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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汉语的“兼语式”探究 鉴于汉语缺乏构形形态的语法标志，因此在探究“兼语式”的结构时，我们在表达句法结构的语法手段中，不得不主要依赖于表达结构层次的停顿和词序的变化等，以揭示“兼语式”隐性的语法特征。 2.1. 古代汉语的“兼语”不是主语 正如王力先生所言，“兼语式”“它的结构形式仍然是和两千年前一样的”，因而我们不妨由古至今地加以论述。 2.1.1. 层次切分显示“兼语式”中并无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主谓结构 句法层次是结构成分的承载与解析的平台。句子中直接关联的结构成分则处于同一的句法层次，如主语和谓语。也就是说，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结构成分，则是构成结构关系的充要条件；不然，则无条件形成直接的结构关系。 众所周知，主谓结构则是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语法单位，无论其主语是作为话题，还是作为被陈述的对象。如在“我说了我下午过来。”的主谓句中，动词“说”的宾语“我下午过来”是主谓结构，由于其主语和谓语处于同一的宾语层次。但是，句首的“我”跟在后的“下午过来”同样具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我们就能因此而判定两者是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吗？显然不能，由于两者并非处于句中同一的语法层次：句首的“我”是全句的主语；而“下午过来”则在宾语中充当谓语——处于句首“我”的下位层次。 既然“兼语式”是“一个动宾词组和一个主谓词组套在一起”，所以判定“兼语式”中是否具有主谓结构，就在于能否通过句法的层次分析，在“兼语式”中找出一个处于同一层次的主谓词组来。如： 乃遣子贡之齐。(墨子·非儒下) 乃遣子贡/之齐。(√)乃遣/子贡之齐。(×) 欲令魏先事秦。(史记·张仪列传) 欲令魏/先事秦。(√)欲令/魏先事秦。(×) 以上列典型的“兼语式”结构为例，正确的停顿均在“兼语”之后。这就客观而有力地证明了“兼语”的层次属性归前、不归后，——它跟在前的使令动词处于同一的句法层次，即构成动宾结构。显而易见，“兼语式”中并不存在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因而所谓的“兼语”只是宾语而已。至于“兼语”同其后的成分之间，只是存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如同前述的例句中句首的“我”，跟随后的处于下位层次的“下午过来”一样，并无条件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 既然“兼语式”中并无主谓结构的存在，这就是说，“兼语”则是动宾词组的宾语而已，并不存在主语的句法学依据。 2.1.2. 词序变化证明“兼语式”中同样不存在一个主谓词组 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此，不妨采用词序变化的语法手段，来对照主谓结构和“兼语式”分别充当“宾语”时的语法特征。 首先，我们来观察非使令动词所带的主谓结构充当宾语时的句法特点。如： 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楚策) 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吾闻(√) 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赵策) 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 我们注意到，正是由于上述的词序变化是句内自然段落即层次的切分与组合，所以在词序改变之后，句子的含义依旧不变，依旧顺理成句。 但是下列的“兼语式”中，“兼语”连同其“谓语”所构成的“主谓结构”，在词序变化的验证过程中却显出了“兼语式”的原形来了。如： 范增数目羽击沛公。(汉书·高帝纪) 羽击沛公/范增数目(×) “羽击沛公”原本则是范增“数目”的目的和意图，但前置后却已既成事实，却成了“范增”数次目睹了“羽击沛公”的谎言。岂非荒唐？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并非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的前置，从而不仅破坏了原句的语义结构，而且同时破坏了原句的语法结构，导致原本使令动词的“目”立地消失。因而，所谓的“兼语”“羽”，只配在使令动词之后接受指使而充当宾语，则同语法范畴的主语毫不相干。 秦王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 斯为客卿/秦王拜(×) 原句的含义是指秦王以礼节授予他客卿的官位。但是在词序改变后，“秦王拜”就成了秦王向他“行敬礼”之意，——就铸成大错了。不言而喻，词序的改变则导致了语法结构的破坏，原本的“拜”为使令动词，但词序改变后的“拜”则成了一般的行为动词，从而导致语义的严重曲解，就直接否定了“兼语”“斯”能够充当主语的资格。实际上，原句中显示层次的停顿，是在宾语“斯”之后，因而“拜斯”则是同一层次的动宾关系。也就是说，“斯为客卿”并不处于同一层次的主谓关系。所谓的“兼语”“斯”，只是“拜”的宾语；而“为客卿”则是说明了“拜斯”的因果关系，用来补充说明宾语“斯”的身份而已。在此，我们不妨借用英语的语法称谓，称其为“宾语补足语”。其中，显然并不存在所谓的“兼语”兼做主语的语法依据。 通过上述的两相对照，显而易见，“兼语式”中并不存在一个与动宾词组套在一起的主谓词组。 2.1.3. 出现在“兼位”的宾格代词“之”，则是“兼语”并非主语的有力证据 上贤，使之为三公。(荀子·君道) 上贤，之为三公/使(×) 宾格代词“之”出现在“兼位”，则更是有力的否定“兼语”的语法证据，由于“‘之’字用于宾格”，也就是说，“上古第三人称不用于主格，同时也就是不用于主语”。因而毋庸置疑，“兼语”则是个明白无误的宾语而已。 简而言之，结构的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所显示的语法特征，都充分证明了古代汉语的“兼语式”并不构成主谓结构。而宾格代词“之”出现在“兼位”，则更是醒目而有力的语法证据。 2.2. 现代汉语的“兼语”同样不是主语 由于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在此，同样有必要来证明现代汉语的“兼语”不兼，同样只是个宾语而已。 2.2.1. 层次分析显示“兼语式”中同样并不存在主谓结构 正如王力先生上述所言，“兼语式”“它的结构形式仍然是和两千年前一样的”，是“最巩固的一种结构”。也就是说，现代汉语的“兼语式”，其继承了古代汉语的层次结构，即“兼语”所属的层次归前、不归后；“兼语”及其“谓语”并不处于同一的语法层次。不妨，我们现就赵元任先生所涉及的“兼语式”的例句来加以证明。 买了个桌子三条腿。 [ 5 ] 买了个桌子/三条腿。(√)买了/个桌子三条腿。(×) 毋庸赘言，层次分析的结果则跟古代汉语的完全一致。这就是说，现代汉语的“兼语式”中同样并无主谓结构的存在，那么其中主语则无从而来。 2.2.2. “兼语式”中出现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兼语”的定语 在上述小节的层次分析中，赵先生的例句则极具启发意义，即“兼语”带有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定语： 买了个桌子三条腿。 为了彰显“兼语式”残缺的结构形式，我们则把“兼语式”挪到前头来： 个桌子三条腿/买了。(×) 显而易见，由量词打头的结构出现在“兼语式”中，其残缺的结构特征，则更是醒目地揭示了名不副实的“主谓结构”，因而成为了“兼语式”并非主谓结构的最为直观、最为鲜明的语法证据。这是由于“量词不可以单独作定语。……只有数词是‘一’，又在述语后头宾语前面，或者量词前有指示代词‘这、那’才能省略” [ 6 ] 。也就是说，“买了个桌子三条腿”的句子中，在量词“个”之前就已经省略了数词“一”，并且它“又在述语后头宾语前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个”之后的“桌子”，即为纯粹的宾语，而绝非主语。 诸如上述不合格的“主谓结构”充当“兼语式”的例句还有 [ 7 ] ： 有架飞机飞过去了。 架飞机飞过去了/有(×) 我还有话吩咐你。 话吩咐你/我还有(×) 外边有人找你。 人找你/外边有(×)——“人找你”显然不像人话，倒像是鬼在嘀咕。 2.2.3. 词序变化同样证明“兼语式”中并无主谓结构 赵先生在论及“兼语式”时，同样采用词序变化的语法手段对“兼语式”进行了论证： “兼语式跟宾语小句不同，后者可以挪到前头去，兼语式不能。 你想我怎么办呐？→我怎么办呐，你想？ 你叫我怎么办呐？→*我怎么办呐，你叫？” [ 8 ] 既然赵先生已经从语法角度证明了“兼语式跟宾语小句不同”，那么其所认定的“不同”，就恰恰印证了“兼语式”不是“宾语小句”，即不是主谓结构；况且，赵先生并无“兼语式”即为主谓结构的依据。因而“兼语”，则是一个如下他所证明的宾语而已。 “兼语是个宾语，可以从下面的句式得到证明： 你得走，我请你。我怎么办呢，你叫我？” [ 9 ] 2.2.4. “兼语”的语音属性实为宾语所具有的语音特征 赵先生在论及“兼语式”时，指出了“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如果它是个人称代词，它可以用轻声说，也可以不用轻声说，而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 [ 10 ] 。不言而喻，“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似乎合理地诠释了“兼语”的句法学特征，即“兼语”既扮演了宾语而又充当主语的双重角色，因而为“兼语”概念的最终确立，似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在此需要指出的则是，既然人称代词的“兼语”可以用轻声说，那么这一语音事实就足已客观地证明了“兼语”不是主语，而是个地道的宾语而已。——这是由于如下所揭示的人称代词充当宾语时的语音属性所决定的。 赵先生关于“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的论断，或许他是仅从纯粹的理论模式而言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说话人由于受情感和语言环境的影响，情况却并非如此。于此，我们不妨借用赵先生在上所列举而用以证明“兼语是个宾语”的句式，来进行分析： “你得走，我请你。我怎么办呢，你叫我？” 首句显示了说话人已经下达了“逐客令”，所以在此柔中带刚的命令句中，宾语的“你”用“非轻声”来说，为语势所必然，——况且更加合乎情理。第二句就更是表现出了说话人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并且升调发出了反问，哪里还有可能用“轻声”来说出作为宾语而情绪激动的“我”？由此可见，“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的理论就难以自圆其说，就难以作为判断的准则或理论依据了。 通过上列的句式，赵先生原本就已经证明了的“兼语是个宾语”，但却同他的“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的语音理论相左。上述句式中人称代词的宾语“你”和“我”由于“非轻声”了，本来无可非议的宾语却应声消失而不复存在，同时陷入了失去应有身份的尴尬：既无条件充当主语，而又不可能成为兼语。同样，当然也不能由于“非轻声”了，原本则为“轻声”说的人称代词的宾语即所谓的“兼语”，就可以毫无理据地转身成为了主语。这是由于在句中的任何实词，都可以根据说话人表情达意的需要，有其逻辑重音，或者说是感情重音，所以本来能用“轻声”说的人称代词，都可以用“非轻声”来表达。更何况随机的逻辑重音或者说是感情重音，并非是改变结构类型的语法手段。所以说，“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的观点，显而易见，并不符合汉语言的客观实际。 况且，上述的语音事实，不言自明，就已经客观而充分地证明了宾语并非总归是轻声：“如果它是个人称代词，它可以用轻声说，也可以不用轻声说”——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这个所引述的句子，恰恰就是赵先生用来描述“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的理论依据。而正是这个描述，显而易见，就已经清晰地显示出了所谓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的这个论据，分明就是人称代词作为宾语时所具有的语音特征。因此传统的“兼语”，就是一个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纯粹的宾语而已。 2.2.5. “兼语”及其陈述部分并不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关系 胡裕树先生则指出，“兼语和兼语陈述部分有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 [ 11 ] ，意在在说明这两者之间是语法范畴的主谓关系。其实“兼语和兼语陈述部分有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的语言事实，这仅仅是构成主谓关系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要条件。于此，我们有必要重复前述，即主谓结构的主语和谓语是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构成成分；否则即使成分之间具有“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也不能因此而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 正是由于“兼语”与其陈述部分并不处于同一的结构层次，如前所证明的那样，所以这种“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只是逻辑关系而已，并不能因此而证明“兼语”就是语法范畴的主语。况且客观的语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在“买了个桌子三条腿”及“上贤，使之为三公”等的“兼语句”中，结构残缺的“个桌子三条腿”显然不能构成合格的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而宾格代词打头的如“之为三公”的类型，则在汉语史上更无作为主谓结构而成句的语言实例。 再如，本文在上所列举的英语句“The news made her happy”之中，使令动词的宾语“her”与其在后的宾语补足语“happy”之间，同样具有被陈述和陈述的逻辑关系，但却无人会把“her”判定为“兼语”而贻笑于大方，原因就在于英语的形态标志显而易见。而汉语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了，由于缺乏显性的形态特征作为判断的客观依据。 也正是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形态特征作为鲜明的语法标志，所以在前，我们就不得不主要地采用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的等语法手段，来揭示“兼语式”隐性的语法特征，来证明汉语的“兼语”并非是兼语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