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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评述 研究混改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涉及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产权明晰对于各个阶段的混改都有着重要意义。科斯认为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很小的情况下，无论谁获得了产权，最终市场都会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但是现实中存在交易费用且不可忽视，因此如何设计产权制度就成了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核心。西方产权理论研究如何通过产权结构的安排，使交易成本降低或者消除，从而改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持续増长。另外，由于产权具有排他性，所以应当合理选择与调整产权制度。产权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产权制度决定了一个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所以，就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在混改后设立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对资本的有效运用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至关重要。 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企业经营者的个人追求目标可能会与企业经营发展的目标产生偏离，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是如何设定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问题，最终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赢。所以，混改的关键就是设计制度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激励企业经营者努力发展企业。张维迎(1998)曾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加剧促进了中国的民营化进程。由于产品市场上地区间的竞争加剧，每个地区必须降低成本来保持生存，而委托代理问题使得地方政府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以激励其努力经营 [ 1 ]。 关于混改概念，在国外学术论文中通常用“民营化”“私有化”来指代。国外学术界许多文献者提出过企业混改的必要性。如Boutchkova和Megginson (2000)认为国有企业通过IPO私有化是发展当地股票市场的需要 [ 2 ]。Bortoloti et al. (2003)认为私有化可以减少公共赤字和政府债务 [ 3 ]。Djankov和Murrell (2002)与Estrin et al. (2009)强调国有企业重组是提高绩效的必要条件 [ 4 ] [ 5 ]。Schmitz (2000)则认为，部分股权“私有化”很可能是最优的所有权结构 [ 6 ]。Perotti (1995)也认为，政府一开始会倾向于将国有企业中的一小部分民营化，此时政府向市场发出一个可靠的信号：即它没有侵占股东的财富 [ 7 ]。Mok and Hui (1998)认为，由于投资者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比例高解释为政府对公司的信心和商业担保，因此国家保留的高股权比例降低了国内投资者事前的不确定性 [ 8 ]。公有制虽然是国有企业中巨大的委托代理问题的根源，但同样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部分私有化要比完全私有化更好。 关于混改绩效，Sun和Wilson (2003)实证研究了1994年至1998年间634家中国国有企业上市前后的绩效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后企业绩效的变化与国有股的比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绝对数额显著增加，但销售的利润率水平却显著下降，所以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仍然很弱，主要问题在于所有权结构阻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从本质上讲，政府仍对部分上市的国有企业保持主要控制权，而非国有股东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动力去改善公司治理。因此，他们建议应进一步减少国有股比例 [ 9 ]。Megginson和Netter (2001)研究认为私有化使得公司变得更有效率、盈利能力更强、财务更健康，并能更好地回馈投资者 [ 10 ]。Chen et al. (2009)通过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属于中央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表现最好，私人控制的公司表现最差，属于地方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处于中间地位 [ 11 ]。Boubakri et al. (2009)研究了39个国家189家来自战略性行业的公司在私有化后的变化，研究认为国有制对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具有负面影响，而健全的制度和政治环境可以减轻这种影响 [ 12 ]。 为什么混改会产生好的绩效？不同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看法。吴敬琏等(1997)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经济存在经营机制僵化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不清晰的产权界定和政企职能的混淆，另外还存在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因此提出对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议 [ 13 ]。许小年(1997)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因此提出让国有股法人化，鼓励法人投资 [ 14 ]。张维迎和马捷(1999)研究认为，由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国企经营者的行为与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偏离，国有企业可能卷入恶性竞争 [ 15 ]。和军和季玉龙(2014)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 16 ]。Liao et al. (2014)的研究认为股权分置改革赋予了上市国有企业中国有股合法的交易权，开启了中国二次民营化的大门，民营化的预期迅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产出、利润和就业，但并未改变其经营效率和公司治理 [ 17 ]。在民营化方法上，改革采取了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在协调政府和公众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信息发现作用。Zhou et al. (2017)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两个面板数据评估了国有企业是否有利于或阻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在新兴经济体中，国有制能够使企业获得关键的研发资源，但却降低了企业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创新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国有制是创新发展的最佳结构 [ 18 ]。此外，在产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将研发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的效率也会降低。Boubakri et al. (2018)以亚洲东部国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府所有制对市场估值的影响。他们认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高于非国有企业，但这种关系不是线性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府所有权对估值的影响受到金融市场发展、机构和政府监管力度的影响 [ 19 ]。Estrin和Pelletier (2018)通过回顾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最新经验证据认为，现在的文献反映了对私有化更为谨慎和细致的评价。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面临以下挑战：精心设计和有序的改革，执行补充政策，建立监管能力，关注贫穷和社会影响，以及强有力的公众沟通。研究结论建议：所有权改革应根据本国经济情况量身定制，私有化战略应因地制宜地设计 [ 20 ]。 在实证方面，刘小玄(2000， 2004)分别使用1995年和2001年的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研究所有制结构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私营企业效率最高，国企效率最低，三资等其他企业处于居中水平 [ 21 ] [ 22 ]。胡一帆等(2006)根据300家国有企业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民营化后销售收入增加，企业成本下降，使得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幅上升 [ 23 ]。林毅夫和刘培林(2001)认为，进入21世纪初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改革的任务是剥离政策性负担，引进国外资本，调整生产活动布局，进而提高国企的自生能力 [ 24 ]。殷军等(2016)研究认为国企的最优混合比例与其产品差异化程度、成本控制水平、行业内私有企业数目相关 [ 25 ]。杨志强等(2016)研究认为混改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 26 ]。蔡贵龙等(2018)的研究表明政府放权意愿对混改有重要促进作用 [ 27 ]。 在影响机制方面，林毅夫等(2004)研究认为国企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即国企一旦亏损，政府常常会提供财政补贴、减免税收、增加贷款的现象，这一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而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 [ 28 ]。郑志刚(2015)对2001~2009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研究发现，其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4.74个百分点。同时，国企的利润多来源于政策在税收、融资、土地租金方面的红利，而非基于市场的竞争力。其次，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存在政企不分、社企不分、党企不分的问题 [ 29 ]。唐克敏(2015)研究认为非公有制主体的参与动力、国资监管与流失和撤出国资的去向是目前混改的三个难题 [ 30 ]。刘春和孙亮(2013)研究认为政策性负担对民营化后的企业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市场化的改革可以明显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因此可以成为提高民营化成效的重要治理手段 [ 31 ]。陈林和唐杨柳(2014)以1999~2007年的混改企业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模型研究了混改的效果，研究认为混改降低了国企的政策性负担，提升了企业效率 [ 32 ]。张辉等(2016)也探讨了混改对国企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认为可以通过降低政策性负担来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 [ 33 ]。刘运国等(2016)的研究认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的参与改善了国企的内部控制质量 [ 34 ]。赵放和刘雅君(2016)研究认为混改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 [ 35 ]。李东升等(2015)研究认为在混改过程中，应当通过设立利益平衡机制来满足不同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最大化价值创造 [ 36 ]。黄速建(2014)对全面深化改革后的下一步混改提出了建议：建立明确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明确混改的程序与方式，混改程序公开、公正与透明，尊重市场规则，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推进与混改配套的改革措施等 [ 37 ]。杨红英和童露(2015)认为进入深化改革时期，混改应该注意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通过机制设计增强民营资本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 38 ]。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文献认为存在诸多的理由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认为混改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是有显著效果的。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应当结合当地的情况选择混改的方式，大部分的研究认为适当降低国有股份的比例是有利的，但是不建议进行完全地民营化、私有化，因为国家的所有权将有助于增强企业信用和提升企业的估值水平，所以部分私有化很可能是最优的所有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