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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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我们在青岛地区门诊的CA患者和无症状的男性中发现了较高的HPV感染率。我们的研究显示，并不是所有感染率较高的HPV基因型都被九价疫苗所覆盖。由于HPV可能会导致病毒持续传播给性伴侣，我们有必要对HPV阳性男性者HPV感染亚型进行持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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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比较2014版与2019版乳腺癌HER2检测指南对乳腺癌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基因扩增与蛋白表达状态判读结果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根据2014版与2019版判读标准对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3102例乳腺癌标本进行重新判读，并对结果异同之处进行分析。结果：1、在依据2014版及2019版标准判读的免疫组织化学(IHC)结果中，2019版判读结果为不确定的病例数减少，阴性病例数增加，经计算，两版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² = 1604.13， P < 0.05)。2、在依据2014版及2019版判读的荧光原位杂交(FISH)结果中，2019版判读结果为阳性及不确定的病例数减少，阴性病例数增加，经统计学检验，两版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 P < 0.05)。3、HER2阳性组和阴性组的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等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HER2阳性组和阴性组的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等临床病理学特征均有显著差异(P < 0.05)。采用2019版指南使乳腺癌HER2检测阴性率提高，阳性率及不确定率有所下降，应用2019版乳腺癌HER2检测指南判读结果更明确，在乳腺癌治疗方面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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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也是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来自187个国家的统计，全球乳腺癌患者发病数量年增长率约为3% [ 1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的成员，在近20%的乳腺癌中有基因扩增或蛋白过表达 [ 2 ] [ 3 ]。HER2在乳腺癌中的高表达与更具侵袭性的肿瘤表型相关，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率增高且总体生存率更低 [ 4 ]。 乳腺癌研究一直处于癌症分子亚型确定靶向治疗发展的前沿领域，HER2受体靶向药物的应用已经改变了HER2蛋白过表达或基因扩增乳腺癌的自然史 [ 5 ]。HER2的检测常先通过增加IHC测定受体蛋白表达，之后结果为(2+)的病例采用FISH方法检测进一步明确基因扩增情况，以达到指导治疗目的 [ 6 ]。 曲妥珠单抗是一种抑制HER2胞外结构域的单克隆抗体，研究显示，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应用曲妥珠单抗等靶向药物治疗后可显著获益 [ 7 ]。HER2阳性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应用曲妥珠单抗治疗1年后，可显著提高无病生存率 [ 2 ]，淋巴结阴性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应用曲妥珠单抗也可显著提高其5年无病生存率 [ 5 ]。HER2状态的精准判读有利于筛选靶向治疗的患者，对改善患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乳腺癌HER2检测指南(2019版)》是以《乳腺癌HER2检测指南(2014版)》为基础，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旨在提高HER2判读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帮助筛选适用于靶向治疗的乳腺癌HER2阳性患者。本研究通过以2014版和2019版HER2检测指南为标准判读的结果进行对比，比较2014版及2019版指南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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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选取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2016年~2018年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的手术病例3102例，本实验纳入病例均为单侧原发性乳腺癌且未行任何治疗的病例，排除进行术前化疗或其他治疗的病例，以免其前期治疗对HER2检测结果产生影响。标本根据《乳腺癌HER2检测指南(2014版)》进行处理。标本离体后立即送病理科做5~10 mm书页状剖开并嵌入纱布间隔，之后固定于足量的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时间为6~72 h。固定后规范取材，石蜡包埋，4 μm切片 [ 8 ]。 所有的标本应用HER2抗体(4B5，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及BenchMark XT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机(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进行IHC染色，用HER2 4.0双探针试剂盒(广州安必平公司)进行FISH检测。 按照《乳腺癌HER2检测指南(2014版)》 [ 8 ] 及《乳腺癌HER2检测指南(2019版)》 [ 9 ] 中的判读标准，将IHC及FISH染色结果分为阳性、阴性和不确定3个等级。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6.0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处理，对结果进行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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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2014版及2019版标准判读的IHC检测结果 实验数据显示，根据2014版标准判读的IHC结果为阳性、不确定、阴性的病例分别为20.02%、12.99%、66.99%；根据2019版标准判读的IHC结果为阳性、不确定、阴性的病例分别为20.02%、12.80%、67.18%。2019版结果与2014版结果相比较，HER2阳性病例数量及所占比例没有改变，阴性病例数量增加，不确定病例数量减少。 以上实验数据的差异经计算有统计学意义(X 2 = 1604.13 (P = 0.000， 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IHC test results interpreted by the two editions of standards [Example (X/%) 2019版 2014版 阳性(3+) 不确定(2+) 阴性(1+/0) 合计 阳性(3+) 621(20.02) 0 0 621(20.02) 不确定(2+) 0 397(12.80) 6(0.19) 403(12.99) 阴性(1+/0) 0 0 2078(66.99) 2078(66.99) 合计 621(20.02) 397(12.80) 2084(67.18) 3102(100) 表1. 两版标准判读的IHC检测结果比较[例(X/%)] 3.2. 2014版及2019版标准判读的FISH检测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根据2014版标准判读的FISH结果为阳性、不确定、阴性的病例分别为24.11%、3.00%、72.89%；根据2019版标准判读的FISH结果为阳性、不确定、阴性的病例分别为23.11%、0、76.89%。2019版标准判读结果与2014版结果相比，阳性病例数及不确定病例数减少，阴性病例数增加。 以上实验数据应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检验，2014版及2019版结果有显著差异(P = 0.000， 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FISH test results interpreted by the two editions of standards [Example (X/% 2019版 2014版 阳性 不确定 阴性 合计 阳性 717 (23.11) 0 31 (1.00) 748 (24.11) 不确定 0 0 93 (3.00) 93 (3.00) 阴性 0 0 2261 (72.89) 2261 (72.89) 合计 717 (23.11) 0 2385 (76.89) 3102 (100) 表2. 两版标准判读的FISH检测结果比较[例(X/%) 3.3. HER2阳性乳腺癌的病理学特征 根据2019版FISH判读结果将病例分为两组：HER2阳性组、HER2阴性组，观察两组病例的病理学特征。 有研究表明 [ 10 ]，年轻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初发年龄小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本实验将35岁和50岁作为年龄分界值，将HER2阳性组及HER2阴性组乳腺癌患者均分为三个等级：年轻患者、中年患者、老年患者。HER2阳性组中，年轻患者、中年患者、老年患者分别为2.65%、39.61%、57.74%；HER2阴性组中，年轻患者、中年患者、老年患者分别为3.56%、44.82%、51.62%。 在组织学方面，采用Nottingham分级系统 [ 11 ] 的标准进行分级，HER2阳性组中以III级居多，占阳性组的61.65%，I级和II级分别为0、38.35%；在HER2阴性组中以II级居多，占阴性组病例的68.68%，I级和III级分别为4.78%、26.54%。 在肿瘤大小方面，HER2阳性组中以T2 (2 cm < 肿瘤最大径 ≤ 5 cm)最多见，占阳性组的51.05%，T1 (肿瘤最大径 ≤ 2 cm)、T3 (肿瘤最大经 > 5 cm)和T4 (任何肿瘤大小，侵及胸壁或皮肤)分别为46.86%、2.09%、0；在HER2阴性组中以T1最多见，占阴性组的63.90%，T2、T3和T4分别为35.22%、0.88%、0。 在HER2阳性组中，ER阳性病例与阴性病例分别为53.14%、46.86%；在HER2阴性组中，ER多阳性表达，阳性病例86.12%较阴性病例13.88%多见。 在HER2阳性组中，PR阳性病例与阴性病例分别为43.24%、56.76%；在HER2阴性组中，PR多阳性表达，阳性及阴性病例分别为81.97%、18.03%。 Ki-67高表达(>15%)与乳腺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 12 ]。本实验将15%设为分界值，分为Ki-67高表达(>15%)和Ki-67低表达(≤15%)。HER2阳性组中，95.26%高表达，4.74%低表达；HER2阴性组中，72.33%高表达，27.67%低表达。 以上两组数据差异经计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Table 3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R2-positive and HER2-negative breast cance 特征 HER2阳性(%) HER2阴性(%) 统计值 年龄 <35岁 19 (2.65) 85 (3.56) P = 0.013 ≤50岁 284 (39.61) 1069 (44.82) χ 2 = 8.709 >50岁 414 (57.74) 1231 (51.62) 组织学分级 I级 0 (0) 114 (4.78) P = 0.000 II级 275 (38.35) 1638 (68.68) χ 2 = 312.511 III级 442 (61.65) 633 (26.54) 大小 T1 336 (46.86) 1524 (63.90) P = 0.000 T2 366 (51.05) 840 (35.22) χ 2 = 69.173 T3 15 (2.09) 21 (0.88) ER 阳性 381 (53.14) 2054 (86.12) P = 0.000 阴性 336 (46.86) 331 (13.88) χ 2 = 355.319 PR 阳性 310 (43.24) 1955 (81.97) P = 0.000 阴性 407 (56.76) 430 (18.03) χ 2 = 419.818 Ki-67 高表达 683 (95.26) 1725 (72.33) P = 0.000 低表达 34 (4.74) 660 (27.67) χ 2 = 166.908 表3. HER2阳性与HER2阴性乳腺癌的病理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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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自HER2靶向治疗药物问世以来，HER2检测结果成为选择适用治疗方案的唯一方法，准确评估乳腺癌患者肿瘤组织中HER2的表达有利于正确识别可能受益于靶向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尽量减少HER2阴性患者接受抗HER2治疗，避免药物的带来的经济负担及心脏的毒性作用 [ 13 ]。 我国多位知名病理学专家于2006年开始根据当时国内外研究数据讨论后达成共识，制定《HER2检测指南》 [ 14 ]，对HER2检测流程及判读标准进行规范，指南历经2009、2014年及2019年数次更新。 在本实验研究中，根据2014版及2019版标准判读的两组HER2 IHC结果的一致性较高。2019版结果为HER2阴性病例量略高于2014版结果为HER2阴性病例量，2019版结果为HER2不确定病例量略低于2014版结果为HER2不确定病例量，而两组中结果为HER2阳性的病例量没有变化。 2019版与2014版指南IHC结果为阳性及阴性的标准没有变化，而结果为不确定的标准由2014版的“>10%的浸润癌细胞呈现不完整、弱至中等强度的细胞膜染色或≤10%的浸润癌细胞呈现强而完整的细胞膜染色”修改为2019版的“>10%的浸润癌细胞呈现弱–中等强度的、完整细胞膜染色或≤10%的浸润癌细胞呈现强而完整的细胞膜染色”，2019版更注重细胞膜染色的完整性，对结果为不确定的染色要求比2014版要求更严格。由于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微弱、弱、中等的染色强度不易把握，故2019版IHC结果为不确定的标准对细胞膜染色完整性的要求可能更有利于临床应用，对提高乳腺癌患者HER2检测的精准度有一定的意义。 在部分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中存在特殊的U形IHC染色模式，按2014版标准至少应视为不确定(2+)，按2019版标准弱–中度U形染色应视为不确定(2+)，强染色可等同于完整的细胞膜染色。部分研究认为IHC染色判读更应强调细胞膜染色强度而不是完整性，特殊染色模式HER2蛋白表达状态的判断更应注重运用FISH检测进一步研究 [ 15 ]。亦有研究表明细胞膜强U形染色模式意味着基因扩增，浸润性微乳头状癌中有强线性基底外侧膜染色的肿瘤细胞膜虽然着色不完全，但也应被视为阳性(3+)，从而避免进一步的FISH检测程序，确保所有HER2基因扩增患者及时获得有效的靶向治疗 [ 16 ]。微乳头状癌U形细胞膜染色的判读尚有争议，应加做FISH检测明确。 肿瘤细胞膜染色强度的判读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病理医生的观察差异及对标准理解的差异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标本固定、制片以及染色试剂等差异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致性和重复性更好的FISH检测是必不可少的HER2检测手段和“金标准” [ 17 ]。 在本实验研究中，根据2014版及2019版标准判读的两组HER2 FISH染色结果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2014版标准判读的FISH结果中，阳性、不确定和阴性分别为24.11%、3.00%、72.89%，根据2019版标准判读的FISH结果中，阳性、不确定和阴性分别为23.11%、0、76.89%。其中阳性病例、不确定病例减少，阴性病例增加。 在FISH检测方面，2019版更注重平均HER2拷贝数/细胞，仅仅HER2/第17号染色体着丝粒(CEP17)比值 ≥ 2.0不足以判读为阳性，需同时满足平均HER2拷贝数 ≥ 4.0信号/细胞。2014版将HER2/CEP17比值作为判断阳性的唯一参数，17号染色体多倍体是使FISH结果不易明确的可能原因之一，CEP17增加并不一定能代表整条染色体多体，可能出现由于CEP17增高而导致FISH结果假阴性的情况，17号染色体多倍体不能作为HER2基因扩增或蛋白过度表达的独立预测因子 [ 18 ]。2019版指南在HER2/CEP17比值 < 2.0，平均HER2拷贝数/细胞 ≥ 4.0且 < 6.0的情况下，结合IHC判读结果为阳性(3+)时判读为阳性，其他情况下判读为阴性，使FISH检测结果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美国病理学家学会(CAP)于2007年首次发布HER2检测指南，并于2018年最近一次更新，旨在提高HER2检测的准确性进而提高临床应用相应靶向药物治疗的有效性。2018 ASCO-CAP HER2检测指南与2019版HER2检测指南有一定的差异。在IHC方面，主要是不确定(2+)的标准，ASCO-CAP指南要求 > 10%肿瘤细胞弱至中等程度的完整细胞膜着色，2019版指南要求 > 10%肿瘤细胞弱至中等程度的完整细胞膜着色或<10%肿瘤细胞强而完整的细胞膜着色。2019版指南在注重IHC染色完整性的同时也注重染色的强度，使更多患者获得进行FISH检测的机会，尽量减少HER2阳性患者错过有效治疗的情况出现。FISH检测方面重点在于CEP17扩增而比值不增加及CEP17不扩增而比值增加的情况，2019版指南要求结合IHC结果综合判读，若IHC结果为非3+时判读为阴性，2018版ASCO-CAP指南亦需结合IHC结果综合判读，若为不确定(2+)时需另一医师对FISH结果重新判读，结果不变则判读为阳性 [ 6 ]，2018版ASCO-CAP指南的阳性病例范围更大。 如今CEP17的扩增在判断HER2基因扩增和蛋白表达与患者预后及治疗方面的尚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表明，CEP17扩增的I~III期患者无复发生存期较未扩增组短 [ 19 ]。亦有部分研究认为HER2和CEP17共扩增的癌症应视为HER2阴性，其HER2 mRNA和蛋白质水平与HER2未扩增的病例更相似 [ 20 ]。另有研究显示，尽管位于17号染色体着丝粒和同一条染色体长臂中相距不远的两个染色体区域的拷贝数有所增加，但17号染色体并没有真正的多聚体 [ 21 ]，而是包含两个位点的染色体片段存在限制性扩增或多重伴随扩增 [ 22 ]。有研究预测潜在的病理生理学可能与染色体不稳定性有关，进而导致整个基因组中拷贝数的改变增加，包括17号染色体 [ 23 ]。17号染色体多倍体对HER2基因扩增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HER2基因表达的异质性通过影响HER2判读结果进一步影响乳腺癌患者治疗效果 [ 24 ]。有研究表明HER2基因在单个肿瘤内的扩增是极不稳定的，扩增异质性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更为常见，可能影响临床对治疗策略的选择和患者预后 [ 25 ]。而有研究显示不同结果，认为原发性浸润性乳腺癌同一肿瘤不同区域的HER2状态高度一致 [ 26 ]。基因扩增与蛋白表达的异质性可能会影响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方案的制定，从而对其预后产生潜在的影响。 本实验研究数据显示，HER2阳性组和阴性组的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等临床病理学特征均有显著差异，与其他文献报道一致 [ 27 ] [ 28 ] [ 29 ]。HER2过表达与乳腺癌患者的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降低有关，与高组织学分级、瘤内坏死、核分裂增加有关，且有更高的转移潜能 [ 30 ]。 按2019版判读标准本次研究IHC阳性率为20.02%，与国内人群数据相一致(12.1%~26.2%之间 [ 31 ] )，且根据2019版判读结果为不确定的病例数减少，结果为阴性的病例数增加，但与2014版判读结果的一致性较高。2019版标准判读FISH阳性率降低、阴性率升高，可能与HER2/CEP17比值 ≥ 2.0且平均HER2拷贝数/细胞 < 4.0的情况判读标准改变相关，2019版FISH检测结果较2014版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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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HER2阳性与HER2阴性乳腺癌的病理学特征有显著差异，2019版检测标准有利于进一步明确HER2的状态，提高了检测的精准度，更有利于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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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同意书 以上病例报道已获得病人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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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脱贫攻坚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指导下的创新实践，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贫困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当中，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动员全方位激发社会扶贫潜力，打造推动全民扶贫的新格局，而实现脱贫攻坚的最终目标。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大成就，也是提升国内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对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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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消除贫困长期以来都是共同目标，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以及持续发展的关键保障。联合国在2000年提出全面促进减贫事业发展，吹响了消除贫困的号角，其在2015年提出的发展目标中，第一位便是“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 贫困以及由贫困所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国在反贫困的实践中进行了各自的探索，但是距离实现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世界上落后国家长期依赖于国外援助，缺少发展的内生动力，大量人口还生活在温饱线之下；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在结构性贫困问题面前束手无策；而高收入国家虽然普遍摆脱了绝对贫困问题的困扰，但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在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2020年的相关数据表明，全球贫困问题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剧，并新增至少880万的贫困人口，全球减贫事业严重受挫。 在世界反贫困事业进入瓶颈期时，国内脱贫攻坚工作则有条不紊的展开，并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目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贫困人口多，同样面临着贫困带来的挑战，2011年国内扶贫标准线进一步提升，超过1.2亿人依然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贫困发生率接近10%。在十八大召开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我国全面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新的阶段。2020年11月23号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不仅标志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这也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国内贫困县全部脱帽，全国脱贫攻坚工作实现关键突破，全面完成既定目标。我国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提出的消除贫困的目标，也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为全球脱贫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国和其他国家虽然身处同样的时代，有着同样的反贫困目标，但减贫效果却大相径庭。这不禁让我们反思产生差距的原因到底在何处？扶贫实践的框架离不开理论指导，扶贫实践的实施离不开体制机制保障。比较中国与国际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国家治理是否被有效纳入到扶贫工作框架当中，扶贫过程中是否充分发挥了国家的力量和作用，这是产生差距的关键。因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脱贫攻坚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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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反贫困的理论溯源 贫困的产生原因是复杂而多元化的，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区域和个体等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反贫困工作不是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解决的单一问题，是需要动员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党政机构、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来的解决问题。因此，消除贫困不仅是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 (一) 西方主流反贫困理论溯源 西方主流的反贫困理论大都忽视了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而侧重于从经济、社会、个人的发展层面进行分析。这些反贫困理论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收入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从收入定义的一种经济状态，因此强调通过经济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减贫增收的渠道和机会来消除贫困 [ 1 ]。二是能力贫困理论，例如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实质是人们创造收入的能力不足导致的，因此应该提高教育水平、消除营养不良和疾病困扰，从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角度消除贫困 [ 2 ]。三是权利贫困理论，例如法国的雷纳尔认为贫困源于社会排斥和社会权利不足，因此需要构建多维反贫困路径，尤其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公平发展的权利，如性别平等、妇女赋权、边缘人社会适应等措施 [ 3 ]。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和狄福罗在其著作《贫困的本质》一书中阐述了反贫困的新思路 [ 4 ]，他们不再局限于发展经济学的宏观视角，而是从微观入手，通过观察记录和实验介入方法，探讨贫困个体致贫的原因、利益诉求、反贫困实验介入效果，在此基础上构建微观层面精准的反贫困方案。但是上述反贫困理论存在的共同缺点，都是忽视了国家政府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即使在《贫困的本质》一书中也是重点探讨了各类市场和社会主体的行动方案。如何将国家宏观治理能力与微观减贫路径相结合？这是以往所有反贫困理论研究都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也难以为政府反贫困实践提供指导。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溯源 我国在长期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反贫困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以人民为发展之本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 [ 5 ]。这就要求我们把人民福祉的增进作为评价工作实效的具体措施，始终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以人民利益为重点，以改善民生为目标 [ 6 ]。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脱贫攻坚工作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脱贫攻坚工作的成效事关人民群众的福祉，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政府以及工作人员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从巩固执政基础和国家治理的高度，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在提升发展效率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公平。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国家治理纳入到反贫困的理论框架中，并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 [ 7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具备集中性与公平性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看作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问题，并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扶贫事业 [ 8 ]。在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早期阶段，我国主要是依托于经济制度改革来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路径，并于80年代中期组建了以扶贫为目标的专项机构，并设置了相关基金用于扶贫工作。此外，我国还针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体进行了政策倾斜，为全方位的开发式扶贫创造了良好条件。1994年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制定了两个为期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持续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进入到脱贫攻坚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扶贫开发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国家治理层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从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把贫困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战略目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如何有效开展精准扶贫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成为了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的根本理论遵循。在扶贫开发大格局下实施了以精准为主线的脱贫攻坚战，明确每个贫困个体致贫原因，采用产业脱贫、易地搬迁、教育、社会兜底、生态补偿等诸多措施，对不同贫困群体分类施策摆脱贫困。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到了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各级政府执行力、全社会总动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坚实保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充分显示，脱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反贫困只能是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不仅是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的胜利，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创新性和先进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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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家治理视角下脱贫攻坚实践的创新之处 我国脱贫攻坚实效首先归功于经济高速增长和扶贫开发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十八大召开之后，用于脱贫攻坚方面的资金持续增加，年均增幅达到21%，扶贫力度持续加大，使得“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在全国基本实现，当前贫困人口收入达标的目标任务也基本完成。 在财政资金保障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扶贫方式才是有效的？这需要进一步从国家治理层面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模式。 早在脱贫攻坚战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主线。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的扶贫工作模式是脱贫攻坚的最大创新和制度保障，在农村基层要对扶贫对象每户每人建档立卡，针对致贫原因分类施策，通过“五个一批”的扶贫路径实现增收脱贫。并且通过贫困人口参与、“智志双扶”、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机制等工作，培养贫困主体脱贫的内生动力，强化扶贫政策效果。这些工作都提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工作中“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理念 [ 9 ]。 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治理体系激活了脱贫攻坚战中的基层组织功能。通过“五级书记负责制”将工作任务层层传导，改变了贫困农村地区基层组织体系涣散、治理能力低下的弊病，也进一步将贫困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央也可以通过压力传导和直接派驻的方式推动扶贫工作，在脱贫攻坚期内，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让每一个贫困群众都能够得到帮扶。并通过一对一帮扶、强化考核问责激励机制等手段来督促扶贫工作落实到位。 跨地区扶贫协作是国家协同治理能力的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全国各个地区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中西部在人力、资源、环境等诸多要素方面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大力支持，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加强了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市在新世纪之前曾长期饱受“盐碱水”的困扰，受益于南水北调、引滦入津等国家水利工程，天津市人民群众喝上了来自中部、西部地区的“放心水”。而在脱贫攻坚期间，天津市也怀着“饮水思源”的情怀，全力投入东西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中。累计安排各类帮扶资金126.2亿元，财政帮扶资金年度增长26.3%，帮扶资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位居东部九省市第一位和全国前列。在这次东西扶贫协作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为依托，制定科学的扶贫协作计划，加强区域的深化合作，也为实现协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通过动员最广大的社会力量，让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脱贫攻坚当中，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动员能力，这是中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 9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热情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蓬勃开展。我们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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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脱贫攻坚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一) 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的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薄弱一环。从建国以来扶贫历程来看，在贫困农村治理工作方面，我国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为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提供了制度保障，逐步实现向制度化的过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出台并完善了扶贫开发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针对每一个时期贫困农村的特征设计了扶贫开发工作的四梁八柱。在治理体制方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各方面工作的展开，是主要的职能机构，也是各项工作展开的主要保障，贫困治理体系从过去的“输血”为主的救助体系，转向了更加专业、系统的开发体系，通过激发其价值创造潜力而实现造血功能。在治理机制方面，中国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战略导向，并制定了科学有效的脱贫工作策略，在脱贫攻坚工作方面实现重要突破，并在贫困人口识别、帮扶、退出、考核、评估、返贫阻断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 更为关键的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宏观层面看，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够调动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农村贫困治理中来。各地区、各部门从大局出发，以一盘棋的思维对待脱贫攻坚任务。从微观层面看，党建促脱贫也是中国扶贫实践的重要创新，各地贫困农村党支部与帮扶的社会组织积极开展支部共建活动是让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得以发挥的重要制度保障。例如天津市河东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在支援新疆、甘肃、承德等贫困地区过程中，就以党建为引领，以支部委员为主体，积极组织相关人员以实地走访的方式了解具体情况，为青少年贫困家庭制定扶贫脱贫方案，并联合青年志愿者的力量，集各界所长，在各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 因此，脱贫攻坚是一次从上到下的贫困农村治理体系完善的过程。从顶层设计、完善治理体制、理顺治理机制、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对贫困农村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提升。脱贫攻坚实践的主要经验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始终践行党的坚强领导，为各项工作有序展开提供组织保障；第二，始终践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导向，为改善脱贫实效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三，不断加强投入，为推动脱贫工作提供资金保障；第四，整合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扶贫潜力；第五，从严从高的标准要求，坚持群众路线，不断强化内部活力 [ 10 ]。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的扶贫工作安排，包括防止返贫、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这意味着在脱贫攻坚完成之后，贫困治理机制安排仍将继续在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贫困农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也将全面促进贫困农村的社会、政治、文化、民生的全面发展。贫困农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将继续作用于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阶段，也必将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 “大扶贫”格局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以来，中国贫困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也成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 [ 10 ]。从过去的普遍扶贫到精准扶贫，在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构建开发体系，实现造血功能。随着扶贫对象的贫困程度越来越深，扶贫难度越来越大，对于贫困治理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构建“大扶贫”格局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反贫困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也进一步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而言，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激发各方面力量，打造扶贫的“大格局”，集各方优势和资源，党和政府对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与动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党和政府是“大扶贫”格局中的主导力量。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的各个阶段，要加强政策引导，为相关措施的落实提供政策支持，提升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建立精细化的管理模式，特别在各地区脱贫攻坚阶段，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落实高效性、创新性以及可行性的基本要求。此外，以精准扶贫为目标，贯彻责任制度，激发各方面主体的潜力，针对脱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凸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市场是“大扶贫”格局中的有力支撑。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中，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市场机制在其中至关重要，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水平，促进贫困地区更深程度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分工当中，从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 11 ]。加强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逐步实现产品要素供给的差异化目标，通过不同要素的协同而实现有效互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集中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解放生产力以及提升生产力水平方面的优势。 社会力量是“大扶贫”格局中的活力源泉。在帮扶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发挥了专业性和灵活高效的优势，尤其是社会志愿者的广泛参与分担了政府的扶贫压力，弥补了贫困地区市场机制失灵的不足 [ 1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认可社会志愿者在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天津考察时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优势力量助力脱贫攻坚，也是动员整个社会凝心聚力共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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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脱贫攻坚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指导下的创新实践。其中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贫困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当中，运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推动扶贫开发工作。这也要求我们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深入理解脱贫攻坚的创新之处和重大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对于完善反贫困理论和解决世界各国反贫困实践困境具有创新性的意义。脱贫攻坚战告诉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把国家治理手段和微观脱贫路径有效结合起来，通过构建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来走出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意义重大。从实践层面来看，脱贫攻坚各项目标的逐步实现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在制度方面的优越性，有利于我国通过激发各方面潜力而建立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作用于精准扶贫战略，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对于推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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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政务微博在政务公开、服务民众、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政务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对政务微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那么如何优化政务微博在甘肃省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依然是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因此文章以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的政务微博为研究样本，通过采集和分析2020年5~6月期间14个市(州)政府政务微博相关数据，构建政务微博影响力评估指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影响力评估和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提升甘肃省市(州)政府政务微博影响力的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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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政务微博在推行政务公开、服务民众、社会治理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务新媒体中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氛围最开放的平台 [ 1 ]，政务微博依然保持初心、不忘使命，坚持把服务和互动作为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在成长中不断地巩固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打通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也拉近了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距离。如今的政务微博，功能已涵盖创新传播、信息发布、公共服务等多领域，深度融入社会治理，成为了各级政务机构推行政务公开、优化民生服务、凝聚社会共识、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之一。2020年，政务微博在信息公开、疫情防控、政务服务、回应关切等方面继续发力，在与社会各界一起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已达到177，437个，其中政务机构官方微博140，837个，公务人员微博36，600个，新浪微博已经成为国内最主要的移动政务平台 [ 2 ]。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在新浪微博上注册的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的官方微博。 我国政务微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区、各行业的微博发展不均衡，而政务微博的运营水平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甘肃省地处西北欠发达地区，省会为兰州，其余有陇南、酒泉、天水、白银、平凉、定西、庆阳、武威、张掖、金昌、临夏、甘南、嘉峪关13个市。根据近两年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显示，甘肃省在政务微博竞争力排行榜中都位居14位，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其在竞争力、影响力方面与其他省份还有一定差距，各市(州)政务微博发展不平衡，同时在大数据时代下，各种其他政务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政府的官方微博的发展有一定的冲击，使政务微博出现了“水土不服”、“不服务无互动”、影响力低下等问题，那么如何在新的网络环境形势下，应对目前政务微博所面临的挑战，有效运营与管理，为大众提供优质、全面、高效的服务，仍是未来政务微博发展的重点内容。本文在分析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在新浪微博设立的政务微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14个市(州)政府的政务微博为研究对象，汇总和分析所采集的数据，构建评估指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影响力评估和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提升甘肃省市(州)政府政务微博影响力的思路与对策，为政务微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其影响力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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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官方政务微博的发展现状 地方政府的政务微博与其他普通微博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其身份具有特殊性，在建设的过程中尤其需要遵守一定的规范，笔者对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官方微博建设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涉及到微博的发布内容、发博用语方式、发布时间段和更新速度、微博的社会影响。 2.1. 政务微博主题内容 笔者对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官方微博在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所发布的微博内容进行了整理与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从原创发博内容方面来看，国家政策方面的占比6.7%，时政新闻占比19.4%，社会热点话题占比15.8%，疫情信息的发布占比14.6%，生活服务(交通、天气)占比29.2%，相关法律占1.9%，地方发展或电商成果展示占12.4%，因此从发博内容来看，甘肃省市(州)政府政务微博更多地侧重于生活服务资讯和社会热点话题方面，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民众提供便捷服务，了解热点。其次，疫情信息占比较为高，表明在疫情期间，通过政务微博传递疫情信息对疫情信息的公开、疫情的防控、社会稳定的维护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2.2. 政务微博发布语言形式 政府在利用政务微博发布消息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务微博发布语言形式，笔者通过对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政务微博发布信息的用语形式进行分析发现，政务微博为了体现其权威性，传递权威声音，用语大部分比较官方化，但也有些微博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比如，传统的以文字信息为主向图文并茂转变、有些带有网页链接，通过点开链接可以了解更加详尽的内容，有的以短视频形式展现，在疫情期间，政府以短视频作为疫情信息公开的一种重要形式之一。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微博的内容。其次在文风上，有些地方政府官方微博使用方式也更加灵活，用语更加亲切和自然，如有的微博中出现了“小伙伴看过来”，“兰宝来了”、“超赞”、“给力”、“码住”等网络用语，这也拉近了和网民的距离感。 2.3. 政务微博发布时效与更新速度 笔者通过对采集得到信息从时间和更新速度来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大部分政务微博信息发布和的更新时间主要集中在周内五天，周末信息发布数量相对周内有所下降，甚至有个别政务微博周末未有信息发布，而网民在线实际情况是，周末的时间较为充裕，活跃度较高，与政务微博的回应和互动时间也一般集中在这个时间段，这和微博更新情况相反，从更新速度来看，兰州发布更新频率最高，为39.2条/天，陇南发布紧随其后，而有些政务微博更新速度则不容乐观，活跃度低于0.5条/天。因此作为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把握民众在线活跃规律、了解互动情况，适时调整发布信息时间，还需要提高政务微博的更新速度，以便更好利用微博实现政民互动、为民服务的功能。 2.4. 政务微博社会影响力 据近两年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数据显示，甘肃省政务微博竞争力排名都居全国第14位，表明甘肃省政务微博社会影响力在全国仍然处于中等水平，在传播力、互动力等方面与其他省份还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采集的数据，政务微博的社会影响状况主要可以从关注数、粉丝数、发博数、原创发博数、评论数、设置话题数、被转发数、被评论数、被@数、被点赞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从粉丝量、关注数来看，兰州发布、陇南发布、平凉发布粉丝量居前三位，其中兰州发布高达78万，在关注数上陇南发布居首位，为2692个，粉丝数和关注数作为影响政务微博影响力水平的两个指标，指标数越高，表明政务微博影响力也会越大。而被转发数、被评论数和被点赞数等几个指标的数值比较低，这几个指标反映政务微博互动力，说明全省各市(州)政府的官方微博互动力水平相对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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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提升甘肃省市(州)政府官方微博影响力的思路与对策 根据针对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政务微博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不足，通过参考其他省份在政务微博建设与管理中有借鉴意义的经验，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与对策。 4.1. 重视政务微博的使用与管理，发挥政务微博应有的作用 甘肃省市(州)政府政务微博在使用和管理方面重视度不够，有些市(州)政府对微博疏于打理，更新频率较低，如嘉峪关市从开通微博以来，发布微博数为1509条，活跃度0.45条/天，可以看出微博更新频率十分缓慢，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影响力水平偏低，从前文分析所知，整个甘肃省14个市(州)的政务微博低影响力的偏多，高影响力的相对较少，这和对政务微博使用管理的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需要加强政务微博的使用管理，要避免只开不用的僵尸微博的出现，使得微博成为摆设、信息得不到公开透明、群众呼声得不到响应，所以整顿长期停更的政务微博势在必行，如对于信息发布少、甚至是常年不发布信息的僵尸微博、社会影响力不大的微博进行关停，充分发挥政务微博应有的作用，保证甘肃省政务新媒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2. 准确定位政务微博的功能，发挥智慧治理的效用 智慧治理是网络时代政府治理的必然趋势，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治理模式 [ 7 ]，而政务微博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形式，对于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甘肃省市(州)政府要把准政务微博的功能定位，真正发挥政务微博在政府智慧治理中的效果。政务微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布信息、倾听民意、为民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首先，在发布内容上要重视内容质量，主要以原创微博为主，且能满足大众需求的，如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问题，而不是一味追求微博的数量，将其作为形象工程，以降低公众满意度。此外要注意用语特色，避免官话和套话，以影响关注度。发布时效上避免政务微博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均匀，随意性较强。在发布形式上，要丰富并创新政务微博的形式，除了使用文字、图片等，还需要利用音频、视频、链接等多种多媒体表现手段来吸引网民 [ 8 ]。如在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短视频就在疫情信息公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务微博不只是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种政民互动的服务平台，是公众参政、议政、问政的网络交流平台，因此要强化与公众的沟通，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 [ 9 ]，并且要立足地方、地域特色，根据政务微博服务地域范围，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个性化、精准化的便民服务和惠民服务，利用微博服务公众，将政务微博打造成为兼顾发布、互动、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微博，将政务微博应用于地方政府治理中，发挥其在政府智慧治理中的作用。 4.3. 强化政务微博的互动性，整合多平台资源，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从前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甘肃省市(州)政府政务微博的绝大部分互动力明显不足，因此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务微博与公众之间的互动，首先政府部门通过微博平台了解民情，倾听民意，重视公众诉求，给公众创造交流与互动的机会。其次要回应网民的关切并对其反映的问题及时解决，如若不能解决的，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与相关部门统筹协调，并对问题的解决情况进行跟进与反馈，真正发挥政务微博为民服务的功能，从而提高服务的质量和公众的满意度。第三，在“互联网+政务”环境下，政务微博应积极与其他省、市、县级政务微博形成互动，与政务微信、政务短视频、APP等其他政务新媒体形成协作，加强矩阵联动，发挥政务媒体的集群效应，在协同治理的基础上，整合各层级、各部门的资源，形成跨区域、跨部门的服务联动体系，为公众提供全面、高效的公共服务 [ 10 ]。 4.4. 完善政务微博运营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促进政务微博的可持续发展 在政务新媒体时代，政务微博的发展对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甘肃省各市(州)政府首先应当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务微博的管理与运行制度，如对于政务微博在微博认证、发布信息的流程、发布内容及形式、政民互动、为民服务、引导舆论等方面进行相关的制度性的规定，以保障政务微博的持续、规范化的发展。其次，完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接受公众对政务微博运和营管理情况的反馈与投诉 [ 8 ]。第三，健全评估考核机制，将政务微博的运营与管理效果同绩效考核挂钩，这样才能使得其发展有质的飞跃。最后，加强对政务新媒体运营团队相关知识及技能(如漫画、拍视频)方面培训力度，提高其信息素养、实操能力，确保政务微博的发展方向以及服务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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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同属社会文化的范畴，高校档案馆之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文化资源价值”、“办学服务价值”和“咨政参考价值”具有深刻挖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高校档案馆专业性人员配置不合理、资源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文化育人功能显示度不高等缺陷和不足直接影响着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本文尝试通过挖掘馆藏资源文化价值、开发档案文化产品，拓宽档案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建立资源服务体系，完善档案人员专业结构、扩大服务面向和领域，破解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缺失”与“缺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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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校档案馆是主要通过直接的文字、音像、图片和实物等多种载体，保存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办学活动的主要机构。高校档案馆中的馆藏不仅仅是高校办学历史的记载，其中还蕴藏着高校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育人功能。可以说，无办学过程中所累积并保存下来的档案，便无大学文化。而无档案文化建设，便无大学文化的深入研究与优良传承 [ 1 ]。但高校档案馆的作用发挥，尤其是其在高校以人才培养活动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常常容易被忽视。如何发挥高校档案馆及其馆藏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校园文化建设水平提供帮助是高校档案馆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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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校园文化是在学校育人环境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全体师生员工在教学、科研、管理、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成果 [ 2 ]。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同属社会文化的范畴，高校档案馆之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研究”或“意义研究”具有深刻挖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来源是基于其拥有的丰富馆藏档案资源，但资源是静态地被保存的，并不能产生相应的价值，最重要的是通过动态地研究、合理化开发将高校档案馆馆藏的文化资源价值、服务办学价值和咨政参考价值充分发挥，那么高校档案馆才能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 高校档案馆的文化资源价值 高校档案馆作为高校的内设机构，主要收集保存的是高校内部的档案资源。对于高校档案馆常常存在着一种误解，就是高校档案馆主要的馆藏被误认为只是静态的历史记录和载体堆积。这些馆藏中蕴藏的更大价值在于这些馆藏资料背后的文化资源价值容易被忽视——作为高校不同时期办学历史上师生员工为学校事业发展贡献的智慧沉淀，以及由此凝聚的学校特有的历史性、人文性内涵，构成了每所高校独特的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这些正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源泉和精华所在。 (二) 高校档案馆的办学服务价值 高校档案馆中最主要的馆藏就是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中的历史记录，这些历史记录不仅是曾经走过的脚步，还可以作为高校办学活动反思分析、完善提升的重要来源。例如不同时期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中折射的不只是历史，还有学校人才培养活动中特色项目；例如社会服务的项目记录，体现的是学校在历史上曾经积累的服务价值和擅长领域，这些资源如果只能静放在故纸堆里无疑是一种浪费。 (三) 高校档案馆的咨政参考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档案保存和档案管理机构设立是因为管理阶层工作的现实需要。高校档案馆中大量不同时期的公务类公文中翔实地记录着高校办学治理的实践与思考，特别是党政管理机构、学校领导在高校办学历史上耕耘的借鉴与佐证，能够为新时期学校事业发展找到清晰的脉络和思路，从而对当下学校事业发展起到咨询与参考作用，对于日常管理优良传统的传承同样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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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作用发挥面临的挑战 高校档案馆作为高校的内设机构，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自身的缺陷与不足都直接影响着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高校档案馆并非校园文化建设的现实中心和实际策源地，其充当的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缺失面”和“缺位者”。这种“缺失”与“缺位”，受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专业性人员不足是高校档案馆最为显著的限制因素，服务体系不完善、文化育人功能不显现与其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条件限制直接相关。 (一) 专业性人员配置不合理 高校档案馆一般有两种存在方式：独立设置机构、校内机构的附设或者是合署机构，不论是哪一种，高校档案馆都不是特别受重视和人员配备充足的机构，特别是专业性人员配置不足高度制约着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高校档案馆要想将馆藏资源较高层次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必须要有专业性人员将历史资源转化成成校园文化输出资源，而高校档案馆缺乏的专业性人员正是具有对馆藏资源进行整理、保存、研究和应用策划能力的人员。这与现有高校档案馆一般是学历不高人员、安置家属为主的构成显然是极端不匹配的。 (二) 资源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高校档案馆馆藏具有原始性、直观性的特点，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很多可以与校史一起可以直接使用，但除了办学历史悠久、办学传承厚重的高水平高校档案馆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查借、保存、研究与开发服务体系，大多还没有能够在运用已有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宣传教育活动，从而发挥馆藏在高校文化教育、校园文化建设中特色作用发挥的功能。不论是丰富的档案馆藏研究，还是集中精力开展校本化特色研究都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服务资源和服务体系。 (三) 文化育人功能显示度不高 高校档案馆常常传承了高校这种组织的保守性，不论是针对校内师生的档案服务，还是面向社会的服务都缺乏主动性，这也导致文化育人功能不能有效彰显。传统的展览、宣讲和档案编研工作在校园内部的影响力弱，师生参与面窄，美誉度低。即使是相对实力水平较高的高水平大学档案馆也鲜有主动面向校内外开展具有特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即使是面向中小学校的文化资源输出也很罕见，文化育人功能不显现的问题值得引起高校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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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高校档案馆服务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建议 基于高校档案馆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寻索和问题辨析，不难发现，高校档案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是学校发展的轨迹、文化积淀、管理水平、办学特色的真实记录，既是高校永久保存档案基地、高等教育基地、爱国荣校的基地；也是档案信息服务中心、学历文凭认证中心、文化传承中心 [ 3 ]。对于如何发挥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永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主题。高校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大多是基于高校办学历史传承开展和挖掘，这就需要高校档案馆在强化馆藏积累与研究、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提升人员专业性等方面主动作为，奠定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主力军的地位。 (一) 挖掘馆藏优势，强化文化育人功能 高校档案馆馆藏具有原始性、真实性、校本性和传承性的突出特征，但这些资源如何转化成校园文化建设的元素和组成部分，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针对性地开展馆藏优势资源的挖掘、梳理、分类和研究，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档案资源开发成果在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的分类运用成果。比如对于传承有序、资料完整、研究成果集中的人物研究、校史研究应当形成校本选修课程或者是专题性讲座，也可以设计开发专题性展览、重要时间专门展览，还可以组织专门性、专题性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使多元的档案资源开发成果成为更长远的校园文化内容。 (二) 加大信息化建设，优化资源服务体系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仅仅依靠物理形态固定的高校档案馆很难引起校内外受众的持续关注。要想在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持续发挥作用并得到发展，高校档案馆要花大力气关注并做好虚拟化空间的校园文化建设。首先，要建立起丰富、多元、立体的网上展馆。通过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仿真现实等信息技术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和条件，才能吸引“出生就会使用网络”的当代大学生关注。其次，要建立起分层分类专门栏目设置。从网络检索中能够发现，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开发设置栏目在档案馆建设中已早有先例。英国国家档案馆非常注意信息化建设改革，除了正常的网站建设，信息化资源转化，他们建立专门的档案馆用来设置专门性活动或游戏、专题讲座会、电视会议、虚拟教室等多个特色栏目，供不同年龄、需求的教育对象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开展学习和研究，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三，要拓宽高校档案馆网络资源共享平台。通过不断完善资源服务体系，把高校档案馆和校史馆、图书馆、校内博物馆(纪念馆)、地方档案馆、地方志网站和其他高校档案馆实现共享互联链接，起到促进文化育人资源的整全性开发、利用、融合和共享，并且提升利用效率和频度。 (三) 配置专业人员，扩大服务面向和领域 破解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缺失面”和“缺位者”的角色，关键在于档案馆人员专业度的提升和服务角色的转变。“高校档案馆人员不仅承担着档案管理者角色，还应承担着文化管理者和传播者、信息过滤者和中介者和用户顾问的角色，而且应承担教育者的角色”。从这一视角出发，高校档案馆要在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发挥较好作用需要建设好两支专门队伍：一支是馆藏资源研究与开发队伍，一支是专业性宣讲队伍。一是馆藏资源研究与开发队伍的专业性。研究与开发队伍的专业性不仅体现在档案专业知识方面，还要具有熟练的数据整理、分类、分析和挖掘的信息化技术处理能力；同时，还应当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够比较好地开发高校档案馆具有的丰富档案资源。当然，从高校人员配置的实际情况和高校自有人才的多样性优势看，运用全职人员和兼职研究开发人员相结合的思路是一个非常可行的办法。二是专业性宣讲队伍的必要性。内涵丰富的馆藏资源研究和开发不仅仅需要研究人员的力量，宣讲人员也是传播、传递校园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支队伍是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作用中的“前线”成员，既要是精练馆藏历史，又要具有才艺，同时具有教育者能力的宣讲队伍是当前高校档案馆普通缺乏的。此外，加强高校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持续学习与培训也是专业性队伍提升与建设的重要途径。 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同属社会文化的范畴，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在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价值观上高度相关。在高校档案馆的职能属性和工作范畴中，应当也必须承载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建设”两个基本概念，通过“价值与意义挖掘”、“困境与问题辨析”，从管理路径、传播路径、成果路径的多维角度，挖掘馆藏资源文化价值、开发档案文化产品，拓宽档案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建立资源服务体系，完善档案人员专业结构、扩大服务面向和领域，从而破解高校档案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缺失”与“缺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