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Pt-SDB催化常温氢氧复合性能评价体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上主要是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Atomic Energy of Canada Limited， AECL)的乔克河实验室(Chalk River Nuclear Laboratories， CRNL)进行了从直径5 cm的小型塔到直径30~60 cm长3 m的商业规模反应器的一系列扩大化试验，每批试验都高效稳定运行了足够长的时间。 [ 13 ] 上世纪末，俄罗斯与罗马尼亚也开展了CECE流程的研究工作， [ 14 ] [ 15 ] 但其关于常温氢氧复合工艺的英文文献鲜少见报。其他发表过相关英文文献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并未显示出系统性研究的形成。 3.1. 常温氢氧复合反应器设计 Pt-SDB疏水催化剂粒径约为0.4~0.9 mm，选用1.5 mm ´ 1.5 mm ´ 0.2 mm的不锈钢微型三角螺旋填料。为避免空隙率的壁面效应，反应器内径需大于填料粒径的15倍。同时要做活塞流处理，需要避免径向梯度，选定内径为3.2 cm。 由前文其他国家的实验数据可知，氢氧复合在单进氢口的情况下，氢氧复合很快，反应区不超过1.5 cm。但是需要靠近活塞流状态，要避免反应器内的轴向返混，反应器高径比选用中试实验最低值5，得到反应器高度最低为16 cm。因为本文重点在于反应过程的研究，所以降低催化剂密度，设定催化剂与填料的体积比为1:30。进而加长催化剂床层高度至33 cm。整个装置示意图见图1。为营造绝热环境，在反应器外部包裹一层保温棉。 氢气进气口不做分支或盘式端口等复杂化处理，氧气根据工程应用也是直接通入，冷却水进料口采用花洒式喷头以保证径向温度梯度尽量小。其中，进气口都是处于反应器中轴线向下开口的，取样点位于反应器壁面。取样气路通过Y型接头接入储水囊，手动按压储水囊促使水气混合物进入取样气路并分离大部分的水，再通过硅胶干燥气体，进入气相色谱分析系统。 图1. 催化性能测试装置示意图 以催化剂床层上沿为零点，向下为正向，五个取样点的坐标依次为：5 cm，11 cm，17 cm，23 cm，29 cm。测温点中的圆点部分代表处于反应器中轴线上的六个测温点，其中氧气进气口和尾气出气口处测得的温度可以近似为催化剂床层上、下沿的温度，因此六个测温点的坐标依次为：0 cm，11 cm，17 cm，23 cm，29 cm，33 cm。反应器中，由于氢氧没有预先混合，所以进氢口附近氢气与氧气是边径向混合边催化复合，同时轴向被水流挟带加速向下。测温点中的虚线部分代表在反应器外部径线上贴上的热电偶，用于对等温活塞流区域的辅助判定。 本测试采用的主要仪器有：产自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型号CS200)，产自南京先欧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超高精度恒温水油槽(型号XOGH-20)，和产自北京东西电子研究所的气相色谱仪(型号GC4000A)。其中气相色谱仪中色谱柱长10 m，内装5 A分子筛；分析条件：柱箱温度60℃，热导池检测器温度100℃，载气为高纯氩气，流量用皂膜流量计测定为35 mL/min。 3.2. 气相色谱仪的氢氧标定 气相色谱法是利用气体作流动相的色层分离分析方法，气体样品被载气(流动相)带入色谱柱中，柱中的固定相与试样中各组分分子作用力不同，各组分从色谱柱中流出时间不同，组分彼此分离。采用适当的鉴别和记录系统，制作标出各组分流出色谱柱的时间和浓度的色谱图。根据图中表明的出峰时间和顺序，可对组分进行定性分析；根据峰的高低和面积大小，可对组分进行定量分析。 由于每个物种的出峰面积与物质的量的比例不同，要想得到氢氧混合气中两种组分的比例，需要事先对氢氧进行标定。表1中列出了不同氢氧气速比时两种组分的出峰面积比值，每种比值重复测定五次取平均，最终得到氢氧比例的标定关系式。 Table 1 Hydrogen-oxygen ratio calibratio 氢/氧气速比r 0.2 0.4 0.6 0.8 1.0 氢/氧峰面积比1 1.6421 3.3904 5.1263 6.8518 8.9300 氢/氧峰面积比2 1.6534 3.4010 5.1311 6.7985 8.8912 氢/氧峰面积比3 1.6561 3.4002 5.1149 6.7684 8.9061 氢/氧峰面积比4 1.6544 3.3936 5.0918 6.7662 8.8642 氢/氧峰面积比5 1.6565 3.4474 5.1118 6.8214 8.9426 平均值 1.6524 3.4065 5.1152 6.8012 8.9068 表1. 氢氧气速比标定 r = 0.1115x，x——氢/氧峰面积比。 3.3. 催化性能测试方法 催化剂床层容积265 mL，为保证催化剂的均匀填充，平均分成五份填料与催化剂各自混合装样。每份量取53 mL 1.5 mm ´ 1.5 mm ´ 0.2 mm的不锈钢微型三角螺旋填料，称取0.42 g Pt-SDB催化剂。 量取4.5 mL去离子水倒入填料中搅拌，使得填料全部润湿的同时烧杯底部没有多余的水。填料润湿是为了消除催化剂自带的静电，减少团聚，使催化剂分散更均匀；防止倒入多余的水，是因为催化剂的疏水性以及小于水的密度，使得水面的存在会推升催化剂的分布区域，影响均匀分布。 边搅拌润湿的填料，边缓慢倒入0.42 g的Pt-SDB催化剂，完全倒入后继续搅拌5分钟，使催化剂均匀附着在填料上。 将五份填料与催化剂的混合物依次倒入常温氢氧复合反应器中，密封反应器并安装在催化测试系统当中。将换热器调温至60℃，开启蠕动泵使水循环流速为16 mL/min，反应器液位计显示液面处于一定位置，未淹没尾气口同时达到液封目的。 当反应器内温度稳定时，先通入高纯氧气，气速为180 mL/min，通过气相色谱测试尾气全部为氧气时开始通入高纯氢气。直接通入大量氢气会使反应器内温度达到不稳定平衡，取样过程的扰动非常容易改变反应状态导致结果偏差。所以氢气气速从0开始缓慢增加，每5分钟增加10 mL/min的气速，90分钟后氢气气速达到180 mL/min。 测温点连接吉时利表，实时观测温度达到平衡后，首先测试尾气，由于尾气时直接通入气相色谱分析系统的，气样充满气路较快，大约五分钟后比例即可稳定，可以认定为床层坐标33 cm的取样点。 按从下到上的次序取样：29 cm，23 cm，17 cm，11 cm，5 cm。每次取样前，用鼓风机使取样气路充满空气，当气相色谱中显示氮气含量为零时，则表明气样充满气路。气样大约需要15~25分钟才能充满气路，继续取五次气样计算气速比取平均值。 氢氧进气气速比为1:1，氧气过量，以氢气消耗程度来代表反应程度n，气速比r与反应程度n的关系为： n = 2 ( 1 − r ) / ( 2 − r ) ，以催化剂床层为参考，建立反应程度n、中心轴温与外部径温的分布变化，以温度平台区域近似为等温活塞流计算催化效率。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文参考国外文献以及国内工程经验，设计出针对Pt-SDB催化常温氢氧复合的性能测试体系。其中，直接水冷式的反应形式填补了国内常温氢氧复合催化剂的测试空白；反应条件的设置能够充分体现出样品的催化性能，在反应器中间部分取样的操作难点也得到了突破。 通过对不同粒径Pt-SDB催化剂的比较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催化剂的大孔结构在增加散热性的同时，会导致大量的Pt粒子流失，并不利于催化性能的提升。 2) 由于不锈钢填料最小的尺寸为1.5 mm ´ 1.5 mm ´ 0.2 mm，所选用的催化剂粒径必须大于0.6 mm才能良好分散于填料中，进而充分体现其催化性能。 3) 狭缝的产生增加了催化剂的比表面积，能够固定住大量的、粒径更均匀的Pt粒子，同时增加气固接触面积，使催化剂上的反应更加均匀平稳，减少了反应热量的积累，更有利于Pt-SDB在常温氢氧复合中的工程应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超临界二氧化碳在拟临界点附近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和易压缩性，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换热工质的布雷顿循环系统拥有可观的系统热效率，但物性的剧烈变化可能会导致流动不稳定性问题。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超临界二氧化碳双通道流动不稳定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实验进行了对比，分析了不稳定起始至结束整个过程中双通道间的状态变化。已有的数值结果表明超临界二氧化碳流动不稳定性分为三个阶段，随着加热功率的线性增加，流动状态经历波动起始、持续波动和波动结束三个过程。质量流量、流体密度和主流温度均会呈现正余弦波动状态，三者存在一定的相位延迟。壁面温度和表面换热系数会随着流体的波动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壁面出现最大温度点和最大表面系数换热点。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环境污染和化石能源短缺问题的日益加剧，亟需寻找先进的更加效率的能量转换线系统 [ 1 ]。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热力循环方案的能量转化系统在近二十年来备受关注，超临界二氧化碳工质无相变、密度大、拟临界附近易压缩以及布雷顿热力循环压比低等使得超临界二氧化碳系统拥有结构紧凑、体积小、热效率和安全性高的特点 [ 2 ]。超临界二氧化碳简单布雷顿循环系统中工质再汽轮机做功后会经历回热、冷却和再压缩过程，为降低压缩功耗，将冷端温度控制在工质拟临界温度附近，在拟临界附近工质的物理性质会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可能会导致传热恶化和流动不稳定性现象的发生。 对于超临界流体不稳定性研究，起初，国内外许多学者是在第四代反应堆超临界水堆背景下，开展了有关超临界水流动不稳定性的研究。大部分关于超临界流体流动不稳定性的研究都是基于简单自然循环单通道回路。Ting Xiong [ 3 ] 等人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超临界水在细长双通道实验段内的流动不稳定性现象，给出了不稳定性起始功率的判断方式，得到了不稳定功率阈值与系统压力和工质进口温度之间的关系。Xixi [ 4 ] 等人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对超临界水双通道流动不稳定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实验采用尺寸为19 × 6.5 mm的厚不锈钢管，得到了关于不同进口温度、不同运行压力、不同质量流量和不同加热功率的不稳定边界图，但厚壁通道不会加强系统的不稳定性；数值模拟了双通道间流量异相振动的不稳定性现象，同时分析了热工参数对振幅和周期的影响。Wenyu Wang [ 5 ] 等基于超临界水循环锅炉采用简单回路对超高压超临界水不稳定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系统的包含回热部分，实验得到了表征不稳定性的无量纲参数图，将不稳定性划分为两个区域：一类不稳定性和二类不稳定性。陈宇宙 [ 7 ] 等人采用自然循环实验回路，研究了超临界水双通道流动不稳定性，在有限工况内观察到流动不稳定性现象。随着二十世纪末，高温涡轮系统、高压紧凑型换热器及高温材料等领域的快速突破，核动力技术发达国家开始启动对超临界二氧化能量转换技术的研发计划，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超临界二氧化碳不稳定流动问题进行研究。Sharma [ 6 ] 等人建立了包含水平竖直加热和水平竖直冷却等多种加热冷却方式的简单自然循环回路，研究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在单通道自然循环条件的换热及流动不稳定性，实验只在水平加热和水平冷却的布置方式下，且加热功率0.3~1.0 kW，进口温度接近临界温度工况，发现了流动不稳定性。Vijay Chatoorgoon [ 7 ] 等人采用自然循环回路，对超临界二氧化碳双通道不稳定性进行研究，实验研究了在一定的运行压力下不稳定发生的功率起始点与流量、进口工质温度的关系，得到了不稳定流动的起始功率和流量的对应关系。对于超临界二氧化碳流动不稳定的数值研究很多，如Lomperski [ 8 ]，Guangxu Liu [ 9 ]，Lei Zhang [ 10 ] 等均是对单通道回路的自然循环不稳定性进行研究。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分析，目前对超临界流体流动不稳定性的研究主要以超临界水为主，对于超临界二氧化碳的流动不稳定性研究较少，尤其是平行通道间的流动不稳定性研究。本文运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Fluent，对超临界二氧化碳在双通道内流动不稳定性进行三维数值研究，采用真实二氧化碳物理性质，研究不同进口质量流量、进口温度和不同运行压力对不稳定性起始功率点的影响，采用表征超临界流体不稳定性的无量纲参数绘制不稳定性边界。将为超临界二氧化碳双通道流动不稳定性提供理论基础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超临界二氧化碳在双通道结构内的流动不稳定性，通道间的流动不稳定现象属于局部振荡，因此，在选取物理模型时，只关注双通道结构之间发生异相振荡即可。采用CFD方法(计算流体力学)，构建三维全尺寸模型，对超临界二氧化碳流动不稳定现象进行数值模拟，采用Fluent17.0作为计算分析工具。 2.1. 物理模型 图1显示的是双通道几何结构，该结构尺寸为Vijay Chatoorgoon [ 7 ] 自然循环双通道实验回路的实际管道尺寸。图2显示的是双通道结构横截面的网格结构，为消除圆形管道边缘网格畸变，采用O型网格划分方式。 图1. 双通道几何结构 在图1的双通道结构中，包含进出口管段、预混器和双通道管段，所有管道均为圆管。通道1和通道2采用相同几何尺寸，管道内径为16.51 mm，长度为2100 mm，与预混器连接的进出口管段长度为300 mm，有效加热部分为1500 mm，进出口管道内径20 mm，长度100 mm，双通道与进口管道和出口管道几何对称分布。计算考虑重力方向与流动方向相反。 2.2. 网格划分及敏感性分析 在进行数值计算之前，利用ICEM对双通道几何结构进行网格划分。图2显示的是双通道结构横截面的几何网格划分，进出口管段、预混器和双通道结构均采用结构化网格划分，采用T型管道O型网格划分方式。采用结构化O型网格划分，消除了靠近壁面处的网格畸变，有利于计算精度的提高。 图2. 双通道结构网格划分截面图 通过恒定加热功率的计算方法，通过稳态计算，得到不同网格数量下管内主流温度沿加热管道的分布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当网格数量为1701512和2352563的时候，管内主流温度沿管道分布情况基本一致，同时考虑计算时间，网格数量为1701512已经满足计算要求，以下计算均采用该网格数量划分方式。 图3. 网格敏感性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计算模型 3.1. 湍流模型 由于超临界二氧化碳在拟临界处的物性变化剧烈且导热系数不高，在加热过程中，近壁面处的一层流体由于加热而密度急剧减小，该层流体的流速会略大于主流速度，产生近似的分层流动，因此湍流模型采用SST模型，Xixi [ 4 ] 和Li Jingjing [ 11 ] 等人已经证实在超临界流体计算中采用SST湍流模型更加准确。对于湍流模型，本文考虑采用SST模型，图4显示的是SST模型和标准K-Epsilon模型计算结果对比，SST模型计算结算结果流量的双通道对称性更合理，同时不稳定性起始功率值更接近实验值6.6 kW，因此本文采用SST模型作为湍流模型。对于SST模型，湍动能方程式(1)和湍流耗散方程式(2)为： ∂ ( ρ k ) ∂ t + ∂ ( ρ k u i ) ∂ x i = ∂ ∂ x j [ τ k ∂ k ∂ x j ] + G k + G b + S k − Y M (1) ∂ ( ρ ω ) ∂ t + ∂ ( ρ ω u i ) ∂ x i = ∂ ∂ x j [ τ ω ∂ ω ∂ x j ] + G ω + D ω + S ω − Y ω (2) 图4. SST模型和标准K-Epsilon模型的计算结果比较 3.2. 超临界二氧化碳物性 在拟临界点附近，超临界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会发生剧烈变化。图5显示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在不同压力下随温度的变化。从图5中可以看出，超临界二氧化碳的比热容、密度、导热系数和动力粘度在拟临界点附近剧烈变化。在FLUENT软件中的二氧化碳物性不具备上述特征，计算需要采用真实的二氧化碳物性。计算采用的二氧化碳的物性通过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物性查询软件REFPROP获得。
system: [SYSTEM]

user: 4. 计算结果与讨论 4.1. 与实验对比 为验证计算方法的可行性，从Vijay Chatoorgoon [ 9 ] 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自然循环双通道流动不稳定性研究的工况中选择3组工况进行模拟，通过比较计算得到的不稳定出现的功率起始点与实验测得的不稳定出的功率起始点进行比较。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计算结果总体偏小，误差在15%以内，对于超临界流体的计算，认为该方法可以用于超临界二氧化碳流动不稳定性的模拟。 图5. 超临界二氧化碳的物理性质 图6. 数值计算结果与实验对比 4.2. 不稳定流动现象 4.2.1. 不稳定流动过程分析 图7显示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双通道发生流动不稳定现象的典型工况。压力7.4 MPa，加热进口温度288.16 K，质量流量0.0938 kg/s，壁面热流密度上升速率700 W/m 2 s。通过随着流动时间线性增加功率的方式，寻找不稳定发生功率起始点。随着功率的增加，双通道内的流体温度同步增加，质量流量基本保持恒定，当加热功率增加到5.851 kW时，通道内的质量流量和加热段出口温度开始出现轻微的抖动，随之双通道内的流体温度开始出现剧烈的振荡，两通道内的质量流量和出口流体温度呈现此消彼长的异相振动形式，温度的不稳定发生功率要比质量流量发生不稳定振荡的加热功率稍有滞后。随后逐渐增加功率值，振动幅值逐渐增大，当功率达到8.704 kW时，振动幅值达到最大，最后增加功率，振动幅值开始减小，即双通道的不稳定异相振荡逐渐消失，再升高功率，双通道之间的流量一直保持稳定流动状态。 4.2.2. 不稳定功率判断 对于不稳定功率起始点，按照双通道间瞬态流量出现明显的异相振动，且在该波动后双通道间流量仍能做持续性振动，该流量点对应的加热功率即为不稳定功率起始点。图8为压力7.4 MPa，进口温度为288.98 K工况下流动不稳定功率起始点的取值方法，可见稳态时稳态流量为0.0469 kg/s，在点A时双通道间的瞬态流量出现明显的异相振动，在功率点A以后，双通道的瞬态流量逐渐增大，通道间流量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 图7. 不稳定性流动现象 图8. 不稳定起始点和不稳定功率区间 4.3. 流动不稳定过程分析 4.3.1. 波动情况分析 对于超临界二氧化碳双通道流动不稳定现象，流体的流量、密度和温度在波动期间相互关联，形成相互反馈。通过典型工况，对并联双通道流动不稳定现象进行瞬态模拟计算，观察波动期间流量、密度及温度随流动时间的变化规律，选取工况的压力为7.4 MPa，进口温度为280 K的欠临界状态，通道的总质量流量为0.1 kg/s，加热速率700 W/m 2 s。沿通道以150 mm为间隔布置11个监测节点，分别对流体密度、质量流量和主流温度在波动期间进行监测。 1) 流体密度沿轴向位置波动 流体密度沿轴线不同位置处，随流动时间的波动情况如图9所示，流体密度在轴向不同位置处均呈现周期性波动，振幅在加热段靠近出口位置处较小，在加热段的中部较大，这是由于处于实验段进口处于欠临界状态，中部的流体温度接近拟临界温度，密度在拟临界点附近波动较大，因此波动幅值也越大。 图9. 密度沿加热段不同位置的波动情况 2) 质量流量随轴向位置波动 图10图显示的是两个通道轴向不同位置处质量流量随流动时间的波动情况，质量流量波动的剧烈程度沿着进口到出口逐渐减小，这是由于密度沿轴向逐渐降低，且在局部位置剧烈减小，流量的可波动值随之下降。通道间各位置处的质量流量波动均呈现严格的异相振荡。 图10. 质量流量沿加热段不同位置的波动情况 3) 主流温度随轴向位置波动 图11显示的不稳定流动期间主流温度沿轴向的波动情况，温度的波动与密度的波动不同，虽然在非常靠近进口位置处的波动较小，但在离进口稍远的位置和靠近出口的位置温度的波动较为剧烈，而在管道中段温度的波动性较小，这是由于工质的温度在拟临界附近时Cp值较大，相应的载热能力较强，温度的波动幅值更小。可见，超临界二氧化碳并联通道流动不稳定性受其拟临界区物性的变化规律影响较大。温度与质量流量的波动相位与密度的波动相位具有一定的延迟性。 图11. 主流温度沿加热段不同位置的加热情况 4.3.2. 单个周期内不稳定过程分析 双通道异相振荡过程中，管内流体状态如密度和管道的壁面状态随着流动时间是周期性变化的，对单个周期的流体密度分布、管壁的温度和表面换热系数进行记录分析，均呈现周期性变化且通道间的状态变化趋势相反。 1) 单个周期内密度沿轴向分布 由于进口处于欠拟临界状态，密度分布会在轴向位置的某处剧烈降低，加热段出口位置处的密度可降低为进口密度的1/4。随着双通道异相振荡的进行，密度剧烈下降的区域会随流动时间沿轴向位置移动如图12所示，且两个通道间的密度分布变化趋势完全相反，密度的剧烈变化会导致管内局部位置的压力分布不同，通道间密度的交替变化使得不稳定振荡过程持续进行。 图12. 密度沿着轴向位置随时间的分布情况 2) 壁面分析 由于管内流体的物性在跨临界温度时发生突变，流动传热也呈现剧烈的变化，过程变得复杂，从图和图可以看出单个周期内通道一和通道二的表面换热系数沿轴线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两个通道在同一时刻的表面换热系数的分布是不同的，但变化的形式完全相同，都是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小，只是在时间上相差了半个周期的时间。 表面换热系数的剧烈变化导致壁面温度分布极不均匀，双通道的表面换热系数分布分别如图13和图14所示。在局部表面换热系数较大的区域，壁面温度非常低，这里指的表面温度近似管内壁温度，由于局部的表面换热系数极大，且超临界二氧化碳的比热容在该区域极大，形成瞬时传热，此刻工质的携带热量的能力很强，最终形成了局部温度很低的现象，壁面温度的分布分别如图15和图16所示。随后工质的温度升高，逐渐大于拟临界温度，密度、比热容和导热系数等开始急剧减小，换热能力降低但不会消失，管壁温的最高温度基本出现在加热段的出口位置处，最终呈现出进口壁面温度与出口温度相差较大的现象。 图13. 通道1的表面换热系数在单个周期内的变化情况 图14. 通道2的表面换热系数在单个周期内的变化情况 图15. 通道1的壁面温度在单个周期内的变化情况 图16. 通道2的壁面温度在单个周期内的变化情况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文通过三维数值计算的方法，成功地实现了对简单的双通道结构内流动不稳定现象的模拟，与实验中不稳定起始功率点的对比，误差均在15%以内，分析了不稳定波动期间超临界二氧化碳工质的密度、质量流量和主流温度的变化，以及加热段管壁表面传热系数和壁面温度的分布情况。在既定的双通道结构和模拟工况下，得到以下结论： 1) 超临界二氧化碳在并联双通道结构下发生不稳定流动现象时，随着加热功率的增加，通道间质量流量、密度和温度经历不稳定起始、不稳定振幅增加和不稳定性现象消失的过程； 2) 发生不稳定流动现象时，双通道间流体的主流温度、密度和质量流量均呈现严格的异相异相振荡，流体主流温度的波动受拟临界温度的影响较大，较质量流量的波动在流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延迟，密度的波动趋势与质量的波动趋势相反； 3) 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不稳定流动对管壁面状态的影响明显，实验段壁面温度和表面换热系数呈现周期性变化，单个周期内壁面温度沿轴向分布存在巨大差异。
system: [SYSTEM]

user: 符号说明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社交网络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网络进行自我呈现，以满足个体的内部需求和与他人交往的需要。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可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但影响的具体方向和机制不尽相同。本研究对该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出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影响主观幸福感在个体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的心理机制。此外，从个人层面和情境层面两个角度出发，总结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边界条件。最后总结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不足，并从概念界定、社交平台多样性、被试广度、其他潜在机制四个角度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近年来，社交网络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基于社交网络的人际互动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种重要手段(Song et al.， 2014; Strano & Queen， 2012)。作为对现实生活中已存在关系的补充交流方式，社交网络使得个体对自我展示的方式和程度拥有了很大的掌控权，这让社交网络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呈现平台(刘凯丽等，2020)。个体在Facebook、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中发布自己的照片、抒发感想后，会因他人的点赞和夸奖而欣喜，也会因在社交网络互动中受到的支持和温暖而感动，但又会因为与别人呈现内容的对比而产生落差……可以看出，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表露既会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又难免带来一些烦恼。 基于该社会现象，许多研究者开始探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是否以及会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得到了大量但又不尽相同的结果，也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机制和解释方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评述。首先明确表述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和主观幸福感的定义，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个体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归纳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进而探讨了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和情境方面的边界条件。最后总结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可能创新的研究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2.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 2.1.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最早由社会学家Goffman (1959)提出，是指为了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努力。随着科技进步，自我呈现的舞台不只局限于日常生活，更是扩展到了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之中。社交网络自我呈现是个体在社交网络中通过操作呈现的内容和方式来影响他人对自己印象形成和改变的过程(鲍娜，2014)。近年来移动设备的更新换代和社交平台的愈加丰富使得社交网络自我呈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社交网络的匿名性、虚拟真实性、超越时空性以及交互性(Antoci et al.， 2011; Fox & Bailenson， 2009; Piazza & Bering， 2009; Valkenburg & Peter， 2011)使得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具有可控性、灵活性的特点。在社交网络中，个体不仅可以选择性地呈现自我，而且面对不同受众时的呈现策略也灵活多变(Bortree， 2005; Guadagno et al.， 2012; Rui & Stefanone， 2013)。依据呈现内容，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可以分为积极(策略性)自我呈现和真实(诚实)自我呈现(Kim & Lee， 2011)。积极自我呈现(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 strategic self-presentation)是指个体选择性地展示积极的一面，强调优点；真实自我呈现(true self-presentation; honest self-presentation)是指客观呈现各个方面，不对内容进行选择，强调真实性。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Kim et al.， 2012; Strano & Queen， 2012)，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对于个体的影响正日益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2.2.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指个体根据主观设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评价(Diener， 1984)，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部分。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即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是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Diener & Ryan， 2009)。主观幸福感对于个体具有重要意义，Dinner和Ryan (2009)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一系列积极因素呈正相关。例如，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通常拥有更高的工作收入、更高的社会支持感、更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Dinner & Ryan， 2009；陈小异，李明蔚，2014)。 目前，不少研究都关注社交网络中自我呈现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多数研究表明，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Kim & Lee， 2011；孟男等，2017)。例如，一项最近的元分析表明，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可以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对其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两个维度具有中等程度的提升效果，但对消极情感仅具有微弱的降低效果(毛良斌，2020)。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社交网络自我呈现会降低幸福感(Jang & Kim， 2020)，其背后原因多是社会比较的产生，或是察觉到现实自己与理想自己的差异。对于积极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社会渗透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解释，自我呈现中的自我表露会增进人际信任和人际亲密，同时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或者社会支持，进而增进个体的主观幸福感(Huang， 2016; Tang & Wang， 2012)。
system: [SYSTEM]

user: 5. 不足与展望 第一，目前对于自我呈现相关概念的界定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很多研究并没有明确区分自我呈现、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等一系列概念，相关概念存在混用的问题。对于自我呈现与自我表露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自我呈现是自我表露的上位概念，自我表露本质上是自我呈现的一种表达形式(Goffman， 2008；邬心云，2020)。但也有研究者将自我呈现和自我表露看作等同的两个概念，并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Schlosser， 2019)。对于自我呈现与印象管理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印象管理是自我呈现的动机之一，并认为出于印象管理的动机，个体在社交网络上会倾向于进行积极自我呈现(Bareket et al.， 2016; Krisanic， 2008)。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自我呈现属于印象管理的一部分，因为自我呈现投射的印象只涉及自我，而印象管理投射的印象除了自我，还包括品牌印象、城市印象等(王笑天，2013)。然而，当着眼与个体如何通过某些行为从而调节他人对自己的印象时，二者又常常被混用(陈浩等，2013)。总而言之，未来研究需要采用访谈分析、统计手段、实验范式等方式进一步区分自我呈现与自我表露、印象管理等易混淆概念，探究其背后的共性与独特性。 第二，目前关于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仅局限于单一的社交平台，缺乏平台间的相互比较。例如，国外的研究大多针对Facebook平台；而国内相关的研究涉及以微信朋友圈为主的多个平台，例如抖音、快手等，但总体研究数量较少。此外，一些研究并没有框定具体的平台，而是对个体在广义上的社交平台中进行的自我呈现进行探究。然而，个体看待不同社交平台的态度存在差异，继而其在不同平台上自我呈现的频率、内容甚至策略也存在不同，“微信沉默，微博活跃”便是在年轻人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此外，社交平台提供给用户的自我呈现形式近年来呈现多样化态势，从早些年的文字、图片，发展到之后的音频、视频和个人主页中的“状态”。有研究者系统总结了社交平台的发展演变及自我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发现不同自我呈现方式对个体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李姝，2020)。然而，为什么个体在不同社交平台间的自我呈现会有差异呢？自我呈现的形式和平台的特点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用户在什么具备何种特点的社交平台中进行自我呈现从而获得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呢？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究不同社交平台间自我呈现方式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第三，已有研究中的被试多为年轻人，尤其集中于大学生群体，被试类型较为单一。虽然选择这类被试可以理解为他们是社交网络使用者的主体，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中老年人也在使用各类社交网络平台，且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社交网络自我呈现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可能也不尽相同。张振亭(2019)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微信自我呈现与其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相关性，这与基于大学生群体的多数相关研究结果并不相同(Fan et al.， 2019；陈必忠，2017；孟男等，2017)。此外，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带来的自我概念的提升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自我概念提升虽然可以提升大学生被试的生活满意度(刘庆奇等，2017)，却会降低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赵君哲，王明辉，2019)。研究者对上述结果的解释是，大学生与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压力不同，故而自我概念清晰的程度可能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由于该方向在儿童青少年与中老年人群体中的相关研究过少，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究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对不同年龄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探寻更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或者解释和阐明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作用差异。 第四，目前关于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个体边界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个人需求与自我呈现策略，忽略了其他个体因素特别是人格因素的影响。人格与社交网络自我呈现息息相关。有研究表明，外倾性高的个体会更加频繁地在社交网络平台进行自我表露，更倾向于采取积极自我呈现策略；而尽责性高的则往往采用真实呈现策略等(Marshall et al.， 2015; Michikyan et al.， 2014；田人睿，2016)，在社交网络中自我呈现的不同频率与方式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不同层面的心理机制究竟是同时发挥作用，还是存在序列效应？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并列中介模型、序列中介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全面深入地探讨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条件和机制。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为了获得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α (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简称FAPα酶)激活式鬼臼毒素抗肿瘤前体药物分子，利用AutoDock tools、PyMOL和Ligplot软件模块的功能，设计FAPα酶的特异性底物N-苄氧羰基甘氨酰-L-脯氨酸与鬼臼毒素4-OH偶联中间片段及最终化合物的结构。通过虚拟设计共获得31个Affinity(kcal/mol)评分值小于−9.5分的化合物，并阐明了5个最优代表的复合物模拟三维结构与分子互作机制，为FAPα酶激活式鬼臼毒素抗肿瘤药物研发提供潜在的先导化合物，以指导后期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α (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FAPα)是由肿瘤基质成纤维细胞表达的一种膜结合蛋白 [ 1 ]。大量研究表明 [ 2 ] [ 3 ] [ 4 ]，FAPα能降解细胞外基质的组成成分从而导致肿瘤细胞的行为发生改变，有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在肿瘤–宿主界面基质的降解以及重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肿瘤的浸润、转移及逆转具有重要意义。由于FAPα在恶性肿瘤基质中具有的高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选择FAPα高表达的肿瘤基质作为肿瘤治疗靶标，比传统的细胞毒药物的治疗方式更有优势。 鬼臼毒素(Podophyllotoxin，图1(a))是从小檗科植物华鬼臼中分离得到的一种木脂素 [ 5 ]。研究表明，鬼臼毒素抗肿瘤作用机制主要为抑制微管蛋白 [ 6 ]、拓扑异构酶II [ 7 ]、自由基作用 [ 8 ]、抑制血管增生 [ 9 ] 等。但鬼臼毒素具有水溶性较差、毒副作用较强且易产生耐药性等缺陷，严重制约了它的临床应用。虽然对鬼臼毒素进行了大量的结构改造，相继也发现了诸如依托泊苷(图1(b))、替尼泊苷(图1(c))等抗肿瘤药物 [ 10 ]。但这些结构改造的药物依然存在明显的骨髓抑制作用，目前仅作为二线抗肿瘤药物使用。因此，寻找更高效低毒、选择性更好的抗肿瘤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图1. 鬼臼毒素及其抗肿瘤衍生物的化学结构。1a：鬼臼毒素；1b：依托泊苷；1c：替尼泊苷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已广泛用于指导多种新药的研发 [ 11 ]。为加速新型鬼臼毒素抗肿瘤活性分子的发掘，结合鬼臼毒素有效结构修饰位点为4-OH，本文以FAPα酶为抗肿瘤靶标，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虚拟设计鬼臼毒素(图2(a))与FAPα酶特异性底物(N-苄氧羰基甘氨酰-L-脯氨酸，图2(b))偶联的结构信息，期望获得可激活FAPα酶而产生抗肿瘤活性的鬼臼毒素前体药物分子，为后期进一步研究鬼臼毒素该类分子提供具有潜力的化合物。 图2. 鬼臼毒素(2a)与N-苄氧羰基甘氨酰-L-脯氨酸(2b)的虚拟设计示意图
system: [SYSTEM]

user: 2. 对接实验 2.1. 小分子设计及处理 采用ChemBioDraw Ultra 14.0绘制小分子，用ChemBio3D Ultra 14.0进行能量最小化，将Minimum RMS Gradient设置为0.001，将小分子保存为mol2格式。将优化好的小分子导入AutodockTools-1.5.6进行加氢、计算电荷、分配电荷、设置可旋转键后保存为“pdbqt”格式。 2.2. 蛋白的准备及处理 从PDB (http://www.rcsb.org/)数据库下载FAPα酶(PDB ID: 1Z68)的晶体结构，使用PyMoL (2.3.0)去除FAPα酶的原始配体和水分子，将蛋白导入AutoDocktools (v1.5.6)进行加氢、计算电荷、分配电荷、指定原子类型并保存为“pdbqt”格式。 2.3. 参数文件的准备 以x = 38.033，y = 0.39，z = 69.392为中心坐标；格点盒子的大小设定为80 × 80 × 80 (每个格点的间距为0.375Å)，其余参数为默认设置。 2.4. 结果分析方法 分子对接方法(Molecular docking method)是通过化学计量学方法模拟分子的几何结构和分子间作用力来进行分子间相互作用识别并预测受体-配体复合物结构的方法。本实验采用Autodock vina进行分子对接虚拟筛选，Autodock vina以结合能(affinity)来表示小分子与靶蛋白结合的好坏，结合能小于0代表小分子与靶蛋白可自由结合，数值越小则结合的可能性越高 [ 12 ] [ 13 ]。同时，利用PyMOL和Ligplot对结合能(affinity)前5的化合物进行相互作用模式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分子设计及评分 采用上述模拟对接分析方法，共计获得134个Linker化学结构。其中，Affinity评分小于−9.5 kcal/mol的结构共有30个，偶连结构示意图与详细结构分别见图3、表1。 图3. 鬼臼毒素(2a)与N-苄氧羰基甘氨酰-L-脯氨酸(2b)偶连结构示意图 Table 1 Virtual molecular structure with Affinity score less than −9.5 (Affinity unit: kcal/mol 序号 Affinity值 结构 * 序号 Affinity值 结构 * 78 −10.1 -CH 2 CH(Cl)CH(OH)- 104 −9.7 -CH 2 CH(OH)CH(NH 2 )- 29 −10.0 -CH 2 CH(Cl)CH 2 - 105 −9.7 -CH 2 CH(NH 2 )CH(OH)- 47 −9.9 -C(NH 2 )(CH 3 )CO- 112 −9.7 -CH(SH)CH 2 CH(NH 2 )- 48 −9.9 -C(OH)(CH 3 )CO- 6 −9.6 -CH(OH)CH 2 - 49 −9.9 -CH(CH 2 OH)CO- 31 −9.6 -CH(SH)CH 2 CH 2 - 61 −9.9 -CH 2 COCH(NH 2 )- 39 −9.6 -CH(CH 3 )CH(OH)- 85 −9.9 -CH(Cl)CH 2 CH(NH 2 )- 58 −9.6 -CH(OH)COCH 2 - Gly −9.9 -COCH 2 NH- 59 −9.6 -CH 2 COCH(OH)- 102 −9.8 -CH(NH 2 )CH 2 CH(OH)- 60 −9.6 -CH(NH 2 )COCH 2 - 103 −9.8 -CH(OH)CH 2 CH(NH 2 )- 62 −9.6 -CH(SH)COCH 2 - 12 −9.7 -COCH 2 - 66 −9.6 -CH(NH 2 )CH 2 CO- 35 −9.7 -C(NH 2 )(CH 3 )CH 2 - 114 −9.6 -CH 2 CH(SH)CH(NH 2 )- 53 −9.7 -COCH 2 CH(OH)- Asp −9.6 -COCH(CH 2 COOH)NH- 74 −9.7 -CH(OH)CH(Cl)CH 2 - Thr −9.6 -COCH[CH(OH)(CH 3 )]NH- 75 −9.7 -CH(OH)CH(Cl)CH 2 - Pro −9.6 87 −9.7 -CH 2 CH(Cl)CH(NH 2 )- 表1. Affinity评分小于−9.5的虚拟分子结构(Affinity单位：kcal/mol) *：结构片段左端与鬼臼毒素4-OH相连，右端与N-苄氧羰基甘氨酰-L-脯氨酸的游离羧基相连。 3.2. 结果可视化及相互作用模式分析 根据分子设计的情况，选取Affinity分值前五的化合物(序号为78、29、47、48、49的化合物)等进行可视化及相互作用模式分析。结果发现，五个通过虚拟设计的分子与FAPα酶的多个氨基酸残基分别具有多个位点的疏水作用(表2)。同时，序号为78、47、48、49的虚拟分子还分别可以与FAPα酶的Tyr113、Leu153、Leu105等氨基酸残基形成氢键。说明这五个化合物与FAPα酶有很好的结合作用，具备采用化学合成进行生物活性再验证的潜力。 通过序号为78、29、47、48、49的虚拟分子分别与FAPα酶相互作用可视化分析时发现，虚拟分子结构中的鬼臼毒素结构片段，几乎主要与FAPα酶Trp155、Ser156、Pro157、Trp214等氨基酸残基位点具有疏水作用。FAPα酶特异性底物(N-苄氧羰基甘氨酰-L-脯氨酸)则主要与Lys209、Tyr126、Try210、Thr208、Tyr124等残基位点具有疏水作用。而通过虚拟设计的连接片段(即Linker)与Tyr113、Leu153、Leu105、Gly104、Cys154、Asn60等多个残基具有较高的亲和力，甚至可以与之形成多个氢键，结果见图4。 Table 2 Interaction of compounds with FAPα enzyme in the first five Affinity score 序号 与FAPα残基形成氢键位点 与FAPα残基疏水作用位点 78 与Tyr113形成氢键，键长2.85Å。 与Cys154、Trp155、Ser156、Trp214(78-29-48)、Pro107、Pro157、Ile62、Leu105、Asn60、Asn102、Gly104、Tyr126、Lys209、Tyr124、Thr208、Tyr210之间存在疏水作用。 29 无 与Thr208、Tyr124、Tyr126、Asn102、Tyr113、Gly104、Leu105、Asn60、Ile62、Pro107、Trp155、Ser156、Pro157、Trp214、Cys154、Tyr210、Lys209间存在疏水作用。 47 与Leu105、Tyr113、Leu153形成三个氢键，键长分别为2.95Å、2.97Å、3.28Å。 与Tyr126、Tyr152、Tyr210、Lys209、Thr208、Tyr124、Cys154、Tyr214、Pro157、Trp155、Ser156、Pro107、Ile62、Gly104之间存在疏水作用。 48 与Tyr113、Leu105形成两个氢键，键长分别为3.07Å、2.85Å。 与Tyr124、Tyr126、Lys209、Tyr152、Gly104、Ile62、Ser156、Trp155、Pro107、Pro157、Trp214、Cys154、Asn60、Tyr210、Thr208之间存在疏水作用。 49 与Tyr113、Leu153、Leu105形成四个氢键，键长分别为2.97Å、3.20Å、2.98Å、2.87Å。 与Cys154、Tyr155、Ser156、Tyr214、Pro157、Pro107、Tyr124、Ile62、Tyr210、Thr208、Lys209、Tyr126、Tyr152之间存在疏水作用。 表2. Affinity分值前五的化合物与FAPα酶的相互作用 图4. Affinity分值前五的分子与FAPα酶对接结果。A：FAPα酶结构；B：78号分子；C：29号分子；D：47号分子；E：48号分子；F：49号分子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语 目前，对肿瘤发病机制的认识已经在分子水平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抗肿瘤药物研发的焦点正在从传统的细胞毒类药物转移到针对肿瘤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的新型抗肿瘤药物 [ 14 ]，即靶向抗肿瘤药物。由于FAPα酶特异性高表达于肿瘤基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抗肿瘤靶点。虽然目前关于激活FAPα的抗肿瘤前体药物分子研究较多，但未见任何相关前体药物面市，绝大多数该类分子还存在临床前或临床研究阶段。因此，研发新型FAPα酶激动剂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连接臂(Linker)是化学成分结构修饰中常用的技术方式之一，且Gly、Ser、Pro、Ala、Thr等氨基酸被视为常用的Linker，尤其是Gly、Ser的应用最为广泛 [ 15 ]。Gly在所有氨基酸中的分子量最小，没有手性碳，柔性最好，且不会影响靶蛋白的构象和功能，空间位阻也最小 [ 15 ]。同时，Linker的长度是融合基因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Linker长度过长，会降低获得目标分子的活性。而选用较短的Linker，则又可能因两个分子距离太近导致生物活性降低 [ 15 ]。鉴于大量采用Linker进行结构修饰的报道以及Linker过长或过短对生物活性的影响，本文在进行虚拟筛选时，将鬼臼毒素与FAPα酶特异性底物(N-苄氧羰基甘氨酰-L-脯氨酸)之间的Linker控制长度为3~4个化学键，最终成果获得134个虚拟分子，所有分子的Affinity值均在7.0以上。随后对Affinity值前五的化合物通过分子对接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这些虚拟分子与FAPα酶的结合情况，为FAPα酶激活式鬼臼毒素抗肿瘤前体药物分子的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化合物，使后期研究的方向性更加准确，进而加速该类分子的研究进度。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构建大学生学生干部的胜任力模型，首先通过绩优和绩平为标准选取了两组学生干部共15名，对其进行行为事件访谈，访谈内容是要求学生干部详细讲述在学生工作中认为成功和失败的事情各三件。然后通过访谈录音转录的文本进行分析和编码后，检验编码成员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得出大学生学生干部的绩优组优于绩平组的核心胜任力包括自律、情绪控制、语言表达、分析判断力、主动性以及成就导向。基于本研究构建的大学生学生干部胜任力模型有着较高的信效度，可以在学生干部任用上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参考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胜任力模型“是指有效地完成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其他特征(KSAO)的集合”(Campion et al.， 2011)。McClelland (1973)率先提出了使用“胜任力”一词的建议，并建议衡量胜任力的是绩效而不是智力(McClelland， 1973)。Prahalad和Hamel (1990)将McClelland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将能力的概念扩展到包括“核心能力”，这是在组织级别与所有员工共享的特征。在当今的组织中通常会发现核心能力，组织会识别出所有员工都应具备的能力，以及针对不同工作或职位的另一组能力(Sanchez & Levine， 2009)。 胜任力模型是一种在试图评估绩效，评估培训结果或实施组织变革时吸引组织和管理人员注意的“有吸引力”方式(Schmieder & Frame， 2007)。Stevens (2013)指出，胜任力建模通常通过“从组织的战略和目标中衍生出高绩效的行为，通常使用组织自己的语言来促成理解并提高易用性”。与传统的工作岗位分析相比，业务战略和目标之间的这种联系以及允许组织以非严格的方式描述行为(Sliter， 2015)通常被视为能力建模的好处之一(Sanchez & Levine， 2009)。 学生干部是指在学生群体中担任某些职务，负责某些职责，协助学校进行管理工作的学生，是一种学生身份。选举标准一般是优秀学生、有能力的学生。他们肩负着协调关系和服务大众的重任，目前其产生方式主要是通过学生自荐和综合面试选拔挑选出的。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已有的关于领导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导身上。对于高校学生干部，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应该在哪些方面提升和着重培养，目前国内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有关高校学生干部能力的研究也多为描述性的说教，缺乏统计数据的验证和科学理论的支持，对于高校学生干部的领导能力则更是无人问津。因此，对高校学生干部领导能力进行胜任力建模的实证性研究十分必要。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标旨在通过运用关键事件访谈法和胜任特征模型相关知识，结合该高校旅游学院学生干部的实际情况，经过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首先获得该高校旅游学院15名学生干部在任职期间，个人认为最成功的三件具体关键事例和最不成功的三件具体关键事例；其次利用相关分析和差异性检验等数据分析，初步建立某学院学生干部的胜任特征模型；最后通过结合其他小组的访谈结果，建立最终的高校大学学生干部胜任特征模型。希望由此挑选和培养出“人岗匹配、人尽其用”的学生干部，提高团队绩效和整体工作效率，在帮助促进高校学生工作的发展的同时，亦有利于高校在未来的长远整体战略发展，起到多赢的效果。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对象 某大学旅游学院15名学生干部。
system: [SYSTEM]

user: 4. 研究方法 行为事件访谈(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BEI)是一种以结构化形式与他人进行面谈的方法，广泛用于新员工的甄选过程中，以识别某些行为。该技术假设：预测未来行为最好是基于应聘者过去行为的知识。这解释了为什么“行为”一词在BEI的命名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该技术以下理论为基础：过去的知识和行为对某人在现在和将来的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方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David C. McClelland)在1970年代设计的。麦克莱兰还是所谓的冰山模型的创始者。行为，知识和技能就像冰山一样，它们大多在水面上可见，并且仅形成冰山的一角。那些影响行为的区域(例如意见，价值观，质量和驱动因素)大多在水之下，就像冰山一样。只有提出问题，一个人才能在水下潜水，并找出是什么驱使某人以及为什么他们表现出某些行为。 行为事件访谈(BEI)的目的是面对面的从与应聘者那里获得非常详细的行为描述。这是关于深入了解某人如何执行工作以及采用该方法的根本原因。进行面试的人希望清楚地了解应聘者，并要求他们讲出完整的故事，该故事专门讲述了他们的行为，思想和行为，并描述了目前的状况。事先准备许多问题可以检索到足够的信息。与多位应聘者交谈时，准备好的问题可以帮助保障访谈连续性，并允许所有应聘者以相同的方式自我介绍。这些问题大多是公开的，为应聘者提供了很好地描述某些情况的机会。访谈过程中主要运用STAR法则，如表1所示。 Table 1 STAR rule 情景(S) 1、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任务(T) 1、情景中所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 行动(A) 1、你对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反应？ 2、你当时首先做了什么，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都采取了哪些行动？ 3、你在整个事件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结果(R) 1、这一事件引发了什么问题和后果？ 2、你最终收获到了什么？ 表1. STAR法则
system: [SYSTEM]

user: 5. 研究流程 5.1. 被试 本研究以某高校旅游学院的学生干部为访谈样本群体。按照负责管理学生干部的老师以学生干部绩效评估的分数，选取6名优秀的学生干部作为绩效优秀组(以下称为绩优组)的访谈对象，其得分在36~40分。同时，为了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从旅游学院抽取出 9名普通学生干部作为绩效普通组(以下称为绩平组)的访谈对象，其得分在15~30之间，共访谈15人。其中男性为6人，女性为9人；年龄最大为22岁，年龄最小为18岁，平均年龄为19.7岁；大三年级为2人，大二年级为3人，大一年级为10人；2名校级干部，13名院级干部；2人任期为三年，3人任期为两年，10人任期为一年。访谈人员和被访者事先并不知晓优秀组和普通组的名单。所有被访者在被访谈之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5.2. 工具设计 本研究设计了《行为事件访谈提纲》、《行为事件访谈信息记录卡》、《知情同意书》(见附录1~3)。其中，《行为事件访谈提纲》包括访谈目的、访谈问题、各访谈阶段的注意事项等，供访谈者使用。《行为事件访谈信息记录卡》由16个项目组成，用来记录被访谈者的基本信息以及在访谈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知情同意书》供被访谈者阅读，使其了解访谈内容和过程，也让被访谈者清楚自己在访谈工程中的权利和义务，此外我们在对学生干部说明情况后进行访谈录音。 本研究采用的《胜任特征辞典》(见附录4)，是根据老师的《企业员工胜任力辞典》、《教师职业心理健康规范辞典》、帮助与服务族、成就与行动族、冲击与影响族、个人效能组、管理组、认知族8个辞典，同时借鉴仲理峰和时勘(2004)的《家族企业高层管理者胜任特征模型》、沈燎和刘枭(2009)的《高校学生干部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等的研究报告，初步确立参考的《胜任特征辞典》。该辞典使用之前，又通过小组讨论的方法和预试的访谈结果对辞典进行了讨论和修改，使其文字表述更加符合高校学生干部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增加了访谈资料中可能出现的特殊特征的编码要素。最终确立《胜任特征辞典》，本辞典包括64个胜任力特征，每个胜任力特征分为4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分数依次对应为1、2、3、4分。 5.3. 行为事件访谈 访谈安排在访谈人员与被访谈者提前约定好的地点，地点选取标准首先是环境确保安静，不被打断。所有访谈过程都严格按照《行为事件访谈提纲》的内容和要求来操作。在征得被访谈人同意后，对所有被访谈者的谈话内容都进行了录音。此外，还对被访谈人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等内容进行了记录，作为对胜任力特征编码内容的补充。 5.4. 胜任特征编码 访谈录音的内容被转录、校对后，再整理成文本，最后获得了15份文本材料，每位学生干部叙述任职期间3件成功事件和3件觉得失败事件，共6件，因此本次访谈共计90件事件。经过删减一些不必要的内容，共计约2万7千字。编码小组由5名成员组成。首先，编码者学习和讨论了修订过的《胜任特征辞典》。在不知情哪些事件属于优秀组和普通组的情况下，每位成员对90件事件依次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