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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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后疫情时代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在全国铺展开来，曾经被视为学校课堂的辅助性角色——在线教育强势崛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提到，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在线教育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 1 ]。 在传播学中，“把关人”又称“守门人”，指对信息进行搜索、过滤、加工、传播的人。师范生们就在将来的课堂中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把关人”这个角色，他们的媒介素养高低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将传递给中小学生，信息的内容以及质量的高低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并且影响中小学生的价值观形成。 目前对于师范生的媒介素养的测量仍旧是十分缺乏的，这项研究基于詹金斯(Jenkins)等人开发的十二种新媒体素养技能(NML)评估了一种新测试的媒介素养自我报告评估工具的心理计量学特性(2006)，以及詹金斯所认为的目前已经进入“参与式文化”时代理论。样本(N = 358)由师范生志愿者组成，他们完成了一项全面的在线调查，该调查测量了他们的NML技能、数字参与度和公民参与度。对调查项目进行的因子分析得出了12个NML，这些NML以显著的子量表出现，一系列的多变量方差分析表明，这些NML与被试者对各种数字媒体的参与以及他们的公民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当下中小学生、教师以及家长几乎全体参与网课的融合式媒介背景下，讨论了该调查问卷的可靠性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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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媒介素养的最早提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他和他的学生D·汤普森(Denys Thompson)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而在21世纪，媒体发展到“新媒体”阶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在《网络传播概论》中谈到受众在新媒体时代作为“产销者(prosumers)”，认为公民还应当具备媒介使用、信息消费、生产、交往、写作、参与的素养。素养应当是一种能动性的力量，是内化于每个人心中的一种规则意识，那么作为培育中小学生的未来教师，即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则更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从历史上看，媒介素养教育发轫于英国，成长壮大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 [ 2 ]。F.R.利维斯以及D·汤普森等人从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传播中的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念，认为以报纸报刊等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标准化文化向低水平文化看齐的文化”，它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负面效应。因此他们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如系统的课程和训练，让青少年对这些大众媒介中流行性文化产生“免疫力”。这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第一代范式 [ 3 ]。但也有学者称，这种媒介教育实际上是抵制媒介的教育。 第二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强调加强公众对媒介信息内容的选择和甄别能力。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媒介素养在大众媒介如广播和电视在人们的生活与学习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的背景下被引入美国 [ 4 ]。强调理解媒介，强调此时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免疫力”而是“判断力”，判断和分辨各种媒介内容质量的高低，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和欣赏。 第三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又被称为“破译范式”，重点强调受众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能力需要加强。因电视的普及以及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不能再把电视视为低级的大众媒介，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媒介文本内容与形式 [ 5 ]。破译范式认为媒介的文本是被符号建构出来的，大众媒介建构出来的“现实世界”与客观现实世界是不同的，而人们往往将自己所看到的媒介建构的现实当作真实的现实，这样极易容易造成误导 [ 6 ]。因此，此时的媒介教育更加注重人们对媒介信息内容的“破译”能力和清醒认知能力。 第四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内涵主要是参与式的行动。“参与式文化”一词最早由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提出，主要描述粉丝的参与性行为。这一时期将人们尤其是粉圈中的粉丝视为积极的挪用原始媒介文本的创造性生产者，他们拥有着不同的重读的目的，或为交流八卦，或为创造同人文本和视频，或为形成相互间的认同，这种电视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丰富而又复杂的参与式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且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上教育的全面铺开，师范生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必然会“参与”其中，我国俨然进入了一个全民网课的时代。 2006年，詹金斯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将参与式文化与融合文化结合起来讨论 [ 7 ]。融合是指媒介文本跨越媒体平台、媒体行业之间的流动和合作，而受众则以极大的热情穿梭在这些不同的媒体平台和行业之间进行文本的迁移活动。媒介教育理念从公众使用媒介、公众认知媒介转向了如何更好的引领人们去改变社会，促进健全社会发展。英国著名的媒介教育学者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则认为人们在媒介中积极的介入可以通向真正的参与式民主 [ 8 ]。比如“探知媒介背后的广阔视野更深入”等。白金汉(2005)正确的指出，就像读写(印刷)素养一样，媒介素养在新环境下也不应该被视为纯粹的能够被认知或是理性的能力，它还涉及到情感反应和批判性的欣赏 [ 9 ]。 参与式文化逐渐成为时代背景，媒介教育理念在MacArthur Foundation的白皮书中，詹金斯与Ravi Purushotma、Margaret Weigel等人合著的《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的媒介教育》提出 [ 10 ]，他们认为参与式文化是一种“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强烈支持与他人创作和共享创作的作品、某些类型的非正式导师和有经验的参与者将知识传授给新手、有某种程度的社交联系的成员关心别人对他们创造东西的看法”的文化样式。参与式文化的发展恰好证明着受众的主动性在当今媒介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詹金斯等人认为应当重视媒介素养问题，重新评估媒介素养问题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他们在当今的全民参与的媒介环境下，确定了12种“新媒体素养”(NML)，这些素养包括： · 玩耍——适应所处的环境并能解决相应难题的能力 · 表现——在网络中以虚拟身份进行创作和生产内容的能力 · 模拟——能够解释和构建实际过程的动态模型的能力 · 挪用——有意义地采样和重新混合媒体内容的能力 · 多任务——根据需要突出重点或者转移重心的能力 · 分布式认知——与能够扩展思维能力的工具进行有意义的交互的能力 · 集体智慧——汇集内容并与他人进行讨论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 判断——评估不同信息源的可靠性和可信度的能力 · 跨媒体导航——在各种媒体间跟踪事件和信息流的能力 · 网络——搜索、综合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 谈判——跨社区交流、辨别并尊重多种观点以及掌握和遵循社区规范的能力 · 可视化——创建和理解信息的可视表示的能力 而公民参与从广义上来说，不仅仅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必须包括所有关心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参与。且基于詹金斯所提出的“参与式文化”，他认为人们应该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到媒介传播过程，以解决个人的社会化发展，并改善媒介文化环境。而本文的公民参与则泛指师范生能够关心政治、时事，以及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度。 那么在中国知网中，以“媒介素养”或“媒介素养教育”为关键词搜索文献，文献数量逾万篇，可以看出国内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走出译介阶段，甚至已经建立起了科学的体系。但是对国内外的媒介素养文献回顾表明，缺乏评估这些新媒介素养技能(NML)适合的测量工具，尤其是在青年之中 [ 9 ]。现有工具并不能充分的体现詹金斯等人建议的全部技能。 随着新媒体环境的日新月异，对于媒介素养技能的测量紧迫性明显上升，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都指出有必要制定媒介素养评估的相关标准 [ 11 ]。这将为评估媒介素养与数字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促进未来的媒体发展和师范生的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提供经验。自2004年中国传媒大学高校教育研究所创立媒介素养方向的硕士点以后，媒介素养教育在高校中普遍开设。但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仍然是缺乏的，也并未纳入中小学教育体制。虽然目前我国中小学普遍设置了网络教学课程，但只是教授简单的网络技能。加拿大结合自身的经验，认为媒介素养教育要普及并且成功，需要具备八个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即：在教育、师范学院或大专院校设立正规的媒介教育师资培训课程 [ 12 ]。 此外，詹金斯认为融合文化就是一个“新旧媒介碰撞、草根媒介和公司媒介交汇、媒介生产者的权力和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互动”的场域 [ 13 ]。因此本研究所讨论的媒体，包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即印刷媒介、电视和新媒体。 根据相关理论框架，提出本研究的三个研究假设： RH1a：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可能映射到詹金斯等人提出的12个NML技能 RH1b：重度媒体曝光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比轻度媒体曝光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高 RH1c：公民参与度高的师范生比公民参与度低的师范生媒介素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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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背景下，媒介素养的概念常常以有限的方式使用，主要是指人们对媒体消息的批判性理解或处理，同时忽略了他们对于媒体的创造性使用。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发和验证一份综合评估师范生的媒介素养能力的问卷，该问卷可用于测量师范生乃至相关职业人群中的新媒介素养(NML)。根据NML框架，问卷中的条目经过精心设计，该框架将新媒介素养视为社会和文化技能。 3.1. 样本 该研究的样本(N = 358)是仍处于学校之中的大一至大四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就性别分布而言，样本包含了105名男性受访者和253名女性受访者，年龄集中在19~24岁。 3.2. 访谈 为初步了解师范生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看法，采访了5名乐山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学生，并对访谈记录进行分析。访谈表明，受访者听说过“媒介素养”一词，但仍不清楚其含义，他们都认为为了更好的在将来从事教师这一职业，需要进行在学位期间在校进行媒介素养培训，师范生对于媒介素养了解较少，但都希望能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3.3. 设计 为研究师范生的媒介素养现状问题，在参考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后，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并根据访谈结果进行了一些修改，最终该问卷在问卷星上制作并生成链接，主要通过微信和QQ等社交媒体工具对该链接在师范生群体中进行了分发。 该调查围绕四个主要部分构成：人口统计调查、数字参与、新媒介素养(NML)和公民参与。调查中没有强制性问题，受访者可以选择跳过任何一个问题。最关键的部分(新媒介素养调查)旨在通过向受访者展示一系列关于其个性、社交和文化参与模式，包括与朋友的线上抑或线下的互动、学习方式以及媒体使用的54条陈述，评估受访者的新媒介素养技能(NML)消费和创造性生产模式。这些条目在概念上是围绕詹金斯等人确定的12种NML技能构建的(2006)。 为了确保进行充分的因子分析，同时最大程度的缩短调查时间，每项NML技能包含3~5条陈述，总共56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技术相关和非技术相关的行为，因为我们认为NML技能是超越了媒体专业知识或者技术能力的社会和文化能力，并根据重要性、连贯性、相关性和唯一性，以5级Likert型量表(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评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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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果 4.1. 新媒介素养(NML)量表：因子分析和子量表可靠性 尽管我们所有的量表项目都试图测试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并且该量表的整体可靠性都很高(Cronbach的α = 0.965)，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确定构成整个量表的子量表。我们最初的研究问题是，该调查问卷的子量表是否可以很好地映射到詹金斯的12种NML上。具体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看该量表是否如预期那样能够分解为与詹金斯等人确定的相似的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56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然后评估了从因子分析中得出的每个单独的子量表的可靠性。 该量表的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P < 0.001)，这意味着该量表适合于因子分析。因此，我们使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旋转方法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为了简化分析结果，我们决定抑制系数低于0.7的项目，按照詹金斯的12个NML理论框架，我们在SPSS中进行的因子分析抽取了12个因子，可以解释71.824%的方差。按照方差递减的顺序出现的子量表是谈判、可视化、跨媒体导航、网络、表现、挪用、玩耍、判断、多任务、模拟、分布式认知和集体智慧，我们发现所有的子量表的可靠性都令人满意。 总之，在詹金斯确定为媒介素养能力的12种NML技能中，我们的因子分析确定了12种。 4.2. 媒体使用和NML之间的关系 因子分析揭示了子量表构成的各种新媒介素养技能(NML)存在，于是我们继续探索这些NML与数字参与之间的关系。NML子量表是通过计算12个构成项目的总平均值而形成的。我们计算了12个变量，这些变量代表了因子分析而出现的具体因素：谈判、可视化、跨媒体导航、网络、表现、挪用、玩耍、判断、多任务、模拟、分布式认知和集体智慧。 为了能够看到不同组之间NML技能的差异，这取决于用户在数字媒体中的参与程度，我们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MANOVA)。为了便于分析，在本研究中的MANOVA检验中，我们使用个案排序分组法，以30%的分隔点将受访者拆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高分组即媒体使用率高或数字参与程度为重度，低分组即媒体使用率低或数字参与程度为轻度，媒体使用率的高或低被用作MANOVA中的自变量，而12个NML则被视为因变量。 问卷调查涉及用户接触三种不同形式的媒体:一种新媒体(互联网)和两种旧媒体(电视和印刷媒体)。我们首先检查了受访者的累计媒体接触率，其中包括师范生们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上花费的时间:互联网，电视和印刷媒体。接下来，我们探讨了NML与暴露于特定媒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一阶段的调查，根据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我们期望看到高频率使用互联网和低频率使用媒体用户在NML技能上有显著差异。 在观看电视方面，使用MANOVA评估的媒体素养水平的多元差异在师范生中确实非常显著:重度使用电视的师范生的分布式认知(F(1， 1.491) = 3.852， p = 0.050)，在所有NML技能中的得分更高(M (high) = 3.752， SD = 0.037)，而轻度使用电视的师范生的NML技能得分为(M (low) = 3.597， SD = 0.070)。高和低媒体接触量组之间的单变量差异在多任务(F(1， 6.615) = 13.517， p = 0.000)，(M (high) = 3.623， SD = 0.042)) (M (low) = 3.297， SD = 0.078)，并且在判断(F(1， 2.046) = 4.061， p = 0.045) (M (high) = 3.722， SD = 0.043) (M (low) = 3.541， SD = 0.079)领域尤为明显。 对于印刷媒体曝光，频繁使用的用户和不频繁使用的用户之间的差异在判断方面也很明显，受访者即师范生们在判断不同信息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F(1， 1.978) = 3.924， p= 0.048))方面的得分(M = 3.793， SD = 0.695)明显比接触媒体频率低的人要高(M = 3.632， SD = 0.716)，跨媒介导航(F(1， 2.031) = 4.187， p = 0.041) (M (high) = 3.867， SD = 0.689) (M (low) = 3.704， SD = 0.699)方面也有明显差异。 最后对互联网的媒体接触进行MANOVA评估，让我们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师范生们的新媒介素养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将在讨论部分着重讨论。我们在这部分试图量化受访者的数字参与程度以及与在线平台的互动程度。根据我们的假设，我们期望数字参与的程度的高低之间会出现显著差异，参与度高的用户将会显示出更高的NML技能。 4.3. 公民参与与NML之间的关系 此外，由于上述所有关系都是在线或基于计算机的。因此，我们也将公民参与的要素作为替代性脱机关系类型。正如我们的假设所预测的那样，与公民参与度较低的受访者相比，公民参与度较高的受访者具有更高的NML技能，并且是全构面的显著相关性。差异表现在玩耍(F(1， 22.344) = 51.737， p = 0.000)方面；在模拟(F(1， 18.331) = 35.051， p = 0.000)方面；在表现(F(1， 12.053) = 19.136， p = 0.000)方面；在分布式认知(F(1， 33.248) = 99.952， p = 0.000)方面；在多任务(F(1， 29.316) = 63.860， p = 0.000)方面；在判断(F(1， 65.369) = 203.136， p = 0.000)方面；在挪用(F(1， 19.057) = 28.417， p = 0.000)方面；在集体智慧(F(1， 42.030) = 132.586， p = 0.000)方面；在跨媒介导航(F(1， 53.078) = 144.536， p = 0.000)方面；在网络(F(1，24.900) = 54.867， p = 0.000)方面；在谈判(F(1，53.145) = 145.078， p = 0.000)方面；在可视化(F(1，58.659) = 183.858， p = 0.000)方面。 4.4. 性别差异 接下来，我们检查了性别不同的师范生在NML技能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最后发现男生和女生的NML技能显著性差异并不明显。男生在玩耍(M = 3.779， SD = 0.067)、挪用(M = 3.605， SD = 0.081)和模拟(M = 3.825， SD = 0.070)方面表现得更好，而女性在跨媒体导航(M = 3.791， SD = 0.044)方面则表现得更加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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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与局限性 5.1. 讨论 该研究旨在根据詹金斯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测试新开发的测量新媒介素养(NML)的调查问卷的有效性，并检验一定地区内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水平与他们的数字参与度和公民参与度之间的联系，为推动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奠定基础。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得到了完全的验证，调查工具将能够分解为类似于詹金斯确定的12种NML的独立构面。然而我们确实发现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媒介素养测量几乎完全映射到詹金斯等人对NML的分类中，并且这些子量表均具有足够的可靠性。 我们还发现更高程度的数字参与并不意味着高水平的新媒介素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发现。我们假设较高的媒介素养应该预示着与各个媒体平台的互动程度更高，并且创建多媒体形式的媒介内容的倾向性也会增加。这一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被验证推翻。这项研究的结果并未体现出多媒体创作和媒介素养之间的联系。并不如假设的那样，较高的NML级别预示着多媒体创作的趋势，而频繁和不频繁的多媒体创作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和有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即创造性的制作和分发多媒体文本的能力应与更高水平的媒介素养密切相关 [ 14 ]。在调查评估中，互联网的接触率即师范生对于新媒体的接触率不管高低与否，似乎都并未给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带来明显的提升。反而在电视或者印刷媒介的评估中，传统类面向的媒体似乎更能提升师范生们的媒介素养水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也许在这样一个高自由度、高互动性和强交流的新媒介环境下，尽管师范生们可以足不出户即知天下事，可以进行易检索的参与程度极高的阅读和娱乐体验 [ 15 ]，然而这也正体现出尼尔波兹曼所言“娱乐至死”的隐忧。师范生们仍在习得教师技能的阶段，在虚拟的世界中容易沉溺和放纵自我，在海量的媒介信息中和娱乐活动中不可自拔，比如“抖音五分钟，人间一小时”等戏言也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娱乐活动的沉迷，包括沉迷之中默默接收到部分视频或媒介内容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虚荣等负面的价值观念，从而影响到师范生们的媒介素养水平。 同样，结果也证实了新媒介素养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这正成为NML教育的重要应用 [ 16 ]。完全印证了我们的媒介素养与公民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假设，在NML中媒介素养水平表现较高的受访者显示出他们的公民参与程度要高于那些缺乏媒介素养的同龄人，因此我们认为要提高师范生们的媒介素养，在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中，也应重视师范生们对于公共生活、时事政治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度，从而提高媒介素养水平。 我们还发现师范生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素养水平仍需提高，师范类院校也缺乏相应的媒介素养培养课程或体系。高校师范生作为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其目标不仅仅是在于实现个人价值，更应实现社会价值，为更高的教育和社会输送人才。从这一角度来看，师范生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都有赖于师范生个人的全面发展。 最后，就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而言，我们的假设得到了部分支持。尽管性别确实在NML技能方面表现得有所不同，但此处的差异显著性程度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另一方面，我们曾预测年龄是我们分析中至关重要的独立变量，但年龄太过集中于19~24岁大学生，师范生的年龄差异未能在本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 总之，本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将有助于完善经过验证的定量评估媒介素养水平的工具，以补充围绕詹金斯等人提出的特定框架而构建的针对提高师范生乃至所有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体系。到目前为止，通常使用定性评估工具旨在为培养这些NML技能而努力，而该定量工具本质上不适合用于大样本，并且出于对人力物力方面消耗的考虑而很难大规模实施。因此，我们希望该调查表(特别是用于衡量新媒介素养水平的基准)将有助于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有关该领域个人能力描述。 5.2. 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缺点如在研究中对师范生的描摹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没有考虑到其他维度，比如师范生的个性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这无疑会对结果产生一些影响，未来研究中可以针对师范生的个性或更多维度进行媒介素养培养的探究，进而能对整个师范生群体的媒介素养进行更加全面的描摹，能针对群体的共性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改进的策略。 调查的内容也可以进行改进。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测试该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在结束调查时提供了一个评论部分，使受访者能够就评估工具提供反馈。在对这些评论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尝试缩短调查的长度，本次调查包含80多个问题，耗时15分钟左右。尽管与定性评估相比这个时间更加易于管理，但是仍应缩短问卷以供快速调查和评估。 5.3. 对未来研究的意义 第一，考虑到使用定量方法来测量主观技能和能力的固有缺陷，本研究提出了有关定量方法在技能测试中的适用性的重要问题。未来在测量和评估工具的领域的研究应该探索对定性评估中的这种定量测量进行三角测量的必要性，以便对媒介素养进行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评估。例如，可以将这样的调查与实际的中小学实习表现相结合，参与的师范生可以实际证明他们的相关媒介素养技能报告，还可以更好的了解各个基准和最终素养水平评估之间的关系。詹金斯等人认为教师可以在课堂实践过程中“使用教育模拟、替代和增强现实游戏、webquest、生产活动、博客和维基百科，以及研讨练习。这些练习包括积极地将知识生产和社区参与的新技术应用于现有学校课程的学科范围”。 第二，对web2.0平台的相关研究是媒介素养研究领域未来的方向。在“互联网 + 疫情”的时代下，信息的传播门槛低，速度快，过载严重，并且线上教育如火如荼，对于媒介平台的选择、质疑和批判能力就成为师范生培养的一个重要面向。面对思维更加活跃的，被称为“网络原著民”的“00后”、“10后”，尤其是在线上教学时，由于不是面对面的教学，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被无关的事情所吸引。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使用更加新颖的教学方式或者使用不同的web2.0平台去捕获学生们的注意力，这就需要师范生们在学位学习期间有意识培养媒介的选择能力和使用能力，选取既可以充分调动学生感官刺激的、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知识的媒介，提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此外，媒介素养水平评估领域的未来工作应该尝试解决标准化和可扩展性问题。这样的调查能否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类型的课程体系中得到普遍使用？虽然国家(甚至可能是国际)媒介素养评估肯定会在教育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我们的研究经验表明，此类评估工具的过度标准化可能会导致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下降。为更好的评估特定人群，我们建议将因素中年龄和文化背景将成为调整此类调查的两个关键因素，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强调普遍适用性和个人相关性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重要性，有助于引起高校或相关教育机构对于媒介素养的重视，这样可以让青少年不断创造新的媒介文化的同时思维变得更加活跃、个性更加鲜明、更加有自主创新性，形成更加有序的媒介使用秩序，以培养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为起点，相应的培养出高媒介素养的中小学生，从而营造更加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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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在建设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虽然与中国远隔万里，但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都紧密联系。近年来，中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文旅交流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稳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大环境之下，中国与巴西不断深入的战略合作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更助于推动双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巴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携手发展的典范。为进一步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需要不断增强两国间的互联互通、政治互信与文旅交流，推动合作升级，增强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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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现状 1.1. 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1993年，巴西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自从建交以来，中巴的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投资领域，两国的经济合作和相互投资逐年增加。两国投资合作的领域逐渐多元化，不仅在农业、矿产等传统领域有所涉及，还拓展到科技、电力、能源等领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在采矿、电信、木材加工等领域有实力的企业也先后在巴西投入资金和技术，为巴西经济的发展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金融领域，中国主要金融和保险机构均将巴西作为重要的海外市场，200亿美元的中巴扩大产能合作基金、新开发银行等双多边金融机制运行顺畅，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的长久合作提供了金融保障。 1.2. 文旅交流紧密加强 中国和巴西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两国友好合作的根基也在不断巩固，为了满足巴西群众对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需求，中国已在当地建成十所孔子学院和三所孔子学堂，这为中巴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 1 ]。除此之外，中巴旅游业的合作也是促使两国互利共赢的重要一环，相关数据表明，在2016年我国有超过1.3亿人次出国旅游，只不过仅仅有0.038%的人将目的地选在巴西 [ 2 ]。自此以后，巴西政府逐渐意识到开发旅游市场的重要性，进而确立了新目标，逐渐放宽签证办理手续，把全世界客源最大的中国市场成为重要的开拓方向。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保障中国游客的人身安全，让其没有后顾之忧，中巴还共同签署了《旅游目的地国协议谅解备忘录》，巴西的旅行社需要得到授权才能够接待中国团体游客，中巴两国在文化、教育、旅游方面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国的交流，筑牢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1.3. 科技创新稳步推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和巴西在新材料、农业科技、新能源、基础科学、信息通信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巴双方就商讨开展卫星发射、航天合作。1999年10月14日在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中国与巴西研制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此后又相继发射了第四颗、第五颗地球资源卫星，资源一号卫星的研制填补了我国没有自主的陆地资源遥感卫星的空白，结束了我国卫星资源遥感数据长期以来依靠国外的历史，进而拥有了独立自主获取自己国家卫星资源遥感数据的能力。在资源卫星遥感数据的使用上不再受制于人，极大地掌握了主动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卫星遥感应用的发展，它所获得的数据广泛地应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3 ]。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多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已经相继进驻巴西，其中部分企业还在巴西建立了研发中心，为双方密切技术转让、创新研发合作提供了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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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巴友好合作发展目前存在的困难 2.1. 中巴外交风波频发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以来，巴西极右翼政府成员多次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中巴关系出现了自两国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外交“风波”。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对外关系及国防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和巴西外长阿劳若等巴西政府高官先后发表言论攻击中国。针对相关言论，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予以严厉谴责。外交风波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巴两国之间的贸易与往来。 2.2. 中巴交往关系中的误解 虽然中国与巴西在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这一双边关系也时常产生很多误解。首先，巴西乃至其一些其它国家认为，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大量初级产品和资源，从而导致巴西无法有效的提升产业结构。误解并且低估了中国与巴西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中国进口大量资源不仅有利于巴西获得更多的出口收入，而且有利于巴西发挥其特有的自然资源优势促进本国发展。其次，巴西乃至其一些其它国家认为，中国仅仅希望从巴西进口初级产品和资源，不愿意在巴西进行直接投资。没有客观的认识到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外交政策。再次，巴西乃至其一些其它国家认为，“中国的出口商品充斥巴西市场，使巴西制造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没有客观认识到，中国对巴西的出口是两国经贸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导致其出口产品价廉物美。这有利于丰富巴西的市场供应，也有利于巴西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 5 ]。综上，这些误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巴西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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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加强与巴西友好合作关系的意义 3.1. 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合作共赢 中巴同为金砖国家，自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74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在经济方面，巴西拥有十分丰富的原材料，而我国人口多，对原材料的需求较大，原材料耗费量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国对巴西原材料的重视与大量需求，而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以及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制成品为主，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巴西不同消费水平的需要，这使得巴西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相对旺盛。因此，我国加强同巴西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我国与巴西实现优势互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进而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社会劳动，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其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不断吸收和引进各自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除此外，我国加强同巴西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进而更好地实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积累一定的经验。伴随着中国不断的对外开放，中国与和巴西的经贸额不断增长，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这种友好合作关系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利于促进巴西的发展与繁荣，对于巴西来说，可以借助中国开阔的市场以及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实力带动其发展。因此，中国和巴西合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意义重大 [ 6 ]。 3.2. 促进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顺应潮流的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对外开放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也是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发言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他指出：“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着眼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的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7 ] 中方主动和巴西构建友好合作关系正是我国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还推动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交45年以来，中国和巴西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健康稳定的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在各个领域互利合作硕果累累，虽然两国相隔很远，但是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文旅交流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稳步推进。已经日益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典范。综上所述，中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国际间交流与合作，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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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进一步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路径思考 4.1. 加强互联互通，推动战略对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和巴西都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越来越成为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愿望以及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加强中巴的友好合作关系，首先应不断加强战略对接，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样化，更好地对接双方的发展规划和资源优势，进而推动两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方则可以利用其广阔的市场和稳定的经济实力为巴方提供贸易平台，巴方可将其原材料当作特定优势实现与中方的合作共赢。其次，中巴双方还应不断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增强中巴两国在基建、人员、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不断增强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不断深挖双方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质量，促进中巴双方共同发展 [ 8 ]。 4.2. 加强政治互信，推动合作升级 增强中巴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对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至关重要，首先要增强政治互信，加强政治对话，不断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扩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此，中方将要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政策，进而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为中巴的进一步合作注入新动力。同时，巴方也应当以中方对巴西特色产品的需求为契机，赴华投资，进一步寻找商机以及两国之间新的合作点。除此之外，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要遵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不断推动中巴两国在各个领域和合作，面对相同的国际责任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巴两国应当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和世贸规则，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4.3. 加强人文交流，促进社会融通 人文交流是中巴关系长久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巴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应当加大与中方的人文交流，促进社会融通。首先，中巴双方应当持续保持当前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社会等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势头，推动更多高校、媒体、艺术团体等集体访问交流，促进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亲相爱，进而促进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其次，中巴两国还应当适当增加交通往来，比如增加两国各地之间来往的航班，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等，不仅如此，还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资源，加强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鼓励两国内的媒体增加对双方风土人情、地理风貌等方面的报导，不断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进而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而推动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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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选取2009年至2020年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以及其他各部委发布的校园足球相关政策文件，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从物质文化层次、制度文化层次、精神文化层次三个维度对校园足球政策进行价值取向分析，深入探讨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的特点，为未来校园足球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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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推动阳光体育运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于2009年发布《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并在全国启动了“校园足球活动”。从此，校园足球作为学校体育改革的重要工作内容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校园足球的健康发展。 价值取向作为主体行为意志的表达，在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时具有重要意义，是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策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关系着校园足球的进步和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影响着校园足球活动目标的确定、人才培养体系的确立以及校园足球功能的定位。在党中央和国家的努力下，10余年来校园足球发展体系日趋成熟，各级政府对校园足球也更加重视，但是当前校园足球改革发展中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校园足球价值认识不充分、资源条件明显短缺等问题。因此，从顶层设计上回顾校园足球政策的演变历程，借助文化层次理论厘清校园足球的政策价值取向，对于认清校园足球发展存在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校园足球、精心谋划新时期校园足球工作、实现校园足球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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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理论 2.1. 文化三结构理论 文化结构是指文化涉及的各种要素在特定文化系统内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 1 ]。在文化学上，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研究的需要将文化结构划分为多种类型。余英时教授在谈到文化变迁时，指出文化结构“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然后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 [ 2 ]。庞朴先生借鉴余英时教授的文化变迁四层次理论，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一文中，提出文化三层次理论，即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观念价值文化层。他解释道“文化的最表层是物质层面，即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而最深层的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宗教信念、思维方式等；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心物结合的部分，一切外物中所蕴涵的人的思想，都包括在这一层中。” [ 3 ] 后来通过学者们的不断修正，这一观点最终形成了包含“物质、制度、精神”的文化三结构理论，并在我国文化理论研究领域广泛应用。本文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分别从场地设施、资金支持、管理机制、制度建设以及思想本质等角度分析不同时期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规律。 2.2. 政策价值取向 要厘清政策价值取向，首先要弄清楚价值这一概念的内涵。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 4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质属性” [ 5 ]。价值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社会存在对于人们意识的一种反映，表现为一定主体所具有的不随实际情况改变而转移的期望、支持或厌恶否定的评价标准 [ 6 ]。因此，价值可以被认为来源于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体现了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 政策是指国家政府等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根据社会发展个公民需要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条例等 [ 7 ]。政策是价值的具体表达以及表现的文本载体，价值是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制定政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选择的过程，本质上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分配所作出的合理化决定 [ 8 ]。但由于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因而政策价值呈现出多元性和多取向性。这种特性也就决定了一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和导向，即存在一定的价值取向。 政策价值取向是指政策主体依据一定的标准所进行的价值分配选择，在制定和实施政策过程中所包含的一定个体的价值观念，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倾向和价值目标 [ 9 ]。在实际政策过程中，价值取向发挥着导向功能、激励功能、整合功能以及评价功能 [ 10 ]。 校园足球政策作为国家针对校园足球发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思想意识表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弄清不同时期国家所持有的价值导向，对校园足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而且随着文化自信在我国的不断提出，在文化理论框架下，研究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对于校园足球发展研究也具有推陈出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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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政策学视角出发，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选取2009年至2020年至今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以及其他各部委发布的校园足球相关政策文件。政策收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务院、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其他部委的官方网站；二是通过中国足球协会、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官方网站以及知网、万方科技、北大法宝等数据库，并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材料补充。通过对收集到的校园足球文件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对45项政策文件进行分析。 进一步运用逻辑分析法，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探索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逻辑特征，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维度对校园足球政策进行价值观的逻辑分析，深入探讨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的特点，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校园足球政策发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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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与分析 校园足球发展至今，虽然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绩，足球人口基数也不断扩大，社会意识也逐渐提高，但是从总体发展水平上来看，校园足球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足球水平还远远达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根据政策发文数量图(见图1)可以发现，2009~2013年政策发布趋势相对平缓，总体数量较少，平均每年只发布一项政策，2011、2012年甚至没有政策发布，且大多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从政策名称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多是通知、意见性的指导性政策，政策比较笼统，实施起来比较困难，足球水平提升不明显。 从2014年开始，政策发文趋势逐年上升，发文数量开始猛增，2017年和2018年更是呈现井喷式状态。而且从政策名称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多以计划、规划、行动方案、建设等具体概念名词命名，政策发布内容更加多样、具体，政策执行更加系统、科学。 图1. 校园足球政策发文数量图 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校园足球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2014年明确提出将校园足球的牵头管理部门由体育部门转变为教育部，领导小组由原来的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为主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变为以教育部为主，六部门共同治理的多元治理格局，管理体制的变化导致政策发文数量的增加。本文根据校园足球牵头管理部门转变这一时间节点，将校园足球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两个子阶段：2009~2013年，为校园足球的起步阶段；2014年至今，为校园足球的改革发展阶段。 4.1. 物质文化层次价值取向分析 4.1.1. 场地设施从建设到开放 2009年，校园足球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场地设施条件还不健全，政策多以强调要改建、扩建多种足球场地、优化足球设施和器材达到国家标准为主 [ 11 ]。在场地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后，国家开始注重对足球场地的管理，提出各地要把校园足球场地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足球场地建设规划中，要推动场地设施共建共享，推进学校足球场地向社会开放以及社会体育场地设施向学校开放 [ 12 ]。2017年，教育部联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 [ 13 ]，为学校体育场馆向学生和社会开放，增强学生体质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4.1.2. 多元主体资金支持 校园足球活动开始之初，国家从全国44个城市中选择1470所小学和776所初中作为首批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学校，拨出专项资金加以推动 [ 14 ]；2013年，在资金投入不充分不均衡的背景下，国家提出要统筹校园足球经费投入，优化支出结构，体育部门可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拨出专款用于校园足球工作，并鼓励定点学校引导企业、社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捐赠和赞助 [ 11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2015年国家提出要探索建立政府支持、市场参与、多方筹措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的经费投入机制，加大对校园足球的经费投入 [ 12 ]。由此可见，随着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和现实需要，校园足球活动越来越提倡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力量促进发展的模式。 4.2. 制度文化层次价值取向分析 4.2.1. 体育部门主导转向教育部门主导 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政府共发布了4项与校园足球相关的政策，其中有3项是体育部门联合教育部门发布，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制定主体的协同性，但是政策主题较为零散且仅涉及两个部门，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体育部门为主，教育部门为辅的管理体制无法充分调动校园足球各发展要素的积极性，导致治理主体的错位与缺位，对于推动校园足球健康持续的发展形成了一定阻碍。 2014年后，国家成立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新闻出版总局、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等6部门组成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之后中国足球协会也加入进来，由教育部门主导，其他各部门共同配合。校园足球成为了我国足球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政策发文数量逐步增多，政策主题更加鲜明、具体，有效的发挥了组织领导、协调联动、统筹推进的作用，为校园足球回归育人本质、推动校园足球发展夯实了基础，使得这一时期校园足球的发展更加明确、有力。 4.2.2. 制度建设趋向完善 2009年之后的大约5年时间里，政策出台政策只涉及几项碎片化政策，政策颁布总量不多，且多是与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相关的环境型政策，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制度建设不健全。 2014年之后，国家陆续出台《教育部等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学生足球运动技能等级评定标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训练竞赛体系建设方案》等多个制度性文件，校园足球制度建设趋向完善，为校园足球发展打牢了制度基础。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系统化政策和配套措施的发布和实施，为校园足球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构筑起了校园足球改革发展阶段的“四梁八柱”。 4.3. 精神文化层次价值取向分析 4.3.1. 回归育人本质 在校园足球发展起步阶段，校园足球的首要目标是以培养足球后备人才为主，主要任务是扩大足球人口基数。在《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中，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以竞赛为核心的校园足球活动 [ 15 ]，为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做出积极探索和努力 [ 14 ]。2010年，中国足球协会提出《“十二五”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规划》，促进了校园足球布局城市、校园足球学校的大量增加。但是，这一时期足球技术水平提高不明显，学生运动员忽视文化学习和自身发展。 2014年以来，教育部明确事业“初心”，对校园足球的目标与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以发挥校园足球的育人功能为首要目标，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着力培养青少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其次在育人的同时挖掘潜在的优秀足球苗子，充实足球后备人才力量。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对新时期校园足球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指示作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把校园足球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作，使参与足球运动成为青少年学生体验、适应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 [ 16 ]。 4.3.2. 从探索到普及 2009年，国家面向全国1470所小学和776所初中校园足球活动布点学校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此时校园足球活动处于初步探索时期，面向群体范围较小，建设标准还不够明确。2014年12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遴选工作的通知》，此后每年，教育部都会组织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的遴选工作，推动校园足球特色引领普及。截至到2019年7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达24，126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135个，设立了38个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此外还增加了“满天星”训练营计划、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规划，为校园足球的推广普及搭建了格局 [ 17 ]。同时，学校坚持面向人人、男女均衡，旨在调动所有学生参加足球运动的积极性，显著改善了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从探索到普及，体现了国家对校园足球价值的合理定位，为校园足球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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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校园足球发展的10余年来，是从探索到完善、从起步到改革的重要阶段。在文化三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下，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更加清晰明确。校园足球政策价值的演变，不是简单地肯定或绝对地否定某一时期的政策价值，而是人们在可选择的政策价值上进行顺序上的变化。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依据发展的现实情况，选择该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某些价值，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是国家对于校园足球发展价值的判断。因此，要以校园足球政策中处于优先位置的价值为首要目标，同时不断实现其他价值，从而促进校园足球持续、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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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大学生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重新界定了新时期人才的内涵和范围。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中仍存在学生创新能力不足、学生综合素质尚待提高、高校资源配置和交流开放有待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改革教学管理体系，深层次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加强高校素质教育，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完善高校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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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青年一代的不懈努力与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助力“中国梦”寄予厚望，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需要国民教育体系的支持和指引，因此，大学生教育改革终将是也会一直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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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解读“五大发展理念”战略下大学生教育新方向 “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 1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大学生教育工作明晰了方向，突出了大学生教育改革着力点。 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先导，也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大学生教育改革的工作指南。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是民族复兴的不竭源泉，创新发展处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位置。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 [ 2 ]。激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要深入贯彻到大学生的培养方案中，摈弃照搬教科书的教育方法，改变“一张试卷定乾坤”的考核模式，鼓励学生创新，将创新深深植入新一代大学生的思维理念之中。协调发展主要强调国家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对于大学生培养而言亦是如此，协调发展意味着平衡发展，全面激发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提升新一代青年的整体能力，补足短板减少薄弱环节，既增加“硬实力”，又增强“软实力”，厚积薄发，使得学生能够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发挥才能。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理念，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相互依存，不可偏倚。当前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在青年一代的脑海中扎根，绿色发展的信念将会被一代代的传承，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已经逐渐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向倾斜，在未来的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将会进一步强化。 开放是共享在地域上的延伸，共享是开放在内涵上的升华。坚持开放发展，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互利共赢，打造包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享发展，追求以民富为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新生代青年应有世界视角，胸怀天下，心忧民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建立了人才交流机制，但是规模较小，涉及领域较窄，在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不断完善的今天，打造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未来“人才”的培养将不仅仅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充分吸收世界先进经验和智慧结晶。因此，提高教育质量，逐步普及高阶教育，增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素质，全面提升新一代从业者的劳动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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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再定义人才标准 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人才的定义也有所差别。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于“人才”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90年代，素质教育的理念开始兴起，但是，只是停留在浅层的研究和提倡，并未深入实施和贯彻。2000年以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输出不匹配的现象始露端倪，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教育改革问题，对于“人才”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新时期，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对于“人才”的标准也要因时制宜的重新定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 [ 3 ] 在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已经超越了技术创新的狭义内涵，延生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很多方面的内容，这就对青年一代的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固步自封，不能安于现状，不能被动抄袭，而是要以全球视角谋划和研发自主创新，遵循我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从我国发展现状出发大胆探索、积极进取，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旨在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是立足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 [ 4 ]。在大学生培养中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正是体现了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青年一代需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既需要攻坚克难，身怀一技之长，又需要全面发展，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在智力、体能等多方面均衡发展。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绿色发展并不仅仅指的是种植植被，满目苍翠，更多的是整体的生态环境，包括治理雾霾、解决城市拥堵、清洁水质、保护珍稀物种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 4 ]。今天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正是明天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者，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和培养必不可少。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从事何职何业，都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座右铭，努力同时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个目标。 中国的发展放眼于世界，立足于造福万民。“开放”和“共享”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最终归宿。未来经济的发展依靠“人才”的推进，未来社会的竞争也终将归结为“人才”的竞争，成长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的“人才”应具有全球视角，成为世界市场浪潮中的“弄潮儿”，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并致力于不断打造中国奇迹。青年强则国家强，国家的富强将最终转向人民的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是新一代青年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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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旅行经历分享的持续生成是旅游业在社交媒体营销中的关键要素，如何激励用户生成更多的分享内容对于旅游管理和旅游营销业的发展和创新至关重要。为更进一步了解如何激发“潜伏者”分享旅游动态，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构建出研究模型来探讨他人的旅行经历分享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触发“潜伏者”产生旅行经历分享的意图，以揭示“潜伏者”可能转化为分享者的主要过程。采用基于插图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收集共342份有效样本并使用偏最小二乘回归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他人分享动态中旅行活动的奢华度和动态的受欢迎度作为两个激活因子，促进“潜伏者”良性嫉妒的产生。而良性嫉妒会使自我推销的意识提升进而促进旅行经历分享意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