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3. 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形成机制的研究综述：基于I-PACE模型 3.1. 个人特质(Person’s Characteristics)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 3.1.1. 人格特质 从人格类型的角度来看，冲动性、高神经质、外向性、高宜人性和高尽责性等人格特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陈必忠，郑雪，2019；丁倩，张永欣，魏华，胡伟，2019；姜永志，王海霞，白晓丽，2016；Błachnio & Przepiorka， 2016; Bodroza & Jovanovic， 2016; Jung & Sundar， 2016; Rothen et al.， 2018; Settanni， Marengo， Fabris， & Longobardi， 2018; Wang， Gaskin， Wang， & Liu， 2016)。Kircaburun，Alhabash，Tosuntaş，Griffiths (2018)与陈必忠等都以大学生为研究被试，但在尽责性维度上的结果却刚好相反，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社会文化差异造成的。 低自尊也是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张亚利等，2018)。低自尊的个体对社交评价信息更加敏感，这会导致线下社交困难的产生。网络社交相比于线下社交可以更容易地隐藏如脸红、流汗等负面的社交评价线索。因此低自尊的个体更喜欢网络社交，也正是这种对网络社交的偏爱，使其更可能处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状态(叶娜，张陆，游志麒，孙晓军，2019)。 3.1.2. 精神病理学因素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是个体在日常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会产生紧张、担忧等情绪体验，以及回避社交情境的行为(朱柏洁，2017)。已有研究表明，高社交焦虑水平者更有可能出现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张志云，2019；Indian & Grieve， 2014; Reid & Reid， 2007)。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简称ADHD，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随年龄增长而自愈的疾病，多发病于儿童期，随着年龄增大会逐渐消失。但之后的研究表明，ADHD也有可能持续到成年期，成人ADHD流行率为1.1%~15.9% (江叶萍，2014；Park et al.， 2011)。ADHD第一个核心症状是注意力缺陷。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每天使用手机娱乐的时长与注意力缺陷有关(Zheng et al.， 2014)。第二个核心特征是多动冲动，反应抑制缺陷，而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者常常表现出高水平的自控力缺失与抑制控制缺陷(王正翔，2013；武娇，2018；张微，刘翔平，顾群，廖冉，冉俐雯，2007)。另一些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ADHD与问题性手机使用是显著相关的(Kim & Choi， 2017; Lee et al.， 2015)。针对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和ADHD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ADHD症状的强度可以正向预测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同时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反过来又会加重ADHD的症状(Mitchell & Hussain， 2018; Settanni， Marengo， Fabris， & Longobardi， 2018)。 3.1.3. 使用动机 姜永志曾指出，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的社会心理学动机一共有三类：即寻求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积极的自我呈现、获得自尊与归属感(姜永志，2018a)。Mäntymäki和Najmul Islam (2016)的研究考察了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自我提升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能促进个体社交网络的使用，其中自我呈现和归属寻求需要是促使个体寻求社交网络使用的两种重要的动机。Satici和Uysal (2015)的研究发现，低生活满意度和低幸福感能对脸书上的成瘾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也就是说当青少年体验到较低生活满意度和较低幸福感的时候，他们就希望通过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并有可能导致移动社交媒体过度使用行为。 3.1.4. 生理因素 国内外研究均发现压力易感性对网络过度使用问题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张娟，2016；Tavolacci et al.， 2013)。由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是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压力易感性也会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络过度使用(Hou et al.， 2017)。侯湘铃研究发现压力易感性越强越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而消极情绪又会增加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侯湘铃，2017)。 3.2. 情感和认知反应(Affective and Cognitive Responses)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 3.2.1. 注意偏向与渴求感 个体对某些信息存在高度敏感性并会有选择性地注意这些信息，当其形成一个固定的倾向时，则称之为注意偏向(Attentional bias) (毋嫘，林冰心，蒋娜，赵亚萍，2016)。根据认知资源有限理论，在认知加工过程中，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只有那些特异性突显信息可以分配到更多的认知资源，同时这些突显信息也更容易被快速激活(魏萍，周晓林，2005)。针对手机使用成瘾的研究表明，手机成瘾组的被试会在手机使用的相关线索上分配更多的认知资源。在Stroop范式的研究中，被试判断与手机使用相关词语颜色的反应时要显著长于对中性词颜色的反应时(张晓旭，朱海雪，2017)。手机成瘾的眼动研究发现，在对手机相关词的注视次数和注视时间两个指标上，都与中性词有显著差异(王青春，卢柳柳，吴伟，2018)。在针对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注意偏向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组被试对手机社交相关的线索存在注意偏向，知觉反应时显著快于正常组被试，并且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者的注意偏向成分包括注意警觉和注意解除困难，而正常组被试仅存在注意警觉而不存在注意解除困难阶段(姜永志，白红梅，白晓丽，七十三，乌云特娜，2019)。注意警觉处于注意的早期自动加工阶段，而注意解除困难则受到注意晚期高级加工阶段的调节，如果相关刺激能够引起个体的注意警觉，那么注意定向就有可能导致注意解除困难(Bishop， 2009)。对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者来说，他们将认知资源从对他们而言感兴趣的刺激(社交网络)转移到其他刺激上，这一过程被称为注意解除过程。注意解除需要动用个体更多的认知资源。但是，由于个体已经将大部分认知资源分配给了知觉相关线索的过程，无更多的认知资源可以分配给注意解除过程，因此注意解除困难就会发生了。 注意偏向是渴求感(craving)产生的重要的认知中介。Franken对物质成瘾者的注意偏向进行研究发现，成瘾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对成瘾物质的相关刺激及其相关线索存在明显的注意偏向(Franken， 2003)。因为，长期的成瘾行为会改变成瘾者的伏隔阂等及与之相关的神经系统的功能，使得成瘾者对相关线索表现的异常敏感。同时成瘾者有能够预测成瘾线索带来的可能结果，并触发成瘾相关的快乐回忆，从而引发渴求感。从自我体验的角度来说，渴求感是一种个体渴望再次进行成瘾行为的强烈的主观渴望(Tiffany & Wray， 2012)。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人格特质，如神经质人格，和遗传因素，如多巴胺D2受体等个人核心特质也会会预测个体的渴求感(杨波，刘旭，杨苏勇，安莎莎，应柳华，2007；Erblich， Lerman， Self， Diaz， & Bovbjerg， 2005)。由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是手机依赖在社交领域的主要表现，因此根据黎丹丹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研究结果推测，社交网络的相关线索会激发过度使用者的渴求感，并加大使用者的认知负荷。这会干扰其认知控制能力，由于控制能力缺乏，就容易出现冲动性满足行为(黎丹丹，2015)。 3.2.2. 内隐态度 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是内隐社会认知的一部分。内隐态度是个体无意识地自动激活对某客体对象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的认知、情感体验、反应倾向(李静，2017)。王露艳(2009)以网络游戏成瘾倾向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网络游戏成瘾倾向者对网络游戏的内隐态度较非网络游戏成瘾倾向者积极。李静通过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研究发现，大学生普遍对婚恋交友类移动社交网络持积极的内隐态度，而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视频直播类社交网络持不同的内隐态度，女大学生对视频直播类社交网络平台持消极的内隐态度，男大学生持积极的内隐态度。Greenwald和Banaji (1995)认为，内隐态度调节着主体对社会客体的感受、观念和行为；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者可能对社交媒体有着更积极的内隐态度，因此对社交网络的使用时间更长、频率更高。 3.2.3. 自我效能感 一般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指个人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主观评估。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越低，问题性网络使用水平就越高：程建伟等针对高职生的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不仅能直接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也能通过成熟型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产生影响(程建伟，方银萍，杨森，2019)。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在面对压力源和应激事件时，对自己很有信心，也更倾向于采用成熟型的应对方式来应对困难，很少通过过度使用网络逃避现实，从而降低了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风险。社交自我效能感是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社交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影响个体社交活动的重要因素。社交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和维持人际关系能力的信念，特别是被同龄群体接纳和认可的信念(Connolly， 1989)。研究发现，孤独感和社交焦虑会影响社交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张志云，2019)。社交自我效能感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当个体体验到过多的孤独感和社交焦虑时，其在现实社交中的信心会被挫伤，转而寻求网络社交，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 3.2.4. 错失恐惧 错失恐惧是指个体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正性事件，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不同于社交焦虑(柴唤友等，2018；Przybylski， Murayama， DeHaan， & Gladwel， 2013)。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使用有重要影响，且在其他变量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使用者的错失恐惧水平越高，越容易出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马建苓，刘畅，2019；Alt， 2017; Blackwell， Leaman， Tramposch， Osborne， & Liss， 2017; Beyens， Frison， & Eggermont， 2016)。社交网络本就属于网络即时通信的一种方式。高错失恐惧水平者可以通过不断“刷朋友圈”、“刷抖音”等方式，快速获知他人动态，来降低恐惧水平，并不断强化这种使用行为，最终导致社交网络过度使用。针对大学生的一些研究还发现，错失恐惧在人格特质(如大五人格)、心理需要(如孤独感、社会化、人际需要等)和人际关系(如同伴关系)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关系中间起中介作用(王卉卉，2019；郝丽娜，闫云帆，周娟，冯喜珍，2020；黄秋霞，2020)。 3.2.5. 无聊感 无聊感(Boredom)是一种复合消极情绪，具有无聊感的青少年常体验到缺乏刺激或挑战、焦虑、空虚、无精打采、无趣、时间知觉过慢等(黄时华，张卫，胡谏萍，2011)。无聊感对青少年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具有直接预测作用，是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Lee， Tam， & Chie， 2013)。同时无聊感还会通过情绪相关变量(如社交焦虑)、动机相关变量(如娱乐消遣)和行为变量(如自我控制能力下降)的中介变量影响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童伟，2019)。 3.2.6. 孤独感 孤独感(Loneliness)是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孤独感可以正向预测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李笑燃，姜永志，张斌，2018；孟思佳，陆桂芝，2020；Antoci， Sabatini， & Sodini， 2012; Reissman， Hauser， Stollberg， Kaunzinger， & Lange， 2018)。高孤独感个体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时间和频率都远高于低孤独感个体(Błachnio， Przepiorka， Boruch， & Balakier， 2016)。马斯洛曾提出人有归属感的需要，希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结。因此当个体在现实社交中无法摆脱孤独感的时候，他们会去尝试线上社交和参与线上活动。 3.3. 个体执行功能因素(Execution)与社交网络过度使用 个体行为因素主要指影响个体决策的行为，包括应对方式、自我呈现和抑制控制减弱。 3.3.1. 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当一个人判断自己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为自己带来负担，甚至超出自己拥有的资源时，他为降低这种影响而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具体可分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六种方式(肖计划，1992；Lazarus， 1993)。应对方式多在情绪情感相关变量(如焦虑、孤独感等)、社会性事件变量(如领悟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和动机相关变量(如感觉寻求)对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中起中介和调节作用(刘雪，2014；徐文明，叶彩霞，方烨仪，2019；熊思成，袁孟琪，张斌，李雨欣，2018)。 3.3.2. 抑制控制功能 抑制控制功能(inhibition control function)是一种主动压制、中断或延迟行为的能力，是执行功能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延迟满足，长远决策的重要认知基础(Brydges， Hall， Nicolson， Holmes， & Hall， 2012)。许多研究发现，手机成瘾的大学生存在抑制控制的缺陷(徐晓丹，2014；汪海彬，陶炎坤，徐宏图，2015；祖静，2017)。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手机成瘾行为有诸多共同点，因此我们推测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者的抑制控制能力也存在同样问题。并且，有学者认为，手机成瘾的人用于抑制控制的资源较少，在消耗之后，可能产生更强烈的对手机使用的渴求感(祖静，2017)。 3.3.3. 自我呈现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又称自我表现，意指为了使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自我呈现既是社交网站的主要功能，也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根据自我呈现的策略不同，自我呈现又可以分为积极的自我呈现(选择性的呈现个人的正面信息)和真实的自我呈现(呈现出自己真实的情况，进行深层的自我表露) (Kim & Lee， 2011; Michikyan， Subrahmanyam， & Dennis， 2014)。研究表明，自我呈现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相关，并且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络过度使用(Chen & Kim， 2013)。研究发现，积极自我呈现能是个体聚焦于自我相关的正面信息，产生一种过于乐观的积极错觉，强化社交网络使用行为，从而导致社交网络过度使用(丁倩，周宗奎，张永欣，2016)。朋友圈可以对信息呈现的方式进行设置，这有别于面对面的即时互动，对“呈现什么(生活或工作)”、“对谁呈现(设置只有谁可见)”和“如何呈现(照片、文字或短视频)”有更多的控制。这些积极的自我呈现满足了个体自我呈现、社会交往、自我增强等体验，这些积极体验会强化其使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