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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赵翼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赵翼的文献编纂工作贯穿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廿二史札记》书成之际，他作诗云：“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表明他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总结历史寻求救治社会弊病的药方。无论是对史料内容的挑选，编纂方法的考证，多种方法的结合，都是为了通过筛选真实可靠的档案史料，以史为鉴，改变大清朝积重难返的社会局面。赵翼的文献编纂思想代表着乾嘉考证史学后期的最高水平，在清代文献编纂思想的嬗变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3.1. 文献编纂内容的择选 3.1.1. 考察历代王朝治乱兴衰 在赵翼二十余年的文献汇编工作中，尤其重视揭示不同时代特征，揭露封建王朝弊政，总结兴衰规律，力求经世致用。在编纂《廿二史札记》时，赵翼就体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史旨趣和意蕴深厚的择史志向。在《廿二史札记》中，有大量条目，是针对某一朝代的具体问题，从而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乱兴衰问题。例如“元时崇奉释教之滥”条目，就以丰富的材料对元朝举国上下迷信释教，导致国家败亡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赵翼指出，这种举国上下迷信佛教的风气，是元朝“体制之僭”“仗卫之侈”“土木之废”“供养之费”等种种弊端的根源。从而进一步提出盲目崇奉释教是促使元朝灭亡的最大成因，“朝廷之政为其所挠，天下之材为其所耗” [ 4 ] 。赵翼希望通过对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成因进行总结，以鉴清朝政治的弊病。 在探究灭亡之由时，赵翼意识到在治乱兴衰中封建君主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民心相背是国家衰败过程中的必要因素，因而特别关注历代封建王朝对百姓的政策，充满对平民百姓的关切与同情。“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条目指出了唐朝实行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等给百姓带来的种种祸患，“南宋取民无艺”条目则批评了宋朝自徽宗起逐步加重人民负担，除正赋外，还有御前赋等额外勒索。尤其在靖康南渡后愈演愈烈，致使“民力既竭，国亦随亡”。“万历中矿税之害”条目则指出明万历后期，矿税二监遍布天下，纵横绎骚吸髓饮血，致使民不聊生，起义激变。 可以说，赵翼对于探讨历史时势的变化，究明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眼光。他所选取的大量校勘条目，列举的大量档案史料，都清楚明晰地整理出各个朝代兴衰变化的脉络。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个朝代都有其各自的得失成败，赵翼将其整理总结，以史为镜，不仅是对历史特征的特点总结，更为世人阐明了国家兴亡的规律之道。 3.1.2. 对乾嘉时期的社会思考 在进行文献编纂过程中，赵翼格外注重探究对清朝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通过大量选取前朝相关问题的史料，并逐一进行分析解决，从而达到以古助今的作用。乾嘉时期正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自然也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廿二史札记》中收录了大量档案文献以研究农民起义问题。对于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和明朝的李自成起义，更是不惜笔墨，运用大幅篇章相互比较，深入研究。从学术角度为后世研究农民起义开了先河，尽管赵翼对于农民起义的研究还处于一种历史现象的比较，没有能够深刻发掘起义的原因和内涵，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清朝农民起义的根源。而他总结的历史上的“太上皇”和“禅让”制度的史料考证，也正因为清朝正面临乾隆禅位嘉庆皇帝的现实问题。尽管对于“禅让”制度的讨论有阿谀奉承之嫌，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经世致用的本心。 除了对于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收录考证外，赵翼同样敢于对当时人人自危不敢面对的政治问题进行揭露。面对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贞观中直谏不止魏徵”条目中隐晦地暗示了统治者骄傲疏怠的问题，担忧即将到来的危险。一直以善于纳谏的开明形象传世的唐太宗，在晚期也逃不过“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 [ 1 ] 的结局。艰苦创业的伟人尚且逃脱不了有功而志满，志满而难听他人意见的规律。对于生活在太平逸豫环境中的“十全老人”乾隆而言，受谏自然更加困难。 《廿二史札记》中大量档案文献的编纂条目，都是赵翼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他的前半生居庙堂之高，鞠躬尽瘁企图拯救清朝逐步衰败的命运。他的后半生处江湖之远，皓首穷经于经世致用的研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 5 ] 。 3.1.3. 承袭二十四史编纂方法 《廿二史札记》中经世致用思想的贯穿，除了体现在文献编纂过程中史料选取的问题上，也同样体现在赵翼对于编纂方法的运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典籍的主干，同时也是赵翼校勘考证的主要材料。为了更好的进行文献编纂工作，赵翼十分重视对历代正史撰修经过、著者、著史岁月、内容真伪、体例得失进行的集中探讨，以求“其言有可用者”。这也是《廿二史札记》档案文献收录内容中的一大组成部分。 在考察各种体例起源的基础上，赵翼主张创新体例，强调表志的作用，对列传高度重视。因为这些都反映了史家对档案史料的选择和取舍标准，反映了史学家思考和判断历史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史家对国史、实录、日历、和前人正史作品的直接继承，在文献编纂过程中是否对史料不加辨别地直接采用，史笔是否简洁明晰，史家史徳的问题，对文献编纂的态度，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以及编纂时的政治环境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史书的优劣，从而影响史料所能发挥的经世致用作用。 3.1.4. 联系社会背景史论结合 论赞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史论的主要形式，起到补充资料，扩大新知，撮要勾玄，引发思考，理解史书的作用。例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都是论赞的典范。赵翼认为，论赞要结合作者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有感而发。例如在“欧史传赞不苟作”条目中，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张承业传》里论述了宦官之祸的原由，而在论赞中却格外点明了对君子小人的议论。赵翼认为，这与当时宋仁宗时期的朝政有关。正因为当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 [ 1 ] ，所以欧阳修才“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大声疾呼也” [ 1 ] 。赵翼对于欧阳修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而作论赞的做法十分赞赏，认为“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 [ 1 ] ，真正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主张。 3.2. 文献编纂方法的运用 3.2.1. 正反结合，整体归纳 赵翼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规律，在进行文献编纂过程中，尤其注意对某一问题正反评价的结合。他既能从正面总结中国传统政治在用人纳谏方面的有益经验，又能对历代弊政给予深刻的揭露。既列举了一个王朝繁盛时“子孙繁衍，为帝为王，荣贵富盛，极一世之富” [ 1 ] 的原因，也能汲取王朝破败时“及其败也，如风之卷箨，一扫而空之，横尸喋血，斩艾无噍类，欲为匹夫而不可得” [ 1 ] 的教训。既客观记载了弊政产生的有利结果，也注意批判了有道之君的昏庸一面。赵翼通过对事件主体的正反比较，使得历史事件的特点和意义显得更加立体明晰，从而发现其联系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把片面的认识转变为整体的概括，从而更好地运用于现实之中。 赵翼采用了“上书召见”，“汉武用将”，“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武帝刑法之滥”，“两帝捕盗法不同”五个条目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特征进行总结，评价功过。从这些史料中既能看到汉武帝虚怀若谷，大度容人，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一面，也能看到武帝时期穷兵黩武，任用酷吏，滥杀无辜，民力衰竭的弊端。赵翼通过正反史料的对比，总结出大一统的盛世下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征兆，得出了“朝有名臣见，已是衰运来” [ 3 ] 的结论。正是由于赵翼擅长对正反经验的归纳，他才能在一片花团锦簇的乾嘉盛世下，看到清朝衰败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超脱时代局限的见解，又反过来促使赵翼在进行文献编纂时格外注意对正反史料的列举，企图通过揭露历朝历代繁华盛世下的弊病，预示清朝华丽外表下的千疮百孔。 3.2.2. 结合问题，动态考察 在进行文献编纂过程中，赵翼对史料的收录分析采用了动态考察的手法。他强调治史应该“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 [ 1 ] 。”而这三者的研究都需要动态的考察。他不拘泥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而是将问题放在历史大背景之下，结合前世今生，以观时事变化，从而探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及其必然性。乾隆后期曾多次出现米荒现象，因此赵翼对历史上的米价问题十分重视，在卷二十和卷三十六专门探讨唐朝和明朝的米价变动问题。“贞观时斗米三钱。玄宗东封泰山之岁，东郡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自安史之乱，兵役不息，田土荒芜，兼有摊户之弊。代宗永泰元年京师米斗一千四百······较贞观，开元时，几至数十百倍 [ 1 ] 。”赵翼通过米价的变化纵观整个唐朝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对当世问题产生思考。这种对于历史问题的动态考察，是紧密地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的，充分体现了赵翼文献编纂工作的经世致用意识。 赵翼以问题统领正史的材料，没有单纯按照二十四史中的原始顺序简单逐条作札记，而是以动态的考察，按照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在利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从单纯的罗列历史事实中走出来。如果不能准确利用历代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就不可能对历代正史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如果不能从历代正史所提供的材料中走出来，就只能停留在单纯的校勘和考证上。而赵翼以历代出现的历史问题为中心，以动态的眼光对中国历史和历代正史进行全面的阐述与理解。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深入到以编纂史料来经世致用的高度，从而推动了乾嘉史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