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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的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本文以社会变迁与个体认知、行为、价值观、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发展为线索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 4.1. 社会变迁与个体的认知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变迁影响个体的注意(Boduroglu & Shah， 2017)、记忆(Wongupparaj， Wongupparaj， Kumari， & Morris， 2017)、思维方式(Cheung， Lau， Lubart， Chu， & Storme， 2016)和创造性思维(Kim， 2011)等方面。2011年，Kim以参与1966年、1974年、1984年、1990年、1998年和2008年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标准化的美国幼儿、一年级至八年级学生、高中生和成人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自1990年起，所有被试的创造性思维分数稳定且持续下降。但以1990年台湾五、六、七和九年级学生和2010年台湾七至十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创造性思维新测验测量被试的创造性思维，结果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试的创造性思维呈上升趋势(Chang， Chen， Wu， Chang， & Wu， 2017)。 社会变迁还会影响智力的发展。Weber等(2017)以2004~2005年和2013年7个欧洲国家50~84岁成人为被试，结果发现被试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随时代发展而提高，且被试所处地区的发展速度越快，智力提高程度越高，女性提高程度高于男性。Liu和Lynn (2013)以1985~1986年和2011~2012年平均年龄为12.5岁的中国儿童为被试，使用修订版WISC-R测量儿童的智力，结果发现2011~2012年的儿童与1985~1986年的儿童相比，WISC-R总分增长了6.19，操作量表得分增长了6.55，言语量表得分增长了1.91。以上研究表明同一年龄个体的认知表现随时代的发展而提高，即弗林效应。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以2004年和2013~2014年叙利亚大马士革13~18岁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被试在标准型推理测验(SPM)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Dutton， Bakhiet， Ziada， Essa， & Blahmar， 2017)。此外，社会变迁还会影响个体视觉呈现(Maynard， Greenfield， & Childs， 2015)、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Rhode， Voyer， & Gleibs， 2016)等，不再一一赘述。 4.2. 社会变迁与个体的行为 首先，社会变迁会影响个体的生育行为。Kağitçibasi和Ataca (2005)以1975年和2003年的母亲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1975年母亲生育儿童的数量显著高于2003年母亲，即土耳其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生育率。以斯里兰卡人为研究对象也证明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Perera， 2017)。其次，社会变迁会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Sunar (2009)调查了土耳其城市中13~15岁青少年和其父母、祖父母，考察他们主观感受到的父母的情感温暖、鼓励自主、控制和管教的代际差异，结果发现与父母和祖父母相比，青少年感受到更多的父母情感温暖和鼓励自主，更少的控制和管教。更重要的是，社会变迁还会影响孩子对特定教养行为的理解和反应，进而对孩子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Chen， Soenens， Vansteenkiste， Petegem， & Beyer， 2016; Perry， Leerkes， Dunbar， & Cavanaugh， 2017)。 社会变迁通过家庭、学校等近端环境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如，de Looze等(2017)以1992~2015年荷兰12~16岁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1992~2003年期间青少年的饮酒行为大幅增加，此后急剧减少，青少年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影响其饮酒行为变化的程度。García等(2015)以1985年和2005年来自墨西哥韦拉克鲁斯15个乡村和2个中等城市的7~11岁儿童为研究对象，收集分析被试的合作行为和竞争行为数据，结果发现2005年儿童合作行为数目显著低于1985年儿童，竞争行为数目显著高于1985年儿童，且城乡儿童合作行为数目都在随时间发展而减少，但农村儿童合作行为数目减少量大于城市儿童。研究者认为儿童的社会化经历及其生活的近端环境在社会变迁和个体行为变化间起中介作用。社会变迁还影响儿童的退缩行为(Rubin et al.， 2006)、攻击行为(Bergeron & Schneider， 2005)和交际行为(Chen， DeSouza， Chen， & Wang， 2006)等，不再一一赘述。 4.3. 社会变迁与个体的价值观 社会变迁还会影响价值观(Oliveira & Nisbett， 2017; Thein-Lemelson， 2015)，研究者尤其关注社会变迁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Morling & Lamoreaux， 2008)。2014年，Manago以墨西哥南部玛雅社区内青少年、母亲和祖母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青少年独立价值观分数显著高于母亲，母亲的独立价值观分数显著高于祖母。以美国人为对象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年龄越小个人主义得分越高(Bengtson & Lovejoy， 1973)。即东西方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变迁会提高个体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关于东西方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变迁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研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Steele和Lynch (2013)分析了1990年，2001年和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在中国收集的数据，发现1990年~2007年中国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变迁降低了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Park和Lau (2016)分析了1981年~2008年欧洲价值观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却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父母越来越重视服从，即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研究西方国家向法理社会的变迁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既可能降低(Bengtson & Lovejoy， 1973)，也可能保持不变(Park & Lau， 2016)。但研究表明经济危机等向礼俗社会发展的社会变迁会提高个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如，Park，Twenge和Greenfield (2017)考察美国经济衰退(2008~2010)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发现大萧条期间大学生社群主义价值观水平上升。 除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维度外，社会变迁也会对权利距离、放纵和约束倾向(Beugelsdijk， Maseland， & Hoorn， 2015)、男性化和女性化、不确定性的规避(Naumov & Puffer， 2000)和工作价值观(Jonck， van der Walt， & Sobayeni， 2017)等产生影响，不再一一赘述。 4.4. 社会变迁与个体其他方面的发展 社会变迁还会对个体人格产生影响。例如，Smits等(2011)以1982年~2007年阿姆斯特丹大学18~25岁的心理学新生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被试的外向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得分呈线性增长趋势，情绪稳定性得分呈线性降低趋势，开放性得分无明显的变化模式。2017年，田园等人通过横断历史分析比较2004~2013年中国大学生在五因素人格问卷(NEO-FFI)中的得分，发现中国大学生变得更加外向、宜人、尽责和开放，但他们的情绪稳定性更差。此外，Twenge等(2015)对以往社会变迁影响人格发展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所有研究都表明外向性得分随时间发展而显著提高，而其他人格因素随社会变迁如何变化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不仅如此，社会变迁也会对自尊(Gentile， Twenge， & Campbell， 2010; Sha & Zhang， 2016)、自信(Twenge， 2001)、自恋(Twenge & Foster， 2008; Leckelt et al.， 2016)、服从(Twenge， 2009)等人格特质产生影响。 此外，通过测量和比较个体在心理健康、睡眠质量、焦虑、抑郁、快乐等方面的数据可探究社会变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Glonti et al.， 2015)。Twenge (2000)通过横断历史分析比较1952~1993年美国儿童和大学生焦虑的变迁方向，结果发现儿童和大学生的焦虑随时间发展而增长，这一变化与离婚率、出生率、信任、初婚年龄等社会联系变量和犯罪率、担心核战争、失业率等环境威胁变量有关。对2005年至2013年中国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也发现，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对个体心理问题产生相应的影响(桑志芹，肖静怡，吴垠，2016)。经济危机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且这一过程受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调节(Glonti et al.，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