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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现状分析 4.1. 永平县傈僳族协会介绍 永平县傈僳族协会成立于2004年，由会长余荣秀(女，70岁，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学)创办，致力于傈僳族民族文化收集、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在近15年的发展历程中，协会组织民族歌舞团前往四川、山东、北京、香港等地进行表演，开办傈僳族“割绣”刺绣产品展销会，积极同中小学合作，开展“少数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逐步在全国积累起了一定的名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协会有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与机会。然而，在协会看似光明的发展前景下，却隐藏着成员文化水平不足、接班人断代、文化领头人培养出现困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当前的乡村文化人才培养中是具有普遍性的。以永平县傈僳族协会为例，研究分析乡村文化人才培养过程的障碍，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本次调研受访对象以中老年农民为主，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故采用问答与访谈方式收集相关信息。调研对象共50人，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4.2.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4.2.1. 受访者年龄结构 在本次调研的受访者中，60岁以上者12人，50至60岁者20人，40至50岁者12人，30至40岁者6人。 笔者了解到，傈僳族协会成员主要是上了年纪，劳动能力减弱，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中老年人。当谈及傈僳族协会缺少年轻血液的原因，大部分成员表示家里的青壮年纷纷前往大理、昆明等城市打工，只有农忙时才会回乡帮忙，“没有时间精力和我们搞活动”。 4.2.2. 受访者性别结构 本次问卷发放调查到的协会成员绝大多数为女性，共42人，男性仅8人。 整体而言，男性的可支配收入与文化水平相比女性较高，收入来源也比女性更为多样。但他们在协会中主要负责交通接送、保障表演队安全、搬运物资等工作，对保护传承傈僳族文化、加强对下一代的文化熏陶等问题并没有太大兴趣，更多地是希望通过歌舞表演、售卖民族文化产品等活动获取经济利益。 反之，女性则对对参与本民族文化活动抱有更大的兴趣与热情，大多表示“希望我们到处去表演，能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傈僳人的歌曲、舞蹈、刺绣手工，能够引起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帮助我们这里发展得更好。”并且更加重视对下一代的文化传承，诸如在帮忙照顾子女的孩子时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表演，教孩子跳舞、做手工、演奏民族乐器等。另外，舞蹈团成员也表现出提高表演质量的意愿，希望能够有经费请专业的舞蹈老师来进行指导，使其歌舞更具有吸引力，更能迎合市场。 4.2.3.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协会成员中文盲18人，受小学或乡塾教育者18人，受初中教育者9人，受大专及以上教育者5人。其中，协会成员中只掌握本民族文化的一些内容(可以表演歌舞、制作刺绣)者30人，掌握本民族文化内容的大部分内容(对傈僳族历史沿袭有系统了解)者12人，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深入掌握傈僳族特色经济、文化、历史、社会风俗等内容)者8人。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与掌握都基于最直观、最感性的歌舞刺绣。 整体文化水平的不足成为限制傈僳族协会走出去，强起来，得到政策资金支持的一大原因。目前协会的活动主要由会长余荣秀组织操办，其他成员大多缺乏对外界新闻、政策、信息的理解，都是跟着会长走，缺少自己的想法与观点。 4.3. 受访者经济状况 4.3.1. 受访者年收入情况 在50名受访者中，年收入5000元以下者6人，5000~10，000元者8人，10，000~15，000元者6人，15，000~20，000元者7人，20，000~25，000元者5人，25，000~30，000元者7人，30，000~35，000元者5人，35，000元以上者6人。 调查表明，傈僳族协会成员多数处于云南省人均年收入及格水平。成员们纷纷表达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愿望，这也是他们加入协会，参与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多数成员也认为，协会会长与主要干事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能够给自己的生产生活带来一些指导，在协会中与来自不同村落的人互相帮助、同苦共乐不仅是增加收入的机会，也能让自己的生活更有乐趣。 4.3.2. 受访者主要收入来源 协会成员收入以务农收入为主，占65%，依靠经营种植业与养殖业为收入来源。云南虽是农业大省，却不是农业强省。农村地区以山地为主，难以大规模开垦农田，田地主要是耕种费时费力的旱田。且土壤酸性大，肥力低，发展高品质种植业具有一定难度。傈僳族村寨以核桃作为主要经济作物，但由于留在农村种植核桃的多为文化水平较低、信息闭塞的中老年农民，核桃的销售方式也更多是靠自己背到县城的农贸市场销售或等外地商人来收，只能勉强保证供销平衡，有时也会出现找不到销路的情况。 除务农收入之外，集体分红收入与开办个体经营收入占比相同，均为15%。其中，集体分红收入主要是农村集体承包土地经营旅游所得，个体经营收入则主要是村民开办饭店、加水站、农家乐等收入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文化产业所得收入在受访者的收入来源中占比很低，只有5%。如协会大力发展的全国歌舞表演与开办傈僳文化产品展销会等活动所得，在刨除车马费、误工费、餐费等费用后，成员们最终只能得到为数不多的收入。如一位60余岁的成员所说，“我们跟着协会跑演出，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希望更多人能来看我们民族的东西，希望我们傈僳人的文化不要断。”但总体而言，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表演邀约逐渐增加，受访者们普遍对于今后协会能够带动自己收入增加充满信心，也认为协会的活动对于开办、发展永平县傈僳村寨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宣传与推动作用。 4.4. 受访者观念意识 以会长为首的协会成员都达成了共识，认为协会运作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宣扬傈僳族的乡村民族文化，能够使傈僳族人获得务农之外的收入，得到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政策、资金援助，从而保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使乡村环境、乡村文明得到好的发展。 在大多数协会成员的观念中，本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密切相关。对傈僳人而言，在红白喜事、盖房、乔迁、祭祀等重大场合中，都要升起一团篝火，围绕篝火唱歌跳舞。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闲下来也跳，高兴了也跳，歌舞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会长余荣秀认为，傈僳人这种载歌载舞的生活态度是很好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如果能够得到宣扬发展，一定可以为傈僳人民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同时，傈僳族人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文化传承，而这种传承也是寓于生活之中的。上一辈通过言传身教向下一辈传递传统文化，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亲自实践，从而了解、熟悉、热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寨，总会穿戴上熟悉的民族服饰，和父母长辈们一同制作刺绣，也喜欢隔三差五地组织同龄人开篝火舞会，这家跳完那家跳，这个寨子跳了去另一个寨子跳。对音乐舞蹈的热爱寓于傈僳人的血脉之中。在笔者进行调研采访时，一位50余岁的大妈还带来了她正在上小学的小孙女，小女孩坐在一边兴致勃勃地看着调研组工作，当协会歌舞团成员为我们表演傈僳传统舞蹈时，小女孩也自发地参与进来，蹦蹦跳跳地和大姨大妈们一同起舞。 4.5. 乡村振兴战略下协会发展机遇 乡村振兴战略颁布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为建设繁荣兴盛乡村文化加大了更政策扶持力度。出台“一县一特色”民族艺术乡建设计划，使民族文化资源商业化、品牌化，推动乡村民族艺术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的保护发展更加受重视，刺绣、扎染、银器、玉雕等富有发展潜力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逐渐进入市场，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使得地方民族品牌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会长余荣秀乐观地表示，《规划》为协会发展提供了机会。凭借傈僳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协会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有了知名度，打开了市场的现状下，有条件争取到政府的资金、技术、政策支持。“博南古道就从我们的寨子边穿过，是现成的文化旅游景点。我们正在和县政府谈合作，吸引外地游客来永平走丝绸之路，看民族表演。一起把我们的名气打出去，把我们的傈僳特色生态民俗旅游搞起来。” 4.6. 协会人才培养难点 傈僳族协会的发展思路十分明确，通过对文化人才(以会长余荣秀为领头人)进行培养，带动协会的其他成员参与活动。首先借助以歌舞表演、工艺品销售为主的形式让傈僳族乡村文化得到振兴与传扬。民族文化振兴创造出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从而推动永平县民族文化旅游进一步发展，再反过来带动傈僳族村寨经济增长、产业振兴，惠及协会的每一位成员。 然而，会长余荣秀是目前协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在当地傈僳族群众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才。甚至可以说，她最深刻地认识到永平县傈僳村寨的富强之路，以长远目光规划着傈僳族优秀文化传承兴旺的未来。傈僳族协会的发展运作几乎全靠余荣秀会长推动，但她已经70岁了，未来的健康状况不甚乐观。而协会的年轻骨干就文化水平、认识深刻程度、工作能力，甚至参与热情、人格魅力都难以达到余荣秀会长的高度。很多具有较强劳动力或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傈僳族青壮年人虽然名义上也是协会成员，但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城市工作，谋求短期内更高的经济收入与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节假日时才会回到农村，参与协会活动的积极性并不高，也更谈不上带领留在村寨中的妇孺们谋求发展。 总体而言，就文化人才培养方面，协会面临着如下难点问题：首先，受历史条件制约与农村人口流失影响，目前留在傈僳族村寨参与协会活动的多为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老年人，青年文化人才储备不足，而幼儿、青少年则大多跟随父母进入城镇接受教育，难以留在乡村接受文化传承培养；其次，虽然傈僳族人将民族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重视对子女进行舞乐、刺绣教育，但碍于客观现实，只有当节假日或学校寒暑假时，新生代才会短期回归乡村，导致对下一代人才的文化熏陶往往是短暂而片段化的；再者，对协会成员而言，目前通过前往全国各地表演、售卖刺绣制品所得到的经济收入数额与务农或个体经营相比很低，往往难以糊口，更多地只是一种增添生活乐趣的消遣。文化资源变现途径单一、收入不足，进而打击了乡村文化人才们对下一代进行文化培养的积极性 3 ；最后，虽然目前协会正在积极寻找机会同政府部门合作，但由于协会成员构成绝大多数为民间文化人才，缺乏向上反映自身发展问题并寻求帮助的发声能力与渠道，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具体有效地对协会进行文化人才培养扶持。这些现状，成为了协会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培养新一代高素质文化领头人所必需面对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