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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 人们探讨二语学习时都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早学好还是晚学好？根据经验判断，儿童似乎比成年人更能学好一门语言。尽管儿童开始时的学习速度并不比成年人快，但最终的效果却往往超出成年人的水平。二语学习的起始年龄(age of onset，简称AO，即首次有意义地接触第二语言的年龄)被视为影响二语学习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主题，但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对年龄效应的本质达成共识(Granena & Long， 2013 [ 1 ] ， Muñoz & Singleton， 2011 [ 2 ] )。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对于年龄效应的解释。 首先，以Lenneberg (196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年龄效应源于生理机制成熟的制约(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 3 ] ，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支持。Bialystok & Kroll (2018)在他们的评论中指出，很多研究者将关键期(critical period)作为生理机制成熟的体现并用来解释年龄效应，但这样的解释可靠性不足 [ 4 ] 。 其次是认知学派的探讨。DeKeyser (2000)基于Bley-Vroman (1988) [ 5 ] 的根本性差异假设(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指出儿童和成年人二语学习的不同效果可能源于不同的认知机制，也就是说年龄效应问题的实质可能是认知机制的不同 [ 6 ] 。语言学能(language aptitude)作为重要的认知因素，目前受到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关注。基于Carroll (1962 [ 7 ] ， 1981 [ 8 ] )以及其他研究者对于语言学能的探讨，研究者们对语言学能与二语语法学习成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研究结果复杂多样。DeKeyser (2000)和DeKeyser等(2010)采用移民作为研究受试，测试了他们的语言学能和语法水平(用语法判断测试成绩作为指标)并探索这两个因素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成年学习者当中，语言学能和语法测试成绩达到了显著相关，而在儿童学习者当中不存在显著相关 [ 6 ] [ 9 ] 。Abrahamsson & Hyltenstam (2008)则通过研究发现在早学者中，语言学能与语法测试成绩之间也是存在显著相关的 [ 10 ] 。Granena & Long (2013)以母语为汉语，二语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者为对象，分为早中晚三组进行测试，结果发现没有一组的学能分数和语法成绩达到了显著相关 [ 1 ]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验结果，Granena (2014)研究了起始年龄在3~6岁的母语为汉语，二语为西班牙的学习者，采用LLAMA学能测试和限时/不限时的听力语法判断测试，结果显示语言学能和不限时听力语法判断测试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得出了和Abrahamsson & Hyltenstam (2008) [ 10 ] 相类似的结论，即在早学组中语言学能也存在对语法学习成效的显著作用 [ 11 ] 。在对语言学能深入探讨并验证语言学能的测量工具后，Dekeyser等(2010) [ 9 ] 和Granena (2012 [ 12 ] ， 2013 [ 13 ] ， 2013 [ 14 ] ， 2015 [ 15 ] )则进一步把语言学能细分为内隐学能(implicit aptitude)和外显学能(explicit aptitude)，并发现了它们的不同影响效果。内隐学能反映的是一种体验–直觉式的学习机制，而外显学能则体现的是理性–分析式的学习机制。对应到目前比较流行的语言学能测试工具LLAMA学能测试上，LLAMA D主要测量的是内隐学能，而LLAMA B、E、F则测量了外显学能(李红、马莉，2016 [ 16 ] )。 国内也有学者研究了语言学能与我国英语学习者学习成绩以及相关因素的关系，比如戴运财(2006)研究了语言学能与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关系 [ 17 ] ，苏建红(2012)探讨了显性、隐性教学与语言分析能力及二语显性、隐性知识习得的交互作用 [ 18 ] 。但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年龄效应问题。马莉(2016)以国内多所高校的研究生为研究受试，将受试的学能测试分数与多项语法判断测试成绩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了内隐学能与早学组的语法判断测试成绩显著相关，而外显学能则与晚学组的语法判断测试成绩显著相关。此外，该研究还发现语言学能是解释我国外语学习者语法学习成效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 19 ] 。 最后，不少研究者还从二语学习者的社会心理因素角度对年龄效应进行解释。Hyltenstam (2018) [ 20 ] ，Pfenninger & Singleton (2016) [ 21 ] 以及Muñoz (2008) [ 22 ] 论述年龄效应时强调了在输入有限的学习环境下，社会以及心理因素比如动机、社会交际以及语言使用等因素会对学习成效有更重要的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Wong (2008)通过动机调查问卷和英语水平测试获得了两组香港学生受试的数据，结果发现，动机与两组受试的测试成绩显著正相关 [ 23 ] 。Zhang等(2013)以国内三所大学的大学生新生为研究受试，考察了动机、个性以及学生英语成绩(大学英语入学分班考试成绩)的关系，结果表明动机与学生成绩显著相关 [ 24 ] 。而在马莉(2016)的研究中，动机与语法判断测试的某些组成部分显著相关，并在回归分析中部分解释语法学习成效的差异。虽然该研究也加入了语言使用这一因素，但是语言使用只与语法判断测试成绩达到了弱相关，而且没有进入到回归分析中 [ 19 ] 。 然而，根据Dörnyei & Ryan (2015)的观点，不应该把学能只当作一个认知因素来考察，它与动机、情感因素等存在互动关系 [ 25 ] 。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很少有研究者综合考察年龄效应下语言学能、动机、语言使用与学习者学习成效，特别是语法学习成效的关系。马莉(2016) [ 19 ] 虽然将语言学能和动机都纳入到回归分析中，并考察了语言使用这一因素，但语言学能、动机以及语言使用与语法学习成效间是否存在中介关系，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与传统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许宏晨(2009) [ 26 ] 以及范劲松、任伟(2017) [ 27 ] 在总结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后发现，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容忍测量误差的存在，由此对数据有更好的解释力，应该在人文社科领域广泛使用。但主要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如AMOS以及LISREL需要大样本数据的支持，由德国汉堡大学的Christian Ringle等人基于偏最小平方法开发的SmartPLS软件则克服了这一硬性要求，SmartPLS软件可以对小样本数据进行模型估计，适合于探索性的模型建立，而且该软件还特别关注中介效应(萧文龙，2017 [ 28 ] )，它不仅能找到影响因变量的各个自变量，还能分析出各个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或者交互影响，因此特别适合本研究的数据分析。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者分析了不同语言学习环境下语言学能与语法学习成效的关系，同时，研究者认为动机和语言使用也是学习成效的影响因子。在我国的英语学习环境下，语言学能对早晚学者的语法成效有不同的影响效果，动机和语言使用也有一定的作用，但各因素之间是否还有更复杂的关系还有待分析。基于此，本文拟探究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 起始年龄、语言学能、动机和语言使用对我国英语学习早学者和晚学者的语法学习成效存在怎样的效应结构模型？ 2) 对比我国英语学习早学者和晚学者的模型结果，在上述几个因素间是否还存在中介效应？如果有，是怎样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