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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反事实思维的相关研究 5.1. 反事实思维与反事实情绪 5.1.1. 后悔 后悔是由反事实思维诱发的一种复杂的负性社会情绪，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和身心健康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后悔具有反思性认知的特点，后悔不同于对非预期消极结果的失望，而是涉及个体在决策中对责任的思考，这种责任更多的是与自我相关的，或者说，它由“如果我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可能结果会更好”的与自我相关的反事实思维所驱动(Coricelli & Rustichini， 2010)。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亦表明，理解反事实思维是幼儿理解后悔情绪的先决条件。解释后悔最经典理论为标准理论(Norm theory)，其认为偏离了标准产生的结果不符合预期时容易产生后悔情绪；其后，Roese和Summerville提出了解释后悔的机会理论(Opportunity principle)，其核心观点认为个体通常知觉到存在有机会弥补的时候最容易产生不满意和失望，因此机会引发了后悔(Roese & Summerville， 2005)。这个理论似乎与实际经验有些出入，于是，Beike， Markman和Karadogan相对地提出一个失去机会理论(Lost opportunity principle)，其核心观点认为后悔不是由机会产生的，恰恰相反，后悔是因为失去未来的机会才产生的(Beike， Markman， & Karadogan， 2009)。继之，张结海和邓赐平通过对比中美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后悔内容的差异发现，机会并非是解释后悔内容的唯一变量，并提出可以解释后悔内容的新因素——重要性(张结海，邓赐平，2013)。在具体的测量时，可直接询问如“该领域对你整体的生活影响有多大?”以及“该领域在你整个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多大?”等。Hur等人比较了个体间和个体内的标准对韩美文化中被试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美国被试而言，两类标准没有差异；但在韩国被试中，个体间标准的作用远远超过个体内标准(Hur， Roese， & Namkoong， 2010)。因此，对集体文化下的个体而言，个体间的影响是巨大的，重要性的差异对后悔标准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张结海、Bonnefon和邓赐平对比了中法被试的反事实思维特点和后悔内容，发现中国被试后悔主要受预期效用影响，而法国被试更多地由实现的“成本-收益”效用决定(张结海，Jean-Francois， Bonnefon， 邓赐平，2011)。 5.1.2. 内疚和羞耻 作为人类高度社会化的负性自我道德情感体验，内疚和羞耻既是个体经历不良事件的产物，同时也是影响个体对行为和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并影响其后续行为的重要因素(高学德，2013)。内疚是由于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他人或违反了规则而产生的带有自责、懊悔的内心情感体验，同时有强烈的愿望去坦白、道歉和修复自己的过错；而羞耻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人对自己不好的评价引起的被揭露、自卑、无价值和无地自容的情感体验，同时有隐藏、逃避、甚至是反击的行为倾向(Schmidt & Van， 2009)。内疚和羞耻是两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自我道德情感，它们都是个体对自身经历的负性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的产物，是个体内心的道德法官。在众多认知评价成分中，反事实思维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高级认知过程，目前关于反事实思维与羞耻、内疚的经典性研究主要见于Nedenthal等人所开展的工作(Niedenthal， Tangney， & Gavanski， 1994)。他们运用自我报告法和情境模拟法，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会诱发更多的羞耻感，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会诱发更多的内疚感。而高雪德等人同样采用自我报告法探讨自我聚焦和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与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关系，其结论与Nedenthal等人的并不一致，他的研究发现羞耻组被试比内疚组被试更倾向于改变行为(高学德，周爱保，宿光平，2008)。 5.2. 反事实思维与心理健康 近年来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对反事实思维进行考察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其中有研究发现处于慢性疾病困扰的女性中，由于躯体疾病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使之更易于产生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这种反事实思维主要执行的是情绪功能，帮助个体缓解消极情绪；心理疾病患者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使之更易于产生外控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主要是准备功能。Leithy和Brown以受到袭击的幸存者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被试会长期处于反思某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难以自拔，反事实思维出现的频率与事件发生后承受痛苦的时间紧密相关(El， Brown， & Robbins， 2006)。认知神经研究也发现眶额叶是反事实思维产生的神经基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反事实思维的研究表明，很难诱发其反事实思维，提示其反事实思维能力受到损伤。周路平和孔令明对抑郁个体的反事实思维特点进行研究发现，抑郁个体易于产生与自我相关的反事实思维，与情境相关的反事实思维显著少于正常群体(周路平，孔令明，2009)。魏娟娟等人发现随着抑郁程度的增加，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和合理性逐渐下降(魏娟娟，冯正直，刘庆英，黄赛，2009)。Howlett等的研究发现，抑郁和上行反事实思维呈中度正相关(Howlett & Paulus， 2013)。樊斌在大学生人群中的研究发现，C类人格障碍中焦虑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和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睡前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自发反事实思维各分类数量显著高于正常大学生(樊斌，2015)。睡前反事实思维已被证实是导致失眠的关键因素，它是睡前进行的一系列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往往会诱发焦虑情绪(Schmidt & Van， 2009)。C类人格障碍是以焦虑特质为主的人格障碍类别，其个体往往会有较高的焦虑情绪，同时很难体验到满足和愉悦的情绪，为了缓解焦虑情绪，个体往往会进行各种归因和解释，从而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假设或者是幻想，幻想是人格障碍个体惯常使用的不成熟防御机制(樊斌，2015)。朱平等人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反事实思维的数量与其心理健康总分显著负相关，其反事实思维的合理性与其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朱平，杨莉萍，2014)。范丽恒等人的研究发现，反事实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反事实思维间接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范丽恒，王富洋，常文佼，2018)。Blix等人的研究发现，经历创伤应激后的幸存者报告的下行反事实比丧亲者多，而丧亲者报告的上行反事实比幸存者多，反事实思维的生动性、报道的频率以及向上和向下的反事实思维，与创伤后应激有关反应有关(Blix， Kanten， Birkeland， & Thoresen， 2018)。向上和向下的反设事实可能是有害的，而关于创伤性事件的生动的反设事实可能对创伤后应激起到与创伤记忆类似的作用。 5.3. 反事实思维与人格 人格特质在反事实思维研究中一直被忽视，直到其在大五人格模型中得到应用检验后才被广泛接受，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开放性维度得分高的个体则倾向于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在积极情境中，外控型个体诱发出更多与他人相关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型个体则出现了更多与自我相关的思维；在消极情境中，无论内、外控型个体都产生更多的与自我相关反事实思维(陈秀兰，2010)。Roese和Olson探讨了不同自我评价水平的被试反事实思维的差异，结果发现自我评价高的个体能更好的利用下行反事实思维来关注积极结果。自我价值感高的个体无论是进行上行还是下行反事实思维都会比自我价值感低的个体体验到更高的满意度(Roese & Olson， 1993)。Sanna， Turley和Meie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自尊水平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方向的反事实思维(Sanna， Turley-Ames， & Meier， 1999)。在积极情绪状态下，高自尊和低自尊的被试的下行反事实思维都比上行反事实思维多，呈现出一致性；在消极情绪状态下，高自尊的个体仍然会有更多下行反事实思维，而低自尊的个体则相反。樊斌在大学生人群中的研究发现，睡前反事实思维与外显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樊斌，2015)。耿杨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无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高于无参照下行反事实思维；自我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高于他人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反事实思维在生源地、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耿杨，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