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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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前处理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为2015年夏季6~8月ERA-5再分析资料和地面气温观测资料，其中观测数据来自那曲边界层塔站地面0.75、1.5和3 m的气温实测，该站点位于北纬31˚37'，东经91˚90'，海拔高度为4509 m，其主要观测项目包括平均风速风向、最大风速、地面气温、相对湿度、土壤气温、土壤热通量、水汽压、空气相对湿度、向下和向上的短波辐射和长波辐射、累计降水及土壤体积含水量，数据每30 min记录一次。为保证观测记录的连续性，通过历史天气查询对阴晴雨天气详情缺测进行补充。 2.2. 研究方法 2.2.1. 小波分析 为了解2015年夏季那曲气温时间序列的周期特征，采用Morlet连续复小波变换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处理 [ 14 ]。小波分析在时域和频域上具有良好的局部性质，能够分析气温时间序列周期变化的局部特征以及周期随时间变化特征。小波系数等值线图可以反映日平均气温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周期震荡，小波系数的大小可以反映信号的强弱，大于零代表升温，小于零代表降温，为零则对应着突变点。方差图可以反映年气温时间序列的波动能量随时间尺度变化的分布情况，对应峰值处的时间尺度可以反映年气温演变的主周期。 2.2.2. Mann-Kendall突变检验 采用Mann-Kendall法研究高原那曲地区气温的突变特征 [ 15 ]，该方法是一种检测范围广且定量程度高的非参数检验方法，通过2015年那曲夏季气温原始时间序列构造统计量UF k 和其逆序列UB k ，并构造其M-K显著检验线，假定显著性水平为0.05时，临界线为±1.96。若UF k 小于零(大于零)，则说明时间序列呈下降(上升)趋势；若UF k 和UB k 两条序列出现交点且交点在临界范围内，则该交点为突变时刻。 2.2.3. EOF分解 由于大气科学中气象要素变量都是三维变量场，而EOF是一种能提取气象场优势信号、反映气象场时空特征较为有效的方法 [ 16 ]，且提取出的气象信号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因此采用EOF方法对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气温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将变量场的信息集中在方差贡献比较高的前几模态上。最后对主要模态的空间分布和时间系数进行分析，得出青藏高原那曲地区夏季气温主要的空间特征和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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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3.1. 日变化特征 图1给出了那曲2015年夏季6~8月0.75、1.5和3 m高度气温日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日间距地面越低气温偏高，午后差异可达到1℃以上，而三种高度气温在夜间差异并不明显。三种高度上的气温均在清晨7时至下午16时不断升高，峰值出现在午后16时，达到15℃左右；而在16时之后气温开始不断降低，直到第二天7时降到最低值约2℃，降幅达13℃，温差较大。总的来说，那曲地区地面气温具体表现为昼升夜降的变化趋势，并且存在较大的温差；三种高度的气温资料总体趋势基本一致，均能很好的还原夏季那曲地区地面的逐时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图1. 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气温(单位：℃)日变化曲线 3.2. 季节内变化特征 图2给出了夏季6~8月0.75、1.5和3 m三种不同高度上逐日气温变化曲线，可以发现夏季那曲气温总体呈多波动变化，且6~8月伴随有多次明显的降温和升温过程，表明受天气系统影响，气温的季节内变化十分明显。且不同高度上的逐日气温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距地表越近，其值越大，表明更易受地表加热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6月气温变化最大。6月5日那曲地区受到一次冷空气过程影响，其后十余天中气温持续降低，直至6月14日出现夏季最低值，仅为4℃。本次冷空气过境后的16天内中，那曲地区气温持续上升，13天内气温上升10℃，并在6月28日到达夏季气温的峰值。7月5日那曲地区再次受冷空气影响造成大幅降，之后温度开始小幅上升，至7月10日冷空气再次影响那曲地区，并在7月16日气温降至最低，日均气温仅为4℃。此后那曲地区气温稳定维持至7月25日，气温介于6℃~8℃之间。7月26日开始持续升温，直至8月5日再次出现大幅降温过程，其后气温波动较为明显，但变化幅度不大，一般在4℃以内。由此可见，那曲地区夏季日均温存在明显的季节内变化，升温降温交替出现。 图2. 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不同高度日平均气温(单位：℃)变化曲线 3.3. 周期特征 为了解2015年那曲地区夏季气温变化的周期特点，对逐日气温进行小波分析。从图3可见那曲气温存在2~7 d、8~13 d以及14~18 d三种尺度周期变化规律；且2~7 d时间尺度周期在第25 d~50 d之间最明显，且振荡变化较大；而8~13 d时间尺度周期则存在2次交替变化，分别在第0~15 d和70~91 d表现最明显；14~18 d时间尺度周期则贯穿于整个夏季，同时也存在3次振荡交替变化，分别在第1~20 d，30~45 d以及70~92 d最明显。由显著性检验图可以看出，上述三种尺度周期基本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第30~45 d时段内2~7 d尺度周期振荡幅度最大，最为显著；而8~13 d和14~18 d尺度周期虽振荡幅度较小但依旧显著，并且可以看出震荡幅度较大的显著性区域与母波大致相同，表明对应时间尺度的频谱能量变化最强、周期变化最为明显。从全局小波谱可以看出两处较明显的波峰对应着功率谱最大的区域，分别位于第45 d、90 d。其中45 d所对应的2~7 d周期尺度峰值最大，夏末所对应的14~18 d周期尺度峰值次之，表明这两个周期为那曲地区2015年夏季温度变化的主周期。 3.4. 突变特征 对2015年那曲地区夏季逐日气温进行M-K突变检验，图4中UF k 曲线在6月20日之前处于0以下，且在6月14日出现三个月来气温最低值，表明在此之前气温总体呈下降趋势，6月8日至6月20日下降趋势更是通过显著性检验；6月20日之后UF k 大于0，表明6月20日至8月31日气温均呈上升趋势。UF k 曲线和UB k 曲线的交点位于显著检验线内(临界值为 ±1.96)，即突变点为6月20日，由此可见，2015年那曲地区夏季逐日平均气温的突变点为6月20日，突变之前夏季气温呈显著降温趋势，之后为升温趋势。 图3. 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气温小波分析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功率频谱、功率频谱显著性和全局小波谱 图4. 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地面气温M-K检验结果 3.5. EOF分析 由于采用的单点数据，无法再现整个高原地面气温的变化特征，因此这里采用ERA-5再分析数据。在EOF分解之前我们还验证了ERA-5再分析数据的可信度，就2015年夏季而言，虽然实测(图5)最低和最高值分别为4℃和14℃，而ERA-5 (图3)最低和最高值为−2℃和8.5℃，也就是说ERA-5再分析数据存在6℃左右的冷偏差。但ERA-5再分析资料与实测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ERA-5在在夏季初期表现为升温，之后出现又降温趋势，整个夏季气温的季节内变化与实测吻合度很高，说明ERA-5能够较好地再现那曲地区夏季气温变化趋势，因此是可以用于高原气温EOF分解，并能反应那曲地区的地面气温的变化特征。 图6给出了2015年青藏高原夏季气温的EOF分解的前4个模态分布(PC1~4)。EOF分解第一模态方差贡献率高达59.5%，在空间上呈全区一致型特征，其中正值中心位于高原西部，表明高原夏季大部分地区存在气温整体增加或降低的特点。结合其时间系数(图7)可知，在夏季前期那曲地区气温处于降温状态，之后时间系数在6月20日由负转正，表明当地气温开始升高，而夏季末那曲地区气温又开始有所降低。第二模态方程贡献率为12.5%，在空间上呈现东–西反相变化的特点，即当高原东部为正(负)位相时，高原西部为负(正)位相。结合时间系数(图7)可以发现，那曲地区6月中上旬存在降温趋势，而6月末表现出升温趋势，7月又呈降温趋势，之后又表现为升温趋势。第三模态方差贡献为7.6%，其模态空间表现为高原中部与高原东西部反位相变化的特征布，那曲地区正负位相交错分布，表明当地气温存在较为复杂的变化特点，其时间系数(图7)表现出正–负–正–负交替出现的特点。第四模态方差贡献仅为4.6%，其空间上体现了高原气温南北相反变化的特点，高原南部大部分地区为正值分布，而北部为负值分布，那曲地区为正位相其时间序列主要表现为前期正，后期负的特点。 图5. 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ERA-5再分析资料日平均气温(单位：℃)变化曲线 图6. 2015年夏季高原气温EOF分析空间模态 图7. 2015年夏季高原气温EOF分析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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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主要结论 利用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设置在高原那曲地区观测点获得的2015年夏季6~8月地面气温资料和ERA-5再分析资料，采用小波分析、Mann-Kendall突变检验和EOF分解等方法对那曲地区夏季气温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不同高度地表气温变化特征基本一致，呈昼升夜降的日变化特征，且昼夜温差较大。逐日气温时间序列呈升降温交替分布的特点，其中6月最明显，其次是7和8月。 2) 周期分析表明那曲夏季气温存在2~7 d、8~13 d以及14~18 d三种尺度周期规律，14~18 d的周期贯穿于整个夏季，是那曲地区夏季气温变化的第1主周期。 3) 2015年夏季那曲气温突变发生在6月20日，突变前气温呈显著降温趋势，突变后气温呈显著升温趋势。 4) ERA-5分析资料相较实测存在冷偏差，但其能反应那曲地面气温的变化趋势，可用于EOF分解。高原夏季地面气温EOF分解前四模态分别表现为全区一致型、东–西反相型、东到西“+−+”型和南北反相型，时间上呈震荡变化特征。 本文从日内变化、日间变化、突变特征、周期特征等方面简要分析了2015年夏季那曲地区气温的变化特征，对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对气温变化特征的分析还较片面，也未对相关变化的机制进行深入解释，因此这将在后面的研究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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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次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居家民众的健身情况的行为和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从民众的基本健身情况、对运动项目及体育知识的了解程度、个人对健身的喜爱程度及周围设施完善情况、民众健身的发展情况，这四大类变量来对民众进行调查。首先对民众个体测量指标及其关系的探索，不同学历与收入之间，会产生了学历的不同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别与锻炼次数的比较，经卡方检验也具有显著差异，男性的锻炼次数会较于女性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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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群众的运动素养(健身习惯)，个人条件，专业素养，健身需求，设施情况等对体育发展情况的影响。具体调查划分为四大类：民众的基本健身情况、对运动项目及体育知识的了解程度、个人对健身的喜爱程度及周围设施完善情况、民众健身的发展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对民众健身的情况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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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对各个城市的民众健身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围绕研究的内容，以中国的知网为检索平台，以“健身”，“体育”和“锻炼”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以了解相关的研究情况及思路，还有对居民健身的现状调查进行了解。 2.2.2. 问卷调查法 本次随机对各个城市的民众进行研究样本，本次通过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由学生成员进行填写问卷及散发到身边的亲朋好友等填写问卷，再通过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邀请同事等进行填写问卷，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请他们亲朋好友帮忙填写问卷，不断扩大样本量。整个调研从2020年5月31日起开始持续进行12天，累计收到300份电子问卷。 2.2.3. 数理统计法 将收集到的数据资料经过SPSS25.0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经过整理统计，调查样本的基本人口统计信息，群众自身变量之间的关系，群众自身的运动掌握项数与其对健身锻炼的基本情况的了解的多元线性回归；在群众热爱健身与对健身运动的了解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群众的健身情况变化与对体育之间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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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群众的分布情况基本属于学生，学历基本上属于研究生及本科生的范围，本次选取了在随机对各个城市的民众进行研究样本，本次通过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由学生成员进行填写问卷及散发到身边的亲朋好友等填写问卷，再通过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邀请同事等进行填写问卷，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请他们亲朋好友帮忙填写问卷，不断扩大样本量。整个调研从2020年5月31日起开始持续进行12天，累计收到300份电子问卷，将收集到的数据资料经过SPSS25.0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经过整理统计，调查样本的基本人口统计信息如表1，然后围绕研究的内容，以中国的知网为检索平台，以“健身”、“体育”和“锻炼”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以了解相关的研究情况及思路，还有对健身的现状调查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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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对学历与收入二者进行方差分析后，表明其显著性也是有显著差异；男女生参加运动锻炼的比例具有显著差异，男女生在每星期参加的运动锻炼的次数超过三次以上的，男生较女生多，男女生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较多；男女生的性别差异与健康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非常健康的人数相对女生人数较大；运动项目掌握与体育运动的了解程度，群众热爱健身与对健身运动的了解，群众的健身情况变化与对体育锻炼的作用均满足正态分布，三者均受其变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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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乳腺癌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在HER-2阳性亚型中，由于存在大量的表型和临床异质性(主要与激素受体(HR)表达有关)，这种现象得到了大量数据证明。众所周知，HER-2阳性通常与更具攻击性的肿瘤表型和降低的总生存率有关，而且与内分泌治疗的获益减少有关。临床前研究证实了HER-2和雌激素受体(ER)信号转导的功能性串扰在内分泌抵抗中的作用，同时，ER信号转导也成为对HER-2阻断剂耐药的可能机制。在HER-2阳性肿瘤中，HR状况定义了两种不同的亚型，临床行为不同，对抗癌药的敏感性也不同。三重阳性亚型，即ER/PgR/Her-2阳性肿瘤，可以被认为是最类似于HER-2阴性/HR阳性肿瘤的亚型，生物学和临床结局具有实质性差异。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该亚组中降级治疗，即对小肿瘤，低肿瘤负荷，两种激素受体高表达的肿瘤多重靶向治疗的去化学治疗，本文回顾了有关HER-2/HR阳性肿瘤的生物学和临床数据的现有文献，试图更好地定义HER-2亚型并优化HER-2靶向药物，化学疗法，内分泌治疗和细胞周期抑制剂在各个肿瘤亚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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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乳腺癌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具有基因型和表型多样性，激素受体(HR)共表达可能解释了这种异质性的一部分 [ 1 ] [ 2 ]。据报道，大约70%的浸润性乳腺癌表达雌激素受体(ER)，而大多数ER阳性癌症也表达孕激素受体(PgR)。在15%~20%的原发性乳腺癌中存在HER-2蛋白的过表达或基因扩增，与无病生存期(DFS)和总体生存期(OS)降低有关 [ 3 ]。70个基因的MammaPrint分析中显示，即使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少数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也表现出良好的预后]。HER-2阳性乳腺癌大约有50%也同时表达HR+，HR+乳腺癌也有十分之一患者表达HER-2阳性 [ 4 ] [ 5 ] [ 6 ]。根据HR状况，HER-2+肿瘤表达不同的途径：HER-2+/HR-组PI3K，MAPK和NOTCH途径的过度表达可以证明不同的生存结果和治疗敏感性 [ 7 ]。 高表达HER-2的ER阳性肿瘤通常以较低的水平表达ER。在HER-2阳性肿瘤中，ER和HER-2水平在RNA和蛋白质水平上均呈负相关 [ 4 ] [ 8 ] [ 9 ]。在HR+/HER-2+病例中，三重阳性占绝大部分，ER+/PR-/HER-2+次之，ER-/PR+/HER-2+最少。即使仅表达一种激素受体，肿瘤增殖也受HR信号和HER-2途径驱动 [ 10 ]，而正常PgR水平的存在暗示了乳腺癌细胞中完整的ER信号转导途径。根据一项整合DNA拷贝数阵列，DNA甲基化，外显子组测序，信使RNA阵列，微小RNA测序和反相蛋白的研究，PAM50的数据表明，多达三分之一的HER阳性早期乳腺癌可能在本质上被归类Luminal A或B [ 11 ] [ 12 ]。ER和PR升高与内分泌反应性和降低的化学敏感性有关 [ 13 ] [ 14 ]。HER/ER串扰是抵抗内分泌和抗HER-2治疗的机制 [ 15 ]。 以下实验室证据表明，ER表达和/或活性的上调可以作为逃逸机制，导致HER-2和HR阳性乳腺癌患者对HER-2靶向治疗产生耐药性。HER-2和ER通路的双重抑制可能在HR和HER-2阳性乳腺癌中发挥最佳的抗肿瘤活性。此外，在ER/HER-2阳性组中，有一类“三联阳性”(ER/PgR/HER-2阳性)肿瘤，或具有特别高的HR表达水平的肿瘤，这可能代表了独特的亚组 [ 16 ] [ 17 ]。临床实验数据表明这部分人群预后更好。标准化疗，Her-2阻断和内分泌治疗的组合可能被认为是过度治疗。在新辅助阶段情况刚好相反，HER2/HR阳性乳癌PCR更低。接近PCR人群也更多，同时，HER2/HR阳性的PCR对远期预后OS的预测能力比三阴性乳腺癌要差，部分未达到PCR的HER2/HR阳性乳腺癌，也能获得较好的远期生存 [ 18 ]。联合治疗方案可以将毒性更高的基于化疗的HER-2靶向组合的启动延迟6~12个月，有时甚至更长。对于高激素受体表达的患者，肿瘤类型更倾向于Luminal型，是否可以去化学治疗，仍需更多临床验证。 在本文中，我们总结并批判性地讨论了在HER-2阳性早期和晚期乳腺癌中通过HR状态在肿瘤生物学和临床结果方面的可用文献数据。HER-2与ER途径的关系见图1。 图1. HER-2与ER途径的关系 雌激素通过激活ER核功能，可以增加配体的转录和表达，例如转化生长因子-α (TGFα)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GF1)。同时，也会促进PI3K/AKT和p42/44MAPK途径的激活。抗HER-2治疗可以抑制酪氨酸激酶效应转录因子Myc转录活性，抑制其靶基因survivin，这与良好的应答有关。相反，ER的共表达导致survivin表达上调和ER转录活性增加，随后反应降低。ER及其下游效应子均增加，并且通过激活ER途径介导了HER-2靶向药物的耐药性，HER2途径激活导致乳腺癌中ERK1/2 MAPK的下游过度激活。在原发性乳腺癌肿瘤的乳腺癌细胞系和培养物中，MAPK (hMAPK)的过度激活已显示出诱导ER表达的丧失，而抑制hMAPK可以恢复ER表达，这表明hMAPK在确立ER状态中起直接作用。ER表达在肿瘤内是动态的，并且可能取决于外部激素环境和MAPK活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共抑制子的磷酸化可导致它们从细胞核中输出，从而阻止了细胞核中ER转录复合物的调控，最近显示雌激素-ER和他莫昔芬-ER复合物直接抑制HER-2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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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辅助治疗 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根据临床常规中的HR+状况来调整HER2 + EBC中的新辅助疗法。美国FDA荟萃分析表明，HER2阳性乳腺癌的PCR与更长时间的生存有关，HR-患者这种关联性大于HR+患者。不管治疗是从新辅助还是辅助开始，系统治疗都将被视为连续体 [ 19 ]。新辅助疗法很可能会成为最初的体内反应测试的标准骨架，其功效(pCR与非pCR)将成为个性化后续治疗选择的重要信息。仅给予一种HER-2靶向药物时，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在22.7%至30%之间，3年无复发生存率(RFS)为71%~78% [ 20 ]。当将帕妥珠单抗和拉帕替尼加到曲妥珠单抗和化疗中时，pCR率分别增加到45.8%和51.3%之间 [ 21 ] [ 22 ] [ 23 ]。他莫昔芬对HER-2阳性/女性患者的结局无益处甚至可能有害。在使用抗HER-2 靶向药物和化疗药物时，与HR-/HER-2+肿瘤患者相比，HR+/HER-2+乳腺肿瘤患者的pCR率低1.5~2.5倍 [ 18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方案不包含内分泌治疗。此外，增加内分泌治疗，未达到pCR的HER-2阳性/HR阳性肿瘤患者未必像三阴性患者亚组那样预后差。pCR可能是HER-2阳性/HR阴性但不适用于HER-2阳性/HR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替代终点。并且，新辅助试验对无化疗的HER-2双重阻断进行试验的结果似乎证实存在一个亚组，即使不进行化疗，仅抗HER-2单独治疗也可能有效 [ 24 ] [ 25 ]。对于早期乳腺癌(eBC)的真实世界数据显示HR-且BMI ≥ 25的患者可能会受益于升阶梯治疗的方法，而HR+且BMI < 25的患者可能有资格接受较短时间的抗HER2药物的辅助治疗或降阶梯治疗 [ 26 ]。相关研究数据总结见表1。 新辅助治疗中双重抗HER-2靶向药物和/或内分泌治疗，ER阳性和ER阴性亚组有明显不同。NeoALTTO、ACOSOG Z1041、CALGB 40601、NOAH等几个前瞻性临床实验都证明了HER2阳性乳腺癌的PCR与更长时间的生存有关，HR-患者这种关联性大于HR+患者 [ 21 ] [ 22 ] [ 23 ] [ 27 ] [ 31 ]。在TBCRC006实验 [ 32 ] 中使用曲妥珠单抗–拉帕替尼加或者不加化学治疗，54% HR阳性肿瘤患者同时接受来曲唑治疗，总体PCR率为27%，在HR阳性肿瘤中为21%，而在HR阴性肿瘤中为36%。可将反应和耐药的分子决定因素与原发性乳腺癌对药物治疗的临床反应相关联。在最初反应后，取决于HER-2信号的内分泌耐药性可能迅速出现。在TRYPHAENA试验 [ 30 ] 中，评估与不同的化疗组合的双重HER2阻断(帕妥珠单抗加曲妥单抗)。在HER2阳性/HR阳性的患者中，三个周期的氟尿嘧啶报道的pCR率(仅乳腺癌，ypT0/is)分别为46.2%和48.6%，接受六个周期的多西他赛，卡铂和双重抗HER2封锁治疗的患者的pCR率为50.0%。在NEOSPHERE研究报告 [ 25 ] 中，未经化疗的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治疗组的pCR率为16.8%，与ER阴性肿瘤相比，ER阳性的新辅助疗法的pCR率显著降低，治疗12周后总体pCR率为42%。在ADAPT实验 [ 27 ] [ 33 ] 中，T-DM1单一药物的pCR率可与更广泛的化学疗法加靶向治疗相当，并且通过增加内分泌治疗不会改变其疗效，单药毒性非常低。无脱发，周围性多神经病或发热性中性粒 Table 1 Clinical data of HER-2 positive breast cancer in neoadjuvant therap 研究 药物 pCR率 pCR率 参考文献 HR+/HER2+(%) HR-/HER2+(%) WSG-ADAPT trastuzumabandpertuzumab NA 78.6 [ 27 ] +/- weekly paclitaxel NeoSphere Docetaxel 26 63.2 [ 25 ] Carboplatin Trastuzumab Pertuzumab NOAH Doxorubicin 30 51.2 [ 28 ] Paclitaxel Cyclophosphamide Methotrexate Fluorouracil Trastuzumab NeoPHOEBE buparlisib plus trastuzumab 31.3 33.3 [ 20 ] and paclitaxel NEOALTTO Paclitaxel 41.6 61.3 Lapatinib Trastuzumab ADAPT T-DM1加/或者不加ET 40 NA [ 21 ] KRISTINE 1.trastuzumab emtansine plus 1. 35·1 1. 54·2 [ 29 ] pertuzumab 2. Docetaxel， carboplatin + trastuzumab + pertuzumab 2. 43·8 2. 73·2 TRYPHAENA (ypT0/is) 1.FEC + H + P × 3-T + H + P × 3 1.46.15 1.79.41 [ 30 ] 2.FEC × 3-T + H + P × 3 2.48.57 2.65 3.TCH+P×6 3.0.5 3.83.78 表1. HER-2阳性乳腺癌在新辅助治疗中的临床数 备注：pCR：病理完全缓解率；ET：内分泌治疗；NA：不存在或者未获得；FEC方案：F5-氟类；E蒽环类；C环磷酰胺；T：紫杉类；H：曲妥珠单抗；p：帕妥珠单抗。 细胞减少的报道。主要毒性为ALT或AST改变，血小板减少症和疲劳。HR+亚组的PCR率要明显低于HR-亚组，但是，在HR+亚组中也有大量的近pCR(pT1a-b)。由于Rimawi及其同事在将新辅助治疗期延长至24周后，在HR+亚组中的近pCR较少。并且这种近pCR在其HR-亚组中的频率较低，可以得出结论，HR+HER2+ 肿瘤需要更长的靶向治疗时间才能获得最佳结果。在KRISTINE试验中，患者被随机分为六个周期的新辅助多西他赛，卡铂，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或T-DM1治疗。其pCR率与ADAPT试验中报道的结果一致。有趣的是，NeoPHOEBE研究 [ 21 ] 的结果表明，在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中添加新辅助药物buparlisib是不可行的，并且不会导致HER2+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的pCR显着改善。在buparlisib组中，观察到ORR升高的趋势，主要在ER阳性亚组，治疗2周后Ki67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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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辅助治疗 对ALTTO，APHINITY，ExteNET，HERO，TEACH等临床试验的大规模探索性分析，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即基于HR状态，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特征是存在两种具有不同自然病史的疾病，并为咨询接受化疗加曲妥珠单抗辅助的患者提供了重要的预后信息 [ 34 ] [ 35 ] [ 36 ]。对于HR阳性或阴性/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应分别制定不同的随访策略以及未来的特殊降级和升级临床试验。相关研究数据见表2。 Table 2 Clinical data of HER-2 positive breast cancer in adjuvant therap 研究 治疗 HR+/HER2 + DFS HR-/HER2 + DFS 参考文献 HERA 1. 1 year of trastuzumab 2.2 year of trastuzumab 1.1.73% 2.2. 71% 1.1. 68% 2.2. 68% [ 22 ] ALTTO trastuzumab and/or lapatinib 83.87% 82.17% ExteNET neratinib 92.80% 90.56% [ 34 ] 表2. HER-2 阳性乳腺癌在辅助治疗中的临床数据 备注：DFS：无病生存；OS：总体生存时间；iDFS；无侵袭性疾病生存。 ER的价值与曲妥珠单抗的益处存在定量相互作用，而不能定性地改变ER的临床策略。ER阳性疾病中骨骼和软组织更常见，相反，在ER阴性亚组中更经常观察到内脏部位。HERA试验重要性在于确定了无论ER状态如何，1年曲妥珠单抗作为HER2+早期乳腺癌女性治疗的标准。曲妥珠单抗组在DFS中具有明显优势，但在HER-2阳性/HR阳性肿瘤患者中，危险比的区间更宽广。HR阳性/HER-2阳性肿瘤通常具有不同的复发时机和复发方式，因为复发会以相对恒定的速率发生，并在10到15年后继续发生跟进。相反，HER-2阳性/HR阴性肿瘤在前5年内更常见地复发。 在ALTTO试验 [ 35 ] 中，HR阳性和阴性/HER2阳性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在8年时的生存结果相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DFS事件的危险性明显不同。在第0~5年和第6~8年，HR状态显示出对首次DFS事件的类型和整体DFS事件发展的危险因素有强烈影响。尽管在HER2阴性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中已明确确定了HR状况及其随时间变化的DFS模式的预后价值，但在HER2阳性人群中这一重要信息仍不确定。肿瘤分期(肿瘤大小和淋巴结状态)是最强的预后因素。 在TEACH试验中，HR阳性/HER2阳性的患者表现出较好的4年预后。APINITY实验显示，通过将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联合使用可获得更深刻的前期HER2阻断，对于HR阴性/HER2阳性的患者特别有益。这可能与对HER2信号的高度依赖以及这些肿瘤在短期随访中更具侵略性的临床行为有关。ExteNet实验 [ 34 ] [ 37 ] [ 38 ] 显示，在基于曲妥珠单抗的标准治疗后，使用1年的neratinib可以使HR阳性/HER2阳性的肿瘤患者受益匪浅。HR阳性/HER2阳性肿瘤对HER2信号的依赖性较小，ER信号的上调可能导致部分抗HER2的治疗耐药性。加上持续发生DFS事件的风险，这可以解释通过使用非交叉耐药药物(如曲妥珠单抗和那拉替尼的序列)将抗HER2阻断延长至1年以上，从而在该患者人群中观察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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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去化学治疗的讨论 迄今为止，化疗和抗HER-2药物的治疗方法仍然是所有HER-2阳性乳腺癌子集的主要治疗手段，无论HR状态如何，ASCO指南仍建议将HER-2阻断剂和化学疗法联合作为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治疗的最佳选择，但也考虑将内分泌疗法与HER-2靶点疗法，CDK4/6抑制剂联合使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网络已证明存在两种遗传上不同的HER-2阳性亚型(HR+和HR-)，它们具有不同的mRNA表达 [ 19 ]。HR阳性/HER-2阳性肿瘤通常富含Luminal基因簇，属于luminal B亚型，因此合理假设也具有独特的临床行为以及对抗癌药的敏感性不同。大量数据表明，即使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HR的高表达人群通常表现出较好的预后，以及对化学治疗不敏感。因此，术语“过度治疗”是与曲妥珠单抗还是与化疗更严格相关尚待阐明。在某些情况下或在特定的患者亚组中，不进行化疗是否是最合适的选择，并且是否必须单独进行内分泌治疗或者与HER-2阻断剂和/或CDK4/6抑制剂联用。有趣的是，一项大型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在“三联阳性”表达HR很高的肿瘤患者中，常规辅助治疗中加入曲妥珠单抗并不能带来益处 [ 20 ]。几项回顾性研究显示，主要是在患有小肿瘤的HR+/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仅采用抗HER-2药物和辅助激素治疗即可获益，无需延长化疗时间或完全没有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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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HR、HER-2和细胞周期检查点的三重封锁的原理 细胞周期蛋白D1和CDK4/6的激活在HR+/HER2+乳腺癌的肿瘤发生中起重要作用。来自HER2和HR受体的有丝分裂信号在细胞周期检查点有交集，并导致细胞周期蛋白D1表达的协同增加。具体来说，HER2/MAPK和FOXA1转录因子复合的活性雌激素受体α (ER)都可以影响CCND1转录，进而影响细胞周期由G1到S的过渡。CDK4/6还可以使ER磷酸化，提供了一个正反馈环，并进一步增加了ER转录活性 [ 52 ] [ 53 ] [ 54 ]。考虑到ER信号转导和HER2在细胞周期检查点上的过度表达的协同效应，以及这些途径之间的多个反馈回路，将CDK4/6抑制剂与HER2抑制剂和抗激素药联合用于治疗HR+/HER2+乳腺癌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几种新药Margetuximab [ 55 ] [ 56 ]，neratinib，pyrotinib，tucatinib，DS8201 [ 57 ] [ 58 ] 等也在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中良好的疗效。期待他们大规模临床实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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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继续将所有HER-2阳性乳腺癌视为具有相同治疗选择的相同疾病已经过时了。HR表达将两种不同亚型的HER-2阳性疾病分层。从生物学上讲，这些肿瘤具有导致肿瘤发生过程的不同驱动途径。应进一步研究其相关途径的生物学意义和复杂的相互作用，以确定乳腺癌的内在异质性，并在复杂的临床环境中为治疗决策提供依据，并确定适合于靶向治疗和创新治疗的其他肿瘤亚型将是研究重点。总体而言，以上报道的数据表明，一部分小的HER-2阳性，HR高表达的乳腺癌是否无需化疗，是否总是需要给予抗HER-2药物，以及，在新辅助阶段，是否应该延长治疗时间，或者精准选择人群进行去化疗的降阶梯治疗或者多重靶向的升阶梯治疗，需要更多临床实验的证实。PgR的表达与HR+/HER-2+患者的生存有关。T-DM1的治疗组合中，无论是(新)辅助，还是解救治疗，加入内分泌治疗的意义不大，是否加入抗内分泌药物和CDK4/6抑制剂，情况会有所改善，仍需证实。随着CDK4/6抑制剂使用，联合抗HER-2治疗和内分泌治疗，为HER2/HR阳性乳腺癌治疗提供去化疗的新方案，未来需要更多基于分子分析的研究，比如肿瘤驱动途径的鉴定，以优化生物标志，实现对治疗人群的精准定位。随着新抗HER-2药物Margetuximab，DS8201等的涌现，我们期待更有效的多重靶向治疗的新药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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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沙棘果实和叶子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用来开发多种功能性食品和药品。为了科学推介我国沙棘属植物野生种(亚种)果实和叶子的基础参数，对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29个产地野生的中国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ssp. sinensis)、柳叶沙棘(H. salicifolia)、云南沙棘(H. r. ssp. yunnanensis)、蒙古沙棘(H. r. ssp. mongolica)、中亚沙棘(H. r. ssp. turkestanica)、江孜沙棘(H. gyantsensis) 、肋果沙棘(H. neurocarpa)、西藏沙棘(H. tibetana)共8个种(亚种)，采摘果实和叶子样品并加以观察测定。结果表明，沙棘果色除柳叶沙棘和江孜沙棘为橙黄色、云南沙棘为黄色、肋果沙棘为灰黑色外，其余4种沙棘几乎均有红、橙红、橙、橙黄和黄色中不少于2种的果色。沙棘果形较为特殊的有2种——弯柱体(肋果沙棘)、阳桃形(江孜沙棘)，除此之外，中国沙棘、云南沙棘多为扁球体，其余4种沙棘多为㮋球体。沙棘鲜果体积以蒙古沙棘最大(274.279 mm 3 )，肋果沙棘(23.202 mm 3 )最小。鲜果百果重依然是蒙古沙棘(30.07 g)位列第一，西藏沙棘(26.71 g)第二，肋果沙棘(2.16 g)位据最末。沙棘种子的(鲜)千粒重，以江孜沙棘(18.19 g)、西藏沙棘(18.07 g)排在前2位；云南沙棘(8.27 g)排在最后一位。沙棘叶子均为大小、长短不一的条形，其中西藏沙棘为短条形，中国沙棘、柳叶沙棘、云南沙棘、中亚沙棘为条形，而蒙古沙棘、江孜沙棘和肋果沙棘为长条形。沙棘单叶叶面积，以云南沙棘和柳叶沙棘最大，达700 mm 2 左右，属于大叶片沙棘；而中亚沙棘、肋果沙棘、西藏沙棘单叶叶面积在140 mm 2 以下，为小叶片沙棘；其余3种均为中叶片沙棘。我国野生沙棘果叶资源基础参数的测定，对于沙棘资源的规划、种植、生态经济价值的估算评价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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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沙棘属植物(Hippophae)在我国青藏高原的西藏、青海及周边的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 1 ]，而且人工种植面积也很大。沙棘经营者在采取果实和叶子两大类资源后，开发出琳琅满目的饮料食品、保健品、药品、化妆品等产品 [ 2 ]，丰富了国见个市场，增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围绕沙棘果实、叶子的生物活性成分提取、开发的研究很多 [ 3 ] - [ 8 ]，有力促进了沙棘果叶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而推动了沙棘资源建设工作。沙棘资源的种植与开发相互推动，相得益彰，助推沙棘种植地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查阅文献时往往会发现，涉及到主要野生沙棘种(亚种)果实、叶子的一些基础参数的系统测定和研究很少，或被忽视，而这些基础参数是十分有用的，对于沙棘资源的规划、种植、生态经济价值的估算评价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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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用于取样分析的沙棘果实和叶子来源于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29个产地的天然沙棘林，取样时间为2019年、2020年的9月至10月。基本情况详见表1，涉及到中国沙棘、柳叶沙棘(H. salicifolia)、云南沙棘(H. r. ssp. yunnanensis)、蒙古沙棘、中亚沙棘(H. r. ssp. turkestanica)、江孜沙棘(H. gyantsensis) 、肋果沙棘(H. neurocarpa)、西藏沙棘(H. tibetana)共8个种或亚种的果实和叶子样品。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fruits and leaves collecting locations of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seabuckthor 种、亚种名 测试编号 送样时间 采样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m) 中国沙棘 QY1 2019.10.11 甘肃合水县连家砭林场 108˚27'25“ 36˚02'11“ 1209 中国沙棘 QY2 2019.10.11 甘肃合水县连家砭林场 108˚27'27“ 36˚02'12“ 1209 中国沙棘 QY3 2019.10.11 甘肃合水县连家砭林场 108˚27'22“ 36˚02'08“ 1218 中国沙棘 ZG1 2019.10.23 青海班玛县玛可河林场 100˚52'11“ 32˚42'19“ 3319 柳叶沙棘 MMX 2020.10.22 西藏错那县麻麻乡 91˚48'06“ 27˚52'27“ 2976 云南沙棘 LZ1 2019.10.16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 94˚34'30“ 29˚33'51“ 3879 云南沙棘 LZ2 2019.10.16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 94˚30'40“ 29˚33'53“ 3081 蒙古沙棘 ZYH 2019.09.18 新疆青河县塔克什肯口岸 90˚48'26“ 46˚11'26“ 1072 蒙古沙棘 SQH 2019.09.18 新疆青河县塔克什肯口岸 90˚48'26“ 46˚11'26“ 1071 中亚沙棘 ZD1 2019.09.21 西藏札达县桑达沟 79˚48'04“ 31˚30'12“ 3681 中亚沙棘 ZD2 2019.09.21 西藏札达县桑达沟 79˚48'04“ 31˚30'12“ 3680 中亚沙棘 ZD3 2019.09.21 西藏札达县象泉河 79˚40'52“ 31˚28'45“ 3590 中亚沙棘 ZD4 2019.09.21 西藏札达县象泉河 79˚40'25“ 31˚28'59“ 3585 中亚沙棘 ZY1 2019.11.06 新疆乌什县 79˚14'27“ 41˚13'14“ 1422 中亚沙棘 AX1 2019.11.01 新疆阿克陶县 75˚52'00“ 39˚00'17“ 1523 中亚沙棘 AX2 2019.11.01 新疆阿克陶县 75˚41'51“ 39˚07'34“ 1427 中亚沙棘 KS2 2019.10.26 新疆塔县塔干乡托格伦夏村 75˚16'26“ 37˚46'37“ 3073 中亚沙棘 KS3 2019.10.26 新疆塔县班迪尔乡巴扎尔村 75˚20'56“ 37˚37'16“ 3235 中亚沙棘 KS4 2019.10.26 新疆塔县提孜那甫乡兰杆村 75˚13'24“ 37˚51'02“ 3034 中亚沙棘 KS5 2019.10.26 新疆塔县塔干乡3村 75˚20'26“ 37˚37'21“ 3222 江孜沙棘 CN1 2019.10.16 西藏错那县曲卓木乡 91˚48'09“ 28˚18'10“ 4370 江孜沙棘 LZX1 2019.10.16 西藏隆子县隆子河 92˚17'12“ 28˚27'10“ 3980 江孜沙棘 HZ1 2019.10.16 西藏墨竹工卡县 91˚56'11“ 29˚45'23“ 3955 江孜沙棘 QSX1 2020.10.15 西藏曲水县 90˚11'04“ 29˚25'36“ 3775 江孜沙棘 QSX2 2020.10.15 西藏曲水县 90˚11'04“ 29˚25'36“ 3775 肋果沙棘 LG1 2019.10.09 青海门源县仙米林场 101˚58'05“ 37˚24'23“ 3115 肋果沙棘 XML 2020.10.06 青海门源县仙米林场 101˚58'05“ 37˚24'23“ 3068 西藏沙棘 PL1 2019.09.21 西藏普兰县仁贡村 81˚06'20“ 30˚26'58“ 4056 西藏沙棘 PL2 2019.09.21 西藏普兰县仁贡村 81˚06'20“ 30˚26'58“ 4052 西藏沙棘 NC1 2019.10.16 西藏墨竹工卡县念村 92˚15'21“ 29˚41'29“ 4322 表1. 不同沙棘种(亚种)果叶资源采样地点基本信息 沙棘果实和叶子取样后立即混入冰块，装入抗压箱体，快递至化验机构。然后采用钢卷尺、游标卡尺、分析天平、烘箱等常规仪器或设备，分别量取和称取有关果实、叶子的一些尺寸和重量指标，并用烘干前后果实(包括种子)和叶子样品重量，计算有关含水率；一些果叶形状、色泽等指标据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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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沙棘果实色泽随着成熟过程，一般由初期的绿色，逐渐向成熟时的黄、橙、红等各色变化。西藏沙棘果实是一特例，果实色泽变化十分奇特，果实由最初的浅绿色，向绿果带有纵向深绿爪瓣长条纹、黄橙果带有纵向深绿爪瓣短条纹(亦称顶端星芒状饰纹)、橙色或橙红色果带有很短星芒状饰纹变化 [ 11 ]。在青海省祁连县发现过几乎无星芒状饰纹的西藏沙棘成熟果实。据此推断，西藏沙棘果实的星芒状饰纹，在温度适宜且成熟期未遭遇突然降温时，随着果实逐步成熟应该会完全消失。 文献中常说的沙棘百果重，虽然没有前置定语，但肯定指的是鲜果百果重。果实成熟过程中，鲜果百果重一直在发生着变化，通过测定可以确定其变化过程，这是显而易见的。同一沙棘种(亚种)在不同生境，特别是在干湿两极生境上，百果重相差很大。我们野外考察中发现，沙棘百果重在干旱生境上往往只占湿润生境上的一半不到，差距很大。而在不同年份间，水分条件造成的沙棘百果重变化更为悬殊。我们在新疆额敏170团考察时注意到，几株蒙古沙棘由于没有灌溉，百果重不到10 g，而在此前一年有灌溉条件时百果重为35 g。所有这些说明：一是鲜果百果重一定要同时注明果实含水率，才有参考价值；二是本文提出了干果百果重，就像其他许多干基含量一样，才是衡量沙棘果实的适宜指标。工作中应该重视沙棘干果百果重这一数据的应用。 中国沙棘与云南沙棘(干)千粒重较为接近，从这一指标来看，这两个亚种间果然有着相似之处，因为许多资料发现这两个亚种较为接近。如有研究用贝叶斯聚类分析，将中国沙棘和云南沙棘归为一组 [ 12 ]；还有研究发现，云南沙棘cpDNA来源的一支与中国沙棘完全相同的，推测中国沙棘有可能是云南沙棘杂种形成的双亲之一 [ 13 ]；21个沙棘样品的全谱区间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沙棘、卧龙沙棘、柳叶沙棘、云南沙棘的样品间具有较好的相似性 [ 14 ]，等等。我们在野外也常感觉到中国沙棘与云南沙棘十分相似，幸好中国沙棘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云南沙棘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不过在川西这2个亚种都有分布的区域，就不易辨识了。 实地考察中注意到，属于大叶片沙棘的云南沙棘、柳叶沙棘，多为乔木或小乔木，树高一般在6 m以上；属于中叶片沙棘的中国沙棘、蒙古沙棘和江孜沙棘，多为乔木、小乔木或大灌木、灌木，树高一般在(2 m) 3 m以上；属于小叶片的中亚沙棘、肋果沙棘和西藏沙棘，多为大灌木、灌木或小灌木，树高一般在3 m以下 [ 15 ]。沙棘叶片大小与树冠体积、生物量等呈正相关。树体高大的沙棘种(亚种)，往往叶片也大；而树体矮小的沙棘种(亚种)，叶片也往往较小。此外，沙棘树干基部所发新条的叶子、萌蘖而生枝条的叶子，一般叶面积较大，而老龄沙棘植株的叶子，树干顶部的叶子，一般叶面积也较小。这些都是应该注意加以甄别的。 沙棘属植物中的蒙古沙棘、中亚沙棘、柳叶沙棘和西藏沙棘这4个种(亚种)在国外也有分布。蒙古沙棘中优选出的品种为大果沙棘，实为多年来我国从俄罗斯、蒙古等国引种的主要目标，具有果大、果柄长、无刺等特征。如2013年我们从俄罗斯引进的21个雌株大果沙棘无性系，百果重平均55~67 g，比我国自然分布蒙古沙棘的30 g大25~37 g。蒙古大湖区野生蒙古沙棘的百果重达30 g，种子千粒重12.7 g [ 16 ]，百果重与我国相同，千粒重比我国的9.90 g大2.8 g。后3个种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有自然分布，但研究工作较粗，只有涵盖所有沙棘的混合资料，很难查到分种的详细资料。目前查到的资料显示，印度喜马拉雅邦分布的柳叶沙棘，果色纯黄，与我国完全相同；而包含3个种(亚种)的百果重为10~25 g [ 17 ]。 沙棘属植物中我国仅没有海滨沙棘(H. r. ssp. rhamnoides)、溪生沙棘(H. r. ssp. fluviatalis)、喀尔巴千山沙棘(H. r. ssp. carpatica)和高加索沙棘(H. r. ssp. caucasia)4个亚种的分布。这些亚种均分布在欧洲或欧亚交界(高加索)处，研究工作较为薄弱，无资料可查。从国内出版书籍 [ 18 ] 有关百果重资料来看，海滨沙棘为20~53 g (瑞典)，溪生沙棘为20~30 g (西欧多地)，喀尔巴阡山沙棘为30 g (罗马尼亚)，百果重明显高于同种的中国沙棘(13.45 g)；从考察得到的溪生沙棘的有关指标 [ 19 ] 来看，位于德国多瑙河支流莱希河北岸的溪生沙棘天然林，果实卵形，橙红色，纵径7~10 mm，横径5~8 mm，百果重约30 g，果柄长3~4 mm；位于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野生溪生沙棘林，果实呈圆球形，有橙色和桔黄色，百果重约20 g。从百果重这一指标来比例，我国自然分布的沙棘属植物中，仅有蒙古沙棘(30.07 g)、西藏沙棘(26.71 g)与其相当，其余各种(亚种)均小于溪生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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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果色是沙棘果实给人的第一印象，除柳叶沙棘和江孜沙棘为橙黄色、云南沙棘为黄色、肋果沙棘为灰黑色外，其余4种(亚种)沙棘几乎均有红色、橙红色、橙色、橙黄色、黄色中的2种或2种以上的果色。五艳六色的果实不仅赏心悦目，具有美化功能，而且也为加工不同色泽的果汁、果酱等产品提供了基础。沙棘果形是十分重要的分类特征，其中较为特殊的有2种——弯柱体(肋果沙棘)和阳桃形(江孜沙棘)，除此之外，纵径小于横径的扁球体果实多属于中国沙棘和云南沙棘，纵径大于横径的㮋球体果实多为柳叶沙棘、蒙古沙棘、中亚沙棘和西藏沙棘所具有。 沙棘果梗长从1 mm多到4 mm多不等，果梗越长，采摘越方便。按种(亚种)来看，蒙古沙棘最长，达2.61 mm，中亚沙棘第二，达2.21 mm；肋果沙棘(2.05 mm)、柳叶沙棘(2.00 mm)、中国沙棘(1.91 mm)、云南沙棘(1.73 mm)居于三至六位；江孜沙棘(1.38 mm)、西藏沙棘(1.34 mm)分列最末两位。 果大、果重是沙棘经营所追求的基本经济性状指标。沙棘鲜果体积以蒙古沙棘最大(274.279 mm 3 )，柳叶沙棘次之(192.199 mm 3 )；中亚沙棘(127.560 mm 3 )、中国沙棘(122.921 mm 3 )、云南沙棘(100.212 mm 3 )、西藏沙棘(120.135 mm 3 ) 4种(亚种)居中；而江孜沙棘(76.916 mm 3 )、肋果沙棘(23.202 mm 3 )位居最末两位，果实体积属于最小的两种(亚种)。实际工作中常用鲜果百果重表示果实大小，从这一指标来看，蒙古沙棘(30.07 g)依然位列第一，西藏沙棘(26.71 g)第二；柳叶沙棘(16.50 g)、中亚沙棘(14.55 g)、中国沙棘(13.45 g)居中；而江孜沙棘(7.94 g)、云南沙棘(7.87 g)、肋果沙棘(2.16 g)占据最后3位。 沙棘种子的千粒重一般用鲜粒含量，是计算播种量的主要指标。参试8种(亚种)沙棘，(鲜)千粒重以江孜沙棘(18.19 g)、西藏沙棘(18.07 g)、肋果沙棘(14.26 g)、柳叶沙棘(12.24 g)这4种排在前4位；而中亚沙棘(9.97 g)、蒙古沙棘(9.90 g)、中国沙棘(9.48 g)这3种相差不多，排在中游；云南沙棘(8.27 g)排在最末一位，(鲜)千粒重不到江孜沙棘的一半。 叶子是沙棘进行光合作用、增加生物产量的主要器官。沙棘叶子均为长短不一的条形，其中西藏沙棘叶子为短条形(叶长宽比小于5)；中国沙棘、柳叶沙棘、云南沙棘和中亚沙棘叶子为条形(叶长宽比等于5~8)；蒙古沙棘、江孜沙棘和肋果沙棘叶子为长条形(叶长宽比大于8)。沙棘单叶以云南沙棘、柳叶沙棘的叶面积最大，达700 mm 2 左右，属于大叶片沙棘；中国沙棘、蒙古沙棘、江孜沙棘叶面积为240~400 mm 2 ，属于中叶片沙棘；中亚沙棘、肋果沙棘、西藏沙棘叶面积在140 mm 2 以下，为小叶片沙棘。沙棘属植物的叶子大小与树冠体积基本上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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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森林在陆地生态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弄清球囊霉素在森林土壤中的作用，对森林土壤修复、防止土壤侵蚀、全球碳库变化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球囊霉素在农田、草地、重金属污染土地修复中的作用已被广泛关注并且其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应用于生态修复，但是在森林演替方面的研究进展还尚不可观。对于农田、草地、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研究是否可以推演于森林生态系统，两者的生境明显不同，森林的物种群落，植物种类，环境变化更为复杂。研究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球囊霉素对于了解森林演替至关重要。本文重点分析总结了在演替尺度上球囊霉素的变化特征，以及球囊霉素对丛枝菌根真菌、土壤团聚体、有机碳之间的影响研究进展，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动态，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希望可以对森林土壤结构和质量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为进一步研究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球囊霉素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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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球囊霉素是1996年Wright等采集美国大西洋中部地区的12份未经干扰的酸性土壤样品，在121℃、pH值7或8下使用柠檬酸钠提取到这种含量丰富具有疏水性质不易被蛋白酶水解的蛋白质，研究发现这种蛋白质是由丛枝菌根真菌产生的，假定为糖蛋白，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并命名为球囊霉素 [ 1 ]。经后续的研究发现，球囊霉素是丛枝菌根真菌分泌的专一性产物 [ 2 ]，球囊霉素与丛枝菌根真菌菌丝紧密结合 [ 3 ]，菌丝死亡后会沉积在土中，球囊霉素也会在土壤中累积，它是一种在土壤中难溶于水且极其稳定的蛋白质。由于尚不知道球囊霉素的具体分子结构，因此Riling和Rosier等人认为用“glomalin”来表示从土壤中提取的蛋白质是不准确的，因此建议将其命名为“Glomalin-related soil protein， GRSP”，也就是“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 4 ]。 用Braford法可以同时测定易提取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Easily Extractable Glomalin Soil Protein， EE-GRSP)和总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Total Glomalin-Related Soil Protein， T-GRSP)，通常简称为EE-GRSP和T-GRSP。Braford法操作简单，主要用到的试剂为考马斯亮蓝G-250和牛血清蛋白。EE-GRSP表示的是土壤中新近产生的球囊霉素，而T-GRSP则表示球囊霉素在土壤中累积的含量 [ 5 ]。在分子水平上，现有研究表明，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金属离子是球囊霉素的主要成分 [ 6 ]。 球囊霉素在植物、真菌、土壤中的相互作用中起重要作用，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还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力。球囊霉素还有“超级胶水”之称，具有黏性，可以将土壤颗粒黏结成大团聚体，使土壤结合更紧密，改善土壤质量，稳定土壤结构，有利于土壤修复。 目前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球囊霉素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演替阶段，而对从演替前期到演替后期球囊霉素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响应关注的人还较少。本文通过时间代替空间的研究方法，根据现有研究分析探讨在森林演替中球囊霉素与丛枝菌根真菌，土壤团聚体以及土壤有机碳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后续研究森林演替中球囊霉素的变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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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丛枝菌根真菌、球囊霉素、土壤团聚体和土壤碳氮之间的联系 土壤酶和球囊霉素都和土壤碳、氮密切相关 [ 43 ]。GRSP分子是由高碳氮原子比例的物质组成 [ 9 ]。球囊霉素在土壤碳、氮的长期贮存方面具有长远影响 [ 5 ] [ 11 ]。实质上球囊霉素中的碳氮对土壤总碳氮的作用比微生物生物量要大 [ 11 ]。因此许多研究也将球囊霉素与长期碳氮储存联系起来 [ 5 ]。AMF真菌和GRSP可能有助于监测土壤退化 [ 9 ]。研究显示EE-GRSP与碳氮有相关性，T-GRSP与土壤有机质和碳有相关性 [ 9 ]。AMF对土壤碳储量有间接影响 [ 44 ]。 土壤团聚体直接影响土壤碳循环，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下降会削弱土壤的固碳能力。耕作后的农田其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会下降，从而导致土壤有机碳损失 [ 45 ] [ 46 ]。球囊霉素的物理保护机制，能够减少有机碳的分解与矿化，稳定土壤有机碳结构，对土壤有机碳的储存具有重要意义 [ 47 ]。球囊霉素通过其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而与土壤碳储量相关 [ 48 ]。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了通过稳定土壤团聚体来促进碳封存，菌根真菌可能是土壤有机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AM真菌也可以促进土壤团聚体的稳定 [ 23 ]。AMF在养分循环和土壤聚集等方面也发挥重要的作用。AMF可以通过大块土壤中的外源菌丝的生长和周转直接影响土壤碳动态。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能够使土壤有机碳、氮维持稳定，并且可以调节土壤的物理性质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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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随着演替的进行，土壤表层积聚的有机质以及微生物在不断增加，导致土壤表层的养分增加。AM真菌菌丝密度增强，而AM真菌可以通过大规模影响球囊霉素的含量，来调节土壤中碳和氮的含量，进而影响土壤中碳氮的分配。球囊霉素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可以有效增加土壤有机碳库，凝聚土壤颗粒，增加土壤团聚体的含量，进而改善土质。同时随着演替进行SOC含量也在增加，SOC和GRSP含量的提高协同提高了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 球囊霉素在森林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证实，今后对球囊霉素的研究我们还应关注以下几点：1) 森林演替中球囊霉素发挥的作用，对土壤结构的影响，以及土壤有机碳变化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持续投入科研力量，尤其是在北方森林演替方面，北方森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3之多，北方森林的碳储量也相当巨大，因此对北方森林土壤质量的检测与维护将是长期的工作。2) 目前尚不清楚球囊霉素具体的分子结构，只有等发现其蛋白质序列后才能明确GRSP的成分，其理化性质也不完善，后续还应从分子角度对球囊霉素有更加深入的研究。3) 现在对演替中球囊霉素的变化研究还大多集中于演替的某一个时期，从演替大的尺度上对球囊霉素的研究较少，由于森林演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相应的球囊霉素也会随着演替的进行呈现不同的趋势，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多多关注球囊霉素对整个演替阶段的响应以及与球囊霉素变化有相关关系因素的动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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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基于1951~2014年中国地面台站逐日观测资料，利用线性倾向估计、M-K突变检验和EOF分解等方法对我国东部(105˚E以东)近地面风速和气温的气候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 年平均和四季风速在空间上表现出北高南低、沿海大内陆小的特征，而气温表现出南暖北冷的特征。2) 年平均、春、夏、秋和冬季风速均为减弱趋势，每10a下降0.13 m/s、0.15 m/s、0.09 m/s、0.12 m/s和0.15 m/s，而气温则每10a上升0.21℃、0.27℃、0.13℃、0.19℃和2.70℃。3) 近地面风速和气温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突变，突变前中国东部北(南)方大部分区域风速呈增长(减弱)趋势，突变后则相反；而突变前气温减弱区域主要位于南方，突变后出现减弱趋势的区域仅出现在中国东北。EOF分解第一模态显示突变前后中国东部近地面风速和温度的空间特征保持一致，但突变前风速(温度)偏大(低)，突变后风速(温度)偏小(高)；EOF分解第二模态显示突变前后风速和温度的空间特征差异显著，但时间转折与突变点不对应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