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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探析“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建构路径选择 (一) 公司是龙头 公司是模式的龙头，起龙头作用的“公司”究其本质是企业，企业的本质定义是“创造顾客”，产品和服务的品牌价值、市场份额、技术创新等构成其核心竞争力，以自有资本为项目资本金，再融合社会资本、整合当地各种资源，投资新产业新项目、做大做强做优、实现可持续性健康发展历来都是企业的本能和强项。龙头企业掌控市场信息、科技创新、产品销售渠道，处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也承担着市场竞争的巨大风险。“龙头公司”能否传导和带动产生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是模式存在与持续发展的基石。 有了龙头企业，才能实行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农户进市场。一个龙头企业就是一个跳板、一条纽带、一座桥梁、一个载体，它把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条。把一个小产品，通过深、精加工，多层次地开发利用，形成一个大产业、大集团 [ 10 ] 。龙头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完善和畅通的销售和信息采集渠道，他们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了解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规格等的需求，然后通过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将这些信息传达到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民手中，引导农民合理确定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龙头企业作为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能带动更多的农户与国际市场接轨，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充分发挥农户家庭经营生产成本低的优势，结合区域发展规划，扩大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形成当地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通过高科技含量的精深加工，创造出一大批有较强出口竞争力的知名品牌，提高主导产品的竞争力，扩大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国际市场上的份额。 (二) 基地组织是关键 模式改变过去的自给半自给自然经济状态，实现种、养、加、销一条龙产业链条，结成农业规模化经营经济共同体，利润在各个环节、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一直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开始与龙头企业打交道；作为中介的“基地”组织，扎根于农村，凭借与农户的信任关系，充当公司与农户间的桥梁，填充产业链条中的信用、信息断层。 因此，“基地”组织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关键。首先，基地的存在，有助于维护公司的利益公司，与基地以经济合同的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格。基地根据公司与农户签订的种植收购合同，进行检验、收购，而后由公司集中并作最终加工和销售。公司支付给基地一定比例的代理费用。对于公司来说，基地在当地农户中有很强的信用作用，不仅能减小了公司与农户在合同签订、履行等操作上的难度，降低了公司的运作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利于杜绝原料生产及收购等环节上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 [ 11 ] 。其次，基地的存在，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如果基地按照与公司的契约规定，在完成了对农户的农副产品的收购后，公司发生了违约行为，那么基地作为农户的利益集体，有责任对公司进行起诉。虽然诉讼成本同样高昂，但是分摊在各个农户身上的诉讼成本比单个农户提起诉讼要小得多，因此，公司在违约后很难逃脱对农户、基地的赔偿，违约成本相对较大。再次，基地可集中农户个人的有限剩余形成批量交易，实现规模效应在基地的作用下，农户的生产经营由分散变得相对集中，生产的集中有助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同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经营的集中使各产权独立的交易者能有组织、高效率地进行交易，同时有助于农户 争取更有利的交易条件，如享受折扣、送货上门、技术服务等。大批量交易还能够降低流通费用，享受规模流通的优势。最后，基地在谈判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有助于保护农民利益分散的农户与交易对手谈判地位不对等，迫使农户成为农产品出售的低价接受者，农业生产资料的高价接受者。而以基地作为整体有组织地与交易对手谈判，可增强农户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农户在市场、工商企业、政府、消费者前的谈判地位，有效地抵御来自各方面对农户利益的不合理侵蚀，改善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平等地位 [ 12 ] 。 (三) 农户是主体 农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战场，涉及中国农民6亿多人口。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脱离广大农民的任何图谋都不可能振兴乡村，更实现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让农民生活富裕。另一方面，作为经营主体的农民、农户并不是简单的、原子式的理性行动者，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渗透于其决策与具体行动过程之中。农民最大的优势是手中持有经营权的土地，最大的劣势是知识少、技术水平低，这就需要融合多方资源、培训技术，科学组织与管理。 所以，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创新发展，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明确方向、高举旗帜，依靠农民、为了农民，通过对于不同农村社区农民生活、观念、行为、农村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等的调查，探索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内容、地位、作用、动力、道路、方式、特点、成效和走向，研究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道路、模式、规律等，要科学地运用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的方法，把经济现象、经济制度纳入到社会之中并综合运用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社会文化以及社会组织等理论和方法，分析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提出系统化、具体化、法治化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体系，加强模式各方的文化认同感、使命感、责任感，以提升农民、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投入热情、参与积极性、融入紧迫感、获得幸福感 [ 13 ] 。 (四) 模式的社会行为良性发展是基础 农业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农业经济制度并不是如新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只是单纯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有效率安排，而是经济活动者之间的稳定、持续社会网络互动的结果，它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 14 ] 。在模式微观调查和个案分析时，要把农业经济看成农村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置于我国整个经济社会急剧变化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以及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中，研究经济组织及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之中并受其限定的各种社会因素，深刻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变化及农民群众的需求，致力于构建与农村开放、流动及市场化、多元化、复杂化相适应、满足农民民生、民权和民主需求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 15 ] 。 模式的建构实际上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建设过程，模式本身是个有机的整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点、平台和抓手 [ 16 ] 。所以，在分析框架上，必须消除以往单一性的描述或解释而形成的刻板印象，要创新方式方法，从农业经济行为属于农村社会行为的一种嵌入到广阔的农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之中，并从社会功能、社会行为、社会资本等经济社会领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要借鉴已实践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范例和研究创新成果，总结模式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操作路径、实施方案的重要启示，还要探讨模式是否适于当地社会文化、资源环境、产业基础，是否接地气、服水土，能否调动农户积极性，进而对于模式的特征、特点、动力和逻辑进行解释，对时代背景下模式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在确保“生态宜居”前提下如何实现“产业兴旺”；在确保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的前提下，使模式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依托，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五) 模式下的产品、服务创新，全力打造知名品牌、特色品牌是根本出路 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的农业，要以经营工业的方式来经营农业。一方面，公司领队投资新项目建设投产后，不管是产业化规模化生产还是基地联营下家庭承包制生产，最终生产的产品不可能都在本村、本乡甚至本地区消费，必须走出去对接国内外大市场。有贸易、有销售、有交换才能让产品变成农民的财富，用于消费、储蓄或再投资发展。而每一个牵头的农业公司的市场、技术、管理都不同，再加上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禀赋各有千秋，在“人和自然”各具特色的情况下如何培育开发出较好的产品、创立好的品牌，在国内外市场上适销对路，是模式立足之本。另一方面，企业要靠资本投资产业，而资本天生是要逐利的，即便是利用项目银行贷款也要还本付息、申请政府财政补助获得项目资本金后滚动发展时仍然要新增投资，归根结底企业要靠产品和服务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利润才能立市场于不败之地。 总之，只有模式下各种产品卖出去有钱赚，这个产业才能兴旺发达，农民得到了比自家种“一亩三分地”更多的实惠，该模式才能扎根于农村，推广应用并持久发展。这也是模式能否胜任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使命与责任的关键所在。换一句话讲，模式在创造了丰厚的收入(现金流)后，把“公司 + 基地+ 农户”作为一个蓄水池子库存起来，只要这个池子是满的，唤起老百姓的希望、生机、热情、活力才有勇气和底气，三方的信心均来源于此。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正需要如此。 (六) 现代化、科学化、信息化等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是基本保障。 首先，必须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条件来维持农户和公司交易关系的相对稳定。要科学合理的设计一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由此引起的交易成本，避免各方利用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带来短期的利益，让长期的利益蒙受损失 [ 17 ] 。 其次，应该鼓励公司创立品牌并且完善相应的信息显示机制，让基地、农户、农民在与公司签约之前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的具体情况。 第三，建立声誉机制。声誉是在“重复博弈”中建立起来的。其基本原理是，当合作将无限期地进行下去的时候，任何追逐短时期利益、背离合作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不理智的。双方会谋求不断的合作，以建立自己的声誉。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只要是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并不需要契约双方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只要有一方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其他人又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观察到对方的商业行为，就足以使声誉机制发挥作用。任何人都可以与“长寿”的一方签约并接受它的“权威”指导。因此，可以借助于声誉机制来弥补“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的制度缺陷 [ 18 ] 。 第四，信息化管理的行为空间。公司、基地、农户选择的关键在于市场价格对契约价格的偏离程度和违约成本，而市场价格的波动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于是交易需要信息化管理的规制，即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进行维权行动，获得补偿。故建立对契约的规制机制，对违背契约或利用合同的不完全性获取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需要信息化联网无缝对接政府和法律的介入。信息化平台建立后，政府或法律中介作为交易的“第三方”参与进来，不仅可以表现在它以法官或仲裁人的身份出现，它还可以通过信息的供给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制定交易产品或技术的标准等方式来减少合作双方的“公共空间”，降低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契约和组织的稳定性 [ 19 ] 。 龙头企业通过提升对模式应用的综合管理水平，可以充分其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信息优势和管理优势等各优势聚集融合于模式平台上产生放大效应，带动一大批农户从自给性生产转向商品化生产，可以有效地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 [ 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