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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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总结了在社会困境、最后通牒任务以及信任游戏中不同形式的情绪表达及不同性质的情绪表达对于合作决策的影响，结论如下：第一，此类研究较多采用面部表情的表达方式。第二，研究应考虑离散维度的情绪表达，而不是效价维度，并考虑情绪表达与特定语境的相互作用对于合作决策的影响。第三，可以从情绪的可信度理论、情绪作为社会信息模型以及反向评价理论这几个视角来解释情绪表达影响合作的认知机制。第四，未来研究还需从多个角度出发，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继续丰富相关认知机制和脑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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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探析砒砂岩与沙复配土有机碳活性库和惰性库的演替特征及垂直分布规律，对新成土的肥力提升以及土体有机重构理论具有指导意义。试验选取砒砂岩与沙复配比分别为0:1 (CK)、1:5 (C1)、1:2 (C2)和1:1 (C3)的四个处理，种植年限分别为3年和10年。结果表明，仅复配比对重组有机碳含量有显著影响，以C3处理的重组有机碳含量最高。种植10年较3年，土壤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和潜在可矿化有机碳含量呈现逐渐递增的变化趋势，年增加速率分别为0.05 g/kg和0.06 g/kg，0~10 cm土层显著高于其他土层(P < 0.05)。在种植3年的复配土中，潜在可矿化有机碳平均含量以C3处理最高，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C1处理优势显著，较其他处理表现出明显差异。可见复配措施促进了0~10 cm土层活性碳库的积累，以1:1复配措施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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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农田中的土壤有机碳是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潜在碳汇，并且是维持土壤肥力的基础。土壤有机碳动力学受土壤特性，土地利用和耕作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控制 [ 1 ]。在这些因素中，土地利用会影响有机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对土壤有机碳周转起关键作用 [ 2 ]。土壤有机碳作为土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土壤中养分的储存与供应，其数量和分布反映了地表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时间上的演替和人为干扰，在全球碳循环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3 ]。 土壤中不稳定、易分解、易氧化、易矿化、移动较快，对地表植物和土壤微生物有显著影响的有机碳定义为土壤活性有机碳 [ 4 ]。土壤易氧化有机碳作为土壤中易被氧化且活性较高的有机碳，能够敏感反映群落植被环境与土壤环境的早期变化 [ 5 ]。惰性有机碳是指周转时间为50~3000 a，比较稳定，对土壤利用的短期变化几乎没有响应的有机碳，而重组有机碳则属于这一范畴 [ 6 ]。土壤有机碳是成土的主要标志，而土壤中有机碳的腐殖化，进而形成分子量高、相对稳定的腐殖质是土壤发育程度的主要标志。尽管关于砒砂岩与沙复配土体中有机碳积累已有学者做过研究 [ 7 ] [ 8 ]，但有机碳的状态是否发生了腐殖化过程，是否与土壤矿物颗粒存在结合状态却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砒砂岩与沙复配土为研究基础，分析不同种植年限砒砂岩与沙复配土体中有机碳库组分的演替规律，为实现复配土体良好的土体结构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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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地概况 砒砂岩与沙复配土试验小区位于富平中试基地(108˚57'~109˚26'E，34˚42'~35˚06'N)是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海拔375.8~1420.7 m，属大陆性季风温暖带半干旱型气候，年总辐射量5187.4 MJ/m 2 ，年平均日照时数约2389.6 h，年均气温13.1℃，年平均降水量527.2 mm (1990~1995)。 2.2.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小区为模拟毛乌素沙地砒砂岩与沙混合层的土地状况，试验小区在0~30 cm铺设砒砂岩与沙的混合物质，30~70 cm填充风沙土。选取整治年限为3年和10年的砒砂岩与沙复配比分别为0:1 (CK)、1:1 (C1)、1:2 (C2)、1:5 (C3)的土壤，每个处理重复3次，共24个小区。小区面积为2 m × 2 m，根据小区立地条件，考虑光照、微地形等因素的均一性，试验小区采取自南向北“一”字型布设，通常土壤耕层深度为30~40 cm，因此试验小区将砒砂岩与沙的混合深度设计为0~30 cm，模拟实地条件，30-70 cm完全用沙填充。试验田为玉米(金诚508)–小麦(小偃22)一年两熟轮作，全部采用人工播种。 2.3. 土壤样品的采集 2019年5月份小麦收获后，采集各小区0~30 cm土层样品，间隔10 cm，每个小区均匀采集5点组成一个混合样。将采集的土壤样品去除动、植物残体，过孔径2 mm筛后经自然风干后研磨过0.25 mm筛，用于易氧化有机碳、重组有机碳和潜在可矿化有机碳的测定。易氧化有机碳采用333 mmol/L高锰酸钾氧化-分光光度计法测定 [ 9 ]，重组有机碳采用密度浮选(1.7 g/cm 3 NaI) TOC-VCPH分析仪测定 [ 10 ]，潜在可矿化有机碳采用恒温室内培养法进行测定 [ 11 ]。 2.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3进行相关计算并且进行作图，用SPSS 13.0软件进行Duncan显著性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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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不同种植年限下，重组有机碳在各土层中均无显著性差异，仅复配比对其含量有显著影响，以C3处理的重组有机碳含量最高；复配比、年限、土层均对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以0~10 cm土层的累积效应较好；复配比、种植年限、土层单因素及两两因素间的综合作用均对潜在可矿化有机碳含量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复配土潜在可矿化有机碳平均含量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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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农业农村发展对农村河道治理和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实践方面探讨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管护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分析了农村河道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两方面总结了所采取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的建议，可为进一步推进当地农村河道生态功能恢复以及为类似地区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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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农村河道一般具有引水排水、灌溉供水、调蓄、生态维持等多种功能，是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的重要载体 [ 1 ]。近些年来关于农村河道淤积、堵塞、填埋、污染等问题的报道不少，农村河道生态恢复和有效保护的任务艰巨，其中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 [ 2 ] [ 3 ] [ 4 ] [ 5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现代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给农村河道整治和管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南京市江宁区位于长江下游南岸，随着江宁区都市圈近郊现代农业、都市型农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打造美丽的农村水生态环境，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乡村。近年来，江宁区高度重视农村河道支撑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针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和乡村旅游发展。因此，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在分析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管护工作的突出问题基础上，对所采取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完善措施，可为进一步推进当地农村河道保护以及类似地区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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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分析 近年来江宁区积极推行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河道整治与生态治理相结合，综合利用水土保持技术，将村庄河道疏浚与河堤、圩堤加高加固相结合，与村庄河道清障相结合，与积肥造田相结合，与农田林网化相结合，与护岸工程相结合，与改善村容村貌相结合，与改善沟塘水质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十三五”期间，江宁区共整治22条县(区)级河道、25条乡(街道)级河道，共疏浚河道总长82.21 km，疏浚总土方量140.91万m 3 ，疏浚总投入8611.21万元。新增达标堤防长度147.7 km，新增绿化面积389.39万m 2 ，改善除涝面积71，200亩，改善灌溉面积6900亩，复垦土地101，630亩。虽然江宁区农村河道整治取得了一定的长效，但在疏浚整治和管护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 管护工作力度有待加强 江宁区高度重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程项目的实施，也加强了农村河道的管护工作，但总体上“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村河道管护力度不够强，管护的覆盖面不够全。目前，江宁区的骨干农村河道基本实现了管护全覆盖，但是仍有部分农村河道、村庄河塘未纳入管护范围，或者是管护的频率相对较低，总体管护效果不够理想。 2) 管护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农村河道的管护队伍素质差次不齐，人员结构不够合理。管护人员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接受专业培训提升水平成效不高。此外，由于管护人员经费不足，也限制了条件好的管护人员的选聘。 3) 污染治理有待加强 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环境污染呈加剧趋势，不少农村河道的污染非常严重，甚至部分农村河道成为了当地的臭水沟或者垃圾场。而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运行不够规范；农业生产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造成了一定的面源污染；部分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够，乱倒垃圾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大部分污染物进入农村河道，造成农村河道水质下降、生态恶化等问题。 4) 投入经费有待加大 江宁区农村河道面广量大，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的范围大、任务重，虽然省、市、区各级均针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给予了一定经费补助，但与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资金缺口，地方经济负担相对较重。此外，目前的经费补助主要针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程，在管护方面的经费投入不足，难以保障农村河道疏浚整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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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经验总结 3.1. 农村河道疏浚整治经验做法 为保证全区农村河道疏浚和管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江宁区加强了组织领导、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等，制定了年度计划任务并分步实施，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 1) 政府推动整治工作 由于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关系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农村水环境的改善，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作。区政府以政府文件下达疏浚整治任务，同时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作列入区政府对街道、园区的“五位一体”考核中的生态文明指标考核，在改善农村灌排条件的基础上，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按“生产先进、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着力提升农村生态品质，打造宜居生态环境。区政府领导持续关注农村河道疏浚工作进展，多次听取实施展情况和目前淤积等情况的汇报。区水务局也多次下发相关通知，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进行再推进再落实。各街道积极强化领导作用，协调处理施工过程中矛盾，集中力量组织队伍和机械进场施工，结合村庄环境进行河道疏浚整治等工程，加快推进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各项工作。 2) 打造整治亮点 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在完成面上清淤任务、改善农村灌排条件和蓄水能力等功能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服务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和水美乡村建设，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黑臭河道整治、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等有机结合。在工程的实施中，强调自然村的集中连片治理，重点村、重点片疏浚整治积极与农村生态治理、环境整治、道路建设以及街道相关重点工程建设相结合，疏浚整治工程质量得以提升。不仅做到了清出淤泥，还进行了岸坡整治，实施了周边环境的绿化美化。不仅做到水系相互沟通，水质得到改善，同时做到便民设施、管理设施和管理责任三同步落实。 而且，当地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农业休闲旅游相结合，结合农业生态休闲村建设，对村庄水系进行改造，整治河塘，依托自然山水，结合田园风光，发掘历史文化，着力打造了一系列“水美乡村”，打造出了农村河道疏浚整治的亮点和精品，提升了农村河道整治整体形象。 3) 积极实行监理控制 作为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区水务部门充分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责，按照“三清一建”的标准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和检查督促，并督促河塘周边环境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的落实。聘请相关监理公司对清淤工程进行专业工程监理，对河塘疏浚整治标准质量等各方面进行监理。监理人员不仅深入施工现场，核实清淤河塘与否等情况，还测量每个河道、河塘疏浚的长度、宽度和清淤深度，测算清淤工程量，抓好河塘疏浚整治标准质量，规范工程建设，在完成整治土方任务的基础上，还对周边环境整治提出建议和要求，定期统计清淤进度，通报行动情况。同时，区水务局加大检查督察的力度，分片对河塘疏浚整治标准质量、工程进展情况以及现场监理情况进行督查指导，有力推进了疏浚工作的开展。 3.2. 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经验做法 1) 完善政策法规 江宁区出台了《江宁区农村河道长效管理办法》、《江宁区农村河道管理考核办法》，各街道也发文出台了《街道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实施细则(试行)》和《街道堤防长效管护考核办法》等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规范江宁区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促进了农村河道长效管护水平的提高和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 2) 确立管护模式 江宁区在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省级试点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改革工作的同时，探索形成了一套适合江宁区的农村河道管护模式。其中，“管养分离”模式是以相对独立的片区或街道内的农村河道为一个承包单元，由当地政府或社区集体采取对外发包的招标方式，择优选择专业养护公司或承包人进行管护。“管养分离”模式主要适合于公益性骨干农村河道水系工程以及受益跨社区由街道管理的乡级河道等。社区“五位一体”集中管理模式是由社区直接组建管理工作小组，将农村河道的管护与村道路养护、环境卫生管理、绿化养护以及公共设施管理等一道全部纳入管理内容，形成社区“五位一体”集中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适合所有社区采用。目前，养护人员的选聘也逐步采取竞争承包方式落实，并加强日常监管和考核、规范管护经费管理。 3) 落实管护责任。 结合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和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落实农村河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此基础上，区水务局与各街道水务站签订了责任书，明确了管护中的主体责任、管护范围、经费保障以及日常运行管护要求，检查考核等有关事宜。各街道水务站分别与社区、养护公司或养护人员也签订了责任书，明确了养护的责任与标准及考核要求等。 4) 强化监督考核 通过制定相关管理考核办法，区水务局每年6月、12月分别进行了半年度农水工程管护考核，每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不足都有检查记录，努力做实检查考核工作，并把考核结果同经费补助直接挂钩。此外，街道水务站每季度组织检查一次，社区基本每月进行一次自查。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在各街道、社区及全区百姓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下，按照农村河道的管护标准和要求，管护范围不断扩大，管护水平持续提升，群众参与农村河道管护工作的热情不断提高，为全区的“美丽乡村”和“水美乡村”建设和农业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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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完善建议 1)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横幅、宣传栏、报纸、网络媒体等方式宣传农村河道管理办法和保护河道的意义，增强公民自觉爱河护河意识，使大家认识到保护农村河道不只是“公家”的事，也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同时，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将爱护农村河道写进村规民约，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此外，还可以结合“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集中、突击宣传河道保护和河湖健康的重要性。通过召开群众和党员代表座谈会、设立意见箱等，听取群众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长效管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 加大工作创新力度 建议对重点片区、骨干农村河道，以增强水利养护公司实力为基础，推进“管养分离”模式。积极探索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专业保洁公司和公开竞聘专门保洁人员，走专业化管养的路子，切实提高管护成效。同时，强化典型引领作用，推进农村河道管理上新台阶。 3) 引入社会资本 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长效管护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公益性强，投入较大。区级应多方筹措资金，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实施。农村河道疏浚整治资金投入全部依赖财政不现实，全部依靠农户又不可能，迫使需要创新工作思路，拓宽农村河道疏浚与管护投资渠道，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逐步引入社会资本，走“以河养河”的市场化运作之路，充分挖掘和利用农村河道区域内的自身资源，实现河道疏浚整治与长效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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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农业农村发展对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实践方面探讨农村河道保护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分析了农村河道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两方面总结了所采取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的建议，可为进一步促进当地农村河道生态功能恢复，以及为类似地区开展相应的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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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探讨在疫情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对卫校学生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新冠疫情社会支持量表、积极应对行为量表、新冠疫情自我效能量表和个体抗逆力量表，对江西某卫生学校105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和卫校学生在疫情下的积极应对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均对积极应对行为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t = 7.53， p < 0.001; t = −6.13， p < 0.001; t = 16.12， p < 0.001)，自我效能、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要警惕自我效能的负向影响，需进一步发挥抗逆力的正向影响，并考虑与抗逆成长的核心胜任特征成长评估和培训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改善青少年学生群体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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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国务院在2020年6月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的白皮书中指出，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分为五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五阶段，即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后期，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现阶段青少年在新冠疫情中的心理适应特征和行为反应特点，以此为基础来发现青少年在疫情后期心理行为反应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建议。因此，我们开展了对国内某地区群体在此次疫情中的风险认知特征及行为反应规律的现状调查，而青少年面对新冠疫情的行为规律及其作用机制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从微观个体角度来看，当个体和外界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且这种相互作用超出自身的资源范围，并产生负担时，个体倾向于做出一定的应对行为(Folkman et al.， 1986)。应对行为是指个体做出的认知、行为的努力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减轻个体在遭遇挫折和压力时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以及影响(黄希庭，余华，郑勇等，2000)，它是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最关注的概念之一。基于应对行为的选择与身心发展的显著关系，吴素梅和郑日昌提出，应对行为主要包括积极的应对行为和消极的应对行为(吴素梅，郑日昌，2002)。积极的应对行为即解决问题和求助，它有利于维护人身心的健康发展；消极的应对行为即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此次新冠疫情给我国青少年的认知、行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占用相当大的心理和公共认知资源，我们需要青少年在疫情下产生相应的积极应对行为来对抗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和冲击，疫情下积极应对行为对个体的身心保健平衡以及疫情控制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探究新冠疫情下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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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根据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人的行为既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又受内部个体因素的影响(Bandura， 1986)。Bandura在社会认知理论中极为强调自我效能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特别关注自我效能感在疫情中对个体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作用；而个体抗逆力作为面对危机和风险事件时尤为强调的独特内部心理因素，得到了大量研究的关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支持(外部社会因素)与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内部个体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在疫情中的积极应对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积极应对行为的重要外部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的概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比如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直接的物质援助等等；二是主观的、情绪体验到的支持，多指在社会实践中个人受到尊敬、理解、支持的主观感觉和体验(肖水源，杨德森，1987)。个体在应对压力和挫折时，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必要的应对资源，能够帮助其积极乐观地面对。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the Main-Effect Model)认为，对个体能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广泛地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支持中(刘晓，黄希庭，2010)。程素萍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具体探究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各个成分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Cheng， Zhang， & Jia， 2009)。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体的行为方式，使其避免产生不良的行为方式，而产生较多的积极应对行为，如主动寻求帮助，努力应对困境等(李强，1998)。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支持对个体积极应对疫情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就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机制而言，社会支持既可能直接对个体的内在心理发生影响，也可能通过影响个体某些内在的心理因素进而影响到该心理品质(Uchino， Cacioppo， & Kiecolt-Glaser， 1996)。外在社会因素对个体内在心理行为的影响，需经过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刘凤娥，黄希庭，2001)，而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建立在自我概念的基础上的(李娜，2011)。Bandura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Bandura， 1982)，其所处的情境条件以及他人的积极鼓励、劝说等能有效地提高自我效能感。有关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受到社会支持的程度越好，其自我效能感越高(宋灵青，刘儒德，李玉环等，2010)，在对高职学生的学习倦怠研究中发现，提高高职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增加其社会支持，可以预防和减轻学习倦怠(Wang， 2008)。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将产生足够多的努力，使得个体更容易成功，反之则容易导致失败(Sitzmann & Yeo， 2013)。童星和缪建东指出，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可能有更多的积极的体验(童星，缪建东，2019)。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往往能产生更加积极的应对行为。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 个体抗逆力(Resilience)是影响个体积极应对行为的重要内部心理因素，通常是指个体面对负性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够成功应对的能力，此外，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理功能(Catherine， McMahon， Gibson， Allen， & Douglas， 2007)。时勘等人在对贫困大学生群体中的调查发现，抗逆力能够增强经历过负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的调整能力，对创伤后成长起到促进作用(Shi， Zhou， & Ma， 2015)。抗逆力对于应对快节奏、高压力、不稳定的外部环境显得尤为重要。高抗逆力的个体通常采用幽默、创造性探究、放松和积极思考等应对方式(Fredrickson & Michele， 2003)。也就是说，在抗逆力与应对行为的关系上，高抗逆力的个体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李旭培，时雨，王桢等，2010)，它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发生互动作用产生的结果。外部因素主要是指个体处在外在环境中的资源或资本，它们有助于个体克服逆境、积极应对压力危机，从而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行为(田国秀，2007)。本研究提出假设3：个体的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 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个体抗逆力、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国内学者对救援人员的研究发现，抗逆力包括理性应对、乐观感、坚强人格、自我效能感和柔性适应五项因素(梁社红，时勘，刘晔等，2013)。而曾静认为，抗逆力包括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内在优势因素(I am)和效能因素(I can)三个部分，其中外部支持因素与社会支持一致，其主要来源是家庭、学校和同伴等，它们有助于个体克服逆境、积极应对压力危机；而效能因素与本研究中的自我效能一致，主要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等(田国秀，2007)。何玲的研究证实，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对抗逆力产生影响(何玲，2015)。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4：社会支持可以通过自我效能到个体抗逆力的链式中介显著正向影响人们的积极应对疫情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预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对青少年应对疫情积极行为具有积极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新冠疫情背景下青少年受到的社会支持作为社会因素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并探究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作为个体因素在机制中可能的单独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为提升青少年在疫情中的积极应对行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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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采集对象为江西省内某卫生学校的师生。去除测谎题以及答题过快、有明显选择倾向的题目后，最终采集到1050份有效数据。其中性别分布为：女性被试953人(90.8%)，男性被试97人(9.2%)。年龄分布为：20岁以下被试951人(90.7%)，20~29岁被试84人(8.0%)，30岁以上被试16人(1.5%)；受教育程度分布为：中学20人(1.9%)，职业学校994人(94.8%)，大学本科及以上36人(3.4%)。 3.2. 研究方法 3.2.1. 新冠疫情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改编自Caplan等人在1980年修订的社会支持量表(Caplan et al.， 1980)，我们针对新冠疫情可能受到的社会支持来源进行修订并保留了6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制。从1完全没有到4很多。分数越高，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接受的社会支持越强。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3.2.2. 积极应对行为调查问卷 该部分的调查使用的积极应对行为条目参考了Moos在1993年开发的应对行为量表(Moos， 1993)。此次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对于该量表进行应对新冠肺炎内容的调整，比如“带口罩、及时洗手等等”，修订后最终保留了9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制，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积极应对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3.2.3. 新冠疫情自我效能量表 该量表改编自Jerusalem和Schwarzer在1992年修订的自我效能量表(Jerusalem & Schwarzer， 1992)，我们修订并保留了4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制。从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3.2.4. 个体抗逆力量表 该量表改编自Siu等人2009年开发的个体抗逆力量表(Siu et al.， 2009)，采用了6个条目，5级评分制。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抗逆力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 3.3. 统计分析流程 采用SPSS 24.0和AMOS 2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然后，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在相关分析基础之上，采用PROCESS分析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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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我们采用熊红星等人推荐的“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熊红星等，2012)。首先，建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M1；其次，构建包含方法因子的模型M2；最后，比较模型M1和模型M2的主要拟合指数，得到：△GFI = 0.030，△IFI = 0.019，△NFI = 0.019，△CFI = 0.019，△TLI = 0.017，△RMSEA = 0.008。各项拟合指数的变化均远小于0. 05，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综上所述，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以及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除了自我效能与积极应对行为之间不相关外，社会支持、积极应对行为、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之间两两均显著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between variable 变量 M SD 1 2 3 4 1) 社会支持 2.71 0.72 1 2) 积极应对行为 4.24 0.73 0.35 ** 1 3) 自我效能 2.62 0.75 0.24 ** 0.03 1 4) 个体抗逆力 3.43 1.02 0.39 ** 0.50 ** 0.31 ** 1 表1.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N = 1050； * 表示p < 0.05； ** 表示p < 0.01； *** 表示p < 0.001。 4.3. 自我效能与个体抗逆力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检验 我们采用Hayes在2012年编制的Model 6为含两个中介变量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学历之后，对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关系中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社会支持对自我效能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25， t = 7.93， p < 0.001)，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对个体抗逆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均显著(β = 0.46， t = 11.57， p < 0.001; β = 0.32， t = 8.35， p < 0.001)，假设1得到验证。最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对积极应对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亦均显著(β = 0. 23， t = 7.53， p < 0.001; β = −0. 17， t = −6.13， p < 0.001; β = 0.36， t = 16.12， p < 0.001)。当放入链式多重中介变量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后，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 23， t = 7.53， p < 0.001)，说明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理，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到个体抗逆力之间起中介作用，个体抗逆力在自我效能到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我们的研究假设2、3、4得到了证实：结果表明，自我效能、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Table 2 A chained multimediator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behavio 变量 自我效能 个体抗逆力 积极应对行为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常量 1.73 0.31 5.54 *** 0.72 0.40 1.81 2.47 0.28 8.71 *** 性别 −0.07 0.08 −0.87 0.32 0.10 3.28 ** 0.00 0.07 0.05 年龄 0.01 0.06 0.15 −0.06 0.08 −0.73 0.02 0.06 0.44 学历 0.09 0.10 0.94 0.11 0.12 0.88 −0.04 0.09 −0.51 社会支持 0.25 0.03 7.93 *** 0.46 0.04 11.57 *** 0.23 0.03 7.53 *** 自我效能 0.32 0.04 8.35 *** −0.17 0.03 −6.13 *** 个体抗逆力 0.36 0.02 16.12 *** R 2 0.06 0.21 0.30 F 16.49 *** 55.57 *** 75.80 *** 表2. 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分析 注：N = 1050； * 表示p < 0.05； ** 表示p < 0.01； *** 表示p < 0.001。 如表3所示，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自我效能、个体抗逆力为中介的三条 Table 3 The chained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on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behavior were teste Effect ΒootSE ΒootLLCI ΒootULCI 效应量(%) 总效应 0.380 0.034 0.314 0.446 100.00% 直接效应 0.230 0.034 0.164 0.297 60.53% 路径1 −0.043 0.010 −0.065 −0.025 −11.32% 路径2 0.166 0.019 0.130 0.202 43.68% 路径3 0.029 0.010 0.017 0.043 7.63% 总中介效应 0.151 0.021 0.110 0.191 39.74% 表3. 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注：路径1：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积极应对行为；路径2：社会支持→个体抗逆力→积极应对行为；路径3：社会支持→自我效能→个体抗逆力→积极应对行为。 图1. 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中介路径的效应值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积极应对行为，而且能够通过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组成的三条中介路径显著间接影响积极应对行为，其中自我效能所在的路径1为负向效应。该直接效应(0.230)、路径1 (−0.043)、路径2 (0.166)、路径3 (0.029)和总中介效应(0.151)分别占总效应(0.380)的60.53%、−11.32%、43.68%、7.63%和39.74%。各路径标准化系数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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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5.1. 疫情下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路径分析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支持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积极应对行为，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1。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契合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即社会支持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增益作用(刘晓，黄希庭，2010)，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体的行为方式，使其避免不良行为方式的产生，可以产生较多的积极应对行为，如主动寻求帮助，努力应对困境等，证明社会支持是新冠疫情中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本研究基于风险认知的角度来解释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在面对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的时候，人们将面临巨大的压力。焦松明等人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风险认知调查中(焦松明，时勘，周海明等，2020)，也发现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可能威胁生命的疾病，具有较大的不熟悉感和无法控制感，而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而且是一种社会交换和社会互动。可见，在疫情中青少年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不断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在人际沟通中不断互相交换所获得的新冠疫情信息，可以增加个体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熟悉感、可预测感和稳定可控感，进而激发青少年群体产生更多的积极应对行为，从而在疫情中抗逆回弹。 5.2. 自我效能和抗逆力对应对行为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本研究构建了从社会支持出发，通过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进而提升抗逆力最后产生积极应对行为的结构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在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中，由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构成的路径1、路径2、路径3和总中介效应的效应值分别为−0.032、0.125、0.022和0.115，三条中介路径效果均显著。这验证了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社会因素与个体因素产生交互进而影响青少年的行为(Bandura， 1986)，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验证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在本研究中，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和青少年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这验证了研究假设2。在自我效能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中，自我效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这与我们在假设的正向预测相反，这一现象孙天义等人认为是由于在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中，人们认知上存在患病概率的分散效应，而提高的自我效能带来个体的过度自信导致的积极应对行为的减少(孙天义，乔静瑶，2020)。抗逆力在本研究中的中介作用效应量比例高达43.68%，突出抗逆力在疫情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验证了研究假设3。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自我效能”与“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对个体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的作用。一方面，高度重视“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和青少年抗击新冠疫情的积极应对行为中的中介作用，社会支持会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但是本次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负向预测疫情中青少年的积极应对行为，这可能是由于青少年在常态化背景下应对疫情时表现出松懈、麻痹大意、过度自信的原因之一，伴随着青少年的消极应对疫情行为的增加，比如出现外出不佩戴口罩等行为，这是可能导致疫情防控不佳的风险行为，可能使得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反弹的情况，这一现象应在青少年疫情教育中予以关注。另一方面，突出“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青少年抗击新冠疫情的积极应对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抗逆力的效用是非常显著的。社会支持会提高个体抗逆力，从而积极预测青少年的积极应对疫情行为。最后，从路径3中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亦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而自我效能的提高伴随着抗逆力的提升，进而促使青少年产生更多的积极应对疫情行为，验证了研究假设4。 5.3.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应对行为带来的“双刃剑”效应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我们在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外部社会因素(社会支持)通过内部个体因素(自我效能感和个体抗逆力)影响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会带来“双刃剑”效应。社会支持既可以增加个体的积极应对行为(通过增强个体抗逆力进而增加青少年在疫情中的积极应对行为，进一步增强个体抗逆力，促进青少年在疫情中的有效的应对行为)，也可能导致青少年在疫情中产生麻痹思想，放松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措施。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特别是面对的复工、复产、复市以及复学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近期内挥之不去的常态化事件，目前，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全球已有超过4050万例确诊新冠病毒。截止10月，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令全球累计110万例死亡；据ABC报道，美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超过820万，死亡人数至少为22万，目前，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制尚未取得真正的突破。我们国家由于全国一盘棋，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最近，北京新发市场和青岛地区的反弹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更为关键的是，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不能独善其身，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存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我们都不可能高枕无忧。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要警惕社会支持的“双刃剑”效应，青少年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对此，政府、学校还应加大新冠疫情风险的宣传，让青少年对新冠疫情重新加大警觉，自觉维持积极的防疫、控疫的心理行为。 5.4. 抗逆成长：青少年核心胜任特征培养的凸显因素 在青少年核心胜任特征的培养教育中，特别要关注个体抗逆力的作用。在本次研究中，核心胜任特征抗逆成长的组成因素包括自信心、乐观、社会支持和主控四大因素。抗逆力指表现出来的一种维持稳定的心理健康水平，且成功应对逆境的胜任特征，也是民众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回弹能力”。低抗逆力水平的个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缺少一些积极因素，体验到的成长较少。就学校环境而言，关注并发展学生的核心胜任特征，培养学生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信息下的独立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为个体进入社会前做好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准备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青少年在抗逆力方面得到提高，其面对逆境时就能够保持理智客观的积极情绪，不会一直沉浸于不良环境或者有压力的情形中，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并合理、正向地解决问题。综上，我们应高度重视抗逆力在青少年核心胜任特征培养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也应考虑如何将青少年预防疫情和抗逆成长的核心胜任特征成长评估工作结合起来，争取把预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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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世界全球化的大战略格局下，雅思等国际化考试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传统的雅思教学以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学为主流，致力于帮助学生短期高效提分，但是却忽略了学生语言实际应用水平的提升。如何帮助学生走出应试类教学的盲区，实现成绩提分、语言提能双路径发展是近年来雅思教学领域一直在探索和研究的方向。本文通过对雅思培训教材更迭的角度，反观雅思教学的转型趋势，旨在为广大雅思教师激发教学灵感、优化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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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如今，高考已经不再是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唯一途径，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在高考后申请出国留学，以增加名校的录取率、获取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 1 ]。雅思考试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英语水平测试之一 [ 2 ]，被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10，000余所院校机构所认可 [ 1 ]，为高考后申请留学的学生所青睐，而雅思教学也成为了众多教师共同的探索方向。但在传统雅思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学占主流 [ 3 ]，均忽略了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学生即使雅思考试分数达到了目标院校的分数要求，但其相关的能力依然未能完全形成，阻碍了学生未来的国外学习和工作。如何能够通过教学更好地契合实际，提升应试技巧的同时实现能力的升级和跃迁是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选取了国内著名教培行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雅思培训的新旧两个版本教材Mindset for IELTS (新东方与剑桥雅思官方合作研发的一套专门为中国雅思考生量身定制的教材)和Complete IELTS (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ESOL考试委员会联合出版)为案例，从设计思路、讲解方式、内容编排、输出项科目的实际应用、与考试的贴合度和规律总结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尝试找出两者异同点，以小见大，从教材更迭的角度反观雅思教学的转型趋势，旨在为广大雅思教师激发教学灵感，优化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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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及内容 本研究选取了新东方学校旧版和新版的雅思教材Complete IELTS [ 4 ] (下文简称CI)和Mindset for IELTS [ 5 ] (下文简称MS)同话题(自然相关)的两个单元(第五单元和第八单元)作为研究案例，从设计思路，讲解方式，内容编排，输出项科目的实际应用，与考试的贴合度和规律总结概括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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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论 综上不难看出，虽然两本教材都是按照“话题–功能–结构–任务”相结合的思想编排，以话题为主线，任务为目标，辅助以功能和结构项目 [ 10 ]，初衷都是有效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但相比之下MS教材更加注重学生思维引导，将学习目标和任务进行拆解，一步步搭建脚手架帮助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实现能力的逐级提升和跃迁。不仅仅停留在认知或是理解层面，而是从动机到了解，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掌握，从掌握到应用的能力跃迁模式。MS的设计更符合学生的逻辑认知规律，更多注重学习和考试策略的指导，给予规律的总结和提炼，适用于启发式，探究式，互动式教学，让学生通过合作学习，自主探究规律。从雅思教材的更迭不难看出，雅思教学已逐渐从以考试为中心的应试英语教学模式逐步向应用英语教学模式转变 [ 11 ]，不仅仅停留在考试技巧传输层面，更看重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自我探究，逐层拆解任务目标的形式将规律内化于课堂内容，更注重通过教学的输入过渡到学生能够自主输出，从理解掌握到内化应用的能力升级，而这也更符合语言学习者的目标要求。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考试与实际的顺利接轨，我们不妨将视角向应用式教学模式转型，让学生真正学以致用，走出应试类教学的盲区，实现能力的真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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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之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变得非常普遍。而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因信息网络传播权损害赔偿数额如何计算的制度仍然不完善，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是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案件的重点和难点，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赔偿额举证难、类案判决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互联网时代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丞待解决，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和侵权行为的遏制至关重要，继而影响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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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属于著作权的一种，与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等权能处于并列层次。2020年7月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通过“线上 + 线下”的方式，召开“e版权”诉源共治体系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探究图片版权争议成因共促纠纷源头治理——北京互联网法院关于涉网图片类著作权案件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受理著作权案件已近5万件，占全部受理案件的77%，著作权案件侵权主体呈现类型多样的特点，既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个体工商户、个人 1 。由此可见，互联网给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但是一不注意可能侵犯他人权利。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托网络的发展，具有传播快、受众广、可及性高的特点，随之而来网络环境中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象屡见不鲜。 目前，《著作权法》及其配套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仅做了原则性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在确定侵权赔偿具体数额时，司法政策、利益平衡成为法官的重要考量因素，导致判决结果出现赔偿数额悬殊、不同地区赔偿数额参差不一的现象。合理确定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历来是审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的难点，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又比其他类型知识产权案件更难确定合理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 1 ]。在数字网络技术环境下商业方式发生改变，通过广告商提供资金的商业运作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直接支付对价的交易模式，商业盈利出现隐形化的特征，使得侵权者复制作品的利益难以通过市场利润来计算 [ 2 ]。本文将从立法现状出发，分析目前信息网络传播权损害赔偿数额之确定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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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信息网络传播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立法现状及问题分析 根据最新的《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2 ，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顺位为：1) 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违法所得；2) 参照被侵权的权利使用费确定；3) 法定赔偿。从法律规定来看，在使用前顺位方法难以计算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后顺位方法。最新的《著作权法》较之2010年的版本，在赔偿数额计算上有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参照权利使用费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给赔偿数额的计算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途径。接下来，将逐一分析三种赔偿数额计算方法。 2.1. 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违法所得证明难度大 权利人实际损失，是指权利人在没有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利润与侵权情形下实际获得的利润的差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 3 ，权利人实际损失计算方法为：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的乘积，因此需要确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复制品的减少量或侵权复制品的数量。然而，互联网由于其虚拟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使得复制品的减少量或侵权复制品的数量难以计算。同时，如何证明哪些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存在困难，在市场竞争中，经济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都可能是权利人损失的原因，损失也有可能受到税收、宣传、市场影响力等因素影响。因此，该方法存在操作层面的困难。 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同样面临侵权产品销量难以确定的巨大难题，与权利人实际损失一样在实践中也难以采用。有学者采集的2011年至2016年间9057份判例样本中，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获利”作为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的判例有63例，占判例样本总数的0.68% [ 3 ]。由此可见，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同样存在操作层面的困难。 2.2. 参照权利使用费也很难体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损失 最新的《著作权法》中虽然增加了以权利使用费为参照的量化标准，但是对于网络时代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仍然存在适用难题。一是权利使用费难以确定。侵权高发的微博、微信、博客、贴吧等网络新媒体，其阅读量或者点击量更依赖于发布平台和发布者粉丝数量，不同平台和发布者支付给作品权利人的使用费是不同的，同一个视频给拥有百万级粉丝侵权人和拥有几万粉丝权利人带来的收益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权利使用费以哪一方为标准确定值得商榷。二是互联网媒体作为新兴媒体，侵权者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通过侵权复制品的数量和侵权复制品销售单价来衡量是无法完全体现的。发生于互联网空间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由于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网络的放大效应，使得采用权利使用费为参照来计算也很难接近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超越使用费以外的是市场占有率、市场竞争力、影响力等权利使用费以外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很难直接通过权利使用费体现出来。 2.3. 法定赔偿过于泛化且缺乏量化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用于确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赔偿额得以广泛采用。最新的《著作权法》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根据最高院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4 。此规定虽然细化了赔偿数额应当考量的因素，但仍然比较笼统，司法实践中，法官无法依据可量化的具体标准作出判断，法官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导致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目前，法定赔偿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2.3.1. 法定赔偿适用的泛化 北京互联网法院制作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关于涉网图片类著作权案件的调研报告》中提到：“绝大部分案件中，原被告均未针对如何确定损害赔偿进行举证，法院判决多使用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法定赔偿适用的泛化原因主要有： 第一，前两顺位的计算方法举证难度大、成本高。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中，相比于专利、商标等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而言，所谓的损失或者获利明显地难以查实。韦斯顿就认为，“即使我们的经验在大多数诉讼中是可能的，但仍很难衡量权利人实际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真正非法所得。原因有很多，例如侵权者会表示在侵权销售中没有任何的营利。尤其是要权利人方提供证据证明销售侵权作品的获利相当困难；此外，在多数情形下，权利所有人本就很难证明其实际遭受的损害” [ 4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中，没有实体著作权载体，并且对于大部分免费传播靠广告收入获益的作品，无法按照传统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和侵权复制品销售单价相乘的计算方式，使得权利人举证难度大。 第二，法院查证难，法官为了防范错判的风险，会选择法定赔偿。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无论事实还是法律问题都比较复杂，准确查清案件事实，进而研究解决有关法律难题已经占据了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要将与赔偿有关的事实完全查清，无疑将使审判周期进一步延长，给法院造成诉累。因此，法官常常会牺牲与赔偿数额确定的一些问题，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适用法定赔偿进行酌定，以保证司法效率 [ 5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课题组在其一份论文中指出，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来看，适用法定赔偿非常简便，可以省去相应的举证、质证和查证的环节，大大节约了人力、财力和时间，法院和法官比较乐于适用法定赔偿 [ 6 ]。 2.3.2. 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可量化标准 《著作权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法定赔偿的规定过于原则，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细化的参考标准。早在2005年，江苏高院印发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适用定额赔偿办法的指导意见 5 ，2012年上海市高院 6 、2019年广东高院 7 也相继印发了细化文件，对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列举，但是该类参考因素依然缺乏可量化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类案标准不同。法定赔偿方法中，虽然司法解释列举了赔偿数额考虑的因素，但不同法院(法官)侧重于不同的因素会得出不同的赔偿数额，做出不同的判决，这就增加了“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现象的发生 [ 7 ]。例如2019年3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徐某诉北京新媒体集团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中 8 ，涉案7张摄影作品图片判赔9000元(折合每张图片约1300元)，而到了2019年7月 9 相同原被告、相同案情、审判法院相同的情况下，涉案10张摄影作品图片却只判3500元(折合每张图片350元)。 第二，情况不同的案件或不相似的案件判决标准强行统一。目前司法实践中每个地区对于某个类型的作品基本会有一个共识，比如一张图片侵权赔偿数额为500元左右，一千字文字赔偿数额为80元至300元。按照这样的标准确定法定赔偿数额会导致不同情况的案件，由于举证不足，法庭在进行法定赔偿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只注重侵权作品的类型而不考虑具体的作品的质量、侵权行为恶劣性等因素，使得权利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也不能效遏制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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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赔偿制度的建议 3.1. 完善以流量为依据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 目前，评价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品在互联网中的价值比较重要的标准为：流量。在互联网平台中，流量是用来描述访问一个网站用户数量以及用户所浏览页面数量等相关的数据指标 [ 8 ]。流量可以作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非法所得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根据流量来计费在互联网界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计算方式，建议将其引用至司法审判中来。 3.1.1. 数字内容付费的流量计算 数字内容付费实际上是简单的将线下纸质出版物放到互联网线上进行销售。例如某公司获得影视作品的版权之后，按互联网兴起前的传统，获得版权之后可以刻成光盘进行实体销售，其获得的收益为光盘复制件数量与单价之积，而如今互联网时代同样可以将影视作品放到网上，其获得的收益就变为流量(付费点播次数)与付费点播单价之积。这种模式在视频网站、小说漫画、网络音乐等数字内容的服务产业比较常见。 在该收费模式下，实际损失 = 损失流量 × 数字内容付费单价 × 侵权内容完整度百分比。之所以需要乘以侵权内容完整度百分比，是需考虑侵权产品与权利人的完整数字付费内容之间的差距或内容缺失。比如：盗版电影相较于原版电影画质差、盗版图片相较于原版图片像素低等。 3.1.2. 广告展示的流量计算 流量作为互联网领域的收视率，广告收入则是其最主要的价值体现。搜狐、雅虎、新浪等门户网站迅速崛起的根源，在于巨额流量带来的广告收入。此外，互联网视频网站如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均以广告的方式将流量变现，互联网内容平台的收入均依赖于流量。“得流量者得天下”，流量是互联网公司实现变现盈利的命脉所在。 流量的广告变现有以下方式：第一，CPM方式，按千次展示付费，此种计费方式情况下，广告损失的计算应该为：广告损失 = 广告展示量 × 广告刊例价。第二，CPC方式，一般针对精准广告，此类广告按照用户点击付费，由于并非所有用户都会进行点击行为，因此需要统计流量向点击量的转化率，损失计算方式为：广告损失 = 流量 × CPC转化率 × 广告刊例价。第三，CPA方式，按实际效果付费，比如按照下载量或激活量、注册量进行计费，广告损失 = 网站流量 × CPA转化率 × 广告刊例价 [ 9 ]。 3.2. 制定可量化的法定赔偿标准 2020年4月北京高院印发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 10 对各种类型的作品法定赔偿数额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其中文字作品参照稿酬为原创作品按照80元至300元/千字计算，翻译作品按照50元至200元/千字计算，汇编作品按照10元至20元/千字计算，不足千字部分按千字计算；摄影图片作品每幅摄影作品的赔偿数额一般为500元至2000元。 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此项规定不但对每类作品的侵权赔偿数额进行了具体规定，也给予了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其在基本规定中对法定赔偿的参考因素做了概括描述的同时，还在各个类型的具体赔偿标准中通过“一般参考因素”“特别参考因素”等各种详细参考因素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因此，在同一地区可以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法定赔偿制定一个相对具体的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详细对侵权行为涉及的不同作品类型、作品数量、侵权行为性质、行为恶劣程度等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量化的标准，能有效防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也能够明确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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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侵权损害赔偿后果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将直接影响侵权行为发生的频率。现行著作权法体系尚不存在针对新型侵权行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可适用的侵权赔偿数额计算方法，客观上导致了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赔偿额举证难度大、法定赔偿泛化和法官自由裁量边界过大等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下，引入流量作为完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参考因素，制定具有可量化标准的裁判规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问题。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越来越多，完善其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和法定赔偿的认定标准，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鼓励权利人创作，还能有效打击侵权行为，使互联网版权产业能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