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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的主要内容 4.1. 疏解哪些非首都教育功能？ 日本著名教育学柴野昌山曾在默顿的结构功能理论基础上，发表名为《学校的负向功能》的论文用于探讨教育的负向功能。其文中所搭建的对教育功能的分析框架如表1、表2。 首先，我们先明确当前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保持基础教育的地位不变，暂不对其进行疏解。其次，根据柴野昌山搭建的教育功能的分析框架在把性质(方向)和形式的划分，对疏解哪些非首都教育功能进行分析。若将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看作任务，那么其诞生便是以解决首都教育存在问题及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主要目的。故而，疏解哪些非首都教育功能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教育功能必然是负向教育功能。同时，非首都教育功能也是隐性教育功能，它脱离了国家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政策中的教育目标与客观实现的预期结果，属于非预期的意外结果。最后，从对象(领域)与性质(内容)的划分来看，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到教育对人和社会产生的所有负向功能。教育功能对社会的负向功能，一般有两种：一是整体负向发展，社会整体负向制约教育发展。二是局部负向，教育系统与社会其它子系统关系失调。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正是第二种负向功能在北京的缩影，表现为教育与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失调。 一方面，根据北京市未来高端化、服务化、低碳化的产业布局要求，制造业，高污染产业因其不满足布局要求将被直接淘汰。高精尖的经济结构的确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用于提高国民人力资本和生产科学技术。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体现在职业教育上便是《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年版)》中提出：北京将不再新设立中等职业学校；不再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中等职业学校不再新增占地面积 [ 5 ] 。疏解非首都教育的经济功能，使其能为北京产业转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发展潜能，创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从首都教育对人口的吸引力来看：城市内部，郊区或农村人口涌入“城六区”，加剧城市内部城乡教育差距。国家层面，落后省份人口涌入首都。造成落后省份的教育更落后的情况。吸引力过大导致承载力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表现为巨大的教育人口规模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教育空间、教育设施、师资，巨大的人口压力难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故而，非首都教育疏解方向之一便是疏解教 Table 1 Combine the nature (direction) and form to divid 分析 主观意向 显性 隐形 客观 结果 正向 A：正向显性功能 B：正向隐性功能 负向 D：负向显性功能 C：负向隐性功能 表1. 把性质(方向)和形式结合起来划分 Table 2 To combine objects (domains) with properties (content 分析 人 社会 客观 结果 正向 A：对人的正向功能 B：对社会的正向功能 负向 D：对人的负向功能 C：对社会的负向功能 表2. 把对象(领域)与性质(内容)结合起来划分 育的人口功能，以此来控制北京“城六区”的人口数量，在实现人口吸引力和承载力平衡的基础上，提高人口整体质量。同时，当前的首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无法实现学生个体均衡发展。据调查，北京现有16万“蚁族”，其中的30%均毕业于首都211高校 [ 6 ] ，而这正是非首都教育功能长期存在的结果。通过知识的传授来教授学生个体谋生的经验，实现个体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教育的功能之一。很显然，现如今北京高校生的就业问题无法良好解决。促进个体个性化也是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个体的个性化表现为个体自我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个体优势区域和特长的形成，以此来实现个人价值。但当前首都高校专业设置重复率极高，片面迎合市场需求，忽略自身教育特色，学生个体的差异化无从体现。通过疏解教育对人(学生个体)产生的负面功能，能达到缓解北京就业压力，实现学生个体发展的功效。 4.2. 非首都教育功能谁来疏解？ 文章之初，我们便将“非首都功能”疏解看作是攸关棋局生死的棋子，那么对非首都教育功能谁来疏解这个问题的研究即是对谁为“下棋人”的研究。一副棋局，由棋手、棋子构成的同时，自然少不了观棋者。确定由谁来疏解(“下棋”)这个问题时，切忌将问题的答案固定为单一疏解主体，切忌局部发展观念，而要树立全局发展观。首先，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是发展全局的重要背景。其次，于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雄安新区设立，象征着新一轮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其被誉为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故而，在此发展观念和时代背景下，笔者将其分为主要疏解方和次要疏解方。主要疏解方包含：谁是总指挥？我们要疏解何地？疏解至何地？次要疏解方包含：除主要疏解方外，一切参与疏解工作的群体。 因“非首都教育功能”是“非首都功能”在教育的具体体现，所以二者的总指挥应为同一主体。在对近两年的文献进行研究后，部分学者认为疏解的指挥方为首都北京，但这极不符合全局发展观 [ 7 ] 。笔者认为疏解北京，天津和河北可作为疏解的承接地，其中尤以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地的中坚力量。但总体指挥工作不应由京津冀三方的某方政府来负责，而应交由中央政府从宏观上指挥，其作为我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更利于协调三方。 这里所提及的一切参与疏解的工作群体，包含教育联盟，科创企业、高校、教育培训机构等相关主体。其中，“京保石职教联盟”于2017年6月14日成立，属跨区域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它由26所职业学校和9家行业、企业构成，将紧紧围绕“一核心、双合作、三提升”宗旨，拓宽北京和河北的职业教育合作交流领域，不断创造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机遇，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 8 ] 。与此同时，2017年6月29日，雄安新区与75家中央和省内企业完成近6.86万就业岗位对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华润集团更是企业扶持教育疏解的带头羊，其承诺将大力支持“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积极联合教育培训机构向雄安新区工人提供技能培训 [ 9 ]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将对非首都教育功能的疏解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4.3. 非首都教育功能怎么疏解？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基础教育暂不疏解，高校教育首要疏解，那么是否全部高校都应纳入被疏解的队伍？很显然，我们对此应持否定态度。一方面，首都北京的高校教育很难实现全部疏解。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层面都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毕竟疏解非首都教育功能并不是以牺牲北京教育为目的。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应以有能力的高校为主要目标，它们能够在疏解过程中保持自身发展，同时带动教育功能承接地的发展。据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都将在河北建立分校。而这又涉及到非首都教育功能的疏解方式，疏解之初关于“北京大学将搬迁至河北省”的传言遍布网络，尔后北京大学发文辟谣。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反映了公众对于非首都教育功能舒解方式的理解的局限性，片面局限于整体迁出。整体搬迁的确是疏解的方式之一，除此外高校可在承接地创办分校，还可与教育承接地联合办学，创立新校吸纳首都教育人口等。 首先，首都北京应作为规划方，应严格按照《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中的规定，控制教育增量，疏解教育存量。制定出具体的疏解方案，建议逐步减少高校和中职生的招生人数，有序且保质保量的组织培训机构迁出市中心区域，不断减少培训机构的数量。同时，在北京首先开展招生考试改革，改革尤以高校为首，增加学生高考择校的选择空间。不仅如此，建立城市副中心教育发展基地，统筹基地周边的教育资源，规划并完善教育基础设施也应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而以河北为例的承接地，应及时做好承接教育的准备，提升自身的承接能力。当前河北省在教育水平和规模严重滞后，这将成为阻碍北京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的重要因素 [ 10 ] 。河北省应尽快出台与疏解工作相匹配的教育政策法规，拟定承接非首都教育功能疏解的工作方案，逐步缩小与首都北京的教育差距，为教育疏解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鉴于疏解工作涉及的教育功能之多、参与主体之广、疏解工作之复杂，非首都教育功能的疏解务必要建立起相应的疏解渠道，保证疏解渠道的畅通，方能保证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方面，畅通的渠道有利于教育疏解参与主体间的协调沟通。另一方面，还可以保证教育要素之间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