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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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综述了国内外有关自我参照效应发展的研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正常人和心理异常者的自我参照效应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综上可知自我参照效应似乎是一种自发的记忆优势。由于实验被试和控制条件等各方面因素的不同，目前仍不能确定自我参照效应是否具有发展性。但综合不同年龄阶段正常人的研究结果分析，我们似乎可以猜测自我参照效应是发展的，及其发展的进程：在儿童期，自我参照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到10岁时几乎达到成人水平；从青年期到老年期，自我参照效应略有增长，然后基本上保持稳定。那这种记忆优势是否可以表明自我是一个特异的结构呢？Symons和Johnsons (1997)的元分析表明自我尚不足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结构，自我参照效应的发生是因为自我是一个发展完善并经常使用的结构，且可以促进信息的精细加工(Brown， Keenan， & Potts， 1986)和组织加工(Klein， Loftus， & Schell， 1994)。我们知道，自我结构具有动态性，在婴儿期和儿童早期的发展速度最快，且人们对他们自身的看法始终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在成年期自我相对比较稳定，但人们老化的过程包含了大量的变化和中断，这对个人的自我建构是一个挑战。此外，通过对心理异常者相关研究结果的探讨，发现他们的自我参照效应存在异常，表现出器质性损伤，与正常人相比，大多数心理异常者并未表现出自我参照效应这种记忆优势。综上可知，正常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参照效应的发展具有对应性，而心理异常者的自我参照效应存在异常，自我发展存在缺陷。 虽然前人已经深入地对自我参照效应的发展进行了探究，但尚有一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一、关于儿童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发现实验范式及任务难度是探索儿童自我参照效应的制约因素，并且得到行为研究的证实。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自我参照的加工过程伴随着大脑内相应脑区的活动(Northoff， Georg et al.， 2006; Heatherton， Todd et al.， 2006; Kelley， William et al.， 2002)，那么儿童自我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是否会与成年人激活相同的脑区仍未被涉及。此外，儿童与他人的亲密程度是否会影响儿童自我参照效应的发展不得而知。二、老年人与父母、配偶、子女都具有较强烈的亲密关系，那么老人是否存在母亲参照效应、配偶参照效应和子女参照效应。三、大量的研究发现了中国人具有母亲参照效应，孩子往往视母亲为自我的组成部分。Markus 和Kitayama (1991)在论述文化与自我的关系时提出独立型自我和互依型自我的理论模型：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价值，强调个体差异，这种自我属于独立型自我；东方文化注重集体精神，强调个体与周围环境及人的相互依存，并将与自己有关的重要他人视为自我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属于互依型自我。那么母亲是否将自己的孩子看作自我的一部分以及与自我有关的信息、与自己孩子有关的信息是否会有相同的记忆效果也是自我参照效应研究领域的一个盲点。四、大多数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都是采用自我相关范式完成，属于对外显自我加工的探讨，并没有考虑到意识层面下自动的内隐自我加工。故对内隐自我参照加工的考察应该是研究自我参照效应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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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资助信息 本研究得到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112|0242)、怀化学院科研资助项目(4111|005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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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基本心理需要在国内外的研究由来已久，目前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遍及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但是需要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在概念界定、需要结构、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几个方面系统地对国内外基本心理需要的观点和研究进行阐述之后，发现其中存在涵义不清、内部结构混乱以及测量单一等问题。因此从系统性、追踪性以及应用性等方面提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关键词 :基本心理需要，结构，理论基础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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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基本心理需要概念及辨析 1.1. 需要概念的界定 需要作为一个日常概念虽然广为人知，但其定义却并不统一。国外学者们各有看法，如Sullivan (1953)在人际理论里将需要定义为个体与有机体内外的物理化学环境之间的生物不平衡引起的张力；Rotter (1975)的社会认知学习理论中对需要进行了假设，认为需要是被人们认为是驱使自己朝向目标的行为或行为群，需要由需要势能、活动自由和需要值组成；Murray (1981)则认为需要是一种存在于大脑中的生物化学力量，它以将令人不满意的情境转化成令人更加满意的情境的方式来组织知觉、智力和行动，并将需要等同于驱力，认为一种需要或多或少可以被看作是稳定的人格特质或者某些时候是一种状态(叶奕乾，2005)。可见需要是内部产生的，指向一定行为的力量。 1.2. 需要概念的辨析 需要常以意向、愿望、动机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概念以需要为基础，与需要关系紧密，正确理清这些概念和需要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掌握需要的概念。常见的容易与需要发生混淆的有欲望、内部动机和目标等。欲望(desire)是指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必然为人所觉知，可能超出需要的度，欲望象征有机体缺少或者实际需要某些东西，欲望的结果可能是有害的，而需要则与人的成长健康联系在一起(Kasser & Ryan， 1996)。内部动机是人类积极主动寻求成长的本性，是人类学习和发展的基础(White，1959)，而胜任(competence)及自主(autonomy)的需要激励内部动机行为的产生，即动机是需要的基础，推动人们去行为或指向某一目标以满足需要，阻碍人的自主需要会降低行为的内部动机(Kowal & Fortier， 2010)。Deci与Vansteenkiste (2004)将基本需要与内在化联系起来分析，认为外在刺激驱力可以通过加强对自主需要的支持度来提升内部动机，实现内部的整合。以及关于人生目标的阐释，目标设定过程的核心依据就是基本需要，且需要满足的程度影响着目标的制定(Deci & Ryan， 2000)。 1.3. 基本心理需要的界定 人类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根据需要的特征描述列出一个清单来，比如睡眠、性、进食等等的需要，这些生理的驱动彼此间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并且毫无疑问是先于其他需要存在的最有力的需要(Maslow， 1943)。在满足这些需要之后，才会考虑到爱、归属、安全等等需要。Len Doyal和Ian Gough (2008)在《人的需要理论》一书中对基本需要进行了论述，认为基本需要是在需要与想要之间存在普遍性和最高的标准判断，这种需要是所有人为了避免严重伤害都必须达到的目标，并且列举了健康和自主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对于基本心理需要的概念，却并未见到明确的界定。McClelland (1961)将需要划分为两大类，基本心理需要就是除却生存需要或者物质需要之外在精神上的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中便是除去最底层的所有层次的需要。除开和动物一样的生物需要之外，这些存在的特殊的人类需要出现于人类文化的演化过程中。基本心理需要对人类生存发展以及心理整合而言是必要的营养(Deci & Rya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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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本心理需要结构 2.1. 国外需要结构的划分 对于需要的结构，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马斯洛(1943)的需求层次理论将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还有早期曾提及的求知与审美的需要。Alderfer (1969)在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E.R.G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类，包括存在、关系和成长需要。社会-文化理论的代表霍妮(1937)认为神经症的动力结构是基本焦虑，为消除基本焦虑个人产生了神经质需要，她提出十种神经症需要并归为三类：依从人，对爱与赞许的需要；支配人，对权力、成就威信等的需要；分离人，即对独立、自主和完善的需要。艾瑞克森(1968)则提出了八个心理社会发展的阶段需要，如婴儿期对基本信任感的需求、青少年时期对同一性的需要等，主要有基本信任(希望)、自主(意志)、主动性(目的)、勤奋(能力)、同一性(忠诚)、亲密(爱)、繁殖(关心)以及自我完整(智慧)的八种需要。之后弗洛姆(1981)提出人类除了生理或者动物需要外，还受五种需要的驱使，即亲合、超越、寻根、同一性感以及定位的需要。随着动机研究的发展，Deci及Ryan提出影响颇大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通过对内外部动机的认识假定人有三种根本的心理需要，即胜任需要、关系需要及自主需要。 2.2. 国内需要结构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需要结构的研究则偏向于在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分析，并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被认可的理论。如黄希庭等(1988)通过开放式问卷测量后自编的需要调查表，将大学生的需要分为6类18种，主要有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发展和贡献需要。景汇泉和孙宝志(2001)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参考马斯洛理论、ERG等理论编制问卷，提出了需要的TGO理论，包括成长、成才及服从三大类需要，并发现需求结构具有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 2.3. 需要结构内部辨析 需要划分的种类众多，甚至名称各有不同，有些需要之间存在重叠。Murray(1981)也认为需要与需要之间存在关联，需要可能融合也可能发生冲突。 以马斯洛和德西的理论为参照分析，首先，生存需要是生物或者物质需要，排除在心理需要之外，对此不予赘述。其次是安全需要，马斯洛认为在婴儿和孩子身上这种需要表现的最明显，是指一种对周围环境和事物的确定感、可预测、稳定的以及有秩序的要求，能使个体感到受保护和安心，感受到父母的有力保护和外界环境的安全。不安全分为几种，缺乏保护的心里不安全，对未知的恐惧，对危及生存的意外事件的不确定等等。心理安全感是指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有预测和处理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控制感和确定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出一种渴望支配的权力，这与弗洛姆等人提到的支配需要、权力需要存在一定的联系。 归属与爱的需要，主要是指对亲情、爱情以及友情的追求，这类需要在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中均有表述，有的和此含义相同，如霍妮对“爱与赞许”的需要，艾瑞克森“亲密”的需要，弗洛姆“寻根”的需要，以及萨提亚冰山理论中“被认可、被接纳、被爱”需要等。有的则将其归纳到其他类别中，如德西的关系需要定义为来自重要他人的爱与关心，与他人连接的需要，包括归属需要。周冠生(1995)的关系需要包括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信任的需要、权力与优越的需要等等，两者之间的观点存在相同之处。而黄希庭等(1988)将归属需要、友情需要以及求援需要都归结为交往需要。 马斯洛将尊重需要单独设为一个层次，认为尊重需要是普遍的一种希望自我尊重、以及尊重他人并且对自己有一个稳定的有根基的高自我评价的渴望。弗洛姆则将尊重视为爱的要素之一，黄希庭等(1988)认为尊重需要包括成就需要、自尊自立需要以及权力需要，即希望胜过他人，得到他人尊重、顺从服从，此含义与马斯洛的则略有不同。而成就需要对于德西而言，则是胜任需要的范围，胜任需要是指人希望有效适应环境(White， 1959)，确实的掌握并且知道自己能够做到的效能感，而对于马斯洛而言成就需要却是属于自我实现需要的部分。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个体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他适合或者应当成为的人。马斯洛将求知需要、审美需要以及其他能够促使潜能发挥的需要归入其中。而自主或者自由是满足这些基本心理需要的前提条件，只有能够自由决定要不要做、怎么去做以及自由的表达等等才可能实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而在德西的理论中，自主需要是三种基本需要之一，是指一种自我意识的整合，自我意愿以及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追求自主选择。 综上所述，对于基本心理需要按照三类划分，一是从个体自我意志、兴趣等等出发的指向现在的需要，比如独立、自主、享受、自尊、同一性等等需要，二是从个体与周围世界、人物相处指向双方的需要，如爱与被爱、被认可、归属、权力、支配、尊重、友情等等需要，三是从个体适应环境角度指向未来的需要，如成就、发展、自我实现、成长成才、求知审美等等需要。大方向上可以从这三类进行考量，如果需要进一步对这些需要概念进行辨析，了解它们之间的交叉、独立或者包含、被包含的关系，则应当在具体情境中结合需要使用的年龄段特征和含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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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本心理需要的测量 国外对需要的测量主要有个人取向量表、主题统觉测验和基本心理需要量表。依据马斯洛的理论，Shostrom (1974)编制了个人取向量表(Personal Orientation Inventory， POI)，采用强迫选择法对自我实现的人的价值观及行为进行全面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效度。Murray (1981)将需要分为两个类别，心因性需要次于生物性需要，属于心理的方面，包括成就、亲和、求援、次序、支配、表现、攻击、自主等13种，并编制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使用投射技术分析图片解读人的故事以了解其需要。Deci等人依据自己提出的SDT理论编制了基本心理需要量表(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cale， BPNS)，这是一系列的量表，测量个体的需要满足水平，包括工作领域和人际关系领域，原始量表有21个项目，测量个体自主、胜任及关系三方面的需要。 国内使用的较多的是黄希庭教授(1988)年编制的需要调查表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9)编制的大学生需要调查量表(UNI)。前者在大规模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对18种需要进行界定并通过重要性排序测量优势需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后者是根据香港城市大学1997年编制的大专生需要调查问卷改编而成，共58个项目，采用五级评分制，测量大学生的学习、个人及择业三大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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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本心理需要的理论基础 4.1. 西方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基础 西方心理学领域关于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人格心理学当中，个体心理需要一直是人格心理学中相当重要的议题。晏予(1990)对人格心理学当中的需求理论进行研究，总结归纳了三种理论基础，一是本能需求理论，包括弗洛伊德“无意识本能理论”以及荣格认为本能是心灵背后的推动力，是为个体心理发展提供的一种能量等等观点；二是社会-文化需求理论，以阿德勒为代表，他认为对人格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社会性需求即寻求优越、补偿自卑的需要。而霍妮则从坏境、文化的角度，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两种无意识的需求：安全和满足。埃里克森发展了个体人格发展的八阶段，即该阶段的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对立；三是生物-社会-文化需求理论，最早提出的是弗洛姆，他将生物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相结合，认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还有五种社会需要。马斯洛则进行了完善，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完成了本能需求理论与社会文化需要理论的综合。莫瑞进一步弥补了马斯洛的缺陷，认为没有大脑就没有人格，强调了生理基础的重要性，并归纳了个体所具有的基本生物需求和非生物需求。 与此归纳一脉相承的是周冠生(1995)的观点，他认为需要理论研究的三座里程碑是弗洛伊德的生物欲望说、阿德勒的社会情感需要说及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这三种需要理论演进的历程是：生物的性本能需要——先天的社会情感需要——生物的社会性需要(“似本能”需要)。此外，还有观点认为需要的理论基础包括驱力降低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等等(沈静，2007)。 4.2. 我国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基础 我国对于需要的论述在古代主要集中在理欲之辩上。有学者认为欲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需要这一概念，并且偏向低层次的物质需要，与罪恶、私欲等同齐观，大部分学者对欲的态度都是轻贬的(彭彦琴，杨鑫辉，1997)。一方面欲为人之天性，“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吕氏春秋》)。朱熹也承认“若是饥而饮食，渴而欲饮，则此欲岂能无”。另一方面则贬低对欲的需求，无论是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清心寡欲还是佛家的四大皆空，都是要求人们抑制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 理从心理学意义上看，是指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汪风炎，2001)。理与欲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古代思想中就相当于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彭彦琴，杨鑫辉，1997)，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之间的争辩，即理与欲都包含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只是欲中包含的需要既有合理也有不合的，而理中的需要都是合礼的(汪风炎，2001)。 理欲之辩，对此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部分学者持理欲对立观点，如朱熹，认为正当的“欲”即天理，不合乎礼的需要即为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另一些则对理欲对立进行了批判，如陈亮、陈确等人，认为人欲中合乎礼的部分就是理，肯定了物欲的正当性，同时主张适度节制。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的“理义在事”、“理存乎欲”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货殖列传序》)的观点相一致，精神需要是建立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能更好的实现精神需要。同时，欲也是行为的动力，《吕氏春秋》有载：“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这就强调了欲的驱动力量。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对于需要有了更系统的认识，马克思认为需要即人类本性，人有劳动的需要、自然需要以及现实需要等等。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过需要的系统观，但是他的人性分析为我国心理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周冠生(1995)年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系统理论研究需要问题，并提出需要的自我社会价值实现学说，从系统论的角度去考察自我实现的需要，对个体需要进行了并行性的、多层次的全面概括，可分为低层次的生物潜质的实现需要和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实现需要即自然需要和现实需要，后者的实现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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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心理需要的研究方向 最常见的是关于基本心理需要的调查与结构研究。景汇泉和孙宝志(2001)通过对大学生的需要结构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研究，认为大学生的需要有3大类13种。沈静(2007)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自编大学生需要问卷，得出大学生的自我成长需要、发展条件需要、心理健康需要和友爱交际需要排前四位，并探讨了性别、年龄、文理科、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和家庭月收入等的影响。还有对小学生中学生心理需要的状态调查、需要问卷编制(涂红涛，2007；万晶晶，张锦涛等，2010; Sheldon & Hilpert. 2012)等的研究。 其次是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等因素的相关研究。基本心理需要能显著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Deci， & Ryan， 2000， 2008)，并且个体的自主需要和胜任需要的测量轨迹与幸福感指数显著相关，自主需要、胜任需要满足的日常变化可以预测日常变化的幸福感(Sheldon， Ryan， & Reis， 1996; Reis， Sheldon， Gable， Roscoe， & Ryan， 2000)，还有研究更进一步发现自主与关系需要满足与瞬间幸福积极相关，而胜任需要满足却与瞬间幸福满足呈现负相关，因为胜任能力的提升行为至少需要以现在暂时的情感付出为代价(Howell， Chenot， Hill， & Ryan， 2011)。Tay和Diener (2011)研究跨文化幸福感，得出结论无论是在哪种领域、文化或者人生阶段，基本心理需要是少数能够稳定预测幸福感的指标之一。还有一些与其他的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如网络领域探讨网络成瘾、问题网络使用、手机依赖等与心理需求的关系(邓林园，方晓义等，2012；甘启颖，2015)；学习领域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学习倦怠、学业表现之间关系(Miserandino， 1996; Jang， Reeve， Ryan， & Kim， 2009; Jang， Kim， & Reeve， 2012)；以及职工领域研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员工幸福感、工作满意度、感知组织或者领导支持的关系等(Baard， Deci， & Ryan， 2004; Van den Broeck et al.， 2010; Gillet， Fouquereau， Forest， Brunault， & Colombat， 2012)。 近年来以基本心理需要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增多，德西的自我决定理论及测量工具为众多领域研究提供了条件。如成瘾领域(喻承甫，张卫等，2012；易娟等，2016；李董平等，2016)、亲密关系领域(Wei， Shaffer， Young， & Zakalik， 2005；郭海英，朱婉灵等，2014)、学习工作领域(罗云，赵鸣，朱振宏，2014)、运动领域(Leversen， Birkeland， & Samdal， 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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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反思和展望 心理需要的研究更多的不是集中于需要本身，对于需要的结构与维度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并且各需要或者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确，缺乏整合性的论述。要把握基本心理需要的结构，不仅需要对各维度本身进行界定，还需要把握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并且对基本心理需要的界定也不清晰，除Deci和Ryan (2000)对选择三种需要作为基本需要的原因做过阐释外，其他并未明确界定这些需要因何是基本心理需要，有些则只是对需要种类的不完全列举，这导致同一名称的需要在不同理论中表达的含义可能不同，而不同名称的需要可能含义相同(陈陈，2004)。缺乏统一的明晰的界定，导致这一领域研究的混乱。基本心理需要领域缺乏连续的、全面的以及发展的研究，研究时应当注意到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政策等等对于需要的影响。 对于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首先应当从系统化、生态化的角度去全面把握需要的结构、层次以及发展，面对不同的群体或者领域，需明确基本心理需要的内涵和结构。其次要重视对于纵向数据的研究，加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理论深度验证，从普遍的共性角度去理解心理需要的属性，同时也要注意个体差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在研究需要满足程度作为中介的领域，则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入，分析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时如何在多种因素间起到作用，了解基本的作用机制，并且明了在不同研究领域中基本心理需要存在的异同。最后，应当加强需要研究的应用性，无论从个性分析、行为表现或者咨询、干预角度，都可以以此为依据，加强对个体的了解，应用相应的理论知识于实践。 此外，研究的工具也大多采用量表或者自编问卷，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本没有采用实验进行研究。需要是人行为的动力，是人内部的一种平衡状态，具有内隐性和变化性，不可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外部行为进行推测和判断。但是需要的外部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不同的需要可能表现为相同的行为，相同的需要也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行为。基于需要本身的特性，精确的定量化的实验方法和其他测量存在难度，这也是影响需要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的需要研究中，如何克服这些不足，取得需要研究的长足进展，也是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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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天津野生、天津养殖和海阳养殖群体三个半滑舌鳎群体为材料，利用2b-RAD测序筛选得到的32，746个SNP位点，利用SNP标记，进行群体遗传结构、遗传多样性和类群间遗传关系分析。每个SNP位点在所有群体内遗传变异(Fis)，群体间的遗传变异(Fst)，总变异(Fit)以及综合多位点的Fis，Fst和Fit估计值，表明3个群体两两群体间的Fst值从0.0731~0.1635不等。天津养殖群体和天津野生群体的遗传分化最小，天津养殖群体和海阳养殖群体以及天津野生群体和海阳养殖群体的遗传分化大。选择消除分析结果显示3个群体的θπ在0.118~0.206之间，Tajima’D值在0.448~1.457之间：天津野生群体种群多态程度最高，天津养殖群体次之，海阳养殖群体最低。分别统计海阳、天津、天津野生三个群体中每个SNP位点的多态信息含量(PIC)，天津野生最高为0.220，天津养殖次之，海阳养殖最低，为0.175，天津野生和天津养殖差异并不显著。利用软件GCTA进行主成分分析，PCA结果显示，前两个主成分PC1和PC2贡献率分别为16.25%和9.54%，累积贡献25.79%。二维聚类结果显示，天津野生少部分区域与天津养殖间隔较小，但是两个主成分大体上还是可以明显区分为两大类，且二者与海阳养殖群体分类界限明显。综合以上SNP位点多样性、多态性信息含量、群体遗传多样性比较结果，所取的半滑舌鳎天津群体较海阳群体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多态程度，其中天津野生群体和天津养殖群体虽较海阳养殖群体有差异，但前两者之间差异并不显著，揭示天津野生和养殖群体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混杂，不排除野生群体中混杂有经养殖放流的养殖个体的可能性。 关键词 :半滑舌鳎，2b-RAD，SNP，遗传多样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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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针对鱼类养殖业发展现状和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开展鱼类生长和抗性等主要经济性状的功能基因组研究，高通量地筛选进行分子设计育种的关键基因和分子标记，建立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技术是近几年鱼类分子育种研究领域的焦点和热点。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RPAD、RFLP、SSR和SNP等不同分子标记手段被用来辅助分子育种，开发标记的手段也在进一步发展。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带来了海量的可利用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对目标研究群体多样性进行分析、群体结构分析、亲缘关系以及连锁不平衡程度估计，掌握物种的群体遗传结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间遗传关系，能使育种思路更加清晰，育种目标更易实现 [ 1 ] 。 2b-RAD技术是指基于IIB型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通过对IIB型内切酶酶切基因组产生的等长tag进行高通量测序，可以大幅降低基因组的复杂度，同时不受有无参考基因组的限制，快速进行全基因组范围内大规模SNP标记的开发与分型。2b-RAD技术获得的标记数目更多、分型准确率更高，可用于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群体进化研究、辅助基因组的组装、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等领域 [ 2 ] [ 3 ] 。本研究利用该技术在半滑舌鳎的三个群体中筛选到32，746个分型结果，通过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和SNP多态性等分析，揭示了半滑舌鳎天津群体较海阳群体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多态程度，其中天津野生群体和天津养殖群体虽较海阳养殖群体有差异，但是差异不显著，不排除野生群体中混杂有经养殖放流的养殖个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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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1. 实验材料 半滑舌鳎3个群体，天津自然群体取于2015年10月，共10尾，体长12.3~14.6 cm，山东海阳(HY)养殖群体取于2015年10月，共10尾，体长12.6~15.1 cm。天津养殖群体取于2015年9月，共10尾，体长11.2~15.2 cm。所有样品均为活体，充氧加冰运送至实验室，立即存于−80˚C冰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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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2. DNA提取与基因型检测 DNA提取。采用TIANamp Marine Animals DNA Kit提取半滑舌鳎雌核发育鱼苗基因组DNA，DNA产物置于−20˚C保存备用，通过琼脂糖检测和Nanodrop2000进行质量和浓度检测。简并基因组测定由上海欧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Illumina Hiseq Xten平台完成，基因分型与质量控制由本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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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3. 测序及测序质量分析 利用2b-RAD技术构建舌鳎30个个体的标签测序文库，30个样品在HiSeq X-Ten平台进行Paired-end测序，采用标准型NNN接头建库。将原始reads按照以下条件进行过滤： 剔除不含有BsaXI酶切识别位点的序列，剔除低质量序列(低质量序列定义：大于10个碱基的质量分数小于20)，剔除有10个以上连续相同碱基的序列，将原始reads进行过滤，结果表1可见： 30个测序文库中含有酶切位点的高质量reads与测序原始reads之比平均在75%以上，标签深度在14~25之间，平均深度是20，表明本次舌鳎文库的测序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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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4. 全基因组范围SNP筛查和分型分析 对于有参照基因组的标记分型，依据RAD-typing的分型策略(Fu等，2013)，标记分型如下 构建参考序列：从舌鳎参考基因组序列中提取包含BsaXI酶切位点的标签作为参考序列。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参考基因组： https://www.ncbi.nlm.nih.gov/genome/?term=Cynoglossus+semilaevis 个体SNP标记分型：将个体的高质量reads利用SOAP软件(Li等，2009) (参数设置为：-M 4-v 2-r 0) mapping到参考序列上。利用最大似然法ML进行位点的分型。为了保证SNP位点分型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进行以下条件的过滤：在个体内标签深度在500以上的不进行分型。只留取标签内最多有3个SNP的标签位点；标记在80%的个体中可以 Table 1 Information of sequencing lib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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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边坡失稳易导致山体滑坡，抗滑桩被广泛应用于边坡治理工程中。依托于涪陵江东边坡治理工程，结合群桩承台基础、扶臂式挡墙及斜坡护岸结构体系对边坡进行治理。选取典型剖面建立计算模型，采用有限元程序CORE3D针对边坡在结构体系作用下的变形与稳定性进行了计算，对比分析了4排桩与5排桩体系作用下滑坡体与抗滑桩的变形与受力特性，为工程实践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与5排桩结构体系相比，4排桩体系作用下边坡、挡墙的竖向与水平向位移较大；抗滑桩最大主拉应力与压应力亦较大。抗滑桩表现出明显的“S形”变形，并形成土拱效应。滑坡体单宽推力自后缘起逐渐增加，至抗滑群桩前推力达到峰值。推荐采用4排桩方案，注意在节点处加强纵向受力钢筋与箍筋作用。 关键词 :抗滑桩，有限元，边坡，挡墙，土拱效应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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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边坡失稳易导致山体滑坡，是一种常见的地质灾害，针对边坡的加固与治理是岩土工程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抗滑桩是边坡治理中常用措施之一，是通过穿过滑坡体深入于滑床的桩柱来支档滑动力，起稳定边坡的作用，具有施工快、安全可靠、节省工期等特点，在水利水电、公路、机场、矿山及运河等工程建设中被广泛应用。为了研究抗滑桩对边坡的稳定作用，赵安林 [ 1 ] 、王聪聪等 [ 2 ] 、徐爱民等 [ 3 ] 采用数值计算分析了抗滑桩位置、桩长、桩间距、桩截面、桩体弹性模量及锚固深度等对于桩顶位移、边坡变形及应力的影响。研究结构表明，抗滑桩位置对于边坡水平位移的影响较大，当抗滑桩位于边坡破面中下部时，对岩土体变形的控制效果最佳。随着桩长的增大，边坡水平位移突变与最大位移逐渐减小。抗滑桩截面尺寸的变化对桩顶位移的影响较小，而锚固深度与桩间距的改变对桩顶位移的影响较大。冯文娟等 [ 4 ] 、罗根传等 [ 5 ] 采用FLAC3D软件模拟了滑坡传力与抗滑桩受力过程，指出抗滑桩的阻挡作用使桩周岩体局部应力增加，抗滑桩桩体在滑裂面位置处的剪力与弯矩最大，数值计算方法克服了长期以来以经验为主的刚体极限平衡体系，可为工程实践提供借鉴。朱泳等 [ 6 ] 、刘怡林等 [ 7 ] 结合强度折减法与有限元法针对抗滑桩加固均质边坡和含软弱夹层边坡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桩位、桩长等因素对抗滑桩加固边坡稳定状态的影响规律。指出当桩径相同时，边坡稳定性随桩距的增大而减小，随桩刚度的减小而减小，桩后土压力值随桩距的增加而增大。俞晓等 [ 8 ] 、戴自航等 [ 9 ] 结合强度折减法与ABAQUS软件，探讨了抗滑桩截面尺寸及桩侧摩阻对边坡稳定的影响，以特征部位的位移拐点作为边坡达到临界破坏状态的标准，由求得的强度折减系数评价边坡的稳定性。建立了土质边坡加固安全系数与抗滑桩桩长、桩径及桩距间的关系，揭示边坡抗滑桩桩周土压力的分布规律。年廷凯等 [ 10 ] [ 11 ] 基于有限元软件ABAQUS，以迭代不收敛联合破面特征点位移陡增作为抗滑桩加固边坡失稳判据，通过二次开发建立了能够自动搜索安全系数的抗滑桩加固边坡稳定性强度折减弹塑性模型，并结合典型算例验证了该判据的有效性。胡晓军等 [ 12 ] 考虑抗滑桩桩间土拱效应、以桩侧与边坡土体间的摩阻力及黏着力承担滑坡推力，考虑土拱跨中与拱脚处截面的强度条件共同控制，建立了抗滑桩间距的计算公式，该公式考虑了滑坡推力分布的影响。梁冠亭等 [ 13 ] 基于M-P法抗滑桩支护边坡分析模型，建立了抗滑桩下滑力和边坡安全系数的表达式。通过引入自适应遗传优化算法，建立了边坡稳定性分析优化模型，探索采用抗滑桩支护边坡的非圆弧最危险滑动面。张谭等 [ 14 ] 将整个滑坡体代替传统的条块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建立三力矩平衡方程实现了滑体的整体极限平衡分析，并将此应用于抗滑桩加固边坡的稳定性计算中。 边坡治理因地质构造不同而差异明显，目前针对抗滑桩治理边坡的研究内容主要通过数值计算开展，重点分析抗滑桩设计参数(桩位、桩长、桩间距、桩截面等)与失稳判据对边坡稳定或失稳的影响，而针对耦合抗滑桩群桩承台基础、扶臂式挡墙及斜坡护岸组合结构体系治理边坡的研究内容相对较少。本文依托于涪陵江东边坡治理工程实例，结合有限元强度折减法来分析群桩承台基础、扶臂式挡墙及斜坡护岸组合结构体系作用下边坡的稳定性、支挡结构的受力与变形特性，为工程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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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况 在重庆市涪陵区长江、乌江汇合口东岸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区内有师专、上渡口两个大型滑坡。这两个滑坡在2003年进行了局部治理，上渡口滑坡实施抗滑桩93根，师专滑坡实施抗滑桩58根。本段塌岸危及涪陵城区，为县级迁建城市，危害长江新光纸厂、贵州航运站、乌江船厂等迁建企业、城市道路、污水管、天然管道及其他市政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大于10000万。按照《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地质勘察技术要求》，根据致灾体危害对象的重要性和成灾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小，涪陵区长江乌江汇合口东岸危害程度为I级。 由于三峡库区蓄水、原长委指导线的限制和为了修建江东滨江路等原因对工程方案的限制较多，在滑坡段拟采用的方案为群桩承台基础 + 扶臂式挡墙 + 斜坡护岸(见图1)。 由于边坡规模大，问题较复杂，采用传统方法(如刚体极限平衡方法)难以全面深入弄清边坡的变形、失稳模式及支护结构的受力性态。而有限单元法是分析研究这类复杂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结合该边坡工程的实际情况，运用有限单元法系统深入地研究该边坡在多种工况下的变形、稳定性及支护结构受力状态，为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Math_9# #Math_10# 图1. 群桩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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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计算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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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1. 网格剖分 以56#号剖面为例(见图2)，采用自编有限元程序CORE3D [ 15 ] 针对断面进行计算分析。对典型剖面进行有限单元离散，采用8节点六面体等参单元进行网格划分。网格划分时充分考虑了支挡结构布置、堆积体、基岩、滑带、桩长及其排数优化等，模型共划分为339512个单元，357230个节点。其中，滑带单元厚度为10 cm。模型网格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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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2. 计算参数 1) 荷载：自重+地表荷载+水库水位从 162 米 降至 145 米 +汛期50年一遇暴雨(q全)，降速2 m/d。 2) 材料参数 I) 扶壁挡土墙及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根据《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T 191-96)，C30混凝土参数如下：重度γ = 25 kN/m 3 ，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20.1 N/mm 2 ；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2.01 N/mm 2 。 II) 岩土体的物理力学参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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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3. 计算过程 数值计算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1步：基岩形成；→第2步：堆积体形成；→第3步：抛石护脚、石渣回填至EL.155.5 m；→第4步：防护工程灌注桩成孔；→第5步：防护工程灌注桩成型；→第6步：挡土墙成型；→第7步：碾压砂岩堆石料、陆域回填施工；→第8步：地下水、地面荷载及江水荷载的施加。 图2. 典型地质剖面 图3. 网格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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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计算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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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1. 变形分析 1) 边坡变形 图4为典型剖面位移矢量图。由图可见，影响区域主要集中于陆域回填区附近，对其余部位堆积体的影响不显著。4排桩与5排桩体系作用下的边坡变形趋势基本一致，即竖直向垂直向下，水平向偏向河床。其中，4排桩体系作用下，竖向最大位移约为401.1 mm，水平向最大位移约为75.2 mm；而5排桩体系作用下，竖直向最大位移约为384 mm，水平向最大位移约为64.3 mm。产生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5排桩体系受到桩底的侧向阻力更大，可以更好的分担下滑力，故对边坡的稳定作用明显好于4排桩体系，因此竖向与水平向位移更小。 2) 挡墙与抗滑桩变形 图5为挡土墙剖面位移矢量图。由图可见，同边坡变形规律相似，挡墙的变形同为竖直向垂直向下，水平向偏向河床。4排桩体系作用下，水平向与竖直向的最大位移分别为50.7 mm与6.6 mm；而5排桩体系作用下，水平向与竖直向的最大位移分别为44.0 mm与6.4 mm。图6为抗滑桩与挡土墙变形云图。由图可见，4排桩与5排桩体系作用下挡墙自身的变形相对很小，约在2 mm左右。而抗滑桩的变形表现出明显的“S形”特征，即桩顶处向岸坡弯曲，滑带土处向河床侧弯曲。而总体来看是向河床方向变形，且水平向最大位移约为50.7 mm。由上述变形规律可以得出滑坡推力的传递机制为，抗滑群桩给下滑土体提供了一个刚性支撑，当滑体土产生的推力传递到第1排抗滑桩时，通过上部承台及隔板的作用将荷载分摊到其他抗滑桩上，并通过群桩将上部推力传递给下部的岩体，依靠群桩的下部侧向阻力来承担边坡的下推力，从而使边坡保持稳定。 Table 1 Soil physical-mechanical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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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GNSS接收机原理与设计》课程中存在的知识面广、学科交叉性强、学生基础背景差异化大等问题，提出了以应用为引导，教学工具多元化，引入互联网资源，强调动手实践等教学改进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和探讨的主动性，转被动为主动，将学生背景差异转化为多元结合的优势等手段，鼓励学生寓学于练，动手实现出具有实用性的成果，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 :GNSS接收机原理与设计，教学改革，学科交叉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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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是利用空间卫星实现全球范围的、全天候无线定位系统，目前GSSS主要包括美国的GPS、中国的北斗(BDS)、俄罗斯的GLONASS，以及欧洲的Galileo系统。GNSS技术在早期只为少数专业人士所熟悉，在GPS发展早期，应用最多的领域主要是国防、专业测绘和大气层研究等，但本世纪以来随着位置服务的逐渐普及，导航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并融入到各个行业了 [ 1 ] 。相对于美国的GPS，我国北斗系统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亚太地区的区域导航系统，并计划于2020年北斗卫星信号覆盖全球。与发展速度相对应的是，我国目前的卫星导航专业人才需求量大，这点在GNSS接收机技术上体现尤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前期的测绘领域对于GNSS接收机主要以进口为主，研发实力不足，另外我国信息产业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较晚，高端人才相对匮乏，技术门槛难度高。这就对该技术的相关课程设计提出了明确的需求，相关高校在GNSS接收机技术方面相继开设了研究生课程，以促进人才的培养。 《GNSS接收机原理与设计》主要讲述GNSS接收机内部机理，从导航信号接收处理到观测值的生成以及位置结算。大致分成GNSS基础知识、定位算法、GNSS应用以及信号的捕获与跟踪等几部分内容 [ 2 ] 。由于课程内容涉及到信号处理、测绘原理以及软硬件开发等多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科交叉性强，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导航是一个新兴学科，听课的学生专业背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教学过程中要通盘考虑所有学生的接受能力以及他们在听课过程中的积极性问题。 针对导航领域教学课程存在的这些问题，根据课程特点实施教学改革，以适应当前卫星导航技术的发展迫在眉睫 [ 3 ] 。本文主要从兴趣引导、引入MOOC互联网资源、开发教学辅助工具、鼓励学生动手实践等几个方面对《GNSS接收机原理与设计》的课程改进进行探讨，期望以此达到降低学生学习难度，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目的，从而培养出真正的、实用型导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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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课程特点 本文以课程教学中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对该课程的内容特点和教学现状两方面进行了统计和摸底，发现该课程存在问题特点明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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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1. 课程内容多，学科交叉性强 表1为本校采用的《GNSS接收机原理与设计》教学课程内容大纲，具有典型性。从该表可以看出，该课程知识面广，主要包括天线与射频、基带信号处理、测绘理论、软硬件终端设计等多专业背景知识。 Table 1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typ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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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我国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历史时期，对现代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基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定位，以项目管理理论为基础，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项目化视角，界定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内涵；分别从“服务能动能力”、“服务条件能力”和“服务成效能力”三大维度，构建了项目管理视角下的高职教育服务能力评价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为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和逐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 :高职教育，项目管理，社会服务能力，评价体系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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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现代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均明确指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在全面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伟大进程中，我国高职教育应当坚持服务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基本理念，深入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加强行业企业参与度，更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支撑现代教育体系的体制机制，站在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全局的高度，以战略眼光、现代理念和国际视野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提高基本保障。教育部和财政部把“社会服务领先”作为示范性院校入选的五大条件之一，足以表明服务社会这一职能对高职院校及其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高职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于切实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经济、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以服务就业为宗旨的定位，从高职教育的利益相关主体出发，针对高职教育体系中人才培养的项目化管理视角，构建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体系，不但在理论上有利于丰富高职教育管理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利于促进我国高职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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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职教育社会化服务能力内涵 “教育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实践活动，教育服务就是教育活动的产品”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 1 ] 。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推动和引导社会发展更是现代大学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高职教育以服务就业为宗旨，主要任务是向区域和行业提供技术应用型和高技能型的人才培训与培养，提供技术创新、推广和服务，使学校成为区域的技术技能培训中心、新技术的研发推广中心、区域学习型社会中心 [ 2 ]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又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是超越了区域性的空间范畴，要求增强高职院校向区域外的辐射力；二是增加了新的社会服务内容，明确了高职院校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开展对口支援与交流，提供师资培训和促进区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等内容。 以人才的培养为核心任务，高职教育展开的社会服务主要可以体现在满足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各类培训要求；满足区域或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开发需求；提供全方位的职业技术服务等服务形式，但其社会服务价值最终都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且与高职教育体系中的众多利益主体相关联。众学者对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及评价准则的界定也莫衷一是。奥地利和瑞典等两国的高等教育社会服务水平和能力的评估体系涵盖了企业的合作、提供的课程、大学教师、教学实践、外部评估等维度 [ 3 ] 。也有国内学者指出，高职教育服务质量应该在以市场为标准取向的前提下，实现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的互动统一，注重“服务、就业、创新”的发展理念 [ 4 ] [ 5 ] 。此外，对于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教育质量满意度 [ 6 ] [ 7 ] ，以及结果性评价等为主方面 [ 8 ] ，鲜有文献同时关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全环节 [ 9 ] 。现代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内涵已经完全超越传统意义上学校人才培养及其单纯就业水平的内涵，更应突出面全社会人的发展视角进行界定。 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应体现在高职教育体系中人才培养上，包括人才培养过程和人才培养结果两个维度，与高职教育体系中的各利益主体直接关联。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更应体现出广义的社会服务范畴，以培养“技术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适应性发展能力为主线目标，通过以“服务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项目的开发和设计中实施，涵盖人才培养过程和人才培养结果，涉及高职教育体系的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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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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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1. 评价要素及关系分析 项目管理，是管理者在有效资源的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管理，从项目的投资决策开始直至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最终实现项目的目标达成。以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内涵界定为基础，高职教育社会服务的全过程可视为针对“就业导向”和“市场导向”的人才培养和培训(服务)项目的开发实施过程，由此，项目管理视角下影响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性要素，主要体现在影响高职教育培养和培训(服务)“技能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能力的关键性要素上，贯穿于培养和培训(服务)的全过程，并通过最终人才(服务)对经济、社会以及行业需求的适应性水平得以验证。 由此，基于项目管理视角，培养和培育“技能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是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得以实现的项目管理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于人才培养和培育的项目管理过程中；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将高职教育社会服务在广义层面上界定为人才培养和培育全过程，则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院校、教师、企业、学生、社会几个方面，即为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要素构成： (1) 院校。高职院校是高职教育体系的主要且最为核心的载体，承载着人才培养和培育的重要职能。对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评价，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高职院校能力的评价上，包括高职院校教学设施、发展定位、专业设置等方面。 (2) 教师。高校教师是承担高校职能的重要主体，是高校人才培养和专业化社会服务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与教师服务意识、能力等密切相关。“双师型”高校教师发展的目标，是实现高职教师社会服务能力的保证，因此，高职教师也是评价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企业。“就业导向”和“市场导向”是高职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定位，培养和培训(服务)“技能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是高职教育的基本目标，因此，企业必定成为衡量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利益主体，它对高职教育在人才方面所提供的服务水平有直接的发言权。 (4) 学生。学生是高校存在的根本。高职院校以培养“技能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为目标，这就使得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时，应当体现出较高的职业能力和适应能力，以此直接反映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学生作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体系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其评价必不可少。 (5) 社会。社会层面主要反映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系统中的咨询服务、技术研发等内容，更多地体现出服务社会的具体方面，这对于从项目管理视角，围绕人才培养和培育为核心，全面评价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6) 政府。政府作为制定高职教育管理制度、高职教育发展规划、高职人才发展规划等，为社会体系中的各成员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在全面促进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述分析并建立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要素基本构成为基础，基于项目管理视角，从评价系统中构成要素功能的差异性，可以将上述六类要素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的要素集体，由此演绎成以人才培养工程化的项目管理体系，涵盖人才培养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最终实现人才目标。 ①“服务提供层”要素集。此要素集包括政府、高职院校、高校教师三类要素，意在集中反映提供高职教育社会服务的源头性要素构成，代表社会服务能力广义内涵中实现人的发展的投入性因素构成，是实现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②“服务实现层”要素集。此要素集包括企业和社会两类要素，主要反映高职教育社会服务实现的终端性要素构成。高职教育始终以面向社会、面向行业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导向，其最终的服务成果在企业和社会的发展上表现出来，由此体现出高职教育存在及其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高职教育社会服务的直接归宿和目的。 ③“服务承载层”要素集(学生/学员)。此要素集包含的要素为学生这一类要素，旨在体现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直接表现是由学生(人才或人力)的能力发展承载出来，通过学生的持续性进步和提升，最终服务企业和社会等其他利益关联性要素。由此可见，“服务承载层”要素集是高职教育的根本。 根据上述针对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要素构成和要素分类的基本分析，可以构建项目管理视角下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的利益相关要素结构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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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2. 评价体系架构 现有评价框架主要基于狭义层面社会服务能力概念和理论规范，更多地关注面向企业、面向政府等各类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来建立指标结构 [ 10 ] ，鲜有与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相结合来分析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内涵和评价体系的建构。高职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特殊性，其以“就业和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定位，使得对其社会服务能力的评价，更多应强调“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的交叉与融合。 由此，基于项目管理理论视角界定高职教育社会服务内涵及评价体系，将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系统构造为以提升学生(员)的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核心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项目，建立围绕政府、高职院校、高校教师、学生(员)、企业和社会为核心要素，分别从“服务能动能力”、“服务条件能力”、“服务成效能力”三个维度构建高职教育社会服务项目管理评价系统，如图2所示。 (1) “服务能动能力”维度。“服务能动能力”维度主要指，项目管理视角下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系统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如政府、高职院校、高校教师、企业、社会等，围绕社会服务能力内涵，在社会服务能力塑造源头层面的能动性、积极性程度和效应，以体现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服务能动能 图1. 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要素 图2. 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框架结构 力水平；代表项目管理中的目标、计划层面的管理活动。 (2) “服务条件能力”维度。“服务能动能力”维度主要指，项目管理视角下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系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在社会服务能力实现过程中所具备有的现有条件、能力和水平，以体现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服务条件能力水平；代表项目管理中的组织、指挥协调等项目管理活动。 (3) “服务成效能力”维度。“服务成效能力”维度主要指，项目管理视角下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系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围绕社会服务能力内涵，在提供社会服务能力结果层面的效果和结果，以体现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服务成效能力水平；代表项目管理过程中的控制和反馈等活动。 综述上述构建的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系统体系，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表现为从“服务的能动”到“服务的条件”再到“服务的成效”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项目管理过程，针对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系统的三个维度来分别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对其评价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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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3. 评价指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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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3.1. 指标构建准则 借鉴国内外有关“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等现有研究内容，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和改革趋势，构建基于项目管理的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价指标，同样应遵循以下几类原则： (1) 评价指标的全面性。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测度或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更需要考虑有关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内涵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职教育活动社会服务能力在服务能动、服务条件和服务成效三大维度方面能力和水平的认知和判断，应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内涵所涉及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对其所关注和权衡的不同方面，并且能够将各评价指标与评价系统的整体目标进行有机结合，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 (2) 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一切科学管理工作的前提即为科学性原则，特别对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评估中引入时，服务能力水平高低直接影响高职教育、企业、学生(员)、社会的发展现状和可能的进步程度，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利益诉求，因而在设计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测度和评价指标体系时理应基于科学的基本原则。 (3) 评价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一方面，评价体系所需的资料应相对易于调查和收集，尽可能有现实的统计资料或统计数据来反映，或者可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加工获得；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对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的出发点并不尽相同，对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的可比性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4) 评价指标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建立指标体系时应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即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测度或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指标体系，同时又是一个灵活变动的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间需要明确各准则层级和具体指标之间的层次和从属关系，最终能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对于高职教育社会服务活动的认定和发展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