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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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戒毒人员学习大队为单位整群取样，选取广东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889名平均年龄为37.27岁的男性戒毒人员，年龄范围在20.25~96.50岁之间。身边有朋友吸毒的平均数量为5.74名，极大值为7名。 3.2. 研究工具 3.2.1. 不良同伴 采用由周莎莎等(周莎莎，喻承甫，许倩，魏昶，林枝，2014)修订编制的《不良同伴交往问卷》，总共由16个条目组成，分别要求被试回答犯过这16种不良行为的朋友数量(如偷东西、赌博或被警察拘留等)。该问卷采取5级评分，从1“没有”到5“大于等于6个”逐级递增。计算出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则表示被试结交的不良同伴越多。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05。 3.2.2. 药物渴求 采用罗勇于2004年编写的《戒毒人员药物渴求量表》(罗勇，2004)，共由34个项目组成，其中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消除性药物渴求(9题)、奖赏性药物渴求(8题)、社会性药物渴求(7题)、消极性药物渴求(5题)和反射性药物渴求(5题)。量表采用7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7分。量表得分越高，则被试的药物渴求程度越高。在本次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8。 3.2.3. 应对方式 采用解亚宁和汪向东(1999)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由20个项目组成。问卷有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1~12题对应积极应对方式，13~20题对应消极应对方式。采取4点计分，1为“从不采取”到4为“经常采取”。计算出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则代表采取对应应对方式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4，具有良好的信度。 3.3. 数据处理 本次数据的整理与分析采用的是SPSS 20.0，通过运用描述统计、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数据处理方法对回收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3.4. 施测过程 问卷是利用戒毒人员学习时间按大队集体施测，统一回收。由戒毒所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警官担任主试，并且事前对警官就有关问卷派发工作做了专门的培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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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果 4.1. 各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将889名被试的量表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如表1所示。表1呈现了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发现：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r = 0.123)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药物渴求(r = 0.215)、不良同伴(r = 0.133)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他相关不显著。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 变量 M SD 1 2 3 4 1. 不良同伴 2.718 0.862 1 2. 药物渴求 3.305 0.751 0.123 ** 1 3. 积极应对方式 2.736 0.471 0.086 * −0.047 1 4. 消极应对方式 2.458 0.533 0.215 ** 0.133 ** 0.226 ** 1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相关系数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 * p < 0.05， ** p < 0.01。 4.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Hayes (2013)提出的PROCESS for SPSS的Model 4对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检验，在分析过程，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1) 在方程1中，不良同伴可显著正向预测药物渴求(b = 0.107， p < 0.01)。2)在方程2中，不良同伴可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b = 0.133， p < 0.05)。3) 在方程3中，消极应对方式可正向显著预测药物渴求(b = 0.158， p < 0.01)。 Table 2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 方程1效标： 药物渴求 方程2效标： 消极应对方式 方程3效标： 药物渴求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不良同伴 0.107 0.029 0.123 ** 0.133 0.02 0.215 ** 0.087 0.029 0.099 ** 消极应对方式 0.158 0.048 0.112 ** F 13.805 ** 43.331 ** 12.467 ** R 2 0.014 0.045 0.025 表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未标准化回归系数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 * p < 0.05， ** p < 0.01。 综上所述，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的中介作用显著，图2直观呈现了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关系间的中介效应路径。 图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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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5.1. 戒毒人员不良同伴、应对方式和药物渴求的关系 结果表明，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正向相关显著，且消极应对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即不良同伴的交往既能正向预测药物渴求，也能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影响戒毒人员的药物渴求。积极应对方式与不良同伴相关，与和药物渴求不相关，不良同伴会促进个体采取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宋玲，2009)。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会促进药物渴求并进而增加毒品使用行为，如海洛因成瘾者多出现退避、自责、幻想等的消极应对方式，并且还会促进毒品使用量的增多(曾红，2005)。本研究发现，戒毒人员身边同伴吸毒的平均数量为5.74名，极大值为7名。与众多的不良同伴交往也表能说明吸毒人员在开始由种种原因吸毒后，陷入被不良同伴影响，采取逃避、合理化等消极应对方式面对生活，导致药物渴求程度升高、复吸，受到家人、朋友抛弃，继续寻找不良同伴的恶性循环中。 5.2.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通过本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是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的中介变量。一方面，消极应对方式对药物渴求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即消极应对高的毒品成瘾者，对毒品的渴求就越高。另一方面，不良同伴对药物渴求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即与不良同伴的交往与接触越多，对药物的渴望与需求就越大；同时也能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毒品成瘾者的药物渴求程度有直接正向作用。即与不良同伴之间相处的时间越多，毒品成瘾者越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其药物渴求程度越高(Moos， 2006)。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之间中介作用明显，即不良同伴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影响个体的药物渴求程度(宋玲，2009)。 5.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对不良同伴、应对方式及药物渴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丰富了对药物渴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但同时本研究仍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药物渴求的平均得分不高，可能是由于研究主要采取自主报告法，缺少对真实行为的衡量指标，填写过程包含社会赞许性的问题。积极应对方式的数据相关不显著可能由于毒品成瘾者相对普通人群而言，脑神经或多或少受到毒品的损伤，且被试群体年龄范围相差较大，文化水平层次不同，对题目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也可能是存在疲劳效应。最后，该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纵向研究设计。 从影响药物渴求的因素来看，本研究从不良同伴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其对男性戒毒群体的药物渴求影响，并验证了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但成瘾群体对于药物渴求的程度并不仅在不良群体层面，个体的意志和信念等心理方面因素对药物渴求起着重要的作用，未来研究可将个体的意志信念纳入影响因素，考察意志信念与应对方式对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 从消极应对方式影响药物渴求的内在机制看，本研究虽然研究了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消极应对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之间的作用，但并未涉及其中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可将影响药物渴求的内在机制作为研究重点，并积极探求干预机制，以缓解戒毒人群的药物渴求，降低复吸率。 5.4. 对戒毒领域的建议 戒毒所内的咨询师对强戒人员的心理矫治中，要通过个人咨询或团体咨询的方式，了解强戒人员早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协助他们分析这些心理创伤，从源头解决问题，并教他们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压力、减轻情绪负担。 同时可以帮助个体改善不良同伴关系，有利于防止大众吸毒以及防止戒毒人员复吸。学校和戒毒所内可以安排学生或戒毒人员进行社会技能训练，将社会技能转化为人际交往能力，增强个体的社会交往技能，譬如沟通和非言语交流。社交能力的提高能够恢复个体的自信，改善其与同伴的关系；另戒毒所内的心理干预治疗可以教戒毒人员使用归因理论。归因理论认为，不同的归因方式对产生不同的情感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导致最终的后果(刘永芳，2010)。在同伴关系中，消极的归因导致消极情感的产生，进而导致消极的行为，而消极的行为又继续导致消极的归因，形成恶性循环(王强，柳静，2005)。因此，让戒毒人员在人际交往中使用正确的归因方式，改变自己不良的同伴关系或在同伴关系中的弱势或被动地位，能够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药物渴求，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环境也是戒毒人员能否成功克服药物渴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戒毒人员在回归社会后需要投身进入一个正能量、积极的环境，如寻找高能量的工作环境、前往社区帮忙。同时社区戒毒中心可安排同伴辅导员进行同伴教育，双方一齐克制药物渴求，共同努力，可有效防复吸。从外部给戒毒人员力量，有助于帮助戒毒人员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重塑自己，远离毒品。 因此，在戒毒人员的干预与治疗阶段，戒毒所内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警官要调整方案，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鼓励学员结交朋友，接触良好同伴。在回归社会后，跳出曾经的朋友圈，与原先的不良同伴断绝往来。对于药物渴求较高的个体，鼓励他们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和面对问题。家人、朋友以及社会要给予爱，为戒毒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引导，从而增强戒毒人员的精神支柱，增强其戒毒的内心驱动力，促进其顺利戒毒，恢复健康，拥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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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研究揭示了应对方式和不良同伴对于戒毒人员药物渴求的作用机制，不良同伴、消极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三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即不良同伴与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显著正向关，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不良同伴相关，与药物渴求不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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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注意偏向是指个体在注意过程中对某种信息表现出的偏向性加工。与中性刺激相比，情绪性刺激更易捕获个体的注意，占有注意资源，引起注意偏向。但由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个体对信息的选择会根据当前任务对注意资源的耗用程度而有所改变，知觉负载的水平对情绪性注意偏向产生了一定调节。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模态方法、利用多种范式，操作知觉负载水平和情绪材料，探讨知觉负载对情绪性注意偏向的调节机制。 关键词 :情绪，注意，注意偏向，知觉负载，注意捕获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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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知觉负载及其理论解释 在面对复杂的视觉刺激时，人们可以通过选择，将有限的注意资源聚焦于与任务相关的刺激上，忽视任务无关刺激。但对于这一过程的作用机制，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解释。知觉选择模型认为，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当信息量超过一定限度时，个体只能优先处理部分信息，即选择性注意只允许那些与任务相关的刺激进入知觉过程，得到加工。而反应选择模型则认为人的知觉过程可以自动地、无选择地、并行地进行加工，选择性注意发生在识别刺激意义所需的知觉加工之后，即对所知觉到的刺激做出反应的阶段。鉴于知觉选择模型与反映选择模型对注意发生阶段的观点，它们又分别被称为注意的早期选择模型和晚期选择模型(魏萍，周晓林，2005；Lavie， 1995; Lavie & Tsal， 1994)。认知资源理论则强调注意资源是由唤醒水平决定的，唤醒水平越高，注意资源越多，人们可以把认知资源灵活地分配到重要的刺激上。只要在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内，人们就可以同时接收或从事两种，甚至多种的输入或者活动(魏萍，周晓林，2005；Lavie， 1995)。 Lavie根据前人的实验结果，考察了知觉负载在选择性注意中的作用，提出了知觉负载理论(perceptual load theory)，解决了注意的早期和晚期选择间的争议。Lavie认为知觉是资源有限的加工过程，而知觉负载则是指知觉系统中特定任务的知觉资源需求，它是影响选择性注意的重要因素(王冠，张凯莉，周霈，王沛，2018；魏萍，周晓林，2005)。当前任务知觉负载的水平决定了选择性注意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如果当前任务的知觉负载较低，目标刺激的加工过程只需耗用一部分的注意资源，那么多余的注意资源将会自动溢出，加工无关干扰刺激，从而产生干扰效应；如果当前任务的知觉负载较高，有限的注意资源将被耗尽，因而不会产生干扰效应(王冠等，2018；魏萍，周晓林，2005；Lavie， Beck， & Konstantinou， 2014; Murphy， Groeger， & Greene， 2016)。 以知觉负载的角度出发考察以往关于注意选择阶段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注意选择模型的支持受到知觉负载的显著影响，若采用较高的知觉负载进行研究，更多地支持知觉选择模型；而采用较低的知觉负载进行研究，则更倾向于支持反应选择模型(魏萍，周晓林，2005；Gupta， Hur， & Lavi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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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知觉负载对情绪性注意偏向的调节 大量研究发现相较于中性刺激，个体对情绪性刺激存在明显的注意偏向，而对于这种情绪性注意偏向是否受到知觉负载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观点尚未统一。有研究者认为，大脑对情绪信息的加工是一个快速的、自动化加工的过程，是自下而上，由刺激本身驱动的(潘超超，周爱保，刘锦涛，谢珮，2018；王丽丽，贾丽娜，罗跃嘉，2016)；也有研究者对这种观点持相左态度，认为个体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并不是自动完成的， 而是与中性刺激的加工一样，情绪性信息的加工同样需要消耗注意资源(Lavie et al.， 2014)。 当前对于情绪性注意偏向与知觉负载的观点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1) 知觉负载对负性注意偏向的调节；2) 知觉负载对正性注意偏向调节。 3.1. 知觉负载对负性注意偏向的调节 传统观点认为，对负性刺激的加工是自下而上、不需要消耗注意资源就能自动完成的(Mogg & Bradley， 2016)。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负性信息与个体生存相关，人们对负性信息存在注意偏向，是为了快速识别环境中的潜在情绪，迅速作出决策，保障个体安全。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对负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甚至是在无意识状态或注意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个体依然表现出对负性信息的优先加工(潘超超等，2018；王宏超，雒淼淼，贾江晓，陈婷婷，2018)。 但有些研究者认为加工情绪性刺激仍需消耗注意资源。Halgren和Marinkovic (1995)在负性情绪加工模型中将情绪加工分为两阶段：1) “朝向”阶段(orienting)，此阶段独立于意识进行；2) “事件整合”阶段(event integration)，这一阶段需要意识参与，以深度加工情绪刺激(金熠，张丹丹，柳昀哲，罗跃嘉，2014)。Gupta等人(2016)将情绪场景图片作为干扰刺激，发现在高知觉负载条件下，负性刺激的干扰效应减少，提示个体对负性刺激的觉察仍需意识资源进行加工。 3.2. 知觉负载对正性注意偏向的调节 对于正性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主要存在两种观点：1) 作为情绪信息之一，无论在何种知觉负载条件下，个体都对正性情绪刺激存在注意偏向；2) 在认知资源充足的条件下，个体将对抑制对负性刺激的偏向，将注意转移至正性刺激之中。 情感优先假说(affective primacy hypothesis)认为，情绪加工应在认知加工之前，即情绪信息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得到加工的，无需消耗认知资源(彭晓哲，周晓林，2005)。对正性情绪刺激的元分析也发现，在各种研究范式中，相较于晚期，在注意加工的早期进行测量时，个体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更大。这表明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是无意识，迅速发生的(Ho， Yeung， & Mak， 2016; Pool， Brosch， Delplanque， & Sander， 2015)。 黄宇霞，罗跃嘉(2009)发现情绪加工受到注意因素调节，负性刺激在资源紧张时可以得到优先加工，而当资源充足时，机体可以调节资源分配而使正性刺激也得到充分加工。但这种注意转移并不是无条件的，Rozin和Royzman (2001)认为只有拥有足够认知控制的个体才能够克服一般的负性偏向趋势，而专注于正性刺激。即消极刺激能够自动捕获注意，获得注意资源，而如果个体想将注意分配至正性刺激，必须通过认知控制以抑制对消极刺激的自动加工。个体执行功能的不足将会引起认知控制的不足，从而无法良好地抑制消极刺激，加工正性刺激，无法表现出积极效应(李西营等，2017)。这一观点认为正性偏向是对刺激负性反应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干扰，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尤为重要，具体表现为首先对负性刺激的自动加工，随后通过认知控制，将注意转移至正性刺激上。Isaacowitz，Allard，Murphy和Schlangel (2009)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正性偏向只发生在刺激出现的500 ms后，并随着时间推移呈线性增长。这一时间进程支持认知控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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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知觉负载对注意偏向调节的ERP研究 对情绪注意偏向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如果对情绪的注意偏向是自动的、无意识加工的，那么它应对注意的早期机制进行调节；如果对情绪的注意偏向需要意识加工，则将对注意的晚期机制产生影响(Pool et al.， 2015)。基于这一假设，人们通常使用时间分辨率较高的无创性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s)对情绪性注意偏向的时间进程进行研究。 ERP成分中，P1和N1反映的是早期基于注意的视知觉加工，是对视觉刺激的低水平加工，是受注意调节的感觉加工(Rossion & Caharel， 2011)。Carretie等人(2004)研究发现，相较于标准刺激，情绪性偏差刺激所引起的P1、P2成分更大，表明情绪刺激(尤其是负性刺激)能更早更快地引起注意偏向(白学军等，2013)。而Pintzinger等人(2017)使用点探测范式发现，与负性刺激相比，正性刺激所诱发的N1成分更大，表现出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增强。 Zhang和Lu (2012)运用情绪Go/No-go任务的研究表明，Go-N2和Nogo-P3可以被用作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电生理学指标：Go-N2反映了个体对情绪刺激的注意程度(Dennis & Chen， 2007)，Nogo-P3反映了抑制加工(Albert， López-Martín， Tapia， Montoya， & Carretié， 2012)。在线索Go/No-go任务中添加情绪刺激，情绪刺激内隐地体现在实验任务中(起到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目的)，被试无意识参与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对情绪刺激诱发边缘反应的自上而下控制(Albert et al.， 2012)。因此，在早期冲突监测或反应抑制的晚期阶段可能会是自动化情绪调节过程(Wang et al.， 2011)。 Zhao，Chen，Zhou和Luo (2018)考察了当情绪刺激与任务无关时，个体注意偏向的变化，发现晚期正成分能够反映出情绪效价的动态分离。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component， LPC/LPP)在心理意义上代表着与P300类似的注意与朝向过程，其波幅的大小决定于心理资源分配情况(黄宇霞，罗跃嘉，2009)。因为评价过程需要占用大量的心理资源，得到充分分析评价的刺激将引起较大的LPC波幅，因而在情绪研究中，可将LPC成分作为分析评价过程的指标(Schacht & Vrtičk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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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知觉负载与情绪性注意偏向的研究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受不同研究范式、材料呈现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不同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今后的研究可通过多模态方法、利用多种范式，操纵知觉负载水平和情绪材料，探讨知觉负载对情绪性注意偏向的调节机制。 1) 采用更先进的方法。对知觉负载对情绪性注意偏向调节的考察，仅靠简单的行为反应，如正确率和反应时等行为指标是远远不够的。为更清晰、直观地解答知觉负载对情绪性注意偏向是如何调节的，应采用更为精密的实验仪器，更为缜密的研究方法，进行多模态研究，将眼动仪和ERPs技术相结合，直观、细致、全面地提供个体在不同知觉负载条件下对情绪注意偏向的时间进程信息。 2) 更严格地控制变量。以往研究发现，个体对情绪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性别(潘超超等，2018)、气质类型(郝亚楠，宋勃东，王岩，张钦，郎越，2016)、被试群体(Wieser， Hambach， & Weymar， 2018)等等。而在考察知觉负载对情绪性注意偏向的调节中，我们应严格地控制其他因素影响，避免变量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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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我伤害行为指个体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这种行为虽不致死，但极具危险性。目前自伤相关术语至少高达33个，对于自伤的定义在界定内涵时也互相借用，变量上的混淆与界定不清影响了对自伤行为本质的探究。青少年自伤行为受到来自个体、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个体的性别、自我形象、家庭、网络使用和亚文化群体都对个体的自伤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自伤领域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有飞跃性的增长，但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未来国内可以考虑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自伤，青少年，个人，社会，文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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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自我伤害行为是一种严重损害个体身体健康的行为，是个体蓄意以不同方式破坏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而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这类行为不仅会直接伤害到个体的身体，也会对个体的社会关系造成不良的影响。自伤也与很多心理问题或障碍存在相关，并会增加自杀的风险(Sinclair， Hawton， & Gray， 2010)。因此，这一行为需引起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重视。 此外，青少年是自我伤害行为的高发人群。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发展都出现显著的变化，其身心发展迅速而又不平衡，是经历复杂发展，又充满矛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从面向家庭，逐渐向外界环境展开，这会让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产生种种不适感。除此之外，家庭方面的父母关系不和、父母离异、家庭教养方式不良以及学校里学业上的压力、学业上的失败、老师的高压和惩罚等等都会给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青少年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经受这么大的压力而无法排解，就很容易通过自我伤害或者自杀这样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压力。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如果受到不良的影响就更容易发生自伤的行为，例如近来被广泛关注的俄罗斯游戏“蓝鲸”传入国内，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类似于“四点二十叫醒我”的游戏群，这些东西引导进入游戏的青少年进行各种自伤的行为以及最后实施自杀。这些行为很容易诱使身心正在发展中的青少年做出自伤甚至是自杀的行为。西方对自伤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国内对于自伤的研究方面则落后于西方。本文在简要介绍自伤的基础上试图从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未来国内对自伤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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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伤的概念、现状 西方对自伤行为的关注已有一个世纪之久。早在1880年，国外就在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的临床样本中注意到了自伤行为，但是当时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与精神障碍的其他行为问题进行区分。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用各自的定义去描述该行为，到前为止，相关术语至少高达33个(转引自Muehlenkamp， 2005)，如习俗性自伤(Habitual self-wounding)，自残(self-mutilation，简称为SM)，蓄意自伤(self-harm，简称为SH)，准自杀(parasuicide)，自伤(self-wounding)，割腕综合症(self-cutter syndrome)，自剜(self cutter)，反复性非自杀自伤行为(repetitive non suicide self-injurious behavior)，自我指向暴力(self-inflicted violence)，自虐(self-abuse)，非自杀性自伤(简称为NSSI)，自我伤害行为(self injurious behavior)，蓄意自我伤害(deliberate self-harm)，自伤(self-injury)，自我损伤暴力(self-inflicted violence)等等。其中，以self-harm (SH)，deliberate self-harm (DSH)，self-injury (SI)，self-mutilation (SM)最为常见。 如上所述，这些术语含义相似，但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它们有时在不同研究群体和同一篇文章中混用，甚至在界定内涵时也互相借用，变量上的混淆与界定不清影响了对自伤行为本质的探究。尽管存在概念上的多样性，随着对自我伤害行为认识的加深，研究者的看法开始渐渐趋于一致。现在普遍公认的自伤定义为：自我伤害行为是指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重复性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自杀是20个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全球每年有近10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是青少年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另一个很重要但更不被广为人知的现象是非自杀性自伤。尽管关于自伤我们所知道的要比自杀少得多，但是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自伤在青少年人群中发生的更为频繁，7%~14%的年轻人报告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曾有过至少一次自我伤害行为，另外最近的国际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伤行为的频率达到了整个人口的24%的水平，这可能表明青少年自伤现象的加剧(Halicka & Kiejna， 2015)。另外，有研究表明青少年自伤的终身患病率大约是28%。11~18岁的青少年的自伤年平均发病率是90/100，000。在女性中发生的更频繁。服药是最经常采用的方法(54%)。在被诊断为自伤的案例中有42%没有被医生明确报告出来，有65%青少年承认是在数小时内出院，只有9%的病人进行住院期间精神评估和治疗项目(Zanus et al.， 2017)。可见，当前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率非常高，且得到救助的比率又比较低，这样的现状大大增加了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致死率，因此有必要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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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展望 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对青少年自伤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深入，而国内在青少年自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现实生活中青少年自伤行为又比较常见，所以这就促使我们要积极关注国内青少年自伤的相关研究。 结合国外已有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个体自我形象(Andersson， Tannå， & Nordin， 2013)、特殊精神障碍(Norman & Borrill， 2015)等方面来探索国内青少年的自伤行为的差异以及从提高个体自我形象等角度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产生。 另外，青少年正是生活在学校和家庭之间，从这方面考虑可以强化青少年家庭、学校和同伴的作用以识别和减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从父母的合理期望、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和谐的同伴交往等方面给青少年以情绪支持和鼓励，帮助青少年保持自尊，减少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Callum， 1993)。 除此以外，近年来外来文化冲击着中国青少年，接触到更多元的文化，在中国青少年中LGBT人口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对比国外已有的研究，这个群体的风险因素加剧了其自我伤害行为发生的可能性(Jackman， Honig， & Bockting， 2016)。另外，哥特文化逐渐进入中国青少年的视野，青少年之间的相互比较、模仿心态促使这个群体内的个体抑郁和自伤的风险较高(O’Connor & Portzky， 2015)，因此这些亚文化群体内青少年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 再者，以往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适应引起的自我伤害行为(Marshall & Yazdani， 1999)，但是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人们工作、学习在中国，相比较于中国人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适应问题，这部分人在中国文化中工作学习是否也存在文化适应引起的自我伤害行为的增加，也是国内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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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采用《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MPPUS)、《大学生学业拖延量表》(PASS)调查研究了来浙江省内的437名大学生，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及失控性因子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2) 年级与专业类型在手机依赖的低效性维度上存在交互作用。3)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及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4) 大学生手机依赖各因子对学业拖延存在一定的预测效应。 关键词 :大学生，手机依赖，学业拖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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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重要的角色，大学生在享受手机的便捷功能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对手机依赖的概念界定也是各有千秋，对其标准化的定义尚未出现。本文对手机依赖的定义为个体由于沉迷手机、难以把控使用手机的时间，从而占据他完成其他任务的时间，进一步影响其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Bianchi & Phillips， 2005)。 大学是学生步入社会前的重要学习阶段，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生群体中超过三成存在明显的学习拖延现象，且这种现象在不同高校、区域以及专业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异(庞维国，韩贵宁，2009)。学业拖延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学习的倾向，但没有相符的学习行为表现，表现为学生能够完成学习目标，但学习结果不符合标准，并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伴有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庞维国，2010)。学业拖延行为对大学生的成绩、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积极向上的身心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前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状况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对手机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手机依赖的具体表现、产生原因以及量表的制定，也有不少研究者将手机依赖与幸福感、时间管理、孤独感等心理变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探讨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心理机制。大学生的手机依赖行为会使他们丧失对学习时间的监控和管理，进而影响学业任务的有效完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1) 在人口学变量的不同水平上，大学生手机依赖存在显著差异；2) 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与学业拖延状况存在显著正相关；3) 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业拖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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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 本研究选取了浙江省内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一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437份，问卷有效率为0.874。具体分布见表1。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依赖量表(Mobile Phone Problem Usage Scale， MPPUS) 本研究采用手机依赖量表是梁永炽在Bianehi和Phillips所编制的手机问题使用量表的基础之上重新编制而成(刘红，王洪礼，2011)。本量表包含了4个因子，分别为失控性因子、逃避性因子、戒断性因子、低效性因子，一共17个题项。其中，可以通过手机依赖的失控性因子了解大学生在手机使用的过程中投入过多时间而不能自控的状况，逃避性因子是指大学生利用手机借此逃避某些实际问题，戒断性因子是指大学生由于无法正常使用手机而表现出一种挫败沮丧情绪状态，低效性因子则是指大学生由于过度使用手机，投入太多时间而影响学习生活的质量。本研究中，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每个题项的分数设置为1~5分，1分为非常不符合，5分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手机依赖的程度越高。本量表能充分反应大学生手机使用的现状，α系数为0.84。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 变量 类别 人数 性别 男 223 女 214 年级 大学一年级 121 大学二年级 117 大学三年级 97 大学四年级 102 生源地 农村 278 城镇 159 专业类型 理科 244 文科 193 独生子女 是 226 否 211 恋爱与否 是 124 否 313 总计 437 表1. 样本分布 2.2.2. 学业拖延量表(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Scale-Students， PASS)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是关雪菁翻译修订的Solomon和Rothblum在1984年联合编制的量表(关雪菁，2006)。该量表采用五点评分方法，每项分值从低到高为1~5分。用来测量大学生学业拖延的状况。所测的每项分数及总分越高，表明被试学业拖延程度越严重。本研究采用该量表的第一部分，一共设置了五个关于学业上的学习任务，每项任务由三道题目编制而成，前面两道题目用来测量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水平，后一道题目则是大学生期望减少学业拖延行为的数值。修订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α系数为0.85。 2.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20.0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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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将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各因子得分以及总分进行统计分析。由表2可得，大学生手机依赖总体均分为49.99，各因子的均分从高到低分别为失控性、戒断性、低效性、逃避性。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 M SD MIN MAX 失控性 21.430 4.847 7 33 戒断性 11.119 2.869 4 19 低效性 9.100 2.642 3 15 逃避性 8.345 2.272 3 14 手机依赖 49.990 9.884 17 78 表2.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分析 注： * 表示p < 0.05， ** 表示p < 0.01 (下同)。 3.2. 大学生手机依赖群体差异检验 为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群体间差异，研究以性别、年级、专业类型、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恋爱与否为自变量对手机依赖进行方差分析，表3为性别、年级、专业类型在手机依赖总分及各因子上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经检验发现，性别在手机依赖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 = 3.96， p < 0.05)，在失控性维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 = 9.239， p < 0.01)且年级与专业类型在手机依赖的低效性因子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F = 4.253， p < 0.01)。 Table 3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gender， grade and professional typ 手机依赖总分 戒断性 失控性 逃避性 低效性 性别 3.96 * 1.582 9.239 ** 0.363 1.052 年级 1.425 0.894 1.107 0.655 2.468 专业 0.006 0.06 0.016 1.947 2.186 性别*年级 0.545 1.947 0.515 0.138 1.44 性别*专业 0.277 0.42 0.001 1.335 0.039 年级*专业 2.558 2.519 0.894 1.211 4.253 ** 性别*年级*专业 1.602 0.316 2.161 0.929 2.582 表3. 性别、年级、专业类型交互作用分析 表4为大学生手机依赖性别差异分析，由表4可得，性别在大学生总体手机依赖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手机依赖的失控性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大学生群体中女生在手机依赖总分、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的得分上显著高于男生，尤其是在失控性上。而男生在逃避性上得分高于女生。 Table 4 Results of gender difference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 男生(M ± SD) 女生(M ± SD) F 手机依赖总均分 49.09 ± 10.69 50.97 ± 8.87 3.96 * 戒断性 10.90 ± 3.04 11.34 ± 2.66 1.582 失控性 20.74 ± 5.15 22.14 ± 4.40 9.239 ** 低效性 8.99 ± 2.74 9.21 ± 2.53 1.052 逃避性 8.41 ± 2.36 8.27 ± 2.175 0.363 表4. 大学生手机依赖性别差异分析结果 表5为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恋爱与否在手机依赖总分及各因子上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经检验发现，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恋爱与否在手机依赖总分及其各因子上未发现显著差异，且各自变量交互作用不显著。 Table 5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birth origin， only child or not， love or no 手机依赖总分 戒断性 失控性 逃避性 低效性 生源地 2.364 1.8 1.593 2.267 0.464 是否独生子女 1.529 3.158 0.49 0.001 1.918 恋爱与否 0.001 0.041 1.36 0.224 0.242 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 0.024 0.093 0.009 0.951 1.607 生源地*恋爱与否 3.065 1.052 1.029 3.453 3.933 是否独生子女*恋爱与否 0.615 2.227 0.165 0.002 0.286 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恋爱与否 0.076 0.424 0.112 0.221 1.828 表5. 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恋爱与否交互作用分析 3.3.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相关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对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进行相关分析。由表6可得，经过相关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及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总体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相关系数为0.31。 Table 6 Pearson correl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 学期论文 复习迎考 教师任务 行政事务 列席事务 拖延总分 戒断性 0.289 ** 0.237 ** 0.25 ** 0.129 ** 0.074 0.253 ** 失控性 0.232 ** 0.189 ** 0.16 ** 0.136 ** 0.098 * 0.212 ** 逃避性 0.165 ** 0.141 ** 0.192 ** 0.155 ** 0.19 ** 0.222 ** 低效性 0.269 ** 0.212 ** 0.229 ** 0.207 ** 0.156 ** 0.281 ** 依赖总分 0.308 ** 0.251 ** 0.257 ** 0.195 ** 0.155 ** 0.304 ** 表6. 大学生手机依赖、学业拖延的Pearson相关 3.4.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回归分析 为更好地探究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关系，了解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预测效应，本研究选取了手机依赖的四个因子对学业拖延进行回归分析。以手机依赖的四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学业拖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R 2 T B F 学业拖延 手机依赖 0.253 0.064 5.451 ** 0.859 29.716 ** 戒断性 0.212 0.045 4.532 ** 0.427 20.537 ** 失控性 0.281 0.079 6.096 ** 1.035 37.16 ** 低效性 0.222 0.049 4.749 ** 0.953 22.553 ** 逃避性 0.303 0.092 6.644 ** 0.299 44.148 ** 表7. 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回归分析 由表7可知，将手机依赖各因子对学业拖延的逐步回归分析中，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回归方程有意义。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逃避性均对学业拖延有预测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个体手机依赖的总均分及个因子来推测学业拖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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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体特征 根据本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当前所测大学生群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现象。大学生在手机的使用过程中，自控能力较差，常出现过度使用的现象。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中，对于性别与大学生手机依赖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有一定的研究，国内研究者(刘鹏，2014)的研究指出，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国外研究者(Jenaro et al.， 2007)认为女生相较于男生更倾向于手机问题使用。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中女生在手机依赖总均分、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的得分上显著高于男生，性别在手机依赖总分及失控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女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倾向于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手机上。这可能与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的功能呈现多元化有关。手机除了常规的通信功能之外还普遍携带拍照功能、社交软件媒体、阅读功能、视频功能，正是女生所喜爱的。 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进一步方差分析发现，年级与专业类型在手机依赖的低效性因子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这可能与大学生刚步入大学带着新鲜感享受大学生活，而大三大四将面临考研、就业等压力，因此大一大二相对于大三大四有更多的娱乐时间。不同的专业的学业压力也不尽相同，理工科的学业任务相对于文科类专业比较繁重，面对繁重的学业压力大学生更容易倾向于寻找娱乐项目发泄不良情绪，而手机就成为了合适的缓解压力的对象，长此以往大学生对手机产生依赖的行为不可避免。所以手机依赖在不同年级和专业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 4.2.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经过相关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及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总体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相关系数为0.304。这表明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高，其学业拖延水平也随之增高。国内的研究者(梅松丽，柴晶鑫，2013)也表明，手机成瘾的大学生普遍存在行为自我控制方面的缺陷。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大学生群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现象，表现为对手机的使用方面自控力与时间管理能力较差。大学生群体由于过渡依赖手机往往丧失了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如今人手一部手机，各种媒体信息不断刺激着大学生的耳目，占据了他们大量时间精力。如果一时间不能正常使用手机，大多数大学生经常会体验焦躁、不安等不良的情绪。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可以反过来作用行为。当大学生群体在学习生活中处于负性情绪状态时，往往难以集中注意力去认真完成既定学业任务，从而产生学业拖延行为。当大学生产生了学业拖延的行为，不能按照既定的计划完成学业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常常体会到拖延带来的恶果。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关系，以学业拖延为因变量，手机依赖的各因子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在手机依赖的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逃避性方面均可以预测学业拖延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分及各因子来推测学业拖延的状况。大学生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现象，在他们沉迷手机的同时占据了完成学业任务的时间。也有部分大学生在完成学业任务的中途遇到难点不能攻克，或是对学业任务有点厌烦时，都会掏出手机借此逃离学业的任务。但是在完成学业任务时一旦停止，再重新进入状态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无形中其实也浪费了学习时间，拖延了学业任务的完成时间。反过来，大学生的学业拖延行为又会进一步增加手机依赖现象。当前，大部分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存在过度使用手机的现象，导致学习时间管理混乱，增加了学业拖延的行为的产生。大学生在完成既定学业任务时，常常面临不同程度的学业压力，产生拖延的行为，而在拖延的过程中，使用手机又是大学生常做出的选择。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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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与讨论，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及失控性因子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2) 年级与专业类型在手机依赖的低效性维度上存在交互作用；3)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及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4) 大学生手机依赖各因子对学业拖延存在一定的预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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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通过染色体和花粉的形态学特征分析，对外部形态极其相似的4个居群的药用鼠尾草属植物(华鼠尾草、张家界鼠尾草和2个血盆草居群)做了微观形态的对比分析。研究发现，4种鼠尾草的染色体数目均为2n = 2x = 16，染色体基数均为x = 8，但4个居群材料间的染色体长度和形态有明显的差异。结果显示：华鼠尾草(S0171)的染色体组总长为17.373 μm，染色体绝对长度变异范围是1.394~2.500 μm；血盆草1 (S0751)的染色体组总长为11.104 μm，染色体绝对长度变异范围是1.092~1.723 μm；血盆草2 (S0708)的染色体组总长为14.714 μm，染色体绝对长度变异范围是1.553~2.471 μm；张家界鼠尾草(S0418)的染色体组总长为17.629 μm，染色体绝对长度变异范围是1.514~3.028 μm。4个鼠尾草属植物居群的花粉大小差异不大，但形状和表面纹饰差异显著，四个不同居群的花粉长宽比最小的为1.118 (张家界鼠尾草，S0418)，最大的为1.393 (血盆草2，S0708)；萌发沟宽度最小的为0.48 μm (血盆草2，S0708)，最大的为4.2 μm (张家界鼠尾草，S0418)；每一居群沟底突起情况均不同：沟壑状突起(张家界鼠尾草，S0418)，点状突起(血盆草1，S0751)，点状突起(华鼠尾草，S0171)，无突起(血盆草2，S0708)。本研究同时探讨了鼠尾草属植物花粉的多样性。为鼠尾草属植物的形态学研究积累了一定资料，同时可作为上述几种鼠尾草属植物物种间鉴定与系统分类的较可靠依据。 关键词 :鼠尾草，染色体数目，核型分析，花粉形态，形态学比较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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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鼠尾草属(Salvia)是唇形科(Lamiaceae)最大的一个属，有近1000种 [ 1 ] ，分布世界各地。中国原产鼠尾草82种，以西南横断山区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 [ 2 ] 。鼠尾草属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在医药、食品、化妆品、景观园艺等领域有着广泛地应用。欧美国家对鼠尾草的资源利用较早较充分，原产自欧洲的鼠尾草(S. officinalis， sage， garden sage)是几种草药、食品、化妆品的常用成分或添加剂，用于治疗咽喉炎，也是厨房中常备的调味品，被列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欧洲药典(6th ed.)的安全药物名录。在园艺领域，鼠尾草的观赏价值也获得广泛利用和认可，原产美洲的一串红(S. splendens)很早就被引入我国，在大型活动的主题花境和家庭园艺中常常能看到其身影。 现代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表明，鼠尾草属植物主要含有两大类活性成分，水溶性的酚酸类和脂溶性的二萜酮类。以丹参(S. miltiorrhiza)为例，主要具有抗氧化作用，对心脑血管动脉硬化、心肌梗塞、降低心肌耗氧量、抗凝血及血栓形成以及内脏微循环等具有治疗和改善作用。在丹参之外，我国各地还普遍利用鼠尾草属的多种植物作为丹参替代品或治疗其他疾病。如甘西鼠尾草(S. przewalskii)、南丹参(S. bowleyana)和云南鼠尾草(S. yunnanensis)常作为西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丹参替代品；而荔枝草(S. plebeia)在抗菌消炎、华鼠尾草(S. chinensis)在消肿散结、三叶鼠尾草(S. trijuga)在活血调经、红根草(S. prionitis)在抗肿瘤方面的作用则比较突出 [ 3 ] [ 4 ] 。 鼠尾草属植物的一般形态学特征是：草本或半灌木或灌木。叶为单叶或羽状复叶。轮伞花序2至多花，组成顶生或腋生的假总状花序。花萼筒形或钟形，二唇形。花冠筒内藏或外伸，平伸或向上弯或腹部增大。能育雄蕊2，生于冠筒喉部的前方，花丝短，水平生出或竖立，药隔延长，线形，横架于花丝顶端，以关节相联结，成丁字形。药隔上臂顶端着生椭圆形或线形有花粉的药室，下臂或粗或细，顶端着生有花粉或无花粉的药室或无药室，二下臂分离或联合。退化雄蕊2，生于冠筒喉部的后边，呈棍棒状或小点，或不存在。子房4全裂，小坚果卵状三形或长圆状三棱形，无毛，光滑。该属植物以异花授粉为主，遗传变异较大，亲缘关系复杂，属内的分类系统和资源现状较为混乱，对鼠尾草属植物种间亲缘关系的研究也鲜见报道。 本研究的4种材料为2个血盆草(Salvia cavaleriei var. simplicifolia)居群、华鼠尾草(S. chinensis)以及张家界鼠尾草(S. daiguii)，其中血盆草和华鼠尾草是地方习用的药用植物，血盆草两个居群的分布生境和形态学差异较明显，因此本研究为进一步厘清这几种药用鼠尾草的系统关系以及其药用价值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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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染色体和花粉形态在分类中的意义 根据传统手段进行分类有时候会将形态相近的同属植物认定为同一个种。当传统分类学无法准确地对宏观形态相近物种进行区分时，我们可以从植物细胞的微观结构来一探究竟。染色体数目、核型分析和花粉形态观察是常见的植物微观分类手段。 2.1. 光镜下染色体的比较 由于任何一种生物的染色体核型(chromosome karyotype)是相当固定的，它的染色体数目(chromosome number)、染色体基数(chromosome basic number)、染色体倍性(chromosome ploidy)、染色体组总长度(haploid chromosome length， HCL)、染色体长度的变异范围、染色体绝对长度(chromosome Length， CL)、染色体相对长度(relative length %， RL%)、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的比值(L/S)、着丝点位置、最长臂与最短臂的比值(臂比)变异范围、不对称性、核型类型等，在种内具有非常稳定的模式(即核型) [ 5 ] - [ 11 ] 。因此，本研究选取4 种鼠尾草属植物进行根尖染色体压片，观察其染色体数目和形态。可为鼠尾草属植物的分类和药用资源的应用提供参考。 根据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证实，自然状态下，鼠尾草属植物多为二倍体物种，且鼠尾草属植物的染色体数目在属内具有多样性。鼠尾草属植物染色体数目多为12，14，16，22，24，44，染色体基数(x)多为7，8，9 [ 11 ] [ 12 ] 。鼠尾草属植物的染色体很小，一般属于微小型染色体或小型染色体，难以用于核型分析 [ 5 ] 。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所有的鼠尾草属植物的染色体基数可能都是x = 8 [ 13 ] [ 14 ] 。 2.2. 电镜下花粉形态的比较 植物的花粉主要由遗传因素决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其成熟花粉粒的形态结构特征十分稳定，大量花粉资料显示，花粉形态是进行被子植物系统分类的重要依据 [ 15 ] - [ 31 ] 。在被子植物系统研究中，孢粉学能在短时间内，利用很少资料获得大量信息。 国内对鼠尾草属植物的花粉研究较少，除王开发 [ 22 ] 对20种鼠尾草属植物花粉的电镜显微图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外，大多国内研究者仅对丹参或可做丹参替代品的雪山鼠尾草(S. evanaiana)、云南鼠尾草(S. yunnanensis)、黄花鼠尾草(S. flava)等进行对比 [ 13 ] - [ 18 ] ，而对张家界鼠尾草(S. daiguii)的花粉形态学研究未见报道。杨德奎等 [ 17 ]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首次对山东鼠尾草属(Salvia L.) 3种植物的花粉形态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鼠尾草属花粉的萌发孔均为6沟，外壁表面均具网状雕纹，这是该属的共同特征。但从花粉的形状可分为2个类型，即长球形(如荔枝草和丹参)和扁球形(如一串红)，表现出了种间差异。从花粉粒大小和网状纹饰的深浅、形状等的细微结构分析，差异也较明显。因此，花粉的形状、大小、外壁雕纹结构特征，可作为种间分类的参考依据 [ 17 ] 。另外，YL Zhang等 [ 32 ] 认为花粉粒大小可能与植物生长环境有关，花粉形态要比花粉大小更加稳定。 本文使用扫描电镜分别对4种鼠尾草属植物的花粉粒形态及其表面雕纹进行了观察研究，旨在为该属植物的分类提供花粉形态学方面的依据，也为唇形科植物花粉粒形态的研究积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