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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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自我观”研究展望 “自我观”概念与理论的提出，旨在呼吁学者超越表面的自我，关注更本质的自我。自我观具有动态性，是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对人真正起着指导作用、深刻影响的观念体系和精神力量。然而，有关自我观的研究仍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以下研究方向有待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第一，需要进一步明确自我观的内涵，充实自我观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在陆洛的自我观概念架构中，包含个人取向自我观和社会取向自我观，且这两套自我观的内涵包含“本体性和结构性”和“功能性与运作性”两个内涵。“本体性和结构性”响应的是自我作为哲学本体的实在及自我在构成成分上的特性，“功能性与运作性”是自我作为心理系统的运作及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功能。陆洛的自我观的内涵以及架构，有待后续学者进一步探讨和证实。 第二，自我观应基于文化心理的基础进行研究。不同地域文化下生活着的人具有不同自我观，因此研究不同文化心理中的自我观将成为后续自我观的进一步研究方向。目前大多数学者专注于研究中西方文化对立下的自我及其自我观，有关的研究着重在于不同文化下的自我或自我观差异，然而，笼统将西方文化称为个人主义文化，东方文化称为集体主义文化，此种对于文化的简化概括显然忽略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其实，我们的研究对象也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不只是体现在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即使中国不同地区也存在小范围的文化差异。差异不是绝对的，即使不同地域的文化环境存在差异，但也必然存在共性，而且文化是流通而相互影响的，因此自我观应在多元文化基础上进行整合研究。 第三，自我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要深入对文化心理本身进行研究。自我观是文化模式下构建的产物，研究整体的文化模式中的文化心理是研究自我观的前提与关键。有关文化心理的研究，心理学必须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四，自我观的研究方法要借鉴人文主义的方法。科学、客观、理性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限制了自我研究本身，难以探索自我的本质。对于人类高级的心理过程，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更符合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莫雷等，2006)。 总之，深入探究多元文化并存时代背景的个体自我观，对于减少文化差异引起的各种冲突，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构建稳定、和谐、健康的个体自我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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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设 M n ( ℂ ) ， T n ( ℂ ) 分别是矩阵代数和上三角矩阵代数。本文证明若 L : M n ( ℂ ) → M n ( ℂ ) 是2-局部Lie导子，则存在 T ∈ M n ( ℂ ) 和映射 τ : M n ( ℂ ) → ℂ I n 使得 L ( A ) = T A − A T + τ ( A ) ， ∀ A ∈ M n ( ℂ ) (*)其中 τ ( A + F ) = τ ( A ) ， F = [ A ， B ] ， ∀ A ， B ∈ M n ( ℂ ) 。利用该结论证明了 M n 1 ( ℂ ) ⊕ M n 2 ( ℂ ) ⊕ ⋯ ⊕ M n m ( ℂ ) 到自身的每个2-局部Lie导子具有形式(*)。证明了若 L : T n ( ℂ ) → T n ( ℂ ) 是2-局部Lie导子，且 L ( A + B ) − L ( A ) − L ( B ) ∈ ℂ I n ， ∀ A ， B ∈ T n ( ℂ ) ，则L具有形式(*)，并举例说明条件 L ( A + B ) − L ( A ) − L ( B ) ∈ ℂ I n 不可去。本文还刻画了 T n 1 ( ℂ ) ⊕ T n 2 ( ℂ ) ⊕ ⋯ ⊕ T n m ( ℂ ) 到自身的2-局部Lie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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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设 A 是结合代数， Z ( A ) 为 A 的中心。称线性映射 δ : A → A 为导子，若等式 δ ( A B ) = δ ( A ) B + A δ ( B ) ， ∀ A ， B ∈ A 成立，称 δ : A → A 为内导子，若存在 T ∈ A ，等式 δ ( A ) = T A − A T ， ∀ A ∈ A 成立。近年来，随着不同代数结构上导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映射的局部性质，其中有趣的问题是局部映射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为全局的映射或者在何种代数上的局部映射是全局映射。关于局部导子的研究，其奠基者是R. Kadison [ 1 ]，D. Larson和A. Sourour [ 2 ]，称线性映射 δ : A → A 为局部导子，若对 ∀ A ∈ A ，存在依赖于A的导子 δ A : A → A 使得 δ ( A ) = δ A ( A ) 。过去十多年里，局部导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深刻的结果 [ 1 ] [ 2 ] [ 3 ] [ 4 ]。1997年，P. Semrl在文献 [ 5 ] 中首次研究了代数上的2-局部导子，称映射(无线性或连续假设) δ : A → A 为2-局部导子，若对 ∀ A ， B ∈ A ，存在依赖于A，B的导子 δ A ， B : A → A 使得 δ ( A ) = δ A ， B ( A ) ， δ ( B ) = δ A ， B ( B ) 。P. Semrl [ 5 ] 刻画了无限维可分Hilbert空间上的所有有界线性算子构成的代数B(H)上的这类映射，后来，文献 [ 6 ] 用比较短的证明方法刻画了有限维的情况下此类映射的结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关于2-局部导子的结论，文献 [ 7 ] 中作者证明了当 n ≥ 3 时， M n ( A ) 到 M n ( M ) 的2-局部导子是导子，其中 A 是有单位元的Banach代数，满足任意从 A 到 A 的双模 M 的Jordan导子是导子。 与代数上的一般积相关的是导子，而关于代数上的Lie积可以定义Lie导子。称线性映射 L : A → A 为Lie导子，若 L ( [ A ， B ] ) = [ L ( A ) ， B ] + [ A ， L ( B ) ] ， ∀ A ， B ∈ A ，其中 [ A ， B ] = A B − B A 为A，B的Lie积。Lie导子L是标准的，若存在导子 δ : A → A 和线性映射 τ : A → Z ( A ) 使得 ，其中 τ [ A ， B ] = 0 ， ∀ A ， B ∈ A 。类似于局部导子和2-局部导子，自然地可以定义局部Lie导子和2-局部Lie导子，文献 [ 8 ] 首次提出了局部Lie导子和2-局部Lie导子的概念，称线性映射 L : A → A 为局部Lie导子，若对 ∀ A ∈ A ，存在依赖于A的Lie导子 L A : A → A 使得 L ( A ) = L A ( A ) 。映射(无线性或连续假设) L : A → A 称为2-局部Lie导子，若对 ∀ A ， B ∈ A ，存在依赖于A，B的Lie导子 L A ， B : A → A 使得 L ( A ) = L A ， B ( A ) ， L ( B ) = L A ， B ( B ) 。相比于2-局部导子的研究，2-局部Lie导子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陆芳言教授 [ 8 ] 研究了维数大于2的Banach空间X上的有界线性算子全体构成的代数B(X)上的这两类映射，证明了2-局部Lie导子 L : B ( X ) → B ( X ) 具有形式 L ( A ) = T A − A T + τ ( A ) ， ∀ A ∈ A ， (*) 其中 T ∈ A ， τ : A → ℂ I 是齐次映射，满足 τ ( A + F ) = τ ( A ) ， F = [ A ， B ] ， ∀ A ， B ∈ B ( X ) ，而其证明方法依赖于B(X)上秩一算子的存在性。文献 [ 9 ] 作者运用新的方法证明了维数大于4的半有限因子von Neumann代数上的2-局部Lie导子具有类似的结构。 本文刻画矩阵代数 M n ( ℂ ) 和上三角矩阵代数 T n ( ℂ ) 上的2-局部Lie导子。证明若 L : M n ( ℂ ) → M n ( ℂ ) 为2-局部Lie导子，则L具有形式(*)。利用该结论刻画了 M n 1 ( ℂ ) ⊕ M n 2 ( ℂ ) ⊕ ⋯ ⊕ M n m ( ℂ ) 到自身的2-局部Lie导子。证明了若 L : T n ( ℂ ) → T n ( ℂ ) 是2-局部Lie导子，且 L ( A + B ) − L ( A ) − L ( B ) ∈ ℂ I n ， ∀ A ， B ∈ T n ( ℂ ) ，则L具有形式(*)，并举例说明条件 L ( A + B ) − L ( A ) − L ( B ) ∈ ℂ I n 不可去。本文还刻画了 T n 1 ( ℂ ) ⊕ T n 2 ( ℂ ) ⊕ ⋯ ⊕ T n m ( ℂ ) 到自身的2-局部Lie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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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研究轨道车辆在运行状态下，采用刚柔耦合建模方式的车辆系统对动力学性能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某型高速动车组拖车为研究对象，基于SIMPACK多体动力学软件分别建立多刚体车辆模型和由柔性轮对、柔性构架以及柔性车体结构耦合的刚柔耦合车辆模型，通过对两者在不同运行速度和不同运行线路工况仿真计算的结果进行对比，从而评价采用刚柔耦合建模方式对动力学性能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比多刚体车辆计算结果，刚柔耦合车辆整体上在稳定性、运行品质和曲线通过性能等指标结果表现较差，尤其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刚柔耦合车辆在垂向方向上影响更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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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随着铁路车辆的运行速度不断提高，车辆设计轻量化等发展趋势下，使得车辆结构刚度降低，且运行条件逐渐严苛，故不能忽视轨道车辆关键结构因非线性变形导致的车辆系统振动所带来的影响 [ 1 ]。采用单一的刚体动力学建模方式来研究铁路车辆的动力学特性已经不能满足科研需要，有必要将柔性体动力学引入到多体动力学仿真计算中。郭训等 [ 2 ] 研究了柔性轮对车辆动力学的影响；吴少培等 [ 3 ] 探讨了构架柔性对车辆振动特性的影响；杨丹丹 [ 4 ] 基于SIMPACK的某型列车柔性车体刚柔耦合建模进行研究其对动力学性能的影响等，皆分析得出，和刚性模型对比，采用柔性体建模方式对列车的运行表现仿真结果存在一定影响，且更能表现列车真实的运行状态，所以有必要将列车关键结构建立为柔性体。考虑到单一结构柔性化不能反映真实的多柔性体耦合在现实场景中的表现 [ 5 ]。为了研究多柔体耦合车辆系统和多刚体车辆系统的整体差异，本文在已有的对单一柔性结构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将柔性轮对、柔性构架、柔性车体共同组建一个多柔体动力学系统耦合模型，仿真分析刚柔耦合车辆模型和多刚体车辆模型在运行状态下，相关动力学指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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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车辆系统动力学相关指标 轨道车辆系统动力学性能的评价主要通过车辆在运行时的稳定性、平稳性和曲线通过性能等指标综合评估。 2.1. 车辆运行稳定性指标 车辆运行稳定性评价采用非线性临界速度方法，让车辆在时域中以一定速度通过一段有激励的线路，然后让车辆在撤消激励的光滑线路上继续运行，根据轮对横移量是否收敛来判断当前速度是否达到蛇形运动失稳时的临界速度 [ 6 ]。 2.2. 车辆运行平稳性指标 车辆在运行中会产生各种形式的振动，对于客运列车来讲，振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客乘坐的舒适性。我国对铁路车辆运行平稳性评价分别按照车体振动加速度(a v 垂向振动加速度，a l 横向振动加速度)和Sperling平稳性指标来评定 [ 7 ]，具体评价等级见表1。 其中Sperling平稳性指标的评价方法如下： W = 0.896 a 3 f ⋅ F ( f ) 10 (1) 式中a为车体振动加速度(cm/s 2 )，f为车体振动频率(Hz)， F ( f ) 为与振动有关的修正系数，W则为评价指标。 垂向振动不同频率下的修正系数 F ( f ) 取值： F ( f ) = { 0.325 ⋅ f 2       ( f = 0.5 ~ 5.9   Hz ) 400 / f 2               ( f = 5.9 ~ 20   Hz ) 1                                                 ( f > 20 H z ) (2) 横向振动不同频率下的修正系数 F ( f ) 取值： F ( f ) = { 0.8 ⋅ f 2       ( f = 0.5 ~ 5.4   Hz ) 650 / f 2       ( f = 5.4 ~ 26   Hz ) 1                                         ( f > 26   Hz ) (3) Table 1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running stability of passenger car 平稳性等级 a L / ( m / s 2 ) a L / ( m / s 2 ) 平稳性指标W 平稳性指标判定 优等 <1.0 <0.5 1 刚能感觉 良好 1.0~1.5 0.5~1.0 2 明显感觉 允许 1.6~2.0 1.1~2.0 2.5 更明显，但没有不愉快 不能长期运行 2.1~3.6 2.1~3.1 3 强烈，不正常，但还能忍受 3.25 很不正常 长期运行危险 3.7~7.0 3.2~5.0 3.5 极不正常，不能长时间忍受 4 极可厌，长时忍受有害 表1. 客车运行平稳性评价标准 2.3. 曲线通过性能 为了判断车辆过曲线线路运行时所产生脱轨现象的受力情况，并找出临界条件，目前我国主要采用脱轨系数和轮重减载率对车辆曲线通过性能进行评价 [ 8 ]。 2.3.1. 脱轨系数 根据我国95J01-M《高速试验列车客车强度及动力学性能规范》，对高速动车组的脱轨系数定义为 [ 9 ]： Q 1 P 1 = t g α 1 − μ 1 1 + μ 1 t g α 1 (4) 式中Q 1 为作用于轮缘上的侧向力，P 1 为作用于车轮上的垂向力，μ 1 为轮缘与钢轨之间的摩擦系数，α 1 为轮缘角。 参考95J01-M中的脱轨系数安全范围为 Q 1 / P 1 ≤ 0.8 。 2.3.2. 英文作脱轨系数 主要对于一侧车轮严重减载时所造成的脱轨现象进行评价，对轮重减载率的定义如下 [ 10 ]： { P ¯ = 1 2 ( P 1 + P 2 ) Δ P = 1 2 ( P 2 + P 1 ) P 1 = P ¯ − Δ P P 2 = P ¯ + Δ P (5) 式中 P ¯ 为平均静轮重，∆P为轮重的减载量，P 1 ，P 2 为轮缘与钢轨之间的摩擦系数。 根据95J01-M中采用的轮重减载率安全指标为 [ 11 ]： Δ P / P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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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车辆系统动力学建模 3.1. 多刚体车辆模型建立 多刚体车辆的建立主要在SIMPACK软件中，建立轮对子结构，车轮踏面型号采用S1002型号；刚性转向架结构由摇枕、构架、前后轮对和轴箱组成，构架和轮对之间有一系轴箱弹簧、一系减振器和轴箱转臂，摇枕和构架之间建立了二系空气弹簧、抗蛇形减振器、二系横向减振器以及抗测滚扭杆结构；根据车辆的实际参数，构建车体结构，并将转向架子结构与车体之间通过虚摇枕进行装配，组建最终的多刚体车辆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多刚体车辆模型示意图 3.2. 多刚体车辆柔性体模型建立 在SIMPACK软件中建立柔性体，需要作为SIMPACK和其他有限元软件之间的FEMBS接口程序进行转换。主要通过将有限元分析的物理模型特征等数据输入到运动方程，形成柔性体数据的标准输入数据文件格式(SID文件)。然后将SID文件通过FEMBS接口程序的FEM模块写入，并同时将柔性数据转化成SIMPACK可读格式。从而在SIMPACK软件中得到可使用的柔性体文件。 刚柔耦合模型的建立主要建立柔性轮对、柔性构架、柔性车体结构。文中的柔性结构建模流程为根据实际结构参数采用SolidWorks几何建模，HyperMesh有限单元网格划分，并通过有限元软件ANSYS进行有限元结构的子结构分析和模态计算，将生成.sub、.cdb、.tcms文件导入到SIMPACK软件的FEMBS接口生成柔性体文件。如图2所示为柔性体建模流程操作示意图。 图2. 柔性体结构建模流程 最后用生成的轮对、构架、车体的柔性体结构取代对应的刚性结构，组建刚柔耦合车辆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刚柔耦合车辆模型示意图 为了保证所建立的车辆模型系统的平衡以及模型的可靠性，最后在建立完成的模型基础上进行Preload名义力计算，以确保车辆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 3.3. 轨道参数 本文所采用的轨道型号为UIC定义的60 kg/m型号钢轨，轨距为1435 mm，轨底坡为1:40。车轮型面为欧洲铁路标准型面S1002。所采用的轨道不平顺激励为京津线实测轨道谱。 临界速度指标计算采用的线路参数为直线，在30~1000 m处加入轨道不平顺激励，1000 m以后撤销激励。 在分析车辆其他动力学指标的差异时，设置分别加载京津线实测轨道激励谱的直线和曲线两种轨道类型。其中曲线轨道设置参数：缓和曲线长度为550 m，曲线长度为400 m，半径为6000 m，外轨超高为0.1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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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仿真流程 根据车辆系统动力学相关指标类型，将车辆的运行工况分为直线工况和曲线工况两种。为研究车辆在相同运行条件、不同速度下的运行状态，在直线运行条件下，仿真速度区间为160~360 km/h，每隔10 km/h为一个采样速度，共计21个计算工况。在曲线运行条件下，仿真速度区间为200~300 km/h，每隔20 km/h为一个采样速度，共计6个计算工况。将多刚体车辆模型和刚柔耦合车辆模型分别在上述工况进行仿真计算，根据计算结果进一步评价两种建模方式对动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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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仿真计算结果分析 5.1. 临界速度 通过非线性临界速度仿真方法，多刚体车辆模型的临界速度计算结果为483 km/h，刚柔耦合车辆模型的临界速度结果为432 km/h，临界速度低于刚性模型约10.56%。如果采用多刚体模型代替刚柔耦合模型，则会使得车辆稳定性计算结果偏大，实际情况会有一定失稳风险。 5.2. 车辆运行平稳性指标差异 5.2.1. 车体加速度 在车体加速度方面整体上随着运行速度的增加，呈现增大趋势。刚柔耦合车辆模型的车体加速度在横向和垂向的值皆大于多刚体车辆模型。由于采用的车辆为高速动车组，且仿真速度皆在安全行驶速度范围内，所以在仿真的速度区间内，车体质心加速度表现等级为优。 在直线运行条件下，横向车体质心加速度，如图4，在运行速度增加的条件下，两者的差距逐渐缩小。差距最大时在运行速度为160 km/h，刚柔耦合车辆模型比多刚体车辆模型车体横向加速度大0.12 m/s 2 。垂向车体质心加速度结果显示，如图5，在运行速度增加的情况下，两者的差距在逐渐增大。差距最大时的运行速度为350 km/h，刚柔耦合模型比多刚体模型车体垂向加速度大0.124 m/s 2 。 图4. 直线运行条件下车体横向加速度 图5. 直线运行条件下车体垂向加速度 同样，在曲线运行条件下随着运行速度增加，横向车体质心加速度，如图6所示，两者的差距在逐渐减小。差距最大的时候在运行速度为200 km/h时，刚柔耦合模型比多刚体模型车体横向加速度大0.119 m/s 2 。垂向车体质心加速度，如图7所示，两者的差距在逐渐增大。差距最大时的运行速度为280 km/h，刚柔耦合模型比多刚体模型车体垂向加速度大0.085 m/s 2 。 5.2.2. Sperling平稳性指标 由于和短期内的舒适度考核指标“车体质心加速度”相比，对于长时间车辆运行对乘客产生的影响，Sperling平稳性指标中增加了加速度的幅值以及振动频率的影响。从仿真结果来看，车辆平稳性整体表现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变差，其中刚柔耦合模型相对比多刚体模型表现不佳。 如图8所示，为横向平稳性指标对比；如图9所示，为垂向平稳性指标对比。 图6. 曲线运行条件下车体横向加速度 图7. 曲线运行条件下车体垂向加速度 图8. 横向平稳性指标对比 图9. 垂向平稳性指标对比 5.3. 曲线通过性能分析 5.3.1. 脱轨系数 在仿真的6个速度工况，由于时速的不同导致轮轨之间作用效果也不同。如图10所示，最明显的表现为在240 km/h之前，作用于轮缘上的侧向力为正，由于时速的提高，离心力作用导致轮缘侧向作用力逐渐减小，并最终改变方向作用于轨道曲线半径内侧，并随之在速度的增加的趋势之下，脱轨系数不断增加。但在计算的六个速度指标中，所得出的每个工况内最大脱轨系数，除了在200 km/h两者接近以外，刚柔耦合模型皆大于多刚体模型。 图10. 脱轨系数指标对比 5.3.2. 轮重减载率 对于轮重减载率的计算分析中，多刚体模型和刚柔耦合模型分别针对于每个轮对为一个观测点，分为前后转向架的前后轮对，一共8组数据，如图11所示(注：ff表示前转向架前轮对；fr表示前转向架后轮对；rf表示后转向架前轮对；rr表示后转向架后轮对)。 图11. 轮重减载率指标对比 通过计算结果可以发现，整体趋势，相同速度等级下，刚性模型整体比柔性模型轮重减载率数值小。刚柔耦合模型，最先到允许限度0.6为后转向架第二轮对。且在时速260 km/h以后，在曲线上表现不佳，有一定脱轨倾覆风险。多刚体模型，同样最先到允许限度0.6为后转向架第二轮对。且在时速280 km/h以后，在曲线上同样表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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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多刚体车辆模型和刚柔耦合车辆模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了多柔体结构耦合系统在轨道车辆模型运行时对动力学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 1) 临界速度指标中，刚柔耦合车辆模型的临界速度相比于多刚体车辆模型降低了10.56%，采用多刚体车辆模型作为结果参考，会高估车辆在运行时刻的极限表现。 2) 在车体加速度、车辆运行品质以及舒适度指标中，刚柔耦合车辆模型仿真结果高于多刚体车辆模型，表明考虑结构的柔性变形和整体的耦合效应导致车辆平稳性指标的表现更加危险。 3) 车辆曲线通过性能指标中，刚柔耦合车辆模型相比于多刚体车辆模型仿真结果显示，刚柔耦合模型对于曲线通过能力欠佳，尤其运行速度在260 km/h以上时，两者曲线通过性能的差异随速度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因此，轨道车辆系统动力学在某些场景中将结构简化为刚性体结构可能会高估车辆运行时的真实表现，从而对后期的判断以及决策产生一定的风险。若对仿真结果允许误差较小，结果需求较精准，建议采用多结构柔性化处理的刚柔耦合建模方式进行仿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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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研究为探讨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的社会冲突类型及新冠疫情下媒体舆论对青年风险感知的影响，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基于扎根理论，从党媒、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共13家媒体平台，选取2020年1月15日至4月8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相关的168篇社会冲突报道进行编码整理。采取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20年5月12至14日分别发放不同社会冲突类型对大学生风险感知影响的问卷。研究一结果发现媒体报道对信息传播具有重要作用，疫情期间媒体导向下主要社会冲突类型有医患关系冲突、群众之间利益冲突、基层政府与民众冲突(即医情、民情、政情)。研究二显示在疫情期间社会冲突类媒体信息均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感知水平上升，但不同类型社会冲突对风险感知影响差别不大。因此，在突发性事件中，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和导向性会影响社会冲突类型的关注程度。网络舆情和风险感知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构建积极理性的网络平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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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COVID-19)。在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生命健康权与自由权、经济权、平等权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汪习根，王文静，2020)。同时，网络平台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青年大学生为媒体网络高频率使用人群。有研究表明，每日上网时长5~6个小时和超过6个小时的学生高达49.55%和23.46% (李佳润，朱殿冰，2020)。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对于信息的产生、传播具有导向、催化作用。多项研究证明，网络媒体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会延展到现实生活中。因此，新闻媒体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立场，做好舆情引导。 1.1. 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是社会互动的常见形式(邱泽奇，张茂(译)，2001，Jonathan H. Turner.， 1986)。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把冲突界定为“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Coser， 1956)。达伦多夫强调权利和利益对冲突影响很大，冲突主要是由权利分配引起的，社会冲突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林荣远(译)，2003，Ralf Dahrendorf， 1988)。在一项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调查中发现，有80.9%的人认为利益冲突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王银梅，李龙，2012)。我国学者张振华认为只要存在对抗关系和意愿而不管是否表现为对抗行为，都应算作冲突(张振华，2016)。石方军认为社会冲突是在我国特殊文化价值引导的社会情境中衍生出来的社会结构领域的冲突(石方军，2012)。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将社会冲突定义为在特定情境影响因素下，群体或个体双方由于利益、权利、价值观等方面而产生的对抗意愿、行为或者矛盾的社会现象。 1.2.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指人们主要依赖自身的直觉对负面事件进行风险预估和判断(Slovic， 1983)。近年来，风险感知的概念反复出现在各大突发性事件研究中，涉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伴随着很强的突变性和破坏性，突发性公共灾害事件很容易引起公众感知较高的风险性，具体表现为产生恐慌、焦虑等心理状态和从众导致的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是指在某种社会因素的刺激下，许多人脱离或违背社会制度和常规而共同做出的组织性、结构性和秩序性比较低的行为(杨心恒，宗力，1986)。如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发生的“双黄连滞销”事件，以及很多群众将“抗疫”对等为“恐鄂”，出现了歧视武汉地区居住人民、拦截湖北车辆往来等社会现象。Burns和Slovic研究结果发现，灾害性事件程度和风险感知水平成正相关，即灾害事件越严重，人们的感知风险越高。但随着灾害事件报道的增多，民众适应性增强，风险感知水平又会快速下降(Burns & Slovic， 2012)。此外，距离灾害事件越近的人感知风险水平越高。有研究指出，灾害风险可接受性和心理距离理论能够从更本质的层面上解释风险感知。灾害风险可接受性评价指标指的是是对灾害客观事实的主观判断(尚志海，2018)。心理距离指的是个体以自我为参照点，对所描述的事件或行为在时空上的远或近、以及发生可能性的感知(Trope & Liberman， 2010)。具体而言，当前研究中可接受风险从危险性(H)、暴露性(E)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危险性指“公众所在城市的受疫情感染程度”，暴露性指“疫情对公众居住地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心理距离包括四个维度：时间距离(t)，指“受疫情影响的时长”；空间距离(s)，指“疫情爆发时所在居住地”；人际距离(r)，指“您身边与疫情最密切相关的人”；情绪距离(e)，指“疫情导致情绪上的恐惧程度”。灾害风险感知数值越小，表示个体对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强烈。 风险感知与信息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王炼，贾建民，2014)。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普及率达64.5%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劲头成为大众了解社会冲突、感知风险灾害的主要途径，同时网络舆情也成为现代社会民意表达的一种新型途径。有研究表明，在突发性灾害事件中，公众的信息需求会随着风险感知程度提高而增大(许鑫，邓璐芗，赵路平，2011)。社会冲突是群体意识自我发酵的结果，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而青年大学生作为媒体网络高频率使用人群，在网络舆情的表达和传递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探究青年大学生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网络舆情对其感知风险的影响，有助于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应对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冲突与风险感知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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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一 质性研究是一种常用于资料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献、访谈内容等进行筛选、清洗等以量化的形式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加以表征。质性研究常见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一些特殊性问题、过程性问题、意义类问题和情境性问题。同时，质性研究也涵盖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资料展示取向、扎根理论、原始记录分析等。内容分析法与我们熟知的文献分析有相似之处，以各种文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常用于新闻学、政治学、图书馆学和社会学领域，通过传播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归纳演绎推理。扎根理论是一种从数据中归纳处理论性概念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产生理论的过程，包含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层，逐渐抽丝剥茧、解剖麻雀式发现理论(毕重增(译)，2010，EvanthiaLyons & Adrian Coyle， 2007)。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新闻报道构建疫情下媒体导向的社会冲突框架，故采用扎根理论。 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从点击率和关注度角度入手，选取了共13家媒体平台，分别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健康报、财新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第一财经、丁香园和八点健闻。同时将日期限定为2020年1月15日(即武汉市卫生健康委重新发布疫情相关新闻日)至2020年4月8日(即武汉市正式解封日)。通过官网、app等渠道搜索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负面报道，筛选后得到168篇样本。取样原则为过滤掉简单直接转载且无明确信息标注的非原创性报道。 2.2. 数据分析 编码是对数据进行定义和分析的过程，扎根理论分为三个编码步骤：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毕重增(译)，2010，EvanthiaLyons & Adrian Coyle， 2007)。同时，邀请两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分别独立进行编码过程，得到本研究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0.72，具有统计学意义(刘燕南，和轶红，2000)。 2.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打好根基的过程，即从研究对象的定义入手，将收集到的资料逐字逐句阅读，并对其进行抽象式归纳，从而获取初级编码的过程(赵杨，时勘，王林，2015)。这要求编码者保持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不添加任何情感、思维的内容，也不受自身的局限对研究资料进行编码，因其是编码的第一步，所以最能代表原始资料的内涵。本文一共获得30个原始范畴，每一个原始范畴都尽量避免加入个人主观因素，例如一则关于“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在微信群疯传，快来看看你身边都有谁”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初步编码时被编码为“信息泄露”。 2.2.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开放式编码进行二次合并归纳的过程，其合并关系有相关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结构关系等(陈向明，2000)。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在此过程中选择相关关系进行二次编码，例如将“信息泄露”、“散播谣言”和“病毒来源”可合并为“信息病毒”这一主轴编码；“物资供应”和“滞留困境”合并为“应急管理”；“物资运输”和“产业困境”二次编码为“行业困境”；“高价低劣医疗物资”和“高价食品”合并为“国难财”；“教育乱象”、“医患矛盾”、“隐瞒病情”、“恐慌从众”、“家庭冲突”、“歧视心理”、“吹哨人”和“防护意识”被归纳为“社会互动”；“失职行为”和“数据抗疫”进一步被归纳为“形式主义”；“医疗救助”和“动物保护”被归纳为“卫生健康”；“医疗短板”和“中西医纷争”被归纳为“卫生体系”；“基础建设”、“超前消费”和“薪酬发放难”被归纳为“基本生活”；“复工困境”和“实习困境”被归纳为“工作困境”；“民众心理”和“价值冲突”被归纳为“心理健康”，最终一共得到11个类别范畴。 2.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的关键，是根据主轴式编码的类属关系，形成更高级别、更具有典型性的核心编码的过程。通过对原始资料和三次编码过程的回顾分析及审查、反复比较分析，最终得到“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新冠疫情下政情冲突”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三个核心编码(彭宗超，黄昊，吴洪涛，谢起慧，2020)。研究者发现各大媒体平台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时将视角落在民众较为关心的医疗、政策和民生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的框架图(见表1)。这说明在突发危机事件发生时各媒体平台对信息传播起到了引导宣传作用。 Table 1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social conflict reported by medi 核心编码 类别范畴 原始范畴 举例 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 “信息”病毒 病毒来源 对于“武汉病毒所”争执不下 散播谣言 新冠肺炎导致粮食减产，粮价上涨 信息泄露 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在微信群疯传 行业困境 物资运输 “最后一公里的难” 产业困境 养殖业供需矛盾 国难财 高价低劣医疗物资 假口罩 高价食品 一颗天价白菜 社会互动 教育乱象 学生请人代刷网课 医患关系 医生被新冠患者家属打伤 隐瞒病情 拒绝隔离 恐慌从众 网传粮荒，民众疯狂囤货 家庭关系 解封之后离婚增多 歧视心理 新冠康复患者受歧视 李文亮 吹哨人做法倍受争议 防护意识 妖魔化同胞回国 基本生活 基础建设 寒门学子网课需求与基础设施落后 超前消费 停发薪酬与消费需求的矛盾 薪酬 合同期内线上办公薪酬低 工作困境 实习困境 封锁防备，我该如何实习 复工困境 外来租户难以进入小区 新冠疫情下政情冲突 形式主义 失职行为 患病数据不透明 数据抗疫 真假病患“排查” 应急管理 物资供应 武汉协和医院医疗物资告急 滞留困境 “运输完医疗物资回不了家了”一位运输司机的陈述 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 卫生健康 医疗救治 “我到底得的是不是新冠肺炎” 动物保护 新闻一出，流浪猫何去何从？ 卫生体系 医疗短板 感控科后备力量不足，但重要性强 中西医纷争 中西医哪个有效？ 心理健康 民众心理 疫情期间自杀案例增多 价值冲突 如何劝说家中长辈戴好口罩 表1. 媒体报道的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的扎根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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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二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媒体引导的社会冲突负面信息的类型是否对民众产生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及不同类型信息产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因此进行了研究二。 3.1. 数据收集 研究二从研究一编码样本中按照冲突类型分别抽取出现频率最多的冲突类报道各四例，参考启动效应范式，设置“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及对照组。本研究采用随机区组方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无需阅读新闻报道，只接受后续问卷调查；其他启动组需阅读相应新闻报道。阅读完成后，填写“请写下看完该类型新闻报道的心情”。最后，基于尚志海(2018)于2018年编制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评价指标”问卷进行部分修订，探究两种类型的冲突类信息对民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 本研究共收得数据215份，将问题“请写下看完该类型新闻报道的心情”的回答作为检验“负面新闻报道诱发被试回忆起疫情高发期间经历”的依据，保留谈及“痛苦、悲伤、难过”等消极词汇的数据，剔除数据10份，共收集有效数据205份，其中“民情”冲突信息组55份，“医情”冲突信息组89份。对照组61份性别分布为男性被试71名，女性被试144名，年龄分布在18到30岁之间。 3.2. 结果 通过将启动组和对照组进行虚拟编码，同时将“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评价指标”结果标准化，然后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nflict information on public perception of disaster risk (M ± SD 启动组 对照组 p 公众灾害风险感知 0.05 ± 0.07 0.08 ± 0.22 0.01 ** 表2. 是否呈现冲突信息影响公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差异比较(M ± SD) 注： ** p <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p < 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结果显示，启动组数值明显低于对照组，且p <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因此，说明媒体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信息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下降，其风险感知水平上升。 将“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再次进行虚拟编码，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nflict information on public perception of disaster risk (M ± SD “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 “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 p 公众灾害风险感知 0.05 ± 0.12 0.05 ± 0.08 0.11 表3. 呈现不同类型冲突信息影响公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差异比较(M ± SD) 注： ** p <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p < 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在“公众灾害风险感知”方面差异不显著。因此，说明媒体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信息的类型不会影响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感知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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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结合Covid-19新冠肺炎爆发和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本研究试图从互联网媒体报道中探究疫情下的社会冲突类信息的类型，以及公众风险感知如何受网络舆情影响。 4.1. 社会冲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多方媒体报道进行分析，疫情期间网络呈现的主要社会冲突集中在“医情”和“政情”以及“民情”三方面。其中，“医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包括“非新冠患者求医困境”、“医用物资短缺”、“医务人员生存困境”等。“民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包括“产业困境”、“国难财”、“教育乱象”和“信息病毒”等。“政情”相关的社会冲突主要集中于疫情突发期间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处理不当导致的，但是由于进行此项调查期间全球疫情爆发，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救治能力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故本研究中“政情”相关方面未做讨论。 研究一显示疫情突现时期新闻媒体报道“医情”和“政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占比高于“民情”，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关注重点转移到“民情”相关的社会冲突上来。这体现了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和导向性，同时也得出以下启示。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尤其是在爆发期，恐慌的人民面对陌生而又危险的新冠病毒，首先关注的是政府的有效管控及防控措施，其次是依赖医生护士群体的专业救助和职业奉献。疫情得到有效解决与防控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国家开始逐步复工复产，此时灾后民生问题也开始出现。 4.2. 风险感知与启示 基于研究一得出的社会冲突类型，研究二进一步探讨媒体引导的社会冲突对民众产生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心理距离理论，通过启动实验分析得到： a) 疫情期间不同社会冲突类信息均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下降，感知水平上升。 b) 不同类型社会冲突对风险感知影响无显著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催生了道德风险，疫情期间各类新冠谣言虚假信息增加了公众对社会冲突辨别的难度，风险感知水平也随之过度提高，而过度的风险感知又会对社会稳定性产生影响，很可能激发出新的社会冲突。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治理社会冲突的关键点在于关注网络舆情，在对待网络舆情的问题上看得更为长远，而不仅仅是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新闻媒体作为网络宣传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桥梁，在面对社会冲突事件时，要搭建一个理性中立、积极引导的网络生态环境。青年群体对社会冲突的风险感知应基于客观信息和主观经验对网络舆情进行研判，同时要理智地发表言论，塑造正确的信息价值观。 4.3. 展望与不足 当前研究分析得到媒体导向下社会冲突对青年大学生风险感知产生较大影响，但仍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受疫情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线上方式面向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是否能推广到其他群体还有待考量。其次，本文借鉴前人研究利用公式表示“心理距离”来解释舆情信息与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的关系，是一种主观赋值的方法，因此还需要在实证中加以检验公众风险接受性评价方法。本研究探究了通过媒体网络获取的负性舆情对青年大学生风险感知的影响，但不具备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考虑风险感知是否对网络负性舆情有促进或抑制作用，通过设置对照组，进一步探究网络负性舆情与风险感知的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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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比较针灸联合低频冲击反馈电刺激、康复训练与单纯低频冲击反馈电刺激、康复训练治疗产后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的疗效及症状评分的改善程度。方法：100例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对照组采用低频冲击反馈电刺激和kegel训练法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针灸百会、关元、子宫、足三里、三阴交穴治疗；对比分析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1个月后两组的症状评分均显著降低(P < 0.01)，且治疗组症状评分降低的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01)；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2% vs 72%， P < 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针灸联合低频冲击反馈电刺激、康复训练治疗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具有显著疗效，可推广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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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 floor dysfunctional diseses， PFD)，即指因损伤、衰老等多种病因引起的盆底组织结构发生病理改变，支持组织薄弱，继而盆腔脏器移位，连锁引起其他盆底器官的位置和功能异常。其常见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盆腔内器官脱垂(pelvic organ prolapse， POP)、尿失禁(urinary incontinence， UI)、粪失禁(fecal incontinence， FI)、性功能障碍(sexual dysfunction， SD)、盆腔疼痛(chronic pelvic pain， CPP)等。PFD的病因错综复杂，其中包括年龄和雌激素水平下降、妊娠和阴道分娩、便秘等引起腹压增高的慢性疾病、肥胖以及盆腔手术史等，但大量研究表明 [ 1 ]，妊娠和分娩被认为是影响和导致PFD发生的首要原因。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 [ 2 ]，UI的发生率在孕前、晚孕期、产后分别为22.3%、65.1%、31.1%。而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且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妊娠和分娩人数逐渐增多，相应PFD的患病率亦会随之升高。不过目前已有大样本研究 [ 3 ] 证明妊娠及分娩所引起的损伤，大多数在产后早期及时进行盆底康复治疗后可逆。产后盆底肌的康复治疗主要包括：电刺激、生物反馈、磁刺激、家庭康复器及Kegel训练法。为了增强产后盆底康复的疗效，出现了大量中医药相关技术辅助治疗PFD的临床研究，目前针灸治疗用于治疗尿失禁、尿潴留、子宫脱垂等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的临床研究、系统评价成果较为丰富，其疗效也得到了证实 [ 4 ] [ 5 ] [ 6 ]。为优化现有治疗方案，本研究采用针灸联合低频冲击反馈电刺激、康复训练的治疗方案开展研究，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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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资料 2.1. 一般资料 收集100例患者均为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在本院住院分娩，并于产后42天进行门诊产后复查的单胎产妇。妊娠及分娩损伤，怀孕期间，子宫增大，压迫骨盆底，导致盆底肌肌肉弹性松弛，经确诊为PFD后，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对照组中产妇年龄21~39岁，平均年龄(30.5 ± 2.8)岁，治疗组中产妇年龄22~40岁，平均年龄(31.2 ± 3.1)岁；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纳入标准 ① 单胎足月妊娠；② 新生儿出生体重3.0~4.0 kg；③ 患者年龄在20~40岁之间；④ 盆底肌力测试3级以下；⑤ 认知能力正常；⑥ 签署知情同意书。 2.3. 排除标准 ① 既往泌尿系统感染和器质性疾病者；② 慢性咳嗽史、糖尿病史、漏尿史、慢性便秘史和盆腔手术史；③ 尿失禁和子宫脱垂病史；④ 非足月生产或多胞胎者。凡符合排除标准中1条及以上者，予以排除。 2.4. 剔除、脱落、终止试验标准 ① 剔除标准：未按规定接受规定疗程治疗的患者；患者为提高疗效，合并使用其他疗法或药物而无法判断该治疗的疗效；无任何检查记录者。② 脱落标准：因病情变化等因素，患者自行退出，未按计划完成整个疗程的治疗；患者依从性差，不能按时接受治疗和检查，令其退出。③ 终止试验标准：设计方案或试验出现重大问题，无法评定疗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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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治疗方法 3.1. 对照组 对照组单纯应用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及kegel运动，使用Vishee盆底电疗仪，阴式探头设置电击频率为8~10 Hz，脉冲宽度设置为20~750 μs，电流大小控制以患者自感肌肉跳动且无疼痛为标准，随着电疗次数的增加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电流；生物反馈应用Vishee盆底电疗仪对产妇会阴肌肉力量、疲劳值、电位采用肌电图等直观表达形式传递给产妇，产妇根据获取指标进行肌肉生物反馈、膀胱生物反馈、场景反射等。并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指导。2次/周，30~45 min/次，共8次。产妇取仰卧位，鼓励其放松全身肌肉，双腿分开、屈曲。指导产妇根据个人呼吸频率进行肛门收缩锻炼，即在吸气时收缩肛门保持4~6秒，随后呼气放松肛门。每次连续训练15~30分钟，每日2次。治疗一个月。 3.2. 治疗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针灸治疗，具体方法：① 选穴：百会、关元、子宫、足三里、三阴交；②选用长为40~70 mm，直径0.25 mm的不锈钢毫针，采用平补平泻法进行穴位针刺，直刺深度约0.5~1寸，以得气为度；③ 在上述穴位用艾条以回旋灸进行施灸，热度以产妇自身能耐受为度，每次20 min。3次/周，共4周。治疗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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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治疗效果 4.1. 疗效标准 对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积分进行记录，项目包括尿失禁、大便失禁、盆腔器官脏器脱垂、性功能障碍的有无及程度，得分与疾病严重程度成正比。 治愈：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可正常生活。有效：症状和体征均有所好转，可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无效：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总有效率 = 治愈 + 有效。 4.2.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1.0统计软件统计分析全部数据。使用卡方检验对比计数数据，采用t检验对比计量资料，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3. 治疗结果 4.3.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积分比较差异不显著(P > 0.05)；治疗后两组的症状积分均显著降低(P < 0.01)，且治疗组症状积分下降的程度显著大于对治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具体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ymptom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x ¯ ± s ， point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 50 8.42 ± 1.295 3.28 ± 1.070 23.032 <0.01 治疗组 50 8.44 ± 1.248 1.72 ± 0.730 29.164 <0.01 t 0.079 8.519 P >0.05 <0.0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积分结果对比( x ¯ ± s ，分) 4.3.2.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治疗组疗效的总有效率为9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24 12 14 72 治疗组 50 34 12 4 92 c 2 6.775 P <0.05 表2.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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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PFD是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病，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现已成为威胁妇女健康的5中常见慢性疾病之一。随着二胎开放，老龄化的到来，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女性PFD的患病率高达20%~40%，其中成年妇女总体尿失禁发病率为30.9%，且随年龄增长发病率增加 [ 7 ]。研究表明妊娠、分娩时引起女性PFD最主要的病因。虽然在产后早期，盆腔脏器脱垂的症状不明显，产妇无不适反应，但如不预防性加以康复训练治疗，患者远期会由于PFD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而痛苦不堪。相关临床研究显示，产后早期(产后42 d~3个月)作为人体机能相对最薄弱的时期，同时也是盆底康复的最佳时期 [ 8 ]，考虑到产妇在产后6周子宫复旧完全，恶露干净，不易引发阴道及盆腔炎等，因此本研究选择产后42 d为盆底康复治疗的开始时间。 目前盆底康复治疗中最成熟的治疗方式为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联合kegel运动。该治疗方案针对产后早期PFD可取得较满意的效果，其治疗有效率最高可达91.16% [ 9 ] [ 10 ]。中医角度分析认为盆腔脏器脱垂多因分娩产伤、多产众乳、素体虚弱或产后过早参加体力劳动。其病位多在脾胃，病性素以虚为多见。治疗宜“虚者补之，陷者举之”，故多以健脾益气，温肾固脱为治则。针灸作为中医特色疗法，具有补中益气、疏通经络、升阳举陷之功效，有利于产后盆底肌肉恢复，通调一身经气，改善脱肛、遗尿、子宫脱垂等症状。试验采用针刺疗法，选取百会、关元、子宫、足三里、三阴交作为主穴。 本研究提示，经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症状积分均得到显著降低，且治疗组症状积分降低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显示针灸联合盆底康复治疗在改善产后PFD症状重具有显著疗效。可作为一套安全简便、疗效明确、治疗时间短、接受度广的治疗方案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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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致 谢 诚挚感谢衢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809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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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究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首次接受标准方案化疗前和化疗后血糖血脂代谢状况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1月~2020年1月年期间就诊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并首次接受化疗治疗的TNBC患者。通过检测患者化疗前、后血糖血脂水平，分析血糖血脂代谢状况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251例TNBC患者，化疗前、化疗后中位血糖水平分别为：5.13 mmol/L、5.59 mmol/L；化疗前、化疗后中位总胆固醇(TC)水平分别为：5.17 mmol/L、5.64 mmol/L；化疗前、化疗后中位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分别为：3.00 mmol/L、3.34 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是否绝经与化疗后血糖、TC和LDL代谢相关。不同化疗方式、化疗方案以及化疗周期长短与化疗后患者的血糖血脂水平相关(P < 0.05)。结论：TNBC患者首次接受标准方案化疗后可出现血糖、血脂代谢紊乱，需要关注TNBC患者化疗后增加的罹患心血管疾病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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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三阴性乳腺癌(TNBC)作为乳腺癌一种特殊的临床亚型，指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均不表达的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15% [ 1 ]，细胞分化差，具有高度的侵袭性，易复发和转移 [ 1 ] [ 2 ] [ 3 ]。目前针对TNBC的治疗方法单一，患者对以抗Her-2为主的靶向治疗以及内分泌治疗不敏感，多药联合化疗是常用的治疗方案，化疗对改善TNBC患者的生存具有重要作用 [ 4 ] [ 5 ]。以乳腺癌为代表的多种女性好发恶性肿瘤，与心血管系统疾病有许多共同的病因和危险因素，例如高血糖、高血脂和肥胖等 [ 6 ] [ 7 ]，随着检查和治疗手段的进步，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不断延长，接受手术及化疗后获得长期生存的乳腺癌患者面临的心血管系统疾病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有研究显示化疗对乳腺癌患者的血糖血脂代谢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报道的结果存在差异 [ 8 ] [ 9 ] [ 10 ]。TNBC因其治疗手段的局限性，多药联合化疗是主要治疗方案，目前化疗对TNBC患者血糖血脂代谢状况的影响尚不明确，化疗可能通过直接损伤心肌细胞以及改变患者血糖血脂代谢的方式，导致心血管系统患病风险的增加，接受化疗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继发于化疗的潜在心血管系统效应。因此，探究TNBC患者首次接受标准疗程化疗前、后血糖血脂指标水平的变化，分析影响血糖、血脂变化的因素，有可能为监测并降低TNBC患者化疗后罹患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风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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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1) 回顾性的选取2013年1月~2020年1月期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就诊并经病理学及免疫组化确诊的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251例，年龄范围24~75岁，平均年龄为54岁。纳入标准：1. 均为女性，2. 患者均为首次接受抗肿瘤治疗，且按标准治疗完成化疗。排除标准：排除严重心、肝、肾等系统性疾病及合并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研究已获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见表1。 2) 根据患者一般情况及临床特点，合理选择手术治疗后行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后行手术治疗或行姑息性化疗。化疗方案选择、剂量及用法参考《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治疗方案包括：AT (蒽环类联合紫杉类)、FEC-T (氟尿嘧啶 + 蒽环类 + 环磷酰胺序贯紫杉类)、AC-T (蒽环类 + 环磷酰胺序贯紫杉类)、TC (紫杉类联合环磷酰胺)、TAC (紫杉类 + 蒽环类 + 环磷酰胺)、其他方案。病理组织学分类按照WHO组织学分类，根据AJCC乳腺癌分期标准(第7版)进行临床分期，术后患者按照组织学病理结果进行TNM分期 [ 11 ] [ 12 ]。 3) 采集患者化疗前和标准疗程化疗后的血液学标本，进行血糖、血脂水平的检测。检测参考标准：血糖：3.90~6.16 mmol/L；总胆固醇(TC)：2.32~5.62 mmol/L；甘油三酯(TG)：0.30~1.92 mmol/L；低密度脂蛋白(LDL)：1.90~3.12 mmol/L；高密度脂蛋白(HDL)：0.80~2.35 mmol/L [ 13 ] [ 14 ]。 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χ 2 检验用于比较组间差异，非参数秩和检验计量资料，P < 0.05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Table 1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251 patient 临床病理特征 例数 百分比(%) 月经状态 绝经 163 65 未绝经 88 35 病理类型 浸润性导管癌 208 82.9 浸润性小叶癌 3 1.1 髓样癌 15 6 其他 25 10 体质指数(kg/m 2 ) <18.5 6 2.4 18.5~23.9 100 39.8 ≥24 145 57.8 临床分期 I期 80 31.9 II期 122 48.6 III期 40 15.9 IV期 9 3.6 化疗方式 辅助化疗 216 86.1 新辅助化疗 26 10.3 姑息化疗 9 3.6 化疗方案 AT 7 2.8 FEC-T 16 6.4 AC-T 193 76.9 TC 13 5.1 TAC 11 4.4 其他方案 11 4.4 化疗周期 ≤4周期 15 6 4~8周期 203 80.9 ≥8周期 33 13.1 表1. 251例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