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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客体化批评理论 在中国，诗歌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是传达“志”的媒介。“诗言志”是迄今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论，记载在《尚书虞书舜典》。此外，《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诗以言志”；《庄子天下》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有“《诗》言是其志也”。可见，中国古人把诗当作表达“志”的媒介。那么，为何“诗”有言志、道志的功能呢？因为“诗”本身就是一个自足、自主的客体，有自己的归宿：“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孔子在“诗言志”的基础上，根据诗的“内在”的标准，以及其自身各要素之间的连贯性、一致性以及内在性对诗的功能归纳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以奚为？”(《子路》)。“诗”为何有如此大的作用呢？根据康德的哲学思想，“诗”是感性和知性相结合的经验客体，是来自“统觉的先验综合”这种潜意识中的先验综合能力，因此，它又是连结知性和理性的桥梁，“一个巨大的客体从量的方面使人得到震撼与满足，就会激起崇高的情绪”；“当客体物不断地再现时，美感随之加强了。”“因为这种客体包含着一种对主体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它激发主体认知力，并且，它自身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没有目的地保持头脑的再现状态和控制认知力”[ 10 ] 。此外，“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诗的可然性和必然性原则”[ 11 ] 。诗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表现普遍性。中国“诗”的作用足够阐明了艾布拉姆斯对客体诗学下的定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大宗师》。这些已成名人名句的论断都是“物感说”的经典。“物感说”发轫于原始初民与自然无意识的交往活动中。这些活动使人们把各种形态的自然客体物视为和他们自己一样，有生命，有喜怒哀乐的性格特征。因此，人与自然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感应，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这是“物感说”的最初来源。如果用康德的思想来解释的话，那就是：“人们对自然的反思维判断”的“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 10 ] 。康德认为产生美感的审美判断就是一种反思判断，在反思的判断中，客体物的合目的性恰好与主体自身各种认识机能的协调和谐相互一致，此时主体的想象力无意识地与主体对客体的概念认识机能形成自由和谐的活动，由此唤起主体愉悦的情绪，产生对自然事物审美的观照。客体使主体产生的愉悦，就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判断”[ 10 ] 。简而言之，“物感说”是最好阐释康德的“客体物有激发美感”以及艾略特的“客体化情感”的审美效应。又如：“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这就是著名的庄周梦蝶的“物化说”。庄周首先借用“蝴蝶”作为客体物，然后把“蝴蝶”这个客体物与“梦境”放在同一个语境内，就构成了一个“客体关联物”，用以掩盖个人的情感。闻一多先生曾经撰文说：“庄子借蝴蝶思故乡，是客中思家的哀呼，是一种神圣的客愁”。“物化”即“客体化”，这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化理论”，比西方的“客体化理论”早一千多年。“庄周梦蝶”的典故因其深刻的意蕴、无限的想象、超越自我的情怀、深邃的哲理和开阔的审美想象空间，不禁使人联想到艾略特当年对玄学派诗人的赞美：“在诗歌的思想和个人感情互相脱离以后，玄学派诗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又把这些材料[客体关联物]组合起来成为新的统一体……最后使诗性效果达到：在感觉的指尖上摸到智性……感觉他们[玄学派]的思想，就像感觉一朵玫瑰花的香味那样”[ 5 ] 。 老子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第41章)和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的观点与柏拉图的“绝对对美的沉思”和康德的“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审美无功利”的美学观念也有贯通之处：反映了一种自然本真的审美理想，体现在客观规律或道的自然无为上。老子和庄子的这些思想也足以说明西方客体理论中的第二种模式：“沉思模式”，同时也类似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学。此外，清朝桐城派的关键人物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互为用、相互统一理论。所谓“义理”就是程朱提倡的“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文章，指辞章，研究文之所以为文的所在”[ 12 ] 。同时，他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文章八要素。这些理论与新批评派IA理查兹的“文本批评”、兰塞姆的“本体论批评”、艾伦退特的“张力诗学”、燕卜荪的“诗歌语义学批评”、布鲁克斯的“戏剧化诗学”、艾略特的“客体化诗学批评”等等的思想一脉相承。他们都关注文本本身包括语言、构成、意象等的内部结构的研究和分析。 20世纪初，几乎与艾略特提出的“客体化诗学批评”的同时，在中国，王国维(1877~1927)用“无我之境”以及“以物观物”理论升华了庄子的“物化说”。根据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王国维把“无我”作为美感的先决条件，作为审美观照与艺术创造的主观前提，并第一次在境界内部划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而认定前者的“以物观物”高于后者的“以我观物”；与此相应，又作出“主观诗”与“客观诗”之分[ 13 ] 。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的提出直接受到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王国维在《静安文集自序》中写道：“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辛丑，公元1901年)、壬(壬寅，公元1902年)之间。癸卯(公元1903年)春始读汗德(即康德)之《纯理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公元1904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14 ] 。叔本华将“理念”纳入了他的“唯意志论”的范畴，认作“意志之恰当的客体化”，并以之作为一切艺术的对象，一切美的源泉。叔本华把康德的“美的理想”演化为“美的预想”，即先天地被认识到的自然物的理念。王国维关于既“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的“意境”说，“作为一种诗论体系的骨架来看，似乎并未越出叔本华的规范之外”[ 13 ] 。钱钟书评王国维诗时，也曾指出：“老辈惟王静安……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兴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所撰《红楼梦评论》第四章申说叔本华人生解脱之旨，引自作‘生平颇忆挈卢敖’一七律为例，可见其确本义理，发为声诗，非余臆说也”[ 15 ] 。王国维的“确本义理，发为声诗”，有如“文以载道”一样，在某些创作中实践着一种“诗以载理”的文学主张。其形式是诗，其实质是理趣，正是调和诗歌与哲学的产物。在理论上，他则明显地主张理胜于情，如：他在《人间词话》里提倡“意境”、“境界”而不是将“情境”作为词论的基础，就突出地表明了他把属于理性范畴的“意”来代替感性范畴的“情”在抒情文学的中心位置的企图：“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 16 ] 。这段话语说明，创作是意和境交融的产物。“意”是一种由“理智”控制的情绪，“境”，乃是人物、事物、景物等等客体关联物的概称，故曰：“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犹如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学”理论，站在哲学的立场上，强调文学“理智”和“客体化”的重要性，反对浪漫主义推崇“个人情感之上”的表现诗学。故有“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之审美效应。这种审美效应精辟地阐释了庄子的“庄周梦蝶”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效应也很有几分康德对鉴赏判断的思想：“审美是愉悦的，不带任何利害关系”；“它具有合目的性，但无目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具有共同感(心物交感)的特征”[ 10 ] 。此外，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表达了他的美学思想：“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故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王文生先生认为王国维的“真理”与“实念”深受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两个概念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理式”，“二者实为一体”，“王国维提出‘无我之境’的概念就是从这样的[柏拉图的]理论引伸而来”[ 14 ] 。柏拉图的“理念”指的是超越具体事物的抽象理式。其特征表现在：1) 它是不断变化的宇宙中惟一永恒不变的真理；2) 它是千差万别的客体中的普遍共相；3) 它是无情无欲、超功利、无实用的看不到、摸不着的“智性”；4) “善”是最高级的理念，是理性追求的目标，是对“绝对之美”的沉思。由于“理式”的美是抽象的、无个性的、超功利的，它完全不同于具体的、独具个性而有情有欲的“我”，所以概称为“无我”。尽管王国维和艾略特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们两却都受柏拉图理念思想的影响，追求着一种超越自己、超越个性的“理性自我”，或“客体化主体”。 此外，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完全体现了艾布拉姆斯在其《以文行事》中阐述的客体化批评理论中的静观模式。王文生先生在其《论情境》中认为，王国维的这种思想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而成。西方的人们常视理念世界高于现实世界：“借知识冥想其理念”的“静观的人生”高于致力于日常营生的“行动的人生”；超越世界的“大美”胜过“分享”由“大美”“放射”出来的现实和自然的美。因此，西方哲学家把“行动的人生”看成是有外在目的的、令人倦怠的动态的活动，它远不如无目的地对超越世界的最美、最崇高的理念的静静地欣赏和观照。这种静穆式的范式被应用到文艺创作和理论上，就形成了西方美学中一个普遍而长久的偏重静观的思想。“王国维的‘由动之静’和‘于静中得之’就是从这里[静穆式]来的”[ 16 ] 。其实，“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是哲学范畴的主体，王国维借用哲学阐释了文学艺术现象，让理性哲学渗透到感性的文学中，以求文学艺术更客观、更科学、更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