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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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利用SPSS对相关因素处理分析 4.1. 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对四个评判指数进行主成分分析操作，提取两个主成分，可以得到表1、表2、图1相关信息。 Table 1 Explanation of total varianc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1.688 42.197 42.197 1.688 42.197 42.197 2 1.244 31.112 73.309 1.244 31.112 73.309 3 0.868 21.706 95.015 4 0.199 4.985 100.000 表1. 总方差解释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Table 2 Component trix 成分 1 2 拥挤指数 0.793 −0.473 生态指数 0.778 0.409 景区总数 0.352 0.829 人均消费 −0.574 0.409 表2. 成分矩阵 a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a 提取了2个成分。 图1. 组件图 将四个评判指数进行主成分分析后转化为主成分1、2两大类。可以看出第一大类与第二大类总和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73%，说明在信息降维处理之后，信息丢失的很少，基本可以使用降维后的信息代替原来信息。但是由于主成分1、2难以文字解释，于是进行因子旋转，得到两个更加易于解释的主成分(表3、图2)。 Table 3 Component matrix a after rotatio 成分 1 2 拥挤指数 0.920 0.076 生态指数 0.396 0.784 景区总数 −0.194 0.879 人均消费 −0.705 0.000 表3.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3次迭代后已收敛。 图2. 旋转后的组件图 由主成分1和主成分2的组件图和成分矩阵得出：1) 主成分1主要与拥挤指数和人均消费成较大相关，主成分2主要由生态指数与景区总数成较大相关。2) 主成分1与拥挤指数成极大正相关，而与人均消费成极大负相关。旅游者旅游时不被拥挤困扰，那么将需要花费更多，将主成分1命名为代价指数。3) 主成分2与景区指数和生态指数均成极大正相关。城市的旅游条件包括景点数目和生态环境越好，主成分2水平越高，将主成分2命名为硬件指数。 代入相关数据得到不同城市关于主成分1、2的散点图(图3)。 图3. 散点图 由图可以看出，所有城市较均匀的分布在原点附近，但仍然存在扬州、北京、重庆、深圳这四个特异点的存在。根据对主成分的相关解释可以得出，北京与重庆的硬件指数远高于其他城市的水平，相应的旅游条件优越；深圳的代价指数远高于其他城市，硬件指数比大部分样本城市高；扬州的硬件指数一般，但是相应的代价指数很低。为了散点图得到更好的效果，进行数据筛选，对扬州、北京、重庆、深圳这四个城市变量进行剔除，得到新的不同城市关于主成分1、2的散点图。 图4. 剔除变异点后的散点图 从图4中可以看出，广州、杭州、苏州、上海、成都五个城市位于图像的上方，说明这些城市的硬件指数较高。广州、呼伦贝尔、三亚、丽江、哈尔滨等7个城市在图中偏左边，说明这些城市能够以较高的旅游消费为代价而获得较为宽松、不拥挤的旅游体验，而武汉、合肥等城市去旅游时可能相对花费更少但旅游体验可能会相对较差，可能需要忍耐拥堵的烦恼。 4.2. 聚类分析 对这些不同的城市还进行了聚类分析，分为四类(图5)。 第一类城市以上海、成都、昆明为代表，这些城市的显著特点是硬件水平较高，但旅游时可能会有拥挤的风险。第二类城市以三亚、呼伦贝尔为代表，这些城市可能硬件水平没那么高，但在旅游时的体验可能会较好，不会有拥挤的烦恼。第三类城市以广州、苏州、杭州为代表，这些城市硬件水平较高，且旅游时体验会较好，但花费可能较高。第四类城市以合肥、南昌、贵阳为代表这些城市硬件水平不是很高，而且旅游时可能会承担拥挤的烦恼，但花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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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基于SPSS对不同城市进行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是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可以通过对数据处理来评判旅游发展水平和状况，对旅游业的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以 图5. 聚类分析图 下结论和建议： 1) 在主成分1和主成分2的构建中，主成分1代价指数和主成分2硬件指数比较客观地反映城市旅游的现状，两个主成分是符合实际的。 2) 在对各个城市的描述中，我们所构造的评判指数是行之有效的。在这一条件下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硬件指数、代价指数)对各个城市的描述有良好的区分度和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城市的评价变量构造和处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对比。 3) 发现一些城市如北京、深圳等在旅游的某一指数远高于其他城市，说明此城市在旅游中担当着领头羊的作用，对于旅游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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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单纯的土地盲目扩张已不能体现出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为有效解决城市化过热所引起的问题，提高城市密度，合理规划投资建设城市，有利于城市健康科学发展，形成科学发展的城市格局。笔者通过阐释紧凑城市理论，对城市土地开发采取高密度形式进行集约化管理，分析提高城市密度意义，优化城市布局，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缓解人地矛盾。从培养城市事业家、发扬城市特色以及合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三个方面讨论提高城市密度的措施，对新型城市化道路提供建议。 关键词 :城市密度，紧凑城市理论，新型城市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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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二十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日益加快，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人口增速明显低于建筑区面积的增加，无序低密度的扩张成为建设城市的主要特征。这种现象严重阻碍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加重土地利用不合理和交通堵塞等“城市病”，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趋势。提升管理城市水平，解决城市环境问题，调整产业布局，优化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战略。2015年在中国城市中央会议中多次提出，加强城市集约化管理，树立紧凑城市发展理念，不断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逐步向内收转变。因此，如何提高城市密度和建设新型城市化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目前关于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研究主要有以下内容：张平宇、曹萍等通过阐释西方城市开发变革理论给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为打破城乡在产业和市场的垄断，积极走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 [ 1 ] [ 2 ] ；王鹤、尹来盛等从国家和历史视角讨论实现新型城市化的措施，从协调区域发展、合理规划城市建设和建设良好形象等四个方面形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 3 ] ；叶裕民等认为对城中村进行积极改革整顿，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建设新型城市化 [ 4 ] ；俞云峰根据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现状，构建多维质量评价体系，提出推动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措施 [ 5 ] 。耿宏兵认为通过辨识高密度与宜居的关系，分析如何在高密度地区构建宜居的城市结构 [ 6 ] ；岳宜宝认为应充分考虑居民可接受度的社会因素，将城市紧凑和可持续发展辩证结合起来，科学提高城市密度 [ 7 ] ；蒋涤菲等以紧凑城市理论为基础，对三旧进行土地利用、集约化管理和科学引导控制等方面进行改造 [ 8 ] ；韩刚等通过评述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对紧凑理念的研究，提出中国应以精明的增长方式推动城市建设 [ 9 ] ；ARTMANN M.等认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是以紧凑城市为规划的精明型增长，并提出紧凑绿色城市的概念及规划 [ 10 ] 。目前关于将紧凑城市理论与新型城市化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以紧凑城市理论为基础，探讨如何提高城市密度以科学地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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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紧凑城市理论及提高城市密度的意义 2.1. 紧凑城市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丹齐克(G. B. Dantzig)在《紧凑城市——适于居住的城市环境计划》中首次提出“紧凑城市”概念，主张为解决城市蔓延所产生的问题，合理优化城市布局以促进城市发展。随后在1988年荷兰政府将“紧凑城市”理念应用到政策制定方面，为城市规划提供理论基础；1990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绿色报告书》，阐明实施城市遏制政策将会改善环境和生活质量，并将“紧凑城市”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强调建设高密度、多样性城市，主张在现存的边界内解决城市问题。综上所述，紧凑城市理论起源于欧洲，受欧洲历史名城高密度密集发展的影响较大，欧共体在积极推行紧凑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紧凑城市的提出是针对由于城市化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和弊端，其内涵是主张对土地开发采用高密度形式，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进行集约化管理 [ 11 ] ，混合利用城市空间，将休闲娱乐、办公、住宅等集于一体，提高城市利用效率，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高密度的城市建设、土地利用多样化和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是紧凑城市理论的主要特征，高密度的开发可以高效利用现有土地，扩大郊区的绿化面积，减少交通工具的使用以提高环境质量；土地混合利用可以优化布局，强化人们之间关系纽带，形成良好的城市精神文化，创造和谐发展环境；快捷便利的交通建设可以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形成快速便捷的城市交通系统，保护生态环境。 2.2. 提高城市密度意义 2.2.1. 产生集聚效应，生产率提高 提高城市密度，可以产生集聚效应，也就是在这个城市有限的空间内，集聚更多的人口和产业等，由此知识传播更快，管理趋于专业化，分工明确，提高该区域的生产效率，进而推动城市的经济迅猛发展。例如美国硅谷，最为典型的例子，在有限的空间内集聚了数以千百计家IT产业，吸引大量的人才精英集聚在硅谷，各大中小型IT科技公司也是集聚在此，促进硅谷成为世界著名的IT城市。因此，提高城市密度容易形成产业集聚，生产效率由此提高，进而推动该城市经济发展。 2.2.2. 扩大城市承载量，优化城市功能布局 提高城市密度，可以在垂直空间上容纳更多的人口，这也在侧面扩大城市的人口承载量。因为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在平行的空间内可以无限的垂直扩大容纳，这也就说明原先一平米的土地可容纳100个人，但是现在由于垂直发展，可以容纳500个人，这也就极大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发展肌理和功能布局，城市密度的提高可以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对城市用地功能整理复合，充分融合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功能，丰富城市空间的多样性，稳定城市系统发展。 2.2.3. 节约能源，成本降低 城市密度的提高可以有效的节约能源。由于人口聚集在一起，在交通方面，可以集中建设交通枢纽，公共交通选择多样化，或大多数人可选择步行出门，有效缓解交通压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城市密度提高，可在社区或人口居住的地方集中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减少必要的支出，降低成本；在能源输送方面，人口高密度集聚可以减少如水电气等能源在输送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有效控制损耗；在信息成本方面，人口集聚可以降低为获得信息所产生的成本，如大数据管理应用、数据储存和信息交流等。 2.2.4. 利用土地资源，缓解人地矛盾 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自古人地矛盾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而城市密度的提高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一矛盾，一方面将土地进行集约化管理，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即在有限的土地使用中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密度提高，将原本郊区所征用的民主地可以用作发展其他特色经济，不仅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更是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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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提高城市密度，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 3.1. 培养城市事业家，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 就目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单纯的所拥有土地面积的增加不足以代表一个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只有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可以明确表现出城市化发展情况。那么想要更好的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则正如周其仁教授所提出的需要一批真正的城市事业家 [ 12 ] 。其根据城市发展特点及历史底蕴充分利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组织发展当地特色的经济文化活动并以环境友好作为导向，培养城市内涵，发育城市文明。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强化知识能力管理和促进信息交流，在此基础上培养适应不同城市发展状况的城市事业家。 3.2. 发扬城市特色，维持城市本土化特色 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逐步推进，许多城市加大建设力度，顺应时代发展步伐，逐渐拔地而起。但在追求发展建设速度的同时，开始盲目扩张开发土地，许多农用地和林用地开始演变成工业区，忽视城市本身发展规律，以及自身内在文明内涵。中国一些具有古建筑的城市为了发展经济模仿经济发达城市的发展状态，开始无规律和不科学的进行开发，失去古城应该具有的特色韵味。 一个城市的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因此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大部分乡镇居民逐渐转移到城市生活工作，他们对城市生活抱有着强烈的欲望，然而城市发展的快节奏生活很难适应，情绪的落差会极大影响他们的生活，换言之，基于此的城市密度的提高是低质量的，严重匮乏城市文明，精神生活空虚寂寞，片面的经济增长使得城市文化认同感集聚降低，逐渐消失的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曾坚等人认为，“在城市设计中，应基于城市文化协调共生的理念，深入分析城市文化的背景，充分挖掘本土文化的内在特质，在把握当代生活内涵的基础上，有机组合各种文化要素，促使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生态协调与和谐共生，将城市特色建立在自身的人文底蕴基础之上，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空间” [ 13 ] 。每个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一个城市持久的生命力和经久不衰的文化，它们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地域化特征，充分体现一个城市的个性特色，所以一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发展水平，更应该注重培养文化的内生动力。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基于环境保护和尊重，在科学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城市所具有的文化特色和内在文化形态，实现城市发展的文化多维价值。 3.3. 形成城市名片效应，扩大影响力 为推进下一步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提高城市密度，城市事业家应充分利用城市所具有的优势，合理规划城市设施，尤其以可发展经济活动为主，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形成城市名片效应，扩大影响力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发展特点经济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使得每个城市具有自身的城市名片效应 [ 14 ] 。如哈尔滨市一座冰城，在每年的冬季可吸引大量游客，那么哈尔滨的名片可以被定做“冰城”，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除去所具有的旅游优势外，充分考虑利用城市设施把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定位在使公共资源富含价值性，充分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自然人文环境，合理的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以便吸引更多人才，扩大影响力。 3.4. 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形成产业链条 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体的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必然会提升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增加城市经济的发展活力。合理利用环境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可以带动区域的以房地产，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科研教育产业，创意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经济效应可以带动整个城市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增值，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资本集聚和辐射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3.5. 协调城市设施发展，提高利用效率 协调城市内部资源分配以进行合理供给，政府在供给过程中，要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内部各系统的协调与平衡，以此更好地推动城市的平稳健康发展。科学安排不同系统基础设施的供给结构，不能有所偏废，注重整体推进，扩大民意反映渠道，重视专家论证和民主听证，广泛吸纳社会公众的合理意见，为市民提供更加完善、便利的公共服务，为吸引外来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断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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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作为新型城市化发展较快、承载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本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更是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因此，通过基于紧凑城市理论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管理，科学合理规划城市建设，以提高城市密度，形成科学可持续的城市布局。其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新型城市化的发展：1) 发扬城市特色，形成城市自身名品效应；2) 培养有素质能力的城市事业家，积极发展经济文化活动；3) 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形成城市名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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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了解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现状及满意度，为进一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28名居民(或村民)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了解当前家庭医生服务的现状、满意度、需要强化的服务项目及优秀的家庭医生必需的素质。自行设计问卷，对分层随机抽取的264名三水区西南街道居民进行相关的调查。结果：69.17%的被访者没有签约家庭医生，24.62%的人没听说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因为家庭医生数量偏少，不能满足签约者的需求，上门服务暂不能提供。40.96%以上的签约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满意的态度。过半数的被访者认为全面的医疗保健知识、较强的沟通能力、良好的服务态度、及时有效的服务是优秀的家庭医生应该具备的素质。结论：为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更好实施，应加大社区医务人员培养培训和引进力度，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健全家庭医生考核激励机制；加强签约服务政策的宣传工作。 关键词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团队，满意度，问卷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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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疾病的多样性和低龄化也更加突出，疾病的治疗也是更加棘手，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日趋专业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作为国家医疗卫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为促进分级诊疗制度的推广，节约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效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1 ] ，但其发展较为缓慢，面临重重挑战。如何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2 ] 。 佛山市在2013年10月宣布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014年首先把禅城区、顺德区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试点，南海区、三水区、高明区也相继开展了家庭医生服务，同年，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为佛山市政府的工作重点 [ 3 ] 。作为三水区的中心城区，西南街道在2014年6月启动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017年，为了打造大湾区内健康幸福区，三水区宣布投入至少55亿在健康和卫生服务建设上，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鼓励辖区内常住人口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努力实现每一个居(村)委会至少有一个家庭医生服务站。2019年，西南街道的家庭医生签约率创得新高，打造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本土模式。本文旨在了解三水区西南街道的家庭医生签约的现状和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的满意度，为进一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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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1.1. 个人深入访谈的对象 通过查阅各个家庭医生服务站的工作记录，在每个社区各选取1名已经签约的、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很满意和1名已经签约的、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很不满意的居(村)民作为个人深入访谈的对象。 2.1.2. 问卷调查的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三水区西南街道的11个社区和3个村居抽取275名居(村)民(每个社区分别抽取25名)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使用现状、满意度及需求的问卷调查，回收27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64份，回收率为96%，调查对象的一般个人情况如下：男133人(50.38%)、女131人(49.62%)，20岁以下41人(15.53%)、20~30岁55人(20.83%)、31~40岁51人(19.32%)、41~50岁46人(17.42%)、51~60岁39人(14.77%)、60岁~32人(12.12%)，小学及以下学历者26人(9.85%)、初中学历者28人(10.58%)、高中(中专/中职/职高)学历者58人(22%)、大专学历者75人(28.41%)、本科学历者74人(28.03%)、硕士及以上学历者3人(1.14%)，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者145人(55.09%)、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者110人(41.51%)、享受全公费医疗者9人(3.40%)、购买商业保险者41人(15.53%)，月均收入3000元以下者99人(37.4%)、月均收入3000~5000元者86人(32.44%)、月均收入5000~7000元者40人(15.27%)、月均收入7000~9000元者19人(7.25%)、月均收入9000元以上者20人(7.63%)，在岗者166人(62.88%)、下岗者16人(6.06%)、退休者32人(12.12%)、学生28人(10.61%)、其他人员22人(8.33%)，由单位缴纳社保者173人(65.53%)、不是由单位缴纳社保者91人(34.47%)，慢性病患者51人(19.25%)，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所了解者199人(75.38%)，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健康帮助很大者94人(35.61%)、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健康有一定帮助者152人(57.36%)、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健康无帮助者20人(7.12%)，有签约家庭医生意愿者181人(68.56%)、无签约家庭医生意愿者83人(31.44%)。 2.2. 方法 2.2.1. 文献研究 查阅有关家庭医生制度、模式、发展状况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在对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的关键要素，为设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和满意度调查问卷提供参考。 2.2.2. 专家咨询 选取5名医疗领域的专家和5名一线的家庭医生，就家庭医生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和制约因素等方面的问题与他们进行3次的研讨。 2.2.3. 个人深入访谈 通过查阅各个家庭医生服务站的工作记录，在每个社区各选取1名已经签约的、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很满意和1名已经签约的、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很不满意的居(村)民作为访谈对象，由研究者使用自编的访谈提纲，对这28名居(村)民代表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识、满意度及主要需求。 2.2.4. 问卷调查 根据文献研究和个人深入访谈的结果，编制家庭医生的实施情况及满意度调查问卷，使用这份问卷对随机选取的275名居(村)民进行调查。 2.3. 质量控制 研究所用的问卷和访谈提纲均基于文献研究及专家咨询设计而成；调查员由经过专项培训的心理调查专家和医疗保障的专业人士担任，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逐个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目的并对问卷的部分项目作必要的解释，由被调查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作答，当场回收问卷；采取双盲的方式录入答案并进行抽验，保证数据质量。 2.4. 统计分析 利用EpiData 3.1、Excel 2016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平均数(x ± s)表示，呈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M(QR)]或众数表示，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方差不齐的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Nemenyi法；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组间两两比较调整检验水准为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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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家庭医生服务中心的数据统计：西南街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施现状 3.1.1. 家庭医生的团队建设情况 西南街道的签约服务范围包括11个社区和3个村居，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40支，共68名家庭(全科)医生，每个社区或村居至少有一支家庭医生团队，每支家庭医生队伍包括团队负责人在内2~3人，每支队伍内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和1名社区护士。由于各个社区或村居的人口不同，家庭医生团队的数量也不同，人数多的社区(村居)家庭医生团队也较多。他们为签约人群提供基本的疾病治疗，建立健康管理档案，对重点人群(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贫困人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 [ 4 ] )进行专门化的管理，但是由于医生较少，暂不提供上门服务。 3.1.2. 各社区(村居)签约的居(村)民人数分布 西南街道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为19%~55%，中位数30%，众数为29%。具体如下：月桂社区常住人口19，120人，签约人数为5749，签约率约为30.07%；文锋东社区常住人口8195人，签约人数为2574，签约率约为31.41%；沙头社区常住人口19，251人，签约人数为6785，签约率约为35.24%；康华社区常住人口22，819人，签约人数为6947，签约率约为30.44%；张边社区常住人口12，349人，签约人数为3574，签约率约为28.94%；桥头社区常住人口20，257人，签约人数为5045，签约率约为24.90%；园林社区常住人口13，394人，签约人数为3854，签约率约为28.77%；文锋西社区常住人口8167人，签约人数为4458，签约率约为54.59%；云秀社区常住人口15479人，签约人数为4512，签约率约为29.15%；布心社区常住人口15，916人，签约人数为5689，签约率约为35.74%；河口社区常住人口13，076人，签约人数为4002，签约率约为30.61%；董营村居常住人口5044人，签约人数为1611，签约率约为31.94%；木棉村居常住人口12，510人，签约人数为2547，签约率约为20.36%；大塱山村居常住人口4438人，签约人数为854，签约率约为19.24%。 3.1.3. 签约家庭医生的人群分布 截止2018年12月，西南街道常住人口190，015人，签约58，201人，签约率约为30.63%。普通人群为167，207人，签约45，363人，签约率约为27.13%；重点人群 [ 4 ] 为22，808人，签约15，125人，签约率为66.31%；累计建立家庭病床172张。 重点签约人群中，0~6岁的儿童签约4114人；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签约3011人；孕产妇签约3010人；高血压患者签约4326人；糖尿病患者签约2019人；结核病患者签约132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签约649人；躯体残疾人签约2153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五保户人口签约704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自愿签约126人。 3.2. 问卷调查结果：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使用情况和满意度的调查 3.2.1. 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的了解程度 24.62%的居(村)民对该制度完全不了解，35.98%的人不太了解，31.44%的人基本了解，7.2%的人比较了解，0.76%的人完全了解。就是说，过半数的人不太了解该制度。同时，对于申请家庭医生的方法，25%的人完全不了解，39.02%的人不太了解，28.02%的人基本了解，6.44%的人比较了解，1.52%的人完全了解，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不太了解申请方法。 3.2.2. 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渠道 在对家庭医生有所了解者中，52.76%通过电视新闻，31.29%通过网络宣传，27.61%通过亲朋好友，22.7%通过医护人员，33.74%通过小区宣传，7.98%通过其他渠道。 也就是说，很多人是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这一制度的。 3.2.3. 居(村)民签约情况 31.82%的居(村)民已经签约家庭医生，68.18%没有签约家庭医生，这个调查的结果跟从西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得到的数据相近。 3.2.4. 居(村)民不愿意签约的原因 31.44%的人不愿意签约家庭医生。在这部分居(村)民中，38.55%的人认为家里离二甲以上医院很近，看病方便，无需签约；8.43%的人认为社区医院人才不足、设备落后；46.99%的人对家庭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了解；16.87%的人不知道签约申请方法；38.55%的人认为没有签约的需求，其他理由者8.43%。可见，很多居(村)民有着不止一种的原因。 3.2.5. 签约后就诊的地方 70.24%的签约者选择到家庭医生所在的社区医院就诊，4.76%的签约者选择到二甲医院就诊，21.43%的签约者选择到三甲医院就诊，3.57%的签约者选择到民营医院就诊。 3.2.6. 签约后居(村)民使用家庭医生服务的情况 在已经签约的人中，83.33%使用过家庭医生服务。使用者中，90.48%的人享受过基本医疗服务(疾病治疗、家庭出诊、康复治疗等等)；81.93%的人享受过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康档案，每年为重点人群体检一次等)；68.67%的人享受过其他服务(经常量血压，血糖等等)。 3.2.7. 居(村)民对签约家庭医生的满意度 如图1所示，从医疗水平、服务态度、医疗设施、候诊时间和报销程度等5个方面来看，满意度率为40.96%以上，说明已签约的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态度偏于积极、认可。 图1.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个方面的满意度 3.2.8. 优秀的家庭医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87.17%的被访者认为优秀的家庭医生应该具有全面的医疗保健知识，53.21%的被访者认为应该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67.92%的被访者认为应该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52.08%的被访者认为应该具有良好的服务态度。 3.2.9. 除了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还应加强的服务 75.09%的被访者认为应提供免费的电话咨询；47.92%的被访者认为组织健康教育讲座；66.04%的被访者认为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发布健康资讯；6.79%的被访者认为应该提供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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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社区医务人员数量不足，素质有待提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是阻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顺利开展的最大瓶颈 [ 5 ] 。按国外全科医生服务的实践经验，每位全科医生大约负责2000~3000名居民 [ 5 ] ，而本研究发现，西南街道共有家庭医生团队40支，家庭医生68人，签约居(村)民共78421名，每位家庭医生目前需要负责1153名签约居(村)民。如果签约率达到100%，则需要87~130名全科医生，相应地至少需要87~260名社区护士，因此需要加强培养、大力引进基层全科医生和社区护士。同时，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家庭医生的综合素质。本研究发现，全面的医疗保健知识被居(村)民列为家庭医生最重要的业务素质，此外，沟通能力、及时有效的服务和良好的服务态度也是家庭医生重要的业务素质。与何哲 [ 5 ] 、刘春平 [ 6 ]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居(村)民的医疗需求正趋于高端化和多元化，除了求诊之外，还需要人文关怀。但目前我国各地普遍存在全科医生严重不足的现象，人文关怀也往往被医疗机构所忽略 [ 5 ] [ 6 ] [ 7 ] ，影响了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亲近度和利用率。 4.2. 合理平衡签约率和服务质量的关系 西南街道常住人口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为19%~55%，中位数30%，众数为29%，总签约率约为30.63%，普通人群签约率约为27.13%，重点人群签约率约为66.31%，与既往研究 [ 5 ] [ 6 ] [ 8 ] [ 9 ] [ 10 ] [ 11 ] 的结果一致。提示我国各地的家庭医生签约率普遍不高，而且各个地(片)区的签约率差异较大，提高签约率是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重点。当然，签约覆盖率不是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施成效的唯一指标，今后，在提高签约率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医疗质量。应该结合各地服务的能力及资源配置情况，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确定签约服务的工作目标。在稳定签约数量、巩固覆盖面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向提质增效转变，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不断提高居民对签约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要盲目追求签约率，不要层层加码。同时，要采取措施避免签约服务数量下滑；优先做好重点人群和特殊家庭的签约服务工作 [ 12 ] 。 4.3. 宣传工作尚不到位，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缺乏了解 61%的居(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有所了解，但49.24%的居(村)民认为社区医院离家近，不需签约；超过一半的人习惯传统的就医模式，认为家庭医生治疗小病的效果与医院就诊没有区别，治疗大病效果不如医院就诊；29.76%的签约者签而不约，即使是小病也要到二甲以上的医院就诊。与梁世民、王梦莹、孙华君、刘薇薇 [ 8 ] [ 9 ] [ 10 ] [ 11 ] 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由于缺乏内涵和细节宣传，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医生政策的内涵认识深度明显不足，对家庭医生签约制度的意义和家庭医生所能提供的服务内容缺乏了解，不能充分利用家庭医生来方便自己。例如，家庭医生提供免费的电话咨询服务，可以为居(村)民提供针对性的保健和养生知识；轻症患者通过咨询家庭医生后可以自行购药或自行治疗，急症或疑难杂症患者可以通过家庭医生及时找到合适的就医地点，减少“急病乱投医”的情况。本研究还发现，32.18%的居(村)民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家庭医生签约制度，20.58%的居(村)民通过小区宣传，19.09%的居(村)民通过网络宣传了解，16.84%的居(村)民通过亲朋好友，13.85%的居(村)民通过医护人员，4.87%的居(村)民通过其他渠道。此外，还有39%的居(村)民完全不了解这一制度。与王梦莹、王良晨 [ 9 ] [ 13 ] 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我们的宣传工作仍然主要是借助传统的媒体或渠道(例如电视宣传或人际传播)，效率低且误差大。如何将现代新媒体(如微博和微信等)与传统渠道有机结合，提高宣传成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4.4. 签约人群的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68.67%的已签约者对家庭医生的医疗水平持满意的态度；62.65%的已签约者对家庭医生的服务态度持满意的态度；50.6%的已签约者对医疗设施持满意的态度；44.58%的已签约者对候诊时间持满意的态度；40.96%的已签约者对报销程度持满意的态度。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已签约者对医疗水平、服务态度、医疗设施、候诊时间和报销程度不够满意。可见，影响签约居(村)民满意度的因素除了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外，还有医疗设施、服务项目和配套政策等。与既往研究 [ 7 ] [ 11 ] 的结果一致。今后，我们需要着重强化签约服务的技术支撑，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有条件的地区可为家庭医生配备标准的出诊服装、装备、交通工具等，整合二级以上医院的医学资源并将其向基层开放，实现区域资源共享 [ 14 ] 。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线上与线下签约系统，提供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同时要注重配套的医疗报销制度的改革，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真正成为一项可靠、便捷和实惠的便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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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相关研究已有不少，但现有的多依托于中文史料，多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与视角上，实际上当时在华租界的外文报纸对该运动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密勒氏评论报》作为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对“五四运动”进行了跟踪的报道与评论，它总体上对运动持支持与同情的立场，但也对运动中的不和谐现象进行了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 关键词 :五四运动，密勒氏评论报，巴黎和会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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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五四运动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各领域的学者们就五四运动的爆发原因、性质、历史意义以及其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精神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研究与论述。但是纵观近些年的研究，“诸多论者只是在以往成果基础上再作机械性的重复研究，依旧是‘老调重弹’，致使创新洞见难现” [ 1 ] 。并且许多关于五四的研究多立足于中文文献，尤其是国内的资料，而很少关注当时外国人对“五四”的印象、反应，事实上“就五四运动而言，外国的举动和反应常常与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交织在一起，有时会将运动引向新的方向” [ 2 ] 。关于外国人对“五四”的反应更多地体现在当时的报纸中，因为那个时代报纸是人们接受信息最快也最可靠的渠道。纵观国内的研究，对五四时期的外国报纸的评论进行研究的少之又少，只有以日本报纸为中心的少数几篇研究，以及周策纵在其著作《五四运动史》中零散地提及的当时在华的外国报纸《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对五四运动的评论。 因而本文以当时富有影响力的《密勒氏评论报》 1 为例，分析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展现当时在华的外媒对五四运动的较连贯的看法，因而本文的时间跨度为一战结束(1918年11月11日)后到中国代表拒绝签字(1919年6月28日)。《密》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T. F. Millard)于上海所创办，从1917年6月于上海创刊到1953年6月终刊，去除中间因太平洋战争而停刊的4年，总共在中国出版了32年，期间对中国尤其是上海予以了极大的关注，成为当时向海外传播中国的桥梁，也是中国认识世界的窗口，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珍贵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有人认为其“在存史之真、补史之缺、纠史之偏方面，在民国新闻史上，其价值是独特无二的，也是无可替代的”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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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巴黎和会的预期以及对日本意图的揭露与谴责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事实上，一战结束时，中国人并没有料到结果会如此，他们认为这次协约国的胜利是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这也意味着中国今后将受到公平且合理的对待。 2.1. 对和会的乐观预期 《密》认为一战的结束与和会的召开意味着，“理性和人性的联合战胜了暴力”，“重建的时刻到来了！” [ 4 ] 《密》像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乐观，在停战协定签署后不久，《密》在名为《日本控制中国的最后努力》一文中，报道了徐树铮 2 前往日本构建中日同盟的消息，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在和会(指巴黎和会)上代表或操控中国的意见，就此评论道，“日本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当今世界的趋势，……美国政府及协约国正等待着日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出丑” [ 4 ] ，“在和会上，日本将被要求返还他用可疑手段获取的任何东西” [ 4 ] 。简而言之，《密》认为日本尽管想搞一些小手段，但是在当前的趋势下，他的目的不会达成。 事实上，当时很多人都天真地认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会在战后得到落实，当时于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蒋梦麟就写到，“威尔逊总统参战演说八篇，代表大共和国光明正大之民意……今战事已告终止……威总统之言，实为世界大同之先导，凡爱平民主义者，莫不敬而重之” [ 5 ] 。《密》对威尔逊总统也给予了厚望，也意识到机敏的中国人正在寻求威尔逊总统的引导，“有望于威尔逊总统协助解决中国的国内与国际问题……从而将中国从未来的威胁下拯救出来，”“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国际正义也要求威尔逊总统关注中国的困局并帮助他” [ 6 ] 。 在这种乐观情绪之下，很多人认为德国自1898年以来所获得中国领土和主权必将还给中国，并且一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不平等协定也会在和会上得到纠正，更有人认为1840年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都可以得到废除。对此，《密》是怀着支持与肯定的态度，“中国有充分的权利向和会提交他的要求，并且他的要求不仅关乎这个国家当下和未来的和平，也关乎世界的和平” [ 7 ] 。 因此从一战结束到和会召开之前，《密》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抱着希望的，他认为虽然日本仍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以及威尔逊总统的号召与帮助下，日本哪怕有阴谋也不会得逞，总体而言怀着乐观的态度。 2.2. 对日本意图的谴责和对中国的声援 然而，正如周策纵所言，“这种错觉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始后，就开始破灭了” [ 8 ] 。事实上，《密》在和会召开前一周开始意识到不对劲，当时很多人还在忧心中国南北代表的分裂，并未注意到这点，即，日本就和会的计划，“每一份日本报纸都投入了大量精力讨论，但是除了讨论之外，并没有确切的计划像美国其他协约国一样逐步或完全地刊发” [ 9 ] 。我们并不知道日本人对威尔逊总统的倡议是赞成还是反对。而此时近卫文麿 3 所发表的讲话更让人担忧，“他认为，日本应当全力争取使其所得的权益获得承认，并且准备好在外部不公正的压力下战斗到最后” [ 9 ] 。近卫文麿是当时日本赴和会的代表之一，他的讲话明显预示着接下来日本将采取的行动。 由于在和会开始之前，中日两国政府曾相互表示友好，且近卫的言论发表在日本的报刊上，所以当时并没有多少国人留意到近卫话里有话。 真正使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于1月21日开始主张日本对中国山东的权利，并于此后的1月27日召开的五强会议上宣布英、法、意曾在1917年2月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对原德国于中国的殖民地的要求，此外又于28日五强最高会议期间，透露了中国与日本的一些协定(主要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其中的一些秘密协定 4 ，甚至有些参加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都不知道。 对此，《密》认为，这些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被迫签署这份耻辱的条约(二十一条)的背景，读者们已烂熟于心，以致我们无需再复述……废止这份条约是中国人于和会上最迫切的提案” [ 10 ] 。对于日本人所称，这些条约是帮助邻国于和平与公正下自由发展的说法，《密》评论道，“(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被要求以提供原材料的方式来同日本‘合作’，牧野的意思是说中国还要进一步与日本搞这种明显吃亏的贸易吗？” [ 11 ] 对于日本的要求，当时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人所共知，该条约系中国于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签订的……和平时期的条约，如系以战争威胁迫签，则可视为无效，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 12 ] 。 在这种形势下，《密》一方面表示美国人愿意协助中国，并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例如他认为美国任命前远东司司长威廉士(Edward T.Williams，或译卫理)为美国代表团顾问是很有利于中国人的，“很少有美国人像威廉士那样理解中国人的真实需求……他有关中国事务的知识将会帮助中国人实现其述求” [ 13 ] 。此外任命威廉士也表明美国政府“渴望在接下来的会议里给与中国一个公平的协定并帮助中国缓和其国际关系” [ 14 ] 。另一方面，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他认为日本如此堂而皇之地要求中国屈服，背后可能是军国主义分子的怂恿，并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美国、英国以及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国人都对中国力图捍卫其自由以及其四百万子民的自决权而深感同情……当下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全力支持其代表” [ 15 ] 。 但是《密》也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的亲近感到担忧，“日本政府依赖于仰仗其支持的中国军队，……将军徐树铮怀揣一份中日秘密协定返回，……(这份协议)有助于日本人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 16 ] 。在一篇名为《为日本征服中国的中国军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段祺瑞是日本政府的木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凭借日本蓄意的支持而维持其权力” [ 16 ] 。从之后的事情发展来看，《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最初北洋政府是要求代表们同意签字的，只是后来因五四运动的爆发而终止。 除此之外，1919年2月4日《密》和当时的很多外文报纸(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联合起来，质询日本驻华的代表小畑，试图了解“日本威胁中国政府并要求中国在和会上的代表表示退让的意图” [ 16 ] 。 总而言之，《密》在4月下旬和会最终结果出来之前，都是对中国表示同情与支持的态度的，并且还做了一些努力，例如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与其他报纸联合采取行动等，同时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和揭露，但是《密》始终暗含着一种担忧，即北洋政府可能会出卖中国，秘密与日本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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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密》对于“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都进行了报道与评论，从最开始的一战胜利，他同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于未来的世界也充满了憧憬，对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纲要”饱含赞许与期望，尽管他意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仍然怀有野心，但在当时，他认为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会允许日本这样公开地侵略，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等待着中国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随着和会将近，《密》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因为日本直到和会开始都没有表明自己的意图，也没有对威尔逊总统的呼吁进行回应。和会召开后，日本果然透露出了自己的意图，即索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以及要求中国承认之前的不平等条约(主要是“二十一条”)，《密》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并认为日本的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情，并在最终协议下达之前，一直呼吁国际社会对此进行干预。 当“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密》虽然认为曹汝霖等人罪有应得，但并不赞同学生们对他们进行殴打，认为这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但也不是说《密》就反对学生运动，恰恰相反，《密》认为在这些学生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希望的未来，现今的亲日政府简直无可救药，简而言之，《密》认为学生们是爱国的，也是中国的希望，只是手段与方法有些问题，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这个时候，《密》认为北洋政府的选择就很重要，如果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可能会导致运动进一步升级，事实确实如此，当北洋政府选择继续亲日时，大规模的罢工、罢市、罢课发生了。 《密》对罢市其实颇有微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他认为运动中发生了强迫商人配合的现象；二是许多中国人盲目抵制，对外国货不加区分，造成了欧美国家的不满。但总体上仍是支持的，尤其是当公共租界当局决定镇压之时，对一些喉舌报纸的反动言论进行了驳斥，认为运动虽然有不和谐之处，但总体上是一场安静且充满秩序的运动。 最后，当五四取得胜利之时，《密》首先对整个运动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得到了全中国人的支持，并对中国代表拒签和约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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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建筑群运营是建筑节能减排的有效方式。然而，现有研究只强调建筑群整体利益的最优，忽略群内单个建筑的盈利需求。这将阻碍建筑群的运营，尤其在建筑属于不同实体所有时，因为建筑所有者是追逐利益的。对此，研究考虑单个建筑的盈利需求，即建筑所有者要求建筑群运营为自己节约至少一定的建筑运营成本，否则它们将退出建筑群。此外，研究也考虑了建筑能源需求的不确定性。针对能源需求不确定的，考虑单个建筑盈利需求的建筑群协作运营优化问题，研究采用基于场景的随机规划构建随机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将单个建筑的盈利需求表示为约束。算例实验表明，与不考虑单个建筑盈利需求的建筑群运营相比，考虑这些盈利需求的建筑群运营能为建筑所有者提供它们所要求的运营成本节约量，例如15%的成本节约，同时保障建筑群的总运营成本不增加，仍然节约近31%的总运营成本。 关键词 :智能建筑，随机能源需求，随机规划，盈利需求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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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导言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对舒适环境的要求日益增多，建筑消耗了越来越多的能源。在2016年，建筑的能源消耗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20.1% [ 1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机构的预测，建筑对能源的需求将每年平均增加1.5% [ 2 ]。然而，由于全球能源总量是有限的，可供建筑使用的能源量也是有限的。建筑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有限的可使用能源供应量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一冲突日渐严重，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提高建筑的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建筑消耗的能源量。近年来，建筑群的运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因其能明显降低建筑的能源消耗 [ 3 ] [ 4 ]。建筑群通常由互联的地理位置相近的一群建筑组成，这些建筑和相同的供能基础设施(例如电网)相连 [ 5 ]。这些建筑要么共享供能系统，要么独自拥有自己的供能系统。在运营时，群内建筑可以共享能源和信息来满足它们的能源需求。 建筑群运营的优化已经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Hu等对建筑群运营优化进行了第一步探索，提出了一个双层运营决策框架 [ 3 ]。Dai等为建筑群的运营提出了一种协作运营策略，并证实该策略能有效节约建筑群的能源成本、减少建筑群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 [ 6 ]。Huang等提出了一种响应动态能源价格的协作式需求控制方法 [ 7 ]，一种针对智能建筑群的由上至下的控制方法 [ 8 ] 以及一种针对大规模建筑群的分级需求相应控制方法 [ 9 ] 来优化建筑群的运营。现有建筑群运营优化的研究都表明，建筑群能减少整个建筑群的运营成本和整个建筑群的能源消耗。它们都隐含了一个假设，即群内建筑都愿意为最大化建筑群的整体利益而相互合作。然而，这一假设在实际中难以实现。因为建筑群内不同的建筑所有者通常有各自的不同甚至是冲突的目标或利益，且它们都是逐利的 [ 10 ]，希望或要求参与建筑群运营能为自己带来一定的利益。在只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忽略参与建筑的所有者利益时，建筑所有者对合作组成建筑群协作运营来最大化建筑群的整体利益存在着抗拒心理，尤其当建筑属于不同实体所有时。对此，本文提出，在参与建筑群运营时，建筑所有者会提出盈利需求 [ 10 ]，要求建筑群的运营会为自己带来一定量的运营成本的节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旦它们不能获得所要求的运营成本节约量，它们将退出建筑群的运营。因此，本文将研究考虑建筑所有者的盈利需求的建筑群协作运营的优化。 本研究也考虑了建筑群运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建筑群的运营面临着来自能源价格、能源需求、住户行为等方面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一旦这些不确定性出现，建筑群很难按确定环境下最优运营决策所要求的来运营。因此，在建筑群的运营优化中考虑不确定性很重要。此外，在建筑群运营优化问题中考虑不确定性的研究数目目前较少。例如，为应对建筑供能系统和运营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Hu等采用容噪的数据融合技术来校正确定型的决策模型 [ 11 ]。Wakui等针对变动的能源需求，将基于SVR的能源需求预测法集成到住宅建筑群的运营管理系统中 [ 12 ]。 基于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研究能源需求不确定下，考虑建筑所有者的盈利需求的协作式建筑群的运营优化问题，采用基于场景的随机规划方法 [ 13 ] 为该问题建立了随机规划决策模型，并采用实际数据来展开算例实验，探究盈利需求对建筑所有者利益和建筑群整体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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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描述 本文研究为满足随机的建筑能源需求，考虑参与建筑所有者的盈利需求的协作式建筑群的运营决策问题。有一组地理位置相近的建筑，它们对能源(电能、冷能和热能)的需求是随机变动的。这些建筑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每一个所有者视满足建筑随机能源需求的运营成本为自己的利益。同时，这些所有者都是逐利的，希望协作运营建筑群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例如，参与协作运营后，自己能节约一定的建筑运营成本。对此，每一个建筑所有者提出盈利需求，即要求一个最低的运营成本节约值；如果不能保障它们获得要求的运营成本节约量，它们将拒绝或退出建筑群。这些所有者的盈利需求规定参与建筑协作运营会给它们带来一定的运营成本的节约。具体来说，建筑所有者为逐利而提出的盈利需求是，相比于独立运营，协作运营带来建筑运营成本节约的百分比；如果要求的成本节约百分比得不到满足，建筑所有者将退出建筑群协作运营。在提出盈利需求后，这些所有者进行合作，将建筑组成建筑群并协作运营该建筑群来满足变动的建筑能源需求。 如图1所示，组成的建筑群共享所有供能系统。供能系统具体包括冷热电联供(CCHP)系统、太阳能电板、蓄电池和热能源储存系统(TES)。在CCHP系统内，发电机组通过气涡轮产生电能，借助回收系统回收高温余热来产生热能源；锅炉通过燃烧燃料直接产生热能源；热交换机和吸收式制冷机直接向建筑提供冷能和热能。由于供能系统产生能源的成本更低，每个群内建筑首先通过CCHP系统、太阳能电板和蓄电池输出的电能来满足自身的电能需求，通过CCHP系统和TES输出的热能源来满足自身的冷能和/或热能需求。如果供能系统产生的能源不能满足建筑的能源需求，群内建筑将从电网购买电能和从本地热能源市场购买冷能和/或热能来弥补未被满足的能源需求。如果供能系统产生的能源过剩，剩余部分将被出售给电网和本地热能源市场。其中，电网和本地热能源市场分别允许电能和热能源的交易。本文假设本地热能源市场是基于分布式能源网络的，可以通过相互连接的管道交易热能源来获得收益 [ 14 ]。 建筑群运行时，建筑所有者将相互协作来首先决定太阳能电板、发电机组、锅炉、蓄电池和TES的工作状态，再决定不同能源需求场景下1) CCHP系统、太阳能电板和蓄电池为某一群内建筑产生或释放的电能的多少，2) 某一群内建筑从电网购买的电能的多少或向电网出售的电能的多少，3) CCHP系统和TES为某一群内建筑提供的热能源的多少和，4) 某一群内建筑从本地热能源市场购买的热能源的多少或向本地热能源市场出售的热能源的多少。通过最优地做出上述决策，这些建筑所有者最小化整个建筑群的运营成本，同时满足它们的盈利需求，保证每个参与者都获得一定量的运营成本。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也是，在满足单个建筑所有者的盈利需求约束下最小化整个协作式建筑群总运营成本的决策问题。 图1. 协作式建筑群的系统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