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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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开发 本研究调查了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的GSCM实践。为了测试第2节中提出的假设，问卷的项目来源 图1. 研究框架 于以前的文献和汽车制造业的特点。在草拟问卷后，专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了审查和修订。本调查问卷已经修改，以探讨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的关系。 调查问卷的项目采用Likert 7级量表。对于自变量，问卷包括7个企业内部资源项目(Lee， 2008; Zhu等，2008b) [ 3 ] [ 17 ] 和3个企业战略能力项目(Hart， 1995; Hart & Dowell， 2011) [ 16 ] [ 40 ] 。对于调节变量，问卷包括5个强制压力项目，4个规范压力项目和3个竞争压力项目(Zhu & Sarkis， 2007a; Zhu等，2008b) [ 17 ] [ 41 ] 。对于因变量，14个GSCM实践项目被分为4种类型，即绿色采购、生态设计、客户合作和投资回收(Zhu等，2005， 2008a) [ 8 ] [ 12 ] 。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调查问卷的发放从2017年3月持续到2017年8月，问卷调查对象是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研发部门经理或质量部门经理。共发放问卷279份(现场发放和邮件)，收回问卷109份，其中5份被视为无效。总体问卷回报率为37.275%。受访企业的员工人数为：1) 少于50：43.3%；2) 51~200：16.3%；3) 超过200：40.4%。企业规模范围涵盖中小型企业。对于受访企业的行业情况，上游原材料与零部件供应商、中游整车生产企业和下游销售与服务公司的比例分别为24.6%、52.9%和22.5%。 3.3. 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包含了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varimax rotation)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应用Kaiser标准(特征根大于1)来确定因素的数量。因子分析和可靠性分析的结果如下。 3.3.1. 自变量(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 表1显示了自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在表1中，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度量项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累积解释方差为73.893%，两个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95和0.937。满足一致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ternal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capabilities 因子 测量项目 因子 载荷 累积解释方差 (%) Cronbach’s α 企业 内部 资源 1) 来自高级管理人员对GSCM的承诺 0.739 45.092 0.895 2) 来自中层管理人员对GSCM的支持 0.708 3) 环境问题在环境功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沟通良好 0.657 4)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0.874 5) 公司拥有投资于先进技术，包括环境解决方案的财政储备 0.800 6) 公司具备关于行业新兴问题的信息和知识 0.736 7) 公司具备人力资源来应对行业中新兴的环境问题 0.722 企业 战略 能力 1) 公司通过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态设计，减少污染排放 0.928 73.893 0.937 2) 公司将环境改善纳入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0.882 3) 公司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化 0.947 表1. 自变量(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3.3.2. 因变量(GSCM实践) 表2显示了因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在表2中，绿色采购、生态设计、客户合作和投资回收测量项目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累积解释方差为79.837%，4个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901、0.850、0.908和0.813。满足一致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3.3.3. 调节变量(制度压力) 表3显示了调节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在表3中，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拟压力测量项目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累积解释方差为73.290%，3个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909、0.835和0.801。满足一致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GSCM practices 因子 测量项目 因子载荷 累积解释方差(%) Cronbach’s α 绿色采购 1) 购买生态标签产品 0.786 45.080 0.901 2) 与供应商合作实现环境目标 0.703 3) 对供应商内部环境管理进行环境审计 0.741 4) 供应商的ISO 14001认证得到执行 0.841 5) 实施二级供应商环保实践评估 0.833 生态设计 1) 减少材料/能源消耗的产品设计 0.640 72.437 0.850 2) 设计用于再利用、回收，或回收材料和零部件的产品 0.771 3) 设计产品以避免或减少危险产品的使用或制造过程 0.824 与客户合作 1) 与客户合作进行生态设计 0.743 55.326 0.908 2) 与客户合作进行清洁生产 0.916 3) 与客户合作，在产品运输过程中节约能源 0.911 投资回收 1) 库存和材料过剩的投资回收(销售) 0.705 79.837 0.813 2) 销售废旧材料 0.886 3) 超额资本设备销售 0.872 表2. 因变量(GSCM实践)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 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因子 测量项目 因子载荷 累积解释方差(%) Cronbach’s α 强制压力 1) 公司的绿色环保管理将受到中央政府环境法规的影响 0.883 64.366 0.909 2) 公司的绿色环保管理将受到区域政府环境法规的影响 0.874 3) 产品与环境法规之间的潜在冲突将影响公司的绿色环保管理 0.809 4) 公司的绿色环保管理将受到买家环保规定的影响 0.573 5) 公司的绿色环保管理将受到污染预防成本的影响 0.790 规范压力 1) 为了应对绿色环保趋势，公司将考虑对出口的影响 0.900 13.398 0.835 2) 为了应对绿色环保趋势，公司将考虑对国外客户销售的影响 0.823 3) 为了应对绿色环保趋势，公司将考虑对国内客户环保意识的影响 0.823 4) 对公司来说，建立企业的绿色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0.663 模拟压力 1) 公司的绿色环保管理将受到竞争对手的绿色环保战略影响 0.879 73.290 0.801 2) 公司的绿色环保管理将受到专业环保团体的影响 0.797 3) 保持产品的竞争优势将影响企业的绿色环保管理 0.616 表3. 调节变量(制度压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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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果讨论 本部分将结合表10，围绕主效应和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讨论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以及制度压力(强制、规范和模拟压力)对GSCM实践产生或没有产生影响的原因。 5.1. 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 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来看，进行绿色采购、与客户开展合作可以视为外部活动(Zhu等，2008b) [ 17 ] 。通过评估上游供应商的环境绩效并与下游客户合作，企业可以执行GSCM实践，以实现节约能源，减少材料使用，绿色产品回收和再制造。因此，GSCM是通过整合组织内外部资源的跨组织供应链绿色活动。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企业内部资源对4种GSCM实践均有积极影响，企业战略能力对绿色采购、生态设计和与客户合作有积极影响，但是对投资回收没有显著影响。 从自然资源基础观的角度来看，资源的战略行动可能产生新的组织思想，发展动态能力，进而使企业调整资源配置(Eisenhardt & Martin， 2000) [ 46 ] 。企业还应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并以适当和及时的方式开展更为全面的环境实践，以致力于回馈利益相关方。在这项研究中，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均为组织内部因素，可以协助绿色采购、生态设计和与客户合作等GSCM实践的开展。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出结论，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实施GSCM实践时，要实行高层管理的支持和承诺，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与不同的部门进行沟通，整合所需人力和财力资源，同时要具备并不断完善产品管理、污染预防和清洁技术等战略能力。在此情况下，绿色采购、生态设计、与客户合作等GSCM实践将得到显著改善。 5.2. 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5.2.1. 强制压力 在强制压力的调节作用方面，本研究表明，强制压力对自变量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与因变量GSCM实践之间的绝大部分关系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如表10所示，在企业内部资源与绿色采购的关系中，与客户的组织支持与合作中，均积极地受到强制压力的制约、强制压力主要来自法规要求和环保标准，具有强制性、明确性和透明度。对于企业来说，任何违规行为都会受到罚款(Delmas & Toffel， 2004) [ 35 ] 。 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是组织内资源与能力驱动力。当强制压力上升时，企业的管理层和环境部门人员必须更加重视规章制度。因此，在与客户开展绿色采购合作时，企业可以避免使用有毒物质、不清洁的生产流程和不规范的产品包装。总体来看，强制压力对企业内部资源与绿色采购和与客户合作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此外，产品管理、污染预防和清洁技术等战略能力也是企业开展GSCM必不可少的。强制压力本身所带有的强制性和透明度可以迫使企业仔细审查其供应链，从原材料采购开始，到产品的设计与生产，都要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并提高企业与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建立环境合作的意愿，以确保其符合整体供应链中的监管要求。因此具备这三种战略能力的企业可以更好地进行绿色采欧股、生态设计、与客户合作。 5.2.2. 规范压力 在规范压力方面，表10显示，规范压力对自变量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与因变量GSCM实践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对GSCM实践的影响不会随着规范压力的改变而变化。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前学者(Buysse & Verbeke， 2003; Zhu & Sarkis， 2007a) [ 41 ] [ 47 ] 的研究结论不同。 鉴于此，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广西汽车制造业的行业特点。在采访专家和调查企业后发现，虽然汽车工业已成为广西名副其实的支柱性产业，但普遍存在着自主研发能力弱的劣势，尤其是近年来国家重点扶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与产品体系比较完善、发展速度较快的奇瑞、广汽本田、北汽、比亚迪等一批新能源汽车生产骨干企业相比，广西新能源汽车产品单一、核心技术水平比较滞后、产业化程度差距较大，因此不少消费者对其质量保证、安全性等方面存有质疑，从而影响消费者作出购买选择，同时也制约其对外贸易的发展。 由于广西地处国家西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技、教育等社会发展方面也存在滞后性，而这一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在这种背景下，规范压力并不能提高企业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实施GSCM的意愿。这意味着单靠规范压力不能增强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对开展GSCM实践的积极影响，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规范压力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5.2.3. 模拟压力 对于模拟压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模拟压力与自变量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的相互作用对GSCM实践有负面影响或无显著影响。这与先前的研究结论矛盾(Carter等，1998b; Zhu & Sarkis， 2007a) [ 37 ] [ 41 ] 。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模仿竞争对手的GSCM实践的可行性。 模拟同构意味着在竞争压力下，企业将模仿竞争对手的成功实践和策略。然而，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来看，竞争已经从组织间转移到供应链间。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打算模仿竞争对手的GSCM实践，就必须复制竞争对手整体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很显然，这种模仿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绿色供应链是一个可持续的生产体系，由竞争对手和供应链合作伙伴组成。生产体系中嵌入的管理能力和互动模式可以看作组织间资源，其中包括因果模糊和社会复杂性的特征。因此，模仿具有一定的难度。总而言之，这项研究表明，由于模拟供应链水平很难，企业及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可能不愿投入更多资源来模仿竞争对手的GSCM实践。因此，即使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也不会产生模拟同构。 5.3. 投资回收和控制变量 投资回收的目的是提高过剩库存和废料的回收利用价值。投资回收的关键因素包括企业环境管理、政府管理政策和组织间供应链循环利用系统的关注与投入(Geng & Cote，2002；Zhu等，2008b，2005) [ 8 ] [ 17 ] [ 48 ] 。表10显示，企业内部资源对投资回收有积极影响，即假设H1d成立，但是企业战略能力对投资回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两个自变量(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与调节变量制度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条件对投资回收也没有重大影响。因此，投资回收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其他GSCM实践的结果不同。这可能与广西汽车制造业的特定行业背景有关。 投资回收的重点是逆向物流。企业需要与外部逆向物流成员(如分解组织)合作，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回收系统(Geng & Cote， 2002) [ 48 ] 。这势必要求企业积极整合组织内部资源与战略能力，寻求与供应链成员合作，并对投资回收给予关注和支持。但是通过对受访企业的调查发现，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比较专注于建立组织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将战略能力集中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设计，以致力于生产具有竞争优势的环保型、创新型绿色产品。即使在受到外部强制、规范和模拟压力的情况下，也暂不开展投资回收。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企业战略能力对投资回收没有显著影响，3种制度压力对两个自变量与投资回收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产生调节作用。 对于控制变量，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绿色采购和生态设计呈正相关，行业地位与生态设计呈负相关。这符合广西汽车制造业供应链的现状。上游原材料与零部件供应商和中游整车生产企业规模较大，但下游市场销售与服务公司规模较小。上游和中游企业必须重视绿色环保产品的研发，以满足可循环利用、污染排放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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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与研究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104份有效调查问卷为样本，运用层次调节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对开展GSCM实践的影响，并探讨制度压力对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来实施GSCM实践。如果组织内部资源与自身能力相辅相成，则可以为协助企业更好地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如虎添翼，从而致力于更全面的环境实践。因此，企业应积极整合组织内部资源和能力以实施GSCM。其次，政府法规的要求、客户对绿色环保产品的要求和竞争对手行为的要求构成了强制、规范和模拟压力。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3种制度压力都对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与GSCM实践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强制压力对这两者之间的大部分关系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强制压力的强制性、确定性和透明度等特点有助于提高组织对客户绿色采购与合作以及进行生态设计的支持绩效。然而，与强制压力相反，规范压力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广西汽车制造业本身的行业特点有关。此外，模拟压力也没有增加企业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对GSCM实践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供应链间的模仿难度。如果企业在模仿成功竞争对手的可行性方面存在障碍，竞争压力可能不会产生模拟同构。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组织内部资源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对企业实施环境管理有重大影响。以往很少有学者同时研究组织内部的资源与能力因素和外部制度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的影响。然而，GSCM的开展是组织内外部因素联合驱动的结果。因此本研究调查了组织内部资源和战略能力、3种制度压力对企业开展4种GSCM实践的影响。第二，本研究提出了在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下，资源型企业如何更好地开展环境管理实践的概念模型，其研究结果可以在资源型观念与制度理论之间的GSCM实践研究中弥补研究盲点。 6.2. 管理启示 在管理启示方面，本研究结果能够为企业管理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目前，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的绿色环保意识日益提高，因此绿色产品比以往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新能源汽车就是绿色环保产品之一，而且“十三五”时期，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发展空间较大。广西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有待挖掘。 从企业层面来说，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现代供应链，邱普(2017) [ 49 ] 分析指出，现代供应链应具有整合、创新、协同、共赢、绿色、开放六大核心特征。广西传统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构建如上所述的现代供应链实现转型升级，而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绿色创新管理(Zhu等，2012) [ 1 ] ，能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和谐统一。因此，广西汽车制造业企业应整合组织内部资源和能力，与上下游供应链合作伙伴紧密协同，通过产品和流程的创新以及清洁技术的发展来履行环境改善的承诺，实现经济、环境、运营和社会绩效的共赢。以科技创新引领传统汽车制造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变，打造现代供应链，形成发展新动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 从政府角度考虑，在全球绿色制造业发展的大趋势下，政府参与可以增加企业开展GSCM实践的意愿(Lee，2008) [ 3 ] 。一方面政府可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法和环保政策法规，通过对企业实施强制性压力迫使其供应链的绿色化改造。同时政府应出台激励政策，，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等绿色环保产品。另一方面，GSCM作为一种绿色创新管理(Zhu等，2012) [ 1 ] ，其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并且研发周期较长、风险性较大。因此政府应强化相关服务，给予资金补助、专利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补贴，其次完善信贷市场，降低融资难度与风险，最后积极创造条件引进高层次研发、创新型人才。总之，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条件，助力广西汽车制造业供应链“绿色化”转型升级。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这项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1) 预期大部分假设会获得数据的支持，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仍存在部分假设被拒绝。虽已给出合理解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持续的研究课题。例如本研究发现模拟压力的调节效应不成立，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Oliver (1991) [ 50 ] 指出，当制度规范或要求不符合组织目标时，企业将采取违反或操纵的策略。那么广西汽车制造业是否正结合本区经济发展的独特性，贯彻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与上下游供应链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不断创造绿色创新技术，以此来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而不再是仅仅被动模仿竞争对手的GSCM实践。这需要对广西汽车制造业的科技创新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同时也为今后研究模拟压力的影响提供了另一个方向。2) 本研究旨在强调组织内外部因素的联合作用，协同推动企业开展GSCM实践。其中，自变量的选取仅体现了组织内部因素，是否可以考虑补充组织外部因素，如社会资本、政府参与等，使该联合驱动模型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探讨企业开展GSCM的联合驱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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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如何加强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实现市场价值，是国家与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分析我国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现状，认为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并不理想，并初步探讨了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 :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现状分析，因素探讨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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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校是国家科技体系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强高校科研成果与市场对接，提高高校的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对于完善市场环境、提高国家创新能力都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市场化的主要主体高校与企业在成果市场化中主要情况表现为：一方面，高校学科齐全，研究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科研能力，近年来在国家大力经费投入与支持下，产出了许多高质量的高校科研成果，但是无法与市场、产业很好对接，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依赖度日益增加，自身自主创新急需科研支撑，因此必须与高校紧密合作，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将高校海量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可以看到我国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化效果并不理想，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高校与企业方面的对接都存在各种困难。本文主要分析和总结了我国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现状，并初步探讨了各种现状后面的原因，以期为推动我国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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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潜力巨大 近年来，在中央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指引下，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高校作为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主体，在高校科研成果数量呈井喷式增长，随之而来的也就是高校的申请数和被授权专利数大幅增长。笔者通过查阅相关统计数据发现，2016年高校专利申请数约为15，000余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8%，高校专利授权数为近9000件，占全国授权总量的约8.03%，且近年来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从上述统计可见，高校是我国国内专利申请各方仅次于企业的重要主体之一，且高校专利授权数远高于其他申请主体，其潜在的无形资产资源质量较高，也增加了高校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几率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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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环境日益改善 已有文献普遍倾向认为，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发达国家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远远高于我国，但这些文献甚至是官方材料中，却并未明确数据来源，也无法查证，可以说至今为止有关“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并无权威的统计结果支撑。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从2014年甚至更早，国务院及各部门密集出台了许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改革力度、深度前所未有，例如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研成果转化法》对科研成果市场定价机制、对成果转化有重要贡献的人员激励制度、收益分配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力图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环境。2016年教育部科技部专门针对高校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要简政放权、建立健全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机制以及对收益分配、人事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是相关部门努力突破制约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等所做出的努力。可见党和国家对科研成果转化的高度关注，在法律及政策层面上对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给与了足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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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效果不理想 4.1. 法律及改革新政未真正落到实处 各种法律与政策的颁布与制定，极大改进了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环境，对推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真正要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解除约束科研成果转化的各种体制、机制等障碍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方面，有的问题是国家新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出台后，其他各部门的相应配套制度并未及时跟上，出现新旧政策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况，例如国有资产制度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间还存在许多矛盾，均是由于这种配套制度无法即使跟上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会不断涌现出更多新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政策条文中未得以体现，在具体执行中则无所适从，例如税收问题、国有资产放权问题。综上，政策制定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国家各部门、地方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在法律、新政出台后，加快制度协调、配套步伐，使得政策尽快落地。 4.2. 高校对科研成果市场化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动力不足 受传统科研管理体制的影响，无论是高校管理者还是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市场化还存在一定认识误区，认为高校应该强化教学与科研职能，忽视高校的社会服务只能，认为科研成果转化是企业的事，抓科研成果转化会影响到高校教学与科研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论文”“职称”“双一流”等，毕竟高校需要“名分”，教师也需要“头衔”，专注于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于社会经济与发展只是附带之事，因此往往在落实国家实施科研成果转化政策、制定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经费投入方面流于形式。高校教师迫于职称评定压力及在现有激励机制的导向下，更多关心成果质量与形式，无暇顾及成果是否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有高校教师思想保守，尽管取得了重大成果，害怕被人窃取成果，紧紧抓住不放，单靠一己之力又无法实现科研成果市场转化。 4.3. 科研成果数量导向及非市场导向仍然存在 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以期促进高校产出大量能够产生巨大社会与经济效益的高水平成果。然而现实是，尽管高校产出了许多高水平科研成果，申请专利数及授权数也高，但许多专利被“束之高阁”，真正进入投产阶段的不多。高校科研成果考核及评判机制强调研究成果数量，注重理论研究，导致科研人员在投入研究时并不以市场为导向，甚至与市场严重脱节，主要以满足自身职称评定需求及为了完成某项科研项目或者获得包括个人荣誉在内的多种利益为研究动机，并非为了促进科技创新或产生社会、经济效益而从事研究，因此得出的科研成果理论性强，缺少市场可行性验证，无法与市场对接进入到生产阶段。 4.4. 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缺乏完善的服务体系及专职人才 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离不开有效的技术转化中介服务，事实上是科研成果转化中介是成果走向市场的重要桥梁 [ 2 ] 。然而，目前我国的中介机构机制并不完全，大多高校并没有设置专门的中介公司，而只是在其科技部门下属设置一个机构，工作人员也只是兼职负责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缺乏专业性。国际上主要采取专门设立咨询公司或高校中介公司，专职聘用一批懂技术、懂法律、懂经营管理的高度复合型精英人才，只有机构人员具有相应的法律和技术知识，才能极大的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 3 ] 。毕竟高校的科研成果成果更多只是早期技术，走向市场还需经历多个环节，如产品开发与设计、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建立、市场营销等，没有专业人才做专业的事，进一步导致了科研成果转化难的困境。 4.5. 用于科研成果转化有效投入经费不足 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需要充裕的资金作为保障，但目前我对科研成果市场化经费投入总量少，结构比例欠，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经费筹资渠道有限，经费融资制度也有待完善。可以看到，由于缺乏足够的科研经费延伸科研成果的转化，导致高校一些具有实用性价值的科研成果转化尽管走到了中试阶段，最后因为经费问题无以为继，令人惋惜。尽管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增长，但用于科研成果转化的经费却非常有限。众所周知，科研成果转化的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随着一项技术应用于社会生产，其从开发、中试、产品商品化，资金投资需求是逐渐增加的，特别是到产品商品化阶段，对资金需求的甚至可以达到产品开发阶段资金投入的100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首先考虑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性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的转化，对于许多具有市场潜力的科研成果，只能暂缓投入。企业由于自身研发投入有限，经费紧张，促进高校科研成果二次开发困难。高校自身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最终落实到科研成果转化的经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再加上高校市场筹资能力及筹资渠道的缺乏等，这些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推广与市场化转化。 4.6.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需要高校与企业明确各自主体地位 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主体。高校与企业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不同阶段发挥各自主体作用与特长。一方面，高校拥有大批理论基础扎实、科研能力强的科研人员，应充分发挥其在成果研发阶段的优势，毕竟高校比企业拥有更强的科研力量。但在中试阶段及后期产品市场化阶段，应该让位于企业，让企业充分发挥其优势，毕竟高校科研人员仅对自身科研成果熟悉，对于成果转化的技术配套标准、成果商品化推广并不再行。另一方面，企业研发能力有限，创新能力较弱，技术储备、人才储备都不足，对高校出来的科研成果“接不住”，因此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大多数企业更愿意接受拿来就能生产，就能投入市场的技术成果。”即使与高校联系实施科研成果转化，企业出于自身商业机密及防止同行恶性竞争，合作过程中会有意规避研发机密，往往导致关键问题得不到高校研究人员的鉴定，这也阻碍了成果的顺利转化。总之，高校与企业均要解放思想，在成果转化的不同阶段发挥各自的主导作用，共同努力成为联合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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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总之，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市场广阔，尽管成果市场化转化的环境在中央及各部门的努力推动下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是科研成果转化的效果仍然不容乐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高校、企业应该进一步在在科研成果市场化不同阶段充分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在“产学研用”链条上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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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苏云金杆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简称Bt)是一种重要的病原细菌，其在发酵过程中可产生具有杀虫活性的毒素蛋白 [ 1 ] ，对双翅目、鳞翅目、鞘翅目、膜翅目、同翅目、直翅目昆虫，螨类、线虫均显示出杀虫活性 [ 2 ] ，在全球农林病虫害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苏云金杆菌杀虫速度较慢，杀虫范围比较窄 [ 3 ] [ 4 ] 。近年来，国内农药研究者对苏云金杆菌复配作了较多研究，发现与杀虫剂的合理混用，不仅能有效地延缓害虫抗药性的发展进程，同时还能提高药效 [ 5 ] [ 6 ] ，但对复配药剂对环境生物安全性的关注不多。本研究利用苏云金杆菌GDX026，研究其复配制剂对环境生物安全性影响，引起人们对环境生物的关注，指导其科学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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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结果表明，8000 IU/微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是一种安全性生物农药，在本实验条件下，对鸟类、鱼类、蜜蜂、家蚕、天敌生物赤眼蜂、大型溞低毒性。与化学农药复配后的苏云金杆菌制剂，对环境生物具备一定的风险性，除对鸟类低度外，对家蚕、蜜蜂、水生生物、天敌生物的风险性均增加。苏云金杆菌复配制剂对蜜蜂高毒，在田间施用时，应该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避免花期使用。复配后的两种制剂对家蚕高毒，甚至剧毒，应避免在桑园附近使用，在附近农田使用时注意风向，避免飘移至桑叶上。在水生生物方面，2.4%甲维·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对鱼类、大型溞分别高毒和剧毒，5%苏云金杆菌·茚虫威悬浮剂对水生物的毒性也表现为中高毒，施用时应远离水产养殖区、河塘等水域施药，涤后的废水不应污染河流等水源，未用完的药液应密封后妥善放置。在天敌生物方面，与化学农药复配后的苏云金杆菌制剂对靶标昆虫及有益昆虫的选择灭杀性并不明显，对赤眼蜂均表现出中高风险性。5%苏云金杆菌·茚虫威悬浮剂、2.4%甲维·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对陆生有益昆虫危害较大，使用时应根据施药环境对有益昆虫进行适当的保护。 在本实验中，选用赤眼蜂成蜂作为毒力测定的生物材料，其试验结果说明8000 IU/微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对赤眼蜂成蜂的风险性较低，但是杀虫剂一方面是通过直接杀伤力影响天敌生物的种群密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食物链毒性(即次级中毒)和亚致死效应来影响天敌。吡蚜酮、抗蚜威和吡虫啉对狭臂瓢虫Coccinella transversalis Fabricius、狭臂瓢虫Coccinella transversalis Fabricius天敌昆虫的直接毒力都很低但会影响其发育能力和生殖能力 [ 8 ] 。阿维菌素、多杀菌素和甲氧虫酰肼影响捕食性盲蝽产卵量和发育历期 [ 9 ] 。植物生长调节剂亚致死剂量、虫生真菌也分别对二星瓢虫、小黑瓢虫和七星瓢虫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产生影响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Bt 转基因棉田蚜虫喂饲的龟纹瓢虫的存活率、成蛹率显著低于以非转基因棉田蚜虫喂饲的龟纹瓢虫， 也可能与毒素蛋白在龟纹瓢虫体内富集有关 [ 15 ] 。因此，即使是施用微生物农药，虽然对天敌生物不产生直接杀伤力，但是亚致死性风险很大，这种影响带来的食物链和物种多样化失衡程度应引起科学研究者的重视，这也是所有农药都要面临的问题。 苏云金杆菌是一种生物农药，环境安全性是其优势之一。将微生物与化学农药混配固然能够增加对靶标生物的毒性，但结合本试验可以看出化学农药与生物农药混配极大可能会增加环境风险性。因此，慎重复配和科学指导用药是农药生产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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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利用1971~2016年平阳县国家气象观测站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日极端最高、最低气温等观测资料，采用气候倾向率、滑动平均法、M-K趋势检验和突变分析方法对平阳县年均气温和各季节气温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平阳县年均气温呈升高趋势，并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界，经历“冷–暖”两个时期，增温率为0.36℃/10a，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年平均气温在1997年发生突变现象，由平稳的气温变化转变为显著上升趋势。2003年之后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极端最高气温增温趋势显著，增温率为0.069℃/年。高温日数呈显著上升趋势，升幅0.36 d/年，并在2003年发生增加性突变；极端最低气温增温率为0.002℃/年，气温增幅不大。低温日数呈显著下降趋势，降幅0.53 d/年，并在1989年发生减少性突变；四个季节的气温年际变化特征均表现为增温，其中秋季的气温倾向率最大，冬季最小，与年平均气温序列的相关上春季最高，冬季最小。 关键词 :气候变暖，平均气温，极端气温，相关性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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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平阳县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南沿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人口密集，经济发展迅速。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地气候要素也发生了较明显变化。气温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变化都会对生态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近100年来，地球表面温度显著上升，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由此引起的地球气候系统其它圈层要素的明显变化，使气候变化成为近年来科学研究的热点 [ 1 ] 。我国气象学者对不同区域气温变化特征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证明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气温变化程度差别较大 [ 2 ] [ 3 ] [ 4 ] [ 5 ] 。平阳县作为温州地区主要产粮区和黄汤茶等特色农产品区，研究好当地气候变化规律对气候预测和指导当地经济生产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平阳县历史气象观测数据分析，总结了解当前平阳县气候变化规律，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特别是为应对气候变化制订相关政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和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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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温州市平阳县国家气象观测站1971~2016年的连续46年逐日气温作为基础资料。以3~5月、6~8月、9~11月和12~次年2月，分别代表春、夏、秋、冬4个季节。统计中，将日极端最高气温 ≥ 35℃的日数定义为高温日数，将日极端最低气温 ≤ 5℃的日数定义为低温日数。就目前来讲分析气温变化特征的方法很多如周期分析、小波分析等 [ 6 ] [ 7 ] ，本文采用气候倾向率、滑动平均法、M-K趋势检验和突变分析方法对平阳县年均气温和各季节气温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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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平阳县近46年气温变化特征 3.1. 年平均气温变化阶段 从平阳县年均气温的年际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图1)：近46年来，平阳县年均气温呈升高趋势，从10年滑动平均曲线可以出，20世纪90年代之前，年均气温呈缓慢上升趋势，之后气温持续明显上升。按年均气温的10年滑动平均值小于常年平均值为偏冷期，反之为偏暖期来划分，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平阳县10年滑动平均值处于常年平均值以下，而90年代后期以后则持续高于常年平均值，且高于多年平均值的幅度逐渐增大，在21世纪初达到极值，说明平阳县气温在近46年间经历“冷–暖”2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为偏冷期，90年代后期开始转为偏暖期。其中年平均气温最低出现在1976和1984年，均为17.3℃，平均气温最高出现在2016年，为19.7℃。 3.2. 气温变化趋势分析 对平阳县46年年平均气温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得出拟合方程为y = 0.036x + 17.37，斜率b = 0.036，R 2 = 0.579，通过了显著水平为0.05的检验。表明平阳县近46年平均气温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36℃/10a，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 8 ] [ 9 ] ，这可能与平阳县气象观测站地处东南沿海，距离海岸线较近，受海陆风影响更为明显有关。为进一步分析各月平均气温变化幅度大小，对其进行线性拟合，计算各月平均气温变化趋势(表1)，得出各月对年平均气温贡献率大小。表明近46年1~12月各月平均气温均为增温趋势，其中对年平均气温年际变化的线性趋势贡献率最大是11月，其次是3月和10月；贡献率最小的是1月，其次是8月。 3.3. 气温突变检测 由年平均气温的Mann-Kendall方法检验可见(图2)，UF在1998年之后大于0，气温上升，2003年UF大于1.96，超过了临界值(显著性水平α = 0.05时的显著性临界值μα = 1.96)，表明2003年之后平阳县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到2013年气温上升幅度又开始明显减小，气温变化有所回落。其中，UF与UB在1997年相交，表明年平均气温在1997年代初发生了突变现象，由平稳的气温变化转变为显著上升趋 图1. 1971~2016年平阳县年平均气温演变图 图2. 年平均气温的MK检验 Table 1 The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nual rate of change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Pingyan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021 0.044 0.045 0.033 0.038 0.031 0.034 0.027 0.036 0.045 0.048 0.033 表1. 平阳县各月平均气温年际变化率℃/年 势，各季节气温变化情形相似。与前述分析90年代平阳地区气温显著上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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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极端气温变化特征 4.1. 极端最高气温变化趋势 对平阳县近46年极端气温分析得出，极端最高气温40.4℃，出现在2013年。最热月份出现在2003年7月，平均气温31.0℃；最热季节为2016年夏季，平均气温28.6℃；极端最高气温增温率为0.069℃/年，增温趋势显著。对平阳县1971~2010年每日极端最高气温统计分析得出，近46年平阳县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 ≥ 35℃)共378 d，年均8.2 d，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年份为2003年(34 d)。从趋势上来看，高温日数呈显著上升趋势，升幅0.36 d/年。进入21世纪以来高温天气频繁出现，统计2000~2016年17年的高温日数之和达到247 d，占总日数的65.3%。通过Mann-Kendall突变检测分析，高温日数在2003年发生增加性突变，突变前为4.6 d/年，突变后为16.4 d/年。突变后，年极端最高气温和年平均气温较前期明显增加。 4.2. 极端最低气温变化趋势 对平阳县近46年极端气温得出，极端最低气温为−5.1℃，出现在2016年。最冷月份出现在2011年1月，平均气温4.8℃；最冷季节为1977年冬季，平均气温7.3℃；极端最低气温增温率为0.002℃/年，气温增幅不大。近46年平阳县低温日数(日最低气温 ≤ 5℃)共2039 d，年均44 d，出现低温日数最多的年份为1971年(72 d)。与高温日数相反，低温日数呈显著下降趋势，降幅0.53 d/年。20世纪70年代低温日数存在一个高峰，进入80年代后期低温日数减少，90年代到21世纪，低温日数呈波动状下降趋势。通过Mann-Kendall突变检测分析，低温日数突变时间为1989年，突变前低温日数54.2 d/年，突变后低温日数38.0 d/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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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平阳县四季平均气温特征 5.1. 春季气温变化特征 平阳县春季平均气温为16.4℃，平均气温正距平超过1.0℃的有6个年份，均出现在1997年以后，其中气温距平最大的为2002年的1.9℃。线性变温幅度较大，气候倾向率为0.38℃/10年，即春季平均气温呈升高趋势。从10年滑动平均曲线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前，春季气温相对平缓，起伏不大，处于春季常年平均气温值以下，属于偏冷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春季气温持续增温，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8年前后)气温高于多年平均气温，进入偏暖期(图3(a))。从具体气温来看，70、80年代春季平均气温在15.8℃左右，90年代上升至16.4℃，变温幅度达0.6℃，21世纪以来，春季平均气温上升至17.1℃，升温幅度达到0.7℃，变暖趋势明显。20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为相对偏冷期，1980年和1996年达到最冷，平均气温距平为−1.5℃，与46年来最高平均气温差值为2.7℃。从90年代后期至今，平均气温大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08年后升高幅度有所下降至2011年出现波谷，2011年后再次明显升高。 5.2. 夏季气温变化特征 平阳县夏季平均气温为27.2℃，平均气温正距平超过1.0℃的有4个年份，即2003年、2007年、2013年和2016年，均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中气温距平最大的为2013年的1.4℃。气候倾向率为0.3℃/10年， 图3. 平阳县四季平均气温演变图(a)春季(b)夏季(c)秋季(d)冬季 即夏季平均气温呈略升高趋势。10年滑动平均曲线显示，2003年以前，气温变化缓慢，低于夏季常年平均气温值，属于偏冷期。2003年之后气温开始明显上升，直至2016年仍处于偏高位(图3(b))。从具体气温来看，70、80年代夏季平均气温在26.9℃左右，90年代略偏低，为27.0℃。21世纪以来，夏季平均气温上升至27.8℃，升温幅度达0.8℃。从具体气温来看，1992年出现夏季气温最低值，平均气温距平为−1.2℃，与最高平均气温差值为2.6℃。 5.3. 秋季气温变化特征 平阳县秋季平均气温为20.3℃，平均气温正距平超过1.0℃的有6个年份，均出现在2003年以后，其中气温正距平最大的为2016年的1.9℃。线性变温幅度较大，气候倾向率为0.43℃/10年，是四季中气温变化幅度最大的季节。10年滑动平均曲线也表明，秋季气温呈明显上升的趋势，2003年以前为偏冷期，2003年之后为偏暖期，年代际变化特征与春季相似(图3(c))。从具体气温来看，秋季平均气温呈稳步上升的趋势，70和80年代平均气温为19.8℃，90年代升高到20.0℃。21世纪以来温度升高到21.1℃，变温幅度均达1.1℃，变暖趋势明显。从具体年份来看，1976年达到最冷，平均气温距平为−1.7℃，与2016年来最高平均气温差值达3.6℃。 5.4. 冬季气温变化特征 平阳县冬季平均气温为9.0℃，平均气温正距平超过1.0℃的有6个年份，距平最大的为2001年的1.9℃。冬季气温年际变化趋势与春季大体相似，也呈波动上升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28℃/10年。10年滑动平均曲线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8 年前后)之前为偏冷期，之后为偏暖期(图3(d))。从具体气温来看，70、80年代冬季平均气温分别为8.7℃、8.3℃，为相对偏冷期，90年代冬季平均气温上升至9.1℃，升温幅度达0.8℃，变暖趋势明显，21世纪以来平均气温为9.5℃，升温幅度显著。2011和2012年冬季平均气温出现负距平后，再次增温。从具体年份来看，1984年出现冬季气温最低值，平均气温距平为−2.6℃，与最高平均气温差值为4.5℃。 总体而言，平阳县近46年来4个季节的气温年际变化特征均表现为增温，具体来看夏季和秋季，春季和冬季更为接近。前者为2003年以前为偏冷期，2003年之后气温开始明显上升；后者为90年代后期之前为偏冷期，1998年之后气温开始上升，并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波动。其中秋季的气温倾向率最大，冬季最小。通过Mann-Kendall突变检测(图略)显示春季和冬季增温性突变年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分别为1997年和1992年，夏季和秋季温性突变发生在21世纪初，分别为2001年和2002年。 5.5. 气温季节变化与年际变化的相关性 由表2可见，年平均气温在70和80年代变化不大，90~00年代上升明显，分别上升了0.5℃和0.7℃， Table 2 The decad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each season in Pingyan 季节 年代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年/℃ 1970s 15.8 26.9 19.8 8.7 17.8 1980s 15.9 26.8 19.9 8.3 17.7 1990s 16.4 27.0 20.1 9.1 18.2 2000s 17.1 27.7 21.0 9.8 18.9 2010s 17.1 28.0 21.3 9.1 18.9 表2. 平阳县各年代际季节平均气温 10年代与00年代平均气温相当。各季节的变化趋势中，基本也反应了这样的规律。80年代除冬季气温下降0.4℃外，其他季节变化都维持在±0.1℃以内。90~00年代上升幅度在0.7℃~0.9℃。10年代除冬季气温下降0.7℃外，其他季节为持平或上升0.3℃。由此可见，平阳县气温显著上升趋势起于90年代，至今仍然维持气温偏高态势。通过计算四个季节平均气温时间序列与年平均气温序列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40、0.670、0.709和0.623，春季相关系数最高，冬季最小，表明年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由春季气温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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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通过对平阳县近46年年际、年代际平均气温、高低温的变化趋势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 1) 1971~2016年平阳县年均气温呈升高趋势，并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界，经历“冷–暖”2个时期，增温率为0.36℃/10a，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其中对年平均气温年际变化的线性趋势贡献率最大是11月，最小是1月。年平均气温在1997年发生了突变现象，由平稳的气温变化转变为显著上升趋势。2003年之后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 2) 平阳县极端最高气温增温趋势显著，增温率为0.069℃/年。高温日数呈显著上升趋势，升幅0.36 d/年，并在2003年发生增加性突变，突变前为4.6 d/年，突变后为16.4 d/年。极端最低气温增温率为0.002℃/年，气温增幅不大。低温日数呈显著下降趋势，降幅0.53 d/年。并在1989年发生减少性突变，突变前低温日数54.2 d/年，突变后低温日数38.0 d/年。 3) 平阳县4个季节的气温年际变化特征均表现为增温，其中秋季的气温倾向率最大，冬季最小。春季和冬季增温性突变年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分别为1997年和1992年，夏季和秋季温性突变发生在21世纪初，分别为2001年和2002年。年代际上，平阳县气温显著上升趋势起于90年代，与年平均气温序列的相关上春季最高，冬季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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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深基坑开挖、降水与支护已成为目前深基坑的主要问题，在基坑降水过程中，会增加土体的有效应力并使土体渗流固结。本文主要通过具体的工程试验，对基坑降水过程分析，在不同固结度情况下得出土体的c、f值的动态变化，并根据这动态变化的c、f值对朗肯土压力及库仑土压力进行计算比较，得出土体在施工降水过程中墙后土体的土压力变化特性，及土压力的局限性说明。 关键词 :基坑降水，土压力，抗剪强度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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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北京大规模建筑及地下工程的高速发展，深基坑问题成为北京岩土工程的主要问题，主要涉及深基坑支护、降水以及开挖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主要考虑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不具备放坡开挖条件，在基坑开挖中只能采取支护结构来实现挡土及止水的目的 [ 1 ] [ 2 ] 。水土共同作用及降水后土体对挡土结构物的共同作用已成为岩土工程施工的主要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根据挡土墙的位移情况和填土所处的状态，土压力主要包括静止土压力、主动土压力及被动土压力。对于含有多层地下水地区在降水前后土压力对支护结构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基坑工程的稳定，以致是否导致安全事故的重要因素 [ 3 ] (图1，图2)。 图1. 静止土压力示意图 图2. 主动土压力及被动土压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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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朗肯土压力理论与库仑土压力理论 土压力计算，实质上是土的抗剪强度理论的一种应用。主要应用弹性理论方法和经验方法。计算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主要应用库仑和朗肯压力理论，或称为极限平衡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发展的一些近似方法和图解方法。 E 0 = 1 2 γ H 2 K 0 (2-1) 其中K 0 可通过有效内摩擦角确定。 2.1. 朗肯土压力理论及计算 朗肯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是：挡土墙墙背竖直、光滑，墙后填土面水平。 E a = 1 2 γ H 2 K a − 2 c H K a + 2 c 2 γ (2-2) 其中 K a = tan 2 ( 45 ∘ − ϕ 2 ) E p = 1 2 γ H 2 K p + 2 c H K p (2-3) 其中 K p = tan 2 ( 45 ∘ + ϕ 2 ) 上述公式(2-2)及(2-3)分别为主动土压力及被动土压力理论公式。 2.2. 库仑土压力理论及计算公式 库仑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是：墙后填土是理想的散体，也就是填土只有内摩擦角f而没有粘聚力c；挡土墙产生主动或被动土压力时，墙后填土形成滑动土楔；其滑裂面为通过墙踵B (见图3，图4)的平面BC；滑动土楔为刚体，即本身无变形。 E a = 1 2 γ H 2 K a (2-4) 其中 K a = cos 2 ( ϕ − α ) cos 2 α cos ( α + δ ) [ 1 + sin ( ϕ + δ ) sin ( ϕ − β ) cos ( α + δ ) cos ( α − β ) ] 2 E p = 1 2 γ H 2 K p (2-5) 其中 K p = cos 2 ( ϕ + α ) cos 2 α cos ( α − δ ) [ 1 + sin ( ϕ + δ ) sin ( ϕ + β ) cos ( α − δ ) cos ( α − β ) ] 2 上述公式(2-4)及(2-5)分别为主动土压力及被动土压力理论公式 [ 4 ] 。 图3. 库仑主动土压力计算图 图4. 库仑被动土压力计算图 2.3. 影响参数分析 据公式(2-1)~(2-5)可知，影响土压力大小参数主要为挡土墙高度H、墙后填土重度g、墙后填土的粘聚力c及内摩擦角f等；在实际工程中，挡土墙后的填土经常会全部或者部分处于地下水位以下，具体表现在：地下水以下填土重量将因受到水的浮力而减小，计算土压力时用浮重度g'；由于地下水的存在将使土的含水率增加，抗剪强度降低，而使土压力增大；地下水对墙背产生静水压力 [ 2 ] 。其次土体本身的排水时间及渗透系数也是对有效应力由重要影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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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施工降水中土体参数变化 深基坑降水的过程可将基坑侧壁土体视为由不固结排水过程逐渐变为固结不排水过程。当降水强度时间为t时，土体固结度 U t ( 0 < U t < 100 % ) ，其抗剪强度线见图5 [ 5 ] 。 基坑在降水的过程中，引起基坑土体c、f值的变化。等同于土体在一个g w ·DH压力下渗透固结过程，其c、f值也相当于从不固结不排水剪(UU， U t = 0 )，逐步转变到固结不排水剪(CU， U t = 100 )的过程。 任意固结度U t 时，土体的不排水剪强度c、f值的推导如下： 大主应力公式： σ 1 n = 2 [ σ c ( 1 + A ) + Δ σ 3 ⋅ ( U t + A ) ] tan ϕ ′ c u + ( σ c + Δ σ 3 ) tan ( 45 − ϕ ′ c u 2 ) + 2 c ′ 2 A tan ϕ ′ c u + tan ( 45 − ϕ ′ c u 2 ) (3-1) 图5. 饱和粘性土任意固结度时不排水 式中：A—孔隙水压力系数，由固结不排水(CU)剪切试验结果求出， A = u a / q a ； ϕ ′ c u —由固结不排水(CU)剪切试验确定的有效内摩擦角； c ′ —由固结不排水(CU)剪切试验确定的有效粘聚力。 同时将大小主应力代入极限平衡表达式 τ = σ tan ϕ + c ，得到固结度为U t 时的土体抗剪强度指标c t 、f t 为： c t = [ σ 1 a ⋅ Δ σ 3 − ( σ 1 n − σ 1 a ) ⋅ σ c ] ⋅ ( σ 1 n − σ 1 a ) / Δ σ 3 2 ( σ 1 n − σ 1 a ) (3-2) ϕ t = 2 arctan σ 1 n − σ 1 a Δ σ 3 − 90 ∘ (3-3) 根据某工程在地下5 m深度范围内采取的2块取样进行固结不排水剪(CU)试验，计算出土体在不同固结度U t 时的，结果如表1。 由以上结果可见，基坑降水后，基坑土体的有效应力增加，引起土体排水渗透固结，从而使基坑土体的c、f值发生变化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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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土压力变化理论计算比较 根据以上分析，分别取U t = 15、30、45时c、f变化值，代入(2-1)~(2-3)公式中得出各种情况下朗肯土压力理论下土压力变化值如表2。 将上述成果代入(2-4)~(2-5)公式中得出各种情况下库仑土压力理论下土压力变化值如表3。 以上计算设计条件均相同，挡土墙高度H = 6 m，土的重度g = 19 kN/m 3 ，地下水位按3 m考虑，地下水类型为潜水。当按照库仑土压力理论计算时d = 10˚，a = −20˚，b = 10˚，以上结果仅作为本次假设条件进行计算分析，在进行挡土墙压力计算时，必须合理注意针对实际情况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