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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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勇气的概念和类型 3.1. 勇气的概念 Rachman (1984， 2004) 及其同事将勇气定义为不顾害怕的体验仍然坚持行动的取向。这一定义主要来自于对军事训练中伞兵的研究。研究者  (Muris， 2009) 按照行为表现将伞兵归类为三组：恐惧组的伞兵表现出高度的生理唤醒且不能完成跳伞；无畏组的伞兵没有表现出特别显著的生理唤醒并能顺利执行跳伞任务；还有一些伞兵表现出了和恐惧组相同的高水平的生理唤醒，这些勇气组的伞兵尽管经历了恐惧，却仍然和无畏组的伞兵一样完成了跳伞任务。 Putman (1997) 认为心理勇气(Psychological courage)是在面对不良习惯、不合理焦虑和害怕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聆听真理的心理能量。  Goud (2005) 认为勇气是为追求道德上有价值的目标，面对风险和威胁或者阻碍时有意地去行动。并认为广义上的勇敢行为包含了行为、认知和情感，  Goud (2005) 提出的勇气的三维理论认为勇气是由害怕、目的和行动组成。  Kilmann等人(2010) 认为勇气是察觉到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不顾内心存在的害怕，仍然采取行动去实现它。但Kilmann没有描述勇气概念的道德内涵。 和Rachman的定义类似，  Woodard (2004) 认为害怕是勇气的先决条件。他给出的勇气定义是：面对超出了现有资源能应付的预知威胁，不顾这些威胁带来的害怕，为了有意义的(如高尚的、美好的、有实用价值的)原因而去行动的能力。  Brymer和Oades (2009) 验证了勇气中包括害怕和危险的观点，他们通过对极限运动的参与者实施访谈，参与者认识到极限运动可能导致受重伤或死亡，但他们仍自愿处在危险的情境下，且必须处理和控制好这些恐惧以使自己能够成功完成运动。Brymer和Oades认为，通过克服害怕，极限运动员展示了勇气。 Kilmann等人(2010) 认为组织勇气包括了五个成分：自由选择决定是否行动(不是被逼迫的)；存在受伤害的风险；评估风险的合理性并思考哪种行动合适(不是蛮干)；追求有价值的目标；不顾害怕继续谨慎行动。值得一提的是，  Woodward和Pury (2007) 提出了另一观点，认为害怕未必是勇气的必要成分，新的勇气定义为：为达到一个重要的(如道德层面的)结果或目标而采取的自发行动，面对威胁伴随或不伴随着害怕情绪。 在勇气定义的研究中，不同的方法发现了相对一致的三个成分：害怕，冒险，以及高尚的目的  (Putman， 2001) 。如是的话，孔子的名言当被改写成“勇者有惧”。 3.2. 勇气的类型 Rachman (1984) 认为在面临着害怕的情境下，个体的行为表现是一个从害怕到伴随着害怕的勇气、再到无畏的连续体。鉴于人类认识事物有分类的倾向，勇气也被划分为多种类型，目前勇气的分类不统一。 Peterson和Seligman (2004) 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勇气由勇敢、坚持、正直和活力四个品质优势组成，但这一分类方法存在争议。  Lopez等人(2003) 基于前人研究，认为勇气有三种类型：身体勇气、道德勇气、关键时刻的勇气(vital courage)。但这种分类法主要是基于对特殊群体如勇敢的患者和轰炸机投弹员的研究。  Woodward和Pury (2007) 发现勇气有四种类型：工作或职业勇气、基于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的信念系统、社会与道德勇气，以及独立勇气。 考虑到勇气可能是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让个体对勇气的定义进行自我报告或许是好方法。  Rate等人(2007) 对大学生进行了一个四阶段的研究来确认勇气的内隐理论，结果发现三组明晰的行为聚类，分别命名为：不顾害怕的坚定不移，为了高尚目标的社会行为，为了他人的自我牺牲和承担风险。Rate等人还发现被试能够有效地将内隐勇气应用到评价他人行为的勇气水平和类型上。 Pury等人(2007) 对学生样本进行调查，让被试描述自己表现出的勇气行为，然后对当时的害怕、勇气和自信水平进行评级，语言学编码分析区分出两种勇气类型：总体勇气(general courage)是指为和一般人群相比，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行为；个人勇气(personal courage)是指以个体行为者感觉到害怕为参考指标，被视为有勇气的行为，总体勇气和个人勇气相区分的关键是比较的参照群体不同。  Pury等人(2007) 让被试分别在个人和总体勇气的基础上对行为进行排序和分类，结果各种行为被划分成16种不同的类型，区分为三个组：身体的、心理的和道德的勇气。研究者发现个人勇气与对危险的知觉相关更高，总体勇气和个体的自信感以及在特定情境下的无畏有更高的相关。 Sekerka和Bagozzi (2007) 重点研究道德勇气，他们将道德勇气定义为决定不顾个人危险地帮助别人，这种冒风险的行为类型是还要成为连续稳定的个体行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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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勇气的测量与评估 4.1. 自评问卷和量表 Schmidt和Koselka (2000) 采用了一个7条目问卷测量勇气(Courage Scale， CS)，研究发现该勇气分值可以缓冲惊恐障碍，但单维度问卷的效度存在疑问。  Woodard (2004) 发展了一个31个条目的勇气问卷(Personal Perspectives Survey， PPS-31)，  Woodard (2004)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确定了勇气的四个维度：总体勇气、群体交往勇气、独立行动勇气、身体的和道德的勇气。但美中不足的是数据采自高害怕和高行动意愿的有偏样本，且有条目出现多重载荷。总问卷α系数良好。但该问卷对勇气的测量中存在道德判断，因而可能导致测量偏差。另外，该问卷与CS问卷的相关不显著，提示两个问卷的相容效度不够理想。  Woodard和Pury (2007) 重新修订了PPS-31，得到包含23个题项的勇气量表(Woodard Pury Courage Scale-23， WPCS-23)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4个维度，分别命名为职业勇气、身体勇气、社会道德勇气和独立勇气。问卷的α系数降低为0.683，且出现三个双载荷的条目。因此新问卷的信、效度指标并不很理想。 Norton和Weiss (2007) 编制了一个12条目的勇气问卷(Courage Measure， CM)用于测量自我感知的勇气，CM对勇气采用操作定义：不顾有恐惧仍然坚持不懈。采用利科特7点计分，从1 (从不)到7 (总是)。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再测信度、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等测量学指标良好。作者建议，就心理测量而言，勇气最好被视为一种稳定的特质。 儿童勇气问卷(the Courage Measure for Children， CM-C)也由  Norton和Weiss (2009) 开发，其问卷源自于CM，包括12个条目。如：“我尝试克服我的害怕”、“我用勇敢的行动表现自己”、“如果我对某种事物感到焦虑，不管怎样我都将去直面它”，反向条目如“如果某种事物让我害怕，我尝试躲避它”，采用利科特4点计分，总分越高则勇气水平越高。CM-C还发展出了一个条目类似的父母他评版本。 Kilmann等人(2010) 从组织层面发展了组织勇气问卷(Organizational Courage Assessment， OCA)并考察其结构效度，OCA评估了成员观察到的组织中潜在的勇气行为以及害怕表现出勇气的行为，将组织分成四种类型：官僚组织(很少的害怕和很少的勇气行为)、害怕的组织(很多害怕和很少的勇气行为)、勇敢的组织(尽管有很多害怕但仍展现出很多勇气行为)以及表现出很少害怕和大量行动的量子组织(quantum organization，一种有凝聚力的高效组织)。研究者验证了OCA的双因素结构，研究者发现组织勇气与组织气氛、绩效以及满意度呈现相关性。 Sekerka等人(2009) 以美军的管理者为被试，编制了职业勇气问卷(Professional Moral Courage， PMC)，研究者认为职业勇气是一种管理胜任力。问卷包含五个维度：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cy)、多元价值观、对威胁的忍耐力、超越服从和道德目标。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另外，还有研究者  Konter和Ng (2012) 针对专业运动员群体，开发了运动勇气量表。 4.2. 虚拟场景测验 Muris等人(2010) 采用12个虚拟场景对勇气进行测验，每个场景描述了一种引发儿童被试感到害怕的情形，根据儿童的作答考察其勇气表现，场景举例如：“假如你单独一人在家，你的父母外出看电影并告诉你他们几个小时后回来，屋子外面很黑，风刮得很大，突然门铃响了，你会去开门看谁在外面吗？”场景评价均采用利科特4点计分，然后计算其测验总分。  Muris，Mayer和Schubert (2010) 在荷兰儿童中的一个独立样本(168人)中，发现儿童勇气问卷(Courage Measure for Children， CM-C)的α系数为0.73，勇气场景测试的α系数为0.73，两者相关系数为0.46，在另外一个独立样本(159人)的研究中，CM-C问卷的α系数为0.86，CM-C父母他评版本的α系数为0.78，两者相关系数为0.45。两个样本均显示男孩自评的CM-C总分高于女孩，但在第二个样本中的父母他评版本中却未显示性别差异。 4.3. 访谈法 Muris (2009) 将勇气访谈(Courage Interview， CI)用于对儿童勇气的研究，访谈首先询问儿童是否知道什么是勇气；接着告诉儿童勇气的定义：“勇气就是尽管你有害怕情绪，仍然敢去做某事”；然后让儿童报告自己曾做过的最勇敢的事：“你能告诉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以及你的勇敢行为是怎样”。让儿童分别在两个独立的利科特9点量表上报告在当时他们有经历了多大程度的害怕。(1 = 一点都不害怕；9 = 非常害怕)以及他们的发现他们的行为有多大程度的勇气(1 = 没有一点勇气；9 = 非常有勇气)绝大多数儿童报告了自己在生活中表现出个人勇气。在一个48人的儿童样本中，CI分数和儿童勇气问卷(CM-C)呈现中等强度的正相关(r =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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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勇气的脑神经机制 为探索在真实刺激下需要立即作出反应的勇气脑神经机制，  Nili等人(2010) 设计了一个实验，首次筛选出怕蛇的(n = 22)和不怕蛇的(n = 39)两组被试，实验中用到的刺激物是放在传送带上的一个玩具熊(控制组)和一条头部被固定的活蛇(实验组)。与此同时，躺在fMRI仪上的被试可以选择让玩具熊或活蛇距离自己头部更近或更远。然后要求被试将蛇或玩具熊尽量置于距离自己最近的位置。每作出一次选择，被试都要报告自己的恐惧程度。测试结果显示，无人对玩具熊产生恐惧，被试总是顺利拉近玩具熊与自己的距离。不怕蛇的被试对待蛇的态度与玩具熊一样。而怕蛇组中，部分选择“前进”按钮，部分选择了“后退”按钮。fMRI扫描显示，当被试选择“勇敢地”拉近与活蛇距离时，其大脑的前扣带回膝状下部皮层区域活跃度提高；作出相反选择时，该区域的活跃度则较低。当个体的恐惧增加并选择作出克服恐惧的行为时，被试的颞叶相关结构包括杏仁核的活动减弱。前扣带回膝状下部皮层的活跃度与被试报告的恐惧程度以及皮肤电导反应指标呈正相关。Uri Nili认为前扣带回膝状下部皮层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战胜恐惧的努力。研究者希望通过控制前扣带回膝状下部皮层的活跃程度治疗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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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勇气的相关因素 Baumann (2007) 发现，勇气和自信两个变量在预测学业成绩上没有表现出多大差异，提示了勇气和自信可能存在相关性。未来的研究要更精确的区分两者。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性别和年龄对勇气可能存在影响，多数文化鼓励男子要更有勇气，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6.1. 认知、行为、环境等变量与勇气的相关 Gruber (2011) 从班杜拉(Bandura)的交互决定论和人本认知主义理论出发，认为认知、行为、环境和勇气相关且存在交互作用。  Schilpzand等人(2015) 认为面对威胁或危险、处在压力状态下是激发个体勇气的条件，团体规范、个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心理品质如直觉和情绪也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勇气行为。自我效能感、自我决定、信念、希望以及坚持不懈可能会影响勇气。  Mavroudis (2003) 认为勇气和相关领域的知识负相关。当面临困难任务时，个体拥有更多知识则需要较少的勇气(可能更无畏)。当执行不确定任务时，相关知识越少则越需要勇气。勇气应当与个人的胜任力有关。值得一提的是，知识、技能、能力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个体的勇气当与三者都有关联。  Salvtore (2006) 认为在面临困难的战略性任务时，意志力会给勇气提供动力。  Gound (2005) 认为，榜样示范、鼓励和希望、相信自己的能力、更高的目标，以及管理恐惧对增进和保持勇气都是有用的。  Ochsner等人(2005) 认为勇气与对情绪的认知控制有关。  Hannah等人(2007) 认为学习积极的情绪技能，降低害怕水平是执行勇敢行为和自主行动的先决条件。  Curtis等人(2013) 以心理勇气为研究对象，对招募来的被试进行为期8周的整合生活质量指导训练，结果被干预者的心理勇气增强了。 6.2. 勇气与焦虑情绪、强迫障碍的相关 Muris，Mayer和Schubert (2010) 采用CM-C作为测评工具，发现勇气和焦虑显著负相关，勇气和感觉追求显著正相关。分层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对儿童的勇气存在预测作用。控制性别变量后，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和开放性正向预测CM-C分数，宜人性负向预测CM-C分数，在控制性别和大五人格变量的影响后，CM-C总分仍能独立负向预测焦虑分数。提示了勇气的保护性作用。研究者还发现儿童在不同的年龄段对勇气的理解也不一样。 Norton和Weiss (2009) 探讨了勇气和焦虑、害怕、行为倾向的关系，31名男大学生被试完成了勇气问卷(Courage Measure， CM)，蜘蛛问卷(The Spider Questionnaire， SPQ)，和蜘蛛惧怕信念问卷(The Spider Phobia Beliefs Questionnaire， SBQ)和行为倾向测验中(Behavioral Approach Test， BAT)，焦虑状态问卷(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te form， STAI-S)和主观困扰评量表(Subjective Units of Distress Scale， SUDS)。然后向被试呈现四只精细雕刻的狼蛛模型(被试以为是实物)，要求被试尽可能地将手接近这些狼蛛，并报告对狼蛛的害怕水平增加值，在控制了被试对狼蛛的害怕分数后，研究者发现被试的勇气分数和被试与狼蛛的距离显著相关，勇气分数高的被试的手离狼蛛更近，验证了勇气的可测量性和在面对威胁时的预测效度。 Wetterneck等人(2013) 以115名自评符合强迫障碍诊断标准者为被试，采用自评版的耶鲁——布朗强迫症状量表(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Self-Report， Y-BOCS-SR) (样本中的α系数为0.91)和  Norton等人(2007) 编制的12个条目的勇气自评量表CM (样本中的α系数为0.90)，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勇气水平是强迫障碍严重程度的负向预测指标，提示勇气训练可能对强迫障碍的治疗有增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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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勇气在各领域的应用价值 7.1.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勇气价值 “勇敢减轻了命运的打击”，这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Demokritos)的名言。“积极心理学之父”  Seligman (2004) 发现人类内心有缓冲心理疾病的力量：如勇气，乐观，未来意识(future-mindedness)，人际关系技能，职业道德，信仰，希望，诚实，毅力，能力和洞察力等。Seligman认为新世纪的心理预防工作将是创立一门人类力量的科学。 Woodard (2004) 基于身心统一观，提出了一个包含害怕、意义、勇气和生理机能的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中，勇敢的行为(courageous behavior)和更好的生理机能相关联。  Woodard等人(2007) 进一步指出，勇气是一种和爱、感恩相关的个人特质，是心理疾病的缓冲器，以及心理治疗的主要结果目标。 Rachman (2004)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下几点事实：有证据显示受惊吓的人(如罹患惊恐障碍者)也能表现出勇敢行为；勇气是一种习得的特征，人们可以在威胁中学会坚持不懈；尽管有害怕，仍然不屈不挠是勇气的表现；只有少数人不受害怕情绪的影响，自发的无畏是一种真实但少见的情况；表现出勇敢行为会逐渐降低个体的主观害怕并最终达到无畏状态。 癌症作为对生命有重大威胁的疾病，受死亡提醒的影响，癌症患者不得不去思考和存在有关的内容如生命和死亡。  Isaksen和Gjengedal (2000) 在对癌症患者护理的质性研究中发现，希望和勇气的关系紧密，勇气是癌症康复患者的必须品质。癌症患者认为“勇气和斗争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品质，对这种品质的表达对其他癌症病友来讲是鼓舞人心的。勇气作为癌症治疗的有利因素原因可能多样：如患者自身积极情绪对身体免疫系统的促进，以及护士对患者的更高的期望(出现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和更有效的心理支持。  Ramfelt等人(2002) 的研究发现，对具有勇气的患者，护士在帮助患者接受疾病事实以及治疗和预后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在护士看来，有勇气面对疾病或治疗过程对患者来讲是有利的  (Kendall， 2006) 。另一方面，  Lindh等人(2010) 采用质性访谈的方法，确认护士在护理实践中也需要勇气的参与。勇气能够 图1. 害怕、意义、勇气和生理机能的模型 帮助护士缓解焦虑，克服障碍、愿意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冒着职业暴露的风险与患者密切接触。勇气会影响到护士的职业发展和成长、实现目标以及获得尊重。 7.2. 行为主义的暴露治疗与勇气 尽管勇气的研究仍然有限，但总体上讲，勇气的概念对理解人类行为十分重要。勇气和恐惧、焦虑等情绪障碍存在相关。根据学习理论，勇气可能会缓冲病理性恐惧和焦虑。对恐惧刺激的暴露一直被证实是焦虑障碍治疗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临床上，暴露疗法就是鼓励来访者或患者接近那些让他们恐惧和害怕的事物或线索，并且鼓励接近行为持续时间更多长，频率更多。  Mowrer (1960) 发现，当面对威胁时，将自己暴露在令人恐惧的刺激或场景中参与勇气行为的个体，罹患严重焦虑问题的概率更低，与之相反，表现出回避意愿和怯懦行为的个体将表现出持久的和恶化的恐惧。和那些对暴露练习表现出更多快速退却倾向的患者相比，似可认为那些坚持进行暴露练习的更有勇气的患者将在治疗中获益更多。勇气研究有助于治疗者理解基于恐惧刺激的暴露治疗中的患者不敢开始和脱落现象，尽管有多种因素可以解释该现象，但个人面对害怕时的回避行为和感知到的无能为力可能是因缺乏勇气所致。在临床上，需要注意的是暴露疗法的脱落率可能会高一些。  Norton和Weiss (2009) 建议在治疗前对参与暴露治疗的患者进行勇气测量，可能会帮助治疗者预测那些患者更可能完成整个治疗，识别哪些患者在暴露治疗前采用增加勇气的策略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7.3.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与勇气的关系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一个关键点是帮助来访者发现当下去选择的勇气。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是美国重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是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的侥幸生还者。他很少谈及自己在集中营里忍受的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苦难与摧残，而是更多地谈论那些让人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弗兰克尔是意义疗法(logotherapy)的创立者，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的意义：1) 创造工作和做好事；2) 经历有价值的事情和遇到有价值的人；3) 人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如疾病、丧失、即将临近的死亡)。在最后一点上，弗兰克尔认为人们可以选择去勇敢的承受，这意味着人在承受痛苦的同时可以寻求意义。“意义”是指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是以构成精神支柱的种种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与内涵，讲述的是超越自我的始动力问题  (郭本禹，1997) 。鉴于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是存在于自我之外的，所以弗兰克尔强调，仅仅靠自我实现或机能成熟与充分发挥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超越自我，把自己同某个人、某种理想或某件工作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摆脱自我的羁绊，找到人生的真正价值或意义。“矛盾意向法”(paradoxical intention)是弗兰克尔早在1939年提出的一种意义治疗方法。他把“矛盾意向法”定义为“鼓励患者去做，希望发生正是他所害怕的事情——尽管不是诚心要这样做”。这种治疗方法与勇气行为类似。 7.4. 森田疗法与勇气的行动实践 森田疗法(Morita therapy)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心理治疗方法，其适应症是神经质症，包括焦虑症、恐怖症、疑病症等。该疗法在日本和中国被广泛使用，并被推介到欧美国家。森田疗法鼓励来访者接受和服从事物运行的客观法则，不要关心自己的精神症状(如焦虑、害怕、恐惧等情绪)，带着症状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管森田疗法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禅宗，但不难发现这一疗法包含了经历恐惧但仍然积极采取行动的取向(类似佛学的精进)，与  Rachman (2004) 的勇气定义相似。 7.5. 勇气在其他应用心理学领域的价值 Kilmann等人(2010) 发现，勇气行为对雇员和组织的长远成功有积极影响。  Sekerka等人(2009) 认为勇气是管理者的美德。管理者必须在他们的日常工作表现出道德勇气，勇气实践是组织成员的一个重要特质。 Hartley (2011) 受孙子兵法的启发，考察美军老兵对指挥官的勇气的质性评估，研究军事指挥官勇气的内隐理论，David H Hartley区分了勇敢(bravery)和勇气的区别，认为勇敢是对紧迫威胁的即刻反应，勇气则是一种稳定的特质。勇气是军事指挥官的必备品质之一，并且影响到指挥官的决策。 Martin (2011) 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勇气能够预测学业成绩，并且会影响到学习计划，任务管理，自我阻碍，心理隔离，课堂参与以及积极打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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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未来的研究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继续扩展勇气的理论框架，关注勇气的特质论和情景论之争，内隐勇气观，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视野中的勇气  (Greenberg & Pyszczynski， 2014) ，临终关怀领域中的身体勇气和死亡提醒效应(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之间的关系，以及勇气与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的关系，进化心理学理论与勇气的功能等领域。勇气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变量，可以探讨其他的积极心理因素如韧性(resilience)、寻求意义(making sense)与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关系  (涂阳军，2010) 。勇气作为一种心理与行为现象，必然和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文化对勇气的影响等课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勇气的脑神经机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热点。考虑到广泛的脑区(腹侧神经系统和背侧神经系统)活动参与情绪的产生和调节，勇气与情绪调节的关系，勇气对焦虑、恐惧情绪的抑制和积极情绪的激活仍需认知神经科学的深入探索。 值得思考的是，在面临紧急的应激情况时，个体可能会做出战或逃或木僵(Fight， flight， and freeze)反应  (Thompson， Hannan， & Miron， 2014) ，从勇气的定义来看，逃跑反应显然不是有勇气的行为。但从进化论心理学的观点看，这两种反应策略可能都具有重要的适应意义，过分的无畏让个体不能有效回避实际危险。看来勇气或者体现了人类更高的需要层次，或者仍然有其适用范围。有研究者  (古若雷，2009) 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认为社会观念将“无所畏惧”作为一种美德来宣扬。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本质上仍然是反人性的，其出发点是将社会中的个体看作实现共同意志的工具，而非一个具有完整价值的独立者。 最后，就道德勇气层面而言，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改革深水区，传统与现代价值观激烈碰撞，消融共生。在传统价值观瓦解，新的价值观尚未完全立稳，社会道德普遍滑坡的今天，扶不扶摔倒的老人，危难中是见义勇为还是冷漠旁观等社会热点问题无疑凸显了道德勇气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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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西藏普兰岩体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西段、西藏自治区西南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峡谷地带。本文对普兰蛇绿岩中的基性岩脉做了详细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研究，普兰岩体基性岩脉主要是细粒辉长岩。岩石具有中等含量Al 2 O 3 和CaO，低K 2 O、低P 2 O 5 、高Na 2 O和中等含量TiO 2 的特征，辉长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模式的轻稀土元素亏损，ΣREE含量较高，与MOR型环境特征相似。微量元素标准化图解中可以发现微量元素具有Ba、U等LILE元素富集和Nb、Ti等轻微元素亏损的特点，似乎与岛弧有成因联系。综合来看，辉长岩的主量、微量和稀土元素的特征与弧后盆地的N-MORB的地质环境特征相符合。对辉长岩中的锆石进行LA-ICP-MS U-Pb定年测定，获得两组较好的 206 Pb/ 238 U年龄数据，得出加权平均年龄为119.4 ± 5.2 Ma~122.1 ± 7.1 Ma，代表辉长岩形成的年龄，也是普兰蛇绿岩形成的年龄。 关键词 :蛇绿岩，基性岩脉，N-MORB，地球化学，年代学，西藏普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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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是我国境内最大的蛇绿岩带，呈近东西向断续延伸近2000 km，它位于有着“世界屋脊”著称的青藏高原的南部与西南部，代表着在晚侏罗纪–白垩纪期间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汇聚之后，新特提斯大洋洋壳和岩石圈的残余[ 1 ] 。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俯冲–碰撞以及特提斯洋的最终闭合而形成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2 ]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近东西走向的贯穿西藏南部地区，导致不同地区的缝合带的表现出的特征也不尽相同[ 3 ] 。普兰位于雅江带的西段，其境内形成的蛇绿岩体有着不同的特征，普兰蛇绿岩体对雅江带的环境形成有着重要帮助，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雅江带蛇绿岩带作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主要在此基础上对蛇绿岩中的基性岩脉进行分析研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蛇绿岩可以根据对造山带蛇绿岩的研究分为四个单元，从下到上可以依次分为：变质橄榄岩、深成杂岩（包括辉长岩和每铁–超镁铁质堆晶岩）、席状岩墙群杂岩和喷出岩[ 4 ] 。也有人认为蛇绿岩是构造侵位于大陆边缘造山带的古洋壳和上地幔的残片[ 5 ] 。最近几年，有大量的地质学家对西藏雅江带的蛇绿岩带成因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做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地带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对于西部的大部分蛇绿岩块还未进行研究或研究程度不深[ 6 ] [ 7 ] 。而本次就是对西藏雅江带西部普兰地区的蛇绿岩带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蛇绿岩带中的基性岩脉。蛇绿岩深成杂岩的主要组成之一就是辉长岩，侵入于地幔橄榄岩中的辉长岩与典型蛇绿岩剖面中深成杂岩单元明显不同[ 26 ] ，普遍认为这类基性分凝体为地幔橄榄岩的同源熔出物[ 8 ] ，属于以岩墙或岩脉形成抽出而固结的地幔橄榄岩的同源产物。由于岩石在不同环境中形成的矿物特征不同，所以根据岩石的矿物特征与地球化学特征可以来推断岩石的成因以及形成背景。由于先前已经有学者对普兰岩体做过一定的研究，所以本文着重对西藏西段普兰蛇绿岩体中的基性岩脉辉长岩进行锆石年代、岩石、矿物及地球化学的特征分析，并通过与前人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对比，探讨其地质意义以及所经历的构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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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域地质背景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产出的蛇绿岩块体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因此按照地域的划分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曲水至墨脱为东段；昂仁至仁布为中段；萨嘎以西至中印边境为西段。其中西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达巴至休古嘎布蛇绿岩带的南亚带和达机翁至萨嘎蛇绿岩带的北亚带两个地带[ 9 ] 。本次所研究的普兰蛇绿岩带便位于南亚带的中段，同时也是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西段的面积高达600 km 2 的最大蛇绿岩体，东西延伸约60 km，南北宽约20 km (图1)。 普兰拉昂错蛇绿岩体呈NWW方向展布，大致可分为4个岩相带，从北至南分别是① 混杂岩带，沿岩体北部边缘分布，由蛇纹岩、强蛇纹石化方辉橄榄岩与上侏罗统碎屑岩岩块构造混杂而成；② 纯橄榄岩相，主体为纯橄榄岩，含少量方辉橄榄岩；③ 方辉橄榄岩相，是岩体的主体，约占总面积的70%，以不同程度蛇纹石化的方辉橄榄岩为主，含少量纯橄榄岩透镜体，两者呈渐变或突变接触；④ 方辉橄榄岩+辉绿岩脉相，主要为蛇纹石化方辉橄榄岩，极少量二辉橄榄岩，并有一些辉绿岩脉侵入[ 10 ] 。本文所采样品主要位于拉昂错岩体的南侧的方辉橄榄岩岩体，主要对方辉橄榄岩岩体中的基性岩脉，基性岩脉主要为辉长岩、辉绿岩，脉体宽度大小不一，数厘米到数米均有，部分发育有冷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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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岩石学及矿物学特征 本文所采的辉长岩主要位于拉昂错岩体南部的方辉橄榄岩中，岩石比较新鲜，局部有绿泥石化。辉长岩主要为细粒辉长结构，少部分为辉绿结构，辉石长石含量基本各半。显微镜下辉石主要为灰色或棕褐色，半自形–自形发育，呈板状、片状，有些裂理发育，粒度大小不一，主要集中在0.5~2 mm；长石无色，较自形，双晶发育，粒度0.25~1.5 mm，呈片状分布。 辉长岩的主要矿物有单斜辉石，含量25%~30%，少量的斜方辉石，含量<5%；橄榄石粒状为镁铁橄榄石，含量10%~15%；长石主要为钠长石和钙长石，可见聚片双晶；副矿物主要为钛铁矿。有些蚀变的辉长岩有方解石脉体、长英质脉体充填其中，有的辉石长石边缘和表面发生蚀变，有些薄片可见沿裂隙发生绿泥石化(图2)。 图1.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西段普兰岩体地质简图(据徐向珍等，2011；河北省地质调查院，2005修改) 图2. 普兰岩体中辉长岩的显微镜下照片；(a) 辉长结构；(b) 绿泥石化的单斜辉石；(c) 蚀变严重的辉石；(d) 绿泥石化的单斜辉石. Pl——斜长石；Cpx——单斜辉石；Ol——橄榄石；Chl——绿泥石；ilm——钛铁矿；矿物代号据Kretz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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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年代学特征 测年所取锆石样品均来自细粒辉长岩。由图6可以看出，锆石为自形到半自形晶形，颜色为灰白色，颗粒较小，裂隙少，较均一，长宽比大约1:1.5~1:2，长轴长度约为70~150 μm，多为短柱状，柱面较发育，多数颗粒呈现无环带、弱环带，基本不含矿物包裹体。样品把的制备与锆石的阴极发光(CL)图像的采集在西北大学完成，锆石的U-Pb同位素定年测试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LA-ICP-MS仪器上用标准程序进行，激光束斑为30 μm，详细的实验过程与仪器原理见参考文献 [ 13 ] 。 通过对辉长岩中锆石的样品数据分析(表2)，辉长岩中Th的含量为15.43 × 10 −6 ~136.22 × 10 −6 ，且仅有一组数据大于100，说明Th的含量很低；U的含量为39.78 × 10 −6 ~158.01 × 10 −6 ，含量变化不大，锆石的Th/U比值约为0.33~0.86，表明它们均为岩浆锆石。由于岩浆锆石年龄较小(<1000 Ma)，采用 206 Pb/ 238 Pb的测年数据。测点显示的 206 Pb/ 238 Pb年龄范围为104.1~133.5 Ma，在置信度95%的条件下， 206 Pb/ 238 Pb的年龄为119.4 ± 5.2 Ma~122.1 ± 7.1 Ma，代表了辉长岩样品的形成年龄(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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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本文主要对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西段普兰蛇绿岩体中的基性脉进行研究，对辉长岩的样品进行实验处理，得到辉长岩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图9.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地区自西向东主要蛇绿岩带的位置及年龄图(据朱弟成，2008修改) [ 30 ] (1) 根据辉长岩主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的关系特征，可以判断出辉长岩脉为为碱性系列且为洋中脊玄武岩(MORB)或弧后盆地的扩张环境。 (2) 通过对辉长岩脉中挑选出的锆石LA-ICP-MS定年，表明普兰辉长岩脉的形成年龄为119.4 ± 5.2 Ma~122.1 ± 7.1 Ma，为早白垩世。 (3) 雅江带蛇绿岩年龄分布图中可以发现整体呈现西晚东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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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抑郁个体认知偏差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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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抑郁个体大多存在着认知偏差，在自我参照信息加工中往往表现为自我负面偏见。本文回顾总结了近年来有关抑郁个体自我参照相关的研究方法、理论探究及神经机制研究，研究范式上有自我参照加工任务、自传体记忆提取范式、自我参照效应的R/K范式，理论解释主要有自我图式理论、认知理论、情绪记忆的语义网络模型以及唤醒水平理论，神经机制包含脑电研究和脑成像fMRI研究。最后对将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和探讨。 关键词 :抑郁个体，认知偏差，自我参照加工，负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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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我参照加工是个体参照自我相关信息与参照他人信息、语义信息等对照条件时所进行的一种信息加工方式，该加工方式往往表现出与自我联系在一起的材料如人格形容词等能够获得最好的记忆成绩和更快的加工速度的加工特性(  Conway & Dewhurst， 1995 ;  Rogers， Kuiper， & Kirker， 1977 ;  Symons & Johnson， 1997 )。这种特性相对于一般正常群体而言，对于抑郁个体则有不同的特性和表现。 抑郁个体往往对信息加工存在负性偏向，偏向于加工和自我图式内容相一致的信息，因其认知基础由否定性的负性图式所构成，在自我参照加工过程中表现出自我积极词汇认可量低、加工速度慢；回忆消极词汇效果好的特征(  Black & Pössel， 2013 ;  Connolly， Abramson， & Alloy， 2015 ;  Dozois， 2007 ;  Goldstein， Hayden， & Klein， 2014 ;  Lemogne， 2009 ;  Timbremont & Braet， 2004 )。该群体因比正常人更加关注负性信息，故而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会存在更多的偏差，这主要表现为注意、记忆和解释偏向(  Everaert， Koster， & Derakshan， 2012 ;  Gilboa， Ben， Jeczemien， & Hermesh， 2004 ;  Mathews & Macleod， 2005 ;  Wisco， 2009 )。注意偏向是从选择性注意的角度来考察抑郁个体认知偏向，研究发现负性刺激被抑郁患者优先加工并放大，而其他刺激则容易被忽略，这种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使抑郁症状得以持续和发展(  Baert， De Raedt， Schacht， & Koster， 2010 ;  Koster， De Raedt， Goeleven， Franck， & Crombez， 2005 ;  Gotlib， Krasnoperova， Yue， & Joormann， 2004 )。记忆偏向一般指外显或自传体记忆过程中，抑郁个体在自由回忆任务中回忆更多的消极词汇或事件(  Blaut， Paulewicz， Szastok， Prochwicz， & Koster， 2013 ;  Ramel et al.， 2007 ;  Wisco， 2009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抑郁病人对负性信息也存在内隐回忆偏向，而正常人则对正性信息有内隐回忆偏向；病人在编码自我相关信息时，这种偏负性的内隐回忆更加明显(  Phillips， Hine， & Thorsteinsson， 2010 ;  Romero， Sanchez， & Vazquez， 2014 )。解释偏向则指个体以消极或者威胁性的方式来解释模糊的刺激、情景和事件(  Moser， Huppert， Foa， & Simons， 2012 ;  Salemink， Hertel， & Mackintosh， 2010 )。这些认知偏差在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中都较常见。 对于抑郁认知偏差的成因和解释方面的探究，诸多的临床心理研究的证据表明，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都有其认知失调的根源，与患者的内隐自我信息加工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相比于正常个体，患者过多的把消极情绪与自我联系起来进行加工，导致自我负面偏见，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不适应问题。因此，从自我参照加工视角探讨抑郁认知偏见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相比于正常个体，抑郁个体的自我参照加工有哪些性质和特征，其自我参照加工的神经机制与常人有什么不同，都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借鉴这些特殊个体的自我参照加工的研究结果，帮助他们找到认知失调的根源，也许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特殊个体的本质问题，避免把消极情绪与自我联系起来进行加工，引导他们做出有利于自我成长和发展的归因，这样不仅为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应用领域提供有效的帮助，也为抑郁、焦虑等领域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相关研究范式；然后探讨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认知偏见的理论解释；最后结合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神经机制特性等方面来综合讨论探究抑郁个体的自我参照加工特性，并对未来研究取向进行展望，期望为进一步探究抑郁特质与自我参照加工内在联系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更全面了解抑郁个体的认知特点，丰富抑郁患者临床预防和治疗的应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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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范式 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所采用的实验范式大多采用和借鉴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 SRE)的相关研究方法，其中应用较广的主要有自我参照加工任务、自传体记忆提取研究范式和R/K范式等。 2.1. 自我参照加工任务(Self-Reference Processing Tasks， SRPT) 自我参照加工任务由  Rogers等人 1977年进行改进发展而来。该范式一般是先给被试呈现消极和积极词汇，要求被试判断这些词汇是否能用来描素自己。接着是一个非随意回忆任务，让被试回忆刚才呈现的所有词汇。被试对词汇的认可量、回忆量、反应时作为区分抑郁个体存在负性自我认知偏差的指标。如  Timbremont和Braet (2004) 让被试判断形容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随后做自由回忆任务，尽可能的多回忆所呈现的形容词。结果显示抑郁组被试判断适合描述自我的消极形容词数量明显多于正常组，回忆任务中的积极形容词回忆量显著地少于正常组，揭示了抑郁患者较正常被试对消极词汇具有明显的负性回忆偏向。 该实验范式存在争议，疑问在于究竟是抑郁被试对形容词的反应偏向造成了其消极心境，还是消极的抑郁心境使得被试更加关注那些消极的形容词？所以这个范式很难把认知结构的作用和抑郁心境的作用分开。例如  Timbremont等人(2008) 的研究却发现抑郁个体并未表现出特定的信息处理偏见，有抑郁史组(formerly depressed， FD)、当前抑郁组(currently depressed， CD)和未有抑郁组(never depressed， ND)被试只表现出记忆偏差，自我编码的评分任务和回忆任务无显著差异存在。此实验结果可能是不同组别间“临床状态”的差异造成的，因此研究者认为“临床状态”可能是抑郁症个体存在的一种认知脆弱性风险因素。  刘宏艳等(2014) 设置了自我评价和估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两种不同的情境，要求被试对积极和消极人格词进行自我相关性判断，也发现抑郁状态影响自我认知偏向，即随着抑郁严重程度的升高，被试者越来越不倾向于把自我与积极信息相联系，越来越倾向于把自我与消极信息相联系，即出现了自我积极偏向减弱的现象；发展到更严重即抑郁症的程度，甚至会出现自我消极偏向。综上，对于抑郁个体的心境和临床状态与认知偏见之间的影响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探究验证。 2.2. 自传体记忆提取范式(Autobiographical Memory Retrieval Paradigm) 自传体记忆提取任务同自我参照加工任务相似，也分为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在学习阶段采用不同的指导语，引起被试的学习方式也有所不同。实验要求被试努力寻求与所呈现单词有关的个人经历的回忆，如，“您是否生过与此部位有关的疾病：‘胳膊’”，“您是否有过体现此单词的经历：‘诚实’”。  Bower和Gilligan (1979) 的实验研究中证实了自我参照加工任务和自传体提取任务(要求被试进行个人经历的提取)都能产生类似的、优于语义编码的回忆优势，且自传体任务与自我参照加工任务都能对记忆产生易化作用  (万利娟，2008) 。 该范式多用于检测抑郁个体自传记忆的回忆效果。具体表现在回忆任务上抑郁个体提取更多的消极事件或词汇，或是对回忆内容做更多的消极评价  (Kuyken & Moulds， 2009) 。在回忆内容上对于特定事件(如让抑郁被试回忆自己结婚的具体日期)的检索能力远不及对照组个体(  Williams et al.， 2007 ;  Young et al.， 2012 ;  Watson， Berntsen， Kuyken， & Watkins， 2013 )。对于特定事件的回忆，其结果明显差于对照组，而是更多的回忆一般事件，例如和朋友吵架等。 临床心理学研究将此范式与生活回溯(Life review)治疗方法相联结，以此来减轻和缓解临床抑郁症状(  Serrano， Latorre， Gatz， & Montanes， 2004 ;  Serrano et al.， 2012 )。如  Serrano等人(2004) 给被试呈现15个线索词，要求被试根据线索词回忆特定时间或地点的生活经历，经过3周的生活回溯训练，发现抑郁被试对具体情节的记忆明显增多，抑郁症状明显减轻，生活满意度也得到提高。该实验方法对临床治疗抑郁患者提供了借鉴。 2.3. SRE研究的R/K范式 SRE研究经典研究范式采用自由回忆率和再认率为指标，对个体的记忆成分未做进一步的分析。  Conway等人(1995) 首次将记忆成分区分为R判断和K判断进行研究，不仅要求被试对人格特征形容词进行再认，还要求被试对人格特征词进行“旧/新”的判断，对学过的人格特质词做进一步的R/K判断。R判断(即remember)指被试能真正清楚地记得这些项目，并能回忆起单词呈现时的细节；但被试若仅知道项目是先前呈现过的，并不记得呈现时的细节，或者仅仅是凭熟悉感进行再认，则作K反应(即knowing)。结果发现：SRE出现在了自我参照组的R判断上。对此研究者认为R反应具有情节记忆的性质，伴有自我觉知意识(automatic consciousness)，含有自我指向的成分；K反应与语义记忆类似，伴随的是“知道感”(noetic consciousness)，几乎没有自我指向成分。由此可见，自我记忆优势只有在R反应中才能显示出来，可以敏感地反映自我参照加工特性。因此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研究中也将R反应作为判断其认知加工偏向的重要指标，并在抑郁个体自传体记忆特征的实验程序中应用较多(  Bergouignan et al.， 2008 ;  Lemogne et al.，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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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解释 对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理论解释有自我图式理论、认知理论、情绪记忆的语义网络模型以及唤醒水平理论。其中图式理论被广泛应用。 3.1. 自我图式理论 图式是外界事物储存在个体大脑中的方式，是在记忆中储存的有关各种知识的稳定结构性表征。个体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图式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个体头脑中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个体经历的其他一些事情的干扰，从而导致这些图式具有积极性或者消极性  (Kelly & Steven， 1990) 。也正是由于图式形成过程的这种长期性与独特性，个体对信息所做出的积极的抑或消极的解释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与自身已存在图式有关的“自传式”的反应  (Morgan， 2010) 。这也揭示了抑郁个体对自我参照信息的加工具有负性偏向是有其认知根源的，即个体在头脑中形成了负性自我图式。 正如  Beck (1976) 所认为的那样，一旦外界刺激与图式或知识结构一致，对此类信息的加工就更容易。正是由于抑郁症个体形成了消极的自我图式，导致其对适合自我特征的刺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快而且自信程度高，并以消极的方式编码个体经验，倾向于对消极经验进行归纳，而回避情境中的积极因素，进而对知觉产生歪曲、对信息产生认知偏差(  Williams， Watts， MacLeod， & Mathews， 2001 ；  彭晓哲，周晓林，2005 )。因此，在自我参照加工过程中，抑郁个体往往表现出对消极词的回忆速度快，对积极词的加工速度慢的特征，并且存在相对负性的自我描述。也表明抑郁个体的自我图式中储存的积极信息较少，消极信息较多。 3.2. 认知理论 Beck (1987) 最先倡导抑郁认知理论，他认为抑郁个体的认识活动或认识过程是消极的，能恰当的用来解释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过程所表现出的消极认知偏向。他尤其强调三类导致抑郁的消极认知，即抑郁认知三联征：个体总是对自我做消极评价、对以往经验做消极解释、对未来做消极预期。这些认知特征与临床抑郁个体在自我参照加工过程中的表现极相符。并且它与“认知歪曲”、“自动性思维”和“潜在的抑郁性认知图式”作为核心概念来解释抑郁认知偏向的产生。认知歪曲是指个体对客观现实的错误解释或错误知觉。在这种情况下，抑郁个体得出的结论会使他们的消极期望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自动性思维指的是介于外部事件和个体对事件的不良情绪反应之间的那些思维，大多数抑郁患者并不能意识到在不愉快情绪之前已存在着这些思维，即成为自动性思维，并对事件做出自动性的解释偏差  (李梅，陈文成，陈传锋，2008) 。该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思想和信念是产生抑郁状态的原因，着眼点是探查导致不良行为和情绪障碍产生的认知过程。并认为抑郁症病人用自我贬低和自我谴责的方式去解释所有的事件，而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3.3. 情绪记忆的语义网络模型(Semantic Network Model of Emotion) Bower (1981) 的情绪记忆的语义网络模型认为，每一种基本情绪(如愉快、愤怒、恐惧等)在记忆网络中是以结点的形式表征的，复合情绪由基本情绪的许多结点同时激活构成。每一个基本情绪的结点都与其他许多结点相联系，如表情行为、自主反应模式、评价唤醒、语言标签等。在情绪的语义网络中，每种情绪被表征为一个相互联系的记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激活会增加相联系节点的通达，从而产生一个加工偏向，偏向与加工与情绪状态相一致的信息。例如在Bower等1978年的一项研究中，诱导愉快和悲伤两种心境，然后要求被试回忆童年时期的事情，结果发现在愉快心境下的被试回忆出更多童年时期愉快的事件，而在悲伤心境下的被试回忆起了更多的童年时期不愉快的事件  (Bower， Monteiro， & Gilligan， 1978) 。由此可以理解，抑郁患者因长期处于负性情绪状态，其语义网络节点易激活负性加工偏向，进而产生认知偏向。比如抑郁个体自传体记忆中与自我相关的负性生活事件更易被激活而得到加工，进而导致与其相联结的负性记忆网络节点的通达，抑郁情绪随之产生并持续发展。 3.4. 唤醒水平理论 抑郁症患者具有自我中心性  (Beck， 1987) 。他们总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内部心理活动上，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够敏感，甚至有些迟钝，即抑郁患者具有较低的唤醒水平。  戴琴(2008) 用平行加工模型(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odel， PDP)来解释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该模型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抑郁患者的认知加工偏向。文中提到，此模型包含三个方面：第一，通路的处理能力；第二，输入单元在静息状态下的激活水平；第三，对特定输入单元的神经通路控制能力。虽然抑郁患者对外界刺激具有较低的唤醒水平，但是抑郁患者大脑中与抑郁相关的神经递质活动较强，因此对抑郁刺激输入单元较为敏感，表现为容易注意到与抑郁相关的刺激，并对这类刺激做出注意反应，形成对刺激的偏差认知。另一方面会导致神经通路对抑郁相关刺激的神经通路的控制能力减弱。简而言之，抑郁个体在自我参照加工中所表现的负性偏向是因抑郁个体消极自我图式信息的神经递质活动在大脑中活动更强烈，对抑郁相关刺激反应更灵敏，进而强化了对自我信息的消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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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值得注意的问题及展望 5.1. 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特性的稳健性问题 虽然抑郁个体自我参照负性信息加工偏向的研究较多，但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稳健性不如正常个体，即以何特性出现并未达成一致结论。  Kuiper和Derry (1982) 的研究中对轻度抑郁患者和正常被试组进行对比，实验一设置了语义参照组(如单词“bleak”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否可以联系到特定的情景？)和自我参照组(单词“loyal”是否适合描述你？)进行对照，实验二设置了自我参照组和他人参照组；所选形容词分为正性词和负性词两类。实验采用自我参照加工任务，结果在自我参照加工条件下，抑郁被试选择的正性词与负性词数量一样多，正常被试选择的正性词数量显著多于负性词；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的正性词数量无差异，自我参照组加工负性词数量多于他人参照组。而  Segal等人(1988) 发现抑郁被试选择更多的负性词，但与非抑郁个体相比，两组被试均选择正性词多于负性词。另有  Denny和Hunt (1992) 的研究结果显示抑郁被试选择负性词多于正性词，而非抑郁被试选择正性词多于负性词的自我参照加工特性。后续研究可以从实验材料、实验程序的设定等方面进行尝试，来探讨抑郁个体自我参照负性信息加工是否也具有稳健性。 5.2. 实验范式的多样化问题 自我参照加工的实验范式虽然相当成熟，但对于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研究多使用SRPT经典范式，R/K范式、自传体记忆提取范式、自我生成程序等范式的应用研究并不很多，应该考虑结合中国人自身特点，并尝试与遗忘、提取等多种研究范式相结合，可以借鉴国内学者对于自我参照的提取诱发遗忘、定向遗忘现象的研究(  杨红升，朱滢，2004 ；  杨文静，刘培朵，崔茜，郝鑫，肖宵，张庆林，2014 )。另外，国外早些时期也进行过该方面研究，比如  Power等人(2000) 采用定向遗忘实验范式，设置抑郁组和正常组被试作为对照，并要求被试在学习情绪性材料的时候将这些材料与自身相联系，结果两组被试都出现了定向遗忘效应，但抑郁组被试回忆出了更多负性的要求遗忘的项目。结合抑郁个体的自我参照加工特性，在定向遗忘现象上是否存在异于正常个体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机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因此可以灵活的将提取、遗忘研究范式应用到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实验研究中去，进一步拓展抑郁个体的记忆加工在自我参照领域的实证研究。 5.3. 被试取样的局限性 在被试的取样上，国内外关于抑郁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青年大学生，而对老年人的关注比较少，而老年人是抑郁群体中相对较多的，相比于正常老年个体的自我参照加工特点  (杨红升，朱滢．2004) ，抑郁老年人是否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影响自我参照的年龄效应因素是否也存在于老年和青年抑郁个体身上？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5.4. 抑郁成因的进一步探讨 对于抑郁成因的探讨，新兴的积极心理学则从全新视角解释抑郁，可为后续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它不同于抑郁认知理论所主张的消极认知偏差是导致抑郁的易感因素，而是认为是个体积极认知的缺乏导致了抑郁  (周雅，刘翔平，苏洋，冉俐雯，2010) 。周雅等的论述中认为抑郁个体并不存在过分消极的认知偏向，他们只是对于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对于现实的风险与损失具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将抑郁解释为积极资源缺乏，进一步阐述了积极的认知“偏差”、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积极的意志行为这些方面的匮乏是抑郁的发病原因(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  Seligman， 2008 )。 综上，本文主要对抑郁个体参照加工特性的研究范式、理论解释、脑机制相关研究证据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对该领域研究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特别是抑郁个体的临床应用方面，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极大的拓展了抑郁病因研究领域，更为临床的抑郁治疗提供新的视角和希望。积极心理治疗作为一种证实有效的干预手段，是对传统心理疗法的有益补充与完善，二者的相互整合、共同作用将会是临床心理治疗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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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根据多个一体化数据存储模型，结合多数据中心、分布式异构环境等实际需求，提出了基于要素类的多数据中心数据一体化存储模型，并以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基础信息库项目为基础，进行了建模。建模结果显示：该模型可以满足多数据中心、分布式异构环境下的海量多源数据一体化存储与管理。 关键词 :多数据中心，一体化存储，多源异构数据，要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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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基础信息库是国家发改委联合11个相关部门开展的建设项目，旨在整合资源，切实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水平，为社会提供标准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 由于11个部门的数据本身自成体系，汇集在一起形成服务时，在数据来源、种类、时间序列上均相比单个部门复杂。如何根据多数据中心、分布式异构环境下的应用需求，确立数据(矢量、影像、格网、图表、图片、文档等)的存储模型，形成各类数据的存储模型及实现技术方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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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一体化数据模型研究现状 关于一体化数据模型的研究，有如下几种情况： 1) 提出一种新的空间数据组织模型——矢量栅格混合的数据模型[ 1 ] 。从数据结构模型层次考虑[ 2 ] ，能兼顾矢量、栅格数据模型的优点，矢量、栅格数据可转化到新模型中存储，从物理层次实现一体化。 2) 基于某一种软件技术对矢量、栅格、表格等数据的统一管理，物理上各种类型的数据选择软件提供的相应的物理结构存储，例如应用ArcSDE这一成熟的海量空间数据库引擎，结合数据库管理系统能实现一体化的管理；或者基于OracleSpatial实现了在Oracle数据库中同时存储和管理栅格文件与矢量文件并无须借助其他工具[ 3 ] 。 3) 从数据的组织管理考虑的，以某些软件技术为支撑，对分布式的多源海量的矢量、栅格、表格等数据的统一管理，不同的数据采用不同数据存储方式、通过数据索引、元数据等的建立，在组织管理层面达到一体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