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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疫情期间“朋友圈谣言”之应对模式建议 4.1. 构建和完善网络谣言法治体系 依法治理网络谣言是实现网络法治的重要方面，疫情期间“朋友圈谣言”治理作为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的子集理应纳入网络谣言法治治理体系中，实现网络谣言法治化的必要前提是构建和完善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体系。鉴于我国当前网络谣言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立法杂乱、次序不分、无法为网络谣言法律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等问题，笔者主张从以下两个层面构建和完善我国网络谣言法律治理体系。 其一是整合和理清我国现行网络谣言规制的相关法律文件。我国关于网络言论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颁行的行政法规、行政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等具有不同层级不同效力的法律文件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规范网民行为和惩治网络谣言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这种多部门多层级立法的背后反映的是立法者缺乏对网络言论涉及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性问题的思考，换言之，根据宪法规范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的29条之规定，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应由法律予以规制，因而网络言论的立法文件层级过低不仅不能够反映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也导致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实践陷入法律依据不充分或适用法律层级太低的困境 [ 8 ]，进而减损网络谣言法律治理的司法权威以及网络谣言规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价值。同时，多重立法体系下网络谣言治理模式容易导致执法体系的异化，即网络言论法律规则执行权的多重性带来网络谣言规制主体的多元化，从而导致多龙治水或无龙治水、权责不明等治理乱像，进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造成寒蝉效应，侵害公民的言论自由，危及民主制度的运作 [ 9 ]。由此，笔者认为，构建和完善我国网络谣言法律治理体系必然要求对相关网络言论法律文件的系统整合，一方面要求我国较为系统的制定和完善规范网络言论的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国家安全信息法》等，同时还应当实现网络言论法律文件之间的相互衔接，符合宪法精神以及经得起合宪性审查，从法律根源上赋予网络谣言法律治理的合法性权威，另一方面应及时清理现行关于规制网络言论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避免因多层级立法权限扩张造成的执法体系和执法功能的异化。 其二是增强网络言论立法的明确化和精细化，增强司法的可操作性。针对我国对网络言论立法的笼统性、抽象性和原则性，致使相关法律文件无法为网络谣言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性指引，从而弱化了法律对网络谣言的惩戒力度。例如，网络谣言与网络谣言制造者的界定标准、如何对网络谣言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如何对执法者依法监督、如何救济错误制裁下的公民权利、如何预防网络谣言等方面均存在模糊空间。由此，强化网络言论立法的透明度，明确网络谣言的边界，构建网络谣言的预防机制，规定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权责一致等均构成网络言论立法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网路治理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4.2. 加强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 谣言止于信息的公开透明，针对“朋友圈”谣言传播所具有的隐蔽性而言，政府的信息的公开透明、准确真实更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准确真实的信息流通不仅可以增强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识别能力，还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进而消解因微信封闭平台谣言传播带来的叠加效应。事实上，从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公众认为政府及其他权威平台辟谣信息能力、辟谣速度、辟谣信息的透明度、谣言的预防措施等方面亟待加强。因而，为实现对微信“朋友圈”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防止因由官方掌握的关乎公共利益相关信息不及时、不准确公布造成官方舆论真空时谣言的趁虚而入，相关部门有必要采取措施增进权威真实信息的社会流通。其一，政府信息部门应当进行信息定期和及时公开，增强信息的确定性，尽可能杜绝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其二，针对微信“朋友圈”传播的网络谣言，公安部门应当及时实事求是地发布辟谣信息，对于一时难以查明的信息，应当建立与公众的对话机制，及时回应，不应拖掩 [ 10 ]；对此，可以参照美国《旅行者先驱日报》设“谣言诊所”制度和英国的“公民咨询局”制度以及新加坡的“新加坡信息地图”模式；其三，公安机关应设法突破微信朋友圈的圈群传播壁垒，一方面拓展辟谣平台，增加网络中辟谣信息流量，另一方面，强化与微信平台的合作，借助朋友圈的广告推送功能，实现辟谣信息全用户推送；其四，还应当增加网络谣言治理的公众参与，通过网络谣言治理志愿者转发辟谣信息至微信群和朋友圈，对微信朋友圈谣言传播疆域进行渗透，最终截断网络谣言传播渠道。 4.3. 普及网络谣言知识，提高网民网络素养 在一定程度上，谣言的传播体现了造谣人或传谣人的心理，例如，纳普在《谣言心理学》中对二战期间上千条谣言进行分析后，将谣言归为以下三类：白日梦谣言反应公众内心的渴望；恐惧谣言反应了公众内心的恐惧；挑拨离间谣言反应可试图损害群体忠诚和人际关系。这表明了受众自身辨别是非能力在阻断谣言传播源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微信圈群社交网络下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因而提高网民的网络素养，形成具有独立批判能力和识别能力品质，构造“慎独”的精神品格，即管住嘴和手，抑制哗然取宠或博取关注的冲动，穿上防弹衣，正确合法使用社交工具，拒绝做网络谣言魔弹论的笑柄 [ 11 ]，变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培养和提高网民网络素养，应当向网民普及关于网络言论的法律知识、独立辨别是非能力知识、防止和阻断网络谣言蔓延或扩散传播等知识。具体而言，一是教育网民如何辨别网络谣言，即对网络谣言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规定，并通过微博、微信、qq等媒介工具向公众推广，同时，应教育网民认识到在公共网络平台发言的严肃性，明晰个人的网络言论对网络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加强自律，控制好情绪，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或看法。二是广泛普及网络谣言法律规制的相关知识，例如，通过各种媒介网络广泛开展网络言论的法律知识活动。再如，在网民发表意见时应通过网络提示窗口等方式公开告知其应对该言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三是培养和提高网民辨别是非，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即要求网民做到对所获取的信息既不轻易相信，也不轻易否定，而是通过各种信息资源对该信息的来源和内容进行充分求证和辨别，进而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四是教育网民提高预防网络谣言传播的能力，拓宽网民参与网络谣言治理的渠道，即要求网民明知该信息为谣言或者对于常见的网络欺骗，应当通过向相关部门举报、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自行发布辟谣信息等方式遏制和阻断网络谣言的传播，为网络谣言的社会治理贡献力量。 当然，培养和提高网民的网络素养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学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民等多方主体的积极参与和互动，也需要法律教育、互联网教育、信息素养教育等多方面的联动。网民自身网络素养的提高不仅能够降低或防止网络谣言对公共空间的侵蚀，提高网络安全和社会安全，还能够促进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等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 4.4. 加强技术治理 互联网既为技术之产物，互联网治理亦应基于技术的治理。互联网治理需要依赖于互联网技术，是通过技术的约束与规范 [ 12 ]。网络谣言之复杂性在于，它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互联网颠覆了以往的信息传播模式，放大了谣言的社会危害但又难以及时锁定谣言的来源和责任主体 [ 13 ]。对于因技术不完善或技术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控制或解决 [ 14 ]。换言之，事实上，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协议，由其引发的网络谣言等问题本质上是依附于互联网技术而衍生的社会问题，因而因技术衍生的问题，该问题的解法最终必然要落实到技术层面。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技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价值，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互联网治理措施。 众所周知，互联网机制治理措施包含无形的技术治理和有形的技术治理，下面论述仅限于能够为普通网络用户感知有形的互联网技术治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有形的互联网技术治理可分为三种，一是互联网接入时的技术治理，包括但不限于IP封锁、限制外网接入等；二是互联网接入后的常态化治理，例如网络实名制、内容过滤和屏蔽技术等；三是对网络违法行为的事后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跟踪技术、数据监听等。就我国而言，我国在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网络言论规制方面已经较为成熟，上述论及的三种有形的互联网技术治理在规范网络言论中均发挥不同作用。 在此，需要着重提出的是，互联网过滤技术在遏制和阻断网络谣言的传播和发酵以及维护互联网秩序方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过滤技术的发展也给社会文明进步带来隐忧，例如，过滤技术也很容易将良性网络言论予以过滤和屏蔽，进而可能侵害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文学艺术自由等基本权利。由此，互联技术治理本身具有两面性，忽视或放大一方均会损害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价值，因而未来在继续强化互联网技术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时应当兼顾其在维护秩序和与权利保障两者之间的平衡，不断推进网络社会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