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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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健康同胞对身心障碍同胞的影响 对于有身心障碍的同胞来说，他们如果能获得身心健康同胞的支持、照料和保护，这将对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何况，同胞关系是最长久的社会关系，身心健康的同胞还会面临照料成年期甚至老年期身心障碍同胞的责任(Conger et al.， 2009; Orsmond & Seltzer， 2007)。已有的一项基于同胞有自闭症、唐氏综合症、糖尿病等身心疾病的100多户家庭进行调查，通过父母对同胞关系的评定发现，大多数健康同胞都对有身心疾病的同胞表现出同情心、和善的行为以及积极的卷入(Nielsen et al.， 2012)。同样的结果在随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Stampoltzis， Defingou， Antonopoulou， Kouvava， & Polychronopoulou， 2014)。 另外，健康的儿童可以为身心障碍的同胞提供适宜的物理的、社会的相关环境，有利于这些身心障碍同胞发展适应的社会、情感、认知等各方面的技能。因此已有的文献都围绕着健康同胞如何促进有身心障碍的同胞积极健康发展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的探讨。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Vygotsky的支架理论。基于该理论，能力水平高的儿童可以提供各种能促进能力低的同伴社会、情感、认知发展等方面的技能，在能力低同伴的最近发展区内，搭建起能够发挥其潜在能力的“支架”，从而获得相关能力的提升(Daniels， 1996; Vygotsky， 1978)。基于此，研究者发现健康的同胞如果能增进与身心障碍同胞的互动，就能促进他们社会及认知能力的发展。例如在社会技能方面，如果健康的同胞能够为身心障碍的同胞提供积极的互动情境，那么就能有助于自闭症的同胞发展社会技能(Knott， Lewis， & Williams， 2007)。又如在认知能力方面，心智正常的同胞在与智力低下同胞互动中努力作出积极的调解策略，这会促进与认知能力相关联行为的产生(例如，言语的表达) (Tzuriel & Hanuka-Levy， 2014)。即在健康儿童的家庭中，先出生的孩子往往发展的能力水平更高，能够帮助后出生的同胞发展其各方面的技能。但是在有身心障碍同胞的家庭中，先出生的健康孩子也能够为后出生的有身心障碍的年幼同胞提供帮助，促进他们能力水平方面的提高。 当有身心障碍的同胞先出生，对于后出生的健康同胞来说，随着他们逐渐成长，他们会在认知、社会情绪性能力发展上都会超越这些先出生的身心障碍同胞。那么此时，这些后出生的健康同胞就会承担起主导角色，他们有可能以榜样的作用，反过来影响身心障碍的先出生同胞(Stoneman， 2001)。因此，对于同胞有身心障碍或者疾病的研究更需要通过长期的、系统性的、更全面的研究才能掌握其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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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父母的作用 在二孩家庭中，由于同胞各自特点的差异性(例如，出生顺序、性别、性格特点、独立性水平等)，父母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差别对待(Jeannin & Van Leeuwen， 2015)。在有身心障碍同胞的二孩家庭中，父母往往也会表现出差别对待。总的来说，父母在照顾方面更偏向有身心障碍或者疾病的孩子(Stoneman， 2001)。但是，很多情况下，父母往往过度地保护有身心疾病的儿童。例如，有研究对有疾病的儿童与健康的儿童进行配对，分析父母的养育行为，结果发现，有疾病的儿童更易受到父母的过度保护(Holmbeck et al.， 2002)。又如，有些儿童不幸得了癌症会给父母带来极大的痛苦，同时癌症治疗需要父母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导致父母很难给予健康儿童足够的关心和关注(Enskär， Carlsson， Golsäter， Hamrin， & Kreuger， 1997; Patterson， Holm， & Gurney， 2004)。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父母由于内疚、心里痛苦，他们会给自己更大的责任为有身心疾病的儿童提供最强的社会支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健康同胞的需要得不到满足(Levy-Wasser & Katz， 2004)。 但也有研究发现，父母并不会因为有身心障碍的同胞而减少对健康儿童的照顾。例如，一项比较经典的两年期的追踪研究对患有唐氏综合症儿童的家庭和健康儿童的家庭进行了比较(Gath， 1978)。结果表明，如果新出生婴儿是健康的，那么母亲会逐渐减少对较年长同胞的照顾；但是如果出生的婴儿患有唐氏综合症，那么父母更可能不去改变照顾健康年长同胞的投入。这些父母会报告，他们会继续持续照顾健康的年长同胞，即使他们还要投入更多去照顾新出生的唐氏综合症婴儿。这也许说明了，不同程度的身心疾病引发的父母差别对待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但是目前的文献显示，父母对身心障碍同胞的偏向性对健康儿童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Stoneman， 2001)。有些研究发现，父母过于偏向有身心障碍的同胞所导致的差别对待会引发健康同胞出现更多的焦虑和抑郁以及适应问题(McHale & Gamble， 1989; Wolf， Fisman， Ellison， & Freeman， 1998)；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父母差别对待对健康同胞与其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同胞之间的互动质量没有影响(Corter， Pepler， Stanhope， & Abramovitch， 1992)。但有些情况下，似乎父母把养育经历更多地转向有身心障碍的同胞对健康同胞反而是有利的。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过度卷入到照顾身心障碍的同胞身上时，反而健康的同胞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课外的活动，在学习上受到父母更多的鼓励，父母很少给予身心健康儿童学业上的压力(Lardieri et al.， 2000)。另外，健康的儿童如果能够感知到父母更多投入到自己身心障碍的同胞身上是公平的、正常的，那么对这些健康同胞的负面效应就会很少(McHale & Gamble， 1989; McHale & Pawletko， 1992; Stoneman， 1998)。而且，有研究发现，在有心理发展障碍儿童的家庭中，父母给予健康儿童的安全依恋关系质量似乎并未受此影响，甚至这被看作一种促进父母提供更敏感温暖的养育环境的催化剂，有助于儿童情感的发展(Levy-Wasser & Katz， 2004)。父母还会期望或者要求健康的儿童去帮助身心有障碍的同胞，这些健康的儿童要比同龄人更多的承担起照料自己同胞的责任(McHale & Gamble， 1989; Stoneman， 2001)，而且那些后出生的同胞也会承担起他们的同龄人可能不会承担的责任，他们更会照顾比自己年长的同胞(Stoneman， Brody， Davis， Crapps， & Malone， 1991)。 当然，如果父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养育资源或者投入，那么会进一步促进健康和非健康孩子都更好地发展(Conger et al.， 2009; Petalas et al.， 2009)。父母积极的态度和养育行为都有助于身心障碍同胞在社会情绪和认知能力上的提升(O’Brien， Slaughter， & Peterson， 2011)。尤其是父母创造的积极融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功能，有助于两个同胞关系的建立以及适应性发展。例如，良好的家庭功能会促进有脊柱裂疾病的同胞与健康同胞之间建立温暖的关系(Bellin & Rice， 2009)。又如，父母以及家庭因素(例如，社会经济状况、父母的压力、有规律的家庭时间与日程、有效的家庭问题解决和沟通模式、父母婚姻状况等因素)比健康同胞自身的压力和应对方式更能预测健康同胞是否出现适应问题(Giallo & Gavidia-Payne， 2006; Stoneman， 2001)。最后，父母应该为健康的儿童给予适当的解释和情感支持，帮助健康的儿童积极地看待家庭中有身心障碍的同胞(例如，排除父母可能会更偏爱那些身心障碍同胞的心理疑虑)，帮助他们理解身心障碍同胞的状况，强化健康同胞与身心障碍同胞之间的积极关系，也会有助于健康同胞的心理适应(Petalas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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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鉴于我国在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前即允许有残疾儿的家庭生二胎的背景，目前有身心障碍子女的二孩家庭比例并不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这类家庭将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迫切需要对这类家庭展开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项目。但是，目前我国尚未有系统的科学研究聚焦于这类家庭，极度缺乏实证研究和可行的科学方案以进行干预和预防。因此，应该加强在我国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并在以下三方面予以更多地关注。 5.1. 多学科整合 对于身心障碍同胞在二孩家庭中的研究不是单学科研究的问题，该领域的研究应该整合不同的学科，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生命科学、医学、行为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等，共同探讨有身心障碍同胞的二孩家庭状况及其相关机制。例如，对于身心障碍同胞来说，可以展开特殊教育、医学、护理学和心理学的相互合作，可以在特殊教育的学校开展相关的干预项目，指导教师、父母、健康同胞如何更好地照顾身心障碍同胞。可以充分发挥医学与护理学相关的护理经验，同时也可以发挥心理学、特殊教育学在儿童心理认知方面的所长，设置个性化的指导课程，提升身心障碍同胞各方面的能力。 5.2. 研究设计和方法 1) 研究设计。鉴于过去西方研究文献出现不一致的结果，在研究设计上应该做进一步的改进。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二孩家庭中身心障碍的同胞给家庭带来的影响以及家庭成员对他们的作用，那么最优的研究设计方法就是跟踪研究。除了可以分析家庭成员或者社会关系的变化轨迹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分析因果关系。通过跟踪数据，我们可以探讨如下研究问题：健康同胞和身心障碍同胞的影响是双向关系作用还是单方向的作用？它们的各自作用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健康的同胞在什么年龄段参与到协助身心障碍同胞照料是最佳的？这些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跟踪研究来解决，从而也可以进一步解答过去西方研究未解决的问题。当然，从跟踪的角度来说，跟踪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可以跟踪至同胞进入童年期、青春期、甚至两个同胞携手进入成年期。特别是，对于成年期的身心障碍同胞来说，他们的生活状况仍然需要获得健康同胞的支持。而这方面的研究是极其稀缺的。 2) 研究方法。鉴于过去研究单纯依赖父母汇报和评定而存在主观偏见，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测量方法上，应该要用多维度、多来源的测量手段。在测量来源方面，应该使用来自家庭成员本身的自评和他评。例如，健康同胞自己评价自己的心理状态、行为表现，父母评价两个孩子的心理状态、行为表现。除此之外，测量来源也应该包括与家庭成员无关系的旁观者观察。因为不同来源的测量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性。例如设置情境让健康同胞与身心障碍的同胞进行互动，然后基于观察编码系统进行行为计分。该方法比起问卷调查，能够更客观直接的反映同胞关系，但是编码系统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并且整个行为编码耗时耗力。因此应该结合不同来源的测量手段，全方位、更客观地了解调查对象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5.3. 开展全面的干预研究 目前，有诸多的干预研究基于正常同胞的协助来促进身心障碍同胞的发展(Chu & Pan， 2012; Lewandowski， Hutchins， Prelock， & Murray-Close， 2014; Tsao & Odom， 2006)。例如，在健康同胞的协助下，身心障碍的同胞提高了社会互动行为水平，增进了社会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这些方法都只聚焦在某类特定身心障碍问题(例如，自闭症、智力障碍)上，不能完全照搬用于其它类型身心障碍同胞的干预中。因此，建立健全针对不同身心障碍同胞的干预项目是非常急切和必要的。 此外，不仅是家庭中的孩子需要进行干预，父母也需要接受一定的心理辅导。已有研究发现，父母的压力和不适应会对身心障碍同胞与健康同胞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Rivers & Stoneman， 2003)，还会对健康同胞的适应性造成负面作用(Meyer， Ingersoll， & Hambrick， 2011)。因此，如何发展和建立一套适合家长的心理干预项目也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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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一般拖延倾向量表，对393名重庆和河南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通过25名女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瑜伽)干预，来研究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与拖延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 大学生体育锻炼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体育锻炼与拖延倾向呈显著负相关，时间管理倾向与拖延倾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2) 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和拖延倾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通过时间管理倾向间接影响拖延行为；3) 长时间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干预可以有效改善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显著降低大学生的拖延倾向。这些结果说明，体育锻炼对拖延倾向有良好的改善作用，体育锻炼对拖延倾向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时间管理倾向为中介实现的。 关键词 :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管理倾向，拖延倾向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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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拖延是个体行为延迟必须要完成的目标的倾向(Ferrari， Johnson， & McCown， 1995; Lay， 1986)。拖延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按照拖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学业拖延、生活事务拖延、决策拖延和强迫性拖延；按照拖延的性质可分为情景拖延和特质拖延；按照拖延行为的影响效果可以分为主动拖延行为和被动拖延行为(Chu & Choi， 2005)。 拖延行为在不同群体中都会出现，它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被拖延行为所困的人容易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Lay & Schouwenburg， 1993；陈陈，燕婷，&林崇德，2013)。近50%的大学生存在长期拖延行为(Haycock， 1993; Onwuegbuzie， 2000)，92.9%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拖延行为(楚翘，肖蓉，&林倩，2010) [ 7 ]。大学生处在从学校步入社会的过渡期，如果不能有效拒绝拖延，养成良好的习惯，将会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深入研究这一学生群体的拖延情况和心理状态有助于指导他们应对和改善这一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一些治疗拖延行为的方法，主要包括团体心理治疗和个体的心理干预。比如徐金凤&张玮娜(2012)提出的改变认知、通过行为干预来创造积极情绪和调节动机；李洋(2010)提出通过改变不良认知和提高时间管理倾向相结合，也可以有效减少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发生。但这种治疗都需要借助外力和他人配合。有研究在对拖延行为进行干预中提出了运动干预的方法。钟俊&褚跃德(2013)在大学生拖延与体育活动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拖延和运动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进行中等或大运动量体育活动个体的拖延程度显著低于小运动量的个体。徐金凤&张玮娜(2012)提出的行为干预中也提到了运动。但体育锻炼是如何减少拖延行为，改善心理状态，还没有研究具体阐述。 时间管理倾向是个体在时间价值和意义认识的基础上，在活动和时间关系的监控和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黄希庭&张志杰，2001a)。它有三个维度，即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干预对提高三个维度的时间管理倾向均有显著作用(张向花，2008)；并且坚持锻炼的时间越久，时间管理倾向水平越高(王甜甜，2011)。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态度、认知是不同的。在王坚和陈玮(2013)的研究中，体育类专业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的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两个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非体育类专业学生。 许多与时间有关的描述其实都是拖延的主要特点，例如错过最佳时间的拖延行为。由此可见，时间管理与拖延紧密相关。对时间管理进行加强训练能够对减少拖延和焦虑有帮助作用(van eerde， 2003)。Lay (1992)研究发现时间管理行为与拖延特质呈负相关。 体育锻炼与时间管理倾向都对拖延倾向起重要作用。当人进行长时间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因此改善了个人的时间管理倾向，进而合理有效地安排时间，那么他在参与学习和生活的事项中会相应地减少拖延倾向。在此，时间管理倾向可能在体育锻炼和拖延倾向之间起一定的中介作用。但目前关于这样的影响没有实证研究。 因此，该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和拖延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体育锻炼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对女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干预，探讨体育锻炼能否成为一种预防和治疗拖延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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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重庆、河南等地大一至大四的在校大学生，共回收问卷404份，剔除不认真作答的问卷以及极端数据共11份(以平均数上下三个标准差为标准)，得到有效问卷393份，问卷有效率为97.28%，所有被试均知情同意。 随后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从以上被试中选取女大学生30名作为实验组，参与体育锻炼干预实验(练习瑜伽)。剔除中途退出实验及练习不认真的被试，有效被试为25名。 2.2. 研究工具 2.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采用梁德清(1992)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该量表从强度、时间、频率3个方面来测量被试前1个月参加体育锻炼的运动量，其中，运动量 = 强度*时间*频率。每个方面各分为5个等级，强度与频率从1~5等级分别记1~5分，时间从1~5等级分别计0~4分，故运动量最高分为100分，最低分为0分。运动量评定标准为：<19分为小运动量；20~42分为中等运动量；>43分为大运动量。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18。 2.2.2.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dolescence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 采用黄希庭&张志杰(2001b)编制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该量表有44个项目，分为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的5点计分，其中每个维度各有一个项目为反向计分，统计分数时，反向计分题要经过转换。该量表及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在0.61~0.81之间，重测信度在0.71~0.85之间。 2.2.3. 一般拖延倾向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采用Lay (1986)编制的一般拖延量表，主要测量大学生日常生活事务上的拖延状况，该量表有20个项目，其中10个项目为反向计分。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的5点计分，拖延的总分由20个项目的得分相加获得，最低分为20分，最高分为100分，量表为单一维度，总分越高，拖延行为越严重。给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73。 2.3. 研究程序 所有被试用纸笔填写由体育活动等级量表、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一般拖延倾向量表组成的问卷。 参与体育锻炼干预的被试，在问卷施测之后进行体育锻炼干预。实验组被试参加实验时长为2个月，每周3次，每次60min的瑜伽练习，时间控制在晚上7:00~9:00。实验组被试进入瑜伽练习室后，保持环境安静，以防止外界的任何干扰。首先静坐关注呼吸5分钟，由取得专业资格认证的瑜伽老师指导练习者正确的身体调节、心态调整、呼吸调节以及融于自然之中的自我意象调节。5分钟后进行瑜伽体位练习，在练习过程中，被试需配合呼吸，不强求地、自然地跟随老师的动作，在自己极限的边缘温和伸展肢体。老师提示时刻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不要和别人攀比。40分钟练习结束后，进行15分钟的冥想休息术，采取仰卧的姿势，跟着引导词将全身从头到脚每个部位彻底的放松。放松完之后由教练带领进入冥想状态，体会当下。 两个月的瑜伽干预结束后，要求被试完成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一般拖延量表。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0.0分析大学生体育锻炼情况、时间管理倾向与拖延倾向的关系，参照Preacher和Hayes (2004)提出的Bootstrap程序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考察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情况和拖延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后考察体育干预下实验组与对照组是否存在拖延倾向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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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大学生在体育锻炼、时间管理倾向和拖延倾向上的差异分析 为了探讨不同拖延情况的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和体育锻炼上的差异，将一般拖延倾向量表的总分由高分到低分排序，将分数最高的前30% (118名)分为高分组，将分数最低的后30% (118名)分为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differences of undergraduates with high/low procrastination tendency in physical exercise and time management tendenc 变量 组别 M ± SD t 体育锻炼总分 高分组 12.26 ± 13.12 −2.89 ** 低分组 17.91 ± 16.71 时间价值感 高分组 36.84 ± 6.29 −2.56 * 低分组 38.83 ± 5.64 时间监控观 高分组 77.92 ± 12.94 −6.09 *** 低分组 87.09 ± 10.01 时间效能感 高分组 34.62 ± 5.23 −7.11 *** 低分组 38.92 ± 3.98 时间管理倾向总分 高分组 149.37 ± 22.37 −6.02 *** 低分组 164.83 ± 16.69 表1. 高低拖延倾向的大学生在体育锻炼和时间管理倾向上的差异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统计结果发现，拖延倾向高分组的体育锻炼总分显著低于低分组(p = 0.004)；高分组的时间管理倾向三个维度得分(p = 0.011，p = 0.000，p = 0.000)及总分(p = 0.000)显著低于低分组。 3.2. 体育锻炼、时间管理倾向与拖延倾向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管理倾向、拖延倾向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统计结果发现，体育锻炼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的正相关(r = 0.12，p < 0.05)，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得分，除了体育锻炼与时间价值感相关不显著以外，时间监控观(r = 0.12，p < 0.05)和时间效能感(r = 0.16，p < 0.01)皆与体育锻炼呈显著正相关；拖延倾向与时间管理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37，p < 0.01)，时间倾向管理各维度得分皆与拖延呈显著负相关；体育锻炼与拖延倾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10，p < 0.05)。 3.3. 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与拖延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参照Preacher和Hayes (2004)和Hayes (2013) [ 21 ]提出的Bootstrapping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陈瑞，郑毓煌，&刘文静，2013)。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 (LLCL = −0.0601，ULCL = −0.0084)，表明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0317。控制了中介变量时间管理倾向之后，体育锻炼对拖延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区间(LLCL = −0.1023，ULCL = 0.0203)包含0。因此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对拖延倾向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R 2 = 0.1685)，如图1所示。 又将时间管理倾向三个维度分别作为体育锻炼对拖延倾向影响的中介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在95%的置信区间下，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的中介检验结果为[−0.0590， −0.0091]，[−0.0740， −0.0179]，均不包含0。以上结果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与拖延倾向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图1. 时间管理倾向在体育锻炼影响拖延倾向中的中介效应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physical exercise，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and procrastination tendenc 变量 体育锻炼总分 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倾向总分 时间价值感 0.02 时间监控观 0.12 * 0.59 ** 时间效能感 0.16 ** 0.62 ** 0.84 ** 时间管理倾向总分 0.12 * 0.78 ** 0.95 ** 0.91 ** 拖延倾向 −0.10 * −0.18 ** −0.38 ** −0.41 ** −0.37 ** 表2. 体育锻炼、时间管理倾向、拖延倾向的相关矩阵 注： * p < 0.05， ** p < 0.01。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procrastination tendenc 中介变量 步骤 LLCL ULCL R 2 t值 时间价值感 ab −0.0226 0.0044 a −0.0187 −0.0028 0.077 1.049 b −0.4318 0.0616 0.016 −3.380 ** c' −0.1310 −0.0028 0.91 ** −2.053 * 时间监控观 ab −0.0590 −0.0091 a 0.0305 −0，2191 0，032 −7.622 *** b −0.3713 0.1891 0.174 2.725 ** c' −0.1014 0.0208 −1.297 时间效能感 ab −0.0740 −0.0179 a 0.0252 −0.0588 0.196 −8.397 *** b −0.9346 0.0923 0.034 3.442 ** c' −0.0889 0.0324 −0.916 表3. 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对体育锻炼和拖延倾向关系的中介效应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4. 体育锻炼干预对时间管理倾向和拖延倾向的影响 在进行体育锻炼干预(瑜伽)后，将问卷调查中无体育锻炼习惯的28名女生数据作为对照组数据，干预对象25人作为实验组，对被试的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和拖延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时间管理倾向总分上，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达到边缘显著水平(p = 0.065)，在拖延倾向上，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存在显著差异(p = 0.025)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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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我们的结果显示，体育锻炼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的正相关，体育锻炼、时间管理倾向与拖延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如果大学生坚持有规律的、经常性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时间管理能力相对较高，反之则时间管理能力相对较低。黄希庭认为时间管理倾向是一种具有动力性的人格特征，时间管理技能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张向花(2008)对36名初三学生进行了时间管理倾向的体育锻炼干预，结果显示时间管理倾向的3个维度即时间效能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价值感均可以通过体育锻炼干预而得到显著性提高。王甜甜(2011)的研究表明每星期锻炼3次以上，坚持体育锻炼12个月以上的被试的时间管理倾向能力最高。再者，大学生时间管理能力越好，拖延行为越少；时间管理能力越差，拖延行为越多，这与毕重增&彭香萍(2005)在有关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区分度的研究结果一致。能够意识到时间重要性的个体，对时间管理的把握越强，自我监督也越严格，对待学习的态度更加认真负责，价值观本质上是高度内化了的态度，而具体的态度预测具体的行为，因此积极的时间观念会潜移默化的指导学生的行为特征，所以时间管理倾向越高学生的拖延越少，并且在改变学习拖延的意愿上也更加强烈。最后，大学生体育锻炼的运动量越大，保持规律的、经常性的并且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拖延倾向越低，反之，大学生体育锻炼的运动量越低，拖延倾向就越严重，这与钟俊&褚跃德(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大学生体育锻炼规律且强度适中，那么时间管理能力就会增强，进而拖延行为就会减少。 Table 4 Differences in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and procrastination tendency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 变量 组别 n M ± SD t 时间管理倾向总分 实验组 25 163.28 ± 13.69 1.89 对照组 28 153.36 ± 24.67 拖延总分 实验组 25 53.75 ± 8.61 −2.31 * 对照组 28 58.54 ± 6.88 表4. 实验组、对照组在时间管理倾向和拖延倾向总分上的差异分析 注： * p < 0.05。 对时间管理倾向中介效应的检验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以及其中两个维度，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在体育锻炼与拖延倾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了大学生体育锻炼并不是直接影响拖延倾向的，而是通过影响个体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时间管理倾向进而影响拖延倾向水平的。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时间管理能力，经常锻炼的个体更少出现拖延行为，反过来，根据Payne等(2010)连续跟踪42名员工在14个工作日里参加锻炼的情况，发现高负荷、有拖延的工作或学业可能会使锻炼计划无法实现，时间管理紊乱。同时，经过每周3次，长达两个月的瑜伽干预发现，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有所提高，拖延倾向得到显著改善。那么若大学生进行规律的、经常性的、强度适中的体育运动，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当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得到提高，对时间的安排更加合理，对时间的把控能力增强，做到更加有效地掌控和利用时间，对自己未完成的任务进行一定的规划，从而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自然而然拖延行为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对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开展有效的教育实践并提高学生教学任务完成效率，并进行针对性干预和辅导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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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体育锻炼对拖延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时间有规律的体育锻炼会改善拖延行为；体育锻炼是通过影响个体的时间管理倾向进而影响拖延倾向，其中时间监控观和时间价值感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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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小麦是抗旱性、抗寒性非常好的单子叶作物，也是世界性的粮食作物，其种子具备诸多优良特性。种子引发是提高种子活力的有效方法，然而，引发的技术需要严格控制好时间，要在胚根突破种皮以前开始回干，如果引发时间控制不当或回干不及时就可能导致胚根突破种皮或胚芽生长。为了探索小麦种子引发不当产生的后果对小麦的影响，本研究以泰山22和石麦20为试验材料，试验设种子胚根突破种皮、胚芽1~1.5 mm和胚芽2.5~3 mm的再回干三个处理，以种子的发芽率等指标评价小麦种子的再萌发能力，并通过将经处理的种子分组进行不同时长的贮藏对其耐脱水性和耐藏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贮藏对过度引发小麦种子二次萌发能力影响较小，即使胚芽伸长3 mm再贮藏30 d的回干种子依然可以继续发芽和生长，但发芽率和活力指数分别比对照下降。回干对种子的生长状态有明显影响，胚根脱水耐性较差，回干后死亡，需要重新发根，胚芽的耐脱水性较好，回干不会导致胚芽的死亡。此外，过度引发后种子的抗霉菌污染力减弱。综上，过度引发会对小麦种子会产生不良影响，虽然不会致死，但会导致种子种用价值降低。 关键词 :小麦，引发，贮藏，脱水耐性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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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小麦是世界上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小麦是仅次于水稻的主要粮食作物，其种植面积约为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27%左右，消费量占粮食总消费量的23%左右。种子引发(Seed priming)也称渗透调节(Osmotic conditioning)，是使种子缓慢吸水的过程 [ 1 ] ，其原理是控制种子的吸水速率和最终的吸水量，允许种子内预发芽的代谢(但是要防止胚根的伸长) [ 2 ] [ 3 ] 。最简单的引发是水引发，是在控制给水条件下使种子定量吸水，达到促进萌发但并不引起吸胀伤害的吸湿回干技术 [ 4 ] 。种子引发能够使细胞膜结构重新排列，诱导一些有关抗性物质的合成 [ 5 ] [ 6 ] [ 7 ] ，使种子的细胞器、膜结构 [ 8 ] 、遗传物质、激素水平和相关酶类 [ 9 ] 处在种子萌发的最佳状态，从而加快种子的萌发速度，提高种子萌发的整齐度和对萌发时不良环境的耐性 [ 10 ] [ 11 ] 。大批量的种子引发技术含量较高，要严格控制引发时间，控制不当会导致过度引发，胚根突破种皮，甚至胚芽也伸长。不同活力的种子，引发时间存在一定差异，活力低的种子发芽慢，需要较长的发芽时间，而活力高的种子则发芽迅速，实验表明，小麦种子引发24 h胚根就可以突破种皮。 种子吸水起始一系列导致萌发的代谢事件，并使种子的脱水耐性随萌发进程逐渐丧失。在萌发的早期阶段和胚根突破种皮之前，大多数植物的种子能够干燥到它原来的含水量，而不引起伤害 [ 12 ] 。 Seraratna [ 13 ] 认为萌发36 h的大豆种子不能耐受脱水，吸胀40 h的豌豆种子脱水18 h后，幼苗不能耐受5%的含水量 [ 14 ] ；豌豆吸胀18~24 h，玉米吸胀48 h丧失脱水耐性 [ 15 ] ，从而可以看出，豆类种子萌发后普遍不耐脱水，而禾本科植物的种子研究较少，胚根突破种皮后多久丧失脱水耐性还有待研究。 为了探索过度引发给种子带来的风险，探索种子失水后的萌发潜力，本研究中设置将种子引发到正常状态(胚根未突破种皮)作为对照，将过度引发，即生物学上的萌发以后的不同状态(胚根出现、胚芽出现、胚芽继续生长)设为实验组，通过多种实验来探索种子脱水耐性的维持时间，不同状态下种子回干后二次萌发的萌发率，萌发后的状态等指标，以此来为商业化、规模化的引发及引发风险评估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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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小麦种子石麦22购自潍坊市种子销售点；发芽纸、发芽盒为本实验室提供。发芽试验采用托普300B型光照培养箱，种子贮藏采用恒温种子发芽箱。种子消毒采用1%次氯酸钠。 2.2. 种子引发处理 试验种子分两批进行处理，第一批在8月份(夏季高湿度)开始处理，种子为石麦22，浸种：将小麦种子浸泡在1%次氯酸钠溶液中5~8 min；将浸泡过的小麦种子用蒸馏水清洗3~5次；将清洗过的小麦种子浸泡在蒸馏水中，放在的恒温发芽箱中20℃吸胀4 h，之后将种子取出沥干，用湿纱布覆盖，20℃下，用塑料膜保湿，引发处理。将经引发的种子培养一定时间后分成两份，一份选取胚根突破种皮2 mm左右的，一份选取胚芽略大于1 mm的，于阴凉处平摊自然回干，回干至种子初始千粒重后开始贮藏试验。于20℃存放，分别存放0 d、2.5 d、5 d、7.5 d、10 d、20 d和30 d进行标准发芽试验，统计每天的发芽数。并于发芽试验的10 d、20 d统计仅有胚芽无胚根的种子数。 第二批于3月初(春季低湿度)开始，种子同为石麦22，消毒、浸泡吸胀等同上，种子分成四份，处理1引发10 h后回干；处理2胚根突破种皮2 mm左右胚芽未伸出时回干；处理3胚芽伸出1 mm左右，此时胚根约3~6 mm，回干；处理4胚芽3 mm左右，此时胚根约6~10 mm，回干，每份约3200粒，回干标准为回复到初始重量，每百粒4.46 ± 0.06 g。在发芽试验末期将幼苗去掉种子，120℃的烘箱中杀青30 min，然后在65℃的烘箱中烘干至衡重，记录干重。 2.3. 标准发芽及幼苗管理 透明塑料发芽盒，规格为13 × 13 × 10 cm，将其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蒸馏水冲洗后烘干，用无水乙醇擦拭烘干发芽盒的内外表面。选择保水性良好的专用大张发芽纸，裁剪成16.5 × 12.5 cm的条状，置于烘箱内在120℃条件下烘干2~4 h，然后装入密封袋中待用。将发芽纸用蒸馏水浸透沥干后铺在发芽盒底，每盒两层，然后将引发到不同状态的小麦种子用镊子以10 × 10的方式摆在发芽纸上，第一批每组3次重复，第二批每组四次重复，置于智能光照培养箱中恒温20℃，8 h光照，16 h黑暗条件下发芽。 在标准发芽8 d时，记录发芽数，发芽期间始终保持适量的水分，避免水分过多引起的缺氧和水分过少产生的大量绒毛状气生根，发霉的种子冲洗后继续对其观察，发霉比例过高的更换发芽纸，腐烂种子淘汰，并随时计数。 2.4. 活力指数的计算 在标准发芽8 d过程中，每天记录发芽数，发芽结束后去掉种子，将幼苗在烘箱内105℃杀青2 h，70℃鼓风烘干至衡重，取出放干燥器降至室温，称重，以此作为幼苗干重，根据活力计算公式 [ 16 ] 计算种子的活力指数。 VI = ∑(Gt/Dt) × S VI：活力指数；S幼苗的干重；Dt是发芽天数，Gt与Dt相对应的每天发芽种子数。 2.5. 数据分析与统计 通过SPSS2.0的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 GLM)进行方差分析，利用LSD法对各处理进行多重比较，检验本实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另外活力数据和干重数据利用SPSS2.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利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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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萌发后回干对种子发芽指标的影响 过度引发后种子是否耐受回干呢，如果耐受，种子在适宜的条件下应该可以继续生长呢？从统计结果分析看，回干对再萌发的影响的总体影响是显著的，贮藏和不同引发处理间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表1)。 3.1.1. 两批贮藏种子的发芽指标 从图1可以看出，即使在夏季高湿度条件下贮藏，胚根突破种皮及胚芽大于l mm长的种子回干后，仍可以二次萌发，且发芽率在贮藏初期没有显著变化，仅从胚芽大于1 mm组在贮藏20 d以后开始有明显的发芽率下降趋势，而胚根刚出现就回干的种子贮藏30 d对发芽率没有显著影响。胚芽大于1 mm组发芽率最低下降至78%，贮藏15 d时为83%，说明贮藏对过度引发至胚芽伸长3 mm的种子有显著影响，长于20 d导致种子不能满足85%的发芽率基本要求，成为不合格种子。 春季贮藏虽然温度依然为20℃，但空气湿度和环境温度明显低于夏季，经过对春季贮藏种子的发芽率(图2)分析可知，贮藏15 d对胚根1 mm的处理3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处理4 (胚根3 mm)影响显著，到了30 d Table 1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two factors of priming and storag 因素Factors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平方和Sum of squares df 均方Mean square F值F value 贮藏天数Storage days 发芽率Generation rate 1771.20 2 885.60 88.11** 活力Seed vigor 5.07 2 2.54 52.64** D干重Dry weight 0.45 2 0.22 37.30** 引发处理Priming treatment 发芽率Generation rate 3093.76 4 773.44 76.95** 活力Seed vigor 16.42 4 4.11 85.16** D干重Dry weight 1.68 4 0.42 70.22 ** 引发处理*贮藏天数 Storage days * priming treatment 发芽率Generation rate 2346.21 8 293.28 29.18** 活力Seed vigor 6.28 8 0.79 16.28** D干重Dry weight 0.56 8 0.07 11.67** 误差Error 发芽率Generation rate 452.30 45 10.05 活力Seed vigor 2.17 45 0.05 D干重Dry weight 0.27 45 0.01 校正的总计Total correction 发芽率Generation rate 7663.47 59 活力Seed vigor 29.94 59 D干重Dry weight 2.96 59 表1. 引发和贮藏两因素间的方差分析 图1. 夏季高湿度下不同贮藏天数种子的发芽率变化 图2. 春季低湿度下不同贮藏天数种子的发芽率变化 二者发芽率都显著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发芽率依然高于90%，在合格发芽率的范围内。胚根露出的处理2和未露胚根的处理1贮藏30 d并未显著降低其发芽率。说明，同样的贮藏温度下，环境湿度和温度对耐藏性有重要影响。春季低湿度与夏季高湿度相比，种子回干后存放发芽能力保持得更好。 3.2. 回干对二次萌发过程中胚根和胚芽的影响 由图3可看出，萌发2~5 d内，如图中A、C、E所示，正常的对照种子应该先长根，再长芽，胚根2~3 mm以上时芽才开始萌动，芽3 mm以上时，有数条种子根已经开始旺盛生长，而根露出以后再回干的种子，图3B为处理种子，二次萌发时大部分先长芽，再长根，大多数种子都如此，说明种子根对脱水敏感，从实验调查可知脱水后露出的根都死亡了，需要重新从根原基再发新根。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二次萌发过程中，过度引发的种子常表现为先发芽后长根的现象，在发芽初期尤其明显，萌发第一天就有51%~69%的比例，到后期由于新根长出，渐渐恢复成正常幼苗，无根的幼苗因此随着萌发天数增加数量逐渐减少，到最后仍有少量根不正常的畸形苗存在。根回干后几乎不能在原处继续生长，说明根对脱水敏感，包在种皮内的部分还有再生能力和耐脱水性，随着过度引发的程度加 图3. 春季低湿度下不同贮藏天数种子的发芽情况 Table 2 The number of germination seeds with only shoots after storage 20 d under high humidity in summe 1d 2d 3d 4d 5d 6d 7d 8d ck 0.00 0.00 0.00 0.00 0.00 0.33 0.50 0.33 胚根出现 Root appeared 51.33 38.33 34.00 12.00 8.67 5.67 2.67 2.67 胚芽大于1 mm Shoot more than 1 mm 69.33 46.00 35.00 23.67 13.67 8.67 4.33 1.33 表2. 夏季高湿度下贮藏第20 d种子萌发过程中仅长胚根的种子个数 深，存储天数的增加，这种能力也随之降低。 萌发后回干，种子可耐受脱水，伸长3 mm的胚芽也表现了一定比例的脱水耐性，但也有畸形苗出现(图4)，个别种子胚芽鞘尖端有少部分死亡，有些种子叶片卷曲或芽鞘开裂，大部分芽组织回干后依然可以继续正常生长，处理3和处理4萌发后杂菌感染较为严重。畸形苗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部分畸形苗是因为胚根死亡，导致无根，少部分是胚芽或胚芽鞘的异常。由图5看出干种子和正常引发的处理1种子，畸形苗数量少，处理3和处理4种子随着存储时间的增加，畸形苗率增加显著，说明胚根和胚芽的损伤和丧失是渐变过程。 3.3. 引发程度与存储天数对活力指数的影响 那么引发和过度引发的种子存放不同时间后其活力的变化又是怎样呢，从图6可以看出，随着存储 图4. 种子萌发后的畸形苗百分率 图5. 春季低湿度下各处理种子活力指数的变化 图6. 春季低湿度下各处理幼苗干重的变化 图7. 春季低湿度下回干后存储0 d、15 d、30 d的幼苗生长情况 天数的增加，正常和处理1种子活力指数保持较高；而且引发可以提高种子活力，处理2种子活力指数下降达到显著水平；处理3和处理4活力指与对照相比极显著下降。随着引发、萌发时间的延长和存放天数的增加，活力指数下降速度也依次增大。说明种子脱水耐性下降的同时，种子的活力也在下降。 由图7看出对照种子和处理1种子生长量差异不显著，并且在30 d存储时间内基本保持稳定；处理1种子存贮0 d与对照相比生长量没有显著下降，存储0~30 d内生长量未见显著变化，说明处理1较适应短期贮藏；处理2、3、4种子未存储时生长量与处理2相当，略低于对照，说明即使不存储，回干本身对种子也有轻微影响，处理3及处理4则随着存储时间的增加再萌发后生长量降低显著。 由图6可以进一步佐证生长量的观点。从图7发芽末期幼苗状态照片可以看出，在30 d的存储时间内，对照、处理1和处理2种子能耐短期室温存储，表现了较高的脱水耐性，处理1、处理2长势要好于对照，处理3和处理4回干后，其生长量则随着存储时间的延长逐渐变差。说明胚芽出现后再回干会对幼苗生长量产生一定影响，再进行贮藏则会显著影响生长，从幼苗萌发及生长情况看过度引发后再在适宜条件下短期贮藏不会引起种子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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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贮藏对引发种子的影响 合理的引发应该在胚根突破种皮之前开始回干。在种子发芽过程中，胚根突破种皮之前，种子的活性增强 [ 17 ] ，各项生理代谢活动加强，为种子萌发做前期准备，萌发尚未启动，首次细胞分裂并未开始。有报导认为引发过的种子，具有高的种子活力，出苗迅速整齐，耐受性加强 [ 10 ] ，抵御外界不良环境的能力增强。引发是吸胀后再干燥的过程，在回干过程中种子重新积聚了大量耐受干燥的蛋白或小分子。此时各种酶的活性都已启动 [ 11 ] [ 18 ] ，生命活动依然比干种子旺盛得多，因此在较高的温度和湿度下种子内各种消耗加剧，贮藏时间越长，消耗越大，越不利于活力的维持。本研究引发后存贮初期，种子还能保持较高的活力，但时间越长，细胞就越不具备优势，本已经具备的引发优势也渐渐消失，直至活力下降到不及对照种子。 种子引发后贮藏的过程中，不同物种或者品种的生理变化过程并不一致，受贮藏时各种环境因子的影响较大 [ 4 ] 。引发时间越长，萌发的启动准备越充分，细胞活动能力越活跃，一旦胚根突破种皮，完成生理萌发过程，种子更难以降低生命活动，因此萌发后的可贮藏期会更短，活力下降也越快。本研究认为在常温高湿度条件下，种子可以贮藏10 d，维持较高活力，1个月明显降低活力，多数种子仍能长成正常幼苗。但发芽率显著下降；越晚停止引发种子的可贮藏性越差。常温低湿度下，种子安全贮藏期可以更长，这与水稻种子引发后贮藏的变化趋势有相似的趋势 [ 19 ] [ 20 ] 。 4.2. 回干对过度引发种子脱水耐性和抗菌能力的影响 生物学上的萌发范围为胚根突破种皮2 mm以前，胚根突破种皮2 mm以后为萌发后事件。本研究处理2、3和4都是萌发后回干，即使芽3 mm左右，胚根5~7 mm时回干仍有大部分种子能再度萌发，萌发过程中已经伸长的根全部死亡，不过还能再生新根，并逐步长成正常幼苗，说明萌发后小麦种子仍保持一定的脱水耐性，伸长的根完全没有脱水耐性，芽比较耐受回干。伸长的根死亡后从种子内能再生新根，说明种子内部尚存在一定的保护脱水伤害的功能，使根原基存活并能从种子内发生出来。虽然我们将发芽的小麦回干到正常小麦的含水量的状态，但是它的萌发相关的激素水平 [ 21 ] 和生理活动可能仍保持较高水平 [ 9 ] ，湿度高的夏季比湿度低的春季对贮藏时间更敏感。在干燥季节，常温或较低温贮藏1个月为较安全的期限，大部分种子仍保持萌发能力和较高的生长速度。萌发后的种子再度回干并不能使小麦种子致死，但能迅速降低活力，加速种子的衰老速度。 处于不同发芽状态的种子在组织结构、生理状态和含水量方面与正常小麦种子差别较大。本实验处理2到处理4种子萌发过程中霉变率明显高于对照和处理1，说明萌发后种子再回干并不能提高对微生物的抗性，相反，抗性明显减弱。 处理1适宜引发处理与对照相比种子霉菌感染率下降，可能引发过程提高了种子的抗病能力，且种皮完整，养分的外泄少。种子的引发回干过程，可能通过干燥缺水过程诱导了抗干燥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提高了抗性和对逆境有适应性，使种子能够更好耐受生物胁迫 [ 22 ] 。 4.3. 过度引发种子的幼苗判断标准 按照种子检验中正常幼苗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匀称健壮 [ 16 ] ，正常的萌发顺序是先胚根再胚芽，而本研究因回干导致了已萌发胚根的死亡，二次萌发100%都不是先出现胚根，说明不能以传统的方式来衡量幼苗是否正常，到发芽结束期所调查的大部分幼苗都达到正常幼苗的标准，宜在萌发结束时判断幼苗。种子萌发后回干，再度萌发所产生的畸形苗率2%~18%，大大高于正常种子和引发种子的畸形苗率，其原因之一是回干导致胚根损伤；二是少量种子胚芽畸形，可能是在脱水过程中受到局部伤害，导致芽不能正常生长。从畸形苗的表现可知，种子的胚芽存在较高的脱水耐性，但这种脱水耐性持续的时间较短，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畸形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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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引发过度会导致胚根胚芽的出现，回干以后直接后果是已经伸长的根死亡，芽可以耐受一定时期的干燥贮藏用于周转运输和流通，但常温高湿度下不及时播种会逐渐降低种子的活力，并且导致种子对外界有害菌的抗性减弱，对植物产生不良影响，随着新组织的生长，这些不良反应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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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目的为探讨中华被毛孢菌丝体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影响，本实验将36只BALB/cByJ雌性(6周龄)小鼠随机分成三组：对照组(蒸馏水)、低剂量组与高剂量组(相当60公斤成人每天摄取1.59 g与15.9 g)，连续管喂中华被毛孢菌丝体五周后，分析小鼠脾脏细胞与腹腔巨噬细胞之非特异性免疫指标。实验结果发现中华被毛孢菌丝体对小鼠生长没有显著影响。在高剂量组其MHCI、CD4及CD8细胞数目显著较对照组增加(p < 0.05)，在MHC II、T、B及NK等淋巴细胞数目三组间无显著差异。高剂量组血清lgG及lgM抗体显著较对照组增加(p < 0.05)。在ConA，PHA及LPS三种裂殖素的分别刺激下，中华被毛孢菌丝体显著刺激脾脏淋巴细胞增生(p < 0.05)。在ConA刺激下，低剂量组显著刺激脾脏细胞产生Th1细胞激素IL-2及IFN-γ (p < 0.01)，高剂量组显著抑制脾脏细胞产生Th2细胞激素IL-4及IL-5 (p < 0.01)。在LPS刺激下，高剂量组显著刺激腹腔巨噬细胞生成IL-6 (p < 0.05)。中华被毛孢菌丝体具有促进B细胞免疫反应、调节Th1/Th2细胞激素分泌与促进巨噬细胞功能，显示中华被毛孢菌丝体具免疫调节功效。 关键词 :中华被毛孢，冬虫夏草，非特异性免疫，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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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是一种药食两用真菌，含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增强免疫力等生理作用 [ 1 ] [ 2 ] 。但天然冬虫夏草由于价格昂贵与产量有限，不能被广泛应用，逐渐使用培育的虫草菌丝体来取代天然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相关无性型菌种研究共有发现有22个学名，13个属，中华被毛孢为冬虫夏草菌的合格发表的新种名称其中之一 [ 3 ] 。 免疫防卫系统可分为先天性免疫系统(innate immune system)和后天性免疫系统(adaptive immune system)两种，由于两者互助合作及互相支持，方能维持身体正常的免疫机能，免受病菌的入侵 [ 4 ] 。当淋巴细胞受到抗原的刺激时，会立即增生至适当数目，以发挥清除入侵抗原的功能。根据各族群免疫细胞数的消长分析，可以作为免疫调节能力的综合指标之一。B淋巴细胞可藉由产生抗体来清除入侵病菌；T淋巴细胞则藉由产生各种细胞激素来调控免疫反应。巨噬细胞在先天性免疫系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可辨识细菌等病原之表现抗原，将其吞噬，并且经由胞内水解酵素将之分解。因此，藉由分析巨噬细胞活性，可作为评估先天性免疫系统功能的指针。本实验目的为研究给予中华被毛孢菌丝体(Hirsutella sinensis)对小鼠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