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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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西南地区是我国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也是我国第三阶梯的重要过渡地带 [ 13 ]。本文的研究区主要包括位于我国西南部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5个省市，经纬度介于96˚21'E~112˚04'E和20˚54'N~34˚19'N之间，主要包括若尔盖和云贵高原、横断山脉、四川盆地、广西丘陵等地貌类型。该区域由于地形复杂，水汽较充足，受局地因子、季风等的影响较大，是一个典型的气候变化区。境内植被生长旺盛，植被类型复杂多样，形成了独特的植被分布格局，也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林区 [ 14 ]。然而近年来，西南地区普遍存在温度升高，降水减少的气候变化趋势，严重干旱灾害发生频繁，春季、夏季、秋季降水趋势减少，存在有局部和区域性长时间的气象干旱现象 [ 15 ]。 2.2. 数据资料 植被指数(NDVI)数据集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http://www.resdc.cn/)，主要是基于SPOT/VEGETATION NDVI卫星遥感数据，并选取研究时段2000~2019年的年度和季度的植被指数数据。其中，年度NDVI数据为每年1~12个月份的月NDVI数值最大值，季度分为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次年2月) 4个季度，季度NDVI数据为每季度3个月份NDVI数据数值的最大值。空间分辨率为1 km，可以准确反映出地表植被覆盖状况。 Table 1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extreme climate inde 类别 代码 名称 定义 单位 气温类指数 TX10 冷昼指数 日最高气温小于10%分位值的日数 d TX90 暖昼指数 日最高气温大于90%分位值的日数 d WSDI 持续暖期指数 至少连续六天最高气温大于90%分位值的日数 d CSDI 持续冷期指数 至少连续六天最低气温小于10%分位值的日数 d DTR 温度日较差 日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差的平均值 ℃ 降水类指数 CDD 连续湿日数 最长连续降水日数 d CWD 连续干日数 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 d R20 mm 大雨日数 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0 mm的天数 d SDII 降水强度 降水量与降水日数比值 mm/d 表1. 极端气候指数的定义与分类 图1. 西南地区气象站点分布和高程 气象数据是基于2000~2019年地面气候资料温度和降水日值数据集，并选出西南地区共92个气象站点的日降水量，日最高气温和日最低气温数据来计算各个站点的9个极端气候指数值，图1为所选气象站点的地理位置分布和高程图。主要利用R语言中的RClimDex模型 [ 16 ] 计算获得冷昼指数、暖昼指数、温度日较差、持续暖期指数和持续冷期指数5个极端气温指数以及连续干日数、连续湿日数、大雨日数和降水强度4个极端降水指数。其中冷昼指数、暖昼指数、持续暖期指数和持续冷期指数代表了极端气温的发生频次以及持续时间，温度日较差表示对植被生长发育有重要影响的阈值；连续干日数、连续湿日数和大雨日数表示极端降水的发生频次及持续时间，降水强度可表征降水的强度特征，具体9个指标的定义和描述见表1所示。 2.3. 数据资料 2.3.1. 趋势分析 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西南地区NDVI的年际变化趋势 [ 17 ]，该公式适用于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呈近似线性关系的分析，因而能很好的反映出NDVI的年际变化趋势，其计算公式为： slope = n ∑ i = 1 n i t i − ( ∑ i = 1 n i ) ( ∑ i = 1 n t i ) n ∑ i = 1 n t i 2 − ( ∑ i = 1 n t i ) 2 (1) 式中，i为年份序号，取值1~20；n为时间序列长度20 (2000~2019年)；t i 表示第i年的NDVI值，t i 的不同就决定了变化趋势Slope的不同；Slope > 0，表示NDVI值或指数呈上升趋势，反之为下降趋势。 2.3.2. 相关性分析 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分析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之间的相关性 [ 18 ]，并进行显著性检验，该公式适用于研究两变量为连续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且呈直线相关关系的分析，计算公式为： R x y = ∑ i = 1 n [ ( x i − x ¯ ) ( y i − y ¯ ) ] ∑ i = 1 n ( x i − x ¯ ) 2 ∑ i = 1 n ( y i − y ¯ ) 2 (2) 式中，R xy 是两个变量x与y之间的相关系数， x ¯ 与 y ¯ 是这两个变量的均值，R xy 的取值范围为−1到1，大小主要取决于两变量的相关程度，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强。利用该系数来表明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之间的相关性程度，以此来分析NDVI和不同极端气候事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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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NDVI时空变化特征 3.1. 年际及四季变化趋势分析 图2是年际和四季的NDVI在2000~2019年内的变化趋势图，且年际和各季节的线性拟合趋势都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图2. 2000~2019年NDVI年际和四季线性变化趋势图 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年平均NDVI值在0.71~0.82之间(图2(a))，多年均值为0.7652，说明植被覆盖状况较好。近20年来西南地区植被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上升趋势较缓慢，上升速率为5.5%/10a，并且都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2017年植被覆盖度最高，为0.8162。从2002~2004年NDVI有较明显的增加趋势，说明植被生长较好，2004~2007年NDVI上升趋势较慢，植被也处于缓慢生长阶段，2007~2009年NDVI下降趋势较慢，植被生长处于缩减状态，2010年前后NDVI有较小的上升和下降趋势，2011~2014年又有明显的增加趋势，表明植被变化有明显的改善，2014年之后NDVI上升趋势也较为缓慢。春季，西南地区2000~2019年NDVI值呈波动缓慢上升趋势(图2(b))，无较大的波动，增加速率是四季中最高，为6.3%/10a。年平均NDVI值在0.51~0.64之间，多年均值达到0.5906，植被覆盖度较好。夏季，西南地区NDVI值依然呈波动缓慢上升趋势(图2(c))，上升趋势较平缓，没有太大的波动，夏季NDVI值线性增加速率为四季中最低，为5.2%/10a；夏季西南地区20年来年平均NDVI值在0.68~0.79之间，多年均值可达0.7412，植被覆盖度较高，其中2000年植被覆盖度最低，为0.6856，2017年植被覆盖度最高，为0.7931。秋季，西南地区2000~2019年NDVI值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图2(d))，上升速率为5.5%/10a，但在上升过程中，有两次较大的波动，表现在2001~2003年间和2011~2014年间，西南地区NDVI上升趋势较明显；秋季西南地区20年来年平均NDVI值在0.63~0.77之间，多年均值为0.7156，植被生长状况较好，其中2001年植被覆盖度最低，为0.633，2017年植被覆盖度最高，为0.7752。冬季，西南地区2000~2019年NDVI值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图2(e))，上升速率为5.9%/10a，2009年前后NDVI值有较大的波动，2008~2009一年里NDVI值呈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0.5264下降到0.4839；2009~2010一年间NDVI值又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从0.4839上升至0.5527；冬季西南地区20年来年平均NDVI值在0.48~0.59之间，多年均值为0.5301，植被覆盖度不如春季和秋季高。 以上分析综合表明，西南地区一年四季的植被覆盖度都较高，且四季的植被覆盖度都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夏季的植被覆盖度最高，多年均值可达0.7412，但夏季植被覆盖度增加的速率最小，冬季的植被覆盖度最低，多年均值为0.5301，春秋季的植被覆盖度相差不大，且春季植被覆盖度增加的速率最大。 3.2. 多年及四季平均空间分布 图3为西南地区2000~2019年年际和四季的多年平均空间分布图，对每个图都选取了5个等级来表征NDVI的空间分布状况。 图3. 2000~2019年NDVI多年及四季平均空间分布图 从NDVI多年平均空间分布图3(a)来看，四川盆地外围一周、若尔盖高原、云南西南部和南部、广西以北和贵州东部地区植被覆盖度最高，NDVI值为0.8以上；成都平原及附近盆地、云南东部、贵州大部分地区和广西南部地区植被覆盖度也较好，NDVI值为0.74~0.79之间；横断山地北部植被覆盖度较低，有的地区NDVI值甚至在0.4以下。从春季多年平均空间分布图3(b)来看，春季横断山地北部NDVI值较高，基本都在0.59以上；成都平原部分地区、云南东部及以东地区NDVI值不高，在0.47~0.68之间，仅有零散的部分区域NDVI值达到0.7以上，植被覆盖度一般；成都平原到整个四川盆地外围一周、云南南部、贵州东部以及广西丘陵一带NDVI值最低，在0.3以下，说明春季时期植被覆盖度偏低。整体来说，春季西南地区的植被覆盖度不高，只有少部分地区的NDVI值可达到0.7以上，大部分地区的NDVI值在0.5以下。从夏季西南地区NDVI多年平均空间分布图3(c)可以看出，成都平原及其附近至四川盆地外围一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以及云南南部少部分地区的NDVI值较高，可达到0.8以上。根据春季的分析来看，夏季这些区域的NDVI值较高，而春季的NDVI值较低，说明在春季至夏季的过渡期时，这些区域的植被受到温度和降水等外界因素的影响，植被生长较为快速，以至于在夏季时植被覆盖度较高。夏季时只有较小的区域，在横断山地部分地区NDVI值偏低，在0.4以下。整个西南地区普遍NDVI值可达到0.6以上，尤其是西南东部地区NDVI值可达0.8以上，西南地区整体植被覆盖度较高，夏季植被生长较为旺盛。从秋季西南地区多年平均空间分布图3(d)来看，云南南部、贵州东部、四川盆地北部及其东南部、重庆一带以及广西丘陵一带的NDVI值较高，在0.78~0.9之间，植被覆盖度高，植被生长旺盛；四川盆地中部地区、云南东部至贵州一带，植被生长状况也较好，在0.6~0.77之间；秋季横断山地一带的植被状况较夏季而言有下降趋势，植被覆盖度偏低。秋季整个西南地区普遍NDV值较高，植被生长状况较好。从冬季西南地区多年平均空间分布图3(e)来看，云南西南部及其南部、广西部分地区植被覆盖度较高，可达0.7以上，横断山地以北地区、若尔盖高原地区植被覆盖度最低，NDVI值在0.3以下，其余四川盆地、云南东部以东至贵州一带，NDVI值为0.3~0.57之间，植被覆盖度较低，总体来看，冬季西南地区NDVI值普遍偏低。 以上分析综合表明，西南地区各季节的NDVI值空间分布特征大体一致，云南、广西、贵州和四川东部地区NDVI值较高，说明这些地区的植被覆盖度较好；横断山地及若尔盖高原区域NDVI较低，植被覆盖度也相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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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的相关性 4.1. 年际相关性 表2是西南地区2000~2019年NDVI与5个极端气温指数和4个极端降水指数之间的年际相关性。 Table 2 Inter-annual correlation between NDVI and extreme climate inde 极端气温指数 TX10 TX90 WSDI CSDI DTR 相关性 −0.402 0.467 * 0.311 −0.528 * 0.187 极端降水指数 CDD CWD R20 mm SDII 相关性 −0.077 −0.016 0.281 0.336 表2. 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的年际相关性 * 为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由表2可知，整体来说，西南地区NDVI与极端气温指数的相关性比与极端降水指数的相关性相对较好。NDVI除了与极端气温指数中的暖昼指数(TX90)和持续冷期指数(CSDI)之间呈显著相关外，与其余指数均呈不显著相关关系。表现为NDVI与TX90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性接近于0.5，NDVI与CSDI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性可达0.528；NDVI与4个极端降水指数之间都呈不显著的相关关系，且相关性较弱。以上结果表明，极端气温和极端降水的强度、发生频次和持续时间等都对植被的生长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在西南地区植被生长受极端气温的影响比极端降水更加敏感，这一结果与王昊 [ 19 ] 研究西南地区(包括西藏、青海) 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之间相关性的分析一致。极端暖事件对植被生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极端冷事件对植被的生长有负向的抑制作用，而极端降水对植被的生长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弱。 4.2. 季节相关性 表3和表4分别是西南地区2000~2019年NDVI与5个极端气温指数和4个极端降水指数之间的季节相关性。 Table 3 Seasonal correlation between NDVI and extreme temperature inde 极端气温指数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TX10 −0.311 −0.066 −0.209 −0.473 * TX90 0.322 0.581 * 0.269 0.174 WSDI 0.432 * 0.251 0.136 0.042 CSDI 0.127 0.045 −0.083 −0.527 * DTR 0.035 0.327 −0.273 −0.041 表3. NDVI与极端气温指数的季节相关性 * 为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Table 4 Seasonal correlation between NDVI and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de 极端降水指数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CDD −0.217 0.152 −0.139 −0.225 CWD −0.378 −0.216 −0.157 −0.426 * R20 mm 0.217 −0.093 0.131 −0.046 SDII −0.176 −0.096 −0.105 −0.042 表4. NDVI与极端降水指数的季节相关性 * 为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由表3可知，整体来说，西南地区NDVI与极端气温指数各季节之间的相关程度不高，其相关性在各季节也不一样。其中，NDVI与冷昼指数(TX10)之间一年四季都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春季和秋季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4以下，在夏季两者的相关性更弱，冬季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为0.473。NDVI与暖昼指数(TX90)之间一年四季呈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在春季、秋季和冬季两者的相关性差别不大，相关系数都在0.35以下，在夏季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且相关系数可达0.581。NDVI与持续暖期指数(WSDI)之间在一年四季都呈较弱的正相关关系，两者在春夏两季的相关性比在秋冬两季的相关程度较高。NDVI与持续冷期指数(CSDI)之间除了在冬季的相关性较高外，其他三季的相关性都较弱，且两者在冬季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可达0.527。由表4可知，西南地区NDVI与极端降水指数之间的季节相关程度更弱，且在不同季节普遍呈弱的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以上分析综合表明，西南地区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的季节相关性整体上基本都较弱。相比较而言，NDVI与极端气温之间的季节相关性要高于极端降水，这和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之间的年际相关性大体一致。在春季和夏季，NDVI与TX90和WSDI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且都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极端暖事件对植被的生长起促进作用，在春夏两季极端高温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对植被的生长影响较大。在秋季和冬季，NDVI与TX10和CSDI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且都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极端冷事件对植被的生长起抑制作用，在秋冬两季极端低温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对植被的生长影响较大。NDVI与极端降水之间的季节相关性整体都较弱，且大体都呈不显著的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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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根据西南地区2000~2019年的植被指数数据集和地面气温和降水日值数据资料，首先对NDVI的年际和四季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然后探讨了NDVI与极端气候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以下一些主要结论： 1) 西南地区整体植被覆盖度普遍呈上升趋势，多年NDVI均值可达0.7652，植被的生长状况较好。一年四季的NDVI值都达到了0.5以上，且四季的NDVI值都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夏季的植被生长状况最好，其NDVI值最高；冬季的植被生长有所变差，其NDVI值最低。西南地区东部及南部大部分地区植被生长状况较好，西北部地区植被生长状况较差。 2) 在西南地区植被的生长受极端气温的影响比极端降水更加显著。极端暖事件在一定作用下有利于植被的生长，但极端高温事件会导致干旱的发生，从而不利于植被的生长，甚至会大面积降低植被覆盖度；极端冷事件则不利于植被生长，因而冬季的植被覆盖度最低；极端降水对植被的生长起到的作用较弱。在春夏两季极端高温对植被的生长起促进作用，秋冬两季极端低温对植被的生长起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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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 将以上结论与已有周金霖 [ 12 ]、张勃 [ 13 ]、王昊 [ 19 ] 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后发现，本文对西南地区NDVI的时空变化特征及与极端气候指数相关性的研究结果虽然在研究区范围、研究时间尺度和研究方法上与他们的研究有些区别，但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即，整体上西南地区的植被覆盖度是呈上升趋势的，植被生长状况较好，植被有所改善；西南地区NDVI与气温因子和极端气温指数的相关性较高，而与降水因子和极端降水指数的相关性较弱。然而，本文的研究时间尺度最长(20年)，研究时间最新(到2019年)，并主要侧重于对NDVI和极端气候指数的相关性分析，这对于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针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会给植被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研究尤为重要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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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根据当前技术的确定性成果，人与技术的二元界限正在逐渐消融，“赛博格”已不再是虚构的科幻形象，而是以虚拟数字化和人机共存体主体形态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在某个层面上，我们已然是“赛博格”；在未来技术的加速发展下，主体与技术的对立不复存在，一种新物质状态下的浪漫主义内含于赛博技术中，是技术浪漫维度的体现，主体在其中可找到人性的浪漫根源，在后人类主义的图景中，浪漫主义的赛博格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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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先后进入信息、智能的时代，面对越来越智能的技术对传统主体性地位的破坏与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及主体的生存处境在智能科技时代的背景下得到了审视与再定义。在信息社会中，主体的具身、虚拟的数字化已广泛普及，在智能时代中，强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机合一”式的后人类主义图景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数字化的、技术主体性的动态发展使过去技术与人的“二元”界限不断地被消融，赛博格主体性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下的人的新的生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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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赛博格主体的两种形态：虚拟数字性和人机共存体 “赛博格”(cyborg)一词是由美国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 E. Clynes)和内森·克兰(N. S. Kline)在1960年发表的《赛博与空间》中首次提出，该词创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未来人类在外太空生存过程中的生理机能不足，从而向身体内部植入神经控制装置 [ 1 ]。“cyborg”取自“cybernetic”(控制论)和“organism”(有机体)的前三个字母，顾名思义，它是控制装置和生物有机体的结合体。学者唐娜·哈拉维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的绪论中提及了赛博格的组成成分，即高科技形式的有机物和机器，前者是“成为信息系统、文本和人体功率学控制下的劳动、需求和繁殖系统”，后者是“成为通信系统的形式、文本和根据人体功率涉及的自对设备”( [ 2 ]， p. 314)。如今，提倡人类力量与物质技术力量和谐共处的赛博本体论正以两种主要形态发挥着“构建着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 [ 2 ]， p. 316)。 2.1. 虚拟数字化的主体 20世纪以来，人类步入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使得人类拥有了第二身份，即存在于网络赛博空间中的虚拟数字化身份。赛博主体在打破了三维时空条件的束缚和肉体的物理在场性的虚拟空间中实现着虚拟生存，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自在遨游、穿梭于无界限的空间中。主体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切换中、在过去与未来、已知与未知的飞渡流转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数字永生”，主体与主体间也实现着跨时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电子邮箱、个人博客、电玩游戏等大众社交媒体是人与数字化信息进行密切互动的场所，主体通过图片、文字、影音等符号化的信息进行着网络人格的信息建构和角色表演，技术承载着主体意识、服务着主体意识，信息可根据主体的意愿被修改和删除。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二元对立正在不断消融，人们更关注如何使赛博主体跨越空间的边界，在虚拟社交、感官性技术的体验与对移动终端的使用中体会到肉身的在场性。新技术在这一方向上的尝试，是在虚拟空间中寻找人在现实情景下的体验感、物理具身性的回归感，而不是还停留于强调身心对立的离身性。实际上，人在虚拟空间中的长时间浸泡会使身体形成其独有的惯性 [ 1 ]，身体信号传输至主观意识，身体和意识在这一作用下对称一致，而厂商根据用户的体验反馈与大数据信息制造出更加具有现实空间感的产品，从而增强主体身体在虚拟空间中的在场。例如，新浪微博的“点赞”图标的方位就是根据人在手握智能设备时指节滑动的惯性位置设计的，“点赞”虽存在于虚拟社交中，但它着实影响了现实主体间的关系与情感。在如今，AR的应用已经使主体肉身能够在虚拟空间中直接参与，在未来，身体若在VR/AR等技术的发展下有望实现全息的社交互动，那么在虚拟空间中还原身体的真实性的可能将大大加强，人与机器的交互性会更加紧密 [ 1 ]。 2.2. “人机共存”的主体 如果说人从原子化状态切换至比特信息化状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主体意识、主体实践和主体存在 [ 3 ]，那么，“人机一体”的赛博主体形态无论在表征还是内在结构上都改变了传统意义的主体性——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有如此定义：“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 [ 2 ]， p. 314)。在这里，技术不再作为沟通主体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游走的桥梁，而是渗透肉身的内部，打破有机体和无机体的隔阂，主体从而超越其原有的生理机能界限，认知力、行动力、寿命等方面通过技术的建构得到增强。 但是，“人机共存”的主体形式已不再是哈拉维所说的“边缘生物”，而早已被社会的大多数群体所认可、接纳，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影响和作用。在医学领域，技术的植入不仅体现在整形美体、安装假肢、人工肌肉或心脏起搏器等应用，更体现在生物技术革命的成果上。在《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弗朗西斯·福山提及了生物技术在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医疗”与“增强”的应用，并总结了生物技术进步会给人类提供四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分别是脑科学和神经药理学的研究、寿命的延长和生物基因工程( [ 4 ]， p. 19)。对于生物技术对人的建构，他“保守”地指出，面对历史还没有终结的现实，若不为生物技术的发展划一道管控“红线”，则势必从根本上更改人性和政治秩序。在哈拉维那里，生物技术在女性主义的实践中充当着革命性的工具。她的赛博格科学观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的“物质性”，不再是“物质–符号学的，身体交互的，述行的，中介的，甚至文学的”( [ 2 ]， p. 314)，而是可与技术合成、并也是符合自然的必然秩序的。无论研究后人类主义的思想家是以何种视角研究赛博格主体性，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在21世纪的初衷与目标就是在人身上发挥“增强”的作用力，而人类也正在通过NBIC四大技术(纳米、生物、信息、认知)获得通往“超人类”未来的通行证。因此，后人类主义的研究内容势必沿袭着现实成果的发展态势，并站在反思、批判的角度，从对技术的“增强”功能的关注延伸至社会政治、经济、实用生活和文化思潮等领域，以新方式思考机器、技术带给人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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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浪漫的赛博格：一种视野和方法 现代科学技术正日益消解“人–机”、“肉体”与“技术”的二元界限，纵使人类还未进入人与人工智能共同成为高级主体的后人类时代，但赛博技术已经使在信息、智能时代下的人类拥有了稚嫩、萌初的赛博格的主体形态。主体与技术“内–外”、“虚拟–现实”的对接似乎宣告着纯粹机器主义正走向历史的末端，这使我们必须停止某种对立思维，即对工具理性至上的“启蒙”、渴望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的绝对否定或绝对推崇。 3.1. 浪漫的主体和技术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上，理性主义几乎占据着哲学发展的首要地位，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抗衡、推翻和校正，它将人类的目光从对上帝的马首是瞻、对理性能力的过分强调拉回到了充满激情和生命力的审美与艺术的世界中。近代浪漫主义强调人存在的根本价值，在技术的、理性的世界中，浪漫主义者们渴望回归“自然”，重返“诗意”的生活，他们在“浪漫诗”、审美艺术等汇集人的情感、烂漫的天性的领域中克服、控诉理性主义造成的人的分裂和有违人性的不公。从浪漫主义者的努力可看出，他们拯救的是技术下的人的异化、残缺，技术与天性是对立的范畴，如同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感性。这种“对立”思维一直延续至19、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理性的批判。 但是，在现今的赛博技术中，由于主体与技术呈嵌入性、具身性的关系，“主体–客体”的隔阂已经消失了。技术为了实现“增强”的初衷，为了达到帮助主体更好发展的目的，被制造地更能与主体适应、交互、共生融合。主体虽然在技术的主导下“异化”了，但在弱人工智能还未完全进化到强人工智能的今天，它更像是被技术“奴仆”服务的“主人”。同样，科学与艺术也不再“对立”，数字艺术就是个鲜活的例子，它为艺术与科学提供融合的平台，基于数字信号电路技术的数字技术给艺术作品带来新的生成方式和环境，艺术家的主体意识通过数字技术而呈现。因此，当代技术发挥着富有“人性”的积极作用——它们通过对我们进行内部配置、组装，从而塑造了我们，也塑造了我们的文化( [ 5 ]， p. 260)，技术不再是冰冷的机器、工具，而是带有情感的、人性余温的浪漫性质，人在浪漫的技术建构下拥有了浪漫的赛博格主体性。 在后人类主义的图景中，我们可展望到，人工智能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意识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它与人类一样，在“人机共和国”里拥有公民身份，在社会中实践着生产性的劳作，在生活中拥有着情感性的体验。等到机器主义终结的那天，拥有主体意识的强人工智能不再是作为“奴仆”的物质工具或艺术品，而是成为对世界进行叙事的参与者之一。人曾经的工具技术成为了与他同为高级主体的同类，而人在技术的促进下成为无所不能的虚拟智人，从而，人的主体性将得到完全的解放，世界不再以技术尺度被建构，而是以诗性尺度解蔽真理 [ 3 ]，原先的人与原先的机器共处于同一浪漫维度，即一道成为了“浪漫的赛博格”。 3.2. 方法：“熟练地参与”与“叙事的技术” 然而，在历史上，启蒙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运动都没有完全消除对立的二元思维，主体因为有“技术”的存在而无法得到真正的解放。理性主义抬高了人的理性，将它放置在神坛的位置，对理性以外的东西嗤之以鼻，而浪漫主义则强调非理性的重要价值，旨在通过感性手段达到人的整体性的诉求。在这两种思潮中，机器(技术)都作为实践、认知的工具成为沟通人与世界、人与真理的桥梁，正因如此，“主体–客体”中间的连接线永远存在，“主体”与“客体”间的对立无法消失。唯有存在于“主体–客体”间的技术消失，“肉身”与“世界之肉”完全地连接，“身体”覆盖、充斥着整个世界，人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掌握真理。 因而，反观在机器主义还未终结的当前，如何处理好二元对立依旧存在与界限消失这两者同时并存的是我们当下所要思索的，有没有一种折中的方式来看待当代主体的生存模式呢？学者Mark Coeckelbergh在著作《新浪漫的赛博格》中提出，辩证、批判地看待技术中的“理性”要素和“浪漫”要素是必要的，工业机器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并不完全对立、博弈，二者的紧密相依存在于当今的技术中，即体现为“物质浪漫主义”。面对技术主体性普遍化的时代的到来，Mark Coeckelbergh提出了解决主体生存问题方法，不是“还原”、“回归”早期浪漫主义，而是将主体的“浪漫”要素和技术的“浪漫”要素相贴合，发掘技术中的人之天性，从而达到得以追求更好生活的“浪漫化”的赛博格形态。 Mark Coeckelbergh指出两种方法，即“熟练地参与”与“叙事的技术”。“熟练地参与”即是强调主体实际工作的环境，从事技术实践的主体将注意力从“机器”转移到对“环境”和“他人”的关注上。在现象学的语境中，“熟练地参与”是一种主体主动地赋予世界意义、同时更好地具身感知世界的意义的方式，主体与周遭的环境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对“二分”下的现代主体异化的补救的尝试。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就曾质问过作为技术之本质特性的工具性，他举出例子，农妇在使用工具时，是主体居住(liegt)于存在之开放中，在其中，工具因“可交付性”(verlaesslichkeit)将必然交付给了世界，她的时间和本己性的限度也交付给了诸事物，因而，工具在“可交付性”和“可用性”中消失了其作为工具的本有特质，而转向了对主体自身的熟稔、此在对原初世界的使用性和参与感；“叙事的技术”则是源于利科(Ricoeur)的解释学，语言作为叙事的方式、文化的构成要素，在叙事的过程中对真实事件的构造力与真实事件本身存在着差距，若取信于单一的叙事视角，则无法得到大全、真实的概念，由此，若我们将看待世界真理的方式取决于技术，则它会蒙蔽主体创造的关于自己的叙述。在历史的、集体的叙事中，技术原本是主体解释和叙述的对象，但随着技术加速的换代发展，它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具叙事性，人类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叙述者，而是人类与技术共同撰写关于历史及个体生活的文本。 “熟练地参与”和“叙事的技术”分别从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瓦解主体和技术之间的隔阂性，指向工具对于使用着的主体而言具有自主性、人文性，它不指涉除了主体之外的其他外在目的。技术、媒介在这里反而成了成全主体自身完整性的手段，此手段不是外在于主体的他者，而是内在于主体自身、为历史主体所用的内在形式、生活方式。这一视野即回到了上一节所说的“浪漫的”技术和“浪漫的”主体，即技术已抛忽工具性、媒介性，而是有着应和着人性之感性、拥有着人性之温存的、完善人的完整性的特质，这一特质已在当下初露萌芽的“赛博格”主体时代中得以存在，在未来的“人–机”赛博格时代中也可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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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面对主体问题的再回归，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视野来理解当代主体的生存模式，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我们必须更为尖锐地提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即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本文在提供的是看似“回望”、实则“展望”的视角——浪漫主义的视角，即在机械主义发展到末端的时代，在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赛博格”、科幻类文艺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变现为生活世界的可期的未来的时代，一种在新物质状态下的浪漫主义有望形成。这里讨论的“浪漫主义”不是崇尚返回到在虚构和空想的形而上的现实中实现人的整体性，不是狭义的逃避技术或怀恋“回归自然”，而是在赛博格式的主体性中发现人的整体性是与物质技术紧密相连的。浪漫主义存至今日，它的重现并不与工业机器和技术遥相对立，而表现在有机和机械、生命和科学的试图融合。 综上所述，内含于虚拟数字化主体中“技术”与“肉身”的具身关系向更亲密的方向前进着，“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主体性虽已落脚于具身化的实在之境，但就是否会有突破库兹韦尔的“奇点”的强人工智能社会体系的存在、以及造成的影响如何，目前研究者们还各执一词。当前技术带来的确定性成果使“人–机”的二元主义的挑战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已然都是“赛博格”；在未来，知识与它所构成、解剖的历史对象间的边界不再是不可渗透，我们可在技术的浪漫维度中发掘人的浪漫天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浪漫的赛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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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赫费的幸福观以人生的整体幸福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它由幸福的解说、幸福的两种基本类型、幸福的相关因素辨析及生活艺术学建构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关于幸福的学说体系。其幸福观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回归，是一种动态的生存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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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赫费幸福观的逻辑思维构架 长期以来，西方哲学界关于幸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为快乐主义的幸福观，其二为完善论幸福观。前者认为快乐即为幸福，幸福是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后者弘扬理性，倡导实现人生的价值，不追求感官快乐，致力于达到人的完满境地，完满即为幸福。 这两种幸福观至今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人们主要的人生价值观，并对当代幸福观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赫费在对它们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幸福观。他在阐述其幸福观时采取以下逻辑思维路径： 1.1. 解读幸福概念 在其著作中，他从以下四个方面诠释幸福： 第一，“幸福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宗旨”( [ 1 ]， p. 95)， 第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可能完全趋同”( [ 2 ]， p. 62)， 第三，“不能通过一味追求物质财富来获得幸福，物质财富充其量只能提供幸福的可能性，社会政策亦不一定能确保公民的幸福”( [ 2 ]， p. 67)， 第四，“幸福存在于个体自身的行为之中，存在于为个体整个人生带来完美性之中”( [ 3 ]， p. 76)。 综观赫费对幸福的认知，可以说，他倾向于完善论幸福观，因为他倡导凭借自身力量获取幸福，幸福是在人不断发挥自身潜能，持续向着完美状态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 1.2. 提出幸福的两种类型 赫费认为，幸福具有两种类型，一是渴望的幸福，二是追求的幸福。“渴望的幸福指的是充分满足需求与利益，此种幸福具有高强度及持久性”( [ 3 ]， p. 78)。但他同时强调“此种幸福是乌托邦式的，谁若一味追求此种幸福，会一再地失望”( [ 3 ]， p. 79)。 赫费视阈中追求的幸福指的是“人们不仅能渴求此种幸福，且也能脚踏实地地向其挺进，它有两大特征：一方面，此种幸福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具有无条件性，是追求活动中逻辑上的一种绝对概念，且自身包含着多样性。另一方面，此种幸福不是一种制作的产物，而是一种实践性活动，且它存在于成功人士的生活中”( [ 4 ]， p. 87)。 可见，赫费心目中，追求的幸福不是那种人们不用付出太大的努力便能实现的幸福；也不是那种惟有上帝才能确保的永恒的幸福，追求的幸福具有可实现性，它能赋予人类生命以真正的意义。 1.3. 辩证分析幸福的相关因素及幸福与四种生活目标之关系 赫费在其著作中对幸福与德性、幸福与自由、幸福与正义、幸福与快乐、幸福与财富、幸福与权力、幸福与威望等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 赫费将德性分成两种：品格德性与生活智慧。赫费心目中品格德性指涉一种品质能力和一种实际的技能，它标识对一种成功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定位；生活智慧则指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根基，其特点在于理性地思考跟生活实践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之最佳途径。在论及幸福与德性关系时，赫费认为，品格德性与生活智慧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生活智慧，对品格德性而言缺少追求幸福的手段；没有由品格德性所规定的基本定位，生活智慧便无法帮助人们过上一种成功的及幸福的人生。惟有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人获得幸福”( [ 4 ]， p. 127)。 赫费如此分析自由与幸福间的关系：“幸福与自由虽然有时会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中，它们对一位认真对待生活者而言均十分重要。没有必要为获得幸福而放弃自由，同理，为获得自由，没有必要放弃幸福。人总是向往一种成功的生活，而成功的生活意味着人既享有自由又获得幸福”( [ 4 ]， p. 72)。 在谈及幸福与自由关系时，赫费得出“正义是幸福的条件”( [ 4 ]， p. 89)这一论断，因为在赫费心目中，幸福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性的体验，它需要克服许多外界障碍，因而除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担保。只有在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幸福才能得以实现。 快乐、财富、权力与威望属于人一生中４种重要的生活目标，赫费在其著作中分别对幸福与快乐、幸福与财富、幸福与权力、幸福与威望等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快乐、财富、权力及威望这四种生活目标虽然是实现幸福重要的相关因素，但对上述这四种幸福潜能的一味追求，反而会危及幸福”( [ 4 ]， p. 95)。 赫费对上述几种关系的剖析，为人们对其进行深入探讨铺建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进阶。 1.4. 提出如何获得幸福的生活艺术学 赫费在其对幸福论述的最后提出了生活艺术学，他指出：“一种注重原则的生活艺术学应始于幸福概念，由此发展出一些合乎道德的准则，借助这些准则提出一些预计能带来幸福的生活策略，并指出实施这些策略的通用性的方法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 [ 4 ]， p. 88)，但他同时强调：“具体的行为应该由行为者自行决定，生活艺术学不提供相对具体的规则，只提供一个框架。个体可根据自己的天赋、状况、文化环境等因素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为。获得幸福的关键一是能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估，二是能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 [ 4 ]， p. 89)。 不难发现，赫费生活艺术学的重点，不是建构体系化的抽象理论，而是探索人们该如何思考自身的生存问题，即我们怎么才能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 由上观之，上述４个方面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籍此赫费修正了西方哲学史上对幸福的诠释路径，依据当代情境，对幸福这一概念以及幸福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多元多维的思考，并向人们指出了获取幸福的可能路径，可以说，赫费在理性认识幸福实质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关于幸福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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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赫费幸福观的价值 3.1. 理论价值 赫费的幸福观体现了其对幸福问题独特的运思和哲学反思，他对德性与幸福关系的阐述一方面完善了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超越了目前西方学界对两种关系的论述，如康德基于人的两重性与二元世界的理论，并通过两条道德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来解决德福冲突问题，使它们在“至善”的境界中成为相配的统一体。不难发现，康德最终将德福统一于一个不可知的理知世界，在现实中德福冲突依然存在着。可以说，康德的幸福论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在赫费心目中，既懂得生活艺术，又具有德性，这是实现幸福与道德两者相融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亦是获得幸福的关键所在。较之于康德的两个道德公设，赫费的方法更为务实，更具可操作性。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在调解“快乐即幸福”和“德即幸福”这两种论断时，将“智德”即“思辨”视为至高无上的幸福，凸显了希腊伦理理性主义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回溯到了其老师柏拉图提出的理念等同于善、“道德即知识”的观点，体现了他自身对实践活动理解的不彻底性，而赫费的幸福观非常强调践行德性与获得幸福间的关联性，并从社会实践活动意义上理解幸福实现活动的本质。可以说，在对德福关系的论证逻辑中，赫费强调两者间的相互生发，彼此呼应。 此外，在对幸福的一系列分析中，赫费将生产性视为幸福的核心要素，因为在他心目中，幸福的成功人生意味着人实现了本真的自我，其本性得以张扬，潜能得以发挥，赫费的这一思想为人们探讨幸福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 3.2. 现实价值 赫费在其幸福观中强调生活艺术学能引领生活实践，这一论断与当今伦理学的发展要求非常吻合，因为生活艺术学出于以下原因在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现代社会变得日趋多元化，从而使个体的定向迷茫及决策压力日益增大。生活艺术学能引导人们从不同角度积极审视人生，以为自身谋取幸福。 第二，当今的多元化社会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个体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赫费的生活艺术学为人们思考如何过一种充实的幸福生活提供了一个总体架构，人们可在该架构内对人生进行规划，成就未来。 第三，赫费的幸福观告诫人们，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它亦不是父母施予的。每个人只有坚持不懈地完善自身，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四，在市场经济时代，学习赫费关于幸福的论断，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和道德情操，这在当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不容忽视的是，幸福论是一种开放性理论，它应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予以充实及完善，人们也应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幸福，唯有如此，才能洞察幸福的真谛，这亦是赫费幸福观带给人们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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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显著，财务风险贯穿于跨国公司经济活动各过程中。因此识别跨国公司的多种财务风险类别及内在成因，明确财务风险控制的方式，并根据现实状态选择相应对策，有助于避免跨国公司陷入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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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我国企业开始与“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建立投资合作关系 [ 1 ]。由于跨国经营的特殊性，国外许多不同于国内经营的各种环境和政策给公司带来了经营风险。因此，为了在多变的国际市场中获得稳定的发展，跨国公司需要加强对自身财务管理的重视程度，提高抵抗财务风险的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 2 ]，这些对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侯磷以ABC跨国公司为例研究了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体系，并介绍了资金风险评估的测量体系 [ 3 ]。李慕帅着重探讨跨国公司海外项目的财务管理风险与防范 [ 4 ]。黄志敏和张正华则将研究对象细化到“一带一路”沿途跨国公司 [ 5 ]。刘露从外汇风险管理、融资、投资三个方面对中日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并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与日本进行经济交流的过程中完善国际财务管理提出建议 [ 6 ]。车晓宁和沈继伦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对跨国公司外汇财务风险管理的影响 [ 7 ]。总体来看，关于跨国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中财务风险成因研究较少，也缺乏有关财务风险具体表现的阐述，因此本文首先明确跨国公司与财务风险管理含义，论述经营活动中的财务风险，将风险分类并找出成因，最后指明处理财务风险的四类方式并给出对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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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跨国公司及其财务风险识别 根据《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跨国公司具备三个要素：首先公司应该是在两个及以上国家或地区经营，而且必须是实体组织，但是没有关于实体的法律形式和领域方面的限制；其次公司的对策和战略是统一的，是由同一体系内的决策者决定的；最后公司内需要由一个及以上法人主体占主导地位，所有实体通过各种方式联合在一起，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同时享有权利。 跨国公司财务活动可分为四类：投资活动、筹资活动、收益分配活动与资金使用活动。财务风险贯穿其中，因此在每类活动中都要进行精细的风险管理。财务风险是指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控制的因素影响，财务状况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公司有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可分为狭义财务风险和广义财务风险。狭义的财务风险是指公司因负债而产生的财务结果的不确定性，也称为债务融资风险。狭义的财务风险是由公司负债引起的，但又涉及到公司管理的方方面面。广义财务风险是指在公司的各种经营活动中，由于内外部环境及各种变化因素的限制，使现实获利与预期获利发生偏离，因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跨国公司财务风险主要分为两大类：内部风险又称微观风险，主要包括融资风险、投资风险、跨国资金使用风险等；外部风险又称宏观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汇率风险等。 2.1. 内部风险 内部风险是指不受外部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的风险。公司自身的战略目标或管理因素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流动性困难、债务问题、持续经营、资本管理等一系列风险。公司财务风险首先表现为周转资金流动出现问题，无法按期偿还债务，无法继续经营，无法有效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与一个国家的公司相比，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更大，管理更复杂，需要在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之间建立不同的账户来转移资金。 1) 融资风险 融资活动是公司根据自身各类经济活动的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市场机制，运用融资的方式，吸纳集中资本的活动。在融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称为融资风险，这是一种可避免的非系统性风险，通常表现为信用风险、完工风险、生产风险等风险。跨国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各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同，汇率机制各样，汇率浮动无法预测，因此需要加强对各国财政政策的关注，加强控制力度。跨国公司在进行融资活动时，要充分考虑融资行为是否符合筹资活动所在国法律法规，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2) 投资风险 投资活动是公司财务活动的重要节点，投资的内容与效益关系到公司的总体运营结果。对于跨国公司来讲，以公司自身需求为基础，组织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每一次投资决策都应该成为公司财务决策的关键议题，在对外国进行投资活动时可能出现的风险称之为投资风险，即公司投资项目的实际收入会因为各种不可抗力因素与预期收入有所偏差。投资风险能够识别，但投资风险的识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连续的过程。识别投资风险是为了准确的评估风险，为之采取必要的措施，投资风险管理要通过制度建设细化到公司运营的各项工作中。 总体来看，资本收益率的高低决定了公司投资的方式与领域。但由于跨国公司内部存在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差别，两者之间有大量的资金流动，掌握两者资金流动的合法合规性对于保证跨国公司总体财务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对资金的真实流向和流动资金的数量、质量进行严格的监控管理。 3) 营运资金风险 营运资金风险，是指因营运资金不足等原因给公司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公司运营资金不足是最主要的风险。在实际经营中，营运资金风险主要表现为存货变现风险、应收账款风险、现金流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4) 收入分配风险 在进行公司的收益分配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财务风险控制特别重要。跨国公司收入分配风险是指由于公司收入分配政策不符合公司发展现状，一味追求资本再投入或者攫取利润，忽视了公司总体发展利益，从而对公司后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收入分配风险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既可能是由于公司制度不完善、内部会计方法使用不准确、预期收入计算不当造成，也会由于股东或个别决策者的私利而产生。所以说公司收益分配政策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既要考虑后续投资成本，也要对公司的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与此同时，收益分配政策与其他决策也相互联系，要综合多方面要求，实现资金的最大化利用。 2.2. 外部风险 跨国公司的环境风险主要是由于许多客观条件，如各种国家不同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特殊政治环境等不可控因素引起的。公司不能主动改变，只能被动接受并根据自身状况改变和适应，才能有效的投资发展。 1)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跨国公司经营活动中最常见的风险，也是最不可测的风险。东道国政府通常经过政治上的衡量，会限制外国企业在本国进行生产销售活动，即使国家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遇到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更严重的情况下会有直接禁止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行为发生。因此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国时，需要考虑本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避免出现因政策变动而影响公司争产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 2) 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又称“汇率风险”，是最不容易控制的外部风险之一。公司在对外贸易或跨国境贸易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空间差异，汇率会产生不可控的变动，而由于汇率的变动所导致的公司收入差异就是外汇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外汇风险可分为会计风险、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会计风险是指由于不同时期的汇率不同造成的账面价值变动的风险。交易风险是指进出口贸易时由于汇率的短期变动造成的实际付款或收款额变动的风险。经济风险又称竞争风险或者战略风险，指由于公司无法判断汇率的变动方向，从而使跨国公司无法正常生产销售产品，导致了运营资金流的不确定，也就是公司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的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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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跨国公司财务活动的风险成因分析 根据对跨国公司财务活动的风险识别，造成各风险的成因也可分为内部成因和外部成因，以下是对两类成因进行的分析。 3.1. 内部成因 3.1.1. 缺乏控制的风险能力 跨国公司由于本身能力不足，资源欠缺，机制不完善，人才储备不全面等因素会在实际运用中表现出解决问题乏力感，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价值理念较为落后，无法形成较为系统、完善的价值观，从而无法对财务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也没法在财务风险触发时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3.1.2. 财务决策的不合理性 财务风险关键来源还在于跨国公司的财务决策。有些企业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具有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但权力制衡的效果差或者很差甚至没有制衡，使得企业最高领导者的行为不受约束或只是形式上的约束 [ 8 ]，造成了跨国公司内部财务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混乱，资金管理和使用权责不明，利益分配不均的制度因素，这些都会使得公司的财务决策偏离最优解，从而使得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公司各部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缺乏密切的沟通交流，信息共享不完善等人为因素也会导致失误的财务决策。 3.2. 外部成因 3.2.1. 主观认识不足 跨国公司法人主体能力是有限的，无法对所有条件进行判断，也不能完全正确预测事物的演变过程，因此主观认识不足是一定的，也是相对的，财务风险只能有效防范降低，无法完全消除。只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用严格合理的制度规避风险，才能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 3.2.2. 全球化下的外贸保护限制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也日益突出，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减少贸易逆差，保护本国的产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部分出口产品加征关税 [ 9 ]，一些西方国家利用WTO的反倾销诉讼保护本国的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甚至有些国家出现滥用的情况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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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跨国公司财务活动的风险控制 4.1. 财务风险管理方式 跨国公司面对财务风险时，有四种主要的处理方式：风险减少、风险转移、风险回避、风险自留与自保。风险减少指当跨国公司认为一项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大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时，不愿转移或放弃此项经济活动，只能选择靠有效手段降低经济活动的财务风险。风险转移指跨国公司通过可接受的方式将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转移给另一经济主体承担。一般包括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不转移发生风险的财产，只将风险打包转移；二是转移还未发生、但是可能遭受损失的财产，或是转移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或财务风险的财务活动。风险回避指跨国公司认为一项经济活动中遭受风险带来的损失大于预期收益时，按照评估结果选择不进行此项经济活动从而规避风险。选择风险自留与自保处理方式的条件极为有限，只有当公司认为自身的风险预警机制与应对机制或者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能够支撑风险造成的最坏结果时才会采用此种方法。 4.2. 转移价格 跨国公司的目标一般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力求实现总体目标的收益最大化，并不局限于地区的利损。同时，跨国公司会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其他公司或在东道国投资自建公司，在形式上形成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格局。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同一家跨国公司下属各公司之间又会形成相应的经济关系，既有可能是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也有可能是相互投资融资的关系。因此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通常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跨国公司与其他国家和企业进行的商品和劳务交换，二是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的商品和劳务交换。前一种形式一般采用国际市场价格；后者普遍实行“转移价格”。“转移价格”是根据子公司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和母公司全球经营战略利益的需要人为制定的。通过转移价格，可以回避所在国的价格管制，逃避纳税和外汇管制，利用汇率变动，降低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其次，跨国公司还可能面临利率变动风险，利用内部转移价格，从利率低的地区筹措资金，转移给利率高的地区的子公司使用。再次，当子公司所在国外汇管制严格，利润汇出受到限制，或对营业利润交纳所得税比较高时候，总公司就抬高供给其子公司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或子公司降低对总公司的销售价格，使子公司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减少利润并少纳税。最后，当所在国货币将要贬值时，就通过转移价格将子公司的利润和现款尽快转移出去；当所在国货币坚挺时，就设法使子公司扩大资金，以此来防范外汇风险。 4.3. 技术产权资本化 当今在技术产权策略方面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在技术成果产权化、技术产权有形化、有形资本股权化、股权资本证券化、证券资本货币化这一整个技术产权资本化的链条中，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有效的链接。技术产权资本化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质押融资、承包工程、技术服务、特许经营、许可证贸易、合作生产、技术产权转让、直接参与投资、参股控股、增资扩股和公开上市等。如果跨国公司管理者能够有效运用以上各种形式，就能够实现良性循环。 4.4. 资金回收风险控制 首先要建立稳定的信用政策。其次评估公司的偿债能力。采用“5C”法对客户的资信程度进行评估。根据不同等级的资信程度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盈利能力强、有短期还债能力的公司可以采取赊销方式，对于信誉差、没有资产抵押的公司最好选择现款交易的方式，以降低风险。最后确定合理的应收账款比例。由于应收账款并不是直接可用的现金流，在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不能直接流通使用，在资本的回流过程中时间消耗过长，因此需要谨慎的合理确定应收账款比例，防止出现账上有钱却不能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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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探究白洋淀湿地秋季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和时空分布规律，2019年9、10和11月对白洋淀湿地6类土壤进行了调查。结果分离土壤动物3862只，隶属于4门11纲48类群，优势类群为线虫和菌甲螨科；其中9月土壤动物数量最少，类群最多；10月土壤动物数量最多，类群最少；11月与10月情况近似。在不同土层中，表层的动物数量和类群均为最高，第2~5层数量近似，而类群多样性逐渐降低。研究结果表明，白洋淀湿地土壤动物群落在9至10月间出现明显变化，第4~5层类群多样性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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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土壤动物是湿地生态系统和湿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生态指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湿地土壤动物与水文状况、水体化学性质及植被变化等的相互关系，可作为湿地污染、退化或恢复等质量变化过程的重要指标，表现为特征响应或环境指示意义 [ 1 ] [ 2 ]。对湿地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及组成变化探索，可为深入揭示湿地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提供基础资料 [ 3 ] [ 4 ]。 不同区域湿地的土壤动物群落组成与发生规律存在一定差异性，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最典型的淡水浅湖型湿地，对维持华北地区生态平衡和保持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5 ]，其在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和污染物降解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白洋淀湿地的研究主要在于水域生态修复、理化性质以及水域植物、底栖生物等方面，而对白洋淀湿地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较少，尤其是土壤动物作为生态系统分解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凋落物分解、土壤结构改善等生态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秋季是很多土壤动物生活史中重要的阶段，本文通过对白洋淀湿地土壤动物的调查并阐述其群落特征，以期为白洋淀湿地土壤动物系统研究以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提供基础资料，为白洋淀可持续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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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区域概况 选取白洋淀安新县和容城县交界地区，即白洋淀湿地及邻近区域(38˚57'E~38˚59'E，115˚57'N~115˚60'N)，平均海拔9~14 m为研究区。其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1℃，年平均降水量430~700 mm。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为湿地旅游、养殖和耕地耕种，部分为树林、荒地和建设用地等，人为扰动较频繁。植被主要有：玉米(Zea mays)或小麦(Triticum aestivum)、白毛杨(Populus tomentosa)、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其它草本植物主要为禾本科(Poaceae)、菊科(Compositae)和豆科(Leguminosae)植物，依据水分和土壤变化而间断性分布。 调查样地选取白洋淀湿地内6类生境。I：淀缘，长期不被水淹没，植被较好，包括杨树和草本植物；II：淀内湿地，植被主要为芦苇，有少量杂草，土壤湿度大，土质松软黏重；III：耕地旁的杨树林，有少量杂草，地表硬化；IV：耕地，植被稀少，土质松软；V：废弃耕地之后的荒地，植被丰富，主要为草本植物，地表较硬化；VI：道路，无植被，土质极硬化。 2.2. 野外取样 于2019年9、10和11月，在6个样地中随机选取100 cm * 100 cm的样方一个，样方内采用五点取样法，每点处用100 cm 3 容环刀分5个垂直土壤层(I: 0~5 cm; II: 5~10 cm; III: 10~15 cm; IV: 15~20 cm; V: 20~25 cm)进行取土。遇到表层大型土壤动物采用手捡法收集。每个样地每次共计取5份样品，将采集得到的土壤放入自封袋并记录采集信息，带回实验室低温保存。本项研究共得到90份土壤样品。 2.3. 分离与鉴定 实验室内采用经典的干漏斗法(Tullgren法)和湿漏斗法(Baermann法)分离中小型土壤动物，分离时间均为48 h。其中，干漏斗法进行中小型土壤动物的分离，湿漏斗法取每层土壤(500 cm 3 )的十分之一(50 cm 3 )进行线虫的分离。分离的土壤动物用75%酒精保存。将土壤动物置于体式显微镜(Nikon SMZ745)下，依据《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 [ 6 ]、《昆虫分类学》 [ 7 ] 和《王家园昆虫》 [ 8 ] 尽量鉴定到科级阶元，并统计数量，加标注后长期保存于冰箱。 2.4. 多度标准 土壤动物的多度按以下标准划分：个体数量占总数10%以上的为优势类群，占总数1%~10%的为常见类群，少于1%的为稀有类群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