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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宽恕的心理机制的实证支持 3.1. 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对宽恕的影响 Burnette等(2012)为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对宽恕的影响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在研究的第一部分，Burnette等人探索了处于恋爱关系中的大学生对其情侣的宽恕与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关系。首先研究人员让被试填写了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量表(Relationship Value and Exploitation Risk Scale，包含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两个分量表)，这些大学生需要就他们与恋爱对象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进行评分。接着，被试填写两个测量宽恕的量表，一个量表是和解或报复动机量表(exit/neglect/voice/loyalty scale)，另一个量表是人机侵犯动机量表的简化版(TRIM-12)。研究中两个量表都用来测量被试对其情侣的宽恕水平。对三个量表测量结果的分析表明，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的分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人机侵犯动机量表的简化版的分数和关系价值的分数存在正相关，两种宽恕量表的分数都和剥削风险的分数存在负相关，而且更高的剥削风险对应着更低的宽恕水平，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对宽恕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Burnette et al.， 2012)。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结果，研究的第二部分Burnette等人在实验中操纵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考察不同水平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对宽恕的影响。实验设置四个条件，分别是高关系价值和低剥削风险、高关系价值和高剥削风险、低关系价值和低关系风险以及低关系价值和高剥削风险。实验的结果与第一部分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剥削风险高而关系价值低时，个体倾向于宽恕，反之关系价值高而剥削风险低时个体倾向于不宽恕(Burnette et al.， 2012)。 一项纵向研究采用了不同于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量表的工具测量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并且考察了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在和解行为(conciliatory behavioral)与宽恕的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McCullough et al.， 2014)。和解行为是指侵犯者向受害者表达歉意的行为，比如口头的道歉或实物的补偿，这种行为会让侵犯者看起来值得被宽恕。被试需要回忆一个与自己关系要好的人做出的侵犯，并且对这个人的关系价值、剥削风险、做出的和解行为以及宽恕的程度进行评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报告的侵犯者在侵犯后的最初几天内做出和解行为的程度与报告的侵犯者的关系价值以及剥削风险都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部分中介了和解行为对宽恕的影响，这意味着和解行为可以通过降低剥削风险和提高关系价值来提高宽恕水平(McCullough et al.， 2014)。 既然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影响着个体的宽恕，那么如果强迫个体做出与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不匹配的决策时，个体应当会感到不适。有研究就从这种反证的角度为进化而来的宽恕的心理机制的理论提供了证据(Luchies et al.， 2019)。研究者采用了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对宽恕不匹配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时被试的反应进行了探索。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调查研究中被试对真实发生的侵犯事件的回忆，还是在实验室情境下经历了模拟的侵犯事件，当侵犯者做出很少的补偿而受害者却同意了高水平的宽恕时，后者会不太愉快，而如果他们做出的是低水平的宽恕则会比较愉快，因为较少的补偿说明了剥削风险较高，因此不应该做出高水平的宽恕；当侵犯者做出了足够的补偿而受害者却同意了低水平的宽恕时，后者会不太愉快，因为充足的补偿说明关系价值较高，低水平的宽恕可能会威胁到受害者与侵犯者的有价值的关系。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在做出宽恕与否的决定时，其感知到的侵犯者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不仅参与了个体的宽恕决策，而且还是个体做出宽恕时必不可少的参考信息。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发现，宽恕涉及到与社会评价(social valuation)相关的腹内侧前额叶(vmPFC)，这一脑区参与了对未来的损失和收益的评估(Fourie， Hortensius， & Decety， 2020)，正好对应着宽恕的心理机制对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风险的评估。因此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是宽恕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3.2. 为宽恕的心理机制建模 有研究者基于信号检测论和错误管理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对宽恕的心理机制的内部决策过程进行了建模(Tan， Luan， Gonzalez， & Jablonskis， 2018; Tan， Luan， & Katsikopoulos， 2017)。因为宽恕是为了维持和侵犯者的关系，但是基于已有的经验并不能对侵犯者未来的行为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可以将宽恕决策看成是一种信号检测，即在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决策。那么正确的决策是宽恕了“盟友”或者不宽恕“仇人”，错误的决策是宽恕了“仇人”或者不宽恕“盟友”。这里的“盟友”是指将来会帮助受害者的侵犯者，“仇人”是指将来还会给受害者带来损失的侵犯者。根据信号检测理论，Tan等(2017)假设宽恕的决策有两个子过程，一个是评估证据强度，另一个是决定判断标准。证据强度是指侵犯者是否对受害者表现出亲社会性，包括了三个线索(分别为：“侵犯者是否有意伤害？”、“侵犯者是否对侵犯负有责任？”和“侵犯者是否表达了真诚的道歉？”)，而判断标准取决于宽恕决策的两类错误(宽恕“仇人”或不宽恕“盟友”)所造成损失的相对大小，其中关系价值被视为是不宽恕“盟友”造成的损失，剥削风险被视为宽恕“仇人”造成的损失，那么当关系价值大于剥削风险时，受害者会选择冒险的判断标准避免“错误–不宽恕”(即不宽恕“盟友”)，反之受害者会选择保守的判断标准避免“错误–宽恕”(即宽恕“仇人”) (见图1)。在研究中，研究人员运用富兰克林规则(Franklin’s rule)和快速–节俭决策法(fast-and-frugal trees)两种基于信号检测论的决策模型对被试在假想的侵犯事件情境下的证据强度以及判断标准进行拟合。富兰克林规则是处理离散值线索的线性模型。快速–节俭决策法是启发式决策模型，它假定个体会优先检验最重要的线索，如果线索满足一定条件，则做出决策，停止检验次优先级的线索，否则查看下一个线索是否满足一定条件，以此类推(见图2)。 图1. 用信号检测论理解宽恕决策(adapted from Tan et al.， 2017) 通过上述模型所采用的实验方法，得到侵犯事件对应的证据强度、被试看待三个线索的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权重以及被试的判断标准之后就可以验证被试选择的判断标准是否在避免成本较高的决策错误，还可以通过比较模型对被试宽恕决策的预测和被试真实的决策结果来检验两种决策模型的拟合准确度。实验的结果表明，如果关系价值大于剥削风险，当两种模型选定的判断标准较为冒险时可以更好地拟合被试的宽恕决策，反之如果关系价值小于剥削风险，两种模型选定的判断标准较为保守时可以更好地拟合被试的宽恕决策，而且两种模型的拟合准确度都很高。上述结果说明富兰克林规则和快速–节俭决策法都可以很好地拟合宽恕决策，而且还表明被试会通过调整判断标准来避免代价较高的决策错误。 为了更好地辨别富兰克林规则和快速–节俭决策法哪个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宽恕决策，Tan等(2018)又在之前实验的基础上运用过程追踪工具(process-tracing tool)进行了研究。过程追踪工具可以通过记录和分析被试的反应时和信息获取模式来判断被试采取的是哪种决策过程。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两种模型中的任何一方，反应时的结果符合快速–节俭决策法的表现，相反信息获取模式符合富兰克林规则的表现。这可能意味着，虽然宽恕的心理机制可以运用信号检测论和错误管理理论进行研究，但是这一心理机制的内部过程依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项考察的线索增加到了四个，相对之前的研究加入了“侵犯者是否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侵犯行为”的线索，研究人员认为加入这一线索可以更好地模拟真实的宽恕决策中个体要加工的信息。这也说明将来的研究还可能在宽恕的心理机制的建模中纳入其他新的线索。 图2. 用快速–节俭决策法为宽恕建模(adapted from Tan et al.， 2017) 3.3. 宽恕的心理机制对道歉的影响 进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机制作为有助于生存和繁衍的适应器(adaptation)一定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物种之中(Buss， 2015)，因此侵犯者和受害者一样也有宽恕的心理机制，并且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侵犯行为会引起受害者宽恕的心理机制的反应。如果侵犯者想要维持与受害者的关系，那么他(她)会通过相应的行为来促使受害者宽恕自己。有研究就从侵犯者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关系价值对侵犯者成本高昂的道歉的影响(Ohtsubo & Yagi， 2015)。研究人员将关系价值定义为关系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即某人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另一个人实现积极目标的可能性。与某一伙伴的关系的工具性，会提升一个人对这一伙伴的亲密感(Fitzsimons & Shah， 2008)，为了更好地验证进化心理学的假设，研究中采用的是与适合度直接关联的关系的工具性作为自变量。通过关系的工具性量表，被试对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朋友对他们在达成6个方面的目标(学业成绩、社团活动、求职活动、社会关系、兼职以及其他被试追求的目标)上是否有帮助或者妨碍进行打分。之后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亲密感的情况下，关系的工具性对侵犯者的高昂的道歉有显著影响，关系价值越高，侵犯者越愿意向受害者做出道歉，说明侵犯者确实会为了维护有价值的关系而做出道歉(Ohtsubo & Yagi， 2015)。 如果侵犯者的道歉是为了维护他和受害者的关系，那么侵犯者的道歉应该要通过提高受害者对关系价值的评价来提高受害者的宽恕水平。有研究者(Forster et al.， 2018)对这一推论进行了验证，他们通过多轮囚徒困境游戏(iterated prisoner dilemma)进行实验，研究了关系价值在道歉对宽恕的影响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在游戏开始前被试被告知他们会被随机任命为“接收者”或者“发送者”的角色，发送者可以发送文本以及任务中的收益给参与游戏的另一个人，而接收者将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发送者发送的文本信息，事实上所有的被试都被任命为接收者。在12轮的囚徒困境博弈之后，陌生人会第一次发消息给被试，表明希望双方在接下来的每轮游戏中都选择合作，而紧接着的7轮游戏陌生人都会选择背叛，这就让被试遭到了侵犯。7轮结束之后被试会接收到三种信息中的一种，这三种信息分别作为道歉、激怒和对照条件，代表了道歉作为自变量的不同水平。之后被试在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量表上对陌生人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进行评价，接着再进行10轮的囚徒困境的决策，并填写人机侵犯动机量表-陌生人版(TRIM-NCO)来测量被试对陌生人的宽恕水平。对实验数据进行后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接收到道歉信息的被试表现出了对陌生人更高水平的宽恕，而接收到激怒信息的被试则表现出了更低水平的宽恕，而无论是道歉或者激怒都是通过影响了被试对陌生人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评价而影响了被试对陌生人的宽恕水平。因此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确实在道歉对宽恕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Forster et al.， 2018)。 除了上述通过心理测量进行的研究之外，还有研究通过对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中来自53个文化的473个文本记录的真实的自杀行为进行研究(Syme & Hagen， 2019)，文本分析的结果表明某些案例中自杀行为的功能是侵犯者向那些受到侵犯行为伤害的人做出的代价高昂的道歉，而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人类文化之中。总之进化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为了维护与受害者的关系，侵犯者会做出道歉使受害者更有可能宽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