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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透过“历史学家之争”所见历史主义衰落的表现 3.1. 争论的性质：历史学及历史学家职能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的身份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却在这场历史学争论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希尔格鲁伯在其题为《尤尔根·哈贝马斯卡尔—海因茨·扬森和1986年的启蒙运动》的文章中对其身份提出了质疑：“尽管对弄清哪些视角符合历史学家的身份、那些不符合这一问题毫无‘专业素养’，这位哲学家还是妄自尊大地下了断言。” [ 2 ] (p. 343)在希尔格鲁伯看来，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历史学的门外汉，对有关大屠杀历史的研究现状以及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不甚了解，本就不应该介入其中，却毫不谦逊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对手的观点断章取义。 面对希尔格鲁伯对其身份的质疑，哈贝马斯认为这并不妨碍他参与争论。因为在这场争论当中，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的角色，所以他参与争论是完全合理的。反而是诺尔特这一方，在争论中的身份定位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的观点和言论是以纯粹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公共读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试图在公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时其身份定位应是“公共知识分子”，其观点和言论是要被放在公共领域接受检验的。诺尔特一方的身份在“专业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不断转换着，难以自圆其说。并且，对哈贝马斯一方来说，在这场关于德国历史的争论中，“关键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我们考虑事实的视角。即我们如何来判定罪责问题。” [ 3 ] (p. 45)显然，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双方有着不同的定位。 希尔格鲁伯认为，这场争论该应该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他表示，“修正主义”是学术研究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既有成果进行修正是学术发展的所必须的条件，因此，诺尔特的观点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对于战后在联邦德国史学界中设置的“政治正确”这一“底线”，希尔格鲁伯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被设有禁区。在所谓“政治正确”的氛围之下，像诺尔特这样言论触及“底线”的正是会被学界边缘化的一类人。诺尔特的部分拥护者们并不是认同其所有观点，但他们要维护其在学界的话语权，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底线”提出挑战。 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无论对方是否真的是出于学术目的，争论的发生方式就注定了其公共性。像报刊杂志这类大众媒体的介入使得争论中的各种言论和观点借助其高发行量的特点迅速传播至公共领域，并且这些大众媒体不只是扮演着平台和传播媒介的角色，还主动参与到争论当中去，引导争论的发展。各报刊杂志的和主编发行人不仅撰稿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有意识地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文章进行发表 [ 4 ]。诺尔特拉开争论序幕的文章《不愿过去的过去》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作为在德语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的受众群体不仅仅是各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士，还包括了各级政府官员、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等，该报纸甚至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外界了解德国的窗口之一。而接下来陆续参与到争论当中来的报刊杂志——《时代周刊》、《明镜周刊》(Der Spiegel)、《德国日报》(Die Tageszeitung)等也皆是面向公众的读物。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必须考虑到发表在这类报刊杂志上的言论在公共领域当中传播开去的后果。 这种的担心其实是不无道理的，任何面向公众的言论都需要仔细斟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论述过群体易受暗示和易轻信的特点：“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 5 ] 德国传统形式的民族主义观念在经历二战以后开始衰落，公众在传统身份认同和新的身份认同之间的转变也因历史教育而逐渐得以实现。对于当时的联邦德国来说，这种变化是来之不易的，也是不稳固的。并且，联邦德国的年轻一代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时期，他们对这段时期的记忆及理解绝大部分是来源于历史教育。历史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来自媒体的宣传。很难想象如果诺尔特的这种言论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会对罪责反思的既有成果造成怎样的破坏。联邦德国在战后能够重新为欧洲国家所接受，正是由于其对纳粹的罪责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和清算，而诺尔特这样的言论在西方其他国家眼里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开脱罪责的说辞，是德国企图再次远离西方的表现。因此哈贝马斯表示，如果说这场论争发生在学术期刊上，他恐怕不会有现在这么愤慨，很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一论争发在心上 [ 2 ] (p. 253)。 希尔格鲁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矛盾还体现在双方对历史学功能定位的问题上。在希尔格鲁伯看来，学术本身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纯粹性和专业性，历史研究不能够受政治左右，学术的成果也不应以政治功效作为衡量标准。否则，历史学科就沦为了政治的工具。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实际上他并不反对希尔格鲁伯“研究无禁区”的这一说法，但是他认为面向公众的言论是必须要有禁区的。一部成功的历史叙述应当既能够合乎科学批判标准，又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 [ 3 ] (p. 38)。因为学术成果首先要经过各种媒介的闸门，才能进入到公共领域当中去，所以，媒体作为学术成果对公众产生影响的重要平台，必须在各个环节做出审慎的考量。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场争论虽名为历史学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是双方对在公众中影响力的争夺。所以争论的性质并非是史学界内部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面向公共领域的公共争论。 其实对参与争论的学者们来说，公共争论的基本合法性是一个共识。这批学者大多经历过二战，并在战后成为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自身的责任感使得他们乐于参与到这种公共争论当中来，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他们争执不下的是这种公共争论进行的规则，是历史学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他的研究成果投放市场而不违背学术标准 [ 6 ]。 随着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媒体时代的到来，历史学作为一个专业性学科的封闭性有所淡化，开始逐渐向公共领域开放，从80年代开始并一直保持着热度的公共历史争论便是其表现，大众媒体的参与进一步增加了争论的公共性。在《论历史的公用》一文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历史的公用”这一概念，指历史作为公共话语对公民的道德政治自我理解的影响 [ 7 ] (p. 17)。这表明专业学者对公众介入到历史学科来去是持肯定态度的，学科开放也是其主动的行为。随着批判史学的兴起，历史学的功能也不再是像德国传统那样被视作是对民族过去的肯定，而是成为了一个“批判性的社会科学”，承担着公众政治启蒙的功能。同时，与历史学家的传统身份相比，此时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大学校园内的教学和研究，还包括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3.2. 历史主义民族观的衰落:民族认同基础的改变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批判史学的兴起，德国的历史主义不再仅仅被视作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现象，更被视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原则，与德国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的追求以及审慎价值判断的原则，早在兰克时期就已奠定。在“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gewesen)精神的指导之下，德国的历史学缺少一种批判的功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德国的政治实践不加批判的继承了其历史中民族主义的某些负面因素，并最终发展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造成了20世纪的悲剧。伊格尔斯在《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一书中也对此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德国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是难辞其咎的，它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彻底抛弃民主制和确立权威主义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 1 ] (p. 21)这种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主义看作是为德国的灾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越发渗透进对大众的教育中去。对于普通的联邦德国民众来说，虽然对史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并不一定有多少了解，但通过历史教育对思想的塑造，通过社会主流话语向西方的靠拢，他们仍能够隐约地感觉到其历史中某些消极的因素导致了祖国的灾难。 对于60年代以后普遍存在于联邦德国的对战争及大屠杀的罪责感，一些右翼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联邦德国过去的大众历史教育及宣传方式已经造成了德国历史的断裂和身份认同的困惑，德国历史中的负面因素固然因受到批判，但通过纽伦堡审判和战争赔款，德国已经赎清了其罪责，不应该让那种“罪责狂”(Schuldbessenheit)的思想一直纠缠着新一代的人，战争结束40年后，在世的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已经与纳粹没有直接关系了，他们的生活不该总是受困于这段历史。因此联邦德国是时候走出纳粹的阴影，重塑民族自信： 我们难道不应该为1933年至1945年那段历史所招致的谴责和“自我检讨”(我们常常喜欢这样称谓它)画上一个句号吗？在承认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时(当然是要在对其独特性进行限定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一遍一遍地对此加以重复吗？我们需要因为当时一些人所犯下的罪行，就从整个民族的视角将自己定位为战争的罪人吗？——我们真的不需要为我们的罪责进行辩解吗？我们真的应该因为我们的过去而对自己强加限制，以致不允许任何带有强烈排犹内容的戏剧在剧院演出吗？难道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不能“为祖国自豪”吗 [ 2 ] (p. 49)？ 显然，在这一阵营的历史学家们看来，重塑民族自信心的方法是将第三帝国的这段历史与联邦德国的当下分开来。对于他们来说，纳粹及第三帝国已成为一段历史，虽然要“以史为鉴”，但不能让历史左右当下人的生活。因此联邦德国只有彻底走出纳粹的阴影，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才能平等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而在哈贝马斯这里，纳粹及第三帝国的问题并没有走远，它依然存在于当下，是每一个联邦德国人都逃不开的问题。民族自信心的重塑和批判继承历史之间是并行不悖的，他认为这一段历史记忆是理应是共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只有传承经过严格审视的优秀历史传统，才能建立民族的自我理解……这些健康的传统赖以立足的视角应该经过道德灾难的锤炼和诘问。否则我们就不能尊重自己，也不要指望别人的尊重 [ 2 ] (p. 249)。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民族国家”这一概念越来越被刻意地弱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后至今，“民族”仍然是身份认同的主要载体。但此时的“民族”，其概念显然已与德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相去甚远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大致可归为两种，一种是“把认同建立在血缘、领土、语言、宗教等前政治因素上……它是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的重要道德动力。”另一种是“把认同建立在血缘、领土、语言、宗教等前政治因素上。” [ 7 ] 哈贝马斯认为，纳粹罪责问题的判定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息息相关，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如何来分辨罪责和无罪，反映出了联邦德国所谓的共和国公民相互承认所依靠的规范 [ 3 ] (p. 45)。哈贝马斯宣扬将身份认同建立在普世的价值之上，正是基于前者。而为德国历史主义所崇尚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基于后者。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之争”在本质上是双方在民族认同基础的问题上的争论 [ 7 ] (p. 16)。 “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弱化在联邦德国历史学界体现在研究视角的转变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历史学界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视角也从以民族国家和政治为历史研究的主线转变到了以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为主线。对德国以及德国史学界来说，世界范围内的潮流是难以抗拒的，加之联邦德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也认为其当下的要务是回归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在这种内外氛围皆已改变的条件之下，德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难以为继。 从民族认同这一层面来说，至少在联邦德国官方的自我理解上，其认同的基础已和那个影响了德国百年之久的民族观较为彻底的告别了，带有深刻德国历史主义烙印的民族观在战后的世界，尤其是在联邦德国，也已经不再具有往昔的主导地位，而是成为了一具种有警示意义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后民族主义”。 3.3. 历史主义个体观的衰落：历史连续性与回归西方 历史主义的个体观特别强调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这种民族的独特性通过一系列反西方启蒙的观念得到表达。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主义的危机以及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剧变，历史主义的个体观难以为继。 作为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梅尼克曾在《德国的浩劫》一书中为历史主义进行辩护，延续着历史主义的个体观。他竭力论证希特勒及其所造成的灾难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非德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将第三帝国以前的历史与第三帝国看作是两个并无关联的独立历史格局。出于对历史主义传统的深厚情感，在提到德国的未来的民族精神生活时，梅尼克认为要恢复德国的古典精神，延续其独特的民族精神，才能更好的融入西方。因为希特勒的出现，并不是继承了德国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德国古典文化 [ 8 ]。然而历史主义的大势已去，梅尼克的努力依旧无法阻挡其江河日下的趋势。 在梅尼克去世三十多年后发生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也涉及了同样的问题，即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如何回归西方的问题。 就德国历史连续性问题而言，在历史主义传统之下，每个时代都是独立的，是不存在这一提法的。具有转折意义的是60年代，正是在60年代，史学家们重新估量了德国政治上的过去和他们自身方法论的取向 [ 1 ] (p. 379)：在“费舍尔之争”中出现了“德意志民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提法，论证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德国历史中存在着连续性，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为主流所接受。但到了80年代“历史学家之争”时，费舍尔的观点已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也正是以此为前提，联邦德国才得以从过去中汲取教训，走上西方民主制的道路。纵观争论双方的观点可以发现，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在对历史批判的问题上并无太大分歧，无论是诺尔特一方还是哈贝马斯一方，皆认为德国历史中的某些因素与20世纪的悲剧有着直接的关联，是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重估以警示后人的，其分歧仅在于这是否具有可比性。 对历史的批判，即是从过往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避免过去的错误在当下再次发生，这种“以史为鉴”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与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相背离了。要从过往中发现对当下以及未来仍具有意义的经验，就必须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是存在普遍性的 [ 9 ]。但在以个体观为核心的历史主义传统里，每一个历史格局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历史格局中的个体(个人、民族、国家)都是不可复制的，因此不能用一种普遍化和公式化的解释对历史及历史中的个体加以概括，因此，也就不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普遍性和联系性。 就“回归西方”这一问题而言，在经历二战后，联邦德国官方是在积极践行的。但在国家内部，对“西方”概念的认识是不同的。这在争论当中有所体现：左翼阵营的哈贝马斯所定义的“西方”，是指通过启蒙运动奠定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右翼阵营的斯徒尔默所定义的“西方”，仅是指北约组织[ 10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联邦德国回归西方是行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同梅尼克对德国未来的构想一样，斯徒尔默等一些民族主义学者也认为在回归西方的同时不能丢失民族的特性。回归西方只是战败的德国为了在战后世界的格局中更好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的一种策略性的做法，但并不能因此动摇德国的精神根基。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行动层面上的回归是“披着德国民族主义外衣的北约哲学” [ 2 ] (p. 67)，是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悲剧重演的。传统的德国民族认同以截然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历史观念加以界定 [ 1 ] (p. 3)，因此回归西方应该深入到精神层面。哈贝马斯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Verfssungspatriotismus)”这一概念，宣扬将身份认同建立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之上，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梅尼克去世后，他没有机会再目睹那些身后之事：战后世界风云变幻，冷战、德国的分裂、一体化的趋势，这些都使得梅尼克对德国传统文化的执着以及对德国民族新生之路的构想化为泡影，历史主义失去了最后一位对它有着深刻眷恋的代言人。即使在之后的年代里也有人像他一样为传统作辩护，但那也仅仅是少数人的声音。在战后联邦德国的反思批判氛围之下(尤其是到了80年代)，这种历史主义的个体观几乎不再拥有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