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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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语用学与释意理论应用之路径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凸显其重要性。这种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并对源文本的言外功能的理解的这个过程，同时也表明译者可以在译文中有一定程度的发挥和再创作。 分析源文本的言外功能是语用学应用范畴。翻译过程中的语用分析，就是借助于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翻译中所涉及的语言使用问题进行交际意义上的综合分析 [ 1 ] 。文学翻译自然离不开文学理论的运用。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形成一门新兴学科——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它是用语用的方法和原则阐释文学语言，并非停留在对语言的形式结构的思考，而是寻求解释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形式结构怎样由作者和读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其交际行为而被实际使用和体验 [ 9 ] 。可见，文学翻译同样离不开交际问题。交际翻译相对于语义翻译来说，更加注重译文的社会性，注重读者的反应。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的作用，首先以读者的身份，结合语境，分析和理解源文本中作者所表达的意义，再以作者的角度，用目标语言对作者的意图进行表达，尤其是注重译文在读者中得到理解和引起共鸣的效果，也就是译文的社会性。同时要注重文化含义在源语言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而这个过程就需要释意理论的运用。 释意理论的模式是指“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三个过程，强调“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就是忘记讲话使用的字词，头脑中只剩下对意义的意识形式，自发地表达自己的理解。这个过程便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实它包括了理解原文和重新表达两个步骤。所以说“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是理解原文的一个重要阶段，与语用学所强调的注重语言在使用中的意义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要同时运用语用学理论和释意理论，使两者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在《继续》的翻译中，译者既注重在理解源文本时结合上下文、前后章节进行语境中文学语言的分析，又注意在翻译时运用释意理论，将理解后的原文按照中文表达习惯来表述。当然，不能为了刻意追求译文的流畅性而进行任意发挥，因为文学翻译并非文学创作，前者最终还是要以源文本意义的传达为主要目标。在《继续》第四十一章中，原文有一段是“Mais ni Samuel ni Sibylle n’ont envie de rester dans ce village sinistre aux chemins poussiéreux – des particules grises qui ne flottent pas dans l’air， parce que rien ne bouge [ 10 ] ”，笔者将此句翻译为：“然而，萨缪埃尔和茜玻尔都不想待在这个灾难现场一般的村子，这里的路面都是灰——这些灰色的颗粒并没有漂浮在空气中，因为什么都动弹不了”，这里将sinistre翻译成“灾难现场一般”而没有用其字面含义“凄凉的，悲惨的”，是站在文中主人公母子俩的角度，从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感受以及并不想在当地歇息的意愿来选择译出语词汇。尤其是关于儿子萨缪埃尔，从下文中他独自一人在小商店外等他母亲购物时的动作和心理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当地环境的抵触情绪，而且此章末一直着墨于萨缪埃尔认为当地“贫穷”的感受，更与“灾难现场一般”所要表达的环境的“脏乱差”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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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文学翻译要准确生动地传达出原著的意义，需要译者综合运用语用学知识和释意理论并发挥主体性作用。语用学的出现为释意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释意理论是对语用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发展。释意理论不仅仅以口译为研究对象和应用范围，它在笔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语用学理论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深入分析和理解源文本；囊括了“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三个过程的释意理论在源文本的解读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而“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这个过程，实际上包含了理解和重新表达的两个过程。在文本的翻译中，追求意义对等的提喻可以从理论上解释释意模式。文学翻译中运用语用学和释意理论，都需要关注和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分析源文本的言外之意，理解原文时“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都是不可替代的主体行为。译者主体性不仅表现在理解原文，还表现在用目标语重新表达的过程中。另外，在重新表达时，译者要注意再创作的“度”，要置于文本既定框架和历史文化范畴之内，符合文本语境，以传达源文本的意义为基本目标，不能任意发挥。因此，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综合运用语用学和释意理论，同时掌握好译者再创作的“度”，才能使我们更好地完成文学翻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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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氧化铜–硅核–壳纳米线阵列结构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传感器和锂离子电池等领域。本文通过阳极氧化法制备了高质量的氧化铜纳米线阵列，系统研究了后退火处理对其表面形貌的影响。通过低压气相沉积，在氧化铜表面生成非晶硅壳层结构，通过扫描电镜和拉曼光谱分析，研究不同沉积时间及在不同浓度的碳和硼掺杂条件下对硅纳米线阵列微观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 :阳极氧化，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硅–氧化铜，同轴纳米线阵列，微观结构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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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锂离子电池商业化已来，传统的石墨负极材料实际比容量已经接近372 mAh/g的理论值，提升空间有限，已经成为制约锂离子电池发展的瓶颈。开发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和循环稳定的负极材料，替代传统石墨负极，显得尤为重要。 硅材料是目前已知电极材料中理论容量最高的，达到4200 mAh/g，比起其它负极材料，硅有着相对较低的脱嵌锂电位(<0.5V VS Li + /Li)，和正极匹配能够提供较高的输出电压。此外，硅在地壳中的含量丰富，价格低廉。因此，硅材料被认为是第二代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候选负极材料。然而，硅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也有其自身缺点。在锂离子的嵌入和脱出过程中，材料的体积发生严重膨胀和收缩(接近400%)，造成材料逐渐粉化，结构坍塌，活性物质和集流体丧失电接触，导致材料的循环性能下降。并且因为这种体积效应，使得硅在电解液中难以形成稳定的固体电解质界面膜(SEI)。在硅的表面不断形成SEI膜，会造成容量衰减 [ 1 ] [ 2 ] 。研究发现，将硅材料纳米化可以有效缓解体积效应 [ 3 ] [ 4 ] 。如Cui Yi等将硅纳米线 [ 5 ] 和硅纳米管 [ 6 ] 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实现了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Cao等在铜纳米线上沉积纳米非晶硅用作锂离子电池负极，有效的抑制了硅材料的体积膨胀 [ 7 ] 。 氧化铜是一种P型窄带隙(1.2 eV)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料 [ 8 ] ，在自然界中含量丰富且合成成本低廉。纳米化的氧化铜材料因为具有不同寻常的光 [ 9 ] 、电、磁和催化 [ 10 ] 等特性，使其在非均相催化剂、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 11 ] [ 12 ] 、光热和光导材料、场发射 [ 13 ] 和气体传感器 [ 14 ] [ 15 ] [ 16 ] 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合成氧化铜纳米线的方法主要包括热氧化法 [ 17 ] [ 18 ] 、溶液反应法 [ 19 ] [ 20 ] 、模板法 [ 16 ] 、阳极氧化法 [ 21 ] 等。其中阳极氧化法和高温热氧化法可直接在铜基片上原位生长氧化铜纳米线，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便于实现器件化，是制备一维氧化铜材料的理想方法。 本文通过阳极氧化制备出氢氧化铜纳米线阵列，后退火处理将氢氧化铜转化为氧化铜，研究了不同退火工艺对氧化铜纳米线阵列形貌的影响，并在氧化铜纳米线上进一步沉积非晶硅形成氧化铜–硅核–壳结构。研究非晶硅中碳和硼的掺杂对硅纳米线微结构的影响，探索适合做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最佳制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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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利用阳极氧化法在导电铜箔表面生长氢氧化铜纳米线阵列。采用三电极体系电化学工作站，以导电铜箔作为工作电极，铂丝作为对电极，Ag/AgCl电极作为参比电极，2 mol/L的氢氧化钾溶液作为电解质，进行阳极氧化，制备时间为400 s。将沉积得到的样品用去离子水漂洗4次并烘干。将干燥后的铜箔样品放到大气气氛管式炉中200℃退火处理4 h得到氧化铜纳米线阵列。以氧化铜纳米线阵列为基底，在等离 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腔室(沈阳科仪)中通过气相沉积得到硅/氧化铜同轴纳米线阵列。沉积过程中采用硅烷(SiH 4 )和氢气(H 2 )作为反应气体，甲烷(CH 4 )和硼烷(BH 3 )作为掺杂气体。沉积时基底温度为200℃，沉积气压为80 Pa，功率为80 W。 采用德国布鲁克公司的D8 Discover X射线衍射仪研究纳米阵列薄膜的晶体结构；采用日本电子公司的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JEOL JSM7100F)研究薄膜的表面形貌，并通过EDX面扫描获得薄膜中的元素分布图；采用英国雷尼绍拉曼光谱仪(Renishaw In Via)研究硅壳层的结晶成分，测试时采用激光波长为532 nm；采用美国珀金埃尔默公司的TGA-7热重分析仪研究薄膜的相变过程(温区30℃~800℃，升温速度10℃/min，氮气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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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采用阳极氧化法在铜箔的表面生长出了纳米棒状Cu(OH) 2 阵列，200℃后退火处理将其完全转变为氧化铜纳米线阵列。高温(>350℃)退火获得的氧化铜纳米线阵列的形貌会发生改变，纳米线聚集，表面出现凸起，纳米线密度减小。采用C和B对硅进行掺杂，甲烷和硼烷的掺杂浓度对硅纳米线的沉积速率及晶体形态有较大影响。随着甲烷浓度的增大，纳米线的直径有增加趋势；当甲烷的浓度为4 sccm时，硅样品基本上是非晶硅，其它硅烷浓度的硅样品仍然是以非晶硅为主，存在部分纳米晶。随着硼烷掺杂浓度的增大，纳米线的直径逐渐增大，且直径的增大幅度较甲烷掺杂明显；当硼烷掺杂浓度为2%时，硅样品基本上是非晶硅，纳米晶的信号很微弱，其它硼烷掺杂的硅样品仍然是以非晶硅为主，存在部分纳米晶。负极材料的微观形貌对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和循环寿命等物理化学性能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所探讨的制备条件对氧化铜/硅核壳结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形貌和结构的影响可为硅基锂离子电池的制备和性能调控提供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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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日语清辅音浊化现象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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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日语的复合语有时会产生清辅音浊化的现象，前人研究中指出其浊化与否跟音韵结构、词汇特性、语法、语义、选择限制、社会语言学等因素有关。本论文发现日语元音的高低位置也是造成清辅音是否浊化的原因，例如「秋田」[akita]及「早稲田」[waseda]中后一成分「田」有着清辅音[ta]及浊辅音[da]的差异。站在日语教学的立场上，如何有系统地说明上述现象，藉由音韵规律来帮助学习者记忆是相当重要的课题。本论文透过「田」这一个案研究，说明两方面的问题：1. 根据历史语言学的观点推导现代日语清辅音浊化的音韵规则；2. 在教学现场，利用音韵规则来有效地掌握辅音浊化与否的现象。 关键词 :辅音，浊化，音韵规则，历史语言学，语言教学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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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序论 日语的词汇能产性高，因此透过不同品词结合产生的复合语也特别多。例如「大学生[daigakɯseː]」(大学生)为名词与名词的复合语、「小汚い[kogitanai]」(不太干净)为名词与形容词的复合语、「大好き[daisɯki]」(非常喜欢)为名词与形容动词的复合语、「申し込む[moːɕikomɯ]」(申请)为第一动词连用形与第二动词终止形的复合语。然而，当两词汇相接时，前词素会影响后词素使其产生清辅音转为浊辅音的现象，这样的「词音位交替(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会影响意义，因此辅音清浊的分辨甚为重要。 1 以上述例子来说，「小汚い」是唯一产生后词素清辅音浊化的例子，而「大好き」、「申し込む」的后词素则不产生浊化。 有关日语清辅音浊化现象的讨论，最早提出系统性解释的是Lyman于1894年提出的「莱曼定律(Lyman’s Law)」 [ 1 ] 。莱曼定律认为日语复合语中清辅音浊化现象的主导权在后词素，后词素中若存在浊辅音，无论浊辅音处于任何位置，该词素都不发生浊化。若将上述定律中所谓日语复合语以「X-Y」来表达(X表前词素，Y表后词素)，就后词素Y的音节结构而言，基本的组合为： Y = C1V； Y = C1VC2V； Y = C1VC2VC3V。 总的来看，莱曼定律尚待解释的问题为： 1. 若Y为基本的CV结构，亦即后词素Y只有一个辅音，倘若是浊辅音，应如何判断？这里的浊辅音是原有的还是因清辅音浊化而造成的(后起的)？例如，「意義[igi]」(意义)与「桜木[sakɯragi]」(樱花树)里的后词素均为浊辅音的音节，「義」原为浊辅音，「木」为清辅音浊化的结果。 2. 若Y为较复杂的CVCV甚至CVCVCV结构，意即后词素Y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依莱曼定律所言，只要C1或C2中任一个为浊辅音，则Y亦不发生清辅音浊化。C1若为浊辅音，问题就回到1.。C2若为浊辅音，照定律所言，则Y的C1可预测必然为清辅音，因为此时不应运作清辅音浊化的规则。然而，日语中却有如下的反例： 国[kɯɲi] → 島国[ɕimagɯɲi] 棚[tana] → 本棚[hondana] 紙[kami] → 手紙[tegami] 上述的疑问及例外现象促使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莱曼定律的适用性及具体内涵。 例如窪薗(2010)指出，当前词素带有浊辅音时，后词素同样不产生浊化 [ 2 ] 。以「中嶋[nakaɕima]/[nakaʑima]」及「長嶋[nagaɕima]」、「中田[nakata]/[nakada]」及「永田[nagata]」、「節田[ɸɯɕida]」及「藤田[ɸɯʑita] 2 」三组姓氏的词汇为例，「長嶋」、「永田」、「藤田」的前词素最末拍为浊辅音 3 。因此，「嶋」及「田」不产生清辅音浊化的现象。根据窪薗的主张，「莱曼定律」可以下面的形式表示： (1) X + Y = XY 4 (2) X + Y = XY 由此可知，窪薗主张前词素的音节内涵会影响后词素清辅音浊化的发生与否，换言之，前词素也具有主导权(1)。 杉藤(1965)使用「X-田」两汉字的姓氏例分析，当前词素「X」为两拍且以浊辅音结尾时，后词素「田」就不会产生清辅音浊化的现象 [ 3 ] 。其中，前词素最末拍带浊辅音时，后词素不产生浊化，与窪薗(2010)提出的(1)相同。考虑拍数是否为引起清辅音浊化的现象，与原口(2000)主张的清辅音浊化受音韵构造影响一致 [ 4 ] 。以上所引述之前人研究均着眼于共时层面。本论文的立场则是以历时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清辅音浊化的现象及其音韵条件。 就学习者(教学现场)而言，窪薗(2010)认为清辅音浊化是为了发音方便。然而，学习者并不具备母语人士般能够推测清辅音是否浊化的能力。中澤等(2014)以台湾日语学习者为对象，进行复合语里后词素是否产生清辅音浊化的认知实验，想了解其习得的情形。其结果为：(1)学习者有前词素维持清辅音，后词素有不论清浊都读为浊辅音的倾向 [ 5 ] 。由于大多数学习者不知道「莱曼定律」，因此即便后词素已有浊辅音存在，仍产生连续浊化的现象。例如「合鍵[aikagi]」被认为是「[aigagi]」、「笊蕎麦[zarɯsoba]」被认为是「[zarɯzoba]」的错误比例很高。(2)对于清辅音浊化的现象约三分之一的学习者采用硬背的方法，四成以上则是不关心。由此可见，教导学习者清辅音浊化的条件是必要的。首先就语言习得观点来看，台湾学习者的母语(华语)并没有清辅音及浊辅音对立的音位系统；即便母语为「闽南语」，日语与闽南语的浊辅音音质仍有差异，在学习上发挥的效果有限。其次，日语清辅音浊化的现象一般被视为「国语学」及「语言学」的研究课题，成为日语辞典中收录解释的词条 [ 6 ] 。然而本文认为将音韵规则的探讨置放于教学现场亦有其应用上的价值。例如教材中常出现「田中[tanaka]」及「中田[nakata]/[nakada] 5 」的姓氏、「成田[narita]」及「羽田[haneda]」的机场名，同一个汉字有清辅音及浊辅音两种读法，这些都是学习者常感困惑的问题。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理由，我们期盼能够结合理论与教学，先检讨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透过音韵规则的发现来辅助学习者，减轻记忆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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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关于日语清辅音浊化现象的前人研究 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日语清辅音浊化的现象可以从音韵结构、词汇性质、语法、语义、社会语言学等因素来观察，从而有不同的解释。本文重新整理前人研究，依照语言学次领域评述如下： 2.1. 音韵结构的观点 Lyman (1894)提出的「莱曼定律」其最基本的定义为「后词素本为浊音时，则不产生浊化」，例如「合鍵[aikagi]」、「紙くず[kamikɯzɯ]」。中澤等(2014)的调查结果指出该法则在教学现场上并未被广泛认知与应用。伊东(2008)则指出许多反例 [ 7 ] 。 原口(2000)认为清辅音浊化与否跟轻重音节、音节数有关。他主张：(1)前词素为重音节(带有鼻音或长音的音节)时会产生浊化，例如「勘三郎[kanzabɯroː]」、「正三郎[ɕjoːzabɯroː]」。(2)以前词素的轻音节数量来决定是否浊化。当两轻音节相接时不浊化，例如「鳩太夫[hatotajɯː]」。当一轻音节时会浊化，例如「義太夫[gidajɯː]」。(3)前词素为两拍内的不产生浊化，例如「手本[tehon]」、「正本[seːhon]」。两拍以上的则产生浊化，例如「文庫本[bɯnkobon]」、「単行本[tankoːbon]」。然而以上词汇浊化的环境条件并不相同，因此如果应用在教学上，就必须一再提示其他类似的例子，与复合语的重音概念一致，记忆上的负担相当沉重。 城岡(2014)以河川名为例，认为「X-川」的清辅音浊化是历时的现象 [ 8 ] 。城岡(2015)更进一步统整其浊化条件，「X-川」的前词素若为三拍以上几乎都产生浊化，例如「朝日川[asaçigawa]」 [ 9 ] 。两拍时若前词素末拍为ラ行音、高元音、ヤ行音、浊音则不产生浊化，例如「富士川[ɸɯʑikawa]」。 2.2. 词汇特性的观点 Lyman (1894)认为名词或动词的迭语会产生浊化，例如「人々[çitobito]」、「返す返す[kaesɯgaesɯ]」。反之，后词素为汉语或外来语及拟声拟态语、选择限制等各种条件皆不产生浊化。例如「前金[maekin]」的后词素为汉语 6 、「トントン[tonton]」为拟声语。中川(1966)认为「大好き[daisɯki]」的两词素结合并不紧密 [ 10 ] ，金田一(1976)认为后词素难以说是「能产性复合语形成要素」时，不产生清辅音浊化。例如「砂浜[sɯnahama]」 [ 11 ] 。佐藤(1989)认为前词素为数词或前词缀时，不产生清辅音浊化。例如「お酒[osake]」的前词素为前词缀 [ 12 ] 。这些均是来自词汇特性的影响，大部份不产生清辅音浊化。 2.3. 语法的观点 Lyman (1894)提出的前词素及后词素为并列关系时，不产生浊化。例如「山川[jamakawa]山与河」及「山川[jamagawa]山里的河」有意义上的不同。Lyman又提出前词素及后词素皆为动词时，亦不产生浊化，例如「追いかける[oikakerɯ]」。然而，以上条件仍旧无法解释「行き詰まる[ikizɯmarɯ]」浊化的原因。Lyman (1894)的前词素为后词素之主格或目的格与奥村(1980)的前词素为后词素之副词性修饰格正好是相反的情形，前者不产生浊化，后者产生浊化。例如「瓦葺き[kawaraɸɯki]拿砖瓦来铺」为目的格的用法，「瓦葺き[kawarabɯki]用砖瓦所铺成的」为副词性修饰格的用法。 Otsu (1980)指出后词素为右枝结构时，会产生浊化 [ 13 ] 。例如「塗り箸箱」若为右枝结构读为「[nɯribaɕibako]」表示装漆筷的盒子。若为左枝结构则读为「[nɯrihaɕibako]」表示涂了漆的筷子盒。然而，Vance (2007)认为，「犬小屋[inɯkoja]」和「大風呂屋敷[oːɸɯrojaɕiki]」中的「小屋[koja]」、「風呂屋敷[ɸɯrojaɕiki]」为固定词汇，不产生浊化，所以Otsu (1980)所提出的看法有必要再商榷 [ 14 ] 。以上修饰关系所造成的意思差异，在教学上特别需要留意。一个复合语的书写法虽然一致(即同形异义语)，但透过清辅音是否浊化的现象可以表达意义的不同，这对于学习者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教师于指导时，必须多举相似例才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 2.4. 语义的观点 中川(1966)认为清辅音浊化会受意义的影响，例如「横手」若读为「[jokote]」表示侧边。若读「[jokode]」则表示横摆的手。这与上述语法的观点相似，尽管书写法一致，却可以透过清辅音是否浊化的现象表达意义的不同。附带一提，伊東(2008)也有类似的看法。 2.5. 社会语言学的观点 伊東(2008)认为清辅音是否产生浊化与社会语言学有关，可分为「团体差异性」及「个体差异性」两种因素。前者为方言使用的差异，后者为个人习惯用法的差别。以姓氏为例「山崎」在西日本仍维持清辅音的「[jamasaki]」，但在东日本则产生浊辅音的「[jamazaki]」。又如「鵜飼」，有人读做清辅音的「[ɯkai]」，也有人读做浊辅音的「[ɯgai]」。 综合上述影响清辅音是否产生浊化的各种因素，前人研究的成果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与音韵结构、词汇特性、语法、语义相关的词汇，即便有系统地分类，仍有许多例外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语法及语义观点的分析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反例更多。(2)社会语言学层面的观察涉及团体与个人，也很不容易掌握。同时，地名及姓氏往往在语用上会「名从主人」，例外更难以判断。(3)书写法相同的同形异义语必须透过清辅音是否浊化的形式来区辨意义，指导时需要特别留意。有鉴于清辅音浊化的本质是语音现象，因此我们将从历时发展的角度，观察「田」这个个案，由词音位转换来建立清辅音浊化的通则，并将这个通则运用到日语教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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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日语清辅音浊化教学时的音韵规则之运用 本节试图利用前节归纳的音韵规则应用在实际的教学上，我们要说明的是：(1)将其他词汇套用于「X-田」的音韵规则模式，我们发现可以预测这些词汇浊化与否。(2)回顾前人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同形异义语」现象在进行教学时的启发。 首先针对(1)，上一节提出的音韵规则，简言之就是前接成分若以元音[a]、[e]、[o]或鼻音[n]结尾，则后词素第一音节所带的为浊辅音。前接成分若以高元音[i]或[ɯ]结尾，则有两种情形。[i]或[ɯ]有元音清化时，则后词素第一音节所带的为清辅音。[i]或[ɯ]不元音清化时，则后词素第一音节所带的为浊辅音。底下列举日语中两个常用的口语词─「X-傘」及「X-玉」的清辅音浊化现象加以说明：以斜体的[A]音节表示应浊化而未浊化或不应浊化却浊化，也就是有待解释的例外。 「X-傘」 R-1：傘[kasa] R-2A：雨傘[amagasa]、折りたたみ傘[oritatamigasa]、蛇の目傘[dʑanomegasa] R-2B：番傘[bangasa] R-2C：日傘[çigasa] 「X-玉」 R-1：玉[tama] R-2A：赤玉[akadama]、揚げ玉[agedama]、ぐでたま[gɯdetama]、白玉[ɕiratama]、茹で玉子[jɯdetamago] R-2B：銀玉[gindama]、善玉[zendama] R-2C：明かし玉 [akaɕidama]、悪玉[akɯdama]、お年玉[otoɕidama] 以「X-傘」及「X-玉」相比，其相同点为：音节起首环境R-1为清辅音。非音节起首环境R-2B清辅音接于鼻音后产生浊辅音，R-2C虽符合元音清化的条件，却也产生浊辅音。换言之，「X-傘」已泛化到非音节起首环境时的读法皆为浊辅音，表示读音已经相对稳固，不会再有读为清辅音的情形。「X-玉」则是在R-2A的规则下某些词汇的读音处于尚未稳定的阶段，因此仍维持清辅音，其他词汇则与「X-傘」相同，已经一律读为浊辅音。所以，教学时可以告诉学习者「X-傘」为[gasa]，「X-玉」基本上都读为[dama]，仅「白玉」、「茹で玉子」、「ぐでたま」等少数例读为[tama]。 近年来日语中出现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新词「ぐでたま」(蛋黄哥)，根据我们的规则，「ぐでたま」应当产生连浊，但「たま」却仍然读为清辅音，这个现象应当如何解释？我们的回答是：第一、「ぐでたま」为晚近创造出来的新词，在结构上仍属于词组(phrase)而非语义上紧密结合的偏正结构甚至复合词(compound)，所以在「ぐで」与「たま」之间仍然有一个界线。这个界线保障了「たま」仍然读为清辅音的[tama]。以历时的观点来看，规则的泛化需要语音环境以及时间，「ぐでたま」目前还来不及参与R-2A的运作。其次，从词汇结构来看，「ぐでたま」系从「ぐでたまご」而来，后部词素「たまご」本身已经是运作一次清辅音浊化的现象，当这个成分临时性地与「ぐで」结合时，不会再次运作浊化。结合以上两个观点，我们认为「ぐでたま」这个词维持清辅音，基本上仍然符合本文的推论。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ぐでたま」将来是否也会发生「连浊」这个演变？如以上所说，音变规律的扩散需要时间，倘若这个词能够如同姓氏或地名被长久使用，将来可预期将会发生清辅音浊化。 其次，关于(2)前人研究的成果里提到的同形异义语，例如「瓦葺き[kawaraɸɯki]/[kawarabɯki]」、「塗り箸箱[nɯrihaɕibako]/[nɯribaɕibako]」、「山川[jamakawa]/[jamagawa]」、「横手[jokote]/[jokode]」等词汇，不管是为了语义或是语法上的区辨，皆是透过清辅音及浊辅音的音位性对立而有现在的两种读法。因此，在教学时也必须提示同形异义语的例子。最后附带一提，常见的日语词汇里有许多例子是不遵守Lyman (1894)及窪薗(2010)所提「莱曼定律」的最基本定义，也就是前后词素若有一方带浊辅音时，则不产生清辅音浊化的现象。例如「風車[kazagɯrɯma]」(风车)、「石車[iɕigɯrɯma]」(运石车)、「風邪薬[kazegɯsɯri]」(感冒药)、「胃薬[igɯsɯri]」(胃药)。我们查阅字典后仅发现「轜車[kikɯrɯma]」(运达官贵人棺木的丧车)及「生く薬[ikɯkɯsɯri]」(长生不老药)不产生清辅音浊化的现象，符合R-2C的规则，但其他词汇皆已逐渐泛化为浊辅音。换句话说，除了这两个词汇以外，「X-車」及「X-薬」与上述「X-傘」及「X-玉」情况相同，后词素第一音节的辅音基本上为浊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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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以「田」这个个案出发，比较详细地探讨了现代日语中清辅音浊化的现象。本文的工作首先是回顾前人研究，本文发现前人的有关日语清辅音浊化的研究触及了音韵结构、词汇特性、语法、语义以及社会语言学各方面的解释，但例外纷陈，显示此议题的复杂及重要性。 本文认为，清辅音浊化属于语音现象，应从音韵层面予以详细描述。同时在方法论上，本文采取历史语言学以及衍生音韵学的观点，指出日语清辅音浊化存在相当明确的音韵规则，亦即「元音间的带音现象」。日语的特点在于，辅音浊化不仅与元音有关，也涉及了元音清化。本文利用印欧语系的西班牙语、汉藏语系的闽东宁德方言、闪米语系阿拉伯语的San’ani方言，指出「元音间的带音现象」是具普遍意义的音韵规则，日语也存在这一演变趋势。 本文同时利用「X-田」所推导出的音韵规则，透过「X-傘」、「X-玉」、「X-車」、「X-薬」等例子，证明上述后词素第一音节清辅音的浊化与我们的规则完全符合。此外，我们还观察到上述规则已经在现代日语中逐渐泛化，适用的词汇越来越多。因此教学现场上，若能以本文所提出的音韵规则来指导学习，同时留意是否产生泛化现象以及先行研究中提到的同形异义语，便可以有效掌握清辅音浊化的现象。 日语中的连浊现象涉及语音、音韵、构词、语法，不同的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并获致不同的结论。本文以「田」作为研究个案，以历史演变的观点提出音韵上的解释，主要是为了厘清问题的本质，并提出初步的看法。至于音韵变化与其他语法部门的互动以及互动的具体过程如何，则是将来进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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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野核桃是我国特有物种，为山西省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受人类活动干扰，其群落分布面积日趋减少，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处于濒危状态。以山西省太宽河自然保护区的野核桃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取样法，从群落学特征、物种多样性以及群落的优势种生态位三个方面分析了野核桃林的群落生态学特征。结果表明：野核桃群落内维管植物共32种，隶属于20科28属；植物区系以北温带类型的种类为主，生活型组成以高位芽种类最多；野核桃共54株，重要值达89.30%，是群落的优势种，四照花和栓皮栎为群落的伴生种或偶见种；以草本植物的多样性指数最大，对群落的丰富度和多样性贡献较大；野核桃、接骨木和溪黄草分别是各层优势种，利用资源的能力较强，生态位宽度分别达2.061、1.722和1.499；在乔木层中，其他物种难以进入野核桃为建群种的群落中，生态位重叠值较低；灌木和草本植物由于对野核桃的生活环境有比较一致的适应性，生态位重叠值较高。 关键词 :野核桃，群落特征，物种多样性，生态位，太宽河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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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野核桃(Juglans cahtayensis)属胡桃科山核桃属，在我国广泛分布，其中山西省是其主要分布区之一，天然野核桃群落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太行山、太岳山和吕梁山区。受人类活动干扰，其群落分布面积日趋减少，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开展其资源调查及种群生态学研究势在必行。山西省太宽河自然保护区是天然野核桃林的重要分布区，以野核桃为优势种的植物群落主要分布于沟谷、山麓。有关野核桃的群落生态、种群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研究鲜有报道 [ 1 ] [ 2 ] 。本研究以山西省太宽河自然保护区的野核桃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群落学特征、物种多样性和优势种生态位，以期为野核桃种群的恢复、物种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以及山西省野核桃种植推广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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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太宽河自然保护区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东南部，中条山脉西段南麓。地理坐标：34˚57'24~35˚08'00N，111˚19'58~111˚32'36E。保护区地处暖温带，属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温12.8℃，年日照为2293.4 h，年均降水量为730 mm，多集中在7、8、9三个月份，年均无霜期205 d，境内的土壤为淋溶褐土、山地褐土。保护区主要物种有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橿子栎(Quercus baronii)、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槲栎(Quercus aliena)、麻栎(Quercus acutissma)、白蜡(Fraxinus chinensis)、野核桃等。 2.2. 样地设置与调查 2012年7月，在对保护区的野核桃林进行线路踏查的基础上，采用典型取样法，共设置了8个10 m × 10 m乔木样方，同时在每个样方的对角线上设置面积为4 m × 5 m的灌木样方2个，并在每个灌木样方的对角线上设置面积为1 m × 1 m的草本样方2个。调查内容包括：乔木种的多度、高度、胸径、盖度；灌木和草本植物的平均高度和盖度。同时记录各群落的综合特征和生境特征，包括群落总盖度、各层分盖度、海拔、经纬度、坡度、坡向、土层厚度以及人类活动干扰。 2.3. 数据分析 2.3.1. 群落垂直结构划分 根据在太宽河保护区调查所得的数据，按物种高度和生长型，划分群落的垂直结构：林冠层(≥15)、亚乔木层(≥5 m，<15 m)、灌木层(<5 m)以及草本层 [ 3 ] 。 2.3.2. 物种多样性测定 通过建立样方数据库，计算各样方物种的重要值。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重要值计算公式如下 [ 4 ] [ 5 ] ： (1) (2) (3) 以重要值作为各物种在群落中的优势度指标，测量野核桃群落植物种的多样性指数。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 [ 6 ] ，选择了4个多样性指数计算公式，它们分别是： 1) 丰富度指数： (4) 2) 多样性指数： Simpson指数： (5) Shannon-Wiener指数： (6) 3) 均匀度指数： (7) 其中，S为每个样方内出现的种数，N为S个种的全部重要值之和，N i 为第i个种的重要值。 2.3.3. 生态位宽度测定 以每个样方作为资源状态，用种的重要值作为数量指标，对所有物种进行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计算分析。 生态位宽度采用Levins生态位宽度测度法 [ 7 ] ： (8) (9) 式中：B i 为种i的生态位宽度，P ij 为种i对第j个资源的利用占它对全部资源利用的频度，n ij 为种i在资源j上的优势度(即物种的重要值)，r为资源等级数。 2.3.4. 生态位重叠测定 采用Pianka生态位重叠公式 [ 8 ] ： (10) 式中，O ik 为物种i和物种k的生态位重叠值，具有域值[0，1]，P ij 和P kj 为物种i和物种k在资源j上的重要值，r为资源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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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4.1. 野核桃林群落学特征 山西省太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核桃林内共有维管植物32种，隶属于20科28属。植物区系成分以北温带科属为主，生活型组成以高位芽种类最多。野核桃群落垂直结构清晰，野核桃在整个乔木层中占有绝对优势，为群落的建群种，其次为君迁子，四照花和栓皮栎出现较少，为伴生种或偶见种。 Table 4 Niche overlap of dominant species in arbor layer of Juglans cathayensis forest in Taikuanhe Nature Reserve， Shanxi Provinc 物种名 野核桃 君迁子 栓皮栎 四照花 野核桃 1 君迁子 0.544 1 栓皮栎 0.085 0 1 四照花 0.085 0 0 1 表4. 太宽河自然保护区野核桃林乔木层优势种生态位重叠 Table 5 Niche overlap of dominant species in shrub layer of Juglans cathayensis forest in Taikuanhe Nature Reserve， Shanxi Provinc 物种名接骨木 连翘 毛黄栌 金银忍冬 沙梾 接骨木 1 连翘 0.495 1 毛黄栌 0.181 0.234 1 金银忍冬 0.181 0.234 0 1 沙梾 0.314 0 0 0 1 表5. 太宽河自然保护区野核桃林灌木层优势种生态位重叠 Table 6 Niche overlap of dominant species in herb layer of Juglans cathayensis forest in Taikuanhe Nature Reserve， Shanxi Provinc 物种名 牛尾蒿 蝎子草 溪黄草 荩草 牛尾蒿 1 蝎子草 0.253 1 溪黄草 0.975 0.508 1 荩草 0.251 0.158 0.276 1 表6. 太宽河自然保护区野核桃林草本层优势种生态位重叠 4.2. 野核桃林群落物种多样性 不同层片的物种对群落的贡献不等，多样性指数与丰富度指数呈现较为一致的趋势。以草本植物的多样性最大，对群落的丰富度和多样性贡献较大。 4.3. 野核桃林优势种生态位 生态位宽度反映了种群生长过程中的生态适应性，综合利用资源的能力和竞争力 [ 22 ] 。生态位宽度越大，表明其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就较强，且分布范围广。太宽河自然保护区野核桃群落中，野核桃、接骨木、溪黄草的生态位宽度较大，它们分别为各层的优势种，其数量多，分布广，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也较强，在利用资源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生态位重叠与生态位宽度具有一定的联系，种群间生态位的重叠主要取决于环境的资源量及物种对资源的需求。生态位重叠的结果表明：在乔木层中，由于对水分、温度等环境因子的适应性不同，其他物种很难进入以野核桃为建群种的群落中，生态位重叠值较低；灌木和草本植物由于对野核桃的生活环境有比较一致的适应性，生态位重叠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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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全球化时代工作–家庭关系日益成为影响员工相关结果的关键因素。本文以688名中国员工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 22.0与Mplus 6.12统计软件，从工作–家庭关系的视角探索我国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心理契约违背具直接负向影响，亦可通过工作–家庭增益的中介作用对心理契约违背产生间接负向影响；此外，工作–家庭侵入对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关系具调节作用，具体地，员工经历的工作–家庭侵入越高，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正向影响越小。结果表明，在中国情境下，工作–家庭关系对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为组织构建良好工作–家庭关系的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工作–家庭侵入，工作–家庭增益，心理契约违背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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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工作与家庭是当代人的两大生活主题，随着后福特主义以消费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出现，灵活而稳定的工作要求吸引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也随即被带入工作场所，工作与家庭的界限变得模糊，二者的平衡成为棘手问题。据Lambert和Kossek (2005)调查：“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是当今组织、家庭及个人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工作–家庭支持是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重要途径，包括正式的支持(如制度支持)与非正式的支持(如文化支持) (Stock et al.， 2006)。我国学者李永鑫和赵娜(2009)、王永丽等(2012)整合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工作–家庭支持，分别探索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离职倾向、创造力的影响机制。Stock等(2016)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式的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的影响更显著；在中国，非正式的工作–家庭支持比正式的支持政策更能影响员工表现；同时Stock等(2006)呼吁要依据文化差异区分研究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工作–家庭支持。据Stock等的结论，非正式的工作–家庭支持在中国背景下更具现实价值。工作–家庭支持氛围(work-family support climate)从组织氛围层面描述组织对员工家庭生活的非正式支持，其操作化定义为个体对于组织支持其家庭生活的总体感知(Thompson， Beauvais， & Lyness， 1999)。本文响应了Stock等的呼吁，从工作–家庭支持氛围的角度，探索中国情境下非正式的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相关结果(如，心理契约)的影响。 心理契约描述组织与员工对彼此责任与义务的心理期望，员工普遍认为“组织为孩子的培养提供帮助是组织责任的一部分”(Parker & Allen， 2001)。这表明，员工认为组织有义务为其家庭生活提供帮助与支持，并将其视为心理契约的一部分，当组织未承担该义务时，员工产生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Taylor等(2009)指出工作–家庭支持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心理契约公平感，并呼吁后续研究深入探索工作–家庭支持对心理契约其他维度的影响机制，但目前整合两者的研究较少。本文拟探索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机制。 Mauno等(2005)提出“我们不知道组织支持如何转化为个体福利，比如，可能通过感知的工作–家庭增益在支持性的组织措施与个体福利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家庭增益衡量个体从工作中获得的资源提高其家庭生活质量的程度。Peeters等(2009)呼吁“未来研究应关注工作–家庭之间的积极关系，探讨这种积极关系与其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为本文从工作–家庭增益的角度深入探索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指引。 组织的工作–家庭支持有利于员工已经得到学者普遍认同，但很难笼统地认为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相同作用。据Ngo等(2009)的研究，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员工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与之相反，Baral和Bhargava (2013)发现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并未显著提高员工绩效。由此，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员工结果之间关系中可能存在一些重要的调节机制。现实中难免此种情境，即个体在履行家庭义务时受到工作事务的干扰，如周末接工作电话、在家处理工作邮件，此情境即工作–家庭侵入(work-family interference)，且工作–家庭侵入会导致员工对组织的不满。 此情境下，即使组织营造支持家庭的氛围，员工也不易感知到组织对其家庭的支持，这不利于组织–员工间心理契约的维护。 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框架，探讨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因素、产生机制和边界条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探讨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工作–家庭关系与员工心理契约关系的研究；其次，检验工作–家庭增益在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心理契约违背之间的中介作用； 第三，由于员工经历工作对家庭的干扰会导致其产生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本文将检验个体经历的工作–家庭侵入对于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心理契约违背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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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心理契约违背 心理契约描述组织与员工对彼此责任与义务的心理期望，当员工感到组织未履行心理契约中的义务而产生消极情绪时，心理契约违背由此产生(Turnley & Feldman， 1999)。员工将组织为其家庭提供支持视为心理契约的一部分，当组织为员工提供家庭支持时，员工对组织履行责任的评价更积极(Dikkers et al.， 2004)。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组织与员工会对自身付出和回报作出评价，并会评估彼此的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平等性，评估结果决定双方的后续反应。当组织有效满足员工需求时，员工将积极评价组织的“付出”，并以积极的态度与行为回报组织，如此组织的支持与员工的反馈形成良性的“反馈环”(Blau，1964)。 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反映了员工对于组织重视与支持其家庭生活共同的假设、信念和价值观。现有研究关于工作–家庭支持氛围的操作化定义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衡量员工对于组织支持其家庭生活的总体感知。可以推断，支持家庭的组织氛围使员工感知到组织支持，即使组织未充分履行心理契约中的义务，员工也会作出有利组织的归因，如认为组织无法或暂时无力履行责任，而非有意食言，这种归因会抑制心理契约违背的产生(Turnley & Feldman， 1999)。据此提出假设 H1：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心理契约违背具有负向影响。 2.2. 工作–家庭增益的中介作用 工作–家庭增益衡量个体从工作中获得的资源提高家庭质量的程度，当个体从工作中获得经验、建议、积极情感等资源有利于其家庭时，工作–家庭增益得以(Greenhaus & Powell， 2006)。研究表明工作领域的支持通过工作–家庭增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员工相关结果。如，Baral和Bhargava (2010)提出主管支持通过促进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间接提高其工作满意度；朱农飞和周路路(2010)发现工作–家庭增益在工作–家庭支持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因此，本文认为工作–家庭增益在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心理契约违背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支持家庭的组织氛围通过工作–家庭增益发挥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H2：工作–家庭支持氛围经工作–家庭增益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心理契约违背。 2.3. 工作–家庭支持氛围的调节作用 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工作与家庭是由边界界定的不同领域，个体每天在工作与家庭之间进行跨边界的角色转换，而频繁的角色转换会导致角色冲突(Clark， 2000)。工作–家庭侵入(work-family interference)衡量个体在履行家庭角色时受工作相关事务打扰的程度，如在家接听工作电话、在家处理工作邮件(Matthews & Barnes-Farrell， 2010)。工作–家庭侵入导致员工体验到工作对家庭的干扰，即使组织营造支持家庭的氛围，但个体亲历的工作–家庭侵入(如在家频繁处理工作事务)会削弱组织的支持氛围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正向影响。 据此提出假设 H3：工作–家庭侵入对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关系具负向调节作用。即工作–家庭侵入越高，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正向影响越小。 综合上述假设， 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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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中国互联网调研平台“问卷星”(www.sojump.com)，通过购买其收费样本服务来收集问卷，每个参与者会获得￥10报酬，调研前事先告知参与者调查目的并向其保证信息隐私。在收到的2012份问卷中，有1324份问卷答题时间过短或答案无效而被删除，最终回收有效问卷688份，有效样本率为34.00%。有效样本的结构描述见表1。由方差分析可知，有效样本和无效样本在人口统计特征上没有样 图1. 研究框架 Table 1 The description of sample structur 样本特征 特征分布 样本数量 所占比例% 样本特征 特征分布 样本数量 所占比例% 性别 男性 329 48.50 孩子数量 0 276 40.20 女性 359 51.50 1 384 55.80 家庭结构 与亲人同住 338 49.10 2 28 4.00 未与亲人同住 350 50.90 年龄 20岁~29岁 270 39.20 周工作时间 40小时以下 97 14.70 30岁~49岁 404 58.80 40~49小时 394 57.30 50岁以上 14 2.00 50小时以上 197 28.00 表1. 样本结构描述 本偏差( p > 0.05)。 3.2. 测量工具 本文中，变量的测量均使用在国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成熟量表，为确保中英文版本的一致性，对量表进行了回译。然后，让几位在职员工填答问卷， 根据他们的反馈，对中文词句再次进行了修订， 以确保问卷语句意义清晰、易懂。 工作–家庭支持氛围的测量借鉴Kossek等(2000)整理的量表，该量表包含“分担家庭问题”的积极氛围与“让家庭做出牺牲”的消极氛围两个维度。现实中，相比“分担家庭问题”而言，组织更希望员工为完成工作而“让家庭做出牺牲”，这种消极的氛围让员工难以真正得益于组织的工作–家庭支持政策。 [ 23 ] 本文选取“分担家庭问题”这一维度，以满足在未来运用中的可行性。该维度共3个测量条目，李克特5点计分，典型条目如“我能够在单位与同事分享家庭关心的事情”，一致性系数α为0.82。 工作–家庭增益的测量采用Grzywacz和Marks(2000)开发的量表，该量表是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较为权威的量表，该量表用来测量员工从工作中获得的技能、情感等对其家庭生活的积极影响。该量表包含4个测量条目，李克特5点计分，在数据处理中，发现其中一个条目“当我每天的工作很愉快时，我会更积极地陪伴我的家人”的因子负荷较低，删除该题项后量表的一致性系数α值变大，故在后续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工作–家庭增益的测量包含3个条目，典型条目如“我在工作中做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家庭方面的事务”，一致性系数α为0.71。 工作–家庭侵入的测量采用Matthews和Barnes-Farrell(2010)开发的量表，主要用于测量员工在履行家庭责任的过程中受到工作相关责任干扰的程度。该量表包含5个测量条目，李克特5点计分，典型题项如：“在家的时候接到同事或上级电话”，一致性系数α为0.96。 心理契约违背的测量采用Robinson和Morrison (2000)编制的量表，该量表用于测量员工感知到的组织违背预期心理契约的程度。该量表包含4个测量条目，李克特5点计分，典型题项如“我感觉组织已经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一致性系数α为0.93。 控制变量。相关研究表明性别、年资、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契约违背(Turnley & Feldman， 2000；申学武，2005；于颖，2010)，如于颖 (2010)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心理契约违背感。本文认为家庭结构、孩子数量等家庭相关因素会显著影响个体对组织的期望与要求，另外，周工作时间越长的员工，越可能体验到工作对其家庭时间的剥夺，更容易产生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因此，本文把人口统计学变量、家庭相关变量和周工作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3.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2.0和Mplus 6.12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预防数据的同源误差；其次，通过信效度分析检验各变量的信度与效度；最后，采用PLS的路径系数分析检验本文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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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1)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心理契约违背具显著负向影响。本文在中国情境下探索性发现工作–家庭支持氛围是心理契约违背的重要影响因素。(2)工作–家庭增益在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心理契约违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表明工作–家庭增益可以作为前因变量与心理契约违背之间关系的解释性因素，验证了Peeters等(2009)的研究。(3)工作–家庭侵入对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员工体验的工作–家庭侵入越高，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工作–家庭增益的正向影响越弱。这表明，当员工的家庭受工作干扰时，即使组织营造支持员工家庭的氛围，员工感知到的工作–家庭增益会差强人意。 5.2. 讨论 研究启示：(1)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员工的心理契约违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管理实践中，组织要营造支持员工家庭的氛围，如鼓励员工在工作之余分享家庭问题，这既能降低组织提供有形福利的成本，也有利于组织–员工的关系维护。(2)工作–家庭增益在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心理契约违背之间 图3. 工作–家庭侵入的调节效应图 图4. 模型的总效应图 起中介作用。在管理实践中，组织要提供相关支持满足员工的家庭需求，如灵活的工作安排、家庭医疗请假等，以促进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3)工作–家庭侵入对工作–家庭支持氛围与工作–家庭增益之间关系具负向调节作用。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应尽量避免工作事务干扰员工的家庭，如周末或节假日尽量减少工作电话、工作邮件；尽量避免临时加班等。 研究的不足：(1)本文从组织层面考察工作支持对员工的正向影响，个体层面的支持同样值得研究，如上级或同事对员工家庭的支持。今后可探索上级支持或同事支持对员工的影响。(2)本文从工作–家庭增益的角度探索工作–家庭支持氛围对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机制，现实中工作–家庭增益与工作–家庭冲突并存，今后可同时从这两个方面考察其中介作用。(3)本文的工作–家庭变量均为工作→家庭方向，未考察家庭→工作方向。工作家庭关系具双向性，今后可从工作→家庭和家庭→工作两个方向考察工作家庭关系对员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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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黄河中游湿地植物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黄河中游湿地植物谱系树。采用谱系多样性指数(PD)、群落谱系结构指数(净谱系亲缘关系指数NRI和最近种间亲缘关系指数NTI)和7个功能多样性指数(功能丰富度指数FAD1、FDp、FDc、FRic；功能均匀度指数FEve；功能离散度指数Rao、FDis)，分析了黄河中游湿地植物的谱系多样性、谱系结构与功能多样性，并计算了物种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Patrick、物种均匀度指数Pielou和综合表示物种丰富度与物种均匀度的Shannon-Wiener以及Simpson指数)。结果表明：(1) 13个样地谱系多样性指数的范围在706.894~2289.170，PD值从大到小依次为：S1 > S12 > S3 > S6 > S2 > S4 > S5 > S13 > S9 > S7 > S11 > S8 > S10；样地S1、S9、S12和S13中，群落谱系结构为聚集模式，物种之间有聚集的趋势；其他样地中的NRI指数与NTI指数结果正负不一致；样地S2的功能丰富度最低，样地S1的功能丰富度最高，样地S2的功能均匀度最低，样地S4的功能均匀度最高，由于Rao的计算公式未修订，其值越大说明离散度越小，说明样地S2的功能离散度低的可能性较大。(2) PD与NRI、NTI、Patrick指数之间分别呈显著正相关(p = 0.045)、显著负相关(p = 0.015)和显著正相关(p = 0.000)；NRI与Patrick指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21)，其余指数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 关键词 :黄河中游，湿地，谱系多样性，谱系结构，功能多样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