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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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低频天气图预报方法 3.1. 低频天气图的建立 低频天气图与风场、等压面位势高度场等常规天气图的原理相似，但还是有一点区别，区别在于低频天气图是通过Butterworth带通滤波器将风场或者等压面位势高度场数据进行了滤波处理，进而得到了相关气象要素的分布图，这样就称为低频天气图。 将已经获取的流场数据NCEP/NCAR再分析资料的nc格式用Grads脚本转化为dat格式，再用已经取得的滤波程序在fortran将流场数据进行滤波，得到是以dat格式的滤波数据，接着编写ctl文件，gs文件，最后在grads上绘制出低频天气图(图1)。 3.2. 低频天气系统建立 在目前的低频天气图预报方法中，将低频天气系统划分为两种。第一种如果低频天气图采用的是低频位势高度场数据，那么低频天气系统就会分为低频低压(D)和低频高压(G)。另一种是目前使用较多也是本文使用的方法，低频天气图的数据利用的是低频流场数据，那么低频天气系统就会分为低频气旋(C)和低频反气旋(A)。低频气旋(C)与低频低压(D)的意义相同，低频反气旋(A)与低频高压(G)的意义相同，将它们一并统称为低频天气系统。 低频天气系统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周期性特征，一般情况低频天气系统出现和消失的活动周期是三十天左右，有很强的规律性；第二个特征是相似性特征，低频天系统的移动路径有两种，分为移动型路径和振荡型路径，在关键区上的移动路径很相似；第三个特征是连续性特征，在空间平面范围有连续特点；第四个特征是依赖性特征，低频天气系统的生成源地大多数与区域内的地形有关。 低频天气系统的预报优势：因为低频天气系统有明显的周期特征，相似特征，连续性特征和依赖性特征，所以在低频天气图上追踪天气系统的活动情况比一般的天气图更加直观明显，这样容易总结出低频天气系统的演变规律，因此很适合做延伸期的预报。 图1. 2016年5月1日的低频天气图(C表示低频气旋，A表示低频反气旋) 3.3. 湖南地区强降水低频影响关键区分析 为了更清楚的分析低频天气系统的演变过程，所以划分关键区的前提是在不破坏低频天气系统的地域特点下划分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都能表现各自区域内天气系统的特点。关键区的原理是各个方向的低频天气系统促使强降水发生所必需的冷暖气流汇合，就导致了强降水的发生。北纬30˚以北主要考虑的是来自贝加尔湖–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北纬10˚~30˚之间主要考虑的是新疆、河套地区的偏西气流加强冷空气的南下；北纬30°以南主要考虑的是来自西太平洋和孟加拉地区的暖湿空气北上。 以湖南省为例，根据湖南省4~6月低频天气系统周期性、相似性、连续性、依赖性等特征，划分出7个区域代表北方、西方和南方的天气系统(图2)，即1区：高纬度的贝加尔湖–西西伯利亚地区(50˚~70˚N、80˚~140˚E)；2区：中纬度的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30˚~50˚N、80˚~100˚E)；3区：我国中部的河套地区(30˚~50˚N、100˚~120˚E)；4区：我国的东海地区(30˚~50˚N、120˚~140˚E)；5区：孟加拉湾地区(10˚~30˚N、80˚~100˚E)；6区：我国的华南地区(10˚~30˚N、100˚~120˚E)；7区：西太平洋地区(10˚~30˚N、120˚~140˚E)。 关键区划分的考虑分析如下：1区主要考虑有高纬度大尺度环流系统引导的冷空气，可从东北，北和西北三个方向南下；2区和3区考虑的是偏西气流的影响，2区的青藏高原加强冷气流南下的作用特别明显；5区考虑的是来自孟加拉湾地区的西南暖湿气流；7区考虑的是来自西太平洋的偏南或者偏东南移动的暖湿气流；6区考虑的是两个季风(印度洋季风和南海季风)的影响，印度洋季风加强来自5区的孟加拉湾暖湿气流北上，南海季风则加强7区的西太平洋暖湿气流北上。当5区的孟加拉湾暖湿气流、7区西太平洋暖湿气流、北方南下的冷气流发生交汇，就可能导致湖南地区发生强降水过程。 3.4. 低频天气系统移动变化路径 根据已经绘制出的2013~2016年逐日低频天气图，发现了低频天气系统的移动变化路径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移动型路径，第二种是振荡型路径。其中，移动型路径是指低频活动周期内的低频天气系统在一个关键区产生，产生后向东西方向移动，或者向南北方向移动，最后移出产生时的关键区。另一个是振荡型路径，指低频活动周期内的低频天气系统在关键区产生后就在原地振荡后自己消亡，始终没有移动出产生时的关键区。 图2. 低频天气系统的关键区 下图(图3)是移动型变化路径，在a图的西南方向生成一个低频气旋(C)，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低频气旋向东北方向移动，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低频气旋移出了这个关键区。(图4)代表的是振荡型变化路径，首先在(图4(a))生成了一个低频气旋(C)，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低频气旋没有发生移动而是逐渐消失，这就是振荡型变化路径。 通过统计分析湖南省2013~2016年4月~6月500 hpa低频流场图上低频天气系统的移动路径特征得出：1区生成的低频天气系统移动路径大多数为移动型，移动的方向是西南方向或者东南方向，5区的天气系统移动路径大多数为移动型，移动的方向多为东方向或者东北方向，7区的低频天气系统移动路径大多数为移动型，移动的方向多为西方向或者西北方向。除此之外还有2区、3区、4区和6区生成的低频天气系统移动路径为振荡型。 3.5. 低频天气系统的活动周期分析 根据经验定义当一个低频反气旋(或者低频气旋)生成，然后逐渐的消亡，再到低频气旋(或者低频反气旋)生成到消亡的时间段为低频天气系统的周期；定义强降水开始的日期为地面观测站≥ 10毫米并且站点数≥ 30个的时间，强降水结束的日期为地面观测站点数≤ 20个的前一天。 图3. (a)表示2016年5月1日移动之前(b)表示2016年5月4日移动之后 图4. (a)是2016年5月14日振荡之前; (b)2016年5月15日振荡之后 具体用2016年3月12日~4月7日500 hpa低频天气图5区(10˚~30˚N、80˚~100˚E)的低频天气系统活动来分析(图5)。在3月12日的时候5区出现了低频反气旋，3月22日左右低频反气旋消失，经过了几天之后，在4月1日左右开始出现低频气旋，4月7日的时候低频气旋消失，低频天气系统的活动周期大约在27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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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湖南地区强降水模型的建立和预报应用 4.1. 湖南地区模型的建立 低频天气图的预报模型是以预报地区的地形和低频天气系统相对应的范围为基准建立的，预报模型有较强的地域性，因为每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气候特点以及降水天气系统的环流形势各不相同，所以关键区范围划分要有科学性，因地制宜。建立预报模型是有多个步骤的： 图5. 2016年3月12日至4月7日500hpa低频天气图 第一，确定预报的对象。本文的预报对象是强降水过程。 第二，找出预报地区范围内的天气个例与关键区低频天气系统的对应关系，分析低频天气系统的移动路径(移动型还是振荡型)。通过已经绘制出来的低频天气图分析可知，1区、5区、7区的低频天气系统变化路径以移动型为主，2区、3区、4区、6区的低频天气系统的变化路径以振荡型为主。 第三，分析各个关键区的低频天气系统的配置关系。通过降水资料可知，2013~2016年4~6月湖南地区总共有46次强降水过程，分析这46次强降水过程出现的时候低频天气图上的低频天气系统(A)或者(C)在各个关键区出现的次数(表1)。 从湖南省2013~2016年4~6月的降水数据中统计，湖南总共出现了46次强降水。从500 hpa的低频天气图上分析低频气旋和低频反气旋出现的次数得出：当在1区出现强降水过程中，低频气旋(C)发生的次数与低频反气旋(A)出现的次数相差不大，所以1区考虑低频气旋(C)或者低频反气旋(A)控制；当2区降水时，低频气旋(C)发生的次数与低频反气旋(A)出现的次数也差不多，所以2区也考虑被低频气旋(C)或者低频反气旋(A)控制；在3降水区时，低频气旋(C)发生的次数比低频反气旋(A)多，所以考虑3区主要被低频气旋(C)控制；在4区降水时，低频气旋(C)发生的次数与低频反气旋(A)大致相同，4区考虑被低频气旋(C)控制和低频反气旋(A)控制；在5区降水时，低频反气旋(A)发生的次数比低频气旋(C)少，所以5区考虑被低频反气旋(C)控制；在6区和7区降水时，低频反气旋(A)发生的频次比低频气旋(C)多，考虑被低频反气旋(A)控制。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预报模型(图6)，这种模型充分考虑了各种对强降水有利影响的天气系统，比如来自孟加拉地区的暖湿气流，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青藏高原动力和热力的作用，来自北方贝加尔湖的冷空气等。 图6. 预报模型 Table 1 Heavy rainfall process and frequency of upper-low frequency weather system in key regions in Hunan from April to June in 2013~201 低频天气系统 1区 2区 .3区 4区 5区 6区 7区 低频反气旋(A) 16 14 9 11 10 11 19 低频气旋(C) 15 13 16 10 18 7 11 表1. 湖南2013~2016年4~6月强降水过程与各关键区上低频天气系统出现的次数 当1区出现的是低频气旋(C)或者低频反气旋(A)的时候就会使高纬度环流引导冷空气南下，2、3区的低频天气系统的作用是青藏高原作用的偏西气流加强冷空气南下(1号箭头)，5、7区分别是孟加拉湾地区(2号箭头)和西太平洋(3号箭头)的暖湿气流，6区有印度季风和南海季风，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将孟加拉湾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暖湿气流向北输送，4区为西太平洋的偏东气流，也是加强气流输送到达降水区域的上空，多个过程共同作用就会产生强降水天气过程，这种就是低频天气图做延伸期预报的模型。这样的模型与实际强降水天气过程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利用低频天气图预报方法进行延伸期预报是行得通的。 4.2. 湖南地区的降水预报应用 利用低频天气图做延伸期预报，分析了低频天气图上低频天气系统的特征，划分出了地形特点与气候特点相结合的关键区，建立起了适合湖南地区强降水预报模型，对湖南省2017年汛期4~6月的强降水过程进行应用试验。从绘制出的低频天气图中，根据是否与模型对应，总共预报了8次湖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表2)，其中有7次强降水过程是预报出来了，有1次强降水过程是空报了，另外还有3次漏报，综合预报准确率为63%，可以从中看出使用低频天气图预报方法对湖南地区进行强降水预报是有效果的。 下图(图7)是2017年3月8日的低频天气图，可以看出1区出现低频反气旋(A)，2区为低频反气旋(A)，3区为低频气旋(C)，4区为低频反气旋(A)，6区为低频反气旋(A)。当1区的高纬度冷空气南下，2区和3区的偏西气流加强冷空气南下，7区的西太平洋暖湿气流北上，4区的偏东气流使暖湿气流向大陆输送，当这南北两股冷暖气流在湖南附近上空交汇时就产生了降水过程，再根据已分析出低频天气系统的振荡周期在30天左右，所以预测在4月的上旬会有强降水过程。 下图(图8)是2017年3月20日低频天气图，在2区存在低频反气旋(A)，引导大范围的高纬度冷空气向南方移动，7区的低频反气旋(A)引导西太平洋暖湿空气向北移动，当暖湿空气在6区受到季风的影响，推动暖湿空气向北上，在湖南上空附件与高纬度的冷空气交汇时产生降水，再根据低频天气系统振荡的周期为30天左右，所以推测在4月下期可能会发生强降水过程。 下图(图9)为2017年3月22日的低频天气图，1区有一低频气旋(C)，高纬度大尺度环流引导冷空气向南流动，在3区存在一个低频气旋(C)加强冷空气南下，在5区孟加拉湾地区有一低频反气旋(A)，引导 Table 2 Hunan April-June test and forecas 发布时间 预报降水时间 实际降水时间 3月8日 4月上旬 4月9日~4月11日 漏报 4月17日~4月18日 3月20日 4月下旬前期 4月21日~4月23日 3月22日 4月下旬后期 4月25日~5月2日 4月6日 5月上旬到中旬 5月4日~5月16日 漏报 5月21日~5月24日 4月29日 5月下旬后期 空报 5月1日 6月上旬 6月1日~6月8日 5月10日 6月中旬 6月11日~6月13日 5月17日 6月中旬后期 6月16日~6月19日 漏报 6月23日~6月30日 表2. 湖南2017年4~6月检验预报 图7. 2017年3月8日的低频天气图 图8. 2017年3月20日低频天气图 图9. 2017年3月20日低频天气图 西南暖湿空气向北流动，当这两股冷暖空气交汇时，就会导致附近地区发生强降水过程，再根据低频天气系统的振荡周期大约为30天，所以预测在4月下旬后期会出现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余日期预测以此类推，得到下面的预测表。 4.3. 空报和漏报的原因分析 本次对2017年4-6月强降水预报试验虽然准确率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不足，空报和漏报的比例还是相当大的，不容我们忽视。上图(图10)为湖南省2017年汛期4月~6月平均降水量空间分布图，可以从图中看出，湘西地区和中部地区降水比较充足，湖南北部和南部平均降水量较少。(图11)是湖南2017年汛期4月~6月强降水日数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湖南西北部降水日数多，最长可达40天，中部个别地区降水日数较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 所以使用低频天气图做延伸期预报发生空报和漏报的原因可能是湖南地区横跨的经度和纬度的范围比较大，地形比较复杂，降水不均匀。以后为了提高预报的准确率可以从划分区域方向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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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通过绘制2013年~2016年4月~6月的低频天气图，分析了各个关键区低频天气系统的移动变化路径。其中，1区、5区、7区多为移动型变化路径，2区、3区、4区、6区多为振荡型变化路径。统计出了各个关键区低频天气系统的活动周期在30天左右。划分了7个关键区，其中，关键区1，2，3区与来自贝加尔湖中高纬度大尺度环流系统引导的冷空气南下和青藏高原偏北气流南下有关，5区与来自孟加拉湾地区的西南暖湿气流有关，7区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作用带来的暖湿气流有关。 图10. 湖南省2017年汛期4~6月平均降水量空间分布图 图11. 湖南省2017年汛期4~6月降水日数空间分布图 利用2013~2016年4~6月强降水过程与低频天气系统在各个关键区出现的次数，得出1、2、4区有低频气旋(C)或者低频反气旋(A)时、关键区3和5有低频气旋(C)、6区和7区是低频反气旋(A)相互配合时，就会形成湖南地区降水的条件，由此分析出了低频天气系统的配置关系，再将配置关系图和实际天气形势结合建立适合湖南地区的预报模型。 最后对湖南地区2017年汛期4~6月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进行8次预报试验，结果显示报对了7次过程，空报了1次过程，漏报了3次过程，报对的次数较多，综合准确率为63%，这充分说明低频天气图预报方法在湖南进行预报是可以采纳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此方法的不足和缺陷，可能是因为湖南地区地域面积比较大，并且降水分布不均匀，可以在以后研究中采取划分区域的方法，针对各个地区的降水特点进行分别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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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根据石油管道施工企业财务共享管理模式，通过走访调研、数据抽样分析等方式，剖析企业在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以缩短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周期，提升财务管理效率。 关键词 :石油管道施工，资金支付，资金管理，财务共享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Yangtze University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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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15年起，石油管道施工企业实施财务共享管理模式，将财务管理和核算分离，进一步强化了财务分析职能，费用核算实现了流水化操作，打造形成公司的“会计工厂”，财务专业分工更趋精细，提升了公司财务管理和核算效率。 财务共享后，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依托集中报销系统、ERP系统完成，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和承担审批责任的领导通过系统开展相应工作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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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费用报销及资金支付管理模式 2.1. 资金计划报送及审批流程 项目部根据项目进度和施工计划将资金收支计划报送至分公司；分公司汇总、审核所辖项目资金收支计划，将审核后的资金收支计划报送公司财务资产部；公司财务资产部根据公司账面存量资金及各分公司收款计划，结合“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原则审核各分公司资金支出计划；将审核后的资金收支计划提交公司总会计师和总经理审核审批。 2.2. 费用报销及资金支付审批流程 对于5万元以内，业务人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财务服务中心付款；对于5~20万元，业务人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分公司领导审批 → 财务服务中心付款；对于20~50万元：业务人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分公司领导审批 → 财务资产部部长审批 → 公司总会计师审批 → 财务服务中心付款；对于50万元以上，业务人员提交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经理审批 → 分公司领导审批 → 财务资产部部长审批 → 公司总会计师审批 → 公司总经理审批 → 财务服务中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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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费用报销及资金支付存在的问题 3.1. 定量分析 随机抽取单体合同额大于2000万元工程项目每月5~6笔样本数据，从5个维度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即有效样本中每个环节最长处理时间、最短处理时间、平均处理时间、中间处理时间、处理时间出现最多次数。 1) 发票开具 → 提交报销环节。平均提交周期20 d，最长提交周期366 d，大部分票据提交周期7 d。 2) 提交报销 → 项目领导审批环节。平均审核审批周期5 d，最长审核审批周期31 d，大部分票据审核审批周期2 d。同时，针对该环节处理周期较长的情况，又分别对提交报销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领导审批两个子环节进行专项统计分析，统计分析发现提交报销 → 项目主管会计审核环节平均审核周期1 d，最长审核周期7 d，大部分票据审核周期0.5 d；项目主管会计审核 → 项目领导审批环节平均审核批周期4 d，最长审批周期25 d，大部分票据审批周期2 d。 3) 项目领导审批 → 财务审核环节。平均审核审批周期2 d，最长审核审批周期61 d，大部分票据审核审批周期0.5 d，该环节审核审批周期合理。 4) 财务审核 → 完成付款环节。平均处理周期16 d，最长周期130 d，大部分付款周期4 d，说明该环节是影响公司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的主要因素之一。 3.2. 定性分析 1) 施工合同未签订。对于公司承揽的部分紧急工程，由于无合同或委托函，财务资产部未创建工程项目产品，不能及时开展付款或报销工作。 2) 财务管理模式变化及人员流失。近5年公司财务人员流动率30%左右，导致项目财务管控水平下降。石油管道局旗下仅有2家单位实施财务共享管理模式，不利于推动财务共享改革。 3) 项目人员缺乏责任意识。 ① 大部分项目存在费用发生后，不及时与供应商索取发票，导致进入付款环节时间拖延； ② 单项经济业务超过3万元以上，需要通过公司合同系统签合同，而部分项目不提前筹划签订合同事项，进而影响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 ③ 部分涉及到挂账的业务，如预付加油站的油料费、征地赔偿费等，项目业务人员不提前申请往来单位，造成资金不能及时支付； ④ 项目业务人员应先在ERP系统完成服务确认和发票预制工作后，才能启动付款工作，但大部分项目不提前开展该步骤工作，而是付款时才与分包商进行进度确认，并要求分包商开票； ⑤ 部分单位对资金计划报送工作不重视，特别是虚报收款计划，造成公司资金紧张，而不能按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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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提高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效率的建议 1) 明确处理时间节点，确保业务及时处理。财务部门明确费用报销和资金支付环节后，个人报销业务必须在36 h内处理完毕。 2) 严格以收定支管理，落实资金主体责任。分公司主动控制资金支出和加快工程收款，以解决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 3) 核定资金计划额度，资金支付自主安排。确保分公司按工程实际情况和资金轻重缓急程度，合理安排各项目资金支出。 4) 加强财务人员管理，提升财务服务质量。如规定项目主管会计上线服务天数、与项目主要领导和业务人员沟通频次等，强化财务与项目的联系，提升财务服务质量。 5) 建议分公司、项目部加强业务人员责任意识教育，能积极主动学习相关制度或要求，以提升办理业务的效率。 6) 规范审核、审批环节，提高审核、审批效率。建议项目部督促业务人员在开具发票后，及时提交报销，并纳入绩效考核范畴。 7) 尽早办理付款手续，便于财务合理安排付款，确保各项资金及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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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提高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效率，是财务管理和核算重要环节之一。在企业实施财务共享过程中，部分环节存在不适应现象，通过深入分析各环节“病因”，找准“病症”，对症“下药”，才能提高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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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以“蚂蚁森林”为例探讨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项目持续使用意向。采用以下三个量表：参与动机问卷、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问卷、持续使用行为意向问卷收集数据。结果表明：1) 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项目了解程度较高；2) 大学生对使用蚂蚁森林的整体体验满意度较高；3) 参与动机中的回馈性更能诱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4) 感知易用性比感知有用性更能诱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5)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参与动机对行为意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存在两个以参与动机为自变量，行为意向为因变量，分别以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最后，据调查结果，本调研小组为促进大学生参与“互联网+”公益项目实践，分别从大学生角度以及“互联网+”公益项目自身角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 :参与动机，蚂蚁森林，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持续使用行为意向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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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各大传统行业的重大变革，这就迫切地要求企业在“互联网+”策略下打造核心竞争力。2016年8月，蚂蚁金服对旗下支付宝平台的4.5亿用户上线的个人碳账户“蚂蚁森林”，就是在“互联网+”的策略下，创新发展金融和社会公益(陈小燕，2017)。 “蚂蚁森林”公益是指，通过用户使用支付宝低碳业务来完成种树，并且所有种树所需要的“养料”都是基于用户自身真实的绿色低碳行为所产生的“能量”。“蚂蚁森林”是非常具有创意的公益项目，在用户“种树”的过程中，同时可以和好友进行互相收取能量、浇水等互动，大大增强了活动的娱乐性、趣味性和社交黏性。 在网络时代，公益事业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推动公益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公益项目不再是简单的群体间面对面互动，公益项目通过线上以及线下的互动和社交网络的传播动员，极大程度地放大了公益的社会影响力，使得公益与个人生活联结更加紧密，从而提高了个人参与公益项目的意愿。 阴丽佳等人(2017)通过构建行为意愿模型发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消费者使用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 2 ]。但其未对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背后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本调研便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研究使用“蚂蚁森林”的大学生群体愿意参与这类互联网公益项目的原因，具体探讨影响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因素。 如今在大学中各类公益社团日益壮大，大学生对公益事业的热情也是日渐高涨，这对社会未来的和谐发展无疑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可能由于学业冲突等原因，许多大学生无缘参与线下实体的公益实践。“互联网+”公益的出现让大学生不再局限于线下的公益项目，即便分身乏术，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公益。不过由于“互联网+”公益这种方式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深入研究互联网公益项目的特点与大学生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对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此，本调研小组认为，在研究“互联网+”公益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时，相比于直接的原因，如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我们更应该关注影响直接原因的具体外部因素以及外部因素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路径。因此，本研究从蚂蚁森林的使用出发，探讨大学生参与互联网公益项目动机如何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进而影响其持续使用行为意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如其字面意思，是指持续使用某样事物的意向(Bhattacherjee， 2001)。根据动机心理学，动机倾向本身并不能迫使人们采取相应行动实现目标。在行动之前，情景激励和个人评价结果的互动趋势必须成为一个“意向”——intention (Heckhausen & Leppmann， 2008)。在本调研中，我们定义“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为大学生继续使用蚂蚁森林的意向。 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前者是反映用户认为使用一个系统对其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后者是反映用户认为使用一个具体系统的难易程度(乔尼，2011)。在本调研中，我们定义感知有用性为大学生认为蚂蚁森林能够对其进行公益活动的有用程度；感知易用性为大学生利用蚂蚁森林进行公益活动的方便程度。 回馈性在本调研中定义为蚂蚁森林能为参与用户获得公益活动中物质或精神层面收益的性质，兴趣性定义为用户投资个人喜爱或感兴趣的蚂蚁森林所能获得的愉悦度，创新性定义为蚂蚁森林能满足参与用户的新鲜感、学习与认知渴望的性质(徐晨飞，陈珂祺，2016)。 互联网公益项目是在传统公益形式存在弊端且发展缓慢，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下公益形式重大变革的产物，它利用了互联网开放、高效、便捷的特征进行资源动员，实现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发展(杨艳芳，2017)。根据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6年底，32.5%的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慈善行为，规模达到2.38亿元。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开始从传统模式向新型互联网模式转变，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互联网公益项目(王大庆，2017)。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冲击与重塑了传统公益，公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互联网公益具有便捷、可及、智能、高效透明的特点，包括多种运作模式，其功能优势在于通过科技配置资源，高效解决公益问题，实现科技连接信任，倡导公益参与文化，探索公益产业模式，极大地优化公益资源配置，促进社会信任(徐家良，2018)。 王佳炜、初广志(2016)的研究发现，互联网公益众筹通过降低公民参与成本，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便捷通道。互联网公益众筹势必会成为我国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途径之一(王佳炜，初广志，2016)。在多种多样的互联网公益实践项目中，“蚂蚁森林”是一个现象级的成功案例。它使用游戏化策略，将低碳宣传与游戏结合，改变了以往宣传引导的传播方式，让公众在娱乐中对低碳减排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胡怡，张雪媚，2018)。 在全体公民中，高校学生是我国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我国公益活动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高校公益也是我国公益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小晓，2017)。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有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网络公益，不同程度地关注所参与公益的后续发展(沈镕荣，李传雅，郑洁，2017)。但大学生们热衷于这种互联网下的公益活动的动机，以及其中机制还少有人研究。据此，本研究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互联网下的公益项目——“蚂蚁森林”吸引众多大学生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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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被试主要为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还有小部分其他高校的大学生。通过问卷星网络发布问卷，采用随机抽样，共回收问卷323份，其中有效问卷299份，有效率92.6%。回收的问卷用SPSS 22.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其中男生71人(Mage = 20.84)，占总人数比例为23.75%，女生228人(Mage = 20.68)，占总人数比例为76.25%。样本的年级组成主要为大二和大三学生，占总人数比例67.56%，大一学生与大四学生分别占总人数比例14.72%与17.73% (见表1)。 2.2. 研究工具 2.2.1. 参与动机问卷 参与动机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回馈性、兴趣性以及创新性。其中回馈性维度，使用徐晨飞和陈珂祺(2015)利用Andrea Ordanini (2010)和Elizabeth M Gerber (2011)研究众筹融资现象设置的访谈问题编制而成。在本研究中，该回馈性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2。兴趣性维度，使用徐晨飞和陈珂祺(2015)根据Rubinton (2011)研究众筹投资倾向开发的模型编制。在本研究中，该兴趣性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9。创新性维度，使用徐晨飞和陈珂祺(2015)参考Franck和Kerstin (2008)的研究综述编制而成。在本研究中，该创新性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此参与动机问卷共有9个项目，采取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使用蚂蚁森林的实际情况作答，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蚂蚁森林各项特点同意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2.2. 感知有用性问卷 采用Davis (1986)编制的感知有用性量表，该量表共有3个项目采取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使用蚂蚁森林的实际情况作答，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蚂蚁森林的感知有用性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2.3. 感知易用性问卷 采用Davis (1986)编制的感知易用性量表，该维度共有3个项目采取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使用蚂蚁森林的实际情况作答，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蚂蚁森林的感知易用性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2.4. 持续使用行为意向问卷 使用Bhattacherjee (2001)编制的持续使用行为意向量表、该量表共有3个项目。采取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使用蚂蚁森林的实际情况作答，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持续使用蚂蚁森林的意向越大。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sampl 项目 选项 百分比(%) 性别 男 23.75 女 76.25 年级 大一 14.72 大二 36.79 大三 30.77 大四 17.73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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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项目了解程度较高 本研究调查样本对“互联网公益项目”的了解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在基本了解与了解一点，占总样本量82.67% (见图1)。说明互联网公益项目虽然是近几年才开始发展，但是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快速，覆盖面广。 3.2. 大学生对使用蚂蚁森林的整体体验满意度较高 本研究通过调查大学生样本使用“蚂蚁森林”的满意度反应其对“蚂蚁森林”的整体体验(采用5点计分，1~5表示满意度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递增)。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样本的整体用户体验偏高，整体体验满意度均值为3.53 (SD = 0.73)。 3.3. 参与动机中的回馈性更能诱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 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参与动机与持续使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72，p < 0.01，即参与动机水平越高，大学生对蚂蚁森林的持续使用行为意向水平也越高。参与动机包含回馈性、兴趣性以及创新性三个维度，其中回馈性(r = 0.39， p < 0.01)相比于兴趣性(r = 0.14， p < 0.01)、创新性(r = 0.20， p < 0.01)两个维度更能诱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前文提到，回馈性定义为蚂蚁森林能为参与用户获得公益活动中物质或精神层面收益的性质。 由此可见，当蚂蚁森林能够给大学生用户带来更多的精神层面收益(公益种树)，大学生也更加愿意继续使用蚂蚁森林。这也符合我们对互联网公益项目的期待，并非只为了盈利，而是让人们多了另一种渠道参与公益，互联网公益项目根本的出发点应该设立为发展其公益回馈性，并以公益为主要使用目的。 3.4. 感知易用性比感知有用性更能诱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 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易用性(r = 0.35， p < 0.01)和感知有用性(r = 0.27， p < 0.01)与持续使用行为意向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并且感知易用性相比于感知有用性更能诱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 图1. 大学生样本的“互联网公益项目”了解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大学生用户能够简单地通过蚂蚁森林这个平台进行公益活动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继续使用蚂蚁森林。可能是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对各种互联网项目涉猎广泛，并且现下科技发展快速，同种类型的互联网项目层出不穷、竞争激烈，受众的选择也就更多了。大学生又是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更容易会对各类项目进行比较择优使用。他们对于软件的使用可能更讲究方便，而蚂蚁森林简单的收能量种树的使用方法的确较为简便，并且将生活日常与公益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可能就是大学生更加愿意继续使用蚂蚁森林的重要因素。 3.5. 参与动机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 3.5.1. 感知有用性在参与动机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中的中介作用 在本调查中，参与动机、感知有用性和行为意向3个变量两两相关，符合中介检验的条件。假设要研究大学生的参与动机(X)对其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影响。将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看作因变量，将感知有用性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所有因素放入回归方程，将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看作因变量，将感知有用性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所有因素放入回归方程，参与动机(X)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直接效应显著(c = 0.29， t = 5.24， p < 0.001)，参与动机(X)对感知有用性(M1)的直接效应显著(a = 0.28， t = 5.02， p < 0.001)；在控制了参与动机(X)的影响后，感知有用性(M1)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效应显著(b = 0.17， t =2.56， p < 0.001)。因此，感知有用性(M1)对参与动机(X)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中介效应显著。结果发现：大学生的感知有用性会在参与动机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中有中介效应。 由此可见，在使用蚂蚁森林的过程中，参与动机与感知有用性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参与动机越强，感知有用性水平越高；感知有用性与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感知有用性水平越高，持续使用行为意向越强。参与动机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也有着相同的影响。在本调查中，感知有用性可以理解为大学生认为蚂蚁森林能够对其进行公益活动的有用程度。也就是说，当蚂蚁森林能够引起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的兴趣，满足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的期待，那么大学生想要通过蚂蚁森林进行公益活动的动机就越强，当大学生使用蚂蚁森林后会更加认同其对他们公益的促进作用，也会更加愿意继续使用蚂蚁森林。 3.5.2. 感知易用性在参与动机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中的中介作用 在本调查中，参与动机、感知易用性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3个变量两两相关，符合中介检验的条件。假设要研究大学生的参与动机(X)对其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影响。将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看作因变量，将感知易用性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所有因素放入回归方程，参与动机较(X)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直接效应显著(c = 0.29， t = 5.24， p < 0.001)，参与动机(X)对感知易用性(M2)的直接效应显著(a = 0.36， t = 6.54， p < 0.001)；在控制了参与动机(X)的影响后，感知易用性(M2)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效应显著(b = 0.28， t = 4.62， p < 0.001)。因此，感知易用性(M2)对参与动机(X)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Y)的中介效应显著。结果发现：大学生的感知易用性会在参与动机和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中有中介效应。结果如图2所示。 由此可见，在使用蚂蚁森林的过程中，参与动机与感知易用性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参与动机越强，感知易用性水平越高；感知易用性与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感知易用性水平越高，持续使用行为意向越强。参与动机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也有着相同的影响。在本调查中，感知易用性可以理解为大学生认为蚂蚁森林使用的容易程度，可以说是利用蚂蚁森林进行公益活动的方便程度。并且由图3可知，当蚂蚁森林能够引起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的兴趣，满足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的期待，大学生也会认为利用蚂蚁森林进行公益更加容易，也会更加愿意继续使用蚂蚁森林。这可能和我们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一个道理，当你有很强的动机去完成某个任务时，个人对这个任务的难易判断会变得更为主观，更倾向于认为其较为容易。 图2. 感知易用性在参与动机与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模型 图3. 感知有用性在参与动机与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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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建议 “蚂蚁森林”让我们的支付行为公益化，也让公益变得日常化。步行、线下支付、生活缴费等等，这些都是很日常的行为，但是蚂蚁森林将这种琐碎的、日常的行为积攒起来，变成一种公益行为。它是互联网公益项目的典型代表，根据本调查结果，大学生对“蚂蚁森林”带给他们的回馈性、兴趣性以及创新性给予了肯定，并且这些参与动机能够正向影响他们对“蚂蚁森林”的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从而使他们愿意继续使用“蚂蚁森林”。基于此，本调查小组从个人和互联网公益项目本身两个角度对“蚂蚁森林”给予以下的建议。 4.1. 大学生个人角度 4.1.1. 树立公益参与意识 大学生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重要的社会公民，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培养自己的公益参与意识对公益事业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重要的公益参与成员，大学生应当从自身出发，增强对各种公益项目的了解，努力发掘并积极参与其中一些值得推广的，好用、有用的公益项目。 4.1.2. 带动同伴参与 在发现有用、好用的公益项目后，积极推荐给身边的同学参与，扩大优良公益项目的影响力，让好的公益变得更好，进而推动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 4.1.3. 加强沟通交流 与参加公益项目的伙伴交流，挖掘出公益项目的更多亮点，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要积极向公益平台提出建议和意见。与未参与公益项目的同学交流，加深他们对公益项目的了解，从而激发参与兴趣。 4.2. 蚂蚁森林项目自身角度 4.2.1. 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增加用户的黏性 目前在蚂蚁森林里成功种下一棵树其实并不容易，很多用户可能会因为缺少及时的回馈而放弃这个项目。针对此问题，一方面可以进行价值激励，蚂蚁森林可以进行价值激励，给予用户专属勋章、定制树苗装饰等虚拟物品；另一方面进行情感激励，平台可以给用户之间的树苗创造彼此点赞、关注评论的机会，还可以进行挑战激励，例如“你已击败了全国n%用户”，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用户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4.2.2. 改善蚂蚁森林的产品设计，提高用户的体验 蚂蚁森林可以将每日能量增长排名第一的好友占领蚂蚁森林的封面(参照微信运动)，增加用户的自我认同感。另外，支付宝每晚可以向蚂蚁森林的用户推送明日能量收取时间的预告，以及当日能量排名情况，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增加应用的使用频率，提高用户满意度。 4.2.3. 透明树苗的种植过程，提升“互联网 + 公益”的公信力 在用户成功养成一颗真树后，除了给予树苗专属的编号，还要向用户实时报告整个种树的流程和进度，并在应用中新增树苗监控的环节，公开树苗的成长状况，这样才能增加可视度和透明度，避免出现平台虚假作弊的问题。 4.2.4. 增加更多公益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用户在蚂蚁森林获得一定能量后，不但能够通过平台在沙漠地区种下树苗，还可以选择在线下获取绿色植物小摆件(如多肉植物等)。用户所种下的树苗可以等同于线下的志愿服务时，增强蚂蚁森林的公益性质，也促进热爱志愿服务的大学生群体使用蚂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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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发现大学生对互联网公益项目了解程度较高，并且对使用“蚂蚁森林”的整体体验满意度较高，这表明这种“互联网 + 公益”的形式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能够推动大学生参与公益的热情。参与“蚂蚁森林”公益游戏的动机更多是源于回馈性，因为积累能量种树的形式能够让用户看到自己所做的努力，得到及时的反馈，继而能够推动用户继续使用。感知易用性比感知有用性更能诱发持续使用行为意向，这表明对于大学生来说，一款公益游戏，真的有用固然重要，但易用性更为重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互联网 + 公益”这种新型公益形式和“蚂蚁森林”之所以成为现象级的公益游戏的原因可以说和其有及时的反馈性、趣味性、创新性、有用性和易用性关系密切。 尽管对“互联网 + 公益”的现状作了较为充分的调查，本次调研仍存在一些不足：1) 样本中男女比例不够平衡；2) 重要的指标都是由被试自行报告，无法保证其可靠性；3) 只用一款“蚂蚁森林”作为研究例子，不够全面，今后的调查可以结合多个“互联网 + 公益”形式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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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自我控制、冲动性在冰毒成瘾者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方法：选取山西某强戒所的男性冰毒成瘾者184名，采用感觉寻求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巴瑞特冲动性问卷和攻击问卷对冰毒成瘾者进行测评，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相关分析显示，感觉寻求量表总分与冲动性量表、攻击量表总分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控制量表呈显著负相关；自我控制量表总分与冲动性、攻击量表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冲动性量表总分与攻击量表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冰毒成瘾者的感觉寻求既可以直接预测攻击行为，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和冲动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攻击行为；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95%水平的可信区间为0.22~0.87，表明多重中介效应成立。结论:自我控制与冲动性在冰毒成瘾者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关键词 :冰毒成瘾者，感觉寻求，自我控制，冲动性，攻击行为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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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冰毒(即甲基苯丙胺，又名脱氧黄麻碱，Methamphetamine)属于苯丙胺类的兴奋剂，是当前流行较为广泛的一种新型毒品(高小平，2002)。大量研究指出甲基苯丙胺作为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瘾性精神兴奋剂，具有很强的精神毒性和神经破坏作用，对成瘾者的身体、行为和精神等方面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破坏性反应，包括心血管和呼吸问题、抽搐、牙齿和皮肤溃烂、攻击行为、冒险寻求、性冲动、各类精神疾病以及记忆力下降等(Winslow， Voorhees， & Pehl， 1988; Watt， Guidera， Hobkirk， Skinner， & Meade， 2016; Colfax & Shoptaw， 2005)。其中，攻击或暴力行为是冰毒成瘾者较为突出的行为表现，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支持滥用冰毒会导致成瘾者产生高水平的暴力和攻击行为(Boles， & Miotto， 2003; Cartier， Farabee， & Prendergast， 2006; 王玮，肇恒伟，李晨，赵子阳，2017)。Sommers和Baskin (2006)曾发现，在他研究的冰毒成瘾者被试中，超过一半的被试报告有攻击行为，但这些人在吸食冰毒前没有过攻击或暴力等类似行为史，且这种攻击行为在成瘾者中的偏执狂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Brecht & Herbeck， 2013)，因为这些偏执狂会坚信周围的人是危险性的且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对他人保持敌意和攻击行为成为了他们保护自己的手段和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冰毒成瘾者有很高的概率在人际之间发生暴力攻击行为，但这种暴力攻击行为不仅是对陌生人，他们有时也会对自己的亲密伴侣(包括性伴侣)做出类似的暴力和攻击行为(Homer， Solomon， Moeller， Mascia， Deraleau， & Halkitis， 2008)。为证明冰毒成瘾者有高水平的攻击行为，本研究在前期工作中通过方差分析发现，冰毒成瘾者的攻击行为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甲卡西酮组和海洛因组，验证了以上各研究结果。鉴于以上各研究支持冰毒成瘾者具有高水平的攻击行为，这使得我们探索此类成瘾者高攻击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和路径变得尤为必要。 滥用毒品通常和人格特质有关，其中与毒品成瘾和冲动行为相关的人格特质主要是感觉寻求(Dawe， Gullo， & Loxton， 2004)。Newton和Kalechstein等(2009)发现，56%的冰毒成瘾者自我报告他们吸食冰毒是为了“寻求刺激”。实际上，这种寻求刺激本质上就是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一种伴有过度兴奋、激情、能量的人格特质，Zuckerman和Neeb (1979)将其定义为“一种不同的、新颖的、难以理解的感觉和经验，它使得人们愿意为这种感觉经验承担身体和社会舆论的风险”。在行为学研究中证明，冰毒成瘾者比普通对照组具有更高的感觉寻求，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做出更多的风险性决定和冒险行为等(Leland & Paulus， 2005)，其中，比较典型的冒险行为就表现在攻击行为上。感觉寻求通常和攻击行为有关，有元分析曾指出高感觉寻求的个体有较高的概率做出攻击行为(Wilson & Scarpa， 2015)，这就是为什么在暴力犯中有很多冰毒成瘾者的原因所在，滥用冰毒成为了自我报告的暴力犯罪和再犯的一个显著预测因子(Cartier， Farabee， & Prendergast， 2006)。 在证明冰毒成瘾者高感觉寻求的同时，一些研究还支持冰毒成瘾者存在冲动性问题。在对住院的冰毒成瘾者进行临床特点分析中发现，冲动是这类成瘾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徐健雄，段炼，王达平等，2012)。Lapworth，Dawe，Davis等(2009)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冰毒成瘾者不仅有高水平的敌意和攻击行为，还具有高水平的冲动性。一些研究在使用巴瑞特冲动性量表后也证明冰毒成瘾者的得分显著高于年龄和性别与之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和可卡因组(Lee， London， Poldrack， Farahi， Nacca， Monterosso， et al， 2011; Winhusen， Lewis， Adinoff， Brigham， Kropp， Donovan， et al， 2013)。此外，Jones，Dean，Price和London (2016)发现，冰毒成瘾者在戒断初期不仅没有降低冲动性，反而变得无法忍受延迟满足，提高了个体的冲动性。有研究指出，冲动性与攻击行为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冲动性易导致个体发生攻击行为(Barratt， Stanford， Dowdy， Liebman， & Kent， 1999)。 目前，冰毒成瘾者存在高水平攻击行为和冲动性都已被证实，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成瘾者存在认知控制缺陷(Cservenka & Ray， 2017)。一些冰毒成瘾者报告出他们丧失了控制自我攻击行为的能力，并且经常会控制不住生气、暴怒和敌对他人(Sommers， Baskin， & Baskin-Sommers， 2006)。Zweben (2004)等人研究发现，43%的冰毒成瘾者报告很难控制自己的攻击行为，在其他量化研究中也证明了滥用冰毒会降低个体对自我控制(尤其是注意力控制)的敏感性和自我约束力(Salo et al.， 2002; Pitts & Febbo， 2004)。还有研究指出，冰毒成瘾者存在冲动控制障碍，这使得个体经常产生冲动性行为(Brooks et al.， 2017)。所以，低水平的冲动控制成为了个体发生攻击行为的重要风险因子(Moeller， Barratt， Dougherty， Schmitz， & Swann， 2001)，当冰毒成瘾者没能抑制高冲动性时，便导致了他们发生攻击行为，这也证明了冰毒成瘾者的攻击行为主要表现为冲动性攻击行为(Payer， Lieberman， & London， 2005)。 综合上述研究回顾，冰毒成瘾者的攻击行为与感觉寻求、自我控制和冲动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感觉寻求与低自我控制相关，而低自我控制会增加个体的冲动性，尤其是运动冲动性(Holmes， Hollinshead， Roffman， Smoller， & Buckner， 2016)。有研究指出，冰毒成瘾者高水平的冲动性在感觉寻求和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Lynam & Miller， 2004)，还有研究支持感觉寻求和冲动性是攻击行为的预测因子，二者共同解释了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Fuentes， Jurado， Martínez， Rubio， & Gázquez， 2016)。基于理论观点，本研究假设：高感觉寻求使得个体倾向于做出冒险行为(包括攻击行为)，而自我控制能力低是导致个体冲动的重要原因，冲动进而导致个体发生攻击行为，即冰毒成瘾者的高感觉寻求通过低自我控制和高冲动性的影响作用于高攻击行为。所以，冰毒成瘾者的感觉寻求可能通过自我控制和冲动性这两个中介变量对攻击行为产生作用且两个中介变量之间可形成链式关系，二者既可能同时在感觉寻求和攻击间起中介作用，也可以顺序性地起中介作用，符合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特征(方杰，温忠麟，张敏强，2014)，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将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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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排除了肝、肾、心功能不全者、精神和行为障碍等患者，本研究在山西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随机抽取193名冰毒成瘾者，所有冰毒成瘾者的诊断均符合《ICD-10苯丙胺类药物依赖诊断标准》中的相关标准，剔除漏答、虚伪作答和未完成的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184份，有效回收率95.34%。所有被试均为男性，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59 ± 6.61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9 ± 2.50年，平均吸毒年限为3.10 ± 2.64年，平均吸毒剂量为0.52 ± 0.32克，平均吸毒间隔为3.17 ± 6.16天，其中有54.3%的冰毒成瘾者吸食间隔在一天以内，96.6%冰毒成瘾者的吸食间隔在一周以内。 2.2. 工具 2.2.1. 感觉寻求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中国版感觉寻求量表(Sensation Seeking Scale-Chinese version， SSS-CV)是浙江大学王伟教授根据Zuckerman编制的第五版感觉寻求量表(SSS-V)所修订的(Wang et al.， 2000)，分为危险和冒险寻求、经历寻求、放纵欲望和不甘寂寞四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括10个题目，共40个测量题目。此量表沿袭第五版感觉寻求量表的评分方式，采用迫选式两点计分，“是”代表1分，“否”代表0分，总分40分，正常值是男性 £ 25分，女性 £ 23分，超过正常标准，得分越高表明其感觉寻求水平越高。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使用的中文版感觉寻求量表存在适用性的问题，这主要是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此量表在修订时沿袭了原版量表的编题内容，危险和冒险寻求维度主要是测量对极限运动的感觉，包括高空跳伞、潜水、冲浪等冒险活动，而经历寻求维度主要测量对新异体验的寻求，例如刺激的音乐、美术、与嬉皮士建立联系等。显然，这些刺激活动不符合中国文化对的感觉寻求的定义，且修订者在最后的评分标准中也指出了这一问题。所以本研究只选用其中的放纵欲望和不甘寂寞两个分量表作为分析数据，二者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62和0.66。 2.2.2. 自我控制量表 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 SCS)是由Tangney (2004)等人编制的用于评估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水平，采用5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有点不符合”，3代表“不确定”，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采用的冲动控制量表是中国学者修订的中文简化版(易洁美，2013)，分为自律行为和冲动控制两个分量表，共有13个题目，仍然采用5级评分，总分65分，得分越高表明其特质自我控制水平越差。基于本研究关注的是控制冲动的自我控制水平，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只选用冲动控制分量表作为分析数据。此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信度较好。 图1. 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2.2.3. 巴瑞特冲动性问卷 巴瑞特冲动性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是Barratt率先编制的用于评估个体冲动性人格特质的自评量表。自量表制定以来，该量表共被修订过11版，现被广泛使用的是Barratt的学生Patton修订的BIS-11 (Patton， Stanford， & Barratt， 1995)。本研究采用的巴瑞特冲动性问卷是由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周亮、肖水源和何晓燕(2006)修订的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中文版冲动量表，该版BIS-11共有26个题目，分为无计划冲动性、运动冲动性和注意力冲动性三个子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不”评1分，“偶尔”评2分，“经常”评3分，“总是”评4分，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冲动性越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3。 2.2.4. 巴斯攻击问卷 巴斯攻击量表(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Q)是Buss和Perry (1992)最早编制的用于测量个体攻击性水平的问卷，包括29个题目，分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子量表。本研究采用的是修订后的中文版(AQ-CV) (辛自强，郭素然，池丽，2007)，此版量表仍然分为以上四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有点不符合”，3代表“不确定”，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说明其攻击性越强。此量表在攻击性的测量中表现出很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 2.3. 施测和数据处理 由2名强戒所干警与经过培训的5名犯罪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担任主试，以小组为单位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施测，所有受测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数据采用SPSS 23.0进行描述性分析、Harman单因子检验、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运用Liserl 8.7考察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