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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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示范工程展示与结果分析 5.1. 示范工程展示 示范工程主要内部平台和外部平台，内部平台主要有控制室和设备室，外部平台是光伏组件和无线充电的电动汽车。控制室存放整个示范工程的监控系统，设备室存放变流柜、蓄电池等设备。图9所示示范工程内部平台。 图10所示是6 kWp光伏阵列、0.8 kW的风机和无线充电的电动汽车。光伏阵列工作电压是182.04 V，工作电流是32.96 A。系统采取“六串四并”输入，即每六电池板串联，然后四路并联输入到光伏汇流箱。电动汽车蓄电池容量是13 kWh，出口电压是60 V，最大充电电流100 A。 5.2. 结果展示 图11显示的是2017年9月12日当天光伏的出力曲线。从实际记录的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光伏出力曲 图9. 示范工程内部平台 图10. 示范工程外部平台 图11. 光伏发电伏功率曲线 线基本呈现抛物线形状。早上和晚上光照很弱，光伏出力基本为零，在中午时候光照最强，光伏出力最大，最大功率约为5 kW。 图12是一天内蓄电池侧双向变流器的输入输出电压的历史记录曲线。图中红色曲线对应值约为200 V左右，即蓄电池的出口电压为200 V。绿色曲线对应值约为360 V左右，即高压母线电压为360 V。 图13(a)~(c)分别是一次实验中记录的光伏发电、蓄电池充/放电和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历史功率曲线。曲线记录的区间是2017年12月9日14:00~14:30。14:00~14:08时，没有电动汽车用电。光伏发电 图12. 蓄电池侧DC/DC输入输出电压曲线记录 图13. 电动汽车一次充电试验结果曲线 功率是2.8 kW，光伏所发电能通过高压直流母线和蓄电池侧双向DC/DC给蓄电池充电。14:08~14:23时，电动汽车开始以4.4 kW功率充电。光伏发电功率是2.7 kW，光伏发电功率小于负荷用电功率，蓄电池开始以1.7 kW功率释放电能。14:23~14:30时，电动汽车停止充电。此时，光伏发电功率是2.6 kW，光伏所发电能通过高压直流母线和蓄电池侧双向DC/DC给蓄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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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针对小型风光储微电网孤岛监控系统，经过整体分析，设计了合理的监控系统体系结构。采用智能模块的下位机采集装置和基于Kingview6.55的组态开发环境，通过多种通信方式结合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的监视和控制。本系统实际应用在天津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经过实际调试和使用，证明该系统具有运行稳定、实时高效的特点。在微电网和智能电网监视和控制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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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寻求与外国企业更多的国际合作。企业外宣翻译材料是外国观众接触和了解中国企业和其文化的重要通道。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在基于企业文化的角度上去探究如何优化企业宣传材料。本文以宁波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力求为该公司制定相应的优化策略。基于企业文化理论，本文将通过借鉴国内外优秀企业文化外宣材料中的优势和亮点，来帮助解决目前英语外宣上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本文所提出的外宣优化建议旨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竞争力。 关键词 :企业外宣，企业文化，优化策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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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企业宣传文本作为国内企业推广和树立品牌形象的主要渠道，具有独特的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 [ 1 ] 。自中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企业宣外宣软文提升迫在眉睫。一个伟大的企业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文化，一个伟大的企业文化将创造一个伟大的企业。因此，优秀企业文化创造软实力已成为企业提升自身形象不可或缺的途径 [ 2 ] 。本文基于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在分析企业自身特点和借鉴优秀企业外宣基础上，对研究目标企业——宁波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的外宣软文提出较高的可操作性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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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讲，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个子系统，是一种亚文化。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企业目标、行为准则、管理制度、外在形式等的总和。从狭义上讲，企业文化体现为人本治理理论的最高层次。特指企业组织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并为企业全体成员自觉遵守和奉行的企业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 [ 3 ] 。特雷斯·迪尔和阿伦·肯尼迪认为，企业文化是价值观、英雄人物、习俗仪式、文化网络、企业环境 [ 4 ] 。威廉·大内认为，企业文化是“进取、守势、灵活性——即确定活动、意见和行为模式的价值观 [ 5 ] 。 赵静倩(2013)认为，企业的外宣翻译包括企业的产品介绍、公司简介、使用说明等材料，是外国客户了解企业的重要途径。企业外宣翻译作为企业的重要的名片，是一种宣传方式，有助于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帮助其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扩大其影响力，最终能够推销企业的产品 [ 6 ] 。吴建(2011)认为，企业外宣英译的过程就是一个依据目的语相关语域的参数进行重构的过程，并认为企业外宣英译应该在四个层次进行重构：即信息结构、衔接逻辑、语言修辞以及文化信息 [ 7 ] 。 企业外宣主要是企业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进行广告宣传、新闻宣传、对外公关以及举行各种活动等。黄友义(2004)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企业做外宣软文的推广，其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自身的形象，因为很多企业自身的形象在市场上面并不是很突出，并在企业内部对自身也没有一个具体、统一的认识，在各种软文推广渠道以及消费者群体之中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影响和共识。然而企业外宣可以增加企业被关注的强度和广度，为提高企业知名度和信誉、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并为企业提供舆论保证 [ 8 ] 。徐婧(2013)认为译者在翻译企业外宣文本的时候，应注重翻译的准确性、专业性和客观性，将产品和企业的信息完整而准确地传递出去，才能有效满足海外客户的信息需求 [ 9 ] 。张利杰(2011)认为：外宣翻译与其他类型的翻译不同之处在于：一定要首先采用读者易于接受的策略，以确保在宣传内容方面获得认同 [ 10 ] 。 综上研究可见，企业外宣作为企业形象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外品牌网站上企业将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外宣中，以提升企业形象。而很少有中国企业网站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企业外宣与企业形象提升的重要性。因此，企业外宣作为塑造企业形象的重要渠道，是向外界展示形象并提高知名度的一种方式。课题以企业文化为视角，优化企业外宣文案以及提升企业形象，有利于吸收国外企业文化渗入外宣软文，体现企业价值与内涵，进而带动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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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分析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 为了使企业文化理论在论述的过程中不显得过于抽象，也为了佐证企业文化理论在外宣软文中的具体表现和效应，因此作者实地调研了宁波一家外贸企业-宁波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先通过问卷和企业实践访谈的形式来了解企业概况、优势以及不足之处，再运用企业文化理论来针对其外宣上的提升提出建议。宁波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是由中国针织行业“十强”企业宁波布利杰集团控股的PU合成革企业，有着较为丰厚的企业文化底蕴。由此作者将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宁波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企业外宣情况。 3.1. 企业主要优势 拥有高活力、高创新的团队。公司领导与职工人员年龄平均在22到40岁之间。公司每年都积极活跃参与世界各大相关展览会，展示企业自身形象和专业队伍，不仅做到了行业内的领先，在国外也是广受好评。 走在行业内的时尚前端。公司有专门的时尚资源渠道，并定期会参加相关产品的时尚秀场，通过大数据分析，提炼即将流行的元素、颜色、款式等，不断更进时尚风标并引以为导向，更新产品，预先推出特色新品，从而保证了公司一直走在同行市场的最前端。 具备高水准质量、高性价比产品。所有的皮革面料都是符合相应指标，不仅拥有SGS Color Fastness和SGS Test Report认证以确保产品的质量，且产品达到了BS5852 Fire Redardant英国家具防火标准和REACH161化学品监管体系的标准。公司在有自身技术生产的同时，也与中国50多家设备齐全的人造皮革制造工厂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客户保证了高性价比的人造革面料。 掌握多样的企业宣传途径。布利杰坚持多元化平台发展，线下也会去往不同国家拜访顾客，并积极地活跃在各类大数据时代平台上，例如阿里巴巴、自身企业官网、Facebook、Linking等平台。 3.2. 企业文化 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专业、信任、创新。而布利杰集团的企业文化理念主要概括为团队、激情和执行力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布利杰集团的子公司，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着集团文化的影子，紧跟集团的主要指导方向，但又有所独立和不同。布利杰合成革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企业家文化。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导核心，其自身的人生经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对于企业精神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对企业发展方向和定位也有着关键的指引力量。 现任布利杰合成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尤挺博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具有良好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企业治理层方面，他将公司产品管理、公司组织结构和公司制度流程体系化，并成功运用到他的企业版图中，坚持强调创新意识，严格要求管控产品质量，发展培养优秀人才。并且更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是宁波几所大学的公益导师，也是各类贫困山区的常驻志愿者。 3.3. 外宣的不足 物质文化方面。企业文化在外宣页面设计上氛围营造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企业外宣板块的划分依据不是特别明确，例如Fashion和Exihibition这两栏是独立为两栏的，和其他主栏目的衔接性少了一些层次感。此外，个别小栏目板块与大标题栏目存在共性不大，例如Service大栏目下有个Events小栏目，其实两者相关性不大。而公司的其他一些能力优势，例如研发能力、专业定制服务、卓越客户体验等未能突出在版块栏目设计中。第二，企业外宣页面未定主题色调，目前外宣色调仍以白色背景为主，这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图片产品展示更加立体化和有质感，但是在企业文化渲染上缺乏一定的情感色彩。第三，在外宣视觉设计方面，布利杰目前有一个具有自己识别性、象征性和审美性特征的企业标志，但是在外宣文案上的企业文化特性和企业理念展现不是特别明显。第四，公司目前还未定有专门的适合企业本身的宣传广告。第五，公司其实对于产品管理有着专业且严密的一个产品管理体系，其分类细则、工艺技术、监管标准等有有着明确的划分标准，但是这个优势在外宣内容产品这一块目前只看到以产品用途进行了九大分类，在体现企业文化专业度一方面表现力不足。第六，目前企业外宣关于工作环境一块展现的不是特别全面，目前主要暂以图片展示为主，主要展示公司样品间、工作办公室环境，一定的文字说明仍是需要的。 制度文化方面。布利杰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具有自己的制度体系、流程和组织结构，也形成了良好的企业内部员工行为规范体系。在企业制度文化方面，企业对团队人员的行为规范要求是“感恩、互助、成长”，这既是企业对员工的行为准则要求，更是团队人员对企业制度文化的共同认同感和守则。但目前布利杰企业外宣上对于制度文化的体现并不多或者说不够明显。 精神文化方面。目前公司企业外宣上对于企业精神文化的展示，只是以一句话概括，即“创新是布利杰通向成功的重要桥梁”。在这一句中，也仅是体现布利杰文化中的“创新”，未能说明或表现出其它企业文化理念。因为文化精神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因此必须以一定的具体形象或数据进行分析才更具有存在感和说服力。而目前企业外宣对于企业精神文化的展示仍限于文字定义说明和图片展示，未有较强的事实佐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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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经过研究发现，企业文化在国内大部分的外宣材料中还没得到充分的体现。研究表明，企业文化对公司宣传至关重要。它既是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要加强企业的宣传，首先必须 图10. 美国LocalMotors汽车设计公司–团队展示 图11. 瑞士ABBRobotics工业机器人公司–服务展示 注重企业文化。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调查和实践研究，笔者发现国内大多数企业在宣传上不重视企业文化，而更多重视的是对产品展示、公司荣誉方面的宣传。因此，企业要提升外宣软文的高效应，就必须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出发，借鉴优秀的企业文化外宣材料，提出优化策略，更有效地服务企业，达到企业外宣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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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前对于情绪调节的问题仍然被看作仅仅是认知策略问题，而生活中和实证研究的大量证据表明身体单侧运动可以缓解情绪强度，这说明现有的情绪调节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一方面梳理现有情绪调节理论和具身认知理论对情绪调节的看法，另一方面梳理现有的身体单侧运动对情绪调节影响的证据。前者一致发现身体的单侧运动符合具身模拟理论对情绪调节的看法，即身体参与到情绪加工中，并且可以调节情绪。而后者表明身体单侧运动调节情绪依靠的是大脑的左右侧前额叶的趋近-回避动机系统。文章还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即对身体单侧活动的研究内容的深化和临床应用。 关键词 :身体单侧运动，情绪调节，具身模拟，前额叶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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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情绪调节的认知局限 情绪普遍存在于每个正常人的生活中，而且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良好的情绪体验有助于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提高心理适应性，保护已确立的人际关系；而不良的情绪体验却可能导致个体思维判断能力下降，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和应对失败，甚至进而引发各种身心疾病(Koole & Rothermund， 2011)。因此面对这种身心和环境的失调，个体就需要对情绪进行有效的调节。 而情绪调节是指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包括从需要主观努力和意识控制的有意识调节到不需要主观努力、自动的无意识调节的统一连续体(Gross & Thompson， 2007) 。因此有关情绪的自我调节主要围绕个体影响产生何种情绪，何时产生这种情绪，以及如何体验和表达这种情绪的过程(Mauss， Bunge， & Gross， 2007)。在这个过程中，Gross提出对情绪体验产生之前的前提关注调节，和情绪体验产生之后的反应关注调节。根据这一想法，区分出了四种前提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一种反应关注调节策略(反应调整) (Gross， 2002; Gross & John， 2003)。可是这些情绪调节策略都是以个体认知策略的使用而展开(如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分心等)，而且往往关注于认知层面的目标启动(Mauss， Cook， & Gross， 2007; Williams， Bargh， Nocera， & Gray， 2009)，因此现有研究也就忽视了身体活动对情绪调节的作用。可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证据表面，当个体面对突发的情绪激发情景之下时(如考试，演讲)，往往会通过身体的一些单侧活动来缓解情绪体验的强度(如右手握拳，右脚抖腿)。而随着具身理论的发展，身体不再只是被看作情绪感受体验的物质基础，而更有可能是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到情绪的调节加工之中(刘亚，王振宏，孔风，2011)。躯体知觉反应的改变很有可能会引起个体情绪的改变(Nummenmaa， Glerean， Hari， & Hietanen， 2013)。当个体的姿势、肌肉活动或面部表情产生变化，情绪体验也会随之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往往和身体与大脑的不对称活动变化相关(Niedenthal， 2007; Kelley， Hortensius， Schutter， & Harmon-Jones， 2017)。因此，情绪调节并不仅仅只是依靠个体认知策略对目标启动的激活，身体的单侧活动在情绪的调节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现有的情绪调节理论还缺乏系统的梳理，而具身理论的发展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的不足，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情绪调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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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身体单侧活动与情绪的具身观 具身理论的思想缘起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初梅洛庞帝的存在主义就指出身体不只是一件物事，而且同时也是经验的永恒前提。这是自笛卡尔提出身心二元论以来，首次对把意识和身体进行分离看待的观点公开反思。此后涌现了情绪外周理论(James， 1884)，面部反馈假说(Tourangeau & Ellsworth， 1979; Tomkins， 1995)，躯体标记假说(Damasio， 1995)。情绪外周理论首次指出躯体的特定状态(姿势，表情)与情绪加工有关，这些躯体状态本身具有情绪体验的性质。而面部反馈假说发现操纵面部的表情肌肉活动就会带来情绪体验(Ekman， Levenson， & Friesen， 1983)，甚至调节外界刺激带给个体的情绪体验强度(Strack， Martin， & Stepper， 1988)。躯体标记假说认为对一些特定的感知内容，大脑会做出反应并引发身体和大脑状态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包括大脑感觉皮层(脑岛)的改变，神经递质的释放。而这些改变都和情绪的变化有关。 结合这些早期理论的看法，具身理论认为个体情绪和躯体活动的联系极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活动激活了某些大脑区域，同时这些大脑区域也参与了情绪记忆的加工形成。因此身体活动的激活会引起情绪活动的变化。这一点在具身模拟理论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当恒河猴用手抓取，或观察其他个体(猴或人)执行类似动作，腹侧运动皮层的一些运动神经元都会被激活，Rizzolatti因此提出“镜像神经元”的概念(Heyes， 2010)。在人类大脑腹外侧运动前皮质、左前额叶皮层的布洛克区、额下回、顶下小叶、脑岛等区域都存在着类似的镜像神经元(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因此具身模拟理论提出个体的一些相应脑区的激活就可能模拟建立内部的行为表征，从而实现“亲身经历”体验(Gallese， 2005; Fogassi et al.， 2005)。我们对情绪意义的认识就来自与个体在过往的生活中对情绪体验的再次激活(Niedenthal， 2007)。因此生活中因为情绪体验产生的身体活动，当身体活动再次激活时也会激活大脑中对相应情绪体验的认识。例如高兴会微笑，使得面部颧骨肌和积极情绪在大脑中形成了具身模拟，当个体面部颧骨肌肉再次激活时就会对情绪进行调节(Kraft & Pressman， 2012; Niedenthal， Winkielman， Mondillon， & Vermeulen， 2009)。而在生活中，当我们和他人互动时，可能别人的呵欠或者微笑的表情，也会引起我们产生相同的行为和类似的情绪体验(Chartrand & Bargh， 1999)。因此身体单侧活动对情绪的调节效应从理论上来说，极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单侧活动参与到了情绪记忆体验产生的早期加工中，而身体这部分的单侧活动的再度激活就会导致大脑相应区域的激活，从而对情绪体验进行调节。 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身体单侧活动和情绪的关系很可能和中枢神经的趋近-回避系统相关。早期研究表明大脑左半球可能与负性情绪加工相关，右半球与正性情绪加工有关。当左半球损伤时人会变忧郁，而右半球损伤人会变得更容易焦躁(Robinson & Downhill， 1995)。实验表明当个体观看快乐片段的视频时左侧前额叶被激活，而观看恶心片段的视频时，右侧前额叶被激活(Davidson et al.， 1990)。因此对情绪的这种非对称加工现象集中表现在前额叶上，正性情绪与左前额叶激活水平相关，而负性情绪与右前额叶激活水平相关(Harmon-Jones & Gable， 2008)。这很可能是因为大脑的左右前额叶需要同时加工和个体相关的趋利避害的线索动机，也即趋近-回避反应。根据情绪动机脑模型(Lang & Bradley， 2010)，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的产生可以归因为人脑中的动机回路。也就是人脑对来自环境的欲求性线索的趋近反应和厌恶性线索的回避反应， 而这种趋近-回避与个体的正性-负性情绪体验方向一致。正性刺激会引发个体趋近反应和正性情绪， 负性刺激会引发个体回避反应和负性情绪。大脑左右侧前额叶的激活和抑制对情绪的调节非常重要(Kelley， Hortensius， Schutter， & Harmon-Jones， 2017)。因此身体的单侧活动可以看作是通过激发大脑左右侧前额叶的活动，进而对情绪进行加工调节。而这种说法打的依据，接下来可以通过大量的行为和生理实验证据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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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身体单侧活动对情绪的调节 3.1. 单侧脸部肌肉活动 Schiff and Lamon (1989)要求被试做一个单侧脸部肌肉活动的练习(如图1)，要求将脸部肌肉拉伸到嘴 图1. 脸部单侧运动对情绪的调节，右侧脸部肌肉收缩如图A，左侧脸部肌肉收缩如图B，Schiff and Lamon (1989) 角一分钟，之后报告自己的情绪体验。结果表明，脸部左侧肌肉活动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和悲伤，而脸部右侧肌肉活动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多的开心和自豪。而且当作完左侧脸部肌肉活动的个体再去做右侧肌肉活动，会明显的缓解原有的负性情绪。接下来实验邀请不相关的第三方独立评委，来观察这些被试的情绪体验报告和被试的分组条件，要求准确识别不同的报告是那一组提供地。结果表明他们能够正确的识别负性情绪体验报告为左侧脸部肌肉活动的个体组，而积极情绪体验报告为右侧脸部肌肉活动组。这说明这些评委都有相关的左右侧脸部活动加工情绪体验的经验，也进一步证明了具身模拟理论对身体单侧活动和情绪调节发展的正确性。此外，当这些被试被要求在一边做练习的过程中同时讲述一个模糊的故事，结果表面左侧脸部肌肉活动的个体描述的故事往往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Schiff & Lamon， 1989)。这些结果都说明脸部单侧肌肉活动会通过激活大脑的左右侧前额叶，进而对情绪进行调节(Schiff， Esses， & Lamon， 1992)。 3.2. 单侧呼吸活动 研究表明，当用鼻塞堵住一边鼻孔而只用单侧鼻孔呼吸时，EEG结果会呈现明显变化。右鼻孔用于主要呼吸时，大脑左半球更活跃，而左鼻孔用于主要呼吸时，大脑右半球更为活跃(Werntz et al.， 1987)。而进一步的EEG研究表明个体的鼻孔呼吸与前额叶皮质层活动存在显著相关，当个体左鼻孔用于主要呼吸时，大脑的右侧前额叶会显著激活而且报告更多的负性情绪，而右鼻孔用于主要呼吸时，大脑的左侧前额叶会被显著激活并报告更多的正性情绪(Quinn， 1998)。这说明鼻孔的单侧呼吸极有可能激活对侧的大脑前额叶。Schiff和Rump (1995)用湿棉球堵住被试的一侧鼻孔，让被试用单侧鼻孔呼吸，在这个过程中让被试完成任务并报告自我情绪，结果表明左侧鼻孔呼吸的被试会写下更多的否定命题，并且报告更多的焦躁情绪。而用右侧鼻孔呼吸的被试报告自己更加积极和快乐(Schiff & Rump， 1995)。Singh， Bhargav， & Srinivasan (2016)通过瑜伽练习，将被试分为左右鼻孔两组，组内完全通过单侧鼻孔呼气和吸气，每次吸气6秒之后再呼气9秒，这样保持十分钟。通过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的观测，结果表明个体右侧鼻孔的呼吸会引起左侧前额叶的激活以及提高正性情绪，而左侧鼻孔的呼吸会引起右侧前额叶的激活以及提高负性情绪(Singh， Bhargav， & Srinivasan， 2016)。 3.3. 单侧手臂肌肉活动 研究表明，当个体紧缩右手的右侧肌肉时会产生正性情绪， 并且偏向做出正性地判断与知觉感受。当紧缩左手的左侧肌肉时个体会感到悲伤，并且会偏向产生负性地判断和知觉感受(Schiff & Lamon， 1994)。Harmon-Jones (2006)要求被试用左手或右手紧握橡皮球四十五秒， 同时采用EEG记录被试的左前额叶相对激活水平，接着休息十五秒，此过程进行两次。然后播放一段两分半地带有正性情绪体验的广播(有关大学生住宿问题的言论)，而在听广播之前会随机呈现给被试指导语，要他们紧握左手或右手的同时听广播。结果表明紧握右手的被试不仅呈现出更多的正性情绪，同时他们的左前额叶相对激活水平更高，而紧握左手的被试则刚好相反(Harmon-Jones， 2006)。在Peterson，Shackman和Harmon-Jones (2008)的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写一篇文章(内容有争议，如伊拉克战争)，之后被试会被告知将会有另外的人来对文章做出评价，而这个另外的人是不存在的，被试会接收到侮辱性的评价(比如这像是小孩子写的文章)，而在接受评价前，被试被要求用右手或左手紧握一个小球。在之后的任务中，被试被要求和对那个做出侮辱评价的假想人一起玩一个反应按键速度地游戏，游戏中被试可以通过按键对假想人发送爆炸噪音以做出报复行为。结果表明，紧握右手的被试左前额叶相对激活水平更高，并呈现出更多的报复行为，而紧握左手的人则刚好相反(Harmon-Jones， 2006; Harmon-Jones & Sigelman， 2001)。Harmon-Jones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紧缩身体右侧或左侧的肌肉活动，将会有效激活大脑对侧运动皮层，随之扩散到前额叶区域，从而对情绪进行有效调节(Harmon-Jones， 2006)。而这种手臂单侧肌肉运动对情绪的调节，正是因为身体单侧运动对侧前额叶的激活(Peterson， Gravens， & Harmon-Jon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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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与评价 来自身体单侧运动队情绪调节的证据汇集起来，强有力的证明了现有认知情绪调节理论的局限和不足，也佐证了具身认知理论下的具身模拟理论的正确性，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左右侧前额叶对情绪调节作用的重要性。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深思探索的问题，这为将来研究身体对情绪调节作用和前额叶与情绪调节加工关系的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挑战。 首先，身体单侧运动对情绪调节的生理机制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探究，现有研究表明，除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左右前额叶对情绪调节存在重要作用(Harmon-Jones， 2006)，外周神经系统可能同样会因为身体单侧运动的原因而产生变化，从而通过内分泌的激素对情绪进行调节。比如身体单侧运动可能会引起外周神经系统的肾上腺素，睾丸素和皮质醇的变化，而这些激素的变化会引起心率水平，血压的变化，从而影响情绪调节(Ranehill et al.， 2015)。这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其次，现有研究表面身体的单侧运动会引起左右前额叶的变化，从而影响个体的积极和消极情绪(Harmon-Jones， 2006)，愤怒攻击(Peterson et al.， 2011)和行为侵犯(Peterson et al.， 2008)。那么对于情绪导致的行为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身体单侧运动来进行调节了？此外，左右前额叶涉及的趋近-回避动机线索问题，身体的前倾和靠后和身体单侧运动一样存在类似的情绪调节(Ranehill et al.， 2015)，对于前额叶涉及到的情绪与动机的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究。而且对于现有的身体单侧运动，仍然存在更多的内容有待发掘，比如个体单侧抖腿的活动，或者习惯用单侧手臂抚摸安慰自己。 最后，未来得研究应该更多的关注身体单侧运动在生活中的应用，尤其是训练和干预的过程。就正常个体而言，应该关注这种行为模式的习得和训练，如何有效触发调节情绪，从而增强对社会压力的适应。比如瑜伽的应用对情绪的调节，有的宗教人士用右手画十字的仪式动作(Levine， 2009)，小学生或者军人右手敬礼的动作，都值得未来更深入的了解。而对于存在情绪障碍的个体，应该更多的关注对他们的干预治疗，比如存在季节性情绪失调问题的个体，在秋冬季会更多的体验孤独和抑郁(Kamstra， Kramer， & Levi， 2012)，而这类个体依靠自身的认知能力，很难有效调节情绪问题，而通过对个体颧骨肌肉的训练却可以有效的治疗忧郁患者(Price & Harmon-Jones， 2015)。因此未来应该更多的考虑通过身体单侧运动的训练，对个体情绪问题进行直接有效的调节。这都是未来有关临床应用研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分析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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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带来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信息传播进入新媒体时代。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频发的网络安全问题和思想意识领域面临的挑战，折射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重要性。高校思政工作者应以提升自身媒介素养为前提，加强媒介素养的过程管理，创新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的思政教育路径，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中归位。 关键词 :新媒体，大学生，媒介素养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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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根据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在互联网触角不断延伸、新媒体不断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背景下，大学生作为利用新媒体的重要群体，无时不在进行着媒介信息传播和交流，如何利用新媒体优势，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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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群体“触媒”现状 互联网作为新兴技术，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媒介形态，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和渠道的出现，更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追捧。大学生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新兴事物的感知和运用总是走在前沿，而今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媒体平台和传播渠道，已然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相对于传统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和多元化。在各种信息层出不穷且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大学生通过使用新媒体平台，更容易被误导甚至上当受骗。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大学生误入网络传销组织、因无法偿还高额网络借贷而轻生的案例，已经暴露出大学生媒介接触的安全问题。 除了被虚假信息误导之外，在新媒体接触过程中，来自各方的评论、观点、舆论也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使得他们对社会热点具有更高的关注热情，但受知识结构和社会认知的局限，大学生也更易受到其他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在新媒体时代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不可回避和急需破解的难题，媒介接触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安全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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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思政工作者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中的缺位 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缺失情况较为严重，无论是大学生频频陷入“校园贷”折射出的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薄弱，还是参与网络集群行为反映出的思想立场不够坚定，都揭示出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迫在眉睫。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力量，在新媒体时代关注并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环节。 深究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的原因，既有媒介技术和社会发展深刻变化的因素，也有法律保障滞后的原因，更有高校思政工作者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缺位所在。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缺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3.1. 媒介的选择：指导体系的缺位 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的首要表现就是媒介选择和信息辨识能力较低。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刻意夸大新闻信息的某个方面致使内容走样。这样不仅需要媒体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也需要公众自己对媒体传递的信息进行判断 [ 1 ] 。对于没有经过专业的新闻传播培训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如何在鱼龙混杂的媒介中有效选择出公信力和实效性兼具的媒介平台，以及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辨别出信息的真伪较为困难。 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在媒介选择的过程中，缺少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指导，这正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媒介素养的指导体系上缺位的表现。大学生最初的媒介选择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会出现求新、猎奇的心理，同时也伴随着盲目甚至错误的危险。 3.2. 价值观影响：“意见领袖”的缺位 在世界格局纷繁多变、各种思想意识交锋激荡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观引领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正处在成型阶段的大学生群体来说，更容易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这些网络舆论有健康、积极、正能量的，同时也难免有错误和消极的。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不断更迭，各种舆论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帮助学生在纷繁复杂的舆论价值观念中，涤荡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就需要成为学生中的“意见领袖”。 然而，目前高校大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简单叠加，教育方式生硬的情况，未能成为让学生信服和追捧的“意见领袖”。 3.3. 话语表达：行为示范的缺位 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给予受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但缺乏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群体在网络话语权的表达过程中更易失范，甚至沦为网路暴力的参与者。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高校思政工作者自己对新媒体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传播规律、传播体系、话语表达方式等掌握不够，从而导致高校思政工作者对学生缺少正确的互联网行为指导和教育，也缺少身体力行的行为示范。因此，在热门话题和危机事件中，大学生极其容易参与网络集群，也容易受到他人言论的影响和利用，甚至引发严重的舆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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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的思政教育路径 高校作为培养学生、输送人才的教育单位，对学生的媒介素养培养肩负着重要责任，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对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何提升学生的信息识别能力、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4.1. 提升思政工作者自身媒介素养 要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首先要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高校辅导员的媒介素养。 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人员素质和知识结构参差不齐，甚至有一部分年龄层次较大的人员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的单向教育模式中” [ 2 ] 。但随着各种新媒体传播渠道及方式的出现，给当前的思政工作者提出了更大挑战和高更要求。尽管目前大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于新媒体具有较好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但是依然有部分思政工作者的观念没能完全改变。因此，在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作为教书育人的思政工作者，更应该与时俱进，主动积极地拥抱互联网，转变教育观念和方式，借助新媒体平台提供的历史机遇，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及综合能力，同时通过构建全新的交流平台和渠道，充分融合学校网站、各类学生平台的教育功能，善于了解和掌握学生喜爱使用的媒介平台，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沟通交流方式占领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同时，高校应该建立媒介素养提升教育机制和培训交流平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此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应进一步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相关的研究，以提升对媒介素养的认识和大学生媒介素养问题的应对。 4.2. 加强大学生媒介接触过程管理 高校思政工作者要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归位，就要参与大学生媒介接触的关键环节，逐个击破大学生媒介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和总结大学生易出现的媒介素养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过程管理。 首先，加强媒介选择环节的管理。高校思政工作者要在媒介素养教育中行程媒介选择的指导体系，要尽可能走在互联网媒介使用的前沿，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为学生推荐具有公信力和价值影响力的媒介，指导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媒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让媒介素养的内容渗透进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第二， 提高媒介使用环节的风险预判。大学生在媒介使用环节存在的风险既包括人身、财物方面，又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高校思政工作者要具备敏锐的“嗅觉”，在掌握学生媒介使用环节的兴趣偏好和舆论倾向基础上，及时了解学生的网络活动和思想动态，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避免学生陷入诸如校园网络贷款等安全陷阱。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具备预判学生的舆论风向的能力，掌握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及时进行干预，有效避免出现舆论危机。 第三， 提升信息传播环节的价值影响力。在互联网信息层出不穷、舆论观点相互交错的过程中，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加强自身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影响力，利用互联网媒介向学生传播积极的、健康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观念，将互联网的新兴媒介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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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攻击行为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探讨攻击行为的易感性因素具有实践意义。青少年攻击行为易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例如人格因素、认知因素、家庭和学校因素、暴力媒体因素等。家庭与学校是众多易感性因素中重要方面之一，本文就将对这一因素进行梳理，以期为建构攻击易感学生的筛查系统做一个理论框架和铺垫，为后续进一步考察攻击的家庭和学校因素以及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攻击行为，攻击易感性因素，学校和家庭因素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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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有关攻击行为的定义很多，一般认为攻击行为指有目的、有意图地伤害或试图伤害他人心理或身体状况及破坏其他目标的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 Bushman， 1995; Crick & Grotpeter， 1995)。攻击行为是我们在社会中常见的现象，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亦不少见，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Brooks， Harris， Thrall， & Woods， 2002; Wells， Graham， Speechley， & Koval， 2005)。了解攻击行为背后产生的机制有利于筛查出易有攻击行为的对象并且做出相应的干预措施，这对于预防青少年攻击行为有重要意义。Buckley和Anderson等人在其玩电子游戏的后果及影响的研究中，指出所接触环境的内容对于个体攻击行为的影响是可预期的(Buckley & Anderson， 2006)。本文拟从学校和家庭这两个青少年学生接触最多的环境来探讨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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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学校因素 有学者在其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综述中提出，学校环境对于理解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以及发展意义重大(Vreeman & Carroll， 2007)。而学校因素可以从学校风气的宏观角度以及班级环境的微观角度来探讨。 2.1. 学校风气 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其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是学校，学校风气良好与否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心理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学校风气中，青少年的攻击行为相对较少，例如，在全国5省共计一万多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中显示，学校风气越好，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得分越低(郑姮，廖超平，余毅震，2013)。相应的，学校风气一般或者较差，学生的攻击行为也会较高。俞荷俊等人探讨中学生攻击行为与学校因素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感知到学校风气一般或者较差的学生攻击行为要显著高于感知学校风气较好的学生(俞荷俊，乔淮燕，张戎，周英，姚荣英，2013)。 2.2. 班级环境 学校下的班级环境更是学生直接接触的场所，尤其是中国的学生，在学校读书基本都有一个固定的班级，在这个班级中与同学一起生活、一起读书、一起游戏。因此班级环境对于学生的人格、行为等发展影响很大。对班级环境与学生的攻击行为间关系的研究就非常有必要。 由一群师生相互联系，共同组成的社会心理环境便是班级环境。江光荣通过现场质化调查和编制测量问卷的方法，确定了中国中小学班级环境包括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竞争、秩序与纪律和学习负担5个维度(江光荣，2004)。已有研究发现，上述的5个维度都能够对个体的攻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同学关系中，缺乏社交技能的儿童易被拒绝，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归因，相应的攻击行为会更多(史俊霞，余毅震，艳黄，毛国华，年孙，2004)；在一项同伴群体环境下对青少年早期攻击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同学间的欺负和打架行为可以显著预测其后面的此种行为(Eselage， Holt， & Henkel， 2003)；而同学关系良好的班级，攻击行为会被拒绝以及排斥，攻击行为会减少(郭伯良，王燕，张雷，2005)。师生关系质量对学生的攻击行为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师生关系越积极，校园内的欺负行为越少(Richard， Schneider， & Mallet， 2012)。由于老师对学生的支持和关心可以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能够使其减少攻击性行为(郭伯良，王燕，张雷，2005)；相反的，师生关系消极也会使得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增多，教师对于学生间欺负和受害关系不合理的反应与高频率的欺负有关(Bauman & Del Rio， 2006)。竞争的维度也会对个体产生一定影响，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在竞争目标结构下会使学生更加焦虑，从而培育产生了攻击氛围(Johnson & Johnson， 2014)。班级的秩序与纪律对于一个班级中学生的行为发展亦有影响，Alink与其同事在探索不良秩序与儿童早期攻击行为之间关系时发现不良的班级秩序与纪律会导致儿童攻击行为的增加(Alink et al.， 2009)；国内学者也强调班级秩序与纪律的氛围中，具有攻击性的儿童更容易遇到同伴交往以及学业发展发面的阻碍，更不能适应学校生活(郭伯良，王燕，张雷，2005)。此外，沉重的学习负担，会使儿童的焦虑感增加，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增加(王甲娜，刘利，王烈，2010)，因此学习负担这一影响因素也不容忽视。 综上，班级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对于青少年的攻击性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对青少年攻击行为进行筛查、干预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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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家庭因素 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场所，家庭对于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起着毋庸置疑的作用。有一些家庭特征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比如：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环境特征、父母的监督和控制、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父母的学历职业以及兄弟姐妹间关系等因素是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3.1. 教养方式 在众多的环境和个体因素中，教养方式对攻击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青少年攻击行为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是指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概括的是父母的各种教养行为的具体特征(栾程程，2014)。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分类有很多，美国心理学家Baumrind通过观察法将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三类(Baumrind， 1971)；而Steinberg等人在其研究中则将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以及忽视型四类(Steinberg et al.， 1994)；Chao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提出父母教养方式有控制和专制两种(Chao， 1994)。目前使用最多的还是Baumrind的分类。 Baumrind 最早提出用划分教养方式的角度来探讨父母教养问题，他根据父母行为中的控制和温暖两个维度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三类，即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Baumrind， 1971)。权威型(Authoritative Parenting)指父母在掌控子女的同时也会给予子女关注并且接纳子女。多位学者研究显示，权威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攻击行为有负向关联(Casas et al.， 2006; Kawabata， Alink， Tseng， van IJzendoorn， & Crick， 2011)。专制型(Authoritarian Parenting)的父母往往对孩子低温暖支持，高严厉要求，有时会伴有体罚、言语责骂。以往研究表明，专制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攻击存在正向关系(Chang， Schwartz， Dodge， & McBride-Chang， 2003; Sandstrom， 2007)。放任型(permissive parenting)的父母对孩子会过于放纵，缺少对其的管束。一项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其关系攻击关系的元分析中指出，母亲的纵容与儿童的攻击行为呈正相关(Kawabata， Tseng， & van IJzendoorn， 2011)。此外，关颖等人研究发现，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往往会攻击同伴或者被同伴所统治，而放任型的因为行为不受限制会产生更多的攻击行为(关颖，刘春芬，1994)。 除了上述3种教教养方式对于儿童的攻击性影响外，父母教育方式的不一致，会使孩子处于一种矛盾的教育环境下，长此以往会导致儿童的行为问题。 3.2. 家庭环境特征 家庭环境特征包括家庭气氛、父母与孩子的沟通、父母的冲突、家庭暴力以及父母虐待、父母的情感支持等方面。 家庭气氛属于家庭动力系统的一个维度，反映家庭系统内部沟通交流的情绪特征(范兴华，方晓义，张尚晏，陈锋菊，黄月胜，2014)。不同的家庭气氛对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有不同的影响。例如，任小丹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身体攻击与家庭气氛呈显著负相关，家庭气氛沉闷敌对、家庭分化程度低对大学生的身体攻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任小丹等，2014)。和谐的家庭婚姻关系有助于父母采取较为一致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儿童的积极教养行为也较多，对儿童行为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家庭关系不好的父亲对孩子的表扬、赞赏等积极反馈较少，干扰孩子活动过多家庭关系不好的母亲不仅给孩子的消极反馈多，而且更多地运用命令及强制性的建议来控制孩子的活动，从而极大的影响了儿童行为的健康发展。Barboza等人运用生态角度探究个体性格特征与青少年欺凌的复杂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家庭环境不和谐的儿童，欺负行为会更多(Barboza et al.， 2009)。同一年，Bowes及其同事的研究也显示父母婚姻关系不好，经常争吵、挑剔、冲突较多，父母孩子的消极情感较多，其子女的攻击性行为也较多(Bowes et al.， 2009)。此外，诸多研究都得出缺乏父母的情感支持、家庭暴力以及受到父母虐待的儿童更多表现出欺负行为这一结果(Cook， Williams， Guerra， Kim， & Sadek， 2010; Pepler， Jiang， Craig， & Connolly， 2008; Peugh， Espelage， Siebecker， Kingsbury， & Bevins， 2010)。 3.3. 其它因素 除了以上一些主要因素之外，家庭中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影响。父母的监督和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少儿童接触暴力视频、暴力电子游戏等消极影响，从而有效预防儿童的攻击性。儿童的攻击性行为随着父母的监督和控制变严而减少(Ostrov， Gentile， & Crick， 2006)。Nathanson在其父母的管理与儿童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禁止接触暴力电视的孩子表现出更少的攻击性(Nathanson， 1999)。反之，父母对儿童的行为控制越少，儿童的外化问题越严重(Barber & Olsen， 1994)。 家庭经济状况对于青少年攻击行为发展有一定影响。低攻击轨迹的儿童其家庭收入较高，相反高攻击轨迹的儿童其家庭收入较低；家庭收入较高时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较少，家庭收入较低时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相对较高，家庭收入的增加对习惯性贫困家庭中儿童的行为改善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Dearing， McCartney， & Taylor， 2006)。 其他还有一些家庭因素，也是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比如兄弟的交互作用等。Gully等人研究发现，兄弟之间或兄弟对他人的攻击与个体的攻击水平密切相关，它可以作为个体攻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此外，Felson与其同事也指出，多子女家庭的孩子，要比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习得语言及躯体攻击(Fels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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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足与展望 综上，攻击行为是由于不同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之前的研究也是比较丰富的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学校作为青少年活动的重要场所，对于学生性格品质的养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外关于学校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是较少；此外，大多数的研究方式采用了比较单一的研究方式，例如问卷法、口头报告法、访谈法、观察法等，未来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的形式来研究，能取得更多结果；还有家庭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之前的研究局限于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的经济状况等表面的情况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动态家庭功能的角度去着手。 总的来说，未来，心理学、犯罪学等学科领域应努力探索更好的研究途径，以更好地理解家庭、学校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理解人类攻击性领域的理论奠定基础，也为改进减少攻击性和暴力行为的干预措施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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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究初中生的学习倦怠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氛围的关系，进一步理解初中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方法：使用学习倦怠问卷、学校气氛问卷以及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问卷对广州市某初中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与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以及学生所感受到的学校气氛都成显著负相关；自我导向倾向性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关键词 :学校气氛，学习倦怠，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初中生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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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习倦怠是当前我国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负面现象，是影响学生学习动力，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学习倦怠是从职业倦怠的研究中发展过来的，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综合大部分学者的观点(魏珍，2007；Slivar，2001；杨惠贞，HuiJen Yang，2009；连榕等，2006)，可以认为学习倦怠有以下几个特征：① 学生个体因为长期受到课业压力和负担而产生精神疲劳和厌恶感；② 对学校的课业活动失去热情，对同学老师态度冷漠和疏远；③ 因成绩未如预期或学习目标没有达成，而造成个人的低成就感，动力缺失等负面态度。 自我导向学习的关键在于能使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业负起责任，在学习过程中要掌握基本的学习策略、学习方法，学会独立自主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率。目前并无统一定义，使用较多的是杨丽娴等人提出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是指学习者“能自行引发学习，具有自我训练的能力，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和信心，能应用基本的学习技巧，安排学习步骤，并利用时间完成学习计划(杨丽娴，连榕，2005)”。学校气氛的含义是“学校整体心理-社会环境的总和(江光荣，林孟平，2005)”。在校的学生无时无刻不处于学校气氛之中，学校气氛对学生产生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是学校教育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目前国内关于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学校气氛的研究尚属起步，存在较多空白。 目前，从已有学者的研究中(阎春梅等，2001；李敏，甘怡群，2011；张利霞，梁青青，2014；徐丽丽等，2015；鄢梦茹，郭成，2017)均可以看出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和学校气氛与学习倦怠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并且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都是关于学习倦怠以及学习倦怠和其他因素联系比对的文献研究，而关于学习倦怠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和学校气氛方面的研究较少。即使有，也更多局限在大学生和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付京瑞，2013)，较少将初中阶段的学生作为研究的主体。并且，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或学校气氛中的某一因素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很少涉及对学习倦怠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这两者整体关系的研究。 但是，初中阶段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过渡时期，生理、情绪和人际关系以及学校环境等因素对其心理健康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我国初中生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学习倦怠(何艳，2012；李连玲等，2015)。 所以，本研究以广州市某学校初中部的部分学生作为研究被试，探究初中阶段学生学习倦怠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之间的关系。旨在丰富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学者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帮助。并且给初中在学习倦怠干预方面提供可操作的切入点，使学校教育者更加科学有效的对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提高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素质教育的深入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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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过程 2.1. 被试 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为广州某初中七到九年级共8个班共计325名学生。回收285问卷份，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258份，问卷有效率为90.5%。其中，七年级男生35人，女生43人；八年级男生31人，女生34人；九年级男生64人，女生51人。 2.2. 研究工具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的测量：选用由黄水、陈文锋、傅小兰编写的《中学生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表(SDLrS)》(黄水等，2007)。量表内容由“主动学习、消极学习、有效学习、喜爱学习、开放学习和终身学习”6个因子组成，共55个条目。量表采用五点评分方法。 学校气氛的测量：选用由葛明贵和余益兵编制的《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问卷(PSCI-M)》(余益兵，2006)。本问卷从学生对学校气氛感知的角度，对中学生沉浸其中的学校气氛进行评价。问卷由“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秩序与纪律、学业压力和发展的多样性”5个因子构成，共38个条目，采用四点评分方法。 学习倦怠的测量：选用由吴艳和戴晓阳编制的《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吴艳等，2010)。问卷由“身心耗竭、学业疏离、低成就感”3个因子构成，共16个条目，采用五点评分方法。 2.3. 数据分析 用SPSS17.0对各变量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以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为联合预测变量，以学习倦怠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程序检验中介效应(温忠麟等，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