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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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为了探究研究生新生的心智化风格，及其与自评心理症状、人格组织异常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得出了5类心智化风格的适配模型，包括丰富–内聚型、外聚型、丰富–外聚型、无–内聚型和丰富型。其中，丰富–外聚型占样本总体的37.30%，说明以准确心智化为主、带有聚焦于外特征的风格人数是最多的。其次是丰富–内聚型，占研究对象总体的23.73%。在研究生这个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中，丰富–外聚型和丰富–内聚型可能是主要的两种风格。丰富型心智化风格的研究生在准确心智化的分布比率明显高于无心智化、聚焦于外和聚焦于内心智化，是心智化能力最高的类别。无–内聚型风格在聚焦于内和无心智化的分布比率最高，说明他们容易在人际互动关系中从个人的内部线索出发，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之中，甚至做出非反映性的、不准确的推测。人数最少的风格是无–外聚型，占研究对象的6.62%，这部分群体容易做出不准确的推测，或单一从外部线索来推测他人当时的心理和行为结果，具有较低的心智化水平，这也符合研究生这个群体相对于病理性群体心理更加健康的客观事实(罗希，2010)。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假设：更高的心智化能力与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相关。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被试在无心智化、聚焦于外心智化和聚焦于内心智化上的得分与SCL90和IPO-R的各个维度呈正相关，而在准确心智化的得分与心理症状和人格组织症状均呈负相关。准确心智化的得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体社会认知领域的心智化能力(周雪朋，2014)，也就是说，研究生新生的心智化能力越高，自评心理症状和人格组织症状就越少，心理健康水平越高。Taubner和Curth (2010)提出，心智化能力可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预防敌意性攻击的出现，即使在有精神变态倾向的青少年群体中，心智化能力较高的个体会倾向于表现出较少的主动攻击，说明人格组织的缺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较高的心智化能力得到弥补。从心智化的不同维度来看，情感归因的得分与心理症状和人格组织各个维度得分都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研究生新生在情感归因维度上得分越高，出现各项心理症状和人格组织症状的可能性就越小。情感归因是鉴别引起基本和复杂情绪、情感的原因的能力(周雪朋，2014)。研究生新生的情感归因能力越强，其在人际关系中对自我和他人情绪、情感的鉴别归因能力越强，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Allen， 2008)。除此之外，仅有认知归因与精神病性、心理症状总均分显著负相关，情感识别与身份认同障碍显著负相关，这些较少的相关可能与我们采用自评问卷的方式收集心理症状数据有关，能准确识别自己的心理症状本身就对心智化有较高的要求，未来研究可采用不同的方法验证心智化不同维度与心理症状和人格组织之间的关系。 根据不同心智化风格在心理症状和人格组织各维度表现出的差异，可知心智化风格为丰富型的研究生新生在SCL90和IPO-R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外聚型和无(2010)内聚型。丰富型心智化风格以反映性的、高度准确和丰富的心智化为特点，极少表现出无心智化的、聚焦于外或聚焦于内特征的心智化，这一类心智化风格的研究生新生是心理健康水平最高的。而无心智化特征较多的风格，无论是偏外聚还是偏内聚，都是心理健康水平更低的群体(Bateman & Fonagy， 2010)。外聚型风格倾向于用不准确的、具象的以及仅从外在特征表现来推断的、肤浅的心智化(Bateman & Fonagy， 2012)。无(2010)内聚型风格在无心智化和聚焦于内心智化的分布比率较高，表现为带有主观投射和幻想色彩的、假设的心智化特点(Bateman & Fonagy， 2012)。这两种风格在丰富心智化的得分比率都远远低于其余三种风格，所表现出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显著低于丰富型风格的研究生新生，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心智化能力在心理健康中的保护作用。从人数分布上来看，在研究生这个相对健康的群体中，外聚型和无–内聚型风格的比例较小。可见，不同心智化风格的研究生新生有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且心智化风格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心智化特征越多，即心智化能力越高，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 Fonagy等人认为心智化能力对于有过创伤经历的人们尤其有帮助，因此应该将心智化作为治疗干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一个焦点，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调节和控制原始心理功能(Fonagy & Bateman， 2007)。就目前来看，许多使用传统方法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中，好转与复发发展得都很快，这是由于某些患者对于领悟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比较差，即心智化水平较低，而难以从传统的心理治疗(尤其是内观式的)中获益(Fonagy et al.， 2009)。反映在不同的心智化风格上，无心智化表现为不准确的、非反映性的心智化，因此难以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聚焦于外的心智化仅从外在线索来进行具象的推断，而聚焦于内的心智化则将自己的想法投射于互动关系中，过度地进行推测，以这些心智化水平为主组合而成的心智化风格，难以在治疗中随时随地地理解和思考正在发生的改变和互动，而这种准确的理解对于良好的治疗效果是必要的(Meulemeester， Vansteelandt， Luyten， & Lowyck， 2017)。 以心智化为基础的心理治疗(Mentalization-Based Therapy; MBT)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致力于提高患者对人际互动的思考能力和对情绪、行为等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传统的咨询技术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Twemlow， Fonagy， & Sacco， 2005; Simonsen et al.， 2019)。这对于提升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启发意义，虽然以往发现心智化能力与心理健康水平有正相关结果的研究大多是面向临床人群、药物成瘾等群体的(Taubner et al.， 2011; Savov & Atanassov， 2013; Hayden et al.， 2018)，但本研究发现在研究生新生中，心智化风格接近于丰富型也即心智化能力较高的研究生新生，其心理健康水平也更高，这说明以心智化为基础的治疗或干预方法对于提升研究生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可能是有效的。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取样上的局限性，所有被试均来自同一所高校。而且在人口学项目上的分布差异较大，导致一些极端数据的出现。部分研究结果的显著差异可能是大样本量带来的，且心理症状和人格组织量表的得分都处于常模水平范围，因此，仅能说明非临床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微弱差异。此外，关于心智化的评估，不同工具测得的心智化能力可能有所不同，未来研究也许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估工具或方法，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背景下心智化风格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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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不同心智化风格的研究生新生其心理健康水平不同，心智化风格越接近丰富型，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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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管理科学与工程由于研究范围广泛，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延续蓬勃发展的势头，但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的管理环境要求学科的发展要注重其创新性和适用性。管理科学虽研究方向众多，但学科构成十分复杂，且具有极强的实践应用性和管理特殊性，导致创新的难度较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要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既要考虑学科发展的创新性，同时也要兼顾管理环境的特殊性，理论联系实际，才会推动整个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现状，创新困境，对策研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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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具有基础性、结构性、复杂性、交叉性、实践性等多重属性。它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重点研究同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理念、模型和方法。因此，管理科学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对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式发展在整个学科发展体系中处于轴心地位。但由于其复杂的社会研究背景及交叉的学科知识体系导致管理科学与工程虽研究成果众多，但创新性的研究仍占据少数。特别是适应中国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当前发展现状做简要回顾，并通过识别现有条件，总结管理科学创新发展的困难，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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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学科发展回顾 管理科学与工程创立数百年来，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新内容大量涌现，且近几年来，在全球网络数字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管理科学也因此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最早起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并在二战前后伴随运筹学的广泛应用快速发展。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中期，西方管理理论大量涌现，其中包括组织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重要管理学思想。中国的管理科学起源晚于西方近半个世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多样的企业发展模式为管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机遇。随着管理科学的系统体系和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管理科学与工程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类别。1998年8月，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院校专业目录》中第一次将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管理学科门类的一个一级学科设置，这标志着该学科在我国的确立 [ 1 ]。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我国发展的20多年来，形成了多种研究方向，在多个方面均有研究突破，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长。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统计，2007~2016年中国管理与工程领域的发表论文总量排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国、英国。当前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知识管理、决策理论等方面。如今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已经拥有相对成熟的研究规模，部分院校的管理学院和科研机构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重要带头人。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9年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管理科学与工程参评的187所高校中，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共85所，A-及以上类别的院校约占参评学校的9.6%，B-及以上类别的院校约占30%，C-及以上类别的院校约占31.6%，其余约占28.8%。可见当前学科的发展仍处于成长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机遇和良好的研究素材，未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解决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作为目标和方向，对研究机构和重点项目进行长期支持，弥补与国际先进研究水平的差距，创造出符合未来发展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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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学科创新困境 虽然管理科学在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其发展仍存在许多的缺陷和不足。其中如何在当今时代进行学科创新式发展，在现有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成为当代管理科学人员面临的新问题。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不同管理环境下所需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均不相同，一味地沿用过去的经验和判断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管理决策。因此管理科学的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创新式发展，不再做墨守成规的经验派。管理科学由于其本身复杂的学科背景及交叉性极强的知识体系，加上环境的动荡多变，导致管理科学的创新面临着多种问题。提出创新过程中的问题，对学科理论发展和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1. 管理理念与观念的多样化 由于管理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结合了多种领域内的知识和工具，导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观点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多样化的观点目前还未达成统一共识，所以无论是在学科发展还是管理实践中，研究人员或管理者通常认为管理领域创新程度较高，成果显著。但现有的学科研究大多是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进行完善和补充，很多理论与方法早已不适用于当今的管理环境，这就造成管理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严重脱节，成为管理学科创新发展中的绊脚石。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一门实践学科，倘若心中没有真切的管理世界，任何管理科学研究都是徒劳的 [ 2 ]。 3.2. 科研人员创新思维的薄弱 任何创新理念都与一定的研究环境密不可分。大量高校学科发展的研究实例证明，创新发展之所以停滞不前，多与高校科研人员创新思维的薄弱有关。从高校本身来看，创新宣传力度不够，人才引进规模小，部分高校大量招聘本校毕业的硕士或博士，导致知识体系固化、创新思维输入不足等问题。从学院师资队伍来看，部分管理类教师承担过多的行政事务，对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暇分身，长时间没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另外，许多管理类研究生进入学校之后仍遵循本科的学习方式，缺乏主动学习并创新的意识，知识和能力结构发展不合理。管理科学的创新思维通常与企业的管理实践及经验密切相关，但部分管理科学研究人员认为管理活动只是将书本上的内容用来指导实践而已，与企业融合度不高，既不主动发现问题，又对传统理论深信不疑，因此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3.3. 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面不设二级学科。实际上原来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包含工程管理、管理科学、信息管理、工业工程、系统科学等二级学科。所以要求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生必须要在数理统计、系统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但现有的培养模式往往侧重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发展，而忽视了对学科的整体性把握。例如一部分人侧重于经典模型的拓展，建立新型的研究模型；一部分人则倾向于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解决特定管理情境下的管理问题。这种培养方式将导致研究生毕业后难以适应工作和发展的需要。长此以往，研究人员的基础知识将会出现漏洞，越来越难以适应管理实践的要求，管理学科的创新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3.4. 相关配套举措的缺乏 创新发展很多时候只是昙花一现，不仅是因为学科本身创新难度大，还因为缺乏必要的“硬件”来保障其持久性。首先，高校缺乏教学有关的硬件配套设施和创新平台。管理科学的发展有时需要引进先进的设备并建立虚拟实验室，学校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进行投资建设，因此面临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其次，实习实训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校企联盟的实践教学基地少，学生缺乏实践创新经历。国内培养模式中校企合作的程度较国外相比已严重不足，校外实践课程项目又不深入，不连续，很容易造成实践经验缺乏，长此以往既容易导致理论不能落地指导实践，灵活处理问题，也容易将思维固定于书本上，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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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策研究 创新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正在中国独特的情况下走一条创新之路，探讨我国建设中的管理问题，总结我国管理的经验，将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创新的主要途径 [ 3 ]。在我国管理领域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追求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的管理理论，也要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相契合。整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具体而言，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努力： 4.1. 深入管理哲学的研究 研究人员或管理者若将管理的研究深入到管理哲学层面，整个管理科学体系就拥有了良好的构建基础。哲学理论可以将多样化管理理念背后的规律抽象表达，总结一般性规律，再将总结出的一般性规律应用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并提出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创新管理科学理论，将大大增加研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同时也能促进研究人员对创新型管理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实行，提高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研究人员真正掌握了管理科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才能更加自如地帮助企业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提出更有效率的管理模式。 4.2. 理论与实践相互激活 理论联系实践对于中国的研究人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中国高校中的研究人员的成长模式是从校门到校门，甚至没有在企业中工作的感受。因为没有真实的企业体会，对管理问题难以产生真知灼见。因此高校内部要增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视，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形成产学研同一的研究战略。研究人员的课题项目也要积极与企业合作，并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时代的快速发展要求对管理创新做出新的解释，甚至预判。如果不考虑现实的管理情境，本质上就是在否认管理科学本身也需要创新。大量的社会实例表明，一味地沿用国外的管理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会严重影响本国管理科学的创新，西方的研究理论不能为我国的全面发展提供完全详尽的发展方针。因此，管理人员在接受理论教育的同时，也要深入基层的管理环境中锻炼，培养发现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做到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 [ 4 ]。 4.3. 改革研究人员培养过程 管理科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在招生时，应充分考虑其生源背景，注重跨学科、跨高校的联合培养。一种比较好的培养方式就是吸收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学习计算机、数学、控制或其他工科门类专业的学生攻读管理科学专业，这种跨领域的联合培养模式会使不同理论与方法结合，创新成果出现的几率将大大提高。同时可以通过不同高校之间联合培养研究人才，高校需要发挥自身优势，选择学科发展较强的高校进行学术合作，联合培养研究人员，提升自身及研究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在论文的选题立意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过程中，应考虑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并同时注重实践调研环节。深入企业管理现场，与企业家和工作人员不断交流才会产生新的研究项目，并且在每一阶段学习结束之后，应设置对应的创新成果展示。 4.4. 监督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 高校管理者应该积极营造一种创新的学术氛围，在特定范围内赋予研究人员和学生一定的权力与自由，鼓励试错行为，避免故步自封，安于理论。只有不断地思考和探索，敢于尝试才会有进步。首先在硬件建设上，高校应该建设配备信息化设备的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开展数字化课程，开阔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任何学科的创新与进步都取决于其实践过程，而不是口号。高校管理者要鼓励研究人员和学生多进行实践活动，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不断试错和调整，扩大校友组织，开展校企活动，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平台。其次在软件制度上，高校要制定多元的管理制度，不仅要对导师进行制度培训，进行学术水平考核，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还要制定激励制度，鼓励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到企业管理内部，通过发现问题来创新管理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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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间经济合作是推进各国经济共同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以绍兴对外贸易数据为例，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对绍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结合度和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绍兴与东盟、南亚、西亚、中亚地区的贸易关系较为紧密，与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贸易联系较为松散；与沿线国家间的商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据此提出了深化绍兴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绍兴，贸易结合度，贸易互补性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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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逐步加强，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贸易互补性进一步增强，经贸关系呈现制成品贸易互补性高于初级产品的基本特征，制成品中，中低端制成品，包括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和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高于中高端制成品，包括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和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但在地区层面，由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现状如何？贸易关系有何特征？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实现沿线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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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现状与前景、风险与机遇、目标与路径等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 [ 1 ] - [ 7 ]。在双边经贸关系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桑百川和杨立卓(2015)将“一带一路”范围划分为六大区域，采取修正后的专业化系数(CS)和一致系数(CC)，研究了我国与沿线不同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发现我国与东南亚、南欧、中欧、南亚和西欧等地区国家的出口结构类似，贸易竞争性较强 [ 8 ]；韩永辉和罗晓斐(2015)通过测算中国与西亚贸易相似度指数(ESI)、贸易结合度指数(TII)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发现两地商品贸易联系紧密且优势产品没有重叠，贸易互补性较强 [ 9 ]；何敏和张宁宁(2016)通过计算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RCA指数和贸易互补指数(TCI)，发现中国出口地集中在东南亚，进出口农产品结构也相对集中，双边农产品比较优势差异十分明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 10 ]；刘志中(2017)利用RCA指数和TCI指数估算了中俄两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与互补性，指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存在优势，但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缺乏优势，并运用拓展后的引力模型，估算得出中俄两国间具有显著贸易合作潜力 [ 11 ]；刘春鹏和肖海峰(2019)计算了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RCA、TCL，ESI等指数，发现中国与北欧国家农产品出口相似性较低，主要出口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双方均农产品互补性强，但整体贸易联系不够密切，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12 ]。 可见，目前从国家层面，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成果较多，但从某一地区层面，研究双边贸易关系的较少。绍兴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地区之一，目前正在积极打造“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城市和经贸合作先行城市。深化绍兴同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既是自身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可以为同类地区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实践经验与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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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相关理论 3.1. 国际贸易的原因与机制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和产品的比较优势是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在两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是国际贸易形成的基础。在国际贸易中，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当两个国家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时，这两个国家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就来自于投入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则取决于本国该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但是，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两个国家即使不存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的差异或差异很小，也可能从事国际贸易。为此，1975年格鲁贝尔和劳埃德在《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中，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入手，分析了产业内同类产品贸易增长特点及其原因，系统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众多学者提出了新张伯伦模型、布兰德模型等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解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制。 3.2. 国际贸易关系的测度问题 为了进一步阐明国际合作中双边贸易的特征，理论界先后提出了许多量化评价指标。根据上文综述可知，由于贸易伙伴及商品不同，学者们在进行双边贸易关系分析时所选用的测度不定相同。考虑到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际分工的不同，此处重点介绍贸易结合度和互补性两个指标。 3.2.1. 贸易结合度指数(TII) 贸易结合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 TII)由经济学家布朗(A.J. Brown)由1947年提出，用于衡量两国(地区)间在经济贸易往来中，相互联系的紧密状况。其表达式为： T I I u v = ( x u v x u ) / ( m v m w ) (1) 公式(1)中，u、v、w分别代表u国(地区)、v国(地区)和世界市场；x uv 表示u国(地区)对v国(地区)出口额，x u 表示u国(地区)出口总额；m v 表示v国(地区)进口总额，m w 表示世界进口总额；TII uv 表示u、v两国(地区)贸易结合度指数。TII uv > 1，表明u、v两国(地区)贸易联系紧密；TII uv < 1，则表明u、v两国(地区)贸易联系松散。该指标是结果性指标，因此也可以认为TII uv 越大，两国(地区)在商品贸易上的互补性越强；TII uv 越小，两国(地区)在商品贸易上的竞争性越强。 3.2.2. 产业内贸易指数 本文通过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研究两国(地区)商品贸易的互补性。产业内贸易指数将两国(地区)之间的贸易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当两种商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时，两国(地区)之间的贸易流动是单向的，说明互补性较强；当两种商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时，两国(地区)之间的贸易流动是双向的，说明互补性较弱。下面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视角对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多角度分析。 1) 静态视角分析 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 (1975)可以用于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动情况。表达式为： G L i = 1 − | x i − m i | / ( x i + m i ) (2) 其中，x i 表示i类商品的出口额，m i 表示i类商品的进口额，GL i 表示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间。平均GL i 越接近1，表明两国(地区)贸易模式越倾向于产业内贸易，两国(地区)互补性较弱；越接近0，则表明两国(地区)贸易越倾向于产业间贸易，两国(地区)互补性较强。GL i > 0.5，表明产业内贸易模式占优势；GL i < 0.5，表明产业间贸易模式占优势。 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从静态考察两个国家(地区)的双边贸易状况，不能反映当年与上一年两个时期的变化情况，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探究两地贸易的动态变化情况，本文采用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予以测度。 2) 动态视角分析 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L指数) (1994)是用于衡量两地贸易的动态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B L i = 1 − | Δ x i − Δ m i | / ( | Δ x i | + | △ m i | ) (3) 公式(3)中，Δx i 、Δm i 分别表示两个时期出口与进口的变化量，BL i 表示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间。平均BL i 越接近1，表明两国(地区)贸易模式越倾向于产业内贸易，两国(地区)互补性较弱；越接近0，则表明两国(地区)贸易越倾向于产业间贸易，两国(地区)互补性较强。BL i > 0.5，表明产业内贸易模式占优势；BL i < 0.5，表明产业间贸易模式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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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绍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 近年来，绍兴加大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下面从进出口规模、贸易伙伴及商品结构等三方面做具体分析。 4.1. 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贸易顺差优势明显 世界范围看，见图1，绍兴出口商品总额从2015年的271.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310.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59%，高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3.01%；进口额由27.6亿美元增长到29.4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15%。从一带一路范围看，绍兴向沿线国家出口商品总额从96.31亿美元增长到110.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78%，占绍兴出口商品总额的比例一直稳定保持在35%左右，是绍兴出口商品贸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绍兴从沿线国家进口商品总额从7.5亿美元增长到7.78亿美元。出口额远远高于进口额，处于贸易顺差，说明绍兴与沿线国家贸易方面拥有巨大优势。 图1. 2015~2018绍兴与“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贸易情况 4.2. 东盟是主要出口市场，西亚是主要进口市场 出口方面，见图2，2018年，绍兴向东盟、西亚、南亚地区三个地区出口商品贸易额96.76亿美元，占绍兴向沿线国家贸易额的比重达到了87.3%。其中，绍兴向东盟地区出口贸易额从2015年的33.5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43.7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东盟地区已经成为绍兴出口商品贸易的主要目标市场。绍兴向西亚、南亚两个地区出口商品贸易额均出现波动，表明绍兴出口商品在在这些地区认可度有待提升；进口方面，2018年，绍兴从这三个地区进口的商品额为6.89亿美元，占到了绍兴从沿线国家进口额的88.63%。其中，绍兴从西亚进口商品额为3.39亿美元，占到了绍兴从沿线国家进口额的43.58%，是绍兴最主要的进口市场之一。可见，绍兴与沿线地区间贸易具有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图2. 绍兴与沿线国家商品贸易情况 4.3. 纺织为出口规模最大商品，文化产品为出口增速最快商品 表1给出了2015-2018年绍兴出口排名前14位的商品。可以看出，绍兴对外出口商品贸易额比较稳定，主要对外出口商品为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这三类商品的贸易额之和占同期对外出口额比重高达75%。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是绍兴传统产业，出口占2015~2018年同期比重达到了44%，2015年出口贸易额为137.64亿美元，2018年出口贸易额为145.6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89%，保持稳定增长；机电产品出口占2015~2018年同期比重为18%，2015年出口额49.2亿美元，2018年出口额62.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36%；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占2015~2018年同期比重为13%，2015年出口额为41.01亿美元，2018年出口额为40.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0.33%。此外，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2018年灯具、照明装置及零件，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等两类商品出口额大幅减少，导致出现负增长，分别降为−12.12%和−9.82%；文化产品、医药品、汽车零配件等附加值较高商品出口增速较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54%、11.53%、9.03%，表明绍兴出口商品正在从粗加工、初始化、低端化向相对高端化方向迈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效果显现。 Table 1 Main export commodities and amount of Shaoxing in year 2015~2018 (Unit: US $100 million 商品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年均增长率% 同期占比%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137.64 124.99 129.76 145.61 1.89 0.44 机电产品 49.2 49.16 55.8 62.6 8.36 0.18 服装及衣着附件 41.01 36.86 36.4 40.6 −0.33 0.13 医药品 7.19 7.35 7.84 9.98 11.53 0.03 文化产品 5.63 7.43 8.07 8.03 12.54 0.02 高新技术产品 7.87 6.3 5.21 5.77 -9.82 0.02 农产品 4.39 4.51 4.76 5.4 7.13 0.02 汽车零配件 3.95 4.54 5.04 5.12 9.03 0.02 未锻轧铜及铜材 3.48 2.74 3.08 3.96 4.44 0.01 灯具、照明装置及零件 5.82 6.05 3.91 3.95 −12.12 0.02 塑料制品 2.46 2.97 3.31 3.77 15.25 0.01 合成有机染料 2.6 2.41 2.52 3.04 5.3 0.01 电动机及发电机 1.34 1.3 1.23 1.5 3.86 0 电线和电缆 1.14 1.13 1.09 1.11 −0.74 0 其他 25.27 25.17 29.18 33.6 9.96 0.09 表1. 2015~2018年绍兴市出口主要商品及金额(单位：亿美元) 目前，绍兴与沿线国家商品贸易持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出口地区的不平衡。虽然绍兴和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有商品贸易往来，但是出口商品贸易主要集中于东盟、西亚、南亚地区，向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出口商品贸易比较少。二是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平衡。绍兴传统产业仍然是绍兴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占出口商品比重过高，占2015~2018年总出口额的44%。文化产品，机电商品，医药品等一些高附加值商品的增速很快，但是由于基数太小，在总量中的占比较小，贸易结构优化提升空间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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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与建议 由于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等存在较大差异，共建“一带一路”既面临较多的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也面临不少的不利因素和现实挑战，但总体看机遇仍大于挑战。本文通过采用实证测度指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贸易结合度和互补性进行测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贸易结合度指数来看，绍兴与东盟、西亚、南亚以及中亚地区贸易关系较为紧密，与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贸易联系较为松散，具体到国家，则为东盟地区的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西亚地区的伊朗，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第二，从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绍兴与沿线国家间的商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主要的出口商品基本无变化，文化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有向产业内贸易变化的趋势，贸易潜力较大。本文基于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是加强产品创新。当前，绍兴出口商品还是以传统的传统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为主，市场的占有率高，但是销售增长率较低，处于一个瓶颈期。企业要从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进行转变，让传统企业不再“传统”。为避免与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的竞争性，企业应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注重技术革新，改变原有的单纯提高出口额的观念，要以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为目的，通过不断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达到提升绍兴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的目的。从比较优势互补向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发展，由产业间贸易向基于全球价值链贸易转型。 二是优化贸易结构。绍兴与沿线国家贸易主要以互补性为主，依托两大经济走廊平台，建立更多的商品合作和沟通渠道。发挥各自区域的优势，通过合作来降低自身的劣势。 根据实证结果，东盟、西亚、南亚、中亚地区是与绍兴贸易联系紧密的地区，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扩大商品贸易的往来种类。除了传统的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机电产品外，还可以在医药品、文化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互助合作。 独联体地区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绍兴可以通过出口机电商品电动机及发电机等商品加强与其的贸易合作；中东欧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目前的贸易主要体现在初级的产业间互补，绍兴可以与中东欧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产业内合作，从绍兴的优势商品纺织产业逐步的展开。 三是扩展贸易伙伴。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和地域十分广泛，沿线情况较为复杂。在进行贸易合作时，应当遵循互利共赢的大前提，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理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地区和国家。根据实证结果，绍兴与东盟、西亚、南亚地区的贸易最为紧密，尤其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朗、越南五个国家，应当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贸易合作。东盟、西亚、南亚地区其他地区作为次重点对象。目前绍兴与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贸易合作还比较的松散，谨慎选择合作的国家，努力提高绍兴与这些地区的贸易紧密程度。 四是防范经贸合作风险。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营商环境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好的营商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好的营商环境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愿意走出去。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东盟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分别位列2、12、21位，排名相当靠前，说明这些国家的营商环境便利程度很高。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绍兴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会更加的便利畅通，更有利于绍兴走出去，扩大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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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针对留学归国人员各项优惠政策的推出，从海外留学回国的人员逐年递增，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海归群体”成为社会的焦点，各种媒体关于“海归”的报道使得人们对“海归”群体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本文以《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归”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8年6月4日第6版发布的“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举行”作为研究样本，以此了解“海归”在官方主流报纸媒体中的形象 [ 1 ]。该研究以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系统功能语法为手段来分析官方主流报纸媒体如何通过文本对“海归”身份的话语建构以及如何影响大众思想的形成与转变。 关键词 :海归，身份建构，人民日报海外版，批评性话语分析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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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海归”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末的访谈节目中，2002年人民网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解释，特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留学归国人员优惠政策的陆续出台，吸引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正在并且已经形成了一股“海归潮”，成为推动中国发展新兴的重要力量。《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313.20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 2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人才磁体”效应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海归”群体的迅速增长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有关“海归”成功事迹的报道层出不穷，认为“海归”是国际知识与技术溢出的一种有效渠道，对我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做了开创性贡献 [ 3 ]。与此同时，“海归”就业困难、学术不良的新闻也时有出现，甚至有媒体将回国后未找到合适出路的“海归”群体戏称为“海龟”(海归)、“海带”(海待)等。一方面有人觉得“海归”是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海归”群体良莠不齐。很多人对于留学生的了解都建立在各类媒体所传达的相关信息之上，而媒体文本生产者的报道方式影响“海归”身份塑造，从而导致人们对“海归”群体的认知差异。因此“海归”的身份建构问题、媒体话语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话语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 中国官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是展示中国留学生面貌以及人们了解其群体的重要途径之一。《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具权威的综合性中文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沟通海内外交流与合作的纽带和桥梁。它发行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塑造“海归”群体的媒介形象和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海归”的报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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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背景 批评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而批评性话语分析则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用于关注语言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费尔克劳的语篇实践、沃达克的语篇历史方法、范戴克的社会认知方法等 [ 5 ]。语篇实践方法是费尔克劳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语篇研究方法，它是学术界应用最为广泛的分析方法之一。1989年，费尔克劳提出了话语的三个维度，即文本、语篇实践与社会实践，三者是有机结合的一个完整统一体。文本是对内容进行语言学描述，语篇实践是连接文本和社会实践的桥梁；社会实践主要分析语篇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 [ 6 ]。1989年，费尔克劳进一步提出了进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三个步骤：1) 对文本的形式特征进行描述；2) 解释文本与交际的关系；3) 说明交际与社会情景的关系 [ 7 ]。费尔克劳德的三维模式分析方法对于大众语篇的分析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范式 [ 7 ]。 新闻话语蕴含话语、社会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影响读者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新闻话语一直都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海归”新闻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前，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海归的媒体身份建构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运用费尔克劳的三维模式分析方法，对《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年6月4日第6版发布的“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举行”新闻文稿分析官方主流报纸媒体如何通过文本完成对“海归”身份的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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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以上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运用Fairclough的三维模式分析方法，通过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以及社会实践分析，对《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6月4日第6版发布的“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举行”新闻文稿分析官方主流报纸媒体如何通过文本完成对“海归”身份的话语建构。我们可以发现：1)《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于“海归”的身份建构相对客观，整体上塑造了一个热爱祖国、脚踏实地工作、敢于创业、积极进取的“海归”身份。2)通过分析《人民日版海外版》对于“海归”集体身份的话语建构，官方主流报纸媒体目的在于展示国内有利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留学人才回到祖国就业创业，从而避免过多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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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丰富性和濒危性是我国汉语方言的两大特性。本文以晋语并州片古交话为例，描述我国当前汉语方言普遍使用状况，分析导致方言濒危现状的内外因素，由此提出对方言保护与传承的策略，这对大力推进语言资源的保护、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汉语方言现状，濒危性，成因，保护措施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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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广阔的疆域上分布有56个民族，语言种类丰富多样。目前在中国已经识别并在使用的语言有 130多种，涵盖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 [ 1 ]。即便是同一民族使用的同一语言其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汉族语言内部有十大方言，即北方官话、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语、粤语、闽语、晋语、平话。汉语方言还可进一步细分为97个方言片，101个方言小片，方言小片下还有不计其数的方言土语 [ 1 ]。笔者家乡古交话属于晋语核心区并州片众多方言土语之一。虽然我国方言资源丰富繁杂，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方言资源濒危性的特点日渐显著。濒危性是指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和普通话的全面普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处于濒危状态。因此，如何保护方言，如何传承方言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成为当前语言工作者密切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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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汉语方言的普遍使用状况 方言具有使用地域局限性，方言区之间、方言区内部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不同方言使用者若用方言进行交际会出现相互之间无法沟通理解的情况。为了解决人们交流沟通困难的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统一，我国从195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普通话。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普通话已在语言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3%，预计到2020年，普通话普及率将达到80% [ 2 ]。由此可知，我国方言使用率不到30%，对一个人口资源大国来说意味着方言使用者的人数比重极小。随着普通话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普通话在语言文字工作规范的示范领域已经成为主要的交际工具。笔者对古交市128位00后的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具体如下(见表1)： Table 1 Language life tabl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Gujiao cit 语言使用场所 普通话 古交话 学校 126人/98.44% 2人/1.56% 超市 125人/97.66% 3人/2.34% 集贸市场 121人/94.53% 7人/5.47% 商场 123人/96.09% 5人/3.91% 家里 93人/72.66% 35人/27.34% 表1. 古交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表 通过表1可以发现，青少年儿童学生在学校、超市、集贸市场、商场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均高达95%以上，古交话使用率极低，分别为1.56%，2.34%，5.47%，3.91%。学生只有在家里说古交话，比例为31.37%。此情况表明，当地的青少年儿童学生在公共场所已将普通话作为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在公共领域，传统古交话的交际功能已明显减弱，其强势地位已被动摇。另外，学生在极具生活化特征的集贸市场使用古交话的比例高于其它几个现代化特征显著的公共场所，这从侧面说明古交话是生活用语随性亲切，普通话是官方用语正式高端。县镇区域是汉语方言发展保存的主要土壤，可该调查结果显示古交市00后学生在公共场所领域方言的平均使用率仅为3.32%，可见方言在县镇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中的消亡速度明显加快。以上所有数据证实，方言的使用人数减少，使用范围缩小，使用频率下降，生存环境恶劣已经成为我国汉语方言的普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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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濒危性是我国的汉语方言现状的主要特点。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普通话的推广普及，方言母语生存环境的改变，方言系统内部、自身功能的变化等内外因素导致方言逐渐消失，因此保护方言迫在眉睫。政府的政策规划、学术界的专业支持、民众的自觉自救、新媒体的宣传都是方言保护的重要途径。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国家通用语与汉语方言并存分用的语言环境，才能促进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的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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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探究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随机选取大学公选课的自然班级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被试实施感恩三件事的实验干预，对照组被试不做任何处理。研究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基线主观幸福感水平、抑郁水平和孤独感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感恩组和控制组被试主观幸福感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抑郁水平也都得到了显著下降，只有控制组被试孤独感水平呈现显著下降；但是感恩组被试主观幸福感的变化量显著高于控制组，说明感恩组被试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得更加明显，这提示每天报告发生的三件好事能够显著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感恩三件事，主观幸福感，实验研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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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积极心理干预不同于以往心理干预的理论和和技术，它强调关注人软弱面的同时，也看重人独特的优点和长处；在致力于修复生命伤口的同时，也竭力建立生命中美好的特质；在努力帮助受到心理困扰的人同时，也关心怎样使普通人过得更幸福。积极心理干预具备很多优势。它关注所有的人，积极增进，帮助所有人过上幸福和满意的生活；同时强调预防重于治疗，极为重视心理疾病的预防，且已发现了那些缓解心理疾病作用的积极的人格素质或人格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强化个体的人格优势，帮助人们识别和增强其人格力量和优点，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有研究表明，经常进行感恩练习的人更多地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且抑郁情绪更少 [ 1 ]，且经常地表达感恩能够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写感谢信的人们表现出的抑郁症状更少，而回想感恩的过程可以让个体更放松、感觉到更少的压力，睡得更香、精神更好 [ 2 ]。同时伴侣之间经常表达感谢可以让关系更加亲密，可以提升伴侣之间关系的满意度 [ 3 ]。 感恩(gratitude)的拉丁字根为“gratia”意指恩惠、令人愉快之意。所有源自gratia的字或词都与仁慈、慷慨、礼物、给予和接受之美有关。在线牛津英语大辞典把感恩定义为：感谢的特质或状态；收到对方善心的一种温暖的感觉，并愿意做一些回报。由这两个定义可知，感恩似乎是一种美德，促使社会更加美好的元素之一；而且发生特殊情境之下，涵盖情绪、行为倾向两个层面。感恩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但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感恩仅仅有短暂的历史。心理学领域尤其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近二十年来对感恩进行了丰富研究，然而感恩的思想早已透过哲学的探索和宗教的熏陶，根植人心，对人类的思维及言行有很大的影响。感恩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个。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恩具有道德功能，可以激发个体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拓展理论认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思维，能够促进个体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具备以下功能：一是可以使个体体验到来自他人的关心，促使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二是具有缓解消极情绪，修正错误认知和纠正错误行为的作用，能够帮助个体减少抑郁的负面影响，三是可以构建个人资源，增强个体心理弹性，提高个体社会支持能力，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层面理论认为感恩可以从感恩的强烈程度，感恩发生的频率，感恩对象的广度和感恩的密度四个层面进行阐述 [ 4 ] [ 5 ]。 为了改善情绪，我们常常选择吃美味的食物，或看电影等获得愉悦。不过这些活动往往只能带来短暂的愉悦。而哪怕是中彩票、升职加薪、结婚这样的好事，它带来的幸福感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人们会很快适应。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了一个比喻，叫“幸福跑步机”，指人们需要不断遇到好事，才能维持原先的幸福水平，就好像一个人在跑步机上不断奔跑，却始终留在原地 [ 6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感到闷闷不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生活本身，而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其中积极的成分。针对这一点，塞利格曼设计了“三件好事”练习 [ 6 ]，目的是训练个体有意识地关注好的事情，从而持续提升幸福感。塞利格曼认为，在演化的过程中，人们学会了关注身边的负面信息，从而规避可能的风险。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个体大脑对负面信息更加敏感，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因此需要训练个体的大脑关注好的一面。 三件好事练习的效果已经得到了实验的验证。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进行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实验，在训练前，一周后，一个月后，三个月后和半年后进行了相应数据的采集，得到了幸福感和抑郁水平的持续变化趋势，发现三件好事练习可以持续提升幸福感，降低抑郁水平 [ 7 ]。近年来国内进行了本土化的积极心理干预方面的探索，以清华大学樊富珉教授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家在团体辅导、课程教学及专题讲座等领域进行了富有卓越和成效的探索。通过开展积极心理干预工作坊，提供积极的团体辅导形式促进了国内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积极心理干预方式。本研究参考塞利格曼的研究设计，重新设计“感恩三件事”的练习进行实验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讨论这种积极心理干预方式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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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湖北某本科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计330人参加此次实验干预研究。实验组被试共156人，最终获得有效被试122人，其中男生45人，女生77人；控制组被试共174人，最终获得有效被试154人，其中男生38人，女生116人。 2.2. 测量工具 2.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Ed∙Diener (1984)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即个体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正向情感认知评价。主观幸福感量表包括正面情绪量表，负面情绪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三个部分。正面情绪量表和负面情绪量表分别是9个正面情绪词汇和9个负面情绪词汇，被试主观报告平时经历这些情绪的多少，采用5点计分，从“极少”到“较多”。生活满意度量表为总体生活满意度，共计4个题，由被试主观评估过去几周自己的生活状态如何，采用7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计算三个量表的所有项目的得分总和，用正面情绪量表得分减去负面情绪量表得分，再加上生活满意度量表得分。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2.2. 孤独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 采用Russel和Cutrona (1988)编制的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该工具评价由于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孤独。共20题，包括9项反向计分题目，采用4点计分，从“从不”到“一直”。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示孤独感程度越高。改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被应用与众多有关孤独的研究项目之中。 2.2.3. 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采用William W. K. Zung (1965)编制的自评量表，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共20题，包括10项反向计分题目，采用4点计分，从“从无”到“总是”。每一个题目均反映抑郁状态的特征，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自评抑郁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有效地反应个体的抑郁水平。 2.3. 感恩事件记录 本研究针对同一公共选修课的四个自然班级，在其中两个班级实施感恩事件记录，另外两个班级进行自然授课，不做其他额外处理。其中实施感恩事件记录的程序如下：借助腾讯QQ通讯工具里面的小打卡程序，组建名为“感恩三件事幸福实践打卡”圈子，进行每日感恩三件事幸福实践打卡活动。每日打卡主题要求为：“今天让我感到快乐的三件事是什么？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惊喜和感激。比如：自然界的巧夺天工，对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产生感激之情等，我们宽恕的人或事，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幻想，主动做出的一些善意的帮助等好事，写下对事情，对人，对经历产生的情感以及感悟。如果是痛苦或困惑的事情，必须写出自己的思考、理解和感悟”。 打卡规则的设置：打卡日期为2019年9月18日至2019年11月6日，共50天，全天任意时间都可以进行打卡；打卡日记内容要求不限于文字，图片，视频，录音，且文字数不少于30字数；打卡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为仅圈主可见或允许所有圈子成员浏览；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主动打卡，任课教师会将此次打卡成绩记入课程考核成绩之中。最终144名同学参与了打卡活动，平均打卡次数接近33次。在感恩事件记录前后分别手机网络在线填写主观幸福感量表，孤独量表和自评抑郁量表，每次测试时间大约15分钟左右。另外两个班级与实验组同一时间进行手机网络在线填写主观幸福感量表，孤独量表和自评抑郁量表。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