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4. 设计方案 4.1. 实验装置的改进方案 针对标尺与光杠杆位置的不固定性，设计一个标有刻度的导轨，将光杠杆与标尺安装在导轨上，并可以自由滑动。这样可以方便调整光杠杆与标尺之间的距离，使光杠杆与标尺的位置固定，避免在测量过程中，操作人员因不小心触碰到实验仪器，而使标尺与光杠杆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导致测量结果错误。为方便调节望远镜轴线与光杠杆镜面法线重合，改进了实验设备，添加了固定的导轨，将使实验操作难度下降，提高了实验效率。 将标尺换成精度更高的螺旋测微器，可显著提高测量精度 [ 7 ]。用激光发射器代替望远镜，调节激光发射器发射激光的方向，使光线经光杠杆平面镜反射到螺旋测微器上，读取螺旋测微器的刻度。这样观测到的数据，既方便又直观，降低了初学者实验操作的难度，使实验简便易操作。 针对金属丝偏离轴线，与固定平台产生摩擦的问题，改进方案的实验原理如图2所示。在金属丝两侧放置两个尺寸大小不一样的光杠杆，光杠杆1比光杠杆2的反射镜面大，两光杠杆在水平方向上对金属丝的力可以抵消，这样能使金属丝在竖直方向上保持不摆动，减少了其与固定平台的摩擦力，使金属丝在竖直方向上的受力近似等于砝码重力。实验时金属丝的受力情况与计算时的模拟受力情况更加接近，减少了计算时的误差。激光发射器发射的激光在反射镜组件上经三次反射，照射到标尺上，反射角度比入射角扩大了六倍。扩大了光杠杆的放大倍数，减小了标尺数据读取的实验误差。 平台上固定光杠杆前足的两个沟槽到金属丝的距离均为 K ′ ，其中在测量时，将光杠杆前足置于固定平台的沟槽内，将光杠杆后足放置在金属丝下端的夹块方柱体的平面上，并调节两后足长度相同。在砝码托盘上添加砝码，砝码的重力可看作外界对金属丝产生的一个外力 F ，导致金属丝长度 l 改变 Δ l ，金属丝带动光杠杆后足向下运动。当光杠杆转动角度 θ 足够小时，有： 图2. 改进后的装置原理图 θ ≈ tan θ = Δ l K (5) 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所以两镜面法线都转动 θ 角度，光线经过三次反射，最终的反射光线转动 6 θ 角度。将螺旋测微器放置于原先的标尺位置，读出螺旋测微器的刻度为b。然后用米尺测量出标尺与到金属丝的距离 D ′ ，有图2得到： tan 6 θ ≈ 6 θ = b D ′ (6) 有公式(5)和(6)可得： Δ l = K ′ b 12 D ′ (7) 有式(7)可以看出光杠杆的放大倍数为 12 D ′ K ′ ，因此光杠杆的放大倍数扩大六倍。 可以得到杨氏模量的计算公式 Y = F l S Δ l = 12 F l D ′ π d 2 K ′ b (8) 其中， d 为金属丝的直径， D ′ 为标出到金属丝的距离， K ′ 为反光镜1的镜面到金属丝的距离。 4.2. 实验操作方法的改进 为减小金属丝直径测量和加减砝码时平均值的测量误差。在测量金属丝的长度和直径时，要预加砝码，将金属丝拉直，以确保在金属丝上加相同的力时，金属丝的伸长量近似相等。测量金属丝直径时，在加不同砝码的情况下，对金属丝的不同位置多次测量，以防止因金属丝直径粗细不均或不直而使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有较大偏差 [ 8 ] [ 9 ] [ 10 ]。 4.3. 实验操作方法的改进 Table 1 Measurement data of wire diamete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平均值 金属丝直径 0.771 0.770 0.769 0.768 0.765 0.763 0.768 表1. 金属丝直径的测量数据 金属丝直径的测量数据如表1所示，分别用改进前后的实验装置多次测量并计算金属丝的杨氏模量。比较改进前后测量的实验数据，分析此改进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并对是否需要进行这项改进做出判断，装置改进前后的数据如表2和表3所示。 Table 2 Measurement data of scale reading before device improvemen 砝码的重量/Kg 0 1 2 3 4 5 6 添加砝码时标尺刻度/cm 27.4 22.7 16.6 14.9 11.8 7.1 2.5 减少砝码时标尺刻度/cm 27.2 22.4 16.3 14.5 11.6 6.9 2.5 表2. 装置改进前的标尺读数测量数据 Table 3 Measurement data of scale reading after improvement of the devic 砝码的重量/Kg 0 1 2 3 4 5 6 添加砝码时标尺刻度/cm 25.2 20.4 16.2 12.6 9.6 4.8 1.2 减少砝码时标尺刻度/cm 23.4 19.2 15.6 12.0 8.4 4.8 1.2 表3. 装置改进后的标尺读数测量数据 测量数据的A类不确定度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u A : u A = ∑ i = 1 n ( Δ d i − Δ d ¯ ) 2 n ( n − 1 ) = σ n ，根据实验仪器的精确度，得测量数据的B类不确定度 u B : u B = Δ 仪 3 ，其中 Δ 仪 为测量的仪器误差，计算不确定度： u = u A + 2 u B 2 。通过计算得到实验改进前杨氏模量的不确定度 u 前 = 1.28 × 10 11 N / m 2 ，杨氏模量值 Y = ( 1.75 + 1.28 ) × 10 11 N / m 2 ；实验改进后测量的不确定度 u 后 = 0.26 × 10 11 N / m 2 ，杨氏模量值 Y = ( 1.77 + 0.26 ) × 10 11 N / m 2 。已知待测的金属丝的杨氏模量理论值为 1.80   N / m 2 ，根据计算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改进前后的实验装置所测量的数据有较大差异。通过对实验装置的改进，使实验数据更接近理论值，改进后实验装置测得的杨氏模量的不确定度量比改进前有明显的降低，实验测量的可靠性增强。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文对用光杠杆测量金属丝杨氏模量实验的误差进行了讨论，并对实验仪器进行了改进研究，设计了导轨，使光杠杆可以方便移动，使用螺旋测微器代替了标尺，并增加了激光器，使光束经过光杠杆反射到螺旋测微器上。通过对金属丝杨氏模量测量原理和数据的误差分析，研究了影响实验误差的几个关键因素，提出了减小实验误差的设计方案。通过增加光杠杆数量扩大放大倍数；固定实验仪器之间的相对位置，减小测量的不稳定因素等方法改进实验装备。利用改进后的实验装置进行实验测量，可显著降低不确定度，提高了测量值的可信赖程度。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加班这一现象在工作中越来越普遍，但是加班时间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仍存在争议。本研究探索加班时间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并研究自愿或强制加班对加班时间和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对265名全职员工做了总体心理健康调查表(General Well-being Questionnaire)以及一些与加班有关的可选和开放式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加班时间长的员工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加班时间少的员工。在心理健康的两个因素(疲惫和紧张)上，除了个人相关信息，加班时间可以起到19.8％和19.7％的解释作用。即使在统计学意义上自愿加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和强制加班相比，自愿加班可以减轻加班时间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加班时间，心理健康，自愿或强制加班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在竞争激烈的“信息时代”，加班变得越来越普遍(Sparks et al.， 2001)。人们越来越关注加班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加班对员工的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以及生活失衡等(Danna & Griffin， 1999)。先前的研究表明加班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Van Der Hulst & Geurts， 2001; Golden & Wiens-Tuers， 2006; Costa et al.， 2004; Caruso et al.， 2004)。 职业心理学和健康研究表明，每天或每周加班的员工往往会感到压力和疲劳加剧，因此面临生病，受伤，倦怠或工作和家庭失衡的额外风险。如果加班是强制的，则尤其如此(Golden & Wiens-Tuers， 2006)。劳累过度会对员工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工作量的增加和加班时间的增加，特别是在重复性任务中，降低了员工的心理健康(Ashkenazy， 2004)。加班容易造成负面情绪，例如抑郁，焦虑，紧张，烦躁不安和易怒情绪(Danna & Griffin， 1999)。尤其，加班会导致与工作相关的压力，从而导致行为的改变，例如饮酒增加，吸烟增加，睡眠障碍，暴力和冲突(Quick et al.， 1986)。Virtanen et al. (2009)发现延长和不规律的工作时间会导致汽车工人的认知功能受损。加班还会导致工作生活失衡。过度工作的员工可能把工作压力带到家庭(Crouter et al.， 1999)。加班员工的闲暇时间和承担其他义务的时间较少，例如家庭时间，育儿和照顾父母的时间(Rau & Triemer， 2004)。加班还可能导致工作满意度下降，并导致职业倦怠和工业事故发生率增加(De Cuyper & De Witte， 2006; Van Der Hulst & Geurts， 2001; Dembe et al.， 2005)。 Brenner et al. (2004)提出，加班会增加累积性创伤疾病。在美国由10，793名参与者进行的另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职业，行业和地区)之后，加班和长时间工作与较高受伤危险率呈正相关(Dembe et al.， 2005)。英国家庭小组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1998)对5000个家庭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表明，连续加班超过五年的员工更容易遭受健康问题的困扰。此外，即使后来减少了工作时间，员工的健康问题仍然存在，这表明损害可能是不可逆的。此外，缺乏对加班时间和工作时间的控制将加剧加班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Maume & Bellas， 2001; Berg et al.， 2004)。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工作超过11.5小时的员工遭受严重损伤的可能性更高(Ong & Koqi， 1990)。进一步的研究调查了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上班族样本中加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表明，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现有理论和证据也可能适用于集体主义文化(Houdmont et al.， 2011)。 但是，先前的研究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一项实地实验研究表明，即使加班与较高的疲惫程度密切相关，但压力与适度的加班工作之间没有显著差异(Dahlgren et al.， 2006)。Beckers et al. (2004)还表明，适度的加班在愉悦和上进的员工中很普遍。在高强度的加班和低强度的加班之间，心理健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尚无统一的结论。此外，应进一步探讨加班是否可以预测心理健康的程度。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加班在中国的背景下更为普遍。但是，大多数研究加班与员工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背景的。像许多其他相关研究一样，该研究也可以被概念化为付出–恢复理论(Effort-Recovery Theory)测试，该理论通常在科学文献中用于解释加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理论关系(Meijman & Mulder， 1998)。 但是，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工作时间的增加更为普遍，但关于中国员工的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科学证据很少。本文旨在研究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否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它还研究了加班时间高的员工与加班时间低的员工之间在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它还探讨了在控制其他个人特征后，加班时间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自愿加班还是强制加班”是否可以调节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最后，它探讨了哪些因素可以激励员工自愿加班。该研究试图填补中国这一科研领域的空白，并提高雇主和员工对加班时间过长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的认识。该研究还将为政府或企业提供一些基于证据的实际建议，以帮助他们对加班时间作出合理适当的限制，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奖励制度来激励员工自愿加班，从而尽可能减少加班的不良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调查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员工，来探索西方有关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现有理论和实践是否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主要目标将通过以下研究假设进行探索： 1) 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 2) 加班时间长的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加班时间短的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 加班时间可以解释除其他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之外的心理健康水平； 4) “自愿加班或强制加班”可能会对加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此项研究获得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卫生和组织研究所研究委员会的伦理道德同意信。中国的两家企业参与了这项研究。一家位于中国大连的国际分公司，是最大的信息技术和商业解决方案公司之一，为几乎所有行业用户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处理。第二家是山西省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由于就业市场的特殊性，如不确定性、多变性和突然性，两家公司的加班都很常见。两家公司之所以允许这项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寻求人际关系至关重要；二是介绍和解释了企业从研究中可能获得的益处。例如，通过实证结果强调加班时间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利用从员工那里收集的数据来调整工作时间安排，帮助改善公司的奖励制度，从而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两家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向两家企业的所有员工(分别为N = 675和N = 513，共计1188份)分发了调查问卷，共得到265份已完成的调查表(22.3%的答复率)。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研究两个主要变量，即加班时间和员工的心理健康。第一个问题是在过去六个月中平均每周的加班时间。加班时间包括在家中进行加班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但不包括通勤时间。通过测量每周的加班时间来测量加班时长的方法在以前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e.g. Beckers et al.， 2004; Gralla et al.， 2016; Trejo， 1993)。关于加班时间，尽管许多研究者质疑自我报告的可靠性，但由于以下原因，它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方法：首先，有时研究者无法从人力资源部门获得员工加班时间的数据；其次，在一些公司或单位，没有记录加班时间，因为评估是基于工作绩效或产出，而非员工从事了多少加班时间；第三，由于一些加班工作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因此从员工本人那里获取数据可能更为精确。另外，Spector (2006)提出，使用自我报告度量进行数据收集在本质上不会导致常见方法偏差的问题。 General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GWBQ)问卷用于调查员工的总体心理健康。此问卷的24道项目，是基于症状，从两个方面评估总体心理健康：精疲力竭和紧张。精疲力竭量表测量疲劳、精神混乱和情绪烦躁。紧张量表测量恐惧、忧虑、紧张和焦虑的身体迹象。此问卷采用五分记分法：0 (从不)、1 (很少)、2 (有时)、3 (经常)和4 (总是)。分数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GWBQ问卷在不同群体环境中，对于一般健康、健康不全和疲劳等其他衡量标准具有良好的效度，在与健康相关的研究与工作有关的研究中，也是一个一致可靠的工具(Munir et al.， 2007)。此外，GWBQ还包括一些可选和开放式问题。此外，问题“你是自愿加班还是强制加班？”提供了四个选项：完全自愿、大多数时间自愿、大多数时间强制和完全强制。最后一个开放式问题收集了导致加班的因素。此研究还收集了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这些因素被发现对心理健康有潜在影响(e.g. Thoits， 1983; Ryff， 1989;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 Theodossiou， 1998)。 2.3. 道德问题及数据处理 作为研究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研究之前和研究期间都考虑和预测了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以保证该研究的接受性和专业性。研究者介绍了该研究的真正目的。在参与研究之前，研究者得到被试的许可，拟订并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以确认他们的权利将在整个过程中得到保护。为了确保参与者自愿参加，并保护信息的机密性，参与者被告知，他们的回答是匿名的；随时可以退出研究，无需任何理由。 SPSS 24软件用于分析提出的假设。根据以往的加班研究，加班时间按中位数分为长时间加班和短时间加班。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用于调查加班时间与员工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独立样本t检验用来分析长时间加班的员工和短时间加班的员工之间心理健康的可能差异。分层回归分析用来研究排除其他个体特征，加班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预测心理健康。在模型1中，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在模型2中，添加了加班时间。最后，调节效应分析探讨“自愿加班还是强制加班”是否对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收集了265名员工的数据(22.3%的答复率)。参加者的年龄从21岁到46岁不等[mean (M) = 26.4；SD = 3.8]，123名(46.4%)女性，142名(53.5%)男性。大多数参与者(74.8%)拥有大学本科学位。绝大多数参与者(86.5%)报告说，他们在过去6个月有过加班经历。约22.5%的人报告说，他们加班是完全自愿的；45.0%的人回答大部分时间是自愿的；27.0%的人回答大部分时间是强制加班，只有4.5%的参与者在加班方面完全是强制性的。每周加班时间为0到30小时不等(M = 8.4，SD = 7.7)。心理健康的“精疲力竭”维度，得分为1到37分，M = 19.0，SD = 6.0；另一维度“紧张”，得分为1到27分，M = 13.5，SD = 6.0。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加班时间和总体心理健康的两个维度精疲力竭r = 0.43；p < 0.01和紧张r = 0.44；p < 0.01都有显著正相关，见表1。 3.2. 独立样本t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表2)表明，加班时间长的员工“精疲力竭”和“紧张”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加班时间短的员工(t = −5.3，p < 0.01；t = −5.8，p < 0.01)。 Table 1 Mean (M)， standard deviation (SD)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overtime hour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 变量 M SD 1 2 加班时间 8.4 7.7 精疲力竭 19.0 6.0 0.43** 紧张 13.5 6.0 0.44** 0.77** 表1. 平均数(M)标准差(SD)和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 *p < 0.05；**p < 0.01。 Table 2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dicators for employees reporting low or high levels of overtime， including mean (M)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变量 低加班时间 < 8小时每周 高加班时间 ≥ 9小时每周 T (df) p 精疲力竭：M (SD) 16.9 (5.5) 22.5 (5.2) −5.3 (263) <0.01 紧张：M (SD) 11.2 (4.9) 17.1 (5.8) −5.8 (263) <0.01 表2. 报告低加班时间和高加班时间的员工的心理健康指标差异 df， degrees of freedom. 3.3. 多层回归分析 多层回归分析(表3)表明，除了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加班时间可以显著解释总体心理健康水平(精疲力竭和紧张)，ΔR 2 = 0.198，Beta = 0.449，p < 0.01；ΔR 2 = 0.197，Beta = 0.448，p < 0.01)。 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g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overtime hours on two factors (exhaustion and tension) of general well-bein 模型 R R 2 R 2 change Standardized beta 1 0.044 0.002 0.002 年龄 性别 教育水平 0.041 0.025 0.004 2 0.447** 0.200** 0.198** 年龄 性别 教育水平 0.106 0.043 −0.005 加班时间 0.449 表3.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加班时间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包括总体心理健康的两个因素，精疲力竭和紧张) 因变量：精疲力竭；*p < 0.05；**p < 0.01。 因变量：紧张；*p < 0.05；**p < 0.01。 3.4. 调节作用检验 调节效应分析(表4)表明，模型中加入“自愿或强制”对总体心理健康得分有积极影响，这意味着员工加班的强制性越高，精疲力竭和紧张感得分越高，但效果并不显著(Beta = 0.188和0.018，p > 0.05)。此外，它并没有导致方差显著增加(ΔR 2 = 0.006和0.001，p > 0.05)。加班时间和“自愿或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并不显著(Beta = −0.315和−0.141，p > 0.05)。 Table 4 Moderated regression showing overtime hou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vertime hours and “voluntary or compulsory” on exhaustio 模型 R R 2 R 2 change Standardized beta 第一步： 0.433** 0.188** 0.188** 加班时间 0.433** 第二步： 0.440** 0.194** 0.006 加班时间 0.417** 自愿或强制 0.077 第三步： 0.449** 0.202** 0.008 加班时间 0.675* 自愿或强制 0.188 交互作用 −0.315 表4.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加班时间和“自愿或强制”的相互作用对精疲力竭维度的影响 *p < 0.05；**p < 0.01。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加班时间和“自愿或强制”的相互作用对紧张维度的影响 *p < 0.05；**p < 0.01。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西方国家在加班时间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现有理论与实践能否应用于中国的文化环境(集体主义)。更具体地说，加班时间的长短是否对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假设1和2)；以及除了个人因素，加班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员工的心理健康(假设3)；还研究了自愿或强制加班能否调节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假设4)。此外，还探索了导致员工加班的因素，以及哪些潜在因素可以激励员工自愿加班。 4.1. 加班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正如预期的那样，结果支持了假设1、2和3，表明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在总体心理健康的两个维度疲惫感和紧张感上，加班时间长的员工和加班时间短的员工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加班时间长的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加班时间短的员工。排除其他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加班时间可以解释近五分之一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的第一个关键点是加班时间的长短对心理健康有不良影响。先前的研究表明，从事高加班水平的员工的总体心理健康明显低于低加班水平的员工(Houdmont et al.， 2011)。这一发现与以前对于西方人口有关的研究一致(Taris et al.， 2007)。该研究表明，基于西方背景的现有理论和证据也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 4.2. 自愿加班的调节作用 要考虑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加班的自愿性或强制性是否会影响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先前的一项研究(Beckers et al.， 2008)表明，在自愿基础上加班的员工通常不容易疲劳而且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这表明自愿加班对加班时间和总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缓和作用。尽管本研究自愿加班对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但比起强制加班的员工，自愿加班的员工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此外，关于哪些因素导致人们加班的问题，87.4%的参与者报告说，工作需求是主要原因。关于如何激励员工自愿加班，几乎一半的参与者表示，加班费是一种有效的激励。 此外，加班奖励对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先前一项研究(Beckers et al.， 2008)调查了高报酬和低报酬工作中的加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发现那些报告加班费低的工人有倦怠、愤世嫉俗、工作家庭冲突，恢复缓慢等特点。它还表明，在低报酬的情况下，员工更加非自愿加班，这反过来又与不良的心理健康有关(Van Der Hulst & Geurts， 2001)。本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即自愿加班可以减轻加班时间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尽管没有达到显著的统计意义。此外，加班费是激励员工加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4.3. 研究意义 本研究对后续科学研究和实践都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本研究的结果对自愿加班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约90%的参与者报告说，加班是因为工作需要。为了完成工作，减少工作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探索防御措施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比较实际的方法。今后的研究应侧重于研究自愿加班对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缓和作用，即自愿加班与强制加班的影响。先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强制性加班与较高的疲劳和较低的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Beckers et al.， 2008)。然而，基于不同文化的证据能否适用于中国，仍有待研究。此外，还应调查促使员工自愿加班的潜在动机。这项研究表明，奖励可能是激励员工自愿加班的最有效因素。因此，在高报酬和低薪工作中，加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值得更多探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必须收集详细和具体的信息。因此，定量方法是不够的，而定性方法可以帮助弥补这一缺陷。混合方法最适合满足此类要求。 本研究的结果有利于实际应用。从政策角度来看，建议单位或企业将加班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调整工作时间。企业应加强员工对加班工作的自我控制。如果员工是自愿加班，加班时间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可能会减少。为了激励员工自愿加班，有效的奖励是必要的。因此，在加班工作普遍存在的单位或企业中，建立积极有效的奖励制度势在必行。行为经济学文献中的研究表明，幸福感并不一定随收入而增加，特别是在员工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时(Golden & Wiens-Tuers， 2006)。因此，需要全面了解员工自愿加班的动机，以有效减少加班时间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 4.4. 研究不足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和不足。虽然本研究的结果似乎支持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负相关，但在解释结果时应谨慎。首先，自我报告问卷是本研究的专有方法，这种方法是有限的，可能导致某些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唯一的方法可能导致高估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共同方法变异等问题。反对者声称，应该结合替代方法来衡量关键变量。然而，Spector (2006)充分调查了常见方法差异的潜在问题，并指出了缓解使用自我报告研究有关问题的三个因素；1) 使用自我报告不保证将取得显著结果；2) 潜在的偏置变量(例如，负情感性、社会可取性)一般不会夸大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3) 单方法相关性不一定高于多方法相关性。因此，Spector (2006)得出结论，“通常认为共同方法变异自动影响用相同方法测量变量的流行立场是真实状态的扭曲和过于简化”(p. 221)。关于加班时间和心理健康的衡量标准，定量方法(自我报告问卷)是适当的。然而，为了调查“自愿或强制”加班工作的性质，量性研究是不够的。考虑到这些因素，共同方法差异的存在不会对本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偏差。然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访谈，以收集关于强制加班的负面影响以及促进员工自愿加班动机的更充分的信息。 其次，本研究的局限性是反向因果关系问题和控制组。所有数据都是在一个时间点收集的，而纵向研究将更有利于改进研究结果。之后，改进的奖励系统和调整的时间表在一个加班组中执行，但不在控制组中实施。系统改进实施前后的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将加深对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因果关系的理解并帮助探讨自愿加班能否减轻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最后，从两个加班企业中选取了样本。因此，对研究更感兴趣的员工更有可能参与，从而有可能导致样本的偏差。今后与自愿加班工作有关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以更详细的资料和较同质的群体来检验这种效果，消除混淆变量的影响(如职业类型)。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尽管存在局限性，本研究通过调查加班时间长短、自愿加班的调节作用，在加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新的知识。奖励制度的内容，激励中国员工自愿加班。从根本上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该研究证明了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此外，与加班时间短的员工相比，从事长时间加班的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得多。尤其，它显示了自愿加班对加班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缓解作用，尽管没有达到显著的统计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该研究为填补中国这一科研领域的空白做出了贡献。其次，强调了长时间加班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第三，为企业提供一些循证建议，建议企业建立有效的奖励制度，尽可能减少加班时间的消极影响。最后，它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自愿加班的影响，以及高奖励与低奖励之间的区别。在中国，加班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后续研究需要更深入、更有针对性。它不应仅局限于理论意义，而且应该应用于实践中，如帮助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加班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主张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科学以外的因素纳入科学研究中，力求建立科学的哲学，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建立合理的科学演化模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揭示了心理科学的本质是人的事业，是非理性的事业，需要人的参与；心理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心理学的发展史也应考察理论本身以及影响心理发展之因素的历史发展，这为心理学的理论构建打下坚实哲学基础，也对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对立、改变当前心理学界实证研究极其细致丰富，而理论探索相对粗糙贫乏的局面以及促进心理学史的合理重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关键词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心理学，方法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基本思想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是20世纪50年代末产生的一种科学哲学思潮，库恩(T.S. Kuhn)哲学的确立标志着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60年代后逐渐开始流行并至今影响深远。继孔德的实证主义之后，在西方先后兴起的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操作主义、过程哲学、逻辑实用主义以及继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之后兴起的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都属于科学哲学的分支，一般把波普尔哲学之前的哲学流派称作逻辑主义，将其后的流派称作历史主义(刘放桐，2000：p. 514)。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强调科学发展的整体性，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库恩、伊姆雷·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们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吴振华，傅湘华，2009)。历史主义学派反对把科学看作是若干孤立命题的逻辑结合，认为科学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的命题、定律和原理所构成的统一整体；科学理论的提出不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而依赖于灵感；主张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反对静态地研究科学问题；反对将科学发展仅仅看成是量的积累，或仅仅是质的飞跃，而是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是量变和质变交替的模式。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产生主要与当下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以及美国实用主义三者的危机密切相关。首先，以“证实原则”作为划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标准的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分析仅停留在静态分析层面，其关于科学的言论正如吴迪(2012)所言：“只有被经验所证实或者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该命题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没有必要无休止的去争论了”。其次，以波普尔为首的证伪主义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时指出，科学理论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和事实而不断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这一学说暴露了其逻辑主义的科学观和基础主义立场。最后，美国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研究传统主张思想的意义和真理性是由实际效用标准决定的，观念、理论等是否具有真理性在于他们能否有效充当人们的工具。实用主义哲学把功用和效果提高到了哲学的第一位，必然促使社会的商业化、利益化(韩旭，2017)。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迫切需要以整体主义的观点对科学知识进行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把哲学建立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应运而生。
system: [SYSTEM]

user: 2. 心理学方法论蕴含 2.1. 心理科学的本质 心理科学的本质是指心理学家对科学、心理学或科学的心理学是什么的基本理解和基本观点，是心理学家对于心理学作为独立科学门类的学科定位，包括如何看待科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的性质、结构、功能，如何确定心理学知识、理论、方法、技术的科学评价标准等，属于心理学的学科“元理论”或“科学哲学”范畴。究其本质而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认为，心理科学是人的事业，是非理性的事业，需要人的参与。科学是以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共同信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约定，并不具有科学依据。而心理学作为研究人及其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科学，更是关于人的事业，它包含很多非理性，也需要人的参与。更何况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以及心理学得以存在的依据和价值也都围绕在人身上，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构筑人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因其独特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经历而存在着一些“先入之见”。因而我们在研究心理学之前不仅要理论先行，事先接受心理学的范式，同时也要将科学本身以外的因素，如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因素纳入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范式与“先入之见”的相互作用。因此心理学的研究不是纯粹的客观研究，是要纳入一些“先入之见”的主客观相结合研究。 2.2. 心理科学的标准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库恩、拉卡托斯、劳丹等，他们提出了关于科学的标准。库恩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核心概念是“范式”，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领域的科学家们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包括哲学本体论、认识方法论原则以及价值信念在内的结构体系。按照库恩的范式论哲学，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所一致遵守的信念。它规定着该科学共同体共同的发展方向、研究范围、理论基础、观点和方法，并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与问题解决方案。是否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并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开展科学研究活动，是区分一门学科是“前科学”还是“常规科学”的基本标准。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科学理论提出以后，常常以增加辅助假说，使之对否证“免疫”，这样，理论就会经历一系列变化，而形成一个理论系列，这就是“科学研究纲领”，它是一组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按照拉卡托斯纲领进化的精致证伪模式，科学的划界标准，也是否证的基本原则，乃是理论经验内容的丰富与否(理论能否预见更多的新事实，或导致更多新事实的发现)。劳丹在二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传统说，他认为研究传统内容包括两个方面：1) 一方面是一组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则，即关于在这个领域内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一套本体论和方法规则；2) 它是一组有关某个领域的实体和过程相组合的信念。如果一个人超出规定去做事，那么他已置身研究传统之外，且否定了这一研究传统。虽然他们提出的科学标准各不相同，但对于致力于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心理学意义重大。心理学致力于去寻找一种范式或者研究纲领作为心理学中的标准，也就是心理学研究者这个科学共同体所一致遵守的信念，心理学家们围绕这个标准进行相关研究。 2.3. 心理学的发展水平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一种渐进性累积。很多心理学家试图运用库恩范式论(金吾伦，胡新和，2018)所确立的科学标准(是否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来分析心理学的发展水平。一些学者，如杨立能、沈德灿(2011)；刘恩久(2013)；荆其诚(1990)等认为心理学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因而仍是一门“前科学”；另一些学者，如郭永玉、杨子云(2012)、彭运石(2009)则认为心理学迄今已出现了心理主义、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或信息加工)三种范式，经历了两次危机(心理主义危机、行为主义危机)、两次革命(行为革命与认知革命)可视为“常规科学”。依据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科学研究纲领会通过不断修改自己的辅助假设得以进化，也会因依靠修改辅助假设仍不能避免理论硬核被反驳而被取代(兰征，2005)。20世纪20~30年代，心理学领域逐渐形成了行为研究纲领和认知研究纲领这两大研究纲领。20世纪30~60年代，行为研究纲领较好地解决了认知研究纲领提出的有关问题，通过修正自己的辅助假设使理论硬核得到保护，因而一直处于进化阶段，而20世纪60年代后，认知研究纲领修改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而进化到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阶段，进而取代行为研究纲领而变成心理学的主流。虽然目前心理学还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陈方，张军，2005)，但不可否认的是心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约定俗成，比如心理统计学上关于样本大小的确定，关于显著性的标准等。也正是这些非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之间的交替、演变甚至革命，才会有心理学的发展与繁荣。当下乃至今后可通过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提出的关于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大致判断心理学学科的发展水平，为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提供一定参考。 2.4. 问题中心与理论多元 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把社会、历史、心理、文化遗迹其他认知的因素统摄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批判了自然科学的“客观”说明理论和把科学是为纯粹的、经验的、逻辑的理性观点，认为自然科学和认为科学一样存在着解释学基础。其中费耶阿本德强调一切方法论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表明一切方法，都有历史的觉线性和使用范围的适度性。他认为不能单纯追求方法的合法性，而应根据具体的研究情景或问题来选择方法，判断方法有略的标准时其在具体研究或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体现的有效性或价值，而不是方法本身的客观性、精确性、先进型或复杂性。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应该以问题为中心，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应根据具体的心理研究条件选择合理使用的方法。另外，他也鼓励理论的多元化，在某个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方法的局限性而没有认识到其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积极意义开始凸显，及时它不正确，但至少可以从反面促进科学研究的进展。此外，理论的多样化会形成理论间相互竞争，而理论间的竞争是激发科学或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 2.5. 心理学史的合理重建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提出了范式嬗替的科学革命模式和纲领进化的精致证伪模式两种心理学动态发展模式，通过分析、考察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以实现心理学发展历史的重建。范式嬗替的科学革命模式将心理学研究范式与心理学家共同体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以及那些影响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发展历史，将心理学的内史与外史结合起来，试图从总体上重新揭示心理科学发展规律并实现心理学发展历史的重建，突出了心理学家共同体的信念这一非理性因素以及质变、飞跃或革命在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而拉卡托斯吸收了实证主义、波普尔(Karl Popper)朴素证伪主义及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合理因素提出研究纲领进化的精致否证模式，这一学说综合考虑心理科学发展中量变与质变、渐进与飞跃、进化与退化、超越与继承、理性与非理性、基础理论与具体理论的多方面的关系，拓展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内涵，更完整、全面地展示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历史图景与规律。这对于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相关著作的撰写也有一定的启发，心理学史的撰写既有“英雄史”也要有“时代精神史”。
system: [SYSTEM]

user: 3.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评价 3.1.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贡献 促进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而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他认为范式已经不再是经过实证研究后的产品，而是一种“先在的”观念。在他看来，范式和理论先于观察，范式和社会文化决定研究者观察的方式，理论的发展应该先于实证研究的发展。这对于改变当今心理学实证研究成果丰富，理论研究困乏之局面，促进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拓宽了心理学研究范围。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科学的目标是求真，科学知识是有关事实的陈述的集合，因此，科学与功利、善恶等价值判断是无关的，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然不包括非理性因素的言论。那么心理学研究者作为中立的观察者，也应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研究、观察、记录被试所发生的变化。历史主义推翻了关于真理是对客观经验的真实反映的言论，将非理性因素纳入心理科学的研究范围，主张在社会文化背景这个大环境中去把握心理的本质，强调科学家的心理期望、形而上学信念价值观等“先预之见”在心理学研究和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为摆脱科学二元论的怪圈和重新诠释科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局限 未能认识到心理学发展的本质是批判和辩证统一。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模式的更替就是科学共同体之间共同信念的更替，从而把科学发展的客观模式歪曲成科学家们的主观心理的演变模式，这无疑是错误的。他还坚持在常规科学时期持保守的态度，只有在心理学革命时期才有批判精神。但真正的科学精神应是批判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心理学的研究应该是在不断的批判和求证中成长。 否认了心理理论的发展性与继承性。库恩否认客观真理，坚持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的内容的不可通约性，否定科学的客观进步，也就因此认为心理学发展是不具备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心理学的发展只是一种随机的演化。同时，忽略了量变、继承在心理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心理学发展至今一定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当下的心理理论与心理学建立之初的理论之间不光有质变和超越，更应该有量变和继承。一些研究者(黧黑、舒尔茨等)认为，以库恩的范式哲学为工具描绘心理科学动态发展，难免有失简单，心理学至今仍未出现过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科学危机与革命。批评者亦认为，这一模式对心理科学发展的动态考察框架更多地停留在纯逻辑方面，对心理科学发展的历史关注不够，其研究纲领的硬核结构过于僵硬，因而对心理学发展的一些历史事实亦不能提供合理、完善的解释。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结与展望 一方面，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揭示心理科学的标准、本质、发展水平以及心理学史的合理重建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推翻了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为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并且对消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改变当前心理学界实证研究极其细致丰富，而理论探索相对粗糙贫乏的局面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和心理学二者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都关注科学的发展，注重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但目前的研究还未能揭示二者的具体联系，因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研究方向。同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思潮，一种时代精神，与所有反实证主义的学科有一定的一致性，是对心理学反实证主义倾向的支持和助长，尽管并未对心理学产生实质的影响，但它的相关理论对于确立心理科学的标准，确定心理学发展水平以及合理重建心理学史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引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观点作为论据进行论证。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道德判断是一种评价性活动，有认知和情绪两大心理机制。早期的道德判断研究只强调认知因素的作用，认为理性认知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而情绪在其中并没有发挥作用。然而，近期的研究开始重视对情绪的探讨，并认为情绪和情感因素在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和认知因素发挥着同样，甚至更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道德判断中与情绪相关的理论模型以及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相关研究来梳理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发现情绪与道德判断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应该从更多新颖的情绪角度来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 关键词 :情绪，道德判断，关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早期的心理学家主要从认知方面对道德判断进行探讨，如以Piaget和Kohlberg为代表的认知学派提出的道德认知理论，是认知过程而不是情绪过程影响道德判断。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认知学派的观点不断遭到质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认知因素不是影响人类道德判断的唯一因素，同时，情绪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情绪和认知对道德判断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谢熹瑶，罗跃嘉，2009；Huebner， Dwyer， & Hauser， 2009)。此外，近年来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也为更多关于情绪和大脑认知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可见情绪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日益上升，如Haidt (2001)认为影响道德判断过程的主要原因是情绪而不是认知。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反应，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彭聃龄，2004)。对于情绪有多种划分方式，因而对情绪与道德判断的研究也有多个不同的研究角度。目前，有从情绪的效价角度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也有从具体的道德情绪角度，如恐惧愤怒和厌恶等角度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有从情绪的动机趋避、动机强度、以及激活度等方面来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也有从道德情绪的角度来探讨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可见不同情绪角度可以与道德判断有不同的关系，但具体是存在怎样的关系，还不可知。因此，本文对情绪与道德判断间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可以为未来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system: [SYSTEM]

user: 2. 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 道德判断是人以一定的道德标准为准则对行为或事件进行道德价值评价的活动，是个体自觉、自主、自为的一种心理过程，也是自我意识的一种独特体现(Greene， 2003)。Greene (2009)的研究显示在道德困境中，个人的情感卷入程度也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据此，又将道德判断分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个人的道德判断与人们情感活动相关或能激发个人强烈的情绪反应，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与个人的认知活动相关。 2.1. 传统的理性模型 早期的哲学家们主张理性和推理是影响人们道德判断过程的唯一因素，如Kant的理性主义。上个世纪末的心理学家们也认同Kant的观点，认为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来源于理性，理性认知是影响人们道德判断的决定性因素，重点强调认知的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这就是传统的道德判断理性模型(rationalist model)。传统的理性模型以Kohlberg为代表，Kohlberg (1981)在Piaget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认知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道德观念是从认知的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推理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是不断发展的，而这个理论实际是Kant理性观点的体现。这种理性主义模型主张认知因素才是影响人们道德判断的唯一且十分重要的因素，并且这种观点也一直主导着心理学界对道德判断心理的认识与研究。此外，Kohlberg及其同事通过向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提出一些两难问题，让其进行道德判断，发现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阶段发展的过程，并根据这个结果提出了一个包括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2.2. 社会直觉模型 传统的理性模型不重视道德判断中的情绪机制，Haidt (2001)在其研究中发现了“道德失声”现象(即被试常常无法解释其决策是基于何种原因)，对传统的理性模型提出质疑，并由此提出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 model)，补充了道德决策中缺失的情绪成分。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道德直觉(这种道德直觉是快速的、无意识的和自动化的)的产物，不需要认知资源的加工，并强调是情绪而不是认知过程在道德判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该模型还提出社会直觉模型包含6个过程：直觉判断、事后推理、理性劝服、社会劝服、理性判断、自我反应。社会直觉模式该理论模式肯定情绪、情感对道德判断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即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先有推理后有判断的传统道德理性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够快速的对道德事件做出评价和判断，而且社会直觉模式还认识到内隐认知加工在道德判断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这为之后的关于内隐认知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理论基础。 2.3. 双加工模型 近期的研究者们想对影响道德判断的认知和情感过程进行正整合，构建一种包括两个过程的理论架构，以全面理解道德判断的心理机制。由此Greene (2007)在haidt提出的社会直觉模型的基础上，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最终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包括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认知推理系统和情绪直觉系统。认知过程是审慎的、有意识的和受控制的，而情绪过程是快速的、无意识的和自动化，两者在加工过程的特点上是相反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直觉加工先于推理加工的，只有当直觉相互冲突时，推理加工才发挥作用，而双加工模型认为认知过程(类似于社会直觉模型的推理加工)和情绪过程(类似于社会直觉模型的直觉加工)是同时进行，并且是平等竞争的，正是由于两者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才导致个体的道德判断(Greene et al.， 2008)。双加工模型将原本对立的认知和情感进行了整合，是对社会直觉模型的深化，同时也更加明确和提升了道德判断过程中情绪的作用(李炜，袁文娟，2012)，并且从认知神经角度对双加工模型进行了验证。 此外，双加工模型的两种加工过程分别驱动了道义性的道德判断与功利性的道德判断，即对道德困境的反应遵循两个原则：道义原则和功利原则。道义原则认为，行为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这个行为的本质(例如，只要伤害了人就是非道德的，即使救了另外五个人)，而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取决于这个行为的结果(例如，伤害一个人救了另外五个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道德的)。 2.4. 与情绪有关的其它道德判断模型 2.4.1. 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 今年来，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道德判断的理论模型也一样。Moll等人(2005)根据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又一个与情绪有关的道德判断的新的理论模型，即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以解释道德决策的心理机制。该模型强调道德情绪是导致道德判断的主要原因，而道德情绪是基本情绪(来源于社会知觉或当下情境)与社会价值观、社会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这种情绪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人们情感的卷入度。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把人们的主观心理过程、外显行为表现和神经科学进行了结合，是对道德判断与决策中情绪机制的全面研究。 2.4.2. 决策神经机制模型 Moll等人(2005)提出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之后，Litt，Eliasmith和Thagard (2008)也提出了另一个以情绪为主的决策神经机制模型。该模型以神经情感决策理论为基础，并深入研究了决策中预期情绪、先前情绪的神经生理基础。Moll认为多个脑区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道德判断情境的情绪性评估，多巴胺和5-羟色胺是产生不同效价情绪的促发剂，情境不同，其编码机制也不同，最终产生的道德判断也不同。 综上，可以看出，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地位已经逐渐得到认可，并且认为情绪和认知过程一样，都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发展，道德判断的理论模型也在不断发展，这些理论模型为本文研究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system: [SYSTEM]

user: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从道德判断的理论模型出发，揭示了情绪在道德判断理论模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道德判断中情绪作用的一个发展历程。在这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又从情绪的三个不同方面梳理了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情绪划分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同，即使是一个相同的情绪也会对道德判断的不同的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对于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相似或截然不同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表明，情绪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由此可见，情绪与道德判断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如，从情绪效价角度来说，不能单纯的认为积极情绪促进或削弱个体道德判断的水平，单从情绪效价角度判断积极或消极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是极其片面的。 在情绪效价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情绪的类型进行划分，从具体的某一个情绪出发，研究具体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关系，虽然是具体了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差异，但与后续新近的情绪角度，如情绪的动机趋避角度、情绪的强度和唤醒度等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相比，仍然是不够新颖，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情绪的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也导致了所得出的结论的不一致性。即使是新近的情绪研究角度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范围仍然不够多，不够前沿。时代在发展和进步，对于道德判断的情绪理论模型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因此，对于情绪与道德判断间的研究也应该不断发展和进步，此外，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提高其道德判断能力和水平也尤为重要。具体来说，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一些新的角度出发研究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如具身认知、文化差异性和特定领域的道德判断等角度。其次，近年来的新近情绪角度与道德判断和决策间的实证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从多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最后，本文梳理了情绪与道德判断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研究者们更喜欢从消极情绪的角度来研究情绪和道德判断间的关系，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多从积极情绪角度出发进行更多更细致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研究青少年的人际信赖特点、探究团体沙盘疗法提高离异家庭的青少年人际信赖水平的干预效果。方法：研究采用人际信任量表(ITS)测量探究青少年人际信任特征；根据ITS问卷得分挑选人际信任较低的离异家庭的青少年随机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进行持续4周，每星期一次2 h的团体沙盘治疗，对照组在此期间不做任何处理。沙盘干预实验完成后再次使用ITS问卷进行后测。结果：1) 青少年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 < 0.05)，男生要高于女生；2) 青少年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家庭状况差异(p均 < 0.05)，完整家庭的青少年要高于离异家庭的；3) 团体沙盘疗法对于提高离异家庭青少年的人际信任水平具有显著作用。结论：团体沙盘疗法对于提高离异家庭青少年的人际信任水平具有显著作用。 关键词 :人际信任，青少年，团体沙盘治疗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