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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资本论》的人间词话 唐诗宋词与《资本论》遵守相同的思维学顶层设计，这是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顺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思路，而替代以历史真实的“生产一般”研究。《资本论》的“人间词话”在规定上盖源于此。以“生产一般”为对象的经济学是“四个自信”的方法论根据。 然则可以说，唯物史观域内的辩证法探索→规律和范畴“学科方法两仪”的成型→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的工作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特殊的知识表达”。名，可名，非恒名，马克思本人对他的方法论表达也一直是非常“诗意”的，核心的内容是确保“思维为真”。即在“绣幕芙蓉一笑开”阶段，马克思确立“存在的秘密”是对象，实现思维与对象的合一，将工作出发点植根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重点是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 1 ] ， p. 56)从辩证法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工作最终产生了运用于社会批判的三大规律——规律的方法(“天人合一”体系)，但它从探索实践与理论的内在关系开始。从中国注解方面看，“Praxis的‘实践’，却接近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将理论和实行合而为一。或者我们可以试着将praxis译为‘知识的实践’，意味着解释世界这件事，同时也是在改变世界。对的、好的知识，不是单纯、客观的分析，而是具有改造力量的批判，让人能够用辩证的、颠覆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世界，因而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决心与力量。解释提出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改变世界。” [ 17 ] “这样看来，从主体出发，从中发掘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性与行动规定’(从主体中直接引出‘行动的规定’)，可能是‘国学感召’在现时代的应有的意义。” [ 18 ] 在“斜偎宝鸭衬香腮”阶段，思维学的地基开始和“生产一般”结合。这个时候，马克思认定“认识的秘密”是研究对象，客体社会批判的研究对象是“商品＋劳动过程”研究路向中的资本一般。盖因生产一般的学科规定使之拒绝解释学 11 ，而以发生学为工作逻辑，所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必须从“生生”的路径上予以探索，由此奠立“道·象·识”的体式；图3展示了道和象的规律(思维学)、规律的内涵逻辑(逻辑学)、规律内涵逻辑中的范畴(知识论)诸层次的关系 12 。又之，人文社会领域以“批判”为知识，故而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例如价值与价格)之间形成不同程度的工作与理解上的内在紧张关系，导致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质与量乃至质性分析与量的规定(数据实证)之间必然出现理解性冲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说明性难题。 图3. 中国规律表达 相应，在“眼波才动被人猜”阶段，马克思最终选定史书体裁基础上的辩证叙述的工作体式。取象比类同时是叙述方法和叙述形式，这样就将思维形式实体化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以资本为方法”、“以资本为逻辑”、“以资本为思维”。因此，《资本论》的标题是比照思维学领衔逻辑学和知识论的体制予以制订的。即一方面，必须坚持资本一般对生产一般的“置身其中”，从联系的观点的角度发掘历史发展的规定 13 ，以至于将资本同样建立为“对象思维学”；另一方面，生产一般对抽象性命题的拒绝使得资本的阐述必须从实际的构造出发，即基于商品和劳动过程的两方面路向说明资本的起源，又从上述两方面的构造梳理资本的内在构成，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资本的历史过程必须从价值形式(交换的社会形式)和剩余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的两方面予以说明，从而科学制订了“剩余价值”的概念。然则，《资本论》第一卷是按照“个人一般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一般的形成和发展–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总体布局予以谋划的，它从资本力量全部发挥的角度阐述与鸟瞰了人类资本运动的全史。在这部历史当中，马克思锁定的人类理想人格是“劳动者”，资本的人格化范畴被归为“非劳动者”，以此执行对“经济人/非经济人”知识分类框架的学术批判。 在“一面风情深有韵”阶段，商品–货币–资本被总合起来考察，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统一初步达成，这个体系是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全面根除，因而表现的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系统性的社会经济统治，是从上述机理形成与发展的方面解剖“资本的运动和构造”。资本主义从外表上看形成了一个“非合作”关系系统，它的形成根据就在于此。同时需要指出，就实质的工作而言，《资本论》同绝大多数的中华文化典籍一样，“都并非形式逻辑的知识体系，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的知识构造，它们共同的特征在于突出了‘事的科学’的方法论性质”，“如其中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乃凸显了物的科学对事的科学的工作转换性。这是因为‘事’不单单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相统一，而且强调内容是在自己的形式的发展中不断地实现自身的规定和扬弃自身。这种以物为基础的事的规定本质上体现‘历史世界的图景’，而不单单是‘世界的图景’；这就要求‘客体批判’与‘主体批判’(理解)的相结合。” [ 19 ] 要之，是认识到建立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分析同样是为“计划的经济组织”服务的，因为它提供了社会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与可能的机制形式。 在“半笺娇恨寄幽怀”阶段，正是运用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与认识构筑用于进行全面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所谓“象所固然，思亦有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重构和鸟瞰，使我们了解到，“《资本论》提供的不是‘纯逻辑’、‘纯思维’，不是通常意义的知识，而是‘历史行动规定’和‘批判的知识理论’”；然则，“科学抽象法本质上是思维科学的‘取象法’(以批判为工作逻辑的历史取象法)”，从而，“实质内容只能是这么两条：取象法和批判工作逻辑。” [ 11 ] 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政治经济学中，它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阶级，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所有者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制度的系统论证，也是聚合资本所有者，使其在统一的经济意识引导下相互照应与提携，既有竞争，又有共同意志，以有效地执行资本人格化的职责。” [ 20 ] 批判是提炼知识的必由之途，“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可以确定为以‘批判’为工作领衔的学科方法运用体系，以及以‘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展开的知识体系。” [ 7 ] 真正的思想是超越神秘主义的，这意味着在“月移花影约重来”阶段，《剩余价值理论》所集中梳理的就是“批判逻辑学”。思维学的剩余价值即剩余价值对其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它的目的是使《资本论》成为“研究上的科学”和“叙述上的科学”的同时，也成为“认识史上的科学”，这就需要对资产阶级思想史乃至商品客体社会的认识发展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梳理。如前所述，最终的“合”的结果，马克思预先写在了《导言》第三节当中了，“从具体到抽象”显然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价值思想的高度性总结，“从抽象到具体”则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方法的解说。马克思超出黑格尔的地方是“历史”，从而，也就能够客观书写资产阶级代表性思想家的“思想”，通过对阶级意识形态的剥离、批判，找到“思想之真”。因此总体而言，“第四卷(手稿)的体系是以后一、二、三卷体系的雏形。”进一步，“我们看到，《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不仅对前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作了系统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批判为计划中的《资本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验证。”( [ 13 ] ， p. 362) 科学抽象法能够统一各种具体思维形式吗？如果针对“识”的层级，其不可能统一，况且思维形式发挥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每每不同，在考量该因素的条件下进行统一又何其之难！但是，如果针对“道”“象”层级，统一不仅完全可能，亦是必须的，而这样的话，科学抽象法势必要扩展为“规律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的统一，真正实现以“研究”为内容，以“叙述”为形式。显然，“这就是中华意蕴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事物合一的探索。据之，沿着学科——科学的‘行－知’路线，中西方道路的历史分野可从中得到极其透彻的诠释。” [ 14 ] 沿着客体批判的路线，剩余价值作为资本思维形式产物的规定得以揭秘，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件！它破除了思维神秘，将思维、逻辑、知识直接统一了，从历史和认识两方面肯定和说明商品－货币－资本的发展链条，突出了商品社会作为独立经济形态的历史实存性，揭示出它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是一种文明的分岔，然而是个人力量发展上的“必要的文明分岔”。与之不同，中华系统中却难有个人力量(作为系统规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集体力量(作为系统规定的社会生产力)矛盾对抗的工作实在性，为什么呢？盖因起始对象规定不同，盖因共同体对象的历史流变使然。“在这个漫长的时空里，欧洲和中国分获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 21 ] “说到底，是认识到两种机制分别促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类型：共同体解体状态的发展和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及其发展。” [ 22 ]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在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新时代语境中，“中国人的资格”应当是学术研究所更加需要遵守的规范，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可杜绝历史公式主义和“语义解释学”。从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史实看，传统社会的中华经济一直以土地制度为核心，它取身份与财产的合一，因而介乎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类型之间，不独是个人的财产占有，社会剩余以农业剩余为主。世言中华是唐诗宋词的国度，唐诗宋词即是传统社会的人文(思维)模型，盖与此历史现实有关。所谓士农工商的“官”“民”阶级对峙格局，在唐宋之前业已形成。但另一方面，伴随唐代中国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中国的工商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又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一个突出变化是，“经过唐宋变革，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世族社会向齐民社会的转变，形成齐民社会。”“所谓‘齐’民，就是将少数有特权的官僚地主和少数奴婢等排除在外，具有法律地位和自主经济的平民。”据史料显示，“经唐宋变革后的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职业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唐代社会除世族贵族和官私贱民外，都属于‘良人’即平民，亦即士农工商。” [ 23 ] “这样在共同体和‘第二个阶段’之间，我们找到了新的连通渠道：共同体的‘未解体状态’及其发展。” [ 21 ] 其间的意义，犹如 钱穆 先生所论及：“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灭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 24 ] 唐诗宋词承上启下，远播世界，采撷中华精华，立于乱世亦不衰，即是“未解体”中华史的一个极其显著和光辉的明证。 道路自信为中华学术所固有，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相比之下，如果说中华民族对《资本论》的接纳充分体现我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那么，对“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锻造与提炼就必须归功于“中国是诗词大国”这个文化规定。“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民族的思维、语言必然和民族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紧密相关、水乳一体；要之，是从中认识到，“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建立了大一统集权国家，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使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严格的内在统一性。” [ 25 ] 从而，承接这个巨大历史遗产的生产一般规定乃是“共同体一般——社会共同体一般”，为此，应妥善制订与中华共同体社会内在契合的特殊经济概念，提升为“组织一般”(主体侧的生产一般)的系列理论范畴 14 。“然则，必须从这个高度上寻求突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辩证的表达’。” [ 7 ] 如在主体人格方面，在强调“劳动者/非劳动者”主导框架不动摇前提下，势必要补入“行动者/非行动者”之中华本土范型，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批判角度研讨其对中国“官文化”或“官”阶级意识的学术批判性，清理“君子/小人”架构下儒学正统思想的流弊，培育与强化合作意识之中华文化主体价值。然则，《资本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合成起来即构成“四个自信”之方法论根据。要义是唐诗宋词意境中的“中华资本论方法”，即以思维学统领的“批判逻辑学”和“批判的知识理论”之批判与建构的方法，形成“科学”与“文化”相互拱卫之有民族历史特质内涵的历史批判规定。且当我们这样讲时，也显然意在强调《资本论》同时是“文化版”的，即两条线索：一条是通向“科学”，一条是通向“文化”。然则，中华创制与管理剩余劳动的特别方式说明共同体是组织本位的，本身是手段与目的合一体。以至于中华生产系统中：资本只作为运行的规定，组织形式领导了价值形式；价值本位规定实际包含在组织本位当中，换言之，中华资本范畴不是“对象思维规定”。其社会与经济组织所呈现的“家—集体—国”特别的链条充分说明“中国道路更重视‘主体关系建构’”，追求生态宜居的诗意生活，从而在这个工作系统(主体社会)中，一味追逐利益的个人本位是不存有的，因而货币不是经济本位；亦表明在历史上，资本乃是直接和“家工作本位”结合的，“由此可见，中华经济形态的研究对象规定始终是‘双层结构’的，总体看就是以‘主体一般’为领导的主客体融合的社会生产一般的特殊思维形式规定。” [ 7 ] 然则，因应官民矛盾的生产一般的历史结构只能是“家(单位) ＋ 劳动过程”。和“商品 ＋ 劳动过程”(个人力量维度的构造 15 )的一个最大不同处是，它将行动者合作身份的构造(或曰“共同体力量的维度”)直接导入劳动过程组织中进行分析，从而大大拓展了对主体协作行动内涵的理解，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社会范围补全为在“集体力量与个人力量”之间以及在“集体力量与共同体力量”之间。很显然，生产力总是由集体力量的越来越自由发挥的角度去理解的，而中华共同体发展同样植根于这个“集体力量”规定，只不过它不能仅仅理解为“物的集体”，同样要理解为“人的集体”的劳动过程规定 16 。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诗性与理性灵魂。本文观点算不上标新立异，论证却十分小心谨慎，未故作惊人之举。要之，作为“文魂”与“中华诗的杰出代表”，在于理解唐诗宋词是写“共同体”情怀与思维的言志抒怀模型(礼的模型 17 )，因而包含有极大的人文价值。中华唐诗宋词和《资本论》一样，走的都是亦行亦知的路数，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但和《资本论》书写阶级人格不同，它极力抒写人类的“理想人格”，因而在文明类型上恰恰代表着“人的全面发展”工作线索，且如上所论，在《道德经》和《资本论》之间建立起了恰当的文化联系 18 。说到底，作为学科工作规定的文化乃是建设性力量，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左右着科学发展质量的最终决定性力量。根据《资本论》的视野，“人类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无非是‘人文化成’的两种形态：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就要求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必须同样进行文化批判，因为，“一旦我们把‘文化’理解成‘人文化成’即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体，而不仅仅是与‘物质’相对的‘精神’，那么，随着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直至物质生产规律的废除，‘文化生产’就会还原为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不是由物质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更不是由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制约着的一个符号生产领域。” [ 2 ] 在中国经济学建设上，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学是学科规定，政治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规定”的洞见，坚持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历史的范畴和阶级工作的规定来对待。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须不忘文化初心，见贤思齐，好学不止，做合格文化战士；在写作风格上，须像马克思那样博览全书，坚持历史、科学、文化的统一，不断推进和落实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彰显出行动主义的内涵，树立中华学术的世界品牌。然则，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主体社会，向‘共同体的对象思维形式’历史回归，为此，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 [ 7 ] 同时是认识到，“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梦想，而是理性的追求”，“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为此必须明确国度性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为前提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