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从组织行为的角度对声誉事件进行了界定：声誉事件是指引发银行保险机构声誉明显受损的相关行为或活动。同时，文件中对如何预防和应对声誉风险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意味着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之上，而社会的认可离不开企业的信用和诚实经营，即良好的声誉形象。 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企业声誉，个人的成长发展也同样离不开良好的个人声誉。例如，疫情期间个别不良商家借机屯积居奇，哄抬物价，涌现出一系列的“天价”口罩、“天价”蔬菜，这种为了短期一己私利，大发国难财的短视行为，迅速被媒体曝光，不仅被监管部门开出巨额罚单，而且自身也背负了“黑心商家”之名，声誉受损，长期利益深处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山东“拉面哥”因坚持3元一碗拉面、15年不涨价、以薄利利人的初心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瞬间火爆全网，更是得到央视点评：为质朴和真诚点赞。“拉面哥”的善行为其树立了良好的个人声誉，因而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应。诸如此类，由声誉变化给人们带来巨大影响的例子数不胜数。随着移动短视频在大众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其强大的时效性和传播性，使得很多声誉事件得到曝光，因此也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监督体系和舆论氛围。在此背景下，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也得到了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也就是说，人们在直接或间接经历声誉事件的过程中，很多行为决策实则受到了声誉的影响。例如，2020年7月某某大学给予犯强奸罪学生努某某“留校察看处分”引发社会热议后，学校深处声誉风险之中，在众多质疑声和讨论声中，该校之后便做出了“开除学籍”的决定。此类现象不仅表现于网络社会，现实生活中皆有类似写照：通报考试作弊、学术造假；严惩拒服兵役、碰瓷行为等等，普遍的社会现象无不是由一个个短视的决策累积造成的，其结果可能会造成经济损失，严重者甚至声誉尽毁、人设崩塌。诸多声誉事件在公之于众的过程中，不仅惩罚了事件发生的主体，同时也警惕了很多有类似行为倾向的人，起到了教育警示的作用。 综上可知，行为决策可能会对声誉产生影响，而声誉的变化又会反作用于人们的决策，因此两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由于声誉的形成存在明显的时间效应，故本文着重梳理声誉与跨期选择的相关研究，为探索短视行为的调节路径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2. 声誉概述 2.1. 声誉 声誉(Reputation)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牛津字典中对声誉的解释是：“声誉是公众对于某人性格或其他品质的总体评价，是对某人或某物的相对评价或尊重”(李延喜，吴笛，肖峰雷，姚宏，2010)。在博弈论和社会学中，研究者将声誉定义为：“个体从第三方接收到的关于他们伙伴的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决定如何行事”(Buskens， 1995)。国内研究者(郭腾飞，傅根跃，2011)综合了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心理学大词典以及国外研究，将声誉定义为：声誉即“声望”、“名誉”，泛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在公众头脑中留下的总体印象，主要是指社会人群对行为主体的行为习惯、能力、人格特征等各方面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后的综合反映(吴光华，1993；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 关于声誉的研究，最早由学者Fama (1980)提出了声誉理论并将其引入到了管理领域，同时根据其所属的主体不同，将其分为个体声誉和集体声誉。就研究主体而言，Rosen等(1990)认为声誉的主体是个人，近似于个人评估。而Baumeister (1982)提出声誉是以公众为基础的，因此是与团体相关的现象。 声誉的确立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道德共识，是随着历史的累计而逐渐形成，它包含了大众对于个人或者组织的价值评估，反映了主体信息质量，并作为一类信号在社会中传播。 2.2. 个体声誉 对个体声誉的定义，学术界多是从个体声誉的评价展开。个体声誉是外界对个体整体素质的综合评价，包括了个人信誉、是否遵循社会秩序、道德品质好坏等多个方面(张晓冉，2019)。Gioia和Sims Jr. (1983)认为声誉就是他人对个体信息的收集，从而做出评价，具有客观的成分。而Tsui (1984)认为个体声誉的评价是主观的，是基于对个体的印象和期望，主要包括：个人在社交领域内的表现；个体的主要特征表现；交往他人对个体的印象。但是在工作场景中，个体声誉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例如，Zinko等(2012)认为，个体声誉是指一个人完成工作的能力以及与同事合作的能力。由此可见，对个体声誉的评价通常伴随着对个体历史道德行为的多角度判断。 如何开展个体声誉评价呢？研究者综合了多个方面的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个人层面(包括自尊、自我表现、性格、道德等)，绩效指标(包括工作能力、成就)，以及其他指标(包括友谊、组织协调性等) (李延喜等，2010)。其中，个体特征影响着个人诸多行为表现，是其他指标的基础，因此也是个体声誉评价的关键指标。 2.3. 声誉理论 2.3.1. 间接互惠理论 间接互惠理论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于1987年提出，用以解释人类之间的合作行为，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具体来说，间接互惠描述了一种现象：在A遇到困难的时候，B帮助了A，这被C知道了。当B遇到困难时，C会主动帮助B，即便B之前没有帮助过C。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即具备良好品德和声誉的人更容易得到外界的支持。已有研究证实，人类之间的大多互惠行为与声誉机制有关。例如，人们常常会关注自己的内群体，通过帮助别人塑造自身“乐于助人”的形象(Ohtsuki， Iwasa， & Nowak， 2009)。研究者也通过实验证明了人们确实乐于帮助有良好声誉的人(Ohtsuki & Iwasa， 2004)。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声誉的前期投资往往会获得后期的回报，即便前期可能存在损失的风险，个体依然会为自己建立良好声誉，再通过间接互惠的过程获得更多的合作和支持。例如，无偿献血虽然是一项志愿活动，但其中也是存在互惠机制，即献血者及其家人在急需用血时会获得用血优待政策。如今国家采用的失信人员名单，其本质也是基于对个体声誉的考量。形象的说，互惠的过程就是储蓄的过程，储蓄的对象就是间接互惠中的个体声誉，储蓄越多，获得的支持和奖励就越多。 总之，间接互惠与个体声誉是相互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良好的个体声誉不仅可以在间接互惠中促进更多的合作，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气。 2.3.2. 声誉提升理论 Emler在1984年提出声誉提升理论，用以解释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声誉提升理论认为，个体会谨慎地选择他们希望展示和推广的社会身份，并不遗余力地发展和维护这一形象(Emler， 1984; Emler & Reicher， 1995)。因此，声誉是社会中的集体现象和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对自己的印象。为了拥有声誉，人们必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与其他人建立联系，这个环境由相互认识的个体组成(Hopkins & Emler， 1990)。Emler认为个体会在同伴中充分展现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同伴也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反馈，这种反馈再反作用于个体，从而促进或抑制一些行为。例如，青少年在遵守规则中获得声誉(如诚信、负责、礼貌)，可能是由于同伴在相同的情形下做出了同样的行为，起到了间接强化的作用。 根据声誉提升理论，提高和维持声誉对所有个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建立这种声誉的关键因素是对他人行为的可见性。
system: [SYSTEM]

user: 3. 跨期选择概述 3.1. 跨期选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需要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诸多选择之间进行权衡，尤其在眼前的利益得失与将来的利益得失之间进行考量，从而做出选择的过程，这正是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 (Loewenstein， Donoghue， & Frederick， 2002)的概念。跨期选择小至关系个体经济利益、身心健康，例如，是现在花更多的钱娱乐、旅行还是购买养老保险，是现在享受吸烟带来的快感还是为了健康而戒烟；大至关系社会、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甚至国际条约的制定，例如国际环境公约的制定，便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在跨期选择过程中，人们往往需要在时间维度、成本与利益维度进行权衡，因此，研究者们便从中提炼出即时选项和延迟选项两种备择方案，分别对应两个不同时间节点上的结果(班琪，2019)。这种多维度的权衡过程在科学家的探索中引申出一系列的研究主题，例如，跨期选择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跨期选择的认知神经机制是怎样的？不同背景信息下人们的决策倾向、特殊人群跨期选择的神经机制及干预方法。从理论补充到应用研究，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和探索的方向。 3.2. 延迟折扣现象 人们在跨期选择过程中，常常会由于时间的流逝导致事物的主观价值发生贬值，且这种贬值在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的主体身上存在差异，比如同样是一年后获得1万元奖励，甲宁愿现在获得500元，而乙宁愿现在获得2000元。研究者们为了更好的描述这种差异，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时间折扣(Time Discounting)，也称之为延迟折扣(Delay Discounting， DD)，它是指人们在面临立即小奖赏和延迟大奖赏时，总是倾向于选择立即小奖赏，即人们在近期获益(或损失)与远期获益(或损失)的权衡中，常常给予远期价值更小的权重(Scholten & Read， 2010)。研究发现，时间折扣现象在人和动物身上普遍存在，且不同个体对未来奖赏的折扣程度不同，这种差异常用时间折扣率(Time Discounting Rate)来表示。学术界将延迟折扣率作为衡量个体关注远期收益的指标之一，时间折扣率越大，则延迟奖赏的主观价值折扣越多(夏桂梅，2015)，即个体更关注眼前收益。
system: [SYSTEM]

user: 4. 个体声誉与跨期选择的相关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眼前的快乐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充满诱惑的(Vonasch & Sjstad， 2020)，例如吸毒、酗酒、赌博、出轨等，这种以损害声誉来满足暂时快乐的“短视”行为会降低一个人实现各种需求的长期能力。相反，拥有良好的声誉能使自己和亲属持续受益，其不仅是一种隐性资产，还会增加自身对外界的影响力(Cavazza， Guidetti， & Pagliaro， 2015)。所以从长远来看，你的声誉远比你在破坏它时获得的任何暂时的快乐更有价值。这就是为何人们有时愿意牺牲一些暂时的需求来维护声誉。例如，企业和富人愿意支付大笔“封口费”来保护和修复他们的企业声誉和个人声誉(Ronson， 2015)，即便普通人也宁愿承担包括情绪不适和身体痛苦在内的代价，也不愿声誉受损(Vonasch & Sjstad， 2020)。 在人类道德判断和决策中，一个潜在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声誉关注，即人们非常关心他人会如何知觉自己的行为(占友龙等，2020)。Vonasch等人(2017)通过研究发现，维护声誉是激励人们养成良好品行和促进与他人合作的一种方式。由于声誉和合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声誉的关注可能是关注未来的人往往更成功的原因之一(De Ridder， Lensvelt， Finkenauer， Stock， & Baumeister， 2012; Falk et al.， 2018)。Sjåstad (2019)利用独裁者游戏任务和公益捐赠任务探究了不同时间视角被试的慈善行为。他们通过操纵时间透视将被试划分为关注现在组和关注未来组，并将捐赠活动设为公开和匿名来操纵被试的声誉关注。结果发现，关注未来的被试比关注现在的被试在公开捐赠活动中捐赠更多，但在匿名条件下两者差异不显著，即声誉关注中介了未来思维对慈善行为的促进作用。Vonasch与其同事(2017)也发现，个体的未来取向与做出声誉保护选择的倾向呈正相关，未来思维对声誉保护选择的影响，受声誉关注的调节。 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可以看出，个体声誉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价值的指标，不仅会影响他人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影响着自己的行为决策。确保良好的声誉需要在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之间进行跨期权衡，而短视的思维可能会使人们面临忽视自己声誉后果的风险。因此，人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体声誉的进行管理，其本质就是在眼前的收益或损失与长期声誉之间进行跨期选择(Urminsky & Zauberman， 2015; Jessica et al.， 2016)。 由上可知，个体声誉与跨期选择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那么如何利用人们对声誉的关注来对跨期选择进行可塑性调节，将是未来研究者们需要探索的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5. 研究展望 个体声誉的好坏不仅关乎个人得失，其对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同样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个体声誉会为家庭增添溢彩，为子女树立榜样，不良的个体声誉可能使亲属“颜面扫地”、败坏家风，即个体声誉在移动短视频的助推下可能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可以利用声誉的长期价值来调节个体的行为决策，即利用人们维护声誉和避免声誉损失的心理，约束、调节、重塑人们的短视行为。然而，目前关于个体声誉与跨期选择的实证研究却很少。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声誉与跨期选择关系的探讨多采用线上调查，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局限，且方法存在较多缺陷。未来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探索。 在研究内容上，个体声誉对跨期选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为了维护声誉而做怎样的选择，还体现在经历声誉事件(获得或损失)后，选择偏好如何变化。例如，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的学生、刑满释放人员，他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是“破罐子破摔”、“重操旧业”还是改过自新、放眼未来。声誉作为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具有较大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 在研究手段上，未来研究可以借助眼动、近红外、核磁等技术探究声誉事件对跨期选择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 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未来研究可以考察个体声誉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表现。由于青少年缺乏一定的社会认知且自制力较差，容易被眼前的“诱惑”所困扰，从而发展出一系列的短视行为甚至成瘾行为，如常见的吸烟成瘾、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同时，青少年又处于道德发展的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多考虑人际期望、人际关系，对外界的评价较为敏感。因此，声誉作为衡量道德价值的重要指标，对青少年的短视行为是否可以起到干预作用，值得研究者们展开探索。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随着兰州市红古区体育高考生的逐年增加，体育教师的教学训练任务也越来越重，在教师开展教学工作中，对考生的指导并不充足，影响了体育高考生的技术技能动作，对考试的内容和要求传达得不充分，甚至出现一些与不符合考试标准的动作，进而影响到大学里进一步学习技术动作。为了改变现有的训练模式，预防上述现象的发生，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与结论，主要目的为体育高考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参考及解答。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通过对红古区三所高中体育高考训练现状全面系统的调查与了解，分析红古区体育高考训练存在的问题，并将问题归纳总结，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首任，希望能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推动，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为特长生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从而为高等学校培养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在新时代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背景下，学校体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高考体育也受到重视，在体育高考中，报考专业院校的人数在不断地提升，而全国各大院校对体育类的招生却没有增加多少指标，所以竞争非常的激烈。根据红古区体育高考训练的现状，反映红古区体育高考训练存在的问题，为促进体育训练的发展提供一些意见。经过知网调查发现：程圣容(2015)得出荆州市普通高中体育高考生文化课基础较为薄弱，文化课成绩与体育专业成绩不能均衡发展是阻碍体育高考生高考录取的主要原因；普通高中体育高考生选材存在着选拔门槛不高，特别是对体育高考生文化成绩要求不高的现状。万秋霞(2016)发现自贡市体育高考生报考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届报考各专项的考生人数分为比较明显的三个梯次，男女生报考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体育高考生文化成绩的本科上线人数较低；文化和体育成绩双上线人数较低。集体训练和专项技术分组进行训练的方式是体育高考生进行体育训练的常用方式。通过这些专家和学者经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发现：参加高考体育训练的学生，有一部分人是由普通文化课学生转而选择参加体育训练，且大部分没有通过运动员选材进行训练，所以学生身体素质能力差异很大，这也限制了后来的训练及管理 [ 1 ] - [ 6 ]。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2.1. 研究对象 以红古区的十八中、三中和二十四中学三所高中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研究法 因为本课题的研究的目的和内容需要，在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知网上查询有关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了解研究现状，通过文献检索和网络查询，全面了解研究的最新情况。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有关问卷设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设计出发放给学生问卷的初稿，然后通过制单老师的评定与修改后，再分层发放给红古区体育高考的学生。对红古区的第十八中学、三中和二十四中按照20、30、30的形式发放问卷，现场发放现场回收。尽量确保所收集信息的真实有效性。该调查问卷于2019年11月22日发放，于2019年11月24日收回。详情如表1。 Table 1 Issuance and recovery of questionnaires (unit: person 学校 发放数量 回收数量 回收率(%) 有效数量 有效回收率(%) 十八中 20 19 95 19 100 窑街三中 30 30 100 30 100 二十四中 30 27 90 27 100 表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情况(单位：人) 表1所见：于2019年11月22日给红古区体育高考的学生发放了问卷，于11月24日收回，总计发出了80份，收回了76份，回收率为95%，有效问卷76份，有效回收率为100%，问卷为后面的结果和分析提供了充分的有力依据。 2.2.3. 观察法 通过观察红古区体育高考生的训练及高考情况，跟踪观察与实地考察，掌握学生在训练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2.2.4. 访谈法 通过对指导老师和专家教授、领导进行请教、交流，了解训练的基木情况，分析高考体育训练的方法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2.2.5. 逻辑分析法 对收集的数据资料等，运用逻辑学理论进行整理归纳，并对相关结论进行推理总结。
system: [SYSTEM]

user: 3. 分析与讨论 3.1. 红古区高考体育训练现状分析 3.1.1. 考生对高考体育训练的认识 由表2所知：25%的考生对高考体育训练的详细内容非常了解，66%的考生对高考体育训练的内容了解的一般，还有9%的考生对高考体育的内容不是特别了解。 Table 2 Questionnaire on candidates’ awareness of trainin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人数(人) 19 50 7 百分比(%) 25 66 9 表2. 考生对训练认识情况调查表 3.1.2. 考生参加训练的动机 由表3可知：30%的考生从小就热爱体育运动，身体素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具有一定的体能和专项技能；54%的考生因为文化课成绩较差，想到自己文化成绩比较难进非体育大学，身体素质不是很好，才选择体育高考这条路，只要能上大学就有出路。 Table 3 The questionnaire of candidates’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 原因 喜欢体育 文化成绩的原因 其他原因 人数(人) 23 41 12 百分比(%) 30 54 16 表3. 考生参加训练动机调查表 3.1.3. 场地器材不足是抑制体育人才发展的关键 如表4，红古区有3所学校高中，各学校的体育设施训练器材不齐全，高考的训练不能满足学生训练的需求，这是影响体育高考训练的主要因素之一，每个学校都有体育类的考生，各种因素累积增加了带队训练的难度，会有一名教师同时带领多名考生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教师擅长的专项与考生所选专项不对口，考生不能得到理想的训练效果，这更是加重了教师的负担，造成考生训练效果不理想。影响体育高考的成绩就是这些问题，不利于红古区体育训练的发展与提高，这些难题就是制约红古区体育发展重要因素。 Table 4 Equipment survey for 器材名称 十八中 二十四中 三中 400米标准田径场 1 1 1 篮球场 9 8 3 足球场 1 1 1 羽毛球场 0 0 0 排球场 2 0 0 乒乓球台 8 5 3 双杠 2 2 1 单杠 2 2 1 沙坑 1 1 1 铅球场 2 1 1 表4. 器材调查表 3.2. 红古区体育高考训练的影响因素 3.2.1. 体育高考生自身的原因 由表5可知：39%的考生由在训练过程当中特别认真，教练讲解时、自己练习时都很认真；49%的考生在训练时很认真，但是在自主练习时不够认真；还有12%的考生不管在教练员在或者不在时都不认真。 Table 5 Physical training statu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andidate 原因 非常认真 认真 不认真 人数(人) 30 37 9 百分比(%) 39 49 12 表5. 体育高考生自身训练状态 3.2.2. 教练员因素 (一) 教练员自身专业素质方面，教练员对体育专业技术的理解与传授，对学生正确掌握体育专业技术有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作用。高水平的综合素质和良好的专业素养会对体育高考生技术的掌握有积极作用，反之，训练不当会对训练产生不良效果。 (二) 训练手段与方法的采用和训练计划制定实施方面，正确的训练手段与方法和科学的训练计划的制定，是获得良好的训练成绩前提，如果教练员只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者训练经验制定体育高考生的训练计划，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训练缺乏监督和指导纠正，体育高考生的体育和文化成绩必定将受到一定影响。 (三) 对体育高考生的生活习惯与教育方面，教育需要体现人文关怀，教练员对体育高考生的管理和教育更要体现在思想、道德、体育、文化等方面，同时要加强对考生文化课的关心程度，使体育高考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体育成绩与文化成绩提供升学保障。 3.2.3. 文化课教师因素 当前红古区体育高考生最主要的矛盾是怎样处理好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关系，影响体育高考生文化成绩的最直接师资因素就是文化课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教学方法的采用和教学态度，和家长对体育的认知。因此本文对红古区2019届体育高考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文化课老师对他们文化学习关心情况调查结果见表6。 Table 6 Questionnaire on the support of cultural teacher 关心态度 非常关心 一般关心 不关心 人数(人) 14 42 10 百分比(%) 18 55 13 表6. 文化课教师支持情况调查表 3.2.4. 家庭对体育高考生关心程度研究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家庭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单位，承担了大量的教育任务，特别是在对青少年精神影响和人格健全方面。对红古区2019届体育高考生进了问卷调查。其家庭支持情况调查结果如表7。 Table 7 Questionnaire on family suppor 家庭态度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人数(人) 36 29 11 百分比(%) 47 38 14 表7. 家庭支持情况调查表 从表7可知：红古区2019届体育高考生认为自己参加体育训练，家人持支持态度的有36人，占了47%的比例；认为家人持一般态度的有29人，占38%；有11人认为家人不支持自己进行体育训练，占调查人数的14%。家长是否支持体育高考生的体有训练对于广大体育高考生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家长不支持体育高考生的训练，对体育高考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学习目标、心理健康以及学习效率等方面有直接影响，这种问题的存在间接影响体育高考生的训练成绩和文化效果，甚至影响家庭关系；家长支持体育高考生，就会用尽全力为其创造训练和学习良好的环境，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会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使体育高考生在训练和学习过程能够更好的坚定目标。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红古区2019届体育高考生文化和体育成绩双上线人数较低。体育高考生文化和体育成绩专科双上线人数较高，占总人数的比重较大，本科双上线人数较少，占总人数的比重较低。由分析得出：2019届体育高考生有一半的同学过了专科双上线分数，本科双上线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较低，由此可见，红古区体育高考生本科上线率的提升空间还很大。 对体育高考生身体素质集体训练和专项技术分组进行训练的方式是教练员对体育高考生进行体育训练的常用方式，训练时间绝大部分在16:30~18:30，每周训练次数区间在5~7次居多。一是文化影响方面，认为影响文化课成绩的最大原因是自身文化基础薄弱，二是班风不够严谨，缺乏学习氛围。三是知识点深奥，理解不透彻。其次是文化课教师投课方法和手段的科学程度以及训练疲劳影响上课积极性等影响因素：约一半的考生认为没有处理好学练关系。 4.2. 建议 (一) 作为考生自己、教练员和教师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 自身专业能力：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保证学生能掌握正确的体育专业技能。 2) 训练：要有以身作则和高度的敬业精神，积极主动地学习先进的训练知识，做好训练反思的日记，尽最大努力做到训练工作认真负责。 3) 管理：实行全新管理理念，不管是在训练还是学习中都要严格对待。让教练员或教师要主动积极地提升自身的专项素质和理论知识，明白其重要性，积极、主动地吸收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以及训练方法和手段，改善自己在训练中错误的观点，实现训练阶段的时效性和科学性。 (二) 家长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和班主任及文化课教师进行交流，了解考生近期的学习情况，并且帮助考生解决文化课方面遇到的问题；和教练员进行沟通与交流，询问考生近期的训练情况，了解考生遇到的难题并积极主动地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四川省有着丰富多样的农业资源，在农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跨境电商成为了我国外贸的重要力量。本文探究了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现状，并结合实证分析分别探析了“跨境电商”政策以及潜在的制约因素对四川省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意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D)以及跨境电商政策对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Y)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权重最高，政策次之，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最小。也就是说，农村播种单位面积产出和“跨境电商”政策对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明显推动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2020年7月8日，四川召开全省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座谈会，提出聚力“六稳”“六保”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跨境电商是新兴行业，也是助力消费升级、稳外贸、稳外资的重要方式。疫情弱化了四川不沿边不靠海的区位特点，改变了对外交往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产业数字化。四川省农业资源丰富多样：土地资源类型复杂多样，有利于农业多样开发和综合利用；各地气候差异明显，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十分有利；水资源充足，全省江河纵横，誉称“千水之省”。丰富的农业资源是农产品贸易的基本前提。一直以来，农产品的贸易都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及省内相关产业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者于丞(2019) [ 1 ] 肯定了出口跨境电商对我国外贸出口的积极促进作用，但也指出我国跨境电商存在信息化水平较低、跨境电商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转型策略。 学者岳正华、靳文学(2016) [ 2 ] 总结出四川省农产品国际贸易存在贸易总额快速增长、贸易顺差常态化、农产品贸易依存度日益增强等新态势，提到四川农产品贸易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严峻挑战，并规划了四川农产品贸易的战略取向及政策选择。 学者张晓琴、王悦(2020) [ 3 ] 探究了四川省农产品跨境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影响四川省跨境电商农产品贸易的制约因素，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给出相关建议，为实证分析的模型建立提供了参考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2. 跨境电商基本概况 2.1. 跨境电商含义 跨境电商也称为跨境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简称EC)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模式，是主要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一种新型贸易形式，是一种国际商业活动 [ 4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跨境电商主要就是在传统贸易的基础上进行了信息化、技术化与电子化的加工，通过使用互联网等电子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商务贸易活动，依托信息技术实现对外贸易 [ 5 ]。 狭义的跨境电商主要是指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产品贸易，消费者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消费的一系列行为，直接缩短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贸易效率。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所进行各种商务活动，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广告商、消费者、中介商等有关各方行为的总和在此过程中，跨境电商会借助跨境物流的相关优势，降低相应的跨境贸易成本，通过省去传统跨境贸易过程中的复杂程序，实现跨境电商贸易发展模式的更新和发展。 总体来说，跨境电商主要由四要素构成：交易平台、平台经营者、站内经营者、支付系统。 2.2. 四川省跨境电商综试区概况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要求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发展“丝路电商”，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与多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合作伙伴遍及五大洲，“丝路电商”成为经贸合作新渠道和新亮点。从2016年1月至今，四川省先后三批共四个城市被设立为跨境综试区，分别为成都市、泸州市、德阳市和绵阳市。 中国(成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6年1月15日，国函[ 2016 ]17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成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服务西部，链接丝路”为基本原则，以“基站”、“动力”、“中继”三位一体为总体目标。成都跨境综试区线下范围为全域成都，按照“一城多区、立体布局”的思路，空间布局分为关境线(特殊监管区域)和商业载体两部分；线上范围为成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范围，覆盖平台登记注册、备案和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各类市场主体。 中国(泸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9年12月24日，国函[ 2019 ]137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泸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立足四川南向开放重要门户定位，将建设成为链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跨境电子商务节点城市。其线下范围为泸州全域，形成“1 + 4 + 7”跨境电商空间布局。“1”即以四川自贸区南临港片区、泸州综保区为核心；“4”即以泸州高新区、四川泸州长江经济开发区、四川泸州白酒产业园区、泸州航空航天产业园区等为基础，建立4个跨境电商重点支撑产业园区；“7”即以泸州市三区四县为基础，建立7个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产业园区。线上范围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服务范围，覆盖平台登记注册、备案和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各类市场主体。 中国(德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20年5月6日，国务院国函[ 2020 ]47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德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下范围为德阳全域，包括旌阳区、罗江区、广汉市、什邡市、绵竹市、中江县、德阳经开区七大重点产业规划区；线上范围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服务范围，覆盖平台登记注册、备案和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各类市场主体。德阳跨境综试区将以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建设为契机，加强与成都跨境综试区的协作，共建共享跨境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网络。 中国(绵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20年5月6日，国务院国函[ 2020 ]47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绵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下范围即绵阳全域，以高新区为核心发展区，以经开区、科创区和江油市为试点先行区，以涪城区、游仙区、安州区、三台县、梓潼县、盐亭县、平武县、北川羌族自治县为试点应用区。线上范围为“绵阳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范围，包括平台登记注册、备案，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和服务的各类市场主体。绵阳跨境综试区以“坚持联动中心城市、连接国际市场”为基本原则，将充分利用成都、西安、重庆等地的国际贸易物流通道和城市间产业、政策联动优势，发挥“调蓄”作用，扩展绵阳企业出海路径，连接国际市场。
system: [SYSTEM]

user: 3. 四川省农业概况及进出口贸易分析 3.1. 四川省农业发展情况 四川省地处西南内陆，幅员面积达4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5.1%，居第五位。2019年四川省播种面积969.30万公顷，占幅员面积的19.94%；农业总产值7195.65亿元，同比增长3.45%。2012~2019年，四川省农业总产值与播种面积均呈增长趋势，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47%、0.56%。四川省农业发展统计如图1所示。 图1. 2012~2019年四川省农业发展统计 3.2. 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现状 2006~2019年，四川省农产品得益于进口额的迅速增长，其进出口额也有大幅提升，而出口额由于早期的基数就已经达到了一定量级，相对而言增长幅度较小。2006年，农产品出口额显著高于进口额；而经过13年的发展，在2019年，其进口额已经小幅度超过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额在这整个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分别达29.65%、600.23%、128.76%。从增长率这一数据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进口额与出口额的共同增长拉动了进出口额的增长，但是进口额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出口额。四川省农产品贸易额见图2。 上文分析了四川省农产品贸易的整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农产品贸易现状。本文根据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公布的分类标准将农产品分为五大类，每个类别选择的农产品如表1所示。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研究的四川省不同类别下的农产品的进出口情况的时间范围是2016~2019年。详细数据见表2、表3。 图2. 四川省农产品贸易额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类别 具体的农产品 谷物 粮食 棉花、食糖 食糖 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 食用植物油 蔬菜、水果 鲜干水果 畜产品、水产品 水海产品 表1. 农产品分类及农产品 1) 粮食 从贸易额来看，粮食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其逆差最高达160，821万元。粮食的进口整体呈增长趋势，2017年进口增长尤其明显，增长率达68%；而粮食的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下跌。 2) 食糖 食糖在2016、2017以及2019年均无进口，在2018年进口了109万元；食糖的出口体量也很小，总体呈增长趋势。可以看出四川省食糖的进出口贸易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3) 食用植物油 食用植物油的进口额增长猛烈，2019年相比2016年增长了405.94倍，2018年增长率最高，达1396%；出口方面相对来说较为稳定，总体呈增长趋势，2019年出口增长率最高，达219%。 4) 鲜干水果 鲜干水果的进口额总体呈增长趋势，2017、2018年连续两年下降，2019年巨幅增长，增长率达3690%；出口额总体仍呈增长趋势，2016、2017年连续下降，而后的2018、2019年连续增长。鲜干水果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 5) 水海产品 水产品的进口额连续四年增长，2019年增长幅度最大，达186%；出口额总体呈增长趋势，2018年同比下降了52%；水海产品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 Table 2 Im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Sichuan Provinc 进口年份 粮食 食糖 食用植物油 鲜干水果 水海产品 2016 进口额(万元) 98，728 − 79 3108 5530 进口同比 −9% − −39% 155，300% 45% 2017 进口额(万元) 165，748 0 205 1226 5949 进口同比 68% − 159% −61% 8% 2018 进口额(万元) 157，077 109 3067 1060 12，165 进口同比 −5% − 1396% −14% 104% 2019 进口额(万元) 141，149 0 32，148 40177 34，787 进口同比 −10% −100% 948% 3690% 186% 表2. 四川省不同类别下的农产品进口情况 数据来源：成都海关。 Table 3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Sichuan Provinc 出口年份 粮食 食糖 食用植物油 鲜干水果 水海产品 2016 出口额(万元) 7795 10− 667 1600 1425 出口同比 −21% −67% −20% −27% 36% 2017 出口额(万元) 4927 8 1303 1447 4211 出口同比 −37% −20% 95% −10% 196% 2018 出口额(万元) 3902 3 1252 2687 2005 出口同比 −21% −63% −4% 86% −52% 2019 出口额(万元) 4593 25 3997 6780 3092 出口同比 18% 733% 219% 152% 54% 表3. 四川省不同类别下的农产品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成都海关。
system: [SYSTEM]

user: 4. 四川省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潜在制约因素 参考《跨境电商农产品贸易发展特点与制约因素——以四川省为例》一文，将影响农产品贸易的因素分为以下四个：农业发展规模(AG)、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农业生产资本投入(KA)以及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D)，将上述四个制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Y)为被解释变量。变量指标说明见表4。 此外，考虑到2016年四川省开始全面实施跨境电商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我们将这一政策也纳入模型作为变量之一。而这一因素无法定量度量，因此我们引入虚拟变量将其量化，记为PO，其中2006年至2015年该虚拟变量取值为0，2016年至2019年取值为1。 Table 4 Variable index descriptio 变量指标 衡量标准 单位 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Y)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亿元 农业发展规模(AG) 农业总产值 亿元 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 万千瓦 农业生产资本投入(KA)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D) 农村播种单位面积产出 吨/公顷 表4. 变量指标说明 4.2. 变量指标历年统计数据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以上所有变量指标的时间范围为2006~2019年，其统计数据见表5。 Table 5 Statistical data of variable indicators from 2006 to 201 Year Y AG JX KA LD PO 2006 46.56 2602.10 2344.87 246.60 7.18 0 2007 54.60 3377.00 2523.05 294.10 7.54 0 2008 56.19 3903.00 2687.55 325.30 7.73 0 2009 52.00 3689.81 2952.66 894.90 8.09 0 2010 65.77 4081.81 3155.14 566.90 8.33 0 2011 74.02 4932.73 3426.10 534.50 8.62 0 2012 68.04 5433.12 3694.03 509.70 8.77 0 2013 68.75 5620.27 3953.09 570.80 8.97 0 2014 68.20 5888.09 4160.12 656.40 9.16 0 2015 67.92 6377.84 4404.55 560.30 9.39 0 2016 71.69 6816.92 4267.32 582.20 9.62 1 2017 89.87 6955.55 4420.30 666.20 9.77 1 2018 96.86 7195.65 4603.88 678.80 10.01 1 2019 106.51 7889.30 4682.30 630.50 10.21 1 表5. 变量指标2006~2019年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四川省商务厅整理。 4.3.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首先，我们对上述变量做描述性统计以及得到各变量与Y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6。观察上述变量与被解释变量Y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变量中的农业发展规模(AG)、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D)以及跨境电商政策均与被解释变量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农业生产资本投入(KA)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最低。 4.4. 实证结果 首先考察政策单独对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影响，采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作虚拟变量PO对Y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图3。可以看到，P值远小于0.05，说明跨境电商政策这一因素对农产品进出口额的影响是显著的；且该变量的系数为29.03，可知该政策的实施对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有着积极的影响。拟合优度较小，是因为此处我们只关注了政策这一个变量对农产品进出口额的影响，未将其他变量纳入考虑，因此模型拟合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Table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 变量 AG JX KA LD PO 均值 5340.228 3662.497 551.229 8.814 0.286 极大值 7889.300 4682.300 894.900 10.210 1.000 极小值 2602.100 2344.870 246.600 7.180 0.000 标准差 1619.232 811.084 170.650 0.948 0.469 相关系数 0.894 0.841 0.433 0.896 0.796 表6.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图3. OLS结果 解释变量为AG、JX、KA、LD，被解释变量为Y，采用STEPLS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回归结果如图4。 图4. STEPLS结果 分析其回归结果可知，AG是被排除在模型之外的，说明AG对Y的影响不是特别显著；此外，在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变量KA的P值为0.11，t值为−1.74，无法通过统计检验，因此KA对Y的影响同样不够显著。 我们手动排除变量KA，用解释变量LD、JX对被解释变量Y再次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其结果如图5。 图5. 第二次STPLS结果 拟合优度检验：样本可决系数R 2 = 0.88，调整的样本可决系数Adjusted R 2 = 0.86，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t检验：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LD、JX的t值分别为：t(β 1 ) = 3.943689，|t(β 2 )| = 2.632257。在取显著性水平α = 0.05时，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11的临界值t 0.025 (11) = 2.201。因为t(β 1 ) = 3.943689 > t 0.025 (11) = 2.201，所以应拒绝原假设H 0 :β 1 = 0；因为|t(β 2 )| = 2.632257 > t 0.025 (11) = 2.201，所以应拒绝原假设H 0 :β 2 = 0。以上表明，LD和JX对Y有显著影响。 异方差检验：选择white检验来进行异方差的检验。其检验结果如图6。Obs*R-squared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7622，远远大于0.05，因此接受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图6. White检验结果 自相关检验：由于DW检验存在只能检验一阶自相关的局限性，因此采用LM检验分别从一阶逐次向四阶来对该模型的自相关进行检验，其结果以及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c2临界值整理为表7。可以看到，所有的Obs*R-squared统计量的值都小于他们对应的χ 2 临界值，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Table 7 LM test result Lags Obs*R-squared P值 χ 2 临界值 1 0.287734 0.5917 3.84 2 1.43 0.4903 5.99 3 7.30 0.0629 7.81 4 8.09 0.0884 9.49 表7. LM检验结果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及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影响四川省农产品贸易的制约因素的分析，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D)以及跨境电商政策被解释变量对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Y)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权重最高，政策次之，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最小。也就是说，农村播种单位面积产出和跨境电商政策对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明显推动作用。 5.2. 相关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主要从跨境电商及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这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第一，引导和支持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支持我国大中型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整合国内企业资源、对接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 6 ]。跨境电商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平台，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跨境电商平台包括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站、洋码头、考拉海购等，在降低贸易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等方面能够起到突出作用。 第二，重视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近年来，跨境电商行业迅猛发展，庞大市场机遇下，人才缺口日益凸显。数据显示，未来三年，中国跨境电商及相关领域的人才缺口将高450万，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在人才奇缺的现状下，培养职业定向的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人才培养的核心应是企业的发展，以及人才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应注重专业化人才的实训，人才培养方案中应涵盖完善的实训方案，保障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案真正落实到教学环节。 第三，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自然条件决定了各地的优势农业品种，各区域可以根据资源条件生产优势特色农产品，努力经营品牌建设，同时加强质量监督管理，以提升产品知名度扩大市场并提高附加值。建设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有利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为农业生产主体发展提供新空间新途径，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对各地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合理规划农村土地利用，提高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以及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活动。坚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品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农村土地资源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IgA肾病(IgAN)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其确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迄今尚不明确，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微生态失调与IgAN发生和发展相关。本文就IgAN的发病机制，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肠道菌群失调在IgAN发生、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失调对IgAN在治疗效果方面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IgA肾病(IgA nephropathy， IgAN)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也是我国最常见的肾小球疾病，我国的发病率约24% [ 1 ]，是导致CKD和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约30%~50%的IgAN患者在明确诊断后20年内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 [ 2 ]。IgAN是以IgA或IgA为主的免疫复合物在肾小球系膜区沉积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是肾小球源性血尿最常见的病因 [ 3 ]。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性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可伴有不同程度蛋白尿，部分患者可以出现严重高血压或者肾功能不全。肠道菌群作为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组成和代谢活性发生改变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对人体产生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2. IgAN的发病机制 IgAN是一种与多因素有关的疾病，其发病机制与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 [ 4 ]。目前研究表明，与IgAN发病过程有关的主要因素，包括免疫复合物沉积 [ 5 ]、粘膜免疫缺陷 [ 6 ]、IgA分子异常 [ 7 ]、遗传性或家族性病因 [ 8 ]、微生物 [ 9 ] 以及头颈免疫 [ 10 ] 等方面。 由于免疫球蛋白A (IgA)广泛存在于黏膜组织，如消化道、呼吸道以及泌尿生殖系统，不少IgA肾病患者在呼吸道及消化道感染后发病，故强调黏膜免疫介导IgA肾病发病的重大意义。IgAN患者肾小球系膜区沉积免疫复合物，其主要来源于黏膜免疫系统。黏膜免疫系统由诱导部位及效应部位构成。其中，诱导部位由人体各器官淋巴组织组成，并产生B细胞，主要包括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ut-associated lym phoid tissue， GALT)、支气管相关淋巴组织(bronchial-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BALT)、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等。与IgAN发病有关的黏膜免疫系统则主要有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ut-associated lym phoid tissue， GALT)及黏膜相关淋巴组织(bronchial-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BALT)。近年来，研究报道提出IgAN的发病率及严重程度与肠道黏膜变化有关，Coppo等学者提出“肠–肾关联”学说 [ 11 ]，当肠道黏膜免疫功能异常使肠道黏膜屏障受损时，肠道菌群产生的抗原及部分食物抗原能够导致肠道免疫耐受机制异常，使肠道对相关抗原吸收增加，进而出现肠道毒素水平升高，并通过肠道黏膜吸收进入血液，此时肠道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对这些抗原产生肠道炎症反应，产生异常糖基化多聚体IgA1，形成抗原–抗体免疫复合物。在体液中游离的抗原–抗体复合物，即循环免疫复合物(CIC)，可在肾脏中肾小球系膜区沉积诱导形成IgAN。这提示肠道黏膜免疫与IgAN发病有紧密联系。 多数学者认为IgAN发病与免疫复合物的产生和沉积有关，而引起IgAN免疫复合物产生的抗原是一种低半乳糖化的Gal，即Gal缺陷IgA1分子(galactose-defi-cient IgA1， Gd-IgA1)，Gd-IgA1存在于IgAN患者的血液循环内及沉积于肾小球系膜区 [ 12 ] [ 13 ]，引起免疫炎症反应、组织损伤诱导蛋白尿产生。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中免疫B细胞对肠道中异常抗原产生炎症反应后，形成二聚体IgA1 (dIgA1)或二聚体IgA2 (dIgA2)，二聚体再通过一系列聚合反应生成多聚体IgA (pIgA)。其中IgA1分子存在高度糖基化的铰链区及O-连接寡糖链以连接氨基酸，O-糖基化的关键酶是β1，3Gal转移酶(β1，3-galactosyltransferase， C1GalT1)、α2，6-唾液酸转移酶(α-2，6-sialyltransferase B， ST6GalNAc)，其作用是催化Gal及唾液酸连接N-乙酰氨Gal (N-acetylgalactosamine， GalNAc)。其中C1GalT1活性依赖于其分子伴侣cosmc [ 14 ] [ 15 ] [ 16 ]，当O-糖基化结构缺少Gal时，即可形成Gd-IgA1，从而导致IgA1糖基化异常。研究表明，在IgAN患者中C1GalT1和cosmc水平降低，ST6GalNAc水平增高，进一步说明其相关活性影响IgA1糖基化 [ 17 ]。
system: [SYSTEM]

user: 3. 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肠道菌群失调在IgAN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指出，人体胃肠道中约有400余种细菌定居，数量可达100万亿，构成胃肠道微生态。而人体肠道菌群大致分为三个大类：包括有益菌(益生菌)，主要包括各种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可以合成各种维生素，参与食物消化，促进肠道蠕动，抑制致病菌群生长，分解有害、有毒物质等；还包括有害菌(如：大肠杆菌)，可引发多种疾病(如：肠道感染性疾病、肠道肿瘤)，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如：氨化物，可进一步诱发肠道肿瘤等疾病)，这些都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又包括中性菌，即具有条件致病细菌，如大肠杆菌、肠球菌、变形杆菌等，在正常情况下对健康有益，当出现增殖失控或从肠道移位时，可引发相关疾病。人体和肠道菌群之间处于相对恒定及互益的共生稳态，这对于人体免疫系统耐受和抵御病原体侵袭有重大影响 [ 18 ] [ 19 ]。正常情况下，当肠道微生态平衡时，肠道菌群可以促进肠道黏膜上皮细胞之间连接来抵御病原体入侵，同时促进肠道形成黏蛋白(MUC2等)，起到增加肠道黏膜屏障功能作用。在共生菌群联合作用下，肠道菌群促使肠道淋巴滤泡上皮细胞表达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蛋白1 (NOD-1)及肠黏膜表面Toll样受体(TLRs)生成，两者可诱导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形成和分化，进而调节肠道的免疫应答机制 [ 20 ]。研究指出，肠道菌群对T淋巴细胞的发育和分化有着重要影响，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分化、增殖及细胞因子的分泌等，改变肠道免疫系统状态、影响肠道相关淋巴组织的功能 [ 21 ]。肠道菌群与肠黏膜免疫系统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黏膜损伤、肠道菌群失调是肠屏障功能障碍发生的重要表现。即使没有外源入侵，肠道菌群自身异常导致共生细菌生态失调和有害细菌的过度生长，直接影响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调节，进一步激活产生T细胞依赖性IgA，刺激IgA过度生成 [ 22 ]。所以，肠道菌群失调在IgAN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目前已通过实验研究发现IgAN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存在生态失调 [ 20 ]。IgAN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肠道和唾液微生物群和代谢组成存在差异 [ 22 ] [ 23 ]，其中De Angelis等 [ 22 ] 采用选择性培养基对主要可培养菌群进行鉴定，使用16SrRNA进行细菌标签编码的flx钛扩增子焦糖测序，联合分别测定细菌总数和代谢活性；并采用Biochrom 30系列氨基酸分析仪和气相色谱–质谱/固相微萃取(GC-MS/SPME)的代谢组学分析法，将进展型IgAN患者和非进展型IgANN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肠道微生物群和代谢组组成进行对比后，发现IgAN患者粪便中共生菌的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如拟杆菌、乳杆菌、双歧杆菌等，而有害菌的数量增加，如大肠杆菌、放线菌等。其机制主要与构成这些革兰氏阴性杆菌外膜的一种磷脂细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有关。LPS信号传导的主要成分则是膜CD14、LPS结合受体和TLR4，这些成分影响慢性炎性疾病的病变过程。据研究推测，CD14启动子区域中的基因变异可能改变CD14的表达，并且可反过来影响炎性疾病包括IgAN等疾病发展。而CD14/-159多态性与IgAN进展性病例的相关性也表明LPS膜受体的遗传修饰可以调节炎症反应的水平，并且是IgAN进展的标志物 [ 24 ]。肠黏膜表面的Toll样受体(TLR)识别微生物的分子模式有脂多糖(LPS) (TLR4)和脂磷壁酸(TLR2)，在肠道损伤和修复中TLR的微生物群信号传导起关键作用，有改变肠道屏障功能作用。Qin [ 25 ] 等通过研究发现，LPS也与Gd-IgA有关，用细菌LPS激活培养IgAN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外周血B淋巴细胞中的TLR4，并诱导健康对照组分子伴侣Cosmc甲基化，结果导致半乳糖基转移酶的活性降低，影响IgA1半乳糖化。这些均提示肠道菌群与IgAN的发病密切相关。
system: [SYSTEM]

user: 4.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失调对IgAN在治疗效果方面的研究进展 研究提出，使用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可调节肠道菌群的构成、种类及比例，从而改善肠道微生态，促进益生菌生长，在慢性肾脏病、肾功能不全等肾脏疾病的治疗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 [ 26 ] [ 27 ]。基于上述肠道菌群与IgAN机制的联系，我们应该重视肠道炎症、肠道菌群变化等对IgAN治疗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测：针对调节肠道菌群失调，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的治疗，改善肠道微环境及肠黏膜免疫起到预防、控制及治疗IgAN。Jonathan等 [ 28 ] 通过使用口服广谱抗生素混合物(包括甲硝唑、新霉素、万古霉素、阿莫西林)，每周两次，连续灌胃8周，得出抗生素调节IgA肾病小鼠肠道菌群后治疗IgA肾病小鼠，其得到控制，进而证实使用抗生素调节肠道菌群失调在IgAN发生、发展中的重要关系，以及通过口服抗生素调节肠道菌群对IgAN治疗的影响。研究指出，肠道内部分细菌可产生能特异性裂解IgA1及其免疫复合物的IgA蛋白酶，从而起到清除肾小球系膜区沉积的IgA1免疫复合物的作用有关 [ 29 ] [ 30 ]。但目前仍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提出使用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等调节肠道菌群治疗方法，可对IgAN患者治疗的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调节肠道菌群治疗在IgAN的治疗中影响仍存在巨大的研究潜力，值得继续研究。 其次，相关研究表明控制肠道感染也在IgAN治疗中有重要意义。NEFIGAN试验将布地奈德用于肠道局部来减轻肠道炎症反应，其在回盲部释放相关活性物质抑制肠道反应，试验结果提示使用布地奈德可有效缓解IgAN患者临床症状，使IgAN患者尿蛋白和血肌酐降低、肾小球滤过率(eGFR)升高。得出该治疗方式可有效地降低IgAN患者尿蛋白和血肌酐水平，同时提高肾小球滤过率(eGFR)水平，来达到改善肾功能的目的。同时研究中未观察到与局部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相关的重大副作用与常规激素比较，本药物有代谢率较高、全身暴露量较低的优点。所以，得出局部使用布地奈德可能成为治疗IgAN一种新的治疗方式的结论 [ 31 ]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