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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攻击行为是指对他人实施有目的的言语、关系及身体侵害行为，因其对儿童青少年负面影响巨大，受到了社会公众及诸多领域研究者的极大关注(Campaert， Nocentini， & Menesini， 2018)。因攻击性行为而导致的校园欺凌现象更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张静，2018)。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常见的攻击类型有三种，即身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言语攻击(verbal aggression)和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身体攻击是指采用伤害他人身体的方式进行攻击，如推、打等；言语攻击指采用语言的方式伤害他人的心理特别是情绪心理，如讥讽、嘲弄等；关系攻击则指通过排挤、造谣、破坏友谊等方式伤害他人的人际关系(Crick， Ostrov， & Werner， 2006)。同伴接纳指儿童青少年被同伴群体喜欢或接受的程度(孙岩，刘沙，杨丽珠，2016)，攻击行为会导致儿童同伴关系的问题，亲子间不良行为互动和情绪调节策略会被儿童移植于同伴交往中，导致低同伴接纳(Kerns， Contreras， & Neal-Barnett， 2000)。 1.1. 严厉教养方式、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与同伴接纳 研究发现父母对待儿童的行为方式影响着青少年儿童与其同伴社会互动的方式(McDowell & Parke， 2009)，其中严厉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密切相关(Tung & Lee， 2016; Wang， 2017)，是其攻击行为产生的重要家庭风险因素(Baydar & Akcinar， 2018; Chen & Raine， 2018)。严厉教养方式指抚养人采用惩戒方式养育儿童，包括采用打、骂、斥责等过度控制和负面情感宣泄(Hinnant， Erath， & El-Sheikh， 2015; Surjadi， Lorenz， Conger， & Wickrama， 2013)及采用忽视、拒绝和威胁等(Barajas-Gonzalez & Brooks-Gunn， 2014)方式规范儿童的行为。在中西社会中，严厉教养均极为普遍(Wang & Liu， 2014)，给儿童青少年带来的伤害难以被弥补(Alampay， Godwin， Lansford， Bombi， Bornstein， Chang et al.， 2017)。一项历经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母亲严厉教养与儿童攻击行为密切相关，二者表现出双向强化(Baydar & Akcinar， 2018)。Chen & Raine (2018)发现高水平严厉教养与青春前期青少年的高水平攻击行为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不受性别、年龄或家庭收入的影响，且低收入家庭中这种关系更强(Waller， Hyde， Klump， & Burt， 2018)。严厉教养方式之所以会激发儿童的攻击行为，原因有三：第一，严厉教养会阻碍儿童行为和情绪调节的能力发展，进而阻碍其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Sheehan & Watson， 2008)；第二，依据社会学习理论，严厉教养为儿童提供了不良行为示范，如压力、冲突和沮丧等不良应对方式；第三，威压理论(Coercive theory)指出严厉教养导致亲子之间不良互动的升级，高严厉教养会导致儿童的高攻击行为，儿童的高攻击行为又会导致父母的高严厉教养(Baydar & Akcinar， 2018; Granic & Patterson， 2006)。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 H1：父母严厉教养与青少年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 攻击行为会导致儿童同伴关系的问题，亲子间不良行为互动和情绪调节策略会被儿童移植于同伴交往中，导致低同伴接纳(Kerns et al.， 2000)。Crick (1996)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3~6年级小学生的外显的和关系攻击可以独立预测其后续的同伴拒绝。另一项纵向研究发现5~10岁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会导致其被同伴排斥及欺凌(Hoglund & Chisholm， 2014)。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通过儿童的身体、言语及关系攻击而间接影响儿童的同伴拒绝(Anthonysamy & Zimmer-Gembeck， 2007; Wang， 2017)，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导致儿童的同伴高接纳，消极教养方式则导致同伴低接纳(徐慧，张建新，张梅玲，2008；McDowell & Parke， 2009)。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和假设3： H2：青少年攻击行为与同伴接纳负相关。 H3：严厉教养方式通过青少年攻击行为间接影响其同伴接纳。 1.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指个体对特定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责任或伤害推脱，以合理化其不道德行为(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0)。道德主体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oral agency)认为在内在道德标准的指引下，因内在(自我谴责，羞愧和内疚)和外在(他人的反对与谴责)双重惩罚的存在，个体一般不会做出道德违规行为。然而，个体可以通过合理化机制即道德推脱来免除违规行为的自我惩罚，这种合理化机制即道德推脱(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 Pastorelli， 1996)。道德推脱解释了个体实施不道德行为却并不会感到内疚和自责的现象。道德推脱与攻击和欺凌行为密切相关(潘清泉，周宗奎，2011；Bandura et al.， 1996; Kokkinos， Voulgaridou， & Markos， 2016; Wang， Lei， Liu， & Hu， 2016)。高道德推脱水平个体倾向于表现出对道德违规行为的高容忍度，甚至表现出对道德规范的拒斥(Hyde， Shaw， & Moilanen， 2010)。他们常常为自我的道德违规行为进行辩护，持有“当你伤害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就可以伤害你”“被打者/排挤者是自作自受”“你被起绰号，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特点”等信念，一旦青少年持有这类道德推脱信念，就更可能出现攻击行为(潘清泉，周宗奎，2011 ；Pelton， Gound， Forehand， & Brody， 2004)，同时遭受同伴拒斥降低同伴接纳(潘清泉，周宗奎，2011)。而当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下降时，他们的反社会行为也会下降(Shulman， Cauffman， Piquero， & Fagan， 2011)。道德推脱的发展模型理论(developmentally-guided mod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指出儿童的道德推脱观念最初来源于亲子互动，对儿童进行体罚会导致其道德推脱(Campaert， Nocentini， & Menesini， 2018)。严厉教养为儿童提供了采用攻击性行为解决问题的示范，使儿童误认为攻击行为是实现个人目标的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在严厉教养中，儿童观察到了父母对其严厉教养行为进行道德推脱(Hyde et al.， 2010)，学习并内化这种不恰当道德认知(Hart， Dewolf， Wozniak， & Burts， 1992; Weiss， Dodge， & Pettit， 1992)，使之成为自身处理同伴问题的信念(Wang & Liu， 2018)。研究发现，道德推脱是家庭风险与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中介变量(Hyde et al.， 2010)。在中国家庭中，父母倾向于采用打骂等严厉惩罚方式来惩罚儿童的错误行为(Wang， 2017)，而且父母在打骂完孩子之后往往为其行为寻找借口，如“这是为你好”“都是你的错，否则我不会打你”“你看你做的事，不打你都不行”“挨骂了吧，是你活该”等。因此，严厉教养方式不仅对儿童攻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Prinzie， Onghena， & Hellinckx， 2006; Qi， 2019; Sheehan & Watson， 2008)，还会通过道德推脱产生间接影响(Campaert et al.， 2018; Qi， 2019; Wang， Wu， & Chong， 2019)。因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4： H4：道德推脱在严厉教养与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研究回顾可以发现，严厉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均会显著预测儿童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而严厉教养方式又通过道德推脱影响儿童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因此，可以推断儿童的道德推脱在严厉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儿童攻击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最终作用于儿童的同伴关系，即儿童的同伴接纳。从以上分析中提出严厉教养方式、青少年道德推脱、攻击行为及同伴接纳的假设模型(图1)。 图1. 严厉教养方式、青少年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及同伴接纳关系的假设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