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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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分析 本节主要阐述是将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的16个城市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导入到Rattle环境下，对其进行数据预处理，建立聚类分析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一定的分析。 4.1. 数据导入与预处理 从参考文献 [ 12 ] 中获取2013年度的相关数据集，并对有缺失值的指标到相关城市的统计官网进行筛选予以填补。数据以Excel文件存储，为了导入数据方便，我们将其存储为CSV格式的文件。启动Rattle，将该数据集导入。 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探查，发现数据集中各列数据的量值有较大的差异，且每一列数据存在较大的偏倚，因此有必要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即进行规范化处理。根据数据分布特征，选择最小-最大规范化算法进行数据预处理，即采用公式(1)对数据进行处理。 其中，x ij 是数据集中第i行第j列的数据值，y ij 是其转换后的值，max函数和min函数是分别取数据集的第j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数据经过这样处理后，保证了所有数据的值为[0，1]之间的无量纲的值。 (1) 4.2.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K-means进行数据集的聚类分析，首先需要确定聚类个数k，Rattle为最优聚类个数k的确定提供了一个迭代聚类(iterate cluster)选项。实验中选中自动最优选择聚类个数，获得了如图1所示的聚类个数与类内平方和的关系图，根据该图，最优的聚类数量为5。 实验采用聚类个数为5的k-means聚类算法，其输出结果为：每个聚类的对象个数分别是1，1，1，4，9，对应的聚类结果的数据对象分别是{上海}，{苏州}，{台州}，{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常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嘉兴，绍兴，舟山，湖州}。因篇幅限制，省略5个聚类的均值向量和其他相关输出结果。根据数据集的各项指标含义，结合聚类结果，对每一类附上其语义，即五个发展层次。上海独立为一类，是长江三角洲各个城市中绝对主导地位；第二层次为苏州；第三层次城市有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第四层次队伍最庞大有常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嘉兴，绍兴，舟山，湖州九个城市；第五层次城市分别是台州。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聚类分析的效果，我们使用层次聚类算法的凝聚层次聚类算法对该问题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对象之间距离计算方法为欧几里德距离公式，见公式(2)，簇凝聚时采用平均距离为簇之间的 图1. 聚类个数与类内平方和关系图 距离度量算法，见公式(3)。公式(2)中i，j表示的对象的编号，n是对象的属性个数。公式3中C i ，C j 分别是第i和j个簇集，n i ，n j 分别是对应簇集的对象个数。 图2为hclust对该问题进行聚类分析结果的图显示，其纵坐标的数字表示的城市的编号，横坐标表示簇集之间的距离。在R环境下对log代码进行修改润色，以便输出图更加直观，聚类的效果图如图3所示，图中序号1~16分别对应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几个城市名。 (2) (3) 从标准化后的数据可以看出，上海除了规模以上产品产销率这一负向指标的数值不为1，其余8项指标均为最大值1，可见上海的几乎全部经济指标是好于其他城市，聚类效果也发现了这一点。根据谱系图直观发现，16个城市划分为五个层次类比较合适，也验证了k-means算法的最优聚类个数为5个。 从以上两个聚类分析发现，不同的聚类方法其聚类结果并不尽相同，且对每一簇集也很难给一个确定的概念来概括，因此关于聚类分析的研究还需要结合实际分析和人们的基本认识来确定簇集名称和聚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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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及下一步工作 本文运用R和Rattle软件提供的数据挖掘方法，依据长三角洲经济圈的16个城市的2013年主要经济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获得一些有趣的信息，尤其对于一些地域相邻、文化相近，经济发展却存在差异城市，应该找出经济发展的途径，更好促进经济发展。比如我们居住的常州市，以前是与苏州、无锡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现在已经被苏州和无锡甩开了，不属于一个梯队的城市了。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更多的经济指标，考虑到人口数量等指标，对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对聚类效果进行显著性差异比较，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决策者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图2. Rattle中层次聚类算法输出结果图 图3. 修饰后的聚类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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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幸福感存在着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这四种取向。而近年来少数民族幸福感研究一直围绕着其影响因素进行着。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民族认同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出现了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少数民族，幸福感，民族认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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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幸福感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幸福感获得更多关注。然而幸福感是什么？目前幸福感的概念取向可分以下三种： 第一种幸福感取向来源快乐论。快乐论是由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270)的思想发展而来，他认为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幸福是生活的目的。随后心理学家受到这一观点影响，强调感官上的快乐，提出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一概念。Bradburn (1969)认为主观幸福感包含两种成分，即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并且该两个成分相对独立。而Diener，Suh，Lucas和Smith在1999年回顾前三十年的研究，提出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包括人们的经济、领域的满意度和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它的成分有愉快情感(喜悦、兴高采烈、满足、自豪、喜爱、高兴)、不愉快情感(内疚和羞耻、悲伤、焦虑和担心、愤怒、压力、沮丧、嫉妒)、生活满意(渴望改变生活、满足现在生活、对过去、未来满意、他人关于自己的生活的观点有重要的意义)和领域满意度(工作、家庭、财富、健康、财政、自我、所属群体)。尽管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和成分还未有统一的观点，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主观幸福感包含了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Kafka & Kozma， 2002)。 第二种取向是来源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实现论，认为幸福不是单纯的追求快乐，而是理性地对待现实生活，即有崇高的目标，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克服重重困难。Ryff (1989)受到该哲学理论的影响，提出幸福不应是过分关注情感的过程，而应是“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即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并进一步将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区分。心理幸福感有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对自我积极有积极的态度)、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个人不断成长；发展自己的潜能；自我实现)、生活目的(purpose of life，有方向，目标)、与他人的积极关系(positive relation with other，对他人有情感和共鸣；能够亲密地团结他人)、环境掌控(environment master，能够选择或者创造适合自身精神条件的环境；能够通过身体或心理的活动不断前进，创造改变)、自主(autonomy，个性化；内部评价)共六个维度，其中生活目的和他人的积极关系是最重要的特征。另一个影响较大的，以实现论为基础的心理幸福感理论是由Ryan和Deci (2000)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cision theory， SDT)。该理论认为心理幸福感要满足三个关键因素：自主(autonomy)、胜任力(competence)、关系(relatedness)。这两个心理幸福感的理论都强调了自主性、良好关系以及实现目标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实现人的潜能。 第三种取向来源于社会学中的道德沦丧和社会疏远研究(Mirowsky & Ross， 1989)。Larson (1992)认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强调的是个体的特点，但个体仍然处在社会结构和社区中，面对无数的社会任务和挑战。为了更好的理解最佳的心理功能和心理健康，社会学家应该对个体的社会幸福感进行探讨。Keyes (1998)认为社会幸福感是对个体在社会中的环境、功能进行的评估，其包含五个维度：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社会认同(social coherence)、社会贡献(social contribution)、社会实现(social actualization)和社会和谐(social acceptance)。 然而黄希庭，李继波和刘杰(2012)认为这三种取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失偏颇。单纯地强调个人的快乐、潜能的实现和社会关系、功能都无法表示复杂的幸福。由此提出将三种观点整合，科学地界定幸福，并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黄希庭等人认为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 WBI)关注个体的精神追求与心理感受，以人为核心和基础，是衡量个体幸福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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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 一直以来，幸福感的研究围绕着“幸福感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着幸福感”进行着，从而延伸出许多不同的研究方向。而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也是如此。但研究者还关注少数民族的幸福感与主流群体的幸福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Butler，Hokanson和Flynn (1994)发现民族也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之一。随着少数民族幸福感研究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少数民族的幸福感与民族认同有关联。因而研究者在进行少数民族幸福感研究时，开始关注民族认同。1990年，Phinney (1990)对以往20年的研究进行回顾，提出民族认同有四个成分：有本民族的自我认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积极的态度(positive attitude)和民族卷入(ethnic involvement)。这一概念获得较多学者的认可，而Phinney由此编制的多元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MEIM)也成为测量民族认同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 2.1. 幸福感与民族认同的相关研究 在研究的早期，就有研究者认为二者存在相关。Phinney，Cantu和Kurtz (1997)在总结早期研究发现民族认同与少数民族个体的幸福感有积极相关。随后不断有学者验证这一观点：Molix和Bettencourt (2010)发现民族认同是幸福感的预测因子。French和Chavez (2010)也有相同发现。Yoon (2011)还发现高民族认同的少数民族被试会报告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Outten和Schmitt (2015)也验证了这一结果。Schmidt，Piontkowski，Raque-Bogdan和Ziemer (2014)对229名学生的关系健康、民族认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和身体健康知觉进行测量，数据分析显示1) 民族认同感得分和与同伴、老师、社区关系得分越低的学生，主观幸福感和健康的天数越低，2) 与同伴、老师有较高健康关系但民族认同感较低的学生，会报告较高的积极情感和好的健康状态。随着发现民族认同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研究增加。还有学者通过元分析发现积极的民族种族认同情感与积极的社会功能、自尊和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Rivas-Drake， Syed， Umaña-Taylor， Markstrom， French， Schwartz， & Lee， 2014)。Smith和Silva (2011)也对少数民族个体的幸福感和民族认同进行元分析，发现民族认同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 但是研究者并不仅仅止步于二者的相关，还对此进一步的探索民族认同各成分对少数民族幸福感的影响。Syed等人(2013)对3637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认同的探索包含参与、探索两个维度，其中参与和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而探索与幸福感有显著负相关。Iwamoto和Liu (2010)对402名亚裔和亚洲国际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民族认同中的肯定(affirmation)和归属感(belonging)是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子。 2.2. 民族认同对歧视知觉和幸福的中介作用 有学者通过元分析发现歧视确实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心理幸福感照成伤害(Schmitt， Branscombe， Postmes， & Garcia， 2014)。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 SIT; Tajfel， & Turner， 1986)认为当一个内群体被不合理地处在劣势地位时，这会促进其个体加强与内群体及其成员的联系。随后，Branscombe及其同事(1999)在1999年以非裔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拒绝认同模型(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RIM)，该模型认为普遍的歧视代表着广泛社会拒绝，因此会对心理幸福感照成伤害，但是歧视知觉会加强少数民族群体的组内认同，而组内认同满足了个体归属需要，从而提高了幸福感，因此少数民族个体的组内认同缓冲了歧视知觉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 RIM在新西兰毛利人(Stronge et al.， 2016)、拉丁裔(Cronin， Branscombe， Levin， van Laar， & Tropp， 2011; Spencer-Rodgers & Collins， 2006)、居住在芬兰的俄罗斯裔(Jasinskaja-Lahti， Liebkind， & Solheim， 2009)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中得到验证。而对多民族群体(是指该群体中的个体有两个以上的民族或种族身份，例如可定义自己为亚裔，又可定义为美国人)进行研究，也验证了拒绝认同模型(Giamo， Schmitt， & Outten， 2012)。纵向研究也验证了该模型(Cronin et al.， 2011; Ramos， Cassidy， Reicher， & Haslam， 2012)。不仅如此，民族认同还能保护个体在网上遭遇的歧视。Tynes，Umaña-Taylor，Rose，Lin和Anderson (2012)发现民族认同分数越高，越显著地抵消网上种族歧视对焦虑的消极影响。因为在主观幸福感中消极情绪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该研究从侧面说明民族认同对幸福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随着RIM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开始探索民族认同的成分在RIM中的作用。Giamo等人在2012年使用Leachd等人编制的群体认同量表来探索群体认同的各个成分在RIM中的作用。结果显示，群体认同中的五个成分中仅有自我刻板印象(self-stereotyping)对歧视知觉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减弱了歧视知觉对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关系。这可能是自我刻板印象反映的少数民族类型(category)与其本身相符合，促进了少数民族个体的归属感和接纳，从而提升了幸福感。但Bombay，Matheson和Anisman (2010)却发现民族认同中的主导性(centrality)会加强歧视知觉与抑郁的关系。 此外，民族认同也在与民族有关的压力和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French & Chavez， 2010)。Syed等人(2013)发现认同一致性和认同混淆对参与和幸福感、探索和幸福感的关系分别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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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展望 虽然大部分研究已经证明民族认同与少数民族幸福感有正相关，并且民族认同对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但是有研究者却得出相反的结果。McCoy和Major (2003)认为组内认同，尤其是组内认同中的自我中心性使得知觉到的歧视与自我更相关，从而更具有伤害性。Yoo和Lee (2005)发现在亚裔美国大学生中歧视知觉仍可以预测较高的消极情绪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他们在2008年继续通过亚裔美国大学生探究民族认同是否在歧视知觉与情境幸福感(situational well-being)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民族认同会恶化歧视与情境幸福感的关系。而Mossakowski (2003)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民族认同与幸福感并没有相关。 并且民族认同中哪些维度与幸福感相关，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例如Giamo et al.， 2012和Bombay， et al.， 2010)。这与民族认同没有统一概念、测量方法有关，导致了各个研究结果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因此民族认同对幸福感的积极预测和保护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在研究类型上，民族认同与幸福感的追踪研究数量较少。Cronin等人(2011)通过追踪研究发现，民族认同是在不断发展的，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然而目前的研究被试大多是大学生群体，少部分是高中或其他年龄段的被试。除此之外，被试的民族种族也过与单一，普遍集中在亚裔、黑人和拉丁美裔。但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多种族群体，但目前来说此类群体的研究还比较缺少。在研究方法上，幸福感与民族认同研究的主流方法是问卷调查。研究模式也是构建结构方程模型。Yoo和Lee (2008)通过文本的描述让亚裔美国人想象歧视的单一事件或多个歧视事件，并在文本前后分别测试民族认同和情境幸福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研究结果显示民族认同高的被试想像多个歧视事件时比想象一个歧视事件报告更少的积极情感；民族认同感低的被试想象多个歧视事件时比想象一个歧视事件报告更高的积极情感。这表明民族认同可能恶化了歧视和情境幸福感的关系。这一方法在少数民族幸福感与民族认同的研究中较为少见。因此，采用更为多样客观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幸福感与民族认同进行研究，减少问卷调查带来的社会赞许性等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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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并由此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提出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毕生取向。然而，儿童早期之后有关心理理论的研究在国内相对较少。本研究以上海市274名三、四、五年级的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错误信念”任务和“奇异故事”任务考察儿童中期“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研究发现在两类任务上都出现了，年级越高，儿童中期心理理论得分越高；儿童中期已能成功地完成“错误信念”任务，“奇异故事”任务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奇异故事”任务中，低年级儿童大部分关注到了故事的事实原因，小部分会关注到心理原因；而高年级儿童既关注到故事的事实原因，也关注人物的心理状态，同时答案也更详细。 关键词 :儿童中期，心理理论，错误信念任务，奇异故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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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理理论”的概念最早是由普里麦克和伍德罗夫在《黑猩猩有心理理论吗？》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的。他们想知道，黑猩猩是否具有与人一样推测心理状态的能力。他们通过给黑猩猩出示录像带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黑猩猩有预测人类行为的能力，即黑猩猩知道他人(猩猩)的心理状态，能够根据具体的情景推知他人(猩猩)的心理活动。“所谓一个个体具有心理理论，指的是这一个个体能将心理状态加于自己及他人。一个这样的推理系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理论。首先，因为这种状态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其次，因为这个系统需要预测能力，特别是对其他有机体行为预测能力的支持。”(Premack & Woodruff，1978)。在普里麦克和伍德罗夫之后，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探究儿童是否拥有、何时拥有以及怎样拥有心理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心理理论这一术语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被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在不同场合可能隐含相对不同的涵义。 目前，对心理理论比较一致的理解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信念、需要、愿望、意图、感知、知识、情绪等)的认识，并由此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Happé， Winner， & Brownell， 1998)。 心理理论研究的核心年龄阶段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儿童早期，迄今最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来自对该年龄段儿童的探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逐渐把眼光投向人的生命全程，具体表现在：开始考察4岁以前儿童有关心理理论的问题；尝试对自5岁直到老年期的心理理论发展情况进行探讨；提出了心理理论的毕生发展观。至此，心理理论研究的毕生取向已初露端倪，该取向将是今后心理理论领域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03)。 国外有学者提出，儿童在进入学校，青春期，甚至成人后，心理理论仍在发展。(Miller， 2012; Apperly， 2011; Devine & Hughes， 2013)有关成人心理理论发展趋势的研究发现，随着个体老年化，心理理论呈下降趋势(Maylor et al.， 2002; Sullivan & Ruffman， 2004)。国内学者王异芳和苏彦捷(2005)考虑匹配被试的智商和受教育水平后，考察了平均年龄为22岁的青年人和69岁的老年人的心理理论，结果也发现了心理理论随着个体的衰老而下降。一项使用故事法测试5~10岁儿童二级错误信念发展水平的研究，发现儿童到了6~8岁才能初步理解更高层次的错误信念(Perner & Wimmer， 1985)。陈健芷和李巍巍(2009)通过儿童对说服性论据的选择，考查儿童在说服行为中使用心理理论能力的状况，研究结果发现5岁儿童在说服他人时较少使用心理理论能力，7岁是儿童使用心理理论能力的关键期，9岁儿童在说服他人时则更多地使用了心理理论。 为了精确地研究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者们设计和编制了为数众多的实验任务，并提出了各自的研究范式。我国学者王益文、林崇德(2004)将现有的儿童心理理论实验任务归纳为三类，即“区分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实验任务、“理解知觉输入与心理和行为相联系”的实验任务以及“错误信念认知”实验任务。其中，错误信念是儿童心理理论的起源性研究内容，是最重要的研究角度之一。错误信念的掌握被视为儿童是否认识到个体能够以不同方式表征同一客体或事件的证据，错误信念任务则被视为儿童是否拥有心理表征理论的某种“石蕊试剂检验”(邓赐平，2008)。 一阶错误信念实验主要有“意外转移”和“欺骗外表”两种任务范式，根据嵌套层次又有二阶错误信念任务。二阶错误信念认识是在一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心理理论认识，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关于命题态度递归性的认识和推理，是对更多涉及社会递归推理的复杂社会关系行为进行预测和解释时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鉴于二阶信念认识必然以某种二阶推理能力为基础，实际上是对他人心理活动的递推性思维，因此二阶信念认识亦被视为儿童高级元认知技能和递归思维发展的基础。 Happé所创设的“奇异故事测验”(The Strange Stories Tests)在中小学生及成人研究中得以较广泛的应用(Happé， 1994; Happé， Winner， & Brownell， 1998; Roeyers et al.， 2001; Kaland et al.， 2002; Tchanturia et al.， 2004; Sulliva & Ruffman， 2004; Kaland et al.， 2005)。“奇异故事测验”包括若干个故事，这些故事短小有趣，通常都有人物及其相互的对话。被试读完故事后，要根据故事内容就主人公的思想、观点进行推断(Happé， 1994)。“奇异故事测验”为研究大年龄儿童及成人的心理理论打开了方便之门(Sullivan & Ruffman 2004)。后续的研究对Happé的测验材料进行了改编，也证明了这种心理理论测验形式具有较高的可靠性(Jolliffe & Baron-Cohen， 1991; Kaland et al.， 2002; Kaland et al.， 2005)。 心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儿童关于心理状态(诸如信念、愿望等)的认识，认为对心理状态的认识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以及心理状态之间存在联系。关于心理的知识是人类最基本的认识领域之一(Wellman & Gelman， 1992)，这种知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责备、辩解和说明的行为习惯，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些无不涉及关于信念、期望、知识、需要、愿望、动机等心理状态的认识能力(Forguson & Gopnik， 1988)。由于这种关于心理的知识在社会认知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必然与其道德发展、社会性发展以及交流能力的发展密切关联(Leekam， 1993)，并且必然对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互动，及其与朋友和家人的密切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心理理论研究所关注的年龄阶段一直都是儿童早期，核心的研究成果也都集中在该年龄段。近年来，随着心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毕生取向。然而，儿童早期之后有关心理理论的研究在国内还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调查儿童中期心理理论发展的现状，希望能为日后心理理论研究的毕生取向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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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是来自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学的三、四、五年级儿童，平均年龄为10.00 ± 1.04。统一发放了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74份。被试的人数与年级见表1。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主要为一阶错误信念任务和二阶错误信念任务、奇异故事问卷。 一阶和二阶错误信念任务分别采用了心理理论经典测试中的意外地点故事：“Maxi和巧克力”和“冰淇淋车的故事”。这两个测试已经被研究者广泛用于测量儿童的心理理论。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两个错误信念任务是通过改编该经典范式后所得文字版问卷。 一阶错误信念任务“Maxi和巧克力”内容：马克把一些巧克力放到了厨房的一个蓝色橱柜里，然后离开家出去玩。马克的妈妈把巧克力移到了绿色橱柜里然后离开。现在，马克回到厨房想吃巧克力。问：马克会去哪里找巧克力？ 二阶错误信念任务“冰淇淋车的故事”内容：小明和小红在公园里玩。他们看到一个人在卖冰淇淋。小红想买但没带钱，她就回家拿钱。一会儿，小明想回家去吃午饭，卖冰淇淋的人告诉小明他要到学校去卖冰淇淋。小明走后，卖冰淇淋的人也开车离开公园到学校去。小红拿着钱向公园走，路上她看见那个卖冰淇淋的人正往学校走，就跟着他一起到学校买冰淇淋。小明吃完午饭到小红家。小红的妈妈说小红去买冰淇淋了。小明离开小红家去找她。问：小明会去哪里找小红？ 一阶和二阶错误信念任务中，被试答对记1分，答错或答不出来记0分，两项错误信念任务总分为0~2分。 奇异故事问卷用于测心理理论，总共有8题，其中有根据前人(White et al.， 2009; Happé， 1995)研究所整理改编而来的6个心理故事，故事的内容主要涉及说服、双重欺骗、误解和相反情绪等等。心理故事的长度都在70~200字之间，每个故事都用故事中发生事件的关键词来进行命名，比如“买猫咪”。 奇异故事问卷中的心理故事要求答题者对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断，并写下答案，以0~3分计分。计分的原则参考了前人研究(桑标，席居哲，左志宏，2011)：完全正确且详细为3分，较为完整为2分，部分正确为1分，答错或不答等则为0分。此问卷总分18分。 2.3. 施测程序 将一阶错误信念任务和二阶错误信念任务、奇异故事问卷装订成测试包，并另打印答题纸，要求被试在答题纸上按顺序完成所有答题内容。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单人单桌完成。测试要求：一、主试说明测试指导语，确保被试明白如何做题；二、单人单桌完成测试，要求被试单独完成，不允许任何的被试间的交流；三、每个班级有两名主试老师对测试过程进行监督；四、被试在测试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举手示意主试，主试小声对其进行与答案无关的文字或规则解释，对于低年级的儿童，主试先将测试中出现的生字写在黑板上并写出解释。 Table 1 The grade and number of subject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合计 男 53 53 27 133 女 58 53 30 141 合计 111 106 57 274 表1. 被试年级与数量情况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来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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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一阶错误信念任务 数据结果显示，儿童中期在该任务上的总体通过率为90.88%，男生为89.47%，女生为92.20%，可见儿童中期基本都能通过一阶错误信念任务。 3.2. 二阶错误信念任务 数据结果显示，儿童中期在该任务上的总体通过率为82.85%，男生为83.46%，女生为82.27%。具体通过情况见表2。 将年级作为自变量，任务通过情况作为因变量，用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儿童中期在二阶错误信念任务上的通过率在年级间差异显著(χ 2 (2) = 6.21，P < 0.05)，三年级儿童通过率最低，为76.58%；四年级儿童通过率为84.91%；五年级儿童通过率最高，达91.23%。从这一结果可知，儿童中期在二阶错误信念任务上，通过率随年级的增加而上升。 将性别作为自变量，任务通过情况作为因变量，用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儿童中期在二阶错误信念任务上的通过率在性别间差异不显著(χ 2 (1) = 0.07，P > 0.05)。 3.3. 错误信念任务的综合分析 本研究把一阶错误信念任务和二阶错误信念任务结合起来分析。根据两项错误信念任务问题的回答情况，把被试分为两个都正确、只一个正确和两个都错误3种情况。具体通过情况见表3。 Table 2 The pass rate on “ice cream cart tasks” during middle childhoo 年级 性别 失败 通过 通过率 三 男 13 40 75.47% 女 13 45 77.59% 总计 26 85 76.58% 四 男 7 46 86.79% 女 9 44 83.02% 总计 16 90 84.91% 五 男 2 25 92.59% 女 3 27 90.00% 总计 5 52 91.23% 表2. 儿童中期在冰淇淋车任务上的通过情况 Table 3 The pass rate on “the false belief task” during middle childhoo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两个都通过 75.9% 85.7% 93.0% 只一个通过 5.1% 6.5% 3.5% 两个没通过 19.0% 7.8% 3.5% 表3. 儿童中期错误信念任务的通过情况(%) 由表3可知，儿童中期回答错误信念任务的“两个都通过”的比例随年级的增加而上升，“两个没通过”的比例随年级的增加而下降。把“只一个通过”和“两个没通过”的情况合并，与“两个都通过”的情况进行是否与年级有关的独立性检验，结果发现儿童中期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通过率在年级间差异显著(χ 2 (2) = 7.41，P < 0.05)，三年级儿童两个都通过率最低，为75.9%；四年级儿童两个都通过率为85.7%；五年级儿童两个都通过率最高，达93.0%。从这一结果可知，儿童中期在错误信念任务上，通过率随年级的增加而上升。 将性别作为自变量，两项错误信念任务通过情况作为因变量，用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儿童中期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通过率在性别间差异不显著(χ 2 (1) = 0.051，P > 0.05)。 3.4. 奇异故事任务 奇异故事任务经测试后所得的数据结果显示，儿童中期的心理理论得分为5.58±1.91，男生为5.44 ± 1.82，女生为5.70 ± 1.98。 以年级、性别作为自变量，心理理论总得分和各题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心理理论总得分上，年级主效应显著(F = 6.62，P < 0.01)，三年级儿童总得分最低，为5.10；四年级儿童总得分为5.78；五年级儿童总得分最高，为6.12。由结果可知，儿童中期在奇异故事任务上，心理理论总得分随年级的增加而增加；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 = 1.33，P > 0.05)，年级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0.24，P > 0.05)，具体情况见表4。 Table 4 Score on “The Strange Stories Tests” tasks during middle childhoo 年级 性别 买猫咪 球拍 香肠 帽子 盗贼 审问 总分 三年级 男 M 0.83 0.91 0.87 1.08 0.66 0.72 5.06 SD 0.70 0.49 0.34 0.65 0.62 0.60 1.96 女 M 0.78 0.91 0.91 1.03 0.74 0.76 5.14 SD 0.65 0.66 0.39 0.65 0.55 0.68 2.06 总计 M 0.80 0.91 0.89 1.05 0.70 0.74 5.10 SD 0.67 0.58 0.37 0.64 0.58 0.64 2.00 四年级 男 M 0.81 0.94 0.98 1.34 0.66 0.83 5.57 SD 0.76 0.60 0.42 0.73 0.62 0.64 1.82 女 M 1.04 0.94 0.94 1.30 0.85 0.92 6.00 SD 0.73 0.66 0.30 0.64 0.82 0.65 1.89 总计 M 0.92 0.94 0.96 1.32 0.75 0.88 5.78 SD 0.75 0.63 0.36 0.68 0.73 0.64 1.86 五年级 男 M 1.11 1.07 0.81 1.15 0.74 1.07 5.96 SD 0.75 0.47 0.40 0.66 0.53 0.55 1.40 女 M 1.13 0.83 0.97 1.37 0.93 1.03 6.27 SD 0.73 0.53 0.18 0.56 0.69 0.61 1.76 总计 M 1.12 0.95 0.89 1.26 0.84 1.05 6.12 SD 0.73 0.51 0.31 0.61 0.62 0.58 1.59 表4. 儿童中期在奇异故事任务上的得分情况 以年级作为自变量，心理理论各小题得分和总得分作为因变量，进一步作单因素方差分析，LSD检验的结果显示： 四年级与五年级儿童在心理理论总分上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三年级与四年级儿童、三年级与五年级儿童在心理理论总得分上的差异显著(P < 0.01)，三年级儿童的得分低于四年级、五年级儿童。 在“买猫咪”和“审问”两题上，三年级与五年级儿童的得分差异显著(P < 0.01)，五年级儿童的得分要高于三年级儿童。 在“帽子”题上，三年级与四年级儿童的得分差异显著(P < 0.01)，四年级儿童的得分高于三年级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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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使用错误信念任务测得儿童中期心理理论发展水平 通过本研究所得数据可知，儿童中期在一阶错误信念任务上的通过率非常高，儿童中期总体通过率可以达到90%，男生和女生在该任务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儿童中期在二阶错误信念任务上的通过率较高，儿童中期总体通过率可以达到83%，男生和女生在该任务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中，与一阶错误信念任务相比，二阶错误信念任务的通过率有所下降，未通过的儿童人数明显增多。这与两个任务的难度不同有很大关系。一阶错误信念任务只涉及对人物信念的推测，而二阶错误信念任务则存在嵌套关系，这意味着学生在做二阶错误信念任务时需要推测人物对于另一人物的信念理解，难度上有所加大，所以总体通过率有所下降。 在二阶错误信念任务上，不同年级儿童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异，年级越高，通过率越高。三年级儿童的通过率约为77%，四年级儿童约为85%，而五年级儿童约为91%。进一步分析数据可知，三年级与五年级儿童在通过率上差异显著，五年级儿童更能理解故事人物对另一人物所持有的信念。 现有研究虽然广泛地使用了错误信念任务来测儿童的心理理论，但该任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错误信念任务中，仅从儿童的外显行为表现能在多大程度上推测其认知上的变化颇为耐人寻味。此外，错误信念任务测出的结果仅能显示儿童是否通过了该阶段的测试，而不能展示儿童推断的过程和推断出错的原因。 4.2. 使用奇异故事测得儿童中期心理理论发展水平 基于错误信念任务的局限性，本研究另选取了奇异故事问卷来测儿童中期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选择奇异故事任务的主要原因是：一、奇异故事可以要求被试在答题时进行详细回答，以便获得儿童对人物心理进行推断的根据和过程；二、奇异故事测试通常是使用多道题目进行测试，较错误信念题以一题出结果更为准确。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奇异故事问卷，心理理论题一共6题，总分为18分。通过本次研究所得结果可知，儿童中期的心理理论得分不高，总均分为5.58，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心理理论总均分上，不同年级儿童的得分差异显著，表现为年级越高，心理理论的得分越高，这与错误信念任务测得的结果一致。从各小题得分情况可以看出，在“买猫咪”，“审问”和“帽子”这三题的得分上，年级差异显著。 其中，“买猫咪”和“审问”这两题表现为五年级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三年级儿童。本研究认为，这两题上的得分会有差异主要是因为该题涉及到了人物信念的二层嵌套，类似于二阶错误信念。五年级儿童在二阶错误信念的表现上要好于三年级儿童，在这两题上答题情况也要好于三年级儿童。 以“买猫咪”为例，本题的提问是“怀特夫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儿童在答题时需要理解怀特夫人会这么说，是想要激起吉尔的同情心，然后买下大猫。这就意味着儿童要知道怀特夫人知道自己的话能让吉尔的想法发生改变，即故事人物知道另一故事人物的想法。儿童只有理解了这一层面，在该问题上才能拿分。 “审问”题与“买猫咪”题相似。儿童在答题时需要理解被俘虏的军人知道自己说的话一定会被敌军认为是谎话，不会相信，敌军会选择去另一边。所以军人利用了敌军的这一心理，说了实话。这同样意味着儿童必须知道故事人物知道另一故事人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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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可知，虽然儿童中期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总体得分较高，但在奇异故事任务上的得分未达到满分的三分之一，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两类任务上都出现了，年级越高，儿童中期心理理论得分越高。其中，在奇异故事任务中，儿童中期的具体答题表现为，低年级儿童大部分关注到了故事的事实原因，小部分会关注到心理原因；而高年级儿童在答题时，既会关注到故事的事实原因，也会关注人物的心理状态，同时答案也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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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资助信息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困难帮助对策及‘大带小’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编号：B1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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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认知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理论的研究成为热点。研究一致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理论能力受损，他们心理理论的缺陷与其症状有关。内侧前额叶皮层、杏仁核和顶下叶三个脑区涉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理论障碍。另外，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加工和面孔识别困难，而大脑偏侧性被认为是造成以上困难的原因之一。在未来，还需要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功能成像、测量工具等方面努力。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心理理论，情绪识别，脑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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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自闭症康复计划的实施，关注社会认知不同成分(情绪加工、社会知觉、心理理论、社会知识和归因风格)的新干预措施也不断涌现。自2003年4月的MATRICS工程(Measurement and Treatment Research to Improve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的测量和治疗研究)提出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认知进一步受到关注，MATRICS工程指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7个主要的认知缺陷：加工速度、注意/警觉、工作记忆、学习和言语记忆、学习和视觉记忆、推理和问题解决以及社会认知(Green et al.， 2008)。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属于社会认知范畴，被公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也是社会技能的决定因素。心理理论是指推测个体的心理状态(信念、愿望、情绪等)，并以此进一步推测、解释个体行为的能力。最近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理论能力受到损伤，且该损伤可能是一种状态(Fett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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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心理理论与精神分裂症 心理理论指将心理状态如信念、意图、愿望、假装、理解等归因到自我和他人并且理解他人具有的信念、愿望、意图、观念与自我不同的能力。三十多年来，研究者考察了人类和动物、成人和儿童、正常和非正常发育的个体。近些年，社会神经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心理理论的研究，在个体执行意图、信念或其他心理状态的理解时，对其大脑进行扫描、成像，从而揭示心理理论的脑机制。伴随着心理理论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众多理论，其中元表征假说最为经典。元表征认为人的心理状态是对外部世界的表征，元表征则是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再表征。 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组症状群所组成的临床综合征，它是多因素疾病。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可以分为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阳性症状指一些异常的感觉、观念和行为，主要包括妄想、幻觉和怪异的行为；而阴性症状主要包括一些衰退的行为，如情感冷漠、注意缺陷、动机缺乏、情感缺失等。 在TOM研究的初期，关于个体心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但是最近有研究开始注重考察其他患者，如精神分裂症、痴呆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根据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幼儿在18个月左右时能够理解元陈述手势和假装游戏。在3~4岁时，他们能够区分自我信念和他人信念(一级错误信念)。在6~7岁时，儿童逐渐学会理解高级表征，例如讽刺和隐喻(二级错误信念)。该连续模型可以解释从发展初期就显现出来的自闭症的症状，然而，它对于精神分裂症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这个模型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排除了社会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Frith (1992)对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进行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根据心理理论能力的损伤来解释它们的症状：精神分裂症患者知道他人存在心理状态但是失去了理解它们的能力，而自闭症患者不知道他人心理状态的存在，因为从出生他们就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当前，研究一致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TOM能力受损(Bora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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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4.1. 脑功能成像研究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脑成像研究时，要考虑到一些局限性。首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数较少，这使得样本容量偏小。另外，在选择被试时并不是随机的，因此应该考虑到选择性偏差。第二，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并不总是一致的。第三，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量表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第四，现今的科学技术、实验设计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综上，由于这些限制的存在，使得脑功能成像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另外，研究显示，海马与精神分裂症存在联系，而颞上沟、颞极参与心理理论加工，可以深入研究这些脑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可在脑功能成像中研究大脑的其他区域，以进一步了解精神分裂症。 4.2. 心理理论的测量工具 虽然测量心理理论相关方面的工具很多，但是真正适合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理论的工具却很少。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学者们制定适合考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理论量表。大多数的量表在测试精神分裂症患者前需要重新评估，因为大多数测试分数的降低与智商受损有关。这种相关性可能表明非特异性心智能力的恶化影响分数的程度超过特定的缺陷。除非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智商可以影响心理理论的能力(这不是不可能)，不然会有怀疑以上方法测量心理理论的可靠性。此外，大多数测量工具无法解释认知和行为缺陷。所以，需要进一步制定工具来评估心理理论任务中的这些缺陷，尤其是那些涉及到记忆和表达功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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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心理理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重视的认知领域，因为它对康复的预测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理论的变化还存在很多争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理论是一个受损的神经发育的过程还是一个神经退化过程仍有待讨论。然后，如上文所述，还有很多结论存在争议。而且，没有学者成功界定心理理论是否是一个独立于基本认知或者受其影响的领域。这些争论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主要参与心理理论加工的三个脑区：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和顶下叶。先前有假说认为有一个负责心理理论的特定模块存在，但该假说已经让步于其他观点，认为大脑的不同区域参与执行社会信息的加工。它也提出不同的心理理论功能和参与心理理论脑区的损伤不仅可以影响个体的社会功能，而且能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些症状的发展，如妄想、行为、言语的改变以及异常体验。另外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从神经认知角度看，各种精神分裂症亚型是否存在差异。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面部识别和情绪加工也出现缺陷，这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心理理论干预计划的目标并被认为是最适合的干预。有研究结果表明，心理理论训练，即使是最后的更高层次教学的心理理论能力，首先应该解决面部识别缺陷，建造自下而上的心理理论加工。掌握这个“低水平”技能也许应该是一个发展到“更高的”水平的要求。 考虑到这一领域研究的复杂性，目前还没有合适有效的评估工具能够整合基本心理理论加工的所有方面，或者说至少最重要的方面。心理理论的假定模型有待于科学验证的理论构想。就这一点而言，开发有效的工具是重要的。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心理理论作为精神分裂症的预测因素，还可以探究心理理论、基本神经认知、疾病进程中社会心理发展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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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问题：本文在应用心理学工作团队在为民航飞行员群体的员工帮助计划(EAP)实施过程中，面临工作团队专业水准的质疑、服务项目内在品质和服务工作时间方式等方面的挑战。方法：文献法，结合心理访谈技术。结论：本文深度关注和借鉴虚拟现实技术(VR技术)的应用研究进展，提出了将VR技术应用于民航EAP领域的应用构想——以VR技术全面打造、提升和优化民航飞行员群体的员工帮助计划(EAP)，并提供了可行性论证。 关键词 :员工帮助计划，虚拟现实技术，民航飞行员，民航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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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从关注民用航空安全和关心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的双重现实需求出发，民用航空公司人力资源部与高校应用心理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民航飞行员群体员工帮助计划(EAP)，具有“彰显理论价值，回应实践需要”双重意义。 然而，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应用心理学工作团队遭遇来自本应从中受益的民航飞行员的“冰桶挑战”——缺乏热情，消极配合。根本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工作团队专业水准受到质疑。虽然民航飞行员群体员工帮助计划(EAP)项目的规划设计是由航空心理学领域的顶尖专家担纲，但是实施项目的主力成员是青年心理学者，在专业水平、实践经验、生活阅历等诸多方面存在“态度可嘉，专业青涩”的问题；其二，服务项目内在品质苍白乏力。按照员工帮助计划(EAP)的理论与技术流程设计的项目推介、需求意向调查、系列心理健康报告、心理测验、主题心理工作坊、心理咨询、联谊活动，是一个已然成熟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然而，这一方案在号称“高智商+高科技”的民航飞行员群体面前，显得非常幼稚、平淡；其三，服务工作时间方式脱离实际。民航飞行员工作时“各自满天飞”，休闲时“倦鸟自归巢”，根本难以找到“恰当的时间，便利的地点”参加员工帮助计划(EAP)的活动。 面对“工作团队专业水准”、“服务项目内在品质”、“服务工作时间方式”的问题与挑战，选择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项目改进，是正确的方向和根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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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民航飞行员EAP项目的构想与论证 面对民航飞行员EAP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结合VR技术在航空航天与心理治疗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的探索性研究成果，我们尝试就VR技术应用于民航飞行员EAP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 2.1. 智能展示、轻松互动，提升关注度和参与度 宣传推介和资讯收集是EAP项目启动阶段的工作，现在的EAP项目的宣传推介活动，基本是借助发放纸质印刷宣传手册、PPT或PDF课件集中宣讲、工作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告知等方式进行。资讯收集通常是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这样的做法在EAP项目宣传推介活动中是普遍的做法并有良好效果(张西超，2015)。 VR技术可以借助动态环境建模技术，生成虚拟的、动态的实施场景和活动内容与方式，并通过立体显示和传感技术让人感受“比现实更逼真的虚拟”(Minas et al.， 2016)，一方面使飞行员通过多种感官通道，直观而实时互动地了解EAP项目的设计理念与实施程序，另一方面借助眼动捕捉等技术跟踪记录飞行员的兴趣点(Skulmowski et al.， 2014)；通过语音等信息集合系统，实时获取飞行员对于项目实施的疑惑与建议(Bisanz & Tsiolakis， 2002)。有研究表明：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提供良好的存在感，能诱发情境中人的情绪反应和良性互动(Wiederhold & Wiederhold， 2000)。新颖的形式与富有吸引力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有助于拆除横亘在EAP项目工作团队成员与民航飞行员之间的心墙。这一构想在面向工作团队成员的工作研讨和面向民航飞行员的心理访谈中，获得一致的、肯定的评价。 2.2. 规避傲气、角色降格，提升接纳度和影响力 本模板可直接用于论文及其文字的编排，有的页边距、行距、字体都严格符合规定，请勿修改！尤其是页边距，由于期刊在后期制作过程中需要在页眉、页脚添加各种信息，所以所有论文务必确保现有的页边距不被修改，页面空白不被占用。心理接纳度和影响力是工作团队成员实施EAP项目的前提和保障。心理接纳度和影响力往往在第一次面对面接触中就已经产生。由于民航飞行员是一个特别的行业群体，飞行学员的选拔标准和程序，从内在的心理品质到外表的生理条件，都是完美到苛刻的要求(Hoermann & Goerke， 2014)。飞行学员经过理论学习、综合飞行训练、军事化管理的严格和规范，全面塑造和提升了飞行员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Carretta， 2011)。民航飞行员“高高在上”的职业性质和优厚的薪酬待遇，赋予了民航飞行员独特的优越感(杨海，娄振山，2001)。 一线工作团队成员全部是驾驭EAP项目的新手而非专家，对民航飞行员群体生活工作的相对陌生等等，这是无法掩饰的不利因素。VR技术以其对飞行员生活和工作情境的真实呈现，和预设的应对策略的直观、互动的技术保障，近乎完美地弥补了工作团队成员的阅历、能力、经验的不足。在VR技术营造的虚拟情境中，与飞行员互动的人的形象是一位专家学者，团队成员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大多数时间处于边缘或后台的辅助陪伴者，不再定位工作团队成员为“专家角色”之后，有助于获得飞行员对“助手级角色”就应该是青年人的恰当身份定位，从而提升了民航飞行员对工作团队成员的心理接纳度和影响力。 2.3. 突破屏障、自然完成，促进积极性、建设性 民航飞行员在主题心理工作坊、面对面心理访谈、沙盘游戏、拓展活动中的表现尤为消极、退缩，表现出与年龄身份不相符的不安全感和羞涩感。对涉及原生家庭、情感史、印象深刻的经历和事件、关注的时事与人物等问题表现出回避和忌惮的态度，高频反应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隐私，无可奉告”。这往往会让EAP项目工作团队成员产生遇到“外星人”的错愕与尴尬——因为面向其他社会群体的EAP项目时，工作团队成员要忙于在信息巨量的倾诉中捕获有心理观察意义的线索。 有研究发现：相对年轻的民航飞行员，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会更多，在寻求外部援助活动中更趋于保守(于和青，2006)。羞怯个体会在面对面的社交情境中产生焦虑感和抑制行为，回避社交情境，影响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卞玉龙等，2015)。在项目调研中，当飞行员对于EAP项目流程与内容不熟悉时，往往会采取不接受、不反应的态度。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飞行员在访谈过程中产生的防御、回避与羞怯。 VR技术让EAP项目实施在虚拟情境中展开。有研究发现：充分的情境浸入感可以有效缓解羞怯，因为羞怯个体在虚拟环境中能够显著降低敏感性，更加倾向于自我表露和主动交往(Stritzke， Nguyen， & Durkin， 2004; Brunet & Schnidt， 2008)。在虚拟环境中没有认知屏障等因素的干扰，交往双方的“真实自我”暴露程度较高，在虚拟环境中建立社会关系比现实环境的速度更快，质量更好(Wildermuth， 2001)。VR技术有助于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权(许百华、赵业，2005)。这些研究表明，通过VR技术建立虚拟访谈环境，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飞行员在项目调研过程中产生的敏感、焦虑、被动等反应，有助于更好地建立与工作团队成员建立信任关系，使得民航飞行员更加主动配合项目推进，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心态、建设行为。 2.4. 提升情境再现效应和心理成长的生态效度 EAP项目实施的地点通常在活动室、会议室等室内情境中进行，与民航飞行员真实的生活工作情境差异很大。另外，项目设计过程中主试的主观性、项目实施的标准化程度会影响心理干预效果。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民航飞行员EAP项目是在逼真再现飞行员日常工作和生活情境的基础上智能生成的，操作规则同样立足现实环境的行为规范，能够为飞行员提供更加逼真、感受深刻、自主操纵的心理干预与体验环境，诱发有关的情绪与认知，从而使飞行员即时进入情境之中，取得即时到达现场的真实效果——情境再现效应。有研究者运用VR技术与暴露疗法相结合，将患者置于模拟飞行活动的虚拟情景中实施暴露疗法，结果发现：在虚拟飞行情景下实施暴露疗法和在真实情景下实施暴露疗法具有相同的疗效，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有效避免了真实情景暴露疗法中耗费大，安全性低等问题(Rothbaum et al.， 1995)。VR技术的可控性优势，可以根据工作目标和任务的需要自主设置虚拟环境，在“因为逼真而体验真实的快乐和成长，因为虚拟而无需面对付出和承受”的尝试中获得应对工作情境中的挑战和面对生活中的问题的积极经验，这些经验可以让已经在虚拟情境中“训练有素”民航飞行员在真实的工作和生活情境中，心态平稳、认知理性、行动干练，使得心理成长的生态效度自然显现。 2.5. 穿越时空、便利实施，保障个性化与系统性 EAP通常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群体心理健康保障促进项目。然而，由于飞行员飞行工作时间长、责任大、工作地点变动等职业特性，难以对民航飞行员进行集中、系统和长期的培训与干预。心理访谈中受访飞行员相当一致地表达了遗憾与不满：面对航空集团关心飞行员送来的心理援助服务“不是不需要，而是不凑巧”、“因为难坚持，所以放弃了”。 VR技术的自动灵活性可以突破项目实施时间和空间的瓶颈，采用分布式的虚拟现实系统，能够使多个用户借助网络通信技术对同一个虚拟环境进行观察与操作(Williamon et al.， 2014)。在移动互联技术的支持下，借助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在不同工作地点的飞行员远程共享虚拟的心理资源，让EAP项目充分满足民航飞行员个性化需要，从而可以保证心理援助服务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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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小结 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操作性技术门槛降低和市场化窗口期到来。这为民航飞行员心理援助方案(EAP)项目解决实施中遭遇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心理工作项目团队应该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精准设计、认真准备、快速行动：一是向民航飞行员心理援助需求侧(合作方，民用航空公司)和心理工作团队所属高校(主管机构)宣传推介，获得积极认同、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二是寻求虚拟现实技术研发机构的技术支持和应用开发合作，将VR技术与民航飞行员EAP项目创新融合，做好供给侧自身优化改革(优质心理服务产品)；三是培育打造高水平心理工作团队，利用VR技术与EAP项目结合的难得的时机，完成青年心理学者在心理学服务社会发展中资历劣势的“弯道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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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资助信息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1JZD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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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检验领导者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本文通过对来自重庆市各县、市、区政府机关、公检法和事业行政单位的237名领导者进行调查，通过对数据的优势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得到以下结果：领导者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预测变量分别为自尊和自我效能感；而领导者的自我效能感显著的部分中介于其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而相较于自我效能感，自尊对于领导的主观幸福感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因此，提升领导者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能促使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关键词 :自尊，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