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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广东新型城镇化质量偏低原因 2.1. 户口等制度强力限制，农民工市民化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一路突飞猛进，在广东务工的农民工是重要的贡献者，但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职业技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种种因素的限制，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绝大多数农民工未能更多分享广东经济快递发展的红利。绝大多数在珠三角区域务工的农民工劳动素质水平低，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在就业、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缺乏应有保障，其子女很难在务工城市中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对于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尤其在一线城市落户存在着诸多限制，难以转变成为城市居民，无法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此外，大批农民工盲目地聚集在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中，比如2018年珠三角年末常住人口6300.99万人，其中城镇5413.11万人，而户籍总人口仅为3628.04万人，农民工总数达到了1785.07万人，给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治安带来了众多不安定因素，也降低城市的宜居水平。 2.2. 房地产业成为城镇化的引擎，但其发展方向亟需矫正 2003年，房地产行业被国家定位为支柱型行业。房地产业已成为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引擎，但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等问题，2018年广东省住宅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0.49%，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15.80%，而广东人口城镇化增长率仅为1.22%。市场上需求较高的经济适用房供给不足，而价格高昂的高端房却过分供给，供求结构失衡，尽管政府采取行动控制房地产价格，但效果不佳，房地产业过度开发的同时，也存在着恶意炒房的不良经济行为，使城市多个楼盘出现“空城”、“夜城”等现象。 对于广东各地区商品住宅静态供求比，东翼地区供求比波动幅度大，整体上商品住宅供过于求，而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广州等大量外来劳动人口流入的一线城市，住房需求大，但土地供应紧缺，加大了住房供给的压力。除了商品房，另一类就是政府的保障房，但广东省在保障房上的建设和投入都远远不足，很多地区的保障房无法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 [ 1 ]。 2.3. 城镇化与工业化间关系不协调，限制了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 按照IU、NU国际标准值方法，IU = 劳动力工业化率/人口城镇化率，NU = 劳动力非农化率/人口城镇化率，当IU ≈ 0.5或NU ≈ 1.2时，表明“两化”发展基本协调 [ 2 ]。基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以第二产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代替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占比，使得IU的测量值比实际值略有扩大。2010~2018年广东省“两化”协调性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广东省虽然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协调性有所提高，但IU值、NU值总体上高于0.5、1.2，偏离度不大，全省城镇化水平略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 年份 IU NU 2010 0.640663 1.142315 2011 0.637578 1.144332 2012 0.623177 1.130621 2013 0.618391 1.136423 2014 0.60885 1.141227 2015 0.596711 1.133751 2016 0.58526 1.131503 2017 0.574087 1.125268 2018 0.55587 1.121641 表1. 广东省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性比较 广东省1978年以来的历年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见图2所示。从宏观上看，广东省的工业化建设要先于城镇化建设，现阶段广东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虽都已步入成熟阶段，但从微观上看，广东省除一线城市外，其他大部分城市“二化”之间协调发展仍需加大力度。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广东省带来了发展机遇，但珠三角各个城市的高房价，也为其发展带来了挑战，外来投资、劳动力、高端制造业有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转移的趋势，广东省需进一步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提高人口承载力，缩小广东省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差距，化危为机，形成竞争新优势。 图2. 广东省1978-2019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对比图。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4.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关系不协调，新型城镇化水平难以提高 本文采用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结构由10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组成，加权计算最终得分90分为基本达标 [ 3 ]。 采用2019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等数据，按照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广东省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在2016~2018年的各项指标值及结果如表2所示。经分析可知，广东省在这三年间农业现代化进程变化不大，各项指标值加总结果均在81~82之间，达不到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而广东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达到城市化增长曲线的稳定阶段，可见二者间的发展不协调。广东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下降，使广东新型城镇化水平难以高质量、快速发展。 Table 2 Actual values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Guangdong Province’s 2016-2018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valuatio 指标名称 单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劳动生产率：劳均农业总产值(现价) 元 43376 44458 48710 土地生产率 每公顷种养面积产值(现价) 元 122147 124840 130447 每公顷粮食播种面积产量 公斤 5529.6 5570.1 5548.4 投入产出率 % 161.59 164.49 166.41 农民收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现价) 元 14512 15779 17168 农田标准化 有效灌溉率 % 42.372 41.978 41.483 旱涝保收率 % 47.753 47.982 48.798 操作机械化 劳均拥有农机总动力 千瓦 1.7824 1.7953 1.8734 服务社会化 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健全率 % 51.23 53.85 57.94 农副产品加工率 % 57.764 52.171 47.582 管理科学化 养殖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 40.525 38.432 37.958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 % 66.4 67.2 67.9 生态良性化：森林覆盖率 % 0.513 0.513 0.535 城乡一体化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69.2 69.85 70.7 平均期望寿命 岁 76.1 76.49 77.2 加权总分 81.83 81.46 81.39 表2. 广东省2016~2018年农业现代化评价各指标实际值 2.5. “四化”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欠缺，制约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四化”有机集合、互为动力，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广东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全省信息化水平。丁慧媛对沿海11省市区进行“新四化”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测算，2016年广东省“新四化”发展水平表现为农业现代化位处第四梯队，排名第9位，低于上海、天津、江苏等省市，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较发达 [ 4 ]；总体上，2006~2016年广东省“新四化”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2016年耦合协调度为0.7487，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从闵晓飞、陈莉建立广东省新型城镇化与信息现代化协同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对比各地信息化建设的现状，珠三角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且明显拉开差距，而汕头、汕尾、佛山信息化建设薄弱，与当地城镇化建设拉开差距，可见广东省各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如何提高广东省“四化”之间的协调性，相关的体制机制仍然欠缺，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建设。一套成熟的“四化”发展体制机制，能为广东省各地区政府对城镇的规划建设、乡村的振兴发展提供有条不紊的实施方略。 2.6. 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平衡，成为广东新型城镇化的桎梏 广东省的珠三角核心区、粤东、粤西以及粤北山区的城镇化建设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2019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这四个经济区域的城镇化率分别为85.91%、60.29%、44.54%、49.73%，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远高于国家城镇化水平，比同在广东省的西翼地区高近一倍，与京沪津三大直辖市相当，进入城镇化建设成熟阶段，其他三个地区增长速度较为缓慢，西翼和山区的建设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段差距，这三个地区总体上仍处于城镇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区域间的差距十分明显(见图3)。经济区域间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带了资源供应与人口数量的分布不平衡问题，珠三角核心区是劳动力的净流入地，人口流入量逐年增加，2015~2018年珠三角常住人口年增量均超过100万人，其中，2018年增量达到150.45万人，这使得珠三角地区的住房、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供不应求，外来人口的生活得不到好的保障，落户成为市民更是艰难。而粤东、粤西以及粤北山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供应远不如珠三角地区，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粤东、粤西以及粤北山区的城镇化负责。广东省作为经济第一大省，要实现快速、高质量发展，粤东、粤西以及粤北山区各市城镇化与经济均衡发展任重道远。 图3. 广东省不同经济区域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