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相关工作 曲率估计的相关研究工作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Kacnderink等人 [ 3 ] 率先将微分几何的概念引入计算机视觉，并提出了曲率估计的概念。1980-1995年可划分为曲率估计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曲面拟合法为主，P. J. Flynn等人于1989年发表了第一篇对这一阶段相关工作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 [ 4 ] ，他们的结论是在此期间提出的算法适合于计算曲率的正负，而曲率值的计算受量化噪声的影响很大；六年后文献 [ 5 ]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96~2005年可划分为研究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离散方程近似法得到重视，许多基于数学微积分和卷积的方法被提出 [ 6 ] ；2006年至今为研究的第三阶段，一些基于取向估计的方法被陆续提出，尤其是张量演算和投票机制的引入，给曲率估计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下面进行具体描述。 第一阶段的曲率估计方法大多数用局部曲面拟合，可以用二次曲面、三次曲面、多项式曲面，还有一些方法对曲面进行网格化处理，然后通过计算各网格顶点邻域多边形的夹角计算曲率。其中抛物面拟合法[ 7 ] [ 8 ] 比较典型，应用也很广泛。为计算三角化后的曲面上各点的曲率和方向，该方法用一个小抛物面根据最小二乘原理去拟合各点及其邻域点， 这一过程同求解一组线性方程即可实现，拟合后根据抛物面的方程式即可计算该点的曲率及方向。由于曲面拟合并计算二阶偏导(对噪声敏感)，Sander和Zucker提出了一种经典的算法，他们在文献 [ 9 ] 中对局部曲面拟合法进行了综合描述，并在曲面拟合的基础上进行迭代优化提取曲面参数；文献 [ 10 ] 将局部曲面拟合与表面法矢方向相结合；Stewart [ 11 ] 提出了一种简称为MINPRAN的方法，该方法通过随机抽样可以大大减小外部点和噪声的影响；文献 [ 12 ] 提出了一种多相方法估计模型参数；Zhao等 [ 13 ] 应用水平集算法拟合任意形状的曲面，进而计算曲率；文献 [ 14 ] 对于1997年以前的曲面拟合法进行了比较。 离散方程近似法利用三维空间中的点及其邻域信息建立方程，这类方法往往为了提高运算速度而以降低准确率为代价。比较典型的是基于Gauss-Bonnet原理的方法[ 15 ] [ 16 ] ，该方法将空间中的点作为图的顶点，而顶点之间的连线为边，再加上边之间的夹角信息可以优化求解根据Gauss-Bonnet原理建立的积分方程，该方程在多边形情况下的解就对应了各点的高斯曲率；在许多情况下，曲率计算可以依据通过该点的曲线及其邻接点的信息，于是有人结合Euler-Meusnier理论 [ 17 ] 提出了曲率估计的方法，方法用与物体表面相切的圆去逼近表面，然后应用Euler-Meusnier理论计算各点的曲率；Watanabe和Belyaev提出针对网格抽取问题的算法 [ 18 ] ，该方法用三角化网格逼近目标曲面，然后应用欧拉方程求解曲面曲率，对三维物体的遥感图像实验效果较好；文献 [ 19 ] 通过线积分的方式估计曲线上离散点的曲率，自适应调整积分区域的大小提高了估计结果的鲁棒性和准确性。 卷积法是对结肠CT图像进行息肉检测过程中进行曲率估计的常用的方法，文献 [ 20 ] 的研究表明，如加入有效的平滑，其曲率估计的准确率和鲁棒性将得到很大改善。多尺度分析技术也被引入曲率估计中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是 [ 21 ] ，其计算结果依赖于高斯滤波的结果。这类方法的优势是可以同时解决像插值、平滑和分割等多个问题 [ 22 ] 。但是，多尺度平滑被引入对图像进行预处理。这样会使曲率的计算值偏小。 基于取向估计的方法将每一点的切线方向与曲率联系在一起，以采用张量演算和投票机制的方法居多。比较典型的是Taubin的 [ 23 ] 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曲面各点的切矢量积分构造各点的张量矩阵，然后通过求取矩阵的特征值计算各点的曲率，算法的运行结果显示出对自然图像的实验效果很好；文献 [ 24 ] 对这一算法进行了扩展并改进了积分过程中各切矢量的加权方式；文献 [ 25 ] 针对图像中狭长结构的曲率估计问题，首先将图像与一个核函数进行卷积，然后计算取向矩阵，最后通过对取向矩阵进行特征值分析得出曲率估计结果；采用投票机制的方法，提到了曲率估计的准确率；文献 [ 26 ] 引入投票机制对基于张量演算的方法进行改进并应用于大型网格线曲率的计算中；文献 [ 27 ] 进一步提高了这类方法计算的准确率；文献 [ 28 ] 提出了一种基于张量投票的方法，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建立张量投票和贝叶斯最大似然估计之间的理论联系；Bårman等针对有解析式的曲线或样条曲线，通过对图像进行Fourier变换，利用Fourier变换及其可导特性采用分层数据结构在频域对信号进行滤波，进行取向估计并用矢量域的方式表示取向信息 [ 6 ] ，对取向估计和曲率估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计算框架。 上述各类方法中，第一阶段研究较多的曲线/曲面拟合法的计算思路与原始的数学曲率计算方式较为接近，由于易受噪声影响而受到限制；离散方程近似法和卷积法一般针对具体应用设计；基于取向估计的方法由于理论基础雄厚、计算方式灵活、应用范围较广而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system: [SYSTEM]

user: 4. 曲率估计在曲面检测中的应用 为说明曲率估计对曲面检测的影响，我们采用张量投票方法[ 28 ] 进行曲面检测，在此过程中加入曲率估计，比较有无曲率估计对曲面检测的影响。之所以选择张量投票方法，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就可以进行取向估计和曲率估计，同时还可应用于曲面检测，因而采用这一方法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图2(a)为原始的空间点集；图2(b)为对图2(a)添加了均值为0.05的椒盐 图2. 张量投票方法进行曲面检测的实验结果 噪声的点集图像；图2(c)为无噪情况下提取的空间三维曲面；图2(d)和图2(e)分别展示了加入曲率估计前后的曲面检测结果。从这组实验中可以看出，加入曲率估计之后可以明显提高曲面检测结果的平滑度，且边界模糊现象较少。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束语 本文在对曲率估计进行数学描述的基础上，对现有的曲率估计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类总结，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曲率估计对曲面检测的影响，从而有利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由于曲率估计方法多是在具体应用中设计的，因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国内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我们将在本文工作的基础上，对现有的方法做一个量化比较，并进一步探究曲率信息在张量投票方法中的应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对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的影响。方法：390名大学生参与了本研究，指导他们想象在某个特定的消费场景中购买一款洗发水。采用量表对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价值会受到折扣深度的影响；在价格折扣中，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会受到折扣深度的影响，而在买赠折扣中，折扣深度对购买意向的影响不显著；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质量和预期未来估价会受到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的双重作用。结论：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主要受折扣深度的影响，促销活动的长期效果则会同时受到折扣深度与折扣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启示商家在进行促销活动时，应该合理考虑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以获得最大的短期与长期促销效果。 关键词 :折扣深度，价格折扣，买赠折扣，促销效果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促销(Sales Promotion)是商家最常使用的沟通策略，是指企业通过提供各种短期性的刺激，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感知和购买行为，从而促使消费者做出即时购买行动的一种营销活动  (郝辽钢，2008) 。促销活动可以为企业带来一系列的利益，如  Yeshin (2006) 认为促销可以增加消费者的需求，鼓励消费者对产品的重复购买，提高产品知名度等。同时  Raghubir等人(2004) 的研究发现，促销活动也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促销被各商家广泛应用。一般来说，为了获得更好的促销效果，商家会选择较大程度的折扣  (DelVecchio， 2007) ，增加折扣深度使得促销产品充满吸引力，因为消费者能体验到明显的价格优惠  (Leone， 1996) 。然而价格促销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如降低消费者对品牌价值的感知，降低消费者对品牌的价格预期，促使消费者等待下次促销而降低了消费者在产品促销后(Postpromotion)对产品的选择等  (Dodson， 1978; Monroe， 1971; Mela， 1998) 。Dodson等人发现促销结束后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会明显减少，并利用“自我感知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即消费者在促销期间购买促销产品时，将自觉购买的主要原因归因为企业的促销活动，而当他们在非促销期间以正常价格购买该产品时，则会将购买原因归因于自己对该产品的真正偏好  (薛霁，2009) 。  DelVecchio等人(2006) 的研究显示，当促销深度超过20%时会使消费者对促销后该产品的价值感知产生负面影响。  朱华伟等人(2010) 提出价格折扣幅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降低了消费者对未来降价的预期，另一方面则提高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质疑。  Raghubir (1999) 的研究则表明一次性的促销结束后，消费者对促销品牌的评价会明显降低，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一项关于价格促销的折扣量对品牌资产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折扣量的价格促销对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品牌资产有负面影响  (江明华，2003) 。对于折扣深度的大小，  Della等人(1980) 认为只有超过15%的价格折扣才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且当价格折扣在30%至50%之间时消费者的感知节省并没有显著的变化。综合折扣深度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将轻度折扣定义为10%，将中度折扣定义为25%，将深度折扣定义为50%。 根据框架理论效应，对同一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或措辞进行编辑时，语句本身的不同，会让信息接收者对信息产生不同的认知，从而导致信息接收者产生不同的态度与行为  (Tversky， 1981) 。同样，在促销活动中，促销方式的不同表达也会影响到促销效果。已往研究从促销频率、促销深度、消费者个体差异等角度对促销效果进行了研究  (Kalwani，1992；Mela，1997；孙彦，2007) ，但直接比较不同促销方式效应差异的研究较少，且相关结论尚存在分歧  (刘红艳，2012) 。在众多的促销方式中，价格促销(Price Promotion)是最为常用的一种促销方式，它是指商家在某个特定时期，通过降低商品的价格，或不降低价格，但增加同一单价下商品数量的方式让利消费者，以刺激购买的一种营销手段  (陈文容，2005) 。价格促销广泛应用于各种商业目的，如刺激需求、提高销售额、维护或改进市场份额等  (江明华，2003) 。较为常见的价格促销类型包括价格折扣(Price Discount)和买赠折扣(Bonus Pack)，其中价格折扣是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相同的商品，它是商家使用最为广泛的促销策略之一  (DelVecchio， 2007) 。而买赠折扣是指向消费者以不变的价格提供更多数量的同类商品，它也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服装、食品、日用品等商品的促销中。  李晓芳(2013) 的研究表明，促销方式的差异会带来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差异，  Palazon等人(2009) 也发现不同的促销方式会导致消费者对让利幅度相同的不同促销形式有不同的评价。一项以服装产品的研究发现，促销方式会对消费者关于产品的内部参考价和感知价值产生影响  (关利华，2011) 。消费者对促销产品的感知价值与购买意向会直接影响其对促销产品的选择，促销活动进行中的销售业绩无疑是衡量促销效果的关键指标。同时，消费者对促销产品的感知质量可以表征该产品在顾客心中的可信赖程度，当促销活动结束后，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与否还与消费者对该产品的预期未来估价有关。由此可见，促销效果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且促销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之间还存在着差异，与以往单一研究折扣幅度或促销方式不同，本研究将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相结合，以对价格促销的两种方式在不同折扣深度下的短期与长期促销效果进行探究。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3 × 2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其中，折扣深度有三个水平：轻度折扣(10% )，中度折扣(25%)，深度折扣(50%)；促销方式有两个水平：价格折扣，买赠折扣。因变量为感知价值、购买意向、感知质量和预期未来估价。其中，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是指消费者能感知到的利益与其在获取产品或服务时所付出的成本进行权衡后对产品或服务效用的总体评价。购买意向可以理解为消费者愿意采取特定购买行为的几率高低，它比感知价值更具预测购买行为的作用。感知质量是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总体质量感受或在品质上的整体印象，可以表示消费者对产品的接纳程度和信任程度。预期未来估价则是指促销活动结束后，当消费者再次面临选择该产品时愿意支付的价格，即消费者认为此时该产品的适宜价格。在本研究中，用感知价值与购买意向来表征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用感知质量与预期未来估价来表征促销活动的长期效果。为了保证价格折扣与买赠折扣两种促销方式的优惠幅度大致相等，本研究在表述不同促销方式时，采用“名义等值”的方式，即不同的促销方式表述的降价或增量百分比相同(降价X%，增量X%)。 2.2. 研究对象 选取某大学本科生作为被试，发放问卷39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有效回收率为95.90%。其中男生119名，女生255名。被试平均年龄为21.60岁(SD = 1.64)，月平均消费为854.17元(SD = 385.94)。 2.3. 实验材料 实验情景为假设消费者想购买某品牌洗发水。“想象一下，您前往超市购买某品牌的洗发水。400 ml的产品售价为50元，与您的预期一致。现在该洗发水正在进行促销活动。”根据实验设计，存在以下六种情景，具体促销内容见表1。 参考Dodds等使用的量表，通过是否值得购买、是否划算、是否是一个公平的价格以及是否是一个很好的交易来测量消费者的感知价值，采用7点计分法，从1 (完全不同意)到7 (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感知价值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参考Dodds等使用的量表，通过购买可能性和购买意愿来测量消费者的购买意向，采用7点计分法，从1 (非常低)到7 (非常高)。在本研究中，购买意向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通过对产品质量的判断和喜爱程度两个测项来测量消费者的感知质量，采用11点量表，从0 (非常差)到10 (非常好)。在本研究中，感知质量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5。对于预期未来估价的测量，采用直接让被试给出估价的方式，测项为：“如果下次还在这个超市购买该洗发水，那么您预计该洗发水的价格应该是____元”。对于感知价值，取四测项的平均数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对于购买意向和感知质量，取二测项的平均数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促销的短期效果主要受折扣深度的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促销活动的成败可以由活动当天的销售业绩来衡量，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会受到其对产品的感知价值和购买意向的影响，因此可以用感知价值和购买意向来代表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与  Keller等人(1993) 的研究结果相似，消费者对促销产品的感知价值会受到折扣深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对于同一件产品，折扣深度越大，消费者会觉得它越划算，所以感知价值会越高。本研究发现，从轻度折扣到中度折扣，感知价值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直到深度折扣时，出现了感知价值的显著增加，这说明中低度的折扣对消费者来说区别不大，而深度折扣则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提示商家在进行促销活动时，若想提高消费者对促销产品的感知价值，应该采用较大幅度的折扣。购买意向可以理解为消费者愿意采取 图3. 不同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下的预期未来估价 特定购买行为的几率高低，它比感知价值更具预测购买行为的作用。有研究显示，价格折扣呈现形式和折扣幅度会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来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  (郝辽钢，2008；2009) 。一般认为，折扣深度的增加会加大消费者的购买意向  (高晓倩，2012) ，但本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促销方式下，购买意向随折扣深度的变化并不是等同的。在价格折扣中，中轻度折扣时的购买意向显著低于深度折扣，而在买赠折扣中，折扣深度对购买意向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促销方式与折扣深度的组合都能带来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变化，可能这与不论多大程度的“价格折扣”都能带来明显的“优惠感”有关，而对于“买赠折扣”，消费者会认为是商家在捆绑销售，“优惠感”并不明显。研究结果说明在价格促销活动中，商家若想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应该采用价格折扣的方式，即降低价格而不是增加产品的重量，并且要保证折扣深度达到一定的明显优惠的程度。 4.2. 促销的长期效果会受到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的双重影响 与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相比，促销的长期效果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消费者对促销产品的价值感知和评估，甚至会对产品的品牌价值产生影响。与感知价值一样，消费者对促销产品的感知质量也是基于品牌资产的核心要素之一，可以表征促销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质量水平  (Aaker， 1996) 。而预期未来估价则反映了在消费者心中该产品的价格，对于消费决策和购买行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预测作用，因此可以用感知质量与预期未来估价表示促销活动的长期效果。  郝辽钢(2008) 的研究表明，促销策略会影响到消费者对被促销品的感知质量，从而影响到被促销品的品牌权益；  黄岚等人(2014) 的研究则指出，促销幅度会对感知质量产生消极影响。本研究发现感知质量会同时受到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的影响，在价格折扣中，感知质量随着折扣深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而在买赠折扣中，折扣深度的增大并不能带来感知质量的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单就促销方式来说，如果商家采用的是价格折扣，则必须重视在这一促销方式下折扣深度对消费者感知质量的负面影响，即折扣深度越大，消费者的感知质量越低。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在价格折扣中，直接降低产品的价格使得“优惠感”十分强烈，随着折扣深度的增加，消费者会去思考降价的真正原因，并且把自己对产品的偏爱归因于价格的优惠，而不是自己对产品本身的喜爱或产品良好的质量，因此随着折扣深度的增加，消费者会降低对产品的感知质量。这与较大幅度的促销会增加感知价值与购买意向并不冲突，只是消费者把购买的原因从商品质量转移到了价格优惠上面去了。如果商家采用的是买赠折扣这样的促销方式，则不必担心消费者感知质量下降这一问题，这可能与买赠折扣时消费者更倾向于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商家在捆绑促销有关，毕竟真实的花费并没有降低，因此“优惠感”不会很强烈。与感知质量不同的是，当折扣深度过大时，即使是买赠折扣，也同样面临会降低消费者预期未来估价的风险，这可能与消费者较“感知到的质量”更看重“感知到的价格”有关，正如  Grewal等人(1998) 的研究所示，折扣幅度的增加会降低消费者对产品的参考价格。提示商家在采用价格促销时，同样要注意过大的折扣深度对消费者预期未来估价的不良影响，并且与感知质量不同的是，这种对预期未来估价的不良影响并不能通过选择买赠折扣的促销方式来消除。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轻度折扣时，价格折扣与买赠折扣的感知质量和预期未来估价并无显著差异，中深度折扣时，价格折扣的感知质量和预期未来估价会显著低于买赠折扣。这说明采用何种促销方式还要看具体的折扣深度，若商家采用较大幅度的折扣，则应该选择买赠折扣的方式；当然，如果折扣幅度非常大，那么不论采用何种价格促销方式，消费者的感知质量与预期未来估价的降低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4.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折扣深度与促销方式对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较少关注促销活动的长期效果的不足。研究结果启示商家在进行促销活动时，应该根据预期目的合理设定促销方案以获得最大的促销效果。本研究被试为390名大学生，样本组成较为单一，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选取其他被试或增加被试数量来确保研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此外，由于实验条件等限制，本研究采用的是模拟促销场景的方法，而这是否可以完全代表真实的促销场景还需进一步验证。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1) 促销活动的短期效果主要受折扣深度的影响，促销活动的长期效果则会同时受到折扣深度与折扣方式的影响。 2)虽然增加折扣深度会带来较大的感知价值与购买意向，但同时降低了消费者对促销产品的感知质量与预期未来估价。 3) 在折扣深度较大的促销活动中，商家应选用买赠折扣的促销方式来减少消费者降低感知质量与预期未来估价的风险。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按照问卷修订基本流程对Witmer等人1998年编制的沉浸倾向问卷(ITQ)进行中文版修订及信效度检验。方法：选取360名大学生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另外抽取440名大学生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同质性信度检验、结构效度检验，并以网络游戏沉浸问卷得分为效标进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包括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游戏沉浸、状态卷入、专注和情感卷入，四因子解释方差50.65%。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四个因子的α系数在0.512~0.789。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χ 2 /df = 2.736， NNFI = 0.91， IFI = 0.93， CFI = 0.93， RMSEA = 0.064)，效标效度检验结果表明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r = 0.575， p < 0.001)。结论：修订后的中文版沉浸倾向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能够应用于相关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 :沉浸倾向问卷，中文版修订，信度，效度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沉浸感(Immersion)是一种心理状态，其特征是感觉到自己被包围，被封闭在环境中，并且与提供连续刺激流和体验的环境互动  (Witmer， et al， 1998) 。个体所沉浸的环境可以是当前从事的活动、自身的想象，也可以是设计者所设计的虚拟情境，沉浸的程度受到个体感知觉以及知识经验的影响。当个体处于“沉浸状态”时，不仅表现出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伴随着情感的卷入。简言之，“沉浸状态”是人们从事工作、学习或其他活动时的最佳状态。不同的人产生“沉浸状态”的难易程度有所不同，被称为沉浸倾向(Immersion tendency)，在相同条件下沉浸倾向高的个体能够体验到更多的沉浸感。 国内外已有部分关于沉浸感的研究。从对活动结果的影响来看，沉浸感有普遍的积极作用。沉浸感理论的创始人  Csikszentmihalyi (1992) 在象棋、体育运动、视觉艺术等众多领域中研究沉浸感时，发现沉浸感和表现结果呈正相关。这种积极效应在学习活动中也得到充分验证，  陶侃(2009) 认为沉浸感可以使学习者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学习目标上。  Sedig (2007) 的研究显示增加儿童在数学学习时的沉浸感，可以提高儿童的数学理解力，支持了这一结论。网络学习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更多支持，  Kickmeier-Rust和Albert (2010) 发现具有高沉浸感的教学游戏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Ho (2010)和Skadberg (2004) 的研究结果也均表明了沉浸感对网络学习结果的积极影响。  Shin (2006) 在研究网络课程情境中的沉浸状态时还发现沉浸也是网络课程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激发学生在远程学习中的内在动机。沉浸也会产生一些消极效应，例如  Sarah Römisch等(2014) 研究发现沉浸感高的妇女更容易沉浸在创伤性事件。此外，有研究者考察了沉浸的影响因素，  马颖峰等(2009) 人思考了“非玩家控制角色”(NPC)与沉浸感的关系，他认为NPC能够将学习者的隐形需求显性化，有利于学习者在游戏中的沉浸。  Jeeyun Oh等(2014) 研究发现过多的用户控制能够降低观众在电影中的沉浸和娱乐程度。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更深入地开展沉浸感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Hua Qin等(2009)研究表明个体的沉浸感可以通过对游戏的描述进行测量；但目前最常用的测量方式是自陈式沉浸量表。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沉浸感量表是  Jackson等(1996) 人编制的沉浸状态量表(Flow State Scale， FSS)，FSS最初是用来研究各种体育运动中个体所体验到的沉浸感，现在其他领域的沉浸感研究也使用该量表。之后  Trevino (1992)、Hoffman (1996)、Chen等(2006) 人先后编制了沉浸感测量量表，并考察了参与虚拟活动中的沉浸感体验。我国的  庄宗元(2007)、马芳(2010) 也编制了中文版的沉浸感量表。需要说明的是，  张宏宇(2010) 曾检验了简版沉浸量表(SRRS)，但是该量表所测量的沉浸(rumination)是指一个人把注意集中于抑郁症状以及这些症状的原因和结果的思想和行为，更多强调的是不断重复地在关注一个人发生的抑郁等状态，而本文当中的沉浸对象是当前活动和情境，两个概念的内涵有所不同。因此沉浸倾向问卷的修订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可知，虽然研究者开发了诸多沉浸的测量工具，但大都是对沉浸体验进行的测量，少有工具测量沉浸倾向。目前为止仅有的沉浸倾向的测量工具是Witmer等人在1998年编制了沉浸倾向问卷，他们对沉浸进行了理论建构，认为专注和卷入是沉浸的两个主要结构，并在这个二维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沉浸倾向问卷的编制。Witmer等人在问卷编制过程中又添加了游戏因子，最终形成了包含三个因子的沉浸倾向问卷(ITQ)，分别为卷入、专注和游戏因子。国内对沉浸感的研究较少，更缺乏对沉浸倾向的测量工具；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对沉浸感的研究，本研究将对Witmer等人1998年编制沉浸倾向问卷(ITQ)进行中文版修订。沉浸感不仅在现实活动的研究中有重要应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网络和虚拟现实活动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价值  (Witmer， 1998) 。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预测问卷的确定 2.1.1. 翻译、回译和校正 首先把Bob G. Witmer等人1998年编制沉浸倾向问卷(ITQ)翻译成中文版的沉浸感问卷，然后由英语专业的老师由中文回译成英文，发现没有显著差异，最后再由团队当中的6位硕士和2位博士对预测问卷进行表述纠错，以避免项目有歧义、难以理解、表述不够简练等问题，最终获得中文版问卷。 2.1.2. 项目补充 原量表共16个题目，含专注、卷入和游戏三个因子，其中专注因子含7个题目，卷入因子含7个题目，游戏因子含2个题目。此次修订在原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保留原问卷所有题目，并且进行了一些补充。首先，补充了两个原问卷编制过程中与总分有高相关，却未被分配到特定因子中的题目，分别是 “你能多好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喜欢的活动上？”和“当观看运动或比赛时，你曾经因太投入以至于自己的反应好像就是其中一员吗？”。其次，由于原量表中游戏因子题目太少(2个项目)，因此对该因子进行项目扩充。选取20名大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对访谈内容进行转录并对转录的内容进行编码分析。根据开放式访谈内容编码的结果，将筛选出来的词条和短语形成4个疑问性游戏因子的题目(“你常常因为专注地玩一个手机游戏，以至于忽视了其他事情吗？”；“你曾经因为专注于一个游戏而忘记了时间吗？”；“玩游戏时，你能将注意力持续地集中在游戏中吗？”；“你经常因为太投入一个游戏，以至在游戏失败时感到生气或沮丧吗？”)。最终形成包含22个题目的初测问卷。 2.2. 预测 从山东省某高校4个年级中随机整群抽取了不同专业的8个班级，统一在课堂上施测，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50份，其中男生112人，女生238人；理工科171人，文科99人，艺术体育专业90人；年龄16~24岁，平均19.2 ± 2.0岁；网龄1~12年，平均6.2 ± 2.4岁。 2.3. 正式问卷的确定 通过项目分析删除两个题目，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题目一个题目9(因子载荷小于0.4)，最终获得包含19个题目的正式问卷，共包括四个因子，分别被定义为游戏沉浸、状态卷入、专注及情感卷入。采用1 (完全不符)~5 (完全符合)点计分，得分愈高表明沉浸倾向愈高。 2.4. 正式施测 从山东省某高校4个年级中随机整群抽取了不同专业的10个班，统一在课堂上施测，共发放问卷440份。回收有效问卷431份，其中男生175人，女生256人；理工科205人，文科119人，艺术体育专业107；年龄16~24岁，平均19.8 ± 1.9岁；网龄1~12年，平均6.3 ± 2.3岁。 2.5.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6.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采用Liseral 8.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首先对初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项目分析的原则为：计算各题目与总分的相关，并剔除相关r < 0.3的题目  (平凡等，2012) 。结果，删除r < 0.3的题目2个(6、7题)。剩余20个题目与总分的相关在0.32~0.61之间，Ps < 0.01，沉浸倾向问卷得分描述统计见表1。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素分析，首先对预测样本(n = 350) 的数据取样适当性进行检验。对项目分析后的20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正交旋转法抽取因素，生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4个，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0.65%。KMO = 0.836，Baralett球形检验χ 2 =1982.30，p ＜ 0.001，说明适合做因素分析。 根据研究者编制问卷的实际经验，项目删减的原则是：① 共同度低于0.3；② 因素负荷小于0.4 (删除题目9)；③ 存在双重负荷(双重负荷均在0.3以上且负荷之差小于0.3)  (平凡等，2012) 。依据这些标准对初始问卷的项目进行删减，每次删除一个项目，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依据重新分析的结果确定下一次删除的项目。在本研究中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经正交旋转，共得到4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0.65%，题目9由于因子载荷小于0.4而被删除。由于原问卷由三个因子构成，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限定3个因子，获得三因子模型，三个因子与原问卷的三个因子基本一致。对四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的取舍将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比考察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来决定。四因子模型各条目因子载荷见(表2)。 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正式样本(n = 431)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沉浸倾向4因子结构和3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  温忠麟等(2006) 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的拟合指数指标，NNFI和CFI的临界值为0.90，RMSEA的临界值为0.08，因此本研究中四因子模型符合要求，三因子模型基本符合要求(表3)。 由于四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不是嵌套模型，所以按照非嵌套模型的比较方法对其进行比较。在非嵌套模型中通常使用交叉拟合指数(CVI)作为模型选择的依据，ECVI为CVI数学期望的估计值。在一般情况下，介于二者之间的模型的ECVI值愈接近饱和模型的ECVI值，拟和愈好；愈接近独立模型的 ECVI值，表示拟和愈差  (柳恒超等，2007) 。结果，四因子模型△ECVI (ECVI-EC-VI饱和)指数均为0.24，三因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immersed tendency questionnair 项目 M SD r 项目 M SD r 项目 M SD r 1 2.1 0.8 0.43 ** 9 2.4 0.9 0.55 ** 17 1.6 0.8 0.56 ** 2 2.9 0.7 0.32 ** 10 1.8 0.7 0.50 ** 18 2.0 0.7 0.43 ** 3 2.3 0.6 0.32 ** 11 2.0 0.7 0.53 ** 19 1.7 0.7 0.60 ** 4 2.4 0.9 0.48 ** 12 2.3 0.8 0.58 ** 20 1.7 0.8 0.57 ** 5 2.3 0.9 0.35 ** 13 2.1 0.8 0.58 ** 21 2.2 0.9 0.45 ** 6 2.8 0.7 0.22 ** 14 1.9 0.8 0.56 ** 22 2.0 0.8 0.52 ** 7 2.4 0.7 0.23 ** 15 2.1 0.7 0.44 ** 8 2.3 0.8 0.40 ** 16 2.4 0.9 0.36 ** 表1. 沉浸倾向问卷得分描述统计 注： * p < 0.05， ** p < 0.01，r代表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 Table 2 The factor loading of the immersed tendency questionnair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因子四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题目 载荷 17 0.646 18 0.773 19 0.774 20 0.779 21 0.780 22 0.715 9 0.348 (删除) 10 0.616 11 0.631 12 0.669 13 0.738 14 0.612 1 0.518 2 0.669 3 0.418 8 0.536 4 0.496 5 0.632 15 0.564 16 0.732 表2. 沉浸倾向问卷因子载荷值 子模型△ECVI (ECVI-EC-VI饱和)指数均为0.32。说明四因子模型更趋近饱和模型，拟合更好，因此接 Table 3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immersed tendency questionnair 模型 χ 2 Df χ 2 /df CFI NNFI IFI RMSEA 四因素模型 383.04 140 2.736 0.93 0.91 0.93 0.064 三因素模型 359.81 112 3.213 0.90 0.88 0.90 0.072 表3. 沉浸倾向验证性因素分析 受四因子模型。 结合四因子模型中各个因子中的项目，最终将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游戏、状态卷入、专注和情感卷入。其中卷入指一种心理状态，当个体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一套完整的刺激或者对活动和事件有意义的刺激中时，这种状态被体验到。本量表中，卷入被划分为情感卷入和状态卷入，情感卷入是指个体把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入到当前活动和事件当中的倾向，状态卷入是指个体身心的活动状态充分参与到当前的活动和事件中的倾向。专注是指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导向某些事情的时候，个体就处于专注状态，当经历一个新异情境时，人们一般有更多的唤醒，更多地专注于将要进行的任务或者要经历的情境。游戏沉浸是指个体的注意力、情感和身体状态容易投入到网络虚拟游戏或手机游戏等活动中的倾向。 3.4.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0，4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512~0.789，表明修订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效度分析结果表明：首先，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其次，选取游戏沉浸感问卷为沉浸倾向问卷游戏沉浸维度的校标，该问卷是由Chio和Kim编制而成，后经张红霞和谢毅翻译和修订，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 α = 0.70)  (魏华等，2012) 。分析结果显示游戏沉浸维度得分(11.06 ± 3.0)与网络游戏沉浸得分(11.49 ± 4.3)的相关非常显著(r = 0.58， p < 0.001)，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对沉浸倾向问卷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验证。修订后的问卷与Witmer等人的问卷基本一致。原问卷中未被分配因子的两个题目，在中文版沉浸倾向问卷中被分配到专注因子当中；而在原问卷中有三个被分到专注因子中的题目(题目6、7和9)，在修订后的中文版问卷当中被删除。经分析发现，题目6是测量个体准备状态的而非沉浸感倾向，题目7存在着表述不当(“投入”代表个体已经进入沉浸状态，被试得分一致，不能进行有效的区分)，而题目9当中存在社会赞许效应(问题当中的“追逐”和“打斗”与之后的“兴奋”和“刺激”能够影响被试如实作答)。 原问卷由卷入、游戏、专注三个因子构成，与原问卷相比，修订后四因素结构中，依然包含专注和游戏因子，与原问卷相一致。需要注意的是，修订后的问卷在卷入因子上与原问卷不同，修订版问卷中卷入因子被区分为情感卷入和状态卷入。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四因素模型的拟合程度更好，所以，将卷入因子区分为情感卷入和状态卷入能够更有效的对沉浸感进行测量。另外，原问卷中游戏因子仅包含两个题目，修订后的问卷将游戏因子的题目数扩充至7个，提高了该因子在测量沉浸倾向中的作用，这使得该问卷能更有效地应用于网络虚拟游戏沉浸和手机游戏沉浸等领域的研究中。 与已有的其他测量沉浸的工具相比，本问卷具有诸多优势。以往问卷往往测量沉浸状态  (Jackson， & Marsh， 1996) ，而本问卷考察沉浸倾向。此外，以往的沉浸测量工具往往在适用情境上有较大限制  (Trevino， 1992; Hoffman， 1996; Chen， 2006) ，相比以往的沉浸感问卷，本问卷既能考察一般活动情境，也能应用于网络游戏这一特殊活动情境。 修订后的ITQ的题目表达方式和答案选项更容易为被试理解。ITQ的问题当中未涉及反向计分项目，所以得分越高，个体的沉浸倾向越高。对多阶段随机抽取的大学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问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分析结果表明问卷也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和校标效度。修订后得出的四因子模型说明倾向于沉浸到某项任务、游戏或学习中的个体，不只是需要注意力的集中，还包括个体的情感以及状态上的卷入。修订后的中文版沉浸感问卷除了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工作、学习、体育等一般活动中，更重要的是可以应用于网络学习、虚拟游戏、电子商务、立体电影等虚拟环境中活动的研究中。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依恋类型会影响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和情绪调节，回避型依恋早期注意选择时会对情绪信息进行区别，减少对情绪性信息的注意，惯常使用抑制调节策略，认知重评策略会增加杏仁核左侧的激活，表明认知重评是低效的。而焦虑型早期信息加工时并未对情绪性信息表现出选择性差异，表现为持续注意和高唤醒，并唤醒依恋相关的记忆加强对情绪信息的表征，且在社会负性情景下时杏仁核右侧高度激活，即在情绪信息上分配较多注意资源。情绪调节时会同时使用认知重评和反应抑制，但具体机制仍需深入。未来研究应从情绪调节的过程上具体探索不安全型依恋在不同阶段的情绪调节策略，并从纵向上探索情绪调节的差异以及深入研究依恋的一侧化，来扩展不同依恋风格的差异。 关键词 :焦虑型，回避型，情绪调节，情绪调节有效性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依恋理论作为理解情绪调节的一般过程和个体差异的最有用的框架之一  (Bowlby， 1969) ，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其本质上就是情绪调节理论  (Mikulincer & Shaver， 2007; Shaver & Mikulincer， 2007) 。依恋理论最早是用以解释婴儿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母亲)间的社会化联结，孩子在与抚养者的交往中学会怎么通过情绪调节达到自己的目标  (Thompson， 1999) ，并将交往经历会内化成一些行为和情感模式，即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它可以被环境中所存在的合适的刺激所激起，并会长期稳定的影响后期社会人际交往互动以及情绪调节”  (Bowlby， 1969) 。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成人依恋划分是连续维度的划分方式，他们认为成人依恋可归为两个维度：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 ，在焦虑和回避分量表上得分都低的个体划分为安全型依恋，反之划分为恐惧回避型依恋；在焦虑分量表上得分高而在回避分量表上得分低的个体划分为焦虑型依恋，反之划分为回避型依恋。 情绪调节是一系列不同的控制过程，对我们何时、何地、如何体验和表达情绪进行调控。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选择或建立一些特殊的情景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体验。其次，一旦情绪体验已经产生，我们可能对自己的情绪反应加以控制，以便迅速地减少消极情绪，增加和维持积极的情绪。情绪调节是对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增强、减弱或保持的过程(Gross & John， 2003)，  Gross (2002) 年所提出的经典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按照不同策略在情绪活动中起作用的时间阶段划分，可将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分为5种类型：情景选择(situation selection)、情景修正(situation modification)、注意分配(attention deployment)、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和反应调节(response regulation)。其中注意分配、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  (Goldin， McRae， Ramel， & Gross， 2008;Shafir， Schwartz， Blechert， & Sheppes， 2015) 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几种策略。认知重评，是指在情绪加工的早期，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以及情绪事件个人意义的认识来降低情绪反应，属于先行关注策略。表达抑制指通过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较认知重评发生的时间晚  (Goldin et al.， 2008) ，属于反应关注策略。  Mikulincer，Shaver & Pereg (2003) 提出的成人依恋整合控制系统模型理论认为正是由于不同成人依恋风格在信息加工中运用的策略(安全基地策略、过度激活策略、去激活策略)不同而导致个体在信息加工、情绪调节表现出差异性。 依恋理论表明焦虑型依恋的过度激活策略表现为个体倾向于加强负性情绪状态和夸大事件的威胁方面，过度追求亲密关系以满足渴望被关注的心理需求，对积极和消极刺激都会表现出过度警惕  (Dykas & Cassidy， 2011) ，给予注意；相反回避型依恋个体的去激活策略则倾向于忽视威胁性事件，抑制任何可能激活依恋系统的情绪和想法  (Dykas & Cassidy， 2011) 。来自脑成像(fMRI)研究表明积极和消极刺激都能增加焦虑型依恋脑活动  (Vrtička， Andersson， Grandjean， Sander， & Vuilleumier， 2008) 。而回避型依恋个体则会刻意忽视消极刺激  (Zilber， Goldstein， & Mikulincer， 2007) ，对已经产生的情绪体验进行调节时，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面对人际交往中的潜在威胁事件时，通常会使用认知重评的方法有效调节情绪，能够帮助安全型依恋个体在目标不一致和不受欢迎等负性社会情景中有效的进行情绪管理。  Mikulincer & Shaver (2007) 。这种策略属于一种“先行关注策略”，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因为在情绪调节中方法不当，从而更多的受到情绪的负性影响。回避型在处理负性情绪时会降低依恋系统的激活，较难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更多的是使用表达抑制，属于“反应关注”。焦虑型在情绪调节中过多的使用认知重评但是对于唤醒的情绪又较难抑制，而且会唤醒更多的先前记忆体验影响情绪的调节，但具体的机制仍不清楚。 综上所述，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在处理情绪信息时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和调节，以及调节的有效性上都是有差异的，本文主要从情绪加工和情绪调节两方面对不安全型依恋进行比较，但情绪调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前人研究主要单纯从几种方式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应该更深入的探讨特定情景下对情绪的加工与调节以及其潜在的机制，并从时间阶段纬度进行区分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3. 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性 回避型和焦虑型的去激活和激活会导致相反的情绪表达模式(压抑vs增强)，两者都会到这失调的情绪体验。相比于回避型依恋个体由于阻止心理与情绪的整合而错失了情绪体验的适应性功能，焦虑型个体却由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情绪体验的威胁性与破坏性方面(而不是其潜在的功能性方面)而无法从情绪体验的适应性功能中获益，结果这些个体可能就会受到这种恶性循环的情绪的干扰。但是不安全型个体在发展中，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他们的情绪调节有效性也会与一些因素相关。表达抑制的社会适应性取决于情绪性刺激的强度，在刺激强度中等或较轻时，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可能会导致社会非适应性结果。但如果刺激强度过于强烈，对其采取忽略、抑制等防御性方式则更可能有利于心理健康。 3.1. 情绪调节自动与主动 在日常情景中回避个体可以很好的处理情绪问题，但是在当这种保护性调节策略失效时，回避型依恋个体就会严重受到情绪的干扰  (Gillath et al.， 2005) ，但也有研究认为在极端生活事件中，抑制可以作为保护因素发生作用，有效维持心理弹性，  Wegner & Erber (1992) 的研究让被试想象两种情况：1) 与他的伴侣离开他和别的人在一起，他想表达自己的想法，2) 他的伴侣离开他和别的人在一起，他想要抑制自己的想法，同时写下此时的所有想法、感觉和记忆。结果发现在抑制条件下，冷漠型和与失去相关的想法成负相关，同时生理唤醒降低：迷恋型和与失去相关的想法成正相关，同时生理唤醒升高。表示回避型个体已经发展了这种重定向的防御策略，所以抑制对他们来说是可行的  (Wegner & Gold， 1995) 。回避型个体更倾向使用抑制策略，并且这种抑制策略由于长期使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自动化的调节策略。这种自动化的调节策略能够帮助个体快速调节情绪，提高调节的效率，但是在外在刺激强度过大时这种调节策略就会失效。这和  Bowlby (1982) 的观点是一致的：回避型个体的分离性心理系统无法在意识范围以外无限持续下去，创伤性事件会将之前被分离而尘封于意识范围之外的痛苦重新激活。 焦虑型在自发反应条件下，对消极和积极的社会场景都会进行调节，并且焦虑纬度得分越高的个体对积极愉悦的刺激在左侧海马旁回上会有更大的激活，也就是说焦虑型调用了更多与依恋相关的记忆，并使之与当前情景相联系  (Vrtička et al.， 2012) 。  Donges等人(2012) 的研究发现，只有当愉快的情绪被掩蔽时，焦虑依恋才表现出与左下、中间和内侧前额叶区(left inferior，middle，and medial prefrontal)、苍白球(globus pallidus)、屏状体(claustrum)和右侧小脑(right cerebellum)活动的正相关；然而当伤心情绪被掩蔽时则没有发现相关脑区被激活，这说明焦虑依恋型个体对积极的社会刺激更倾向于用自动加工的方式。但  Donges et al. (2012) 的研究只是部分支持了依恋焦虑的“自动加工说”。即对社会正性情景的情绪加工，回避型依恋和焦虑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但关于到底是自动还是主动需要直接的证据。 3.2. 情绪调节有效性与认知负荷 情绪调节是一种消耗心理资源的自我调节，当个体从事一些很耗费能量的调节行为时，留给后续认知活动的资源就很有限。Deveney和Pizzagalli (2008)让被试在对消极图片进行认知重评之后，判断随后出现的词是消极词还是中性词。结果显示，重评之后词汇所诱发的P300显著小于抑制和不做调节之后的P300。研究者认为，认知重评消耗了较多认知资源，影响了后续的认知加工。回避型被试在依恋威胁情境下，如潜意识呈现词“separation”时表现出反应时显著增加  (Edelstein & Gillath， 2008) 。由此可见，回避型个体习惯于使用去激活策略来阻止对潜在威胁信息的注意，从而抑制其依恋系统的激活，但是这种注意偏向能力需要认知努力因而认知负荷会减弱其作用，说明这种抑制是不完全的。 近年来，来自脑成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不安全型依恋者的调节策略是低效，甚至会影响个体的调节系统紊乱。  Warren et al. (2010) 使用加载了情绪信息的Stroop任务中要求被试忽略词汇的含义判断颜色，结果发现不安全依恋者任务完成正确率低，而且在被外侧PFC和OFC上很高的激活，也就是说不安全依恋者对依恋相关的情绪信息很容易分心，而且对情绪的认知控制的能力很低。  Chavis & Kisley (2012) 研究中要求或不要求被试抑制与恋人分手的想法，并在高认知负担或低认知负担下完成(stroop)任务。发现在抑制条件下和控制条件下，回避维度高的个体与分离相关的想法都较回避维度低的个体少。在低认知负荷下，回避型个体没有出现与分离相关想法的反弹，而且激活了自我表征积极的一面。但是在高认知负荷时，回避维度高的个体并不能成功抑制分离相关的想法，而且会表现出对分离想法和消极自我特征的高度可提取性也就是说，当给被试施加高认知符合时，那些被压抑的素材又重新浮现于体验与行为中，从而导致调节失效，有更大的情绪反应。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结与研究展望 综上，不安全型依恋个体在情绪加工和调节策略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回避型和焦虑型都会优先加工负性的与依恋相关的词语，并且焦虑型个体，相较与依恋不相关内容，对依恋相关的正性和负性会有更多的注意偏向，也就是说负性依恋相关的信息都会被高焦虑或者高回避特质的个体所警觉，但是只有焦虑型依恋者会在威胁情景中加强对依恋信息的表征。回避型个体会有选择的降低对社会依恋相关的积极情绪的愉悦度，焦虑型对积极和消极情绪都会增强反应，并进一步增强情绪感知。对情绪调节策略上回避型倾向于使用抑制型调节策略，如果使用认知重评则会加大杏仁核的激活，即认知重评是一种无效的方法。对于焦虑型来说，在情绪调节时会有更多地海马旁回的激活，表明先前的依恋经验会被被唤起从而影响到当前的情绪调节，但是脑成像研究中并没有发现焦虑型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策略间存在显著差异，结合行为学的研究，可以推测焦虑型同时使用了先行关注和反应关注策略，并且同时激活了记忆的表征，但是具体的机制还需要后续研究的深入。 1) 关注情绪调节加工与调节策略的阶段动态性 脑机制研究只是验证出了“抑制”是回避依恋“去激活”策略的核心认知机制，并没有涉及到“抑制”发生阶段的神经回路和相关脑区，也没有找出在“抑制”失效过程中对应的脑神经活动。而且情绪调节是一个动态的阶段过程，在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调节策略，但前人研究大都忽视了这种动态阶段性。ERP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锁时，FMRI可以准确定位相关脑区，今后可以将两种技术结合用于依恋风格对信息加工影响的研究以找出情绪加工与时段的脑电活动和脑区活动及各个时段之间神经活动的递变。再者，虽然研究者从ERP和FMRI中都已验证了不同依恋风格个体在目标刺激注意上的差异性，但往往却只涉及到依恋风格对一般情绪信息加工的影响  (Chavis et al.， 2012; Gillath et al.， 2005) ，而不是直接考察对依恋相关信息加工的影响，这可能只考察到了不同依恋风格个体注意刺激的普遍性，而忽略了刺激的特定性  (马书采et al.， 2012) 。 2) 情绪反应与情绪调节的区分 情绪调节是一系列不同的控制过程，对何时、何地、如何体验和表达情绪进行调控。也就是说个体会通过选择或建立一些特殊的情景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体验。其次，一旦情绪体验已经产生，我们可能对自己的情绪反应加以控制，以便迅速地减少消极情绪，增加和维持积极的情绪。情绪调节研究的范式主要是主试引导被试对刺激进行重新评估，来改变他们的情绪状态，控制情绪强度等。但是如果将情绪测量作为一个因变量，研究者就很难区分原始的情绪反应和调节后的情绪反应。许多情绪调节策略具有先行性，即在评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如果只测量一种情绪反应，如何能够区分由选择性注意产生的调节性情绪和对不确定的情绪信息加工失败而产生的原始情绪反应呢？如果出现了低水平的情绪反应，究竟是由于情绪调节所致还是因为刺激一开始就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应呢？当前的神经生理方面的研究对情绪产生和情绪调节还不能做很好的区分。回避型个体通常会有选择性的避开与依恋相关的信息。这种防御性机制将会降低个体对依恋信息的编码，即使进行了编码，也会对这些信息尽可能少的反应与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型的防御性机制是对情绪产生后的反应进行操控，或者是对已经编码了的情绪信息和情绪反应进行抑制。但也有可能是早期知觉注意时就减少了对该类信息的编码从而使得情绪强度在起始点就已经不一样，但具体的阶段表现还需要脑神经机制的继续深入。而且对依恋和情绪调节的测量更多采用自我报告法，有研究显示依恋风格和情绪调节的关系上没有性别差异，但通过非自我报告(如生理指标)来测量情绪反应性时，男女性的依恋风格和非意识测量情感反应性间的联系不同。因此不同的测量方法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一些能够捕获更多自动的，隐匿的反应和生理反应的方法，或综合多种方法。此外，依恋对个体的情绪调节的影晌从早期依恋模式到青春期，以及成年期是否具有连续性，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 3) 不同依恋类型个体的大脑一侧化优势的探讨 Dan & Sivan (2012) 研究中还发现，回避型在早期加工阶段的脑成分差异主要出现在点极点定位的左半球，右半球虽也有存在差异但并没有达到显著，但焦虑型和安全型并未表现出这种一侧化优势。情绪反应产生后施加外在情绪调节时，发现不同依恋类型个体使用认知重评时杏仁核激活不一样，发现回避型在社会负性情景下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背外侧前额叶DLPFC和左侧杏仁核会对有更大的激活，对社会正性情景使用抑制则会使得纹状体SAM和腹侧尾状核激活更多。对于焦虑型个体，其在自发观看条件下，社会负性场景会诱发焦虑型个体右侧杏仁核更大激活，而社会正性场景则会刺激海马旁回左侧，意味着依恋相关的记忆得到唤醒，使得情绪反应扩大  (Vrtička et al.， 2012) 。这也间接说明了早期与依恋对象的互动反应会影响到脑的成熟与发展，并将长期影响到脑的结构和功能  (Buchheim et al.， 2008; Warren et al.， 2010) 。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作为一个基本的统计手段，方差分析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然而在应用过程中，还存在结果报告简单，无法排除干扰变量等的不足。本篇文章就将会针对这些问题对方差分析在实验研究中的应用进行讨论。 关键词 :实验研究，方差分析，效果大小，统计检验效能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实验研究是研究者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和方法，以一定的理论或者假设为指导，有目的地控制自变量的变化，并观察应变量的变化，得到因果关系，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 与自然科学一样，心理学实验研究以追求真理、确认事实为目的，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许多心理现象难以直接观察，并且可能受到多个变量的影响，这就要求心理学研究者们做出更为严谨的实验设计、选择更加科学的分析手段。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想要探寻紧张情绪和认知负荷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张晶晶，张茗，2011) ，如何准确地控制被试的情绪和认知负荷对于实验者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们无法直观、精确地度量。 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需要考察一个(或者多个)因素的不同水平对实验指标是否有影响，也就是从质量因子(自变量)的角度探讨各水平对实验结果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研究者是可以控制质量因子的，并能够根据需要取不同的水平。方差分析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并且在现有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张孝义，贺晓玲，宋灿，郭英，张妍等人在关于创造力  (张孝义，2012) 、成就动机  (贺晓玲，2012) 、刻板印象  (宋灿，2012) 、认知偏向  (郭英，张妍，2012) 等研究中，都选择方差分析作为数据统计方法。 虽然方差分析在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但是在此应用的过程中，多数研究者做的还是不过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额外变量的统计控制不足；其次，研究结果中只报告方差分析的F值和p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