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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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实验各项数据由电脑自动记录，所有数据采用Excel进行预处理后，再使用SPSS 21.0进行统计处理。前瞻记忆任务和进行中任务的反应时与反应正确率见表1和表2。 3.1. 前瞻记忆成绩 对前瞻记忆正确率(ACC)进行2 (认知负荷：高、低) × 2 (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认知负荷的主效应显著，F(1，24) = 8.73，p < 0.01，η 2 = 0.27；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主效应不显著，F(1，24) = 0.81，p >0.05；认知负荷与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交互作用显著，F(1，24) = 4.94，p < 0.05，η 2 = 0.17。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低认知负荷水平下，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反应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F(1，24) = 4.81，p < 0.05，有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任务正确率显著低于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任务；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反应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F(1，24) = 1.09，p > 0.05。在有颜色语义联想词的水平下，高低认知负荷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1，24) = 0.19，p > 0.05；在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水平下，高低认知负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1，24) = 11.50，p < 0.01，低认知负荷水平下的任务正确率显著高于高认知负荷水平。 对前瞻记忆反应时(RT)进行2 (认知负荷：高、低) × 2 (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认知负荷的主效应显著，F(1，24) = 9.28，p < 0.01，η 2 = 0.28；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主效应不显著，F(1，24) = 0.89，p > 0.05；认知负荷与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交互作用显著，F(1，24) = 12.37，p < 0.01，η 2 = 0.34。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低认知负荷水平下，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正确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F(1，24) = 4.07，p > 0.05；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正确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F(1，24) = 9.41，p < 0.01，有颜色语义联想词的正确反应时显著快于无颜色语义联想词。在有颜色语义联想词的水平下，高低认知负荷水平下的正确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F(1，24) = 0.02，p > 0.05；在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水平下，高低认知负荷水平下的正确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F(1，24) = 29.62，p < 0.001，高认知负荷水平下的任务正确反应时显著慢于低认知负荷水平。 Table 1 Prospective memory performance of cognitive load and semantic association word 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 认知负荷 低 高 正确率 反应时(ms) 正确率 反应时(ms) M SD M SD M SD M SD 有 0.81 0.04 1458.08 90.97 0.79 0.05 1442.97 67.10 无 0.92 0.03 1303.51 63.52 0.74 0.04 1700.96 86.56 表1. 认知负荷和颜色语义联想词的前瞻记忆成绩 3.2. 进行中任务成绩 对进行中任务的ACC进行2 (认知负荷：高、低) × 2 (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认知负荷的主效应显著，F(1，24) = 29.64，p < 0.001，η 2 = 0.55，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主效应不显著，F(1，24) = 0.005，p > 0.05，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4) = 0.003，p > 0.05。 对进行中任务的RT进行2 (认知负荷：高、低) × 2 (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认知负荷主效应显著，F(1，24) = 102.63，p < 0.001， η 2 = 0.81，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主效应不显著，F(1，24) = 0.44，p > 0.05，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4) = 0.26，p > 0.05。 Table 2 On-going task performance of cognitive load and color semantic association word 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 认知负荷 低 高 正确率 反应时(ms) 正确率 反应时 (ms) M SD M SD M SD M SD 有 0.81 0.22 2049.13 382.46 0.66 0.23 2577.13 452.35 无 0.81 0.10 2052.36 360.97 0.63 0.11 2628.42 415.42 表2. 认知负荷和颜色语义联想词的进行中任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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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操控进行中任务的认知负荷，并且在进行任务的实验材料中加入颜色语义联想词作为提示性的线索，探讨不同认知负荷水平下，颜色语义联想词在认知和注意资源的分配和投入上对前瞻记忆任务的影响。 4.1. 不同认知负荷对前瞻记忆成绩的影响 本实验通过设置不同数量的刺激，以调控被试在进行任务时的认知负载量的大小，对前瞻记忆任务成绩的反应正确率和正确反应时的分析，可以发现本实验的认知负荷操控是有效的，认知负荷主效应显著，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的前瞻记忆的反应时间和反应正确率均显著低于低认知负荷水平，本研究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Cohen， Jaudas， & Gollwitzer， 2008; McDaniel， Howard， & Butler， 2008; McDaniel & Scullin， 2010)。这与进行中任务的成绩是一致的，即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被试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完成进行中任务，这会导致前瞻任务与进行中任务对认知资源竞争，从而导致相对于低认知负荷水平下，被试在高认知负荷水平的前瞻任务中投入的认知资源相对减少，使得前瞻任务的成绩下降。本研究也再次验证了在前瞻记忆任务中，执行意向的编码方式易受认知负荷程度的影响而影响任务成绩(郭云飞，干加裙，张哲，黄婷红，陈幼贞，2016)。 4.2. 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对前瞻记忆成绩的影响 对前瞻记忆任务和进行中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的分析发现，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对前瞻任务和进行中任务的影响都不显著。从平均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来看，有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作为提示性信息的前瞻任务和进行中任务的反应时都稍快于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处理水平，但在正确率方面，有颜色语义联想词略微提高了前瞻任务的正确率，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研究结果表明颜色语义联想词的颜色启动效应是十分微弱的，与早期的研究假设不符，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实验的练习效应掩盖了启动效应，导致数据上两者的差异不显著。 4.3. 不同认知负荷水平下，颜色语义联想词对前瞻记忆成绩的影响不同 本研究发现，在认知负荷与是否有颜色语义联想词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尽管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主效应并不显著，对前瞻任务反应正确率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低认知负荷水平下，有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反应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任务正确率显著低于无颜色语义联想词的任务，而对反应时的检验并未发现相同的趋势，这或许是因为颜色语义联想词的启动导致的注意力残留(张钢，李涵，李慧慧，2019)，即在低负荷水平下，颜色语义联想词对前瞻任务产生了负启动效应，进而影响了被试对之后前瞻任务的反应。对前瞻任务反应时的简单效应检验显示，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有颜色语义联想词能显著加快前瞻任务的反应时间，并略微提高了反应的正确率，这验证了以往认知负荷对负启动效应的研究(张达人，张鹏远，陈湘川，1998)，即负启动效应随着认知负荷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消失乃至反转，Lavie和Fox (2000)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与之相似的结论，即搜索集合的大小会影响负启动，搜索集合的大小起着调节认知负荷量大小的作用，负启动量随着相关搜素集合大小的增加而减少，而付馨晨和李晓东(2015)的研究发现了刺激的突出性是导致在不同认知负荷水平下负启动效应量不同的因素，在本实验的高认知负荷水平下，需要对两类词进行归类，靶线索词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更加突出，使得被试更容易识别并做出反应。Brewer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单纯采用想象的指导语与标准形式的指导语对比，结果证明了想象可以促进对前瞻记忆的自动化加工，Smith等人(2014)认为，更多的想象会导致被试过度编码前瞻任务，从而提高前瞻记忆任务的重要性，促进被试分配更多的认知资源给前瞻记忆任务。在本研究中，高认知负荷水平下，被试会对多个具有相同颜色表征的语义联想词进行识别和判断，这种概念化的操作，本来会造成前瞻记忆任务和进行中任务同时竞争有限的执行资源，一些资源用来完成进行中的任务，另一些资源用来监控目标事件的出现(Smith & Bayen， 2004)，但在本研究中颜色语义联想词带来的颜色语义的想象，可以为接下来需要被试聚焦于颜色靶线索词进行判断的前瞻任务，分配更多的认知资源，使得这种需要注意资源参与的控制性加工更加自动化，以此提高任务的成绩。 虽然在本次实验中，实验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我们最初的第二个实验假设，但我们发现了不同启动效应在不同认知负荷条件下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即在低认知负荷条件下，颜色语义联想词对前瞻任务产生了负启动效应的现象。正负启动效应的出现也支持了既有了多重加工理论，即前瞻任务存在两种加工模式，在低认知负荷水平下为自动化加工，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为策略性加工。Einstein等人(2000)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了，负启动效应对知觉负载是十分敏感的，在低认知负载水平下有剩余的资源进行目标刺激的识别和对无关刺激的抑制(De Fockert， Mizon， & D’Ubaldo， 2010; 胡耿丹，金志成，2009)，同时也由于启动效应导致的注意力残留，使得低负荷水平下的前瞻任务反应时间反而相对延长，加强了负启动效应。而在高认知负载水平下，被试没有多余的资源抑制干扰刺激，负启动效应消失，同时更多自动化加工的颜色语义联想词带来的更多颜色联想，可以增加被试对接下来前瞻任务靶线索词的熟悉度，促进高认知负荷水平下前瞻任务的自动化，使得被试的反应速度显著加快。当然，本实验的设计上也存在诸多不足，高低认知负荷两个水平的实验是分开进行的，这可能会增加练习效应，导致颜色启动效应的减弱，也因此负启动效应是否存在也存在一定的疑问，未来可以通过改进实验程序以确定负启动效应是否真实存在，其背后的心理作用机制又是如何。此外，靶线索词的空间位置可能会影响被试的反应速度和反应正确率，这在以后的实验中可以做进一步的控制，以便更有效的探讨颜色启动在前瞻任务的加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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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1) 与高认知负荷水平相比，被试在低认知负荷水平下的前瞻记忆任务成绩更好；2) 在低认知负荷水平下，颜色语义启动对前瞻任务存在负启动效应，被试的前瞻记忆任务的成绩出现了下降；在高认知负荷水平下，颜色语义启动对前瞻任务存在启动效应，被试的前瞻记忆任务成绩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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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智能制造工程的实现是“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途径。智能制造网络化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而发展，而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是智能制造工程的核心。制造过程的智能化主要是建造物理系统的数字化和支撑物理过程实现的环境系统的数字化，明晰环境支撑系统如何影响物理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建立智能制造工程的理论和技术。智能制造工程对人才的要求与以往的工科培养有所不同，需要有很强的数理基础。培养智能制造人才需经过工程科学的培养和相关专业设计、制造理论、技术、技能的培养，其中，工程科学的培养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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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下，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为抢占科技发展先机，先后分别提出了“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工业4.0”、“工业2050”、“互联工业”等战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制造强国，我国于2015年也提出“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被称为中国版的“工业4.0”，同时也是中国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动纲领，智能制造工程是这个纲领的最核心部分 [ 1 ]。 智能制造分为制造过程智能化和网络化智能制造。网络化智能制造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制造过程的智能化，必须研究制造过程的智能制造系统，其理论涉及到物理系统和支撑物理过程运行的环境系统的分析、计算、建模、控制等理论，以及支撑环境与物理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理论与技术实现问题。 工程科学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融合产物，探索基础理论在应用中的理论和实现技术。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和导向，理论研究在实际应用中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用自然规律科学研究的理论，创造人工物的手段与方法 [ 2 ]，使用数理分析、计算和建立理论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解决工程中的理论问题。因此，工程科学为建造智能制造系统提供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是实施智能制造提供的方法论。在实现智能制造工程中，工程科学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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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制造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与企业转型的必要 原工信部部长苗圩说：“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但制造业者却已开始撤离。”他说，“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全球科技实力形成五个级别。 制造业的四级梯队： 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 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 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 科技实力领域五个级别： 第一级，核心，美国。 第二级，发达，英国，德国，法国，日本。 第三级，登堂入室，芬兰、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韩国等中等发达国家。 第四级，在大门口，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第五级，落后，其余发展中贫穷国家都在此列。” [ 3 ] 苗圩在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还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 [ 3 ]。 我国的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落后，导致我们制造业过分依赖于外部，没有形成高端产业的主导权。创新能力不足和核心技术的缺失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 4 ]。 我国的制造业需要转型也需要升级。主要发展方向是高端制造业和制造业的服务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产业优势的产业集群 [ 4 ]。创新是发展的根本途径，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通过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重视的是创新能力的建设，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是重中之重 [ 5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依靠的是高端的科技人才，国际间高端制造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培养的竞争。为适应“中国制造2025”策略，人才培养是至关重要。培养各层次的人才，帮助制造业成功转型、升级，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策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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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智能制造 西方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走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工业 1.0、2.0、3.0，正在向工业4.0迈进 [ 1 ]。我国已经发展为世界装备制造大国，但整体制造水平不高，能耗过大、产能也过剩。目前，我国的制造大多处于中、低端水平，在高端制造和核心技术上缺乏竞争力 [ 2 ]。 我国工业的发展必然是工业2.0、3.0、4.0同步发展过程，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 [ 2 ]。“中国制造2025”采取“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发展策略 [ 2 ]。 “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是：经过10年的奋斗，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 [ 1 ]。实现“中国制造2025”要实施五大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其中，最核心的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 1 ]。 人们通常都认为智能就是知识与智力相加，但不是简单的相加。知识是智能的重要基础，智力就是一种获得和利用有效知识进行问题解答的能力 [ 6 ]，因此，智力在智能制造的实现中，显得格外重要，并起到关键的作用，培养满足智能制造要求的“智力”也是当务之急。李拓宇等人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基础 [ 7 ]。通过完善多层次人才的培养保障机制来实现“中国制造2025” [ 8 ]。 智能制造主要由两部份构成，一部分是智能制造技术，另一部分是智能制造系统 [ 6 ]。智能制造技术是实现智能制造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手段。智能制造系统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物理系统和支撑物理过程的环境系统(也称为环境支撑系统)组成。研究物理系统和环境支撑系统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规律，才能建造完善的智能制造系统理论。目前科技的发展还停留在建造物理系统数字化上，对环境支撑系统和与物理系统的关系研究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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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程度，决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 “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是创新驱动发展。主线是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最终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周济提出主攻方向是实现制造业智能制造，并指出制造业数字化和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以下三点为智能制造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保证 [ 1 ]。 “一是信息技术指数级增长。不仅仅是芯片，还有计算机、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和产业都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态势。这些信息技术及装备的指数级提升和增长是催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三大根本动力之一。” “二是数字化网络化进步。数字化和网络化使得信息的获取、使用、控制以及共享变得极其快速和廉价，产生出了真正的大数据，创新的速度大大加快，应用的范围无所不及。” “三是集成式智能化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作为共性使能技术深刻地与制造技术融合，一种全新的创新方法——集成式智能化创新应运而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三大根本动力” [ 1 ]。 张曙认为，德国“工业4.0”的核心理念是信息系统和物理系统的深度融合，并指出信息物理系统导致了智能制造的产生 [ 8 ]。智能制造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制造领域的主要体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强调信息物理系统，即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 [ 9 ]。 然而，李培根认为，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不再是简单地、表面地融合，通过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人们对工程中确定性问题的认识与控制已趋成熟。但制造中涉及效率、质量、成本、绿色、服务等，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以及有多少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关联，又互相影响到何种程度 [ 10 ] ？不确定性分为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或曰认识不确定性) [ 10 ]。客观不确定性包括加工过程中质量的不确定性、产品运行性能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等。主观不确定性，是未能数字化而导致人对其认识的不确定性 [ 10 ]。 日本早期的智能制造计划之所以未取得明显效果，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技术之上的解决客观不确定的理论和方法，是发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沿，也是技术发展的瓶颈。因此，要减少李培根所说的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打破这种技术发展的瓶颈，一方面，提高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程度，另一方面，在相关行业研究建立物理系统与环境支撑系统以及它们之间影响关系的理论和技术。有效的途径是用工程科学研究智能制造系统的规律。 要实现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是有别于以往工科侧重于专业知识的培养。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科技人才应该侧重基础理论的培养，特别是数理基础的培养，再结合各学科的专业培养，同时了解学科的研究前沿，了解工程实际，才能为智能制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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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工程科学及其属性 工程科学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融合，钱学森先生首先给出的工程科学(也称技术科学)思想相对完善的论述 [ 11 ]。工程科学萌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期的英国，相对成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哥廷根大学。19世纪末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克莱恩(F. Klein)的观点是数学要和实际工程结合起来，要运用数学去解决实际问题 [ 11 ]。普朗特在哥廷根大学开创了应用力学学派，成为近代航空流体力学的奠基人。普朗特培养了如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铁·木辛柯(Stephen P. Timoshenko)、普拉格(Willia Prager)、邓哈托(J. Den Hartog)、纳戴(Arpad Nadai)等人才。冯·卡门和铁木辛柯等人把哥廷根大学的应用力学引入美国，是美国近代应用力学的奠基人。冯·卡门也是我国学者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的导师。 1957年，钱学森再次对技术科学(也称为工程科学)的特点、性质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全面、详细、深入的论述 [ 11 ]。他认为工程技术不是自然科学理论的简单推演，而是艰苦的创造，需要创造出一门新的知识—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才能产生有科学依据的工程理论，才能完成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综合。他认为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是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相互结合中产生的，是以自然科学的规律为指导，为工程技术服务的一门学问，主要是研究和解决工程技术中的一般性问题，其研究成果对工程技术具有普遍的应用性 [ 12 ]。 基础科学以基础理论和纯理论研究为主，主要是揭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工程科学(技术科学)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探索基础理论的应用问题，主要是揭示人工自然的一般规律。工程技术是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手段与方法 [ 12 ]。 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强化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工程技术领域应用的转化，将工程技术中的一般问题反馈到自然科学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形成完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 [ 12 ]。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工程科学处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两个层次之间。钱学森指出：工程科学的研究目标是“创造出工程技术的理论”，“要追到工程技术问题背后的理论” [ 13 ]。 工程科学的属性：首先，工程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关于人工物的科学；工程科学用对自然物的认识成果来制造人工物，同时，工程实践对科学认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超出现有科学知识的范畴，从而产生围绕实践展开的科学研究，是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延伸，扩充了人类认识的边界；其次，工程科学也不是工程技术。工程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仍然属于科学，属于人类认识人工自然的范畴 [ 14 ]。工程科学属于应用基础研究。基于这样的定位，要求研究人员要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兼有学术和应用价值的科学问题，其研究目标是要创造出工程技术的理论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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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工程科学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必要途径 智能制造分为制造过程智能化和网络化智能制造。网络化智能制造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制造过程的智能化，则必须研究制造过程的智能制造系统。 智能制造系统由物理系统和环境支撑系统组成。针对李培根提出的认识的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问题 [ 10 ]，对物理系统的认识，即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不能停留在对“表层”物理系统本身的认识。要减少客观不确定性，需从代表“表层”物理系统的数字出发，经过数理研究，生成“深层次”的环境支撑系统的数字组合，进而发掘出环境支撑系统。再经过数理分析，研究“深层次”环境支撑系统是如何影响“表层”物理系统的，建立“深层次”环境支撑系统与“表层”物理系统的关系。物理系统、环境支撑系统的数字化，以及研究环境支撑系统与物理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制造过程智能化的核心。其理论涉及到数理分析、计算、推理、不同尺度下的建模与控制等一系列理论与技术实现问题。这部分工作需要借助工程科学来完成。 工程科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介入工程项目，而是在工程实验室中独立发展。然而，工程科学是现代技术的思想源泉和概念基础。现代工程实践中所谓核心技术，大都源于工程科学中，如芯片设计、半导体、材料和计算机等基础科学。正是这些以人工物为特征的工程科学发展滞后，使得中国难以出现像英特尔、高通这样的由实验室成果直接驱动的高科技企业 [ 14 ]。 工程科学的时代特征： 其一，极端性环境下的研究。面对越来越多的极端环境，深海、深空、高温、高压等，研究在极端服役环境下，极小尺度和极大尺度下的设计制造、灾害行为、破坏机制、安全控制原理和方法； 其二，介尺度研究。研究包括物质与系统跨尺度行为、能流与物质流传递与交换、相互作用及其调控的理论和方法； 其三，多过程研究。复杂系统往往涉及多个速率过程，具有各自的时空尺度，高度的非线性耦合规律及控制原理； 其四，交叉性研究。工程科学涉及机械、力学、物化、材料、生命、信息、人文等，多学科交叉已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 [ 15 ]。 因此，发展智能制造的工程科学是实现智能制造必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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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 德国的科技来源于德国的教育，更来源于德国的制造业。工业4.0，是德国的现实，中国的梦想。如果明晰智能制造的途径，能够使梦想成为现实，并实现弯道超车。人类正在走进一个人工自然时代，从内外两方面向人本身逼近。这是现代科学发展趋势，也只能在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获得圆满解决 [ 14 ]。工程科学是关于人工物的科学，无论科研、教学还是学科建设等，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一流的人才必然造就一流的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讲，必须把培养工程科学家放在未来工程实践的首位 [ 14 ]。 工程科学归根结底是基础研究，智能制造需由实践来衡量。所以，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理念和方法与以往的工科以专业技术培养为主的培养方式有所不同，用工程科学人才培养的培养要求，再加上相关专业知识理论、技术、技能的培养，使培养出的智能制造人才，能够解决制造工程实践中的工程科学问题，并将研究结果再回到制造工程实践中去检验。做到研究问题要源于制造工程实践，研究结果对制造工程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智能制造人才首先掌握工程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有深厚的数理化知识储备，掌握分析数学(包括数学分析、实变函数、泛函分析、小波、分形理论、混沌等)，善于使用数值计算、理论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去解决来源于工程中的理论问题；还要掌握相关领域的设计与制造原理与技术；同时，还要培养国际视野，视野宽广。 掌握这套方法论实际上是很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学生要有很好的数理基础，有做理论研究的毅力和兴趣，并且真正能够拿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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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结论 西方制造强国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我国相应的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之后完成的程度取决于各国人才的培养和竞争。因此，人才的培养是关乎到“中国制造2025”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文中论述了工程科学是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存，是“智能”实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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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面孔表情识别，即对个体的表情进行判断，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社会类别通过评价联结路径和刻板印象路径作用于面孔表情识别。面孔表情识别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情境因素有语言信息、自然场景、身体动作、颜色和温度；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性别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特质、经济地位以及特殊病症。未来研究要继续深入探讨面孔表情识别的影响机制，还要优化表情库、丰富实验范式，广纳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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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面孔是一种自然、多维且复杂程度高的特殊视觉刺激(秦速励，沈政，2001)。面孔识别就是对面孔的基本信息，诸如情绪、性别、年龄、肤色等进行加工判断的过程(李柯薇，2016)。正因为面孔中囊括了许多信息，在印象形成时，面孔及其他信息往往会成为对此人进行预判的依据，产生晕轮或者扫把星效应。在信任建立、身份识别、攻击行为及助人行为上，面孔信息也会产生影响。尤其在人际沟通与交往中，高达55%的信息是靠非言语表情传递的，诸如面部表情、手势、姿态等，相反仅有7%的信息通过言语传递。Bodamer首次提出面孔失认症这一概念，并指出患有该症状的个体无法识别他人甚至是自己的面孔，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Bodamer， 1947)。综上，面孔识别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个体的社会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面孔识别的研究领域仍然在不断发展中，而其中对面孔表情的研究是众多学者较为感兴趣的领域之一。面孔表情识别是社会互动中一种适应性的、非语言的交际工具，用以表达潜在的情绪状态和意图(Elfenbein & Ambady， 2002)，其测量方式往往通过个体对不同面孔图片进行判断表情判断，并记录下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王玲，2018)。Tomkins认为存在八种原始情绪，分别是兴趣、欢乐、惊奇、痛苦、恐惧、羞耻、轻蔑、愤怒，并假定每种情绪都是由某种先天的皮层下神经控制的(Tomkins， 1970; 彭聃龄，2019)。而吉特等人发现不同情绪的辨别难度是不同的，最容易判断的是快乐、痛苦，较难判断的是恐惧和悲哀；最难判断的是怀疑、怜悯(彭聃龄，2019)。面孔表情识别以其独特性和高应用价值性深受研究者们关注，由此，本文对以往关于面孔表情识别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并论述了面孔表情识别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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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面孔表情识别的机制 2.1. 影响路径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面孔及其情绪识别是源于社会类别(张艳红，佐斌，刘莉，2014)。而目前关于社会类别是如何影响面孔表情识别，即面孔表情识别过程中的路径依然没有得到统一的解释。部分研究者认为表情识别主要受评价联结路径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结果支持刻板印象路径，甚至还有学者将两路径整合后共同解释实验现象。评价联结观点认为社会类别主要通过面孔效价的评价来起作用，个体对评价一致性的情绪识别起促进作用，而对评价不一致性的情绪识别起抑制作用。而刻板印象是指由于社会分类对某一群体产生固有偏见，偏见与具体的情绪相对应而不区分效价。张艳红等人(2014)采用经典的比较任务实验范式探讨了这两种作用机制，结果证明表情识别主要受到评价联结路径的影响，但当表情效价相同的时候，刻板印象路径也会影响表情的识别。 2.2. 生理机制 随着面孔表情识别领域被持续开拓，多种多样的实验技术也逐渐引入相关研究中。在ERP研究中，正性情绪波的显著差异表现在三处，分别是在100~200 ms的分布由左侧逐渐过渡到右侧、260~280 ms分布于两侧和360~380 ms的分布于前部；负性情绪波的显著差异表现在两处，分别是在360~380 ms的分布在右侧、500~520 ms分布于左侧且向后扩步(陆雪松等，2006)，相较于愉快的正性情绪面孔，P300的波幅在愤怒、悲伤的负性情绪面孔下更大(Maeda， 2001)。除此之外，面孔表情的加工存在性别差异，女性N210左半球加工速度慢于右半球(陆雪松等，2006)。在fMRI研究中，正常人识别不同效价表情时，各脑区在功能上是协同发挥作用的。研究发现，前额叶、杏仁核、扣带回及基底节等是面孔识别中的重要结构(周全，杨侃荣，高鹏，李洁，杨大艳，2011)。在眼动研究中，正常人对不同效价面部表情的识别过程存在共性，其眼动轨迹呈“逆V型”(隋雪，任延涛，2007)。 2.3. 未来展望 通过以上阐述可知，众多研究者在探讨社会类别对面孔识别的影响时，多采用比较任务实验范式和静态表情图片，且争端主要集中在评价联结路径和刻板印象路径上。因此未来除了丰富实验范式外，还应多集中在评价过程和认知过程的区分，在影响路径中增加对时间因素的探讨。在有关ERP的研究中，已得男女被试进行面孔识别时的神经加工有差异，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注意考虑被试性别对结果的影响。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显示不同的表情可能有着相同的生理基础，但也存在自身独特特点。未来可以加深对不同表情独特整合特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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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面部表情是表达和理解情绪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正确识别面孔表情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对面孔表情的影响途径和生理基础的探讨仍然不多：在影响途径上，评价联结途径和刻板印象途径是可以单独解释，还是需要整合，这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据支持。在神经生理机制上，实验技术诸如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功能磁共振成像、眼动仪等皆有应用于该领域，同样也得到了研究成果，但仍不够广泛。 面孔表情识别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情境因素中包含外显影响因素，诸如语言信息、自然场景和身体动作，以及隐喻的影响因素，诸如颜色和温度。研究发现，SOA和特质性焦虑往往作为调节变量，自变量语言信息、自然场景、身体动作的情绪一致性对面孔表情识别起作用。同样颜色和温度也是通过引发的情绪体验影响面孔表情识别的。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性别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特质、经济地位以及特殊病症。性别对面孔表情的影响中，人们所持有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印象有：女性相较于男性的表情更丰富；男性更易发怒，而女性更易悲伤和高兴。究其原因或许在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或者面孔优势度。面孔表情识别的被试性别效应在年幼时便有所体现，年长后对具体表情识别的差异逐渐消退(在特殊条件下仍会显示出来)，差异主要表现在识别表情的灵敏度方面。 关于研究展望，除了以上对于各方向的具体建议外，笔者认为，其一，用于研究面孔表情识别的范式比较有限，多为直接要求被试判断不同性质面孔的表情或者是与注意相关的研究范式。因此未来可以发展更多样的研究范式。其二，在指标评价方面，实验技术诸如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功能磁共振成像、眼动仪等的应用不够广泛，未来还需将前沿实验技术引入面孔表情识别的领域中，加强对其机制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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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对病痛患者、老年人群、医护人员、以及普通人死亡焦虑情绪的安抚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本文从叙事疗法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入手，重点介绍了叙事疗法在死亡焦虑应对中的实现路径与价值，并就叙事疗法在死亡焦虑应对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分析与展望，以期更好地发挥叙事疗法的积极作用，缓解来访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死亡观，积极看待生活，实现生活意义的重构，使生活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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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心理学“叙事转向”的大背景下，叙事疗法应运而生。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又称为叙事心理治疗，是在家庭治疗领域中派生发展起来的新兴心理治疗取向，成为近年来最受重视的后现代心理疗法之一(Denborough， 2008)。今结合已有文献，本文的叙事疗法定义为：咨询师与来访者在具有和谐氛围的合作情况下，咨询师通过适当的语言形式与来访者交流，并在其过程中会应用问题外化、解构、重建等技术，帮助来访者用积极故事替换问题故事，以唤起来访者发生改变的内在动力的过程。 正是叙事疗法的这份独特与新颖，在当下社会的死亡焦虑情绪应对中创造了别树一帜的价值。人类在面对死亡时永远不乏恐惧与焦虑。Peters L等学者将死亡焦虑定义为当一个人想到死亡的过程，或者停止“存在”时，产生的恐惧、忧虑或焦虑的感觉(Peters et al.， 2013)。而死亡焦虑应对下的叙事治疗过程就是咨询师与来访者在信任合作的氛围中，咨询师通过言语对话形式，帮助来访者意识到自己具有死亡焦虑的问题，并逐步消解来访者消极的死亡认知，后通过塑造“新故事”焕发内在力量建立积极死亡认知，从而改善生活质量。 死亡焦虑问题不容忽视，面对这个难题，不少咨询师及医生都会采用叙事疗法进行治疗。于是，本文整理已有文献，对叙事疗法的理论和技术以及在死亡焦虑应对中的实现路径和重要价值作出归纳、分析、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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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叙事疗法的基本理论 叙事心理治疗理论 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对“结构”的反击意识，即后解构主义为叙事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叙事治疗创立者认为，叙事治疗的世界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主义认识与态度(魏源，2004)。因此，叙事疗法的理论和基本理念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后解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基本内涵的滋养。在其影响之下，归纳叙事心理的治疗理论有如下： 1) 故事是由语言构成的。后现代主义者把焦点放在语言如何组成我们的世界和信念，认为社会是在语言中建构他们的现实(魏源，2004)。叙事治疗家认为人类的经历可以组合成故事，而经历如果要被保存、组装、流传下去，就一定离不开语言。语言文字符号可以代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物体和事件。在叙事治疗的过程中，来访者就是通过语言与咨询师对话，在语言的对话形式中形成故事。 2) 关注个体差异、提倡理解多元化。由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中个体性受到关注，叙事疗法则十分提倡一个概念叫多元文化(倪磊，2013)，提倡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并且也强调叙事的多元化。从这些观点和理念出发，叙事疗法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认为个体应该关注自我叙事，并且鼓励来访者用无限制的方式思考问题、看待事物。除此之外，叙事疗法还认为现实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会具有不可计数的意义，并且意义都是由建构而来的。 3) 从隐喻打开真相。隐喻即借此物比喻他物。叙事治疗作为后现代心理治疗流派的一种，也有着独特的隐喻(赵兆，2013)。首先是不同于其他疗法的治疗隐喻。秦彧认为叙事疗法的治疗隐喻是人、是知识(秦彧，2006)。其次是White对叙事治疗过程中地图隐喻和叙事隐喻的不断探索与发展。隐喻就是那把咨询师走进来访者生命深处的钥匙。故事中的内容并不是探讨的主体，而是内容所隐喻的那部分。 4) 问题是问题本身，人不是问题(White， 2011)。当来访者出现不良习惯或者恶性行为等，总是会直接认为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并且是无法割离开的。因此，想要解决问题，与问题面对面，首先就要意识到问题只是问题本身，而不是自我的缺陷。问题的外化才能让人们意识到问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独立于个体存在并且可以拔除的残根。 5) 认知结构的可解除与可建立。后解构主义提倡打破“结构”，对抗总体化的社会叙事。个体也可以通过建构对现实和自我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即认知结构的可解除和可建立。此理论后发展为治疗过程中的解构和重建技术。 6) 现实是以故事来组成、并得以维持(Jill Freedman & Gene Combs， 2000)。个体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能从个体的故事表现出来。想要改变来访者对待生活、对待未来的态度，就要先使他重新解读自己的人生故事，亲手为自己重塑一个美好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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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叙事疗法的基本治疗技术 1) 倾听。 和谐融洽的合作氛围往往从一份真诚、积极的倾听开始。咨询师需要在倾听的过程中了解来访者，以及困扰来访者的问题所在。倾听是叙事治疗过程中最基本的治疗技术，但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治疗过程中，咨询师不仅通过倾听来与来访者建立起安全、友好的合作关系，更以此来促进来访者更多的表达和诉说。 2) 提问。 想要建立起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对话，提问和倾听是必不可少的技术。并且提问与倾听在叙事治疗当中是相伴相随的。真诚的倾听奠基了合作的氛围，而提问则促使来访者说出更多的生命事件，以便形成来访者的故事。 3) 外化。 将对话中的问题外化。这是叙事治疗中的关键一步。在《叙事疗法实践地图》中White将外化对话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商讨一个独特的、符合经验的问题定义；第二步，描述问题的影响；第三步，评价问题行为的效果；第四步，论证评估(White， 2011)。在外化对话的过程中，问题成为了对话的核心，外化对话其本质就是问题的外化。此时，问题不再等同于来访者，应该从来访者身上抽离出来，作为独立于个体的对象存在。如何处理这个对象，等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4) 寻找例外。 来访者故事中的例外事件，也叫独特结果。独特结果就是在故事中被来访者忽视、并且与故事主旨矛盾冲突的事件。这些特殊事件意义重大，是破除故事原有结构的关键。独特结果或者例外事件就好比一件武器，咨询师需要引导来访者去寻找这件武器，并且使用它去打破一堵问题故事围成的墙。实际上就是，咨询师在与来访者关于独特事件的对话中，关注独特事件当中来访者的个人品质，尤其是来访者个人所不认同和忽视的地方，帮助来访者认识到这些独特结果同样也是属于来访者本身的。 5) 解构。 “解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它认为现实的故事是由社会建构所形成的，世界万物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存在差异性和多样化(吕瑞琴，2016)。当咨询师与来访者获得了武器，也就是让来访者意识和承认了独特结果的存在时，咨询师便可以利用独特结果里来访者忽视的个人品质或积极力量，去打破来访者对自己原有的固化认知。打破坚墙，解构认知。想要重新建构来访者的故事，就必须要瓦解原有的故事。因此，当问题故事将来访者禁锢时，也许是来访者的旧认知结构需要更新换代。 6) 重建。 当旧故事被“独特结果”击碎一地，咨询师会引导和帮助来访者勇敢开启新的篇章，为来访者的生活故事赋予新的意义，使得来访者拥有积极的认知，敢于面对现实的问题，热爱生活、接受自我，并且以饱满的期待迎接未来。 7) 见证。 从社会建构论角度看，每个人的自我都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一个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他人的参与(McAdams， 1996)。咨询师会在寻求来访者意愿的前提下，邀请来外部见证人，可以是来访者的亲人、朋友，也可以是与来访者有相同遭遇的人。外在的肯定同样会为来访者补给信心，使他更加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去创造一个精彩的人生。 8) 界定仪式。 我们常说仪式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它能带来幸福感。治疗过程中也不能缺乏仪式感，这份仪式等于来访者治疗结果的变相呈现。同时，见证人也是仪式中的重要组成。White在叙事疗法实践地图中将界定仪式分为三个独立阶段：一是当来访者讲述重要的生活故事，见证人做听众；二是外部见证人对来访者的故事进行复述，来访者做听众；三是来访者对见证人的复述进行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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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叙事疗法在死亡焦虑应对中的实现路径 4.1. 死亡焦虑的相关理论 1)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简称TMT)，是一种建立在存在主义理论基础之上，集中探讨个体缓冲由死亡意识产生的焦虑的心理机制的理论，是Greenberg等人(1986)在文化人类学家Becker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刘娇，2005)。恐惧管理理论提出人们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便会对死亡产生恐惧和焦虑的情绪，会不自觉地产生防御行为，启动防御机制，来缓解或是转移自己的恐惧和焦虑。 2) 死亡焦虑综合模型(Tomer & Eliason， 1996)。在这个模型里，死亡焦虑是被三个因素直接决定的：过去的遗憾、将来的遗憾、死亡的意义性。死亡提醒通过三种方式与死亡焦虑的三个决定因素发生联系，从而影响个体的死亡焦虑(刘娇，2005)。 3) 意义管理模型(Meaning Management Model)。该模型认为在应对死亡焦虑上，意义管理比恐惧管理更具适应性(Wong， 2002)。意义管理会使得事物在个体脑海持有不同的重要程度，以至于不同的记忆时间。良性的意义管理有助于个体坚定信念，以及使个体对生命充满好奇心和探索心，热爱生命，重视生活。 4.2. 叙事疗法的实现路径 叙事疗法在死亡焦虑应对中的目标是将死亡焦虑从来访者身上抽离出来，停止焦虑与恐惧给来访者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帮助来访者恢复正常生活，重新建立对死亡的积极认知，创造新的人生故事，并赋予新的生活意义。综合死亡焦虑的理论和White & Epston等所阐述的叙事治疗的处理策略，针对死亡焦虑开展叙事治疗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认真倾听来访者的故事。咨询师用真诚的倾听与来访者形成友好的合作关系，营造相互信任的和谐氛围，共同致力于形成一个轻快、舒适的治疗过程。 2) 咨询师开始对来访者进行提问，促进来访者叙事问题的确立以及情绪的表达。针对来访者不同的性格，采用不同的提问方式，引导来访者倾诉其焦虑情绪。咨询师应通过系统有目的的提问，形成来访者的问题故事，并从来访者的回答中分析导致来访者产生死亡焦虑的原因。 3) 问题外化。咨询师在这个步骤当中要将问题和来访者个人分离开来，帮助来访者更客观地面对死亡焦虑情绪的问题。首先要给“死亡焦虑”问题一个新的命名，以便来访者能够更加独立地认识问题本身，使得问题成为一个客体对象。其次，咨询师在与来访者的对话中，一步一步描述问题带来的影响，使得问题带来的后果更加清晰化、具体化，让来访者充分地感受到焦虑问题导致的后果的真实性。再次，根据对问题后果的认识，咨询师与来访者一起对后果产生评价。最后，是去论证前面所作的评估。 4) 寻找独特结果，用特殊事例打破死亡焦虑带来的不安与恐惧。例如在癌症患者中，咨询师则需要去寻找来访者故事中与死亡抗争的事例，找回来访者的乐观心态，鼓励来访者不同的视角看待死亡。在抗争病魔的过程中，来访者一定做过各种努力，但当这些努力没有成功时，来访者则会抹灭这些经历，并且认为这些努力不具有意义。咨询师则需要关注这些“失败”的努力，利用这些事件引发来访者试着去打破被死亡氛围笼罩着的紧张与害怕。 5) 打破死亡焦虑情绪的笼罩，解开对待死亡的消极认知结构。通过前面的对话，以及将问题放置回原有的生活环境时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影响，分析产生死亡焦虑的成因。了解了来访者害怕的根源，才能找到破除恐惧的出口，才有机会迎接生活的美好，才能重新建立起对死亡的积极认知，从而恢复生活质量。 6) 重新建立积极的死亡观，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促使来访者形成内在成长的死亡心理反应。内在成长是在死亡反省的条件下，引起的对死亡持接受态度，在人生反省的基础上更加追求具内在价值，更愿意帮助别人和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的反应(韦庆旺、周雪梅，俞国良，2015)。 7) 用观众的见证强化来访者的改变，增强来访者的信心，坚定来访者的决心。在治疗的过程中，观众，也就是外部见证人，作为一种外部证明，使得来访者再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具有对抗死亡焦虑情绪的内在力量，并且能够以积极的死亡态度取代，最后肯定自己的改变。 8)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贯穿使用仪式。这些仪式包括发证书、奖状、写信、电子邮件等，咨询师鼓励通过这些仪式将治疗过程中来访者的改变带到现实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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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叙事疗法在死亡焦虑应对中的重要价值 死亡焦虑分布广泛且深入人心。常见的人群有：病痛患者、老年人群、灾害创伤人群、医护人群以及普通人。叙事疗法在死亡焦虑应对中的主要目的是将对死亡产生恐慌、焦虑和不安的问题从来访者身上抽离出来，缓解死亡焦虑对来访者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帮助来访者恢复正常生活，重新建立对死亡的积极认知，创造新的人生故事，并赋予新的生活意义。在死亡焦虑的应对中，叙事疗法会重新建构来访者的死亡认知，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1) 帮助来访者抒发恐惧、不安、孤独的情绪。 在迫受死亡焦虑困扰的来访者中，这种焦虑、恐惧的情绪已经影响到了来访者的正常生活。这种对未知的焦虑、对自我灭绝的恐惧必须得到抒发。而叙事疗法就是在叙说的过程中，帮助来访者抒发这种消极情绪、排解这种不安、惶恐的忧虑，让来访者重获对自我的控制感。 2) 引导来访者将死亡焦虑情绪分离出去、认识焦虑背后的根源。 在治疗过程中，来访者需要意识到问题只是问题本身，人不是问题，即死亡焦虑是独立于个体的问题，是可以控制和改变的认知。每个人产生死亡焦虑情绪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同的，这更需要在治疗过程的对话中进行深度分析。叙事疗法给来访者带来了问题可以解决的可能性。 3) 鼓励来访者直面死亡、解构消极的死亡观。 叙事疗法不仅让来访者感受到了改变的可能性，还激发了来访者作出改变的内在力量。另外叙事疗法还能使患者正视过去的问题，并获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组成员正面激励和引导患者，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张秀，2019)。来访者应当运用这份力量来打破自己的固有认知，破除自己的消极死亡观带来的禁锢。鼓励来访者敢于面对死亡，找到应对死亡的积极态度。 4) 重建积极的死亡观、创造新的生活意义。 叙事疗法可以帮助来访者重新看待死亡，塑造新的生命故事，重获新的生命意义。例如在老年人的焦虑问题中，叙事疗法通过鼓励老人积极叙说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帮助他们重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更幸福地度过晚年生活(耿玉多，2014)。总之，叙事疗法就是为了帮助来访者找到人生的新走向，建立起积极的死亡认知，对自我的生命故事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解除焦虑、不安的情绪，增添生活乐趣，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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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未来展望及不足 叙事疗法在死亡焦虑应对中的路径与价值的归纳还需继续完善和整理。这是实证研究材料的不足导致的。并且现有的文献中大部分是从病痛患者、老年人群中研究叙事疗法的路径和价值，研究的视角应该拓展开来。其次就是在死亡焦虑的应对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缺少评判的标准，例如治疗效果的评估和持续性效果等。 虽说叙事疗法有其不足，但它具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重要价值。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第一，关注医护人员、普通人的死亡焦虑，重视这些人群的生活质量。扩展研究被试的人群类型。医护人员同样也面临着死亡焦虑问题，与病痛患者和老年人群不同的是他们呈现的是对他人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同时，普通人的身心健康也不该被忽略。 第二，从死亡焦虑回溯到生命教育去探讨叙事疗法的实现路径与价值。除了对死亡焦虑的干预，其预防也是至关重要。生命教育是死亡认知建立的关键。而叙事疗法在学校的生命教育中，是否能使学生了解生命成长、帮助学生科学地认识人的生死关系、让学生以理解和继续内在成长的态度面对生命历程中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呢？如果能，该是怎样的实现路径。这值得未来的研究者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第三，叙事疗法是如何使死亡焦虑中的个体从防御行为到成长性改变。在这个过程或许还能摸索出新的防御机制，这也许需要一个追踪研究。在叙事治疗之后，来访者的防御到成长的过程是否具有规律性，值得去挖掘。并且为死亡焦虑提供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 第四，死亡焦虑主要存在于老年人、病重患者，值得对他们进行调查，了解其死亡焦虑的产生、特点及采用叙事治疗的技术，对他们进行干预和生命的关怀与研究等。 综上，未来研究应该多关注叙事疗法在老年人、病重患者、医护人员、普通人群死亡焦虑中以及生命教育中的路径和作用，最后是多关注个体在防御到成长过程中的行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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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基于PFC6.0软件的数值模拟工具，针对三轴压缩试验中的颗粒形状这一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引入了颗粒细长比AR、颗粒凹陷程度C这两个因素后，构建四颗粒模型来模拟真实岩块形状，并从旋转角、各向异性、滑移接触占比等细观角度进行了力学特性的研究，最后与圆形颗粒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作对比，得到了在重点考虑变形的情况下，圆颗粒会低估位移量的结论，造成工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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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岩堆体 [ 1 ]，是岩质山体在各种物理、化学作用下发生塌滑、剥落，形成由大小不一岩石碎块、岩屑组成的松散堆积体 [ 2 ] [ 3 ]，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土或岩石，表现出强烈的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 [ 4 ] [ 5 ] [ 6 ]。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岩堆体的力学行为受诸多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含石量、含水率、围压、块石形状、块石的空间分布、土石强度比、试样尺寸等 [ 7 ]，李维树等 [ 8 ] 针对奉节新城的岩堆体，做了大量的原位直剪试验，建立了强度参数与含石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李晓等 [ 9 ] 在三峡库区自农庵滑坡处典型的岩堆体上，在现场进行了23个大尺度原位推剪试验和压剪试验。高春玉等 [ 10 ] 对四川盆地区红层无粘性土石混合料进行多组大型三轴试验。Xu等 [ 11 ] 基于云南丽江金沙江中游梨园电站坝址区的岩堆体边坡，研究了四组含石量(0%，30%，50%和70%)下的岩堆体强度特性。王凯 [ 12 ] 针对G314国道公格尔隧道进出口段的土石混合体地层做了现场原位试验。但就目前所用到的试验方法而言，主要采用直剪试验或水平推剪试验，难以进行更加复杂的力学试验，也难以研究其细观力学特性。 此外，随着电脑计算能力以及数值分析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数值试验来研究岩堆体细观力学行为和变形破坏机制。徐文杰等 [ 13 ] [ 14 ] [ 15 ] 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非均质岩土材料细观结构PFC2D数值计算模型自动生成方法，开展了一系列数值直剪试验研究工作。张振平等 [ 16 ] 生成团粒结构建立土石混合体直剪试验离散元模型，研究不同含石量下应力峰值强度的变化。三维离散元计算方面，金磊等 [ 17 ] [ 18 ] 使用不规则颗粒三维离散元精细模拟技术，考虑块石形状为球体、正方体和长方体三种情况，探究不同棱角对胶结岩堆体力学特性的影响。张强 [ 19 ] 综合运用计算机三维扫描与随机模拟技术，建立了不同块石含量和空间分布的土石混合体三维随机细观结构模型和离散元模型，采用颗粒流程序进行大型离散元三轴试验模拟，研究了块石含量和空间分布对土石混合体力学特性和变形破坏规律的影响。 纵观国内外对岩堆体的力学特性研究，数值方法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手段，但目前的研究大多将块体简单地简化为规则几何体，如球体或方形，这一定程度上是受限于计算机的算力，但过度的简化会忽略块体表面凹凸部分能嵌固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加大摩擦，提高整体强度的事实，忽略了颗粒形态对细观力学特性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形状土石混合体的细观力学特性，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真实块石形状的土石混合体二维建模方法，并展开了三轴压缩数值试验，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岩堆体的细观力学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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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三轴压缩数值试验 2.1. 模型建立 离散元计算方法在处理大变形、破裂过程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本文运用PFC2D6.0模拟进行三轴压缩数值试验。PFC中的粒子为圆形刚性粒子，为了模拟复杂的颗粒形状，采用以下两个颗粒形状参数，AR (Aspect ratio)以及C (Convexity)，前者表示颗粒的细长比，后者表征颗粒的凹陷程度，如图1所示。 图1. 形状参数示意图 为了兼顾算力和形状参数，现采用四颗粒来表示一个clump单元，如图2所示，首先其细长比需满足真实块体的AR参数，其次根据真实块体的凹陷程度C，通过matlab建立方程可解出小球半径r。 θ 1 = arccos A R − 2 r 2 r θ 2 = arccos 1 − 2 r 2 r A R − ( 4 − π ) r 2 − 2 [ r ( A R − 2 r ) − π r 2 90 − θ 1 180 − 1 2 r 2 sin 2 θ 1 ] − 2 [ r ( 1 − 2 r ) − π r 2 90 − θ 2 180 − 1 2 r 2 sin 2 θ 2 ] A R − ( 4 − π ) r 2 = C 其中 图2. 颗粒模型 具体参数标定参考了Luo X D针对福建土的力学特性研究室内试验 [ 20 ]，其模型盒宽71.1 mm，高142.2 mm，颗粒粒径级配以及形状参数级配如图3所示。 最终建立整体模型如图4所示。 模型用到的具体参数如下表1所示。 2.2. 标定结果 三轴压缩数值试验和Luo X D的室内试验结果对比如下图5所示，可以看到，在偏应力–轴向应变曲线图与体积压缩应变曲线图中，标定数值试验与室内试验的结果均十分接近，可以采用作为后续细观力学性能数值试验的参数。 图3. 颗粒形状参数及直径级配图 图4. PFC2D6.0生成模型示意图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Fujian soil particle 颗粒重度(N/m 3 ) 2640 墙体刚度(Pa) 1e12 法向刚度(Pa) 2e9 切向刚度(Pa) 1.333e9 摩擦系数 0.5 转动摩擦系数 0.5 阻尼 0.5 固结围压(kPa) 500 压缩速率(m/s) 0.1 表1. 福建土颗粒基本参数 图5. 标定结果与室内试验结果比较 更进一步，在改变围压至200 kPa~1500 kPa范围内时，福建土的破坏线与室内试验所得到的破坏线十分相近，如图6所示。 图6. 福建土的破坏线图 其中横坐标 p = σ 1 + σ 3 2 ，纵坐标 q = σ 1 − σ 3 2 该图像的拟合直线斜率为1.239，而原试验的拟合直线为1.21，误差仅有2%，已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