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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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基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扩张，数字化改变着传统旅游业的格局。人们发现，社交媒体平台通常能提供比其他类型平台(如官方网站或媒体新闻平台)更丰富的经验信息 [ 1 ]。观看他人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上传的文本内容、图像、音频和视频以获得旅游信息和经验成为计划旅行的人们一个不可或缺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 2 ] [ 3 ] [ 4 ]。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肯定，“人们影响着人们。没有什么比来自受信任的朋友的推荐更能影响人们。” [ 5 ] 大量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生成的旅行经历的分享内容强烈地影响着他人的意愿和行为，他人的旅行分享动态会影响人们目的地访问、旅游目的地消费、酒店入住等意愿。例如，部分研究者披露他人的旅行经历分享如何影响用户目的地访问意愿 [ 6 ] [ 7 ]。一些学者发现大量用户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搜索旅行目的地、餐馆、酒店的信息等参考资料，从而影响他们的旅行计划 [ 8 ] [ 9 ]。社交媒体上的旅行经历分享动态对旅游业的发展可见一斑。因此，研究旅行分享动态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有必要的。 进一步来说，既然旅行分享动态对现代旅游业如此重要，那么如何使其持续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内容是社交媒体平台所关注的。社交媒体不仅为即将旅行的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内容同时还激励着旅行后的人们分享与家人和朋友旅行的动态 [ 10 ]。这些动态的产生都是通过用户自主而生成的内容，平台无法代替内容的生成工作，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激励用户产生旅行分享动态的意图就是服务营销商所考虑的重要问题。Oliveira研究那些旅游但不与他人分享的人(“潜伏者”)产生经历分享意愿的因素 [ 5 ]。他认为研究“潜伏者”的转化过程是有价值的——他可以帮助社交媒体服务提供商更好地转化用户，使他们也成为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的提供者。但Oliveira的研究只是聚焦到潜伏者对分享行为本身的感知，类似的研究也都忽略了潜伏者本身就是处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他们持续受外部大环境的刺激，简单来说，当看到他人的旅行分享动态时潜伏者会受到刺激，产生嫉妒等心理活动。现如今，旅行分享动态的产生也是得益于他人动态的影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平台提供商有必要刺激这一循环，使社交媒体平台保持UGC的活跃度。所以，研究社交媒体上旅行经历分享动态如何对潜伏者转化为分享者的影响至关重要。 依据过往的文献，我们将对在社交媒体上旅行分享的研究分为主要的两个方向：一方面，正如上述所说的，部分学者研究旅行分享动态怎样影响接收者(看到他人分享动态的用户)意愿和行为 [ 6 ] [ 7 ] [ 8 ] [ 9 ] [ 10 ]，而另一方面学者们则研究旅行分享动态的动机，即是什么使游客们愿意或不愿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 [ 5 ] [ 11 ] [ 12 ]。例如，柴欢及阮建认为要有互惠互利的效果才能使游客愿意在平台上分享旅行经历 [ 11 ]。申鹏霞认为炫耀性的心理是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动机 [ 12 ]。Oliveira指出感知享受，利他主义和自尊是游客分享旅行经历的重要原因 [ 5 ]。但旅行分享动态对接收者意愿和行为的影响中是否也存在着对旅行分享意图和行为的影响；这些他人的旅行分享动态不正是潜伏者们产生分享的动机之一吗？潜伏者看到他人分享的积极旅游动态会产生嫉妒的心理。展现出更理想化的人们生活状态的社交媒体平台与嫉妒相互作用，以激励人们的分享行为。换言之，当接触到积极的分享动态时，人们更容易产生比较的心理。 鲜有学者在研究旅行经历分享动态时对以上两个研究主题进行结合，他们的研究忽略了接收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内容发出者的动态循环过程。接收者们往往会和社交媒体上积极的旅行动态进行比较，从而降低对自我的满意度产生嫉妒和想要自我提升的心理，进而加大了接收者分享旅行动态的可能。因此，他人的旅行经历分享动态对自身产生分享意愿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一项研究试图利用用户比较的心理将旅行分享动态的产生与他人旅行经历动态的影响联系起来。 再者，用户生成的旅行分享动态在旅游营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潜伏者的开发，保持用户持续分享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填补目前研究的空白，本研究提出一研究问题并试图利用社会比较法以自我心理视角探讨： 研究问题：他人的旅行经历分享是怎样影响“潜伏者”产生旅行经历分享的意图的？ 本研究试图完成以下目标。 首先，本研究通过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试图解释他人旅行经历分享对潜伏者心理活动的影响，提高对潜伏者和分享者动态转化的认知。同时提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良性嫉妒有关。 第二，提出并验证了一个研究模型，揭示了良性嫉妒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刺激潜伏者渴望进行自我推销自我呈现的作用。 最后，本研究试图对旅行经历分享动机进行深层剖析，发现良性嫉妒和自我推销这两个相对较强的情感属性是由活动奢华度和动态受欢迎度这两个激活因子激发的，可以相对容易地被利用在营销策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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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与刺激 本次研究采用了基于插图调查(Vignette-Based Survey)的研究方法。基于插图调查(Vignette-Based Survey)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和消费者行为等研究之中 [ 34 ]。之前的研究将一个插图(Vignette)定义为在受访者回答问卷之前呈现给他们假设的情景。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使用文字和图片来创造一个特殊的场景来刺激受访者，从而获得受访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价值观和感知 [ 35 ]。社交媒体使用者对他人动态的感知往往是当场作出的，人们很难通过回忆过去的经验来回答对他人旅行奢华度和分享动态受欢迎度的感知类问题。因此，我们使用基于插图调查(Vignette-Based Survey)来设计研究。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我们需要模拟受访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浏览到他人分享的旅行动态的情景。我们需要对影响活动奢华度和受欢迎度的因素进行操纵，其中用来操纵活动奢华度的有：目的地，图片和文本；用来操纵受欢迎度的有：动态的点赞和评论 [ 36 ]。本研究选取了珠海本地生态旅游区“淇澳岛”作为旅行目的地，收集淇澳岛风景人文图作为动态图片，描述旅行项目作为动态文本，模拟适量的点赞量与评论来刺激受访者响应自身的感知(详情请见附录)。我们还需要对情景是否符合现实进行检验，本研究设计一个问项“您认为上述情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进行评估，并采用Likert七级量表进行测量 [ 8 ]。 本研究设计了带有情景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该调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受访者进行情景刺激，第二部分是检验受访者对该情景真实性的认可度，第三部分是对样本人口统计学的基本信息收集，最后是本研究主体的五个因素进行多个问项的测量。在问卷中，各因素所对应的问项都是根据过往文献的量表改编的，并采用例如从1 = “极反对”到7 = “极同意”等不同组合选项的Likert七级量表进行测量。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参与问卷的审核和评定，以确保各量表翻译及改编具有合理性，问卷的设计符合该研究课题的背景。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多位资深社交媒体用户对问卷进行内测，修正问卷中措辞不适当、不完整、模糊难懂等问项，以确认问卷的有效性。 3.2. 取样 问卷最终是在在线调查网站“问卷星”上创建和发放的。通过微信、微博、QQ、论坛等社交媒体渠道进行传播，邀请社交媒体使用者参与问卷填写。受访者需要先阅读情景以受到他人旅行分享动态的刺激，再进行相关问题的回答。受访者完成所有问题后，可获得一次幸运抽奖的机会，奖品包括购物券，旅游券和小额红包等。 最终我们收到了443份问卷结果，在筛选掉不完整或错误答案等无效问卷后，对342份样本结果进行分析，表1列出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受访者年龄集中在18~30岁(89.4%)，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在18~26岁之间(59.6%)，这正符合国内使用社交媒体用户的年龄分布。在经济方面，受访者的月生活费分布平均。大多数参与者(59.1%)非学生。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 特征 组别 频率 占比 性别 男 101 29.53% 女 241 70.47% 年龄 18岁以下 7 2.05% 18~25 204 59.65% 26~30 102 29.82% 31~40 25 7.31% 41~50 3 0.88% 50以上 1 0.29% 月生活费 <2000 63 18.42% 2000~3000 84 24.56% 3001~4000 61 17.84% 4001~6000 70 20.47% 6001~8000 41 11.99% >8000 23 6.73% 职业 财务/审计人员 9 2.63% 顾问/咨询 1 0.29% 管理人员 8 2.34% 技术/研发人员 10 2.92% 教师 8 2.34% 客服人员 9 2.63% 其他 10 2.92% 全日制学生 140 40.94% 人力资源 8 2.34% 生产人员 22 6.43% 市场/公关人员 45 13.16% 文职/办事人员 11 3.22% 销售人员 47 13.74% 行政/后勤人员 6 1.75% 专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建筑师、医护人员、记者等) 8 2.34% 表1. 样本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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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据分析 本文拟用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PLS)分析研究模型。PLS是一种基于组件的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具有许多优点。相较于其他统计方法，PLS能更好地对非正态分布及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 37 ]。本研究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和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算法的软件SmartPLS3.3.3对测量模型进行运算。研究分析遵循两个步骤：一是评估衡量模式，二是评估结构模式。 Table 2 Constr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 构面 问项 Loading CR AVE 奢华度(LD) LD1 0.81 0.721 0.565 LD2 0.688 受欢迎度(PD) PD1 0.914 0.915 0.843 PD2 0.922 良性嫉妒(BE) BE1 0.746 0.845 0.523 BE2 0.696 BE3 0.771 BE4 0.742 BE5 0.656 自我推销(SP) SP1 0.877 0.916 0.733 SP2 0.870 SP3 0.890 SP4 0.784 分享意图(SI) SI1 0.843 0.909 0.713 SI2 0.805 SI3 0.884 SI4 0.845 表2. 信效度分析 Table 3 Fornell-Lacker criterio SI PD LD SP BE SI 0.844 PD 0.231 0.918 LD 0.338 0.264 0.752 SP 0.794 0.278 0.401 0.856 BE 0.561 0.557 0.468 0.540 0.723 表3. 弗奈儿–拉克准则 注：加粗为各构面的AVE平方根，其余为各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 4.1. 衡量模式分析 本研究通过检定信度，收敛效度(Conergent Validity)和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来评估衡量模式。依据Hairs等学者建议：可由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萃取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检测各构面信度。CR值越高，构面内部一致性越高；AVE值越高，构面有越高收敛效度。如果均达到标准值，则该研究具有良好的信度 [ 38 ]。如表2所示，本研究中所有构面的组合信度均>0.7，平均萃取变异量均>0.5。另外本研究检测外部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均>0.7，表明各构面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依据Fornell等学者建议：若AVE的平方根超过各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则表示测量模型中各构面的变项确实彼此相异，具有足够的区别效度 [ 39 ]。如表3所示，AVE的平方根超过了各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而证明具有区别效度。 图2. 结构模型分析 4.2. 结构模式分析 结构模式的分析包括模式是适配度分析和整体研究模式的解释力分析。PLS利用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s)和R 2 来检验模型适配度。本研究利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生成路径系数和检验t值等统计数值来评估显著性和相关性。其间，采用了5000次重复抽样的计算模式，以确保最终系数的稳定性 [ 40 ]。 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所有路径都是显著的(该模型的结构模式分析如图2所示)。对于两个激活因子与良性嫉妒而言，活动奢华度(β = 0.345， p < 0.000)和旅行分享受欢迎度(β = 0.466， p < 0.000)对良性嫉妒有积极影响。即他人旅行活动越奢华，分享的旅行动态越受欢迎，焦点个体产生的良性嫉妒就越强烈，且动态受欢迎度的作用略高于活动奢华度。当焦点个体产生的良性嫉妒越强烈时，他们自我推销的意识就越强烈(β = 0.540， p < 0.000)。而自我推销意识越强烈，就越容易激发人们旅行经历分享的意图(β = 0.794， p < 0.000)。激活良性嫉妒的因子有许多，但依据数值R 2 表明，研究模型中的两个激活因子占据约一半(R 2 = 42.1%)。产生旅行分享意图可能受许多因素影响，但本模型中的因素能对分享意图有63.1%的解释力。 Table 4 Bootstrappin 路径系数(β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PD -> BE 0.466 0.049 9.586 0.000 LD -> BE 0.345 0.047 7.343 0.000 BE -> SP 0.540 0.054 9.914 0.000 SP -> SI 0.794 0.039 20.452 0.000 表4. 拔靴法检验 4.3. 中介分析 本模型可能存在中介效果，所以本文进行了中介分析。表5展示了模型中各中介效应的结果。结果显示，奢华度对自我推销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都是显著的，良性嫉妒对分享意图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也都是显著的。我们引用ZHAO等学者的分析方法，当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且正相关时，我们可以认为该结果呈部分中介(Complementary Mediation) [ 36 ]。也就是说，良性嫉妒可以是奢华度刺激产生自我推销意识的介导而自我推销也可以解释一部分的良性嫉妒产生旅行分享意图的过程。ZHAO等学者解释：当间接效应显著且正相关，而直接效应不显著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该结果呈完全中介(Indirect-Only Mediation) [ 36 ]。正如表5中，受欢迎度对自我推销的间接效应是显著且正相关的，而直接效应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只有焦点个体在受到动态受欢迎的刺激时激发了良性嫉妒才可能导致自我推销的产生。 Table 5 Mediation tes 假设关系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结果 PD -> BE 0.467*** 0.467*** LD -> BE 0.341*** 0.341*** BE -> SP 0.463*** 0.463*** SP -> SI 0.691*** 0.691*** PD -> BE -> SP −0.035ns 0.216*** 0.181*** 完全中介 LD -> BE -> SP 0.214*** 0.158*** 0.372*** 部分中介 BE -> SP -> SI 0.188** 0.320*** 0.508*** 部分中介 表5. 中介检验 注：*p < 0.05，**p < 0.01，***p < 0.001，ns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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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解决“他人的旅行经历分享是怎样影响‘潜伏者’产生旅行经历分享的意图”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良性嫉妒和自我推销对用户产生分享意图的作用，并寻找他人分享动态中刺激良性嫉妒产生的激活因子来解决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并建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如下。 首先，良性嫉妒促进自我推销的产生，证实了社会比较理论中向上比较的心理能够激发人们想要展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或是财力等。而自我推销和分享意图也是显著的，表明了用户希望通过分享动态的方式展示自己。在结果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自我推销在良性嫉妒和分享意图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利用比较心理解释人们有在社交媒体分享动态的欲望是可行的，即用户产生嫉妒心理会激发展示自己的欲望进而产生分享意图。 本文在假设中提到，他人动态中存在某些因素能够激发用户产生良性嫉妒的心理。结果显示，奢华度、受欢迎度和良性嫉妒是显著且正相关的。这揭露了旅行的奢华度和动态的受欢迎度是良性嫉妒的激活因子，且是有力的决定因素。良性嫉妒是受欢迎度和自我推销的完全中介，也证实了良性嫉妒的心理在他人分享动态影响潜伏者产生分享意图过程中的重要性。 该模型的建立，一定程度地加深了潜伏者转化成分享者的动态认知：其一确立了比较心理是刺激潜伏者产生分享意图的重要因素，证实了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其二明确了他人分享动态中激活良性嫉妒的两个激活因子。我们通过这些结果扩展先前的理论，为部分领域的理论做出了贡献。此外，这些结果应用于旅游产业和社交媒体营销行业也有实际意义。 5.2. 理论意义 首先，研究结果为社会比较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自我推销的意识是通过积极的向上比较激发的良性嫉妒产生的。这与之前学者研究自我推销可能源于自信、自恋等心理不同 [ 41 ] [ 42 ]。研究还拓宽了对社会比较理论的应用，将社会比较理论应用于研究分享旅行经历动态的动机上，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往对该领域的研究都是基于用户自身的感知，例如感知享受 [ 5 ]，感知有用 [ 11 ] 等，并没有利用相关的理论将动机与他人的分享动态联系起来。而本研究引用社会比较理论解释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心理活动的微观过程，提出社交媒体上的分享动态有能力引发良性嫉妒，然后激励潜伏者分享自身的旅行经历，这种有效的转化是一种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的贡献是在社交媒体研究领域，尤其是本研究提出的产生良性嫉妒和自我推销的两个重要的激活因子。在普遍情况下，一次旅行被认为是一种炫耀性的消费，旅行的奢华性决定了其程度。旅行的奢华度能够作为良性嫉妒的激活因子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动态的受欢迎度对良性嫉妒的产生比奢华度对良性嫉妒的影响要更强，而受欢迎度却又不会直接作用于自我推销，这表明能让用户们在意的比起旅行本身可能更多的是动态的热度，而动态的热度能通过用户的心理间接影响用户的意图。 5.3. 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旅游和旅游营销行业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对于该行业来说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做到有效且低成本的宣传是非常重要的，若旅游营销人员不了解用户心理过程的内在运作，就无法有针对性地释放激活因素达到有效的传播。根据本文研究问题，我们了解到他人分享优质的旅行动态可以使潜伏者转化成信息的发出者，这是一个极其有利的良性循环。 用户生成内容(UGC)和口碑是旅游业营销策略的关键要素，奢华和受欢迎的内容分享对用户意图和决策的影响尤为强大。我们发现社交媒体正创造一个嫉妒因子越来越强的环境，用户们要么被激励去实现他们看到的内容，要么被激励去完成更高的目标。旅游营销不必要以投放广告的形式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出现，应巧妙利用熟人分享的方式，应给予分享该旅游地点赞量高和评论多的用户一定的奖励来增加上述的良性循环的持续性。依据我们提供的研究结论，旅游营销人员可以通过激发排他性来提高观者对奢华度的感知进而刺激社交媒体用户产生良性嫉妒的心理，例如在宣传中提醒有特殊通道、VIP服务等，以此来达到持续宣传的效果。 5.4. 局限性及未来发展方向 本研究对理论和实践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具有局限性。首先，这项研究是基于单一样本的调查数据，样本仅限于中国，因此不能够代表所有文化。其次，本研究所采集的数据都是截面数据，只能反映同一时间段各构面间的关系。未来可以尝试长期研究(纵向研究)，更有力的揭示他人分享动态对潜伏者转化的过程。另外，模型侧重于解释比较心理的特质对分享意图的影响，并仅解释了两个激活因子对心理活动的刺激，毫无疑问，仍会有许多其他的心理过程，人格特质或是情境因素等影响着人们的意图。再者，本研究并没有对动态发出者与潜伏者的相似性进行设定，受越相似的人刺激可能越容易产生的比较心理，在未来的研究可以以这一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可以在模型中添加新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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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20世纪末，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分担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大力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成为热点之一。但养老机构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专业学科，在优化机构养老服务方面有其优势，诸多学者都对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社工介入其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面临的困境及具体的介入路径等。但相关文献存在研究质量较低、研究对象有局限性以及研究方法不够广泛的问题，需要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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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从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何为老龄化社会？一般来说，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18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的数量约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7.9%，2019年末60周岁以上人口比2018年末增加了约439万人，养老形式日益严峻。 针对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趋势及老龄化背景下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突出，国家提出以家庭和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战略方针，切实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还是以家庭养老为首选，但日益增长的家庭压力与逐渐完善的养老政策使得人们开始接受机构养老这一特殊的社会养老模式。然而目前我国机构养老尚未成熟，其运营机制和服务模式都有待改善。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助人工作，面对棘手的养老问题，也应当积极参与，在其中发挥学术优势和专业智慧。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第19条提到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打造“三社联动”机制，以社区为平台、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大力支持志愿养老服务，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服务。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势在必行。 本文旨在通过检索相关文献，了解和掌握我国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的研究现状，梳理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整合现有研究各类成果，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或局限，尝试为今后研究提供方向和意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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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基本情况概述 2021年2月24日，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机构养老”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发现自1989年起到笔者检索之日出现“机构养老”字样与“机构养老”相关的文献共有9816篇；以“社会工作” + “机构养老”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发现830篇相关文献，以“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范围缩小到了142篇，逐篇阅读标题和摘要，排除个人观点、重复文献、专家意见及评论等不符合纳入标准文献后，最终选择了92篇。 通过利用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可以发现在2000年之后，我国学者关于“机构养老”的研究开始急剧增加。通过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笔者了解到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转发了民政部等11部委《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国办发[ 2000 ] 19号)，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发展迅速，“机构养老”这个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05民政部年发布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意见中阐述了支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重要意义，从政策制定、资金筹集、权益维护三方面对社会办福利机构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使“机构养老”这一新兴养老模式真正落地生根。由此可以发现，“机构养老”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使学者们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关注度逐渐提高。 社会工作领域是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一环，对“机构养老”这一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从政策颁布开始，学界就开始着手社工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关性研究，这一趋势在2008年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从总体而言，学术论文较多，学术期刊和会议类文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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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关研究 3.1.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机构养老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来自于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加，子女因为工作等原因很难长期照顾父母；另一方面，机构养老对于失去部分自理能力、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尤其重要，机构中的无障碍设施、护工专业护理等都是家庭养老所不具备的优势。通过查阅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相关论文都有提及社工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其中6篇文献对社工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展开了具体陈述。 刘云(2013)等学者指出由于缺失部分身体机能，高龄和失能老人难以适应机构养老，需求的服务也更加多样性与个体性；不同于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还需要适应集体生活，学会处理与子女、室友、护理人员等多方人际关系 [ 1 ]。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困扰着目标老人群体及其护理机构，但也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机会。莫光辉(2016)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之所以可以介入机构养老服务，主要来自于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 2 ]，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的宗旨为指导，以综合性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运用专业性的助人技巧，为老年群体提供全面贴心的专业服务。除了专业优势，政策制度的支持也为社工介入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工队伍的人才培养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老年社会工作领域提供了一批数量充足、素质过关的专业人才 [ 3 ]。因此，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2.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的服务对象研究 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文献都把社工介入机构养老的服务对象定义为机构老年人，包括失智老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等特殊老龄群体。单从文章标题来看，只有12篇左右的文献将养老护理员同样也当作社工服务对象。 首先是研究数量最多的机构老年群体。这些老年群体根据年龄因素，可分为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根据行动能力，可分为半失能老人和失能老人；根据智能减退情况，可分为半失智老人和完全失智老人。孙文华(2013)结合“低龄老龄化”的形势，以低龄老人为主，提出低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较低 [ 4 ]。高龄老人作为机构养老的主要群体，其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容易滋生孤独感、无力感和被抛弃感，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心理学等专业的抚慰 [ 5 ]。失能与失智老人是老年群体中较为特殊的人群，他们的困境与需求比一般老人更为复杂，王玉鑫(2016)指出失能老人在机构养老的过程中，除了生活、心理等方面遇到问题，最关键的身体康复也很难满足，缺乏有效的康复训练 [ 6 ]。 其次，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养老护理员这一直接照顾老人的职业群体，对护理员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职业认同和心理压力两方面。尉馨美(2014)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两家养老院的护理员普遍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低，希望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 [ 7 ]。与此同时，护理员面临的心理压力也不容小觑，繁重的工作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负担，使之变得情绪焦虑、精神懈怠，进而影响护理的服务效果 [ 8 ]。如何帮助这些护理员提高职业认同感、缓解心理压力，是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内容之一，社会工作者应该也很有必要将养老护理员列为服务对象，间接促进机构养老服务的优化和升级。 3.3.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的服务内容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中去，服务内容会依据入住时间发生变化。对于新入住机构的老人，部分老人会出现难以适应的情况，赵玲玲(2017)认为这时期的服务内容应当围绕调试情绪、重建支持网络、挖掘内在潜力这三方面 [ 9 ]。当老人长期入住到将要去世的时候，梁娟娟(2018)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对这些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内容包括人生历程回顾、生命教育、灵性关怀等六种服务 [ 10 ]。 除此之外，服务内容也可以根据老人的健康状况而制定。针对患有机体疾病的老人，郭二帅(2015)认为社工可以协助机构组织关于身体健康、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讲座和培训，满足老人健康养老的需要。 [ 11 ] 针对心理、精神面临困扰的老人，项丽萍(2014)认为社工应当及时进行个案辅导，帮助老人解决心理问题，开设各种兴趣小组和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 12 ]。老年人在生活、心理、精神文化、健康等方面都有迫切的需求，社会工作者应当对症下药，为每位老人提供合适的服务方案，细化服务内容。 3.4.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困境研究 近十几年来，社会工作一直在为介入机构养老服务做努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困境干扰。其中主要分为伦理困境与工作困境。 王欣(2020)将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机构养老服务过程中遇到的伦理困境分为四类，价值抉择冲突引发的困境、需求冲突引发的困境、角色及责任冲突引发的困境、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水平引发的困境 [ 13 ]。这些伦理困境的产生原因也比较多样化，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价值观差异、养老机构需求与服务对象需求的冲突等等。 与伦理困境不同，工作困境的产生与不同主体间的价值观差异联系不大，更多是由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刘余强(2017)以成都市A养老机构为研究对象，指出该机构的社会工作者遇到了六大类工作困境：工作安排以资金导向为主、收入较低、专业服务难开展、职业晋升困难、职业期待落差大以及社会认知度较低 [ 14 ]。 上述的两种困境，是客观存在着的。一方面源于国内社会工作发展起步较晚，发展道路、服务模式都在摸索当中，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在实践阶段；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各地发展不一，城乡之间差距大，社会工作者的就业效果很大程度受社会工作机构运行管理的影响。 3.5. 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路径研究 社会养老机构作为独立性质的组织，自身的运行和管理大多是由筹办者负责的，而社会工作者隶属于社会工作机构，社工想要进入养老机构，为老人、护理员等相关对象提供专业服务，就离不开科学的介入方法。纵观相关的各类文献，很多学者都对介入路径有自己的理解与做法，部分文献还对社会工作者在养老机构中的角色做了细致的划分。 李飞虎(2015)以在万州E福利院的实习经历为引，提出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路径可分为间接介入和直接介入，其中间接介入主要通过链接资源、担任沟通桥梁来实现，直接介入则是利用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服务机构老年人，包括个案服务、小组活动、社区参与等 [ 15 ]。李飞虎是以城市某养老机构为例，周桂英等(2014)则是从湖南农村敬老院出发，虽然二者研究的机构有城乡之分，但后者也认为可以从间接服务和直接服务入手 [ 16 ]，为社工介入提供多样性的方案参考。 对于社会工作者在养老机构中扮演的角色，陈娜(2018)认为社会工作者在其中担任活动组织者、服务提供者、资源整合者，需要社会工作者依据个别化原则开展适合不同老人的活动，帮助老人们在社会交往、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增能，从老人的需求出发，链接社区、家庭资源，做好相关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 17 ]。栾文敬(2014)则根据老人不同入住阶段，对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做出了更细致的补充，提出社会工作者还应扮演好营销者、咨询者、研究者、评估者等十种不同角色 [ 18 ]。这些角色的区分不仅表明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和多功能性，更是在提醒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职责之重，需要社会工作者投入精力与时间，不断提升自我的服务意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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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成果述评及展望 综上可知，目前我国对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相关研究数量充足，内容详实。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进行了研究，包括：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工作介入其中的主要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在介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多种困境，以及社会工作者如何介入其中的路径建议等。虽然取得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成果，但仍然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具体表现在：第一，部分研究质量较低，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很多观点对策早已老生常谈，尤其是服务内容的设计，局限于服务老人的健康方面，很少与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等新兴科技联动，缺乏创新性和实用性；第二，研究对象存在局限性，大多集中在机构老人身上，对养老护理员、机构管理者等与养老质量相关的工作人员关注较少，上升到养老机构、社工机构层面的研究则更少；第三，研究方法不够广泛，大多以质性研究为主，缺乏数据量表等客观资料的支持，同时部分论述较为浅显，一般性理论升华不足，缺乏系统性理论的支持。 因此，未来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空间巨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4.1. 丰富研究内容 学术研究的价值就在它的内容。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型学科，相关研究应当针对实践方法、服务技巧等展开详实细致的描述，为社会工作实务提供资料参考。研究者可以从自身实践经历入手，对自身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习得的经验、由此引发的思考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也可以基于社会调查、文献资料，关注某一区域、某一类型的养老机构，总结它们的发展逻辑、运营模式，为机构发展助力。 4.2. 拓展研究角度 目前，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老人个体，对养老机构的其他对象、机构养老的地区差异性、机构养老的发展性研究都比较欠缺。因此，针对养老机构中与老年服务有关的其他对象，应当给予关注，了解他们的工作境遇，提出改良方案，间接优化老年服务质量；对于发展水平不一的地区，尤其是城乡养老机构，更应当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结合当地现实经验，提出适合本地的机构发展战略，更进一步便是提出适合区域、全国的工作模式；如何推动养老机构自身完善、不同机构之间协同发展是未来最需要考虑的问题，研究应当从微观层面上升到中观层面，社会工作者可以从机构未来发展趋势入手，或针对某类老年群体，提出一套系统完整的服务体系。 4.3. 优化研究方法 研究者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科学性。首先，面对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应选取合适且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选用比较研究法研究城乡养老机构之间差异性和相似点，运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老年人接受服务前后的心理、身体指标进行资料收集，用可视化的数据和翔实的文字材料验证社工介入的效力。其次，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机构养老服务的研究应当善于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为国内机构养老服务改革提供模式参考。例如，美国针对养老机构失智老人家属，研发了慢性悲伤管理干预项目 [ 19 ]，给家属普及痴呆症的医学知识，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日本的多元化养老模式，针对不同类型老人的不同需求，日本都会开设相应的机构予以支持，如康复保健机构、静养关怀、日间托管服务等 [ 20 ]。 机构养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失能与失智老人，专业的护理人员、便利的机构设施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社会工作如何介入机构养老服务，并在其中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服务质量，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需要学者们的创新研究和社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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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作为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负责药品从生产到上市各个过程的质量检测，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药品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为了保障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正常进行，各个单位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线上与线下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同时建立与之相辅相成的高效培训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培训制度、培训方式等方面做到全面保障，确保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药品检测人员，以适应后疫情时代药品检测快速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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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药品检验是药品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是保障药品质量的重要技术手段。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必需具备较强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崇高的职业素养，才能够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实现药品质量的精确控制，保证药品的安全性，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 [ 1 ]。因此，加强药品检测人员的职业培训，培养和造就现代化的药品检验队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2 ]。 传统模式下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的培训采取现场培训和现场考核的方式，讲师和学员之间能够现场沟通，培训过程活跃，讲师能够及时发现学员的问题并调整授课方式，提高培训效率 [ 3 ]。然而，2020年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传统的现场培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所有的现场培训工作不得不取消 [ 4 ]。在这种形式下，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高效的培训和评价体系，一方面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另一方面保障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医药科学和公共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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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冠疫情对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培训的影响 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包括：药品质量意识培训、安全和环保知识培训、职责和规章制度培训、法律法规培训、实验操作规程和书写记录培训、考试和考核 [ 5 ]。 药品质量意识培训主要是针对国内外的药品安全事件进行逐一的剖析，分析事件产生的原因，提高药品检验人员的质量意识。安全和环保知识培训是针对药品检验过程中的安全操作规程和环保要求进行培训，保证实验室检验的安全性，同时保证实验室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料符合国家环保部门的要求。职责和规章制度培训包括：药品检验人员的工作内容培训，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原辅料、中间产品、终产品、包装材料的检验及其质量标准的制定，药品的质量控制、留样和稳定性考察，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程的制定和复核，产品质量的跟踪和质量事故的分析，药品检验实验室的安全和卫生培训等。法律法规培训是进行国家药品管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培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行政保护条列》等 [ 6 ]，为药品检验人员提供相应的检测标准。实验操作规程和书写记录培训是针对药品检验人员进行的实验操作培训、标准操作流程培训、实验记录的规范性培训，保证药品检验结果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 7 ]。考试和考核是采取考试的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摸底，进一步督促药品检测人员掌握相关知识。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多数培训都已取消并改为线上培训。然而，与普通工作人员的培训不同，药品检测人员培训过程中必需有大量的现场实验环节，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人员聚集现象 [ 8 ]。例如，实验操作规程和书写记录培训过程中，讲师需要现场展示实验操作方法，对实验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细节进行分析，也需要现场指导实验记录书写。安全和环保知识培训、职责和规章制度培训过程中，讲师必需要对重要的安全知识和部分工作职责进行现场培训。除此之外，最终的考试和考核也需要选定考试地点并集合大量学员。相较之下，药品质量意识培训、法律法规培训不需要现场实验的环节，检测人员可以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进行学习，但是讲师与学员之间缺少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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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建立线上与线下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为了克服新冠疫情对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培训带来的影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高效、合理的培训方式。 3.1. 现场直播培训与在线式培训相结合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多数培训都必需采用线上培训的方式。线上培训的主要缺点是讲师与学员之间不能面对面交流，无法掌握学员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 9 ]。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可以采用现场直播培训与在线式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直播培训是讲师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讲课，学员通过观看直播听课学习，而且每一节课讲师都需要预留出学员提问的时间，及时解答学员的问题并听取学员的建议，在此过程中，讲师能够及时发现学员的问题，并在下一节课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 10 ]。在线式培训是讲师将培训内容制作成视频或者PPT等可视化材料，这对培训的地点和时间均无要求，学员可在家中、地铁上、公交车上完成学习过程，有利于学员充分利用自己的零碎时间，降低单位的培训成本。将现场直播培训与在线式培训相结合，学员的学习方式更加灵活，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例如：学员可以先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听讲师讲课，然后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观看讲师制作的视频或者PPT材料，进一步巩固所学的知识；相反，学员也可以先通过观看视频或者PPT的形式预习所学内容，然后再观看讲师的现场直播进行学习。 3.2. 线上实验培训与线下实验培训相结合 我们知道，药品检测人员培训过程中含有大量实验操作训练。为了防止人员聚集，可以采用线上实验培训与线下实验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负责实验操作培训的讲师可以将操作过程录制成视频，并详细说明实验操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学员可以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进行线上实验培训。在完成线上实验培训之后，学员必需进入实验室进行线下实验培训，针对讲师视频中讲述的内容进行实验操作训练，训练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并反馈给讲师，讲师根据学员反馈的内容及时完善培训材料。进行线下实验培训时，学员之间必需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此外，讲师可安排特定的时间进行线上交流，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对学员在实验操作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同时可以对实验记录的书写要求进行讲解和培训，指导学员完成实验记录的书写。 针对药品检测过程中的安全和环保问题，讲师也可以将培训内容录制成视频，学员通过观看视频完成线上实验培训。最后，单位组织学员进行现场的实验或演练，针对实验过程中的安全和环保问题进行演习，而且现场实验或演练过程中学员需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3.3. 线上考试与线下考核相结合 在完成药品检测人员的课程培训之后，需要对学员进行考试和考核，进一步巩固学员所学的知识，同时掌握学员的培训情况 [ 11 ]。按照国家防疫要求，各单位不宜组织大规模人员聚集的现场考试活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员的考试可以通过线上考试的方式完成。单位组织学员通过手机APP的方式进行考试，考试分批进行，由考试系统随机选题，学员只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完所有题目并提交，考试成绩由系统自动计算并生成。考试时间可以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分批次组织，考试地点为学员的办公地点或家中。 考试内容除了答题之外，还需要有实验操作的考核内容。该项考核内容可由学员自行安排，单位只需限定考核时间和批次，学员之间根据单位要求自行商议，确定自己的考核时间。进行实验操作考核时，考官不需要在现场监督，学员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而且需要将自己的实验操作过程全程录像，实验操作完成后将录制的视频材料交给考官，考官通过观看视频发现并记录学员实验操作中不规范的地方，并给学员打分。 通过这种线上答题考试与线下实验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学员的考试方式更加灵活，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考试时间，单位也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组织现场考试。实际上，在传统的实验操作考核方式下，由于参加考试的学员众多，考官在现场不可能详细地观看每一个学员的实验操作过程。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考官不需要在现场监督，就可以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看到每一个学员的实验操作过程，考核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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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建立高效的培训管理体系 药品检测机构负责药品的质量检验和监督，是国家保障药品安全的关键机构。因此，药品检测机构必需制定高效的培训管理体系，保证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检测人员。 4.1. 明确人员培训的导向性 在对人员进行培训之前，药品检测机构首先应明确国家的各项药品管理规定，把握国家药品发展的方向和战略，然后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一套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培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培训的内容与方式具有先进性和针对性，才能够保证培训的人员能够符合国家药品发展战略的需求 [ 12 ]。 4.2. 建立高效的培训组织机构 药品检测机构应建立专业的培训组织部门，设立培训负责人、监督员、考核员，由人事处负责组织，财务、质量检测、实验室管理、安全卫生等部门负责配合与协调，明确培训任务和目标、制定培训流程、监督培训过程、考察培训结果。另外，上述各部门必需保证培训的经费、教材和师资及时到位。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培训组织部门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人员培训的效果，相关负责人必需在确保人员不大量聚集的情况下组织培训，及时与培训教师连线，确保培训不受网络的影响，同时必需与学员及时沟通，对培训期间产生的问题及时反馈和整改。 4.3. 建立高效的培训保障机制 培训需建立高效的保障机制，各部门负责人必需保障在培训宣传、执行和后期跟踪服务方面工作到位。 在宣传方面，部门负责人需将培训内容在单位的媒介上发布，同时印发宣传资料，特别是对防疫工作的宣传，做到既能够保障培训的效率，又符合国家的防疫要求。培训执行过程中，各部门负责人必需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一方面对于讲师的讲课内容是否全面到位、线上课程的合理性、课程反馈情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又需要对学员的学习效果和考核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培训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后期跟踪服务方面，相关负责人需要把培训的内容制作成视频或者PPT材料，保证学员在闲暇时间能够随时复习和巩固，同时应设立反馈电话，或者建立工作群，学员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进行反馈 [ 13 ]。 4.4. 在培训上做到统一管理和差异化对待相结合 统一管理即对培训工作统一部署，对培训的计划、内容和考核统一规划。在培训工作之前，培训负责人及相关辅助人员需对培训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制定培训的原则、目标、内容、考核方式等 [ 14 ]。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培训工作必需有一定的差异化，对于部分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员工，或者需要到中高风险地区工作的员工，其培训必需要考虑到防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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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选择合适的培训工具 在疫情影响下，多数的培训工作都需要在线上进行，因此，选择合适的培训工具和视频、会议软件至关重要。 对于部分没有实验操作的课程，例如药品质量意识培训和法律法规培训，可以采用视频制作软件，将讲课内容制作成视频的形式，学员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进行学习。对于实验操作规程和书写记录培训，培训过程需要大量的现场操作，建议采用视频会议软件和视频制作工具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讲师可以通过现场视频会议的方式对学员进行现场直播培训(例如：腾讯视频会议、ZOMO视频会议、钉钉会议等)，另一方面，可以将现场直播的内容制作成视频，方便学员在其它时间观看和学习。安全和环保知识培训、职责和规章制度培训相对比较复杂，这两种培训过程既需要讲师进行讲课培训，同时也有部分实验操作的内容需要讲师进行指导，针对无实验操作的培训内容，讲师可以用视频制作软件制作成视频，需要实验操作的部分，可采取现场直播的方式，通过腾讯视频、ZOMO视频、钉钉会议等软件进行讲课培训，同时将培训内容录制，方便学员在其它时间复习。考试和考核过程相对比较容易，可采用手机APP的形式，学员在手机上完成答题，对于实验考核，可将学员的实验操作录制成视频，考官通过观看视频给学员打分。 总体上来说，培训负责人应根据培训内容和学员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工具和软件，保障网络的畅通性，确保培训效果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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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疫情的到来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规律，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无法正常工作。对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生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改进，以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次疫情的到来使人们更加意识到药品行业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作为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负责药品的质量控制和药品安全，这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药品检测机构工作人员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必需时刻保持极强的责任心，同时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业务水平。 对于药品检测人员的培训，必需做到培训内容的先进性、全面性、合理性，培训过程和考试考核必需严格要求 [ 15 ]。在新冠疫情的形势下，培训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需要选择多样化的培训方式，为学员培训提供全面的保障，例如：针对培训的内容和学员的特点建立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以高效的培训管理体系作为保障，采用不同的培训工具和软件等，最终出色并高质量地完成培训工作，为国家培养优秀的药品检测人员，以适应后疫情时代药品检测快速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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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因果机制是政治学中解释事实的一种重要模式，伴随因果机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确认，过程追踪法成为分析因果关系的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探寻各种政治现象的前因后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就像侦探破案一样，在我们研究政治学事实的过程中，按照事情发展的脉络，理清各种影响因素形成的因果链条，从而帮助我们对所研究的事物和现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以及更透彻的把握。本文意图以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对俄国社会革命的分析为例，梳理俄国社会革命发生、发展、结果的全过程，阐释过程追踪法在政治学研究中解释因果机制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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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政治学因果关系的研究中有诸多角度，但是以往因果效应的运用已经不能满足对因果关系的深度剖析，通过长期学者的研究，因果机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过程追踪法也在与纯量化研究的较量中发展成为挖掘因果机制的主要方法，通过追踪和回溯整个事件的过程以降低层次和缩短时滞，找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环节和链条 [ 1 ]。过程追踪法给予能动者更大的研究空间，通过时间和事件的顺序找出更有价值性的研究内容。目前国内外有诸多关于过程追踪法的研究，本文聚焦于最具代表性的斯考切波与她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着重探究影响俄国社会革命发生的变量，梳理革命发生的因果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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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因果机制及过程追踪法 2.1. 对因果机制的多种解释 因果机制是政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内在逻辑机制。休谟从他颇具思辨力的逻辑提出，因果机制是永远打不开的黑匣子，尽管宇宙万物相互紧密联系，而其背后的联系机制却难以被人类感知而发现 [ 2 ]。可见，因果关系作为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而为人熟知，但具体的因果机制作为因果关系的内在却不易获得。在政治学研究中，因果机制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那么作为一种方法论理念，因果机制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呢？ 任晓明、赵华在《批判实在论的因果机制思想探析》一文中整理概括了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的观点。罗伊·巴斯卡作为一名批判实在论的典型代表，从对实证主义因果论的批判出发，明确了因果机制的事实性和必然性。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在于探究世界真实层面中的机制，而机制是必然存在的现象” [ 3 ]。因此，罗伊·巴斯卡的因果机制思想比休谟的因果推论更加深入、透彻，是一种彻底的机制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因果机制的研究方法是对因果推论的更新和进步，将认知层面推入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方面，也更加贴近于现实。在本体论、认识论方面，徐竹有类似的观点，他明确了因果机制在社会科学领域具备的说明作用，列举了埃尔斯特、利特尔、斯廷奇库姆与邦格对因果机制的定义，在邦格的社会机制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因果机制具有实在论与生成性的含义 [ 4 ]。 而刘骥、张玲、陈子恪等人则进一步探求因果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研究，他们在文中以“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为中心问题，首先依据不同的机制观及其共识界定了因果机制的概念，接着从解释力和能动性两方面强调了因果机制的必要性，最后运用三本使用因果机制方法的著作为案例范本，阐述如何挖掘因果机制。在作者看来，因果机制的产生是为了弥补覆盖率和因果效应对社会现象解释力不足的局面。因此，因果机制实则是社会科学家在追求真理过程中不断说服自己与他人，而能动地去寻找、建立的一种解释模式和框架，它在深入认识事物时发挥着缓解理解困境、允许能动性产生实效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样地，蒋建忠认为因果机制时由于因果效应无法解释“霸权国为什么会导致国际社会的稳定”而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 5 ]。他以通俗的比喻表明了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的关系，将因果效应看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即一种思路向路，而把因果机制看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讲，因果机制是对因果效应的深化，它着眼于造成某种现象的具体机制或是详细进路，更加强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变化过程，并将解释变量是如何导致被解释变量的过程作为构成这一研究方法的重点。因此，蒋建忠进一步提出，研究因果机制可以使用的三种方法：过程追踪法、时序分析法和典型特征法，这三种方法的提出和整理实则也明确了因果机制含义的界定，且对于因果机制的具体研究方法有了指向。 曲博等人则在界定因果机制含义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因果机制的研究方法，更加侧重于对因果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和探讨。曲博首先比较了因果机制和因果影响的不同作用方式和推理逻辑，明确指出因果机制强调的是原因发挥影响并造成结果的过程，是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联系起来的合理方式 [ 6 ]。同时他对认为因果机制具有不可直接观测性的定义进行批评，指出因果机制的研究可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而过程追踪法则是理解变量间制度结构的有力工具。 同曲博一样，詹姆斯·马奥尼也同时指出了过程分析是探究因果机制的方法。詹姆斯·马奥尼为因果机制下定义：“不可观测的最终的物质的、社会的或者心理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具有因果能力的行为体在特定背景或条件下，将能力、信息或者问题作用于其他行为体” [ 7 ] 不难发现，他对因果机制的界定是比较概括的，对因果机制定义的关键词依然是“过程”。在他看来因果机制实际上是因果关系发生、发展、作用的中介结构，其基本特征就是待解释现象和解释变量，以及两者之间因具备的因果关系。此外，在对因果机制的理解方式中，他指出历史分析是一个重要方法，同时它也是比较政治研究中发挥重要理解作用的模式之一。 左才则梳理了国内外诸多政治学家围绕因果关系展开的讨论，从休谟或新休谟传统出发，理清因果关系在反事实逻辑与实验逻辑中的定义和作用方式，提出因果机制法。他同样强调，因果机制的角度关注原因导致结果的过程，尤其着重考察作用力是如何通过不同主体行为的互动传递出来的。他认为，在因果机制的视角下，原因(X)与结果(Y)之间并不总是、也不需要存在常规关联或共变，只要X的确能通过某个机制产生Y，X就是Y发生的原因 [ 8 ]，同时他给出了不同学者对“机制”的认识，强调因果机制在认识事实发生的原因方面具有实验与逻辑相结合的天然优越性。尽管在文中左立指出过程追踪对因果机制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梳理过程追踪与历史分析的具体使用方法与模式，对因果机制的研究思路没有做详细归纳。 2.2. 对过程追踪法的多种解释 过程追踪法最早是由德瑞克·比奇和拉斯姆斯·布朗两位丹麦学者于2013年提出，他们将过程追踪法界定为一种“通过单一案例探究其因果机制”的研究方法 [ 9 ]，是在研究个人决策的认知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熊烁天与吴兵则在文中进一步指出，当因果机制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得到确认之后，过程追踪法才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 [ 9 ]，同时，过程追踪法可用于研究案例中X与Y之间的明确关系。作者在文中运用过程追踪法考量重庆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一般性机制完成了事实观察和理论构建的任务。 蒋建忠提出过程追踪法是一种试图接近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机制或微观基础的方法或者“确定原因与结果之间因果过程——因果链或因果机制——的方法” [ 10 ]。同时，他提出过程追踪法对于法国、德国等革命案例研究的适应性和契合性，并指明过程追踪法在案例数量的选择和构建联系的主客观性方面具有较大争议，是影响过程追踪法应用的一个障碍。曲博则指出，“过程追踪法是在研究个人决策的认知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 11 ]，他强调过程追踪法在认识事实、了解因果关系的复杂性、验证假设并提出新的假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过程追踪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具备较强的应用性和实效性，在剖析某种国际现象产生原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