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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面部表情感知与文化 2.1. 有关跨文化一致性的研究 在心理学和人类神经科学领域，最被广泛接受的科学事实之一就是，一部分情绪(例如：愤怒，悲伤，恐惧)的面部表情是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够自发地识别这些面部表情中的情绪，比如：皱眉代表着愤怒，撅嘴代表着悲伤，等等。 Darwin (1872)认为，不同的面部表情是天生的、固有的、并能为全人类所理解。Ekman等对此提供了一系列的有力支持。1969年，关于面部跨文化元素(Pan-Cultural Elements)与情绪的文章结论指出，面部肌肉的运动和基本情绪(快乐、悲伤等)的跨文化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面部情绪表达的跨文化的一致性(Ekman et al.， 1969)；1971年同样指出，特定的面部肌肉运动和基本情绪之间的普遍关系具有跨文化一致性(Ekman & Friesen， 1971)；1987年又进一步发现，当被试在判断很强烈的情感时，跨文化的一致性很高(Ekman et al.， 1987)。这说明，强烈的情感更容易被人们正确感知。Matsumoto和Ekman等(1989)通过测量美国和日本的人们关于面部情绪表情的强度等级判断的差异。结果发现，无论在哪种文化下，被试判断强度最高的积极情绪都是快乐，强度最低消极的情绪都是害怕和愤怒。 此外，自发面部表情(发自内心的表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特点。通过面部表情的观察研究可以发现，来自不同文化的被试都能准确地判断出自发的面部表情(Matsumoto et al.， 2009a)。早期，研究者们通过对比正常儿童和先天盲童的面部表情，发现他们之间虽有所差异，但相似性仍然存在(Galati， Miceli， Sini， 2001; Galati et al.， 2003)。Matsumoto and Willingham (2006)对不同国家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所有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都具有普遍性。随后，他们在2009年对不同国家的先天和非先天盲人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进行了研究， 发现所有被试的自发面部表情不仅都没有显著差异，还存在高相关(Matsumoto et al.， 2009b)。这说明，无论运动员是否来自同一种文化，他们的自发面部表情都是极其相似的。之后Matsumoto等(2009a)选取不同国家的大学生对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进行识别，结果发现不同文化的被试都能准确的识别出自发面部表情。这又一次证明了，对于自发面部表情的跨文化一致性。 2.2. 有关文化差异的研究 虽然有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在某些情绪(悲伤、恐惧等)的感知上具有跨文化一致性(Ekman et al.， 1972)；随后研究却发现多种情绪感知具有文化差异(Adams， 2009; Chiao et al.， 2008; Moriguchi et al.， 2005)。Ekman and Friesen (1971)选取美日被试，让他们在独自和有陪同两种情况下观看能诱发负性情绪的电影，记录被试的面部表情。结果表明，在独自看电影的条件下，面部表情没有文化差异；当有陪同时，美国被试倾向于继续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日本被试则倾向于通过微笑来掩饰自己的负面情绪。Ekman认为这一结果是由于日本文化倾向于隐藏负性情绪(Ekman & Friesen， 1971)。已有大量文献表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支持情感表达，而亚洲集体主义文化鼓励控制表情来维持团体和谐(Heine et al.， 1999; Markus & Kitayama， 1991; Matsumoto et al.， 2005， 2008)。Masuda等(2008)认为，推断他人情绪的时候，日本人往往比美国人更加依赖社会背景，而美国被试只依赖被推断的人物本身。随后Kafetsios and Hess (2015)通过研究在不同情境下对面部表情感知过程的影响，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东方文化下(集体主义思维)的被试在判断面部表情时会受周围情景的影响，同样证明了文化对情绪感知的重要性。 Ekman et al. (1987)做了有关文化与面部表强度评分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文化下，被试对表情中情绪相对强度第一的和第二的判断是一致的，但在判断情绪的绝对强度时有文化差异。随后Matsumoto和Ekman (1989)据此进一步研究，着重测量美日文化差异在面部表情上的情绪强度差异。结果发现，无论照片里的人的性别和所属文化是什么，除厌恶外，美国被试所有情绪强度评分都高于日本被试，其中美国被试对快乐和生气评分最高，而日本被试则是厌恶评分最高。Matsumoto (1999)发现，在评估图片的情绪强度上美国被试的评分高于日本被试，而日本被试主观情绪体验强度得分明显高于美国被试。当看到高强度表情时，对美国被试来说，图片的情绪强度得分明显高于主观体验，但是这一结果在低强度表情并不显著；日本被试则正相反，当看到低强度表情时，图片的情绪强度得分明显低于内部体验，而高强度表情时不显著。 此外，文化的组内优势效应(in-group advantage)也是面部表情感知的文化差异出现的原因。组内优势效应就是指在文化一致的条件下人们更容易正确感知情绪，它是由Elfenbein and Ambady (2002)提出的。他们使用元分析技术分析了97项关于面部表情识别的跨文化研究来检验在情绪识别的文化特异性。结果发现当情绪的表达方和知觉方是来自于同一种文化的时候，他们之间情绪的理解和交流就会变得更加准确；反之，情绪的表达方和知觉方文化差异越大，组内的优势效应就会变得越小。 Marsh等(2003)进一步证实了情绪面部表情的组内优势效应。实验从JACFEE和JACNeuF中挑选日本人和美籍日本人的照片，让被试判断照片中人物的国籍。结果发现，相比中性表情的照片，被试猜测有面部表情的照片中的人的国籍正确率显著更高。这说明，面部表情中包含文化因素，不同文化中存在一些特有的面部情绪表达模式，这些差异只能被同一文化的成员知觉。Moriguchi等(2005)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恐惧面部表情感知的文化差异。结果发现，白种人在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辅助运动皮层(supplementary motor cortex)及杏仁核(amygdala)激活更显著；日本人则在右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cortex)、前运动皮层(premotor cortex)及左侧脑岛(insula)激活更显著。这表明，在神经层面，识别恐惧面部表情存在文化差异。这可能与日式文化下人们更倾向于掩饰自己的负性情绪；而在美式文化中负性情绪更容易被接受有关(Matsumoto， 1990)。然而，Matsumoto等使用的图片来自Ekman表情图片系统，而该系统的表情图片明显更偏向于西方文化。为排除图片的文化属性这一因素，Chiao等增加了面孔的文化属性并重点考查杏仁核活动。结果发现，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白种人，被试在观看与自己文化一致的恐惧面孔时，杏仁核激活显著增强，证明了情绪识别确实存在组内优势效应。对本民族表情识别的这种优势效应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神经成像研究证据的支持(Adams， 2009)。此外，眼神作为一种非言语信息在对理解他人情绪中扮演重要角色(Argyle et al.， 1976; Sander et al.， 2007)。Adams等(2010)要求日、美白种被试观看：日本人直视/斜视、白种人直视/斜视，四种恐惧面孔。结果发现，当面孔与被试文化一致时，斜视相比直视在双侧杏仁核激活更强；在文化不一致时结果相反。以上研究均表明，文化在情绪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面部表情的感知多有不同。 通过研究组内优势效应的神经生理机制，可以发现大脑的杏仁核和梭状回与组内优势效应密切相关。当被试识别同族人的面部表情时，激活了大脑的杏仁核和梭状回等区域；而当被试识别他族人的面部表情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则变成了额叶、枕叶和顶叶。由此可以得出，人们在识别本族和他族人的面部情绪时，产生的脑区活动不同(Kim et al.， 2006; Lee et al.， 2008; Van Bavel et al.， 2008)。Iidaka等(2008)选取日本被试进一步探究了人们识别不同种族人的快乐和中性面部表情时的大脑神经机制。实验要求被试通过观看日本、非日本亚洲人和白人的快乐和中性的面部表情的照片来进行情绪判断并评估情绪强度。结果发现，相比于判断他族人的快乐情绪，被试在判断同族人的快乐情绪时，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激活更强。后扣带回的部分区域和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与对本族相似的面部表情判断有关，而在判断不同种族的面部表情时，左侧杏仁核的活动则有所差异。组内优势效应不仅表现在人们判断同族人面部表情时的高正确率，情绪识别者的主观体验、行为和生理反应等方面也存在组内优势效应(Roberts & Levenson， 2006)。Roberts and Levenson (2006)选取非裔、华裔，墨西哥裔和欧洲裔美国被试，让他们观看搞笑、悲伤和厌恶的电影片段，每个片段结束后，要求被试自我报告情绪体验并测量他们的面部情绪表现和生理反应。结果表明：当片中演员与被试同族时，被试的情绪体验更强，面部表情更明显，生理唤醒更大。Yan等(2015)通过系统地研究中英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面部表情的认知和分类的文化差异，结果发现被试在识别与自己文化一致的面部表情时正确率更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面部表情知觉的普遍性提出质疑。Rachael等(2012b)利用计算机图形学的平台，重新构建了六种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的心理表征。结果表明：1) 西方人对六种情绪的面部表情都是不同的，而东方人不会；2) 东方人用独特的眼部活动来表示情绪的强度，突出了文化对塑造基本行为的巨大影响。随后，Gendron等(2014)发现若没有情绪概念的线索，不同文化下的面部表情将不再存在文化的普遍特征。他们认为情绪知觉的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取决于文化和概念的背景。Michael等(2016)发现西方的面部情绪表达(包括恐惧)与土著孤立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他们同样认为，一些面部表情并不能被广泛的正确感知，并对一些广为接受的情感理论原理提出了质疑。Yan等(2015)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虽然识别基本面部表情的能力通常被认为是普遍的人类能力，但这种能力可能被高估了，因为文化会导致面部表情信息理解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