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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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以WOS核心合集英文文献和CNKI中文文献为样本数据，对比其发文量、作者与机构图谱、关键词表和关键词共现图谱等，得出国内外研究差异的相关结论，具体如下： 1) 研究起点差异。产业扶贫领域，国内相关研究始于1998年，起步时间较国外晚7年。但发文量为718篇，相较于英文的293篇，为其发文量的2.45倍。可见国内对于产业扶贫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极大进展。此外，国内高产作者比例较于国外更高，说明国内学者对于产业扶贫研究更为活跃。 2) 研究热点差异。由前文聚类分析可知，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地区经济发展和减贫两大类主题展开研究。有关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学者主要针对发展因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从多角度探讨了促进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贫困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减贫方式、致贫原因、贫困主体等多角度进行展开分析。国内学者围绕贫困治理和精准扶贫两大类展开研究，在贫困治理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效果等内容。在精准扶贫方面，研究者对扶贫主体、扶贫方式、扶贫背景、扶贫效果等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由国内外研究热点发现，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更多的探讨减贫理论、乡村发展等内容，国内研究则宏微观并重，不仅探讨宏观扶贫政策，也着眼于微观实践探索。 3) 研究紧密度差异。从研究机构来看，国外研究机构在世界各地均有涉及，其中中国和美国研究机构稍多，且多数是世界名校。国外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相较国内更为紧密，局部存在学术交流与相互合作，但整体上仍较为分散。国内研究机构大多为高校和研究所，彼此之间联系十分薄弱，处于独自研究的状态，缺乏合作与交流。从发文作者来看，国外大部分学者处在独自研究的状态，不同学术团队、不同作者之间学术联系也较弱，呈现“局部合作紧密，整体分散”的态势，尚未形成研究共同体。国内活跃学者更多，有的团队局部进行合作，作者与作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联系不够紧密，也尚未形成研究共同体，不利于未来更深层次的研究。 4) 研究视角差异。国外产业扶贫研究起步阶段主要围绕“政策”、“贫困”、“收入”、“美国”展开，深入阶段开始关注消除贫困、减轻贫困、经济增长和乡村发展等问题。由起步阶段关注宏观贫困理论、政策等到深入阶段开始着眼微观减贫实践，研究视角转变体现了产业扶贫研究从理论转向应用。通过研究视角的转变及研究内容的持续丰富可以看出国外研究在不断深入。国内研究起步阶段从“扶贫攻坚”、“扶贫开发”、“扶贫”、“旅游扶贫”展开，到深入阶段研究产业扶贫、贫困地区、金融扶贫、乡村振兴等相关主题，经历了从国家政策响应到实践成效探讨的过程，说明国内产业扶贫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从国内外研究视角来看，国内研究将产业扶贫与其他主题结合得更多，而国外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国内有关生计产业扶贫的研究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并在不断深入。 5.2. 趋势展望 从研究方法来看，早期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随着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实施，对于减轻贫困具有较好的效果，近五年才有学者开始对产业扶贫进行定量测度。但大多是采用一手调研数据进行模型构建，调研获得的数据资料存在去伪存真与“挤水分”问题，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此外，实证分析的文献多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鉴于产业扶贫实践的多样性，可考虑采用空间计量、矩阵模型、扶贫办官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有利于从多角度分析视角把握产业扶贫现状、深入了解国家战略进程、预测发展趋势，从而促进产业扶贫高质量发展。 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国内外对于产业扶贫理论层面的探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基于实践探索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已有大量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但后续实施情况如何，怎样借助产业扶贫发展美丽乡村，如何做好脱贫与振兴的衔接工作等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此外，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扶贫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发展中国家，若对发达国家产业扶贫的成功实践进行研究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更有效的实施产业扶贫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对国内外产业扶贫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同义词合并、关键词重复等问题尚待解决，以致知识图谱软件存在局限性，使得本文对国内外产业扶贫研究的总体概况、研究热点和前沿分析等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第二，由于论文发表的滞后性、数据库、文献来源以及研究时间结点的选择问题，尚有部分文章未被纳入样本，比如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报告和专著，故本文所选中英文文献可能未涵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三，文章的研究方法有待改进与优化，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不能展现该领域研究的全貌，今后可将更多方法与基础的实践调研结合，综合性地评价与分析产业扶贫领域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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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布鲁顿式酪氨酸激酶(Bruton’s tyrosine kinase)是近来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的明星靶点，在很多疾病和信号通路中起着关键作用，现已成为药物的研发热点。搞清楚BTK-抑制剂之前的相互作用及关键作用残基对药物的研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选择罗氏药业公司开发的BTK抑制剂(研发代号为RN-486)，使用MM/GBSA方法以及正则模式熵来计算靶标与抑制剂的结合自由，同时采用基于残基的自由能分解方法评估主要残基对抑制剂结合的贡献。结果发现，RN-486与靶标结合的能量主要以疏水相互作用和静电相互作用为主，其中，LEU408和VAL416为两个重要的疏水残基，与RN-486发生范德华相互作用，而LYS430、TYR476和ASP539三个带电残基与RN-486发生静电相互作用。结合计算数据，我们找到了抑制剂与靶标的主要结合位点与作用形式，这为后期继续设计和开发BTK靶标的抑制剂提供根据指向性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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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Bruton’s tyrosine kinase)是近期药物研发的热点，在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上非常关键，是非受体酪氨酸激酶TEC激酶家族的成员之一，几乎在所有的血液细胞中都会发挥其调控作用 [ 1 ]。 BTK是B细胞抗原受体(BCR)信号通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B细胞正常生长、成熟紧密关联的重要分子。B细胞抗原受体(BCR)及其前体(Pre-BCR)可调节与控制B细胞的稳态、分化及其功能 [ 2 ]。BTK结构包括5个区域，从N端到C端依次为：PH、TH、SH2、SH3、Kinase [ 3 ]。2007年，从Celera基因组学的科学家报告的中可知，一些小分子可以通过不可逆地结合到其ATP结合域中的Cys481残基而使BTK失活 [ 4 ]。首个被批准上市的BTK抑制剂Ibrutinib就是通过选择性地与Cys481位点发生有效且不可逆的结合，阻止BTK的磷酸化与活化，从而抑制BTK的活性。Ibrutinib对治疗与B细胞恶性增殖相关的恶性肿瘤如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套细胞淋巴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等也有较好的疗效 [ 5 ]。罗氏药业公司开发的小分子抑制剂RN-486与Ibrutinib不同的是，Ibrutinib为共价抑制剂，而RN-486以非共价形式与BTK靶标结合 [ 6 ]。临床发现Cys481的突变后，抑制剂与靶标蛋白的共价键结合变弱，这样会导致药物产生耐药性 [ 7 ] [ 8 ] [ 9 ]，RN-486这类的非共价结合的抑制剂可以抵抗这种耐药性，那么它与BTK靶标的相互结合作用机制就十分值得探讨了，这也为后续开发和设计BTK靶向抑制剂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 分子动力学(molecular dynamics， MD)模拟和结合自由能计算是现阶段研究抑制剂与靶标蛋白结合作用机制的主要工具，本文采用基于经验方程的MM/PB (GB) SA [ 10 ] [ 11 ] 方法以及基于残基的自由能分解方法来计算RN-486与BTK靶标的结合自由能，图1展示了小分子抑制剂的平面分子结构以及与BTK靶标的复合体结构。同时，希望此项工作能够为接下来设计非共价抑制剂提供有价值的结合位点信息和理论指导。 图1. RN-486与BTK的复合物结构图以及RN-486平面分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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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和方法 2.1. 分子动力学模拟 在蛋白质库(PDB)中获取复合物晶体结构，PDBID为5P9G [ 12 ] 作为做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初始构象，本文使用的是AMBER力场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蛋白质和水分子力场参数由ff14SB产生，小分子抑制剂的力场参数由gaff力场生成，小分子的电荷处理以及参数生成都使用Amber Tools中Antechamber程序，并利用Tleap模块对复合物模型进行处理。复合体被溶解在显性的TIP3P水盒子中，水盒子边缘与复合体最近原子的距离设定为12 Å。在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之前先约束溶质重原子，优化氢原子和水，在约束溶质主链原子，优化侧链和水，最后对体系进行整体优化、升温和一段时间的模拟平衡。体系在NVT系综中从0 K缓慢升温到300 K，用时1 ns；随后在NPT系综中进行平衡模拟，用时2 ns，模拟温度为300 K，压强为101 kPa；最后再在NPT系综中进行10 ns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时间步长为2.0 fs，每100 fs保存一帧。在分子动力学模拟过程中采用SHAKE [ 13 ] 算法控制含氢化学键的伸缩，PME [ 14 ] 方法计算长程静电相互作用，非键相互作用的截断值为10 Å。 2.2. 结合自由能的计算 MM/GBSA (分子力学广义玻尔兹曼比表面积)方法，是端点自由能方法的一种，以分子动力学模拟采样和连续介质模型方法为基础去计算两个分子间的结合自由能 [ 15 ]。结合自由能焓和熵贡献的计算分别由AMBER16中的perl脚本mm_pbsa.pl和nmode模块完成，GB模型的“igb”设置为2，从最后2 ns中的轨迹中均匀的取100帧用于MM/GBSA的计算。计算过程中去掉构象中的水分子和离子，采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小分子抑制剂和和靶标蛋白的结合自由能： Δ G = Δ E e l e + Δ E v d w + Δ G p o l + Δ G n o n p o l − T Δ S (1) 式中， Δ E e l e 和 Δ E v d w 分别表示气相中小分子抑制剂与靶标蛋白的静电相互作用和范德华作用，第三项 Δ G p o l 表示极性溶解自由能对结合自由能的贡献，第四项 Δ G n o n p o l 表示非极性溶剂对结合自由能的贡献，最后一项 − T Δ S 表示熵变对结合自由能的贡献，由传统热力学计算中的正则模式算出。第四项 Δ G n o n p o l 非极性项由溶剂可及表面积(SASA)得到，有公式： Δ G n o n p o l a r = γ Δ SASA + β (2) 式中，γ和β是常数，γ = 0.00542 kcal/(mol∙Å)，β = 0.92 kca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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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和讨论 3.1. 体系的稳定性与自由能计算 为了评估复合物体系动力学过程的稳定性以及结合自由能取样是否合理，我们以初始构象作为参考对象，计算了BTK蛋白主链的均方根偏差(root-mean-square displacement， RMSD)，并绘制了RMSD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图2)。如图2所示，经过10 ns的MD模拟，体系的RMSD最终稳定在RMSD的值波动范围在1.2 Å左右，方差和标准差分别为0.0138和0.1175，说明所有体系都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对这段轨迹采样计算蛋白配体结合自由能是合理的。 图2. 分子动力学模拟5P9G主链原子的均方根偏差 3.2. 计算结果与分析 我们从最后2 ns中的轨迹中均匀的取100帧用于MM/GBSA的结合自由能计算，如表1所示，结合自由能包含5个部分，静电相互作用( Δ E e l e )、范德华相互作用( Δ E v d w )、极性溶剂自由能( Δ G p o l )、非极性溶剂自由能( Δ G n o n p o l )和熵变对结合自由能的贡献( − T Δ S )。其中，范德华相互作用、静电相互作用和非极性溶剂自由能都为负值，有利于小分子抑制剂和BTK靶标的结合，而极性溶剂自由能和熵变为正值，即不利于小分子抑制剂与靶标的结合。而气相的静电作用和液相的极性溶剂作用总体看来不利于结合自由能的增加，范德华相互作用比起非极性溶剂自由能又大得多，因此，范德华相互作用在小分子抑制剂与靶标的结合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Table 1 Binding Free Energy of RN-486 and BTK Target Calculated by MM/GBSA Method (in Kcal/mol Compex Δ E e l e Δ E v d w Δ G p o l Δ G n o n p o l − T Δ S Δ G 5P9G −60.26 −62.78 73.52 −7.96 20.62 −36.85 表1. MM/GBSA方法计算的RN-486与BTK靶标的结合自由能(单位kcal/mol) 如表2所示，通过基于残基的自由能分解方法，将结合自由能大于1 kcal/mol的残基列出，共有11个热点残基对结合自由能贡献较大，将它们从大到小进行排列。LYS430在与rn486结合时自由能最大，可以看出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范德瓦尔斯作用。如图3所示，赖氨酸LYS430提供了含有氢原子的基团，与rn486结构中的电负性原子F产生了较强的氢键相互作用。除此之外，LYS430与rn486也产生了π-烷基相互作用，在作用部位，二者的距离分别为3.3 Å和5.2 Å。极性的LYS430、TYR476、ASP539与rn486相互作用所得溶剂能中的极化作用能对结合自由能有更多贡献，非极性的MET471、LEU408、VAL416与rn486相互作用所得的极化作用能与非极性能的大小则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以典型的非极性氨基酸亮氨酸LEU408为例，如图4所示，它与rn486形成了两个较强的 -烷基相互作用，在作用部位，二者之间距离分别为3.9 Å和4.8 Å。 Table 2 Interactions of RN-486 with key residuals in BTK target (in kcal/mol Residues Δ E e l e Δ E v d w Δ G p o l Δ G n o n p o l Δ G LYS430 −0.47 −12.4 9.73 −0.16 −3.30 MET471 −1.13 −2.73 0.89 −0.05 −3.01 TYR476 −1.84 −3.85 2.87 −0.08 −2.89 ASP539 −1.31 −6.12 5.16 −0.21 −2.48 LEU408 −2.82 −0.89 1.69 −0.42 −2.44 VAL416 −2.10 −0.48 0.65 −0.20 −2.13 LEU528 −1.75 −0.36 0.41 −0.25 −1.95 GLN412 −1.60 −0.46 0.61 −0.22 −1.68 GLY480 −1.29 −0.42 0.45 −0.20 −1.47 ASN479 −1.19 −0.78 0.95 −0.11 −1.12 ALA478 −1.06 −1.07 1.20 −0.10 −1.03 表2. RN-486与BTK靶标中主要残基的相互作用(单位kcal/mol) 图3. LYS430与RN-486的氢键与π-烷基相互作用 图4. LEU408与RN-486的疏水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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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及结合自由能计算的方法研究了RN-486与BTK靶标的相互作用机制，计算得到结合自由能为36.85 kcal/mol，其中，范德华相互作用能和静电相互作用的数值最大，由此可知BTK与rn486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范德华相互作用和静电力相互作用占有主导地位。通过残基自由能分解的方法得到LYS430、MET471、TYR476和ASP539更易与rn486发生静电相互作用，LEU408和VAL416则更易与rn486发生范德华相互作用。明确rn486与热点残基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作用后，可以此为依据修饰rn486结构，使其更易于与对应的热点残基相互作用，最大程度地释放结合自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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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ERAS对腰椎后路手术围手术期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方便抽样选择上海长海医院的腰椎疾病患者140名，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70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方法，观察组采用加速康复护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在术后伤口感染、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腹胀便秘的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住院日、住院费用比较中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护理满意度的比较中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对腰椎术后患者实施加速康复外科可以有效的降低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日、降低住院次费用、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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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腰椎后路手术是脊柱外科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骨折、腰椎肿瘤、腰椎退变性侧凸畸形等疾病的最常用术式。传统腰椎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具有手术时间长、创伤大、出血量多、卧床时间长等特点，故而增加了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可能性 [ 1 ]。围手术期最为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术后伤口感染、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腹胀便秘等。此外，腰椎疾病患者病程长，畸形、疼痛，常常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而处于焦虑甚至抑郁状态也会影响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心理状态对患者生存质量以及手术效果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而采用的一系列围手术期优化措施，以减少围手术期的生理及心理创伤应激，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卧床时间、平均住院日、降低均次住院费用，达到加速康复的目的 [ 2 ] [ 3 ]。本研究旨在探讨应用2017年发布的《中国脊柱手术加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护理单元标准化临床路径对腰椎后路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平均住院日、均次住院费用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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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将上海长海医院脊柱外科自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接受腰椎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的患者，共140名。我院自2018年12月对腰椎疾病患者施行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干预，以实施的护理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两组，采用类实验研究，将我院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患者纳入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方法，共70例；将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患者纳入观察组，采用加速康复护理方法，共70例。纳入标准：1) 确诊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且符合腰椎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手术指征；2) 神志清楚，思维正常，能进行语言沟通；3) 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项研究。排除标准：1) 重要脏器功能不全及合并出血倾向的疾病；2) 合并精神疾病患者。 2.2. 方法 1) ERAS护理干预措施两组手术方法相同，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健康教育、心理护理、基础护理等)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加速康复外科护理模式，具体措施如下： 加速康复组采用2017年发布的《中国脊柱手术加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护理单元临床路径 [ 4 ]，主要分为五个内容：入院、术前1日、手术日、术后出院、出院后管理。 入院时：全面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介绍加速康复的相关理念，做好术前镇痛工作，同时宣教术后疼痛的相关知识。 术前1日：对于疼痛明显的患者给予非甾体消炎止痛药口服，告知患者晚20点后禁食，22点后禁水，并宣教术后功能锻炼方法及腰围的正确佩带方法，使其熟练掌握。 手术日：术后即刻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意识、肢体活动、皮肤情况、敷料的完整度、引流管情况、尿管情况进行评估；根据不同麻醉方式及手术方式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评估导管滑脱风险；根据临床医生对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评级给予相应的预防措施，必要时遵医嘱使用抗凝药物；此外，术后6 h内平躺压迫止血，同时利用静脉自控镇痛泵缓解疼痛。 术后至出院前：根据患者的恢复情况制定相应的功能锻炼计划，指导患者循序渐进的增加锻炼强度。及时评估患者的生命体征、活动能力、疼痛麻木缓解情况、进食与排便情况，同时应注意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腰围、支具、服用改善症状的药物如消炎镇痛药和神经营养药物。出院前告知患者复查时间并填写电子版患者满意度调查表。 出院后：采取定期电话随访形式了解患者的恢复情况以及是否出现新发并发症。 2) 研究工具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表。为本院自制的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其内容包括护士的技术操作水平、积极主动性、隐私保护、服务态度、是否耐心、康复指导、心理指导、是否主动满足需求、是否尊重及操作前是否告知方面，共10项条目，每个条目很满意为10分，满意为8分，较满意为6分，一般为4分，不满意为2分，总分100分，≥75分为满意，<75分为不满意。满意度 = 满意例数/总例数 × 100%。 3) 资料收集方法由床位责任护士分别在术后即刻、术后1日、术后出院前评估患者发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并详细记录，利用我院电子病历系统统计住院时间，电子费用清单统计住院费用，出院前使用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满意度调查。所有问卷应当场发放并回收，共14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40份，有效回收率100%。 4)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录入资料，对一般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百分比等描述，对于术后发生并发症及患者满意度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于患者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的比较，采用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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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1) 一般资料：140例患者中，对照组70例，其中男性47例，女性23例，年龄18~72岁，平均年龄(54.33±12.15)岁；观察组70例，其中男性40例，女性30例，年龄18~74岁，平均年龄(52.78岁 ± 13.82)岁。对两组患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构成进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 两组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在术后伤口感染、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腹胀便秘发生率的情况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 组别 术后伤口感染n (%) 泌尿系感染n (%) 肺部感染n (%) 腹胀便秘n (%) 对照组 7 (10.0) 8 (11.4) 7 (10.0) 12 (17.1) 观察组 1 (1.4) 2 (2.9) 1 (1.4) 4 (6.0) χ 2 值 4.773 3.877 4.773 4.516 p值 0.029 0.049 0.029 0.034 表1. 两组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情况比较 3)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的比较观察组平均住院日以及平均住院费用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expenses between the two group 组别 住院费用(元) 住院天数(天) 对照组 51，628 ± 4763 8.1 ± 0.8 观察组 42，139 ± 1620 5.2 ± 0.2 t值 5.053 6.539 p值 <0.001 <0.001 表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的比较 4) 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观察组满意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patients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 组别 满意(n) 不满意(n) 满意度(%) 对照组 61 9 87.1 观察组 68 2 97.1 χ 2 值 4.834 p值 0.028 表3. 两组患者满意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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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1) ERAS能够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腰椎退变性疾病具有病程长，疼痛、畸形、神经功能障碍程度重，手术常为开放手术，手术时间较长、出血量大等特点，容易发生并发症，包括：术后伤口感染、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腹胀便秘发生率 [ 5 ]，据文献报道，腰椎后路手术围手术期并发症可高达33.3% [ 6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术后生存质量。从1997年哥本哈根大学Henrik Kehlet教授提出ERAS概念，2006年黎介寿院士首次将快速康复理念引入中国，到2007年中国发表国际上有关胃癌ERAS的第一个临床应用研究，ERAS的相关研究已在胃肠外科、肝胆外科、胸心外科妇产科、关节骨病外科等多个领域进行开展并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效果 [ 4 ] [ 5 ] [ 7 ] [ 8 ]。但是在腰椎术后的应用上，仍缺乏相关临床研究。在传统护理方法基础上，《中国脊柱手术加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护理单元临床路径强调了早期拔除引流管、导尿管、早期下地活动。从原本的卧床至少1周缩短至2~3日，这些措施增加了术口周围血供降低切口感染、缩短导尿管留置时间降低泌尿系感染发生率、缩短卧床时间降低了躯体与床铺接触时间从而减少压疮发生率，间断性规律下地活动能够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加强下肢肌肉收缩避免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同时也改善了神经根水肿、锻炼下肢肌肉力量等作用，卧床时间过久引起的肌肉力量丢失甚至肌肉萎缩、呼吸相关肌肉的乏力导致排痰不畅增加呼吸道相关并发症的风险也应引起重视 [ 9 ]，既往已有学者将ERAS理念应用于腰椎退变性疾病的围手术期当中，发现ERAS能够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 10 ]，但非单病种研究且样本量较小，未形成统一共识和标准化路径，而2017年《中国脊柱手术加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的发布提供了标准、规范化护理路径。本研究也是第一次将该路径的护理单元应用于腰椎后路手术围手术期护理当中，有力地证实了采用新的路径能够降低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 2) ERAS能够缩短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ERAS对外科护理最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围手术期护理方式的变化。根据最新的《中国脊柱手术加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护理单元对单病种或者单种手术护理进行了改良和路径化、标准化，包括术前宣教、手术日护理、术前评估与管理、术后出院前评估指导、出院后管理等几个方面，将快速、高效、合理的原则贯彻到整个护理过程当中，既往腰椎后路术后患者在拔除术口引流管及导尿管后方可酌情下地活动，而在新的护理措施中，拔管时间的缩短使得卧床时间缩短，佩戴腰围鼓励患者在病房内活动过渡到病房外活动，从理论上降低了卧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了患者从术后到康复出院的时间，从而也节约了住院成本，提高了康复水平，根据上海市申康集团数据，腰椎后路手术住院天数为9.3日，平均住院费用50，375元，本研究显著缩短住院时间至5.2 ± 0.24日，住院费用较少至42，139 ± 1620元，有力证实了加速康复外科对于医疗成本的控制和医疗资源的节约的正面作用。 3) ERAS能够提升患者的满意度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因长期的疼痛、麻木、活动受限而常常存在焦虑甚至处于抑郁状态，而这样的心理状态往往会对手术抱以恐惧、对术后效果的疑虑和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该护理路径第一次关注腰椎后路患者围手术期的心理健康，强调了量表评估、心理干预，医护人员宣教的重要性，包括手术方式、手术过程、手术可能的获益以及手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麻醉意外、切口感染、脑脊液漏、手术节段不融合、内固定松动断裂、硬膜外血肿可能需二次手术等。将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贯彻至整个诊疗过程中体现在人文关怀、减少致痛因素、全程无痛覆盖、早期下地活动等，既往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护理人员从心理层面的关怀有效减少了患者对手术不确定性的焦虑，增进了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进而减少医疗纠纷 [ 11 ]，而随着并发症发生率的降低、住院时间的缩短、住院费用的降低，术后再评估、出院后随访、康复指导等使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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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加速康复护理能够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住院日，降低住院均次费用，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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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不足与展望 1) 本研究通过对腰椎后路手术患者实施加速康复护理模式并取得了预计的结果，病种较为单一，纳入的患者主要以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症患者为主，腰椎疾病种类多且术式复杂多样，下一步我们将陆续对颈、胸以及腰椎其他术式的患者实施加速康复护理并进行研究。 2) 样本量较小，观察指标不够全面，未来的研究将扩大样本量，增加观察指标，如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等。 3) 样本均来自我院，单中心研究得出的结果较片面，未来将多中心研究作为目标，更具说服力。 4) 随访时间短，我院对腰椎手术患者实施快速康复未满1年，其中随访时间最长的患者仅7个月，未来的研究将为患者建立个体化的档案持续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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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抑郁症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负性情绪增加，积极情绪减少。抑郁个体的积极情绪缺陷与其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有关，相较于正常个体，抑郁个体会更多地使用降低积极情绪的调节策略和更少地使用提高积极情绪的调节策略，这种策略使用失调受到多种动机驱动情绪偏向的影响。本文综合了情绪的过程模型和工具模型的视角，为探究抑郁个体的积极情绪缺陷的成因和抑郁症的干预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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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以心境低落和快感缺失为核心症状的情绪调节障碍，主要表现为持续性的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缺失(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当前抑郁症已成为全球首要的公众心理健康问题(Ferrari et al.， 2013)。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高达6.8%，其中重度抑郁的终生患病率为3.4% (Huang et al.， 2019)。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消极情绪对抑郁症的影响(Kube et al.， 2021; Rockman， 2020)，而较少关注抑郁症患者的积极情绪缺陷，即积极情绪明显减少，且情绪持续时间较短。但是有研究发现，低积极情绪与抑郁程度的加重有关(Vrieze et al.， 2013)，并且积极情绪障碍可以预测抑郁症治疗中的不良反应(Forbes et al.， 2010; McMakin et al.， 2012)。研究表明，抑郁个体对积极刺激的积极情绪反应减少，反应适应性降低(Forbes et al.， 2005; Henriques & Davidson， 2000; Rottenberg et al， 2002)。而有研究显示，抑郁个体的积极情绪障碍与其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有关(Domes et al.， 2010; Heller et al.， 2009; Carthy et al.， 2010; Silvers et al.， 2012; Liu & Thompson， 2017; Rottenberg， 2017)。 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频繁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Gross， 2014)。研究发现，相对于非抑郁个体，抑郁个体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适应性、功能性和灵活性更低(Campbell-Sills et al.， 2006; Garnefski， &Kraaij， 2006; Kashdan & Rottenberg， 2010)。Gross (2014)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对情抑郁个体的习惯性调节策略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却不能解释其形成的原因。即抑郁个体为什么会偏向使用某一种调节策略，而不使用其他的调节策略，其内在的心理机制是什么？而关于这一问题，Tamir (2016)从动机角度提出的情绪调节工具模型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因此，本文首先以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为参考框架，系统阐明抑郁个体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特点，并从情绪调节工具模型的视角出发，从动机和情绪偏向的角度解释其形成的原因，综合两种模型，为了解抑郁个体积极情绪缺陷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提出一种抑郁症的新的干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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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显示，相较于没有抑郁病史的个体，抑郁个体在情绪产生的各个阶段均存在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缺陷，即会更多地使用下调–调节积极情绪的策略和更少地使用上调–调节积极情绪的策略。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会受到情绪偏向的影响，抑郁个体会因行为、认知和社会等动机而选择消极的情绪调节目标，并产生消极情绪偏向，进而产生这种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缺陷。情绪偏向和习惯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整合为理解抑郁症的积极情绪缺陷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整体框架，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采用多种测量方法，更加客观和综合地探究抑郁个体情绪调节和情绪偏向的特点。以往关于抑郁症调节策略使用的研究中采用的多为整体的、回顾性的自我报告测量法，测量方法较为单一，这种方法很可能存在实验者效应和社会期许效应，进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加客观的测量方法。例如运用行为选择范式研究抑郁症个体的刺激选择；注意分配可以选用反应时和眼动追踪范式；解释过程可以选用反应时和ERP范式或者评估个体依据新信息对先前解释进行更新的能力；情绪偏向可以选用反应时任务(例如情绪–调整IAT)。整合多种测量方法测量每一个过程不仅可以避免任意单一方法的局限性，还可以对这些过程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可以让研究者更容易地确认抑郁症中积极情绪调节的障碍。 第二，探究抑郁个体情绪偏向与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关系及其他可能的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情绪偏向是影响抑郁个体选择何种调节策略的因素之一，但其对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如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有两种方法可探究这一问题，一是操作个体的情绪偏向，这可以通过控制社会语境来实现，例如Tamir和Ford (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个体期望加入一个合作性的社会互动而不是对抗性时，个体会更多地报告偏向于选择体验积极情绪。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在控制社会语境的情况下评估抑郁个体积极情绪管理策略的使用，并对自发使用的情绪管理策略进行评估。二是利用生态顺势评估法(EMA)检验情绪偏向是否可以预测后续的情绪管理策略的使用。虽然不像实验操作可以直接验证因果关系，但建立明确的时间关系同样可以证明情绪偏向对情绪管理策略选择的影响。此外，探究其他可能影响抑郁个体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因素(如情绪强度，文化差异等)也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三，现有关于抑郁症积极情绪缺陷的研究仅关注了情绪调节障碍的一种形式，即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缺陷对情绪功能性障碍的影响，对其他可能形式(例如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首先指导个体如何使用特定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要求被试在情绪唤起任务中使用该策略，并通过测量在策略使用中个体表现出的预期情绪变化的程度来衡量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Minkel et al.， 2012; Ochsner et al.， 2004; Yang et al.， 2020)。目前尚没有研究探究抑郁症的情绪调节功能障碍是否与使用某种特定的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的相对减弱有关。这样就能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抑郁个体是否能够使用一个给定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增加积极情绪。探究抑郁个体上调积极情绪的能力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了解抑郁症的积极情绪缺陷特点及原因对治疗抑郁症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因抑郁而导致个体积极情绪偏向相对较少这一特点，现有的治疗方案可以调整为情绪偏向的训练，而不仅是训练个体如何使用某种特定的情绪调节策略。目前已有临床医生开始尝试从提高积极情绪的角度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治疗(Dunn et al.， 2019; Craske et al.， 2019)。研究显示，相较于传统的认知行为治疗法，着重提高积极情绪的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效果更好，且更易于被抑郁症患者接受(Geschwind et al.， 2020)。但目前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这种治疗角度和方法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仍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积极情绪的缺失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损害(Spijker et al.， 2001; Vrieze et al.， 2013)，且恢复积极情绪对个体来说非常有益，研究显示积极情绪与创造力，社交能力，利他主义，生活满意度、自我恢复水平(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和应对消极情绪的能力均存在正相关(Fredrickson， 2001)。鉴于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积极情绪水平的降低和消极情绪水平的提高，积极情绪的恢复或许可以反过来促进消极情绪的降低，因此可以同时针对这两大核心特征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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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过连续3年的田间定点定位随机区组对比试验，研究评价了土壤调理剂对湘东酸性黄泥田土壤改良及镉污染治理效果。结果表明，基肥增施调理剂，对酸性黄泥田改良效果稳定，土壤有效镉、交换性铝和有效锰含量降低，土壤pH值、盐基饱和度提高，有机质和碱解氮含量增加，土壤养分供给能力进一步优化，促进水稻丰产稳产；并显著降低稻米镉含量(p < 0.05)，其中基肥增施土壤调理剂150 kg/667m 2 处理平均降镉幅度为30.00%，增施200 kg/667m 2 处理平均降镉幅度为35.10%，二者降镉差异不显著。田间实际生产中，建议施用土壤调理剂与叶面喷施阻镉剂等降镉措施配合使用，采用“VIP + N”方式进行综合修复治理，确保稻米中镉等重金属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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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土地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耕地是土地的精华，具有养育、生态以及社会保障等多种功能，耕地资源的量和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1 ] [ 2 ]。土壤酸化是土壤内部产生和外部输入的氢离子引起土壤pH值降低和盐基饱和度减少的过程 [ 3 ] [ 4 ]。镉是土壤中主要重金属污染元素之一，水稻镉吸收与富集能力强，稻米镉含量浓度与土壤镉浓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5 ] [ 6 ]。土壤酸化和镉污染已成为制约湖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如何改良稻田酸性土壤，阻止或减少稻株对镉等重金属的吸收与富集，提高稻米品质，保护稻田生态环境，是促进湖南双季稻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 7 ] [ 8 ]。为此，笔者于2018年~2020年进行了本研究，以期为农户改良稻田酸性土壤、修复治理镉污染稻田、降低稻米镉含量，确保稻米安全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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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田概况 试验于2018年~2020年在湖南省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某农户责任田中进行。试验田海拔59米，土壤为酸性黄泥田，质地疏松，肥力中等。土壤理化性状详见表1。种植模式为双季稻。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in experimental fiel 总镉 (mg/kg) 全氮 (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有机质 (g/kg) pH 交换性铝(mg/kg) 有效锰(mg/kg) 盐基饱和度(%) 容重 (g/cm 3 ) 0.796 1.93 8.6 135 37.7 4.92 6.11 19.2 58.9 1.35 表1. 试验田土壤理化性状统计表 2.2. 供试材料 试验选用“洁农宝”牌土壤调理剂，主要技术指标：CaO ≥ 25.0%，SiO 2 ≥ 20.0%，有机质 ≥ 12%，pH值10~12，水分 ≤ 15.00%。肥料选用40% (20:8:12)的复混肥，总氮46.40%的尿素，含钾62%的氯化钾。供试品种：双季早稻选用株两优819，双季晚稻选用桃优香占。 2.3. 试验设计 采用定点定位试验，即三个试验周年，在同一丘田进行，且小区田间布局固定不变、各处理土壤调理剂施用量和方法均保持一致。试验设3处理，分别是处理1 (对照T1)：常规施肥(大田基施40%复混肥25 kg/667m 2 ，蘖肥施尿素10 kg/667m 2 、氯化钾10 kg/667m 2 )，处理2 (T2)：常规施肥 + 基施土壤调理剂150 kg/667m 2 ，处理3 (T3)：常规施肥 + 基施土壤调理剂200 kg/667m 2 。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30 m 2 。小区间做高20 cm、宽30 cm土埂，并覆膜隔离，单排单灌，四周设置1.5 m宽保护行。 2.4. 田间管理 试验采用湿润育秧，划行移栽，株行距20 cm × 20 cm，早稻插2粒谷苗/蔸，晚稻插1粒谷苗/蔸。移栽前1天按试验要求分小区基施复混肥和土壤调理剂，蘖肥于插后7天分小区均匀撒施。水分管理和病虫防治等其它措施按品种高产栽培及农事季节要求进行，且处理间相互保持一致。 2.5. 测定指标与方法 基础土样于2018年早季稻田翻耕前按“S”形9点取样法采集1 kg，风干过筛后测定土壤中Cd含量和其它理化指标。收获前1天每个小区调查50蔸的有效穗，并按穗数平均值取5蔸有代表性的稻株考察穗部性状。各小区单收单晒测实产，并随机取500 g稻谷测定稻米镉、蛋白质和硝酸盐含量。稻谷收割后，各小区5点取表层20 cm混合土样500 g，风干后过20目和100目筛，测定土壤镉含量及土壤理化性状。土壤全镉采用王水–高氯酸消煮–原子吸收光谱法，有效态镉测定采用原子吸收法(GB/T 23739-2009)；稻谷Cd全量采用HNO 3 -H 2 O 2 微波消煮、ICP-MS测定；土壤pH采用水提玻璃电极法测定，土壤理化性状详细测定方法参照土壤农化分析 [ 9 ]。 所有的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3和SPSS 17.0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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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1) 有机质含量是评价土壤肥力高低的主要指标之一，碱解氮是反映当期土壤氮素供应的重要指标。在本试验条件下，基肥增施土壤调理剂后，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上升，土壤的pH上升，盐基饱和度提高，为农作物养分吸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水稻丰产稳定，对酸性黄泥田改良效果持续稳定。 2) 谢运河等研究表明，土壤调理剂主要通过3个途径降低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一是调理土壤酸碱度，提高土壤pH，降低土壤重金属镉活性；二是含大量硅、磷、钾、钙、镁、锰、锌以及其它微量元素等，为农作物提供养分的同时，与土壤中镉等重金属镉等产生拮抗或络合作用，降低农作物对镉的吸收转运；三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对重金属的吸附性能，扩大土壤环境容量，减少对土壤中重金属镉等被植物的吸收利用 [ 10 ]。本研究检测结果表明，供试土壤调理剂将3种降镉途径融合在一起，土壤有效镉、交换性铝和有效锰含量较对照明显下降，稻米中镉含量显著低于对照，所以对降低土壤重金属活性、及阻止稻株对镉的吸收有较好效果。 3) 稻米镉检测结果表明，施土壤调理剂150 kg/667m 2 处理，稻米镉含量6季平均减少30.0%，蛋白质平均提高0.53个百分点，硝酸盐平均减少0.9 mg/kg；施土壤调理剂200 kg/667m 2 处理，稻米镉含量6季平均减少35.1%，蛋白质平均提高0.80%，硝酸盐平均减少1.2 mg/kg，说明基肥增施土壤调理剂可有效改善稻米品质。但稻米镉含量仍高于0.2 mg/kg以下的品质标准要求，因此田间实际生产中建议与叶面喷施阻镉剂等降镉措施配合使用，采用“VIP + N”方式进行综合修复治理，确保稻米中镉等重金属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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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易经》作为诸经之首，在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译者的译介过程中，历经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磨合。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的理论，从翻译社会学研究视角对《易经》在西方的译释进行分析，探讨了《易经》翻译场域与社会其他场域的共变关系，阐述了译者译释过程中各种资本的作用、译者的惯习对《易经》翻译前、中、后期文本选择，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本出版情况的影响，以期能够为中国典籍外译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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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也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西方的接续和再生，在着手翻译前，译者对经典的解读是翻译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需要将西方诠释学纳入翻译研究中，进行中国典籍译释学研究 [ 1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的一棵常青树，蕴含了丰富的儒家以及道家思想。中国古人最初根据不同的历史事实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借助《易经》占卜来讨论和总结国家、社会、人在天地之间存在的智慧。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辅《易》而作传，统称“十翼”。自汉代以来，王弼、朱熹等诸多名儒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易经》经、传文本的内涵。此外，由于周易卦象独特的符号系统，卦爻辞没有特定的内涵，因此，可以从不同角度或学科进行诠释。到目前为止，《易经》这部包罗万象的哲学论著已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逐渐出现了社会学转向，翻译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译本产生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细节，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翻译活动或翻译现象的社会性质，包括翻译前的准备、翻译过程和译本的流通，以及其他方面的翻译现象，包括文本、行为者、社会文化因素等。翻译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和翻译活动背后隐藏的社会运行机制，凸显了译者和翻译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翻译史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支，应采取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中惯习(habitus)、场域(field)、资本(capital)理论 [ 2 ]，对《易经》不同时期的译释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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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易经》翻译研究的相关文章自2011年之后相继出现，早期研究主要对《易经》英译史或在西方的传播史进行梳理，探讨易理难以被西方读者所理解的原因 [ 3 ] [ 4 ]，主要为描述性研究，但缺乏具体理论阐释和指导。个别研究从具体理论视角探讨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诠释 [ 5 ]，但在描述具体哲学思想内涵在西方的诠释时较为笼统，在对《易经》英译进行描述性研究时，并未做共时的译本对比分析 [ 6 ]。以往《易经》翻译研究成果还涵盖对理雅各、卫礼贤等特定译者或译者群体翻译《易经》的背景、策略及译本的影响，以及《易经》翻译原则的探讨 [ 7 ] [ 8 ] [ 9 ]，从阐释学、符号学、厚翻译的理论视角解读特定《易经》英译本，分析其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 [ 10 ] [ 11 ] [ 12 ] [ 13 ]，但都未从历时动态的视角分析不同时期《易经》译释方法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以及翻译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此外，基于易学视角，吴钧 [ 14 ] 还探讨总结了翻译《易经》的策略和方法，并阐述易学与译事之间的联系，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发展和创新。 本文基于场域理论，尝试从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不同时期《易经》译释活动背后的宗教、政治、文化及翻译学科内部因素，并对《易经》中儒家思想在西方的诠释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对以往相关翻译研究进行补充或更正，并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外译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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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布迪厄场域理论概述 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而确定其社会地位的行为者，都是在一定的场域中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下，凭借着各自的惯习，不断地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 [ 15 ]。作为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是由行动者之间的权利竞争构成的，而竞争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实践的要素之一。整个社会中有许多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场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除此之外，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分为四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 16 ]。经济资本的特征体现在它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文化资本不仅包括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成就等无形资本，还包括出版物、文凭等有形资本；社会资本是指场域中行为者所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象征资本则体现在社会认可度或声誉上。惯习是客观社会结构个人意识中内在化的体现，且指导着个人行为。本文将《易经》译释视为一个独立的翻译场域，探讨翻译场域和社会其他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翻译活动中不同资本、译者惯习对文本和译释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译本生成后在翻译场域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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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在描述的基础上，对《易经》翻译史进行纵向和横向的阐释，探究译释活动背后重要的历史细节，基于场域理论，探究场域、资本、惯习对不同时期《易经》译释活动的影响。同时，考虑到翻译本体的语言和文化性质，从微观视角探讨了不同时期译者对中国易学者思想的吸收，以及《易经》中儒家本体思想“太极”、“理”和道德伦理规范在不同译本中的体现。通过对《易经》译释与传播史的系统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早期耶稣会士和新传教士的《易经》译释活动中，宗教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随着西方汉学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宗教场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汉学、政治场域的影响逐渐突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文化场域对《易经》的译释活动也更加明显。 《易经》在西方世界的译释经历从部分翻译、编译到全译的演变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出现了几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译著，分别是1876年麦格基译本、1882年理雅各译本和1924年卫礼贤译著。从这些译本在翻译场域的竞争来看，麦格基译本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大，误译现象众多，逐渐被淘汰。而其他两种译本各有特点，理雅各译本添加了丰富的注释，更容易让西方读者理解，而卫礼贤的译本更符合原文的精神，因此更受当今西方学者的欢迎。此外，不同时期的译者对《易经》的理解逐渐加深，其翻译的学术价值也日益凸显。此外，在翻译场域内，《易经》作为中国经典著作，译释活动还依赖于各种资本尤其是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积累，以及各行为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具体体现在翻译底本的选择和诠释方法，中国易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的合作，以及知名国际出版社的推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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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氟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二周期第VII主族，为卤族元素。在地球上的储量占6 × 10 −2 % [ 1 ]，是自然环境中常见的微量元素之一，普遍存在于各种介质中，比如空气、土壤、水体、植物、动物和人体内 [ 2 ]。氟是自然界最活泼非金属元素，在酸性环境中能形成易于溶解的金属络合物，在碱性环境中多以离子态存在。氟单质在常温下为淡黄色气体，有毒，能与许多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据统计，全球氟中毒患者超过7000万人，全球受氟骨症影响的人数高达2亿，氟污染引起的人体中毒国家问题已涉及50多个国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列出的氟中毒流行的国家高达27个 [ 3 ]。我国是世界上氟中毒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饮水型、燃煤污染型和饮茶型是我国地方性氟中毒三种主要类型，饮水型氟中毒涉及全球，而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为我国特有。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病区县数1055个，控制县数780个，病区村数76，024个，氟斑牙病人1240.7万人，氟骨症病人11.6万人；地方性氟中毒(燃煤污染型)病区县数171个，控制县数169个，氟斑牙病人1346.7万人，氟骨症病人21.7万人 [ 4 ]。氟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和非生物降解性，土壤中不同形式的氟能够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可以通过生物富集和食物链对人体造成毒害 [ 5 ] [ 6 ]。人体摄入氟的主要途径包括饮用水和食物，而地下水、饮用水和食物中的氟主要来源于土壤，因此农田土壤中氟污染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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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氟在土壤中迁移转化规律 2.1. 土壤中氟的来源及危害 土壤中氟化物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来源，岩石在生物、气候等因素的作用下，发生风化将氟释放到环境中，最终积累到土壤中。同时火山喷发进入大气的含氟化合物经干湿沉降进入土壤，也是土壤中氟主要的自然来源。另一方面是人为来源，氟是工业生产中重要的化工原料，用途广泛，金属冶炼、砖瓦、磷矿石加工、水泥制造、陶瓷和玻璃生产等行业排放的含氟废水、废渣、废气在雨水淋溶、大气沉降等作用下，不断在土壤中积累 [ 7 ]。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和含氟农药，也会造成土壤中氟化物含量的增加，特别是磷肥的大量施用，我国中小磷肥厂生产的磷肥含氟量约为10~16 g/kg，常年施用含氟磷肥，势必会增加土壤中氟含量 [ 8 ]。同时，煤的燃烧也会排出大量的含氟废气，含氟废气的沉降也会造成土壤中氟的积累 [ 9 ]。 氟不是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必需元素，土壤氟污染对作物的危害是慢性积累的生理障碍过程，当植物体吸收过多的氟时会抑制作物的新陈代谢、呼吸作用及光合作用，导致其叶绿体被破坏，出现叶尖坏死、叶褪绿变成红褐色，光合组织受损伤，造成植物体分蘖少、成穗率低、产量降低 [ 10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氟列为人体可能必需但有潜在毒性的微量元素。人体对氟的吸收主要是通过土壤–空气–水–食物链的迁移方式进行，在人体分解代谢的过程中，氟作为辅助性因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氟对人体具有双阀值效应，从环境中摄入氟过多或不足都会影响健康。人体摄入适量的氟能够促进体内磷和钙的沉淀，有利于人体的骨骼和牙齿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人体摄入氟不足时，易患龋齿病和骨质松脆病；人体摄入过量氟时，又会引起氟斑牙和氟骨症等氟中毒症状，同时对人体酶系统、生殖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 11 ] [ 12 ]。 2.2. 土壤中氟的赋存形态分析 土壤中氟的赋存形态比较复杂，我国学者一般将土壤中的氟划分为水溶态、可交换态、铁锰氧化物态、有机束缚态和残渣态5种化学形态。孟昱等 [ 13 ] 对不同地区林地土壤中氟的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土壤中残渣态氟占全氟含量的95%以上；不同形态的氟含量具体表现为残渣态 > 有机束缚态 > 水溶态 > 铁锰氧化物态 > 可交换态；吴卫红等 [ 14 ] 对浙江省水稻土及旱地土壤中氟的赋存形态研究发现，形态氟含量大小顺序：残余态 > 可交换态 > 水溶态 > 有机束缚态 > 铁锰氧化物态。由此可见，土壤中氟的主要赋存形态为残渣态，不同形态的氟含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不同形态的氟之间可以相互联系、影响和转化，处于动态平衡中。 当前，土壤氟污染的相关研究以水溶态氟为主，生态环境部于2016年3月10日公布的《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次征求意见稿)》中包含了氟化物(水溶性氟)的参考含量限值为5.0 mg/kg，但2018年发布的《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08)将氟化物指标剔除了，究其原因，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主要是考虑土壤中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而氟化物主要是影响地下水的污染，但考虑到其水溶态的环境行为和风险，应尽快制定氟化物浸出浓度限量标准。 2.3. 土壤中氟的赋存形态影响因子分析 土壤中氟的赋存形态影响因子主要有：成土母质、土壤质地、pH值及其它离子化合物等，其中pH值对土壤氟的赋存形态具有显著影响。在水–土系统中，氟阴离子半径与OH − 的半径相似，很容易发生互换，且两种阴离子电荷数相等，极化程度相近，所以土壤溶液中氟阴离子取代土壤表面所吸附的OH − 能力很强。在低pH范围内，土壤中活性氧化物表面的正电荷数增加，通过静电作用增强对带负电氟离子的吸附，导致土壤对氟离子的吸附作用增加，降低了氟化物在土壤中溶解；在较高的pH值下，土壤中OH − 离子与氟离子发生交换，更多的氟离子被释放出来，导致土壤对氟离子的吸附作用降低，从而增大了氟化物在土壤中的溶解 [ 15 ]。有研究表明，土壤pH为6.0~6.5时，氟的溶解性最小，pH小于6或pH大于6.5时，土壤中可溶态氟的含量会增加 [ 16 ]。同时土壤溶液中存在的氟离子能与阳离子(Ca 2+ 、Fe 3+ 、A1 3+ 、Mg 2+ 等)发生反应，形成络合物，从而影响土壤中氟的赋存形态。王海华等 [ 17 ] 认为酸性土壤可增加氟–铝的络合程度，提高氟的吸附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氟在土壤中的活性和生物有效性，但这些反应过程是可逆的，一旦土壤条件发生变化(主要是pH)，形成的络合物会发生分解，重新释放出氟离子，增加起活性。土壤母质也是影响土壤中氟赋存形态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成土母质为各种沉积物发育而成的土壤水溶态氟含量较高。不同质地土壤对氟离子在土壤中的运移也有一定的影响，土壤中黏粒含量越高对氟离子的吸附性也越大，可以降低土壤中水溶性氟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