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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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根本选择，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 7 ] 。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的理论指导，强调从自然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回归，真正使人类文明在生态主义上实现共产主义的回归，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一) 树立整体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人类对自然界的整体把握和理性认识形成自然观，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把自然界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承认自然是一个有机变化运动的整体，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自然观，它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认为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唯一的主体性存在，导致人对自然毁灭式掠夺。整体生态自然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首先，整体生态自然观强调注重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有机性，注重自然界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其次，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从各个角度关注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要在全局性、动态性、长期性等方面尊重自然，人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与自然是互惠共存、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最后，整体生态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与其它物种都是组成大自然家庭的成员，大自然的每一种生物，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并不是人类的征服对象，而是大自然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他们都有自身的内在价值理应得到尊重 [ 8 ] 。在工业文明社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打破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整体价值观，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因此，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人们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理念，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二) 加强全面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绿色消费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得到改善，消费理念随之发生改变，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学导师王宁老师曾提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暴涨是一扇窗口映射着现如今中国社会很多的畸形现实。”因此，提倡绿色消费理念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尤为重要，绿色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绿色产品；二是可持续利用的生产方式，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理念，引导人们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理性消费、适度消费，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我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充实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生活，美化我们周围的环境，提高生活中的质量”。其次，构建生态产业产业链，推进绿色生产、循环生产和低碳生产，倡导现代企业生态文明理念，作为现代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调整生产结构，创新生产体制，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响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制定环保生产机制，严格把关、绿色监测，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互利共赢；最后，齐心合力构建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我们应该不断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用新的理念进一步深化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用新的视野把握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机遇。” [ 9 ] 。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任道重远，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经过长期实践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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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评价理论视域下国家身份建构的态度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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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发展，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均有所建树。在世界经济发展低迷之时，中国的GDP指数依然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规划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无一不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话语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言本身具有结构性，语言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对建构特定的意义关系，尤其是身份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建立表象，表象形成身份，对外政策依赖于身份的表象，而国家安全与身份的建构紧密相关 [ 1 ] 。语言表达是一门艺术，恰当合适的表达不仅仅是日常会话中所要关注的，对官方话语也有一定的启示。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 。本研究以亚投行和世界银行的官方发言为例，以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为分析框架，试图回答二者官方发言中态度资源的差异以及通过话语建构的身份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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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家身份 有关于“身份”，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身份一直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研究对象。身份是一系列关于自我的概念，自我以及他人如何认识自我、判定自我以及自我认同和对他人的认同。它回答了“我或者我们是谁”、“他或者他们是谁”的问题。身份不是一种静态的概念，而是通过不断的实践以及话语过程建构起来并且不断变化的。亚历山大·温特 [ 3 ]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关系理论》对“身份”做了这样的定义：“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机动和行为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种领悟常常会依赖于其他行为体的在线和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他在强调身份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身份的社会建构性。身份不仅仅包括主体自己，它还在别的个体对于它的认同中得以实现。一个国家成为“领导者”，那么就一定会有“追随者”。巴里·布赞 [ 4 ] 也从建构的角度对身份做了解释，他认为“他者”是行为体确定自我身份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物，因为“他者”为本体提供了差异性和相似性。后结构主义对于身份的阐释更多的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展开，而这一阐释对于国际关系学产生了影响。由于话语概念的引入，让国际关系学理论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话语在身份建构中起着决定性的建构作用。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不仅反映社会事实，同时也建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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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源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中的人际功能。韩礼德(Halliday)提出英语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统实现，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系统实现，语篇功能主要由主位系统实现 [ 5 ] 。系统功能语法通过语气、情态、情态状语等系统来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但就通过语言看“作者/读者”或“说者/听者”对事态的观点和立场这一点，传统功能语法尚无完整体系。任教于悉尼大学语言学系的语言学家马丁博士(James R. Martin)看到了这一盲点并在上世纪90年代发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创立了评价系统的理论框架 [ 6 ] 。 马丁提出，“评价—是文本中态度的磋商，情感的强度以及价值或是读者的建构方式” [ 7 ] 。评价就其本身来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态度系统，介入系统和极差系统 [ 8 ] (图1)。 态度是指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behavior)，文本过程(text/process)及现象(phenomena)做出的判断和鉴赏。态度系统分为情感、判断、鉴赏三个子系统。情感系统为整个态度系统的中心，由它导出判断系统和鉴赏系统。 情感指人的情绪或态度的表达：开心或者伤感，自信或者紧张，充满兴趣或是无聊透顶等等，这些都是人对于不同事物、文本的反应。这些情感可以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并且可以根据表达感情的强弱程度不同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判断指根据社会规定或者社会风俗对人的行为或者事物做出的判断，既可以是积极的判断，也可以是消极负面的判断。判断分为社会评判(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 sanction)，社会评判更多的是关于口头上的评判，与社会文化以及约定俗成相关。社会评判与行为规范(normality)，做事才干(capacity)和坚忍不拔(tenacity)相关。而社会约束则更多的是法律层面的，与落实在纸上的规则、法律条文等息息相关。表达社会评判的词如fortunate， powerful， vigorous， brave， weak， rash等，表达社会约定的词如truthful， deceitful， immoral等。 鉴赏指对事物、现象、行为的评价，如事物有什么价值，我们是如何做的并且做得怎么样等。鉴赏主要由三方面组成，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evaluation)。反应是指文本的吸引力，构成由平衡与细节组成，平衡指文本与过程是否相称，细节则指文本的复杂程度，是否难以理解。表达鉴赏的词如balanced，proportional， insignificant等。 图1. 评价理论(Martin & whit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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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官方发言的态度资源分析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世界银行(World Bank)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简称，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成立于1945年，1946年6月开始营业。最初成立世界银行是为了帮助二战中遭受破坏的国家重建，目前其关注的主要领域是资助贫穷国家脱离贫困。世界银行总部设在华盛顿，按照惯例，行长由美国人担任。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北京。鉴于两主导国的基本体制的差异，我们假设二者的官方话语也带有相应国家的话语特色。本研究运用评价理论中态度资源体系验证上述假设，同时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二者的官方发言中态度资源使用的频度及各部分比例的差异；二是通过态度资源的使用，二者分别建构了怎样的国家身份。 4.1. 样本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建立亚投行的设想和倡议。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由于我们收集样本时亚投行还没有自己正式的官方首页，因此我们研究的样本来自财政部官网。从2013年至2015年5月，投放于财政部官网的亚投行官方发言共5篇，三篇来自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两篇来源于副部长史耀斌。与此时间段相对应，我们在世界银行官网首页抽取了同期间的官方发言稿5篇，均来自现任世行行长金墉。 4.2. 样本分析 本研究主要关注态度资源的使用，以及情感、判断和鉴赏的比例。以评价理论为框架，对态度资源进行手工分析，采用表格中的样本格式(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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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话语建构身份 语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功能，即通过不同形式的言语行为来展示世界，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完整有序 [ 9 ] 。语言具有象征力，它不仅仅能够反映世界中的物质，同时还能够创造新事物。建构主义强调语言对社会建构的本体作用，认为语言对社会的建构作用是必须的，它可以建构一定的社会现实，如规 图3.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态度资源中的积极和消极态度的比例 则、身份等。同样，后结构主义也认为语言具有建构性，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和认识论意义。客观事物、主观事物、自然事物、社会事物等正是通过语言的建构才拥有了特定的意义和身份 [ 10 ] 。在官方发言中，语言的使用不仅陈述事实，而且也建构身份。 亚投行的官方发言中，在进行态度表达的时候，判断系统是其表达态度的主要方式，通过对中国政府和亚投行的积极判断，表达了对亚投行以及中方的积极态度。在态度的表达方面，更多的使用直接态度的词如“促进”、“多边开放”、“互利共赢”等来肯定亚投行对亚洲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中国在这一区域性组织中的领导作用，构建出积极的“裁判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勾勒出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中所起到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言非常明确、直接地表达对亚投行和中国的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一身份和形象的成功构建可以从亚投行创始倡议所获得的高支持率中得以验证。亚投行最终确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有57个，遍布欧亚等五个大洲，其中甚至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不少美国的盟国。 世界银行在态度表达的时候，其态度资源的表达方式涉及了判断系统，情感系统和鉴赏系统，比例分配相对均衡，不仅对其自身进行了积极判断，而且还涵盖了其他的机构、资源和策略，同时对世界银行关注的主题，如环境、教育、贫困地区的孩子等也表达了不同的态度。世界银行的官方发言主要通过物质过程间接地表达世界银行对自身的认可与肯定，构建出积极参与的“援助者”形象和均衡中立的“裁判者”、“支持者”的身份。 虽然对上述差异的一个解释是亚投行处于筹办初期，需要加强对外宣传，确立亚投行对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体的文本分析看，中方官方发言的模式相似，直陈式是其主要的态度表达方式，并且用超大比例的积极态度建构一种积极的正面的“领导者”形象。而对世界银行来说，它试图建构的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形象，既是一个积极的“援助者”，也对一些不利于发展的消极因素进行批评，并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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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运用评价理论对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官方发言中态度资源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二者使用态度资源的情感、判断和鉴赏的比例差异悬殊。中方的发言更多的使用判断系统，鉴赏和情感使用比例较低。世界银行官方发言中各部分比例相对均衡，虽然判断系统使用比例也是最高的，但是判断系统与鉴赏和情感系统之间的使用比例的差距并不像亚投行的官方发言那么明显。这种话语的差异构建出不同的国家身份。亚投行的发言构建出中国在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的“领导者”和“裁判者”的身份；而世界银行在态度表达中建立的是“裁判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身份。 目前中国的对外话语模式正处于摸索建立阶段，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关键环节，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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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个体化化疗药物治疗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RPC)的临床效果。方法将2013年2月至2014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41例CRPC患者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检测TUBB3、ERCC1基因mRNA及MDR1基因多态性，根据结果针对性的选择化疗方案，个体化选用常见的三种化疗药物，包括多西他赛、米托蒽醌、顺铂；对照组单纯采用多西他赛治疗；两组患者从血清TPSA、肿瘤病灶变化、骨扫描、患者疼痛评分等指标进行比较，每3周为1个周期，连续治疗6个周期后进行评估。结果：1) 治疗后，治疗组血清TPSA值为30.9 ± 5.43，对照组血清TPSA值为39.1 ± 7.7，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 治疗后，治疗组疼痛评分值为5.5 ± 0.94，对照组疼痛评分值为6.4 ± 1.27，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3) 治疗后，治疗组骨扫描转移病灶明显减少，与对照组减少幅度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4) 治疗后，治疗组肿瘤病灶明显缩小，与对照组缩小幅度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个体化化疗对CRPC患者具有针对性强，疗效好，能使患者生存获益，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化疗，个体化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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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前列腺癌是常见的肿瘤之一，也是欧美国家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其发病存在地区分布差异，在发达国家前列腺癌占肿瘤新发病例的19%，而在发展中国家仅占5.3% [ 1 ] 。近年来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筛检手段普及、饮食结构改变等，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韩仁强等 [ 2 ] 报道2003~2007年我国前列腺癌发病11，120例，发病率为8.60/10万，在全部癌症发病和死亡构成中分别占2.93%和1.56%，分别位列第7位和第12位。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筛查工作相对滞后，大多数初诊前列腺癌患者已为晚期 [ 3 ] ，而且约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出现了远处转移 [ 4 ] 。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或放疗治愈。而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内分泌治疗是其重要治疗方法，大部分患者通过治疗后生活质量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取得生存获益 [ 5 ] [ 6 ] 。但其不是根治性治疗方法，经14~30个月的治疗后，大部分患者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激素抵抗阶段，最终转变为CRPC [ 7 ] 。一旦发展为CRPC，患者的生存期一般限于20个月 [ 8 ] 。 化疗是目前指南推荐的CRPC标准治疗方案，以多西他赛为基础的化疗方案已被2014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治指南推荐为一线方案 [ 9 ] ，但仅对部分患者有效，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患者对不同化疗药物敏感性不同。因此，CRPC的个体化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 个体化治疗就是通过抽取外周静脉血/肿瘤组织标本获取CRPC患者的标本，通过检测常用药物作用相关基因mRNA表达水平或基因多态性，根据结果预测药物敏感性，针对性的选择化疗方案，应用于CRPC患者，通过复查、随访来观察化疗疗效及毒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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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患者纳入标准 ① 血清睾酮达去势水平(小于50 ng/dl、1.7 nmol/L)；② 间隔两周连续3次PSA升高，较基础值升高50%以上；③ 抗雄激素撤退治疗4周以上；④ 二线内分泌治疗期间PSA进展；⑤ 骨或软组织转移病变有进展。 患者排除标准：① 年龄小于60或大于85岁，有心、肺、脑、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不全，有严重高血压、糖尿病等；② 患者治疗依从性差。 因情况特殊，从伦理方面考虑，所有患者化疗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临床资料 共纳入41例患者，年龄60~85岁，平均68岁，随机分为2组，并签署化疗同意书。治疗组21人，给予个体化化疗(检测结果由上海宝藤医学检验所提供)；对照组20人，给予指南所推荐的标准化疗(以多西他赛为基础的化疗)。 2.3. 研究方法 2.3.1. 治疗组 以多西他赛为基础10例，具体方案为：多西他赛75 mg/m 2 ，静脉滴注，第1天；泼尼松5 mg，2次/日，口服，第1~21日。3周为1周期，连续治疗6个周期；以米托蒽醌为基础5例，具体方案为：米托蒽醌12 mg/m 2 ，静脉滴注，第1天；泼尼松5 mg，2次/日，口服，第1-21日。每3周为1周期，连续治疗6个周期；以顺铂为基础6例，具体方案为：给予顺铂100 mg/m 2 ，静脉滴注，第1天；环磷酰胺500 mg/m 2 ，静脉滴注，第1天；氟尿嘧啶500 mg/m 2 ，静脉滴注，第1天。 2.3.2. 对照组 以多西他赛为基础20例，具体方案为：多西他赛75 mg/m 2 ，静脉滴注，第1天；泼尼松5 mg，2次/日，口服，第1~21日。 以上两组基础治疗相同，主要包括常规保肝、止吐、抑酸、抗过敏、升高白细胞等；且在化疗期间均行心电、血氧、血压监护。患者每次化疗前均重新计算体表面积及药物用量。用药期间忌冷食、冷饮，忌接触冷物。 化疗3周为1个周期，连续化疗6个周期后进行评估。 2.4. 疗效评估 2.4.1. TPSA 因目前针对晚期前列腺癌仍无统一的评价标准，所以本研究仍将PSA水平下降 ≥ 50%为显效，下降0%~50%为有效，无下降或升高为进展。 2.4.2. 肿瘤病灶变化 按照美国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的标准来评估肿瘤病灶的变化，按照“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进展(PD)”进行评估。CR：所有可见病变完全消失并至少维持4周以上；PR：肿瘤病灶的最大径及其最大垂直径的乘积减少50%以上；SD：肿瘤病灶两径乘积缩小 < 25%，或增大 < 25%，无新病灶出现；PD：肿瘤病灶两径乘积增大 > 25%，或出现新病灶。 2.4.3. 骨扫描 化疗前、化疗6个周期后分别行骨扫描检查，如显示新出现的转移灶 ≥ 2个，则为进展；如显示无新出现的转移灶，且原来骨转移灶消失或转移灶数量减少 ≥ 2个，则为好转；其他为稳定。 2.4.4. 疼痛评分 采用数字分级法，以治疗后的疼痛评分减去治疗前的疼痛评分的差值作为评估指标，评分差值 ≥ 2分为进展，2 > 评分差值 > −2分为稳定，评分差值 ≤ −2分好转。 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X 2 检验；计量资料如服从正态分布，以( ± S)表示，采用t检验；如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秩和检验。以P <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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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两组41例患者，1例因治疗3个周期后因发生严重骨髓抑制，白细胞降至1.0 × 10 9 /L，继发骨转移、肺转移后死亡。最终40例完成全部6个周期化疗。 1) 治疗后两组血清TPSA的疗效比较 治疗组20例中显效13例、有效5例、无效2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表2)； 2) 治疗后两组疼痛评分的变化比较 治疗组20例中好转14例、稳定4例、进展2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表4)； 3) 治疗后两组肿瘤大小变化的比较 治疗组20例中完全缓解4例、部分缓解7例、稳定8例、进展1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4) 治疗后两组骨扫描转移病灶变化的比较 治疗组20例中好转9例、稳定8例、进展3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6)； 5) 治疗后两组毒副反应比较 毒副反应：40例患者均可评价毒副反应。治疗组毒副反应是骨髓抑制11例(I-II级骨髓抑制8例，III-IV骨髓抑制3例)、胃肠道反应6例(呕吐I-II 5例，III-IV 1例)、脱发2例、腹泻1例。 对照组毒副反应是骨髓抑制9例(I-II级骨髓抑制7例，III-IV骨髓抑制2例)、胃肠道反应7例(呕吐I-II 5例，III-IV 2例)、脱发2例、腹泻2例(见表7)。两组比较，毒副反应无明显差异(P > 0.05)。 Table 1 Compa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serum TPS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进展 治疗组 20 13(65%) 5(25%) 2(10%) 对照组 20 6(30%) 6(30%) 8(40%) Z值 −2.454 P值 ＜0.05 表1. 治疗后两组血清TPSA的疗效比较 Table 2 The levels of serum TPSA compariso 组别 例数 PSA水平(ug/L) 治疗组 20 30.9 ± 5.43 对照组 20 39.1 ± 7.7 P值 <0.05 表2. 治疗后两组血清TPSA的水平比较 Table 3 The change of pain scor 组别 例数 好转 稳定 进展 治疗组 20 14 (70%) 4 (20%) 2 (10%) 对照组 20 6 (30%) 8 (40%) 6 (30%) Z值 −2.478 P值 <0.05 表3. 治疗后两组疼痛评分的变化比较 Table 4 The change of pain scor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分) 治疗组 20 5.5 ± 0.94 对照组 20 6.4 ± 1.27 P值 0.015 表4. 治疗后两组疼痛评分的变化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tumor size chang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稳定 进展 治疗组 20 4 (20%) 7 (35%) 8 (40%) 1 (5%) 对照组 20 1 (5%) 5 (25%) 8 (40%) 6 (30%) Z值 −2.818 P值 <0.05 表5. 治疗后两组肿瘤大小变化的比较 Table 6 The comparison of bone scan metastatic lesions change 组别 例数 好转 稳定 进展 治疗组 20 9 (45%) 8 (40%) 3 (15%) 对照组 20 3 (15%) 7 (35%) 10 (50%) Z值 −2.413 P值 >0.05 表6. 治疗后两组骨扫描转移病灶变化的比较 Table 7 Comparison of adverse reactio 组别 例数 骨髓抑制 胃肠道反应 脱发 腹泻 治疗组 20 11 6 2 1 对照组 20 9 7 2 2 P值 >0.05 表7. 治疗后两组毒副反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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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由于发病部位隐匿，检查不容易发现，早期无特异性临床表现，故确诊时多数已属于晚期，难以根治，只能采用综合性治疗 [ 10 ] 。目前采用手术/药物去势加抗雄激素治疗的雄激素最大阻断内分泌治疗，可使前列腺病灶体积缩小，骨转移灶减少，骨痛症状减轻，PSA在短时间内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PSA下降一段时期后会再次升高，病情进展，出现新转移灶，最终发展为CRPC。 目前对CRPC的发生机制尚不完全了解，主要是通过化学药物治疗。多数学者认为CRPC可能与雄激素抵抗的前列腺癌细胞克隆的选择生长、前列腺癌细胞逐渐适应去雄环境以及雄激素受体发生突变等有关 [ 11 ] 。 化疗是目前针对CRPC的主要治疗方法和研究热点。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CRPC患者对化疗并不敏感，直至1996年米托蒽醌被证实为第一个对CRPC有效的化疗药物。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药的不断出现，化疗作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两个Ⅲ期临床试验TAX327和SWOG9916 [ 12 ] [ 13 ] ，研究确立了以多西他赛为基础的化疗在CRPC治疗中的首选地位 [ 14 ] 。 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个体之间化疗疗效差异较大，而这种差异是由患者的自身差异和肿瘤细胞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 [ 15 ] 。因此如何选择高效低毒的药物是化疗的关键。大量临床研究和基础试验表明，特异肿瘤分子标志物即药物作用或相关基因mRNA表达水平或基因多态性是识别患者之间差异的重要依据，实现对这些靶标的检测是实施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前提和基础 [ 16 ] 。 个体化治疗 [ 17 ] 就是以每个患者的病情为基础决定治疗方案，从基因组成及多态性变化的差异来预测治疗效果，对每个患者进行最适宜药物治疗。其优点为：针对性强、疗效好，能使患者生存获益。 本文针对三种常见抗肿瘤药物多西他赛、米托蒽醌和顺铂，选择各自作用相关的靶点，分别为TUBB3、MDR1、ERCC1，进行检测，通过其基因表达及多态性情况给予个体化化疗。 多西他赛可诱导和促进微管蛋白聚合，防止解聚，稳定微管。这些作用导致细胞在进行有丝分裂时不能形成纺锤体和纺锤丝，抑制了细胞分裂和增殖，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其常见不良反应：① 过敏反应；② 骨髓抑制；③ 胃肠道反应等。 米托蒽醌是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因而它可杀灭任何细胞周期的癌细胞，增殖与非增殖细胞均受到抑制。其抗肿瘤活性相当高，而且抗瘤谱广，与很多常用抗肿瘤药有协同作用。其常见不良反应为消化道反应，如恶心、呕吐，少数有腹泻；紫杉醇类药物的出现，使米托蒽醌的临床使用率大大减少。但研究发现，部分紫杉醇类药物化疗欠佳的患者应用米托蒽醌可以取得较好疗效，这就提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个体化药物的治疗。 顺铂属于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具有细胞毒性，可抑制癌细胞的DNA复制过程，并损伤其细胞膜上结构，有较强的广谱抗癌作用。其常见不良反应：① 骨髓抑制；② 胃肠道反应；③ 电解质紊乱等。三种药物机制不同，个体反应不一。 目前评价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效果尚无完全统一的标准，多数研究者倾向于以血清TPSA反应率作为主要的疗效评判标准，因为PSA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肿瘤的状况和对治疗的反应 [ 18 ] 。据相关文献 [ 12 ] 报道，CRPC化疗的总有效率为48%。本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化治疗(PSA下降 ≥ 50%)的总有效率为65%，对照组(PSA下降 ≥ 50%)的总有效率仅为30%，说明个体化治疗CRPC疗效显著。 但是，目前药物作用相关基因靶标检测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采用何种检测方法、选取何种靶标基因进行检测、如何指导配伍各种化疗药物，尚存争议。目前，大部分临床研究是关于单一基因检测对肿瘤化疗疗效和预后进行判断，但在联合化疗中各药物治疗作用机制复杂，通路内酶相互影响，通路间蛋白质相互作用，所以国内外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 [ 19 ] 。 本研究选取美国FDA推荐前列腺癌常用药物相关基因TUBB3、MDR1、ERCC1基因进行检测，据其表达或突变情况，选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从血清TPSA、肿瘤病灶变化、骨扫描、疼痛评分等四个方面评价个体化治疗的疗效，与对照组相比，都具有统计学差异，证实了个体化治疗CRPC的效果更好。这就鼓励我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要力求采取个体化治疗，为患者带去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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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慢性盆腔疼痛是妇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病因复杂，诊断困难，常见疾病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性疾病、盆腔脏器脱垂、尾骨痛等。疼痛是一种伤害性感受，慢性盆腔疼痛的发生是疼痛神经传导的过程，机械压力和炎症的刺激是慢性盆腔疼痛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疼痛的神经传导过程中，神经肽类物质也参与慢性疼痛的调控。 关键词 :慢性盆腔痛，致痛机制，机械压力，炎症因子，神经肽类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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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慢性盆腔疼痛(Chronic Pelvic Pain， CPP)是常见的妇科疾病，疼痛主要发生于盆腔、腹部、腰骶部或臀部，也可表现为痛经及性交痛，一般持续6个月以上，常引起功能障碍，需要药物或手术治疗 [ 1 ] 。CPP发病隐匿，病因复杂，涉及疾病有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 EMS)、盆腔炎性疾病(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PID)、盆腔脏器脱垂(pelvic organ prolapse， POP)、尾骨痛(coccyx)等。疼痛是一种伤害性感受，CPP的发生是疼痛感受器长期暴露于伤害性刺激导致疼痛形成的神经传导过程。机械压力和炎症的刺激是CPP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疼痛的神经传导过程中，神经肽类物质也参与慢性疼痛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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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物理因素(机械压力) 产生CPP的物理因素绝大多数是因为发生盆腔粘连，粘连形成和组织发生纤维化使组织之间形成束带，在运动、站立和排便时因脏器的活动对组织和器官产生牵拉或扭转导致疼痛，或者子宫发生极度后区，和卵巢形成束带状粘连，或者骶骨韧带的瘢痕形成均可导致性交痛 [ 2 ] 。而盆腔粘连又是很多盆腔疾病的并发症或后遗症，如盆腔炎性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残余卵巢综合症、妇科手术、盆腔肿瘤等，这些疾病易引起炎性细胞的募集、组织的纤维化形成瘢痕、束带，盆腔组织及脏器之间出现广泛性粘连，导致张力增高，卵巢排卵受阻、附件被牵拉，尤其是深部浸润型EMS子宫直肠窝的深部结节在受压、牵拉下可引起严重痛经、性交痛、肛门坠胀感等不适 [ 3 ] [ 4 ] 。 除盆腔粘连导致的盆腔脏器张力增大外，盆腔部位的肿瘤体积增大，阻塞动静脉和淋巴管导致局部水肿时，脏器的筋膜间隙膨胀，或肿瘤增大阻塞空腔脏器或实体器官管道时会出现牵涉痛 [ 5 ] ；盆腔脏器脱垂，固定脏器的韧带受到重力牵拉，或者宫内节育器位置异常，对宫腔产生压力；外伤、产后周围韧带受伤，导致尾椎间联合的稳定性下降，在动作转换时尾椎间会出现微动 [ 6 ] ，在行走、排便、端坐时因受力不均发生尾骨痛，尤其坐站转换时疼痛加剧。这些机械因素都会使外周疼痛感受器感知到机械力的变化，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疼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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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化学因素 CPP常见的疾病都与机体发生炎症反应，释放炎症因子相关，刺激神经末梢，传递疼痛信号。常见的炎症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α、转化生长因子-β等。 3.1. 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A， TNF-α) TNF-α是一种促炎症因子和免疫调节因子，主要由Th1细胞分泌 [ 7 ] 。CPP致痛过程中TNF-α是重要的炎症递质。当EMS发生，异位的子宫内膜周期性出血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导致其腹腔液中巨噬细胞、外周血液中淋巴细胞的数量增加，分泌大量的TNF-α及IL-6、IL-8等细胞因子，且TNF-α的含量和EMS严重程度成正相关 [ 8 ] [ 9 ] [ 10 ] 。PID发生时子宫内膜被大量炎症细胞浸润，组织中TNF-α含量显著升高，子宫组织的炎症减轻，TNF-α水平亦降低 [ 11 ] 。当炎症发生时，肥大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等被激活脱颗粒，释放炎症介质TNF-α，NF-κB信号通路被激活，增强TNF-α的基因转录，促进TNF-α的表达，同时TNF-α通过正反馈机制再次激活NF-κB信号通路，二者相互促进，同时还诱导其他促炎细胞因子的生成和释放，形成级联反应，导致最初的炎症信号进一步放大 [ 12 ] 。神经末梢感受器不断被炎症刺激，向中枢不断传递伤害信号，形成慢性疼痛。 3.2.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 IL最早发现在白细胞中表达，作为细胞间的信号传递，可以由多种细胞产生，不但参与调节免疫应答还广泛参与调节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IL可分为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两大类，促炎因子有IL-1、IL-2、IL-6、IL-8、IL-12，抗炎因子主要是IL-4和IL-10。 约18%的PID患者盆腔炎急性发作后未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当往往遗留盆腔的慢性疼痛，抑制炎症反应可显著减轻疼痛。研究发现 [ 13 ] PID模型组大鼠子宫黏膜上皮细胞坏死脱落、腺体变形、结构紊乱，纤维细胞增生、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及炎性渗出，血清及子宫组织中IL-1β、IL-8、TNF-α水平升高，IL-10含量降低，中药治疗后大鼠血清及组织中IL-1β、IL-8等促炎因子水平降低、抗炎因子IL-10含量升高，子宫粘膜上皮细胞的炎性反应减轻，说明中药通过抑制TNF-α的激活及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的趋化作用，调节机体免疫，达到抗炎镇痛作用。 EMS异位内膜周期性出血，易导致局部的炎症反应，引起痛经、小腹坠痛等不适。郑安桔等 [ 14 ] 观察50例腹腔镜手术的EMS患者血清及腹腔液内IL-6、IL-8及TNF-α表达均高于正常者，邓晓杨等 [ 15 ] 则发现子宫腺肌病(Adenomyosis， AM)患者外周血IL-10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者，手术治疗后IL-10显著降低，且IL-10含量与AM病理分级呈梯度性的改变，病理分级越高，IL-10含量越高。说明EMS和AM的发生发展与细胞免疫紊乱，产生一系列炎症因子，促进异位内膜的浸润、远处转移，产生慢性疼痛。 3.3. 转化生长因子-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TGF-β参与炎症反应具有双向性，既有抗炎作用，又有促炎作用，TGF-β水平可反映盆腔疾病的炎症程度，PID模型小鼠子宫组织及卵巢组织内的TGF-β水平较空白组和假手术组明显升高，盆炎方及妇科千金胶囊治疗后均有下降 [ 16 ] ，TGF-β水平的降低说明PID模型小鼠子宫和卵巢组织的炎症反应减轻，腹痛缓解。 EMS患者血清及腹腔液中TGF-β1水平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者，且TGF-β1含量与EMS分期和痛经程度成正相关。TGF-β参与EMS的致病过程有多条途径：① TGF-β可诱导miRNA-183表达而抑制NK细胞表面的DNAX激活蛋12的翻译/转录，破坏NK细胞表面受体稳定性及其下游信号转导，致使异位的内膜细胞更容易向远处迁移与侵袭 [ 17 ] ；② TGF-β也可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参与EMS纤维化过程，通过下调异位及在位内膜TGF-β1水平可明显降低基质细胞中的αSMA、I型胶原、CTGF和FN的mRNA的表达，导致异位及在位内膜基质细胞胶原凝胶的收缩明显降低 [ 18 ] ；③ 另外，TGF-β可产生类Warburg效应 [ 19 ] ，糖酵解相关基因HIF1A、PDK1、LDHA在EMS异位内膜表达水平高于在位内膜，病灶邻近的腹膜组织比正常组织表达更高水平HIF1A及SLC2A1，同时TGF-β1可促使间皮细胞产生乳酸，乳酸会增强细胞的侵袭性并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周围环境的PH值降低又可活化未激活状态的TGF-β，加强HIF1A mRNA的表达以及糖酵解相关基因mRNA的生成，因此TGF-β通过升高EMS患者体内乳酸含量，建立一个集成的代谢微环境。由此可见，TGF-β不仅参与EMS病灶的炎症反应，同时为局部病灶血管新生创造有利环境，促进局部病灶的神经生长及敏化，导致盆腔疼痛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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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神经肽类物质 神经肽类物质通常与中枢神经及外周神经末梢中C纤维有关，受炎症、疼痛等病理性刺激时可释放神经肽类相关因子到外周组织中，包括有P物质、血管加压素、神经生长因子、神经肽Y等。神经肽类虽由C纤维产生，当局部达到一定水平又可刺激神经末梢传递伤害信息，完成疼痛的神经传导。 4.1. P物质(Substance P， SP) SP是疼痛产生过程中的致痛神经递质，参与伤害性刺激信息向脊髓背角的传递。EMS患者异位子宫内膜、在位子宫内膜中SP的阳性表达明显高于正常患者，EMS患者骶韧带中SP的mRNA含量和蛋白的表达也明显增高 [ 20 ] ，大量SP可直接引起感觉神经元兴奋，导致痛觉过敏，所以CPP发生时往往SP水平升高。王鑫等 [ 21 ] 收集以痛经为主要症状的AM患者40例，经HIFU治疗后血浆SP水平明显下降，且疗程越长，SP水平越低，DRG接收的伤害信息越少，患者痛经症状可明显改善。 4.2. 血管加压素(Arginine Vasopressin， AVP) AVP是神经肽类激素中的一种，是比催产素作用更强烈的子宫收缩剂，主要通过作用于子宫动脉加压素受体，增强子宫肌层小血管收缩，从而使子宫产生局部缺血和疼痛。付金荣等 [ 22 ] 观察32例EMS痛经患者内服中药内异消，治前经期血浆中AVP水平明显高于健康组(P < 0.05)，治疗后AVP水平显著下降。说明AVP参与疼痛的调控，通过下调AVP水平起镇痛作用。Mechsner等 [ 23 ] 发现血管加压素受体(VP1αR)在AM病灶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或子宫内膜层中不表达，仅在子宫平滑肌细胞和血管中有表达，由此推断，AM痛经患者血清AVP水平升高导致子宫肌层活动过度和血供减少，从而导致痛经。 4.3. 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 NGF) NGF参与神经活动的调节、炎症反应及疼痛产生的关键物质。动物实验发现 [ 24 ] ，外周炎性痛模型小鼠的致痛侧足底皮肤NGF表达呈强阳性，免疫染色其神经元在致痛侧DRG中表达明显增多，且痛侧DRG中的SP含量亦有所升高，刺激停止后NGF在小鼠足底皮肤和DRG的表达并没减少，说明炎症后产生的炎症介质、细胞因子仍可促进NGF的产生，而NGF亦继续刺激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的产生，他们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调节，参与痛觉过敏的形成和维持。 有学者发现AM患者病灶内NGF含量越高，患者的痛经症状越严重，免疫标记及细胞培养EMS腹腔液中NGF的含量及DRG的神经突起，抗NGF抑制剂和k252a阻断NGF后神经突起显著减少 [ 25 ] ，说明NGF对神经元有营养作用且对神经突起有促生长作用。盆腔疾病发生疼痛和NGF的异常分泌，促进周围神经元的生长发育及再生，调控其功能特性的表达，导致神经免疫内分泌功能紊乱相关。 4.4. 神经肽Y (Nerve Peptide Y， NPY) 在正常情况下，NPY存在与脊髓背角的中间神经元和交感神经节后神经元，在感觉神经元的细胞体中不表达，而当周围神经损伤后NPY水平显著上升。子宫脱垂(POP)患者阴道壁和子宫骶、主韧带组织中神经纤维变细、萎缩、断裂，且这些组织中的血管活性肠肽(VIP)、NPY蛋白表达上升，POP越严重VIP、NPY蛋白表达水平越高，阴道壁、子宫骶、主韧带组织中神经纤维密度越小 [ 26 ] 。滕莉荣 [ 27 ] 对产妇阴道壁组织进行研究，发现有阴道壁脱垂产妇比非脱垂产妇阴道壁中VIP、NPY显著减少。NPY具有收缩血管平滑肌、增强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NPY数量减少，说明神经纤维数量减少，固定盆腔脏器的韧带、肌肉失去神经支配，盆腔脏器因重力发生下垂，出现盆腔部坠胀痛。 4.5.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ti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CGRP) 当炎症等有害因素刺激时，C纤维激活，外周神经发生敏化，同时局部释放SP、CGRP、速激肽、生长激素抑制素、NO等，增强局部血管渗透和炎症，这个过程被称为“神经源性炎症”。早在1988年Holzer等已证实，神经源性炎症主要是由SP和CGRP介导 [ 28 ] 。CGRP能诱导人单核细胞合成趋化因子IL-8，调节作用发生在mRNA水平，CGRP与活化的单核细胞接触3 h就能诱导IL-8mRNA表达的增加；同时，IL-1β、IL-6和TNF-α诱导显著而短暂的热激发CGRP从大鼠皮肤伤害性感受器的释放 [ 29 ] [ 30 ] 。另外，在佐剂引起的慢性炎症痛模型中，DRG中的CGRP-mRNA表达上调，CGRP合成增加，通过轴突运送至DRG并释放，参与痛觉信息传递及痛觉过敏 [ 31 ] 。 4.6. β-内啡肽(Beta endorphins， β-EP) 盆腔炎性CPP患者中药灌肠联合情志疗法治疗后血清β-EP水平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β-EP水平和患者的疼痛及抑郁评分成正相关 [ 32 ] 。中药异痛消胶囊通过减少EMS大鼠血中TXB2水平，升高6-keto-PGF1α及β-EP水平后改善小鼠疼痛症状 [ 33 ] 。两项研究都说明β-EP具有中枢镇痛作用，这和β-EP主要集中在丘脑–垂体轴中，在垂体含量最高，具有内源性中枢镇痛作用有关。 β-EP亦存在于除中枢系统以外的外周组织中，如性腺、胎盘，β-EP可在某些炎性细胞中合成，参与炎性反应，其水平高低反应局部炎症程度。100例产后腹痛的患者经艾灸子宫穴后血浆β-EP水平下降，产妇腹痛症状改善 [ 34 ] 。30例行子宫全切术患者关腹前硫酸镁硬膜外给药，分别术后、术后4 h、24 h抽取外周血浆β-EP，发现其水平与术前比较有所下降，术后24 h β-EP水平最低，说明外周血浆β-EP水平可反映患者疼痛的严重程度 [ 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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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展望 CPP涉及的疾病广泛，发病机制复杂，诊断困难，目前缺乏针对性药物治疗，而手术治疗主要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但手术的创伤并非每个患者接受，慢性疼痛反复发作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导致一些负面情绪出现，主要是抑郁及焦虑，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进一步探索CPP的致痛机制对于指导临床诊疗及研发新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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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以涟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路线调查法对流域河岸带类型进行调查，根据土地利用方式、植被类型、地形地貌、土壤质地、人类活动强度、植被覆盖度等指标对涟江流域河岸带分类，选取不同类型河岸带运用径流槽模拟地表径流冲刷，测定土壤水分入渗和地表径流中氮流失量，以期能为流域面源污染防治以及良好河岸带结构的构建提供参考。研究表明：草地 + 壤土 + 山地、V型河谷 + 重度干扰类型河岸带地表径流产生量最大，单次冲刷最大地表径流量为757 mL；农业用地 + 水稻田撂荒地 +丘陵、U型沟谷 + 壤土 + 重度人类干扰类型与农业用地 + 坡耕地裸地 + 丘陵、U型沟谷 + 壤土 + 重度人类干扰类型产生量最低，6次冲刷均未产生地表径流。水分入渗量则相反，这三种类型单次冲刷入渗量分别为43 mL、800 mL、800 mL。不同类型河岸带模拟冲刷径流中总氮、铵态氮、硝态氮流失量均随冲刷次数增多而降低，其中硝态氮流失量大于铵态氮流失量。总氮、铵态氮、硝态氮流失量最大为建设用地 + 裸地 + 壤土 + 山地、V型河谷+重度干扰类型河岸带，流失量分别为4.60 mg/L、1.74 mg/L、2.11 mg/L；流失量最小为草地 + 壤土 + 山地、V型河谷 + 重度干扰类型河岸带，流失量分别为1.56 mg/L、0.45 mg/L、0.47 mg/L。本研究从局域尺度揭示了不同河岸带氮流失特征。 关键词 :河岸带分类，土壤地表径流，土壤水分入渗，土壤氮流失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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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工农业的快速发展，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导致水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对渔业和旅游业发展造成影响，同时影响饮用水质量，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就我国而言，全国被检测的河流中有7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并且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七大水系中，不适合做饮用水水源的河段达40%，工业较发达的城镇河段污染突出，城市河段中78%的不适合做饮用水源，七大水系中大辽河污染最为严重。全国主要的大型淡水湖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巢湖、滇池、南四湖、太湖污染最为严重。河岸带作为水陆生态系统之间的缓冲带，对水陆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起到缓冲作用，可以通过过滤、渗透、吸收、滞留、沉积等机制降低进入地表和地下水的径流污染物毒性以及污染程度 [ 1 ] [ 2 ] [ 3 ] [ 4 ] 。氮素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同时也是引发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土壤氮素通过地表径流或土壤侵蚀向水圈失散的过程，会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例如过量氮素进入地表水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水生生态系统崩溃；过量氮素进入地下水和生活饮水中，还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 5 ] 。国内外对河岸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岸带的结构、功能、宽度、植被以及受损后的生态重建上，对河岸带土壤氮流失特征未有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河岸带的模拟径流过程及氮流失研究，旨在揭示不同类型河岸带土壤径流产生及氮素的流失特征，以期能为河流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依据，同时为河岸带水土保持及受损河岸带生态修复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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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材料和方法 2.1. 涟江概况 涟江，属珠江流域红河水系，发源于贵州省西南部，有两个源头，北源出自贵州省贵阳市西部花溪区党武乡，西南流；东源出自龙里县水场与大土两地之间，向西流约30 km，两源在惠水县育岩镇附近汇合，然后折向西南流，经惠水县城中，长顺县南、罗甸县北，在罗甸与长顺县之间的交砚与蒙江另一河源格凸河汇合，之后称蒙江。涟江自北源到罗甸县交砚镇汇合格凸河口，长约150 km [ 6 ] [ 7 ] 。 2.2. 研究方法 2.2.1. 野外调查和实验 本研究采用路线调查法，自涟江河源所在地贵阳市花溪区沿河调查直至格凸河汇流点罗甸县交砚镇双河口。选择50个河段调查记录河岸带环境因子，包括土地利用方式、植被类型、地形地貌、土壤质地、人类活动强度、植被覆盖度、坡度等，最后确定8种河岸带类型，如表1。选择每种河岸带类型代表点，利用50 cm × 15 cm × 10 cm径流槽模拟冲刷河岸带，每次冲刷用水800 mL，冲刷时间1分钟。径流槽为在径流槽中，用水流调节球调节水流，使水流变得均匀，流速减缓，减小加水器中直接加水冲力过大导致径流槽中土壤侵蚀过大造成的误差。用量筒在径流输出管处接收渗出径流，直至径流输出管处无径流渗出方可取出量筒，读取和记录读数，把量筒中的径流倒入塑料瓶中保存，然后进行下一次冲刷。当径流槽中渗出径流量基本保持不变时，结束冲刷。把收集的径流带回实验室测定相关指标。每个河岸带类型的冲刷实验分别设置3个重复。在每个径流槽旁，用铝盒和采样袋采集土样，带回实验室测定理化 Table 1 Different types of riparian zone samples and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 类型编号 河岸带类型 代表样点 植被覆盖度(%) 坡度(˚) 1 农业用地 + 坡耕地撂荒地+山地、V型河谷 + 砂土 + 重度人类干扰 昌明村 20 16 2 农业用地+水稻田撂荒地 + 丘陵、V型沟谷+砂土 + 重度人类干扰 水场乡 60 0 3 农业用地 + 水稻田撂荒地+丘陵、U型沟谷 + 壤土 +重度人类干扰 歪脚村 60 0 4 农业用地 + 坡耕地裸地 + 丘陵、U型沟谷 + 壤土 + 重度人类干扰 歪脚村 0 20 5 草地 + 壤土 + 山地、V型河谷 + 重度干扰 董朗大桥 60 9 6 建设用地 + 裸地 + 壤土 + 山地、V型河谷 + 重度干扰 昌明村 0 20 7 林地 + 乔木 + 壤土 + 山地、槽型河谷 + 中度干扰 店子边村 50 13 8 林地+灌丛 + 壤土 + 丘陵、V河谷 + 中度干扰 河西村 90 5 表1. 不同类型河岸带样点及主要特征 指标。径流槽是为野外模拟径流冲刷专门设计的小型便于携带的实验仪器，为实验室自用仪器，对比环刀，径流槽既能测出土壤水分入渗量也能测出地表产流量，且便于野外实验。 土壤入渗量计算公式： 土壤入渗量(mL) = 冲刷用水量(mL) − 流出径流量(mL) 本研究中土壤质地运用野外速测法干测法测定。砂土：在手掌中研磨时有砂粒的感觉，放到手上会从指缝间自动流下，用手指碾时散碎；用肉眼观察则几乎完全由砂粒组成；土壤干燥时土粒分散，不成团。壤土：在手掌中研磨时感觉有少量的砂粒，用肉眼观察则几乎看不到砂粒，干燥时用手指不可能将土块弄碎。粘土：在手掌中研磨时感觉主要是粘粒，是很细的匀质土，用肉眼观察则为匀质的细粉末，干燥时形成坚硬的土块，用锤击仍不能使其粉碎。 2.2.2. 室内分析 用烘干法测定自然含水率，土样总氮利用半微量开氏法测定，硝态氮利用双波长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铵态氮用氯化钠浸提法测定，pH值用pH试纸测定，土壤有机质利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水样中总氮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硝态氮用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测定、铵态氮采用纳氏试剂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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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类型河岸带地表径流和土壤水分渗透特征 通过野外模拟冲刷，8种类型河岸带冲刷地表径流产生量如图1所示。整体来看，各类型地表径流产生量刚开始均较少，然后逐渐增多，最后趋于稳定。地表径流产生量顺序为类型5 > 类型8 > 类型1 > 类型2 > 类型7 > 类型6 > 类型3、类型4。 8个不同类型河岸带在野外用径流槽冲刷实验表明，土壤水分入渗刚开始入渗量均比较大，然后逐渐趋于稳定(图2)。入渗初期，入渗量为类型3、4 > 类型6 > 类型7 > 类型2 > 类型1 > 类型8 > 类型5，土壤达到稳渗时长为类型7、1 > 类型2、5、6、7、8，类型3、4由于没有地表径流，无法判断其达到稳渗历时。 图1. 不同类型河岸带地表径流量 图2. 涟江流域不同类型河岸带土壤水分入渗量 3.2. 不同类型河岸带土壤氮流失过程 由于类型3、4没有径流产生，无法得出其径流中氮含量，因此，在河岸带土壤氮流失过程研究中不考虑类型3、4。如图3所示，不同类型河岸带土壤总氮第一次冲刷流失量最大，然后逐渐降低，除类型7流失量随冲刷次数增多变化较大外，其余均较平缓。总氮流失量最大为类型6，其次是类型8，然后依次是类型2、类型1、类型5，类型7流失量变化幅度较大，第一次冲刷总氮流失量仅次于类型6，第二次冲刷流失量次于类型6、类型8、类型2，之后冲刷总氮流失量只高于类型5。铵态氮流失量如图4所示，流失量随冲刷次数增多逐渐降低，与总氮释放特征类似。不同类型河岸带铵态氮流失量为类型6 > 类型1 > 类型7 > 类型8 > 类型2 > 类型5。不同类型河岸带土壤硝态氮流失量如图5所示，整体流失特征与总氮和铵态氮释放特征一致，各类型河岸带硝态氮流失均为第一次冲刷释放量最大，最后逐渐减低。由图5可知，整体来说，不同类型河岸带硝态氮流失量为6 > 类型2 > 类型7 > 类型1 > 类型8 > 类型5。 3.3. 土壤氮流失的影响因子 影响土壤氮素流失因子很多，本研究以冲刷水体氮素含量、土壤理化背景值以及各类型河岸带植被覆盖度和坡度作为影响因子，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各影响因子与土壤氮释放相关性。冲刷水体氮素含量与土壤理化背景值如表2所示，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河岸带土壤径流中铵态氮流失量与土壤背景铵态氮含量存在显著相关性，与坡度也存在显著相关性，与其他影响因子无显著相关性，原因可能是本次研究8个样点河岸带因子较多，影响力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