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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道德的演化——第二阶段 在早期智人生活的晚期阶段，或者说在20万到25万年前，作为个人品性或德性的道德(博姆称其为“良心”)得以产生。这种道德之所以能够产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人类大脑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更加发达，达尔文所谓的“社会脑”的容量与此前相比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前额叶皮层”与“旁边原系统”变得更加发达，且其在人体当中所占比例逐步扩大 [ 8 ] 。“前额叶皮层”与“旁边原系统”与人类的情感体验能力、日常交际能力、规则内化能力以及是非观、羞耻心等道德潜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两个脑区的不断进化使得人们判断是非、体验羞恶的能力不断提升，或者说人们的道德情感可以随着上述两个脑区的进化而变得更加丰富，而脑区的进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情感的愈发丰富与其他各项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则为道德的产生以及发展提供了最为基本的自然条件。其二，遗传因素的存在使得若干有利于良心或德性产生的性状能够在演化过程当中被保留下来，而这些性状的存在则为“良心原型” [ 9 ] 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前提。例如，能够体现利他主义与平等倾向的性状会在群体选择的影响下得以保留和延续，而慷慨等能够为人类带来良好声誉的品性则会由于声誉选择的存在而得以保留，总而言之，一系列有利于良心演化的早期行为会由于社会选择而得以保留，而随着演化时间的不断延长，这些早期行为开始由“表型”逐步向“基因型”转变，或者说一系列能够被社会选择所保留的好的行为或好的倾向开始逐步改变原有的基因库，并逐渐形成一个更加有利于良心出现的新的基因库。因此，道德的形成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其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也为作为个人品性或良心的道德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自600万年前人属祖先出现之后，人类开始逐渐占据一个单独的“演化支”，而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其社会化程度总是会不断的提高，从早期的群体狩猎与采摘，到后期的分工协作(40万年以前人们在分配猎物的肉时还依然是群体共同分食，而在25万年以前猎物的分割则会交由一个人来负责，而在其分割好之后则会分配给不同的群体成员) [ 10 ] ，再到现如今各式各样的社会分工，人类的社会化程度显然在不断的提升，而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升，以人为中心的各类社会关系也开始变得越发复杂，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逐步使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产生了利益与需求方面的矛盾，而为了调节这些利益矛盾以及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不一致现象，人们需要利用道德(不论是作为规则的道德，还是作为利他主义、羞耻之心或者说良心的道德)来对群体内部各类成员的行为进行调解与控制，能够对群体成员行为进行有效调节与控制的群体一般都能够很好的存续下去，而那些对于群体成员的反社会行为视而不见或无法进行有效制裁的群体则很可能会趋于灭亡。正是在利用道德来鼓励亲社会行为并抑制反社会行为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先才能够得到世世代代的延续，而祖先的不断演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道德的功能以及一系列与道德相关的性状的存续。因此，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也为作为个人品性的道德的形成与演化创造了重要条件。其四，狩猎采集活动对于道德的产生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非常看重劳动在道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博姆在本书当中所强调狩猎与采集活动显然是劳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人属祖先那里，这种狩猎与采集活动甚至可以认为是当时唯一的一种劳动形式，通过狩猎与采集，人类的祖先逐步在群体内部形成了能够用来调节个人行为与人际关系的作为规则的道德，而同样是在狩猎与采集以及其他若干活动当中，人类的祖先又逐步演化出了作为良心的道德。因此，作为道德形成的一种重要诱因，狩猎与采集活动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应当被人们所忽视。 在作为良心的道德产生以后，利他主义的行为也开始逐步显现。利他主义原本能够给那些做出利他行为的人带来益处，虽然利他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为主体遭受一定的损失并使其适合度下降，但是这种行为却能够为行为主体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甚至是交配机会)以及良好的声誉，而合作机会以及良好声誉的获得则能够对行为主体的损失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往往能够使行为主体的适合度得到升高而不是降低，而在演化过程中，利他行为也能够帮助行为主体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并获得优越的演化条件，这对于利他主义者的世代延续将会大有益处。然而在现实当中，一些搭便车者的存在使得利他主义行为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的诱因，因为即使利他主义者做出了使别人受益的慷慨行为，那些搭便车者也不会给予利他主义者任何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利他主义者必然会遭到损失，而其所具有的适合度也必然会大幅度的下降，而在演化过程中，搭便车者的存在使得利他主义者无法获得演化的优势，而优势的丧失则很容易使利他主义者无法顺利的演化下去。这便是博姆所谓的“利他主义悖论” [ 11 ] 。在这种条件下，群体成员一定要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或控制，惩罚的手段从“言语”到“体罚”甚至是“死刑” [ 12 ] ，只有这样，利他主义倾向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而利他主义者在演化过程中的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演化优势。 大约在4.5万年前，文化意义上的现代人正式出现，而在这一阶段作为良心的道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演化，通过对“布须曼人”以及其他讲因纽特语的当代狩猎采集者群体进行投射式考察，博姆指出，4.5万年前以及随后的人类群体当中，人类个体的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能力都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因纽特人懂得通过设置一系列的道德情景或矛盾情景来帮助孩子习得一定的道德规范并形成良好的辨别是非与善恶的能力，而布须曼人则会通过一系列现实的道德问题或社会矛盾来帮助他人(主要是孩子)掌握解决问题的道德能力 [ 13 ] 。既然当代狩猎采集者群体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些能力，那么4.5万年前的文化意义上的现代人也必然会拥有这些道德情感与道德能力。那些懂得磨制石器并能够制作简单装饰品与艺术品的文化意义上的现代人也必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分工协作、相互帮助、相亲相爱。 在当代，道德依然是一种能够对个人行为以及各类社会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的重要手段与工具，而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以及道德传统与习俗，道德的调节与规制作用依然能够得到很好地维持。在今后的演化过程中，文化因素与遗传因素依然能够对道德的演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文化的熏陶与教化将帮助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效内化与掌握特定的道德规范，而社会选择影响下的遗传过程也必将会给未来的子孙后代留下诸多宝贵的道德遗产。在对道德的演化过程进行考察时，博姆选择了一条与达尔文等人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崇尚自然选择学说的研究人员一般会认为道德的演化完全或基本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例如，在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东非地区的早期人类逐渐呈现出与西非地区的类人猿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在西非地区，由于生存环境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所以该地类人猿的生活习性并没有显著的改变，在森林茂密以及食物丰富的条件下，早期的类人猿显然会像今天的黑猩猩一样生活嬉戏，在捕食时，怀孕的黑猩猩很有可能会自行捕食而无法得到雄性的帮助。在哺育后代时，幼儿的养育任务往往会落到雌性身上，而雄性则一般不会承担抚养任务。而在东非地区，类人猿的生活方式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明显的变化。随着东非地区地质结构、植被覆盖状况、以及可利用资源的变化，类人猿的生活方式以及身体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四足行进的类人猿开始逐渐以两足前行，而空下来的前肢则能够使其将更多的食物带给群体中的其他个体或者配偶，配偶(尤其是怀孕中的配偶)饮食状况的改善不仅能够使其自身的身体状况得到改善，更能够使其繁育出的后代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与更为发达的大脑。此外，灵活的上肢还能够使早期的人类更加方便地制作出生产工具与武器，而生产工具与武器的产生则能够使早期人类更好地进行生产并更为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可以参考理查德·利基所写的《人类的起源》)帮助配偶以及群体内部其他成员采集食物以及群体成员共同对抗猛禽、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群体的入侵不仅能够体现出早期人类的互助与协作，更能够体现出群体成员之间的同情、关爱、甚至是怜悯。达尔文曾经论证了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动物之间所具有的合群与同情本能 [ 14 ] ，而这样一种本能在早期人类那里同样也能够得到体现。由自然选择所引发的道德现象往往可以被追溯到“合群性本能”那里，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同类物种之间总是具有合群的特性，而合群特性的存在则能够使这些物种在捕食或抵御危险时相互帮助。 诚然，自然选择固然能够为一些基本的道德现象的产生创造自然前提，但是更为复杂的道德现象或道德规则的产生则显然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社会选择使得早期人类能够明白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被群体所接纳，什么样的行为会遭到群体的惩罚，社会选择为群体成员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使得群体内成员在遇到道德困境时能够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能够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加以抑制。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早期人类逐渐将源自于“合群性本能”的相互关爱(一种偶然现象)转变为一种常态化行为，尼安德特人生养死葬(对于受伤失去劳动能力的同伴，群体内其他成员会为其提供食物供其生存 [ 15 ] ，而对于那些死去的尼安德特人，同伴也会将其安葬甚至会伴有葬礼)的行为显然是一种受到文化影响的结果。除此之外，社会选择还会对人类的基因产生重要影响，正像博姆所论证的，只要时间足够长，社会选择的某些结果也会影响到人类的基因，而在基因与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人类的行为选择显然能够愈发符合相应的道德要求，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与道德境界也能够向着一个理想的方向不断提升与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