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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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其它专业研究生中GRE成绩与学业表现的关联性研究 Ji对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的调查表明，GRE考试与其学业表现存在一定的关联：GRE数量推理成绩和GRE语言推理成绩分别对GGPA的差异具有16%和6%的解释能力。与心理学专业不同的是，该预测性在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内部维持稳定，并不跟随细分项目而变化。同时，由于亚裔和非洲裔研究生的GRE各项分数都低于欧美裔研究生，而所有族群的GGPA却没有显著差异，所以该研究认为在考虑录取上述少数族裔申请者时应谨慎使用GRE成绩，因为在这些种族的研究生申请者中，GRE成绩与其未来学业成绩的关联性比欧美学生的关联性更弱 [ 22 ]。 Ayers等认为对于已经完成数学、化学、工科专业的硕士学业的亚洲研究生来说，托福考试(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成绩与GRE考试语言推理成绩结合，可以作为有效的未来学业表现预测指标 [ 23 ]。然而在化学专业的细分研究中，研究人员甚至发现GRE成绩与学生的后续表现呈负相关：尤其是GRE语言推理部分分数越高，学生在理论化学课堂成绩和获得学位方面表现越差。只有GRE数量推理部分分数能与大多数化学专业课程呈正关联 [ 24 ]。 Halley等人通过将全美开设有本科和研究生物理学专业的80所学校进行分类，并将其物理专业下的各科课程授课内容与GRE物理学专业考试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GRE物理考试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实际课堂内容，只占约40%的比例。有趣的是，任何试图弥补这种差异的努力都没有带来GRE物理考生的整体排名变化——这可能是由于GRE物理考试更多依赖的是考生的母语能力和物理学基础课程的学习情况 [ 25 ]。 在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博士研究生方面，已有国外高校提出取消录取过程中对GRE分数的要求：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研究中，这种被称为“GRExit”(即“脱离GRE”)的策略已在约300个生物医学专业的院系和项目中被采用。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开始的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似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 26 ]。 有研究认为GRE成绩与管理学研究生GGPA有显著相关，而本科GPA则并不具有预测效力 [ 27 ]。在公共管理学硕士研究生(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PA)专业领域，尽管GRE成绩对未来学业的预测能力存有争议，但其作为重要的录取政策指标仍然有处于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 28 ]。在一项面向工程管理专业(Engineering Management)、以来自军事院校背景的学员(N = 221)为主的研究生调查中，Holt等人发现GRE语言推理和数学推理对于研究生一年级和累计的GPA成绩都可以做出有用的预测。同时，他们也认为GRE成绩无法预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以确定问题、系统分析，并得出有效建议为核心的研究能力被认为是该专业最重要的素养。因此，GRE考试在该专业的选拔和预测效果上还有提升的空间 [ 29 ]。 在对刑事司法研究生录取的一项研究中，Stack等人统计了70个刑法硕士研究生项目与GRE成绩的相关性。总体来看，GRE成绩与该专业研究生的学业表现关联不强。但其中一个例外既是GRE语言推理的成绩与GGPA呈强的关联。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刑法专业类研究生是所有申请者中GRE平均分最低的(包括该研究项目中的对象)，因此语言部分的训练必然有助于其在校成绩提高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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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 国外高校对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标准和录取的因素都日益变化，不仅仅是GRE考试，在例如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考试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选择取消成绩要求。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些曾经被奉为金标准的留学考试并未与学生未来的学业表现展现出较强的关联 [ 30 ]。同时，取消标准化考试的尝试与西方国家在教育领域对少数族裔和多元化的关注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在自然科学、工程、心理学、医学、人文科学等多个研究生专业，GRE考试与学业表现的相关性研究依然存在争议。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如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GRE语言推理成绩具有更强的预测性；而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生中(如化学、数学、工程等)，GRE数量推理成绩与学业表现的关联性则更强。在心理学专业，由于申请者的GRE普通考试分数普遍较高，所以对其在学业表现中的预测能力的争议很有可能是样本区间带来的天花板效应。GRE成绩只有在一定地位的水平内才具有与GGPA较强的相关性；一旦样本考生的分数超过某个阈值，GRE成绩的预测能力反而变得有限甚至消失。 大多数研究均认为，相比单独使用GRE成绩分数，综合使用多种考核因素(如将本科学分积和GRE分数结合)，能够更好地预测申请者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业表现和成功程度。然而，简单使用GPA成绩来作为研究生学业成功的衡量指标也并不可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研究生和本科课程的成绩绩点的变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教职人员在评定分数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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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不足与展望 本文基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综述了GRE考试在国外研究生录取和学业表现中预测能力的关联性，并对未来的发展与研究趋势提出了一些建议。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类关联性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点，不同的国家、地区、文化、语言、以及不同的专业和跨专业等情况，都可能成为此类研究的不确定因素。Kuncel等人认为由于范围限制(range limitation)和取样错误，很多认为“GRE考试对选拔和预测作用有限甚至无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 3 ]。而正如Stack等人对于刑法专业的研究案例能够有效地避免这种范围限制(刑法专业研究生申请者的低GRE平均分，恰好避免了与高GRE分数对象伴随的弱预测效度——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 [ 30 ]，我们有理由相信，GRE考试对不同专业的预测性与专业本身和样本的选取方法有极大关联。 另一方面，对于研究生学业表现的衡量标准本身也存在争议。例如研究生课程的打分同样有可能存在范围限制，而且大多样本的学位获取与否、获取学位时间等都是难以记录的。除此之外，标准化考试分数、研究生学业表现和工作(职业)成功(Occupational Success)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难看出，本文关注的主题先天较为庞大和繁杂。在很多我国留学申请者和机构所主要关心的专业与研究领域中，目前依然没有太多的、争议较少的研究结果和进展。更多与研究生学业表现有关的变量因素也有待发现。相信随着大数据和统计学方法的不断进步，未来研究人员可以更为便捷地设计实验和获取数据，从更完整和更长期的角度阐述标准化留学考试与学业表现的相关性，从而朝向改善测试和选拔人才的道路迈出更深远的一步。 无论GRE等留学考试的未来如何发展，有志于海外留学的申请者都依然需要具备和展示出优秀的语言与思辨能力，并且在争取有说服力的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同时，兼顾好本科阶段的学业成绩，才能符合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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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14，000个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财务柔性和管理者短视两个视角对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 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说明引进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2) 财务柔性、管理者短视在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说明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通过增加财务柔性储备、减少管理者短视等途径来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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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凭借“人口红利”和“投资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边缘，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收入仍有较大差距；与东南亚等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因此，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退，我国必须向“创新导向”迈进，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提高创新能力，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政府高度重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不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政策。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曾出现过“文人下海”现象(Dickson， 2007) [ 1 ]，即一大批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辞职，外出创业或就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此后，在一大批国家创新政策的鼓励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具有学术经历的学者外出创业或者进入企业参与经营管理，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独具特色的群体。根据本文统计，2009到201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中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平均占比约41.87%，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根据Hambrick & Mason (1984) [ 2 ] 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的个人特征会影响高管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进而影响其对企业做出的经营决策。已有文献大多从高管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个人经历如海外经历、从军经历、贫困经历等特征研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关于高管学术经历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文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从财务柔性和管理者短视两个视角出发，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路径，旨在揭开上市公司中高管学术经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这一“黑匣子”，丰富了对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因素的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研究的高管学术经历是指正在或曾在高校任教、在科研院所、协会以及企业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的经历。与高管教育背景的含义不同，前者强调的是个人经历对于其决策行事风格、个人特质的塑造，后者更多体现的是高管的知识水平。 本文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一方面，基于高管人员个人特征的视角，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发现高管学术经历极大地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拓展了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领域，丰富了高管学术经历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另一方面，深入挖掘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机制，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通过增加财务柔性储备、减少管理者短视来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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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个人过去的经历会影响其认知取向和价值观念，进而会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和企业的行为。高管的学术经历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学习能力，也体现了个人经历对于个人特征的塑造。本文认为，学术经历高管具有的个人特征，可以促进企业研发和创新。 首先，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Sunder J， et al.， 2017) [ 3 ]，它是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原有的思维固化模式 [ 4 ]，重新整合以往的经验，并寻找新的视角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表明其经历过严谨学术训练的熏陶，更加了解创造性活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因此，相比没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而言，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创新思维，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研发创新项目实施的重要性和创新产出的难度。当学术型高管进入企业后会更加重视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大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在经历了长期严谨的学术训练后，学者们通常都形成了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和钻研精神 [ 5 ]。当他们参与到企业的研发项目时，可以增强企业研发创新的持续性。 其次，从创新知识储备的角度看，高管的学术经历表明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而且由于其曾经的工作环境和性质，使其对于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 6 ]，能够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较为准确的方向性指引，减少企业在研发创新过程中的失败概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 最后，从创新资源的视角看，高管的学术经历表明高管曾在高校或者科研机构任职，有助于高管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 [ 7 ]。通过人际关系、社交网络获取知识和商业信息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无形资源，也是一种显著的优势。学术经历高管可以通过其建立的高校或科研机构社会关系网络为企业引进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比于没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而言，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 (二) 财务柔性的中介作用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公司通过持有现金和保持一定的财务筹集能力来维持财务灵活性，即保持财务柔性，这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有价值的投资项目 [ 8 ]。作为企业支持研发创新的重要资源，财务柔性对于企业研发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不同企业其他项目，研发创新项目具有持续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大等特点，整个研发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作为保障。然而研发项目的高度保密性，提高了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与企业其他投资项目相比，研发创新项目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企业适当的财务柔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Schroth & Szalay (2010) [ 9 ] 表明公司持有现金可以保证研发资金的来源，并增加提高研发成功的可能性。邬晓婧和郭淑娟(2016) [ 10 ]、王怀明和姜珊(2019) [ 11 ] 研究都表明财务柔性的储备对于企业的创新投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前期学术经历所产生的工作惯性思维会对高管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学术研究工作更加重视过程的严谨性和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前期的学术训练培养了高管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面对公司复杂的外部环境，高管人员的学术经历会使得其更偏向于做出稳健和保守的决策。Pinkowitz & Williamson (1999) [ 12 ] 发现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更加倾向于选择稳健的财务政策，因此公司持有更多的现金和更低的短期负债。朱焱和邢路杰(2019) [ 13 ]、秦翡(2019) [ 14 ] 研究都表明，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提升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因此，因此，本文可以合理预期有学术经历高管所在的企业财务柔性储备更高。 而现有研究发现，财务柔性储备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因此本文可以合理推出，高管学术经历会通过增加财务柔性储备来保证企业的创新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财务柔性在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即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通过增加财务柔性储备促进企业创新投入。 (三) 管理者短视在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中介作用 根据Stein (1989) [ 15 ] 的定义，管理者短视是管理层以牺牲公司长远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短期收益的一种次优的选择，这最终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管理者短视的原因之一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Jensen & Meckling， 1976) [ 16 ]，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相互冲突，管理者采取了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防御行为。当管理人员面临自身薪酬、声誉提升、职位威胁等内部压力或者外部投资者的压力时，管理人员通常将公司的短期目标放在首位，然后减少对长期投资项目的投资，例如研发项目，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水平 [ 17 ]。因此，管理者短视不利于企业在研发项目上的投资，也不利于企业创新。 Cho et al. (2017) [ 18 ] 的研究发现，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学术经历塑造了高管人员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 [ 19 ]，形成一种内部自律和自我监督机制。这种自律性的监督机制能够减少管理人员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做出短视行为的风险 [ 20 ]。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并将更加关注企业的研发项目。因此，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减少管理者的短视风险来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管理者短视在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即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通过减少管理者短视风险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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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一) 样本来源与数据筛选 本文首先选取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搜集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其次，在Excel表格中对数据的进行初步筛选处理，然后，在统计数据软件SPSS20.0和stata14软件中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另外，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删除了ST类、*ST类和PT类公司；删除了所属行业为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删除了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为了避免数据极端值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1%到99%的winsorize处理。最终，通过上述的筛选和整理，合计获得了14，000个样本数据。 (二) 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投入(RD)。通过查阅发现，目前国内外文献中衡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最普遍的指标是研发投资强度。关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研发投资总量除以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RD)来表示，另一种是利用研发投资总量除以企业资产总额的比值(RDa)来表示。因此，在正文中选取创新投入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RD)来度量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在后面的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创新投入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RDa)做替代变量，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 2) 解释变量 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本文将企业高管团队成员的范围界定在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规定的其他人员，不包括董事和监事。当上述成员具有曾在高校的教学科研任职、曾在科研机构以及非盈利学术团体组织任职的经历，本文则将其定义为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 本文选取高管学术经历虚拟变量(ACADEMIC)度量高管学术经历，即企业高管团队至少有一位具有学术背景时，则取1，否则取0。在后面的稳健型检验中，使用高管学术经历比例(ACADEMIC_P)来度量高管学术经历，即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人数所占高管团队总数的比例，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 3) 中介变量 财务柔性(FF)。借鉴曾爱民(2013) [ 22 ] 等学者的做法，本文采用行业均值与多指标法结合界定，使用现金柔性和负债柔性之和来衡量企业的财务柔性(FF)。其中，现金柔性等于企业现金比率减去行业平均现金比率的；负债柔性等于行业平均负债比率减去企业负债比率。 管理者短视(MYOPIA)。由于管理者短视不能直接衡量，本文借鉴时现、吴厚堂 [ 22 ] 所采用的方法，选用企业短期投资行为作为替代变量，采用当期短期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净额”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三个科目之和与期初资产总额的比例来度量管理者短视。 4)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的文献，本文选取公司盈利水平(ROE)、企业成长性(S)、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TOP)、两职合一(JR)、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会的独立性(BI)、高管薪酬激励(COMP)、公司年龄(AGE)、获取经营现金的能力(CF)、有形资产占比(PPE)、企业所有权性质(SOE)、行业虚拟变量变量、年度虚拟变量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设计见表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投入 RD 当年创新投入额/营业收入总额 RDa 当年创新投入额/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 高管的学术经历 ACADEMIC 高管学术经历虚拟变量，企业某年高管团队 至少有一位具有学术经历时，则取1，否则取0 ACADEMIC_P 高管学术经历比例，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数比例 中介变量 财务柔性 FF 企业现金柔性和负债柔性之和 管理者短视 MYOPIA 企业当期短期资产之和与期初总资产之比 控制变量 企业盈利能力 ROE 净利润/总资产额 企业成长性 S 主营业务增长率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的百分比 两职合一 JR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存在兼任取1，否则取0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 董事会独立性 BI 独立董事的比例 高管薪酬激励 COMP 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取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年数取自然对数 获取经营现金能力 CF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有形资产占比 PPE 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企业所有权性质 SOE 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控股，则SOE取1，否则取0。 年度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 IND 行业虚拟变量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 模型构建 为检验假设1，验证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1)： RD i ， t = α 0 + α 1 ACADEMIC i ， t + ∑ α j Control i ， t + ε i ， t (1) 在模型(1)中，下标i代表第i家公司，t代表该公司所处的年份，α代表回归模型中的常数项，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ε代表回归方程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假设2，验证高管学术经历是否通过增加企业财务柔性储备的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本文借鉴温忠麟(2014) [ 23 ]、Baron & Kenny (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 24 ]，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了模型(2)和模型(3)： FF i ， t = φ 0 + φ 1 ACADEMIC i ， t + ∑ φ j Control i ， t + ε i ， t (2) RD i ， t = ω 0 + ω 1 ACADEMIC i ， t + ω 2 FF i ， t + ∑ ω j Control i ， t + ε i ， t (3) 其中，模型(2)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对于企业财务柔性的影响，若系数φ 1 显著，则表明了存在中介效应，反之，则不存在中介效应。模型(3)检验财务柔性存在何种中介效应，如果ω 1 、ω 2 二者均显著，表明财务柔性只存在部分中介，如果ω 1 不显著，而ω 2 显著，则表明财务柔性存在完全中介。 为检验假设3，验证高管学术经历是否通过抑制管理者短视的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了(4)和(5)模型： MYOPIA i ， t = ρ 0 + ρ 1 ACADEMIC i ， t + ∑ ρ j Control i ， t + ε i ， t (4) RD i ， t = γ 0 + γ 1 ACADEMIC i ， t + γ 2 MYOPIA i ， t + ∑ γ j Control i ， t + ε i ， t (5) 其中，模型(4)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对于管理者短视的影响，若系数 ρ 1 显著，则表明了存在中介效应，反之，则不存在中介效应。模型(5)检验管理者短视存在何种中介效应，如果λ 1 、λ 2 二者均显著，表明管理者短视只存在部分中介，如果λ 1 不显著，而λ 2 显著，则表明管理者短视存在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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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14，000个数据观测值为样本，实证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财务柔性和管理者短视两个视角，探究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路径。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 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表明引进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2) 财务柔性、管理者短视在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通过保证适当财务柔性储备、减少管理者短视等途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高管学术经历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理论研究，有助于企业在实践中制定和实施研发项目，并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企业应建立具有学术经验的高管人员的引进和培训制度。基于高管人员在公司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公司一方面应引进更多具有学术经验的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应对有能力的高管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积极利用具有学术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通过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创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团队。 2)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出发，必须深化人才发展机制的改革。具体地，“企业中临时聘用的大专院校研究人员”的人员范围可以从目前的“专业技术人员”转移到“具有临时职位所需的更高的专业知识以及业务和管理能力”。促进学者作用的转变，为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3) 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在做出投资决策的过程中，除了通过公共渠道获取公司财务信息外，还应包括经理的教育背景、人格特质和工作经验等“软信息”。纳入考虑和评估范围。为判断公司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和实用性以及预测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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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推进了农产品传统供应链运作方式的创新升级，为智慧供应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本文以现有研究文献为基础进行综合探究，首先，明确了我国农产品供应链智能化转型仍存在的阻力因素，指出传统农产品供应链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平台不完善、管理经验缺乏和重大风险应对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然后，提出结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创新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模式，从种植、流通加工、存储、运输和配送等各环节创新运作模式，推进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和智慧化发展，构建完善的智慧供应链体系；最后，提出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优势资源和加大冷链建设投入四个方面促进智慧供应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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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智慧物流的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的必然选择。发展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利用新技术对农产品种植、加工、运输、存储和配送进行实时监控和追踪，提高农产品的流通质量，增强对用户的服务水平。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物流产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创新，创建农产品全流程全要素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体系。2018年6月，国家财政部《关于开展2018年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通知》努力推进供应链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和绿色化发展，实现供应链提质降本增效；2019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强调构建高质量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提升制造业供应链智慧化水平，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2020年4月，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试点龙头企业要充分展示带动作用，加强企业之间合作，协助有关企业解决实际发展难题，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流通升级。 政府相关政策的颁布标志着物流智能化转型的建设被提上新的日程，要充分发挥智慧物流接近用户的优势，促进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与物联网新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消费者需求刺激传统供应链的革新。因此，结合物流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设备创新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模式是智慧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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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文献综述 农产品传统供应链的转型升级和模式创新主要表现为供应链体系的可视化、智能化、集成化和生态化，即实现农产品供应链智慧化运作。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也做了相关研究。朱雪丽 [ 1 ] 等分析了物联网等新技术对于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以及智慧物流关键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应用；赵振强 [ 2 ] 等从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新型智慧物流中心和连接供需双方信息等方面，创新打造生鲜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结构体系；梅宝林 [ 3 ] 提出“智能”供应链模式是把握住农产品生产、加工、存储、运输和销售等各环节的智能化；刘阳阳 [ 4 ] 提出利用大数据技术预测用户需求，有限衔接源头生产与末端零售，实现优势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产品供应链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建设智能化高效的农产品供应链，需要加强基础技术设施建设，提高新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率，并通过贯穿全流程的公共信息平台衔接供应链各方主体。通过政府主导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大数据平台构建深入推进供应链运作模式的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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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长期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始终存在着市场需求不明确、生产环节不合理和多阶段缺乏监管等问题，导致农产品信息追溯难，无法有效保障农产品的品质。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流通依然是从农户到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零售商，最后到消费者的运作模式，整条供应链一体化程度低，流通过程长，使得农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使得传统农产品供应链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问题，对传统供应链产生强烈的冲击，但也为农产品供应链智能化转型创造了发展契机。 目前我国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存在着诸多阻力，比如基础技术设施不完善、物联网技术应用率偏低、缺少龙头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缺乏合作等，导致出现农产品难以实现追踪溯源、流通损毁率高、政府监管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流通过程见图1。 图1. 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流通过程图 3.1. 供应链体系不健全，信息不对称 打造完善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需要政府、农户和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协作，但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缺少信息交互，彼此信息孤立，容易造成信息孤岛，导致生产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农村地区信息闭塞，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且智慧物流在农村地区应用率低，农村信息服务及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配置分布不均衡，种种障碍始终制约着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的发展。 3.2. 缺乏资源整合平台，资源分散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上应用的普及率不高，信息平台利用率低，资源整合程度不高。一从农户方面来看，农产品供应方多为分散农户，农户普遍缺乏市场意识，生产活动也缺少有效的监管，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多是通过农贸市场或超市等渠道销售。同时，现存的农业合作社合作化程度不高，与龙头企业资源对接并不充分，导致传统农产品供应链环节多、损耗高以及成本高；二从物流企业方面来看，我国大多冷链物流企业运营规模小、资源布局分散，企业间信息互通率极低，导致物流资源分布不均衡，资源配置效率低，影响整个冷链物流行业的市场发展。 3.3. 智慧供应链人才短缺，管理经验不足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的理论体系仍不够健全。一方面我国农产品智慧供应链起步晚，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不健全，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普及率不高，大多物流企业仍持有传统的经营理念，市面上缺少具体可行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建设方案，相关管理经验也较为缺乏。另一方面，物流企业对相应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投入力度不够，企业缺少能够带领智慧供应链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大多农户依然缺乏科学种植的意识，缺少对智慧农业的认知，阻碍农产品智慧化转型的进程。 3.4. 供应链风险应对机制不完善，风险管理不足 疫情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也暴露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出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风险防范应对机制不完善，风险管控体系不健全。一方面，我国农产品市场长期忽视农产品供应链存在的潜在风险问题。一直以来，在农产品各环节流通过程中只重视供需数量而轻视质量的提升 [ 5 ]。在供应链流通环节始终存在着市场监管薄弱、政策法规不完善、企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欠缺完善的预警机制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弹性不足。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是供应链柔性不足，二是供应链敏捷性差。在发生重大突出问题后，农产品供应链无法根据市场实际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市场供需平衡一旦被打破，若不能及时做出反映，则会出现农产品滞销、供需不平衡和价格大幅变动等问题，造成农产品市场的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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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供应链全环节智慧化模式创新 新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应用是供应链模式创新的重要体现。完善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物流基础设施是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产品智慧供应链需要智能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撑，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则需要依托于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通过公共平台实现对供应链上农产品信息的全链路追溯，让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全流程所涉及的各种资源、要素、环节都保持透明。供应链各环节运作依靠平台数据辅助进行决策，同时将产生的数据信息反馈给信息平台，从而实现供应链自身的循环优化。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可以分别从种植、加工、运输、存储和配送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农产品智慧供应链运作模式框架图见图2。 4.1.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生产种植阶段 智慧供应链以农产品种植生产为起点，对农产品初始数据进行采集、归类、提炼、整合，为供应链各环节提供数据支持。在农产品种植阶段，可以采用GIS和GPS技术、温湿度传感器对农产品的生长状况、所处位置和生长环境等基本信息进行采集，并记录在RFID标签上。RFID标签记录的信息将随着农产品流通的不同状态而改变，并将每一段信息传递到信息公共平台的总数据库。因此，通过智慧平台可以实时监控产品信息，对产品各环节流通信息进行全面的追踪溯源，保障农产品的品质。 图2. 生鲜农产品智慧供应链运作模式组织图 4.2.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流通加工阶段 农产品加工环节是智慧供应链中信息处理较为复杂的环节。一方面，由于进入加工环节的农产品将改变自身状态，所以RFID标签需要将加工前和加工后的产品信息进行准确衔接，这就需要合理准确地安排加工计划、调整加工工序和加工程序等信息。另一方面，为提高生产效率，可以采用数字化检测手段识别农产品自身属性，并利用云平台进行分析决策，然后发出具体的产品加工指令，通过智能加工设备进行自动化作业。采用智能化设备监控加工环境，利用温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加工车间并将数据传递给数据库，当环境条件超过限制标准时，启动预警器，自主进行环境调控，以降低加工损失成本。 4.3.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运输阶段 物流运输是连接供应链各环节的桥梁。在农产品运输过程中，智慧供应链主要是实现运输过程的可视化和运输车辆的合理调度。根据产品的属性合理调控运输温湿度环境和运输方式，根据农产品的运输距离、运输规模、车辆实际运力和实时交通情况等实际因素进行智能化的车货匹配、路径规划和路途的实时监测。车厢内的环境监测可以通过安装在运输车内的传感设备，记录各环节信息，实时调控车内的温湿度状况，以提高运输透明性和运输质量。车辆的定位利用GPS和GIS技术实现，当车辆出现故障或偏离预定轨道时，自行开启车辆预警系统和车辆援助系统。 4.4.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仓储阶段 仓储环节是农产品质量保障和信息收集的重要环节，增强冷藏仓储水平和信息化管理能力是智慧供应链仓储环节发展的主要目标。充分结合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利用仓库内的监控设备、信息传输设备和仓库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仓内信息的监管，利用先进的存储系统，降低仓内分拣失误率，提高货物的周转效率，以实现智能存货、取货和盘货功能。根据仓内布局，科学地布置RFID和图像采集等设备，利用统一的RFID标签实时记录和追踪产品状态，并对农产品仓内位置进行定位分配，提高仓储的库容量和产品周转效率。 4.5.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配送阶段 理货阶段根据订单信息和闲置车辆信息，采用智能传感技术和条码识别技术进行自主分配。送货阶段智慧信息服务平台需要根据配送产品的时效性及时安排配送任务，并将送货信息和最佳配送路线发送给司机，全程追踪车辆信息，记录货物的实时状态。同时根据需求利用云计算技术动态调整配送路线，最大化节省配送时间，提高配送效率。 4.6. 生鲜农产品智慧供应链服务模式 从消费者方面来说，消费者即是整条供应链合理化运作的信息源头，也是智慧供应链最终的受益方。一方面，零售商将销售过程的数据上传给信息公共平台，产生预测需求，进而引导上游供应链各方主体的合理化运作。另一方面，消费者可以利用平台掌握更具体更完善的农产品信息，高效的产品信息追溯能够保证农产品品质，满足客户消费需求。 从农户方面来说，智慧供应链信息平台的完善也能为农户生产提供数据支撑，获取农产品需求预测，可以为农户提供合理的农产品种植计划，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减少农产品种植风险，提高农户的收益。 从承运商的方面来说，智慧供应链帮助企业利用物流大数据平台，追踪车辆信息，方便随时了解货物在途情况、智能预测到达时间以及随时传递司机信息，以应对突发状况。此外，通过实时监测车厢内的温湿度信息，企业能够及时了解农产品的运输环境，及时做出反应，以保障农产品运输安全。 从政府的方面来说，智慧供应链通过搭建的数据信息平台，可以实时掌控农产品各环节的流通状态，实现对农产品供应链全流程的实时监控，促进市场物流供应链标准化和体系化，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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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生鲜农产品智慧供应链运作优化 5.1. 加快建设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基础设施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的保障。立足于现代物流体系，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和存储等智能化设备的应用率，实现农产品流通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标准化，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根据市场运作规律实行必要的优惠或扶持政策，加快建设完善不同区域的基础技术设施 [ 6 ]。二是要推进物流新技术应用，提高物流流通各环节的信息化水平，通过物流智能设备实时监测和采集农产品流通信息，建立农业信息数据库，加快物流供应链体系信息化建设。 5.2. 建设农产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是智慧供应链发展的支柱。构建生鲜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信息平台，将农户、产品加工厂、运输企业和消费者有效联系起来，促进信息实时互通共享，减少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各环节企业一体化运作，提供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效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公共信息平台，创建集数据收集、信息挖掘、预测分析和智能调控等一体化的信息系统，通过将供应链各流程数据交互至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对海量数据的综合分析。通过数据统计分析过往农产品运输量和零售商销售状况，利用数学模型进行需求预测，从而为农产品生产种植提供合理的依据。 5.3. 整合优化配置优势资源 通过大数据平台整合冷链物流资源，实现生鲜农产品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农户农产品种植分散，农产品运输长期处于小、乱、杂的状态，使得市场的冷链资源分散。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利用智能化技术手段，通过冷链物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冷链企业、农户、政府等各市场主体，将生鲜农产品种植、加工、运输、存储、配送等各流程信息进行资源整合。智慧供应链平台通过分析资源属性，明确资源匹配对象，结合实时需求动态优化农产品资源配置，充分衔接各环节主体，打造循环性和持续性生态圈，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同时，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绿色化发展水平。强化供应链弹性管理思想，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农产品供应链迅速响应能力和快速调整能力。 5.4. 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加大政府的宏观管理，尤其是在冷链产品质量安全、冷链供应链流程监管、冷链物流园区选址规划等方面。利用冷链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上下游供应链主体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货运信息的智能匹配和全流程信息实时共享，提高冷链运输质量。其次，健全冷链运输服务体系，通过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不断完善冷链行业标准化体系，为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最后，加大物联网新技术在冷链物流中的应用，推进物流技术创新。政府要加大对冷链物流新技术应用的支持力度，减少有关冷链物流企业的税收比例，提高资金补贴水平，充分调动冷链物流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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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产品供应链将与智能技术深度结合，基于大数据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平台将趋向于更加智能化、可视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对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提高物联网新技术应用水平，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龙头企业搭建完善的大数据平台，提高数据处理水平，协调上下游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通过“基础建设 + 技术应用 + 平台服务”三位一体推进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的发展，充分发挥智慧物流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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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云大物移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落地，电力行业各类型数据快速积累。电力大数据作为能够直接反映企业运营状态的关键指标，其数据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价值。本文针对电力大数据在企业征信领域的相关技术及应用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了几种应用场景。征信作为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交叉的一个领域，适逢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成长，电力数据必将在征信领域体现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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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个人征信领域、征信平台及互联网金融平台凭借个人资产信息、消费行为等各维度数据，已经建立较为全面精准的征信评价体系和方法 [ 1 ]。在企业征信领域，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成为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 电力能源作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电力数据除了直接体现各实体的电能消耗量之外，还蕴含着自身运行状态、运行规律等更深层次的信息。加强电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对于提升电力行业发展质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充分利用电力行业海量的数据资产产生应用价值也将为电力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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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技术背景 2.1. 电力大数据 电能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使用可分为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等几个环节，而每个环节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从电网公司角度看，电力大数据主要分为三类： 1) 电网设备检测或运行使用过程中的监测数据，如台区负荷监测数据 2) 电力企业营销数据，如用户信息、用户用电量等数据 3) 电力企业内部管理数据，如OA数据 电力大数据是电力用户生产运行状态的直接体现，其同样具备大数据的普遍特点，即体量大、类型多、速度快、低价值密度、真实等。除此之外，由于其与国民经济社会之间存在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电力大数据具有无与伦比的正外部性 [ 2 ]。电力大数据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电力行业内部设备运行和管理方面，更能体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社会发展进步以及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等。 2.2. 企业征信 征信是单独第三方机构，经过进行信息的搜集、记录以及加工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信用档案的建立，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公司与个人应用。而征信体系，是有关组织机构的推动下，根据相关规定对数据信息搜集、整理以及核查，技术对相关信息更新的一种方式，以此为根基进行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管控体系构建 [ 3 ]。 企业征信起源于美国，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于信用的定义和内容、征信模式和评估方法等进行研究和建设。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起步很晚。国务院于2013年发布了《征信业管理条例》后，我国征信体制和系统得到了飞速发展，截止到2016年末，有2210.7万户企业或组织进入到征信系统中，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企业和组织636.3万户 [ 4 ]。 目前，国内针对电力客户信用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欠费风险评估上，用于支撑识别客户拖欠电费的风险，优化费用催收工作，相对缺少对于基于电力大数据的征信在更多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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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电力大数据的企业信用评估方法 3.1. 实现电力大数据征信的关键技术路线 经研究发现，国内外先进的征信机构已经开始使用大数据的手段进行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技术路线和方法论。详细技术路线见下图1。 图1. 整体技术路线 在电力大数据应用中，核心输入数据源是电力系统内部独有的企业用电相关数据，其中最主要且具备电力行业特色的数据内容为： ➢ 历史用电数据：记录用户用电历史行为，采集频率细化到15分钟，可以详细反映用户在不同时段不同状况下的用电行为特征。 ➢ 历史缴费数据及欠费信息：涵盖了用户用电费用的缴纳行为，反映用户用电体量及欠费违约行为，是客户信用的直接体现。 ➢ 业扩报装数据：对于电力需求的增长直接体现了用户业务的增长。 从原始数据中通过业务知识、统计计算、机器学习等多种手段来从海量的原始数据中提炼出精简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是业务上可进行解读的，而非无法理解的一串数字。 企业信用评估本质上可以作为分类问题或回归问题 [ 5 ]。通过分类算法识别每一个企业个体的征信结果，可将企业信用进行分级或分类识别；而使用回归算法则是将用户信用指标汇聚成信用评分结果，得到最终数值得分。此过程同样可以用深度学习算法和聚类算法等进行模型优化及聚类分群。 最终，企业信用评分或信用级别则通过数据接口、服务调用等方式服务于各类征信应用。 3.2. 企业信用评估指标体系 企业信用评估指标是企业征信应用的基础和核心，从指标体系构建上应能够全面真实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主要分为企业规模、客户价值指标、用电增长指标、业务交互指标、欠费违约指标、宏观经济指标。具体的指标体系见下表1。 Table 1 Indicator syste 指标类别 指标项 企业规模 行业类别 企业人员规模 年产值 产业受政策扶持力度 …… 客户价值指标 近五年累计电量 近五年累计电费 近三年累计电量 近三年累计电费 近一年累计电量 近一年累计电费 …… 用电增长指标 近三年电量增长量 近三年电量涨幅 近一年电量增长量 近一年电量涨幅 近半年电量增长量 近半年电量涨幅 …… 业务交互指标 近三年业扩报装申请次数 近三年业扩报装量 近三年营业厅业务办理次数 近三年投诉次数 …… 欠费违约指标 近一年欠费次数 平均电费回收准时率 近三期电费回收准时率 合同履约率 安全事故次数 窃电次数 …… 表1. 指标体系 ➢ 企业规模：反映企业整体体量，可从外部工商信息或公开年报中获取。 ➢ 客户价值指标：反映客户用电量及费用水平，直观体现客户在电力行业的业务价值。 ➢ 用电增长指标：近期不同时期用电增长情况，反映用户业务增长情况。 ➢ 业务交互指标：业扩报装及营业厅互动情况，反映业务增长及用户活跃度。 ➢ 欠费违约指标：违约信息，出现违约用电情况严重影响信用评分。 3.3. 信用风险评估模型设计 本技术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对客户信用风险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层次分析法是能够量化抽象的概念、并且解决复杂问题的方便算法，层次分析法指可用于确定国家电网公司客户信用风险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比例，本文中主要是用单层计算来进行指标体系权重确定根据层次分析法的相关理论，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复杂的决策问题进行分解，得到若干个下层指标，再对下层指标进行分解，得到若干个再下层指标，如此建立层次结构模型，然后根据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单排序，最后，求出各指标对应的权重系数，进行层次总排序。 模糊评价法的内涵是无延伸性的。用集合论的观点来说明模糊评价法，普通集合就具备同样的特点，即元素要么就在集合中，要么就不在集合中，不会有第三种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集合中元素具有的“非此即彼”性。由模糊集引出的模糊数学方法，模糊数学通过运用严密的数学方法，将人脑复杂的功能借用数学及计算机分析研究其特点，从而产生一个更加灵活、简洁的处理方式，来了解和掌握客观对象。这并不是要放弃严密，追求模糊。 在本文中，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确定技术路线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2) 确定评价指标的因素集 3) 构造判断矩阵 4) 层次但排序 5) 一致性检验 6) 层次总排序 而基于模糊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技术路线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 确定指标评价集 2) 确定指标隶属度 3) 构造模糊关系矩阵 4) 分层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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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电力大数据的企业信用体系应用方向 相比传统的企业征信内容，基于电力大数据的企业征信具有时效快、反映精准的特点，对于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和信用水平具有很高的价值。目前，针对该体系的应用可围绕下面几个方向进行： 1) 支撑政府监管要求：基于电力大数据征信指标体系数据，将电力综合风险评估结果，联通拖欠电费、违约窃电等行为记录进行开放共享，作为各政府部门、专项申请等对企业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与市政府信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合作，作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纳入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范围。可辅助政府对特殊企业、特殊行业进行实时监管，及时掌握运营状态，以便及时做出应对措施。 2) 征信数据服务：将电力大数据企业征信指标数据作为数据服务，作为补充项向征信机构提供数据支撑，进一步完善企业征信的全面性和及时性，提高征信数据准确性。 3) 联合银行贷款：供电公司可与银行或征信机构签订电银信用互用合作协议，创新电力信用信息与银行/征信机构信用信息数据的增值利用，推出针对性贷款产品，降低银行坏账率的同时扩展电力公司业务范围，增加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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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电力公司可以建立企业客户信用评价体系，以不同的数据成果颗粒度定向开放给银行、监督机构、企业等对象，降低企业交易风险、提升社会投融资风险识别能力与整体资金运用效率，并连同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形成社会监督，促进企业诚信经营，推进企业进一步努力提高信用等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基于电力数据，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与防范体系，并融合各个信用子体系形成电力数据的征信产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向信用评估机构有偿提供电力数据征信报告，提升数据价值，践行能源大数据互联网的战略方针，提高企业的数据收益。最终，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交、金融、基础能源等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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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缺与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现象并存。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防止土地闲置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从节约集约用地角度出发，采用案例分析和规范性分析方法，以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相关的政策文件及法律法规为基本准则，以“净地出让”的内涵剖析为切入点，探讨带房屋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从土地征收到保留房屋与土地构成的不动产单元登记的完整路径，为实现土地资源与国有资产高效利用提供相关的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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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是土地进入市场的重要环节，设定了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 1 ]。自施行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以来，国家陆续颁布相关土地管理文件对进入一级市场的土地进行严格要求，强调“净地出让”。然而在实践中，土地出让双方就土地交付仍存在较大争论，法律纠纷屡有发生，其中，关于土地交付时地面上能否保留房屋的争议较为突出，使得土地不能及时开发从而导致土地闲置，最终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究其根本，是由于我国现行土地出让条款虽强调“净地出让”，但国家层面的法规对“净地”标准界定模糊，并且未明确禁止带房屋出让。随着城市更新的加快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土地产权变动较为频繁，而地上多为质量完好可进一步改造利用的建筑物，若秉承“一拆到底”的原则将出让地块上的所有房屋拆除后再行出让，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资源浪费。因此，探讨现有法规下带房屋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可行性，对减少法律纠纷、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以及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意义重大。 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方面，一是从征收程序的完善 [ 2 ] [ 3 ] [ 4 ]、补偿制度的完善 [ 5 ] [ 6 ] [ 7 ]、补偿范围的界定 [ 8 ]、公共利益的辨析 [ 9 ] [ 10 ] [ 11 ] 以及征收中政府角色转换 [ 12 ] 等方面丰富了对集体土地征收的规范性及补偿、合理性的研究；二是重点关注国有土地出让后的相关问题，如以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法律性质 [ 13 ] [ 14 ]，或分析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如何处置 [ 15 ] 以及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问题 [ 16 ]；三是从法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角 [ 17 ] [ 18 ]，剖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成因以及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或重点分析国有土地出让方式的地域差异及存在的问题 [ 19 ] [ 20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有土地出让的各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却较少涉及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时地上房屋如何处理的问题。有个别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净地”的内涵 [ 21 ] [ 22 ] 及“净地”出让中产生纠纷的原因和类型 [ 1 ]，但也并未探讨现有法规中“净地出让”与带房屋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关联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现行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相关政策为依据，厘清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的一般流程，采用逻辑性分析、规范性分析和案例研究法，以能否带房屋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核心，在对“净地出让”相关规定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研究带房屋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可能性，在现有政策框架下设计带房屋出让国有土地的完整路径，并加强对“净地出让”内涵的分析，以期在实践中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带保留房屋出让提供理论指导及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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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一般流程 随着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弊端的显现，以200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为标志，我国开始探索实行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其后陆续发布一系列国有土地出让的规范性文件，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出让体系。 我国实行土地分属国家和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双轨制 [ 23 ]，因此城市中出让的土地主要有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征收的集体土地和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安置城市居民后获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两种 [ 24 ]。首先，对于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被征收的集体土地而言，应当由土地征收部门按土地补偿方案安置失地农民，并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变为国有后投入一级市场；旧城中的国有建设用地则由土地征收部门在补偿安置城市居民后收回该地块的使用权。其次，由于地方政府因财政资金问题将土地“毛地出让”，由被赋予拆迁人资格的开发商进行土地拆迁、平整等工作，因而不仅造成“暴力拆迁”等社会负面现象，“囤地待涨”更使得土地大量闲置 [ 25 ]。鉴于此，(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国土资电发〔2007〕36号)要求“实行建设用地使用权‘净地’出让”。通过征收集体土地而获得的存量建设用地以及安置好城市居民的国有建设用地，都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划进行前期开发后“净地出让”。随后，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储备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后应在地块出让前对已发证的土地进行注销登记，收回原有的不动产权证书及不动产登记证明。土地管理部门发布出让公告、采取“招拍挂”等方式出让使用权是国有土地出让的最后一个环节，土地受让方竞得土地后与出让方就土地出让相关事宜签订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后，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23条规定，在三十日内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出让金支付凭证向有关部门办理土地登记。 通过梳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相关规定可知，“净地”是国有土地出让需满足的前提条件。“净地出让”的内涵是决定能否带房屋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社会资源再利用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