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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廖仲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廖仲恺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并在这过程中，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派、革命力量以及革命成功后的社会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2.1. 较系统的革命对象的认识 廖仲恺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在其幼小心灵里已孕育了反抗民族压迫的志向，使他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有着较多感性的认识，成为他后来反帝思想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五四”前，廖仲恺对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思想在其头脑中还没占据应有的位置。“五四”后，廖仲恺开始有所察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22年，在与苏俄代表的会谈中、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廖仲恺刚刚萌芽的反帝思想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突破性地指出：“今日之仆仆道途，人人有朝不保夕之痛苦。然而何者为致今日此种恶现象之原因，则帝国主义之侵略实为万恶之源。”( [ 1 ] ， p. 192)但廖仲恺并不是将所有帝国主义视为革命对象，他要求应辩证地看待外国人。例如，在沙基惨案发生后积极支持的省港大罢工中，廖仲恺就发表了一则《重要通告》，说明：“我们不是排斥一切外国人，我们只是反抗帝国主义残杀迫害我们的外国人。对中国已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且热情帮助中国革命的俄国应与之亲善，对欧战后对中国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德、奥两国以平等相待；对虽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但并无直接参加沙面惨案事件的美、葡、荷等国家应分别清楚；对作为惨杀事件为原动者的英法应引之为恨。”( [ 2 ] ， p. 120)因此，廖仲恺不仅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是帝国主义，还客观、辩证地分析了对不同帝国主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 同时，廖仲恺强调了反帝国主义与打倒封建军阀之间的必然关系：帝国主义为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就会阻止中国建立和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势必要扶植封建军阀为自己的代理人，而封建军阀的横行，背后也要列强的支持。廖仲恺通过辛亥革命以来的各种斗争和多次重建护法军政府的失败来为自己论证：“中国自改元以来至今十三年，乱事多少次？已经四五次了。此话何来？大家都说第一次是袁世凯。袁氏是借外国二万万借款，才可以乱中国……第二次是外国人劝袁世凯做皇帝。第三次是督军团造反，解散国会。督军团如不得日本借款，试问有何方法以捣乱！” [ 3 ] 因此，廖仲恺更加肯定：“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在后拉线。”( [ 1 ] ， p. 165) 此外，廖仲恺还提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彻底的革命工作。”何为反革命派？廖仲恺进一步指出：“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人民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 1 ] ， p. 251)其具体应有二：一是国民党右派。廖仲恺鲜明地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 [ 1 ] ， p. 251)在这里，廖仲恺毫不含糊地把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派等同起来，揭穿了国民党右派也是革命对象的本质。二是镇压工农运动的买办资产阶级。廖仲恺对此虽无多大公开理论阐述，但他同反动商团的斗争，则说明了其也将买办资产阶级视为反革命派。 因此，廖仲恺最终得出结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要压迫。”( [ 1 ] ， p. 249) 2.2. 较明确的革命力量主体的把握 经过实践斗争的发展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廖仲恺分析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右派和官僚资产阶级，那么要依靠谁来推翻这些反革命派呢？廖仲恺在吸取以往只依靠一部分军阀去打倒另一部分军阀和忽视广大民众力量而最终惨遭失败的教训中，在苏俄代表的建议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以及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展现的群众威力中，廖仲恺觉悟到“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 [ 1 ] ， p， 194)因为“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 [ 1 ] ， p. 190)同时，要联合农民与工人，“惟有工农兵的结合，始可达到成功。”( [ 1 ] ， p. 279)“若是分离，革命便不能成功。”( [ 1 ] ， p. 247)因此，廖仲恺对于工农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一比较完整的认识。 工农阶级又该如何才能推翻革命对象、解放自身呢？廖仲恺在《农民解放的方法》之演说中指出，农民要自己组织起来，建立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他把这个农民协会比作“救生圈”。廖仲恺告诫农民“人民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好像一支小竹，一手便可打断了。如果把他捆成一大把组织起来，那就任你用刀来斩也难斩断呵！”而“现在没有组织的，只是你们农民，所以你们最没有力量，最痛苦，最受人家压迫。”( [ 1 ] ， p. 196)对组织工会及工团军，他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除了号召农民储备力量自卫外，廖仲恺还主持参与制定了农民协会、农民自卫组织法、农民协会章程和工会组织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农民协会、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的政府法规，是工农运动史上的创举，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开展。此外，廖仲恺还参与具体的工农运动，大力支持开办工人运动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兼任讲习所的教员，并亲自参加、指导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等。在廖仲恺同工农群众的紧密联系下，反帝反封建斗争也获得了工农群众的自觉支持：1925年2月，廖仲恺率领黄埔军校学生、铁甲车队东征讨伐陈炯明部队时，各地农民纷纷起来帮助他们，主动承担侦察、引路等任务，农民自卫军还自动配合作战，海丰等地的敌人因此还没有打仗就败退了。此次斗争充分证明了工农运动的重要性，更坚定了廖仲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坚持联合工农群众的决心。 2.3. 较初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并制定了该会的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年，廖仲恺加入同盟会，并在日后解释了该纲领，明确指出：纲领的“头两项是同盟会的宗旨，后两项是同盟会的目的。”( [ 1 ] ， p. 63)因此，在廖仲恺看来，革命并不是终极目的，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宗旨是要建立一个“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国家( [ 1 ] ， p. 69)。可见，廖仲恺认为革命的前途应是社会主义。 廖仲恺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初步探索到不断发展的过程。直接推动廖仲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是孙中山，受孙中山之托，廖仲恺致力于翻译、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作。廖仲恺最初研读的是美国“单税社会主义”创始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一段时间，又在《民报》上翻译、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流派的著作，还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译为“万国之劳动者团结”( [ 4 ] ， p. 14)，可见，廖仲恺是最早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介绍给中国人民的最早人物之一。并且他在译介著作中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遂如洪水时至，泛滥大陆。” [ 5 ] 因此，廖仲恺在该时期已模糊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之一。随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俄政权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促进了廖仲恺等人社会主义观念的进一步变化，他在赞赏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同时，批判了西方民主制度。接下来在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中，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达到一个新高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是“资本制度的破绽”( [ 1 ] ， p. 240)，并进一步揭示，“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collective)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 [ 1 ] ， p. 241)由此，廖仲恺认为“中国将来之光”就是社会主义( [ 1 ] ， p. 240)。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 [ 1 ] ， pp. 240-241)至此，廖仲恺对革命前途的想法已经十分明确，乃是社会主义。 更难能可贵的是，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具有明确的阶段认识。廖仲恺在国民党右派造谣其要在广东实行共产主义之时，他客观分析道：“查共产主义，虽以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尚不能实行，且以新经济政策为救时要务。可知谋国之道，端在按切时宜，对症发药。况中国现处产业落后之境遇，方当为国民某发达之不暇，而欲主张共产，此其人非愚即狂。”( [ 2 ] ， p. 96)因此，廖仲恺冷静且清楚地看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在革命阶段乃至在革命结束后立马就能实现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成。 廖仲恺对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革命前途的分析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一致之处，可以说，廖仲恺关于这部分的主张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的基础。一方面，廖仲恺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同，尽管他们两人各属不同的政党，廖仲恺从来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使他们有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其共同敌人；支持工农运动、唤起民众，以及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必需。因此，廖仲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成熟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养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认真有力地贯彻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积极推荐和支持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如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澎湃分别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秘书，乃至毛泽东本人也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成员之一。因此，廖仲恺的这一举措也有利于其国民革命思想在共产党员间传播并接受，甚至在毛泽东头脑中生根发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