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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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我国有着人口基数大、老龄化程度高的特点，这就使得我国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居高不下，死亡率与致残率更是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尿酸血症和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伴随高尿酸血症发病率的不断升高，脑梗死与高尿酸血症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大家的重视 [ 10 ] 。Zhang等人的研究显示当血清尿酸水平处于一个适当的范围内(316~380 lmol/L)时有利于脑卒中患者的预后，过高或过低都是有害的 [ 11 ] ，无独有偶，另一项研究同样认为不同水平的尿酸应具有不同的功能，在一定浓度范围内的尿酸可以起到神经保护的作用，在不久的将来适宜浓度的尿酸可能被用来治疗急性脑梗死，改善脑梗死预后 [ 12 ] 。更有研究具体到发现在动物实验中给予治疗浓度的尿酸(16 mg/kg， iv)可以减少脑梗死面积、改善神经功能、减轻神经元损伤、氧化损伤和脑水肿程度，其机制涉及到尿酸激活Nrf2通路 [ 2 ] ，而Nrf2的激活在脑缺血再灌注(I/R)损伤治疗的过程中可能成为一个神经保护治疗靶点 [ 13 ] [ 14 ] 。血清尿酸浓度在脑梗死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在随后的几天会逐渐下降到基线水平。早前的几项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外源性尿酸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 15 ] [ 16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对尿酸的病理生理作用做出了新的解释，一篇综述认为尿酸是一种参与全身炎症反应和先天免疫反应的活性因子 [ 17 ] ，尿酸首先可引起氧化应激，从而引发炎症反应，进而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 [ 4 ] 。Chiquete E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尿酸在脑梗死急性期的有害作用 [ 18 ] 。高尿酸血症能增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和加重其不良结局事件的发生 [ 2 ] 。国内外研究中对于血清尿酸水平高低是否影响脑梗死预后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发现脑梗死合并高尿酸血症的复发率要高于脑梗死时尿酸正常的患者，认为尿酸水平高低与脑梗死复发有直接联系，高水平的血清尿酸增加了急性脑梗死的风险 [ 1 ] [ 19 ] 。在临床工作中，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往往很容易引起医护人员的重视，而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于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也应当给予同样的重视，如果高尿酸血症被早期发现我们应当尽早治疗，改变生活方式，指导合理饮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以期能够达到有效减少脑梗死发生的目的 [ 20 ]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为研究尿酸的临床疗效提供指导，为急性脑梗死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但是仅凭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对尿酸在脑梗死预后中的作用妄下定论，因此尿酸在脑梗死的预后过程中的利弊作用还有待于各方学者的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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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中国现代化质量主要受制于农村城镇化，而农村城镇化则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主要形式。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要义下，农村就地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但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定性和应然研究。本文从生活方式的城市性构建了测度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指标体系，并采用2010~2016年浙江各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市性的数据，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进行测评，最后借鉴物理学的耦合协调性模型，分析了浙江沪杭半小时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三大经济带区域，其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各区域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耦合协调性均处于上升通道达至较高阶段，发展水平和质量在空间集聚上呈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递减趋势；地理因素对其具有重要影响，但政府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才是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 :就地城镇化，水平，质量，耦合协调，生活方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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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口就地城镇化是相对于大尺度空间人口流动而言的，是一种小尺度空间区域内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变，可以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李强、王昱，2017) [ 1 ]，即沃斯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李健、杨传开、宁越敏，2016) [ 2 ] 。典型如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由乡镇企业开发主导的职业非农化，21世纪由政府推动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新农村建设(吴业苗，2016) [ 3 ] 、美丽乡村建设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城镇化。但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政府推动下的巨大财政压力和资产的低效，就地城镇化并未能成为城镇化的蓝海。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进入了以城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主的城市型社会。与此相随的是：东西部经济发展政策趋同和公共服务建设完善下人口流动新趋势——由跨区域空间移动转向就地就近移动，乡村振兴战略下和限大促小城镇发展政策转向下的城镇资本、人才等要素的乡村回流。而通讯和通勤能力提升所致的城乡边界淡化、模糊，加速了“乡村原有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匹配状态逐渐瓦解”(黄璜、杨贵庆等。2017) [ 4 ]，乡村逐渐凸显城市性生产生活方式，虽在空间风貌与城镇地区仍差别较大，农村发展进入以农民就地市民化为特征的村域城镇化阶段(王景新，2015) [ 5 ]，返乡兼业、城乡双栖和乡村人口就地就近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转化这一新乡城发展关系和乡村生产生活模式已然常态化。 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人才、资本的乡城双向流动，既是乡村振兴缓解乡村收缩的一部分，也是内涵式城镇发展的诉求。城镇化的研究至此转向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的关注，尤其是对乡村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的关注，虽人口跨省移动迁移仍是主导路径，但对城市效率解释偏差不断扩大、解释力度显著下降，而省内、市县域的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解释偏差扩大开始大幅减缓、解释力度显著上升。即城镇化正由跨省的异地城镇化逐渐过渡到就地就近城镇化(王业强、魏后凯，2018) [ 6 ]，过渡到不再以居住空间转移和职业身份的转换为标志，而是以乡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转换为主要特征。传统采用人口城镇化率来测评城镇化已不再适应。Magnarella P J (1970)、Erman T (1998)、薛德升、曾献君(2016) [ 7 ] 开始采用生活消费支出来判别人口的城市性，并且发现生活消费支出对人的城市生活质量显著正相关，但其分析研究仍是置于城乡二元框架之下，仅从消费支出来度量，忽视了乡村和城镇内部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也未考查生产方式的城市性转变以及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城乡生活方式融合视角，选择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浙江，从生产方式、消费支出、文化素养、社会权益四个维度构建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和2010~2016年乡村人口收支结构面板数据，测评浙江省及分地区的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最后运用物理学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测度、研判浙江地市级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一方面有利于科学度量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的进展，为分类指导各区域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进程提供量化管理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测评体系对不同区域乡村地域进行测评和比对，有利于总结发现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实践经验和存在的障碍因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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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2.1.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概定与测评理论依据 辜胜阻(1995， 2016)、刘纯彬(1994)等学者均表示“中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城市化”，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应该以就地、就近为主，而且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张文忠，2015) [ 8 ]，让农民过上像城市一样的生活，让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城镇化(董长瑞，2014)，让农村居民进入和融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文明素养的形成(李强，2018) [ 9 ]，即乡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才是城镇化的终极所指。 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在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中提出，是一种不以强调生产要素的城镇集聚，凸显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乡村扩散、渗透的城镇化模式。国内学者对其关注源于：一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由企业、政府主导开发乡村经济引起的乡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二是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理念下，乡村人口文化素养和社会城镇化；三是长三角、珠三角沿海经济带发达区域，一些乡村没有通过空间异地大规模迁移和重组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朱宇，祁新华等，2012) [ 10 ] 。依《2016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如图1，2011年~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外出农民工占比从2011年的62.8%逐年下降到2016年的60.1% (见图1)，即就近就地就业、生活进而向城镇型转换已成为乡村人口城镇化的一种趋势、特征。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生活方式分为劳动生活方式、物质资料的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闲暇生活方式。李强、赵罗英(2017) [ 11 ] 认为，“对某个群体消费和闲暇方式及其支出的探讨、测度可以展示其市民化的状况”。因此，李培志(2010)将这种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定义为“消费、闲暇生活方式”的乡村城镇化，也就是“衣食住行乐”(张广济，2010)的城市性。概言之就是乡村就业向乡村服务业、乡村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逐渐转变，乡村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占比逐步提升；消费结构中“衣食住行乐”的位次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明显；文化素养中村民教育、娱乐支出以及彰显社会权益的村民参保率、健康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等乡城相对差距缩减(见图2)。 图1. 2011~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及占农民工总量比变化 图2.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城市性获取过程示意图 2.2. 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测评指标选取 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一是发展水平，二是发展质量。发展水平方面，现有研究鲜有从定量角度来测度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大多只是影响因素、对策研究(王帆、胡恒钊，2015；黄文秀、杨伟忠等，2017；曾鹏、向丽，2017)和模式选择(李强，2015、2016；吴碧坡、黄少安2016；孙敏，2017)。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生活水平的变化，而生活水平则依赖于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变化，因此，本文构建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和乡村个体就业人数之和占乡村人口数的比重这一指标反映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发展水平(见公式1)。发展质量方面，从生产方式、消费支出方式、文化素养和社会权益四个维度，综合考虑指标选取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数据的可获性的基础上，构建基于生活方式城市性转换的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质量测评体系。生产方式的城市性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乡村人口收入和乡村服务也增加值的变化，因此，选取乡村人口可支配收入和乡村服务增加值来反映生产方式的城市性。一个群体的生活水平反映其生活方式(李强、赵罗英，2017) [ 11 ]，故城市生活方式可从消费方式、闲暇方式来揭示(梁晨，2012)，而这可从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来揭示和度量，因此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可以从消费支出和闲暇支出来考量，即衣食住行和闲暇支出。文化和底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精神，这种素养更主要体现在生活在城市中人的素养，故莎士比亚说“城市即人”，即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受城市文化素养影响，因此选择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反映乡村人口的文化素养。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还反映在社会权益的城市性，而这种社会权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胡滨，2013) [ 12 ] 。依此，本文构建的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测评体系见表1。 Table 1 Urban population lifesty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 评价维度 指标选取 熵值 冗余度 权重 生产方式 可支配收入(纯收入) 0.87325 0.12675 0.11067 乡村服务业增加值 0.87433 0.12567 0.10972 消费支出 食品支出 0.87548 0.12452 0.10872 衣着支出 0.8746 0.12540 0.10948 居住支出 0.86613 0.13387 0.11688 交通通讯支出 0.87303 0.12697 0.11085 闲暇与生活服务 0.87432 0.12568 0.10973 文化素养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0.86936 0.13064 0.11405 社会权益 健康保障支出 0.87411 0.12589 0.10911 表1. 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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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分析 4.1. 发展水平总体呈扬抑交错，政策推力是其发展主动力 除嘉兴一直处于上升通道、温州、丽水处于下降趋势外，不论是从全省全域来看，还是分三大经济带区域来看，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都是起伏有致抑扬交错。而从平均水平来看(见图3)，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水平高于沪杭半小时经济带，也高于浙西内陆区；但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则以2015年为边界，在此之前浙西内陆区高于沪杭半小时经济带，而之后则相反，这暗合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轨迹，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经济带导向的政策嬗变。浙江从2003年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后，美丽乡村建设便进入了政策出台密集期，特别是《浙江省美丽乡村行动计划(2011~2015)》的出台，迎来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高峰期，2015年的《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则将美丽乡村建设转向内涵和质量发展阶段；沿海经济带则得益于其乡村渔业和深海洋加工业的高附加值所带来的乡村经济高速发展。这说明浙江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是一种政策推力结果，虽在一度程度上有朱宇、祁新华等学者所言的自发性和市场化行为，但政策推力是其主要作用力。 图3. 浙江三大区域经济带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 4.2.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区域间协同明显 无论是全省整体还是每个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在时序上均稳步提升，处于上升通道；从三大区域经济带空间结构上看，沿海经济带均处于领先水平，但区域间较为平衡。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同样以2015年为分界点(见图4)，在此之前是沪杭半小时经济带领先于浙西内陆区，而后则是相反。在经济带区域内部，嘉兴和舟山不论是在发展水平上，还是在发展质量上，均处于明显的领先。这主要是沪杭首位度和总部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结果，以及舟山国家自由贸易港下政策、资源集大成的结果。可见，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要么自身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区位优势，要么是政府政策大力推动下的要素集聚效应结果。所以，我国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快速高质量城镇化，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周边的卧城镇和乡村，或是经济高度发展的沿海经济带，这也是为何就地城镇化虽然契合我国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要义，但始终未能成为蓝海的主因，也是宁越敏(2016)为何指出，我国很多乡村地区尚不具备由乡村就地裂别为城镇的可能。 图4. 浙江三大区域经济带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 4.3. 耦合协调度时序上逐年提升，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借鉴Ma Li，Jin Fengjun，Song Zhouying et al. (2013) [ 13 ] ；刘耀彬(2005)和孙平军、丁四保、修春亮(2012) [ 14 ] 对耦合协调度的划分，见表5。 Table 5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0 0.3) 低耦合度 [0 0.3) 第耦合协调度 [0.3 0.5) 较低耦合度 [0.3 0.5) 较低耦合协调度 [0.5 0.8) 较高耦合度 [0.5 0.8) 较高耦合协调度 [0.8 1] 高耦合度 [0.8 1] 高耦合协调度 表5.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研判标准 由表4和表5可见，无论是全省，还是三大经济带区域以及区域内各地市，其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都是逐年提升。除湖州和丽水是在2014年才达到较高耦合协调阶段外，其他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均较早迈入较高耦合协调阶段，特别是发展质量比较高的舟山和嘉兴，在2011年和2012年就步入了较高耦合协调阶段。从空间集聚性来看，呈现出由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逐步递减的特征，但空间内部各地市耦合协调度较为均衡。说明浙江省地市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是正相关的，诸如“美丽乡村”建设等发展乡村政策，以区块经济带动周边乡村、小城镇化的发展，进而提升乡村生活方式城镇化、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是有效的、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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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浙江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其2010~2016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发展质量，以及速度和质量的耦合协调性，在时序上整体呈现出逐步提升趋势，在空间上虽呈沿海经济带、沪杭半小时经济带和浙西内陆区递减趋势，但经济带内部空间各地市均较为均衡。这得益于浙江块状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逐渐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生活方式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异，以及基于区域资源要素差异，政府因地制宜实施、落地相应发展、振兴、提质政策所引致的要素红利、政策红利和发展红利空间集聚的结果。第二、地理因素对乡村人口城镇化水平、质量和耦合协调性具有重要作用，但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即乡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发展过程中应着力于如何引导、鼓励生产性要素、资源和资本的城乡双向流动和区域合理布局，通过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振兴乡村、繁荣乡村，进而缩小区域和乡城经济社会的相对差距，实现乡村“精明收缩”发展和乡村人口的自发就地就近城镇化，而不能因生活方式城镇化而“城镇化”。 乡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现象(李强，2016)，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既是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辜胜阻，2014；厉以宁，2013、2017)，也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当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乡村病和城市收缩、乡村衰落等城乡问题解决的出口之一。但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就地就近城镇化本质上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而我国实践中却是自上而下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虽具有制度效率，但也存在着违背农户意愿、公共服务资源有限、土地利用无序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而且不同的乡村其地理区位、文化基因和经济发展动力是不同的，因此其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的途径和模式也是有异的、乡村城镇化作用于乡村振兴的机理和制度也应是精准施政。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就地就近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对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质量指标的构建、测评，并依此探讨了影响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及其耦合程度的因素、作用机制，既有助于解决因缺乏就地城镇化质量测评等定量研究不足而引致的学术上对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可行性、适用限度的争论，也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和发展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即通过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实现乡村各维度全方位的综合发展，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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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章依据2007年至2016年期间阿克苏地区的数据作为研究主体。结合阿克苏地区的区域特征来选取研究指标，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来研究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经研究发现，2007~2016年间，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0.939之间，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在2007~2008年间，阿克苏地区“四化”耦合协调度位于(0， 0.4]区间，表明此时“四化”系统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在2009至2012年期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5， 0.8]区间，体现出此时期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2013~2016年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8， 1]区间，该时间段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段。为进一步优化协调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耦合协调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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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十八大召开以后，各地区将信息化、工业化互动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相协调，促进、完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和信息化同步发展是作为经济质量提升的目标，以此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快速前进，一是使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向前推进；二是使人们在享受各种改革发展红利之时，对经济发展理念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改变传统观念，创新发展理念，倡导新型的发展方式来促进社会全方位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徐维祥教授等人的专著《中国“四化”同步发展时空演化格局、形成机理与模式选择研究》中写到，通过建立与“四化”相关性较强的指标体系，并建立起发展水平测度相关的模型，借助数据说明了当前我国“四化”同步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对于格局状态，形成机理、模式选择都给予了较为系统、条理的阐述 [ 1 ] ；丁任重，邱健新作《“两化”互动、城乡统筹体制机制创新——来自四川省的实践》，著作以四川省为例，将两化的互动关系，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探究的主体，从中为两化之间的关系、城乡未来建设提出了新的、基本的理论，为当下时代背景、科学研究提供了经验与参考，提出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创新之作，从中发现了一些西部地区“四化”同步发展的共性特征，使得今后在我国西部地区“四化”实践的过程中有了更加确切的经验借鉴 [ 2 ] ；洪银兴教授认为，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和目标要定位到社会主义特色中去，提出的“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视角”、“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视角”、“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视角”这三个观点阐述了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为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立了更高的标准，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指标，要把质量的标准提到更高的层次上去 [ 3 ] 。倪维秋整理了辽宁省及其14个地级市的研究数据，从3D、2D的研究视角出发，得知该地区的协同发展水平是呈现“U”型状态，并且在时空分布上也存在一定的层次性、差异性 [ 4 ] ；何太蓉则把研究重点转向“新四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对不同层次系统的研究分析，着重体现在协调“新四化”演进的过程中，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保护性开发的方式发展经济，调整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 [ 5 ] 。目前，很多学者对我国四川、江苏、河南、湖北、陕西等省份进行了“四化”同步发展研究，但从新疆南疆来看，并未出现较系统的关于阿克苏地区的“四化”协同发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对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探讨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动态演进和存在问题的科学研究，对如何促进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措施、建议等方面的相关分析、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物理耦合模型探讨了阿克苏地区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并利用所选取的指标，对阿克苏地区的“四化”发展水平测度、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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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 作为新疆下辖的地级行政区，阿克苏地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其总面积为13.25万平方千米，面积占新疆的8%。阿克苏地区辖8县1市，84个乡镇。2016年，阿克苏地区总人口250.83万(不含阿拉尔市)；全年实现地方生产总值581.1亿元，比2015年增长10.0%。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31.30亿元，增长6.4%；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99.22亿元，增长10.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50.60亿元，增长11.2%。 目前，阿克苏地区的“四化”总体的发展水平及协调度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依据当下形式，阿克苏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有了显著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不断向前推进，作业精准度也大幅度提高。工业化、农业现代化都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支撑，对该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此外，在阿克苏地区政府越来越重视城镇化建设的情况下，当地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便有了生产要素的支持以及更大的销售空间；拓宽了销售渠道和多样化的销售方式。调整工业化结构，将其改造升级，农业现代化则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精良技术在田间的推广，这些改变来源于信息化为其提供了动力，逐渐将现代信息化的管理方式，生产效能特别是信息资源的共享融入到工业企业和农村中去。城镇化升级发展给予了信息化广阔的前进空间和展示平台。专业人才培训、资金支持和技术及时更新并落实推广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生产，既节约了劳动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促进人口集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该地区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来看，“四化”在各自发展的同时有互相作用，彼此促进。因此，本文通过参考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探讨和分析了阿克苏地区四个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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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阿克苏地区“四化”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阿克苏地区2007~2016年10年为研究区间。其中，研究所需的数据均来源于2007~2016阿克苏地区统计年鉴，利用移动平均的方法进行补充缺失的数据。依据文章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阿克苏地区“四化”的耦合度、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以及耦合协调发展度(见表4)。 4.1. “四化”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根据表4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测度G、U、A、I的数值可以看出，大部分年份的“四化”发展水平测度值均在0.1至0.8之间，2007~2008年“四化”发展水平测度数值较低，特别是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不理想，但其发展趋势是上升的。在2008~2016年间，除2013年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测度值有所下降之外，其他均为逐年上升，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10年间，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增长速度减缓，体现出此两者的脆弱性。同时，根据“四化”发展水平测度的折线图(见图1)可以得知，2008年， I > U > A > G ，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值低于其他“三化”。2009年， G > I > A > U ，与2008年相比较，工业化增速最快，是2008年的4.3倍，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中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值上升最小，几乎与2008年的发展测度持平。2010年，城镇化水平测度值上升最大，是2009年的3.3倍。2011~2012年， G > I > U > A ， G > I > A > U ，工业化均高于其他三化，信息化均高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表明在2011~2012年间阿克苏地区地方较重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发展。2013、2015年， I > A > G > U ， I > A > U > G ，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均高于城镇化、工业化。2014、2016年， A > G > I > U ， A > I > U > G ，农业现代化均高于其他“三化”。 Table 4 Development level measurement and coupling degree of four modernizations system in aksu are 年份 工业化(G) 城镇化(U) 农业现代化(A) 信息化(I) 耦合度© 协调发展水平测度(T) 耦合协调度(D) 2007 0.052 0.000 0.000 0.005 0.000 0.014 0.000 2008 0.111 0.161 0.129 0.204 0.972 0.151 0.384 2009 0.477 0.163 0.235 0.236 0.904 0.278 0.501 2010 0.424 0.538 0.337 0.310 0.975 0.402 0.626 2011 0.695 0.431 0.393 0.569 0.973 0.522 0.713 2012 0.725 0.515 0.567 0.670 0.991 0.619 0.783 2013 0.694 0.609 0.756 0.807 0.995 0.716 0.844 2014 0.723 0.647 0.837 0.709 0.996 0.729 0.852 2015 0.720 0.763 0.822 0.852 0.998 0.789 0.887 2016 0.785 0.842 0.976 0.939 0.996 0.886 0.939 表4. 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发展水平测度与耦合协调度 注：1.数据来源于《阿克苏地区统计年鉴》；2.文章数据不包含第一师阿拉尔市。 另外，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7年，虽然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测度很低，其三者的发展水平测度均低于工业化，但自2009年之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测度的增长趋势要优于工业化，特别是在2013年之后，阿克苏地区各地方将经济发展重点逐步转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逐步转变、改善生产方式，调整、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使“四化”发展水平测度协同共进。 4.2. “四化”耦合度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通过对图2中耦合度表示程度和协调发展水平测量的分析，可以看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测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而耦合度的发展可以分为快速变化、趋于平缓两个时期。其中，2007~2008年为快速变化阶段，增长速度最快。2010~2016年趋于平缓，增长速度减慢，仅2009年较2008年有所降低，但波动也很小。2007年，子系统的耦合度处于0区间，处于无关状态和无序发展阶段。2008~2016子系统的耦合度在(0.8， 1.0]区间，处于高水平耦合期。此外，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阿克苏地区的“四化” 图1. 阿克苏地区“四化”发展水平测度趋势图 耦合度没有经过较低水平的耦合度阶段，颉颃期和磨合阶段，并且良性耦合阶段开始。相反，它直接从无关状态转变为无序发展到高级耦合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强。 4.3. “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依据表4、图3进行分析可得出，在2007~2016年间，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0.939之间，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在2007~2008年间，阿克苏地区“四化”耦合协调度位于(0， 0.4]区间，表明此时“四化”系统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在2009至2012年期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5， 0.8]区间，体现出此时期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2013~2016年间，“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8， 1]区间，根据文章中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的标准可得知，该时间段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段。纵观2007~2016时间段，阿克苏地区“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并未经历中度协调耦合阶段，直接由低度协调耦合阶段上升到高度协调耦合阶段，没有中度协调耦合过渡期。 图2.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趋势图 图3. “四化”系统耦合协调度趋势图 结合该地区“四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即C值、D值，综合分析可以看出，2007~2008年间，其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低度协调状态，在2009~2012年间，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高度协调状态，2013~2016年间，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极度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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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阿克苏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5.1. 加强“四化”协同发展的研究与宣传 要继续提高“四化”协同发展的认识并落实实施，先从理论上理清“四化”协同发展的科学内容，并结合阿克苏地区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地域特色，掌握“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四化”系统各个指标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提高“四化”协同发展的宣传力度，保证阿克苏地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继续保持“四化”协同发展的高强度极度协调状态，通过理论讲解、政策支持以及积极倡导，在全阿克苏地区形成普遍的“四化”协同发展共识为促进阿克苏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广泛的舆论基础。 5.2. 改变生产方式，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为向着“四化”向着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的方向发展，不仅需要强化认识意识、加强宣传力度、促进制度体系改革以及完善信息化服务，更需要充分结合阿克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色和现实发展状况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目前，在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要及时转变生产发展方式，延长生产、加工产业链，由传统的初级加工方式逐步向精细加工过渡，提高生产效益。 要积极探索研发和更新农业现代化作业技术，进一步推广机械化采棉，提高机械采棉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节约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全面推广农田残膜回收机，减少土地污染，全面保持土地肥力，逐步落实农业绿色生产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工业园区的现代化、科学化管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注重高端产业的发展和其他制造业的精细加工；结合产业和未来发展需求开展投资、招商业务，扩大经济合作范围。 5.3. 完善城镇化建设，吸引和留住人才 加强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城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救助体系，切实落实乡镇医疗卫生院的工作标准制度和乡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修建公路，确保道路通畅，全面普及清洁能源，提高建成区绿地面积，全方位提高城镇化水平。 进一步促进城镇化与信息化良性互动、融合发展。要加快城镇互联网宽带的应用，提高通信设备基站点的建设，形成交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的现代管理体系。 目前，面对人才流失的现象，根据人才地区政策，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使人才培养方式多样化，加强人才后备军 [ 9 ] 。充分利用国家、自治区给予的资金、政策上的支持，强有力的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等，形成优待员工、崇尚科学知识的和谐社会风气。全面加强和完善服务制度的建设，并注重生产发展方式的调整，完善人才信息体系建设，使南疆阿克苏地区人才市场建设逐步纳入到疆内乃至国内范围的人才市场信息库。 5.4. 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 政府及相关工作部门要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适当发挥干预作用，使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分配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及各生产要素发挥出最大效率，完善市场机制，拓展市场空间，利用现代化网络和新闻媒体，把阿克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推出去，创立品牌。在“四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四化”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现代化城镇、村办企业的开办，缓解乡村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另外，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建立健全乡镇、村庄各项基础设施服务体制，完善城乡之间各要素平等的交换机制，促进人口集聚，推动阿克苏地区“四化”向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极度协调耦合状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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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文章研究首先从“四化”理论分析开始，并结合阿克苏地区发展现状和区域特色，通过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较系统地揭示出阿克苏地区当前“四化”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动态趋势。通过研究得知，2007~2008年间，其耦合协调度处于高强度低度协调阶段，2009~2012年间，耦合协调度位于高强度高度协调阶段，2013至2016年期间，耦合协调度达到了高强度极度协调状态，但并没有达到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极度协调耦合状态。另外，研究中发现，在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动态演进时期中，没有出现较低水平耦合度阶段、颉颃时期阶段、磨合阶段且开始良性耦合阶段以及中度协调耦合阶段，虽然发展起步低，但发展进度快、发展程度高。为进一步优化该地区“四化”协同发展水平，促进其达到最佳协同发展阶段，提出了促进阿克苏地区“四化”协同发展的相关措施和建议，对该地区今后“四化”协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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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章选取二氧化硫、烟(粉)尘及废水排放量作为排污指标，结合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投资总额，建立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模型，具体测算了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发现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就全国来看，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逐年提高的趋势。同时采取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具有U型影响特征，即环境规制的强度提高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分地区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加大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获得环境和经济的双赢；但对西部省份而言，现阶段不应继续提高其环境门槛，而应辅以其他政策，如增加就业人数、提高二、三产的占比等，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强度，省际面板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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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环境规制日趋严格，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与实施、环境行政处罚力度的不断加大，彰显了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大幅度提升。环境规制的加强无疑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健康福利水平，然而环境门槛的提高也造成了企业成本增加、失业率上升等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有关环境规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成为学术界、政策制订者与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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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已成为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却会因此受到显著影响，为获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学术界越来越重视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来了解环境规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机制与途径，以期提出有效对策建议，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1. 环境规制对产业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通常认为的可以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以获得污染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的做法并不可取，适度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反而可以获得污染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竞争优势(陆旸 [ 1 ] ，2009)。经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多维性(余东华等 [ 2 ] ，2017)，就现阶段而言，环境规制确实造成了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傅京燕等 [ 3 ] ，2010)。 2.2.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 理论上来看，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促使被规制企业最优化生产过程和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就业(陈媛媛 [ 4 ] ，2011；闫文娟等 [ 5 ] ，2012)；但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也提高了污染行业的生产成本，企业竞争力受损，进而对就业不利(李梦洁等 [ 6 ] ，2014)。实际上，环境规制会同时产生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效应，但是在损失与创造之间，不同岗位的技能要求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而导致就业创造难以在短期实现(陆旸 [ 7 ] ，2012)。学者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环境规制引致的劳动力再配置会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上得到明显的呈现(陆旸 [ 8 ] ，2011；李珊珊等 [ 9 ] ，2015；王勇等 [ 10 ] [ 11 ] ，2017；秦楠等 [ 12 ] ，2018)。 2.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显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者所选择的环境指标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要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途径之一，是配合趋严的环境规制政策，以诱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红凤等 [ 13 ] ，2009)。 就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且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而言，要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所应采取的环境规制强度也应有所不同。进一步明晰我们各地区目前实施的环境规制强度现状，运用历史数据实证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对未来不同地区有针对性的实施环境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将在借鉴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测算我国各地区历年的环境规制强度，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掌握各地区环境规制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为相关政策制订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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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本文建立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模型，选取二氧化硫、烟(粉)尘及废水排放量作为排污指标，结合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投资总额，具体测算了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发现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就全国来看，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逐年提高的趋势。环境规制强度数据与人均GDP数据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为进一步厘清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找到获得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发展局面，我们采取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具有U型影响特征，即环境规制的强度提高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同时投资、三产比重的提高都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就业人数的提高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不再明显。 分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政策，以促进环境与经济的积极发展。具体而言，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加大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获得环境和经济的双赢；但对西部省份而言，现阶段不应继续提高其环境门槛，而应辅以其他政策，如增加就业人数、提高二、三产的占比等，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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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如何高效、便捷、安全、科学、智能地改革我国垃圾分类体系及环卫系统是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以垃圾收集及处理全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为出发点，以技术发展驱动管理体系完善为导向，结合我国环卫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与市场实践，采用时间线建立了“互联网 +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技术路线图和实现路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技术支撑，从宣传教育、政策指定和产业链构建三个方面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对策。充分开发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潜在价值，形成社会共生共治共赢的环卫智慧生态圈。 关键词 :互联网+，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技术路线图，信息化平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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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活垃圾作为城市代谢的产物一直是城市发展的负担，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产生量以每年9%~10%的速度不断增长 [ 1 ] ，2017年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为2.15亿吨，是2000年的1.82倍；另一方面据统计2017年中国城市99.5%的生活垃圾只能填埋或焚烧 [ 2 ] ，资源利用率最高的方式也只有55% [ 3 ] ，导致生活垃圾这样一种最具开发潜力、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没有充分发挥资源的效用。城市生活垃圾不仅产生渗滤液、二噁英等较为严重的二次污染 [ 4 ] ，并带来了显著的邻避效应。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垃圾围城”之痛，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 5 ] 。其中的关键因素为上游生活垃圾“四分”不到位，无法精准获取各类垃圾产生量及流向数据，下游混合处置导致处理能力远超出设计库容。如何破解邻避效应，如何控制污染及风险事故的发生，如何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三化处理，又如何落实对垃圾分类及处理的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制约城市绿色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 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转运以及处理处置四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生活垃圾三化的重要体现，也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关键。我国从本世纪初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先后认定了五批、共计100个城市作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试点，但尚未形成有效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机制和模式。最早试行垃圾分类的北京市，分类投放正确率仅为16.92%~34.56% [ 6 ] 。如何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性参与垃圾分类，尤其是借助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式推动生活垃圾“三化四分”处理，已经成为国际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新趋势。前瞻“互联网+”作为电子信息迅猛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型生产力 [ 7 ] ，近三年，我国先后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绿色生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和质量的要求。2018年12月，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了城市整体层面深化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和推动“无废社会”建设，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的新要求。在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57.7%的今天 [ 8 ] ，通过信息技术创新垃圾分类体制，可快速有效地为垃圾分类处置及监督管理带来新的机遇，使得生活垃圾分类朝着精细、科学、专业、便捷、智能、高效、透明、安全的方向发展，“互联网 + 垃圾分类”的融合势在必行。本文以垃圾收集及处理全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为出发点，以技术发展驱动管理体系完善为导向，结合我国环卫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当前市场上实践的O2O平台存在的问题及潜在优势，采用时间线建立了“互联网 +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技术路线图和实现路径，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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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经验探索及问题分析 2.1. 国内外经验探索 在运用较成熟的软件开发技术搭建服务链方面，我国企业主要从建立各类废品回收平台和开发激励引导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O2O平台两方面进行了探索，“绿色地球”、“回收哥”等都是典型代表 [ 9 ] ，典型垃圾分类回收互联网平台特征如表1所示。其中“小黄狗”是目前市场上经营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废弃物全生命周期运营的企业 [ 10 ] ，它与其他竞争者的区别为除布设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外，同时自建有可加盟的物流体系，联系终端处置企业，实现了生活垃圾前端返现分类回收、中端统一标准运输、末端集中处理的“物联网 + 智能回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可深化推广的全过程服务的模式，但仍存在可通过组合研发技术实现物质流信息全过程公开透明化、衔接政府环卫系统来共享和优化资源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Table 1 List of typical garbage sorting and recycling Internet platform feature 平台名称 类型 成立时间 服务区域 服务对象 经营范围 绿色地球 网站 2008 成都 居民 线下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商品 爱回收 App、网站 2011.5 全国 全民 电子产品回收 美一点 App 2015.7 北京、上海 居民、政府、企业 提供垃圾分类移动互联网解决方案， 提供一套软、硬件的垃圾分类设备 回收哥 App、微信和网站 2015.7 武汉、荆州、天津、深圳等 居民、政府、企业 线上交易、线下上门回收废品 小黄狗 App 2017.8 全国30多个城市 居民、企业、公共区域 前端返现分类回收、 中端统一运输、末端集中处理。 表1. 典型垃圾分类回收互联网平台特征一览表 在探索新技术研发智能化终端方面 [ 11 ] ，美国的“回收银行”公司通过RFID技术对垃圾计重收费，并对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提供相应的垃圾收费优惠，从而有效的提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 12 ] 。芬兰ZenRobotics研发的回收垃圾分类系统 [ 13 ] ，是全球首个已经商业化应用的机器人垃圾分拣系统，基于传感器、互联网和大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和训练，有效分拣率高达98%，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废物流。英国Bin-e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垃圾桶，通过内置摄像头、传感器、AI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等技术自动辨别垃圾的类型，从而把垃圾放进不同的小垃圾桶，垃圾识别率在80%以上，还能将垃圾压缩以减少所占空间 [ 14 ] 。 2.2. 当前“互联网 +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尚存在的不足 1) 全局性差 “互联网+”模式与垃圾分类融合片面，未覆盖垃圾全生命周期： ①当前能产生物质流信息数据的生活垃圾主要集中在可回收资源领域，利益双方通过网络平台开展市场交易实时产生数据，但其他类型的生活垃圾尚为建立起自主交易平台。②垃圾分类提倡“三化四分”，当前实践仅基于O2O模式开展智能垃圾分类机的尝试，局限于分类投放一环，在分类收运、分类处置等阶段尚未“触网”，依旧存在收运效率低下、资源化利用率不高等弊端。 2) 成本高 政府运营压力大，现行机制受众面窄： ①当下“互联网 + 垃圾分类”平台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积分兑换、宣传推广、监督等人力、物力、财力均来自财政收入。以上海“绿色账户”为例，运营费高达3~4亿元 [ 15 ] 。运营成本资金流来源机制的片面化将面临各环节中断停滞的风险。②试点范围多集中于社区，“互联网 + 垃圾分类”模式的参与者主体为居民，参与对象及参与方式有限，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 3) 管理不到位 政策保障滞后，缺乏可操作性： 多城市积极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各式O2O平台层出不穷，但是在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加速跑”的同时，政府主导的相关顶层设计、配套宣传、后续分类收运处置、监督管理工作及约束机制尚未到位，导致出现多数智能终端虚有其表，公众认知度、参与度不高，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 4) 智能化技术市场不完善 垃圾分类处于“数字化”，尚未进入“智能化”： 我国目前典型的小范围垃圾分类回收互联网平台仅以激励机制实现垃圾分类体系局部信息化，其受众面窄，覆盖面不全，导致垃圾分类统计、流向信息不准确或缺失，从而无法形成大数据，不可提取关键要素进行智能化分析，数字化小众平台尚不足以提供智能化的决策，支撑政府实现对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智能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