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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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儿童空间认知能力三维虚拟试验构想设计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智能手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淡化了认路和辩别方向的意识。空间认知能力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和技能，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认知训练增加儿童空间认知的经验，在游戏中通过天气和周围的建筑物辨别方向，从而培养提高儿童的空间认知能力。游戏是孩子的天性，VR游戏不仅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还可以提高儿童的空间想象力，建立空间思维，达到手、眼与脑的协调工作。 基于虚拟现实的儿童空间认知试验主要包括试验设备及试验内容研发。试验设备主要由实验室配备的相同配置的计算机，VR设备(动作捕捉器Kinetic2：深度感应镜头320 × 240，16 bit，30 fps；颜色感应镜头640 × 480，32 bit，30 fps；机身转动范围±27度；传感深度范围1.2~3.5米)以及手持输入设备Xbox360 (“十”字按键和方向摇感，支持有线，USB和无线连接)，头部定位仪HTC-VIVE头盔组成。 试验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认知能力各要素的虚拟情境试验脚本设计及开发实践。 3.1. 儿童空间认知能力结构模型 3.1.1. 空间知觉能力 即人们对空间内物体的大小，形状，远近，方位的感知能力，环境中物体有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变化，儿童需要通过观察物体培养必要的垂直感和方向感，并且垂直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衰弱(Razzak et al.， 2018)。 3.1.2. 空间表征能力 空间表征能力是一个空间语言化的过程。即人们对空间内物体的位置，形状等进行编码，在脑中呈现或用语言正确表达出来。对空间的回忆任务(Muffato， Meneghetti， & De Beni， 2019)可以捕捉心理表征，例如从记忆中绘制地图。对儿童来说，需要学习如何将新环境中建立的内部心理表征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3.1.3. 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 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不止是简单的心理表征，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或大脑思维运转中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物体的位置，形状，大小等。这需要儿童锻炼空间可视化的能力，有助于对建筑设计等学科的学习。 3.2. 虚拟情境试验脚本撰写与开发实践 在充分论证空间认知能力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对空间认知能力因素构建相应虚拟情境试验。对不同阶段的空间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相对应的空间知觉能力，空间表征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空间思维能力等，本研究立足于在儿童群体中受欢迎的游戏情境，设置空间认知任务，编写情境试验脚本，包括游戏试验环境构建、试验任务的设置、刺激变量的设计、任务难度的设定、评价标准设计(如时间、准确率)等。试验构想设计如表1。 测验场景参考前人的研究，在The Elder Scrolls V: Skyrim的上百个场景中，排除了会有怪兽出现的不稳定的野外场景，以及视野干扰，道路狭窄等缺陷，最终选取了三个城镇作为测验场景，包括独孤城(如图1)，木溪镇(如图2)，雪漫城(如图3)。 3.3. 实验场景制作 3.3.1. 模型制作 先在3ds max软件中绘制出实验场景中需要加入的模型，分别为路灯(见图4)，气球(见图5)，人像雕塑(见图6)，信箱(见图7)，旋转的星星(见图8)然后在3ds max软件的相应位置安装niftool插件，将模型导出为nif格式的文件，并以中文拼音命名。 Table 1 Conceptual design of the experimen 测验名称 测试内容 场景设计 实验内容 测验数据 空间知觉 进入虚拟城市场景雪漫城(Whiterun)，道路开阔，视野不会交叉干扰。 感知记忆场景中的目标物体 (气球，路灯)。 被试回想建筑物位置的反应时间和准确率。 空间表征 进入虚拟室外场景溪木镇(Riverwood)，天气为晴天， 参照物有河流，树木，房屋等。 找到指定的A (信箱) B (人像雕塑) C (星星) 三个目标，并且分别描述物体在整条路线 的什么位置。 被试完成的时间和正确率。 空间想象与思维 进入城市独孤城(Solitude)街道场景，以路灯，房屋等为参照物。 熟悉地图场景，被试站定观察周围环境， 根据“星星”物体指示走第一遍路线， 第二遍在无箭头指示的情况下到达终点。 被试观察的时间以及记忆地图的正确率。 表1. 试验构想设计 图1. 独孤城 图2. 木溪镇 图3. 雪漫城 图4. 路灯 图5. 气球 图6. 人像雕塑 图7. 信箱 图8. 旋转的星星 3.3.2. 试验任务设置 首先在选好的场景中进行行走观察，选择适合放置目标物体的位置，通过控制台获得相应的坐标。在creation kit里找到相应的位置，将先前导入的模型，拖入Object window中，并安装上触发器。 本研究在Skyrim的场景Whiterun World中选取了场景1：雪漫城；在Tamriel中选取了场景2：木溪镇在Solitude world中选取了场景3：独孤城。三个场景完成制作的俯视图如图9~11所示。 3.4. 试验可靠性理论分析 区别于传统的纸笔测试和计算机二维屏幕展示测试，基于虚拟现实空间环境的空间认知能力试验方法的优势、局限及实际效用需详细探讨，主要分析内容如下：① 虚拟情境试验的信度、效度分析，包括内容效度、实证效度(同时效度、预测效度)。② 与传统纸笔测试等成熟量表作相关分析，分析预测因子效度差异，探析原因及干扰因素。③ 分析虚拟情境试验的优势及适用范围。 图9. 独孤城 图10. 木溪镇 图11. 雪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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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展望 空间认知能力发现作为一种特殊的智能，主要是根据视觉空间表象进行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心理旋转，有众多学者以学龄前儿童为被试研究其心理旋转开始的年龄以及性别差异。林仲贤、张增慧和韩布新(2002)认为7~8岁儿童已经具备心理旋转能力并且伴随年龄的增长继续向前发展。侯岩和叶平枝(1992)发现在空间认知建构中，形状认知能力在学龄前已经有较好的发展了，立体认知和距离能力开始发展。总之，学龄前儿童的空间认知能力发展是一个统一协调的过程，各项的认知成分都是遵循各自的规律进行不同步发展，他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李洪玉和林崇德(2005)采用探索性因素研究发现在中学生空间认知能力的结构中，空间想象能力主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在初中生与高中生结构空间认知能力布局成分中，大部分因素是相同成分。相比传统的二维模式教与学，通过VR设备展示出三维的物体形态更加真实与全面，能够弥补二维模式图片单一的缺陷，使儿童不但能够观察物体的形态还能够借此判断物体之间的关系，借此以达到提高儿童空间认识与判断能力的目的。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VR试验的方法也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仍需进一步讨论与验证。许多学者对空间认知能力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针对认知方式与空间认知能力的研究中，Globerson等人(1985)研究发现认知方式与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王有智和欧阳仑(2004)研究发现认知方式会影响图形的推理水平。曹晓华、曹立人和马恭湘(2005)利用眼动仪进行实验研究发现认知方式对不规则几何图形识别绩效的影响差异显著。如何建立更适合人们认知方式的实验场景以及关注性别差异研究，需要学者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基于虚拟情境的儿童空间认知试验这一研究领域有很多思想与奥秘值得我们去验证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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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搏击俱乐部》介绍了在消费主义社会以杰克为代表的群体现状：不断消费再不断工作，生活压抑、烦闷而渴望改变；通过暴力释放压力对社会造成了破坏，最终随着良知觉醒而重获新生。本文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影片中的杰克在“自我”、“本我”二者之间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超我”的苏醒并在最终的搏斗中取得了胜利。揭示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受欲望的驱使迷失了自我，爱欲和归属感让他们逐渐明确了自己内心的真正诉求、生活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学会了与社会规则“握手言和”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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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电影内容梗概 1999年上映的《搏击俱乐部》是由导演大卫·芬奇指导拍摄的一部悬疑惊悚片。主要讲述了一个患有严重失眠症的大汽车公司的白领杰克，在医生的指导下参加各类绝症患者的安抚团体想借此减轻痛苦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从飞机上结识了充满叛逆、残酷精神的肥皂商人泰勒后，杰克无论是在外表上还是生活习惯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人成为密不可分的朋友并创立了“搏击俱乐部”，一个通过野蛮暴力的打斗来发泄情绪的组织。后又因组织扩大，成员到处滋事打架、大肆破坏，杰克无法忍受，与泰勒发生争执。在阻止“大破坏计划”的行动中，杰克逐渐意识到消失的泰勒就是自己。最终，在一座大厦的顶楼，二人对决中杰克战胜了泰勒的故事。 概括来说，整部电影的内容无非就是一个身体容纳了两个灵魂，从互不自知和睦相处，到出现矛盾正式分裂，最后自相残杀留下唯一(林梦媛，王椰林，2011)。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出发来看，实际上这便是一个“自我”与“本我”之间打破环境对自我塑造，到“超我”诞生适应社会规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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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格理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其提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发展动力是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三我”并非严格划分的静态结构，而是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和能量系统。其巨大的能量源于心里潜能“力比多”(王昱华，2020)。而一切作用于人格的能量都来自于本能，本能作为心理能量，是整个人格结构的动力基础。力比多作为心理能量之一，是个体性本能表达与满足的内在动力，本能会借助这个力量完成自己的目的，以快感为目标(赵云龙，赵建新，2013)。 人格结构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首先心理可分成两部分：自我和本我。本我即原我，指最原始的自己，是建立人格的基础。它最为本真的、自然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的欲望、冲动力和生命力，是心理能量的基本源泉，本能的中心所在。其唯一的要求就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满足本能的需要。自我即在现实生活中的“我”，是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者记忆的部分，在人的生长发育中形成(陈秋明，2005)。它是理性的、常识的，适应社会的心理结构，一部分位于潜意识，一部分位于意识，担当着“超我”和“本我”的中间者。在“超我”的指导下，“自我”按外部现实的条件，去驾驭“本我”的要求(陈秋明，2005)。弗洛伊德曾用马和骑手的关系来说明“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骑在马背上的人会约束马的强大力量，马也会为骑手提供前进的动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这充分的说明在人格结构中“本我”会为“自我”提供所需能量和动力，“自我”则会根据现实来规范、约束“本我”的行为。而“超我”的产生大约是在五岁时因反对“本我”，特别是对俄狄浦斯情绪的压抑而发展起来的，是儿童在模拟父母的道德观的过程中形成的(龙燕，2006)。它是人格中代表理想的部分，为至善至美而奋斗，不为现实或者快乐而操心。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控制和引导本能的冲动，以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欲望(陈秋明，2005)。本质上来讲，自我可以说是外部世界和真实性的代表，本我则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者，而超我其实是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 虽代表不同，但三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谈及根本，自我只是本我的一个以特殊方式分化的部分，存在于本我的表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住了本我；而超我是自我的一部分，并且通过词表象(理念、抽象)对意识保持着易于接近的状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在整个精神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状态，构成了特定的人格动力关系。三者的密切联系和沟通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并且能够在道德的约束下实现其最终目的。 德顿便是“本我”的代表，而“杰克”代表着“自我”，最后二人搏斗当中胜利的杰克其实就是象征着“超我”的诞生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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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自我”的迷失 自我是适应社会的，源自外部的经历都会丰富自我，而它也似乎能够将外界世界带来的影响施加在本我以及它的趋向之上，并且尽力用现实原则来代替本我中起着主导地位的“唯乐原则”的地位。作为边缘之物，自我尝试着在世界和本我中进行调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根据现实情况来约束本我的行为。不同于本我的冲动和事事追求快感、得到满足，自我则是沉着冷静的代表，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延迟自己的满足感，遵从“现实原则”。 在影片当中，自述者以杰克自称，他是“自我”的扮演者。作为万千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他成长过程中缺失了父亲的陪伴，拥有着并不幸福的童年。他每日恪尽职守做着汽车召回协调员的工作，扎着领带、穿着西服衬衫，服从着老板的命令，往返奔波于各地之间，利用老一套的公式来计算是否回收事故车型。从飞机上他和旅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对于这样的一种处处充满着秩序、规则、每日都在重复着的社会生活，杰克是反感的、厌恶的，却也是无能为力的。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杰克不断被异化。 工作似乎就是他人生的主题，唯一乐趣就是家具装潢。杰克购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家具，像是阴阳形状的咖啡杯，家用固定脚踏车、绿色条纹的高级沙发等，却不考虑其实用性，只是想以此来代表自己的风格，借助这些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社会位置。压力随着生活渐渐累积，导致杰克长久失眠。医生拒绝给他开药后，他参加了睾丸癌安抚团体，体会那些有着真正痛苦的人生。与团员鲍勃相拥、放声哭泣，长久以来的压力得到释放，在那个晚上，杰克讲道“初生婴儿都没我睡得沉”。精神的满足带给他自由、完整，就如同他讲“每晚我都会死掉一次，可是又重生一次，复活过来”。由此他开始沉浸、迷恋，往返于各种安抚团体。鲍勃的巨大“乳房”带给杰克安全感。弗洛伊德认为：对象假如不是母亲的乳房，也是母亲本身。因此，我们称母亲为第一个“爱的对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7)。 玛拉出现了，一个看上去痞痞的、经常嘴里吐着烟气的、无视交通规则、横穿马路的一个装扮另类的女人，她的存在与这个满是规则的世界格格不入。但也正因为她的出现，“杰克”内心中压抑已久的欲望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显露。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玛拉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但作为接受着后天环境教育的“自我”，杰克压制住了内心的喜欢，冷漠的逃离，生本能中的性爱本能由此压抑。不仅如此，每当飞机摇晃厉害的时候，杰克内心中总会产生希望飞机能够坠毁失事的想法，死亡本能中趋向毁灭的冲动欲望不可遏制的冒了出来。 他面对不喜欢的工作却仍然顺从，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只能通过物质以及他人的不幸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存在。精神上，杰克是空虚的；感情上，他是懦弱的，胆怯的。他渴望自由却受到这个社会的压抑，他想改变生活，却碍于他人的眼光无法办到。种种欲求、想法受到压抑潜藏在杰克的无意识当中，便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以释放这些力比多冲动。由此便有了无论是在外表上还是生活上都与杰克完全不同的泰勒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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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本我”的释放 “本我”就好像一个欲望的大容量储存器，是无意识的、与生俱来的、人格中最本真原始的一个部分，由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它无视道德、不顾法律规则、不守规矩，更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寻求自身的满足和快感，遵循着“唯乐原则”，是自私的、与社会集体相悖的存在。它也经常被描述为处在强大的死亡本能之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 泰勒·德顿就是杰克对生活的极度不满所创造的，是压抑在他内心当中许许多多的不被这个社会的规则所认可的欲望、动机、情绪的结合体，是其内心深处渴望着的自由的自己，是“本我”的存在。在机场丢失行李的时候，“自我”的杰克无可奈何只能失魂落魄的打出租车回家，而“本我”的泰勒却潇洒恣意的抢了别人的车扬长而去，二者截然相反的举动，充分的显示出了“本我”是遵循着“唯乐原则”，不考虑秩序、规则，追求快感、完全就是快乐至上。自我不断地试图掌控周遭的事物，而本我总能突破自我的底线。 在很多地方，泰勒更是与杰克有着本质的区别，杰克身上压抑的力比多能量都在泰勒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释放。在工作上，泰勒不似杰克那样有着规整的着装。他离经叛道，穿的松松垮垮，满足了杰克对外在所期待的、不用顾忌旁人眼光的样子。因为“自我”的杰克对日复一日的无趣生活感到烦闷，所以代表着“本我”的泰勒兼职多个工作：偷人体脂肪做肥皂，再卖给百货公司；在餐厅兼职，却在顾客的汤里面加入“佐料”；放电影的时候却会把色情片剪进动画片中，然后看着人们的尴尬神情而自觉有趣。在感情上，考虑诸多因素的杰克在面对喜欢的女人只会逃避，可泰勒却轻轻松松的和玛拉在一起并将其蔑称为性玩具。 杰克渴望自由，却将自己的价值寄托于物质生活，被物质生活所累。“本我”的泰勒便炸掉他的公寓，使其成为一个不被物质所累、一无所有的“自我”。就像电影中泰勒对杰克说的：“只有抛弃一切，才能获得自由。”这就是本我的想法。泰勒命令搏击俱乐部的成员在街上主动与他人挑衅、斗殴，砸汽车，炸毁城市的文明建筑，是因为本我是处在死亡本能之下的，而它似乎可以将自己或是自己的一部分——表示为一种对外部世界和其他生物产生破坏的本能，其目的就是将有机生命带回原始的毫无束缚的状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 死亡本能在力比多的驱使之下还会转化成有攻击倾向的行为，对其他生物造成破坏。电影《搏击俱乐部》最真实的再现了人类死亡本能的外化行为——暴力(贺瑞，2015)。在俱乐部里面，所有人就像没有自己意愿的机器人一样，只知道无休止的打斗，肉体的巨大疼痛感让潜藏的压抑得以释放。似乎一切在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隐藏在个体身上的残酷、暴力以及那种破坏欲的本能被激发了出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无论是杰克还是其他的成员却还是沉浸在这种能够肆意的寻找无论是心理还是精神上面能够带来满足的行为。 直到后来，“自我”的杰克越来越依赖着“本我”的泰勒，因为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释放着原始欲望的感觉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完整。以前的他是个好好先生，服从、遵守老板命令，现在却像泰勒一样顶撞自己的上司；为了让老板把自己转成外聘人员，报复老板打伤自己以此获得这份工作；由初次和泰勒见面时称自己不会吸烟，到后来和泰勒一起吸烟；由原来规规整整的服装到后来的不打领带、衣服散乱；种种举动都可以看出“本我”在逐渐改变着“自我”并慢慢占据人格上风。自古时人类进化，便以群居的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形成集体性的责任感和社会性的归属感，这是自远古时就被深深埋入灵魂深处的。现如今，“本我”的泰勒种种混乱的无理智的甚至想要实施大破坏计划来毁灭社会的行为，导致杰克受到内心深处道德的谴责，强大的归属感的力量激发了他的良知，也由此引发了“超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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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超我”的唤醒 超我是人格中最高级的心理结构，是最早产生的本我的对象的残余物。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在生命中一直保持着由父亲情结的衍生而赋予它的特性—脱离自我和掌控自我的能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以良知、道德、价值观等至善原则去指导自我和限制本我，遵从“理想原则”。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是鲍勃的死激发了杰克“超我”的苏醒。鲍勃，因与杰克同在睾丸癌安抚团体中所结识，后一起加入了搏击俱乐部，在一次行动中因破坏公众建筑而被警察打中头部，是大破坏行动中唯一的牺牲者。为了防止被警察发现，俱乐部的成员想要将这份“证据”埋藏起来，被杰克阻止。早在此之前，俱乐部的成员就承受了长达三天三夜像是“蛀虫”、“你一点不特别”、“你和其他东西一样，一具腐臭的皮囊”等各种贬低人格的言论，摧毁了他们的内心。此时的他们的早已经丧失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迷失了自我，成为了“无名”的存在。在俱乐部成员的眼里，无论是鲍勃还是他们自己，都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在混沌行动中可以随时抛弃、牺牲的物品。看着昔日的朋友血淋淋的躺在面前，看着所有成员都企图把这份“证据”随便埋葬毁灭，“超我”的杰克由此诞生。催动杰克“超我”苏醒的理由不仅是在睾丸癌团体中长达一年来鲍勃带给杰克的精神层面的安抚与满足，更是二人友情的深深羁绊。他怒喊道“满大街的炸东西你们能有什么好的下场”，“他不是一个证据，他是一个人，他是我的朋友，他有名字”，“他是为我们而牺牲的，怎么可以随便埋葬”等，企图唤醒心灵迷失的他们，却无济于事。 作为社会集体当中的一份子，看到社会文明将因自己而坠落，全人类的利益将因自己自私的行为而遭到破坏，心爱的女人更因自己而受到不可避免的伤害，“超我”便以一种道德的形式或者说是无意识的罪恶感迫使“杰克”停止这场大破坏行动，因为他领悟到如若破坏本能毁灭了社会的文明那么自身也必将被毁灭。此时，推动他去战胜泰勒的不仅仅是性爱本能中的爱欲—对玛拉的爱，更是身为社会一员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为了摆脱“本我”的控制成为真正的“杰克”，“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主人公在这过程中，遭受到了无情的肉体折磨，这其实是自我挣扎和痛苦的外化(贺瑞，2015)。强大的“本我”迫使“自我”只能利用向自己开枪的方式来重新获得身体的支配权，占据人格的主导地位。事实上，每个个体都存在着多种本能，各个本能成分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流，因此可以相互转变和替代，而被引导直接朝向外部世界的破坏的本能其实是通过性爱本能的力量才转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3)。最终死亡本能的破坏欲被暂时性的压抑，是力比多能量用爱的本能取代了死亡本能，趋向社会文明的“自我”的产物——“超我”在这场搏斗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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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电影中杰克不断地购买宜家的家具又何尝不像电影之外我们的现状，通过占有更多的物质来塑造自我。在消费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都趋向于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只能不断的挣钱、在能够证明身份地位的事物消费，继而在努力，不断的循环，这就是生活的节奏。所以当泰勒创立搏击俱乐部时，才会有那么多的像机器一般的毫无思考能力、不再认可自我价值的人们加入。他们渴望享受无关乎一切的自由与平等。他们都是现代社会使人失掉人性和感觉的、已经变成了轮子上的嵌齿，恢复个性观念的惟一方法就是返回到最原始、最野蛮的痛苦和暴力的本能中。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本能(许燕转，2008)。可是人类并不等同于动物，人所生活的环境，社会的种种规则、良知、道德等都是“超我”的一种代表，又怎么能够做到毫无顾忌的以一种近乎兽性的“本我”存在于这个社会当中呢？ 影片中“超我”的胜利，除了象征着“杰克”不再被动地顺从消费社会的规则而压制自己，也说明了他能够在社会规训中凭借情感和责任的力量救赎真正有价值的自己，将失落的灵魂以一种更为“友好”的方式安置在丰盛物质充斥的无尽角落的消费社会中。当杰克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时，消除了物质对他的异化，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填补了他精神方面安全感的缺乏，也促使他明白心中所求。杰克“自我”与“本我”之间的碰撞到后来“超我”的诞生，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经历，更是被这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所压抑住的千千万万人的现实写照。代表本能欲望的本我终于承受不住罪感的巨大压力，臣服于超我，实现了超我对本我的救赎。在影片的结局，看似是“本我”消失，但事实上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毕竟三者之间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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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究交往焦虑的成因及其作用方式，以期对家庭教育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方法：采用量表对287名大学生施测亲子依恋量表(IPPA)、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自尊量表(SES)和交往焦虑量表(IAS)，采用相关分析、路径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整体父子依恋及整体母子依恋可有效预测交往焦虑，且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结论：亲子依恋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自尊和社会支持水平间接影响交往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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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交往焦虑是指个体在人际情境中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因无法达到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的期待目标而产生的忧虑、紧张或恐惧的情绪体验和回避行为(Leary & Kowalski， 1993)。 交往焦虑由于其消极自我意象而对社会互动作用产生重大的破坏(韩沙沙，2019)。具有交往焦虑倾向的个体在受他人密切关注或与陌生人相处的情景中，经常会产生一系列不适的情绪体验，也可能会发生回避性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与功能作用(Villarosa-Hurlocker et al.， 2018)。此外，交往焦虑还可能引发抑郁、失眠，引发破坏性行为、积极功能弱化等问题(Kählke， Berger， Schulz， Baumeister， Berking， Auerbach et al.， 2019)。 为避免交往焦虑进一步发展成为交往焦虑障碍，损害心理健康、影响个人发展等，教育等有关部门有必要对交往焦虑提供适时适度的干预，以减少个体负性社会情绪，促进个体人际社交系统的恢复与改善。 影响交往焦虑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同伴影响、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等。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亲子依恋越高的个体交往焦虑也就越低，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有效减少交往焦虑的发生(Yu et al.， 2019)。个体自尊水平的降低会引发更高的交往焦虑(Li， 2019)，而消极完美主义则通过削弱自尊促进交往焦虑的产生(王宇，张荣娟，2016)。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交往焦虑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个体(Fernandes et al.， 2015)。 一方面，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感。另一方面，良好的亲子依恋具有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功能。良好的依恋关系能够帮助个体缓解不良情绪，稳定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从而能够抑制焦虑、抑郁等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Hoffmann， 2011)。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能够通过提供积极体验或减缓压力效应而促进心理健康，能够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减少个体对压力的感知(Sundvall et al.， 2020)。已有研究证明，拥有较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往往具有较低的交往焦虑倾向(Scanlon， Toro， & Wang， 2020)。 已有研究中，对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且仅涉及单一中介变量的作用，未考虑到中介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另外，以往关于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个体因素或环境因素，较少研究结合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来进行全面的探究。因此，要系统、全面地揭示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关系，需要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的深入研究。 基于对以往研究不足，希望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综合个体因素(自尊)和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的综合作用揭示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以及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 探讨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关系及其作用途径，通过对依恋的研究为交往焦虑的解决提供一个新视角。丰富交往焦虑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实践上，可为教育相关部门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对缓解大学生交往焦虑具有一定的实践启发意义。 基于以往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假设： H1：父子依恋水平和母子依恋水平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2：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3：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4：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分别具有中介作用。 H5：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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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由于成年初期，个体的人格已经基本确定，为了研究被保留亲子依恋影响对其他心理特质的影响，我们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某两所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取有效问卷287份，有效回收率为95.67%。被试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男生61人，女生226人。年龄为19.35 ± 0.723。 Table 1 Sample tabl 变量 样本分布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1 21.3% 女 226 78.7% 专业 文 121 42.2% 理 166 57.8% 表1. 样本分布表 2.2. 工具 ①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Mattick & Clarke， 1998) 该量表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交往焦虑体验的倾向。共15条自陈条目，采用5点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其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② 亲子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ttachment， IPPA) (Armsden & Greenberg， 1987) 本问卷包括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两个分问卷，主要用来评价个体对自己与父母间关系的感知。每个分问卷均包括25题，包括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维度，采用5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该表个体相应的依恋水平越高，质量越好。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分量表和母子依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和0.75。 ③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Rosenberg， 1965) 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包括5个正向计分的条目和5个反向计分的条目。4点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符合”，4表示“非常不符合”，由各条目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得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相应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④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姜乾金，1999)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来测定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共12个条目，包括父母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在每一维度上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相应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三维度总分代表个体的总体社会支持水平。 在本研究中，父母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与社会支持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3、0.873、0.797、0.919。 2.3. 程序 对随机选择在校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施测时间约45分，由经过训练的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施测环境为某大学团辅教室，安静无干扰。被试均为志愿者。施测结束后给被试分发小礼品作为酬谢(被试在施测之前并不知情)。 问卷回收后，利用SPSS和AMOS对数据进行录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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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轻共同方法偏差，我们采用了匿名调查，问卷包含反向计分题，且正反向计分题交叉编排。Harman单因子分析表明，共3个因子特征根值大于1，总贡献率为70.66%，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79%，无单一因子，且未发现单一因子方差比率过高。这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数据及其推论可信。 3.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数据如表2所示，亲子依恋总分及各维度分值、自尊总分、社会支持和交往焦虑的分布整体较为符合正态分布，其中母子依恋水平的极差和方差较大，说明母子依恋的个体差异和数据变异性较大。 3.3.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表3)，在亲子依恋中，母亲信任、父亲信任、父子沟通、父子依恋总分与交往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父子信任、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及父子依恋总分、母子依恋总分与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父子疏离、母子疏离与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父亲信任、父亲沟通、父亲依恋总分、母亲信任、母亲沟通、母亲依恋总分与个体社会支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且自尊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 变量 N Min Max M SD 父亲信任 287 16.0 50.00 38.63 6.29 父亲沟通 287 9.00 45.00 32.20 5.89 父亲疏离 287 6.00 30.00 21.46 3.93 母亲信任 287 22.00 50.00 40.16 5.48 母亲沟通 287 16.00 89.00 34.40 6.05 母亲疏离 287 6.00 30.00 16.83 6.24 父亲依恋 287 19.00 65.00 49.36 7.82 母亲依恋 287 20.00 130.00 57.69 13.71 自尊 287 9.0 30.00 18.24 4.23 社会支持 287 3.00 15.00 11.58 1.86 交往焦虑 287 72.00 20.00 3.091 0.623 表2. 亲子依恋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这表明，父母对孩子的信任水平越高，父子间的沟通越紧密，整体父子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交往焦虑水平越低；亲子信任关系越强，母子沟通质量越高、整体父子依恋水平与整体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则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父子信任、父亲沟通、母子信任、母子沟通的水平越高，整体父子依恋水平与整体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则个体所体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同时，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则其交往焦虑水平越低。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anxiet 1 2 3 4 5 6 7 8 9 10 1父亲信任 - 2父亲沟通 0.721 ** - 3父亲疏离 −0.335 ** −0.146 * - 4父亲依恋 0.826 ** 0.722 ** −0.749 ** - 5母亲信任 0.670 ** 0.445 ** −0.328 ** 0.598 ** - 6母亲沟通 0.431 ** 0.591 ** −0.160 ** 0.470 ** 0.623 ** - 7母亲疏离 −0.301 ** −0.046 0.898 ** −0.640 ** −0.406 ** −0.177 ** - 8母亲依恋 0.557 ** 0.395 ** −0.701 ** 0.752 ** 0.800 ** 0.690 ** −0.797 ** - 9自尊 0.196 ** −0.017 −0.389 ** 0.287 ** 0.341 ** 0.150 * −0.465 ** 0.442 ** - 10社会支持 0.322 ** 0.366 ** 0.058 0.221 ** 0.346 ** 0.338 ** 0.049 0.208 ** 0.190 ** - 11交往焦虑 −0.185 ** −0.136 * 0.089 −0.177 ** −0.141 * −0.008 0.112 −0.108 −0.234 ** −0.181 ** 表3.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相关矩阵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下同。 整体而言，父亲信任、父子沟通、整体父子依恋水平、母亲信任与自尊、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交往焦虑水平的水平就越低。 3.4.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SEM分析 依据心理领域当下的研究方法的优劣对比，路径分析(SEM)比单一的线性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多变量间的关系，更够更好地揭示中介效应。因而采用SEM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亲子依恋影响交往焦虑的成分与方式，本研究将分别从亲子依恋各维度和整体亲子依恋水平两个角度来探究亲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以及自尊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以亲子依恋总分为自变量，交往焦虑为因变量，自尊和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建立亲子依恋影响交往焦虑的模型。 在本模型建构中，将在整体水平上探究个体的父子依恋、母亲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以及自尊与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我们建构假设模型2 (见图1)。 图1. 整体亲子依恋预测交往焦虑的假设模型2 采用AMOS对假设模型2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并不理想(表4)，且模型中有两条路径的系数不显著(父子依恋→自尊；母子依恋→社会支持)。依据上文调整方法，得到修正模型2 (图2)，该模型每条路径均显著，且模型拟合度良好(表4)。 Table 4 Fitting index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n social anxiety mediation model χ 2 df χ 2 /df GFI TLI NFI CFI RMSEA AIC CAIC 假设模型1 12.37 5 0.248 0.69 0.94 0.77 0.58 0.156 98.74 259.76 修正模型2 2.67 3 0.89 0.99 0.94 0.97 0.98 0.068 47.67 150.18 表4. 亲子依恋对社交焦虑影响中介模型2的拟合指数 图2. 整体亲子依恋预测交往焦虑的修正模型2 修正模型表明(图2)，父子依恋能够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与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依恋则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这表明，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作用机制不同，父子依恋通过给予孩子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减少交往焦虑，母子依恋则是通过提升孩子的自尊水平来减少交往焦虑。 简而言之，良好的父子依恋或母子依恋都有助于抑制交往焦虑，只是其作用机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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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子沟通、母子信任、整体父子依恋水平、整体母子依恋水平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与以往研究一致，整体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可以显著预测交往焦虑(杨国文，彭金玲，2014)。 4.2. 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自尊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即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更容易产生交往焦虑。 由于低自尊个体对外界人际关系非常敏感，且对来自外部批评或拒绝的自我意识非常强，个体非常脆弱(杨枫，2012)，从而容易引发交往焦虑。所以，自尊水平的提升可以抑制交往焦虑，自尊水平的减弱可以加重交往焦虑。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社会支持可以直接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自尊间接负向复测交往焦虑。 4.3. 自尊、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和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就整体亲子依恋水平而言，本研究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均对交往焦虑具有重要影响，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对交往焦虑产生作用的成分与方式不同。父子依恋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父子依恋→社会支持→交往焦虑；父子依恋→社会支持→自尊→交往焦虑)，而母子依恋仅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依恋→自尊→交往焦虑)。H7和H8得到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与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就越高(杨玲，陆爱桃，连松州，张美超，2013)。已有研究证明自尊水平能够有效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水平(Yousaf， 2015)，即自尊水平越高，交往焦虑水平越低。因而，亲子间的依恋水平可以通过影响自尊水平来影响交往焦虑。这是因为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保护个体的价值感与主观效能感(Kim， 2014)，从而提高了个体的自尊水平，高自尊是抑制交往焦虑的有效因子之一，因此，亲子依恋能够通过自尊抑制交往焦虑。另一方面，由于良好的亲子依恋有利于维持个体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的稳定性，个体与家庭稳定的情感依恋可以帮助个体形成更正确的自我概念(杨国文，彭金玲，2014)，从而能够提升、稳定个体的自尊水平，从而进一步抑制交往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母子依恋可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而父子依恋到自尊的路径并不显著。母子依恋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这表明与母亲之间的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也就越高，从而抑制了交往焦虑的产生。而父子依恋却无这种影响。根据以往研究，母子依恋更能影响个体的自尊(Keizer et al.， 2019)。而且，母亲作为孩子通常意义上的主要依恋对象，其影响对个体的发展是深远长久的，在个体成长中，与母亲的情感联结是其对生活现状是否满意的关键，并且安全的母子依恋可以保护初中生更少体验到消极情绪(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同时，在个体自尊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父母尤其是母亲扮演的是一个安全岛的角色(王晓丹，张悦，李昂扬，2018)，从而有利于维系个体的自尊水平。因而，母子依恋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可能会无意或刻意与孩子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且在家庭教育中带有一定的情绪压抑导向及情绪摒除理念(彭欢，2013)，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在教养参与方面的典型倾向(戴志敏，2012)，因此父子依恋并未表现在对自尊水平的提高起相应作用。这与中国父亲鲜少赞美孩子，严厉的教养形象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可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也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而母子依恋到社会支持的路径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母亲而言，良好的父亲依恋能够更好地促进家庭功能。更善于给予个体更为理智、切合实际的帮助(汪瑶，王玉龙，2020)，因此良好的父子依恋能够给予孩子更多、更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抑制了交往焦虑的产生与发展，故父子依恋通过社会支持对交往焦虑产生影响，由于社会支持对自尊也具有促进作用，所以父子依恋也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综上，亲子沟通、亲子信任是交往焦虑的抑制因子，亲子疏离是交往焦虑的促进因子；亲子依恋水平越高则交往焦虑的水平越低，但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的作用机制不同，父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表现在对社会支持的促进上，母亲对交往焦虑的影响表现在对自尊水平的促进与维持上。因此，与父母的依恋质量低，对父母缺乏信任，与父母的交流较少，与父母之间更多的疏离，能够导致个体更容易出现交往焦虑。 由于步入大学阶段的个体面临着各方面的剧烈转变和诸多挑战，有很多情感困惑和交流需要，因此，父母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给他们提供更温馨的情感氛围和轻松的沟通环境，则可以帮助他们更顺利地度过阶段性转变并促进其更好的心理适应，从而预防交往焦虑等问题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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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5.1. 结论 整体来说，亲子依恋有助于抑制交往焦虑，且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具体来说，整体父子依恋能够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整体母子依恋可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就各维度而言，一方面，父亲沟通、母亲信任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另一方面，父亲沟通通过自尊正向预测交往焦虑；母亲信任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父子疏离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疏离通过自尊正向预测交往焦虑。 5.2. 建议 良好的亲子沟通与高度的亲子信任可通过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中介作用抑制交往焦虑，亲子疏离的程度越深，则个体发生交往焦虑的风险也就越大。这启发我们，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应该致力于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对孩子抱有足够的信任，从而更好地帮助孩子避免交往焦虑的产生。避免对孩子过分地疏离，充分发挥自身在亲子关系应当发挥的作用与功能，从而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发展，促进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良好的父子沟通，高度的母子信任有助于减少个体交往焦虑的产生。这启发我们，应当加强父亲与孩子的沟通，加强父亲在亲子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扮演好父亲应当扮演的角色，提高母子间的信任水平，从而更好地帮助子女预防交往焦虑的产生。研究结论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对孩子的影响有所差异，父亲应当更多地侧重于与孩子的沟通，母亲则应当侧重于培养自己与子女的信任关系，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以成长发展。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首先，本研究只考察了家庭因素中的亲子依恋和个体因素中的自尊水平对个体交往焦虑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引入同伴因素对个体交往焦虑的影响，更全面地确定不同背景中的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机制。 其次，从研究设计来说，本研究基于理论依据对相关变量进行考察，但仍是属于横断研究，研究结果是否可靠需要具有因果推断力的纵向研究设计来进一步考察。 另外，交往焦虑在本研究中是作为一种结果变量，但交往焦虑也可能反过来作用于家庭环境(如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因而仍需要通过纵向研究来考察生态系统理论中不同层次变量的动态作用过程，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影响个体发展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最后，未来研究可以综合使用多种信息源(青少年、父母、教师、同伴)来收集数据，从而更准确、更全面地测量有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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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2020年初于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使得无数离汉返乡的大学生在家乡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对待，这严重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发展。此前研究表明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而群体认同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以拒绝认同模型为理论基础，采取网络问卷形式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群体的歧视知觉及个体幸福感进行评估，并测查其对武汉的身份认同感，以期找到有效方式帮助武汉返乡大学生在遭遇不平等对待时积极调适自身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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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席卷全国，湖北省武汉市是国内最先发现疫情的地区，也是国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为有效应对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快速、全面的公共卫生应急干预措施，如严格控制武汉和湖北的离汉、离省通道，暂停湖北归国人员入境，并为离开湖北的人设立单独隔离区。通过以上措施，一方面疫情被及时有效地控制，但却间接地造成了大众对湖北人及武汉人的偏见。武汉作为一座高校数量全国第二的城市，无数的返乡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一定的歧视对待，对其心理适应和积极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学生甚至因此而出现抑郁、焦虑症状。鉴于此，探索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及其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可以为他们进行积极的心理调适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幸福感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迄今为止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对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过解读和分析。本文综合多方考虑，决定采用Diener等学者对其的定义，即个体根据自己所持的主观标准对其生活进行整体性评价所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它包括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两个成分(Diener， 2000)，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前者包括对自己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反应评价，后者则指个体对自己目前各方面状态的满意程度，也即生活满意度。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发现，仅有少量研究考察了贫困大学生歧视知觉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何玲，2019；余青云，张静，2018b)，其余研究多集中在残疾大学生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领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武汉返乡大学生暂时性地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对其幸福感是否会产生影响？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其内部影响机制如何？这些都值得去思考。 以往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体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歧视知觉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危险的变量。歧视知觉是与客观歧视不同的概念，指个体主观知觉到的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性别、种族、出生地区或者户籍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的对待所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这种区别对待既可以表现为实际的外显性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等(Tom， 2006; 邢淑芬，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总体而言，这些区别对待行为均会对被歧视者形成一定的消极和伤害性影响。歧视知觉作为个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压力源之一，使个体感知他人对待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群体的态度是不可控的，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目前，大量实证研究已经揭示了歧视知觉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和种族歧视领域(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已有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会引发个体的消极情绪，甚至提升个体抑郁、焦虑等症状的发生概率。国内对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较为集中，也有部分研究聚焦于残疾人、肥胖人群、癌症患者和新生代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刘霞等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减少了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相反增加了其消极情绪的出现频率(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此后，他们又以流动儿童为被试，发现歧视知觉水平较高的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刘霞，2013)。对国内贫困大学生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歧视知觉水平较高的贫困大学生孤独感更高、睡眠质量更差(余青云，张静，2018b)，甚至出现更高的攻击性行为(余青云，张静，2018a)。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大量武汉返乡大学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对待，他们在主观上也会因此产生相应的歧视知觉，据此我们假设：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其所能感受到的幸福感呈负相关。 考察歧视知觉对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目的在于揭示歧视知觉的影响过程与内部机制，找出关键性缓冲变量，为后续的心理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关于歧视知觉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机制，目前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拒绝认同理论(Branscombe et al.， 1999)，该理论同时涉及歧视知觉的消极和积极影响效应：一方面，歧视知觉可以直接降低个体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歧视知觉也会通过个体内群体认同感的提高来缓解其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见图1)。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毕跃光，2011)。国内研究发现，群体认同能显著影响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社会文化适应，并且对教育安置方式与社会文化适应有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袁晓娇，方晓义，刘杨，蔺秀云，邓林园，2010)。在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拥有高群体认同感的个体幸福感更强。同时，在拒绝认同模型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我们提出：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在其感知到的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图1. 拒绝认同模型(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群体成员身份无法改变的弱势群体，例如黑人、女性等(Brown， 2006)，或是年龄较小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群体，他们对群体认同的理解和对个体的身份认同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与这些群体相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武汉返乡大学生不仅拥有着流动人口身份，群体成员身份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而且心智成熟，对群体身份认同的认识较为深刻，且处于这样的一个特定时刻，短暂地变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鉴于此，完全按照其他弱势群体成员的心理机制推论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有必要在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群体内进行专门探讨。 综上，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个体幸福感为结果变量，以拒绝认同理论的模型为基础，探讨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感在其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我们假设：1) 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其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2) 武汉返乡大学生的群体认同与其个体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拥有高群体认同感的个体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生活更加积极健康；3) 群体认同在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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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研究群体为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因疫情限制，无法线下收集数据。故采取方便取样，通过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问卷121份。用填写时间大于1分钟作为认真填写的筛选标准，将填写时间少于1分钟的问卷筛除，最后得到有效问卷数110份。所有被试的年龄分布在18至28岁之间，其平均年龄为22.82岁。其中男性40人(36.4%)，女性70人(63.6%)。长期居住地为湖北省外的78人(70.9%)，长期居住地为湖北省内的32人(29.1%)。 2.2. 研究工具 2.2.1. 歧视知觉 对The Outgroup Rejection-Revised Scale (Postmes & Branscombe， 2002)进行改编，编制针对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问卷，用来考察武汉返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知觉到的被歧视程度。该问卷由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主观评定组成，共计7个项目，采取7点评分，从1“极其不同意”到7“极其同意”，其中项目6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知觉到的歧视程度越高，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α = 0.915。 2.2.2. 个体幸福感 根据Diener等人的研究，用生活满意度量表来衡量个体幸福感的认知成分(Diener， 2000)。该量表共有5个自评项目，采取7点评分，从1“极其不同意”到7“极其同意”。测验所得的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对当前生活状态的满意度更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 = 0.797。 2.2.3. 群体认同 对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Phinney， 1992)进行改编，编制针对武汉的认同问卷，用来考察武汉返乡大学生对武汉的认同程度。该问卷由武汉返乡大学生的主观评定组成，共计7个项目，采取7点评分，从1“极其不同意”到7“极其同意”，其中项目4和项目5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对武汉的群体认同程度越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 = 0.908。 2.2.4. 研究程序 研究采用SPSS22.0和SPSS宏程序process3.2进行分析。第一步，采用描述性统计，计算所有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第二步，采用皮尔逊相关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步，考察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 2.2.5.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在本研究中，歧视知觉、个体幸福感和对武汉的群体认同都由被试进行评估，故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此，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根据相关研究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在测量程序方面进行了控制，如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部分项目使用反向计分等。数据收集完后，对主要分析变量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将歧视知觉、个体幸福感和对武汉的群体认同这些变量全部放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结果提取出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9.601%，没有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率超过40%的情况。故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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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无显著预测关系。 2) 武汉返乡大学生对武汉的身份认同与其个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这可能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认知水平较高有关。群体认同在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与我们发放问卷的时间、样本量选取等因素有关。 3) 虽然我们的调查结果与预测有很大的不同，但疫情爆发期间武汉返乡大学生的歧视知觉是显著存在的，很多学生都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对待现象，并显著影响其心情和生活状况。基于此，在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对弱势群体(疫情受害者、流动儿童、农民工等)而言，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其对自身群体的合理认知，提升身份认同感和自尊心，而对于实施歧视的群体而言我们呼吁大众能够理性认知，保持清醒、客观的态度去面对身边的人。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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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强势席卷，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着新的态势，机场群和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正为全球风向。城市群的发展与机场群密不可分，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实现联动发展。由此，本文着重探究长三角经济发展与机场群的密切关系，找出其正确的规律或模型，进一步探究区域内各机场分工定位，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互联互通，并对打造分工合理、市场定位清晰的发展格局提出合理化建议，提升长三角机场群整体功能和效率，更好地满足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对航空运输的巨大需求，助力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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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从古至今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 1 ]。 纵观世界机场群的运行情况，普遍面临着如何提高机场群运行效率的问题，因为航空运量过度集中在了一些主要机场，导致这些机场空域拥堵、航班延误严重等问题。长三角城市群存在中心城市的全球性功能不足、人口压力大、城市数量与体量不小但质量不高和产业竞争力较弱等问题需要改善 [ 2 ]。但是，长三角地区的庞大航空运输量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民航业发展基础使得其具备充足条件来建设世界级的机场群 [ 3 ]。为了各方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具体措施，如何充分提高长三角机场群的效益，提升长三角机场群整体功能，打造分工合理、市场定位清晰的发展格局，加快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是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