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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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3. 结论 二甲双胍是一种广泛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药物，耐受性良好，副作用较少。大量数据表明二甲双胍在胃癌中也有抗肿瘤作用，并调控已知与胃癌发生有关的不同基因、信号通路，同时，二甲双胍还能靶向胃CSC，抑制胃癌体外、腹膜转移及ALDH+胃癌干细胞，调节肿瘤细胞与肿瘤微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特性均表明二甲双胍是一种有前途的新型的胃癌抗癌药物，可提高胃癌患者的生存率，但长期作用还需要我们有待进一步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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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章采用分位数回归和通径分析的方法，研究了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分位数回归法结果得到金融发展与投资水平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且该种阻碍作用在日益减弱；FDI与进出口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且该种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从通径分析法的研究结果得到FDI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且FDI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效应；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且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大于间接影响效应，且金融发展只有到达一定的阈值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 :FDI，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通径分析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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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在成为WTO的一员之后，科技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经济结构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点不断涌现。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吸收外国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也在向其他国家投资自己的技术和资金，无论是引进还是引出，都有利于推动本国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FDI在不断扩大，2002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4365.54亿元，到2017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直接上升到8847.22亿元，15年间增长了4481.68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844%，投资规模的扩大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健全的金融发展体系中，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该投资在加强国内经济联系方面发挥的作用。外商在决定对一个国家投资前，首先会衡量该国的金融行业发展状况，外商投资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国家良好的金融发展体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分位数回归方法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和条件分布的形状，通径分析不仅能描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还能描述自变量通过其他自变量间接作用于因变量的关系。因此，本文将2002~2017年的相关变量数据作为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和通径分析的方法来探究FDI、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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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2.1. 国外研究综述 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无非就两种，一种是FDI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一种是FDI阻碍经济的增长。Aghion [ 1 ] 研究到要使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则金融发展要到达一定程度，否则金融发展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Roussean、Wachtel [ 2 ] 研究得到金融发展要促进经济的增长必须在金融市场制度完善的情况下；Blomstrom [ 3 ] 到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要使FDI产生更高的生产率，则要使人力资本存量超过最低极限水平；Alfaro等 [ 4 ] 认为不完善的本国金融市场会限制本国企业从FDI的正向溢出效应中受益。 2.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也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徐临、王明利、秦莎 [ 5 ] 研究得到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并且两者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效应；王芳、刘伟宏 [ 6 ] 运用了分位数回归法，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他变量存在差异；陈伟、徐剑、唐含宇 [ 7 ] 通过对巴西和韩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得到两国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是导致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金山、汪前元 [ 8 ] 研究得到FDI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各个厂商之间的联系效应。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都只是简单地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没有将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表述出来。因此，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了分位数回归法和通径分析的方法，不仅精确地揭示了FDI、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探究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引入了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进出口额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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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分位数回归 Roger Koenker和Gilbert Bassett在1978年提出了分位数回归的方法，与传统的回归分析不同的是，分位数回归是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条件分位数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由自变量估计因变量的条件分位数的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不仅能得到因变量的中间趋势，还可以进一步推出因变量的条件分布概率。 假设有一个随机变量X，其分布函数为： F ( x ) = P ( X ≤ x ) (1) 则该分布函数的 τ ( 0 ≤ τ ≤ 1 ) 分位数为： Q τ ( X ) = arg inf { x ∈ R ; F ( x ) ≥ τ } ( 0 < τ < 1 ) (2) 设随机变量X分布函数F(x)的逆定义为： F X − 1 ( τ ) = inf { y ∈ R ; F ( y ) ≥ τ } (3) 则此τ分位数又可以表示为： Q τ ( X ) = F X − 1 ( τ ) (4) 对于一组关于X的随机样本 { x 1 ， x 2 ， ⋯ ， x n } ，其样本均值即为 min ∑ i = 1 n ( x i − ξ ) 的最优解，要求解该样本 的第τ分位数，则只需求解下式： min β ∈ R p [ ∑ i ∈ { i : x i ≥ ξ } τ | x i − ξ | + ∑ i ∈ { i : x i < ξ } ( 1 − τ ) | x i − ξ | ] (5) 式(5)可以等价为： min ξ ∈ R ∑ i = 1 ρ τ ( x i − ξ ) (6) 在式(6)中， ρ τ ( z ) = τ z I [ 0 ， ∞ ) ( z ) − ( 1 − τ ) z I ( − ∞ ， 0 ) ( z ) ，其中 I ( ⋅ ) 为指示函数。 3.2. 通径分析 在1918~1921年，遗传学家休厄尔·赖特提出了通径分析的方法，也称路径分析，该方法是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通径分析的方法能够揭示多个自变量 x 1 ， x 2 ， ⋯ ， x i 与因变量y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是自变量x i 对因变量y的直接影响关系，还是自变量通过自变量间接作用于因变量间的关系，都可以清楚的得到。相对于多元线性回归与相关分析，通径分析对于多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更为全面、合理与准确。 假设在一个实验过程中有一个因变量y和n个自变量x，下面对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通径分析。 1) 首先要计算出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2) 根据一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方程： { P 1 y + r 12 P 2 y + ⋯ + r 1 n P n y = r 1 y r 21 P 1 y + P 2 y + ⋯ + r 2 n P n y = r 2 y ⋮ r n 1 P 1 y + r n 2 P 2 y + ⋯ + P n y = r n y (7) 其中，P y 1 是X 1 的偏回归系数，r ij 是X i 与X j 的相关系数，r iy 是X i 与y的相关系数。X i 对y的系数有两部分：一个是X i 对y的直接作用，即直接通径系数；另一个是X i 通过X j 对y的间接作用，即间接通径系数。 3) 根据方程 r i y = P y i + ∑ P j r i j ，计算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通径系数和间接通径系数，最后得出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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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FDI与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4.1. 指标选取 本文以2002~2017年我国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量，用GDP增长率指标来代表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选取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来衡量FDI水平，用社会融资规模代表金融发展情况，由于金融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中国的投资水平，以上几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除此之外，本文还增加了进出口指标，在分析过程中也将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为了对整体数据的单位进行统一，将进出口总额的单位转变为以人民币为单位。此外，为了消除不同指标的不同数量级对结果准确性的影响，要统一原始数据，对其进行标准化。本文的数据都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表1为文章选取的变量。 Table 1 Indicator names and symbol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符号 经济增长 GDP增长率 y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额 x 1 金融发展 社会融资规模 x 2 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额 x 3 进出口 进出口总额 x 4 表1. 指标名称与符号 4.2. 分位数回归 表2是各个样本在不同分位点的系数，为了说明分位数回归的准确性，本文将其结果与OLS估计结果进行对比。由下表可知，OLS估计结果中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额显著地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而FDI与进出口额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在分位数回归的结果中，金融发展和投资水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10个百分位点与30个百分位点中，FDI与进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相同。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最小二乘法回归还是分位数回归，四个变量同时促进或阻碍经济的增长，即金融发展与投资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增长，FDI与进出口促进了经济发展。 Table 2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 指标 系数 10 percentile 30 percentile 50 percentile 70 percentile 90 percentile C 1.12E−15 −0.42126 −0.18457 −0.01400 0.18574 0.46679 x 1 1.6010 1.67941 1.27668 1.70282 1.77406 2.45133 x 2 −1.1280 −0.74186 −0.95226 −1.32950 −1.18459 −1.88169 x 3 −1.9300 −1.91001 −2.02321 −1.56350 −2.01341 −2.39923 x 4 0.9552 0.60274 1.15816 0.59513 0.87330 1.22359 表2. 分位数回归系数 由图1可知，FDI的回归系数在波动上升，即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促进作用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强，产业结构的优化离不开FDI，而产业结构直接关系到了GDP的增长率，从而使得FDI从侧面影响了经济的增长。社会融资规模的回归系数在波动下降，说明社会融资规模对GDP增长率的阻碍作用在减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回归系数也是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说明投资水平对经济增的阻碍作用也在日益缩小。进出口总额的回归系数也在不断地波动上升，说明了进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在日益加强。 图1. 分位数回归系数波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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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 5.1. 最小二乘法回归 下面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线性分析，表3是用OLS估计的结果，在上一节中也用到了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系数。此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值R 2 = 0.8642，该值相对较高，说明了此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Table 3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abl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C 1.12E−15 0.1076 0.0000 1.0000 x 1 1.6010 0.4666 3.4320 0.0056 x 2 −1.1280 0.3555 −3.1730 0.0089 x 3 −1.9300 0.3541 −5.4510 0.0002 x 4 0.9552 0.3538 2.7000 0.0207 表3. 回归系数表 由表3得到，在显著性P值这一列的值均小于0.05，说明各个自变量系数效果较好，则该模型的方程为： y = 1.12 × 10 − 15 + 1.601 x 1 − 1.128 x 2 − 1.93 x 3 + 0.9552 x 4 (8) 5.2. 通径分析 表4是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其中，自变量x 2 与x 3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3、0.6003，系数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额对经济增长有较显著的影响。此外，FDI和金融发展与其他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很大，FDI与金融发展、投资水平以及进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02、0.9425、0.9461，说明了FDI、金融发展、投资水平和进出口会通过相互作用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Table 4 Self-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abl y x 1 x 2 x 3 x 4 y 1 −0.3747 −0.5330 −0.6003 −0.3095 x 1 −0.3747 1 0.9402 0.9425 0.9461 x 2 −0.5330 0.9402 1 0.9251 0.9161 x 3 −0.6003 0.9425 0.9251 1 0.9048 x 4 −0.3095 0.9461 0.9161 0.9048 1 表4. 自相关系数表 本文将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作为通径分析的直接通径系数，即自变量直接作用于因变量的系数。再利用两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以计算出间接通径系数，即自变量通过其他自变量间接作用于因变量。间接通径系数是由两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乘以直接通径系数得到，表5则是FDI、金融发展、投资水平和进出口对GDP增长率影响的通径分析表。 Table 5 Path factor tabl 自变量 简单相关系数 直接通径系数 X i 的间接通径系数 合计 通过x 1 通过x 2 通过x 3 通过x 4 x 1 −0.3747 1.6010 −1.9758 - −1.0605 −1.8190 0.9037 x 2 −0.5330 −1.1280 0.5950 1.5053 - −1.7854 0.8751 x 3 −0.6003 −1.9300 1.3297 1.5089 −1.0435 - 0.8643 x 4 −.3095 0.9552 −1.2650 1.5147 −1.0334 −1.7463 - 表5. 通径系数表 由表5可以看出，FDI对GDP增长率影响的直接通径系数为1.6010，间接通径系数为−1.9758，两个通径系数的值都较大。其中，间接通径系数为负值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没有充分地适应中国市场，但直接通径系数为正，说明合理的外商投资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此外，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说明外商很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从表中还可以看出，FDI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一个是通过影响金融发展，其间接影响效应为−1.0605，说明外商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发展，进而影响GDP的增长；二是通过影响投资水平，其间接影响效应为−1.819，外商企业主要通过投资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来影响中国GDP的增长；三是通过影响进出口，其间接影响效应为0.9037，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是通过影响进出口额来间接促进中国GDP的增长。 金融发展对GDP增长率的直接通径系数为−1.128，间接通径系数为0.5950。金融发展也是通过FDI、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进出口总额这三个途径来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其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1.5053、−1.7854、0.8751。投资水平对GDP增长率的直接通径系数为−1.93，间接通径系数为1.3296。投资水平是通过FDI、社会融资规模和进出口总额三个方面间接影响GDP增长率，其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1.5089、−1.0435、0.8643。进出口对GDP增长率的直接通径系数为0.9552，其间接通径系数为−1.2650。进出口额是通过影响上述三个变量来间接影响GDP的增长率，其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1.5147、−1.0334、−1.7463，FDI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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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金融发展、投资水平和进出口四个角度分别选取了外商直接投资额、社会融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进出口总额四个指标作为自变量，用GDP增长率来代表经济增长水平并作为因变量，运用分位数回归和通径分析的方法来探究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分位数回归结果 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相对较大，尤其是在10个百分位点与30个百分位点中，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略有差异。总体来看，金融发展与投资水平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且该种阻碍作用在日益减弱；FDI与进出口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且该种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2) 通径分析结果 FDI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效应中，金融发展(社会融资规模)和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两者的作用较大，而通过进出口额的影响效应较小。 在一定程度内，金融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其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大于间接影响效应。在间接影响效应中，FDI和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两者的作用较大，而通过进出口额的影响效应较小，金融发展只有到达一定的阈值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6.2. 建议 根据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下列两点政策性建议： 第一，要增强企事业的公信度，就要提高办事的效率，努力提升自己，给外商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场所，还要积极主动地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有效地融合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从容地应对金融及相关行业的各类分险。 第二，要不断调整、不断健全金融发展体系，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调整金融市场的相关制度，使其适应当代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在防范风险的同时，金融机构还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政府也应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为金融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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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重载铁路提速是我国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也面临着提速后桥梁冲击振动加剧，振动幅度加大等不利因素，严重影响到桥梁等结构的稳定性及铁路运营的安全性。本文以朔黄铁路上院村中桥为研究对象，利用现场动力性能试验，研究了列车在提速后运行对桥梁结构动力性能的影响。通过对试验结果分析得出：在C64、C70与C80编组列车作用下，试验测试速度范围内，实测桥梁动力响应与列车速度关系不明显；梁体跨中横向振幅等随列车速度的提高呈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较小；活动支座纵向位移与行车速度关系不明显，随列车轴重加载效率的增加而增大；在提速之后桥涵结构仍能满足列车安全运营要求。 关键词 :重载铁路，适应性分析，位移幅值，加速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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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铁路事业蓬勃发展，重载铁路提速对于行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大体来说，我国的重载铁路大多数建于20世纪80~90年代前，当时设计相关技术比较落后，又加上重载铁路运量大、服役期长，这些既有重载铁路还能否满足全面提速的要求值得深入研究。 在重载铁路提速的试验研究方面，罗慧刚 [ 1 ] 等以朔黄铁路南运河特大桥为研究对象，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结合现场动力性能试验，研究列车在提速作用下对桥梁结构动力性能的影响。管天保 [ 2 ] 等介绍了沪宁线的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以及沪宁线的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提速试验情况。龙卫国，蒋丽忠，王晓锋 [ 3 ] 等以朔黄线温塘河特大桥为例，采用一系轴箱悬挂货车模型，建立重载列车–有砟轨道–桥梁的空间动力学方程组，采用迭代求解，编制了相应重载铁路车–桥耦合振动分析程序，通过仿真计算和现场试验分析了重载列车速度对重载铁路简支梁桥的各种动力性能指标的影响。肖彦君 [ 4 ] 等通过回顾我国既有铁路的提速，重点论述目前全国既有铁路普遍提速的总体思路与目标以及普遍提速的关键技术。由上述研究现状可以看出，针对重载铁路提速方面涉及的理论依据很少，而且以数值模拟为主，其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值得怀疑。 基于此，本文以朔黄铁路上院村中桥区段限制速度从75 km/h提高至80 km/h为例，进行了重载列车提速试验及线桥监测试验；详细分析了线路提速对线路运营状态的影响；提出了全方位分析评价线路的稳定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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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况 上院村中桥中心里程为K77 + 923，双线桥，桥梁全长43.19 m，桥跨布置：1 × 20 m，左右线错孔布置。全桥位于直线−12‰的坡道上，桥上重车线路为无缝线路，线间距4.0 m，采用75 kg/m钢轨，III型轨枕。桥梁上部结构采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T梁，梁高1.9 m；下部结构采用T型桥台，D800 mm钻孔灌注桩基础；支座采用摇轴钢支座，固定支座设于黄骅港方。桥梁设计荷载为中-荷载，地震基本烈度8度，最大冻结深度1.1 m。上院村中桥概貌如图1所示。 图1. K77 + 923上院村中桥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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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通过对上院村中桥进行了不同货列重车编组下运行速度70 km/h、75 km/h和80 km/h的动载试验，实测桥梁动力响应与列车速度关系不明显，梁体跨中横向振幅等随列车速度的提高呈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较小，桥涵结构可满足提速至时速80公里的安全运营要求。 1) 梁体跨中挠度与行车速度关系不明显，挠度实测值随列车轴重加载效率的增加而增大。 2) 在C64、C70、C80重车作用下，梁体跨中横向振幅与行车速度关系不明显；C80货车作用下，梁体跨中横向振幅随行车速度提高而增大的趋势；各类重车作用下梁体跨中竖向振幅与行车各类货列重车作用下梁体跨中应变与行车速度关系不明显；支座纵向位移与行车速度关系不明显，随列车轴重加载效率的增加而增大。 3) 在各类重车作用下，实测0号台处外侧纵向活动支座的纵向位移明显小于内侧纵向活动支座，且卸载后该支座仍存在约2 cm纵向偏位，支座实测纵向位移偏小应与该支座纵向活动能力受限有关。因而需要对活动受限的支座进行更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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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方式在不断变革。在此背景下，国内众多实体博物馆开始了在线数字化传播转型。博物馆里的文物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在线数字博物馆将文物数字化后呈现在网上。但是这种数字化呈现并非只是实体博物馆的文物复制品，而是内嵌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再现与重构，从而影响用户对文化记忆的激活和理解。在线数字博物馆和网友的互动呈现出动态解读的关系：一方面数字博物馆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逻辑下将其博物馆的神圣性祛魅，并通过“遮蔽”或“增强”的方式影响个体的文化记忆。同时，在商业推广影响下，数字博物馆有意识地更多选择塑造和引导以审美为首要导向的文化记忆，这在无形之间会忽略博物馆追求历史本真性的使命。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民主技术逻辑，赋予了网络参观者通过具身选择方式，自主建构“我的文化记忆”的权力。 关键词 :在线数字博物馆，文化记忆，形象再现，视觉展演，具身实践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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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导致建筑和文物损毁，但万幸的是早在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联名发起了Mapping Gothic France的项目，对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众多法国建筑进行了系统性的数字化保存，用户在其网站上可以看到完好无损的巴黎圣母院全景 [ 1 ] 。谷歌同样在2011年2月开发了Google Art & Culture的在线博物馆项目，用户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VR等方式在线参观来自全球的1000多家数字博物馆 [ 2 ] 。在我国，不少博物馆借助文物数字化建立了在线数字博物馆，并采用与新科技结合的方法(如网站浏览、APP下载、VR等方式)与受众建立联系。故宫博物院一直走在国内博物馆数字化的前列，“全景故宫”不仅能让网友观看博物馆全貌，还能够浏览到超清的文物仿真还原图。在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项目上线，全球网友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免费在线浏览30多个经典洞窟。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也与全国200多家博物馆合作，借助百度的数字化平台，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在线浏览博物馆的文物。 博物馆带有天然的承载文化记忆的属性，当博物馆通过互联网空间和新型传播技术的再造后，由于用户接触到文物的方式和环境与线下博物馆截然不同，势必对其文化记忆的激活和理解产生差异。文化记忆是由扬·阿斯曼在哈瓦布赫的集体记忆基础上提出的概念，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知识 [ 3 ] 。社会的互动框架与当时的社会境况、政治结构等有关，众多的媒介如文字、绘画、纪念馆、节日、仪式、机构等会进一步选择、组织和重述“过去” [ 4 ] 。换言之，文化记忆是根据当下环境所进行的重构与再现。作为文化记忆承载媒介的博物馆，在数字技术环境的帮助下，从实体转换为在线数字形式，其文物的展现方式、参观者的互动方式以及与当下环境勾连的形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本文打算探究在线数字博物馆的传播如何影响和建构个体的文化记忆，具体来说从在线数字博物馆的文物传播与受众接受的动态互动视角来理解文化记忆如何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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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互联网技术下的形象再现：遮蔽与增强的技术实践 在线数字博物馆的出现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参观者不必亲自前往实体博物馆而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等方式观看。这种观看方式内嵌着互联网技术的逻辑：去中心化。以往博物馆会给人一种权威和神圣的居高临下感，由于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任何人只需接入互联网即可学习和观赏“艺术”，参观者不再受到展馆的地域限制。同时由于数字化的存在，在线数字博物馆也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永不落幕”成为了这类博物馆的标志。 尽管互联网技术祛魅了传统博物馆的神圣权威，但是这也为传承文化记忆带来了困难。由于文物均被数字化为仿真图片或3D模型，这使得展品的物质实体与象征意义相剥离，网友只能面对一张图片，而无法通过线下的策展组合感受文物的历史意涵。但正因为这种物质与意义的分离，使得在线博物馆能够将不同时代展品通过重组、拼接、融合的方式，重新定义展品的意义，建立新的因果关系和叙事关系。这给数字博物馆在激活公众的文化记忆既可能带来消极的一面，也可能蕴含创新的叙事，具体来说有两种策略：遮蔽与增强。 大部分的数字博物馆在其官网上设有“虚拟展馆”的选项，但是大部分只是将实体的展览空间转换为虚拟的3D空间，配置模拟的导航图以及事先录制的解说词，用户可以选择点击合适的角度和位置选择观看浏览。其中的文物展品被孤立成一张张独立的数字图片，一旁还配有简略的解说。这种呈现展品的方式遮蔽了文物作为记忆承载体的功能，缺少了在历史背景叙事中的文物展示，将其“悬置”在历史的真空中。网友点击这些文物时，更多的会感慨文物的造型与制作，对其历史含义则关注相对较少。因此难以激活网友的文化记忆并形成对文物所代表文化的认同与共识。 但是，如果虚拟博物馆呈现方式能够结合新型技术，那么会增强了文物展现的表现力，有助于文化的在地性书写。例如故宫 “名画记”中的《清明上河图》，点击进入后会听见这副画作所在朝代的市井嘈杂声，点击画面中的不同部分会呈现不同的背景声音，旁白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也能进一步叙述其具体背景故事。整个画面通过多媒体的故事呈现，用户沉浸在画面的故事叙事中，对于宋朝当时的情景做到了精细地书写，有利于用户形成对宋朝繁忙的市民生活的文化记忆并与之形成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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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商业逻辑下视觉展演：“美”的文化记忆 传统实体博物馆不需过多考虑藏品的外在形态和经济价值，只要藏品有重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含义，都会被博物馆纳入收藏的行列中。馆员采用专业的技能维护和修缮宝物，力求在真实的基础上还原该藏品的历史原貌。因此，传统博物馆强调文物历史的连续性、专业性和真实性。当传统博物馆转型成为数字博物馆后，其作为藏品的真身实体被数字化，比如拍照或虚拟再创造，用户无法接触到藏宝的物质实体，也难以真实地感受到隐藏在宝物背后的历史时代。而在数字博物馆中，藏品变成了一张张精致拍摄的图片，并被分类归纳在不同的群组里，网络参观者可以任意浏览喜爱的藏品和配图。作为被“凝视”的对象，博物馆的数字照片在互联网技术下被无限放大，用户通过放大镜功能可以看到书画纸质的细致纹路。但在被观看的同时，这些藏品还得接受互联网的视觉逻辑选择——感官刺激。用户更喜欢驻足于能带来感官美感的藏品，尤其是在缺少对藏品的背景知识情况下，视觉挑选成了用户选择文化记忆的“潜在机制”。因此，数字博物馆藏品的视觉展演为间断性、即时性和感官刺激性。具体来说，博物馆要从浩如烟海的藏品中选出一批作为虚拟博物馆的文物，虚拟博物馆也需要考虑文化的传播推广效果，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衡量这个虚拟博物馆的推广效果直观的指标是网络用户的点击量和购买量。因此在展品的呈现上则会偏向市场的商业取向，这种对文物有选择地呈现，有可能会导致公众的文化记忆出现盲区，造成文化失真。具体来说，其文物呈现的视觉逻辑对用户造成美的感官刺激，因此，展品能否展现出“美”的样态被作为首要的审美标准，其具体表现形式为选择呈现具有视觉效果的图片与文创商品的拓展。 博物馆关于“美”的视觉选择逻辑在其数字博物馆网站上清晰可见。例如故宫博物院名画记专栏中选择了《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和《胤禛美人图》三幅名画，画作内容多为秀丽壮阔山水、古代名士与宫苑女子。尤其以《胤禛美人图》最为突出，画作中共有十二位古代宫廷女士的图像，故宫博物院将十二幅画像人物分别做成十二个板块，网络参与者可以点击宫廷女官身上的饰品了解清代宫廷女性的时尚潮流，例如，“持表对菊”的宫女头上佩戴的“风帽”，对应的旁白解释为：“美人头戴风帽是清代流行的秋天服饰。”这种具有浓厚商业主义色彩的消费性话语在美人图中较为常见。不难想见，为了吸引更多的网络游客点击网站图片，增加流量，选择“看上去很美”的文物图片不失为优秀的商业策略，但是却忽视了文物的历史本真性的特点，那些“长相”并不优美的文物可能就被公众排除在个人的文化记忆之外了。 文化创意产品更是将网络参观者的关注力转化为二次售卖的商品。网络参观者通过浏览网上的图片增加了网站的浏览量，这成为与其他商业组织合作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参观者对“萌”、“精美”、“精致”的文化产品的注意力又会转化为消费购买。在整个购买选择过程中，博物馆作为文化记忆承担的作用并未凸显，而作为文化记忆“另类”再现的文创产品将会实时陪伴在消费者身边，这种以“美”为逻辑的文化选择可能加深消费者文化记忆的偏差与失真，认为文化记忆中大部分都是美丽、优秀、精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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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具身传播下的身体实践：“我”的文化记忆 我们除了用词语和形象保存过去外，很大程度上我们也会通过重新体验或者模拟当时的身体体验来唤醒积淀在身体中的文化记忆，因此，文化记忆本身也是能通过个人的身体实践来表达的。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举例说明了记忆是如何在身体中呈现的 [ 5 ] 。他说，小学生在训练坐姿时，必须永远挺直腰杆、身体自然稍微往左前倾、身体与桌子保持一定距离等。这种培养乖孩子的方式被称作是“微型体操”，通过对身体的驯化以达到对“好学生”的记忆规范的传承。 在现实的传统博物馆中，通过身体感官实践来唤醒文化记忆的方式非常流行，主要指时空场景下的博物馆体验式营销，即采用类似仪式化的展演方式，唤醒并加强观众的特定文化记忆。例如当游客进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展览设立了“12秒”悼念区，每隔12秒就能听到一颗流星从高空坠落的声音，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期间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缓缓呈现又消失的是大屠杀死难者的姓名。这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警示会促进对同胞苦难的理解，从而增进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当切换到在线数字博物馆时，网络参与者的身体实践形式从线下对实体物质的感受转换到线上的人机互动。具体来说，当参观者在实体空间“凝视”展品时，网络参观者则通过鼠标滑动界面浏览藏品；当参观者俯身看某个展品时，网络参观者则通过放大镜看清展品的纹路；当参观者穿梭于展区各个空间时，网络参观者则点击虚拟地图中的坐标点；当参观者喜欢某个展品时，网络参观者则收藏该展品的图像。不仅如此，网络参与者还可以感受到多媒体的交互(文字、图像、视频一应俱全)，并与朋友分享某个喜欢的收藏品，甚至将自己与展品的故事发布到朋友圈和视频交友应用等。可以说，数字博物的展览逻辑不同于实体博物馆，由于其技术逻辑的特征给网络参观者赋予了极大的自主权，即“记忆民主”，网络参观者能够参与建构激活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 受众在解读传播者的信息时存在三种形式，即霸权式、协商式和抵抗式。在线数字博物馆向网友传递经过重组与商业视觉筛选后的文物信息，当网友们面对这类信息时采取的是一种协商式的信息解码。一方面网络参观者接受来自“官方”的文化记忆重组，另一方面网友则通过身体的具身选择部分地接受文化记忆，并同时会保有自己选择文化记忆的权利，例如用户会主动选择浏览某些展品或者收藏某个壁纸。因此，两者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互联网的技术特性给予了网络参观者建构“我的文化记忆(my memory)”的权力，并通过身体实践来确定激活特定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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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11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年会议一致通过，将艺术学设置成为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并形成了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而我国硕士研究生学位教育主要分为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当前，艺术学理论均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而其它四个一级学科下的研究生则是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均有，对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呼吁艺术学学术型硕士应采用习明纳尔的教学理念。 关键词 :习明纳尔，艺术教育，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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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艺术学科与一般人文类学科有本质上的不同，既要求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熟悉一定的门类艺术创作技巧，同时在学术研究及论文写作方面，又需要学术体系的建构、学术理论的研究。在我国硕士研究生学位教育主要有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艺术学学术型硕士偏向于学术理论的研究，艺术学专业型硕士则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具有相同的培养目标，实则，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的研究方向、培养目标、侧重点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戏剧与影视学，其下设有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的专业型硕士是以培养学生的摄像、剪辑等实际操作为主，而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的学术型硕士则是对戏剧、戏曲、广播、电视、新媒体等艺术的史、论、评三个维度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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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艺术学学术型硕士教学的现状 在艺术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既是“学术型硕士”的导师，又是“专业型硕士”的导师，具备有“双重身份”，但是，导师对学生的培养往往忽略了学术型与专业型学生的区别，没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活动，因此造成了“一刀切”的局面。在冰山一角的背后，透漏出的是艺术学下的学术型硕士教学活动中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今，多数高校教师仍采用的教学模式仍然是“传递－接受式”，此种教学模式对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要求较低，虽然有利于学生短时间内接受较为丰富的知识体系，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问题意识、分析能力等的培养。针对艺术学下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学更不能以此种教学模式为主，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要求硕士研究生能够独立自主的发现问题，问题的发现首先是要具备问题意识，“传递－接受式”教学模式不利于问题意识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中也同样存在问题，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多数导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讲授法是教师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向学生输送知识的教学方法，讲授法也是最常见、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但是，讲授法在实际讲授过程中，教师常常将其演变为“满堂灌”，这样的教学方式违背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不利于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的教学方法更不能采用满堂灌的方式。 如若采用以上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就会丧失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自主科研能力，诸如：研究艺术学中史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其论文书写可能就会变成“电影史料”、“美术史料”、“音乐史料”的堆积，缺乏学术观点与理论依据。因此，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应该采用“习明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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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习明纳尔”的阐发 习明纳尔是德语seminar的音译，亦称作“习明纳”、“席明纳尔”、“席明纳”等，是专题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习明纳尔”的教学有利于学生观点的讨论和抒发，弥补传统教学法中的弊端，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主性。另外，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在培养过程中，使艺术学学术型硕士具备批判思维，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习明纳尔”教学显的尤为重要。 在中国学界，最早使用该语汇的是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1910~2005)先生，他把该词语翻译成“席明纳”，他认为“席”是席地而坐；“明”就是讲明白、听明白；“纳”就是接受正确思想。他将“席明纳”看作是一种学习方法，而这种方法特别适合长于交流和思考的人文学科。教师在开展习明纳尔教学前，对全班学生进行分组，随后布置一个选题，学生针对这个选题进行资料的搜集，了解目前学界对这一选题的研究进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课堂开展时，由学生针对选题进行阐述，其他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在这一过程之中发挥着引导、点评、总结的作用；课堂结束后，学生进行反思、归纳、总结。 在开展习明纳尔教学法的同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的优势：第一，习明纳尔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对学生逻辑思维、批判思维、问题意识等培养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第二，习明纳尔也有利于科研与教学的结合；第三，习明纳尔有利于增进师生情谊；第四，习明纳尔有利于学生口才能力的训练；第五，教师在习明纳尔教学活动中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教师将课堂的话语权充分的给予学生，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发挥主体性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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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习明纳尔”的个案分析 笔者曾参加过多次“习明纳尔”，现对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的艺术学理论“习明纳尔”做个案分析，从而为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习明纳尔”教学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艺术学家李心峰先生在艺术学成为第十三个门类学科、艺术学理论升格为一级学科之后，发文提出了艺术学需要“习明纳尔”，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李老师每年组织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展不低于四次的“习明纳尔”。以2018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代艺术史之父——黑格尔”习明纳尔为例，此次习明纳尔的主题发言人为中国艺术研究院2018级艺术学理论研究生颜同学。在开展习明纳尔之前，颜同学与导师李心峰老师提前一个月进行沟通，确定发言的主题，此次习明纳尔的主题为“现代艺术史之父——黑格尔”；在确定好主题之后，颜同学准备了七千字论文和发言ppt，并邀请艺术学理论各方向的硕、博研究生参与；在习明纳尔开始过程中，首先由颜同学进行主题发言，在场的其他学生在聆听完颜同学的发言后，做实时评论和探讨。此次习明纳尔围绕颜同学的发言主题，参与会议的老师和同学针对西方艺术史学之父究竟是温克尔曼、瓦萨里还是黑格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艺术学科的艺术教育领域中，艺术教育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教育原理与实践”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学学科的“美术教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梁玖教授，提出艺术学科研究生“润泽教育”规格，并在实际教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袭明纳”，“袭明纳”属于梁玖教授自创的“泽园教育模式”中的一个板块。梁玖教授使用“袭”字以代替“习”，目的是强调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一种动力的学术交流状态，有助于“泽园”学生的学术成长。梁玖先生提出的“泽园教育”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西方就已初现端倪，哲学家柏拉图创立了“阿佳德米”学园，该学园以对话为主要形式，为师生之间思想交流的提供了渠道。在中国近现代，由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1892~1936)主导，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联合发起的以“终身读书”为目的的“工读互助团”在1919年正式成立，“工读互助团”在历时一年后，遭遇经济等各方面的危机，被迫解散。“泽园教育”、“工读互助团”与“阿佳德米”学园具有相似的性质，都是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 对于学术交流的方式，我们一直都在探讨。“习明纳尔”简单的来说，是从语言交流中获取信息，相互提出质疑的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教育模式、学术交流模式。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习明纳尔”的雏形，苏格拉底曾以“助产婆”、“助产士”自称，他认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是“精神助产术”，他常常采用问答式的方法，通过师生之间的相互问答、相互讨论、相互否定、相互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真理。“美国大学有着自由教育的传统，素来强调所培养人才的创造性，对探究性学习十分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培养目标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向培养创新人才转型。” [ 1 ] 在现当代的西方国家中，许多学科通过习明纳尔的方式发展了学科本身，“通过‘习明纳尔’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培养了第一批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并使其散布于各大的教学岗位；另一方面，通过讨论班对客观主义的认同和追奉，历史学在美国实现了科学化，获得了独立而崇高的学科地位。” [ 2 ] 不仅仅历史学需要习明纳尔，在艺术学中同样需要，李心峰教授曾明确指出：“在艺术学研究中需要提倡习明纳尔，艺术学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壮大需要探索和实践习明纳尔。” [ 3 ] 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知识的传输者，更是知识的发现者、挖掘者、学生的引导者。韩愈在《师说》中有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讲授道理、传播知识、为学生答疑解惑，如若艺术教育变成了教师的“一言堂”、“满堂灌”，学生如何才能自主思考呢？因此，针对艺术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更应注重习明纳尔教学的应用，充分挖掘艺术教育对象的自主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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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频发的家庭虐童事件不仅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维护儿童的健康安全，保障儿童基本权益不仅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文章从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出发，审视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中存在的缺乏预防与早期介入渠道、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未能引发个体积极性等问题。结合风险两面性的视角以及政府积极性治理等观点，建议构建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强化能力建设、构建包容的社会环境。以期提升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的科学性与适效性。 关键词 :积极福利思想，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儿童虐待，儿童保障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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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毋庸置疑，儿童是民族的未来，是国家的发展之本。尤其在当下，我国同时面临经济加速转型发展、决胜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老龄化社会等多重考验与困难，未成年人的蓬勃发展显得更为重要。近年来，各种由于监护人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惨案不断被媒体所曝光，我国政府也随之愈发关注对儿童权利的保障与干预，自2013年江苏南京幼女饿死事件发生以来，政府采取干预亲子关系的手段维护儿童权利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无数的孩子也因此重返幸福生活。尽管如此，我国的儿童保护制度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越来越多的相关司法实践也揭示出我国政府干预亲子关系的手段存在不少问题。另外，虽然我国政府在处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社会工作中秉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间，都有可能导致儿童的最大利益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儿童保护工作常常陷入两难局面，很多难以确定的问题都需要法院主观判断。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干预亲子制度的复杂性以及两面性，我国政府亟需一条新路径破解目前的困境。众所周知，政府干预亲子关系的出发点的是改善儿童处境，维护社会与家庭环境稳定，而作为当代积极福利国家理论的代表性思想之一，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提出的积极福利思想正是基于当代风险社会环境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权衡国家政府、组织社区以及家庭个人等多方因素的综合政策理论，其思想中涉及到的多项概念对于丰富我国政府干预家庭措施、完善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借助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分析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中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困境，并探索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我国儿童保护工作更加切实高效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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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吉登斯积极思想内涵 安东尼·吉登斯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的积极福利思想是一种基于风险社会理论以及福利国家理论所衍生而出的新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吉登斯认为由于当下社会中存在“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两种类型，其中人为风险随着社会变迁所诞生，不仅覆盖面宽泛且难以预测和处理，强烈地影响当今人们生活方式。而政府在社会管理、人权保障以及提供公共资源等领域中具有市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当代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公民控制风险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 [ 1 ] [ 2 ] 。 基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的福利提供模式显然是无法满足人们需求，积极福利模式应运而生。吉登斯认为当今政府应当全面地看待社会风险，采取积极的态度为人民提供切实有效的福利服务。一方面，无人能够避免风险，在新时代下，风险出自我们自身并且复杂棘手，对于被动经历风险的人而言，政府应当负起责任需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风险也意味着机会与创新，对风险的主动参与是经济与社会动员的必要部分，也是经济市场健康运作的标志之一，政府应当赋予个体充分体承担风险提供必要的资源 [ 3 ] 。 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突破了传统新自由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缚，该范式不仅注重人力资本、个人权责平衡，同时也涉及社会排斥和融合效应的影响。尽管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目前仍在探索阶段，但是它的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福利、社会、个人之间的联系。而在社会结构、环境、文化等因素发生剧烈变化的现代中国，传统的家庭单位正面临着转变与挑战，我国父母监护资格撤销制度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保障儿童权益的重要制度，不仅涉及到政府、父母与子女三方面不同的群体权益博弈，同时也涉及家庭伦理、公共利益等多方因素的问题，属于当代政府必须考虑的“人为风险”之一。此，藉由吉登斯积极政策思想分析我国父母监护资格撤销制度是具备可行性以及参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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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分析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困境 现如今，随着家庭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儿童权益，并展开了一系列试点、探索、立法等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随着相关司法实践数量的增多，一些问题也逐步浮上水面，我国政府有限的干预手段、中立的干预态度以及相关社会力量孱弱等问题使得我国政府对家庭虐待、侵权等方面问题的处理往往陷入两难处境当中：一方面，若是将儿童依旧放置在原生家庭，儿童受虐的风险依旧存在。另一方面，若是将儿童从原生家庭环境中分离出来，放入寄养家庭或者福机构之中，虽然减少了儿童遭受二次伤害的风险，但是生活环境和接触人群的大幅改变同样会对儿童的身心产生影响 [ 4 ] 。因此，儿童安全与福利的实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结合吉登斯的阐述，个体既是风险的来源，也是风险的承受者，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风险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特定的影响，同时，不同特征类型的群体所承受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在我国父母侵权案件中，所涉及的有父母和儿童两方面群体，二者所面临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儿童而言，儿童是生理、社会、政治等层面的未成熟者，因此其在亲子关系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其风险主要来自于监护者。另外，未成年人基本上没有独自处理风险的能力，综合司法实践来看，儿童大多时候都是风险的被动承受者。而对于监护者来说，监护人一般都是具备独立能力的社会个体，他们在亲子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也是侵权案件中的主要风险来源。吉登斯的积极福利理论展示出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分析目前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预防机制与早期介入渠道 缺乏预防机制和早期介入渠道一直是我国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受传统文化及社会规范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侵犯案件的处理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容忍度，相关司法实践上也一直保持着“不告不管”、“从轻判罚”的中立立场 [ 5 ] 。另外，李琼宇，贺栩溪(2017)指出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举证能力不足以及家庭暴力案件隐秘性、私密性的特点，家庭暴力法律事实在民事裁判中通常很难认定，进而导致受害人难以在案件早期得到有效的保护 [ 6 ] 。王慧(2015)结合近年来我国家庭虐童相关的司法实践，认为我国大部分家庭暴力、监护侵权等问题主要依靠行政处罚与剥夺监护权措施进行处理，并且涉案儿童在政府采取保护手段时大多已经是重伤、死亡或是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而其他能够在儿童侵权案件早期发挥作用的措施要么难以实施，要么收效甚微 [ 7 ] 。 以2018年河南省商城县赵畈村刘明举“六子撤销监护权案”为例，该案中，监护人刘明举因暴力伤害、虐待被监护人，并出租亲生孩子给盗窃团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被剥夺监护权 [ 8 ] 。从新闻描述来看，当地村委会很早就发现了刘明举具备人格障碍、暴力倾向，并就其贫困与社区纠纷多次与其对话。当地派出所也基于其家庭问题多次对其进行劝诫。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这位父亲，直至2018年8月2日，刘明举捆绑儿童被媒体曝光，至此才引起社会各方关注。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缺乏能够在儿童侵权案早期发挥实效作用的预警机制以及介入渠道，进而导致了类似案件只能陷入“闹大了”再藉由政府进行补缺式的惩戒与处理的“养猪困境”。 3.2. 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转移到政府的风险控制职责上来，我国2015年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所示，我国行使撤销监护权的核心单位为人民法院，主要的决策依据依靠人民公安和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案情资料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可以看出整个决策过程基本都是由政府行政机构所完成的，虽然相关法律对于监护人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的判罚提供了原则与依据，但是在实际中，法院决策科学性与正当性却是令人生疑的。一方面，“儿童利益最大化”并非单一固化的标准，不同地方的社会氛围，社会文化也决定了不同地方群体对于儿童侵权事件的接受程度不一致。另外，我国不同地方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距，相关的专业队伍的数量、质量也不一致，这些也导致了不同地方对于同一类型案件的评估产生差异。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儿童最大化利益”这一原则变得模棱两可。另一方面，根据我过相关律法，实行撤销监护权措施需要综合考虑监护双方的身心状况、监护人悔过以及接受教育的状况、当事人意愿、专业部门评估数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报告、寄养安置场所等因素，结合儿童最佳利益进行裁定。纵观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因素无法使用专业明确的工具进行评估的。因此，由政府全面负责监护权撤销决策无疑是倍具风险的。虽然《意见》中提到适当聘请社会人士、专业组织对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评测，但是现实是我国基层中与儿童福利、保护工作相关人员专业素养资格、儿童暴力侵权事件的预防及干预标准、专业团队建设等方面目前都没有制度化，儿童社会服务专业化政府购买政策欠缺。这表明我国儿童保障服务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大量社会组织、社会资金以及社会专业团队难以规范有效地参与其中。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社会力量的加入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区凝聚力而言是必要的，尤其是公益性质的“第三方力量”(即NGO组织)。此外，NGO组织相比于政府能够更好地亲近基层领域，更了解社区家庭的需要。引入非政府性公益组织能够在一定层面上缓解社区人群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的依赖状况，有利于社会风险的分散，减轻国家风险干预的压力。 3.3. 未能引导个体“自发目的性” 在吉登斯积极福利理论中，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意味着政府需要为社会个体提供必要的保障，它还意味着需要利用风险积极的方面，为个体承担风险提供必要的资源。通过责任体系、道德直觉建设；人力资源培养、长期资本积累引导个体发挥“自发目的性”，充分面对现代风险。然而我国关于能力建设方面的服务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儿童侵权问题中，儿童的能力建设主要在于基本的法律知识、必要的人力资本、社交技巧等等。虽然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能够为遭受侵权的儿童以基本教育为主的综合能力建设型服务，但其水平与覆盖面与儿童目前以及未来所要面临的风险是不匹配的。对于父母而言，必要的亲职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亲职教育无法直接指导个体成为合格的父母，但是其能够为父母提供科学的教育理念和育儿的基本技能，对于降低育儿过程中的风险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国辅助父母进行亲职技能培训的服务非常少，徐海娇、刘海民(2016)指出我国大陆地区的亲职教育主要依托于代际经验的传授、大众媒体的传播、偶发的学校讲座等方式传递，内容零散，进程缓慢 [ 9 ] 。总的来说，我国现有的干预措施不仅难以有效改善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也难以引导个体的积极性，水平层次低且不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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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针对煤矿综采工作面装煤量不稳定，刮板输送机速度固定不变，导致不仅不能随煤量增大而增加单位时间运量，而且又造成大量电能浪费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方案，即控制链速随煤量的变化而变化，分析解决多电机功率平衡问题，利用PLC等实现节能自动模糊控制。同时通过对刮板运输机加装变频装置，帮助煤矿解决频繁断链问题，提高系统安全性及可靠性。 关键词 :刮板输送机，功率平衡，自动控制，PLC控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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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刮板输送机是综采工作面的主要运输设备，能实现工作面运煤的连续性与实时性刮板输送机与采煤机相配合，能最大化保证工作面连续生产与推进的可靠性 [ 1 ] 。一方面，刮板输送机单位时间的运煤量受采煤机的割煤速度影响，工作面实际情况复杂，采煤机割煤速度受煤层条件、各工序相互配合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实际割煤、装煤工作的不连续性，刮板输送机运煤的持续时间也没有固定规律 [ 2 ] [ 3 ] 。目前现场生产过程中通常采用即时调节的手段，使刮板输送机运输速度与运煤量相互配合以达到机器效率的最大化 [ 4 ] 。国内外有关刮板输送机速度调节的研究成果显著，目前主要以变频调速方法应用最为广泛 [ 5 ] [ 6 ] 。通过使用变频调节，可以极大地改善刮板输送机的电机转速的精度，这就可以保证刮板输送机的运转速度能够及时满足运输需求，实现刮板输送机的启动方式改变为软启动，同时这种启动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点，即解决了刮板输送机频繁断链的实际问题。通过对变频调速系统的研究应用，不仅实现链速随煤量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最终实现综采工作面刮板运输机控制系统节能降耗的目的，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及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