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历史vs自然 后现代主义的诸位思想家，对于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价值，诸如理性、自由、法制，都加以置疑、揭露、批判。德里达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指控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利奥塔对一切宏大叙事加以怀疑和批判。福柯宣布“人死了”。在后现代哲学家们看来，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大部分价值，都被归诸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可以归结为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下的产物。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这些价值，其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特别是代表着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但是在资产阶级的话语(discours)中，这些历史的产物，却被转换为“自然”。 对于这一点，罗兰·巴特在《神话学种种》中的《今日，神话》中表述得非常清楚，他写道：“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这一运动，资产阶级把世界的现实转化为世界的图象，把历史转换为自然。……资产阶级的形象是特殊的、历史的：它所表象的人却是普遍的、永恒的；资产阶级恰恰将其权力建立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于自然的无限的转变之上……最早一批资产阶级哲学家，透视了意义的世界，把一切事物都归属于某种合理性(rationalité)之下，对其发号施令使之服务于人”[ 1 ] 。这段话挑明了巴特对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态度，通过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巴特也深刻地揭示了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玩弄的意识形态游戏。毫无疑问，启蒙哲学，也是这种资产阶级哲学的一部分，而启蒙哲学所宣扬的“理性”、“作者”、“主体”，正是巴特等后现代思想家所要批评的对象。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这些价值，无疑是普遍的、不容置疑的。 在这方面，福柯通过他的知识史研究，我们清晰地揭示现代资产阶级是如何把这些“历史”变成“自然”的。福柯的学术训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老师康格彦(Georges Canguilhem)，而后者又师承巴什拉。由巴什拉、卡瓦耶、康格彦、福柯等人，再加上科瓦雷，这几位大师有时被称作法国知识学(épisthémologie française)学派。 新的法国科学哲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于：1) 反对一切先验哲学，而发展一种概念哲学(philosophiedu concept)，这种概念哲学，致力于描述科学结构内在的变动，而并不关心这种变动的背后所涉及到的形而上学前提和主体性。因此，它关心的是每一门科学的特殊性，从而显示出每门科学特有的合理性(rationalités locales)。2) 要求一种新类型的科学史。因此，他们认为，科学哲学研究与科学史研究密不可分。在巴什拉看来，一切知识学研究都应该是历史的。科学的发展，并不是持续的有目的的演进，而是一系列的突然的断裂，这种断裂在于完全放弃一些旧的假设，而采用一些新的假设。 他们慢慢发现，每门科学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由是导致一种多元理性主义。进而他们认为，在科学中，从来都没有什么真理，而只有权力的关系和物质利益的关系，这样，我们很自然地进展到福柯的观点了。所以，实际上，围绕着知识，从巴什拉到康格彦到福柯，是一脉相承并不断进展的。巴什拉的知识学，主要研究的是物理学史、化学史中的知识问题，康格彦主要研究生物学、医学中的知识问题，而福柯则将二人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发挥和应用到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从而成为西方知识界令人瞩目的大师，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福柯的理论和方法，仍然是来自于以巴什拉为代表的知识论传统。 福柯的意义在于，他将巴什拉等人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所使用的方法和范式，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福柯指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型。所以，启蒙思想所宣扬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其实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以《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例，福柯指出：“在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医学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有着深刻根源的自发的重合现象。”[ 2 ] 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有着将一切现象都加以分析，从而归结为若干基本因素的思想倾向，即分析的倾向，正如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所说的：“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3 ]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笛卡尔把分析方法运用于几何，从而创立了解析几何。但是，这种分析方法，这种意识形态，在福柯的眼中，体现的正是一种“目视的王权——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 4 ] 。这种对于目视的特殊尊崇，解释了为何在18世纪产生了两大神话式经验：身处未知国度的异邦观察者和得见光明的天生盲人。在福柯看来，这意味着“有关世界的话语都要通过睁开的眼睛，眼睛在每一刻都仿佛是第一次睁开”[ 5 ] 。在福柯看来，分析和临床医学中的目视都有着同样的特征，都预设了存在着恒常的客观结构，从而存在整体可以消散为现象，而每个现象最终可以通过分析，转化为若干基本因素的组合[ 6 ] 。于是，现象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é)消失了，或者说哲学家和医生都有意无意地省略掉、忽视掉个体性。所以，福柯认为，临床医学，其实是将笛卡尔式的分析方法引入医学领域，用于活生生的具体生命[ 7 ] 。 在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在社会、政治、文化、个人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使得每一个领域，甚至包括个人的意识、性、道德等私人生活领域，都成了现代理性所管理、规训、宰制的对象，从而象学校、医院等机构，都某种程度上蜕变为类似于监狱一样的体现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领域。因此，对于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人来说，面对无孔不入的现代性的强权，必须通过艺术等方式来形成一些逃逸线(ligne de fuite)。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一方面批判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所宣扬的那些价值，将它们视作历史的产物、意识形态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们却将启蒙思想家所强调的自由、独立、反抗等价值扩大到极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后现代所完成的，可以说是启蒙思想家未完成的事业，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种“新启蒙”，他们并不是要反对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宏大叙事，而是要将这些宏大叙事之中所包含的尚未澄清的权威和先见加以清除，就此而言，他们的精神是与笛卡尔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对启蒙作出一种全新的解释。在他的两篇收录在《言与文》的关于启蒙的文章中[ 8 ] ，他都将启蒙解释为一种关于“当下”(le présent)的追问，一种对现代性的重新考察。他重点对康德的著名文章“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进行了考察。福柯认为，康德文本之所以重要，在于康德提出了一种批判的历史意识，一种对当下进行批判的意识，从而启蒙哲学成为一种对于自身与自身所在时代及其关系作出明确而清晰的反思的哲学意识。这样，福柯就把启蒙意识定义为一种哲学的伦理态度(ethos philosophique)。这首先是一种设限的态度(une attitude limite)。所谓设限，就是康德所说的批判，而在福柯这里，则在于进行如下的研究和反思工作：“在那些作为普遍的、必然的、必需的给予我们的一切之中，哪些部分是特殊的、偶然的、归因于一些任意的强制”[ 9 ] 。其次，这是一种实验态度(une attitude expérimentale)。在福柯看来，不可能通过某种整体的计划或者考察来得出某种观念或者价值，而只能通过历史的、局部的考察，来揭示出真理、权力运作、思想方式、行动方式这间的细微而具体的关系，从而观察到真理的边界并加以逾越。最后，福柯还指出，他的这种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并不只是偶然的、特殊的，而是有其普遍性、系统性[ 10 ] 。福柯还认为，在康德那里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关于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第二种，则是批判地提出以下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当下？什么是可能经验的现实场域？”(Qu’est-ce que c’est notre actualité? Quelest le champ actuel des experiences possibles ?)后一种哲学，福柯称之为一种“关于当下的本体论”(une ontologie du présent)。正是这种关于当下、关于历史的哲学，构成了从黑格尔到尼采再到福兰克福学派的反思传统，而福柯本人也将自己归位于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