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早期对决策者风险倾向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领域，为了预测人们的风险决策行为，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范式、描述性范式和生态理性范式。早期标准化范式认为个体会在充分评估问题各个选项的基础上做出最优决策，显著的表现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在做决策时是完全理性的，只考虑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会受到问题表征方式的影响。然而，标准化范式很快受到人们的质疑，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推翻了期望效用函数理论的“经济人”假设，相继，埃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 Paradox)推翻了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这些现象证明个体在决策中并不是按照标准化范式描述的那样理性，而是会出现偏好反转。在Simon (1978)“有限理性”的观点提出后，Kahneman & Tversky (1979)将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应用于经济学当中，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在面临获益情境时是风险规避的；在面临损失情境时偏好风险寻求；人们往往对损失比获益更为敏感。以前景理论为代表的描述性范式认为，个体的决策是描述性的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决策情境、决策问题的表征方式、决策者的情绪以及个体差异，这更加真实的反应了人们的决策行为。然而，描述性范式虽然否认了标准化范式的推理公式，但实质上仍然坚持了标准化范式的价值取向和潜在假设。生态理性范式则不同，认为应该用现实的外在标准来判断有机体是否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而不是用某种公式或规则来推断，个体决策只要能够与现实环境(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相匹配就已经足够。 框架效应是前景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典型的案例是亚洲疾病问题(Asian disease problem)。框架效应是指，由于对同一问题表达方式的不同，导致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出现偏转的现象，人们往往在积极框架下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在消极框架下表现出“风险寻求”。Levin，Schneider和Gaeth (1998)对框架效应的大量跨学科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将框架效应分为三种互相独立的类型，即风险框架效应(riskychoice framing effect)、特征框架效应(attribute framing effect)和目标框架效应(goal framing effect)，本研究当中的框架效应属于风险框架效应。 目前对框架效应内在机制的研究，主要在于框架效应属于启发式加工或者分析式加工过程的争辩。Maule (1989)和Tversky & Kahneman (1981)认为框架效应类似于潜在的视觉感知，属于直觉加工过程，因此，是否存在工作记忆负荷对框架效应不会造成影响。Svenson (1992)提出差异–巩固理论(Differentiation and Consolidation Theory)，认为决策过程是一个选项同其他选项逐渐产生差异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调动足够的认知资源，直到决策者做出决策。国内学者李淑等人提出决策过程的“齐当别”模型和差异巩固理论的原理相似，认为人们必须在某一维度上将差别较小的两个可能结果人为地“齐同”掉，而在另一维度上将“辨别”差别较大的两个可能结果作为最终抉择的依据。Stark等人(2016)研究发现，经验启发过程对框架效应起到中介作用，而理性分析过程对框架效应并不起直接作用。 以往脑机制研究证明框架效应与整体启发式加工相关较大。De Martino等人(2006)让被试在fMRI扫描仪内完成“金钱决策任务”，发现在单独被试内部，当被试在获益框架下选择确定选项或在损失框架下选择风险选项时(与框架效应一致)，双边杏仁核(bilateral amygdala)活动增强，当被试在获益框架下选择风险选项，在损失框架下选择确定选项时，前扣带回皮层(ACC)的活动增强。然而不同被试之间，杏仁核和眼窝内侧前额皮质(OMPFC)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越理性的被试(对框架效应不敏感)，其眼窝内侧前额皮质(OMPFC)活动越强。McElroy和Seta (2004)通过“敲手指”行为任务和“单侧听力任务”研究了大脑左右半球的特异化活动与框架效应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左半球被单独激活时，没有发现框架效应；当右半球被单独激活时，产生了明显的框架效应。这就表明，框架效应下，人们采用整体性信息处理方式，因而较易受到文本线索(框架)的影响。C. Gonzalez等人(2005)的fMRI研究发现，负性框架下，人们选择风险或确定性方案并不会引起脑区激活情况的差异；但是在正性框架下选择风险选项时，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枕区(occipital)和顶叶(parietal cortex)的激活程度将明显提高。这表明人们在正性框架下选择确定性选项所需要的认知努力明显低于选择风险选项的努力，故而人们在正性框架下将更倾向于选择确定性选项。这符合认知吝啬原则(cognitive miser)，也与双系统理论的神经科学研究结论相一致。J.A.Weller等人(2007)对脑损伤病人在模糊决策情境中的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C)(负责整体和情绪信息加工)损伤的病人，框架效应减弱。 对框架效应内在机制的行为实验研究，同样有着不同的结论。总结以往对框架效应影响的研究，大多表明了框架效应属于分析式加工过程。Svenson & Maule (1993)采用时间压力和框架类型二因素被试间设计，发现时间压力弱化了框架效应，同时时间压力与框架类型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王大伟(2007)，胡伟国、胡瑜(200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个体在高时间压力的实验条件下，框架效应被减弱。然而，近年来，有关工作记忆对框架效应的研究表明，框架效应属于启发式加工过程。Paul Whitney等人(2008)在De Martino等人研究基础上，运用同样的“金钱决策任务”，采用工作记忆负荷和风险决策框架类型两因素被试间设计，研究发现，无论有无工作记忆负荷，框架效应都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在有认知负荷情况下，个体更少选择风险选项。何桂华和金志成(2010)采用类似的实验流程，结果同样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和认知负荷并不影响框架效应的大小。 鉴于金钱决策任务的框架情境过于单一，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工作记忆认知负荷和多种决策情境下的“亚洲疾病”系列问题同时进行的双任务操作来检测框架效应的内在机制。
system: [SYSTEM]

user: 2. 实验方法 2.1. 被试 选取自愿参加实验的陕西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80名，其中男生32名，女生48名，平均年龄18.8岁，标准差是1.12。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此前没有参加过此类实验。 2.2. 实验材料 为确保框架类型的主效应和生态效度，最大限度的模拟日常生活中的决策情境，研究使用了从国内外众多研究中选用的10种比较常用的风险情境，均是根据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改编而成，问题覆盖面更广。其中风险情境1、2、9属于生命问题风险决策，风险情境3属于国家财产安全决策，风险情境4、5、6、7属于大学生日常面临的风险情境(如选课，评奖学金，找工作等)，8属于股票投资风险决策，10属于情感风险决策，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各10道风险决策情境问题。 为更加精确的测量被试的风险倾向程度，采用五点量表的形式让被试完成决策，1表示非常肯定A方案，2表示比较肯定A方案，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肯定B方案，5表示非常肯定B方案。例如： 想象我国正准备对付一种罕见的疾病(比如禽流感)，预计疾病的发作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两种方案将产生的结果如下： A方案：200人将生还。 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将无人生还。 你会选择： 1. 非常肯定选A 2. 比较肯定选A 3. 不确定 4. 比较肯定选B 5. 非常肯定选B 问题 2.3. 实验过程 研究基于双加工理论，采用工作记忆负荷与风险决策情境问题同时进行的双任务操作。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ing)认为决策与推理过程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快速、自动化、基于启发式的系统，另一个是缓慢、受制于工作记忆容量、分析式的系统。启发式加工过程与长时记忆有关，而分析式加工过程受制于工作记忆。实验采用2 (积极框架/消极框架) × 2 (无工作记忆负荷/有工作记忆负荷)两因素被试间设计，将被试随机分成4组，每组20人，实验均在E-Prime2.0上呈现。 实验要求被试首先记忆3个随机字母，然后出现风险决策情境问题，要求被试在记忆字母的同时按键完成决策问题，最后按键完成字母询问问题。记录被试最终的决策数字，字母记忆，以及被试的反应时。决策数字越大，表明越倾向风险寻求，决策数字越小，表明越倾向风险规避。 第1、2组分别为无工作记忆负荷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组，实验没有字母记忆任务，每个刺激开始前呈现注视点800 ms，然后呈现决策情境问题，持续25，000 ms。第3、4组分别为有工作记忆负荷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组。每个刺激开始前呈现注视点800 ms，实验每个试次先呈现3个随机排列的英文字母(如：RPN)要求被试记忆，持续3000 ms，然后呈现决策情境问题，持续25，000 ms，最后呈现对随机位置字母的提问，持续5000 ms。 为确保实验有效，每组实验开始前提醒被试作为决策者设身处地做出决策，实验结束后要求被试讲述实验过程中的决策情境内容以及决策时的策略(见图1)。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实验数据均用SPSS20进行处理。分析被试字母回忆准确率，均在80%以上，平均值为93.55%，表 图1. 实验流程图 明工作记忆负荷的设置有效。对风险倾向程度和反应时数据结果进行初步分析发现，无工作记忆负荷时，积极框架下被试风险倾向程度得分较低，消极框架下风险倾向程度得分较高，有工作记忆负荷时，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下被试的风险倾向程度差异减小。无工作记忆负荷时，积极框架下反应时显著低于消极框架，说明消极框架消耗较多的认知资源。无工作记忆负荷时，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下的反应时均显著高于有工作记忆负荷时，说明增加工作记忆负荷对被试的决策加工时间造成影响(见表1，表2)。 分析工作记忆负荷与框架类型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发现框架类型主效应显著，框架类型与工作记忆负荷之间在P = 0.05水平时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无工作记忆负荷时，框架类型对风险倾向程度的简单效应显著(F(1，39) = 17.258， p < 0.05)，有工作记忆负荷时，框架类型对风险倾向程度的简单效应不显著(F(1，39) = 0.771， p > 0.05)。说明在面对风险情境问题时，个体倾向于分析式的加工过程，工作记忆负荷增加了个体的认知加工负担，从而减弱了框架效应(见表3，图2)。 进一步分析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发现工作记忆负荷与框架效应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框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79) = 10.17， p < 0.05，积极框架下被试的反应时(12，610 ms)显著低于消极框架(16，650 ms)，说明消极框架消耗了较多的认知资源，这也说明积极框架下个体更倾向于快速地选择保守选项。工作记忆负荷的主效应显著，F(1，79) = 27.50， p < 0.05，无工作记忆负荷条件下反应时(17，951.54 ms)显著高于有工作记忆负荷条件(11，307.86 ms)，说明工作记忆负荷和风险情境决策任务同时进行时，增加了个体的认知负荷，个体倾向于通过缩短高认知负荷的时间来减少压力感，这符合“认知吝啬原则”。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工作记忆负荷弱化了框架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记忆负荷与框架效应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没有工作记忆负荷条件下，框架效应显著，即在积极框架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A方案，在消极框架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B方案。而在有工作记忆负荷条件下，与无工作记忆负荷条件相比，框架效应明显减弱。说明在风险决策情境中，工作记忆负荷弱化了框架效应。 4.2. 框架效应的内在机制 对框架效应认知机制的研究大多以双加工理论为基础。双加工理论受到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将决策与推理的过程分为两类：基于直觉的启发式加工和基于理性的分析式加工。启发式加工更多地依赖于 Table 1 Degree of risk propensit 积极框架 消极框架 Mean SD Mean SD 有工作记忆负荷 2.82 0.38 2.89 0.50 无工作记忆负荷 2.56 0.42 3.14 0.43 表1. 风险倾向程度情况 Table 2 Reaction tim 积极框架 消极框架 Mean SD Mean SD 有工作记忆负荷 9848.44 2917.85 12，293.99 1880.24 无工作记忆负荷 16，591.83 4939.80 24，277.84 8233.34 表2. 反应时情况 Table 3 Working memory load affecting the framing effect of risk decision-makin 变量 df MS F P 框架类型 1 2.492 12.663 0.001 工作记忆负荷 1 0.012 0.062 0.803 框架类型 × 工作记忆负荷 1 1.056 5.366 0.023 表3. 工作记忆负荷对框架效应的影响 图2. 工作记忆负荷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 直觉，并行加工且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受经验影响较大。分析式加工更多地依赖于理性，串行加工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Kahneman (2002)认为，启发式加工和分析式加工对决策与推理的作用存在竞争关系，占优势的一方控制行为结果。Sloman (2002)认为当两者作用方向一致时，不能反映两个加工过程的存在，当两者作用相反时，才有可能出现非理性的决策行为。从框架效应的来源上看，框架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决策偏差，属于非理性决策现象。根据双加工理论的观点。框架效应应该更倾向于启发式加工过程，然而，种种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多情况下框架效应受到时间压力和认知负荷的影响，说明框架效应的产生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 以往研究大多从单一因素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出发，将框架效应归为启发式加工或分析式加工。然而，Covey (2014)和Rothman (2011)在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时发现，框架效应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金钱数额，风险概率，道德判断，人格，个体认知需求，认知闭合需求等，这些因素单独可能对框架效应起到调节作用，但其综合起来可能出现正负抵消的现象。同时，有研究者并不赞同决策与推理过程中两个系统的划分，认为个体在多数情况下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单一的分析式或启发式，而是两种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Cleeremans与Jimenez (2002)提出了单系统的动态等级连续(dynamic graded continuum， DGC)框架来解释决策推理的过程，认为在启发式加工和分析式加工之间是两种过程共同表征的连续体，个体最终的决策受到这两种过程表征的强度、区分度、稳定性共同作用的影响。Burns与Vollmeyer (2002)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DGC的解释。因此，框架效应的产生很可能是两种加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所有被试的风险倾向程度的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被试在风险决策情境问题中倾向做出保守决策，很少做出极端风险的决策，框架效应仍然显著存在，并在工作记忆负荷的干扰下被减弱，研究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一定程度内，工作记忆负荷只影响分析式加工而不影响启发式加工。工作记忆负荷条件下，框架效应减弱，说明字母记忆任务与决策任务产生资源竞争，从而导致框架效应被减弱，进一步说明风险决策情境下的框架效应的产生倾向于分析式加工。其次，“亚洲疾病”系列问题决策情境的描述多为灾难性事件，大多涉及生命问题的取舍，从而引起个体较大的道德认知，风险倾向程度较为保守。在对被试的决策原因进行询问时发现，不同的决策情境会引发不同的决策策略，例如在涉及生命安全问题时，会受到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平性的影响。因此，框架效应出现的内在机制，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在何种情况下会受到何种影响。最后，框架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对框架效应的产生条件和关键的影响因素需进行维度上的划分，以及是否可以用生态理性的观点来解释框架效应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研究探讨了工作记忆负荷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1) 框架效应在“亚洲疾病”变式的决策情境中显著存在； 2) 工作记忆负荷对带有情境的决策问题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3) 在有一定工作记忆负荷情况下，框架效应减弱，说明在“亚洲疾病”系列问题的风险情境框架下，框架效应的产生更多的依赖于分析式加工过程。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考虑求解非线性方程问题的两步组合方法的收敛性。在某些连续性条件下，我们给出了该方法的半局部收敛性。另外对算子方程的解的唯一性也做出了说明。最后通过数值例子来说明收敛性分析的有效性。 关键词 :半局部收敛性，两步组合方法，差商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设 与 为Banach空间，且 为 中的一开凸子集。考虑非线性算子方程 (1) 其中， 为定义在 上的一个非线性算子。 众所周知，牛顿法是求解方程(1)的最著名的方法之一。其中，文献 [ 1 ] 及 [ 2 ] 研究了在算子 的一阶导数满足 条件下牛顿法的平方收敛性结果。 在文章 [ 3 ] 中，M. Bartish首次提出了两步修正牛顿法： 对任意的 (2) 并且在康托洛维奇型条件下给出了该算法的半局部收敛性。这里， ， 为给定的初始值。此外，文章 [ 4 ] [ 5 ] [ 6 ] [ 7 ] [ 8 ] 对该算法及其收敛性也做了一定的研究。 同样，通过引入了差商的定义，M. Bartish在文章 [ 3 ] 中给出了不同于(2)的如下两步算法来求解方程(1)： 对任意的 (3) 这里， ， 为给定的初始值， 为由 到 的有界线性算子。很多学者对算法(3)的收敛性也作出了一定的研究。例如，文 [ 9 ] 在相对弱的康托洛维奇条件下对算法(3)的半局部收敛性进行了研究。再如，类似 [ 10 ] [ 11 ] [ 12 ] 中古典割线法的收敛条件，S. M. Shakhno研究了仅在 条件下算法(3)的收敛性问题。又如，文章 [ 13 ] 与 [ 14 ] 给出了二阶均差满足 条件下该方法的收敛性定理。另外，文章 [ 15 ] 及 [ 16 ] 也对算法(3)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特别地，当算子 满足下列条件时： (4) 文章 [ 16 ] 给出了算法(3)的半局部收敛性以及方程(1)的解的唯一性。这里， ， 。 下面，我们考虑非线性算子方程 (5) 这里， 均为定义在 上的非线性算子。 为Fréchet可微算子， 为连续算子。最近，S. M. Shakhno等通过结合算法(2)与(3)在文章 [ 17 ] 中首次提出了下列两步组合方法用于求解方程(5)： 对任意的 (6) 其中， 为给定的初始值。文章 [ 18 ] 通过假设 满足带有积分形式的 条件，给出该算法的局部收敛性结果，并且证明了它的收敛阶为 。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用于求解方程(5)的两步组合方法的半局部收敛性问题。当算子 的一阶F-导数满足 条件，二阶导数满足 条件以及算子 的差商满足 条件下，我们给出了该方法的收敛性定理， 并证明了解的唯一性。另外，在最后一节中，我们还给出了一个数值例子来说明我们理论结果。
system: [SYSTEM]

user: 2. 定义与引理 本节中，我们给出一些基本的定义及引理。 定义1 [ 16 ] 假设 表示由 到 的一个线性算子。设 ，若 满足条件： (7) 则称 为在点 的差商。 引理2 (Banach引理 [ 19 ] ) 设 的有界线性算子， 且为单位算子，若 则 为可逆的且有 引理3 [ 8 ] 已知 ， 。设 表示所有连续可微的且二阶导数 连续的全体算子。 假设(1) 。 (2) 可逆且存在非负数 使得 (3) ， 则有
system: [SYSTEM]

user: 3. 半局部收敛性定理 下面，我们建立两步组合方法的半局部收敛性定理。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令 表示以 为中心以 为半径的闭球。假设算子 的一阶F-导数 和二阶 -导数 ，以及算子 的差商 均存在。设 为 中的两点。令 其中 定理1假设(1)算子 可逆； (2)存在非负常数 及 ，使得对 ，下列条件成立： (8) (9) (10) (3) 且存在非负数 使得 (11) 其中 (4) 闭球 。假设实序列 由如下定义： (12) (13) (14) 则我们有如下结论： (i) 为非负，递减序列且收敛于 满足 (ii)算法(6)是适定的。所得序列 收敛于解 ，且满足不等式 对任意 (15) 并且解是唯一的。特别的，当 时，我们有 (16) 证明：(i) 我们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下列不等式是成立的： (17) 以及 (18) 其中，由 定义，有 。那么由序列递减且有下界，就可得序列 是收敛的。因此，由 及 即可得 从而 也收敛。 首先，当 时，由式子(12)，(13)，(14)，我们可以得到 又由于 因此 即可得 所以 并且 即当 时，(17)与(18)成立。假设 时，不等式(17)与(18)是成立的，即 且 则当 时， (19) (20) 由 定义及假设，可得 。由条件(13)，(14)及假设，我们可得： 以及 又由条件(13)及(19)， 所以 因此，由上式及 定义可得 综上可得 即可得(17)与(18)对 是成立的。从而，我们证得(i)成立。 下面给出(ii)的证明。我们将用数学归纳法证明迭代过程(6)是适定的且有 (21) 因此 当 时，显然，由算法(6)， 定义及(12)，很容易可以证明(21)是成立的。现假设 为非负整数，并且对所有 ，不等式(21)是成立的。若令 ，则有 (22) 由假设及条件(11) (23) 则由引理2， 为可逆的，并且 (24) 下证当 时，迭代过程是可以定义的。 (25) 由引理3，有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另外由均差定义，有 所以 (26) 所以，由上可得 然后，由(21)，(13)，(14)，我们可得 (27) 因此，即可证得迭代方法对任意 是可以定义的。又由 (28) 以及前面已证的 及 也收敛，就证得了 ， 为柯西序列且是收敛的。不妨设 ，因此，在(28)中，当 时，我们便可以得到(15)是成立的，即 (29) 又因为当 时，有 所以我们即可得 即为方程 的根。 接下来我们证明(16)是成立的。由等式 由条件(28)，(29)，(8)，(9)，(10)知 所以由引理2，线性算子 为可逆的，且有 另外，(26)可得 所以 下面我们证解的唯一性。由(11)式，我们可以得到 (30) 设 为方程 在 上的另一解，其中 是满足(12)式。则由迭代算法(5)，(8)，(9)及(1)我们可以得 因此，由式子(24)，(8)，(10)及引理3，我们即可得 下面我们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是小于1的。首先，由式(14)，我们可得 (31) 当 时由式(30)，(31)及 所以有 假设当 时，有 则当 时，由假设及式(30)，(31)，我们有 取 表示 的上界，则有 。 当 时， 所以 所以唯一性得证。
system: [SYSTEM]

user: 4. 数值例子 本文将引用文献 [ 16 ] 中的例子验证定理1中的条件是非空的。考虑下面的二阶非线性边界值问题： (32) 将[0，1]分成 个子区间， 表示细分的点，且有 。令 我们给出一个二阶导数的标准近似： 取 ，则将 代入问题(32)，我们即可得 (33) 因此我们可得方程组(33)的系数矩阵 另外，对于 ，相应的有范数 。定义 令 其中 ，显然 接下来我们对 做一些相关计算。由文献 [ 10 ] ， [ 11 ] ， [ 12 ] ， 可以由矩阵的元素来表示： 这里 由均差定义，我们可以把 转化为积分的形式(参见文献 [ 16 ] )： 注意到，对所有 。 由此 (34) 所以 最后，易知 即对条件(8)，(9)，(10)中的系数 均取为 。 我们选定下组数据作为初始值： 下面我们通过计算来验证定理1的结论。为此，取 ，通过定理1及上面说明，我们可得： 取 ，则通过计算(13)，(14)，(15)可得： 由上面计算，我们可以看出定理1中的条件是非空的，即存在这样的一组数据满足定理1的条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研究拟运用元分析技术整合国内已有的关于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定量探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可能影响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变量。通过文献检索和筛查，共纳入33篇研究，样本量为16，101人。研究结果表明：1) 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 积极心理资本不同结构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消极情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 地域分类影响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和展望未来关于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积极心理资本，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心理学研究不应该只关注消极心理(如：焦虑、抑郁、精神疾病)，也应该更多的关注积极心理的作用。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心理资本作为两种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其中主观幸福感不仅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与寿命长短(Diener & Chan， 2011)，也会影响到个体的收入水平、职业倦怠、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效益(Biswas-Diener， 2008; 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13)；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有效地预测个体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Kappagoda & Alwis， 2014; Kwok， Cheng， & Wong， 2015; Ali & Ali， 2014)，也能够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效益(Hmieleski & Carr， 2007; Youssef-Morgan & Luthans， 2015)。 积极心理资本作为继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后出现的第四大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被动性和难以改变性，积极心理资本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个体可以通过积极主动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积极心理资本以求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Luthans等(2006)提出的心理干预模型(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 PCI)认为可以通过具体管理和开发积极心理资本的维度(例如：体验成功，说符合觉醒，构建资源回避危害，开发积极期待等等)，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进而达到改善生活，提高幸福感的目标。因此，对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很有实用价值和意义。 1.1. 积极心理资本的定义 关于积极心理资本的定义，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状态论观点，认为积极心理资本是一种心理状态，可以通过操作加以改变(Goldsmith， 1997; Luthans， 2004)；第二种是特质论观点，认为积极心理资本是一种内在特质，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Hosen， 2003; Letcher， 2004)；第三种是整合论观点，认为积极心理资本同时具有类状态和类特质的特点，既可以管理与开发，也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Avolio & Luthans， 2008)。 美国组织心理学家Luthans等(2004)基于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和积极组织行为学(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视域下提出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PC)的概念(简称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包括四种积极心理状态构成：自我效能/自信、乐观、希望和坚韧性，其中自我效能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目标所进行的推测和判断；乐观指个体具有积极的归因方式，并对未来和现在持有积极态度和期望；希望指个体通过各种途径实现预定目标的积极动机状态；坚韧性指个体能从逆境、挫折和失败中快速回复过来，甚至积极转变和成长。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对积极心理资本的四个组成成分的研究和测量已经比较成熟，因此积极心理资本本质上来讲是概念的整合，而不是全新概念的提出。国内虽然有对于本土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但积极心理资本所包含的结构过于复杂，应用反而不广，研究者更偏爱于积极心理资本的状态论。对积极心理资本的维度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普遍和成熟。 1.2. 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简称SWB)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价，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特点(Diener， 1984)。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广泛的、多层面的领域。Bradburn(1969)研究主观幸福感维度时，提出了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 PA)与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 NA)两个维度，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要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就需要增加积极情感或减少消极情感；Andrews和Withey (1976)又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的结果，自此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确立，即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和情感成分，其中认知成分包括生活满意度，情感成分包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Andrews et al.， 1976)。Lucas，Diener和Suh (1996)采用多质多法(MTMM)探究主观幸福感三个维度之间的独立性，研究结果发现，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时相互独立的，积极情感的得分并不必然预测消极情感的得分。因此，Pavot和Diener (1993)建议， 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应该从两个成分分别进行测量。 1.3. 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国外已有研究发现，积极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Avey， Luthans， Smith， & Palmer， 2010; Avey et al.， 2011; Avey， Wernsing， & Mhatre， 2011; Culbertson， Fullagar， & Mills， 2010; Li， Ma， Guo， Xu， Yu， & Zhou， 2014)，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且关于积极心理资本所包含的四种积极心理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Caprara & Steca， 2005; Lent et al.， 2005)；乐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Bowman， Ferguson， & Luine， 2002; Zhu， 2003)；希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Davidson， Wingate， Rasmussen， & Slish， 2009; Bailey， & Snyder， 2007)；坚韧性与职业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Carson & Green， 1992)，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坚韧性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也就越高。 国内关于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越来越多的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搜索主观幸福感与心理资本，结果显示从1990年至2000年没有关于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2001年至2010年，共有1823篇相关文献，而在2011年至2016年，共有6863篇相关研究，可知，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虽然已有研究发现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的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差别较大，从0.033 (黄小谷，2013；邵丹，2013)到0.90 (张晖等，2015)都有人报告，且国内关于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质量不高，因此，需要整合已有研究结果，定量探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4. 研究目的 本研究拟运用元分析的方法，综合国内已有关于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探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积极心理资本不同结构与主观幸福感不同结构的关系以及可能影响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变量。研究假设为：1) 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2) 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结构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3) 研究特征(如出版类型、被试群体和地域效应等)影响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检索 使用CNKI资源总库，万方数据，中国期刊网，维普数据，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五个数据库，对国内2016年6月以前的有关主观幸福感与积极心理资本的相关研究进行检索。检索条件设定为篇名/摘要/关键词，其它条件不限制；检索词为：积极心理资本加(幸福感、或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或积极情感(情绪)、或消极情感(情绪))。共检索到文献97篇。 文献纳入标准如下：1) 包含将“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幸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作为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的研究；2) 包含报告积极心理资本及其结构与主观幸福感及其结构任一相关系数的研究；3) 包含研究被试是正常人的研究，而排出研究被试是罪犯或正在接受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研究；4) 对于发表论文与学位论文之间的重复数据，则以发表的期刊论文为主，若发表论文中无相关数据，则采用学位论文里的数据。对研究题目，摘要以及全文阅读后，删除重复发表研究、综述以及没有明确数据的研究后，共计有33篇中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图1总结了研究纳入的流程图。 2.2. 文献特征编码 对纳入的研究按其研究特征进行编码。主要包括作者信息、样本量、被试年龄、积极心理资本结构和主观幸福感结构。 效应值的提取遵循以下原则：1) 积极心理资本与幸福感总分及各个维度的两两相关都被纳入编码；2) 若同一样本中关于主观幸福感有多个效应量时，每个研究均只选取一个效应量纳入元分析。虽然，关于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不同结构的相关均被编码，但在调节效应分析时，只对报告积极心理资本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的研究进行分析。 图1. 纳入研究处理流程图 本研究由同一编码者在不同时间对所有文献进行重新编码，结果显示，除个别数据有偏差外， 两次编码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 = 0.934)。有争议的文献经由另一位学生进行判断，是否纳入研究。共纳入33篇研究。研究特点见表1。 2.3. 效应量的计算 本研究采用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量的计算值(陈灿锐，高艳红，申荷永，2012；宋佳萌，范会勇，2013)。根据纳入研究的样本量，计算每篇纳入研究的效应量在平均效应量上贡献的权重，并计算95%的置信区间。这些计算过程均在CMA-2V软件中进行。 2.4. 异质性检验 为了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调节变量的效应分析，需要对纳入研究的单个效应量之间进行异质性检验(heterogeneity test)。若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是显著的，则表明研究与研究之间的效应量存在差异，应该进行调节变量的分析，对于分类调节变量采取亚组分析的方法，对于连续调节变量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导致研究之间效应量存在差异的原因。 在固定效应模型之下，假设所有的Meta分析的研究拥有一个相同的效应值，即影响各项研究效应值大小的因素应该是相同的；相比较而言，在随机效应模型之下，我们允许不同的研究间的真实效应不同。根据纳入元分析研究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整体效应和调节效应时都采用随机模型分析方法。Hoffman等人也认为不论异质性检验是否显著，总体效应量的计算都应建立在随机效应模型之上(Hoffman， Papas， Chatkoff， & Kerns， 2007)。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主观幸福感是现代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幸福感指数是衡量一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纳入33篇相关研究探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已有结果相一致(Avey， Luthans， Smith， & Palmer， 2010; Avey et al.， 2011; Avey， Wernsing， & Mhatre， 2011; Culbertson， Fullagar， & Mills， 2010)，且积极心理资本不同结构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组间比较发现积极心理资本总分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因此积极心理资本概念的形成是有意义的。Luthans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积极心理资本比其四个成分更好的预测个体的态度、表现和幸福感。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有多种解释，其中目标理论(Diener， 1984)认为行为最直接的动力就是目标，它是个体行为的内在状态，由于目标得到实现而产生主观幸福感。个体有什么样的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目标实现，朝着目标努力的速度影响个体的情感和满意度(Austin & Vancouver， 1996)。人们对目标标准的选择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而目标设定与自我效能密不可分，自我效能水平越高，目标设定越合理，个体越容易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工作中，并且在努力实现目标的同时保持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进而体验到高度的主观幸福感(Emmons， 1986)；期望价值理论(Diener & Fujita， 1995)则认为：个体期望值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对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低有决定作用。个体期望值过高，与实际状况的差异过大，个体就会丧失信心和勇气，主观幸福感水平随之降低；与之相反，期望值过低，与现实的差异过小，也会减弱个体的努力程度，消极情绪增多，主观幸福感水平也会受到影响，积极心理资本结构中自我效能和希望直接影响个体的期望值，进而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还有研究者认为有高希望水平的个体倾向于对未来有积极的观点，因此他们相信自己在未来可以获得成功，这种预言自动实现效应可以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高乐观的个体可以通过诱发积极情绪而减少压力，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来面对负性情绪，进而增加主观幸福感(Scheier， Carver & Bridges.， 2001)；Britt和Adler (2001)的研究发现，坚韧性可以通过影响个体对事件的感知来影响个体对应激的反应，高韧性者在面对消极事件时，对消极事件进行客观评价，认为其自有存在的意义，更可能带来新的机遇，相信自己对生活事件与相对的控制性，仍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张信勇，卞小华，徐光兴，2008)；而积极心理资本是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坚韧性概念的合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也就顺理成章。 调节变量的亚组分析发现，被试年龄和期刊类型对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没有影响，而按经济带划分的地域对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按经济带划分的地域反映的是个体的工作收入水平，已有研究发现，积极心理资本、主观幸福感与工作收入之间两两相关(Afzal et al.， 2014)，积极心理资本可以通过改善个体的工作绩效来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东部地区经济最发达，经济压力也最大，工作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息息相关，已有研究也发现，积极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工作绩效越好。 本研究探讨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共纳入33篇研究。研究被试包括各个年龄层次的被试，来自北京、上海、湖北、陕西、福建、江苏、河南、广西、浙江、山东、安徽、广东、四川、云南、重庆等15省市，既有学生，也有教师、护士、企业员工，退休军人，警察等等，既包括农村，也包括城镇人群，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心理资本，并做了相关研究，但研究成果在国内发表的刊物级别不是很高，研究质量参差不齐，会直接影响元分析的结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关于主观幸福感、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发展较晚，不同的研究者对幸福感、积极心理资本的定义与结构的理解存在差异，幸福感、积极心理资本的国内测量工具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都限制了对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心理资本的相关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先致力于确定积极心理资本和关注幸福感的定义，以及开发高质量且适用的测量工具，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和发现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应用于生活。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婴儿的依恋形成于婴儿与养育者的互动过程，敏感的母亲养育对于孩子安全依恋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婴儿痛苦情绪的母亲敏感性比非痛苦情绪的更能预测婴儿的安全依恋。本文立足于母亲对婴儿痛苦情绪的情感和认知加工、抑郁症状的母亲对婴儿痛苦线索的反应、母亲回应婴儿痛苦情绪的生物社会模型这三个方面，主要探讨对婴儿痛苦线索的母亲敏感性的特点以及母婴依恋关系。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家庭系统中父亲敏感性的补偿性角色以及家庭中的三元关系互动对婴儿安全依恋形成的影响。而且对婴儿痛苦情绪的母亲敏感性差异的神经机制以及母亲的情绪图式对婴儿的安全依恋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母亲敏感性，婴儿依恋，痛苦情绪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在婴儿生命发展的第一年，当养育者敏感地感知和回应婴儿的信号时，婴儿将会发展成安全型依恋(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在元分析研究中发现，母亲对婴儿的敏感性养育能有效提高婴儿依恋安全性(Bakermans-Kranenburg， van IJzendoorn， & Juffe， 2003)。但也有研究发现母亲敏感性与婴儿依恋安全感之间平均的相关程度仅为0.24 (De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对母亲敏感性操作定义的模糊界定而导致的。Leerkes等人认为母亲敏感性是指母亲及时地适当地对婴儿线索进行反应的能力(Leerkes， Blankson， & O’Brien， 2009)。但是研究对母亲敏感性的测量并没有区分婴儿线索的类型。婴儿线索的种类有消极的、有积极的、有中性的。后来，Leerkes等人把母亲敏感性定义为两种：对婴儿痛苦情绪的敏感性和对非痛苦线索的敏感性(Leerkes， Weaver， & O’Brien， 2012)。对痛苦情绪的敏感性指母亲敏感地回应婴儿害怕、伤心、生气的痛苦情绪线索；对非痛苦情绪的敏感性指母亲敏感地回应婴儿中性和积极情绪线索。对痛苦情绪的敏感性，主要是给予孩子安慰和保护，母亲对回应婴儿寻求安全、保护和安慰的敏感性越强，婴儿越能形成安全型依恋(Leerkes， Blankson， & O’Brien， 2009)；然而对非痛苦情绪的敏感性使孩子学习到互惠(Grusec & Davidov， 2010)，对婴儿的依恋发展起不到作用。有研究者对比了对婴儿痛苦情绪和非痛苦情绪的母亲敏感性预测婴儿的安全型依恋的作用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前者更能预测婴儿的安全型依恋(McElwain & Booth-LaForce， 2006)。与这研究结果一致，很多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Jin， Jacobvitz， Hazen， & Jung， 2012; Leerkes， 2011; Braungart-Rieker， Zentall， Lickenbrock， Ekas， Oshio， & Planalp， 2014)。所以研究母亲敏感性与婴儿的依恋关系，需要着重探讨对婴儿痛苦情绪的的母亲敏感性。 母亲对婴儿痛苦情绪的敏感性是影响孩子依恋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Grant， McMahon， Reilly， & Austin， 2010)。鉴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论述婴儿痛苦情绪下的母亲敏感性以及对现在已有研究的展望。因此文章主要陈述了母亲对婴儿痛苦情绪的自身情绪和认知加工特点、依恋表征、母亲抑郁症状以及母亲的生理反应特点对母亲敏感性与婴儿安全依恋的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3. 总结与展望 对婴儿的母亲敏感性要区分对痛苦的敏感性与对非痛苦的敏感性，母亲对婴儿痛苦情绪线索的敏感性高，可以促使孩子社会性发展得更好，特别是婴儿的安全性依恋的发展。众多研究发现母亲对婴儿痛苦情绪的敏感性更能预测婴儿的安全型依恋(Jin， Jacobvitz， Hazen， & Jung， 2012; Leerkes， 2011; Braungart-Rieker， Zentall， Lickenbrock， Ekas， Oshio， & Planalp， 2014)，所以本文的论述对于母亲对婴儿的敏感性与依恋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理解母婴互动过程中母亲对痛苦情绪的婴儿的情绪、认知加工特点，生理反应特点。而且这对于母亲对婴儿的教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母亲重点把握婴儿的痛苦情绪并表现出敏感性地反应，有利于婴儿的依恋发展，这对于其在以后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情绪调节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意义。 本文着重探讨了母亲对婴儿痛苦线索的情绪和认知加工特点、依恋表征特点、生理反应以及母亲产后抑郁症状如何影响母亲的敏感性，进而影响婴儿的依恋安全。母亲需要关注这些影响因素，能做到对婴儿的敏感性照顾，使得婴儿能健康地发展。鉴于以往的研究，以后的研究可有以下几个努力的方向。 3.1. 在家庭的三元关系互动中研究孩子依恋的发展 婴儿依恋关系形成于养育者与婴儿互动的过程中。大部分研究主要是针对于母婴互动的场景，而忽视了父婴互动的场景或者是父母婴儿三者间互动的场景。但有研究者发现父亲对母婴依恋关系不安全的小孩做到敏感性回应(Schoppe-Sullivan， Diener， Mangelsdorf， Brown， McHale， & Frosch， 2006)，父亲敏感性回应与母亲的敏感性回应对小孩有类似的作用。另一研究也对父亲与婴儿的关系进行了探索，Wille (2010)运用家庭系统方法去研究家庭中的三元关系，研究表明父母一方认为另一方对婴儿是不敏感的，他/她可能通过自己与婴儿更多的互动，增加对婴儿的敏感性反应，最终可能使得婴儿与自己之间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这说明即使母婴依恋关系是不安全的，如果父亲做到敏感性回应，婴儿的依恋类型也有可能发展为安全型依恋。因此，父亲在与自己婴儿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补偿性的角色。那么补偿性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但是研究表明父婴依恋安全与婴儿4个月时的父亲敏感性不相关(Braungart-Rieker， Garwood， Powers， & Wang， 2001)。这可能说明婴儿与父亲和母亲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期不同。所以父亲什么时候介入与婴儿的互动和对婴儿表现出敏感性的反应，才能使得婴儿形成安全的依恋呢？为了使婴儿与父母形成安全依恋，父母如何相互地处理好与婴儿的互动的三元关系？这些问题都需未来研究进行探讨。 3.2. 进一步探讨婴儿痛苦线索激活的母亲情绪图式与婴儿依恋安全的关系 研究表明婴儿的痛苦线索激活了母亲的情绪图式，母亲可能将她们的依恋相关情绪偏好传递到她们的孩子身上(Leerkes， Parade， & Gudmundson， 2011)。那婴儿如何加工母亲的情绪偏好呢？有研究发现婴儿对恐惧情绪的注意偏向影响了婴儿的依恋安全(Peltola， Forssman， Puura， IJzendoorn， & Leppänen， 2015)。当婴儿哭泣的时候，婴儿对母亲的焦虑和生气的面孔表情是否也有注意偏向，这种注意偏向是否也会影响婴儿的依恋安全，是否是因为压抑自我情绪过度唤醒而导致不安全依恋的形成(Dykas & Cassidy， 2011)。所以未来研究应该致力于测量婴儿对生气和焦虑的消极情绪的注意偏向以便进一步探讨母亲的情绪图式与婴儿的依恋安全之间的关系。 3.3. 母亲对婴儿痛苦情绪时的心率增加导致敏感性增加是交感神经还是副交感神经激活造成的？ 有研究表明在虐待孩子的母亲中，HR增加并不意味着母亲的敏感性强(McCanne & Hagstrom， 1996)，而且HR增加源于交感神经的激活(Joosen et al.， 2013)。而高敏感的母亲的HR增加源自于通过迷走神经退回的副交感神经的激活。这说明HR的增加会有不同的机制。所以未来研究应该弄清楚在婴儿痛苦时母亲心率变化的潜在机制，关注由于婴儿的痛苦情绪所导致的母亲的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调节作用，以及其对敏感性会有怎样不同的影响。这对于敏感性与依恋的临床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限制性饮食者被认为是为了降低和维持体重而严格控制饮食的慢性节食人群。边界理论认为，限制性进食消耗大量认知资源。而情绪占用认知资源，导致解脱进食致使节食失败。情绪对成功和失败两类限制性饮食者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尚未明确。本研究采用Go-Nogo范式分别探讨了阈上和阈下情绪对两类限制性饮食者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异常地受负性情绪的干扰，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的抑制控制能力不受负性情绪的干扰，负性情绪对两类限制性饮食者影响的差异可能是限制性饮食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限制性饮食者，情绪，行为抑制控制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显示，对于非食物线索反应时，情绪的主效应显著，无情绪启动下被试对非食物线索反应错误率显著低于负性情绪条件下。尤其是非限制性饮食者在负性情绪启动下，对非食物线索反应错误率高于中性情绪。说明负性情绪干扰非限制性饮食者对非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辛勇、李红等(2010)的一项研究(辛勇，李红，&袁加锦，2010)，采用了双选情绪oddball范式与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研究不同效价情绪对个体行为控制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的抑制行为反应延迟效应受到负性情绪影响而增强，具体表现为个体对负性情绪偏差刺激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和正性。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ERP结果从抑制控制的各个阶段解释了这种影响。N1-P2成分都显示对负性情绪视觉刺激觉察更敏感(We & Luo， 2002)，优先加工负性视觉刺激内容，反而干扰了所加工刺激在随后抑制过程。对负性偏差刺激反应时诱发更大的N2波，并且N2波的潜伏期更长，说明负性条件下的冲突反应监控需要消耗个体更多注意资源(Yuan， He， Chen， & Li， 2008; Nagy， Potts， & Loveland， 2003)，花费更长的时间。P3成分是抑制控制加工的直接指标(Yuan， He， Chen， & Li， 2008; Donkers & van Boxtel， 2004)，其波幅反应了抑制控制加工的程度，潜伏期反应了完成抑制加工所用的时间(Bekker， Kenemans， & Verbaten， 2005; Veen & Carter， 2002)。 图5. 在食物线索条件下三类被试的错误率 相比于中性情绪视觉刺激，负性视觉刺激诱发被试更大的P3波，且潜伏期更长。如前所说负性情绪占用认知资源，导致P3波幅降低潜伏期延长，这一点印证了行为结果，以及本文的研究结果。以往也有研究通过增加认知任务(Yuan， Yang， Meng， Yu， & Li， 2008; Yuan et al.， 2007)或增强情绪效价强度(Yuan et al.， 2007)，导致P3波幅降低，影响个体抑制控制。 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在负性情绪启动下，对食物线索的反应的错误率和无情绪启动条件下无显著差异。但是在负性情绪启动下对非食物线索错误率显著高于中性情绪。这说明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非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受负性情绪影响，而对食物线索反应时则没有出现这种影响。相比于无情绪启动，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在负性情绪启动下对食物和非食物线索反应错误率都更高。这说明在负性情绪条件下，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和非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都受到干扰。 然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抑制控制受负性情绪干扰的机制和一般情况是不一样的。同样在负性情绪启动的条件下，对食物线索反应时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错误率显著高于非限制性饮食者，对非食物线索反应时则没有这种差异。除此之外，实验二结果显示，对非食物线索反应时，三类被试无论在何种情绪启动下反应错误率都没有显著差异。在负性情绪启动下，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反应错误率显著高于非食物线索；而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则相反。这说明了，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的抑制控制能力是特异的，与前人结果相一致(Hachl， Hempel， & Pietrowsky， 2003)。Fanchang Kong等人(Kong， Yan， & Hong， 2015)采用双选oddball范式和ERP技术对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以及非限制性者进行测量，未发现三种被试在行为结果上有差异，并且非食物线索诱发三种被试的P3波无差异，但食物图片诱发两类限制性饮食者的N2波都显著高于非实物图片。说明两种限制性饮食者在普通的抑制控制能力上是没有差异的，但是食物线索对限制性饮食者来说有不同的意义。Keller和Siegrist (Keller & Siegrist， 2014)采用Tangney et al. (2004)编制的简明自控量表和Dinkel等人(2005)修订的限制性饮食量表解释关心分量表(Concern for Dieting Subscale)，分别测量被试气质型自控和饮食的限制性程度。结果发现限制性和BMI呈正相关，与自控得分呈负相关。说明气质型的自控能力差是导致节食失败的原因。Keller和Siegrist (2014)的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的方法来测量被试的自控。我们知道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长期饱尝减肥失败的痛苦，相较于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对自己的自控判断更不自信，可能是导致不一样结果的原因。限制性饮食者表现出的这种特异性，反映出负性情绪的干扰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和非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进而说明负性情绪削弱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并不是因为失败者抑制控制能力原本就比成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的更为脆弱，更有可能是由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一条节食边界导致的。 负性情绪对失败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抑制控制的超常干扰，以及成功限制性饮食者能够成功抵抗负性情绪对食物线索抑制控制的干扰，可能是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之所以成功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之所以失败对的原因之一。符合我们的实验预期。对于限制性饮食者来说，是否进食的决定和其它的决策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加工方式，所以限制性饮食者在普通的抑制控制能力上无论在行为结果还是在认知过程上都没有表现出差异，然而对进食上有很大的差异。根据边界理论，限制性饮食者是否进食主要是根据自己设置的节食边界来做出决策，与普通的决策过程是不同的。这个边界是由认知来维持的，为了处理实验中所启动的负性情绪，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消耗认知资源来处理让其不舒服的负性情绪。原本维持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抑制控制能力一旦被占用，其对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大幅度下降。前人研究发现认知资源在节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无关任务占用被试认知资源后，发现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显著高于非限制性饮食(杜捷，陈红，苏艳华，高笑，&孟景，2014)。许辰，陈红等(2013)研究发现，在负性情绪唤醒下，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增加，且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显著高于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非限制性饮食者(杜捷，陈红，苏艳华，高笑，&孟景，2014)。 前人研究发现正性情绪对行为抑制过程可能具有促进作用(辛勇，李红，&袁加锦，2010)。辛勇、李红等(2010)的ERP研究横行情绪诱发的P3波大于中性情绪，N2波小于中性情绪，但并未发现其它成分其它行为和脑电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手段不同。前者采用的是ERP对三类被试进行实验，而本研究采用行为实验，这样反应出三类被试在信息加工的脑机制存在显著差异，而行为反应上则没有。并且其行为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研究在行为结果上阐明了情绪对两类限制性饮食者的影响。但整个行为抑制包含了很多认知加工过程，在本研究中是无法探讨的。未来应该着重研究在整个行为抑制的加工过程中，情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起作用。前人采用双选oddball范式研究发现(Kong， Yan， & Hong， 2015)，成功和失败两类限制性饮食者在对食物线索抑制控制过程中，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高热量食物图片诱发P2波潜伏期显著短于非食物图片。而对于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高、低热量食物图片诱发的P2波潜伏期都显著短于非食物图片。P2波是早起知觉冲突的一个良好指标(Thorpe， Fize， & Marlot， 1996)，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高热量食物更加敏感，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信息敏感但是对热量信息不敏感，这可能是影响其后期抑制控制的原因。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研究从抑制控制的角度，对情绪对两类限制性饮食者成功和失败的原因进行探讨。采用Go-Nogo范式探讨了阈上和阈下情绪启动对两类限制性饮食者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的抑制控制能力异常地受负性情绪的干扰，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的抑制控制能力不受负性情绪的干扰。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通过芝麻生殖期中各天产籽的数量与质量的比较实验，发现在开花期0.15~0.8左右，特别是0.382、0.618及其附近“优生”的几率显著提高，提出芝麻生殖生理上的“壮时优势”。 关键词 :生殖力指数，萌发力指数，生命力总指数，壮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