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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各研究变量及其因子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中，中国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感、公民参与态度以及三者因子的水平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年龄阶段、教育背景、工作状况以及家庭月收入上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本部分将就差异检验结果中存在显著差异的部分逐一进行讨论。 4.1.1. 社会公平感及其因子 在年龄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总体公平感、地位公平感、机会公平感在成年早期与成年中期存在显著差异，均为成年中期评分水平较高。社会公平感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e.g.， Chaudhury et al， 2018；高文珺，2015；郑功成，2009)结果一致。一项关于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测评与改善对策的研究(麻宝斌，贾茹，2017)显示，代际公平感与公共生命历程存在显著的关联，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公民的总体公平感逐渐提高。还有研究(王晓磊，2018；张艳，2016；Marginson， 2011)发现，社会地位是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总体上不断提高(黄婷婷，刘莉倩，王大华，张文海，2016)，知觉到的地位公平感逐渐增强。过去关于机会公平感的研究集中在人力资源领域，被试通常为已就业的成年中期群体，这类群体的机会公平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e.g.， 肖兴政，赵志彬，2017；Weitzenblum， 2009；Hutchens， 1988)，但与成年早期的公民群体相比，成年中期群体知觉到的发展机会仍然更多，机会公平感也更强。 在工作状况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分配公平感、地位公平感、权力公平感在无业或待业者与在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均为在职者的评分水平较高。社会公平感的结果与熊青(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是否已工作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显著。还有研究(辛彗，郭黎岩，2012)发现，就业压力对社会公平感有负向预测作用。工作状况反映个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压力，收入水平越低(孟天广，2012)、感知到的生活压力越大(王毅杰，冯显杰，2013)，分配公平感水平越低。一项关于在职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退休期望的影响的研究(钱锡红，申曙光，2012)发现，职位级别和期望退休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位公平感在工作状况上的差异。过去关于权力公平感的研究较少，一项关于权力等级对公平感影响的ERP研究(张艳，2016)发现，个体对公平情境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不公平情境，特别当双方的权力等级相同时。本研究的结果反映权力公平感可能与工作状况存在某种关系，未来有待深入研究。 4.1.2. 政府信任感及其因子 在年龄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政府信任感、中央政府信任感在成年早期与成年中期存在显著差异，均为成年中期评分水平较高。说明政府信任感在年龄阶段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信任感维度；且中央政府信任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与过去的研究(俞国良，赵凤青，2017；朱荟，2014)结果一致。 在家庭月收入上(分为“五千元以下、五千元到一万元、一万元到五万元、五万元以上”四组)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信任感在五千元以下与五千元到一万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月收入在五千元到一万元者评分水平较高。有类似的研究(刘文，张玉，刘方，2015)显示，年收入四万元以上的公民地方政府信任感水平显著高于年收入两万元以下的公民。上述研究说明，收入水平会显著影响公民的政府信任感，未来的具体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各个收入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 4.1.3. 公民参与态度及其因子 在年龄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公民参与态度在青少年期与成年早期存在显著差异，青少年期评分水平较高。以往的研究(e.g.， 陈永胜，项先红，2011；杨荣军，2010)显示，青少年通常具有较低水平的公民参与度；而本研究的结果反映，青少年的参与态度强烈，或者可以解释为当前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政治教育的效果良好；低水平的公民参与度并不意味着具有低水平的公民参与态度，这提示我们应当拓宽青少年的参与渠道。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志愿参与态度在年龄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事后检验未显示明显的组间差异，由于检验方法的不同，统计学上允许出现这种情况，但未来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工作状况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政治参与态度在无业或待业者与在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职者的评分水平较高。有关研究发现，政府、事业单位在职者及离退休人员的政治参与态度更强(谷峪，2007)，而无业者和普通在职者的政治参与态度不够积极(杨福忠，姚凤梅，2012)，尽管被试群体的划分不完全一致，但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佐证本研究的结果。 4.2. 社会公平感、公民参与态度和政府信任感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与公民参与态度呈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的研究(e.g.， 王来祥，2016；钟其，2013；Tausch et al.， 2011；Van et al.， 2004)结果一致。郑建君(2013)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政府信任感水平恒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感的提升将通过公民参与态度提升其参与质量，这说明社会公平感不仅能提升公民参与态度，还能提升公民参与行为的质量。随着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权利意识的普及，公民参与态度的增强也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方式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以实现公民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平衡(胡媛媛，2016)。还有研究者(赵红卫，2010)认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上述研究表明，社会公平感与公民参与态度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过去的研究(e.g.， 张书维，2017；袁浩，顾洁，2015；王益富，潘孝富，2013；杨智涵，虞涛，2012)结果一致。张海良和许伟(2015)的研究也认为，社会公平感对于提高公民的政府信任感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此外，还有研究(赵建国，于晓宇，2017)进一步发现，中国政府信任感存在“央强地弱”的格局，而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感的影响呈现出“央弱地强”的格局，这既表明中国公民的中央政府信任感水平高于地方政府信任感水平，也表明社会公平感对于政府信任感的影响作用显著，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域差异，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发现。 此外，政府信任感与公民参与态度也呈显著正相关，也与以往的研究(e.g.， 李燕等，2017；王来祥，2016；芮国强，宋典，2015；Herian， 2014)结果一致。根据郑建君(2013)的观点，政治信任感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公民参与态度，进而提升公民参与行为的质量。余敏江和梁莹(2008)也认为，增强公民的政府信任感能够有效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对此，黄建钢和李百齐(2008)提出，培育公民与政府间的合作型信任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公民参与在社会建设特别是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既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公民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前提(宁可振，2009)，所以增强政府信任感对公民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4.3. 政府信任感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验证了政府信任感对于社会公平感和公民参与态度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感不仅直接影响公民参与态度，而且通过政府信任感间接影响公民参与态度。一方面，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越高，其政府信任感水平也越高，前述诸多相关研究(e.g.，张海良，许伟，2015；王益富，潘孝富，2013；杨智涵，虞涛，2012)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社会公平感水平的提高会通过政府信任感水平的提高间接增强公民参与态度。张书维(2017)先前关于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的研究已经发现，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度，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该研究中的机构进一步细化为政府机构，将公共合作进一步细化为公民与政府间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验证并支持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政府信任感这一中介机制的发现也为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建设提供了参考。 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政府信任感在社会公平感与公民参与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属于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在控制了中介变量政府信任感后，社会公平感对公民参与态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进一步证明政府信任感是一个成功的中介变量；但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对于中介作用完全与部分的区分意义不大。在理论研究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中介变量；在社会实践中，不同于实验室研究，公民的心理因素无法被完全控制。 4.4. 实践意义与展望 总的来说，本研究对公民参与态度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不仅发现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感和公民参与态度三者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还发现政府信任感是社会公平感影响公民参与态度的一个重要机制，即中介作用。鉴于此，社会治理视野下中国公民的心理建设，特别是公民参与态度的培养和增强，可以着力从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以及培养公民与政府间的合作型信任两方面入手，以提高国民的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感水平，调动公民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还应进一步创新政治参与方式，疏通参与渠道，切实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杨荣军，2010)。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感以及公民参与态度在一些人口学变量(如年龄、工作状况、家庭月收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有的差异显著，这就提示我们，社会治理不仅要广泛深入，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工作状况和不同收入的公民群体以及相关社会问题，必要时应当有计划地分别采取干预或解决措施，使国民的心理建设和公共参与更有效果。表4是研究者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对策性建议。 Table 4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on study result 研究结果 对策性建议 1. 社会治理需要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态度的水平较高 1. 执政党和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创新公民参与的方式；疏通公民参与的渠道；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平 2. 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感、公民参与态度均显著正相关 2. 执政党和政府应当积极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善用舆论优势，大力宣传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事件，营造公平氛围 3. 政府信任感与公民参与态度显著正相关；政府信任感能够中介社会公平感与公民参与态度之间的关系 3. 政府应当坚持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基本原则；加强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提高办事效率，培养公民与政府间的合作型信任，建设阳光政府、便民政府 4. 社会公平感(总体公平感、地位公平感、机会公平感)、政府信任感(中央政府信任感)在成年早期与成年中期存在显著差异，成年中期评分水平较高 4. 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可以针对成年早期(18~25岁)的公民群体出台更多就业、买房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必要时可由心理工作者(特别是社区工作者)实施心理教育或干预 5. 公民参与态度在青少年期与成年早期存在显著差异，青少年期评分水平较高 5. 学校和社会应当继续坚持对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政治教育；政府和社会可以拓宽青少年的参与渠道，特别是志愿参与；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呼吁成年早期人群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加强心理教育 6. 社会公平感(分配公平感、地位公平感、权力公平感)、政治参与态度在无业或待业者与在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职者的评分水平较高 6. 执政党和政府应当完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为无业者或待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保障无业或待业者中经济困难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7. 地方政府信任感在五千元以下与五千元到一万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月收入在五千元到一万元者评分水平较高 7. 地方各级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同时，可以适当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可以酌情调整物价和税收政策 表4. 基于研究结果的对策性建议 4.5.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局限之处： 第一，在实验设计上，本研究属于横向研究，各研究变量在本质上是相关关系，对因果关系的论证缺乏说服力。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收集纵向数据或者开展实验研究，进一步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实验室研究，可以通过控制或提高社会公平感或政府信任感，考察公民参与态度的变化。 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尚不成熟，缺乏专家效度，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先修订量表，待测量工具成熟之后再投入研究使用，其信效度可能会更高。 此外，本研究问卷调查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可能受到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而得不到完全真实的数据，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获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