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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从字面上是金融 + 普惠 + 数字，是三者的深度融合。其核心是金融，是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手段是通过数字技术，突破传统普惠金融的时空壁垒，降低投资的“财富门槛”、金融活动的参与门槛和创业门槛，实现金融活动和服务的降本增效，助力金融的普惠性；其目的是普惠性，吸引更多的贫困群体参与金融活动，共享经济社会的成果，提升其社会福利。因此，G20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2011~2018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的包容性金融的重要模式，可以突破“胡焕庸”线，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可能(郭峰等，2019) [ 7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张勋、万广华等，2019) [ 8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财富渠道和创新渠道显现，其贡献率从2012年的14.25%上升至2018年的25.77%，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傅利福，2020)。 1) 数字技术生产要素化助力金融普惠性，直接促进乡村经济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具有可行性的乡村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创新路径，数字普惠金融首先是金融，具有金融特性。而金融发展有助于平滑消费、管理风险、降低居民约束以及便利化交易(Goldsmith， 1969; McKinnon， 1973; Levine， 2005) [ 9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共识(King & Levine， 1993; Rajan & Zingales， 1998) [ 10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信息数据共享，缩短了金融机构和目标客户间的物理和心里距离，降低获客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通过数字技术画像细分客户需求，实现精准识别和有效供给，提升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有效分配和配置效率。这种创新型降本增效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金融活动的参与门槛，从而能吸引更多为传统金融所排斥的群体参与经济活动，有效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排斥问题(黄益平、黄卓，2018) [ 11 ]，在促进数字金融产业发展的同时，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和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乡村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数字金融发展作为互联网技术进步的重要产物，已被较多研究证实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Kevin & Sydney， 2019; Ahmad & Schreyer， 2016)，拉动GDP增长，使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愿景具有可行性和现实基础。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2016年发布的《普惠数字金融：助力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增长》表明，到2025年数字金融的普及可以带动新兴经济体GDP总量上涨6%，增量为3.7万亿美元。 另外，2020年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新增“数据”生产要素，将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并驾齐驱的生产要素，这是对数字经济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最强音回应，也是对数字金融创新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肯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论，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是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则将数字技术作为新生产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 应表示为： G Y = G A + a G L + b G K + c G G 其中：GY——经济增长率，GA——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L——劳动增加率，GK——资本增长率，GG——数据增长率；a——劳动份额，b——资本份额，c——为数据份额。 因此，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技术，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和乡村发展，融合和推广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包容性增长。 2) 缩减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宋晓玲，2017；张贺，2018) [ 1 ] [ 2 ]，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Kapoor， 2013) [ 12 ]、降低农村居民贷款成本和抵押物以及提高其人力资本间接影响(朱一鸣、王伟，2017; Schmied J， Marr A.， 2016) [ 13 ]，具有包容性增长效应。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按照凯恩斯消费理论，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一是通过收入效应提升人们的消费支出和消费水平，而”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提升是衡量贫困状况缓解的最主要指标”(汤敏，2010) [ 6 ]，二是通过替代效应激励普通群体去储蓄和投资，参与经济金融活动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也加大了人们进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性、参与医疗和社会保障保险的可能性和力度，增加社会福利；另外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有利于资本的形成，缓解融资约束和流动性约束，促进人们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的开展，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普惠性。也就是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带来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可以间接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而乡城收入差距的减少，直接增加乡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而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被绝大多数人享有时，经济增长才是包容性的(高帆、汪亚楠，2016) [ 14 ]。 3) 变革农村居民的支付习惯，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创新，其形式既有互联网信贷、供应链金融、区块链金融和大数据、云计算等，但对于乡村而言，应用场景最多、影响最深刻则是移动支付和数字信贷，各种扫码支付和刷脸支付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常态化，这种移动支付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金融深化，推动包容性发展(龚强，2020) [ 15 ]。 移动支付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一是成本节约效应。移动支付减少了人们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频次，一方面可以降低人们往返金融机构的时间成本、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和与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交易频次和交易行为的转变，可以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节省服务成本、减少网点建设和维护，从而提高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的效率。二是金融深化效应。移动支付只需要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便可实现，这样极大的减低了普通大众参与金融活动和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同时其高效的支付效率和更安全的资金保障，吸引了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金融市场，增加了他们参与金融活动、共享金融成果的机会，提升社会福利。移动支付在非洲国家出现“越穷越发展”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移动支付能够推广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发展。 4) 改善农村居民的创业环境，实现创业机会的均等化 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农村居民的创业环境体现在，一是减低创业农户的融资门槛，二是通过信息交互和信息升级来促进农户创业生产(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2018) [ 16 ]。金融经典文献认为，信贷约束会对创业产生负向影响(Evans & Jovanovic， 1989; Nykvist， 2008; Karaivanov， 2012)。而数字普惠金融的降本增效和信息共享，使金融资源能得到更为合理的分配和配置，进而缓解创业梦想者的融资约束和流动性约束，促进创业活动。何婧、李庆海(2019) [ 17 ] 的研究也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融资功能可以通过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对农户创业产生正向影响，同时也可以通过缓解信息约束对农户创业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创业农户可以与买家或其他创业者合作，实现信息交互，为创业项目的可行性及市场前景进行更为精准的评估(苏岚岚等，2017) [ 18 ]，做到精准创业提升创业的成功率的同时，改善创业社会信任环境，实现农村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和乡村经济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