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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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公共场所，“低头族”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近几年研究结果显示，30%左右的大学生对手机过度依赖(Amboucarassy & Begum， 2014; Billieux， 2012)。不恰当或过度使用手机的行为被定义为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Billieux， 2012)。智能手机的多样化功能在给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研究显示长时间使用手机不仅会导致个体出现眩晕、头疼、睡眠等问题(贺金波，陈昌润，鲍远纯等，2012)，还会导致焦虑(Richardson， Hussain， & Griffiths， 2018)、抑郁(Amboucarassy & Begum， 2014)、压力和孤独(Vahedi & Saiphoo， 2018)。以往关于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研究发现，大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对其学习、人际、自尊、情绪等方面都有影响(Richardson， Hussain， & Griffiths， 2018; Vahedi & Saiphoo， 2018; 贺金波，陈昌润，鲍远纯等，2012)。 以往研究结果显示，过度使用手机的个体有更高的抑郁水平(Alhassan， Alqadhib， Taha et al.， 2018; Kim， Jang， Lee et al.， 2018)。Thomée等(2011)发现，过度使用手机还与个体一年后的抑郁水平有关。根据心理资源理论的观点，个体心理资源有限，过度使用手机占用大量心理资源，导致个体没有足够的心理资源去处理生活、学习、工作、社交，容易产生抑郁(Panova， Carbonell， Chamarro et al.， 2019)。Alhassan等(2018)发现，过度使用手机的个体由于沉迷于手机导致饮食不规律、睡眠减少甚至失眠，这些都使个体更易产生抑郁情绪。Kim等(2018)发现，过度使用手机导致现实人际交往减少，现实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减少让个体感到孤独，进而产生抑郁情绪。涂小莲等(2019)发现，过度使用手机减少了大学生学习的时间，学习成绩的下降使大学生感到压力、产生抑郁。Blease (2015)发现使用手机是为了打发时间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无聊、孤独感，进一步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问题性手机使用能够预测抑郁。 以往研究发现问题性手机使用与低自尊有关(Yang， Yen， Ko et al.， 2010)，过度使用手机的大学生一年后的自尊水平更低(涂小莲，胡亚娟，蔡清等，2019)。自尊指个体关于自己的一种自我价值感(Rosenberg， Schooler， Schoenbach et al.， 1995)。根据社会计量理论(sociometer theory)的观点，过度使用手机减少了个体现实人际交往，使个体产生自己不被周围人需要的想法，从而产生低自尊(Sowislo & Orth， 2013)。手机消耗了大量心理资源，剩余有限的心理资源导致个体自我控制能力较弱，无法有效控制在手机上的使用时间，当过度使用手机的大学生发现自己沉迷于手机、没有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时，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陈春宇，连帅磊，杨晨等，2019；胡广富，程献，颜春辉等，2019；张雨晴，黄海，张亚梅等，2018)。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大学生学习、人际交往出现问题，也会影响其自我评价，出现低自尊(涂小莲，胡亚娟，蔡清等，2019)。研究者发现自尊与抑郁存在负相关，低自尊的个体更容易抑郁(Sowislo & Orth， 2013；李大林，黄梅，陈维等，2019)，低自尊能够预测个体后来的抑郁水平(Orth， Robins， & Roberts， 2008)。根据易感模型(the vulnerability model)的观点，低自尊是抑郁的一个危险性因素，低自尊个体容易抑郁(Orth & Robins， 2013)。低自尊个体自我评价低，容易否定自己(李大林，黄梅，陈维等，2019)，且不善于调节情绪，因此容易体验到抑郁(Gramstad， Gjestad， & Haver， 2013; Orth & Robins， 2013)。根据以往研究结果，问题性手机使用是否通过自尊对抑郁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自尊在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已往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质与抑郁关系密切，神经质人格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抑郁等消极情绪，外倾性人格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积极情绪(李彧，位东涛，孙江洲等，2019)。神经质个体较敏感，情绪起伏波动较大，且不善于调节情绪，因此容易体验到抑郁等消极情绪(姚崇，游旭群，刘松等，2019；张斌，袁孟琪，黎志华等，2017)。外倾性水平较高的个体有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较稳定，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同时由于他们爱社交，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因此他们更少抑郁，抑郁水平较低(Gramstad， Gjestad， & Haver， 2013; 李彧，位东涛，孙江洲等，2019)。以往研究发现由于低自尊的个体容易抑郁，那么当个体的神经质水平也较高时，其敏感、情绪调节能力较差的特征，使得该个体更易体验到抑郁(苑杰，史晓妹，姜伟时等，2019)。因此，个体较高的神经质水平是否会增强自尊对抑郁的作用？同理，如果个体的外倾性水平较高，那么个体较高的外倾性水平是否会缓解自尊对抑郁的作用？虽然以往研究已发现人格与自尊、抑郁关系密切，但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仍不清晰，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H3：神经质人格、外倾性人格可能调节自尊与抑郁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研究证实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有密切关系，但目前仍不清楚问题性手机使用通过哪些心理因素导致抑郁的产生。因此，本研究在探究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自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以期丰富该领域研究，并为今后大学生抑郁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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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天津地区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29份，剔除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604份，有效率为96%。年龄17~24岁，平均年龄(19 ± 1)岁。其中男生255人，女生349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基本信息调查表 采用自编的信息调查表收集受测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受测者性别、出生日期等。 2.2.2. 手机问题使用问卷(Mobile Phone Problem Use Scale， MPPUS) 该量表由Bianchi和Phillips (2005)编制，27个题目，包括耐受性、逃避问题、戒断性、渴求性和消极后果五个维度。10点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10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手机使用问题越严重。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按照标准的翻译和回译程序对英文原版问卷进行翻译，正式研究前，选取203名大学生进行施测，剔除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200份，没有受测者反映对项目理解有困难，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7。 2.2.3.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 该量表由Lovibond等编制，包括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7个题目，共21个题目。受测者就各条目的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做出判断，4点计分，0为“不符合”，3为“最符合或总是符合”。分数越高，表明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龚栩，谢熹瑶，徐蕊等，2010)。本研究中抑郁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4。 2.2.4.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该量表由Rosenberg编制，10个题目，4点计分，1为“很不符合”，4为“非常符合”。3、5、8、9、10题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戴晓阳，20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6。 2.2.5.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 该量表由Eysenck等编制，钱铭怡等(2000)修订，包括精神质量表(P)、内外倾量表(E)、神经质量表(N)、测谎量表(L) 4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12个题目，共48个题目。采用“是、否”2点计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使用内外倾量表和神经质量表，本研究中内外倾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66，神经质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1。 2.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24.0软件及Hayes开发的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及多元回归分析探究问题性手机使用、抑郁、自尊、神经质人格、外倾性人格之间的关系；采用Bootstrap法以及简单斜率检验对自尊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神经质人格、外倾性人格在自尊和抑郁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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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存在统计学意义正相关，过度使用手机的大学生更容易抑郁。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Alhassan， Alqadhib， Taha et al.， 2018; Kim， Jang， Lee et al.， 2018)。大学生长时间使用手机以及长时间同时在手机的多种功能之间转换会导致其心理资源超负荷(Thomée， Härenstam， & Hagberg， 2011)。个体的心理资源总量有限，过度使用手机占用了大量心理资源，导致大学生不能很好地处理生活、学习方面的事情，长此以往，容易产生抑郁情绪(Panova， Carbonell， Chamarro et al.， 2019)。由于手机占用了大量心理资源，导致大学生的认知加工能力及注意力受到影响，学习效率下降，长时间使用手机占用了学习时间，学习成绩的下降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抑郁(罗鑫森，熊思成，张斌等，2019)。长时间使用手机减少了与同学、朋友、家人交往的时间，现实人际交往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对现实环境缺少归属感，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现实人际交往的减少还导致大学生缺乏人际交往经验，容易出现人际交往问题。由于缺乏解决方法和经验，一旦遇到人际交往问题，容易出现抑郁情绪(罗鑫森，熊思成，张斌等，2019；张玥，张冬静，熊琳等，2018)。 本研究发现自尊在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问题性手机使用会引起大学生产生较低的自我评价，出现低自尊，而低自尊使其容易体验到抑郁情绪。个体有归属需要，当个体被他所在的群体排斥，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继而出现低自尊水平，容易抑郁。手机的过度使用减少大学生现实人际交往的机会，导致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出现低自尊，产生抑郁(Sowislo & Orth， 2013)。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大学生发现自己沉迷于手机、无法抗拒手机的吸引力时，会感受到自我控制力差(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体验到抑郁情绪(Orth， Robins， & Roberts， 2008; 张雨晴，黄海，张亚梅等，2018)。此外，微信、QQ、微博作为大学生常用的通信工具，已经成为了他们与同学、朋友之间交流分享的重要平台。当大学生看到朋友、同学的生活过得比自己丰富精彩、比自己优秀时，会产生自己不如别人的想法，出现消极的自我评价(Blease， 2015)，产生抑郁情绪(Rosenberg， Schooler， Schoenbach et al.， 1995; Sowislo & Orth， 2013)。 本研究发现，自尊对抑郁的作用还受到神经质人格和外倾性人格的调节。本研究结果表明，高神经质水平加强了自尊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于高神经质水平的大学生，自尊水平越低，抑郁水平越高；然而对于低神经质水平的大学生，自尊对抑郁的作用不显著，这与姚崇等(2019)的研究结果相似。以往研究结果已证实低自尊的个体更容易抑郁(Sowislo & Orth， 2013；李大林，黄梅，陈维等，2019)，而神经质人格与情绪，尤其是抑郁密切相关(李彧，位东涛，孙江洲等，2019)。神经质个体较敏感，易情绪化，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因此更容易体验到抑郁(Gramstad， Gjestad， & Haver， 2013; 苑杰，史晓妹，姜伟时等，2019)。由此可知，一个自尊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如果其神经质水平较高，那就更容易体验到抑郁情绪。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的外倾性人格能够缓解自尊对抑郁的作用，外倾性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其自尊对抑郁的负向影响越弱。一方面，外倾性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因为具有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更好地调节自身情绪，因此能够缓解消极情绪体验，降低自身抑郁水平(Gramstad， Gjestad， & Haver， 2013)。另一方面，外倾性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有较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在产生较低的自我评价或负面情绪时，会向朋友、家人寻求支持(Bianchi & Phillips， 2005; Billieux， 2012)，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缓解低自尊和消极情绪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较少体验到抑郁情绪。由此可知，对于低自尊的大学生来说，较高的外倾性水平能够保护其更少体验到抑郁情绪(Gramstad， Gjestad， & Haver， 2013)。 本研究揭示了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自尊及人格特质的关系，考察了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如何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影响抑郁，以及神经质人格、外倾性人格如何调节自尊对抑郁的作用。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了解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的心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也为今后大学生抑郁的干预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但本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天津地区的大学生，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地区或群体时需要谨慎，未来的研究需要选取更多样化的样本。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无法确定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更深入地探讨问题性手机使用对抑郁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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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一、过度使用手机的大学生更容易抑郁；二、自尊在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问题性手机使用能够通过自尊对抑郁起作用；三、问题性手机使用通过自尊对抑郁起作用的间接效应受到人格特质的调节，神经质人格加强自尊对抑郁的作用，外倾性人格缓解自尊对抑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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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罗汉果是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药品，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而罗汉果多糖是罗汉果的重要活性成分之一，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和降血糖等生物活性。本文对近年来罗汉果多糖的药理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展望了罗汉果多糖的药理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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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市场上罗汉果制剂临床上用于呼吸系统疾病，是传统的药用方法，罗汉果对消化系统疾病的杀菌和降压也有很好的药效。罗汉果的药用部位不仅是果实，根、叶也可入药，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此外，其甜度高、无热量、无毒性等优点，是符合食品市场的需求，可开发成低热量的甜味剂、健康食品 [ 1 ]。但是目前较少有文献对罗汉果中所含的多糖成分进行研究。罗汉果多糖具有独特的药理作用方式和良好的疗效，毒副作用很低，因此成为新药开发和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对罗汉果多糖类化学成分的研究，动物实验和了解罗汉果的化学成分，为开发和利用珍贵资源罗汉果奠定了化学和药理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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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罗汉果多糖结构 植物多糖，又称植物多聚糖，是植物细胞代谢产生的聚合度超过10个的聚糖。我们都知道多糖是生物体内中广泛存在的物质，是一类由酮糖或者是醛糖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天然高分子多聚物，它是生物体内重要的生物大分子，是维持生命活动正常运转的基本物质之一 [ 2 ]。多糖对免疫系统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不仅能激活巨噬细胞(M甲)、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细胞毒T细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等免疫细胞，还能促进细胞因子生成，活化补体，从而在抗肿瘤、抗衰老以及抗病毒等的预防治疗上具有独特的功效 [ 3 ]。 罗汉果的多糖结构较为复杂，对其结构分析一般包括纸层析法、红外特征吸收峰的分析、紫外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等，目前关于罗汉果结构的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罗汉果果实不同部位提取的多糖具有不同的结构，以下是在现有文献中摘录的关于某些部位对应的结构及其分析方法 [ 4 ]。 李俊等 [ 5 ] 用SephadexG-200柱层析、DEAE-Celluloser得到一个纯罗汉果多糖，命名为SGPS1，利用HPLC、GC、GC-MS、 13 CNMR甲基化、高碘酸氧化、Smith降解、部分酸水解等方法分析了SGPS1的组成和结构。结果表明，多糖SGPS1为酸性杂多糖，它由葡萄糖、半乳糖、鼠李糖、木糖、阿拉伯糖和葡萄糖醛酸组成，各糖残基的摩尔比为Rha:Ara:Xyl:Gal:Glc:GlcA = 1.00:2.30:1.40:9.70:39.53:2.46。 黄翠萍等 [ 6 ] 利用DEAE-纤维素柱和凝胶柱(Sephadex G-200)层析分离纯化得到多糖SGPS2，通过HPLC测定相对分子质量，用甲基化分析、部分酸水解、气相色谱分析、红外光谱、核磁共振光谱等方法研究单糖组成及连接方式。结果发现SGPS2的相对分子量为650000，它由鼠李糖和葡萄糖醛酸组成，各糖残基的摩尔Rha:GlcA = 8.24:0.99；SGPS2由(1→2，4)Rha和(1→4)Rha构成主链，侧链由(1→2)Rha和(1→3)Rha片段组成，Rha也为末端基；GlcA在分子中是以末端GlcA和2-位取代的GlcA的形式存在。 Yong-Ming Zhu等 [ 7 ] 从罗汉果渣中分离纯化出一种新的多糖，分子量为1.93 × 103 KDa。SGP由α-L-阿拉伯糖、α-D-甘露糖、α-D-葡萄糖、α-D-半乳糖、葡萄糖醛酸和半乳糖醛酸组成，比例为1:1.92:3.98:7.63:1.85:7.34。SGP的骨架由半乳糖组成，由α-(1，4)-糖苷键连接。支链包括α-1，6连接的葡萄糖支链、α-1，6连接的甘露糖支链、α-1，3连接的半乳糖支链和阿拉伯糖支链(α-L-Ara(1→)。生物活性实验结果表明三七总皂苷具有体外抗氧化作用，尤其是清除DPPH自由基的作用。此外，在H 2 O 2 氧化损伤的PC12细胞中，SGP以剂量依赖的方式导致活性氧的减少以及凋亡和坏死细胞的百分比。该研究有助于开发罗汉果的潜在价值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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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罗汉果又称为神仙果，味甘性凉，有生津止渴、润肺止咳的功效，适用于肺部发热或者是发干引起的咳嗽及口渴暑热伤津等，不管是做成片剂还是液体制剂都是较好的保健用品。为了更好的综合利用和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罗汉果产品，深入研究罗汉果多糖的结构及其活性是非常有必要的，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罗汉果皂苷，对于其他有效成分的研究较少。罗汉果多糖提取分离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其结构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因为多糖的比较复杂，所以一级结构至今没有得到详细的阐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罗汉果多糖的提取、纯化、抗氧化、抑菌、降血糖等方面。接下来可以对罗汉果多糖药理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究罗汉果多糖的成分与其生物活性的构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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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大亚湾海域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区域。2020年6~7月，国内首次发生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生物灾害事件。本文利用尖笔帽螺持续跟踪监测数据，分析了尖笔帽螺生物性状、时空变异特征，探讨了生境与生物量分布的关系，结果显示：1) 尖笔帽螺的生物性状显示其为南海海域常见物种；2)尖笔帽螺的生物量和密度在7月8日~7月10日达到最大值，主要分布在大亚湾中西部海域；3) 尖笔帽螺的活动受到海水溶解氧的显著影响；4) 尖笔帽螺异常增殖需进一步研究其生态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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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于2020年4月发布《2019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指出，“我国是世界上遭受海洋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海洋灾害风险日益突出，海洋防灾减灾形势十分严峻”。201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提升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这为自然资源部门做好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 1 ] [ 2 ] [ 3 ] [ 4 ]。 大亚湾海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蓝色湾区”的核心区域，其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5 ] - [ 13 ]。2020年6月~7月，在我国大亚湾海域首次发现尖笔帽螺(Creseis acicula)持续大量爆发并聚集上浮现象，这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加强海洋生物灾害预警监测和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惠州市海洋技术中心作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下属事业单位，全程参与“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的跟踪调查、监测，收集、整理了有关数据；本文通过分析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的生物性状、时间变异特征，并探讨尖笔帽螺生活环境因子与生物量分布的关系，为海洋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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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调查过程 2.1. 样品采集 2020年6月以来，惠州市海洋技术中心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和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针对“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这一突发海洋生物灾害事件，在大亚湾海域设8~11个监测站位，开展了8个航次的应急调查监测(图1)。按照《海洋监测规范第7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GB 17378.7-2007)要求，采集到的尖笔帽螺样品装入250 ml聚乙烯瓶中，牢固在标本箱内，立即搬运到惠州市海洋技术中心实验室进行分析。海水环境因子在船上现场测定。 2.2. 样品分析及数据处理 采样现场用测深仪(Speedtech SM-5A)测量水深，用多功能水质分析仪(YSI 650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测量水温、盐度和溶解氧。 图1. 2020年尖笔帽螺应急调查监测区域位置图 使用Ⅱ型浮游生物网(网中内径31.6 cm，网口面积0.08 m 2 )，在海水表层以船速2节，时长12分钟拖网，样品带回实验室后，以解剖显微镜(尼康 SMZ745T)对尖笔帽螺样品进行挑拣并鉴种计数，物种鉴定依据《海洋浮游生物学》(海洋出版社 1984年版)的分类图鉴。 利用IBM SPSS Statistics 22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利用SigmaPlot 12.5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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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利用2020年6~7月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跟踪调查监测数据，分析了尖笔帽螺的生物特征及其与生境参数的关系。 1) 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的生物量和密度，呈现从增多到减少的变化趋势。 2) 在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异常增殖的时候，海水的pH、盐度、水温较低，而溶解氧含量较高。 3) 尖笔帽螺的活动受到生境参数的影响，尤其是溶解氧。 4) 2020年大亚湾 “尖笔帽螺”异常增殖现象属于海洋生物灾害事件，其时空变异特征反映其具有偶然性，尚需进一步研究其生态位及生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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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研究表明，视觉负荷减弱视听整合效应。然而，以往研究未考察低视觉负荷下是否发生视听整合效应。本研究结合Go/no-go和RSVP范式进行视觉注意负荷下的听觉、视觉辨别任务，通过操纵视觉注意负载，将实验分为低注意负载、高注意负载两个任务。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分析显示，低负荷下反应时和正确率分别低于和高于高负荷(P < 0.05)。竞争模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低负荷下发生视听整合效应，高负荷下未发生视听整合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注意力资源的有限性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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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们驾车时需同时处理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信息。因此，驾驶实际包含了多感觉整合的过程。多感觉整合是指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将来自不同感官通道(如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的信息整合成统一高效的感知信号(顾吉有，2016)。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在两个不同的通道上的整合称为视听整合。例如，经典的视听整合现象McGurk效应(Mcgurk & Macdonald， 1976)，当ba-ba的声音与ga-ga的动作相匹配时，个体就会报道da-da。 视觉负荷对视听整合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近年来，视觉负荷下的视听整合得到大量的研究和关注。 Basil Wahn等人研究表明注意力负荷不会破坏视听整合(Wahn & König， 2015)。在其研究中分为单对象预测任务(LOC)与多对象跟踪任务(MOT)。LOC任务要求被试通过单独视觉、单独听觉以及视听结合的方式预测小球的运动方向；MOT任务则要求被试分别在单独视觉、单独听觉以及视听结合刺激的干扰下同时跟踪三只小球的运动轨迹。结果表明高注意力负荷不会影响视听通道多感官信息的整合，这提示多感官整合可能独立于注意过程并在注意过程之前运行。 而Alsius等人曾证明在视觉负荷的情况下视听整合效应会大大减弱(Tiippana et al.， 2004; Alsius et al.， 2007)。在其研究中刺激有三种呈现方式，分别为视听结合、单独视觉、单独听觉。同时设置了以叠加在视频之上的线描图谱和音频材料分别作为视觉干扰刺激和听觉干扰刺激。被试的任务是复述材料中内容。结果表明，当视觉或听觉注意力资源减少时，视听整合的能力就会下降。但因为负荷刺激的任务是探测重复呈现的刺激，所以不免混入了记忆因素。为了克服记忆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顾吉有设计了另一个实验，将负荷刺激改为对10以内的数字奇偶的判断，排除了记忆的影响。结果同样表明在视觉负荷情况下视听整合效应会大大降低。 研究表明在简单视听觉加工任务中，视听整合效应产生；然而，以往研究均未对视觉负荷水平作进一步划分，特别是低视觉负荷下是否存在视听整合效应还不得而知。本研究基于易混淆的数字和字母作干扰刺激设置了低、高视觉负荷两种情况，要求被试对单视觉、单听觉和视听整合任务做出最快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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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共二十名被试(男性10名，女性10名)参与实验，平均年龄19.434 ± 1岁。所有参与者均为贵州中医药大学本科生，都有正常的听力和视力。 2.2. 实验刺激与装置 如图1所示，视觉目标刺激(VT)为白色方格内有两个黑点的黑白棋盘图像(52 × 52 mm，视角为5˚)，听觉目标刺激(AT)为60 dB的白噪音，视听目标刺激(VAT)是二者的结合。视觉标准刺激(VS)是黑白棋盘图像，听觉标准刺激(AS)是60 dB的1000赫兹正弦音，视听标准刺激(VAS)是二者的结合。干扰刺激由3个阿拉伯数字和5个英语字母组成。 图1. 实验流程示意图 实验采用2 (低视觉负荷、高视觉负荷) × 3 (视觉通道、听觉通道、视听整合通道)的被试内设计。实验中，标准刺激数与目标刺激数的比例为1:4。实验共有272个试次，整个实验约持续30分钟。在实验开始之前有20个试次的练习。低负荷下有一次随机休息，高负荷下有两次随机休息。 视觉刺激被呈现在距离被试60 cm的21寸的显示器的四个角(位于中心左侧或右侧12˚，中心点上方或下方5˚)，持续100 ms，背景为黑色。听觉刺激用扬声器呈现，持续100 ms。干扰刺激呈现在屏幕中央，持续100 ms。 2.3. 实验程序 如图1所示，在每个试次中，首先在黑色屏幕上呈现一个白色注视点(持续1000 ms)后，呈现线索刺激(持续100 ms)，随后呈现一个注视点作为掩蔽刺激(持续1000~1500 ms)。低负荷下，对VT、AT、VAT按左键反应。对VS、AS、VAS不做反应；对干扰刺激不做任何反应。高负荷下，除对VT、AT、VAT按左键反应，对VS、AS、VAS不反应外，并对干扰刺激中出现的数字“7”和字母“B”按右键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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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分析 在每种条件下，分别计算每个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根据不同的负荷对每个被试的反应时和SD进行重组并取平均值。随后，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对每个受试者的数据建立独立的竞争模型(Miller， 1986; Hübner & Bennemann， 1973)。独立竞争模型是基于对单独视觉和听觉刺激的视觉和听觉反应的概率之和的统计预测模型。并将视听整合模型与基于个体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概率模型进行比较。如果视听整合模型明显快于预测概率模型，则发生视听整合效应(Miller， 1986; Hübner & Benneman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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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正确率 低、高负荷下目标刺激正确率均高于90%。2 (低视觉负荷、高视觉负荷) × 3 (视觉通道、听觉通道、视听整合通道)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被试间效应显著F(1，19) = 131495.603，P < 0.001， η p 2 = 1。不同负荷之间被试正确率差异显著F(3，57) = 46.06，P < 0.05， η p 2 = 0.708，且低负荷下正确率高于高负荷。不同感觉通道间差异显著F(2，38) = 4.149，P < 0.05，视听结合反应时快于单独听觉和单独视觉。 4.2. 反应时 2 (低视觉负荷、高视觉负荷) × 3 (视觉通道、听觉通道、视听整合通道)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被试间效应显著F(1，19) = 431.168，P < 0.001， η p 2 =0.958。且不同负荷之间差异显著F(3，57) = 65.026，P < 0.001， η p 2 = 0.774，低负荷反应时快于高负荷。不同感觉通道间差异显著F(2，38) = 16.737，P < 0.001， η p 2 = 0.468，视听结合反应时快于单独视觉和单独听觉。 4.3. 竞争模型(Race Model)分析 结果表明，低负荷在250 ms到430 ms之间视听结合模型反应概率显著高于竞争模型(P < 0.05)，发生视听整合效应(见图2、图3)；高负荷未发生视听整合效应。 图2. 不同负荷下的竞争模型。(a) 低负荷；(b) 高负荷 图3. 视听结合模型与预测竞争模型的直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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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本研究旨在明确在简单视听觉刺激的加工任务中低视觉负荷是否会发生视听整合。因此，在两种负荷下进行听觉、视觉辨别任务。结果显示，低负荷下目标刺激的反应时快于高负荷，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注意资源的有限性(Tipper， 1985)，即当视觉负载加大，所占用的注意资源增多，对目标刺激的关注减少，反应时间相应延长。 同时，低负荷下目标刺激的正确率高于高负荷，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任务难度的差异，即当任务难度增加，标准刺激较目标刺激占用注意资源的比重增大，对目标刺激反应犯错的概率上升。 另外，低视觉负荷下发生视听整合而高视觉负荷下没有发生，这与顾吉有报道的结论不一致(顾吉有，2016)。在她的研究中，视听整合效应只在无视觉负荷下产生。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负荷设置的差异，即顾吉有实验中的干扰刺激属于高视觉负荷水平，对注意力资源的占用较大，从而减弱了视听整合效应。 通过本实验，完善了前人关于视听整合的实验研究，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证明了低负荷下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时快于高负荷，且低视觉负荷时发生显著的视听整合效应；同时该结果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有意识地按序解决问题，从而提升工作的速度与正确率；但需注意，该研究中负荷水平的设置尚不能支持研究探讨视听整合发生的临界点的位置，未来可以进一步划分负荷水平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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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圆锥曲线一直是高中数学的重难点内容，也是学生认为高度抽象的知识点之一，它的考法灵活多变，题型综合了代数思想与几何图形知识，注重考察学生如何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能力。因此如何灵活运用圆锥曲线的相关知识进行技巧性的解题一直是研究热点。文章将针对圆锥曲线中离心率求解、最值求解、焦点三角形、焦点弦等难点问题展开探讨，为圆锥曲线问题的巧妙求解提供一些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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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圆锥曲线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难点，题目理解不了，计算难度太大，知识点混乱，这些导致圆锥曲线在考试时得分率不高。圆锥曲线的常考题型包括：离心率的求解，直线与曲线位置关系，动点轨迹方程求解，最值问题，焦点三角形，焦点弦问题等，题型涉及范围之广，题型多变，导致学生在解题时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但很多时候圆锥曲线学不好，并不是因为题目太难，而是学生基础不牢，定义的内涵没有理解透彻，一些重要结论没有理解识记，知识点掌握不完整，计算能力差。事实上，在圆锥曲线中基本性质定理很重要，补充或者推出的结论同样重要，同样要求理解记忆。很多看似繁琐，计算复杂题，只需利用恰当的知识和灵活的解题技巧，就能够轻而易举做出解答 [ 1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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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灵活应用圆锥曲线第二定义求离心率 圆锥曲线第二定义：到定点的距离与到定直线的距离比e是常数的点的轨迹。 第二定义在应用时存在许多不变的结论，接下来将其结论进行推导总结 [ 3 ]。 图1. 椭圆焦点弦图 如图1所示，A，B为椭圆上两点，直线A，B通过点F，A'，B'是准线上的两点， θ 为直线AB与x 轴的夹角，根据椭圆的第二定义有 e = A F A A ′ = B F B B ′ ，由于焦点F到准线的距离是不变的有： a 2 c − c = A F cos θ + A F e a 2 c − c = B F e − B F cos θ 上述式子化简整理得： A F = b 2 a + c cos θ B F = b 2 a − c cos θ 又由 A B = A F + B F ，将AF，BF带入得： A B = 2 a b 2 a 2 − c 2 cos 2 θ 由AB的表达式可知当 θ = π 2 时， A B = 2 b 2 a ，也就是通径长。 若 A F → = λ F B → ，还可以得出 | e cos θ | = | λ − 1 λ + 1 | 。其次，双曲线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推出相关的结论。在 一些题目中由以上得出的结论去做题会大大降低题目的计算难度。 [例1]已知椭圆 C : x 2 a 2 + y 2 b 2 = 1 ( a > b > 0 ) 的离心率为 3 2 ，过右焦点F且斜率为 k ( k > 0 ) 的直线与C交于A，B两点，若 A F → = 3 F B → ，则k=__。 A. 1 B. 2 C. 3 D. 2 解：方法一： 设 A ( x 1 ， y 1 ) ， B ( x 2 ， y 2 ) ，因为 A F → = 3 B F → ，所以 y 1 = − 3 y 2 ，由题意得离心率为 3 2 ，即可以设 a = 2 t ， c = 3 t ，则 b = t ，将其带入椭圆方程得： x 2 + 4 y 2 − 4 t 2 = 0 ，设直线AB的方程为 x = m y + 3 t ，带入椭圆方程消去x得： ( m 2 + 4 ) y 2 + 2 3 m t y − t 2 = 0 由韦达定理得 y 1 + y 2 = − 2 3 m t m 2 + 4 ， y 1 y 2 = − t 2 m 2 + 4 ，即 − 2 y 2 = − 2 3 m t m 2 + 4 ， − 3 y 2 2 = − t 2 m 2 + 4 解得： m 2 = 1 2 ， k = 2 。 方法二：由上面椭圆曲线的相关分析结论有： | e cos θ | = | λ − 1 λ + 1 | = 1 2 ，即 cos θ = 3 3 ， 所以 tan θ = 2 。 分析： 比较上述两种方法发现第一种方法的思想是学生的惯性思想，遇见这种题目学生会习惯性去设点带入方程，但当学生对一些相关的结论很熟悉的时候，就会发现用方法二其实容易很多，大大减少了因计算出错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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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圆锥曲线中最值问题的解题分析 [例2]动点A在抛物线 y 2 = 4 x 上，定点 B ( 2015 ， 0 ) ，抛物线的焦点为F，求 | A F | + | A B | 的最小值__(图2)。 图2. 求最小值图 解析：首先已知A点是抛物线上的任意一点，可以过点A做准线 x = − 1 的垂线，垂足设为 A ′ 点，所求就变为 | A A ′ | + | A B | 的最小值，通过画图看出 | A A ′ | + | A B | 的最小值为 | A ′ B | 的长，所以题目转化为求 | A ′ B | 的长， A ′ 是抛物线准线上的点，即 A ′ 为 ( − 1 ， 0 ) 时， A ′ B 取得最小值，最小值为 | − 1 | + 2015 = 2016。 通过举一反三，可以解决一系列最值求解问题： 1) 上题中若B点不在x轴上，B点在抛物线里面时可求 | A F | + | A B | 的最小值，也就是求 A ′ B 的最小值，即过B点做准线的垂线，垂足即为 A ′ 点。 2) 若B点在抛物线外面时，所求的 | A F | + | A B | 的最小值就是 | F B | 的长度，直接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就可算出。 3) 同样，若在椭圆中求解最值问题： F 1 ， F 2 是椭圆的两焦点，P是椭圆上一点，M是椭圆外一点让我们求 | | P M | − | P F 2 | | 的最小值， | P F 2 | = 2 a − | P F 1 | ，即 | P M | − | P F 2 | = | P M | + | P F 1 | − 2 a > | M F 1 | − 2 a 。 4) 双曲线中求最值问题若M点不在双曲线上，P点是双曲线上任意一点， F 1 ， F 2 是双曲线的两焦点，求解 | P M | + | P F 1 | 的最小值跟我们求椭圆最值问题思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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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的灵活应用 图3. 椭圆焦点三角形图 如图3所示，P点为椭圆上一点， F 1 ， F 2 为椭圆的焦点， ∠ F 1 P F 2 = θ ，现证 S P F 1 F 2 = b 2 tan θ 2 。 设 P F 1 = m ， P F 2 = n ，则 S = 1 2 m n sin θ ，由余弦定理有： 4 c 2 = m 2 + n 2 − 2 m n cos θ = ( m + n ) 2 − 2 m n − 2 m n cos θ = 4 a 2 − 2 m n ( 1 + cos θ ) 即 m n = 2 b 2 1 + cos θ ， S = 1 2 ∗ 2 b 2 1 + cos θ ∗ sin θ = b 2 ∗ 2 sin θ 2 cos θ 2 2 cos 2 θ 2 = b 2 tan θ 2 ，得证。 双曲线焦点三角形面积可类似求证 S = b 2 cot θ 2 。当焦点三角形为直角时，已知其另一个角就能求出 离心率。以上的求证过程需要理解并会求证，识记重要结论对于解决高考数学中的小题有很大帮助。 [例3]已知椭圆C方程为： x 2 4 + y 2 3 = 1 ， F 1 ， F 2 为其左右焦点，P为C上一点，且 Δ F 1 P F 2 的面积为 3 ，则 Δ F 1 P F 2 外接圆的面积为__。 A. 4 3 π B. 16 3 π C. 4 3 π D. 4 π 解析：直接运用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 S = b 2 tan θ 2 = 3 tan θ 2 = 3 ，所以 θ = π 3 ，由正弦定理 2 c sin π 3 = 2 R ，得 R = 2 3 3 ，外接圆的面积为 4 3 π 。 整个答题过程只需识记结论，直接运用到小题解答中，能减少计算量，提高答题效率，并降低运算出错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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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抛物线焦点弦性质的灵活应用 图4. 抛物线焦点弦图 如图4所示，直线AB经过抛物线 y 2 = 2 p x 的焦点F，根据抛物线的性质 A F = A A 1 ， B F = B B 1 来将探究焦点弦AB的相关性质。 由 A F = A A 1 得 p + A F cos θ = A F ，整理得 A F = p 1 − cos θ ；同理可得 B F = p 1 + cos θ ； A B = A F + B F 所以 A B = p 1 − cos θ + p 1 + cos θ ，化简整理得 A B = 2 P sin 2 θ ； 1 A F + 1 B F = 1 − cos θ P + 1 + cos θ P = 2 P 。 S Δ A O B = S Δ A O F + S B O F = | O F | 2 | A B | sin θ = p 4 ∗ 2 p sin 2 θ ∗ sin θ = p 2 2 sin θ 若 A F → = λ F B → ，则 | cos θ | = | λ − 1 λ + 1 | 。 若学生能充分理解上述结论并能加以灵活应用，对于求解相关考题有很大帮助 [例4]已知F是抛物线 C : y 2 = 4 x 的焦点，过点F且斜率为1的直线交C于A，B两点，设 | F A | > | F B | ，则 | F A | 与 | F B | 的比值等于__。 解析：由以上推导出的公式可，当焦点弦斜率为1，即 θ = π 4 时，有 p 1 − cos θ > p 1 + cos θ ，所以 | F A | = p 1 − cos θ ， | F B | = p 1 + cos θ ， | F A | | F B | = 1 + 2 2 1 − 2 2 = 2 + 1 2 − 1 = 3 + 2 2 这道题如果熟悉抛物线中焦点弦长度公式，则得到结果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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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圆锥曲线问题求解几点说明 1) 识记每条性质包括推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并能进行理解。对于基本性质要牢记，形成条件反射，做题时，题目涉及到某些性质定理的应用能迅速用公式去运算。圆锥曲线中有许多需要理解记忆的点，学生常常因为记不住知识点而在做题时卡壳，这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即时忘记某些结论时也能进行推导。 2) 数形结合很重要，要善于挖掘几何关系。圆锥曲线画图解题很关键，高考中圆锥曲线大多数小题需要通过画图，去寻找对解题有益的几何关系，若无法找到关键的几何关系，直接进行计算，往往计算难度会在很大程度上的加大，甚至无法求解，费时又费力。 3) 有关斜率跟中点问题的解题中，设出的点坐标在联立方程后通常会用到韦达定理进行求解。 4) 学会总结题型。看似千变万化的题型可能只是起点高，落点低，不否认题海战术不重要，但更多的要学会去归纳总结。 总之，从目前高中教学改革和近年来高考的命题趋势来看，圆锥曲线的命题没有固定范围，问题的综合程度必然会有所提升，因此学生在圆锥曲线的学习中必须全面掌握相关内容，并且在解决圆锥曲线问题时要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数学解题方法，多注重练习，进行数形结合，总结解题思路，才能灵活应答 [ 4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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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多模态超声技术(超声评分法、声触诊组织量化成像、超声造影技术)在浅表淋巴结病变良恶性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126例浅表肿大淋巴患者为研究对象，对选定的126个淋巴结进行常规超声检查、声触诊组织量化成像检查及超声造影检查，并存图，然后超声引导下活检穿刺获得病理，综合分析作出定性诊断，并与病理对照分析。结果：病理结果：126个患者浅表淋巴结中，良性51个，均为反应性增生，恶性75个，其中转移性淋巴结48个，淋巴瘤27个。超声评分法结果：敏感度(43/56)为76.8%，特异度(62/70)为88.6%，准确度(105/126)为83.3%。VTIQ结果：敏感度(45/50)为90.0%，特异度(70/76)为92.1%，准确度(115/126)为91.3%。造影结果：敏感度(45/64)为70.3%，特异度(56/62)为90.3%，准确度(101/126)为80.2%。多模态联合诊断：敏感度(49/53)为92.5%，特异度(71/73)为97.3%，准确度(120/126)为95.2%。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较单一方法均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能够提高对浅表肿大淋巴结病变的定性诊断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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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外周淋巴结位置表浅，当出现肿大时易于发现，明确肿大淋巴结的病理性质和病因对于临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常规超声检查 [ 1 ] [ 2 ]、超声弹性成像 [ 3 ] [ 4 ] 及超声造影技术 [ 5 ] [ 6 ] 单项或两项联合 [ 7 ] [ 8 ] 应用于外周淋巴结的研究均有报道。而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对外周肿大淋巴结鉴别诊断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联合应用超声评分法、声触诊组织量化成像(VTIQ)、超声造影技术(CEUS)对浅表肿大淋巴结良恶性及病因诊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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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2016年~2019年在我院进行超声检查，确诊为浅表淋巴结肿大者126例，共126个淋巴结，其中男61例，女65例，年龄19~85岁。对选定的肿大淋巴结进行常规超声检查、声触诊组织量化成像检查及超声造影检查，并存图，然后超声引导下活检穿刺获得病理，综合分析作出定性诊断及病因诊断，并与病理对照分析，对于检查项目不全者不纳入本组研究。所有检查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字，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 2.2. 仪器与方法 采用Siemens Acuson S3000及OXANN3型超声诊断仪，9L-4探头，频率4.0~9.0 MHz，内置VTIQ成像及分析软件。造影采用GE logiqE9超声诊断仪，配备ML6-15型高频线阵探头，内置造影分析软件。穿刺设备：美国BARD全自动活检枪及配套的16G、18G活检针。 常规超声检查：观察淋巴结位置、大小、形态、边界、内部结构及血流分布特征，并测量上下径(长径)和前后径(后径)。参照评分细则进行评分，并做出诊断，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 VTIQ：选取较大淋巴结最大纵切面，随后调至VTIQ模式，在质量模式下图像整体以绿色为主时，调至速度模式，密集测量剪切波速度，最后将测量结果存图，以便后期分析、统计分析Vmax值，进行诊断分析。 CEUS：将感兴趣淋巴结显示最大纵切面，调机器至造影模式，设定统一参数，抽取2.4 ml配置好的造影剂(Sono Vue， Bracco Italy)经肘静脉团注后，用0.9%氯化钠5 ml推注冲管，立即启动计时器，连续动态存图，以备分析。分析方法：连续观察淋巴结增强强度、增强模式、是否均匀等。 2.3. 诊断标准及分级 2.3.1. 超声评分法诊断标准 按照Alam等 [ 9 ] 的方法评分，评分细则见文献。 2.3.2. VTIQ诊断标准 参考王尚等 [ 10 ] 研究的诊断参考值，以Vmax < 3.36 m/s时考虑为反应性淋巴结，以Vmax > 4.88 m/s时考虑为转移性淋巴结，当Vmax位于3.36 m/s和4.88 m/s之间时考虑为淋巴瘤。 2.3.3. 造影诊断标准 [ 11 ] 淋巴结造影增强模式：良性以均匀增强为主，恶性以非均匀增强为主；造影剂填充模式：良性以离心性增强为主，恶性以向心性增强及混合性增强为主。 2.3.4. 联合应用诊断标准 三种方法或其中两种方法结果为良性，该淋巴结病变考虑为良性病变，反之，则考虑为恶性病变。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4.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以手术病理结果为诊断金标准，分别超声评分法、VTIQ、超声造影及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判断浅表淋巴结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与单一超声技术间比较使用X 2 检验，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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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病理结果 126个颈部淋巴结中包括良性淋巴结51个，均为反应性增生，恶性淋巴结75个，其中转移性淋巴结48个，淋巴瘤27个。 3.2. 超声评分法诊断结果 126例淋巴结常规超声声像学特征与病理结果对比(见表1)。超声评分法诊断敏感度(43/56)为76.8%，特异度(62/70)为88.6%，准确度(105/126)为83.3%。 Table 1 Comparison of ultrasonographic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lymph nodes in 126 case 横径边界纵横比淋巴门内部回声 <0.8 ≥0.8 清晰 不清晰 ≥2 <2 存在 不存在 均匀 不均匀 反应性增生(51个) 0 51 47 4 40 11 46 5 43 8 淋巴瘤(27个) 0 27 25 2 6 21 11 16 18 9 转移性肿大(48个) 0 48 21 27 10 38 7 41 14 34 合计 0 126 93 33 56 70 64 62 75 51 表1. 126例淋巴结常规超声声像学特征与病理结果对比 3.3. VTIQ结果(见表2) VTIQ技术诊断敏感度(45/50)为90.0%，特异度(70/76)为92.1%，准确度(115/126)为91.3%。 Table 2 Comparison of VTIQ Vmax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in 126 lymph node 速度值 病理 Vmax < 3.36 3.36 ≤ Vmax ≤ 4.88 Vmax > 4.88 合计 反应性增生 45 6 0 51 淋巴瘤 3 23 1 27 转移性肿大 2 7 39 48 合计 50 36 40 126 表2. 126例淋巴结VTIQ Vmax结果与病理结果对比 3.4. 造影结果 126例淋巴结超声造影声像图结果统计(见表3)。超声造影诊断敏感度(45/64)为70.3%，特异度(56/62)为90.3%，准确度(101/126)为80.2%。 Table 3 Sonograms of 126 lymph node 填充模式 增强模式 离心性 向心性 混合性 均匀增强 不均匀增强 反应性增生 47 4 0 45 6 淋巴瘤 13 9 5 8 19 转移性肿大 6 40 2 4 44 合计 66 53 7 57 69 表3. 126例淋巴结超声造影声像图结果统计 3.5. 联合应用结果 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与单一超声技术对浅表肿大淋巴结良恶性鉴别对比分析(见表4，图1，图2)，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诊断敏感度(49/53)为92.5%，特异度(71/73)为97.3%，准确度(120/126)为95.2%。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较单一方法均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and pathology of multimodality ultrasound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uperficial lymph node 方法 评分法 VTIQ CEUS 联合应用 病理类型 良性 恶性 良性 恶性 良性 恶性 良性 恶性 良性 43 13 45 5 45 19 49 4 恶性 8 62 6 70 6 56 2 71 合计 51 75 51 75 51 75 51 75 表4. 多模态超声技术鉴别诊断浅表淋巴结良恶性效能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 图1. 良性淋巴结肿大。(a)图为二维声像图，评分为6分，提示良性，(b)图为VTIQ速度图，病变内最大速度值为3.26 m/s，提示良性，(c)图为超声造影声像图，离心性、均匀增强，提示为良性，(d)图为病理提示反应性增生(HE染色，10×) 图2. 恶性肿大淋巴结。(a)图为二维声像图，评分为10分，提示恶性，(b)图为VTIQ速度图，病变内速度值为high，提示恶性，(c)图为超声造影声像图，向心性、不均匀增强，提示为恶性，(d)图为病理结果，提示为腺癌转移(HE染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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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局部及全身多种疾病均可引起浅表淋巴结肿大，病理性质不外乎良性肿大及恶性肿大，鉴别肿大淋巴结病变的良恶性决定着临床治疗方法的选择。超声检查无创、便捷及经济，加之浅表淋巴结易于超声探查，因此成为临床医师首选检查方法。随着超声设备和检查技术的发展，超声检查评价淋巴结的方法也不断更新，从最早的二维灰阶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发展到目前弹性成像、超声造影技术。常规超声主要通过观察淋巴结外观形态及内部结构回声来判断良恶性。国内外学者制定的超声评分法对淋巴结病变鉴别诊断，方法简便，可操作性强。本研究中超声评分法的诊断敏感度(43/56)为76.8%，特异度(62/70)为88.6%，准确度(105/126)为83.3%，高于国内学者吴瑞明等 [ 12 ] 研究结果。不同病因引起的淋巴结病变在不同病理阶段可以出现相同的病理表现，如纤维化、钙化、坏死等，在二维灰阶声图像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常规超声诊断上会出现同图异病、同病异图的情况，很难做出定性诊断。超声新技术(弹性成像、超声造影技术)的出现弥补了常规超声对淋巴结微血管血流灌注及硬度判断能力的不足。 国内外学者应用VTIQ [ 13 ] 和超声造影 [ 11 ] 技术研究淋巴结病变良恶性，诊断效能较高，受到临床医师的认可。由于淋巴结病变病理变化的复杂性，加之超声技术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单一超声技术在鉴别诊断淋巴结病变时存在误判情况。国内学者吴瑞明等 [ 12 ] 应用二维超声(US)联合超声弹性成像(UE)对266个浅表淋巴结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方法联合应用较单一方法的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刘晓芳等 [ 8 ] 应用超声造影联合实时弹性成像研究83个浅表淋巴结病变，结果也证实联合应用能够提高诊断灵敏度。本研究旨在探讨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对浅表淋巴结病变的鉴别诊断效能，如果三种方法均考虑良性或者其中两种方法考虑为良性、另一种方法考虑为恶性，则认为该淋巴结病变为良性病变，反之则认为淋巴结病变为恶性病变，结果显示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92.5%、97.3%、95.2%，较使用单一方法均有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同时研究中也发现不足之处，2例颈部肿大淋巴结，横径增宽，纵横比小于2，皮髓质结构不清，内部回声欠均匀，硬度增高，VTIQ速度值为3.97 m/s，评分法和VTIQ均诊断为恶性，超声造影显示离心性、均匀性增强，提示为良性，按照诊断标准我们提示为恶性淋巴结肿大，但病理结果为反应性增生伴纤维化。分析原因可能是长期慢性淋巴结炎症，反应性增生伴有纤维化、钙化等改变，淋巴结不仅形态改变，同时内部结构层次也发生变化。另有3例肿大淋巴结纵横比大于2，淋巴门存在，内部回声尚均匀，VTIQ显示淋巴结内局部速度值较高，整体平均速度值较低，评分法和VTIQ均诊断为良性，超声造影显示淋巴结局部向心性、不均匀性高增强，提示为恶性，根据诊断标准提示为良性淋巴结肿大，病理结果为局部淋巴结癌细胞浸润。分析原因是早期转移性淋巴结形态及内部结构改变不明显，仅局部癌细胞浸润引起结构及血流分布发生改变。 本组病例入选条件是在我院进行系统超声检查及穿刺活检，不足之处样本量偏少。我们在穿刺时参考VTIQ图像和造影图像，选择VTIQ速度高且造影图像显示为高增强部位进行取材，成功率明显高于常规穿刺，与之前研究结果相似 [ 14 ] [ 15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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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多模态超声技术联合应用能够提高对浅表肿大淋巴结病变的定性诊断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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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声誉对于个人、组织乃至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良好的声誉不仅会获得外界的肯定和支持，还可能带来一系列长远的价值。当声誉受到威胁或处于高风险时，将会给个人或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声誉的价值决定着其必将对人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关于声誉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鲜有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探究。本文从个体角度出发，通过梳理声誉与跨期选择的相关研究，总结已有研究的不足，从而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