等偏上水平；性别上，女生的社交焦虑得分大于男生，达到显著水平(p < 0.05)；在是否独生子女变量上，非独生子女的焦虑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已达显著水平(p < 0.05)；生源地方面不存在显著相关；在年级项目上，大一、大二和大四的社交焦虑感得分均处于高水平，其中大二焦虑均分最高，大三学生的社交焦虑得分最低，但不存在显著差异。 3.3. 大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通过表3我们发现，大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的相关达显著水平(p < 0.05)，相关系数为0.348呈正相关。这说明在孤独感上得分越高，被试的社交焦虑也就越严重。这就是说被试如果感觉到孤独，而孤独感得不到及时良好的纠正的话，可能会促使其社交焦虑的发展。 3.4. 大学生孤独感对社交焦虑的回归检验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的相关达显著相关。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孤独感和社交焦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孤独感为自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来考察孤独感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以孤独感为自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回归系数是0.348，孤独感对社交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能预测总变异的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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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孤独感的特点分析 大学阶段是一个复杂的阶段，从这个阶段的一开始就要求大学生快速的融入新环境新集体，并接受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包括学业、择业、情感及人际交往等方面，这就对学生心理产生一个较强的冲击，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就会较容易被落下，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N = 428 M SD t 性别 男 40.589 7.652 −2.111 * 女 42.195 8.004 是否独生 是 40.428 6.185 −2.264 * 否 41.633 8.126 生源地 城镇 41.400 7.660 1.853 农村 41.637 8.565 年级 大一 41.813 8.014 1.088 大二 42.214 8.426 大三 40.361 7.694 大四 41.473 7.356 表2. 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特点(N = 428)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ense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N = 428 孤独感 社交焦虑 孤独感 0.348 ** 社交焦虑 0.348 ** 表3. 大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N = 428) Table 4 The regression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mean and subscale of social anxiety to sense of lonelines 因变量 自变量 相关系数R 确定系数R 2 调整R 2 估计标准误 F值 社交焦虑 孤独感 0.348 0.348 0.121 0.119 58.593 *** 表4. 孤独感对社交焦虑平均分的回归预测模型 男生的孤独感高于女生，可能是因为男生多数爱面子，或者因为社会角色的定位让他们比较隐忍，导致他们的很多想法或情绪不能表达和宣泄出来，较少与他人倾诉，没有人了解和分担他们的负面情绪；和女生比较而言，女生更容易向他人倾诉，并通过特定行为来表达和宣泄情绪，例如哭泣。所以男生的孤独感会高于女生。 在生源地方面，农村大学生的孤独感高于城镇大学生。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大学的环境因素和学生的生活条件因素。大学校园大多处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里，对于这种生活环境，本来就生活在城镇的学生能很好的适应下来，而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原本的生活环境和大学的环境有一定的差距，最初可能存在适应困难，孤独感也就随之而来；其次，来自农村的学生家庭条件都不怎么好，和城镇学生在一起学习生活，容易产生自卑感，不愿与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相处，在娱乐方面，可能也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全席一些聚会活动，加剧孤独感体验。 非独生子女的孤独感体验高于独生子女，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家中兄弟姐妹分散了父母在自己身上的注意力，较独生子女来说，较少的得到父母的关注度；另外，还有可能是因为在家有兄弟姐妹陪伴，一起嬉戏玩耍，来到大学之后，远离家人朋友，一个人在学校冷清的日子和在家里有兄弟姐妹陪伴热闹的日子会形成落差，造成学生产生孤独感，而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中本就没有兄弟姐妹相伴，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到了大学也就和在家没两样，也就不会感觉到孤独。此外，也可能是独生子女的样本量不足引起的结果偏差。 各年级大学生在孤独感体验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与  许慧燕(2010) 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也有其他学者的研究显示大学生各年级的孤独感体验上存在差异(李鹏，2010)。可见，年级对孤独感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2. 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特点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女生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大于男生，在是否独生子女变量上，非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年级和生源地方面不存在显著相关。 性别方面，男女生的社交焦虑差异显著，可能是男女生的性格差异造成的。较男生而言，女生为人处世更细腻，更敏感，而男生在性格情感上要粗枝大叶一些，因此对于同一个事件，女生会做得更多，想得更多，这就可能造成女生在人际交往中有更多的顾虑和想法，从而产生焦虑的情绪体验。 非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长期与自己的家人接触，在成长过程中会需要很多时间花在兄弟姐妹间的互相照顾上，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和时间会少很多，交际面也比独生子女小，这就可能导致非独生子女交际能力较弱，在大学与人相处，特别是在新入学时比较吃力，产生焦虑情绪。另外，非独生子女大多来自农村，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城镇，生活在城镇的大学生见的世面较多，可以通过各种电子设备和娱乐活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也有更多与别人接触交往的机会；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生活比较单一，获得信息的途径也较少，与外界接触少，进入大学后，前者比后者更能融入新集体，后者容易形成社交困难，产生社交焦虑。 生源地项目上，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由研究结果可知，农村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平均分(41.637)要略高于城镇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平均分(41.400)，分析原因可能是大学环境与他们以前在农村时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有很大的不同，一旦难以适应大学的新环境，就容易产生社交焦虑。也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选取的被试与其他研究者选取的被试不一样，本研究的被试都来自贵州地区的大学，学生以贵州本省学生为主，所以研究对象基本都是贵州本地学生，文化差异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的不一样。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不存在差异，与  张国华等人(2012) 的研究相符。 4.3. 大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孤独感与社交焦虑存在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水平。即如果孤独体验得分越高，那么社交焦虑的得分也就越高，大学生的孤独感水平与其社交焦虑水平是相互影响的。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孤独感对社交焦虑具有明显的预测力和显著的影响力。 人本主义学者认为，孤独体验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不满意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是自我的消极评价。所以分析原因可能是： 第一，大学生在一开始的同伴交往中，因为各种原因，如：人格、人际信任、社会支持、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不敢与同伴交往，将自己封闭、孤立起来，当个体对交往的渴望与实际的交往水平产生距离，感觉到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时，就产生了孤独、无助的情绪体验，即孤独感。孤独感的产生会引发社交焦虑，而焦虑到一定程度，缺乏社会交往，就会产生社交回避，不愿与同伴交往，长此缺乏同伴交往，总是在同样的环境下生活，不喜欢与外界接触，与世界有隔离。社会回避行为越多，孤独体验越强，社交焦虑越严重，会更加觉得孤独，也会进一步加深社交焦虑的程度。 第二，有孤独体验的大学生，心思细腻敏感，并偏向于他人对自己的消极评价，以此会更加不愿意与人交往，加重社交焦虑，不能在周围环境中寻找到可以倾诉和依靠的人，更易感到孤独，从而加重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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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大学生的孤独感体验在性别、是否独生、生源地项目上呈显著性差异。 2) 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在性别和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 大学生的孤独感与社交焦虑存在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水平。 4) 孤独感对社交焦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应该正确对待大学生高孤独感群体，并及时给予调控，帮助他们走出孤独，并锻炼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品质，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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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测查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情况，采用家长评定问卷，对某小学一年级、三年级、五年级共240名学生的注意集中和抑制控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测试。结果发现：1) 高年级小学生的注意集中水平更高，但抑制控制的年级差异不显著；2) 低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显著优于注意集中，但5-6年级小学生自我调节维度间的差异不显著；3) 随着年级的升高，抑制控制的发展稳定性逐渐增强，但注意集中发展稳定性的年级差异不显著。结论：尽管小学阶段，抑制控制的发展稳定性逐渐增强，但儿童的注意集中仍在持续发展，可见儿童自我调节的培养与促进需及早进行。 关键词 :小学生，自我调节，稳定性，注意集中，抑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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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儿童的自我调节，主要体现为努力控制，即抑制优势反应并表现出非优势反应、计划以及觉察错误的能力  (Rothbart & Bates， 2006) 。自我调节水平较高的儿童能够根据需要主动控制自己的注意、情绪和行为，能够实现积极的社会适应。当前有关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特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童年早期，针对较大年龄儿童的研究相对较少。 童年早期是自我调节发展的关键时期  (Wiebe， Sheffield， & Espy， 2012) ，但在小学阶段，自我调节也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大脑执行网络结构的逐渐成熟为童年早期自我调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生理基础  (Rothbart， Sheese， Rueda， & Posner， 2011) ，但也有研究发现执行网络结构在小学阶段持续发展  (Posner & Rothbart， 2000) ；另一方面，幼儿园生活为童年早期自我调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  (Tominey & McClelland， 2011) ，但小学阶段的课堂生活要比幼儿园生活更需要自我调节。  Zhou等(2007) 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5~10岁儿童注意集中、注意和行为坚持性的发展轨迹，结果发现儿童注意集中的发展相对稳定，但注意和行为坚持性在一个亚组上表现出“由低到高”的发展轨迹  (Zhou et al.， 2007) 。相对于西方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国内小学的教育理念和学校氛围更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的自我调节表现。为此，在国内教育背景下，小学生的自我调节水平可能会随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强。 此外，从发展稳定性的角度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调节可能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特征。首先，自我调节的早期表现能够显著预测后期表现，例如儿童在学步儿期的注意调节能够显著预测他们5岁时的延迟满足  (Sethi， Mischel， Aber， Shoda， & Rodriguez， 2000) ，儿童在22~45个月时的努力控制能够显著预测他们在56个月时的良心内化  (Kochanska & Knaack， 2003) ；其次，自我调节子成分间的相关性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强，例如  Kochanska， Murray和Harlan (2000) 研究发现，从22个月到33个月，儿童自我调节维度间的相关性变强  (Kochanska， Murray， & Harlan， 2000) 。在小学阶段，随着年级的升高，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对稳定性也可能会逐渐增强。 为验证上述两个假设，笔者以我国小学生为被试，从两个方面来测查儿童自我调节的发展特点，一是从个体发展角度，测查高年级小学生的自我调节水平是否显著优于低年级小学生，二是从年级间相关性发展的角度，测查高年级间自我调节的相关性是否显著强于低年级间的相关性。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的关键期问题，为儿童自我调节的促进和干预提供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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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研究设计 采用横纵交叉设计，首先测试小学生在一年级、三年级、五年级时的自我调节表现，然后追踪一年后他们在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时的自我调节表现。 2.2. 被试 选取山东省青州市某小学280名小学生为被试，并追踪他们一年后的表现。第一次、第二次测试均参与的被试视为有效被试，共240人。其中：一年级(二年级)有效被试86名，平均年龄为6.45岁，标准差为0.38，男生38人，女生48人；三年级(四年级)有效被试共94人，平均年龄为8.43岁，标准差为0.56，男生46人，女生48人；五年级(六年级)有效被试共60人，平均年龄为10.46岁，标准差为0.29，男生27人，女生33人。 2.3. 工具 《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家长评定问卷》：是由家长来完成对小学生自我调节水平的评价，具体题目源自Rothbart等人编制的儿童行为问卷(Child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和童年中期气质问卷(Temperament in Middle Childhood Questionnaire)中的注意集中和抑制控制分问卷(  Rothbart， Ahadi， Hershey， & Fisher， 2001 ;  Simonds & Rothbart， 2004 )。组合后的问卷共包含42个题目，其中注意集中包含14个题目，例如“听故事的时候容易分心”、“有时会沉迷于一本图画书并长时间阅读它”；抑制控制包含28个题目，例如“谈话时爱打断别人的话”、“容易发脾气”等。该问卷采用5点计分，“1分”表示“从不”，“5分”表示“总是这样”。 项目区分度分析发现，一个测试题目与测试总分之间的相关不显著，予以删除。剩余41个项目与测试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146~0.962之间，p值均小于0.05，分维度分数与测验总分的相关系数如下表1。 项目信度分析发现，注意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89和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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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趋势分析 计算第一次和第二次测试数据的平均数，从横断研究的角度分析不同年级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情况，见图1。 图1. 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趋势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questionnair 注意集中 抑制控制 自我调节 注意集中 1.00 抑制控制 0.71 *** 1.00 自我调节 0.88 *** 0.96 *** 1.00 表1. 问卷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注：自我调节表示测试问卷总分；“ *** ”表示p < 0.001。 方差分析发现，注意集中的年级差异显著，F (2，209) = 4.01，p < 0.05。事后检验表明，5~6年级小学生的注意集中平均分(3.71 ± 0.56)显著高于1~2年级(3.44 ± 0.52)和3~4年级(3.51 ± 0.54)，p值均小于0.05。抑制控制的年级差异不显著，F (2，235) = 1.01，p > 0.05。 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1~2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平均分(3.61 ± 0.49)显著高于注意集中平均分(3.44 ± 0.52)，t (73) = 3.70，p < 0.001，d = 0.61；3~4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平均分(3.70 ± 0.45)显著高于注意集中平均分(3.51 ± 0.54)，t (82) = 4.98，p < 0.001，d = 0.78；5~6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得分(3.70 ± 0.45)与注意控制得分(3.71 ± 0.56)差异不显著，t (53) = 0.90，p > 0.05。可见，在小学低年级，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注意集中的起点高；在整个小学阶段，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注意控制的增长幅度小。 3.2. 小学生自我调节发展的一致性分析 3.2.1. 不同年级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关性分析 为分析小学阶段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对两次测试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并进一步比较相关系数的年级差异，若高年级间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低年级间的相关系数，则说明小学生自我调节发展的稳定性逐渐增强，分析结果如下表2。 相关分析发现，一年前后两次测试中的注意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间的相关均极其显著，p值均小于0.001。 相关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五年级与六年级抑制控制平均分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一年级与二年级(r (56) = 0.71， r (12) = 0.38， Z = 2.84)，也显著高于三年级与四年级(r (56) = 0.71， r (34) = 0.45， Z = 2.36)，单侧检验Z (0.01) = 2.33，即p值均小于0.01；五年级与六年级自我调节平均分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一年级与二年级(r (56) = 0.75， r (12) = 0.41， Z = 2.89)，也显著高于三年级与四年级(r (56) = 0.75， r (34) = 0.54， Z = 2.06)，单侧检验Z (0.01) = 2.33，Z (0.05) = 1.64，即p值分别小于0.01和0.05。而注意集中平均分的相关系数在三个年龄段上差异均不显著。可见，随着年级的升高，年级间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的相关系数逐渐增大，相对稳定性逐渐增强。 3.2.2. 不同年级儿童自我调节的变化分析 为了解不同时间点小学生自我调节在班级同学中的排名变化情况，以班级为单位，将小学生的注意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的原始得分转化为标准分(平均数为0，标准差为1)。以平均数加减0.5个标准差为基准，计算一年前后小学生自我调节标准分的极端变化情况，其中，“上升变化”是指“第一次测试标准分低于−0.5，第二次测试标准分高于0.5”；“下降变化”是指“第一次测试标准分高于0.5，第二次测试标准分低于−0.5”。变化情况见下表3。 在正态分布中，从−0.5 s到0.5 s的全距包括38.29%的个案。标准分由“低于−0.5”变为“高于0.5”相当于从“班级后30.86%”变为“班级前30.86%”，标准分由“高于0.5”变为“低于−0.5”相当于从“班级前30.86%”变为“班级后30.86%”，这两种变化被看作为极端变化。由上表可见，1~2年级、3~4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ade 相关系数 一年级与二年级 三年级与四年级 五年级与六年级 注意集中 0.47 *** 0.63 *** 0.65 *** 抑制控制 0.38 *** 0.45 *** 0.71 *** 自我调节 0.41 *** 0.54 *** 0.75 *** 表2. 不同年级间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关分析 注： “ *** ”表示p < 0.001。 Table 3 The analysis of changes of children’s self regu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ade 1~2年级 (共86人) 3~4年级 (共94人) 5~6年级 (共60人) 注意集中 标准分由“低于−0.5” 变为“高于0.5” 4 (4.7%) 5 (5.3%) 2 (3.3%) 标准分由“高于0.5” 变为“低于−0.5” 4 (4.7%) 3 (3.2%) 2 (3.3%) 抑制控制 标准分由“低于−0.5” 变为“高于0.5” 3 (3.5%) 5 (5.3%) 1 (1.7%) 标准分由“高于0.5” 变为“低于−0.5” 3 (3.5%) 1 (1.1%) 1 (1.7%) 自我调节 标准分由“低于−0.5” 变为“高于0.5” 4 (4.7%) 3 (3.2%) 0 标准分由“高于0.5” 变为“低于−0.5” 1 (1.2%) 1 (1.1%) 1 (1.7%) 表3. 不同年级间儿童自我调节的变化性分析 年级和5~6年级小学生在间隔一年的两次测试中，注意集中、抑制控制和自我调节标准分极端变化的人数百分比较小，最高值仅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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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自我调节由依赖外部的、他人的调节逐渐转向依赖内部的、自我的调节  (Bernier， Carlson， & Whipple， 2010) ，这一过渡在小学阶段持续进行。有研究发现，约50%的学前儿童没有做好入学准备，其中自我调节问题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注意控制能力较差，难以服从指导等问题  (Rimm-Kaufman， Pianta， & Cox， 2000) 。在教育主体形式转变为学校课堂后，儿童需要不断提高自我调节水平以适应学校环境。 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Posner & Rothbart， 1998 ;  Zhou et al.， 2007 )，笔者以我国小学生为被试分析了儿童自我调节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小学阶段儿童的注意集中持续发展，这与国外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国内的小学教育更鼓励儿童在课堂上的自我调节。学龄期儿童所接受的教育任务往往涉及注意集中和维持、任务间的注意转移等要求，这将会促进儿童注意控制的发展，并且儿童所接受的这类教育任务越多对注意控制的促进作用越强。但笔者并未发现小学阶段儿童抑制控制的持续发展，这可能是因为抑制控制的成熟时间相对较早。数据分析也发现，低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要优于注意集中，但高年级小学生的抑制控制与注意集中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小学阶段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注意集中的起点高、增长幅度小。 从发展稳定性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自我调节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会逐渐增强。国外研究发现从学步儿期到幼儿期乃至小学初期(6岁以前)，儿童自我调节的发展相对稳定  (Kochanska， Murray， & Coy， 1997) 。在此基础上，笔者以我国小学生为被试(6.5~10.5岁)，对不同年级间自我调节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分析，结果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抑制控制发展的相对稳定性逐渐增强、变异性逐渐减弱，即小学阶段抑制控制逐渐成为一个更为稳定的特征。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年级间小学生自我调节的班级排名波动较小。 综上，笔者从个体发展的角度和年级间相关性发展的角度测查了我国小学生自我调节的发展情况，是对自我调节发展关键期问题的验证与延伸。在小学阶段，注意集中持续发展，但抑制控制逐渐成为一个更为稳定的特征。可见，自我调节的培养与促进应及早进行。一方面，高水平的自我调节有助于儿童积极的社会适应  (Matthews， Ponitz， & Morrison， 2009) ；另一方面，年龄越小，儿童自我调节的相对稳定性越弱、变异性越大，可塑性也就越强，例如  Rueda等人(2005) 的执行控制训练研究发现，训练后高年龄组儿童的执行控制提升幅度要明显小于低年龄组  (Rueda， Rothbart， McCandliss， & Posner， 2005) 。 研究的局限在于，对儿童自我调节水平的测查仅采用家长评价，测查方式单一。尽管问卷的区分度和信度较为理想，能够反应小学生的自我调节水平，但将来可结合个别测试、同伴提名、教师评价、模拟情景等多主体、多途径的测量方式进一步测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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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在小学阶段，儿童的注意集中持续发展。 2) 在小学阶段，儿童的抑制控制要比注意集中的起点高、增长幅度小。 3) 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生抑制控制发展的相对稳定性逐渐增强、变异性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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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利用恒定、低强度直流电(1~2 mA)调节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的技术。该技术副作用小、操作简便、费用低廉，在临床疾病如癫痫，帕金森，耳鸣、抑郁，精神分裂症，阿兹海默症，成瘾等的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旨在简要介绍tDCS技术，总结相关的临床应用研究，并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 :tDCS，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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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tDCS简介 电刺激治疗最早的记录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医生观察发现，“电鳗鱼”产生的电流可以缓解头痛  (Utz， et al.， 2010) 。此后，有研究者开始应用该方法治疗神经精神类疾病。但由于刺激参数不一致，实验设计有限，样本量小，导致治疗无效或者治疗结果存在差异。此外，出现了电休克疗法这一新的治疗方法以及精神疾病治疗药物的突破性发展。tDCS技术的使用出现了两次的衰落并在20世纪初再次受到研究者的广大欢迎  (Priori， 2003) ，这是因为一系列实验通过设置不同的刺激位置、电流强度及电流持续时间对tDCS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和优化，并探索了可能的机制(  Nitsche & Paulus， 2000 ;  Nitsche et al.， 2003 )，使tDCS重新成为引起长期神经可塑性、皮质兴奋性变化的有力工具  (张大山等，2015) 。tDCS是一种相对简单，易于使用的技术，具有非侵入性，副作用小，花费小，便于携带等优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riori， Hallett， & Rothwell， 2009) 。 传统的tDCS设备主要包括两个凝胶海绵电极(阴极&阳极)，一个电池供电设备(用来发送恒定低强度电流)，以及一个用来设置刺激类型的输出的控制软件。tDCS设备可以输出的刺激类型主要有三种：阳极刺激、阴极刺激、伪刺激。阳极刺激是正性刺激，通常可以增加刺激脑区神经元的兴奋性，对大脑皮质起兴奋作用，阴极刺激是负性刺激，会降低刺激部位神经元的兴奋性，对大脑皮质起抑制作用  (Nitsche & Paulus， 2000) 。伪刺激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种对照刺激，不影响皮质兴奋性。为了改善传统tDCS空间定位性差的缺陷，有研究者发展出了高精度(high-definition， HD) tDCS技术  (Minhas， et a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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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tDCS基本原理 早期的动物和临床研究发现，低强度的直流电可以有效调节大脑皮质的兴奋性  (关龙舟，魏云，& 李小俚，2015) 。兴奋性增加或减少主要取决于使用的刺激类型。当发送的是正性刺激(阳极tDCS)时，电流引起静息电位去极化，神经元兴奋性增加。当发送的是负性刺激时(阴极tDCS)，电流引起静息电位超极化，神经元兴奋性减少。tDCS可以引起皮层兴奋性短暂的变化，也可以引发持久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刺激的时间和电流的强度(  Nitsche & Paulus， 2000 ;  Nitsche et al.， 2003 )。研究者大多将tDCS引发的短暂效果归因于膜电位的变化，而长久的效果不仅与膜电位的变化相关，更可能取决于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ate， NMDA)受体的活动(  Liebetanz et al.， 2002 ;  Nitsche et al.， 2003 )。此外，有研究发现，多巴胺系统也参与了tDCS持久后效的产生  (Nitsche et al.， 2006) 。 需要注意的是，tDCS本身没有引起动作电位，而是促进或抑制自发的神经网络活动，所以不引起神经毒性作用(  Nitsche et al.， 2008 ;  Priori， Hallett， & Rothwell， 2009 )。研究表明，至少需要20 Mv才能引起动作电位，tDCS刺激用到的一般是不超过2 mA的弱电流，最多可以引起静息电位0.8 mV的变化，远远低于引起动作电位的阈值，从这个角度来说，tDCS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神经调节技术  (Ruohonen， & Karhu，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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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问题与展望 相对于传统的康复治疗手段，tDCS是一种新的有前景的神经康复治疗手段，它通过弱直流电直接作用于大脑皮质，调节大脑皮质兴奋性和可塑性，通过改变相应大脑的功能实现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从而实现临床治疗的目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验证前人的试验结果，并将tDCS应用到更广泛的神经疾病治疗中。此外，为了获得稳定的疗效，应确定最佳tDCS参数(如电流强度、刺激时间、刺激位置、电极极性)。再次，有研究表明，tDCS联合其他方法有着更好的疗效  (张大山等，2015) ，但也有研究没有发现这样的效果  (den Uyl， et al.， 2015) ，因此在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最后，个体差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同个体的大脑组织在解剖上存在着差异，导致接受相同刺激的个体实际获得的电流刺激存在差异  (Truong et al.， 2013) ，最终的实验结果也可能出现不一致。 总之，tDCS这种安全、副作用小、花费少且便于携带的皮质刺激手段为临床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随着人们对tDCS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将更多地应用到临床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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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国专家学者对于地名的研究历史悠久，但一直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理论学说。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地名辞书的相继发表和相关机构的建立，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Arc GIS等专业地理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使地名研究有了更广阔的研究前景，地名研究开始朝实用性、规范化方向发展。本文用EXCEL的数理统计方式和Arc GIS技术，分析晋城市地名密度和人口密度、经济类地名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各县区自然类和人文类各主要类别地名的分布状况，从而得出晋城市地名文化景观的一些特征和在地名研究过程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 :EXCEL数理统计，GIS技术，晋城市，地名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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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地名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为了识别周围的环境对于特定空间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指标 [ 1 ] 。地名作为区域研究最基本的信息，直接反应了区域内某种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征，或是记录着区域内历史变迁、经济生产活动、方言神话等文化景观信息。除此之外，地名还是人们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也为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2 ] 。 国外通过Arc GIS等计算机技术研究地名屡见不鲜 [ 3 ] [ 4 ] ，自九十年以来，我国学者采用Arc GIS技术与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地名文化景观也数见不鲜。陈晨、秀春亮等人用核密度估算法的空间平滑法分析了北京各类地名的核密度分布，并得出地名的核密度分布和当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历史方面的关系 [ 5 ] ；李建华、米文宝等人借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利用Arc GIS服务平台中的Spatial扩展模块，对宁夏中卫县进行各类地名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并绘制专题地图和采取类别对比的方法研究地名 [ 6 ] ；而王法辉、王冠雄等人以非壮族和壮族的民族融合情况为角度，利用空间平滑法和空间插值法等Arc GIS空间可视化技术分析研究了壮语和非壮语地名的空间过渡规律和分布趋势 [ 7 ] 。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对象均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北京市作为六朝古都，尤其是元明清时期频繁的社会经济活动奠定了北京市地名的基本格局；中卫县位于甘肃省干旱、半干旱交汇处，水资源的匮乏、对水的期盼成为当地地名起源时的重要依据；广西省是我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聚居区，汉、壮文化在此碰撞、融合，使得地名呈现出与之相对应的变化规律。晋城市作为中原城市，历史悠久，深受汉文化影响，战时是兵家必争之地，农业和经济活动多集中于此；自然环境优越，山水环绕，动植物资源丰富，无鲜明的地域特色，对中原其他城市的地名研究有很高的指导价值，同时可以验证上述地名研究的结论、发现本区域地名和某些文化景观之间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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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名统计和分类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翻阅《晋城地名志》 [ 8 ] 以及相关地名志 [ 9 ] 的分类方法，获得自然行政村名8148个，城镇街道一级地名168个，区(县)以及地名6个。城市中由开发商、规划单位开发的楼盘等居所往往是人为命名，其出发点多是名称的美观，不具有自然、人文文化内涵，故对这部分地名，文章内不计入统计。 本次研究的对象晋城市，包括了四个县、一个县级市以及一个地级市，共有乡镇街道168个，行政村名8184个。 在地名用字方面，晋城市自然行政村名数量多，在此不对地名的主要用字/词、用字/词比例做更多的分析，仅得出地名大部分为常见字的结论。由于地名能反映某区域自然或人文的某方面特征，并在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故本文将重点放在地名字眼所属类型的分析上，对8184个行政村名根据用字所属类型进行了分类筛选，共得出词条17，832个。 除了常见字眼，在地名统计中还有计算机无法识别的异体字“土 + 窊”，读wà，一共出现了163次且全部分布在阳城县，但分布原因及由来笔者还无从考证。 2.2. 研究内容 地名按其地理属性划分，可分为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和人文地理实体名称 [ 10 ] ，前者多指山水景观地名，故不予考虑；后者又包含了聚落名、政区名和建筑物名，聚落地名是区域地名系统中最能有效地反映人地关系及其发展历史的一个子系统，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历史稳定性 [ 11 ] ，故文章只对8184个自然行政村名进行分析，城镇街道以及区(县)地名不纳入研究范围。 2.3.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查阅《晋城地名志》和山西省图书馆官网 [ 12 ] 的山西历史地名 [ 13 ] ，得到聚落地名的由来，并逐字将地名中所涉及的文化景观类型统计分类，录入EXCEL表格中(表1)。 其次，将录入表格的聚落地名按其所属类型分类、筛选、归纳，得到各类别地名的出现次数、比例及主要用字等数据，并绘制表格。 再次，在Arc GIS中将晋城市地图以1:1，100，000的比例矢量化，将上一步的统计结果制成EXCEL表格并与Arc GIS建立连接，导出专题地图。 最后，将数据与地图相结合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晋城市地名文化景观的分布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