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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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幅员辽阔，独特的地质构造特征与地理环境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地热能较为丰富的国家 [ 1 ]。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地热能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专家学者对地热能评价方法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常规的地热能评价方法包括：地表热流量法、热储体积法、类比法、平面裂隙法和岩浆热平衡法等等。运用热储体积法所需要知道的数据：位储层的面积、厚度值、平均比热值、温度数值。该方法的优点为其适用于任何地质条件下的资源量的计算，所需参数可以实测或估算获得，但其计算结果可能偏低；地表热流量法使用较早，计算所需数据位天然放热量、已开发地热田的热产量、地表热流值等，计算结果稳定，数据合理，但其只适用于已有地热开发的地区；平面裂隙法需要建立平面裂隙模型，且模型简单，但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只能用于层状玄武岩地区，如冰岛；类比法运用于多种资源评价中，原理是将评价区和已开发的地质情况相似的资源区的储量数据进行类比，得到评价区的资源量数据，其计算简单，但结果粗略 [ 2 ]。本文利用盆地模拟的方法，结合东濮凹陷的关键地质时期的剥蚀量、岩性参数、地层分层、烃源岩地球化学参数、地表温度、现今地温场、热史和岩石热物性参数，可以得到馆陶组地层平面的温度展布，并且不只局限于单井，同时可以改善油田的经济效益以及环境质量，更为高效、精确。计算热储的温度分布在地热资源评价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是地热资源分类和潜力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 3 ] [ 4 ] [ 5 ]。 东濮凹陷的主要热储包括新近系明化镇组、古近系馆陶组及东营组和奥陶系 [ 2 ] [ 5 ] [ 6 ]，但目前计算热储的方法以单井为主，热储的平面温度分布计算缺少有效的手段。本文在对现今地温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盆地模拟的方法计算了东濮凹陷馆陶组热储的顶底温度，分析了其顶底温度分布特征，为东濮凹陷地热能的评价和开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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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质概况 东濮凹陷位于我国东部渤海湾盆地南缘，东以鲁西隆起为界，西与内黄隆起相连，南部紧邻兰考凸起，北与临清坳陷相连。呈北北东走向，面积为5300 km 2 。东濮凹陷的构造格局为兰聊断裂带、东部次凹、中央隆起带、西部次凹、西部斜坡带(图1)，具有“两凹一隆一陡一斜坡”特点 [ 7 ]。 东濮凹陷新生代发育地层自上而下分为平原组、明化镇组、馆陶组、东营组、沙河街组 [ 8 ]。其中明化镇组、馆陶组、东营组、沙河街组是有利热储，明化镇组厚度约800~1800 m，为棕色泥岩、灰白色粉砂岩，还含有砾岩夹层；馆陶组厚度约200~500 m，为灰色砾岩夹有黄褐色泥岩，这两套热储的单层厚度较大，孔隙度一般大于25%，渗透率一般大于0.30 μm 2 ，最高孔隙度为36%，最大渗透率为1.713 μm 2 ；古近系东营组热储在东濮凹陷整个范围内也都有分布，厚度约0~1300 m，为深灰色泥岩与砂砾岩互层，孔隙度随着埋深增加而减小，在7%~21%之间，渗透率一般在0.20~0.76 μm 2 。此外，东濮凹陷及其周围地区的基底主要为奥陶系的灰岩和白云岩，发育溶洞、晶间溶孔和裂缝等，白云岩储层的平均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为2.5%和7.43 mD，灰岩储层的平均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为2.2%和2.72 mD [ 9 ]，总的来说，奥陶系地层热储、盖层及水源条件均良好，奥陶系深层碳酸盐岩也具有潜在的地热资源 [ 5 ]。 图1. 渤海湾盆地及东濮凹陷构造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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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与参数 3.1. 研究方法 东濮凹陷的地热资源属于典型的热传导类型 [ 4 ] [ 5 ] [ 10 ] [ 11 ]，对于每套地层，本文利用一维稳态热传导方程(公式1) [ 12 ] 计算得到每套地层的温度： T i b = T i t + ( q i t × Z i ) / K i − ( A i × Z i 2 ) / ( 2 × K i ) (1) 其中， T i t 和 T i b 分别是第i套地层的顶底温度，℃；t是地层顶部；b是地层底部；i是地层数，无量纲；q i 是第i套地层顶部热流值，mW/m 2 ；K i 是第i套地层的岩石热导率，W/(m∙K)；A i 是第i套地层的岩石生热率，mW/m 3 ；Z i 是第i套地层的地层厚度，km。 大地热流是表征地球向外通过传导所释放热量的一个基本的物理参数，通常热流值不是直接测量得到的，而是通过地温梯度和岩石热导率两个参数的测定间接计算得到(公式2) [ 12 ]： q = − K × G (2) q是大地热流，mW/m 2 ；K是岩石热导率，W/(m∙K)；G是地温梯度，℃/km；负号代表大地热流方向与地温梯度方向相反。 对于具有传导型地温场特征的沉积盆地，根据同一地层不同埋藏深度的地层温度利用公式3 [ 12 ] 可以计算得到该地层的地温梯度： G = ( T 2 － T 1 ) / ( Z 2 － Z 1 ) (3) 其中，G是地层的地温梯度，℃/km；T 1 和T 2 是同一地层不同埋藏深度的对应的地层温度。 3.2. 基本参数 模拟中需要的基本参数包括关键地质时期的剥蚀量、岩性参数、地层分层、烃源岩地球化学参数、地表温度、现今地温场、热史和岩石热物性参数。地层分层、岩性参数、烃源岩地球化学参由中原油田提供；由于东营运动，东濮坳陷在东营组沉积中后期经历了抬升剥蚀，其最大剥蚀量可达1000 m，而不同构造单元的剥蚀量差异较大 [ 4 ]；岩石热物性参数主要包括岩石热导率和岩石生热率 [ 4 ]。 1) 温度 本文主要从文留和卫城地区收集得到532口井的892个试油温度数据(图2)，温度和埋藏深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表明东濮凹陷具有典型的热传导地温场特征。 图2. 试井温度与埋藏深度关系图 2) 岩石热物性参数 岩石的热导率表征岩石传导热的能力，是计算大地热流的关键参数之一。岩石生热率是单位体积岩石中所含放射性元素在单位时间中由衰变所释放的能量。 图3. 岩石热导率柱(龚育龄，2003) 由于缺少东濮凹陷的岩石生热率数据，因此在研究中参考邻近的济阳坳陷的热导率数据(图3)和生热率数据 [ 13 ]。新生代：1.43 µW/m 3 ；中生代：1.51 µW/m³；古生代：1.22 µW/m³。 3) 现今地温场 东濮凹陷的地温梯度在20.0℃/km~56.5℃/km，平均为34.8℃/km，其中主要分布在28℃/km~42℃/km，占66.2%。东濮凹陷的大地热流在37.8~106.8 mW/m 2 ，平均为66.8 mW/m 2 ，其中主要分布在45~77 mW/m 2 ，占75.0%，具有构造活动及构造稳定区之间的中温型地温场特征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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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东濮凹陷馆陶组热储温度 本文根据测得的892个试油温度数据，利用一维稳态热传导方程(公式1)对东濮凹陷中央隆起带典型井的地层温度以及馆陶组顶部和底部温度进行模拟，地表温度为15℃。结果显示，馆陶组顶部温度在63℃~106℃ (图4)，西部斜坡带、西部次凹和中央隆起带温度较高，东部次凹和兰聊断裂带温度较低，温度主要在63℃~80℃；底部温度在65℃~120℃ (图5)，具有南部高温北部地温的特征，南北温度差异明显。隆起和斜坡区域的地温梯度和大地热流值高，洼陷区的地温梯度和大地热流值低，主要发育低温和中温地热能。东濮凹陷新生代构造主要表现为裂陷盆地性质，动力学特征主要为地幔上隆引起的地壳引张作用 [ 14 ]，其可能导致的软流圈上涌、地壳减薄、莫霍面抬升、深大断裂发育、地幔物质上拱等，为东濮凹陷地热田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地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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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东濮凹陷的地热能具有传导型地热能特征，主要受薄地壳背景下深部地幔大量热液上涌所控制，因此，东濮凹陷的地热勘探应以寻找传导型地热能为目标。地热能的热储温度主要与地温梯度、埋藏深度以及岩石的热物性参数有关。东濮凹陷馆陶组顶部温度分布范围在63℃~106℃，底部温度分布范围在65℃~120℃，砂岩含量高，孔隙度高，可以形成良好的热储，是中低温砂岩地热能勘探的理想区域。另外，东部凹陷南部地区的温度整体要高于北部，在地热能勘探过程中可以优先考虑东濮凹陷南部地区的 图4. 馆陶组顶部温度平面分布 图5. 馆陶组底部温度平面分布 勘探。总之，东濮凹陷馆陶组具有形成低温、中温地热能的地质条件，油气勘探也已证实其具有优质的热储。因此，东濮凹陷是进行地热勘探开发的有利区，具有良好的地热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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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实验装置加速器主体由一套速调管功率源和一台RFQ腔体组成，用于给带电粒子提供加速能量。其中，数字低电平控制系统(LLRF， Low Level Radio Frequency control system)用于控制速调管功率源的功率大小，并实现自动老炼、驻波比保护、ARC保护、调频、调谐等功能。本文详细介绍了各个系统的功能以及最终实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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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将强靶向性的含硼药物施于癌细胞并滞留其中，然后用热中子照射，使硼原子与热中子发生俘获反应。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最突出的优点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正常细胞。目前最成熟的BNCT药物BPA可应用于头颈癌、黑色素瘤、骨肉瘤、脑及CNS肿瘤、乳癌等。特别适用于浸润、扩散、转移等X-射线、质子、重离子以及手术无法治疗的癌症。BNCT因靶向深入治疗、毒副作用少、成本相对低廉等已成为肿瘤治疗的热点 [ 1 ] [ 2 ]。由于加速器的中子束具有能量可调节的特点，且加速器同时具备反应堆所不具备的安全优势。基于强流质子加速器的技术日益得到各国的重视。基于加速器的中子源能够满足BNCT对中子产额以及中子穿透深度的要求，并以其较低的建造维护费用和便捷安全稳定的运行方式，很有可能成为医院普及使用的BNCT中子源 [ 3 ] [ 4 ] [ 5 ]。 如图1所示，东莞(中国散裂中子源)第一套BNCT实验装置(简称：D-BNCT01)由一台ECR质子源、 图1. D-BNCT01主体结构示意图 一条低能传输线、一台3.5 MeV射频四极加速器(RFQ)、一条高能传输线(HEBT)和一个治疗端组成 [ 6 ]。射频四极加速器(RFQ) [ 7 ] 由速调管功率源提供功率。低电平控制系统用于控制速调管的输出功率，同时实现高功率监测和保护以及自动老炼、变频、发布变量等功能，是加速器中关键的控制设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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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低电平总体框架设计 图2为低电平控制系统整体框图，LLRF硬件组成主要包括上下变频模拟组件、低电平数字电路、高功率驻波比保护数字电路、快保护数字电路、打火探测器等。按功能划分主要包括幅相控制频率调制子系统、自动老炼子系统、功率测量和驻波比保护子系统、弧光打火(ARC)和Lowwattcher快保护子系统等。 图2. D-BNCT01 LLRF框图 如图2所示，从腔体Pick_up的352.2 MHz信号和340.46 MHz本振信号混频得到11.74 MHz中频信号送到ADC进行IQ采样。ADC采样频率为46.96 MHz，采样信号经过IQ解调以后波形将IQ值送到软件界面进行幅度相位显示，FPGA中不需要使用CORDIC (Coordinate Rotation Digital Computer)算法来进行幅度相位的转换，减少FPGA资源使用。 上位机发送的IQ值给FPGA，通过NCO进行调制实现变频，变频以后送到DAC输出11.74 MHz中频信号，中频信号再通过射频前端的混频模块上变频到352.2 MHz送给速调管作为速调管的驱动信号。 RFQ腔体有4个射频馈入口，在各个馈入口的波导上安装定向耦合器由于功率监测和正反向信号波形采样。在其中3个馈入口波导上安装移相器，通过调节三个移相器相位，最终使得四个馈入口的相位一致。 功率测量和驻波比保护子系统测量4个馈入口出的定向耦合器，并实时计算驻波比值，当腔体打火进行切激励，对腔体和功率源起到保护作用。 打火探测器监测速调管输出窗和环形器两个重要设备的弧光放电情况。 由于RFQ腔体可以进行任意相位的加速，且后续没有DTL腔体，所以RFQ对功率源的输出相位没有要求，此外，开环工作幅度的稳定度也满足束流要求，为此，低电平控制系统放弃相位和幅度闭环反馈作用，采用开环变频的方式工作。低电平输出信号实时跟踪腔体频率，尽管RFQ腔体谐振频率随着射频功率大小及占空比变化而变化 [ 8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总能保证反射总是最小。RFQ水温调节腔体频率仅仅作为粗调，不需要实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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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功能设计 3.1. RF幅度控制 RF幅度控制系统前端采用上下变频的方式现实频率转换，主控制电路采用如图3所示数字控制电路。数字控制电路配备有一个FPGA和两个DSP(其中一个备用)芯片，FPGA用于逻辑运算，DSP用于建立和工控机UPD/IP连接和进行一些复杂的数学运算，RF幅度控制系统主电路板配备一块4通道ADC子板和一块4通道DAC子板。ADC子板中3路ADC分别采集腔场和一路定向耦合器的正反向功率电压，DAC子板中一路DAC用于输出中频信号。LLRF电路负责对腔压进行采样、IQ解调、波形上传、调频、限幅等。 图3. 数字控制电路 数字I/Q解调的想法就是通过测量一个特定正弦波复矢量的I分量和Q分量，以此就可以获得该正弦波信号的振幅和相位信息。 正弦波的振幅： A = I 2 + Q 2 正弦波的相位： φ = tan − 1 ( Q I ) 低电平控制系统中的数字I/Q解调技术，通过特殊的A/D采样方法来实现，在A/D采样部分曾经提到过，腔体中频IF为11.74 MHz，A/D采样时钟为46.96 MHz，因此在一个中频周期内采样四次。 由于采样频率为腔体采样中频频率的四倍，因此两个相邻的采样点之间的相位间隔为 π 2 ，假设第一个采样点为： D 1 = A cos ( ω t + φ ) = I 第二个点： D 2 = A cos ( ω t + π 2 + φ ) = A sin ( ω t + φ ) = Q 第三个点： D 3 = A cos ( ω t + π + φ ) = − I 第四个点： D 4 = A cos ( ω t + 3 2 π + φ ) = − Q 后续的采样点依次按照[I， Q， −I， −Q]的格式重复出现，根据腔场幅度和相位与I/Q信号的关系，就可以求得加速腔中腔场的振幅和相位信息。 由于束流负载效应 [ 9 ] 的作用，加速器出束以后，腔体内的电磁场能量被束流带走，会导致腔体能量减少，为了保证束流能量足够，设计了前馈补偿束流能量的功能。通过界面设置合适的前馈矢量，计算机将前馈矢量转换为I/Q值写入到FPGA中，同时接收束流同步信号，在束流到来时把前馈I/Q值叠加到DAC输出I/Q值上，如图4所示。 图4. 前馈补偿原理图 3.2. 功率测量和驻波比保护系统 速调管功率源通过一分二、二分四给RFQ腔体4个高功率耦合器馈入功率，每路入腔功率的波导上放置1~2个定向耦合器，每个耦合器都有正向和反向监测通道，正反向功率信号接到检波器进行检波然后送到数字电路进行ADC采样和逻辑计算和判断。检波器采用mini-circuit型号为ZX47-40-S+，具有高线性度、低延时的优点，图5为检波器外观和线性度测量。功率测量和驻波比保护子系统能实时显示功率和驻波比值，同时实时存储驻波比保护计算次数，可以用于对打火进行分析。保护响应时间小于5 μs，图6为测试结果。 驻波比保护系统在监测到驻波比过大时，会切掉当前脉冲，在K个脉冲以后恢复功率，如果连续严重，单位时间内(例如，5秒)打火次数大于设定的阈值，就会关闭功率，等待人工恢复。其中K如果等于1就是下一个脉冲就恢复功率。 图5. 功率检波器。(a) 功率检波器照片；(b) 检波器线性度测量 图6. 射频保护响应时间测试 由于腔体打火会导致腔体内释放出气体导致真空恶化，操作者可以根据真空恶化程度调节K的值进而调整恢复功率的时间，这样能保证真空设备有足够时间吸收腔体内的气体杂质，减少由于真空恶化以后出现连续的打火导致宕机的概率。 3.3. 自动老炼系统 RFQ刚加工完成只能通过老炼才能慢慢往腔体馈入功率，自动老炼系统采用驻波比保护系统的打火计数次数作为依据自动控制入腔功率，实现自动老炼功能 [ 10 ]。图7是自动老炼的程序结构图，如果单位时间驻波比保护次数大于一定值(>M)则进行降功率；如果单位时间驻波比保护次数在一定区间内(N~M)，则保持功率不变，等待下一个周期升功率；当单位时间驻波比保护次数小于一定数值( 当自动老练则在达到满功率以后，维持一定时间之后按照一定时间、一定的步长台阶式降功率，到达最低功率以后，维持一定时间之后，在按一定时间、一定步长进行升功率，达到最高功率以后进行再进行维持，反复进行老练，确保在不同的功率区间都能老练到位。驻波比响应时间达到微秒级别，而真空响应时间均大于10 ms，采用驻波比作为老炼依据有响应更及时的优点。 图7. 自动老炼算法流程图 3.4. 自动变频计算 直线功率源工作在脉冲模式下，每个脉冲RF驱动结束之后腔场会有自由衰减振荡的尾场，这个尾场频率实时反映了腔体的谐振频率 [ 11 ]，由于使用固定的采样频率进行采样，当尾场振荡频率与工作频率352.2 MHz不一致时，相位值是线性变化的，相位的斜率为： d θ d t = 2 * p i * Δ f 其中 Δ f 是偏离中心频率的频率值。将频率为( f 0 + Δ f )的功率馈入腔体，可以避免由于腔体失谐导致的反射过大。图8红色线为腔体在低电平变频情况下腔体相位情况。 由于腔体失谐过程比较缓慢，一般是几秒才有比较明显变化，因此失谐变频算法在软件上实现，通过计算尾场相邻两点相位的斜率并对其排序以后取中间值，可以排除掉原始数据中相位经过±180˚时跳变的数据，并获得合理的失谐频率值。 图8. 自动变频条件下的相位情况(红色) 3.5. 弧光打火(ARC)保护和速调管反射过大保护 弧光放电保护系统利用监测弧光对系统起到保护作用，分别在速调管输出窗和环形器输出位置各放置一路ARC打火探测器。ARC探测器保护逻辑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在射频脉内出现监测到ARC现象时，对当前射频脉冲进行封锁，由于每次ARC探测器输出的脉冲为500 ms，所以500 ms内不再恢复射频脉冲，等到500 ms结束以后恢复射频脉冲。同时界面上可以设置累计保护次数，如果5秒内出现ARC次数超过一定数值，则进行永久保护，等待人工复位。 当速调管反射过大时，需要进行切射频保护，以免对速调管造成损伤。采用LM393电路实现低通滤波和比较判断的功能。由于BNCT工作的重复频率和脉冲宽度随着项目进展不断调整，实验中，发现在同样幅度的射频脉冲输入条件下，不同的重复频率和脉冲宽度对输入比较结果也不一样。这与反射保护固定阈值要求相违背。最终不断优化电路结果保证在不同占空比下阈值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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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软件界面 远程界面通过在本地程序嵌入EPICS实现PV分布 [ 12 ]，如图9所示，远程界面包括幅度、变频控制，功率监测及驻波比保护、打火探测器、自动老炼及腔体波形实时显示等功能。 图9. LLRF远程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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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结合D-BNCT01的加速器结构，提出并实现了低电平控制系统，包括腔体采样、变频计算、自动老炼、功率监测、功率保护等功能，满足D-BNCT01运行的需求。采用了自动变频、减少闭环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采用VSWR实现快保护，响应速度达到微秒级别，采用前馈功能只对束流期间进行功率补偿，保证束流能量达到要求，实现了自动老炼功能，减少人工的干预和繁重的工作量。图10中绿色为四 图10. RFQ入腔功率与打靶功率的历史曲线 路入腔功率总和，蓝色为束流打靶功率。RFQ入腔总功率约490 kW，束流打靶功率4.3 kW。目前机器运行稳定，束流传输效率大于96%，已经多次给相关合作单位提供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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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基层社区业主集体行动的逻辑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宁波市蔚斗一区业主的集体行动的探索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解释城市社区中公众参与和集体行动困境，并对业主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探析，发现行动精英、共同利益、社会资本与制度规则这四个因素保证了集体行动的发生与进行，从蔚斗一区一个小社区的研究发现了城市社区业主集体行动背后的深层逻辑所在，从而一定程度上探寻了“搭便车”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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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集体行动的背景介绍 (一) 理论背景 国内学者和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要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我国的社区治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的历史变迁，目前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的过程中；二是社区管理方式由于私有产权房的出现而发生巨大改变。“城市商业小区中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的出现，使学者认为‘三驾马车’(即居委会、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组织架构将改变社区治理结构。” [ 1 ] 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学者们对于城市社区治理确实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是社区管理中的基础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现如今的小区中，只有居委会与物业“两驾马车”有真正动起来的痕迹。其中物业公司以市场化方式承接了传统居委会治安、卫生、设备维护等日常事务，呼应了以经济市场化为主要维度的国家改革模式。而作为第三驾马车的业委会则存在着主动性不够、地位不够、监督不够等一系列问题。 业委会自诞生以来，其运作与发展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维权与自治。成立方式一是自上而下推动成立，上海较多采取这种模式，由于上级推动成立导致其行政化色彩较浓，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二是自下而上成立，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由于维权而自发性成立的业委会，这种类型的业委会在短期内维护业主的合法权力，但后期维权结束以后继续发展成自治组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主要是要真正动员业主广泛参与的难度较大 [ 2 ]。 在实践中，社区的公众参与是个难题。社区中业主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哈丁的“公地悲剧”认为，“在一个信奉公用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趋之若鹜地追求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就是所有人的目的地” [ 3 ]。曼瑟尔·奥尔森的理性选择理论也提出，个人理性并非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个人理性在达成集体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选择“搭便车”。奥尔森认为，“集体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可以等同或类似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 4 ] 出于“经纪人”假设的考虑，每个人都会尽可能的消费和使用公共物品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控制和减少自身在公共物品上的投入，从而做到自身投入最少而享受最大的公共服务。而且一般个人的行为在集体之中能很好的隐藏，所以很难发现其行为的不合理之处，共享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存在着巨大的“搭便车”诱惑力，“公地悲剧”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道格拉斯·诺斯、约翰·卡特等“意识形态”理论学派则认为奥尔森等人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于集体行动的看法过于悲观。他们认为，人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所灌输传授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以及社会习俗和伦理道德法则会约束人们的行为，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 [ 5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有无意愿去提供公共物品，当一个人是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时，“搭便车”的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就很小，这就能看得出公平的环境对个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也常被用来解释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奥斯特罗姆认为，在个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时，除了意识形态，还需要有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形式的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行，否则很难克服“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奥斯特罗姆结合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以声誉、信任和互惠为核心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提出声誉、信任和互惠是影响利益集团成员合作的重要因素，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 6 ]。 总的来说，理性选择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这三种理论都为解释集体行动的困境从各自角度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理解。本文将以宁波市蔚斗一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与运转为例，进一步分析城市社区中业主集体行动的逻辑。 (二) 现实背景 蔚斗一区位于戚家山街道蔚斗社区，小区建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宁波开发区建设初期，是北仑最早规划和建立的居民住宅小区之一。蔚斗一区是个典型的无物业老小区，有居民楼17幢、居民583户。2010年之前，蔚斗小区都是由物业来管理的，由于物业管理人员的不作为，小区内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楼道堆放杂物造成安全隐患、车棚灯损坏长期无人修理、邻里纠纷频发、小区环境卫生差等问题。治理主体的问题主要包括主体的参与问题和结构问题。其一，治理主体主要包括物业、小区居民，2010年之前的蔚斗一区，居民们大多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他们并没有意识去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并且也没有供他们参加公共事务的平台和渠道。其二，主体结构问题是由于蔚斗一区居民老龄化严重，而且流动人口也比较多，所以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参与小区治理之中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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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集体行动的逻辑探析得出的结论就是要综合四点重要因素的作用，行动精英、共同利益、社会资本和制度规则都是集体行动有效进行的必不少的条件。行动精英是集体行动的发起者，他们是打破“搭便车”现象的关键所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也能更好的动员广大业主。共同利益是社区业主联合起来的原因，正是由于共同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他们才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投身于集体行动中来。“由于产权私有化，才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言的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和私人独立性、自主性基础上的公共事务决定问题。” [ 8 ] 社会资本是让社区居民连接起来的关键之处，积累够了充足的社会资本，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才能更紧密，联系多了就能消除掉很多小的摩擦和分歧，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更好的参与进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制度规则在社区集体行动中发挥的是维持稳定的作用，是业委会维持社区稳定活动的重要保障。 蔚斗一区在探讨基层社区业主的集体行动逻辑的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历不少挫折，最后得以成功，全靠以上总结的四点因素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业主利益的强调和精英的动员、业主的广泛参与是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两个基本要素。当代基层城市社区业主集体是建立在维护自身和群体利益这一共识基础上，反过来说，完善的集体行动也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得以保障的条件所在。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业主的集体行动中看到利益要求向权益诉求的逻辑转变，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某种特征及趋势，还需要在以后的时间中进一步的求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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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骤然来袭。中国党和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在全国人民的协力配合下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扩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动公开患者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对患者进行及时的隔离治疗，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这些都为成功抗击疫情提供了必要的助力，但在进行信息公开和运用其他疫情防控措施时也出现了个人隐私权与公共卫生安全需要之间的冲突问题。通过研究这一问题的现状及产生原因，对冲突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制度性的解决方法，以期在法律规范的视角下更好地协调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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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新冠疫情经历了爆发到被控制的全过程。在抗疫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引发了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需要的冲突，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协调。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进入到常态化阶段，如何更好协调两者的关系，既使隐私权得到保护又使公共安全利益得到满足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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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隐私权与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发生冲突的现状及原因 (一) 两者冲突的现状 1. 实践现状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其中包括每日的病例统计报告，它先由各省市自治区汇总后，再由国家卫健委进行及时统一的权威发布。同时各地政府与互联网企业配合，积极推广健康码等健康凭证，要求只有凭借健康码绿码才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进入相应的公共场所，而在健康码的申请过程中政府可以获得申请者14天内的活动轨迹信息和身体健康状况。除此以外政府还及时对新冠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隔离，对他们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进行公开，并通过视频监控和大数据技术等手段快速摸排密切接触者。这些措施对新冠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确实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有效控制了疫情，维护了公共卫生安全，却也引发了公众对个人隐私可能遭到泄露的担忧。 除了政府在疫情中的这些防控措施以外，在疫情爆发的初期阶段，群众性自治组织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来进行疫情防控。比如搜集回乡人员在14天内的活动记录，对从疫情高危地区回乡人员的房屋进行标识，或者由专人对其所居住的房屋及人员活动情况进行观察。这些为了公共卫生安全需要所采取的特殊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 立法现状 个人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在我国的许多法律中均有规制，尤以宪法中的相应规范最为重要。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三十九条规定住宅安宁权以及第四十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些都为个人隐私权保护提供了宪法上的规范依据。 除了宪法规范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2020年5月28日新通过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也对个人隐私权进行了规制。在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该条还对隐私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1 。除此以外我国刑法 2 ，行政法等部门法也对个人隐私权作出了相应的规制。可以说个人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得到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上的保护。 而关于公共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规也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依据是《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以及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对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可以进行限制的条款。 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法规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最新通过的《生物安全法》等，其中《传染病防治法》最近一次修改还是在2013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则是在2011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两部法律法规的规范内容由于时过境迁，很多都已经不再适应目前的社会发展情况，尤其是在此次疫情期间其规范的滞后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法以适应目前最新的社会发展情况。而最新通过的《生物安全法》也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通过不断地适用，来总结经验教训。 (二) 两者发生冲突的原因 1. 外在原因 新冠疫情是引发当前个人隐私权和公共卫生安全冲突的主要外因。此次新冠疫情可谓百年罕见，其不仅来势猛而且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疫情期间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和救治感染者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强制措施，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会与个人的隐私权产生冲突。比如通过互联网对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和行动轨迹进行发布，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密切接触者，同时将轻症病例集中于方舱医院进行统一的隔离观察等，这些措施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隐私权，从而导致了两者之间冲突地发生。 2. 内在原因 1 摘自《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二款。 隐私权作为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个人独立享有，且该项权利具有隐秘性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私人生活不被他人窥探的权利。它要求若无必要公权力不能侵入私人生活的隐秘领域以及获取个人的隐秘信息，个人对自己的隐私可以形成支配 [ 1 ]。而公共卫生安全则是一种极端重要的公共利益，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它有时为了公益的需要会对个人权利形成一种必要的限制，且它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要求，要求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而这些信息很可能包含着个人的隐私。两者一个倾向于对个人隐秘的保留，一个倾向于对必要信息的公众知晓。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个人隐私权与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是易于发生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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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冲突时所产生的问题分析 (一) 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谁更应优先保护存在争议 两者谁更应当受到优先保护的问题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应当根据实践中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药店判决中将公共利益区分为一般公益、重要公益和极端重要的公益 [ 2 ]。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因为涉及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公益，在保护时应当具有极大的优先性。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都应该优先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尤其是在新冠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的公开方面，虽然这部分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权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出于公共卫生的需要这部分信息也具备了公共性，应该向社会大众进行公开，以满足大众对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和对自身所处状况进行分析的信息需要。对这些信息的公开可以有效地规避出现民众人心惶惶的局面，更好地推进疫情联防联控，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当然在疫情防控中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也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个人隐私权毕竟属于个人的基本权利，即使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这种限制也应当是有所限度的，要注重维护新冠患者的人格尊严，对其被治愈后的个人隐私权不能再加以不必要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隐私权应当得到优先保护。 总之二者谁应优先保护的争议应当放到具体的情境中进行考虑，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二) 为实现公共卫生安全而可采取措施限制隐私权的责任主体不甚明确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政府和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进行了积极的参与，尤其是一些互联网企业和基层群众组织为疫情的有效控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然而这种多主体参与的情况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就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疫情爆发初期我所在的村民自治组织就来上门询问我14天内的活动轨迹，我也如实进行了报告，因为我当时并没有去过高危地区，所以我没有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但是我家附近的一户人家刚从报告了确诊病例的地区回来，虽然他们当时只是去那里见了亲戚一面并没有与当地报告的确诊病例有过任何接触，他们家还是被列入了重点观察对象，每天都有村委组织的人员对他们家的活动进行观察，为了避免他们外出还定时为他们送菜送饭，并且在村委公告栏中对从有确诊病例报告地区回来的几户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公开，这些行为在疫情初期并不鲜见。然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区、农村的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但是村委会上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理范围，对某些村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私人隐秘信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害。 除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外，不少互联网企业也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采取了许多措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支付宝与浙江当地政府合作推出了健康码服务，许多手机app会在首页每天对全国病例信息进行更新，一些导航软件对确诊病例的所在社区进行特别标识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侵犯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如非法搜集普通用户的活动轨迹和身份信息，对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进行了不当的披露，甚至对个人隐私信息进行处理后用来牟利等。 在疫情防控中多主体的参与为疫情的有效控制提供了许多的助力，但是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也导致了责任主体的不甚明确，导致要么有些主体过度扩张了自己的职责，而真正应该负起相关责任的某些主体却处于“隐形状态”，导致公权力失位，我认为真正应该在疫情防控中负起主要责任的应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只有具备公权力的政府可以为了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进行合理合法的限制，而其他主体更多的应是配合政府进行疫情防控。 (三) 存在滥用公共卫生安全需要而侵犯个人隐私权的问题 为了公共卫生安全需要是可以适当限制个人的隐私权的，这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然而这种限制并不是无限的，政府和社会组织不能滥用公共卫生安全需要这一公益来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但是现实是在此次疫情期间，存在不少的行为假借公益之名，而行侵犯私人权利之实。比如将带有武汉返乡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等相关的个人隐私信息在朋友圈、微信群中大规模泄露，造成很多武汉返乡人员被陌生人通过电话、添加微信好友等方式骚扰、谩骂 [ 3 ]。 针对这样的行为如何进行规制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我国在许多法律中都对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行为规定了处罚。但是当这种行为披上了为了所谓“公共利益”的外皮时，对其的规制难度就呈现几何倍数的提高。因为在疫情中，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将使公民知情权得到增强而隐私权会受到削弱，公民有必要了解疫情的全面信息以配合政府的抗疫举措。但一些居心不良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此期间就很容易滥用公益之名来侵犯个人的隐私权，还美其名曰是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针对这种行为要加强甄别和处罚。 同时还有很小一部分政府机关也会以为既然是为了公共卫生安全这种极端重要的公共利益，那么对于个人的隐私权是可以进行没有限度地限制的，甚至是可以完全摒弃的。因此在做法上也会存在滥用公共利益对个人隐私权进行限制的问题，而对这种问题的规制也是比较缺乏的。在我看来对政府公权力进行必要限制，防止其滥用公共利益损害个人利益是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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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协调个人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需要的对策 (一) 明确个人隐私权受公共卫生安全限制的范围 个人隐私权受公共卫生安全限制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受限制的范围绝不是无限的，应该有一定的范围。个人隐私权可以受到公共利益的克减，比如说学理上高级公务员，公众明星的隐私权保护因为其身份可能会较普通公民的保护更弱。可以类比来看，新冠患者的隐私权由于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保护会最弱，疑似患者次之，密切接触者再次之，普通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应当最强。 但即使是新冠患者也应该享有最低限度的隐私权。比如在对新冠患者的隐私信息进行公开时可以不公开患者的姓名，对其进行隔离或者治疗时应当给予其适当的隐私空间。新冠患者治愈康复后，除要求其进行必要的复检外，不得再行限制其个人隐私权，应将其与普通公民平等对待。至于普通公民在疫情期间，个人隐私权受公共卫生安全限制的范围，应当仅限于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接受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等预防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等，且这些被搜集到的隐私信息在没有取得当事人同意时不应该被公开，因为这些普通公民的隐私信息并不具有公共性，不应该成为政府疫情信息公开的对象。 将新冠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的隐私权受公共卫生安全限制的范围与普通公民隐私权受公共卫生安全限制的范围区别开来，并且明确各自的受限制的范围，将更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隐私权，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个人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需要。 (二) 明确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并协调社会组织予以配合 目前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在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但主要责任却在第七条中规定由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进行承担。这种规定有推卸责任之嫌，应当进行修改。修改应当明确党的领导地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主体责任，只有明确了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才能更好地做到权责统一。 首先在疫情中政府要统筹各个行政部门的防疫工作，因为疫情防控不同于普通的行政活动，可以由一个单一的行政部门来进行处理。疫情防控需要各个行政部门进行配合实现联防联控，这就决定了应由政府进行牵头，才能做好各个行政部门的协调，单由政府中的疾病预防机构进行抗疫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在疫情期间要主动负起疫情防控的责任。 其次在疫情中政府应当充当疫情信息公开的主体 [ 4 ]。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疫情信息属于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虽然这部分信息可能包含新冠患者的隐私，但这部分信息因为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已经具有了公共性。因此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应当主动公开新冠患者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此次疫情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实信息，有些不实信息还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恐慌。因此行政机关应当主动澄清不实消息，及时发布权威的疫情信息，稳定人心和维持社会秩序，充当好疫情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 最后在疫情中政府要积极调动社会组织参与到疫情防控这一为了公共卫生安全的工作中来，与这些社会组织做好协调配合，使它们更好地协助政府进行疫情防控。但对于某些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越权行为和侵害个人隐私权的行为，政府也要给予规制，不能任其胡作非为。政府尤其要对在疫情期间搜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互联网企业加强监督管理，要求其对不具备时效性了的公民个人隐私数据进行销毁或者封存，不能用作其他用途。同时政府要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发挥，可以要求其搜集本村村民或者本社区居民的相关数据并进行上报，配合政府进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宣传，做好居民和村民的情绪引导工作等，但不应该允许其对村民和居民的私人生活进行观察以及进行没有授权的个人隐私信息公开，如果出现这种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情况政府要及时进行纠正。 (三) 政府要依据比例原则进行裁量不得滥用权力 比例原则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能够有效地限制政府滥用公共权力。政府在疫情期间为了公共卫生安全这一公共利益需要对个人隐私权进行限制时应依据比例原则进行裁量。 第一，比例原则要求政府的行为具有合目的性，为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而对个人隐私权进行必要限制在目的上是正当的，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公共卫生安全是关系到普通公民身体健康的重大公共利益，是法律应该优先保护的利益，因此政府采取的这些疫情防控措施的目的是具有正当性的。 第二，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要选择给公民和公共利益带来最小侵害的措施 [ 5 ]。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在搜集个人的隐私数据时要仅限于那些和此次疫情相关的个人隐私信息，而不是将所有的个人隐私信息全都搜集起来。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时能进行公开的公民个人的隐私信息也仅限于因为公共卫生安全需要而具有了公共性的信息。同时对确诊患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在隔离的房间内安装监控，监视其私人生活，政府也要保证隔离点的居住质量，给予被隔离者一定的私人空间，以期达到对个人隐私权最小的侵害。 第三，比例原则要求在采取某种行政行为时要保证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与社会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均衡，两者要成比例。当然这种均衡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不能侵犯人最基本的人格尊严。政府为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个人隐私权的时候要考虑到限制措施对个人的损害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之间是否均衡成比例，不能一味追求对疫情防控越严越好，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越多越好，尤其是不能为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而践踏人的尊严，政府要做好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四) 给予隐私权受损的个人以救济 个人权利受损之后需要对其进行救济。隐私权作为一种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受到滥用公共卫生安全需要的行为的损害时也应当有相应的救济途径。 如果是政府滥用公共卫生安全需要侵犯个人隐私权，比如在政府疫情信息公开中公开了行政相对人的隐私信息，而这些隐私信息却是和疫情无关的信息，那么行政相对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是个人或社会组织滥用公共卫生安全需要侵犯个人隐私权，那么可以寻求民事调解、民事诉讼等途径进行解决。如果政府、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受到侵害的个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国家公权力机关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相应的救济途径的存在是协调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隐私权冲突的重要手段，合理地运用这些救济途径能够为疫情中的个人隐私权保护提供保障，弥补因滥用公共卫生安全需要而对个人隐私权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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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目前我们仍然处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远未结束。我们应该吸取之前疫情防控中的经验教训，完善法律法规，依靠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制度或者原则来协调个人隐私权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需要的冲突，本篇论文的初衷也正是在此。希望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早日完全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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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探究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的外显和内隐态度，采用语义差分量表测量75名大学生的外显态度。采用经典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集中测量武汉市某高校72名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的内隐态度。结果表明，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表现出积极的外显态度(t = 2.154， P < 0.01)；积极的内隐态度(t = −11.636， P < 0.01)。且外显和内隐态度相互独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 = 0.5)。结果说明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的外显和内隐态度一致呈现积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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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从法律法规到部门规章、政策性文件等方面尝试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法规体系 [ 1 ]。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出台，在网络媒体上引爆舆论热点，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一举将“垃圾分类”变成社会热点，大众逐渐重视垃圾分类 [ 2 ]，可见近几年垃圾分类的推行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当前对于垃圾分类行为已有研究多从政府宏观政策制定、落实措施 [ 3 ]、垃圾桶设置、智能分类垃圾桶研发 [ 4 ]、改善客观条件、协同第三方机构、组织社区志愿者 [ 5 ] 等角度出发，而较少将垃圾分类的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和态度。在对民众参与垃圾分类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学者们以街头访问、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简单地统计民众对垃圾分类的了解情况、分类行为的实践现状、分类知识的宣传渠道等，鲜有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微观层面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和心理倾向。目前对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态度并未进行深入研究，缺乏实验证据。而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对他们落实分类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预测作用 [ 6 ]，但态度对行为预测作用的大小、对未来推进全民垃圾分类能做出的研究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态度本身的结构是否有清晰的认知。当前我们对于大众垃圾分类的态度结构成分尚不清晰，学界鲜有实证研究。 态度是指个体对特定社会客体做出反应时所持有的稳定的、评价性的内部心理倾向 [ 7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一直将态度看作是对客体支持或反对的单一心理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心理学家Greenwald A.G.和Banaji M.R提出了关于态度的新概念——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s)。内隐态度是指过去经验和己有态度积淀下来的一种无意识痕迹潜在地影响个体对社会客体的情感倾向、认识和行为反应。它通常是无意识地评价，在个体的意识层面无法知觉到，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态度对象的判断抉择。在此基础上，Wilson和Lindsey等人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理论(Dual Attitudes Model)，他们认为个体对于同一态度客体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能被自己所意识到、所承认的外显的态度，另一种则是无意识的、自动激活的内隐的态度。研究表明，当个体没有能力检索外显态度、认知资源不可用，以及处理事情的动机处于低水平状态时，人们的行为反应会更多的受到内隐态度的影响。可见内隐态度稳定性强，更加贴近真实态度。个体对某一事物能够存在外显和内隐两种态度，那么仅仅对其中一种态度进行测量是不够全面严谨和真实可靠的，有必要对这两种态度分别加以测量。而所得两种态度的一致性或冲突性更能够窥探到个体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成分，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态度对于行为的预测作用 [ 7 ]。 双重态度模型理论引发了人们对态度测量方式的反思。语义差分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Osgood C.E和Suci G.J以及Tannenbaurn P.H发展的一种外显态度测量技术 [ 8 ]，是一次性集中测量所需要理解的某个概念词的测量手段。针对研究所需的概念词设计出一系列双向形容词量表，请受测者根据对概念词的感受、理解，在量表上选定相应的位置。语义差分量表法强调带有方向性的联想，是测量被试外显态度的有效方法。 内隐态度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得，学界最常见的是反应时测量法。1998年Greenwald等人首先使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来测量内隐态度。其基本程序是给被试呈现规定好的刺激，要求被试在刺激呈现后进行又快又准确的分类反应。以反应时为测量的指标，衡量个体在做判断时，与自己内在信念一致或者不一致时的心理差异 [ 9 ]。反应时的长短标志着机体内部加工的复杂程度。当呈现的刺激所携带的信息概念与我们大脑中信息、以往认定的经验相匹配时，则反应时间越短，即是由自动加工完成的。反之当刺激信息与个体已有经验不够匹配时，原有内在的联系会在自我联想评估时起干扰的作用，从而所需要的反应时间更长。在这种快速反应的条件下，被试对刺激的反应是很难有意识控制的，因此所获得的结果通常是内隐的。综上所述，国内对于垃圾分类态度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采用单一的问卷调查等自我报告的形式测量，结果可能被各种反应偏差扭曲，测得的答案有可能会有社会赞许效应，不能全面地探测到个体的态度。目前我们并不清楚大众对垃圾分类内隐态度。基于此，本研究对大学生的态度进行准确全面的测量，采用语义差分量表进行外显态度测量，采用经典IAT范式测量内隐态度，了解大学生践行垃圾分类的态度意愿和态度的结构，探究内隐垃圾分类态度与外显垃圾分类态度是否一致，为垃圾分类推行等研究予以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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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一：大学生垃圾分类外显态度调查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通过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选取95名大学生，用于测量对垃圾分类的外显态度。筛选出有效数据75份，其中女生占比73.3%，平均年龄为21.23岁(SD = 2.160)。所有被试均通过认真度测试题，答题时长不少于40秒。 为保证测试的结果较少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造成偏差，使用G*Power样本量估计软件进行先验分析，结果显示：研究一所需最低样本量为54，本研究样本量充足。 2.1.2. 研究材料 1) 概念词 以“垃圾分类”为主题词，结合政策文件、时事新闻和相关研究文章，选取民众熟知、与日常垃圾分类行为相关较高的13个词汇，经专家和教授评定后确定6个词汇作为外显态度语义差分量表的概念词。垃圾分类概念词为“分类投放”、“定点投放”、“破袋投放”、“精准投放”、“分类垃圾桶”、“可降解处理”。 2) 属性词 查阅相关文献，初步收集到与环保相关的常见积极属性词22个，消极属性词22个。为控制实验中因词汇本身的区分度而引发的实验误差，通过方便抽样选取武汉某高校59名大一学生，其中女生占比50.8%，平均年龄为18.31岁(SD = 1.073)，使其评定两类属性词的效价与唤醒度。评定量表均为李克特7点计分。效价是指被试在面对词汇时感到的积极或消极的程度(1 = 非常消极，7 = 非常积极)，所选词汇应当在效价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以确保被试在测试中能够快速反应并明确区分词汇的正面和负面倾向；唤醒度是指被试在面对词汇时情绪反应的强度(1 = 非常平静，7 = 非常强烈)，所选词汇的唤醒度应当保持无显著差异，被试在看到词汇时情绪反应的强度应在某个均值左右，尽量避免大的波动和冲击变化，以此控制实验由词汇本身的意义所带来的误差。 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类属性词的效价得分存在显著差异(t = 28.396， P < 0.01)，唤醒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585， p > 0.05)，结果详见表1。最终，从两类属性词中选取符合语义差分量表的8对语义相反的极端形容词用于外显测量；选取19对属性词，用于内隐联想测验。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lence arousal of attributive word 项目 积极词汇 消极词汇 t p 效价 5.312 ± 0.274 2.726 ± 0.287 28.396 0.001 ** 唤醒度 4.412 ± 0.312 4.207 ± 1.498 0.585 0.565 表1. 属性词效价唤醒度的统计结果 注： ** P < 0.01。 2.2. 实验程序 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垃圾分类外显态度语义差分量表，共48个项目。量表的指导语部分向被试解释唤醒度与效价的概念。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对8对语义相反的极端形容词进行评分，如(1 = 厌恶的，5 = 喜欢的)，选取的配对形容词有“污浊的–清洁的”、“污染的–环保的”等；选取的垃圾分类概念词有“分类投放”、“定点投放”、“破袋投放”等。本次研究中该语义差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9，信度良好。 2.3. 数据处理 运用SPSS17.0计算被试问卷的题目平均得分，得分大于3即可初步判断对垃圾分类的外显态度偏积极，得分小于3则初步判断为消极，得分等于3则判断对垃圾分类态度中立。再将被试得分与中间值3进行单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著则说明初步判断的态度倾向(积极或消极)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说服力；检验结果不显著则说明被试对垃圾分类的外显态度为中立。 2.4. 结果 在外显语义差分量表中，被试的平均得分为4.082 (SD = 0.529)。通过得分得知了被试对垃圾分类的印象偏向“清洁的”、“有益的”、“环保的”、“喜欢的”等环保绿色、积极有益的形容词标签。将得分与中间值3进行的单样本t检验结果为t = 17.723，P < 0.01，结果如表2。 Table 2 Results of explicit scal N 得分(M ± SD) t df p 75 4.082 ± 0.529 17.723 74 0.001 ** 表2. 外显量表得分结果 注： ** P < 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