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孕育地质灾害的斜坡与管道敷设的位置关系特征 管线建设设计时，受限于贵州特殊的地形地貌及成本预算，管线规划不得不翻山越岭，因此管道敷设中形成的横穿斜坡(横向)、斜穿斜坡(斜交)和垂向穿切斜坡(同向)等现象较为普遍。 根据统计分析(表1)，本研究中地质灾害主要为崩塌、滑坡和不稳定斜坡3种类型，共143处。按管道与斜坡的位置关系来分，本文将管道走向与斜坡的位置关系分为横向、斜交和同向3种类型，其中有96处为横向(67.13%)，25处为斜交(17.48%)，22处为同向(15.38%)。3种不同埋管位置的斜坡中，横向中崩塌地质灾害为21处，所占横向中灾害点比例为21.88%，明显高于斜交及同向；斜交中滑坡地质灾害为8处，占斜交灾害点比例为32.00%，高于横向及同向；同向中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为15处，占同向灾害点比例的68.18%，明显高于横向及斜交。另外，由表1还可以看出各种位置关系中，滑坡和不稳定斜坡所占比例均高于崩塌地质灾害。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ipeline and slope position of various geological hazard 灾害类型 横向 斜交 同向 (n = 96， 67.13%) (n = 25， 17.48%) (n = 22， 15.38%) No. % No. % No. % 崩塌 21 21.88% 2 8.00% 1 4.55% 滑坡 23 23.96% 8 32.00% 6 27.27% 不稳定斜坡 52 54.17% 15 60.00% 15 68.18% 表1. 各类地质灾害管道与斜坡位置关系统计表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中缅长输气管道(贵州段)与沿线斜坡位置之间的关系 中缅天然气管道(贵州段)沿线地形较为复杂，地势落差大，跨越了除平原之外的多种山地地貌，因此沿线管道的敷设通常要穿切斜坡、跨越沟谷及河流，其中穿切斜坡较在整个贵州段内极为频繁，主要表现为横穿斜坡(横向)、斜穿斜坡(斜交)和垂向穿切斜坡(同向)。此外，部分地段管道沿冲沟走向敷设，部分地段因山势较为陡峭，施工条件较为复杂，管道的敷设采用隧道的方式。在本研究143处管道沿线各类地质灾害中，管道沿横向坡敷设的情况所占比例较大(67.13%)，而管道沿斜坡斜交敷设与管道沿斜坡坡向(同向)的情况所占比例相差不大，说明管道沿横向坡敷设的情况是管道沿线地质灾害高发区段，其次管道沿斜坡斜交敷设与管道沿斜坡坡向(同向)的情况也是管道地质灾害较为频发的管道与斜坡的位置关系类型。 4.2. 不同斜坡位置敷设管道对沿线地质灾害的控制解析 斜坡边界条件的改变也是地质灾害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管道敷设与斜坡的位置关系不同，管沟开挖对斜坡原始形态及岩土体应力分布等均生产不同程度的改变。横向切坡比斜交及同向程度较大，常形成高陡边坡，为地质灾害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及丰富的物质来源。 地形地貌的突发性变化是引发地质灾害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地形地貌，既指地质作用形成的天然地形地貌，也指人为开挖或堆载等行为形成的人工地貌 [ 11 ]，在管道建设过程中管沟的开挖对原有地形地貌的改变较大，打破了原有稳定机制，可能引发更多的地质灾害 [ 8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原有地质灾害在管道建设过程中再次激活，二是稳定地段因施工打破原有的自然平衡而诱发地质灾害 [ 12 ]。由于管道敷设与斜坡的位置关系不同，因而建管时开沟对斜坡边界的改变程度差异也较大，统计结果显示(表2)，143处地质灾害中横向敷设管道对斜坡的破坏程度明显远大于斜交和同向，其次是斜交。对于横向和斜交类型，管沟开挖后形成人工边坡，长期降雨淋滤、入渗，风化作用变强，其两侧岩土体，尤上侧岩土体卸荷破坏和基座软化导致其支撑力剧减或抗滑力降低，往往因产生应力集中点或应力集中区，当该点或区域应力超过岩土体抗拉或抗剪强度时则发生崩塌或滑坡。另外，后期运营过程中扫线、管沟开挖施工作业等对岩土体的扰动也会诱发地质灾害 [ 13 ]。 此外，斜坡形态变化伴随着空间条件的改变，管道敷设后形成了反填物与沟底原始地层组合而成的二元结构地质层 [ 14 ]，由于管沟反填物结构松散，渗水性强，多年降雨入渗及地下水排泄等作用均可使管沟内岩土体呈饱水状态，管沟内反填物与原岩土体接触面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下水在不连续边界处的渗流场及岩土体应力场的性质 [ 11 ]。与同向和斜交管沟相比，上层滞水在横向管沟内水位相对较高，停留时间也较久，从而对岩土体软化作用也相对较强，增加岩土体重度，岩土体的抗拉、抗剪强度降低，应力场发生变化，当达到临界值时岩土体失稳形成灾害。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damage degree of original geomorphology at geological disaster point 原始地貌被破坏程度 横向 斜交 同向 (n = 96， 67.13%) (n = 25， 17.48%) (n = 22， 15.38%) No. % No. % No. % 轻 32 33.33% 6 24.00% 9 40.91% 中 18 18.75% 5 20.00% 7 31.82% 重 46 47.92% 14 56.00% 6 27.27% 表2. 地质灾害点原始地貌被破坏程度统计表 4.3. 不同斜坡位置管道受易损性分析 崩塌、滑坡和不稳定斜坡等斜坡地质灾害一般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灾害运动，其变形剧烈、运动速度快、破坏性大 [ 15 ]。中缅管道沿线崩塌主要位于与管道水平距离较远，但高差相对较大的斜坡上部，对天然气管道的破坏方式主要有冲砸和压覆 [ 6 ]，而滑坡和不稳定斜坡主要分布于管道上侧、正上方和下侧等距离较近或管道直接从灾害体内部通过，对管道的破坏方式为推移、挤压、压覆、剪断、拉裂等。 中缅天然气管道采用X80/X70级钢管，抗压强度较高，设计压力为10 MPa，在灾害体作用力小于该压力的前提下，管道最容易受损部位为每两段管道相接焊口处。按前面分类，分别对3种不同斜坡位置处管道的易损性进行分析。 管道沿横向坡敷设时(图2)，滑坡、不稳定斜坡若发生滑动，其运动方向近于垂直管道，滑动岩土体产生下滑力F挤压、推移管道，当F达到管道的抗剪临界值时将会在管材或焊接有缺陷处使管道变形或直接剪断管道，这种缺陷可能是管材、焊接质量、腐蚀、施工损伤、设计不当或安装不当等因素 [ 2 ] [ 16 ]。此外，管道沿斜坡脚敷设时，为横向坡敷设的特殊情形，管道上主岩土体运移至管道上方，对管道产生垂向压力，当压力达到一定值时，在管道或焊接缺陷处易受损伤。 管道与斜坡斜交敷设时(图3)，管道沿线滑坡、不稳定斜坡失稳时，岩土体运动方向与管道斜交，下滑力F对管道主要产生了垂直于管道向下的分力F1和斜向沿管道向下的分力F2，由于F1、F2的合力F与管道存在夹角α，且方向向下，此时管道易受损性存在2种情，一种情况是当分力F2超过管道抗剪临界值时，同理在管材或焊接有缺陷处剪断管道，这种情况分力F2随着夹角α增大而增大，当α无限接近90˚时，F2无限接近下滑力F，管道最容易被剪断；另一种情况则是分力F1对管道剪切作用，易外层保护层造成损伤，此类情况下当α无限接近0˚时，F1无限接近下滑力F，管道外保护层最易受损。 图2. 管道沿斜坡横向敷设时管道易损性示意图 图3. 管道沿斜坡斜交敷设时管道易损示意图 管道与斜坡坡向同向敷设时(图4)，滑坡、不稳定斜坡失稳时，灾害体运动方向与管道敷设方向近于平行，在灾害体滑动范围内，若管道在整个斜坡体上呈直线型敷设，则管道主要受岩土体剪切作用，表层防护层易受损伤。若管道为非直线型敷设，即管道存在拐点，也就是两段管道的焊接处，在焊接处管道所受灾害体的下滑力F方向与另一段管道夹角为α，下滑力F存在分力F1和分力F2，F1方向斜坡外，F2方向向斜坡内侧且向下，此时管道易受损性存在2种情：第一，当分力F1超过管道抗剪临界值时，在焊接处管道易被剪断，且α越大则F1越大，拐点处越易被F1剪断；第二，分力F2沿管道方向的剪切作用，易对外层保护层造成损伤，且α越小F2就越大，保护层越易受损。另外，管道坡脚段与斜坡段在阳起处存在仰角β，以及在斜坡上部与管道平敷段存在俯角γ，这种管道具有拐点(焊口)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受到损坏。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与不足 管沟开挖改变斜坡边界条件，原始斜坡空间改变是诱发管道沿线地质灾害的重要因素。管道敷设与斜坡的3相对位置关系中，横向管沟对斜坡的改变较为显著，导致斜坡边界的改变较大，常形成高陡边 图4. 管道沿斜坡坡向(同向)敷设时管道易损性示意图 坡，稳定性往往较差，是地质灾害最发育的类型，其次为斜交类管沟，而与坡向同向类管沟影响较小。对于管道在灾害发生时的易受损性，横向管道最易受损，其次为斜交管道，而同向管道易损性最小。管道易损部位为管材或焊接有缺陷处。 鉴于本研究中管道沿线地质灾害点的数量有限，且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调查人员在对地质灾害的认识上存在差异性，因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核心员工的竞争。领导者激发核心员工能量之前，要先了解核心员工的特征，场独立/场依存认知风格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企业领导应该从权力需要、成就需要、亲和需要三方面对核心员工进行适当的激励。 关键词 :麦克利兰需要理论，核心员工，场独立/场依存认知风格理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企业在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时的竞争已经跳脱出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企业核心员工的竞争。企业的核心员工，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技术能力等企业稀缺资源来推动企业实现战略蓝图从而有效提高企业价值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员工的质量与数量是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 1 ]。正是企业领导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同行业之间核心员工的争夺也是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核心员工的培养周期长，培养投入大，使得企业对于核心员工的需求始终处于高位态势。对于企业的领导者来说，如何有效地激励自身企业的核心员工，让核心员工发挥出自身潜力，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system: [SYSTEM]

user: 2. 核心员工特征分析 2.1. 核心员工的界定 领导者在激发核心员工能量之前，必须对核心员工的特征进行了解，做到“对症下药”。美国心理学家威特金的场独立/场依存认知风格理论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 [ 2 ]。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场”即一种认知，它是在对待某个问题时所表征出来的态度与情感认知。场依存型个体在认知上更加倾向于参照整合外来的线索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而场独立型个体则更倾向于参照内在整合线索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在目标物与背景的区分更容易。对于每个人而言，所处的位置都在认知风格连续体的两端点之间的某一位置。场独立型个体在认知重组能力方面较为优秀，在彼此联系匮乏的独立知识的掌握上面有较好的适应理解能力。当场独立型个体遇到问题时，在解决过程中，敢于打破思维定势，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勇于创新。基于此理论以及核心员工的个人特点，我们将核心员工归于场独立型员工。 2.2. 核心员工与非核心员工的区别 核心员工与非核心员工有着较大区别，而区别可以从场独立–场依存认知风格理论上进行很好的分辨。 首先，核心员工由于具备企业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稀缺资源，因此在能力对比方面核心员工的综合能力是高于普通员工的。而综合能力的体现，既是核心员工所具备的场独立型个体风格中对于问题解决的独特之处，也是核心员工在知识储备、个人技能等方面多重优势的叠加效应。 其次，核心员工与非核心员工的个人影响力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性。由于核心员工所具备的场独立型特质，他们的行为方式极易被普通员工追随，在影响力渗透下，核心员工的行为极易影响普通员工的行为，例如核心员工的升迁，会鼓舞团队士气，提升企业凝聚力；而核心员工的跳槽，容易造成企业内部人心涣散，从而影响企业成长与发展。 另外，企业核心人员的沟通方式与普通员工也有着较大区别。由于场独立型员工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独立性更高，因此对于其他员工的想法和情绪缺少足够的关注，并且对于他人的意见听取有限。而普通员工更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在沟通方面更倾向于汲取他人意见，模仿他人做法。 不能忽略的是，在个人追求方面，核心员工与普通员工处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不同层级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根据递进关系总共分为五个层级，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以及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于普通员工而言，前三层级者居多，他们在企业中更多的目标是谋生与立足，从而获取归属感。而核心员工更多的是寻求自尊与自我实现，也即最高两层级的需求，他们的个人能力已经保证了他们的低层级需求，因此个人价值追求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追求中凸显了出来。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偏向于场独立型风格的核心员工在行为上处理问题的能力更强，处理方案上更加具有创新性，勇于突破自我。在个人性格方面，与他人沟通相对较少。在价值追求上更注重高层次需求，即自我实现的价值。因此领导者对于核心员工能量的激发，应该以他们的特征为出发点，多方面准确渗透，进而实现核心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system: [SYSTEM]

user: 3. 核心员工能力激发的方法 3.1. 麦克利兰需要理论 由于核心员工本身区别于普通员工的鲜明特征，因此在核心员工的能量激发上以激励需要理论为基础进行探索实践。 激励需要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莫里所提出。莫里认为所谓的激励需要，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们会始终不渝地追求自己认为有挑战性的目标，不断地超越自我和其他人，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惊艳的业绩和较高的目标。而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经过多年研究，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以及莫里的激励需要概念，总结得出著名的激励需要理论，该理论侧重人的社会需要层面。麦克利兰在成就需要理论指出，人如果满足了生存等低层次需要以后，将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以及具有社会性的动机，而人们在自己的工作情境中主要是满足三种需要：成就需要、合群需要和权力需要。激励需要理论是个人追求卓越的成就、较高的目标以及赢得成功的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 3 ]。基于此前分析的核心员工特征，激励需求理论的三种需要正好与核心员工的需求不谋而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方向。 3.2. 核心员工的权力需要 核心员工的权力需要，是基于内心自信的一种外在地位的需要和内在影响力的需要。在外在的地位上，核心员工期待符合自己能力与价值的地位，比如高职称、多权力、丰厚的物质报酬等。在内在影响力上，核心员工期待自己有权的情况下，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通过自己的价值以己之权为企业谋利。基于核心员工的权力需要，领导者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基于人岗匹配的原则，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应该设置员工权变晋升渠道。人岗匹配，其目的便是在企业中实现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将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从而使得员工、企业互利共赢。而权变晋升渠道，即要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根据环境变化、项目进展等，对于员工晋升采取灵活管理的态度，以人力资本最大化的原则，对有能力的员工在岗位待遇上不吝啬。对于核心员工来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与之适配的岗位也应既高且重要。但是如果按照一般的逐级晋升机制，在晋升上会出现一个较长的周期，因此人力资源部门要学会权变，设置员工权变晋升渠道。具体说来，若逢特殊的情况如重大项目的落地，则领导者可以对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员工进行及时褒奖，只要符合晋升条件，不吝提拔，慷慨奖励。这样一来，既鼓舞了士气，也会大大激发核心员工的能量，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提高企业员工的忠诚度。良性的员工晋升机制最终会反作用于企业，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企业通过实施员工权变晋升渠道，可以加快员工晋升频率，缩短晋升周期，极大程度的满足了核心员工晋升的需求，间接上也会降低核心员工的离职率，减少企业人力资本流失。 企业应该树立核心员工为员工榜样，突出核心员工地位。将核心员工树立成员工榜样，既扩大的核心员工的影响力，提升了核心员工的自尊与自信，也激励着其他员工的进取之心。在实际中，企业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进行榜样宣传，例如企业可以经常举办榜样员工事迹座谈会，企业的宣传部门可以在企业微信公众号、企业官方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事迹推送，在企业年会等企业重大场合中给榜样员工以表现机会等。在宣传过程中切忌形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中明确批判了为了宣传而宣传的行为，并且倡导宣传要依据事实实事求是的宣传，并且宣传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进行宣传。只有宣传方式得当，宣传效果才会显著，榜样的事迹才会深入人心。只有这样，企业的核心员工的影响力才会正向扩大，同时激励其他广大员工。 3.3. 核心员工的亲和需要 核心员工的亲和需要是核心员工企业归属感的一种追求，也是提升核心员工忠诚度的一种需要。高亲和需要的核心员工渴望在同级之间、上下属层级之间以及个人与团队之间有着和谐、互助、友好的组织氛围，从而为自己在企业中可以找到更强的归属感，心理上产生更强的组织依赖感和企业使命感。在集体凝聚力提升的同时，企业核心员工也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发挥自己的个人价值，实现自己的更高追求。基于核心员工的亲和需求，领导者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企业文化中渗入以人为本的理念，缩短核心员工与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等级距离只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而且等级差距越大并不意味着上级威信越高。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人事物管理的过程中所建立的表征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称，是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企业文化就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因此企业文化对于核心员工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在企业文化中应该注入人本理念，杜绝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使得核心员工在遇到问题时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团队成员和上下级交流时更加乐于沟通，从而为核心员工营造出和谐友好的工作氛围。 优化信息传递途径，建立新媒体沟通机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当下，传统媒体沟通机制的弊端逐渐显露了出来。传统媒体沟通机制在时效性、便捷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容易导致沟通双方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出现。而新媒体沟通机制是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相对于传统沟通机制的一个概念，新技术的出现大大拓宽了沟通的方式与途径。企业中可以建立依托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沟通机制，使得获取信息的双方在互动性上面大大加强，有利于拉近沟通双方的距离。而且，新媒体沟通机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论是核心员工对于工作上的意见还是建议，抑或是核心员工在生活上想加强与其他人的沟通，新媒体沟通机制都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3.4. 核心员工的成就需要 核心员工的成就需要是核心员工个人追求自身成功的一种追求。高成就需要者对于成功有高强度动机。核心员工为了成就需要，往往倾向于追求高目标以及高难度任务的完成，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基于核心员工的成就需求，领导者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企业应该建立综合激励机制。为了激发核心员工的能量，满足他们的成就需要，在核心员工激励措施上应该综合考虑。首先，薪酬激励是企业的基本激励，物质条件是他们维系自己马斯洛需求理论低层级的必要条件。此外，感情激励也必不可少。核心员工不仅是企业核心，也是家庭的顶梁柱，企业领导者除了关心核心员工个人外，对其家庭也应该给予必要的关心，给员工人性化的关怀，从而也可以有效提高核心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另外，员工的发展激励措施也应该重视起来。领导者应该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核心员工发展愿景，支持核心员工发展规划，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外在保障，让核心员工可以踏实工作，全身心投入。 建立企业共享机制，让核心员工也可以成为企业的主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共享”与“发展”可以机结合在一起 [ 4 ]。如果核心员工可以与领导者共享企业，那么核心员工必然会为了自己的企业竭尽全力，会极大促进企业的发展。具体来说，企业领导者可以与企业核心员工签订利润分享协议，让核心员工的收入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另外，领导者还可以在权力上尝试探索与核心员工进行共享。对于涉及专业知识技能的一些项目，企业领导者可以与核心员工部分权力共享，让核心员工全面参与其中，促进项目的完成。当然，在共享机制下，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权衡共享比例，本着公平原则合理共享。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语 根据帕累托法则，在一个企业中，20%的核心员工的产出实现了企业80%的自身价值。核心员工因其特性而区别于普通员工，并且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领导在对待核心员工时，应该从权力需要、成就需要、亲和需要三方面对核心员工进行适当的激励，增强核心员工的归属感与被尊重感，从而激发出核心员工的能量。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环节，两者协同发展对于补充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式，促进自身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基于共生理论将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视为一个共生系统，对共生要素进行了分析，由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惯性和发展条件差异，以及两者协同发展的政策不明，导致共生单元协同发展意识不足、共生模式缺乏稳定、共生环境不理想是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过程中一定的制约因素；对此为促进两者协同发展，分别从共生要素方面提出了共生单元转换发展思维、强化协同意识，构建理想模式、发展健康共生关系，发挥政府作用、强化正向环境等建议。 关键词 :体育场馆，体育社会组织，共生，协同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共生理论概念的提出本是来源于自然科学生物学范畴，是指两种或多种不同类别的生物共同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在它们之间形成的互相依存、互相协同进步或互相抑制消退的关系。生物学下的“共生”本质上是生活在一起的两种生物是相互依赖，彼此有利的，是一种良性共赢关系。一般来讲，共生理论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以及共生环境三个要素 [ 1 ]，强调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通过某种共生模式，形成合作、协同、互利、共赢的共生关系，实现共生单元的自我进化。在生物学领域提出的共生理论，由于其揭示了事物关系以及发展逻辑，研究学者们逐渐将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现象进行类比与借鉴，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现共生理论广泛地运用到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共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针对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由于主体不是孤立静止的，都是时刻发展变化的，通过在主体之间构建起良性的共生关系，才能实现互惠共利，协同发展。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都是公共服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在发展目标、社会职能等方面有着相似性和共通性，都是为人民群众提供社会服务，满足人民的体育需求，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两者之间有着目标职能相似性，也有着优劣互补性的特征，有共生发展的可能性，建立良好的共生关系对于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绩效，扩大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以及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运用共生理论对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发展进行研究有着较好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system: [SYSTEM]

user: 2.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要素分析 2.1.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共生系统中进行信息交流和能量生产、交换的基本单位，是形成并维持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和物质基础 [ 2 ]。将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视为一个共生系统，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其中两个紧密联系的共生单元，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国多数体育场馆是由政府投资兴建，并在后期运营中政府支持财政补贴的，提供公益性体育服务的体育事业单位，是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物质载体，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我国体育场馆的使用率低、体育服务短缺低效、场馆功能未有效发挥等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是由相同体育兴趣爱好的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聚集在一起开展体育活动的社会组织，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体育需求，有着较强的社会性、亲民性特征，在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体育需求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但我国的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活力不足、资金短缺、缺乏政府扶持以及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场所等问题是制约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最主要障碍。资源要素是将两个共生单元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我国体育场馆可以与体育社会组织都是公共体育服务的资源供给者，两者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立能量、人力、信息等资源互补机制，逐步提高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关联度，满足双方所需能量与信息交换的需求，不仅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并能在公共体育服务这一界面互相作用并产生1 + 1 > 2的社会效果。另外，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从属于体育系统，两者存在领导部门身份上的重合，必然能够从统筹规划的角度支持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共生协同发展，并能创造协同发展的条件保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资源上的互补性，以及在职能上的相似性为两者共生协同发展创造了可能。 2.2.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方式，也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利益和信息关系 [ 3 ]。共生模式按照组织维度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一体化共生；按照行为维度可分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 [ 4 ]。共生模式多种多样，可按这两类的共生模式进行两两组合并能随着共生单元作用的强度和形式进行相互转化。在研究领域内，普遍认为一体化互惠共生是最优的一种共生模式，在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下，共生单元发生作用时具有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对共生单元产生积极的影响意义。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关联度在各自优势的发挥和劣势的弥补过程中得到加强，其是构建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的基础。体育社会组织需要依托一定的体育场馆资源，体育场馆也可以借助体育社会组织对自身的积极影响促进自身发展。如体育场馆运用其空间资源、专业资源等优势，将闲置空间提供给体育社会组织用于其办公或开展体育活动，并为其提供相关体育业务指导，既改善场馆设施及专业人员资源闲置浪费的问题，也为体育社会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同样的，体育社会组织成员可参与到体育场馆的日常运营中，充分发挥了解民众体育需求优势，为居民群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丰富体育活动项目，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基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功能和作用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特点，为建立互相合作，互相扶持，互相监督的协同发展共生关系，实现双方的协同可持续发展，并由此创造出有效的新增能量，应选择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作为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目标模式。 2.3.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共生环境 共生理论认为，在共生系统中，除了共生单元以外的其他能影响共生单元和共生关系的所有因素统称为共生环境。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通道，并对共生系统产生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正向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维护健康的共生关系，形成良好的共生状态，而反向环境则会抑制良好共生状态的形成，阻碍共生发展 [ 5 ]。对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而言，共生环境通常包括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是指政府能否从政治层面给予制度政策保障，创造有利条件，支持与鼓励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社会环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对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两者互相扶持合作，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式的开放接受程度，如果政府、体育部门等能够积极参与到两者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中来，充当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沟通的中间人的角色，充分了解两者的发展需求，宣传两者协同发展的社会意义，为两者搭建沟通桥梁，不仅有利于节约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对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推动两者的共生协同发展；反之，如果社会不支持或不理解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意义，采取封闭消极的应对状态，就有可能会成为两者协同发展过程的抑制因素，不利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发展的协同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3. 体育场馆与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共生单元自身发展的惯性、导致协同发展意识不足 我国体育场馆大多是属于政府管理下的事业单位体制，这种体制下的体育场馆层级机构明显，政府行政相对较多，在管理上严重依赖于层级式指挥会削弱场馆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动力和首创性，就算体育场馆管理者有意与体育社会组织探究协同、合作发展的新路径和新项目，也会因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而放弃，选择凭一己之力自我管理，同时，事业单位薪酬的平均制度，使场馆内部缺乏竞争，场馆工作人员缺乏主动创新，限制了场馆寻求协同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多依赖政府，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足，在发展利益需求表达上倾向于政府，等待政府扶持，同时由于组织内资金不足和人员能力有限，常常难以承担在主动寻求合作、协同方的过程中需要产生较多的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这抑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动力和积极性。意识决定行动，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意识的不足，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就会限制行动的执行。 3.2. 共生单元发展条件的差异、致使共生模式缺乏稳定 我国大多数体育场馆是由国家投资建设并财政补贴运营，是发展体育事业中存量大、可利用价值高的物质载体，在承办赛事、扩大城市影响力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充分给予扶持，显示了其在地方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较多，发展质量参差不齐，并且由于制度、法规的不完善造成体育社会组织合法性身份认定不清晰的先天缺陷，以及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无办公场所、无专职人员、无活动经费”与“无权利、无财力、无能力”三无现象广泛而持续的存在 [ 6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在社会地位和发展能力上也不及体育场馆。在建立一体化互惠共生理想模式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共生单元发展水平和作用强度的差异，使共生模式向寄生或偏利共生模式转变，偏向于体育场馆优先发展，但这就违背了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初衷，不利于共生单元的同进步，共发展。 3.3. 共生单元协同发展政策不明，外部共生环境不及理想 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过程中缺乏有利的政治环境，协同政策的缺失对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进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于单个主体而言，国家政策都对其公共服务职能与服务方向做出了明确要求，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要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要求体育场馆不断提高利用率和服务质量，满足群众体育需求；《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体育社会组织应协助政府做好体育事务工作，并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职能和服务方向的相似性，为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就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两者协同发展的具体行动路径和指导政策尚未明确，同时，如果政府没有对两者协同发展内涵和意义进行充分引导，缺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社会其他主体就不会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其组织与协调当中来，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也会因此缺乏协同动力，不利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工作的开展。
system: [SYSTEM]

user: 4. 基于共生理论的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对策 4.1. 转换发展思维、加强协同意识 共生单元作为协同发展共生关系中的主体，是影响共生关系的优良和共生系统活力的重要因素。在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过程中，关键是转换两者发展思维，加强两者的协同意识。首先，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应改变固步自封，封闭管理的发展思维，除了政府要在一定程度上宣传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激发协同意识外，两者也应立足于自身发展，完善内部系统，主动探究合作路径，发出合作信号，才能吸引外界的资源支持，为共生协同发展奠定基础。另外，为保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双方权益，确保两者能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协同合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之间可以建立有效的协同发展契约，制定协同发展标准，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规模为共同目标，在发展目标和标准上两者达成一定共识，同时重视双方的权责划分，建立合理的利益反馈机制，积极与对方沟通与协调，避免信息不对称产生利益损失的情况出现。 4.2. 构建理想模式、发展健康共生关系 为保证共生单元发生作用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促进健康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应是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最佳模式和目标模式。要实现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可以充分利用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各方面的互补性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关联度，通过建立场地、人力、信息等资源互补共享机制来实现。首先，实现场地资源的共享，体育场馆不仅有余裕场地面积可以低价租赁或免费提供给体育社会组织用于办公场所，也有完善精良的体育设施可以向体育社会组织开放，用于其日常体育训练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并与群众基础较好的体育社会组织合作，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扩大体育群体的规模，不仅能解决体育社会组织无办公场所的问题和体育场馆闲置问题，也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其次，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体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亲民性特征，将群众体育需求，社会调研结果反映给体育场馆，使其可以更好地为大众制定体育服务，避免体育服务的低效问题，体育场馆也可以为体育社会组织提供体育业务指导，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再次，实现人力资源的共享，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可以分工协作，各取所需，场馆工作人员指导体育活动的专业技能，体育社会组织的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参与到体育场馆服务当中，弥补因专业知识缺陷或人力不足问题而造成的体育服务质量不高的情况。在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下，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优势互补，实现两者的共进步、同发展。 4.3. 发挥政府作用、强化正向环境 优良的共生环境条件是共生单元顺利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重要保障。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要不断改善环境条件，强化正向环境，这关键是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政府的重视程度。政府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引导者，对于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应起到管理、协调和引导作用。首先，在政策上，应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可以以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为契机，根据各地的发展实际制定协同发展政策，以政策引领行动，同时应落实好政策的执行情况，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评价制度。其次，在资金上，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资金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在初期寻求协同发展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成本，如果缺乏资金补贴，容易使社会服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会极大削弱主体协同发展的积极性，政府和相关部门可根据监督和评价结果，确定资金补贴标准，精准提供补助资金，在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的资金审批程序上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激励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另外，可以发展以政府为代表的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中介主体，如体育场馆协会、各级体育总会等，充当两者协同发展的需求沟通桥梁，宣传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提高社会的共生发展认同，为体育场馆和体育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 7 ]。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从微磁学角度分析外应力作用下铁磁材料内部微磁特性变化，提出并实验验证了铁磁性材料在外加应力作用下的力磁耦合致磁机制，得出外应力致磁依赖于一定的外磁化场，外磁化场与应力的相互作用导致缺陷处微磁场的泄漏，检测这个泄漏场可实现外应力作用下铁磁构件的缺陷检测，为损伤缺陷微磁检测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 :微磁学，应力致磁，力磁耦合，微磁检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实际在役的铁磁构件均处在一定的磁场环境中受到不同的循环疲劳应力的作用，当对铁磁材料施加外应力以致出现缺陷时，铁磁材料内部的微磁特征会有什么变化？许多学者对应力作用下铁磁材料缺陷处的磁场强度即应力致磁现象进行了研究 [ 1 ] [ 2 ] [ 3 ] [ 4 ]，但是对于应力致磁的机理以及应力致磁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还缺乏系统研究，对磁场和应力的耦合作用还只限于二者共同作用下缺陷或应力集中区外在磁现象的研究。本文从铁磁材料内部微磁特性变化出发，研究受力铁磁构件的磁特性与其受力状态之间的变化规律，找到外应力与材料磁化场的相互作用导致缺陷微磁泄漏场的原因，对实现铁磁构件缺陷微磁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2. 应力与磁化场的相互耦合作用 在材料磁化场和机械变形之间存在着一种耦合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取决于相对于晶轴的磁化方向，因此应变对磁化方向的影响是通过二者之间的耦合来起作用的。应力与磁化场的相互耦合作用可以从磁致伸缩方程得出 [ 5 ]： { ε = ε H σ + d t H B = B σ + B H = d σ + μ σ H (1) 当外磁场 H = 0 时，由于没有磁致伸缩效应，所以磁致伸缩应力常数张量的转置 d t 为零，因此磁致伸缩应力常数张量 d = 0 ，这时，磁化强度 B = 0 ，即单纯应力不产生净磁场。只有在一定的H下，应力 σ 才能产生磁感应强度 B σ 。即应力致磁效应是在外磁场存在下改变铁磁材料的磁化过程，这也说明缺陷微磁现象离不开地磁场。
system: [SYSTEM]

user: 3. 外应力作用下的应力能与磁化方向之间关系 对于各向异性材料，相对于磁化方向的各向异性磁致伸缩应变可用下式表示 [ 6 ]： ε = Δ l l = 3 2 λ ( cos 2 θ − 2 3 ) (2) 应变与磁化方向夹角θ对应变ε的影响关系(假设此致伸缩系数 λ = 1 )如图1所示。其中与磁化方向平行的应变最大，与磁化方向垂直的应变反向最大。
system: [SYSTEM]

user: 4. 应力对磁化过程的影响 样品形状的微小变化就会引起由能量表面所规定的磁化过程非常大的变化，应力作用下铁磁材料微磁性能的变化表现在对其磁化过程的影响 [ 7 ]。 图1. 磁化方向与应变的关系 考虑铁磁材料的表面，如图2所示，磁化强度M保持在铁磁材料的表平面内，其单轴各向异性能为 K u cos 2 θ ， θ 为磁化方向与外磁场方向之间的夹角，在垂直于易磁化轴EA方向上存在磁场H，并沿着垂直于易磁化轴EA方向施加应力 σ 。 在外磁场和不同应力作用下的材料的磁化曲线 [ 8 ] [ 9 ] [ 10 ] 如图3所示。 图2. 应变方向对磁化过程的影响 图3. 应力作用下的磁化曲线 根据能量最小原则，从应力作用下的磁化曲线可得外磁场存在时，应变对磁化过程的影响： 1) 当不存在外磁场时，不论应力如何，磁化仍然返回到零。即应力致磁效应是在外磁场存在下改变铁磁材料的磁化过程。如图3中所示，实线与虚线相交于原点，即应力不产生净磁场。 2) 当外磁场存在时，应力引起的磁弹性能决定了磁化的难易程度，对于各向同性的正磁致伸缩材料，张力( σ > 0 )使得磁化过程更容易。 3) 施加在磁致伸缩材料上的应力诱发了一个倾向于磁化方向转动的应变，形成力磁耦合，使磁化方向朝着应力增大方向移动。
system: [SYSTEM]

user: 5. 材料拉伸与微磁特性检测实验 为了观察拉伸过程中材料表面的微磁特性变化，进行以下实验： 1) 采用线切割技术在同一件淬火处理的30CrMnSi材料上取得长100 mm，宽10 mm，厚2 mm的样品共三件，分别预置微缺陷并标定位置，编号为CMS_0，CMS_1，CMS_2。 2) 对样品进行表面精磨，抛光。表面光洁度为Ra = 0.1 um，表面粗糙度为Rz = 0.4 um。 3) 分别对三件样品进行无拉伸、弹性拉伸和屈服拉伸试验，之后采用JLY-1B智能微磁裂纹检测仪进行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4) 对拉伸后试件将含标定缺陷区切割出10 mm × 10 mm试件，将切割后样品运用NanoScope5磁力显微镜进行磁畴观察实验，分析其微磁特性变化。 5.1. 无拉伸实验 对样品CMS_0进行微磁检测和磁畴观察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其中图5(a)所示是试件表面形貌图，图5(b)是试件表面的磁畴分布图。 图4. 30CrMnSi微磁检测信号 图5. 30CrMnSi表面的形貌和磁畴分布图 由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除了预置微缺陷处出现较强的微磁变异信号外，还有许多较小的类似缺陷的微磁信号，这是由于材料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应力分布不均或杂质引起的。从磁畴观察结果表明，在地磁环境下，铁磁构件表面的磁畴结构分布与表面几何形貌基本相同，难以分清哪里是真正缺陷区域。图5中蓝框所示区域为已知标定缺陷区域位置。 5.2. 弹性拉伸实验 图6. 30CrMnSi弹性拉伸后微磁检测信号 图7. 弹性拉伸后30CrMnSi表面的磁化场 对CMS_1试件在WE-1000表盘液压式万能试验机上进行三次弹性拉伸，拉伸力分别为8 KN、7.5 KN、7 KN。微磁检测和磁畴观察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其中图7(a)为试件表面形貌图，图7(b)为试件表面磁畴分布图，图7(c)为试件表面磁化强度分布图。 由检测波形可以看出，由于施加弹性应力，微裂纹区域微磁场有增大趋势，但是，由于是弹性拉伸，微磁结点是可逆的，所以，拉伸力卸载后，微磁检测效果不明现，微磁检测信号强度基本与没有拉伸情况下相同。由磁畴观察结果表明：在应力较小时，出现位错、滑移，在地磁作用下畴壁发生位移和转动，在微裂纹边缘区域出现磁荷聚集，产生可逆磁畴结点，由于畴壁势垒较弱，导致磁荷分布具有随机性，聚集程度较弱，缺陷区磁化场强度(图7(c)中蓝色箭头和红色箭头所指方向为微裂纹边缘上端和下端的磁化场方向)较小。 5.3. 屈服拉伸实验 对CMS_2在WE-1000表盘液压式万能试验机上进行屈服拉伸，施加拉伸力分别为8.2 KN，15.3 KN，11.9 KN。微磁检测和磁畴观察结果如图8和图9所示。其中图9(a)为试件表面形貌图，图9(b)为试件表面磁畴分布图，图9(c)为试件表面磁化强度分布图。 图8. 30CrMnSi屈服拉伸后微磁检测信号 图9. 屈服拉伸后30CrMnSi表面的磁化场 由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施加拉力较大，微裂纹区域的微磁信号强度区别于一般的应力集中区域的微磁信号强度明显增大。屈服拉伸后的磁畴观察结果表明：当受力较大时，晶格发生不可逆变化，使磁畴结构破坏，形成新的畴壁，形成不可逆磁畴固定结点。畴壁势垒的磁状态不可逆变化在工作载荷消除后还会保留，除非另外施加强磁场或外应力，产生定向磁场源，其磁化场强度较强，使缺陷对外显示较强微磁场现象。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论 通过对外应力与铁磁材料微结构内磁化强度的相互作用及拉伸实验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单纯应力不产生净磁场，应力致磁效应是在外磁场存在下改变铁磁材料的磁化过程。 2) 应力对铁磁材料微磁性能的影响是通过改变材料内部磁畴结构来实现，应力对磁化强度方向的影响，使得磁化强度的方向不能任意取向，在平面应力状态下，磁化方向始终沿着主应力方向为易磁化方向。 3) 施加在磁致伸缩材料上的应力诱发了一个倾向于磁化方向转动的应变，形成力磁耦合，使磁化方向朝着应力增大方向移动。应力较小时，产生可逆磁畴结点，受力较大时，磁畴结构破坏，形成不可逆磁畴固定结点，畴壁势垒的磁状态不可逆变化在工作载荷消除后还会保留，在裂纹磁畴区形成附加磁极，形成泄漏磁场，产生缺陷微磁特征信号，据此可实现缺陷微磁检测并判别缺陷的类型、大小。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张太雷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之一。他参加了早期党的组织、统战、对外联络等多个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同时他恢复和整顿了青年团组织，为理顺党团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张太雷，组织，统战，对外联络，党团关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前言 张太雷，原名曾让，字泰来，1898年出生，江苏常州人。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1921年，他受组织安排前往俄国，成为党内接触共产国际组织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1927年12月12日，他在领导广州起义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宝贵生命。纵观张太雷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展现了杰出的政治、外交才能，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system: [SYSTEM]

user: 2. 组织工作的实践者——探索早期党的组织工作的思想路径 2.1. 主张以建立工会组织作为建党的基础 张太雷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幼在贫苦中磨炼，对穷苦人民有着一种天然的同情，因此在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一直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在对工人状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他在国际刊物《工人世界》发表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文中认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忍无可忍的悲惨处境一定会加速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呼吁道：“工人弟兄们，如果你们想前进，如果你们想使自己的劳动得到保障，你们就应当组织起自己的工人联合会……应当组织起新型的、没有资本家走狗参加的、纯洁的工人联合会。立即觉醒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工人联合会！” [ 1 ]。张太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弱点，表现在：这个运动是按照行会，而不是根据产业的原则开展的；行会的原则在中国是那样地异常有力，……在这些行会和同业公会中，雇佣工人同自己的雇主联合在一起，他们之间是家长制的关系。这种关系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独立性 [ 2 ]。他认为只有克服中国工人运动这一弱点，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进行阶级斗争。张太雷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同时对党早期的基本任务作了进一步阐述，即“进一步加强工会的组织，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基础” [ 3 ]，这与1921年中共一大所通过的有关党对工会所起的作用的决议精神相一致。由此观之，张太雷对工会组织的认识正确深刻且富有前瞻性，与党的决议精神不谋而合，这是对马恩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继承，体现了科学性、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统一。 2.2. 主张严肃组织纪律，坚决清除无政府主义者，统一党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和领导问题上坚持建立坚强统一的组织，反对巴枯宁有关“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的主张，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会让党陷入瓦解的泥沼。在创建早期党的组织过程中，张太雷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认识也同样非常深刻和到位：“在各地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事。但后来我们确信，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 [ 4 ] 他认为，严肃组织纪律，坚决清除无政府主义者，统一党的思想，对纯洁和发展共产党早期组织大有裨益，同时建议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说明党的目标、原则和策略，把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队伍。他提出：“我们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宣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结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工会和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 [ 4 ] 张太雷等建党初期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党组织的危害，他们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性、严整性和纯洁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及时、有效地避免了派系林立、鱼龙混杂的复杂局面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健康发展。 2.3. 主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张太雷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认识、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经非常明确而成熟。作为最早与共产国际展开接触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情况进行全面剖析后，于1921年3月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他认为中国民众在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反对资本家剥削中有自发的斗争意识，但需要有引向具有革命目标的斗争意识，这正是共产党的任务。只有具有革命斗争的因素，才能汇成中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洪流。同时，他还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加紧把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联合成强大的阶级组织，把一切至今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并且把他们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来，将他们组成一支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使之成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 5 ] 显而易见，这一阶段的张太雷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已经有了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认识，并且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的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张太雷看待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视角。
system: [SYSTEM]

user: 3. 统一战线的支持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1. 对无产阶级的统战思想 张太雷主张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不仅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而且还要十分注意团结庞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群体的力量。他认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境遇缺乏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土壤，这个人口庞大、地域辽阔的国家唯一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的道路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那么最需要依靠的就是无产阶级，包括农民、工人和流氓无产者。张太雷把中国的农民无产阶级分为了“佃农”和“雇农”，佃农虽然靠租种暂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因为地主压迫等各种原因极有可能会沦为雇农，而雇农则更像是农业工人，不固定的工作、微薄的收入让雇农随时可能加入失业者的大军。对于工人阶层，张太雷分析了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苦力和女工，认为小手工业者的传统经营方式无法抵挡工业化生产冲击，会被资本工厂挤压生存空间。产业工人在资本家及其走狗监工、掮客的剥削压迫下，工资微薄、工作环境恶劣，同时又面临着入城农民等其他无产阶层抢夺就业机会，虽然饱受剥削却艰难忍受。与之相比，找不到就业机会的苦工和女工则更是就业群体中的弱势，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底层只能靠出卖简单的体力劳动去维持生计，男性产业工人的菲薄收入难以养家也造成了家庭中的妇女不得不外出寻找工作，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给了资本家压榨工人剩余价值更多的可能。针对流氓无产者，张太雷坚定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他们本质上和农民有很大相同之处，是万恶的社会环境导致他们流离失所而变成这一群体，而且不进行争取极有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利用。可以说，张太雷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了客观分析，把握住了资本、生产资料来划分和判断各阶层的阶级属性，从而判定他们具有改变社会状况的革命动力，都是可以依靠、团结、争取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的历史重任。 3.2. 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思想 1921年，张太雷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前往苏联伊尔库茨克，负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并承担起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的起草重任。最终，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张同志的报告》 [ 6 ] 中，张太雷首次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他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土地上的资产阶级进行了细分，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外国资产阶级的挤压竞争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反抗夹缝之中，他们虽然有软弱和幼稚的一面，但是拥有渴求变革、改变现状的动力，在面对驱逐外国资产阶级和打倒帝国主义的选项面前，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吸纳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因此，张太雷在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的翻译和助手时，多次和孙中山先生进行交流，详细介绍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并向其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积极响应，并亲自主持了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仪式，帮助国民党实现改组工作。但是，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张太雷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领袖”，体现了他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在斗争实践之中，张太雷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从革命目标的现实性出发，因地制宜地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 [ 7 ]。张太雷对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逐步实现革命进程的观点与党的二大《宣言》指出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的主张是基本相同的。可以说，张太雷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清醒的具有前瞻性的，他没有像当时很多中共党员一样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深度，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统战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较早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 8 ]，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