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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通过问题研究和实践锻炼激励学生了解社会和服务社会 青年学生除了对老师讲授和书本书写的知识具有求知欲以外，还渴望了解现实的国家、社会和世界。“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无疑是每个人的心声。学了老师讲授的知识和书本记载的知识的青年学生，如果能把理论知识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就一定会对国家、社会和世界有更准确的认识，以后也就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和世界。 4.1.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导向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人民大众有深厚的爱，渴望通过学习和研究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1919年9月1日他拟定了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准备建立一个分工合作研究各种问题的协会。他认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并列出了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国语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俄国问题等等大的问题共计71个，为此他又提出了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主义10种 [ 38 ]，这些问题和主义反映了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疙瘩。1918年10月，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经蔡元培同意后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这给了毛泽东最好的读书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与北京大学师生共同学习讨论哲学问题和新闻写作。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从此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很显然，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通过博学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上入党。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 39 ] 正因为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问题立下了丰功伟绩。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有针对性和亲和力，就得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曾强调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 40 ] 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立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之所以能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之所以能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因为解决了时代所面临的根本性、普遍性问题。 4.2. 学会用理论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 靠个人的力量很难解决复杂的国家、社会、世界和人类普遍问题，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才能形成磅礴之力。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 41 ]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着力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通过组织和动员群众以服务群众的实干才能。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 42 ] 而后，毛泽东分三次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长文，他认为民众的大联合是解决国家、社会、人类问题的根本方法，历史上的运动无不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过去都是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现在应该从小联合入手实行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号召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 43 ] 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地从“小联合”开始实践。1917年9月25日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1917年10月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1918年4月14日，和蔡和森家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比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新民学会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关键是毛泽东对于组织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就是认识到了“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虽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 44 ] 这是毛泽东对胡适和李大钊当时的问题和主义之争的明确回应。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 45 ] 认识到了“主义”的重要性，也就认识到了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 46 ]。但是，争取国际话语权不仅仅是传播手段问题，更是话语能力问题。长期处于听众地位的学生很难掌握话语权，长期垄断话语权的老师也很难掌握听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普遍采取这种学生当听众、老师垄断话语权的“灌输”模式。这种“灌输”模式培养出来的“听众”型学生，非但很难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能力，而且很容易受其他思潮诱导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叛者。这种“灌输”模式下的教师，也同样难以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即便他们敢于“主动亮剑”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也因为缺乏与听众和读者交流沟通的能力而无所作为。课堂上教师言辞激烈，学生昏昏欲睡；网络上文章铺天盖地，读者寥若晨星，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危机的显著标志! 长远来说，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靠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青年学生组织能力和话语能力，造就一支宏大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队伍。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着力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写作、宣传等话语能力，使之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批判武器的思想者，同时又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把人联合起来的组织者，这是既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积极参加和指导学生社团活动，尤其是思想政治色彩浓厚的学生社会活动。 4.3. 鼓励学生深入社会磨炼才干 1917年，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 47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他更是游历了北京、天津、山东曲阜、南京、上海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亲密接触中国文化和人民。参加革命之后，他很快就深入到厂矿工人当中搞工人运动，后来又率先把注意力转移到农村搞农民运动。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搞农村社会调查。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寻乌调查》，并在1930年5月写成的《调查工作》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1月写了《兴国调查》，1933年11月间又先后进行并写下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正因为有这些深入农村的社会调查，毛泽东终于带领中国人民摸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并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 [ 48 ]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习近平于1969-1975年的七年时间里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的插队，他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 49 ]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说：“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 50 ] 这就是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实践，通过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把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实践，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和考核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