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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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数值仿真 考虑以下系统 { E x ˙ ( t ) = ( A σ ( t ) + Δ A σ ( t ) ( t ) ) x ( t ) + ( A 1 σ ( t ) + Δ A 1 σ ( t ) ( t ) ) x ( t − d 1 ( t ) )                         + ( A 2 σ ( t ) + Δ A 2 σ ( t ) ( t ) ) x ( t − d 2 ( t ) ) + B 1 σ ( t ) u ( t ) + B 2 σ ( t ) ω ( t ) + D f ( μ ( t ) ) z ( t ) = C σ ( t ) x ( t ) + C 1 σ ( t ) u ( t ) + C 2 σ ( t ) ω ( t ) μ ( t ) = C x ( t ) x ( t ) = φ ( t ) ∈ C ( [ − d ， 0 ] ， R n ) 系数矩阵如下： A 1 = [ − 4.5 − 0.5 1 − 3.5 ] ， A 2 = [ − 4.5 − 0.5 1 − 3.5 ] ， A 11 = [ − 2 0.3 − 0.3 0.1 ] ， A 12 = [ 0.1 0.1 − 0.1 0.1 ] ， A 21 = [ − 2 0.4 − 0.3 0.1 ] ， A 22 = [ 0.1 0.3 − 0.1 0.1 ] ， B 11 = [ − 0.1 0.1 0.1 0.5 ] ， B 12 = [ 0.9 0.1 − 0.2 0 ] ， B 21 = [ − 0.1 − 0.1 0.1 0.5 ] ， B 22 = [ 0.8 0.1 − 0.2 0 ] ， C 1 = [ − 0.1 0.2 0.1 0.2 ] ， C 2 = [ − 0.3 0.13 − 0.1 0.1 ] ， C 11 = [ − 0.1 0.1 0.1 0.2 ] ， C 12 = [ 0.1 0.1 − 0.1 8 ] ， C 21 = [ − 0.1 0.3 0.1 0.2 ] ， C 22 = [ − 0.4 0.13 − 0.1 0.1 ] ， D 1 = [ − 0.4 − 0.5 0.1 − 2 ] ， D 2 = [ − 0.4 − 0.5 0.4 − 2 ] ， G 1 = [ 1.6 − 1 0.2 0 ] ， G 2 = [ 1.57 − 1 0.2 0 ] ， G 11 = [ 0 − 0.1 − 0.1 0.2 ] ， G 12 = [ − 9 − 0.1 − 0.1 0.2 ] ， C 21 = [ − 0.1 0.1 0.2 0.2 ] ， C 22 = [ 0.13 0.1 − 0.1 8 ] ， N 1 = [ 0.1 − 0.1 0.3 0.1 ] ， N 2 = [ 0.15 − 0.1 0.3 0.1 ] ， ƛ 1 = [ 0.5 0.1 0 1 ] ， ƛ 2 = [ 0.5 0.1 0.1 1 ] 给定 ε = 0.2 ， h 1 = 0.1 ， h 2 = 0.01 由(13)式及MATLAB求出相应的可行解为： X 1 = [ 1.3653 2.7334 2.7334 17.1041 ] ， X 2 = [ 0.8294 1.4702 1.4702 13.6065 ] ， M 1 = [ − 0.2012 0.0792 − 0.2325 0.1076 ] ， M 2 = [ − 0.2064 0.0587 − 0.0066 0.0080 ] ， M 11 = [ − 0.4291 − 0.0081 − 0.5273 − 0.0399 ] ， M 12 = [ − 8.7714 − 22.0217 − 11.8122 − 22.7827 ] ， M 21 = [ − 0.9305 0.0042 − 5.6686 0.0657 ] ， M 22 = [ 20.2108 41.4120 − 17.5970 − 32.7827 ] ， S 1 = [ 3.5131 6.2150 6.2150 34.0292 ] ， S 2 = [ 7.2766 15.5920 15.5920 37.2564 ] ， S 11 = [ 1.4766 2.1657 2.1657 22.7182 ] ， S 22 = [ 5.1256 9.8429 9.8429 24.5751 ] ， P 1 = [ 1.0771 − 0.1721 − 0.1721 0.0860 ] ， P 2 = [ 1.4913 − 0.1611 − 0.1611 0.0909 ] ， Q 1 = [ 2.7794 − 0.3953 − 0.3953 0.1717 ] ， Q 2 = [ 3.7641 0.0054 0.0054 0.0295 ] ， Q 11 = [ 2.8330 − 0.3378 − 0.3378 0.1626 ] ， Q 22 = [ 7.3067 − 0.0017 − 0.0017 0.0478 ] 控制器增益矩阵 K 1 = [ − 0.2304 0.0415 − 0.2689 0.0493 ] ， K 2 = [ − 0.3173 0.0386 − 0.0112 0.0018 ] ， K 11 = [ − 0.4608 0.0732 − 0.5610 0.0873 ] ， K 12 = [ − 5.6569 − 0.3835 − 8.8012 0.0745 ] ， K 21 = [ − 1.3883 0.1503 − 8.4643 0.9194 ] ， K 22 = [ 23.4675 0.5078 − 20.9601 − 0.1445 ] 两子系统的状态轨线对应的仿真曲线图如图1，图2。 图1. 子系统1的状态轨线曲线图 图2. 子系统2的状态轨线曲线图 通过子系统的仿真曲线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得到：在选取的切换信号 σ ( t ) 作用下，可以保证系统(1)为整体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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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综合利用Lyapunov-Krasovskii泛函和矩阵不等式方法，研究了一类不确定性多状态变时滞广义Lurie切换系统及带有记忆的反馈控制器的鲁棒无源 控制问题，通过设计具有记忆的反馈控制器，保证了闭环系统的鲁棒渐近稳定，同时给出了在严格无源要求下可行解存在的充分性判据，最后的结果运用线性矩阵不等式的形式给出，通过数值仿真例子验证了所得结果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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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校企协同育人是“中国制造2025”对职业教育提出的重大要求。本文通过分析当前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工作存在的前景与趋势，基于校企合作视域下地方院校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构建了校企合作视域下地方院校人才培养的机制路径，提出了校企协同育人视域下地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方案。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径，随着校企合作深入发展，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产业学院作为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的重要新兴形式之一，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产业学院的构建需要有体制机制保障，有好的运行机制和人才培养、培训体系以及形式多样、丰富的教学体系，以此为基础，实现产学研共享，“校企生员”多方共赢。展望突破地方高职院校内外部现存的体制机制壁垒，凝聚各种创新要素的合力，实现地方高职院校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工作过程导向，高职院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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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融合带来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的蓬勃发展，高素质、创新型、技能型人才成为市场需求和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但受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才供给在结构、质量、水平上不能满足新常态下的市场需求。为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变化，自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政策文件中都做出了深化和推动产教融合的部署，“产教融合”已经成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加强创新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和重要制度安排。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 2015 ]7号)》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指出：“地方普通高校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将行业、企业全方位深度参与作为转型发展的路径和推动力。支持行业、企业全方位全过程参与学校管理、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绩效评价。”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和人才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2017年1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战略层面。《意见》从7个方面30项举措强调在未来产教融合中，如何调动和发挥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四个主体的作用，对我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类人才培养及推动产教融合进行了顶层设计。2018年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确指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关键和基本办学模式。2017年8月，李克强总理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座谈会”上指出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行业竞争的需要，改革完善职业教育育人方式”。同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更明确提出了“推进产教协同育人”，要求职业教育必须把握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校企协同育人在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办学质量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1 ] [ 2 ] [ 3 ] [ 4 ] [ 5 ]。这既是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生需求。目前，我国已锤炼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但仍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职业教育与市场、产业脱节，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差距较大，校企合作资源整合不足、合作主体利益不协调等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当前经济结构转型下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探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以期从内容、模式、体制等方面为校企协同育人提供新思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 [ 6 ] [ 7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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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于工作过程行动导向专业教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 教师设计的活动和课程内容联系不紧密 基于“行动导向的教学是学生主动的学习活动，行动导向的学习应尽可能地以学生的兴趣作为组织教学的起始点，并且创造机会让学生接触新的题目或问题，以不断地发展学习的兴趣”进而使学生保持自主的学习状态。所以，在行动导向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很多教师都注重通过设计一定的活动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但是笔者发现，教学实践中，部分课程设计的活动往往和课程的内容没有实质性联系，比如课程学习内容是“客源地民俗文化”，设计的学习活动却是“异域景点文化介绍。课程的目标本来是让学生掌握不同客源地的民俗文化，以帮助学生在接待游客时能够针对性地做好服务。而教学实施的效果却是锻炼了学生进行景点宣传和讲解的能力。这样的活动设计使得课堂从形式上看学生是在行动，但结果却不能实现课程的目标 [ 6 ] [ 9 ] [ 10 ]。 (二) 少量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没有将实践经验充分用于专业教学 无论是学校引进还是学校送进企业长期培养的专业教师，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企业就会找他们运作项目，他们就会权衡学校的工资待遇和高收入的诱惑，在保证正常教学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承接企业项目以提高个人收入。事实表明，运作企业项目必然会占据专业教师大量的课余时间，而基于工作过程行动导向专业教学设计与实施也需要大量的课余时间准备，因此运作企业项目和基于工作过程行动导向专业教学设计准备就有了时间冲突，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和高收入的诱惑，绝大部分专业教师会选择利用业余时间多运作企业项目赚取更多的个人收入，而没有过多的时间准备和实施基于工作过程导向专业教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 11 ] [ 12 ] [ 13 ]。 (三) 教学保障条件不完善 教学资源等教学保障条件还不能比较理想地支持行动导向教学法的实施，也是目前教改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传统的以教师主讲学生被动聆听或观摩的教学模式，对于教室和教学资源的质和量的要求都相对较低。而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导向教学法要“让学生以个体或者小组合作的方式围绕明确的学习目标，通过完成一系列的综合性学习任务，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提高综合职业能力” [ 2 ]。这就需要有便于在课堂上开展小组讨论学习活动的教学场所，和能够使学生人人得以动手训练的设施设备。但目前高职院校不少教室还是基于传统模式而设计的固定桌椅，十分不利于学生小组讨论活动的开展，也不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效率的掌控。行动导向教学法要取得较理想的教学效果，需要教师关注到所有的人，这样的前提是要小规模班级教学(以笔者的经验，班级在30~40人比较合适)。然而，随着近年来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各高职院校不仅教师短缺，连教室配置都十分紧张，合班上大课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样的教学保障格局很难保证行动导向教学法和工学结合课程的有效实施 [ 14 ] [ 15 ] [ 16 ]。 (四)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专业教学实施时，学生适应慢、配合不积极 基于工作过程行动导向专业教学是依据企业对工作人员的劳动纪律、团结协作、表达能力及最终成果的规范和时效性等因素，结合校内学生与课程特点，对应企业工作过程，创设适合学生的学习情境，行动导向教学强调“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引导学生“做中学、学后用”，重在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职业就业能力。完成项目的每个阶段，需要哪些相关知识就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哪些知识，学生边完成项目边学习，学习后立即用于项目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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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校企协同育人存在的问题 (一) 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效性不足，政府对企业利益的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期效益和效率高低，与企业利益获得直接相关，这是校企协同育人必须遵循的市场法则和客观规律。从企业调研情况看，校企协同育人缺乏牢固紧密的利益纽带，企业在校企协同育人中的利益获得感较低，导致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尚有困难。第一，企业参与工程人才培养的实际收益不高。具体来讲：一是政府缺乏真正激发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扶持政策和奖惩制度，以及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校企协同育人的双方利益，企业税收减免、接纳高校学生实习实训的补贴等已有优惠政策未取得实质进展，普遍存在执行力度不够、监管与考核机制不完善或落实不到位等偏差；二是已有政策性文件多是教育部门制定，多数企业只能被动接受政府搭台、高校牵头、企业参与的协同育人模式，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预期收益较低，不易引起企业足够重视，缺乏高效的执行力和协调力。第二，学生实习实训与企业就业需求的衔接机制仍不健全。受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企业薪资待遇、省内就业创业形势波动的影响，高校毕业生流动择业愿望与灵活就业意愿普遍倾向于省外生源地就业创业、薪酬待遇高的企业或就业创业政策环境好、支持力度大的地区，很少考虑留省就业创业，人才流失致使省内受访企业通过接纳高校学生实习实训进而签订就业协议，实现定向就业数量普遍较少。这使企业不愿加大校企协同育人的资源贡献和管理成本投入，大型国企“不缺人”和小型民企“留不住人”的供求矛盾显著。 (二) 校企协同育人契合度不高，企业缺少主动参与的责任意愿和持续动力 校企协同育人的核心环节是能保证学生走进企业生产一线，开展真实生产情景下的实习实训或工程实践。从高校调研看，制约校企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问题较为明显，企业主动参与现代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建设的愿望较低。第一，多数企业不愿意大规模接纳学生实习实训，普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一头热”现象。原因有四方面：一是企业经济效益的不稳定性和生产运行负担较重的现实，影响企业接纳高校学生实习实训的积极性；二是企业担忧学生生产实习过程中的人身伤害等安全隐患和安全责任问题；三是企业核心工艺流程、关键生产技术和重要研发科技保密等因素；四是高校和企业都存在学生实习实训资金支持有限等困境。如受访国企均有严格完整的三级安全教育体系和责任体系，职工需经过严格的、周期的安全教育和岗前培训才能上岗，对缺乏系统的安全教育且仅在企业短暂停留的实习学生，企业的接纳意愿并不明显。又如，受访企业一个班组的10余名员工可维持生产线正常运转，但实习学生大约有30人的建制规模，使得企业没有充足接待能力。即使企业勉强接纳部分学生实习实训，也是学校通过一定的校友、师生和亲友关系，或依托校友创业企业和依靠原行业管理体制下的历史合作情结，在支付一定实践费用后才得以粗浅实施，零散的、浅尝辄止和“走马观花”式的生产车间认知实习实训，使学生工程实践无法获得预期效果。第二，企业参与高校工程教育教学体系建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存在缺陷。对比欧美发达国家高等工程教育体系，我国高校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化”趋势越来越凸现。主要表现为：企业高级研发人员、高级工程师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参与高校工程教育的教学主体数量不足；企业参与课程体系建设和应用知识讲授、联合指导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教育教学形式依然简单；企业参与学生校内模拟仿真教学和校外实习实训质量监控与考核评价体系不够系统；企业参与工程人才培养方案的研讨、制定、更新和修订等方面的专家随机性和变化性较大，所提建议仅立足于企业实际需求，缺少对人才培养规律的客观认识和学生知识体系建构的合理考虑。 (三) 企协同育人持效性不足，高校教师管理体系还不完善，教学评价制度活力尚未完全释放 校企协同育人持续发展需要科学的管理体系和教学制度支撑。从高校教师和学生的调研看，高校工科专任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管理体系和考核制度还不完善。第一，高校工科青年教师管理体系仍不健全。高校工程教育的突出问题在于工科专任教师缺口较大和教师工程阅历经历不够丰富。随着近年学校持续扩招，高校工科在校生规模日渐庞大，但专任教师数量增长缓慢且质量无法满足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要求，尤其是很多新进教师普遍存在“从校门到校门”“重学术轻实践”和“工科教师非工化”等先天不足。表明高校教师聘任和入职过程中，缺乏对工程实践经历的明确要求和制度规范。第二，高校教师评价制度仍有缺陷。高校工科生师比逐年提高，工科教师不能高效开展教育教学、高质量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和实习实训。近年来高校工科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量激增，但教师评价制度仍然僵化，教师绩效考核、工作评价、职称评聘和职务晋升的学术性和量化性倾向明显，无法完全适应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实践性、工程性和创新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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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校企协同育人视域下产教融合特点 (一) 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在不同层次深化产教融合 在深入领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精神基础上，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加速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背景下，《意见》提出，为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和创新的多样化需求，明确要“持续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在不同层次深化产教融合”。在高校布局上，从应用示范性高校、中西部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及中央高校三个角度，提出产教融合的重点和方向。对应用型高校，目标定位在“促进专业建设和产业需求融合对接”，并培育高水平示范高校；对中西部高校，定位在“以提升实践教学能力为重点，服务地方发展”；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中央高校，定位在“聚焦四类学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校学科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上。因此产教融合2.0时代的主体已经从原来的职业院校及后来的应用型高校推广到所有高校，并根据不同高校的特点，赋予了产教融合的不同内容。 (二) 政府积极推动各方联动，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区域发展融合 以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使命，高等教育必须要将人才培养与国家、区域、产业、企业发展需要相结合。从宏观上，政府在制定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以教育优先、人才先行为基点，在产业发展、区域发展、城市建设和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等方面充分考虑产教融合的发展要求，将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都纳入到规划和实施主体中来，积极推动他们融合互动。在区域发展布局、区域发展战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创新发展中“构建梯次有序、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合作紧密的产教融合网络”，推动高校应用型、技能型学科和专业、创新性、智能性学科和专业与现代产业转型升级联动发展。在中观上，积极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对产教融合的积极引导，并做好校企合作对接的牵线搭桥、资质鉴定、风险防范、争议仲裁等服务；鼓励和规范专业化的促进产教融合的市场服务组织(企业)发展；鼓励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发展，方便各类主体及时准确了解关于区域和行业人才供求、校企合作项目招标、研发成果介绍、技术服务等各类信息。微观上，提出和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上采用多种合作机制和形式，对企业投资教育给予权益和制度的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在产教融合方面的投资、财税、用地、金融等政策，并允许和鼓励进行试点，充分挖掘企业和高校产教融合的内驱动力 [ 8 ] [ 16 ] - [ 20 ]。 (三) 推动企业参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健全多元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 为积极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首先，在市场准入上给出了明确态度，“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为企业进入高校提供权益保障；其次，在具体人才培养中，指出企业与高等院校协同育人的内容，如“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在生产性实习实训中“鼓励以引企驻校、引校进企、校企一体等方式”，校企育人“双重主体”，学生学徒“双重身份”；再次，推动以企业为主体，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再其次，鼓励企业提供经费支持职工到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的回炉深造。这种深度产教融合提供了教育组织形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的新型态，是现代办学体制和教育治理体系的重大制度创新。产教融合2.0时代，应用型大学与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实现完全“对接”，教室和车间(办公室)实现完全“对接”，生产(工作)流程和准则与教学内容实现完全“对接”，设计图纸(工作方案)与教师讲义实现完全“对接”，工程师(职场精英)与大学教师共同育人，员工与大学生共同学习，大学科研创新为产业升级做支撑，产业发展为高校调整人才培养方向，高技能应用人才和创新人才为行业发展提供动力，从而形成一个人才供求协同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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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校企协同创新视域下人才培养的机制构建 (一) 组建学校人才培养指导委员会 建议对现有的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改革，组建新的学校人才培养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研究及协调解决校、院(系)两级的教学和科研关系，使科研服务于教学，服务于人才培养；还负责组织新专业设置论证、专业评估、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育综合改革、办学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以克服教学、科研两张皮的现象。可以参照部属院校设置总会计师的方案，在校内设立教务长职位，赋予副校长职级的责、权、利，加大人才培养指导、管理工作的力度。 (二) 组建校企协同育人领导小组及协同育人联盟理事会 随着地方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校企协同育人工作也必将迎来充满生机的蓬勃发展，应当组建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协同机构。并相应成立协同育人领导小组及协同育人联盟理事会，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管理。应不断完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体系，建立运行有效的协同育人机制和管理制度，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图书与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机制，从而促进资源共享，促进协同培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工作。 (三) 建立校企协同育人的利益分享、风险分担机制 协同创新、协同育人涉及不同利益目标的创新主体，是一种独特的混合型跨组织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协同创新、协同育人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参与各方必然要面对利益、风险等问题。为确保多元主体实现持续协同创新、协同育人，维系协同育人各方的良好关系，地方院校应建立保障双方利益分享制度、风险分担制度、技术研发转让制度、保障人事交流制度等。在利益分享机制方面，可遵循“沿人才培养链条各个节点贡献的比例分配利益”的原则，调动、激发参与协同育人的机构、人员的积极性；也可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保障协同育人机构、人员的全力投入。在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协同育人各方应在合作前明确目标任务、各方责任与义务，制定考核指标，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使风险分担机制良性运行，确保风险可预见、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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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着力点分析 构建与实施“新模式”，需要高职院校变革原有育人模式，牵涉校企合作、课程体系、育人平台、保障举措等诸多要素与环节，存在着诸多困难，非一朝一夕之功即可建成，但高职院校若能巧妙地把握重点，率先突破关键环节，可以大大缩短进程，大幅度提高构建“新模式”的效率。 (一) 着眼校企“双主体”培养复合型人才 虽然“新模式”集聚了“政行校企”多方资源，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及政策支持、行业协会指导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只有高职院校及企业承担了日常育人工作，形成了以高职院校为主，企业为辅的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格局。培养高素质人才本是高职院校的责任，且高职院校在协同育人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但高职院校的优势主要在于教育教学。然而，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落地生根，加速了产品或服务的更新迭代，缩短了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生命周期，加快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促使企业更为重视基于创新的内创业，因而提高了对新进员工的素质要求，不仅要具有扎实的技术技能，还要具备坚守岗位、持之以恒、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又要掌握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这种背景下，高职院校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新要求，企业参与高职教育、从源头上控制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日益增长，成为校企协同育人的内生动力。因此，校企双方固化复合性人才培养的共同目标，依托企业技术研发、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等优势，充分发挥企业育人主体的作用，促进校企协同育人两个主体之间优势互补，对筑牢“新模式”的根基至关重要。 (二) 着重产教融合的专业实践教学 技术技能是复合型人才发展的专业基础，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虽然以往协同育人模式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技术技能，但却忽略了创新创业能力及工匠精神的培养。“新模式”仍需深化产教融合，实施专业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技术技能，并有机融入创新创业能力及工匠精神的培养。例如，“学院”与吉利集团合作，采用现代学徒制育人方式，将生产过程与教育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并有机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注重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培育，构建与实施“新模式”。吉利集团负责产品研发、基于新产品的内创业、生产管理及产品销售，学校负责教育教学；教师兼任技术研发人员、岗位技能师傅，“吉利”工程师兼任创新创业导师等。实训课程按照吉利集团主要岗位工作过程的内容及岗位职责细分为多个模块，学生在校企双方师傅的指导下分组、轮流履行多个岗位的责任，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完成专业实践，既锻炼了技术技能、市场开发及创新创业能力，获得相应学分，又能取得相应的工资。 (三) 着重人才培养保障体系建设 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建立在利益协同的基础上，而利益协同的关键是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的协同。人是技术和文化的载体，学校在校企协同育人建设中一直注重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但由于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校企“双师”的权责和保障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导致一方面学校缺乏“双师”资源，企业教师聘任困难、不稳定并且与专任教师缺乏交流；另一方面企业对“双师”的培养和支持力度小，积极性不高，依然以学校为主导。有意向的企业科研技术人员也没有去学校任教的途径。因此，政府可以为“双师”成长提供政策“土壤”，通过设立相关管理机构构建校企混编团队，由专任教师与合作企业工程师共同组建教学团队，既对外承接业务，又对内参与教学。根据运营和管理需求，校企双方人员统一接受管理和培训，并接受统一标准的薪酬分配和绩效考核。通过人力资源协同的方式来保障专任教师与企业工程师的技术和教学水平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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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束语 企业对学生的职业能力要求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较低层次，满足企业短工需求和企业季节性劳动力需求，学生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学校或企业只要进行简单地培训学生就能上岗；二是中间层次，工作岗位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较熟练的操作技能，需要学校或学校与企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培养训练，培养学生的技术与技能，可采用工学结合、半工半读、工学交替等模式培养；三是高层次，学生具备岗位技术技能和高层次的职业能力，企业接受学生顶岗实习，学生的职业能力主要在学校培养。若干学校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对这三个层次的实践，略知学校如何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合作层次与模式。基于工作过程行动导向专业教学是依据企业对工作人员的劳动纪律、团结协作、表达能力及最终成果的规范和时效性等因素，结合校内学生与课程特点，对应企业工作过程，创设适合学生的学习情境，行动导向教学强调“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引导学生“做中学、学后用”，重在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职业就业能力 [ 21 ] [ 22 ]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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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执行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的关注点，纵观世界范围内执行程序的构造，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利于当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执行难”反映的深层问题是长期以来民事执行工作中的内在症结，对民事执行程序性质的认定、执行权的独立性及附属性、强制执行立法的滞后都是“执行难”面临的阻碍。通过分析英法德等主要国家的民事强制执行构造，可以从几个层面对我国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完善，包括审执分离、执行机构和人员的重整、健全民事执行相关辅助制度，尤为重要的还是今后我国强制执行的立法进程。 关键词 :破解“执行难”，强制执行，民事执行程序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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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近日，国民老公王思聪频繁登上微博热搜，其有关话题已从过去的娱乐内容变为如今的“王思聪被列为被执行人名单”、“对其颁发限制消费令”，即使是家大业大的“有钱人”，也难逃执行问题。其实自2016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了诸如网络司法拍卖、财产保全、财产调查、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及执行款物管理等多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同时还制定了《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涉及执行工作各个环节，可以说是执行工作的“百科全书” 1 。着眼现在的司法执行工作，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民事强制执行”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即破解“执行难”问题依然在路上。 所谓“执行难”，既让民事裁判、判决书变成了一纸空文，又让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民事执行一方申请人的权益丧失了保护，这严重阻碍了我国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虽然政策承诺“到2020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但是该问题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每个国家的民事执行程序都不是畅通无阻的，社会经济结构、管理模式等都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旨在发掘破解“执行难”的关键层面，以及其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起到的各种不利影响。“执行难”问题所体现的实际是我国强制执行法制建设中的困境，故找准民事强制执行的症结才是重点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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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破解“执行难”的关键及对民事执行程序的反省 2.1. 破解“执行难”的关键 2.1.1. 被执行人 导致“执行难”出现的最常见的情况当属被执行人一方在民事执行程序上阻碍重重，其中更为普遍的就是被执行人逃匿或隐藏个人可供执行财产，被执行人在民事审判之初，若有足够预见到案件裁判结果的可能性，就很可能开始着手转移、藏匿财产等行为；甚至当被执行人是法人、其他组织的情形时，这些法人、其他组织就会在可能构成民事纠纷的民事法律行为过程中，对相关财产进行处理，进而以不遵守民事法律规范的方式，来间接逃避民事执行。 其次，对于被执行人一方，也有不少情况下，被执行人一方确是经济困难、难以偿债。例如公司企业面临巨大数额的被执行债务，在企业本身就已经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该企业几乎就只有宣告破产这一条路，而宣告破产并不一定就能保障判决裁定得到充分的执行，另一方面反而导致企业破产带来的员工失业、重新就业、区域内市场经济动荡等问题。如果为了达到强制执行的目的，而不考虑到执行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种强制执行方式就是不严谨的，故而在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上要关注对被执行人的行为规范。 2.1.2. 执行申请人 民事执行权的行使分为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行使，由于民事诉讼已经由传统的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在民事执行权的行使上，除非是在刑事案件或者部分行政案件中法院会依职权强制执行外，民事诉讼中通常都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 之所以会出现“执行难”，从执行申请人的角度，往往是申请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导致民事案件出现只有判决书，判决效力难以实现的状况。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时效期间，但是在该期间内，不免存在申请人拖延行使权力。在法院内部这仍然是一桩桩案件的拖延完结，造成民事诉讼整个过程的“终结难”。因此，破解“执行难”需要执行申请人的法律意识观念作支撑。 2.1.3. 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作为通常的判决裁定执行主体，在“执行难”的问题上仍存在很多不足。首当其冲的当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济类诉讼案件中有关连环性的债务不履行、地方管辖权之争等问题，就已经非常尖锐，尽管长期修法，司法制度改革都致力于解决相关问题，但是由这些问题诱发的异地委托执行困难的局面还尚未得到解决。经济诉讼民事案件执行标的额一般都十分巨大，出于地方经济建设保护主义的目的，不同地区的法院在执行上会区别对待。 并且，“执行难”问题已经向“执行乱”的方向演化。《刑法》条文中规定有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判决罪，当法院面对被执行人规避法律，企图钻法律漏洞时，往往可以依申请对被执行人采取诸如限制短暂的人身自由、冻结扣押其相关财产等强制措施。执行程序的展开同样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行为很难界定是否逾越了法律的底线，法院如果不能规范行使执行权，就会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此外，人民法院一向重审轻执，将执行权作为审判权的附属权利，实践中执行人员素质要求不过硬，消极执行判决裁定等，这些都不利于“执行难”问题的有效解决。只有将法律法规中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落到实处，才是解决路径。 2.2. 对民事执行程序的反省 2.2.1. 民事执行权的性质问题 民事执行权就是旨在实现内容已经确定的民事权益，民事执行权的构成上，有二分说 2 、三分说 3 等。还有学说在上述基础上增加执行管理权、司法审查权。从权利划分上可以看出，民事执行权似乎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属性，学界关于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分为行政权说 4 和司法权说 [ 2 ]。司法权说则认为，执行权和审判权都是法院司法权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学界坚持审执分离的执行工作方式，行政权说似乎更符合执行工作的定性，日本竹下守夫教授却严厉批判过分夸大“民事执行”的行政机能，并且从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可以发现，立法者将执行人员归入法院工作者的队伍中，执行人员的执行权虽不同于审判人员的审判权，却是其派生的产物。对于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学者肖建国在《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研究中》已做详细阐述，笔者赞同他的观点，将民事执行权的本质属性认定为司法权 [ 3 ]。 民事执行除了司法性，还具备强制性、单向性、主动性等特性。在“执行”与“裁判”的职能中更侧重于执行，更符合民事强制执行的使命 5 ，但是从我国立法将其列入《民事诉讼法》的范畴来看，其司法权的属性不能被否定。民事审判一直遵循着不告不理的原则，而民事执行虽然也是以当事人申请的方式实施，却是由国家司法权强制作出的，是法院司法权威的象征 [ 4 ]。 2.2.2. 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滞后 我国民事审判的判决裁定均是以民事实体请求权为依据，因此民事执行同样需要以民法上的请求权为支撑，只有请求权的实现才涉及强制执行程序。我国民法上的请求权体系庞杂，区分为物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等，不同的请求权是否应适用于不同的强制执行方式？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对具有执行力的裁判文书进一步审查？强制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是否需要明显区分、其适用范围是否清晰？并且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涉及到拍卖制度的内容是否规避了法律？ [ 5 ] 以上问题均是我国现行强制执行程序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强制执行制度一直存在于《民事诉讼法》中，尽管民事执行是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但是将强制执行分离出来，对其单行立法在司法改革的潮流中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强制执行包含的不仅仅是民事审判的内容，刑事审判、行政案件中同样存在强制执行的程序，强制执行对待不同的请求权体系，理应做出类型化的调整。目前民事强制执行立法是十分滞后的，当然完善相关立法也是“执行难”问题破解的路径之一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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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不同区域内有关民事强制执行的构造 3.1. 法国 法国的强制执行法涉及执行主体、执行方法、执行中可扣押与不可扣押财产等方面，其民事执行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民事执行的立法化，法国执行程序具备专门的法典，辅助民事诉讼法中一般性的规定，对执行依据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民事执行程序法典》第L111-3条(限制性规定)；《民事诉讼法典》第502条等。任何债权人均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执行权，并交由执行主体实施。法国的司法执达员是自由职业人员，强制执行活动作为其“承揽的业务”，使得执达员并不具备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而是作为债权人的委托人的身份从事执行活动；除了司法执达员，法国司法制度改革下还设置有执行法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简化有关执行争议的管辖，负责批准相关执行措施，在行政和刑事案件中，同样有行政部门和检察院来参与相关的执行协助工作。 法国强制执行程序中主要的参与人就是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债权人必须具备法定的执行依据，向明确的债务人行使执行权，第三人仅仅是执行程序的合作人，负有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法国执行程序的对象主要是财产(对人身性的执行对象学界仍有较大争议)，对此法国1991年7月9日法律专门规定了可扣押与不可扣押的财产，例如扣押仅针对债务人的财产(不论其是否由本人或第三人占有)、对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的保留等。法国由于强制执行较早的立法化，执行权归于自由职业者，使其不受公权力限制但仍受到法律监督，因此其民事执行程序完备性强，在实践中“执行难”局面并没有我国严峻。 3.2. 德国 德国的强制执行法涉及执行主体、执行方法、执行要件、执行救济等方面，德国法上认为强制执行属于民事司法的范畴，是对当事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同审判程序服务于共同的民事主体，排除其行政管理的性质。《德国民事诉讼法》始终坚持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尤其体现在执行主体上，强制执行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不同的执行机构管辖，依据职务管辖和地域管辖，法院执行员直接由联邦司法部长或州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决定，独立开展执行活动，不需要接受法院的安排，因此其职权范围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单纯负责执行工作的司法机关；其次初级法院作为通常的执行法院，可以负责除假扣押裁定以外的执行工作；最后例如对前置执行公告程序中的任务、因受诉法院管辖等事项，均由受诉法院管理部分执行事务，《德国民事诉讼法》中还对有关抵押权、土地债权等事务交由土地登记所负责执行。 德国强制执行制度具备两个执行要件，包括执行名义和执行公告，执行名义即以判决的给付请求和责任请求内容为标的，德国的执行依据范围广，不仅包括终局裁判，多种形式的国内外执行名义也都包括在内；而执行公告则是附注在执行名义上的形式化的内容体现，以证明债权人强制执行的合法性。执行程序作为司法程序的组成部分，在过程中可能出现瑕疵执行 6 ，鉴于民事执行中可能存在的违法情形一部分可能出自债权人，另一部分可能是执行机构的缘故，因此法律主要规定了责任主体的损害赔偿义务。 德国法院为了避免执行工作重新进入审判程序带来的拖延，允许依据双方的自由意志达成和解协议，并认可协议效力，从而扩大或是限制执行范围。其次出于对执行程序的保护，执行员的执行行为均受到执行法院的监督，还规定有执行异议、即时抗告、异议之诉等救济手段，将民事执行演化为强制执行，以此保障执行程序的有效实施。 3.3. 英国 英国的强制执行法涉及执行主体、执行方法、强制执行与破产制度的关系等方面，其渊源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的规定、既有国会立法又有授权立法，还包含普通法的规则。在执行方法上，通常是由申请人向法院申请签发执行令状，在申请中载明相关的执行措施，经法院签发令状后，债权人便可要求执行员开展执行工作，这一过程中，债权人并不需要将其申请告知债务人。在执行主体上，英国高等法院是由各郡的郡长负责执行(实际上是由副郡长或郡长官员负责，郡长只是挂名)；郡法院的执行员是英国司法部下属的法院事务管理局的司法行政人员。英国高等法院执行程序中的特色在于“市场化”的执行主体，即通过法律授权赋予私人执行权利，这种方式完全实现了审执分离，并且提升了执行效率。 英国的自然人破产制度与替代性破产制度，即当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其本人或者债权人可以申请破产，在替代性破产中可以根据当事人意愿，也可以由执行主体发送相关令状，减轻被执行人负担。该制度为执行程序创造了更大的空间，通过破产对强制执行加以限制，其实质依然是为了使债务人能够最大程度的偿付债务，解决“执行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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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我国强制执行制度的基本构想 4.1. 民事强制执行中审执分离 学者肖建国在《审执关系的基本原理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过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民事审判与民事执行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他认为强制执行应遵循弗朗茨·克莱因倡导的“社会国家原则” 7 ，且应遵循“比例原则” 8 。审判权与执行权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审执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完全对立的 [ 7 ]。 笔者认为，民事强制执行中审执分离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执行程序中有关审判的工作，仍归于审判权范畴。执行权重在执行，英法两国在执行依据上都单独由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新的执行令状，我国可以借鉴其可行之处，将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赋予执行主体具体的执行权利，而不是繁杂的处理所有执行事项 [ 8 ]。第二，依据裁决事项，进一步将“执行实施权”划分执行命令和执行事务实施权限。执行机构依职权或依申请，对执行依据的异议、当事人变更或追加执行范围、具体执行方案、扣押财产担保等作出具有既判力的执行命令，但是对某些执行事项，例如强制执行下的强制破产，法院似乎并不具备宣告破产的主体地位，此时应当对执行事务实施权与执行命令权划分，执行命令权仍属于审判法官(其同时享有执行裁决权)管理，执行事务实施权归由具体的执行机构。第三，执行事务实施权当由各级法院执行局实施，执行工作独立于法院，但仍受本级人民法院指导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在民事强制执行缺乏单行立法的现状下，由民事诉讼法律进行规范。 4.2. 民事强制执行机构与人员配置 我国执行机构是人民法院管理下的执行局，执行人员是法院执法队伍中的一员。《人民法院组织法》(2018年最新修订版)已经省去了关于设置执行人员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只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设立执行机构，与法院主要审判职能相比，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机构和人员配置的规定还有所欠缺。尽管执行权是审判权的附属权利，但仍不能忽视其独立性 [ 9 ]。 参照上文英法德等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将高等法院执行权“市场化”，赋予司法执达员的职业种类，做到了完全的审执分离，虽然我国法院执行权的下放还有很大的操作难度，但是提升执行人员的法律地位确有必要。各级法院执行庭当与审判庭处于同等地位，目前法官员额制改革下，关于法官的地位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法官待遇也得到提高，故而执行人员更多的也会涌入入额法官的行列，对实际执行工作有所懈怠。笔者认为，对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法律规定应当更加具体化，可以适当提高执行人员准入门槛和工资待遇水平，来达到调动执行人员积极性调动目的。类似于执行独任制、执行合议制可以参照审判制度，间接提高执行工作在法院工作中的地位，这也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了组织保证。 4.3. 对民事强制执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要求 一方面，解决民事执行申请人怠于行使执行权。一般来说，在金钱给付类执行案件中，执行申请人作为债权人通常都会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并不排除部分申请人对小数额的执行标的不在意，或者对自身权利的行使没有时间观念。因此，针对怠于行使执行权的主体，法院可以选择采取公告的方式，将案件的执行情况在互联网平台、各级人民法院网站上予以公布，起到催促申请执行人的效果。如果法院催促申请执行的通知具体到个人，必然会极大的增加法院执行工作以外的负担，故公告的方式较为可取。 其次，当涉及到公益诉讼时，法院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暂时取代执行申请人，代为行使权利，防止失权；在群体诉讼中，由于申请执行人的人数众多，法院不能因为部分申请执行人怠于行使权利而强制执行部分标的额，而应该发挥主动性，考虑到整体利益，可以对未申请人的标的额进行提存处理，并公告通知未申请人 [ 10 ]。 另一方面，解决被执行人迟延执行与执行不能。根据执行实践中的复杂情形，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几种强制执行措施，例如劳务抵债、以物抵债、以股抵债、代位执行等等，学者齐树洁对此曾做过详细的阐释 [ 11 ]。我国台湾地区还对不动产的执行专门规定有“强制管理”的措施，即法院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安排财产管理人，以不动产的管理收益抵债，这种方法避免了上文提到的对被执行的公司企业带来的破产、负债且无力偿还的问题。对于迟延执行的情况，除了现有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方式，笔者下文还提出了在大数据背景下可以参考的一项建议。 4.4. 科学数据与民事强制执行相结合 当前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决胜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小额执行案件，做到当场执行终结；对于异地执行案件，委托异地法院协助执行；对于被执行人隐匿财产情节严重的，使其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现时代，将科技、网络与强制执行结合起来，是极为必要的。首先，建立被执行人网络信息一体化平台，该平台需要银行金融、生活服务、监管部门等相互配合，旨在对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利益相关人做出系统的统计，当出现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情况时，能够有效的调动网络信息。在此方式不免会出现对被执行人或者他人信息侵犯的争议，因此网络信息监管部门就需要加强监督，防止出现信息滥用的情形。 其次，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布不能仅局限于社会公开场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将相关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披露于被执行人生活工作领域，使被执行人的拖欠债务行径为周围人所知晓，彻底攻破被执行人心理防线。针对“执行难”的问题，民事强制执行决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法条规范层面，建立相关的债权人执行举报、被执行人申报制度，对被执行财产情况加强监管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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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犬冠状病毒、犬传染性肝炎病毒、犬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犬副流感病毒是威胁犬健康的常见病原。犬冠状病毒是引起犬冠状病毒性腹泻的病原；犬副流感病毒是犬呼吸道疾病的主要病原之一，该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犬腺病毒I型和II型是犬腺病毒的两种血清型。前者可引起犬传染性肝炎，后者则可导致犬传染性喉气管炎。以上四种病毒对养犬行业的危害巨大，文章对犬冠状病毒、犬副流感病毒、犬传染性肝炎病毒和犬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四种病毒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以求更好地研究这四种病毒。 关键词 :犬冠状病毒，犬传染性肝炎病毒，犬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犬副流感病毒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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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犬冠状病毒(Canine coronavirus， CCV)、犬副流感病毒(Canine parainfluenza virus， CPIV)、犬传染性肝炎病毒(Canine infectious hepatitis virus， ICHV)和犬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Canine 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tis virus， ICLV)是引起犬类疾病的主要病原体。CCV可能造成病犬，特别是发病幼犬的死亡；犬副流感属于犬类的常见疾病之一，犬感染CPIV后，常引起一系列的继发感染，严重时可以导致犬死亡 [ 1 ] ；犬传染性肝炎是一种高度接触性、急性、败血性传染病，病原为犬腺病毒I型(Canine adenovirus type-1， CAV-1)。该病一旦发病，年龄在1岁以下的幼犬死亡率较高，且临床上往往会与犬瘟热发生混合感染，危害巨大；犬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犬腺病毒II型(Canine adenovirus type-2， CAV-2)引起的，是一种犬易感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常引起喉炎、气管、支气管炎等症状。上述的4种病毒，给我国养犬行业带来了严重经济利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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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原学 CCV属于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甲型冠状病毒属(Alphacoronavirus)，其核酸型为单股RNA。该病毒长约80~120 nm，宽约75~80 nm，其形态呈圆形或椭圆形，有表面有花瓣状纤突的囊膜，有机溶剂、反复冻融等操作会造成其突起脱落，丧失感染性，失去其电镜下的形态特征，变得难以观察。CCV对酸和胰酶的抵抗力较强，这使得CCV能在pH = 3.0，20℃~22℃的酸性环境中存活环境中存活 [ 2 ]。CCV通过胞饮作用进入易感细胞，在细胞浆内复制，通过空泡与细胞膜融合或细胞崩解释放。 CPIV为单股负链RNA病毒，形态多样，常见为球形，该病毒于细胞浆中合成，以出芽的方式释放。于1972年正式划归副黏病毒科(paramyxoviridae)副黏病毒属(paramyxovirus)。CPIV的囊膜是由细胞外膜的脂类衍生而成，脂蛋白包膜脆弱，容易被破坏。 CAV属于腺病毒科(Adenoviridae)，哺乳动物腺病毒属(Mastadenovirus)。CAV拥有两种不同的血清型，即CAV-1和CAV-2，分别引起犬传染性犬肝炎和犬传染性喉气管炎。该病毒无囊膜，直径约70~90 nm，其纤突顶端有能吸附细胞和凝集红细胞的作用的球状物 [ 3 ]。CAV-1和CAV-2的抗原性接近的并且具有约75%的遗传同一性。目前无论是CAV-1还是CAV-2的疫苗制剂都是基于CAV-2，因为两者都能够交叉保护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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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临床症状 犬冠状病毒病传染迅速，数天即可扩散至全群，症状轻重不一，潜伏期为1~5天。但一般情况下症状相比较犬细小病毒感染较轻。病犬感染CCV会出现呕吐和腹泻的症状，病情严重时会出现嗜睡、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或废绝，多数情况下体温不变。病犬会排出呈换绿色或者橘红色的粥样或水样粪便，粪便会带有黏液或少量血液，有腥臭味 [ 5 ]。病程一般在7~10天，发病后的1~2天内病犬，特别是幼犬易死亡，但成年犬很少死亡。 单纯的CPIV感染与感冒临床症状相似，表现发热、咳嗽、流涕等。但CPIV感染比感冒传播更迅速，爆发更突然，病犬会出现精神沉郁，干咳，鼻腔分泌物增多，呈浆液性或黏液性。研究表明，CPIV也能引起犬的急性脑髓炎和脑内积水，表现为后躯麻癖和运动失调等症状 [ 6 ]。在大多数情况下，呼吸道疾病无临床症状在或症状非常轻微，有时在病毒感染后的7至9天左右，会出现严重的流鼻涕、轻度咽炎和扁桃体炎并持续3~5天，不发烧或体温高于正常1℃~2℃持续数天。实验室检测中CPIV感染的组织学病变包括卡他性鼻炎，粘膜和粘膜下层混合炎性细胞浸润，以及气管支气管炎和细支气管炎，伴有纤毛细胞损失，上皮增生和杯状细胞突出。在组织学检测中检测变化在感染后约6~12天内最严重。 犬传染性肝炎该病的潜伏期为6~9天，病犬体温曲线呈马鞍型变化，体温在常温到40℃~41℃之间变化。1岁以下的幼犬通常会出现急性发病，且容易死亡。在感染CAV-1后，病犬的临床症状为食欲不振，精神萎靡，黏膜苍白或者轻度黄染，齿根出血，如能耐过48小时，幼犬多能康复。病犬的角膜往往呈现混浊，从而形成白色或者蓝白色的角膜翳，数天后消失，这种症状也被称为“肝炎性蓝眼”。 犬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的潜伏期在5~6天之间，一般常见于4月龄以下的小犬 [ 7 ]。感染CAV-2后，病犬一般表现为，持续39.5℃的高热，并伴有咳嗽，流浆液性或者粘液性的鼻液，喉气管发炎，扁桃体炎症，肺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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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病理变化 感染CCV后，主要的病变是剖检可见的不同程度的胃肠炎变化。该病典型的特征是肠黏膜脱落。感染犬的尸体脱水严重，腹部增大，腹壁变得松弛，胃和肠管发生扩张，肠壁变薄，肠管内有血样液体，胃肠黏膜处充血、出血，胃内有黏液，病犬易发生肠套叠，此外，犬的肠系淋巴结和胆囊也会变得肿大。对病犬进行组织学检查则主要可见小肠绒毛变短和融合，其隐窝变深，绒毛长度与隐窝深度的比值变化明显 [ 8 ]。带有CCV的粪便是该病主要的传染源，通过污染笼具和饲料饮水等方式经消化道感染。 CPIV主要由呼吸道进行传染，但对神经系统也有较强的感染能力，病情严重时可能导致犬的死亡。其病理变化过程为：首先是鼻内感染，但因为有着鼻粘膜的保护所以鼻腔内少有炎症发生，后沿着呼吸道，使感染动物气管中出现炎症及变性损伤。由于CPIV不能在巨噬细胞中进行增殖，因此CPIV的感染被限制在了上呼吸道，阻止了CPIV感染其他器官。在犬感染CPIV的8~10天后，大量的CPIV会从气管、肺部分泌物中分泌出来，并通过喷嚏或者咳嗽等方式以飞沫的方式，排出体外并进行传播，致使吸入带毒飞沫会的易感动物感染发病。 自然感染传染性肝炎的犬大部分为消化道感染，其主要病理变化是病毒对肝脏和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腹腔中常有血样腹水，肝脏肿大，边缘钝化，呈花斑状。胆囊水肿特别明显；肠胃道粘膜出血，肾脏出血，淋巴结肿大出血 [ 9 ]。病犬死前有时出现慢性肝功能衰竭，可见肝脏变小硬化。急性发热期的疾病，病毒能入侵眼引起角膜水肿与虹膜睫状体炎。 犬传染性喉气管炎变化一般局限在呼吸道，主要表现为肺膨胀不全，充血，并常带有不同程度的肝变、支气管淋巴结充血。组织学检查可见不同程度的肺炎病变，支气管黏膜上皮、肺泡上皮、鼻甲上皮可见有核内包涵体。 与CAV-1感染相同，病犬在感染CAV-2的初期，血液中带毒，之后则存在于所有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中，从而污染环境，感染易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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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疾病诊断 犬冠状病毒病在临床上，可先通过问诊，听犬主诉说病犬的病史，之后可通过观察犬的症状，如是否呕吐和腹泻，精神不振，嗜睡，食欲减少或废绝等。 本病在临床症状、病理变化上，与犬细小病毒感染肠胃道出现的症状相似，以此应使用电镜观察、病毒分离鉴定、荧光抗体或血清学试验等实验室诊断方法对病犬进行检测。近来一般常用胶体金试纸条，同时测细小病毒和冠状病毒，此法简单快捷方便准确率高。 由于犬的很多呼吸道疾病在临床上表现较为相似，所以CPIV的临床诊断较为困难，最明确的活体诊断方法是检测鼻腔分泌物。在实验室诊断中，病毒的分离鉴定、PT-PCR检测、免疫荧光检测、补体结合实验等诊断方法较为常用。但研究发现，在一部分正常犬和某些方法接种过CPIV病毒疫苗的正常犬中也能检测出CPIV [ 10 ]。 犬传染性肝炎病毒的诊断除了可通过观察症状来确认，还可通过病理解剖进行进一步诊断分析。临床剖检主要特征有的患病死犬会出现肝脏、全身淋巴结肿胀、胃肠道有出血、大量浆液或血样液体积留在腹腔等病理变化 [ 11 ]。 犬传染性喉气管炎患病死犬的临床症状主要集中在呼吸道，如肺充血膨大、支气管淋巴结出血等，除此之外还会出现扁桃体肿大出血等病理变化。但是在临床诊断上病与犬钩端螺旋体、犬细小病毒感染的症状相似，造成临床诊断难以区分，因此需要用ELISA、PCR和血凝试验等实验室诊断的方法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