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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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采用积极想象接触实验在改善小学生对肥胖儿童的态度和行为倾向的干预作用。方法：对北京市某小学四至六年级的122名小学生进行实验干预，有效被试83名，使用了儿童体重歧视量表、共享活动量表和行为测量量表。研究采用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结果：1) 小学生对女性肥胖儿童的体重歧视的偏好程度低于男性肥胖儿童。2) 想象接触实验后，不同实验组的被试在儿童体重歧视：女孩的后测得分上存在差异显著，肥胖想象接触组显著低于非肥胖想象接触组，说明想象接触可以有效改变被试对肥胖女孩的歧视态度，增加对肥胖女孩的喜爱程度。但想象接触实验后，不同实验组被试在儿童体重歧视：男孩的后测得分上没有差异显著。3) 想象接触实验后，不同实验组被试在共享活动量表和行为测量量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结论：积极想象接触干预实验能有效降低外群体对于女性肥胖儿童的体重歧视，但对男性肥胖儿童的干预作用效果不显著。积极想象接触干预策略在共享活动和行为测量得分上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肥胖儿童，女生，积极想象接触，歧视态度，共享行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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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呈暴发式增长(薛红妹，刘言，段若男，周雪，&成果，2014)。至2005年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全面进入肥胖流行期(马军&吴双胜，2009)，超重肥胖的个体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懒惰的、不善社交的、不开心的、丑陋的和蠢笨的(Puhl & Latner， 2007)。在学校环境当中，肥胖学生会受到同伴、老师和学校管理者的特殊化对待(Schwartz， Chambliss， Brownell， Blair， & Billington， 2003)。更糟糕的是，肥胖群体自身内化了他人施加的污名，会产生抑郁、低自尊、身体意象苦恼等心理症状，甚至会导致肥胖个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表现为更加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并拒绝参加锻炼活动(Puhl， Moss-Racusin， Schwartz， & Brownell，2008)，如此的消极态度会导致一种关于污名的恶性循环(见图1) (Tomiyama， 2014)。 图1. 体重污名的恶性循环 学术界对于肥胖儿童的关注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对饮食习惯、营养、运动方面研究(王昕晔，2014；向芳，邵万宽，&吴跃，2014；徐小燕&赵力燕，2014)。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人们对于肥胖者污名，即对肥胖者的偏见和歧视，并尝试对其进行干预。肥胖偏见是指人们对肥胖群体持有消极的情感反应或者态度(王晓刚，2013)，表现为对肥胖群体持有恐惧、抵触的态度。偏见往往会进一步导致歧视的行为反应(李强&高文珺，2009)，例如对肥胖群体的抵触，不愿意和他们接触等。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如何影响人们对肥胖群体的态度，以便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群际接触理论包括间接接触、想象接触和直接接触三种。一直以来，研究者认为积极的群际接触是减少对外群体偏见的最有效策略之一(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2010；刘毅，2007；Pettigrew & Tropp， 2006)，还将群际接触作为一种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的干预措施(Brown & Hewstone， 2005)。Turner和West (2011)基于心理想象和群际接触的研究，发现肥胖想象接触会对群际态度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者让大学生被试想象与陌生人接触，其中一半的被试想象与肥胖的陌生人接触，另一半则想象仅仅是与陌生人接触。结果表明，想象与肥胖个体进行积极接触的被试会更愿意与肥胖个体在后续的讨任务中坐得更近(Turner & West， 2011)。国内新近一篇研究肥胖女性内隐偏见的研究表明，想象性群际接触可以显著减少个体对肥胖女性的内隐偏见(解诗薇，2018)。这表明，想象接触作为群体态度的干预方法，在对肥胖人群的态度干预中有良好的效果。 当前关于肥胖的研究大多关注大学生或成人(Turner & West， 2011)，特别是对女性肥胖者的态度研究较多(解诗薇，2018)，很少关注儿童青少年群体。然而儿童青少年将面临青春期，随着身体第二性征的出现，他们非常关注自己体型的变化，也会对同伴的评价非常敏感，他们对肥胖的态度可能会比较严苛，如果不加以引导，或许会导致自我同一性的混乱(Turner & West， 2011)。因此，本研究旨在对小学高年级儿童进行研究，探讨他们对肥胖儿童的态度和行为倾向，试图采用积极想象接触的方法进行试验干预。 研究假设：相对于想象与非肥胖儿童进行积极接触的被试，想象与肥胖儿童进行积极接触的被试，对肥胖儿童的态度和共享行为更积极，会更愿意与肥胖儿童在后续的讨任务中坐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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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抽取北京一所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前测后测分别有122和102名被试参加。本次实验中的问卷回收率100%，问卷的完成率低于75%或连续5题未答均视为无效问卷，排除测量中无效的被试，最终的有效问卷83人的数据作为实验分析数据。 2.2. 测量工具 2.2.1. 儿童体重歧视评估量表 使用Latner等人(2007)修订的儿童体重歧视评估量表。该量表由两套图片题组成，每套含有六张10~11岁儿童的图片，男孩和女孩各一套，每张图片高60 mm，六张图片包括了一个非肥胖儿童、一个非残缺儿童、一个非残缺的肥胖儿童、一个拄着拐杖的儿童、一个坐着轮椅的儿童、一个没有左手的儿童和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儿童(脸部的左侧有一个大大的疤痕)。两套依次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先写出他们最喜欢的儿童的图片编号，然后再写出第二喜欢的儿童的图片编号，以此类推，直到对六张图片全部被写完完成。每位被试都会对两套题目进行作答。该量表常被用来测量肥胖儿童的污名。儿童选择非残缺儿童的喜欢程度作为儿童体重歧视评估量表的得分，每个被试得到两个得分：男孩得分和女孩得分。 2.2.2. 共享活动问卷 使用Morgan等人(Morgan， Bieberich， Walker， & Schwerdtfeger， 1998; Jonathan， 2008)编制的共享活动问卷，包含社会性、学术性、娱乐性三个维度共24题。由调查对象选择对该问题认同的程度(从“愿意”、“介于愿意与不愿意之间”、“不愿意”3个程度中选取一项)。对每个问题的3个认可程度依次赋值3，2，1，即可得到各维度的分数及在共享行为上的总分。共享活动问卷的内部一致效度为0.871；学术性、社会性和娱乐性共享活动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效度分别为0.743、0.683和0.658。 2.2.3. 行为测量量表 使用Turner和West (2011)提出的在接受肥胖想象接触和非肥胖想象接触对于肥胖儿童控制自己行为的表达。被试要求想象与一个肥胖儿童交流问题的场景，肥胖小学生的座位已经固定，被试需要根据第一反应选择座位，根据他们的座位距离从最远到最近依次进行编码4，3，2，1，即可得到被试对于肥胖小学生的内隐态度而导致行为表达的区别。 2.3. 实验设计 采用2 (实验分组：肥胖想象接触、非肥胖想象接触) × 2 (前后测：前测、后测)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实验条件分组为被试间变量，儿童体重歧视评估量表和共享活动问卷的得分为被试内变量。 2.4. 实验程序 所有被试均进行前测，完成儿童体重歧视评估量表和共享活动问卷。间隔一个月后，进行肥胖想象接触的实验。所有参加前测的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进行肥胖想象接触干预，另一组进行非肥胖想象接触干预，实验结束之后让被试完成行为测量量表，即选择与胖胖的同龄人讨论问题，要求选择座位。最后，被试完成与前测一样的儿童体重歧视评估量表和共享活动问卷。 不同实验条件是通过实验指导语进行操作的，指导语如下： 1) 肥胖想象接触指导语：“你好！请坐。现在请你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让自己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闭上双眼来听我说。想象自己躺在一片绿草地上，软软的，绵绵的，阵阵清香扑面而来。这个时候有一个陌生的、胖胖的同龄人向你走了过来，他(她)来邀请你跟他(她)一起玩，你看他(她)的样子也不忍心拒绝，所以你走过去和他(她)一起玩耍，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她)很友善，是个有趣的人，那么现在想象一下，你和他(她)做了什么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你们谈论了什么有趣的话题？想好之后，睁开眼睛，把它写下来”。 2) 非肥胖想象接触指导语：“你好！请坐。现在请你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让自己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闭上双眼来听我说。想象自己躺在一片绿草地上，软软的，绵绵的，阵阵清香扑面而来。这个时候有一个陌生的同龄人向你走了过来，他(她)来邀请你跟他(她)一起玩，你看他(她)的样子也不忍心拒绝，所以你走过去和他(她)一起玩耍，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她)很友善，是个有趣的人。那么现在想象一下，你和他(她)做了什么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你们谈论了什么有趣的话题？想好之后，睁开眼睛，把它写下来”。 被试在想象接触后的实验后写下的内容进行分析，对不符合要求的被试数据作为无效数据。 2.5.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9.0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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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 从描述统计来看(见表1)，在前测得分中，小学生对女性肥胖儿童的体重歧视的喜欢程度低于男性肥胖儿童(得分越高，越不喜欢)。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child weight discrimination scal 实验条件 前测 后测 M SD M SD 儿童体重歧视：女孩 肥胖想象接触 3.850 1.642 2.800 1.181 非肥胖想象接触 3.535 1.502 3.326 1.584 儿童体重歧视：男孩 肥胖想象接触 3.625 1.531 3.050 1.431 非肥胖想象接触 3.372 1.512 3.326 1.614 表1. 儿童体重歧视量表的描述统计 从描述统计来看(表2)，在前测得分中，肥胖想象接触组的小学生对肥胖儿童的共享活动得分均略高于非肥胖想象接触组(得分越高，越愿意与肥胖儿童共享活动)。 Table 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haring activity scal 实验条件 前测 后测 M SD M SD 共享活动总分 肥胖想象接触 57.300 10.797 61.750 6.743 非肥胖想象接触 55.488 11.396 60.744 8.455 学术性共享活动得分 肥胖想象接触 19.400 3.754 20.700 2.775 非肥胖想象接触 18.302 4.183 20.419 3.216 社会性共享活动得分 肥胖想象接触 19.425 3.802 20.900 2.351 非肥胖想象接触 19.186 3.679 20.488 3.097 娱乐性共享活动得分 肥胖想象接触 18.475 3.942 20.150 2.587 非肥胖想象接触 18.000 4.315 19.837 3.265 表2. 共享活动问卷的描述统计 3.2. 儿童体重歧视量表得分的方差分析 3.2.1.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在儿童体重歧视：女孩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以想象接触实验分组为被试间变量，以儿童体重歧视：女孩前后测为被试内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度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前后测主效应显著，想象接触实验条件效果不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结果见表3)。 Table 3 The difference in child weight discrimination scale: girls’ scores in the imagined contact group SS MS F p η p 2 儿童体重歧视：女孩前后测A 16.432 16.432 11.137 0.001 0.121 想象接触实验条件B 0.459 0.459 0.155 0.695 0.002 A × B 7.323 7.323 4.963 0.029 0.058 表3.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在儿童体重歧视：女孩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两组被试在儿童体重歧视：女孩前测得分上差异不显著，而进行想象接触之后两组被试在儿童体重歧视：女孩的后测得分上差异显著，肥胖想象接触组显著低于非肥胖想象接触组(见图2)，说明想象接触可以有效改变被试对肥胖女孩的歧视态度，增加对肥胖女孩的喜爱程度。 图2.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与儿童体重歧视：女孩前后测的均值差异 3.2.2.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在儿童体重歧视：男孩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以想象接触实验分组为被试间变量，以儿童体重歧视：男孩前后测为被试内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度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前后测主效应不显著，想象接触实验条件主效应不显著，二者不存在交互作用(结果见表4)。 Table 4 The difference in child weight discrimination scale: boys’ scores in the imagined contact group SS MS F p η p 2 儿童体重歧视：男孩前后测A 4.002 4.002 2.270 0.136 0.27 想象接触实验条件B 0.005 0.005 0.002 0.966 0.000 A × B 2.894 2.894 1.641 0.204 0.200 表4.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在儿童体重歧视：男孩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3.3.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在共享活动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以想象接触实验分组为被试间变量，依次以共享活动、学术性共享活动、社会性共享活动、娱乐性共享活动前后测为被试内变量，进行四次两因素重复度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共享活动得分的前后测的主效应均显著，想象接触实验条件主效应均不显著，想象接触实验条件与分享总得分、社会性活动得分、学术性得分、娱乐性得分均不存在交互作用(结果见表5)。 Table 5 The difference in the sharing activity in the imagined contact group SS MS F p η p 2 共享活动前后测A 976.077 976.077 22.359 0.000 0.216 想象接触实验条件B 82.249 82.249 0.593 0.444 0.007 A × B 6.728 6.728 0.154 0.696 0.002 社会性活动前后测A 79.923 79.923 14.596 0.000 0.153 想象接触实验条件B 4.386 4.386 0.272 0.604 0.003 A × B 0.309 0.309 0.564 0.813 0.001 学术性活动前后测A 120.928 120.928 14.229 0.000 0.149 想象接触实验条件B 19.706 19.706 1.199 0.277 0.015 A × B 6.904 6.904 0.812 0.370 0.010 娱乐性活动前后测A 127.815 127.815 24.342 0.000 0.231 想象接触实验条件B 6.430 6.430 0.312 0.578 0.004 A × B 0.273 0.273 0.052 0.820 0.001 表5. 想象接触实验条件分组在共享活动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实验操作后的共享活动得分的均显著高于前测得分。 3.4.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在行为测量得分上的差异性检验 以想象接触实验分组为被试间变量，以行为测量得分为被试内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肥胖想象接触组被试的行为测量量表得分略低于非肥胖想象接触组被试(结果见表6)。也就是说，相对于非肥胖想象接触被试，肥胖想象接触组被试在选择座位时，选择了更靠近肥胖儿童的座位。他们更愿意接近肥胖儿童，说明想象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试对肥胖儿童的歧视态度。 Table 6 The difference in the behavior measurement scale in the imagined contact group 实验条件 肥胖想象接触M ± SD 非肥胖想象接触M ± SD t p 行为测量得分 1.300 ± 1.137 1.488 ± 0.985 0.808 0.421 表6. 想象接触实验分组和行为测量得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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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分析与讨论 4.1. 积极想象接触在对肥胖儿童态度的干预效果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肥胖想象接触和非肥胖想象接触两组被试在儿童体重歧视：女孩前测得分上差异不显著，而进行想象接触之后两组被试在儿童体重歧视：女孩的后测得分上差异显著，肥胖想象接触组显著低于非肥胖想象接触组，说明想象接触可以有效改变被试对肥胖女孩的歧视态度，增加对肥胖女孩的喜爱程度。但这一研究结果在对男性儿童体重歧视得分上没有差异。这表明，在对肥胖儿童的态度干预效果上，积极想象接触对女性肥胖儿童的体重歧视有较为积极的干预效果，能增加小学生对肥胖女生的喜欢程度，但对男性肥胖儿童的体重歧视的干预效果不显著。 这一结果可能与人们对女性的身材和体重有更为严谨和苛刻有关。由于在传统文化中，女性在身材和体重方面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相应地，这种看法可能会渗透到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学校中的男孩和女孩对肥胖女孩的关注度会更高，人们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的要求也较高，在本研究的前测得分中，小学生对女性肥胖儿童的体重歧视的喜欢程度低于男性肥胖儿童(得分越高，越不喜欢)。肥胖想象接触可以降低他们对于这种认识偏差的改变，相反对于男孩的体型并没有过分地被关注，所以肥胖想象接触对于改变对肥胖男孩的态度并未有显著影响。Hunger和Tomiyama (2014)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10岁的女孩比19岁的女孩被标签为“太胖了”的概率高出1.66倍，这说明处于小学时期的肥胖儿童更容易被贴上“太胖了”的标签，尤其是女孩，同样说明大众群体对小学肥胖女孩的关注更高，更在乎她们在外形上面的表现。 为什么肥胖在不同性别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偏见呢？有研究者认为，男性并没有像女性那样坚持严格地对美丽的理想。相比女性，男性可以通过财富、地位或名声来弥补美丽的缺乏(Saguy， 2012)。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偏见会泛华到小学生的身上，导致他们对肥胖女孩的偏见更大，对她们持有更大的负面情绪和消极态度。 4.2. 积极想象接触在对肥胖儿童行为意向上的干预效果分析 本研究测量了被试对肥胖儿童的两种行为意向，一个是通过共享活动问卷测量的，另一个是通过实验中的任务测量的，即被试要与一名肥胖儿童讨论问题，他们选择座位与肥胖儿童的距离。然而，在两种行为意向的得分上，两个实验组被试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 在共享活动量表的得分上，这可能是因为在前测得分中，肥胖想象接触组的小学生对肥胖儿童的共享活动得分均略高于非肥胖想象接触组(得分越高，越愿意与肥胖儿童共享活动)，想象接触的实验在共享活动得分的干预效果不显著。 在实验测量的行为量表得分上，尽管两个实验组的被试在座位选择的距离上没有显著差异，但相对于非肥胖想象接触被试，肥胖想象接触组被试在选择座位时，选择了更靠近肥胖儿童的座位。他们更愿意接近肥胖儿童，说明想象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试对肥胖儿童的行为意向，只是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指导语所说的想象要与肥胖儿童进行问题的讨论，这可能使得不管是肥胖想象接触组和非肥胖想象接触组在选择座位的时候为了讨论方便都选择了一个离肥胖儿童较近的地方。 本研究着重探究积极想象接触在小学生对肥胖儿童歧视的外显态度上，没有关注在其内隐态度上的差异。实验发现在外显活动中没有显著性差异，可能是因为被试在进行外显态度测量时有意识地进行了态度隐藏。国内新近一篇研究肥胖女性内隐偏见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想象接触能够减少内隐偏见(解诗薇，2018)。所以在共享活动量表和行为测量量表的结果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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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积极想象接触干预实验能有效降低外群体对于女性肥胖儿童的体重歧视，但对女性肥胖儿童的干预作用效果不显著。积极想象接触干预策略在共享活动和行为测量得分上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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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心率变异性的研究十分广泛。心率变异性不仅被视为自主神经系统灵活性的指标，在心理学上也被看作自我调节的生理指标。作为一个非侵入式的测量指标，心率变异性可以方便地测量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特性。同时，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亦可用来控制、调节、缓解某些方面的症状，提高自主神经调节的灵活性，心率变异性的测量方便且客观准确，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高。 关键词 :心率变异性，生物反馈，神经内脏整合模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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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心率变异性 个体的心率在正常情况下呈不规则性变化。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variability， HRV)即是指心跳之间的间隔，其随心跳不同而变化。心率的变化可受到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变化的双重影响，交感神经兴奋会造成心率加快，副交感神经的兴奋则会造成心率减慢，心率和节律在很大程度上受自主神经系统调控(Appelhans & Luecken， 2006)。 心率变异性被认为是自主神经系统灵活性的指标，自主神经系统根据生理和心理状态变化引起的情境需求变化来调节心脏活动。心率变异性越高，情绪调节能力越强(Appelhans & Luecken， 2006)，在涉及注意力、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的认知任务上也有更好的表现(Hansen， Johnsen， & Thayer， 2003， 2009; Ottaviani et al.， 2018; Saus et al.， 2006)。相反，异常低的静息心率变异性和不同任务(如情绪唤起)的心率变异性的大量降低与广泛的精神病理综合征相关，包括焦虑症、注意力问题、自闭症、麻木不仁、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Beauchaine & Thayer， 2015)。来自刘卿，周仁来(2013)的元分析也表明，心率变异性是区分焦虑症患者与正常群体自主神经变化的可靠指标，值得推广使用。 1.2. 心脏与大脑的联结——神经内脏整合模型 研究者指出心率变异性是自我调节的生理指标。Thayer和Lane (2000， 2009)提出的神经内脏整合模型认为，个体在安静环境下前额皮层对皮层下脑区和自主反应施加抑制性反应，使迷走神经调节的心率变异性的个体差异能够反映前额叶皮层活动的个体差异。心脏和大脑是双向连接的：来自大脑的传入输入影响心脏，而来自心脏的传入流出影响大脑(Critchley， Nagai， Gray， & Mathias， 2011)。迷走神经是这个心–脑系统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此，迷走神经调节的心率变异性不仅仅是一个健康心脏功能的指标，而且代表了一个抑制前额叶过程的标记，就像最近的元分析研究所证实的那样(Thayer et al.， 2012)。较高的静息心率变异性被认为反映了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而心率变异性的增加被认为反映了自我控制的实施程度(Segerstrom & Nes， 2007)，如研究显示在食物线索暴露的环境中，限制性饮食者的心率变异性增高，表示其更多有意的自我控制(Geisler， Kleinfeldt， & Kubiak， 2016)。 多项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一理论。如研究发现心率变异性与通过神经成像发现的前额皮质的活动有关(Lane et al.， 2009)。且心率变异性和涉及到自我调节的过程，如情绪管理和执行功能等紧密联系(Thayer & Lane， 2009)，情绪调节和心率变异性具有相同的结构基础：心率变异性越高，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血流越明显(Thayer et al.， 2012)。而且研究表明，心率变异性和需要执行功能的行为相联系。比如，迷走神经调节的心率变异性和工作记忆上的表现与持续的测试展示之间存在正相关(Hansen et al.， 2003)。 1.3. 心率变异性的测量方式和分析方法 当前对心率变异性的测量主要采用三种方式：静息态HRV、任务中HRV、变化HRV。静息状态的心率变异性测量主要指被试在安静状态下采集心率变异性的方式；任务中的心率变异性测量即是指在不同的任务状态下，考察被试的心率变异性差异。变化HRV即考察心率变异性的变化状况，如某项任务或操作前后的心率变异性变化，以反推该项任务或操作的作用或效果。 当前对心率变异性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即时域分析法和频谱分析法。在时域分析中，常用时域参数有平均正常R-R间期标准差(SDNN)和相邻R-R间期差的均方(rMSSD)等。SDNN一般由24小时动态心电图获得，不同时长心电图测量的SDNN不能互相比较，SDNN值的大小说明了心率变化的复杂程度，值越大，心率变化信号越复杂，反映的是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能力，进一步反映出个体的应激能力和对压力的对抗能力。rMSSD用来评估心脏迷走神经即副交感神经的调节功能和活性。 对心率变异性的频谱分析是将RR间期的时间序列对信号釆用数学变换的方法变换到频率上，形成频谱曲线，并对频谱曲线的形状进行分析。频谱分析通常以高频(HF; 0.15~0.40 Hz)、低频(LF; 0.04~0.15 Hz)为指标，HF描述的是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水平，LH则是交感神经活动特性指标(Task For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nd 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1996)。 1.4. 心率变异性的影响因素 虽然大量研究认为心率变异性作为一个稳定的可靠指标，可以用来指示在自主神经调节灵活性上的个体差异，但在使用时需谨慎，因为心率变异性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心率变异性受个体的年龄影响，在秩序稳定性方面，基线HRV从婴儿期到幼儿期到成年初期和成年期，都表现出不断增加的稳定性(Alkon et al.， 2011)；其次，在性别差异上，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副交感神经调节更占优势，这可以从她们有更高的高频心率变异性中推测到(Koenig & Thayer， 2016)。另外，锻炼和生活方式影响心率变异性，比如频繁的锻炼能有效提高心率变异性而吸烟和酗酒则会降低心率变异性(Britton & Hemingway， 2007; Thayer et al. 2010)。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报告了也有研究者报告了心率变异性上的种族差异，如非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有更高的心率变异性(Hill et al.， 2015)。基于此，研究者在进行心率变异性的测量和分析时需要排除或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如实验前告知被试禁止饮酒、喝咖啡，保持良好的作息等，并在统计控制阶段将锻炼次数和年龄作为协变量纳入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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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心率变异性的应用——生物反馈 心率变异性分析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定量评估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功能活动水平的无创性技术，反映交感神经与迷走神经活性及其平衡协调的关系。自主神经系统的紊乱，即较低的心率变异性会导致大量慢性疾病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和生理的失调，而通过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Heart rate variability biofeedback， HRVB)能有效减少个体心理和身体症状(Henriques et al.， 2011;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2007)。 20世纪中叶，生物反馈被提出并发展起来作为一门医疗技术和学科用作对病人的康复治疗，且大多被应用于由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所导致的疾患中。生物反馈是将细微的生理信号直接与大脑皮层建立联系，形成条件反射控制内脏器官的活动。通常情况下，个体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生物信号，如呼吸、皮温、肌电、血压、心率等。但通过先进的技术，我们可将模糊信号转成听觉、视觉信号，并可让个体根据这些信号，对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进行控制或是即时纠正偏离正常范围内的心脏活动(张苏范，毕希名，&周燮生，1987) 。简言之，生物反馈即训练人们了解自己的生理信号，并基于此有意识地调控自身的心理生理活动，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调控以往难以调控的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或者调控运动行为(张力为&马启伟，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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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心率变异性生物反馈的具体应用 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运用十分广泛，且逐渐从临床领域、亚临床领域发展至其他心理行为领域，下面以临床心理、运动心理及饮食与肥胖领域为例进行阐述，进一步介绍心率变异性生物反馈的重要作用。 3.1. 临床心理 在临床心理中，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治疗应用十分普及。常被应用在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精神障碍人群中，尤其是在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及精神分裂症中。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它可以导致人际关系的不协调和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静息态HRV减弱(王优，张欣怡，赵久波，薛湘，&冯现刚，2017) ，而对有抑郁症状的吸毒人群进行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训练，发现该训练可以提高其HRV，改善自主神经功能(Lin， Ko， Fan， & Yen， 2016) 。对11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也发现，通过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患者的抑郁情绪有显著改善，同时SDNN、正常心脏搏动间隔的标准偏差也在增加，说明HRVB可以系统的刺激迷走神经的活性，改善重度抑郁患者的症状(Karavidas et al.， 2007) 。而近期国外一项研究将HRV生物反馈与心理治疗相结合，发现可以改善重度抑郁症的治疗效果(Caldwell & Steffen， 2018)。 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HRV生物反馈训练能够有效减少焦虑和抑郁状态(Henriques， Keffer， Abrahamson， & Jeanne Horst， 2011; Karavidas， 2005; Patron et al.， 2012)，对12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患者60名和观察组患者60名)的研究中，研究者对观察组采用心率变异性生物反馈治疗，每周进行3次治疗，每次持续40分钟，总疗程2个月。结果发现观察组与其治疗前相比焦虑、抑郁症状明显下降，而对照组治疗前后焦虑抑郁症状并无显著差异(邢志强等，2018)。进一步对24项研究进行元分析，研究者发现HRV生物反馈训练与自我报告的压力和焦虑大幅降低有关(Goess， Curtiss， & Hofmann， 2017) 。 对应激障碍的研究发现，心理应激会引起心脏R-R间期变异，R-R间期显著下降，即心率加快，LF升高及HF下降(张文彩等，2007)，一项文献综述分析了HRV生物反馈治疗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临床疗效，研究者指出当HRVB训练被整合到PTSD和抑郁症的治疗中，特别是当这种整合过程与心理治疗相结合时，可能会有临床改善(Blase， Van Dijke， Cluitmans， & Vermetten， 2016)。 3.2. 运动心理 近年来，生物反馈放松训练逐渐被用于体育领域，通过调节运动员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活性，使之处于平衡状态来增强运动员的自我协调能力，降低运动员的紧张程度，完整地发挥出自身的技战术水平。 在运动心理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运动员心率变异性了解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特点，并通过生物反馈的方式改善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提高运动员的相关能力。如一项针对备战全运会的多名研究发现心率变异性反馈训练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放松能力，心率变异性反馈训练有助于缓解运动员的心理疲劳(许昭，2009)，而国外一项针对378项研究的元分析指出，心率变异性生物反馈是一种有效、安全、易学、实用的提高运动员和教练员运动成绩的方法(Jimenez Morgan & Molina Mora， 2017)。对9名大学生高尔夫运动员进行为期4个月的生物反馈训练，结果发现运动员的迷走神经活性和心率变异性通过生物反馈训练得到显著提高(窦鑫&刘斌斌，2017) 。而对12名男子羽毛球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研究显示，通过心理训练，运动员在心率变异性、和谐值和能谱值等方面有显著提高，运动员对自身放松和动员的双向调节情绪的能力有很大提高(王丹，2015) 。对41名年轻且男性运动员进行的为期21天的生物反馈发现，接受生物反馈训练的一组中，中枢神经系统的自控能力更好，自主神经系统的灵活性更好(Dziembowska et al.， 2015) 。上述研究证明了心率变异性生物反馈在多项运动中均能增强运动员自控能力，提高其运动表现。 3.3. 饮食与肥胖领域 近些年来，对心率变异性的研究被应用到饮食失调和肥胖领域。在厌食症患者中，研究者发现副交感神经调节占优势，交感神经调节较少(Mazurak， Enck， Muth， Teufel， & Zipfel， 2011)，而对肥胖的人群来说，则是交感神经调节占优势、较少的副交感神经调节，且在减肥组的肥胖人群和非减肥组的肥胖人群的比较中发现，减肥组的肥胖人群在减肥后其副交感神经调节呈现出增加的趋势(Karason， Molgaard， Wikstrand， & Sjostrom， 1999)。另外，在Meule，Freund，Skirde，Vögele和Küble (2012)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来降低食物成瘾者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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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心率变异性不仅是自主神经调节灵活性的可靠指标，也是自上而下的自我调节的生理指标。基于此，致力于提高心率变异性的生物反馈研究层出不穷，并在各领域均取得不错效果。但实际上，提高个体自主神经灵活性的方式灵活多样，包括瑜伽练习、放松训练、冥想技术等均可显著提高其心率变异性(周玉来，陆盛，宋国林，&马小雷，2011)，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其他训练，如放松训练、运动训练、心理训练等，提升个体副交感神经系统活性，缓解紧张、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并增强个体在情绪和行为上的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支持目标导向行为，并提升大脑在决策、解决问题、创新等方面加工信息的能力。 其次，当前国内对心率变异性的研究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也迅速蔓延至各相关心理领域，但总的来看，国内生物反馈技术仍多应用于临床领域，非临床领域较少，治疗较多，预防与发展较少，缺少前瞻性研究。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其他研究领域和被试群体，以进一步探讨心率变异性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 另外，在对心率变异性的分析中，尚缺乏统一规范，在分析参数上，一些研究使用时域指标进行分析，另一些研究使用频域指标；在记录时长上，有24小时、5分钟或10分钟不等。测量和分析标准的不统一，造成相关结果之间的比较出现困难。此外，心率变异性分析的指标可能会受到被试者的呼吸状态、体位变化、测试的时间段、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的活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进一步标准化也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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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两个快速命名实验，考察声旁家族和笔画家族的家族大小效应，以揭示命名任务下的汉字家族效应。结果发现：声旁大家族出现了促进效应，笔画大家族出现了抑制效应。研究结果说明：命名任务下的声旁家族与笔画家族效应不同；声旁家族促进效应与其语音激活有关，而笔画家族抑制效应与其强势的侧抑制有关；命名任务下的汉字家族效应是促进还是抑制可能取决于语音总体激活与侧抑制的共同作用。 关键词 :汉字家族效应，声旁家族，笔画家族，语音总体激活，侧抑制机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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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汉字家族效应是由拼音文字中的“正字法家族效应”的定义衍变而来的。“正字法家族”是由Coltheart等(1977)最先定义，是指通过改变一个单词(或非词)的一个字母，但不改变字母的位置可形成的正字法相似单词的集合。大量研究表明，拼音文字中的“正字法家族效应”通常是指目标词的正字法相似词越多，识别速度越快，即家族越大，识别速度越快(Andrews， 1989; Samson & Pillon， 2004; Lavidor et al.， 2006)。汉字不具备拼音文字所特有形音一致的规则，但是汉字中形声字占了80%以上，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形旁表义、声旁表音(Honorof & Feldman， 2006；王协顺等，2016)。汉字中由同一形旁或声旁所组成的集合，也就是汉字的正字法家族，即汉字形旁家族或声旁家族。按照正字法家族严格定义，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因此变化汉字笔画且保持原汉字结构不变的新汉字组成的集合就是笔画家族(Dong et al.， 2015；毛媛等，2017)。 有关于声旁家族研究虽然较多，但结果不一致，有研究发现汉字声旁家族的促进效应，并且发现高频同声旁字抑制目标字的识别(张积家&姜敏敏，2008)；也有研究发现汉字家族的抑制效应(毕鸿燕等，2006；姜敏敏等，2011)，出现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和实验任务范式以及高频家族成员是否存在、声旁一致性、声旁规则性等因素有关。而就目前研究来看，使用其他实验范式的笔画家族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Wang等人(2014)发现在词汇判断任务中笔画大家族表现为抑制作用(Wang et al.， 2014；王敬欣等，2015)；在同一字判断任务中也出现了正确率上的抑制效应(毛媛等，2017)。 研究者们针对不同的实验结果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包括Andrews家族反馈机制、交互激活模型侧抑制机制等。Andrews (1997)认为家族促进是由于目标词在单词水平通过自上而下的反馈，激活与目标词具有共同字母的家族成员词的节点，也就是家族成员词，后者又反过来进一步激活目标词的表征，正字法家族越大反馈越强，因而表现出正字法家族促进效应。拼音文字的交互激活(IA) (McClelland & Rumelhart， 1981)模型以及衍生出的法文、西文版本的IA模型、汉字部件表征的层级模型(Ding et al.， 2004)均把家族抑制归结为节点间的侧抑制。目标词的呈现不仅会激活其自身层次的节点，也会激活每一层级与其相似的家族成员词的节点，这些激活的节点在识别过程中相互竞争、抑制，即侧抑制机制，使得激活水平最高的节点(通常是目标词的)最先达到再认阈限，完成目标词词识别，获得再认。目标词的家族越大，侧抑制也越大，表现出正字法家族抑制效应。Andrews并不排斥侧抑制，认为自上而下的反馈和侧抑制一样都属于词汇识别的内部过程。 基于实验研究结果与理论，声旁家族表音可提供语音线索，其家族成员越多，自上而下的语音反馈越大，那么语音激活就越强，语音总体激活强度表示的是与目标字读音相似的家族成员字的语音叠加总和，语音激活强度越大，促进汉字语音通达；而笔画家族正字法表征相似，语音却各不相同，不具备语音提示，家族成员的数量不影响语音激活强度，且与目标字相似的家族成员越多，侧抑制强度越大，抑制汉字语音通达；本研究一方面探究在命名任务中语音激活对家族效应的影响，采用声旁家族与笔画家族，通过对比受语音激活强度影响较大的声旁家族与消除了语音激活差异的笔画家族效应，考察语音激活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命名任务的笔画家族效应，进一步验证笔画家族的抑制效应以及侧抑制的作用。本实验研究假设为：汉字家族效应是由反馈的语音激活与侧抑制二者作用之和所决定的，语音总体激活促进汉字家族表现为家族促进效应，侧抑制作用抑制汉字家族表现为家族抑制效应，二者谁的作用强，则汉字家族效应表现为什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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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一：声旁家族命名实验 2.1. 方法 2.1.1. 被试 在校大学生共21名，其中男生9名，女生12名，平均年龄为20.3岁，右利手，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精神病史或大脑创伤，由于实验材料的特殊性，被试皆为非语言文字专业或心理学专业，未参与过类似的实验。所有被试都是自愿参加，并给予一定的报酬。一名被试声音太小，未被记录到声音与反应时，因此剔除。 2.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2 (声旁家族大小：声旁大家族/声旁小家族) × 2 (规则性：规则字/不规则字)两因素被试内设计。实验材料主要来源于《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倪海曙，1982)，先查找声旁，依据声旁查找出所有具有相同声旁的家族字，从中挑选出96个符合材料要求的汉字作为目标字，见表A1。所选材料的声旁都是独体字，且所有目标字的声旁都属于不同家族，目标字都是声旁家族成员中的最高频率，即所有目标字都没有高频声旁成员字。根据具有相同声旁的汉字个数将声旁家族分为大小家族，规则字是指声旁与整字读音一致的汉字，不规则字是指声旁与整字读音不一致的汉字。四种实验条件下的汉字分别为大家族规则字、大家族不规则字、小家族规则字、小家族不规则字，每种条件下的汉字都为24个，其中大、小家族的家族大小的平均数为17.15和5.13，标准差分别为3.14和1.39，家族大小差异显著，t(47) = 24.46，p < 0.01；语音总体激活强度在四种条件下的平均值分别为7.13、5.71、2.63和2.67，说明大声旁家族的语音激活强度高于小声旁家族。四种条件下一致率、笔画数、频率不存在显著差异[F(3， 92) = 0.14， p = 0.937; F(3， 92) = 0.28， p = 0.842; F(3， 92) = 0.02，p = 0.995]，一致率是指与目标字读音相同的家族成员字占家族总个数的比例，四种条件下的高频家族成员数皆为0，没有显著差异。具体数据见下表1。采用Macromedia Flash Professional 8软件制作像素大小为60 × 60的白底黑字，黑色的目标字设置在画布正中心，为39号宋体字，均存为BMP格式。然后使用Photoshop对刺激图片反相处理成黑底白字的图片。目标字图片由E-prime程序呈现在17英寸显示屏中央，被试双眼距离屏幕80厘米，垂直和水平视角均为1.2˚。 2.1.3. 实验程序 使用E-Prime 2.0软件编程序，用连接线将两个显示器连接在一起，使两显示屏显示的内容一样，主试操纵带有主机的显示屏，被试在另一显示屏上做实验，主试也参与实验，实验前期工作准备结束，请被试将手机静音，以舒服的姿势在电脑前坐好，实验全程保持安静。实验流程如图1。首先呈现注视点“+”500 ms，接着呈现空屏200 ms，然后再呈现目标字300 ms，并要求被试快速又准确地读出汉字。反应屏呈现1500 ms，保证话筒与SR-BOX设备会准确记录下被试的发音与反应时，接着是无时间限制“#”屏，主试在另一屏做反应，判断被试命名是否正确，正确按键“1”，错误按键“2”，如果被试在1500ms之内没有做出反应，则视为错误，按键“2”即可。最后是空屏1000 ms结束，进入下一个序列。正式实验共有4个Block，每个Block包括了24个试次，都包含了四种条件下的目标字，并随机呈现，Block之间有休息时间，被试可以选择休息或继续下一组。为了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正式实验前有10次练习。 Table 1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frequency， stroke， and consistency rate of target words under four condition 家族大小 规则性 目标字举例 频率(次/万) 笔画 一致率 大家族 规则字 梅 0.03 (0.05) 9.67 (2.70) 0.38 (0.18) 不规则字 跳 0.03 (0.03) 9.83 (2.24) 0.35 (0.19) 小家族 规则字 浓 0.04 (0.03) 9.13 (3.30) 0.36 (0.23) 不规则字 脏 0.03 (0.07) 9.63 (3.03) 0.34 (0.20) 表1. 四种条件下目标字频率、笔画、一致率平均数与标准差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差。 图1. 实验一刺激呈现流程图 2.2. 数据分析及结果 首先根据整理的数据，删除正确率低于70%的被试，剔除错误反应时和平均值±3个标准差外的数据，删除数据占总数据4.76%，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ACC (%) and RT (ms) of target words under four condition 大家族规则字 大家族不规则字 小家族规则字 小家族不规则字 正确率 0.95 (0.04) 0.95 (0.05) 0.93 (0.04) 0.90 (0.04) 反应时 514 (79) 531 (74) 521 (73) 529 (69) 表2. 四种条件下命名任务的正确率(%)与正确反应时(ms)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差。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正确率上，声旁家族大小主效应显著，F(1， 19) = 14.14，p < 0.01，η 2 = 0.48，大声旁家族正确率要高于小声旁家族的正确率；规则性主效应显著，F(1， 19) = 5.94，p < 0.05，η 2 = 0.24，规则字的正确率要远远高于不规则字的正确率；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F(1， 19) = 7.11，p < 0.05，η 2 =0.27。通过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不规则字条件下，声旁大家族与小家族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F(1， 19) = 18.93，p < 0.01，η 2 = 0.50，不规则字中，声旁大家族的正确率要显著的高于声旁小家族的正确率。在小声旁家族条件下，规则字与不规则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F(1， 19) = 21.71，p < 0.01，η 2 = 0.53，小声旁家族中，规则字的正确率要显著的高于不规则字的正确率。 在反应时上，结果显示，规则性主效应显著，F(1， 19) = 13.10，p < 0.01，η 2 = 0.41，规则字的反应时要短于不规则字的反应时；声旁家族大小主效应不显著，F(1， 19) = 0.27，p = 0.611，η 2 = 0.01；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也不显著，F(1， 19) = 1.54，p = 0.230，η 2 =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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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二：笔画家族命名实验 3.1. 方法 3.1.1. 被试 在校大学生共18名，其中男生8名，女生10名，平均年龄21.2岁，其他同上，所有被试都是自愿参加，并给予一定的报酬。 3.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首先，采用单因素(笔画家族大小：笔画大家族/笔画小家族)被试内实验设计。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中挑选160个汉字作为备选目标字，然后评定家族成员字，最终确定出60个笔画大家族目标字与60个笔画小家族目标字，目标字均为各家族最高频字，见表A2。详细的评定办法可参见Dong等(2015)的研究。大、小笔画家族的家族成员个数平均值分别为2.95、0.38，家族大小差异显著，t(59) = 17.18，p < 0.01。笔画大、小家族目标字频率、笔画数差异不显著[t(59) = 1.65， p = 0.10; t(59) = −1.59， p = 0.12]。具体数据如下表3。刺激材料制作方法和参数同实验一。目标字图片由E-prime程序呈现在17英寸显示屏中央，被试双眼距离屏幕80厘米，垂直和水平视角均为1.2˚。 Table 3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frequency， stroke， and family number of target words under two conditions in stroke neighborhoo 家族大小 家族成员个数 频率(次/万) 笔画 大家族 2.95 (1.07) 0.14 (0.21) 6.33 (2.38) 小家族 0.38 (0.31) 0.11 (0.09) 6.85 (2.10) 表3. 笔画大、小家族目标字频率、笔画与家族成员个数平均数与标准差 注：括号内数字是标准差。 3.1.3. 实验程序 正式实验程序有4个Block，每个Block包括30个试次，均包含大、小家族两种条件的目标字试次，并且随机呈现，其余同实验一。 3.2. 数据分析及结果 将所有被试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删除数据方法同上。无数据被删除，具体数据详见表4。 Table 4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ACC (%) and RT (ms) of target words under two condition 大家族 小家族 反应时 643 (67) 631 (70) 正确率 0.91 (0.03) 0.95 (0.03) 表4. 笔画大、小家族命名任务正确率(%)与正确反应时(ms)平均数与标准差 注：括号内数字是标准差。 对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笔画家族抑制效应显著F(1， 17) = 24.38，p < 0.001，η 2 = 0.59，笔画大家族正确率显著小于小家族。对正确反应时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笔画家族抑制效应显著，F(1， 17) = 5.63，p < 0.05，η 2 = 0.25，笔画大家族反应时显著大于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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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讨论 4.1. 语音的作用 在实验一声旁家族命名任务中，声旁家族大小在正确率上出现了家族促进效应，即声旁家族越大，对目标字反应时越短。由前文可知，汉字声旁家族声旁能提供一定的语音线索，家族成员越多，语音反馈激活越大，有较高的语音总体激活水平，促进语音通达，因此，汉字命名更可能受语音总体激活水平的影响产生家族促进效应。前人的研究结果(张积家&姜敏敏，2008；李丽军，2017)同样也发现了声旁家族促进效应，而有些研究(毕鸿燕等，2006；姜敏敏等，2011)采用命名任务却未出现家族促进效应，反而出现了家族抑制效应，可能是与实验材料有关，没有控制好汉字的规则性与一致率、以及高频家族成员字从而出现声旁家族抑制效应，但根据双通路瀑布模型(Coltheart et al.， 2001)，在目标词激活的同时，其家族成员词也被激活，如果大多数家族成员词与目标词有共同的音素，那么家族成员词越多，就会促进目标词的识别，产生家族促进效应；如果大多数家族成员词与目标词共同音素较少，那么家族成员词越多，就会抑制目标词的识别，也就是说语音是促进还是抑制汉字识别，会受到家族成员词与目标词共同音素多少的影响，若两者共同音素较多，那么家族越大，会促进语音通达；若两者共同音素较少，那么家族越大，反而会抑制语音通达。关于语音的作用还有待研究。 正确率上出现了规则性效应，即规则字的正确率高于不规则字，因为命名实验与语音相关，规则字的声旁与整字读音相同，规则家族的语音总体激活水平要高于不规则家族，从而促进整字的识别。这一发现与张亚旭等人(2003)的结果一致。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可知，声旁家族大小与规则性的交互效应显著，不规则字条件下，大声旁家族的正确率显著的高于小声旁家族；在小声旁家族条件下，规则字的正确率要显著的高于不规则字的正确率。规则字的声旁与整字同音，声旁的语音会干扰反馈输出，也就是说规则性抵消了一部分声旁家族反馈，导致声旁家族促进效应减小；而不规则字与整字异音异形，声旁的语音没有干扰反馈输出，声旁家族反馈没有被抵消，因此家族大小效应比较显著。 4.2. 侧抑制的作用 实验二与实验一的家族效应刚好相反，因为实验二采用了笔画家族探究笔画家族效应，消除了语音总体激活水平的差异，结果发现笔画家族没有出现家族促进效应，而出现了家族抑制效应，这一结果与前人采用词汇判断和同一字判断范式的结果一致(Wang et al.， 2014；王敬欣等，2015；毛媛等，2017)，笔画大家族比笔画小家族的反应时更长、正确率更低。笔画家族出现抑制效应的原因可能是笔画家族的家族成员字与目标字属于相似字，读音不同，即形似音异，笔画大小家族的语音总体激活不存在差异，根据交互激活模型的侧抑制机制，目标字激活的候选字在识别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抑制。笔画家族越大，激活的笔画家族成员字越多，对目标字的抑制作用越大，表现出家族抑制效应。 4.3. 总结 对比两实验结果发现，消除了语音总体激活水平差异笔画家族表现为家族抑制效应，相反，声旁家族表现为家族的促进效应，说明声旁家族的声旁语音提示，家族成员的语音反馈随着家族增大而增大，语音总体激活强度变大，并占主导作用，出现声旁家族促进作用。而笔画家族中因其不存在语音激活水平差异，侧抑制作用占主导，笔画家族出现抑制效应，实验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语音总体激活在声旁家族促进中的主导作用，侧抑制在笔画家族抑制效应中的主导作用，且命名任务下的家族大小效应是由语音总体激活与侧抑制作用两者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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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声旁家族效应在命名任务中表现为促进效应，并在不规则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声旁家族促进的原因是声旁及家族成员语音激活即语音总体激活的作用。 2) 笔画家族效应在命名任务中表现为抑制效应，笔画家族抑制效应的原因是侧抑制作用。 3) 命名任务中，汉字家族效应表现为促进还是抑制取决于语音总体激活与侧抑制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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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感觉运动经验是认知加工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儿童对概念的获取。文章在回顾了传统认知理论和具身认知理论区别的基础上，针对感觉运动系统的在儿童语言习得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然后，系统梳理了感觉运动经验与儿童概念习得、语言加工等的相关研究，得出环境、感知觉、行为是儿童初期获得概念进行识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早期感觉运动经验对后期语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指出未来研究需要提高感觉运动系统与儿童语言加工的信效度；对缺乏感觉运动经验的儿童如何有效促进概念获得等问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具身认知理论，感觉运动经验，概念习得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