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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行政不作为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 我国学者已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途径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对我国行政不作为救济制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但大多限于权力机关和行政主体内部的监督机制，一来此种监督机制仅限于事前预防，二来此机制不适于公民事后的自力救济，因此本文仅在此分析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救济途径。 4.1. 扩大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受案范围 要想扩大行政不作为的受案范围，首先要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曾就此解释说：“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因此对受案范围现在还不宜规定太宽，而应逐步扩大，以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推行”。在当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受社会条件和国家体制、机制的制约，不能扩的太大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在我国经济、法治获得长足发展的今天，原有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我们急需修改行政诉讼法。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新《行政诉讼法》出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针对旧法进行了扩大，但限于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而对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的主体和其它抽象行政行为则没有规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本人认为15年5月1日的新《行政诉讼法》虽较于旧法有相应的进步，但远没有达到“时空高度压缩下”现今社会的要求，因此本人对今后的行政不作为受案范围提出以下两点修改意见。 1) 进一步扩大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受案范围 我国不论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议所要求的当事主体都是个人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行政相对人，公共利益在行政不作为诉讼中所占比重过小。目前范围仅限于环境保护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狭窄的受案范围远不足以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例如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停车收费乱象的管理，相关行政主体的不作为导致人民群众深受乱收费、无资质收费问题的困扰，本人建议，除以纳入行政不作为诉讼范围的事项以外，将市政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等行政不作为案件也列入受案范围。 2) 将抽象的行政不作为列入受案范围 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影响范围大，涉及相对人数量众多的特点，一但发生行政不作为其所造成的破坏也是巨大的，目前我国并未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到受案范围，这不利于我国司法体系的建设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目前我国对抽象行政不作为适用的是立法救济。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和第四十四条“撤销本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或命令” [ 7 ] 。如果行政机关不及时依法修改或废止与上级法律规范相抵触的普遍性行为规则，有关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依法予以撤销该普遍性行为规则 [ 8 ] 。但在现实中此规定很难得以执行，因为作为立法者很难发现自身的违法而自揭其短，而作为行政相对人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和对事物判断力的缺乏也很少对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另，此规定只适用于下级制定的法律法规抵触上级法律法规而行政主体不废除或修改的情况，没有涉及行政主体立法不作为的处理，如对一社会现象应立法进行管理而行政主体不立法，因此必须继续完善当前的立法救济制度。 4.2. 扩大行政不作为诉讼的主体资格范围 我国受传统的个人利益中心论影响，行政诉讼总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为目标，行政不作为的公益诉讼总不在受案范围内，实际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个人利益包含于公共利益之中，如果公共利益遭受侵犯，其结果必然转嫁给个人，因此完全的个人利益的保护必然也包含着公共利益的诉求。如今，法律已授予相关社会团体公共利益诉讼原告资格，但此诉讼主体资格的范围相当狭小，甚至可以说是门槛过高，如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主体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主体，前者要求连续五年进行社会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环保组织，后者要求为省级以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由此看出，公益诉讼主体从来没有将个人囊括在内，更不要说行政不作为的公益诉讼了。纵观国外，已有不少国家确立了行政不作为侵害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制度，在英国，只要行政相对人正在享受一项公共事项所带来的利益，因行政机关不作为导致此利益受到侵害时，其即可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如此做法可最大限度的避免行政相对人因行政机关不作为所导致的利益损害。之后，美国也效法英国“对传统的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标准进行了改革，确立了‘私人检察总长’原则，将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畴” [ 6 ] 。随着我国法制的发展与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很有必要将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纳入到司法审查范围中。目前国内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为由国家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二种为由具有一定资质的社会团体来行使公益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三种为效法英美，将原告资格赋予个人，由个人以纳税人或利益被侵害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本人认为，我们应将几种主要观点结合起来，制定一套具有梯次的混合行政不作为诉讼救济制度，例如：第一梯次为个人行使行政不作为诉讼原告资格，当个人没有行使或怠于行使时由社会团体行使原告资格，而当个人与社会团体都没有行使原告资格时再由国家检察机关行使，以提供最后保障。这样的梯次设置目的在于多层次的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诉求的提出，最大可能的使行政不作为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得到司法审查。 4.3. 确立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制度 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乏先例，由此可以洞见我国对行政不作为所持态度依然是肯定的“我国《国家赔偿法》中没有明确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但其列举的可予赔偿的违法行为既可以作为的方式表现，也可以不作为的方式表现，因此可以认为国家赔偿法间接承认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 [ 9 ] 。虽然此说法可能有些片面，但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在我国是具有可行性的。至于为什么我国没有将行政不作为赔偿明文化和法典化，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国家对此制度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因为行政不作为本身界定的困难导致司法机关确定一个行政不作为行为需要耗费大量的司法和社会资源，而如因行政相对人自身的原因却对行政机关提出无理要求迫使行政机关做出某些不合理行为，行政相对人利用此制度进行勒索也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如此势必会导致司法和行政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此担忧不是不无道理，但仅因为这种担忧就避免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的确立无疑是舍本逐末的。笔者认为确立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具有以下几点好处： 1) 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法同宪法一样，都为控权法，目的为约束国家公权力和保护个人的私权利，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行政法律部门的核心价值所在。欲体现此价值必先完善行政赔偿制度，行政不作为的赔偿制度又是行政赔偿制度中重要的一环。确立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可以大量避免行政不作为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同时根据有损失就有赔偿的原则，行政相对人在利益受到侵害后可获得国家赔偿减少或消除损失。从而起到对权益侵害的补救作用。 2) 有利于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和行政立法的完善 我国政府历来的传统为重权力而轻义务，而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就是其具体表现，建立完善的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可有效的改善管治理念下导致的政府与相对人不平等主体间关系所产生的弊端，同时也是完善行政立法，促进依法行政与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 3) 全面落实宪法相关规定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控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失职所导致的损失有提起赔偿的权利，而国家赔偿法和行政法作为下位法在落实上位法的基本原则时却有缩水的现象，因此确立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是对宪法条文的落实与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