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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从“文明主宰”到“命运共同体” 2020年，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题为《中国的大战略》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大战略的最好称谓是“民族复兴”，其中心目标是到2050年建成一个治理良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技术先进、军事强大的中国。报告试图回答由此带来的美国人最焦虑的问题：2050年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那时的中美关系又是怎样的？ [ 41 ] 中国追求的“民族复兴”战略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与“复兴”的中国相处，这就是西方甚至世界各国迫切想弄清的问题。显然，当西方国家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来“解决”的时候，它就3不可能只是西方的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4.1. “文明主宰” 斯坦福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一书中明确表示自己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而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这一状况是否会继续存在，会继续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 [ 42 ]。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在《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一书中虽然承认世界多中心化和多方向化，并得出了主宰世界的理念已经成了昨日旧梦。但他也同时承认自己将关注焦点放在欧洲和美国，因为是它们创立或者提出了那些意义深远的国际体制和理念，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主宰，谁能为公民社会谋福利等问题提供参考答案 [ 43 ]。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从维护直接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转向谋求间接的思想主宰地位的思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宣扬“个人才是世界发展的主动力”，从而实现捍卫“资本主义文明”的目的 [ 44 ]。伊恩·莫里斯在谈到西方“主宰”时，回顾说，在过去100多年中，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而不是相反。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是没有哪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东方人常跨越语言的藩篱，以英语互相交流，可欧洲人很少以中文或日文这样交流 [ 45 ]。也就是说，即便当西方不能直接把军队开进亚洲的时候，他也希望通过西方提供给世界各国管理国家的“主义”和个人互相交流的“语言”实现西方“主宰”。 由此可见，关于工业化和现代世界的起源的研究，并非“只不过入迷于这些已然逝去的事物罢了”，而是要为西方领导世界提供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西方政治和学术界通常把人类至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前工业化和传统社会、工业化和现代社会、后工业化和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由此隐藏的一个政治和学术志向是西方不仅引领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西方还将继续引领世界走向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新时代，世界各国终将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展进步。也就是说，研究从西欧开始并在美国达到顶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实包含着论证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目标，也就是巩固西方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主宰地位。建立在这些学术研究基础上，并经历了200多年宣传的所谓的“普适价值”，如今成为西方向世界推销的最主要政治和文化产品。“现代化”理论首先是西方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它也是帮助落后国家学习西方的理论。已经完成了现代化任务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研究，归根到底是西方学术探索西方主宰世界的新手段，那就是依靠西方管理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吸引力形成的“软实力”主宰世界 [ 46 ]。 当今西方不仅需要解释“欧洲奇迹”和“现代化”，还不得不解释“西方衰落”和“现代性”的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在《共享繁荣：草根创新创造工作、挑战和变革》一书就是试图在说明西方“现代化”的奇迹的同时，解释西方为何走向衰退以及如何再次复兴，他的答案是制度和价值观让西方率先开启现代经济，要让西方复兴则必须重振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 [ 47 ]。思想界的宏大报复就是“主宰”人类文明的进程，即便在“经济基础”已经不断地散失，也还指望占据“上层建筑”这一“制高点”。不论“历史终结”还是“自由世界”、“文明灯塔”的说辞，都是为了实现思想文化的“主宰”。但是，事实证明，它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成了“现实反讽”，在国际上则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文明冲突”。 4.2. “文明冲突” 中国如今不仅是世界工厂而是世界市场的主要力量，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吸纳和对外投资总额、海外留学和旅游人数以及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都不仅仅远远高于过去的社会主义头号强国苏联，而且也高于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不同，西方已经不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充满恐惧。 今天西方的年轻一代并不了解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他们对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天生的反感。相反，他们普遍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快速发展印象深刻，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充满敬佩，来过中国的人尤其能感觉到社会主义中国并不可怕。美国民众，更不要说欧洲各国民众，并不会因为政客指出来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仇视中国。但是，强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尤其是宣扬中西方价值观的冲突，比如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就能让西方民众对中国高度警惕。这就像今天的中国人通常不会因为美国西欧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产生抵触情绪，相反年轻人普遍想去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一看。但是，如果西方人要拉他们加入西方宗教，要贬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国人普遍都会非常反感。如今即便在美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不再那么剧烈了，桑德斯就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参加总统竞选，一度还颇有人气。 其实，自从“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大多数人都不再着重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历史的终结论”有广大市场的客观原因。在此背景下，最能挑动西方民众神经的政治宣传，其实不是“意识形态”差别而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亨廷顿说：“冷战结束后，人们的身份认同和这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政治开始沿着文明的边界被重组” [ 48 ]；“在这个新世界，地方政治是民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超级大国的竞争则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在这个新世界，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矛盾将不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穷人和富人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界定的群体，而存在于归属于不同文明类型或文化模式的人们。” [ 49 ] 文明当然并不必然冲突，亨廷顿也没有说文明必然冲突，相反，他的文章在“文明冲突”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问题并不在于文明是否必然冲突，而在于“文明冲突”是否容易被挑起来。亨廷顿其实只是敏锐地指出了“文明冲突”是产生冲突的“热点问题”，警告西方抛弃西方文明中心论，接受文明的多样性，尽力避免“文明冲突”。但令人遗憾的是，正是西方有意挑起甚至不断制造“文明冲突”。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受到袭击，致12人死亡、5人重伤；2018年10月27日，美国匹兹堡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6人受伤；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遭到枪手袭击，造成50人死亡、50人受伤，2020年10月16日，法国一名中学老师因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在校门前遭到一名持刀男子“斩首”。这些触目惊心的暴力事件首先固然都是恐怖主义袭击，但背后的根源蕴含着“文明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大范围的国际冲突。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20多年后，西方学术界普遍承认“文明冲突”论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 今天美国学术界通常从文化角度研判中国的价值追求，或者最终要把中西方之间的竞争归结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主编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化过程》就在扉页标明纪念亨廷顿。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也并不在于中国和西方文明是否必然冲突，问题在于西方不断挑起和制造“文明冲突”。比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公开宣扬“文明的冲突”，蓬佩奥则呼吁关停全美孔子学院，就是故意挑起“文明冲突”。批评“文明冲突”论丝毫不解决问题，全世界都必须高度警惕“文明冲突”问题，充分认识“文明冲突”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共同反对挑起和制造“文明冲突”的言行。今天的美国民众可能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极度失望，但这丝毫不代表着美国人对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认可。相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这主要就是西方宣传“文化冲突”的结果。 4.3. “命运共同体” 正如“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指出的，“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植根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 [ 50 ] 中国人很清楚发展才是“硬道理”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51 ]，因此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在经济上并没有遵循西方提出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方案，政治上也没有接受西方模式的民主、自由、法治，文化上更不认为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 53 ]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学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学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最关键的是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及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西方“软实力”其实建立在“工业化”这一“硬实力”基础上。今天，在西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普遍真理的东西，正在失去治理效果或陷入自我矛盾。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讲话说，“世界怎么啦？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 54 ]。中国崛起靠的是和平发展，正如李光耀说的，“中国正遵循的方法与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理念是一致的。……德国和日本的错误在于挑战既定的秩序。中国人不笨，他们已经避免了这个错误。” [ 55 ] 中国的崛起之所以成了西方国家眼中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们担心中国将使西方丧失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丧失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对于西方来说，中国问题就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失衡问题，也就是保持西方霸权地位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中国问题就是在保持自身的发展的同时保持与西方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就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不仅不能解释到目前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长期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原因，也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西方社会内部的经济衰退、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世界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研究中国问题就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可能取得“科学的革命”的前沿问题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