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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认识历史的三条途径 在《历史三调》中，柯文分别从事件、经历和神话等三个角度展开论述。至于为何以如此方式展开论述？他解释道：“其一，我希望本书能引起普通读者(非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对他们而言，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故事性叙述读起，可能更容易产生兴趣。其二，我认为，本书所探讨的了解过去的三种途径，在逻辑上或认识上没有哪一条的地位一定比另外两条高。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虽然专业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神话化的过去进行斗争，或者以直接经历者不知道的方式使过去之事变得清楚易懂并富有意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 [ 3 ] (序言p. 4)此外，虽然柯文尝试从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角度展开对义和团的论述，以此阐述其史学思想，但其在《历史三调》中用将近一半的篇幅来论述经历这一部分。这使得有的学者认为本书中含有大量柯文的人本主义倾向。李世达在其论文中分四部分来阐述柯文的人本主义倾向——作为经历的义和团：发现普通人的历史；跨文化比较：探寻普遍的人性；复调史学抑或后现代史学；结束语 [ 4 ] 。这篇论文对于我们理解本书有莫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也夹杂有他自己的思想。柯文在论述经历时也冲破了对于中外传统文化的认识，令读者看到了许多文化现象相似的例子。对于其重点研究1900年以降的义和团运动史，他在书中也作了说明。“第一，这个部分——共有五章，如干旱、降神附体等——所述的主要现象在1900年春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正因为如此，相关的中外文档案和文献比1900年以前更为丰富多彩。第三，关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初起时的情况，我们已经有一部极为出色的英文专著：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 3 ] (序言p. 6)。 3.1. 事件角度 柯文在从事件角度阐述其对义和团的认识时，将绪论的标题命名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文章开头，他以为自己长期以来进行的课堂实验为例，深入剖析为何在当代美国大学生中对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认识态度。二者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重大事件，甚至于太平天国对于清王朝晚期的影响远甚于义和团运动。柯文在文章写道：“我明确告诉他们，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他们注意到他们的知识有限(尽管这项测验往往会有这样的效果)，而在于让他们了解，他们已有的知识是在一种怪异的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异化的、扭曲的。” [ 3 ] (p. 14)。表明在当时的美国中国学生当中，对于中国仍旧缺乏正确的认识，其“西方中心观”仍旧有其现实影响力。此外，在本章的撰写过程中，他分别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义和团运动的高速发展阶段及义和团的经历的国际化：战争的爆发等顺序展开论述，体现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认识历史事件、叙述历史事件时所采纳的一般路径和方法。 此外，柯文认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与真实的历史叙事并不相同。在《历史三调》中他如此写道：“知道结果，可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加者所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猜测到)的意义” [ 3 ] (绪论p. 9)。并且认为“历史学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撷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 [ 3 ] (绪论p. 13)。因此，柯文认为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的研究工作时，都已经“先入为主”的知道了历史事件的结果，有时会将无重大关系的事件或者毫无关系的事件放在一起，牵强附会的作为解释事件发生原因及影响的立论基础。故此，“必然性”与“偶然性”作为解释历史事件时的两种普遍现象出现也就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 3.2. 经历角度 柯文在从经历角度阐述其对义和团的认识时，将绪论的标题命名为“人们经历的过去”。这也是柯文在《历史三调》中着笔最多的一部分。田野调查法是从事人类学研究、民族志写作等必不可少的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有利于进行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有助于历史学家了解到与文本记载所不一样的历史，在现实中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在经历部分，柯文分别从“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降神附体”、“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及“死亡”等六章展开论述。力求撇开历史学家“后知后觉”的观念，更多的从当时经历者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充分考虑当地民众在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自然背景及外部势力时所能做出的“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即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此外，柯文在经历部分的写作中，在其对义和团宗教活动的核心，即降神附体活动进行解读时，运用宗教学方面的知识，认为个人或者群体在面临危机时，往往都会向神灵求助。在论述当地村民对付干旱的记载中，他运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认为对付干旱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祷告和与之相关的祈雨仪式向天神请罪，祈求降雨。这种仪式活动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中十分盛行。此外，他还列举了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1899年夏季的西印度、1794年马塞诸塞州以及1988年美国西部在应对旱灾时所采取的相似方法，论证民众在面临相同的危机时，往往会采取类似的方法。笔者以为这是“人性”的使然，无关乎地域、种族的区别。在对死亡的描述过程中，柯文尤其侧重于对个人经历的描写，分别从“目击者”、“加害者”及“受害者”的角度来分析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尽可能的贴近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入其中，明白其选择的“合理性”。 尽管从经历角度进行论述相较于历史学家的后知后觉的事件角度更易于渐进真实的历史，但柯文也意识到仍旧不可能完全复原人们所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的历史的方方面面。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在任何历史环境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下来，传至后世；二、即将过去的经历能够完全再现，也只能是这样的情况：用文字或视觉资料(如照片等)，或者二者兼用，来重塑过去，而不能再现经历本身；三、所有经历都受到地理空间的严重制约 [ 3 ] (绪论pp. 47-51)。当下口述史学的发展现状及史学界对口述史资料的认可度与此有相同之处。详情可参考左玉河的《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 [ 5 ] 。 3.3. 神话角度 柯文在从神话角度阐述其对义和团的认识时，将绪论的标题命名为“被神话化的过去”。在论述义和团运动神话化的过程中，柯文主要从“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等三个阶段展开论述。关于神话化的义和团与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的区别，柯文如是说道：“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化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养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 3 ] (绪论p. 177)并且“神话化的过去不需要太准确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它要有效地说服或调动现在的民众，它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 3 ] (绪论p. 178)。 新文化运动作为近代史上继“器物革命”、“制度革命”而后进行的“精神革命”或“文化革命”，“民主”与“革命”是其两大主题。当时的知识分子崇尚西方的思想观念，而义和团则代表的是封建、迷信和排外主义等观念。因此，义和团被当作落后的象征，成为知识分子主要抨击的对象。义和团就从历史向神话迈进。此外，当时的外国人也对义和团进行着神话化，认为义和团是残暴、令人恐怖的，对其进行的都是丑化性的描述。历史经过无数人的讲述、润色、传播、最后成为神话化的历史。受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社会背景，即反帝斗争的需要，义和团运动作为以“排外”为主的运动，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被当作正面教材并一步对其神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以进一步神话。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即到处充斥着教条主义，盲目崇拜主义盛行，因此义和团也在那些有目的的政治家手中被利用。最终完成其神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