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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莎士比亚与詹姆斯一世的人生交集 英国的戏剧发轫于11世纪下半叶，由北欧的诺曼人传入。戏剧最初是在宗教弥撒仪式过程中用来对大众进行具体、形象性教化的，后来戏剧跨越宗教的羁绊不断地世俗化，但其主要功能仍是向平民大众进行道德说教。到了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的时代，一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士加入到了戏剧创作中来，此时的英国戏剧不论是在语言，情节设计还是其他相关的艺术表现力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学才子”派戏剧家就有：约翰·黎里、罗伯特·格林、托马斯·基德和克里斯托弗·马洛等。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就是在与“大学才子”派戏剧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莎士比亚卓越多产的戏剧创作将英国戏剧推向了发展的顶峰( [ 1 ] ， p. 27)。1594年后，莎士比亚的作品开始在“宫内大臣剧团” (Lord Chamberlain’s Men)演出，该剧团由以莎士比亚为首的剧作家自己组建，剧团的保护人是宫内大臣(Lord Chamberlain)，那时这个剧团已经成为伦敦的主要剧团。截止1603年，即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前，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廷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共为宫廷演出32次，大大超过其他剧团( [ 1 ] ， p. 812)。 威廉·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历经了从伊丽莎白一世的“黄金时代”到詹姆斯一世近似平稳的融合和海外扩展时代。作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深受英格兰民众的爱戴，她的舰队在海上所向披靡，1588年更是击败了西班牙的海上无敌舰队，在北美也开始了探险，她统治下的英格兰相当富裕。1603年3月24日，女王去世。由于女王没有后裔，她的侄儿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欲南下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从此英格兰走向了从都拓王朝向斯图阿特王朝迈进的时代。也许是人们对“仙后”难以忘怀，詹姆斯一世虽能诗善文，却始终不讨英格兰民众的喜欢。因此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在英格兰的登基之路并不顺利。当时整个英格兰充满了焦虑，期待与不确定性， 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登基后改号为詹姆斯一世。或许是为了颠覆女王的威仪，詹姆斯一世上任不久的1603年4月10日，就颁布命令，将曾经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涉嫌谋反被囚禁在伦敦塔的扫桑普顿伯爵释放了，而且还赐予了伯爵新王的恩宠。扫桑普顿伯爵于1599年前后，和大臣们一起通过预定剧院演出《理查二世》来鼓动伦敦市民叛乱，女王当时不仅禁止了英国历史剧的演出，还囚禁了扫桑普顿( [ 1 ] ， p. 812)。詹姆斯一世此举不能不说旨在挑战已经去世的伊丽莎白一世的余威，打压她在英格兰的崇拜者，为自己迅速掌控英格兰扫清障碍。此外，1603年，他还将被控参与反对自己继承王位有谋反倾向的沃尔特·雷利爵士逮捕并囚禁于伦敦塔( [ 1 ] ， p. 814)。不仅如此，詹姆斯一世登基后还进行了政治大洗牌，在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廷大臣剧团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革去了剧院保护人的宫中大臣职务。这样，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在朝廷失去了保护人后，他们的命运可谓扑朔迷离。 女王去世后，英格兰诗人们出版了一本哀悼女王的诗集，名为《英格兰的丧服》。亨利·切特尔的诗歌对当时女王身边红极一时的伶人莎士比亚有这样的描述： “银舌的蜜利塞特 也没有从他含蜜的灵感中 掉出一滴黑泪来哀悼女王 的逝世，而她曾御耳倾听 他的诗歌，给予恩遇。 牧羊人啊，怀念我们的伊丽莎白……”( [ 1 ] ， p. 812) “蜜利塞特”指莎士比亚。此事例说明莎士比亚未有和其他诗人一起写应景诗文哀悼女王。但是，逝者已逝。莎士比亚未写悼念之文所应的该是新王到来之景。 不久，未写应景诗文哀悼女王的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获得了新王的赏识。1603年5月17日，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更名为“国王供奉剧团”(The King’s Men)，爱好诗歌和戏剧表演的詹姆斯一世还授予了该剧团表演的皇家许可证，并赐予他们其他一些特权。同年，莎士比亚被任命为宫廷内侍( [ 1 ] ， p. 813)。1604年8月9日至27日，西班牙大使在伦敦萨默塞特宫同英国谈判议和，莎士比亚和“国王供奉剧团”的另外11名成员被国王钦点担任谈判侍从，据记载剧团成员还额外获得了国王赐予的丰厚酬金( [ 1 ] ， p. 815)。 莎士比亚创作的巅峰时期，艺术表现力最为成熟的时期恰逢英格兰王朝变更的1603年至1613年的十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喜剧和历史剧居多；詹姆斯一世登基后，莎士比亚的作品以悲剧和悲喜剧即浪漫剧居多。1603至1613这十年间，莎士比亚作为“王的人”(King’s Man)，他创作的作品却深深地留下了这时代变迁的烙印，或是曲折或是直白地表现了詹姆斯一世的治国理政思想，表现了王室家庭成员的婚姻与国家安危休戚相关的欢喜悲哀。 詹姆斯一世史称“最聪明的笨伯”。他在苏格兰统治时期就致力于苏格兰的文艺复兴，亲身参加诗歌戏剧的表演创作。统治英格兰后，他也推行了英格兰的文艺复兴，成为戏剧诗歌创作的保护者和推动者。詹姆斯一世发表了多种著述，有反对烟草的，关于巫术研究的以及土地分封和国王与法律关系的等等。 莎士比亚只有七年文法学校的学历，14岁便因为家道中落而辍学。他凭着天赋，在伦敦戏剧界打拼，使自己的作品广受赞誉。莎士比亚作为“王的人”，伴君如伴虎。而据史料记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如果不了解新王的治国理政思想，说错了话，编错了剧本是要蹲监狱的。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到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包括国王及宫廷在内的统治阶层对戏剧表演都有监督看管，以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尤甚。1606年5月27日，朝廷通过了禁止在演戏中使用渎神的语言的法律。此后，凡以上帝名义起誓的地方，都改用朱皮特、乔夫、阿波罗等( [ 1 ] ， p. 818)。1606年，“王后宴乐童伶剧团”演出了查普曼，琼生和马斯顿合写的《向东啰》(Eastward Hoe)一剧，因为其中有一段话诋毁了詹姆斯一世的同胞苏格兰人，说了诸如希望苏格兰人滚到美洲去的话而受到宫廷的惩罚，失去了王后的庇护，这三位作家还被短期囚禁审查( [ 1 ] ， p. 818)。1608年，乔治·查普曼的喜剧《法国元帅比隆公爵查理的阴谋和悲剧》因为讽刺法国人，引起了法国大使的抗议；当时，还有一些戏剧演出模拟和讽刺了詹姆斯一世的举止癖性；为此，所有剧团的演出一度遭到全面禁止。到后来，剧团缴纳了巨额罚款后，禁令才被取消( [ 1 ] ， p. 822)。同一年，《查理二世》重印出版，剧中原本删除的废黜国王的场景重新补入。这是因为那时詹姆斯一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业已解决，不再有政治上的忌讳( [ 1 ] ， p. 821)。由此可见，戏剧创作绝非儿戏，不可以同国王的治国理政思想相左。 在詹姆斯一世的时代，作为“王的人”的莎士比亚，他的创作毫无例外地必定要深谙新王的思想意图，不可以冒犯一些底线和禁忌，并且积极在戏剧中表达王的思想，才可以公开表演，或是在宫廷表演以取悦圣上。而国内一些对莎士比亚此时期的剧作的相关评论与研究，往往忽略了莎士比亚作为“王的人”的身份背景，对作品做出差强人意的解读。本文拟从莎士比亚晚期作品中的国家策略这一角度来考察莎士比亚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创作。 詹姆斯一世登基不久，英格兰国内就发生了饥馑、谋反以及尘嚣日上的圈地运动。另外，由于英格兰脱离罗马教廷，至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国内的新教与天主教长期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西班牙与法国对英格兰也处于剑拔弩张的态势。当时的英格兰百姓活在不安、猜疑的阴影里。而同时期的莎士比亚的创作也可谓如履薄冰，言语上稍有不慎，或招来大麻烦。 大多数莎士比亚的作品都取材于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英译本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两部作品成为了莎士比亚以及他的同时代许多作家和诗人创作的重要源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取材远古与神话，在詹姆斯一世统治的时代对作家的人身安全也具有相对的保护作用。因此，揣摩好国王的心思，了解新王的治国理政思想，成为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前提，也是他那个时代，作为伶人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莎士比亚在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创作中除了要关注戏剧自身的舞台艺术(stagecraft)，尤其要把握好戏剧传达的思想内涵，不可以与国家的时局政治宗教策略相冲突。1603年期间，莎士比亚前期创作的戏剧如《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们》《皆大欢喜》《无事生非》《爱的徒劳》等在宫廷频繁上演。此后，莎士比亚的新作也渐渐在宫廷演出中推出。1604年12月26日，莎士比亚新创作的剧本《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获准在宫廷演出；1606年12月26日莎士比亚获准在宫廷演出新剧本《李尔王》(King Lear)；1608年莎士比亚获准在宫廷演出新剧《麦克白》时，詹姆斯一世还亲自出演客串里面的角色。本文拟以这三部重要剧作为出发点，阐释莎士比亚在新王的统治时期，他在创作中采取的“国家策略”(statecraft)，即他如何通过剧本创作自觉地演绎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思想，以及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作品如何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互为映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