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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伤发生率的影响要素 工伤事故的发生与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主客观状态有很大的联系，因此，研究工伤与相关要素的关系，对于认清工伤事故的发生原因，从而有效地预防工伤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首先关注了几个影响工伤事故发生率的要素：一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龄；二是用人单位的所属行业；三是用人单位的安全管理；四是社会环境风险。现根据相关的调研数据，对这几种影响工伤发生的要素进行分析如下： 2.1. 工龄与工伤发生率 早在1995年傅华等人就曾对工龄与工伤之间的联系作过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工龄在5年内的职工发生工伤的概率最高，为35.4%。并且，随工龄增加工伤数会逐渐减少。但当职工工龄超过25年后，工伤事故发生率会再次增加，至占总数的7.9% [ 1 ] ，具体见表1。其所含的意思是，在入职的前几年，劳动者的技术不熟练，年轻毛糙，会造成较多的工伤，另外，在劳动者逐渐衰老后，由于敏捷度和反应速度的下降，劳动的风险也会加大，会形成第二个工伤高峰期。 我们的调研数据再次表明，劳动者的工伤与劳动者的工龄有较紧密的联系。在我们所做的两百份问卷中，有96人工伤是在入职一年以内发生的，63人在入职一至三年发生，这就占了总体的79.5%。与1995年傅华等人的研究相比，工龄较短的劳动者的工伤发生率高则更为明显。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发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劳动关系的流动性越来越强。目前劳动合同的短期化造成劳动关系的不稳定，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企业的外部劳动市场发达，工人们在不同用人单位间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强。劳动者是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市场价值，这种状况导致劳动者技术不熟练，因而易造成工伤。 第二，劳动关系的流动性弱化了用人单位培训劳动者的动力。在劳动关系流动性加强这个大背景下，用人单位的岗位不愿意花太多的金钱培训劳动者，怕白白浪费培训资金，这更加导致了劳动者职业技能不熟练。特别是在一些高危险行业以及对职业技能要求较高的行业，这种短缺对工伤发生率有着尤为深刻的不利的影响。从本次调研中发现在本单位工龄3年以下的职工发生工伤的比例如此之大，说明职工工龄以及职工职业技能熟练程度是影响工伤发生的重要因素(见图1)。 2.2. 行业的危险性与工伤发生率 由于各个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差异较大，各个行业的工作危险性程度也是各有不同的，因此，行业的危险性与工伤发生率有紧密的联系这一点是无疑问的。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我国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将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划分为一类至八类。 1 我们对200人所作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见图2)，36%的受伤职工工伤前从事制造业，29%的受伤职工从事建筑业。 2 这两个行业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其他诸如文体、医药、住宿餐饮业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制造业、建筑业是最具有危险性的行业。这两个行业迫切需要技术、培训和工伤风险防范。在这两个行业中，劳动者受伤的直接原因主要为摔伤(占35%)、机器伤(占30%)，砸伤占16% (见图3)。 Table 1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injury and the working years [1 工龄 单位：年 0~4 5~9 10~14 15~19 20~24 ≥25 合计 人次数 单位：次 67 58 25 18 6 15 189 百分比 单位：% 35.4 30.7 13.2 9.5 3.2 7.9 100 表1. 工伤与工龄的关系 [ 1 ] 图1. 200名受工伤调研职工在本单位的工作时间(单位：人) 图2. 200名被调研工伤职工行业分布 图3. 200名被调研工伤职工受伤原因统计 我们的调研结果也印证了工伤保险实行行业费率有其合理性。目前在我国费率确定上，按照风险较小的行业到风险较大的行业的分类，社保缴费率也从低到高依次增加，一级风险最低，八级风险最高。用人单位在初次缴费时，先按行业基准费率确定，以后由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发生率、工伤保险费使用、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一至三年浮动一次。从浮动费率的科学性来看，尽管我国2015年开始实施的八级分类较之于以前的分类有较大的进步，但较之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存在以下的问题： 首先，我国实行的差别费率档次少且差别较小。差别费率的目的是为了让高风险行业的单位承担更高的工伤成本，促进安全生产条件不合格的企业及时改善生产条件。2015年7月22日，人社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中规定，我国从2015年10月1日起实行新的工伤保险费率制度。本次调整将行业风险增加到了八个档次，基准费率分别为0.2%、0.4%、0.7%、0.9%、1.1%、1.3%、1.6%、1.9%左右，部分学者认为这使得行业风险档次更能反映其真实风险 [ 2 ] 。然而，从行业风险档次分类数量来看，德国达到380个，日本达到54个，台湾地区达到61个，远比我国的行业风险分类多得多。从工伤保险费率区间来看(见表2)，我国的费率区间与其他三个国家、地区的相比，最高行业费率与最低行业费率拉不开差距 [ 3 ]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费率共分为三种分别为行业别灾害费率、实绩费率和上下班灾害费率三种。其中费率最低的是金融业保险业0.02%，最高为煤矿业2.94%。较为细致的行业差别可以更利于体现工伤保险的公平性，使得工伤事故风险高的行业承担高的费率成本，而事故风险相对低的行业承担相对低的费率成本，激发各行业改进工作场所的安全性，最终达到减少职工受伤的目的。 其次，浮动费率参考指标不准确且浮动难。工伤事故发生率作为浮动费率浮动的重要参考指标在实践中很难准确确定。在对企业人事管理人员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工伤事故通报制度，社保部门一般被动接受来自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的工伤申请。企业为防止工伤事故发生率过高导致本单位浮动费率上浮，对一些轻微的工伤事故选择与受伤职工私了解决。劳动者迫于在本单位继续任职的压力，或者避免进入复杂的工伤申请、工伤补偿程序，如果觉得用人单位的补偿勉强可以接受，也会不再去劳动、社保部门申报工伤。浮动费率浮动难，难就难在我国现在对浮动费率如何“浮动”，中央未制定浮动费率的实施细则，缺少明确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再次，浮动费率未对小型企业进行特殊考虑。浮动费率具有两面性，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能够督促单位改进生产，预防工伤；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会造成用人单位成本增加，不利于新兴企业的发展。比如，台湾地区的实绩费率主要适应于雇佣人员达到70人的投保单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刚刚起步，生产经验不丰富，规模尚小，经济实力稍弱的企业，不会因为浮动费率而影响企业发展。大陆地区不加区分的适用浮动费率，极有可能对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 4 ] 。 Table 2 The scope of premium rate of Germany， Japan， the District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 国家及地区 费率区间(单位%) 高低费率相差倍数(单位：倍) 德国 16.42~0.15 109 日本 10.30~0.30 34 台湾 2.94~0.02 147 中国 1.9~0.2 9.5 表2. 德国、日本、台湾地区及中国的费率区间 2.3. 用人单位安全管理与工伤发生率 在对劳动者访谈的过程中，在问及受到工伤的劳动者对工作环境安全性的感受时，有41%的劳动者认为工作环境有点不安全，32%的劳动者则认为工作环境非常不安全，这些回应反映出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未能跟上。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负有安全生产保障的义务，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这不仅是用人单位在法律上的义务，更是社会赋予其的责任。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在这种强制性安全生产的责任之下，众多用人单位却没有让劳动者感到工作环境的安全。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用人单位有降低用工成本的动机。不管是预防工具的购买，还是专门的工伤预防负责人员的聘请，都需要额外的人力物力的花费。在对企业人事管理人员进行的关于所在单位是否采取过预防工伤措施的访谈中，15%的单位表示未特别采取过，45%的受访单位表示采取过，但是很少。对这些单位进一步问及不采取或较少采取工伤预防措施的原因时，有73%的单位表示还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认为工伤总在少数，与少部分人的受伤赔偿额相比较，花那么多精力进行工伤预防没必要，购买工伤保险还不如铤而走险。 其次，行政监督和惩罚的不到位。一方面，国家对危险预防不够重视，我国由于工伤保险行政、经办、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工作量大，因此大部分地区都把精力放在了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方面，对工伤预防基本上并无过多的涉及 [ 5 ] 。另一方面，执法主体不明确，2003年的《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管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是综合管理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部门，所以在工伤预防的安全管理问题上存在两个部门职能的重合，关于到底由哪个政府部门来管理又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各个部门相互推诿，缺乏长期的监管部门。 2.4. 交通事故与工伤发生率 在关于工伤职工的受伤类型的调研中，在随机进行的200个案例调研中，我们惊讶的发现，交通事故在受伤原因中竟然占到了12%。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这个数据也说明现在交通安全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影响重大。如今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与此同时，车辆的数量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容易造成更加拥堵复杂且危险的交通环境。曾起何时，职工上下班竟然成为如此危险的一件事。近年，我国随着电瓶车的热卖，由曾经的“自行车大国”渐渐转变为“电动自行车大国”。电动自行车凭借其购买和使用费用低，灵活省力，方便快捷的特点，被工薪阶层用来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但是，这种交通工具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各个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为了控制成本，生产的电动车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属于“肉包铁”形式骑行的电动车，在下雨下雪天极容易打滑与机动车摩擦，发生事故。在我们的调研中这种案例比比皆是。交通参与中对交通法规的不了解以及安全意识差的现象十分严重。 此外，在我们对用人单位的访谈调研中，面对越来越高的上下班途中职工工伤发生率，各单位负责人不禁连连喊冤，抱怨为何糟糕的交通环境让单位来买单。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可以看出，上下班途中工伤认定比例为5.73%，位列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受伤这一典型职业灾害之后，在工伤认定事故种类中占第二大比重 [ 6 ] 。由于工伤保险实行浮动费率，上下班工伤事故的多发，无疑会导致工伤费率的上升，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针对交通事故比较多的情况，目前有学者已经开始呼吁实行单独的上下班灾害费率，主张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危险非来源于企业生产环境，企业无法对该危险进行控制，这样社会化性质的问题也应该有社会合理分担 [ 7 ] 。如台湾地区的做法那样，可在行业差别费率之外，单独设立不予浮动的上下班灾害费率。该费率可根据各地区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予以确定。这样既避免了企业因与自身安全生产因素关联性极低的上下班交通事故的发生，使得其费率浮升、负担加重，又可集社会之力弥补因事故受伤的职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