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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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以往关于行为抑制控制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关注了情绪效价对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以及性别差异与之的相互作用。通过ERP技术，行为抑制控制的时间进程已经得到了充分研究，N2波幅与P3波幅分别反映了行为抑制控制中的早期反应冲突监控阶段以及晚期的反应抑制阶段。情绪效价与行为抑制控制交互作用的研究显示，由于对负性情绪的注意力偏向，会造成个体对负性刺激反应的延迟和反应冲突监测相关的N2波幅的增加，同时反应抑制能力下降，从而诱发更小的P3波幅。不同强度的负性情绪对个体行为抑制能力的影响有差异，然而正性情绪强度对此没有影响。功能性核磁共振研究揭示了情绪背景下行为抑制控制的脑机制，前扣带回(ACC)，眶额叶内侧皮质，颞叶内侧和脑岛内侧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女性在行为抑制控制任务中更容易察觉反应冲突，并有着更好的反应抑制能力。但由于对负性刺激的敏感性更高，相比男性而言更容易觉察到低强度负性刺激的反应冲突，同时更容易受到负性刺激的干扰导致反应抑制能力的减弱。当前对于情绪背景下的行为抑制控制研究多用情绪图片作为低频刺激，来考察个体对情绪刺激的抑制能力，很少将注意力放在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的行为抑制能力差异上。然而考察情绪对行为抑制控制的持续性影响无疑是更具有生态效度的，未来可以通过具有一定持续性的情绪诱发丰富对不同情绪状态下行为抑制控制能力差异的研究。 行为抑制控制能力对于个体乃至人类发展都是非常关键的能力，而且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人们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的侵害。因此，如何抵御负性情绪对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就变得十分重要。已经有研究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展了相关研究。Ditye等人(2012)使用tDCS(正经颅磁)对大脑进行刺激，发现被试在连续tDCS刺激的第三天和第四天获得了比控制组显著更好的成绩，表现为Stop Signal中短的停止信号反应时间(Ditye， Jacobson， Walsh， & Lavidor， 2012)。Motes等人(2014)的研究中，被试在完成了一个月的策略归因训练后提高了在Go/Nogo任务中的表现(Motes et al.， 2014)。然而这些干预手段都需要长期训练，并且需要消耗较多的认知资源，导致可能不具有较好的推广性。而且在负性情绪背景下这些方法是否仍然有效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并且较少消耗认知资源的方法来对反应抑制进行认知干预，同时探索消除负性情绪对行为抑制干扰的方法。相信这对于帮助控制个体的不适宜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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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正念冥想起源于佛教禅修，旨在培养一种对此时此刻的经验保持开放与接纳的态度。以往的研究发现正念冥想不仅能够治疗焦虑，消极情绪等，也能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本文主要综述了正念冥想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神经机制，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 :正念冥想，积极情绪，消极情绪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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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们的每一天都被情绪所影响，为了更好的应对这个充满挑战的生活环境，培养调节情绪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正念作为一种调节情绪的干预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正念冥想的创始人卡巴金博士，把正念定义为以一种非评判的态度，对此时此刻的经验保持开放和接纳(Kabat-Zinn， 1994)。正念，一个能够改变你的内在状态和对外在刺激的接受能力的训练，被作为治疗心理和生理疾病的有效干预(for reviews， see Baer， 2003; Bohlmeijer et al.， 2010; Greeson， 2009; Hofmann et al.， 2010)。 关于情绪调节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研究认知重评对情绪的调节效果。随着正念冥想不断获得人们的认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正念冥想对情绪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一个15分钟的正念冥想能够减少对负性刺激的消极情绪(Arch & Craske， 2006)。也有研究发现正念冥想对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研究者将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成年人随机分组为8周正念干预实验组或等待控制组。该研究发现正念组干预后的积极情绪增加(Geschwind et al.， 2011)，也有研究表明，对9周正念冥想干预期间的每日情绪报告分析显示，正念冥想使积极情绪显著增加(Fredrickson et al.， 2017)。关于正念冥想影响情绪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充分考虑冥想结构的多样性，开始了多维度，多角度的研究。但是关于正念冥想是如何影响情绪还仍不清楚，因此，近年来，随着脑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正念冥想的研究开始从行为层面转向神经层面，以更深层次地探讨正念冥想影响情绪的大脑神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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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正念冥想促进积极情绪的神经机制：来自额叶偏侧化的证据 正念冥想的理论基础是，通过冥想练习被试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心理状态，进而去取代由于以往经验形成的适应不良的心理状态，而这个转变的过程有益于积极情绪的培养。积极情绪常常与额叶偏侧化相关，有研究证明左侧额叶激活增强与积极情绪有关。额叶偏侧化检验了左右侧额叶的alpha波活动差异，一些研究显示大脑的两个半球，特别是额叶区域，对积极和消极情绪产生不同的反应(e.g.， Davidson et al.， 1990; Tomarken， Davidson， & Henriques， 1990)，这个差异叫做额叶偏侧化。Davidson与其同事建议前额叶偏侧化是可塑的，是能够被训练改变的。他们的研究结果是第一个发现正念能够增强左侧额叶激活，并且左侧额叶增强与焦虑和消极情绪的减少以及积极情绪增加有关。 2.1. 健康群体 Davidson (2003)对41名健康群体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通过8周的正念减压(MBSR)干预，能够使左侧额叶激活显著增强。说明正念能够促进积极情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处在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针对这群人他们可能不太愿意接受8周的正念干预，所以研究时间相对较短的正念干预就比较有意义了。因此Moyer等人(2011)对21个健康被试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通过5周的关注注意冥想干预，冥想组左侧额叶激活增加，但是冥想组与控制组并没有显著差异，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额叶偏侧化的个体差异可能在情绪诱发条件下比中性条件下更可靠。支持这一解释的根据是Coan等人提出了额叶alpha偏侧化的能力模型，能力模型认为个体之间有意义的偏侧化差异是存在的，这些个体化差异是对特定情境的情绪需求和情绪调节能力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能力模型的目标是测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趋近或回避反应，取决于对环境的需求。针对这一问题，Zhou和Liu (2016)对36个健康被试研究发现，通过8周的正念认知疗法(MBCT)干预，冥想组干预8周的左侧额叶激活水平比干预前和干预4周的激活水平强，但是却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并且正念训练并没有影响在中性条件下的额叶偏侧化，而是影响了在情绪诱发条件下的额叶偏侧化。已经有许多研究显示，在青年和中年群体，正念能够增强认知，积极情绪，注意力以及免疫功能。但是关于正念对老年人的影响效果还不太清楚，因此Moynihan等人(2013)对201名老年健康群体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通过8周的正念减压(MBSR)干预，正念减压提高了注意力以及执行控制能力，并且也增强了左侧额叶激活水平。另外一项脑成像技术研究显示，资深冥想组有显著的左侧额叶激活，研究者将其解释为出现积极情绪的标志(Wang et al.， 2011)。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健康群体中，正念冥想与左侧额叶激活增强有关，说明正念冥想可以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 2.2. 抑郁群体 Barnhofer等人(2007)对22个高危抑郁被试研究发现，通过8周的正念认知疗法(MBCT)干预，对照组被试抑郁情况显著恶化，并且左侧额叶激活减少，与积极情绪减少有关，然而冥想组却没有什么显著改变。该结果可以被解释为正念认知疗法具有预防疾病的效果，对人类的身心健康，疾病的治疗都有重大的意义。后来Keune等人(2011)试图去重复Barnhofer等人的研究，并且使用了大量的样本。然而并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研究结果显示两个组都产生了更强的左侧额叶偏侧化活动。虽然两个组都有偏侧化效果，但不清楚正念组是否是因为正念冥想造成结果的偏侧化效果。 有研究表明，静息状态下测量的alpha偏侧化，有60%是反应了特质成分，而另外40%是属于状态影响(Hagemann， Hewig， Seifert， Naumann， & Bartussek， 2005)。因此去测量正念对额叶偏侧化的状态影响仍然是可靠的。Barnhofer等人(2010)对15名抑郁群体研究发现，通过15分钟的正念干预，关注注意冥想组和慈悲冥想组都能使左侧额叶激活增强，说明即使是没有接触过冥想的抑郁被试，简短的正念练习也能给大脑带来积极的改变。Keune等人(2013)对57名抑郁被试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冥想组额叶偏侧化有一个显著的改变，转变为一种与积极情绪相关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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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正念冥想减少消极情绪的神经机制：来自脑成像以及ERP的证据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正念冥想对情绪调节有重要的益处，特别是对消极情绪的调节。例如，Lutz等人(2014)发现，与控制组相比，正念组在负性图片预期期间，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增强，在感知负性图片期间，右侧杏仁核，旁海马，以及脑岛激活减少。其中背内侧额叶皮层与情绪调节有关，杏仁核，旁海马以及脑岛与情绪唤醒有关，说明正念具有调节消极情绪的效果，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特质正念与和情绪反应有关的皮层相关，特质正念越高的被试，在静息状态下有更少的杏仁核激活(Way et al.， 2010)，并且在情绪诱发下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Creswell et al.， 2007)，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对情绪情绪图片命名，可以背外侧额叶皮层激活增强，并且杏仁核激活减少(Lieberman et al.， 2007)。来自ERP研究也证明了同样的结果。为了研究正念对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一个恰当的方式就是使用事件相关电位，事件相关电位反应了刺激呈现时的神经活动。另外，ERP能够帮助区分正念影响的是处理情绪的哪个阶段，可以分解为早期处理情绪的早期注意过程和晚期的语义处理过程。LPP (后期正电位)作为ERP的一种成分，作为一种情绪识别的工具，在情绪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对于情绪显著的刺激所引发的LPP大于中性刺激所引发的LPP，特别是高强度的愉快和不愉快刺激(Cuthbert et al.， 2000; Schupp et al.， 2000， 2003; Keil et al.， 2002)。Sobolewski等人(2011)比较了冥想组与控制组对负性刺激的情绪反应，结果发现冥想组LPP振幅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冥想组没有受到负性刺激的影响。类似地，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正念组观看图片时的晚期LPP减少，逐渐趋近于中性图片，说明正念有助于调节消极情绪反应(Yanli et al.， 2016)。也有研究表明，特质正念与早期LPP振幅成显著的负相关(Brown et al.， 2013)，说明特质正念越高的被试，越不容易受负性情绪的影响。 综合这些研究，可见正念冥想训练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脑成像技术研究发现正念冥想训练通过增强左侧额叶皮层激活，以及减少杏仁核与脑岛等脑区激活，来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ERP技术表明正念冥想训练通过减少对负性刺激的LPP振幅来调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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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对以往关于正念冥想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正念冥想具有促进积极情绪与减少消极情绪的功能。虽然目前关于正念冥想的研究在不断增加，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就如以往研究所担忧的(Chiesa et al.， 2011; Davidson， 2010; Williams， 2010)，我们不能忽视冥想指导语任何细微的差异，因为这些小小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神经生理结果，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设计比较严谨的实验，把正念冥想的多样性都考虑在内，这样才能深入地了解正念冥想的益处以及潜在的神经机制，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与正念冥想调节消极情绪的神经机制研究相比，正念冥想调节积极情绪的神经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1) 测量的alpha偏侧化需要在情绪诱发的条件下 关于正念冥想对额叶偏侧化的影响效果，大多是在传统的方法上，也就是在中性的条件下研究大脑偏侧化，然而Coan等人(2006)提出来的能力模型，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方法，强调要提高额叶偏侧化的敏感性，需要在情绪诱发条件下，只有在情绪诱发条件下，alpha偏侧化的个体差异才变得更加突出。 2) 测量的偏侧化指标是特质的还是状态的 有许多研究提出静息状态测量的额叶偏侧化是特质偏侧化和状态偏侧化的叠加，Hagemann等人(2005)对特质偏侧化和状态偏侧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测量的偏侧化结果中特质偏侧化占60%，而状态偏侧化占40%，说明在研究正念冥想对大脑偏侧化的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特质和状态两个成分，而不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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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从根本上转变农村集体土地现有的经营方式，提高了村民收入，但是由此引发的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平问题却日益严重。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为例，基于复制者动态模型建立了政府、经济联社及村民之间的收益矩阵，并采用雅格比迭代法对该模型均衡点的稳定性进行演化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当三群体收益矩阵方程的均衡点到达[1，0，0]时，系统方程处于稳定状态，政府、经济联社及村民所做出的策略组合为{监管，不可持续经营，保持缄默}，从该策略组合中可以看出，政府虽有采取监管措施，却容易导致经济联社经营不规范、村民维权意识淡薄等问题。 关键词 :土地，股份合作，收益分配，利益主体，演化博弈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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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建设用地经营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为搞活农村经济，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1999年广东省以部分地区为试点，开始实行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实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股份制改革后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现象，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越来越频繁，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就已经引起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改革征地制度，提高村民在土地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土地收益分配作为一个较为敏感的经济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64年Peter Dorner就在Land Economics杂志上指出，土地收益的增加仅依靠原始生产力的提高是不行的，拥有土地使用权者享有土地收益的获得权 [ 1 ] ；1973年R. Albert Berry以哥伦比亚部分农场土地收益问题进行研究 [ 2 ] ，随后英国经济学家William Petty、David Ricardo和美国社会经济学家Henry George等也对土地收益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George对土地收益的研究结果成为后来影响最为广泛的土地收益理论基础，在1879年出版的不朽名著《进步与贫穷》中，乔治认为人口集聚和生产的需求，可以提高土地增值收益，而这一部分收益应该全部归社区所有 [ 3 ] 。受西方国家私有制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土地收益应归土地所有者获得，如Jorge Alvarez和Henry Willebald以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乌拉圭移民为研究对象，就他们获得土地使用权后所获取的土地收益进行了验证，认为土地实际收益是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 4 ] 。我国有关土地收益分配有三种观点：“涨价归公”论，以近代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理论”为根源 [ 5 ] ；“涨价归私”论，它是基于“土地非农开发权补偿伦”，该理论认为农民有完整的农地产权，土地收益归农民所有，不管土地以何种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农民都应该成为最终拥有全部土地收益的获得者 [ 6 ] ；“公私兼顾”论，如著名学者周诚认为：土地自然收益归国有，“人工增值”土地收益分配部分归国有，部分归土地开发者或所有者 [ 7 ] ；在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更多学者在城市土地收益方面做出更为深入探讨，如郭爱请等人认为城市土地收益分配需考虑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他们以河北省为例，重点强调以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来确定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收益分配比例 [ 8 ] ；李梅等人通过理论界定城市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认为城市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应当遵循公平合理性原则，只有处理好各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才能有效的实现城市土地的优化配置 [ 9 ] 。在农村土地收益方面，姜和忠等人认为在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实现土地收益公平分配需要通过村级“留地”制度，缩小城乡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的收益差异，并结合税收的手段调节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收益差异 [ 10 ] ；关江华等通过纳什均衡研究农村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认为造成宅基地流转过程中产生冲突的根源是集体宅基地产权设计与治理结构的内在缺陷 [ 11 ] 。在土地收益分配的博弈冲突方面，袁媛从制度经济学视角运用博弈论分析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 12 ] ；Sam Moyo在对非洲南部土地产权不清晰导致土地收益分配不均也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13 ] ；石敏俊等人均以北京市为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所牵涉的政府、村集体、农民和用地方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 [ 14 ] 。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土地收益分配的途径、方式、比例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土地股份制下的土地收益分配研究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利益分配博弈研究更少，本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造后的政府、村民及经济联社三群体进行全方位解析，构建博弈群体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采用雅格比迭代法对该模型中存在的均衡点进行模拟仿真的稳定性分析，最后大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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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土地股份合作制概况 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于1991年开始推行农村股份制改革；1994~2001年期间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股份制合作机制，天河区政府提出将农村集体土地以股份量化的形式进行配置；2001年以后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至此广州市天河区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 天河区龙洞村目前集体土地合计土地分红股份73，094股，每股650元。除此之外，部分生活比较宽裕的村民用闲散资金进行投资购入学生公寓股、酒店股份股和代发个人农商行股，每股平均35元，合计共291，129股。以“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合股经营、按股份红”以及“固化股权、出资购股、合理流动”的方式进行土地收益分配，1999年~2013年股份分配共计5.74亿元，其中股东分红分配4.22亿元，学生公寓股分配0.39亿元，酒店股分配0.72亿元，代发个人农商行股份分配0.41亿元，整体上经济联社运营状况良好，土地股份制经营经济收益较高，但由于利益主体之间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引发部分村民的不满，直接导致部分村民上街游行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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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对策 就股份制下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本文从政府、经济联社和村民三方进行演化博弈分析，构建了三群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Mathematics 9.0软件计算得出该模型的动力均衡点。通过数值分析及演化图形的仿真，得出以下结论：政府必须有效加强对经济联社的监管力度，及时制定土地股份制下的收益合理分配法规与政策，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防止经济联社“权利寻租”现象发生，实现有效的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从政府角度来看，一是政府需要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在合法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通过建立多层次、高标准参与主体的现代监督管理体系，严厉打击政府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二是完善经济联社合法经营的相关制度，通过定期考察经济联社的经营动态，向村民公示经济联社经营业绩及存在的问题；三是加强对经济联社的有效监管力度，严厉惩戒经济联社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和村民利益的行为；四是向以土地入股经济联社的村民进行法律培训，提高村民维权意识，并对在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以合法、合理的手段解决村民权益受损问题。 从经济联社角度来看，一是从经营方式上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目标，实行科学化规范管理。坚持合法经营，本着为村民服务的理念，投资开发村民的集体用地；二是从管理上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经济联社的资信能力，依法纳税，实行财务管理透明化、公开化的原则；三是从土地分红上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做到不挪用村民一分一厘，按经济联社经营状况的优良，合理配置土地分红。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加强其本身的维权意识。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一是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向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部门寻求帮助，以解决面临的利益损失问题；二是通过扩大社会舆论的方式，如通过媒体、网络、报纸杂志等社会舆论监督参与主体，寻求社会支持，向相关部门提出权益损失赔偿；三是主动了解经济联社的经营状况，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经济联社的分红，作为经济联社的股东之一，村民享有知情权，因而需要村民从自身担负起监督经济联社经营的责任。 实际上，经济联社在对村民的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分配过多时，将影响下一年的再投资建设，如果分配过少时，又会引起村民的负面情绪。因而，如何掌握这个度，需要进一步进行考量和研究，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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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481名大学生的数据，探讨了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 共情与社会责任、网络利他行为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 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 社会责任在共情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 该中介效应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在男生中更为显著。因此，大学生共情通过社会责任影响网络利他行为，其作用在男生中更明显。 关键词 :共情，社会责任，网络利他行为，大学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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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网络利他行为(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是指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支持、指导、分享、提醒等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自觉自愿行为(郑显亮，2010)。目前，网络中的帮助行为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Erreygers， Vandebosch， Vranjes， Baillien， & Witte， 2018; Han， Xu， Bian， Gao， & Ren， 2016)，网络帮助行为的发生率比网络消极行为更高(Erreygers， Vandebosch， Vranjes， Baillien， & Witte， 2016; Lister， 2007)。网络利他行为是一种积极行为，有助于构建个体的积极人格(郑显亮，赵薇，2015b)，有助于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郑显亮，王亚芹，2017)，有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品质(谢园梅，2015)。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以及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利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共情受到广泛关注(Barnett， Howard， King， & Dino， 1981; Eisenberg & Miller， 1987; Batson， 2008)，研究发现共情是预测利他行为的重要指标(李文辉，李婵，沈悦，但菲，2015；Batson et al.， 1995; Paciello， Fida， Cerniglia， Tramontano， & Cole， 2013)。巴特森的共情——利他主义假说认为共情诱发真正的利他动机，该动机的最终目的是使他人而不是自己获益(Batson & Shaw， 1991)，共情程度越高，帮助他人脱离困境的动机就越强烈。并且，共情在减少网络欺凌行为和增加网络利他行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Steffgen， König， Pfetsch， & Melzer， 2011; 赵欢欢，张和云，刘勤学，王福兴，周宗奎，2012)。研究表明，在线共情体验在网络亲社会行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Khang & Jeong， 2016)，个体的共情能力越强，越能对困境中他人感同身受，从而表现出网络利他行为(郑显亮，赵薇，2015a；蒋怀滨，郑婉丽，马松，肖威龙，张斌，2016)。由此推测，共情是网络利他行为的促进因素。然而，仅考虑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足以阐明二者的内在联系，所以本研究要考察二者的内在机制，进一步说明共情是如何影响网络利他行为。 尽管先前的研究证实了共情是网络利他行为的诱因，然而，关于共情究竟如何引发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较少，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相关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中存在中介机制，而社会责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个体积极承担责任或帮助他人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助人心理品质(黄四林，韩明跃，张梅，2016)，与利他行为密切相关(宋琳婷，2012)。陈思静和马剑虹(2011)的研究表明，社会责任影响社会规范的激活，也就是说个体的社会责任越高，其社会规范激活程度越高，从而促进其亲社会行为。所以，本研究推测社会责任是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积极因素。同时，共情也是促进社会责任的积极因素。有学者认为共情是影响社会责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Wray-Lake & Syvertsen， 2011)，研究发现共情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即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其社会责任也越强(黄四林，韩明跃，张梅，2016)，故推测个体的共情能够预测社会责任。综上所述，共情不仅直接促进网络利他行为，而且能够通过社会责任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然而，回顾以往研究并未发现关于二者共同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对此做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完善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机制。 此外，社会责任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共情通过社会责任进而影响网络利他行为，这一机制可能受到性别的调节。研究发现，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多于女生(郑显亮，张婷，袁浅香，2012)。也有研究发现性别影响个体社会责任，女生的社会责任明显强于男生(Maliki， Asain， & Kebbi， 2010; Nakamura & Watanabe-Muraoka， 2006)。由此认为性别会调节“共情→社会责任→网络利他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因此，本研究拟探讨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二者内在关系的性别差异，进一步阐明网络利他行为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探讨大学生共情、社会责任、性别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及其具体作用机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假设如下：第一，共情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第二，社会责任在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性别在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调节作用。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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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向大学生发放问卷。共发放52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81份，有效率为92.50%。其中男生183名，女生298名，平均年龄为20.31岁(SD = 1.54)。 2.2. 研究工具 2.2.1. 共情 Davis (1980)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是普遍用于测量个体共情能力的工具，本研究采用学者詹志禹修订的中文版，经检验该版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人(张凤凤，董毅，汪凯，詹志禹，谢伦芳，2010)。该量表共22个项目，包括观点采择、个人痛苦、想象和共情关注四个维度。要求被试报告每个项目与自身的相符程度，采用5点计分法，从“很不恰当”到“非常恰当”分别计1~5分，其中5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共情能力越强。在本研究中，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2.2.2. 社会责任 采用程岭红(2002)编制的青少年学生责任心问卷中的社会责任心分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参考宋琳婷(2012)的建议删去唯一的反向计分题项，因此问卷共22个项目，包括集体责任心、家庭责任心、同伴责任心、道德责任心、社会发展责任心五个维度。要求被试报告每个项目与自身的相符程度，采用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社会责任越强。在本研究中，社会责任心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2.2.3. 网络利他行为 采用郑显亮(2010)编制的网络利他行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问卷共26个项目，包括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四个维度。要求被试报告每个项目与自身的相符程度，采用4点计分法，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4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网络利他程度越高。在本研究，网络利他行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进行Harman因子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简单斜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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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在程序上采用匿名方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统计上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度(周浩，龙立荣，2004)。数据结果表明，在未旋转时提取出16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且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7.60%，远低于临界值40%。所以，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共情、社会责任和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ree variable M SD 共情 社会责任 共情 3.36 0.35 社会责任 3.77 0.46 0.36 ** 网络利他行为 2.13 0.52 0.22 ** 0.30 ** 表1. 共情、社会责任和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对共情、社会责任和网络利他行为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网络利他行为与共情(r = 0.22， p < 0.01)、社会责任(r = 0.30， p <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且共情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r = 0.36， p < 0.01)。 3.3. 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检验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第一步将除性别外的变量标准化为Z分数，第二步以共情(X)为自变量，网络利他行为(Y)为因变量，社会责任(W)为中介变量，性别(U)为调节变量，建立下列3个回归方程： 1) Y = c 0 + c 1 X + c 2 U + c 3 UX + e 1 ，2) W = a 0 + a 1 X + a 2 U + a 3 UX + e 2 ， 3) Y = c 0 ' + c 1 'X + c 2 'U + b 1 W + b 2 UW + e 3 。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 方程1 (网络利他行为) 方程2 (社会责任) 方程3 (网络利他行为) β t β t β t 共情 0.31 4.52 *** 0.38 5.56 *** 0.16 3.50 ** 性别 −0.25 −5.84 *** 0.03 0.60 −0.26 −6.24 *** 共情*性别 −0.08 −1.21 −0.02 −0.36 社会责任 0.37 5.98 *** 社会责任*性别 −0.15 −2.45 * R 2 0.11 0.13 0.18 F 20.26 *** 24.25 *** 26.34 ***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首先，方程1结果表明，共情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 = 0.31， t = 4.52， p < 0.001)，而性别与共情的交互项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不显著(β = −0.08， t = −1.21， p > 0.05)，说明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效应并未受到性别的调节。其次，方程2结果表明，共情显著正向预测社会责任(β = 0.38， t = 5.56， p < 0.001)，但性别与共情的交互项对社会责任的预测不显著(β = −0.02， t = −0.36， p > 0.05)。最后，方程3结果表明，社会责任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 = 0.37， t = 5.98， p < 0.001)，且性别与社会责任的交互项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5， t = -2.45， p < 0.05)。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检验方法，以上结果说明性别调节“共情→社会责任→网络利他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 图2. 性别的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揭示性别在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按社会责任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将其分为高低两种情况，分别做不同性别的社会责任对其网络利他行为的回归，并绘制交互效应图(图2)。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于女生而言，社会责任能显著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 = 0.23， t = 2.14， p < 0.05)，对于男生而言，社会责任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更显著(β = 0.59， t = 5.89， p < 0.001)。 上述结果说明，共情、社会责任、性别与网络利他行为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社会责任在共情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性别在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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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郑显亮，赵薇，2015a；蒋怀滨，郑婉丽，马松，肖威龙，张斌，2016)一致。本研究结果再次证实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积极预测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共情——利他主义假说，共情通过诱发利他动机而促进利他行为。先前研究也证实共情通过唤起个体的利他主义动机促进其帮助行为(Davis， Lishner， & Decker， 2010)。Khang和Jeong (2016)认为，网络是个体产生共情体验的绝佳场所，个体在线共情体验程度水平越高，其越容易产生网络亲社会行为。所以，共情是个体网络利他行为的促进因素，高共情水平个体激发利他主义动机，从而促进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因此，在培养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时，要关注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促进作用，着重培养个体的共情能力。 4.2. 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证实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后，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责任在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揭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在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共情水平越高，个体感知的社会责任越多，网络利他行为也越多。共情是影响个体社会责任发展的关键因素(Sanmartín， Carbonell， & Baños， 2011; Wray-Lake & Syvertsen， 2011)，由此认为在面对网络求助情境时，高共情水平的个体更易激发社会责任，高社会责任继而激活社会规范(陈思静，马剑虹，2011)，使得个体遵循社会规范行为，随后做出网络利他行为。此外，社会责任规范作为一种驱动利他主义的规范也影响着个体的利他行为，该规范促使个体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迈尔斯，2006)，但这涉及到责任归因问题，与归因可控困境(如懒惰)相比，个体归因不可控困境(如自然灾害)时的助人行为更多(Weiner， 1995)。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将责任归因纳入考虑，进一步完善网络利他行为的机制。总的来说，本研究补充了网络利他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是共情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中介机制，这也为培养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4.3. 性别的调节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考察了性别对社会责任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性别在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更强。具体而言，随着社会责任的增加，男生网络利他行为提升的幅度大于女生，这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可能的原因是，男生在计算机网络方面的技能强于女生，因此男生更容易借助网络做出利他行为，Wallace认为男生尤其愿意提供关于计算机和网络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帮助(雷雳，2016)。研究也发现，男生的网络利他行为表现强于女生(郑显亮，张婷，袁浅香，2012)，相比于女生，男生的网络使用更加轻松，更能增强网络使用自我效能，从而加强男生的网络利他行为表现(刘勤学，陈武，周宗奎，2015)。因此，即使有同等水平社会责任的增加，男生的网络利他行为的增加也高于女生。 4.4.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效应，对于了解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以往有关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还为培养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例如可从训练共情和加强社会责任出发，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 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存在期望效应，接下来的研究可采用实验范式获得更为客观的数据，比如使用内隐范式测量网络利他行为。第二，关于网络利他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方面，本研究的结果虽然说明共情、社会责任与网络利他行为的作用机制，但对于其他变量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三，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创设具体的网络情境，以便进一步考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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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1) 共情能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2) 社会责任在共情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大学生共情不仅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也通过社会责任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3) 性别能调节社会责任在共情和网络利他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即相对于女生，社会责任对共情和网络利他行为的中介效应在男生中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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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网络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网络媒介(如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为学术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其阅读量、转发量等数据亦能反映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仅凭传统的文献计量方法来衡量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是不够全面的。美国信息学教授J. Priem于2010年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交网络的学术成果评价计量方法Altmetrics，中文译作“替代计量学”。本文从三个方面介绍替代计量学的发展状况：首先，梳理替代计量学的发展历史，明确其定义及与传统计量学的区别；其次，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总结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最后，以altmetric.com为例，介绍替代计量学的实际应用情况。 关键词 :替代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术成果评价，替代计量指标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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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科研模式和学术交流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成果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期刊、图书和学术网站，各种新型的网络媒介也在日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已成为向社会传播学术成果的便捷渠道，其后台提供的阅读量、评论数和转载量等数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2010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信息学教授J. Priem首次在自己的Twitter上提出了“Altmetrics”一词 [ 1 ] ，字面意思是“替代计量学”，意在提供一种基于社交网络来评价学术成果的新的计量指标。自此，替代计量学开始获得发展。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综述替代计量学的发展情况：首先，梳理替代计量学的历史发展，包括其定义发展、与传统计量学的区别所在；其次，对替代计量学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且总结该领域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与挑战；第三，以altmetric.com为例，介绍替代计量学的现实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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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历史发展 替代计量学的研究并不是一蹴而就。早期，PLoS ONE提出了“论文级别计量”(Article Level Metrics)的概念。进一步的，Priem等 [ 2 ] 将其扩展为“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其后，还发展了“社交媒体计量” [ 3 ] ，以及“影响力计量” [ 4 ] 。这些方法和概念都可视为替代计量学的不同版本。Altmetrics一词被美国国家标准制定委员会(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USA，以下简称NISO)、国际研讨会Altmetrics Workshop和Altmetrics Conference、以altmetric.com、Impactstory和PlumX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多家知名出版集团(包括Nature、Elsevier、Springer等)以及众多学者使用，因而开始逐渐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替代计量学的定义，存在诸多版本。NISO经过三年的研讨，集合各方意见，提出了以下定义：替代计量学是个宽泛的术语，它囊括了多种形式评价的数字化收集、创造和使用，这些评价源于学术生态系统中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学术产出的活动和互动；并说明“定义中多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产出和不同形式的互动，将替代计量学区别于传统引文指标，同时又允许了在衡量学术影响力时，将传统计量指标纳入用于补充” [ 5 ] 。自此，替代计量学的定义得到明确。 在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转变为以Internet为载体的多样化学术社交网络形式的背景下，陈和 [ 6 ] 指出传统计量学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时滞过长，无法及时、快速反映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其次，存在片面性，以期刊作为主要评价依据导致影响力评价不够全面；最后，存在引文动机不明确、指标数据易作弊等固有缺陷。进一步地，陈和 [ 6 ] 对替代计量学与传统计量学进行了系统对比(如表1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altmetrics and bibliometric 计量数据源 计量对象 计量时效 计量影响力 应用领域 传统计量学 引文数据(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或专著的参考文献的统计数据) 期刊或发表论文 时间漫长，至少一年 期刊和论文及其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遴选高质量和高影响力学术论文；为基金遴选资助项目；在机构招募人员或评估考核研究人员时，提供定量评价指标；其他需要证明学术影响力场景。 替代计量学 引文数据；“踪迹”数据：网络书签、文献管理软件、推荐系统、评论、微博、博客、维基百科、学术社交网络开放数据平台 正式发表论文；网络学术资源：工作文档、电子图书、研究数据集、开放获取论文、开源软件、演示文稿、课件、博客文章、网站 实时获取，缩短到天 科学家及其学术成果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与传统计量学的应用领域类似，此外还有以下应用：为科学家寻找潜在的合作机会；展示科学家的社会影响力；促进科学研究更加公平、开放、透明。 表1. 替代计量学与传统计量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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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内外学者对替代计量学的方法和实际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研究大多聚焦于替代计量指标的选取。早在2007年，有国外学者指出标签、博客、讨论和评论等非传统指标 [ 7 ] ，对于评价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为替代计量指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其后，Priem和Hemminger [ 8 ] 经过总结和提炼，提出了包含书签、推荐系统、文献管理工具、评论、微博、博客、维基百科、社交网络和开放数据平台在内的“科学计量学2.0”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替代计量学宣言》中，Priem等 [ 2 ] 为检验替代计量指标的价值提供了一种思路：研究替代计量指标与既有指标的相关性，利用替代计量指标来预测引文指标，并将替代计量结果与专家评审做比较。若相关性高，表明替代计量指标和引文指标衡量的是同一种现象；否则，说明替代计量指标衡量的内容是不同的。 国内的相关研究从2012年开始。刘春丽 [ 9 ] 提出了将标签密度、知名度、热点和合作注释这四个指标纳入替代计量评价指标。其中，标签密度是指一篇论文在学术社会书签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标签，按用户数量排序后得到的标签频次，可用来评估参考文献条目是否语义相关；知名度指标，类似于Web of Science等学术网站的被引频次指标，是从用户数量这一角度反映论文的学术影响力；热点指标可遴选出出版时间短却有较高影响力的文章；合作注释指的是多名专家共同注释评论同一篇文章。这四个指标为替代计量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同时也指出了替代计量学工具提取的数据在引用合并、引文规范和科学评价适用性等方面仍存在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替代计量指标发展的可行性和应用方向发展。张亻民等 [ 10 ] 从编辑的视角出发，总结了替代计量指标的五大特征，即客观性，公正、透明性，覆盖、社会性，补充性和实时性；并通过文献梳理，证明了替代计量评价指标在社交媒体和开放存取领域已得到认可，可以为科技期刊影响力的量化提供依据。 结合机构知识库的特点和Altmetrics指标的思想，邱均平等 [ 11 ] 设计了用于机构知识库(IR)的三大类Altmetrics指标(见表2)，并依据IR开发平台系统的不同特点分别归纳其Altmetrics功能。从现实来看，该指标体系对于IR和IR资源的影响力评价有很好的支持效果，但对于IR资源发布者的指标支持情况并不理想，指标体系仍有待改善。 Table 2 Altmetric indicators expected to be used i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 对象 指标 IR 累计访问量/今日访问量，资源种类数和学科数，累计上传数/本周上传数 IR资源 浏览量(访问量)，转载量(下载量)，推荐量，评论数 IR资源发布者 粉丝数，标签(数)，资源数 表2. 机构知识库(IR)中Altmetrics的期望应用指标 王贤文等 [ 12 ] 指出，替代计量数据同传统的发文数据、引用数据和使用数据并列为四大类科学计量数据。表3显示了四类科学计量数据的特点和研究策略，据此亦可构建科学计量学的分析框架。 Table 3 Comparison of four types of scientometric dat 数据类型 数据指标 特点 研究策略 发文数据 作者；作者机构；机构地址；出版日期；文章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主体；致谢；参考文献 产生最早，不会改变 随时可以研究 引用数据 施引文献，被引文献 需耐心等候 两年之后 使用数据 浏览数据，下载数据 不断增加，补充引用数据 两年之内 替代计量数据 大众社交媒体数据，传统主流媒体数据，学术社交媒体数据，网络博客数据 补充引用数据，反映社会公众态度，随时间变化小 需要“保鲜”发表后不久 表3. 四类科学计量数据的对比 余厚强等 [ 13 ] 专门分析了新浪微博的替代计量指标，指出其在中文环境下体现的特征和规律：首先，关注指标覆盖率很低，远小于国外的Twitter，但不排除数据不全面的原因；其次，指标数值在学科间及期刊间存在差异；第三，更加关注近期的论文但是也会注意经典论文。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替代计量指标呈现的特点不同，要具体环境具体分析，不能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直接照搬回国内。 虽然，替代计量学对于完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它的研究还不成熟，在应用过程中自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卫垌圻和谭宗颖 [ 14 ] 从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四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现存的替代计量学定义模糊缺乏概念独立性，研究方法和对象不够独特，缺乏理论基础(未明确替代计量学的测度)，缺乏行为层面的理解。此外，在使用替代计量指标时，常常出现指标覆盖率低、有偏、易受操控和异质的问题，这会导致结果的不可信。 由于替代计量学起源于国外，将其应用于国内学术成果的评价，仍需进行深入研究。韩毅 [ 15 ] 提出，中文环境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数据基础设施的缺失，要解决替代计量学的应用问题，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解析利益相关者的Altmetrics应用诉求识别，即理清不同利益相关者(作者和出版商等)在实践中的具体要求，了解需要哪些指标以及指标间关系如何。这个方面的工作量巨大，是最基础的方面。第二，要开发Altmetrics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工具。目前国内并没有大型的Altmetrics工具，仅有基于新浪微博数据的简单应用，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Altmetrics工具势在必行。第三，要将新型评价方法与传统评价方法进行有机结合，做到学术影响力评价与社会影响力评价相辅相成。 在应用替代计量指标来进行学者影响力评价研究时，可用指标种类颇多，并且存在较强相关性。王妍等 [ 16 ] 基于PlumX数据，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来评估各替代计量指标间的相关性，发现Facebook评论数、喜爱量、Facebook分享数与Google+指标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若将多种替代计量指标同时使用，既使得评价体系复杂、计算量庞大，又会因为指标间的相互影响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在王妍等 [ 16 ] 的研究中，综合考虑指标间相关性、媒体间相关性后，以Facebook分享数作为上述指标的代表，进而简化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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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际应用 目前，已有一些公司或机构提供基于替代计量学的评价数据，包括altmetric.com、ImpactStory、PlumX等。本文以altmetric.com为例，介绍替代计量学的实际应用。 altmetric.com创立于2011年，通过统计学术成果在社交媒体、报纸、政府的政策文件及其他来源的关注度并整合编制成文章等级指标，为包括世界领先的学术期刊、基金组织和科研机构等终端用户提供数据服务。具体来说，altmetric.com使用了以下几类来源的数据：1) 社交媒体：如Twitter，Facebook和Google+等；2) 传统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卫报，纽约时报)和特定领域媒体(新科学家，观鸟)；3) 组织结构的官方网站、科研人员的博客、在线文献管理网站(如Mendeley、CiteULike)，等等。altmetric.com统计学术成果在这些数据来源上的提及次数，并根据影响力和重要程度对不同数据来源赋予一定分值，最后计算得出一个具体分数，即替代计量得分= ∑ 数 据 来 源 分 值 * 提 及 次 数 。不同来源的赋予分值见表4，注意这一分值并不是常见的权重系数，故而不必加和为1。 Table 4 Scores assigned to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 数据来源 分值 News 8 Blogs 5 Twitter 1 Facebook 0.25 Sina Weibo 1 Wikipedia 3 Policy Documents (per source) 3 Q&A 0.25 F1000/Publons/Pubpeer 1 YouTube 0.25 Reddit/Pinterest 0.25 Linkedln 0.5 Open Syllabus 1 Google+ 1 Patents 3 表4. 不同数据来源所赋予的分值 图1展示了altmetric.com提供的某篇学术论文的替代计量得分(见左上角的数值)，其下方为该文章在 图1. 由altmetric.com提供的某篇论文的替代计量得分 不同数据来源的提及次数，右边为在不同数据来源的具体情况，中间的地图显示了Twitter上引用或提及该文章用户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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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物体或系统内各点间的温度差存在是产生热传导的必要条件，由热传导方式引起的传热速率(称为导热速率)决定于物体内温度的分布情况。热传导的机理较复杂，1822年，法国数学家Fourier对导热数据和实践经验的提炼，将导热规律总结为傅立叶定律。对于一定厚度的均匀介质，若两侧存在温差，则单位时间内由温度高的一侧向温度低的一侧通过单位面积的热量与两侧温差成正比，与均质厚度成反比。比热容是单位质量物体改变单位温度时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经问题分析，我们建立出多层防护衣模型，并采用微分方程法对每层进行分析求解。经检阅资料，热传导还包括着各种参数的隐形影响。其中辐射传热对参数影响最大。所以在模型的优化上，我们主要在自身建立的多层高温作业服模型的基础上，加进对辐射热参数的优化。 关键词 :热传递模型，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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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问题的产生 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时，人们需要穿着专用服装以避免灼伤。专用服装通常由三层织物材料构成，记为I、II、III层，其中I层与外界环境接触，III层与皮肤之间还存在空隙，将此空隙记为IV层。 将体内温度控制在37℃的假人放置在实验室的高温环境中，测量假人皮肤外侧的温度。为了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利用数学模型来确定假人皮肤外侧的温度变化情况。 本文以2018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参照赛题所提供的数据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温作业专用服装设计问题进行探讨： 问题一：专用服装材料的某些参数值已给出，对环境温度为75℃、II层厚度为6 mm、IV层厚度为5 mm、工作时间为90分钟的情形开展实验，测量得到假人皮肤外侧的温度。建立数学模型，计算温度分布，并生成温度分布的Excel文件。 问题二：当环境温度为65℃、IV层的厚度为5.5 mm时，确定II层的最优厚度，确保工作60分钟时，假人皮肤外侧温度不超过47℃，且超过44℃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问题三：当环境温度为80℃时，确定II层和IV层的最优厚度，确保工作30分钟时，假人皮肤外侧温度不超过47℃，且超过44℃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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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重述 2.1. 背景介绍 在消防、化工、冶金及金属炼钢等行业中，工作人员常处在高温高辐射的环境下工作。在工作时，人们需要穿着高温专用服装以避免灼伤，为了加强对高温专用服装内部热量传递规律的了解，需要建立起织物中包含空气层的多层织物热传递模型，为热防护服的设计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2.2. 提出问题 织物越厚，热阻会相应变大，最长安全工作时间就越长，同时，越厚的织物有更好的储热能力，使得热通量不至于灼伤皮肤。然而过厚的织物，不仅太过沉重，不易穿戴，给高温工作者造成负担，还会增加不必要的经济成本。因此我们应就不同材质的厚度对防热性能进行研究，在满足安全性的前提下，确定材质的最优厚度。 2.3. 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热防护服内部热传递规律的深入了解，将为高温作业者避免在高温中的皮肤烧伤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建立起织物中包含空气层的多层织物热传递模型，为高温作业者提供科学有用的安全指导，在满足安全性的前提下，确定材质的最优厚度，有利于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高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