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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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时空分布 3.1. 文献数量时间分布 年度分析是反映该领域内相关研究的热度与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可被称为该研究领域发展情况的“寒暑表”。根据历年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相关研究的发文数量统计结果绘制出年度发文量统计图(图1)。由图1显示可直观得出，从1999年至2019年的这20年间，发文数量在逐年增多，但论文发表总数较少。整体态势经过了“缓慢增加–稳定波动–快速增加”3个阶段。 1) 1999~2005年发文量较少，生态安全格局的理念刚刚出现。这个理念最初是由俞孔坚提出的，它描述了生态安全格局对于维持或控制某些生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 22 ]。虽然该阶段内发文数量呈缓慢增加的态势，但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年度发文量数均在10篇以下； 图1. 生态安全格局发文量统计图 2) 2006~2011年，该阶段内，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发文量在波动中增加，基于不同尺度的生态安全研究逐步出现，相关研究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 [ 23 ] [ 24 ] [ 25 ] 对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分析评价及构建； 3) 2012年以后，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安全方面 [ 26 ] 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不同尺度和领域的研究快速增加。 3.2.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空间分布 3.2.1. 作者分布 通过作者共现图谱，可分析该领域内核心作者及其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现状。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发文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把Node types设定为作者Author，时间跨度为1999~2019，时间切片为1年，运行CiteSpace后生成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图2)，图2中显示，节点83个，连线106个，网络密度为0.0311，节点的大小指示作者出现的次数，即，节点越大，作者出现的次数就越多。由图2可知，俞孔坚作者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一，其次是李迪华，依次为13次、12次；之后是彭建、刘焱序、胡熠娜、杨旸等作者，其中共有17位作者发文数量在3次以上。从作者知识图谱中可以看出，研究生态安全格局的作者群呈现出“部分集中，整体平均”的分布特点，其中以3位作者为一个研究团队较多，团队之间的相互引用与合作关系较为薄弱。图中可看出2个较为集中的作者群分别是俞孔坚、李迪华、乔青、李海龙、王思思、袁弘、刘海龙组成的研究团队和彭建、吴健生、胡熠娜、李慧蕾、杨旸、田璐、刘焱序组成的研究团队。不同团队、作者群体之间互引较少、合作较弱，对生态安全分格局研究的正常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学术交流与合作亟待加强。 图2. 生态安全格局领域作者知识图谱 3.2.2. 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机构指的是从事该领域科学研究的作者所在的科研机构、单位、实验室等，通过对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该领域的主要科研机构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互引关系。将Node types设定为机构Institution，其他参数设置与作者参数相同，运行CiteSpace后，得到节点数52，连线数27，密度为0.0204的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图3)。 从图3中可以发现，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这四所机构节点较大，节点越大代表该机构发文量越多，由此可以得出这四所机构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研究领域发文量处于领先地位，学术科研力量较强。但从图中可以看出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连线多少可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的程度，且大多数合作为同一研究机构的内部之间的部分合作，像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城市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之间的合作，由此可知各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较弱，合作不够紧密，共享与交流性不强。 图3. 生态安全格局领域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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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热点主题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因此，通过对该领域相关文献中关键词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快速掌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揭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背景和发展方向。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 = “Keyword”，时间切片(Time Slicing) = “1999~2019”，设置“Years Per Slice = 1”，将“Selection Criteria”赋值为“Top N = 50”，对本阶段文献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得到节点数81，连线数141，网络密度为0.0435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 由图4可以发现，“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安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等关键词的节点较大，这些热词表示我国在1999~2019年我国生态安全格局领域的研究热点，这些关键词可具体总结为三个类型：一是“模型方法”，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常用到的模型常是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 27 ]，又称MCR模型，其过程一般是先对生态源地进行识别，然后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出生态廊道，最后构建出生态安全格局。其次是PSR模型 [ 23 ]，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其基础概念是：人类活动对环境施加“压力”，改变环境的质量和自然资源的数量(即“状态”)，总体经济和区域政策(社会反应)是社会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后者是通过一个反馈回路来反应人类活动的影响；二是“综合评价”，综合各种影响因素可得出生态安全的评价结果，即土地生态安全 [ 28 ]，生态风险等级 [ 29 ] 和生态重要性 [ 30 ] 等，对生态安全的合理性评价是格局构建的前提；三是“格局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景观格局等关键词指的是格局构建的一种类型，格局构建过程中可基于不同的视角，例如基于生态供需视角 [ 31 ]，基于生物多样性视角 [ 32 ]，基于生态敏感性视角 [ 33 ] 或者是基于生态保护红线视角 [ 34 ] 等进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图4. 生态安全格局领域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4.2. 关键词聚类 通过CiteSpace软件将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图5)。其中Q值 = 0.5451 (大于0.3)，S值 = 0.7179 (大于0.5)，说明此聚类视图是显著合理的。这些聚类反映出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现状，从聚类视图看，共包括“生态廊道”“生态安全”“时空格局”“生态保护红线”“土地利用”“景观安全格局”6个聚类群，关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些聚类展开(见图5和表1)。 图5.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在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基础上，通过运行CiteSpace中的Summary of Clusters，得到对数似然率(聚类标签词提取算法之一)，即为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表1)，并选取其中前五个标识词。 Table 1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clustering tabl 聚类号 聚类大小 标识词 0 20 生态廊道、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生态安全、生态安全格局 1 15 生态安全、多尺度、粤港澳大湾区、景观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2 12 时空格局、耕地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最小阻力模型、空间格局 3 10 生态保护红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红线、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安全 4 7 土地利用、生态、优化、安全格局、遥感 5 4 景观安全格局、生态基础设施、反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泉州东海 表1.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通过对图5和表1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的图表分析发现，各聚类中的研究内容存在相互交叉的现象，因此可将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归纳为“安全”“格局”“优化”三个主题领域。1) “安全”研究主题。共现标识词为：生态安全、生态敏感性、生态重要性、生态红线和耕地生态安全等关键词。生态安全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 35 ]，也是格局构建的基础 [ 36 ] [ 37 ] [ 38 ]，因此可基于不同的视角例如生态敏感性、生态重要性等视角划定生态红线范围，对生态安全作出合理性评价，将生态红线区域作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源地。2) “格局”研究主题。共现标识词为：生态安全格局、景观格局、空间格局和时空格局等关键词。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来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是十分重要的 [ 39 ]，基于不同时空尺度对格局构建的研究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内容 [ 40 ]。3) “优化”研究主题。共现标识词为：反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优化和土地利用等关键词。通过分析评价，可识别出生态保护与城市扩张用地冲突的区域，因此可通过不同途径进行和谐：“反规划” [ 41 ] 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控制未建区域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是对城市快速扩张的一种应对；土地利用规划 [ 42 ] 则是从生态保护最大利益化出发，对土地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从而化解生态保护与城市扩张之间的冲突。 4.3. 研究热点 通过对文献关键词进行突变词分析，可探索目前在生态安全格局研究领域的研究趋势及新兴领域，基于CiteSpace软件中Time Zone功能得到突变关键词示意图(图6)。从图6中可看出我国关于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突变关键词数量较少，这20年间仅出现8个突变词，且从2016年之后没有突现关键词，说明学者关于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视角相对比较集中。从突变词强度来看，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突变词强度最高为“生态安全”，频率强度为6.7319，开始于2004年，结束于2008年，周期十分短。其次为“生态基础设施”，频率强度为4.7666，开始于2005年，结束于2014年，存续周期相对较长，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是维护生命土地的安全和健康的关键性空间格局，是城市和居民获得持续的生态服务的基本保障。2006~2010年高频词为安全格局和景观安全格局，频率强度分别为4.3279和3.5871，景观中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格局，它由一些关键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构成，这种格局对维护或控制特定地段的某种生态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被称之为安全格局 [ 43 ]。因此，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过程中，对景观格局中的生态控制区、生态节点和生态廊道的辨识显得尤为重要。2013~2015年突变关键词是gi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频率强度分别为3.7561和3.8071，其中gi是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的简称，gi是指能够有效维护生态格局并指导人类活动的自然生态网络结构，促进人居环境的改善 [ 44 ]。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景观安全格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2014~2016年突现词为土地利用和生态保护红线，频率强度依次为3.2815和3.3348，当生态保护与城市扩张发生冲突时要对土地利用进行合理规划，生态保护红线 [ 45 ] 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实行严格管控，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 [ 46 ]。 图6. 生态安全格局领域突变关键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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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从目前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型文献的发文量来看，文献发表数量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且从2012年以来，发文量快速增加，说明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从作者分布来看，分别以俞孔坚和彭建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发文量较多，处于领先地位，而整体作者群呈现出“部分集中，整体平均”的分布特点，以3人为一个研究团队的占主导地位，各研究团队之间的互引合作关系较弱。 2) 从研究机构来看，研究机构之间发文量差别较大。其中在知识图谱中，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这四所机构节点较大，表示这些机构发文量较多、占主导地位，但机构之间的连线较少，且大多数合作为同一研究机构的内部之间的部分合作，不同机构之间缺乏合作共享。 3) 从研究热点主题来看，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关键词联系密切，主要围绕“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安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生态廊道”等关键词展开，这些关键词可归结为“模型方法”“综合评价”“格局构建”三种类型；从突变关键词可以看出，这20年间我国学者关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视角相对比较集中，自2016年后没有出现突变关键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滞期。 5.2. 讨论 1)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生态安全格局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发现各作者团队之间合作联系不够紧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合作，互相分享，促进我国生态安全格局方面的研究更加系统化、全面化，在此基础上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互相分享经验，以促进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进度和效率。 2) 生态安全格局的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本文限于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对于外文文献中与生态安全格局的相关内容没有展开讨论；二是本文仅选取了4类核心期刊的相关文献，存在文献数量较少、时间跨度较短等问题，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三是本文仅采用CiteSpace软件，并且对于该软件的使用也较为简单和浅显，以求初步反映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进展与热点等内容。 3) 在今后研究中，学科交叉方向将会是重要的新兴领域，希望持续将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改善生态环境作为目标，将不同学科理论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相结合进而研究探讨出不同的构建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将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作为长远目标 [ 47 ] [ 48 ] [ 49 ]，切实做到可持续发展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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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2014~2019年沪深两市A股的1056家民营企业作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接着从市场和政府两条路径打开了慈善捐赠对公司价值增值作用的黑箱。实证结果表明：(1) 虽然慈善捐赠是企业真金白银的流出，但这一行为确实能够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2) 在市场这“无形之手”的路径中，公司的营收占比、盈利能力与现金水平均为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中介变量，而在政府这“有形之手”的路径中，只有政府补贴作为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作用机制的中介变量。因此可以认为，在全样本公司的实证分析中，对于慈善捐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市场这一路径起到主要的中介作用，而政府则为次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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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而慈善捐赠作为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历来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8)》 1 ，在该年中，企业这一主体的捐赠金额占社会捐赠总额的61.89%，其中民营企业捐赠金额为450.32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额的50.55%，对慈善贡献最大。可见在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捐赠，一直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 对于企业积极施行捐赠这一行为的动因，主要可划分为三类：利他动机(Carroll，1991；许年行，2016；曾春影，2018) [ 1 ] [ 2 ] [ 3 ]、政治动机(戴亦一等，2014；李维安等，2015；杜勇等，2016) [ 4 ] [ 5 ] [ 6 ] 和战略动机(Hunt，1986；陈东等，2019；孙红莉，2019) [ 7 ] [ 8 ] [ 9 ]。而在捐赠产生的价值效应方面，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捐赠行为是企业为了在市场上赢取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是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的行为，企业在“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之中获得的品牌声誉与政治资源，都将有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从而推动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在现实情况中，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是否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现有研究，进一步纳入市场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可能发挥完善相关理论框架的作用。在现有文献中，政治关联被视为慈善捐赠与公司价值的主要中介变量，前人多数研究内容仅限于企业与政府这一资源交换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逐渐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将逐渐减少资源的掌控与干预，因此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在市场上的声誉纳入分析，从而揭示出“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共同在慈善捐赠与公司价值之间起到主次中介作用的机理，可能发挥完善相关理论框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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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慈善捐赠影响企业价值的主效应分析 国内外关于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无统一观点。第一种观点表明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是真金白银的流出，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财务压力，从而损害公司价值(Friedman，2007) [ 10 ]；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并不存在一致的结论(Seifert等，2004) [ 11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对外捐赠可以引起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从而积累起市场资本和政治资本，提升公司价值(王端旭等，2011) [ 12 ]。 从成本层面来看，一方面，显性成本体现在捐赠是一种即时的支出，具体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流出或者库存商品的减少；另一方面，隐性成本体现在资金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或者产品的潜在变现收入。从收益层面来看，一方面，企业对外捐赠能够积累起宝贵的市场声誉，并获取新客户的信赖、维持老客户的忠诚，进而保持其产品销售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在我国个人、团体和组织的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作为中国慈善市场的管理者，政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企业的捐赠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承担部分救济和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工作的行为，从而取得政府反馈性的支持和保护。尤其在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所有制歧视，因此，慈善捐赠不失为一种获取政治资源的上好选择。 综上，虽然从短期来看，企业的捐赠确实减少了自身的现金流，但从长期来看可以积累起企业的市场资本和政治资本，提高企业声誉和整体价值。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效应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如下： H1：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能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 2.2. 市场声誉的中介效应分析 声誉被定义为企业对其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吸引力，换言之，企业声誉就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品牌、形象的总体感知与评价，它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可以间接向外界传递信息。 国外研究表明，慈善捐赠与企业声誉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Gardberg等，2006) [ 13 ]，企业通过披露真实的慈善捐赠信息能够使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生好的认知和评价，这有助于声誉的提升，从而给企业带来长期绩效的增长。 具体而言，在慈善捐赠有助于企业获取声誉资源这一层面中，可细分出以下三种作用机制：第一，已有研究表明，慈善捐赠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有助于优化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客户)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提高品牌知名度，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等。 第二，公司捐赠这一行为不仅能够向外界传递包含企业价值观在内的多重信号，部分解决了员工与企业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原有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和忠诚度，吸引到更多潜在认同企业价值观的应聘者，还能将彰显出的良好企业形象投射到自身的员工身上，间接提升了员工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增大对潜在职位申请者的吸引力，这两方面这都将大大提高企业的人才选择权，从而使得企业在员工管理方面的成本降低。 第三，慈善捐赠本质上是对公司道德资本的积累：可以作为一种具有保险属性的事前伤害防御策略—降低企业遭遇负面新闻事件时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可以作为一种事后的弥补策略—转移公众对企业负面事件的注意力，挽回企业形象与声誉。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慈善捐赠会导致企业现金流短期内的减少，但从长期来看，捐赠能够在提高产品销量、降低员工管理成本和充当“事前保险事后弥补”角色三个方面获取和维持声誉资源。明显看出，市场声誉不等同于企业的营收占比、盈利能力和现金水平，但能直接导致这三种指标的上升，故本文将营收占比、盈利能力和现金水平作为企业市场声誉的衡量指标。因此，提出第二、第三个研究假设： H2：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公司的营收占比、盈利能力和现金水平； H3：民营企业的营收占比越高、盈利能力越强、现金水平越高，则其公司价值越高； 2.3. 政治资源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政府这一作用路径中，已有研究表明：首先，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进行捐赠可以维持政治联系，而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进行捐赠则可以与政府建立联系，以减少侵权伤害或获得政策资源。结合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所有制歧视的现实问题，因此通过慈善捐赠来建立和维持企业与政府的关联，从而获取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和优惠待遇，这不失为一种上好选择。 其次，部分研究表明：慈善捐赠能够降低公司的税收负担。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修正)》明确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可以看到，当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时(如参与慈善活动)，政府在税收资源上会向其倾斜，具体体现在进行慈善捐赠的民营企业家更容易取得政治身份，例如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等，进而有可能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 最后，《礼记》云“来而不往非礼也”，考虑到政府和企业之间博弈的重复性，企业捐赠有助于减轻政府在公共事业方面的负担，政府也必然会给予企业相应的回报。我国学者研究显示：慈善捐赠作为一种“政治献金”，能够帮助企业争取到更多的政府补贴(张敏等，2013) [ 14 ]。而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现实问题，因此通过捐赠来尝试获得政府的好感，进而收到政府补贴，缓解自身融资约束局面，同样是一项良好决策。由上述分析可提出第四个假设： H4：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建立政治关联、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増加政府补贴。 作为政治资源这一中介效应分析的第一个层面，前文论证了慈善捐赠对企业政治关联、税收负担和政府补贴的影响，接下来的第二个层面，需要论证政治关联、税收负担和政府补贴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从而判断企业慈善捐赠是否通过此三者中介因素来影响公司价值。 首先，国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建立起的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存在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正面观点认为企业建立政治联系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而当企业丧失政治联系时，例如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官员死亡，企业的市场价值就会随之下降。另一方面，负面观点的研究，例如在以法国公司作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政治关联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就我国情况而言，关于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而足。有学者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有正面影响。相反，有学者则发现政治关联会损害公司价值。总体而言，尽管关于政治关联与公司价值二者关系的实证结果尚存争议，但多数研究仍然倾向于认为政治关联能够影响公司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慈善捐赠对公司价值影响的一种合理作用机制，但这种机制可能是正向的促进作用，也可能发挥着反向的抑制作用。 其次，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作为国家促进科技进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规划而出台的宏观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不言而喻。在公司获取低税收负担和高政府补贴后，相当于增强了投资者和管理层的信心，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降低资本成本，进而实现公司价值的提升。尤其是对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其税收负担越小，公司价值就越高。也有学者探讨政府补贴对公司价值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一方面能够直接提升公司价值，另一方面能够间接通过研发投入来提升公司价值。 因此，本文认为政治关联、税收负担和政府补贴是企业慈善捐赠从政府层面影响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设： H5：民营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与公司价值显著相关；税收负担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获取的政府补贴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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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分析对象，总共选择了1055家公司，对应6317个非平衡面板样本观测值，具体筛选标准有：(1) 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 剔除各年份ST、PT、及带*和退市的公司；(3) 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同时，为了降低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工具为Excel与Stata13.0。 3.2. 变量定义及衡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Tq)，选取托宾Q值作为衡量的指标，计算公式为“总资本的市场价值/期末总资产”，其中总资本的市场价值 = A股 * 今收盘价A股当期值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股 * 今收盘价B股当期值 + (总股数 − 人民币普通股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股) * (所有者权益合计期末值/实收资本本期期末值) + 负债本期期末合计值。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企业慈善捐赠(Don)，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 − “营业外收支”下的具体项目。考虑到公司规模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捐赠总额/当期营业收入) * 100”来衡量慈善捐赠规模。 3. 中介变量 在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中，市场层面从营收占比、盈利能力和现金水平三个角度衡量。营收占比(Pincome)衡量为“(企业营业收入/行业营业收入总额) * 100”，盈利能力(Grosspro)衡量为“企业毛利率/行业毛利率”，现金水平(Cash)衡量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额/行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额) * 100”。政府层面从政治关联、税收负担和政府补助三个角度衡量。将政治关联(Pc)设置为虚拟变量，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该变量取1，否则为0；税收负担(Tax)用企业实际税率衡量，为“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政府补助(Sub)的衡量为“(政府补贴/总资产) * 100”。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企业财务状况(张敏等，2013) [ 14 ]、行业特征、公司治理水平、成立年数。财务状况(Finance)从企业规模、负债水平两方面加以控制，企业规模以企业资产总额(Asset)衡量，并对其取自然对数；负债水平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衡量，即“总负债/总资产”。行业特征(Industry)设置为虚拟变量，根据证监会公布的行业代码，如果公司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则为1，否则为0。公司治理水平(Govern)本文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No1share)、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兼任(Both)和独立董事比例(IND)来加以控制。成立年数(Age)用(研究年份 − 企业上市年份)衡量。 3.3. 实证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构造以下待检验的回归模型： T q = α 0 + α 1 * D o n + ∑ ( α i * C o n t r o l i ) + μ 1 (式4-1) 其中，μ1是干扰项，Controli为控制变量，包括财务水平、行业特征、公司治理、上市年数等。 为了检验假设2-5，本文构造以下待检验的回归模型： M e d i u m n = β 0 + β 1 * D o n + ∑ ( β i * C o n t r o l i ) + μ 2 (式4-2) T q = γ 0 + γ n * M e d i u m n + ∑ ( γ i * C o n t r o l i ) + μ 3 (式4-3) 其中，模型(2)和(3)用来检验市场声誉和政治资源这两种作用机制是否显著。Mediumn代表各中介变量，实证检验时依次将其放入模型回归，其他变量与模型(式4-1)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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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为切入点，通过对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以市场声誉和政治资源两种作用机制打开了慈善捐赠对公司价值增值作用的黑箱。研究结论如下：(1) 虽然慈善捐赠是企业真金白银的流出，但这一行为确实能够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2) 在市场这“无形之手”的路径中，公司的营收占比、盈利能力与现金水平均为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中介变量，而在政府这“有形之手”的路径中，只有政府补贴作为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作用机制的中介变量。因此可以认为，在全样本公司的实证分析中，对于慈善捐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市场这一路径起到主要的中介作用，而政府则为次要的中介作用。 5.2. 研究建议 从本文结论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提升公司价值，说明这一行为在保障社会利益的同时还增加了企业本身的经济收益。为了使我国民营企业更好地通过慈善捐赠这一“价值利器”来实现战略规划目标，从而形成资本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发展的局面，现提出如下建议： (1) 企业应提高本身作为社会公民的道德意识，强化社会责任履行的内在驱动力，加大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在当今国家逐渐对各个组织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重视的大背景下，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主体，企业更要正确处理好以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非市场战略和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在自身生存和发展中通过慈善捐赠与市场、政府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2) 企业应合理运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作用路径，借慈善捐赠传递出自身利好的信息，从而达到声誉效应的战略目的。由前文可知，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实证结果检验，作为社会责任最高表现形式的慈善捐赠在回馈社会的同时，还能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在市场上赢得声誉，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实现“慈善营销”的功能，同时降低员工管理成本，对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者而言扮演着“事前保险事后弥补”的角色，这都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提高整体价值。 (3) 企业应适当利用政府这一“有形之手”的影响机制，以慈善捐赠获取当地的政治资源，以便使自身处于有利的竞争环境中。在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所有制歧视。根据前文可知，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实证结果检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慈善捐赠这一行为来与政府建立和维持政治关系，作为反馈，政府将给予企业一定的政治资源(如政府补助)，使其在多变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大大提高，企业价值进一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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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为了调查面孔识别中的脑电成分P1，N170，N250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出面孔的民族特征，本研究设计了专门检测面孔民族特征信息的实验范式进行探究。方法：选取31名大学生作为被试，采用“平均面孔”以凸显民族信息，改变“平均面孔”的变形程度操纵被试对该特征信息的判断，同时记录被试的脑电与行为数据。结果：对被试反应时间数据的方差分析显示出变形水平的主效应十分显著F(6，174) = 25，P < 0.001， η p 2 = 0 . 4 6 。被试民族与目标面孔民族交互作用显著F(1，29) = 8.7，P = 0.006， η p 2 = 0 . 2 3 。脑电结果显示同族与异族面孔所引起的P1，N170波幅差异并不显著t(30) = 1.70，p = 0.09；t(30) = 1.87，P = 0.07，而N250波幅差异十分显著t(30) = 2.84，P = 0.01。结论：面孔识别中早期的脑电成分P1，N170成分对面孔的民族特征并不敏感，N250成分对不同民族面孔的特征信息具有良好的检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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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面孔识别是一种高度特异化的认知能力。人类面孔识别过程的特征之一是“异族效应”(other race effect， ORE) (Meissner & Brigham， 2001)。即，人们对本民族个体面孔的处理效率显著高于其他民族个体的面孔。 大量的研究采用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技术对这一连续的认知过程进行了测量，发现了许多与“异族效应”相关的脑电成分。例如，Hahn， Jantzen和Symons (2012)，Colombatto和McCarthy (2017)观察到在刺激呈现后最早至100 ms时(即P1成分)，面孔的视觉处理便会受到面孔的民族特征信息的影响。N170成分也受面孔民族信息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其他民族相比本民族的面孔会引起更大的N170波幅(Herrmann et al.， 2007; Stahl， Wiese， & Schweinberger， 2010; Walker， Silvert， Hewstone， & Nobre， 2008; Senholzi & Ito， 2013)。此外，面部识别的过程也与更晚期的脑电成分相关，Boehm和Sommer (2005)采用刺激呈现–适应的研究范式报告了N250成分对民族信息的敏感情况，表明其他民族的面孔会引起更大的N250波幅(Stahl， Wiese， & Schweinberger， 2010)。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解释异族效应机理的感知经验化理论(perceptual expertise model)和社会性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model)的对立：感知经验化理论认为本族面与异族面孔处理的差异发生在认知过程的早期阶段(McKone， Crookes， & Kanwisher， 2009)。而社会性认知理论认为这二者的差异发生在认知过程的晚期阶段，异族面孔的识别效率较低与动机、注意力和刻板印象等社会性认知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Hugenberg， Miller， & Claypool， 2010)。 许多研究人员在实验中观察到同族面孔与异族面孔引起P1，N170，N250的不同变化，由此认为这是面孔所包含的民族特征所引起的效应。但事实上，这一方面的证据十分混杂。例如，一些研究显示出不同民族的面孔所诱发的N170存在显著差异。Herrmann等研究者(2007)发现，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民族的面孔会引起更大的N170波幅。相反，也有研究者发现异族面孔也可能诱发出更大的N170波(Stahl， Wiese， & Schweinberger， 2008; Senholzi & Ito， 2013)。国内学者彭小虎，罗跃嘉，卫星，王国锋和魏景汉(2003)比较东西方面孔学习和再认过程的区别时也发现，西方面孔产生的早期成分与东方面孔相比存在一个更为正向的变化。此外，李诸洋，韩仁生和刘璐(2014)以国内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非洲，欧洲，亚洲三个不同民族的面孔照片，探究异族效应与加工方式的关系时发现亚洲面孔的N170波幅显著小于非洲和欧洲面孔的波幅。另一些研究则没有显示出N170成分对民族信息有任何敏感性，个体对同民族面孔的反应类似于其他民族。例如，Caldara等研究者(2003)要求被试观看白种人面孔(同族)和亚洲人面孔(异族)以测量民族信息对N170成分的调制情况，结果发现N170成分对两种面孔的反应是相同的，表明该成分与面孔的民族特征并无关联。之后，在Caldara， Rossion， Bovet和Hauert (2004)的一项面孔分类任务中，研究者发现其他民族面孔与本民族的面孔的处理差异并不体现在170 ms左右，而是在约240 ms的时间里开始显现。类似的，Tanaka和Pierce (2009)要求被试在民族基本归类和个体次级水平上区分黑人面孔和西班牙面孔时发现，不同民族面孔的分类处理对N170潜伏期差异并无显著影响，但个体次级水平上的处理却导致N250波幅的增大。这表示了面孔的民族信息对N170成分的影响很小，或N170对面孔的民族特征并不敏感。 以上结果的异质性大多是因为实验任务与处理水平的不一致造成的，关于P1，N170，N250等脑电成分是否对面孔的民族特征敏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如何将面孔的民族特征提取至一个独立的水平是此类问题的关键，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范式专门用于检测面孔的民族特征识别。以往的研究者们通常将一组同时含有身份信息和民族信息的面孔图片呈现给被试，这使民族特征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行考察。为此，本实验采用人工合成的“平均面孔”来解决这一问题。每一张“平均面孔”都是8张真实人脸的平均结果，平均多个相同民族的面孔后，面孔的身份信息趋于抵消，而民族信息越来越凸显。然后，本研究通过改变这些“平均面孔”的变形程度(7种变形水平)使其远离某一民族，来操纵被试对民族信息的判断。 按照感知经验化理论，本族面孔与异族面孔的识别差异至少发生在认知过程的早期阶段(Hugenberg， Young， Bemstein， & Sacco， 2010)，N170，P1成分对包含本民族特征的面孔应十分敏感。而社会性认知理论认为本族面孔与异族面孔的识别差异发生在认知过程的晚期(Hugenberg， Wilson， See， & Young， 2013)，因此，本族面孔与异族面孔识别引起的N250成分应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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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使用GPower 3.1推算样本量，将最大效果量设置为0.4 (Meadows， Gable， Lohse， & Miller， 2016)，α = 0.05，1−β = 0.8，算出最低样本数为19。实际选择31名在校大学生参与本次实验(男性15名)，其中包括15名汉族学生和16名维吾尔族学生。被试平均年龄21.1 ± 2.5岁，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未参加过类似实验，无精神病史或视觉疾病，均为右利手。实验开始前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获得适当的报酬。 2.2. 实验材料 为了避免刺激图片的身份信息对被试反应造成干扰并突出面孔的民族特征，本实验采用没有真实身份的“平均面孔”。选出32张维吾尔族学生和32张汉族学生的身份证照片(一半男性)，通过Morpheus Photo Animation Suite V3.17软件将8张照片进行组合，每个民族创建出4张“平均面孔”(每个性别两张)。然后使用该软件将不同民族、同一性别的照片匹配成对，并将每对“平均面孔”融合生成7个变形面孔。总共生成56张变形面孔(每个性别28张)，变形水平分别为12.5%，25%，37.5%，50%，62.5%，75%，87.5%。最后通过Photoshop软件调整图片亮度、对比度、色温和鼻尖位置至同一水平以避免刺激间的视觉差异。 2.3.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2.0软件进行编程，刺激图片通过DELL23英寸LCD显示器呈现，分辨率1680 × 1050像素，刷新率为60 Hz。面孔大小356 × 391像素，被试眼睛距离屏幕中心约为80 cm。任务要求被试区分面孔的所属民族，如图1所示(图中该名学生已同意在本实验中使用其肖像权)。为了控制被试的记忆负荷，本研究不要求被试直接报告面孔的民族，而是要求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将面孔区分为目标民族和非目标民族。实验流程共包括500次试验，每50次试验为一组，每组间隔5分钟进行。在每组试验中，首先向被试展示目标面孔，即维吾尔族或汉族的平均面孔(持续10 s或直至被试按键)，实际呈现时间平均为2.13 ± 1.47 s。然后随机地向被试呈现5张与目标面孔性别一致的变形面孔，呈现时间为1500 ms。要求被试尽快的判断所呈现的面孔是否与目标面孔的所属民族相同，按键反应的内容为相同的，不确定，不同的。 图1. 实验任务 2.4. 实验设计 本实验设计为三因素被试内实验，自变量为被试种族(汉或维)，目标面孔种族(汉或维)和变形水平(7种水平)，因变量指标为被试的行为反应时，同时记录脑电数据。 2.5. EEG记录与数据分析 EEG记录使用美国Neuroscan公司生产的64导脑电系统。将记录垂直眼电(vertical electrooculogram， VEOG)的电极放置在被试左眼上下1 cm处，记录水平眼电(horizontal electrooculogram， HEOG)的电极安置在被试双眼外侧2 cm处。数据采集时以单侧乳突(M1)作为参考。实验开始前，头皮与记录电极之间的阻抗低于5 kΩ。采样频率1000 Hz/导，DC模式下采集脑电，实验开始时DC~100 Hz带通滤波器在线滤除脑电数据。 连续记录原始EEG后使用Curry7.0软件进行离线处理，并参考被试眼动的大小对水平眼电和垂直眼电进行矫正，滤波带通为0.05~85 Hz。根据以往的研究(Kim & Yang， 2016)以及本实验中被试反应的情况，选取的分析时程是刺激呈现前的100 ms到呈现后的500 ms，以刺激呈现前100 ms的EEG为基线，分析时程为600 ms，波幅大于±80 μV者视为伪迹自动剔除(Kim & Yang， 2016)。为了探究个体识别同族和异族面孔之间的脑电成分差异，将7个变形比例的面孔分为两种类型：汉族面孔(87.5%和75%汉族)和维吾尔族面孔(12.5%和25%汉族)。最后，对每个被试识别同族、异族面孔的脑电波段进行叠加平均。 根据以往的研究及本实验的情况，最后选择P7，P8电极记录P1成分(Schweinberger & Neumann， 2016; Wuttke & Schweinberger， 2019)。N170与N250成分的电极记录点分别为PO7， PO8和O1， OZ， O2 (Bindemann， Mikeburton， Leuthold， & Schweinberger， 2008; Mercure， Dick， & Johnson， 2008)。在结合本研究的ERP成分波形图的基础上，将P1的时间窗口确定为100~130 ms，N170成分的时间窗口为150~200 ms，N250成分的时间窗口为270~35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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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行为结果 对被试反应时间数据的方差分析(图2(a))显示出变形水平的主效应十分显著F(6，174) = 25， P < 0.001， η p 2 = 0.46 。另外，在反应时间的数据分析中，被试民族与目标面孔民族交互作用显著F(1，29) = 8.7， P = 0.006， η p 2 = 0.23 (图2(b))。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被试民族与目标面孔民族一致时，反应时间更加快速。 图2. (a) 7种变形水平下被试的平均反应时变化；(b) 被试民族与目标面孔民族交互作用显著 3.2. ERP结果 对所有被试识别同族(6.47 ± 2.19 μV)与异族面孔(6.18 ± 2.23 μV)所引起的P1波幅(图3)进行t检验时发现，差异并不显著t(30) = 1.70，P = 0.09。同族面孔(5.44 ± 1.89 μV)和异族面孔(5.29 ± 1.75 μV)的N170成分波幅(图3)差异也不显著，t(30) = 1.87，P = 0.07。对N250成分的分析中，发现异族面孔(0.18 ± 0.03 μV)所引起的N250波幅(图3)显著大于同族面孔(0.006 ± 0.001 μV)，t(30) = 2.84，P = 0.01。 图3. P1、N170、N250成分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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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行为数据中，被试民族与目标面孔民族一致时反应时间更加快速，反应了异族效应的效应量。成年人只能对他们最常接触到的人群(如，本民族的人)的面孔保持高效率的处理，当要求人们辨别不熟悉的民族的面孔时，判断的反应速度会显著下降。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异族效应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但本研究关心的是早期电位P1，N170与晚期电位成分N250是否能准确的反应出面孔的民族特性。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面孔的民族特征信息被提取至独立的水平后，P1，N170成分并未有显著差异，这表明该成分对面孔的民族特征信息并不敏感。这与Colombatto和McCarthy (2017)的研究并不一致，研究者采用倒置与正立的不同民族的面孔作为实验材料，观察到不同民族面孔引起的P1波幅具有显著差异。同时，Vizioli， Foreman， Rousselet和Caldara (2010)发现了在倒置的情况下，同族面孔比异族面孔诱发出更大的N170波幅。但其实，这些差异可能是受面孔“倒置效应”所影响的结果。Rossion和Caharel (2011)曾提出，P1和N170成分与面孔的分类和构形处理相关。倒置显然破坏了面孔的结构，而又因个体对异族面孔较为陌生，因此识别异族面孔时变得更加困难，因此P1与N170的波幅也随之变化。 本研究与Tanaka和Pierce (2009)的研究较为一致，他们曾要求被试在个体次级水平上和种族基本归类水平上区分白种人面孔和西班牙面孔，结果发现两种不同民族的面孔的分类训练对N170成分并无显著影响，只是导致N250成分发生显著的变化(次级水平上所引起的N250成分波幅大于归类水平)。此外，Bindemann， Burton， Leuthold和Schweinberger (2008)报告了N250与面孔表征的激活有关，并指出这些表征在低级视觉线索的转换中是保持不变的，能够反应出面孔特定的身份信息(Wuttke & Schweinberger， 2019)。本研究的脑电结果反映出同族面孔与异族面孔所引起N250波幅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族大于异族面孔。作者推测，个体对同族面孔与异族面孔不同的识别经验导致了这一差异。例如在最近的一项报告中，Schweinberger和Neumann (2016)发现重复呈现的面孔会引起更大N250波幅，这一结果暗示了N250成分或许与面孔的熟悉程度相关。 本实验的结果更符合社会性认知理论模型的预测，在早期的脑电成分中，P100，N170成分对面孔的民族特征信息并不显著，而晚期电位N250成分差异十分显著。这暗示了同族与异族面孔的处理差异更多的体现在面部识别的晚期。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平均面孔”的方式抵消了面孔的身份信息，进而突出面孔的民族特征。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功能性脑成像或多体素模式分析(multivariate pattern analysis， MVPA)的方法测量面孔民族特征认知的完整神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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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设计了一个专门用于检测面孔民族特征信息的实验范式，更进一步证明了面孔识别中早期的脑电成分P1，N170成分对面孔的民族特征并不敏感。此外，本研究观察到的N250成分显示出对不同民族面孔的识别差异具有良好的检出性，以后的研究者应多考虑动机、注意力、刻板印象等因素在异族效应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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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不同的生物炭对水体中磷的吸附效果不同，因此筛选制备低成本、高效、环境友好的吸附剂对废水处理有着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水葫芦来制备生物质炭，通过锰、镁改性以期提高生物质炭对水体中磷的吸附性能。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未改性、锰改性和镁改性生物炭对水体中磷的吸附性能各不相同。其中，锰改性生物质、镁改性生物炭和未改性生物炭对磷的最大吸附量分别为13.21 mg∙g −1 、52.49 mg∙g −1 和98.04 mg∙g −1 ，其中对锰改性生物炭对磷的吸附量是未改性生物质炭的7.42倍。从实验结果看出水葫芦制备生物质炭可以对水体中磷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同时也可实现水生植物的资源化利用，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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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 水体富营养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十分巨大的影响，不但破坏了水生生态系统，同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 1 ]。磷(P， Phosphorus)是农作物成长必要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是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最重要的制约因子 [ 2 ]。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长期过量地对土壤施用磷肥，使农田可耕种土壤长期处于含磷丰富的状态，进而通过地表径流等途径将磷转移到水体中，使得水体中含磷量屡屡超标 [ 3 ]。吸附法除磷由于成本低，操作简便、安全等多种优点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各种材料先后被研究者用作水中磷的吸附剂 [ 4 ]。其中生物炭是目前非常热门的一种有效处理磷的吸附材料 [ 5 ] [ 6 ]。但是不同的生物炭对磷的吸附效果不同，因此筛选制备低成本、高效、环境友好的吸附剂对废水处理有着现实意义。 生物炭是利用生物质在无氧或限氧条件下热解制备的富炭材料，有较为发达的孔隙结构，吸附能力强，在环境领域已受到广泛关注 [ 6 ]。由于未经过化学改性的原生生物质普遍存在吸附容量低吸附选择性差等问题，生物炭作为吸附剂通常对金属阳离子和有机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而对阴离子污染物(磷酸根)的吸附能力有限 [ 7 ]，不利于实际废水处理工程中的利用 [ 8 ]。这是因为生物质中金属阳离子含量较低，因此需要引入金属元素来改性生物质炭，从而提高材料对阴离子的吸附性能。近几年来利用生物质炭去除水体磷酸盐的相关研究不断稳步增长，许多研究者采用不同金属元素(镁、钙、铁、镧等)来改性生物质炭应用于磷酸盐吸附领域。Zhang等分别以甘蔗渣、甜茶渣、杨木、松木和花生壳为原材料，采用MgCl 2 ·6H 2 O为前驱体，制备多孔MgO-生物质炭复合材料 [ 9 ]。Kong等利用Ca改性污泥吸附水体中的磷酸盐，吸附量高达116.82 mg∙g −1 [ 10 ]。Zhang等以水葫芦为底物，采用Fe 2+ /Fe 3+ 共沉淀法制备的磁性生物质炭，对砷酸盐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并显著提高了生物质炭的回收率 [ 11 ] [ 12 ]。 水葫芦中含有大量的优质多孔纤维，将其制成生物炭用于处理含磷废水，既可以解决水葫芦的生态危害，也可以治理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农业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养化防治的新策略。水葫芦被认为是具有快速增长率的侵入性水草，水葫芦等水生植物在富磷水体中爆发性的生长，会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将水葫芦等水生植物作为原料制备生物质炭，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 目前有研究者利用落叶、小麦秸秆 [ 13 ] 等材料制备成生物炭并研究了其对磷的吸附能力，但是利用水葫芦制备成生物质炭并且进行金属改性来吸附水中磷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本研究以水生植物水葫芦烧制成的生物炭用作水中磷的吸附剂，通过锰、铁来进行改性来研究水葫芦生物炭对废水中磷吸附性能的影响因素，在单一因素试验基础上进行优化试验，找出最佳吸附工艺条件，以期为水体中磷的处理和水葫芦的无害化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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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与试剂 仪器：TS-100B台式恒温振荡器(常州光启实验仪器有限公司)、JJ-1增力电动搅拌器(常州金坛宏华仪器厂)、马弗炉(余姚市长江温度仪表厂)、DHG-9070A电热鼓风干燥箱、TGL-16高速离心机、UV-2600紫外可见光光度计(日本津岛)、雷磁pHS-3E型pH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梅特勒电子天平AL204。 试剂：磷酸二氢钾(化学纯)、抗坏血酸(分析纯)、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分析纯)、甲酸(分析纯)、钼酸铵(分析纯)、酒石酸锑钾(分析纯)、浓硫酸(分析纯)、盐酸(分析纯)、氢氧化钠(分析纯)。 模拟废水：实验用含磷废水由KH 2 PO 4 溶液配置模拟，备用。 2.2. 试验材料与制备方法 2.2.1. 生物炭制备 试验所需植物为水葫芦采自水葫芦取自浙江树人大学周边溪河，选取植物长势良好，植株体积大小相似。用自来水清洗掉水葫芦携带的泥沙和表面其他附着物，保留茎叶主体部分。在80℃下烘箱中烘干至恒重，再粉碎过20目筛，然后将粉碎的水葫芦装入陶瓷坩埚中，压实盖盖子，放入马弗炉里恒温(400℃)热解1 h，冷却至室温，装袋密封干燥保存备用，即制得水葫芦生物炭 [ 14 ]。 2.2.2. 水葫芦炭的改性 1) 铁离子改性 将10.0 g制备后的水葫芦生物炭加入到1 L浓度为40 g/L的无水FeCl 3 溶液中室温下搅拌24 h后将茶叶渣滤出，放置在60℃左右的真空干燥箱中2 h，随后将其加入到1 L质量分数均为5%的NaCl-NaOH混合溶液中在30℃温度下搅拌24 h。最后将获得的材料先后用0.01 M的HCl溶液和去离子水冲洗至pH为中性。将材料滤出后放置在60℃的真空干燥箱中烘干至衡重，并储存于具塞玻璃瓶中备用 [ 15 ]。 2) 锰离子改性 将10.0 g预处理后的水葫芦生物炭加入到1 L浓度为1 mol/L的MnCl 2 ·4H 2 O溶液中室温下搅拌24 h。滤出后，放置在60℃的真空干燥箱中2 h，随后将其加入到1 L含有10%碱度和13%有效氯的NaClO-NaOH混合溶液中在30℃温度下搅拌24 h，此步骤实现将Mn 2+ 转化成Mn 4+ 沉积在水葫芦生物炭上 [ 16 ]。最后将获得的复合材料先后用0.01 M的HCl溶液和去离子水冲洗至pH为中性。将材料滤出后放置在60℃的真空干燥箱中烘干至衡重，并储存于具塞玻璃瓶中备用。 2.3. 分析方法 溶液中磷酸盐浓度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11893-89)，设置波长为710 mm，以水做参比，测定吸光度，每个样品吸光度重复测试3次，最终取平均值，使用紫外可见光光度计测定模拟废水中磷的浓度。 2.4. 吸附实验 吸附实验采用静态实验，以单因素作为变量，对不同pH值、生物炭投加量和反应时间对水葫芦生物炭吸。 在100 mL锥形瓶中加入50 mL模拟20 mg/L含磷废水，然后分别加入一定量的改性水葫芦炭，将锥形瓶置于水浴恒温振荡器中进行吸附除磷实验，25℃下恒温以200 r∙min的转速连续振荡120 min后，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测定滤液中离心取上清液测定磷的浓度，设3次重复，结果取平均值。并用式(1)计算吸附剂的吸附容量。 (1) 式中：q为吸附容量，mg∙g −1 ；C 0 为吸附前P浓度，mg∙L −1 ；C t 为时间t时溶液中P的浓度，mg∙L −1 ；V为溶液体积，L；m为吸附剂的质量，g。 2.4.1. 磷初始浓度对水葫芦生物炭吸附磷的实验 称取0.2 g改性水葫芦生物炭于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加入50 mL初始浓度分别为10、20、30、40、50、60、70、80、90、100 mg/L的磷溶液，溶液的pH = 5.5 ± 0.2。将锥形瓶置于恒温振荡器中，25℃下恒温以200 r∙min的转速连续振荡120 min后，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测定滤液中离心取上清液测定磷的浓度，设3次重复，结果取平均值。测定吸附平衡后溶液中磷的浓度并计算吸附容量。 2.4.2. pH对水葫芦生物炭吸附磷的实验 分别称取0.2 g改性水葫芦生物炭放置于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加入50 ml磷含量20 mg/L的溶液于锥形瓶中，通过0.1 mol/LHCl或NaOH来调节溶液的pH，使溶液的pH均匀分布2~12范围内。将锥形瓶置于恒温振荡器中，25℃下恒温以200 r/min的转速连续振荡120 min后，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测定滤液中离心取上清液测定磷的浓度，设3次重复，结果取平均值。测定吸附平衡后溶液中磷的浓度并计算吸附容量。 2.4.3. 投加量对水葫芦生物炭吸附磷的实验 分别称取0.1 g、0.15 g、0.2 g、0.25 g、0.3 g改性水葫芦生物炭于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加入50 ml含磷量20 mg/L的溶液于锥形瓶中，溶液的pH为6左右。将锥形瓶置于恒温摇床中，在25℃的条件下以200 r/min的转速连续振荡120 min后，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取滤液中离心后的上清液，测定磷的浓度，重复3次，结果取平均值。测定吸附平衡后溶液中磷的浓度并计算吸附容量。 2.4.4. 反应时间对水葫芦生物炭吸附磷的实验 分别称取0.2 g改性水葫芦生物炭放置于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加入50 ml磷含量20 mg/L的溶液于锥形瓶中，溶液的pH为6左右。将锥形瓶置于恒温振荡器中，25℃下恒温以200 r∙min的转速连续振荡，分别设置反应时间为：30、60、90、120、150、180和210 min后，经0.45 μm滤膜过滤后测定滤液中离心取上清液测定磷的浓度，设3次重复，结果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