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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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特点分析 在本研究中，性别、是否接受过就业指导以及毕业去向在择业焦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年级越高，越焦虑，年级越高，越接近毕业，大学毕业意味着开始自力更生，要去社会上闯荡。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自信，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适合的工作；另一方面害怕被拒绝，害怕和别人竞争。医学生择业焦虑显著高于非医学生，医学生有专业性强、培养周期长、临床实践技能要求高、就业面窄等特点，而且当今社会虽然医疗资源紧缺，但大多是偏远地区紧缺，本科毕业的学生更愿意选择大城市，进三甲医院，但是这些医院的门槛更高，所以导致了医学生的压力大。其家庭平均月收入在择业焦虑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很明显，家庭平均月收入越低的大学生焦虑水平越高，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黄海青，吴丹，2019)，家庭经济紧张的大学生更希望尽快的投入工作，减轻家庭的压力，同时因为缺少广泛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而着急，所以导致其择业焦虑水平相对较高。 4.2. 大学生职业期望的特点分析 在本研究中，性别、年级和是否接受过就业指导在职业期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平均月收入在职业期望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平均月收入越高的大学生越期望拥有声望地位高、自我发展好和稳定性高的职业，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起点会相对高，父母的工作也不错，他们会期望自己的工作比父母的还要好。毕业去向在职业期望上存在显著差异，很明显的是66.3%的大学生选择读研深造，存在三方面因素，第一是家庭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可能受到父母职业、学历的影响，还有就是现在的父母对子女期望较高，也比较重视学历。第二是学校环境的影响，本文选择的学校理工类和医学类学生较多，本校受所处的地理位置离北京、天津较近，也有一定影响；朋辈、情侣、舍友的影响也比较大，一起考研的现象比较多(张佳，2018)。第三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医院、学校及其他企业的入职门槛越来越高，毕业求职人数历年增加，再加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好多企业面临着停产停业，招聘人员数量下降，求职市场越来越严峻，同时我国高校扩招，所以更多的大学生选择了读研深造。 4.3. 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特点分析 在本研究中，年级在心理弹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家庭平均月收入、是否接受过就业指导以及毕业去向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比女生的心理弹性水平高，男生的社会交往能力较女生强，男生自我调节、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强，有比较强的坚韧、乐观、自强的心态。家庭平均月收入越高，心理弹性的水平越高，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不会催促孩子毕业马上就有工作，会给孩子缓冲和等待的时间，而且经济条件在找工作等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学生，会降低他们的就业压力，提高心理弹性水平。接受过就业指导的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相对较高，他们知道如何准备就业材料、了解就业程序及就业政策、懂得一些应聘技巧，同时老师也会在心理层面给大家提供援助。选择读研深造的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高于求职应聘的学生高于创业的学生，一方面，读研深造是当今社会的大趋势，读研和就业的心态大不相同，读研还是学生角色，有些社会问题不需要去考虑，而就业创业需要改变角色，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今年我国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产业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求职机会减少，一些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破产，创业风险增大也导致一部分大学生放弃创业(陈稼瑜，2020)。 4.4. 心理弹性在职业期望和择业焦虑中的遮掩效应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职业期望与择业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职业期望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和择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通过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发现，职业期望对择业焦虑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符号相反，心理弹性在职业期望和择业焦虑的间接效应表现为遮掩效应。职业期望对择业焦虑的直接效应为正向，在不考虑心理弹性的影响时，职业期望越高，越会表现出择业焦虑，而在引入中介变量后，效应变为负向，说明通过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能够使高职业期望的大学生改善择业焦虑状态，这也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温亚萍等，2020)。这意味着，职业期望越高的学生并非择业焦虑水平很高，这一结果似乎与人们设想的不同，和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密切相关。心理弹性较高的大学生在面对环境变化时能够进行动态的调整和适应，心理弹性较高的同学会表现出更多积极的行为来应对压力和不利的心理问题(Wu et al.， 2020)。心理弹性较高的同学在面对压力和焦虑的时候会表现出比较强的坚韧、乐观、自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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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对大学的择业焦虑、职业期望和心理弹性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职业期望与择业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职业期望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和择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们对职业的期望越高时，越会表现出越高的择业焦虑，在此时，心理弹性能够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时，就会降低择业焦虑，所以当个体的职业期望较高并且导致择业焦虑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提高其心理弹性或者降低其职业期望来降低择业焦虑。由于新冠疫情，各行各业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无疑给高年级大学生的就业心理也造成了影响，降低择业焦虑水平需要学生、学校及社会各方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高校要重视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的辅助作用，做好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援助工作，提高他们的心理弹性水平；社会方面要增加就业支持和保障；最重要的是学生自身，要提高自己的心理弹性水平(陈晓盾，2019)。可以通过改善自身的行为、知识储备来培养自己的心理品质，从而提高弹性水平；其次在面对择业焦虑时，要客观看待，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还要学会运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支持，来提高心理弹性，摆正心态来应对择业带来的焦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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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农业机器人技术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农业机器人的移动方式分为复合式移动机构和单一式移动机构。文章对农业机器人各移动机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并列举国内实例得出不同环境下农业机器人所适用的行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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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系统中广泛应用了移动机器人技术 [ 1 ]。农业生产模式和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农业机械的更新和发展。农业机器越来越受到农业人口较少的发达国家的重视，也成为国际农业装备产业技术竞争的焦点之一。目前我国与西方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于农业机械智能化的投入力度。我国的农业机器人正向着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农业机器人技术的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 2 ]。近年来，农业机器人技术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而移动机构作为农业机器人的最主要的结构之一，决定着农业机器人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效率，也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目前，农业机器人的移动方式分为复合式移动机构以及单一式移动机构。单一式移动机构包括轮式、履带式以及足式移动机构，而复合式移动机构包含轮履复合式、轮足复合式、履足复合式和轮履足复合式移动机构。农业机器人行走机构的研究是农业机器人发展的必经之路，汇总分析我国农业机器人移动机构发展现状以此来为我国农业机器人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对我国农业机器人行走机构技术加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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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农业机器人移动机构关键技术及应用实例 3.1. 驱动系统 目前农业机器人驱动方式主要有电动驱动，液压驱动、气压驱动等方式。一般体型较小的机器人采用电机驱动，体型较大的农业机器人采用电控液压驱动或电控气压驱动。 液压驱动技术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驱动技术。它具有动力大、快速响应高、易于实现直接驱动等优点。适于在承载能力大，惯量大等机器人中被应用。但液压系统需进行能量转换(电能转换成液压能)，速度控制一般采用节流调速，效率低于电动驱动技术。气动驱动技术适于在中、小负荷的机器人中采用，具有速度快、系统结构简单，维修方便、价格低等优点。但因实现伺服控制较为困难，多用于程序控制的机械中。电动驱动技术由于低惯量，大转矩交、直流伺服电机及其配套的伺服驱动器的广泛采用，这类驱动系统在机器人中被大量选用。这类系统不需能量转换，使用方便，控制灵活。因此在农业机器人中被广泛的选用。 3.2. 转向系统 在农业机器人转向系统中，轮式转向机构使用最广，其转向方式的选择分为以下几种：前轮转向、前后轮同时反向偏转、后轮转向、前后轮同时同向偏转、多桥转向、铰链转向、半挂车转向 [ 24 ]。履带移动机构转向原理不同于轮式，它需要专门的转向机构改变两侧履带卷绕速度大小或方向使车辆转向。履带车辆应用的转向机构依据功率流向可分为单功率流和双功率流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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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根据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农业机器人移动机构的发展趋近成熟，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为轮式以及履带式移动机构，对于足式和复合式移动机构研究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轮式和履带式移动机构控制系统较为简单，而足式和复合式移动机构由于其过高的自由度导致其控制算法相对较难，找到一种合适的控制算法是当下足式和复合式移动机构的发展方向。其次，制约农业机器人移动机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制造成本高，能量利用率低；二是智能化程度低，不足以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工作。 对目前农业机器人移动机构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改进其机械结构，使其制造成本降低并且降低移动机构自由度，提高资源利用率。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技术来应对复杂环境下的信息收集，增强农业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因此，在改进机械结构的同时，还需要对传感器、软件和控制算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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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未来展望与总结 文章综述了农业机器人的常见移动机构，得出目前农业机器人中的轮式以及履带式移动机构，能够完成普通工作环境下的大部分工作，且控制较为简单，是目前常用的农业机器人移动机构，相对于足式以及复合式移动机构，对于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工作效率相对较低。但足式和复合式移动机构能量利用率低下，控制相对困难，只能适用于特殊场合，因此在农业机器人移动机构中的相关研究较少，需要加大力度对其进行开发与研究，同时也要大力推广轮式和履带式移动机构的大规模应用和优化，早日实现农业移动机器人的规模化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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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鸟类会因繁殖和越冬而进行定期的迁徙，迁徙的鸟类在生态学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鸟类迁徙这一行为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还有研究技术限制等原因，使得我们对鸟类迁徙路线的形成、维持以及迁徙遗传决定的因素知之甚少。本文就鸟类迁徙的起源与进化、研究方法和迁徙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为迁徙鸟类的保护及迁徙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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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鸟类迁徙的起源与进化 鸟类迁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壮观现象。据统计有1855种鸟类(占现存物种的19%)是迁徙的，在它们的繁殖地和越冬地进行有规律的周期性运动，有可预测的时间和目的地 [ 1 ]。通常鸟类迁徙的定义是：鸟类在繁殖区和非繁殖区之间有规律的、内源性控制的季节性迁移。因全球气候的变化和人类的活动，预计对鸟类的年度适应性迁徙产生影响 [ 2 ] [ 3 ] [ 4 ]，从而出现不适宜的路线和暂时不匹配的繁殖所带来的潜在适应性问题 [ 5 ]。因此了解鸟类起源与进化，迁徙时间、研究方法和迁徙影响因素等，对于明确鸟类的生态需求以及保护全球迁徙鸟类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可为预防流行病的传播提供科学依据。 关于鸟类迁徙的起源，通常有三种理论假说：1) “北方家园理论假说”，该假说认为因气候变化，鸟类将它们的非繁殖活动区域从高纬度繁殖地转移出去 [ 6 ]。2) “南方家园理论假说”，该假说认为鸟类迁徙是在热带地区进化，但这些热带鸟类迁徙在高纬度地区进行繁殖 [ 6 ]。3) Cox GW [ 7 ] 和Jahn AE等人 [ 8 ] 提出的“近北极–新热带迁徙系统假说”，迁徙的鸟类是温带–热带边缘地区的物种，它们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带繁殖，冬季活动范围向南延伸到热带。但有研究认为，一个物种的祖居地和迁徙进化的起源不必在地理上完全相同 [ 9 ]。根据多年来对迁徙鸟类的研究发现，这些假说中某些性状的系统发生起源和进化并不能和地理关联起来，而且这些假说中忽略了鸟类迁徙的多样性，虽然鸟类迁徙大多发生在北半球，但也有鸟类在南半球的温带–热带和热带之间进行迁徙，因而鸟类迁徙的起源还需要科学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鸟类迁徙进化的关键问题是鸟类通过迁徙，从原来的栖息区域向新的繁殖区域迁移，可以增强繁殖力，提高适应能力。根据对北极燕鸥的研究，发现其是地球上迁徙距离最长的鸟类，每年历经两个夏季，往返于北极北部的繁殖地和南极冰原的栖息地，全部行程长达70，000公里(表1)，根据其迁飞模式，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食物分配、风向、换羽习惯等，都是鸟类进化的决定性因素。Helbig AJ [ 10 ] 提出：鸟类迁徙是生态影响，而不是系统发育关系影响了一个物种或种群的迁徙行为。 鸟类迁徙在空中没有路标，它们却可以近乎完美的在繁殖地与栖息地往返，因而发现鸟类迁徙是有导航系统的。研究发现，有的鸟类是根据地面上标志性的地貌来导航，如海鸥沿着海岸线进行迁徙；有的鸟类似乎可以感知地球磁场的变化，如信鸽，有实验在其身上安装小磁铁，发现信鸽的方向感紊乱；有的鸟类似乎利用了天文导航的技巧，对特定的天体的光线非常敏感，而这种技巧需要鸟类进行社会学习。大部分迁徙鸟类个体或群体都有固定的迁徙路线和停歇地点，大多鸟类沿着南北方向进行迁徙，也有部分鸟类沿着东西方向迁徙 [ 11 ]。全球有八条候鸟迁徙路线，我国地处世界候鸟南北、东西迁徙通道较为关键位置，如图1所示，3、4、5这三条路线与我国鸟类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起中转站的作用。 Table 1 Representative migratory bird informatio 迁徙鸟类目、科、属 代表性种类 分布位置 迁徙距离 鹤形目、鹤科、白鹤属 白鹤Leucogeranus leucogeranus 多分布于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 8000公里 鸻形目、鸥科、燕鸥属 北极燕鸥Sterna paradisaea 分布于北极附近 70，000公里 鹳形目、鹭科、鹭属 白鹭Egretta garzetta 多分布于非洲、马达加斯加、欧亚大陆 900公里 隼形目、隼科、隼属 北极隼Falco peregrinus 多分布于北极圈附近 6400公里 雀形目、柳莺科、柳莺属 西伯利亚柳莺 Phylloscopus trochilus yakutensis 多分布于西伯利亚附近 13，000公里 表1. 具有代表性的迁徙鸟类信息 图1. 全球候鸟迁徙路线图。注：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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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鸟类迁徙研究方法 对于鸟类迁徙的研究通常使用野外观察法、环志法、稳定同位素法 [ 12 ]、室内控制实验监测法、无线电追踪、雷达监测法等(表2)，但是确定鸟类迁徙使用最多的就是环志法和无线电追踪法，确定鸟类迁徙机制研究通常使用室内控制实验监测法。 Table 2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search methods on bird migratio 研究方法 优点 缺点 野外观察法 可近距离观测到鸟类的生存环境 人力需求大、观测到的数据样本少 环志法 可确切地了解鸟类的个体运动信息 大、中型鸟类环志回收率较高，小型鸟类环志回收率较低，且数据较为片面 稳定同位素法 可以确定鸟类某个时期的分布区域、栖息地特征以及食物类型 需要鸟类在不同栖息地或在各个生活史阶段所栖息的生境具有明显同位素差异的条件 无线电追踪 跟踪范围广、可获得迁徙路线等难获得的数据 成本高，因技术受限，信号发射器难小型化 室内控制实验 弥补了对野外实验的环境条件难以控制的不足，可根据研究目的设置条件 无法得知迁徙的起始、途经之地 雷达监测法 不受天气条件、鸟类飞行高度的影响 难识别鸟的种类、无法监测贴近地面及海面的鸟类 表2. 鸟类迁徙研究方法优缺点 野外观察法：由于对鸟类的认识和了解仍有不足、各地鸟类的名录并不完整、很多鸟类的栖息生境及进食情况记录极少，对于大多鸟类迁徙及季节性繁殖的认识也较为缺乏。鸟类生活在野外，又惧生怕人，因而远距离的野外观察极有必要，通常对鸟类进行野外观察需要做好报告，将观鸟者及同行人的姓名、所记录的种类、观鸟日期、时间、地点、栖息环境(包括大致海拔高度)、天气及光线、距离及观察条件(所使用的助视工具，如单筒望远镜、双筒望眼镜等)、习性记录(飞行、步态、姿势、进食情况及相关种类)、其他情况(观鸟者事前对此种类的熟悉程度、异常天气情况等等)。野外观察法，有助于了解被观测鸟类种群与其栖息环境的关系。 环志法：环志，是对野生鸟类捕捉后测量和搜集基本数据的方法，将捕捉到的鸟类装上标有测量编码的标志物(颈环、翅环、翅旗、脚环)，用以标记鸟类，对其进行识别。环志法，最早出现在我国《吕氏春秋》的记载中，而现代的环志研究，始于1899年的丹麦，早期环志采用固定在候鸟足部的刻有编号的金属脚环，现在的环志标志物得到了扩展，不仅使用金属标志物，还使用工程塑料制作编码彩色环。采用最新的环志标志物，可提高环志的回收率并且在不捕捉鸟类的情况下进行识别。最著名的环志鸟类是一只在1980年代初被环志并被媒体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名字命名的北极燕鸥(Sterna paradisaea)。稳定同位素法：该技术于上个世纪被引入到生态学研究中的多个领域，稳定同位素携带着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循环过程中的诸多信息，因而成为研究鸟类迁徙的特殊载体和有效手段。稳定同位素，如氢、碳、氮、锶等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特征差异，赤道附近的氢的稳定同位素氘的比例较高，且这种差异通过食物链传播，积累在鸟类的一些角质化组织上，如羽毛上，积累后能够长期维持其生长时期所在的同位素背景值，而在代谢活跃的组织上，如血液、肌肉等组织仅反映近期的环境特征，因此通过分析迁徙鸟类组织中的稳定同位素含量，来确定鸟类某个时期的分布区域、栖息地特征以及食物类型等特征。稳定同位素法，为了解迁徙鸟类的繁殖地、越冬地及迁徙中途的休息地起到了桥梁作用。 无线电追踪：无线电追踪是近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研究鸟类迁徙的方法，它通过安放在鸟类身上的一具无线电信号发射机来精确定位鸟类的位置，从而可以绘制出鸟类迁徙的路线，但是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无线电追踪技术只能应用于鹳、鹤、雕等大型鸟类，无线电跟踪电池寿命短，费用较高，适用于短期个体研究，不适宜群体长期研究。一只名叫Donna的白鹳(Ciconia boyciana)保持着目前无线电追踪世界记录，它于1999年被套上卫星定位发报器，2005年3月5日在法国南部Calvados的塞纳河口触电线身亡，在此期间它为研究者提供了2033天珍贵的科研数据。 雷达监测法：雷达监测法对鸟类迁徙的研究，可以不受天气条件和鸟类飞行的高度影响，可获得飞行时的高度、方向、速度等大量信息。但雷达监测需要多个雷达站进行共同监测，需利用机场及气象站的设备进行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地点的选择受限，贴近地面或海面飞行的鸟类也无法监测到。该方法难以识别被监测到的鸟类的类群信息，只能依靠鸟类个体的大小、飞行速度等信息进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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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鸟类迁徙影响因素 3.1. 光周期对鸟类迁徙的影响 通常鸟类的迁徙被认为是鸟类本能，而这种本能不仅仅是由于生理和遗传方面的因素，还有对生存环境长期适应进化的因素。迁徙的鸟类似乎对气候变化很敏感，气候发生了变化，它们开始进行迁飞活动，避免北方冬季的严寒以及南方夏季的酷暑。气候变化对鸟类的食物来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北方秋季天气开始转冷，鸟类的食物开始缺乏，因此鸟类需要迁徙到食物丰美的地区，度过冬天。次年，待北方转暖，繁殖地区食物来源增多，鸟类又返回繁殖地，仅从表面看，鸟类迁徙与食物、气候等生存环境关系极为密切。通过研究得知，鸟类迁徙的主导因素是光周期，光周期是地球上周期变化最稳定的因素，因而也成为许多生物的节律信号，从而对生物的生活史和繁殖周期起到控制作用。鸟类通过光周期确定迁徙时间，这是使用气候和温度因素无法进行解释的。 光周期对鸟类的视觉、神经系统作用，增强了鸟类的内分泌系统活动，如春天日照时间变长，鸟类通过视觉感知光线，作用于下丘脑中枢，抑制睡眠中枢，使得迁徙鸟类处于兴奋状态，增强了垂体活动，促进鸟类生殖腺的活动，为繁殖做准备，影响甲状腺和肾上腺的活动，促使其分泌甲状腺激素和肾上腺激素，增强代谢，存储能量，为迁徙做准备。通过生理准备，机体对外界的刺激更为敏感，当日照长短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激发了鸟类迁飞的本能。秋季日照长度不断缩短，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共同作用的情况下，鸟类又迁往栖息地。 3.2. 社会学习对鸟类迁徙的影响 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 [ 13 ] 通常是指动物个体在群体生活中，通过对其它动物的行为观察或是跟随，获得相关的信息，并改变其行为表现的过程，包括学习和记忆。动物迁徙现象复杂，但其内在机制在鸟类中已有大量的研究，在鸟类迁徙中，有的以个体进行迁徙，如部分猛禽的迁徙，有的则是进行群体迁徙。有的鸟类迁徙是依靠遗传机制，有的鸟类迁徙不仅依靠遗传机制，还需通过社会学习，而且社会学习对迁徙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对于群体迁徙的物种，迁徙信息通常由经验丰富的个体向经验不足的个体传递和交流。 北美体型最大的鸟类：美洲鹤(Grus americana)，因其体型高大，叫声高亢而悠远而得名：高鸣鹤，通过对其迁徙的数据分析，发现鸟类迁徙与长期社会学习关系紧密，研究者通过对首次迁徙的高鸣鹤进行人工训练，并使用超轻型飞机保护，发现年龄越大的鸟类对迁徙路径的偏差越小 [ 14 ] [ 15 ]，这是其通过长期社会学习及记忆的结果。 近期有研究通过对长距离迁徙和短距离迁徙的猛禽北极隼(Falco peregrinus)进行种群基因组比较分析，发现了迁徙路线的主要形成原因和长距离迁徙关键基因。该研究通过对北极隼的种群动态推断以及潜在繁殖、越冬地重建发现，在末次冰盛期至全新世的转换过程中，冰川渐退，繁殖地北退和越冬地变迁，可能是北极隼迁徙路线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而且发现环境的差异及适应本土环境在维持迁徙路线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研究还发现，北极隼一个与记忆能力相关的基因ADCY8在长距离迁徙种群中受到了正选择，通过实验证明长、短迁徙种群的主要基因型存在功能差异，因而揭示了长时记忆可能是北极隼长距离迁徙的重要因素之一 [ 16 ]。 3.3. 磁场对鸟类迁徙的影响 有研究者对鸟类使用地磁场信息进行导航做了研究，一种是鸟类通过眼睛感知磁场，一种是通过喙感知磁场 [ 17 ]。鸟类通过眼睛感知磁场是依据自由基对假说模型，认为蓝光受体隐花色素蛋白(CRY)是磁受体蛋白的候选者，隐花色素在蓝光诱导下可以产生两个电子自旋方向相反或平行的单重态和三重态自由基对，而自由基对具有磁敏感性，在磁场作用下单重态与三重态的比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生理生化过程。隐花色素蛋白CRY是一类进化上保守的黄素蛋白，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在动物体内，CRY起着调节昼夜节律的功能，在鸟类的眼中有四种类型的隐花色素蛋白(CRY)：Cry1a、Cry1b、Cry2和Cry4。通过在多个组织中进行研究，发现隐花色素CRY2、时钟蛋白CLOCK，可能在动物的松果体、眼睛中起作用 [ 18 ] [ 19 ]。基于光受体的生物磁感应自由基对机理是第一个完全吻合动物磁感应特征的理论，Schulten等 [ 20 ] 最早提出生物磁感应的内在机理可能是自由基对机理，直到2000年，Ritz等 [ 21 ] 才将其发展为完善的生物磁感应自由基对机理假说，并提出隐花色素蛋白是生物体内的磁感应分子。 鸟类通过喙感知磁场是根据磁铁颗粒假说，磁感应细胞能够产生纳米级的呈线性排列的磁小体(磁性颗粒)，在运动中感知磁场方向。在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发现，磁感应具有许多特征：1) 动物磁感应可以分辨地磁场的磁倾角，但不能分辨磁极方向；2) 动物磁感应具有光波长依赖性，只有在特定波长光照下才能感应地磁场，没有光照和其他波长光照下均不表现磁感应能力；3) 动物磁感应发挥作用具有较窄但并不固定的磁场强度范围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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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与展望 鸟类迁徙是高度可变的行为，它将形态、生理、行为、遗传等因素整合。长期以来，鸟类迁徙一直是科学界研究的重点，如野生鸟类禽流感的爆发和蔓延，需要以追溯疫源地为目标对鸟类迁徙进行研究。鸟类迁徙这一行为，距离之远、时间之精确、导航之精准，这些行为特征，不仅对鸟类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其他迁徙物种的研究及仿生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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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中学生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七年级至八年级学生458人，采用青少年亲子沟通问卷、同伴关系问卷、一般健康问卷。结果：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同伴接受(β = 0.426， p < 0.001)；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水平(β = −0.0676，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同伴接受后，同伴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β = −0.048， p < 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结论：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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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学是学生成长过程中身心状态处于急剧变化与发展的关键期，学业压力、社会环境的影响、价值观的不成熟、学校与家庭因素的影响等，都使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了较大的起伏，有调查显示我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3000万以上的学生面临着各类情绪障碍与行为问题困扰，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行为问题越来越严重(荣建英，2014)。 何淑华等人研究了中山市学龄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总结出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学校与社会因素等(何淑华，高建慧，曾洁等，2019)。其中，家庭环境的影响十分重要。许多研究者已经做出了相关的研究来探究家庭环境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吴念阳和张东昀的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的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相关，并且不同类型的不良亲子关系类型与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吴念阳，张东昀，2004)。谢倩等人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中的六个维度：亲密度、知识性、情感表达、道德宗教观、娱乐性和组织性与心理健康水平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谢倩，朱丽芳，2008)。马龙(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亲子依恋质量越好，问题行为则越少，亲子依恋质量越低，问题行为则越多，且越严重。这些研究表明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与亲子关系密切相关，亲子关系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亲子关系越好，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会越高，亲子关系越差，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会越差。 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微系统中，学校是除了家庭以外最大的微系统(刘杰，孟会敏，2009)。同伴关系和友谊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发展、行为规范和社会适应至关重要(张镇，郭博达，2016)。这些已有研究表明，同伴关系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同伴关系越好，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研究者考察了亲子关系、儿童社会行为及同伴接受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中，儿童社会行为和同伴接受性相互影响(陈欣银，李伯黍，李正云，1995)。家庭和学校是微系统中两个重要的系统。各个微系统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丽茹，同雪莉，2019)。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对心理健康有影响，而学校中的同伴关系也对心理健康有影响。 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都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影响。因此，本文在研究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同伴关系是否在亲子关系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从而引导中学生学会沟通，和父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引导中学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让自己在积极健康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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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以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实验中学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为被试，通过纸质问卷对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本研究共发放537份调查问卷，回收了509份问卷，回收率为94.78%；有效问卷为458份，有效问卷率为89.98%。被试中七年级学生284人(62%)，八年级学生174人(38%)；独生子女363人(79.26%)，非独生子女95人(20.74%)；城市被试447人(97.6%)，农村被试11人(2.4%)。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亲子沟通问卷 采用安伯欣等人在1995年修订的版本。它主要测量父母和青少年对他们之间沟通本质看法的信息，量表共20个题目，其中10个题目表示亲子沟通的开放性，另外10个题目表示问题性。采用五点记分，1=非常不同意，2=有些不同意，3=一般，4=有些同意，5=非常同意。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77，亲子沟通开放性Cronbach α为0.92，亲子沟通问题性Cronbach α为0.79。 2.2.2. 同伴关系问卷 本研究采用邹泓等人在2008年编制的同伴关系量表，该量表包括同伴接受分量表和同伴恐惧自卑分量表两个维度，主要考察个体对自身同伴关系的主观感觉。问卷共3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比较符合，4=完全符合) 1~20题是同伴接受分量表，有6个正向计分14个反向计分，20个题目的总得分越高说明其感觉到的同伴接受程度越高，同伴关系越好。21~30题是同伴恐惧自卑分量表，都采用正向计分，10个题目总分越高说明其在同伴交往过程中感受到的恐惧感和自卑感越高，同伴关系越差。该问卷编制时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1，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89。 2.2.3. 一般健康问卷 采用Andrich & van Schoubroeck (1989)编写的，由王建等人在2018年修订成中文的一般健康问卷，由12个项目组成的自我报告量表。国内研究表明GHQ-12问卷可用作识别中国大陆人群心理障碍的筛查工具。通过对最近出现的特定经历进行体验程度评价来测量普遍的心理困扰。本研究采用GHQ-12标准计分法，回答前两项记0分，回答后两项记1分，总分范围0~12，分值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93。 2.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21.0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各量表得分人口学差异，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探讨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探讨同伴关系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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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数据收集完成后，根据周浩，龙立荣(2004)所提出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方法，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研究中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对所有题项的因素分析共提取出1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但是第一公因子仅占总方差解释量的24.92%，没有出现某个因子解释率超过40.00%的情况，这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亲子关系、同伴接受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使用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心理健康的平均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同伴接受呈显著正相关，与同伴恐惧自卑呈显著负相关；同伴接受与心理健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同伴恐惧自卑与心理健康得分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each variabl 变量 M SD 开放性 问题性 亲子关系 同伴接受 同伴恐惧自卑 心理健康 开放性 38.28 10.83 1 问题性 36.31 8.53 0.20** 1 亲子关系 74.58 15.08 0.83** 0.71** 1 同伴接受 64.25 11.24 0.55** 0.37** 0.61** 1 同伴恐惧自卑 16.72 7.49 −0.26** −0.31** −0.36** −0.57** 1 心理健康 1.46 2.56 −0.48** −0.11* −0.41** −0.35** 0.15** 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注：*p < 0.05；**p < 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3.3.1. 同伴关系中同伴接受的中介效应检验 先将所有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控制性别、年级等情况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所有的分析过程均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具体结果见表2。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peer acceptanc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2 F β t p 心理健康 亲子关系 0.18 24.28 −0.07 −9.30 <0.001 同伴接受 亲子关系 0.39 73.26 0.43 16.19 <0.001 心理健康 亲子关系 0.20 22.52 −0.05 −5.32 <0.001 同伴接受 −0.05 −3.60 <0.001 表2. 同伴接受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同伴接受(β = 0.43， p < 0.001)；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水平(β = −0.07，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同伴接受后，同伴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β = −0.05， p < 0.001)。因此，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图见图1。Bootstrap检验也表明这一中介效应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03， −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 图1. 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中介模型图 3.3.2. 同伴关系中同伴恐惧自卑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法同3.2.1，结果如表3。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peer fear and inferiorit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2 F β t p 心理健康 亲子关系 0.166 90.440 −0.069 −9.51 <0.001 同伴恐惧自卑 亲子关系 0.130 68.095 −0.179 −8.252 <0.001 心理健康 亲子关系 0.166 45.135 −0.069 −8.806 <0.001 同伴恐惧自卑 0.002 0.154 0.877 表3. 同伴恐惧自卑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同伴恐惧自卑(β = −0.179， p < 0.001)；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水平(β = −0.069，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同伴恐惧自卑后，同伴恐惧自卑无法显著预测心理健康(β = 0.002， p > 0.05)，而亲子关系仍可以显著预测心理健康(β = −0.069， p < 0.001)。因此，同伴恐惧自卑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表明这一中介效应不显著，95%置信区间为[−0.007， 0.007]。 因此只有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和心理健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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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中学生的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中学生的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显示，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有相关关系，亲子关系得分越高，亲子关系情况越好，心理健康得分就越低，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这与吴念阳的研究结果一致，他的研究结果是亲少年的亲子关系状况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显著(杨廷忠，黄丽，吴贞一，2003)。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而大多数人从刚出生就是父母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如果我们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亲子关系好的中学生可能会回家与父母说，寻求父母的帮助，这时父母便会帮助孩子并引导他们如何处理和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多的交流，会让孩子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而亲子关系较差的家庭中，在他们遇到问题时，由于从父母那里得不到好的沟通理解与帮助，不但事情不容易得到解决，还会使自身陷入一种焦虑、矛盾与痛苦中，甚至有可能使一些学生产生心理问题。 因此，父母应该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孩子多沟通多交流，尊重孩子，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积极地引导。由于学习压力也越来越大，父母也可以多与孩子一起互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不仅能缓解学业压力，还会促进亲子关系，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 4.2. 中学生的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中学生的同伴关系和心理健康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显示，同伴接受程度与心理健康得分是负相关，说明同伴接受程度越高，心理健康得分越低，心理状况越好。而同伴恐惧自卑与心理健康得分呈正相关，说明同伴恐惧自卑指数越高，心理健康得分越高，因此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这与田聚群的研究结果类似，该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促进青少年友谊的形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田聚群，2018)。可能的原因：学生上学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学校里，一天中与同伴相处的时间甚至比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还要长，良好的同伴关系会使学生学会爱与分享、倾听等。而不良的同伴关系，比如在学校被欺凌、被同学孤立，害怕与同学交流等会使学生感到孤独害怕，自卑等情绪，严重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因此呼吁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关注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4.3. 中学生的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中学生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进行相关研究，其结果显示，亲子关系与同伴接受程度呈正相关，说明亲子关系越好，同伴关系也会越好。亲子关系与同伴恐惧自卑呈负相关，说明亲子关系越好，同伴恐惧自卑得分越低，因此恐惧自卑可能出现的程度越低，同伴关系越好。这与马龙的研究结果一致，他在研究初中生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与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时，也发现了亲子依恋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亲子关系好的家庭中，父母会经常和孩子交流，引导他们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会在平时的沟通中教会孩子如何与别人交流。 因此要鼓励父母与孩子多沟通，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还有利于促进同伴关系的建立，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4.4. 同伴关系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同伴接受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同伴接受(β = 0.426， p < 0.001)；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水平(β = −0.068，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同伴接受后，同伴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健康(β = −0.046， p < 0.001)，同时亲子关系仍可以显著预测心理健康(β = −0.048， p < 0.001)。因此，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到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影响，当亲子关系出现问题时，良好的同伴关系会给青少年带来更多归属感、情感支持，能够调节危险因素和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缓解外界不良环境给个体社会适应带来的不良影响，如内外化问题，并起着保护性作用，比如，缓解不良家庭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对人格发展的消极影响等，因此，亲子关系能够通过影响同伴关系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中起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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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次研究的被试群体为山东省威海市某一中学，该中学位于城市，绝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城市，无法更好的代表农村中学生的状况。 第二，在年级选取上，由于九年级即将面临中考，所以没有选取九年级学生，六年级学生考虑到还不能理解一些问题设置，所以也没有选取出六年级的学生。 第三，研究控制了是否独生、生源地等变量，且忽略了年龄、父母的职业、学校类型、学生的人格、家庭经济状况等可能会影响中学生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心理健康等变量，未来可以引入其他变量，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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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亲子关系越好，同伴接受程度越好；亲子关系越好，同伴恐惧自卑程度越低；亲子关系越好，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同伴接受程度越好，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同伴恐惧自卑程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2) 同伴接受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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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督导是由一个高资历的专业人员对下级或初级人员所提供的一种干预。临床心理督导作为心理咨询的守门人，其如何发挥有效性对于心理咨询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中通过对文献梳理总结出影响临床心理督导有效性的三个层面因素：督导师因素、被督导者因素以及督导双方互动因素，并提出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能推动我国临床心理督导与心理咨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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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督导是由一个高资历的专业人员对下级或初级人员所提供的一种干预(Bernard & Goodyear， 2014)。接受临床心理督导是从事心理学专业服务人员的一条重要的准则。许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临床心理督导是有价值的，临床心理督导被发现能够改善护理过程(Karlsruher， 1976; Snowdon， Leggat， & Taylor， 2017)，促进来访者症状的改善(Karlsruher， 1976)，促使咨询师提供优质的服务(Austin et al.， 2015)以及增强被督导者的自我效能感(Tan & Chou， 2018; Prieto & Meyers， 2016)。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临床心理督导是无效的，其对于来访者的症状以及体验均无太大影响(Snowdon et al.， 2017; Tanner， Gray， & Haaga， 2012)。 因此，哪些因素会影响督导发挥其有效性成为临床心理督导领域的研究热点，临床心理督导发生在特定情境之中，主要涉及督导师和被督导者两方，许多实证研究基于此，在探索影响督导有效性的因素时主要探索三方面内容：督导师、被督导者以及督导师和被督导者二者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将从这三方面梳理临床心理督导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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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督导师因素 Table 1 Supervisor factors affecting supervisory effectivenes 主题 具体因素 督导师胜任力 临床技能 自我反思能力 个案概念化以及个案治疗 多元文化能力 目标导向 谦逊 知识储备 督导师个人特质 督导师积极的人格特质 督导师消极的人格特质 督导师的职业素养 督导设置、规划、管理 对督导本身的看法 对被督导者、来访的看法 督导师的个人经验与背景 流派 发展水平 表1. 影响督导有效性的督导师因素 研究发现督导师的临床技能(如鼓励自主、提供建设性的挑战、提供反馈、促进公开讨论、对质、观察等) (CROSS & BROWN， 1983; 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Ladany， Mori， & Mehr， 2012)、知识储备(理论知识、技巧知识、对来访者群体的知识是否充足) (Ladany et al.， 2012; Stockton et al.， 2012)、自我反思能力(Kemer et al.， 2019)、个案概念化以及个案治疗治疗能力(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Ladany， Mori， & Mehr， 2012)、多元文化能力(对相似性和相异性的反馈与反思能力) (Crockett & Hays， 2015; 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目标导向能力(督导的活动以目标为导向) (Gonsalvez， Hamid， Savage， & Livni， 2017)以及督导师的谦逊(Watkins， Hook， Mosher， & Callahan， 2018)会影响临床心理督导的有效性，这7个因素概括为督导师胜任力。 督导师的个人特质会影响督导的有效性，其积极的个人特质(如诚实、开放、尊重、信任、幽默、主动披露等)会促进临床心理督导的有效性，而其消极的个人特质(如随意性、批判、否定、自我等)会阻碍临床心理督导有效性的发挥(Cross & Brown， 1983; 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Ladany， Mori， & Mehr， 2012)。 督导师的职业素养同样会影响督导有效性，具体指督导师对于督导本身、被督导者以及来访者的看法以及是否遵守督导设置，当督导师对督导本身、被督导者以及来访者持有消极态度时， 会阻碍督导的有效性(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Ladany， Mori， & Mehr， 2012)，当督导师不遵守督导设置，如迟到早退、打电话等与督导本身无关的行为出现时，被督导者会感觉督导是无效的(Ladany， Mori， & Mehr， 2012)。 督导师的个人经验与受训背景会影响督导有效性，包括督导师的流派以及发展水平(如新手督导师、专家督导师以及专家站点督导师)会影响临床心理督导的有效性(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Ladany， Mori， & Mehr， 2012)。 通过文献的梳理，共总结出了14个影响因素，将其划分为四个主题，见表1。在每一个主题中都涉及两个维度，一个是促进因素，一个是阻碍因素，但是促进因素与阻碍因素却不统一，例如鼓励自主性会促进督导有效性，但是督导师在督导中不鼓励自主却不一定会阻碍督导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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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被督导者因素 Table 2 Supervisee factors affecting supervisory effectivenes 主题 具体因素 被督导者个人经验与背景 咨询经验 个案情况 接受督导的经验 被督导者个人特质 角色压力 认知复杂度 性格特质 被督导者胜任力 被督导者在督导中的投入与准备 咨询胜任力 自我反思、自我反馈能力 被督导者的职业素养 被督导者对来访和督导师的态度 表2. 影响督导有效性的被督导者因素 被督导者的个人经验与背景会影响督导有效性，具体包括咨询经验(咨询经验多与少) (Stockton et al.， 2012)、个案情况(如个案的群体) (Stockton et al.， 2012; Weiss-Dagan， Ben-Porat， & Itzhaky， 2018)、接受督导的经验(Cross & Brown， 1983)。 被督导者的个人特质会影响督导有效性，包括角色压力的程度(如被督导者面对的是受虐待儿童时，角色压力较大，感知到的督导有效性降低) (Weiss-Dagan， Ben-Porat， & Itzhaky， 2018)、认知复杂度(高低复杂度的被督导者对督导的反应不同) (Malikiosi-Loizos， Mehnert， Work， & Gold， 1981)以及性格特质，被督导者较为积极的性格特质(如聪明，随和，勤奋，主动，安静，不情绪化等)能够让督导师知觉到更高的督导有效性，而较为消极的性格特质(如焦虑，缺乏自信等)会让督导过程中不披露的情况增加，督导师知觉到的督导有效性也会更加的少一些(Kemer et al.， 2019)。 被督导者的胜任力会影响督导有效性，包括被督导者在督导中的投入与准备、咨询胜任力(如咨询技能、同理心、是否使用来访者反馈等)以及自我反思和自我反馈能力(Grossl， Reese， Norsworthy， & Hopkins， 2014; 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Mehr， Ladany， & Caskie， 2010)。 被督导者的职业素养会影响督导有效性，具体指被督导者对于来访者以及督导师的态度，当被督导者对来访者和督导师持有消极态度时(如害怕、攻击、防御等)，督导的效果会降低(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在被督导者这一层面共梳理出10个因素，四个主题，见表2。与督导师影响因素类似，每个主题中既包括促进因素，也包括阻碍因素，但是二者却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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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督导双方互动因素 Table 3 Factor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upervisors that affect supervisory effectivenes 主题 具体因素 强的督导关系 强的督导工作同盟，积极的情感因素，教育因素，匹配 弱的督导关系 弱的督导工作同盟；消极的情绪；过多强调行政 表3. 影响督导有效性的督导双方互动因素 督导双方互动因素主要涉及到双方的督导关系，见表3。过往实证研究证明督导关系的强弱能够预测被督导者的满意度，强的督导关系能够使被督导者更加满意(Fisher et al.， 2016)，从而促进督导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当督导师主动去加强督导关系时，被督导者能知觉到督导更有效(Ladany， Mori， & Mehr， 2012)，强的督导关系主要包含强的督导工作同盟、积极的情感因素以及教育因素。当督导工作同盟较为坚固的时候，被督导者会在督导中进行更多的自我披露(Mehr， Ladany， & Caskie， 2010)，提高被督导者对督导的满意度(Cheon， Blumer， Shih， Murphy， & Sato， 2009)、增强被督导者的自我效能感(Gibson， Grey， & Hastings， 2009)，同时使得咨询师有所成长(王伟，贾晓明，张明，2015)，督导双方的匹配会促进督导工作同盟的发展，从而促进督导有效性(宗敏，吕大为，贾晓明，2018)，而弱的督导工作同盟会对被督导者有消极的影响(王伟，贾晓明，张明，2015)，削弱督导有效性。 督导关系中的积极的情感因素包含支持、鼓励、信任、理解、帮助、同理心、包容、尊重、主动披露、关怀等(蔡秀玲，2012；Gonsalvez， Hamid， Savage， & Livni， 2017; 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Ladany， Mori， & Mehr， 2012; Stockton et al.， 2012; Weiss-Dagan， Ben-Porat， & Itzhaky， 2018)，当被督导者在督导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积极的情感支持的时候，他们的所报告的督导满意度和督导体验感都较好(王伟，贾晓明，张明，2015)，同时，研究者发现督导关系中权威性的存在能够促进督导的有效性(周蜜，贾晓明，赵嘉路，2015)。 而在弱的督导关系中，双方工作都不顺畅， 被督导者会感受到被漠视、被否定，同时产生害怕的情绪，当这样负面的情绪产生时，会阻碍督导的进程，同时督导中过多强调行政性因素会削弱督导效果(Weiss-Dagan， Ben-Porat， & Itzhaky， 2018; Ladany， Mori， & Mehr， 2012)。而在较弱的督导关系中，督导师会感受到被攻击以及被督过多的防御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督导体验不佳(Kemer， Sunal， Li， & Burgess， 2019; Weiss-Dagan， Ben-Porat， & Itzhaky， 2018; Stockton et al.， 2012)，国内研究也发现当被督导者知觉到督导关系破裂时，其在督导中的体验感很差(王伟，贾晓明，张明，2015)。 在督导关系层面，实证研究同时考察了督导师和被督导者两方面的感受，可以看到有关督导双方互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参与者的描述更偏向情感性的心理资源因素，理论性和能力性的因素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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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国外对于督导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30多年，督导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集中在督导师层面、被督导者层面以及督导双方互动层面。督导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有以下特点： 1) 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偏少，主要是由于测量工具较缺乏，且督导有效性本身概念未界定清楚，许多研究都将督导满意度与督导效果混为一谈。因此相比量化研究而言，质性研究能得到的内容更多更全面。 2) 从研究对象来看，多数的研究侧重于研究被督导者知觉到的督导有效性，从被督导者的角度探讨影响督导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多以回忆的方法进行研究。 3) 从研究样本来看，质性研究由于其本身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研究都是采取小样本，样本是否有代表性也值得考虑。 5.2. 未来研究展望 1) 临床督导有效性的评估框架有待改善，尽管研究者十分关注督导是如何发挥其有效性的，但是督导有效性本身的界定并不清晰，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性定义，在评估方面，研究多从被督导者、督导师回忆出发来探讨督导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多以个人报告的方式进行研究，缺乏实践性的证据以确定影响因素，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将实践结果作为督导有效性的评估因素(Fothergill & Lipp， 2014)，具体如何评估督导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 督导有效性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界定，在现有的文献中出现了许多影响因素，而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非所有的因素都同等重要，如何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更加科学的方法确定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待探索。 3) 探索独立于督导之外的因素，督导虽然发生在特定环境中，但是其在实践过程中涉及三方人员：督导师、被督导者以及来访者，因此是否有独立于督导师、被督导者以及其二者互动之外的影响因素会对督导有效性起影响，有待考察。 4) 跨文化的实证研究，目前有关于督导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都建立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以及实践背景上，中国有关于督导有效性的研究十分缺乏，但是由于文化背景、行业背景等实践背景的不同，中国临床心理督导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是否有别于西方，亟待考察。 督导作为心理咨询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一环，承担着守门人的角色，因此探讨心理督导如何发挥有效性对于咨询实践有着很大的价值，我国目前对于督导有效性的研究方兴未艾，相信未来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以及科研中能够真正探讨出适合我国情况的有效督导，推进我国临床心理督导理论以及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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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究在不同年龄发生亲子分离儿童的情绪注意偏好特点。方法：从甘肃省天水市的120名中学生中筛选出有留守经历的被试70人，根据具体留守经历将被试分为三组：0~3岁亲子分离组，4~6岁亲子分离组，7~12岁亲子分离组。采用点探测实验范式，对不同年龄段发生亲子分离的青少年情绪注意偏好的特点进行研究。结果：在1~3岁发生亲子分离的青少年，对于负性情绪而言，探测刺激与目标刺激位置不一致时的反应时要显著长于位置一致时的反应时。结论：1~3岁发生亲子分离的青少年对于负性情绪出现了注意朝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