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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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预备知识 定义1.1 [ 2 ] 设A是C * -代数，F是有限维C * -代数，对 { e 0 ， ⋯ ， e n + 1 } ⊂ F 如果 e i 是相互正交的最小投影，则称 { e 0 ， ⋯ ， e n + 1 } 是基本集。 定义1.2 [ 4 ] 设A，B是C * -代数， ρ : A → B 是线性映射且满足对任意的正元 a ∈ A ， ρ ( a ) ∈ B 也是正元，则称 ρ 是正线性映射，若对任意的n， ρ ( n ) : M n ( A ) → M n ( B ) ， ( a i ， j ) ↦ ( ρ ( a i ， j ) ) 都是正线性映射，则称 ρ 是完全正线性映射，简称完全正映射。 定义1.3 [ 2 ] 设A是C * -代数，F是有限维C * -代数。对完全正映射 φ : F → A ，如果n是满足对F中的任意基本集 { e 0 ， ⋯ ， e n + 1 } 都存在 i ， j ∈ { 0 ， 1 ， ⋯ ， n + 1 } 使得 φ ( e i ) ⊥ φ ( e j ) 的最小整数，则称 φ 的严格阶等于n。 定义1.4 [ 2 ] 设A是C * -代数，如果对任意 a 1 ， ⋯ ， a k ∈ A ， ε > 0 ，都存在对 { a 1 ， ⋯ ， a k } 的关于 ε 的完全正逼近 ( F ， ψ ， φ ) 使得 φ 的严格阶不超过n，则称A的完全正秩小于等于n，记作 c p r A ≤ n 。如果n是使得 c p r A ≤ n 成立的最小整数，则称 c p r A = n 。 定义1.5 [ 3 ] 设A是C * -代数， φ : F = ⊕ i = 1 s M r i → A 是完全正映射收缩， l : ℂ s → F 为典范单位嵌入。如果任给 i ∈ { 1 ， ⋯ ， s } ， o r d ( φ | M r i ) = 0 ，则称 φ 是分段齐次的，如果 φ 是分段齐次的，且 o r d ( φ ∘ l ) = n ，则称 φ 是严格阶为n的分段齐次。 定义1.6 [ 3 ] 设A是C * -代数，如果对任意 a 1 ， ⋯ ， a k ∈ A ， ε > 0 ，都存在对 { a 1 ， ⋯ ， a k } 的关于 的完全正逼近 ，使得 是严格阶不超过n的分段齐次，则称A的齐次秩不超过n，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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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完全正秩 引理2.1 设A为单的C * -代数，H为可分的Hilbert空间，则 。 证明：因为 ，由 [ 2 ] 命题2.11， . 因为A是单的，由 [ 3 ] 定理3.2.4， ， . 由 [ 3 ] 命题3.1.4，得 . 即 . 引理2.2 设A为C * -代数，令 。若任给 ，都有 ，则 。 证明：任给有限集 ， ，令B为F生成的子代数，由 ，对 ， ，存在对F的关于 的完全正逼近 使得 . 对 ，由 [ 5 ] 定理7.5，存在完全正映射收缩 ，使得 ， . 令 为包含映射， 。则 为对F的关于 的完全正逼近，并且 。 综上所述， 。 引理2.3 设A，F为C * -代数， ， 为完全正映射，且满足任给 ， 。若 且满足 ，则 。 证明：令 ，则 。而 ， 所以 ，得 ， 因此 ，即 . 定理2.4 设A是C * -代数，B为A的遗传子代数，则 。 证明：设 ，存在关于 的完全正逼近 使得 . 利用近似单位，可以找到 ， 使得 任给 ， . 令 ， ， ，则 . 不妨设 ，则对F的每个基本集 ，存在 使得 ， 由引理2.3， 。因此 . 当 时，显然有 。 定理2.5设A为单的C * -代数，E为Hilbert-A模。若 ，则 。 证明：由引理2.1，有 ， E可数生成时， ，所以 . 因为 为 的遗传子代数，由引理2.2得 . E为任意Hilbert-A模时： 可分时，设 ，由 ，存在 ，使得 ， 设 ， ， 。令 为 生成的Hilbert-A模。由 ，得 ，所以 ，又有 ，所以 。由 为可数生成，得 。 不可分时， 的所有有限生成子代数可分，所以其完全正秩 ，由引理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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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齐次秩 引理3.1 设A为C * -代数，令 。若任给 ，都有 ，则 。 证明：任给有限集 ， ，令B为F生成的子代数，由 ，对 ， ，存在对F的关于 的完全正逼近 使得 . 对 ，由 [ 5 ] 定理7.5，存在完全正映射收缩 ，使得 ， . 令 为包含映射， 。则 为对F的关于 的分段齐次的完全正逼近，并且 。 综上所述， 。 引理3.2设A，F为C * -代数， ， ， 为完全正映射，且满足 ， 。设 为典范单位嵌入，若 为正元，且满足 ，则 。 证明：令 ，则 。而 ， 所以 。得 ， 因此 ，即 . 定理3.3 设A是C * -代数，B为A的遗传子代数，则 。 证明：设 ，存在关于 的完全正逼近 ， ，使得 ， . 其中 ， 为典范单位嵌入。利用近似单位，可以找到 ， 使得 任给 ， . 令 ， ， ，则 . 设 ，则由引理2.3， 。不妨设 ，则对 的每个基本集 ，存在 使得 ， 由引理3.2， 。因此 . 当 时，显然有 。 综上所述， 。 定理3.4设A为C * -代数，E为Hilbert-A模。若 ，则 。 证明：由 [ 2 ] 命题3.1.4，有 . E可数生成时， ，所以 . 因为 为 的遗传子代数，由引理3.3得 . E为任意Hilbert-A模时： 可分时，设 ，由 ，存在 ，使得 . 设 ， ， 。令 为 生成的Hilber-A模。由 ，得 。所以 ，又有 ，所以 。由 为可数生成，得 。 不可分时， 的所有有限生成子代数可分，所以其齐次秩 ，由引理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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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汇票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基本功能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香槟集市阶段和安特卫普阶段。其中，结算功能产生于13世纪的法国香槟集市，流通和融资功能则产生于16和17世纪的安特卫普。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香槟集市和安特卫普作为欧洲国际贸易中心所意味着的庞大市场规模，是上述功能产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而在两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以及汇票功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至关重要。 关键词 :国际贸易中心，政府，汇票，基本功能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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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汇票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有价凭证，是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商业票据。汇票之所以被广泛运用于当今商业社会，除了其形式简单明了，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六大功能，即支付、汇兑、信用、结算、流通和融资。在汇票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这六大功能的发展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至少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香槟集市阶段和安特卫普阶段。本文首先梳理从汇票起源到其基本功能发展完备的历史过程，然后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分析汇票基本功能演变的原因，并试图从中获得启示意义。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回顾汇票的起源及其支付、汇兑、信用和结算功能的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回顾汇票流通(背书)和融资(贴现)功能的发展过程；第四部分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分析汇票的三个基本功能演进的主要原因；最后部分是全文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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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法国香槟集市中的汇票 现有史料难以确定汇票的起源时间及地点。但是，不论汇票起源于何地，可以肯定的是，13世纪以前汇票已经具备了支付、信用和汇兑三大基本功能。13世纪，法国香槟集市发展成为全欧洲最大的国际市场。在这个国际市场上，汇票的第四大功能即结算功能应运而生。与此同时，香槟集市也发展为萌芽中的国际票据交易所 [ 1 ] (皮朗，2014)。 关于汇票的起源，西方学者们众说纷纭 [ 2 ] (汤普逊，2009)。比如，布瓦松纳(1985)认为，汇票起源于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信用货币 [ 3 ]。奇波拉(1988)的观点与此不同，却颇具代表性——汇票源自12世纪意大利的热那亚 [ 4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汇票是法国的圣殿骑士团在欧洲各地运输钱币的过程中发明的 [ 2 ] (汤普逊，2009)。值得强调的是，在欧洲甚至还有一种“平行发展说”，即法国香槟集市出现的汇票(集市证书)与意大利的汇票是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 [ 2 ] (汤普逊，2009)。 不论汇票起源于何地，可以肯定的是其发明之初所发挥的基本功能至少包括支付、信用和汇兑三项。比如，在作为潜在发明地之一的意大利，汇票较早就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承诺，即在将来由另一个城市中的某人支付款项 [ 1 ] [ 4 ] (奇波拉，1988；皮朗，2014)。1199年8月25日，英国国王约翰对意大利皮亚琴商人所签发的一张汇票，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汇票。在这张汇票中，国王约翰承诺分四次偿还皮亚琴商人2125马克。 汇票的结算功能，首先出现在13世纪的法国香槟集市。中世纪欧洲的集市与市场不同，前者一般指涉及国际贸易的大市场，而后者仅指一些地区性的小市场 [ 5 ] (金德尔伯格，2007)。与欧洲其他集市相比，12世纪和13世纪的香槟集市才是中世纪所谓的“世界经济中心” [ 6 ] (韦尔兰当，2002)，才可以吸引整个欧洲的商人 [ 1 ] (皮朗，2014)。 香槟集市指位于法国香槟地区四个城市中的六个国际市场。从每年的1月到10月，这些集市按顺序依次在拉尼、巴尔、普罗万和特罗那四个城市开放，每次集市的持续时间为16天到50天不等。香槟集市中商人的来源地非常广泛，包括法国境内所有地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佛兰德斯、埃诺、布拉班特、西班牙、英国、德国、瑞士和萨伊沃等地 [ 6 ] (韦尔兰当，2002)。在这些集市上出售的商品更是五花八门，既有各种手工业制成品也有初级产品。有来自佛兰德斯的布匹和毛织物，来自卢卡的丝绸，来自西班牙、比萨、非洲和普罗旺斯的皮革制品，来自德国的皮毛，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亚麻等。除此之外，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各种贵重交易品也不少，包括香料、蜡、糖、矾、漆、染料木、棉花、谷物、葡萄酒和马匹等 [ 6 ] (韦尔兰当，2002)。 参与香槟集市的商人，来自欧洲各地区，使用不同的货币。如果每次交易均使用现金无疑会极不方便，所以赊购贸易便成为了惯例。其具体做法就是，将承付款项记在某位参加集市的银行家的帐簿上 [ 4 ] (奇波拉，1988)。等到集市结束，银行家便开始对所有客户的来帐和往帐归总起来进行结算，差额部分或用现金支付，或用汇票支付。某一次集市的债务如果没有结清，可以转移至另一个集市。由于香槟集市与全欧洲的其他市场都存在联系，在汇票的使用变得普遍之后，参加集市的各国商人往往选择多用汇票，少带甚至不带现金。其结果就是，13世纪的香槟集市上以划汇清偿债务的做法被广泛使用，商人之间使用汇票抵消彼此之间的债务成为一种商业惯例。在这个过程中，香槟集市不仅是全欧洲的国际贸易中心，也成为了欧洲的国际票据交换所。汇票在票据交换过程所发挥的结算功能，并没有随着香槟集市在14世纪的衰落而消失，而是在欧洲其他集市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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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安特卫普的现代背书与贴现 汇票的最后两项基本功能即流通(背书)和融资(贴现)的出现与推广，完成于16和17世纪的安特卫普 [ 7 ] (维，2002)。汇票从被发明到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花费了较长时间 [ 4 ] (奇波拉，1988)。事实上，在安特卫普之前，背书的零星事例就已经出现。有文献表明，14世纪之后，意大利出现了一些证据确凿却很孤立的背书事例 [ 4 ] (奇波拉，1988) 1 。 安特卫普曾是欧洲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安特卫普的兴起时期，与葡萄牙开发环绕非洲的航路在同一时期。当时，东亚的香料市场已转移至里斯本，海路从那里延伸至安特卫普 [ 9 ] (库利舍尔，1990)。Braudel (1977)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曾在1500年突然发生了一次大转移，即由威尼斯转至安特卫普，然后于1590年至1620年转移至阿姆斯特丹 [ 10 ]。埃伦伯格也认为，“1446年后的40年，安特卫普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空前绝后的贸易中心” [ 11 ] (金德尔伯格，2003)。 作为一个比较自由的国际商都，安特卫普吸引了来自全欧洲的商人和银行家。在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安特卫普的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从1444年的2万增至1500年的5万，到1560年已增加至10万，其人口规模在欧洲仅次于那不勒斯、米兰、威尼斯和巴黎。安特卫普的本地市民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不多，因此成为了各国商人的汇集地和各国商品的集散地。在这里，各国语言乱哄哄地交杂在一起，所有民族的服装令人眼花缭乱 [ 9 ] (库利舍尔，1990)。在安特卫普的交易市场上，有来自葡萄牙的香料，来自德国的银与铜，来自英国的毛织物，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商品，比如布匹、帆布、亚麻布、蛇麻草和谷物。 作为新兴的商业中心，许多“不知名、不可靠的新来者不断来到这里”，导致商业起诉常有发生，因为这里的商人群体不像在南方传统商业中心的商人那样关系紧密 [ 7 ] (维，2002)。可想而知，这种商业环境中的票据转让风险会特别高。但是，也正是在安特卫普，第一次采取了具体而且简单的措施，有力地保护了票据的转让。 在1550年以前，对包括安特卫普在内的西北欧而言，汇票并不是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信用工具。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北方对外贸易中使用的典型票据，是建立在展期基础上的本票。所以，无论是票据的现代背书还是贴现功能，都首先出现在本票业务中。 在票据的流通转让过程中，对受让人的法律保护至关重要。1541年，安特卫普的一项法令明确规定，任何票据的转让人必须为其转让行为提供担保。随着汇票在安特卫普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针对转让过程中的风险，1608年安特卫普政府对汇票转让又作了专门规定，即强行实施联合署名。也就是说，所有连续转让人的名字都必须写在汇票上，并且这些人对最后持票人负有共同的连带责任。在实际操作层面，根据前面的担保法令，汇票在发行时就在背面注明须在担保下进行转让。这正是现代背书的起源 [ 7 ] (维，2002)。其结果不仅是汇票更易于转让，而且更易于兑换，因为受让人比从前拥有了更有力的法律保证。从17世纪开始，这种背书方式在安特卫普被广泛接受，并传遍了西北欧的其他商业中心，于17世纪的第二年25年达到高峰。 16世纪，在安特卫普交易所的货币经销商常常用现金以一定贴水收购到期的本票和汇票。显然，这还不属于贴现的范畴。当市场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未到期的票据比如具名本票来进行结算，特别是，一旦货币经销商开始囤积未到期的票据，现代贴现就诞生了 [ 7 ] (维，2002)。刚开始时，安特卫普的这种贴现更多地与本票相联系，而不是汇票。1560年3月，一位货币经销商以一定贴水用现金购买了一张两个月后到期的汇票。这被认为是现代贴现业务的一个清晰例子。1600年以后，安特卫普的贴现业务出现了很多规则性的特征，并从此广泛地出现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 随着现代背书和贴现功能在安特卫普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汇票的六大基本功能在17世纪初便全部发展完备。在以后的时间中，随着汇票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为了明确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欧洲各国陆续颁布成文的汇票法规，从而进一步地推动了汇票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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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汇票基本功能形成的原因 如前文所言，13世纪以前汇票就已经具备了支付、信用和汇兑三大基本功能，但是其起源地不明。因此，下文主要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分析汇票的另外三个功能即结算、流通(背书)和融资(贴现)分别在香槟集市和安特卫普的形成原因。 戴维斯和诺斯(1994)认为，一项新制度的创新者可能是个人、自愿团体或政府 [ 12 ]。在结算、背书和贴现三个功能之中，结算和贴现属于基于自愿的金融交易惯例，而背书则意味着对票据转让人行为的规范。在汇票制度的创新过程中，结算和贴现的创新者是商人、银行家或货币经销商团体，而背书的创新者则是银行家团体与政府。比如，在香槟集市，由于商人来源广泛，并且不论债务产生在何处，大多可在某一集市支付。于是，商人和银行家们自愿用汇票抵消相互之间的债务，不过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与其类似，贴现也是安特卫普的商人和货币经销商之间，基于对未到期汇票评价差异的自愿交易。由于汇票背书担保涉及到对转让人的强力规范，因此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在现代背书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安特卫普的一些银行家如斯凯茨等就曾力劝政府部门将担保合法化。1541年10月31日，政府终于颁布法令使得上述努力得以成功 [ 7 ] (维，2002)。 根据戴维斯和诺斯(1994)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其一、新制度会导致潜在利润的产生；其二，新制度的供给成本下降使得新制度变得更有效率 [ 12 ]。纵观汇票结算、背书和贴现三项基本功能的产生过程，很明显，其产生原因属于前者。那么，这三项基本功能所实现的潜在利润又来自何方呢？在分析美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时，戴维斯和诺斯特别强调市场规模的变化能改变一项制度的收益和费用。香槟集市和安特卫普作为当时的欧洲国际贸易中心，无疑意味着庞大的市场规模。值得强调的是，两地政府为这两个地方成为吸引全欧商人的国际贸易市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汇票的结算功能，意味着商人和银行家都可以从此功能衍生出的双边甚至多边支付模式中节省交易成本，提高利润。并且，这些好处会随着交易次数和交易范围的增加而增加。作为12和13世纪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香槟集市无疑拥有全欧洲最大的市场规模，或者说，这里会发生相比于欧洲其他地区更多和更广泛的国际交易，这样的背景无疑会催生集市中商人和银行家们对汇票“结算功能”的强烈需求。而历史的发展不过是顺应了这一需求而已。 在推动香槟集市成为欧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的过程中，香槟集市所在政府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比如居住费、出入通行费、度量衡费等 [ 3 ] (布瓦松纳，1985)。同时，香槟地区的政府部门也提供了秩序和司法等公共产品。比如，前往参加集市的商人均处于教会和香槟法庭的特殊保护之下，并且享有低关税的好处。集市警卫队不仅维持着这些国际市场的秩序，其图章还可以保证交易的真实性。特别是，前往参加集市的商人在别处的犯罪活动或欠债在此地可以得到暂时豁免而不予追责。 汇票的贴现和背书功能，为商人、银行家和货币经销商所带来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等好处，同样也会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如前文所言，16世纪的安特卫普成为世界贸易(至少是欧洲贸易)的重要中心时，随着交易次数和交易范围的扩大，商人、银行家和货币经销商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同样也会催生其对“贴现和背书功能”的强烈需求。与香槟集市类似，安特卫普政府部门所推行的自由经济政策和提供的一些公共品，为安特卫普成为16世纪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来自东西方的各地商人在安特卫普都可以保持其民族风俗，使用自己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对各国商人自发形成的“民族团”给予民事裁决权。甚至，为了吸引来自英国的商人，政府还专门为其建立了邸宅 [ 13 ] (王蓓，1999)。正是由于安特卫普对各国商人均敞开大门，给予充分的自由和便利，才导致安特卫普的外商数量越来越多，其市场规模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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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及启示 票据被称之为“商人的货币”，其中的汇票更是在国内外商业活动中被广泛使用。纵观汇票的发展历史，汇票的产生完全适应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需要。商人使用汇票不仅可以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货币职能，以补充货币流通量之不足甚至代替货币流通扩展业务，可以避免使用现金时的危险和不便，还能使货款的结算更有效率地进行。进一步地，汇票一旦与信用制度结合起来，还可以流通转让和融通资金。汇票这些功能的演进，至少经历了两个阶段。如果汇票起源于香槟地区，则其支付、信用、汇兑和结算功能就全部产生于12和13世纪的香槟集市，而其流通和贴现功能则产生于16和17世纪的安特卫普。如果汇票起源于其他地方，那么其支付、信用和汇兑功能就是诞生于其他时期，从而汇票基本功能的发展就至少经历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阶段。 如果只考虑结算、流通和融资这三项功能的演进过程，香槟集市和安特卫普两地作为欧洲国际贸易中心所意味的庞大市场规模，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在两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至关重要。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提供的激励作用非常重要。因此，为了鼓励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创新，汇票基本功能的演进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就是，一国应该尽量提高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市场规模为经济制度创新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还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提供司法公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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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营商环境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以2019年9月进行的面向200家企业的问卷调研为基础，本文总结了东莞市营商环境的总体状况，分析了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营商环境，东莞市，问卷调研，问题，对策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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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营商环境是人才、资金、项目流动的风向标，关乎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城市走向世界的名片，也是城市参与全球合作的核心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已由之前的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营商环境改革成效显著，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正逐步获得世界认可。上述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由世界银行按照其通用标准进行打分获得。该评价标准共分为十大类43个指标。对我国的打分选取了上海和北京两地作为样本。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标准虽然具有国际可比性，并为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投资选择提供了参考，但由于该套指标体系过于强调企业开办前的准入条件，忽视了企业落地投产后的运营环境，而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较为明显，不少企业面临进入容易运营难的问题。为此，我国试图构建一套既具有较强可比性，又能反映中国实际国情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国务院从2017年开始开展构建我国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目前还处于试运行及调整阶段。在我国总体评价体系尚未成熟及使用之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先行先试，制定并公布各自的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如广东珠海、河南、山东等，这对促进各地营商环境综合改革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营商环境改革事关重要，不少学者对此给予了较多的研究。丁邡等(2020) [ 1 ] 评估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效。丁鼎等(2020) [ 2 ] 构建了一套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以我国36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廖福崇(2020) [ 3 ] 基于企业的实际调研数据，分析了“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提升的影响。曾慧等(2020) [ 4 ] 比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改革的成效。苏泠然等(2020) [ 5 ] 还对有关的营商环境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总结。总的来看，除了少数研究外(如廖福崇(2020) [ 3 ])，对具体城市的营商环境实践调研成果并不多见。为了解企业对东莞市当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情况，课题组通过走访访谈、问卷调研等方式，随机抽取东莞市辖区内的不同企业开展摸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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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东莞市营商环境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历时半个月(2019年9月)，由课题组自行设计问卷，通过政府经济与统计部门渠道发放问卷，共发放200份，回收180份，回收率90%。问卷共设置基础设施、人才资源、金融服务等18类分项，来收集受访企业对东莞营商环境的总体认识与评价。从企业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占50%，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各占3.3%，股份合作企业占1.7%，其他类型企业占38.3%；从所属行业来看，制造业占85%，批发和零售业占5%，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各占3.3%，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各占1.7%；从注册经营年限来看，10年以上、5~10年、2~5年各占61.7%、25%和13.3%；从企业职工人数来看，50人以下、50~100人、100~500人、500~2000人、2000人及以上各占13.3%、28.3%、30%、11.7%和16.7%；从企业近三年的年均营收入(人民币)来看，500万元以下、500~2000万元、2000~5000万元、5000万元以上各占10%、15%、20%和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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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企业对东莞市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状况 3.1. 总体情况 3.1.1. 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 此次调研由企业对当地总体营商环境和营商环境各方面情况进行打分评价，评价等级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不满意”五个档次。从企业对东莞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情况来看，“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各占13.3%、53.3%、31.7%和1.7%，没有企业评价“不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合计占66.6%。 3.1.2. 逾八成企业认为东莞市营商环境有改善 近年来，东莞市不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提高不动产登记效率，提升纳税便利度，优化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服务，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成效显著，便民利企服务进一步优化。另外，东莞市不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升企业获得水、电、气便利度，提高用地审批效率，在要素供给侧改革方面持续发力，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从调研结果来看，企业认为近三年来东莞市营商环境总体上有很大改善的占11.7%，认为有所改善的占70%，认为没变化的占10%，认为有所恶化的占8.3%。其中认为有很大改善和有所改善的占比81.7%。 3.2. 具体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除企业对当地营商环境进行总体评价之外，还对当地营商环境的不同方面进行选择评价。为便于统计，在结果分析过程中对评价的“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不满意”五个等级分别赋值100、80、60、30和0分，最后按照加权平均方法进行计算。 3.2.1. 从各分项营商环境满意度来看，企业对法治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满意度更高 从赋值计分情况来看，调研企业对当前东莞市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为75.5分，基础设施环境、人才营商环境、金融环境等18类分项的平均值为72.3分，两者较接近，表明调研结果可信度比较高。如图1所示，分项中分值最高的是法治环境、基础设施和自然生态，分别为77.2、76.7和76.2分；分值最低的是经营成本、中介服务和其他环境，分别为67.5、67.3和66.2分。从对各分项的关注程度来看，企业最关注的是经营成本、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分别占比26.2%、14.8%和14.8%。另外，企业对政务服务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的配套、质量环境和城市发展环境也较为关注。 3.2.2. 企业对营商促进政策较认可，对减税降费政策和基础设施环境给予较高评价 从企业对当前政府部门制定落实促进营商政策的评价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4.7分，其中政策宣传力度、政策公平性和政策执行力度得分较高，分别为76.6、76.4和76.4分；得分较低的是政策的完备与系统性，得71.9分。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最需要加强或完善的政策是降税减费方面和人才引进、培养方面的政策。从当地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80.4分，其中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税收优惠及减免扣除政策和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得分较高，分别为83.4、82.1和82分；得分较低的是政府性基金减免和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第三方评估组织收费，分别为76.2和78.6分。从政府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环境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9.4分，其中得分较高的是供水、供电、物流配套和网络通信，分别为85、81.8、80.5和80.2分；交通运输、供气和环保设施得分较低，分别为74.8、76.7和76.7分，如图2所示。 图1. 企业对各分项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分值 图2. 企业对营商促进、减税降费政策，基础设施评价分值 3.2.3. 企业对部分事项手续办理便捷度给予肯定评价，对政务服务方面满意 如图3所示，从企业对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便捷程度评价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3.3分，其中得分较高的是五证合一登记、纳税交费和消防手续，分别为87.1、83.1和77.3分；建设施工、用地手续、不动产登记和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得分较低，分别为64.8、66.7、68.5和69分。从政府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推进政务服务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82.3分，该项所包含的“一网通办”和在线办理、“一窗通办”和综合办理、优化服务范畴和简政放权、“最多跑一次”和一次办结、主动服务和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等五项分别得85.7、84.7、81.3、81和79分。从政府部门为企业发展提供的服务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5.7分，各分项分值较平均，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得分靠前，分别为79.1分和78.4分。从政府部门为居民生活提供的公共服务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5分，其中治安方面得分较高，为81分，其他分项分值较平均。另外，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评价分值为82.2分，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办事、执法、检查的规范性评价为81.2分，对当地政府实施的“放管服”改革的总体评价为72.2分，如图4所示。 图3. 企业对部门相关事项手续办理便捷度评价分值 图4. 企业对政务服务，政府为企业、居民提供服务评价分值 3.2.4. 企业对市场竞争、社会信用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较满意，认为政府部门较少干预企业生产经营 企业对所在行业市场竞争环境总体评价分值为76.3分。从政府部门维护市场秩序的各方面机制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4.8分，其中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和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保障得分较高，分别为78.7、77.3和77.2分。企业认为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干预的占46.7%，干预很少的占43.3%，干预较多的占10%。对当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评价分值为75.9分。从当地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4.9分，该项所包含的征信体系建设、信用信息公示建设和信用奖惩机制建设分别得74.5、75.2和75.2分。企业对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评价分值为73.6分。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来看，各分项加权平均值为70.5分，该项所包含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知识产权维权成本、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分别得69.7、70、70和72.4分，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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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东莞市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审批事项材料复杂、环节多、时间长，部分检查实效性不强 在办理审批事项过程中，企业虽然很少遇到办事讲交情、找关系、“红顶中介”现象和部门不担当或推诿扯皮等情况，但仍然存在个别基层部门审批事项申报材料太复杂或未一次性告知、审批环节太多时间太长、同一环节涉及部门太多等问题。在接受各类执法检查过程中，大部分企业认为政府行为规范，但同时有企业反映政府部门存在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有企业反映一些政府部门检查工作重形式轻实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缺乏指导性建议，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对小微企业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大中型企业。比如在环保标准上，往往以大中型企业标准过于严格地要求小微企业，忽视小微企业环保能力偏弱的现实，小微企业较难承受相应环保检查压力。 图5. 企业对市场秩序、社会信用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评价分值 4.2. 人才紧缺问题比较突出，招工难现象依然存在 企业反映中高端人才难招，而普通员工招工难的问题长期存在。当前欠缺的发展人才类型主要是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基础研发人才、普通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等。问及当地人才市场能否满足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时，46.6%的企业认为有缺口，部分或全部人员需要从外地招收或引进。企业认为人才难招、招了留不住。就公共服务方面的因素而言，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不足是关键问题所在。据部分企业反映，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务派遣、灵活用工、人力资源外包等各种招工就业形态都有，市场监管难度较大。企业反映劳务派遣市场问题较多，劳务派遣公司向人员需求企业开高价、向劳务人员出低价、鼓励劳务人员跳槽离职以满足其劳务派遣人员供给等问题存在，使得企业招工、人员就业两难现象较为突出。 4.3. 融资需求两极分化，部分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困难和问题较多 调研显示，企业对信贷融资需求这一问题分化较大。部分生产经营情况较好、流动资金充足的企业没有融资的需求，而部分企业面对转型升级、贸易摩擦等国内外多变的经济形势，面临流动资金紧张、融资不到或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困难较多。在是否存在融资难问题上，41.1%的企业认为不存在，50%的企业认为存在但不严重，8.9%的企业认为存在且比较严重。41.8%的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的融资成本高，54.5%认为一般，3.6%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低。相比2018年同期，36.3%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有上升，56.4%认为持平，7.3%认为小幅下降。企业认为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可抵押物少、融资中间环节多和融资费用高。 4.4. 关税高、厂租贵、人工涨等诸多因素推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升级，美国不断加码的关税政策使得对美外贸进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生产经营较困难。部分企业反映，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原材料成本上涨，企业有加大或打算向东南亚等地区投资的计划。当前地价、房价上涨速度较快，厂租价格也随之上涨，企业认为当地厂租比以往上涨幅度大，相较内地城市性价比不高，企业反映在内地部分城市可享受一定时期的免厂租优惠，对企业投资具有较大吸引力。人工上涨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的主因之一。新生代劳动力成为当前劳务市场主力军，其数量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择业需求基本是“去制造业化”，热衷于电商、金融、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工作条件要求多元化，对工作强度、工作环境、人文关怀、待遇水平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企业招工成本上涨成为必然。诸多因素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涨，企业的生存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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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东莞市营商环境改革对策建议 5.1. 对标先进，看齐一流，向营商环境先进城市取经 伴随着多个领域改革举措的持续推进，我国各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正得到不断的优化，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与释放。全国营商环境改革走在前列的有深圳、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这些城市的贸易投资、产业发展、人才发展、政务环境、绿色发展和法治环境等主要衡量指标改革力度大、成效显著，所探索的领域广阔、深入，对企业反映最突出、社会最关切的问题回应积极。营商环境先进城市提供了大量可复制推广借鉴的改革举措，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施工许可证全程网上办、数字化联合审图等一系列可复制的改革举措均值得学习借用。东莞需要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着力推动制度创新，积极对标、主动看齐先进城市营商环境。可以组织行政团队学习借鉴并推广营商环境先进城市的先进经验与方法，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政务服务，便利投资兴业；不断强化公正监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改革推动降低涉企收费，减轻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下足硬功夫打造好发展软环境，持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5.2. 提质提效，扩容增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 围绕来莞投资、经营、务工的企业和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提供更多、更优质、更利企便民的公共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便民、利民、廉洁、务实、高效，实现涉企公共事务流程更简、时限更短、服务更优。积极发展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智慧政务，以大数据为核心，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快“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推进“政务数据大脑”在营商环境领域的应用，强化数据统筹力度，全面打通数据壁垒，实现更多领域、更多事项、更多环节的政务服务数字化、网络化，为企业和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开透明的公共服务。积极建设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平台，实现开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刻制印章、申领发票、用工信息登记、银行预约开户全流程在线申报。建立和完善“一窗通办”政务服务平台，推动市场监管、公安、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数据同步，实现企业信息一表填报、数据部门共享、业务办理同步、结果实时更新，节省企业和公众的办事成本。加快推行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压缩企业设立登记时间，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减少企业办理后续税务、社保、公积金、银行等开办企业事项的环节。争取政务服务能减省的环节大幅减省，能简化的流程切实简化，能上网的事项尽快实现网络平台推广，力求大部分办理事项“一次不用跑”。暂时不能上网的办理事项，通过发布办理指南和标准化材料清单，一次性告知企业和公众办事要求，实现各项办理事项“最多跑一次”。 5.3. 消除“痛点”，解决“难点”，不断提高企业营商环境“获得感” 切实解决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的诉求，通过强服务、降成本、稳后方等措施为企业排忧纾困。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降低办税成本，切实落实好“营改增”政策，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主动上门宣传服务企业，了解企业对政策的看法和建议，减省办税流程，减轻企业办税压力。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为，将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减少到最低，实行清单化管理，提高中介市场开放度，规范中介市场运行，营造服务高效、公平竞争、管理规范、监督有力的中介服务市场环境。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探索建立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制度，完善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相关配套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随意检查、选择性检查、重复检查、频繁检查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严肃查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违规案件，集中治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签订不实员工就业协议、不履行审查信息义务、哄抬或操纵人力资源市场价格等问题。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组织劳动者非正常频繁更换用人单位，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记入其诚信档案，依法向社会公布，切实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供需行为。做好人才培养和人才吸引工作，缓解招工和就业结构性矛盾。推进教育扩容提质，多渠道解决人才子女入学需求，健全医疗、养老、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和设施，强化城市文化底蕴建设，提升城市环境宜居度，让东莞对外来人才更具吸引力。精准出台和实施企业信贷融资政策，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对上市的企业给予政策资源倾斜。建立有效的融资服务平台，为各类资金供给方搭建与中小企业沟通合作的桥梁。进一步鼓励引导民间融资和小额信贷，大力为中小企业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直接融资需求。 5.4. 提升品质，创造条件，以更优的营商环境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东莞当前面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省改革创新实验区“三区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强化营商环境改革，促进规则相互衔接，重点推动与港澳制度规则相互衔接，着力解决经贸规则、税收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对标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打造便利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通办，在莞穗、莞深政务通办的基础上，将通办范围拓展至港澳和大湾区其他地区，进一步促进粤港澳三地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便捷流动。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构建“内聚外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强化科技创新协同合作，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高校特别是港澳高校合作，加强创新要素对接，争取引进更多高水平高校和研发机构落地，在共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中发挥东莞优势，以科技创新发展促进营商环境建设。进行重点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充分下放事权，推动重大平台先行先试。发挥平台体制灵活、具有特殊政策的优势，做好与南沙、前海自贸区全方位的无缝对接，大胆创新和探索，吸收借鉴自贸区先进经验，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通过不断提升城市文化价值、营造城市商业氛围、改善城市生活条件，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城市，积极参与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努力形成东莞全面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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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军用机场是联合作战条件下空中力量攻防展开的重要依托，其容量的提升对提高军用航空器出动强度，减少连续飞机流之间的时间间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排队系统模型，对战时军用航空器起飞、着陆和单跑道混合运行容量进行了理论计算，推导出战时军用机场跑道单位时间内所能容纳的最大运行飞机数量，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例进行分析，为战时机场调整和补充军用飞机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 :军用机场，运行容量评估，排队论模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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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过去，无论是全军还是空军组织的各类演习演练活动，作战筹划过程中对于各类行动指定空域和机场的使用，所采取的基本都是定性分析办法，预估一个大概范围，使用方式非常粗放，空域和机场资源浪费严重。究其根本，主要还是缺少系统、完整的战场空域和机场的容量评估理论方法。可见，从作战实践的角度，加强战时空域和机场容量评估问题研究迫在眉睫。战时机场实际容量是在相应的可接受的延误程度下的单位时间内机场可处理的交通量，与平均延误时间密切相关，其大小是空中作战计划制定的重要依据。由于机场空侧一个组成部分的运行一般是相互独立的，因而整个机场空侧的容量为其组成部分中最受限制的容量——跑道容量所控制 [ 1 ]。战时机场运行环境错综复杂，涉及飞行器数量多，受到任务、天气、地形等限制因素影响比较大，想要建立完全理论化的模型比较困难，因此建立的模型往往是基于一些假设。我们假设战时军用机场保障对象的起飞、着陆服从某个理论分布，从该分布计算样本的方法对军用机场保障对象流进行仿真。大量研究表明，战时军用机场起飞、着陆保障对象具有泊松流的特点，军用机场起飞、着陆保障符合排队模型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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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战时机场运行容量计算 大量研究表明，机场保障对象具有：平稳性、无后效性和普通性的特点。以战时单跑道全起降机场为例，满足泊松流条件：在不重叠时间区间内各飞机的全起降事件是相互独立的；对于充分小的时间间隔内，有一架飞机到达跑道系统的概率与时刻无关，而约与时间间隔的长成正比；对于充分小的时间间隔内，有两架或两架以上飞机到达跑道系统的概率极小，以至于可以忽略 [ 3 ]。战时单跑道系统为飞机起降提供保障可符合系统容量有限(M/M/1/N)排队模型。 令： N——系统的最大容量； λ ——单位时间内机场系统平均着陆进近或起飞离场的平均到达数，即飞机平均到达率； μ ——单位时间内机场跑道系统平均能保障的全起降飞机数，即机场平均保障率； t——机场跑道的平均全起降保障时间，与 μ 互为倒数，即单位时间内机场跑道所保障的飞机起降均值数。 根据排队理论，则有： 机场跑道的起降保障强度 ρ = λ t (1) 跑道系统空闲状态的概率 p 0 = 1 − ρ 1 − ρ N + 1 ， ρ ≠ 1 (2) 跑道系统中飞机数为n的概率 P n = 1 − ρ 1 − ρ N + 1 ρ n ， n ≤ N (3) 跑道系统中飞机的队长 L s = ρ 1 − ρ − ( N + 1 ) ρ ( N + 1 ) 1 − ρ ( N + 1 ) ， ρ ≠ 1 (4) 跑道系统队列中飞机的等待时间 W s = L s μ ( 1 − P 0 ) (5) 下面分别从战时机场的全起、降以及混合运行模式来说明战时机场的运行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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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战时机场全起飞运行容量计算 由于我军作战飞机性能限制，其起飞容量也有限制。根据排队理论，机场起飞保障符合顾客源为有限(M/M/1)模型。对单跑道的全起飞机场系统而言，对应的各式为: 机场跑道的起飞保障强度 ρ d = λ d t d (6) 起飞时跑道空闲状态的概率 p 0 d = 1 − ρ d 1 − ρ d N + 1 ， ρ d ≠ 1 (7) 起飞时跑道系统中飞机数为n的概率 P n d = 1 − ρ d 1 − ρ d N d + 1 ρ d n ， n ≤ N d (8) 飞机起飞队长 L s d = ρ d 1 − ρ d − ( N d + 1 ) ρ d ( N d + 1 ) 1 − ρ d ( N d + 1 ) ， ρ d ≠ 1 (9) 每架飞机起飞间隔时间 W s d = L s d μ d ( 1 − P 0 d ) (10) 式中 t d ——跑道平均起飞保障占用时间。 λ d ——飞机平均起飞率。 μ d ——跑道平均起飞保障率。 现假设飞机全起飞模式时最大运行容量为 N d ，每架飞机起飞放行等待时间为 W q d ，在起飞队列中等待的最大时间为 t d max ，要求 W q d ≤ t d max ，即 W q d = W s d − t d = ρ d 1 − ρ d − ( N d + 1 ) ρ d ( N d + 1 ) 1 − ρ d ( N d + 1 ) − ( 1 − 1 − ρ d 1 − ρ d ( N d + 1 ) ) λ d ( 1 − 1 − ρ d 1 − ρ d ( N d + 1 ) ρ d N d ) ≤ t d max (11) 化简得 ρ d ( N d + 1 ) − ρ d 2 ρ d − 1 + ( t d max t d − N d ) ρ d N d ≤ t d max t d (12) 令 f ( N d ) = ρ d ( N d + 1 ) − ρ d 2 ρ d − 1 + ( t d max t d − N d ) ρ d N d − t d max t d (13) 对函数 f ( N d ) 求导，所得的极大值即为战时单跑道全起飞运行容量 N d ，解得 N d = t d max t d − 1 ln ρ d − ρ d 1 − ρ 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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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战时机场全着陆运行容量计算 同理，据排队理论，机场着陆保障符合(M/M/1)模型。现假设飞机全着陆模式时最大运行容量为 N a 对单跑道的全着陆机场系统而言，对应的各式为： 机场跑道的着陆保障强度 ρ a = λ a t a (15) 着陆时跑道空闲状态的概率 P 0 a = 1 − ρ a 1 − ρ a N a + 1 ， ρ a ≠ 1 (16) 着陆时跑道系统中飞机数为n的概率 P n a = 1 − ρ a 1 − ρ a N a + 1 ρ a n ， n ≤ N a (17) 飞机着陆队长 L s a = ρ a 1 − ρ a − ( N a + 1 ) ρ a ( N a + 1 ) 1 − ρ a ( N a + 1 ) ， ρ a ≠ 1 (18) 飞机着陆间隔时间 W s a = L s a μ a ( 1 − P 0 a ) (19) 飞机着陆放行等待时间 W q a = W s a − 1 μ a = ρ a 1 − ρ a − ( N a + 1 ) ρ a ( N a + 1 ) 1 − ρ a ( N a + 1 ) − ( 1 − 1 − ρ a 1 − ρ a ( N a + 1 ) ) λ a ( 1 − 1 − ρ a 1 − ρ a ( N a + 1 ) ρ a N a ) (20) 式中： t a ——机场跑道保障着陆平均占用时间。 λ a ——飞机平均着陆率。 μ a ——跑道平均着陆保障率。 设在着陆放行等待队列中等待的最大时间为 t a max ，要求 W q a ≤ t a max ，即 W q a = W s a − 1 μ a = ρ a 1 − ρ a − ( N a + 1 ) ρ a ( N a + 1 ) 1 − ρ a ( N a + 1 ) − ( 1 − 1 − ρ a 1 − ρ a ( N a + 1 ) ) λ a ( 1 − 1 − ρ a 1 − ρ a ( N a + 1 ) ρ a N a ) ≤ t a max (21) 化简得 ρ a ( N a + 1 ) − ρ a 2 ρ a − 1 + ( t a max t a − N a ) ρ a N a ≤ t a max t a (22) 令 f ( N a ) = ρ a ( N a + 1 ) − ρ a 2 ρ a − 1 + ( t a max t a − N a ) ρ a N a − t a max t a (23) 对函数 f ( N a ) 求导，所得的极大值即为战时单跑道全着陆运行容量 N a ，解得 N a = t a max t a − 1 ln ρ a − ρ a 1 − ρ 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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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战时机场混合起降运行容量计算 由于起飞飞机之间、着陆飞机之间、起飞飞机和着陆飞机之间的间隔都必须满足战时管制规定，因此起飞流和着陆流相互耦合，混合运行关系 [ 4 ]。对于混合起降，根据实际工作程序以及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着陆飞机比起飞飞机对跑道有更高的优先权。在着陆飞机占绝对优先权的情况下，可以认为着陆飞机的运行不受起飞飞机的影响 [ 5 ]。故在混合起降运行时着陆飞机的延误和容量可以用上式计算；但是起飞受着陆飞机影响，对于起飞的飞机只有在着陆飞机之间有足够的空隙时才能插缝放行 [ 6 ]。如图1所示： 图1. 插缝放行情形示意图 情形1表示第i架与第i + 1架着陆飞机间隔能够满足第k − 1架与第k架飞机起飞间隔要求时，第k架飞机于第i + 1架飞机着陆后立即起飞。此时第k架距第i + 1架飞机着陆后的等待时间 T i ( k ) = 0 。 情形2表示第i架与第i + 1架着陆飞机间隔不能够满足第k − 1架与第k架飞机起飞间隔要求时，第k架飞机需于第i + 1架飞机着陆后等待，直到满足第k − 1架与第k架飞机起飞间隔要求。此时等待时间为 T 1 ( k ) 。 情形3表示情形2中第k架飞机等待时间 T 1 ( k ) 后，第i + 2架飞机距第k架飞机间隔，不满足起降飞机规定间隔要求，此时航空器还需等待 T 2 ( k ) 。 在这三种情况下，设混合起降飞机平均起飞放行等待时间为 W d ，平均起飞间隔为 W ′ q d ，平均等待间隔为 W T (k) { W d = W ′ q d + W T ( k ) W ′ q d = λ d t ′ d 2 1 − λ d t ′ d W T ( k ) = g a t ′ a 2 1 − λ a t ′ a (25) 式中： t ′ d 表示相继起飞的飞机平均间隔时间； t ′ a 表示不能放行的起飞飞机平均等待间隔时间； g a 表示两架相继到达飞机之间发生空档平均率， g a = P { 1 λ a > t ′ a } ，则当混合起降飞机平均起飞放行等待时间 W d 最小时，起飞容量达到最大 [ 7 ]。 对 W d = W ′ q d + W T ( k ) = λ d t ′ d 2 1 − λ d t ′ d + g a t ′ a 2 1 − λ a t ′ a 求导取极小值时，得 λ d = W d 2 t ′ d W d + 2 t ′ d 2 + W d + t ′ d − g a ⋅ t a 2 8 t ′ d t a 2 ( W d + t ′ d ) (26) 由上可知，战时混合起降中机场跑道满负荷运行时，该机场跑道的起飞极限容量 N ′ d 为 N ′ d = λ d (27) 战时混合起降中机场跑道满负荷运行时，该机场跑道的容量N为 N = N ′ d + N a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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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实例分析 本节以某机场保障某次演习任务为例，进行跑道容量分析。 在执行演习任务中测量得到相关演习飞行中飞机起降观测数据以及飞行起降平均占用跑道时间数据如表1和表2所示： Table 1 Aircraft takeoff and landing observation data in the exercise fligh 飞机型号 参演飞机数 平均起飞间隔(min/批次) 平均转场着陆间隔(min/批次) A A A A B B B B 22 18 15 16 21 10 11 13 13.2 12.6 10.2 10.5 10.6 13.3 12.5 12.9 10.7 9.5 11.4 8.5 12.6 11.6 9.4 8.5 表1. 演习飞行中飞机起降观测数据 Table 2 Data of average runway time occupied by takeoff and landin 演习天数 着陆时间 起飞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86 90 97 94 91 94 98 90 98 96 59 62 58 60 71 74 73 70 69 63 数学期望 标准差 93.58 3.66 65.75 5.45 表2. 飞行起降平均占用跑道时间数据 对表1中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得：平均起飞间隔时间间隔 τ d = 11.1 min/批次；平均返场着陆间隔时间间隔 τ a = 8.9 min/批次，根据实际情况，为求得飞机连续起飞时机场跑道的极限容量，选取 t ′ a = 3 min ，即允许连续放飞飞机的最小时间间隔为3 min，参考表1可以得出双机编队时相随出发的飞机平均最小时间间隔 t ′ d = 5 min 。 1) 计算跑道起飞容量。 假设飞机起飞放行最大等待时间 t d max = 30 min ，对表1、表2中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得：平均起飞间隔时间间隔 τ d = 11.1 min/批次，平均跑道保障起飞时间 τ ′ d = 65.75 ，代入式 N d = t d max t d − 1 ln ρ d − ρ d 1 − ρ d 计算该机场跑道的起飞极限容量为 N d = 22.2 。取整数得空中排队的最大着陆容量为 N d = 22 架次/h。 2) 计算跑道着陆容量。 假设飞机空中最大等待时间 t max = 30 min ，对表1、表2中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得:平均返场着陆间隔时间间隔 τ a = 8.9 min/批次，平均跑道保障着陆时间 τ ′ a = 93.58 ，代入式 N a = t a max t a − 1 ln ρ a − ρ a 1 − ρ a 计算该机场跑道的着陆极限容量为 N a = 18.8 。取整数得空中排队的最大着陆容量为 N a = 18 架次/h。 3) 计算跑道混合起降容量。 根据实际情况，为求得飞机混合起降时机场跑道的极限容量，选取允许连续放飞飞机的最小时间间隔 t ′ a = 3 min ，参考表1可以得出两架相随出发的飞机平均最小时间间隔 t ′ d = 5.1 min { g a = P { 1 λ a > t ′ a } W d = W ′ q d + W T ( k ) = λ d t ′ d 2 1 − λ d t ′ d + g a t ′ a 2 1 − λ a t ′ a λ d = W d 2 t ′ d W d + 2 t ′ d 2 + W d + t ′ d − g a ⋅ t a 2 8 t ′ d t a 2 ( W d + t ′ d ) 代入计算得 g = ∑ 0 1 2 λ a ⋅ t ′ a 2 ⋅ e − λ a t ′ a = 0.747 ， ω d → τ ¯ d = 11.1 min ， λ d = 9.13 ，取整数得 N ′ d = λ d = 10 。 4) 设跑道运行容量为N，则 N = max { N ′ d + N a ， N a ， N d } 跑道的运行容量为28架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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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束语 机场容量是决定飞机可出动架次的关键因素，对飞机空中飞行时间产生了重要影响 [ 8 ]。本文运用排队论模型，基于数学计算模型的评估方法，计算出作战飞机起飞和着陆对机场容量的需求，其优点是简单、快速、投入少，评估结果较为准确；缺点是没有量化考虑人为因素，此外只对军用单跑道机场进行了运行容量评估，建立的模型不能很好地与军用双跑道机场对应。机场容量问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由于研究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本文不可能做到全面研究与实现。战时机场运行容量模型的建立对战时作战筹划，以及指挥决策人员对作战飞机调配和补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对于战场空域容量评估问题的理解，我们不但要在民航容量评估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剪裁与嫁接，还必须有创新，因此理论研究价值与意义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