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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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冠心病(CAD)成为了最为威胁人们健康的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公认的人类健康“头号杀手”之一。核素心肌灌注显像(MPI)是目前非有创检查中最常用的冠心病影像学诊断方法，它可以预判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及范围，对心肌缺血状况也可以做出较准确的评估。随着近几年MPI的成熟，其在对冠心病的危险分级、各级预防、治疗方案及预后评估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具有良好的参考意义。本综述旨在总结整理核素心肌灌注显像在冠心病诊断中应用的综合信息，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冠心病，核素心肌灌注显象，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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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冠心病是最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器官病变性疾病，是目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与生命的“头号杀手”之一。其本质是心肌缺血，最常见的疾病类型为心绞痛，最严重的病型是心肌梗死和猝死两种。现代心脏病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急性心肌缺血损伤区心肌存活的评价 [ 1 ] 。存活心肌根据不同的结局可有心肌顿抑、心肌冬眠及伤残心肌三种类型 [ 2 ] 。因此，对存活心肌的检测是冠心病患者的早期治疗和预后的关键。核素心肌灌注显像(MPI)是目前临床主要反映心肌缺血的检查方法，在冠心病罪犯血管的确定、血运重建术前分层、胸痛的鉴别诊断、疗效评价均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 3 ] 。在无创性检查方法中，放射性核素心肌灌注显像是国际已经公认的诊断冠心病最可靠的无创性检测方法 [ 4 ] ，它可以判断心肌缺血的部位、范围与程度，在冠心病的诊断、预后判断、治疗决策的选择以及疗效评估中的价值己经得到肯定 [ 5 ] ，与“金标准”冠状动脉造影(CAG)有较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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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核素心肌灌注显像(MPI)与冠状动脉造影(CAG)的关系 冠状动脉造影(CAG)依然是目前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但由于其操作过程有1.5%的并发症发生率及0.3%的死亡率且较昂贵的价格，使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 6 ] 。在美国每年行侵入性冠状动脉血管造影的患者，约40%~50%不能被诊断为CAD [ 7 ] 。Wennberg等 [ 8 ] 对新英格兰北部接受CAG的冠心病疑似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其中32%的CAG完全正常和15%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小于50%。因此，美国及欧洲的指南建议在检查前进行缺血试验 [ 9 ] 。临床荟萃分析显示，负荷心肌核素显像诊断心肌缺血的敏感性可达89% [ 10 ] ，且核素心肌灌注显像与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在我国，黄艳玲等 [ 11 ] 对2006年~2008年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核医学科接受的46例核素心肌灌注显像及冠脉造影的患者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两种检查方法的一致性。朱红静等 [ 12 ] 对河南省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收治的54例疑似冠心病的患者进行两种检查的比较，同样得出了一致性的结果。所以，心肌灌注显像在对疑诊或冠心病患者的诊断、治疗决策、预后判断以及危险度分层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冠状动脉造影(CAG)的最佳“看门人” [ 13 ] 。 SPECT心肌灌注显像可作为是否进行冠状动脉造影的依据。虽然PET被公认为检测存活心肌的金标准 [ 14 ] ，但由于其价格、药源、复杂技术等原因，很难成为常规的检查。SPECT心肌灌注显像能对存活心肌做出准确的判断 [ 15 ] ，其能够定量分析缺血心肌范围、程度和可逆性及定量计算局部功能参数，并且在价格，技术需求等方面均比PET优越。所以，SPECT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Nallamothu等 [ 16 ] 同时研究了SPECT心肌灌注显像结果对早期冠状动脉造影和冠状动脉血管重建治疗的影响，发现SPECT心肌灌注显像结果正常和异常的患者中，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的比例分别为3%和36%。Miller等 [ 17 ] 的研究，也得到了相近的结论。 由上述可知，核素心肌灌注显像可作为CAG的筛查方法，Brown等 [ 18 ] 随访了234例心肌灌注显像后的患者，其中50例于显像后做了冠状动脉造影，47例被证实冠状动脉管腔有≥50%的狭窄发生，在6~16个月的随访中无1例出现心脏事件，所以MPI评估为低危的患者无需再做CAG检查，MPI评估为高危的患者则需要进一步的CAG检查 [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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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MPI与CACS的联合应用在冠心病中的诊断价值 冠状动脉钙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CAC)是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异性病变，且CAC与粥样硬化所致的冠状动脉狭窄密切相关 [ 20 ] 。相关研究已经证实，CAC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特异性标志 [ 21 ] ，所以，冠状动脉钙化积分(CACS)对发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存在、了解斑块分布及CAD诊断有重要临床意义 [ 22 ] 。近年来，CACS逐渐并逐渐成为临床评估冠心病的参考标准之一 [ 23 ] 。美国心脏协会认为，如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 10，则冠心病发生率很低。积分为11~400，则表明有冠状动脉狭窄存在，临床需加以重视。当积分超过400时，则说明肯定有冠心病的存在，且有高危险。在国内，邵燕惠等 [ 24 ] 将钙化积分值与造影作对比，发现当积分 > 400与冠状动脉造影狭窄有很高的相符率，同时指出CACS可作为众多诊断CHD的参数之一，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需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具体分析。 MPI能够反映冠脉的血流动力学意义和功能意义，CACS衡量的是冠脉钙化的面积和程度，为冠心病的诊断提供了解剖学改变的依据。所以结合二者对CAD的诊断高于二者的单独诊断，Gaemperli等 [ 25 ] 研究证实了这一点。Tiziano等 [ 26 ] 的研究表明将CACS与MPI两方面的病理生理信息结合形成了互补信息。张雷等 [ 27 ] 研究结果显示：当CACS 1~10分时，静息门控MPI结果与CACS 0分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当CACS > 10分后，静息门控MPI结果中左心室PFR、LVEF以及QPS积分、室壁运动积分和左心室增厚积分值与CACS 0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CACS > 100分后，静息门控MPI结果中左心室EDV、ESV值与CACS 0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巴雅等 [ 28 ] 和Feldman等 [ 29 ] 的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核素心肌灌注显像以其对冠心病来说不容忽视的诊断地位，已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并且成为了心脏病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MPI可以与其他多种检查方法相结合，来提高对冠心病诊断率，并以其对CAD的危险层度及预后做出合理的判断，可成为冠心病“金标准”检查方法的筛选检查手段，为CAD的预测疗效和远期预后提供可靠的客观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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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对于无法行外科根治手术的胆道恶性梗阻病人，使用胆道支架进行姑息治疗已成为首选。支架植入后能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本文概述了目前胆道支架的分类及选择、植入方式及相关联合治疗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及进展。 关键词 :支架，胆道恶性梗阻，姑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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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胆道恶性梗阻是指由累及胆道系统的肝细胞癌、肝门部胆管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十二指肠乳头癌、胰头癌或其他部位肿瘤转移的淋巴结等直接或间接导致胆道梗阻所引起的以高胆红素血症、组织和体液黄染、胆管扩张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疾病。长期胆道梗阻可引起进行性加重的黄疸，导致肝脏功能迅速恶化，消化道出血和肾脏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病死率很高 [ 1 ] 。目前恶性胆道梗阻的治疗手段有限，外科根治性或扩大切除是唯一可治愈的治疗方式，但由于多发病隐匿，临床症状常不典型，当患者出现临床症状而就诊时肿瘤常已进展至中晚期，瘤体大、位置复杂、肿瘤浸润，手术处理较复杂，常无法完全解决病变，丧失手术根治切除机会，肿瘤整体手术切除率仍较低 [ 2 ] 。对不能手术切除的患者，维持胆道通畅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 3 ] ，采用胆道支架进行姑息治疗能有迅速效缓解因梗阻而引起的黄疽、疼痛等症状，也能很好的预防胆管炎和胆汁淤积性肝功能衰竭，减少引起患者死亡的其他因素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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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常用支架的比较 2.1. 常用胆道支架的分类 目前常用的胆道支架大致可分为塑料支架(Plastic stents， PS)及金属支架(Metal stents， MS)。塑料支架指由高分子聚合物制成的支架，而金属支架为镍钛合金丝、钽丝、不锈钢丝等编织成特定形状的支架。对于恶性胆道梗阻的病人两种支架在短期内都能有效地解除梗阻，提高病患的生存质量。 2.1.1. 塑料支架 塑料支架可分为非降解高分子支架及可降解高分子支架，包括有聚乙烯支架、聚氨酯支架、聚四氟乙烯支架、单丝聚乳酸支架等。塑料支架相对价格便宜、置换容易，具有一定的耐磨性、耐疲劳性、弹性、抗凝血性及生物相容性。但是应用塑料支架在较短时间胆道再阻塞发生率高 [ 4 ] ，主要是细菌(需氧菌和厌氧菌)和粘性似蛋白质物质形成的细菌生物膜在支架表面沉积以及胆红素钙、棕榈酸钙聚集形成的胆泥，同时也与支架的形状设计以及支架的材料有关。相关学者研究表明 [ 5 ] ，通常塑料支架植入3个月其阻塞率为30%，6个月后阻塞率约为70%，甚至需定期更换新的支架。国内外对于再阻塞问题有也一些防治措施：如减少十二指肠－胆管反流；增加支架表面光洁度来减少细菌的黏附，采用透明质酸来阻止细菌在材料表面的黏附；用抗生素药物来抑制细菌生物膜的形成等 [ 6 ] 。虽然上述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治短期内再狭窄，但塑料支架发生再阻塞的主要原因是塑料支架本身只有保持较小的口径，才能保持其力学性能 [ 6 ] 。 2.1.2. 金属支架 目前常用的金属支架为镍钛合金胆道支架，镍钛合金胆道支架除了具有无细胞毒性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耐腐蚀性、超弹性等特性外，还具有特殊的记忆功能，即在马氏体相温度(0℃~4℃)时处于收缩状态，在奥氏体相温度(38℃~40℃)时恢复伸展状态，这使镍钛记忆合金具有良好的自扩展性，这一特性在能迅速解除胆道梗阻的同时，也能有效降低植入短期因胆泥沉积而造成的再梗阻的发生率 [ 7 ] 。但镍钛合金胆道支架可长期放置的特性，会出现因胆道上皮组织增生而使增加支架取出的难度，和局部异常的胆管壁组织(主要为胆道恶性肿瘤)通过镍钛合金胆道支架的网孔向管腔内生长而再次梗阻 [ 8 ] 。在此基础上1994年首次研制出Gore-Tex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并推广运用到临床 [ 9 ] ，覆膜金属支架是在原有支架表面涂上一层相容性好、防止细菌黏附的有机薄膜(完全覆盖和部分覆盖 [ 10 ] )，使覆膜支架具有可取出并更换支架及有效防止肿瘤向支架内生长的特性。国内学者梁凯伦等 [ 11 ] 对126名恶性胆道梗阻患者的研究表明，其在植入成功率方面无差别，覆膜组和无膜组的术后胰腺炎发生率13.6%和1.5% (P < 0.05)、术后胆囊炎发生率11.9%和1.5% (P < 0.05)、中位生存时间为389 d和372 d (P < 0.05)、中位支架通畅时间为368 d和190 d (P < 0.05)。证明覆膜金属支架通畅时间明显优于非覆膜金属支架，但术后胰腺炎和胆囊炎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覆膜金属支架。Park等 [ 12 ] 的研究结果却认为覆膜和无覆膜的支架的平均开放时间和累积开放时间、急性胆囊炎和胰腺炎发病率并无明显差异，覆膜支架的移位率则显著高于无覆膜支架。目前多数研究结果认为覆膜金属支架通畅时间上优于非覆膜金属支架，但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无明显差异 [ 13 ] - [ 16 ] 。 2.2. 塑料支架与金属支架比较 塑料支架与金属支架在成功植入后无疑都能够迅速缓解胆道梗阻，但随着时间的延长金属支架在3个月以后的通畅率明显高于塑料支架组。国内学者王田田等 [ 17 ] 的研究表明，金属支架与塑料支架相比而言，金属支架有着更长的畅通期，金属支架组的中位通畅期为(248.53 ± 138.61) d，塑料支架组的中位通畅期为(101.76 ± 38.53) d，经Log-rank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金属支架组在3个月以后的通畅率明显高于塑料支架组，因此，如果患者预计生存期 > 3个月，选用金属支架更为有利。其他国内学者 [ 3 ] [ 18 ] [ 19 ] 及国外学者 [ 20 ] - [ 22 ] 的结果也表明金属支架置入成功率和引流有效率更高，通畅时间更长，支架堵塞率更低，中位生存期更长。价格方面，塑料支架的价格较金属支架的低，常用的金属支架的价格约为塑料支架的十倍 [ 23 ] ，但也有学者 [ 24 ] 指出塑料支架长时间放置阻塞后常需要再次或多次手术，这无形中也增加了塑料支架的价格，而且再次手术也给病患带来了更多的痛苦，金属支架再次介入率更低，最终总治疗费用更低同时也减轻了患者因再次手术而带来的痛苦。故究竟应该选用何种支架需结合患者的预计生存期及经济承受能力，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预计生存期 > 3个月者应该选用金属支架，生存期 < 3个月可选用塑料支架，对于经济条件相对有限的患者，在选用支架时不能只考虑到塑料支架的价格，更加应该结合患者的预计生存期，判断是否存在因塑料支架阻塞而再次手术的可能性，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病患的痛苦及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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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支架植入方法比较 目前临床上多采用的支架植入方式为：内镜下逆行胆道造影途径(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graphy， ERC)及经皮经肝胆道造影途径(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 PTC)。有国外学者 [ 25 ] 认为内镜下逆行胆道造影途径放置容易、费用较低且相对安全，固为首选方式，国内学者 [ 26 ] 也建议将内镜下逆行胆道造影途径的支架放置作为首选。但在国内学者崔建华 [ 27 ] 的研究中，经ERC及PTC支架置入成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RC组在低位恶性梗阻疾病中黄疸改善效果及并发症总发生率要明显优于PTC组，而PTC组在高位恶性梗阻疾病中黄疸改善效果及并发症总发生率要明显优于ERC组。国内学者闫勇等 [ 28 ] 的研究指出位于胆总管下端和壶腹部的恶性胆道梗阻首选ERC途径放置支架，位于肝门部及以上的恶性胆道梗阻应以PTC途径放置支架为宜，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 [ 29 ] [ 30 ] 。当然作为ERC及PTC这两种技术手段，各个医院的开展情况、熟练程度也多不相同，固究竟使用何种方式作为首选，应结合医院自身条件及恶性胆道梗阻的具体部位而定，在技术条件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病患梗阻位置在胆总管下端和壶腹部的选用内镜下逆行胆道造影途径放置支架，而对于病患梗阻位置在肝门部及以上的选用经皮经肝胆道造影途径放置支架，是目前相对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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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支架联合治疗 对于晚期恶性胆道梗阻的病人胆道支架的置入虽然能迅速有效的使胆道短时间能得以畅通，但对于恶性肿瘤本身却无治疗效果，且随着置入时间的增加，存在因肿瘤的长入致使支架阻塞等一系列问题，固目前支架联合其他治疗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现有的联合治疗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联合 125 I粒子条同时置入 [ 31 ] 、联合光动力治疗 [ 32 ] 、联合腔内射频消融治疗 [ 33 ] 、联合高强度超声聚焦刀治疗 [ 34 ] 、联合碘油化疗药治疗 [ 35 ] 、联合三维适形放疗 [ 36 ] [ 37 ] 等联合治疗方式，这些联合治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控制肿瘤生长，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 31 ] - [ 37 ] 。国内目前报道较多的联合治疗方式为支架联合 125 I粒子条植入治疗， 125 I粒子作为一种释放γ射线的低剂量率微型放射源，因其放射源射线射程短、穿透力低、可最大限度杀伤肿瘤而不损及周围正常组织等优点，其植入放疗被广泛应用于前列腺癌、直肠癌、鼻咽癌等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 [ 38 ] - [ 41 ] ，在赵苏鸣 [ 42 ] 的研究中， 125 I粒子条能有效控制局部肿瘤的生长阻止肿瘤浸润性生长导致胆道再梗阻，其中位生存期(半数生存期)明显长于单纯支架放置组，但该治疗方案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离临床推广使用还有一定的距离。上述联合治疗方法多为在支架置入的同时，再联合其他治疗手段，而对支架本身不做改变，国外有报道Chen MH等 [ 43 ] 制备的PDT-化疗支架原型(PDT-chemo stent)，其对支架本身进行洗脱，使其覆盖吉西他滨(GEM)和血卟啉(HP) (Genmcitabineand and Hematoporphrin)，这种抗癌药物直接与支架本身相结合的做法为支架置入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目前尚未应用于临床。在支架置入的同时辅以其它手段治疗胆道恶性梗阻有着良好的前景，如何使这种协同作用更为有效，最大限度的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及提高生存质量还有待更多学者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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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对不适于手术的恶性胆道梗阻晚期患者，胆道支架的置入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国外对于胆道支架的应用较国内更加的普遍，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塑料支架的价格较金属支架的低，但金属支架组在3个月以后的通畅率明显高于塑料支架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预计生存期 > 3个月者应首选用金属支架，生存期 < 3个月选用塑料支架更为合适，对于生存期 > 3个月但经济条件相对有限的患者，更应慎重考虑，避免因放置塑料支架阻塞后再次手术而增加患者的痛苦和治疗总费用。关于支架置入方式的选择应结合患者的胆道梗阻位置及具体病情，以及当地医院的技术开展情况来选择途径，在技术条件相对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病患梗阻位置在胆总管下端和壶腹部的选用内镜下逆行胆道造影途径放置支架，梗阻位置在肝门部及以上的选用经皮经肝胆道造影途径放置支架是较为合理的。无论是支架结合其他辅助治疗还是将抗肿瘤药物融入支架本身，这些联合治疗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不成熟，仍需我们继续为之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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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刘氏“退热三法”治疗小儿外感发热的疗效观察及退热的作用机理探讨。方法：将60例外感发热患儿随机分为酒精擦浴对照组30例和刘氏推拿治疗组30例，分别观测两组患儿经治疗后于24 h、48 h、72 h后复测体温各1次，观察体温下降情况、不良反应以及其他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结果：刘氏退热三法治疗组有效率达93.3%，酒精擦浴对照组治疗后有效率达80%，明显优于酒精擦浴对照组。结论：推拿治疗有较好的退热作用并且能有效改善其他症状，增强患儿免疫力。 关键词 :外感发热，退热效果，刘氏小儿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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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小儿外感发热在儿科临床急性传染性疾病中占首要地位，是小儿时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婴幼儿期尤其多见。中医概括小儿的生理特点为“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易热易寒”体质，对病邪侵袭、药物攻伐的抵抗和耐受能力都未成熟完善，这些生理病理特点决定了小儿发热与成人发热发病及治疗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 1 ] 。小儿推拿作为一种疗效显著、经济实惠、绿色环保的疗法越来越受到广大患者的喜爱。目前许多学者通过临床疗效的观察与实验研究观察也证实其退热疗效。而刘氏小儿推拿作为我国小儿推拿主要流派之一，其具特色的推拿手法在退热有其独特优势，笔者通过观察刘氏退热三法治疗小儿外感发热60例，疗效满意，并对比观察酒精擦浴治疗疗效，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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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资料 2.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于吉首大学小儿推拿门诊和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小儿推拿门诊就诊的60例外感发热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刘氏退热治疗组30例中，男16例，女14例，平均年龄3.5岁；酒精擦浴对照组30例中，男17例，女13例，平均年龄3.9岁。两组性别、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诸福棠实用儿科学》 [ 2 ] 诊断标准诊断上呼吸道感染。1) 诱因有受凉或有与上感患者接触史；2) 腋下温度高于37.5℃ (低于38℃为低热，38.1℃~38.9℃为中度发热，39℃~41℃为高热，>41℃为超高热)；3) 多有恶寒、咽痛症状，可伴有咳嗽、鼻塞流涕等其他症状；4) 检查可见咽部充血或扁桃体红肿、充血。中医学诊断标准：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南京大学出版社)中感冒的诊断标准制定。1) 以发热恶寒，头痛，鼻塞浊涕，喷嚏咳嗽等症为主，多兼咽红、口渴，可伴呕吐，腹泻或高热惊风；2) 四时均有，冬春多见，发病于气候骤变之时。风热犯表证：发热重，恶寒轻，有汗或无汗，头痛，鼻塞流稠涕，咳嗽，咽红，或目赤流泪，烦热口渴。舌质红少津，苔薄黄，脉浮数。 2.3. 纳入标准 1) 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的外感发热小儿；2) 发热病程 ≤ 24小时者；3) 6个月6周岁；4) 遵循完全自愿接受本治疗方法原则。 2.4. 排除标准 不符合外感发热中西医诊断标准病例；1个月 ≥ 年龄 ≤ 10岁的患儿；由其他疾病引起发热或其他严重并发症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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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治疗分组 治疗组患儿给予刘氏“退热三法”治疗，对照组患儿予以酒精擦浴治疗。 1) 根据“刘氏小儿推拿”疗法的归经施治的治则，发热归属肺经。由于肺与大肠，脾与胃，心与小肠，肝与胆，肾与膀胱互为表里，生理上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运用归经施治治则推治时，亦常用表里兼治之法或论经施治。 操作：常例(包括开天门、推坎宫、推太阳、按总筋、分阴阳)。 推五经：补脾经250次，清肝经200次，清心经100次，清肺经300次，补肾经150次。对症取穴：推三关90次，推六腑30次，按肩井2~3次。风寒者加掐二扇门，拿风池穴4~5次，风热者加清天河水约10次，推脊数10次。 关窍：按肩井3~5次。 若兼咳嗽，痰鸣气急者，加推揉膻中，推揉肺俞发红；兼见脘腹胀满，不思乳食，嗳酸呕吐者，加揉中脘，摩腹，推板门，推天柱；兼见烦躁不安，睡卧不安，惊惕不安者，加按揉小天心等。兼风寒者，加推三关、按风池、拿肩井；兼风热者，加退六腑、推天柱、推脊；夹痰者加按揉膻中、擦胸及背，以上治疗每日一次。 2) 酒精擦浴对照组 操作：在颈部，腋窝，掌心，腹股沟，足背用质地柔软的纱布蘸取30%酒精反复来回擦拭，时间为15~20 min，充分暴露擦浴部位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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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疗效观察 观察指标：以腋温为标准，观察治疗后24小时、48小时、72小时退热时间，退热度数，复发时间，发热总次数，其他症状，不良反应。 1)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依据治疗前后患儿的体温及主要症状、体征的变化进行 综合评定。注：计算公式(尼莫地平法)为： 。 2) 总体疗效判定标准体温(治疗后24小时、48小时、72小时与治疗前相比体温下降积分) 体温下降 ≤ 0.5℃，计0分；体温下降0.6℃ ≥ T <1℃，计1分；体温下降1.0℃ ≥ T < 1.5℃，计2分；体温下降 ≥ 1.5℃，计3分。 3) 主要症状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体温恢复正常，其他症状完全消失，积分值减少 ≥ 95%。显效：体温下降，其他症状减轻或消失，积分值减少 ≥ 70%。有效：主要症状、体征积分值减少 ≥ 30%。无效：未达到以上标准者，积分值减少 < 30%。 4) 对有兼夹证者，应进行合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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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资料统计方法 收集记录数据进行分析，应用SPSS17.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比较其均数，方差齐时采用t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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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研究结果 6.1. 治疗前一般资料分析 推拿治疗组和酒精擦浴对照组患儿的性别、年龄分布情况比较(见表1、表2)。经卡方检验和t检验两组病情分布情况(见表3)。 6.2. 临床疗效分析 1) 刘氏推拿治疗组和酒精擦浴对照组退热的即时疗效比较(结果见表4)。 2) 治疗组与对照组持续退热疗效的比较(结果见表5)。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der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 组别 (Group) 例数 (Number) 男 (Male) 女 (Female) X 2 P 治疗组 30 16 14 0.067 0.795 对照组 30 17 13 表1. 两组患者性别分布比较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 > 0.05，两组患者在性别分布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Table 2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ge distributio 组别 (Group) 例数 (Number) 6月~2.5岁 2.5岁~4岁 4岁~7岁 X 2 P 治疗组 30 1 18 11 2.486 0.289 对照组 30 1 12 17 表2. 两组患者年龄分布比较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 > 0.05，两组患者在年龄分布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sease distributio 组别 (Group) 体温 (T) t值 P 治疗组 38.59 ± 0.53 1.431 0.158 对照组 38.38 ± 0.53 表3. 治疗组和对照组病情分布的比较 经t检验，P > 0.05，治疗前两组患儿在病情分布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Table 4 Comparison of effects immediat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 组别 (Group) 例数 (N) 痊愈 (Cured) 显效 Significant 有效 effect 无效 Ineffect 总有效率 Total 治疗组 30 5 (16.7%) 12 (40%) 11 (36.7%) 2 (6.7%) 93.3% 对照组 30 3 (10%) 3 (10%) 15 (50%) 9 (30%) 70% 表4. 治疗组与对照组即时疗效比较 经秩和检验，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对于治疗组和对照组的退热即时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Table 5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of sustained feve 组别 (Group) 例数 (N) 体温下降积分(Integral temperature drops) 24 h 48 h 72 h 治疗组 30 1.70 ± 0.72 2.26 ± 0.71 2.81 ± 0.48 对照组 30 1.10 ± 0.92 1.10 ± 0.92 2.03 ± 1.07 表5. 治疗组与对照组持续退热疗效的比较 经t检验，两组在治疗24小时后(sig = 0.100， P = 0.03)，P < 0.05，两组疗效有差异；48小时后(sig = 0.102， P = 0.001)，P < 0.01，两组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72小时后(sig = 0.04， P = 0.003)，两组方差不齐，P < 0.0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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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讨论 通过对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治疗组和对照组的24 h、48 h、72 h退热疗效均有显著差异，推拿治疗组的退热疗效明显优于酒精擦浴对照组(P < 0.05)。由观察结果可知，在临床上对于发热患儿，酒精擦浴治疗也具有明显即时退热效果，但患儿采用刘氏退热推拿疗法能达到更持续退热疗效。在两组治疗组治疗期间，有部分患儿病情进展迅速，这与小儿起病急、病程短、传变迅速的病理特点密切相关，患儿出现高热、烦躁口渴，是因邪气易从阳化热，从温化火，从卫表深入气分，再加上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生理特点，遇邪则脾胃不和，饮食积滞，易出现大便秘结等症状，更易表现未热症。现代医学认为发热是因为致热源刺激机体体温调节中枢，上移体温调定点，进而引起机体反应表现为体温调节性升高 [ 3 ] 。小儿时期体温调节功能易受许多因素影响，小儿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全，调节功能比较差，体表面积大，皮肤汗腺发育不全，易发生产热和散热不平衡 [ 4 ] 。有研究表明 [ 5 ] 人体体温调节中枢可能由位于下丘脑的正调节中枢和位于中杏仁核(MAU)、腹中膈(VSA)和弓状核等处的负调节中枢两部分组成。正负调节中枢的相互作用影响体温调定点上移水平和发热幅度以及病程进展。而体温调节中枢信号传导则是通过刺激前列腺素E(PGE)，环磷酸腺苷(cAMP)或其他发热中枢介质的释放，或增大Na+/Ca 2+ 比值，致使体温调定点上移，机体体温升高。目前公认的解热介质内生解热物质只有AVP [ 6 ] 和a-MSH [ 7 ] 。胡巢凤 [ 8 ] [ 9 ] 等研究表明a-MSH可明显抑制家兔内毒素、IL-1、TNF等引起的发热。其解热机制可能是a-MSH抑制下丘脑cAMP的产生实现的，也可能是通过调节脑腹中膈区的AVP而实现的 [ 10 ] 。小儿推拿治疗小儿发热在临床中运用有显著的退热疗效，对推拿退热作用机理也进行了许多探讨。范海鹰等 [ 11 ] 研究表明退六腑退热手法能使局部血流量增加，局部皮肤温度升高，减少发热高峰期脑脊液cAMP含量，从而抑制内毒素发热家兔的发热反应。姚笑 [ 12 ] 研究表明脊柱穴通过不同方向推脊达到调节体温功效。王丽清等 [ 13 ] 研究表明捏脊手法能影响外感发热患儿肠道有益和致病菌群数量之间的动态变化，调节局部免疫力功能，改善局部炎症因子、化学介质及神经递质的释放，刺激中枢体温调节信号的传导，降低体温改善其他症状。方淡思 [ 14 ] 通过不同时相干预清天河水手法对内毒素发热幼兔体温的影响，得出清天河水在发热潜伏期能抑制下丘脑解热介质AVP生成。刘老 [ 15 ] 总结的退热手法(一)、(二)、(三)综合了上述推拿手法，并根据中医理论以及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用于治疗小儿外感发热，遵循五经生克原则，对小儿机体自身具有明显退热疗效相关穴(部)位的进行推拿，补虚泻实，刺激经络的传导、感应作用，充分发挥机体的自然修复能力，从而触发机体自身体温调节机制，达到调整脏腑功能、祛邪扶正、调节阴阳而起到清热解表，发散外邪的功效。刘氏推拿退热手法退六腑在中医理论中本穴性寒大凉，善清营、血分之热，功能专清热凉血解毒，常用热症；刘氏退热手法(二)推脊则主清热，常用小于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清天河水性微凉，重在解表清热行气散结。刘氏退热手法(三)关窍捏拿肩井，调整脏腑巩固退热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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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结论 通过临床资料统计学分析，刘氏小儿推拿退热治疗组和酒精擦浴对照组退热疗效差异显著，明确刘氏小儿推拿退热持续疗效，同时对其他症状改善都有明显的临床疗效。其退热机制可能通过推拿手法刺激直接作用于皮肤使其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热量的散发，从而使体温下降；另一方面刺激末梢神经，通过神经递质的信号转到，抑制体温调节中枢发热介质的释放或是增加解热介质的释放，体温调定点下移，同时根据五经生克原则补脾和胃调节患儿脾胃功能，提高患儿机体免疫力，巩固退热疗效。本研究因实验条件、经费有限，以及样本量不足，实验动物模型难以复制等因素，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刘氏小儿推拿退热持续疗效且操作简便，其不仅在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方面疗效优于其他外治法，其应用范围广泛，安全有效，因地域及其他因素，对其治疗机制的研究较少，其作用机制值得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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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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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模式始终是与时俱进的，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以及外语教学的技术发展都会对教学模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自互联网技术全球普及以来，我国的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模式却没有足够地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与革新。如何才能结合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实际，充分发挥互联网海量资源库的强大作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应当成为当前高校外语专业师生积极探讨、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 :外语专业，教学模式，互联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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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模式一直是学界讨论最为热烈、争执也最为纷杂的议题之一，究其原因，外语教学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教学效果见效缓慢之间的矛盾可看作最为重要的驱动力而置此领域的研究长期地蓬勃甚至略显杂乱 [ 1 ] 。正如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外语教学之时所带动的革命性的教学模式改革大潮一样，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理应掀起新的一轮教学革新，但遗憾的是这样的革新浪潮并没有如期而至，大量的多媒体课堂教学并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不少教室还不得不卷起投影屏幕，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模式重新唤起许多学生的稍觉久远的回忆，让人多少有点时空穿越的幻觉。 在当前科技完全改变社会生态的大环境下，对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模式做一番认真的探讨，找出阻滞教学效果跨越发展的障碍，显然是十分迫切且意义重大的。本文则从互联网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切入，试图对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模式如何在互联网已经广泛普及的情境下实现革新性的转变从而全面提升教学效果方面做一些分析和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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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当前教学模式凸显的误区 高校外语专业的办学历史堪称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亦步亦趋，几乎经历了现代教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方面造就了外语专业教学模式的庞大与成熟，另一方面则埋下了其体系沉重、固步自封的伏笔。概括地说，当前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模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或偏差： 2.1. 对语言技能的认识误区 语言技能的培养是外语教学最为重要的环节，但对于外语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五项语言技能，即听、说、读、写、译，无论是教学理论体系还是教学实践阶段都上演着横看成峰侧看成岭的不同解读。如果以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应用肇始为分界的话，之前的情况是读、写、译排在听、说之上，因为从当时的科技水平来看，获取书面的外语材料要比得到口头的材料容易得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求当时的外语教学重视听说技能的培养恐怕大有强人所难的嫌疑；然而之后的情况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疯狂补救的冲动，听、说技能的培养以排山倒海之势长期占据各类教学研讨的关键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外语专业本科生的标志性配置就是一台短波收音机或磁带录放机，大部分的外语专业院系纷纷改名换姓，从原来的外文系变为外语系，以致今日仍然命名为外文的院系已经寥寥无几，而“外文”这一概念则乍一听来似有民国遗风之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愈加广泛和频繁。翻译的技能，尤其是口译的技能似乎一夜之间大放异彩，各大高校均号称打造高级口译人才，很有不会口译则不能说是外语专业的学生的气势。更有不少外语专业院系直接分离出来一个翻译专业院系，使人无法明白其翻译专业究竟是培养哪两门或几门语言之间的互译能力，乱象自此迭显。暂且放下翻译专业是否应该分离出来不说，把翻译技能介于语言技能塔尖或者以培养翻译技能倒逼其它技能的提升的做法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要是译技真是塔尖，岂有先建塔尖后搭塔基之理？如果说原来的读写挤占听说是出于技术难题所致，或者后来的听说淹没读写是源自之前的缺失触发，那么当前的翻译优于其它技能之上的做法则可归因于教育的功利性所害。在国际交往中妙语连珠的口译人员承载了千万外语学子功成名就的梦想，甚至为相应的高校指引了跻身名校的阳关大道。 如果稍安片刻，就不难明白这样的道理：听、说、读、写，不就是人类掌握语言的自然步骤吗？任何一门外语首先都是一门人类的语言，之所以学习之初就听说读写并驾齐驱，都是针对成年学习者而言，他们已经掌握了母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以同样的方式就能充分发挥母语的学习经历对外语学习的指引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儿童学习外语就不能听说读写齐上阵的道理。而听和说、读和写，又可以细分为两组互为依存的语言技能：听和说都建立在语言的音与义的关系上，读和写则以语言的形和义的关系为基石。而从语言的传输方式来划分，听和读则属于语言的输入层面，说和写却属于语言的输出层面。由此可见，这四项语言技能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任何一项的过多偏爱都不可能带来语言能力的整体提高 [ 2 ] 。诚然，不偏并不意味着平均，在不同的阶段对其中一项技能有所侧重也是教育规律使然所致，正如学习其它各类技艺，只有把完整的套路分解成各有侧重的分解动作，逐一加强练习，最后方能融会贯通，一气呵成。 2.2. 对教学材料的认识误区 语言的教学材料有两大属性：时效性和现实性。对于语言教材的时效性曾经引发过一阵争论，反对者提出经典的文学作品就不需要考虑语言的时效性，不同时代的言语风格可以穿越时空，引发共鸣。然而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以语言教材的形式而存在的，那些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作为语言教材的作用 [ 3 ] 。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把文学作品当作教材时也并不是只汲取其语言的典范作用，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的语言时效性对语言教学模式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我们作为语言范本的教材，一般指的是为了教学而编纂出版的教科书或其它材料。这些教材的编纂、出版、发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一种教材被应用于某门课程的教学，也得持续使用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价值大小，于是就有了课堂上学习的言词是十几或二十年前早已编好的现象 [ 4 ] 。不考虑语言教材的时效性，就会形成所教的语言不是正在使用的语言的窘境，既降低了教学效果的价值也打击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 语言教材的现实性指的是所展示的言辞是否是现实存在的。但凡编纂的教材，都是先假定一个场合，然后依照所学外语的对话习惯，编纂出一系列的表达方式，用以作为语言的范本，带动学生反复练习直至熟练 [ 5 ] 。更有甚者，为了说明某项语法规则而编纂出与现实完全不相关的语句，其危害是可想而知的。从教材的现实性来看，文学作品却又是最具现实性的，其中的语言与作品创作之时的社会现实结合最为紧密，即使所描述的内容是过去的或者将来的，所用的语言一定是当时的，要不然这作品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其它类型的具有现实性的语言材料还有很多，比如报刊杂志、影视剧作、新闻报道、公众演讲等。但遗憾的是，由于外语教学兴盛之初上述具备现实性的语言材料并不轻易可得，自行编纂教材则日渐成熟，以致于至今教材非编纂则不正统之念仍然占据主流，从而一定程度地阻碍了教学模式适应新时代而转变的及时到来 [ 6 ] 。那些人为编纂的教材减轻了教师备课的负担，却毫不留情地误导了学生对所学外语的认知与体验。 2.3. 对互联网辅助教学的认识误区 互联网的发明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一开始并没有如何令人心悦诚服，因为彼时的互联网还是较为高端人士的娱乐与谈资。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与其紧密相联，不少人甚至对网络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缺少网络的生活突然变得难以忍受 [ 7 ] 。然而外语教学领域对互联网似乎有种抵触情绪，一般都把网络辅助教学列入课外教学或学生自学范畴，难以荣登课堂教学或全日制教学的大雅之堂。仔细考究其成因可以得到三条结论：一是互联网的信息量浩渺若海，难以成为当前目标明确、成效越快越好的高等教育的得力助手；二是互联网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过于强大而使之无法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手段；三是教师本身的互联网应用水平尚不足以把互联网的优势融入日常教学之中 [ 8 ] 。如果说结论中的前二者属于社会性因素而无法短期或以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的话，后者则完全掌握在教师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和态度当中，一旦做出积极地改变，则影响整体的教学模式发生转变。但转变的阻力也是极其强大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惯性力、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以及循规蹈矩的民族性格都可以构成阻碍，也正是在这样的阻力面前，才催生了本文的畅快落笔，旨在找寻突破障碍的切入点，为新时期外语教学模式的全面转变提供一定的启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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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互联网优势的应对策略 互联网的优势目前来说已经毋庸费言了，但如何与外语教学有机结合则不见得是人人了然于心 [ 9 ] 。大部分的外语教学网站均以叫卖所谓的神奇学习方法而生存，由于没有适时的指导与督促，再神奇的方法也湮没于人的慵懒本性之中而消弭殆尽。实体的外语教学机构又由于一时没有找准与网络教学有机结合的切入点而陷入疯狂追求最佳教学方法的泥沼，致使教学双方均精疲力竭却收效甚微。成年人的外语课堂不停地上演儿童的教学模式，说学逗唱演，美其名曰：寓教于乐；儿童的外语课堂却充斥着知识的灌输，唯恐遗漏万一 [ 10 ] 。教师感慨外语难教，学生哀叹外语难学，致使大量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徒有虚名，对所学的外语仅仅略知一二，何谈熟练掌握？ 其实互联网对于外语教学最大的优势就是使得那些最时效最现实的语言材料轻易可得。有了这样的材料，上述外语教学中的认识误区即可迎刃而解。首先且看语言技能的认识误区。听说技能一开始就被放到一边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真实的音像资料稀缺，自行制作也受到许多技术手段限制，而且彼时外语人才的培养也较专注于读写能力的培养 [ 11 ] 。接着的听说教学的爆棚式增长也因为真实的语言材料仍然难得可贵而出现畸形发展：教学用的听力材料大多人为编制，既无法体现真实的对话方式也无从还原实际的语流语速，致使一旦面对实际的交流场合时才发现此前所学毫无用处；甚至还有割裂听说技能之间的必然联系而盲目追求迅速提高说的能力的做法，结果所说外语对于以该外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都形同外语，因为与现实的语用方式相差太远 [ 12 ] ！凭空追求高级口译人才培养的做法更是犹如搭建空中楼阁，没有大量的真实的语言材料用以磨练语言基本功，何来娴熟高超的口译技能？ 其次来看语言教材的认识误区。具备时效性和现实性的语言材料指的是在自然的语境中产生的语言素材，而不是为了教学的目的人为编纂的语言表达。具体说来，报刊杂志的文章、影视剧作的对话、公布与众的演说等都是可以保留并传阅的真实的语言材料 [ 13 ] 。没有互联网之前，这些材料在非母语国家或地区都无法轻易获得，致使自行编写教材成为外语教学的无奈之举，其惯性力使得大量现成的真实的教材唾手可得时却不知如何利用。 再看互联网辅助教学的认识误区。一谈互联网，人们脑海即刻浮现的就是交友与游戏。即使谈及网络与教育，大多数情况都是研究网络教育如何对课堂教学做些补充。就外语教学而言，网络无偿且方便地提供大量的真实语言材料的功能远远没有受到重视和利用 [ 14 ] 。人们乐此不疲地编制语言教材，除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影响之外，教材的出版在科研考核体系的分量之重才是事关切身利益的原动力。 互联网让获取真实的语言材料成为轻易之举，顿时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外语教学的模式问题，使得外语教材可以像母语教材那样既是真实的语言素材又是值得模仿的语言范本，也把互联网的即时通讯的优势与外语教学有机紧密地结合一起，其合力迸发的能量是既可预见却也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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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综上所述，真实的语言材料的充分利用是全面转变外语专业教学模式的关键因素，而互联网是获取真实语言材料最便捷最经济的方式，转变对待互联网在教育中的工具作用的态度则决定了外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诚然，外语教学模式的转变非一人一日之功，但是如果我们找准了实现突破的切入口，就是找对了正确的目标方向，怀着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激情，教学效果的大幅提升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理想终点 [ 15 ] 。外语教学的发展历程不就是这样一个大胆尝试、持续翻新的过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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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廖仲恺是我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不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廖仲恺对中国的反革命势力、革命力量、革命成功后的社会建设的认识不断发展与深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廖仲恺对革命对象的范围、对工农群众的地位、对社会主义社会等方面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存在着一些理论局限，而这局限大多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 关键词 :廖仲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理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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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廖仲恺，原名恩煦，亦名夷白，字仲恺，办《民报》的时候用过“屠富”的笔名。廖仲恺是孙中山提倡的“三大政策”的忠实信仰者和执行者，因此，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成为他民主革命的信条，并认真有力、坚定不移地奉行联俄、联共政策。 1.1. 同革命力量的真诚合作 1920年，廖仲恺在苏俄代表路博那里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在同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的谈话中，认识到苏俄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真正支持者，于是认真考虑联合苏俄及改组国民党等问题；在同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及军事随员的两次会谈中，明确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促进了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和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密切合作，跨出了中国国民党发展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历史步伐；在黄埔军校的建设中，非常尊重苏联为军校派来的顾问团，支持军校从各个方面师法苏联，试图为民主革命的成功建立一支有别于旧军队的新型武装力量。并且，在追悼列宁的大会上，廖仲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所能依靠的朋友，绝不是威尔逊之流，而只能是列宁，是坚持列宁主义的俄国( [ 1 ] ， pp. 155-156)。这一认识，足以看出廖仲恺对共产国际的真诚态度。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廖仲恺积极促进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最具有表现性的则是在中国国民党大会中，廖仲恺积极推荐和热情支持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的主要领导职务。国民党右派对此公开叫嚷，不同意其他政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廖仲恺态度鲜明的作出结论性发言：“我请问你们：国民党是否是一个革命党？它是否奉行社会主义原则？该是明白的时候了，只有与其他革命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 [ 1 ] ， p. 52) 可以看出，廖仲恺认识到共产党的先进性，始终站在主张国共合作的最前列。除了在人事安排上，廖仲恺与共产党员的共同战斗的事迹在工农运动上也有所反映，其中在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武装斗争中和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2. 同反革命势力的坚决斗争 廖仲恺在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表明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坚定决心。 最能反映廖仲恺站在反帝斗争最前列的，则是在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后发生的省港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其时，北京临时执政府震慑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的热潮，提出了“修改条约”的方案。但廖仲恺揭露了临时执政府此举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谋求回旋的余地，如此坚定而鲜明的反帝立场，显示了其民主革命的思想。廖仲恺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积极支持省港工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外，还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尽力协助解决罢工工人所遇到的种种实际困难：供罢工工人食宿、调拨转款发放给罢工工人、设法安排返省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并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教育等等。廖仲恺和省港工人风雨同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表现了廖仲恺政治上不断追求、不断前进的可贵的革命精神。邓中夏评价他为：真能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者( [ 2 ] ， p. 123)。 随着革命运动的纵深发展，廖仲恺对军阀官僚的实践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廖仲恺跟随孙中山企图通过一部分的军阀去推翻另一部分军阀，达到重建护法军政府的目的。随着以自己的被囚为警醒，以及同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人的接触，廖仲恺对军阀官僚的态度从“依靠”转向了斗争。达到高峰的则是对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叛乱的平定，为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达到统一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廖仲恺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触及到了作为国民党中的反革命派的利益，必然遭到他们的阻挠。廖仲恺同国民党右派的分歧早就产生，在改组国民党时，除了革命派拥护外，如冯自由、张继、胡毅生、邓泽如等都是竭力反对的，至于胡汉民和汪精卫实质上是未公开的国民党右派，孙中山在同他们讨论“三大政策”时，汪精卫明确反对，而胡汉民是表面上采取中立的态度，其背后的打算昭然若知。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最尖锐的斗争，则是在推动工农运动的实践中，凡是他了解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工农运动的事件，他都亲自出面干预，凡是工农群众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都给予支持。 因此，廖仲恺是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帝国主义分子、官僚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才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也最终被国民党右派以暗杀手段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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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廖仲恺的理论缺陷 廖仲恺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理论主张不免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对中国革命动力范围的认识不够全面 廖仲恺虽然在多次演说、报告中提出要团结全体国民之力，并且尤其注重结合工农群众，但是对于同样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廖仲恺却无多大理论主张和实践付诸。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廖仲恺在《中国实业的现状及产业落后的原因》演说中深刻阐明：当今“实业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国家政治上的原因，有以致之。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这是一定的道理。倘我们不能收回关税权，不能自定税律，则只成为消费者，专养外国资本制度的生长，愈养越大；而我则愈贫愈弱，受他们的蚕食也愈甚。”( [ 1 ] ， p. 223)在该演说中，廖仲恺将我国实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后的不平等条约，企图通过利用与民族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反帝意识，从而增加革命力量。但是，在实践斗争中，廖仲恺并没有完全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对压迫者的悲愤之情，将之转化成革命力量，从而对抗反革命者。 在没充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廖仲恺也没注意到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占大多数的是学生群体，他们对于祖国受剥削压迫的悲惨遭遇，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而廖仲恺只看到在黄埔军校里的学生革命军，而忽视了拿笔杆子的学生群体。作为手拿笔杆子的学生军，他们不仅可以用文字表达舆论主张，激发全国人民的危难与反抗意识，而且他们心中满腔的热情可以转化为实践斗争的动力。而毛泽东将枪杆子和笔杆子作为革命的两支队伍，组成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增加了革命取得胜利的希望。 3.2. 对工农群众的地位不够明确 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廖仲恺终身都在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扶助农工”作为一大政策，在其政治生涯中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廖仲恺不仅提出“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然后使四万万同胞都有管理国家的义务，”( [ 1 ] ， p. 163)将工农阶级同资产阶级置于了同样的国家地位，而且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称作“拳匪”的行为加以指责，同时，他还给予义和团很高的评价，说“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有了两次：前一次就是义和团”，“第二次就是辛亥革命，”( [ 1 ] ， p. 180)反映了他注意到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廖仲恺对工农群众的认识也仅停留于此，没有将无产阶级提升到领导阶级的地位。十月革命后，廖仲恺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领导力量，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中国，工农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且受压迫最严重的国情，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最大限度得发动群众参与，才能根本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才能以最强硬的姿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国际趋势和本国国情的双方面因素决定了工农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对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廖仲恺而言，要将工人阶级提升到革命领导地位的高度，不免是一些过高的要求。 3.3.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不够充分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廖仲恺设想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后所建立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同时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点值得称赞。但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及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外，在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中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型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推翻了帝国主义及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资本主义、消灭了私有制，才算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但因为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社会不够了解，不够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所以没意识到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还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残留的官僚资本主义等私有成分，但这是由其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决定的。虽然廖仲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但只是涉及到劳动产品，还未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归属问题，这可以从他想通过“平均地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看出。“平均地权”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实行的，并没有改变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是和平的、平缓的，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没有为工农群众谋得实际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抗，增加了革命胜利的困难，更何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与建设。虽然理论上似有社会主义的影子，但似是而非，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例如，1912年廖仲恺任财政司长时，曾以“平均地权”去解决财政问题，便遭绅商反对，而且“各乡间之业户、于换契一事尚属观望迟疑。”( [ 4 ] ， p. 66) 虽然廖仲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构想，由于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不够充分，在实践中遭遇了失败，但也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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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我差异(self-discrepancy)是指自我概念中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之间的不统一。为了了解考研学生的自我差异的情况，采用心理测量法对考研学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相对于应该自我和现实自我来说，考研学生中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比较大，2) 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差异的性别主效应显著，女生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相对于男生更大。该研究结果侧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状况，且提示男女性别有可能存在的自我差异。 关键词 :自我差异，考研学生，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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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心自我的发展，对自我概念，自我价值等研究越来越多。而理想的自我跟现实中的自我等总是会存在差距的，这样的差异可能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焦虑。大学生初期都是处于学习的状态，到了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即将面临社会各种选择的阶段，其中特殊的群体是考研人群，他们面对毕业，面对社会，面对就业，在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以及应该自我中可能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我国研究自我差异多数是关于中学生的，而针对于考研人群来说研究较少，根据《201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研究生报名人数出现明显反弹，部分省市甚至呈现大幅度增长态势，全国报名人数超过170万，研究人员分析认为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激增，与我国经济下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有关 [ 1 ] 。面对这么严峻的状态，该研究结果可以有助于了解考研人群的自我差异的状况与水平，为相关部门采取有效的措施对考研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提供参考。 自我差异，即自我失调或自我概念不一致，一般指自我概念中各成分的不统一。自我差异会导致个体情绪不适，使心理不能健康发展，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严重的会导致精神失常 [ 2 ] 。其中自我概念是指关于自己的特长、能力、外表和社会接受性等方面的知识、态度和情感的统合，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像其他事物一样的认识客体所产生的知觉和评价 [ 2 ] 。最著名的自我差异理论是Higgins在1987年提出的，该理论假设不同类型的自我差异与特定的情绪问题有关。该理论把自我分成3个基本的方面，即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应该自我。现实自我(actual-self)指的是个体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即自己现实中具有的特点。理想自我(ideal-self)指的是个体对自我积极的希望，构成人渴望实现的积极的方面和努力获得的成就感。应该自我(ought-self )指的是个体应该完成的责任、职责、义务，是被迫完成的而非内心渴望的 [ 3 ] [ 4 ] 。因此也就存在两种自我差异：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简称IA差异)、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简称OA差异)。理想自我满足个体成长、自我实现的需要，个体关心通过希望和抱负的实现而取得进步和成就，因此当没有达到希望时，即缺少积极结果的出现时，会产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应该自我满足个体安全的需要，个体关心通过履行义务和达到要求而获得保护和安全，因此当没有完成任务或义务时，消极结果出现，会产生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 [ 3 ] [ 4 ] 。 因此，该研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运用Higgins自我差异理论来进行探讨，本研究采用考研学生这一特殊人群为研究对象，了解考研人群自我差异的特点，来扩展Higgins自我差异理论，并希望能从中发现中国的自我差异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