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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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种高发性的发展性神经发育障碍，其核心症状表现为社会交往与交流障碍、兴趣狭窄、行为刻板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等(Association， 2000)。随着对自闭症研究的不断深入，近些年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诸多研究者通过探讨自闭症者的生物运动知觉(biological motion perception)来考察自闭症患者社会交往和交流障碍的具体表现及产生原因。生物运动指的是生物体(人类和动物)在空间上的整体性移动行为，如步行、奔跑等(蒋毅&王莉，2011)。对生物运动的感知能力能够帮助个体感知环境中的社会信息，并且在注视这种社会信息中学习理解他人的动作，推测他人的内心意图，与他人互动，进而对模仿能力、语言学习、共同注意和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等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增建，张得龙，何芳芳，等，2014)。人类知觉生物运动的能力是天生的、稳定的。研究发现，健康个体能够快速准确加工光点轨迹演示人类运动的动画(Johansson， 1973)，能从中看出步行者的情绪状态、性别、身份、年龄及社会支配地位等(Clarke， Bradshaw， Field， Hampson， & Rose， 2005)，2天大的婴儿已经表现出对生物运动的优先注意(Simion， Regolin， & Bulf， 2008)。但对自闭症患者的研究发现，ASD患者在生命的早期就表现出对生物运动不敏感、关注少(Klin & Jones， 2008)，更多关注无生命物体的运动，而不是生命体的运动(Kaiser， Delmolino， Tanaka， & Shiffrar， 2010; Pavlova， 2012)；ASD患者负责生物运动加工的脑区活动明显较弱(Ahmed & Vander Wyk， 2013; Kaat Alaerts， Swinnen， & Wenderoth， 2017; Alaerts et al.， 2014; Freitag， Konrad et al.， 2008; Herrington et al.， 2007; Kaiser， Hudac et al.， 2010; Koldewyn， Whitney， & Rivera， 2011; Mckay et al.， 2012; Thurman， van Boxtel， Monti， Chiang， & Lu， 2016)。因此，ASD患者出现的社会交往困难可能部分源自于其对生物运动信息加工和理解的缺陷，这种缺陷可能严重妨碍了ASD患者社会认知能力的培养。本文系统介绍国内外有关自闭症患者的生物运动知觉的研究成果，梳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研究应当继续探讨的研究关注点，希望对该领域未来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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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自闭症患者对生物运动感知和识别的神经机制研究 3.1. 脑功能异常 众多研究表明，生物运动知觉由一个广泛的神经网络负责，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梭状回(fusiform gyrus， FG)、舌回(lingualgyrus， LG)和颞中区(middle temporal area， MT + /V5)等脑区在生物运动感知和识别起关键性作用，其他脑区也可能参与生物运动感知和知觉，包括杏仁核、小脑、前运动皮层、纹外体皮层、颞下皮质、运动枕区、初级体觉皮层和额下回等(见综述(陈婷婷，蒋长好，&丁锦红，2012))。其中，颞上沟包括前STS (anterior part of the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aSTS)和后STS (posteriorpart of the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pSTS)，pSTS对生物运动十分敏感，是生物运动知觉的特异区(Pyles， Garcia， Hoffman， & Grossman， 2007)；梭状回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编码加工刺激的运动方向；舌回参与生物运动的高级加工，其功能可能是负责从运动信息中抽取生物形式(Servos， Osu， Santi， & Kawato， 2002)；MT + /V5区，位于背侧通路上，对运动方向和速度等特征十分敏感，参与生物运动的早期加工(Peuskens， Vanrie， Verfaillie， & Orban， 2005)。 fMRI研究发现，尽管自闭症患者在外在行为表现上与控制组表现没有差异，但其加工生物运动的神经机制不同于健康控制组，主要表现为负责生物运动加工的脑区活动明显较弱(Ahmed & Vander Wyk， 2013; Kaat Alaerts et al.， 2017; Alaerts et al.， 2014; Freitag， Konrad， et al.， 2008; Herrington et al.， 2007; Kaiser， Delmolino， et al.， 2010; Koldewyn et al.， 2011; Mckay et al.， 2012; Thurman et al.， 2016)。如Herrington等人 (2007)首次使用fMRI测量了10名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成年自闭症患者在判断时长为1秒的“完整的光点运动序列”或“打乱的光点运动序列”PLDs中人体行走的方向时的脑部活动，发现尽管在行为数据上ASD组与控制组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其在视觉颞顶网络的脑区活动显著减弱，包括小脑、上中下颞叶区和MT+等脑区。类似地，Freitag，Hberlen，Kleser和Krick (2008)用fMRI测量了15名高功能的ASD青少年和控制组在判断1.5秒的人体动作PLDs是否为完整人体时的脑部活动，发现控制组被试比ASD患者在中央后回、左侧海马和额前回、双侧顶叶、颞叶和额叶，基底节、脑岛和右侧STS的激活程度显著更大。Koldewyn等人(2011)采用协同性运动范式(a coherent motion paradigm)，对比了ASD患者在加工协同性运动中包含生物运动和协同性运动包含散点运动时的脑区活动，发现ASD患者加工协同性运动中包含生物运动的脑区活动显著弱于健康控制组，这些脑区包括顶下沟、右侧额下回、前扣带回以及右侧STS，并且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脑区激活与自闭严重程度呈负相关，表明视运动知觉缺陷可能是ASD患者较高级加工如社交及注意缺陷的原因。Alaerts等人(2014)发现当要求被试从PLDs分类情绪类型时，ASD患者的双侧STS、顶下小叶和枕中回等脑区活动显著较弱。Thurman等人(2016)要求被试完成生物运动适应(biological motion adaptation)任务，发现具有自闭症倾向被试的右后侧STS的激活明显弱于无自闭症倾向个体，其行为反应结果也明显更差。最近，Alaerts等人(2017)考察了任务要求(内隐和外显)和生物运动刺激类型对ASD患者的STS脑区活动的影响，测量了15名高功能自闭症成年人与15名健康个体完成与生物运动PLDs (正常的和打散的PLDs)内容有关的外显任务(是否是人)和完全无关的内隐任务(光点是否有绿色变为红色)时的脑区活动，发现ASD患者只在其关注生物运动内容(外显条件)时STS脑区活动才会显著减弱，在其关注光点颜色变化(内隐条件)时STS脑区活动与控制组相比没有差异，表明ASD患者的STS脑区在其生物运动加工时的减弱与任务类型相关，而不是一种广泛的脑区异常现象；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负责注意控制的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与STS存在关联，其调节STS在ASD患者生物运动知觉加工中的作用。自闭症患者未患病的兄弟姐妹加工生物运动时，pSTS脑区活动要强于ASD患者和健康控制组，可能其未患ASD源自于部分脑区发展出了补偿功能，如pSTS (Kaiser， Hudac et al.， 2010)。类似的，Puglia和Morris (2017)发现健康被试报告的自闭倾向程度与加工生物运动的关键脑区(如pSTS)的激活程度成正相关，即自闭倾向程度越高，脑区活动越强；推测可能正是这种脑区活动增强的补偿性机制，才使得自闭倾向没有发展为外显的自闭症。 3.2. 脑结构异常 许多研究者发现ASD作为一组神经发育障碍，其神经系统结构可能是先天有异于健康个体的，脑神经之间存在“局部联结过度”(local over connectivity)和“长距联结不足”(low distant connectivity) (Wass， 2011)，结构的异常必然导致功能的异常。如Shukla，Keehn，Smylie和Müller (2011)发现ASD患者存在包括额叶、顶叶和颞叶在内的全脑白质束过度连接；Keown，Shih，Nair，Peterson和Mulvey (2013)等发现ASD患者后部脑区的局部连接过度与ASD患者患病程度成正相关。Mckay等人(2012)测量了成人的脑网络，联结分析发现，健康控制组使用一个单一的颞-顶连接网络加工生物运动信息；但ASD患者使用两个替代性脑网络，运动敏感区域和形状选择区域来整合形状和运动信息，颞叶-顶叶之间的联结缺失[ 12 ]。McKay等推测ASD患者早期(幼儿或儿童期)脑功能联结发育异常，导致成年期脑功能联结异常。Alaerts等人(2014)等考察了ASD患者在静息态和功能态时pSTS的活动状况，发现pSTS的活动减弱以及pSTS与额定区动作观察脑网络(the action observation network)的连接减弱导致了ASD患者在辨别生物运动PLDs情绪信息时的能力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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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自闭症患者生物运动知觉研究的临床应用 ASD儿童年龄越小，其通过干预使得病症得到改善的几率越大，为尽可能的减少时间及金钱等资源的浪费，康复训练效果能否被提前预测是众多ASD患者家长所期望得知的。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展(Lei & Ventola， 2017; Yang et al.， 2016; Yang et al.， 2017)。Daniel Yang等(2016)首次提出了基于生物运动知觉脑区活动情况预测对ASD儿童行为康复训练效果的神经指标。他们考察了自闭症儿童(平均年龄 = 5.90 ± 1.07岁)生物运动响应的关键脑区(如pSTS)是否能够预测关键反应训练技术(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的训练效果(Yang et al.， 2016)。在关键反应训练开始之前，采用fMRI技术测量ASD儿童观看一致性和打散的生物运动PLDs时(男性表演儿童动作，如玩蛋糕积木)的脑区活动，建立训练目标脑区(如颞上沟、梭状回、舌回和颞中区等)。关键反应训练共训练16周，每周训练7个小时，其中ASD儿童每周训练5个小时，ASD儿童父母训练2个小时。儿童社会反应量表(the 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 SRS)作为测量自闭症儿童社交行为的量表，该量表是由父母主观报告。训练有效性的指标为SRS量表原始分数的delta变化分数，即关键反应训练测量后测(共16次)分数减去训练前分数的delta变化分数，delta变化分数为负数，表明自闭症儿童的自闭程度降低。采用多变量线性分析技术(Mass univariate GLM analyses)发现，训练前脑区活动越强，经过练后ASD患病症状减轻程度越大，表明ASD儿童知觉生物运动时的脑区活动情况能够预测其社交行为康复训练的效果，首次提出了预测行为康复训练效果的神经指标。近期，Yang等人(2017)又发现ASD青年(22.50 ± 3.90岁)响应生物运动信息的脑区活动越强，虚拟现实-社会认知训练技术(Virtual Reality-Social Cognition Training， VR-SCT)训练后ASD患病症状减轻程度越大，进一步证明了生物运动响应脑区活动情况作为预测训练效果的可靠性和敏感性。但正如Daniel Yang所提到的，关键反应训练中，由ASD儿童的父母主观填写ASD儿童的儿童社会反应量表，具有偏向性；其次，被试数目较少(20人)，尽管效应力值比较大(β = 0.80)。但不可否认的是，Daniel Yang等人的两项研究开启了借助神经影像技术测量生物运动响应脑区预测行为康复训练效果的先河，具有巨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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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未来研究展望 生物性运动是有丰富社会性信息的运动知觉形式，与其他运动知觉任务结合，是很好的检测异常人群的测量工具(Grossman et al.， 2000; Jokisch， Troje， Koch， Schwarz， & Daum， 2005)。对自闭症患者生物运动知觉的研究从理论上有助于我们了解自闭症症的认知特点与认知机制。在过去十几年里，自闭症患者生物运动知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尚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自闭症患者感知生物运动低水平信息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的原因，未来研究应当注重不同患病程度、年龄以及不同子群的自闭症群体，并设计更加简洁可靠的涉及生物运动低水平信息的任务。其次，绝大部分研究探讨了ASD患者基于生物运动整体形状来辨别情绪、意图或方向、性别等信息。但以往健康个体的生物运动研究发现，生物运动知觉并非单一现象， 而是一种具有不同加工机制(基于整体结构和基于局部运动)的多水平现象，局部生物运动本身可能包含了一些特异性信息，如脚部的运动在局部运动倒置效应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些视觉研究发现，ASD患者存整体加工缺陷，但具有“局部偏向”，即自闭症患者能够比正常发育者更好地忽视与任务无关的整体信息或对局部水平的反应比控制组更快更准(Martin & Mcdonald， 2003; Russell-Smith， Maybery， Bayliss， & Sng， 2012)。因此，为更加全面的了解ASD患者生物运动知觉是否完好，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局部生物运动信息在ASD患者出现能力缺陷中的作用以及脑激活情况。再次，将ASD患者加工生物运动信息时的脑区活动作为预测行为康复训练效果的神经生理指标的研究还较少，其可重复性上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未来研究需要更加客观的、独立于ASD儿童父母的评价主体，大样本数据，以及其他训练康复技术，以进一步验证生物运动响应脑区活动的可靠性和敏感性。最后，生物运动知觉是一种习得的能力，生物性运动是通过一条可塑的、特殊的视觉通路进行加工的。但到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ASD儿童的生物运动知觉是否具有可塑性，通过行为康复训练是否能够改善ASD患者对生物运动信息的加工，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研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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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英语和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描写疾病和死亡的委婉语，但并不是都能完全对应和契合。本文将通过对比两种语言中有关疾病、死亡委婉语的语义空缺现象，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认知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以促进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 :委婉语，语义空缺，认知，思维，文化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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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语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反应。语义空缺现象就是指由于民族的认知、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的不同，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耐达(E. A. Nida)曾指出：“绝对准确的语言交际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同一语言中也是如此。因为对语言的理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两人完全相同的情况，更谈不上在两种不同语言中会存在一致的对等关系。”语义空缺现象给翻译过程带来了较大困难。 委婉语是每个语言系统中都存在的文化现象。《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定为用比较模糊但更温和或比较委婉的单词或短语代替直言直语。王德春等认为，汉语辞格“委婉”或称“婉转”，最普遍的名称是“婉曲”。汉语另一辞格“避讳”，也称“讳饰”。而汉语辞格“委婉”与“避讳”和起来就相当于英语辞格“Euphemism”。 因此，探究委婉语在翻译中的语义空缺现象，首先要明确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认知、以及思维差异，了解委婉语在各自语言系统中形成的原因，进而探究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空缺现象，这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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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问题 导致英汉双方翻译过程产生语义空缺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2.1. 文化差异 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神话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以及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谐、稳定、统一是历代君主的政治方针；儒家思想占据思想的统治地位，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重集体轻个体等；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得中国人民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缺乏开拓和侵略精神；传统哲学对于文学创作和神话创作培植了一定的土壤，塑造出威严、断绝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同样神话也是政治制度的映射。 西方以民主制度和海洋经济闻名，属明显的商业性、外倾性海洋文化；基督教在人们宗教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宗教改革后有了不同的发展，分化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海洋经济的风险性造就了西方民族的冒险精神、开拓精神，以及功利主义和个人观念；希腊罗马神话以人为原型创造神，强调人的意志、人的特点能够战胜困难。 2.2. 认知方式 西方治学强调理性的核心地位，区别主体和客体，认知明晰。西方的自然观便是建立在主客体区分的认知基础上的。人是积极的、能动的主体，自然是被动的客体，是人类认识与实践的对象 [ 1 ]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的不存在尺度。”这种认知方式的自然观使西方人崇尚的是人自己，古希腊神话中的神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能结婚生子，也会犯错误。 与西方物我对立的认知方式相对，中国哲学的认知方式则是“天人合一”，以人伦为中心，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互融的认知倾向，认知模糊。传统哲学中，庄子的“齐物我，一死生”，表明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主客体的对立，人与自然和谐圆融。人们不是用理性去认识自然、获取知识，而是直觉感知、感性领悟。 2.3. 思维模式 中国人倾向于形象思维，西方人倾向于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是指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即想象，它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逻辑思维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却有所侧重 [ 2 ] 。 中国人偏向于形象思维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形态 [ 2 ]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中国文化的起源，汉字以“象形”推衍构字之法，中医以“观面象察舌色”诊治疾病，天文历法研究“观象授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观“天象”预测气候变化等。而西方倾向于逻辑思维，从阿基米德的静力学到牛顿的古典力学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一不是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倾向于综合思维，西方人倾向于分析思维。 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部分连为整体，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如中医。分析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区分开来 [ 2 ]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都不可能只是综合性思维或者分析性思维，单一思维是无法把握客体的本质和属性以及和其他客体的联系性的。 中国人偏向于综合性思维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于宇宙的认知 [ 3 ] 。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是将宇宙与人看做整体，从全局的观点进行综合探究。西方哲学对于宇宙的认识，始终认为宇宙是人类认识、分析的对象，近代科学就是建立在分析法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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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方法论 本文先深入分析中西双方在文化背景、认知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差异，将研究范围定为英汉死亡、疾病委婉语，通过英汉死亡、疾病委婉语的定量研究，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空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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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果 4.1. 死亡 汉语中的死亡委婉语： 薨，崩，殂，逝，殁，弱，陨 身故，谢世，弃世，作古，归西，归天，殉难，宾天，仙游，仙逝，见背，献身，永眠，夭折，就木，没了，毕命，阵亡，坐化，涅槃 见阎王，黄泉路，翘辫子，回老家 溘然长逝，寿终正寝，百年之后，千秋万岁，香消玉殒，驾鹤西去，与世长辞，兰摧玉折，马革裹尸 [ 4 ] 英语中的死亡委婉语： Perish， depart， fall， decease， expire Come to naught， be no more， emit the last breath， relinquish life， cease to exist Pass away， fade away， burn out， kick off， rest in peace， go west， return to the earth\dust， slide into oblivion， become one with nature， awake to immortal life， go to one’s reward， leave this world， go to sleep， abandon the world [ 4 ] 在上述死亡词汇中，中西双方都有其委婉语表达一个人的死亡，不难看出其中归西和go west，永眠和go to sleep，与世长辞和pass away，千秋万岁和awake to immortal life，没了和be no more等死亡委婉语语义是对应的，这说明东西方文化背景、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在某些方面是能够对应和契合的。中西双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虽不相同，但是客体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于主体的作用形式是相似的；其次，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都不是单一存在的；中西双方的认知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人作为认识客体的主体地位都收到重视。 而剩下的有关死亡的委婉语则与双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和认知方式有着密切联系。 薨、崩、殂、千秋万岁，仙游、仙逝、驾鹤西去，见阎王、黄泉路，兰摧玉折、香消玉殒等在英语中找不到与之对应和契合的词。究其根本，还是中西双方文化、思维和认知的不同。薨、崩、殂、千秋万岁是用来形容帝王之死，因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发达，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受历代帝王和士大夫的推崇。因而帝王、高官等去世用委婉语加以避讳。仙游、仙逝、驾鹤西去等指骑着仙鹤飞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与中国道教思想密切相关。从文化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使得阶级性差异较小；西方文化中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作为其教义的《圣经》中，鹰和鸽子的文化内涵较重。从思维方式来看，中国人把长寿的意象转嫁到鹤身上，是形象思维，用主体的修养代替对客体的认识，自身内心体验是认识的出发点。从认知方式上来看，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具有直觉性、模糊性的特征，仙鹤的外表不具备“长寿”的特征，中国人认为它象征长寿恰恰是一种直觉性和模糊性的体现。而兰摧玉折、香消玉殒则体现出中国人综合性思维和物我合一的认知方式。 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尤其要注意中西双方文化、思维、认知的不同点。 死亡委婉语的语义空缺不仅是双方文化的不同，认知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更突显其重要性。 4.2. 疾病 汉语疾病委婉语： 失心疯，智残，脑子不好使 兔唇，罗锅 [ 5 ] 挂彩\带彩，失明，子午莎 [ 5 ] ，失聪，见喜\小月，见红\小月，不豫 [ 5 ] ，负子，闹肚子，相思病，花柳病\暗疾 汉森氏病，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夏科氏三联征 英语疾病委婉语： Mentally challenged， mental retardation， mental disability， mental weaknes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Eye trouble， liver trouble， lung trouble， interrupted term， the big C\long illness ，irregularities\the runs， Cupid’s pitch 上述疾病词汇中，精神方面的疾病委婉语表达英语中显然较汉语多，尚且能在翻译过程中找到对应词。此外见喜\小月与interrupted term，闹肚子和irregularities\the runs，花柳病\暗疾和Cupid’s pitch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契合。汉森氏病、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夏科氏三联征等病症是由英语音译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疾病给人带来的不快。英语中身体部位加trouble表示身体某个部位患有疾病，中文中也有此委婉表达，如眼疾、耳疾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豫是指君主抱恙不能参与政务，负子是指诸侯负事繁多导致生病，而负于人民。导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与契合的委婉语，最重要的原因是东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子午莎指霍乱，意为早上出莎，午后就发病而死，这体现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感知的认知方式。英语中表达癌症的委婉语the big C取Cancer首字母以弱化癌症给人带来的不悦；long illness表示患病周期长，不易医治；moon child则起源于星座说，“moon child”原意是指巨蟹座，而英语cancer既有癌症又有巨蟹座的意思，因而用“moon child”婉指癌症。相反，在中国癌症似乎没有什么委婉表达。一方面，英语中对于癌症的委婉表达是基于对癌症的认识上的，从big和long中不难看出癌症是个紧急重要而且需要长期治疗的病，虽然已经将其产生的不悦弱化，可从中还是体现出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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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通过定量对比分析英汉疾病、死亡委婉语的语义空缺现象，指出英汉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神话等的差异导致了两民族在文化、认知和思维方面产生分歧，导致双方对于死亡或者疾病的委婉表达不能完全对应和契合。英汉疾病、死亡委婉语语义空缺现象不容忽视，探究其产生的原因提高我们的语言分析能力和认知能力。只有深入研究空缺现象产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理解并解决它给语际交流和翻译造成的障碍，促进英语语言学习，而且能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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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句法和语义是语言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层面。语义结构是动词和论元之间的语义关系；句法结构是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该文以chuyển为例，基于语料库对现代越南语的转移类动词的句法语义结构进行研究。分析了其在呈现出的各类句法语义结构，对论元的语义类型及其所能承担的句法成分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了其呈现出的4种主要句法语义结构，13种句法语义结构变体。该文还对不同句法语义结构进行了形式化描写。 关键词 :越南语，转移类动词，句法语义，形式化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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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句法和语义是语言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层面。语义结构是动词和论元之间的结构关系；句法结构是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一种语义结构在句法的作用下可以衍变出多种不同的语义结构。对论元与句子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语义结构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和梳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出动词可能具有的句法结构，以及每种句法结构下的论元可能具有的语义类型，这是从语言数据到语言知识的关键过程。 转移类动词所表达的事件中至少涉及四个事件参与者：动作的发出者、动作的承受着、转移的起点、转移的终点。本文在分析中使用转移者、转移物、转移起点、转移终点四个语义角色来分别指代上述四个事件参与者。 在现代越南语中可表达转移含义的动词主要有“chyển， biến， hóa， đổi， xâydựng， gâydựng， xâyđắp， vuntrồng…”等。本文选取chuyển这个转移类动词作为研究对象。论元的判定主要参考了朱德熙 [ 1 ] 、袁毓林 [ 2 ] 、NguyễnVănLộc [ 3 ] 、NguyễnVănLộc [ 4 ] 中的相关论述。 按照J. R. Firth受限语言这一理念 [ 5 ] [ 6 ] ，本文将语料限定为越南涉南海问题新闻报道类语料，收集了越南www.nghiencuubiendong.vn网站2012~2015年间发布的新闻文档，语料大小为18.9 MB，总音节数约222万。采用基于语料库数据的研究方法 [ 8 ] ，所用语料分析工具为WordSmith 5.0。 本文在形式化表达上采用巴克斯范式(BNF)表达法，对使用到的符号说明如下： “word”：双引号中的字符表示字符本身，即word；<>：括号内字符必选；{ }：括号内字符可重复1至任意次；[ ]：代表括号内字符可选；|：两侧字符任选其一，相当于“或”；P：介词；V：动词。 本文用到的语义特征选取自越南国家级项目VLSP 1 所构建语义分类体系，主要有： [+人]、[+动物]、[+组织]、[+领域概念]、[+交通工具]、[+建筑]、[+武器]、[+地名]、[+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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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研究 我国国内几乎没有专门针对越南语动词的句法语义研究。越南学者Nguyễn Kim Thản的《ĐộngTừtrongTiếngViệt》(越南语动词) [ 7 ] 和NguyễnThịQuy的《VịtừhànhđộngtiếngViệtvàcácthamtốcủanó》(越南语行动类谓词及其论元) [ 8 ] 两本著作涉及到了此方面的研究。 Nguyễn Kim Thản (1977: 137)在研究中从句法形式的角度把越南语及物动词分为四类 2 ： a. N1 V N2 b. N1 V N2 N3 c. N1 V1 N2 V2 d. N1 V N2 C N3 并认为转移类动词在句法上属于第四类。 NguyễnThịQuy (1975：133)在其著作给出了一类表达能够造成有目的性的转移含义的动词，但其认为属于三价动词。同时给出了其句法框架为： N1+V+N2+N3 并指出，N3一般需要介词vào引出。 这两本著作均把转移类动词列入三价动词范畴，这些研究对本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两位作者虽为越南语本族语者，但均是以内省的方式进行总结归纳，而没有从实际语料出发对结论进行验证和分析，说服力不足。Nguyễn Kim Thản以内省的方式，单纯从句法角度进行了分类研究，没有涉及句法组合的语义结构的描写。NguyễnThịQuy从语义出发进行了分析，但稍显简单，仅给出了论元可形成的几种句法结构，对不同语义结构下相关论元所承担的句法成分也没有进行分析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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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本文基于实际语料对以chuyển为代表的转移类动词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其可能具有的句法语义结构，并对不同句法语义结构下论元的语义类型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语料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现代越南语中表达转移类含义的动词属于四价动词的范畴。 在与chuyển搭配使用的介词上，P2位置出现的介词可以分为ra、rakhỏi、khỏi和sang、đến、về、tới两组。这两组介词代表了动词行为的不同方向，前一组为具有外向性的“移出”过程，后一组为具有内向性的“移入”过程。 当chuyển的句法语义结构中转移物省略时，并不是表示可从上下文推出或是默认读者知道，而是表示转移者自身的转移。当转移物置于句首而没有转移者时，表示转移物自身的转移。 前文的分析将chuyển的句法语义结构归纳为4种主要结构，13扩展结构，如表6所示。 Table 6 Syntactic-Semantic Structures of chuyể 序号 句法结构 论元语义类型 NP1 NP2 NP3 NP4 1 NP1+V+NP2+P1+NP3+P2+NP4 [+组织] [+领域概念]/[+人] [+地名]/ [+领域概念] [+地名]/[+领域概念] 1.1 NP1+V+NP2+P2+NP4 [+组织] [+领域概念]/[+人]/[+交通工具]/ [+建筑]/[+武器]/[+能源] —— [+地名]/[+领域概念] 1.2 NP1+V+P2+NP4+NP2 [+组织] [+人]/[+交通工具]/[+建筑]/[+武器] —— [+地名] 1.3 NP1+V+NP2+P1+NP3 [+领域概念] [+领域概念]/[+武器] [+地名] —— 1.4 NP1+V+NP2 [+组织] [+建筑]/[+领域概念] —— —— 1.5 V+NP2+P2+NP4 —— [+领域概念]/[+组织]/[+建筑]/ [+武器]/[+能源] —— [+地名]/[+组织] 2 NP1+V+P1+NP3+P2+NP4 [+组织] —— [+领域概念] [+领域概念] 2.1 NP1+P1+NP3+V+P2+NP4 [+组织]/ [+动物] —— [+地名]/ [+领域概念] [+地名]/[+领域概念] 2.2 V+P1+NP3+P2+NP4 —— —— [+地名] [+地名] 2.3 NP1+V+P2+NP4 [+组织] —— —— [+地名]/[+领域概念] 2.4 NP1+V+P1+NP3 [+组织] —— [+地名] —— 3 NP2+được+V+P1+NP3+P2+NP4 —— [+组织] [+地名] [+地名] 3.1 NP2+được+V+P2+NP4 —— [+建筑]/[+武器]/[+人]/[+领域概念] —— [+地名]/[+组织]/ [+领域概念]/ [+武器]/[+交通工具] 4 NP2+V+P1+NP3+P2+NP4 —— [+领域概念]/[+武器]/[+组织] [+地名]/[+组织]/[+领域概念] [+地名]/[+组织]/ [+领域概念] 4.1 NP2+V+P2+NP4 —— [+领域概念]/[+武器]/[+建筑] —— [+地名]/[+领域概念] 4.2 NP2+V+P1+NP3 —— [+建筑] [+地名] —— 4.4 V+P2+NP4 —— —— —— [+地名]/[+领域概念] 表6. Chuyển的句法语义结构 本文在受限语言范围内，对以chuyển为代表的转移类动词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4中主要句法语义结构及13种句法语义结构变体；对每种句法语义结构内论元的语义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依托语义分类体系给出了形式化表达。该形式化表达依托词汇语义分类树及词汇节点，可以辅助于对文本的语义分析。这一结果能够为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等自然语言处理应用提供强有力的语言学知识。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依托语料逐词进行分析，进而形成现代越南语动词句法语义知识库，并在应用上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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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言语交际中，我们所运用的语言手段要受到语用者交际意图和客观外界如地域、场合、时间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语义规范，形成各种语言变体。其中，专门用途语言因其对社会发展以及个人身份认同和社会行为能力发展等的重要作用而尤其值得关注。国内专用语研究起步尚晚，且大多围绕专用语教学与翻译等应用领域，缺乏基础理论体系。本文以专用语概念为论题，主要从功能文体、语言变体、子语言和群体语言四个维度出发，解析专用语在这些不同维度下的概念内涵，以期更好地促进国内专用语的各项研究。 关键词 :专门用途语言，概念解析，多维视角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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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重在探索语言结构的规律，语言被界定为抽象的、自主的系统，由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在当时的语言研究状况和社会历史背景下，这种排除任何社会的、物理的、个人意志等的非语言因素，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方法为语言学的独立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语言内部复杂的结构形态，各个层级的组合及运作规则。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并非存在于真空，而是与人和世界构成一个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真实的交际场景中，我们所运用的语言手段会因地域、场合、时间的不同以及语用者的个体差异如年龄、性别、社会阶层、职业背景等而在形式或语义层面上有所不同。比如相同的语义可由不同的语言形式得以表达；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用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某些专门领域内的语言表达无论从形式还是语义上都带有强烈的专业性特征，因而不具备可通用的潜力等等。这些语言现象被统称为语言变体，是语言复杂性的表现。 在各种语言变体中，专门用途语言(简称“专用语”或“专业语言”)对人类社会发展无疑具有最为显著的作用。作为人们专门活动领域内的言语交际手段，专用语协助人们记录观察，思考论证，提出假设，确立概念，制定理论体系，提出与解决专业问题等，推进人类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发达的社会分工以及知识体系的专门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类社会群体的对立：拥有专业知识，谙熟专业语言运用的专业人士及其相对的外行人士。无论是进行职业活动，还是传播专业知识，专家与外行经常会面临因“语言冲突”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专业语言被认为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甚至有人将其称为“语言衰退” [ 1 ]。德国专用语研究学者Fluck指出，专业语言的存在与数量的不断递增已成为人们言语交际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不同市民阶层，专家与外行人之间以及不同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从而导致信息流通障碍、交际障碍以及语言和行为障碍，这不仅限制了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还有可能使专业语言为某些动机不良的专业人士所用，以掩盖事实，骗取信任，从而成为操控群众的工具 [ 2 ]。因此，提高人们对于专业语言的理解与认知度在许多方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德国的专用语研究始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当时领先于欧洲许多国家，至今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值得我们借鉴。专用语概念内涵是专用语理论中的基础问题，决定着相关研究内容和理论发展路径。本文中，我们主要从功能文体、语言变体、子语言和群体语言视角考察和分析专门用途语言概念在不同维度下的内涵，揭示这一语言现象多面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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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小结 本文中，我们重点从功能语体、语言变体、子语言和群体语言四个维度出发辨析了专门用途语言的内涵。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一些观察视角。比如英美语言学界在专业语言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专业语言作为一种语域([英]Register)，专业语言是专业交际领域内语言使用的功能变体，主要由专业情景决定。这种看法介于功能语体和语言变体之间。以上这些维度特征因观察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对专业语言进行定位时各有侧重，但都揭示了其某一个方面的重要特征。综合起来，各种维度都以人、语言、世界三个基本参数为考察要素，只不过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功能语体强调语言改变外在世界状态的效果；子语言强调语言本身各个层面上反映出的与共同语不同的特征；群体语言侧重语言对于塑造人的功能；而语言变体在其划分变体类型时可谓综合考量了语言、语用者和语用环境因素。相应地，专用语研究至少应当包括语法导向的专用语研究(词汇、句法、篇章组织等)、语用导向的专用语研究(专业交际特征，专用语功能特征等)、认知导向的专用语研究(专业人士运用专用语的内在认知条件、专业知识传播的途径与方法等)，这三个导向同时也代表了目前专用语研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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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目的在于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汉语“兼语式”的理论并不具有客观的句法学依据。鉴于汉语缺乏构形形态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探究“兼语式”结构时，则主要依赖于表达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等语法手段，由古至今地证明了汉语的“兼语式”并不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由于“兼语”及其“谓语”并不处于同一的结构层次。因而“兼语”不是主语，而是宾语；宾语其后的成分则为宾语补足语，虽然两者之间存有被陈述和陈述的逻辑关系。再者，古代汉语中的宾格代词“之”和现代汉语中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定语，并且分别出现在“兼语式”中的语言事实，均已客观而有力地证明了汉语的“兼语”只是个宾语。本文还证明了“兼语”的语音属性，即为宾语所具有的语音特征。因此，传统的“兼语”则是一个纯粹的宾语而已。 关键词 :兼语，兼语式，宾语，宾语补足语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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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兼语式”定义 汉语的“兼语式”，即为“一个动宾词组和一个主谓词组套在一起，动宾词组的宾语兼作主谓词组的主语” [ 1 ] 。并且，传统学界认为“宾语兼主语的递系式(兼语式)的来源是很远的。自先秦到现在，两千多年来，除了人称代词(由‘之’到‘其’)有所变更以外，成为最巩固的一种结构。” [ 2 ] 1.2. “兼语式”判定的依据值得商榷 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形态变化，所以对于“兼语式”的判定，传统方法则着眼于动词的表意类别(如使令动词等概念)以及“兼语”与其“谓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并无语法范畴的客观依据。因此，我们不妨先来对照下列的汉英例句，谓语部分同是“使令动词”+“宾语”的形式 [ 3 ] ： 这消息使她高兴。The news made her happy. 她父亲不会让她参加舞会。Her father will not let her go to the dance. 我不容许你讲这种话。I won’t have you saying such things.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英语具有鲜明的构形形态作为句法标志，所以使令动词的宾语及其宾语补足语之间，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但却无人会因此而判定为语法范畴的“兼语”结构。但是汉语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了，正是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构形形态，因而传统学界则以逻辑关系而确立的“兼语式”的理论，却沿用至今。 不言而喻，客观的语法标志则应是判定“兼语”与否的唯一依据。 具有启发意义的则是，古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之’字用于宾格”，也就是说，“上古第三人称不用于主格，同时也就是不用于主语” [ 4 ] 。所以，当宾格代词“之”出现在“兼语”地位时，其除了证明了“兼语”是个纯粹的宾语而外，却并无任何依据能够证明“兼语”就是语法范畴的主语。 因此，传统的汉语“兼语式”的理论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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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语法手段的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所显示的“兼语”，其层次属性归前、不归后的显著特征，则客观而充分地证明了汉语的“兼语”与其“谓语”并非处在同一的语法层次，因而并无条件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虽然两者之间具有被陈述与陈述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兼语”不是主语，而是宾语。对于宾语之后的陈述部分，我们则不妨称其为宾语补足语。 再者，古代汉语中纯粹的宾格代词“之”和现代汉语中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定语，并且两者分别出现在“兼语式”中的语言事实，则均已客观地证明了“兼语”并非主语，而是个纯粹的宾语。 况且，人称代词的“兼语”所表现出来的语音属性，也说明了“兼语”则是个被反复证明了的宾语而已。 至于“兼语式”之所以被长期误判，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形态标志，从而推升了对于语言现象的分析、判断与推理的主观性。所以，即使当特定类型的语法标志即宾格的人称代词“之”，出现在“兼语”的位置时，其所传递出的强烈而明确的句法学信息，也居然被忽视而误解了：“由于没有表示兼位的人称代词，就只能用宾语代词‘之’字来表示。” [ 12 ] ——其实，汉语既然本无“兼位”的客体存在，那么客体之不存，又何从而来的“表示兼位的人称代词”？显而易见，汉语的“兼语式”被长期误判，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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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提出一种利用大疆无人机采集影像，借助Context Capture软件建立三维实景模型，并利用伟景行软件平台实现建筑单体化及单体建筑替换的建模方法。探讨该方法在影像采集和内业处理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技巧。分析了该方法所需的不同平台协同工作的关键步骤。将该方法运用在旧城改造工程项目中，为类似的工程类项目提供参考。 关键词 :倾斜摄影测量，GIS，三维实景建模，智慧城市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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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城市老旧建筑的改造重建或外立面翻新工程，不仅要考虑新建筑的造型外观是否合理，同时也要注重与周边环境及其他建筑物的协调 [ 1 ] 。建立城市数字三维模型，能够帮助设计师在设计方案时全面考虑，综合决策 [ 2 ] 。传统建模方法主要利用3DsMax、Sketch Up等三维建模软件，通过拍摄实景照片、手工建模、文理处理、材质贴图、生成效果图的工作流程，完成辅助设计 [ 3 ] 。该方法的优点是模型细节精致，能够完全体现设计理念；缺点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工，效率较低 [ 4 ] 。若需要同时完成周边建筑的建模，工作量将成倍增加 [ 5 ] 。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借助无人机快速采集影像数据，并利用数据处理平台，快速建立实景三维模型，真实反映建筑物体量、外观、相对位置及周边环境，能够节约人工成本，并有效缩短项目周期，提高工作效率。商用倾斜摄影三维建模软件以Street Factory和Context Capture(原法国Acute 3D公司的Smart 3D Capture)最为著名，该类数据处理平台自动化程度高、宏观效果好，但模型细节受技术原理、原片质量、自然环境等因素干扰，往往较为粗糙；模型非单体化，无法直接进行编辑 [ 6 ] 。 本文利用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结合Context Capture软件，生成城市实景三维模型。在伟景行软件平台上实现建筑单体化，并结合三维模型软件制作的单体建筑模型，替换需改造或翻新的建筑，实现改造前、改造后实景效果对比，为后续设计提供直观认识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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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技术路线 2.1. 数据采集与模型的创建 Context Capture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进行自动化城市三维建模的技术流程，如图1所示。 原片的质量是决定模型质量的重要因素。利用无人机搭载的高精度相机，对建筑物从垂直、前视、后视、左视、右视五个角度进行拍摄。摄像同时记录巡航高度、曝光时间、经纬度坐标、大地高、飞行姿态等信息，为后续的数据处理提供信息。无人机的巡航高度根据公式2.1确定： 图1. 城市实景三维建模流程 H = f G S D α (2.1) 式中：H为巡航高度(m)；f为镜头焦距(mm)； α 为像元尺寸(mm)；GSD为地面分辨率(m)。 拍摄原片时，航向重叠和旁向重叠至少在70%以上。建筑密集区域的遮挡和自遮挡问题明显，适当提高摄影重叠率能够有效避免模型几何结构的粘连。若建筑物过高，需要在不同巡航高度多次摄影。若建筑物有较多的镂空(如体育馆、桁架结构)，则需要对建筑物局部进行多角度采样。若遇水面或高光反射建筑物，还需要对模型进行修片处理，以达到最佳效果。由于模型着重表现建筑物，故在设计航线时，应侧重于建筑物密度较大的区域，对于空地或者只有稀疏建筑的偏远边缘地区，可适当降低采样密度，提高作业效率。 在获取基础影像资料后需要对照片进行整理，去除冗余影像。无人机在完成上升、下降、转弯动作时，或在任务范围外采集的影像，以及有明显错误或遮挡的原片，需要被剔除，以免影响数据处理效率。无人机采用的GPS定位模型，POS数据定位精度无法满足空中三角测量需求，需要人工布设地面控制点，以提高精度。通常在0.5 km的航测区域内，在4个角点及中心点布置5个控制点即可满足要求。若遇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还需酌情增加控制点个数。 进行内业处理时，需确定控制点和坐标系类型，一般选取WGS-84经纬度系统。Context Capture会根据导入的原片，完成影像预处理、区域网联合平差、空三测量、DSM点云生成、TIN (不规则三角网)构建、纹理映射以及实景三维模型生成的作业流程。对模型范围进行适当的切割，剔除边缘畸变部分，能够保证模型的成品效果。 2.2. 实景模型处理 由2.1节得到的城市实景三维模型，是一个的由不规则三角网组成的整体面片模型，无法直接对单体建筑进行修改编辑，需要将建筑转化为单独的管理对象，变成独立的、可被选中的实体(Entity)，以实现幅值、查询、管理、分离、替换等。现阶段实现模型单体化主要有两种技术路线：1) 切割法：利用建筑、道路、树木等对应的矢量面，对倾斜摄影模型进行切割，即把连续的三角片网分割开，实现单体化；2) 矢量法：将配套的二维矢量面与倾斜摄影模型加载到同一场景中，在渲染模型时把矢量面贴到模型对象表面，然后设置矢量面的颜色和透明度，从而实现可以单独选中地物的效果。 在进行旧城改造工程时，需要将部分建筑外立面进行翻新，或将部分建筑拆迁重建，因此需要将实景模型中的特定建筑进行删除并替换。采用矢量法单体化方法不能满足要求，故采用切割法实现模型的单体化。借助伟景行CityMaker软件中TDBX处理工具，对实景模型进行切割，并剔除需要替换的单体建筑。技术流程图如图2所示。 根据GIS数据确定需要替换建筑物的外轮廓坐标信息，生成对应的.SHP文件，导入实景模型，完成模型单体化并将特定建筑删除。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法是沿竖直方向对实景模型进行切割处理，故选取的轮廓需完全包络建筑物阳台、屋檐等突出部位的投影。重新设计的建筑物模型，根据上述的坐标信息，植入到处理过的实景建筑模型中，以实现单体建筑的替换，技术流程图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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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工程应用 3.1. 工程概况 武汉市东风大道沿线旧城改造工程，北起四新大道，南至四环线，全长约10千米，面积约8平方千米。需对范围内部分老旧建筑进行外立面翻新或整栋拆迁。在设计阶段，需对改造范围内建筑有较为直观的认识。而利用谷歌卫片观测精度较低，无法观测建筑物高度。若对沿线建筑进行人工拍摄采样和量 图2. 模型单体化技术流程 图3. 模型更新技术流程 测，工作量巨大，且无法保证质量。故采用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创建实景三维模型，利用该模型实现标高量测，建筑尺寸、高度量测，拆迁面积预测算等工作；并通过植入改造后模型，实现现状与设计对比，为后续工作提供设计依据(图4)。 3.2. 实景三维模型生成及处理 利用大疆Phantom 4 Pro四旋翼无人机搭载标配相机进行摄影，相机参数如表1所示。 根据项目特点，将航线划分如表2所示。 根据现场建筑物高度不同，将航行高度控制在100~200 m之间。采样航线确定为1到2层，特殊地段(体育馆附近) 3层采集。拍摄相片中包含了建筑物的正、前、后、左、右五个角度。为保证模型精度，航向重叠率和旁向重叠率控制在80%左右。内业采用Context Capture软件处理，按照空三计算、联合约束平差、瓦片分割、三维重建、成果输出的作业流程完成。坐标系采用WGS-84，瓦片尺寸设定为150 m。本例以该范围内一栋6层高酒店为例，详细介绍模型的处理和应用。酒店点云模型、三角网模型、白模及实景三维模型分别如图5~8所示。 将实景三维模型导入到伟景行平台，通过GIS数据得到酒店的投影形状，利用投影矢量面将实景模型切割，实现酒店的单体化，并将现状酒店模型剔除，效果如图9所示。将3DsMax创建的新酒店的模型植入到现状模型中，完成模型的更新，如图10所示。 3.3. 成果应用 1) 实时踏勘 对目标区域任何兴趣点进行360˚环绕查看，通过点云分布、三角网络、实景模型，对区域内的地物 Table 1 Camera parameters of UA 配置 参数 相机传感器 1英寸CMOS 像素2000万 镜头 FOV84˚ 8.8 mm/24 mm (35 mm格式等效) 光圈f/2.8-f/11 自动对焦 1-无穷远 ISO范围 100~3200 电子快门速度 1/2000~1/8000 s 照片分辨率 最高5472 × 3078 表1. 无人机摄像机参数 Table 2 Route partition tabl 区域编号 区段划分 建筑特点 巡航高度m 采集层数 A 四新大道-三环线 30 m以下多层建筑为主 少量80 m左右高层 160 1 B 三环线-车城南路 高层与低层建筑数量相当 160200 2 C 车城南路-四环线 厂房为主 160 1 D 四环线(东侧) 厂房为主 160 1 E 体育中心周边 体育场馆(圆形镂空建筑) 3060100 3 表2. 航线划分表 图4. 倾斜摄影测量整体模型及区段划分 图5. 点云模型 图6. 三角网模型 图7. 白模模型 图8. 实景三维模型 图10. 更新后实景三维模型 地貌有直观的认识。设计中结合CAD总平面图，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形象的感受。对于现场踏勘无法到达的位置，可以在模型中查看作为辅助。 2) 数据获取 通过软件的测量工具，可以获取目标区域内任意点的三维坐标数据、建筑物尺寸、高度及投影面积等信息，为设计提供数据支持。 3) 拆迁管理 通过对实景三维模型幅值，实现对需整治片区建筑物智能管理。辅助综合整治工作开展，发现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提供分析决策依据，实现可视化、智能化管理。 4) 效果对比 在模型中将需要整治的建筑物全部替换更新后，得到更新后的实景模型。通过设置漫游路径，得到改造前/改造后模型对比漫游动画，便于选取最佳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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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本文从旧城改造项目的实际工程需求入手，提出一种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快速化实景三维建模方法，并利用多软件、多平台协同操作，完成实景三维模型的编辑和修改，实现实景模型与设计模型对比展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方法能够反映真实的地物地貌，自动化程度高，需要较少的人工干预，工作效率较高。但相较于手工建模，细节表现比较粗糙。若需要替换实景模型中的部分建筑物，仍然需要人工制作单体建筑模型，且替换过程较为繁琐。为弥补这一不足，下一步可研究三维建模软件的二次开发，实现建筑模型单体化批量化作业，进一步提高建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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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结合郑徐客专工程，分析了下伏土层的厚度和溶洞跨径等对墩台群桩基础沉降的影响，并分析了当相邻墩台采用两种类型桩基础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沉降特点，从中找出下伏土层加固的方法与施工措施。结果表明，群桩沉降变形主要由桩端下卧土层的压缩造成；溶洞跨径基本上对群桩基础的总沉降影响不大；当相邻两墩台基础分别采用摩擦桩与嵌岩桩时，有必要对坐落于软土地基上摩擦型群桩基础进行加固处理，以满足工后差异沉降的要求。 关键词 :岩溶区，摩擦桩，工后沉降，下伏土层厚度，溶洞跨径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