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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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案例分析 选用某高速铁路实际运营线路部分区间和动车组1及动车组2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动车组1是最高运营速度为350 km/h的动车组，动车组2是最高运营速度为400 km/h的动车组。通过本系统仿真得到动车组1和动车组2在各自最高速度下的运行能耗和时分，结果见表1。动车组由350 km/h提速至400 km/h，区间运行时分压缩6%，能耗增长3.5%。 Table 1 Index results of train operation simulatio 动车组 运营速度/(km/h) 能耗/(kW·h) 运行时分/s 上行 下行 双向 上行 下行 双向 动车组1 350 1878 1739 3617 1340 1330 2670 动车组2 400 2030 1713 3743 1256 1253 2509 表1. 列车运行仿真运行指标结果 利用通过能力检算功能得到动车组1和动车组2在不同最高速度下的通过能力检算结果，结果见表2。相比于350 km/h动车组，400 km/h动车组区间追踪间隔增长13.3%，车站通过间隔增长3.3%，车站出发间隔下降2.7%，车站到达间隔下降3.3%。这是因为运营速度提高后，制动距离会相应变长从而增大区间追踪间隔与车站通过间隔，而在列车进、出站过程中速度需低于道岔侧向允许通过速度，在低速运行条件下，因400 km/h列车牵引制动性能更好，车站到达与出发间隔更小。 Table 2 Results of passing ability chec 动车组 运营速度/(km/h) 区间追踪间隔时间(min) 车站出发间隔时间(min) 车站到达间隔时间(min) 车站通过间隔时间(min) 动车组1 350 3.0 3.7 3.0 2.9 动车组2 350 2.9 3.6 2.9 2.8 动车组2 400 3.4 3.6 2.9 3.0 表2. 通过能力检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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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设计开发了一套时速400 km高铁线路能力检算仿真系统，该系统可以进行列车运行仿真，输出能耗与时分等指标并检算通过能力。基于既有高铁线路，通过对比分析400 km/h动车组与350 km/h动车组在同一线路上的运行仿真指标与通过能力检算结果可知动车组由350 km/h提速至400 km/h，区间双向运行时分压缩6%，双向运行能耗增长3.5%；区间追踪间隔和车站通过间隔分别增长13.3%与3.3%，车站出发间隔和到达间隔分别下降约2.7%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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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电导法测定水溶性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是本科化学及化工类专业物理化学实验课程中的基础性实验，针对实验过程中操作繁琐、实验数据误差较大等问题对该实验内容进行了改进；利用恒温水浴锅测定了不同温度时的临界胶束浓度，改变了溶液的配制方法等。以上改进减少了实验药品的用量，简化了实验操作，使实验测定的结果更加准确，同时使得学生对该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培养了学生的实验技能，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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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表面活性剂分子是由非极性部分和极性部分组成的，即含有足够长的烃基(大于10~12个碳原子)的憎水性基团和亲水的极性基团(通常是离子化的)组成的有机化合物，具有明显的“两亲”性质。表面活性剂易溶于水，当它在水中的浓度较低时以离子或分子状态存在，为了使体系中的表面吉布斯自由能较低，一部分表面活性剂分子会自动聚集在表面层，亲水的极性基团向着水，亲油的非极性基团向着油相或空气，减少水和空气之间的接触面，另一部分表面活性剂分散在水中，以单分子或简单的聚集体的形态存在。当溶液达到一定浓度值时，表面活性剂离子或分子不但在表面聚集而形成单分子层，而且在溶液内部也以亲油基相互靠拢，聚集成胶束，形成胶束时的最低浓度被称为临界胶束浓度(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CMC)。表面活性剂溶液的一些物理化学性质会随着胶团的出现而发生突变，而只有溶液的浓度稍大于CMC时，才能使表面活性剂的作用充分发挥，如润湿、发泡、乳化、洗涤、增溶等重要作用 [ 1 ]。表面活性剂随浓度变化的物理化学性质都可以用于测定CMC，常用的方法有表面张力法、电导法、染料法、紫外分光光度法等 [ 2 ] [ 3 ] [ 4 ] [ 5 ]。 十二烷基硫酸钠(Sodium dodecyl sulfate)是一种典型的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当浓度小于CMC时，十二烷基硫酸钠在水中以离子形式存在，导电能力较强；当浓度大于CMC时，阴离子形成了胶束，由于胶束的体积较大，其导电能力与自由阴离子相比有所下降，曲线的斜率降低，因此，通过测定不同浓度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的电导率，从电导率随浓度变化关系曲线的转折点可得十二烷基硫酸钠的CMC值 [ 6 ] [ 7 ] [ 8 ] [ 9 ]。 电导法测定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是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中的一个基础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可以使学生认识表面活性剂的一些基本性质，了解测定表面活性剂临界胶束浓度的实验方法，但在物理化学实验教材中该实验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实验的设计过于简单，只测定了室温下十二烷基硫酸钠的临界胶束浓度；实验中溶液的配置要使用大量的容量瓶使得实验过程较为繁琐且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容易影响溶液的移取和容量瓶的定容，对体系浓度造成误差，并最终影响实验结果，教学效果有待提高。因此，针对上述实验的不足之处，结合实验的原理、内容、步骤和特点，对本实验进行了简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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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主要实验药品和仪器 十二烷基硫酸钠(SDS分析纯)，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DDSJ-308A型电导率仪，上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2. 实验方法 1) 配制溶液 方案一 稀释法配制溶液：用分析天平准确称量5.7676 g十二烷基硫酸钠，在100 mL的容量瓶中配置浓度为0.2 mol/L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用移液管依次量取十二烷基硫酸钠母液1、2、3、4、5、6、7、8、9 mL于9个100 mL的容量瓶中定容后，配置成浓度为0.002、0004、0.006、0.008、0.01、0.012、0.014、0.016、0.018 mol/L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 方案二： 加入法配制溶液：用分析天平准确称量1.1535 g十二烷基硫酸钠，在100 mL的容量瓶中配置浓度为0.04 mol/L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用移液管移取30 mL蒸馏水于烧杯中，再依次加入1、2、2、2、2、3、3、3、4、3和5 mL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母液，配置成浓度为0.0013、0.0036、0.0057、0.0076、0.0092、0.0114、0.0133、0.0150、0.0169、0.0182、0.02 mol/L的十二烷基硫酸钠水溶液。 2) 打开恒温水浴锅调节温度至25℃，将上述配制好的溶液放入恒温水浴锅里预热10 min。 3) 打开电导率仪开关，预热15 min。用电导率仪由低到浓的顺序依次测定样品的电导率。 注意在测定每个样品之前必须用滤纸把电极擦干，然后把每次的测量结果记录下来，每个溶液的电导率读数3次，然后取平均值(调节恒温水浴锅温度为33℃，重复上述实验步骤)。 稀释法所配溶液的电导率见表1，加入法所配溶液的电导率见表2。 Table 1 Conductivity of sodium dodecyl sulfat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浓度/mol/L 电导率(25℃)/µs/cm 电导率(33℃)/µs/cm 0.002 153.5 175.1 0.004 306 373 0.006 421.3 520 0.008 525 653.3 0.010 609 752.3 0.012 690 856.7 0.014 775.3 957.7 0.016 847.3 1035 0.018 925 1132 表1. 不同温度时十二烷基硫酸钠的电导率 Table 2 Conductivity of sodium dodecyl sulfat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浓度/mol/L 电导率(25℃)/μs/cm 电导率(33℃)/μs/cm 0.0013 106.6 144.2 0.0036 203.0 369.0 0.0057 404.3 527.3 0.0076 503.4 643.1 0.0092 612.3 730.3 0.0114 694.2 871.2 0.0133 763.3 969.1 0.0150 836.7 1038.3 0.0169 886.7 1143.1 0.0182 956.0 1193.4 0.02 974.7 1296.3 表2. 不同温度时十二烷基硫酸钠的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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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不同温度时十二烷基硫酸钠的临界胶束浓度分析 1) 稀释法配制溶液 2) 滴加法配制溶液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增大，CMC值也增大，这可能是因为温度的升高使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分子不容易聚集成胶束，胶束的稳定性减小，使得表面活性剂难以进入胶束，致使CMC增大。另外可能是温度的升高，可以使憎水基周围的水结构破坏，使胶束的形成受到阻碍，也使CMC的值增加 [ 10 ]。 图1. 不同温度十二烷基硫酸钠的电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图 图2. 不同温度十二烷基硫酸钠的电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图 图3. 十二烷基硫酸钠的电导率随浓度的变化图 3.2. 溶液配制方法不同时十二烷基硫酸钠的临界胶束浓度分析 25℃和33℃时用不同方法配制溶液十二烷基硫酸钠电导率随浓度变化曲线。 由图3可得，采用稀释法配置溶液，在25℃和33℃时十二烷基硫酸钠的CMC值分别为7.9048 × 10 −3 和8.237 × 10 −3 mol/L，而采用加入法配置溶液，在25℃和33℃时十二烷基硫酸钠的CMC值分别为7.832 × 10 −3 和8.139 × 10 −3 mol/L，查询文献 [ 11 ] 可得，在25℃和33℃时十二烷基硫酸钠的CMC值分别为7.8 × 10 −3 和8.1 × 10 −3 mol/L因此，与原来的稀释法相比，稀释法药品用量为5.7676 g，加入法药品用量为1.1535 g，可见采用加入法配置溶液所用药品少操作简便，所得数据也更接近文献值，准确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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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通过对电导法测定十二烷基硫酸钠CMC实验的改进，采用加入法减少了实验药品的用量，降低了实验成本；原来所用的稀释法配制溶液，实验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泡沫，难以定容，而用加入法配制溶液避免了实验操作中大量容量瓶的清洗及润洗以及定容过程存在的误差，简化了实验操作；使实验测定的结果更加准确、可靠，同时使得学生对该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并指引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用灵活的思维方式去探索更加简便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提高了学生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科研素养，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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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在高校的专业课授课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文章首先概述了案例教学的历史背景、界定方法及其教学特点，其次利用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进行案例教学与高校英语课堂的主题搜索，对相关文献的发表量、作者、研究机构、知识背景与研究热点等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以探察案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最后从研究基础、研究热点演进规律、内容体系三个角度出发对以上分析进行了成果评述，归纳出当前高校英语课堂对案例教学实践研究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之后案例教学在高校的研究和实践做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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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案例教学法的历史背景 案例教学的历史渊源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寓理于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尝试案例传播的国家之一；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的“问答法”开创了案例教学之先河。但现代案例法的正式提出源自哈佛大学的Case Method Teaching，它于1870年先后被应用于法学院和医学院，后来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同时在哈佛大学的不断完善和推广中，案例教学法逐渐从校园走向社会，吸引了不少国外学者Herman Siebens (1997)、Kenji Nakano和Takao Terano (2004)、Kavous Ardalan (2015)等参与研究，使得案例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经验日趋丰富和完善，并从美国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1980年我国引入该教学法。迄今为止，全球案例教学的应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笔者认为期间无数成功的案例和经验足以佐证该法是一种“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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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案例教学法的界定方法 本案例教学法自古有之，但对于其概念的定义，教育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目前被国内外广泛接受的是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模式，其定义为：一种教师与学生直接参与共同对工商管理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的教学方法 [ 2 ]。它强调案例教学法同时包含案例这一特殊教学资料和运用该资料的相关技巧。 此外，在教育界中还存在另外一些看法，一是国内的《教育大辞典》将案例教学法定义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某些学科类的专业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方法。”旨在让学生通过该法，在课堂上对相关案例进行讨论，以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二是将其定义为教学中的案例方法，侧重利用选择和处理好的典型性案例引导学生展开研究和讨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简言之，案例教学法就是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的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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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案例教学法的教学特点 通过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多数学者对案例教学法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分析。刘建新(2011)认为案例应经过众多大师认真筛选、反复论证并进行及时、准确的更新以保证其典型性和鲜活性；郭忠兴(2010)认为课堂应以学生为主体，使其在充分讨论案例的过程中培养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且知识的传递由老师单向传输变为师生间多点多向的网状传输，从而互相启发 [ 4 ]；熊程(2009)认为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为目的，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举例内涵丰富，案例分析、解决过程复杂) [ 5 ]；张家军(2004)则综合多因素提出案例教学法具有教学目的明确、案例客观真实、内容综合发散、实践性强和启示意义深远等特点 [ 6 ]。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虽说法有所不同，但特点描述大体围绕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材料(案例)、课程设置、教学目的三部分展开。案例教学在保证案例的典型性、综合性、鲜活性、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开设课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的方式针对案例进行讨论，以求在实践中达到启发学生，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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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国内案例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现状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为信息源，主要采用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发表年份、作者、机构、高被引文献等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以探察我国案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大学英语案例教学”研究发端于2004年1月30日《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6期刊登的尹小芳撰写的文章《大学英语案例教学与能力培养》。截至2021年2月4日，笔者从CNKI检索到“大学英语案例教学”期刊论文48篇(核心期刊8篇)，在阅读摘要与关键词后，剔除明显与主题无关的篇章，获得有效文献共44篇。 4.1. 基础概述 4.1.1. 文献数量 根据期刊总体发文数量分布图(见图1)，笔者发现我国有关大学英语案例教学的研究较少，年均维持在4篇左右，与案例教学法在其他学科上(管理学、经济学、医学、法学等)应用的同类研究相比，可待讨论内容多，发展空间大。该研究发端于2004年1月30日《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刊登的尹小芳撰写的文章《大学英语案例教学与能力培养》，该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将案例教学引进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环节中，并对此观点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意义深远。此后17年间，相关期刊发文数量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在2008年与2014年出现产出小高峰。该研究发展趋势仍旧向好，预计2021年之后相关期刊发文数量会有小幅度增长，从引证文献短时间剧增，关注度大幅提升，讨论内容趋于丰富多样可以窥得。 图1. 期刊–总体发文趋势分析图 4.1.2. 研究队伍 利用CNKI以“作者”为对象绘制合作网络。在网络图中，因文献数量受限设置过滤频次为1，圆点大小表示作者影响，共现情况以连线表示，未标示连线则表明不共现(见图2)。根据圆点大小，笔者得出在大学英语案例教学研究中作者影响力排名前三的为马瑞贤(《翻转课堂模式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评<翻转课堂模式中的英语案例教学研究>》)、刘国生(《法律专业英语教学方法探索》)和陈东纯(《“商务”依托式大学英语语言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此外，共现比例低，共线频次有且仅为1，说明学者间合作关系弱，各个研究团队成为信息孤岛，成果共享化低，该研究方向还有待后续发展。 进一步分析研究机构可知，主要研究机构背景相似且相互亦未形成高效联系。高校在机构中占据多数，是研究的绝对主力。其中，最高的是嘉兴学院，其他学院皆以发文数1篇次之。研究层次上，期刊主要涉及领域为外国语言文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以及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方面。 综合作者、研究机构和层次的分析可发现该领域研究的合作特征：1) 学者间合作少，缺乏广泛的学术共识。研究多在固定团队间平行展开，缺乏观点碰撞和知识共享。2) 未形成公认的学术权威。因学界对相关研究兴趣普遍不高、主题较为分散、持续性研究少，未有实质上中心性突出的学者与机构。3) 研究参与者构成结构简单，多为高校，未见专门研究机构或协会及其成果，跨区域、跨学科的协同则更为少见 [ 7 ]。 图2. 期刊–作者合作网络 4.1.3. 知识背景 借助CNKI文献计量工具可分别整理出领域内的高影响力期刊论文(见表1)。可见，领域研究基础多由20余年前的成果建构，缺乏持续深入的研究且视角较为固定。在5篇高共引期刊文章中，针对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研究、外语翻译理论研究占据多数，文章的引用频次与时间序列成负相关变化。不同的是，高共引文献的关注集中在跨文化交际与课程建设的理论研究上，而高被引文献则更关注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与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Table 1 High-impact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fiel 共引频次排序 排序 被引频次排序 年份 作者 频次 篇名 篇名 频次 作者 年份 1997 贾玉新 9246 跨文化交际学 1 “商务”依托式大学英语语言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41 陈冬纯 2013 1989 钟启泉 4803 现代课程论 2 从中外合作大学学术英语教学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 36 邹斌 2015 1998 刘宓庆 3230 文体与翻译 3 浅析林学学术英语案例库开发 20 祁文慧，丁雨洁 2018 2004 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 1758 大学英语课程 教学要求 4 高校商务英语教学模式探索 14 陆海霞 2007 2009 余文森 1419 有效教学十讲 5 案例教学模式在英语课堂上的应用 14 尹小芳 2004 表1. 领域内高影响力期刊文章 4.2. 综合分析 4.2.1.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研究中可高度概括主题内容的核心词汇。因而，出现频次高和中心性强的关键词可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 8 ]。利用CNKI以“关键词”为对象绘制共现网络(见图3)。在网络图中，圆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连线说明共现关系，连线粗细多少与共现频次成正相关。由于研究时以“大学英语案例教学”为主题检索，故将其排除后得出频次最高的5个关键词为：教学效果(15次)、学习过程(8次)、自主学习(7次)、课堂模式(7次)、教学研究(7次)。而案例分析、案例教学等中心性较强的关键词则是上述研究依托的核心载体。故研究热点以探析大学英语课堂如何适应案例教学方法的模式改革方法以及此举重要作用为主。 4.2.2. 发展趋势 结合研究演进时间域图(见图4)可知，其研究内容在2004~2020年有着明显的转变，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04~2008年的探索期，年均发文量不超过4篇，研究主题较单一，其中近90%的文献是针对大学英语案例教学模式进行定性描述、探索性讨论和尝试性规划；2008~2014年的试验期，发文数量在短暂性低谷后实现回暖，研究主题向课堂应用和实践进行转移，以2008年《大学英语案例教学探析》为代表，该文章基于英语案例教学的实践，对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作用、实施环节以及应把握好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必要性说明；2014~2020年的发展期，基于2013年案例教学法在中国各行各业发展到一个顶峰以及翻转课堂经过实践后开始真正进入热潮的两大现实推力，该阶段真正实现了大学课堂案例教学的实际应用，更多真实问题开始得到反馈并用于优化课程设置、责任分担等。同时，研究内容在实践的基础上更多思考模式创新和改革，将案例教学方法与翻转课堂形式结合加快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程。预计未来发展趋势向好，在2021年之后相关期刊发文数量会有小幅度增长。此外，从2020年文献中新增多元化、移动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合教学等关键词来看，笔者认为未来研究内容将趋向多样化，更加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 图3. 期刊–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图 < img src=//html.hanspub.org/file/15-1161512x12_hanspub.png width=1062.24998474121 height=690 class=100 /> 图4. 期刊–研究演进时间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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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评述与拓展 5.1. 成果评述 上文对2004以来有关大学英语案例教学的文章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从文献数量、研究队伍、知识背景三方面进行了研究现状的基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当前高校英语课堂对案例教学实践研究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从研究基础上来看，具深度、跨专业、持续性的合作研究仍较为缺乏。文献数量、作者与机构的合作频率都表现为量少、分散且不深入研究的初级状态。 从大学英语案例教学研究热点随时间的演进和转移规律上看，2004年以来受到关注的相关话题包括：跨文化交际、大学英语口语、商务英语、翻转课堂、新媒体视域等。首先，就研究主题来看，其随时间的推移逐渐细化，从最初案例教学与大英课堂两个概念结合的提出，到2009年起陆续的对将各类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探索、可行性的分析，这个过程中案例教学法在高校英语课堂应用的研究体系已初步成熟。其次，随着应用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自2013年起，随着翻转课堂模式的被认可，开始有学者将翻转课堂模式引入本校大学英语教学中，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但与本文探讨的“案例教学法”之间存在歧义。 但从内容体系上看，大量研究仍停留在传统意义的案例教学方法确立阶段，少数研究虽已进行了实际的课堂实践，如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应用，却由于探究主题的分散、教学内容的区别、案例教学方法选取的差异，成果教学反馈的缺乏，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应用体系。相关文章数量的稀缺，也证明了研究的不足之处，也就是高校英语案例教学实践研究的必要性。 5.2. 研究展望 5.2.1. 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是科学研究中最先进、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代表了科学发展的难点、热点及发展趋势 [ 9 ]。笔者利用citespace突现词探测功能，挖掘大学英语案例教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并得到了突现率最高的十个词，见图5。 突现词表主要展示了突现词的时间跨度及其突现率。该领域关键词“案例教学法”时间跨度为五年，“翻转课堂模式”及“翻转课堂模式中的英语案例教学研究”时间跨度为四年，表明这些研究反向曾经或正在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同时，后者也是该领域最新研究前沿。最新研究前沿指的是近三年出现在文献中的高突现性关键词所表现出的一种演进趋势。此类突现词主要围绕翻转课堂。这是由于近年来，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翻转课堂依托多媒体教学资源与学生不断发展的自主学习能力，改变了传统教学的模式，在多个领域教学中得到运用，并取得了很大的教学成果。其中，由段忠玉、林静与吴德主编的《翻转课堂模式中的英语案例教学研究》一书在近年来被多篇论文讨论与评述。但该书包括评述该书的文章重点皆在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旨在将国外翻转课堂教学的经典案例引入，帮助教师们理解并学习，而非教师的授课方式，即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案例教学法”。由此可见，案例教学法实践研究成果近年来产出甚少，缺少明确的研究方向，研究前沿有待进一步探索。 5.2.2. 研究拓展 结合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可知，未来大学英语案例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创新贡献： 1) 不同案例教学形式适用性探究。已知案例教学课堂的常见形式一般有以下几种：讲授式案例教学。该方法较为简单，但仍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参与程度较低。讨论式案例教学，这种方法应用最为广泛， 图5. 期刊–突现关键词 形式机动，内容饱满。辩论式案例教学，即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围绕案例相关问题进行辩论。这种形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对课前准备要求较高。模拟式案例教学，即按照课前准备的剧本，使学生进入相应的情景，重现案例的情节和内容。这种方法需要较大的工作量，有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划分在不同种类的大学英语教学课堂，如听、说、读、写等，并将上述几种案例教学形式应用于这几类课堂，以探讨不同案例教学形式对不同种类英语教学的适用性。这有助于案例教学更高效地开展，取得更丰满的教学成果，避免无用功的形成。 2) 多元主体的参与研究。案例教学课堂两大主体为学生和教师。已有文献表明，大部分学生都比较喜欢老师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授课，且教学效果比传统教学要好。但目前面临的普遍现状是能在课前准备的学生较少，导致其课堂讨论参与度不高。学生认为案例教学存在难度，主要体现在对案例概念、案例呈现信息和案例解决方法的信息的理解。从教师教学情况来看，案例教学课堂要求教师善于调节讨论气氛，遇到难点时教师能够较好地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但不是所有教师都能做好这一点。同时，教师的工作量大大增加，需要对授课内容、案例材料的整理，因此部分教师感到难以适应。因此，教师的教师案例教学技能和经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学生的积极性和适应性需要进一步优化。未来研究可以基于这两点探讨如何使教师与学生更有效的参与案例教学课堂，例如进行案例库建设来减少教师工作量，同时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 案例库的全面建设。目前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案例材料没有明确的规范，导致教学案例质量良莠不齐，形式单一，时效性、真实性、启发力不足，故而严重影响教学效果的实现。收集具有经典性、针对性、启发性的案例素材，建立共享的案例库，形成一项统一而具有普适性的案例教学工具，对案例教学法的推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并未涉及案例库建设方面，预计未来可以发展成为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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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为了提高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的吸声性能，利用马大猷经典微穿孔板声电类比理论，推导出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理论模型。采用粒子群算法，以目标频带内吸声曲线最为饱满作为优化目标，对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四个区域的穿孔率、孔径、板厚和腔深进行优化。结果表明，与常规参数的蜂窝–微穿孔结构相比，优化后结构的吸声峰值和带宽都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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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蜂窝–微穿孔结构是将微穿孔板放置在蜂窝上表面的一种组合结构，不仅弥补了传统蜂窝结构吸声性能不足的问题，还保留着蜂窝结构一定的隔声性能。因此，越来越来多的科研人员对其展开了研究。Christina Naify等 [ 1 ] 将声网帽添加在蜂窝内部，并且改变声网帽在蜂窝内部的位置，以此来增强蜂窝板隔吸声性能。张丰辉等 [ 2 ] 在传统蜂窝夹层架构中引入波纹结构，并将面板和波纹打微穿孔，形成蜂窝–微穿孔波纹结构。研究表明结构不仅拥有优异的力学承载性能，还实现了低频段的宽频有效降噪。张克姝 [ 3 ] 将微穿孔板和铝蜂窝结合起来，实验和仿真显示，与传统铝蜂窝结构相比，蜂窝–微穿孔结构隔声性能相近，但吸声性能明显提高。 对于传统微穿孔板结构而言，采用智能优化算法对其进行参数优化以获得期望的吸声频带是重要的研究方向。Heidi Ruiz等 [ 4 ] 使用模拟退火算法对多层微穿孔板结构进行优化，拓宽了结构的吸声带宽。王静云等 [ 5 ] 将粒子群算法应用于变截面微穿孔结构，获得了期望的声学性能。Chang Yingchun等 [ 6 ] 用模拟退火算法对受限制的组合微穿孔板结构进行优化，为微穿孔结构提供新的设计思路。隋林强等 [ 7 ] 采用标准遗传算法解决双层微穿孔板结构参数设计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虽然前人针对蜂窝–微穿孔板结构参数优化进行了研究，但基本是单参数或双参数优化，并没有针对孔径、穿孔率、腔深和板厚四种参数的优化研究。而粒子群算法相比于其他算法具有收敛速度快、操作简单等特点，因此，本文采用粒子群算法对四孔径蜂窝–微穿孔结构的孔径、穿孔率、腔深和板厚进行优化。并与常规参数下的结构对比，来探讨粒子群算法在蜂窝–微穿孔结构吸声性能研究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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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的理论模型 2.1. 传统微穿孔板结构理论模型 根据马大猷 [ 8 ] 先生对微穿孔板结构的理论推导可知，将微穿孔板结构进行声电类比简化之后，仍然能获得较为符合实际的结果。对于单层微穿孔板而言，示意图和声电类比图分别如图1、图2所示： 图1. 单层微穿孔板基本结构示意图 图2. 单层微穿孔板声电类比示意图 那么，单层微穿孔结构的相对声阻抗z的表达式为： z = r + j ω m + z D (1) 其中： r = 32 μ t σ c 0 d 2 ⋅ [ 1 + k 2 32 + 2 k 8 ⋅ d t ] (2) m = t σ c 0 ⋅ [ 1 + ( 9 + k 2 2 ) − 1 / 2 + 0.85 d t ] (3) k = ( d / 2 ) ⋅ ω / μ = d ⋅ f / 10 (4) 其中r为微穿孔板相对声阻率，m是相对声质量， ω 是入射圆频率， μ 是粘滞系数， c 0 是空气中声速，k是穿孔板常数， σ 、t、d和D分别为微穿孔板的穿孔率，板厚，孔径和腔深。而 z D 为空腔的相对声阻抗率，表示为： z D = − j cot ( ω D / c ) (5) 当垂直入射时，吸声系数 α 写为： α = 4 Re ( z ) [ 1 + Re ( z ) ] 2 + [ Im ( z ) ] 2 (6) 2.2. 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理论 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是指将背腔分隔成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独立的孔径、穿孔率、腔深和板厚，而这正是影响结构吸声性能的四个参数。分隔之后四个区域彼此独立，分别拥有四个共振峰，而不同的共振峰能起到拓宽整个结构吸声频带的作用。用声电类比理论来解释，可理解为微穿孔板上流经四个区域微孔的声体积流分别汇入各自的空腔。那么，在计算中，应将四个区域的微孔先与各自空腔串联，再相互并联。四孔径微穿孔板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 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示意图 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的相对声阻抗 Z t o t a l 为： Z t o t a l = ( φ 1 Z 1 + φ 2 Z 2 + φ 3 Z 3 + φ 4 Z 4 ) (7) 其中， φ 1 、 φ 2 、 φ 3 和 φ 4 为四个区域占截面总面积的比值， Z 1 、 Z 2 、 Z 3 和 Z 4 分别为对应区域的相对声阻抗率。因此，当正入射时，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的吸声系数 [ 9 ] 为： α = 4 Re ( Z t o t a l ) [ 1 + Re ( Z t o t a l ) ] 2 + [ Im ( Z t o t a l )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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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四孔径蜂窝–微穿孔吸声性能优化 为由前面的分析可以，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的吸声性能由四个区域的穿孔率，孔径，板厚和腔深决定，那么变量一共有十六个之多，因此本文采用全局搜素能力强，收敛速度快的粒子群算法对结构进行优化。 粒子群算法基本思想是通过适应度函数来比较每个粒子的个体最优解和全局最优解，由此来决定下一步搜索方向。粒子群算法基本流程如下： 1) 初始化粒子群，包括群体规模N，每个粒子的位置xi和速度vi。 2) 计算每一个粒子的适应度值f(xi)。 3) 计算每个粒子，用它的适应度值f(xi)和个体极值f(pbesti)比较，如果f(xi) > f(pbesti)，则用f(xi)替换掉f(pbesti)。 4) 计算每个粒子，用它的适应度值f(xi)和全局极值f(gbesti)比较，如果f(xi) > f(gbesti)，则用f(xi)替换掉f(gbesti)。 5) 根据式(4-1)和式(4-2)更新粒子的位置xi和速度vi。 6) 如果满足结束条件(误差足够好或到达最大循环次数)退出，否则返回步骤2。 定义适应度函数为给定频带内吸声曲线最饱和，即： f i t n e s s = ∫ f min f max α ( f ) d f (9) 其中， f max 、 f min 为优化区间的上下限频率， α ( f ) 是频率为f时结构的吸声系数。由于函数连续，为了使得函数可搜寻，将其离散化： f i t n e s s = ∑ i = 1 N α i Δ f (10) 其中， Δ f 为上下限频率之差。 定义优化区间为200~2000 Hz，四个区域变量范围都相同：穿孔率为0.1~30，板厚0.1~1 mm，孔径0.1~1 mm，空腔范围为0.001~0.05 m。优化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four aperture honeycomb micro perforated plat 区域 穿孔率 板厚(mm) 空腔(m) 孔径(mm) 区域一 5 1 0.05 0.45 区域二 1.81 1 0.05 1 区域三 15.39 1 0.039 0.25 区域四 0.36 0.1 0.05 1 表1. 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优化结果 为了验证算法的准确性，现任意取两组参数，数据如表2，表3所示： Table 2 Take any parameter on 区域 穿孔率 板厚(mm) 空腔(m) 孔径(mm) 区域一 5 1 0.02 0.2 区域二 6 0.9 0.03 0.4 区域三 7 0.8 0.04 0.6 区域四 8 0.7 0.05 0.8 表2. 任取参数一 Table 3 Take any parameter tw 区域 穿孔率 板厚(mm) 空腔(m) 孔径(mm) 区域一 28 0.1 0.01 1 区域二 16 0.4 0.04 0.6 区域三 9 0.3 0.02 0. 5 区域四 1 0.2 0.03 0.9 表3. 任取参数二 将上表1，表2，表3的参数带入公式，并且将优化后各区域独立参与吸声的曲线绘制出来，吸声曲线如图4、图5所示： 图4. 优化参数与任取参数吸声系数对比图 图5. 四区域共同吸声与独立吸声的吸声系数对比图 由图4可知，优化后的吸声曲线相比于任取数据的两组曲线显得更为饱和，不仅最大系数更高，而且吸声带宽更广，从500 Hz到2000 Hz，吸声系数更是几乎都在0.8以上。并且从图5中可以看出，优化后的曲线有四个共振峰，正好对应蜂窝-微穿孔板结构的四个区域，具体对应关系如图5。而其余两组参数至多只有两个共振峰，虽然同为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但由于其参数是随机取得，因此其共振峰相距甚远，且多数共振峰不在本文设定的200~2000 Hz范围内，所以难以达到有目的、成体系的吸声效果。这体现了粒子群算法在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中的可行性与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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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根据前人对蜂窝–微穿孔结构的研究，将粒子群算法应用在四孔径蜂窝–微穿孔板结构中，对四个区域的孔径、腔深、穿孔率和板厚进行优化，以目标频带内吸声曲线饱和为适应度函数。优化结果显示，相比于未优化的参数，经粒子群算法优化后的吸声曲线不仅最大吸声系数更高，吸声频带也变宽。因此，粒子群算法可为蜂窝–微穿孔板结构提供快速有效的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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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非学习上网现象频发。根据网络使用需求的差异，非学习上网行为主要包括个人娱乐消遣、社交和情感联络、获得资讯信息、解决个人生活需求以及不正当网络使用等五种类型。其积极作用体现在补偿现实资源不足、促进自我探索和成长、拓展社会交往空间、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等方面，消极影响体现在削弱现实情感联结、影响学业学习、非理性消费增加经济负担、偏差需求影响健康发展等方面。在习近平总书记“奋斗幸福观”指引下，构建高校大学生非学习上网行为的个人修炼、家庭支持、学校管理“三位一体”协同管理模式，有助于促进青年学生身心健康、成人成才、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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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互联网+”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正在加速与各行业融合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我国网民人数增速快、上网时间长，网民结构年轻化，学生网民人数占比多(21.0%) [ 1 ]，且非学习上网行为(如使用及时通信APP、看视频、网络购物等)占主体。大学生非学习上网行为已成为“堵不住”、“教不听”、“罚不怕”的棘手课题，给新时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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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非学习上网行为 2.1. 非学习上网行为的含义 “非学习上网”概念源于国外组织行为学研究，英文单词为cyberslacking或cyberloafing，国内研究者将其翻译为“非工作上网”、“网络闲散”、“网络闲逛”、“网络冲浪”等，并把这种网络行为的发生局限在课堂、实验室等传统而正式的学习时段 [ 2 ]。结合已有研究 [ 2 ] [ 3 ]，本文认为非学习上网行为是指学生在校期间发生的所有不以学习为目的的网络使用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聊天、购物、刷视频、读小说、玩游戏等。 2.2. 非学习上网行为的结构 鉴于大学生非学习上网行为的目的指向不同，根据网络行为及其目的本身的差异，非学习上网行为可概括为五大主要类型：1) 个人娱乐消遣，如在线听音乐、看视频和电影、网游等；2) 社交和情感联络，如使用即时通讯(腾讯QQ、微信等)、聊天室、电子邮件等网络媒介；3) 满足资讯信息获取，如使用搜索引擎、浏览新闻等；4) 满足个人日常生活需求，如网购、订外卖等；5) 不正当网络行为，如网络传销、网络诈骗、校园贷、非法获取或者出售个人隐私信息等。其中，第五类不正当网络行为虽然涉及人群较少，但是一旦发生，后果将可能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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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大学生非学习上网行为的影响 从网络使用整合视角来看，大学生非学习上网行为效用呈现出快速增长、多样性、差异化趋势。探讨非学习上网行为对大学生的影响时，不能简单考虑上网时间的长短，而应综合考察网络使用的内容、途径、方法、过程、情境，以及包含自我控制能力、成就动机等个性特质在内的多变量因素，辩证地评估非学习上网行为的积极和消极效用。 3.1. 非学习上网行为的积极作用 3.1.1. 补偿现实资源不足 网络使用补偿理论认为，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需求 [ 4 ]。比如，通过网络获取资讯信息可以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 [ 5 ]、缓解学习生活压力、让生活更加丰富和有趣，网络的及时性可以提高人际沟通的便捷性、保持较高的沟通效能和频次。大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受到挫折、感到较大压力时，可以通过非学习上网来有效转移注意力、及时获得情感支持、舒缓负面情绪。在此背景下，建构一定的网络情感链接、宣泄情绪、获得心理支持，有助于建立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价值感和归属感。 便捷、高效、及时的互联网是校园现实生活的延伸，成为大学生探索自我的新方式、新途径。他们通过网名、头像、视频等形式来积极呈现自我，建构网络自我形象、表达内心真情实感、展现个性特质等，甚至网络流行语和“表情包”斗图已发展成高校大学生沟通交流的潮流。这类网络行为能引导其积极自我探索，有利于自我同一性完善、个人社会化进程中的身心健康和健全人格发展。 3.1.2. 促进自我探索和成长 便捷、高效、及时的互联网是校园现实生活的延伸，成为大学生探索自我的新方式、新途径。他们通过网名、头像、视频等形式来积极呈现自我，建构网络自我形象、表达内心真情实感、展现个性特质等，甚至网络流行语和“表情包”斗图已发展成高校大学生沟通交流的潮流。这类网络行为能引导其积极自我探索，有利于自我同一性完善、个人社会化进程中的身心健康和健全人格发展。 3.1.3. 拓展社会交往空间 网络社会交往是新时代大学生人际互动的新常态、新途径。与现实人际交往相比较，网络社交的对象范围更广、更开放，互动更随意、自主，沟通内容更多元。这些特性可能导致网络社会交往空间得到延伸，尤其是能使现实情境中不同地域、文化、教育层次、宗教信仰、身份阶层的个人或者群体间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打破现实中的交流屏障。 3.1.4. 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随着购物平台、软件“百花齐放”，大学生已成为网购、外卖大军。中国教育后勤协会、阿里巴巴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校园快递行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9年全国校园快递突破30亿件，高校人均快递量达78件 [ 6 ]。该报告还建议将快递服务明确为与食堂、宿舍同等重要的公共服务。有研究针对武汉大学生外卖行为进行调查，发现60%的在校大学生有点外卖的习惯，而那些看中就餐方便、节省时间、食物味道等因素的大学生有更高的外卖消费频率 [ 7 ]。 3.2. 非学习上网行为的消极影响 3.2.1. 过度情感卷入影响身心健康 网络使用替代理论认为，网络使用会挤占人们的线下生活时间，并对现实生活产生消极影响 [ 4 ]。大学生高频次、长时间非学习上网，尤其是网络娱乐、网络社交和网络依赖，会削弱本就相对单调、稳定的现实人际互动和情感联结，降低日常生活中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越是通过远程媒介、以强度较低的互动仪式来开展活动，人们就越觉得缺少团结感；也越会缺乏对共同符号物的尊重 [ 8 ]。虚拟网络世界的社交互动，缺乏“现场感”，不容易产生深刻、持久的情感共鸣和联结。因此，相对于现实中的互动关系，网络人际情感可能更加脆弱、不稳定、不持久。 网络渠道的便捷、隐蔽、匿名、受众潜在等特征，容易滋生色情、暴力、欺凌等不正当网络行为。不够健全的网络道德与法制观念降低了大学生的自律性、自我约束力和信息鉴别能力，使其容易沾染网络恶习、陷入网络成瘾，可能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阻碍个人成长。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正式将“游戏障碍”电子游戏上瘾行为列为“精神疾病”。网络成瘾者往往情绪行为稳定性差，倾向寻求冒险刺激，表现出较强的冲动性、攻击性甚至自伤、自杀冲动。同时，若经常玩赌博游戏、严重吸烟和饮酒、长期熬夜等不良生活方式，则可能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猝死等潜在风险。 3.2.2. 过度网络投入影响学业学习 有研究认为，大学生课堂网络闲散的投入时间与学习成绩呈现出门槛关系，适量的上网时间有助于学习成绩提升，时间过长则显著负面影响学习成绩 [ 2 ]。过度非学习上网会浪费学习时间、消耗身心资源、减少学习投入度，降低学习效率；网络沉迷可能引发严重厌学、逃课、挂科、缺考等问题，因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学生会面临被学校清退的退学风险。 3.2.3. 非理性消费增加经济负担 目前，网络消费的内容除在线购物之外，还有打赏网络主播、付费游戏、有偿聊天、付费阅读等，网络消费模式呈现出更加个性化、支付简洁化、电子化等“一键式”购物特征，容易诱发大学生冲动消费。尤其当自控能力不足、攀比心理严重时，甚至会通过网络贷款、“花呗”、“借呗”等信用消费形式进行超前、超额消费，不仅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影响家庭关系和谐、背离家人殷切期望，甚至还可能诱发校园不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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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大学生非学习上网行为的协同管理模式 4.1. 大学生提高自我素养能力 4.1.1. 志存高远，积极进取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青年大学生要牢固树立爱国家、爱人民、勤学业、振导社会、佑启乡邦的鸿鹄之志，在践行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出一曲曲朝气蓬勃、建功立业、气势恢宏的奋斗之歌。 4.1.2. 积极调解负面情绪，防止网络沉迷 现实情境中的学习困难、人际矛盾等压力会刺激大学生产生挫败感和负面情绪，在客体替代心理作用下，容易诱发网络沉迷。因此，大学生要在认知上调整对压力事件的态度，正向认识压力的鞭笞作用；行为上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多途径了解和学习心理调适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进行规律的体育运动、好友倾述、参加集体活动、适当情绪宣泄和音乐冥想放松等)，及时疏解负面情绪，必要时及时寻求专业心理辅导。 4.1.3. 培养兴趣爱好，充实校园生活 兴趣体现的是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或活动的积极态度和关注倾向。网络使用替代理论认为人们使用网络会挤占线下的时间 [ 4 ]。为缓解学习压力、维持较高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保证学习效率，可以在学习间隙适度非学习上网，但是应严控网络使用的总时长和频次。当大学生将空闲时间、精力较多投注在健康而积极的兴趣爱好上时，不仅可以丰富生活、陶冶情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网络闲逛的欲望和需求，从而间接减少非学习上网的时长和频次。 4.2. 家庭给予温馨情感支持 4.2.1 . 科学家庭教育，合理网络使用 家庭是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他们学习模仿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尤其是父母要以身作则，树立网络使用尤其是手机使用的良好榜样，如不长时间玩电脑或手机、不时常摊在沙发上打游戏或看视频、不进行网络麻将等赌博行为、不在饭桌上或与家人交流时抱着手机等。其次，教育和指导孩子合理网络使用。鼓励孩子建立线下交际圈、更多与朋友见面交流，陪伴孩子发展线下兴趣爱好、体验线下放松和娱乐，利用科普视频、典型案例等向孩子强调不良网络使用可能造成的身心伤害。第三，发现孩子过度或偏差网络使用时，及时制止、干预，引导和帮助孩子及时摆脱不良行为。 4.2.2 . 改善家庭氛围，创建和谐家庭环境 家庭氛围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健康发展有较大影响。相比放任型、溺爱型家庭，民主型家庭的孩子通常有较强的自信心和责任意识、情绪更平稳，有较强的网络自控力和自我约束力，不易出现严重不良网络使用行为。相较于冲突或冷漠家庭关系，稳定、和谐、亲密家庭关系中的孩子出现网络游戏成瘾的概率更低。因此，建议家长改进家庭氛围，努力创建关系和谐、沟通顺畅、尊重友爱的家庭氛围。 4.2.3. 调整亲子互动，及时给予充分情感支持 保持适宜的亲子距离，让孩子“离家不离心”。一方面，防止家长突然放手导致孩子过度自由，进而陷入网络过度使用状态；或者因感到被忽视，诱发与家庭的情感疏离，甚至在网上寻求“情感温暖”和心理支持。另一方面，防范家长以关爱的名义“管得太紧”，让孩子感到无奈和约束，诱发上网发泄不满情绪、寻求心理掌控感。 另外，建议父母将关注重心放到孩子的安全感、价值尊严、情绪情感等内在心理需求上，在日常沟通中对孩子可能经历的问题进行事前引导、必要提醒。尤其是孩子遭遇困难和压力时，要密切关注、及时跟进、积极开导、充分理解和包容，提供稳定的精神支撑和必要的物质支持，防止孩子因受挫而退缩到网络世界。 4.3. 学校优化和谐育人环境 4.3.1 . 引导学生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守法的上网习惯 高校要高度重视非学习上网行为的普遍性、隐蔽性和不良后果的严重性，教育部、国家网信办教思政[ 2013 ] 3号文件指出，高校“要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完善学生管理规定，增强学生对网上有害信息的甄别、抵制、批判能力，实现学生网上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同时，通过细化《学生手册》管理规定、倡导“校园无网日”和“食堂不刷手机”等一系列活动，加强网络环境下的法制教育、“三观”教育和行为指引，健全在校大学生网络安全与网络使用规范；建立网络使用预警和帮扶机制，及早发现并预警严重网络不良行为，及时开展精准“心理扶贫”工作。同时，不可采取“断网”、“禁网”、“屏蔽”等简单粗暴式网络管理措施，以免学生产生严重对立、抵触情绪或者报复性上网等“逆向”行为。 4.3.2 . 发挥榜样力量，构建勤于学业的校园氛围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个体会受到其所在社会场域中其他因素的交互影响 [ 9 ]。高校应主动挖掘校园文化尤其是优秀校友、优秀学生的榜样价值，借助社会主流媒体、校园多媒体(含校报、校广播台、校微信公众号等)多元化、高频次、及时地呈现优秀案例，小切口、深分析地讲好榜样故事，潜移默化地引领学生积极向上、奋发有为；配置适宜学习的校舍、场馆，保障学习场馆数量充足、位置适宜、使用方便、环境舒适，让学生爱学、好学、乐学；精准策划、组织专业竞赛、标兵评选等活动，重构“比、学、赶、帮、超”的高校校园文化氛围。 在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加、社会竞争增强的背景下，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紧迫感和源动力，增加学习投入、提升学习质量，减少课上课下非学习上网发生率和投入度。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制定学习计划、严控时间节点；增加课后作业、课程小论文、扩展阅读等过程性考核比重；提高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加强对毕业论文选题到答辩的全过程管理；改进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创造性地运用现场演示、课堂讨论、沙盘演练等教学方法，提升课堂互动性、参与度，提高课堂抬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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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交往焦虑在大学生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人际信任量表、交往焦虑量表、孤独感量表对31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32， p < 0.01)，与交往焦虑也呈显著负相关(r = −0.18， p < 0.01)，交往焦虑与孤独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34， p < 0.01)。2) 人际信任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显著，交往焦虑在大学生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会在人际交往中感到较多的交往焦虑，进而产生更多的孤独感。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有利于减轻大学生的交往焦虑，缓解大学生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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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学生正处于获得亲密感克服孤独感的重要时期，大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形成孤独感并且较易体验到孤独感的时期。孤独感来源于人际关系的缺乏，是个体的社交关系在质量(如，缺乏亲近的亲密关系)和数量(如，没有朋友或朋友太少)上达不到预期或不令人满意产生的心理体验(Perlman & Peplau， 1982)，常伴有寂寞、沮丧、难过等负面情绪反应(何安明，王晨淇，惠秋平，2018)。孤独感是当今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长期的孤独感可能会引起大学生的情绪问题并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戴革，郭薇，王志刚，曾飞，湛学军，谭展田，2017)。因此，开展大学生孤独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探讨其孤独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孤独感的负面作用。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王沛，梁雅君，李宇，刘雍鹤，2016)。人际信任是一种交往态度，是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交往对象的承诺、言语等可信与否的一种期望，也就是对人的信任而不是对事的信任(刘广增，胡天强，张大均，2016)。人际信任度水平较低的个体会表现出高敏感、高怀疑、高情绪化的特征，也更少信任他人(伍明辉，宋凤宁，2006)。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大学生面临的人际关系比中学更复杂，人际信任影响着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水平和心理健康(简佳，唐茂芹，彭燕，2007)。缺乏人际信任会破坏人际关系，甚至给交往双方造成不利影响(Ben-Ner & Halldorsson， 2010)。孤独感的产生与人际交往状况密切相关，人际关系不良、社交需要未得到满足会造成孤独感(丁倩，魏华，张永欣，周宗奎，2016)，人际信任水平作为反应个体人际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孤独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袁立新，张积家，2007)。因此提出假设1：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交往焦虑是个体面对多样性的社会交往情境时，害怕与他人面对面交流，害怕被他人所关注和注视或受到别人负面评价而产生的一种社交障碍，交往焦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更多的孤独感和疏离感(Hames et al.， 2013; 贾月亮，贾月明，2020)。大学阶段是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的交往焦虑现象较为普遍，且交往焦虑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身心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和交往焦虑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陈红艳，强建，2017)。同时，交往焦虑对个体孤独感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当个体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认为自己的实际交往水平与自己的交往预期不一致时，就会引起孤独感。也有实证研究表明，交往焦虑和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交往焦虑是影响孤独感的一个重要原因(胡宁，方晓义，蔺秀云，刘杨，2009；王明忠，周宗奎，范翠英，孙晓军，2012)。因此提出假设2：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人际信任、交往焦虑、孤独感三者之间联系密切，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拟探讨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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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问卷法，对在校的31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没有认真作答的无效问卷14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97份。其中，男生105人(35.4%)，女生192人(64.6%)，平均年龄为19.78 ± 2.03岁。独生子女129名(43.4%)，非独生子女168名(56.6%)。 2.2. 测量工具 2.2.1. 人际信任 本研究采用由Rotter等人(Rotter， 1967)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TS)”测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该量表共25道题目(如“考试时老师不到场监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作弊”)，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 (完全同意)到5 (完全不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4。 2.2.2. 交往焦虑 本研究采用由Leary编制，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等人修订的“交往焦虑量表(IAS)”测量个体的交往焦虑。量表一共15道题目(如“聚会使我感到焦虑及不自在”)，采用5点计分的方式，其中11道题为正向计分，4道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交往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2.3. 孤独感 本研究采用Russell编制，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等人修订的“孤独感量表(UCLA)第三版”测量个体的孤独感。量表共20道题目(如“你常感到缺少伙伴吗？”)，采用4点计分，从1 (从不)到4 (一直)，量表总分80分，得分越高表示孤独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4.0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对数据进行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