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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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4月~2019年12月期间就诊于青岛大学附属心血管病院高血压达标中心的307例高血压患者作为试验组，同期未加入“达标中心”模式的267例高血压患者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按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年龄18至85岁的患者；能够使用血压计进行自我监测；具有提供知情同意的能力；自愿参加该研究并承诺坚持到随访结束。排除标准：患有继发性高血压或恶性心律失常(如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等)的患者；尿毒症、肌酐 > 250 μmol/l；近三个月有急性心脏病史者；严重认知障碍(听力、视力严重下降)、精神病史，生活不能自理者；近一年参加其他类似研究的人员。 2.2. 研究方法 2.2.1. 一般资料采集 研究实施前，进行基线情况调查，包括年龄、性别、就业情况、文化程度、饮酒史、吸烟史、体重指数、腰围、心率、近期未达标的收缩压、舒张压等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特征；并收集血尿酸、肌酐、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 2.2.2. 分组及管理方法 试验组(基于“达标中心”模式组，以下简称“达标”组)：严格按照“高血压达标中心”要求建立医联体，本结构为1家牵头医院(三级心血管专科医院)和3家社区医院形成医联体。高血压达标中心的目标是“规范我国高血压的诊治和管理，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发病和死亡的总体危险”。培训与教育工作是高血压达标中心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和职责，包括针对医院领导、医疗管理、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同时包括对牵头医院及卫星医院的专业医师和护士的培训。在患者的诊治方面，制定患者达标路径及方案，规范高血压诊治流程；加强基层医师培训，完善双向转诊流程；加强患者教育，提高患者对高血压认知及依从性；搭建随访管理云平台；加强患者分级随访管理，危险等级越高，随访及干预频率越高(血压未达标、危险等级高的患者一月至少一次，已达标、危险等级低的患者一至三个月一次)；有条件的患者可进入微信管理群，由医师推送高血压相关知识，并对群内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将随访结果记录至云平台，并行药物方案调整。对参与者实施有效的自我管理，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照组(常规管理组)：门诊就诊接受常规治疗，同时进行高血压健康教育宣讲及知识普及，鼓励患者自测家庭血压，在随访中，将他们的近期家庭血压记录在病历中，并给予个性化建议。 2.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2.3.1. 血压情况评价 与基线血压相比，患者收缩压、舒张压6个月前后的变化情况，根据6个月后的血压情况，计算血压控制率，标准为：收缩压 < 140 mmHg且舒张压 < 90 mmHg [ 2 ]。 2.3.2. 用药依从性评价 采用中文版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Eight-item 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e Scale， MMAS-8)，是被广泛接受的用药依从性评价工具 [ 5 ]。MMAS-8总计8个条目，评估纳入研究的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总分8分。其中1~7题备选答案为“是”、“否”，答“是”计分0分，答“否”计分1分，第5条目反向计分；第8条目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备选答案为“从不”“几乎”“不”“有时”“总是”，分别计分1.00、0.75、0.50、0.25、0.00分。各条目计分之和为总分。8分为依从性好，6~8分为依从性中等，6分以下为依从性差。 2.3.3. 生活质量评价 采用由美国医学研究组在医疗结局研究量表(medical outcomes study-short form， MOS SF)的基础上研制而来的生活质量自评表SF-36 [ 6 ]，在国际上被普遍认可并广泛应用，通过观察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状况(GH)、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共8个领域，来评定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各项总分均为100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2.3.4. 抑郁量表(PHQ-9) 该表基于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制定的抑郁自评工具 [ 7 ]，评价患者过去2周感受，共9个四分类条目组成，分别为“完全不会”“好几天”“超过一周”“几乎每天”，相应分数分别为0、1、2、3，总分27分，0~4分提示正常；5~9分提示有轻度抑郁，10~14分提示有中度抑郁，15~27分提示有重度抑郁。 2.3.5. 焦虑量表(GAD-7) 该表基于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建立的焦虑自评量表 [ 8 ]，由7个四分类条目组成，分别为“完全不会”“好几天”“超过一周”“几乎每天”，相应分数分别为0、1、2、3，总分21分，0~4分提示正常；5~9分提示有轻度焦虑，10~14分提示有中度焦虑，15~21分提示有重度焦虑。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 x ¯ ± s)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若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且方差齐，采用t检验；若计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c 2 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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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 [ 9 ]。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是遏制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流行的核心策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高血压管理的“主战场” [ 10 ]。通过防控措施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及舒张压水平，可明显减少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降低患者负担 [ 11 ]。传统社区高血压管理健康教育模式主要采用面对面宣教、授课等方式，不仅会花费患者及医护人员的时间及精力，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使得病人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率低，不利于防治工作的开展。而“达标中心”模式可使患者更便捷的在家中获取个性化的健康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也让患者通过网络和医生或其他病人进行交流讨论，分享彼此的治疗经验，提高解决问题的速度，在做出改善生活方式的同时增强患者信心，有利于疾病的控制 [ 12 ] [ 13 ] [ 14 ]。 本研究显示“达标中心”模式可以显著降低高血压患者收缩压及舒张压水平(P < 0.05)。与基线相比，“达标中心”模式组和对照组收缩压及舒张压水平均有改善，但“达标中心”模式组比对照组改善更加明显，收缩压幅度下降了(28.90 ± 16.17) mmHg。单因素回归分析提示“达标中心”模式与收缩压变化显著相关，在调整患者年龄、性别、用药因素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达标中心”模式管理与收缩压变化仍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5.8 (95%CI −8.7~−2.8， P < 0.05)。据报道截止到2025年，全球高血压慢性病患者数量将会达到15.6亿人，成为全球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15 ]。尽管使用降压药物可控制血压，减少冠心病、心力衰竭、卒中等并发症的发病率，但血压控制率仍不理想。本试验中，“达标中心”模式中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为90.5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控制率53.93%。2018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欧洲高血压学会高血压管理指南提出了对高血压患者支持单片复方制剂(SPC)治疗优于自由联合治疗的证据需求 [ 16 ]，一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与自由联合治疗相比，SPC的依从性和持久性普遍更高，达标的患者比例范围为25%至89% [ 17 ]。在“达标中心”模式中，患者用药除需要考虑患者经济及个性化等其他因素之外，优先选用单片复方制剂，在本试验中，“达标中心”模式下患者SPC应用率高达54.1%，高于对照组32.2%，这也是促使血压达标率提高的原因。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SPC的应用与收缩压下降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4.2 (95%CI −7.1~−1.2， P < 0.05)。这表明“达标中心”模式具有明显控制高血压病人血压水平的作用，显著降低患者收缩压水平，提高达标率。 近年来，医学模式已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此在关注患者血压达标的同时，也应当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抑郁、焦虑情况。目前评价患者生活质量、抑郁、焦虑的指标逐渐增多 [ 18 ] [ 19 ] [ 20 ]。生活质量及抑郁、焦虑指标可全方面衡量患者个体健康，包括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等健康状态。有研究显示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与患者的年龄、学历、血压达标情况和病程等方面有关 [ 21 ] [ 22 ]。本研究采用SF-36、PHQ-9、GAD-7量表，分析评价经“达标中心”模式和常规管理模式不同管理后的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别。管理6个月后，与普通管理组相比，经“达标中心”模式管理后的患者SF-36评分中共8个条目中，评分均有升高，但除躯体疼痛(BP)指标(P > 0.05)外，其余7项指标均评分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5)，PHQ-9抑郁评分及GAD-7焦虑评分同样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这提示经“达标”模式管理后的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较对照组的患者生活质量水平更好，抑郁焦虑状态有所改善。躯体疼痛条目没有统计学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高血压症状与躯体疼痛感觉没有密切相关性。有研究显示慢性病患者的服药不依从性高达50%，且发展中国家可能更高，是慢性疾病管理的一个重大挑战 [ 23 ] [ 24 ] [ 25 ]。服药依从性与高血压的控制率具有密切关系，服药依从性差是控制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 26 ] [ 27 ]。在本研究结果中，管理前两组患者用药依从性基线水平均较高，管理后两组患者用药依从性较前均有提升，但“达标中心”模式组用药依从性评分较入组时提高更加明显且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提示经“达标中心”模式管理后的患者对服药依从性更高。另有一项研究表明，新确诊高血压患者的第一年服药依从性约为50%，将近20%的高血压患者首次购药后即停止继续购药 [ 28 ]，本试验中经“达标中心”模式管理的患者服药依从性高，抑郁、焦虑情况改善，可能的原因为医联体内部对包括针对医院领导、医疗管理、行政管理人员及其相关医护人员的培训，促使医院人员提高对患者健康教育的重视，同时定期举行线下及线上高血压健康相关教育，减少了患者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抑郁、焦虑的发生，病人的不适感消失，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达标中心”模式管理可提高患者服药和治疗的依从性和治疗满意度，使得高血压的动态干预提前，最终达到提高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综上所述，“达标中心”模式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用药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均有较大改善，为未来高血压慢病管理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管理模式。然而，本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还需要更大样本量，多中心联合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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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angiomyofibroblastoma， AMF)的临床病理特征、鉴别诊断以及诊治方法和预后。方法：选择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院收治的1例女性外阴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的病例，进行临床特点、影像学特点、组织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研究。结合文献分析本病的临床表现、病理形态特点及鉴别诊断。结果：外阴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具有上皮样细胞，梭形细胞和浆细胞，细胞核多为圆形或卵圆形，核分裂象罕见。病理切片特点为密集细胞和稀疏细胞交替分布，血管分布和肌成纤维细胞的分化明显。免疫组织化学：肿瘤细胞Desmin，CD34，Vimentin，ER均阳性。结论：外阴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是一种极少见的特殊的外阴部良性软组织肿瘤，临床诊断较为困难。治疗以手术为主，术后仍需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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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angiomyofibroblastoma， AMF)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富于血管的良性软组织肿瘤，于1992年为Fletcher等 [ 1 ] 首先报道并描述。好发于中青年女性外阴及下生殖道，组织形态学不典型，临床和病理医师对其诊断和鉴别诊断容易混淆。本文报道2020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1例女性外阴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患者，结合其临床病理特征及免疫表型，并复习相关文献，加强对此类肿瘤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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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资料 患者41岁女性，因发现“外阴肿物”1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患者1年前自扪及外阴肿物，直径约1 cm，无瘙痒感，无触痛，无触血，未治疗。自觉肿物缓慢增大。患者1月前于我院就诊，妇科检查可见大阴唇肿物约6 × 7 × 8 cm大小，囊性(如图1所示)，妇科超声示：右侧大阴唇见7.5 × 4.8 × 5.0 cm低回声结节，边界清，CDFI：周边及内部可见点状血流信号。MRI示：会阴右侧部内见类圆形稍短T1长T2信号，DWI像上呈高信号影(如图2所示)。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后，于2020年9月1日在全麻下行外阴肿物切除术，手术完整切除扁圆形肿物(如图3所示)，切面呈灰白色，实性，质地中等，境界清，表面光滑，无出血坏死。术后病理示：(外阴肿物)梭形细胞肿瘤，结合镜下形态及免疫组化结果，符合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大小6.5 × 3.5 × 3 cm)，肿瘤未累及表面皮肤及手术切缘。免疫组化：肿瘤细胞Desmin (+)，CD34 (+)，SMA (−)，Ki-67阳性率约2%，S-100 (−)，Vimentin (+)，ER (++−+++， 70%)，CD117 (肥大细胞+)。术后给予预防感染治疗，切口愈合良好，于2020年9月7日出院。1月后门诊复查，患者情况良好，无任何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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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3.1. 临床特点 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是一种罕见的良性间质肿瘤，主要发生于女性下生殖道，尤其是在外阴和阴道的浅表软组织中。临床上，在30~50岁之间高发，表现为无痛性肿块，质地软，境界清楚，似有包膜，一般肿瘤直径0.5~12 cm，但通常小于5 cm [ 2 ]，术前确诊困难，常被误诊为前庭大腺囊肿、腹股沟疝、平滑肌瘤。 图1. 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总体 图2. 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患者MRI影像 图3. 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术中见 3.2. 诊断 3.2.1. 影像学特点 关于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影像学方面的报道较少，超声诊断价值有限，文献报道 [ 3 ] [ 4 ] [ 5 ] 外阴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有以下几个特点：位于大阴唇皮下组织内，边缘局限的近椭圆形肿块，边界清晰完整，有包膜，以膨胀性生长为主；整体低回声，欠均匀，部分区域可见无规律分布的短条状高回声，可探及病灶内部明显血流信号。 Oh S等 [ 6 ] 发现，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提示AMF在T2WI上呈现不均匀高信号，病变在T1加权图像上呈低信号，并且在增强图像上具有良好的外观，增强的情况下则明显强化。术前MRI根据信号强弱及边界清晰度，有一定的鉴别作用，需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部位、肿瘤大小进行综合判断，仅使用MRI很难准确诊断血管肌成纤维细胞瘤。 3.2.2. 病理特点 据文献报道 [ 7 ] [ 8 ]，在免疫组织化学检查中，AMF的肿瘤细胞波形蛋白为阳性，S-100为阴性，Ki-67平均指数低，在vimentin，desmin经常呈阳性，CD34偶有阳性，发生于外生殖器者，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均为阳性。本文报道病例免疫组化结果与文献相似，Vimentin、Desmin、ER、CD34阳性，SMA、S-100阴性，免疫表型支持瘤细胞具有肌纤维母细胞瘤的特点(如图4所示)。 在组织形态学方面，AMF边界清晰，血管分布和肌成纤维细胞的分化明显。在显微镜下，肿瘤由小实质组成，具有上皮样细胞，梭形细胞和浆细胞，细胞核多为圆形或卵圆形，核分裂象罕见，富含嗜酸性细胞质，偶见空泡，不易见细胞增殖。肿瘤内见分布丰富的薄壁扩张的小血管，细胞稀疏分布，密集细胞和稀疏细胞交替分布，内分布丰富的、间质可黏液样变水肿、玻璃样变及纤维化 [ 9 ] (如图5所示)。 图4. 外阴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免疫组化检测(EnVision ×200) 图5. 外阴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病理切片(HE ×200) 3.3. 鉴别诊断 AMF (angiomyofibroblastoma， AMF)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软组织肿瘤，临床上发生于女性外阴的软组织肿物众多，区分AMF 与其他会阴部肿瘤显得尤为重要。AMF尤其需与侵袭性血管黏液瘤(aggressive angiomyxoma， AAM)进行鉴别，二者皆好发于中青年女性，均来源于纤维母细胞与肌纤维母细胞分化的同一谱系，且富于血管和黏液，免疫表型几乎一致。AAM发病高峰年龄为30~40岁，病变位置较深，有明显的黏液变性，边界不清，浸润性生长，直径常> 5 cm，一般在8 cm以上，生长较快易复发，病变部位可发生于盆腔的任何部位，如：外阴、阴道、宫颈、阴道直肠间隙等 [ 10 ]。AAM瘤细胞分布稀疏弥散，呈星状或梭形，无明显细胞围绕血管和稀疏交替的特征，血管较少，厚薄不一，厚壁血管常呈玻璃样变性，间质广泛黏液样变，见“袖套状”结构。AAM 向深部组织生长，手术不易切净，易复发，复发率高达30%~50%，且70%的复发病例在3年内复发 [ 11 ]。 富于细胞性血管纤维瘤(cellular angiofibroma， CAF)与AMF的鉴别亦需予以重视。其起源于间质纤维母细胞，病变界限清楚，直径常< 3 cm，质地较硬，瘤细胞呈短梭形，与AMF相比分布更为密集，可见多核瘤细胞，肿瘤中大量分布中等大小厚壁血管，以无分支的毛细血管为主，与AMF的薄壁毛细血管相区别，间质有少量胶原纤维。肿瘤细胞Vimentin阳性，CD34阳性。CD31、SMA、S-100、HMB-45均阴性。术后无复发和转移。 3.4. 治疗及预后 手术切除是AMF的主要治疗方法，该类患者一般预后较好，文献报道仅有1例发生恶变，但仍需术后随访，警惕复发及恶变可能。本例患者肿瘤切除术后2个月，会阴手术切口愈合良好，肿瘤无复发，目前仍在跟踪随访。 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术前、术中诊断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临床医师应该提高对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认识和鉴别能力，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部位、肿瘤大小、影像学特征综合分析，善于总结经验，拓宽思路为尽早诊治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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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声明 已经患者本人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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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众所周知，气候条件与城市规划建设一直以来都是相辅相成关系。我国古人筑城建屋时遵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效融入当地气候因素去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然而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忽略了城市建设布局和局地气候的关系，城市建设密集铺张、无序无形，引发了很多气候环境问题，例如城市热岛、城市弱风、城市雨岛等。因此，“城市气候评估创新团队”倡导并宣传以气候适应性和生态环境为先导的城市规划理念，旨在提高城市防灾减灾的韧性、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团队针对城市热岛效应、城市通风廊道、暴雨内涝等形成了科学定量的气候效应评估技术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城市规划技术的革新，并在国内众多城市规划中落地应用，为我国城市规划主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创造了新的切入点，有力保障了城市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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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我国，气候知识在城池选址、功能布局和房屋建筑中的应用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先周 [ 1 ]。气候与城市规划，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曾经相伴，依存而生，创造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壮丽景象。时光更迭，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工业文明的滚滚浪潮中，科技强盛，“无所不能”，气候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逐渐被忽略甚至遗忘。人与环境的矛盾不断显现，城市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如今，我们提出生态文明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气候与城市规划终又峰回路转，再续共生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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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气候与城市规划 从考古发掘来看，为什么建筑遗址一般都出土在向阳、凭山借水等地理环境比较好的区域 [ 3 ] ？因为在科技不发达的古时，没有空调和集中供暖，人们选地用于筑城池、建村落、造房子自然而然要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天时地利条件，最大化发挥自然的优势，创造避灾、便利甚至舒适一点的生活环境。枕山、环水、向阳的朴素唯物自然观被充分运用于城池选址、房屋建造中，体现了对自然环境最大的适应 [ 4 ]。 这种适应自然环境的思想贯彻在营建始终，倘若细细解读，会发现其中蕴含不少科学道理。房屋朝向崇尚坐北朝南是建造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中国地处赤道以北，朝南的房屋能够获得更多的光照，为人体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益处；同时，建筑的气口宜开在东方南方东南方，以便和煦的风吹进房间，调节室内气温。背山面水，屋后有靠山，宅前有福水，也是有着科学依据，即中国地处北半球，背山能使得寒冷的冬季风(西北风)被山体阻挡，面水能让夏季风(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通过屋前的水体带来凉爽湿润的空气，以此达到调节场地气温之目的，形成良好的微气候 [ 2 ]。 古时由于科技所限，气候尚未形成一门科学，更无法从地球物理学角度阐述气候知识、解释气候现象，但智慧的古人凭着经验和对自然敬畏的感知，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气”决定着和谐，与营城有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 [ 5 ]，从现代的角度来说，正是气候与城市规划。 气候与城市规划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气候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是城市赖以发展的重要载体，一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都是建立在当地的气候环境基础上；同时城市中人类活动及下垫面的变化、建筑群的布局差异，都会对城市气候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改变城市局地小气候，影响城市的风环境和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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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强度城镇建设对气候的影响 古人虽受限于科技水平，却讲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因地制宜的大智慧；因此，我国古代城市形态多遵从当地气候条件、地势资源，营建出很多特色又宜居的城镇格局。如今，科技发展创造了现代文明，人们利用技术手段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将城市建设的密集铺张、无序无形；一味追求速度与发展的城市建设，快速复制、风貌趋同，却忽略了不同自然条件下各城市的自身肌理，导致千城一貌 [ 2 ]。 更严重的是，无序、过度的城市建设打破了自然约束，大量的人工建筑代替了原有的自然下垫面，造成了城市局地气候的显著变化，使城市的气候舒适度明显下降。例如，城市高密度建设和人类活动排放的热源，使得城市近地面空气温度比周边郊区温度高，形成“城市热岛”；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增加了城市下垫面的粗糙度，降低了城市的平均风速，从而减少了城市内部的空气流通效率，进一步加强了热岛强度、减缓污染物扩散能力，城市人也只能在恶性循环的气候条件下“霾头苦干、自强不吸”；此外，城市地表多为混凝土，渗透蓄水能力较弱，使得城市地区水循环与自然区域迥异，在短时强降雨情况下易发城市内涝，“看海划船”已成为我国城市暴雨发生时的真实写照。这些由城市建设引发的气候环境问题，最终影响人们生活的宜居性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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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重拾气候适应性规划 如何既满足城市扩张的需求，又缓解甚至避免建设引发的城市气候问题，这正是我国城市规划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城市建设及其结果常常是难以逆转的，我们必须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令城市建设更具前瞻性与预防性 [ 6 ]。因此，在城市规划建设时应充分考虑当地气候环境背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建设气候适应性的城市形态和格局；从而提高城市防灾减灾的韧性、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打造生态宜居可持续的城市环境。 要让“城市规划建设，气候评估先行”成为共识，这需要打破不同学科和行业的壁垒，气象学家与规划师需展开频繁、充分的交流讨论，在不同尺度的城市规划及其各个阶段，都应进行气候条件评估，论证其可行性。无论是城市总体规划还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是街道小区以及个体建筑规划设计，应对气候环境影响进行科学评估，给出定量结果及应对策略，为城市规划、功能区划、环境保护等提供保障，确保优化城市规划布局。 以城市形态为例，由于城市形态和局地小气候关系密切，城市形态影响着城市热岛的分布和强度、影响城市扩散能力、影响局地暴雨中心落区等，所以城市的形态不能人为的恣意扩展，城市规划中需要“以气定形”，根据气候条件优化绿地、湿地的选址和设计。以海绵城市为例，核心任务是提高对降水的渗透、调蓄、净化、利用和排放能力；只有切实掌握每个城市平均能降多少水、降到哪里、如何降，后期的规划、设计、施工才能科学合理，整个系统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的“海绵”功能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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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为城市量体温、助消化 城市建设如同改造大自然的肌理，纵使大自然本身具有净化、调节能力，过度的开发也终将超过其承载界限；就好比皮肤小范围擦伤后会慢慢愈合，但如果是大面积的烫伤，若不治疗，皮肤将发炎、溃烂。目前，城市所产生的气候环境问题就是在向人们发出信号，热岛效应表示城市在发烧，静稳弱风说明城市呼吸不顺，暴雨内涝显示城市消化不好。 为缓解、改善甚至治愈规划建设所带来的城市气候的种种并发症，北京市气候中心联合相关机构成立了“城市气候评估创新团队”，融会先贤智慧，借鉴国际经验，结合现代科技，倡导并宣传基于气候适应性和以生态环境为先导的城市规划理念；推动气候评估融入城市发展规划，在城市规划全过程中考虑当地的气候环境，避免或减轻规划项目实施后可能受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对局地气候的负反馈。 在过去的十年里，团队融合了气候学、城市规划学、生态学等学科，充分发挥各自在气象观测、气候分析、数值模拟、城市规划、遥感反演、地理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针对城市热岛、城市通风、暴雨内涝等形成了科学定量的城市气候效应评估技术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城市规划技术的革新，并在国内众多城市规划中落地应用，为我国城市规划主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创造了新的切入点，有力保障了城市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生态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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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打造会呼吸的城市 “城市通风廊道”是近年来城市规划中较为新颖与热点的话题，其规划技术正是团队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城市建设和人类活动产生了大量热源，同时密集的建筑削弱了城市内部的空气流通能力，热量不断产生却不能及时排出，空气污浊却得不到有效交换，使得城市微气候形成了恶性循环。此时，构建城市通风廊道的理念应用而生，但也引发了“吹雾霾”等误导公众的不当解读，事实上解决雾霾的根本是污染源的治理，不能寄予本末倒置的侥幸。 到底何为“城市通风廊道”？团队给出了解读：城市通风廊道是指在规划之初，通过合理的气候分析，结合城市用地及布局，在城市中留出一定的通道，例如江河、湖泊、山谷等自然通风道，以及人工建立的绿地、水体以及城市主干道，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空气流动性、促进城郊空气交换，从而起到缓解城市热岛、降低建筑物能耗、提高城市宜居性的作用 [ 7 ] [ 8 ]。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通风廊道系统，可防止城市建成用地的板结和生态功能用地的缺失，利于保持水土和动植物生态系统发展；更是把城市中气候品质高的土地保护、连通起来，确保用于改善城市局地气候条件的土地，在规划伊始得到及时、合法地保护与建设；最终将水、绿地、新鲜空气交织成生态网，提升城市整体的通透性和气候舒适度。 城市通风廊道体系就像叶子一样，一脉相承，又各自独立；它是一个系统，有多级别的融入，一级“引风”，二级“导风”，三级“串风”。从城市格局上来看，叶子的主干方向就是一级通风廊道，顺应当地主导风向，主要起到引风作用，把山水林田湖的新鲜空气引入城市。到了城市内部，风道就像叶子脉络，将风更好的导入城市内部的各个组团，起到导风散热作用，防止城市热岛连片激增和用地“板结”；到城市设计层面，通过地块合理布局、建筑错落排布等预留叶脉纹理，让新鲜空气能惠及更多更深。 一座城市的通风廊道如何构建？团队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首先要弄清风从哪里来，这需详尽分析当地年主导风、季节风、山谷风、水陆风等；其次明确风到哪里去，即对城市风环境和热环境进行评估，了解城市小风区及热岛聚集区；最后寻找城市脉络，通过通风潜力评估技术甄别出城市中通风潜力较大的带状区域，结合城市规划布局，构建合理的通风廊道，连接城市生态冷源，贯穿城市小风区和热岛区；以期提升局地空气流通性，分割城市热岛，防止热岛加剧和连片发展。 团队明确表示，通风廊道构建并非大拆大建。通风廊道是在尊重城市已有格局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进行划定。针对城市现有通风环境较好区域要进行保护和修复；划入通风廊道的区域将尽量保持空间的开阔程度，保留和增加生态用地，控制建设规模、建筑高度、密度以及排布方式；对一些不利于廊道构建的关键节点，结合城市功能疏解和综合治理，逐步更新。 图1. 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规划方案 [ 9 ] 在最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规划”作为24幅图之一被列入总规(见图1)，这也是团队两年的成果结晶。通过对北京风环境、热环境、通风潜力全面评估，以及对代表区域进行数值模拟和实地观测，验证通风廊道对局地气象环境的改善作用；并多次和规划部门对接，最终在北京中心城区划定了5条一级通风廊道和10余条二级通风廊道系统 [ 9 ]。研究成果的落地实施无疑是振奋人心的，这表明气候评估在城市规划中认可、采纳，未来将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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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将心脏植入电子装置(cardiac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 CIED)囊袋微生物培养阳性但却不合并任何临床感染症状(囊袋周围皮肤出现红肿热痛、破溃、化脓等症状可以确诊囊袋感染或CIED相关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情况定义为无症状囊袋感染，即亚临床囊袋感染。本研究旨在探索无症状囊袋感染的危险因素、预后以及炎症因子水平与无症状CIED囊袋感染之间的关系，寻求早期识别亚临床囊袋感染的方法。方法：连续入选2011年1月至2014年10月在卫生部北京医院及阜外医院行CIED的患者一共179例(排除临床确诊囊袋感染或植入性心脏电子装置相关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留取血培养和囊袋组织培养，收集相关临床资料，相关结果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并对病人进行为期60个月的随访。在上述病人中随机抽取108例行5种炎性因子(CRP、IL-1、IL-6、MCP、PCT)测定，分析其中囊袋培养阴性组与囊袋培养阳性组的炎症因子的差异。抽取40例正常人的炎症因子与上述患者进行比较。结果：179例行心脏植入电子装置更换的患者，血培养均为阴性，所有入选患者中，囊袋组织培养结果阳性25例(14.0%)。检出率最高的致病菌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共19例(76.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性(P = 0.001， OR = 14.001， 95%CI: 2.825~69.401)，术前三月内抗生素使用大于10天(P = 0.002， OR = 27.935， 95%CI: 3.446~226.437)，服用抗血小板药物(P = 0.008， OR = 3.761， 95%CI: 1.406~10.058)为无症状亚临床囊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囊袋培养阳性组随访期内有4%的患者(1人/25人)因囊袋感染返院清创，阴性组无人报告临床囊袋感染。CIED更换患者的炎性因子的数值(CRP、IL-1、IL-6、MCP、PCT)明显高于正常人对照组(P = 0.001)，囊袋培养阳性的患者与囊袋培养阴性的患者的炎性因子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剔除基础疾病后的亚组分析中，CIED更换患者的炎症因子仍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囊袋培养阳性与囊袋培养阴性的患者之间炎性因子仍未见显著差异。结论：临床上无感染表现的CIED植入患者中，无症状囊袋感染发生率约14.0%，其独立的危险因素是男性，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物与术前3月内使用抗生素大于10天。无症状囊袋感染的患者迟发临床囊袋感染的几率为4%。CIED更换者的炎性因子整体水平明显升高，提示患者可能处于炎症反应激活的状态，但利用炎性因子检测协助诊断CIED亚临床感染目前证据尚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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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国内外人口的老龄化的发展，置入CIED (cardiac implanted electronic devices，心脏置入型电子装置)的患者逐年增多，并呈现出合并症多临床情况复杂的特点 [ 1 ] [ 2 ]。随之而来的CIED相关感染也成为临床上常见的棘手问题。CIED的临床感染最终很可能导致整体或部分装置移除，甚至感染性心内膜炎、外科手术等严重的后果 [ 3 ] [ 4 ]，早期预防与识别至关重要。将CIED囊袋微生物培养阳性但却不合并任何临床感染症状(囊袋周围皮肤出现红肿热痛、破溃、化脓等症状可以确诊囊袋感染或CIED相关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情况定义为无症状囊袋感染，即亚临床囊袋感染。已经有多个临床实验表明，无症状的亚临床囊袋感染早期发现率低，但在后续的随访期间发生CIED临床感染的概率较高 [ 5 ]，因此早期识别无症状囊袋感染，成为临床实践关注的问题。对亚临床囊袋感染的患者，目前缺乏有效的无创检查手段，而囊袋培养创伤性大 [ 6 ]。因此，寻找可靠的无创检测手段，早期识别CIED相关感染，对改善CIED感染预后至关重要，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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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仪器与试剂 2.1. 仪器 Vitek-2 Compact细菌全自动鉴定/药敏仪(法国梅里埃公司)；电热恒温培养箱(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TQZ-312型台式恒温摇床(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2.2. 试剂 琼脂糖、无水氯化钙、氨苄西林、溴乙啶、溴酚蓝等常用分子生物学试剂(上海Sango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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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资料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2011年1月~2014年10月期间于卫生部北京医院及阜外医院行CIED更换术的患者。入选标准：1. 年满18周岁；2. 既往植入CIED，目前需要更换；3. 预期生存时间1年以上；4. 完全理解本研究并取得知情同意的患者。排除标准：1. 患者拒绝；2. 临床症状上可以确诊囊袋感染患者；3. 可以诊断CIED相关性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 3.2. 方法 3.2.1. 临床资料收集 对于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记录其临床资料：年龄、性别、起搏器植入指征、起搏器更换原因、起搏器植入时间，更换频次，临时起搏器使用，起搏器类型、临床合并症及既往史：是否合并慢性心脏病(冠心病或心功能不全，NYHA分级III、IV级；长期高血压病需要3种及以上药物控制)、心房颤动、糖尿病、是否合并肾功能不全(eGFR < 60 ml/min/1.73 m 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免疫抑制状态(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药物)、合并恶性肿瘤、应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近期抗生素使用(手术前3月内各种原因使用抗生素超过10天)。定期随访至术后5年，随访方式为门诊随访或电话咨询，记录患者是否出现临床囊袋感染征象或CIED相关感染性心内膜炎，是否因CIED感染进行清创、导线拔除、外科手术，或因CIED感染死亡。 3.2.2. 标本采集及检测 抽取入选受试者的静脉血10 mL，立即送微生物检查实验室行细菌培养检测。抽取入选受试者静脉血4 mL，同时送生化实验室行炎症因子检测。于CEID更换术中，留取囊袋标本5 g，立即送往微生物检查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将囊袋标本无菌条件下研磨后接种血琼脂培养基、中国蓝培养基和巧克力培养基，并同时接种肉汤进行增菌，于35℃孵育箱观察24小时，并将增菌后肉汤转种血琼脂培养基，35℃孵育箱中培养24小时后观察结果。 3.2.3.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 ± s)表示；单因素分析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H检验；计数资料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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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国内外的研究当中，没有临床感染症状的CIED植入患者，囊袋培养阳性的概率约为15%~33% [ 5 ] [ 7 ]，并且主要致病菌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6 ] [ 8 ]。本研究入选的179名患者中，囊袋组织培养结果阳性25例(14.0%)，与其他研究的结果相近，提示无症状的囊袋感染在临床中占相当一部分比例，应当予以关注。本研究中囊袋培养中检出率最多的细菌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到总数的76.0%，这与其他研究得出的结果基本相符 [ 5 ] [ 6 ]，进一步明确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在亚临床囊袋感染中的主要致病作用。 本研究认为性别为男性、长期应用抗血小板药物、术前3个月内使用抗生素 > 10天为无症状囊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男性患者更容易发生CIED相关感染已有大样本临床研究证实 [ 9 ]，Johanson等人的大规模临床研究得出男性是CIED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Lekkerkerker [ 10 ] 等的研究证实口服抗凝剂增加了CIED术后的感染几率，推测原因为术后囊袋血肿概率增加。而Ammar Habid等的研究中 [ 11 ]，抗血小板药物的应用能减少起搏器导线发生赘生物的概率。因此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对无症状囊袋感染的影响尚待探讨。本研究统计发现术前3个月内应用抗生素 > 10天增加了无症状囊袋感染的概率。国内研究 [ 7 ] 也曾有既往使用抗生素增加囊袋无症状感染的报道。但其原因尚不明确，推测可能与菌群紊乱相关。Pichlmaier [ 12 ] 等使用细菌DNA检测技术对CIED装置进行细菌DNA测序，得出结论为既往是否抗生素对CIED表面的细菌DNA的检出率影响不大。手术前3月内长程抗生素使用史对无症状CIED感染的影响仍有待大规模研究证实。 在本研究为期60个月的随访中，囊袋培养阳性的患者中有1名在术后41个月出现囊袋感染并返院清创剪断电极，占全部囊袋培养阳性的患者的4%，培养致病菌为人葡萄球菌(一种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而培养阴性组未报告CIED相关感染。该结果与多项临床研究相近。Kleemann [ 6 ] 等人的研究中囊袋培养阳性组在中位随访期203天中出现感染的概率为7.5% (3人/40人)，感染致病菌皆为葡萄球菌(2例表皮葡萄球菌，1例金黄色葡萄球菌)，并且与之前囊袋培养出的致病菌一致。Chua JD [ 5 ] 等研究表明在中位时间为8周的随访期中，囊袋培养为阴性的患者均没有出现感染，而15例囊袋培养阳性患者出现了1例(6.7%)囊袋感染，感染致病菌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本研究同样证实了无症状囊袋感染，尤其是葡萄球菌导致的无症状囊袋感染与迟发性囊袋感染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 炎症因子如CRP (C-reactive protein，C反应蛋白) [ 13 ]、PCT (procalcitonin降钙素原) [ 14 ]、IL-6/IL-1 (interleukin-6/1，白细胞介素6/1) [ 15 ]、MCP-1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血清单核细胞驱化蛋白-1)作为感染的预测指标，在泌尿系统、呼吸系统等局部感染及累及全身的血行感染上应用较为广泛，并且对临床常见的细菌包括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也显示了良好的相关性 [ 16 ] [ 17 ]。因此，本研究尝试探索其在起搏器无症状囊袋感染方面的应用。炎症因子的检测因其经济性、简便性、无创性，在判断感染情况上有其独特的优势。 本研究显示，行CIED置换的病人，无论囊袋培养是否阳性，其炎症因子都有明显的增高，提示患者可能处于炎症反应激活的状态。但遗憾的是，囊袋培养阴性的患者与囊袋培养阳性的患者之间，二者的上述5项炎症因子都没有见到差别。为了排除临床基础疾病对炎症因子的影响，本研究将有合并症的患者剔除后进行了亚组分析，剔除合并症的患者与正常人相比，炎症因子仍然明显增高，但无合并症的患者囊袋培养阳性组与囊袋培养阴性组之间的炎症因子值没有统计学差异。推测原因可能为亚组分析的病例数较小，并且，无论是否合并基础疾病，手术都造成了炎症反应的激活，因而导致亚临床感染的因素在炎症因子的贡献中减小。在Zou [ 18 ] 等学者研究中，对囊袋及血液标本采用高通量测序的微生物检测方法，发现16sRNA测序阳性的病人，其炎性因子增高，推测原因为该研究的入选患者中已经排除了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且高通量测序方法较细菌学培养有更好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临床中多数情况下炎症因子的升高与感染相关，但炎症因子并非拥有较好的特异性。CRP可在感染下升高，也可在手术、自身免疫病中增高，特异性不强 [ 13 ]。IL-1、IL-6等细胞因子虽然在细菌感染患者血浆浓度会升高，但同时也收到全身免疫状态的调节 [ 15 ]。相比而言PCT显示了对细菌感染较好的特异性 [ 19 ] [ 20 ] [ 21 ]，其阴性预测价值很高，有多项研究认为PCT阴性的病人，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肝硬化、心源性休克和术中低血压和创伤出血性休克患者中也观察到了PCT等升高 [ 17 ] [ 22 ]，对其特异性产生了一定影响。CIED更换的患者不可避免的处于应激状态，因此炎症反应激活，整体炎症因子水平增高是可理解的。升高的炎症因子，在囊袋培养阳性、阴性组之间并无差异，提示了应用炎症因子预测囊袋感染目前缺乏证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已有研究 [ 18 ] 将血和囊袋标本的多基因测序与炎症因子检测相关联，提示未来可联合应用基因测序手段及炎症因子，筛查CIED相关亚临床感染。对于随访其间出现迟发性CIED感染的患者，未来可以设计新的临床研究，在入组患者在术后的长期随访期间继续监测炎症因子，评估手术应激影响消退后的炎性因子水平是否与迟发性囊袋感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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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伦理许可声明 该研究已经获得相应的伦理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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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脱贫攻坚”是一场长时间的战斗，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其中贫困县较多的贵州省扶贫成果尤为显著。选取2002年至2019年贵州省城镇就业增长人数的月度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建立季节乘积的ARIMA模型，并运用所建模型对2020年贵州省城镇就业增长人数进行预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说明预测的可靠性。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城镇就业新增人口仍将保持长期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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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贵州省脱贫攻坚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本文依据幸福指标评价构建的三大原则，包括区域性、代表性及可操作性 [ 1 ]，针对贵州省的实际情况，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 2 ]，从城镇就业增长人数角度分析近几年来贵州省发展情况。刘攀结合贵州林业推进扶贫攻坚优势和采取的举措，提出做好林业扶贫攻坚工作的对策建议 [ 3 ]。于冰认为每个阶段的不同情况，导致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要精准识别发展转向和矛盾所在 [ 4 ]。 贵州省在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方面的工作稳步开展，绝大多数的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冉茂文研究发现，城镇发展能够辐射周围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贵州省脱贫重心应从农村转向城市 [ 5 ]。李如是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指出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变化具有一定周期性 [ 6 ]。吴江认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受到当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 [ 7 ]。新增就业人数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贵州省脱贫攻坚的进展，因此对新增就业人数未来走势的预测，能为未来脱贫工作的研究提供参考。预测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对新增就业人数进行预测，能够为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帮助，所以对贵州省新增就业人数的预测是有意义且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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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基础 2.1. 季节乘积ARIMA模型 ARIMA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差分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又称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是时间序列预测分析方法之一 [ 8 ]。ARIMA(p，d，q)中，AR是“自回归”，p为自回归项数；MA为“滑动平均”，q为滑动平均项数，d为使之成为平稳序列所做的差分次数。而季节乘积ARIMA模型就是ARIMA模型和季节模型的综合。如果时间序列Y t 除了趋势变动外，还有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动，就先要对序列进行逐期差分，消除趋势性，再进行季节差分消除序列的季节性，差分步长应与季节周期一致，然后建立包含季节差分的有关参数的ARIMA模型，即季节乘积ARIMA模型。ARIMA(p，d，q) × (P，D，Q) S 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φ p ( L ) Φ P ( L s ) ( 1 − L ) d ( 1 − L s ) D Y t = θ q ( L ) θ Q ( L s ) ε t 其中， φ p ( L ) = 1 − φ 1 L − φ 2 L 2 − ⋯ − φ p L p 是非季节自回归多项式，p是自回归阶数； θ p ( L ) = 1 − θ 1 L − θ 2 L 2 − ⋯ − θ q L q 是非季节移动平均多项式，q是移动平均阶数； θ p ( L ) = 1 − θ 1 L − θ 2 L 2 − ⋯ − θ q L q 是季节自回归多项式，其中P是季节自回归阶数； θ Q ( L ) = 1 − θ 1 L − θ 2 L 2 − ⋯ − θ Q L Q 是季节移动平均多项式，其中Q是季节移动平均阶数； ( 1 − L ) d 为差分算子，d为差分阶数； ( 1 − L S ) D 为季节差分算子，D为季节差分阶数，s为季节周期。 2.2. 确定性因素分解方法 确定性因素分解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不同的序列波动特征千差万别，但是序列的各种变化都可以归纳成四大类因素的综合影响 [ 8 ]： 1) 长期趋势(trend)：该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序列呈现出明显的长期趋势(递增、递减等)； 2) 循环波动(circle)：该因素会导致序列呈现出从低到高再由高至低的反复循环波动，如果观察时期不够长则改为交易日(day)因素； 3) 季节性变化(season)：该因素会导致序列呈现出和季节变化相关的稳定的周期波动； 4) 随机波动(immediate)：除了长期趋势、循环波动(交易日)、季节性变化之外，序列还会受到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而这些影响导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随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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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我国2002年至2019年实际新增就业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建立ARIMA(2，1，1) × (0，1，1) 12 模型，样本内预测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运用该模型对2020年各月份我国的外商投资额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未来贵州省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季节性波动和长期增长趋势，最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且对重大随机性事件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来进一步检验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根据以上预测结果以及分析，建议如下：从短期看，面对疫情这类重大随机性事件，缓解“就业难”的问题是当务之急，并落实福利保障等政策以应对疫情的冲击；同时，“脱贫攻坚”工作以来，每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就业人数都呈持续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是贵州省“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成果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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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常在处理模型假设检验的问题时，统计推断是通过样本数据的观测信息来推断总体的主要方法，本文提出基于嵌套结构的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向量诊断方法，对于分层线性回归的第一层模型系数诊断主要利用传统的线性嵌套回归模型F检验进行统计推断。该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第二层系数进行统计诊断，利用嵌套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推广到具有嵌套结构的分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主要构建分层线性回归模型似然函数比值来构造检验统计量。通过高校数学成绩分层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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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实际观测数据中，数据往往具有分层结构，具有嵌套和分层结构的数据均可以使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多层线性模型在处理缺失数据时不影响参数估计精度的特征，相比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处理纵向数据有较大优势，同时对于重复测量的次数和时间跨度没有严格要求。对于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描述，不同的文献中名称是有差异的，在社会学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多层线性模型(Goldstein [ 1 ]， 1997)，在生物计量学应用中，称为随机效应模型(Laird [ 2 ]， 1982)，在统计学文献中，一般称为协方差成分模型(Dempster [ 3 ]， 1981)。对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未知参数一般分为对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两部分对应的回归系数和方差协方差部分进行估计，在本文中，主要考虑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诊断问题，对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第一层回归系数进行回归诊断，即对应的为多元线性回归系数诊断问题，针对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第二层系数的回归诊断则有少量的参考文献，本文对分层线性第二层系数的回归诊断主要通过构造分层线性回归模型似然函数比的方法来进行统计推断。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吴喜之 [ 4 ] (2016)用线性模型来近似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线性关系，并给出线性模型中参数估计的方法和关于多自变量系数复合检验过程，谢宇 [ 5 ] (2013)介绍了多元线性模型中嵌套模型的具体含义，并给出了嵌套模型多个回归系数的联合检验常用的F统计量，同时给出二分因变量嵌套模型的模型评价方法，但并没有给出分层线性嵌套模型的检验过程，Lindley & Smith [ 6 ] (1972)针对复杂的嵌套数据给出了分层线性模型的具体形式，并针对分层线性回归模型中的未知参数给出了具体的估计方法，田茂再 [ 7 ] (2006)提出了基于Guass-Seidel迭代的条件分位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算法，解决了分层模型不能全面刻画高维情况下响应变量的条件分布问题，吴密霞 [ 8 ] (2013)介绍了模型参数的似然比检验，给出了具体的假设过程，刘红云 [ 9 ] (2005)介绍在追踪数据分析中，对于多层线性模型，可以利用Wald检验来对固定部分参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对于回归模型的统计推断推广中，马海强 [ 10 ] (2008)给出了变系数模型的统计诊断问题，戴林送 [ 11 ] (2013)研究了广义泊松回归模型的统计诊断方法，Li & Lee [ 12 ] (2019)通过似然函数最大化拟合半参数零膨胀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并通过似然比评价一个假设参数泛函形式的连续协变量效应的充分性，利用数据证明其方法的有效性。费宇 [ 13 ] (2013)介绍了线性混合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的统计诊断方法。曾婕等 [ 14 ] (2017)提出了结合残差、杠杆值和系数变化三者构造诊断统计量来诊断logistic回归模型中数据的异常点或强影响点问题。Chown & Ursula [ 15 ] (2019)介绍了一种多协变量非参数回归模型的异方差检验方法，利用局部多项式平滑构造残差，设计检测函数验证异方差。晏振等 [ 16 ] (2016)利用杠杆值抽样后的大数据集来诊断异常点问题。梁晋雯 [ 17 ] (2020)基于数据删失模型和均值漂移模型构建统计量进行异常点的诊断，研究体积抽样受异常点的影响。 本文基于线性回归模型的最小二乘方法得到参数的估计值，线性回归嵌套模型主要讨论增加一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与原本的回归系数是否有实质的改变，以此确定变量保留与否。基于线性回归模型中变量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分层线性回归模型，这也是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利用具有嵌套结构的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似然函数的比值去判断分层线性嵌套模型假设的合理性。同时本文是基于同方差的基础上讨论的，对线性回归模型中异方差情况也有其他文章做过，这里不再详细说明。 在本文中，根据多元线性嵌套模型的含义，针对多元线性嵌套模型主要利用F统计量来检验限制性模型与非限制性模型的显著性问题，并通过波士顿房价来检验统计量的有效性，同时根据多元线性模型的嵌套结构，针对分层线性模型的嵌套结构进行合理的假设检验，主要通过构造具有嵌套结构的分层线性回归模型的似然函数的比值服从卡方分布，通过给定的拒绝域，来判断限制性分层回归模型和非限制性分层回归模型的显著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