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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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各种参试农药对荞麦生长安全，第四次调查后，各个小区荞麦植株上出现不同数量的粘虫，通过公式计算，试验药剂对粘虫的防效差异显著性分析如表2 [ 4 ] 。 Table 2 Differential significance test (SSR method 处理编号 排序号 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4 d 防效% 差异显著性 防效% 差异显著性 防效% 差异显著性 空白 - - - - - - - 4 1 81.24 aA 85.83 aA 86.24 aA 1 2 63.29 dD 73.67 bB 80.36 bB 2 3 66.78 cC 73.82 bB 77.12 cC 3 4 29.66 eE 65.94 dD 76.45 cC 参照 - 70 bB 70 cC 70 dD 表2. 差异显著性测验(SSR法) 注：表格中大写字母表示在1%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比较，小写字母表示在5%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比较。相对防效从上到下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最后排参照防效，根据方差分析结果重上到下分别排列大小写字母，在5%水平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两种药剂之间的相对防效差异显著，相同字母则表示差异不显著；在1%水平上，不同字母表示两种药剂之间的相对防效差异极显著，相同字母则表示差异不显著。 3.2. 分析 施药后14 d各种处理药剂的平均相对防效与参照防效70%相比较，在1%水平上差异极显著，表明四种药剂都可以供粘虫的防治备用；处理4与处理1之间差异极显著，表明处理4的药剂“35%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对粘虫的防效最好，达到86.24%；其次是处理1的药剂0.5%苦参碱水剂，防效达到80.36%；处理2、处理3之间差异不显著，表明0.3%印楝素乳油、20亿PIB/毫升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在1%水平上的防效差不多；另外，处理4第3 d、7 d、14 d的防效都在80%以上，表明35%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的高效性和速效性；处理1和处理2三次调查后的防效相差不大，且处于处理3和处理4之间；而处理3第3 d的防效只有29.66%，但在7 d时是68.94%、14d时是76.45%，表明20亿PIB/毫升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高效但不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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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试验的苦参碱等4种药剂对粘虫都有显著防效，而对荞麦生长发育无任何影响，可以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试验结果表明：在发虫初期各种试验药剂对粘虫均能得到较好的控制效果，施药后第14 d各种药剂的相对防效分别为：35%氯虫苯甲酰胺为86.24%、0.5%苦参碱水剂为80.36%、0.3%印楝素乳油为77.12%、20亿PIB/毫升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为76.45%；在速效性和高效性方面，35%氯虫苯甲酰胺的防效好于其它药剂；药后14 d各种药剂的相对防效都高于参照仿效70%，在粘虫防治适期可选择这几种药剂交替使用。 4.2. 讨论 粘虫是一种暴食性害虫，严重发生后很难控制。最好在发虫初期用药。另外，应做好综合防治，在使用农药防治的同时，应做好农业防治和物理防治等其它防治措施，在防治粘虫的同时，应注意防治其它病虫害，如地下害虫、叶斑病等。只有综合防治做好了，其中一种针对性的病害或虫害才相对好防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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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利用晋城5个气象观测站1961~2018年夏季(6~8月)降水资料，分析了晋城58年来的降水变化趋势，着重分析了厄尔尼诺事件对晋城夏季降水及旱涝的影响，结果表明：晋城夏季降水量呈波动下降的趋势；晋城夏季降水与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厄尔尼诺开始年及持续年对应夏季干旱，夏季降水偏少几率为66.7%，出现干旱的几率为29.4%，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开始年及持续年夏季降水量偏少几率为90.0%，出现干旱的几率为50%；厄尔尼诺结束年对应夏涝，夏季降水偏多几率为64.7%，出现夏涝的几率为41.2%，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结束年，夏季降水量偏多几率为90.0%，出现夏涝的几率为70%。 关键词 :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夏季降水，干旱，夏涝，晋城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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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晋城位于山西省东南角，东枕太行，西望黄河，南临中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盆地及山间宽谷相间，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得晋城与同纬度的华北平原相比，呈现出独特的气候特征。研究 [ 1 ] [ 2 ] [ 3 ] 表明，山西水资源缺乏，一方面降水总量少，另一方面降水多集中于夏季，多以暴雨形式出现，给工农业生产等带来严重危害。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中国北方干旱化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干旱化已成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许多学者对我国华北地区及山西的旱涝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陈烈庭 [ 4 ] 根据华北地区各测站降水年际变化大小的分布特点和旱涝的一致性，大致将华北降水异常分为8个区：冀北山地、河北平原西区、河北平原东区、黄河下游、黄淮平原、黄河河套、黄土高原和渭河区，并指出华北各区降水年际变化的差异是很大的。郭媛媛等 [ 5 ] [ 6 ] 分析了山西夏季降水异常特征与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特征的关系。张祎玮 [ 7 ] 等分析山西降水受地形影响很大，山区较多，盆地较少；近56年，山西年平均降水在1967年发生了显著的气候突变，从相对偏涝跃变为相对偏旱，夏季降水在1977年出现了显著的气候突变，从相对偏涝跃变为相对偏旱；并提出夏季降水减少是造成年降水减少的主要因素。目前对于晋城旱涝变化规律及异常成因的分析还很少。 近年来，厄尔尼诺事件对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与中国降水及旱涝的关联等问题受到研究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 8 ] - [ 14 ] 。于润玲等 [ 15 ] 指出ENSO对于华北地区夏季降水有明显影响。李芬等 [ 16 ] 指出山西旱涝对EI Nino的响应较明显，尤其夏季旱涝等级对EI Nino的响应最明显。姚彩霞等 [ 17 ] 探讨了厄尔尼诺事件与山西省气候和山西省春秋典型旱涝的关系，张润英 [ 18 ] 等分析了忻州夏季降水与厄尔尼诺事件之间存在的关系，张红英等 [ 19 ] 分析的是厄尔尼诺事件对山西长治的影响，主要分析了厄尔尼诺事件对长治年降水量及年代际变化特征的影响。针对厄尔尼诺事件对晋城夏季降水旱涝变化规律的相关研究目前还是空白，笔者研究厄尔尼诺事件对1961年以来晋城夏季降水的变化影响，为晋城夏季降水气候预测提供背景信息和科学依据，为指导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建设和充分合理利用该区的气候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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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资料来源 根据晋城5个气象观测站自建站以来至2018年12月的月平均降水资料，考虑到资料的完整性，选取1961~2018年有观测记录的5个台站50a的夏季(6~8月)降水资料；厄尔尼诺事件参照2017年2月中国气象局颁布气象行业标准《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法》 (QT/T370-2017)及国家气候中心《全球海洋监测预测简报》 (29~34期)；采用1981~2010年30年统计量作为气候标准值。 2.2. 研究方法 将晋城5个气象观测站1961~2018年的夏季(6~8月)降水距平资料作为统计因子，统计并分析厄尔尼诺事件当年的降水距平百分率Pa及其分布特征，采用分解法分别统计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年和结束年的降水距平百分率Pa及其分布特征；再根据旱涝等级的划分标准，先将1961~2018年间晋城夏季划分为干旱年和涝年，再分解为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年和结束年，分析厄尔尼诺事件年与晋城地区夏季历史旱涝的相关性。 2.3. 厄尔尼诺事件的确定与划分 厄尔尼诺事件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SSTA)出现大范围偏暖、且强度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条件的现象，是热带海气相互作用的产物。为了规范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判别标准，2017年2月中国气象局颁布气象行业标准《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法》 (QT/T370-2017)，定义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温度距平(SSTA)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称为东部型(或东太平洋型)厄尔尼诺事件；SSTA中心位于赤道中太平洋，称为中部型(或中太平洋型、暖池型、日界线型)厄尔尼诺事件。依照上述判别标准得到1961年以来的厄尔尼诺事件的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及强度序列年表(见表1)。并根据事件峰值强度绝对值来确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划分为弱、中等、强、超强4个等级。 Table 1 El Nino years since 196 序号 起止年月 长度/月 峰值时间 强度/℃ 强度等级 1 1963.07~1964.01 7 1963.11 1.1 弱 2 1965.05~1966.05 14 1965.11 1.7 中等 3 1968.10~1970.02 17 1969.02 1.1 弱 4 1972.05~1973.03 11 1972.11 2.1 强 5 1976.09~1977.02 6 1976.10 0.9 弱 6 1977.09~1978.02 6 1978.01 0.9 弱 7 1979.09~1980.01 5 1980.01 0.6 弱 8 1982.04~1983.06 15 1983.01 2.7 超强 9 1986.08~1988.02 19 1987.08 1.9 中等 10 1991.05~1992.06 14 1992.01 1.9 中等 11 1994.09~1995.3 7 1994.12 1.3 中等 12 1997.04~1998.04 13 1997.11 2.7 超强 13 2002.05~2003.03 11 2002.11 1.6 中等 14 2004.07~2005.01 7 2004.09 0.8 弱 15 2006.08~2007.01 6 2006.11 1.1 弱 16 2009.06~2010.04 11 2009.12 1.7 中等 17 2014.10~2016.04 19 2015.12 2.8 超强 表1. 1961年以来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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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厄尔尼诺(ENSO)事件特征分析 3.1. 厄尔尼诺(ENSO)事件时间特征 根据表1及国家气候中心《全球海洋监测预测简报》监测结果统计，1961~2018年，赤道太平洋共发生18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概率为31.0%，从表1看出，ENSO事件发生时间不尽相同，18次厄尔尼诺事件中，春季发生的共6次，占总数的35.3%；夏季发生的共5次，占总数的29.4%；秋季发生的共7次，占总数的38.9%；冬季没有发生。 据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在2018年9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且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达到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标准。年初以来，热带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持续偏高。2019年4月第1候和第2候Niño3.4区海温指数分别为0.74℃和0.78℃。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维持。 3.2. 厄尔尼诺(ENSO)事件变化规律及强度特征 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厄尔尼诺强度变化、频率进行趋势分析，2~5年发生1次，发生概率为29.3%。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3次，分别发生在1982~1983年、1997~1998年、2014~2016年，其中2014~2016年的厄尔尼诺最为严重，厄尔尼诺海温指数为2.8℃，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均为东部型。强厄尔尼诺事件1次，发生在1972~1973年，也为东部型。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6次，其中东部型3次，中部型3次。从表1中分析厄尔尼诺事件年代变化规律看，发生频率无明显变化，但尼诺事件强度呈增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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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厄尔尼诺(ENSO)事件与晋城夏季降水之间的关系 4.1. 晋城夏季降水量变化特征 通过对1961~2018年晋城5个气象观测站年降水量资料的整理，取算术平均法计算出区域夏季降水量：5个气象站夏季降水量取算术平均值作为区域逐年夏季降水量。历年平均值为5个气象观测站气候标准值的算术平均值。 图1. 1961~2018年晋城地区夏季降水量年际变化 通过图1发现，晋城地区近58年来夏季降水量呈现下降趋势。从空间分布看：夏季多年平均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陵川县，为354.2 mm，最小值出现在沁水县，为316.7 mm，空间呈现由东到西递减。夏季平均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1982年，为526.7 mm，除此以外，1971年夏季降水量500.5，也超过500 mm，夏季平均降水量最小值出现在1965和1997年，降水量分别为148.1和110.9 mm。由图2分析可见，20世纪60~70年代晋城地区夏季降水量明显高于历年平均值(316.3 mm)，80年代开始低于历年平均值，从90年代~21世纪初有所增加，但近年来又出现减少的趋势。总体来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晋城地区降水量呈减少趋势。 图2. 晋城地区不同年代夏季降水量变化 4.2. 1961~2018年晋城夏季降水的旱涝情况 有多种指标可应用于站点旱涝的确定和区域旱涝级别的判别。本文采用气候学上常用的降水距平百分率Pa来表示晋城夏季旱涝程度。降水距平百分率Pa是指某时段的降水量与常年同期降水量相比的百分率。 其中 p 为某时段降水量， p ¯ 多年同期降水量，取1981~2010年30年气候平均值。并按通用的标准，定义降水距平百分率Pa ≥ 50%为大涝，25% ≤ Pa < 50%偏涝，−25% < Pa < 25%正常，−50% < Pa ≤ −25%偏旱，Pa ≤ −50%大旱。统计分析(图3) 58年来晋城夏季平均降水量，平均降水量负距平的年数为31年，正距平的年数为27年，降水偏少的年份大于偏多的年份。按照偏涝(旱)等级的年份划分晋城夏涝(旱)年，其中大旱年份有2个，分别为1965和1997；旱年有8个，分别为1969、1983、1985、1986、1991、2001、2009、2015；大涝的年份有5个，分别为1966、1971、1980、1982、2003；偏涝的年份有9个，分别为1962、1963、1973、1976、1988、1995、1996、1998、2016；涝年概率为 24.1%，旱年概率为17.2%，正常年份概率为 58.6%，说明晋城地区涝年多于旱年。 4.3. 厄尔尼诺事件晋城夏季降水及旱涝关系分析 1981~2015年间厄尔尼诺事件有18次，开始年数为18年，结束年数为17年，2019年为持续年。本研究在研究厄尔尼诺与晋城地区夏季降水关系时，将厄尔尼诺峰值期出现年作为厄尔尼诺事件年，并将厄尔尼诺事件分解为开始年和结束年来统计分析与晋城地区夏季降水的关系，统计厄尔尼诺事件时，厄尔尼诺事件跨三个的年份占3次，事件年与开始年重合的年份占10年，与结束年重合的年份占4年。 图3. 1961~2018年夏季降水量距平百分比 4.3.1. 厄尔尼诺当年晋城夏季降水及旱涝关系分析 从表2看，在厄尔尼诺事件当年，晋城地区夏季降水偏少的年数为11年，几率为64.7%，偏多的年数为6年，偏多几率为35.2%。按旱涝标准衡量，属于大旱的年数有2年，几率为11.8%；属于偏旱的年数有4年，几率为23.5%；属于大涝的年数有1年，几率为5.9%；偏涝的年数有2年，几率为11.8%；正常年份为9年，几率为52.9%。即涝年概率为17.6%，旱年概率为35.3%，正常年份概率为52.9%。 Table 2 The anomalies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in El Nino years since 196 厄尔尼诺当年 距平百分率 厄尔尼诺当年 距平百分率 1963年 40% 1992年 13% 1965年 −53% 1994年 −20% 1969年 −34% 1997年 −65% 1972年 −13% 2002年 −9% 1976年 46% 2004年 19% 1978年 −15% 2006年 16% 1980年 55% 2009年 −41% 1983年 −33% 2015年 −29% 1987年 −4% 表2. 1961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当年晋城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 4.3.2. 厄尔尼诺开始年晋城夏季降水及旱涝关系分析 由图4分析可知，厄尔尼诺开始年晋城地区夏季降水偏少的年数为12年，几率为66.7%，偏多的年数为6年，偏多几率为33.3%；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开始年，除1982年以外，其它年份均偏少，几率为90.0%。 按旱涝标准衡量，厄尔尼诺开始年晋城地区夏季属于大旱的年数有2年，几率为11.8%；属于偏旱的年数有3年，几率为17.6%；属于大涝的年数有1年，几率为5.9%；偏涝的年数有2年，几率为11.8%；正常年份为9年，几率为52.9%。即涝年概率为17.6%，旱年概率为29.4%，正常年份概率为52.9%。 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开始年，属于大旱的年数有2年，几率为20%；属于偏旱的年数有3年，几率为30%；属于大涝的年数有1年，几率为10%；正常年份为4年，几率为40%。即涝年概率为10%，旱年概率为50%，正常年份概率为40%。 图4. 厄尔尼诺开始年厄尔尼诺事件等级与区域降水量相关关系图 4.3.3. 厄尔尼诺结束年晋城夏季降水及旱涝关系分析 由图5分析可知，厄尔尼诺结束年晋城地区夏季降水偏少的年数为6年，几率为35.2%，偏多的年数为11年，偏多几率为64.7%。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结束年，除1982年以外，其它年份均偏多，几率为90.0%。 图5. 厄尔尼诺结束年厄尔尼诺事件等级与区域降水量相关关系图 按旱涝标准衡量，厄尔尼诺结束年晋城地区夏季无大旱年，偏旱的年数有1年，几率为5.9%；属于大涝的年数有5年，几率为29.4%；偏涝的年数有2年，几率为11.8%；正常年份为8年，几率为47.1%。即涝年概率为41.2%，旱年概率为5.9%，正常年份概率为47.1%。 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结束年，偏旱的年数有1年，几率为10%；属于大涝的年数有3年，几率为30%；偏涝的年数有4年，几率为40%；正常年份为2年，几率为20%。即涝年概率为70%，旱年概率为10%，正常年份概率为20%。 综上分析表明：厄尔尼诺事件对晋城夏季降水影响较大，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晋城夏季降水影响更明显，表现为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年份及当年大多对应晋城夏季干旱，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份对应正常或偏涝；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出现旱涝的几率更高。晋城历史上的2次大旱(1965、1997)均出现在厄尔中等或强厄尔尼诺开始年及当年，厄尔尼诺开始年及当年，旱年概率为29.4%，正常年份概率为52.9%，中等或强厄尔尼诺开始年及当年，旱年概率为50%，正常年份概率为40%；厄尔尼诺结束年，即涝年概率为41.2%，旱年概率为5.9%，正常年份概率为47.1%；中等或强厄尔尼诺结束年，涝年概率为70%，旱年概率为10%，正常年份概率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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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1) 本研究通过对历史上出现的El Nino事件统计发现，1961~2018年共有11次El Nino事件，2~5年发生1次，发生概率为29.3%，中等及以上强度的El Nino事件发生概率为17.2%；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均为东部型；从El Nino事件年代变化规律看，发生频率无明显变化，但尼诺事件强度呈增强趋势。 2) 利用晋城5个气象观测站1961~2018年夏季(6~8月)降水量资料，分析厄尔尼诺事件当年、开始年和结束年，晋城夏季降水与常年降水差异状况。结果表明：厄尔尼诺事件对晋城夏季降水影响较大，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晋城夏季降水影响更明显，表现为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年份及当年大多对应晋城夏季干旱，厄尔尼诺事件结束年份对应正常或偏涝；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出现旱涝的几率更高；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年及持续年，对应的夏季降水概率基本一致，都是以偏旱为主。 3) 本研究所用的资料为最新年代资料，研究结果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对晋城市夏季降水的影响程度。统计表明，晋城夏季降水占全年降水的55.2%，此结论可用于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年份晋城夏季降水趋势预测，冬季、春季和秋季的降水特征未涉及到，因此全年降水趋势预测的不确定性较大，另外，晋城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盆地及山间宽谷相间，所辖各县(市)地形差异较大，大气候背景下也可能有小气候事件，该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向全年和不同季节以及研究更个体化，精细化，为晋城防汛抗旱提供更准确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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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光之逝》是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围绕主人公画家迪克展开，讲述了迪克追求艺术、爱情和婚姻中，求而不得最终丧生前线的悲剧故事。本文拟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为指导，通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分析小说中情节的突转和发现表现，深入探讨吉卜林巧妙的故事构建能力和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旨在提升对现代悲剧文学的鉴赏力。 关键词 :《光之逝》，吉卜林，悲剧情节，突转和发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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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光之逝》这部作品是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鲁德亚德·吉卜林创作的第一部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主人公迪克幼时与玩伴梅茜互诉衷肠，表达了彼此之间懵懂爱意之后分别；成年后迪克在苏丹战场上与托尔潘纳偶遇，并且在托尔潘纳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绘画中新奇的表现手法一举成名；在泰晤士河边与梅茜重逢，对梅茜爱而不得；最后迪克废寝忘食为梅茜作画献爱，却在失明后遭遇女佣毁画，无法献爱梅茜，同时又因真相揭露而无法苟且与女佣结婚，最后选择奔赴战场，却被一颗流弹结束生命的悲剧故事。 作为英国史上第一位并且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及其作品在评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国内对于他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获奖作品《基姆》和颇负盛名的《丛林之书》以及一些他创作的诗歌上。这些研究大都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作品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帝国主义意识态，或者是研究作品中的印度主题和东方形象。国外的研究相较而言更加多元化，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吉卜林的作品进行分析。《光之逝》在英国出版时，并没有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青睐，这本书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其他的作品。国外有关《光之逝》的研究大都聚焦人物形象或作品主题的剖析。而国内对这部小说的关注鲜少。 本文拟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为指导，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重点分析《光之逝》中情节的突转与发现，深入探讨吉卜林巧妙的故事构建能力和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旨在提升对现代悲剧文学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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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 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西方哲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首次明确界定悲剧的概念内涵。他指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但完整同时又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通过对语言的‘装饰’，以不同的形式分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从而引发怜悯和恐惧使情感得到宣泄。” [ 1 ] (p.63)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作为一个整体，包含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唱段以及戏景。其中，情节是故事的合理安排，是悲剧的目的、悲剧的根本、悲剧的灵魂。完美的情节安排具有开端、中间和结尾。对此，亚里士多德设定了悲剧的情节整一律，即组成情节的事件必须严密布局，逻辑合理，环环紧扣，如果搬动或删除其中的任何一成分，整体将会松散和崩溃，也就是悲剧的情节应达到整体一致。 《光之逝》的情节以一种线性形式发展，主要围绕主人公迪克的个人经历来展开。从整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吉卜林的安排有开端(从小的青梅竹马)、有中间过程(爱情的求而不得)和结尾(最终的失意远走死亡告终)，符合亚里士多德悲剧的完美情节设计。从故事的整个线性发展可以看出，《光之逝》布局严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时迪克的梦境中自己赢得了整个世界，送给梅茜，梅茜却不屑一顾，符合亚里士多德的预设悲剧情节要求；环环紧扣：童年玩耍时梅茜误发的那颗子弹没有打中迪克；战场中的子弹却在迪克的头颅上留下伤疤，这个伤疤在迪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完成画作《米兰可利亚》时发作，造成迪克双目失明；失明的迪克就算知道自己画作被毁，也已经无力回天，更无法赢得梅茜芳心；最终战场上的流弹终结了迪克的生命。整个故事逻辑合理，一环紧扣一环，达到了悲剧整体一致的要求。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突转”和“发现” 1 是构成情节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成分。所谓“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这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者必然的原则。而“发现”则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发现”同样也可以与无生命物和偶然发生之事联系在一起，此外，“发现”还可以指发现某人是否做过某事 [ 1 ] (p.89)。因此，“发现”可以是主人公对自身或对其他人物新的发现，也可以是对一些重要事实或者是无生命物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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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综上所述，吉卜林在《光之逝》的悲剧表现处理上可以说是努力遵循了西方文学巨匠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要求，让悲剧的故事情节充满了突转，一步步从青梅竹马的情谊开始突转，一直转到爱情消逝、婚姻消逝、追求消逝到最终的死亡。伴随着突转的是一层一层的发现，每一层的发现都让人感觉悲剧的在所难免，让人无比难过，仿佛看到了芸芸众生的苦苦挣扎，却永远挣扎不过命运，一如《俄狄浦斯王》里面的俄狄浦斯王一样，再努力也是枉然。命运就揭示在每章故事开始的小诗里，甚至就在小说的题目里：如光之逝，所有美好的都终将消逝。变化的只是表达的形式，悲剧依然如故。 本文专门探究吉卜林在《光之逝》中的悲剧艺术表现手法，旨在更好地赏析其悲剧表现手法的创新和发展，探求更好的文学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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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佛教与中国的关系密不可分，至唐朝时期，它已传入中国近六百年，并随着唐朝的兴盛，在中国发展也迎来鼎盛时期。唐代作为中国诗歌发展最繁荣的时期，诗人创作必然受到佛教文化的濡染，这就决定了唐代时期山水田园诗这种在唐诗中最有特点的诗体必定是不凡且超群的，它以清淡之景，抒清淡之情。其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能体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还有后者对前者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二者联系紧密。 关键词 :唐代诗歌，唐代山水田园诗，佛教文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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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对唐代时期的影响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对中国本土文化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唐代时期的诗人大都乐于游历寺院，这就导致佛教思想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诗人对于山水田园诗的创作。 1.1. 佛教文化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心态和思维方式，陶冶了唐代诗人们的审美趣味 这使得诗人在面对眼前的自然景物时，联系客观与主观世界，在思想上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既能丰富创作内容又能更好的发现真理，促使传统的诗歌艺术思维和审美趣味发展的更为细腻精美。例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诗人王维，他在《鸟鸣涧》中写道“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P 109~110) [ 1 ] 。句首描绘，在这个风景极美的溪沟间，夜晚幽静无声的桂花自开自落，“诗佛”王维用他宁静淡泊的内心，细细聆听花开花落这样的天籁之音，并联系佛家的生死轮回法理自然，感悟中生命处于轮回，循环不灭之中的规律；“夜静春山空”山中的夜晚，本就极为静寂，而诗人此时又将心真正的静下来，放下一切对世俗的杂念和执着，更能体会和感受到虽平日里气象万千的春山此刻的空无所有的状态，这样的寂静是更为深远广大的。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外在的静，更是空明的心境：外界的喧闹，官场的得失，全部都置于身外。因此，纵使平日春山生意盎然，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当内心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即精神的“空”，那么春山更是一片空明；“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P 120~121) [ 1 ] 月出无声但在寂静的环境中却能惊动山鸟，就是说，当内心静到极致，大脑一片空明，对凡尘杂念视若无睹时，那么此时大千世界的真理便尤为清晰，仿佛惊鸟长鸣，回响山涧；同时，因鸟鸣以动衬静，愈显内心的寂静空旷，让人感受的是平和和内心的安闲。这种反衬的手法极大地表现出诗人王维的禅心与禅趣。诗中的“闲，静，惊，鸣”符合佛教中通达，空明以及返璞归真的三层境界，表面上是写景抒情，实则是借助佛家“空”的思想，表达客观世界的真理及规律，体现出诗人空灵闲静的心灵，宁静淡泊的情致，同时也能感受到唐代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氛围。 还有诸如李白、杜甫、韦应物等人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也受到影响。李白号中的“居士”也是佛教用语(P 119~120) [ 1 ] ，寓意着恬淡安逸；汲汲于功名的布衣诗人杜甫作为禅宗信徒，在游寺时创作了不少山水田园诗，表现出寺院及山中景色的清净幽远和自身对于佛教文化的理解；韦应物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名，其不慕名利、不汲汲入世以隐居为乐的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佛教对其的影响密不可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山水田园诗的作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我心即佛，佛即我心”，他们的作品都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的观察以及自身思想意境上的思想体会，蕴含着佛理，流动出禅意。因此，佛教文化的影响陶冶和浇注诗人的审美体验和内在思维是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影响之一。 1.2. 佛教文化影响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内容即以佛教文化入诗，期间创作的大量诗文都显示出佛教文化对诗歌的渗透 其一，佛教文化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鲜内容和创作素材，尤其是般若空观和禅宗禅理为唐代的山水田园诗开拓了意境。例如唐代山水诗中别具一格的名诗《题破山寺后禅院》是诗人常建清晨游寺后禅院时写下的题壁诗，其中“初日照高林”的“高林”是借日出照在参天古木上的景，营造幽静的禅境；另一方面，更是赞颂禅院并表达对佛宇的礼赞之情，使诗人对佛家文化的虔诚之情在诗文初始便表现出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需要绕过曲折的小路才能到达花木遮蔽，唱经礼佛的禅房，仿佛掩盖真理的帷幕瞬间被拉开。在这样幽静美妙的环境中，诗人情不自禁地惊叹，并陶醉其中，忘情地欣赏起来。这不仅体现环境的幽静还表现出佛家文化“高深莫测”，并非一朝一夕便能参透的特征。只有通过专心修行，克服万难才能洞悉真理，证得菩提，取得真经。“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诗人常建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欢唱，俯身看到自己的身影倒映在水中，仿佛自己与天地，山水融合在一起 [ 2 ]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于是感到自己已融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 [ 3 ] 以典型的反衬手法以动衬静，蝉愈聒林愈静，在鸟鸣和钟鸣之中，感受到万物是如此的静，鸟鸣和钟声寓意佛法，正是环境的幽静，才衬托钟声入耳的清晰和宏亮，此刻此景此情，诗人仿佛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摆脱尘世一切烦恼，禅味十足(P 89~91) [ 4 ] 。这首充满禅意的寄情于山水的诗歌抒发的是作者忘却世俗的隐逸胸怀。除此之外还有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人言山“空”雨“新”沿水而下的渔船推动波澜，禅意十足，诗人从观赏自然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内心的“无念”一个“随意”体现佛系的真随性(P 212~214) [ 1 ] 。这种以佛教文化渗透诗歌内容的方法，使诗人们在创作时将山水田园诗和佛教文化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一种绝对的升华。 其二，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体裁形成也有重要作用。唐代时期，格律诗创作的成果丰硕，甚至可以说达到了鼎峰。就以五言律诗来讲，成熟于唐代时期，创作数量最多的是孟浩然，其次是李白，再次为王维，但也有将近一百首。五律以其诗情、画意、以及简练简洁的笔触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而佛教文化对于格律诗的形成也有影响，陈寅格先生的《四声三问》中提出诗歌讲求格律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这对于唐代田园山水诗字声和谐以及声律的安排运用有巨大影响，这种音韵和谐的诗歌使唐代的山水田园诗读起来自然流利，抑扬顿挫，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好的表达诗人的内在感情。 1.3. 佛教文化对唐代田园山水诗的评价即诗论有一定影响 唐以后，在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评论中运用了不少佛家用语，并主张“以禅论诗”。在袁行霈《中国文化概论》中讲述“诗与禅”这部分时提到“禅对诗的渗透，一方面是以禅喻诗。细分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P 67~69) [ 5 ] 。以禅参诗是态度和方法去阅读欣赏诗歌作品。以禅衡诗是用禅家所谓大小乘、南北宗、正邪道的说法来品评诗歌的高低。以禅论诗则是用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奥妙。这是三种不同的以禅喻诗。”就是说在诗论中使用禅语，可以依靠禅语将难以表达之意表达清楚，“物象超然”“意境空蒙”等语言使得妙不可言的诗意更好的理解与领会，因此，很多佛教文化用语都被用来论述诗歌的奥妙，品评诗歌的高低，用为诗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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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唐代山水田园诗对佛教文化的作用 2.1. 唐代山水田园诗有利于传播佛教文化 古人除了借助诗歌抒情言志还将诗歌作为外交的一种辞令，或是反抗不合理制度的最佳工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就像人类的精神食粮一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佛教得以广为流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文献传播，也就是说唐代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播有极大影响，他使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并且随着渗透佛学的诗歌的盛行，有更多的诗人涉足佛教，创作更丰富的山水田园诗。唐代时期，帝王尊崇儒、道思想，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佛教发展，但随着大量极具禅意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并传播，使佛教文化在普通百姓中流传开来，致使公元前后传入我国的佛教在唐朝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交流，佛教文化因此得以保留并平民化、通俗化，尤其是直接在诗中使用佛家用语，如皎然《晚秋宿破山寺》中“昔日经行人去尽，寒云夜夜自飞还”(P 12~13) [ 1 ] 。以及上文中提到的诗人常建的诗文《题破山寺后禅院》王维的《终南别院》中“行到水穷处，坐看风起时”(P 66~67) [ 1 ] ，均能体现了主流文化对佛教的态度，也表明了佛教在当时社会所取得的地位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范围。 2.2. 唐代山水田园诗空灵的意境扩大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田园山水诗在描写花鸟，山水的笔墨中也寓示出大量的禅意。王维是唐代时期律诗大家之一，他创作的律诗难以计数，他的五言律诗主要以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为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将空灵之美的境界刻画得入木三分，把禅宗思想与宗教感情化为诗思 [ 6 ] ，具有独特风格，展现了山居田园的优美环境，蕴含着诗人对“桃花源式”生活的追求，在《鹿柴》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P16~17) [ 1 ] ”这首五言绝句，写一座人迹罕至的空山，一片古木参天的树林，目的是创造一清净空虚的心境，这同样也是禅宗所提倡的。诗中所表现的也正是因为王维接受佛教文化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即格律诗的创作并进行传承才有了从唐代到中唐过渡时期“诗圣”杜甫对于格律诗的集大成，才使思想与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影响对后世，不仅将格律诗传承下去，也使佛教文化经久不衰的流传，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P 89~90) [ 5 ] 中提到“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要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诗和禅有了互相沟通的可能。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就在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诗人们谈禅、参禅，诗中有意无意地表现了禅理、禅趣。而禅师也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照与理解。于是，诗和禅就建立了联系。”唐代山水田园清净虚空，轩辕飘逸的特征与佛教文化中孤静空灵冲淡极为相似，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 [ 7 ] 中说“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体现出他们各自充实的内在自由的生命......这自得自由的生命在自由里吐露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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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佛教文化与山水田园诗共同作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唐代诗歌中只有融合佛教文化的诗歌才能真正体现其含义，并且二者对唐代社会产生的作用也可为相似。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受到民众广泛的接受与认可，并且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唐代佛教鼎盛发展，对于上层阶级而言，是因佛教在政治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统治者希望依靠佛教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而唐代田园山水诗为百姓与士人以诗抒怀，借诗言志提供载体，有利于广开言路。二者对于统治者和唐代政治稳定发展都有积极的进步因素。 对于百姓而言，禅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其与这一时期山水田园诗共同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二者作为精神的寄托和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使百姓更注重对于平和清淡精神世界和道德的追求，净化人们复杂的心灵、帮助百姓涤荡心灵，能够做到“思无邪”并逐渐发展成为精神的哲学；在遇到苦闷时，赋予其恬淡宁和的思想，寻找中和的出路。唐代诗人綦毋潜拜访和尚融上不遇之作《过融上人若兰》诗人上山访友不遇，但却没有因此而扫兴，反而被山中景色所吸引。“山头禅室挂僧衣，窗外无人水鸟飞。黄昏半在下山路，却听钟声连翠微”。屋内，墙上挂着一袭僧衣，表现了僧人的悠闲洒脱；窗外，人迹罕至，只有水鸟自由的翱翔，这种静谧的环境烘托诗人高雅的情趣。黄昏来临，诗人沿着风景优美的山路下山，驻足回望，留恋不舍。无不体现作者恬淡宁和的心境。唐代山水田园诗及佛教文化的融汇贯通，在一定程度上，对百姓的思想有教化和净化作用，推动唐代时期百姓的思想解放，百姓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顺应了唐代时期的时代发展。后随着社会各阶层渐渐对佛教慈悲向善，众生平等，好生恶杀的观念的认同，为唐代社会及后世稳定产生巨大影响。有利于安抚人心，缓解矛盾的激化。 唐代山水田园诗和佛教文化对于唐代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佛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经济实体，通过生产包含衣着，食物，工艺品等在内的宗教商品，并进行销售，不仅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与传承，而且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唐代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大多描述诗人对山水田园的向往，展现“世外桃源”之景，一首充满禅趣的山水田园诗，更能加深百姓对于自由的宗教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寺庙的修缮极其占有的地产和山林，通过“营生”和“自供”经营俗业等与唐代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唐代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稳定百姓生活，增强唐朝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山水田园诗和佛教文化融合的诗歌具有文学创新的推动作用，并对提升文艺工作者在诗歌创作的领悟与思维境界具有极大意义。在诗歌鉴赏上，也具有相同的社会价值。最后，二者融合均可为处于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的我们，找到一片自我心灵的净土，保持一颗“真”“善”“美”的贤心，使我们看问题能够更全面，更理智。 综上所述，“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与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佛教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将山水田园诗中的意境与空灵的佛教文化统一起来，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二者都寄托着诗人高尚的情操和平和宁静的内心，无论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那么唐代时期甚至后世文化发展都会受到影响，研究其二者之间的联系时，须从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影响，唐代山水田园诗对佛教文化的作用及其两者融合共同作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分析，如果只研究其中之一则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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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乔姆斯基所著的《句法结构》开启了语言学研究重点自描写到解释的新篇章，部分学者将此次研究方向的转向称为“乔姆斯基革命”，也因此导致了一系列学术纷争。本文通过对照乔姆斯基和索绪尔语言观中研究理念、研究重点和研究内容的异同，回顾二者的语言观，并分析乔姆斯基对索绪尔语言观做出的改进与创新，以此对乔姆斯基革命说的合理性进行辨析。 关键词 :乔姆斯基革命，索绪尔，生成语法，描写语言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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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不仅对语言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哲学、教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领域也意义重大，时至今日，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仍在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和补充，目前正进行的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及其他理论的研究探讨也如火如荼。在《句法结构》 (Syntactic Structures)出版后，不少学者便开始用“革命”一词来描述这场语言思想的更迭，更有部分学者由此对索绪尔奠基的描写语言学派进行了否定，认为索绪尔的观点过于陈旧，无需多加关注。然而“革命”一词意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毋庸置疑，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位伟大学者，但其学说是否对索绪尔的语言学说进行了“根本变革”仍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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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乔姆斯基革命”之兴起 在《句法结构》问世之前，描写语言学派在语言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该时期语言研究学界注重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涌现了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杰出学者，而索绪尔则被公认为结构主义学派的奠基人。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著作《句法结构》正式出版，该书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成立，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需要研究的是能使人掌握语言的规则体系、说出无限话语的人类的认知结构中的语言能力，因此，他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和“普遍语法”的假说以及关于句法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理论。乔姆斯基的理论向长期以来在美国普遍流行的描写语言学，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学派发起了全面挑战，其研究被视为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贡献，也由此导致了语言学研究自“描写”到“解释”的转向，由此，学界产生了“乔姆斯基革命”的说法。 在国内，有人把N. Smith与D. Wilson1979年合著的《现代语言学：乔姆斯基革命的结果》视为源出，因为这可能是“乔姆斯基革命”一词首次在书名中出现，非常吸引眼球。也有人把J. R. Searle 1972年为《纽约书评》撰写的评论文章视为源出，因为该文的题目就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革命” [ 1 ] 。其后，不少国内外学者也援引这种说法，以“革命”来描述乔姆斯基的理论成就，如满海霞、梁雅梦(2015)认为，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掀起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 2 ] ，而张松松(2007)则将乔姆斯基比作“语言学界的革命斗士”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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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理论贡献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两位语言学家的理论思想虽然受到了无数的批评和争议，但不容置喙的是两人都促进了语言研究的发展，受到争议恰恰说明了两人的语言学思想影响之大以及其重要价值，也正是这些争议推动了语言学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两人的研究都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据索绪尔研究，学者对语言的探索经历了规定式语法、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文学三个阶段，但是一直以来的研究并没有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其他学科来看，语言研究缺乏科学性。索绪尔虽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并非完全认同历史语言学家的观点，他看到并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曾说过其他的学科都有明确的对象，研究者可以有的放矢，但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缺失的。语言研究对象的缺失导致语言研究并不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语言学的发展。通过确立研究对象，他将语言学引上一条康庄大道，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语言的奥秘打下了基础。 而在20世纪初，结构主义一统天下，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正开展于这个时期，他受过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教育，在此基础上，发现了索绪尔学说以及结构主义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质疑。“这些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研究领域的哲学基础并开创了语言学理论和实际的一条新路” [ 5 ] 。他擅长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将数学中的术语引入语言学研究，并且融入了心理学因素，提出了生成语法，对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结合，拓展语言研究路径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学研究更加注重全面辩证看待问题，不仅要研究语言和语言能力，也要思考言语和语言运用，既要重视句法研究又不能忽视语义研究等。但即使在今天，他们两人的语言学思想依旧值得深入研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两人关注对立双方的一个方面，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他们运用二分法来研究语言，说明他们看到了对立的另一面，只是在当时语言环境中，研究一个方面更为恰当。索绪尔曾说“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 [ 7 ] 。乔姆斯基也认识到语言有形式和内容两个不同的方面，只是其更多着眼于形式。正是基于他们打下的基础，后人才能研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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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根据以上比较，索绪尔与乔姆斯基两位语言学家在研究理念、研究重点、研究内容上存在大量相通之处，也存在部分差异，但乔姆斯基并未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完全推翻，也没有超越索绪尔提出的“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范畴，而是在其研究基础上不断做出补充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索绪尔深刻的语言学理论(如抽象概括性、二分法)启迪并推动了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所以，称乔姆斯基学说是一场“革命”未免太过武断，乔姆斯基所做的更多的是对索绪尔的继承和发展，弥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不足，刺激了语言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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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考察对比续写对三种不同体裁文章中的英语词汇习得的促学作用，具体通过对比概要写作和对比续写在三种不同体裁文章中的词汇促学效果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对比续写的短期和长期词汇促学效果都显著优于概要写作。该研究结果为英语教师提供了词汇教学的新思路，同时也为今后的“续”作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对比续写，概要写作，词汇习得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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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词汇习得一直是外语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高效地习得词汇一直是备受外语教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词汇习得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此期间也涌现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词汇习得理论，如：Kroll & Stewart (1994) [ 1 ] 的修正等级模型、De Bot et al. (1997) [ 2 ] 词汇加工模型、Jiang (2000) [ 3 ] 的二语词汇发展和表征模型、Craik & Lockhart [ 4 ] 的深度加工假说和Laufer & Hulstijn [ 5 ] 的投入量假设等。这些理论大多存在争议并日渐衰落，因此探寻具有较好理论支撑、行之有效且操作性强的词汇学习方法极具意义。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词汇是语言的基础，因此也逃脱不了语境的影响。大多数二语学习者在词汇习得过程中往往因缺乏语境支撑，其词汇习得效果较差。近年来，国内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语言习得理论——“续论”，这种理论认为语言是通过“续”学会的，语言学习的高效率是通过“续”实现的(王初明2016) [ 6 ] 。此理论指导下的语言学习方法——“读后续写”操作简易，且已被证明其促学效果强(王敏，王初明2014 [ 7 ] ；姜琳，陈锦2015 [ 8 ] ；王启，王凤兰2016 [ 9 ] )。而其高效促学语言的奥秘是：这种任务使学习者能在语境中接触到语言要点，并在创造内容过程中模仿使用，这样就使得这些语言要点镀上了语境的标识，从而增强了其记忆保持效果。如果将这种方法引入到词汇学习中来，二语词汇习得中常有的语境缺失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词汇学习也会变得轻松高效。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姜琳、涂孟玮(2016) [ 10 ] 验证了读后续写对二语词汇的促学作用，他们的研究证明：相比概要写作，读后续写能够更好地促进目标词的习得。但读后续写要运用于课堂词汇教学中却有一大缺点：读后续写使用的材料体裁相对狭窄，限于有故事情节的读物，因此不适合依赖教材的课堂词汇教学。要想将“续”这种高效的学习方式应用于课堂词汇教学中，还需寻找另一种更合适的续作任务。对比续写(此为“续”论提出者——王初明教授提出的“续”作中的子续法之一)相对于“读后续写”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不受阅读材料体裁的限制，使用故事以外的其他体裁的文章，而且特别适宜于学习新词生句，因为内容对比续写更易于用到前文出现的语言结构，吸收原作中的表达方式(王初明，2016)。所以本文将对比续写应用于大学英语课堂词汇教学中，对比常用练习——概要写作考察其词汇促学效果，以期能为课堂词汇教学找到新的高效的教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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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比续写 对比续写是王初明在其“续”论中提出的“续”作变体之一。续写通常采用的是一篇内容不完整的读物，而“对比续写”因引入对比因素，其材料为一篇内容完整的文章(王初明2016)。它的具体做法为：要求学生在充分理解读物的基础上，与读物内容进行对比后，续写与此读物主题相同但观点不同的文章。对比续写的促学优势在于：它可增加学习者对读物的回读次数，以回读强化互动(王初明2018) [ 11 ] 。而互动强则协同强，学习效果也更好(王初明2012) [ 12 ] 。 目前有关对比续写的实证研究极为少有。Zhang (2015) [ 13 ] 在其实验中采用对比续写的方法，让受试先读一篇英语论说文，然后续写一篇主题相同但观点不同的论说文，结果表明续作的语言和内容与原作协同强，且语言使用的准确性有明显的提高，但她只考察了论说文，没有涉及其他体裁。洪炜和石薇(2016) [ 14 ] 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考察对比续写是否能够促学汉语名量词。实验被试为汉语中级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分为对比续写组、阅读组和对比组。研究发现：相比对比组，续写组的量词学习成绩有显著提高，学习效应在一周后仍能保持；阅读组虽然也能有效提高量词学习成绩，但保持效果却明显比续写组差，表明对比续写能够强化量词记忆。此实验的延后测试是在续写后一周进行的，间隔时间不够长，因此不能较好地考察对比续写的延时效应。 此外，考察各类续写任务对词汇习得的影响的研究也不多。姜琳，涂孟玮(2016)考察了读后续写是否相比概要写作对词汇习得具有更好的促学效果。其实验受试为两组英语专业学生，一组做读后续写任务，另一组写概要。实验所采用的目标词为生造词，与干扰词一同放入语篇，她们要求两组被试在续写和概要写作中使用目标词，然后考察学习目标词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读后续写确实能够促进目标词的习得，且其短期和长期效果都显著优于概要写作。另外一项由张秀芹、武丽芳和张倩(2019) [ 15 ] 开展的实验考察了不同续写任务对于词汇习得的影响。具体而言，她们考察了两种不同续写任务–读后续写和听读续写对英语词汇习得的影响。实验所用目标词为改写的低频词。其研究发现：发现听后续写在听力过程中若有词表作为参照，可以达到与读后续写相当甚至略好的词汇习得效果；听后续写对高水平语言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效果要好于低水平语言学习者，而读后续写则无显著性差异(张秀芹，武丽芳，张倩2019)。这两项研究的不足仍是延后测的间隔时间不够长，不能较好地测评续写任务的延时效应。 本研究在借鉴这几项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弥补了其不足，测评对比续写对于三种体裁的文章中词汇的促学作用。具体考察两个问题：1) 针对不同体裁的文章，对比续写是否与概要写作的词汇促学效果存在显著差异？2) 对比续写的促学效果能否得到长效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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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受试 实验受试为西北某理工科高校非英语专业一年级3个平行班的学生。三个班的英语课程由同一位老师教授，授课内容一致，且同步开展。在入学英语分级测试中，三个班的分数没有显著差异(F = 0.262， P = 0.770 > 0.05)，说明他们的英语水平相当。随机抽取一个班做对比续写任务(以下称为“对比续写”组，n = 41)，一个班进行概要写作(以下称为“概要写作”组，n = 51)，剩余的一个班作为对照组(n = 40)。因为此实验依托大学英语精读课程的课堂展开，而对比续写和概要写作是作为精读教学的辅助练习展开的，所以需要一个班作为对照组以剔除教师授课对实验结果产生的可能影响。这个班除了接受教师的授课外，不做任何与目标词相关的练习。 3.2. 实验材料 由于实验依托大学英语精读课程展开，三篇实验材料均来自于该校选用的大学英语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第1册。三篇材料分别为说明文(第一篇)、论说文(第二篇)和记叙文(第三篇)。材料长度均在900~1000字左右。选取的目标词主要为影响文章发展且能在对比续写中用到的关键词。另外，由于依托大学英语精读课展开实验，目标词未像姜琳、涂孟玮以及张秀芹等的实验那样将目标词改为生造词或低频词。而且为了考察的全面性，目标词的选取也包含了词组。为了规避学生对目标词的掌握对词汇习得产生的干扰，选用的词多为学生之前未接触过的单词和词组。最终，三篇材料中分别选取了9~10个目标词。 3.3. 实验程序 本实验跨越两个教学学期，针对每篇材料都设计有预测试、干预和后测三个部分，延后测在正式实验结束6周后进行。每篇材料开始讲授之前，针对三个班有一个预测试，目的在于确定每篇材料的实验目标词(即确认哪些影响文章发展的词为学生之前未接触过的)。在每篇材料的课程讲解(即材料的结构分析和包括目标词在内的词汇讲解)结束后，布置学生进行相应的任务。“对比续写”组要求使用目标词续写与材料主题相同但观点不同的文章，字数不得少于150字。“概要写作”组要求将材料主要内容缩写成不少于150字，且需用到指定的目标词。之所以选择概要写作这种任务作为对比是因为概要写作也是一种读写结合的练习。对照组在材料正常教学结束后，不进行任何写作或单词练习任务。对比续写组和概要写作组的作文批改只给出总体评分和针对整个语篇的反馈，对目标词的用法等不做纠错反馈。干预结束后，会在接下来的课堂上进行词汇后测，但受试在做完任务后未被告知有词汇测试。后测结束后6周进行延后测，延后测内容囊括了三篇材料所有的目标词，内容与后测相同，但题目顺序打乱。 3.4. 词汇测试 本研究的词汇测试设计主要借鉴了姜琳，涂孟玮(2016)的研究。也是从词形(form)、词义(meaning)和用法(use)三个维度考察受试对目标词的习得情况。每篇材料的词汇测试共涉及25个单词或词组，其中9~10个为目标词，其余为干扰词。 为了避免测试效应，词形测试先于词义和用法测试，采用牛瑞英(2009) [ 16 ] 设计的词汇填充任务(即要求受试将句中单词或词组补充完整)，限时12分钟。为了促进目标词的生成，其首尾字母和汉语释义均给出，如(1)所示。评分时，单词填写正确得1分；错1个音节，得0.5分；词组填写正确得1分；对一个主要单词得0.5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1) More changes are required to r_______e (逆转、扭转) the trend towards centralized power. 词义和用法测试采用Paribakht & Wesche (1997) [ 17 ] 的词汇知识量表，限时18分钟。量表中的第1~3项用于测试词义，第4项测试用法，如(2)所示。 受试选择第1项，得0分；选择第2项，得0.5分；选择第3项，并给出正确答案，得1分，答案错误，得0.5分。对于第4项，如果单词的使用符合语法，且语义正确，得1分；如果仅语义正确，得0.5分；其他情况不得分。此外，受试还被要求选择了第四项，第三项也必须填写。 2) endear a) 我不记得见过这个词。 b) 我见过这个词，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c) 我见过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__. d) 我能用这个词造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