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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单一的群际威胁模型 2.1. 群际威胁 群际威胁是指，在社会情境中，某一群体所具有的资源、信念和价值观等特征对另一群体的生存安全和发展福祉等产生的威胁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 。一般地，群际威胁往往发生在一个群体的信念、特征以及行动对另一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挑战或造成威胁之时  (Riek， Mania， & Gaertner， 2006; Stephan， Ybarra， & Morrison， 2009) 。由于弱势群体在各方面都比较弱，因而更容易受到其他群体、尤其是强势群体带来的威胁，这样可能导致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产生敌意，甚至产生对抗行为  (Kamans， Otten， & Gordijn， 2011) 。根据群际威胁的定义及其自身的特征，相继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类型的群际威胁。研究者通过整合，将群际威胁分为了三大类，即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和文化威胁(cultural threat)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 。现实威胁指的是所有威胁到群体或群体所在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因素，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身体健康等  (Stephan & Renfro， 2002; Jackson， 1993) 。认同威胁是指内、外团体由于群体地位的差异而产生的威胁感，因而威胁到个体的社会认同  (王沛，刘峰，2007；Branscombe， Ellemers， Spears， & Doosje， 1999; Tajfel & Turner， 1986) 。而文化威胁指的是群体之间由于在一些社会特征或人际特征上有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社会特征包括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等，人际特征则包含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等  (Zarate， Garcia， Garza， & Hitlan， 2004) 。 群际威胁会导致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根据群体性事件在特征、目的以及行动指向上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以利益表达为基础的“集体维权事件”、以不满宣泄为表达的“社会泄愤事件”以及以民族矛盾及宗教问题为基础的“社会骚乱事件”  (于建嵘，2009；王赐江，2010；徐行，王海峰，2010) 。由此可知，现实威胁情境下容易导致的是以维护、争取以及实现自身利益为宗旨和目标的集体维权事件；而认同威胁情境下容易导致的是无明确利益诉求、重在发泄不满的社会泄愤事件  (张书维，2013) 。 2.2. 三种不同类型的群际威胁及其与群体偏见的关系 2.2.1. 现实威胁与群体偏见 就目前来看，研究者集中关注于现实威胁与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现实威胁最早可以追溯至  Sherif (1957) 提出的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这是最早考虑群际威胁因素对群体关系影响的理论。在研究中，Sherif选取了11~12岁的男孩作为被试，邀请他们参加夏令营活动，通过实验研究范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当两个群体在竞争现实的稀缺资源时，若一个群体的成功目标会对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就会容易出现两个群体之间产生消极的群体态度的现象。在之后的研究中，现实威胁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地扩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Jackson于1993年做的研究。Jackson认为所有威胁到群体或群体成员现实利益的因素都可以归为现实威胁，即现实威胁除了资源竞争的因素外，还包括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等。此外，有研究提出，当群体成员意识到另一个群体对自身所在的群体有现实威胁时，就会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态度，而不论这种威胁是否真实地存在。即现实威胁指的是群体成员主观察觉到的威胁  (Stephan & Stephan， 2000) 。 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自50年代提出以来就得到了许多关注，在现实威胁与群体偏见的关系方面，研究者也进行了许多研究。例如，目前，研究者将现实威胁扩展到了所有威胁到群体自身或群体所在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经济环境这一因素。有研究显示全球经济衰退会增加头痛、减少睡眠，还会导致个人压力增加，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反应  (Hacskaylo， 2009) 。而且，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会导致更多的儿童被虐待  (Steinberg， Catalano， & Dooley， 1981) 和更高的家庭暴力发生率。  Hovland和Sears (1940) 的报告显示，1882年到1930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美国经济指标和南部各州的白人的黒私刑的数量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以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 aggression theory)  (Dollard， Doob， Miller， Mowrer， & Sears， 1939) 为基础，Holvand和Sears提出恶劣的经济条件会对并不喜爱的外群体产生攻击性冲动。人们对外群体存有偏见、认为其威胁到自身经济实力的概念就是以现实威胁为中心的  (LeVine & Campbell， 1972; Stephan & Stephan， 2000) 。此外，  Cottrell和Neuberg (2005) 提出人们倾向于将外群体感知为经济资源的一个威胁(如：亚裔美国人)。在对外来移民态度的研究中，研究发现当本地居民知觉到外来移民在经济收入上给其自身带来威胁时，就会对外来移民产生消极的群体态度  (Esses， Dovidio， Jackson， & Armstrong， 2001; Esses， Jackson， & Armstrong， 1998; Quillian， 1995) 。相似地，有研究者发现人们感知到亚裔美国人拥有与竞争相关的特质(比如聪明的、勤劳的)，而现实威胁的诱发是由于群体成员相比其他群体在寻找经济资源方面有可能更加有优势  (Maddux， Galinsky， Cuddy， & Polifroni， 2008) 。这样，现实威胁反过来就会促成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此外，David和Kumar通过寻找非“亚裔”心理学学生作为被试，发现在经济威胁条件下和全球变暖威胁条件下，被试都对亚裔美国人产生了偏见，而只有在经济威胁条件下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得到增强。以非“亚裔”美国人和非“非裔”美国人为被试，发现经济威胁条件下的被试对亚裔美国人更多地增强了愤怒情绪  (David & Kumar， 2011) 。这些研究从经济条件的角度着手，其结果为现实威胁影响个体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佐证。 现实威胁除了包含经济环境这一要素外，还涉及到身体健康。而病菌的存在，正是危及个体身体健康的一大隐患。研究者发现动物们会采取各种策略来抵御病菌的侵入。例如，食草动物为了自身安全，不会吃被粪便污染过的草地  (Ezenwa， 2004; Fleurance et al.， 2007) 。此外，动物们还会在同类之间进行有选择性的安排其远近亲疏，以避免与携带病菌或已经被病菌感染的同类个体接触  (Kavaliers， Colwell， Braun， & Choleris， 2003; Kavaliers， Choleris， Agmo， & Ffaff， 2004) 。在人类社会的舞台上，病菌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显示，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携带新的致命的病菌，这对人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新病菌没有免疫力，因此这意味着与外群体成员接触会导致病菌的感染  (Curtis et al.， 2004) 。而对于内团体成员，在遇到病菌侵袭时，他们更容易形成互相帮助的氛围，而这样可以帮助他们赶走疾病、重获健康  (Navarrete & Fessler， 2006) 。此外，研究者发现，个体在应对病菌威胁时容易产生厌恶情绪，用以抵御和对抗可能带来的疾病感染  (Marzillier & Davey， 2004) 。由于内群体成员大多生活在一起，他们携带的病原体大多是相似的，并且有相似的免疫系统；而外群体成员很有可能带来新的病菌威胁，而内群体成员对这样的病原体是没有免疫能力的，因此，个体容易对外群体成员产生厌恶情绪  (Navarrete & Fessler， 2006) 。  Vartanian (2010) 的研究发现，厌恶可以作为预测肥胖歧视的最强烈的指标  (Vartanian， 2010) 。  Park，Schaller和Crandall (2007) 通过研究，发现那些经常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疾病侵扰的人对肥胖者持有更多的消极态度；而当看过肥胖者的照片之后，这种效应得到了加强  (Park， Schaller， & Crandall， 2007) 。还有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个体更倾向于将年老者与病菌感染联系起来  (Duncan & Schaller， 2009) 。 除此外，一些研究结果也显示，现实威胁导致的群体偏见，是一种适应性的心理机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群体间的互动往往是一种冲突的形式，并伴随着对抗与暴力行为，因此外群体成员往往会通过现实威胁的形式直接危害到内群体的生存安全与发展福祉，给内群体成员带来很大的威胁与挑战。因而，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进行分辨，并采取行动以减小外群体成员带来的威胁影响。而这可能是一种适应进化的心理机制，这一心理机制使个体对内群体产生偏好，贬损与厌恶外群体，从而使个体能免受外群体成员的威胁  (Schaller & Neuberg， 2012) 。Cottrel和Neuberg的研究显示，当要求被试与能带来暴力威胁的外团体成员接触时，被试产生了恐惧情绪  (Cottrel & Neuberg， 2005) 。Olsson等在研究中通过操作使得被试对外群体和内群体都产生了恐惧反应，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被试对外群体成员建立的恐惧反应很难消退，而对内群体的恐惧反应则是容易消退的  (Olsson， Ebert， Banaji， & Phelps， 2005)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当被试处于黑暗的环境下时，被试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与威胁感  (Schaller， Park， & Paulkner， 2003) 。Schaller等以加拿大人作为被试，让他们分别在明亮的和黑暗的环境下对由加拿大人组成的内群体成员和由伊拉克人组成的外团体成员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处于黑暗环境下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大的群际偏差。Maner等在研究中，通过让被试观看摘自电影《沉默的羔羊》中描绘电影的主角在一个漆黑的地下室被一个连环杀手疯狂追逐的片段，给予被试暴力威胁启动，而值得注意的是，主角与追逐者都是白人，即如果暴力威胁得到了成功启动的话，可以理解为启动的是内群体而非外群体带来的威胁，而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对外团体成员身上知觉到了愤怒情绪，而在内团体身上则没有  (Maner et al.， 2005) 。因此可知，这种情感误解的功能是特定的、具体的，即偏见是针对外群体成员的具体的看法，对内群体成员的看法不存在这样的偏见。以上这些研究在为现实威胁对群体偏见的影响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丰富了群体偏见和群际关系研究的研究方法与实验范式。 2.2.2. 文化威胁与群体偏见 现实冲突理论通常适用于解释群体成员知觉到现实威胁时产生群体偏见的现象，但是对于两个群体在没有任何现实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产生群体偏见和冲突的现象，现实冲突理论无法做出解释，而这样的偏见与冲突也是经常发生的。于70年代产生的象征种族主义理论(symbolic racism theory)则为非现实威胁条件下的群体偏见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McConahay & Hough， 1976; Sears & Henry， 2003) 。一般地，研究者将象征威胁定义为由于群体之间在道德、价值观、社会标准、观念和社会态度等方面不同而导致群体成员感知到的来自外群体的威胁。关于象征种族主义，也有许多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例如，  Biernat 和 Vescio (2001) 在其研究中发现，当白人认为黑人群体破坏了白人群体所倡导的重要价值观时，他们就会对黑人群体持有更加消极的群体态度  (Biernat & Vescio， 2001) 。除了对黑人与白人群体这一经典的群际偏见有研究外，有关同性恋的研究也值得一提。例如  Myman和Snyder (1997) 通过研究发现，那些抱有同性恋是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观点的人，往往会对同性恋群体持有更加消极的群体态度  (Myman & Snyder， 1997) 。此外，  朱勇(2013) 在其研究中使用信号检测论方法，通过再认–记忆范式先后对象征群际威胁进行了操纵，要求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威胁相关词与中性词进行记忆，结果发现控制组被试对威胁相关词的记忆显著地高于中性词，而受到威胁组的被试对两种词汇的记忆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个体在受到群际威胁后出现“草木皆兵”现象，会将中性刺激识别为威胁刺激；使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对威胁词或中性词进行情绪判断时的大脑神经反应进行记录，通过采用情绪判断任务对群际威胁进行操作，从神经生理层面探究威胁探测阈限，结果发现威胁相关词比中性词更多地引起了被试的情绪反应，且受到群际威胁的被试对两种词汇无法进行区分，这表明个体在受到威胁后会抑制对威胁刺激的加工  (朱勇，2013) 。 有的研究者在象征威胁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威胁这个更容易理解、也更加宽泛的概念。学者们还将象征威胁纳入到了文化威胁的范畴中  (Stephan， 1998; Zarate， 2004) 。  Stephan等(1998) 提出，外来移民由于在道德准则、规范以及价值等方面与当地居民不同导致其对本土文化产生冲突与危害，文化威胁由此产生。因而文化威胁会导致人们产生对移民的偏见。当个体感知到某一文化和价值观与其自身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驰的外来群体侵入内群体时，必然会感觉到自身及所处的群体受到威胁，个体对这个外来群体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偏见甚至歧视。  Zarate等(2004) 进一步将文化威胁定义为知觉到群体之间在社会或人际特征上的差异。而社会特征包括的内容有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等，人际特征包括的内容有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等。  Mclaren (2003) 的研究发现，本地居民对移民产生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还有研究显示，对于高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相比其他威胁，文化威胁对群体态度的影响更大  (Stephan & Stephan， 2000) 。 文化威胁为群体间在没有现实利益冲突的情境下产生的群体偏见提供了合理解释，其概念的提出与扩展使得人们更好地理解群体态度。在未来的研究中，对文化威胁的探讨将更加丰富和充实。 2.2.3. 认同威胁与群体偏见 认同威胁的概念来源于  Tajfel (1986) 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一般来说，个体成为某社会群体的成员后，会对该群体产生认同。社会认同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社会认同来自于人们对内、外群体之间有利于内群体的比较  (Tajfel， 1986; Brown， 2000) 。而当某一个外群体较个体所在群体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及更丰富的资源等时，就有可能威胁到个体所属内群体的自尊水平，此时，群体内的成员就会将外群体视为影响内群体存在于发展的威胁源。这时候，个体处于一种不满意的、消极的社会认同状态，假如这时候群体边界不是那么难以打破，人们就会设法脱离所属的群体；而在群体边界难以突破或者不可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采用其他策略以提高内群体自尊水平，而用得最多的则是直接贬低威胁来源，即通过对外群体采取偏见甚至歧视的态度，从而来获得对所属内群体的积极认同。Tajfel 就将这类通过群体间的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威胁定义为社会认同威胁(social identity threat)  (王沛，刘峰，2007；Tajfel， 1986) 。 目前研究者仅对认同威胁进行了少量的研究。1994年，Branscombe和Wann率先对认同威胁进行了探讨。研究以美国人为被试，请他们观看美国拳击手被俄罗斯拳击手击败的录像。在观看了录像之后，研究者发现，具有更高认同水平的美国人对俄罗斯群体的消极态度得到了增强  (Branscombe & Wann， 1994) 。在之后的研究中，Branscombe通过操作，使得被试知道外群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持有消极评价。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发现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产生了敌对态度；相应地，研究发现他们在行为上也表现为向外群体分配更少的物质奖励  (Branscombe， Spears， Ellemers， & Doosje， 2002) 。薛婷等人在其研究中以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说明国家认同(即社会认同)在对群体态度的影响中起基础作用，国家认同作为主要的前因变量对内、外群体态度有直接影响  (薛婷，陈浩，乐国安，姚琦，2013) 。 研究者发现，个体认同水平的高低对群体态度有不同影响。当内群体处于低地位时，具有更高水平认同的个体更容易对外群体产生消极态度，即出现群际偏差；对自己所属内群体有低认同水平的成员则会接受自身群体处于劣势的观点，贬低内群体而对外群体产生偏好，即产生内群体贬低  (Brewer， 2007) 。 社会认同威胁的结果包括3类：脱离群体、改变群体的状态以及接受消极的社会认同结果  (王沛，刘峰，2007) 。与其他威胁相比，认同威胁更加关注社会情境的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对认同威胁的探究将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