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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阮籍“放达”的思想渊源 阮籍身处魏晋易代时期，他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儒、释、道三种哲学的影响。主观个体与客观世界的对抗及主观世界内部各种思想的激荡，使阮籍的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其中儒与道，仕与隐的矛盾是贯穿其生命始终的主要矛盾。阮籍的“放达”是他企图平稳思想冲突的思辨结果，也是他矛盾情绪的变相发泄。 2.1. 儒与道的矛盾，使他走向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境界 阮籍的思想中存在儒、道两方面的矛盾，儒、道两种哲学观念一直在左右着阮籍思想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思想主流经历了由儒到道的转变，受其思想主支配，其处世态度也在发生着显著的改变，这对阮籍走向“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境界起着重要作用。“名教”即“礼教”，是指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整个人伦秩序，其中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被看作是全部秩序的基础，属儒学范畴；“自然”是指老庄崇尚人性的自然之道，自然而然，保其天性，自由自如，不受拘束。“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阮籍等“竹林七贤”的思想主张，即是从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中解脱出来，做一个本色的真我。 阮籍出身于陈留阮氏家庭之书香门第。阮氏家庭世奉儒学，籍父阮瑀受业于汉末学者蔡邕，为“建安七子”之一。受家学渊源的影响，阮籍早年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向往儒家大贤的性格情趣。阮籍曾对早年的生活总结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 3 ] ， P. 21) (《咏怀十五》)由于儒家思想由外在的社会群体意识逐步内化为阮籍内在的个体意识，并进一步成为他人生观，世界观的核心，所以阮籍早年满怀着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热情，如其《咏怀三十九》中所表白：“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身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 3 ] ， P. 48)此诗基调慷慨激昂，突出表现壮士垂功名、彰忠义、立气节的儒家品格，流露出自身的理想和追求。 齐王曹芳在位期间，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两大当权集团长期以来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大肆残杀异己，致使大批文人死于非命，眼前血淋淋的现实使得阮籍的建功理想和英雄主义趋于破灭，他的信仰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并开始对原来的儒学观念产生了怀疑，其《咏怀六十》( [ 3 ] P. 73)在大篇幅描写了“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的儒者后，以“老氏用长叹”收笔，说明此时阮籍已逐渐用老庄思想来消解以前的儒家思想，需要指出的是，阮籍少年就受到老庄的影响，但那时由于儒家观念在阮籍头脑中先入为主，所以阮籍总是不能干脆地脱离早已建立起来的儒家人格理想。此时，儒与道两种哲学观念在阮籍的思想中产生了极不调合的矛盾。阮籍的思想在儒与道的矛盾中挣扎，他的思想意识在矛盾思辨中痛苦而又彷徨，于是他的行为开始异常起来：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恪守儒家父子之纲的他也竟口出狂言：“杀父乃可！”这些“放达”之举是阮籍对于司马氏假仁假义的黑暗统治的激烈控诉，是对无道社会现实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无奈反抗。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齐王芳而另立贵乡公曹髦，由大臣废立皇帝，这表明曹魏政权已名存实亡，司马氏夺权篡位之心已昭然，传统的礼教此时已变质成为毫无价值的虚伪之物。此事件给阮籍的政治热情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他无法游离于政治之外，于是道家思想在他头脑中逐渐居于主流，于是他开始换一种视角看待人生，尝试着摆脱所谓名教的圈囿。他用“放达”的举动来平衡内心道与儒的冲突，于是他在文章中塑了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自己——“大人先生”，他借“大人先生”之口痛骂“礼法”之士；同时在现实生活当中公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 [ 2 ] ， P. 392)这种激愤之语，其实是对违背理想原则的现存“名教”的批判和否定。披着“名教”这样一件“道貌岸然”的虚伪外衣，却干尽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是为阮籍所不耻，他宁可超越这道他以前奉为至宝的精神藩篱，而去追求一个纯真洁净的自我，从而达到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精神境界。 儒与道的矛盾是阮籍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在这种矛盾思想的指引下，阮籍毅然走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境界。 2.2. 仕与隐的冲突，使阮籍做出了纵情背礼的“放达”行为 仕与隐的冲突始终贯穿于阮籍的一生，这种冲突也导致了阮籍做出纵情背礼的“放达”行为，也就是说阮籍从以仕为荣，立志治国平天下转到不乐仕途，求官只为美酒，为官不与世事等种种前后相悖的纵情背礼的“放达”之举从这里也能找到根源。 作为一个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阮籍“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咏怀六十一》) ( [ 3 ] ， P. 74)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立金石之功，他的志向是在王正其德，公守厥职，上下不疑，臣主无惑的理想社会中干一番大事业，但现实却是失刑者严而不检，丧德者高而不尊，这使得阮籍的济世之志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史载他曾登临广武城面对楚汉的古战场，发出愤世的慨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 1 ] ， P. 202)动乱的时局没有给阮籍提供一个理想的政治舞台。政界的尔虞我诈，伪善无耻都使阮籍对现实深深地失望，出仕对于阮籍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他只想在这浑浊纷争的乱世之外寻找一片净土，隐居起来以尽天年，远离政治是非，以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他找来几位朋友“嘉平中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陶潜《群辅录》)他们终日纵酒放荡，谈玄论道，以“放达”示人来发泄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然而，司马氏一方面为了巩固其政权，积极拉笼天下名士，以显示自己篡位的“顺天应人”；另一方面因为其统治权多是通过诡诈之术得来的，所以很忌讳文人们聚集议论他们的行为。于是司马氏下令砍尽竹林，不给阮籍任何退隐的余地，逼其出仕。内心淳真向善的阮籍面对阴险残酷的司马氏集团，只能选择出仕。 阮籍的仕途在司马氏的“庇佑”下一路平坦，纵观其一生，他曾历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大将军从事中郎、步兵都尉等职。仕途通达是阮籍少年时的梦想，按讲他应踌躇满志，一展抱负才是，但此时他却郁郁寡欢，激情全无，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出于对前朝君臣之义的道德规范，使他始终不能接受司马氏集团，他兼济天下的责任感无论如何不能依托于司马氏政权来实现，他出仕实出于违心。孔夫子也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以在无道的社会中，阮籍身置堂，却心向山野，隐逸的念头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辞仕不能，隐居不得的现实使得阮籍的心灵在仕与隐的冲突中倍受煎熬，他在这种心理冲突中苦苦寻求着一种平衡的途径，于是释学在家居士，仕隐兼修的理念使得阮籍豁然开朗，隐逸未必非得出家，也未必非得得到山野中去。把处世间当作出世间，一样能达到摆脱羁绊，通达自由的境界——大隐隐于朝，于是阮籍采取了“仕而朝隐”的处世方式，即虽身在仕途，却再也无意于功名利禄。为远纷扰，一方面他“为人至慎，言皆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 2 ] ， P. 8)不再发表自己的治世议论，另一方面他又目无纲常，纵酒放达。于是他开始“为官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只因“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数百斛，乃求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 [ 1 ] ， P. 201)这种放达的行为在世人看来，实属纵情背礼。 “仕而朝隐”的双重生活态度构成了阮籍独特的隐逸人格，这种隐逸人格既表现为主动出世与被动抗世的矛盾共存，又表现为忧愤济世与淡薄遗世所并有，这些都表现在他“放达”的举动这中。《晋书·阮籍传》( [ 1 ] ， P. 201)载他乐东平风土，文帝便封他为东平相，他骑驴上任，“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反映了阮籍出仕的治才，但他并没有以功自居，而是“旬日而还”表明了他朝隐的“放达”态度。《世说新语·简傲二十四》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的，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 2 ] ， P. 410)在这种严肃的场合，唯有阮籍无视礼节，箕踞啸歌，旁若无人，放达自如，这也反映了他已把处世间当作出世间的朝隐态度。 综上所述，阮籍的“放达”深受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是他对自己矛盾处境痛苦思辨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