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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孙绰的思想与信仰 东晋时期，大量北方士人为躲避战乱来到南方，佛教广泛传布开来。这样，自东汉末期以来的儒家思想和老庄思想的对立融合中，三教进一步融合。孙绰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其思想受到道家、儒家和佛教影响。 (一) 信奉道家 孙绰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高尚之志”( [ 1 ] ， p. 1544)，即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隐逸倾向。所以他自过江后，长期居住在会稽，过着赏观自然、纵情山水的生活，达十余年之久。孙绰曾作《遂初赋》(现仅存其序)来表达自己的志向：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 2 ] ， p. 124)！ 从这里可以看出，孙绰否定“坐华幕、击钟鼓”式的贵族生活，向往隐居山林、移情自然的美妙乐趣。他鄙视山涛“吏非吏，隐非隐”( [ 1 ] ， p. 1544)的处世态度，认为李膺的登龙门为点额暴鳞。孙绰在会稽纵情山水的时候，与王羲之、谢安、许询、支遁等名士、高僧多有往来，“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 [ 2 ] ， p. 325)。 魏晋清谈盛行，孙绰受到了玄学很大程度的影响，存在鲜明的老庄倾向。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写道：“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 [ 7 ] ， pp. 73-74)？这里“齐以达观”正是庄子万物平齐思想的体现。 孙绰的诗歌，向来被认为是玄言诗的代表。有着彻底玄味的《赠谢安》其一： 幽源散流，玄风吐芳。……洋洋浚泌，蔼蔼丘园。庭无乱辙，室有清弦。足不越疆，谈不离玄( [ 8 ] ， p. 15)。 通过对静谧田园生活的描述，表现了谢安的高雅脱俗，透露出一种玄意。 另外如《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飚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叶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 9 ] 。 全诗通过秋日自然景物来感悟玄理，把玄学哲理隐藏在山水景物的背后。特别是最后一句，由怀古之心，联想到庄子的濠上之乐，正是对玄学超脱的人生态度的赞美。余嘉锡认为孙绰的其他诗歌都不见玄胜之谈，只有此句用了庄子之语( [ 2 ] ， p. 233)。 孙绰所写的碑文诔文在当时很受世人推重。东晋时期著名的大臣如王导、庾亮、郗鉴、褚裒、庾冰死后，孙绰曾为他们撰写碑文。这些碑文因其特殊的性质充满了溢美之词，孙绰因此获得美文家的称誉。孙绰在评价碑主时，多融括玄言。如《太尉庾亮碑》中描述庾亮为人时全都是老庄措辞：“微言散于秋毫，玄风畅乎德音。……窥门者贵其凝峙，入室者议其通玄，摽形者得之廊庙，悟旨者期诸濠川……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 [ 7 ] ， p. 820-821)特别是最后一句，正是孙绰“出处同归”思想的体现。再如《太傅褚裒碑》：“挺纯粹之茂质，深量体于自然，冲识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运曒察之明；玄识沉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尘务不干其度”( [ 7 ] ， pp. 824-825)。《丞相王导碑》：“玄圣陶化以启源，灵仙延祉以分流。……玄性合平，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煦侔于冬日。……公见机而作，超然玄悟。”( [ 7 ] ， p. 813)也都充斥着玄言。 孙绰为高僧们所写的赞语中，也多以老庄之言评佛教人物。如《刘元真赞》曰：“索索虚衿，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 [ 10 ] ， p. 156)。孙绰甚至将天竺七僧和竹林七贤相比，且所用评语也带有强烈的老庄倾向：竺法护比之山涛，二公均“风德高远，足为流辈”( [ 10 ] ， p. 24)；帛远匹之嵇康，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栖心事外”( [ 10 ] ， p. 27)；竺法乘比之王戎，他们都少有“机悟之鉴”( [ 10 ] ， p. 155)；竺道潜比刘伶，二人“旷大之体同焉”( [ 10 ] ， p. 157)；支遁比向秀，二者“风好玄同”( [ 10 ] ， p. 165)；于法兰比阮籍，“(兰)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籍)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 [ 10 ] 166)；于道邃比阮咸，二者“虽迹有洼隆，高风一也”( [ 10 ] ， p. 169)。 (二) 服膺儒家 或许是家风使然，或许是现实所迫，孙绰虽有“高尚之志”，但最终步入了仕途。孙绰长期跌宕官场，加之世代官宦的家风，这让孙绰的思想中夹杂浓厚的儒家意识。 孙绰服膺儒家所宣扬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忠君。隆和元年(公元362年)，大司马桓温想要经纬中国，提出了迁都洛阳的建议，朝廷明知不当，但迫于桓温的权威，不敢反对。孙绰却在此时站了出来，上疏提出反对迁都的理由和代替迁都的方案。桓温虽然承认孙绰说得有道理，但是对他敢提出异议而不满，于是找人转告他“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 [ 1 ] ， p. 1547)！正是强烈的忠君意识指引着孙绰勇敢地提出反对意见。 孙绰对他人的忠君行为大加赞扬。他赞颂庾亮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一意辅佐王室：“要雄戟以扶华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难之心，义形于色，亲受中诏，奔告方伯，于是群后契盟，同禀高谋，岩栖怀德，以向赴义，拯神器于兽吻，扶帝座于已倾”( [ 7 ] ， p. 820)。他颂扬褚裒驱除外患、平定中原的豪情：“公志在芟夷凶类，拯拔晋民，缮甲练卒，日不暇给者久矣。遂见机而作，遗其剑履，将龙马河洛，电扫司豫”( [ 7 ] ， p. 825)。他赞扬郗鉴对君主的忠诚和在政事上的严明恰当：“笃诚简于帝心，明允著于莅政”( [ 7 ] ， p. 816)。他表彰庾冰的竭力为臣之道，“虽名器未及，而任尽臣道”( [ 7 ] ， p. 842)。 孙绰浓厚的儒家意识明确地表现在《父卒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议》 [ 11 ] 中。该文讨论的是西晋挚虞《理疑》所提的一个问题：有一个母亲由于战乱，家庭离散，她在不知道家人是否还活着的情况下改嫁。后来她得知亲生儿子还在世，于是请求后夫让自己回去和亲子共同生活，后夫同意了。数年后，后夫去世，她按照礼制服丧结束后随亲子离去，并告诉继子：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就是死后也不入你们家的坟。但是，在户籍关系上，她仍是那位继子的母亲。现在，她去世，继子应该服哪种丧礼？如果服丧三年(按丧母礼)的话，继母并没有在自家举行葬礼；如果服丧一年(按继母改嫁)的话，继母又并没有再改嫁。针对这个问题，博士淳于睿等人认为应该按照继母改嫁服一年丧。孙绰却持不同意见：当时后夫虽然同意了继母离去的请求，但这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协商，并不意味着夫妻关系的断绝。继母为后夫服丧后，竟然不回家，不继续抚养继子。这种“绝亡夫，背继子”的行为违背了三从四德之礼教。然继母虽未尽到母亲的责任，但继母并未和继子断绝关系，也不算是改嫁，继子不应该因此而降低服丧标准，必须严格遵守五服制度。孙绰一方面严厉批评了继母作为母亲不合格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对继子提出了严格的礼教要求。这是重视儒家礼制的体现。 孙绰在《父母乖离知死亡及不死亡服议》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三千之责，莫大于不祀之痛” [ 11 ] 。认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后祀乏人。可见孙绰对祖先祭祀的重视，这也是儒家礼制规范的要求。 (三) 笃信佛教 孙绰关于佛教的文章写得极好，明人张溥认为“东晋佛乘文人，孙兴公最有名”( [ 12 ] ， p. 202)。 《喻道论》( [ 13 ] ， p. 72-90)是孙绰论及佛道的代表作。此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孙绰认为佛是道的体现者，佛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佛可以“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回天舞地，飞山结流，存亡倏忽，神变绵邈，意之所指，无往不通”，如此神通广大。而且，佛是最高统治者，一切神灵都要听从佛陀的指挥：“大范群邪，迁之正路，众魔小道，靡不遵服。”这也是中国民众近两千年来关于“佛”的认知。文章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儒佛一致，儒和佛只是说法的不同而已，“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孙绰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人间的赏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世间需要明君贤臣来惩恶扬善、判定是非曲直，而佛教是用神明之力来断定善恶的：“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犹能令善恶得所，曲直不滥。况神明所莅无远近幽深，聪明正直，罚恶祐善者哉！”在关于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的问题上，孙绰先是设问：出家是舍弃家族父母，破坏自己的身体，断绝子孙后代的事情，这根本与传统孝道背道而驰，然唯有如此才能广济众生。但这又何异于“斩刈根本而修枝干？”然后回答：最大最贵的孝道是让父母欢心并扬其名，“子贵则父尊”。而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就是最大的孝行。孙绰举释迦牟尼出家修行、成道、传教、降服外道直到后来返国探亲说法感动父王，并且给双亲带来极高荣誉的例子，证明此举是无上的孝行。 从孙绰的《列仙传赞》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孙绰所赞的“列仙”，除了老子、商丘子等传统的道家神仙人物之外，还有竺法兰、支愍度、支孝龙、康僧会等佛教高僧。另外，孙绰的《名德沙门赞》、《名德沙门论目》和《道贤论》，都是用老庄的语调来评论沙门人物。 所以，孙绰所理解的佛教主要是从道家、儒家的立场去解读的中国式的佛教，带有东晋的时代痕迹，与真正的、纯粹的佛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