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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社会善念的前因与后效 表达社会善念不仅需要个体能够识别他人当下的需求和兴趣，还要求产生一种实际行动以满足他人。研究发现，诸如心理理论、观点采择和资源负荷(注意力资源、自我控制资源)等认知因素是构成个体执行功能的前提，决定着个体能否识别他人的需求和兴趣；而包括移情、亲社会取向、诚实和谦逊在内的人格基础是促使个体付诸行动的动机来源，二者缺一不可(Van Doesum et al.， 2013;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此外，社会善念与社会敌意(即低社会善念)被看成是同一种动机连续体的两端，社会善念能促使人际互动中出现更多的信任和亲密，并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而社会敌意则可能带来一些负性人际结果，如厌恶、憎恨和攻击(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据此，本研究提出了社会善念的前因与后效模型(图2)。 4.1. 社会善念的前因变量 4.1.1. 认知因素 1) 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作为一种高级社会认知能力(Bradford， Jentzsch， & Gomez， 2015)，对人类社会互动和亲社会行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Caputi， Lecce， Pagnin， & Banerjee， 2012; Hamilton， 2009)。目前对其比较一致的界定是：个体推测自我与他人内在心理状态(如需要、感知、知识、愿望、 图2. 社会善念的前因与后效模型 意图和信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人们对相应的行为作出因果性的解释和预测(Baron-Cohen， Lombardo， Tager-Flusberg， & Cohen， 2013)。具有心理理论的人能够觉察和体验他人与自己一样的想法和感受(Allen， Fonagy， & Bateman， 2008)，这是人际互动中个体识别他人需求和兴趣的能力基础，也是决定个体能否做出社会善念行为的关键(Van Doesum et al.， 2013)。 2) 观点采择 通过观点采择来改善个体对他人观点的感知，进而改善人际互动关系，降低人际冲突的发生，一直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作为共情的认知成分，是个体立足于他人处境，推测或想象他人的态度与观点的心理过程(Galinsky， Ku， & Wang， 2005)。观点采择有助于平衡自我与他人的内在社会需要，决定着个体能否有效识别他人的心理状态，与社会善念呈显著正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按照互依理论，当个体处于一种获取情境中时，他们首先会评估自己的决策可能会对他人产生何种影响(互依关系建立)，而观点采择会帮助互依关系中的个体立足他人进行思考和决策，进而做出不限制他人选择的决策(社会善念的表现)。这一结果也得到社会互动研究的支持，例如Galinsky， Maddux， Gilin， and White (2008)发现，相比于共情组(关注目标人物的情感体验)，观点采择组(关注目标人物的所思所想)被试更容易发现促成谈判达成的潜在信息。 4.1.2. 人格动力因素 1) 移情 移情(empathy)是人际互动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现象，即从他人立场出发对互动对象内在状态的认知(认知移情)，并由此产生与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情绪移情) (O’Brien， Konrath， Grühn， & Hagen， 2013)。Van Doesum等(2013)对186名大学生的移情(包括移情关怀、观点采择、想象和个人忧伤四个维度)与社会善念进行调查(Study 4)，结果发现社会善念与移情的前3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个人忧伤的相关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个人忧伤是指向自我的情绪体验，没有明确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而移情关怀、观点采择和想象都是指向他人的体验过程，这种关注和识别他人情绪和认知的能力是个体做出社会善念行为的前提条件。 2)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倾向(Li， Zhu， Gummerum， & Sun， 2013)，反映了个体在互依情境中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特定偏好，它包括两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亲社会取向和亲自我取向，具有这两种倾向的个体分别称之为亲社会者和亲自我者(Bogaert， Boone， & Declerck， 2008)。通常情况下，亲社会者在人际互动决策中，更偏好最大化双方的共同利益(即双赢)或追求结果的公平性；而亲自我者的决策动机是最大化个人利益(Van Lange， Balliet， Parks， & Vugt， 2014)。研究证实，社会价值取向是社会善念行为的强预测源，相比于亲自我者，亲社会者愿意在SoMi范式中做出更多地让步，进而最大化对手在任务中的选择权，这说明亲社会取向在社会善念行为中的关键性作用。 3) 诚实–谦恭与宜人性 古语有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追求诚实、谦恭的处人之道，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社交准则。诚实–谦恭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因素，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和谦恭礼让(吴继霞，黄希庭，2012)；而宜人性则反映了个体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由同情至敌对连续体上的人际取向。Van Doesum等(2013)测查了186名被试的社会善念水平与六因素人格(神经质、外倾性、经验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诚实–谦恭)的关系，结果发现高社会善念者仅在宜人性和诚实–谦恭这两个人格维度上存在高分表现。后续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诚实–谦恭和宜人性在公平行为(Hilbig， Thielmann， Wührl， & Zettler， 2015)、合作行为(Hilbig， Zettler， Leist， & Heydasch， 2013)、报复倾向(Lee & Ashton， 2012)和工作场所偏离行为(de Vries & van Gelder， 2015)等人际互动结果变量上的强预测力。 4.2. 社会善念的后果变量 4.2.1 . 正性人际结果 1) 信任 信任(trust)无论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还是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被看成是一种建立在对他人行为或意向有积极感知基础上敢于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张宁，张雨青，吴坎坎，2011)。社会善念之所以促进人际信任的发展，主要是因为社会善念的表达增进了个体对对手可信赖的积极预期，互惠行为会迅速促进双方信任关系的发展。社会善念是一种为对方考虑、并付诸行动的友善动机，一项元分析的结果发现，信任的产生机制特别强调人际互动中个体对他人友善动机的信念，当个体感知到他人的友善动机时便更倾向于选择信任他人(Balliet& Van Lange， 2012)。 依据信任发展的理性选择模型，互动双方信任水平会随着彼此愿意承担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社会善念个体能有效传达可信赖、友善的动机，这种动机会促使他们都会做出对对方都有利的决策，激发个体作出积极的归因和期望，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体感知到对方的信任水平(Weber， Malhotra， & Murnighan， 2004)。 2) 合作 合作行为可理解为一种亲社会行为，是通过抑制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从而满足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表现(Van Vugt et al.， 2000)。群体中的个体时常要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博弈情境(被称为社会困境)，如何促进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已成为心理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话题(Declerck et al.， 2013)。 已有研究发现，除了获取奖励、避免惩罚、取得好名声等经济理性动机会促使个体在社会困境中做出合作行为外(Balliet， Mulder， & Van Lange， 2011; Boone， Declerck， & Kiyonari， 2010)，社会善念包含一种积极的社会心理(social mind)，有助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建立社交网络、增进群体归属感(Declerck et al.， 2013)，尤其是促进彼此不曾相识的双方迅速建立信任关系。研究指出，人际互动中不确定性的消除、信任感的增强、背叛威胁感的下降都会促使个体使用社会认知建立信任感，促进合作行为(Balliet & Van Lange， 2012)。由此可见，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很可能通过其他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如信任、背叛威胁感知等。 4.2.2. 负性人际结果 社会敌意是一种缺乏社会善念的人际表现，这种敌意性的动机会诱使个体阻碍别人达成目标或是限制他人的选择。毫无疑问，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敌意表现势必会造成人际互动过程中不信任感和距离感的产生，进而产生负性的人际结果，如厌恶、憎恨、攻击等。 1) 厌恶与憎恨 厌恶(disgust)与憎恨(hate)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由于某些不愉快或反感的刺激所诱发的负性情绪体验。研究发现，当个体遭到无礼冒犯、社会排斥时均会产生这种负性人际情绪，严重时会导致自我损害行为增加(Twenge， Catanese， & Baumeister， 2002)、亲社会动机下降(Twenge， Baumeister， DeWall， Ciarocco， & Bartels， 2007)。在Van Doesum等(2013)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在以下两种情境中完成实验：1) 被试与另一个虚拟对象共同完成SoMi任务(情境一)；2) 被试仅观察一人与另一个虚拟对象完成SoMi任务。在两种情境下，主试操控了虚拟对象的决策规则：1) 两次均选择唯一选项；2) 一次唯一选项、一次非唯一选项；3) 两次均选择非唯一选项。完成每种条件下的SoMi任务后，要求被试对虚拟对象在自私表现、友好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无论是参与决策还是体验决策，虚拟对手在前两种决策规则条件下的行为均引发了被试的不满情绪，被试对他们的评价是很不友好、自私且不可信赖。由此可见，限制他人的选择是低社会善念的表现，被限制的一方通常会知觉到一种带有敌意的冒犯行为，同时会伴随厌恶或憎恨等负性情绪的出现。 2) 攻击行为 社会敌意可诱发攻击行为。新近一项研究探讨了敌意激惹对攻击行为产生的影响，该研究基于I 3 理论(Instigator→Impellance↔Inhibition)阐述了攻击行为产生的动机过程，简言之，策动者(Instigator)通过一些敌意表现(如“差评”对手的作业)激活了他人的报复动机(Impellance)，此时报复动机与自我的抑制力(Inhibinition)进行抗衡，若前者占优则会诱发攻击行为的产生(Li， Nie， Boardley， Dou， & Situ， 2015)。由此可见，个体在SoMi任务中挑选唯一选项无形中会限制他人的选择，这种不友好的表现会导致人际冲突的升级，伴随而来的便是“以牙还牙”式的报复行为。 根据Anderson和Bushman (2002)所提出的攻击性一般模型(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影响攻击行为的产生除了冒犯、挑衅、挫折等情境因素外，还包含心理理论、价值观、移情等个人内在因素。现有研究证实了心理理论、观点采择、认知资源等认知因素和移情、社会价值取向、宜人性等人格因素对人类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Batanova & Loukas， 2011; Castillo， Salguero， Fernández-Berrocal， & Balluerka， 2013; Gomez-Garibello & Talwar， 2015; Vachon et al.， 2015)，而这些个人因素是推动社会善念产生的动力因素，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善念的缺乏在攻击行为产生中的作用。当然，人际冲突升级、社会敌意感知(如被忽视、不敬等)、距离感等因素在社会善念与攻击行为间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