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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外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内容比较 3.1. 国外环境责任行为内容 3.1.1.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主要在测量角度和影响因素两方面进行研究。在测量角度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测量量表的开发与设计研究鲜见，目前仅有Lee等开发了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量表 [ 37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是该领域的热点，Y.-T.H. Chiu等研究显示旅游者的感知价值、满意度、以及活动参与度能促进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 [ 38 ]。Cheng等研究发现场所依恋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 [ 39 ]。H. Ramkissoon等证实了场所依恋对旅游者的高、低环境责任行为意图的积极显著影响 [ 40 ]。而Ramkissoon等将场所依恋划分为场所依赖、场所情感、场所认同和场所社会纽带4个维度，研究发现场所依恋的4个维度显著正向驱动场所满意和亲环境行为 [ 41 ]。 3.1.2. 环境责任行为形成机理研究 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理复杂多变，学者们一般从构建理论模型和搭建分析框架、影响因素等两方面来解构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理。国外学者从探索性因素与指定性因素两方面进行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42 ]。同时，国外学者也研究了价值观、消费者唯物主义、环境知识、环境教育、场所依恋等因素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G. Liobikiene等认为自我超越的价值观比自我增强的价值观更易感知环境变化，并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 43 ]，W. Kilbourne等则证实了消费者唯物主义对环境观念的削弱作用 [ 44 ]，A. Grønhøj等证实了在环境责任行为教育中家庭规范的重要性 [ 45 ]，父母对环境的态度和环境行为持积极态度将更有利于青少年形成环境责任行为取向 [ 46 ]。地方依恋是影响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L. Scannell等从地方依恋的公民和自然两个维度探讨了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认为自然维度的影响更强 [ 47 ]。 3.1.3. 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研究 众多学者均从各自研究需要的角度开发特定的测量量表，随意性较大，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验证，普适性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还未形成 [ 37 ]。封闭式李克特量表是开发环境责任行为量表的常用方法，但封闭式问题将使受访者以倾向于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作出响应，从而人为地夸大环境责任行为的发生率 [ 48 ]，导致测量结果产生一定误差，而无提示开放式问题不易受到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测量结果更加客观可靠。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适当考虑使用无提示开放式方法对环境责任行为进行有效测量，开发设计具有普适性和较高信效度的量表。西方学者Dunlap等提出并不断改进的环境关心NEP量表获得了广泛关注，被大量运用于理论与实践 [ 49 ] [ 50 ]。 3.1.4. 环境责任行为的促进研究 国外学者将促进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视为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前沿阵地，对如何促进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加强环境教育，提升环境知识水平 [ 51 ] [ 52 ]。二是减少环境责任行为选择成本 [ 53 ]。三是强化规范性目标，包括加强主观上和道德上的规范 [ 53 ]。四是强环境保护提示，增加人们关注环境责任行为的可能性 [ 54 ]。 3.1.5. 环境责任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研究 主要体现在环境态度/意识与行为、惯常环境与非惯常环境、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 [ 55 ] [ 56 ]。L. Miao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被调查者在家庭环境中表现出的环境责任行为水平明显较高，而在酒店表现出的环境责任行为水平相对较低 [ 57 ]。不同国家现出的环境责任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 58 ]。在同一个国家内和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民族表现出环境责任行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3.2. 国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内容 3.2.1. 旅游情境下的相关利益群体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旅游情境下的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旅游地居民、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组成，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少中占多，而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研究还未出现。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研究主要研究其形成机制 [ 59 ] [ 60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多从影响因素方面进行研究。例如，范香花发现居民环境知识对环境态度中的环境信念和环境敏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59 ]。杨桂红在研究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对环境产生的积极作用中提到利益机制会增进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 [ 61 ]。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集中于影响因素的探讨。例如，柳红波探讨环境意识对大学生旅游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 62 ]。祁潇潇等认为旅游者情感因素对其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较为关键 [ 14 ]。孔艺丹等实证了乡村性感知、地方依恋及环境责任态度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 6 ]。 3.2.2. 农户环境责任行为或亲环境行为研究 农户的环境责任行为意向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环境污染 [ 21 ]。国内学者主要从影响机理和促进环境责任行为两方面开展农户的环境责任行为或亲环境行为研究。郭清卉等验证了个人规范、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正向显著影响 [ 21 ]，郭利京等证实了心理认知、行为意向、行为实施成本、环境规制情境、社会约束和法规产业状况等因素对农户环境责任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 3 ] [ 9 ]。同时在如何促进农户的环境责任行为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和鼓励，构建环境保护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及构建环境自我监督机制可促进农户的环境责任行为 [ 63 ] [ 64 ]，也有学者认为农户频繁使用信息媒介获取环境保护信息的行为可提高其环境知识和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 23 ] [ 65 ]。农户的经营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也是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越高，越能有效的促进农户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 14 ]。 3.2.3. 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国内学者从企业本身环境责任感知对员工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如何促进企业走上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两个方面展开了研究。有研究显示，企业的环境责任感知水平能显著促进员工的亲环境行为 [ 66 ]，且环保型领导和员工的生物圈价值观在促进过程中起着调节中介作用 [ 67 ]，仁慈领导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员工的环境责任行为 [ 68 ]。进一步对企业员工环境责任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相比公领域而言，企业员工在私领域的环境责任行为表现更突出 [ 69 ]。相关研究认为严厉惩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倡导社会公众绿色消费等措施，是引导企业走向环境友好发展的重要路径 [ 70 ]。 3.2.4. 一般公众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公众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公众在公领域和私领域表现出的环境责任行为差异、如何提高公众环境责任行为的参与水平等三方面对公众的环境责任行为进行研究 [ 71 ] [ 72 ] [ 73 ] [ 74 ] [ 75 ]。朱慧的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正向影响公域环境责任行为，主观幸福感则显著影响私域亲环境行为 [ 74 ]；传统媒介对公众环境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 76 ]。相关研究发现公众的公领域环境责任行为更多受环境问题感知与成本的影响，而私领域环境责任行为主要与自身体验与环保行为能力有关 [ 70 ]。所以，个体层面需提高公众教育水平、增加公众收入 [ 77 ]、提升公众环境意识 [ 78 ]、培育环境素养 [ 71 ]；政府政策层面需改进政府环保工作、降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成本 [ 78 ]，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并进行有效动员 [ 71 ]，注重营造情感依恋氛围 [ 79 ]，以提高公众的环境责任行为水平。 3.2.5. 环境责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性别差异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发现女性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参与者被学者们寄予厚望，环境敏感度、环境态度、反应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男性环境责任行为，而影响女性环境责任行为的有环境敏感度、环境行动知识、反应效能感与后果意识 [ 80 ]，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和环境责任行为意向显著高于男性 [ 80 ] [ 81 ]，但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信息接受有限、常被排斥在环境决策之外是女性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主要障碍 [ 82 ]。在公共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而言，男女的参与比例都很低，但男性在某些成本较高的公共环境友好行为上比女性积极一些，不过表现也十分微弱 [ 83 ]。所以相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而言，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多地从事私人环境友好行为 [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