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2. “肉夹馍”的构式条件、类型特征与构式义 2.1. “肉夹馍”的构式条件 Goldberg (1995)提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子。假如说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和意义的对子 ，而且形式或意义的一些方面不能从C这个构式的组成部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完全推知 [ 4 ] 。Goldberg认为构式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一般认定的所有语法单位，包括语素和词语。 “肉夹馍”属于词语范畴，符合构式语法研究的范围。从形式上看，“肉、夹、馍”三个语素有6种组合方式，而最终人们却选用“肉夹馍”作为该美食的名称。这一语言符号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我们无法从其词汇组合角度完全预知。从意义上看，“肉夹馍”这一组合中的“肉”和“馍”的真实语义不能从其字面含义完全推知。这里的“肉”是用二十几种调料特制的腊汁肉，不是一般所指的未加工的肉。“馍”是有“铁圈虎背菊花心”外观、皮薄松脆、内心软绵的白吉馍，不是一般所指的馒头或饼类食物。由此可见，“肉夹馍”一词的形式和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构成成分中完全推知，与Goldberg提出的构式定义相符，因而可以使用构式理论分析。 2.2. “肉夹馍”构式类型的特征 2.2.1. “A + V + M”(材料 + 动作 + 材料)类构式的总特征 Charles Fillmore认为意义是相对于情景而言的 [ 4 ] 。对事物的具体理解，应参考相应的背景框架或情景模式。“肉夹馍”隶属食物名称短语，其命名方式应从中式食物名称中去溯源。 中式食物名称以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风格为主。除以地名、人名方式命名的菜品外，写实类食物名称还可分为“材料 + 材料”类，如虾仁豆腐、辣子鸡丁等；“工具 + 材料”类，如：干锅土豆、瓦罐汤等；“风味 + 材料”类，如：鱼香肉丝、糖醋排骨等；“材料 + 烹饪方法 + 材料”类，如：葱煸羊腩、肉沫蒸蛋等。 “肉夹馍”为用肉填充的馍，“肉”和“馍”为该美食的组成材料，“肉”为辅料，“馍”为主料，“夹”为制作方式。因此，我们将“肉夹馍”归并为“材料 + 动作 + 材料”类构式。我们用A (accessory ingredients)表示辅料，V表示动作，M (Main ingredients)表示主料，简写为“A + V + M”类构式。 2.2.2. “A + V + M”类构式的次类特征类型 从形式上看，“A + V + M”类构式由三部分组成，分别表示菜品辅料、制作方式和菜品主料。A、M部分主要由菜品类名词性词组充当，V部分主要由表制作方式的动词充当，如：炒、炸、烧、焗、煽、炕、烩、焖、煨、炖、炝、烤、煸、炜、泡、涮、淋、溜、滑、扒、拌、蒸、熏、煮、煲、酿、卤、腌等。此外，A部分除由辅料充当外，还可由少部分小型的烹饪或制作工具充当。相关菜名有很多。例如“辅料 + V + M”类构式的菜名：梅菜扣肉、冬菜扣肉、红枣蒸南瓜、海鲜炒面、蒜蘸面、蛤蜊蒸蛋、南瓜蒸饺、羊肉烩面、鸡肉灌包、江米酿鸡、荷叶蒸鸡、肉丝炸春卷、蟹粉扒豆苗、肉碎蒸滑蛋、香芒烧茄子、葱爆海参条、孜然烤牛肉、芝麻炸多春鱼、肉末蒸豆腐、咖喱焗鲟鱼、醋溜白菜、小葱拌豆腐、蜜汁蒸鲈鱼、鼓汁蒸排骨、葱姜油淋鸡、樱桃汁煎鸡胸、大蒜烧白鳝、上汤焗龙虾、茄汁炆排骨、土炒馍等。例如“工具 + V + M”类构式的菜名：石锅拌饭、纸包鱼、铁板炒鱿鱼、瓦罐煨汤、纸包鸡、砂锅炒翅、砂锅滑鸡、锅贴鸡片、锅包肉、刀削面等。 “A + V + M”类食物名称烹饪主料常后置，符合中式食物命名的一般规则。因此，“肉夹馍”在与“馍夹肉”的竞争中占上风也是大势所趋。另外，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肉夹馍”与“馍夹肉”源于两种不同的命名方式，“馍夹肉”是主谓短语，不属于“A + V + M”类构式范畴。因而，两者的对比已有偷换概念之嫌。 2.3. “A + V + M”类构式的构式义 2.3.1. “A + V + M”类构式的独立义 从构式义上看，Goldberg认为构式本身具有意义，且该意义独立于构式中的具体词项而存在。“A + V + M”类构式的语义背景与中式食物名称相联，其构式义为以A的辅料(或工具)配上V的方式做成的一种M类食物。该构式描述的是材料与动作之间的关系，即“动作–受事”的语义关系。在此关系中，动词位于受事前，语义指向后面的受事。当动词前面的成分为材料、结果、程度、方式时，动词也可前指。在“肉夹馍”中，“肉”与“夹”是材料与动作的关系，指用肉填充，动作“夹”指向受事“馍”和材料“肉”。 2.3.2. “A + V + M”类构式的互动义 Goldberg (2007)指出构式的动词义与构式义有精细化、动态作用力、前提条件、伴随行为4类关系 [ 5 ] 。Goldberg强调动词的使用让构式的具体意义更明确。如：牛肉拉面、牛肉炒面、牛肉泡面，同样的搭配词项，通过动词“拉、炒、泡”的加入，使得整个构式的意义变得精细化。此外，在“A + V + M”类构式中，提供具体的制作原料的A、M，也与构式发生互动关系，使构式的意义表达得更为详尽。如：鼓汁蒸排骨、蜜汁蒸鲈鱼、蛤蜊蒸蛋，构式“A + 蒸 + M”中的烹饪方式“蒸”与辅料和主料进行互动，让整个构式的意义具体化。
system: [SYSTEM]

user: 3. 构式压制与“A + V + M”类构式的词汇多功能性 3.1. 构式压制 王寅(2009)指出语言表达中有一种情况，即当动词不具有或不明显含有构式的全部题元角色，或其语义和用法与其构式不兼容时，首先要考虑用于构式中的动词的灵活性，这就有“构式压制”产生。即两者不完全对应时，构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能强加于动词额外的角色，从而使其功能发生改变 [ 6 ] 。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当词汇义与句法义发生语义冲突时，潜在的语言环境会产生构式压制，使解释者需根据其构式义来对词汇义做出另样的解释。 3.2. “A + V + M”类构式压制下词汇功能的转变 “A + V + M”类构式中存在因冲突被迫磨合互动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源于构式压制的作用。在此压制下，构式词项被临时赋予构式指定的含义，由此衍生了该构式词汇的多功能性。从根本上看，关于“肉夹馍”的争议无非是对“夹”词性的争议。传统语法认为，“夹”是动词，“肉”为受事，表示“肉夹着馍”，因此“肉夹馍”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而从构式压制角度看，实则不然。在“A + V + M”类构式中，成分义因受到构式义“以某种方式做成的一道菜”的语义牵制，整个构式呈现的是一种修饰关系，致使构式动词词性发生改变。其层级结构可以划分为： 在这类构式中，中心语是M，A与V都是修饰成分。所以，动词性成分V在此被赋予了形容词的用法，表示“V的M”。因此夹馍的“夹”不是动词，而是活用做形容词，用来修饰馍，指明这种馍的做法。夹馍为名词短语，表示通过用把馍切开往里面夹东西的方式做成的馍，与泡馍、烤馍、炒馍等相区别。杨锡彭(2012)也指出“夹馍”的“夹”虽是动词性语素，却是结构中的修饰性成分，其语义构造跟“夹板、夹棍、夹具”相同。从结构关系看，“夹馍”不仅跟“夹板、夹剪、夹棍”相同，跟“烧饼、泡馍、泡饭”等名词也相同。因此，“肉夹馍”的构成虽是“名+动+名”，却不是主谓结构，而是跟“糖烧饼、羊肉泡馍、菜泡饭”一样，都是偏正式名词性词语 [ 7 ] 。同时，“A + V + M”类构式中名词A也因构式压制形容词化，在此充当定语。
system: [SYSTEM]

user: 4. “A + V + M”类构式的能产机制 构式语法根据语言单位是否可代替将构式分为实体构式和图示构式。我国学者严辰松(2006)将语素、词、复合词及全固定的短语或句子称作实体构式，将半开放或全部开放的固定结构、句型及词类范畴等形式称作图示构式。实体构式在词汇上是固定的，其组成分子不可替代，因而只有一个实例。而图式构式有多个实例，且分两类。一类是抽象的图式构式，如及物句型、双及物句型等，它们在词汇上是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多的实例。另一类图式构式在词汇上具有部分开放、半开放等情况，只能生成少数实例，如汉语“年方……”、“有 + 光杆名词”类构式 [ 8 ] 。 “A + V + M”类构式在词汇上是完全开放的，理应属于抽象的图示构式。但通过不同语块的替换，我们发现其开放程度各不相同。在分别替换A、V、M时，属于半固定结构，只能生成少数实例；当A、V、M都替换时，构式在词汇上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但受语义框架限制，也不能无限制填充。具体情况如下： 1) 替换A 只要A不断更新，该构式就能持续能产。以“肉夹馍”为例，可以衍生出花干夹馍、菜夹馍、鸡蛋夹馍、火腿夹馍等词。 2) 替换V 此种情况能产性偏低，只有当制作方式V与A、M相匹配时，该构式才能产生新词。如：鸡蛋卷饼、鸡蛋灌饼等。 3) 替换M 此时，只需主料与辅料、制作方式相匹配即可。如：“油炸”可以衍生出油炸鸡翅、油炸海米、油炸麻花、油炸糍粑、油炸春卷等。 4) 替换A、V、M 此时，因可替换的语言项目多，其能产性高于前三者。如：鸡蛋灌饼、豆角焖面、羊肉泡馍、油焖大虾、酱爆肉酥饼、葱烧牛筋、肉松煎饼、蛋炒饭、土豆卷饼、青椒斩蛋等。 可见，进入该构式中的语言成分必须要在形式和语义上与“A + V + M”类构式保持一致。经概括，这类语言单位具有以下特征： 1) 替换的语言成分必须满足遵循原构式中的组合规则，成分间只能是定中修饰关系。 2) 遵循语言的聚合规则，保持词性一致。 3) 语义上需搭配得当，且符合原构式的语义框架。 只有满足了以上要求，“A + V + M”类构式才能被不断填充，创造新词，发明新菜。
system: [SYSTEM]

user: 5. “A + V + M”类构式的认知形成与发展 构式语法认为语言具有理据性，且理据性介于预测性和任意性之间。基于构式的语言观考虑，我们认为“肉夹馍”这一美食名称的形成、流传与大众的认知方式和认知心理密不可分。 5.1. 人们普遍的图形–背景认知方式 关于人类的普遍认知方式，心理学家Rubin曾提出“花瓶–人面变形图”的实验来解释。一般说来，人们不可能同时既看到花瓶又看到人面。完型心理学家认为主体的知觉认知包括图形和背景两部分，人们倾向于在背景中感知图形。对此，王寅(2006)也做了解释，图形是包含于背景之中但又突出于背景的成分，在认知中占优势，是最明显的成分，成为注意的焦点；它通常是形状完整、体积较小、不易预料的、依赖性大的事体。而背景在认知中突显程度低，可作为认知上的参照点；它一般是体积较大、独立性较大、更易预料的物体。投射到语言范畴，就是将心智中的“焦点”事体转换成概念中的“突显”问题 [ 9 ] 。 在“A + V + M”类构式中，A部分体积较小，独立性弱，属于认知中的图形部分，在认知中占优势，为构式中的突显部分；M体积较大，独立性强，为构式背景，处于次突显地位。以“肉夹馍”为例，人们在初见这一美食时，印象最深的是馍里夹着的腊汁肉，闻到的也是腊汁肉的醇香，在视觉和嗅觉的冲击下垂涎欲滴，产生味觉触动，在感官上形成的知觉直接其归入美食范畴。“馍”在整个意象图式中起到衬托作用，将“肉”的形象聚焦突显。这一意象图式投射到语言中，就形成该语言的语义框架(突显与次突显)；其语义框架投射到具体语言中，就形成其构式框架(突显 + 方式 + 次突显)，最后选取相应的语言符号“肉”、“馍”进行填充，就形成了“肉夹馍”这一名称。 同时，“A + V + M”类构式中的突显部分A也是该结构中的语义焦点。为了表示突显，直接将A置于最前面，让新信息首先传达。在“肉夹馍”中，“肉”为语义焦点，放在构式最前面，让人了解“肉”夹馍，产生视听上的新鲜感，形成以“肉”为多的心理体验。在具体语境中，“肉”还跟同组成员构成对比焦点，强调不是花干夹馍、菜夹馍，而是含肉的馍。 5.2. 商家迎合顾客“求新”的消费心理 语言是人们通过与客观事实的互动体验进行认知加工的结果。认知语言学遵守的是“现实-认知-语言”的语言心智观。 “A + V + M”类构式食物名称之所以能长期流传和能产，在于其与商家的销售认知心理相符合。食物名称是搭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信息的桥梁，为了使菜品大卖，商家会选择吸引顾客的菜品名。顾客因支付能力的差异会出现高、低消费的两类群体。因此，商家除了选择玉盘珍馐类的高档菜品名外，还会选择实惠诱人的亲民菜品名，以实现薄利多销。“A + V + M”类构式的菜品无疑满足了后者的特点，通过给普通菜品换上新装，并以平常价售卖来吸引顾客。如：“龙凤呈祥”、“翡翠虾仁”这类名称给人精致华美、价格不菲之感，让普通群众敬而远之，而“肉松煎饼”、“油淋笋鸡”这类名称具体可感，用辅料给普通原料润色，让消费者耳目一新，愿意一试。 正因为此，肉夹馍才从普通馍中脱颖而出，成为西安美食的名片之一。在陕西，除了西安的肉夹馍外，还有很多新品肉夹馍，如：临潼狗舌头肉夹馍、宝鸡臊子肉夹馍、高陵洋芋片肉夹馍等出现在大街小巷，为人们追捧喜爱。可见，“肉夹馍”的名称已经为大众喜闻乐见，并且其凝固性不断增强，成为许多美食名称的构词语素。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语 “肉夹馍”是“A + V + M”类构式的典型实例，其特点可以在该构式中得到逐一印证。其中，“A + V + M”类构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受构式压制出现词性功能转变的现象。另外，“A + V + M”(辅料/工具 + 动作 + 主料)类食物名称已被民间广泛接受，成为部分写实类中式食物命名的重要依据，突显辅料、后置主料是这类食物命名的一大特色。这既符合构式语法的理论基础，又兼顾了人们普遍认知方式和认知心理。随着大众对新颖食物的追捧，商家也会利用该构式创造出更多的食物名称。“A + V + M”类构式的能产性也将进一步增强。最后，借该文我们也想说明，不合传统语法的词、短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肉夹馍”式只是其中的一例。当传统语法无法完全解释这些语例时，从认知角度出发，利用构式理论也许会有更合理的解释。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通过分析越南语汉越音和客家音读音的相关数据和资料，将汉越音中的声母与梅县客家音的声母从共时角度进行对比，初步探索两者的对应规律。 关键词 :客家音，汉越音，声母，对应关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越南与中国互为邻邦，有着悠久的交流史，汉语与越南语的语言接触历史也非常悠久，大体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初至九世纪末；第二阶段从十世纪初持续至今。在很长的时间里，汉字作为越南的正式文字，用于正规学堂的教学、科举、行政、外交以及文化，文学创作等领域。越南人读汉字的发音叫汉越音，是一种成系统的读音，意思是在理论上可以用汉越音来读出所有的汉字，具有与汉语读音相近的功能。汉越音包括古汉越音、汉越音和越化汉越音。越南语言学家阮才谨在《汉越读音的形成过程和根源》中认为，“汉越音是来源于汉语的一种读音，具体为公元8，9世纪在交州地区传播的唐音” [ 1 ] 。 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当客家人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客家话与南方各方言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南方方言之一。同时，受“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思想的影响，在客家人内部，客家话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因此其受北方方言音变的影响也不大。客家音和汉越音同根同源，保留着许多汉语上古音，中古音的语音特点，在进行语音史、语音变化、中古音构拟等研究时，汉语各方言和越南、朝鲜、日本的汉字音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将汉越音的声母与客家音的声母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初步探索两者的对应规律。语言的发展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因此共时和历时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有时会相互交叉。
system: [SYSTEM]

user: 2. 汉越音和客家音的声母系统 2.1. 汉越音的声母系统 由于越语语音系统中包含了汉越音语音系统，因此我们可以将汉越音系统从越语语音系统中分离出来，通过统计归纳越南陶惟英编著的《汉越词典》 [ 2 ] 中出现的所有汉越音，我们统计出汉越音共有21个声母。以河内音为代表的现代越南语语音中，tr [ʈ]和ch [ʗ]，x [s]和s [ʂ]，d [z]和 gi，r [ʐ]在发音上已经没有区别，而在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中仍然保留着对立，因此在汉越音的声母表中，我们仍保留这三组发音的对立。 汉越音声母系统包括： 双唇音：b [b]、m [m]； 唇齿音：ph [f]、v [v]； 舌尖音：th [tʻ]、t [t]、đ [d]、n [n]、x [s]、d [z]、 l [l]、tr [ʈ]、s [ʂ]、gi [ʐ]； 舌面音：ch [ʗ]、nh [ɲ]； 舌根音：c， k， q [k]、ng [ŋ]、kh [χ]； 喉音：[Ɂ] 、h [h]； 声母ng [ŋ]，nh [ɲ]被看作是同一个音位[ŋ]，因为当ng [ŋ]位于前元音i，ê，ê之前时，其实际发音为nh [ɲ]。 2.2. 梅县客家音声母系统 根据《客家音字典》 [ 3 ] 中的客家音拼音方案，梅县客家音语音系统有16个声母，不含零声母。 客家音声母系统包括： 双唇音：b [b]、m [m]； 唇齿音：ph [f]、v [v]； 舌尖音：j， z [ts]、q， c [tsʻ]、x， s [s]、d [t]、t [tʻ]、n [n]、l [l]； 舌面音：[ȵ]； 舌根音：g [k]、k [kʻ]、ng [ŋ]； 喉音：h [h]； 在客家音中，声母/ŋ/与以/i/开头的韵母相拼时，读作/ȵ/，实际音值为/ɲ/。因此，为了方便对比，我们认为客家音中有舌面音/ȵ/。
system: [SYSTEM]

user: 4. 小结 通过统计和分析汉越音和客家音声母的对应关系，本文认为那些数量多且有相同或近似语音性质的对应，是有规律的对应，最终得出梅县客家音的声母与汉越音的声母之间的主要对应规律如下： Table 7 The corresponding laws table of initial consonants between Han Viet dialect and Hakka Dialect of Mei Xia 汉越音 总字数 客家音 字数 有规律的对应 占比 总占比 b/b/ 219 p/pʻ/ 109 49.77% 97.72% b/p/ 105 47.95% m/m/ 225 m/m/ 217 96.44% 96.44% ph/f/ 239 f/f/ 157 65.69% 92.89% p/pʻ/ 65 27.20% v/v/ 108 w/v/ 52 49.07% 87.96% /zero/ 42 38.89% t/t/ 605 s/s/ 249 41.16% 88.93% z/ts/ 165 27.27% c/tsʻ/ 124 20.50% đ/d/ 336 t/tʻ/ 181 53.87% 97.62% d/t/ 147 43.75% th/tʻ/ 429 s/s/ 194 45.22% 91.37% c/tsʻ/ 113 26.34% t/tʻ/ 85 19.81% n/n/ 94 n/n/ 63 67.02% 87.23% / ȵ/ 19 20.21% l/l/ 381 l/l/ 368 96.59% 96.59% tr/ʈ/ 232 z/ts/ 120 51.72% 91.81% c/tsʻ/ 93 40.09% x/s/ 87 c/tsʻ/ 53 60.92% 75.86% s/s/ 13 14.94% d/z/ 206 /zero/ 172 83.50% 83.50% s/ʂ/ 175 s/s/ 84 48.00% 94.29% c/tsʻ/ 81 46.29% gi/ʐ/ 71 g/k/ 52 73.24% 73.24% ch/ʗ/ 171 z/ts/ 147 85.96% 85.96% nh/ɲ/ 112 /zero/ 54 48.21% 81.25% /ȵ/ 37 33.04% c，k，q /k/ 529 g/k/ 372 70.32% 95.46% k/kʻ/ 133 25.14% kh /χ/ 183 k/kʻ/ 130 71.04% 71.04% ng/ŋ/ 136 /ȵ/ 54 39.71% 76.47% ng/ŋ/ 50 36.76% h /h/ 389 h/h/ 200 51.41% 80.74% f/f/ 118 30.33% /Ɂ/ 189 /zero/ 129 68.25% 96.29% w/v/ 53 28.04% 表7. 客家音的声母与汉越音的声母对应规律表 从表7可以看出，有规律的对应率相当高，且说明汉越音的声母系统与梅县客家音的声母系统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是表中的对应关系为单向对应关系，为汉越音的声母对应于梅县客家音的声母的对应规律，如果逆过来，则表7中的规律不一定成立。如：汉越音/b/对应的梅县客家音为/p/和/pʻ/，但是反过来，梅县客家音/p/和/pʻ/不一定对应汉越音/b/，因为梅县客家音的/p/、/pʻ/可能与汉越音的其它音也有规律的对应。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语音是语言学习的基础，语音习得效果直接影响口语交流。研究某一群体习得者习得汉语时表现出的普遍性规律，可以辅助我们更具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别化教学。本文结合在罗马尼亚教学实践经验，分析罗马尼亚学习者学习汉语语音的特征，并对其习得特点提出相关教学方法。 关键词 :罗马尼亚语，元音，辅音，声调，习得特点，教学策略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元音方面 1.1. 单元音 罗马尼亚语中共有七个元音，a、ă、â/î、i、o、e、u。其中最难习得的是i和ü，a、o、u在汉语中与对应项发音相似，i与汉语舌面音i相似。而e与汉语ei发音相似。 Table 1 Analysis result about Chinese vowel degree of difficult 汉语 罗马尼亚语 元音 一级 有，一项 有，多项 二级 无 有 ă、â/î 三级 有且对应相似 有 a、o、u 四级 有 无 ü、er 五级 有，多项 有，一项 i 表1. 汉语元音难度等级分析 根据难度系数等级分析，如表1所示，罗马尼亚学习者习得汉语元音时最大问题是i，其次是ü和er。汉语中元音i有舌面音、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三种音位变体，而罗马尼亚语中只有舌面音，因此学习者习得i时很难分辨舌面音和舌尖音。受母语正迁移影响学习者较易习得舌面音，而对舌尖音习得较为困难。教学时先学习舌面音i，学习声母z、c、s时，学习舌尖前音，学习zh、ch、sh时学习舌尖后音，重点放在区别前后的问题上，可以利用多媒体，通过观察发音部位来理解发音。舌尖前音舌尖靠近齿被，而舌尖后音舌尖更靠近硬腭。 因为母语中缺少的元音ü，学习者一般将ü发成[iu]，舌面前音与圆唇音不能共现。罗马尼亚语中有圆唇音u和舌面前音i，但是没有两者结合的情况，因此学生发音不能同时调动两个发音部位。在教学时先学习i音，感受舌面的位置；然后学习u音，感受圆唇的特点；最后学习ü音。读ü时，先发i音保持舌面位置不动，将嘴唇慢慢合拢缓缓发出ü。 罗马尼亚学习者在习得er时容易受母语舌颤音r的干扰，教学时以去声声调快速发音，可以减少舌颤音的出现。 1.2. 复元音 罗马尼亚语中也有复元音，多是半元音(e、o、i、u)与元音的组合，主要以二合元音为主。根据元音与半元音的前后位置分上行二合元音和下行二合元音 [ 1 ]。上行二合元音是半元音在前，元音在后；下行二合元音是元音在前，半元音在后 [ 1 ]。发音时以元音饱满响亮为主，半元音发音短促为辅。上行二合元音类重音在后，类似于汉语中的后响复韵母；下行二合元音重音在前，类似于汉语中的前响复韵母。三合元音多以“半元音 + 元音 + 半元音”组合，重音在中间，类似于汉语中的中响复韵母。 在学习复合元音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整体性。罗马尼亚语中元音与半元音的组合中间缺少渐变性过渡，因此有明显的长短轻重节奏 [ 2 ]。而汉语复元音是由前一个音划到下一个音，具有渐变性和整体性 [ 3 ]。学习者习得复合元音时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常将带有e、o、i、u的复元音读成几个分裂音，如ai读成[a-i]。在复元音教学中，先学习后响复元音再学习前响复元音，最后学习中响复元音。教学时强调汉语复元音的整体性，放慢每一个音的速度，感受划向下一个音的整体过程。 在习得带有舌根鼻音的韵母时，学习者常将ng音分离为-n和g。因为罗马尼亚语读写一致，发音时每一个音素都要发音清晰，且罗马尼亚语中没有以g结尾的词，因此学习者受其母语拼读规则影响，将以g结尾的音中g单独分离且发音清晰 [ 2 ]。如song读成[son-g]，g音清楚分离出来。教学时注重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对比教学，同时强调舌根音ng是一个音且注重整个复韵母的整体性。
system: [SYSTEM]

user: 2. 辅音 罗马尼亚语中共23个辅音，分别是b、p、f、m、n、d、t、l、h、j、q、z、c、Č、ğ、k’、g’、r、s、ş、x、ţ、v。根据对比分析理论可将汉语辅音分为四级如表2所示，其中z、zh最难习得，l、m、n、f、p、b、t、d、s与汉语中的对应音发音相似，而h、ş、ţ、c、Č、ğ、g、j与汉语发音不对应相似。 Table 2 Analysis result about Chinese consonant degree of difficult 汉语 罗马尼亚语 辅音 一级 有，一项 有，多项 p、t、c 二级 无 有 z、r、v、x 三级 有 有 b、d、l、m、n、f、s、h、 ş、ţ、c、Č、ğ、g、j 四级 有 无 zh、z、ng 五级 有，多项 有，一项 表2. 汉语辅音难度等级分析 将汉语与罗马尼亚语中的辅音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如表3所示，罗马尼亚语与汉语辅音发音相似度较高，因此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辅音时并不困难，但是某些不对称相似音仍会对汉语学习产生母语负迁移影响。在教学中发现，学习者在清浊音中浊化较为严重。汉语中清音j、d、b、g，受其母语负迁移影响，发音时较为浊化。在罗马尼亚语中p、t在词中或者与元音相临时需要浊化，如tată (父亲)音变为[tatǝ] [ 4 ]。因此在拼读词尾声母为p、t的音节时，会发成不送气音且浊化为b、d。学习b、p、d、t时强调汉语中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意义，且不送气音声带不振动是摩擦较小的清音。 Table 3 Analysis result about Chinese consonant degree of difficult 辅音 相同辅音 b、p、f、m、n、d、t、l、s、 t 不同辅音 Č c与元音e、i组合时 ğ g与元音e、i组合时 g’ 辅音组gh与e、i组合时 k’ 辅音组ch与e、i组合时 ţ 齿塞擦音、清音，舌尖抵在上下齿之间形成阻塞，气流通过舌尖和齿缝发出摩擦声 ş 齿擦音，上下齿微微合起，舌尖抵住下齿，口腔通路缩小，舌前部和硬腭之间形成空隙，气流通过齿缝发出摩擦声 v 唇齿擦音、浊音，上齿抵住下唇，下唇略内收，口腔通路缩小，气流通过唇齿间声带振动发出摩擦声 相同字母不同发音 x 位于词尾或一个辅音前发清音[cs]，位于两元音间发浊音[gz] r 舌颤音、浊音，舌尖随气流冲出，舌前端上下连续震动同时声带随之震动 z 浊音，上下齿微合，舌尖抵住下齿缩小口腔通路，舌前部与硬腭之间形成空隙，气流通过齿缝发出摩擦 相似音 对应相似 l 边音、浊音 m 双唇音、浊音 n 齿闭塞音、浊音 f 唇齿擦音、清音 g 软腭塞音、浊音 h 腭擦清音、喉擦音 p 汉 无音位变体 罗 唇塞音、清音，出现在词尾、词中其他清辅音前 b 汉 无音位变体 罗 唇塞音、浊音，出现在词中、元音前 t 汉 无音位变体 罗 齿塞音，在词尾时发送气音[t] d 汉 无音位变体 罗 齿塞音、浊音，出现在词中、元音前 s 汉 舌尖前音，塞音 罗 齿塞音 非对应相似 ş-sh 下颚略向前，上下齿相抵，气流从口腔经过的通道变窄，气流经过舌面与上齿龈间缝隙，发出摩擦 p-b 唇塞音、浊音，出现在词首、词中 t-d 齿塞音、浊音，位于词首、词中时 ţ-ch 舌尖抵在上下齿之间形成阻塞，气流通过舌尖和齿缝发出摩擦声。 Č-q 舌面前端接触硬腭形成阻塞，舌尖靠近下门齿，气流通过舌前端、上门齿、齿龈和硬腭之间发出摩擦 c-g 在同元音a/o/u/ă/â组合时 c-k 在辅音前音节末尾时发送气音[k] j-r 浊音，下颚略向前，上下齿相抵，气流从口腔经过的通道变窄，气流经过舌面与上齿龈间的缝隙，发出摩擦 ğ-j 浊音， 舌面前端接触硬腭形成阻塞，舌尖靠近下门齿，气流通过舌前端、上门齿、齿龈和硬腭之间发出摩擦 表3. 汉语辅音难度等级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声调 声调是汉语与罗马尼亚语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是学习者最大的难点。声调在汉语中具有区别意义，准确发音尤为重要。罗马尼亚语中词有重音与非重音的区别，主要强调音强，而汉语声调最本质的特点是音高的区别。罗马尼亚学习者在学习声调时最大的难点是找不准音域，对音高界限不敏感。如阴平发音难以保持平调，受母语词词尾降调的影响，阴平常伴随下滑音；阳平起调调值3，可能受阴平音响起音较高，难以继续上升至调值5，因此学习者很难分辨阴平和阳平，阴平阳平相连发音在声调习得中最为困难；上声发音的关键是降音，降音音域未降下来就开始升调；去声最容易习得，常见问题是降音不彻底。 总体而言，学习者在习得声调时调值音域是最大的问题，教学时要建立音域概念，可利用五线谱的形式以动作辅助演示声调变化 [ 5 ]。阴平可逐渐增长发音时长，以保持平调；阳平发音可利用阳平与阳平相连练习发音；上声可利用“wow”一词辅助发音；去声发音关键在于干脆，可以用迅速用力下滑的手势加以辅助。教学实践中发现可以调整声调顺序以促进声调习得，如先学习上声再学习去声，然后学习阳平和阴平，利用相邻声调的相同调值建立起始调，以此改善起调过低或过高问题。 罗马尼亚语中句子与句子之间、词与词之间停顿较短，一句话中各词语常连接发音。因此学习者在语流中对词之间的界限不敏感，将发音全部串联起来导致发音急促，再加之母语重音影响从而加重“洋腔洋调”。从教学实践来看，明确词边界信息更利于学习者语句学习，从词逐渐过渡到短语再到句子。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语 罗马尼亚学习者语音习得关键在舌尖音和声调问题上，在学习前期需要格外注意发音的准确性。语音是长期的学习的过程，可利用课前十分钟进行拼读练习和声调练习，利用词卡、实物等教具将音意调融为体，不仅利于语音练习而且便于扩展词汇。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从词汇类型学的角度通过语义地图对英汉日三种语言中“heart”、“心”和“こころ”进行了分析。“heart”、“心”和“こころ”的语义地图和概念空间可以体现语义的关系和距离，并可以用来预测词义的动态演化过程。根据[+HEART]的语义地图，我们可以看出语义的演化路径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规律，隐喻和转喻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文化模式，包括医学、宗教和哲学观念对不同民族的认知和语言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语言的意义根植于人的经验，同时不同语言的文化模式对语义的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语义地图，“Heart”，“心”，“こころ”，语义演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人体部位词语是国内外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 1 ] [ 2 ] [ 3 ] [ 4 ]，人体部位词语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 [ 5 ]，从认知语言学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历程 [ 6 ]。其中，“心”是人体词研究的重点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心是人生理和心理活动的重要器官。心是人体内脏中极为重要的器官，血液通过心脏才能传送到身体各个部位，如果心脏不能正常工作，人体各器官就会因供血不足而出现生命危险。同时，心在人的心理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日英三种语言中，“心”都是高频词汇，同时经过语义扩展可以表达复杂的语义。国内外对人体部位词“心”的语义进行了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心”进行了认知研究，对英汉“heart”和“心”进行对比研究，对汉日“心”和“こころ”进行对比研究，剖析了“heart”、“心”和“こころ”的语义概念。侯玲文 [ 7 ]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汉语“心”的词义，认为“心”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体现了汉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和人文价值观念。有多位学者从空间隐喻、实体隐喻的角度对比分析英汉“心”的语义概念，并分析其认知框架。王文斌 [ 8 ] 、齐振海 [ 9 ] 、吴恩锋 [ 10 ] 从空间隐喻角度研究“心”的语义概念，他们认为“心”语义概念与生理和心理结构有关，人们可以从多维角度认识世界。胡越坚、王菊兰 [ 11 ] 从实体隐喻和空间隐喻的角度分析“心”的语义概念体系。张建理 [ 12 ] 、齐振海、王义娜 [ 13 ] 、严婷、李冀宏 [ 14 ] 对比分析了英语“heart”和汉语“心”的语义概念，并分类研究，展示出英汉不同的转喻和隐喻认知框架。在认知语言学分析的基础上，有多位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英汉“心”的语义概念。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基础上，文化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Sharifian等 [ 15 ] 从应用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不同文化中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演变和对比，其中“心”语义的研究占据了重要篇幅。Yu Ning [ 16 ] 从认知语言学和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了汉语“心”的语义历史演化和现代汉语中“心”的语义特征，并进行了跨语言对比研究。黄碧蓉 [ 17 ] 从语义分布的角度考察了英语“heart”和汉语“心”的语义差异，认为语义建立在身体体验和文化模式之上。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申荷永 [ 18 ] 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儒道佛教义，分析了汉语“心”的语义内涵。与英汉“心”语义对比分析的文献相比，对“心”语义进行汉日对比的研究相对较少。孙晖苑 [ 19 ] 从隐喻、转喻和提喻三种认知方式考察中日“心”和“こころ”语义网络，并进行了对比分析。张继文 [ 20 ] 从实体隐喻、空间隐喻和感官隐喻出发对日语“こころ”的语义和概念隐喻进行了分析。李梓嫣 [ 21 ] 考察了日语“こころ”义族词和汉语“心”的对应关系，并比较了其差异。这些研究揭示了英汉日“heart”、“心”、和“こころ”语义概念的复杂认知网络，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上研究都是针对单一语言或对比两种语言的[+HEART]的语义概念，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的分析较多，而对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三种语言以上的类型学研究不足，对语言普遍性和变异性的研究较少。
system: [SYSTEM]

user: 2. 语义地图模型 语义地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是广泛使用于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义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通过建构概念空间，揭示语言成分多功能模式的系统性和规律性。根据Anderson [ 22 ]，概念空间是指心理地图，基于概念意义的相似性，比较不同语言中语言成分的多功能模式，得到普遍的概念关系图，可以体现语言形式的功能或意义的关系和距离。语义地图和概念空间是根据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设 [ 23 ] [ 24 ] 或邻近性要求 [ 25 ] [ 26 ] 构建的，语义地图模型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考察人类语言多功能模式的共同点和变异特征。 语义地图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Anderson [ 22 ] 所使用，在90年代用于语言类型学研究。Haspelmath [ 25 ] 对语义地图进行了阐释和发展，在Croft [ 23 ] [ 24 ] 等人的推动下，语义地图广泛用于语义类型学、认知语义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研究。语义地图在国内得到了吴福祥、张敏、郭锐、李小凡等学者的推动和发展，主要用于语法形式和结构的研究，最近语义地图开始用于词汇语义的跨语言研究，拓展了其应用领域 [ 27 ]。 本文采用语义地图模型对英汉日的“heart”、“心”、和“こころ”进行语义分析，分为三步：构建语义空间、绘制语义地图、分析和阐释。在类型学上，英汉日三种语言属于三种语言类型：英语是屈折语，汉语属于孤立语，日语属于黏着语。这符合绘制语义地图的语言类型丰富性条件。
system: [SYSTEM]

user: 3. “heart”、“心”和“こころ”的语义分析 根据辞海(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第八版)、《新日汉大词典》、《ライトハウス英和辞典》 (第六版)，“heart”、“心”、和“こころ”均被定义为人体器官，人和脊椎动物体内血液循环的肌性器官，位于人体的中心，与胸部相邻，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是思想和情感之所在。他们的语义特征如表1所示： Table 1 Meanings of [+HEART Meanings heart 心 こころ 1 [+stomach] + + 2 [+mood] + + + 3 [+feeling/emotion] + + + 4 [+sympathy/concern]: + + + 5 [+love/affection]: + + + 6 [+will/ intention/firmness]: + + + 7 [+innermost character/ personality/disposition] + + + 8 [+courage/confidence] + + 9 [+manner] + 10 [+beliefs] + + 11 [+shape] + + 12 [+thing] + + 13 [+card games] + + 14 [+core/essence] + + + 15 [+meaning] + 16 [+person] + + 17 [+thought/intellect] + + + 18 [+memory] + + 19 [+calculation] + + 20 [+conscience/awareness] + + 21 [+soul/spirit] + 22 [+antares] + 23 [+citta] + + 表1. [+HEART]的含义
system: [SYSTEM]

user: 4. “Heart”、“心”和“こころ”的语义地图 在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共有的概念空间描写特定语言语义范畴的多维分布特征 [ 2 ] [ 3 ]。概念空间由点和线组成，点代表不同语言中某一语法形式的不同功能或含义，线代表两种功能或含义的直接联系。根据语言连续性假说，我们可以把不同语言中的分布模式投射到概念空间，绘制出特定语言的语义地图。 4.1. “Heart”、“心”和“こころ”的概念空间 根据“heart”、“心”和“こころ”的基本语义和扩展语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构建相关的概念空间。按照语义地图的操作原则，在概念空间中，不同的语义表示不同的概念空间区域。 首先，“heart”、“心”和“こころ”有13条相同的语义，其中包括：1. organ；2. chest；3. center； 4. core/essence；5. mood；6. emotion/feeling；7. sympathy/concern；8. love/affection；9. will/intention/firmness；10. innermost character/personality/disposition；11. mind；12. thought/intellect；13. memory。根据以上语义我们构建概念空间，见图1。 图1. Heart & 心 & こころ的概念空间 4.2. [+HEART]的语义地图 我们可以绘制三种语言[+HEART]的语义地图。在英语、汉语和日语中[+HEART]的语义特征都占有各自的概念空间。 图2. [+HEART] (heart & 心 & こころ)的语义地图 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英汉日三种语言中“heart”、“心”和“こころ”语义特征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并判断语义特征之间的关系和距离。距离越近，语义联系越直接。例如，[+courage/confidence]与[+will/intention/firmness]和[+love/affection]都有关联，但是[+courage/confidence]与[+will/intention/firmness]直接有关，与[+love/affection]的距离较远。同时，根据语义地图，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词汇语义演变的趋势。例如，如果某种语言有[+courage/confidence]的语义，它一定会有[+will/intention/firmness]的语义([+courage/confidence]←[+will/intention/firmness])，反之则未必。
system: [SYSTEM]

user: 5. [+HEART]的语义演化路径 从[+HEART]的语义地图，我们可以发现，“heart”、“心”和“こころ”的语义特征都是从其基本语义演化而来([+organ of body] [+chest] [+center] [+mood] [+mind])，基本遵循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同时，语义的演变以相似性和相关性为纽带，以隐喻和转喻为重要机制，以人的经验为基础。心从器官的语义演变为心的形状，然后演变为与心相似的物体(白菜心，the heart of cabbage)。而且，由于心脏在人体中的中心位置，心在多数语言中表示中心和重要的含义，然后扩展到核心和本质的语义([+center]→[core/essence])，例如the heart of the matter/problem和《心经》。同时，人的情绪变化会引起心脏血流的变化，因此心表征情绪和情感的语义比较丰富，情绪和情感会引发同情与爱的情感，造成性格和人格的变化。同时，心脏血流对大脑的供应也非常重要，是人正常思维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很多语言中，心与思维的关系比较密切。同时，思维演化为智力、记忆、意识和良知的语义。 同时，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模式对语义的演变也有重要影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因素与认知、语境和元语言等因素会共同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变异 [ 9 ]。 根据Yu Ning [ 16 ] 的研究，在中世纪欧洲文明中，“心”代表了重要的思维器官。天主教坚定的相信“心” (Sacred Heart)是信仰的所在和标志。但是，由于近代医学研究发现心的真正功能是负责全身血液流通的泵，欧洲语言开始用head和mind替代思维的功能，人们不再把心脏看成思维的工具。因此，在英语中“heart”基本上很少表达思想、意识、灵魂和精神的含义。但是“heart”表达情感的含义依旧比较丰富，而思维义只散见于情感义项中；同时，心依旧可以表示信仰的含义 [ 17 ]。 在三种语言中，汉语“心”的语义最为丰富，构词能力最强。根据《汉语信息词典》统计，“心”的使用频级为1级，构词能力为6级(最高级) [ 7 ]。汉语“心”的语义丰富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医和儒道佛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按照中医的观点，心主血脉，心主神明(《辞源》)。“神”指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在现代中国文化中，中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的思想和理念普遍被接受，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思维。 在儒家思想中，儒家的真谛就是对“心”的理解和把握 [ 18 ]。孟子通过“心”来注解仁义礼智信。同时，在道教中，“道”的内涵也只有心才能把握 [ 18 ]。同时，心宿是中国民间信仰和道教崇奉的星神，部分原因在于与人心形状相似。因此，[+antares]成为汉语“心”的独特语义。同时，佛教认为“三界唯心”以及“万法合一”，“心”是一切佛法的核心 [ 18 ]。在汉语中，心词语和心义族词在生活中大量存在。“心”可以表示生理器官，也可以表示心的形状和物体；“心”可以表示情感、态度、意志和性格，也可以表示思想、意识和精神。 而日语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医和佛教的影响，来自于佛教的“心”词汇比较丰富。日语的[+HEART]包括日语假名“こころ”、汉字“心”和外来语haato (heart)。心不仅表达丰富的情感含义，同时，心还能够表达思维、智慧、意识的含义，并上升到灵魂和精神的高度([+soul/spirit]和[+citta])。同时，日语的心还发展出[+meaning]和[+manner]的独特语义。但是，在日语中，“心”被认为是思想和情感的处所，而不是产生思想和情感的实体。而且，在现代日语中，由于胸部被认为是产生思想和情感的部位，“心”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语义已经弱化 [ 28 ]。同时，在现代日语中开始采用外来语haato (heart)表达“心”语义，这体现出英语语言对日语的重要影响 [ 28 ]。 因此，在三种语言中，由于汉语“心”文化历史悠久和影响来源广泛，汉语“心”比英语“heart”和日语“ここる”的语义更为丰富，这说明语义的演化源于人的经验，更是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词的意义是人对非语言世界万物认知的结果 [ 29 ] ”。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论 语言的意义根植于人的经验，同时不同语言的文化模式对语义的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词汇类型学的角度对“heart”、“心”和“こころ”的语义地图分析说明[+HEART]语义的演化路径，语义地图可以体现语义的关系和距离，并可以用来体现词义的动态演化过程。从[+HEART]的语义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其路径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规律，隐喻和转喻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文化模式，包括医学、宗教和哲学观念，对不同民族的认知和语言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当代乌克兰是一个双语(乌克兰语与俄语)使用程度很高的国家。历史原因使得俄语成为当代乌克兰境内的通用语言，而自独立以来乌政府积极推行“乌克兰化”政策，增加乌克兰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使用。研究表明，大多数乌克兰人支持自由发展俄语，但同时也希望政府促进乌克兰语的发展，因为乌克兰语不仅是国家的象征，也是乌克兰民族的固有属性。 关键词 :语言认同，乌克兰语，俄语，乌克兰民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认同是人的一种心理属性，即回答他属于哪种社会、经济、民族、职业、语言、政治、宗教、种族等群体或团体，或是把自己等同于某种人，从而表现出上述这些群体或团体所具有的一些属性。俄罗斯历史学家、理论民族学家М. Н. Губогло认为，“认同不是固定或随意变化的范畴，而是指一系列因环境、民族领袖及某种固有文化范畴内所创造的个性而变化的内在的观念、思想、特征、规范及行为方式”。认同是一个变量，但不会轻易改变。具体到语言认同，М. Н. Губогло指出，“语言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语言特征的总和，包括语言能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 [ 1 ] 。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人并没有自己的国家，乌克兰土地四分五裂，曾分属于多个周边强国，受沙俄帝国的影响深远，以及上世纪乌克兰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因而俄语成为当代乌克兰的通用语言。1991年乌克兰自独立以来，乌政府积极推行“乌克兰化”政策，增加乌克兰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使用，促进乌克兰文化的发展。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受到威胁，乌克兰公民国家意识增强，对国语乌克兰语以及通用语俄语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同时也影响了乌克兰公民的言语行为。今年是中乌建交第27年，随着两国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了解当代乌克兰公民的语言认同现状，是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保证。国内几所外语类高校，如北外、上外、天外也都已开设专门的乌克兰语专业，意味着将会有越来越多专门的乌克兰语人才，为两国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system: [SYSTEM]

user: 2. 当代乌克兰公民的语言能力分析 2001年全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克兰有乌克兰族人3750万(78%)，俄罗斯族人830万(18%)。上文提到当代乌克兰是一个双语(乌克兰语与俄语)使用程度很高的国家。2006年乌克兰权威社会学调研团队R & B (Research & Branding Group)所做的社会调查如表1所示。 Table 1 Ukrainian citizens master the language leve 自由掌握 掌握得不错 掌握得不好 不会 难以回答 乌克兰语 57% 29% 11% 3% − 俄语 68% 24% 5% 1% 2% 表1. 乌克兰公民掌握语言程度 数据显示大约有86%的乌克兰公民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乌克兰语，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俄语的人数占92%。而通过图表也可以认为，有97%的受调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乌克兰语交流，99%可以用俄语。因此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乌克兰人是双语人，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双语人。 乌克兰公民除双语掌握程度很高外，其语言能力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特点。历史原因造就乌克兰西、中部地区居民倾向使用乌语；东、南部地区居民倾向使用俄语。自1654年乌克兰盖特曼决议与沙俄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起，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这两个东斯拉夫民族又开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648年，由乌克兰历史上伟大的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抗击波兰压迫统治的最大规模的哥萨克起义爆发，后因起义目的不明确、哥萨克内部分歧严重以及鞑靼人临阵变节等，哥萨克军队无力对波兰王国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因而又转向沙俄寻求援军，但这场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 2 ] 。1660年，波兰与俄罗斯为争夺乌克兰的土地开战。1686年，波兰与俄罗斯根据《安德鲁索沃条约》(1667)的条款：以第聂伯河为界，波兰得到右岸(西)乌克兰，沙俄控制了左岸(东)乌克兰和基辅(保罗·库比塞克，2009)。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约一百五十年间，乌克兰人及其居住的土地主要处于两个帝国的统治之下：90%的乌克兰地方并入了沙皇俄国；其余10%的乌克兰地方归属于奥地利帝国(赵云中，2005)。沙俄帝国占领了大部乌克兰土地，“俄罗斯化”政策在乌克兰土地积极推行。乌克兰的现代工业化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出现大批重工业城市，工业化改变了社会与人口结构，东部地区工业劳动力主要来自俄罗斯。在城市不断膨胀的情况下，面对外来工人的大量涌入和同化造成的压力，到20世纪初东部地区讲乌克兰语的人已经变成了少数族裔，而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则占据行政、文职工作和贸易等部门和行业的主导地位(保罗·库比塞克，2009)。二十世纪20年代初，苏联并没有占领今天乌克兰全境，超过700万的乌克兰人作为欧洲最大的、没有祖国的少数族裔生活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境内，二战后，乌克兰边境西移，乌克兰主权领土最终得以确定 [ 3 ] 。因此，乌克兰东西部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差异性显著，在语言上这种差异尤为明显，这也是当代乌克兰民族与国家构建进程中，尤其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乌克兰文化空间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根据“乌克兰社会舆论”基金会数据，当代乌克兰各地区公民日常交际用语使用倾向如表2所示。 Table 2 Language us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Ukrain 乌克兰语 俄语 乌俄混合语 所有受调者 46% 47% 7% 西部 98% 2% 0% 中部 64% 28% 8% 南部 23% 69% 8% 东部 5% 87% 8% 表2. 乌克兰不同地域语言使用情况 通过图表，可以看出西、中部地区公民在日常交际中趋向于使用乌克兰语，分别占98%和64%，而东、南部地区公民趋向于使用俄语，分别占69%和87%。乌克兰公民在语言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特点。
system: [SYSTEM]

user: 3. 当代乌克兰公民的语言态度分析 乌克兰宪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唯一国语，2012年通过的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赋予俄语作为某些地区(超过10%的居民把俄语当作母语)的区域语言地位，即地区官方语言地位，但2018年又宣布该法案违宪，因此我们把俄语当作乌克兰的通用语言 [ 4 ] 。乌克兰四大社会学研究中心在2017年进行的社会学调查中也涉及到关于乌克兰公民对俄语地位的态度问题的调查研究，如表3所示。 Table 3 Ways Ukrainian citizens think of solving language problem 年龄 全乌 24~ 25~35 36~45 46~55 56+ 乌克兰语是唯一国语，俄语和其他语言可自由使用 66.2% 69.1% 67.0% 68.8% 65.4% 63.8% 乌克兰语和俄语双国语 20.3% 17.4% 18.9% 19.0% 21.1% 22.4% 乌克兰语是唯一国语，俄语在一些地区是官方语言 11.1% 11.1% 11.5% 9.7% 11.5% 11.2% 拒绝回答或不知道 2.4% 2.4% 2.5% 2.5% 2.0% 2.6% 表3. 乌克兰公民认为解决语言问题的方式 调查数据表明：全乌有66.2%的公民认为解决乌克兰语言问题的最好方式是乌克兰语必须为唯一国语，俄语和其他语言可自由使用；而仅有11.1%的公民认为可赋予俄语在某些地区官方语言的地位。 而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КМИС)于2015年2月14日至24日进行了一次全乌社会舆论调查如表4所示。 Table 4 Ukrainian citizens’ attitude towards Russian status in 2013 and 201 乌克兰关于俄语的国家政策走向 2013 2015 大部分公民认为应该赋予本地区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就应赋予该地区俄语官方语言地位 47% 52% 应该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 27% 19% 应该把俄语从官方事务中排挤出去 19% 21% 很难回答或不知道 7% 6% 没有回答 0% 2% 表4. 2013年和2015年乌克兰公民对俄语地位的态度 调查显示52%的受调者认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大部分公民认为应该赋予本地区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地区就需赋予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持这种态度的受调者的数量与2013年的47%相比，增加5%；21%的受调者认为应该把俄语从官方事务中排挤出去，而2013年调查结果为19%，差距不明显；19%的受调者认为应该赋予俄语第二国语的地位，与2013年的27%相比，减少8%。由此可以推测出，全乌超过一半的公民认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大部分公民认为应该赋予本地区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地区就需赋予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他们认为这将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综合分析2013、2015及2017年社会学调查数据，乌克兰公民对乌克兰语国语的地位持绝对肯定态度，而对俄语是否应赋予地区官方语言的地位，虽然根据2015年调查数据，有过一半的受调者支持，但2017年数据说明，乌克兰公民更支持俄语作为通用语言自由使用，而对其在法律层面是否赋予某种地位持消极的态度。乌克兰语是当代乌克兰国家的唯一国语，是当代乌克兰民族的象征。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于2014年9月所作的调查如表5所示。 Table 5 Attitudes towards domestic languages in the past yea 态度 变好 不变 变差 对乌克兰语 35% 58% 7% 对国歌 40% 53% 7% 俄语 5% 76% 19% 表5. 过去一年对国内语言的态度 数据表明在乌克兰危机发生近一年后，有35%的受调者对国语乌克兰语的态度变好，而有40%的受调者对乌克兰国歌的态度也变好，这表明乌克兰公民不仅在法律意义上将国语视为国家机器的语言，而且将其视为乌克兰民族的固有属性。根据В. М. Кулик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公民支持自由使用俄语，但同时也希望国家为乌克兰语的发展做出贡献。对乌克兰语的积极态度使乌当局有可能保证其在公共部门的使用，例如，公务员可以与前来办事的公民严格使用乌克兰语进行交流。此外，国家可以使用税收减免等手段来刺激乌克兰语书籍，电影，歌曲和网络资源的制作和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