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赫费幸福观的特点 依据赫费幸福观的逻辑构架，可概括出赫费幸福观的主要特征： 2.1. 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即实践理性转向。这一转向亦显明体现在德国哲学界。对实践哲学的回归旨在让哲学重新关注人类生存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亚里士多德是实践哲学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其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类的行为，这是一种自我生成以及自我完善之行为 [ 5 ]。 赫费对亚里士多德推崇备至。1971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模式》问世。之后，他一直潜心于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幸福论构筑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的基础上，以下两方面清晰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赫费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创制”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上达成了共识。此外，赫费认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幸福是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一断言。 第二，在对幸福相关因素的辨析中，赫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获得幸福需要辅以外在善的论断以及其自制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理解人之本质。但他只是从主体的道德观念、理性与认识视角揭示获得幸福的实践活动之过程，没有从客体和对象化视角揭示人们追求幸福活动的本质与依据，从而使其实践活动具有抽象的特点。 赫费的幸福观吸取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合理的思想资源，并在现代语境中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一种适应当今社会现实的幸福论。他以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及立足点，借助“创制”与“实践”这两个基本概念，探究行为的实施特征。在此进程中，他非常注重科学的严谨性，另一方面，他并非着眼于如何对善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他关注的是怎样的行为才称得上善，如何使行为有助于获得幸福。 赫费在其道德哲学中对幸福的研究并非聚焦于那种所谓乌托邦式的最佳生活，而是立足于那种第二好的、现实人的生活，并在不同的关联性中，从多个维度对现实生活进行细致全面，而不是粗略的研究，从而使得人们对幸福的构成要素、其类型以及本质问题的认识由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 综上，赫费幸福观的诸多观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但在新时代拓展与延伸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理论触角，从而完成了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回归。 2.2. 是一种动态的生存美学 赫费在其生活艺术学中向人们指出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运用生活技巧提高获得幸福的机遇。沿着赫费的思路，可概括出赫费的生活艺术学的几个特点： 第一，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拓展了古代的生活艺术学，尤其是斯多亚派的“按照自然生活” [ 6 ] 这一断言。“按照自然生活”是斯多亚派为使人们过上一种成功的生活而提出的呼吁。它倡导人们将自己置于宇宙的理性秩序，顺从宇宙的普遍法则。 第二，赫费将此种协调一致的思想诠释为一种生活定位，它能指引人们的生活，使人的生活愿望与外部条件和谐一致。但赫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诠释了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理念。在其生活艺术学中，他强调个体不仅要与外界的各种规定相协调，同时也要将自身当作具有可塑性的开放型个体，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依据情形适时调整生活策略。 第三，赫费也承认，生活自身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人们对成功生活的设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生活而变化。完全的协调一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人们持续不断地向其挺进着。唯有凭借这种持续性的生命运动，凭借意愿与能力以及自我与世界间的协调一致，人们才有望过上一种幸福生活。这便是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思想在赫费生活艺术学中的体现，也是其生活艺术学的伦理内涵与价值旨归。 概言之，赫费的生活艺术学彰显了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根基，是一种幸福论视域中的判断力，一种以获得幸福为宗旨的人文美学，它要求人们将自身的生活变成创造艺术的过程，变成不断更新的过程。 2.3. 辩证地看待德性与幸福间的关系 德性与幸福，一直以来是伦理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总体而言，西方伦理学界关于幸福与道德间的关系提出了以下两种基本看法：一是理性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即幸福”之观点，二是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幸福即道德”之观点。赫费超越了西方这两种伦理学思想，辩证地看待德性与幸福间的关系。他强调：“德性并不是幸福的原因，幸福也未必是德性的结果”( [ 4 ]， p. 167)。赫费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 第一，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个体而言，德性均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第二，由于人的幸福与不幸的原因盘根错节，幸福与德性间不可能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德性不可能创造完整意义上的幸福，充其量只能创造一定的幸福，就一种圆满的生活而言，仅仅具有德性是不够的 [ 7 ]。 第三，拥有生活智慧者，会从理性层面思考人生，懂得如何有效地驾驭与塑造生活，知晓什么是获得幸福的关键要素，并将自己的人生纳入通向幸福的大道。 赫费对德性和幸福间关系的论述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国人思考如何获得幸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人作为一种生物，具有较强的感性，缺乏德性会导致感性的放纵，没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德性能使人意识到其尊严以及其理性的本质属性，提高人生的价值目标，从而引领人们去获得真正的幸福。此外，人们也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幸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与规范，以使幸福获得正当性的担保。综上，可下这样的断言，真正的幸福蕴含着德性的成就，而真正的道德能促进幸福。 2.4. 强调幸福与正义的关联性 如前所述，赫费指出，和谐与正义是获得幸福的前提。他从独特视角对此加以论证。 他认为，“幸福是一种不平凡的感受，是人们产生的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只有当人们实现了竭尽全力想去追求的目标时，才会出现此种感受” [ 8 ]。因而赫费强调，想获得幸福者，必须知晓采取哪些必要的手段，才能获得幸福。这类手段涵盖两方面，“其一，直接达成目的之举措，其二，排除和规避障碍的方法。只有清除障碍，才能获得幸福。最为常见的障碍便是不同目的间存在着的排斥性。倘若出现这类情况，必须放弃其中一些目的，确保实现其余目的”( [ 4 ]， p. 56)。可见，在赫费心目中，维持目的间的相容性是实现目的重要手段之一。 赫费以深邃的目光洞透到不能采取专制手段达成目的间的和谐。若要使人们在实现各种目的过程中不相冲突，必须制定具有正义性的规则，并用这些规则来规制人们实现目的之行为。 鉴于此，赫费断言正义是幸福的条件。正义的道德要求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命令，而是每个个体皆能理解的假言命令：你若想获得幸福，你的行为必须符合正义之要求。虽然这条命令具有假设性，却适用于任何人，因为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目的旨归，每个个体均希望达成普遍的目的和谐。 赫费在此方面的论述具有前瞻性，可谓是自成一家，他强调幸福与正义间的关联性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正义论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2.5. 借助行为的追求型模式与意志型模式论证幸福与自由之关系 赫费依据行为的组成结构，区分两种行为模式：追求型模式与意志型模式。在追求型模式中，行为是朝向目标的，以一些意图的实现为宗旨。在追求活动中，那个不受限制的善便是幸福，便是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意志型模式涉及行为的目标从何而来，它指向行为的始源，即行为出自的意志，即自律意义上的自由。 鉴于此，赫费指出，“同一个道德概念，即不受限制的善，会派生出幸福与自由这两个原则” [ 9 ]，但“幸福论的追求伦理学与自律论的意志伦理学互为补充，相互促成，一种美好的生活意味着自由与幸福的统一”( [ 4 ]， p. 72)。 赫费的这种看法十分精当。唯有自由之士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倘若一个人无法驾驭自己的生活，便没有幸福可言，因而幸福以自由为前提。但只有当个体的自由选择基于理性及智慧时，自由才能为个体带来幸福。 细察之下，不难发现，赫费是借助行为理论与伦理学相结合的逻辑路径论证幸福与自由之关系的，引入行为理论是想区分两种不同的行为模式：追求型模式与意志型模式，并将幸福伦理与意志伦理之间的差异归咎于对行为结构的不同解读，而在伦理学层面，即就双方所追求的道德价值来说，两者具有等同性，由此在西方幸福论及自律伦理的对立之间找到一个融合点，从根基上深化和推进了对幸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