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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1. 网络与内部政治效能感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新媒体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于互联网与政治效能、知识、参与等重要政治变量的关系方面，紧密关注互联网使用的巨大影响。大量研究集中于媒介使用时间、媒介依赖、使用方式、内容偏好等媒介接触的不同层面及对公民政治社会化不同层面，然而在研究互联网与内部政治效能感关系时，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网络接触对政治效能感与参与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另一种认为，互联网对政治效能与参与等没有作用或存在副作用。 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关于自己政治能力的感知，是对自己的政治行动能够影响政治或政府过程的感觉，是个体对政府、政策以及所有政治体系的关系在自身心理上的反映，主要表现为公民感受到政治或政府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感觉到自身能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 2 ]。政治效能感从内外划分为两个维度，内在效能感是指针对个体而言，个体感觉自己能够影响政府、自认为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即对自身能力的肯定；而外在效能感则是指个人认为政府会并且也能对其要求有所回应，即对外部条件的积极评价(Brian， 2000)。由此可见，内在效能感通常表明个体成为政治活跃者的可能性。 学者臧雷振认为，内部效能感与政治知识、兴趣与承诺有关，公民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增加内部效能感 [ 3 ]。不同于乐观主义者的观点，怀疑主义者认为互联网的兴起与普遍破坏了民主政治赖以正常运作的重要机制，可能使得政治效能感大打折扣 [ 4 ]。而以休费勒等为代表的学者发现在控制个人背景和传统媒介使用后，网络政治信息的使用对政治效能感没有影响 [ 5 ]。 在前人研究冲突争议之下，为更好分析网络使用对东亚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偏向积极还是消极，本文以人们使用互联网的不同目的与功能分类，构建了两个影响机制。当前人们使用互联网主要有两大目的和功能：其一是获取信息、浏览新闻资讯的功能，其二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互动交流。因而构建了第一种信息机制，探讨以获取政治信息资讯为主要目的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由于使用社交媒体构建起互动交流的社会关系结构，对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建立第二种社会资本机制，探讨以社交媒体接触互动为主要目的互联网使用影响。 互联网发展愈加迅猛，然而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不断涌现网络暴力、网络欺诈、网络安全等问题，使青年对互联网产生了较大的不信任 [ 6 ]。趋于严重的社会信任问题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了社会转型时期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本文以社会资本机制作为侧重点，研究作为社会资本核心的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进而更好解释互联网使用对东亚青年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2.2. 互联网信息机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极大拓宽了青年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了所获取信息的种类与内容，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后果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青年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表达观点和意见，因此可以说信息机制是上网的直接也是最主要目的。互联网信息丰富繁杂，从性质上可以分成娱乐类、科普类、政治类等，而本文主要探讨政治信息对东亚青年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媒介接触使青年掌握更多的时事信息与知识，能够加深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根据臧雷振的观点，对公民个体互联网使用体验而言，选民的政治新闻关注并没有和他们的政治怀疑产生关联，相反对于媒体竞选新闻的注意会增进选民的内在效能感；同时互联网的匿名性也可能通过减少人们直面政治的恐惧进而提高人们的内部效能感 [ 3 ]。然而由于互联网的娱乐化、负面性与无效性信息的增多，加上青年政治态度价值观具有一定程度的易变性与偏激性，可能降低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 2.3. 社会信任机制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核心内容，指的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人或群体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语承诺是可以依赖的期待” [ 7 ]。如果说内部效能感是指对于自我能力的一种信心，那么社会信任就是对于他人的一种信心 [ 8 ]。因此，在探究内部效能感的影响因素时，社会信任是不可或缺的中介因素。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学者对信任与内部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认为政治效能感较低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较低，他们认为自身的行动很难影响政治领导的作为；当政治效能感较高时，公民相信自身的行动会对政府产生积极的影响 [ 9 ]。信任水平与政治效能感正相关。信任水平越高，公民预期与政策支持越高，就越能感觉到对政治与公共政策的自我影响；信任也促进了成员与体系的合作，提高了政治体系的运转效率，增强了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公民回应感，因此能提高内部政治效能感。但这种信任主要指政治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的研究是相对忽视的。 现有社会信任研究主要测量对陌生人的普遍社会信任，但对“大多数人的信任”存在概念不清，在不同的国家对信任范围的理解也有区别，因此本研究将总体信任分为水平和差异两个部分。如果将信任水平看作公民信任的强度，那么信任差异就是公民对他人信任的宽度与范围。信任水平越高，就能创造更多的合作；而信任差异是作为合作规范起作用的范围，此范围越宽广，差异内的合作就越包容。具体而言，信任差异决定了合作范围的宽度，信任水平决定了该范围内公民合作的强度。所以要测量总体信任，就需要测量水平和差异两方面的信任。信任水平低或者差异狭窄，都会带来总体信任的低下。 在东亚范围下探讨社会信任，就不能忽视儒家文化传统价值的缓冲作用。如果将儒家文化看成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东亚国家便因为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时认同儒家文化的人就表现出对他人的高度信任。也就是说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即使接收到负面信息，社会信任水平仍保持较高，更利于发挥互联网的正面作用。 东亚国家青年的教育深受传统儒家文化观念影响，儒家文化也造就了社会信任机制的不同。特殊信任往往基于面对面的高频度互动，普遍信任则是广泛的弱化的人和人之间的关联。在典型儒家社会中，推己及人的同心圆结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际互动的差序格局。“家”的理念几乎涵盖了儒家社会的精髓，子女与父母互动紧密，父母对子女成长承载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教育到婚嫁，无所不包；而子女则必须毫不含糊地履行“孝”的义务，家内外的界线就出现了，所有的义务感、情感与信任都指向了家里人，对外人则大可不必 [ 10 ]。不难理解，儒家核心价值“仁”是差等的爱，也是以己为中心，“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家里人之间的高度互动与休戚与共自然产生更多的信任，而与外人的稀疏而松散关系自然无法催生高度信任 [ 11 ]。 然而，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到来，互联网的多样化信息可以通过增加居民线上社交频率、改善人际关系满意度来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会通过降低受访者对社会公平的认知而降低其社会信任水平 [ 12 ]。现有研究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存在较大分歧，在因变量基本相同的前提下，由于自变量之间的差异会得出相反结论。有学者得出了个体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的结论 [ 13 ]。这表明互联网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影响社会信任，但正面机制大于负面机制的影响，总体上互联网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得出了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的结论 [ 14 ]。这是由于互联网为用户带来了真正的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主权，因此相较于传统媒介，互联网发布的负面社会信息有可能更多，也自然对社会信任带来了更多负面效应。 互联网带来信任水平和信任差异的改变，影响了社会总体信任水平。青年通过互联网有了更加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更加自由的表达渠道，社会信任程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使得内部政治效能感发生变化。本文将基于此，在互联网社会背景下研究社会信任对于东亚青年内部效能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