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4. 头胎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研究 4.1. 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这种组合方式是相对稳定的，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它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张文新，1999)。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子系统中的一部分，显然对于头胎儿童在面对弟妹出生这一时期的行为表现有直接的影响。有研究证实，社会性退缩的儿童认为其父母与他们的关系中缺少支持性(East， 1991)。K. H. Rubin也指出，父母教养行为中严格和惩罚性、过度保护(统治和支配)、参与不足或过度介入等都可能导致儿童的社会性退缩行为。 4.2. 头胎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 共同教养是由生态系统理论观点而来，将原先仅有的小系统中，如母—子、父—子、父亲—母亲等二者之间的直接影响和反应，扩大为三方面互动的中间系统，以探讨父母单独或共同与孩子的互动对孩子的影响(候忠伟，2007)。父母之间的共同教养，可能对于儿童在面对其母亲与弟妹之间的合作行为时的反应有特别重要的影响(Szabo， Dubas， & van Aken， 2012)，父母共同教养涉及父母之间协调他们的养育方式，并且其特点是支持性或者破坏性的父母教养方式(Katz & Gottman， 1996)。父母共同教养的行为可以被分为父母婚姻质量(McHale， 1995; Kolak & Volling， 2007)和各自单独的养育行为(Belsky， Putnam， & Crnic， 1996; Karreman， van Tuijl， van Aken & Dekovic， 2008)。父母婚姻质量越高，儿童就越会接纳自己的弟妹，也就是说头胎儿童在过渡到同胞关系时的阻抗也就越少(Kim et al.， 2006; Szabo， 2012)。第二个孩子加入家庭系统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的压力来源之一，因此可以通过了解父母共同教养行为，来预测头胎儿童对于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的调整和过渡。鉴于有些儿童对于第二个孩子的到来持消极反应的态度(Dunn & Kendrick， 1982; Dunn， 1981)，母亲和父亲成功协调他们的教养方式，尤其是儿童自己积极的调整，是头胎儿童面对同胞关系转型的关键，相反的，父母之间是敌对的和破坏性的教养方式可能会把孩子置于高风险的环境里去(Kolak & Volling， 2013)。
system: [SYSTEM]

user: 5. 头胎儿童的气质、社会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三者的关系 5.1. 气质与社会能力的关系 相对于具有低反应性水平的头胎儿童来说，具有较高的反应水平的学龄前或者学龄期的头胎儿童，在面对同胞兄弟时都表现出了更多的争强好斗的行为，并且更容易有同胞关系竞争行为(Stoneman & Brody， 1993)。此外，具有消极情绪管理和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表现出了较少的亲社会行为与适当的社会行为(Eisenberg et al.， 1995; Farver & Branstetter， 1994)。也有研究发现，具有很高的消极反应水平的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对于一个新的刺激即面对家里出现二胎这一刺激的反应，是生气与产生挫折的心理(Bates， 1989)，并且不善于调节消极情绪(Eisenberg， Fabes， Guthrie， & Rieser， 2000)。一些研究发现，角色性格影响或者是气质在二胎家庭中对儿童的影响，即便这是理论探究，但也突出的表明了两者对儿童的自我管理和良心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气质在二胎家庭中对头胎儿童的影响(Kochanska， 1994， 1995)。在母亲怀第二个孩子时，向头胎儿童寻求帮助并与头胎儿童的合作中，平易型气质特征很可能会影响头胎儿童早期的自我管理，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Dennis， 2006)。头胎儿童在二胎的环境下，具有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受阻，这可能与困难型气质特征所具有的特点有关，因此在头胎儿童转向同胞关系时应更加注重他们的气质特征，根据头胎儿童的气质类型进行相应的适应与调节，这对促进头胎儿童的社会能力提高有积极作用。 5.2. 气质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目前在对于头胎儿童向同胞关系过渡的研究中发现，家庭因素可能会使头胎儿童在转向同胞关系时变得更为轻松(Volling， 2012)。已有研究表明，当头胎儿童转向同胞关系时所产生的行为反应，家庭因素可能会对其产生影响、更有可能会在此调节头胎儿童的气质反应水平。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能是对头胎儿童的气质反应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调节了头胎儿童的气质特征与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Bates， Pettit， Dodge， & Ridge， 1998; Szabo et al.， 2008)。也有研究表明，当父母展现出高破坏性或者低积极性的教养方式时，具有高反应水平的儿童在转向同胞关系时将会有高风险因素，当头胎儿童转向同胞关系时，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儿童来说是一个保护因素，因此，具有高水平的支持性的父母教养方式或者具有低水平的破坏性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减少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儿童在转向同胞关系时增加的行为问题，破坏性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消极关系，并且他们在面对弟妹出生后更多的表现出了戒断症状和焦虑(Volling & Kolak， 2013)。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头胎儿童来说是一个保护因素，特别是对于具有困难型气质的头胎儿童。因此关注头胎儿童的气质特征与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够帮助头胎儿童在转向同胞关系时减少心理与行为问题的产生，也能及时纠正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转向积极与相互支持、理解的父母教养方式。 5.3. 社会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以往研究表明，破坏性的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之间的具体表现包括有高水平的竞争、不愉快和冷漠等，可能会对于头胎儿童的情感上的安全感构成威胁。父母之间的冲突可能会破坏儿童的情感上的安全感，情感上的安全感反过来则会影响儿童的社会行为与社会互动(Kolak & Volling， 2013)。也有研究表明，父亲如果在儿童面对情绪挑战时给予积极关注和支持，则儿童后来的情绪理解和情绪调节能力更强，进而表现出较强的同伴交往能力，对儿童后期的社会适应具有积极作用(Grossman， Kindler， & Strasser， 2003)。以往的研究发现，支持性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具有努力控制水平较低的四岁的学龄期头胎儿童是一个保护因素(Schoppe-Sullivan， Weldon， Cook， Davis， & Buckley， 2009)。破坏性和低合作性的父母教养方式毫无疑问地会对头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和合作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Volling & Song， 2015)。在二胎环境下的头胎儿童，其社会能力的发展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父亲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此后关于二胎的研究中，可以深入研究父亲在头胎儿童转向同胞关系时是否给予儿童一定的支持与关怀。 5.4. 气质、社会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父母在教养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儿童时，若他们之间能够更好的合作与支持对方，那么可能会帮助头胎儿童适应新的环境和潜在的压力环境，比如向同胞关系过渡。另外，对于环境的改变，具有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能是另外一种方法增强头胎儿童在转向同胞关系时的安全感、自我管理和社会互动(Feinberg， Kan， & Goslin， 2009)。也有研究发现，平易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在向同胞关系过渡时，与母亲之间的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及头胎儿童的气质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质量共同预测了儿童日后的社会合作。同时，平易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能够积极的预测他们在具有低合作性和高破坏性的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环境下的合作与发展。也只有在高破坏性和低合作性的家庭教养方式下，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将会展现出更低水平的合作(Volling & Song， 2015)。以往的研究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头胎儿童的气质与社会能力的单向研究也不足够，还应思考头胎儿童本身已有的气质特征与社会能力是如何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以及其气质特征与社会能力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由于父母教养方式会因儿童的气质特征与性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周利娜，2008)，因此在三者的关系研究中，还应将头胎儿童的性别、年龄等考虑进去。
system: [SYSTEM]

user: 6. 思考与展望 根据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关于同胞关系下头胎儿童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 通过低水平的合作性和高破坏性的父母共同教养环境，可以发现低水平合作性的父母共同教养在目前的研究中表明父亲没有在家庭中参与进去，一些学者认为，父亲的参与可能会保护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头胎儿童，并向其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弥补母亲因为怀孕而对头胎儿童减少的关怀与照顾(Gottlieb & Mendelson， 1990)。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将父亲的教养方式以及在头胎儿童向同胞关系过渡的这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考虑进去。(2) 由于目前只是基于国外的研究，研究对象带有浓厚的国外文化色彩，因此未来的研究将需要招收更多不同人群对种族和民族、家庭结构等。鉴于我国在颁布实施“二胎”政策之前的独生子女政策，每个家庭只能允许一个孩子的出生，因此在我国目前政策更替的环境下，研究头胎儿童面对转向同胞关系这一过渡时期的心理与行为变化是极其有意义的。(3) 目前，只是横向研究的评估了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的父母共同教养方式，因此无法解决在向同胞关系过渡的这一时期，头胎儿童日益增长的问题是否可以归因到父母共同教养方式的变化上去，所以未来的研究仍然需要长期的追踪调查来纵向研究探索父母共同教养方式使用的多种方法的变化走向以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4) 父母教养方式可作为中介作用去调节头胎儿童在同胞关系下的气质与社会能力的发展。未来的研究也可以通过鉴别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与他们父母的教养方式，可以设计一些选择性干预以满足这些家庭的需要。除了教会父母如何协商他们的教养方式中产生的冲突和在向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过渡时减少负面情绪，还应让他们重视头胎儿童的气质特征与社会能力的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记忆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储一些令人厌恶或不愉快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对人们的社会适应和心理状态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因此，人们通常会被动或主动的对不想要的记忆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能体现在编码阶段，也可能体现在线索诱发提取阶段。本研究对遗忘过程中的脑电成分和节律活动特征进行概括，旨在找到遗忘的特异性电生理标志。我们发现，遗忘过程主要体现在N2振幅的增加，alpha能量的增强，晚正成分(LPC)减少，theta能量和同步性下降，以及alpha/beta频带间同步性下降，并且以上变化可以预测后续遗忘的成功发生。因此，遗忘可以通过特定的电生理机制来反映，进一步也可能从电生理现象反推遗忘对应的认知过程。 关键词 :记忆，遗忘，电生理机制，EEG，ERP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结与展望 4.1. 应开展同步EEG-fMRI研究 鉴于PET和fMRI方法高空间分辨率、低时间分辨率，以及EEG和ERP方法低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的特点，技术的融合势在必行。以上提及的一些ERP成分，特别是N2成分，其功能性意义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因此，融合脑电源定位和来自fMRI的证据，将为该成分究竟是相关于由ACC主导的冲突监测，还是相关于由外侧前额叶产生的自上而下的抑制控制提供关键信息(Nieuwenhuis et al.， 2003; Swainson et al.， 2003)。未来研究可以借助同步EEG-fMRI技术对遗忘的神经机制作进一步澄清(Lei et al.， 2011)。目前，同步采集EEG-fMRI数据已经付诸实践，但后续的融合分析技术仍存在一定的难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探索。 4.2. 应注重记忆抑制和其他领域抑制之间的差异研究 Mecklinger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被试进行stop-signal任务所产生的N2幅度与被试在记忆抑制过程中产生的N2幅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运动和记忆的抑制过程可能有着同样的神经生理机制，这种抑制的共区域化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入地探讨。此外，遗忘中的记忆抑制与生活中常见的抑制控制，如反应抑制、注意抑制、情绪抑制等是否存在同样的神经机制还不得而知。假如存在一个普遍的抑制控制机制，那么该机制对应的产生源又会有哪些不同。 4.3. 应关注临床应用研究 前人研究发现，有创伤经历的个体更容易忘记与创伤经历有关的情绪性记忆(Depue et al.， 2006)，也有研究发现他们更难遗忘(Nørby， Lange， & Larsen， 2010)。现有的遗忘理论很难对该现象给出解释，经历创伤究竟会给个体的遗忘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会发展出一种高效的遗忘机制，还是在重大的精神压力下遗忘能力降低？此外，临床上抑郁症、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等，都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和精神状态，那么他们在遗忘的内容和程度上与健康个体又存在哪些不同？以上问题的解决与临床疾病的干预和治疗密切相关，希望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4.4. 总结 ERP和EEG振荡为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提供了时间和动力学进程上的洞察。首先，在ERP成分中，N2是抑制的主要电生理指标，N2幅度的增强一般对应了更大的抑制控制，正相关于遗忘的量级。但在情绪相关的研究中，更大的N2幅度可能仅对应了较强的冲突监测和抑制努力，与后续遗忘不存在必然联系。其次，更大的额叶新/旧效应对应更好的遗忘效果，而顶叶新/旧效应相关于成功的记忆提取，可以被策略性的上调或下调。最后，在EEG振荡中，alpha、beta和theta是与抑制相关的主要频带，其中alpha更多表征的是一种抑制控制的强度，与抑制的大小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theta频带在抑制初期能量增加，而后能量和同步性均下降，后者代表了真正的抑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老年人社会认知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症状自评量表(简称SCL-90)、自编基本情况问卷为测量工具，随机选取北京市多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共296人(男144人，女152人)作为对象，结果发现，1) 老年人的社会态度最为良好，而社会知觉及社会归因相对较差；2) 老年人的年龄、退休时间与社会认知各个维度及总分相关均不显著，社会归因与人均住房面积呈显著正相关，人均住房面积越大，社会归因能力越低；3) 身体状况影响老年人社会认知，身体状况好的老年人其社会知觉、社会认知总体能力显著或边缘显著高于身体状况中等或较差的老人；4) 社区作用影响老年人社会认知，自评社区作用大的老年人其社会知觉、社会归因能力显著或边缘显著高于社区作用中等或小的老人；自评社区作用大的老年人其社会认知总体能力显著高于社区作用小的老年人；5) 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归因、社会态度及社会认知总分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症状自评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认知各维度及总分得分越高，幸福感得分越低，症状自评总分越高，表明社会认知能力越低，就更不幸福、更多心理症状。其中，社会态度与总体社会认知能力能显著预测心理症状和幸福感。 关键词 :社会认知，心理健康，北京，老年人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前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4)，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并逐步逼近深度老龄化。 老年人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群体，在生理方面，体力下降、感知觉功能减退；在心理方面，他们的心理调节能力较低，可能会在情绪、人际交往、适应、认知、睡眠、食欲等方面出现各种问题(Pinkham， Penn， Perkins， & Lieberman， 2003)。同时，随着当下社会压力变大，年轻人为了赚钱而奔波，而老年人却被自己的子女所忽视，使得老年人各种问题更为凸显。 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很多。Smith等(1999)对德国70~100岁老年人总幸福感影响因素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因素对总幸福感的影响较客观因素和社会人口学变量更为直接和重要。李德明等人(2005)的调查是以老年人心理健康总分为目标变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健康会受到一般人口学变量、主观因素(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认知自评等)和客观因素三方面影响。从分析来看，主观因素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是远大于一般人口学变量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提示，主观态度是调适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而主观态度实则反映的是社会认知一个末端环节。社会认知在近些年来是比较热门的研究主题，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 社会认知是1982年Isen和Hastorf提出的，他们认为社会认知是理解复杂的、有目的社会行为的关键认知过程。目前认为社会认知是指在社会活动中，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预测他人的想法、判断他人的行为并指导自身社会行为的高级认知过程(Pinkham et al.， 2003)。社会认知，是人的情绪、行为和人格等的重要基础。综合前人研究(孟宪锋，2010; Couture， Penn， & Roberts， 2006；钟毅平，谭千保，&方柳，2006；叶茂林，2013；王沛&林崇德，2003)，社会认知主要包括社会知觉、归因评价和社会态度三个重要环节。许多心理健康问题都源于个体的社会认知偏差，培养良好的社会知觉、积极的归因评价以及正确的社会态度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 而现有研究中缺乏老年人社会认知能力的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运用问卷法，围绕着社会知觉、归因评价和社会态度三个环节，编制老年人社会认知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并将其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总体幸福感量表》、自行设计的基本情况调查表作为工具，考察老年人社会认知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境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认知各个环节的关系，进而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存在的社会认知各环节的偏差进行干预、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2. 方法 2.1. 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60岁以上的老人共296人，男144人，女152人；平均年龄67.57岁，标准差5.747。其中，在受教育程度上，初中及以下178人，高中中专93人，大专本科及以上25人；在婚姻状态上，已婚211人，丧偶70人，离婚11人，未婚4人；在月收入上，1000元及以下70人，1000~2000元69人，2000~3500元94人，3500~5000元42人，5000元及以上21人；在曾经职业上，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人员61人，公司职员21人，工人90人，商业、服务业人员27人，没有固定职业97人。 2.2. 工具 运用问卷调查法，由经过培训的访问人员进行一对一的调查。问卷包括四部分内容： 1) 基本情况：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收入状况、原职业等、身体状况、社区作用、人均住房面积、退休时间等。 2) 老年人社会认知量表：社会认知，是人的情绪、行为和人格等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会知觉、归因评价和社会态度三个重要环节(孟宪锋，2010; Couture， Penn， & Roberts， 2006；钟毅平，谭千保，&方柳，2006；叶茂林，2013；王沛&林崇德，2003)。因此，曹玥、徐华等人(2014)编制了此量表。该量表包含社会知觉、归因评价和社会态度三个维度共60道题目。量表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达到了0.518、0.704、0.882，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各维度之间达到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而各维度与量表总分之间呈显著的高相关(见表1)，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在空巢–非空巢老人各100名的样本中，空巢老人在社会知觉与社会认知总分上显著或边缘显著高于非空巢老人(见表2)，这表明量表能很好地区分两类老人群体，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量表是5点计分法的自评量表，得分越高则其社会认知能力低。 3) 总体幸福感量表：由段建华(1996)编制，来测量老人的正性情感。该量表共包括六个维度，分别为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忧郁或愉快的心境、松弛和紧张，得分越高，越幸福。重测一致性为0.85。 4) 症状自评量表：简称SCL-90问卷，作为调查老人负性情绪情感的工具。该量表共有90个项目， Table 1 Construct validity of elderly social cognition scal 社会归因 社会知觉 社会态度 社会知觉 .542 3) 社会态度 .349 2) .463 2) 社会认知总分 .586 3) .559 3) .367 2) 表1. 老年人社会认知量表结构效度 注： 1) 表示p < 0.05， 2) 表示p < 0.01， 3) 表示p < 0.001，下同 Table 2 Comparison of empty nester and non-empty nester’s social cognitive score 空巢类型 均值 标准差 t p 社会知觉 空巢 58.8916 9.02843 2.052 .042 非空巢 55.8431 11.17790 社会归因 空巢 59.1548 6.21404 1.110 .269 非空巢 57.9020 9.11370 社会态度 空巢 49.2791 9.71433 −.172 .864 非空巢 49.5980 15.49210 社会认知总分 空巢 167.3494 14.26101 1.782 .076 非空巢 163.3431 15.93458 表2. 空巢老人–非空巢老人社会认知得分的比较 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等10个因子，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 2.3. 过程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如表3，量表是5点计分，按照每道题平均得分的情况来看，社会知觉、社会归因、社会认知总分都在3分左右，表明老年人社会认知处于中等水平；在社会态度更接近2分，表明老年人社会态度较为良好。 性别：老年人社会知觉、社会归因、社会态度各维度及总分在性别上差异均不显著(t = .366，p > .05；t = .258，p > .05；t = −.440，p > .05；t = .034，p > .05)。 社区作用、身体状况：由表4可得，社区作用对老年人社会知觉、社会归因、社会认知总分影响显著或边缘显著。事后检验(LSD)表明，自评社区作用大的老年人其社会知觉、社会归因能力显著或边缘显著高于其他两类老人；自评社区作用大的老年人其社会认知总体能力显著高于社区作用小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对老年人社会知觉、社会认知总分影响显著或边缘显著。事后检验(LSD)表明，身体状况好的老年人其社会知觉、社会认知总体能力显著或边缘显著高于其他两类老人。 年龄、住房面积、退休时间：由表5知，除了社会归因与人均住房面积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人均住房面积越大，社会归因得分越高，社会归因能力越低；而这3个变量与社会认知各个维度与总分相关均不显著。 Table 3 Social cognition scores of the elderl N 平均值 标准差 每道题的平均得分 社会知觉 296 60.5788 9.72176 3.02894 社会归因 296 58.8448 7.21303 2.94224 社会态度 296 50.8138 11.93581 2.54069 社会认知总分 296 170.1189 15.68013 2.835315 表3. 老年人社会认知的得分 Table 4 Differences of elderly’s social cognition scores in community function and physical conditio 社区作用 F 身体状况 F 类型 N 平均值 标准差 类型 N 平均值 标准差 社会知觉 大 90 58.3333 10.31556 3.389 1) 好 126 58.0238 10.81811 8.147 3) 中 140 61.6429 9.94595 中 130 62.3308 8.44167 小 66 61.2923 7.87743 差 40 63.1944 7.95279 社会归因 大 90 57.2989 6.89643 3.551 1) 好 126 58.1280 7.22002 1.851 中 140 59.1159 7.06495 中 130 59.0233 6.56871 小 66 60.3385 7.64909 差 40 60.6944 9.03586 社会态度 大 90 51.9884 14.28244 1.442 好 126 51.8160 14.15091 .973 中 140 49.5755 10.77502 中 130 50.3643 10.08940 小 66 51.9077 10.75396 差 40 48.9444 9.31035 社会认知总分 大 90 167.2976 17.61556 2.948 (p = .054) 好 126 167.5492 16.56148 2.958 (p = .054) 中 140 170.2263 14.55062 中 130 171.8047 14.40640 小 66 173.5385 14.83880 差 40 172.8333 16.11654 表4. 老年人社会认知在社区作用、身体状况上的得分差异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ognition， age， per capita housing area， retirement time， GWB and SCL-9 年龄 人均住房面积 退休时间 幸福感 症状自评 社会知觉 −.025 .033 −.043 −.080 .075 社会归因 −.029 .128 1) −.011 −.166 2) .136 1) 社会态度 −.020 .053 .073 −.339 3) .271 3) 社会认知总分 −.029 .112 .018 −.387 3) .320 3) 表5. 老年人社会认知与年龄、人均住房面积、退休时间、幸福感、症状自评的相关 幸福感、症状自评：由表5知，社会归因、社会态度及总分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症状自评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认知各维度及总分得分越高，幸福感得分越低，症状自评总分越高，表明社会认知能力越低，就更不幸福、更多心理症状。 以社会认知各个维度及总分为预测变量，以症状自评总分为因变量，采用enter方式建立回归方程，回归方程显著(F = 12.196，p = .000 < .001；R 2 = .120)，社会态度、社会认知总分能显著或边缘显著预测心理症状(t = 1.769，p = .078；t = 2.333，p = .020 < .05)。 以社会认知各个维度及总分为预测变量，以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enter方式建立回归方程，回归方程显著(F = 19.964，p = .000 < .001；R 2 = .178)，社会态度、社会认知总分能显著预测幸福感(t = −2.388，p = .018 < .05；t = −2.878，p = .004 < .01)。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老年人社会认知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老年人的社会知觉、社会归因、社会态度这三个维度的得分以及社会认知总分进行比较后我们能够知道，老年人的社会态度最为良好，而社会知觉及社会归因相对较差，我们可以理解为老年人虽然对事物及其道理有比较正确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能力，但是如若在生活中碰到事情还是不能把理性思考运用出来，不能很好地进行知觉事物或者归因评价。 此外，数据分析显示老年人社会知觉、社会归因、社会态度各维度及总分在性别上差异均不显著。但笔者认为，老年人的社会认知应该存在着性别差异。男性与女性的情感有较大差别，大部分男性情感较为不拘小节，而大部分女性的情感则较为细腻，所以在面对相同一件事物的时候他们的知觉、归因以至态度可能都会有所差异。也可能是当今社会追求男女平等，从而影响了此次研究的结果。对于此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4.2. 老年人社会认知的相关因素：年龄、退休时间、身体状况、住房条件、社区作用 首先，老年人的年龄、退休时间与社会认知各个维度及总分相关均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蒋天行(2014)的研究中发现，老人年龄、退休时间与社会认知显著相关，即年龄越大、退休时间越长，其社会认知能力越好。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蒋天行研究中被试平均年龄较小(平均年龄60.46岁)，而本研究中被试平均年龄较大(平均年龄67.57岁)。年龄不大、退休时间不长的老年人可能不适应从忙碌的生活突然变得松懈下来，这时候他们会有自己不再有价值等等的想法，从而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社会认知能力；随着老人在新生活中时间增长，可能会更好地去安排自己每天的活动，更从容、深刻看待各种事物，心境逐渐良好，能够用一种较为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去认知社会。这些结果提示，老年人社会认知也处于发展变化中，特别是老年早期(50~60岁)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而65岁之后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 其次，身体状况影响老年人社会认知，身体状况好的老年人其社会知觉、社会认知总体能力显著或边缘显著高于其他两类老人。健康的身体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积极、有意义，生理上的健康能使人在面对社会上的人及事物时比较理智、客观。 另一方面，社会归因与人均住房面积呈显著相关，人均住房面积越大，社会归因能力越低。这与蒋天行(2014)的研究是一致的——人均住房面积越大的空巢老人归因评价越差。而与以往的研究相矛盾，杨丽娟等(2004)的研究发现住房条件越好，认知功能水平更高。究其原因可能与时代背景有关，这些研究都以北京为调查地点。2004年到2014年正是北京房地产发展迅速的十年。十年前，拥有较好的住房条件更可能是一些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他们通过单位分房的形式来获得住房；而十年后，拥有较好的住房条件人群可能是炒房者、拆迁户、城市新移民、创业者等等。人群背景日益复杂，住房夹杂着身份、财富、社会阶层等更多的含义，住房背后反映了一个城市社会风貌的转向。拥有了较大住房面积的人群也许认为自身比其他人更为优秀、占有优势，所以当其对一些事物进行归因评价的时候往往认为因为自己比别人优秀所以一些事情的责任并不在自身，形成了不良的社会归因。这从一个层面可以说明，社会认知与社会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最后，社区作用影响老年人社会认知，自评社区作用大的老年人其社会知觉、社会归因能力显著或边缘显著高于其他两类老人；自评社区作用大的老年人其社会认知总体能力显著高于社区作用小的老年人。这与国内外不同人群的研究结果一致，钟毅平等(2006)的听障学生与正常学生社会认知能力的比较研究、庞丽娟和田瑞清(2002)的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研究、赵丹和余林(2016)对国内外社会交往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的综述，都表明社会认知功能与其社会互动经验、社会交往密切相关。而社区对老年人来说是最理想的社会交往环境。 4.3. 老年人社会认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归因、社会态度及总分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症状自评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认知各维度及总分得分越高，幸福感得分越低，症状自评总分越高，表明社会认知能力越低，就更不幸福、更多心理症状。其中，社会态度与总体社会认知能力能显著预测心理症状和幸福感。社会认知是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呢？Beck提出抑郁患者所特有的认知偏离模式是一种歪曲的自动思维和功能障碍性思维，并以此建立了针对矫正导致抑郁认知障碍性思维的一整套认知治疗(Funder， 2001)；Bandura及其研究小组则在长期研究攻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强调个体所拥有的信念对自身行为和思想的影响作用(Funder， 2001)；Dodge (1993)也在对攻击行为儿童群体进行大量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就攻击行为和抑郁而言，其在个体内部所存在的认知结构和认知信息加工方式会截然不同，最终由于这些差异导致不同的特定行为。 由此可见，不良的社会认知将损害个体的心理健康。长期以往社会认知功能的损伤，在极端情况下将导致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社会认知功能缺陷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对精神分裂症的发展和预后有重要影响(朱叶等，2014)。因此，我们要重视社会认知的作用，做好预防保护工作。而本研究结果提示社会归因是最可被干预的一个环节，需进一步研究其干预机制和方法。 4.4. 总结 综上，老年人的社会认知处于中等稍差的水平；身体状况、住房条件、社区作用在老年人对社会的知觉、评价、态度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勤加锻炼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将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社会认知；社会归因、社会态度及总分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症状自评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态度与总体社会认知能力能显著预测心理症状和幸福感，这提示积极的归因评价以及正确的社会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相比与社会态度，归因评价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环节，可以通过干预老年人社会归因以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采用比强度法对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复合体系中活化煤矸石的火山灰效应进行评定；通过测定复合体系Ca(OH) 2 剩余量和化学结合水量结合X射线衍射分析(X-ray diffraction， XRD)来研究其水化进程。结果表明：化学激发剂的加入降低了体系的Ca(OH) 2 含量，提高了体系水化初期结合水量；水化初期掺入激发剂体系的Xrd图谱中Ca(OH) 2 、C 2 S和C 3 S等峰值稍低于基准试样，并且二者之间的差值随着龄期的延长而增大，说明激发剂的掺入加速了煤矸石和水泥水化产物Ca(OH) 2 之间的反应，提高了煤矸石火山灰效应。 关键词 :煤矸石，化学活化，火山灰效应，水化进程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煤矸石是成煤过程中与煤伴生含炭量低的黑色废弃岩石，约占煤炭产量的10%~25% [ 1 ] [ 2 ] [ 3 ] 。随着煤炭产量的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煤矸石未被利用，当前累计堆存量已达30亿吨以上 [ 4 ] [ 5 ] ，成为我国排放量和累积堆放量最大的工业废弃物之一 [ 6 ] 。因此若能对煤矸石综合利用，既可改善矿区环境又能减少占地节约资源，对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煤矸石属粘土质类混合材，其火山灰效应源于黏土矿物分解所产生的活性SiO 2 和Al 2 O 3 ，它们能与水泥水化产生的Ca(OH) 2 发生二次反应，通过局部化学反应和溶解-沉淀反应生成与水泥水化产物类似的反应产物 [ 7 ] [ 8 ] [ 9 ] 。煤矸石本身活性较低，通过化学激发可以提高其反应活性。化学激发主要是通过加入化学激发剂改变煤矸石水泥体系水化时外部条件加速煤矸石和水泥水化产物Ca(OH) 2 之间反应来促使煤矸石的火山灰活性提高的 [ 10 ] [ 11 ] [ 12 ] [ 13 ] 。 化学激发剂一方面可以激发煤矸石的活性，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体系中水泥的水化进程 [ 14 ] [ 15 ] ，因此本文采用比强度法来评定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复合体系中活化煤矸石的火山灰效应；同时通过测定复合体系Ca(OH) 2 剩余量和化学结合水量，结合X射线衍射分析(X-ray diffraction， XRD)来研究其水化进程，以探究煤矸石化学活化机理。
system: [SYSTEM]

user: 2. 原材料及试验方法 2.1. 原材料及其物性分析 实验所用的主要原料有煤矸石、水泥和化学激发剂。其中煤矸石来自江苏宜兴；水泥采用海螺P.II 52.5R硅酸盐水泥；化学激发剂选用Na 2 SO 4 分析纯化学试剂和Na 2 SiO 3 ·9H 2 O (模数为1.23，SiO 2 含量为32.8%)。表1为原材料的化学成分表。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raw material (wt/% 原料 SiO 2 Al 2 O 3 Fe 2 O 3 CaO MgO K 2 O Na 2 O SO 3 Loss 煤矸石 53.95 17.9 6.74 3.74 2.52 1.84 0.29 2.34 10.48 水泥 21.68 5.47 5.47 62.84 2.01 1.02 0.18 0.44 - 表1. 原材料的化学成分(wt/%) 2.2. 试验方法 将活化煤矸石和水泥拌和(通过查阅文献 [ 9 ] [ 16 ] 及前期探索实验，选择水胶比为0.3)，于水泥净浆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并在20 mm × 20 mm × 20 mm的净浆试模中振实成型、标养24 h后脱模，转入水中继续恒温养护至规定龄期，测定抗压强度；将试块敲碎后取核心部分制成颗粒状，于无水乙醇中终止其水化、粉磨，并于抽滤机中抽滤后烘干、密封保存，待用。 按GB/T176-2008《水泥化学分析方法》中的丙三醇—无水乙醇法测定Ca(OH) 2 含量；参照水泥熟料的烧失量测定方法测定化学结合水量；用D8-FOCUS型X射线衍射仪进行XRD分析。 采用蒲心诚教授 [ 17 ] 提出的比强度法计算各种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净浆体系火山灰效应指数来分析化学活化对煤矸石火山灰效应对体系强度的贡献。具体表达式如下： 式中：P 火山 为火山灰效应强度贡献率，表示火山灰效应对净浆强度贡献大小；R 掺 为活化煤矸石-水泥净浆强度的绝对值，MPa；R 基 为水泥净浆强度的绝对值，MPa；q为胶凝材料中水泥占有的百分数，%。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化学活化煤矸石的火山灰效应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体系的配比、各龄期强度及火山灰效应强度贡献率见表2。其中激发剂掺量通过查阅文献 [ 13 ] 及前期探索实验确定。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化学激发剂对煤矸石的活性激发效果不同。其中，Na 2 SO 4 体系早期强度较高，火山灰效应强度贡献率也较高，但随着龄期的延长强度贡献率降低；而Na 2 SiO 3 ∙9H 2 O对体系强度贡献率早期较低，体系早期强度相对较低，但随着龄期的延长，强度增长显著，贡献率也提高。 3.2. 化学活化煤矸石的水化机理分析 将化学激发剂掺入煤矸石—水泥体系中制备净浆试样。测定体系Ca(OH) 2 剩余量和化学结合水量并结合XRD来分析研究体系水化进程。 3.2.1.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体系的Ca(OH) 2 剩余量测定 对Na 2 SO 4 和Na 2 SiO 3 ·9H 2 O作激发剂的煤矸石—水泥体系、未掺激发剂煤矸石—水泥体系以及纯水泥体系进行Ca(OH) 2 剩余量，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化学激发剂的加入降低了体系的Ca(OH) 2 含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Na 2 SO 4 中 与煤矸石中活性铝硅相及熟料水化产生的Ca(OH) 2 发生反应促进了煤矸石的水化；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Na 2 SO 4 能促进熟料的水化提高溶液的碱度，从而使煤矸石受到更强的激发，并易与Ca(OH) 2 发生反应，生成二次水化产物 [ 18 ] 。其中Na 2 SO 4 作激发剂时，不同龄期的Ca(OH) 2 剩余量都最少，说明Na 2 SO 4 的作为激发剂对煤矸石—水泥复合体系的激发效果较好，能够使得体系保持较稳定的快速水化过程。 3.2.2.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体系的化学结合水量测定 对Na 2 SO 4 和Na 2 SiO 3 ∙9H 2 O作激发剂的煤矸石—水泥体系、未掺激发剂煤矸石—水泥体系以及纯水泥体系进行化学结合水量，其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随着水化龄期的延长各体系的化学结合水量不断增长，其中仍以纯水泥体系的化学结合水量的增长最为显著。掺入化学激发剂的体系水化早期结合水量较高于未掺激发剂煤矸石—水泥体系，这说明这两种激发剂激发对体系的早期水化过程激发效果较好。水化后期Na 2 SO 4 体系的化学结合水量比Na 2 SiO 3 ∙9H 2 O要少，说明Na 2 SO 4 的对体系的后期贡献率小于Na 2 SiO 3 ∙9H 2 O，这也与2.1中得出的结论相符。 3.2.3.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体系的XRD分析 对龄期为3 d和28 d的试样C、H0、H1和H2进行XRD衍射分析，结果如图1~图2所示。通过分析这些图谱中不同龄期时各种矿物的特征峰的高度及变化，可以判断体系中胶凝材料的水化进程及矿物相组成的变化。 将图1中H1和H2试样的图谱分别与试样H0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掺入激发剂的试样Ca(OH) 2 峰值 Table 2 Mix proportion，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pozzolanic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blended syste 编号 水泥/% 煤矸石/% 激发剂 抗压强度/MPa P 火 /% 种类 /% 7d 28d 7 d 28 d C 100 — — — 69.91 80.28 0 0 H1 70 30 Na 2 SO 4 4 56.85 59.50 0.139 0.056 H2 Na 2 SiO 3 ∙9H 2 O 2 48.79 59.96 −0.003 0.063 H0 — — 43.68 54.60 −0.120 −0.029 表2.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净浆配比、强度及火山灰效应强度贡献率 Table 3 The content of Ca(OH)2 surplus in the blended syste 编号 化学激发剂 Ca(OH) 2 剩余量/% 种类 掺量/% 3 d 7 d 28 d C — — 5.40 6.48 8.40 H1 Na 2 SO 4 4 4.96 6.02 5.00 H2 Na 2 SiO 3 ·9H 2 O 2 5.08 6.04 5.32 H0 — — 5.28 6.23 7.24 表3.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体系Ca(OH) 2 剩余量 Table 4 The amount of chemically combined water in different blended system 编号 化学激发剂 化学结合水量/% 种类 掺量/% 3 d 7 d 28 d C — — 6.4201 11.7451 12.8287 H1 Na 2 SO 4 4 5.9780 7.0697 10.7258 H2 Na 2 SiO 3 ·9H 2 O 2 5.9149 7.7835 12.1582 H0 — — 5.1954 7.7214 11.0358 表4. 不同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水化各龄期化学结合水量 图1.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体系水化3 d XRD分析图谱 图2. 化学活化煤矸石—水泥体系水化28 d XRD分析图谱 降低，同时C 2 S和C 3 S等矿物峰值稍有下降。这说明在煤矸石—水泥中掺入激发剂Na 2 SO 4 和Na 2 SiO 3 ·9H 2 O在早期有利于煤矸石—水泥体系的水化并且在早期就导致了煤矸石中的活性矿物质溶出，参与二次水化反应，消耗部分Ca(OH) 2 。对比图2中试样H1和H2与H0的图谱可以发现，图1中的差距随着龄期的延长而变大，这说明随着水化龄期的延长，煤矸石在激发剂的作用下，参与二次水反应程度要高于不掺激发剂的体系，并且矿物的水化程度逐渐提高，水化产物量有较大增长。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1) Na 2 SO 4 体系早期强度较高，火山灰效应强度贡献率也较高，但随着龄期的延长强度贡献率降低；而Na 2 SiO 3 ∙9H 2 O对体系强度贡献率早期较低，体系早期强度相对较低，但随着龄期的延长，强度增长显著，贡献率也提高。 (2) 化学激发剂的加入降低了体系的Ca(OH) 2 ，这说明化学激发剂能够较好的激发煤矸石的火山灰效应从而消耗大量的Ca(OH) 2 。其中Na 2 SO 4 作激发剂时，不同龄期的Ca(OH) 2 剩余量都最少； (3) 掺入化学激发剂的体系水化早期结合水量较高，说明化学激发剂对体系的早期水化过程贡献较大；水化后期Na 2 SO 4 体系的化学结合水量比Na 2 SiO 3 ∙9H 2 O要少，说明Na 2 SO 4 的对体系的后期贡献率小于Na 2 SiO 3 ∙9H 2 O； (4) 水化初期掺入激发剂的试样XRD图谱中Ca(OH) 2 、C 2 S和C 3 S等峰值稍低于基准试样，并且二者之间的差值随着龄期的延长而增大。这说明激发剂的掺入加速了煤矸石和水泥水化产物Ca(OH) 2 之间的反应，提高了煤矸石火山灰效应。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以2-氨基-4-甲基苯酚、二硫化碳和3-溴丙炔为原料，经环化、取代、Click反应合成了8个新的2-(l-取代-1H-[1，2，3]-三氮唑-4-甲硫基)-5-甲基苯并噁唑化合物3(a~h)。其结构均经质谱，氢核磁共振和元素分析所确证。经体外抗肿瘤活性测试表明，在20 uM的浓度下，有4个化合物对CDC25B具有较好的抑制活性，其抑制率高达68.18%，IC 50 可达13.23 ug/mL。 关键词 :2-氨基-4-甲基苯酚，苯并噁唑，1，2，3-三氮唑，有机合成，抗肿瘤活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苯并噁唑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杂环化合物，在医药、农药上有广泛的应用，大量研究表明该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和药理特征，如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及杀虫的作用 [ 1 ] [ 2 ] [ 3 ] [ 4 ] 。因此，对于该化合物的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引起了广大药物化学家的极大兴趣。目前已经合成了多种结构的苯并噁唑衍生物，并测试了它们的多种生物活性 [ 5 ] [ 6 ] [ 7 ] [ 8 ] 。为了筛选新型具有高效生物活性的药物，合成不同基团修饰的苯并噁唑衍生物仍然是人们热衷的研究课题。 1，2，3-三氮唑是一类很重要的五元氮杂环化合物，广泛用于制药、染料、光稳定剂及防腐蚀剂方面 [ 9 ] ，特别是它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如抗菌 [ 10 ] 、抗炎、抗病毒 [ 11 ] 、抗肿瘤 [ 12 ] [ 13 ] 的作用，因而几十年来受到了药物化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近年来，虽然有许多关于1，2，3-三氮唑化合物的制备及其生物活性研究的报道 [ 14 ] - [ 19 ] ，但是对其中含有1，2，3-三氮唑官能团的苯并噁唑衍生物的合成及抗肿瘤活性研究则罕见报道。鉴于不同活性的基团在同一分子中聚集能明显改善化合物的生物活性这一特性，本文应用活性亚结构拼接原理，将2-巯基-5-甲基苯并噁唑引入到1，2，3-三氮唑化合物中，设计合成系列新的2-(1-取代-1H-[1，2，3]三唑-4-甲硫基)-5-甲基苯并噁唑类化合物，以期从中筛选得到具有显著抗肿瘤活性和应用前景的化合物。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文献报道。合成路线见图1。 Scheme 1. Synthetic route of compounds 3(a~h) 图1. 化合物3(a~h)的合成路线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与讨论 本文合成的8个2-(l-取代-1H-[1，2，3]-三氮唑-4-甲硫基)-5-甲基苯并噁唑化合物3a~3h均为固体，易溶于氯仿、DMF和DMSO， 长时间放置无明显变化，其结构组成均经过MS、 1 H NMR、 13 C NMR和元素分析得到确证，合成的产物即为标题化合物。 3.1. 取代苄溴对目标物制备的影响 5-甲基-2-(2-丙炔硫基)苯并噁唑与取代苄溴及NaN 3 的反应是一类典型的[3+2]环化反应，即Click反应。实验结果表明：取代苄溴的苯环上连有吸电子基团如NO 2 、卤素(X)， 或是供电子基团如CH 3 时，反应均容易进行，可以74.2%~98.5%的收率得到目标化合物3(b-h) (表1，entries 2-8)。 Table 1 The reaction of compounds 2 with benzyl bromide and NaN3 catalyzed by CuBr2 Entry R Product Time (h) Yield (%) b 1 C 6 H 5 3a 5 92. 5 2 3-CF 3 C 6 H 4 3b 5 87.3 3 3-FC 6 H 4 3c 5 77.3 4 3，4-Cl 2 C 6 H 3 3d 5 74.2 5 3-NO 2 C 6 H 4 3e 5 79.2 6 2，3，4，5，6-F 5 C 6 3f 5 98.5 7 3-CH 3 C 6 H 4 3g 5 86.8 8 4-CF 3 OC 6 H 4 3h 5 86.8 表1. CuBr 2 催化化合物2与苄溴及NaN 3 的反应 a a 1 mmol 2，1 mmol RCH 2 Br，1.1 mmoL NaN 3 ，1 mL DMF； b 分率产率。 Table 2 The inhibition rates for CDC25B of the compounds 3(a-h) in vitro Entry Product Inhibition (%) IC 50 (μg/mL) 1 3a 21.24 - 2 3b 68.18 13.23 3 3c 66.32 13.55 4 3d 15.12 - 5 3e 65.78 13.56 6 3f 53.76 14.68 7 3g 22.13 - 8 3h 18.56 - 9 b Na 3 VO 4 100 0.55 表2. 化合物3(a-h)对CDC25B的抑制活性 a a Concentration：20 μg/mL，Inhibition (%) > 50% (化合物浓度：20 μg/mL，抑制率(%) > 50%)，有抑制作用； b Standard drug (标准药物)。 3.2. 目标化合物3的谱图分析 化合物3的 1 H NMR谱图中，在δ 7.72~7.55 ppm左右出现的单(宽)峰为目标化合物中1，2，3-三氮唑环上的C=C-H氢质子的吸收峰，在δ 6.80~7.50 ppm范围内的多重峰为芳环上的质子吸收峰。在δ 5.55~5.38 ppm左右出现的单峰为目标化合物中Ar-CH 2 N上的氢的位移，Ar-CH 2 -trizaole中氢的位移在δ 4.51~4.57 ppm。化合物的MS谱图中，所得的目标化合物均给出分子离子峰，与相应的分子式一致。因此，化合物3为目标化合物。 3.3. 目标化合物3的抗肿瘤活性 抗肿瘤活性采用测试化合物对细胞周期分裂蛋白25B (CDC25B)的抑制率进行初步评价。其测试由上海国家新药筛选中心进行。 其方法是：采用荧光底物OMFP(邻甲基荧光磷酸酯)，经CDC25B去磷酸化后得到的产物OMF在被485 nm激发光激发后可发射出波长为535 nm的可检测的荧光信号，从而观察酶的活性变化以及化合物对其的抑制情况。实验中CDC25B所采用的阳性参照化合物为Na 3 VO 4 ，阴性参照物为DMSO。然后通过测试活性与剂量的依赖关系，用计算软件Graphpad Prism对二者进行非线性拟和得到半抑制浓度(IC 50 )值。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除化合物3(a， d， g， h)外，化合物3(b，c，e，f)在浓度为20 uM时均显示出中等的抗CDC25B活性，其IC 50 为13.23~14.68 ug/mL。同时可以看出当苯环上连有吸电子基(F， NO 2 )时，目标化合物都能表现出良好的抗CDC25B活性。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以2-氨基-4-甲基苯酚、二硫化碳和3-溴丙炔为原料，经环化、取代、Click反应合成了8个新的2-(l-取代-1H-[1，2，3]-三氮唑-4-甲硫基)-5-甲基苯并噁唑化合物3(a~h)，初步生物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在20 uM 浓度下，部分化合物表现出良好的抗CDC25B活性，其抑制率为可达68.18%，IC 50 可达13.23 ug/mL。由于测试的模型有限，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的扩展模型进行抗肿瘤活性研究，深入探讨其结构与生物活性之间的关系。因此，2-(l-取代-1H-[1，2，3]-三氮唑-4-甲硫基)-5-甲基苯并噁唑类衍生物可以作为抗肿瘤药物的先导分子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主要对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微型逆变器拓扑进行了综述，旨在寻找能够降低成本并提升效率与可靠性的最佳方案。介绍了微型逆变器的并网优势及其设计目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典型的单级式和多级式逆变器拓扑，阐述了各自优缺点。针对微型逆变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分别对功率解耦技术、漏电流的消除、以及新型功率器件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以实现逆变器低成本、高效率、寿命长的目标。通过对各类逆变器拓扑的总结与归纳，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与发展前景。 关键词 :微型逆变器，光伏系统，功率解耦，漏电流，碳化硅器件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趋紧，生产无污染的天然能源的需求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太阳能，由于其清洁，无污染，取之不尽，可作为未来的一种代替性能源。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太阳能作为传统能源的替代能源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在过去的十年中，光伏发电技术早已显示出其潜力，成为了全世界发电的主要来源，即使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取得了强劲且持久的发展，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也会随着光伏发电优势的增加而持续。据HIS最新报告显示，到2017年，微型逆变器的全球市场规模将有望随着海外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而增长四倍以上，出货量将增长到2.1 GW。 传统的光伏逆变器包括：集中式逆变器、组串式逆变器和多组串式逆变器。集中式逆变器通常应用在10 kW以上的三相高压场合，其体积大，安装复杂，逆变器一旦出现故障，将会涉及大量能量传输被打断；组串式逆变器应用在低于10 kW的场合，将光伏模块串联到一起，通过串联获得了较高的输出电压，避免了集中式逆变器的缺点；多组串式逆变器是在组串式逆变器基础上的改进，使每组的DC-DC部分连接到公共的DC-AC逆变器上，可单独进行控制。各种光伏逆变器结构对比如图1所示。以上三种传统光伏逆变器，系统的最大功率点跟踪针对整串进行，无法保证每个光伏组件均达到最大功率点。并且由于各组件实际安装方向与角度不同，每个组件发电效率不同，从而降低了系统的发电效率 [ 1 ] 。 图2为微型逆变器实物图。具有微型逆变器的光伏并网系统，应用在低于300 W的场合，直接将单个光伏组件与逆变器集成，每一组件的交直流变换和最大功率跟踪功能单独进行，当某块电池板损坏或被遮挡的情况下，不影响其他逆变器的正常工作，可即插即用，能够根据用于需求进行安装扩展，寿命高达25年，是目前光伏发电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