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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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风险管理研究已成为防灾减灾工作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预防”转化的热门课题。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危险性、脆弱性、暴露量三原则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建立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的标准化框架方案和指标评价体系，并展示了初步研究成果。 关键词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危险性，脆弱性，暴露量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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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因地震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全部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的60%以上。地震灾害具有“造成的损失大、修复难度大、恢复周期长”的特点。随着城市一体化进程加快，社会功能和产业链的网络整体性不断加强，一旦地震，其造成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产业链条断裂的连锁反应将超出想象。 为有效减轻地震灾害风险，世界各国都积极推动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早在1977年10月，美国就通过立法要求在地震易发区开展风险评价 [ 1 ] 。英国于2002年11月开始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的风险研究，目的是要尽早找出潜在的危险，并按照一个合理的成本来处理这些危险，因此有关部门进行了规划和风险管理框架的设计 [ 2 ] 。俄罗斯在开展风险评估过程中，特别强调对该地区的脆弱性评估，使用危机事件、准备、暴露水平以及响应和防范措施五个因素描述脆弱性 [ 3 ] 。日本首都东京按照国家防灾基本规划框架和救灾法，以及东京灾害的特点和结构特点，制定了区域防灾规划，进行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特别关注社区居民的参与 [ 4 ] 。 我国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工作也在积极推进，聂高众等 [ 5 ] 用风险指数评估了中国未来10~15年的地震灾害风险，得出中国东部未来风险损失较小，中部和西部较大的结论，给出了适宜投资城市。王志涛等 [ 6 ] 以厦门市为例进行了风险模型和区划网格划分原则的确定和验证。刘毅等 [ 7 ] 提出了新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风险等级划分方法，并以山西省地震灾害风险为例进行了定量化评估研究。近年，陶正如 [ 8 ] 、陈洪富 [ 9 ] 、金书淼 [ 10 ] 等分别在其博士论文中就风险分析的部分模型(集成系统、城市供水和巨灾债券)进行了相关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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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浙江省地震灾害概况 2.1. 浙江省地震发生情况 浙江省虽然远离中国大陆主地震活跃带，但地震灾害造成损失较大，历史上发生过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近年来又相继发生多次4级以上地震，均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具有小震致灾特点。1994年宁波皎口水库发生4.7级地震 [ 11 ] ，2006年温州珊溪水库发生4.6级地震 [ 12 ] ，都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和局部地区社会不安定。浙江省容易受到周边中强以上地震波及和远场强震的灾情链式剧增效应影响。 2.2. 浙江省地震构造概况 浙江省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南黄海地震带南部、长江中游地震带的北部，结合新构造和断裂活动情况分析，属于地壳相对稳定，断裂差异活动不强的弱活动区。浙江省地震构造大致以湖州–余杭–镇海一线为界分为两个区，以北地区构造活动较强，有中强地震发生；以南地区构造活动较弱，主要表现为中小地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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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3.1. 技术思路 浙江省开展地震风险评估是以省、市、县防震减灾工作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定量化地震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不同风险等级地震风险管理对策和措施，为防震减灾政策制定、抗震设防管理，应急准备和备灾方案制定、灾后救助和恢复重建的实施提供依据。 地震灾害风险的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 13 ] [ 14 ] [ 15 ] ： 风险 = 致灾因子危险性 × 承灾体脆弱性 × 暴露量 其中风险是地震灾害风险；致灾因子危险性主要指自然危害，包括地震本身，由地震引发的地震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承灾体脆弱性是承灾体对破坏或者损害敏感性或被灾害事件破坏的可能性，包括承灾体易损性和防灾能力；暴露量是研究区域内房屋建筑、生命线工程、居民人口、社会经济总量等方面的数量分布状况，这些数据可以从统计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地图集、行业研究、现场的实际调查以及新的技术方法等获取。 根据自然灾害风险理论和地震灾害风险的形成机制，建立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流程(图1)。 地震灾害风险由致灾因子危险性、脆弱性和暴露量三个主要因子构成，每个因子又由若干评价指标组成。主要包括地震危险性、地震地质灾害、地震次生灾害、房屋建筑、生命线工程、防震减灾能力、人口和经济7个因子。致灾因子危险性环节主要包括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地质灾害分析和地震次生灾害分析，地震危险性分析主要是为上部承灾体的脆弱性分析提供输入地震动参数，地震地质灾害是由于地震活动引起的地质灾害，是引起上部承灾体破坏的次要影响要素；地震次生灾害是指在地震作用下，发生各类次生灾害所造成建构筑物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的脆弱性分析主要是指对“房屋建筑、生命线工程、防震减灾能力、人口和经济”这四个一级因子进行风险评估，输出风险等级、单一风险图和针对不同因子风险等级的对策建议等。然后对各二级因子进行综合的风险评价进而得到综合风险图，最终给出综合对策建议。 3.2. 框架方案 随着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向定量化、区域综合化、管理空间化的方向发展，许多研究的做法是将 图1.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流程图 自然灾害的危险性与脆弱性分等定级 [ 16 ] 。按照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率设定其可能性等级，并按照损失的强度设定风险事件的强度等级，最终根据风险评估矩阵来表示自然灾害的风险等级。 对地震灾害事件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估，首先对致灾因子的危险性进行评价，根据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对致灾因子的危险性进行分级和量化。其次，对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后果)进行分级和量化，最后按照公式R(自然灾害风险) = P(自然灾害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 C(自然灾害风险事件产生的后果)计算风险等级值，最后根据风险等级计算值确定灾害风险等级 [ 17 ] 。 具体分析时采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方法 [ 18 ] ，首先考虑地震动影响场和地震地质灾害两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形成地震动影响场和地震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单一危险性分布图，其次通过承灾体脆弱性和暴露量分析，形成房屋建筑、生命线工程、次生灾害、人口与经济和防震减灾能力五个因子的单一因子地震灾害风险图，最终通过综合风险评估方法(概率统计、GIS等)，按照地震危险性、脆弱性和暴露量相互叠加的原理形成统一的某地区综合地震灾害风险图及综合风险评估结果。 浙江省地震风险评估的工作思路是首先进行致灾因子识别，其次进行各因子破坏等级划分，综合给出风险等级划分，给出致灾因子和承灾体的地震灾害风险图和风险成果，最后根据不同因子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结果提出降低风险的对策和建议，为地震应急、国土规划利用、震灾预防等提供依据，具体的框架方案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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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初步研究 基于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框架方案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研究需要收集研究区人口经济、房屋建筑、生命线工程，次生灾害危险源等一系列数据，难度较大，需要分阶段完成。浙江省地震局研究团队在先期工作中以德尔菲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初步建立了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的粗略指标体 图2. 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框架方案 系，主要包括致灾因子危险性、历史灾情、暴露–易损性和抗灾恢复力，并对各风险要素制定指标因子进行评价，采取问卷调查形式和专家咨询意见形成各个指标体系的权重分布(表1)。 在初步建立了基于指标体系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体系后，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进行整理分析，对浙江地震灾害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估(表2，图3)。综合评估结果显示： 1) 浙江省各市地震灾害风险差异较大，从地域上看，浙南的丽水、温州地区灾害风险最大，浙江东 Table 1 A rough indicator system of earthquake hazard assessment in Zhejiang provinc 目标层 权重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因子 权重 地震灾害风险 1.000 致灾 因子危险性 0.5638 地震危险性 0.4229 次生地质灾害敏感性 0.1410 历史灾情 0.0550 因灾伤亡 0.0111 灾害影响范围 0.0286 灾害社会影响 0.0111 经济损失 0.0043 暴露–易损性 0.1178 经济密度 0.0176 建成区面积占比 0.0074 人口密度 0.0335 60岁以上人口比重 0.0074 特殊工程 0.0519 抗灾 恢复力 0.2634 万人病床数 0.0439 人均GDP 0.0439 疏散能力 0.0439 应急管理能力 0.1317 表1. 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粗略指标体系 Table 2 Preliminary results of earthquake hazard assess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致灾因子指数 历史灾情指数 暴露易损性指数 抗灾恢复力指数 地震灾害风险指数 嘉兴 0.2089 0.0320 0.0737 0.0923 0.1526 湖州 0.1986 0.0365 0.0654 0.1418 0.1591 杭州 0.4030 0.0349 0.0808 0.1108 0.2679 绍兴 0.3601 0.0213 0.0927 0.1188 0.2464 衢州 0.2278 0.0281 0.0733 0.1578 0.1802 金华 0.2449 0.0245 0.0510 0.2172 0.2027 丽水 0.4547 0.0186 0.0338 0.1540 0.3020 宁波 0.4553 0.0500 0.1038 0.1128 0.3014 舟山 0.4511 0.0408 0.0547 0.1017 0.2899 台州 0.3764 0.0245 0.0914 0.1643 0.2676 温州 0.5234 0.0259 0.0521 0.1619 0.3454 表2. 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初步结果 图3. 浙江省各市地震灾害风险空间分布图 北部的宁波、舟山地区其次，浙中衢州、金华、台州、绍兴地区相对不大，浙北的湖州、嘉兴地区较小。 2) 从风险要素组成上看，受指标权重影响，致灾因子危险性对最终灾害风险的影响最大，抗灾恢复力对灾害风险的影响其次。从致灾因子危险性角度看，丽水、宁波、舟山三个地区的致灾因子危险性相当，但是由于抗灾恢复力指数及暴露易损性指数上的差距，致使丽水地区的灾害风险较宁波、舟山高，根据抗灾恢复力的指标因子数值上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应急管理指数的相对较小所造成的。 3) 地震灾害风险指数是一个高度综合的风险指数，以衢州、金华为例，我们从致灾因子危险性的两个指标因子来看，衢州的地震危险性比金华略低低，但是其次生地质灾害敏感性远高于金华，考虑权重计算后，其致灾因子危险性差异却并不大，而在风险要素层面，虽然衢州的暴露—易损性指数要高于金华，但是其抗灾恢复力指数要低于金华，考虑权重计算后，最终的风险指数比金华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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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展望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是践行防灾减灾“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的重要方法，国内对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和指标评价体系。本文风险评估基于危险性、脆弱性和暴露量三原则，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标准化对策措施，为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给出了以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的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粗略指标体系，并给出了浙江省各地市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初步结果。按照浙江省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框架方案的设计，基于危险性、脆弱性和暴露量三原则的风险评估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撑，下一步的工作将在重点城市地区开展基于方案设计的地震风险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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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该文介绍了三系杂交水稻新组合吉优371在广东兴宁市百亩方示范种植表现，总结了该组合高产栽培技术。 关键词 :吉优371，示范表现，栽培技术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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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吉优371是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用吉丰A与广恢371组配育成的感温型中熟三系杂交稻新组合。2014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粤农(品审办)【2014】22号)。 2017年早季，在该市福兴街道梅子村示范种植7.533 hm 2 ，7月10日，受农业部委托，广东省农业厅组织国家、省专家组对吉优371百亩方进行现场考察并实割3块田测产验收面积0.161 hm 2 ，平均湿谷产量为13.944 t/hm 2 ，去除杂质后折干率78.4%，折合干谷10.933 t/hm 2 ，超过了农业部制定的超级稻(华南早晚兼用稻)百亩方产量 ≥ 10.8 t/hm 2 的超级稻产量指标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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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示范种植表现 2.1. 产量表现与生育期 2.1.1. 广东区试表现 2013、2014年早造参加广东省区试，平均产量分别为7.084 t/hm 2 和6.842 t/hm 2 ，比对照种天优122分别增产11.46%和8.04%，增产均达显著水平。2014年早造参加广东省生产试验，平均产量6.921 t/hm 2 ，比对照种天优122增产9.58%。早造平均全生育期122~123天，与对照种天优122相近。适宜广东省粤北以外稻作区早、晚造种植。该组合株型中集，分蘖力、抗倒力中强，耐寒性中(孕穗期和开花期均为中)，科高95.8~100.0 cm，有效穗262.5~267万/hm 2 ，穗长20.9~21.0 cm，每穗总粒数139~144粒，结实率83.3%~83.7%，千粒重23.9~24.1 g [ 2 ] 。 2.1.2. 百亩方示范表现 于2月28日播种，3月23~24日抛插，秧期24~25 d，抛后25 d够苗，6月8日始穗，7月10日成熟，全生育期130 d。有效穗294.45万/hm 2 至330.9万/hm 2 ，成穗率46.5%~51.1%。每穗总粒162.5~174.3粒，每穗实粒152.1~165.9粒，结实率93.6%~95.2%。7月10日，专家组现场考察了该品种田间种植表现，一致认为该品种田间长势均衡，株型好，分蘖力强，穗大粒多，结实率高，熟色好，田间无明显病虫害发生，经专家组现场考察随机抽取三块田实割验收产量10.933 t/hm 2 。 2.2. 稻米品质 米质未达优质等级，整精米率30.1%~31.6%，垩白粒率24%~36%，垩白度3.0%~6.6%，直链淀粉18.3%~21.1%，胶稠度80~83毫米，长宽比2.9~3.0，食味品质分67~72 [ 2 ] 。 2.3. 抗稻瘟病 该组合广东省区试抗性鉴定结果，抗稻瘟病，全群抗性频率97.1%~100%，对中B群、中C群的抗性频率分别为93.8%~100%和100%，病圃鉴定叶瘟1.3~1.5级、穗瘟2.5~3.0级；高感白叶枯病(IV型菌5~9级、V型菌9级)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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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超高产栽培技术 3.1. 培育壮秧，小苗抛插 培育壮秧，小苗抛插，是实现早生低位分蘖的前提，是实现早够苗的保证。 百亩方采用塑料盘育秧，于2月28日播种，每hm 2 用种18.75 kg、50只塑料秧盘(每盘561孔)。浸种前2d办好秧地：每hm 2 秧地施腐熟人畜粪3.75 t、45%复合肥(15-15-15) 150 kg、氯化钾75 kg做底肥。抛插前1 d天平整秧厢播种，播后压种，覆盖尼龙薄膜保温防寒，减轻低温阴雨天气对秧苗的危害。 二叶一心期每hm 2 秧田施复合肥75 kg作“断奶肥”，移栽前1~2 d每hm 2 施复合肥75 kg作“送嫁肥”。 水分运筹是苗期管理的关键，通过调节水分促进根系和平衡地上部分生长，3叶前保持土壤湿润管理，以后保持土壤干湿利于抛插。 3.2. 早抛早插，适度密植 早抛早插是确保早生低位分蘖和延长本田营养生长期的有效措施。同时，吉优371穗大粒多，前期生势壮旺，过度密植会导致通风透光差，易诱发病虫危害，因此，要做到适度密植。耙田后经过0.5~1 d的沉浆后进行抛秧，叶龄掌握4.0~4.5叶时(播种后24~25 d)抛插，做到带土浅抛(插)，利于抛后早生分蘖，每hm 2 抛(插) 24.0~28.8万丛、100.95~114.94万株。 3.3. 早管细管，精准施肥 根据吉优371穗大、粒多的特性及项目目标产量要求，并结合当地富P缺K的土壤特点，实施精准施肥，促进大穗、粒多、谷粒饱满，实现高产目标。 总的原则是：施足基肥、施好分蘖肥、巧施穗肥和适施粒肥。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采取前期重施，培育高产群体；中期根据叶色变化、禾苗生势、天气状况诊断施肥，巧施壮穗、壮粒；后期根外补肥，养根保叶。各个时期施氮量占全期总氮量的比例为：前期(包括基肥和回青分蘖肥)为81%，中期占19%，共施N 2 39.73 kg/hm 2 、P 2 O 5 90.0 kg/hm 2 、K 2 O 202.5kg/hm 2 ，N:P:K比为1:0.38:0.85 (不含有机肥)。 3.3.1. 施足基肥 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氮、磷肥配合施用。于移植前5 d，在第一次耙田前每hm 2 施腐熟风干鸡粪3 t；于移植前2 d，在最后一次耙田前全层施肥，每hm 2 施复合肥(N:P 2 O 5 :K 2 O = 15:15:15) 300 kg、尿素150 kg。 3.3.2. 早施回青肥 早施回青肥，促返青分蘖。抛(插)后5~6 d结合除草施回青肥，每hm 2 施尿素75 kg。 3.3.3. 施好分蘖肥 抛(插)后11~12 d施分蘖肥，每hm 2 施尿素97.5 kg、氯化钾112.5 kg。 3.3.4. 巧施穗肥 幼穗分化1~2期施促花肥，每hm 2 施复合肥225 kg、氯化钾75 kg；幼穗分化4~5期施保花肥，每hm 2 施复合肥75 kg。 3.3.5. 补施粒肥 在破口期、齐穗期每hm 2 用磷酸二氢钾2.25 kg兑水1125 kg各根外喷施1次，促进谷粒充实饱满 [ 3 ] 。 3.4. 好气灌溉，科学调控 科学调控水份，是确保穗大粒多、粒重的一个重要措施。采取泥皮水抛秧，抛秧后前期保持浅水分蘖，够苗后排水露晒田，多露轻晒，控制无效分蘖，增强植株抗病、抗倒伏能力，减少病虫害发生。孕穗期至破口期保持浅湿交替，以湿为主，幼穗分化末期灌水3~4 cm，抽穗后保持浅水层以利于灌浆结实，黄熟期采取间歇灌溉，干湿交替，保持田间湿润，收获前5~6 d断水，切忌后期过早断水 [ 3 ] 。 3.5. 综合防治病虫害 采取绿色防控、综合防控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生产绿色稻米。抛后30 d每hm 2 用5%井岗霉素7.5 kg兑水1500 kg防治纹枯病。破口期选用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控制螟虫、稻飞虱、穗颈瘟、纹枯病、白叶枯病等病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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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示范结果：该品种全生育期130 d，抗稻瘟病。因此，适宜广东省粤北以外稻作区早、晚季高产地区种植。但其米质未达优质，对示范推广有一定影响；同时，该品种高感白叶枯病，不建议在白叶枯病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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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基于统计数据，利用IPCC2006“自下而上”方法研究了太原市2000~2014年城市客运交通(UPT)碳排放发展规律，评估了“煤-电-车”战略的减排意义。太原UPT发展最突出的变化是私人汽车数量呈指数型增长，而公共交通的发展十分缓慢。太原UPT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约11%，2014年达417.5万吨。2006年后碳排放增长加速，人均UPT碳排放增速达63 kg CO 2 /(人·a)，单位道路面积UPT碳排放增速8 kg CO 2 /(m 2 ·a)。私人汽车和经营性民用车是主要的UPT排放源，共占2014年UPT排放量的90.4%。私人汽车碳排放量以22.7%/a的速度增长，自2011年起取代经营性民用车成为最大的UPT碳排放源。公共交通服务能力有限且居民购买力显著增长促使私人汽车超高速增长，这是UPT碳排放量自2006年加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太原UPT碳排放发展符合库兹涅茨曲线规律，随GDP继续增长将进入增速趋缓阶段。若“煤-电-车”战略实施，以2014年为基准的碳减排达37%，单位GDP碳排放相对2005年下降48.8%，效果明显。但是不能实现2030年减排60%~65%的目标。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降低煤电比重是实现UPT低碳发展的能源战略。 关键词 :城市客运交通(UPT)，碳排放，低碳交通，太原市，“煤-电-车”战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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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79年第一次气候大会召开，CO 2 浓度增加导致全球升温成为共识，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据估算，在过去的150年里全球平均气温上升0.6℃ [ 1 ] 。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排放的CO 2 增加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2015年巴黎大会签订《巴黎协议》，各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后2020年减排协议，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我国的CO 2 排放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碳排放国 [ 2 ] 。我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从2004年开始，我国着手在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推广、兴建风力发电厂。2005年2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开发可再生能源 [ 3 ] 。2008年11月，联合国和中国发改委成立了一个政府间机构，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 4 ] 。2009年11月26日，我国首次公布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2020年单位GDP碳减排下降40%~45% [ 5 ] 。2010年7月，中国分批在6个省、36个城市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2015年11月30日，巴黎大会上中国承诺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CO 2 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CO 2 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值。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积极承担碳减排责任，用行动实现碳减排的决心。 在社会发展中，交通承载着资源的流动与配置 [ 6 ]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对交通运输需求不断增加，交通运输领域的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成为能源消耗最密集的领域之一 [ 7 ] 。CO 2 被作为道路交通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排放物 [ 8 ] 。据统计，交通运输产生的CO 2 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0%以上 [ 9 ]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年我国交通运输部门能源消费量为11，241.59万吨标准煤，到2010年翻一番达到26，068.47万吨标准煤，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由7.72%上升至8.02% [ 10 ] 。能源消耗的增长将导致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构建以低碳、环保、绿色、低耗、高效、安全为特征的低碳交通发展模式是我国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 山西省是中国第一产煤大省，形成了以煤炭为经济支柱的产业链。在国家经济新常态与发展新能源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山西身处困境正积极寻求转型路径。近来，山西省政府提出了“煤-电-车”战略，旨在破解煤炭产能过剩，推动减排。该战略被认为是山西经济转型的紧迫任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太原市近年来城市客运交通发展迅速，率先实施“煤-电-车”战略，成为国内城市交通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本研究回顾了太原市客运交通发展，测算并讨论了客运交通碳排放及其变化规律，为我国城市绿色低碳交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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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案 2.1. 研究方法 根据《IPCC 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城市客运交通CO 2 排放属于移动源排放，移动排放源的计算方法分为两类 [ 11 ] 。第一类，“自上而下”法。根据各种交通方式燃料的总消耗量乘以对应燃料的CO 2 排放系数得到排放量。第二类，“自下而上”法。根据各种交通工具的实际保有量、行车里程、燃油效率以及燃料的CO 2 排放系数等计算CO 2 排放量。前者是从总体上进行计算，不能对城市交通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后者是从不同交通方式入手进行分别核算，有针对性的提出减排对策 [ 12 ] 。本文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讨论太原市客运交通CO 2 排放问题，计算公式如： A i = B i × C i × D i × E i (1) 上式中i代表交通工具的类型；A代表CO 2 排放量，kg；B代表交通工具的保有量，辆；C代表年行驶里程，km；D代表能源利用效率；E代表燃料的CO 2 排放系数。 城市交通一般由城市客运交通(UPT)和货运交通两部分组成。UPT是城市交通的主要部分 [ 13 ] 。UPT包括城市公共交通、出租车和民用汽车三部分。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包括：城市公交车、轨道交通(地铁)和公共自行车等，民用汽车主要包括私人汽车、经营性民用汽车。目前，太原市的UPT主要由城市公交、民用汽车、出租车与和公共自行车构成。本文选取出租车、公交车、民用汽车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太原市UPT碳排放计算模型。 2.2. 数据和参数 本研究需要的数据包括车辆年保有量、年行驶里程、能源利用效率等，以及不同能源的CO 2 排放因子、净热值等。根据《太原市统计年鉴》、《太原市交通年鉴》等获得太原市2000~2014年出租车、公交车保有量以及相应的里程。民用汽车行驶里程没有明确统计数据，本文采用李永芳等的成果 [ 14 ] 。各交通方式能源使用效率如表1所示。公交车燃油效率采用《太原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其余数据采用前人成果 [ 15 ] [ 16 ] [ 17 ] 的平均值。不同燃料对应的CO 2 排放系数如表2所示。CO 2 排放系数采用IPCC缺省值与前人成果 [ 18 ] [ 19 ] [ 20 ] [ 21 ]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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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太原市客运交通发展分析 2000年太原市公交车为1200辆，到2009年快速增长到1887辆；其中运营线路长度也从2000年781公里，增长到2009年1960公里(图1)。此后太原市对城市交通规划调整，2010年开始快速增长。截止到 Table 1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various modes of transpor 车辆类型 燃料类型 百公里能耗 公交车 柴油 30 L 天然气 30 m³ 电力 92 kwh 汽油 30 L 出租车 汽油 10 L 天然气 9.5 m³ 电力 23 kwh 民用汽车 汽油 9 L 电力 15 kwh 表1. 各交通方式能源使用效率 Table 2 CO2 emission factors for each fuel typ 燃料类型 碳氧化因子 净热值 IPCC建议排放系数 排放系数不确定性(95%信赖区间) 最终排放系数 下限 上限 汽油 1 7800 Kcal/L 2.26 Kg CO 2 /L −2.6% +5.3% 2.26 Kg CO 2 /L 柴油 1 8800 Kcal/L 2.736 Kg CO 2 /L −2.0% +0.9% 2.71 Kg CO 2 /L 液化石油气LPG 1 6635 Kcal/m 3 1.75 Kg CO 2 /m³ −2.4% +4.0% 1.74 Kg CO 2 /m³ 液化天然气LNG - 9900 Kcal/m 3 2.33 Kg CO 2 /m³ −3.2% +3.9% 2.14 Kg CO 2 /m³ 电力 - - 0.95 Kg CO 2 /kwh - - 0.9 Kg CO 2 /kwh 表2. 各燃料类型CO 2 排放系数 图1. 太原市2000~2014年公交车数量及运营线路长度 2014年年末，太原市公交车数量达到了3071辆，年均增长率约为7.0%，运营线路长度也增加到了4080公里，年均增长率为29.8%，每万人拥有量达到了10.2标台 [ 22 ] 。太原市公交车燃料构成多样，包括汽油车、柴油车、电车、双燃料汽车(天然气为主)和天然气汽车。 2000~2008年太原市的出租车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约为8300辆。到了2008年7月陆续进入报废期，之后出租车数量有了一定增加，稳定在8719辆。2006年以前出租车都是以汽油为燃料，之后进行“油改气”，燃气(天然气)出租车的比重逐渐加大。2015年太原市的出租车再次更新，现已全部更换为纯电动出租车。 民用汽车从2000年的127，676辆，以每年21%的增速增加到了2014年的1，015，786辆。其中私人汽车从2000年的50，172辆，增加到2014年的878，199辆，增速高达22.7%，远超公交车和出租车(图2)。经营性民用汽车从2000年的77，504辆，增加到2014年的137，587辆，年均增长率仅为4.2%。居民收入水平与出行特征紧密相关(郭思慧等，2017)。2000年以来太原市GDP持续增长，2014年太原市GDP超过了2500亿，年均增速为13.2% (图3)；人均GDP为59，023元，年平均增速超过10%。私人汽车数量与GDP和人均GDP呈显著正相关(r > 0.9)。同时，私人汽车平均价格和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93 (表3)。可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购买力的持续增长推动了私人汽车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太原市UPT相应快速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数量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能源类型多样化，更加清洁的能源的比重在加大。其中，私人汽车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公交车和 图2. 太原市2000~2014年民用汽车与私人汽车数量 图3. 太原市2000~2014年GDP与人均GDP Table 3 Relevance of GDP and per capita GDP and private car in Taiyua GDP-私人汽车 数量 人均GDP-私人汽车数量 GDP-CO 2 排放总量 人均GDP-私人 汽车平均价格 人均GDP-CO 2 碳排放总量 CO 2 排放总量 -私人汽车价格 Pearson Correlation 0.965** 0.923** 0.963** −0.926** 0.920** −0.855** Sig. (2-taile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太原市GDP、人均GDP与私人汽车数量相关性 注：**在0.01水平上显著(2-tailed)。 出租车显得十分突出。城市快速发展，公共交通需求高速增长，然而公交服务能力增长速度和服务水平均不能满足其需求。尤其是受到政策约束，出租车的阶段性、小幅度增长模式明显与UPT需求的发展规律不匹配。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私人汽车高速增长，使得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较低。 为了适应UPT发展需求，促进低碳出行，太原市自2012年下半年开通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到2015年末，累计投放自行车4.1万辆，日租骑量最高达56.85万人次，累计骑行量达4.45亿人次，多项数据居全国第一 [ 22 ] 。然而，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仅是UPT“最后一公里”的补充，难以在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因此，其对私人汽车增长的影响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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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太原市客运交通碳排放的总量分析 估算结果表明，2014年太原市UPT碳排放总量为417.5万吨。2000年到2014年太原市UPT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1% (图4)。太原市交通碳排放总量增长自2006年开始显示出加速趋势。 GDP与太原市UPT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r = 0.96)，人均GDP与其相关性也达到了0.92，显示出随着经济发展UPT碳排放量将增加。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表明：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由低趋高；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污染程度将由高趋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拟合结果表明，目前太原市人均UPT碳排放处于库兹涅茨曲线左支的快速增长阶段(图5)；随着太原市人均GDP持续增长，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均UPT碳排放仍将呈现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将逐渐放缓。 UPT单位道路面积碳排放量的增减是由道路面积与碳排放量的变化引起。自2006年起太原市UPT单位道路面积碳排放量增高趋势明显(图6)，增速约8 kg CO 2 /(m 2 ·a)。2000年到2014年太原市UPT人均碳排放量处于持续增长中，平均值为343 kg CO 2 /(人·a)。2006年其增速明显加快，约为之前的4倍，达到63 kg CO 2 /(人·a)。 选取GDP、公交车数量、私人汽车数量、经营性民用车数量、出租车数量等五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SPSS V22.0)，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Y = − 101.227 + 0.001 X 1 + 0.01 X 2 + 0.016 X 3 + 0.005 X 4 + 2.624 E - 6 X 5 (2) 式中：Y为太原UPT碳排放量(单位：万吨)；X 1 为私人汽车数量(单位：辆)；X 2 为经营性民用车数量(单位：辆)；X 3 为出租车数量(单位：辆)；X 4 为公交车数量(单位：辆)；X 5 为GDP(单位：万元)。拟合优度检验：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1，表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良好。F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95%，得到F = 307.11，大于临界值，说明回归方程显著。t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95%，X 1 和X 2 的P = 0.001 < 0.05 (表4)，表明私人汽车和经营性民用车的数量对太原市UPT碳排放总量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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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太原市客运交通碳排放的结构分析 太原市2000~2014年不同UPT方式碳排放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民用汽车(包括经营性民用车、私人汽车)、出租车、公交车(图4)。2000年以来，民用汽车一直是占比最大、增速最快的UPT碳排放源，平均占比高达88 ± 2%。民用汽车中私人汽车的高速发展十分突出(图7)。2000年，民用车碳排放量为82.9 图4. 太原市2000~2014年客运交通CO 2 排放量核算结果 图5. 太原市客运交通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 图6. 太原市2000~2014年单位道路面积与人均客运交通CO 2 排放量 Table 4 Regression estimates of CO2 emissions from passenger transport in Taiyua 模型参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统计量 显著性 B 标准错误 Beta (常数) −101.227 284.584 −0.356 0.730 X 1 0.001 0.000 0.591 4.701 0.001 X 2 0.01 0.000 0.221 4.657 0.001 X 3 0.016 0.035 0.030 0.441 0.669 X 4 0.005 0.021 0.033 0.244 0.813 X 5 2.624E−6 0.000 −0.027 1.153 0.278 表4. 太原市客运交通CO 2 排放的回归估计 图7. 民用车CO 2 排放结构图 图8. 太原市2000~2014年各交通方式碳排放量及其占比 万吨；2014年，其排放量已经达到了367.1万吨。其中，私人汽车CO 2 排放量从2000年的15.3万吨，以年均22.7%的增速增加到2014年的267.9万吨；而经营性民用车CO 2 排放量从2000年67.6万吨增加到2003年的118.2万吨后进入围绕110万吨/年的波动阶段。从城市UPT碳排放总占比看，私人汽车碳排放占比持续上升，经营性民用汽车碳排放持续下降(图8)。2010年以后私人汽车反超经营性民用车成为最大的CO 2 排放源。 2000~2014年，出租车碳排放量维持缓慢增长，由2000年的12.1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22.3万吨，然而占比却从2000年的13%降到2014年的5%，平均占比仅为8 ± 2% (图8)。一方面，这是由出租车的数量相对稳定造成的。另一方面，出租车能源类型逐渐向清洁化过渡。2006年开始实施油改气，到2014年全部实现油改气。期间，虽然车辆数增加了5%，但排放量却降低了3%。太原市从2015年开始进行出租车电动化换代，并于2016年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出租车完全电动化的城市，实现减排2.3万吨。 2000~2014年，公交车碳排放量逐渐增长，其占比由2000年的2%持续增加到2014年的7%，平均占比仅为3 ± 2% (图8)。虽然公交车数量和运营线路长度持续增长，但是公交车排放量在UPT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却保持在低位。其主要原因是太原市公交车能源类型构成多样，近年来逐渐以相对清洁能源车型为主。太原市公交车主要由双燃料车、柴油车、汽油车、天然气车、无轨电车构成。近几年太原市公交柴油车、汽油车数量均在减少，而相对低碳环保的双燃料车、天然气车、电车等数量在不断的增长。 随着我国GDP和人均GDP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加，私人汽车数量呈指数增加。2000年我国乘用车市场年销量为208万辆，到2009年突1000万辆，2013年飙升至2198万辆。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乘用车消费市场。同时，由于公共交通发展不能满足UPT发展的需要，使人们的出行方式更加依赖自驾车出行。因此，私人汽车数量增长是导致UPT碳排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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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与其他城市比较 研究表明，2000年来太原市城市UPT碳排放量整体呈现快速增长，民用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是造成UPT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平均占比为88%，这与郑州 [ 23 ] 和西安 [ 24 ] 的情况类似。太原市城市UPT碳排放量在2006年前为平稳增长期，之后为加速增长期。同样地，郑州市2001~2004年UPT碳排放相对平缓，2005~2010年增长加快。结构上，太原市UPT碳排放顺序为：民用车 > 出租车 > 公交车，与西安 [ 24 ] 和德黑兰 [ 25 ] 的结果(私人汽车 > 公交车 > 出租车)类似。在公交车和出租车碳排放结果的不同，主要原因是太原市公交车能源多样且已趋向于清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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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煤-电-车”战略的减排意义 2016年12月山西省政府公布了《山西省“十三五”综合能源发展规划》，将重点建设晋北、晋中、晋东三大煤电基地，做大做强煤电支柱产业。“煤-电-车”战略将成为“十三五”发展的重点。在不考虑更新成本、技术进步、配套设施建设等实际可行性的前提下，以2014年为基准将现有的UPT全部实现电动化后，出租车可减排2.3万吨，减排效率为14.6%，民用汽车可以减排155.6万吨，减排效率为40%，减排效果明显。然而，公交车纯电动化后则会增排1.03万吨。其原因是目前太原市公交车大部分使用天然气，燃料结构相对清洁。整体上，太原UPT在“煤-电-车”战略下电动化后减排效率可达37%。同时，电动化后单位GDP碳排放相对于2005年下降48.8%，可以达到我国承诺的2020年单位GDP相对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但还达不到2030年单位GDP相对2005年减排60%~65%的目标。长远来看，基于煤电的“煤-电-车”战略减排效能有限，而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来降低煤电比重 [ 26 ] 是太原市UPT实现低碳化的方向。“十三五”期间清洁低碳能源应是能源供应增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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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结论 本文基于官方统计数据，利用IPCC2006自下而上方法评估了太原市城市客运交通(UPT)碳排放，着重分析了2000~2014年UPT碳排放量和排放结构的变化规律，讨论了“煤-电-车”战略的减排意义。受数据的限制，文本并未将近两年才出现的“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等作为讨论内容。主要结论如下： 1) 2000~2014年太原市UPT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公交车数量和运营里程显著增加，出租车数量小幅度增加。最突出的变化是2006年以来私人汽车数量呈指数型增长。然而，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仍不能满足UPT需求的发展。出租车的发展模式与公共交通需求发展规律不匹配，可能是催生共享汽车、网约车等补充UPT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2) 2000~2014年太原市UPT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约11%，到2014年达417.5万吨。自2006年起太原市UPT碳排放量增长进入加速阶段。人均UPT碳排放量增速在2006年之后达到63 kg CO 2 /(人·a)，为之前的4倍。单位道路面积UPT碳排放量以约8 kg CO 2 /(m 2 ·a)速度增长。私人汽车数量增长是导致UPT碳排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3) 2000~2014年私人汽车碳排放量增速最快，对城市UPT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最大。私人汽车在2010年后超过经营性民用车成为太原市UPT中最大的碳排放源。公共交通(出租车和公交车)发展落后于交通需求，其碳排放占比仅10%左右。公共自行车系统仅发挥了补充作用，目前对居民出行方式及UPT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在建的地铁有望对提高公共交通碳排放占比，降低UPT总碳排放量发挥重要作用。 4) 太原市UPT碳排放量发展符合库兹涅茨曲线规律。UPT碳排放量与GDP和人均GDP显著正相关。太原市UPT碳排放还将处于增长阶段，但是随着GDP增长将进入增速趋缓阶段。 5) 基于煤电的“煤-电-车”战略减排效果明显，但不能满足2030年的减排目标。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降低煤电比重是太原市UPT低碳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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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杂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思想流派之一，被《汉书·艺文志》收录于“诸子略”里的“九流十家”之中。杂家充分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精华思想，但并非对其进行简单地杂糅，而是贯之以“王治”、“国体”，成为总结学术的会通之学。自先秦至唐代，杂家的脉络演变清晰可循。杂家思想最早发端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该书对诸子百家学说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概括总结，不别门户，集其大成。西汉以降，初崇老庄之道术，后尚孔孟之儒法，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方士编成《淮南子》一书，进一步继承杂家思想，以老庄思想为主，兼采各家所长，体系博大，内涵精深。有唐一代，以魏征为代表的政治家们更是继承杂家的视野与心胸，将当时之世的先进思想(如东汉兴起的道教、魏晋盛行的佛教)融贯调和，注入到大唐的政治体系中，奠定唐代包容会通、兼收并蓄的主基调，使得唐朝出现“贞观之治”的历史性盛世。从吕不韦到魏征，杂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成效斐然，影响深远。杂家的治国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以民为本，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以及任贤用能、注重教化等等。我们应当了解杂家优中取优、去门户之见的学术价值，并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中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关键词 :杂家，《吕氏春秋》，《淮南子》，魏征，治国思想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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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杂家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春秋战国之时，诸国纷争图霸，逐鹿中原，经年战乱不息，导致周礼崩坏，纲纪散紊，社会文化与思想领域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诸子百家纷然涌现，竭力传播各具特色的政治主张，希冀其学说能够被有识之君所赏识并付诸实施，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其中，影响颇为深远的便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十家，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杂家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是吸收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而发展起来的“总结家”。“杂”即“驳杂不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道：“杂，五彩相会，从衣 [ 1 ] 。”刘勰于《文心雕龙·情采》里说：“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 [ 2 ] 。”《周礼》云：“画缋之事，杂五色 [ 3 ] 。”可以看出，“杂”的本意表示多种颜色相互交错的状态，其后引申为将不同的事物糅和混杂在一起，《国语·郑语》有载：“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 4 ] 。(注：“杂”，合也。)”杂家杂丛百家，揉和众流，一般意义上包含有交错糅和的意思，但绝不仅限于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阐述道：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 5 ] 。” 《隋书·经籍志》里说：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于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 6 ] 。” 从《汉书》与《隋书》的总结中，我们可以大致认识杂家的来源、内容、主旨以及缺陷。 杂家最早来源于“议官”，即议事言理之官，这说明杂家擅长以事明理、工于言论，其后范围扩大到“史官”，这是对杂家来源的再认识，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因而史官往往兼通史实与言论，不仅考历代朝政的兴坏成败，还记载大量嘉言懿行，以资后世。杂家的内容包括“兼儒、墨”、“合名、法”，这里的“儒”、“墨”、“名”、“法”无疑代指除杂家之外的诸子百家，意在强调杂家取材的广泛性，集思广益，“通众家之意”。杂家的旨归在于“知国体”、“贯王治”、“见王者之化”，颜师古云：“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 [ 5 ] 。”由此观之，杂家对于诸子百家的糅和，并非杂乱无章、随意纳取，而是通贯之以“国家治理、王道赓续”的思想，杂家不是杂学，而是会通之学。正是因为杂家能够做到形杂而神一，取众家之所长为己用，因而自成一家，经久不衰。无怪乎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里对杂家的评价如此之高：“杂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贯穿众说，无所不通。然亦有补于治理，不可废焉 [ 7 ] 。”当然，杂家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汉书》所言“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以及《隋书》中“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意在强调杂家之本，在于有通贯之指要，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像“放者”和“荡者”那样舍弃了这一根本精要，那么杂家就会流弊于“漫羡”，如河水之漫溢，沙石之散羡，仅仅成为杂乱无章的集合而已。 在贯之于王治、通之于国体的基础上，杂家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杂家重视天、地、人三才的认识并突出以人为本。杂家的集大成者《吕氏春秋》中多数篇目都与三才有关，例如关于天道时运方面，有《孟春》《季春》《孟夏》《季夏》《孟秋》《季秋》《孟冬》《季冬》等篇，以星斗时序为系，揭示天子应该顺时而动、适时而行；关于地道寰宇方面，有《圜道》《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以农事稼穑为研究对象，给君主以劝课农桑、应时而令的为政启示；关于人道拔擢方面，有《本生》《重己》《情欲》《论人》《用众》《顺民》《爱士》等篇，篇幅尤为厚实，在充分揭示人存在重己爱私等弱点的基础之上，全面分析用人的方法与策略，认识到国家要想得到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供君主参考资鉴。第二，杂家将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融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哲学，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律，杂家在吸收儒、道、墨、法等家优秀思想的同时，也将阴阳五行思想纳入麾下，融合成自身的血肉。如《淮南子》卷四《地形训》篇，言“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 8 ] 。”揭示了五行相生以及其随时序的变化而生灭的规律，闪烁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 可以看出，杂家的内容诚然浩繁博大，但并非混杂无章、简单拼接的学术小集，而是拥有一以贯之思想的大规模的学术总结性学派，它不是折衷主义 [ 9 ] ，而是会通之学，取各派之精髓而调为己用，合而不散。正如近人张琦翔所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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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杂家的学术思想与价值 杂家之学，是博采诸子的会通之学，是吸纳众流的取优之学，是一以贯之的通鉴之学，是与时俱进的收蓄之学。它以通贯王治为思想主线，不仅穷究天地变化的规律，而且还阐明祸福存亡的道理，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探讨杂家的学术价值，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把握： 第一，全面认识杂家“去粗取精、优中取优”的学术思想。张琦翔先生总结说：“(杂家)在学术上居相当主要地位，其对学术有两种贡献：一、融贯诸家学术，二、批评诸家学术大体平允 [ 16 ] 。”这是客观而正确的见解，因为杂家的“杂”并非简单的杂糅，而是融会贯通，这个“通”是建立在深刻把握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之上，《吕氏春秋·不二》篇曾精辟地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是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 12 ] 。”用一个字囊括各家精要，更是说明了杂家对诸子各家的理解之深，深入骨髓。在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杂家能够很好的去粗取精、优中取优，对儒家的优秀伦理道德进行吸收借鉴，但是摒弃其迂腐而繁缛的礼节；对墨家尚贤的政治思想加以选用，但对其非攻、反战的主张进行批判；对法家的以法治国加以吸收，但极力抵制严刑酷法，强调赏罚得宜；对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思想加以汲取，但否定纯任自然的主张等等，正是由于杂家在优中取优，所以其思想体系表现得更为通透，学术价值斐然。 第二，开阔视野，放下门户之见。魏征曾回答唐太宗的“明君暗君之问”时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 13 ] 。”因此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一成语。诚然，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千秋，也各有优劣利弊，如果抱守一家，无疑犯了“偏听则暗”的错误，因此需要后代统治者开阔视野，放下各家各派的门户之见，凡有裨益于保境安民、兴邦强国的思想，均加以有机吸纳、科学运用，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功用。纵观历代学术史，最大的门户之争便是“汉宋之争”，汉学家专事词章考据、名物训诂，宋学家潜心义理的阐发、心性的探讨，两者相互指责，彼此诟病。其实，汉宋之学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二者如能向杂家那样不拘泥于门庭之见，互为补充，其收效必定甚广，清代涌现的“乾嘉新义理学”便是一种可喜的尝试。由此看来，只有学者们真正打破门户之见，摒除陋儒之弊，开阔视野，取长补短，学术界的新气象才能早日形成。 杂家不仅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给我们后世学人诸多钩想与深思，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从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到独自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特色发展之路，历经了重重坎坷与磨难。在我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正值大革命时期，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由于当时共产党还处于相对幼小的阶段，加之反动势力强大，因而那段历史尤为艰难。其后在与国民党的不断周旋中渐渐积累革命经验，加深思想认识，经过漫漫长征的锤炼以及遵义会议的召开，年幼的共产党终于走向成熟，渐渐站稳脚跟，明晰了客观历史实际，革命队伍不断得到壮大。建国之后，由于党的领导人过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与倒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国策，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才回归正轨，进入历史新时期。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与努力的历史，正是一部“新杂家”对于治国为政的探讨史，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就洋溢着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思想光辉，它和杂家一样，吸收了当时先进的各种思想，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也要将这一优良品质与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充分学习杂家的会通之义，学习魏征的“组装哲学” [ 17 ] 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新世纪新杂家的组装哲学的再现史。因此我们必须放下鄙陋的门户之见，狭隘的阶级之争，积极借鉴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优秀政策与思想，善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治国思想和理念，并巧妙地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有机整体之中，不断改善和克服自身的弊端与缺陷。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终旨归的中国梦的实践上，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盲目排优，必须继承并发展杂家思想，成为新时期敢于担当的新杂家，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有机融通，兼收并蓄，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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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核环境中武器装备的生存能力研究是美军的一项重要工作，抗核电磁脉冲防护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美军很早就在这一领域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了指导相关工作开展，美军颁布了较为系统的指导性、技术性文件。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军有关核电磁脉冲的指令性文件、环境与效应要求、加固/防护标准、试验标准、电磁脉冲环境下武器系统生存能力试验操作规程。 关键词 :核电磁脉冲环境，指令，指示，标准，试验操作规程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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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电子器件和系统的大量应用，各种新型武器装备对电磁辐射也越来越敏感，其面临的核电磁脉冲(Nuclear Electromagnetic Pulse， NEMP)环境威胁日益凸显。伴随着这种环境威胁的加重，武器装备NEMP考核也趋于严格，必然催生更严格的测试技术和加固防护技术的需求与发展，需要更加明确、合理的政策、方针来指导此项工作，也需要新的符合更高环境要求的试验设施。 美军历来重视武器装备的核电磁脉冲威胁研究工作，先后颁布、更新了涉及核生存能力与电磁环境效应(E3)的国防部指令(DoD Directives， DODD)和指示(DoD Instructions， DODI)，并制定和更新标准要求以及试验操作规程，以明确其在这两个领域工作的政策、方针、试验方法、程序，满足武器装备抗NEMP加固和E3研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