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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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索权变性自尊在C类人格障碍及其自尊系统中的作用和角色。方法：采用人格障碍筛查问卷(PDQC)、权变性自尊量表(CSS)、自我价值权变性量表(CSWS)、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及IAT内隐自尊测量程序进行测量。结果：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在整体权变自尊分数(p < 0.01)、他人认同(p < 0.001)、竞争(p < 0.05)、外表(p < 0.05)及学术能力(p < 0.01)等领域权变自尊均存在显著差异。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得分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负相关(p < 0.01)，而整体权变自尊(p < 0.01)及竞争(p < 0.01)等领域权变自尊均与其呈显著正相关。整体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分别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分别为47.82%、52.17%、21.74%。结论：整体权变自尊及竞争、外表、学术、他人认同等领域权变自尊越高，C类人格障碍倾向越高。外显自尊通过整体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影响C类人格障碍倾向；外显自尊直接影响C类人格障碍倾向，同时通过外表领域权变性自尊影响C类人格障碍倾向。 关键词 :C类人格障碍，权变性自尊，整体权变自尊，领域权变自尊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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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 PD)是指个体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使之形成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般认知方式(尤其在待人接物方面)，明显影响其社会功能和职业功能，造成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不良，患者为此感到痛苦，并已具有临床意义。目前对人格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无论是在特殊人群还是大学生群体中，其患病率均不可小觑(翟书涛&杨德森，1998；付文青，阙墨春，孔明，赵幸福，王杏云，郭玲玲，等，2008)。在大学生的人格障碍调查中，C类人格障碍的检出率最为突出(金莹&卢宁，2013a)。C类人格障碍包括强迫型、依赖型和回避型人格障碍，以高度的紧张、焦虑情绪及回避行为为特点。该类型人格障碍的大学生，常人际交往困难，自卑敏感，情绪不稳定，遭遇应激事件容易采用极端的认知方式以及不适应的行为方式进行反应，更易发展出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人才培养和储备群体，关注大学生人格健全发展，对促进社会发展和节省精神卫生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自尊是人格的核心成分，它在人格障碍的发展和病理机制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发现，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及其各分型呈显著负相关，外显自尊在多个心理变量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存在中介作用(王丹&卢宁，2016；林玉凤&卢宁，2018)。但对其内隐自尊的研究却较少见。内隐自尊研究表明，其在多种精神障碍及临床症状中起着重要作用(Zeiglerhill， 2006; Bosson， Brown， Zeigler-Hill， & Swann， 2003)，金莹和卢宁(2013b)的研究表明人格障碍大学生的内隐自尊与各类自尊存在分离，并认为这种分离与人格障碍者的冲突行为图式和情绪有关。具体到C类人格障碍，这种现象是否同样存在，有待探索。 随着自尊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提出了权变性自尊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对自我的感觉源于甚至依赖于实现内在或外在的期望，或者达到某些优秀的标准，包括整体权变自尊(Deci & Ryan， 2000)和领域权变自尊(Crocker， Luhtanen， & Sommers， 2004)。Deci和Ryan的整体权变自尊的角度认为，整体权变自尊高会使个体不断追求成功或满足外在标准，一旦停止这种行为自尊水平便会直线下降，产生相应的防御行为来维护自尊。与此相对的是真实自尊，拥有真实自尊的个体，其自尊水平不会轻易受外在成败的影响，会将失败的经历当成成长的资源，甚至愿意积极挑战有难度的任务。真实自尊是一种健康的有利于个体成长的自尊。Crocker与Wolfe (2001)认为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权变性能调节特定领域成功与失败事件对个体的影响水平，认为考察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权变性比考察该领域的自我价值感水平更有意义。从自尊权变性的定义看，自尊权变性即是一种心理个性特征，影响着个体面对生活事件的行为反应，为从人格角度对其加以研究奠定了基础(王磊&郑雪，2006)。基于条件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的研究，权变性自尊可以为研究C类人格障碍的自尊系统提供更加丰富的路径和视角。金莹和卢宁(2013b)对人格障碍的自尊异质性研究结果提示，人格障碍大学生的条件自尊突出(王丹&卢宁，2016；林玉凤&卢宁，2018)。另外，在临床观察中发现，C类人格障碍的焦虑情绪和回避行为常与达不到某种标准有关系。强迫型人格障碍者刻板、追求细节和规则；依赖型人格障碍者则担忧害怕失去对重要他人的支持而对他人的标准和要求无法拒绝；焦虑型人格障碍者在社交生活中，回避与不熟悉的人接触，常常只有在确认对方喜欢自己的前提下才愿意参与社交活动，恐惧自身达不到他人满意的标准。这提示权变性自尊在C类人格障碍中可能起着某种路径作用，例如中介作用。 以往关于人格障碍的研究，常集中于人格障碍的成因和病理表现，包括不良早期经历、症状特点和共病情况等，较少见关于人格障碍者本身的心理行为特点研究，只能对症干预而不能从人格障碍本身的心理行为特点入手，这或许也是目前人格障碍干预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自尊是人格的核心成分，而目前关于人格障碍的权变性自尊、外显-内隐自尊及其各类自尊之间的路径关系的研究尚较少见，这对人格障碍的自尊系统结构梳理也是一个缺失。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权变性自尊的角度切入，结合外显-内隐自尊，系统探究C类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各类自尊情况和结构关系，丰富C类人格障碍的病理机制研究，并为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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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方便采样法在广东省某高校大学生中进行问卷团体施测，发放1000份人格障碍筛查问卷(PDQC)，筛查出C类人障碍得分阳性且无A、B类人格障碍得分阳性的大学生130人、人格障碍得分阴性的大学生70人，施测权变性自尊量表、自我价值权变性量表和Rosenberg自尊量表。有效回收测量数据181份，回收率90.50%。其中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35人，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21人，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44人，共型人格障碍倾向(至少2种C类人格障碍类型得分阳性)大学生19人，无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61人。C类人格障碍倾向组总计120人，无人格障碍倾向组总计61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19.1 ± 1.1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人格障碍筛查问卷 人格障碍筛查问卷(Personality Disorder Questionnaire for CCMD-2-R， PDQC)是由卢宁，刘协和，李智明，张波和谢聪(2001)依据CCMD-2-R编制的人格障碍筛查量表。涵盖8型人格障碍，共103个条目，4级计分。该问卷信效度良好，灵敏度较高。各型别人格障碍筛检：以每个分量表选择2~3分的条目超过该分量表总条目的半数为该型别阳性筛出标准。 2.2.2. 权变性自尊量表 采用Paradise和Kernis编制的权变性自尊量表(Contingent Self-esteem Scale， CSS)，考查个人成败感对整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程度。该量表有15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我”，5表示“非常符合我”，得分越高则自尊的权变性越高。此量表的内在一致性较高(α = 0.85)，重测信度高(r = 0.77) (Kernis， 2003；杨晓慧，2011)。 2.2.3. 自我价值权变性量表 采用Crocker的自我价值权变性量表(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Scale， CSWS)的中文修订版，考查不同领域的权变性对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修订后的量表包括：家人支持、竞争、外表、传统价值、学术能力、美德和他人认同共7个维度，每个维度有5个项目，使用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7，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0.58~0.74之间(Crocker， Luhtanen， Cooper， & Bouvrette， 2003)。 2.2.4. Rosenberg自尊量表 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该量表信度、效度均良好，Cronbach α系数为0.77和0.88。该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4级评分标准，“1 = 很不符合”、“2 = 不符合”、“3 = 符合”、“4 = 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自尊越高。 2.2.5. IAT测验 自编IAT程序，采用E-prime编写。研究材料基本参照Greenwald及国内蔡华俭(2002)设计的用于测量内隐自尊的IAT，概念词包括自我和非自我，属性词则细分为积极评价属性、消极评价属性、积极情感属性和消极情感属性四类。本研究要求被试对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间的词汇进行按键分类，按键反应总共分为七个部分，顺序包括两次单一分类练习，一次相容(不相容)分类练习，一次相容(不相容)分类测试，一次单一分类练习，一次不相容(相容)分类练习，一次不相容(相容)分类测试。获得各部分的反应时测量值后，根据Greenwald，Nosek和Banaji (2003)最新的计分方法计算D值作为内隐自尊的指标。 2.3. 研究程序 通过PDQC问卷施测在广东省某高校大学生中筛选C类人格障碍倾向个体和无人格障碍倾向个体，共邀请200名大学生。安排同意参与研究的被试8~10人一间机房，完成IAT测验。测验完成后，发放CSSC、SWS、RSES量表施测。完成量表施测后，向被试解释研究目的并给予一定的报酬或奖励。整个流程约20分钟。 2.4. 数据统计 采用Excel表格进行数据录入，SPSS 21.0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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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C类人格障碍倾向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大学生的自尊及自尊权变自尊差异 描述统计及F检验显示，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共型倾向组的外显自尊分数显著低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而无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间，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共型倾向组间，未呈现显著差异。这表明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无人格障碍倾向组的外显自尊较为接近，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和共型倾向组的外显自尊较为接近。这与以往的的研究结果一致(金莹&卢宁，2013b; Lupien， Seery， & Almonte， 2010；赵珊，2010; Hofmann， Gawronski， Gschwendner， Le， & Schmitt， 2005)。以往研究提示，C类人格障碍从强迫型、依赖型到回避型可能是一个连续谱，依赖型属于过渡类型，居二者之间；而强迫型处于连续谱上对个体影响程度较轻的一端(金莹&卢宁，2013a)本研究结果从外显自尊的维度上支持了这一C类人格障碍的临床病理程度的假设。 本研究结果提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相关不显著，且在内隐自尊维度上，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以往关于人格障碍内隐自尊的研究结果一致(叶刚，姚方敏，付文青，&孔明，2011)。这支持了Greenwald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相互独立的假说。外显自尊在意识层面上对自我总体价值做出评价，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而内隐自尊主要来自早期经验的积累，且受情绪驱动在无意识层面运作，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本研究中未体现。另外，这可能与内隐自尊的测量方法有关，内隐自尊常常起伏较大，需要重复测量获得稳定的数据(Krizan & Suls， 2009; Bosson， Swann， & Pennebaker， 2000)。 4.2. 权变性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相关分析情况 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整体权变性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显著正相关，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学术能力领域权变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外显自尊水平越低，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低，而权变性自尊越高，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高。20世纪90年代，西方心理学将心理健康与高自尊划上等号，高自尊甚至一度成为“美国梦”的目标之一，许多临床干预也将咨询和治疗目标定位为提高自尊(Zeiglerhill， 2006)。直到21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一味追求高自尊所付出的代价(Crocker， 2013)及对个体心理认知资源的消耗(Blom， 2011)。对高自尊的狂热追求，何尝不是一种“真正低自尊”的表现。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学生的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高，对竞争、外表、学术能力、他人评价领域的权变性自尊越高，也即自尊不合理追求水平越高。对这些领域自尊的过度苛求，可能是C类人格障碍症状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相关最高，其次为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可见C类人格障碍水平越高，个体越无法合理地处理他人评价与竞争关系，这与C类人格障碍者存在的人际关系困难相符合。基于他人评价与竞争方面权变过度的自尊，C类人格障碍者只有不断地满足外在的标准，才能稳定自我情绪和价值，长此以往，使之持续高度紧张和焦虑，而回避、退缩行为是一个更具有适应性的选择。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的结果发现，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焦虑型人格障碍倾向组的外表领域权变自尊显著高于无人格障碍倾向组，提示C类人格障碍者的自我体象所承担的自我价值功能要远高于正常人。依赖型人格障碍患者常常担心会遭受他人的遗弃，而外表符合重要他人的审美可能是其依赖重要他人的策略之一。回避型人格障碍患者对他人评价感到恐惧，在社交场合易紧张而回避社会交往，这也可能与他们认为自己的外表不够有吸引力有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内隐自尊与C类人障碍倾向的相关不显著，这与金莹&卢宁(2013a)的研究一致。其研究表明人格障碍大学生的内隐自尊与各类自尊存在分离。这种分离的现象，恰好反映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并激活冲突行为图式和矛盾情绪，甚至可能因此产生冲突行为倾向。 4.3. 权变性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 对相关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路径分析，发现权变性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其中，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整体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表明，外显自尊低的个体，自我评价低，其需要通过达到某些外在条件或某个重要他人的标准来提升自尊，由此增强权变性自尊，而权变性自尊的不稳定导致个体的情绪波动和心理资源消耗，无法形成合理、成熟的行为模式、认知风格，进一步催生了C类人格障碍。反之，外显自尊高的大学生无需通过不断的价值条件化来维持权变性自尊，从而限制C类人格障碍倾向形成，此有利于大学生人格健康发展。 本研究结果显示，C类人格障碍中较突出的权变性自尊包括整体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且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的作用最为突出。表明C类人格障碍患者在他人认同领域有过高的自尊追求和期待，而他人认同与否又是个体所不能控制的，因而增加了个体的生活不确定感、减少自我掌控感，进一步加重C类人格障碍的临床症状。强迫型人格障碍者会通过无意义的控制、反复检查、安排，来增加确定感和掌控感，依赖型人格障碍者会通过无条件的牺牲自我来获得他人的确认和喜爱，回避型人格障碍者会尽量少地接触新的社会关系、回避社交来避免评价和缓解焦虑，减少失控状况的发生。人的社会属性使然，追求社会关系的认同，能够促进自我发展、自我成熟，在关系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实现；但如果过度地追求他人认同，就会变成一种桎梏，给个体带来不必要的紧张、焦虑，甚至影响其社会功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当这种追求日积月累，形成了稳定的行为模式，便易形成人格障碍。 整体权变自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47.82%。表明C类人格障碍者的自尊权变性特点突出，自尊的高低，常常取决于自身是否达到了某种外界的标准，而真实自尊较为薄弱。这与以往对C类人格障碍者的条件自尊的研究结果一致(王丹&卢宁，2016)，条件自尊常在各个心理变量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扮演中介的角色，整体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用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验证，且本研究结合领域权变自尊，对条件自尊的作用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剖析。 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在外显自尊及C类人格障碍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21.74%。表明C类人格障碍者在人际关系中易担忧紧张、患得患失、退缩回避的可能与其过于在意他人对外表的评价，担心自身吸引力不足有关。 在本研究中，学术权变自尊在C类人格障碍中的作用并不突出，这提示C类人格障碍大学生的核心需求不在于学业成就，如果存在对学业的焦虑，可能由于不能满足某种他人标准或社会标准所致。 综上，临床实务中，既有必要对外显自尊、又有必要同时对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整体权变自尊以及外表领域权变性自尊进行系统调适，如此全面系统的心理干预，对于C类人格障碍的早期预防和有效治疗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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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整体权变自尊、竞争领域权变自尊、外表领域权变自尊、学术能力领域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越高，C类人格障碍倾向越高。 外显自尊通过减少整体权变自尊、他人认同领域权变自尊减轻C类人格障碍倾向。外显自尊可直接影响C类人格障碍倾向，还可通过外表领域权变性自尊间接影响C类人格障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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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对心理干预的启示与策略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C类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自尊的整体权变性较高，且在竞争、外表、学术能力、他人认同等领域的自尊权变性较高；提示在心理干预中，针对该类型的大学生，可通过以上几个领域的全面干预，激发、培养其真实自尊，降低自尊的权变性，降低C类人格障碍倾向程度。 研究结果提示，C类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在他人认同领域有过高的权变，对他人认同存在非适应性的追求及不合理的信念，提示在临床干预中，可促进该类大学生对人际关系认同形成合理的认知和标准，以减轻不能满足非合理标准所带来的痛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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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WI-FI的使用状况及价值观的发展状况，探讨两者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法抽取广东省5所高校共1174名本科生，使用大学生价值观量表、自编的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和WI-FI使用状况问卷对他们进行调查。结果：1) 大学生价值观量表的3个一阶因子的得分分别是：目标价值观(3.86 ± 0.57)、手段价值观(3.83 ± 0.65)、规则价值观(3.67 ± 0.57)，均处于较高水平。2) 大学生对WI-FI缺乏足够的认识，80.32%的大学生属于WI-FI高频使用者，17.12%的大学生WI-FI使用成瘾。3) 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亚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颈椎和腰椎疼痛麻木、眼睛干涩甚至疼痛、视力下降等。4)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目标价值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9方面：体育锻炼有助于戒瘾、上课时是否使用WI-FI来娱乐、对WI-FI的心理依赖程度、WI-FI上网的工具、个人手机是否支持WI-FI、性别、年级、腰椎受累程度、对WI-FI的了解程度；手段价值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5方面：对WI-FI的了解程度、体育锻炼有助于戒瘾、在公共场所是否急于使用WI-FI、个人手机是否支持WI-FI、是否安装免费WI-FI软件。规则价值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8方面：在公共场所是否急于使用WI-FI、性别、体育锻炼有助于戒瘾、使用WI-FI的时间段、年级、对WI-FI的心理依赖程度、颈部受累程度、对WI-FI的了解程度。结论：WI-FI的使用状况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WI-FI，价值观，亚健康，影响因素，大学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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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学生对WI-FI的依赖日趋明显(田华喜，2016；杨标，等，2017；丁诗琴&黄艺，2016；张锦涛，等，2014；黄海，等，2014)，80%以上的大学生是WI-FI的高频使用者(田华喜，2016)。网络的高频使用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广泛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认知狭窄或歪曲，情绪波动(易于孤独、抑郁、焦虑、敏感、亢奋等)，社交障碍，行为的不可控性以及人格改变等(张锦涛，等，2014；黄海，等，2014)。但是既往研究大多聚焦于WI-FI对心身健康影响的描述性研究，尚未涉及其影响机制。 价值观是个体评价事物重要性时所凭借的标准和准则。这些标准和准则主要体现在个体确立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制定行为规范的过程中。简言之，价值观是人们在目标确立、手段选择、规则遵循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观念。价值观被看作人格和精神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构念，对个体行为起着重要的描述、解释、预测和导向作用，也是社会发展变迁和文化传播、建设的重要测量指标，它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文化背景，也与个体的生活经历、日常活动息息相关(辛志勇，2002)。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探讨WI-FI这个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特殊网络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以期为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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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广东金融学院(广金)、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华工)、广东工业大学(广工)、广东医科大学(广医)、东莞理工学院(莞工)等5所高校(前3所是WI-FI全覆盖，后两所是WI-FI部分覆盖)的本科生1300名，回收有效问卷1174份，有效率为90.3%。其中男生541名，女生633名；城镇学生699名，城乡结合部学生216名，农村学生259名；理科学生240名，工科学生392名，文科学生511名，艺术专业学生31名；学业优秀者162名，学业良好者448名，学业中等者397名，学业中下者122名，学业较差者45名；家庭富裕者70名，小康家庭者530名，家境一般者516名，家境较差者58名。 2.2. 工具 2.2.1. 大学生价值观量表(Values Scale for Chinese Undergraduates， VSCU (辛志勇，2002； 辛志勇&金盛华，2006) 由辛志勇编制，共84道题，分为目标价值观、手段价值观和规则价值观等3个一阶因子。采取Likert 6级评分制：由1分(十分不同意)~6分(十分同意)。分数越高，表示该价值观取向越明显。3.5分为平均分，若某项因子的得分高于3.5，说明此项价值观的倾向较强；反之，则此项价值观的倾向较弱。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3，3个一阶因子的Cronbach’s a系数为 0.77~0.81。 2.2.2. 自编的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居住地、学校、年级、专业类型、学业成绩、家庭经济状况、父亲受教育水平、父亲职业、母亲受教育水平、母亲职业、与同学的关系、与老师的关系、与父亲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等15项。 2.2.3. 自编的WI-FI使用情况调查表 包括大学生WI-FI行为的特征、WI-FI行为的影响、WI-FI成瘾的原因以及WI-FI成瘾的戒除策略等4方面共28项。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处理，处理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多元线性回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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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组所有的大学生每天都使用WI-FI。其中，80.3%的大学生平均每天3小时以上使用WI-FI，属于高频网络使用者(Young， 1997)，明显高于WI-FI未普及的时期(刘继红，孙新建，&陈莹，2007)。其中，WI-FI成瘾的发生率为17.1%，与黄海、安茜等的结果一致(黄海，等，2014；安茜，2012)，高于鲍丙刚、林安贵的结果(鲍丙刚，等，2014；林安贵，2014)，可能与取样地区不同有关。提示WI-FI使用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尤其是课余)的主要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玩游戏、聊天、看电影等娱乐活动(田华喜，2016；杨标，等，2017；丁诗琴&黄艺，2016；张锦涛，等，2014；黄海，等，2014)。 本组学生在VSCU的3个一阶因子的得分都高于3.5，提示本组学生在3项价值观取向的倾向都较强，与既往研究(王伟，辛志勇，&雷雳，2012)的结果一致。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目标价值观的保护性因素主要有“体育锻炼有助戒瘾”、“WI-FI上网的工具”、“年级”以及“对WI-FI了解程度”等4项，危险性因素主要有“在上课时用WI-FI娱乐”、“对WI-FI的心理依赖程度”、“个人手机支持WI-FI”、“性别”和“腰椎受累程度”等5项；手段价值观的保护性因素主要有“体育锻炼有助戒瘾”和“对WI-FI了解程度”两项，危险性因素主要有“在公共场所急于使用WI-FI”、“个人手机支持WI-FI”和“是否安装免费WI-FI软件”3项；规则价值观的保护性因素主要有“使用WI-FI的时间段”、“年级”、“对WI-FI (正确)的认识”、“性别”和“体育锻炼有助于戒瘾”等5项，危险性因素主要有“在公共场所急于使用WI-FI”、“对WI-FI的心理依赖程度”和“颈部疲劳程度”等3项。 目标价值观是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反映的是个体对于什么是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所界定的定义和状态，主要是个体对金钱物质和生活平安、工作成就、荣誉地位、自身修为、婚姻家庭和亲情、友谊爱情、成为合格公民、舒适的自然环境、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等10方面重要性的认识和排序。在目标价值观维度上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生活目标更加明确，追求更加多样化(辛志勇&金盛华，2006)。 “体育锻炼有助戒瘾”、“WI-FI上网的工具”、“年级”和“对WI-FI了解程度”等4项保护性因素反映了个体对WI-FI使用的控制能力。而自控能力是目标价值观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关键条件之一(程孝良&李苑静，2013)。相信“体育锻炼有助于戒瘾”者意识到将精力从网络移到体育锻炼、用体育锻炼来对抗网瘾的重要性，他们会关注和参与网络之外的其他活动，社会功能受损程度较轻，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WI-FI使用)。使用不同的“WI-FI上网工具”者自制力有所不同：由于手机的易得性较高(人人都随身携带)，在手机上使用WI-FI成本低而且容易。而ipad、手提电脑和台式电脑的易得性渐次降低(随身携带的几率越来越小)，因此，在上述3种工具上使用WI-FI越来越不方便，使用者对WI-FI使用的控制能力也就越来越低。与低年级同学相比，高年级同学更为成熟，自制力更强。正确认识WI-FI (的利和弊)有利于科学使用WI-FI，合理控制WI-FI行为。相对而言，这些大学生思想成熟，行为理智，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不容易被网络迷惑。5项危险性因素反映了对WI-FI的依赖程度，个体对WI-FI的依赖程度越高，就越是缺乏自控能力，其目标价值观也就更趋于不明确、不稳定，与既往研究(宋默涵&黄华平，2017)结果一致。提示WI-FI的过度使用可以改变个体对人生目标的理解和设立。 手段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体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生活目标。大学生倾向于采用的手段有以下3类：1) 知识努力取向：1) 知识、实力、努力、毅力；2) 智慧机遇取向：智慧、机遇、天赋、社会支持；3) 人格品质取向：诚信、自信、坚强(辛志勇&金盛华，2006)。在手段价值观上得分越高，就越加认同这3类主流的手段。 “对WI-FI (正确)的认识”和“体育锻炼有助戒瘾”是手段价值观的保护因素。根据Davis的认知–行为模型(Davis， 1999)，不合理使用网络的心理基础是对上网的非适应性认知。正确认识WI-FI的性质(利弊)有利于科学使用WI-FI，合理控制网络行为。体育活动与“上网”同样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上网的时空起着“挤占”作用(邓远琪，2014；齐朋雨，2016；吴建喜，，2013)。体育活动还可以增强自信心和自制力、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及社交能力，从而减少网络的不合理使用。综上所述，对WI-FI的(正确)认识或认为体育锻炼有助于网瘾者相信知识、智慧和努力的作用，也相信良好的社会支持、个人品格和心理素质的价值。因此，他们的手段价值观水平较高。 在公共场所急于使用WI-FI、个人手机支持WI-FI、安装免费WI-FI软件等3项因素反映了个体不加控制地满足自己的网瘾。他们或者没有考虑过如何控制网瘾，或者认为网瘾是无法控制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太认同上述3类主流的手段。 规则价值观反映了在采取行动、实现生活目标的过程中，个体倾向于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大学生的主流规则价值观有以下3种：1) 法律规范取向：法律、规范；2) 舆论从众取向：大众标准、社会影响；3) 道德良心取向：道德伦理、良心(辛志勇&金盛华，2006)。规则价值观得分越高，就越加认同上述3类主流的规则。 由于大学的课程主要安排在早上，中午是休息时间，下午和晚上多是自由活动时间，所以早上上网的同学更加不顾及学校的规章制度，上网时间越靠后的同学越能认同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同理，高年级的社会化程度往往更高，更能认同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对WI-FI (利与弊)有正确认识”者意识到需要通过建立基于法律、舆论和道德的网络规范来管理WI-FI的使用。与男生相比，女生更能认同并遵守社会规则，这是两性的个性差异导致的。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明确的运动规则，因此，认识到“体育锻炼有助于戒瘾”者也更能认识到规则对行为的重要性。“在公共场所急于使用WI-FI”、“对WI-FI的心理依赖程度”以及“颈部疲劳程度”等3项因素反映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不顾社会规范，随心所欲地使用WI-FI，也就是不认同或者不能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程度越高者其股则价值观的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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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了解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学业倦怠现状及其在性别、年级间的差异，探讨其学业倦怠的成因及如何缓冲。采用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对山东省内两所医学院校的271名临床医学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分析。1)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2) 男生的学业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女生(t = −1.98， P < 0.05)；3) 年级间的学业倦怠总体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 30.14， P < 0.05)。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生存在中等偏低程度的学业倦怠，应通过自我、学校、以及相互作用来缓冲学生的学业倦怠。 关键词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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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本近几年，有关倦怠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学习倦怠”或称“学业倦怠”，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学生对自己所修的学业和课程，持有的一种负面态度和状态，通常伴有情感上、态度上和行为上的“衰竭”和消极情绪(王敬欣，等，2010)。随着身心的发展，经历学业倦怠的学生也可能面临以下因素：低成就感；人格消极或孤立；情绪疲惫；或者负面的学习情绪。已有一系列的研究来调查学生的倦怠，研究表明学术倦怠和学生的希望感会危及他们的心理健康，并得到了相应的模型用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Bayani， 2016)。Dyrbye等人对五所医学院的3080名美国医学院学生进行了关于学生倦怠相关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复杂性影响了学生的幸福感，学生对学习环境具体特征的满意度似乎是一个关键因素(Dyrbye et al.， 2009)。 高等教育学生的心理健康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发现医学生在各种压力源中发现的心理问题多于其他学术领域的压力源，且压力源与医学院的竞争环境中的学术压力有关，学生长期处于学习压力之下，往往表现出抑郁，焦虑，攻击或愤怒等情绪，这种情绪受到身心疲惫伴随着挫折，疲惫，疲劳，无助和愤世嫉俗的影响，对自我身心健康、社会和谐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余丽，2017)。处在医学院的紧张学习氛围中，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是否存在学业倦怠？其学业倦怠程度如何？什么因素会影响其学业倦怠水平？因此，本研究拟对医学院非医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相关研究，以期可以积极引导临床医学的研究生，缓冲其学业倦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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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法对山东省两所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1份，回收有效率为90.33%。年龄在23~30岁，平均年龄(26.11 ± 1.67)；男生108人，女生163人；年级：研一105人、研二88人、研三78人。 2.2. 研究工具 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采用连榕、杨丽娴和吴兰花编制量表，将学业倦怠分为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3个因子，共20个项目，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个等级计分法。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α系数)为0.865，各维度α系数分别为0.812，0.704，0.731 (莲蓉，等，2005)。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兴趣、学生生源、专业、年级等基本情况。参与本研究的受试者均填写了书面访谈问卷，有以下几个问题：1) 你有没有厌恶学习的感觉。2) 如果你的答案是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认为可能是什么导致你的学业倦怠。3) 你觉得如何可以缓冲你的学业倦怠。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对问卷进行录入与预处理，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分析、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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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情况 正如表1所示，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业倦怠水平总体平均分为2.86，相对于中等临界值3而言略低，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业倦怠水平较低。从学业倦怠的三个维度来看除了成就感低这一维度上得分(3.01)最高，与临界值持平之外，情绪低落维度与行为不当维度平均分均低于中等临界值，即学业倦怠三个维度上临床医学研究生更容易感到成就感低，而行为不当较少产生，得分最低(2.70)。 Table 1 Overall situation of academic burnout of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总分 2.86 2.70 3.01 2.86 SD 0.36 0.25 0.50 0.53 表1.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情况 3.2. 研究生学业倦怠基本情况 3.2.1. 不同性别的学业倦怠差异 正如表2所示，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业倦怠水平总体平均分男生高于女生，存在显著差异(t = −1.98， P < 0.05)，说明男生比女生具有更高水平的学业倦怠，情绪低落维度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2.38， P < 0.05)，行为不当维度上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显著(t = −2.68， P < 0.05)。但在成就感低这一维度上性别并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85， P > 0.05)。 3.2.2. 不同年级的学业倦怠差异 正如表2所示，在不同年级间，学业倦怠总体(F = 30.14， P< 0.05)以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总体来说，年级和学业倦怠大致呈负相关，年级越高，个体产生的学业倦怠感越强。 3.2.3.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成因 调查和访谈表明，许多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正经历着学业倦怠，虽然不同的人，他们的倦怠水平有所不同。概括来说医学院临床专业研究生的学业倦怠成因分为四类压力源：与专业、工作、学习环境和家庭等有关的因素。约100名受试者表示专业学习压力大，经常会感到压抑。80名受访者报告与工作有关的压力，多为研三的学生，准备就业或者已经就业者更多会考虑工作压力。还有一部分受访者考虑家庭因素，统计发现其多数家庭条件一般，且父母文化教育程度低。 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academic burnout of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 (M ± SD 变量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总分 性别 男 2.83 ± 0.46 2.91 ± 0.52 3.03 ± 0.58 2.94 ± 0.46 女 2.92 ± 0.92 2.52 ± 0.28 2.95 ± 0.45 2.80 ± 0.95 t 2.34* −2.68* −0.85 −1.98* 年级 一 2.75 ± 0.16 2.53 ± 0.63 2.96 ± 0.41 2.74 ± 0.06 二 2.86 ± 0.84 2.72 ± 0.84 3.00 ± 0.02 2.86 ± 0.98 三 2.93 ± 0.15 2.84 ± 0.47 3.07 ± 0.98 2.94 ± 0.03 F 39.27* 23.13* 3.05* 30.14* 表2.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基本情况(M ± SD) 注： * 表示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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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讨论 4.1. 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业倦怠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整体学业倦怠较低。对所学专业的学业倦怠主要体现在成就感低维度上，即对自己所学知识的应用持有低成就感，究其原因应是研究生期间，对自我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更为关注，更多的去思考毕业后的就业与选择问题。综合考虑，医学院校应增加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关注，不仅仅要强化对临床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制度管理，还应提高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和实践能力等方向，提高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4.2. 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 1) 性别。学业倦怠总体男生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高于女生(Li et al.， 2010)。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应对方式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以往研究发现男生更倾向于问题应对方式，而女生更倾向于情绪应对方式(陈瑞敏，2009)，这也就会造成不同的情绪体验和行为方式，因此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男生在情绪低落方面要低于女生，而行为不当维度高于女生。同时，进入大学之后，社会对男生的要求会更加严格，男生会更多地考虑一些与未来事业以及自身行为有关的事情，所以他们对专业的承诺和专业认同度低于女生，也就会更多的产生行为不当。而女生则将更多地注意力着眼于日常生活中，对学习仍然兴趣浓厚，学业倦怠水平相对于男生较低。 2) 年级。第一学年刚进入研究生生涯，很多学生是直接升到本校或者从一所医学院校到了另一所医学院校，大部分研究生为自己可以进入高校进一步发展而感到兴奋，所以他们感受到的学业倦怠程度低。随着研一大部分课程的结束，学校安排了实习或者论文等项目，更多的学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自我关注增强，同时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因子随着年级的增长出现了增强的趋势(申丽娟，等，2012)。研三到了毕业的时候，面临毕业论文、工作等压力，大部分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遭受到了更高层次的学业倦怠，情绪低落、成就感普遍偏低。 3) 综合因素。通过问卷将学业倦怠归因于个人，组织和交互三个主要因素(翟景花，等，2014)。个人因素与兴趣，年龄，性别，专业和年级，性格等人口数据有关。组织因素与学业环境的特点有关，如设备好的图书馆，学校对非医学专业学生的关注，激发学生学业兴趣的奖励机制等。还有两者的交互因素是指个人和组织因素的相互作用，如宿舍人际关系，师生之间的交流，学习氛围和学术发展情况等。 受访者对于缓冲学业倦怠的建议分为内部发展，外部支持，内部和外部相互作用三种类型(Yu et al.， 2015，郭金明，2013)。内部发展包括提升自我技能，专研所学专业，同时全方面发展自己，不局限于自己所学某一专业，也可以培养其他兴趣如跳舞、运动等，还可以增加自己的就业技能，考取技能证书等。对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的外部支持，解决方案是改善大学学习环境，学校做好承诺机制、增加学生的动力，鼓励优异表现，完善奖励制度，促进学术活动和课外活动的开展，以期刺激学生自我发展以及为学校做贡献。再同时，各种大专院校，社会和家庭的支持作为外援的帮助可以缓解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茅天玮，2014)，例如，他们可以和同学、老师或家庭成员沟通关于他们的学业倦怠，周围人及时给与开导和建议，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归因方式、积极的生活模式，避免孤独感、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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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1)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整体学业倦怠较低。2) 在性别水平上，学业倦怠总体男生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高于女生。3) 在不同年级上，学业倦怠都达到了显著差异。4) 学业倦怠归因于个人，组织和交互三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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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心理训练及生物反馈训练在武警狙击手赛前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以江西省武警一支队特勤中队8名武警狙击手为研究对象，采用POMS量表对武警狙击手的心理品质进行调查，并采用生物反馈仪等仪器设备，进行以目标设置训练、放松训练、表象训练、暗示训练为主的综合心理训练。结果表明：心理训练能够提高武警狙击手心理技能水平；采用生理相干与自主平衡系统实施生物反馈训练可提高武警狙击手心理调节能力；武警狙击手经过一个月的心理训练与生物反馈训练能有效地提高武警狙击手的射击成绩。 关键词 :武警狙击手，心理训练，心理干预，效益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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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巅峰”特战比武竞赛是精心打造的实战化军事训练重要品牌，每两年举办一届。第二届武警部队“巅峰”特战比武竞赛在2018年9月24日拉开战幕，来自包括雪豹、猎鹰突击队在内的38个单位的300余名武警特战队员展开激烈角逐。此次比武竞赛是武警部队特战力量体系化重塑重构后的首次赛事，吸纳近年来武警部队反恐实战经验，充分借鉴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有益做法，按照“源于大纲、高于大纲、严于大纲、难于大纲”的要求，坚持实战、精英、高难、综合导向，接轨新使命、新编成、新专业、新装备变化，项目分为共同基础、个人全能、小队战术三个类别，设置5个课目31项竞赛内容，其中射击类项目在比分中占的比重最大。射击这一被称为“表力性的马拉松”式的竞技活动，它不仅具有技术复杂、难度大等突出特点，而且是一项受心理因素干扰影响极大的项目，它要求狙击手在比赛中要做到动中求静、静中求稳、稳中求准，对于实力相当的射击狙击手来说，胜败往往取决于个人心理能力的高低。 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考察、专业人士访谈、心理测量、制定心理训练计划和实施计划等程序，对武警狙击手射击项目的心理干预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为本次武警狙击手取得优异的射击成绩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也为今后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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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江西省武警总队8名参赛武警狙击手作为实验对象，男性，年龄在19~2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岁，其中十年兵一人，五年兵六人，二年兵一人。所有武警狙击手身体健康，无神经病损伤史，无家族遗传病史，无药物和酒精滥用史；视力正常或者矫正正常，实验前，所有被试需完成《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Cattell’s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简称6PF)、《五因素正念量表》(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aire)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经简单问卷测试，利用spss 18.0统计发现所有武警狙击手心理情况(P > 0.05)无统计学差异，所选被试都符合实验条件(表1)。 Table 1 A list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studie 被试人数 性别 运动项目 平均年龄 8 男 射击 23.12 ± 2.35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近10年来有关中外心理技能训练的文献，将查阅到的资料经过分类整理后，仔细研读，并从已有研究中学习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以往研究不足和研究的局限，基本把握了国内外的研究概况，为构思和设计奠定了基础。 2.2.2. 问卷法 采用祝蓓里教授(1995)修订并建立中国常模的简式《心境状态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e，简称POMS)对武警狙击手进行了赛前一个月(四个阶段)的心理训练，每一阶段进行一次《心境状态量表》测试。该量表的总克隆巴赫系数为0.7464 (P < 0.01)，紧张克隆巴赫系数为0.6759 (P < 0.01)，愤怒克隆巴赫系数为0.7785 (P < 0.01)，疲劳克隆巴赫系数为0.8215 (P < 0.01)，抑郁克隆巴赫系数为0.6977 (P < 0.01)，精力克隆巴赫系数为0.8630 (P < 0.01)，慌乱克隆巴赫系数为0.679 6 (P < 0.01)，该量表在国内得到广泛地使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 2.2.3. 实验法 实验采用单组前后测设计，以团体辅导和分组教学的方式对每个研究对象进行了四阶段的目标设置训练、放松训练、表象训练、暗示训练。同时，以专题讲座、团体辅导和小组讨论等的方式从其它角度对武警狙击手应对比赛策略和心智成熟等方面施加积极影响。另外，对各小组武警狙击手在心理训练模型实施的基础上，对个别心理品质个性突出的武警狙击手进行个性化心理训练。 从8月22日第一次专题讲座开始，至心理训练结束，在这段过程中，全队进行了四次正式考核，正式考核时间分别为9月1日、9月8日、9月15日和9月20日，结合心理训练的进程，把为期一个月的心理训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22日到9月1日；第二阶段：9月1日到9月8日；第三阶段：9月8日到9月15日；第四阶段：9月15日到9月20日。 第一阶段：研究人员依据“认知—行为”模型理论，使用目标设置训练对被试进行心理干预。目标设置依据狙击手的个人水平，在激发狙击手动机的基础上，从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他们自己制定一个目标，其中，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 结果目标(排名)；2) 技术目标(发数或环数)；3) 过程目标。若狙击手的目标设定的不合理，通过认知谈话的方式让他们重新设置目标。 第二阶段：保留目标设置训练，引入放松训练从三方面进行：循序放松训练、现场放松训练。放松训练主要是以生物反馈的形式进行，采用“运用生理相干与自主平衡系统(SPCS)”对狙击手进行训练。 第三阶段：保留目标设置训练和放松训练，引入表象训练。表象训练主要是通过武警狙击手的回忆、观看录像、用笔写下个人表象时的具体环节、动作要领，让被试每天晚上进行15分钟的表象训练。 第四阶段：保留目标设置训练、放松训练和表象训练，引入暗示训练。暗示训练主要是以自我谈话的方式进行，利用简单的提示语进行自我调节。每名狙击手平均每周进行1~2次专门的谈话训练，每次训练大约15 min，在实施心理干预程序前、后分别对狙击手的心境状态进行测试，在心理干预程序结束后由狙击手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价，并与狙击手分别单独进行访谈。 2.2.4. 数理统计法 数据统计由SPSS 18.0完成，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显著水平为P < 0.05，差异非常显著水平为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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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利用心理训练提高狙击手的心境状态效果研究 由祝蓓里教授(1995)修订并建立中国常模的简式POMS量表(Grove & Prapavessis，1992)，被认为是一种研究情绪状态及情绪与运动效能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工具，其中紧张、愤怒、疲劳、抑郁和慌乱为负性情绪因子，而精力和自尊代表正性情绪因子，这两种虽然不能直接测量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可以表达武警狙击手此刻的情绪状态。因此，探索心理训练是否对武警狙击手的心境状态有影响，为心理训练促进武警狙击手“巅峰”特战比武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依据(图1，图2，表2)。 情绪纷乱的总分(TMD)对心境评价具有重要作用。从武警狙击手心理训练前测、后测的心境量表得分情况可以看出，武警狙击手TMD的分数(即TMD分 = (紧张 + 愤怒 + 疲劳 + 抑郁 + 慌乱) − (精力 + 自尊感) + 100)以及 POMS量表七个因子中的五个负性情绪因子(紧张、愤怒、疲劳、抑郁、慌乱)的分 图1. 心理量表训练前测、后测得分情况 图2. POMS个案得分冰山剖面图 Table 2 A list of TMD score 指标 负性情绪因子 正性情绪因子 TMD 前测 15.59 15.69 100.1 后测 10 32.57 122.57 表2. TMD得分情况一览表 数整体上来说是呈下降状态，而两个正性情绪因子(精力 + 自尊感)的分数是呈上升状态，因此，以TMD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相关分析后，紧张(r = 0.3378， β = 0.216， P < 0.05)、疲劳(r = 0.2379， β = 0.182， P < 0.05)和精力(r = 0.1468，β = 0.1399， P < 0.05)三项指标相关显著，说明从整体上来说武警狙击手的情绪状态良好。 3.2. 利用生物反馈技术提高武警狙击手的心理调节能力 3.2.1. 测试工具 生物反馈仪(由荷兰思必瑞特(Spirit)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耳夹式HRV信息采集器可无创性采集人体HRV指标，通过便携式生物反馈传感器进行信息处理，实现对HRV指标的监测。 3.2.2. 测试过程 在实施生物反馈训练前分别测试脑电指标和HRV指标，从实施生物反馈训练的第一天起，每隔一周测试一次HRV指标，直至干预结束。 3.2.3. 武警狙击手生物反馈测试前、后效果研究 运用生物反馈仪主要分析了武警狙击手的右脑，这是因为人类右脑主要是负责形象思维、表象则是以想象思维为主(Hajer， Maamer， & Luigi， 2019)，具体体现为放松(α波)、疲劳(θ波)和注意力集中(SMR 波和β波)。 由表3可见，α波前测、后测对比呈非常显著性差异，这可能跟我们对放松训练的高度重视有关，加之武警战士的高度配合，所以得到了较好的训练效果。α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训练使被试头脑中的α波增多(Yook， Kang， & Park， 2017)，从而使武警狙击手的注意及记忆状况得到改善；θ波前后测对比呈显著性差异，θ波主要反映的是被试的疲劳状况(Brown & David， 2017)，从所得数据中可以看出在生物反馈测试前、后θ波明显成下降状态，说明武警狙击手疲劳状态得到明显改善；表示注意的SMR波和β波前后测对比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有升高的趋势。 Table 3 A List of Pre-and Post-Biofeedback Tests of Armed Police Sniper 指标 人数 前测 后测 P值 α波 8 9.85 ± 1.77 12.73 ± 3.59** P < 0.01 θ波 8 11.22 ± 2.06 10.63 ± 2.70* P < 0.05 SMR波 8 5.55 ± 2.36 6.33 ± 1.74 P > 0.05 β波 8 8.13 ± 3.75 8.66 ± 2.81 P > 0.05 耗时 8 277.75 ± 68.19 196.88 ± 93.35* P < 0.05 表3. 武警狙击手生物反馈测试前、后比较一览表 注1：p < 0.05表示差异显著，p < 0.01表示差异非常显著 3.2.4. 武警狙击手HRV测试结果前、后比较 HRV测试结果显示(见图3)，调节指数、稳定指数及综合评分整体上都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在整个生物反馈训练进程中，武警狙击手在进入协调状态的能力、稳定保持协调状态的能力和整体应对压力的能力上得到提高，自我调节能力也得到增强(Sørensen， Maro， & Glyn， 2016)。 图3. 武警狙击手HRV测试结果前、后比较一览表 3.3. 心理技能训练提高运动员竞赛表现的实证研究 极限运动搜索射击成绩前测取于第一阶段开始之前(8月22日)，后测成绩取于8名武警狙击手参加2018年“巅峰”特战比武的成绩，其极限运动搜索射击成绩的前后变化具体情况见表4。 Table 4 A list of chang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extreme sports search shootin 姓名 前测 后测 公XX 9发 9发 林XX 7发 7发 郭X 7发 9发 杨XX 7发 9发 林X 9发 9发 李XX 9发 7发 雷XX 8发 7发 总成绩 56发 57发 表4. 极限运动搜索射击成绩的前、后变化情况一览表 注2：因后测的成绩均取决于正式比赛成绩，替补队员测试结果不做参考。 极限运动搜索射击要求武警狙击手在90秒的时间里，在35米距离上往返5次，对10个随机标靶进行射击。射击运动是一项受心理因素干扰影响极大的运动项目，心理素质的较量已成为了射手竞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武警狙击手不仅要具备超常的体能和高超的技能，还应具备优秀的心理品质和超强的心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比赛中，正常、超常地发挥技、战术水平。武警狙击手如果仅具备一般的心理品质和心理能力是不足以在激烈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心理素质的较量已成为了射击运动员竞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武警部队如何找准自己最佳理想瞄准区域，对于比赛的胜败显得尤为重要(Li， Zhang， Li， Fang， & Sun， 2013)。 在2018年第二届武警部队“巅峰”特战比武中，江西省武警总队总成绩取得了16名的好名次，如期完成了总队目标。从表4极限运动搜索射击成绩的情况来看，武警狙击手在极限运动搜索射击中总成绩呈上升趋势，有效验证了系统实施的综合监测和心理训练与干预对武警狙击手的应战能力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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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采用由POMS量表、生物反馈仪并加以目标设置训练、放松训练、表象训练、暗示训练组成的心理干预程序对运动员实施系统的心理训练，能够提高运动员的心理技能水平。 2) 采用生理相干与自主平衡系统实施生物反馈训练能够提高运动员的心理调节能力。 3) 武警狙击手经过一个月的放松训练、表象训练、目标设置训练等心技训练能有效地提升武警狙击手的应战能力。 4) 在江西省武警总队对武警狙击手进行系统训练和比武前关键阶段有效实施和强化了武警狙击手个性化竞技心理训练与干预，为有效强化和挖掘武警狙击手竞技心理潜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手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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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究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对大学生自我分化的影响。方法：采用父亲在位量表(FPQ-R-B)、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与子女知觉父母婚姻冲突量表(CPIC)，对四川省四所高校459名本科生开展调查。结果：1) 大学生父亲在位程度与自我分化程度总体较高，父母冲突的感知程度较低；2) 总体上，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大学生的父亲在位程度越高，自我分化水平越高，父母冲突越小；3) 男性的自我分化总分106.2，显著高于女性97.0；4) 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对子女自我分化程度有显著预测作用，模型支持父母冲突的中介作用。结论：父亲在位对子女的自我分化有正向预测作用，父亲在位既能直接影响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也能通过父母冲突间接影响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 关键词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家庭系统理论，父母冲突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