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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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描述群落构建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指标，与群落和生态系统的构建、生产力和稳定性等生态过程密切相关 [ 1 ] ，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物种多样性，还包括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 [ 2 ] 。事实上，物种多样性甚至可能是所有这些生物多样性维度中信息最少的，与之相比，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更能揭示群落和生态系统的构建、维持与功能 [ 3 ] 。研究表明，具有相同物种多样性的不同区域，它们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可以不同；具有不同物种多样性的区域之间，也可以具有相似的水平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 [ 4 ] [ 5 ] [ 6 ] [ 7 ] 。近100年来，群落生态学的研究非常关注系统发育多样性，早期的研究分析了群落中物种和属的比率，了解生物与非生物的相互作用是否在群落构建中起重要作用 [ 8 ] [ 9 ] [ 10 ] 。具体来说，物种与属的比率低表示系统过度分散，物种与属的比率高则表示系统发育聚集。这种研究方法持续了几十年，同样盛极一时的还有群落构建规则和20世纪60、70年代的零模型辩论 [ 11 ] [ 12 ] [ 13 ] [ 14 ] 。物种与属比率方法的基础是假设密切相关的物种更可能具有类似的生态位 [ 15 ] [ 16 ] [ 17 ] 。如果密切相关的物种倾向于共享类似的生态位，则通过非生物过滤的群落构建应该导致系统发育聚集，而通过生物相互作用导致的群落构建应该造成系统发育过度分散 [ 18 ] [ 19 ] 。Charles Darwin考虑到共同后裔的影响，最先提出生态位保守主义。具体来说，拥有最近的共同祖先的物种平均来说往往比其他物种更相似。物种与属比率方法的问题超出了生态位保守主义的假设，属于分类学等级，由于两个物种偏离，不能传达关于时间的详细信息。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是使用具有分支长度的系统发育树，分支长度可以用于提供对分类和系统发育之间的亲缘关系更精确的测量。直到21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生成群落系统发育树是不可能的。2005年，Webb和他的同事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开发了用于构建植物群落的系统发育树的软件工具Phylomatic，量化了群落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并探究了系统发育多样性与随机预期给定的物种多样性的高低 [ 20 ] 。这一发现引发了热带地区对于共存的植物物种间系统发育亲缘关系的大量研究 [ 21 ] 。功能多样性是指生物多样性中影响生态系统的过程及其功能的组分，具有较高功能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功能，其生产力、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较强 [ 22 ] 。为了更深入地解释物种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过程与功能的真实影响，Mouillot等 [ 23 ] 提出将功能多样性的内涵划分为功能丰富度(functional richness)、功能均匀度(functional evenness)和功能离散度(functional divergence)三个维度。因此，计算功能多样性进行时，应采用相对有效的指数对每个维度进行评价，以综合衡量功能多样性的大小。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流，也是我国河流湿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黄河中游湿地植物多样性的研究涉及到资源可持续利用 [ 24 ] 、景观格局变化 [ 25 ] 、分类学多样性 [ 26 ] 、植被数量生态 [ 27 ] 、植物区系 [ 28 ] 、优势种种间关系 [ 29 ] 等方面。有关黄河中游湿地植物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 本研究以黄河中游湿地为研究对象，对黄河中游湿地的植被谱系多样性进行分析，试图阐明以期阐明2个科学问题：(1)黄河中游湿地植物的谱系多样性、谱系结构和功能多样性如何？(2)黄河中游湿地植物的物种多样性、谱系多样性、群落谱系结构和功能多样性这些指数互相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本研究旨在补充、完善黄河中游湿地植物多样性的研究成果，为黄河中游湿地植物群落的构建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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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黄河中游湿地从河津市禹门口至万荣县汾河入河口处的河道及沿岸湿地，地理坐标：35˚20'~35˚39'N，110˚27'~110˚36'E，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12℃~13℃，１月平均气温−4℃，７月平均气温27℃。年平均降水量500~550 mm，无霜期180~200 d。 2.2. 样地设置与调查 2013年9月，以黄河中游龙门至汾河入黄口段湿地植被为研究对象，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尽量选取人为干扰较小的地方设置样方并对其进行植物生态学调查。样方设置具体方案为：在研究区域内沿黄河东岸且平行于黄河河流方向设置一条样带，并沿样带每隔1 km设置一个样地，避开农田与人为干扰的区域，共设样地13个(图1)。在每个样地内，根据样地现有植被类型的数量，采用典型取样与随机取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样方设置，每样地设置样方10~30个，其中草本植物样方面积为1 m × 1 m，灌木样方面积为5 m × 4 m；研究区域内共设置调查样方177个，其中灌木样方6个，草本样方171个。在植被调查中，主要记录样方内植物的种名、高度、盖度等，同时记录样带外植物种类，样带海拔、经纬度、生境特征、土壤类型及样地周围的人为干扰情况等。 2.3. 数据分析 2.3.1. 谱系树构建 应用Phylomatic在线进化树生成工具获得基于被子植物分类系统Ⅲ(APGⅢ)的进化树。 图1. 样地位置示意图 2.3.2. 谱系指数 (1) 谱系多样性 利用Phylocom软件中的pd模块计算每块样地的谱系多样性(PD)。 (2) 群落谱系结构 将每个样地的植物视为一个群落，通过净谱系亲缘关系指数(net relatedness index， NRI)和最近种间亲缘关系指数(nearest taxon index， NTI)分析各样地的群落谱系结构。 NRI和NTI的计算公式如下 [ 30 ] ： (1) (2) 上式中，NRI sample 、NTI sample 、MPD sample 和MNTD sample 代表群落中实际的观测值，MPD randsample 和MNTD randsample 代表物种在构建的谱系树上随机999次组合计算后获得的平均值，Sd为标准差。MPD (mean phylogenetic distance，种间平均进化距离)是群落中所有物种对间平均的进化距离；MNTD (mean nearest phylogenetic taxon distance，最近种间平均进化距离)则代表任意一个物种与群落中与自己亲缘关系最近的一个物种的平均进化距离。可以看出，它们的值越小，物种间的亲缘关系越近。 当NRI和NTI指数 > 0时，代表样地中的物种比从物种库中随机抽样组成的群落具有更高的谱系聚集度，表明群落结构趋向于亲缘相似的物种聚集在一起；当NRI和NTI指数 < 0时，代表物种间亲缘关系比从物种库中随机抽样组成的群落更分散，表明群落结构趋向于亲缘关系疏远的物种聚集在一起；当NRI和NTI指数 = 0时，表示群落谱系结构是随机的。可以看出，NRI量度所有物种整体的相似度，而NTI则更关心最相似的物种间的影响 [ 30 ] 。 2.3.3. 功能多样性 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共选定了10种功能特征指标：种子扩散方式、传粉方式、固氮类型、生活史、生活型、植物叶型、盖度、株高、频度、始花期。为定量研究功能多样性，将研究方法所对应的指数分为功能丰富度、功能均匀度和功能离散度3个维度进行研究，本研究在功能多样性研究时，功能丰富度选取了FAD1、FDp、FDc、FRic 4个指数；功能均匀度选取FEve指数；功能离散度选取了Rao、FDis 2个指数，上述7个指数均采用FDiversity软件进行计算。 2.3.4. 物种多样性指数 采用的4个物种多样性指数是：反映物种丰富度的Patrick指数、反映物种均匀度的Pielou指数、综合反映物种丰富度及均匀度的Shannon-Wiener指数和Simpson指数。各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26 ] ： Patrick指数为： (3) Shannon-Wiener指数为： (4) Pielou均匀度指数为： (5) Simpson指数为： (6) 式中，S为每一样方的物种总数；Pi = Ni/N，其中Ni为第i个种的综合优势比指标，N为S个种的全部综合优势比之和。 2.3.5. 谱系多样性与传统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了解谱系多样性与传统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关系，利用SPSS17.0对PD、NTI、NRI和物种多样性指数做相关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有显著相关关系的指数做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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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生境过滤作用会导致群落内的物种适应能力相似、亲缘关系偏近，表现为谱系的聚集；相反，竞争排斥作用会导致群落内物种亲缘关系较远，表现为谱系的发散 [ 31 ] 。本研究中，样地S1、S9、S12和S13的物种之间有聚集的趋势，说明在这几个样地中以生境过滤作用为主导；其他样地内的NRI与NTI值正负不一致，这种情况与群落的健康稳定程度有关，群落中的脆弱物种如果消失，就会导致其生态系统功能下降 [ 32 ] 。 群落的构建会受到研究尺度、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和控制。随研究尺度的变化， 群落聚集程度也随之发生改变 [ 33 ] 。在小尺度上，中国东北温带森林的群落构建中，竞争作用非常重要 [ 34 ] 。对黑龙江省的兴安落叶松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小空间尺度上以密度制约效应为主，谱系结构为发散；空间尺度越大，密度制约效应越弱，谱系结构则变为聚集 [ 35 ] 。对长白山植物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海拔、林分郁闭度、坡度及土壤腐殖质厚度都会显著影响群落的谱系结构 [ 36 ] 。梅里雪山针阔混交林群落乔木层物种谱系结构于较低海拔呈现谱系聚集于较高海拔地区则为谱系发散 [ 37 ] 。不同采伐干扰方式、干扰程度与不同的放牧强度都会影响植物群落谱系结构 [ 38 ] [ 39 ] [ 40 ] 。 本研究着重从谱系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两个维度来研究黄河中游湿地植物的多样性，并分析了各多样性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功能多样性与各多样性指数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它们的定义与计算公式不同，各自所表征的生态学意义也不相同。湿地植物会受到湿地特殊的水文与土壤条件影响，本研究只是黄河中游湿地谱系多样性与群落构建研究的一个开端，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加入环境因子与人为活动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黄河中游湿地植物群落构建机制。 Table 5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of the plant in the wetland of middle Yellow Rive Sample plot Patrick Shannon-Wiener Pielou Simpson S1 41 0.365 0.229 0.06 S2 16 0.22 0.219 0.118 S3 16 0.37 0.212 0.066 S4 14 0.384 0.215 0.062 S5 11 0.286 0.214 0.093 S6 16 0.459 0.223 0.044 S7 10 0.31 0.227 0.08 S8 9 0.359 0.22 0.07 S9 11 0.315 0.218 0.078 S10 8 0.365 0.195 0.072 S11 10 0.303 0.224 0.086 S12 28 0.295 0.226 0.084 S13 13 0.255 0.22 0.103 表5. 黄河中游湿地植物物种多样性 Table 6 The regression of phylogenetic diversity index and species diversity inde 因变量 自变量 拟合方程 R 2 PD NRI y = 270.177x 2 + 313.456x + 1046.924 0.394 NTI y = 1570.761e −0.398x 0.519 Patrick y = 49.656x + 362.202 0.985 Patrick NRI y = 5.717x 3 + 3.825x 2 + 1.702x + 13.610 0.506 表6. 黄河中游湿地植物谱系多样性与传统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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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研究应力作用下材料的物理性质特别是电子结构性质对发掘材料的应用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研究了应力作用下5d过渡金属氧化物NaOsO 3 的电子结构和磁学性质。我们发现对NaOsO 3 施加压缩应力时，NaOsO 3 的带隙出现反常的变化趋势，即随着压缩应力的增加，其带隙减小。分析不同应力下的电子结构发现，布里渊区不同区域对应力的响应不同。这种不同的响应是因为其不同的波函数构成所导致。当波函数为Os-d xy 与O-p杂化的成键态时，其决定的能隙随应力增加而减小；反之，当波函数为Os-d xz/yz 与O-p杂化的反键态，其决定的能隙随应力增加而增加。这种电子结构对应力的奇特的响应可能在将来的电子器件中有应用前景。 关键词 :第一性原理，应力作用，带隙，Slater反铁磁绝缘体，NaOsO 3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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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众所周知，在含有3d和4d过渡金属元素的体系中，电子关联作用对它们的电子结构和物理性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1 ] 。这些体系也常常表现出丰富而特别的物理性质，例如金属–绝缘体转变 [ 2 ] 、铁电性、巨磁电阻 [ 3 ] [ 4 ] [ 5 ] 、高温超导等 [ 6 ] 。相比于这些体系，5d过渡金属不但有较强的自旋轨道耦合(spin-orbital coupling， SOC)相互作用，同时电子关联作用也不可忽略。因此，在二者的相互竞争、相互作用影响下，5d体系往往具有许多奇异的量子特性。 锇是研究最为广泛的5d氧化物之一。七价锇(Os 7+ ，电子组态d 1 )系统中双钙钛矿结构的Ba 2 NaOsO 6 具有铁磁性，其磁矩较小同时能保持立方体结构 [ 7 ] ；三角晶系的Na 3 OsO 5 ，Li 5 OsO 6 和双钙钛矿结构的Ba 2 LiOsO 6 具有反铁磁性 [ 8 ] [ 9 ] [ 10 ] ；六价锇(Os 6+ ，电子组态d 2 )系统中，双钙钛矿结构的Ba 2 CaOsO 6 具有反铁磁性 [ 11 ] 。五价锇(Os 5+ ，电子组态d 3 )体系中，有微小扭曲的双钙钛矿结构的Sr 2 CrOsO 6 有半金属铁磁性，且SOC对结构的磁矩影响很大，会使Os原子的自旋磁矩减小0.27 µ B ，轨道磁矩减小0.17 µ B ，二者使Sr 2 CrOsO 6 的总磁矩整体减小 [ 12 ] - [ 15 ] 。 早在1951年，Slater提出反铁磁序的形成会使体系发生金属–绝缘体转变 [ 16 ] 。这是因为，当体系形成反铁磁序时，原来的晶胞扩大为两倍，因此布里渊区缩小为原来的一半，在布里渊区边界发生能带劈裂，从而使体系转变为绝缘体。这种由于磁序列变化导致的金属–绝缘体转变叫做Slater绝缘体转变，有这一特征的体系也叫作Slater绝缘体。在一维和二维等低维体系中，金属–绝缘体的转变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但是三维体系的Slater绝缘体却十分罕见。这是因为三维材料的费米面比一维、二维材料的费米面要复杂很多，仅仅通过磁序列的改变，很难完全消除费米面产生绝缘体。第一个被确认的的三维Slater绝缘体是Cd 2 Os 2 O 7 [ 17 ] [ 18 ] [ 19 ] 。 随后，2009年Shi [ 20 ] 等人用高压技术合成了NaOsO 3 。根据X-射线衍射测量结果，NaOsO 3 为正交钙钛矿结构，Os原子与其周围的六个O原子构成OsO 6 八面体。NaOsO 3 在高温时表现金属性质，但在410 K时，发生了金属–绝缘体转变。此外，Calder [ 21 ] 等人通过中子散射结果证实了NaOsO 3 的磁基态是G-型反铁磁，而且他们发现自旋轨道耦合在这个体系中不重要，Os上的磁矩为1.01 µ B 。相比于被发现的第一个三维Slater绝缘体Cd 2 Os 2 O 7 ，NaOsO 3 具有更简单的晶体结构和基态磁结构，为进一步研究三维Slater绝缘体的性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OsO 6 八面体的倾角和Os-O键长对外部应力比较敏感，因此对NaOsO 3 施加应力可以改变其电子结构性质。寻找NaOsO 3 的电子结构性质(如能隙宽度)对外部应力的响应行为，有助于将来开发与外部应力有关的实际应用。 基于以上研究基础，我们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了应力作用下的5d过渡金属氧化物NaOsO 3 的电子结构和磁学性质。发现对NaOsO 3 施加压缩应力时，NaOsO 3 的带隙出现反常的变化趋势。通过电子结构分析，我们揭示了Os原子的t 2g 和e g 轨道的杂化在应力下受到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带隙的反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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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结构模型与计算方法 5d过渡金属氧化物NaOsO 3 是正交钙钛矿结构，空间群是Pnma。每个原胞中有20个原子，分别有4个Na，12个O，4个Os。晶格常数为a = 5.3842 Å，b = 7.5804 Å，and c = 5.3282 Å。Na离子和O离子的位移使晶格产生畸变，导致Os与O有三种不同的键长，但都接近1.94 Å [ 22 ] 。NaOsO 3 的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我们用赝势和平面波基组的软件包VASP [ 23 ] [ 24 ] 探究NaOsO 3 的微观机理，同时通过比对已有文献成果检验计算方法的正确性。因Os是重金属，故采用局域密度近似LDA，K点设置为5 × 3 × 5，平面波截断能为400 eV。结构优化时原子坐标全部自由优化，同时考虑自旋轨道耦合和电子关联作用。NaOsO 3 是一个三维体系，比二维体系的电子屏蔽大，所以其电子关联U比二维体系Sr 2 IrO 4 或者Ba 2 IrO 4 要小。Jung M C [ 25 ] 等人也证实有G型反铁磁构型的NaOsO 3 ，在SOC作用的影响，U = 2.2 eV时会打开一个能隙。直接带隙和间接带隙都会因U的变化而变化，为避免精度影响不便于观察，我们采用稍大一些的电子关联值U = 2.5 eV，在整个计算过程中也不再改变U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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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本文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了应力作用下的5d过渡金属氧化物NaOsO 3 的电子结构和磁学性质。发现对NaOsO 3 施加压缩应力时，NaOsO 3 的带隙出现反常的变化趋势。分析不同应力下的电子结构发现，布里渊区不同区域对外应力的响应行为相反，最高占据能级和最低空能级之间的直接能隙在有的区域随应力增加而增加，而在有的区域却减小。这种相反的响应是因为其不同的波函数构成所导致。当波函数为Os-d xy 与O-p杂化的成键态时，其决定的能隙随应力增加而减小；反之，当波函数为Os-d xz/yz 与O-p杂化的反键态，其决定的能隙随应力增加而增加。这种电子结构对应力的奇特的响应可能在将来的电子器件中有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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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鸟类起源于侏罗纪时代的兽脚亚目，是恐龙的唯一现存后裔。同时鸟类也是四足类脊椎动物中物种最丰富的一个纲，目前大约有10，000多个鸟类物种存在于地球的不同环境中。在过去数十年中，人们对鸟类之间物种进化关系的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和重大的突破 [ 1 ] 。研究认为，大约在66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或是火山爆发而发生了著名的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Artistic depiction of asteroidal impact)，这次大范围的物种大灭绝事件造成了恐龙的灭亡与哺乳动物的兴起，同时也为鸟类新物种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且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在白垩纪时期，所有现代鸟的祖先发生了第一次分化，出现了一些飞行能力不太强的鸟类祖先，如鸵鸟的祖先。这次分化之后形成的一个姐妹支又出现了一次分化，而产生了现在的鸡、鸭等的祖先 [ 2 ] 。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有许多关于鸟类分类和进化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这是因为鸟类在早期进化过程中经历了那次辐射性的物种大爆发事件，而爆发时间很短使得现存鸟类之间的进化关系难以区分。虽然长期以来研究者众多，但是在2010年前2/3以上的目、科分类级别关系较为混乱。同时，在大爆炸事件前后1000~1500万年内形成的新鸟小纲(Neoaves)是占据现存鸟类物种中绝大比例的一支 [ 3 ] [ 4 ] [ 5 ] [ 6 ] ，但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确定新鸟小纲中一些早期分支的分类情况和具体的进化规律。因此，鸟类进化树的构建和分析有助于了解鸟类的进化历史，对研究鸟类的进化过程和进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对其它类群进化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人类获得了更加丰富的鸟类基因组数据，鸟类分子系统发生学的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快车道。2014年，Jarvis等人 [ 3 ] 基于48种鸟类全基因组数据，利用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方法研究了鸟类的起源与进化。他们重建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鸟类进化树(可信度90%以上)， 证实了此前备受争议的姐妹群，重新确定了鸟类的进化关系。在这个树中，鸟类物种被分成古颚总目(Palaeognathae)和今颚总目(Neognathae)，古颚总目是其余所有现存鸟类的姐妹群，今颚总目由鸡雁小纲(Galloanseres)和新鸟小纲组成。Jarvis等发现，占现存鸟类95%物种的新鸟小纲可以分成两大分支，分别被命名为雀类(Passerea)和鸽类(Columbea)，这两大分支分别独立趋同进化出了各自的陆生和水生鸟类物种。2015年，Prum等人 [ 7 ] 利用靶定下一代DNA测序技术，完成了对198种鸟类物种的测序，构建了Zenodo数据库，从而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系统发育树。在这个系统发育关系中，鸟类物种同样被分成古颚总目和今颚总目，鸡雁小纲和新鸟小纲组成今颚总目。但是在单源的新鸟小纲内，Prum等确定了五个主要分支，分别命名为Strisores， Columbaves， Gruiformes， Aequorlitornithes和Inopinaves，且对它们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类。建树过程中运用的时间参数以得到的地质化石较准时间为准。 尽管鸟类的基因组信息越来越全面，但在构建鸟类进化树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鸟类物种大爆发的时间很短，导致鸟类基因组之间存在大量的基因不完全谱系分选(Incomplete Lineage Sorting of Genes) [ 8 ] [ 9 ] 现象，从而给进化树构建带来不确定性：由单个基因构建出来的进化树很难与由全基因组构建的物种树一致。另外，全基因组上某些区域会有较多的噪音，这些噪音会影响物种进化树的推断 [ 3 ] 。因此，研究者需要从全基因组序列中仔细挑选出适合构树的高质量区域。 本文选取两侧为可变区域的保守序列数据，基于k联体的非联配方法，构建了一个由47个鸟类物种组成的鸟类基因组进化树。所谓k联体的非联配方法就是生物序列数据频次统计算法，也称为k-mer频次统计算法。遗传语言-DNA序列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其k-mer频数中，k-mer频次统计信息可以用来揭示生物序列中各种子序列的分布规律，它是一种衡量序列相似性的重要工具，这为研究鸟类物种亲缘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 [ 10 ] 。我们分别统计了9联体到14联体的频率，计算了不同基因组之间的距离，构成一个多维的距离矩阵，利用邻接法构建出能反映47个鸟类物种之间进化关系的进化树，我们称之为IMU(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的简称)进化树。在计算过程中发现，随着k的增加，IMU进化树越来越稳定。当k增大到12时，进化树已经不再随k值的增加而变化，由此说明12联体对于鸟类基因组具有物种特征性，这也意味着12联体频数是能够较好描述进化的动力学变量。同时通过观察IMU进化树的拓扑结构，发现5种古老鸟类处于树的根部，其余42种现代鸟类形成了Neoaves1(陆鸟)，Neoaves2 (陆鸟和水鸟的混合)，Neoaves3(包含猛禽的陆鸟)，Neoaves4(水鸟)等4支。最后，将IMU进化树与Prum和Jarvis等人构建的进化树进行了比较，分析了鸟类的进化和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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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频数统计结果 对47种鸟类基因组中的靶定测序数据，我们计算了从9-mer到14-mer的k-mer的频数分布，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对于多联体而言，频数为2 − 4和频数大于4的k-mer占k-mer总体的比例随着k的增大而降低，而频次为1的k-mer随着k的增大而增大。 例如，对于12联体，我们计算了暴风鹱(Northern fulmar)、企鹅(penguin)、红头美洲鹫(Turkey vulture)、鸽子(Pigeon)、麝雉(Hoatzin)和非洲鸵鸟(Common ostrich)共6种鸟类频数大于4的12-mer的分布，如图1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12-mer的频数，范围从5到20，纵坐标表示给定频数下12-mer的种类数。分析发现，基本满足随着频数的增加对应种类数减小的趋势。通过统计较高频次12-mer的分布可深入探究IMU树中各姐妹支形成的原因。 3.2. 利用距离矩阵构建IMU进化树 本文基于KNA算法，我们构建了47种鸟类的进化树，称为IMU(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的简称)树.对所得的6个k-mer (k = 9 − 14)进化树进行比较，可得出较合理的IMU树。经分析发现从9-mer进化树开始，5种古鸟就位于树的根部，与已知的进化关系相符; 紧邻其上有一支NI，树的最上面有一支NA，这些分枝已经达到稳定。当k增加到12时，得到12联体时的NJ进化树，就和Jarvis和Prum等构建的进化树基本一致。当k的值由12增加到13、14时，发现进化树已不再随k的增加而发生任何变化。由此说明，12联体对于鸟类基因组具有物种特征性。我们得到的IMU进化树如图2所示，以“P/G”和“N”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k-mer with different frequenc k联体总数范围 频数为1的比例(%) 频数为2-4的比例(%) 频数大于4的比例(%) 9联体 339，155~388，500 17.59~20.75 53.18~55.92 23.48~29.21 10联体 334，966~387，994 53.98~58.62 39.75~43.64 1.64~2.42 11联体 330，896~387，507 82.61~85.04 14.86~17.20 0.077~0.14 12联体 326，894~387，039 94.57~95.46 4.73~5.42 0.015~0.041 13联体 323，140~386，587 98.88~98.56 1.31~1.65 0.0037~0.03 14联体 319，475~386，113 99.46~99.59 0.40~0.52 0.0013~0.025 表2. 不同频数k-mer的占比 图1. 6种鸟类DNA序列的12联体频数分布 开头分别代表了古鸟和新鸟，可分为五部分，分别为古老鸟，新鸟小纲的1、2、3、4共五支，各自代表了古老鸟、陆鸟、水陆混合鸟类、陆鸟和水鸟，图中分别以紫、黑、蓝、红、绿色的线表示。其中，古老鸟类(Palae/Gallo)、猛禽(Neoaves3中的NIM02a、NIA04、NIM07a、NIM08a、NIA01、NIM09)、水鸟(Neoaves4)的分类非常明确。此外，物种形成时间取自文献 [ 7 ] 中的补充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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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Prum和Jarvis等构建进化树的比较 由Prum等人构建的进化树 [ 7 ] 和Jarvis等人构建的进化树 [ 3 ] 是目前最为可信的两棵鸟类生命之树。通过对这两棵进化树的拓扑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异同。 两树一致把鸟类分为古颚总目和今颚总目，且鸡雁小纲和新鸟小纲共同组成今颚总目。两树也同样认为蜂鸟科，雨燕科和夜鹰科形成姐妹分支，其拓扑结构为(蜂鸟科 + 雨燕科) + 夜鹰科) (三者都属于夜鹰目)。沙鸡目，拟鹑目和鸽形目形成姐妹分支，其拓扑结构为(沙鸡目 + 拟鹑目) + 鸽形目)。美洲火烈鸟(火烈鸟科)和凤头鷉(鸊鷉科)形成姐妹分支。日鳽目，鹲蒙目和潜鸟目形成姐妹分支，其拓扑结构为(日鳽目 + 鹲蒙目) + 潜鸟目)。对于鹃形目，蕉鹃目和鸨形目，两树都认为它们是近亲，然而物种的拓扑结构有些差异，Jarvis等人认为(鹃形目 + (蕉鹃目 + 鸨形目)，Prum等人认为(蕉鹃目 + (鹃形目 + 鸨形目)。 对于水生鸟类，两树一致认为鹱形目和企鹅目有密切关系。鸬鹚科，鹮科，鹭科和鹈鹕科形成连续的姐妹分支，其拓扑结构为(鸬鹚科 + 鹮科) + 鹭科) + 鹈鹕科)(四者都属于鹈形目)，且鹈形目与鹱形目-企鹅目进化支形成姐妹群。对于陆生鸟类，两树一致的认为美洲鹫科与鹰科是近亲，形成姐妹分支(两者同属于鹰形目)，在此我们将其称为陆鸟群1。鸮形目，鼠鸟目，鹃鴗目，咬鹃目，犀鸟目，䴕形目和佛法僧目形成连续的姐妹分支，其拓扑结构为(䴕形目 + 佛法僧目) + 犀鸟目) + 咬鹃目) + 鹃鴗目) + 鼠鸟目) + 鸮形目)，在此我们将其称为陆鸟群2。雀形目，鹦形目，隼形目和叫鹤目形成连续的姐妹分支，其拓扑结构为(雀形目 + 鹦形目) + 隼形目) + 叫鹤目)，在此我们将其称为陆鸟群3。在新鸟小纲中，两树一致的认为陆生鸟类的共同祖先是顶端食肉动物。 图2. 由KNA算法得到的47种鸟类的进化发生树(IMU树) 对于两树拓扑结构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四点：其一，两树虽一致的认为麝雉应该自成一目，但是Jarvis等人认为麝雉与鸻形目，鹤形目形成姐妹群；而Prum等人构建的进化树将其放置在陆鸟的基部，作为其余所有陆鸟的姐妹群，而且认为鹤形目应该自成一大分支，与所有的陆鸟和水鸟形成姐妹分支。其二，Jarvis等人认为火烈鸟科-鸊鷉科与鸽形目是近亲，且紧邻鸡雁小纲; Prum等人认为火烈鸟科-鸊鷉科与岸鸟(鸻形目等)是近亲，紧邻鹤形目，紧邻鸡雁小纲的是鹰形目。其三，Jarvis等人认为(蜂鸟科 + 雨燕科) + 夜鹰科)进化支与(鹃形目 + (蕉鹃目 + 鸨形目)进化支形成姐妹群;Prum等人认为(沙鸡目 + 拟鹑目) + 鸽形目)进化支与(蕉鹃目 + (鹃形目 + 鸨形目)进化支形成姐妹群。其四，在整个陆生鸟类这个大进化支内，Jarvis等人认为拓扑结构为(陆鸟群1 + 陆鸟群2) + 陆鸟群3)，而Prum等人认为拓扑结构为(陆鸟群1 + (陆鸟群2 + 陆鸟群3)。 4.2. IMU进化树与Prum和Jarvis等构建进化树的比较分析 Jarvis和Prum等人构建的进化树都是基于序列联配方法构造的联配进化树，而IMU进化树是基于非联配方法构造的。因此，IMU进化树为解析Jarvis和Prum等构建进化树之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通过三树比较，它们的拓扑结构基本一致，但存在一些差异，分析如下： 一，从进化树整体上看，三树一致把鸟类分为古颚总目和今颚总目，且鸡雁小纲和新鸟小纲共同组成今颚总目，鸡雁小纲由鸡形目和雁形目构成，古颚总目和鸡雁小纲位于进化树的基部。 二，在IMU进化树中，鹃形目与蜂鸟科-雨燕科进化支形成姐妹群，这与Jarvis等人构建的进化树和Prum等人构建的进化树都不同。在IMU进化树中，鸻形目和鹤形目形成姐妹群，这与Jarvis等人构建的进化树相同。然而，在IMU树中鸻形目-鹤形目进化支与火烈鸟科-鸊鷉科进化支形成姐妹分支，但在Prum等人构建的进化树，鸻形目与火烈鸟科-鸊鷉科进化支形成姐妹分支，鹤形目自成一大支。麝雉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物种，它在三树中的位置各不相同， IMU进化树认为麝雉与红冠蕉鹃(蕉鹃目)是近亲，Jarvis等人构建的进化树中麝雉与鸻形目，鹤形目形成姐妹分支，Prum等人构建的进化树将其放置在陆鸟的基部，与所有陆鸟形成姐妹群。 三，在IMU进化树中，仓鸮，红腿叫鹤，白尾海雕，白头海雕和游隼这些食肉类猛禽形成了连续的姐妹群，而另外两个进化树中分别位于陆鸟基部。同时，䴕形目，佛法僧目，雀形目，鼠鸟目和咬鹃目形成连续的陆鸟姐妹群，这个陆鸟姐妹群不同于在另外两个进化树中处于进化树的中下端，且紧邻鸡雁小纲，这个结果与Slack [ 13 ] 得到的相近。对于水生鸟类，三树的拓扑结构是一致的，新奇的是在IMU进化树中水鸟处于进化树的最顶端，其另外两树不同。 四，在IMU进化树中，鹦形目与夜鹰科形成了姐妹分支，日鳽目与拟鹑目-沙鸡目进化支形成姐妹群，这些关系都是独特且新奇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鸠鸽科和美洲鹫科，在IMU树中，它们形成了姐妹分支，而在另外两树中，鸠鸽科与沙鸡科-拟鹑科进化支形成了姐妹群。 以上结果说明部分鸟类在IMU进化树中与在另外两树中的分类有差异，为了探究其原因，本文以鸠鸽科分类为例，从序列数据出发研究了其保守序列中频数大于4的12-mer类型(如表3所示)。在IMU树中鸽子与红头美洲鹫形成姐妹分支，而在另外两树中鸽子与黄喉沙鸡、褐拟鹑形成姐妹分支。对比分析发现，鸽子与红头美洲鹫的12-mer高频次类型具有高度相似性(如表3所示，具有相同颜色、下划线等标记的12-mer相同)，这应该是导致在IMU树中鸠鸽科和美洲鹫科形成姐妹分支的主要原因。我们猜测这些重复性极高的12联体同时出现在两类鸟的基因组中可能说明它们有某些相似的功能。这是一个鸟的分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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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利用靶定下一代DNA测序技术得到的394个保守片段的DNA序列数据，基于k联体的非联配算法构建了47种鸟类的k(k = 9 − 14)联体NJ进化树，我们称之为IMU进化树。结果显示随着k增加到 Table 3 The 12-mers with a frequency greater than 4 in 4 avian 频数 5 6 7 8 9-10 >10 Pigeon AAAGAAAAAGA ACCTCCTCCTCTT CTGCAGCAGCAG CTTCTTCTTCTT TTCTTCTTCTTG CTCCTCTTCCTC TTTTTTTTTTTT TGGGATGGGATG GGGATGGGATGG GGATGGGATGGG GATGGGATGGGA ATGGGATGGGAT AAAAAAAAAAAA A TGGTGGTGGTGG GTGGTGGTGGTG GGTGGTGGTGGT TCCTCCTCCTCC CTCCTCCTCCTC CCTCCTCCTCCT GCTGCTGCTGCT CTGCTGCTGCTG TGCTGCTGCTGC Turkey vulture TCCTCTTCCTCC CCCAGCAGCAGC CTCCTCTTCCTC TGGTGGTGGTGG GTGGTGGTGGTG GGTGGTGGTGGT GCTGCTGCTGCT CTGCTGCTGCTG CTCCTCCTCCTC CCTCCTCCTCCT TCCTCCTCCTCC TGCTGCTGCTGC Brown mesite CAGAAGCTGAAG CAGCAGCAGCAG CAGCTGGAGGAG CCAGCAGCAGCT TCCTCCTCCTCC CTCCTCTTCCTC TTTTTTTTTTTT CCCAGCAGCAGC GGTGGTGGTGGT GTGGTGGTGGTG CTGCTGCTGCTG GCTGCTGCTGCT TGGTGGTGGTGG TGCTGCTGCTGC Yellow-throated sandgrouse CCTCCTCCTCCT CTCCTCCTCCTC GGTGGTGGTGGT GTGGTGGTGGTG TCCTCCTCCTCC TTTTTTTTTTTT TGGTGGTGGTGG TGCTGCTGCTGC GCTGCTGCTGCT CTGCTGCTGCTG 表3. 4种鸟类中频数大于的4的12联体 注：表中用相同颜色和下划线等标记的两个12-mer是相同的，通过比较鸽子与红头美洲鹫的12-mer高频次类型，发现它们具有高度相似性。 12时进化树达到稳定，由此表明12联体对于鸟类基因组具有物种特征性，这也意味着12联体频数是能够较好描述进化的动力学变量。同时通过观察IMU进化树的拓扑结构，发现其明确的分为5支。最后，比较了IMU进化树与Prum和Jarvis等构建进化树的异同，分析了鸟类的进化和分类情况，发现三树的各个姐妹分支基本一致。但处于三个树根部的新鸟分类还有明显不同。这可能暗示发生物种大爆发的过程中尚存在某些有待探索的规律。如果核苷酸频数是好的动力学变量，我们就可以写出关于这些变量的时间进化方程，进而把基因组进化方程量子化 [ 14 ] 。这样就可以用量子随机性来解释新鸟的大爆发式的产生。这是一个有趣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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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情绪事件既可能是我们要学习记忆的目标，也可能成为我们学习记忆的背景。当把情绪材料作为背景，考察其对中性目标项目的记忆的影响时，部分研究发现，情绪背景促进了目标项目的记忆(Erk et al.， 2003; Smith et al.， 2004)。在这些研究中，学习阶段通常首先呈现背景，然后将中性目标项目叠加在背景上，要求被试想象目标项目和背景之间的联结。测验阶段则检测被试对目标项目的记忆。研究显示，在积极情绪背景下编码的项目的记忆效果好于中性背景下编码的项目。Chiu等人(2013)指出，这些研究鼓励被试将项目和背景表征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观察到情绪导致的记忆增强效应。 然而，Zhang等人(2015)在不要求被试将背景和目标项目联系起来的情况下，发现情绪背景损害了而不是提高了对目标项目的记忆。她们使用消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和中性的图片作为学习阶段的情绪背景材料，在学习阶段，将中性目标词语叠加到情绪图片背景中央，情绪背景图片和词语同时呈现，要求被试忽略背景图片，只对词语进行记忆。学习结束之后，单独对词语进行再认测验。结果显示，相比于中性背景，被试对消极背景和积极高唤醒背景下编码的中性词有更低的再认正确率。这一研究结果意味着，在要求被试忽略背景的情况下，高唤醒图片背景，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妨碍被试对目标项目的学习记忆。Zhang等人认为，高唤醒图片，即使只是作为任务无关的背景，仍然会捕获被试的注意(Müller et al.， 2008; Bocanegra & Zeelenberg， 2009)。因此，在学习阶段，相对于中性背景，被试需要更多的注意资源来抑制情绪背景的干扰，从而损害了对目标项目的记忆。 那么，在不要求被试将目标项目与情绪背景联系起来的情况下，高唤醒情绪背景对项目记忆的损害效应就一定会出现吗？或者说，情绪背景对项目记忆的损害效应会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调节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拟操纵两个时间变量即背景呈现时间以及背景出现与目标出现之间的间隔时间(SOA)，来探讨情绪背景损害项目记忆的时间条件。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实验设置的背景呈现时间和SOA并不相同，这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例如，在Smith等人(2004)和Jaeger等人(2009)的研究中，背景呈现时间为8000 ms， SOA设置为3000 ms，没有发现情绪背景对中性项目记忆的损害作用。Erk等人(2005)在实验中采用的背景呈现时间为12，000 ms，SOA为4100 ms~6400 ms，也没有发现积极和消极情绪背景对中性项目的记忆有不同影响。虽然这些研究都要求被试将背景与项目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影响实验结果的原因之一，但是，背景呈现时间因素也可能影响背景的效应。在不要求被试将背景和项目联系起来的情况下，Zhang等人(2015)的研究采用相对较短的SOA条件(SOA = 0 ms)和相对较短的背景呈现时间(1000 ms)，发现了情绪背景对中性项目记忆的损害作用。另外，在有关注意抑制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短SOA (SOA = 0~300 ms)条件下，高、低认知控制被试均表现出了注意捕获效应；而在长SOA (SOA = 600 ms)条件下，则只有低认知控制个体仍表现出注意捕获效应(徐展等，2016)。根据这些研究，我们推测，背景呈现时间和SOA可能会调节情绪背景对目标项目学习记忆的影响。SOA越短，情绪背景对目标项目的损害效应可能越大。类似的，在被试能够看清背景图片的基础上，背景呈现时间越短，情绪背景对目标项目学习记忆的损害效应也可能越大。 另外，之前关于情绪背景对项目记忆影响的研究大都是从情绪的效价维度出发进行考察的(Maratos & Rugg， 2001; Jaeger et al.， 2009)，较少关注唤醒度的作用。虽然Zhang等人(2015)在研究中引入了情绪唤醒维度这一变量，但其研究中存在效价和唤醒度的混淆。有研究者认为，情绪的唤醒程度才是影响记忆的关键。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情绪唤醒与信息加工中的注意捕获和认知资源分配有关(Lang et al.， 1993; Schupp et al.， 2003， 2007; Kissler et al.， 2007)， Mather等人(2009)总结多项研究发现，与非唤醒的刺激相比，人们对唤醒的情绪刺激的细节记忆更为准确，并且这与效价无关。研究者认为对高唤醒信息的编码是自动发生的(康诚，王振宏，2013)，高唤醒信息在杏仁核、海马及感觉相关脑区(例如，中枕回、梭状回)的激活程度和关联程度更强(Steinmetz， Addis， & Kensinger， 2010)。因此，个体可能自动注意到唤醒背景的特征，进而对目标项目的加工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情绪唤醒度背景对项目记忆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采用学习—再认范式，研究不同唤醒度情绪图片背景对双字词语记忆的影响，并且探讨SOA和背景呈现时间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我们预期，随着唤醒度的提高，情绪背景对双字词语学习记忆的损害会增大。并且，SOA和背景呈现时间会调节情绪背景对词语记忆的损害效应。即当SOA和背景呈现时间较短时，可能表现出更强烈的情绪背景对中性词的损害效应；当SOA和背景呈现时间较长时，这种损害效应可能减弱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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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1名大学生被试(5男，16女)参加本实验，被试平均年龄为21.7岁(年龄范围为20到28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严重身心疾病史。实验后给予一定报酬。 2.2. 实验设计 采用3 (背景图片的唤醒度：中性，低唤醒，高唤醒) × 3 (SOA即背景出现与目标出现之间的间隔时间：0 ms，600 ms， 1000 ms) × 2 (背景图片呈现时间即background picture duration 简称BPD: 1000 ms， 1800 ms)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是再认测验中的再认准确率和反应时。 2.3. 实验材料 从国际情绪图片库(IAPS; 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9)中选取中性图片、低唤醒情绪图片和高唤醒情绪图片各156张作为背景图片。低唤醒情绪图片和高唤醒情绪图片中积极和消极图片均各占一半。三类图片的平均效价和唤醒度见表1。统计结果显示，三类图片在效价上差异不显著[F(2，310) = 2.47， p > 0.05]，但在唤醒度上差异显著， [F(2， 310) = 1818.45， p < 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唤醒度上三类图片两 Table 1 Mean (SD) valence and arousal for three types of background picture 背景图片类型 效价 唤醒 中性 5.14 ± 0.58 3.16 ± 0.53 低唤醒 5.08 ± 1.78 4.75 ± 0.39 高唤醒 4.74 ± 2.18 6.38 ± 0.45 表1. 三类背景图片的平均效价和唤醒度(M ± SD) 两之间均有显著差异(ps < 0.001)。 从汉语情感词评价系统(CAWS， Luo & Wang， 2004)里选出936个双字词语(效价范围：3.38~6.62)，其中468个词既出现在编码阶段也出现在再认阶段(称为旧词)，另外468个词只用于再认阶段(称为新词)。新词和旧词在效价、唤醒度和熟悉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ps > 0.05)。将旧词随机分配到学习阶段的18种(3 × 3 × 2)实验处理条件下，这18组旧词之间在效价[F (17， 450) = 0.09，p > 0.05]、唤醒度[F (17， 450) = 0.70， p > 0.05]和熟悉度[F (17， 450) = 0.14，p > 0.05]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将新词随机分成6组，分别用于6个block的再认测试中。6组新词之间在效价[F (5， 462) = 0.09，p > 0.05]、唤醒度[F (5， 462) = 0.28，p > 0.05]和熟悉度[F (5， 462) = 0.93，p > 0.05]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另外选择了42个城市名称和42张背景图片作为填充刺激，只出现在学习阶段，被试对填充刺激的反应不进入统计分析。 2.4. 实验程序 被试坐在隔音、亮度适中的实验室中，眼睛距离屏幕约60厘米，通过鼠标的左右键进行按键反应。本实验采用学习–再认范式，每个block都包含一个学习阶段、分心阶段和测验阶段。每个被试完成6个block，block的顺序在被试间平衡。 在学习阶段，每个试次以呈现在屏幕中央的“+”字注视点开始，注视点呈现300 ms。之后的流程在不同的block中略有不同。在Block 1 [SOA = 0 ms， BPD = 1000 ms]中，图片和词语一起呈现300 ms，词语呈现在图片中心，然后词语从图片上消失，图片继续呈现700 ms。在Block 2 (SOA = 0 ms，BPD = 1800 ms)中，图片和词语一起呈现300 ms，然后词语从图片上消失，图片继续呈现1500 ms。在Block 3 (SOA = 600 ms， BPD = 1000 ms)中，图片先呈现600 ms，然后图片和词语一起呈现300 ms，然后词语从图片上消失，图片继续呈现100 ms。在Block 4 (SOA = 600 ms，BPD = 1800 ms)中，图片先呈现600 ms，然后图片和词语一起呈现300 ms，然后词语从图片上消失，图片继续呈现900 ms。在Block 5 (SOA = 1000 ms，BPD = 1000 ms)中，图片先呈现1000 ms，然后图片消失后，词语再呈现300 ms。在Block 6 (SOA = 1000 ms，BPD = 1800 ms)中，图片先呈现1000 ms，然后图片和词语一起呈现300 ms，然后词语从图片上消失，图片继续呈现500 ms。在所有的block中都要求被试，如果看到城市名称就做出按键反应。试次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400~1700 ms。具体实验流程见图1。 学习阶段之后是分心任务阶段，被试进行60 s的倒减3运算，并进行口头报告。然后进入测验阶段，新、旧词混合呈现，每个词呈现1000 ms，刺激间距(ISI)是1400 ms~1700 ms。要求被试看到新词用右手拇指按右键，看到旧词用左手拇指按左键，左右手按键在不同被试之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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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运用学习—再认实验范式，探讨了编码阶段呈现的任务无关情绪图片背景对词语再认记忆的影响以及背景呈现时间和SOA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与我们的假设一致，研究显示了情绪背景对再认记忆的损害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受到了某些时间变量的影响。下面对本研究的结果做具体的阐述和讨论。 首先，在与被试对新词的反应进行比较时，在SOA等于0 ms、背景呈现1000 ms条件下，一方面是中性背景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反应时快于新词，另一方面是低唤醒背景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正确率低于新词。在SOA等于0 ms、背景呈现1800 ms以及SOA等于600 ms、背景呈现1000 ms条件下，高唤醒背景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正确率低于新词。这些结果暗示，在SOA较短的条件下，背景图片的情绪性不利于对词语的记忆。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在对旧词的再认反应时上存在显著的唤醒效应，与中性背景相比，高唤醒背景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反应显著更慢，低唤醒背景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反应也有更慢的趋势。这表明随着编码时情绪背景唤醒度的提高，情绪背景对词语记忆的损害程度会更大。这与Zhang等人(2015)发现情绪背景损害中性词再认的结果一致。前人研究发现，高唤醒情绪刺激对认知操作起破坏作用(Nadel et al.， 1998)，并且能够分散对目标刺激的注意(Schimmack， 2005)。这说明在不要求被试将背景和项目联系起来的情况下，高唤醒情绪背景仍然占用了被试更多的心理资源，干扰了对目标词语的编码加工，因而可能造成了对词语记忆的损害。 另外，本研究发现，在长SOA(1000 ms)条件下存在显著的背景呈现时间效应，即背景呈现1000 ms条件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反应慢于背景呈现1800 ms条件下学过的旧词。这表明随着背景呈现时间的增长，对词语的再认有更好的表现。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当背景呈现时间较长时，被试能够对任务无关的背景进行比较充分的抑制，使需要记忆的词语获得相对较好的加工，进而提高了再认效率。但是，在短SOA(0 ms和600 ms)条件下没有发现显著的背景呈现时间效应。短SOA意味着背景图片与目标词语同时呈现或者连续快速呈现，被试不能像在长SOA条件下那样，在学习词语之前已经对背景图片进行了较充分的加工。因此，不论背景呈现时间是1000 ms还是1800 ms，其对目标词语编码加工的干扰都会比较强，因而可能会掩盖相对较弱的背景呈现时间效应。 更重要的结果是，背景呈现时间调节了唤醒效应。在背景呈现1000 ms条件下，与中性背景相比，高、低唤醒背景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反应显著更慢；在背景呈现1800 ms条件下，则没有发现显著的唤醒效应。如前言所述，Zhang等人(2015)在研究中设置了较短的背景呈现时间，结果发现了情绪背景对中性词记忆的损害效应。而设置较长背景呈现时间的研究则没有显示出情绪背景对记忆的损害效应(Smith et al.， 2004; Jaeger et al.， 2009)。我们认为，当背景呈现时间较短时，被试对背景情绪信息的抑制还不够充分，相对于中性背景，情绪背景会干扰被试对词语的编码加工，从而损害了词语的记忆。而当背景呈现时间较长时，被试能够对背景情绪信息进行比较充分的抑制，因而目标词语受到的情绪背景损害效应减弱以致消失。 再者，本研究结果还显示，SOA为0 ms条件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正确率低于SOA为600 ms和1000 ms条件下学过的旧词，而且在背景呈现1800 ms条件下SOA为0 ms条件下学过的旧词的再认反应慢于SOA为600 ms和1000 ms条件下学过的旧词。也就是说，随着SOA的增长，词语的记忆效果更好。这一结果不难理解，SOA越长，被试越有可能避免背景和目标词语之间的知觉竞争，从而更好地完成词语的编码加工。本研究没有发现SOA对唤醒效应的调节作用，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符。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本实验设置的SOA条件差异较小有关(0 ms~1000 ms)。如果扩大SOA条件间的差异，可能会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 总之，本研究表明，随着情绪背景唤醒度的提高，其对目标词语记忆的损害效应会越强。并且SOA的减少和背景呈现时间的缩短也都会损害被试对目标词语的记忆表现。尤为重要的是，情绪背景相对于中性背景的记忆损害效应会受到背景呈现时间的影响，背景呈现时间的延长会降低情绪背景的损害效应。本研究结果扩展了人们对任务无关情绪背景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的认识，确定了情绪背景的唤醒维度对中性项目记忆的影响，并明确了情绪背景对中性项目记忆损害作用发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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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致 谢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47098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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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是指个体在预期条件下的信息加工能力显著的优于不预期条件。文章首先概述了社会知觉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知觉线索并介绍了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的研究范式。此外，论述了社会性知觉预期优势效应的节俭化机制，该机制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转换机制和预期编码。最后，强调了未来的研究应加强从多角度对预期转换机制进行考察，明晰经验在预期转换机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注重个体动机水平与预期编码模型的关系。 关键词 :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节俭化机制，动机，注意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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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在学界备受关注，得到了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它是一种优势加工(Barbalat， Bazargani， & Blakemore， 2013; Kok， Rahnev， Jehee， Lau， & de Lange， 2012; Lin et al.， 2012; Peng， De Beuckelaer， Yuan， & Zhou， 2012)。非常有趣的是，与其他类型的优势加工有所不同，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并不会消耗个体较多的认知资源，而只需要占用较少的认知资源，是一种节俭化的机制(Van de Cruys & Wagemans， 2011a) 。因此，预期节俭化机制被认为是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的重要机制。探明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的节俭化机制成为了预期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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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从近年来社会知觉预期优势效应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对该效应的的探讨取得了大量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容乐观，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自冉光明等人(2016)的综述性报告提出预期转换机制这一概念以来，只有少量的实证性研究间接地考察了这一机制，还没有实验报告非常明确地、系统地对该机制进行探讨。因此，从多角度对预期转换机制进行实证性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同时，还有必要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技术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研究发现当个体具有较多的经验时，他们倾向于采用整体加工的方式，而当个体经验较少时，他们会采用特征加工的方式(Caharel et al.， 2011; Sato et al.， 2007)。这表明个体存储在大脑中的社会性经验在预期转换机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经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前的研究并未考察。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明晰经验在预期转换机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最后，尽管以往的研究考察了注意在预期编码模型中的作用(Kok et al.， 2012; Hsu et al.， 2014)，但其他的一些相关变量(比如，个体的动机)在预期编码模型中的作用并未考察。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扩展预期编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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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弄清我国职场工作者的情绪劳动、职业倦怠现状；探明职场人员的情绪劳动、应对方式、职业倦怠在人口学因素上的特点；着重对职场人士的职业倦怠、情绪劳动和应对方式这三者的联系展开深入探究，检验不同的应对方式可否调节情绪劳动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方法：采取问卷调查法，借助数据收集平台，以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职场人士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应对方式调节其情绪劳动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情况。结论：表层表现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交互项对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处理问题时积极应对方式运用的越多，情绪劳动中的表层表现对职业倦怠的消解作用也就越强。 关键词 :情绪劳动，职业倦怠，应对方式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