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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夫妻生育权冲突的法律救济的完善意见 笔者在中国法律文书裁判网上查询关键词“生育权”，共找到458个结果。而搜索“离婚+生育权”找到402个结果，可见，生育权问题纠纷主要出现在婚姻关系中。在生育权纠纷越来越多，夫妻生育权冲突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的背景下，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加强对生育权问题的重视，进一步完善夫妻生育权冲突的救济，也有利于引导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良性发展。 (一) 私法上明确对生育权的确认和保护 生育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关系着婚姻、家庭的幸福美满和谐，生育对每一对夫妻来说都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利，从前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到“生育权”虽然在一些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有明确提到过，然而，夫妻在生育权冲突中可以明确主张自己的“生育权”吗？从司法实践出现的案例来看，法院一般会选择规避这个问题。夫妻生育权涉及到很强的伦理道德性，或许又处在道德与法律的交叉地带，很难管也不好去干涉，但是对于一些严重的夫妻生育权冲突案件如丈夫使用暴力手段强迫妻子生孩子或者以暴力强制妻子去打胎致使妻子无法再生育，或者妻子婚外生育以致损害丈夫的生育权，如果不能有相应的救济是不公平的。正所谓“无救济，无权利”。其次，生育权多停留在原则性的规定，而且也多从理论上去探讨，作为一项“应有权利”存在，让人感觉“摸不着”。对此，很有必要在私法层面上构建一套完整的生育权保护体系，将之“落实”。 首先，民法上明确认可生育权，把生育权纳入到民法人身权保护体系中，将其作为一项民事权利，明确其含义、主体、内容、侵权、救济等形式。前面我们也提到过，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可以作为人格利益的一种。鉴于现在司法实践中呈现的逐渐增多的生育权冲突纠纷案例，而现实对于此的规定却寥寥无几，大多是原则规定，这导致生育权在现实面前显得很“骨感”，很少被法官用于伦理，就像一个“花瓶”，其观赏价值大大超过它的实用价值。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完善生育权的理论，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将其纳入到民法人身权体系中，将生育权私法化，是其最好的归属，也使其更接地气，而不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人格权中明确生育权的具体含义和外延，明确其主体、内容、侵权形式等。其次，婚姻家庭法作为具体的一个部门法，也不能回避生育权的问题，婚姻法中也应明确夫妻生育权的权利义务、行使生育权的限制、明确其发生纠纷时的相关法律救济。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婚姻、家庭、生育三者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生育权的确认与保护，婚姻法是责无旁贷的。 (二) 将一方有过错的夫妻生育权冲突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 在婚姻家庭法中明确“夫妻生育权”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行使的限度。明确将严重的一方有过错导致的生育权冲突情形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家庭的概念大于婚姻的概念，一个大的家庭也许由数个婚姻关系组成，与婚姻内在相连的生养子女问题也不再单纯是夫妻双方的事，夫妻的一方双方会面临其他家庭成员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增强关于生育的期待和加深精神上的损害。 婚姻和家庭就其意义来说应当是直面而不是回避这种文化传统 [ 13 ] 。因为“没有一种制度像婚姻制度这样，如此深入地关注法律之外的(尤其是宗教的、伦理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生活秩序 [ 14 ] ”。夫妻双方的生育权处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婚姻关系之中，尽管现下的婚姻不必然生育，但是生育却构成了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婚姻法也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婚姻法应对夫妻生育权的主体、内容、实现方式、以及因此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时的解决方式等作详细规定。因此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中的离婚法定理由5项中明确单独将一方有过错导致的生育权冲突情形作为一项准许离婚情形。这样，对于可以解决在实践中，法官对于夫妻生育权冲突案件导致的离婚纠纷，是否判决离婚的标准不一、同案不同判的尴尬情形。 此外，对于其他的夫妻生育权冲突情形，如双方对此都没有什么过错的，但是双方对生育问题意见不统一，争执不下，导致感情破裂，这种情形法官就可以以此作为离婚的参考因素。由于离婚案件里，还有一项关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模糊性要求，而在司法实务中，评判其是否确已破裂，需要考虑很多弹性很大的方面，诸如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等，这些判定给夫妻生育权纠纷的离婚情形中增加了许多复杂性。所以将生育纠纷单独作为一项离婚的法定情形显得更有必要，而对于一些严重的夫妻一方存在过错生育权案件，应准许原告的离婚诉求。 (三) 建立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非过错方的损害填补救济 前面说到，离婚不是救济方式。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9条的规定只有离婚方式的解决是不够完整的，还缺乏相应的制裁惩罚和对受害方损失的弥补。 1. 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 首先，需要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我们知道，当夫妻其中一方违法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使得婚姻关系破裂时，其中的无过错方有理由在离婚时对过错的一方提出包含物质和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赔偿。根据婚姻法第46条，受害无过错的一方有理由就以下的几项提出损害赔偿：(一) 重婚的；(二)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 实施家庭暴力的；(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笔者建议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增加配偶一方存在过错的严重情形下的夫妻生育权冲突，作为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之一。这样的必要性在于，第一，离婚之外给受害方带来救济以填补损害抚慰痛苦，也让过错方得到制裁惩罚。离婚损害制度的定义和作用与此宗旨是符合的。第二，现行的离婚损害赔偿范围中并不能全部囊括关于严重的夫妻生育权冲突纠纷的情形。婚外生育一般和第2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竞合，强迫生育有时会和家暴情形竞合，但是有些生育权侵权情形如丈夫以威胁、欺骗的方式迫使妻子多次堕胎，以致后面导致终身不育的情形，丈夫也没有实行家暴，那受害方就无法以此要求离婚损害赔偿了。至于具体的生育权侵权的严重情形就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去综合考虑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项离婚损害赔偿并与下面所说的损害赔偿如精神损害赔偿是不一样的，毕竟两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损害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一，以此得到充分有效的救济。其次，可以增加离婚后夫妻财产分割上对过错方的惩罚。比如在婚外生育情形中，妻子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还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且生育小孩，这对丈夫来说，心理和精神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夫妻之间任何一方不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与他人生孩子，任何一方私自与其他的第三人生育，导致另一方的生育权受到损害。否则，在另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中属于过错方，要承担责任，少分或者不分夫妻的共同财产，以对过错方做出相应的惩罚。 2. 建立生育权侵权救济体系，明确肯定精神损害赔偿和生育权侵权的法律责任 明确侵犯生育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当权利受到侵害后就需要救济，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受害人的权利至权利侵害之前的状态。而当生育权受到侵害后，受害人则受到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所以于生育权的救济不仅包含物质损害赔偿，也应当包含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其可以作为一项人格利益，这样可以为生育权侵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提供正当的请求权基础。具体的民事救济方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可以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中国法律裁判文书网上就有一些关于夫妻生育权冲突纠纷的案例，原告其中一项主张就是要求被告就侵犯生育权道歉，因为有时金钱不足以抚慰受害人的心理痛苦，因此这些非财产性的民事救济方式对于抚慰受害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而确定完整的生育权侵权救济体系，有其存在的必要。首先，虽然生育权最早是在国际上作为一个基本人权提出，但是停留在公法领域的生育权由于其具有很大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因此当公民的生育权受到侵犯时，这些原则性规定很难为受害者寻求司法救济时提供请求权基础，以致生育权难以得到有力的保护。在这个情形下，生育权的私法化显得尤为必要。其次，生育权侵权的确立，可以有力的保护公民的生育权，将生育权作为一个“法定权利”，当每一个公民个体的生育权受到侵害时，得以通过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得到有效的救济。最后，在夫妻关系中，也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受害一方不离婚也能通过生育权侵权救济体系得到相应的救济。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夫妻可能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出于为孩子的成长考虑而没有离婚，而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其不能得到救济，这对受害方来说是不公平的，而生育权侵权救济体系的建立，既可以为婚内损害赔偿的实现提供基础，也可以给配偶受害者一方提供除离婚损害赔偿以外的救济方式，夫妻无过错的一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一。 最后，要明确以及肯定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等方式救济的情形。婚姻法司法解释只是规定，当妻子私自打胎时，丈夫不能以此为依据提出损害赔偿，而至于其他严重的一方存在过错的情形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现有的法律并没有相关明确规定。而且，现有法律规定下，丈夫除了选择离婚就没有其他的救济方式了，但是在我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传统中，基于婚姻家庭的价值，在充分保障个人生育决定自主性的前提下合理的救济丈夫的生育期待是应该得到合理支持的。比如婚外生育导致丈夫一直没有自己的小孩，妻子一方存在严重过错，此行为对于丈夫来说，无疑精神上面会受到巨大打击，在这种情形下丈夫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应得到支持。总的来说，建议在夫妻生育权冲突纠纷中，对于一些严重的情形，一方存在过错的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