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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困顿 文明互鉴要求外国文化“请进来”，中国文化“走出去”，而对外推介中国优秀图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之一。不过，从“文明互鉴”视角研究“外译”的研究尚属空白。我们在知网上选择“学术期刊”，在“文献分类”中选择“哲学与人文科学”设置“关键词：文明互鉴”AND“关键词：外译”，时间范围设为“2019~2021”，“来源类别”设为CSSCI，点击“检索”，检索结果为0。 由此不免产生疑问，近几年“文明互鉴”究竟是从哪些领域得到阐释？这些领域又是如何占据学界研究的主流而中国图书外译却无法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图书外译又是否能借鉴这些领域的经验？ 本文再次借助知网，上述搜索条件仅去除“关键词：外译”，其余保持不变，再次检索，得出29篇文献(时间：2021-01-12晚)，逐一解读后可根据研究视角将这29篇文献分为四类：政治角度(13篇)，艺术角度(8篇)，宗教角度(6篇)以及文学角度(2篇)。所占比重可见图2。 图2. 检索结果各领域比重图 以下是对这29篇文献的具体解读： 政治角度(13篇)： 张耀军，邱鸣(2019)，张小平(2019)，刘泓(2019)，刘晓婷(2019)以及柴尚金(2019) 5篇的研究都涉及文明互鉴与推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其中张耀军，邱鸣(2019)，张小平(2019)主张“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促进文明相互理解，交流和互鉴 [ 2 ] [ 3 ]。刘泓(2019)，刘晓婷(2019)，柴尚金(2019)主张文明互鉴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力量 [ 4 ] [ 5 ] [ 6 ]。 陈立生(2019)，尹锡南(2019)，杜江，于海凤，王海燕(2019) 3篇从具体实例分析文明互鉴。陈立生(2019)基于广西文化“走东盟”的实践与成果探讨其中的优势与短板，提出创新路径：精准目标，打造文化品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 7 ]；尹锡南(2019)基于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中的负面因素制约提出对策，旨在完善中印交流机制，促进中印文明交流互鉴 [ 8 ]；杜江，于海凤，王海燕(2019)以中巴经济走廊为背景探索中巴文化产业合作的新路径：以文明互鉴为基础，坚持文化认同与文化创新 [ 9 ]。 其余5篇研究虽都为政治层面研究，但不尽相同。范鹏，李新潮(2020)认为蕴含在“文明互鉴论”中的中国文化立场主要是“和而不同”，“交通成和”，“并育不害”和“通而不统”，文明互鉴有利于中华文明“走出去”，也有利于我们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 10 ]；孙英，杨扬，田祥茂(2019)从动理论角度分析文明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外生动力，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地位 [ 11 ]；曹顺庆(2019)指出西方中心文明观是一种文明优越论，应当以史为鉴，让世界文明平等交流互鉴 [ 12 ]；沈甜玲(2019)提议我们要尊重不同文明，深化文化交流，实现文明共同繁荣与发展 [ 13 ]；向云驹(2019)指出中华民族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文明互鉴，我们将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努力创造光耀的中华文化 [ 14 ]。 艺术角度(8篇)： 项仕中(2020)认为西方写实油画对于表现丝路题材与精神，具有一定的独特意义 [ 15 ]；方汉文，张荣兴，张龙龙(2020)基于清代石刻《琉球国书》铭文引用的日本汉诗，琉球语拼读解读出清代东亚三种文化的交流互鉴 [ 16 ]；黄露，刘俊玲(2019)指出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下，加强粤剧在东南亚的传播需要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寻求政府支持，培育新生力量，加强受众与效果研究，以及融合东南亚媒体互动 [ 17 ]；马卓娅(2019)从美学角度看各国，各地的自然，社会，艺术文明，从而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平台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 [ 18 ]；李琪，孙瑜(2019)通过研究中亚细密画讨论了各时代中亚不同族群间的文明交流与融合 [ 19 ]；艺术设计研究(2019)上一篇关于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的报道指出该展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 [ 20 ]；谢欣然(2019)研究丝路审美文化融通的空间策略，包括以传染，等级，刺激，迁移为导向文化扩散，实体与虚拟空间中审美文化的开放性与活态性 [ 21 ]；王才勇(2019)将东亚美术对西方绘画创造界的影响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近代，现代，后现代阶段，由此看出西方近现代美术和中华传统美术的交融 [ 22 ]。 宗教角度(6篇)： 马晓琴(2020)与杨桂萍(2019)都着眼于伊儒会通，这文明互鉴史上的成功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开放包容以及伊斯兰教的积极适应，为新时代宗教中国化提供借鉴与经验 [ 23 ] [ 24 ]；曹顺庆，王熙靓(2020)与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9)都有涉及佛教，但前者通过研究隋唐佛学“他国化”催发新的文化这一现象论证“他国化”能解决中国文学实现“中国化的问题”，还能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以及创新 [ 25 ]，后者浙江省将积极支持佛教道教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佛教道教对外文化交流 [ 26 ]；郑云艳(2019)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为例，指出中西文化交流中三种知识汇通模式：中学为本，西学为本和“中西学并举”，可以为当下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 27 ]；王治军(2019)比较了儒家与基督教道德修养论，得出二者显性层面的三点区别：理论前提，修养方法和人格目标，但在隐性层面二者又有相同之处 [ 28 ]。 文学角度(2篇)： 李世武(2020)通过研究彝族创世史诗，其中对于中华古帝王的叙述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文明互鉴的重要体现 [ 29 ]；杨一(2019)通过研究海外汉学五四运动研究路径变化，重温相关著作，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 [ 30 ]。 通过上述文献的解读后发现，“外译”似乎与“文明互鉴”这一重要时代思想难以沾边，外译的时代意义难以得到充分展现。此外，学界的研究往往反应时代潮流所向，学界相关研究不足也体现外译在文明互鉴中的地位未得到充分认同，这也是中国图书外译如今所面临的一个困顿。 不过结合中国图书外译的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图书外译处于该困境主要有两个原因：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未能充分把握时代方向，至少未将时代精神表现出来。上述文献中接近一般的研究都是围绕“文明互鉴”的政治意义，但是反观这些外译项目却未能充分体现“文明互鉴”或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宗旨。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通过解读其2014~2020年的申报通知书发现：2014~2015年以及2017年的申报书相对简单，对于项目宗旨只字未提；2016年以及2018~2020年都有阐释项目宗旨——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精髓，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但是4年间项目宗旨的阐述几乎一致，没有因为“文明互鉴”成为时代热词而出现明显变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未得到彰显，容易使项目落入俗套。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译介的图书尚未完全进入世界主流渠道传播。上述文献中，艺术领域的《琉球国书》，粤剧，宗教领域的儒家，隋唐佛学，文学领域的彝族创世史诗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贡献显而易见。相较而言，中国图书外译译介的作品虽然数量庞大，但知名度方面就有些逊色，原因在于大部分外译项目对国外出版社接近“零要求”，可见表4，因此不少作品缺少在世界主流渠道传播的机会，受众少，因此贡献常被忽视。 Table 4 Requirements for publication and publisher of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project 部门 项目名称 启动时间 项目出版要求 出版社要求 备注 国家 社科办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0 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 国外出版机构应来自中华学术外 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 2020 中 宣 部 经典中国 国际出版工程 2009 向非华语地区版权输出或非华语地区的出版单位合作出版 非华语地区主 流出版机构 2020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 2014 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版发行 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版机构 2020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 2016 一经立项，需在2年 之内通过合作出版等 不限出版社 2019 两个工程 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 2006 中外出版机构以版权 合作方式对外译介 不限出版社 2020 中国文化著作 翻译出版工程 2009 2018 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 2017？ 不详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当代作品 翻译工程 2013 与国外出版社达成 翻译合同后翻译出版 不限出版社 2020 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 对外翻译工程 2019年并 入中国当 代作品翻 译工程 地方 项目 上海市中华学术 精品外译项目 2013 以外文或中文外文对照形式由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单独出版或中外出版机构联合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 权威出版机构 2014年终止 上海翻译出版 促进计划 2015 出版物在世界 范围内传播 不限出版机构 2020 表4.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出版要求及出版社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