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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重大公共危机中，社会责任机制构建研究 面对重大危机，每一个社会主体、客体都该有责任、有义务担当危机，这点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中后期我国政府和公民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共克疫情，11天拔地而起的“火神山”、“雷神山”充分体现。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掀起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热，“企业社会责任”最早出自美国学者Clarck的《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1916)—文中。Clarck指出，社会需要“有责任感的经济原则，发展这种原则并将它深植于我们的商业伦理之中” [ 10 ]。随后，国内外学者根据本国实情，研究出不同维度、不同视角的大量成果。对CSR的研究成果、经验，也能借鉴到其它社会主体、客体。史上，每一次重大公共危机，都不可能单靠政府取胜，必须集聚各个社会主体、客体的力量，众志成城，聚沙成塔，方能尽快打赢一场来自自然、人类的各种战争。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主要从经济、社会、道德、环境和评价等方面做了研究。本文从驱动机制、声誉机制(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运行机制、度量机制、评价机制、协同监督机制六个方面做如下探讨。 第一，构建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 在己有的文献资料中，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从1995年的Morell；2001年的Davison；2008年的Prior等企业管理者；和2011年的Globerman、周中胜、Haijoto [ 11 ] [ 12 ] 等都探讨了驱动(4)企业等社会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作者认为社会责任驱动机制可从内、外两个角度分析。内部驱动机制：主要来源于自身发展需求和逐利动机。譬如，绩效和税收优惠、“两度指标”形象管理可作为动力导向驱动；其次，企业文化、道德观、对CSR的认知、管理者责任行为可成为管理者价值观驱动指标；社会主体是否能够长期发展、可持续性发展作为战略目标驱动要素。责任信贷和投资、吸引风投等是融资驱动衡量指标。外部驱动机制变量有：竞争驱动(市场竞争环境迫使我们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对手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取得了良好绩效和同行好评；竞争对手履行社会责任受到了合作伙伴的好评)、要求驱动：政府政策(要求履行–减能减排等社会责任、政府优惠政策–返税)；法律法规驱动(制度、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驱动(媒体及社会公众压力、行业协会要求；非政府组织信息披露及要求、工会及慈善机构)；利益相关者驱动(股东及债权人经济利益、消费者社会责任偏好、员工培训发展需求、合作伙伴及竞争者)；这样，从内外两个方面构建出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驱动模型(如图3)。 图3. 社会责任驱动模型 第二，构建社会责任的声誉机制 博弈论(KMRW声誉模型)、演化论和系统论均有声誉机制能强化社会责任的研究结论。许多社会主体认为，践行社会责任会增加成本，利润会受损，甚至认为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存发展。国内外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矫正了这一观念，社会责任履行好的社会主体都获得了很好的公关危机管理中的“两度指标”(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取得了良好的长期效益，社会客体更愿意为有正面形象的主体买单，这保证了他们的可持续性发展(如图4)。 图4. 企业“两度指标”形成模型 Mailath和Samuelson (2001) [ 13 ] 曾提出，声誉的建立和消失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它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相似，也需要进行投资和维护。社会主体美好的声誉是它们的“人格魅力光环”，这个道德光环是需要社会主体长期培育自身正面行动。社会学家Macaulay也注意到保证市场契约的履行过程中更多的还是依靠交易双方的累计声誉，而正式的法律制度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只占比较小的部分 [ 14 ]。 面临非典、“新冠疫情”两次重大危机，马云强调不要发“国难财”，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别人。西贝负责人贾国龙说“放假了也得发工资，必须把责任担起来，不能裁员，不能把员工推向社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些企业家深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真正做到了“对人的价值关注”，对社会也做出了贡献，很好地履行了企业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当然，这些所作所为，也树立了他们美好的企业形象。希望这样的企业家如雨后春笋，各社会主体都能主动担当起社会责任。这些由爱心善良汇聚的“情”元素产生的巨大能量，能真正实现我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文化自信。每次的危机都会把人类的美丑善恶是非真假翻个底朝天，也把中国社会结构和行政管理的脆弱性和低效性暴露无遗。过去的“非典”也好，这次“新冠病毒”也罢，不管多么来势汹汹，只要决策到位，采取科学的危机应对机制，社会主体、客体都主动担当，其对社会造成的创伤假以时日即可痊愈。相信不管疫情最终影响如何，预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是不会改变的。 根据浙江大学“2018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排行榜”课题组调研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级别大多还处于C级，占比高达68.41%，只有92个单位达到A级。这说明，我国企业尚有很多的责任之路要走(见表1)。 Table 1 CSR statu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in 2015 and 2015 (a total of 3413 级别 A B C D E 数量(家) 92 472 2335 463 51 占比% 2.69 13.83 68.41 13.56 1.50 表1. 2018年全国上市公司CSR情况(共3413家) 第三，构建社会责任的运行机制 社会责任机制有效运行，是个系统性工作，其中公共卫生健康产业的构建非常重要。从1978到2020年，我国医院总数量由9293家增加到3.3万家，GDP增长240倍；每千人护士数：中国是3人，美国是9.8人，日本是11.5人。我国公共卫生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是1.7%，是美国的10%。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公共卫生健康产业的构建还有很大的空间亟需完善，它会影响到我国的社会责任运行机制。运行机制良好运行需要通过强制(依靠规范压力和社会压力)、诱导(道德、利益)、自觉(与社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协作构建。研究重点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体自身的管理和决策，站在社会主体的角度分析该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范式。 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战略管理还应遵循菲利普·科特勒的APDC管理循环运行理论，既“分析–计划–执行–控制”。第一分析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第二制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管理相融合的计划方案；第三执行计划方案，抓好落实各个工作环节；第四控制、保证好各个层面和环节履行社会责任的最终成效。肖仲华学者建议，现行防控机制可借鉴新加坡的“循证模式”，也就是科学模式。新加坡防控很成功，不仅死亡率为0，而且付出的经济社会成本也近乎为0。假如中国湖北之外的各省各地都能像新加坡那样循证防控，至少可减少2万亿以上的经济损失，疫情照样能防控住，效果也不会比现在差，甚至死亡率会大幅降低。另外，企业等主体单位应该开展全员危机管理教育和培训，增强员工危机管理的意识、心理承受能力与危机应对能力，担当起全员危机责任。 第四，度量机制 度量是为了科学、客观地评价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担当情况，奖优罚劣，需要区别设计管理者和员工的度量指标。 1) 对管理者的度量。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表现如何取决于管理者，他们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及其采取的具体支持行为如何决定了该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程度，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度量。这就需要构建针对管理者的度量机制，掌握信息监测系统即时动态，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和处理，全面清晰地预测各种危机情况，捕捉危机征兆，为处理各项潜在危机制定应急对策方案，尽可能确保危机不发生，防微杜渐，即便突发，也能第一时间应对。这里从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三个维度分析管理者的责任行为(见表2)。 Table 2 Measurement of manager’s responsible behavio 变量要素 社会责任内容 自 变 量 内 因 管理者责任价值观 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度 管理者责任行为 管理者的负责任行为 战略、策略驱动 社会主体战略的功能和作用 利益驱动 追求利润的举措 外 因 外部竞争 客户、主要竞争对手对于社会责任行为的成功程度 社会压力 社区、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的压力 规范压力 政府、行业协会等组织出台的规范政策压力 因 变 量 经济贡献责任 盈利、纳税及对股东负责等 员工责任 保障、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等 营销环节责任 对供应链企业及消费者负责等 社区责任 提供就业、支持社区建设等 生态环保责任 对生态环境保护、负责等 控 制 变 量 社会主体规模 企业人数、资金规模 所有制性质 国有、民营、外资、私营 行业类别 制造业等七类 生命周期 萌芽、成长、成熟和衰败、转型期 表2. 管理者责任行为的度量 结合我国当时疫情局面，对管理者担当社会责任的度量机制是研究社会主体社会责任相关问题的关键部分。 2) 对社会主体、客体社会责任的度量指标 对社会主体、客体的社会责任评价前要对其进行科学测量的指标应该具备以下特点：可获得性、代表性、独立性和相对完整性。 测量工具及其方法如下：(见表3，如图5)。 图5. 社会责任测量维度模型图 Table 3 Measurement content tabl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subject and objec 测量维度 测量内容 经济贡献责任 密切关注工作效率；能够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尽可能降低各项经营成本；关注可持续发展； 社会客体的利益保障 保证人员工资及福利的发放；为社会客体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尊重社会客体的合法权利及人格；为社会客体提供畅通的沟通渠道 营销环节责任 主动参与社区的发展规划；考虑所在社区的就业需要；监控对社区的潜在负面影响；支持所在社区文化、教育发展 生态环保责任 生产生活废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节约水、电等能源；减少不可再生、不可回收资源的使用；自觉遵守环境伦理规范 慈善公益责任 积极参加慈善公益事务；面对重大危机事件，主动捐款捐物捐力，长期主动关注、帮助弱势群体。突出自愿的慈善这一道德维度 表3. 社会主体、客体社会责任的度量内容表 第五，社会责任的评价机制 对评价机制进行研究，也就是重视执行责任担当后的反馈，校正不负责任行为，发扬责任行为，从而推动社会主体自身的社会责任管理。对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价，才能找到执行中的优点和不足，以便更好地指导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 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必须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基础，基于社会责任实现全过程，建立社会责任评价机制，从社会责任认知、社会责任行为、社会责任管理和社会责任绩效四方面评价社会责任的实现效果，对社会责任的实现起到反馈作用。社会责任评价模型构建：循环往复的动态演化逻辑顺序(如图6)。 图6. 社会责任评价循环模型动态图 对社会主体社会责任的评价原则应秉承科学、系统、可操作性、时效、可比、定性与定量结合、系统性等原则，将其纳入日常管理体系加以系统管理。从管理的角度，根据博弈论理论，社会主体社会责任的自身建设评价模型需要建立更多科学有效的经济指标，以此评价社会主体履行或不履行的结果。具体指标见表4。 Table 4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 评价维度 认知度 管理度 执行度 成效度 修正度 评价事项 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 要保持生产效率； 培养长远的生存能力 是否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及准则； 已经成立了社会责任管理部门； 每年都公开社会责任情况； 战略中涉及到了社会责任管理 保证股东分红的发放； 保证员工工资及福利； 保证员工个人的发展； 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 支持社区发展； 爱护资源，保护环境； 合法经营，照章纳税； 主动做慈善公益 重视安全，珍爱生命； 融入当地，服务社区； 助弱济贫，共同富裕 面对问题及时修正； 保证不影响正常经营； 有能力采用现代的科技指导社会主体有序发展； 具有与时俱进的理念 表4. 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早期对社会主体进行社会责任评价，多用声誉指数法和内容分析法，这两种方法对项目选择和评价结论，主观性较强，KLD指数法颠覆了传统的评价法。我国学者多采用定性的内容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聚类分析法和集成法以及灰色系统理论的综合效果测度等定量评价方法，采用定量分析法来评价、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多。 彼得·德鲁克认为“任何机构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都必定要对社会产生影响，同样一个机构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于是会对地方共同体和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现代社会和当代的企业理论都以强烈的姿态反对企业逐利行为造成人类与自然的分离，强烈要求企业自觉遵守环境伦理规范，承担关爱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环境伦理责任 [ 15 ]。因此，“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现在已经被作为评价企业CSR执行度的重要指标了，相信未来会做的更好。 第六，社会责任的协同监督机制 协同监督机制突出体现各个社会主体、客体间的协调监督状况。新冠疫情中，中国疾控中心CDC首席流行病专家曾光这样说：专业人士与决策者的沟通渠道还不通畅。也能反衬出社会责任协同监督机制需要修正。曾专家又说：如果决策者缺乏专业知识，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徒劳。2020年2月27号，钟南山院士也公开提出，这次疫情的短板也暴露出CDC的地位太低了，只是个技术部门，应该给予更多的行政权力。而在国外，CDC能够直逼中央，甚至直接向社会公布有关情况。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也建议：我们应该尽早借鉴、推广宿迁的医改，强化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责任。我国的公共卫生信息，如疾病检测，舆情报告，现场调查和公共卫生决策等难以快速转化成及时有效的决策。重大危机的信息都被延误在一层一层的上报路上，怎能不错失最佳战机？综合中国新闻周刊、财经杂志、财新杂志的报道，不难发现，在疫情的公布问题上，我国的危机协同监督体制机制该“动手术”了。曾光专家说：专家应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千万不能去揣摩行政官员的意见，官员应该充分尊重专家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不能报道什么，要营造什么气氛”。所以，目前的协同监督机制不很适合CDC。 除上述六个方面机制构建外，还有价值创造机制、交易实现机制、信号传递机制、合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等等，本文不再赘述。希望我国能在制度上创新，比如“问责制”、“绿色准入”制等，尽快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法，能充分发挥医疗专家、基层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等多方力量的作用，共建和谐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