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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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日本诉前收集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对本国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其中在扩大当事人搜集证据的手段方面，日本民事诉讼法参考美国质问书(Interrogatories)制度规定了当事人照会制度，而后在2003年的一次修改中，日本民事诉讼法新增了提诉预告通知制度，同时以该制度为前提，将当事人照会制度扩大至诉前形成诉前当事人照会制度和诉前证据收集处分制度，三种制度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诉前证据收集制度。 2.1. 提诉预告通知制度 顾名思义，提诉预告通知是指一方当事人(被称为预告通知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被称为被预告通知人)发出意欲起诉的预告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对该预告通知作出相应的应答，说明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能够使纠纷双方在诉前就能够做到相关的信息交换。因此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通知并不需要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只需要让对方了解其可能因为何种原因而被提起何种起诉的程度即可。 由于该制度将被预告通知人置于随时可能被起诉的不确定危险中，因此为了减小这种危险，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在预告通知书中，预告通知人应当“尽最大努力”载明提起诉讼的计划时间，其中包括应当在通知发出之日起四个月内或被预告通知人要求时告知是否起诉以及时间。在规制通知人恶意诉讼的方面，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预告通知无法重复做出，但预告通知同一性的判断应当结合通知记载内容及被通知人是否相同等主观和客观方面综合作出 [ 1 ]。 2.2. 诉前当事人照会制度 由于旧法中只能通过法院的介入收集证据，普通当事人并没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在此种状况下当事人当然的无法进行充分的举证，某种程度上导致诉讼迟延，引起当事人及律师的不满 [ 2 ]。因此为了缓解这一状况，前文提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时规定了当事人照会制度。然而新法修正后旧法的影响依然存在，2003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再一次修改，将照会制度的适用从诉讼中延伸至诉前。 当事人照会意指当事人之间为了准备和收集证据，不经过法院的许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要求回答相关问题的制度 [ 3 ]。虽然诉前和诉中都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进行照会，但由于照会时间不同，相关的规定也会有所差异，本文着重介绍诉前的当事人照会。 由于诉前当事人照会的时间处于实际诉讼之前，因此对于照会的内容相比于诉讼中的照会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个方面。 第一，在照会程序启动方面，如前所述，必须以预备通知人发出预告通知为前提，没有进行预告通知的则不能提起诉前照会。另一方面基于平等原则，预告通知人和被预告通知人都有权利向对方就必要事项进行书面照会，但如若被预告通知人没有对预告通知进行应答说明，则不具有主动提出书面照会的权利。 第二，在照会期间方面，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照会期间是发出预告通知书之日起四个月，属于不变期间。并且被预告通知人提出书面照会的时间也是从预告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计算，其目的在于督促被预告通知人及时的进行应答。 第三，在照会内容方面，日本民事诉讼法从正面和反面都进行了规定。正面属于概括性规定，仅允许为了准备起诉的事项和相关的证据线索进行照会；反面属于列举性规定，包括：1) 诉讼系属后的当事人照会所禁止的事项；2) 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隐私事项；3) 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商业秘密的事项。其中涉及隐私或商业秘密的事项属于相对禁止事项，若能取得被预告通知人或者第三人的许可，该照会事项也可以被允许。 2.3. 诉前证据收集处分制度 双方当事人除了可以进行诉前照会之外，还可以进行诉前的证据收集处分。诉前证据收集处分制度是指当事人通过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对将要提起的诉讼可能需要的证据发出收集处分命令的制度。 诉前证据收集处分制度的设计前提与诉前照会制度大致相同，诉前证据收集处分也应当以预告通知为前提，并且同样基于平等原则，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在适用上也有相应的限制例如收集的对象上仅限于起诉后应当收集的证据线索、方式上自行收集证据有困难、时间上不得超过预告通知的四个月期间、不得加重义务人的负担等等。虽然在限制的理由上由于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但根本原因都是为了减少当事人在诉讼开始前的不确定危险。 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申请法院发出收集处分命令的证据种类仅包括：1) 委托文书持有人交付文书；2) 委托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机关(国家机关、公共团体机关、外国国家机关及公共团体机关、学校、工商会议所、交易所等其他团体)必要的调查；3) 委托有专门知识经验人员基于专业知识做出的意见陈述；4) 命令执行官对物的形状、占有关系等其他状况进行调查 [ 4 ]。根据这四种证据种类，可以将这四种相对应的命令归纳为：文书交付命令、委托调查命令、委托意见陈述命令、执行官调查命令。由于该制度的特殊性，在收集处分过程中需要支付的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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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日本诉前收集证据制度的评价 诉前收集证据制度对日本的民事诉讼产生了巨大影响，2003年后约五年时间里，日本民事诉讼一审案件到平均审理期间由8.2月逐渐下降到6.5月。但从2008年开始，平均审理期间又出现了延长趋势，截至2014年，民事一审案件的平均审理期间上升到8.5月，甚至超过改革前，同时审理期间超过两年的案件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 [ 5 ]。这说明该项制度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该制度的优点毋容置疑，虽然在日本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之二第一项规定，此制度是一种诉讼提起后只以迅速且充实的审理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但从数据上也能看出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诉讼效率，也达到了一些其他的目的，例如该制度也确实扩充当事人收集证据手段；其次当事人利用该制度可以尽早整理诉讼争议焦点，根据已有证据自行判断是否进行起诉还是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解；最后利用制度充分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也符合了现如今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转变。 该制度的缺点也很明显。受到日本学者最大诟病的一点就是，该制度中，不论是被预告通知人、受照会人还是证据被收集处分人，如果他们拒绝回答问题或拒绝交付证据，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任何的制裁措施，即便是在诉前收集处分证据申请法院介入其中，除了执行官调查命令以外，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必须接受命令交付证据的义务，而执行官调查命令也只是站在法院的角度，对法院执行官提出的命令。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违反该制度并没有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 然而笔者认为，该项制度本就不需要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 诉前证据收集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诉前”，根据该制度的内容设置，明显能够看出，“诉前”的含义应当是“起诉前”，也就是说诉前证据收集制度规范的一系列行为都仅仅是当事人的“起诉准备行为”，有学者将该状态称之为“准诉讼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双方当事人仅仅是对基于纠纷产生一定的交流，交流的结果也并不绝对会提起诉讼，因此直接认为这属于确保诉讼武器平等和裁判真实的需要，恐怕过于武断；认为是当事人之间一种沟通礼节的理论已经超脱出诉讼法理论范畴，该制度毕竟是由法律规定，沟通礼节更像是一种道德约束，更为柔性，所以以此作为制度基础似乎不太稳固 [ 6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该制度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诚实信用原则，使双方更加明确纠纷的争点和证据而设立。这样看来，该制度实际上不光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还可以在诉讼外促进当事人之间进行和解，避免滥诉，这与我国的当事人和解制度非常相似，比较来看，我国当事人和解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某一方当事人不配合履行义务而需要承担相应惩罚的情况，那么作为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相应的义务也自然不需要受到制裁。 另一方面，虽然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不履行相应义务应当承担何种后果，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全然无恙。前文提到，该制度规范的行为是“准诉讼状态”下的行为，因此对于该纠纷，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下有极大的可能进入诉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势必会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产生影响。这也是目前日本学界普遍比较认同的观点。另外在诉讼中也可以针对特定的证据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申请文书提出命令，从而获得在对方当事人处的文书证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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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日本诉前证据收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经过对日本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的介绍，可以大致了解日本在诉前证据收集的手段以及相应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可能全盘照搬日本的制度，但通过对我国目前证据收集制度的分析，同时借鉴日本诉前证据收集的做法，可以对我国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作用。 4.1. 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现状 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只简单规定了当事人应当收集证据，并没有对收集证据的方式进行明确，反而是在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程序中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体现出我国在证据收集方面仍体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浪潮下，我国急需改变这种收集证据的方式。 从证据收集的立法模式来看，我国是以收集主体和收集证据的类型进行规定，因此忽视了证据收集的时间性规定。这种立法模式的弊端在于，在诉讼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当事人的证据偷袭，再加上我国也没有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给证据偷袭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完善诉前证据收集制度，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手段方面进行规制，我国目前的没有规定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反而在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及举证不能所承担的风险上大幅泼墨，这种权利义务的不对称性会极大的刺激当事人的求胜心理，就会导致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方面采用不合法的手段。日本的诉前证据收集制度虽然也存在许多问题，但仍然可将该制度中的有利元素与我国现行制度相结合，从而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措施。 4.2. 进一步完善当事人和解机制 我国始终提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要明确的一点是不论是私力救济、社会救济还是公力救济，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纠纷，很多时候当事人起诉的都是非常简单的案件，仅仅是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进行顺利的沟通，许多证据无法取得，相比和解调解更依赖于法院判决，这就会导致一些当事人之间协商就可以解决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浪费司法资源。我国对当事人和解并未做专门规定，但如果能借鉴日本的诉前证据收集制度，将会减少这类案件的起诉。 日本的预告通知制度给我国的启示在于，当事人在起诉前先发出预告通知，而后如果有需要可以使双方进行照会，双方当事人基于诚信原则相互交换证据或证据线索，明确纠纷争议点，这实际上就给双方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了机会，并且由于是在诉讼前，这种预告通知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当事人解决纠纷的第一步和解，避免引起双方当事人双方因证据不互通或沟通不畅而产生的“误解型纠纷”。从这个角度讲，也避免了这类简单案件进入诉讼，实际上这种简单案件进入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浪费司法资源。 如此以来即便是和解不成提起诉讼，由于在预告通知和照会中已经归纳好了争议焦点和主要证据，庭审进程也会大大加快。如果存在一方当事人发出预告通知或提请照会的情况，对方当事人无应答，预告通知人或提请照会人也可以将预告通知书或照会书作为案件事实材料，在起诉时一并提交，从而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 4.3. 庭前会议制度中适当增加收集证据的手段 这种做法实际上与日本诉前证据收集处分制度类似，当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在庭前会议中可以申请法院收集相关证据，其中关于文书方面的证据可以借鉴日本的委托文书持有人交付文书命令。 庭前会议的价值在于双方当事人能够了解对方所持有的证据，以达到“平等对抗”的目的，目前我国的庭前会议价值尚不明确，但总体理念是交换证据，整理争议焦点。在这种理念下的交换证据，实际上为收集证据提供了机会，因为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证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 以文书提出命令为例，当有证据证明相关证据在对方当事人持有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该证据，对方当事人无理由拒不提供的，法院可认定为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但根据我国的实践情况，多数的文书提出命令是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的，因为我国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不包括为当事人收集证据，仅仅是对双方当事人现有证据的交换。但显而易见的弊端是，庭前会议中双方当事人会相互隐藏关键证据，达到在庭审过程中证据偷袭的目的，这样会造成诉讼程序的拖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相关文书材料在对方的掌握之中，可以适当的将文书提出命令的时机提前至庭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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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证据是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内容，诉前证据收集制度一方面扩张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手段的扩张，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的能力也有所提高。诉前证据收集制度制定的背后是日本从超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过渡的一个重要体现，虽然日本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明文规定，但能够看出立法者在有意识地排除法院的介入的同时，增强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在立法中也有意识地在向当事人主义靠拢，但由于职权主义模式下的诉讼在我国存在了很久，对诉讼模式的改革也非一日之功，证据的收集是最能也是最容易调动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因此应当顺应趋势，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收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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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基础性权利。关于这些权利的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原则性规定需要变现才有实际意义。赋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变现路径，而实际上有限限权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变现方式。在社会生活中，限权的变现方式甚至比赋权更加普遍。限权本身应当被限制的，这样的有限限权是有正当化依据的，且极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许多的防控行为充分体现了有限限权的公民基本权利变现路径。 关键词 :公民基本权利，有限限权，疫情防控，正当化依据，限权原则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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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中国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困然。根据现实情况， 1 2020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治措施。抗疫大战就此正式开启了 [ 1 ]。最初，疫情形势严峻，在全国扩散，防控压力极大。各地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强度大的手段。例如：封闭小区；严格限制其他地区的人员流入；设关卡堵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停市；疫情中心的武汉甚至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以一种朴素的法律观念来解读，这些行为限制了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权利， 2 而这些权利的确是在《宪法》中有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然而这些强度大的手段基本是基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的，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那么这些行为是否就不视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呢？基于法效力的一般法理，《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是《宪法》的下位法而非特殊法，下位法应当不违背上位法。那么，是否这些防疫措施是违宪的，且不合理的？实际，这些行为是一种限权的行为，限权的行为并不是一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若是有限的限权行为不仅不是一种违宪的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实质上更是一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变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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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何为有限限权 2.1. 有限限权的概念 关于何为基本权利，基本权利的外延。我国学术界其实并没有达成共识，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因此，笔者也很难界定出一个准确的基本权利的外延。本文的基本权利不探讨许多应然的权利，而是以宪法文本本身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外延界定。 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本身的划分， 3 传统有一种划分的方法即把公民基本权利划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某种程度上是让公权力机关负担一定的作为义务的公民权利。公权力机关要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给予必要的社会保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义务。积极权利，使得公权力进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对于这一领域的公权力介入程度，介入大小不属于有限限权所要限制的。公权力机关也是不完全理性的共同体，不免会通过保障公民积极权利为手段扩大公权力量，最终可能会导致侵害公民权利，但若仅仅就积极权利一方面而言，公权力在这一面进行无限扩大无限保障的负面效果也较低，不属于有限限权探讨的主要方面。 反观，公民享有的消极权利则有探讨有限限权的必要。公民享有的消极权利，如自由权、平等权、经营自由权，无需公权力机关的主动作为，也不需要第三方的主动作为。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提出：“ 4 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 2 ]。其实对于公民个体来说，绝对无限制的权利也会导致自我堕落和社会混乱。 综上，所谓的有限限权实质上是对公民享有的消极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个限制本身是有限的，符合客观社会条件、符合法治内核要求的限度。 2.2. 有限限权的价值 对公民消极基本权利的有限限权本身是否是一种侵犯公民消极权利的行为。从形式上来看，确实有限限权也是一个侵权的行为。公民不能够最大程度行使自己的权利，就以新冠病毒肺炎防控来说，“封城”；限制出行难道不是限制公民自由权。许多人从内心上也的确有认为自己的自由权遭到侵权的朴素感受。有限限权有何价值？有限限权只是一个束缚公民积极权利的枷锁？那么何必提出有限限权的理念呢？ 首先，有限限权是公民基本权利变现的重要方式。一般理念，根据原则性的部分规定进行赋权是公民基本权利变现的重要方式。但是，若对消极权利进行赋权多半情况下只是对原则性规定的简单复述，没有实际价值。消极权利有需要有一定的变现形式。以自由权为例，一个个体消极权利的变现就是自我的放纵吗？就是自己想做自己可以做的一切。若是如此，那么一个个体的消极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它个体的权利就必然会受到限制。这样的事实状态，难以被认为是消极权利的变现方式。人人都享有绝对的消极权利，人人就事实都不享有消极权利。一种没有被划定界限的消极权利，事实上是没有被变现的，是存粹抽象的，不具有价值的。而有限限权则是一种有效且合理的消极权利变现方式。在一个绝对的范围内，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划定不同的现实界限，虽然一部分消极权利让渡，却能实际享有消极的公民基本权利，不会使得消极权利完全落空。 再者，有限限权是符合时代性要求的一种动态限权。有限限权的理解基于不同的时代条件会有所不同。如今，我们的思维对近现代的理解也只是一个阶段的理解。以现代权利思维批判古代自由权、平等权实际是有失偏颇的。以此逻辑，会得出古代权利完全落空情况。实际并非如此。这也是有限限权变现方式的魅力，有限的限度本身是历史条件的选择，是具有时空性的。对于公民消极基本权利的理解不能是死板的，不能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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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有限限权的正当化依据 有限限权是公民消极基本权利的变现方式。但是这种变现方式从理论上也的确侵害了公民的消极基本权利，可变现化不能够成为正当化的依据。有限限权需要合理明确的正当化依据，这些正当化依据符合一定地域内的形式法规，符合一个地域的法治与人权保障内涵，符合具体的社会经济客观条件的。 3.1. 形式法律依据 抽象个体享有公民消极基本权利。然而这些权利在形式法律的框架架构之下就有所克减。不论在任何的法律文化土壤基础之上，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理利益的实现而限制部分的权利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这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朴素共情，在多数国家的法律框架体系中都有相关的规定。 我国宪法也有相关的规定， 5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所以说，我国也存在公益目的条款的具体规定，那么基于此公益目的条款的理念，许多被认为单纯从公民基本权利视角考虑存在违宪倾向的法律也有形式依据。就本次疫情来说，许多的疫情防控措施名义上都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予以实施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存在了克减公民权利的条款，例 6 《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就是一般性的公益目的限制公民权利条款，那么是否12条是一个违宪条款呢？从《传染病防治法》第1款：“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这显然具有公益特点，可以判断整体上这部法律属于符合公益目的条款的法律。 因此，从法律体系内的逻辑判断。《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确存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许多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并不是对《宪法》的简单违背。因为，宪法的框架体系中不仅仅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划定了公益目的限权条款。至少，在不进行实质价值判断的前提之下，并不能简单认为《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违反形式法律规定，遵从这些部门法实施的行为绝对违宪。就此次疫情防治而言，所谓的“封城”“封小区”“限制生产”等行为不能够以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而全盘否认。 即，《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并不当然违宪，宪法中有公益目的限权条款。这些防疫行为是确实对公民消极基本权利有限限制，但依据这些部门法作出的非极端行为是符合这些部门法本省的规定的，不能被当然认为侵害了公民基本权利。 3.2. 法治精神与保障人权实质内核依据 在中国，法律代表的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但人民的整体利益不能够具体涵盖到每一个个体身上，甚至也会出现部分群体的利益实际受损的情况。以极端情况为例，德国纳粹形式上也符合法律文文本本身的要求，但显然不能就因此判断纳粹行为是合法行为。所以法律文本和条文固能成为一行为形式合法的重要依据，而不能够是唯一依据。 在我国 7 《宪法》51条的语境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益条件下是可以被部分限制的。但是，这样的条款虽然能被人所许可，那么这种限制是否本身符合法治内核与人权保障实质内核的要求。被多数人接受并不代表其具有绝对正当性，成为宪法的条文也并不代表其绝对正当性。以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论述社会契约时有过这样的表述：“人的自然本性是自我保存，任何人没有义务被迫面对人的恐惧，所以人有因权利而对抗一切的权利” [ 3 ]。一个人为何要为他人牺牲自己权利，为社会和国家整体利益放弃自我的部分权利？这是根本不符合法治精神与人权保障要求的。在某种逻辑上，以多数人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就允许自己权益被限制是一种无能。从国家架构来说，甚至可以认为就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罢了。 然而这种极端的思维有明显的思维漏洞。一个理性的人，做出的选择终究是会符合自己的本身期待，即使形式上是利他，最终的福祉是由自己所享有的。总得来说，就是一种工具利己。他们愿意放弃自我部分权利，不仅仅是有益于他人或者有益于社会与国家的，更是有益于自己的。而此次疫情防控的实例也充分印证了这样的思维。就每一个个体来说，自愿被隔离，自愿为了能够打赢疫情狙击战而牺牲部分自由权、财产权。首先是利他的，再者也是利己的。这些自我权利的让渡与暂时放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权利观的体现。在疫情时期，放弃部分与生命权价值梯度较低的权利，以达到能够在未来的更长的时间行使自我权利，更保障所有人能够自我实现基本权利，而囿于一时的权利，不囿于一部分的权利。 如此看来，这些非极端防疫的行为是有限限权，这些有限限权不仅符合形式法律规定，也体现了权利长期行使和实际行使的要求，符合每个具体个人的权利要求和权利愿望。这种要求是与法治精神与保障人权实质内核相契合的，是科学合理的。 3.3. 客观社会条件依据 8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要素， 9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应当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 10 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矛盾的分析方法的核心要求是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疫情期间，生命权应该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若是一味强调保障公民的消极基本权利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也是侵害公民更大的利益。这些有限限权是符合防疫的社会客观要求的，是应事而为、顺势而为的。公民的消极基本权利的变现有限限权的时空性，要求顶层建筑设计要符合客观实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观强调价值理性。一事物是否有价值，价值的大小是具有主体性的。不同的权利不完全是在同一梯级的，在价值选择驱动下，人们会不自觉进行选择。在疫情期间，甚至在人类社会存在的绝大数的时空环境下，人的生命权都应该被首位尊重的。 11 生命健康权是人的基本的人权，是一个主体主动实现自我其它权利的基础。因此，以部分合理牺牲自由权等其它消极权利为代价保障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且合理的。 因此，疫情期间的一些对公民消极基本权利的有限限权是符合价值理性选的结果，更是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明智选择，是具有正当化的历史条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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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有限限权的合理限度 有限限权是公民消极权利的变现路径。无限权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抽象的无意义的权利，而过度的限制可能会导致公权机关以公益等借口随意践踏人权而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遭到侵害。因此，有限限权的精髓在于有限，给予限权限制。 12 德国在二战后制定《基本法》时，将限权的有限观念充分体现出来。德国《基本法》规定：“若要设定对基本权的限制，就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 [ 4 ]。合理划定限权的界限，使得限权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需要划清有限的界限。那么要实现有限限权而非肆意践踏人权应该遵守哪些原则呢？ 4.1. 不损害权利抽象享有原则 13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保护的公民的根本权利，即使是为了达到变现的有限限权也不能够使得权利享有本身被取消 [ 5 ]。权利抽象享有的情形下，公民还实际享有这些权利，而只是由于一定的特殊情况无法具体实施，但是不否认公民享有这项基本权利。权利的抽象享有即一公民本质上是享有该基本权利，但是并没有具体实施或者一定情况下暂时受限无法实施。 我国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上就充分显现了不损害抽象权利享有。我国的宪法三十四条规定了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也规定了公民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条件。不可否认，在许多情况下每个公民不能够都现实实施选举和被选举，但是公民抽象享有这个基本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再如我国宪法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享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机会游行示威法》也同时规定了游行、示威的条件、程序、要求，这本质上是有限限权的权利变现方式。在现实中，我国也鲜有游行、示威的实例发生，但是每个公民根本上是抽象享有游行、示威的自由 [ 6 ]。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小区实行了封锁的措施，许多的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被要求隔离医学观察。他们的部分权利在此期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自由权受到限制。本质上，他们仍然抽象享有自由权，他们在疫情结束后仍可以自由生活，甚至在疫情期间也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自由活动。然而，有些抗疫措施则违背了不损害权利抽象原则。例如许多并没有到过武汉的武汉人在“恐鄂”的驱动下被拒绝入住酒店、进入小区等，这些公民的平等权就已经被事实侵害了，则这些行为可以认为是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 4.2. 法律保留原则 在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架构下，基于抑制灵活性较大的行政权的目的，奥托。梅耶最初提出了法律保留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的形象理解，就是关于某些事项的规定只能有法律效力层级的文件来规定。法律保留体现了立法机关的一种立法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低于法律效力层级的文件不能够与法律本身的立法精神相违背。 我国《立法法》第八条事实上就是我国法律保留原则直观体现的条款。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保留原则虽有明确的条款规定但仍然有许多瑕疵。就“法律”一词的释意就十分不明确。虽然我国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由立法机关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而生成的文件为法律，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律惯例。但毕竟，法律保留事实上根本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息息相关，以一种惯例的形式难有稳定性和确定性。再者，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行政权是十分强大的。即使名义上行政权低于立法权，但抽象行政权在不断行使过程中不断异化，甚至对原有的法律保留原则有所突破。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共识下的法律效力层级的文件。因此，在实施一些相对限权力度大的抗疫是合法合理的。然而，在抗疫过程中，出现部分非有权机关进行封路封道，进入居民家中进行一定的强制排查、隔离工作。 14 这些行为的依据并非直接源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而是源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非法律效力层级的文件。 这种溯原也并非无法律上的逻辑根据。因为，《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有许多条例将部分权利概况授权于效力层级较低的文件。那么，这种概括授权是否是一种能动性的立法技术选择。笔者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这样的行为使得许多重要权利可能通过抽象性条款不断下移，使得法律保留原则被架空。限权是直接关于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因此，有限限权一定是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 4.3. 比例原则 有限限权的限度要符合许多强制性的规定，如上文的不侵害权利抽象享有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但有限的边界只受强制性原则的限制会导致有限限权现实不可行，不能够适应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活。比例原则是能动性原则，是有限限权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有限限权的有限边界是一个模糊边界，也是一个可移动边界，比例原则使得这一边界在一合理的范围内移动 [ 7 ]。 在宪法逻辑中， 15 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共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家采用的限权行为能够达到想要达到目的，不存在不正当的联结。第二，限权行为和手段对该目的的达成是总体必要的，即国家采取的手段应当是能够实施的手段中对相对人的权利侵害最小的。第三，手段相对于相关的目的达成不存在过大负担，要有一定的均衡性。 16 就实体法方面规定，部分实体法明确点名了比例原则，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险的行为、程序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 1 ]。 比例原则不是僵化的固定原则，而是能动的现实原则，所以应当根据个案在具体适用。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参酌新冠病毒的病毒性质、传播能力、公民防控的积极性、避免恐慌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首先，考虑这些防疫措施是否能都真正达到防疫的目的，保障公民的人生与财产的安全。再次考虑这些强制性的防疫措施是否是侵害性最小的方法，例除了100%封闭小区之外是否存在其余的更温和的方法，若没有其他更温和的方式那么就是合理的。最后，考虑这些强制性的防疫措施是否会给民众本身造成过大的负担，是不是严重超出了民众可负担的预期。例如一个手段要以牺牲部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为代价，那么就属于过重负担，不能够采取。 4.4. 权利填补原则 权利填补是重要的一种对克减权利的补偿，即当一权利被部分限制的时候，应当充分保障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亦或者扩大其他基本权利的实现边界。权利填补并不是有限限权的必要性原则，权利填补是有限限权的补充性原则。这种补充原则虽不具有绝对必要性，但是具有相对必要性。有些情况下，一权利在现实情况下是相对孤立的，没办法通过其他权利来填补，则权利填补原则可不适用。但若存在可填补的情况下，不能选择性不进行权利填补，而应该积极进行主动的权利填补。 在疫情期间，最典型的是自由权、自主经营权与发展权受到了部分限制。这一部分由于综合的情况考量，需要克减，那么就应当考虑是否有可填补的权利予以填补。疫情防控措施的最直接目的是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那么，生命健康权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即若有人感染疾病应当及时予以医治，应当及时隔离可能感染者保障其他人的生命健康，进行必要的病毒信息的宣传。公民的自主经营权遭到了限制，生产能力变弱，生存发展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减。那么，就应当以充分保障公民的生存发展权作为填补，保证多数绝大公民在疫情期间有能力买生存必需品、能够买生存必需品、能够买到优质的生存必须品。 作为补充性原则，虽然非强制必须原则，但是此原则能够在非常时期最直观使公民感受到权利得到保障。因此，在重视有限限权本身限度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有限限权的补充性原则，使得有限限权真正做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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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新冠疫情肆虐使得大家恐慌，恐慌情绪不仅导致了每个个体的失范也会导致公权力机关作出许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非理性行为。法治具有稳定性和指导性使得公民和公权力机关遇到突发状况可以有合理的应对方法。所以，越是非常状态越应当坚持依法防控，而不能取消法治，架空法治。 17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也是法治社会所要重点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被变现，赋权是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变现方式。但是对于部分的权利，突出以消极权利为主，有限限权则是一种公民基本权利变现路径 [ 7 ]。不否认这种行为形式上会侵害部分的公民的权利，但这种有限限权是有正当化事由的，且有限限权不是一种无限制的限权，是一种合理的限权形式。 在疫情防控时期，许多防控措施都是限权行为，这些限权大部分是符合有限限权规则的，是能够保障公民生命健康安全，共渡疫情考验的。但是，也不可否认，有部分防控行为已经是不符合有限限权规则的，已经事实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加以打击与正确引导，在法治框架内依法合理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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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本研究聚焦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冠疫情中的突出表现，探究新冠疫情冲击对金融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就业影响机制。搜集88家人工智能企业与金融企业在2019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0日期间发布的招聘数量作为就业数据，以2020年1月21日为疫情断点设计建立断点回归模型，探究新冠疫情下金融业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行业在疫情爆发期间存在显著就业下跌断点，人工智能行业就业并不存在显著性断点，因此，人工智能行业相比金融传统行业在疫情下对就业有更好的稳定作用。 关键词 :新冠疫情，人工智能，金融业，就业，断点回归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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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大地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经济动荡下就业市场也受到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月2月，全国城镇失业率分别为5.3%和6.2%，同比分别上升0.2和0.9个百分点，环比分别上升0.1和0.9个百分点。受新冠肺炎流行的影响，停工的企业数量增加，用工减少，雇员人数减少，失业率显著增加。部分行业如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就业受到冲击较大 [ 1 ]。 然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仅表现出色，在抗疫情一线分忧解难崭露头角，还被国家政策提高到战略高度，推动多项条例和政策鼓励。纵观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保健和防御等多个环节得到了应用。1月21日，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国家视频工程实验室(珠海)创新中心牵头研发最新AI测温仪投放武汉抗疫一线使用，AI测温仪通过温感摄像头系统结合了人脸识别和热成像体温检测功能采集相关信息身份信息与体温匹配形成数据报表，自动启动预警机制并实时传输给疾控部门。2月7日，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式加入新冠肺炎“防疫战队”，2台人工智能医护服务机器人“小白”进入武汉市第三医院ICU病房工作，“小白”能够完成人脸识别、自然语音交互、远程协作等多种功能。“不接触式的面对面沟通”助力进一步降低医患交叉感染的风险。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武汉火神山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引入uAI新冠肺炎智能辅助分析系统，为新冠肺炎分诊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向。这一系统由联影集团人工智能子公司联影智能提供，是业界首款综合肺炎整体与局部影像特征、根据肺炎影像精确分诊的AI全流程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除直接应用于抗击疫情之外，在整个国民经济被迫中断运行的背景下，无人机和无人车在监督隔离、输送民用和保障物资、甚至智能制造等领域都有突出表现。疫情是一次对人工智能重要应用的预演，鉴于人工智能在疫情中的亮眼表现，国家在政策上对人工智能做出积极推动，在已知多个行业就业受到疫情重大冲击下，人工智能行业的就业是否免于疫情冲击是激发本文研究的直接动因。探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就业机制，了解新冠疫情对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就业效应，有益于政府建立理性的判断，为未来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提供保障性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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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新冠疫情是一个公共突发事件，对疫情下失业增长并可能引来结构性失业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沈国兵认为此次疫情加剧了我国巨量高校毕业生叠加农村城镇化大量人口的失业可能，稳就业是当务之急，而稳外贸、稳外资是稳就业的关键支撑力 [ 2 ]。但关于疫情下人工智能产业的就业影响鲜有研究。已有国内外学者关注到人工智能技术对疫情控制的作用，国外研究中Arash Shaban-Nejad、Martin Michalowski和David L. Buckeridge认为，人工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模型正在改变临床和社区环境中的医疗保健格局，并且已经在医疗保健的多种应用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包括集成健康信息系统，患者教育，对健康数据进行地理编码，社交媒体分析，流行病和症状监测，预测模型和决策支持，移动健康以及医学成像 [ 3 ]。国内研究中，王宁认为人工智能赋予疫情抗击科学化精准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快速体温检测、大数据防控、机器人接待、医学影像判读等科学防控方式，为全民战“疫”提供了强劲的助力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 4 ]。国内费晓蕾 [ 5 ] 和管浩 [ 6 ] 持有类似观点。国内外现有研究都以人工智能在疫情中的应用为着眼点，暂无新冠疫情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就业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 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的影响机制已有相对丰硕的成果，国内学者王君和杨威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就业既有负向的破坏效应，也有正向的创造效应，总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立足长远发展和宏观格局，以创造平抑破坏，才能实现新兴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双赢 [ 7 ]。高奇琦、张结斌认为，未来的社会生产部门主要由少数工作的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来实现，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绝大多数的人会面临结构性失业或者全面性失业的压力的后果 [ 8 ]。云箴认为，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但从长期影响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 [ 9 ]。 国外学者Acemoglu和Restrepo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有生产效应、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都能够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补偿效应不会那么快地起作用，经济调整要相对滞后并可能经历阵痛期 [ 10 ]。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A. Osborne估计了702个详细职业的计算机化概率，基于这些估计研究了未来计算机化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果的预期影响，主要目的是分析风险岗位数量以及职业电脑化概率、工资和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约有47%的美国就业机会处于风险之中，工资和教育程度与职业电脑化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11 ]。Melanie Arntz，Terry Gregory，Ulrich Zierahn估算了21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作岗位自动化程度之后，他们认为新技术的使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技术替代不会如预期那样发生 [ 12 ]。 新冠疫情下的就业是一个复杂的局面，制造业就业随复工推进将不断改进，而传统服务业全面复工仍然有限制性因素制约，新冠疫情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本文选择人工智能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的代表，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性，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疫情控制中的应用需求增加，人工智能技术服务领域的就业需求将扩大，可能呈现就业创造效应，认为在新冠疫情中人工智能行业应具有一定的稳定就业作用；但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智能制造业其生产运作都受到疫情影响，产业供应链可能存在不连续的现象，人工智能制造行业的就业也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就业替代效应存在。基于此，本文判断新冠疫情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有影响、估计整体受到的冲击会较小，其受影响程度应弱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选择金融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代表，新冠疫情下部分相关服务行业首先受到直接影响，如餐饮、住宿、娱乐、旅游、会展等，由于其行业特性，业务停滞使就业受到严重冲击。与这些特定行业不同，金融服务业作为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支持性行业，需要维持良性运转，不能也不会完全停摆，并且金融业因其数字化转型和重塑的金融科技，正是疫情防御中的重器，如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在疫情下实现无接触、远程隔空支付，帮助人们居家隔离、远程采购，而金融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经济的火车头、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金融的指标数据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新冠疫情冲击对金融业的就业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但其影响应该是短暂的。 本研究做出以下两点假设： H1：金融业就业受到疫情冲击，就业人数短期内减少。 H2：人工智能行业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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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RD)是仅次于随机实验的，能够有效利用现实约束条件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实证方法。在随机实验不可得的情况下，断点回归能够避免参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从而真实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 13 ]。断点回归分析的原理是假设引入某个断点因素和相应的断点关系式，当断点变量没有达到断点值时，研究对象不会受到断点函数的影响，而当断点变量超过或等于临界值时，研究对象将受到断点函数的影响 [ 14 ]。目前断点回归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精确断点回归和模糊断点回归两种。对前者而言，个体在断点处得到处理的概率从0跳跃到1；后者的不同是，在断点处处理变量得到处理的可能性并不完全从0跳跃至1，而仅仅是在断点处发生了一个概率性的跳跃。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万得数据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和中国金融业企业的财务数据，结合各公司官方网站和应届生求职网发布的招聘数据。根据万得数据库中国企业库中分类为金融行业的企业作为金融企业，由于目前各数据库暂无人工智能这一行业分类，本研究选择工商经营范围为人工智能的企业作为人工智能企业，根据CVSource数据库、企查查、天眼查等多个数据库相互印证。基于招聘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最终筛选得到88家企业。以时间作为驱动变量，由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是短期影响，月度数据不够及时有效，每日数据有较大误差，本文将每一旬时间作为一期时间计量单位，由2019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0日共11期时间，统计各期各企业发布的招聘数量作为就业情况反映，剔除部分缺失值，最终得到962个样本数据。本文使用Stata 16和Excel 2016进行数据处理。 2、模型构建 新冠疫情突然爆发，立即席卷全国，整个中国社会都受到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了精确断点分析的方法，即在断点处研究个体受到断点函数影响的概率变化直接从0到1。本文选择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代表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作为就业数据代表。以时间作为驱动变量，以1月21日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广泛关注作为时间断点，在断点之前，中国的企业生产、正常运营和员工雇佣就业不会受到影响，而断点之后受到影响，因此选择精确断点回归。除时间外，企业本身的盈利状况和企业规模也会影响企业就业。综上，构建如下模型： Y i = α + β T + γ 1 D i + γ 2 D i T + ε i X i + μ i 其中：i为时间；Y为招聘数量；T为分组变量；D为处理变量；引入交互项 γ 2 D i T 以允许断点两侧回归有不同的斜率； X i 为协变量； μ i 为随机扰动项。D i 取值为0或1：当T ≥ 0时，D i = 1；当T < 0时， D i = 0 。 3、变量定义 结果变量Y为衡量企业就业状况的指标，本文选取公司官网和应届生求职网上发布的招聘信息数量作为企业就业状况的体现。 分组变量T为时间。在研究疫情对人工智能企业就业的影响中，以2020年1月下旬为时间断点，在1月21日新冠肺炎确诊数量大幅提升，多地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全国重视，在1月23日武汉封城，新冠肺炎已经爆发，因此选择1月下旬作为新冠肺炎爆发的时间断点，取值为0。2020年2月上旬取值为1，2020年2月中旬取值为2，……，2020年3月中旬取值为5；同理，2020年1月下旬取值为−1，……，2019年12月上旬取值为−5。 协变量X为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和总资产。过多的协变量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失真，甚至因为带宽过窄、样本量偏少，而变量过多，无法进行回归分析。影响企业就业情况的因素众多，不可能将所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规模会对企业就业需求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文仅考察企业层面这两个影响就业的关键因素，代表企业经营状况和规模的数据指标亦很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文从财务指标体系中选取企业营业总收入衡量企业的经营状况，总资产衡量企业的发展规模，并以此两个指标作为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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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证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文章使用Imbens和Kalyanaraman (2009)所测得断点回归最优带宽值及其2倍，与默认三角核分别对人工智能企业及金融业企业有关数据进行精确断点回归估计，得到初步回归结果见表1 [ 15 ]。 Table 1 Estimated employment impact of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AI companies under the epidemi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wald −3.980** (1.968) −4.820*** (1.480) −42.046 (30.964) −47.906 (35.171) Lwald200 −4.156** (2.048) −5.275*** (1.583) −26.029 (24.966) −29.643 (28.398) 协变量 否 是 否 是 Observations 513 513 449 449 表1. 疫情下金融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的就业影响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数据是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模型1与模型2分别是金融企业未带入协变量与带入协变量的断点回归结果。根据表1显示，两种模型下LATE估计值均为负值，说明金融企业的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出现了负向影响。在未加入协变量时最优带宽及最优带宽的二倍带宽的估计结果均显著，在加入协变量后得到相似结果，这说明估计结果稳健性较高。假设H1“金融业就业受到疫情冲击，就业人数短期内减少”得到验证。 模型3与模型4分别是人工智能企业未带入协变量与带入协变量的断点回归结果。根据结果显示，不论在最优带宽及最优带宽的两倍，还是加入协变量前后，局部沃尔德估计值(Local Wald estimate)均不显著，说明人工智能企业就业在疫情中不存在断点，疫情前后的就业未受到明显影响，从一定意义上验证了假设H2“人工智能行业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不确定”的推断。两类企业的回归结果相比，人工智能企业的就业相对金融业就业变化更平稳，受到的疫情负面冲击更小。 (二)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考察的是评价方法和指标解释能力的强壮性，当改变某些参数时，评价方法和指标是否仍然对评价结果保持一个比较一致、稳定的解释。基准回归模型中已通过加入协变量、2倍最优带宽对RDD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为检验结论是否因样本选取、回归方法的特殊性导致，结论得出是否具有偶然性，下文将从更换核密度函数、改变断点位置、更换样本数据范围几个方面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1、更换核密度函数 基准回归模型中默认使用三角核密度函数进行回归，稳健性检验中改用矩阵核密度函数不同核密度函数，在加入协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对金融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进行断点回归处理，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2是金融企业的估计结果，模型3、4是人工智能企业的估计结果。在最优带宽估计及最优带宽二倍带宽估计下，利用三角核密度函数与矩阵核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变化幅度较小。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无变化，估计值的标准误基本无变化，证明其稳健性较好。 Table 2 Estimated results of different kernel density functions for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AI companie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wald −4.519*** (1.694) −4.820*** (1.480) −38.465 (35.458) −47.906 (35.171) Lwald200 −5.482*** (1.730) −5.275*** (1.583) −19.302 (31.106) −29.643 (28.398) 核密度函数 矩阵核 三角核 矩阵核 三角核 Observations 513 513 449 449 表2. 金融企业及人工智能企业不同核密度函数估计结果 2、安慰剂检验：改变断点位置 为了保证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如果在其他假定的政策断点时间处，结果变量也出现了显著的跳跃，则说明原断点回归模型的结果并不可靠。因此，本文在原断点时间前取一个假定的断点，即2020年1月中旬，进行断点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2是金融企业回归结果，模型3、4是人工智能企业回归结果，模型1、3选择2020年1月中旬为断点，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人工智能企业，回归结果都是不显著的，证明断点确实在2020年1月下旬，原断点回归模型具有有效性。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AI companies replacing cut-poin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wald −1.465 (3.512) −4.820*** (1.480) 0.730 (43.639) −47.906 (35.171) Lwald200 −4.927 (2.045) −5.275*** (1.583) −18.187 (28.340) −29.643 (28.398) 核密度函数 三角核 三角核 三角核 三角核 Observations 513 513 449 449 表3. 金融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更换断点回归结果 3、更改样本数据范围 更改样本数据选择范围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由于发布各时期完整招聘数据的企业较少，因此剔除所有2020年3月上旬的样本数据，利用新的样本重新估计。带入协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显示，其中模型1、2是金融企业的回归结果，模型3、4是人工智能企业的回归结果，模型1、3是剔除部分样本数据后的结果。在剔除2020年3月上旬的样本数据前后，金融企业的LATE估计值，标准误和显著性基本无变化。剔除部分数据前后，人工智能企业LATE估计值有较小幅度变化，显著性无变化，断点回归结果稳健性较好。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AI companies after removing some sample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wald −4.810 *** (1.513) −4.820*** (1.480) −35.273 (23.701) −47.906 (35.171) Lwald200 −5.352*** (1.479) −5.275*** (1.583) −34.925 (23.616) −29.643 (28.398) 核密度函数 三角核 三角核 三角核 三角核 Observations 470 513 400 449 表4. 剔除部分样本后金融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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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以上对金融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分别进行断点回归的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金融业就业受到疫情冲击，就业人数短期内减少；而新冠疫情不会给人工智能行业就业带来整体性的负面冲击。两类企业相比，在疫情前后人工智能企业的就业相对金融业就业变化更平稳，人工智能行业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明显弱于金融业。以上实证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产业不仅仅在此次疫情中帮助一线人员抗击疫情，还在疫情冲击下为中国就业的稳定做出贡献。 针对以上分析，本文为我国政府部门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1) 政府应加大发展人工智能行业的政策投入，提高就业规模。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产业的就业抗冲击能力比较强，稳定就业的作用大，未来人工智能将会在各个方面发挥出巨大优势，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的劳动模式与社会形态，政府应该加强顶层战略设计，通过出台政策更广泛的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技术研发、应用、转化全过程支持。增加财政支持、补贴税收等优惠措施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为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产业，积极发挥人工智能产业的就业创造效应。 2) 鼓励金融业对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应用。金融业作为服务业代表，在此次疫情中就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控制，金融业的短期就业冲击伴随复工复产大势将得到好转。未来，在金融业部分环节应加强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智能柜台机、无人银行、智能风控、远程办公等技术的运用将克服人力因素对业务的影响，在疫情等特殊情况时保持银行业的正常运转。新兴技术的运用将在金融业产生新部门新岗位，长期来看，具有就业扩张和创造能力。 3) 鼓励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人才培养。加强培养和吸引中高端技术人才，加快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培育，提高自主研发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抓住国际竞争的机遇。2020年3月3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对“学科交叉融合”高度重视。在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外，也应重视金融行业复合人才的培育。随着未来金融科技进入结构优化期，对人才的专业性、复合性、实战性要求会更高，市场对适应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的专业人才需求更加旺盛，人才培养建设将走向专业化、体系化道路，学科交叉人才与复合人才将是推动金融科技行业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与新生力量。同时应加强人才供求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依托现有的求职信息网络和第三方招聘人才服务公司，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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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光催化技术作为一项绿色可持续的技术，利用光照可以实现水分解产生氢气，降解有机污染物等，对维护地球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层状双氢氧化物(LDHs)由于其独特的插层结构具有高度分散的金属阳离子，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出色的吸附能力，而被研究用作光催化剂。本文中，我们通过水热法制备了锌铬比例分别为1:1和2:1的两种片花状LDHs，并测试了其在可见光下降解亚甲基蓝的性能。并尝试通过添加牺牲氧化剂H 2 O 2 溶液，提升ZnCr-LDHs的性能。单纯的Zn2Cr1-LDHs降解反应进行到390分钟时，亚甲基蓝降解超过95%，加入微量H 2 O 2 溶液作为牺牲氧化剂后，90分钟可以降解80%以上的亚甲基蓝，加入Zn1Cr1-LDHs和H 2 O 2 溶液的亚甲基蓝溶液在30分钟内，降解超过95%。在光催化还原CO 2 的实验中，Zn1Cr1-LDHs还原6小时，CO的最终产量为0.039 μmol，6小时平均析出速率为0.065 μmol∙g −1 ∙h −1 。 关键词 :锌铬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光催化降解，二氧化碳还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