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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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对计算机辅助康复环境的诞生背景、工作原理及国内目前脑卒中患者改善异常步态康复设备的关键技术的应用进行综述，阐明其在改善脑卒中患者异常步态康复中的优势。方法：通过网络检索PubMed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有关虚拟现实环境(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计算机辅助康复环境(Computer Assisted Rehabilitation Environment)、运动障碍康复(Dyskinesia Rehabilitation)的文章，检索时间为1999年~2016年，排除相关性低、重复性、陈旧文献，共保留26篇文章进行综述。结果：计算机辅助康复环境设置的双任务的虚拟环境有助于改善脑卒中患者异常步态使康复训练的互动性、趣味性、安全性得以呈现。计算机辅助康复环境在康复领域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值得进一步的开发性研究及在肢体运动障碍康复领域进行推广应用。 关键词 :计算机辅助康复环境，脑卒中，异常步态，应用研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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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脑卒中”(cerebral stroke)又称“脑血管意外”(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CVA) [ 1 ] 。脑卒中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主要疾病，该疾病是指由于急性脑循环异常而引起的全面性或者局限性脑功能缺血综合症 [ 2 ] 。临床上可分为缺血性卒中及出血性卒中 [ 3 ] 。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卒中发病急剧增加，且男性脑卒中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 4 ] 。随着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存活率大大提高，但大多数存活患者会存在偏瘫等肢体功能障碍 [ 5 ] 。步态异常是脑卒中患者的主要功能障碍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也是康复治疗的重点 [ 6 ] 。计算机辅助虚拟康复环境(Computer Assisted Rehabilitation Environment， CAREN)是由运动平台、虚拟环境(投影屏幕)、运动捕捉、中央控制所组成的一个康复系统。CAREN系统可以对步态进行分析、评估与康复训练，与传统三维步态分析相比，其具有快捷、实时、准确、定量、安全等特点。本文旨在对计算机辅助康复环境的诞生背景、工作原理及国内目前脑卒中患者改善异常步态康复设备的关键技术的应用进行综述，阐明其在改善脑卒中患者异常步态康复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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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步态分析简述 通过网络检索PubMed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有关虚拟现实环境(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计算机辅助康复环境(Computer Assisted Rehabilitation Environment)、运动障碍康复(Dyskinesia Rehabilitation)的文章，检索时间为1999年~2016年，排除相关性低、重复性、陈旧文献，共保留26篇文章进行综述。正常步态是指当一个健康成人用自我感觉最自然、最舒坦的姿态行进时的步态，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身体平稳、步长适当、耗能最少 [ 7 ] [ 8 ] [ 9 ] 。正常步态中的步态分析开始于20世纪初期摄影技术兴起与发展，但其真正进入临床研究却仅有十余年的时间 [ 10 ] 。Kerrigan， D.C.，Glenn， M.B. [ 11 ] 认为临床步态分析一般具备以下几个作用：首先对一般步态资料——步长、步频、步速、周期等一一进行定量分析，客观就临床治疗目标进行指导，参与科研工作；其次，评定临床治疗后患者步态中存在问题，分析下肢肌张力、肌力级别，帮助已达到治疗目标但尚未达到康复目标的患者制定康复方案、训练计划、运动处方等；最后，评价康复方案、训练计划等的可行性、合理性，评定其对患者步态的改善效果，帮助制定康复辅具，评价康复辅具的适配性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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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现代改善卒中患者步态设备的关键技术介绍 3.1. 压力感受–反馈系统 压力感受–反馈系统是对所有具备压力感受传入、通过屏幕或机械装置反馈给患者的训练系统的统称；目前常见的包括各种智能及非智能训练机器人(Lokomat、Lokohelp、MOTOmed、R-T步态训练系统等)及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此类康复系统对卒中患者的步态训练均具有以下特点：应用目的性较强的运动以及阶梯式强化训练，通过提供压力平台感受使患者得到了相应的反馈，正向的反馈作用于患者，推进其大脑皮层重组并增加皮层电信号活动量，强化了其目的性运动过程，进而促进其大脑皮层活动。 Hegde， N.，Fulk， G.D.，Sazonov， E.S. [ 12 ] 等人利用RT-步态训练对脑卒中患者治疗后期的运动能力改善进行研究。研究表明，RT-步态训练设备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步态参数。案例进行了两次评定，分别为治疗前后，两次测评对比发现，48%的受试者肢体麻痹的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87.5%的患者得到了一定提高。 3.2. 运动跑台 运动跑台为目前最为常见的卒中患者步态康复系统的组成部分。一般不使其单独应用于卒中患者的任何时期步态康复中，但常常作为辅助手段或各种其他康复系统中反馈部分的主要载体。临床多见与减重设备、虚拟现实技术、智能训练技术(Ambulator智能跑台)、神经肌肉电刺激(FNS)及各种中西医结合疗法相配合。 Chia， N.，Ambrosini， E. [ 13 ] [ 14 ] [ 15 ] 等人利用康复跑台结合多通道神经诱导手段进行了中风患者下肢肌肉仿生活化训练。初步实验方案，涉及10名健康志愿者，进行了提取肌肉协同作用，并验证步态检测算法，这是后来的神经假体的开发中使用。本次训练共进行了两次评定，最终评定结果表明，肌肉活化仿生跑步训练能够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下肢肌肉力量(前后肌力评级均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进而影响其步态参数，从而重新获得正常步态。 3.3. 减重步态训练 减重步态训练同为临床中常见的应用于卒中患者步态康复的康复技术，与运动跑台明显区别在于减重步态训练同时见于独立应用和协同辅助两种方式的技术支持中。减重步态训练的达成手段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悬吊、水下训练、外骨骼技术(助力技术)等。 Kim， M.Y.，Lee， L.K. [ 16 ] 等人对13名由于脑卒中所致的偏瘫患者进行一次有关水下肌力训练治疗肌肉兴奋性与步态功能相关性的研究，结果表明，训练前后患者肌肉最大随意等长收缩具有明显差异(训练前51.1 ± 1.8；训练后56.2 ± 1.9；P = 0.041)，患者的其他步态指标(pre-walking speeds：51.4 ± 5.1、after：57.9 ± 7.0，P = 0.020)；pre-walking cycles (0.45 ± 0.03、after：0.41 ± 0.04；P = 0.011)，也得到了明显改善。这说明在水下训练对治疗躯干运动有助于在肌肉活动和步态参数临床相关的改进。 3.4.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相对传统卒中步态康复技术具有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科研意义强等特点。CNKI中可查的最早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康复中的文献见于1996年，应用于卒中步态康复始于2002年，但期间一直发展缓慢，最终在2014年得到了突破式的发展(表1)。VR技术应用于卒中患者的步态训练的主要优势包括：① 它可以带来真实的感觉反馈，利用大脑皮层的可塑性增强动作的协调能力；② 它能够使训练变得有趣，减少患者对枯燥、单一训练的疲惫感，从心理上增强每日训练量；③ 大量即时的环境切换可以令患者适应各种不同的场景带来的未知危险，尽快使患者适应生活、回归社会。 赵一瑾 [ 17 ] 等人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对30例卒中患者进行了VR技术治疗效果差异性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治疗2周后，两组患者的步速明显提高、步宽缩小，患健侧支撑相比值、步态不对称性指数、髋关节最大伸展角度、膝关节最大屈曲角度等参数于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P < 0.05)；治疗后两组间相比，实验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Table 1 The yearbook of literature from CNKI about gait rehabilitation usi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stroke patient 年份 2002~2006 2007~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发布数 9 68 40 41 85 49 21 表1. 中国知网中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卒中步态康复文献发布年鉴 3.5.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 三维步态分析系统主要应用于对卒中患者的步态进行分析，它并不能直接对患者进行训练，但其分析结果却能够指导训练，使患者的线下训练更加具有针对性。因此，三维步态分析系统一般不应用于独立的卒中患者步态康复的设备中，而是作为辅助手段结合其他关键技术同时应用于卒中患者的步态改善。 Sappa， A.D. [ 18 ] 等人于2004年就三维人体模型建立系统在未来的应用中提及了其对步态的改善意义。Sappa， A.D.等人在文中指出，可以通过传感系统根据人体现实活动的轨迹在电脑中模拟出三维人体模型，通过对三维人体模型的定点分析及运动分析能够更加有效的找到人体运动的科学性。原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其在卒中患者步态改善方面的重要意义，但为之后的三维步态分析系统的创建提供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基础。Takeda， R. [ 19 ] 等人在2009年发表的可穿戴式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应用于卒中患者中后期步态改善的预实验报告中采用了三维步态分析系统，通过该系统及时调整了设备的各项参数及训练强度，最终使预实验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3.6. 其他步态训练技术的应用 除以上相对主流的关键技术外，还有一些独立应用于某些特种卒中步态训练的技术，这些技术应用时几乎不与其他技术相叠加，如功能性电刺激、低频脉冲电刺激、各种辅具等。 Daly [ 20 ] 选取了32名一年以上病程的中风患者对其进行FNS结合步态训练以期改善他们异常步态。通过其治疗前的步态评定及一般患者资料收集发现两组在中风程度、年龄、性别、病程长短上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在12周的训练后，FNS结合组的步态变化明显优于无FNS组(P = 0.003；95%CI，1.2~4.6)，结果表明，FNS结合步态训练能够明显改善中风患者的异常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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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CAREN系统相比传统的步态改善设备方式既有着自身的技术突破，也有集团化康复的康复理念突破，值得作为近年卒中步态康复设备的研究热点应用大量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进行研究，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是亚太地区唯一拥有该设备的医院，我们将利用这个平台在步态研究方面寻求更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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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观察PVF (Polyvinyl Fluoride，聚乙烯醇缩甲醛)医用海绵联合胶原蛋白海绵在功能性鼻内镜手术后的填塞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19年4月我院接诊的120例内镜鼻窦手术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就诊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术后将胶原蛋白海绵覆盖手术创面后置入PVF医用海绵填塞术腔，对照组术后直接予凡士林纱条进行鼻腔填塞，观察两组患者术后6 h疼痛、术后48 h出血量、术后7 d粘膜水肿情况，并予评分量化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后6 h疼痛、术后48 h出血量、术后7 d粘膜水肿积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PVF医用海绵联合胶原蛋白海绵在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后能减轻术后疼痛和出血症状，减轻粘膜炎性反应和水肿，且安全有效、经济实用，值得在临床上应用推广。 关键词 :PVF医用海绵，胶原蛋白海绵，功能性鼻内镜手术，鼻腔填塞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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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功能性鼻内镜手术是治疗慢性鼻–鼻窦炎鼻息肉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已得到公认，其主要原理是在去除不可逆病变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鼻腔鼻窦的正常组织，达到术后恢复鼻腔鼻窦的正常生理功能的目的。恰当选择使用鼻内填塞物已成为鼻内镜手术技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一般用凡士林纱条进行鼻腔填塞，其只起到机械压迫作用，并且易出现渗血问题，存在头痛、鼻部肿痛和鼻腔不通气等弊端 [ 1 ] 。为了进一步改善治疗情况和提高治疗效果，本文选择PVF医用海绵联合胶原蛋白海绵与传统凡士林纱条相比较，通过对填塞期和抽取时患者的疼痛程度和控制鼻出血、术后粘膜水肿的恢复等方面的前瞻性观察，比较了二种材料的填塞效果，以指导临床选择术后鼻腔填塞物，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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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 选择我院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入院的，接受功能性鼻内镜手术治疗的慢性鼻–鼻窦炎鼻息肉患者120例，其中男性64例，女性56例；年龄18~70岁，平均47.6 ± 6.6岁；病程3个月至30年。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有关《慢性鼻–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的标准 [ 2 ] 。排除合并鼻中隔偏曲患者，排除血液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史的患者，且所有患者出凝血时间都处于正常范围内，均未口服任何激素；排除失访患者、随访期间出现合并其他并发症的患者。随机将其分为置入PVF医用海绵联合胶原蛋白海绵组66例以及直接置入凡士林纱条的对照组54例。两组年龄、性别、病史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术前均行鼻窦冠状位和轴位CT扫描。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 组别 n 男/女 年龄(岁， X ¯ ± s ) 慢性鼻– 鼻窦炎不伴鼻息肉 慢性鼻– 鼻窦炎伴鼻息肉 观察组 66 34/32 47.1 ± 5.8 24 42 对照组 54 30/24 48.2 ± 6.9 19 35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2.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低血压控制下采用Messekedinger术式进行治疗，对患者鼻腔、鼻窦内的相关息肉组织进行清除，并对解剖变异结构予以矫正，扩大窦口、开放病变窦腔。观察组患者行鼻内镜手术后，术腔彻底收敛止血，先置入胶原蛋白海绵(规格：4 cm × 6 cm × 0.4 cm；批号：YZB/国1640-2003；生产厂家：北京科劳得生物制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产地：北京)与创面贴合，然后将PVF医用海绵剪成不同形状填入术腔，注入5~10 ml生理盐水后，迅速膨胀。对照组行鼻内镜手术后直接置入凡士林纱条填塞术腔。术后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案，静滴抗生素一周，小剂量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粘液促排剂口服及鼻喷激素、鼻腔冲洗术后治疗3月。 2.3. 症状体征评估标准 术后6 h观察鼻腔填塞后患者鼻腔疼痛及头痛情况；手术48 h后取出填塞物，根据填塞物(一根长7厘米、宽l厘米的纱条全部浸湿，含血量约3 m1)和创面渗血情况来计算出血量；术后7 d于鼻内镜下清理鼻腔结痂，观察鼻腔粘膜水肿及窦口引流情况；分别进行观察并评分。局部疼痛、出血量、粘膜水肿均采用3分法(4等级) (见表2)。 Table 2 Scoring standard of symptoms and signs [3 症状 0分 1分 2分 3分 疼痛及头痛 无 轻度(可以耐受，睡眠良好) 中度(可以耐受， 较难自然入睡) 重度(不能耐受， 需使用止痛药) 出血量 不明显 轻度(出血量 ≤ 7 ml) 中度(7 ml < 出血量 ≤ 25 ml) 重度(出血量 > 25 ml) 术腔粘膜水肿(窦口引流) 无(窦口引流通畅) 轻度(部分窦口引流通畅) 中度 (部分窦口引流较为通畅) 重度水肿 (窦口引流不通畅) 表2. 症状体征评分标准 [ 3 ] 2.4. 统计学分析 选择spss18.0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 2 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和秩和检验，当P < 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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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症状体征积分如下表(表3)。观察组术后用PVF医用海绵联合胶原蛋白海绵，术后6 h患者鼻腔疼痛及头痛程度较轻，大部分患者不需要用止痛药，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术后48 h抽取鼻腔填塞物，一部分患者需要用肾上腺素全棉片收缩止血，抽取时疼痛明显，观察组术后48 h抽取PVF医用海绵(胶原蛋白海绵不需要抽取)后，方便、迅速、均无明显出血，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第7 d于鼻内镜下清理鼻腔结痂，观察鼻腔粘膜水肿及窦口引流情况。观察组鼻腔粘膜水肿较轻，清理术腔时大部分患者仅有少量渗血；对照组鼻腔粘膜水肿较重，清理时较易出血，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mean scores of symptoms and signs of the two groups at each time point ( X ¯ ± s 组别 术后6 h疼痛 术后48 h出血量 术后第7 d粘膜水肿 症状体征总分 观察组 1.14 ± 0.64 0.69 ± 0.64 1.27 ± 0.72 3.09 ± 1.58 对照组 2.07 ± 0.72 1.38 ± 0.87 2.12 ± 0.81 5.56 ± 1.83 P值 0.0071 0.0075 0.0053 0.0032 表3. 两组各时间点症状和体征平均分值比较 ( X ¯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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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由于鼻腔鼻窦的解剖结构和功能性鼻内镜的手术特点，手术之后通常依靠鼻腔填塞进行鼻腔止血，因此选择鼻腔填塞物、掌握好填塞方法尤为重要 [ 4 ] 。近年来随着生物材料的不断创新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出了多种可有效止血、同时又兼顾鼻腔通气的填塞材料，使术后鼻腔填塞物的选择有了更广泛的空间。 功能性鼻内镜手术后，凡士林纱条填塞是一种传统的、较早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机械性压迫止血，但由于凡士林纱条质地较粗糙、吸湿性较弱，填塞后术腔反应性肿胀明显、易出现渗血；而且凡士林纱条易与血痂粘连，抽取时易导致血痂脱落并引发新的出血，同时疼痛感也比较强烈，因此无论是填塞期还是抽取期，患者的痛苦程度都比较大 [ 5 ] 。本研究中应用了PVF医用海绵联合胶原蛋白海绵两种材料，其中，PVF医用海绵具有强吸水性、高弹性，吸液后迅速膨胀为具有高弹性的海绵体填充鼻腔，提供均匀的支撑和压迫；而且吸液后质地柔软，患者感觉舒适、痛苦小；易于放置和取出，取出时不易造成新的粘膜擦伤、减少了创面渗血。使用时可根据需要裁剪、制成各种形状填塞和分隔术腔创面，不需要填塞整个术腔，因而不影响患者的正常呼吸。同时PVF医用海绵无纤维脱落、不会引发再次感染，生物相容性好、不会产生排异反应，患者术后的局部和全身反应均明显减轻，是功能性鼻内镜术后值得推荐使用的术腔填塞材料 [ 6 ] 。但PVF医用海绵表面无凝血因子，术腔填塞不到的地方容易渗血，最终导致患者术后出血及术后反应加重。 本研究中另一种材料胶原蛋白海绵取自18个月龄内，经检疫健康牛跟腱为原料，以高科技生物技术制造的生物医用材料，可充当填塞物直接作用于术腔粘膜上，接触血液后激发血小板释放凝血因子 [ 7 ] ，发挥快速止血作用，其本身又是重要的细胞间质成分，可诱导上皮细胞等移行、增殖和分化，作为细胞生长的依附和支架 [ 8 ] ，促进毛细血管形成和肉芽组织生长 [ 9 ] ，加速术腔粘膜上皮化，促进创面愈合并防止粘连。同时胶原蛋白能够提高使机体的免疫活性，激活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保护术腔不被感染 [ 10 ] ，具有很强的吸收创面渗出液的能力，又可被创面完全吸收，使术腔保持干爽、降低感染可能，术腔不易发生渗血和再出血现象，而且可自行降解吸收，一般不会产生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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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综上所述，功能性鼻内镜手术后，应综合考虑手术操作范围、难度、减少术后出血、减轻术后疼痛、有利创面愈合、确保临床疗效等方面因素合理选择填塞物 [ 11 ] 。通过上述填塞物的对比分析，其各有所长，也各有其局限性。PVF医用海绵联合胶原蛋白海绵填塞优势较为全面，PVF医用海绵具有较好的可塑性，提供不同的支撑力度、舒适度，放置、抽取均比较简单、方便，再加上胶原蛋白海绵具有快速止血、保护创面、预防粘连的功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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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声明 根据卫生部的伦理原则，经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申明该研究获得相应的伦理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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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云南省普洱地区的环保民间规范具有民族地域性、宗教性、群体性、强制性等共性特征，其表现形式为民族禁忌和村规民约，内容有与水资源有关的民间规范、与森林资源有关的民间规范、与野生动物有关的民间规范、与土地资源有关的民间规范等。图腾崇拜、宗教禁忌、脸面等要素是环保民间规范社会运作的基础和支撑。在司法裁判中，环保民间规范对国家制定法起到了补充的辅助功能，而在环境纠纷ADR机制中，能够独立发挥纠纷裁判规范的功能。在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前提下，要推动环保民间规范向国家法靠拢和转型，并加快与地方立法的融合。 关键词 :环保民间规范，民族禁忌，国家制定法，图腾崇拜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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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普洱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地的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一定破坏，但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是，当普洱地区现行环境保护制定法不足以保护生态环境时，少数民族地区关于环境保护的民间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本文从普洱地区的社会背景出发，对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相关环境保护的民间规范加以整合，分析其运作机制和背后的社会支撑，力求寻找环保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两者之间的融合点，将民间规范纳入地方立法，以便在司法层面及非诉讼纠纷解决层面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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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普洱地区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的特点 2.1. 民族地域性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自然形成和智慧累积的成果，其中蕴含法观念、法行为、规范准则及实物形态等丰富内容” [ 1 ]。普洱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出各个少数民族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而在民族文化基础上所族形成的环保民间规范也都独具特色。普洱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让他们形成保护森林、保护水木的心理意识，这种意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普洱地区独特的环境保护的民间规范。 2.2. 宗教性 普洱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当地民众非常依赖大自然，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这也让他们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和极为推崇自然的心理意识，这种意识用各种方式凸显了出来。比如崇拜神山、神树、神林，若有砍伐神林神树者，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原始宗教意识所产生的约束力是十分强有力且不能逾越的，因此才使得几千年来普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得以保存至今。原始宗教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民族禁忌为表现形式的环保民间规范。比如，普洱地区的佤族族人称高山榕树为“大青树”、“风水树”，当地人民把大青树当作生命和如意的象征，每个佤族村庄都有自己的风水树，只要有大型祭祀活动，都围绕风水树进行。佤族禁止砍伐“大青树”、“风水树”，他们认为只要砍伐就会被惩罚，人就会生病。这些世代相传的民族禁忌得到了每位族人的严格遵守，并寓于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之中而流传至今。 2.3. 群体性 一般而言，少数民族民间规范都是以村寨为整体进行议定并实施的，个人作为集体组织的一员，个人服从于集体。之所以以村寨为整体，主要在于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时，个人思维与实力支撑不了其存活，因此就必须以集体力量、集体活动来填补这个缺陷，以此来维持整个集体、民族的发展传承与发展。普洱地区的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无不外乎都体现了群体性这一特点。以乡规民约为例，乡规民约产生于乡村社会之中，在村民日常生活逻辑中形成、生长，具有内生性，是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社会规范，在乡村治理中有其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 [ 2 ]。各民族内、村寨间长幼有序，长辈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且还十分注重性别的区分，因此增强了各个民族的群体性，让各个民族内部能团结一心，这对于维护族内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4. 强制性 在少数民族民间规范千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一开始是通过族人自身内心深处的道德约束和对宗教的敬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随着民间规范的发展和进化，演变成了族内制定条理清晰的明文规定确定惩戒机制来确保规范得到遵守。“环保民间规范能够生生不息并且能被民众普遍遵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村寨长老权威们，通过有威望的裁决来保证环保民间规范的贯彻执行” [ 3 ]。此种强制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宗教的强制性，此种强制性主要来自于族人对于宗教信仰的绝对敬畏，比如傣族将孔雀尊为神鸟，是佛的化身，其神火能燃尽凡间的一切痛苦与艰难，所以必须保护孔雀，不能加以杀害。二是道德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主要来自于村寨内制定的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族规家法，对族人而言，族规家法重于国家法律，若有违反，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三是舆论的强制性，整个家族、村寨构成一张巨大的亲情网络，只要违反其制定的族规家法，就会遭到强烈的舆论斥责，轻则遭受惩罚，重则逐出家门。在这样强制的民间规范威压下，民族内的社会生活井然有序，维持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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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环保民间规范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 法律规范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得以实施。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也需要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且表现形式丰富，虽然不像成文的制定法通过国家机关强制执行，但通过少数民族村寨内的民族禁忌、村规民约等方式，留存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规范着各族内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 3.1. 民族禁忌：环保民间规范的禁止性规范 禁忌最初源于先人们对大自然的畏惧、敬意，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不得随意使用神物；二是不得随意接触秽物。少数民族民间规范在传承的过程中，受到了民族禁忌的影响，并以此为表现形式流传至今。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四类环境保护的民间规范： 3.1.1. 与水资源有关的环保民间规范 普洱地区的水资源十分丰富，受此影响，普洱地区气候终年湿润，水资源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故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了许多与保护水资源相关的环保民间规范。彝族对水极为尊崇，水神在普洱市景东县的彝族神谱中位于首位，他们视泉水为“神泉”、视水井为“神井”，水神居于“神泉”、“神井”中，庇佑彝族人民，当地严禁人畜污染水源，若有违反者，必会受到严厉的惩处，甚至会被赶出村寨。居住在墨江的哈尼族人心中，水维持着整个村寨的生存，是村寨的命脉，保护水资源是哈尼族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每逢哈尼族的重要日子，清洁水井举办祭祀活动是村寨的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村寨里有威望的老人将会不断重复叙述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哈尼族的水资源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普洱地区的傣族认为他们是水神的子民，“生命连着水源，水源连着树根” [ 4 ] ，一切依赖水神的庇护。傣族对于水资源的保护具体体现在灌溉用水的计算方面，设计了十分精准的计量模式，按每亩地的大小按量给水，避免浪费，若有浪费，将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许多古老的习惯逐渐发生变化，当前是由水利局在各村镇建立水管站负责，但对于水资源保护的意识和禁忌仍在各个少数民族内流传。 3.1.2. 与森林资源有关的环保民间规范 普洱地区植被茂密，当地少数民族受“自然崇拜”的观念影响，都十分重视保护森林资源，因此有许多与保护森林资源有关的环保民间规范流传于世。普洱佤族的阿佤理 1 规定，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砍伐神坛要地、水源地以及风水地里的树木，若有违反，惩罚将较为严重。佤族人民称大青树(高山榕树)为“风水树”，认为高山榕树代表着吉祥如意，所以严禁任何人砍伐高山榕树，“风水树”也是每个古老佤族村寨的象征，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佤族人民坚信只要砍了“神树”就会疾病缠身，甚至遭来灾祸。因此严禁砍伐“风水树”是佤族民众世代口耳相传的禁忌。普洱地区的哈尼族素来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信芸芸众生皆受神灵的庇佑，村寨临近的森林是防风林，维持民众日常生活用水的林是水源林，防风林和水源林皆为禁地，林内所有花草树木都受到保护，严禁砍伐，若有违反，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砍伐菩提树，子女罚为寺奴”。 2 傣族认为，菩提树是“佛树”，据古训记载，若砍伐佛寺里的菩提树，除自身会遭受惩罚以外，其亲眷皆会被罚为寺奴，为其砍伐行为赎罪。澜沧县拉祜族信仰山神——“牧密协帕”，认为山神保佑拉祜族人民得以生存繁衍。他们遵循侍奉神山、神树的族规，严禁滥伐神树、“卡腊树” [ 5 ] ，认为保护神山、神树是神灵的旨意，违背山神的旨意会给全村人带来灾祸。 3.1.3. 与野生动物有关的环保民间规范 普洱地区的傣族由于受到佛教宗教信仰影响深远，族内民众遵循不杀生的佛教理念，信奉生死轮回，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傣族民众崇拜大象、牛、孔雀等野生动物，认为绿孔雀是“神鸟”，孔雀吐出的火焰能焚尽世间一切苦难，被封为“大明王菩萨”，并将孔雀作为傣族的民族图腾，从而用孔雀做装饰的物品、房屋在傣族村寨里随处可见，甚至还有村民在家中喂养孔雀，他们认为孔雀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气质，有助于家中营造安宁平静的氛围。拉祜族认为，其先人是由狗乳喂养，因此规定禁食狗肉，族内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十分浓厚。彝族规定禁止食用熊、马、龟、蛇等野生动物，如果食用这些动物，是对神灵的冒犯和亵渎。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信奉天地皆有灵的观念，各个少数民族都有其信奉的神兽，因此产生了不同的与野生动物相关的民族禁忌。正是由于这些民族禁忌，普洱地区至今仍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3.1.4. 与土地资源有关的环保民间规范 普洱地区景色优美，山林郁郁葱葱，这不仅归功于普洱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与各民族土地资源保护环境民间规范息息相关。普洱地区佤族的丧葬习俗以土葬为主，其他丧葬形式为辅，但规定要把逝者葬在统一的地方，墓地选址也尽量避开水源地，避免污染水源，墓地以简朴为主，尽量不进行扫墓活动。哈尼族民众在日常耕种中实行轮歇耕作的方法，每种植几年之后，就会让土地轮歇，让大自然自身恢复土壤的活性，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从以上民间规范可以看出，普洱地区少数民族注重土地资源的保护，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理念，因此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得到了良好保护，使得普洱地区能保持优美的生态环境，让子孙后代在此繁衍生息。 3.2. 村规民约：环保民间规范的一般形态 在偏远村寨里村规民约在约束村民日常行为、解决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慢慢演化成为村民内心尊崇的一般行为准则。 3.2.1. 环保民间规范的历史痕迹 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以村规民约为表现形式的历史十分悠久，村民们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保护环境的优良品德。据澜沧县县志记载，清朝年间为制止普洱地区澜沧县内的村民乱伐古树，曾立碑，对违反者实行罚没银两的方式 [ 6 ]。80年代在哈尼族村寨内挖掘出来的“护林碑”、“种树碑”等 [ 7 ] ，也反映出了当时少数民族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普洱地区的傣族受佛教不杀生的观念影响，村寨内有“禁止射杀本村鸟类”的相关规定，若有违反，罚银数两。瑶族村寨里规定：禁止砍伐林木和禁止在山林内纵火，凡违反此规定者，重则烧死，轻则被秤砣悬吊于高处。 3.2.2. 环保民间规范的当下功能 澜沧县木戛乡邦利和竹塘乡茨竹河两地拉祜族村寨的村规规定：1) 禁止杀狗，也禁止外族人在寨内杀狗，违者罚款处理；……；6) 禁止砍伐风景林和水源林，违者罚款。澜沧县南段村龙竹棚寨的拉祜族寨规规定：3) 不准过境放牧和开荒种地 [ 8 ]。佤族没有文字，没有成文法，但这并不代表佤族没有规范的约束。佤族人的“阿佤理”明确规定，禁伐水源地、风水地里的林木，违者将高价赔偿，拒不赔偿者，还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据墨江县哈尼族寨规记载，任何人都不准砍伐保护地的林木，若有违反者，将依照林木的尺寸进行处罚。 无论是与保护水资源、森林资源还是土地资源、野生动物有关的民族禁忌，还是现行仍然在适用的村规民约，这些环境民间规范都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关系重大，都反映了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人民注重环境、注重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正是由于这些环境民间规范对于当地人民的强制拘束力，才使得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得以维持，这些环保民间规范也为国家制定法起到了辅助作用，对于制定法的完善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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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环保民间规范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支撑 4.1. 环保民间规范的运作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各民族已有的环保民间规范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由此国家制定法承担了保护自然环境的主要任务。在环境保护的司法适用中，环保民间规范作为判决依据的独适用的情形较少，大量的情况是司法机关根据民间规范进行调解，从而促进相关纠纷的解决。 普洱市澜沧县某村村民误砍了某张姓村民的6棵树木，双方对于如何赔偿未能达成一致协商，遂申请司法所进行调解。依据《澜沧县林业发展条例》的规定，应当对砍树村民按照树木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金额进行罚款。但该村村规民约规定，伐木者除缴纳相应罚款外，还应罚酒和重新种植相应数量的树木，并作不再乱砍乱伐的保证。司法所接到这个调解申请后，在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村规民约规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最终伐木者接受了罚款300元的处罚，并接受罚酒和重新种植砍伐树木的要求。从这个案例可以透视环境民间规范在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层面的适用现状，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案例里的伐木者只需要缴纳一定数目的罚款即可，但最后却是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进行的调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村规民约是当地村民一直以来内心尊崇的民间规范，对于村民有着极强的约束力，村规民约的践行主要通过村民的内心自觉和一定的内部强制力维系 [ 9 ]。司法所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运用村规民约进行调解，更加符合当地的朴素情感观，同时也有着更好的社会效果，反映了环保民间规范和国家制定法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 4.2. 环保保护民间规范背后的社会支撑 4.2.1.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宗教信仰，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坚信自己的部落与某一动植物具有血缘联系，或者认为某种动植物是平静安宁的标志，因此把这些动植物当作氏族象征加以推崇，对于这些图腾崇拜的动植物都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若有人砍伐此种植物或者食用此种动物，将会遭受严重的惩罚。 由图腾崇拜演化成的图腾禁忌，是最初少数民族民间规范的一部分，比如彝族认为虎是自己的祖先，将虎作为氏族图腾标志，也称自己为虎族，如果有人打猎打死了虎，轻者受鞭刑，重者将会面临巨额罚金。彝族的虎图腾是原始图腾，后世的其他图腾都是虎图腾的发展进化，历史悠久的原始图腾在无数次演化中，有些被历史记录下来，而大部分则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人所遗忘。图腾禁忌不仅调节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而且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早期民间规范的雏形，图腾禁忌调整着族内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各类行为，有助于维持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图腾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准则和行为规范，反映了少数民族先民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感知，体现了先民朴素的生态伦理价值观，也充分展现了他们注重生态和谐发展的伟大智慧。正是由于这种生态伦理思想，才保护了千百年来云南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才使得各族民众在此得以繁衍生息，让少数民族灿烂文化得以流传后世。 4.2.2. 宗教禁忌 宗教禁忌作为一种原始信仰，自产生以来就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云南气候、地理条件复杂多样，加上当地少数民族相对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认知水平较低，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对于自然界中许多不能解释的现象归因于万物有灵，再加上少数民族人民普遍敬畏自然，由此宗教信仰也具有差异。有了宗教信仰，便有了“有所不为”的生活方式，即宗教禁忌。少数民族宗教禁忌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即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比如彝族神谱中水神位于首位，当地严禁人畜糟蹋水源，若有违反者，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重则将逐出村寨赶出家族。佤族阿佤理规定，严禁任何人或组织砍伐神坛要地、水源地以及风水地里的树木，相应的惩罚也是十分严厉的。 宗教禁忌观念是环保民间规范得以执行的有效保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中，依照环保民间规范对纠纷的调解或者惩戒机制，通常会被人们所严格遵守和执行，基本不会违反。从环保民间规范的审判和调解总体上看，少数民族民众多采用祭祀仪式来解决争议案件。比如，彝族民众在解决争议事情之前，通常会举办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比如“打鸡” 3 、“钻牛皮” 4 等，来强化民众对处理结果的约束力。宗教禁忌是环保民间规范有效运作的决定因素之一，通过这些神秘的宗教仪式来强化对人民内心信仰的约束，确保纠纷调解或者惩戒结果的有效性，来维持村寨的和谐稳定。当事人对于神灵和诅咒具有十分敬畏的心理，一旦确定，就会严格执行环保民间规范的裁决结果。 4.2.3. 脸面 “中国传统社会以关系为本位，而关系又以人情为基础，由此产生特殊的行为逻辑，这就是脸面” [ 10 ]。而民间规范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规则，通常通过一切外在形式、手段、罚则来强调族内群众自身对少数民族共同体的血缘归属感。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比如普洱地区，通常以小的村寨作为基本单位，而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里，“脸面”作为人们的第一心理特征，维持着族内的正常人际交往。根据中外学者对于脸面的定义分析，“脸”和“面”是有差别的，“脸”是人体内心深处的道德感，“面”是人体外在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成就，“脸面”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脸面”作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社会参与的作用，各少数民族群众正是通过脸面与生活中的其他人开展交际。在一个小的村寨集团内部，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而每个角色都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面子”越大，其社会功能就越强大，社会对其自身的期许也会随之增强。第二，“脸面”具有规范行为的功能，斯普林克尔曾说过，集体的嘉许或非难的力量，在任何小群体中都是很强大的 [ 11 ]。而普洱地区以村寨为基本单位，与外界相对封闭，在这么一个小的村寨内部，“脸面”的重要性又被大大加强了。为了使自己在村寨其他人的舆论中得到好评，每个人都在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上力求最佳，“脸面”在客观上起到了规范行为的效果。第三，“脸面”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梁治平曾言，如果不是或者至少主要不是国家权威的话，是什么使得民间规范为乡民所遵守？“与宗族法和行会法不同，民间规范既非人为订立的规条，也没有相应组织上的保障。在日常生活中，乡民对民间规范的遵从主要是靠当地公众舆论，而且奖惩的方法多种多样，关键在于具体办法的意义和效力因社会不同而不同，我们所要了解的是一个社会之特定强迫机制，也就是‘面子’” [ 12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若有村民违反了民族禁忌或者村规民约，轻者将会受到罚款处罚，重者会受到相应刑罚甚至被逐出村寨。此时舆论对他的影响、亲情网络的破裂、社会角色的重建等后果，对于一个生活在封闭山村里的普通村民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图腾崇拜、宗教禁忌、脸面等要素从理论角度探讨了环保民间规范运作背后的支撑，正是由于这些规范要素对少数民族民众内心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才使得环保民间规范得以顺利运行，也使得普洱地区千百年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得以完整保持。“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 [ 13 ]。仅仅依靠外在强迫肯定不能维持环保民间规范的正常运行，在社会不断的发展进程中，环境民间规范从一开始的强制、惩戒逐渐演化成了普洱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自己内心力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理念，在不知不觉中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的价值观念，已经融入少数民族人民的正常生活行为中，成为族人们内心遵循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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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环保民间规范向国家法的靠拢及其路径 不同少数民族的环保民间规范代表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个国家最原始、最古老的象征。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凭借着自身特有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维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环境，而且还保护着当地民众的正当权益。但是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中的某些规定，与现代国家法之间产生了冲突，因此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在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统一范畴内，实现环保民间规范向国家法的融合，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5.1. 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 14 ]。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从保护当地群众的利益出发，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少数民族地区最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要考虑环境民间规范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首先要了解环保民间规范的三种类型：一是积极倾向的，这类民间规范主要包含鼓励、奖赏等积极向上的内容，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化建设。二是一般类型的，这类民间规范主要包含禁忌、处罚等内容，并无明显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三是消极倾向的，这类民间规范主要包含肉刑、复仇等内容，严重束缚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思想，与国家法治思想相悖，在融合过程中应予以剔除。 首先，在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过程中应正确看待环保民间规范，区别对待三类环保民间规范。对于积极倾向的而言，在立法中纳入地方立法；对于一般类型的而言，注意认真区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性地融入；对于消极倾向的则直接不予考虑，同时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法治宣传与引导，让糟粕文化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被逐渐剔除。其次，将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作为辅助以填补制定法的漏洞。在制定含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势必会有诸多不相适应的情况发生，此种情形下应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在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吸收少数民族当地环保民间规范的特色。最后，学习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尊重少数民族当地民族禁忌与村规民约，让少数民族民众实现自我管理、科学管理，全面提升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度。 5.2. 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的自身转变 分析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的出路，除了注重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外，还应该着眼于环保民间规范自身的转变，使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适应。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应对新的环境问题，能够与国家法治背景接轨，在发展中不断自我调整，这样才能迎来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的新生。 首先，确定环保民间规范的现代价值与理念，使其能够符合现代国家法律经济社会发展。环保民间规范本身的价值理念强调社会本位正义，缺少一定的人本主义关怀；而现代法治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开展服务，围绕人的个体自由而发展，现代法治国家的义务就是确保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成员权利。普洱地区某些偏远的村寨里，族人们特别注重族规家法，族规家法规定禁止任何人砍伐、采摘“神山”、“神树”里的一草一木，如有违反者，全村人都会对其进行谴责，严重的甚至将其“献祭”给神灵，以求宽恕。环保民间规范的传统价值理念缺乏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过于强调集体中心主义，强调神明宗教信仰。由此，研究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的现代转型，就需要在固有价值理念上加以突破，符合当前国家、社会的法治精神，将与时代发展相悖的落后因素进行剔除，完成少数民族现代法治思想观念的建设。 其次，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的社会功能要体现基于现代法治精神的建设。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的社会功能，是通过确定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义务，调整其行为，并规范整合特定范围的社会关系，以此来实现维护其利益的目的。环保民间规范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与稳定，使少数民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得以延续。但是，其发展理念也存在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一些内容，比如少数偏远村寨会设立一些严苛的刑罚来保障村规民约的执行，这一形式是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和道德应予以禁止的，也和我国当前的法律相抵触。环保民间规范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需要跨越社会功能层面，舍弃一些与法治精神相悖的约定俗成的做法，将文明发展放在首位。 最后，各民族注重交流与学习，相互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各自形成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民族文化，使自身民族文化在文化激荡和文明交流中更具色彩和活力。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将在本地区行之有效的环保民间规范与国家制定法、其他地区优秀环境民间规范整合起来，在交流借鉴中激发文化活性，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传统不是僵死的，而是有生命的，我们考察的少数民族民间规范，早已不再是纯粹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化了，而是已经变迁的民间规范。唯恐越雷池一步者，是无法在当今的环境下保证少数民族民间规范生存和发展的”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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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环保民间规范在纠纷解决中的适用 6.1.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互动中的环保民间规范 “中国正在经历着所谓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正在从古代社会文化模式向现代文化模式转型、正在从简单社会(农民社会)向复杂社会(工商社会)的转型” [ 16 ]。古老的环保民间规范与新兴的环境制定法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时代背景下，在各自的调整领域中也产生了诸多联系。从调整领域和规范价值角度来说，环保民间规范比不上环境制定法；就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而言，大多数人会选择适用环境制定法来寻求国家司法救济，制定法占据了绝大比重，但环保民间规范在司法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6.1.1. 环保民间规范在司法裁判中的辅助功能 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民间规范为森林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表现出与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不相符的一面。就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而言，与现行刑法相比，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的处罚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物质罚，如罚钱罚粮；有的是行为罚，如罚补种树木；有的是精神罚，如向全村村民认错等方式；而刑法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惩罚方式仅有有期徒刑和罚金。因此，如果依照刑法规定，犯罪者只需要缴纳罚金；但依据村规民约，在此基础上，他还需要补种树木或者向受害人认错。由此可见，刑法法条规定与少数民族环保民间规范在处罚方式及手段上存在一定的冲突。 在司法裁判中，环保民间规范对国家制定法起到了补充的辅助功能。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必须遵循宪法确认的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坚持国家制定法优先。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的规定，只有在民间规范与刑法规定相一致的情况下，民间规范才能被法律接受，并且制定法拥有绝对权威。在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合理地适用村规民约或者民族禁忌，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当然，在司法裁判严格执行刑法规定的过程中，也应适当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及民俗习惯，如果在该地区某种行为不被认为是犯罪，或是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小，就算违背了法律规定，也可以从宽处理或者不予起诉。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公众情感和民族习惯，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 6.1.2. 环保民间规范在司法调解中的依据作用 就环保民间规范的本质而言，尽管其在构造上比较简单，但依然具有一定的规范功能，在环境制定法缺失或者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环保民间规范可以作为司法调解的法律准据，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诉讼只能适用制定法作为法律准据，司法调解所依据的法律准据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由于调解具有自愿性，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司法调解既可以适用制定法，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选择适用地方性民间规范。比如，藏族地区“以潜在或公开的方式影响国家司法活动”的“赔命价”民间规范 [ 17 ] ，甘南西仓十二部落“长老会”调解民间规范 [ 18 ] 等。 在司法调解中，环保民间规范还可以作为法理依据和事实性依据被适用。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环保民间规范，与当地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相适应，在特定的环境纠纷司法调解中，极具法理参考价值，因此可以作为法理依据被适用。“在相关的纠纷事实中，某种民间法(如环境民间规范)就表达了这一纠纷的规定性，即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人们面对这样的纠纷，就是按照该种民间法来理解和处理的，从而自然地把民间法纳入到对纠纷事实的理解中去” [ 19 ]。因此，环保民间规范在此类环境纠纷司法调解程序中发挥事实和证据的作用，可以作为事实性依据被适用。 6.2. 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民间规范 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ADR)主要包括谈判、调解(不含司法调解)和仲裁三个维度，环保民间规范是环境纠纷ADR机制的主要规则支撑。环境纠纷ADR机制与国家司法体制有着较大差别，其适用所依托的规范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以环保民间规范为代表的其他社会规范。在环境纠纷司法调解中所适用的规范一般是国家环境制定法，而环境纠纷ADR机制中，由于纠纷解决规则的选择范围具有任意性，当事人的处分权空间更大，所以环保民间规范的适用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6.2.1. 环境纠纷ADR机制中环保民间规范的进入 其一，环境纠纷ADR机制适用的是纠纷规模不大、案情不复杂的民间纠纷。在当前我国法律制度完备的情况下，环境制定法是环境纠纷解决的主要规则，但是如果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争议不大、案情简单清晰时，适用环境制定法往往会给双方造成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损失，此时更为便捷的做法是适用环保民间规范，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其二，当事人双方在环境纠纷ADR机制中拥有更加灵活的选择度与参与度。国家制定法具有强制性，当事人双方的处分权往往受到了极大制约。“诉讼替代(ADR)方案是当事人直接参与并决定纠纷解决的方案，而司法解决方案是当事人虽参与，但并不决定纠纷解决的方案” [ 20 ]。环境纠纷ADR机制中，由于ADR机制设置的任意性和自主性，反而扩大了参与者两方的选择面与提高了参与度。 6.2.2. 环境纠纷ADR机制中环保民间规范的适用 在环境纠纷ADR机制中，环保民间规范占据较大比重，甚至与环境制定法功能相当，可作为适用规范成为依据选择。在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中，环保民间规范仅发挥极其少量的补充性功能，还需要依附于环境制定法才能实现。而在环境纠纷ADR机制中，环保民间规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若选择其成为准据法，将能够独立发挥作为纠纷裁判的功能。同时，环境民间保护规范在环境纠纷ADR机制中的有效应用，不仅能暴露出其自身的缺点，更能促进自身的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当然，环保民间规范进入环境纠纷ADR机制还存在诸多的现实性问题，比如，如何确定环保民间规范的选择标准，如何建立环境纠纷ADR机制与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沟通与互动等，这些问题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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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通过总结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的工作实践和成效，分析探索滨海城区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及存在的困难，提出了促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滨海发达地区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 :科技特派员，实践，思考，滨海城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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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1999年福建省南平市为探索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在科技干部交流上的一项创新与实践，其意义在于将科技、信息、管理、人才、资金等要素引入农村，实现科技与农村的零距离，解决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 1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经过实地调研总结后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极大地推动了这项制度在福建的发展。201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科技特派员工作做出了制度安排，使科技特派员工作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目前，全国已有31个省超过90%的县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科技特派员人数达到84.6万名，直接服务在农业农村一线 [ 2 ]。 为全面推动厦门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业农村依靠科技创新创业，厦门市委市政府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2018年出台了《厦门市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鼓励科技人才深入到生产一线去，积极参与厦门乡村振兴建设，从传统的农业科技领域拓展到工业、卫生教育、文化旅游、绿色环保、城镇建设等领域 [ 3 ]。笔者通过在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的实践，对该制度在滨海城区的开展进行了总结和思考，以期能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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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科技特派员的基本定位和使命 科技特派员是指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促进农村科技推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选择一批懂技术、有项目、有意愿深入基层农村的科技人员。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以科技特派员为主体，以满足农村科技需要为出发点，通过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科技人员以技术、资金、信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导入基层，与服务对象结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经济利益共同体，使双方优势互补，形成面向市场发展的协作互动、共赢共享关系，从而推动农村创新创业深入开展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