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相比其他心理学概念，目的感的概念在国内心理学领域相对比较陌生，研究成果也较稀少。但在西方有关目的感的科学研究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目的感的科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过一段缓慢发展时期后，随着本世纪初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目的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数量大幅增加。这些研究包括目的感的定义、结构、测量，及其在抵御负面身心状态、促进身心健康与最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本文试图对半个世纪以来目的感研究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介绍目的感在促进身心健康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及其在最优发展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指出目的感研究几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2. 目的感研究的起源 目的感的科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痛苦和磨难的Viktor Frankl，认为持续而有意义的目的感才让他得以幸存。他发现对未来抱有积极目的和正向愿景的那群人，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最大 [ 1 ]。比如：与挚爱的人团聚，有未完结的心愿，以及具有深刻的精神信仰等。 Frankl最早提出了无目的感是产生严重心理问题的原因。他指出无意义感与厌恶、无聊、犯罪行为、成瘾及抑郁都有关系，并构建了以意义或目的为基础的理论与心理治疗取向——意义疗法。意义疗法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是自由意志假设，即人们可以自由控制对生命事件做出何种反应；第二是意义寻求假设，即人们的首要动机就是寻求生命中的目的和意义；第三是意义恒长假设，即在所有生活情境中，生命都具有意义 [ 2 ]。 Frankl关于生命意义(目的)的理论和应用，使目的感的研究在1960年代达到了一波高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目的感的研究逐渐减少。直到本世纪初期，随着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关于目的感的心理学研究再次增长。与Frankl关注无目的感与消极心理现象的关系不同，积极心理学范式下的目的感研究更多关注目的感对身心健康发展的积极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3. 目的感定义的演变与发展 在目的感被纳入积极心理学的模型和框架之前，目的感的概念和定义发生着不同的演变。目的感曾被认为是决策过程的关键因素，混沌中寻求意义的方式 [ 3 ]，演化中的一种适应性 [ 4 ]，以及个人的终极目的或目标 [ 5 ]。然而大部分关于目的感的定义都包含了三个层面：投入、目标导向与个人意义感。 投入是目的感界定的第一个主要层面，指个人愿意投入时间、资源和精力达到他们确认的目标 [ 6 ]，投入对目标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目标导向是目的感界定的第二个主要层面，目的感代表着对某种目的或目标稳定而深远的追求。这种深远的目的可能是无法完全达成的，但是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向其迈进。目的感的第三个层面是个人意义感，不是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有特别的个人意义，而目的感却与个人意义或重要性紧密相关。 除了以上三个公认的主要层面之外，自我超越因素也被许多学者纳入到目的感的概念结构中。如Frankl建议除目的感的三个成分之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超越自我的成分，被称为灵性的或灵感的层面 [ 7 ]。这个层面不只是个体意义的目标，而是让个体与广大世界相关联，如为家人、社区或国家服务，积极参与超越自我的世界。 综上关于目的感概念与层面的研究，目的感至少应包含投入、目标导向、个人意义感、自我超越等四个层面。Damon等把目的感描述为一种长期的、前瞻性的意图，为实现对自我有意义、对自我之外的世界有影响的目标 [ 8 ]。在此定义中，包含了目的感的主要成分：1) 稳定且未来导向的意图(目标导向)；2) 有意义的参与涉入的行动(投入)；3) 对自我有意义的目标(个人意义感)；4) 对自我之外世界的利他贡献或影响(自我超越)。此定义比较完整地涵盖了以上四个层面，得到了目的感研究者的广泛采纳。
system: [SYSTEM]

user: 4. 目的感与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4.1. 目的感与意义 目的感从最开始就和意义紧密相连，早期的学者常常把目的与意义两个词交互使用，在他们看来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代替的。但随着目的感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者逐渐发现并区分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首先，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在自我超越的层面上。意义是能让一个人的生命或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事物，一般不涉及超越自我的概念。而利他和超越自我是目的感一个重要成分。其次，目标导向层面是两者间第二个重要区别。目的感涉及到有意义的、广泛的人生目标，并且有指向性和方向性，而大部分意义的概念没有涉及目标导向，不存在方向性。 4.2. 目的感与使命感 使命感是个人对自我天生属性的寻找与实现 [ 9 ]。目的感和使命感都包含对未来目标导向，都需要长期坚持的行动与投入才能最终完成使命或达到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使命感强调对自我天赋或社会赋予的角色期望的寻找与实现，目的感不涉及天赋与社会期望的概念。其次，使命感的驱动来源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角色认同，而目的感不限于此，其动机可以是来自社会期望与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可以来源于其他更单纯的目的，如求真、向善、趋美等终极追求。最后，使命感本质上追求的是自我实现，而目的感不仅涉及自我实现的意义，也包含自我超越的意义和价值。 4.3. 目的感与目的 目的感与目的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目的是目的感的来源，具有目的感的个体必定受到某些具体或抽象目的的引导，并为目的感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目的是目的感驱使行为指向的目的地或终点，目的感是为实现目的持有的信念、体验的情感和投入的行为。其次，目的可以是指近期可实现可随时调整的短暂目标，也可以是需历时较久才能实现的中长期目的；而目的感则指向较稳定、较长远的人生目的，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长久而稳定。因此，具有目的不一定拥有目的感，只有那些长期的、对自我或社会有意义的，并驱使个体投入其中为之努力奋斗的目的才能引发目的感。
system: [SYSTEM]

user: 5. 关于“目的感”的翻译 目的感在英文文献当中使用的是“Purpose”这个词，其直译成汉语就是目的，意图，原因等 [ 10 ]。但如上所述，目的感并不能等同于目的。为了区别目的感和目的不同，在部分文献中就用“Purpose in life” [ 11 ]，或者“Sense of purpose” [ 12 ] 来代表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人生目的或目的感。但绝大部分英文文献并未做区分，直接使用“Purpose”一词来代表目的感或人生(生活)目的。为了在中文翻译上区分目的感(人生或生活目的)与目的，一般模仿国外文献的做法，加一个前置或后置语，翻译成“目的感” [ 13 ] 或“人生(生活)目的” [ 14 ] [ 15 ]。 本文取的是“目的感”的翻译，除了为了与目的加以区分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目的感”更能体现为达到目的而不懈努力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体现了目的感概念中的“投入”层面；第二，“目的感”是对人生目的长久而稳定的信念、承诺与体验，更能体现对人生目的的意识与感知；第三，目的感涉及个人意义与超越自我的意义，这些意义应当被个体的理解、感知或体验才有助于形成目的感，目的感是一种对目的和意义的意识状态。基于以上几点，本文作者认为相比“人生(生活)目的”，取“目的感”的翻译更能体现其定义的关键因素，更能表现其内涵的本质。
system: [SYSTEM]

user: 6. 目的感的评量 由于目的感是一个较复杂、多维度的、主观性较强的概念，如何准确地衡量它，成为了一个难题。尽管如此，研究者发展了一系列方法来评量目的感，包括测验法、访谈法、排序法、日记研究、历史文献回顾等。不同的学者根据其对目的感的理解和研究对象，发展出不一样的评量方法，以下简略介绍几种在实证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和工具。 6.1. 测验量表 6.1.1. 人生目的感测验(Purpose in Life Test， PIL) 人生目的感测验是Crumbaugh和Maholick于1964年，在Frankl的目的问卷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16 ]。该测验以Frankl对目的感的定义为基础，测量个体给自己的经历赋予意义的努力程度，以及意义让个体感觉到其生活值得过的程度。PIL是由20个题项组成的自陈式量表，采取李克特7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目的感越强。PIL是目的感测量使用最广泛的工具。 6.1.2. Ryff的人生目的感分量表 Ryff的人生目的感分量表使用广泛程度仅次于PIL。本量表是Ryff基于其对心理幸福感的定义及其6个维度(自主、环境掌控、个人成长、积极人际关系、自我接受和人生目的感)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其中人生目的感分量表分数越高，说明人生目标越明确，目的感越强烈 [ 17 ]。 6.1.3. 人生意义问卷(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MLQ是另一个广泛使用的意义测量工具。它有10个题项，分为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5题，分别测量“人生意义寻求”和“人生意义体验”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人生意义水平越高 [ 18 ]。 6.2. 访谈法 访谈法一般用在质性研究中，可以对经验提供深入的描述，也可以在量化研究数据中发现更充实更具体化的结果，据此提出假设，并在后续的测量等量化研究中加以验证。在探寻目的感背后的动机和机制时，一般会用到访谈法。研究者通过访谈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们追求个人意义的深层原因，这是量化测量难以做到的。但由于访谈法耗时耗资耗力，在目的感的研究中相对较少用到。 6.3. 排序法 为了解目的感的来源，DeVogler和Ebersole发展了排序法。他们首先让研究参与者从有关意义的文献中列出3个最重要的意义来源，并列举与这三个来源有关的具体经历。然后对这些意义来源进行分类，以了解各种意义来源的类型，确定目的感的主要来源类型 [ 19 ]。 6.4. 历史文献回顾法 Mariano和Valliant通过回顾曾在二战时期服役青年的健康档案与访谈资料，以了解他们自发性的目的感与超越自我的夙愿。通过回顾历史文献，研究者得到了许多关于二战青年一代人目的感本质的有趣发现 [ 20 ]。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是历史文献极其稀缺和珍贵，不易得到，需花费大量时间与资源去收集、编撰和整理。
system: [SYSTEM]

user: 7. 目的感对身心健康和最佳发展的作用 7.1. 目的感促进身心健康的作用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Frankl就提出目的感可以抵御负面状态，促进健康。他认为目的感无论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能帮助人们抵挡生活中的挑战，而无目的感却会让人产生无意义感，陷入“存在虚空”(existential vacuum)或“存在精神官能症”(existential neurosis)，一种持续厌倦、冷漠和空虚的状态 [ 21 ]。他的理论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证实，无目的感可以强烈地预测厌倦、自杀意图和行为，以及其他负面心理状态 [ 22 ] [ 23 ]。 此外，目的感也能抵御疾病等不良生理状态。如一项追踪研究显示拥有较高目的感的群体得老年痴呆症和轻度认知障碍的机率要明显低于目的感较低的群体 [ 24 ]。另外一些研究发现目的感与促发炎细胞因子、心血管和代谢标志物有关，高目的感的个体具有较低的发炎反应，有良好的心血管和代谢标志物 [ 25 ]。这些研究证明目的感对抵御身体疾病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积极方面来说，目的感还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大量研究发现目的感与主观幸福感、自尊、生活质量、积极情绪都息息相关 [ 15 ]。Zika和Chamberlain发现目的感与心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个结果并没有随着参与者的年龄不同而变化 [ 26 ]。另外，目的感也能促进个体积极地参与正向的社会生活，研究表明目的感与一系列正能量的健康行为有显著相关，拥有目的感的个体比无目的感个体更多地参与亲社会活动，并有更多的利他行为 [ 27 ]。目的感还能减轻不良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潜在的负面影响，研究者指出目的感成为一个保护因素，以提高青少年对高风险成长环境不良影响的抵御能力 [ 28 ]。 7.2. 目的感在最佳发展模式中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理学家过去专注于减少人类痛苦、缺陷和疾病的方法，而积极心理学提倡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人们如何过上更充实、更富有成效和更有意义的生活。新的积极心理学范式孕育了有关人类最佳发展模式的研究。研究人员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关于人类积极发展的实用理论，而获得目的感是其中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 Carol Ryff和Burton Singer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提出自我接受、环境掌握、正向关系、个人成长、自主和目的感的6因素模型，以上因素汇聚起来可以预测心理幸福感。其中目的感，是6个因素中对积极心理健康贡献最大的因素之一 [ 29 ]。 近期许多积极心理学理论同样认为目的感是人类最佳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Seligman的“真实的幸福”理论确定了最佳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正向情绪、投入和目的感(或意义)。他认为，目的感是真实幸福最持久的因素 [ 30 ]。最佳发展的另一个相关模型行为价值(VIA)强调品格力量和美德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根据VIA的分类及因素分析，确定了四个因素：节制、智力、人际和超越。其中目的感属于品格的超越力量，在预测健康心理发展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 31 ]。 目的感在人类最佳发展的各种概念模型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目的感是人类最佳发展理论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system: [SYSTEM]

user: 8. 目的感研究展望 8.1. 目的感的评量方法 研究方法和评量工具是目的感研究最明显的缺陷之一。虽然研究者发展出一系列的量表与评估方法，但各种评估目的感及相关概念结构的测量工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都没有较完整地评量目的感的所有方面。如前所述，目的感较完整的定义包含了投入、目标导向、个人意义感、自我超越四个层面。目前大多数评量工具都只测量了目的感前三个层面，而第四个自我超越维度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评量。因此现有的目的感评估方法都没有全面衡量目的感所有这四个关键因素。 至于没有出现有效评量自我超越维度的工具，可能是因为很难用几个简短的调查问题就能反映其超越的目的，而且自我超越受到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较大，所测量出来的情况很可能与个体真实的行为相差胜远。尽管存在困难，但是设计一项全面、廉价、能够有效地测量目的感所有维度的工具，极其有价值。这不仅能弥补目的感评量工具的缺陷，也能突破访谈法、日记研究、历史文献回顾等其他研究方法的局限(如高成本、小样本、隐私问题和不完整记录等)。 8.2. 纵向研究 由于目的感使个体长期投入具有自我意义与超自我价值目的的活动中，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生命历程，但现有的目的感研究主要还集中在横断面研究，很少有人对目的感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目的感的纵向研究可用于解决各种重要问题，如了解目的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青春期甚至更早阶段出现的目的感如何对成年及其之后产生影响；目的感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如何影响身心健康与积极发展等。 此外，目的感的纵向研究还可以揭示目的感及相关因素的因果关系。大部分横向研究都是相关性，或只是对因果关系的推测。而纵向研究却能够建立与证实因果模型与关系。虽然纵向研究既耗时又昂贵，但考虑到目的感在人类身心健康与最佳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对目的感的纵向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8.3. 反社会价值的目的感 从目的感的定义可以发现，目的感本质上是一个不带价值倾向的中性概念。目的感可以由符合社会价值的积极目的引发，也可以由一些反社会的负面目的引发。但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正面的或至少是中性的目的感。因此，关于目的感的研究假设了一个积极的或至少是中立的目的。 由于社会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历史、社会机构和社会文化等，因此目的感性质的确认也应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环境为基础。在某一社会形态下，区分高尚与卑劣的目的，就可以探索消极目的感的作用。因为反社会的目的感并不能排除在目的感的研究之外，以便更加全面地理解目的感这个复杂概念结构的表现和运作形式。对于反社会目的感的研究可以了解这些消极目的是由于什么因素引发的；它们是否源于积极的目的；它们的发展与什么样的早期经历有关；哪些因素或经历可以改变甚至重塑这些消极的目的感等。 8.4. 跨文化和文化研究 除了目的感的性质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目的感的内涵、特征、作用在不同种族、社会和文化中可能也存在差异。迄今为止，只存在少数目的感的跨文化研究，而且集中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目的感普遍性之间的差异程度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许多东方文化，目的感和意义感在美国民众中更为普遍 [ 32 ]。这些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目的感存在重要文化差异。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目的感是什么，如何运作，目的感结构中哪些方面具有普遍性，哪些方面具有文化特异性，并且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目的感在更广泛的群体中的发展模式，都需要进行跨文化和文化研究。 8.5. 目的感的培养 鉴于目的感与身心健康和积极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只有相对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具有目的感 [ 33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如何培养和促进目的感发展的研究。目前已有部分研究显示通过相对简单的干预措施可以显著影响年轻人发现生活目的的概率 [ 34 ]。除此之外，大多数关于如何培养和支持目的感发展的研究都是理论性的。理论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现有的实证结果相吻合，这表明目的感在实务中以预期的方式发挥作用，但仍需要直接关注目的感在特定环境中的实证研究。如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如何根据理论研究的建议，鼓励孩子反思与讨论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培养具有远见的目的感；在学校里，教师、行政人员和辅导老师如何把目的感的培养融入日常的教学、管理与活动中，形成学校的文化之一，而不是偶尔的一两次干预活动等。对于目的感培养的实证研究是将来极其有价值的拓展领域之一。
system: [SYSTEM]

user: 9. 总结 目的感的研究起于上世纪50年代战后创伤恢复的氛围，兴于本世纪初的积极心理学思潮。其定义、结构、评量和功能都得到了心理学研究者的深入而广泛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目的感的研究从关注其应对负面心理与环境方面的作用，到促进健康、幸福和人类最佳发展，其重要性不断提升。未来对目的感的研究可以从全面的评量、纵向研究、反社会价值目的感、跨文化与文化研究，以及目的感的培养等方面着手，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其研究成果或将在健康、心理、教育、商业等领域产生广泛的应用前景。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文章以J省殡葬改革的异化现象为出发点，认为殡葬改革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领域和手段，继而构建了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和治理内容的社会治理创新分析框架，以此作为J省殡葬改革工作实践的新型理论分析视角；随后从治理前提、治理过程、治理机制和成效评估四个方面分析了J省殡葬改革出现异化现象的教训与启示，反思J省殡葬改革的社会治理中的异化现象和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殡葬改革，异化现象，社会治理创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社会治理”。相比以前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一字之差的变换，体现了党和国家执政治国理念的重大改变和创新，更是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践的重大理论提升 [ 1 ] 。在未来的发展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将成为我国社会体制领域内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殡葬改革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领域，文章结合J省开展的殡葬改革的社会治理的实践，试图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分析视角，对J省实践殡葬改革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理论阐释和教训反思，以达到为乡村振兴战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的目的。
system: [SYSTEM]

user: 2. J省殡葬改革的异化现象 2.1. “零点行动”下的收棺、起棺、毁棺 2018年7月17日至18日，J省殡葬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会议规定9月1日零点起，J省A县范围内实施殡葬改革“零点行动”，要求全面推行火葬，实现火化率100%，火化后的骨灰一律安葬在公益性墓地内，严禁遗体装棺入土，严禁骨灰入棺土葬。违反规定的，将拆除坟墓，强行火化。政策强势推进执行，政策宣传不到位和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强行改革对于土葬思想根深蒂固的村民来说是不知所措的。此后，J省某县政府开展每家每户收缴、用挖掘机集中捣碎棺材，当老人离世时撞上殡葬改革，刨坟掘墓也要把棺材挖出来、遗体送交火化等疾风暴雨式的行动，老人购买或自制的棺材被执法人员强制收缴、销毁，然而他们领到的补偿只有2000元，实际上棺材的成本远不止2000元，农民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2.2. “二次入棺”依旧风靡 不管是出于政绩考虑还是公共利益，殡葬改革工作在J省如火如荼地开展。殡葬改革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火化率表面上得到提高，却依旧存在着“二次入棺”的现象，即“骨灰棺葬”、“先火化后土葬”。大多数人们将死者遗体火化完后，运回家乡装棺土葬，按照传统的丧葬仪式进行祭奠，最后入土安葬并留坟头立碑。“二次入棺”的现象，不但没有实现节约土地的目的，反而铺张浪费、劳民伤财。
system: [SYSTEM]

user: 3. 社会治理创新：J省殡葬改革工作实践的新型理论视角 社会治理，是对全社会的治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是多元行动主体坚持共同参与、合作治理的理念，不断探索和形成新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共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达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治理目标。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与社会主要矛盾相关。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社会治理创新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 2 ] 。本文提出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且以法治为前提，多元化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遵循动态原则，因时、因地实施治理。 J省开展的殡葬改革工作实践，出现了抢棺、收棺、起棺、毁棺的行为，这些简单过激的做法造成了不良影响，与民意产生冲突，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发了强烈的舆论谴责，同时改革没有达到既定目标。殡葬改革是实现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如果实现治理的实际手段恰与这个目的所描述的情景相逆，这样的社会治理就是失败的治理。对于J省而言，殡葬改革的开展，需要整合政府、基金会、行业协会、相关组织等资源，与该村村委会人员共同联动，充分发挥民众治理主体作用，与民众一同探索殡葬改革道路。结合社会治理内涵的分析维度，本文尝试建构出一个关于殡葬改革工作实践的理想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治理视角下J省殡葬改革的行动逻辑
system: [SYSTEM]

user: 4.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J省殡葬改革异化现象的教训反思 4.1. 治理前提：深入调查，做好事先风险评估工作 社会治理能否成功，深入调查是关键的一个环节。调查可以更好地掌握民情民意。J省在推进殡葬改革前，没有做好研究调查，事先没有估计改革措施的可行性、难易程度与预期后果，仅仅依靠简单短期的政策宣传来开展改革，后期开展的效果可想而知，同时也给将来的治理带去风险。对待殡葬习俗，不能全盘否定，不能简单将其定位为封建、落后的文化。农村的殡葬习俗是存在一些需要摒弃的糟粕，然而也有一些殡葬习俗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农民的心灵安顿和人生意义，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 殡葬改革不同于其他改革，棺材对于老人意义特殊，他们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为自己置办棺材，这是一种伦理支柱。归根究底，殡葬改革是一场关于人心的改革，如果不理解棺材对于国人人心、生命的意义，一纸公文就要强迫推动殡葬改革，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因此，在制定政策前，要做好风险评估工作，既要看到迫切需要改革的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和习俗传统，对传统和人性心存敬畏，即使要改变也应该遵守移风易俗的规律，审慎推进。 4.2. 治理过程 有效的殡葬改革治理实践，首要的工作就是明确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对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既要严守法治底线，又要讲求工作艺术。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要做到寓治理于服务之中 [ 3 ] 。 4.2.1 . 明确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 社会治理中，要充分调动各个参与要素的积极性，县乡政府、国土部门、民政部门、村两委、红白理事会等主体应协同发挥作用。J省在殡葬改革的治理过程中，农民是被动者，甚至是对立者，强大的工作阻力和舆论压力导致改革不得不暂停和调整，究其原因则是没有打破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威，红白理事会、村民代表和县镇政府和村委会等主体没有实现协调治理。殡葬问题的持续性、广泛性、直接性等特点，决定了这场治理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需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整合、组织、协同和参与等功能，打破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威，实现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其他治理主体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在治理中发挥和体现其权威性。 殡葬改革实行火葬的目的是节约土地资源、破除封建迷信，因此殡葬改革主要改的是内容，而不是火葬还是土葬的形式。比如，丧事操办过程中的大量烟花爆竹燃放、奢侈宴席以及其后的豪华墓地、豪华墓碑、占地型水泥墓等行为要坚决禁止。殡葬改革不仅仅是火葬、平坟头、建公墓，更多的是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总体素质的提高。 4.2.2 . 解决民生问题既严守法治底线，又讲求工作艺术 所谓法治底线，是指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强化法治意识，依法行政。J省殡葬改革之所以被质疑，就在于他们突破了基本的法治底线，如棺材本来属于农民合法的私人财产，政府以一纸公文代替道理、闯户收棺、集中毁棺的霸道执法行为是违背民意、失民心的治理，这决不是一种法治方式，更与法治思维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也为社会的长远治理埋伏下不定时爆发的隐患。 殡葬改革本是一场漫长的观念革命，不可能寄希望于急风暴雨般的权力强制从而一夜间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与权力运行自有其基本准则，它应当是人性的，更必须是法治并且规范的，改革治理要有理有据。殡葬改革、移风易俗是艰难的，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做通百姓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接纳不一样的生死观、孝道观和丧葬文化，从而构建厚养薄葬的良好风气。同时，在工作艺术上，也要讲究工作的节奏，可以先清除修建大墓、豪华墓、活人墓等丧葬陋习，再逐渐推进；要注重因地制宜，逐渐缩小土葬的范围。 4.2.3 . 治理与服务缺一不可，寓治理于服务之中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相关服务保障工作要真正实施，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这样才有可能支持参与改革。如J省的殡葬改革过程中，在改革前就应设计群众新增的运输、火化、骨灰盒、墓地等成本解决的方案，就应做好集体公墓、殡仪馆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否则，仅靠一些简单过激做法，伤害了民众感情，增加了民众的丧葬成本，也落空了殡葬改革的目标。 4.2.4 . 治理过程应循序渐进 J省有着上千年土葬文化的历史，以如此剧烈、快速甚至强力的方式推进殡改，强行起棺、当众销毁棺木，难免显得“操之过急”，违反公序良俗。殡葬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处理方式必须灵活。可以按照年龄、文化程度、接受程度等对老年人进行分层，通过配套建设公墓设施，逐步推进改革，尊重部分年事较高、暂时无法接受火葬的老人意愿。以耐心做工作、加强宣传、分步推进等方式取代“一刀切”、“运动式治理”。 4.3. 治理机制：链接多方资源、实现多元联动 殡葬改革的开展，要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积极互动、整合多方资源服务等方面。 J省在殡葬改革治理中，仅仅依靠政府来“唱独角戏”，必定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J省应致力于推动多主体之间的协调参与，通过整合多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共同服务于殡葬改革的目标。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促进治理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话，保证群众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切实享受到政府政策优惠，享有相关社会福利权利。如J省在收棺活动引发强烈谴责，其实群众并非反对丧葬火化，并非不支持以更加符合当代生存现实的方式安排人类的后事。人们愤怒并谴责的是这种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谴责的是这种强行夺人私产、或罔顾权属人意志强迫置换私产的霸道行径。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应给民众以基本的调整与适应期，给出足够的经济补偿来抚慰因丧葬方式骤然改变而落寞的心情，而不是损害到百姓的利益，更是伤害到百姓的感情。 第二，连接中国扶贫基金会、殡葬服务机构资源，对困难群众遗体实行免费火化，并对遗体接运、存放、火化等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实行免单。 第三，连接中国殡葬协会资源，开展专业的服务项目。 第四，整合当地相关部门、相关社会组织资源，共同服务。在治理过程中，要注重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主体性，让他们积极参与整个项目实施开展的每个环节和领域。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当地志愿组织来完善墓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4. 成效评价：生态环境改善、社会风气良好 通过殡葬改革的实践治理，对于J省土葬、丧葬陋习的改善有一定的成效，但一些极度僵化的地方做法也伤透了民心，背离了殡葬改革的初衷。J省开展殡葬改革实践治理的成效，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作为社会治理的内容之一，J省开展殡葬改革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实践，对封建迷信行为有一定的打击，推动了农村文明程度的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社会力量在改革中积极发挥社会粘合剂和整合剂角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官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实践也协助了政府进行有效的治理，成为基层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 4 ] 。 第三，殡葬改革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领域，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开展殡葬改革、促进农村文明程度提供了教训和启示。 第四，J省的殡葬改革，没有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在民众参与其中的意愿和行动力的方面是失败的。在这方面对于社会治理创新、新农村建设进程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第五，殡葬改革的开展并没有改变民众根深蒂固的土葬思想，即使火化也选择土葬的形式，土葬改革区的乱埋乱葬、滥占耕地现象严重，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政策实施前没有进行广泛宣传普及，行政手段缺乏法律依据，远没有达到农村治理的重要创新。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为新世纪掀起的农村合作化高潮提供理论支持是当前重要的课题。本文在分析新世纪农民合作社快速发展的现状以及其经济与政治动因的基础上，对农民合作社现有的实践模式进行分类评析，分类依据包括组建方式和经营内容两种；接着重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基本原理对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进行理论概括，阐述了合作社本质属性的经典表述以及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并分别从社会–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方面展开全面论述；最后展示其发展前途：其发展趋向与发达国家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基本相一致，其发展前景就是逐步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关键词 :新世纪，合作社实践，理论概括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合作社在二百多年的发展史中，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对象)领域。农民合作社理论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从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合作理论到前苏联、日本农协、以色列基布兹和中国本土特色的合作理论等的不断演化，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我国进入新世纪后，农村再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合作社运动，下一步该如何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的丰富实践和曲折历程，需要比较系统的客观梳理和理论概括，为此提供理论支持是当前重要的课题。
system: [SYSTEM]

user: 2. 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动因 2.1. 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迎来了农民合作社新一轮发展高潮，2012年后发展更为迅速。截至2018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17.3万家，实有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9.1% [ 1 ] 。以下为2012年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规模(见表1)。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 since 201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数量(万家) 68.9 95.2 128.8 153.1 179.4 196.9 217.3 表1. 2012年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规模 资料来源：杨久栋等。2019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二)。《农民日报》，2019-02-23。 2.2. 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1) 微观方面的经济动因 克服家庭承包制弊端——新世纪农民合作社高速发展的现实必然。家庭承包制分散的小规模生产模式有天然的局限性，其弊端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显现。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越来越全球化，打开了农业走向世界的大门，家庭承包制的弊端显现得更加充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家庭承包制小规模分散经营低效率与大市场激烈竞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进入新世纪的十多年，城市化不断加速，户籍制度不断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向了从事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农村优质劳动力日渐减少，致使大量农地被荒废，严重减少了农地产出，致使主粮进口依存度逐年增高，这又进一步压抑了农民重量的积极性。农民合作组织既有利于本国农产品的供给增加和出口贸易，又能够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农民组织比政府官员更能直接有效地表达和维护农民权益，所以农民合作社的组建对于优化国际贸易谈判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亟需解决家庭承包制与国内国际大市场尖锐矛盾的经济大背景下，农户小规模生产经营模式向有组织的适度规模的生产经营模式转变显得极其必要，众多的农民合作社便应运而生，于是迎来了新世纪农民合作社的新一轮发展高潮。 农民强烈的合作意愿——新世纪农民合作社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分散无组织的农民力量弱小，被忽视其权益的概率较大。进入新世纪，我国在农业领域的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同时农民的发展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是对于独立生产经营的农户而言，由于其得到的市场信息往往不对称，由此产生的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大；同时因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不足，所以农民一般要承担的风险极高而收益却不尽人意。因此，农民为了收益的增加和维护自身权利，只有提高组织程度，通过合作社平台和纽带，将自身能力和各种资源有效地集合在一起，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因此，强烈的合作意愿成为广大农民提高组织程度的内在动力，推动着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高速发展。 2) 宏观方面的政治动因 顶层设计——大力发展合作社是综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三农”问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农经界提出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旨在说明我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已经是纠缠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这一综合性概念意味着，“三农”问题只靠单项施策、单项突破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作为系统工程综合施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概念及内涵很快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强有力的综合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便是高层领导集体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进行的“顶层设计”。实践证明，通过发挥合作社的优势综合扶贫，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合作社的作用，加快了综合解决“三农”问题的步伐，大大提高了综合解决“三农”问题的效果。 加强立法——国家为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保驾护航。这一轮的农民合作社发展高潮起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由于当时缺少国家的法制保障，合作社实践无法可依而形式多样，学术界对当时兴起的最大量的股份合作社的评价各执一词而众说纷纭。合作社实践与理论研究都显得比较混乱。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加强了对合作社立法。2003年颁布了《农业法》，第十一条规定指出：“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 2 ] 。2006年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为合作社保驾护航的专项法律，依法规范了专业性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标志着我国合作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式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为了推动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2017年修订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支撑。 基层发力——地方政府以农民合作社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对推进农民合作社工作有法可依，加快农民合作社发展成为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抓手。于是，各省市(区)人大陆续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各省市农业主管部门纷纷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标准》，以及登记管理、创新和监测工作等等方面的具体操作规范，合作社技术或咨询服务中心和发展教育中心等机构相继成立，关于合作社的各种学术论坛遍地开花，2013年农业部牵头建立了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地方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直接推动着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3. 我国新世纪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模式分类评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实践中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模式丰富多样，而对合作社模式的界定也众说纷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解释，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统一的认识。对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模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本文仅从两个角度进行分类讨论：一类是根据其组建方式不同，分为农民自发型、政府带动型以及企业带动型三种模式；另一类是根据其经营内容不同，分为生产型、流通型、科技服务型和综合型四种模式。 3.1. 根据农民合作社组建方式分类评析 1) 农民自发型农民合作社 农民自发型农民合作社是指无其他对象参与，由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自愿主动创办的合作经济组织。也就是最为普遍的“合作组织 + 农户”模式。但也有学者从主要发起人的角度，认为此类多数属于“能人大户牵头型”模式，即地方有技术才能的人或者大户作为领办人，其他一般的个体农民加入的实践模式。这种实践模式因为其成立的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选择，所以农民认可度较高，综合功能较强，利于规范化，成功率比较高。新世纪以来，我国这种模式合作社的成功典范有很多，如位于雪峰山麓的安化县阿香柑桔专业合作社、浙江省的温岭市磐横西瓜合作社、云南省个旧市大屯新塘子养殖专业合作社等等。但值得防范的是，这种模式的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资金链断裂或者人才流失等风险。 2) 企业带动型农民合作社 企业带动型农民合作社，又可称为“企业 + 合作组织 + 农户”模式，即在企业的参与下，通过合作组织，农民和企业建立协议来达到合作目的的模式。具体来讲，首先农民获得来自企业提供的预付农资和技术等生产资源，然后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最后企业按约定到期时间和产品标准收回产品以实现企业预付和农户收益的回报。在此过程中，企业能够节约管理和采购成本，同时也大大减小了农民的销售风险，双方获益。21世纪以来，企业带头型农民合作社在不断地创新发展，尤以山东莱阳市的“莱阳模式”最为典型，其在探索有关企业推进农民合作社组建的道路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该模式有较大的缺点，农民可能会过多地依赖企业，尤其在双方产生分歧时，会对合作社的稳定发展产生威胁。此外，如果这种模式的合作社没有设立理事、监事等系统，则不利于其规范的运行。 3) 政府带动型农民合作社 政府带动型农民合作社是在政府的参与下，利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优势，引导农民进行集体统一经营的合作组织。换言之，其实践模式是“政府 + 合作组织 + 农户”。该模式的对象是区域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农民。这种模式农民合作社通常能够准确积极地贯彻与反映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因为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起了主导作用，既能够对农民生产经营的效率与秩序产生积极影响，又有益于政府完善关于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但是这一实践模式社员真正的受利程度有限，显而易见的弊端是，一旦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清就会干扰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及管理；反之，一旦合作社经营亏损或倒闭，政府责任如何承担？因此，政府在合作初创期可以发挥组织和引领作用，但要适时放手，让合作社独立自主成长。 客观地看，上述三种模式的合作社各有长短，发展也极不均衡，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自发型由于农民合作社与社员关系最为密切，社员自主性比较强，因此比较受农民青睐；企业带动型农民合作社中，农民利益通常能够得到保护，并且比较有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也容易因企业失信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因而发展数量不多；政府带动型农民合作社虽然有政府作后盾，但是要严格理顺政社关系。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调查统计显示，2014年能人大户牵头型农民合作社的数量有103.5万个，占比91%；2016年，其数量为142.4万个，增长了37.6%。另外，截至2016年，由村组干部、企业、基层农技服务组织、其他主体牵头兴办的该类型合作社分别有19.1万个(13.4%)、3.8万个(2.5%)、2.4万个(1.6%)、7.5万个(4.8%) [ 3 ] 。可见，目前几种比较典型的“牵头领办类型”农民合作社发展也极不均衡，其中“能人大户牵头型”农民合作社数量最多(见图1)。 图1. 2013年和2016年我国农民合作社牵头领办人情况 在这一时期，主要有农民自发型、政府带动型、企业带动型三种主要实践模式，其中以企业为依托成立的农民合作社在我国广受欢迎，较好地实现了农户与企业双赢。 3.2. 根据农民合作社经营内容分类评析 1) 生产型农民合作社 生产型农民合作社即从事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合作社。这种实践模式是通过农民的自愿联合迅速扩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从而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目前大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数是这种类型。一般来说，这类农民合作社的特点是规模比较有限。但是这种模式运转灵活，并且较为依赖其他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因此是向后两者农民合作社过渡的不错选择。 2) 流通型农民合作社 流通型农民合作社是为社员在交易中对于农产品的流通提供服务的农民合作社，其特点是以交易为主且交易量大，规模一般也比较大。开放性的交易能够促进产品的流通，从而能够有效地规避农民的销售风险。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属于这种类型。遍布全国“供销合作社”目前正在根据2015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逐步推进改革，在几个先行试点县逐步扩展其多种功能，为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性服务。 3) 科技服务型农民合作社 科技服务型农民合作社是指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给予社员科学技术或信息等相关服务的农民合作社。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和明显的人才技术信息优势，并且比较灵活。该形式能够帮助社员降低风险，提升产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其数量和规模较小，管理往往不够系统规范。湖北省建始县河水坪新农村发展综合协会较为成功。 4) 综合型农民合作社 综合型农民合作社是以解决农民产业链一系列问题为目的的农民合作社。这类农民合作社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小但步骤多，通常应用在同类产品的生产。该模式的环节很多，包括产前、产中、产后整个进程，相当于为社员都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面对大市场的弱势地位。浙江温州市瑞安的“农村合作协会”三位一体模式便是综合型农民合作社，得到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评价。 以上四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各有优劣。就交易效率而言，生产型农民合作社效率最低，科技服务型和综合型农民合作社效率一般，流通型农民合作社效率最高。就发展数量而言，流通型农民合作发展数量最多，其他三种数量较少。就适用范围而言，生产型农民合作社在我国一些位置偏远、生产水平低下的地区较为受欢迎；而流通型农民合作社在很多发达地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发展前景也较广阔；科技服务型农民合作社适用于具备技术型人才和足够财力的地区；综合型农民合作社的适用范围较广，综合管理成本最低，综合效益最好，最有可能代表我国以上各种类型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4. 新世纪农民合作社本质属性的理论溯源与实践概括 4.1. 理论溯源：对合作社本质属性的经典表述 1) 合作社本质属性的本真含义：合作理论代表作家的经典表述 纵观合作社的发展史，经历了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对合作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系统研究，“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实践和基本原则的提出，马克思对合作工厂本质属性与发展前途的经典论述，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立及其基本原则的不断完善，到21世纪合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在合作社理论逐步从产生到成熟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合作社的本质属性的论证成果成就最高，“合作”被突出强调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或本质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给予了极高评价。马克思认为，在经济思想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 [ 4 ]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傅立叶和圣西门合作经济思想较多体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而欧文的合作经济思想则具有更多的共产主义成分。欧文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公社制度，必须经过一个社会改造过程。在过渡时期要解决两大经济任务：① 根据合作原则组织生产；② 根据劳动公平交换原则组织市场。因此，恩格斯高度评价说，欧文的组织生产和组织流通都是“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 [ 5 ] 。不管是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原则本身，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给予的极高评价，都充分表明“合作”是合作社本质属性，也只有在坚持“合作”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才能体现与资本市场上完全不同的“劳动公平交换原则”。 2) 合作社本质属性的国际共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权威表述 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简称ICA)《章程》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本质特征的主要观点和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主要原则，《章程》明确指出，合作社的性质是一种非营利性的互助性民主自治组织，并且通过定义非常明确地表述其本质属性：“任何个人和社会团体组成的协会，只要是力图通过一个互助性企业，实现改善其会员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并遵循国际合作社联盟全球大会的合作社原则声明的，都应被视为合作社组织” [ 6 ] 。简而言之，其要义在于，合作社社员之间应是平等、公正、协作以及互相帮助，进行民主管理经营，共同决策，其共同目标则是改善自身经济生活状况。 1951年，国际合作社联盟进一步扩大规模，成立了九大行业组织之一的国际合作社农业组织(ICAO)，将涉猎农业领域的合作社定义为农业合作社。国际农民合作社依旧遵循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基本原则，服务于合作组织中的农民，推动农产品各个环节的合作进程，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西方国家对于合作社本质属性的认识比较一致，表述也比较经典，以致为国际合作社联盟所接受，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随着实践不断完善的国际合作联盟七项原则，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合作社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指导和规范着各国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 4.2. 实践概括：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1) 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是“农民的联合” 2017年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 7 ] 。该定义明确界定了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是“互助性”经济组织，其基本原则是“自愿联合”和“民主管理”。换言之，农民合作社要遵循“互助性”、“自愿联合”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构建组织架构，合作社成员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必须以“互助性”为前提。 2) 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就是“弱者的联盟” 与公司制“资本联合”的经济企业不同，合作社是“劳动的联合”，亦即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就是一种“弱者联盟”，是独立个体的农民为了获取共同的利益目标凝聚在了一起。现实中的农民合作社，如果界定为农业生产范围，那么这就只是一个农业生产型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并不局限于单调的农业生产，事实上只要是涉农人员自愿依托农业相关生产资料进行的“弱者联盟”，都属于农民合作社范畴。简而言之，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并不在于经营的项目必须集中于传统农业，而在于具有农业背景的弱势群体通过合作社进行抱团，依靠固有农业优势开展经营活动获得收入。然而，新世纪我国的部分农民合作社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农民在自有资本稀缺的背景下，在合作社制度框架下适当增加了部分公司功能，以达到取得经济效益获得资本积累的效果。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在西方国家已经很普遍，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农民合作社扶持弱者的特定价值。
system: [SYSTEM]

user: 5. 合作社主导功能的长期共识与我国新世纪农民合作社的现实偏移 无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经典观点，还是根据国际合作联盟的七项基本原则精神，合作社的主导功能是社会–政治功能。我国各党派对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也早就形成了共识。但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合作社逐步偏重其经济功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多数按经济型企业管理和运行，理论研究和政策文件都将其视为企业。这种从理论上到实践对合作社主导功能的现实偏移，及其与合作社宗旨与本质属性的关系，值得合作理论界密切关注和理性分析。 5.1. 长期共识：各党派一贯重视农民合作社的社会–政治功能 孙中山先生主张“合作参与”以调和社会哥阶级利益和“以合作组织实现地方自治”(孙中山，1912)；著名学者梁漱溟主张：“凡是农业社会，就需走合作的道路”(梁漱溟，1923)；1927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通过的《合作社法》，就把社会–政治功能视为合作社的主导功能。蒋介石甚至认为“合作社组织，不仅在农村中为经济上之重要之改革，且可替代宗法社会而兴，巩固对农村的治理基础”(蒋介石，1932)。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挥合作社的社会–政治功能。毛泽东早期是依靠湖南农会进行的革命活动，建国初期也亲自领导组织了全国性的农村(生产、供销、信用)合作化运动，同时他强调指出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胡锦涛多次强调了对农民合作社的法制保障和特殊的财政金融支持。浙江瑞安“农村合作协会”三位一体模式，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评价其实现了综合功能，并强调农民合作社必须做好政治工作。目前，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扶贫工作如火如荼，综合发挥了农民合作社的社会–政治功能。总体来看，新世纪农民合作社的创办都强调了其社会–政治功能，在维护农民利益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以及政府宏观调控和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其他组织难于替代的保障作用。 5.2. 现实偏移：进入新世纪越来越重视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从理论和政策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和理论都偏重其经济功能。就理论而言，邓小平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农村改革，为此他提出著名的“两个飞跃”：“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 8 ] 。我国领导集体都对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胡锦涛表示，通过组织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经济，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并希望继续探索，更好地把农民组织起来，给农民带来更多实惠。新世纪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而对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与政治功能却体现不充分。 从实践上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功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对数农民合作社都融入了股份的因素，甚至有的合作社股份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最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是以下两种模式： 股份–合作制模式。有学者反复论证股份–合作制被看作是我国农业走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谢元态，2011，2013)。然而，新世纪的农民合作社越来越显现其经济属性，过度强调经济功能，以至于其异化成企业，这无疑是有违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及主导功能的，也必然损害农民利益。 温州“三位一体”模式。举国闻名的温州“三位一体”合作社就是以社会–政治功能为主导的典型成功示范。习近平在2016年实地考察时表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总结推广其先进经验，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目前温州模式已在浙江全省推广，并成为全国许多省市自觉学习借鉴的模式。 简要评析：总体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形式，产权和牵头人多元化成为普遍现象，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功能逐渐被重视。股份–合作制模式是合作社融入股份因素的模式，符合国际潮流，应当在理论上做出充分论证。温州“三位一体”模式是亚洲国家普遍的综合型模式，值得广泛推广。但是，不管哪一种模式，农民合作社应该是“农民的联合”而不应该是“资本的联合”，不能以资本纽带牢牢与农民利益进行绑定。因此，我国新世纪还应该坚持社会–政治功能为主导功能，这是由合作社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system: [SYSTEM]

user: 6. 我国新世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前景 6.1. 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趋向符合国际合作运动的发展潮流 从发达国家合作社的发展趋势看，新世纪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其发展趋势。目前展现出的形势是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农业发达国家都很乐观。发达的西方农民合作社经过长期的探索总结，其社会–政治功能依旧保持着的主导地位，其本质属性也从未被改变。北美“新一代合作社”、荷兰农民合作社、日本农协等都是成功典范，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从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趋向看，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即以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成立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到：一个人只有作为所有者来对待自然界中的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把自然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劳动才会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从而成为财富的源泉。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未来社会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合作社实际上是比集体所有制更符合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公有制组织形式。因此从现实和发展前景看，必须不断强化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功能。有观点认为我国“三权分置”条件下的农民合作社模式是现实的合理选择，但是否能够体现合作社的本质属性还需要实践检验和理论检验 [ 9 ] ；而笔者的观点是，我国农民合作社以股份–合作社和温州“三位一体”模式为代表的发展趋向，与发达国家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基本相一致，顺应且符合国际合作运动潮流。 6.2. 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前景就是逐步向未来理想社会“过渡” 农民合作社是个体劳动者“弱者的联合”，而我国新世纪农民合作社越来愈多地融入了股份因素，甚至有的股份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让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多样化成为普遍形态，甚至经济功能越来越突出——企业制度强于合作社制度，异化为资本“强者的联合”。首先，根据《资本论》有关基本原理，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异质性是：合作社“劳动统治资本”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股份制“资本统治劳动”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二者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冲突 [ 10 ] ；但二者的同质性都是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是具有历史性积极意义的，因此二者应当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其次，因为农民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机理决定于不同的理性选择和组织制度，因而吸取我国上世纪计划经济体制下主导功能异化的历史教训，也能清晰地看到，坚持“劳动统治资本”本质属性的合作社是通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过渡点”。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微生物实验教学是高校微生物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大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它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不可或缺的平台。长期以来，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一直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微生物实验教学实效性。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对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实效性的策略。 关键词 :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实效性提升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当前，社会上急需要应用型的创新人才，而应用型的创新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一方面需要具有一定功底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要具有较强的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在实际中，高校所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难以达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规格。最突出的表现是大学生掌握理论基础知识有余，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十分欠缺，没有实现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微生物实验教学是高校微生物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大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与平台。高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生物实验教学的实际效果。究其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效果低的根源，主要就在于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理念、内容、方法与途径以及评价等问题。本文就上述几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期望研究结果有助于高校微生物实验教学实效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