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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道德分歧是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否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道德分歧成为了一种伦理学理论能否成立的一个根据。斯蒂文森区分了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认为态度分歧表达了道德分歧的本性；解决道德分歧的道德论证方法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但只有非理性的方法才更能体现伦理方法的特色。斯蒂文森的道德分歧学说并没有使情感主义伦理学摆脱其固有困境，表现了典型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关键词 :情感主义，道德分歧，信念分歧，态度分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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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on， 1908~1979)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元伦理学家，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系统化者。针对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分歧的现实，他基于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详细分析了道德分歧的本性，并进而提出了解决道德分歧的有效方法，为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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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道德分歧的本性 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中，基于当代西方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为了发挥道德学说的实践功能，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各种各样的道德学说指向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分析和解决道德分歧。在此背景下，斯蒂文森把“道德分歧的本性是什么？”作为他的伦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1 ] (p. 6)。 为了分析道德分歧的本性，斯蒂文森首先区分了道德分歧涉及到的两大分歧类型：一类是“信念分歧”(disagreement in belief)，另一类是“态度分歧”(disagreement in attitude)。关于“信念分歧”，斯蒂文森解释说：“无论光传播的性质，还是利夫·埃里克森(Leif Ericsson)的航海，或者琼斯最后一个进来喝茶的日期，这些所引起的疑问在性质上都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着某种主要属于信念方面的对立。” [ 1 ] (p. 7)在信念分歧中，人们对于同一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回答，一个人认为是，另一个人则认为非。无论持有何种答案，他们都会提供一些证据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同时反对和反驳与自己的观点相反的观点。所以，所谓信念分歧不过是人们的观点的分歧。关于“态度分歧”，斯蒂文森说：“当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持有相反的态度(例如一个人赞成，一个人反对)，而且至少其中的一方意图改变对方态度或者怀疑对方态度的正确性时，我们就说他们存在着态度上的分歧。” [ 1 ] (p. 8)态度的分歧涉及的不是信念的对立，人们在信念上可能没有分歧，可能在观点上保持一致，但是人们对同一事物却具有不同的态度，这些不同的态度表达了人们不同的意图、愿望、需要、爱好、欲望等等。 斯蒂文森区分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为分析道德分歧奠定了基础。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关于怎样如实地描述和解释事情的问题，后者是关于怎样才能赞成或不赞成这些事情，并因此怎样通过人的努力形成或修正这些事情的问题。正确地区别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还应注意信念分歧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注意关于态度的信念分歧。关于态度的信念分歧是信念的分歧，而不是态度的分歧。如：尼雅热温先生坚持说大多数投票人赞成某一议案，而克劳热斯提尔先生则坚持说大多数投票人反对这个议案。两位先生的分歧不是态度的分歧，而是关于投票人态度的信念的分歧。 两种分歧不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首先，仅就逻辑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出现没有态度分歧的信念分歧或没有信念分歧的态度分歧。但在现实的分歧中，往往是两种分歧并存，兼而有之。现实的道德分歧的复杂性就在于，当人们之间产生了道德分歧时，他们往往不是单纯的信念分歧或态度分歧，而是两种分歧兼而有之，很难将两者截然分离开来，为分析和解决道德分歧增加了难度。其次，在事实的分歧中，两种分歧相互影响。一方面，态度影响信念，因为人们对事物所持的态度或所抱有的情感既能够促进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和信念，又能够阻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信念。另一方面，信念也会影响态度，因为人们对于事物有了新的或不同的认识和信念，就会改变对于该事物的态度，可能从此前的赞同到此时的反对，或者反过来。在现实中，人们的认识不是固定的，因而人们的态度也不是固定的。 与斯蒂文森不同，以往的伦理学家恰恰是没有到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分歧及其关系。根据斯蒂文森所表达的观点，以往的伦理学家们共同的错误是在分析道德分歧时，仅仅强调了信念分歧，而忽略了态度分歧。即使他们有时候看到了道德分歧中的态度，进而强调态度，也是强调关于态度的信念，而不是纯粹的态度本身。如前所述，态度分歧和关于态度的信念分歧是完全不同的。在斯蒂文森看来，纯粹的信念分歧是专属于科学的，过于强调信念分歧，就是没有把握到伦理分歧的本性，其结果就是把伦理学混同于科学，抹杀了伦理学的特殊性，尤其是伦理学提供作为指导人们行动的规范的特殊性。 总之，斯蒂文森在对道德分歧的分析中，虽然没有否定信念分歧在道德分歧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不是把两类分歧看成是是同等的，而是认为决定道德争论之为道德争论的不是信念分歧，而是态度分歧。因此，从根本上来，态度分歧是道德分歧的实质所在，正是态度分歧构成了道德分歧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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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解决道德分歧的出路 伦理学的实践特性决定了它不仅要面对和分析道德分歧，而且要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道德分歧的方案。由于伦理争论包含着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两个方面，所以解决道德分歧的伦理论证的方法也有两种：理性的方法和非理性的方法。 斯蒂文森首先指出了理性方法在解决道德分歧中的必要性。因为信念分歧是关于事实的分歧，所以伦理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也需要理性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就是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运用逻辑的方式，论证观点的正确或错误。只要根据可靠，论证方式符合逻辑，结论就是准确的。在现实的道德分歧中，如果道德分歧确实植根于信念分歧，那么通过理性方法解决了信念分歧也就解决了道德分歧；如果道德分歧包含着信念分歧，并且这种信念分歧确实对态度分歧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就需要首先通过理性的方法解决信念分歧问题。在解决信念分歧的基础上，进而影响、改变人们的情感和态度，最终解决道德分歧。总之，在解决道德分歧中，从解决信念分歧上来解决道德分歧，或者从解决信念分歧入手来解决态度分歧，就需要使用理性的方法。 当然，虽然道德分歧包含着信念分歧，信念分歧对道德分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归根到底，道德分歧不等于信念分歧，道德分歧的实质和本性在于态度分歧。而对于态度分歧，理性的方法就无能为力了。所以，理性方法对于道德分歧来说，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不是决定性的和完全有效的。这是因为，虽然信念与态度有重要的关系，但信念不等于态度；虽然解决信念分歧有助于解决态度分歧，但解决了信念分歧不等于解决了态度分歧。事实往往是人们取得了信念的一致，然而在态度上仍然保持着不一致。因此，仅仅理性的方法是不够的。实际上，除了理性方法之外，还有非理性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达到态度的一致方面，还有其他的途径。 在斯蒂文森看来，非理性方法多种多样，但他最钟爱的是所谓的“劝导”方法。斯蒂文森不是在普通意义上使用“劝导”一词，而是扩展了它的意义。他说：“劝导法依赖于语词纯粹的、直接的情感效果，即依赖于情感的意义，修辞的语调，恰当的隐喻，洪亮的声音，刺激的作用，或者恳求的声调，戏剧性的姿式，小心谨慎地与听众或观众建立的和谐关系等等。” [ 1 ] (p. 157)在斯蒂文森的眼中，道德判断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断定，而它本身就起着劝导的作用。下一个道德判断，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是进行一种道德劝导。斯蒂文森所谓的非理性方法不是通常非理性主义意义上反理性的方法，不能由于非理性方法的“非理性”(non-rational)，就否定它的价值和积极意义。相反，在斯蒂文森看来，基于道德分歧的本性，非理性方法“足以解决伦理分歧”。因此，只要是能够解决道德分歧，那么它就是一种好的方法。而且，由于非理性方法直接指向态度，所以，比较而言，在伦理学争论中，非理性方法比理性方法更能体现伦理学方法的特色。 当然，至于在解决伦理分歧时，究竟使用哪一种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根据斯蒂文森的观点，只有当道德分歧基于信念分歧，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来改变人们的态度时，才可以使用理性的方法；而当道德分歧不在于信念分歧，人们对基本事实没有不同的观点时，就可以使用非理性的方法，通过劝导促使人们改变态度，最终解决道德分歧。不仅如此，在一个实际的伦理学争论中，既存在信念分歧，又存在态度分歧，极少存在单纯的信念分歧或态度分歧，所以既需要使用理性方法，又需要使用非理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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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斯蒂文森道德分歧学说的问题 虽然斯蒂文森提出的道德分歧的新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他囿于情感主义的立场，并没有能够解决情感主义伦理学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困难。首先，自休谟以来，情感主义者坚持“是”与“应该”或“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对立，但这一观点既在理论上缺乏强有力的论证，又与事实严重不符，因而构成了情感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困难。斯蒂文森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伦理学与语言》一书中运用了大量篇幅，通过论述“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价值语词的“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以及道德论证的“理性方法”和“非理性方法”等学说，力图说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联系。然而，他的最终结论仍然是把“事实”与“价值”严格对立起来，否认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斯蒂文森继承和发展了极端情感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由于道德分歧的实质是态度分歧，所以理性的方法并不能最终解决道德分歧。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宾克莱就指出，斯蒂文森“断言，在关于道德问题的辩论中按逻辑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指明自己的论敌为两个彼此矛盾的原则进行辩护，却没有逻辑的或合理的方法提出这两个原则他应当放弃哪一个。” [ 2 ] (p. 375)改变人们态度的最合适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劝导，即采用非理性的方法。“所以如果宣传和引起恐惧反应的办法起的作用胜于摆事实讲道理，我就有理由使用这两种办法。” [ 2 ] (p. 376)如果说，在斯蒂文森之前的极端情感主义只是以非理性的态度对待道德，将道德排除在理性之外；那么，斯蒂文森则是以理性的方式论证、捍卫非理性主义的道德观。 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分歧学说甚至成了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阿基里斯之踵”。虽然情感主义伦理学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元伦理学逻辑演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当代西方伦理学贡献颇大，但除了在情感主义者内部，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界却赞成者居少，反对、批评者居多。比如，英国伦理学家R.林德利指出，情感主义伦理学有容易引起责难的两个困难：其一，它混淆了道德判断与其他的情感表现，没有能够真正说明劝导的道德性质；其二，它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道德争论的本质 [ 3 ] (p. 38)。林德利特别解释了情感主义的第二个困难。在他看来，根据情感主义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说“诈骗店主是错误的”，而另一个人则说“诈骗店主是正确的”，那么在两个人之间看起来并不存在矛盾，因为第一个人实际上是说“我不喜欢(赞成)诈骗店主”，而第二个人则是说“我不讨厌(反对)诈骗店主”，两个人只不过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而已。然而事实上，两个人确实就某一实质问题发生了争执，而且为了展开合理的讨论，两个人还需要就他们的所持的道德观点提出某种理由做根据。 麦金太尔正是抓住了情感主义的这一实质。尽管斯蒂文森细致地论证了道德分歧，而且可以说他是在关于道德分歧的观点上构建他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但他并没有为实际的道德分歧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反而为道德分歧的不可解决提供了理性的支持和根据。麦金太尔指出，作为一种断言对任何道德判断作出说明的伦理学学说，情感主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如果情感主义关于道德分歧的说明是正确的，那么可以合理地推出，“所有道德分歧就是合理地无终止性的：并且，这也很清楚，如果我在前面已经注意到了的那些当代道德争论的特征是正确的，那它就对于那些为当代所特有的事物无能为力。” [ 4 ] (p. 16)麦金太尔认为，情感主义作为一定类型的句子意义的理论，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明显地失败了。第一，情感主义借助一定类型的句子的表达情感或态度的功能来阐明这类句子的意义，但它无法识别这种情感或态度；第二，它把具有不同功能和意义的两种表述——个人爱好的表述和评价性(包括道德)表述等同起来了；第三，情感主义混同了伦理学与语义学，简单地把伦理学当作一种语句意义理论。然而，语句在表达情感或态度时，不是发挥句子的意义功能，而实际上是语句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因此，在麦金太尔看来，做出道德判断，如“这是正当的”或“这是善的”，并不意味着“我赞成这，你也赞成吧”或“乌拉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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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总之，斯蒂文森的道德分歧学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这个学说并没有真正地解决道德分歧，反而更充分地表现了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非理性主义和心理主义倾向，所以最终被继之而起的语言分析伦理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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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重心不尽相同，同时随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地方政府“职责同构”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职责异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改革背景、理论依据、现实困境以及对策建议的分析，以期有利于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的推进。 关键词 :职责异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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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科学合理地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载体。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迫切要求科学设置机构、合理配置职能、完善体制机制，从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一些领域中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的现象，为改变此现状，推进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统筹优化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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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内涵与改革背景 2.1. 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内涵 所谓“职责异构”是指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地方政府可以依据地方的自然禀赋、经济特点、经济能力等条件，通过机构改革，实行有异于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 [ 1 ] 。“职责同构”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当前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实行“职责同构”的部分基础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地方政府需要进行“职责异构”的改革。“职责异构”并不会改变我们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并且中央政府享有充分权力的前提也是不会改变的。 2.2. 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改革背景 当前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已经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心。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战略、路径都作了规定，改革力度大、范围广、触及利益深，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前，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急需全方位重组。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转变政府职能，成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本次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推动政府高质量发展，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与此同时，《决定》中指出“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些领域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为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此加快现代政府建设，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职责异构”将成为一个突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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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理论依据 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结构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所存在的较大差异性使得市场失灵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公共需求具有非同步性。这些客观必然性赋予了地方政府任务结构的差异性和“职责异构”的内在逻辑性。地方政府“职责异构”进程体现为对既定“职责同构”模式之自然历史的扬弃过程，其“职责异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将同时体现合法律性和合需求性的动态统一。因而，可将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理论依据归纳为：法律依据、任务结构依据和制度创新依据三大类。 3.1. 法律依据 地方政府职责结构和行政权力的边界是由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对地方政府而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政府设置的原则是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地方政府机构层次与机构类型的设置，必须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由于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为更好的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相较于中央机构的设置需更多的体现因地制宜的特点。地方政府权责结构与执行形式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决定了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异质性，亦规约着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合法性。 3.2. 制度创新依据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是人们为实现预期的制度收益而创建或生产出来的行为规则。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理性和资源储备的稀缺性，使得制度供给本身也存在稀缺性；而人类认识的无限深入，则为制度创新提供动力和新的需求 [ 2 ] 。单方面以供给为主导的制度输出过程，将会增加制度创新的成本，减损制度创新的收益总量。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行政同质性假设”。威尔逊指出：“在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各个方面，一切政府都具有很强的结构方面的相似性。”以官僚制为基础的政府机构预设，将政府机构设定为“上级管下级”结构相同的层级管理模式，使官僚制呈现出秩序化和合理性。官僚制体制下的政府机构仅存在层级高低之分，而不存在职能差别异同。但传统的官僚制将供求双方“相互认同”的制度创新过程简化为单方主导的“官僚制供给输出”过程，增加了制度创新的成本，忽略了公民的差异化需求，不适应当今所提倡的多元治理。互惠共享的“合作型治理”结构更加强调公民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更加注重深化制度供给方和制度需求方的相互认同过程，以“职责异构”的政府组织形式，寻求公共物品供给任务的多元化途径。 3.3. 职能结构依据 机构的设置是以职责权力为依据的。公共责任的层级化规定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的基础。任何体制结构都表征为“权力结构”与“职能结构”的有机统一。政府职能的定位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导向 [ 3 ] 。职能结构的客观存在，决定权力结构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的建构形成是职能结构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我国地方行政体制的运行形式，分为“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四级政府管理体制。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如果说政府的职能可以归纳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话，那么总体上说这四级地方政府的职能重心是向经济、社会职能不断倾斜的，其职能中心是不断后移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政治职能的统治性在逐级弱化，社会管理性在逐级突显。可见职责权力的不同、职能结构的差异也要求实现“职责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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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地方政府“职责异构”面临的现实困境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的根本途径。但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困难，需要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推进改革。当前，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以下三个方面： 4.1. 改革意识薄弱，既得利益集团阻碍 “职责异构”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主创新行为，其需要深刻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创新是需要承担其可能失败的风险的，有的政府官员害怕承担风险，为了规避失败而墨守成规、保守前进，从而不利于“职责异构”改革的推进。一些官员受到保守思想、维稳思想和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影响，不愿意因为改革而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甚至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给改革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职责异构”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我国传统体制根深蒂固，牵扯到上上下下众多人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巨大，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集团的格局更为复杂，难以打破，传统官僚体制所滋生的利益集团腐败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的顺利进行。 4.2. 改革顶层设计难度大，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牵扯范围较广、触及利益较深，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协同性较强的改革，顶层设计、整体推进难度较大。同时，规定地方政府职责权限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尤其是顺应当前改革趋势的相关法律建设相对滞后，使得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推进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改革随意性较大，缺乏科学合理的政策依据，改革严肃性和权威性有待加强，从而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4.3. 各级政府职责权限划分困难，机构优化任重道远 与中央政府政治职能较强的特点相区别，地方政府更加侧重于本辖区内经济社会的良好健康运行，且基于地方政府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非同步性以及各地方政府职能重心的差异使得各级地方政府职责权限划分基础差异较大，划分较为困难。 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权限的不同，其机构设置应具有一定的因地制宜特性，但现实中一些领域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使得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优化基层机构设置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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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推进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定与维护国家的统一 [ 4 ] 。当前，推进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应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5.1. 增强改革意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 地方政府改革对于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推动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官员受保守思想、官本位思想等的影响，一心只在意自己手中的权力和高高在上的职位，改革意识淡薄。为此，要增强各级官员的改革意识，使其深刻认识到深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我们党要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地方政府机构和职能改革，正确处理改革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下决心打破阻碍改革顺利进行的体制机制和利益集团格局，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5.2. 确保集中统一领导，同时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的自主权 统筹优化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关系，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地方机构设置要保证有效实施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同时要增强地方治理的能力，把直接面向基层、由地方政府实施更加便捷有效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地方政府也要做好承接权力的准备，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除中央有明确规定外，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增强地方的自主性，在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前提下管理好本地区事务，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 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优化就是要科学合理、权责一致，协同就是要有统有分、有主有次，高效就是要履职到位、流程通畅 [ 5 ] 。进一步理顺部门间的职能关系，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地方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5.3.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科学合理划分职责权限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整合相关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实行扁平化和网格化管理，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科学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健全垂直管理机构和地方协作配合机制。优化上级机关对基层的领导方式，既允许由一个基层机构承接多个上级机构的任务，也允许由基层不同机构向同一个上级机构请示汇报。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保证基层政权机构设置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从而实现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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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地方政府“职责异构”在行政改革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职责异构”改革通过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进而使其形成一种新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加有利于实现地方自治，提升治理水平。本文在阐释地方政府“职责异构”的内涵及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职责异构”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困境，并有针对性地从改革意识、权力下放、体制构建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从而为我国地方政府“职责异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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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图片搜索引擎是新兴的一种专门用来查询图形、图像并以网站名称或内容为形式反馈检索结果的网络检索工具。通过实验对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检索效率的分析，以及对具体舆论事件进行图片搜索引擎的检索研究，探讨了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功能在舆情导控中的运用方法。本文可以为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功能的运用提供新的角度和方向，为公安一线干警开展网络舆情导控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舆情导控，哈希值，百度，搜狗，360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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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资源被广泛利用，有力推动了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随着人们对信息的搜集、存储、检索、分析、应用、评估需求越来越大，搜索引擎应运而生。搜索引擎为广大用户获得最准确、最广泛、最具时效性的信息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年来随着以微信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以锐不可当之势进入社会生活，图片、视频信息在互联网信息资源中上传播数量急剧增加，以关键词为主的传统搜索引擎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图片搜索引擎的快速崛起已然不可阻挡。 图片搜索引擎是近十年来兴起的一种专门用来查询图形、图像并以网站名称或内容为形式反馈检索结果的网络检索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功能便是“以图搜图”。“以图搜图”即相似图片搜索，又称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或反向图像搜索，是根据用户提供的目标图片，检索与其相似的图片等信息的一种专业搜索引擎。以图搜图技术不仅仅在商品比价、技术辅助、视频搜索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它更可为公安机关进行网络监管、舆情导控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现今，以图搜图技术的发展还不成熟，公安网络监管、舆情导控中鲜见运用，文献中也没有相关的研究。本文拟在实验基础上，通过对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的检索效率的研究分析，以及结合网络舆情典型事件搜索引擎“以图搜图”的检索结果的研究分析，探讨运用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功能实现舆情导控，为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功能的运用提供新的角度和方向，从而为公安一线干警开展网络舆情导控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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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设计 (一) 实验原理 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特定的算法(如SIFT描述子、指纹算法函数、bundling features算法)将目标图片进行特征提取，然后将所提取的图片特征信息进行编码，并将海量图片编码做查找表，通过相似度匹配运算，以目标图片的编码值为基础，在图片搜索引擎图片库中进行局部或者全局的相似度计算，根据所需图像的设定阈值，保留相似度高的图片，最后运用特征检测算法筛选出最佳匹配图片。 图片搜索引擎“以图搜图”的实现有一项关键的技术叫做“感知哈希算法”(Perceptual Hash Algorithm)。它的处理方法是将每一张图片生成一个指纹(fingerprint)字符串，通过比较不同图片的指纹，计算它们的相似度，从而得出两张图片是否相似。具体有以下六个步骤： 第一步，读取所需图片。 第二步，缩小图片尺寸。将读取图片缩小到8 × 8的尺寸，即64个像素。目的在于只保留读取图片明暗和结构等基本信息，同时去除图片细节，以及图片不同尺寸，比例带来的差异。 第三步，简化图片色彩。将缩小后的目标图片转化为64级灰度，即所有像素点只有64种颜色。 第四步，计算平均值。计算64个像素灰度的平均值。 第五步，比较像素的灰度。将计算出的平均值与每个像素的灰度进行比较，灰度大于等于平均值的，记为1；灰度小于平均值的，记为0。 第六步，计算哈希值。经上一步操作，将所记的所有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64位的整数，这就是读取图片的指纹字符串。根据得到的指纹字符串，对不同的图片进行对比。理论上，这与计算“汉明距离”等价。 如果两张图片的指纹字符串不同的数据位不超过5，则说明两张图片相似；反之，大于10则说明两张是不同的图片。 感知哈希算法的优势在于快捷简单，不会受到图片尺寸、比例大小的影响，但同样也存在一个严重的缺点，便是图片的内容不能更改，如果在原图上加上几个文字，图片搜索引擎就认不出来了，所以，感知哈希算法的最佳用途便是通过缩略图检索原图。实际运用中，大多使用的是更为强大的pHash算法和SIFT算法，它们可以识别出图像的变形，如果变形度不超过25%，就可以找到原图。虽然这两个算法相对复杂，但运行原理与上面的感知哈希算法是一样的，就是将图片转化成Hash字符串再进行比较。 (二) 实验内容设计 选择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使用人数最多的三大图片搜索引擎——百度、360、搜狗，分别对其进行以图搜图的检索效率测试，然后探究以图搜图功能在舆论事件中对舆论的实时监控和导向作用，最后对比图片搜索与文字搜索的优劣势。 (三) 实验方法 1) 以图搜图追踪单一图片源头并测试其搜索效率 从网页和搜索引擎图片库中随机选择样本图片，将样本图片上传至图片搜索引擎，通过其以图搜图功能对样本图片进行识别，检索样本图片出现的网站源头，每个图片搜索引擎重复试验400次(连续4天在同一时段，100次/天)，记录实验数据和结果。 2) 比较搜索引擎检索结果、汇总门户网站 通过微博、腾讯新闻等软件关注热点舆论事件的进程，及时获取与事件相关度高的图片作为样本。对样本图片每日的检索结果进行记录；通过比较总检索门户网站数，体现各搜索引擎的检索资源的广度与时效性；通过比较样本图片被不同搜索引擎检索到的重复次数，筛选信息传播较广的门户网站。 3) 数据整理分析方法 对各网址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之系统化，制作图表进行展示，使结果更直观，以方便比较。先对结果进行预处理，数据的预处理是数据整理的先前步骤，它是在对数据分类或分组之前所做的必要处理，内容包括网址的审核、排序等 [ 1 ] 。首先是将网址进行简化，省去前缀“http”与后缀“/”，并利用表格功能进行排序，对同一门户网站的网址进行归类，并得到真实的检索所得门户网站数。再制作统计表，统计表是显示统计数据的方式。检索结果经过预处理后，可进一步做整理、显示，制作成表格、图表进行展示。最后通过比较各图片搜索引擎以及汇总门户网站，结合具体的检索内容与相关结果，探究如何运用图片搜素引擎实现精准地舆论实时监控和方向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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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兴力量，图片搜索引擎的以图搜图功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且正在朝实用化的方向逐步迈进。但现阶段，图片搜索引擎在公安工作中的实战化运用还不成熟，存在一些观念或者认识上的问题，使图片搜索引擎无法高效地运用到舆情导控工作中 [ 5 ] 。未来的图片搜索引擎实战化运用，需要形成关于网络舆论的独立的、系统的法律体系，为公安机关运用图片搜索引擎进行舆情导控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需要建立舆情导控专项工作平台，使图片搜索引擎的运用系统化、高效化；需要推动图片搜索引擎运的运用由试点到普及的进程，为公安机关处理网络舆论事件提供更为有效的手段。相信在未来的公安工作中，图片搜索引擎将会更广泛地运用于舆情导控工作，并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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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社会企业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的组织。我国社会企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元，但是由于其仍处于起步阶段，各种挑战和困境不可避免。当前我国社会企业存在由外部环境和社会企业自身所导致的多重困境，即法律困境、观念困境、认同困境、资金困境、能力困境和人才困境，而走出以上困境、走向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和协同治理。 关键词 :社会企业，发展困境，协同治理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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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对社会治理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日益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元。然而由于社会企业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目标和底线，同时我国社会企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各种压力和挑战不可避免，因此迫切需要探索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有效机制，使其成为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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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会企业特点和发展历程 社会企业是通过商业手段即运用商业思维和技能来获得利润，以此来实现减少贫困问题、提供公益性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使命的组织，有效弥补了非营利组织提供社会服务能力的不足，改善了私人企业部门在社会责任的“失灵”。由此可见，社会企业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双重底线 [ 1 ] ，即追求盈利但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旨在追求“义利并举” [ 2 ] 。其一，从现象上看，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织与私人企业的一种有机结合：一方面，它像传统非营利组织一样致力于实现社会使命，不以利润最大化而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增强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它像传统私人企业一样通过企业化的运营方式获取收入，提高供给效率，实现资金上的可持续性，保障社会使命的有效实现。其二，从本质上看，社会企业区别于传统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企业：一方面，它不同于传统非营利组织依靠捐赠和赞助维持组织运营，而是试图通过自我运作来获得生存；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传统私人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创造社会价值为首要目标。一言以蔽之，“社会企业位于市场领域与公益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 3 ] ，通过市场运作来达到公益目标的实现，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特征。 社会企业于20世纪末在中国引入或出现。我国社会企业一经出现就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2004年1月北京大学教授刘继同在《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中最早提出或引入社会企业的概念；2005年“社会企业”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2008年举办“社会组织与社会创新”研讨会，不仅征集与社会企业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还将社会企业作为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2010年“社会企业”在北京市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2013年顺德市首创社会企业认证；2015年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和社会价值投资论坛在我国首次创办；2015年中国慈展会首次发布了社会企业的全国性认证制度。我国社会企业历经十多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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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当前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及困境 虽然我国社会企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目前仍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其一，社会企业数量不足，实际获准审批的数量不到10%，究其原因在于多数机构“销售或提供服务的收入不足总收入50%或机构每年用于分配的利润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35%两项要求” [ 4 ] ；其二，大多数社会企业成立时间在3年以内，创立时间太短；其三，大多数社会企业规模不足，资金和经验缺乏。这些都说明，虽然我国社会企业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限制了社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企业陷入发展困境，主要在法律层面、观念层面和认同层面存在外部困境；在资金层面、能力层面和人才层面存在内部困境。 3.1. 外部困境 第一，相关法律政策的缺乏导致我国社会企业陷入的法律合法性困境，即存在法律困境。法律、政策是确保组织合法有效存在和运行的一种形式。我国政府不仅多次表达了对社会企业支持的态度，也积极关注和支持社会企业的实践活动，但是我国目前尚未颁布有关社会企业的专项政策法规，更没有出台社会企业法。另外，在既有的社会企业相关政策法规中，“商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福利企业、民办教育机构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 5 ] 都对社会企业的规范和发展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法律形式的迥异，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在税收、所有权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标准与规范，使得社会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产生不公平感。 第二，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对社会企业认识的缺乏造成了我国社会企业社会合法性缺失，即存在观念困境。近年来，尽管政府、学界对社会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是总体上而言，包括主流媒体和相关群体等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对社会企业的认可度、知晓度很低，许多主流媒体报道度低，且社会公众接受度不高。除此之外，许多从事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公益事业等相关职业的人也对社会企业缺乏了解。由此可见，社会群体对社会企业认识的缺失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企业的发展。 第三，政府、市场和社会对社会企业信任不足对我国社会企业发展产生制约，即存在认同困境。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 1992)提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 [ 6 ] 。信任的培养产生了高度认同，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对社会企业的公益性的质疑导致认同度低，产生信任风险，使得部分社会企业为了避免丧失公信力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人们对社会企业具有认识偏差，对社会企业缺乏正确认识，容易对自主经营地社会企业产生“逐利”、“牟利”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市场经济不规范和不完善导致社会企业难以可持续地践行公益使命，同时个别社会企业违规现象的存在也减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信任，使得人们对社会企业公益性产生怀疑。 3.2. 内部困境 第一，融资渠道不通畅是导致我国社会企业生存的最大困境，即存在资金困境。杨丹尼(Dennis Young)等学者提出了社会企业容易出现的三种不稳定情况：其一是由于外部财政压力导致“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其二是由于经济支持消失导致组织消亡(Organizational Demise)；其三是由于经济在内的多种原因导致组织转型(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 7 ] 。由此可见，融资成为“社会企业成长中面临的最大障碍。” [ 8 ] 其一，我国社会企业大多组织规模较小，能力不足，难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难以获取政府财政支持。其二，由于认识不多、信任不足，个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对其支持力度较小。其三，大多数社会企业资产较不足，抵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导致信用风险较大，因此金融机构往往以其不符合贷款条件和资格为由拒绝向社会企业提供贷款，导致社会企业的资金支持消失。 第二，社会企业能力不足是抑制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内在障碍，即存在能力困境。由于我国社会企业成长时间较短，且大多是由非营利组织或企业转型而来，无论是商业运作能力还是公益创新能力方面都有待提高。其中，非营利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由于长期依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等而缺乏商业运作的能力；而企业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由于具有长期追求产出最大化的惯习而缺乏公益创新的经验和能力。因此，能力的不足威胁着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人才的缺乏导致我国社会企业发展陷入资源困境，即存在人才困境。人才困境是造成社会企业发展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人才的缺乏，使得社会企业的发展缺乏能动力和创造力，从根本上抑制了社会企业的发展。其一，由于社会企业引入中国的时间较短，人们对社会企业的认识也过于少，因此，关于社会企业专业知识的理论和教育稍显落后，难以跟上实践的步伐，导致相关人才的培养相较缺乏；其二，社会企业具有公益价值，对人才的需求更偏向于公益性服务从而难以提供足够的报酬，很难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也导致居于社会企业岗位的大量专职人才和高学历人才的流失率过高。其三，由于社会企业自身实力不足，无法培养适应现代组织发展的管理人才，因而导致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缺乏。因此，许多社会企业以退休人员和业余人员为主，无法满足社会企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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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社会企业的完善之路 “社会治理倡导发挥各类主体在社会领域中的分类协同发展与共同治理作用。” [ 9 ] 因此，我国社会企业走出各个层次的发展困境也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协调治理。 4.1. 走出外部困境 第一，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走出法律困境。社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因此需要政府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从而确定社会企业的法律合法性。“来自政府的支持和保障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颁布专门立法……二是修改和调整现行法规……三是出台有关社会企业发展的规划、政策或其他相关规定。” [ 10 ] 针对我国社会企业，应该对社会企业进行专门立法，同时也可通过修改现行法规将社会企业纳入现行法律框架内。另外，要对有关社会企业的现行法规进行梳理，调整和修改不适于或不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法规和规章，进而为社会企业营造健康有序的法律环境。 第二，更新理念，加深对社会企业的认识，走出观念困境。其一，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和思维，看到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对于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政府任务的减轻都有积极作用，而不是权力的放手。其二，通过电子媒体、平面媒体等宣传社会企业的基本知识、表彰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以及传播成功的经验模式，从而加强对社会企业的讨论、普及、规范和讨论。其三，发挥社会各界对社会企业的规范作用，即发挥政府、媒体、行业、社会公众对社会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社会企业的自律职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宣扬健康形象，增强正确认识。 第三，加强规范，增强对社会企业的信任，走出认同困境。首先，对社会企业公益进行严格的标准和资质认定，确保社会企业没有偏离公益目标。其次，设定科学而精确的指标体系，通过定期对社会企业进行评估和奖惩，从而促进社会企业不断进行调整，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最后，建立自律、互律、他律机制和监督制度，通过监督和问责机制不断提升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通过建立健全认定、评估和监督机制，增强人们对社会企业公益性质的信心和信任。 4.2. 走出内部困境 第一，拓宽社会企业的融资渠道，走出资金困境。社会企业发展，尤其是发展初期需要启动资金，社会企业只有实现资金的可持续性才能正常运营，因此资金获取问题、资金来源渠道等就成了首要考虑的问题。其一，政府可以采用拨款方式进行直接资助，也可以提供减免税费待遇，还可以加大政府购买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力度。其中，推动各级政府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是做好政府支持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探索购买服务，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不仅能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效率，对社会企业来说既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也可以在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场地。其二，可以通过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个人、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等对社会企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加大社会的支持力度。其三，提升社会企业的能力，增强其资产和信用状况，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因此，我国社会企业的资金获取渠道可以是财政投入、个人投资、企业投资、非营利组织投资等。 第二，加强社会企业能力建设，走出能力困境。对于社会企业自身而言，加强社会企业的能力是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向有能力的社会企业购买服务，或可以举办优秀社会企业的评选活动，以鼓励社会企业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其次，社会企业自身不仅需要通过培训、进修等手段增强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思维，也需要通过提升报酬来积极引入专业的优秀的人才，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整个社会企业的能力。最后，社会应该积极关注社会企业的发展，对能力突出的社会企业进行宣传、报道或者捐赠，特别是引导和支持非营利组织或企业转型而来社会企业，以弥补其能力的不足。 第三，建立多层次人才培育体系，走出人才困境。人力资源是组织最核心的元素，因此社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层次人才的支持。一方面，为社会企业建立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从各个方面对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从而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有能力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在报酬或福利方面加大投入，增强吸引力，不仅可以留住社会企业的专业人才，也能积极招聘优秀的国内外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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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社会企业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一元，是实现2019年政府目标的重要力量。因此，认识并走出外部和内部发展困境对于推动社会企业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合理而正当的发挥出社会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具有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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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社会中人类来往重要的构成部分，人际信任称为大众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心理学研究学者大量的文献以及实验研究进行分类、整理以及思考，对人际信任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使其定义更准确。同时也研究了各学者对于人际信任改善的干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有效的改善人际信任的干预方法。 关键词 :人际信任，特征，影响因素，干预研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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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所谓信任就是指一个人预估某一件事情会发生，并依据自己的预估做出相对应的行为，尽管知道假如这件事没有如期发生，之前采取的行动可能会给他带来比预期更多的不利因素(Deutsch， 1999)。这是信任一词最早在心理学领域被提出时的定义，美国的心理学家Deutsch所做的著名的囚徒困境试验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国内外的研究者也根据各种角度通过实验等方法对人际信任进行了许多研究。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信任研究的基础上，先找到人际信任的具体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干预方法，并以此为根本，分析人际信任的机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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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际信任的特征 2.1. 预期性 “信任是一种可靠的、概括化的期望，它指交往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承诺、语言以及言语上或书面上的表述(Rotter， 1958)。” [ 1 ] 也就是意味着信任是个体相信他人的言行等方面是可以依靠的。 “信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在与人交往过程里而学会的对他人行为的预估和期望(Barber， 1983)。” [ 2 ] 信任是不通过遗传而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信任更多的是人类在后天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社会环境里学会的一种相信他人会作出自己所期待行为的能力。 “人际信任是与人交往中，双方在对方选择互助还是敌对的不明确的状况下，对其可能做出互助行动的期望(张建新，1993)。” [ 3 ] 虽然在交往过程中双方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对立也有可能是互相促进的，但是当这种关系还不明朗时，双方都愿意相信对方会互相帮助，而不是反对。 2.2. 信赖性 “人际关系是基于某个人的亲密程度和了解程度产生出的相信(陈介玄，高承恕，1991)。” [ 4 ] 认为双方的关系是构成人际信任的根本。如果交往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亲近，那么在交往过程中，双方更容易对对方产生信赖感，也就是文中所说的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指对对方在完成自己所委托的任务过程中遵行使命、承担职责的信赖程度(杨中芳，彭泅清，1999)。” [ 5 ] 这一观点与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Dyer & Chu的观点类似，都提及了人际交往中个体对对方能够完成使命的能力的信任。 2.3. 类化性 “人际信任是个人拥有和不同于其他人的信心，也就是说，认为人们普遍都是有善心的、真诚对待他人的并且相信他人的(Wrightsman， 1992)。” [ 6 ] 这种界定主要认为个体的生活体验和看待人性的观点，与其形成对他人的值得信任水平的总体性评价有所影响。 “信任是交往双方，对对方的能力、善意、真心的相互意识(Dyer & Chu， 2003)。” [ 7 ] 个人的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的态度是交往过程中被评价的重要指标，所以许多人在交往过程中会根据这一指标来评价对方是否值得自己信任。 根据前文的概述，人际信任主要有两个特征：①由多个维度构成，包括很多潜变量，信任对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有着重要作用；②是心理功能，重点体现在与人交往中行为表现。随着对代际传递现象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更多领域的代际传递效应，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一系列由家庭因素调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其中主要包括：教育成就，传统价值观，儿童焦虑，依恋模式和孝道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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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人际信任的测量 人际信任是一种心理功能，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很难通过实验法测出个体具体的信任值，因此，在研究中，问卷法被广泛使用。 美国心理学家Rotter J.B.在1976年编制人际信任量表(ITS)，量表用于测量被试对他人的行为或陈述可信性的判断。内容包括各种情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包括长辈、促销员、普通人、政界人士及记者媒体)。该表有特殊信任(对关系亲密者的信任)和普遍信任(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两个因子。采用五点自评式，1分为完全赞同、5分为完全不赞同。故量表得分为25分(最低分)~125分(最高分)，中间值为75分，得分越高，信任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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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人际信任有哪些影响要素这一问题国内外的研究很多，也涵盖了许多不同方面。 4.1. 个体因素 信任关系中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施信者，也就是主动相信他人的一方；另一个是受信者，也就是被他人信任的一方。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施信者和受信者的人格特点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人际信任的建立。 国内研究者从卡特尔人格测验(郑信军，1998) [ 8 ] 、大五人格测验(国秀琴，2008) [ 9 ] 、埃里克森EPQ测验(伍明辉，宋凤宁，2006) [ 10 ] 三个角度探究了施信者的人格特点对人际信任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人际信任水平与施信者的人格特点之间相关性显著。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中双方通过相互配合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所以除了施信者，受信者的人格特点也会影响人际信任。才能、真诚、公正、忠诚、连贯、开放性是与之有关的六个要素(Clark & Payne， 1997)。但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影响人际信任的关键因素是能力、真诚、善举这三个因素(Mayer， 1995) [ 11 ]。 4.2. 关系因素 人际信任作为一种社交现象，发生在两人及以上的与人交往中。因此只研究任意一方的因素都是片面的，也应该关注双方之间的联系。有研究者把信任看作是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由感情联结和理智计算所一起影响的态度(Lewis & Weigert， 1985) [ 12 ]。这一观点在双方关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3. 社会因素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性关系，任何脱离社会背景的对于信任的研究均是不够全面的。 通过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际信任数据的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最高的群体中，平均信任值为8.74，而在人均收入最低的群体中，平均信任值仅有0.4，这也表明人均收入水平和人际信任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张维迎，柯荣住，2002) [ 13 ]。同时，国外的学者也指出人际信任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人际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为0.349，与经济不均等的相关性为0.736，说明相较于经济增长，经济不平等与人际信任之间关系更密切(Uslaner， 2002)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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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人际信任的干预研究 干预研究就是实验者通过一定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对具有某种行为或现象的被试进行介入，从而使得被试的某种行为或现象得以缓解或消除的研究。在人际信任的改善方面，国内研究者提出三种干预方法，并经由实验验证：团体咨询、沙盘疗法以及心理剧疗法。 5.1. 团体咨询 团体咨询是一种在集体的情况下所开展的辅导形式，鼓励个人在人际交往中找到自己内心的感受、找到有效的方法改进与他人的关系，并获得新的做事方法，以促进其适应社会与帮助他人的过程。 对人际信任度较低的中职生被试实施团体咨询干预，发现经过干预后，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在对关系亲密者和他人、社会现象以及人际信任总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也就证实了团体咨询是有效的(郭静，2007) [ 15 ]。通过对高校新生的人际信任进行研究发现，团体咨询对高校新生的人际信任具备即刻性、有效性和持续性效果(郭巧，李艳，潘莉，2015) [ 16 ]。 但团体咨询受环境、心理特征、团体关系等因素的约制，在计划和实行治疗策略时应考虑全面。 5.2. 沙盘疗法 沙盘疗法，即“在装有沙子的箱子中制作一个庭院”。是一种让咨询者在有沙子的箱子里摆放治疗室中的玩具由此来实现自我表达，使咨询者的无意识意识化，这是一种通过挖掘内心世界来促进人格改变的治疗方法。 研究发现，无法很好地进行与人交往的大学生在交往中遇到的交流恐慌和躲避行为问题可以通过沙盘治疗得到改善(张雯，2010) [ 17 ]。大学生中也存在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学生，研究者对其进行为期10周的沙盘治疗，研究结果也说明了在改善人际信任方面沙盘治疗具有有效性(蔡文芳，2014) [ 18 ]。陈婕(2016) [ 19 ] 则对三位单亲家庭的儿童进行了个体沙盘疗法，最后发现个体沙盘疗法能够改善小学离异家庭儿童的人际信任状况。 5.3. 心理剧 心理剧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使来访者在表演中体验或从头体验自己的思维、情绪、梦及人际交往情况，随着剧情的发展，来访者可以在安全的氛围中将自己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从而达到治疗来访者心理问题的方法。心理剧在这种干预方式目前研究较少，何艳丽和赵山明(2012) [ 20 ] 通过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际信任程度以心理剧的方式进行干预，为期10周，最后发现通过心理剧能够有效改善该类人员的人际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