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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未来研究展望 社会善念作为一种积极的人际现象，表现为个体在即将做出决策时对他人需求和兴趣的考虑及利益让渡，这是建立人际信任、走出合作困境的促进因素。在Van Lange和Van Doesum (2015)将社会善念引入合作领域的研究后，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社会善念的测评本土化、调节作用机制及潜在的神经生理机制。 5.1. 提高社会善念测评的适用性 虽然Van Lange等人开发的SoMi范式在社会善念测评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在他们的研究中也证实SoMi范式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但从文化适用性和外部干扰因素两个角度来看，SoMi范式仍然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具体而言，第一，SoMi范式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所开发，它是基于“自我本位”取向设计的社会决策任务，而有研究明确提出中国人的社会认知是以“他位取向”为前提(李宇等，2014)，因此引入SoMi范式到中国人群中使用还需要对其适用性进行检验。第二，从实验材料的选择上，开发者所选用的“郁金香”、“甜点”都是具有典型欧洲文化特色的物品，且物品之间的颜色和性能都有可能成为额外变量干扰被试的选择，因此引入SoMi范式还需要对其实验材料进行本土化修订，以符合中国文化特色。 综上，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如下三个方面提高社会善念测评的适用性：首先，引入SoMi范式应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国内学者如果引入SoMi范式对社会善念测评，需要进行文化适应性检验，例如，在中国被试中进行重复性测评，并增加一些效标指标的测量(如亲社会取向、合作、攻击等)，以检验其信效度。而且，国内研究者还有必要对实验材料进行本土化的修订，在原有实验材料的基础上增设或删除，并从熟悉度、依赖度和社会性三个属性对材料进行评定，进而挑选出中国被试所熟知的、生活上有所依赖且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物品作为SoMi范式的材料。其次，尽可能排除社会善念测评的噪音干扰。如果通过SoMi范式测评社会善念，可以考虑增加回溯性测量的方式对可能干扰实验的变量进行测量，如颜色偏好、心境等，然后通过统计方法对其进行控制。此外，还应考虑如何排除社会或他人的期望对被试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最后，进一步丰富社会善念的测评方式。社会善念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特质，目前所开发的SoMi范式测查的属于状态性的社会善念，其可能受到时间压力、认知资源水平、情绪唤醒等因素的干扰，未来研究可考虑开发自评和他评问卷的方法对社会善念的特质性进行测评，以提高社会善念测评的有效性。 5.2. 深入挖掘社会善念的调节因素 社会善念既是一种特质，也是一种状态。一方面由于认知与人格因素影响表现出稳定、持久的倾向性；另一方面也会因互动对象(与自己的亲密度、性别等)、互动情境(如公平性、时间压力等)等因素影响而表现出状态性、差异性的特点。例如，一位擅长“拍领导马屁”的员工，与领导在一起时总会投其所好，但与普通员工或下属在一起时则不会那么友好。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揭示影响社会善念的众多调节因素，如关系亲密度、不公平感知和时间压力等。 关系亲密度与社会善念。有证据显示，互动对象间的关系是影响社会善念的重要变量，相比于陌生人，个体对熟悉的朋友表现出更高的社会善念；而且除了这种实际存在的关系，让被试把对手假想成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些令人厌烦的人，同样也会诱发更低的社会善念(Van Doesum et al.， 2013;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在群际认知中，个体倾向于对团队内部成员表达共情、友好、合作和利他，而在团队间的互动中容易表现出偏见、竞争和冷漠(Hein， Silani， Preuschoff， Batson， & Singer， 2010)。这些研究表明个体倾向于正念那些与自己关系亲密、存在互惠关系的对象，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关系亲密度在人格与社会善念结果中的调节作用机制。 公平感知与社会善念。贪婪–效率–公平假设认为，相比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贪婪动机)和有效保留资源(效率)这两种自我服务动机，期望获得公平(公平动机)是促使个体能“他位取向”地思考自我与他人结果间差异的动机因素(刘长江，郝芳，2014)。大量研究也证实了公平感知对亲社会动机产生的重要意义(Declerck et al.， 2013)，这种互动公平强调个体感知到的人际对待的公平性，高水平公平感知是构成社会善念决策的动机条件。从现实角度来看，社会阶层等级化、分配关系复杂化和社会身份差异化一直都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影响个体决策判断的外部因素，公平感知是如何调节这些外部因素与社会善念的关系将是未来研究者应该关注的话题。 时间压力与社会善念。相比于正念所强调的个体对注意的自我控制，社会善念更强调个体对“关注他人”的自我控制(Van Doesum & Van Lange， 2014)。研究者认为，识别和满足他人在当下情境中的需求和愿望是构成社会善念的前提条件(Van Doesum et al.， 2013; Van Doesum & Van Lange， 2014;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这说明此时、此刻、此景状态下所拥有的有限认知资源是影响个体做出社会善念行为的重要因素，而时间压力则会限制或干扰个体调动认知资源进行执行控制(MacDonald， 2008)，这势必会影响个体对他人需要的关注。因此，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探究诸如时间压力等状态性因素对社会善念的调节作用。 此外，仍需指出的是，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唤醒状态(如焦虑与抑郁等基本情绪、内疚与羞愧等自我意识情绪)也是影响执行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因素(Patil， Cogoni， Zangrando， Chittaro， & Silani， 2013)，未来研究也应关注情绪对社会善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5.3. 进一步揭示社会善念的神经生理机制 社会善念属于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范畴，虽然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与社会认知相关的神经生理机制，如社会知觉、洞察他人心思、特质推理等(Van Overwalle， 2011; Van Overwalle & Baetens， 2009)，但由于社会善念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揭示社会善念的神经生理机制。 根据社会善念的本质内涵，它至少包括识别他人需求、保持关注他人、抑制冲突等执行控制任务，以往研究指出内侧额叶(medial frontal cortex)、杏仁核(amygdala)和颞上沟回(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and gyrus， STG)三个脑区均与上述任务有关，Brothers (2002)将这三个脑区统称为“社会脑(social brain)”。随后，有大量研究对社会脑的功能和脑区展开了大量研究，近期一项元分析回顾了超过200个fMRI的研究，发现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和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这两个脑区对社会认知非常重要，其中前者是由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延伸到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包括颞上沟的后部，通常与人类镜像系统紧密关联，可从知觉水平上反映个体推断他人目的和意图的能力；后者是由整个前额叶内侧区域组成，可细分为后部(posterior part)、背侧部(dorsal part)和腹侧部(ventral part)，其中包括旁扣带回(paracingulate cortex)在内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与自我认识、感知他人等心理加工有关，更多的是提取并整合认知水平上的社会信息(Van Overwalle， 2011; Van Overwalle & Baetens， 2009)。还有研究指出，相比于可信赖或有合作意图的人脸图片，观察不可信赖和无合作意图的人脸图片时，右侧杏仁核激活更为显著(Engell， Haxby， & Todorov， 2007)，且如果杏仁核受损，则无法评估信赖感(Stone， Baron-Cohen， Calder， Keane， & Young， 2003)。这都证实了杏仁核在增强个体对威胁信号的感知处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提醒个体正处于不确定性情境当中(Anderson & Phelps， 2001)。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体在保持关注他人的自我控制过程中，一定与特定脑区的协同作用有关，而揭示这一脑机制也给未来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催产素被证实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激素。研究证实，催产素可通过增强陌生人相遇时的社会奖赏价值来促进合作，其原因是催产素有助于减弱尾状核(caudate nucleus)和杏仁核(amygdala)的活动，以使个体不管面对何种反馈都采取一种合作态度(Lambert， Declerck， & Boone， 2014)。在自闭症儿童患者中，管理血糖中的催产素会提高社会信息加工，增加自发的社交活动数量(Hollander et al.， 2007)；而且在注入催产素之后，自闭症儿童也会在社交性场合积极的表现出合作意愿，更能区分好与坏的伙伴，并能延长眼神交流的时间(Andari et al.， 2010)。此外，研究还指出，催产素是人际交往和政治互信的生物学基础(Merolla， Burnett， Pyle， Ahmadi， & Zak， 2013)，给人体注射催产素(包括静脉注射和点滴摄入)会增加人类的慷慨行为(Zak， Stanton， & Ahmadi， 2007)、加大公益广告的影响力(Lin， Grewal， Morin， Johnson， & Zak， 2013)、增加慈善捐款行为的发生(Barraza， McCullough， Ahmadi， & Zak， 2011)。由此可见，催产素在保持持续性的人际知觉、增进人际信任、提高社会认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揭示催产素在社会善念中所发挥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还应寻找并验证与社会善念相关的其他生理激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