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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启蒙时代的人类学探索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在分析启蒙时代的人类学渊源前，需要思考关注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欧洲启蒙运动基本上奠定了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直接萌生了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而人类学在当时只是处于“史前史”状态。但是人类学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具体的学科发展状态上，而是体现在它背后所依托的文化转型浪潮与时代关切上。一方面，笛卡尔哲学掀起了近代西方哲学从本体论研究转向认识论研究的文化浪潮，欧洲人对世界的探索认知首先建立在“主客二分”思维基础上，并要求用理性的态度方法来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另一方面，欧洲人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的认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而不断扩展与深化，同非欧洲民族的接触交往过程带来了日益强烈的“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意识。这两个方面的文化图景突出了理性方法之于人类认知的重要性，并使启蒙时代的人类学具有了思想史意义上的重要性。 虽然欧洲的科学革命已于十八世纪结束，但其文化遗产，即新的科学思维继续向其他学科传播。在此过程中，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牛顿模式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牛顿崇拜成为普遍的文化追求。“人类学是十八世纪回应启蒙运动的科学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几个新的社会科学之一，它也是新的渴望使用理性、历史、比较分析与直接观察的方法来探索世界的逻辑产物的延伸。它尝试把人类自然性与文化性的层面统合进一个新的理论的、经验的人类理解中” [ 5 ]。 首先，启蒙时代为人类学提供了理性世俗的、重视历史流变的学科思维意识，促进了世界的“去魅”。而这点突出地表现在伴随着自然史的研究而出现的启蒙时代对人类生物性的研究上。这里的代表人物是布丰(Buffon)，他曾担任皇家植物园园长一职的布丰兼具高超的数学家与严谨的文体家之长，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气势恢宏、包罗万象，堪称地球传记。布丰博采众长，融合了牛顿学说的思维与笛卡尔哲学的明晰，兼顾对抽象方法论的思考与对实证经验的重视。这部作品从地球诞生讲到地球成为一个无生命的冰冻星球；则具体行文涉及各洲的形成、人类的出现以及动植物等丰富内容。书中指出科学探索必须以追求真理为完全目标，因为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求实。 其次，启蒙时代对人类学的一些学科预设与核心概念，例如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自然与文化关系、历史与现实等做了最初的理论探讨与阐释。而这点突出地表现在启蒙时代对人类文化性的研究上，并集中体现于启蒙哲人对人性观的探讨中。启蒙时代把人的研究上升为一门科学。最为显著的是“启蒙运动把心理学变成了人的科学中的一门战略性学科。这种战略地位不仅在于它为启蒙哲人对宗教的批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还在于它辐射到广义的人的科学，辐射到教育、美学和政治思想，并且还为启蒙运动的哲学人类学，即人学思想，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 [ 6 ]。 启蒙思想家在人性问题带有新的尖锐性思考。他们在思考不同时空里的人性是否同一，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人性是否一致等问题，最后基本上都认为人性共通。休谟(Hume)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人们普遍承认，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有高度同一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始终不变。相同的动机会促成相同的行为” [ 7 ]。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与伏尔泰(Voltaire)为首的思想家承认人性的可塑性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书中从自然条件出发，分析了不同的自然环境对社会与人的影响，不同的自然环境会促成不同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制度，且这些社会文化在历史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同一区域的人们相互联系，其文化共通共享。总之，普遍精神是任何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孟德斯鸠赖以构建其体系的两个原则，即人性划一、文化和环境孕育多样性，是彼此独立的，但两者之间不无紧张” [ 8 ]。所以，孟德斯鸠的社会科学是文化相对主义的逻辑萌芽，为此，他主张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发现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法则，针对不同的环境找到适当的方法。伏尔泰的《风俗论》(Essay on the Customs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s)更是直接展现出人类学文化实践的多样性，打破了欧洲故有的天下普同论的文化观念，并提出了广义的多元文化间相互尊重、理解、互鉴的想法。 最后，启蒙时代还为人类学提供了理性的、自然的、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研究方法，并突出了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继承了孟德斯鸠与休谟学术观点的苏格兰启蒙哲人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其著作《文明社会史论》(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提出了关于人类文化性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考。弗格森认为道德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使之成为关于人的经验主义自然史，从诸多相关学科中找到证据，以稳健步伐从事实走向价值、从科学走向道德。可见，弗格森高度重视用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多元文化的研究方法。这点与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高度切合。 弗格森经验主义的第一个批判对象是“自然状态”学说，第二个是促使社会组织形成的立法领袖的存在假说。人生于社会且存在于社会，所以人的研究与社会的研究相辅相成。他强调人性的原初同一与制度理念的多样性，社会科学则旨在解释同一人性心理与多元文化经验间的复杂关系。 另外，时间上比弗格森稍早一些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B. Vico)在其著作《新科学》(The New Science)也论述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他所使用的语文学方法则是理性的、自然的、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史上的具体应用。维柯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一个不与同社会进步观念相悖的“复归”原则。“历史不仅仅因为一致性运动中的多样性，也是因为其丰富性日益积累，使它超越了自身。因此在现实中，一个新的感性时期是由先前全部智识的进展而日益充实起来，想象的新时期和心灵有所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如此。中世纪人类向野蛮状态的复归在某些方面与古代的野蛮状态是一致的；但是，因为上述原因，一定不能认为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与古代的野蛮状态是一样的，因为中世纪本身包含着基督教，基督教概括并超越了古代思想” [ 9 ]。 同时，启蒙时代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田野实践”给西方带来了非西方的知识，有力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因为人类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阐释性的社会科学，它更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社会科学。由于十八世纪的西方世界并没有形成作为正式学科体系的人类学，所以当时的文化考察实践并非是带着人类学的科研目的而开展的，但这些文化实践依旧十分重要，不仅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民族志”与其他一手的田野资料，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启蒙运动。 十八世纪的欧洲人继续在世界各地开展殖民掠夺与大洋贸易，在外“闯荡”的欧洲人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参与者、见证人，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其他种族与文化被带到欧洲，丰富与拓展了人们关于“人类”的观念；另一方面，在传教士的努力下，中国、印度这些古老文明的典籍也传入欧洲的知识界，并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 [ 10 ]。不同文明间的冲击，使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发现欧洲的文明只是世界上诸多存在的文明形态中的一支。启蒙哲人发现从宏大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体系到细微的生活观念、生产方式、人地关系等内容在不同文化模式中有极大的差异，并在长期的历史中保持了相对稳定性。从今天的人类学的标准来看，这些古老的民族志中引用的非西方文化知识并不科学，这些新获取的关于异域的事实性知识也未必就说明欧洲既有的社会体系一定不合理，但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界里却实实在在地起到了刷新观念、开拓认知、促进自由思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