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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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课题组在前期调研中发现，江苏南部沿海南美白对虾养殖水的盐度约5，在此盐度条件下海水贝类如文蛤、花蛤和下行适应能力较差，在综合比较盐度耐受性、易得性及性价比后，选择背角无齿蚌做进一步地耐温、耐盐性研究。本研究发现，背角无齿蚌成贝在25℃时能耐受5的盐度，存活率能达到100%，最适盐度为2.5，对30℃的水体环境耐受力比较差。由此表明，温度对于背角无齿蚌的影响要高于盐度。温度是影响背角无齿蚌生存的显著因素，本文认为，背角无齿蚌在30℃下的生存状态不佳，25℃的生存状态比较理想。南美白对虾小型温棚养殖水体温度要高于25℃，夏季要高于30℃，并且对虾养殖密度较大，不宜原位投放背角无齿蚌，适宜使用背角无齿蚌进行异位净化水体。温度对壳黑长牡蛎幼虫存活率也具有显著影响，实验温度范围为20℃~33℃，33℃时存活率最低，20℃存活率最高 [ 24 ]。王成东等发现，18℃~34℃试验条件下，26℃下薄片镜蛤孵化后存活率最高，34℃最低 [ 25 ]。 贝类是变渗透压动物，外界环境盐度过高或过低引起贝类体内渗透压变化，渗透压机制的维持要消耗生物能量，影响能量的分配。不适的盐度影响贝类的附着力，影响鳃纤毛的运动以及心脏的跳动等 [ 23 ] [ 26 ]。而适量的盐度能减少其体内外环境的渗透压之差，从而减少其渗透压调节时的能量损失，提高新陈代谢能力，促进水生动物的生长。已有研究认为不同水生动物的适宜生存盐度不尽相同。因此，背角无齿蚌成贝适宜盐度在5以下，但能耐受盐度5左右的环境。背角无齿蚌在盐度急性和慢性胁迫下的生理反应，以及持续时间和适应策略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贝类摄食活力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贝类会做出适当的反应来适应环境变化。一旦外界环境盐度超出贝类的适应范围，将会影响贝类包括摄食在内的正常生理活动。本研究发现，盐度低于2.5时，背角无齿蚌的摄食率与水体盐度呈正相关，当盐度高于2.5时，呈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高盐度环境使淡水贝类体内渗透压发生了变化，贝类关闭进出水管或者贝壳，从而将机体与高盐度环境相隔离，降低贝类与外界水体的交换能力，导致其摄食活动的减弱 [ 27 ]。吕昊泽等发现，盐度0~5时，淡水贝类河蚬达到最大摄食率，盐度大于5，摄食率显著下降。笔者认为，在低盐环境下，虽然滤食性贝类摄食率降低，但是可以通过增加消化率、吸收率以及降低基础代谢来维持生命活动。但盐度过高，超过背角无齿蚌本身的生理调控范围，就会造成其不摄食，最终导致背角无齿蚌的死亡。 温度对背角无齿蚌正常摄食有一定影响。在一定的适宜温度范围内，摄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大，到一定温度时达到最大值，其后温度再升高，摄食率下降 [ 26 ] [ 27 ]。不同种贝类达到最大摄食率的温度不同。本研究发现，背角无齿蚌在25℃时的摄食率优于30℃，差异较大。海湾扇贝、太平洋牡蛎在29℃时摄食率达到最大值，菲律宾蛤仔在22℃时的摄食率达到最大值，张许峰等发现背角无齿蚌摄食率达到最大值时的温度为25℃，这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 28 ] [ 29 ] [ 30 ]。但是吴庆龙等通过原位实验研究背角无齿蚌对浮游藻类的摄食率，发现其最大摄食率出现的温度为30℃ [ 31 ]。实验结果的差异可能在于试验环境和试验技术的不同造成的。不同贝类的摄食率的最适温度有所不同，一方面是种间差异，另一方面是贝类对变化的环境具有生理适应性。不同种贝类的摄食率的最适温度的差异，提示我们在通过贝类滤食作用净化水体时，适当地调节环境温度，到达最佳的净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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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正当防卫一直是一项备受关注的制度，它的产生是为了在国家公力不能及时救助的情形下，公民能够自行进行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当防卫的根据一方面在于，这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自卫权，其成立无需其他外在的根据，而是一种人的自然权力。另一方面，当国家保护未能及时实现时，正当防卫是对不法侵害的一种法秩序的警告。多年来，正当防卫制度在实践中一直是冷门状态，直到山东的“辱母案”和昆明“于海明案”使正当防卫制度的探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实践中，这条被学者们称为“僵尸条款”的制度开始慢慢复苏。 关键词 :正当防卫，防卫过当，防卫限度，利益衡量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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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正当防卫制度之意义 正当防卫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赋予公民私力救济的权利，鼓励公民在国家公权力救济不及时时，能够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积极地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是，大多数公民并未正确认识正当防卫，认为正当防卫就是以暴制暴，往往通过自己的主观判断与感性认识对正当防卫下定义，并未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给自己的这项权利，从而行使不当，造成社会危害，转化为犯罪。如，“于欢案”，很多网友都认为是正当防卫，但从专业角度综合细节并非如此；再如“于海明案”，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网友们争执不下。因此，必须对正当防卫及其限度做出严格的界定，鼓励公民更好地利用其防卫权的同时，避免正当防卫的滥用，从而减少防卫过当，甚至无效防卫的事件。虽然刑法第20条规定了无限防卫，对正当防卫成立的范围作了积极的扩张，但是整体看来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限，这就造成了正当防卫在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困惑。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案件该如何进行认定，由于正当防卫制度还不够完善，法条本身的界定不明晰，给审判人员留下了自由臆想的空间，加之法官们各自的立场与价值观的不同，对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具体认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如何认定正当防卫构成要件中的防卫时间和防卫意图？在我国《刑法》中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的通说观点主张防卫时间和防卫意图都是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如果不能正确对这些要件进行认定，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司法认定错误，使得一些正当防卫行为得不到肯定，更有甚者，会把一些正当防卫行为当作故意犯罪处理。因此造成的审判结果也会有巨大的不同，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案件的判决千奇百怪，甚至会有好多的误判、错判，对于公民的身心造成伤害，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的公信力与威信力。因此，明晰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以便科学地指导刑事司法活动，解决正当防卫案件中的司法困境，更好地推进司法实践。 因此，在当今这个积极倡导见义勇为的时代中，无论从社会生活还是司法实践的层面，明晰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明确正当防卫的界限，都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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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案件事实与分析 2.1. 案件事实 1) “于欢案”的简介 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带领一群手下去于欢母亲苏银霞所抵押的房子内讨债，在此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侮辱，殴打，拘禁等行为，在苏银霞多次拨打110等求助行为，警察说了“要债可以，不许打架”就离开办公室的情形下，于欢与其母亲仍被限制了自由，由此于欢进行了抵抗最后造成一死三伤的结果。这个案件一审法院认定于欢不存在防卫行为，是故意伤害，判决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生。双方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认定欢为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一审与二审的判决相差甚远，它们的差异就在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笔者是支持二审法院裁判的。 2) “于海明案”的简介 2018年8月27日，由酒驾的刘海龙驾驶的宝马车与于海明正常驾驶的电动车发生轻微交通事故，随后二人发生争执，刘海龙从宝马后备箱中取出砍刀，在砍击过程中刘海龙手中的砍刀不慎掉落，被于海明抢到，于海明用砍刀进行了反击，对刘海龙进行多次砍击，在刘海龙受伤回宝马车旁时，于海明又砍了两刀，最后刘海龙因重伤不治身亡。“于海明案”最终昆山市公安局认定于海明构成正当防卫，因此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并解除了于海明的刑事强制措施。 这两个案件都受到公民们广泛关注与热议，同样都是在防卫中考虑，同样造成了一死的结果，为什么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两个案件的差异何在？ 2.2. 案件分析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了正当防卫的概念；第二款规定了防卫过当，但是过于简单；第三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满足以下几个要件：1) 时间条上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且正当防卫的时间为侵害即将开始至侵害结束。2) 对象上防卫的对象必须是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人。3) 主观条件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和防卫意志。4) 限度上防卫程度的适当性。5) 起因条件是现实存在的不法侵害。 1) “于欢案”分析 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被告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致一名被害人死亡、二名被害人重伤、一名被害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成立。被告人于欢所犯故意伤害罪后果严重，应当承担与其犯罪危害后果相当的法律责任，鉴于本案系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且被告人于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从轻处罚 [ 1 ]。 而二审法院对此进行了改判，因为其处理“于欢案”依据的是《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最终判决为防卫过当，有期徒刑五年。案件最终判决出来后依然引起轩然大波，众多网友始终认为于欢属于正当防卫，应当被无罪释放，这其实是基于情理与道德的考虑。作为一名理性的法律人，笔者认为社会大众的诉求固然不容忽视，但是法律的权威性与审慎性要放在重要位置。回顾整个案件，吴学占等人在讨债过程中确实实施了非法拘禁、侮辱和拍打面颊、揪抓头发等行为，其所实施的系列行为的侵害对象是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轻微侵害)、人格尊严，于欢母子的生命健康等重大权利并没有受到侵害(或者威胁)，而且警察还未离开但有不作为的表现，此时法律允许于欢对这种系列侵害进行适当的防卫行为的，但是于欢用水果刀捅，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这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不符合特殊防卫的要求。有人认为始终支持“于欢案”的正当防卫说，其理由是在于欢母子被长时间拘禁、母亲受辱且对公力救济失去希望的情况下，于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并提出为什么只单纯考虑工具力量的对比，于欢母子面对的是11人的围困，人数上的巨大悬殊是否力量对比应该考虑的因素？笔者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个人观点是人数的悬殊和工具的对比可以作为法官裁量的一个标准，这样能突显出法律的人性化，但并不影响防卫过当的判断，一味强调力量的悬殊来获取正当防卫的判断，只是一种基于情感和公平理念的判断。 2) “于海明案”分析 “于海明案”依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于海明案”以正当防卫撤销。该案的争议是在刘海龙失手丢刀，被于海明砍了到后进车，于海明又持续砍了几刀，这个行为该如何认定？是否属于事后防卫？笔者认为此行为符合正当防卫中的构成要件的时间性特征的，首先，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刘海龙从醉酒滋事、殴打他人发展到取刀砍人，不法侵害的程度不断升级，在砍刀落地后，刘海龙和于海明争抢砍刀，可见不法侵害并没有停止。其次，于海明的反击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行为。于海明先是抢刀捅刺、砍击刘海龙五刀，随后在追赶刘海龙时又砍击两刀(未砍中)，时间、空间上虽有短暂间隔，但于海明的反击仍然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而且在这种随时都会危及自己生命的高度紧张情况下，要求于海明冷静判断出刘海龙靠近车辆是没有攻击能力还是会继续从车中拿出攻击性武器，是强人所难的。于海明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昆山警方的通报，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凶”。判断“行凶”的核心在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考量是否属于“行凶”，不能苛求防卫人在应急反应情况下作出理性判断，更不能以防卫人遭受实际伤害为前提，而要根据现场具体情景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断。刘海龙先是徒手攻击，继而持刀连续击打，其行为已经严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法侵害应认定为“行凶” [ 2 ]。笔者认为警方通报也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阐明了正当防卫的理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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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正当防卫这项制度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研究，要具体地运用到司法实务中，司法工作者在处理案件时要坚持从整体判断，全面考虑主客观因素与比例原则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于海明案”，才能使正当防卫这种制度真正地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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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2009~2018年期间的南京农业大学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阐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南京农业大学科研的促进作用，总结了南京农业大学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工作经验，并针对目前存在的相关问题给出了建议，为高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自然科学基金，科研，促进作用，南京农业大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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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南京农业大学(下文简称南京农大)是一所以农业为特色，生命科学为优势，农、理、经、管、工、文、法学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南京农大前身可溯源至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农学博物科和1914年私立金陵大学农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南京大学农学院(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主体，以及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1963年南京农学院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两所重点农业高校之一。1984年南京农学院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2000年由农业部独立建制划转教育部。南京农大正以学科建设为主线、科技创新为动力，朝着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目标迈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下文简称国自基金)是国家支持基础和应用研究的重要途径 [ 1 ] [ 2 ]。通过分析国自基金的数量，可以反映出一所高校科研创新的能力水平。南京农大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国自基金申请和管理工作。在国自基金资助下，南京农大提高了研究水平与效率，优秀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国家农业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通过分析2009~2018年期间的南京农大获得的国自基金情况，阐述了国自基金对南京农大科研的促进作用，总结了国自基金申请工作的经验，并针对目前存在的相关问题给出了建议，为高校的国自基金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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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自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2.1. 国自基金资助逐年提高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共申请国自基金项目4642项，得到项目资助1416项，共获8.05亿元。2009年资助经费是2621万元，到2018年是1.13亿元，在这10年间，基金总数增长了4.3倍；获资助经费逐年上升，其资助经费年均增长率达3.07%。原因之一是国自基金总体资助额的加大，二是南京农大各级领导和科研管理职员对国自基金的重视。表1所示为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项目的统计。 从国内经验看来，申请成功率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学校申报国自基金项目的工作水平和自身实力。近年来南京农大国自基金的申请成功率保持在25%~30%左右。可见南京农大不仅非常重视国自基金项目，同时也一直在坚持提高自身研究水平。只有重视与坚持，国自基金项目申请成功率才能保持稳定并提高。近5年来，国自基金委对“211”高校南京农大的每年资助经费基本维持在1亿元左右，成为南京农大科研经费的稳定来源之一。它也是与国自基金委面上项目平均资助率21.3%相对应的。所以，可以说，在国自基金支持下，南京农大的基础研究的规模是稳定的 [ 3 ] [ 4 ]。 Table 1 Project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201 年 申请项目数 资助项目数 资助经费(万) 申请成功率% 基金委面上项目资助率% 2009 319 84 2621.1 26.3 17.49 2010 331 86 2469.4 25.9 20.00 2011 417 122 6182.2 29.2 20.15 2012 419 126 8838.3 30.1 19.24 2013 447 136 10089.9 30.2 22.46 2014 478 140 7482.3 29.3 25.35 2015 523 166 11367.9 31.7 22.88 2016 496 158 8878.2 31.8 22.87 2017 542 155 11286.3 28.6 22.59 2018 617 186 11297.6 30.3 20.46 合计4642 合计1416 合计80497.2 平均21.3 表1.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项目统计 2.2. 生命与农业项目为特色 南京农大的优势学科是植保、农学、兽医、畜牧等，基本集中在国自基金委生命科学部的范围内。换言之，南京农大获得的大多数项目都来自于生命科学部，这充分体现了南京农大的生命与农业特色。经费排名第2和第3位来自地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的经费，这两个学部主要对应南京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和金融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这些经费是这四个学院国自基金项目的主要来源。在其它各个学部，南京农大也获得了一定项目，从侧面反映出南京农大的研究面较广，各学科全面发展。具体如表2与图1所示。 Table 2 Faculty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201 学部 申请数 资助数 比例% 经费(万) 生命 1987 1028 51.7 50180.3 地球 606 122 20.1 10322.5 管理 756 114 15.1 5399.4 化学 260 50 19.2 3892.2 工材 316 32 10.1 2383.5 数理 236 30 12.7 2352.5 信息 256 22 8.6 3660.4 医学 225 18 8.0 2306.4 (小计) 4642 1416 80497.2 表2.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项目的学部统计 图1.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项目的学部分布 2.3. 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最多 关于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的类型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可见，在各种类型项目中，以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最多，获资助数分别为588和426项，分别占所有基金总数的56.9%和37.6%，说明南京农大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较多。青年科学基金是大多数青年教师首个自己的科研项目，对自身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南京农大45岁以下教师有1216人，10年间南京农大获588项青年基金，平均每年58.8项，意味着平均每2个青年教师能获得一个青年科学基金。首个项目的成功鼓励和激励着青年教师，也为以后项目的申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10年，南京农大共获37项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平均每年成功3.7项。虽然数量还有待提高，但经费总数非常可观，反映出南京农大在农业重要科研方面具有强大的核心研究实力，在全国农业研究领域占具重要地位。十年来，共有15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平均每年1.5人次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说明南京农大青年教师精英的科研能力突出。 Table 3 Type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201 类型 申请数 资助数 申请成功率% 获资助金额占总资助之比% 青年科学 1614 588 36.4 56.9 面上项目 1596 426 26.7 37.6 优秀青年 331 131 39.6 1.0 其它 168 93 55.3 6.5 联合基金 188 92 48.9 0.2 国际合作 174 64 36.8 1.4 重点，重大 273 37 7.4 2.6 国家杰出青年 171 15 8.7 0.6 创新研究团体 27 3 11.1 0.1 合计 4642 1416 34.8 表3.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的类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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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项目主持人情况分析 3.1. 高级职称是获项主持人的主力 表4是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主持人的职称统计。由表4可见，南京农大所有项目的90%是由正高级人员获得，表明正高级职称人员是获得国自基金项目的重要力量。并且，面上项目64%、国家杰出青年项目100%、重大项目的100%都是由具有正高级职称人员获得的。尽管申请指南规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重大、重点项目申请者需为高级职称(含副高)，但南京农大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重大重点项目主持者都是科研能力强、成绩优秀的教师，也都已经获得正高级职称。而中级职称人员大部分是入校不久的年轻教师，所以申请率不高，他们只能申请青年项目。从表4还可见二个现象：一是副高级职称人员在青年项目上不占绝对优势，仅获得了53%的项目，因为副高级职称人员有年龄限制；二是副高级职称人员在面上项目也处于劣势，仅获得了32%的项目，因为他们比正高级职称的老师缺乏申请优势 [ 5 ] [ 6 ]。 Table 4 Moderator’s job title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201 职称 所有项目 青年项目 面上项目 杰出青年 重大项目 正高级% 90 5 64 100 100 副高级% 8 53 32 0 0 中级% 2 42 4 0 0 表4.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自基金主持人职称统计 3.2. 高学历是项目主持人的特色 参见表5，南京农大90%的国自基金是由博士获得，硕士与本科仅分别占8%和2%。在青年科学基金和面上项目中，博士学位的比例高达91%，在国家杰出青年科研基金获得者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更加是100%。这是因为：近年来南京农大新引进的专任教师全都具有博士学位；并且，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要求在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果，且年龄在45周年以下的青年学者申请，而符合这样条件的人一般都具有博士学位。 Table 5 Moderator’s degree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201 学位 所有项目 青年项目 面上项目 杰出青年 重大项目 博士% 90 91 91 100 100 硕士% 8 7 8 0 0 学士% 2 2 1 0 0 表5.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家自然基金主持人学位统计 3.3. 获基金资助年龄峰值段是30~40岁 从表6和图2可以看出，获得基金资助的老师年龄分布近似为偏正态分布。从申请人年龄情况看，申请人主要是40岁以下的青年为主，占全部申请者57.14%。在全部获得基金资助的人群中，30岁以下的人员为7.07%；31~40岁之间的人员为50.07%；41~50岁的人群占25.04%；50岁以上的人群为17.68%。由此可见，南京农大40岁以下的青年专任教师在积极申请国自基金。假以时日，这些目前已获得资助的青年专任教师必将成为南京农大科研的重要力量。 Table 6 Moderator’s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201 <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 主持人的年龄占比 7.07% 50.07% 25.04% 17.68% 表6. 2009~2018年南京农大国家自然基金主持人年龄统计 图2. 南京农大国家自然基金主持人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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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南京农大在国自基金申报与管理上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5.1. 主要存在问题 1) 重点项目数量偏少。虽然南京农大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国自基金，申请量突飞猛进，但重点项目与其它部属农业高校(华中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相比仍然较少。 2) 青年教师队伍力量偏弱。虽然南京农大青年基金资助率达36.4%，远高于全国平均资助率，但青年基金申请量显著低于华中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表明南京农大在人才管理与激励方面需要改进。 3) “引进人才”在国自基金占比偏低。“引进人才”申请国自基金积金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在重点项目的申请中成功率不高。南京农大近年来参加重点项目答辩的人员中，只有10%是“引进人才”。 4) 对于申请工作不够重视。在少数专任教师中，申报动力、压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申请书质量不高。南京农大科学研究院组织了2018年国自基金动员会，到场参会人数只有200多人，其中还有部分是学生。大多数申请书都存在问题或错误，需要退回修改，这种申请书很容易在审批中被一票否决。出现该问题的原因是审题不够仔细，在填报申请书前，未认真阅读基金指南及撰写要求，即使该校科学研究院在微信平台上滚动提醒申请书中易出现的问题，但效果甚微，错误仍然出现。 5) 集体意识薄弱。申报教师集体意识薄弱，影响了整体申报流程的有序开展。该校科学研究院在动员会上及各类通知中设定的各阶段时间节点如同虚设，申报人员缺少时间概念、团队意识不强，造成整体申报工作混乱，协调困难 [ 7 ] [ 8 ]。 5.2. 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的问题，现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加强重视。南京农大近几年国自基金经费维持在一亿元以上，是南京农大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主要经费之一，为了稳固持续的经费资助，希望南京农大尽快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的意见》，督促教师主动积极申请基金项目。 2) 做好培养。南京农大要加强青年人才引进力度，更要做好“引进人才”的培养和考核工作。结合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将人才和重大项目培育作为长期稳定性工作开展，明确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引进。根据学科发展与人才特点，为青年人才安排学科领域内的权威专家，在学术上给予定期指导，使之安心科研、专心科研，协助做好科研中长期规划。一旦确定目标和方向，应坚持不懈努力，为重大项目的承担提供后备力量。 3) 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认真审慎对待申请书。南京农大应鼓励、要求参加各类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并通过展板、视屏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并提高科研人员的人文素养，在申请书的撰写中避免出现错误。 4) 强化制度。进行人性化服务的同时，加强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一方面做好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争取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排除干扰，保证各类工作的有序开展，避免出现任何问题。 5) 重点突出。全面动员，梳理申报群体，关注重点人群(引进人才、青年学者)，激活潜力人群(长期不申报人员)。积极地鼓励、督促各位专任教师参加各类项目的申报活动，并通过现代媒体(如短信、微博、QQ、微信等)方式积极宣传。 国自基金项目申请过程是一项繁琐而精细的工作，需要全校的科研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的相互配合。只有齐心协力的配合，按章办事地管理项目，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才能推动国自基金工作不断地迈上新台阶 [ 9 ]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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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通过分析国自基金与南京农大基础科研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国自基金为南京农大提供了大量的科研资助，促进了学校实验平台的建设、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养、传统优势学科的发展，使其产出了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并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了全国农业与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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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所谓意定监护制度，是指成年人意思能力健全时可以预先选定监护人并与之缔结委托监护合同，由当事人自我决定合同的内容，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并且由公力机关予以监督的制度。我国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第33条首次明确规定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关的配套方法，意定监护制度存在以下问题：缺少具体实施方法和细则；未明确登记、公证程序，缺乏程序上的保障；缺乏对被监护人意思的充分尊重；保护与支援措施单一；缺乏专门的监护监督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予以完善：完善具体细则实施方案，明确意定监护合同的登记和公证，加强程序保障和公权力干预；尊重被监护人尚存意志；保护和支援措施多元化；明确监护监督人的选任和职责；构建有效的监护监督机制。 关键词 :意定监护，委托监护合同，监护监督机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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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概述 1.1. 意定监护的概念和我国的发展现状 意定监护制度，是指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在本人具有完全的意思能力时，依自己的意愿选任监护人，并与之订立委托监护合同，由本人将自己的监护事务的全部或部分医疗、护理、雇用、消费、住房等委任与受任人(监护人)，并授予其必要的代理权限，以此为内容订立的合同，为委托监护合同 [ 1 ]。简单地说，意定监护就是自己可以在意识清楚的时候，书面指定一个人，作为自己失能后的监护人，照顾自己的生活，处分自己的财产、权利等。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新增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而在此之前，《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有相关的规定，但范围局限于老年人的意定监护，民法总则的规定则将意定监护扩展到了所有成年人的范围。意定监护制度作为成年监护制度所特有的一种监护人决定方式，其目的正是为了保障成年人的自由意志、尊重其自我决定权，适应当今社会的老龄化趋势，保障人权。 意定监护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我国民法总则新增的意定监护制度，在之前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基础上增加了成年人意定监护，扩大了意定监护的范围，可谓是意定监护制度的重大突破。而意定监护，通俗地说，就是将监护权交给了自己最亲密信任的人。然而，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意定监护还存在很多实践问题。广大群众对此也多处于一种似懂非懂的状态，实践中适用难、适用乱现象出现情况较多。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目前并无明确统一的登记和公证程序，且缺乏实践案例参考，缺乏程序保障。此外，由于没有明确标准判断被监护人是否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也使得意定监护原先最大的优点“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受到了一定挑战。由此可见，我国意定监护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和探索，充分保障被监护人权益，才能发挥其应有价值。 1.2. 意定监护的诞生背景 1.2.1. 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水平的完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口已占我国人口比重10%以上，而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因此老年人人数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现代人对生活水平要求较高，注重养生的人也越来越多，人口平均年龄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 2 ]。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分严峻，而如何面临此挑战，我国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提出了意定监护制度。2013年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26条规定了老年人的意定监护制度，这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该制度并不健全，存在着监护理念落后、监护对象过于单一、选任方式落后、缺乏有效的监护监督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有关老年人监护的规定显然也仅限于老年人这一群体，而人口老龄化要求我国意定监护的范围应当扩展到成年人，以便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签订意定监护合同后因意外事故或其他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得到监护人的照顾，发挥意定监护制度真正的价值。这就要求相对完善的意定监护制度的出台与实施，这是出于老龄化社会现实的需求。我国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中第33条对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予以了一些改变，例如扩大了原有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老年人，而是扩展到所有在订立委托监护合同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可否认这是我国在意定监护制度方面的一大进步，也是面对老龄化社会做出的应有之举。 1.2.2. 国际人权保障新理念的推动 国际社会近年来十分关注人权保障，尤其是保障老年人、残障人士的基本人权和尊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由于年龄身体等方面的原因，其处理事情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我们有必要注重保障他们的人权。而近年来以尊重他们残存的能力，提升个人的福利为目的的国际人权保护声势日趋高涨 [ 3 ]。人权保障不再限于基本人权的维护而是顺应时代发展将保护人权的范围扩展到了意定监护的层面。可以说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条件改善，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随之提高而提出的应有之举。 由此，一方面高龄化社会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国际人权保障新理念和身心障碍者福利新理念的内在驱动，二者的合力共同推动现代中国改革现有民法上的成年监护制度，重新塑造现代成年监护制度 [ 4 ]。意定监护的范围扩大是时代所趋，符合人民群众的呼声，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弥补法律漏洞，为民之所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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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司法实践中意定监护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2.1. 缺乏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方法 由于我国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为2017年民法总则新增，且仅在一条规定中说明，难以涵盖整个意定监护制度的内容，加上之前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意定监护的范围也过于狭窄，存在诸多实践上的法律问题。新制度的出台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相关的配套方案，存在严重的适用难、适用乱的现象。且民法总则中单单一个法条并不足以意定监护制度在实践中实施的顺利，如委托监护合同存在无效、撤销、终止等情形时，如何与法定监护的适用实现相应的对接。以及尚未明确规定成年意定监护的适用原则，当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冲突时，哪种监护处于优先适用的地位我国法律尚未释明。这些问题都在实践中的意定监护中出现，出现法律空白和漏洞，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也没有可供参考的相关案例，有关人员只能凭借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法律知识同时参照民法总则第33条的规定及其相关精神做出回应和处理，意定监护制度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急需具体的实施细则予以明确。 2.2. 缺乏程序上的保障 我国的意定监护制度没有明确登记和公证程序，包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内对意定监护的规定，目前都是很原则性的概括性规定，没有任何的实施细则。向谁登记，如何登记，公证流程，所需材料和证明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从下手，实践起来难度较大，同时意定监护制度也缺乏程序保障。在实践中由于意定监护制度作为新制度，缺少相关案例参考，一切无章可循，对公证人员的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要求较高，整个流程只能摸索前行。程序上缺乏相应的保障使得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较大的阻碍，这也对有关部门进行相关程序的细化提出了新要求，法律要求仅仅是实质上的保障是不够的，必须在维护实质正义的同时保障程序正义，使得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有机结合，程序发挥其必要作用，通过对程序的保障以更有利于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2.3. 缺乏对被监护人意思的充分尊重 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比，其优越性就在于尊重意思自治，将契约和管理有效结合起来，使得被监护人在选择委托监护人时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不受他人意志支配。但实践中，往往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而难以判断被监护人是否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使得许多委托监护人漠视被监护人的尚存意志，做出不符合被监护人真实意图的行为，这也显然违背了意定监护立法时的初衷。而已经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由于自身身体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正常顺利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容易陷入有苦难言的困境。漠视监护人意志的意定监护在实践中比比皆是，成为我国成年意定监护制度中的一大漏洞。实践中比较常见的热点问题有侵害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等，比如虐待老人，遗弃老人，暗中转移老人财产等。而近年来关于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常回家看看”成为孤巢老人的美好心愿，年轻人为经济在外奔波对老年人的关爱不够，精神上得不到应有的慰藉，一些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生活更是凄凉，很多都只能在养老院度过漫长的余生。这就要求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和维持本人生活正常化理念，被监护人对自己意识范围内可以充分了解的事情应当享有自我决定的权利，不受他人干涉，他人也不应干涉本人的决定。只有充分尊重被监护人的意志自由，对漠视被监护人意志的行为予以批评和指正教导，加大对此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宣扬新理念，使得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和维持本人生活正常化理念深入人心，从而使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逐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为贯彻落实意定监护制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切实维护被监护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所应享有的权利，使被监护人得到其所期望中应有的照顾，在防止监护人对权利的滥用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 2.4. 保护与支援措施单一 意定监护中，针对被监护人的保护与支援措施过于单一。虽然被监护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由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但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权利过于宽泛，导致监护人容易滥用权利，此时被监护人特别是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被监护人就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只能单纯地寄希望于委托监护人“知错就改”或其他有关近亲属为自己维权，但实践中第三人主动站出来替被监护人维权的少之又少，同时被监护人出于自身身体条件的限制，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中也体现出我国的意定监护制度中，保护和支援措施单一也是该制度的法律漏洞之一，急需加强这方面对被监护人的保护。例如在必要情况下，民政部门可以介入其中，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发声，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保护和支援措施，完善意定监护制度。 2.5. 缺乏专门的监护监督机制 无论是意定监护还是法定监护，均应加强对监护关系的第三方监督。法定监护侧重于私力监督，而意定监护适宜侧重于公力监督。这是由于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存在明显的不同，法定监护是法律规定的监护，具有法定性。而意定监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意志，具有任意性。为了使任意性较强的意定监护的双方当事人不至于逾越法律的底线，使意定监护制度在相关法律规范下顺利运行，就有必要通过公权力予以必要的监督。公权力具有其强制性和权威性等特点，通过构建公权力主导下的监护监督机构可以进一步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建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制具有不可否认的必要性。而我国的现状是并无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而这正是现行意定监护制度所缺乏的。就我国而言，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与监护配套实施的监督制度，对监护人的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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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解决实践中意定监护出现的法律问题的方法 3.1. 加强程序保障和公权力干预 通过发布意定监护的相关实施细则，细化有关程序和要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方便老百姓了解该项制度，同时更准确地订立合法的委托监护合同，避免因合同当事人缺乏民事行为能力或合同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完善具体细则实施方案后需要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在自身了解的同时将一些基本知识传递给具有订立意定监护合同意向的百姓，辅之必要的讲解。而与此同时意定监护合同的签订和公证也有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登记和公证的本身作用就是公示公信，通过公示得到“公信”，使得权利被合同双方以外的第三人所知晓，当该第三人明知有相关登记仍予以破坏的，可以认定其并非善意，通过该已经公示的登记获得的公信力可以对抗第三人。另一方面，即使无法确定该第三人是否恶意，但由于公证具有的公示公信效力，也应当推定该第三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交易安全。其次，公权力可以对委托监护合同进行实质性审查，通过审查可以减少缔约人由于民事行为能力欠缺以及合同内容违法等无效合同的产生。最后，当委托监护合同产生纠纷时，公权力机关的事先审查对纠纷的顺利解决也提供了方便。且较其他证据而言，其证明力更强。公权力的干预和介入有助于程序保障，使得成年意定监护制度更好的得到施行。可见完善具体细则实施方案，明确意定监护合同的登记和公证，加强程序保障和公权力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2. 尊重被监护人尚存意志 被监护人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当充分尊重其尚存意志，对一些他能够理解的问题给予必要的耐心和关怀，对其意志清楚时所做的决定予以尊重并考虑其给予的相关建议和要求。在尚存意志范围内尽可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要求，而不是一昧剥夺其合法权益，以委托监护人享有意定监护权为由一意孤行。可以通过订立合同时与委托监护人的充分沟通，明确被监护人对自己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大致构想，有利于避免事后做出与其意志违背甚至全然相悖的法律行为。意定监护本身就是充分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及其自由意志的一项制度，如果漠视被监护人的尚存意志，将使该项制度发挥不了其正常作用，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维护，委托监护合同转变为监护人的滥用权利，意定监护形同虚设。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应当充分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允许被监护人在有意思能力时签订监护合同，且该合同成立生效的时点为“本人意思能力衰退，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时” [ 6 ]。 3.3. 明确监护监督人的选任和职责 意定监护合同签订时，由一定范围的申请权人向法院申请选任监督人。监督人的选任必须通过向法院申请。自行指定监督人的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原则上法律不予保障。需要注意的是，除本人自己申请的或者本人已经不能为意思表示的除外，选任监督人的申请以本人的同意为必要。监护监督人一经选任，就应该履行监督职责，对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行为予以监督，当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时及时制止或提出有关建议，严重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帮助被监护人维权，惩治损害被监护人利益的监护人。民法总则中也有相关规定，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不得处分其财产。 监督人的职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监护事务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要求监护人报告有关事宜；二是在缺少监护人或监护人已不适合担任监护人时，向法院申请选任监护人；三是在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利益相反的情况下，代理被监护人与监护人为法律行为 [ 7 ]。由此可见监护监督人在意定监护制度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他的职责是配合监护人一起更好地为被监护人服务。 3.4. 保护和支援措施多元化 由于意定监护制度中被监护人的精神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个体情况不同不能直接笼统的归为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这两类，特别是针对部分丧失民事行为的成年人，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如小部分丧失，大部分丧失，接近完全丧失等。这就要求对意定监护制度的法律设计上也应当有所区分。我国也应该根据老龄化程度及健康状况设置多层次的监护制度与多元化的保护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老年人尚存的意思能力，在充分尊重其自我决定权的基础上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可以同时存在，即被监护人可以同时有意定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在适用的位阶上，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真正地实现监护的主动保护与消极保护的统一 [ 8 ]。 3.5. 构建有效的监护监督机制 监护监督机制主要由两方构成，一方是公证机构，一方是法院。其中，公证机构的监督应在监护监督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公证的作用是公示公信，公证机关在公证前可以对委托监护合同进行实质性审查，由于公证机关人员一般都有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可以很大程度上排除缔约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事由。另一方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法院的人力物力有限，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尽可能解决，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关于我国意定监护相关的监督制度构建，以公证机关为主、法院监督为辅是良好合理的选择。当公证机关无法解决时，由法院发挥其权威性和公正性介入其中发挥定争止纷的作用。公证机构与法院的监督可以统称为公力监督，前者的监督表现在事先对委任监护合同的审查，而后者的监督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监护人定期报告监护的执行情况；二是解任不称职的委任监护人 [ 9 ]。法院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而公证机关的监督属于事前监督。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的监护监督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优势，凭借其专门的知识和法律的强制性，对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追究监护人的民事赔偿及其他相关责任，以确保成年保护人切实地履行保护义务，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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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作为民法总则新增内容，难免出现不少问题，如缺少具体实施方法和细则；未明确登记、公证程序，缺乏程序上的保障；缺乏对被监护人意思的充分尊重；缺乏专门的监护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予以完善，如完善具体细则实施方案，明确意定监护合同的登记和公证，加强程序保障和公权力干预；尊重被监护人尚存意志；保护和支援措施多元化；明确监护监督人的选任和职责；构建有效的监护监督机制等。总之，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民法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完善成年监护制度不仅是积极应对高龄化社会挑战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建立健全民法制度，完善我国私法体系的必然选择 [ 10 ]。意定监护制度由于尚处于试行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实践中的问题，因此还需要通过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在各个方面加强保障，完善措施，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类法律问题，帮助监护人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通过监护监督人的制约来约束监护人以防止权利的滥用，从而切实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意定监护制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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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时，视为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采取附解除条件的概括保护主义立法模式，将胎儿规定为部分权利能力人，是对我国传统民法理论的突破。本文通过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我国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现状进行分析，来探讨如何加强和完善对胎儿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 :胎儿，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保护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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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事权利指的就是作为民事权利的主体依法能够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的资格，作为自然人来说，民事权利的能力，指的是自然人依法享有和承担民事权利义务的资格。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我们可以理解为，胎儿既然没有出生，所以也就不具有相关的民事权利能力，也就可以认为胎儿不是民事主体。《民法总则》第十六条在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方面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对其他的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基于此背景下，有必要针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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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胎儿”法律概念的界定 对于胎儿的界定，医学上认为人类胚胎在受精后发育到第12周初具人形时即可称之为胎儿，生物学上将整个胎儿的发育过程分为受精卵、胚胎期、胎儿期，即生命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胎儿。在我国现行法上，“胎儿”虽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却未有任何法律条文明定其含义。法学界中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出于对胎儿在法律上更好保护的考量，不能将胎儿孕育的过程程式化的割裂为三个阶段，而应把从受孕到脱离母体的整个发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保护，也就是说，胎儿的始期应当是“受孕时”，而终期是“出生” [ 1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还需要注意试管婴儿这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在法律上的地位。胎儿孕育于母体之中，胚胎只有进入母体才有发展成为自然人的可能。因此，试管中的胚胎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胎儿”。我国首例胚胎继承案已审理终结，两审法院均不承认冷冻胚胎的可继承性，二审判决创造性地使用了“监管权和处置权”概念 [ 2 ]。也就是说，胚胎在法律上仍应属于具有生命潜质的“特殊之物”，不是“胎儿”。如果将脱离母体的胚胎认为“胎儿”不仅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也会给法律使用带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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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性质 在有关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例中，存在绝对主义、概括主义和列举主义(个别主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绝对主义主张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否认其民事主体资格。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是绝对主义最鲜活的体现。概括主义是指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中一般性地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瑞士、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采此立法模式，我国现行《民法总则》采取的也是此种概括主义立法模式 [ 3 ]。列举主义是指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中不设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一般性规定，而于各分编中涉及到胎儿利益的保护时，个别地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法国、德国、日本等采此立法模式。不同的立法模式下，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之取得和丧失具有不同的效力发生机制。此外，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理，如果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胎儿在享有民事权利的同时，是否应当承担民事义务。 3.1. 我国规定的胎儿权利能力之取得是附解除条件的 概括主义和列举主义都为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设定了法定条件，即“娩出时为活体”。就此法定条件的效力，在比较法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胎儿出生之前其即取得了民事权利能力，若娩出时为死体，则溯及地丧失民事权利能力，是为附法定的解除条件说。另一种观点认为，胎儿于出生之前并未取得民事权利能力，若其娩出时为活体，方溯及地取得民事权利能力，是为附法定的停止条件说 [ 4 ]。我们可以看出，附法定的解除条件说与概括主义立法例相对应，附法定的停止条件说与列举主义立法例相对应。我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从该条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是概括保护主义立法模式，认为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受孕，在整个胎儿期就已经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是在娩出时为死体时，则溯及至受孕时丧失民事权利能力。 概括主义和个别主义的立法例各有利弊。总括保护主义明确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比较周延，与民法保障人权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是在法律适用上会存在着与其他既有法律制度的复杂适用关系，需要辅设新制度以解决具体情况下的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的问题。而列举主义只是在涉及到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事实发生时，才溯及地赋予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具有法律关系清晰、法律适用效果确定的优势。但由于涉及胎儿的利益保护的法律关系难以用列举的方式穷尽，因而列举主义难免有保护不周之弊。而且娩出时为活体才溯及至受孕时赋予民事权利能力，难免出现保护过于迟缓的问题。我国立法选择了概括主义立法模式，当然在解释上也应当选择附法定解除条件说，以便周延地保护胎儿的民事权利。 3.2. 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属于部分民事权利能力 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中对于民事权利能力均承认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是平等的，均为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存在受到限制的民事权利能力。对于民事主体而言，民事权利能力，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并不存在民事权利能力的中间状态，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源于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每一个人都平等享有的，不应当有所区别 [ 5 ]。 不过近年来，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准人格”的新概念，后又称其为限制民事权利能力或者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并将其定义为具有部分民法人格要素的人或组织之人格状态，准人格欠缺规范化的意志能力，具有部分人格要素，其权利能力并未得到法律的规定，而且具有开放性特征。例如胎儿所拥有的人格尊严要素就是不完整的，原因是其尚未出生，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并未形成完整的人格，进而应该拥有与不完整的人格尊严要素相适应的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胎儿不能在普遍的法律秩序中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能够在某些少数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我国《民法总则》虽未将其明确表述为“部分民事权利能力”或者“限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第十六条的规定表明该法事实上接受了关于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实际上在德国，认为在“权利能力”和“无权利能力”之间存在“部分权利能力(限制权利能力)”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通说 [ 6 ]。 3.3. 胎儿的义务能力问题：胎儿无须承担民事义务 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根据附解除条件的概括保护主义，胎儿在出生前就取得了民事权利能力，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享有民事权利。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应当是对等的，而由于胎儿尚未出生，其无法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违反了民法权利义务对等的相关原理和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因而否定了概括保护主义。 从表面上看，这些学者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但其实是欠妥的。因为胎儿与自然人作为生命存在，有着重大差异。我们不能将胎儿的人格地位提高到与自然人人格地位同样的程度。如前所述，我们赋予胎儿这样特殊的生命存在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只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享有民事权利，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的延伸保护。胎儿享有的民事权利远远小于自然人，并且民事权利能力主要是权利性质而非义务性质。其次，尽管自然人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大部分是对等的，但也存在不对等的现象，比如赠与合同、无偿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广泛认为胎儿的权利能力仅限于对其个人利益的享有部分，而无负担义务的能力。 从我国法律的规定也可以得出胎儿无需承担民事义务的结论。《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所使用的立法语句是“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对这一立法表述，只能作文义解释，不能做扩张解释。“利益”是相对于“不利益”而言的，“利益”表征权利，“不利益”表征义务，因而《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仅涉及到“胎儿权利的保护”，而不涉及到“胎儿义务的承担”。立法者又于法条中明确列举“遗产继承、接受赠与”两种具体情形，这两种情形都属于通常的“纯获利益”情形，因而条文表述中“等”的范围 [ 7 ]，须与例示的情形具有同质性，涉及到对胎儿“不利益”的情形当然不能包括在内。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胎儿无须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现行法在“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之外，创设了一种“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特殊民事主体”的例外，此特殊民事主体即为胎儿。此种创设，旨在给予胎儿以特殊保护，也不会对既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制度造成冲击，是科学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