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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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虽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通过大量投入生产要素去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孙琳琳等，2005) [ 1 ]，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且基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一味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李宾等，2009) [ 2 ]，因此中国开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同时也为周边国家搭建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事实证明，“一带一路”的实施确实为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呢？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的多是输出国的角色，因此辨别“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在投资时进行战略性选择，谋求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展，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健康实施至关重要。一般来说，我们考虑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积累或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李平等，2013) [ 3 ]。目前学术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仍有分歧，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了劳动和资本等投入要素之外，其他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产出增长率，此概念由Solow提出，也称Solow剩余。 综观已有文献，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多为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某个细分行业的TFP，跨国TFP研究多集中于OECD经济体。Joaquin Maudos (1999) [ 4 ] 用Malmquist指数法对OECD国家1975~1990年间的TFP进行了测算和分解，进一步进行收敛性分析，并对OECD内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发现日本TFP的提高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欧盟国家则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效率对于日本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Cristiano (2010) [ 5 ] 计算了12个OECD主要组成国家1970~2003年间的TFP，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判断技术进步对TFP的影响，证明技术进步并非中性，合适的技术进步可以带动TFP的增长。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亚洲国家和APEC国家TFP进行研究。Leung (1998) [ 6 ] 用非参数方法对新加坡1983~1993年间的TFP进行测算，得出TFP年均增长率为4.6%。Timmer (2000) [ 7 ] 研究了结构变化对于亚洲四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要素投入变化，而技术前沿的变化反而起到负作用。郭庆旺、贾俊雪(2005) [ 8 ] 对几种计算TFP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最终选定索洛残差法、隐型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对我国1979~2004年的TFP进行估算，并与三个发达国家和三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行比较，得出TFP对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起着不可或缺作用的结论。王兵等(2007) [ 9 ] 采用APEC17个国家和地区1960~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当期DEA和序列DEA的方法计算TFP并进行分解，并进一步将劳动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增长率、技术效率增长率的资本积累增长率，对样本国的经济趋同进行了分析，最终发现经济发散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而趋同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向琳等(2015) [ 10 ] 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及APEC经济体1993~2013年TFP进行测度与分解，比较发现APEC地区TFP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中国TFP增长放缓的原因则是技术效率增幅较小。 就要素贡献率的研究而言，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较为全面。孙琳琳等(2005) [ 1 ] 将中国的发展分为1981~1984、1984~1988、1988~1994和1994~2002年四个时期，计算得出1981~1984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TFP增长，其他三个时期的增长均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王恕立等(2012) [ 11 ] 测算了中国服务业分行业TFP，研究发现TFP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没有明显上升，即服务业仍呈“粗放型”增长。然而，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国家的TFP及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很少。 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TFP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进而通过计算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识别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投入还是TFP的增长。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第三部分是TFP测算结果及贡献率计算结果分析；第四部分是基于VAR模型的各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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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VAR模型的各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本质上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属于“外推法”，采用联立多方程形式来表达。把系统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构建模型，后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进而建模估计出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有两个变量 y 1 t 和 y 2 t ，滞后1期的VAR模型表达式为： y 1 t = μ 1 + A 11 ， 1 y 1 ， t − 1 + A 12 ， 1 y 2 ， t − 1 + μ 1 t (5) y 2 t = μ 2 + A 21 ， 1 y 1 ， t − 1 + A 22 ， 1 y 2 ， t − 1 + μ 2 t (6) 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是数据平稳，可以用来建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为尽量减小误差的自相关程度，建构VAR模型前需进行滞后期的确定，结果如下： Table 6 VAR model lag period judgment result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7355.130 NA 127271.9 23.10559 23.13357 23.11645 1 −6188.065 2315.809 3429.131 19.49157 19.63150 19.54589 2 −6106.571 160.6856 2791.781 19.28594 19.53781 * 19.38372 3 −6076.102 59.69429 2667.832 19.24051 19.60433 19.38175 * 4 −6050.575 49.69058 2589.290 19.21060 19.68636 19.39530 5 −6027.595 44.44564 2533.273 19.18868 19.77639 19.41685 6 −6014.613 24.94508 2557.559 19.19816 19.89781 19.46978 7 −6005.959 16.51891 2617.475 19.22122 20.03282 19.53631 8 −5973.022 62.46244 2482.213 19.16804 20.09158 19.52659 9 −5927.079 86.54718 * 2259.838 * 19.07403 * 20.10951 19.47604 10 −5916.880 19.08682 2301.803 19.09224 20.23967 19.53771 表6. VAR模型滞后期判断结果 滞后期可依据多种标准进行选择，如LR统计量、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茨准则(SC)以及汉南准则(HQ)等，根据表6的结果，应选择滞后阶数为9，但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年度数据，且滞后9期会导致损失较多的样本容量，因此本文退而求其次，建立滞后2期的VAR模型。 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函数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响应函数，具体用来分析当在扰动项上加一个信息冲击，冲击的大小是一个标准差，标准差是通过渐进计算得到的。图3~8中，横轴表示响应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百分比变化。 图3表示GDP对资本存量冲击的响应。可以看出，当资本存量在本期给GD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GDP迅速响应，且为正的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响应程度逐渐变小，但始终保持正的响应，第6期之后趋于稳定；图4表示GDP对劳动力投入冲击的响应。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同样能迅速引起GDP的增加，与资本积累不同的是，GDP对劳动投入冲击的响应在第4期有极其微小的上升，且下降速度没有GDP对资本积累冲击响应的下降速度快，这可能是由于存在“干中学”效应，会使劳动力投入对GDP增长的影响持续期更长；图5表示GDP对TFP冲击的响应。GDP在第1期对TFP的冲击没有响应，第2期迅速达到峰值，随后快速下降，并于第6期以后逐渐趋于稳定。GDP对TFP响应的峰值高于GDP对资本积累及劳动投入响应的峰值，这说明TFP对GDP增长的影响要高于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但是相对来说持续期不长，原因可能是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减弱；图6表示GDP对自身冲击的响应。可以看出GDP对自身冲击的响应呈平稳下降趋势，说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惯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惯性作用越来越小。 图3. GDP对资本存量冲击的响应 图4. GDP对劳动力投入冲击的响应 图5. GDP对TFP冲击的响应 图6. GDP对自身冲击的响应 图7. 资本积累对TFP冲击的响应 图8. 劳动投入对TFP冲击的响应 图7表示资本投入对TFP的响应。第1期资本投入未响应，从第二期开始TFP对资本投入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并于第4期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持续时间也较长，这说明TFP的增长可以吸引资本投入，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图8表示劳动投入对TFP的响应。可以看出，劳动投入对TFP冲击的响应始终为正，峰值出现在第3期，随后开始下降，第6期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且持续时间较长，这说明TFP的提高对于劳动投入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 2)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用来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率，即判断某一冲击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内生变量的变化。方差分解结果如下： Table 7 Results of analysis of variance (y Period S.E. y k l t 1 3.575022 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3.940938 98.48571 0.043021 0.224586 1.246686 3 4.026256 97.98537 0.049502 0.291602 1.673527 4 4.046527 97.90514 0.053269 0.384562 1.657025 5 4.053769 97.81141 0.054171 0.445172 1.689244 6 4.056234 97.75840 0.054639 0.496125 1.690836 7 4.057434 97.72198 0.054897 0.532611 1.690510 8 4.058182 97.69366 0.055025 0.560187 1.691126 9 4.058664 97.67355 0.055112 0.580373 1.690966 10 4.059005 97.65870 0.055168 0.595249 1.690881 表7. 方差分析结果(y) 注：同表4。 从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TFP对GDP增长率变动的解释程度逐渐加大，且是除GDP自身外对其增长率变动解释程度最大的因素，也即TFP的增长是引起GDP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均证明TFP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而脉冲响应分析还证明TFP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冲击也很明显，即TFP既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影响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TFP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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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从本文关于TFP的测算结果以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近年来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是GDP的增长率是波动发展的，根据表3中的数据可知，在2009年以前，GDP增长率经历的是波动上升的过程，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GDP出现下降，2009年以后经济增长虽有所回暖，但以后每年的GDP增长率都未达到研究期的平均水平。研究期间TFP并未实现增长，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这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国家技术进步未实现增长。建构VAR模型的结果表明，GDP增长对TFP冲击的响应是最大的，且TFP的冲击会引起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正响应，这说明TFP可以通过多种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仍处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很高，但就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及发展状况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来，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转变是必经的变革，现阶段“一带一路”国家应继续增加对于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所需要素的投入，同时应未雨绸缪，增加对教育、科研及新兴产业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调整产业布局，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能。对于中国而言，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时，应仔细辨别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沿线国家均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国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避免投资浪费；东欧地区大多国家的劳动投入贡献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对东欧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考虑输出劳动力；就“一带一路”国家整体发展状况来看，其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因此中国输出管理、技术及优质人力资本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增长，自身也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本文虽对“一带一路”国家TFP进行了测算，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并未测算这些国家分行业的TFP，继续挖掘更多数据，进行细分行业的TFP测算并进行更加精确的分析，确定“一带一路”国家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辨别各产业增长的源泉，从而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和中国对其的投资选择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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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敬畏是积极心理学提出的一种心理品质，一直被视为是一种积极情绪。目前有学者提出敬畏具有消极基调色彩。敬畏推动个体发展还是抑制个体发展？有学者认为，敬畏是一种积极情绪，会增加个体的道德感、亲社会性、幸福感。也有学者认为敬畏是一种消极情绪，会增加个体的焦虑、恐惧、无力感和防御心理。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敬畏特质视角。未来方向需要进一步从跨文化、社会环境、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更深层次地研究敬畏对个体的影响机制，并制定合理有效的敬畏培养机制，促进社会和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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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敬畏已不再单纯地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精神情感。敬畏已由原始的封建迷信逐渐转向基于科学性基础的概念。敬畏自2003年由Keltner和Haidt引入心理学领域(Keltner & HaIdt， 2003)，至今为止，也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 近年来，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敬畏受到了学术各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将敬畏概念化为一种积极情绪，但最新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敬畏的复杂特性，它也是一种同时包含恐惧、焦虑等消极成分的情绪(Piff et al.， 2015)。这是由于引发敬畏的刺激类型多种多样，如自然风景、高超技艺、权力权威、建筑物群、音乐、艺术等等都能有效激发敬畏情绪(Yaden et al.， 2018)。不同的刺激类型会带来不同的正负向情绪体验，比如身临其境般地欣赏美好的大自然景象、观看伟大画家创作的艺术展以及聆听气势宏伟的交响乐等等，能使人身心愉快，由衷地感叹，并产生敬畏感。而当面对大自然灾害、专制的权力权威时，虽然也会使人产生敬畏，但会引发焦虑、不安、恐惧和无力感等消极情绪。这些事物的共同特质会使人们感知到某种难以企及的巨大力量，并能让个体逐渐从关注自我转移到关注外界，从而对自身的情感、思想、行为等产生一系列影响。 那么，敬畏情绪对个体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抑或是阻碍个体发展？本文将对敬畏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深化探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敬畏情绪体验及其心理机制，并旨在对敬畏如何更好地作用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提出建设性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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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敬畏内涵 2.1. 敬畏定义 《韦氏词典》对敬畏的定义是“一种由权威或神圣或崇高所激发的，将恐惧、崇敬和惊奇结合在一起的情感。”以前的理论提出敬畏演化为一种对高阶层个人的情感反应，激发认知和行为模式，帮助低阶层个体从属于他们的自我利益，并进入他们所属群体的社会等级。这种更具威胁性的、基于社会地位的敬畏变异被称为原始敬畏。随着时间的推移，敬畏受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演变，开始向积极方面转变，其威胁性元素也随之消失。 目前心理学领域对敬畏内涵的理解主要来自于Keltner和Haidt (2003)的一篇基础性文章。根据提出的原型模型观点，将敬畏定义是由感知到的浩瀚(perceived vastness)和顺应的需要(a need for accommodation)所组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物理或认知上的浩大刺激使个体产生敬畏情绪，伴随敬畏产生的渺小自我感使其知觉到更广阔的外界，把对自身的关注转向对集体的关注，因此敬畏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情绪，一种使个人能够融入社会集体的情感，还是一种自我超越的积极情绪。 虽然对敬畏的原型定义已经广泛地被心理学界认可了，但对于情绪的属性来说，敬畏有着不同于其他情绪的单一特质，由于能引起的敬畏的刺激类型多种多样，这些刺激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因此其自身的复杂性揭示了它可能存在更多的潜在结构，今后研究者们应更加全面准确地概括敬畏的定义。 2.2. 敬畏的诱因与测评 2.2.1. 诱因 敬畏的刺激Keltner和Haidt (2003)描述了能刺激敬畏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主题，包括：威胁、美丽、能力、美德和超自然。而Yaden等人(2018)对636人进行了敬畏体验回忆任务后统计发现，激发敬畏情绪的这些项目主题概率从大到小依次为：美丽、能力、美德、超自然、威胁。其中第一项美丽超过60%，而第二项能力不到20%，后三项美德、超自然和威胁不到10%。细化来说，诱发敬畏的主要因素按占比大小依次为：自然风景、其他、高超技艺、宗教信仰、伟大美德、建筑物群或纪念碑、权力权威、宏伟理论或思想、音乐、艺术等。其中自然风景也是超过30%远高于其他项占比。说明自然风景是最能引起敬畏的。以上这些诱因也表明了敬畏与人格特质的经验开放性存在相关(Shiota， Keltner， & Mossman， 2007; Silvia et al.， 2015)。并且扩展了敬畏与开放性之间的联系，认为敬畏与感知、幻想、美学和情感的开放性有着独特的关联，并非是有意识的认知参与过程(Kaufman et al.， 2016)。 2.2.2. 实验操作范式 研究者通常以影像的形式诱发敬畏，通过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对敬畏进行实验研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实验组观看一段3分钟视频，视频内容包括自然景观，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行星地球(Planet Earth)系列中的场景，摄像机掠过地球的大地，包括山脉、平原、森林、瀑布和峡谷，伴随着令人振奋的音乐。或者基于负面刺激带有威胁性的视频，如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关于龙卷风诞生的场景，配以恐惧不祥的音乐(Valdesolo & Graham， 2014; Piff et al.， 2015)；对照组则观看一段3分钟的不引发敬畏的中性情绪视频，如描述如何制作腌菜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研究证明，实验组的视频材料都能有效诱发敬畏，但基于不同情绪基调的敬畏视频给被试带来了不同的情绪体验感受。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VR)的发展，可以考虑今后引入VR技术，设置不同场景，探索敬畏的发生变化机制。现代科技的发达使沉浸式视频——虚拟现实变成一种可操作技术。沉浸式视频应为最高的现实形式的虚拟技术，沉浸式视频显著提高了被试自我报告的敬畏体验强度，身临其境的敬畏视频也会导致更高的副交感神经活动(Chirico et al.， 2017)。这些发现表明了在敬畏的实验研究中使用虚拟现实的优势，对诸如敬畏这种情绪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2.2.3. 测量操作范式 敬畏的测量工具之前以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DPES)中的敬畏分量表为主，但董蕊等人(2013)报告过有不同的国外学者使用DPES中的敬畏分量表信效度均不高。 Yaden等人(2018)基于现有的对敬畏的实证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开发了一种稳定可靠的测量复杂敬畏情绪的六因素状态量表——敬畏体验量表(AWE-S)。该量表共包含30个题目，分为6个维度。分别为时间知觉改变、自我减少、连接性、感知的浩瀚、身体感觉、顺应的需要。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高达0.93。 具体程序是被试首先通过Piff等人(2015)的指导语来回忆最近一次产生强烈的敬畏体验，并在指定的方框内书写下来。书写时尽可能地将此次经历描述的具体些，而不是注重导致敬畏产生的原因、之后发生的事情或者你对此次体验的解释。书写完毕后，在敬畏体验量表上根据刚才回忆书写的敬畏内容进行回答。 敬畏体验量表作为当前信效度高的问卷测评工具突破了以往传统式较小规模的实验法，能更大规模上地探讨敬畏的内涵和本质，弥补了以往量表的不足，在测量深刻和积极的敬畏体验方面提供了实质性的广度和深度，无疑也是目前针对敬畏研究上的一种有效性操作测量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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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敬畏应该视为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 从认知理论出发，敬畏情绪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取决于具体的评估过程(Keltner & Haidt， 2003; Smith， Tong， & Ellsworth， 2014)。Keltner和Haidt (2003)认为，敬畏会刺激顺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心理图式会被修改，以理解令人敬畏的刺激。由于顺应可能是困难的或不成功的，所以敬畏跨越了正面和负面支持之间的边界，它带来了一种惊奇感，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力感和不确定性(Gottlieb， Keltner， & Lombrozo， 2018)。 以前敬畏常常被认为是与对神权、上帝的信仰相辅相成的一种精神情感。事实上，敬畏与科学思维呈正相关，而这种关联不会被其他积极情绪所共享。具体而言，敬畏的体验就是一种科学性的情感，能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去激发真正的敬畏情绪，并非神创论解释(Gottlieb， Keltner， & Lombrozo， 2018)。 一直以来，新兴的科学研究很少强调敬畏的消极影响，而是将其归类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研究发现，积极视角下的敬畏增加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使其更具耐心，减少焦虑，增强了个体幸福感(Rudd， Vohs， & Aaker， 2012)。敬畏能增加与他人的联系感，并能带来对生活更大的满足感(Krause & Hayward， 20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生活充满敬畏的性格往往能预防几种健康风险，如抑郁症或与压力相关的疾病(Stellar et al.， 2018)。另外，敬畏还通过引发一种渺小自我感，增加亲社会性，能减少攻击行为。并且增强亲社会性和降低攻击性都是敬畏情绪所持有的特质(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 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到敬畏的复杂特质开始对敬畏的负面体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Gordon et al.， 2017; 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研究发现基于威胁性的负面刺激下的敬畏诱发会给个体带来无力感、焦虑不安、恐惧等负面情绪(Gordon et al.， 2017)，从而使个体丧失短暂的幸福感。研究发现，人们确实会有规律地体验到消极的敬畏。与其他情绪变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基本评价、主观体验、生理关联以及对幸福感的影响。具体来说，基于威胁的敬畏体验被评价为自控力和确定性较低，情境控制能力较强，并且具有更强的恐惧感。侧重敬畏与生理指标的增加交感神经自主觉醒，而积极的敬畏与指标的增加副交感神经兴奋。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基于威胁的敬畏体验中增强的无力感所引发的。 因此，未来在对敬畏的研究中，需要关注敬畏可能引发的负性情绪，尽管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关注敬畏，能够让我们对敬畏这一特质有更全面的认知，对后续的敬畏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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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敬畏对个体的影响 虽然敬畏的诱发因素多种多样，正面刺激和负面刺激下产生的敬畏会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和个人感受。如积极的正面刺激会增加个体的道德感、亲社会性、幸福感；消极的负面刺激会引起个体的焦虑、恐惧、无力感和防御心理。但无置可否的是，任何刺激激发的敬畏情绪都能引起渺小自我感，并据此产生一系列积极性的思想和行为改变。 4.1. 自我认知 敬畏会影响许多认知过程。例如，敬畏增加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Rudd， Vohs， & Aaker， 2012)，扩大了人们的注意力(Sung &Yih， 2015)，提高了人们对他人的认识(Prade & Saroglou， 2016)。敬畏还能降低对自己体型的估计(van Elk， Karinen， Specker， Stamkou， & Baas， 2016)。敬畏因其产生的渺小感会使人越来越谦卑、自律和反思。促使个体的不断自我成长(董蕊，彭凯平，喻丰，2013)。 4.2. 道德决策 敬畏感对道德决策的影响是由于人们认为有些事情比注重自我更加重要，这意味着个体自我附加的概念和对自身的关注相对减少。研究表明，敬畏体验如自然景观(个体抬头看着一片高耸的树林)增强了乐于助人的品德，提高了个体的道德水平(Piff et al.， 2015)。当个体把自己置身于集体中，个体本身被放到次要位置，个人利益的关注度减少(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这个过程通常使个体行为趋于利他化，更加具有道德性，比如帮助集体中的成员，照顾集体成员的感受，遵守集体规范，不去伤害集体成员等(黄秋珊，2018)。 4.3. 人际关系 无论是积极刺激的敬畏体验还是消极刺激的敬畏体验都能使个体增加亲社会性，表明敬畏对亲社会性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纯粹积极刺激的敬畏体验。这都是因为渺小自我感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敬畏通过渺小自我感促进利他主义。人类已经进化出许多机制来促进社会集体中的生活——这些机制可以减少对自身及其利益的过度关注，敬畏会使个体的心理注意范围扩大，从而导致更亲社会的倾向性的视角(Piff et al.， 2015)。而亲社会性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拥有亲社会性越多的个体其人际关系往往会处理的很好，因此敬畏有利于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良好培养。 4.4. 校园欺凌 社会问题中如校园欺凌现象一直以来层出不穷，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研究焦点之一。校园欺凌者之所以会实施欺凌行为，除了道德推脱的原因之外，对规则、生命、自然的敬畏忽视可能是一个潜在缘由。 敬畏扩展时间观念表明，敬畏也可以增强对愉快时刻的品味(Quoidbach et al.， 2010)或减少攻击性和分心驾驶(Nationwid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2008)。Yang等人(2016)的研究中也证明了敬畏能有效抑制欺凌行为。敬畏通过引发一种渺小自我感促使人们不再强调个人利益，增加其亲社会性的行为并能减少攻击性。即渺小自我意识调节了敬畏和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地探讨敬畏在欺凌行为上是如何发挥其保护性作用的，有助于深入了解欺凌的本质及其影响机制，制定出敬畏对于欺凌的合理培养策略及干预方案，旨在有效减少当前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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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敬畏促进个体发展，还是抑制个体发展？从上述观点中，两种观点均有相应的实证结果支持，总体来看，敬畏有利于个体发展，能够提升个体幸福感，这体现出了敬畏较其他情绪不同的特质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诱发敬畏的刺激类型各种各样，敬畏的诱因可以概括分为自然刺激和非自然刺激，自然刺激下又分为积极刺激和消极刺激。而这些不同类型的敬畏刺激会给个体带来一系列的生理、心理上的不同反应，因此能让个体产生不同的正负向情绪体验。但好在无论是积极刺激或消极刺激下产生的敬畏都能引起渺小自我感，从而促进人的思想更加积极化，行为趋向更加合理规范化，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个体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敬畏是一种既包含积极又包含消极的复合型情绪。 未来对敬畏的研究，需要考虑到敬畏情绪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目前对于敬畏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仍不够全面和深入，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从跨文化、跨年龄层等方面研究敬畏特质是否具有普遍性。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是西方的大学生被试群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被试对象占据少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下的人群受到的教育、历史、政治等原因产生的思想认知和行为举动都可能不同。未来方向可多研究中方被试群体包括不仅限于大学生，中小学生和社会人群都可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考察敬畏在中西方文化下有无显著差异性，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群体下的敬畏特点。 第二，从脑神经机制检测个体的敬畏差异。个体的大脑构造具有差异性，导致可能有些人本身的敬畏水平就高。一般特质性敬畏高的人其道德行为水平也高，处于敬畏情绪状态下的个体也会表现出更多的道德行为(黄秋珊，2018)。过去的理论和研究中记载关于敬畏的主观体验的记录、自我报告与其他积极情绪(如喜悦、爱、娱乐和满足等)的记录是不同的(Shiota et al.， 2007)。敬畏也与特定的发声模式有关(Simon-Thomas， Keltner， Sauter， Sinicropi-Yao， & Abramson， 2009)，与面部肌肉运动有关(Shiota et al.， 2003)，还可能与明显的生理信号有关(Maruskin， Thrash， & Elliot， 2012; Shiota， Neufeld， Yeung， Moser， & Perea， 2011)。比如，对基于威胁的敬畏研究遵循的核心原则是：对人类经验至关重要的发现威胁的能力，以及迅速调动头脑和身体对感知到的危险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评估环境威胁的能力对于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所谓的自动威胁检测系统中显而易见，该系统涉及大脑的杏仁核等区域，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的交感神经分支的激活(Dimberg & Öhman， 1996)。因此未来可以从脑成像等脑神经机制方面的技术研究个体敬畏差异性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敬畏的本质及其内涵。 第三，分析敬畏是否对所有人群都有积极作用，并制定合理有效的敬畏培养策略及干预方案。敬畏对个体的有益影响已在前文列举，可以看出敬畏对个体的影响蔓延到生活的许多方面，敬畏的积极影响需要得到更好的广泛运用。敬畏还对许多消极行为有抑制保护作用，如攻击、欺凌等。但敬畏可能对于不同的欺凌角色意味着不同的作用机制。敬畏对于欺凌者而言，可能是有抑制欺凌行为的保护“天使”，干预课程能够起到积极效果；而对于被欺凌者而言，可能是会导致更加不敢反抗的恐惧“恶魔”，干预课程并不一定产生良好结果。今后还需针对敬畏课程对于不同欺凌角色的作用机制是否相同进行比较分析。如果存在不同作用机制，需要针对不同的角色群体特点去设计相应的敬畏培养策略，可以在学校里增设一些艺术类课程，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有一点需要额外注意，在进行敬畏干预课程时选取的敬畏刺激材料最好以积极刺激呈现，这样既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敬畏感，同时又能使其身心愉悦，为预防及减少学生问题行为提供有效解决途径。另外，在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中，鼓励人们多出去旅游看看世界，多接触用心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与美好。社会及学校大力普及传递敬畏知识，加大公众对培养敬畏之心的意识，促进全民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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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京津冀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早在2015年原中科院牛文元院士就指出，“公地悲剧”和“邻避效应”是制约协同发展的根本原因，前者揭示了三地基于私利的发展困境，后者昭示了三地分区而治的协同难题。进而提出，“飞地经济”，即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建构共同体实现三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然而，“京津冀”区域共同体建构首先涉及价值世界和价值共识难题。事实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了“京津冀”区域共同体文化价值定向：“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因而，关于“新生态”的价值体系研究就成为京津冀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课题，包括如何实现“京津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如何跨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实文化鸿沟便成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在研究京津冀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以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文化与共同体的相关性。本文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石家庄正在逐渐形成以“包容谦和、奉献担当、开拓创新、向善厚德”为核心的城市文化价值，推动石家庄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城市的发展，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发展之城。本文旨在通过对石家庄市的调研分析，为京津冀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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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6日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汇报时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完全能相互融合、协同发展。这番讲话既阐明了三地协同发展的历史依据，又指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必要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指出了“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必要性。文化的协同发展对于“京津冀”区域的协同起到重要的作用。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下历经组合形成的高浓度的汇聚地，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文化是城市之魂，它既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 文化的同源性构成了“京津冀”文化融合的良好基础。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三地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文明类型和价值体系。从总体上看，北京属“皇城文化”，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都城文化，具有厚重、大气、高端等特征；天津拥有环渤海的地理位置优势、便利的空港和海运条件，具有深厚的漕运文化底蕴；河北从明清时期开始由于处于京畿重地，文化开始以追随中央文化风气为主，这种直隶情结和直隶文化，渐渐消解了自身的特点，同时其文化体系也变得复杂多样。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进一步加剧了三地文化发展的落差。因此，本文首先以三地发展中较为落后且文化特征不明显的河北省会城市石家庄为例进行研究，以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思路的突破。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课题的直接目标是建构京津冀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即在历时性、共时性与现实性上所需求并为“京津冀”所共享的文化特质。通过对石家庄市的调研分析，为京津冀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提供思路。其最终目标是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建构的路径与方法。 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在于建构“京津冀”区域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体系，从而通过其价值引领作用实现如下实际应用价值：加速形成京津冀共同体进而突破三地协同发展的文化瓶颈；填补当代社会价值真空，协调多元文化冲突；明确我国文化价值规范对外文化传播，为我国丝绸之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实现提供文化价值参考。 现实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京津冀”区域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国家和全球面临的问题，其实质是当代生态文化与多元文化价值建构问题。本研究从京津冀共同体核心价值建构视角切入，其现实意义是为三地协同发展提供价值引领。 1.3. 研究现状 以往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与科技创新等领域而对引领协同发展的文化价值却鲜有探讨。事实证明，三地传统文化观念、惯性思维定势一直是制约体制机制与政策协同的内在障碍。为了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难题，中央提出创建“雄安新区”并作为千年大计和国家大事。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本文首先以河北省的省会城市石家庄为例，梳理其城市文化价值。 通过文献查找，学者对于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以及城市文化价值的研究有30多篇。如学者 [ 1 ] 在《传承历史，发展融合——河北石家庄历史文化的精神价值研究》中多从历史视角介绍石家庄，从而突出其“长治久安、忠诚担当、融合发展”的石家庄人文精神 [ 2 ]；从地理、人文、历史、社会的四个角度界定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概括为“坚韧从容、包容谦和、艰苦奋斗、尚德尚善、敢于担当” [ 3 ]；认为除了自然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优势等天时地利之外，“不畏艰难、尚义图强、包容谦和的淳朴民风和文化特质”使石家庄实现了由小村庄向省会城市的华丽转身 [ 4 ]；从地缘文化、历史传承和新时期城市发展取向将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概括为“崇山乐水”“和合文化”“诚信立市” [ 5 ]；加强哲学层面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把石家精神概括为“公正勇敢、包容开放、求是创新、服务人民” [ 6 ]；认为石家庄作为新兴的现代化中心城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着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将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应概括为“诚信、务实、创新、奉献”。因而，本文将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概括为“向善厚德、奉献担当、包容谦和、开拓创新、崇尚务实”，并且以城市共同体作为自变量，从而更好地分析何种共同体价值更能有效提高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把城市文化价值纳入公共管理领域，打造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价值观。 1.4. 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1.4.1. 主要研究内容 整合京津冀的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和当代科技与市场文化找出基于命运共同体目标的京津冀共同体核心价值特征。具体包括： 1) 价值建构基础 文化传承一致性：“京津冀”同属于传统燕赵文化区，具备传统文化传承共性；包容与适应文化特质：尽管“京津冀”分别具有诸如“官、商、民”等文化差异，但作为传统汉民族与北方其他民族交汇地，形成了典型的包容与适应的文化特质；文化优势互补：北京政治、经济与技术的高位优势、天津典型的商贸与市民文化以及河北的经验创新摇篮，三者优势融合与互补。 2) 价值建构路径 历时性维度上，根据京津冀传统(政治、工商和畿辅文化)特质探讨三地所共有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及其现代转换策略；共时性维度上，依据“京津冀”区域发展瓶颈，探讨三地共同体视野下的价值认同。作为国家大事，这种认同也是上升到全球化高度寻求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策略；现实性维度上，根据“京津冀”面临的共同危机，探讨三地生态共同体价值认同策略，同时作为千年大计，须具备未来视野下的生态价值建构。 3) 价值建构 依据整合心理学原理，人类随自然而进化，文化随社会系统而完善。任何共同体文化价值均源于其大自然观与自身历史文化的积淀。如基督教文化突出“博爱”价值；伊斯兰教文化强调“忠诚”价值，而我国传统文化更强调“正义”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京津冀”区域共同体文化价值同样要站在全球生态高度结合其历史文化与未来发展做出优选。 1.4.2. 创新点 以往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与科技创新等领域而对引领协同发展的文化价值却鲜有探讨。事实证明，三地传统文化观念、惯性思维定势一直是制约体制机制与政策协同的内在障碍。因此本文从文化价值角度进行共同体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丰富了共同体构建的角度。 1.5. 研究方法 1) 文献法：梳理国内外文献，找出引领我国当代与未来发展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 2) 调查法：通过反复筛选和修正“京津冀”文化价值内容，设计指标体系进行调研验证，最后得出京津冀共同体文化价值内容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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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石家庄文化价值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4.1. 目前石家庄市城市文化价值存在的问题 4.1.1. 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认知存在偏差 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石家庄城市文化的认知程度不同，数据表明，石家庄人认为包容谦和，奉献担当是石家庄城市的主要特征，但是天津地区的人们则普遍认为石家庄城市突出特征是开拓创新。在石家庄和天津两地对石家庄城市文化精神的认知上存在偏差。以下是人们对于石家庄的一些认知，受访者对于石家庄的城市认知还停留在“90年代国际庄”，“城市经济不发达”人们对石家庄的看法呈现出了固化的现象，认为石家庄是“土”的代名词。同时在研究中发现，人们普遍认为石家庄没有城市特征，对于石家庄的城市文化了解甚少。 4.1.2. 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的培育和宣传缺乏针对性 1) 缺乏对个性的城市文化价值 城市文化价值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关注城市文化价值不能只注重硬环境的建设，也要进行城市文化建设，从城市的历史文化、现存发展阶段、城市定位多方面协同治理，形成有自己“味道”的城市文化价值。经过数据比对发现石家庄的城市文化价值的没有突出的特点，不同的人对石家庄持有不同的城市文化价值观点，比如石家庄人认为石家庄的城市文化价值是包容谦和，天津的受访者则更偏向石家庄是一座开拓创新的城市。这一结果表明石家庄的突出的城市文化价值的特点还是不明确，缺少自己的独特的城市文化。 2) 缺乏对共性的城市文化价值的系统培育 城市文化价值的形成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多因素多主体综合发挥效用，不能片面的重视城市文化价值的个性发展而忽视城市文化价值共性，例如三亚的城市文化价值“极力争取”，只强调城市的进取个性，忽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社会和谐、诚信等方面的普遍要求 [ 8 ]。因此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的形成要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对城市文化价值进行分类培育和综合培育，为城市个性精神的发展提供城市支撑。 4.2.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4.2.1. 石家庄的文化宣传不到位 石家庄市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工业发展为其典型特点，很多企业在管理方面也创造了小小的奇迹，例如马胜利造纸厂的管理方法，满负荷工作法的提出等都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但随着时代发展重工业在生产发展中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新兴行业也未探索出适合石家庄发展的路子，因此在石家庄本地人看来开拓创新精神的体现并不明显 [ 9 ]，但天津居民对石家庄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会认为石家庄的开拓创新精神具有代表性。同时从历史角度来看，石家庄是战争时期的汇聚点，也是现今的“国际庄”，不论外地打工人员还是在石家庄定居的人，都没有很大的限制，因此石家庄本地人会认为包容谦和的城市文化价值比较具有代表性。而天津居民又很少外出感受体验石家庄的城市文化，因此对包容谦和的城市文化价值感受不深。 而城市宣传是人们认知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国际庄”、“土”说明石家庄的文化宣传做的不好，目前石家庄的文化宣传普及的对象是本市市民或者在石家庄居住，工作，学习的人员，但是石家庄在对外的文化宣传上不到位，导致天津和石家庄人们出现不同的认知。 4.2.2. 公众参与机制缺乏 目前有关城市文化价值的公众参与机制尚未形成，城市文化价值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选择或者仅仅是宣传活动，它是信息情报活动、培育方案设计活动以及执行方案等密切关联的环节共同形成的完整过程 [ 10 ]。首先，公众缺乏参与城市文化价值培育的主体意识，广大的市民公众对有关的城市文化活动参与意识和参与次数等存在区别；其次石家庄市民不能完整表述自己的城市文化价值，人们本身对当地的城市文化价值存在认知的偏差，加之当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频繁，城市文化价值的宣传较少，使得公众存在认知存在误区，不会主动去认同城市文化价值的内容。因此要建立起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增强主体意识，切实形成一股劲。 4.2.3. 城市文化建设的动力不足，政府部门忽视城市文化价值的建设 城市文化价值是发挥城市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石家庄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完善。但是政府部门对于城市文化价值的建设，仍注重表面工程，比如一味增加城市硬件设施建设，专注于“看得见的成绩”，虽然城市文化价值可以通过宣传口号、城市建筑、城市公共空间体现出来，但最根本的是落实，石家庄政府应该改变过分追求经济建设的态度 [ 11 ]，加大城市文化内容的培育，城市文化价值是石家庄的灵魂，是石家庄的一张亮眼的名片，政府部门应该切实做好文化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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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策与建议 针对石家庄地区城市文化价值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从树立先进的城市文化价值培育理念、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培育功能以及有针对性的培育城市个性精神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分析。 5.1. 树立先进的城市文化价值培育理念 5.1.1. 找准城市文化价值培育的战略定位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新时代对提出了培育城市文化价值的要求，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片面的城市硬件设施建设，也是城市软实力的塑造，在当代城市培育特色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城市文化价值显得愈发重要。在城市文化价值体系中，既涉及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城市品牌形象塑造等宏观部分，也包括城市发展战略中阶段性目标的微观内容，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以及人文的发展都会体现出城市的主体精神是什么 [ 12 ]。只有强化城市文化价值的战略地位，才能培育为市民自觉认同的价值规范，成为城市的本质内涵以及推动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 5.1.2. 创新城市文化价值培育的理念 打破延续使用过去的城市文化价值概念，打造个性的城市文化价值。把历史、现实、未来与个性维度一同放到公共管理的视野下，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引导作用，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市民的作用，促进城市文化价值的培育。城市文化价值具有价值性、延续性和可塑性，将城市文化价值置于一定城市文化基础上进行凝练与提升，根据时代特征充分发挥市民动力机制的助推作用，破除城市文化价值“千城一词”的样板化流弊，提炼出与个性精神高度融合的城市文化价值，成为城市品牌形象的内核，铸就城市之魂。 5.2.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5.2.1. 引导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慢慢得到公众的认可。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教育、扶贫、社会福利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帮助，非政府组织相对政府部门而言，运作更加灵活透明，社会对其监督也更为严谨，促使其不断提高行动的公平性和高效性 [ 13 ]。为拓宽城市文化价值塑造的载体，非政府组织应积极参与到城市文化价值培育中，以其独立性促使培育城市文化价值的对策措施更加顺利地开展。充分发挥城市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首先要明确责任意识，清晰的规划出在城市文化价值培育中的功能与作用，其次应根据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以及自愿性践行城市文化价值，出色高效地在政府不能做或没有做好的空白领域发挥优势，将城市文化价值培育不断推进，最后非政府组织应自觉把城市文化价值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导，举办有关培育城市文化价值的大型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自身发展以及周围环境的改善，服务社会。 5.2.2. 强化市民的主体作用 芒福德认为，人们形成的思想与其存在的环境关系密切。城市是人类培养文明、教化人的场所，人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是一个大的社会群体，而市民是最为核心的部分。现阶段，市民作为城市文化价值培育主体中的一个广泛而又重要的因素 [ 14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参与城市文化价值培育，一方面需要政府赋予公众一定的权利，包括在制定培育城市文化价值的相关政策前期举行市民座谈会、听证会，听取专家和市民切身感受，扩大信息来源，增强培育政策的包容性和可靠性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市民提高自身素养，参与到城市文化活动中，提升参与培育的积极性。 5.3. 有针对性地培育城市个性精神 5.3.1. 兼容并包，全方位打造个性突出的城市文化价值 推出有代表性的城市歌曲，拍摄弘扬城市文化价值宣传片等，让全社会自觉践行城市文化价值，促进城市的整体性发展。 5.3.2. 开拓创新，打造蕴含传统和现代特色的城市文化价值 打造蕴含传统和现代特色的城市文化价值，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基础，挖掘城市历史，评选城市文化价值先进代表，开展多样文化活动，丰富城市文化价值内涵，打造蕴含传统和现代特色的城市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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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城市文化价值是城市的灵魂，是维系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能够提升公共文化核心和城市软实力，促进城市的不断发展。本文从文化价值建构方面探讨了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的发展，为打造属于石家庄特色文化品牌以及加强城市凝聚力，创新性地从公共管理研究视角出发，培育体现城市文化、凝聚城市力量的独特性城市文化价值。 当前石家庄城市文化价值培育过程中出现了在认知上的偏差、宣传不到位、缺乏针对性等问题。究其根本，一方面是城市文化价值的塑造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践都发展不完善，另一方面是因为市民在城市文化价值上存在认知偏差，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对其重要性认知不足。本文依据这些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包括树立先进的城市文化价值理念，突破传统城市文化印象；多元协同治理，加强企业、市民等主体积极性；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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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空间认知能力作为教育教学中学生智力发展的基本要求，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重点，其包括空间知觉、空间表征、空间想象和空间思维四种能力。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模型，本文旨在原有的空间认知能力结构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设计儿童空间认知能力虚拟试验的框架结构，撰写试验脚本，论述实施步骤及各步骤主要思路，拟开发一套集沉浸式与交互式为一体的虚拟情境试验，为培养并提高学生的空间感知能力以及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等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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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李洪玉，林崇德(2005)认为空间认知能力是人们对客体或空间图形(任意维度)在头脑中进行识别、编码、贮存、表征、分解与组合和抽象与概括的能力，包括空间知觉、空间表征、空间想象和空间思维四种能力。空间认知能力是影响学科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Holzinger & Swineford， 1946; Priby et al.， 1987)，尤其是在学生关于几何学习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为培养学生的空间认知能力提供具体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上的理论依据，是在教师教育教学中引发学生智力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于空间认知能力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1904年)。皮亚杰从1929年开始研究空间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儿童空间观念的演化是在两个不同的水平上进行的：知觉水平和思维或想象水平，并且提出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和空间认知能力的四种形式(空间知觉、空间表征、空间想象和空间思维)是相互对应的，而空间认知能力作为认知能力的特殊存在，理论上也遵循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对于众多空间认知能力的研究中有一些大量采用各种视空间知觉的测验，以此来鉴定其空间能力，这种以抽象的几何符号编制成的测验，有助于揭示和评价目测观察，灵敏性等能力。从我国众多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对于空间认知能力的研究较少，而其中在教学研究中也发现学生的空间认知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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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空间认知能力测验研究现状 针对空间认知能力基础理论和研究，对于空间认知能力的测验主要有瑞文推理测验、维也纳心理测试系统、卡片旋转测试量表(Card rotation. test)、心理旋转测试量表(Mental rotation test)、明尼苏达修正测试量表(Minnesota paper from board test) (Goeters & Rathje， 1992; Stahlberg， 1992)和林崇德等编制的《空间认知能力倾向成套测验》(共70个项目)。 早期的空间能力测验以心理旋转测验为主，但这是不全面的，测验的材料和测验任务设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测验典型的是标准心理旋转测验(MRT)及其多变式，其主要研究的是空间认知能力的个体差异。Vanderberg和Kuse设计出的标准MRT是通过小立方体构成的三维图形以其中一个为标准图形，在做出标准图旋转后的两幅图(可重合)和标准图镜像旋转后的图(不可重合)，让被试做选择，该测验主要看眼的是个体对于三维物体旋转变化后的辨认能力(Vandenberg & Kuse， 1978)，MRT A/D是后来实验者在根据个体在对物体的水平旋转和垂直旋转中对于前者更易辨认的假设进行改编，主要探究的是心理旋转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是否有差异。MRT0-4是由Glück和Fabrizii (2010)编制应用的，发现了控制被试策略选择后，其心理旋转的个体差异性减少。成对MRT的编制是为了排除任务复杂度对实验过程中个体的影响，Titze (Titze， Heil， & Jansen， 2010)提出该测验，研究发现在一样的任务复杂难度情况下，个体之间的心理旋转能力仍然存在差异，并且表现为男性优于女性。 空间认知能力的三维测验目前主要有四种(鞠成婷，游旭群，2013)：D*Star，SODT-R，VWM虚拟水迷宫测验，VPT虚拟罗盘定位任务。D*Star是由维也纳科技大学于年开发的动态空间测验，是一项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新型空间测验，它的测验任务是要求被试按照茶杯的旋转方向旋转所呈现的图形。SODT-R是一项动态评估被试空间定位能力的测验，其全称是空间定向动态评估测试。他的测验任务是控制两点到达目标点，测验数据是两点到目标点的距离大小。VWM虚拟水迷宫测验是在动物水迷宫实验的基础上开发出的一种测量人们空间定位能力的测验，它的测验任务是寻找藏宝箱，测验数据是被试的定位时间。VPT虚拟罗盘定位任务是一种空间定位能力的测验。该测验要求被试在一个无任何方向提示的场景中前进，每走一步使用一个虚拟方向盘指示其出发位置。完成此任务，被试需要依赖其所走距离、速度和移动角度等信息地累积与更新来使自己找到最初起点。 三维的空间认知能力测试明显优于二维空间认知能力测试。刘芳等人(2009)认为虚拟地理环境的多感觉通道拓展了人的空间认知手段，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思维习惯，使得人的空间思维方式由原来的形象思维为主转变为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并重，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空间认知能力。柳佳佳等人(2014)认为相较于二维认知空间能力测试，三维空间认知能力测试的认知效率更高、认知维度和深度更广。在空间认知模式方面，三维测试中的目标、形状等空间对象认知效果优于二维测试。多位研究者也利用实验证明了三维空间试验的优越性。申申等人(2018)做了基于虚拟亲历行为的空间场所认知对比实验研究，结果表明，VR组的空间认知3个层次(空间特征感知、空间对象认知、空间格局认知) 的认知效果好于二维组。张俊等人(2019)通过对比试验证明了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用户对场景的空间认知程度，验证了虚拟现实场景在空间认知效果上的显著优势。虚拟现实技术以下几点优点可有效的促进儿童的空间认知能力的提升：第一，“沉浸式”的时空。儿童身心发展还不成熟，一般儿童连续稳定的注意时间为二十分钟左右，他们需要不断有外界的刺激，才能保持比较长时间的注意力(李逸桦，2019)。虚拟现实系统能够营造出逼真的情境，儿童可“零距离”“多角度”的身临其境，并可保证学生的有效注意力时间，在试验中有效锻炼儿童空间认知能力(雷波，2020)。第二，“交互式”的过程。VR不但可以再现真实场景，还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能够实现电脑和被试者1:1交互，VR中的场景可以达到类似网络游戏趣味性与挑战性并存的境界(张志祯，2016)，儿童以强烈的主体精神和积极主动的态度进入试验，有效发展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李蕾，王健，曹俊，2011)。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针对性训练提高增加儿童空间认知的经验，从而培养提高儿童的空间认知能力，第三，实践操作的安全性、有效性。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模拟生活中难以接触到或者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场景，不仅节约了搭建真实情景的成本，可以使儿童在低风险的情景中完成一系列的试验，不受时空和材料的限制。使得儿童能够在试验中更安全、更有效的进行，并获得更深刻、透彻的理解，从而提升儿童的认知能力。 虚拟技术能使人们在虚拟的空间环境中完成操纵和定位任务。有研究表明(Neidhardt， 2010)，人们的空间能力在真实环境下和空间能力测验下表现不同。使用虚拟仿真技术能更好得模拟现实环境，增加情景意识，从而能提高空间信息加工能力。 因此本研究旨在借助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技术，对空间认知能力新的试验手段开展初步实践研究，力求对上述问题进行改善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