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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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得到文化体系的有力支持，文化可以说是民族灵魂的重要体现。如果缺少了文化，那么中华民族将很难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中，需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调动民族创新力与创造力，进而实现文化强国的最终目标，不仅如此，也可以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演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内容。而本文则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见解与思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融合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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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相结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过程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而言之，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不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还应当着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具有创造力的中华文明成果，是民族历史上精神观念形态、道德传承以及各类文化思想的有效结合。以孔子与老子为主体，所形成的艺术、政治、思想以及经济等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中华优秀文化历史悠久，可谓是影响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意识形态，更加是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此过程中，也不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为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经过多年以来的丰富的完善，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多年来的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终究未能走出学术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也未能完全融入到群众的思维意识中，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认知仍旧较为薄弱，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层层受阻，也曾遭遇重创，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显得尤为必要，这已经成为现阶段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必须把控的方向，将其作为核心问题，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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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现状 经笔者分析之后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相关思想与观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分别为：融合观、对立观与共存观。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发展形势，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理论越发完善，人们对于相关理论的学习更加全面、完善、系统化。在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被视作专制的典型，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并避免封建君主专制复辟，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矛头指向儒学，并将其作为批判的代表。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完善，人们对于相关理论的学习也更加全面、完善、系统化 [ 1 ] [ 2 ] 。随后，经过学者的研究与探讨，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并非不相容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性作用，现阶段这一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接下来本文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现状进行分析。 2.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众所周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许多研究学者有针对性的进行探讨过，以杜维明教授所作的阐述为例进行分析，经过教授的总结之后提出儒家强调为己之学，其中的为与现阶段的为之不相符，这一观点表明了由人来塑造、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逐步达到再创造目的的思想。此外，儒家文化更加强调仁创精神，但却不主张神创精神，儒家思想认为人并非是创造万物的根本，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相契合，体现了两者间的共通性 [ 3 ] [ 4 ] 。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理论、社会思想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儒家思想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中所构思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共性，儒家思想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兼爱并容。而墨家思想则更加强调以劳动者的需求作为发展的主题，若统治者存在着严重的剥削行为，与此同时，剥削行为直接波及到劳动者的生存与生活，那么劳动者有必要通过暴力反抗的方式获取自身的权益。由此可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墨家思想同样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导思想相符合，体现了两者间的共同点。 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现状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变以及发展过程中并未体现自发的特征，它需要有优秀文化的方向指引。有专家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指明了方向，避免出现方向上的偏颇，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无法自行改变的，这就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有效结合，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谓是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有效的指引，同时也满足了现阶段社会的发展需求，并且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契合，主要代表了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更加反映了社会的基本发展形势 [ 5 ] [ 6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不仅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提供指导，与此同时，还能真正实现古今中外文化的贯通，以先进文化指导传统文化，进而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这样的发展规律无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要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部分群众未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以及指导作用。而此时就可以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传达给中华子女，促使群众真正的吸收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同时也可以自主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思想。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无疑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源泉。有专家学者针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总结，而后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中国的初级阶段需要依赖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同样无法脱离传统文化，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动力源泉，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发展的需求，并与社会的发展形势相一致，为社会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 [ 7 ]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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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融合建议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继承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精髓，并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性力量，只有不断的继承与创新，方可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方向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间的融合体现了必然性，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必须真正实现两者间的有机结合，并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与养分，才可打造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为新时代的发展指明方向，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发展，以便逐步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最终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也可使得两者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逐步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满足社会经济的转型需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硬性要求相一致。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积极转型，并做好有效的改造等各项工作，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并将其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之注入动力源泉 [ 9 ] 。 但是，经笔者分析发现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仍旧存在着各类问题，特别是实现方案无法确定，也未能结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形势，进行针对性的转型与完善，导致两者间的融合更多的仅成为构思，却未能落实到实践中去。针对以上问题，建议通过实物转化的形式达到两者结合的目标。简而言之，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文化事业中，并将其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点内容，避免出现做表面功夫的情况，而是要深入实际，将理论融入于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并为实践过程提供方向上的指导，这一过程中，时间也会不断的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与实用性。不仅如此，群众也会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者间并非是不可触及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提高群众的文化认知，同时也可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除此之外，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有利于推进我国文化产业转型，满足现阶段的时代发展需求，还能增强文化竞争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得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完善，发挥文化产业的带动性作用，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发展更加稳健、快速。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融合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研究，然后探讨了两者间的融合现状，最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措施，希望可为相关的研究人士带来借鉴与参考，并真正实现两者间的有效结合，从而迸发出更强的凝聚力，切实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进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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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中提到注意偏向对慢性疼痛发生、发展和维持的过程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理论尚未得到充足的验证。该理论基于传统研究中的反应时(Reaction Time， RT)作为注意偏向的指标得出，但RT存在一定的局限。眼动追踪技术(Eye-tracking Technology)近几年被引入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的研究领域，且获得较为显著的结果。本研究通过收集所有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的眼动研究结果，对疼痛威胁解释模型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并对研究结果与其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解释和补充，最终提出改善疼痛威胁解释模型的建议。 关键词 :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眼动技术，警觉性，脱离困难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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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注意偏向指患者选择性关注与他们当前关注的信息有关的一种倾向 [ 1 ] 。有学者发现：慢性疼痛患者会对疼痛相关信息表现出过度警觉，甚至对一些威胁性较低的信息也表现出这种高度警觉的注意偏向。过度警觉引起的不良反应就是他们会尽量避免去进行一切可能会引起疼痛的活动，包括那些适当合理且有助恢复的运动，结果是恶化病症，加剧病患的生理残障(disability)，也会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 2 ] 。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将慢性疼痛定义为一种疾病。截止2017年，我国慢性疼痛患者已超过3亿人，且每年以1000万人至2000万人的速度增加。并且在信息化发展的当代，中国慢性疼痛流行病的发展已然呈现区域规模和年龄范围均泛化的趋势。美国每年在慢性疼痛治疗上的投入高达千亿，在中国这个数字同样是非常可观的。 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投入到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研究。一部分研究旨在验证慢性疼痛(以下简称“慢痛”)病人是否存在独有的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机制 [ 1 ] [ 3 ] ；一部分探索不同类型的疼痛相关信息引起的注意偏向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 4 ] [ 5 ] ；或探索慢痛病人的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特征在纵向预测慢性疼痛发展、维持上是否具有临床意义 [ 1 ] [ 6 ] [ 7 ] 。Todd [ 8 ] 等人(2015)用元分析方法对这些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疼痛威胁解释模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刺激被解释为具有威胁的疼痛相关信息时，人们的注意会表现为对该类信息的早期高度警觉和后期的脱离困难。 Todd总结的研究均是以反应时(Reaction Time， RT)为注意偏向指标。反应时是指机体从接受刺激到做出反应动作所需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反应时不仅受认知加工影响，也受个人肌肉协调性影响 [ 9 ] 。眼动实验法是探讨心理内部机制，特别是认知偏向的一种重要实验方式。近期用眼动进行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研究的实验都呈现了较为显著的结果 [ 10 ] [ 11 ] 。因此对相关的眼动研究结果进行整理，可进一步验证疼痛威胁解释模型的合理性；若存在与理论不一致的结果，也可以对该理论进行完善。本综述为达成以上两点目的，整理了相关综述的观点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对疼痛威胁解释模型进一步验证，并对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探析，完善威胁解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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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首先阐述了疼痛相关信息是如何被认知加工的。当接收的信息被认知解释为非疼痛相关，或者认知解释认为这些疼痛相关信息不构成威胁时，加工正常化；而一旦这个刺激信息被加工为有一定威胁性，我们就会进入警觉——回避注意偏向(Vigilance-avoidance attentional bias)。Todd [ 8 ] 等人(2015)认为，一旦信息被加工为疼痛相关，人对该信息的加工偏向取决于这个信息对个体而言的凸显性(Salience)。另有一些理论认为，信息的凸显性由个人的疼痛威胁或疼痛恐惧经验决定 [ 12 ] [ 13 ] 。 威胁解释理论的第二部分就阐述了警觉——回避注意偏向的具体机制。在初始注意时，对威胁解释程度越高，警觉性越高。而在注意维持阶段，对疼痛信息的威胁性解释较低时，注意维持不会很久，表现为回避；随着威胁性的增加，注意出现脱离困难，也就是说人会对该信息注视更久，可能当时的情况值得警惕但还不需行动；但当这个信息带来的威胁性足够时，人会本能选择逃避，即当时的情景需要人即可规避危险。总而言之，对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受个人解释偏向的影响。 如图1： 图1.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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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眼动实验法与指标 3.1. 眼动实验法 眼动实验法是探讨心理内部机制，特别是认知偏向的一种重要实验方式。眼动仪系统原理是根据红外线瞳孔摄像机捕捉到的眼睛视频信息，来识别和确定瞳孔中心和角膜反射点之间的距离变化 [ 14 ] 。眼动的三种基本方式为注视、眼跳和追随运动。注视是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研究中主要使用指标，指眼睛中央窝对准某一目标的时间大于100 ms的眼动表现。 3.2. 注意偏向的眼动指标 在疼痛相关信息眼动研究中主要用以研究注意偏向的眼动指标有以下三种： 1) 眼动朝向指标。眼动朝向指标代表了注意早期的活动，分为首次注视朝向和首次注视潜伏期。首次注视朝向观察在刺激呈现后，被试的第一次注视发生在哪个刺激。首次注视潜伏期指从刺激呈现到发生第一次注视之间的时间。眼动朝向指标往往被解释为注意的警觉。 2) 眼动维持指标。眼动维持指标指注意维持的过程，包括首次注视时间，平均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平均扫视时间，总扫视时间。其中，注视时间指对刺激注视 > 100 ms的时间 [ 15 ] 。扫视时间是指视线在兴趣区(目标刺激区域)来回扫视的所用的时间。 3) 眼动注视频率。总注视次数，平均注视次数。眼动注视频率可代表注意对某刺激的偏好。 除以上眼动指标外，有研究将刺激呈现的2 s (或1.5 s)过程中的眼动注视时间分为0~500 ms，500~1000 ms，1000~1500 ms，1500~2000 ms四个(或1000~2000 ms为一个，共三个)时间窗，分别代表注意的早期、中期、晚期和重注意期(re-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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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 4.1. 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初始偏向 疼痛相关信息的眼动实验较多使用首次注视朝向(first fixation direction或 probability of first fixation)和首次注视潜伏期(first fixation latency 或 time to first fixation)来表示注意早期的偏向。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人群存在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早期偏向，表现为更快、更多地注视疼痛线索而非中性线索 [ 15 ] [ 16 ] ，也有研究发现健康人群对悲伤、快乐的表情也会表现出类似的注意早期偏向 [ 17 ] ，或者当快乐、生气、疼痛、中性同时呈现时，健康被试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偏向 [ 5 ] 。 虽然对疼痛刺激表现出一开始的警觉符合疼痛威胁解释模型，但这些阴性或不显著结果说明健康人群对疼痛相关信息的早期偏向很可能是因为刺激的凸显性。因为悲伤、快乐、疼痛这些刺激在日常中出现的频率没有中性刺激高，低频刺激的新鲜感和凸显性会引起人本能的注意 [ 18 ] [ 19 ] [ 20 ] 。 考虑到威胁解释偏向的作用，目前只有三个用不同疼痛程度表情作为视觉刺激的实验，其中两个研究发现了随着疼痛程度的增加，健康被试表现为更多、更快的首次注视 [ 16 ] [ 21 ] ；而Heathcote [ 22 ] 等人(2016)以儿童为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结果并未发现这个现象。而在2016、2017年的两个高低疼痛威胁对照组研究中，也没发现威胁性操作的显著效应 [ 23 ] [ 24 ] 。但在改善二人实验范式后，Jackson [ 25 ] [ 26 ] 等人(2018a， 2018b)发现不论是健康还是慢痛人群，随着威胁的增高，被试表现出回避而非警觉。 另外，在慢痛患者与健康人群对照的研究中，慢性头痛病人更多朝向疼痛表情 [ 5 ] [ 27 ] ，但慢痛患者是否在实验中对疼痛相关刺激解释为更高的威胁性，这两个研究都没有进行测试。大部分研究并未发现这个效应 [ 28 ] [ 29 ] [ 30 ] 。除此之外，使用0~500 ms的时间窗进行分析的研究也并未在注意早期发现慢痛与健康被试之间的组间差异 [ 10 ] [ 11 ] [ 31 ] 。 4.2. 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维持偏向 注意维持偏向通常选用首次注视时间(first fixation duration)和总注视时间(overall gaze duration)表示。注意维持偏向在眼动维持指标上的效应较为显著，表现为健康被试对疼痛视觉刺激表现出更长的首次注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且这个结论得到许多研究支持 [ 5 ] [ 11 ] [ 28 ] [ 31 ] 。但在不同疼痛程度刺激的研究中，仅Heathcote [ 22 ] 等人(2016)发现疼痛程度越高的表情得到的总注视时间越久。 在注意维持指标上，首次注视时间未发现慢痛患者和健康人群之间的差异 [ 5 ] [ 11 ] [ 31 ] [ 32 ] ，仅一篇研究发现慢痛患者对灾难化词汇表现出更长的首次注视时间 [ 27 ] ；很多研究中的平均注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也未发现组间差异 [ 5 ] [ 28 ] [ 29 ] [ 30 ] 。 另外支持慢痛患者存在高度警觉-脱离困难的实验结果来自对注意时段的记录。Fashler [ 11 ] [ 31 ] 和同事们(2014a， 2016b)前后两个研究都发现在1000~2000 ms阶段，出现群体差异——慢痛患者比健康患者对疼痛相关信息注视时间更久；而另一篇对健康人群注意时段进行记录的研究发现，注意早期，疼痛表情能更多地抓住健康人群的注意，1500~2000 ms阶段则是积极信息更多地吸引注意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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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的合理性 5.1. 初始注意阶段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的初始注意阶段，随着威胁解释偏向的增加而表现出高度警觉的现象在已有眼动研究中得到初步验证。这个验证主要来自使用不同疼痛水平表情的研究，人在第一眼会更多、更快地看向高疼痛水平的表情。虽然两个(一个研究健康被试，一个研究慢痛患者)高低威胁对照组的研究发现的是初始注意的回避，但是这两个研究的作者是认可威胁增加警觉增加的观点，他认为未预料的结果原因是低威胁和高威胁情境的任务要求不同，低威胁要求被试做点探测任务，高威胁要求被试判断当疼痛表情出现时疼痛刺激是否在手臂上出现，这个任务重复提到疼痛信息，可能造成被试的反应抑制 [ 19 ] ，从而在有限时间里对疼痛刺激的注视次数减少。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认为对疼痛相关信息的快速初始注意是一种有利于生存的反应。他们发现健康人群越快注意疼痛相关信息，后续注意的维持就越短，因为在初始判断信息无威胁性后，要立马回避不愉快信息来保持自己的积极状态。 根据威胁解释理论，慢痛和健康人群的注意偏向差异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群的疼痛经验不一样，导致他们的威胁解释偏向不同。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并未在实验中进行疼痛刺激的威胁性评估，也就无法知道是否两个群体因为有不同的疼痛威胁解释偏向，所以才表现出不同的初始注意偏向。在后续研究中，建议加入这个威胁性操作检验的实验步骤。 5.2. 注意维持阶段 Todd [ 8 ] 等人(2015)认为注意脱离困难是慢痛患者与健康人群最大的区别，在已有眼动研究中也得到验证，即慢痛病人比健康人群在疼痛刺激上注视更久。更加有力的证明来自三篇眼动时间窗分析的结果中，他们均发现在注意晚期1000~2000 ms之间，慢痛病人和健康人群的差异最明显，而早期和中期(0~500 ms和500~1000 ms)的结果存在不一致。如果正如威胁解释理论对慢痛和健康人群初始注意偏向差异的解释，慢痛人群倾向于对疼痛信息有更高的威胁性解释，那慢痛人群表现出来的注意脱离困难也是符合了威胁解释理论的观点。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认为当威胁解释高过一定值后，人又倾向于回避疼痛相关信息，即减少对其的注意维持时间。Todd [ 8 ] 等人(2015)从已有的眼动研究结果中得到这个结论。他发现在这些眼动研究中，发现慢痛被试会比健康被试更早地脱离疼痛相关信息 [ 5 ] [ 16 ] [ 30 ] 。但这些研究结果除了Yang [ 30 ] 等人(2013)发现慢痛患者在首次注视时长上短于健康被试，所有研究都没有发现慢痛与健康被试之间明显的注意脱离差异。的确有研究发现，无论慢痛还是健康被试，当刺激中同时呈现疼痛和快乐表情时，他们在注意后期会选择回避疼痛，趋向快乐 [ 5 ] [ 10 ] ，但这并不能证明是因为疼痛信息的威胁性被解释过高才发生注意脱离的偏向。因此，威胁解释理论在注意维持阶段的观点有待进一步验证。 5.3. 疼痛威胁解释模型的改善建议 针对威胁解释理论的初始注意阶段，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支持了该理论观点。唯一在此提出的改善建议是：尽管神经认知加工的速度很快，但也依然受限于人本身的生理机能和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因此，随着威胁解释水平的升高，警觉性不可能无限提高，在一定程度后，应该出现一个极限的平坡。 针对威胁解释理论的注意维持阶段，主要存在争议的在于是否威胁到了一定程度后，会从注意脱离困难又转向注意回避？根据后期更多眼动研究的支持，特别是相较于前人较弱的显著效应，Jackson [ 25 ] [ 26 ] 团队(2018a， 2018b)在健康和慢痛被试上都得到非常显著的威胁——注意脱离困难效应，即高威胁情况下，被试对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维持更久。当然，这些研究的结果也无法证明在一定程度的高威胁后，注意不会选择回避，因为Jackson团队仅进行了高低威胁组操作，若进行更多威胁程度的分组，也许能验证威胁解释理论的观点。 再者，威胁解释理论仅仅关注威胁这一因素，没有注意到积极因素的出现会对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产生影响，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积极因素会影响后期的注意偏向 [ 5 ] [ 10 ] 。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建议把积极因素与疼痛威胁理论联结，得出一个更加完善的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理论。 最后，威胁解释理论目前只是一个质性结果，初始阶段的警觉是否和威胁解释成正向线性关系，以及在什么程度的威胁上注意开始脱离和回避，都需要更加精确的实验数据支持。建议后续实验应该多使用眼动等精密技术对注意偏向进行数据记录，并且设计多水平威胁情境，增加实验的外部效度，结合视觉疼痛信息和实验诱发疼痛刺激，探索真实的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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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综述通过总结已有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的眼动实验研究结果，对威胁解释理论合理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关眼动研究结果，威胁解释理论的观点基本合理，即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受个人威胁解释偏向影响；随着威胁的增加，个人的注意偏向表现为对疼痛相关信息初始的高度警觉。但随着威胁的增加，注意后期不一定表现为对疼痛相关信息的回避，可能是注意脱离困难。威胁解释理论需改善的另一方面是应考虑积极因素对疼痛相关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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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当代大学生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处于从校园迈入社会的过渡期，肩上背负着家人、师长、社会的期待，心理发展具有半成熟的特性，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可能就会使他们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而拖延行为就作为其中之一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往对拖延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时间管理倾向、完美主义等方面，近几年开始关注拖延行为与焦虑情绪间的关系研究，但关于两者间关系的看法众说纷纭，有研究认为焦虑即是导致拖延行为产生的原因，又是拖延行为的影响结果，而对于归因方式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分析就更少涉及。本研究通过自陈量表形式对济南某大学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方差分析、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大学生拖延行为状态焦虑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考察归因方式是否存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普遍存在中等程度的拖延行为和状态焦虑；唤起性拖延在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状态焦虑的性别差异显著；回避性拖延与状态焦虑间呈显著负相关，归因方式外控性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 :拖延行为，焦虑，归因方式，中介作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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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根据国外学者调查结果显示，95%的大学生会故意延迟执行学习任务，70%的大学生存在经常性的学业拖延行为，近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存在长期或严重的学业拖延行为 [ 1 ] [ 2 ] 。可见，拖延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Lay认为拖延是一种伴有个人倾向或特质的行为延迟，它具有跨时间和情景的一致性 [ 3 ] 。Steel对拖延的定义是拖延者在知道拖延会使状况更糟的情况下，却仍不由自主的推迟已经计划好要完成的任务的行为倾向 [ 3 ] 。从拖延的动机来看，将其分为：唤起性拖延和回避性拖延。唤起性拖延者的动机是寻找冲刺目标时感觉上的刺激，他们认为一段时间后工作的积累所带来的强烈的压力会使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因此把事情推托到最后的时限才去做，而从中获得快感。唤起性拖延者的特点是：对新事物好奇，喜欢寻求感觉刺激，自我控制较弱 [ 4 ] 。回避性拖延者的动机是为了回避任务完成后或出现任务失败的情况时别人做出的负面评价，以保护自尊和自我价值，他们更希望别人的负面评价是出于缺少努力而不是缺乏能力。这种类型的拖延者的特点是：十分在意公众形象，社会赞同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倾向于低估计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 5 ] 。 同时，当前大学生也存在一系列不良情绪反应和适应障碍问题，而过度焦虑作为常见问题之一，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发展。长期的焦虑状态容易对自己和他人产生消极的评价，不利于大学生的社交生活和学习管理。对焦虑最早的解释来源于哲学家克尔凯哥尔，他指出焦虑是当人们面临必然的选择时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当前心理学研究中多采用斯皮尔伯格对焦虑的分类，他根据焦虑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可以分为特质性焦虑和状态性焦虑 [ 6 ] 。特质焦虑表现为人格特征中的一种稳定特质，指一个人具有习惯性的无论在任何情境下都将外界刺激视为威胁的倾向性。状态焦虑指特定情境中的暂时情绪状态，它主要表现为主观的、有意识的紧张体验并伴有生理上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 [ 7 ] 。本文将采用斯皮尔伯格对焦虑的分类，并参考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重点调查大学生的状态焦虑状况。 多研究发现过度焦虑占大学生所有心理疾病的比例相当高，他们的焦虑水平要远高于一般青少年群体。国内学者赵铭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师范类大学生的调查中显示有37.14%的大学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焦虑程度大多数为轻中度 [ 8 ] ；肖凌燕、邹溉对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不同年级、性别、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学习焦虑、就业焦虑上存在显著差异 [ 9 ] ；吕峰、朱孔香对城乡大学生的焦虑情况调查显示城镇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焦虑状态更为明显 [ 10 ] ；张建人、胡启先等人对来自13所国内高校的775名大学生的焦虑状态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特质焦虑得分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 [ 11 ] [ 12 ] 。 1.1. 拖延与焦虑的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拖延与焦虑的关系研究一直是个争议问题。有的研究显示拖延与焦虑间存在正相关，而有的研究显示拖延与焦虑间不存在这种关系，甚至存在相反的负相关 [ 3 ] 。Solomon和Rothblum的拖延模型认为，随着任务完成期限的接近，个体会体验到强烈的焦虑，因此拖延就成为人们为了减少焦虑的一种方式 [ 13 ] 。他们在1986年设计的调查中以392名大学生为被试，以是否在考试周内为情境设置，分别对大学生的考试焦虑、情境焦虑以及可能与焦虑有关的生理指标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高拖延倾向的大学生在考试周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情绪和生理症状。Solomon和Rothblum指出，当现实情境引起焦虑时个体会采取拖延的方式来逃避，而拖延的结果可能会给拖延者带来更大的焦虑 [ 13 ] 。但Lay和Silverman的研究认为考试前和考试中的学生的焦虑情绪与拖延行为无关 [ 3 ] 。Pychyl通过对被试五天内的情绪与拖延的关系研究发现除了负罪感外拖延行为与其他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等不存在显著相关 [ 14 ] 。导致以往研究结果有差异，很可能是与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或者研究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 1.2. 焦虑与归因方式的关系 归因方式又称“解释风格”，指个体在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积极或消极生活事件的产生原因倾向于做出何种的解释。归因方式是人格特质重要表现之一，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当今国内外运用最广泛的归因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当代心理学家Wein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动机和情绪归因理论”，探讨个体对成败结果的归因和成就行为的关系，将成败的原因分为三个维度：内外部维度、稳定性维度、可控性维度；又把成败的原因分为四个因素：能力、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每一维度都与一组情感反应有关，内外部维度与自我价值的情感有关，稳定性影响个人的自信心，和悲观、乐观或焦虑、绝望等情绪有关，可控性维度则与不同的个体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有关 [ 15 ] 。 归因方式与具体情绪方面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关注点。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焦虑水平对归因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不同学习焦虑水平的学生对于成功或失败的学习结果有着不同的归因倾向，而且，这些不同的归因倾向有着与学习焦虑水平相关联的激励后效 [ 12 ] [ 16 ] 。Sarason研究显示，将失败归因于内部原因的学生焦虑程度较高，相反将失败归因于努力程度不够的学生焦虑程度较低 [ 17 ] 。也就是说高焦虑的学生会形成自我伤害式的归因风格，而低焦虑的学生会形成自我安慰式的归因风格。陈洁对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归因方式关系调查发现，个体倾向于将人际交往情境中的成功作外归因，将失败归因于稳定的因素，则社交焦虑程度越高；同时，该研究结果还显示外控失败归因可以作为大学生社交焦虑的预测因素 [ 18 ] 。聂晓飞在对大学生归因方式和焦虑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存在不合理归因方式的个体中，约有88%的人体有较高水平的焦虑体验，也就是说不合理归因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过高的焦虑，归因方式问卷可以作为判断个体焦虑水平的参考工具 [ 12 ] 。 1.3. 本研究的问题 尽管国内外关于拖延行为与焦虑间的关系研究已经有很多，但有些研究结果并不都一致，仍存在部分争议。并且关于归因方式在拖延行为与焦虑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较少涉及，本文通过对三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来丰富完善拖延行为相关研究的理论体系。因此本研究从调查济南大学学生拖延现状着手，分析归因方式、焦虑及拖延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究大学生群体产生拖延行为的内在机制，分析拖延行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唤醒性拖延与焦虑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回避性拖延与焦虑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归因方式与焦虑情绪呈显著相关。 假设2：归因方式在两种不同的拖延行为与焦虑情绪之间分别存在中介作用，即归因方式是否会影响到焦虑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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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方法，对济南某大学大一到大四的大学生进行问卷发放，共计发放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68份，有效回收率达84%。本次调查覆盖了各个年级的学生，其中男生81人，占了总人数的48.2%，女生87人(51.8%)，大一学生42人(25.0%)，大二40人(23.8%)，大三47人(28.0%)，大四39人(23.2%)，文史类专业65人(38.7%)，理工类专业103人(61.3%)。 2.2. 研究工具 2.2.1. 唤起性拖延量表 该量表由Lay (1986)编制 [ 19 ] [ 20 ] ，采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五级评分的方法，其中有10个项目需反向计分，分别是为3、4、6、8、11、13、14、15、18、20，全部项目相加得到总分，总分为20~100分，量表共一个维度，总分越高，表明拖延水平越高。Lay报告了该量表的 系数为0.82，国内学者包翠秋报告了其 系数为0.833 [ 21 ] ，这表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翻译后的唤醒性拖延量表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2.2.2. 回避性拖延量表 此量表由Mc own和Johnson (1989)编制 [ 5 ] ，共包含15个项目，同样采取五级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其中有6个题目需进行反向计分，反向记分项目为1、2、3、8、12、13，全部项目相加得到总分，总分越高，拖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系数为0.804，同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3. 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 该量表由两部分组成，分别针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和人际关系两个不同方面进行归因 [ 18 ] [ 22 ] 。量表共48题，其中24题为学业成就归因，24题为人际关系归因。测量四种归因倾向：能力、努力、情境和运气。其中，能力和努力为内归因，运气和情境为外归因。该量表的 系数为0.88，重测信度为0.70，聚敛效度为0.62。能力、努力、情境和运气量表的 系数分别为：0.570、0.692、0.633、0.701。每一题均按五点评价尺度作答，最常用的是总分，总分为外控性得分减去内控性得分，总分范围在0~96，分数越高，外控性越高。其中：能力归因(15、31、47、7、23、39、11、27、43、3、19、35)，努力归因(13、29、45、5、21、37、9、25、41、1、17、33)，情境归因(2、18、34、10、26、42、6、22、38、14、30、46)，运气归因(4、20、36、12、28、44、8、24、40、16、32、48)。 2.2.4. 状态焦虑问卷 该问卷由Spielberger于1977年编制(X版本)，并于1983年修订(Y版本) [ 23 ] 。本问卷的特点是能将当前状态焦虑和一贯特质焦虑区分开来。S-AI (第1~20项)中，半数为描述负性情绪的条目，半数为正性情绪条目。主要用于评定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景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T-AI (第21~40项)中，11项为描述负性情绪条目，9项为正性情绪条目，用于评定人们经常的情绪体验。本研究中只采用S-AI来进行调查研究，S-AI每项均为1~4级评分，分级标准为：1、完全没有，2、有些，3、中等程度，4、非常明显。凡正性情绪项目(1、2、5、8、10、11、15、16、19、20)均为反向计分。S-AI总分用来反映受试者当前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得分越高，状态焦虑越严重。该量表重测信度系数为0.88， 系数为0.77。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和个别实测的方法，被试分别填写唤起性拖延量表、回避性拖延量表、多维-多向归因量表和状态焦虑量表。对回收的问卷统一编号，以备以后统计分析。将收集到的问卷利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两种拖延行为、归因方式和状态焦虑的基本特点及相关关系。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来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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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回避性拖延行为与状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个体表现出的回避性拖延行为越少，出现状态焦虑情绪就越多。回避性拖延对状态焦虑的预测作用解释率为6.0%。这一研究结果与Rothblum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的研究中注重对研究情境的设置，并没有对具体拖延行为的性质进行区分 [ 13 ] 。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及对拖延行为和焦虑的具体分类不同有关，本研究中根据拖延的动机不同分别研究唤起性拖延和回避性拖延，焦虑情绪只研究状态焦虑。根据已有理论，回避性拖延者倾向过低会高估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导致他们在任务完成或问题解决时会提高警惕，时间紧迫感增强。而状态焦虑的特点在于情境性，本研究问卷发放刚好处于学期后期，课程进入复习阶段学业压力较大，导致普遍出现状态焦虑情绪的可能性较大。在这样的调查背景下，回避拖延倾向越低的个体，会更容易产生状态焦虑。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状态焦虑与归因方式呈负相关关系，其与归因方式的能力、情境、运气三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大学生在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能力不足时会产生焦虑情绪，倾向于对失败做出内归因的个体，会因为怀疑自身的能力而产生自卑，自我效能感降低进而产生一些列负面情绪，焦虑作为其中一种而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当个体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运气和情境方面的因素时，会产生某种庆幸的心理，同时也会使大学生重新的审视自己，认清自身的不足，这时也可能会使他们产生暂时的焦虑情绪。在归因方式与拖延行为的关系方面，两种拖延与归因的内外控维度均表行为正相关。归因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涉及到感知觉、思维、态度等认知因素，而无论是出于追寻感觉上的刺激还是避免负面评价而产生拖延行为，都需要认知因素进行判断，因此，拖延行为与归因方式间存在的这种显著相关是与个体的认知风格有关。 在进行回归分析中，只有回避性拖延、归因外控性和状态焦虑间存在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归因外控性在回避性拖延和状态焦虑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即回避性拖延一方面对状态焦虑存在着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归因外控性对状态焦虑存在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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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以168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大学生拖延行为、状态焦虑和归因方式基本特点；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 唤起性拖延与状态焦虑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回避性拖延与状态焦虑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状态焦虑与归因方式的内控性和外控性维度呈显著负相关。2) 归因方式外控性在回避性拖延和状态焦虑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该从实验和纵向研究的角度进一步验证和探讨拖延与焦虑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是否存在着调节效应，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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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些年来，垦区国有农场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对改变农垦人生活条件和环境，激发安心扎根垦区农业，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但在建设进程中也出现许多农场意想不到的税务风险，多数农场都承受了税务检查处罚损失。为此，结合实地调查并运用判断和案例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国有农场小城镇化进程中税务风险的种种表现，剖析了税务风险现实危害，深刻挖掘了产生税务风险的内外部症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积极化解国有农场小城镇建设税务风险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国有农场，小城镇化进程，税务风险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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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小城镇化建设，是以单个国有农场为独立单位和主体，利用国家“泥草房”和“危房”改造财政补助政策，结合“撤队并区”，在场部辟建让农业生产居民集中迁住具有城镇功能和生活环境社区，从而提高农垦人生活质量和生产积极性，增强其热爱农场意识，为稳定人才和发展农垦经济打造优越地域禀赋的建设工程。国有农场小城镇建设(以下简称“小城镇建设”)进步意义和社会效益显著，但遗留的税务风险也十分突出和严重，亟待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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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小城镇建设的税务风险表现及危害 税务检查处理和处罚案例显示，小城镇建设虽功在千秋利在当代，但征用国土资源未纳税和开发建设不计税现象比比皆是，给国有农场造成许多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2.1. 农场顶层决策失察风险 农场领导注重农场经营和项目建设固然重要，但如果忽略了税收利益牵涉，终将功过相抵，难于实现振兴农场的大业梦。一个项目投入了资金，没有经济效益在没有社会效益，将功败垂成。鸿博小镇属于“特殊时代背景”下建设的产物，但也算是造福农场社会的“民生工程”，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是最大追求。然而抛开目前相关产权矛盾的“负效应”问题，仅仅针对该项目的税务检查就多达六次，已经产生的严重“负效益”着实令人头痛，前五次检查补税加罚金已经远超过100万，直到后来又面临268万余元才引起高度重视。在驻该农场地税分局2013年3月25日首次做出检查处理近50万7元(查补税款约38万元、税收罚金和滞纳金12万余元)后，农场领导与财务科均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没能引起应有的高度重视，以致于后续接连出现四次税务处罚数百万元之巨的损失。这就充分反映了农场税收利益观念相对比较淡漠现象，当然这也是垦区各个农场普遍存在的诟病。 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场没有进行税务筹划，没有通过合理有效的针对小城镇建设的纳税筹划来减轻税负。国家大力支持农场小城镇建设，推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农场会计没有及时进行学习，深入了解政策，就会对政策出现理解不到位，甚至曲解政策。财务部门对农场小城镇建设项目的也只是完成基本纳税工作流程，财务压力大，更谈不上去合理的进行税收筹划。正是对纳税筹划的忽视导致农场无法在税务风险恶化前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小城镇建设从项目决策确立到论证再到项目请批等整个过程，都是农场党政领导班子按照上级指示办理，自始至终没有财务参与。财会部门的承担的任务就是资金筹集、管理与核算，其无法洞悉农场建设局批复的建设用地在国土资源部门备案是否属于耕地范畴而据以计提报缴耕地占用税，也不清楚建设主体归属并据以做出土地增值税等纳税计划，不能准确掌握小城镇建设决策是否依据了国家有关“棚户区改造”、“泥草房改造”和“危房改造”等具体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导致财务缺乏必要的税收思想准备而形成税务风险且积重难返。 2.2. 会计核算失当风险 2.2.1. 应计而未计纳税额 农场开发建设小区征地均属于耕地范畴，却始终未计提耕地占用税；从投资建设到验收交付，财务均未预缴、没清算且账面也没计提土地增值税。甚至有些农场销售的商品房都未按规定核算应缴纳的流转税及其附加。 2.2.2. 少计漏记纳税额 多数农场开发商品房都超过“刚性需求”。一些代收存量住房对外出租使用，会计对所收租金收入不能严格按照财税[ 2016 ] 36号文规定，选择合理方法正确核算应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造成少缴税款；有些农场计“正税”不计“附加税费”甚至出现“新项目”建设期没通过税务认证或认证后超期未扣除的进项税额转入到工程成本等现象，造成偷漏税金。 2.2.3. 多计提应纳税额 部分农场对小城镇开发建设住宅销售，没有正确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 19号规定将取得收入并入农场当年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仍按原规定单独计算开发项目的应纳税所得额及所得税；还有农场会计不能很好掌握“营改增”政策，不区分新老项目，一律采用一般计税法采用11% (现改为10%)税率计算增值税。 2.2.4. 财税政策误判风险 会计缺乏风险评估思想而草率运用财税政策，极易造成业务确认偏离实质内容，特别是误判专项基金会计政策规定条文内涵，又缺乏必要的复核纠错程序，以致出现不同程度的纳税风险。轻度风险向重度风险发育并最终暴露而形成无法挽回损失；过失风险危害表现为对预知税务风险管理或防控措施不力，从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突出表现为国家给予专项基金补助的建设项目，农场没能正确理解和实施“分账核算 ”的政策规定，使得危改项目资金所有权归属问题产生分歧，无形中增加了农场税金支出，严重影响了农场现金流出量，甚至有些农场还因此蒙受了不应有的企业所得税和罚款等损失。不仅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多次小城镇建设项目专项检查中被认定账目混乱，记录内容含糊不清；还在税务检查中引起税务机关不必要的怀疑和误判，被查补相关税款甚至遭受行政处罚。 例如，某农场在场部开发建设生产连队居民迁建楼，其资金2100万元中有810万元系国家拨付的“危房改造资金”，1800万元未迁居户自筹交款。农场作为国家政策规定的资金代收、代存、代管、代用和危房代修代建主管部门，其会计不仅没有专门设立账套核算记录，反将财政拨付款直接计入农场“其他业务收入”(多数农场记入“营业外收入”)账户内。该危改资金是国家直接补助给危改户的建房款，农场却纳入经营收支账目核算且确认为“收入”。其结果，税务检查根据会计自行确认的“收入”，要求其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财政补助收入依规不予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因项目当年尚未竣工验收投入使用，国家又不允许农场从中提取任何管理等费用，所以“收入”就变成了“利润”即应纳税所得额，补缴了企业所得税202.5万元(810 × 25%)，农场叫苦不迭，但也只能服从税务处理。这种情况，在垦区各农场普遍存在，多年来持续发生被查被处理案件，多数农场竟然熟视无睹。 2.3. 建设主体责任模糊风险 由于农场小城镇建设主体模糊或主体要件不健全所导致的税务风险。通常是农场与开发商或由房地产开发资质建筑商书立合同，即农场“内部合同”规定的建设主体是开发商或建筑商，社会民众以为农场是开发商，而且实际履行向房东收款等活动也确实是农场。虽然建设主体含混模糊，但税务机关认定纳税主体只能有一个。本着“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必然裁量“核算主体”为纳税主体。 H垦区农场是农业生产单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地产开发资质认定条件。农场普遍没有认识到权利风险，习惯性地将自己作为建设方，盲目借助有资质的房地产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并开发完成。但其与房开企业前述合同标的并没有严格规定或缺乏必要的控制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办理的相关条款，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依照合同开发进程、质量标准等要求建设完成，便获得工程项目资金结算后全身而退。最终将关键的房地产“两证”办理责任甩给了根本无资质办理的农场，从而引发农场与住户的矛盾，也成为至今房产大量积压的重要症因。更致命的是，有关房地产资金都通过农场基建会计核算和结算，在账目上完全可以认定农场是税务管理层面的“建设主体”，也就是地地道道的纳税义务人，农场对此无言以对，只能“哑巴吃黄连”。 2.4. 税务执法空白风险 由于税务干部在执法过程中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或由于专业技术素质原因对农场小城镇涉税处理评定失误或错误造成农场多纳税的可能性。比如某县税务局对域内农场2013~2016年间“鸿博小镇”纳税情况检查，仅营业税同一税种、同一纳税期间发生的同一类业务，就三年三查，交叉反复循环检查，且每次检查都能认定出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几百万元，几乎令农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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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农场小城镇建设风风雨雨几十年，在很多不了解农垦财务工作具体情况的人看来，其小城镇建设已成为历史问题。但事实上，农场小城镇建设只是完成了施工建造和部分销售任务，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诸如税收、产权、滞销、结算等等，都需要现实面对和解决。而最为突出的是多数项目发生的税款该计未计、税金当提没提甚至多计多提等现象普遍存在，多数农场连土地征用后就该缴纳的耕地占用税都没有核算报缴，直到税务检查发现才补缴并被加收滞纳金。可见，农场小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税务风险始终潜伏着经济损失危害。作为改制后的北大荒集团任重道远，财务部应对各农场分公司下达小城镇建设项目税收专项检查指令，明确要求严格依照“实体法从旧”原则，全面启动农场基建会计账目自查自纠，对查实的漏记税款立即补计补提补缴，以减轻或避免税务查处损失，自觉化解税务风险危害；同时，要像对待会计准则改革和税收新政出台一样，重金聘请熟悉垦区业务的名师担纲主讲，认真组织安排农场会计参加培训学习，提高其业务自查和复核的会计素质和技术能力 [ 5 ] ，确保农场将小城镇建设税务风险全面化解或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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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的公司由不同的事务所来对公司进行审计，那么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公司对事务所的选择呢？文章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事务所的选择进行探析。 关键词 :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择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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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企业的不断做大做强，资金对于企业来说总是不足的，这时候大多数的公司都会选择上市，到股票市场上去筹资。公司在上市之前必须选定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审计，审计的效果也决定着公司能否顺利上市。同时，公司在上市之后也需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是公司的需求是不同，而全国范围内又有大量的事务所存在。那么，选择怎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审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将会计师事务所分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地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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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公司战略与事务所选择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战略、远景，不同的战略的公司适合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的战略只是在国内经营，谋求在本土做大做强，并不涉及到或者很少涉及到全球化战略或者国际化战略，那么可以选择本土八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地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事务所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国内资本市场，对国内的业务比较熟悉。公司的战略是不断做大做强，走向国际，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及在国际上有所作为。那么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国内具有A + H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选择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二是选择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在其他国家资本市场上市。选国内具有A + H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对国内和香港的规则比较了解，同时相对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审计费用可能相对较低。但是局限于香港上市，不能到其他国家资本市场上市。选择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不仅能在香港上市，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同样可以上市，同时由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全球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可以很好的提高公司在全球的知名度。但是，相对于国内具有A + H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来说，审计收费要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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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企业性质与事务所选择 我国的会计师制度恢复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上世纪末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脱钩改制 [ 1 ] 。在进行脱钩改制之前，我国的大部分事务所是由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虽然事务所进行了改制，但是大部分的事务所还是和行政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具有国资背景或者地方控股的企业，一般会选择本地的名声较好的事务所来进行审计，因为地方企业优先考虑的是上市，其次是上市的成本。陈策、方军雄发现，聘请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通常会进行较多的盈余管理，却不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影响本地所的审计质量 [ 2 ] 。因此这些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地方名声较好的事务所，然后是其他地方的事务所。而民营企业选择的机会就比较多。民营企业考虑的在低成本下，达到上市的目的，因此民营企业对上市成本比较关注，民营企业优先考虑上市成本低的事务所，然后考虑事务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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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企业管理层与事务所选择 企业的管理层具有对外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力。企业的管理层和事务所的负责人具有较好的关系，则有可能选择该事务所进行审计。比如企业的管理层和事务所负责人来自同一个地方、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或者具有相似的经历都会影响到企业对事务所的选择。身在异乡的会计师与高管更重视乡音情谊，从而二者更易于结成利益联盟与情感联盟 [ 3 ] 。王德宏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签字审计师之间存在校友关系时，审计团队的沟通效率较高，团队合作效应增强，审计质量提高，这一结果在“四大”与非“四大”样本中均显著 [ 4 ] 。企业的高管如果任职经历丰富，在其任职过程中，对特定事务所可能有认同感，那么将会影响到现任公司的事务所选择，同样，企业的高管兼任多家公司的管理层，那么就会倾向于将自己任职的公司都聘请自己熟悉的会计师事务所。企业的管理层一旦对某师事务所比较认可或者说与某事务所的合作比较愉快，那么该公司可能长期雇佣该事务所进行审计。因此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事务所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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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企业与事务所地理区位 中国审计市场有着很明显的区域特征，会计师事务所有地区竞争优势 [ 5 ] 。不同的事务所会有不同地区的固定客户，而在事务所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其在当地的知名度也较高，企业上市则优先选择该事务所。同时，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我国较为知名的事务所总部也都在这三个城市，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在这三地的事务所相较于其他地方的事务所更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该地的事务所在长期的执业过程中，也会积累大量的上市经验，具有自身的行业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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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企业审计费用与事务所选择 我国事务所数量较多，事务所的审计水平也各不相同。目前我国具有上市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也参差不齐，相应的审计的收费也就不尽相同。知名度高的事务所审计收费较高，比如国际“四大”和国内的“八大”。但并不是说只有找这些事务所审计才可以上市，相应的还有其他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是企业选择事务所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同等质量情况下，企业必定优先选择审计收费低的会计师事务所，因此如果企业可以承受较高的审计费用，则选择知名度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反之企业对审计费用弹性较小，则可以选择具有上市资质但知名度相对低一些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最终也能得到上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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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企业分层与事务所选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的壮大，公司治理也在不断的完善。现在的公司多是股份制公司，公司的股权结构也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公司的层级也在不断的增多。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分离，经营者从事企业日常经营。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的经营者掌握大量的信息，而所有者掌握的信息较少，因此经营者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侵害所有者的利益。在公司中，企业层级的增加，加大了信息传递的成本，使得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代理理论认为审计需求产生于代理关系，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的审计需求 [ 6 ] 。随着管理层级的增加，信息传递和监督的成本也在增加，代理成本也在增加，这时需要有较高的审计质量来降低代理成本。这时就要聘请较高质量的会计事务所在进行审计，这样不仅可以发现公司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向外界传递出较好的信号。因此企业分层较多的公司，会选择审计质量更好、知名度更高的会计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