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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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土壤环境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未来国内土壤修复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国内土壤修复技术的研究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但相比国外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 开发高效、成本低、有潜力的土壤修复技术，例如微生物修复技术、植物修复技术。 2) 需要建立完善的土壤修复评估体系，减少过度修复或修复不足的发生。 3) 基于国内外研究技术，开发高效多种重金属协同处置的稳定化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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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探究不同坡度和种植模式对坡耕地黄土粒径组成及质地的影响，本研究以陕南山地为研究对象，设计三种坡度梯度(2˚、3˚、5˚)和两种种植模式(小麦、油菜)的坡耕地试验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种植小麦较油菜使得砂粒含量有所增加，以2˚处理的砂粒含量最高。油菜种植模式下，粉粒含量随坡度的增加而降低，以2˚粉粒含量最高，5˚粉粒含量最少。种植小麦与种植油菜相比，土壤的粉粒含量平均减少了1.04%，无显著差异。种植油菜较小麦使得粘粒含量显著增加，增幅为28.57%。油菜种植模式下，粘粒含量随坡度的增加而降低，以2˚粘粒含量最高，5˚粘粒含量最少。种植油菜促进了坡耕地细小颗粒的增加，土壤质地向粉壤土转变，以2˚最为突出，可作为土壤抗侵蚀的作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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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坡耕地是提供大量耕地资源的复合生态系统，受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影响显著，我国坡耕地面积为3824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28.35% [ 1 ]。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对坡耕地的集约化和不当开发，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面源污染、土地退化甚至自然灾害等环境问题 [ 2 ]。 因此，适当利用坡耕地，对于在挖掘其宝贵的土壤和水资源的同时保持与其高生产力之间的平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粮食需求和可持续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 3 ]。 坡耕地易引发水土流失导致土壤结构不良、土壤肥力降低，进而抑制农作物生长，严重阻碍农业的生产与发展 [ 4 ]。坡耕地耕作活动模式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决定的，坡耕地人为扰动最为频繁且有周期性、高强度的特点，坡耕地生产过程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强烈 [ 5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对坡耕地的沉积物来源、运输和分布、养分循环和水文过程及其对土壤健康和水体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 6 ]。早期对坡耕地的研究主要与土地生产力有关，由于坡度不稳定、环境属性脆弱的坡耕地土壤侵蚀严重，导致表土和土壤养分流失，土地生产力显着下降。这一时期，不同尺度的田间地块、不同尺度的水文和侵蚀模型以及示踪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 7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生态修复、保护性农业、质地、土壤改良、气候变化等相关的其他研究方面逐渐受到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 [ 8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坡耕地综合利用的重视程度不同。美国在水文和侵蚀过程机制、模型开发和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研究经历了从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和提高生产力的主要目标到环境保护战略的转变，例如退耕还林还草。而在东南亚，农林业系统的设计和定量评价是主要的研究重点。因此，迫切需要对不同时间和区域尺度的坡耕地研究进行宏观定量分析，以更好地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并有利于有效的区域间整合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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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地概况 本次试验设置位于秦岭野外监测中心站内(107˚41′23″~107˚51'40E和33˚49'31~34˚08'11N)，该站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汤峪镇上王村，是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为从事山地土地工程领域基础理论和工程实践研究而建立的科研平台。该地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属黄河中游川塬沟壑区。眉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海拔高度在442~3767 m之间，年平均气温12.9℃，平均降水609.5 mm，平均日照2015.2 h，无霜期21 d。每年3~5月，回暖较快，秋季受冷空气影响，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是关中地区秋雨最多的区域之一。该区地形地貌复杂，大体为南北高中间低的不对称形地型，东西向延伸略长，南北向起伏较短。全县最高点为太白山次高峰，海拔3771.2 m；最低点为位于青化与扶风交界的渭河东流出境处，海拔442 m。依照地貌特征，全县可分为秦岭山地(海拔700米以上)、黄土梁原、山前洪积平原、渭河冲积平原、渭北黄土台原五种地貌类型。概括而言，全县呈现“七河九原一面坡，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地貌形态。 2.2. 模型设计 本模型规划总长度64 m，宽18 m，占地面积为1152 m 2 。模型共设置三个主坡度试验区，分别为2˚、3˚和5˚的坡面，每个试验区大小为长14 m，宽12 m的长方形。每个试验区设置四块试验田(长12 m × 宽3.5 m)，种植作为分别为小麦，油菜，黑麦草和丹参。在各个试验田块的坡面底端安装地面径流接收系统。模型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坡耕地模型设计图 2.3. 样品采集与分析 每年5月底，在农作物收割后采集各坡地的土壤样品。每个试验地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每部分采用五点法均匀采集，混合成一个样品。土壤样品过2 mm筛，除去动植物残体、碎石等杂质，然后在室内过1 mm筛风干，测定土壤质地。土壤质地以及粒径组成采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MS2000， UK)进行测定。 2.4.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Excel 2020进行分析处理并制作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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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砂粒含量 种植小麦较油菜使得砂粒含量有所增加(图2)。在2˚坡地中，种植小麦使砂粒含量随坡位的下降而增加，增幅为23.46%，油菜种植以坡上部位的砂粒含量最大，其次为坡下部位，坡中部位居中，且小麦种植下坡中和坡下部位的砂粒含量高于油菜种植。在3˚坡地中，种植小麦使得砂粒含量随坡位的下降而下降，油菜种植以坡中部位的砂粒含量高，其次为坡上部位，坡下部位最低。不同种植模式相比，在3˚坡地中种植小麦较种植油菜使得砂粒含量降低了4.66%。在5˚坡地中，种植小麦的砂粒含量随坡位的下移先增加后降低，油菜种植使得砂粒含量随坡位的下移而增加，且在不同坡位处，油菜种植的砂粒含量均高于小麦种植，但无显著差异。种植小麦模式下，以2˚处理的砂粒含量最高，其次为5˚处理，3˚处理最低；油菜种植模式下，砂粒含量随坡度的增加而增加，以5˚砂粒含量最高，2˚砂粒含量最少。 图2. 不同坡度不同种植模式下土壤砂粒含量的变化特征 3.2. 粉粒含量 在2˚坡地中，种植小麦使粉粒含量随坡位的下降而下降，降幅为19.85%，油菜种植以坡中部位的粉粒含量最大，为56.3%，其次为坡下部位，为52.1%，坡上部位最低，为49.4%。坡上部位种植小麦的粉粒含量高于种植油菜，而坡中和坡下部位以种植油菜的粉粒含量较高，平均值较种植小麦增加了10.72%。在3˚坡地中，种植小麦使得粉粒含量随坡位的下降而增加，与砂粒变化规律相反，油菜种植以坡下部位的粉粒含量高，为51.2%，其次为坡上部位，为48.3%，坡中部位最低，为45.8%。不同种植模式相比，在3˚坡地中种植小麦较种植油菜使得粉粒含量增加了4.77%，表现为以坡中和坡下部位的粉粒含量增加较多。在5˚坡地中，种植小麦的砂粒含量随坡位的下移先降低后增加，油菜种植使得粉粒含量随坡位的下移而减少，且在不同坡位处，油菜种植的粉粒含量均低于小麦种植，但无显著差异，与砂粒含量变化相反。种植小麦模式下，以3˚处理的粉粒含量最高，其次为5˚处理，2˚处理最低；油菜种植模式下，粉粒含量随坡度的增加而降低，以2˚粉粒含量最高，5˚粉粒含量最少。种植小麦与种植油菜相比，土壤的粉粒含量平均减少了1.04%，无显著差异(图3)。 图3. 不同坡度不同种植模式下土壤粉粒含量的变化特征 3.3. 粘粒含量 种植小麦和油菜两种不同模式对粘粒含量有明显的影响，种植油菜较小麦使得粘粒含量显著增加，增幅为28.57% (图4)。在2˚坡地中，种植小麦使粉粒含量随坡位的下降而下降，以坡下部位的粘粒含量最低，油菜种植以坡中部位的粘粒含量最大，为0.5%，其次为坡上部位，为0.4%，坡下部位最低，为0.3%。坡上、坡中和坡下部位种植小麦的粘粒含量均低于种植油菜。在3˚坡地中，种植小麦和油菜对粘粒的影响规律一致，以坡下部位的粘粒含量最高，为0.38%~0.45%，其次为坡上部位，变化范围为0.34%~0.37%，坡中部位的粘粒含量最低，为0.31%~0.35%。在坡上和坡中部位，种植油菜的粘粒含量均高于种植小麦。在5°坡地中，种植小麦和油菜对粘粒含量的影响规律一致，以坡上部位的粘粒含量最高，其次为坡下位置，坡中位置最低，种植油菜与种植小麦相比，粘粒含量增加了12.9%~88.24%。种植小麦模式下，以3˚处理的粘粒含量最高，其次为2˚处理，5˚处理最低；油菜种植模式下，粘粒含量随坡度的增加而降低，以2˚粘粒含量最高，5˚粘粒含量最少。 图4. 不同坡度不同种植模式下土壤粘粒含量的变化特征 3.4. 质地变化 种植小麦和油菜两种不同模式对坡耕地的土壤质地有明显的影响。种植小麦模式下，在2˚坡地中，坡上部位土壤质地为粉壤土，坡中和坡下部位为砂壤土。在3˚坡地中，坡上和坡中部位为砂壤土，坡下部位为粉壤土。在5˚坡地中不同坡位的土壤质地均为砂壤土。在油菜种植模式下，在2˚坡地中，坡上部位土壤质地为砂壤土，坡中和坡下部位为粉壤土。在3˚坡地中，坡上和坡中部位为砂壤土，坡下部位为粉壤土。5˚坡地中不同坡位的土壤质地均为砂壤土。说明2˚坡地中种植油菜促使土壤质地向粉壤土改变(表1)。 Table 1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texture under different slopes and different planting mode 坡度 坡位 小麦 油菜 2˚ 坡上 粉壤土 砂壤土 坡中 砂壤土 粉壤土 坡下 砂壤土 粉壤土 3˚ 坡上 砂壤土 砂壤土 坡中 砂壤土 砂壤土 坡下 粉壤土 粉壤土 5˚ 坡上 砂壤土 砂壤土 坡中 砂壤土 砂壤土 坡下 砂壤土 砂壤土 表1. 不同坡度不同种植模式下土壤质地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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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坡度和种植模式对土壤粒径组成和质地分布均有一定影响。种植小麦模式的土壤砂粒含量高于种植油菜，且在油菜种植模式下，土壤砂粒含量随坡度的增加而增加。与种植小麦相比，种植油菜使得土壤粉粒和粘粒含量均有所增加，粉粒和粘粒含量随坡度的增加而降低。可见，2˚处理中且在种植油菜的情况下，土壤细小颗粒增加，土壤质地向粉壤土转变，促进了土壤质地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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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选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简称上证指数或沪指)以及在国内市值最高的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巴巴)的股价日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对阿里巴巴集团以及沪指做关联性分析。对阿里巴巴和沪指的收益率序列拟合VAR模型，创新性的发现沪指收益率受到阿里巴巴收益率的单向引导作用，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阿里巴巴的收益率对沪指收益率有正的冲击效应，通过方差分析发现沪指收益率受阿里巴巴收益率的冲击较大，在模型内部大约有93%的方差可以由它自身解释，有7%的方差可以由阿里巴巴收益率的变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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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巴巴)，创立于1999年，并且于2014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阿里巴巴作为信息技术行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自成立以来，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里巴巴经营业务范围广泛，主要包括：网上支付、电子商务、以及B2B网上交易市场等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简称上证指数或沪指)，对国内的股票行情具有很好的代表作用。沪指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沪指做一个较为准确的预期估计是股票投资者的一个目标，也是许多学者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股票市场的发展往往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人们常说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指示剂，我国股票市场经历过许多起起伏伏，总的来说如同我们的宏观经济一样，有着向好向上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尤其是IT行业，IT行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促进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章研究发现，沪指对于其他指数有引导作用，而少有文章发现有什么指数对沪指具有引导作用。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国内信息技术行业的龙头企业，国内市值最高的公司，它的发展情况会与股票市场的发展有什么重要的关联？它的股价是否对沪指具有引导作用？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因此本文将在上述背景下研究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价与沪指的联动性，反映出国内股票市场(以上证指数为代表)受信息技术行业(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影响情况。 目前对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层面上，比如中美股市的联动性、深圳成指和沪指的联动性研究、沪港深股票市场联动性分析等等。例如，何敏园 [ 1 ] 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析、协整检验等方法对沪指和深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沪指和深指之间存在单向的引导关系，深市滞后于沪市，深指对沪指的冲击影响较小，而沪指对深指的影响冲击较大。赵桂芳 [ 2 ] 利用DCC-GARCH模型对S & P500收益率波动和沪指的收益率波动的关联效应进行分析，通过划分不同的时间阶段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早期，两市场的联动性较弱，中期的时候，S & P500对沪指具有单向引导作用，后期，两指数具有双向引导作用。藏亚军，张宁 [ 3 ] 利用GARCH-VAR模型，对沪深港的收益率波动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发现深市与港市或者沪市与港市的波动关联性弱，沪市和深市的波动关联性却强。 研究股票市场的联动性，除了在宏观层面对几个比较大的交易市场的指数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微观层面，比如对两个行业的股票指数进行关联性分析，或者对某个行业的股票指数和沪指、深圳成指等进行关联性分析，甚至对某只具体股票的股价和沪指等进行关联性分析。例如刘志平 [ 4 ] 利用ARCH模型对房地产市场和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关联性做了实证分析，发现房地产市场对股票市场有单向引导作用。苏文勋 [ 5 ] 基于多元GARCH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沪深两市的波动关联性，发现人民币汇率与深市的相互关联是持久的而和上市的相互关联是不持久的。王晗，王佳琪 [ 6 ] 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和互联网金融的相互作用原理，发现股票市场在短期时间内会受到互联网金融的负的冲击影响作用，后期冲击影响作用会逐渐减弱。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在宏观层面上对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关联性或波动关联性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使用VAR模型对阿里巴巴和沪指的收益率关联性做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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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模型介绍 2.1.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模型，全称向量自回归模型，是用于研究各变量联动性常用的模型。该模型假设所有变量都是内生性变量，将所有变量纳入一个整体分析。VAR模型将系统中每一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自变量来拟合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及预测具有很好的效果。VAR模型由于简单易操作、对于经济变量的模拟效果好的特点，如今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用来研究经济问题。一个标准的VAR(p)模型可用矩阵形式表示： y t = α + A 1 y t − 1 + ⋯ + A p y t − p + ε t ， t = 1 ， 2 ， 3 ， ⋯ ， T 其中： y t 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 α 为k维常数向量，p是滞后阶数，样本个数为T，k × k维矩阵 A 1 ， ⋯ ， A p 是需要估计的系数矩阵， ε t 是k维扰动项。 2.2. 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VAR模型反映的是变量间一种静态的关联，而不能反映动态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却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各个变量间的动态影响关系，即一个变量的受另一个变量的动态影响路径。方差分解则是表明了在模型内部一个序列变量的波动有多少可以由自身解释，还有多少波动可以由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其他扰动因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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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阿里巴巴与沪指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 阿里巴巴的收益率对沪指收益率具有单向引导作用。对沪指的收益率序列和阿里巴巴的收益率序列进行因果检验，发现阿里巴巴收益率序列是沪指收益率序列变动的原因，而沪指收益率序列不是阿里巴巴收益率序列变动原因，即阿里巴巴的收益率对沪指收益率具有单向引导作用。说明可以运用阿里巴巴过去几期的收益率来对沪指未来的收益率做出预测。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阿里巴巴的收益率对沪指收益率有正的冲击效应，沪指收益率对于阿里巴巴收益率有着较为微弱的负的冲击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股票市场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通过方差分析发现沪指收益率受阿里巴巴收益率的冲击较大，在模型内部中，沪指大约有93%的方差可以由它自身解释，有7%的方差可以由阿里巴巴收益率的变化解释。这也验证了阿里巴巴的收益率对沪指收益率的单向引导作用。 由上述得到结论可对投资者提出一定的建议： 本文研究创新性的发现阿里巴巴的收益率对沪指的收益率具有单向引导作用，且为正向引导作用，因此投资者可用阿里巴巴的收益率来对沪指的收益率做一个预期，这对于投资者具有重要的投资指导作用。在对阿里巴巴收益率和沪指收益率的统计特性进行研究时，发现阿里巴巴的收益率略高于沪指，且外界的冲击与自身波动对阿里巴巴的影响是稳定的，说明这只股票的调节能力较强。阿里巴巴从投资的多个角度来说优于上海股市的总体水平，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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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维吾尔谚语是维吾尔文化艺术的结晶，梳理其与爱国主义情怀有关的谚语，对其按照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进行分类并加以整理、总结、分析，有利于展现新时代下维吾尔谚语中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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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精神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 [ 1 ] 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 2 ] 可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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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语 维吾尔人民爱国情怀的形成，取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经历、生活实践、文化背景及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千百年来，维吾尔族人民不畏艰险，用勤劳、勇敢、智慧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热依汗·卡德尔认为“流散的文化，必须得到整理；睿智的思想，必须得到传播；民族文化的精义，必须得到固化，并借助语言文字保存和流传下去” [ 5 ]。笔者希冀在挖掘维吾尔民间谚语的过程中，能唤起维吾尔族优秀思想文化的历史记忆，发掘维吾尔谚语中的爱国情怀，这也有利于文化润疆工程的落实和贯彻，有利于更好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从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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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注释 本文中出现的维吾尔语示例均为其国际音标转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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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Berlin和Kay (1969)提出“基本颜色词”这个概念以后，颜色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本文主要通过语料库对现代汉语和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表明，现代汉语和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出现频次和Berlin和Kay (1969)所发现的颜色词的普遍认知结构有所不同。中文中的所有的颜色词的排列顺序是：绿 > 黑 > 白 > 红 > 蓝 > 黄 > 灰 > 粉红 > 紫 > 褐 > 橙。日语中的11个颜色词的排列顺序为：白い > 黒い = 青い > 赤い > 緑色 > 灰色 > 黄色 > 桃色 > 橙色 > 褐色 > 紫色，而日语的颜色词有既存的和语和外来语之分，和语的使用频度越低，外来语的使用频度越高，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越大。此外，中文和日语中传统的基本颜色词都存在派生形式，其中中文的ABB型叠词形式是最常见的。而日语基本颜色词的派生形式较少，使用频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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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从Berlin和Kay (1969) [ 1 ] 提出基本颜色词这个概念后，颜色词开始受到广泛研究。Berlin和Kay调查了世界上的98种语言，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焦点色和基本颜色词的蕴含等级。并且提出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11个基本颜色词，且按照一定的规律分等级排列。其中，日语和汉语的北京话和广东话也被纳入为研究对象，得出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种类有12种，属于第七个阶段。而北京话的基本颜色词有6种，属第5阶段。但是，在中国，传统颜色词普遍认为是“黑”“白”“红”“青”“黄”这5种，这与传统的“五行阴阳说”相适应。而日语中也是同样的，传统的颜色词是“黑”“白”“赤”“青”这四种，于此可见，汉语和日语的传统颜色词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将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库，调查现代汉语和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排列等级是否与Berlin和Kay相同，如若不同，存在哪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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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先行研究 2.1. 颜色词 丰富多彩的颜色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颜色、颜色名、颜色词是三种不同的概念，应当区分使用。颜色是通过眼、脑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产生的一种对光的视觉效应，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光线，是由频率范围很窄的电磁波产生的，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表现为不同的颜色，对色彩的辨认是肉眼受到电磁波辐射能刺激后所引起的一种视觉神经的感觉。颜色名是颜色的名称。也就是说，颜色是指色彩的存在，颜色名是色彩的指示，颜色词是色彩的表现形式。内山(1999) [ 2 ] 指出这三者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也就是说，颜色是过滤光线的产物，颜色名是经验赋予的称呼，颜色词具有语意功能。例如书本等印刷的文字大多数情况下是黑色的，文章里包含的颜色词，例如“红色的花”“绿色的草”，虽然这些颜色并没有直接浮现在我们眼前，但是却能立马联想出来。这种情况下描写具体的实际存在的事物时，颜色名和颜色词时一致的。但是当描写抽象事物时，例如“白色的谎言”，“谎言”本身不具备视觉性质的颜色，颜色词“白色”则表现出了其比喻的语言功能。 图1. 颜色·颜色名·颜色词的关系 2.2. 基本颜色词 自然界中的颜色是无限存在的。Berlin和Kay (1969)研究了世界上的98种语言颜色词后提出了焦点色(Focal colors)和基本颜色词的蕴含等级(Implicational Hierarchy of Basic colors)，并且得出了以下结论 [ 1 ]。 1) 每个颜色词不管在什么语言里，其所指的颜色焦点区是相似的，即焦点色是相似的。一个颜色词首先是指改颜色的焦点区；一个颜色词所指的焦点区不受其他颜色词的数量所制约； 2) 颜色词的边界是模糊的，而且边界区域的差异较大； 3) 一个语言系统中所有颜色词的地位是不想等的，有中心和边缘之分； 4) 有11个基本颜色词，同时各语言中基本颜色词中选用自己的颜色词时不是任意所谓，而是遵循一个蕴含阶层顺序； 5) 颜色词的焦点区的恒定性是以视觉神经和周围环境作为基础的。 在世界范围内谈到颜色范畴时，这11个基本颜色词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分等级的，即如下图2所示。 图2. 基本颜色词 也就是说，这11个基本颜色词，不一定所有的语言里都有，最少的只有2个，最多的有11个，以此类推，按照7个阶段详述如下： 第一阶段：在所有语言里都有表示“黑色”和“白色”的词； 第二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3个颜色的词，它一定是“红色”； 第三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4个颜色的词，它不是“黄色”，就是“绿色”； 第四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5个颜色的词，就会包括“黄色”和“绿色”； 第五阶段：语言中第6个颜色词一定是“蓝色”； 第六阶段：语言中的第7个颜色词一定是“褐色”； 第七阶段：如果语言中有8个或8个以上的颜色词，那它们可能是“紫色”或“粉色”或“橙色”或“灰色”(这四者没有特殊的顺序)，或者是这些颜色的组合。 2.3. 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 Berlin和Kay (1969)调查了北京话中的基本颜色词，结果表明北京话属于上述图2的第五阶段，基本颜色词有“白”“黑”“红”“绿”“黄”“蓝”这6种。而在中国传统“阴阳五行”中，“五行”也对应了“五色”，即“青”“红”“黄”“白”“黑”，因此汉语中普遍认为的是这五种颜色。 姚(1988) [ 3 ] 调查了历代的文献，总结了从殷代到现代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演变过程。如表1所示，姚(1988)指出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与Berlin & Kay (1969)所提出的进化模式不同，随着时代、文化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殷商时代与Berlin & Kay所提出的进化模式的第四阶段一致，但是演变到现在，则是与第七阶段相符的。 Table 1 The evolution of basic color words (Yao 1988 殷商时代 周秦时代 汉晋南北朝 唐宋到近代 现代 幽 玄、黑 黑 黑 黑 白 白 白 白 白 赤 赤 赤、红 红 红 黄 黄 黄 黄 黄 青 青 青 青 绿 绿 绿 绿 蓝 紫 紫 蓝 紫 红(粉) 红(粉) 紫 灰 灰 灰 棕、褐 褐 橙 (5种) (8种) (9种) (10种) (10种) 表1. 基本颜色词的演变(姚1988) 2.4. 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 在Berlin和Kay的调查中，日语的基本颜色词属于上述图2的第7个阶段，有“白”“黑”“赤”“绿”“黄”“青”“褐”“紫”“粉”“橙”“灰”这11种。但是在日语中，传统的颜色普遍认为是“黑”“白”“赤”“青”这四种。究其原因，主要能从其形态和词性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其形态上来看，在日语中，当作为形容词使用时，“黑”“白”“赤”“青”这四个颜色词作形容词时，只有这四个词直接加上后缀“い”，就能成为“白い”“黒い”“赤い”“青い”成为形容词，而其他的颜色词，比如“黄”，则不能只加“い”，需要加上“色”之后再加上“い”才能成为形容词“黄色い”。剩余的颜色词甚至没有“い”型形容词的形态，只有类似形容词的用法，“+色の”或者“+の”，比如“緑色の”“緑の”“紫色の”“紫の”等。而从词性层面来看，也是同样只有这四种颜色词有副词的形式和用法，分别四“白々と”“黒々と”“赤々と”“青々と”，而其他颜色词则没有副词的用法。另外，从词源来看，这四个基本颜色词对应的词源分别是“赤–明”“黑–暗”“白–顕”“青–漠”，柴田(1988) [ 4 ] 指出，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主要的三个特征是“隠すものの有無”“加えるものの有無”和“明るさ・暗さ”。由此可见，无论从形态、词性还是词源，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普遍认为是“黑”“白”“赤”“青”这四种。 此外，Stanlaw (2007) [ 5 ] 提出日语的基本颜色词是经过以下的阶段发展而来的： 第一阶段：古代色(约400年)シロ、クロ、アカ、アヲ(4个) 第二阶段：圣德色(约500年)シロ、クロ、アカ、アヲ、キ(5个) 第三阶段：大化色(约600年)シロ、クロ、アカ、アヲ、キ、ムラサキ(6个) 第四阶段：万叶色(约750年)シロ、クロ、アカ、アヲ、キ、ムラサキ、ミドリ、モモ(8个) 第五阶段：源氏色(约1000年)シロ、クロ、アカ、アヲ、キ、ムラサキ、ミドリ、モモ、 チャ–イロ、ネズミ–イロ(10个) 第六阶段：明治色(约1900年)シロ、クロ、アカ、アヲ、キ、ムラサキ、ミドリ、モモ、 チャ–イロ、ネズミ–イロ、ダイダイ(11个) 第七阶段：现代色(约1980年)シロ、クロ、アカ、アヲ、キ、ムラサキ、ミドリ、モモ、 チャ–イロ、ネズミ–イロ、ダイダイ、英語的借用語 (パープル、ピンク、オレンジ、グレー、等) (11 + n个) 纵观汉语与日语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使用大规模的数据库统计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的相关研究很少。而且，与汉语不同的是，日语中的文字表记不是单一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表示同一个颜色的词，除了汉字、平假名外，还有用来表示外来语的片假名表记。例如“青”的外来语“ブルー”等。一些词的外来语的日常使用频率甚至高于日语中原有的词汇。因此，统计现代日语中的颜色词的使用频率，除了原有词汇外，外来语的统计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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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中国和日本公开的大规模语料库，统计现代汉语和日语中颜色词的使用频次。现代汉语使用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开发“BCC语料库” [ 6 ]，日语使用的是『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 7 ]，分别从这两个语料库中调查Berlin和Kay (1969)所提出的基本颜色词的使用频度，并从使用频度的高低看是否与其提出的蕴含等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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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在回顾了先行研究之后，主要通过语料库对现代汉语和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表明，现代汉语和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出现频次和Berlin和Kay (1969)所发现的颜色词的普遍认知结构有所不同。中文中的所有的颜色词的排列顺序是：绿 > 黑 > 白 > 红 > 蓝 > 黄 > 灰 > 粉红 > 紫 > 褐 > 橙。日语中的11个颜色词的排列顺序为：白い > 黒い = 青い > 赤い > 緑色 > 灰色 > 黄色 > 桃色 > 橙色 > 褐色 > 紫色，而日语的颜色词有既存的和语和外来语之分，和语的使用频度越低，外来语的使用频度越高，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越大。此外，中文和日语中传统的基本颜色词都存在派生形式，其中中文的ABB型叠词形式是最常见的。而日语基本颜色词的派生形式较少，使用频率较低。汉语和日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的派生形式存在差异，这些派生词在中日双语翻译中是如何翻译的和颜色词的一般形式和派生形式的共起词有何差异将作为今后的考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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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的红色旅游资源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红色旅游文本具有语言精练、文化内涵丰富、教育功能明显等特征，景介翻译作为对外传播的媒介，对红色文化的输出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结合翻译目的论，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陈展外宣文本的英译原则与策略进行分析，以期为改善红色旅游景介的英译现状提供理论依据与策略参考，旨在推进中国红色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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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红色旅游是将传播中国红色文化融于实体景点的一种新型主题旅游形式，逐渐成为了国外了解中国多元文化的窗口。其中景介翻译的质量是影响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因素，面向大部分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少的外国游客，规范的景介翻译能给他们传递正确的历史政治信息，传播中国红色精神，有助于国际化外宣功能的实现。湖北省会武汉，拥有我国中部重要的红色旅游资源。而于2017年入选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以其重要历史背景、丰富陈展内容及深厚文化内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参观。2021年的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将对进一步促进红色文化走出去起到关键作用。 红色景介英译需兼顾译文的正确性与景区的人文历史性，在目的论视角下，翻译不被看作是一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强调译文需要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诚原则，契合此次研究的理论依据。因此，本文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为例，运用翻译目的论对其景介英译进行分析，提出适合该馆红色文化外宣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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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现状 红色旅游景区有着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重要外宣功能，而景介英译作为对外沟通交流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化外宣功能的实现。国内较早的研究是用翻译目的论分析红色旅游景介的一些翻译错误并总结出现失误的原因 [ 1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新时期对外传播的发展，国内翻译红色旅游景介英译的研究有所增加。研究多以各地一处或多处红色旅游景区的景介英译为例，对于其翻译质量进行分析。我国多处红色旅游景介翻译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翻译腔调太浓，语言结构不清晰，有大量漏译、错译的情况等。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有：译文缺乏统一标准、翻译学理论运用不当、缺少专业翻译人才等。除此之外，翻译质量也受到景区所在的地理位置影响，地方的重视程度与人才资金投入力度的不同造成了景介翻译质量的参差。研究多集中在少数红色景点，存在覆盖面不广的问题；且研究重点为整理归纳翻译错误类型，在对翻译错误修改上鲜有涉及，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同时，国外关于中国旅游文本的英译研究日益增多，国外学者更倾向于运用翻译理论对旅游文本进行概括性分析，对例句的多种译本进行对比，以唤起译者对翻译理论的重视，并合理运用翻译策略准确地传达信息，在给游客带来便利的同时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 2 ]。但针对性对红色旅游景介英译的研究还有待完善与发展。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前人研究较少且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为具体分析对象，对景区英译进行收集分类，结合目的论对馆内的景介英译策略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此填补该馆有关红色景介英译研究的空白，为周边地区及全国的红色旅游景点的英译研究提供借鉴，为提升馆内翻译质量，推进全国景介翻译系统化、全面化，促进国际外宣功能实现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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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和我国红色旅游事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红色旅游景点，在参观的同时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红色旅游外宣文本是对外传播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媒介，因此，相应的外宣资料翻译工作也应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本文将翻译目的论与外宣翻译相结合，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陈展内容进行翻译原则和策略分析，以期为改善红色旅游景介的英译现状提供理论依据与策略参考。由于译者、受者和中外文化的不同，翻译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考虑多种因素，尤其是要重视文本的交际效果，因此译者应该在遵循翻译目的论的三大原则的同时，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提升整体的翻译质量，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推进中国红色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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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是一种自限性的全身性血管炎，好发于冠状动脉，是儿童获得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近年来川崎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发病的具体病因、机制还未完全明确，由于其可以发生冠状动脉的损害，所以对其的诊断和治疗尤为重要。本文就川崎病的病因、病理、诊断、治疗和预后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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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是一种急性、自限性的全身性血管炎，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口腔黏膜改变、皮疹、颈部淋巴结肿大、球结膜充血和肢端改变等。KD在世界各国均有发生，以亚裔人群发病率为高，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性别差异，男性多于女性 [ 1 ]。有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近年来KD发病率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内呈明显上升趋势，其季节流行性也较为显著 [ 2 ]。本病病理变化为全身性血管炎，好发于冠状动脉。在发达国家，KD已经成为儿童获得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 [ 3 ]。所以对于川崎病的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治疗对于降低儿童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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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因 KD的病因不明，流行病学资料提示立克次体、丙酸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逆转录病毒、支原体感染等为其病因，但均未能证实。目前认为具有遗传特质的个体在某种感染原的触发下产生了异常的免疫反应是KD的可能机制 [ 4 ]。亚裔人群尤其是日裔的发病率较其他人种明显更高，这可能意味着KD的发病存在基因易感性，宿主的易感基因可能在对感染因素引起的异常免疫级联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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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病理 KD的病理变化为全身性血管炎，好发于冠状动脉。病理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病变初期是起始于管腔内的小动脉周围炎症，可以看见以中性粒细胞为代表的炎性细胞浸润。随后出现冠状动脉主要分支全层血管炎，弹性纤维和肌层断裂，可形成血栓和动脉瘤。逐渐动脉炎症消退，血栓和肉芽形成，导致冠状动脉部分或完全阻塞，可引发心梗。数月至数年后，病变逐渐愈合，阻塞的动脉可能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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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诊断 目前KD的诊断主要根据发热、球结合膜充血、唇充血皲裂、草莓舌、手足硬性水肿、多形性皮疹、颈部淋巴结肿大等临床表现。但并不是所有患儿均具有上述症状，部分患儿临床表现不典型，导致KD诊断困难。 4.1. 完全性川崎病 经典的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为在发热大于5天的基础上，伴下列5项临床表现中的4项者，并排除其他疾病后，即可诊断为川崎病(① 非化脓性双眼结合膜充血；② 多形性皮疹；③ 急性期掌跖红斑、手足硬肿，恢复期指/趾端膜状脱皮；④ 口唇充血、皲裂，草莓舌；⑤ 非化脓性颈淋巴结肿大) [ 6 ]。如5项临床表现中不足4项者，但超声心动图有冠状动脉损害者，亦可确诊为川崎病。2020年日本的川崎病协作组对川崎病的诊断标准进行了第6次修订，新版指南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为：满足6项临床表现(① 发热；② 非化脓性双眼结合膜充血；③ 皮疹；④ 急性期掌跖红斑、手足硬肿，恢复期指/趾端膜状脱皮；⑤ 口唇充血、皲裂，草莓舌；⑥ 非化脓性颈淋巴结肿大)中的5~6项者，无论是否发生冠状动脉损伤，均可诊断为完全性川崎病；若患儿仅满足上述6项临床表现中的4项，则需冠状动脉超声证实存在冠状动脉损伤，才可诊断为完全性川崎病 [ 7 ]。 4.2. 不完全性川崎病 不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为在发热大于5天的基础上，其他5项临床症状仅满足2~3项，且除外其他疾病 [ 6 ]。婴儿发热 ≥ 7天且无其他原因可以解释者，需要考虑不完全KD的可能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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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治疗 KD的治疗目标是降低炎症反应，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对于符合川崎病诊断标准的患者应尽早开始治疗。目前阿司匹林和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仍然是治疗KD的主要药物。IVIG在KD中的成功使用使冠状动脉损害(coronary artery lesion， CAL)的发生率降至约4%，但仍有10%~20%的患儿初次使用IVIG后仍持续发热超过36小时或再次发热，称为IVIG无反应型KD [ 1 ]。 5.1.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具有抗炎、抗血小板凝集和抗氧化的作用，已用于临床治疗KD很多年 [ 8 ]。目前对于阿司匹林的具体用法还存在争议。在川崎病的急性期，初始剂量美国使用80~100 mg/(kg∙d)，日本、西欧使用30~50 mg/(kg∙d)，研究证实两种方案无差异(IIa类，C级)，在热退48~72小时或病程14天后改为小剂量3~5 mg/(kg∙d)，维持6~8周且冠状动脉恢复正常后停用 [ 1 ]。使用阿司匹林治疗KD的患儿可能出现胃炎、上消化道出血、贫血等不良反应，所以对于阿司匹林的最佳用药剂量和时间也存在争议 [ 9 ]。近年来有多项研究结果均表明，与低剂量阿司匹林相比，中、高剂量阿司匹林在预防CAL发生方面并无优势 [ 9 ]。此外，儿童长期大剂量使用阿司匹林可能诱发瑞氏综合征，所以用药期间应加强对患儿的病情观察，加强对家属的健康教育 [ 10 ]。 5.2.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IVIG治疗KD的机制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主要与通过Fc受体、淋巴细胞和树状突细胞介导的抗炎作用有关 [ 11 ]。研究证实治疗浓度下的免疫球蛋白可通过抑制免疫应答，降低肿瘤坏死因子的表达，从而降低冠状动脉损害的发生率 [ 12 ]。急性期KD患儿予以IVIG可显著降低冠状动脉损伤的风险 [ 13 ]。2017年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出病程10天内诊断KD的患者应尽早使用IVIG，推荐IVIG单剂2 g/kg，10~12小时持续静脉输入 [ 1 ]。但是在病程10天以后诊断的患者，ESR增快或CRP > 30 mg/L伴发热或冠状动脉瘤者，需应用IVIG；无发热、炎性指标正常、冠状动脉正常者，不用IVIG (IIa类，B级) [ 1 ]。使用2 g/kg IVIG的患者，11个月内不宜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疫苗。 5.3.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作为经典的抗炎药物，具有很强的抗炎和免疫抑制的作用，在多种血管炎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 14 ]。糖皮质激素在KD治疗中的应用一直存在争议，一般用于IVIG治疗无效的补救措施。最初的研究认为川崎病患儿应用糖皮质激素会增加冠状动脉瘤的风险 [ 15 ]，从而限制了其在初始治疗中的运用。近年来研究证实糖皮质激素能够缩短KD的热程，降低CAL的风险 [ 16 ]。2017年美国心脏协会首次提出糖皮质激素可用于预估IVIG无反应和冠状动脉瘤高风险患者的初始治疗 [ 1 ]。糖皮质激素在KD的初始治疗中应用泼尼松和甲泼尼龙较多，应用地塞米松的相关研究较少 [ 14 ]。泼尼松剂量多采用1~2 mg/(kg∙d)；甲泼尼龙多选择20~30 mg/(kg∙次)的冲击治疗 [ 17 ]。单次甲泼尼龙冲击联合IVIG治疗不应作为常规方案(III类，B级)；对预估并发冠状动脉瘤或者IVIG无反应高危患者，初始治疗可以考虑糖皮质激素联合IVIG (2 g/kg)以及阿司匹林的治疗方案(IIb类，B级) [ 1 ]。 5.4. IVIG无反应的治疗 KD在急性期虽经积极治疗，但仍有10%~20%的患儿对首次IVIG无反应 [ 18 ]。IVIG无反应患儿CAL的发生率较IVIG敏感的患儿更高，因此对于此类患儿如何使用正确有效的方法治疗以降低CAL的发生率十分重要。对于IVIG无反应患儿的治疗方案尚无统一的标准，但随着近年来不断的深入研究，很多学者发现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肿瘤坏死因子(TNF) α抑制剂及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等二、三线药物对IVIG无反应型川崎病效果较好，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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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预后 川崎病是自限性疾病，多数预后良好。约有50%~95%的中小冠状动脉瘤可逐渐回缩，应长期随访，若动脉瘤持续存在，有出现狭窄、血栓的可能 [ 4 ]。巨大冠状动脉瘤一般不能恢复到正常 [ 20 ]。此外KD血管病变的转归也未明确，但即使恢复正常，血管壁也可能发生了不可逆的损害，后期有诱发心梗的可能 [ 21 ]。一项日本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有KD病史的患者相较于普通患者会在冠状动脉风险评分较低时发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且发病年龄更小 [ 22 ]。所以对于川崎病的诊断我们需要更加的严谨，对于治疗需要更加的规范，对于预后和远期的随访需要更加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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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展望 目前对于KD的诊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具体发病机制还尚未明确，还需要我们未来的不断探索。相信随着对KD发病机制的不断深入研究，对于KD的防治也会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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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究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我科住院确诊60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共90例随机抽签分2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护理干预。测评两组护理干预前后血糖、血压、血脂及BMI水平，评估患者自我照护能力，调查患者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结果：经过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FBG、2hPG、HbA1c、血压、血脂及BMI指数水平明显降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患者自我照护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对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开展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血糖、血脂及BMI水平，提升患者自我照护能力，护理工作满意度更高，具有积极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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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需要控制血糖，延缓病情进展，防止心脑血管并发症，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提高其生活质量 [ 1 ]。研究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仅25% [ 2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老年糖尿病发病率逐年上升，糖尿患者群中有一半为≥65岁老年患者。近年来研究表明，糖尿病是老年综合征的危险因素，老年综合征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功能、生活质量和糖尿病的综合管理 [ 3 ]。因此，应用老年综合评估量表对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进行综合系统的评估，可以发现导致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的并发症及潜在危险因素，从而制定适合的、可行的、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计划，通过老年综合评估，采用综合管理模式，可提升患者自我照护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有效降低患者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压、血脂及BMI等代谢指标，减少反复住院 [ 4 ] [ 5 ]。此次研究随机抽取我科室收治的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90例进行实验观察，分组并实施不同干预措施，对比探究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的影响，详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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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我科住院确诊60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共90例随机抽签分2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5例。患者基础资料如下：观察组中，男女比例为23:22；患者年龄最大和最小为81岁、66岁，平均年龄(73.4 ± 2.1)岁；病程10年~32年，平均(16.45 ± 1.2)年。对照组中，患者男性与女性的病例数分别是25:20；患者年龄区间在67~82岁，中位年龄(73.8 ± 2.3)岁；患者病程10~30年，平均(16.8 ± 1.1)年。保障两组患者的性别占比、平均年龄等基本资料无明显差异(P > 0.05)。 2.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护理，患者入院后普及有关糖尿病疾病的知识，给予患者针对性心理疏导，让患者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同时协助患者完成各项检查，日常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病情变化，给予患者用药指导、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等护理。 观察组实施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护理干预：具体方式如下：1) 本研究共评估五种老年综合征，即日常生活能力、营养不良、认知功能、跌倒风险、压疮风险。各种表现均选用国际通用老年评估量表(包括基本日常生活能力评估表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简易营养状态评估量表 、跌倒风险评估表、压疮风险的工具Braden量表)等5项内容 [ 6 ] [ 7 ] [ 8 ]。2) 成立老年综合评估(CGA)小组，所有团队成员均经过统一培训，运用相关量表娴熟，临床评估能准确把握，开展老年综合评估技术有保障。CGA小组由1名病区主任、1名护士长、1名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2名副主任护师、1名主管护师、3名护师组成，分别负责指导、评估、建档及制定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3)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按老年病学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护理常规进行专科护理，给予饮食、运动、药物、监测及其他常规对症护理。4) 入院3~5天CGA组利用老年综合评估量表完成老年综合评估，建立CGA档案，包括患者一般情况、生化指标、CGA等资料。5) CGA组将纳入老年综合评估结果内容，给予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与评价方式。所有评估问题随机纳入重点护理。评价结果分3级：A) 达标；B) 部分达标；C) 不达标。护理问题达标后停止复评 [ 9 ]。6) 所有患者进行3个月的跟踪评估和随访，对照组3个月内回访2次，CGA组每1个月回访2次，内容包括患者生活质量、自我照护、自我管理能力，及糖化血红蛋白、血糖水平、血压、血脂及BMI等指标情况，患者及家属满意度等。 2.3. 观察指标 ① 血糖、血压、血脂水及BMI指数水平：在护理干预前后两个时间节点，对患者的血糖情况(FBG、2hPG及HbA1c)、血压情况(收缩压、舒张压)、血脂情况(总胆固醇TG、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脂蛋白HDL-C、甘油三酯TC)进行检测对比记录。 ② 比较两组护理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照护能力，采用自我照护能力测评量表，调查患者使用药物能力、平地走动能力、上下楼梯能力、乘坐交通能力、家务维持能力……共计12条目，每个条目分别有0分、1分、2分，总分0~24分，评分越高表示自我照护能力越强 [ 10 ]。 ③ 护理满意度评估，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分别设置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选项，总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满意)人数/总人数 * 100%。 2.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统一使用SPSS20.0进行录入分析，计数资料( x ¯ ± s )与计量资料n(%)分别使用t检验和χ 2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P < 0.05表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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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干预前后患者的血糖水平比较 进行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血糖值(FBG、2hPG及HbA1c)偏高，两组患者各指标经统计学比较的结果为P > 0.05，差异不大。经过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血糖值(FBG、2hPG及GHb)、血压(收缩压、舒张压)、血脂(总胆固醇TG、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脂蛋白HDL-C、甘油三酯TC)及BMI显著降低，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得到P < 0.05，差异明显，见表1、表2、表3。 Table 1 Comparison of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BMI index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 组别 FBG (mmol/L) 2hPG (mmol/L) HbA1c (%) BMI指数(kg/cm 2 )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 = 45) 7.6 ± 1.6 5.81 ± 0.85 15.2 ± 4.3 9.5 ± 2.3 9.8 ± 1.6 5.6 ± 1.8 23.15 ± 1.55 20.15 ± 1.50 对照组(n = 45) 7.7 ± 1.4 5.24 ± 1.2 15.5 ± 4.8 12.3 ± 2.1 9.2 ± 1.3 8.5 ± 1.7 23.20 ± 1.57 22.84 ± 0.21 t 0.080 3.008 0.021 5.340 0.118 7.404 0.364 5.48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1. 干预前后患者的血糖水平及BMI指数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blood pressure level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 组别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 = 45) 156.2 ± 9.1 142.5 ± 8.5 98.5 ± 6.5 90.1 ± 6.7 观察组(n = 45) 156.4 ± 9.2 121.5 ± 8.3 98.2 ± 6.2 72.6 ± 6.1 t 0.152 5.947 1.064 5.697 P >0.05 <0.05 >0.05 <0.05 表2. 干预前后患者血压水平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blood lipid level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 观察指标 对照组(n = 45) 观察组(n = 45) t P TG (mmol/L) 干预前 4.45 ± 0.28 4.39 ± 0.26 1.404 >0.05 干预后 3.18 ± 0.27 2.12 ± 0.18 29.217 <0.05 TC (mmol/L) 干预前 7.55 ± 0.50 7.53 ± 0.48 0.258 >0.05 干预后 6.47 ± 0.25 5.17 ± 0.24 33.552 <0.05 LDL-C (mmol/L) 干预前 2.89 ± 0.35 2.91 ± 0.36 0.356 >0.05 干预后 2.23 ± 0.27 1.55 ± 0.20 18.101 <0.05 HDL-C (mmol/L) 干预前 0.84 ± 0.10 0.85 ± 0.12 0.573 >0.05 干预后 0.92 ± 0.06 1.15 ± 0.08 20.572 <0.05 表3. 干预前后患者血脂水平比较 3.2. 干预前后患者的自我照护能力比较 接受干预指导前，两组患者自我照护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经过护理干预后，两组自我照护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均提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4。 Table 4 Comparison of self-car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 组别 自我照护能力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 = 45) 13.1 ± 1.7 18.3 ± 1.3 对照组(n = 45) 13.2 ± 1.5 16.5 ± 1.4 t 0.1583 6.8852 P >0.05 <0.05 表4. 干预前后患者的自我照护和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3.3. 两组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5。 Table 5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 = 45) 25 18 2 43 (95.56) 对照组(n = 45) 20 16 9 36 (80.00) X 2 - 4.572 P - <0.05 表5. 两组护理满意度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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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老年综合征是指老年人特有的健康状况，既不是某疾病造成的临床表现，也不是代表某种疾病，是老年人衰老到一定年龄、多器官、多系统疾病共同造成的表现。糖尿病属于老年综合征的重要危险因素，糖尿病可诱发老年综合征，而老年综合征又会反过来加重糖尿病患者的虚弱和依赖情况，加大治疗和护理难度，这种影响甚至超过糖尿病血管病变对患者造成的危害，共同影响老年人预期寿命、健康、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 [ 11 ] [ 12 ] [ 13 ] [ 14 ]。老年综合评估(CGA)是目前欧美日等老龄化国家老年门诊常规手段，用于筛查多种老年临床问题。采用CGA的方法，可以发现导致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的并发症及潜在危险因素，采用综合管理模式，可提升患者自我照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有效降低患者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压、血脂及BMI等代谢指标，减少住院次数，显著提高患者治疗满意度，较单病种专科诊疗护理模式更能减少住院医疗花费，因此认为CGA及干预措施具有更深远的临床价值、经济价值及社会意义。此次研究中，将90例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分组后实施不同干预措施，基于老年综合评估来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后，患者的血糖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各项评分也更高，患者的自我照护和管理能力均得到提升，护理干预总体满意度更高 [ 15 ] - [ 20 ]。 综上所述，老年综合评估在老年糖尿病合并老年综合征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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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宫颈癌是我国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对于中晚期及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肿瘤免疫疗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主要归于免疫检查点的发现，目前针对CTLA-4和PD-1的免疫疗法己经成功应用于几种恶性肿瘤的治疗，并取得了切实的治疗效果。本文将简要综述免疫检查点在宫颈癌中的作用机制，并简要综述TIM-3、TIGIT、LAG-3和VISTA等新型免疫检查点在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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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在女性恶性肿瘤中位居第四位，据2020年世界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病例超过60.4万例，死亡34.2万人。宫颈癌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全球约85%的宫颈癌患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约占所有女性癌症的12% [ 1 ]。而我国宫颈癌每年的新发病例大约在13.15万人左右，因其死亡的人数每年约有5.3万，占全部女性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18.4%左右 [ 2 ]。因此可见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一种疾病，也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过去几年中，肿瘤免疫疗法取得突破性进展，CTLA-4和PD-1的免疫疗法己经成功应用于几种恶性肿瘤的治疗，并取得了切实的治疗效果 [ 3 ]。然而许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存在机体耐药性等治疗缺陷，因此研究新型免疫检查点对于复发、转移宫颈癌患者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简要概述TIM-3、TIGIT、LAG-3和VISTA [ 4 ] 这四种免疫检查点分子在宫颈癌中作用，并对宫颈癌未来免疫治疗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