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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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春季北极云量主模态特征 通过对将2000~2017年春季北极地区的低、中、高云量进行MV-EOF分解，发现前四个模态累计方差贡献为50.8%。根据前四模态经过标准化的时间序列，选取标准差绝对值大于1和小于−1的年份，分别对各层云量的距平场分别进行合成分析，取其差值，进行模态物理意义检验，图1给出了前四模态的物理意义检验场，然后将前四模态的空间分布场与云量数据的合成场进行空间相关分析，表1给出了其相关系数，可以发现前四个模态的空间分布场与物理意义检验场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62以上，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图1可以看到第一模态低云的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主要有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区域， 图1. MV-EOF分析物理模态检验场。(a)~(c) 第一模态；(d)~(f) 第二模态；(g)~(i) 第三模态；(j)~(l) 第四模态；其中第一列为低云；第二列为中云；第三列为高云；填色代表云量合成差值场。绿色打点区域通过了90%显著水平检验(T检验) Table 1 Spa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eigenvector of the first for mode of MV-EOF and mode check pattern 低云量 中云量 高云量 第一模态 0.83 0.91 0.80 第二模态 0.88 0.82 0.85 第三模态 0.81 0.78 0.91 第四模态 0.62 0.85 0.88 表1. MV-EOF前四模态模态空间分布场与模态物理意义检验场的空间相关系数 以及喀拉海–楚科奇海区域，中云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主要有格陵兰海–巴伦支海部分区域，喀拉海–东西伯利亚海，高云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主要有格陵兰海–巴伦支海部分区域以及北冰洋中心部分区域。第二模态低、中、高云的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主要为北冰洋中心，而第三、四模态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主要位于陆地区域，且过显著性检验的区域较小，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前两模态的云量时空变化特征。 3.1. 第一模态 春季北极地区云量第一模态的方差贡献率为17.3%，由图2可看到其时空变化特征。在水平方向上，春季北极地区低云呈偶极子分布特征，在大西洋扇区为负异常，在太平洋扇区为正异常；中高云几乎在整个北冰洋为一致的正异常。在垂直方向上，大西洋扇区的格陵兰海–巴伦支海以及东西伯利亚海–加拿大群岛以低云和高云呈反位相变化，低云为负异常，高云为正异常，尤其是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区域，加拿大群岛和格陵兰岛部分区域存在较弱的负异常。位于太平洋扇区的喀拉海–拉布捷夫海，以及北冰洋中心区域各层云量呈高低空一致的正异常。第一模态时间序列具有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和准4年周期的年际振荡特征，趋势系数为0.11%/年，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3.2. 第二模态 春季北极地区云量第二模态的方差贡献率为14.6%。由图3可看到其时空变化特征，可以发现春季整个北冰洋区域上空云量的空间整体分布呈现跷跷板式高低空反位相变化特征，主要信号位于格兰海–巴伦支海以外的北冰洋区域，在该区域低云正异常变化，高云呈负异常变化，且变化较弱。第二模态时间序列具有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趋势系数为0.09%/年，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年际振荡特征。 图2. 春季北极地区第一模态的云量时空分布。(a)~(c) 分别代表低、中、高云的空间分布。(d) 为标准化时间序列(红色实线：去线性趋势；蓝色实线，未去线性趋势) 图3. 同图2，但为第二模态的云量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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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春季北极云量年际变化对北极放大反馈的作用 在研究中通常利用云辐射强迫来衡量云量变化对北极地区海–冰–气反馈中的作用。云辐射强迫为云短波辐射强迫和云长波辐射强迫之和。云辐射强迫为正值时，反映了云的加热效应；云辐射强迫为负值时，体现了云的冷却效应。为了探究北极地区云量年际变化对北极放大反馈的贡献，对去线性趋势的MV-EOF前两模态时间序列对云辐射强迫和表层温度进行回归分析。 4.1. 第一模态的作用 在第一主模态的云辐射强迫回归场(图4(a))中可以发现北极边缘海表现为云辐射强迫正异常，尤其是巴伦支海区域；而云辐射强迫在北冰洋中心表现为较弱的负异常；格陵兰海–挪威海以及加拿大群岛表现为明显的负异常。云长波辐射强迫(图4(b))和云短波辐射强迫(图4(c))呈现出偶极子型的空间分布，在大西洋扇区云长波辐射强迫呈负异常；在太平洋扇区云长波辐射强迫呈正异常，云短波辐射强迫反之。由于二者对云辐射强迫的贡献是相反的，并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因此云辐射强迫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太平洋扇区的喀拉海–楚科奇海，云辐射强迫的正异常主要是云长波辐射强迫的贡献。在大西洋扇区的巴伦支海，云辐射强迫的负异常最强，主要由云短波辐射强迫的负贡献引起的；在格陵兰海–挪威海和加拿大群岛，云辐射的冷却效应主要由云长波辐射强迫的负贡献引起的。 图4. 春季北极云量的第一模态(PC1)对 (a) 云辐射强迫；(b) 云长波辐射强迫；(c) 云短波辐射强迫的回归场(单位：W/m 2 )。填色为回归值，绿色打点区域通过了90%显著水平检验(F检验) 太平洋扇区云辐射强迫呈现区域性差异(图4(a))，甚至有些区域呈负异常变化，这可能是由于该区域低、中、高云量的一致增加，反射大量太阳短波辐射，导致向下短波辐射偏少(图5(c))，使云短波辐射强迫稍微强于云量增多的产生的云长波辐射的加热效应(图4(b))，从表层温度的回归场(图6)可以发现，整个太平洋扇区却呈现了温度正异常，说明了在第一模态的太平洋扇区，可能是由于其他反馈机制，例如水汽正反馈，对表层温度的异常增加贡献更大，而云辐射冷却效应贡献较小，甚至对表层增温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整个大西洋扇区(图1)，低云量为异常偏少，中高云异常偏多。在第一主模态的云辐射强迫回归场中(图4(a))，低云的异常偏少引起云长波辐射的冷却效应(图4(b))，加拿大群岛–格陵兰岛出现了异常偏低的表层温度(图4(b))，有利于海冰维持，引起向上短波辐射的加强(图5(d))；在该区域低云的异常偏少对总云量偏少贡献较大，减弱了云对太阳短波辐射的阻挡作用，使得向下短波辐射增强(图8(c))；这种云短 图5. 春季北极云量的第一模态(PC1)对 (a) 向下长波辐射；(b) 向上长波辐射；(c) 向下短波辐射；(d) 向上短波辐射回归场(单位：W/m 2 )。填色为回归值，绿色打点区域通过了90%显著水平检验(F检验) 图6. 春季北极云量第一模态对 (a) 2 m气温；(b) 皮温的回归场(单位：K)。填色为回归值，绿色打点区域通过90%显著水平检验(F检验) 波辐射强迫的增温效应(图4(c))比低云大量减少产生的云长波辐射冷却效应弱，因此导致了加拿大群岛–格陵兰岛异常偏低的表层温度。在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区域，低云的异常偏少引起较强的云长波辐射的冷却效应(图4(b))，中高云增加可能阻挡了向下短波辐射(图5(c))，增强了该区域的云辐射冷却效应，抵消了北大西洋区域的增温效应，可能是格兰海–挪威海表层增温不明显的原因；巴伦支海区域的云辐射强迫呈现了极强的正异常，对巴伦支海的表层起到加热作用，然而该区域的表层温度呈现负异常，说明在年际变化尺度上，云量可能不是影响巴伦支海表层能量平衡的主要因子。 4.2. 第二模态云量的作用 第二模态云量变化的主要信号位于除格陵兰海–巴伦支海以外的北冰洋区域，也是海冰覆盖的区域，在该区域低云异常偏多，中高云异常偏少，但是中高云变化较弱(图3)。因此相比于中高云，该区域低云的异常变化对该区域的海–冰–气耦合过程起重要作用。在云辐射强迫回归场中(图7)，可以发现在北冰洋区域低云量正异常的区域(图3(a))，云辐射强迫也呈正异常，表层温度也表现为正异常(图9)。这可能是 图7. 同图4，但为第二模态的回归场 图8. 同图5，但为第二模态的回归场 图9. 同图6，但为第二模态的回归场 由于低云的异常偏多，阻挡地表向上长波辐射向太空放出，向下长波辐射异常增强(图8(a))，因此在北冰洋云的长波辐射加热效应增强(图8)，并强于云短波辐射产生的冷却效应，因此表层温度异常偏高(图9)。同时在年际变化尺度上低云增多，地表向下长波辐射增强，表层温度异常增加，海冰密集度减小，表层反照率减小，向上短波辐射异常减小(图8(d))，因此加强了海冰–反照率正反馈过程，增强了北极放大反馈的增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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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和讨论 北极地区长期被云覆盖，云作为影响地气能量平衡的关键因子，在北极放大反馈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CERES云量、辐射资料和ERA再分析资料对2000~2017年北极春季低云量、中云量和高云量进行MV-EOF分析，并通过辐射因子探究了不同高度层云量年际变化对北极放大反馈中的贡献，具体成果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模态云量变化特征：春季北冰洋大部分区域云量呈现高低空反位相变化特征，主要区域有大西洋扇区的格陵兰海–巴伦支海、东西伯利亚海–加拿大群岛以及北冰洋中心区域，低云量呈负位相信号，高云呈正位相信号，尤其是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区域，太平洋扇区的喀拉海–拉布捷夫海以及北冰洋中心区域，呈高低空云量正异常变化，时间序列具有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和准4年周期的年际振荡特征。 第一模态云量年际变化的作用：大西洋扇区的格陵兰海–巴伦支海低云量减少，中高云量增加造成了该区域云辐射强迫明显负异常，对表层起冷却效应，抵消了北极放大的增温效应。大西洋陆地区域在云辐射冷却效应作用下表层温度呈现明显负异常。在太平洋扇区，可能是水汽正反馈对表层辐射平衡的贡献更大，而云辐射反馈的贡献较小。 第二模态云量变化的特征：整个北极地区上空云量的空间整体分布也呈现高低空反位相变化特征，显著性信号位于除了格陵兰海–巴伦支海以外的北冰洋上空，低云呈正位相信号，高云呈负位相信号。第二模态时间序列具有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并且年际振荡明显。 第二模态云量年际变化的作用：低云增多，地表向下长波辐射的增强，表层温度增加，有利于海冰融化，加强了海冰–反照率正反馈过程，增强了北极放大反馈的增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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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有着跌宕的命运。在苏联时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处于“繁盛期”，使用范围广泛；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初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处于“尴尬期”，在法律上既不是国语，又不是族际交际语；近年来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处于“回升期”，有广阔的使用空间。俄语不论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官方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对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状况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将引起读者对我国的语言状况进行思考。本文将从历时的角度对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跌宕命运进行浅析。 关键词 :俄语，乌兹别克斯坦，“繁盛期”，“尴尬期”，“回升期”，历时，跌宕命运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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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语言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息息相关，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状况。对语言状况与地位变迁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俄语作为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及原苏联的全民通用语、官方语言，对其在原苏联某些地区的使用状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及借鉴意义。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腹地，是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称其是“担当中亚地区领导的首选国家”，是“地缘政治的支轴之一” [ 1 ] 。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的语言之一，其在官方层面与民用层面都是具有广大需求空间的。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命运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历经了“繁盛期”、“尴尬期”、“回升期”这三个时期，这其中反映了很多历史与现实状况。对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状况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且有意义的。通过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状况的研究，也将对我国的语言政策起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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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苏联时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繁盛期” “1917至1918年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4年成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1926年，第一次全苏突厥学代表大会决定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192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始了字母拉丁化的进程，可是11年后拉丁字母又被改为“‘最适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基里尔字母” [ 2 ] 。苏联时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处于“繁盛期”，在政府、学校、工厂、杂志及广播等大众传媒中被广泛使用，其作用巨大，且地位很高。这是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地位的巅峰时期。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从1970年以后，该国会讲俄语的人增加了约500万人，从1970年占本地人口的14.5%上升到1979年的49.3% [ 3 ] 。这说明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普及率的快速提升，以及在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生活中对俄语这门语言的巨大需求。 苏联时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使用范围之广，一是由于政治原因——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的强制推行俄语的政策。正如王尚达、王文在《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评论和反思》中提到的：“1938年，在《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中规定，俄语是苏联所有学校从一年级起的必修课程，试图进一步加强中亚国家的俄语认同。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的语言政策开始趋向于沙俄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 [ 4 ] 可以说，这是削弱民族主义势力的手段，俄语在某些方面成为了苏联政府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此项俄罗斯化政策具有极强的目的性。此外，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决议正式规定了俄语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第二母语”的地位，并且明确了在中亚语言发展的“两条线”战略：用民族语言发展当地文化，把俄语用于其它更宽的途径。大量俄语开始代替中亚民族语言，成为政治宣传、经济交往、军事防御等的唯一用语。此后，双语化的语言政策在中亚开始推行。“虽然苏联在1917年11月15日通过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废除了俄语作为国语的规划” [ 5 ] ，但是苏联时期俄语在中亚的使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俄语具有国语的地位，但实际上俄语已具有与国语等同的地位。二是由于经济原因——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落后，需要来自苏联的人才与技术的支持。为了吸收先进的工业技术，为了能与懂技术的俄罗斯人进行交流，会说俄语是必须的，因此俄语对乌兹别克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实际需要，学习俄语的人数日渐增多，人们对学习俄语的热情非常高。当时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推广俄语是必要的且重要的，这迎合了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俄语在经济领域的急需性导致了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社会上对俄语的热情空前高涨。 总之，苏联时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处于“繁盛期”，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当时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说，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俄语作为苏联的国语，但其在现实中地位特殊，相当于国语的地位了。这个时期是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地位最高的时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备受欢迎。此后，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地位是逐步下降的，再也没有回到此时的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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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初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尴尬期” 苏联时期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繁盛期”并没有持续下去。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89年10月21日，当时还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本国的语言法——《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国语》。“根据该语言法，乌兹别克语是国语，俄语的地位是族际交际语。” [ 5 ] 这部语言法主要旨在划定语言的势力范围，在国家语言政策方面实行去俄罗斯化的政策，从而提高主体民族的地位，使乌兹别克语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主权的重要象征。1991年9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在1992年12月8日通过的宪法中写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语是乌兹别克语” [ 6 ] 。1995年12月5日通过了1989年语言法的修订本，该语言法鼓励在一切领域使用乌兹别克语，并取消了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的角色，俄语沦落为与除乌兹别克语外的所有语言同等的地位。俄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范围大幅缩小，不仅在政府的各级国家机关中公文处理全部使用乌兹别克语，就连标语、标牌、街道名和告示也都使用乌兹别克语。从上述我们可以得知，乌兹别克斯坦既没有在1992年宪法中，也没有在1995年修订版语言法中把俄语确定为官方语言或族际交际语。此时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层面上是没有地位可言的。这表明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在语言地位规划中意图鲜明地表达对俄语的地位的限制，从而提升乌兹别克斯坦主体民族的语言的地位。另外，在1993年乌兹别克斯坦用拉丁字母取代基里尔字母。在1995年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拉丁字母的现代化，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拉丁化。这就更表明了乌兹别克斯坦对俄语在其国内的地位进行限制的意图，也表明了乌兹别克斯坦将其拉丁字母推向现代化的决心。 俄语历经1989年语言法、1992年宪法、1995年修订版语言法的不断压制与排挤后，在法律上它既不是国语，又不是族际交际语，尽管在实际使用中其还有势力范围，但是已大不如从前。可以说，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陷入了“尴尬期”。在政府各级国家机关处理公文事物时，明确规定近年以来所有文件都用乌兹别克语书写，俄语被排挤出公文书写的范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俄语广播节目数量骤减，俄语报刊杂志的数量急剧减少，俄语在大众传媒方面已失去优势地位；而在中小学、大学等教育机构中俄语的使用情况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特别是在独立初期，俄语学校的数量减少了1/2 [ 7 ] 。据统计，独立前，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俄语进行教学(仅使用俄语或俄语、乌兹别克语混合使用)的中小学共有1230所，而在1992年下降到1147所，到2000年则仅为813所，其中只使用俄语教学的学校仅有170所。使用俄语学习的学生人数在全国中小学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从1989年的14.8%，下降为2000年的3.3% [ 8 ] 。而俄语在大学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到2000~2001学年，除费尔干纳大学外，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大学中，已经没有只使用俄语进行授课的系了，仅保留了一些班级还使用俄语授课” [ 9 ] 。这足以说明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育机构中已极被排挤，其地位较低，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相当低了。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处于“尴尬期”，历经1989年语言法、1992年宪法、1995年修订版语言法的不断压制与排挤后，在法律上它既不是国语，又不是族际交际语。而在政府的公文事务、乌国内的大众媒体、教育机构中，俄语备受排挤，地位不断降低。此时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地位相对于苏联时期来说是大幅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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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近年来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回升期” 近年来，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使用情况相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初期有了好转。人们学习俄语的热情有所回升。俄语在乌国内的地位有所提高。据专家统计，“乌兹别克斯坦全国主动掌握俄语的居民有500万人，被动掌握俄语的居民有1000万人，合计占全国总人口数的70%” [ 10 ] 。这个数据表明俄语在乌国内的普及率相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初期有所提升，掌握俄语的人数不断增多。2005年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两国联盟协议，在经济和教育领域乌兹别克斯坦都拥有更多的机遇，然而不懂俄语的乌兹别克人将错失良机。尽管俄语在法律上没有地位，但因为在实际使用中对俄语的需要较大，所以俄语还是有广阔的使用空间的，人们对学习俄语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地位大幅下降，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需求，俄语是不会退出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大舞台的。 在教育机构中，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中学里面，俄语每周只有两个小时的学时。在乌国63所大学里俄语是必修课，俄语班在塔什干所有的大学里面以及安集延州，费尔干纳州等地都有开设，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在所有的人文大学里都有开设，除了东方学学院 [ 11 ] 。在乌兹别克斯坦假如完全不懂俄语，那么就无法获得正常的高等教育。大学老师给学生们的书单都是俄语书，甚至乌兹别克民族班的学生们也需要读俄语书，这是因为乌兹别克语的相关教科书没有或者严重匮乏。这体现了在教育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对掌握俄语的正常需求。此外，现在有很多乌兹别克人把孩子送到俄罗斯留学，还有一些乌国内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想去俄罗斯继续深造，提升自己，因此学习俄语是必须的且必要的；在大众传媒中，俄语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从2000年开始，俄语书籍的出版量逐年增加，尽管主要是娱乐和教学方面的书籍；政府虽在公文事物中完全使用乌兹别克语，但在颁布法律、合同文件等的时候，还是会同时使用俄语；在经济方面，近年来，乌兹别克人去往俄罗斯务工的人不断增多，他们需要掌握俄语，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每年有近百万去俄罗斯务工的乌兹别克人，如果只懂得少量俄语单词，这会阻碍他们寻找自己的工作。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俄语的地位，但是俄语确实是乌国现实生活中需要掌握并使用的一门语言。乌兹别克斯坦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想要移民俄罗斯。这股开始于2000年初的移民潮，对乌兹别克斯坦本地的其他民族的成员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这也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俄语地位的回升。可以说，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领域地位稳固，至少，暂时还有很大的需求。俄语并不会消失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生活中，其地位还是有现实需要来支撑的。只有在经济领域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不断互通往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对俄语就会有很大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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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通过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初期、近年来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使用状况的分析，我们得知其从高峰到衰落再到回升的跌宕命运。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其命运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其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而存在。不论是苏联政府，还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它们的语言政策都是为政府统治与国家主权服务的。可以说，乌国内的历史形势造成了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波三折的跌宕命运，而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跌宕起伏的命运也反映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变迁与历史转折。 在未来，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在法律上可能还是没有任何地位，仍受制于政府的压制与排挤。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政策应该与语言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合，不应与政治过度牵扯，不应完全成为政府进行强制统治的工具。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地位的衰落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去俄罗斯化”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去俄罗斯化”被认为是新生国家对苏联时期独裁政治的一种回击，也体现了这些新生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乌兹别克斯坦把乌兹别克语当作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想从一切方面完全摆脱苏联的影响，想突出本国的主权意识，但是语言政策也不应过于激进，考虑到俄语的实际使用范围仍很广大，可以稍微放松对俄语的压制，让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的实际使用状况相协调。正如廖成梅在《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论析》中讲到的：“尽管中亚国家已经意识到，在语言政策中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要想解决，只有不再把语言政策看作是各种政治游戏的借口，而应把它转化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利用的资源” [ 12 ] 。只有把俄语从政治游戏中脱离出来，承认其的实际使用地位，才能尽可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总之，任何语言都是工具，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决策者抱着怎样的目的和意图，取决于国内的客观形势。“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中过于把语言视为自己国家存在的象征，甚至被看作是国家标志的一部分，同时俄语官方地位的高低也被认为该地区俄罗斯人政治地位的升降，这些都是中亚语言政策政治化的例证” [ 12 ] 。语言政策不应单单从政治角度出发，应该结合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制定健康和谐的语言政策，从而更好地为国家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如果语言政策的制定与语言的实际地位相悖，单单从政治角度把语言当为一种展示主权的工具，这样的语言政策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国内语言的持续健康发展。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跌宕起伏的命运正是语言政策过于政治化的有力例证。不过我相信，随着当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经济往来的不断深入，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对掌握俄语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俄语的地位相应地也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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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语言是动态和静态的统一，语言规范需要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从而保障语言工具职能的发挥，语言规范也需要适时调整，不断满足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需要。语言监测帮助人们发现语言的动态变化，当语言规范不能完全适应语言生活的发展时，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本文试图从规范范围(内容范围和适用范围)、规范力度(法律效力)、规范时效性等维度来分析语言规范标准的“轻重缓急”，从而为其修订顺序的制定提供借鉴。 关键词 :语言规范，轻重缓急，规范范围，规范力度，规范时效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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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戴昭铭 [ 1 ] 认为：“语言规范化的任务是确立并推行一种标准化的民族共同语，并力求维护它的纯洁健康——一般来说，这样的提法也是可以成立的”。由于语言在使用中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因此语言规范也要与时俱进，具体来说可以把发展和规范的关系表述为：“规范是在发展中的规范，发展是在规范下的发展”。语言规范就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选择，在评价和选择过程中要坚持准确与经济并重的“效率原则”，要坚持惯用法的合理性和语言规范的描写性。 李宇明 [ 2 ] 认为，从词性来分析规范有两种：一种是名词，可以解释为标准；一种是动词，可以解释为使之规范。语言规范的制定依赖于对语言文字内部结构规则和语言文字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是客观的语言文字规则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主观化成果。名词性语言规范可以分为不成文规范和成文规范，即：不成文规范是同一个语言社团成员运用语言文字习惯的集合，通过语感、语言活动和语言产品等三方面来体现；成文规范是对不成文规范的理性加工，是不成文规范的学术化，它主要体现在规范文件、辞书、语文教科书和现代白话文典范作品等，其中由政府和权威机构发布的规范文件还有规范效力的问题，体现在规范范围、规范时效和规范力度等三方面。动词性语言规范就是以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导向的，基于语言文字规则、规律认识基础上的社会干预，而社会干预的结果就是成文规范。梁京涛 [ 3 ] (2018: 213-219)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探讨了语言文字规律性认识等与语言规范的关系，还结合矛盾论分析了语言规范的动态与静态之间的关系。 语言规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实践活动(梁京涛 [ 3 ] ，2018：214)。语言规范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具体见图1)：规范主体、规范方法、规范客体、规范结果、规范受众和规范目标，其中： 规范主体是机构，包括权威机构和行业机构，其中：权威机构制定、发布规范标准，再由其他机构或人群实施，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行业机构制定的规范标准从行业试行、完善再到权威机构认可、发布，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规范制定主体可以是权威机构或行业机构，但是规范发布主体只能是权威机构； 规范方法是语言规范的方法论。语言规范实践活动的开展依赖于方法论指导，而方法论的来源一个在于语言监测，一个在于四象限工作法。李宇明提出的语言文字内部结构规则和语言发展演变规律正是语言文字本体研究实践结果，而语言本体研究依赖于语言监测。语言监测一方面帮助人们发现语言中稳定的部分，把握语言规范的稳态，保障语言工具属性的发挥；一方面帮助人们发现语言中变化的部分，适时调整语言规范，保障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四象限工作法是管理学中重要的时间管理方法，按照“先轻重，后缓急”的原则对工作进行划分。而语言规范的四象限工作法重视语言规范的效力，按照李宇明对语言规范效力的分类再结合管理学中的四象限工作法，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轻重可以用规范范围和规范力度等两个指标来衡量；缓急可以用规范时效性来衡量，因为时效性是社会或社会某个领域需要建立某种规范标准的迫切度，具体参见表1； 图1. 语言规范过程 Table 1 Normative effectiveness assessmen 四象限 衡量指标(规范效力) 轻重 规范范围 规范力度 缓急 规范时效 表1. 规范效力评估 规范客体为使用中的语言变体； 规范结果为名词性语言规范 [ 2 ] ，也就是规范标准。规范结果不是语言规范目标，规范结果是服务于规范目标。规范标准通过执行者实施来实现规范目标。根据执行者不同，我们可以把规范标准分为：人群标准、机构标准和机器标准； 规范受众是规范标准的服务对象和执行者； 规范目标是更好地指导、服务应用，也就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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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语言规范的缓急 语言规范的缓急需要从规范主体和规范受众两个角度去衡量：从规范主体角度来看，语言规范的缓急就是在语言生活实际的基础上，它制定某种规范标准的迫切度；从规范受众角度来看，语言规范的缓急就是社会或某领域对规范标准需求的迫切度。由于规范受众包括人群、机构和机器，其中：机构迫切需要某种规范标准时，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制定规范标准，推动权威机构认证、发布；人群和机器虽然迫切需要某种规范标准，但是他们不是规范主体，只能依赖于规范主体来制定规范标准。一般来说，某种规范标准的制定需求越迫切，其规范越紧急，其理论优先级也应越高。但是在实际语言生活中，由于语言本体研究和相关行业、领域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如果在相关研究不成熟的前提下为了规范而规范断不可取。在相关研究成熟的前提下优先制定紧急的规范标准，对于机器标准要坚持刚性、从严、强制性的原则，对于相关研究不成熟的规范标准应遵循柔性、从宽的原则，颁布禁止性规范标准或建议性规范标准。 网络用语确实为丰富汉语词汇贡献过力量。当前网络语言生活发展迅速，语言文字在使用过程中不规范现象频现，经过词频统计我们会发现某些字词还是高频词汇。按照《汉语常用字表》的制定方法，似乎这些高频词汇也应纳入语言规范范畴。 网络语言生活与现实语言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体系相同，如果网络语言生活不和谐，网络用语会对现实语言生活用语产生影响。但是从网络语言生活中语言文字使用现象的研究来看，我们对其认识不够，没能把握网络语言文字发展演变规律，不能“轻举妄动”。我们要用宽阔的胸怀、宽容的心态去对待网络语言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不规则现象(李宇明 [ 2 ] ：2009)，等到我们对网络用于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科学把握其发展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再做规范也不晚。 语言规范的缓急就是规范标准需求的迫切度，但是这种迫切度一定要以科学性为前提。对于需求迫切但是本体研究不成熟的规范标准，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可先制定柔性政策，实施禁止性标准或建议性标准。此外，在修订时要通过语言监测，掌握语言生活实际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在形成科学认识之前可以只从轻重角度去衡量。从规范标准的内容范围来看，语法方面的本体规范属于薄弱环节需要加强；从人群标准来看，网络语言生活也需要禁止性规范标准。针对缓急开展的语言规范调整步骤可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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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上文通过对语言规范轻重、缓急的分析，我们从规范力度、适用范围和内容范围等三个维度来衡量语言规范的重要性；在语言本体研究成熟的基础上，根据规范标准需求的迫切度来衡量语言规范的缓急。由此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各维度对现行规范标准排序，从而为语言规范修订顺序的制定提供参考(注：在维度选择中，由于缓急需要依赖于相关研究，故此在排序中暂不纳入其范围，但是其重要性不可忽略)。 图2. 缓急视角下的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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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通过对2016年美国总统三场电视辩论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详细分析和比较了辩论双方每场的辩论策略、辩论目的、以及辩论策略的不同，进而分析出辩论策略改变的原因并得出对于日常辩论的启示，通过分析发现：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以及辩论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选民的支持率，甚至对最后的选举结果产生一定影响，辩论过程中，候选人通过不断调整辩论策略来实现辩论目的。 关键词 :美国总统电视辩论，批评性话语分析，语篇–历史分析方法，辩论策略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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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语篇分析方法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基本理论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旨在揭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批评话语分析有三种基本方法，即系统功能方法，互文法以及语篇–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使批评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社会文化分析的重要补充，共同促进了语篇分析的发展和进步 [ 1 ] 。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因此，美国总统大选一直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自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第一次美国总统辩论可以追溯到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的电视辩论，到现在为止，美国总统的电视辩论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 2 ] 。正如帕特森所说，总统电视辩论可以“让众多公民参与讨论政治，最大化地激起公众的政治兴趣”，甚至“可以使选民改变对候选人的看法，从而改变投票结果” [ 3 ] 。作为总统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视辩论不仅可以让选民直观地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理念和个人魅力，而且还会激发语言学家们对于辩论中言语修辞的研究兴趣。 毫无疑问，2016年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是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律师，对战美国商业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们的辩论主要包括一系列热门话题，包括实现繁荣、就业问题、医疗改革、种族问题、税制改革、能源政策、外交政策等。在竞选的电视辩论过程当中，双方候选人巧妙地运用了辩论策略和典型的政治话语，从而达到说服选民并赢得选民的支持的目的。 总体来说，之前关于美国总统电视辩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传统语言学和功能语言等领域。到目前为止，对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电视辩论的研究多集中于翻译和语用学方面。在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理论框架仅限于Fairclough的三维框架分析模型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主要以Ruth Wodak的语篇–历史分析方法(DHA)为理论框架，辅以语用预设来分析2016年美国总统电视辩论。国内关于DHA的研究较少，研究语料主要集中在不同国家或者党派对于某一事件的政治发言稿，本文在语料选择上拓宽了语篇–历史分析法的研究范围。因此，本文有助于国内对于语篇–历史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尤其在英语教学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教师在英语辩论方面的教学，从而提高学生对于辩论策略的欣赏和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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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研究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致力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 CDA有三种基本方法，即系统功能方法，互文性分析方法以及语篇–历史分析法(DHA)。 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SFG)由著名的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在20世纪50年代末创立，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从语法模型发展成为一般的语言学理论模型 [ 4 ] 。SFG的主题是研究语言形式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 [ 5 ]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欧洲人类学和语言学思想，基于语言使用的趋势或原则，强调语言使用的社会性，侧重于语言的功能。韩礼德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对语言功能以及语篇的重视，使他在语言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领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按照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特定形式的语言是那个意义，而不是其他相关的相似含义。近年来，大量语言学家在不同类型的话语中应用和验证了SFG。韩礼德将系统功能语法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话语功能，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6 ] 。系统功能语法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中的语篇分析，以反映其有效性和适用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系统功能语法的特征都在不断完善，继承和发展。SFG在文学批评，文体学，翻译，教育，多语言学习应用或计算机软件语言和其他语言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 7 ] 。自SFG提出以来，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一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Matthiessen，Hasan，Martin，Fawcett，Tucker和Thompson进一步发展了Halliday的理论 [ 8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研究，外语教学等领域的影响也十分深刻。 Bakhtin的跨文本理论强调话语的多产性和创造性。任何话语都基于现有的话语，并在许多话语类型中被选择。Fairclough发现当代英国公共机构具有“商业化”趋势，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它主要反映在话语秩序的重组和文本间的话语中。他发现公共机构的话语越来越“可以互换”，原始的公共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秩序被打乱，两个界限都是可伸缩的。他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界限的变化部分是通过这种话语实践的变化而实现的 [ 9 ] 。互文性分析方法强调读者对话语中修辞意图的理解 [ 10 ] 。不同的话语反映了不同的意义，代表了不同人或群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互文性分析方法有助于揭示不同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进而反应出不同的语义和语用功能。 奥地利批评话语分析家Ruth Wodak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使用CDA的分支，语篇-历史分析法(DHA)来分析奥地利战后的反犹太倾向。该方法系统地整合了各种历史资料，分析和解释了话语的不同方面。Wodak开始探索20世纪90年代政治话语中使用的策略，重点是对种族歧视，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身份建构的研究。1986年，Wodak首次将DHA应用于奥地利总统竞选的公共话语中的反犹太主义偏见 [ 11 ] 。国内对DHA的研究如下：项蕴华 [ 12 ] ，发表了反思话语分析，其中第二章详细介绍了DHA及其发展。同年，田海龙教授为话语研究中的中国学者提供了参考：分类，视角和方法论 [ 13 ] 。此外，项蕴华教授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修改了DHA，使其适用于当代中国新话语分析，从而促进了中国话语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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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框架 3.1. 语篇–历史分析方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作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语篇–历史分析法(DHA)由奥地利语言学家Ruth Wodak创建。Wodak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起分析了奥地利战后的反犹太倾向，并强调种族歧视。总的来说，语篇-历史分析法是在奥地利社会歧视话语分析中逐渐发展成熟的。 根据DHA的发展，DHA有四个特征与其他两种研究方法(系统功能方法，互文性分析方法)不同。首先，DHA对实践话语有明显的倾向。DHA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研究理论问题。其次，DHA对历史背景很敏感。现实实践与不同话语的相关历史背景相结合，使相关的历史知识得以包含。第三，DHA强调文本分析。与使用系统功能语法批判理论的传统语言分析方法相比，DHA采用修辞，论证和其他批判理论。最后一个特征是跨学科的，各种学科的结合确保了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全面而充分的分析 [ 14 ] 。 DHA总共有五种话语策略，即指称策略，论证策略，预测策略，强化或缓解策略，以及框架或话语表征策略。由于本论文的结构和目的，下一节仅介绍前四种策略，不包括框架或话语表征策略。 指称策略，也叫提名策略，字面上是指社会参与者之间的成员分类。经常使用的方法包括提词，归化和去个性化的隐喻和转喻。通过构建积极呈现的“群体内”成员和通常被否定证明的“群体外”成员，构建和再现社会活动。人们如何被正面或负面地命名和提及与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消极的他人呈现有关 [ 15 ] 。这种策略通常用于分析总统辩论。因为候选人双方都希望将自己和选民分类为“群体内”成员，而另一方作为“群体外”成员，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一般而言，指称策略使听众感到归属感或排斥感。DHA学者认为，指称策略可能反映了话语中参与者在社会中的隐性关系 [ 16 ] 。惯用话语被用于论证策略，以证明政治包容或排斥，歧视或优惠待遇的合理性，其将论据和结论联系起来以证明索赔的合理性。此外，Wodak将惯用话语分为15类：优势惯用话语，不利惯用话语，定义惯用话语，威胁惯用话语，人道主义惯用话语，正义惯用话语，现实惯用话语，责任惯用话语，权重惯用话语，财政惯用话语，数字惯用话语，权利惯用话语，历史惯用话语，文化惯用话语和滥用惯用话语 [ 11 ] 。预测策略通过在谓词成分中使用正面或负面的词语和表达来赋予积极褒义或消极贬义，包括显性或隐形谓词的形容词，品质和特征，从而有助于更积极或消极地标记社会行为者，表达贬低或欣赏。强化或缓解策略可以通过加强或减轻话语的言外之力来改变命题的认知状态。也就是说，强化或缓解策略可以使一个人的话语变得更强或更弱。这种策略还具有调节话语中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语言功能。此外，它在重建现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种策略有助于使现实的重建更加强烈或模糊。 3.2. 语用预设 预设，也被称为前提，最初被德国哲学家Frege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提出。在一开始，预设一直是西方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关注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预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被引入语言学，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预设是一种语用的推理，它基于实际的语言结构和意义，依靠逻辑概念，语义，语境等来推断先决条件的话语” [ 17 ] 。何兆雄认为预设是“言语交际双方的共同知识”。基于这些知识，说话者可以说出一定的句子，并且相信听者会理解他的话。基于这一点，这一理论可以应用于美国总统辩论的分析 [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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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根据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以及辩论策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选民的支持率，甚至对最后的选举结果产生一定影响，辩论过程中，候选人通过不断调整辩论策略来实现辩论目的。 主要发现如下：第一，指称策略在辩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辩论者的双方往往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指称策略与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消极的他人呈现有关，通过构成积极的“群体内”成员和消极的“群体外”成员，指称策略被广泛使用在辩论中反驳对手的观点。 此外，包含几种惯用话语在内的论证策略可以提高辩论者的可信度，并使辩论者的话语在辩论过程中更具吸引力。例如，在示例(3)中，就特朗普的政策而言，希拉里将其定义为“特朗普漏洞”，定义惯用话语和威胁惯用话语的应用，使选民相信特朗普的政策是为自己牟利。 最后，作为一个辩论者，应该有能力根据辩论中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选择辩论策略。由于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辩论将如何发展，因此及时灵活调整辩论策略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更大的成功率。一般来说，辩论者需要在辩论期间根据主题和具体情况采取最合适的辩论策略，但没有适合所有情况或主题的全能策略。例如，在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希拉里和特朗普都面临着个人丑闻，这些丑闻是整个辩论的焦点。为了能够说服，他们都必须保持冷静并立即调整辩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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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动钻铆技术已经成为运载火箭筒体壳段铆接装配的发展趋势。基于优化工艺设计、提高钻铆效率、保证装配质量的需求，本文结合运载火箭筒体壳段的特点，针对自动钻铆过程中的路径优化问题展开仿真分析。通过建立铆接路径数值仿真的有限元模型，对提出的“S”形铆接路径方案和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方案进行仿真分析，并验证了改进后的铆接路径方案能够大幅度减小铆接变形。 关键词 :运载火箭，自动钻铆，路径优化，数值仿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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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运载火箭筒体壳段均为半硬壳筒段结构形式，主要由桁、梁类零件、中间框、上下端框、蒙皮等零件组成，连接方式包括铆接和螺接，其中铆接占整个装配的90%以上。传统的运载火箭铆接装配大面积采用气动手工铆接装配工艺，其铆接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质量一致性差、噪音污染严重，难以满足运载火箭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制造需求 [ 1 ] 。自动钻铆技术是当今机械连接的先进技术之一，具有铆接质量高、生产效率高、铆接噪音低、劳动强度低、操作者易掌握等特点，在国外已广泛用于航空航天领域 [ 2 ] 。以民机生产为例，波音、空客等大型航空制造企业已经建设了成熟的机翼、机身等自动钻铆生产线，大范围运用自动钻铆技术，如，波音767自动钻铆率高达97% [ 3 ] 。在国内航空制造领域，自动钻铆技术的应用也有了较快发展，广泛应用于国外民机转包及国产大飞机的研制过程中。 近年来，为了适应运载火箭高密度、高可靠性发射任务需求以及重型运载火箭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需求，国内各大航天企业积极开展航天产品的先进铆接装配技术研究，使得自动钻铆技术在航天产品铆接装配中的应用不断深入 [ 4 ] [ 5 ] [ 6 ] 。本文结合运载火箭筒体壳段的特点，针对自动钻铆过程中的路径优化问题展开仿真分析，以期获得最佳钻铆执行路径，有效提升装配效率和装配质量，并为自动钻铆技术在重型运载火箭等超大直径运载火箭筒体壳段装配领域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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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钻铆路径优化 在自动钻铆工艺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产品的结构特点规划最佳的钻铆执行路径，保证产品的质量，发挥自动钻铆技术和设备的最大效能。 1) “S”形铆接路径方案 按照手工铆接装配的经验，初步设计的钻铆执行路径如图1所示，以提高效率为主要目标，根据壳体产品桁条的分布，执行S形铆接。试验件加工过程中发现，由于在壳体周向方向上单向铆接，蒙皮偏差、间隙向一个方向累积，应力较大；桁条零件本身的直线度存在偏差，沿着其长度方向，偏差被不断放大，造成桁条上铆钉定位出现较大偏差。 2) 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方案 图1. 初步钻铆路径 为了减小铆接应力，控制壳段铆接变形，根据象限将壳段划分为I~II、II~III、III~IV、IV~I四个区域，执行对称铆接：I~II，III~IV，II~III，IV~I。为了适应和消除零件预装配定位偏差以及桁条直线度、蒙皮圆度等零件偏差对钻铆质量的影响，根据壳段框的分布分段铆接：1~2框，2~3框，3~4框。为了保证钻铆效率，单块壁板区域，仍然根据桁条的分布，执行S形钻铆操作。 优化后的钻铆路径如图2所示，钻铆过程中按1~12的顺序，顺次执行各个区域的铆接，每个区域内根据桁条的分布执行S形铆接。 图2. 优化后的钻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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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铆接路径数值仿真的有限元模型 1) 物理模型的建立 为避免全部复现实际模型带来的不收敛问题，并降低仿真计算的工作量，对实际模型进行简化：将蒙皮和桁条模型简化为壳单元；对各部件的尺寸等进行适当修改并保留其基本特征；减少铆钉数量，以定性分析为主。所建立的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壳段铆接路径分析三维模型 2) 网格划分 壳段模型以及桁条部分，二者均采用S4R四边形单元；铆钉部分，由于建模的时候选择建立实体单元，所以，采用C3D8R八节点六面体单元；压铆头部分，在建模时将其属性定义为离散刚性单元，在仿真分析时需将其处理为壳单元，所以采用R3D4四节点三维双线性刚性四边形单元。 3) 材料属性 壳段与桁条为2A12铝合金材料，定义截面属性为匀质壳单元；铆钉为2A10铝合金材料，定义截面属性为匀质实体单元。 4) 摩擦和接触 本部分中将材料的切向行为应用罚函数法定义，取摩擦系数为0.10；法向行为定义为“硬”接触，接触后允许分离。 5) 载荷与边界条件 将铆钉钉头一端施加完整约束，模拟顶头存在时的情况；与铆接分析一致，通过对冲头施加位移载荷来模拟铆接过程。其中，铆接的先后顺序是通过对位移载荷的幅值进行编辑来控制。具体可以参考下图4。 图4. 铆接路径分析中位移载荷曲线 综上，得出铆接路径分析中的有限元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铆接路径分析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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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两种铆接路径方案的仿真分析 4.1. “S”形铆接路径方案 初步设计的铆接路径如图1所示，以提高铆接效率为目的，根据舱段的结构情况，进行S形路径铆接。 选取铆接分析的4个时刻，所对应的的应力及变形云图如下图6~9所示。其中图6为铆接进行到0.0024 s时(即完成铆接第一个铆钉并开始铆接第二个铆钉的时刻，图中标红的位置为第一个铆钉)图7为铆接进行到0.0048 s时(即完成铆接第二个铆钉并正在铆接第三颗铆钉的时刻。图中标黄的位置为第二颗铆钉，标绿的位置为第三颗铆钉)；图8为铆接进行到0.0096 s时(即完成铆接第五个铆钉的时刻)；图9为铆接进行到0.0132 s时(即完成铆接第一列全部铆钉的时刻)。 图6. 时刻1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图7. 时刻2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图8. 时刻3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图9. 时刻4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沿着铆接路径依次选取三个孔位旁的三点，输出其位移–时间曲线，其中所取点位如图10所示，其对应的位移–时间曲线如图11所示。 图10. 选取的三个参考点位置示意图 图11. 三个参考点的位移–时间曲线 从上图可以看出，随着铆接的进行，无论是应力还是变形，都随着铆接的路径存在一定程度的积累，并且这种积累在铆接的最后阶段达到最大。其中，最大变形量为0.842 mm，最大应力为469.1 MPa。 4.2. 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 通过上述仿真过程可以看出，采用单一的“S”形铆接路径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蒙皮偏差，间隙向一个方向积累，应力比较大；桁条本身的直线度存在偏差，沿着其长度方向，偏差被不断放大，造成桁条上的铆钉定位出现较大偏差。考虑对铆接路径进行优化，控制壳段铆接变形，根据象限将壳段分为4个象限。逆时针顺次为1、2、3、4象限。同时，为了适应和消除零件预装配定位偏差及桁条直线度、蒙皮圆度等零件偏差对铆接质量的影响，根据壳段的分布按照其横框的排布，在竖向上将其分为三部分，及1~2框、2~3框、3~4框。 为了保证铆接效率，单块壁板区域，仍然根据桁条的分布，执行S形铆接操作。 优化后的铆接路径如图2所示，铆接过程分为12个部分，按照2~3框、1~2框、3~4框的顺序，每个框内按照4 → 2 → 1 → 3象限的顺序进行铆接。 依旧选取铆接的4个时刻，其应力及变形云图如下图12~15所示。 图12. 时刻1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图13. 时刻2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图14. 时刻3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图15. 时刻4的应力及位移云图 通过上面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改进后的铆接路径后，壳段的最大应力为1032 MPa，并且仅出现在一个单元上。但是从应力云图上来看，舱段整体均为蓝色。参考图例，整体应力分布均小于400 MPa，所以认为，该最大应力是由于仿真分析中网格划分的问题所引起。因此，将应力过大的点位附近的单元忽略掉，此时的应力云图如图16所示。可以看出，整体壳段的最大应力仅为303.9 MPa，远小于材料的强度极限，所以此时结构不会发生破坏失效；整体的最大变形量为0.422 mm。 并且，从上面的应力云图及位移云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铆接路径对结构局部应力及位移的影响。随着铆接的进行，结构的最大应力及位移沿着铆接路径有很明显的变化。 图16. 整体壳段的应力云图 4.3. 结果对比及分析 将两种铆接路径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Simulation results comparison and analysi 最大应力(MPa) 最大变形(mm) S形路径 469.1 0.842 改进的S形路径 303.9 0.422 改变量 减小35.2% 减小49.8% 表1. 改进前后铆接路径仿真结果对比分析 通过仿真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相较于改变前无论是在应力还是在变形量上都有了减小，其中最大变形量上改变非常明显，减小幅度达到了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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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实例验证 为了验证仿真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实现运载火箭筒体壳段自动钻铆路径的进一步优化，本文选择某型号运载火箭助推器筒体壳段进行试验验证。 助推器筒体壳段直径Ø2.25 m，由2块蒙皮，1~2道中间框，上、下端框和纵向分分布的桁条组成，属于典型的火箭舱段。试验设备为上海拓璞数控有限公司和首都航天机械公司联合研制的Φ2250直径筒体壳段自动钻铆系统，具备自动制孔、送钉、铆接，碰撞干涉检查等功能。试验件和试验设备如图17所示。试验过程中，分别对两个壳段制定不同的钻铆路径，壳段“A”采用“S”形铆接路径方案进行自动钻铆，壳段“B”采用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进行自动钻铆。铆接完成后，分别测量壳段形位公差主要包括：平面度、平行度、圆度、同轴度等。铆接完成后的壳段公差值见表2所示。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进行自动钻铆，壳段的后端框圆度、前端框圆度、前端框的端面平面度、后端框的端面平面度和前后端框同轴度指标较改进前有所提升，其中，前端框圆度减小54.2%，前后端框同轴度指标减小83.2%，提升显著。 图17. 试验件和试验设备示意图 Table 2 Geometric tolerance comparison and analysi 序号 形位公差检查项目 设计要求指标 壳段“A”的形位公差 壳段“B”的形位公差 1 后端框圆度 ≤1.5 0.58 0.52 2 前端框圆度 ≤1.5 1.18 0.54 3 前端框的端面平面度 ≤1.5 0.3 0.2 4 后端框的端面平面度 ≤1.5 0.4 0.3 5 前后端框端面平行度 ≤1.5 0.32 0.5 6 前、后端框的同轴度 ≤Ø3 Ø1.25 Ø0.21 表2. 改进前后铆接路径形位公差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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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在自动钻铆工艺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产品的结构特点规划最佳的钻铆执行路径，保证产品的质量，发挥自动钻铆技术和设备的最大效能。本文以提高运载火箭筒体壳段自动钻铆效率，并保证铆接质量为目标，针对运载火箭筒体壳段的自动钻铆装配过程，进行了铆接路径的仿真优化分析研究和试验验证。 1) 通过建立铆接路径数值仿真的有限元模型，对提出的“S”形铆接路径方案和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方案进行仿真分析，通过结果的对比得出，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相较于改变前无论是在应力还是在变形量上都有了减小，其中最大变形量减小幅度达到49.8%； 2) 为验证仿真结果的正确性，选取某型号运载火箭助推器筒体壳段进行试验验证，结果证明，采用改进后的“S”形铆接路径进行自动钻铆，壳段的前端框圆度和前后端框同轴度指标较改进前有较大提升。仿真分析和试验验证了改进后的铆接路径方案能够大幅度减小铆接变形，是一种更好的铆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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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根据中速磁浮列车悬浮控制系统的要求，针对目前中低速磁浮悬浮控制器不能满足中速磁浮悬浮控制要求的问题，设计了四象限H型悬浮斩波电路，并对电路工作原理和关键器件选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研制出的悬浮斩波器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本文研制的悬浮斩波器能够满足悬浮控制性能要求。 关键词 :中速磁浮列车，悬浮控制，斩波器，电流输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