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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丰富隐喻中的深刻内涵 《在细雨中呼喊》无疑还有着相当丰富的主题内涵与深刻的思想意蕴。讨论此问题的论著数量和涉及范围都相当可观，论者所发出的“用一句话的确很难做出明晰的答复” [ 13 ] 和“令人回味无穷” [ 3 ] 的感慨，也表明这是这部长篇小说在主旨意义上的不同寻常之处。 具体来说，《在细雨中呼喊》不仅是一部儿童成长为少年成人的个人心理史，更是将纠缠于特殊背景下的亲情、友情与性的压抑扭曲，于时间的错杂和叙述的破碎中呈现出了人的众多生存困境。小说开篇就指明了人物活动的最初时间为“1965年的时候”，在这个大背景下，余华以追忆性的叙述和多重视角的转换，让小说得以容纳年龄、身份跨度极大的人物。而自由的时空转换，也将这些人物故事进行了切割和重组，让他们在家庭乡村和校园城镇中，展开了各自跌宕起伏又互相关联的人生故事，从而为丰富性和深刻性拓展出了广阔的空间。 例如小说中的各个少年儿童的家庭，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孙光林和苏杭都因家庭的遭遇而敏感内向，孙光林的父亲是一个暴躁浪荡的农民，他的母亲软弱无力，他和兄弟感情冷漠，而养父作为一个军人对他有着贴心的关怀，却最终因为养母的病弱而出轨，在报复中死去，湮灭了孙光林最后一点关于父爱的希望。苏杭的父亲则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在压抑后无从拒绝地和寡妇有了奸情，他的母亲选择沉默并举家离去，他与弟弟苏宇也没有真正亲密的温情。鲁鲁则完全没有父亲，他的母亲则以卖身抚养他，也时常打骂，为了保护自己鲁鲁不得不虚构了一个亲哥哥的形象，作为家庭中勇猛的男性，让他在同伴中的争吵打架中获得安慰。国庆则没有母亲，他的父亲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新生活而丢弃亲生儿子的男人…… 但余华没有仅仅去描摹这些家庭各自的关系，而是不停地摘选看似细小但实则充满代表性的琐碎事件，来构成饶有意义的并置。孙广才和孙光平父子二人，在孙光明死后拒收补偿，要通过“英雄儿子”得到中央的表扬而守在家里和村口等广播，这个梦想落空后他们又回过头以抢劫的方式想拿回实际报酬。王立国和情人在办公室偷情，被同事那位“道德卫士”的老婆窥伺告密，王立国竟用一颗手榴弹以同归于尽的办法报仇，最终失败。鲁鲁在母亲被抓后竟没有四处寻找帮助，而是用稚嫩的肩膀独自反抗，苏杭那个备受人们尊敬的父亲竟然经不住寡妇的诱惑，国庆的父亲竟然以自己要去结婚为理由，独自搬家离开…… 从这些家庭的书写里可以明显发现，《在细雨中呼喊》也有着80年代中期中国小说界所兴起的“审父”和“弑父”之风 [ 16 ]，但余华没有停步于这一个反叛，他不以变换的历史风云来展开人物的行动，反而以儿童的视野和追忆呈现一切，也就实现了将重点聚焦在“人物的生存本相” [ 17 ]。 由此，《在细雨中呼喊》与同属推翻父辈权威的作品就有了不一样的面貌，一是它更加“清晰而彻底地‘污蔑丑化’父亲的形象，暴露父亲的虚弱、无耻而荒谬的面目”，而被推为“顶峰之作” [ 3 ]，二是它又丝丝缕缕地盘缠着时代背景，处处展露社会特点的同时，触及到了更多极具时代性又超越时代的命题：在那个年代，家庭亲情关系的扭曲，父辈权威的丧失，少年儿童的绝望和情感危机……一件又一件荒唐至极的事就如此发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之中，不得不让人走近去思考文化大革命给予血缘亲情、家庭婚姻，以及儿童成长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以及这些背后有关孤独、绝望、生死等深刻的人性命题。 同样地，校园生活的书写也是小说中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孙光林通过他所亲历的一切，揭示出教书育人之地所暗藏的涌流。小说里没有重大得载入史册的事件，相反都是下放到日常但却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除了同学间不再友爱，青春期里的不安和躁动在性压抑下，时常爆发出互相伤害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还有老师作为传道受业解惑者，在小说里也被抹掉了最后的神圣，对于同事与学生的恋情败露的事件，他们以正义凌然的方式查看忏悔书，其实不过满足自己的窥私欲；表面上关小黑屋是为了教育学生诚实，实则是通过老师的权威对学生进行“严刑逼供”；昨天彼此还亲如同盟，第二天就暗自告密，对其遭遇而幸灾乐祸…… 学生的不学无术和师道的各种丧失显然表明文化大革命下教育的千疮百孔，那些所谓光辉的道德护卫发展成如何的扭曲，压迫式的紧张感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但这不局限于教育与师道的命题，自我压抑、嚣张跋扈、恶意嘲讽，以及虚伪卑劣，互相算计，在儿童幼稚可笑的自我解释，和少年无人解答的困惑中，都让人不得不让人更进一步思考人于扭曲的社会下，于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中，于长久的孤独里，如何寻觅自身成长的缝隙？如何进行自我拯救的“呼喊”？ 除了以独特的视角和时空顺序的破碎重组为主题的丰富和内涵的多样拓展了空间，还有一个因素让他的长篇小说拥有了耐人寻味的魅力，那就是他实践自己真实观后的隐喻式书写。 正如许多论者所言，《在细雨中呼喊》里余华开始着重讲正常的世间故事和有血有肉的人物，事理的客观逻辑开始在他的小说中存在意义，他好像没有再构造众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反常事件来制造“刺激”，但他同样也没有完全舍弃对颠覆的钟爱，只是用了另一种更有力量的精神武器，那就是追忆的视角。以这种独特的追忆视角和口吻讲述的庞大故事，就使得所有情节都是在主人公的记忆里进行，就像水流可以蔓延每一条缝隙般，这种主观的幻想气息弥漫了几乎所有的文字，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余华自己创造的虚构空间。 就是在这个虚构空间里，余华践行着他有关“真实”、“虚伪”的文学观念，他认为“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人只有进入到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 [ 14 ]， p.6)，文学就是如此通过虚构，来获取一种精神的真实。因此《在细雨中呼喊》里，“余华基于现实的逻辑而创造了回忆的逻辑” [ 18 ]，基于现实而在小说中创造了文本中的另一种真实，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世界即余华心中想要表现的现实世界，他将心灵精神的体悟熔铸到文本之中，这种同构产生了一种深度的存在 [ 2 ]。 这种心灵精神的体悟与小说文本的同构所形成的深度存在，就具体表现为一种隐喻式书写。从小说整体来讲，其环形结构就有着隐喻意味，除了前文所提的空间拓展和完整性的构建，环形结构这种封闭式的叙述，还能对内容本身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如奚密在《现代汉诗》中写道，诗歌的环形结构能够有效地打造一个封闭的世界，适宜于压抑挫折无法排遣的内容，如《镜中》、《再别康桥》等诗作。很明显，余华重构时间后打造的环形结构，也有着这样的效果。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有着“我”充满意识流的讲述，我在记忆之中不惧时间地随意穿行，顺叙、插叙、倒叙，在每一个故事中自由地跳跃……小说的时间线上，有着关于几代人的亲情，不同时期的友情以及旁人的世间百态，而它们在“我”的回忆中显得那样真实又不可思议，最后就这样困在余华构筑的环形结构中，没有出口不可突破，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这个作者精心设计的循环往复的圆圈，又如何不向读者暗示着人生无法逃离的孤独和绝望，命运又处处充斥着这难以突围的困境。 除了宏阔，文本的局部的隐喻部分依然非常精彩，一种是通过孙光林的记忆流动而呈现出来的各种意识和意象，尽管它们有着丰富真实的细节，却无法脱离梦境般的缥缈，另一种则是余华有意地隐藏着叙述者的意图，用丰富真实的细节和刻意的言语来堆叠出意义的暗示。 例如在被那个同事的老婆告发后，被关守的王立强想要报复那个让他名誉扫地、对他极尽嘲讽的女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用了一个相当“荒唐”的方式，即用手榴弹炸死她。从家属楼到医院，走投无路的王立强两次拉开手榴弹，最后却让自己断送了姓名。最饶有趣味的是，余华让那个女人活了下来，并且她还怀孕了，是一对双胞胎，面对被误炸的孩子，“她逢人就说：‘炸死了两个，我在生两个’”。就是这样一个情节，在所有的片段上余华都不动声色地着力描摹这个女人的可恶与王立强的绝望。作为军人在无法摆脱的压抑面前犯了“生活错误”，他不可选择地走上了绝路，最后以独自死亡告终。而作为“那个时代道德的忠实卫士”，面对揪住别人的作风问题而“眉飞色舞”，对同是女人的可怜哀求“恶狠狠”的喊叫，孩子死后她不久就恢复了“自得的神采”，并以怀孕延续着血脉。余华的情节铺展和细节刻画也就在这些对话和语言中指向了一个个丰富而深刻的隐喻：人在社会的压抑、道德的捆绑下难以自救，绝境只能同自我共毁灭；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或许会过去，但那些以正义为名的卑劣、嫉恨、无情和扭曲却如女人怀孕的肚子一样，不会轻易随着一声炮响而消失殆尽…… 这也就是论者、读者在阅读《细雨中呼喊》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要将小说中那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场景描写、心理刻画和诸如此类的精神命题联系起来” [ 1 ]，都是以余华自身对现实人生与历史社会的独特理解和深入思考中，刻意安置的语言和情节中指向不明地泛化，让小说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在象征隐喻中呈现出超现实的深刻意味 [ 19 ]，这就是这部小说精神内涵的魅力所在。 当然如此的丰富和深刻，也并非一蹴而就，很显然这部长篇小说在主题上的丰富，来自于囊括了余华在此前中短篇小说中就触及的各种各样的命题：死亡、暴力、人性、友情、存在、命运……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在过去中短篇小说中，这些是一个作家对历史与社会、人性与人情长久的关注和持续的思考，所积淀的厚度。 而隐喻的深刻，同样在他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中有所体现。事实上从《十八岁出门远行》起，余华那种寓言式的书写就备受关注，而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在写作上更有了“顽强的调整”，正是如同他于1989年《上海文论》第五期所发表的论文《虚伪的作品》中所述，对叙事、真实、时空的进一步体验让他要以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展现世界，以精神为重来“象征”出“人类寓居世界的方式”。以他同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三期的小说《鲜血梅花》为例，余华在里面讲述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为父报仇”作为武侠的一个经典主题，在小说中以事理逻辑的形式串起全文。但是余华却以让主角阮海阔一直处于迷离的游走状态，他在叙述中强调这阮海阔那种漫无头绪的心理，语言更是充满了“莫名其妙”与“神秘”的意味，这种不可捉摸的感觉就形成一种“强烈的暗示” [ 6 ]，让人透过这个全新改写的武侠小说，进而思考命运那接二连三的偶然，以及人如何得以存在的深刻命题。同也是发表于《钟山》第四期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与《河北文学》第十期的《两个人的历史》则是通过人物关系的不确定，突出了小说的隐喻意味。 余华正是在这种将真实性与虚构性，日常性与超验性结合的张力中，将自己对人与现实的关系、命运与偶然的关联、社会历史与人性的探究的思考融入其中，使其表现出了超乎现实意义之上的带有强烈隐喻意味和象征色彩的主题 [ 20 ]，这也是它为何能够成为“如此经得起反复解读”的作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