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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作为灵肉矛盾体的性、欲、情、爱的分析批判 《金瓶梅》两类版本中，具有诗词相配的版本谓之《金瓶梅词话》 [ 1 ]，它更具艺术观赏性。无论从文学的还是从哲学方面言，比之西方的名著，丝毫不逊色于薄伽丘的《十日谈》、司汤达的《红与黑》、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今人所著的《废都》可明显看到《金瓶梅》的痕迹。如果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善恶评判，它讲述了一定历史情境中人的欲望及其实现的故事——使欲望的膨胀、扩张直至毁灭具象生动地用文字展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民间传播甚广的香港三级电视剧《金瓶梅》，则比文字更具象生动地展现了人性对于色欲的幻想、痴迷与贪婪，后来者大约无出其右。只是相比之于原著，所杜撰的武松与潘金莲的爱情，与原著大异其趣，削去了原著的批判锋芒，迎合了常人自然感性的色情观瞻、性幻想欲求，体现了港派风格，却也过于离奇了。 人是生物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个体生命，就像化石级的植物银杏分为雌雄，就像大多数的开花结实类植物的花分为雌雄蕊，就像诸多哺乳类动物分为雌雄个体，人有男女个体之分。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饮食男女成为自然之性。这种自然性是由自然进化造成，人类在自己的生存繁衍过程中难以摆脱的宿命。所有的宗教戒条——基督教与佛教，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禁欲主义的倾向被证明是违反人的自然性的。人类不可能戒除肉欲成为纯粹的灵魂，人人不可能根除肉欲修成佛陀。如果根除了肉欲，将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世界三大宗教原初之戒条，如佛教“五戒”——戒杀、盗、淫、妄语、饮酒，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中的“不准姦淫”，并非要根除男女自然之欲，而是要防止肉欲的放纵无度；而伊斯兰教则明确鼓励成年男女婚嫁，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限制。现代西方哲学中，弗洛伊德首创性发明“里比多”一词，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其作为“里比多”的性力一词，成为解释人及其文化的原始性创造性力量 [ 2 ]。拉康的“镜像理论”儘管解构了主体自我，认为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但却强调真正的心理学发端于“欲望”的揭示，“欲望”揭示了人真正的内在心里本质 [ 3 ]。 反观《金瓶梅》一书，它生动地讲述、思考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关于人的性、欲、情、爱的故事。它通过典型人物将基于性的快乐欲望的无限扩张予以表现——这个欲望不仅指性欲，还有与此相关的物欲、权势欲。西门庆是一个青春年富、精力旺盛、体格强健、有钱有势的男人，是一个基于性、贪于淫、烂于情、不乏爱、毁于欲的男人，集“酒、色、财、气”于一身。作为故事演绎的主角，西门庆是男一号，参与演绎的还有诸多的男男女女，作为一群与男一号相对的女人中难分伯仲的则是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书名简约为《金瓶梅》既反映了女性人物着力描绘的重点也反映了作者的道德评判，正是以这三个女人为代表的红颜靓女与西门庆为代表的淫欲色魔相互为用，最终善恶有报、均不得善终。吴月娘则是淑女贤妻的典范，崇奉佛法的代表，得以善终善报。西门庆作为男权社会的典型，其表现的是基于“性”的“欲”的追求与扩张，凡一切有姿色的女人与年少的美男都成为其性欲的对象，妻、妾、僕、婢、妓、偷，全部得以穷形尽相的表现。 西门庆的欲望是基于自然的——青春年富、精力旺盛、体格强健，他像诸多男人一样具有强大的“里比多”，其性欲扩张具有自然的基础与力量；它又是社会的——本来有钱有势、通过巧取豪夺、越来越有钱有势，其欲望满足具有社会的基础与能力；其父母早亡，没有受到圣贤之书的教导与规约，而明后期本身传统礼教遭受衝击、并瓦解渐成时代潮流，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社会大环境如此；因而造就出一个基于性、贪于淫、烂于情、毁于欲的市井男人典型——西门庆，实属必然。而书中出现的诸多男人只是西门庆大大小小的影子。人必然是有欲望的，男女均有性欲望，但它的满足与实现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拉康说得对，主体是被建构的。西门庆病态的畸形的疯狂的欲望追求与扩张，是被病态的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人物的病态性格与行为反映的是社会体制的悖谬与乖张。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看，西门庆的人格与行为还仅仅出于本我，停留于自我，而没有昇华到超我。他仅仅受快乐主义的本我所驱使，那个特定社会使其疯狂也使其灭亡。他也让人看到，人自然的欲望如果在特定的社会之中不受节制、而是提供条件、得以鼓励与放纵，其欲望会疯狂到何种程度，最终如何被欲望自身毁灭。 《金瓶梅》中的性、欲、情、爱，通过西门庆映现于诸男女身上，但其表现又具有鲜明的差别。在西门庆男权不受约束的前提下，西门庆之于吴月娘情爱为主、性欲居次，因此全书二人的赤裸的性描写最少，一方面因其作为正室还具有家的观念，一方面她笃信佛法还受因果报应等观念的规约；其与李瓶儿起于性欲、达于情爱，特别是李瓶儿死后的厚葬及其爱屋及乌的表现可见一斑，一方面因其带来了丰厚的家财，使其财势大增，一方面则因其“好性儿”，不似潘六儿之心机多、歹毒苛刻，还因产子嗣为其脉续添希望，在这里西门庆也闪现出更丰富的人性情爱的微光；其与潘金莲则始终是性欲与性欲的交锋、碰撞、游戏，春梅则是“小金莲”，其不同之处多了一份情。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描写花样翻新、穷形尽相、著墨最多，“醉闹葡萄架”一节最具代表性。从性欲的扩张与满足而言，西门庆杀夫夺妻为主动方，之后则潘金莲为主动方，她可谓“女西门庆”，反映了女人对于性的病态欲求与无限扩张的愿望与幻想，尽管西门庆与其性事频度最高、烈度最强，她还屡屡勾搭仆人与女婿陈经济，只是在男权社会中其欲望受到限制不能无限伸张罢了。她与西门庆的性交锋中，最终杀死了他，在性欲望的较量中获得胜利。单从性欲望而言，潘金莲最盛，李瓶儿次之，吴月娘居后。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王六儿、书童、诸多妓女等，则是男权社会中西门庆这个有权势的男人猎奇寻艳满足其占有欲、性幻想的性欲的调味品。它也印证了男权社会，女性对于男性必然的依赖性，女性作为可欲性对象则是其身体、性与生殖。西门庆死后，树倒猢狲散，她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男人作为依靠。 柏拉图的诸多对话，具有前形而上的鲜明特征，它是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在著名的《会饮》篇中，他借鲍萨尼亚之口表达了关于爱的善恶评判。鲍萨尼亚不同意将“情爱”“爱欲”一概加以赞美，而必须予以区分，即将“情爱”与“欲爱”、“爱与欲”加以区分。“情爱”是天上的爱神，“欲爱”是地上的爱神。在不同爱神的引导下，后者会导致荒淫、邪恶与肉体的享乐，他统治着下等人的情欲；前者则会导致阳刚、节制、纯情、智慧、良善，她是高尚的人所追求的神。我们从一个人所追求的表现的行为的指向中，才能区分爱的善恶——情爱是善、欲爱则是恶 [ 4 ]。《金瓶梅》具有自然主义的叙事风格，性描写成为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鲜明特色，也成为表现人物、传达思想的介质，其性描写时而赤裸时而还较为唯美，它既表现、确证了弗洛伊德理论，也体现了最自然的人欲的不自然性与文化性，即人在出于自然的性行为中能够翻出如此多之花样，在不同情境在不同对象身上表现出如此多之形态，真令别类高等动物应歎其弗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色男女感性的性观瞻、性幻想的自然欲求。这也是儘管人们皆斥其为“淫书”，但却即使具有性经历的成年人皆欲观之的秘密所在。而各色从其改编的影视剧之所以隐秘而广泛得以流传，其原因也在此。因而，人的性行为不仅具有生产自身的欲求，而且具有满足快乐的体验欲求，这种快乐的体验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生产自身原出于自然，但最终却只成为性快乐的副产品。人即使再进化、再文明，其基底却具有动物性、自然性，具有追求性快乐的欲求、愿望。按弗洛伊德之说，它甚至发端于婴儿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成年人的性行为也是高等动物中不受时令等的限制，具有即时性。 但从其倾向而言，《金瓶梅》对于以西门庆与潘金莲为代表的性欲望的无限追求与扩张、对人伦道德的败坏，对于赤裸裸的快乐到死的行为，是批判否定的，对于情爱则是肯定的。二人的悲惨结局便是明证。二人均在年富之时爆亡，一为精尽衰竭痛苦而毙，一为武松杀仇剖腹挖心而暴尸街头，其结局均不得善终。李瓶儿青春病亡，儘管不得善终，但却丧葬极盛并被西门庆追怀，最终脱生豪门，也算是得以善终。春梅在西门庆死后做了守备夫人，她也分享了人生的富贵荣华，但在青春之时得“骨蒸”之疾而亡，不得善终但还不算悲惨。相反，吴月娘在西门庆死后经历劫难却得以善终。因此，人物结局作者都做了相差殊异、程度不同的描述，既反映了作者处理人物的一贯与仔细，也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评判。儘管它具有佛教色空理论与因果报应说的色彩，但善恶评判却表现出与柏拉图的一致性。其关于性、欲、情、爱的价值评价，态度是鲜明的。如果有人大赞《金瓶梅》写出“成人之美”或“人性之美”，片面称道其性欲的病态表现，则是一叶障目、走火入魔，其还需仔细进化方可达致人性之文明境地。 瓦西列夫说得不错：“在我们这个时代，认为肉体仿佛有罪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永远抛弃了。人的精神是同肉体作为统一物而存在的，它并不是感到有什么罪过的综合体。这种对立面的统一产生了和谐。” [ 5 ] 肉体获得灵性才会有人性，只有让灵与肉获得和谐统一、以灵去统御肉，才会有真性情，自然之性欲才会成长为人性之情爱，它才通之乎美达之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