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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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概念隐喻与现代散文 2.1. 隐喻与概念隐喻 隐喻最初被当做修辞手段，用来描述语言现象；对其研究停留在语言学层面 [ 1 ]。而在20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心理学的深入探究，语言学相关领域也得到进一步拓展。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沟通了人类的认知和客观世界 [ 2 ]。因此，隐喻不再仅是语言层面的一种修辞手法，而是反映着人们对某事物或抽象或具体的概念认知，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 3 ]。Lakoff和Turner认为，身体、社会与文化经验影响着隐喻的生成与塑造 [ 4 ]。20世纪80年代，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将认知科学知识引入隐喻，促进语言学的认知转向 [ 5 ]。概念隐喻理论是指从熟悉、简单的源域到陌生、复杂的目标域的图式结构映射。映射无法一蹴而就，它基于人类社会已有经验概念，从已有迁移到未有 [ 6 ]。在Kövecses看来，借助隐喻，陌生概念最好由熟悉且具体的内容来替代。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经归纳总结后呈现出系统性的概念体系 [ 7 ]。反之，系统性的概念体系也会结构化人类的认知，使思维呈现出某群体、某地域或某时间段的典型特征。因此，概念隐喻将折射出不同语言背后使用群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民族心理、哲学本源、认知范式等研究都有所裨益 [ 8 ]。 2.2. 现代散文的隐喻研究 散文，就现代意义而言，是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 [ 9 ]。散文行文最为自由，通常使用第一人称手法，来真实地袒露情感、展现个性、抒发生命体验 [ 10 ]。现代散文神聚形散、意境悠远、语言隽永，为英译带来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考验。 笔者在知网上搜索隐喻与散文两个关键词，发现现代散文的隐喻研究分为两类：一是把隐喻当作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手段；二是借用概念隐喻，将隐喻当作一种认知手段。隐喻在散文方面的研究初期盘桓在修辞层面，即语言表象。赵晓彬就语言的聚合结构区分散文中的隐喻与转喻以及背后的信息传递方式 [ 11 ]。朱曦同样借隐喻探究散文，回溯五四以来现当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与流派特征，得出散文当是文化之“散”与意义之“活”的结合体，盘活散文的情感、知识与趣味 [ 12 ]。而把中国散文从现代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研究的论文数量比较少。金立和余月秋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孟子》散文的对话性特征，阐述孟子观中的类比性内容，点明文本的短语、语句和篇章的隐喻系统 [ 13 ]。另一主要研究者为舒舟，其研究认为，鉴于中国古典散文中的意象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译者在翻译时得从认知方式入手，探究意象背后的文化联想，根据上下文语境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及技巧 [ 14 ]。 综上，笔者发现，据文献搜索，国内核心刊物对中国现代散文的隐喻研究还停留在修辞阶段，而概念隐喻理论下的散文研究更是集中在古典散文领域。因此，用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现代散文英译目前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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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概念隐喻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是指用一个概念来认知另一概念，两个概念认知域不同，但各自拥有独立的结构化认识。方位隐喻依赖于人们对方位的常识，如上下内外。实体隐喻则将某概念映射到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实体上。 3.1. 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映射，将描述一种概念的词语用于描述另一种概念。时间隐喻皆以时间概念理解与表达本体。作者将抽象的概念可视化，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转换为人人日常生活可见的、形象鲜明的现象，因此读者阅读起来自然感同身受。 例1：“深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 [ 15 ] (p. 17) “I much regret having carelessly frittered away my school days.” (p. 18) 例2：“日子从水盆里过去”(p. 28) “Thus the day flows away through the sink...” (p. 29) 例3：“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p. 28) “But， ...， a new day is flashing past.” (p. 29) 时间的隐喻向来丰富。在本书中，“过去了”“过去”“闪过了”三个词，这些动词的使用表面似乎平平无奇，所以给予译者很大发挥空间。在上述三个例子中，时间分别对应动词“fritter”“flow”“flash”；基于此分析，时间指向金钱、流水和光影：时间像金钱一样被蹉跎、时间像流水从手隙间穿过、时间像光影一样闪过，即将抽象概念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相联系。此三个隐喻也体现出时间的特征：每分每秒的细碎、无形、且最容易被忽视。 3.2. 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指人类按照空间排列组建的隐喻概念。人类与空间的相互作用会赋予方位概念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带有空间性质的词语在翻译时会根据其特性采用不同的英语词汇，从而使译文用词更丰富、形象塑造更生动。 例4：“情郁于中。”(p. 24) “his pent-up emotion had to find a vent.” (p. 26) 例5：“他就把我们关在书房里。”(p. 30) “he had me cooped up in my study.” (p. 32) 两例都指“困”这一概念：父亲接连遭受人生打击的抑郁之情“困”在胸中，无法找到宣泄口；作者巴金小时被教书先生“困”在书房里，所以向往外面自由的世界。“困”一字，就像篱笆一样圈出一片空间。在文中这片空间指的就是胸腔或书房。译者灵活运用动词，pen和coop都用来圈禁牲畜，因此也就赋予原文“牲畜无法逃出圈”的无奈之情和“人之如牲畜一般失去自由”的迷茫之感。 3.3. 本体隐喻 本体隐喻借实体来理解社会经验，对经验进行物质性描写，比如身体隐喻借身体器官的功能或形态描述某物体。 3.3.1. 身体隐喻 身体隐喻，即作者将文中本体比作人类身体的某一部分，本、喻体尤其形似。身体隐喻将人们自身的行为感受带入对文中对象的描写，读起来妙趣横生。 例6：“穴口”(p. 6) “the mouth of cave” (p. 9) 例7：“一个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p. 58) “ its neck broken.” (p. 58) 人的身体部位也用来隐喻某事物的特征，而且这些用法都深入生活。在此笔者试举两例。一是“洞穴的入口”，此“口”通人的“口”，文中螃蟹进入洞穴通食物进入人体。同理，瓶子靠近瓶口最纤细的位置，比照人体结构，被比作“颈”，即脖子。由此可见身体隐喻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形似，穴口的样子等同于人的口，而花瓶中间纤细的样子等同于人的身体轮廓。 3.3.2. 实体隐喻 实体隐喻，即作者将文中本体比作外界在形状上相似或功能性相通的某一物体。通常，译者会找到译语文化中相对应的实体概念，比如原文的“树荫”与译文的“羽翼”；除想象力外，要求译者精通译语文化。 例8：“牛的一毛”(p. 65) “a mere drop in the ocean” (p. 66) 例9：“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p. 65) “not something in bits and pieces” (p. 66) 例10：“在你的庇荫下”(p. 65) “under your wing” (p. 67) 原文中一些零散的隐喻结构呈某共同特征，即从一个实体对等为另一个实体。笔者抽取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原作者撰写的“牛的一毛”是指自己对北平的记忆“多如牛毛”，而文中提及的只是其中之一。由于原文是老舍先生抒发对北平的热爱之情，那从他对北平记忆用“牛毛”来形容，说明对北平之情浓。就翻译而言，译者把“牛之一毛”译为“沧海中的一滴水”，把“牛毛”之多与“沧海”之辽阔与深邃对应，延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同时，“一毛”与“一滴水”都与原指意象形成反差。例9“枝枝节节”即“细枝末节”，指作者爱的是北平的整体，比如她的建筑气韵和精神面貌，而不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儿或个体。这里译者把“枝枝节节”植物的一部分，比作bits and pieces即碎片，是从物到物的沟通与对等。二者都有琐碎、边缘化的特征。而最后一例，则是按照“树荫遮蔽”到“保护”到“wing”的逻辑输出，“庞大的树荫”与“张开的翅膀”都覆盖一定区域，能遮风避雨，提供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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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概念隐喻英译 在笔者看来，本文中概念隐喻出现的原因有二：一在于英汉语言差异，即英语形合、汉语意合；二在于散文文体特征。纵观文中所举范例，汉语大多注重达意，词语的词性变化莫测，所以句子成分不完整或用语模糊也可成立。然而英语截然相反。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言，其所有结构都应完整，且讨厌句意模糊。而散文本身的形散神不散和意境塑造，更是将汉语的意合特质发挥到极致，加剧了语言结构和句意表达这两大英译挑战。就《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而言，体现语言结构和句意表达的概念隐喻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从无形化为有形，二是有形化为有形。“从无形到有形”囊括了本书中大部分概念隐喻。从本文来看，原文没有出现或点明的对象，在译文中加上某动词或名词，就将原来的概念具体化，实现了原译文之间的“神似”对应，不求“形”之契合。而“从有形到有形”的概念隐喻数量较少，基本集中在实体隐喻部分。因此就散文汉译英而言，若原文概念为实体，那在翻译时最好找到目的语对应的概念实体，即实体对实体；若原文概念为抽象，那译者得找到相似的结构、本体或方位概念，然后转化为目的语习惯的表达，即抽象对抽象或抽象对实体。 针对《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概念隐喻两大特征，笔者将其隐喻对象依据翻译方法划分为意译、改译、仿译和直译四类。 4.1. 意译 意译，在原义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的转义手法来灵活、顺畅地再现原文意义，即重在意义的传达。作者在充分理解原文内涵上作出正确选择，以时间隐喻为例。同样形容时间流逝，原文分别为“马马虎虎过去了”、“水盆里过去”、“在叹息里闪过”，译者洞悉作者写作的因缘，经过分析译为“fritter away”“flow through”“flash past”，时间指向金钱、流水和光影：时间像金钱一样被蹉跎、时间像流水从手隙间穿过、时间像光影一样闪过。 4.2. 改译 改译，是作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依据汉英语言差异，将汉语中内涵不露的情感和倾向显现化，重在风格的凸显和与读者的共情。同理，在空间隐喻中，译者借改译，反映了译者背后的心理活动。“困”这一空间概念，物理上指被局限在某一活动范围内，也可指人陷入某一种精神状态当中不可自拔。译者借有一定情感倾向的动词来表“困”这一空间概念：pen和coop都用来指圈禁牲畜，赋予原文“人之如牲畜一般失去自由”、“牲畜无法逃出圈”的落魄与无奈。 4.3. 仿译 仿译，不拘泥于原文的含义或形式，通过翻译技巧来概述主旨或关键信息，重在译入语的归化。本文中，仿译主要集中在实体隐喻，两个实体之间呈某共同特征。“牛毛”“枝枝节节”“庇荫”等，分别代表着沧海一粟、支零破碎和庇护等含义。不同于意译与改译的本体，仿译的本体都是实体，所以译者在译语文化中找到相似或相应的表达，使其译语更加地道。译者把“牛之一毛”译为“沧海中的一滴水”，“枝枝节节”译为碎片，“庞大的树荫”译为“张开的翅膀”。读者会发现，不同国家对世界有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所以英汉语中也会有相似表达。 4.4. 直译 直译在散文翻译中存在的前提比较苛刻。纵观全文，只有身体隐喻采用直译方法，将文中本体比作人类身体的某个器官。比如“穴口”直译为“the mouth of cave”，“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为“its neck broken”。身体隐喻不仅本、喻体形状相似，而且读者在阅读时也会联系生活进行想象，比如文中螃蟹进入洞穴类似食物进入人体，让静态场景活起来，阅读体验更佳。 通过对散文隐喻英译方法的研究，结合其无形化为有形、有形化为有形的两大特征，笔者发现前者大多数情况下采取意译、改译、仿译等翻译方法，通过归化策略来再现原文神韵；而后者普遍采用直译，通过异化策略来描绘本体，引发人们的联想。鉴于《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前者特征为主流，后者所占比重小，所以从整体而言，散文英译以归化策略下的意译、改译、仿译方法为主。总之，概念隐喻理论为需要较大程度发挥语言意合能力的文学体裁，提供了从简单、熟悉的源域到复杂、陌生的目标域的映射方式，帮助译者在原译文的隐喻转换之间提供一条可行路径。同时在实践操作层面，译者就隐喻背后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异同，以意译、改译、仿译为主、以直译为辅进行翻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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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作为一种旨在传情达意、形式灵活的文学体裁，散文在文学界独树一帜。中国散文自五四以来步入现代新阶段，总体呈现出形聚神散、手法多样、意境深邃的特征。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从传统的语言学视角抽离出来，结合认知科学，赋予其认知方式的新视野。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支撑下，整理了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概念隐喻，从结构、方位和本体三层次深入探究。研究发现，现代散文隐喻英译呈现两大趋势：无形化为有形、有形化为有形。前者注重神似，只要源域与目标域有类比性与相似性，且符合译语文化，即神韵相似，就可能构成隐喻。后者偏重形似，即单纯从实体或联想形状上相似，就直接构成隐喻。就翻译方法而言，前者多采取意译、改译、仿译等翻译方法，通过归化策略来再现原文神韵；而后者普遍采用直译方法，通过异化策略来描绘本体，引发人们的联想。在此过程中，概念隐喻理论启示译者从认知方式入手，探究源语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以意译、改译、仿译为主、以直译为辅进行翻译活动，结合语境做出最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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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死亡态度、社会支持与自杀态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自杀态度问卷对合肥市64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 与对自杀行为持反对态度的学生相比，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学生在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更高、死亡逃避维度得分更低，呈显著差异。2) 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以及自然接受维度与自杀态度呈显著负相关；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死亡态度中的自然接受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自杀态度呈显著正相关。3) 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对自杀态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死亡态度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的自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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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杀是指个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因社会心理冲突而产生的一种蓄意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自愿的(而不是被别人所逼迫)采取伤害、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Li et al.， 2015)。研究数据显示：每年有近80万人死于自杀，也就是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Yang et al.， 2015)。自杀是严重的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精神卫生和社会问题，年轻人是受自杀影响最大的人群，全球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就是自杀(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信息的传播更加广泛和快捷，大学生自杀事件也频频登上新闻热搜榜。在中国，自杀已经成为15~34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自杀态度是一种精神心理方面的产物，无法用一个严格的术语或概念去描述，因此只能将其解释为对自杀行为的看法和认知，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倾向(陈雄，2018)。自杀态度与自杀有着复杂的联系，自杀态度是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Colucci & Lester， 2020)。因此，对大学生自杀态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死亡态度是指个体对死亡作出反应时所持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陈四光，安献丽，2009)。死亡态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多层面的讨论死亡态度可以更客观和详尽(周君玲，2017)，因而，本研究是以Wong， Reker， & Gesser (1994)提出的死亡态度五个维度为基础展开。这五个维度包括：死亡恐惧，即面对死亡时所引起的害怕、恐惧等负面想法和情绪；死亡逃避，即逃避思考及讨论与死亡有关的事物；自然接受，即视死亡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不排斥，不恐惧，也不欢迎；趋近接受，即将死亡视为通往快乐来生的通道；逃离接受，即把死亡作为一种摆脱现世痛苦的途径，对死亡的接受是为了逃离生活的痛苦(王莉佳，2010)。死亡在很多文化中都是一个被禁止讨论的话题，由此，关于死亡态度的研究并不多，且可能是因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大部分关于死亡态度的研究在人口学上都集中于更有研究实效性的老年人(李子宁，2019)。既往研究提示消极的死亡态度可能会诱发个体产生自杀的意识和行为(张东伟，2011)。因此国内大学生群体的死亡态度及其与自杀态度的关系值得关注。 社会支持是建立在社会网络机构上的各种关系对个体的主观和/或客观的影响力。可分为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两大类(吴小桃，刘旭峰，1995)。社会支持不管用什么指标来表示，均与人类身心健康存在着肯定的联系(肖水源，杨德森，1987)。法国社会学家Durkheim曾指出，社会关系的丧失是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个体自杀态度受社会支持的影响(胡慧敏，徐欢欢等，2020)，且社会支持能够预测个体的死亡态度(李亚婷，2016)。社会支持是否在死亡态度与自杀态度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鲜有研究涉及。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支持对持有不同死亡态度的大学生的自杀态度的影响。第一，考察大学生的死亡态度和自杀态度的关系。第二，考察社会支持是否在大学生死亡态度和自杀态度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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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020年9~12月，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对合肥市高校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42份，其中被试年龄为18~25岁，男生221人(34.40%)，女生421人(65.60%)；医学生235人(36.60%)，非医学生407人(63.4%)；农村334人(52%)，城市308人(48%)。 2.2. 工具 2.2.1. 自杀态度问卷(QSA) 由肖水源，杨洪，董群惠和杨德森(1999)编制，共29个条目，分为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对自杀者的态度、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和对安乐死的态度4个维度。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完全赞同”到5“完全不赞同”。其中条目1、3、7、8、10、11、12、14、15、18、20、22、25为反向计分。对各维度得分进行平均计算，可以用2.5和3.5分为两个分界值，将对自杀的态度分为三种情况：得分小于等于2.5为对自杀持肯定、认可、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得分在2.5和3.5之间则为矛盾或中立状态，得分大于等于3.5认为对自杀持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态度。本问卷的总分或总均分无特殊意义，各维度可以单独使用。根据既往文献对自杀态度的定义，在本研究中，取自杀态度问卷中的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维度为进入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变量即自杀态度。本研究中，量表的总α系数为0.63。 2.2.2. 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DAP-R) 由Wong， Reker， & Gesser (1994)编制的“死亡态度描绘修订版”(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DAP-R)，采用的中文版是由台湾廖芳娟(2000)中译编制的，量表包含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和逃离接受5个维度，共32个条目。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表示“极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全部条目为正向计分，被试得分越高则代表其在该分量表中呈现高倾向的态度。本研究中，量表的总α系数为0.77。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肖水源(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量表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10个条目。除关于支持的来源条目外，其余条目采用Likert4点计分，从1“无支持”到4“全力支持”。由于研究对象是大学生，对量表一些内容作了删改，将“同事”改为“同学”，将“配偶”改为“恋人”，将“邻居”改为“舍友”，将“工作单位”改为“学校”，删掉“子女选项”。总分即10个条目计分之和，总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总α系数为0.61。 2.3. 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SPSS 21.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及相关分析，采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Bootstra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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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自杀态度与死亡态度的关系 本研究中，相关分析显示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以及自然接受与自杀态度呈显著负相关，死亡态度中死亡逃避与自杀态度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大学生越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死亡就越认可、理解自杀这种行为；越回避思考讨论死亡这件事就越反对自杀这种行为。同时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对自杀行为持否定态度的大学生来说，对自杀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学生在死亡态度中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更高，死亡逃避得分更低。辛素飞，时蒙和张夫伟(2019)对中国大学生自杀态度变迁的横断历史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02年至2015年，中国大学生对自杀的反对程度增强。虽然中国大学生近些年来对自杀的反对程度增强，但本研究表明持有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的死亡态度的大学生对自杀更可能持有肯定态度，这提示我们要重视对死亡持有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态度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除此之外，加强大学生的死亡教育也很有必要。有研究表明，死亡教育不会产生消极结果，反而会促进个体存在性的反思(Testoni et al.， 2021)。死亡教育的实质是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其能有效地改善学生的死亡态度，促进生命的成长(王云岭，2020)。 4.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对自杀行为持反对态度的学生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自杀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学生。有研究表明，自杀行为的发生往往是个体在缺乏支持来源的社交情境中所采取的一种应对心理应激的方法，同时自杀行为可能反映了幸福感和凝聚力的极度缺乏(Sisask et al.， 2008)。更重要的是，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对自杀态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社会支持在其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大学生越是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死亡，社会支持越少，就越对自杀持肯定态度。既往研究也表明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密切联系，且较高的社会支持感对应着较低的自杀风险(Scardera et al.， 2020)。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性情绪相关的自杀行为可能具有缓冲作用(贺志强，孙晓娅，王立群，丁文清，王志忠，2019)。由此，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以及其社会支持感知能力，有助于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降低其自杀风险。大学生除了需要来自家庭、学校和朋友的支持，其自身也要提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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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以及自然接受维度与自杀态度呈显著负相关；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死亡态度中的自然接受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自杀态度呈显著正相关。 2) 死亡态度中的逃离接受和自然接受对自杀态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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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播出，中国内地季播类真人秀进入一个大制作时代，同时进入一个繁荣期。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收视率之争愈演愈烈。本文选取了20档季播类真人秀节目的相关数据，运用粗糙集对这些不确定甚至不完整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播出季、周末播出日期、播放时段、参演人员对这类节目收视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且基于这四项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策略可影响收视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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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获得空前的关注与高收视率，之后也有“非诚勿扰”(江苏卫视，2010年1月)、“非你莫属”(天津卫视，2010年6月)两档非季播类节目先后成为相亲秀、职场秀的现象级节目，但直到2012年7月的“中国好声音”(版权源自荷兰《The Voice of Holland》)开启了中国内地季播类真人秀节目的里程碑式的先河，使得中国内陆综艺节目进入到了一个大制作时代。2013年各卫视的真人秀节目开始增多，“我是歌手”(湖南卫视，2013年1月)、“爸爸去哪儿”(湖南卫视，2013年10月)也先后获得好口碑和高收视率，“爸爸去哪儿”更成为明星育儿真人秀的现象级节目。2014年各卫视的真人秀节目已进入到一个繁荣期，毫无悬念地“奔跑吧兄弟”(浙江卫视，2014年10月)成为户外竞技真人秀的现象级节目。随着节目数量的暴增和投资额的暴涨，各卫视真人秀节目的收视率之争也越来越激烈。所以对于各卫视来说，知晓收视率的影响因素就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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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影响因素的选取 目前在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这三个领域都有学者对收视率、收视偏好进行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国内有关收视率影响因素的现有文献中，理论研究相对较多，如王嘉玲(1997)提出影响电视体育节目收视率的主要因素为：节目类型、节目质量、节目播出时间、频道节目干扰、节目主持人、栏目固定化、节目特色、节目预告 [ 1 ]；韩春燕(2005)提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节目质量(内容、形式、传播手段)、节目编排(播放时段、上下节目关系、节目性质、节假日及季节因素等)、品牌效应(电视台知名度)、宣传包装；金兰(2013)提出影响收视率的外部因素(国家政策、受众特性、地域文化、时间分布)和内部因素(栏目内容、栏目形式、栏目特性、栏目推介) [ 2 ]。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为收视率的影响因素大都难以量化，而且缺乏相关数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池建宇(2009)以北京市的收视数据验证了电视节目的类型与收视率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电视观众在节目类型方面的收视偏好；池建宇(2013)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进行估计，将节目类型和播出时段作为解释变量，将节目成本作为控制变量，得出对收视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节目的播出时段，节目成本对收视率有一定影响但非关键因素，过去的收视率对当期收视率有重要影响(短期看是正向影响、长期看是负向影响) [ 3 ]。刘璇(2014)以东方卫视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妈妈咪呀》为案例，从内在因素(电视节目本身)和外在因素(观众)两个角度对其收视率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万颖迪(2016)以2013~2016年播出的27档内地明星真人秀节目为研究对象，从网络数据和节目播放特点两方面来研究影响明星真人秀节目收视率的因素，其中网络数据包括4个自变量，即网络搜索指数、明星网络影响力、社交媒体参与度、网络口碑，其中节目播放特点包括6个自变量，即节目熟悉程度(节目引进情况和续集系列)、节目类型、播放时间(播放季和播放天)、节目播出卫视 [ 4 ]。庄玉婕、刘娟(2020)以2018~2020年32个电视综艺节目为样本，运用Python抓取了与这些节目收视率相关的网络数据，提出明星效应、口碑效应、网站评分是影响收视率的主要因素 [ 5 ]。 综上所述，收视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内部因素主要是电视节目本身及电视台等，外部因素主要是政策、观众、文化、时间(季节)等。本文考虑到一般电视节目在制作过程中已考虑了上述外部因素，所以本文影响因素的选择主要以内部因素为主。从本文的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外学者们普遍认为收视率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节目主持人、节目类型、节目质量、节目播出时间等。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中主持人的作用越来越弱化，故本文不会选取节目主持人作为主要因素来研究。再有，本文也未将播放平台作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因为国内季播类真人秀节目大都是制作方与播放平台同属一家，所以对各节目组来说播放平台是无法更换的，对其研究，即使得出结论也没有改善空间。本文选取影响因素的具体依据及解释如下： 2.1. 节目类型 Li和Chiang (2001) [ 6 ]、Alexander和Cunningham (2005) [ 7 ]、Yan和Park (2009) [ 8 ] 都提出节目类型对收视率有重要影响，但上述文献都没有对节目类型与收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验证。国内池建宇(2009，2013)对节目类型与收视率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金兰(2013) [ 2 ] 提出栏目内容是影响收视率的一个内部因素，而栏目内容主要指的就是节目类型。所以本文选取节目类型作为收视率的一个影响因素。 2.2. 节目成本 王嘉玲(1997) [ 1 ] 提出节目质量是收视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池建宇(2013) [ 4 ] 提出节目成本可作为控制变量对收视率产生影响，但节目成本对收视率虽有一定影响但非关键因素。虽然两位学者提出的影响因素略有不同，但两个因素紧密相关，节目成本是节目质量的保证，当然节目成本高未必节目质量好，但节目质量难以定量，所以本文选取节目成本作为收视率的一个影响因素。一档真人秀节目的节目成本主要取决于参演人员和拍摄场地的选取，而这两者也是决定节目质量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以参演人员和拍摄环境两方面来衡量节目成本。 2.3. 节目播出时间 王嘉玲(1997) [ 6 ] 提出节目播出时间是收视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池建宇(2013) [ 3 ] 提出对收视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节目的播出时段。所以本文选取节目播出时间作为收视率的一个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以首播季度、播出日期、播出时段来细化播出时间。 2.4. 节目播出季 池建宇(2013) [ 3 ] 提出过去的收视率对当期收视率有重要影响，且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季播类节目，所以本文选取节目播出季作为收视率的一个影响因素，考虑过去收视率对当期收视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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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选取了在各卫视台播出的20档真人秀节目(周末晚间档)，分别来自于东方、浙江、江苏、湖南、北京、安徽、山东、湖北、天津、深圳、江西、广东、四川、贵州14家卫视 1 ，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Table 1 Essential information of 20 seasonal broadcasting reality TV show 序号 节目 播放平台 节目类型 播出季 首播季度 播出日期 播出时段 参演人员 拍摄环境 收视率 1 冰雪奇迹 天津卫视 体育竞技真人秀 1 1 (2月) 周六 21:20 明星 户外 0.168 2 王牌对王牌 浙江卫视 室内竞技真人秀 1 1 (1月) 周五 20:25 明星 演播大厅 2.361 3 奔跑吧兄弟 浙江卫视 户外竞技真人秀 3 4 (10月) 周五 21:10 明星 户外 3.969 4 最强大脑 江苏卫视 科学竞技真人秀 3 1 (1月) 周五 21:15 明星观察员 + 非明星选手 演播大厅 2.244 5 疯狂的丛林 深圳卫视 游戏竞技真人秀 1 1 (2月) 周六 21:08 明星 户外 0.770 6 星动亚洲 安徽卫视 励志选秀真人秀 2 1 (3月) 周五 21:15 明星导师 +非明星选手 演播大厅 0.968 7 爸爸在海外 广东卫视 成长励志真人秀 1 1 (1月) 周五 21:15 非明星 户外 0.388 8 最爱是中华 贵州卫视 竞技益智真人秀 3 1 (1月) 周五 21:20 非明星 演播大厅 0.231 9 二胎时代 北京卫视 二胎亲子真人秀 1 1 (1月) 周五 21:30 明星及亲人 户外 0.845 10 我是歌手 湖南卫视 歌手对决真人秀 4 1 (1月) 周五 22:00 明星 演播大厅 2.015 11 二十四小时 浙江卫视 户外悬疑真人秀 1 1 (1月) 周五 22:00 明星 户外 1.573 12 旋风孝子 湖南卫视 明星孝道真人秀 1 1 (1月) 周六 22:00 明星及亲人 户外 1.126 13 一起出发 湖北卫视 户外探险真人秀 1 4 (11月) 周六 22:10 明星 户外 0.261 14 带着爸妈去旅行 江西卫视 明星孝道真人秀 2 1 (1月) 周日 21:15 明星及亲人 户外 0.665 15 女婿上门了 江苏卫视 亲情互动真人秀 1 4 (11月) 周日 20:40 明星及亲人 户外 1.036 16 极限挑战 东方卫视 户外竞技真人秀 1 2 (6月) 周日 21:05 明星 户外 2.110 17 我是演说家 北京卫视 语言竞技真人秀 2 3 (8月) 周日 21:18 明星导师 +非明星选手 演播大厅 1.012 18 欢乐喜剧人 东方卫视 喜剧竞技真人秀 2 1 (1月) 周日 22:05 明星 演播大厅 2.030 19 花漾梦工厂 山东卫视 才艺竞技真人秀 1 1 (2月) 周日 21:20 明星导师+非明星选手 演播大厅 1.079 20 怒放霸王花 四川卫视 生存竞技真人秀 1 1 (1月) 周日 20:30 非明星 户外 0.565 表1. 20档季播类真人秀的基本信息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2. 方法选取 首先，本文提出的上述收视率影响因素，虽都有学者提出相关研究，但所搜集数据未必都对收视率产生重要影响，故存在一定的噪音。其次，所搜集到的这些数据都是离散型的，且可能存在不精确甚至不完整的问题。鉴于上述考虑，本文采用粗糙集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根据这些不确定甚至不完整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找出哪些因素影响季播类真人秀节目的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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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基于研究结果的策略讨论 5.1. 研究结果分析 1) 从属性约简可知，播出季、周末播放日期、播放时段、参演人员对收视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节目类型、播放季度、拍摄环境都对收视率没有太大影响。 2) 从决策算法可知，基于上述四项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策略对收视率有不同的影响。 首先，基本不同播出季的节目来说： ① 若节目为第一季，选择周五的第二时段(即21:15~22:00之间，黄金时段)播放，且由全明星参演，收视率会比较好。 ② 对于已播到第二季的节目，选择周五播放，收视率一般。 ③ 对于已播到第三季的节目，参演人员是“明星导师 + 非明星选手”的结构，收视率会非常好。 ④ 对于已播到第四季(即之前收视率很好)的节目，第四季的收视率会非常好。 其次，基本不同播放时间的节目来说： ① 若节目在周五播放，收视率都不会太差，当参演人员为明星及其亲人时收视率一般。 ② 若节目在周六播放，即使选择第二时段(即21:15~22:00之间，黄金时段)，参演人员都为明星，收视率也会较差；选择第一时段(即21:15之前)播放，收视率也一般，除非参演人员结构变为明星及其亲人，收视率会比较好。 ③ 若节目在周日播放，参演人员无论是“明星导师 + 非明星选手”还是“全明星”，收视率都会比较好，但“全明星”收视率会更高。 ④ 若节目在第一时段(即21:15之前)播放，周五播放收视率非常好，但周六播放收视率就一般。 ⑤ 若节目在第二时段(即21:15~22:00之间，黄金时段)播放，周五播放收视率比较好，但周六播放收视率就会较差。 ⑥ 若节目在第三时段(即22:00以后)播放，收视率会较差。 最后，基于不同参演人员结构的节目来说： ① 若参演人员没有明星，收视率会较差。 ② 若参演人员为“明星导师 + 非明星选手”，收视率都比较好，选择周日播放会比较好。 ③ 若参演人员为明星及其亲人，收视率不会很差，也不会特别好；且在这种参演人员结构下，选择周五播放收视率一般，但选择周六播放收视率会比较好。 5.2. 策略讨论 1) 针对不同播出季的节目制定如下策略：对于第一季的节目播放时间非常重要，一定要选择黄金时段播放，最好选择周五播放，再有最好全明星阵营参演，明星知名度越高越好；到了第二季，则无需再抢夺黄金时段，周五也未必是最优的选择，而是可以选择周日播放；到了第三季，就可以由非明星参演或者知名度不太高的明星加盟，反而收视率会更好，因为这样的参演人员结构更具新鲜感；到了第四季，播放时间和参演人员已不再是保证其收视率的主要因素。 2) 对于节目播放时间的选取，并非黄金时段就是最优选择，而是要根据节目播放季度以及节目类型进行选择。不同季节时观众的生活习惯会有所不同，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气温相对较冷，更适宜选择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时间段播放，但寒假和春节长假期间除外。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气温相对暖和，尤其是暑假和十一长假期间，更适宜选择第二时段和第三时段播放。再有，周五或周六更多人会选择外出，但周五观众外出概率比周六小，而周日晚上大部分人则不会外出。由此可知，周五和周日都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而周六并非好的选择，且周日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节目收视率更会好些；若选择周六播放，参演人员为明星及其亲人结构的节目会更好些。 3) 对于节目参演人员的选择，并非必须选择全明星参演才是最佳选择。是否明星参演虽然很重要，如《最爱是中华》、《爸爸在海外》、《怒放霸王花》这三档节目都是没有明星参演，所以收视率都比较低；但全明星参演收视率也未必高，如《冰雪奇迹》、《一起出发》。由此可知，参演人员都不是明星，收视率一般都会比较差，但明星参演并非是真人秀节目收视率高低的决定因素。再有，参演人员为“明星导师 + 非明星选手”的结构也许更好，因为新面孔会给观众新鲜感，再有非明星选手的参演更体现真人秀的“真”字，且更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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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中老龄工作者也成为当前研究者关注的重要群体；特别是他们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的老化而出现工作效率，尤其是创新能力的下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采用教学创新行为问卷、成就动机问卷和机会关注量表(Occupational FTP)，对656名中小学教师施测，试图了解我国中老年教师教学创新行为随年龄变化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的增长并没有降低中老年教师的教学创新行为，相反，中老年教师的教学创新行为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成就动机、机会关注、教龄、年龄、任教年级、职称等均对教学创新行为有预测作用；教师的成就动机也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机会关注水平会随着年龄的下降而下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放弃对中老年教师的刻板印象，充分认识并有效利用中他们的优势，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老龄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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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从四川、安徽、江苏、山东等省市的中小学随机抽取教师681名，包括小学教师245名，初中教师232名，高中教师204名。最终收到有效问卷656份，有效回收率96%。年龄介于21~67岁之间，其中20~29岁125人，30~39岁211人，40~49岁218人，50及以上102人，平均年龄38.9岁；教龄1~40年，平均教龄16.6年；样本中男性258名，女性398名；高级职称123名，一级职称267名，二级职称154名，无职称112名；硕士学历29名，本科学历558名，大专及以下69名；小学教师184名，初中教师235名，高中教师237名。 2.2. 研究工具 教师创新行为问卷采用的是李明军编制的《中小学教师创新工作行为量表》，该量表包括创新观念产生(6个项目，如“我经常有新颖的工作想法”)和创新观念执行(9个项目，如“我经常将新的工作想法应用在实际工作中”)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1~5分别对应“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教师的教学创新行为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创新观念产生维度的克龙巴赫α系数0.88，创新观念执行维度的克龙巴赫α系数0.91。 成就动机采用挪威心理学家T. Gjesme和R. Nygard于1970年编制的《成就动机量表》(AMS)。该量表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追求成功，如“我喜欢新奇的、有困难的任务，甚至不惜冒风险”，共15个项目；二是避免失败，如“一想到要去做那些新奇的、有困难的工作，我就感到不安”，也包括15个项目。问卷采用4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4分，然后将追求成功部分的得分与避免失败的得分相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成就动机越强。如果相减的分数为正，说明追求成功的分数大于避免失败的分数，追求成功的动机强；如果相减的分数为负，说明避免失败的分数大于追求成功的分数，避免失败的动机强。本研究中，追求成功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88，避免失败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91。 机会关注采用的是“Occupational FTP”量表，该量表由Carstensen和Lang编制(Carstensen & Lang， 1996)，之后，量表被分为剩余时间和剩余机会两个维度，并在先前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Cate & John， 2007; Zacher et al.， 2010)。本研究采用的是中国大陆版本。该问卷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记1~5分，其中7个项目是正向计分，3个项目是反向计分，数据录入统计时，对反向计分题目进行反向转换，总分越高则说明教师的机会关注水平越高。整个量表的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5。 2.3. 施测程序与统计技术 主试以问卷填写的方式向中小学教师发放调查问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收问卷。使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相关性、回归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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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4.1. 中老年教师教学创新行为并没有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不同特征教师的教学创新行为存在差异 在年龄与教学创新行为的关系上，中老年教师在教学创新行为上的得分是所有教师中最高的。因为年龄与教龄的正相关关系，不同教龄教师的教学创新行为也得出完全一致的结果，这与Meyer和Allen、田宁宁、权月彤等的结果一致(Allen & Meyer， 1993；田宁宁，2017)。中老年教师处于教师教学创新行为的高峰与他们所处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有关，研究者认为教师经历的最后阶段是职业超越期，而这个时期是教师自主发展、创新的关键期，处于职业超越期的教师，会主动选择并承担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开始探索新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模式、不断尝试探索更新更好的教育教学方法、探究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董静，吴世民，2010)。同时这也与教师的成就动机有关；我们的研究发现，教师的成就动机与年龄、教龄都没有关系，即年龄的增长并没有导致成就动机的下降，而成就动机对教学创新行为的影响最大。这可能是由于中老年教师的很多家庭问题已解决好，年龄的增长使得人际网络逐渐减小，受到家庭、社会的干扰减少之后会更加专注于工作；而且他们的心态会更平和，特别是老年教师，善用认知情绪管理策略，自我人生的价值认知和追求的境界会更高。适当的有挑战的教学任务，能够促使他们对教学工作仍然保持热心，希望获得更多的成绩和荣誉，维持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而这些都能影响他们的专业化进程，促进持续发展，从而维持较高的教学创新行为。 在教学观念执行与教学创新行为总指标上，高级职称教师的得分最高。高级职称本身也是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随着年龄与教龄的增长，取得高级职称的比例也越大；高级职称在教学创新行为的高得分也进一步说明年龄的增长并没有降低中老年教师的教学创新行为。从不同任教年级看，高中教师教学创新行为高于初中教师，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年级的教师面对的教学对象不同，初中教师的教学对象是处于青春过渡期的学生，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管理学生，而高中教师面对的学生相对成熟，自我管理能力更高，教师有更多的精力用在教学上，因而做出的教学创新行为相对更多。学历方面，只有大专学历教师与本科教师在创新观念执行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大专学历教师得分大于本科教师。这与刘晖等人的研究类似，他们认为学历越高，思维就越狭窄，创新行为更少，学历越低的员工创新反而更高(刘晖，杜明明，杨一，2017)。 4.2. 教师的机会关注随年龄而下降、但成就动机却没有表现出年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教师机会关注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衰退趋势，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的体力、能力、工作资源也随之下降，危机意识提升。在职称与学历方面，职称越高，机会关注越低，因为职称与教师的教龄、教学经验、教学能力相关，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的教学经验和能力提升，职称也随之提高，而且职称是教师的主要追求目标，当达到高级职称之后，教师对于工作方面的目标逐渐减少。 女教师的机会关注显著高于男教师，但在成就动机上却显著低于男教师。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且女性心态相较男性会更加积极乐观，Gino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人生目标(Gino， Wilmuth， & Brooks， 2015)，因此女性的机会关注水平更高，也会有更多的选择、计划和可能性。男教师成就动机高于女教师，其追求成功的动机维度也高于女教师，而在避免失败这一动机维度，女教师高于男教师。这与景怀斌(1995)，杨伊生等人结果一致(景怀斌，1995；杨伊生，张瑞芳，2008)，Gino等人发现男性比女性更主动参与到表现出进取心的活动，对于高端职位的饥渴程度更高(Gino， Wilmuth， & Brooks， 2015)。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知，男教师与女教师在教学创新行为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男教师机会关注低于女教师，成就动机可作为补偿因素维持创新行为，而女教师成就动机低于男教师，而机会关注可作为补偿因素维持创新行为。 4.3. 教师机会关注、成就动机与教学创新行为的关系均呈现正相关 本研究显示，机会关注、成就动机与教学创新行为密切相关，机会关注、成就动机是影响教学创新的重要因素，教师机会关注水平和成就动机越高，教学创新行为越高。 机会关注作为个体对于自身在未来是否有新目标和可能性的普遍信念，是对未来的一种思考方式。教师的机会关注越高，意味着他们在教学工作中有更多的新目标、新的选择和新的可能性，这会激励教师转变陈旧的教学理念，促使他们产生更多的教学创新观念和行为。教师机会关注随年龄的降低，也反映了当前教育工作设置不利于中老年教师。教师成就动机越高，往往会激发内在的工作热情，树立适当的目标，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懈努力达成教学目标，表现出教学创新行为的几率也更高，这与吴欣怡(2010)，胡祖兴(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成就动机是影响教学创新的重要因素。 机会关注与成就动机相关性显著，机会关注高会促使个体产生更强的成就动机，可能的原因是，机会关注高的教师，对未来持有积极的信念，设定更高的标准，坚持追求目标，并导致更高的动机和成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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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策与建议 中老年教师在教学中的创新关系到新课改的实施和教育教学改革，对中老年教师的刻板印象不仅会阻碍中老年教师的工作效率，更会降低他们的机会关注，减少他们的工作投入，从而无法有效应对全行业老龄化的影响；根据中老年教师教学创新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5.1. 改变传统观念，打破对中老年教师、特别是老年教师的刻板印象，重视中老年教师作用的发挥 由表2数据可知，中老年教师在创新观念执行、教学创新行为总指标上显著高于年轻教师，说明中老年教师并不是人们认为的：中老年教师已退出教学舞台，无法创新。中老年教师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拥有相当的教育教学经验，有做出教学创新行为的必要基础。因此，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理人员，应：1) 改变对中老年教师的刻板印象，摒弃“中老年老师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事情了”等诸如此类的消极看法。中老年教师事实上也希望“活到老，学到老”，并不会因循守旧，也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职业中就一定要走下坡路；2) 重视中老年教师的独特优势，虽然生理上开始衰老，但由于认知功能有很大的可塑性和潜能，中老年教师有很好的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储备，这足以弥补他们在体力等方面的下降。同时他们也有学习新事物、掌握新技能的能力和愿望，充分利用他们的智慧与专长能够弥补他们的缺点，发挥中老年教师的重要作用；3) 给中老年教师提供创新机会，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提升中老年教师的自信心，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创新活动中。也可以鼓励中老年教师“走出去”，有更多学习新资源的培训机会，促使中老年教师产生新的教学观念，表现出更多的教学创新行为。 5.2. 注重提升中老年教师的机会关注水平，给以他们更多的机会 我们的研究发现，机会关注与教学创新行为密切相关，中老年教师机会关注能正向预测教学创新行为。但随着教师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个人资源(例如体力、精力)、工作资源(如外出学习的机会、工作制度)都会减少，机会关注水平降低，而这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创新行为。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职称是教师的主要奋斗目标，而职称与教师的教龄、教学经验、教学能力相关，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的教学经验和能力提升，职称也随之提高，当达到高级职称之后，教师对于工作方面的目标逐渐减少。尽管中老年教师在实践经验、知识积累、技术成熟、社会资本、心理成熟上的优势十分明显(李祥妹，王慧，2016)，但他们在机会关注上随年龄的下降却有可能威胁到教学创新行为的产生。 因此，学校管理人员首先应当认识到中老年教师的身体机能正在发生变化，对他们给予关心。同时在工作设置上采取更有力的方法，适应他们的生理变化，如设立午休室等；其次，中老年教师由于自身资源的逐渐减少，伴随着危机意识，认为自己工作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没有更多的发展，管理人员应帮助他们调整心态，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发挥中老年教师的作用。第三，更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能够消除他们在机会关注上的限制，多组织年轻教师与中老年教师的集体活动，如集体备课、集体教研；多给他们一些机会，不给中老年教师设限，激励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带动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敢于创新。最后，还可以灵活调整激励制度，当中老年教师在职称达到顶峰的时候，在教学管理中设立新的有利于中老年教师的教学目标，鼓励他们积极创新。 5.3. 强化教师的成就动机，适当接受新的挑战，勇于克服困难 我们的研究发现，成就动机仍然是影响教师教学创新最重要的因素。以往研究结论也发现，成就动机强的教师通常更进取，目标指向更明确，责任感更强，这都是促使教学创新行为产生的内部动机因素。因此，提升教师的成就动机，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教学创新水平。 对此，学校管理人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第一，进一步激发和维护中老年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有效提升他们在成就情境中的行为动机。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高，越能维持动机，促使个体在面临障碍时，能积极应对并采取策略解决问题(Wilson， 1978)。因此，可以经常与中老年教师交流，通过创设条件，鼓励他们参与复杂度较高的工作，增强教师责任感，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经验，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以此来提高成就动机水平。第二，研究表明，归属感、组织承诺是培养个体成就动机的关键所在(黄颖，2010)，学校管理中通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认同、尊重中老年教师，建立公平竞争机制，鼓励他们适度竞争，给中老年教师展示自我的机会，增强成功体验与工作认同感，强化他们对于学校的信任，提升中老年教师的归属感，都可以维持教师的成就动机。第三，40~49岁的教师处于成就动机的低谷，学校管理人员需要特别重视。对于他们以前的业绩应给予肯定，对于他们未来的教学要给予积极的期待和鼓励，帮助他们消除职业倦怠，增强成就需要，增加教师工作的努力程度与战胜困难的信心，从而提升他们的成就动机水平。第四，许多教师将职称的评定作为他们的工作目标，部分中老年教师由于职称评定的标准和待遇的差距，产生挫败感。对于这部分教师，管理人员需要引导他们进行积极的自我归因，将成功归因为内在的努力，把握自己可控的因素，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提高成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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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大学物理》是理工科院校各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在理工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的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通过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将大学物理中抽象概念向形象思维转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以期为大学物理教师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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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古代儒学家曾子在《大学》中说“致知在格物”，就是说“深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取知识”。自然界中，大到日月星辰，小到原子、分子，或者实物固体、液体、乃至气体等，甚至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场诸如电场、磁场、引力场等等，都属于物质的范畴。物理学以物质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的结构、运动形式、相互作用及转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主要阐述物质运动过程中的物理概念、物理思想、物理规律及物理方法 [ 1 ]。对于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的学生来说，以物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物理》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基本理论基础，是一门必修的基础课之一。相对于其它的基础课诸如英语、高等数学等课程，大学物理课程研究内容广泛，公式繁多，诸如振动、波动及热学部分比较微观，有些内容如电磁学部分则更抽象，而近代物理部分又更晦涩难懂。因此，如何教授学生正确理解这些物理内容及公式描述的物理现象及物理过程？如何教授学生掌握这些物理内容及公式背后深刻的物理意义？这些是每一个大学物理老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多年的教学摸索和经验总结发现，把抽象概念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启发式教学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有助于理工科专业学生更好、更快地领悟抽象物理概念的涵义和真谛。本文通过总结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抽象概念与形象思维相转化的教学思路和具体实例，以期为大学物理教师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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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力学中的抽象概念与形象思维转化 “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力学以物质的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物质永恒运动过程中所遵循的定理和定律 [ 2 ]。因此，力学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机械、土建、水利、爆炸、航海、乃至航天、航空等专业更是至关重要。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就已经开始接触以牛顿三大定律为基础的经典力学，大学物理的力学部分在此基础上更着重强调了矢量的概念，并扩展了力的范围，在内容上更是拓展到了刚体力学，相对论力学，乃至振动和波动过程中的力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学生了解并掌握抽象的力学理想模型和理论规律呢？把抽象转化为形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比如，伽利略相对性原理部分，抽象的惯性系、非惯性系概念很容易让学生混淆。我们通过转化抽象为形象让学生更明了这一概念，一辆匀速运动的火车看成是惯性系，那么加速向前运动的火车就是一个非惯性系。通过形象的例子一下就让学生明了惯性系及非惯性系的概念。 再比如引入刚体的概念时，因为学生是第一次接触刚体的概念，对刚体概念不清晰。质点和刚体都是为描述物体运动而建立的理想物理模型，在讲授刚体概念内容时，我们通过把学生熟知的质点概念和新知识点刚体概念做对比，让学生明了质点和刚体的区别和联系。当只研究物体的运动轨迹而不需要考虑物体的尺度时可以把物体简化为一个质点，例如尽管地球的尺寸很大，但是在研究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运动时，地球的形状及其大小都可以被忽略掉，而仅仅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只具有质量的点——质点。刚体是不会发生形变的质点系，研究刚体的运动时物体本身的形状和大小都不可忽略，例如尽管汽车车轮尺度不大，但在研究汽车车轮的转动问题时，车轮的形状及大小对转动问题至关重要，不可被忽略掉。通过这种形象的对比学生可以轻松的掌握刚体的概念。通过复习旧知识及形象的对比引入新知识，从而把抽象的概念简单化，形象化，有助于学生更快更轻松地掌握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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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热学中的抽象概念与形象思维转化 物质物理性质与温度相关的变化都可以称之为热现象，具体表现为构成物质的大量粒子如原子、分子的热运动，热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分子的热运动及其热运动过程中所遵循的物理规律 [ 3 ]。原子或分子的运动是微观运动，单个粒子的热运动是杂乱无章的且充满了偶然性，运动情况极其复杂且瞬息万变，所以研究分子的热运动主要考虑大量分子的集体表现所显示的统计规律性。微观本就抽象，再加上统计学规律更增加了学生学习这部分知识的理解难度。那么，如何让学生轻松理解并掌握热学的知识点呢？针对这一问题，有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大胆的联想，然后巧妙的把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物体和抽象的物理概念联系起来，从而降低问题的难度。例如，在介绍粒子在重力场中按高度分布时，可以把“重力场”形象的和“商场”联系起来，把“顾客”比喻成“粒子”，高度就相当于楼层。逛商场时顾客总是习惯先逛一层，对应于粒子总是优先占据势能较低的状态。在讲解卡诺循环的效率时，我们直接让学生观察教室里空调，启发学生讨论空调的工作原理进而引入制冷机的制冷效率。通过把生活实际应用的事物和枯燥的知识联系起来，变抽象为形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