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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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橡胶手错觉的限制因素研究 发现橡胶手错觉之后，研究者对其背后的原理和机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人们为什么会感觉橡胶手(一个本不属于他的手)是他的真实手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 首先，一些学者(Botvinick & Cohen， 1998)认为，橡胶手错觉反映了视觉、触觉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相互作用：视觉影响了触觉，导致了人们以为触觉是发生在橡胶右手上；视觉和触觉的联合作用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真实右手位置的身体感觉。该解释强调了多感觉通道信息的集合，认为视觉和触觉两种感觉之间的同步(而非异步)匹配，使被试误以为橡胶手是他自己的真实手。Armel甚至宣称(Armel & Ramachandran， 2003)，视觉–触觉信息的同步匹配，不仅是身体认同感的充分，而且是必要条件，只要提供合适的、匹配的多感观信息，任何物体都可以被认为是身体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桌板实验中，首先对被试的右手和摆放在被试前方的橡胶手进行了同步的视觉–触觉刺激，然后把该橡胶手替换成为桌板，在进行了同步的视觉–触觉刺激之后，快速用力的扯下了粘在木板上面的胶带，被试的皮肤电水平显著的升高了(被试为桌板感到紧张)。因此Armel得出结论，只要是提供时间上同步的、自下而上的视觉和触觉信息，被试就会感到任何物体，即使是桌板——一个外形和手完全不相似的物体，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很多关于橡胶手错觉的研究却有不同的发现，他们认为橡胶手错觉背后的机制没有这么简单。Armel的实验广受诟病，一些研究者认为，桌板实验中，既然研究对象是桌板，那么就不应该引入对橡胶手和真实手的同步视觉-触觉刺激，而应该直接刺激桌板和真实手，也就是说Armel的不完善的实验步骤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迁移效果。Hohwy专门就这一点做了实验(Hohwy & Paton， 2010)证实了迁移效果，在第一个实验中按照Armel实验的步骤，首先使用同步视觉–触觉刺激被试的真实手和橡胶手，然后将橡胶手换成了盒子，并威胁盒子，得到了和Armel实验同样的结果；在第二个实验中，直接使用同步视觉-触觉刺激被试的真实手和盒子，并且威胁盒子，却并没有得到显著的皮肤电水平的升高变化。同时，越来越多相似的许多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点，一个中性的、外形不像手的外部物体，比如木板或者木棍，即使接受了同步的视觉–触觉刺激，被试也不会以为它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Tsakiris & Haggard， 2005; Graziano， Cooke， & Taylor， 2000)。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外部物体的外形和被试大脑里一只真实手的外形相符的时候，同步的视觉-触觉刺激才能起作用，引起被试对该外部物体的身体拥有感。实际上，后来层出不穷的很多研究的结果表明，这(橡胶手的外形)只是研究者们提出的第一个限制因素。 很快，研究者们提出了第二个限制因素，即如果该橡胶手和被试大脑里(身体表征中)一只真实手的以下特性——解剖特性和姿势(Ehrsson et al.， 2004; Ide， 2013)不能够相符的话，被试也不会对该橡胶手产生身体拥有感。比如，橡胶手和真实手的大小差异(Pavani & Zampini， 2007)；橡胶手和真实手应同是左手或者右手(Tsakiris & Haggard， 2005)；再比如，Costantini系统的研究了橡胶手和真实手的相对摆放角度、视觉-触觉信息的相对刺激角度，对橡胶手错觉(被试对橡胶手的身体拥有感)强度的影响，并发现，只有真实手和橡胶手在以真实手为中心的空间参考系中一致时，橡胶手错觉才会发生(Costantini & Haggard， 2007)。另外有趣的是手的数目(这可以算是一个解剖特性)。Moseley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当橡胶手错觉发生的时候，被试真实右手的温度显著的下降了，Moseley据此指出，被试认为橡胶手是自己身体一部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橡胶手取代了真实手(Moseley et al.， 2008)。而Ma的一篇研究(Ma & Hommel， 2015a)则探讨了另外一个解剖特性，他们模拟了在视觉上橡胶手是否和被试的身体相连。实验组中，被试很明显看到橡胶手和他们的身体不相连；而对照组中，被试的身体和橡胶手之间的缝隙被毛巾盖住，被试会以为橡胶手和他们的身体相连。结果表明，实验组被试所感觉到的错觉强度显著性的低于对照组。 第三个限制因素是关于橡胶手的空间摆放位置（与橡胶手外形和解剖特性无关）。Lloyd研究了橡胶手的水平摆放位置，即水平方向上，橡胶手和真实手之间的距离不同所导致的橡胶手错觉强度的不同。发现，当橡胶手和真实手之间距离超过27.5厘米的时候，错觉强度将会显著性减小(Lloyd， 2007)；Kalckart等人使用了相似的方法，研究了橡胶手的竖直摆放位置，即竖直方向上，橡胶手和真实手之间的竖直距离不同所导致的橡胶手错觉强度的不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Kalckert & Ehrsson， 2014b)；而Zopf指出，只要是在被试自己认为的身周空间(peripheral space)内，橡胶手摆放的水平位置并不能影响错觉的强度，而身周空间的范围并不一定是27.5厘米，它随被试不同而改变(Zopf， Savage， & Williams， 2010)；Preston进一步强调，被试判断橡胶手位置所依据的身周空间，并非以自己真实手为中心，而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也就是说，橡胶手摆放在真实手旁边、或者摆放在被试身体旁边，都不会影响橡胶手错觉的强度(Preston， 2013)。 总而言之，大量的经验实验结果表明，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情况下，橡胶手错觉才能够被引起，如同表1所总结的，这些限制因素分为以下几类：整合的多通道感官感觉刺激、空间参照系、外形、解剖结构和姿势特征。其中，整合的多通道感官感觉刺激属于自下而上的信息，另外三类，都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来自于人脑内部、已经存在的、相对稳定的身体表征。 Table 1 Whether the rubber hand illusion can be successfully caused by the types of restrictions and specific restriction 时间 同步的视觉-触觉刺激 外形 橡胶手具有一只真实手的外形 空间 橡胶手的摆放位置距离真实手/身体的距离不能过远 解剖结构 橡胶手和真实手同是左手或者右手；橡胶手的大小不能和真实手相差太大；橡胶手看起来与真实身体相连；橡胶手的数目是一只；橡胶手的摆放方向与真实手一致 表1. 橡胶手错觉能否被成功引起的限制种类和具体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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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橡胶手错觉的认知机制研究 根据以上的限制因素，针对橡胶手错觉背后的原理和机制，研究者们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解释，但有别于身体拥有感的自下而上的解释(Botvinick & Cohen， 1998; Armel & Ramachandran， 2003)。Makin他们认为，橡胶手错觉的发生，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橡胶手需要以一种解剖学上可能的姿势被摆放在身周空间，二是被试需要接受同步的视觉-触觉刺激(Makin， Holmes， & Ehrsson， 2008; Maravita， Spence， & Driver， 2003)。 另外一种解释，则归纳总结了以上大部分的限制因素，重点强调在橡胶手错觉的诱导中，自上而下信息的重要性。Tsakiris认为每个人大脑里对自己的身体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身体模型，这个身体模型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调控自下而上的多通道整合信息(Tsakiris， 2010; Tsakiris & Haggard， 2005)。因而，橡胶手错觉是自下而上的多通道整合信息，和身体模型自上而下的调控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自上而下的调控模型中，Tsakiris认为人们把橡胶手和真实手进行了三次比较，只有当这三次比较全都满足，橡胶手错觉才会被成功引起：第一次比较，两者的外形和解剖结构特性是否一致；第二次比较，橡胶手和在当前状态下的真实手的外形和解剖结构特性是否一致；第三次比较，当前的自下而上的感觉信息的输入，是否在合适的时间和空间参考系内，也就是满足前文提到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第二个模型考虑到了大部分的限制因素，但是仍然不能解释一些现象。De Vignemont指出，在限制因素没有被满足，适当宽松的限制也不会影响橡胶手错觉的产生(De Vignemont， 2010)。比如，橡胶手外形与真实手一致时，材质、明暗程度(Longo et al.， 2009)的不同并不能影响橡胶手错觉的强度，例如白人被试会认为自己有了一只黑色的手(Farmer， Tajadura-Jiménez， & Tsakiris， 2012; Maister， Sebanz， Knoblich， & Tsakiris， 2013)；被试认为比自己真实手大一些的橡胶手是自己的手(Pavani & Zampini， 2007; Haggard & Jundi， 2009)；触感的不同，也不会影响橡胶手错觉的强度(Schütz-Bosbach， Tausche， & Weiss， 2009; D’Alonzo & Cipriani， 2012)；甚至手臂被截肢的人仍然可以感觉到橡胶手错觉，以为橡胶手就是他们已经被截肢了的手(Ehrsson et al.， 2008)；另外，Ehrsson等人发现，即使被试面前空无一物(可以理解为橡胶手被空气取代)，当接收到视觉-触觉刺激信息之后，被试也会对面前的一团空气产生一定的认同感(Guterstam， Gentile， & Ehrss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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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橡胶手错觉的两个主要变式 从橡胶手错觉本身可以看出，该错觉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橡胶手的特性，二是输入的信息。考虑到橡胶手本身很难被操控做动作，研究者们对橡胶手进行改进，提出橡胶手错觉的两个主要变式。第一，使用某一个指节可以活动的木手，通过绳索绑定，被试可以活动自己的特定指节来控制与其对应的木手指节的活动(Kalckert & Ehrsson， 2012， 2014a， 2014b; Tsakiris， Prabhu， & Haggard， 2006)；或者干脆让被试向上向下活动整个手掌，而不是特定手指(Dummer， Picot-Annand， Neal， & Moore， 2009)。实验结果表明，当被试接收到视觉–动觉信息时，或者同时接收到视觉–动觉信息和视觉–触觉刺激，能成功诱导橡胶手错觉，被试感觉到这个可以部分控制的橡胶手是他自己的手。Tsakiris指出，针对外部手的控制感(agency)，对拥有感(Tsakiris， Schütz-Bosbach， & Gallagher， 2007)有显著的贡献。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了视觉–动觉信息集合，即大脑发出的输出动作指令、输入视觉、动觉和身体感觉反馈等信息的集合的重要性。 第二种改进方法，是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环境通过电脑构建，电脑生成的数据会操控真实的感觉。虚拟现实技术在不改变橡胶手错觉实验范式的基础上，较为彻底的引入了动觉，开创新的研究范式：虚拟手错觉(virtual hand illusion)，虚拟手错觉可以认为是橡胶手错觉在虚拟环境中的重复和升级版。Slater等人首次研究了虚拟手错觉，在实验中，被试佩戴了立体眼镜，在虚拟环境中看到一只虚拟手。研究者并没有引入动觉(对该虚拟手的控制)，只是以静态的虚拟手取代橡胶手，同样施加视觉–触觉刺激信息，成功的引起了虚拟手错觉，被试认为该虚拟手就是他自己的手(Slater， Perez-Marcos， Ehrsson， and Sanchez-Vives， 2008)。在之后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中(Perez-Marcos， Sanchez-Vives， & Slater， 2012; Kokkinara & Slater， 2014)中，动觉被彻底的引入，虚拟手的手掌动作、手指动作、旋转、弯曲、位移等，全都由被试的真实手部动作所自由控制。根据虚拟现实程序代码的设定，虚拟手的动作可以和被试真实手的动作完全一致或者不同。研究者们发现，当被试接收到同步的视觉-动作的信息联合和视觉–触觉的信息刺激，或只有视觉–动作的信息时，被试会感觉到该虚拟手是他自己的手，即虚拟手错觉被成功的引起(Sanchez-Vives， Spanlang， Frisoli， Bergamasco， & Slater， 2010; Ma & Hommel， 2013)。 虚拟手错觉的研究，大部分继承了橡胶手研究的发现和成果，但是也有很多的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新发现。比如，在麻珂等人的两篇研究中(Ma & Hommel， 2013， 2015b)，作者系统的比较了橡胶手错觉和虚拟手错觉的强度差异。橡胶手错觉范式中，被试不能动自己的真实手，只能被动的接受视觉–触觉刺激；在虚拟手错觉范式一中，被试可以自由的活动真实手来控制该虚拟手的动作，从而接收视觉–动觉联系的信息；而在第二个虚拟手错觉范式中，在一的基础上，还可以移动真实手去控制该虚拟手，从而去碰触虚拟环境中的另一虚拟物体，并在真实手上感觉到触觉(通过虚拟设备实现)。实验发现，两种虚拟手范式引起的错觉强于橡胶手范式引起的错觉，这说明，相比触觉，动觉对被试的身体表征/身体拥有感的贡献更大。 有学者发现：被试不能接受木板或者盒子作为自己身体一部分，并强调自上而下调制信息的实验研究，都使用的是静态的橡胶手错觉实验；而考虑到虚拟手错觉范式中，动觉(属于自下而上的感官感觉信息的集合)为错觉的产生(被试对虚拟手产生身体拥有感)贡献很大。因此，加入了动觉的虚拟手错觉实验很有可能会揭示不同的结果，并动摇稳定的内部身体模型的重要性(De Preester & Tsakiris， 2009; Tsakiris， 2010)。Short观察到，视觉-动觉信息的联合，足够使被试接受很多不同种类、不同外形的虚拟、可控制的物体，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Short & Ward， 2009)；最近的研究也提供了这个结论详细的支持(Ma & Hommel， 2015a， 2015b)，麻珂等人(2015a)使用了一个虚拟气球/方块代替了虚拟手，让被试通过手部动作自由控制该气球/方块的大小变化，成功地引起了被试微弱的手部错觉(调查问卷的结果)；而且在威胁该气球/方块的时候，被试感觉到了紧张(皮肤电测试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如果自下而上的感觉信息的整合足够强，虚拟手的外形将不再那么重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被试看到自己可以自由的控制虚拟手/物体的动作、使用该虚拟手/物体去碰触其他的虚拟物体、并且在自己真实手上感觉到触觉，将会在时间上大大扩展多感官感觉信息的集合，提供更多的匹配的自下而上的信息，而这使得自下而上的信息的作用变得十分强大，足以弥补虚拟手的外形(自上而下的调制)的不足。虚拟手错觉的实验表明，以前关于橡胶手错觉的研究可能把外部手的外形(自上而下的调制)看的过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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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与展望 使用橡胶手错觉研究身体表征这个领域，虽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重要的研究热点，但是要深入广泛探索身体表征这个领域，甚至开展技术或者医学应用，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首先，深入研究虚拟手错觉成立的限制因素。前文中提到虚拟手错觉中动觉信息的重要性，可以预期：有足够充分的动觉信息的卷入，身体表征更容易被改变。具体研究方向或许分为但不限于以下几点：被试真实手所控制的虚拟手，二者必须同是左手或者右手吗？当被试使用真实手控制多只虚拟手时，可以同时拥有两只甚至多手吗？虚拟手的大小限制也如同橡胶手的大小限制那么严苛吗，是不是非常大/小的虚拟手，被试也可以认同？还有，虚拟手的摆放方向与真实手一致的程度限制，是不是比橡胶手的情况下，要宽松一些呢？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最终指向的是：虚拟手错觉能够被成功引起的限制因素中，哪些因素是核心、不可改变的，又有哪些因素是可以被改变的呢？这也将会是对“身体表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的问题的解答。 其次，系统深入的研究橡胶手错觉及其变式成立的环境因素。对身体表征在认知神经科学的框架下进行解释的话，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身体表征并不是一个独立或者特异的认知过程(Gillihan & Farah， 2005)，它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多感觉通道信息的匹配整合，根据以往记忆在大脑中所构建的身体模型(Tsakiris， 2010)的强弱，身体错觉被引起、身体表征被改变的程度会有不同；根据以往的控制感的强弱(Liepelt， Dolk， & Hommel， 2017)，身体错觉被引起、身体表征被改变的程度会有不同；以及被试所感觉到的动作发出人(Ma， Hommel， & Chen， 2018)等信息，也会影响身体错觉和身体表征。 第三，被试本身的人格特性对橡胶手错觉及其变式的影响。不同的人格类型的人所构建的身体表征也有不同，比如在经历了相同的橡胶手错觉范式之后，高共情被试的身体错觉强度，显著的高于低共情被试(Seiryte & Rusconi， 2015)；饮食失调的被试，比正常人群更容易被引起身体错觉(Eshkevari et al.， 2012)；或许，外向型/内向型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不同、自尊程度不同、甚至创造性高低的被试群体，又或者是中西方文化所对应的集体性/独立性的文化差异，都有可能会对身体错觉以及身体表征的可塑性强度有所影响。身体表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或者很难改变，而是随着情况不同而不停的更新和改变(Zhang， Ma， & Hommel， 2015)。有些精细的研究领域中已有研究并不是很多，也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周爱保等，2013)。 第四，在医学领域中尝试应用于患者的认知治疗等方面，比如尝试通过使用身体错觉来改变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认知(Slater， Perez-Marcos， Ehrsson， & Sanchez-Vives， 2009)，使患者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美好的，以此来改变其对自己身体的主观看法(曾向，黄希庭，2001)和身体管理手段。甚至在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全使用脑–机接口来控制机械手臂，利用橡胶手错觉的原理，能使患者建立与机械手臂之间的认知连结，将其感知为自己的身体一部分，或许可以促进认知与脑神经功能的重建，消除心理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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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实验考察了危机事件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内危机沟通中的适用性。采用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惧怕，内疚) × 2 (危机事件团体回应类型：责任型，希望型) × 2 (团体回应中情绪感染力强度：强，弱)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考察危机新闻报道的情绪诱发作用，进而探讨不同的“情绪框架”如何引发被试特定的认知加工倾向，并且如何影响被试对组织回应策略的偏好。结果发现：1) 加工危机事件信息时，惧怕组倾向于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内疚组倾向于采用启发性加工方式；2) 两组被试对自我的态度都是负性的，但内疚组的自我态度更差；3) 希望型回应策略能够有效缓解惧怕和内疚情绪；4) 在提高员工对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上，责任型回应策略对于内疚组效果更好，而希望型回应策略对于惧怕组效果更好；5) 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能够提高员工对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研究表明，危机事件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也适用于组织内危机沟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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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实验设计 采用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惧怕，内疚) × 2 (危机事件团体回应类型：责任型，希望型) × 2 (团体回应中情绪感染力强度：强，弱)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情绪水平、信息加工方式、自我态度、自信心水平。 无关变量：被试在实验正式开始前的情绪状况， 即基线情绪水平。 2.2. 被试 以班级为单位选取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共225人。年龄19~22，平均年龄20.89岁。每个被试被随机地分配到八个实验条件下的一个。在教室集体施测。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比率为99.11%，有效被试共223人。其中女生163人，男生60人。 2.3. 材料 第一部分，新闻故事。 采用危机沟通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危机事件——技术错误事故，它是指技术或设备问题导致的工业生产事故(An & Cheng， 2010)。具体采用电热水壶爆炸事故作为新闻故事的基本内容。生产电热水壶的公司是虚构的。 为了使被试以生产线员工的角色完成实验，新闻故事之前用一段描述虚拟了被试身份和事故发生情境。诱发惧怕情绪的新闻强调，公司员工的违规操作行为可能为公司和员工带来不良后果(员工可能受到法律制裁)，而诱发内疚情绪的新闻强调，消费者的遭遇(身体和精神受到的伤害)。两段新闻报道的题目不同，长度基本相同。 第二部分，团体回应类型。 通过强调与情绪CRT有关的信息进行操纵——责任型对应内疚、希望型对应惧怕。两种类型团体回应的题目不同；第一段内容相同：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概括解释；第二段内容不同：责任型回应强调，公司和员工将承担事故的所有责任；希望型回应强调，企业将为员工提供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支持。情绪感染力的操纵使用了与危机事件有关的情绪词汇以及能够表达企业对员工感同身受和尊重的词语(我们都非常难过，或深表遗憾) (Rosselli， Skelly & Mackie， 1995)。 2.4. 工具 1) 情绪评定问卷。自编包含一个项目的问卷，对新闻报道诱发的单一目标情绪进行测量。即问卷只用一个项目——惧怕的/内疚的作为被试主观报告的内容。要求被试对相应诱发条件下的情绪强度进行等级评定。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情绪体验越强烈。两个问卷的重测信度分别为r 惧怕 = 0.91，r 内疚 = 0.93。 2) 信息加工方式评定量表。采用自编量表。该量表有两个维度，共6个项目，“中心路径信息加工依据”3个项目，“边缘路径信息加工依据”3个项目。问卷ɑ系数为0.82。采用7点计分，前三个项目正向计分，后三个项目反向计分。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信息加工深度越深，倾向于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 3) 自我态度评定量表。借鉴MacKenzie和Lutz (1989)用于测量公众对组织的态度量表。量表为单维结构，由3个项目组成。ɑ系数为0.94。采用7点记分，正向计分，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态度越积极。 4) 自信心评定量表。该量表测量了员工在阅读企业危机回应后对自己及所在企业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该量表为自编量表，由11个项目组成。共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自身未来良好状况”，共6个项目，以及“企业未来良好状况”，共5个项目。量表ɑ系数为0.85。采用7点计分，正向计分，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及企业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越高。 2.5. 实验程序 步骤1：前测。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要完成情绪评定量表，对当前的情绪状况进行评定，为被试阅读危机新闻报道之后的情绪诱发效果提供基线值。 步骤2：阅读危机新闻报道。被试需要阅读描述了危机事件爆发情境的新闻故事。 步骤3：中测。被试要回答问卷和量表，测量他们的情绪状态、信息加工方式和对自我的态度。 步骤4：了解回应策略。被试阅读团体回应信息。告知被试在媒体报道电热水壶爆炸事故的第二天，企业就即刻发布了事故相关信息。 步骤5：后测。被试要第二次回答问卷和量表，测量他们的情绪状态和自信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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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 3.1. 对新闻框架情绪诱发作用和团体回应信息效果的检验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在预实验中，对诱发不同情绪的新闻框架类型和团体回应信息的有效性检验表明：所有实验材料的操作都是有效的。 其次，正式实验开始前，通过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2 (测量阶段)的方差分析对被试阅读危机新闻报道前、后的负性情绪水平进行统计。结果表明：1) 不同版本的新闻故事能够有效诱发出惧怕和内疚情绪；2) 惧怕组和内疚组诱发前后的情绪水平的差异没有区别，即不同新闻框架的情绪诱发效果相同。 3.2. 不同版本危机新闻报道对被试信息加工的作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1)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在信息加工方式上的得分差异极其显著，F(1，221) = 13.73，p < 0.001，η 2 = 0.58。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在员工自我态度上得分差异显著，F(1，221) = 5.23，p = 0.02，η 2 = 0.24。结果表明：1) 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的内疚情绪促使被试采用启发性加工方式，而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的惧怕情绪促使被试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2) 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惧怕情绪和内疚情绪的被试自我态度都偏负面，但后者对自我的评价更差。 3.3. 团体回应信息对员工负性情绪的干预作用 通过3 (测量阶段) × 2 (团体回应类型) × 2 (情绪感染力强度)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试在三个时间点上的情绪水平进行比较。描述性统计值如表1所示。 Table 1 Scores of fear and guilt on each measured stag 团体回应 类型 情绪感染力 强度 n 测量阶段 阅读新闻报道前 阅读新闻报道后 阅读回应信息后 责任型 强 56 2.04 (1.24) 3.88 (0.96) 3.07 (0.89) 弱 56 1.84 (1.11) 3.91 (0.88) 2.88 (0.94) 希望型 强 56 1.96 (1.22) 3.50 (1.06) 2.68 (0.79) 弱 55 1.80 (0.99) 3.53 (0.94) 2.45 (1.02) 总计 223 1.91 (1.14) 3.70 (0.97) 2.77 (0.93) 表1. 各测量阶段被试惧怕和内疚情绪得分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结果显示：1) 测量阶段主效应极其显著，F(2，220) = 175.85，p < 0.001，η 2 = 0.35；2) 团体回应类型主效应极其显著，F(1，221) = 12.89，p < 0.001，η 2 = 0.02；3) 情绪感染力的主效应不显著，F(1，221) = 2.35，p = 0.13；4) 所有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 测量阶段 × 团体回应类型 (5，217) = 2.09，p = 0.13；F 测量阶段 × 情绪感染力强度 (5，217) = 0.95，p = 0.39；F 团体回应类型 × 情绪感染力强度 (3，219) = 0.00，p = 0.99；F 测量阶段 × 团体回应类型 × 情绪感染力强度 (11，211) = 0.01，p = 0.99。对测量阶段主效应的事后检验结果显示：1) 被试接受回应信息后的情绪水平显著低于阅读新闻报道后的情绪水平，p < 0.001，Cohen’d = 0.98；2) 被试接受回应信息后的情绪水平显著高于阅读新闻报道前的情绪水平，p < 0.001，Cohen’d = 0.32。该结果表明：1) 组织回应信息干预后的负性情绪水平明显降低，但没有恢复到新闻报道诱发前的水平；2) 四种组织回应信息干预前后的情绪水平的差异没有区别，即不同回应信息的情绪干预效果相同。 3.4. 危机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在员工回应信息偏好中的作用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考察诱发惧怕情绪以及诱发内疚情绪新闻框架条件下，团体回应类型对被试惧怕和内疚情绪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1) 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惧怕情绪上得分差异显著，F(1，108) = 4.53，p = 0.04，η 2 = 0.42；2) 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内疚情绪上得分差异显著，F(1，111) = 6.42，p = 0.01，η 2 = 0.54。结果表明：希望型回应能够有效缓解惧怕组和内疚组的负面情绪。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考察诱发惧怕情绪以及诱发内疚情绪新闻框架条件下，团体回应中情绪感染力强度对被试惧怕和内疚情绪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1) 强情绪感染力团体回应与弱情绪感染力团体回应在惧怕情绪上得分差异不显著，F(1，108) = 2.87，p = 0.09；2) 强情绪感染力团体回应与弱情绪感染力团体回应在内疚情绪上得分差异不显著，F(1，111) = 0.48，p = 0.49。因此，强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没有缓解被试的惧怕情绪和内疚情绪。 通过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2 (团体回应类型)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试的自信心水平进行统计，结果显示：1)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以及团体回应类型的主效应均不显著，F(1，221)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1.94，p = 0.17；F(1，221) 团体回应类型 = 0.51，p = 0.48；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与团体回应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3，219) = 13.19，p < 0.001，η 2 = 0.06。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1) 当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为惧怕时，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员工自信心水平上得分差异非常显著，F(1，108) = 9.94，p = 0.002，η 2 = 0.08；2) 当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为内疚时，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员工自信心水平得分上差异显著，F(1，111) = 4.07，p = 0.046，η 2 = 0.04。结果表明：对于惧怕组被试，希望型团体回应能有效提高员工对企业和自身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而对于内疚组被试，责任型团体回应更有效。结果见图4。 图4.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与团体回应类型对员工自信心水平的影响 通过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2 (情绪感染力强度)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试的自信心水平进行统计。结果显示：1)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221) = 1.81，p = 0.18；2) 情绪感染力强度的主效应显著，F(1，221) = 4.02，p = 0.046，η 2 = 0.02；3)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与情绪感染力强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219) = 0.14，p = 0.71。结果表明：强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更有助于增强员工对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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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本研究的发现 首先，从团体危机回应对负性情绪的缓解作用上看，第一，从员工的负性情绪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变化可以看出，两种类型的团体回应能有效改善任何一种负性情绪体验。因此，一种情况是，负性情绪的CRT与团体回应的对应关系得到验证(如下文所述)。另一种情况是，两者出现了相反的对应关系，可能的原因是：1) 诱发惧怕情绪的新闻框架强调了员工可能受到的惩罚，以及外界舆论对肇事者的处置，因此，员工会体验到强烈的不确定感，并产生避免承担责任的意愿。此时，如果组织强调自省、谦逊，并且更加看重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新闻媒体不确定的预期就会转变成组织确定的决策。员工之前的不确定感反而消失了，惧怕情绪水平下降；2) 对于内疚的个体而言，良心的谴责和道德感驱使他们承担责任，弥补过错。但同时，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此时，如果组织强调维护员工的利益，关心员工的感受，与员工荣誉与共，那么，当个体认识错误的态度不够坚定，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引导时，就反而会产生侥幸和息事宁人的心理，使内疚情绪消失。因此，从纵向变化上看出，与个体阅读危机新闻报道后相比，不论惧怕和内疚的个体接受了哪种类型的团体回应，他们的情绪水平都显著下降。然而，这种下降的程度没有达到被试接受实验处理前的水平。或者说，回应信息的干预作用不会在很短时间内完全消除负性情绪体验。 第二，横向比较结果发现，不论最初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是内疚还是惧怕，希望型回应比责任型回应更易于使被试的负性情绪得到有效缓解。这可能是因为，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中的人类利益框架会首先促使被试搜寻避免损失和伤害的信息，而不会搜索如何处置和惩罚自己的信息。流水线工人虽然可能是事故责任人，但同时也要为事故付出代价。因此，他们希望获得企业的理解和支持。危机事件本身也会激发员工无意识的积极期待，这种期待并不因员工被诱发的情绪状态而改变。而希望型回应传达给员工的是正面消息，容易满足员工的积极期待。因此，与责任型回应相比，希望型回应对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有更好的舒缓作用。 其次，如果新闻报道诱发了员工的惧怕情绪，那么企业就应选择希望型回应策略来提高员工对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而如果新闻报道诱发了员工的内疚情绪，那么企业就应选择责任型的回应策略。这是因为不同情绪独特的CRT会导致个体决策和判断的差异。惧怕和内疚情绪的CRT不同，使被试在判断和知觉不同的回应策略时产生差异。他们倾向于选择和接受能够满足情绪需求的策略。1) 内疚的CRT是：自我责备。在危机沟通情境中，如果员工的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伤害，或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Lazarus， 1991)，那么，个体可能在内疚情绪的驱使下，期望通过弥补受害者来缓和良心的谴责，因此更加偏好责任型回应策略；2) 而惧怕的CRT是：不确定的威胁或危险。在危机沟通情境中，如果特定的危机事件威胁到了员工良好的生活工作状态，那么该事件就会使员工感到正常的秩序被破坏，自身的利益(如：报酬、信誉、地位、人际关系、职业前景等)可能面临严重损害(Jin， Pang， & Cameron， 2010)。可见，惧怕情绪会驱使个体更加偏好希望型回应策略。 最后，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没有削弱负性情绪的水平，反而略微提高了负性情绪的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蕴含的关心和理解，甚至是感同身受更容易拉近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距离，让员工感受到一种平等而亲近的关系，因此，员工反而会更容易敞开心扉，表达出内心的情绪感受。 4.2. 本研究的启示 当前研究探讨了危机事件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内部危机沟通中的适用性。所得结论见图5。 图5. 本研究中企业内部危机沟通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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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企业内部针对员工进行危机沟通时，诱发内疚和惧怕情绪的危机新闻框架会影响员工的信息加工方式以及对自我的态度。而且，不同负性情绪的员工对不同组织文化取向的回应策略有一定的偏好。另外，应用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团体回应信息有效增强了沟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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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高等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本文分析了留学生高等数学教学中面对的主要问题；介绍了我校留学生高等数学的课程建设情况，包括适合留学生使用的中学数学复习材料，符合留学生特点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安排及课程考核等方面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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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等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其不仅是理工科类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同时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也是学生养成严谨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高等数学具有一定抽象性，很多同学反映高等数学是大学阶段学过的最难的一门课程，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而言更是如此。由于留学生不同的数学基础及文化背景，在教学中选用怎样的教材、重点讲解哪些内容、按照怎样的顺序安排教学工作，都和面向中国的学生有所不同。本文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留学生的高等数学教学工作，对课程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及教学实践，现将其中的一些体会和思考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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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留学生高等数学教学中面对的主要问题 来我校留学的学生主要分布在石工、化工及计算机等理工科类专业，对留学生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是统一进行的。在课堂教学中，很多同学非常有热情，乐于在课堂上表现自己，勇于上讲台做题，课后同学之间也相互帮助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我校留学生的生源分布较广，有来自中亚、西亚、非洲、南美各地及俄罗斯的留学生，留学生们并没有统一的数学基础平台，其中有些学生在中学经过了严格的数学训练，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同学的数学基础极为薄弱，有些甚至没有达到我国初中数学教学大纲的要求 [ 1 ]。从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留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的现象，不仅影响了高等数学教学工作的开展，也严重打击了基础较薄弱同学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导致留学生高等数学课逃课现象严重。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根据留学生班的特点开展教学活动，使其获得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所需的基础知识，是任课教师面对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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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留学生高等数学课程建设情况 3.1. 了解留学生中学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在以往对留学生的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笔者能感觉到部分同学基础非常薄弱，为了对留学生的中学数学知识中的薄弱环节有一个细致了解，笔者对留学生进行了中学数学基础知识水平测试，并在后续的口试环节中咨询了留学生的生源地及其中学数学大纲及课程的设置情况，发现其中对高等数学学习影响较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详情见表1。 基于留学生中学数学基础的情况，试图依照和中国学生相同的教学方式组织留学生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显然不能取得理想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后续课程对高等数学的要求较高，高等数学课程的要求也不能过于降低，所以需要继续在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安排上做进一步的改进。 Table 1 The area of weak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elementary mathematic 序号 中学数学基础知识中的薄弱环节 学生比例及存在的问题 1 极少部分同学对分式运算存在困难， 主要体现在约分和通分上 极少部分，这类学生来自将中学数学列为 选修课程的国家 2 多项式分解，一元二次方程求根 少部分，不理解求根与分解的关系 3 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及运算性质 有少部分对概念不理解，另有少部分计算过程易出错 4 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及三角公式 比较多的同学存在困难 5 基本初等函数图像的描绘，特别是定积分在几何中的 应用当中需要描绘一些初等函数的图像 很多同学存在困难 表1. 留学生中学数学基础知识中的薄弱环节 3.2. 修订符合留学生特点的教学大纲 基于留学生班的特点，在了解了留学生班后续课程对高等数学的要求后，笔者结合我校中国学生的高等数学教学大纲，对留学生高等数学教学大纲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对比中国学生的高等数学教学大纲而言，相应的修订有：1) 增加了属于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三角函数及反三角函数、(利用计算器)求解三角方程、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性质、(利用计算器)求解指数方程和对数方程，基本初等函数的图形及特点；2) 弱化对极限的严格数学定义的要求，强化了极限的直观几何含义，如变化率、斜率等，强化了利用极限的性质及运算法则求解极限；3) 弱化了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的推导过程，强化了求导公式的应用，强化了导数在优化问题中的应用；4) 弱化了定积分的定义，强化了Newton-Leibnitz公式及其应用，强化了定积分在几何中的应用；5) 重积分及曲线曲面积分部分，弱化了公式的推导，强化了各个概念的直观含义及求积公式的应用；6) 由于相关专业后续课程会学习Fourier级数理论，所以本课程去掉了这部分；7) 与微分方程相关的部分，鉴于在工程中微分方程主要是寻求其数值解，因而本课程强化了微分方程的概念及怎样从实际问题中建立相应微分方程数学模型，弱化了求解微分方程内容，只介绍分离变量法和线性方程。 3.3. 教材的选择，多媒体课件编制 教材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材料，选择一本适合留学生班的高等数学教学要求的教材并非易事。笔者对手头的几本中外高等数学教材进行对比后发现，中文版的高等数学教材一般逻辑性较强，但是对应用方面关注不够，双语版的教材则过于简单，而另外一些经典英文版教材则过于繁琐。笔者们在教学中最终选择了Hung-His Wu编写的《Teaching School mathematics: Pre-Algebra》作为中学数学的复习教材 [ 2 ]，选择了Paul Dawkins编写的一套课程讲义《Calculus》作为高等数学教材 [ 3 ] [ 4 ] [ 5 ]，该套教材的特点是内容难易恰当，较艰深的理论部分都放在附录中，正文专注于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计算，且应用类例题详实。另外推荐了学有余力的同学阅读经典微积分教材《Thomas’ Calculus》 [ 6 ]。 由于高等数学课程内容繁多，图形图像也非常多，同时为了让学生掌握课程内容，常常需要在课堂上讲解大量习题，不借助多媒体课件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内容的讲解，因此笔者们同时编制一套和教学大纲及教材相匹配的多媒体课件用于教学，多媒体课件上的主要内容有：基本概念及有助于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的图形和动画，基本定理及相应的图示说明，基本公式，而对于要讲解的习题，则只在课件中显示题目，由任课教师在黑板上板书讲解。 3.4. 教学的实施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安排了长达三周的时间用于复习中学的数学知识，除了让学生们课后阅读Hung-His Wu编写的《Teaching School mathematics: Pre-Algebra》以外，也编制了相应的多媒体课件及课后习题供教学使用，并推荐同学们课下使用可汗学院等网络数学资源。同时，笔者在后续课程中动员基础比较差的同学和基础比较好的同学结伴学习，形成学习小组，在教室中尽量坐在一起，便于向基础比较好的同学请教。从实施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能满足后续的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要求。 在100分钟的课堂教学时间中，时间一般被安排成：30分钟左右讲解基本概念、定理、公式及其应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解一两道习题；然后35分钟左右的课堂练习，同时任课教师在教室查看同学们的练习情况，个别单独指导；最后讲解和总结。 每次课后都布置有家庭作业，家庭作业每周收发一次。除了正常答疑外，另外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用于给同学们传送课件及解答疑问。 3.5. 课程考核 为了加强过程管理，同时也为了反映同学们的真实学习状况，在每一章结束后都有一个小测试，小测试试题考查的是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计算的掌握，试题相对比较简单，但小测试能督促学生按时复习所学的知识，同时便于任课教师了解同学们课后的学习情况。期末考试则完全为计算题，以考查基础知识为主，技巧性不是很强，但试题的范围比较全面，也是为了引导学生们能重视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服务于以后专业课的学习。 3.6. 课程建设效果 经过近几年的留学生高等数学课程建设，我校留学生高等数学教育已取得初步成效：1) 基本解决了留学生中学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的问题，便于高等数学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2) 基于留学生的实际背景和后续课程对高等数学的需求，笔者制定比较恰当的教学大纲，基本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3) 解决了怎么教的问题，在课程建设中，笔者们积累了一定的素材，完成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及相应的多媒体课件建设，对留学生高等数学教学怎么开展及怎样管理课堂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最近一届的学生来看，有90%的学生基本能跟上课程进度，也顺利的通过了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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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虽然笔者们在以前的留学生高等数学课程建设上取得了一些经验，但由于留学生生源问题的复杂性，以前的经验并不一定能很好的照搬到以后的教学当中，另外前面的经验方法是在小班课堂当中获得的，随着我国留学生规模的越来越大，以后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大班授课的问题，如何在大班授课的情况下进行留学生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仍然是需要探索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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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以146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2 (归因风格：乐观型、悲观型) × 2 (情绪：消极情绪，中性情绪)被试间实验设计，探讨不同归因风格个体在有无诱发消极情绪状态下反事实思维数量和方向上的差异。结果表明：1) 不同归因风格个体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及反事实思维数量总量没有显著差异，但不同归因风格个体的下行反事实思维具有显著差异；2) 个体情绪不同，引起的反事实思维也有显著差异，诱发了消极情绪组的被试更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上下行反事实思维也显著增多；3) 归因风格和情绪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没有交互作用，情绪的主效应非常显著。研究说明，消极情绪可以增加人的反事实思维，且乐观者比悲观者产生更多的下行反事实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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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反事实思维概念及分类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某些令人懊恼后悔或高兴庆幸的事情，这些事情可大可小，并且常会引发我们各种各样的思考，如对一件结果不怎么好的事情，我们经常会想：“当初要是……就好了，如果……，就不会……”，而对于某些结局比较好的事情，我们通常会感到很庆幸，继而想：“幸好当初……，如果……，就不会……”，诸如此类对于过去所作的事情进行否定，然后设想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就是一种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该概念由Kahneman和Tversky (1982)首次提出。反事实思维即假设思维，按方向的不同，可以分为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Markman， Gavanski， Sherman， & McMullen， 1993)。上行反事实思维指的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设想某种条件，使得结果比现有结果更好，下行反事实思维反之。一般来说，上行反事实思维更多的具有准备功能，促进个体发展；下行反事实思维则更多的具有情绪功能，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仇云霞，张璐，桑青松，2011)。对事情的反事实思维思考可以影响人生活或者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因此对反事实思维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1.2. 归因风格与反事实思维 目前已发现，反事实思维与认知、情感等都有着重要关系，归因风格作为一种认知因素，对人的反事实思维有一定影响，如高学德(2013)所做的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源对反事实思维内容的诱发具有重要影响，韦炜(2008)的研究也证明了反事实思维与个体归因方式等认知因素有关。那不同归因风格个体的反事实思维具体区别在哪？同是将被试划分为乐观和悲观两类型，谢杰爽(2012)研究表明生活取向(乐观或悲观)对反事实思维存在主效应，生活取向不同，反事实思维有显著差异，乐观组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多于下行反事实思维，悲观组反之。但是乐观问卷更多对生活的看法，指向未来，而归因风格指的是对事件的归因，更多的指向现在或过去，归因风格和生活取向对反事实思维影响又是否一致呢？由于归因风格属于一种认知风格，是长期的比较稳定的人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归因风格与生活取向具有一致性，在此推测归因方式对反事实思维也有着相同的影响。故提出假设2：不同归因风格个体产生的上行、下行反事实思维有显著差异，乐观者产生的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少于悲观者，乐观者产生的下行反事实思维显著多于悲观者。 1.3. 情绪与反事实思维研究 一般认为，情绪是指以个体的需要和愿望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当个体需要或愿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积极的情绪，否则产生消极的情绪，情绪具有适应功能、动机功能、组织功能和社会功能等(彭聃龄，2012)。在情绪与反事实思维关系研究方面，卿素兰，方富熹(2006)研究发现，情绪和反事实思维互为因果，Johnson et al. (1990)和Dalgleish (2004)等发现，反事实思维影响情绪，李杨(2008)的研究发现，情绪影响反事实思维，具体来说，积极的情绪使人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消极情绪反之，以上研究都说明消极情绪将使个体产生更多上行反事实思维，而对上行反事实思维没什么影响。但心理学研究(张大均，2002)表明：心理紧张水平与活动效果呈倒“U”字曲线关系，一定的紧张可以活跃人的思维，对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会起激励作用，产生良好的活动效果。由于以往的研究诱发的消极情绪多是悲伤等为主的，且研究结果还是存在不一致情况的，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扩大研究面，诱发以紧张为主的消极情绪，探讨其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以恐惧和紧张为主的情绪将增加反事实思维故提出假设1：情绪对反事实思维影响具有影响，诱发消极情绪的被试产生更多的下行和上行反事实思维，且反事实思维总量也多于未诱发消极情绪的控制组。 1.4.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反事实思维是一种独特的高级认知心理过程，对人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然而其产生机制(自发产生还是认知因素影响)并不明确(樊斌，卢宁，王丹，2019)。并且目前国内以紧张为主的情绪对反事实思维影响研究较少且存在争议，而情绪对认知也有重要的影响(马建苓，刘畅，符明秋，2017)。而目前少有能考虑这两个因素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研究，因此本研究将综合探讨情绪和认知因素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通过实证进一步补充理论基础。首先通过问卷的形式，将不同归因风格组的反事实思维进行比较，从而探讨不同的归因风格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明晰反事实思维的产生机制。然后再通过情绪诱发的实验，比较不同情绪状态下反事实思维的差异，探讨以紧张为主的情绪对其的影响。最后对诱发了不同情绪的不同归因风格个体的反事实思维做比较，即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对反事实思维的产生机制作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目前国内对反事实思维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将加强反事实思维本土化和跨文化的实证研究。其次，本文研究以恐惧、紧张情绪为主的消极情绪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最后，国内关于归因风格和反事实思维的研究较少，通过本实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反事实思维的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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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从高校随机选取212名大学生参加本研究，进行实验组(情绪诱发组)和控制组的实验的被试分别有112人和100人，之后对被试数据进行初步比较，删除未成功诱发情绪和问卷填写不合格的被试，消极情绪诱发组90人，未诱发情绪组94人。其中男生54人，女生130人，被试年龄介于18~28岁。 2.2. 研究材料 2.2.1. 归因风格的测查问卷 问卷采用美国心理学家Peterson等(1982)在抑郁归因理论的基础上编制的测量个体归因方式自陈式问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 (于燕，2014)。此问卷分为12个场景，其中正性事件场景和负性事件场景各六个，每个场景包含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事件原因概述的开放性问题，第二三四个分别代表归因的内外、持久和普遍维度。六个正性事件和负性事件的总得分越高代表归因方式越积极或消极，两类事件分别独立计分。由于单个维度仅根据几个问题来判定，其信效度较低，故而此问卷一般采用合成得分，及总得分 = 积极归因得分 − 消极归因得分，该量表应用于世界各地区，是最早最有权威性的归因风格问卷，且被证明有良好的信效度(杜学礼，2009)。 2.2.2. 情绪诱发材料 情绪诱发材料为《生化危机5》的截取三分钟片段视频，经过访谈调查，发现能够很好的诱发人们的恐惧紧张等消极情绪，通过电脑客户端暴风影音呈现。 2.2.3. 情绪自评问卷 该问卷由李静等在参照Ekman等人最初制作，并在此后也广泛用于情绪的前测后测。该问卷采用0 (没有)到5 (极度强烈) 6级计分，包括愉快、兴奋2种正性情绪和紧张、恐惧、厌恶、愤怒、痛苦5种负性情绪(卢家楣，孙俊才，刘伟，2008)。 2.2.4. 反事实思维材料 故事脚本法能更好的诱发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且跟贴近人的生活(Roese， 1993)，因此本研究采用此法测量反事实思维。李杨根据Kahneman和Tversky研究的经典股票故事改编的材料切合现实情况且材料新颖，因此本研究选用该材料引发被试反事实思维。 2.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2 (归因风格：乐观型、悲观型) × 2 (情绪：消极情绪，中性情绪)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反事实思维的总量和方向。 2.4. 研究过程 2.4.1. 实验过程 1) 被试填写ASQ归因风格问卷，对被试进行归因风格的测试； 2) 所有被试填写情绪自评问卷； 3) 消极情绪诱发组观看截取的三分钟视频《生化危机5》，无情绪诱发组则不做处理进行下一步； 4) 通过呈现故事脚本法诱发反事实思维的思考； 5) 请消极情绪诱发组被试回忆看视频时的感受，并再次填写情绪自评问卷(诱发情绪后马上填写自评问卷可能降低被试的情绪体验)； 6) 最后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感谢，并就对其造成的消极情绪进行疏导。 2.4.2. 反事实思维的归类 根据Kahneman对反事实思维的概念，对被试的反事实思维总量进行计数，根据Markman et al. (2008)对反事实思维的方向的分类，分别计算反事实思维的上行下行的数量。 2.5. 数据处理 采用WPS表格录入数据，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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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归因风格与反事实思维 由于人的归因风格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和认知特点，而反事实思维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归因风格会对反事实思维有影响，作者猜想不同归因风格个体的反事实思维存在显著差异。但实验研究表明，在上行反事实思维和总量方面，乐观归因和悲观归因个体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只在下行反事实思维方面存在差异，乐观者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 这可能是由于反事实思维更多的对过去所做的事情引发的结果所设想的与现实相反的假设，而人们更倾向于记住某些令人遗憾、后悔的事情，即人们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又由于归因风格对人影响较弱且稳定，所以归因风格对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影响不明显，故在上行反事实思维方面，乐观者和悲观者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下行反事实思维相对来说更难诱发，此时归因风格这种较弱的潜在的稳定的特征将影响其下行反事实思维，所以乐观者产生的下行反事实思维显著多于上行反事实思维。 故此研究结果与假设2部分一致，即证明不同归因风格个体的下行反事实思维有显著差异，但同时也说明了不同归因风格个体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及反事实思维总量并没有显著差异。 4.2. 情绪与反事实思维 本文的实验研究证明了，消极情绪状态下，不止反事实思维总量及上行反事实思维增多，下行反事实思维也一样。关于这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作者诱发的消极情绪是以恐惧和紧张感为主的，而在一定的恐惧和紧张情绪下，且不危害人自身的情况下，由于适度程度的紧张有利于大脑兴奋度提高，所以更容易诱发各种思维，包括反事实思维。所以，此处诱发的消极情绪能增加下行反事实思维的数量。 另外研究发现，无情绪刺激时，人们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上下行反事实思维差异显著，而在有消极情绪刺激时，尽管上行反事实思维仍然多于下行反事实思维，但是其差别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在一般状态下，不管有无消极情绪刺激，人们更倾向于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而在有消极情绪刺激时，可以大大增加下行反事实思维的数量。这也证明了紧张为主的情绪将诱发反事实思维。 4.3. 归因风格和情绪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证实情绪具有主效应，情绪诱发状态下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思考，而归因风格特点对其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因为情绪作为一种强烈的直接的的刺激，在短时间内对人思维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能“屏蔽”掉归因风格对反事实思维的作用。但是如果是在长时间内的影响的话可能就更微弱了，此时个体更多的是依靠归因风格的影响。但是具体是怎样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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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5.1. 总结论 归因风格不同的个体上行和反事实思维总量没有显著差异，但下行反事实思维具有显著差异，乐观者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 归因风格和情绪对反事实思维没有交互作用，情绪对反事实思维具有主效应。 个体情绪不同，引起的反事实思维也有显著差异，诱发了消极情绪组的被试；更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上下行反事实思维也显著增多，且诱发的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多于下行反事实思维。 一般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而在以紧张为主的消极情绪刺激下，人们产生了更多的下行反事实思维。 5.2. 研究展望 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具体的情绪调节和归因训练来对自己的反事实思维进行实证研究，丰富反事实思维训练的方法，充分发挥其准备和情绪功能，从而更好的促进个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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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采用阈下语义启动范式，一致不一致回归两种分析模式分别对刻板印象阈下语义启动的无意识性进行了实验分析研究。以男性/女性姓名作为启动刺激，性别刻板特质词、自然景物无关词作为目标刺激，构成了一致、冲突、无关3种“启动–目标”关系类型，用反应时和正确率为指标对刻板印象阈下语义启动现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回归模式分析正确率指标时，存在刻板印象的阈下启动效应，但并不十分明显；一致不一致模式分析反应时指标时，无关条件下反应时最长，冲突条件次之，一致条件最短。刻板印象的阈下语义启动现象是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无意识成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