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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与分析 3.1. 生逢乱世，初露才华 以海潮出名的海宁县自古以来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海宁历代藏书家达38家，超过绍兴、嘉兴、海盐等地，仅次于杭州，文风之胜，可见一斑。近代以来，著名的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蒋、徐二人同为査家的亲戚)，査家也是人才辈出，自明清两代，海宁査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 而在查良镛先生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24年，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垄断鸦片买卖，在离海宁不远的上海附近大打出手，史称“齐卢大战”。9月，孙传芳乘机自福建长驱直入浙江，赶走卢永祥，独霸浙江三年之久。1927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江南，南京国民政府在“四一二”政变的血泊中浮起  (傅国涌，2013) 。 “当年遭寇难，失哺意彷徨。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抚养。……”(查良镛忆“八一三事变”) 在动荡的乱世，海宁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查良镛得以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少年时代。查良镛5岁开始在离家5里多的龙山学堂读书，风雨无阻，从不缺课。15岁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写作才能和经营出版的本领，他的书畅销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大学毕业后，他便以第一名的英语成绩被《大公报》录用，从此他踏入了报业世界，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 3.2. 成功路上，悲喜交加 1948年，查良镛被《大公报》派往香港任职，自此，其人生道路彻底改变，创造出一番令人艳羡的辉煌业绩。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相继连载畅销，电影评论家、编剧、导演……样样风生水起，创办《明报》，声震四方，达到人生巅峰。 然而，《老子》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查良镛成功的路上，也充斥着无数的人生之苦，悲喜交加。 1937年，日寇侵入海宁，家乡沦陷，查良镛母亲撒手人寰。少年丧母是人生之痛，是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1951年4月26日，他的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海宁被枪决。丧父之痛、父子之爱，一直埋藏在他的心底；“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查良镛写尽人间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无奈却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经历着两段破裂的婚姻，倍感艰辛；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长子査传侠自缢身亡，也成了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 3.3. 痛苦之中，皈依伊始 经历过人生的无数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查良镛的人生就像他的小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有所不同的是，查良镛先生似乎经常挣扎于悲伤痛苦的边缘。在《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中，保罗·蒂里希总结了宗教描述过并为人们体验过的主要几种生存的焦虑：无法避免死亡的忧虑，对生命的无意义和无目的性的恐惧，以及对于我们自身行为后果的关注  (何光沪，1990) 。于是，“皈依”也就顺理成章的产生了。而对于查良镛先生而言，选择皈依某个宗教无疑是极好的摆脱痛苦的方法，在他的信仰之初，或许是由于年轻气盛，而不能体验到自己所具有的宗教意识，虽已渐渐的信仰宗教，却无法觉察到自己经历了信仰的转折点，以致感受不到宗教信仰的“热诚与安宁”，宗教心理学中称之为“不知不觉的皈依”，也称“无意识的皈依”(unconscious conversion)。有些人在理智上过于悲观或者过于追求实利而见不到“想象中的冥冥世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查良镛在最初的时候是信仰基督教的，而这种信仰是潜移默化的，是査先生自己所没有察觉到的，故在后期访谈等资料中，他不愿承认过自己曾信仰过基督教。 “我不是基督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怪异》(A Christmas 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  (查良镛，2009) 因此，对查良镛先生而言，早期为了摆脱战乱所带来痛苦而寻求的依靠和解决方式，理应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与依赖。高中时期，查良镛先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圣经》的新旧约全书，反复研读和思考了其中的教义，对之有了深刻的了解和领会，并一度在之后的一言一行，都可从《圣经》中寻到本源，只是查先生自己未能觉察到的。无疑，这种信仰模式是渐进性发展的，它得以进行依赖于四个条件：1) 孩提时期的宗教信仰环境；2) 不受严格信条束缚的相对自由；3) 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转折点上的需要都得到满足；4) 一定量的宗教信仰与自由怀疑共处并存。查良镛先生作为一个先进自由的知识分子，他所接受西方宗教学思想对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的宗教信仰环境自由，对摆脱痛苦与孤独的需要有待满足，在对基督教信仰的同时又对之存在自由怀疑。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查先生早期是信仰基督教的。 3.4. 存疑“人之生死”，渴求“亡灵不灭” 少年丧母，已是人生之剧痛，无法抹平；青年丧父，更是一度将查良镛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自唐宋以来査氏即是大族，“査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査姓居首，査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前边笔者也曾提到著名的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同为査家的亲戚，査家也是人才辈出，自明清两代，海宁査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所以，根据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曾经査氏的辉煌家业与家族集体潜意识中的深远的家世感使得查良镛意识到不得不从丧母、丧父之痛中惊醒过来，并决心重振査家美名，而他也真正做到了，成为一代文学大师。 然而，世事总无常，在经历了丧母、丧父、婚变，尝尽了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终于有所释怀时，长子査传侠在美国的自缢身亡对查良镛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令其痛不欲生。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可能会被理解为人生之有命，已是不可挽回，而对于查良镛，这却成了他多年累积的悲痛与压抑最终决堤爆发的导火索，加之对传侠之爱，更是令这份悲痛之感更甚万分，无法自拔。 “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世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查良镛又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写到：“……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疼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的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査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尤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与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香港的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  (金庸，池田大作，1999) 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拼命地用《格林童话》里“伤心母亲想让儿子复活，在神父的引导下觉悟到：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最终得到安慰”的故事来开导自己。此后的一年，他读了无数书，以求解决心中“人之生死”的疑问，详细研究了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最终他意识到，这个“生与死”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而也是在此时，查良镛似乎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境界。 3.5. 崩溃边缘改宗，重新整合统一 现实中，我们通常把皈依看作是从不信仰宗教转到信仰宗教，或者从一种信仰传统转到另一种信仰传统。但皈依一词也用于另外一种意义：从精神崩溃解体状体到生命的充实统一和有力状态但这种变化是沿着一个人已经接受信仰献身之路进行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称之为一种“重新整合统一”的皈依类型，亦或称之为“改宗”。 “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金庸，池田大作，1999) 在极度的痛苦挣扎下，查良镛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寻找生与死的答案，儿子的自杀便可以理解为他由基督教转而皈依佛教的直接原因，而对于佛教教义的领悟，将处于崩溃边缘的他，重新拉回到现实。 “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宗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者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念，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金庸，池田大作，1999) 在这里，查良镛先生两次强调“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足见其对佛教教义的领悟与深信不疑，深悟佛教“亡灵不灭”的教义并顺利脱离痛苦，寻得方向。 就个体宗教皈依心理的展开而言，合适的心理环境是不可少的，这就是个人家庭境遇、生活经验、人文环境等因素所造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的破坏。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子，于是伤痛至极，充满了对生死无常的疑惑与悲愤。 笔者认为，查良镛先生改宗的原因是多维的，首先是儿子传侠自杀与美国，而美国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当时查良镛接到消息后立即去往美国处理儿子的后事，而这是完全按照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礼仪进行的，但是直到处理完后事回到中国，他发现自己仍然没法走出丧子的阴影，仍然很痛苦，所以，在这里他已经初步意识到按照基督教的方法无法解决他的痛苦；其次，在基督教教义中，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典型的“父性崇拜”的信仰方式，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认为自己是脆弱的、有罪的，是要向自己的“父亲”——上帝，寻求赦免和依靠，希望能在上帝那里得救，灵魂得以进入天堂。而在佛教教义中，其信仰是要人成为“觉悟者”，而大部分佛教徒都是性格里较为强势的人，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觉悟改变自己的境况，在这里查良镛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强势的人，所以他逐渐皈依佛教在他本身而言，也是有理可依的。最后，在佛教教义中，更有“无常”一说，是指不恒常、变化不定，正如《无常经》所载：“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历经如此惨痛的人生变故，佛教的“无常说”便会很容易在其心里滋生蔓延。笔者认为对“无常”的深刻领悟，可以算是查良镛皈依佛教的较为直接的心理动因。正如其1980年在台湾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所言： “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 1978年，Bear的研究中，研究对象本来是希腊正教徒，但在十几岁时却成了比利·格雷姆型的基督教徒，后来又皈依了基要主义的新教教派，和魔门教派，最后又改宗皈依了分裂出的摩门教会亚伦宗派(Bear， 1978)；1990年，Coe在99个男人中发现了202次宗教觉醒的体验，并得出一个人生活中有多次的皈依过程并不是罕见的  (Michael，陈彪译，2005) 。所以查良镛先生的改宗是情有可原的。 《宗教心理学——一个人生活中的宗教》提出：皈依不一定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在一个人的发展中，可能有很多种精神转折点，而任何一次(或多次)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Meadow & Kahoe， 1990) 。显然，对于查良镛先生来讲，他所表现出的改宗，或者说是皈依的重新整合统一，对其解答“人之生死”的疑问，摆脱痛苦挣扎，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决定性意义的。在查良镛先生的生活经历中，少年丧母、成年丧父、婚姻破裂、长子自缢，笔下武侠小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在他身上一幕幕上演，甚至可以说是查良镛自身真实生活的写照。如此沉痛的生活经历，对一个普通人的身心来说无疑是一种接连的精神上的打击，痛苦一再累积，当面对长子传侠的自杀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郁积的痛苦最终转向对精神解脱的渴望，对摆脱痛苦的迫切。于是，查良镛开始尝试从宗教中求得心理压抑的解脱。起初他对基督教的《圣经》有所研读，但依旧无法对痛苦释怀。随后他开始尝试从佛教教义中领悟其中对解脱痛苦的阐释，并从中获得了解脱与安宁。也正是因此，他才能够真正走出丧子的阴影，远离精神崩溃的边缘，并最终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了佛教的教义。无疑，异于常人的痛苦的人生经历，是查良镛人生的重大精神转折点，同时对于他最终选择从宗教教义中领悟人生、摆脱痛苦，皈依佛教，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3.6. 参悟佛法，心灵上接近“般若宗” 皈依佛教之后，参透了“生与死”的疑问，从悲痛到释怀，查良镛先生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光。而从那之后，他便开始潜心研读佛法，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佛教徒。 随后，他开始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到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秒法”。他了解了“秒法”二字之旨，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而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池田大作，1999) 正如他对杜南的回答一样，他认为，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他信仰佛教，是因为他相信人生就是那样子，所以就信了。 最后，查良镛先生用好些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大概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些诗歌的编写上。好友倪匡对其小心书写、校对过的每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百思而不得其解。所以其他人对此原因也不得而知。查良镛先生坦言，其年幼时便听过祖母诵念《波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然而，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并未放下财产、名利，所以，达到佛教所谓的“出世”自然是不可能的。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