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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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还存在着诸如居民贫富差距、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城乡二元分割还较严重等一系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全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包容性发展”，明确了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当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不仅是党和政府工作的目标所向，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枫桥经验，是指诸暨市枫桥镇“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经验 [ 1 ]。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枫桥经验”不断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由基层综合治理经验演变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 2 ]。本文在分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的基础上，从社会剥夺视角出发分析这些举措对于群众获得感的影响，由此探索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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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2.1. “获得感”基本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3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未来推进发展和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更加公平、以及更加公正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获得感”的概念，他指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后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获得感”这一概念再次被提到，将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 [ 4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诠释了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字面意义上，获得感是人们占有或获取社会资源后产生的满足感 [ 5 ]。获得感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涵。物质层面上，获得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取，能够切实感受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6 ]。在精神层面，获得感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能够获得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同时能够享受公平公正的同等权利 [ 7 ] [ 8 ] [ 9 ]。 2.2. 社会剥夺的基本含义 社会剥夺是指与他人或自己的过去相比较，发现自己处于劣势而产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当前面对如房价高、贫富分化等产生的失衡的社会心态，社会剥夺理论的解释就是这种失落的、不公平的消极心态，其决定因素并不是自身拥有的财富多少，而是与他人比较后产生的差异多少。同样，剥夺感也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剥夺感指的是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在精神层面，剥夺感意味着待遇的不公正，理想和追求受到严重的阻碍。获得感与剥夺感的概念存在着相反性，获得感的反面即剥夺感。 个体层面的剥夺感，称之为个体剥夺；而群体层面的剥夺感，称之为群体剥夺。群体剥夺感源于群内所有个体的个体剥夺感，当有剥夺体验的个体数目不断增加，往往就会导致群体剥夺感的增强 [ 9 ]。而社会群体剥夺感的增强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及治理 [ 10 ]。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社会剥夺对于群体行为的影响。相对剥夺感会使人产生挫败感，导致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表现为愤怒、怨恨或者是不满，等等。而如果消极的社会情绪没有得到正常的宣泄和释放，长期的累积将导致社会心态的失衡，从而引发暴力。研究发现，在长期的相对剥夺下，为改善整体的现状，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将选择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等越轨行为的出现 [ 11 ]。 基于参照对象的差异，剥夺感可以分为纵向剥夺感与横向剥夺感。将社会中的他人或者其他群体作为参照对象，进行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剥夺感，称之为“横向剥夺感”。而将个体不同时间点的状态作为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产生的剥夺感称之为“纵向剥夺感” [ 9 ]。基于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的相反性，因此，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即减少群众的剥夺感，既要减少和自己以往状态相比产生的纵向剥夺感，也要减少不同群体之间对比产生的横向剥夺感。具体而言，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既要注重“纵向获得感”，从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得上下功夫，也必须注重“横向获得感”，确保发展改革的成果共享。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共同构成了获得感的分析维度和基本框架。 2.3. 本文的研究思路 目前，关于获得感的研究还缺乏针对性的解释理论和测量方法。但获得感和剥夺感之间的相反性，则提示研究者可以将剥夺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文基于社会剥夺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构建相反的路径和框架，通过分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提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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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 3.1. 创建基层基础工作的新模式 “枫桥经验”的显著特点“就是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新时代“枫桥经验”已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基层治理工作模式：1) 深化拓展、规范提升网格化服务，建立“全科网格”。以枫桥镇为例，在上级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搭建了集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以“四个一”平台建设为载体，整合了一大批服务管理职权与部门，优化了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服务管理功能。同时调整和完善“网格化”管理，将全镇相关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下沉至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网格员作为城镇精细化管理和服务的基层触角及服务延伸，在信息采集、服务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网格化”与基层综合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基层治理成效。2) 提供“组团式服务”，在镇一级建立了5支专业服务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应急救助、综治协管和综合抢修。同时，每个村(社区)在网格区内建立网格服务队，包括社会事业、治保调解和村镇建设等专业服务。3) 抓住“最多跑一次”的改革机遇，推进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均等化。例如，浙江公安已经充分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发智能警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绍兴公安的“管家式警务”，秉持“忠诚、专注、贴心”的理念，通过“管家”警务网打通线上与线下，从而可以“全时空、零距离”地为人民群众提供警务服务。同时，绍兴公安不断扩大警务自助机的覆盖面，形成与线上警务服务相呼应的智能警务服务网络，为群众提供24小时的自助警务服务，真正做到警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已实现235个公安事项“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97.92%，群众办事时间减少了38.97%。 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生活条件的评估将影响他们对于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评价。基于社会剥夺理论的分析，人民群众的评估既包括横向比较，也包括纵向比较。纵向比较即人民群众将评估当下的生活水平是否同之前相比有所提高。提升群众获得感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纵向对比中的“获得”。即政府的基层治理工作能否更加迅速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能否改善民生建设领域的短板和不足，能否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因此，提升群众获得感，基层治理需要持续推进创新改革，创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落实惠民政策，让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 3.2. 创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新格局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已成为“枫桥经验”的一大亮点。诸暨市积极培育、推动发展社会组织，推动其发挥实质作用。众多社会组织已经成为诸暨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发展基层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红枫义警”等平安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平安建设；“枫桥大妈”、“娟子工作室”等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群众矛盾，发挥了群众智慧。此外，公益类社会组织热情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基金类社会组织资助公益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当中为社会治理出力增彩。与此同时，针对社会组织是枫桥镇社会治理中最活跃的因素这一枫桥特色，枫桥镇党委充分考虑了社会组织发展快、种类多、人员流动迅速的实际状况，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分类指导，充分发挥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通过基层党建，不仅加强了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还将党的领导深深扎根于群众，打造了以党建为引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充分依靠群众的“党建+基层治理”新模式。 “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群众参与。个体参与社会组织，并加入社会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社会服务的功能。根据相关的群体剥夺研究表明，社会服务将影响群体的满意感及获得感。社会服务的减少，将导致公民社区参与度和人际信任度的降低，从而导致异常的社会行为，进而带来群体获得感的下降；相反，人们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从公共制度和社会组织中汲取到更多的支持，并从社区生活中收获信任感和依赖感，从而提升相应的获得感 [ 12 ]。同时，社会组织的志愿性、自主性、非营利性、公益性，也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拥有独特的优势。相比政府，社会组织更容易在社区中获得认同和归属、更能深入社区生活的角角落落，也更符合社区文化与传统。 3.3. 创建基层自治的新模式 “枫桥经验”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群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治也是社会有序管理的有效策略。“枫桥经验”的诞生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智慧，它的创新与发展也始终离不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核心灵魂。现代的社会治理尊重群众的开拓精神，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群众治理方面也有诸多的创新与发展。1) “三上三下”的民主决策机制保证了村民的民主权利，发挥了村民自治作用。“三上三下”具体指：“一上一下”指村委会从群众中收集议题，并通过上门下访征求意见；“二上二下”指通过召开民主恳谈会，对方案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完善；“三上三下”指党员会议审议方案，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凡是“三上三下”通过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将印成一本册子，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通过“三上三下”决策机制，每位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都得到了保障 [ 13 ]。2) 吸纳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诸暨市政府创造性地将中国善治文化与乡贤治理的传统资源与现代社会治理融合，吸取群众智慧，推行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乡贤文化复兴的政策。当地的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经济文化能人、教育科研人员以及在农村创业建设的外来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乡村精英都被吸纳进入新乡贤的队伍，并且成立了乡贤参事会、乡贤调解团、乡贤协会、乡贤帮忙团等一批组织。这些组织在乡村治理、矛盾化解、道德引领、“美丽乡村”与“平安诸暨”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新乡贤的治理优势，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础民主自治模式。3) 制定并执行村规民约，完善现代化乡村治理结构。充分发挥村民在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根据村情民情，拓展村规民约的内涵，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例如把家庭美德、邻里和睦关系等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认同，让无形的社会公德成为有形的行为规范。将环境保护、垃圾分类、无违法建筑等纳入村规民约，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并通过“有法可循的依法，无法可循的依规，既无法可循又无规可参的由村民自治”加强村规民约的实施效力。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村规民约切入，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 14 ]。 剥夺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研究者Townsend最早提出的社会剥夺指标，包含物质和社会两大领域。后继学者的研究，不断完善了这一指标体系 [ 2 ]。获得感同剥夺感一样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人民群众获得感也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以及参政议政、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 15 ]。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提高了群众对社会治理事务的参与感。同时通过“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村规民约等制度保障了村民广泛的参与权和讨论权，减少了在社会治理中群众参与机会少所带来的横向剥夺感，从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提升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上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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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枫桥经验”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代的“枫桥经验”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的举措与成效。基于社会剥夺理论，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既包括增加获得感，也意味着减少剥夺感。剥夺感既来源于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比较，也包括与个体不同时间点位状态的比较。因此，获得感既源于个人实际获得在改革前后状态的对比，亦源于个人获得与他人利益获得的对比。获得感既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基于对“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新举措的分析，可以得出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可以从以下层面和途径入手。 4.1. 顺应社会变化，坚持改革发展 发展是获得感的前提。纵向获得感源于个人利益同以前状态的对比，如果没有发展成果，则纵向获得感无从谈起。但发展如果忽视了公平、公正，群体间、区域间的不均衡、不全面，将导致人民群众在与其他个人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时产生横向剥夺感，从而降低人民群众的横向获得感。“枫桥经验”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但始终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基层治理需要坚定改革步伐，在发展中坚持公平正义，落实惠民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 4.2. 落实基层治理，改善民生 民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工作的重中之重。民生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意味着个人或群体的最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将导致严重的“绝对剥夺感”，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民生不仅包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还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与文化，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枫桥经验”中的“网格化”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文化礼堂建设以及“两山”特色警长体系等措施都是基层治理改善民生，提升获得感很好的借鉴。 4.3. 实现公民政治权利 获得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既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实现和保障各项民主权利，实现参政议政、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 16 ]。“枫桥经验”始终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新时代的“枫桥经验”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发挥群众自治作用。它吸纳了多方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构建了社会治理的新格局。这些措施让人民群众能够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能够参与到发展与改革的时代浪潮中，能够真正地当家作主，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新时代“枫桥经验”可以说是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今天提升我国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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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关系到国家高层次人才发展战略，也是一个国家未来社会发展的引擎和动力。通过对照本院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结合国家人才培养的内涵和社会需求，提出构建人文社科类“资源共享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搭建并利用多种资源共享平台，实现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以达到培养具有开放观念、创新意识与合作精神、具有一定的学科交叉背景的高质量的多样化人才，最终提高研究生整体培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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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2021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议研究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宣言指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提升综合国力需要新文科，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新文科，培养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需要新文科。文科教育教学兼具价值性与学术性，强化价值引领是新文科建设内在要求。同时要坚持立足国情，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分类推进。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为此，要明确总体目标，强化价值引领，促进专业优化，夯实课程体系，推动模式创新，打造质量文化。 刘大椿教授指出：人文学科指的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音乐、美术、戏剧、语言等作品以及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人文学科的最根本功能是对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塑造。人文科学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本学科的学生，它间接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是整个社会的人文知识教育(2003: pp. 25-28) [ 1 ]。 随着经济社会和研究生教育环境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还不能完全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因此需要对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不断的完善与革新来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提升研究生生培养质量，而寻求高校人文社科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解决之道也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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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人才培养模式关注度的增强，国内相关研究迅速增多。仲晓天和王世伟(2010: pp. 88-92)建议以社会需求作为出发点，提出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差异，应该区别培养，学术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以及科学研究能力，而专业学位则侧重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职业能力 [ 2 ]。英爽、康军等(2014: pp. 1-5)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过于注重结果导向，而忽视了过程培养 [ 3 ]。黄正夫、易连云(2014: pp. 7-10)认为搭建培养平台、强化质量保障，亦是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转换的基本路径 [ 4 ]。桂燕锋、卢勤(2016: pp. 44-50)提出要尊重培养模式的不同，有针对性地提高培养教学质量 [ 5 ]。新文科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涉及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李彬，2021) [ 6 ]，知识产权管理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何培育等，2021) [ 7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路径(高迎爽等，2020) [ 8 ]。 在国外，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则诞生于19世纪的德国，也被普遍认为是最早进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大学起源。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研究生教育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成为各国研究生教育关注的重要内容例如，德国“学徒式”到“师徒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变；美国专业式教学科研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协作式教学科研生产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日本“产官学”一体化培养模式，以及法国阶段式研究生培养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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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本院硕士生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 文法学院所设专业均属于人文社会学科范畴，专业设置覆盖管理学、文学、法学三个学科门类。硕士生教育设有行政管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和经济法学四个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另有公共管理硕士(MPA)、翻译硕士(MTI)、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四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人文社科类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要注重能力、素质和知识能力的培养，要完善学生思维路径，扩大其眼界格局，再辅以知识的灌输。教学理念先行是保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为此，学院各硕士学科点一直都坚持着以人为本，创新教育、分类培养、“工–学”匹配四大教育教学理念，实行全程导师制，双导师制、多元联动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不足：研究生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研究生的自身能力发展与培养出现错位，难以实现研究生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研究生的管理体制计划性模式趋向严重；培养目标内容过于空泛，趋同化现象严重；培养方案的学科专业特色体现不明显；培养考核注重结果导向，忽视过程培养等。因此，有必要探索一下理工科院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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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中国，公共部门队伍一直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如何管理这支队伍与如何管好这支队伍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治理的重点、要点和难点，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了解公共部门员工的重要属性——公共服务动机与决定其是否有动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工作满意度。该文在搜集和整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后，以重庆市公共部门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经本土化改编后的佩里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与斯佩克特工作满意度量表为研究量表，主要通过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运用相关理论研究方法与SPSS软件进行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性研究。研究发现，公共部门员工在工作期间的工作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近乎“先天”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且个人属性在两变量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基于研究结果，针对如何提高公共部门员工公共服务精神与工作积极性和如何提高公共组织的公共性，该文提出两点建议：公共部门员工选拔工作需严格有效、优化绩效考核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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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持续发展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使得民众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而不幸的是此时政府并未很好地解决已在公共管理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如财政赤字严重、基础设施建设不尽如人意、高福利制度多养懒人等问题，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就此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在外表现为民众与日俱增的游行示威、政府难以招到乐于从事公共事业的满意员工，在内表现为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大幅下滑、政府权威屡受挑战。西方政府不满于现状，于80年代初掀起名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风潮，旨在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这场运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达国家的财政与信任危机，但其中蕴含的部分功利主义色彩却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削弱了西方官僚的公共精神 [ 1 ]。于此，学者们开始重新阐释公共服务精神的重要性，故提倡公共部门员工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应运而生。现今我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公共部门员工队伍，他们是中国公共事业的从事者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如何激励和管理这支庞大的队伍是建设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问题 [ 2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了解公共部门员工的精神追求的前提下完成，也就是要了解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十九大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在十八大的基础上要求更快更好更稳地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的是“服务型”队伍的建成，服务要求的是利他，提倡利他主义表现在公共部门便是提倡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民众对于公务员的不满情绪有明显的提升，这与部分公务员毫无公共服务精神、贪求一己私利有极大的关联性，但问题需要解决，公务员的社会形象需要重塑、政府的公信力需要提高、公共部门员工需要更加纯粹内化的利他动机 [ 3 ]，这些离不开的是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探求和研究。本文以重庆市部分公共部门员工为研究对象，选用文献分析法与实证研究法作为研究方法，并运用可靠性分析、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与线新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调查研究公共部门员工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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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 2.1. 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回顾 瑞尼 [ 4 ] 是全球首位研究公共服务动机的学者，其于1982年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275位中层管理者的工作价值观和需要进行比较研究，最终发现在高薪酬和高地位方面，公共部门管理者相比于私人部门雇员的得分明显偏低，据研究结果推测，不同部门员工可能在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上存在差异，公共部门员工可能更加看重内部报酬或注重精神层面的成就。随后在1999年，其与斯坦鲍尔共同为公共服务动机下定义，即“服务于他人、国家或者人类的一般性利他动机”。佩里和怀斯在该年正式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即“个人对主要或者仅仅基于公共机构与组织的动机而做出回应的一种个人倾向 [ 5 ]。布鲁尔和塞尔登基于“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视角提出，公共服务动机是一种“引导个人做出有意义的公共服务(公众、团体和社会服务)的动力”。纳普和梅冷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可以激励大众为公共事业奋斗，并且在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下从业者也将不断提高自身的公共服务积极性 [ 6 ]。然而，西蒙尼则认为理想中的公共服务近似于抽象的爱，在这种理想模式中，存在着清晰的目标、强烈的承诺感、公共服务使命感和自我奉献精神。叶先宝和李巧出于社会责任与公共使命感的角度，将公共服务动机定义为“一种服务于民众、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集体利益且旨在解决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共问题的利他性动机”，公共服务动机也是促进公共事业正常稳定发展、社会从业人员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重要平台 [ 7 ]。曾军荣通过整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经过自身的理论分析后，提出自身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基本定义，他认为公共服务动机蕴含三种特征：第一，由于公共服务动机主要形成于个人和集体的社会化过程中，故文化与(内在)制度将影响个人的公共服务动机的形成；第二，公共服务动机主要是个人服务倾向，不是所谓的公共部门倾向，存在而不仅存在公共部门之内，与其没有必然联系；第三，公共服务动机影响的是个人内在价值取向，是人的一种内在动机，内在报酬而非现实的外在报酬与公共服务动机更具有相关性 [ 8 ]。 2.2. 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 佩里与怀斯于1990年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时，他们依照自身研究将公共服务动机分为三种类型，即理性的动机、感性的动机和遵纪守法的动机 [ 9 ]。1996年佩里在提出系统而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开发出公共服务动机的有效测量工具，将公共服务动机分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民义务、对公共利益的承诺、社会公正理念、同情、自我牺牲六个维度，设计成包含40个问题的五级量表，并在MPA学生中投入调查，以期概括并阐明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 [ 10 ]。布鲁尔和塞尔登等人认为一个组织的内部成员既然作为不尽相同的个体，便一定会存在着彼此不尽相同的公共服务动机，并加以概括为乐善好施者、共产主义者、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四种导向，这四种导向分别代表公共服务中的一种独特、不重复的观念 [ 11 ]。潘迪和斯特克虽未对测量量表进行修改，但他们发现政府的基层官员和高层官员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对公共利益的承诺两个维度上的得分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故提出有必要加大对公共服务动机各大维度在不同层面的公务人员不同分值的关注力度 [ 12 ]。 2.3. 工作满意度概念回顾 工作满意度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霍博科 [ 13 ] 提出，他认为工作满意度就是“工作者在工作环境下其身心对环境因素所做出的一种情绪反应或态度，是一种主观反应”。继他之后，各国学者也站在自身研究领域的角度给出了工作满意度的概念和内涵，但由于各国学者研究领域的差异性极大，目前工作满意度依然没有被广泛认可的内涵定义。不过分析并整合各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工作满意度的概念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一般性定义。弗洛姆等从整体上概括工作满意度的概念，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组织的个体成员对组织环境的一般性态度。这种观点希望将工作满意度作为一个一般的整体概念，并不包括成因和影响因素。 第二种是起源性定义。以波特和劳勒为代表的学者们的研究更为看重工作满意度的形成因素，秉持该观点给出其定义，而站在工作满意度是一种积极情绪角度的他们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个体需求得到满足后的产物。 第三种是组成型定义。以莫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们从组成因素的角度出发，给出的观点是工作满意度由多因素构成，而且取决于个体对自身目标、工作意义以及其他方面的认知。 2.4. 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性研究 世界上首位研究公共服务动机的瑞尼首先发现，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较高的公职人员，会呈现对上司、同事以及自身工作的较高的满意度，意为两者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和他同一时代进行研究同一领域的布鲁尔和塞尔登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也从自己的研究角度给出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满意度有积极影响。纳福与克拉姆 [ 14 ] 在对美国联邦政府9710名公职人员进行复杂而有效的问卷调查后发现两者具有显著相关性。金学者对韩国政府1739名政府公职人员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出两者呈正向相关 [ 15 ]。但布莱特以美国三个州共205名政府公职人员为调研对象，通过加入人—组织匹配作为中间变量，却又得出与上述结论相反的结论，即“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 16 ]。刘帮成等人在其04年的研究发现经删减后的公共服务动机中的四大维度之二——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自我奉献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正向的显著性相关关系 [ 17 ]。吴绍宏以澳门地区部分政府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发起相关性实证研究，最终研究结论显示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 18 ]。两年前的李小华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五维度中的自我实现和公共利益两个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性相关，但其余三个维度与另一变量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有关证据的证实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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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假设检验结果 如前所述，笔者通过差异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对研究提出的假设做出了一一的检验，最终检验结果如表20所示。 H1中性别、管理职务与否与公共服务动机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年龄与学历则表现出显著差异性；H2中只有性别没有展现出显著差异性，其他属性均有显著差异性；H4、H5、H6、H7中四大维度在单纯的相关性分析中都与工作满意度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但“参与政策制定的吸引力”维度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对工作满意度并未表现出显著的预测作用，故拒绝H4。 Table 2 0 Hypothesis test result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H1：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与个体属性(性别、年龄、学历、管理职位与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部分接受 H2：公共部门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与个体属性(性别、年龄、学历、管理职位与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部分接受 H3：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关系 接受 H4：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中“参与政策制定的吸引力”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关系 拒绝 H5：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中“对公共利益的认同”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关系 接受 H6：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中“同情心”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关系 接受 H7：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中“自我牺牲”维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关系 接受 H8：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其内在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关系 接受 H9：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其外在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关系 接受 表20. 假设检验结果 5.2. 研究结论 本文以重庆市部分公共部门员工为研究对象，选用文献分析法与实证研究法作为研究方法，并运用可靠性分析、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与线新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得出研究结论如下：经一定适应性改编后的佩里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与同样经一定适应性改编后的斯佩克特工作满意度量表能较好地表现出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其工作满意度，所得研究数据可有效地支撑本文的研究框架;个人的年龄与学历属性会对个人的公共服务动机及工作满意度产生较强的影响，性别属性并无明显影响，而管理职务与否对个人的工作满意度产生了较强影响。样本所表现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均较高，且在后续的数据分析中得到了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与其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相关性，即个体本身所固有的公共服务动机对后天形成的工作满意度有直接、显著的影响。 5.3. 实践建议 5.3.1. 公共部门员工选拔工作需严格有效 从前面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公共部门员工在工作期间的工作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近乎“先天”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这意味着原本公共精神强烈的人进入到公共部门工作后的工作满意度或说是工作态度也会比较积极向上。说明了具有较高公共精神水平的人将更有动力与激情投身到公共事务中去。但现行的公共部门选拔方法更多地考量的是应聘者的职业能力与行动力，没有做明显的公共精神的考核。以公务员考试为例，笔试与面试两个环节均未出现关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考察项目。如此选拔的员工执行能力与行政能力可能会高于常人，但其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精神却不能得到保障。故应将公共服务动机纳入公共部门员工选拔考核指标之中。首先，如此做可以使公共部门员工队伍更加“纯洁化”，保障其公共服务精神有较高水平；其次，也能直接提高行政效率与办公效率，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更进一步。 5.3.2. 优化绩效考核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相关性，将量化后的公共服务动机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之内。第一，能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优化考核指标；第二，绩效考核对员工行为有明显的导向作用，若考核偏于功利指标，则员工行为将偏向功利行为，故将服务型指标纳入考核之中，可使员工行政行为偏向于公共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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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实验室安全教育是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形成系统、全面、新颖的教学内容与模式是实验室安全教育者及管理者的重要工作。通过分析实验室安全教育的现状及必要性，探索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建立的内容及形式，为相关教育者提供工作思路，进一步提高和增强广大师生特别是学生的安全意识，保障实验室教育教学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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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实验室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重要场所。实验室安全与广大师生的人身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实验室安全必须摆在重要的位置。实验室安全又包含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组织实施、人员建设、安全教育、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主要由高校和教师参与完成，而实验室安全教育则是将高校、教师、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节，并且是能够极大提升学生安全意识的环节。因此，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建设自然必不可少。 已发生的多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给我们以惨痛的教训：2021年3月31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一实验室内发生反应釜高温高压爆炸的安全事故，导致1名研究生当场死亡；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发生实验室爆炸事故，3名研究生不幸遇难等。针对高校实验室安全问题，2017年2月20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2019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把高校实验室安全提到了很高的重视程度。通知中强调，广大师生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是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关键，要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对安全风险的科学认知水平 [ 1 ] [ 2 ]。此外，企事业单位招聘人才的时候，也需要具有安全意识和素养的学生，因此，安全知识的传授应该在本科阶段进行并加强 [ 3 ] [ 4 ]。只有实验安全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才能创造安全的实验环境，促进实验教学与科学研究持续的发展和进步，助力高等教育向现代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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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高校对实验室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低 近些年，随着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再加上国家对此的重视程度，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基本已全面铺开，但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建设程度较低。张敏等 [ 5 ] 调查统计，开设实验室安全必修课的高校占比为22.4%，开设选修课的占比为29.3%，这表明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的开设在高校所开设课程总量中的占比严重不足。 2.2.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不完整、形式单一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通常仅强调实验室的各类安全及其注意事项，如火灾、化学药品安全、机械安全等，对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型实验可能面临风险进行的安全指导不够充分，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不够完整 [ 6 ]。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多以知识传授为主，对学生技能掌握的重视不足，因此造成教育形式单一的结果，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3. 高校学生实验室安全意识薄弱 何旭伦等 [ 7 ] 面向大一、大二学生的调查发现仅70%~80%的学生认为实验室存在安全隐患，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只有4.37%表示熟悉安全管理制度及守则，而对于安全设施及防护用具使用的熟知情况结果也不很理想。这就说明，大部分学生没有全面、系统的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对于应急防护的安全技能严重不足，因此，系统的、全面的对高校学生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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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建设 3.1. 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含以下五个部分。① 安全知识教育，安全知识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化学安全、生物安全、设备安全等基本的常识。同时，各学科专业根据自身教学及实验内容的重点，加入或强调特定的安全知识。例如机电专业在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内容中应该将重点放在机械和电路安全上，并且内容要细化和深入；化工类学科专业则应将重点放在化学相关安全上。②防护措施及应急处理教育，教学内容包含防护措施的类型、原理、适用范围，发生事故时的应急处理等。如着装、装备的类型、使用方法、适用范围，不同原因(化学、火、机械等)造成的受伤处理，相关老师、部门的联系电话等。③ 操作规范教育，很多安全事故就是由于操作不规范引起的，因此实验室规范操作的知识必不可少。这部分教学内容针对性就会比较强，不同学科专业对实验操作的内容、范围及要求不同，就要结合自身教学及实验内容整理和归纳操作规范。④ 环保要求，遵循不污染环境的原则，讲授实验废物、废液和废气的无害化处理等知识，保证实验、科研与环境和谐发展。⑤ 法律法规及院校相关制度的教育，系统学习和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同时该部分内容应该增加各高校、学院自定的规章制度的学习内容，让学生深入了解学校的相关要求，让学生明白学校对于实验室安全的重视程度，进而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 3.2.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形式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形式应当避免死板、单一的情况，否则不利于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教学形式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课堂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安全培训和演习演练、虚拟仿真等，形式应多种多样，而且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除上述教学形式外，还可以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周/月活动，让学生自己设计、组织和实施活动，不仅增强安全意识、增加安全知识储备，还能锻炼个人和团体的能力。 3.2.1.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可以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雨课堂、翻转式课堂等多种形式。课前可以进行线上预习和自测，课上线下进行自学结果讨论和知识点的重点讲授学习。线上可以借助微信小程序、星问卷、腾讯问卷等程序，设计闯关游戏、自测试卷等，并根据难易程度划分等级。教师可以在后台了解和分析学生学习情况，知识点掌握情况等信息，这样可以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更有针对性，提升教学效果。线下的讨论和学习可以将老师讲授和小组讨论相结合。小组讨论总结课前学习成果，总结本节课中涉及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内容，找出安全事故发生原因、应对措施、解决办法等。其他小组或同学做补充，教师作补充和总结，完善和加固学习内容。 3.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以实际发生的案例或者设计的案例为对象讲授相关安全知识，可以吸引学生兴趣、让学生印象深刻。讲授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实验室安全危险种类及发生原因，指出或让学生判断案例中的正确及错误做法，引导学生反思案例所反映出的教训，如安全观念淡漠、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加强教学的直观性与感染力 [ 8 ]。教学过程中可将老师讲授和学生讲授相结合，以学生讲授方式为主。学生通过对案例的搜集、分析、讲解，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实验室安全问题，比单纯教师讲授的学习效果要好。 3.2.3.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就是在实验室进行实际操作，实践规范操作、应急处理等知识的运用。实践教学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分为几个模块：水电安全等通识模块、化学安全、生物安全模块、机械安全模块等。每个模块要包含安全的基本知识、安全问题隐患或根源、应急和解决操作、环保要求等方面的内容。比如化学安全模块，硫酸溶液的配制过程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就可以包括：着装要求，规范的操作流程，配制好后的药品存放要求，废旧硫酸溶液的处理办法，不慎发生硫酸灼烧后的应急处理等。 3.2.4. 安全培训和演习演练 Robert [ 4 ] 提到安全培训的重点是技能建设，特以特定工作场所的特定应用为目标的行为和实践，安全培训是一个短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安全培训可以请诸如消防员等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讲授。演习演练必须定期开展，因为演习演练是学生参加实战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因此，学校学院应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开展演习演练。同时，安全培训和演戏演练会受到内容、地点、时间、实施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因此需要结合其他教育形式，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安全培训和演习演练因其专业性和实战性，又是整个高校安全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3.2.5. 虚拟仿真 虚拟仿真实验以Unity3D、3D Studio Max为开发平台，采用三维立体仿真、动画及虚拟现实操作等多种手段进行实验教学及操作练习 [ 9 ]。从2013年教育部大力推行虚拟仿真建设以来，各高校将虚拟仿真技术充分应用于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但用于实验室安全教育相关课程较少。虚拟仿真可以作为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实践教学和演习演练的补充，实践教育和演习演练无法实现的内容可以由虚拟仿真完成。此外，虚拟仿真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势。因此，对实验室安全教育虚拟仿真程序的开发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实验室场景，加入规范操作程序，以及实践和演习演练无法实现的错误操作后果情景(如烫伤、火灾、爆炸等)，这样能让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到在面对危险时需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操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3.3. 教学成果评价及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安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进行的，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技能，更要让他们的在思想上高度警惕。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也是要分步进行和全面考量的。理论知识的考核，实践技能的考核是同等重要的。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准入制度。日本及欧美一些国家已经较早的开展了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研究，并普及和实施 [ 10 ]。我国一些高校已经实施准入制度，但准入前的考核体系是否能够真实反应学生对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考核前是否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与技能的学习，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相关学者和专业人士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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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健全是高校安全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在相关制度、人员配备、经费支持等一系列工作推进的同时，一定要把握和抓住学生为主体这一原则，因为学生是与实验室接触最多的人群，也是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人群。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学生心中，安全保护技能掌握在学生手中，才能保证实验环境的安全，促进实验教学与科研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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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利用遥感影像比对以及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对句容市居民地数据进行更新，两种方法相对于传统地毯式搜索变化信息，效率有所提高。两种方法各有优点，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获取方便，且每年都有更新，但由于其数据与基础测绘数据的差异，该数据只能作为变化发现的一项参考，不能直接用于基础测绘数据更新。遥感影像比对方法，过程较复杂，但其提取的房屋数据可用于直接更新基础测绘数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将该2种方法结合，利用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进行变化发现，利用影像提取房屋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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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基础地理信息更新是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基础地理信息发挥的作用在于数据的现势性和准确性。随着地理信息的科技进步，地理信息用户对数据的现势性、多样性、适用性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省级基础地理信息更新大多采用全要素、地毯式查找的更新方式，面临生产周期长，现势性较弱的问题，无法满足用户需求，因此需要研究更新方法，转变地毯式更新的传统更新方法，提高更新频率，不断提升基础测绘服务能力与水平，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1 ]。 目前主要的省级基础测绘更新方法有，依据影像进行更新的传统方法，利用市县级大比例尺数据缩编的方法 [ 2 ]，多源数据融合方法 [ 3 ] [ 4 ]，基于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的方法等 [ 5 ]。 袁桂生等 [ 2 ] 利用1:500和1:1000地形图数据库，通过制订规则库、所编方案和合理流程，采用自动和人机交互相结合的方式，对徐州市1:10，000地形图数据库进行了更新，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和数据质量。李慧姝 [ 4 ] 利用多源数据通过融合的方式更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在现有的地理国情监测、各类国土调查数据成果基础上，融合形成非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较好地提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精度。杜佳 [ 5 ] 以甘肃省省级基础测绘DLG更新项目为例，通过比对分析省级基础测绘DLG及地理国情普查数据，设计出一套利用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快速整合更新省级基础测绘DLG实体要素的方法，并利用地标覆盖进行植被数据生产。 以上方法都实现了基础地理信息更新，但没有针对某一类要素对更新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本文以镇江市句容市为试点区，探索利用遥感影像比对、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对省级基础测绘居民地数据进行更新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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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遥感影像比对方法 遥感影像接近于自然真实颜色，而且色彩鲜艳，可读性强。用它来为基础数据进行基础测绘快速更新，具有省时、省力的特点 [ 6 ] [ 7 ]。通过两期卫星影像比对，采用自动检测加人工编辑的方式，可以发现变化区域。本文以高景一号卫星影像为研究基础，利用2019年和2020年两期影像提取变化房屋。该影像分辨率为0.5 m，达到了1:10，000 DLG房屋采集精度。具体技术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遥感影像比对检测实体要素变化的技术流程图 2.1. 自动检测 自动检测部分充分利用面向对象、深度学习、空间分析等技术优势自动发现框架实体要素的更新，首先，利用遥感影像和对应的标记数据生成规定格式的样本训练集；其次，利用上一步构建好的样本集，对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然后，根据最终确定的深度学习模型可以进行地物自动分割与分类；最后，根据上述分割后图斑的类别信息进行前后比对，从而自动发现变化区域。具体如下： 1) 深度学习样本构建 在多源遥感影像数据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地表信息覆盖分类产品，建立基于基础性地理国情和省级基础测绘数据的遥感影像样本集，样本生成时，将遥感影像样本数据集分为两部分，样本训练集和样本测试集，以具有类别信息的样本训练集为基础，形成框架实体要素最有效的特征表征集，建立规则化的样本训练集，基于Python语言，编写样本制作工具。 2) 深度学习模型训练 样本制作完成后，根据网络模型对其进行样本训练，选择迭代网络模型，网络模型训练完成之后，利用样本集中的测试集对新模型进行测试，先利用新模型对测试样本进行分割，再利用真值对训练结果进行定量分析，若检测结果达不到指标要求，则根据分析结果调整训练样本库以及优化网络结构。 3) 实体要素分类与变化检测 图2. 影像提取房屋(黄色)与基础测绘房屋(红色) 完成了网络模型训练和验证后，进行遥感影像地物自动分割，分割后的图斑附带地物类别信息，再根据此地物的前后类别信息进行比对，可自动获取变化检测结果。 图2为影像提取的房屋(黄色)与基础测绘采集房屋(红色)，可以看出影像提取房屋效果较好，尤其对于低矮的独立房屋、厂区等该方法提取较好，可以直接用于基础测绘数据，而高层房屋需要消除投影差，对于农村聚集性的农村房屋则需要进一步的综合才可直接用于数据生产。 2.2. 比对结果分析 利用FME软件对2019年、2020年两期卫片提取房屋进行比对，具体流程见图3。 图3. FME搭建矢量数据比对流程 比对结果表明，利用2期影像比对，可以快速发现居民地的变化情况，能够用于指导基础测绘快速更新。但由于2期影像拍摄角度、以及色彩不一致等情况导致存在伪更新的情况。需要对部分疑问图斑进行人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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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 地理国情监测采集对象为全区范围内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自然地理要素包括植被覆盖、水域、荒漠与裸露地等；人文地理要素包括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交通网络、居民地与设施、地理单元等。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每年更新一轮，与基础测绘数据相比，具有属性信息丰富、数据现势性高的优势，能为基础测绘数据更新提供持续、可靠的参考数据 [ 8 ] [ 9 ] [ 10 ]。 赵敏 [ 10 ] 在《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中的应用》中指出文中指出，地理国情数据中的房屋建筑区与基础测绘数据的分类方式、采集方式和属性设置存在较大差异，无法直接应用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因此本文提取地理国情数据中房屋建筑区增量作为居民地变化的指向性数据。 本文利用2019年、2020年地理国情监测地表覆盖数据changetype为1，2，9，CC码为05开头(房屋)以及0832 (房屋建筑工地)、0831 (拆迁待建工地)的地表覆盖图斑，叠加高景1号0.5分辨率卫星影像，更新2018年省级基础测绘房屋数据，以研究该方法进行数据更新的可行性。具体统计分析结果见下。 图4. 句容市省级基础测绘房屋更新范围 根据主要道路、河流，将句容进行了分割，方便作业分发，其中123区域已更新完毕，该区域总面积约543.51 km 2 ，房屋属于典型的农村地区分布，如图4所示。更新前，点状房屋要素14，008个，线状房屋要素3840个，面状房屋要素40，113个。更新后，点状房屋要素13，414个，线状房屋要素3501个，面状房屋要素40，386个。现对地理国情监测图斑利用率情况如表1所示：05类型采用占比大于08类型，总体采用率在40%左右。 Table 1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 change map 类型 05采用占05百分比 08采用占08百分比 采用占比 GQ2019 36.63% 34.98% 36.10% GQ2020 52.07% 36.96% 49.35% 表1. 地理国情变化图斑采用情况 由表可以看出地理国情数据对于指导基础测绘居民地更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利用率并不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这是由于地理国情覆盖的采集指标、要求不同导致，在利用其更新基础测绘数据时存在如下问题： 1) 地理国情数据伪更新：本次更新范围农村房屋居多，多为聚集性房屋，国情表示为(0521)，由于地理国情采集“就近就大”原则，周边地物变化产生的细碎图斑可能并入房屋，造成房屋的changetype为1。 2) 地理国情数据与基础测绘数据标准不同：对于建筑工地上的临时搭建工棚，国情数据中表示为房屋，在基础测绘中可不进行表示，所以该部分提取的国情变化没有采用。 2、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为农村地区，城区范围内，房屋表示为独立房屋，对于新建的小区，地理国情地表覆盖数据应该会有较高的采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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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利用遥感影像比对以及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对句容市居民地数据进行更新，两种方法相对于传统地毯式搜索变化信息，效率有所提高。两种方法各有优点，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获取方便，且每年都有更新，但由于其数据与基础测绘数据的差异，该数据只能作为变化发现的一项参考，不能直接用于基础测绘数据更新。 遥感影像比对方法，过程较复杂，且需要获取2期影像，但其提取的房屋数据可用于直接更新基础测绘数据，尤其是低矮独立的房屋提取效果较好，如新建低矮独立小区、厂区等，省去部分采集的工作量。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将该2种方法结合，利用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进行变化发现，利用影像提取房屋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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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在未来的工作中还需对以上方法进一步研究，提高变化发现利用率。如对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进行2期图斑比对，设定阈值，小于该阈值认为该图斑为伪增量。进一步研究遥感提取房屋的综合方法，使其能够直接用于基础测绘农村居民地要素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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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贸易品的家乡偏好之谜，被称为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六大谜题”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对这一谜题的研究从未间断过，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释。本文通过对近30年的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系统性地阐述这一谜题的成因、经济理论模型、及可能的解释。其结论是：一般来说，贸易品的家乡偏好之谜确实存在，且同贸易成本、供应链环节、消费者的选择偏好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商品的家乡偏好存在差异。最后，本文选出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做出归纳性总结，得出部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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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谜题的起源 1994年NAFTA生效后，John Mccallum (1995，以下简称J.M.)在研究美国和加拿大区域贸易时发现了两个反常的现象：1) 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内贸易额远大于美加间贸易额。2) 加拿大省份间贸易额是加拿大同美国各州间贸易额的约20倍 [ 1 ]。考虑到1年以内，NAFTA的作用可能尚未完全起效，Helliwell (1996， 1998)在后续研究加拿大和美国的边界效应时，发现加拿大省份之间贸易额同加拿大美国间的贸易额之比虽然从20减少到了12，但是依然很明显 [ 2 ]。Shang-jin Wei (1996)在研究OECD内贸的时候也发现了上述现象 [ 3 ]；Nitsch (2000)在研究欧盟内贸的时候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 4 ]。众多现象表明：贸易的确存在家乡偏好：本国的贸易量的确是多于对外贸易的贸易量。 以上的结论十分有趣，研究到这一现象的学者，最初都是在研究“贸易的边界效应”，即Ohlin (1933)提出的一个假说，在国家边境不存在的情况下，即国家内的情况，国家内两个区域间如果距离类似，那么这两个区域间的贸易规模也是类似的 [ 5 ]。Ohlin认为，在国界线不存在的情况下，距离影响成本，同质商品贸易量大小取决于距离的远近。按照Ohlin的理论：北美自贸区的成立极大消除了国家间的贸易壁垒，美国和加拿大省份间的贸易应该趋同，甚至边境省份间贸易更大才对。然而，J.M的研究并未很好地证明这一理论。于是，在边界效应不明显的情况下，本国内的贸易量依然大于国家间贸易量，这一现象被称为“贸易品的家乡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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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建立模型 2.1. CES模型的构建和比较静态分析 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2001)通过构建CES函数并引入价格约束机制的方式来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得到关于偏好影响机制的均衡解，并最后分析出影响贸易本地偏好的影响因素 [ 6 ]。 其中 θ 为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的替代弹性， C H 为国内品消费； C F 为国外品消费。 C = ( C H θ − 1 θ + C F θ − 1 θ ) θ / ( θ − 1 ) (1) 构建价格和贸易成本的关系，作为价格约束： { P F = P F * / ( 1 − τ ) P H = P H * ( 1 − τ ) P H 和 P F 为以本币衡量的国内品价格和国外品价格。 P F * 和 P H * 为以外币衡量的国外品价格和国内品价格。 τ 是国外商品运到国内的贸易成本。令国内相对价格 p = P F / P H ；国外相对价格 p * = P F * / P H * ，化简后得到： p * = p ( 1 − τ 2 ) 对(1)式求一阶条件，使得消费者C的效用最大化后得到： C H C F = p θ ，       C H * C F * = ( p * ) θ 当国内外消费者对国内品和国外品的偏好一致，且商品同质时，有 C H C F = C F * C H * ，此时结合相对价格，有： C H C F = C F * C H * = ( 1 − τ ) − θ = p θ 变形后得到国内(国外)品支出同国外(国内)品支出的比率： C H p C F = p * C F * C H * = ( 1 − τ ) 1 − θ ⇒ 核 心 方 程 当无贸易成本( τ = 0 )时， C H p C F = 1 ，国内品和国外品支出相同。当贸易品成本( τ = 0.25 )存在时，且替代弹性 θ = 6 时，国内品和国外品支出比为4.2，同OECD的数据相符。 2.2. 模型结论 “家乡偏好”可以用 C H p C F 表示，即国内消费量是国外消费量的倍数。倍数越大，家乡偏好越明显。 “家乡偏好”只同贸易成本( τ )和国内外商品的替代弹性( θ )有关。根据上式推导出来的核心方程： C H p C F = p * C F * C H * = ( 1 − τ ) 1 − θ ⇒ 核 心 方 程 可以得知：贸易成本 τ 越大，“家乡偏好”越明显；国内外商品替代弹性 θ 越大，“家乡偏好”越明显；下文将通过实证方法找到 τ 和 θ 的估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