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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加快京津冀区域“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5.1.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5.1.1. 加强相关政策和扶持体系建设与完善 在“互联网+文化产业”构建整合之中要充分发挥科学合理的政策机制体制的保障作用，用相应的机制建设来构建、完善京津冀三地战略协作的发展机制。其次，要破除制约京津冀“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的行政性壁垒，加快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严厉打击垄断行为和各种不正当竞争，鼓励公正公平竞争，提升企业自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激励机制上，针对技术、资本以及人才要素进行激励。同时要有全局意识系统思维，在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上提供一揽子支持方案。此外，文化产业大发展还必须有相应适合的投融资机制以及相配套的法律等。 5.1.2. 加强市场监管和惩处激励体制建设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版权交易场所的在版权评估和交易中的作用，加强对版权、专利、商标、设计的管理机制建设。加强对消费者的“正版”意识培育，不断引导正确的消费理念。厘清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运营及管理各方的工作边界，压实各方主体责任，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影响作为的平台服务运营机构考核和激励的依据，为优化平台的治理结构、完善运营机制打下良好基础。此外，文化大数据的源头冗杂，因此需要细致分类推进阶段性目标，逐步形成多元、综合的互联网+文化产业”服务平台。 5.1.3. 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将艺术家工作室、创意咖啡馆、书吧、手工艺文创室等文化产业具体门类插上“数字翅膀”，运用VR技术等先进方式整合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形成数字化产业化集群化效应，让这些具体的文化产业跨越时间、空间的鸿沟在数字化网络平台上更直观、更形象的呈现在消费者面前。“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将是“互联网+”各种业态中具有非常广阔发展前景的一种形式，他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平台的高互动性、高实效性等技术优势，开拓传统文化产业的“线上模式”，打造文化产业园的“线上+线下”双运营模式，给予了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而且通过文化产业的大数据分析中心，还可以对文化企业的经营者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分别进行数据化分析研判，精准指导文化企业的努力方向，实现“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新兴业态 [ 4 ]。此外，园区的先期投入较大，特别是策划和实施区域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时，可以采取项目合作对接、园区共建、基本公共设施共享等形式降对冲风险压力，引导区域关联文化企业贯通产业链，不断深化区域文化产业链的关联度和互补性。 5.1.4.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 有效统筹文化设施资源，盘活现有文化设施资源存量。以天津为例，一是“大众类”：充分运用五大道、民园体育场以及现有景观建筑统筹安排综合演艺功能，着力打造几个主题型综合性名片化的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旗舰”。二是“特色类”：加大对小剧场的改造和扶持力度，安排专项资金原有小型设施提升改造，建设特色文化演出场所，形成特色化小剧场群，以此带动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水平、提高公共艺术的设计品质。三是“非遗类”：将文物等有形遗产的保护思维由“静态”转向“动态”，把文物的历史内涵、艺术价值、爱国教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价值赋予与科技底色，让“活着的历史”焕发新的时代价值。四是“民俗类”：合理推动利用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发掘民俗风情的生产力，增强传统文化新的活力，尤其是对具有典型地理文化特色、市场认可度高的优势文化资源要树立产业化的发展思路，打造培育优势文化品牌，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5.2. 明晰市场主体职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关于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政策表述第一主题词从“文化产业”变成了“文化市场”。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文化市场”，但是从宏观经济层面更进一步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梳理最近10年来的文化产业政策，虽然文化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其开放程度仍然一直落后于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干预强度，过于依赖财政的直接投入，甚至沦为某些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逐渐背离了市场需求。因此，只有尊重市场让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处理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不断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才能让“文旅城”莫沦为“鬼城”。 5.2.1. 压缩“互联网+文化产业”寻租空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强调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在发展“互联网+文化产业”过程中，三地政府可以从简政放权入手，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位一体”原则，加强事后监管和对群众服务的考核，压缩企业寻租空间，多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避免重度干预。比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优惠政策吸引小微企业落地孵化等。 5.2.2. 激发“互联网+文化产业”市场活力 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发展模式，激发市场活力，催生全新产业链和价值。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在“互联网+文化产业”应该遵循并利用好市场规律，迎合消费者需求。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加大改革力度，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淡化国有企业的行政色彩，真正成为在市场经济中搏击的独立市场主体和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以央视和湖南电视台为例，两家国有企业同样打造了自己的APP——央视影音和芒果TV，在苹果应用商店实时数据统计中，两者的下载次数分别为1.4万和60万，高下立见。另一方面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以民营经济盘活市场发展。小微文化企业的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对文化创意等要求较高，这些小型化、智能化的特点决定了小微文化企业的淘汰率较高，更加渴望给予各种发展要素的倾斜。 5.2.3. 引领“互联网+文化产业”消费潮流 我国人均文化消费逐年增长，由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消费发展指数(2019)”显示：“我国文化消费综合指数平稳增长，由2013年的73.7增至2016年的约82，文化消费环境指数逐年上升，东中西部的区域差距仍然存在但不断缩小，文化消费能力略有下降。”网络成为了文化消费最重要的渠道，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成为消费领域的新亮点。2016年，以喜马拉雅、简书等为代表的APP平台凭借内容的独家权，走上知识付费道路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之后，我国就已开启“知识付费元年”。与以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不同，个体文化消费趋于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互联网企业从市场供求出发，根据消费者需求所打造的文化商品必将在未来成为新的消费潮流和热点。 5.2.4. 凸显“互联网+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提振作用 文化贯穿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态势，也成为国际产业链分工上占据“微笑曲线”两端的重要内容。我国制造业要摆脱大而不强的发展困境，向国际产业链两端延伸，创意、设计、品牌等文化要素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愈发重要。“互联网+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不仅有利于自身做大做强，还可大消费需求、提升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疫情期间，很多行业陷入停摆，而互联网企业却逆势上扬，得到了极大地发展，成为维护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因此，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5.3. 重视非盈利组织(NGO)作用 5.3.1. 第三方服务平台的搭建和服务 建设“互联网+文化产业”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第一，建设完善平台体系架构，建立涵盖公共服务资源池、技术保障平台、应用服务平台、市场开发平台和产业孵化平台在内的互联网产业化支撑体系，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供给从项目研发、成果转化、市场营销到金融信贷等环节的全程服务与支持。第二，建立完善公共文化事业投融资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来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放大公共文化事业的品牌效应、扩大社会积极影响，建立文化事业共建共享长效机制。第三，搭建视频网站和移动媒体等多媒介渠道，以加快多元化业务模式和赢利模式培养为目标，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移动化发展。 5.3.2. 推动NGO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积极扶持文化市场中介组织发展，提升第三方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市场的中介组织多由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民办非盈利性单位、律师或者会计师事务所等构成，是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三地的“互联网+文化产业”中介组织起步相对较晚，底子薄，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第三方身份定位较模糊，而且尚未发挥出收集国家、行业和企业的相关信息，分析和研判市场发展走向的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快赋予文化中介组织正确的功能和定位，引导其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其组织功能。 5.3.3. 行业协会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据某平台报道，世界十大文化产业强国基本都为发达国家，我国虽然文化产业产值较为可观，但是主要依托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传播度、影响力等“软实力”仍有较大差距，尚未形成世界知名的文化产品名片，例如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等。在这些发达国家，行业协会组织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全国有各类报纸1.1万多家，1.22万种杂志，2000家电台，1500家电视台。政府没有主管文化的行政部门，而采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设立国家艺术和文学基金会，人文基金会等用以扶持公益性文化发展。对非盈利性的文化产业免税。同时，还存在类似导演协会、编剧协会等行业协会，协会收缴会费、约束会员行为、为会员搭建平台、维护会员权益，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益补充。“互联网+文化产业”作为新生经济业态，其发展过程中会有难免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与其让门外汉插手门内事，不如转换角色，充分调动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与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参与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