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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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分析 在出钢过程中向其加入一种或几种合金，使其达到成品钢的标准要求，而在合金脱氧过程中，合金收得率是一项重要指标，生产实践表明，准确判断和估算合金元素收得率，是达到脱氧和提高成品钢成分命中率的关键。然而，合金元素收得率受诸多因素影响。本文结合2019年第九届MathorCup高校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D题 [ 12 ] 背景和题目所给数据钢水“脱氧合金化”配料方案的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对2019年第九届MathorCup高校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D题 [ 12 ] 题目进行求解。 1) 在钢水的脱氧合金化过程中主要关注C、Si，Mn，P，S这五种元素，根据附加中提供的数据，计算出C、Mn两种元素的历史收得率，并分析数据，找出影响收得率的主要原因。 根据历史的炼钢记录下的数据，合金的收得率指脱氧合金化是被钢水吸收的合金元素的重量与如该元素总重量之比。但是由于数据不完整、存在干扰数据，所以本文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然后建立了收得率求解模型，运用MATLAB软件编程求解出不同钢号分类下的C、Mn两种元素的历史收得率，再建立了主成分分析模型，对影响C、Mn两种元素的历史收得率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通过MATLAB2015软件编程求解出不同钢号分类下的影响C、Mn两种元素的收得率的主要因素。 2) 在上文的基础上，对C、Mn两种元素的收得率做出预测，并对其做出改进和优化，提高收得率预测的准确性。 由于C、Mn两种元素的收得率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等特点，所以本文利用了BP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方法，建立了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运用MATLAB软件编程求解出不同钢号分类下的影响C、Mn两种元素的收得率。又因为BP神经网络模型运算速度缓慢和易陷入局部最小值的缺点，弥补传统股票价格预测方法的不足。所以本文运用分数阶灰色模型与BP神经网络网络组合的方式对预测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分数阶灰色神经网络组合预测模型。通过MATLAB2015软件编程求解出不同钢号分类下的影响C、Mn两种元素的收得率。 3) 根据合金收得率的预测结果及历史炼钢所记录下的数据，以实现钢水脱氧合金化成本优化计算，并提供一套配料优化方案。 由于不同合金的价格不同，考虑到成本问题。本文在上文的基础上，通过对收得率计算模型进行反解，求出了不同钢号下C、Mn两种元素在配料合金种类中的对应含量，又因为钢水脱氧合金化的成本受多方面动态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建立了动态规划模型对钢水脱氧合金化的成本进行优化计算。并通过MATLAB2015软件编程求解出不同钢号分类下的钢水脱氧合金化的最优化成本和合金配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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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1)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C、Mn两种元素的历史收得率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模型的建立选出少量综合指标，巧妙地反映高效有利的历史数据信息。将历史数据进行预处理，删除失真数据，利用均值填充遗失数据，最后根据钢号的不同将其分为五大类，极大的提高了算法的高效性。 2) 针对于BP神经网络模型运算速度缓慢和易陷入局部最小值的缺点，所以本文运用分数阶灰色模型与BP神经网络网络组合的方式对预测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分数阶灰色神经网络组合预测模型。进一步提升了预测的精度。 3) 本文通过模型的建立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得到较为理想的合金收得率的预测结果，在一定的程度上将会提高炼钢厂的钢铁生产量及其产品质量，同时为其节省成本。将其进行推广，将有利于我国钢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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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识别能力不加区分，而将他们致人损害的法律后果笼统地合并在一起处理，十分不妥。出于比较法上的主流趋势、司法实践的提示、识别能力的差异、社会学层面的要求、与其它法律的逻辑关联等必要性考量，宜在中国大陆民法中建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致人损害时承担与其智力、年龄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过错责任。 关键词 :被监护人，民事责任能力，识别能力，侵权责任法第32条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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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民事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它与民事权利能力(指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民事行为能力(指民事主体独立实施有效法律行为的资格)均为民事主体理论的组成部分，但较后二者而言，民事责任能力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从我国现行《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我国民法体系中规定了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但没有直接规定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具有民事责任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均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法律后果一律归于其监护人，这种“对被监护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加以区分，而笼统地由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有欠妥当的。该制度过于侧重对被害人的救济 [ 1 ] 而加重了监护人的责任，但同时也可能过度保护了被监护人(特别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智力、年龄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什么不可以独立承担与其智力、年龄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责任呢？这有待考量。 其实自《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颁行以来，“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责任”相关制度就广受讨论和争议，大量民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或就其性质、定位发表观点，或就其弊端、局限进行批驳，或就其解释、适用给出建议，或就其修改、完善提出构想；其中，张新宝老师 [ 2 ]、刘保玉老师 [ 3 ]、金可可老师 [ 4 ]、车辉老师 [ 5 ]、张力老师 [ 6 ]、郑晓剑老师 [ 7 ] 等人，均认为应当对被监护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加以区分，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承担责任，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尽管将于2020年颁行的《民法典》似乎也没有将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纳入其中的可能性，但本研究仍然认为我国民法有建构被监护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必要性，为此，本研究将在立法论的框架下，运用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原理，从比较法、司法实践、识别能力的差异、社会学、与其他法律的逻辑关联等角度进行必要性的论证，并提出法条修改建议，以期能实现抛砖引玉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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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解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承袭自《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但删除了后者第一款中“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的“适当”二字和第二款中“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的“适当”二字和“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的限制，即：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责任能力又称“归责能力”或“过错能力” [ 8 ]，它以识别能力作为判断的标准 [ 7 ]，是认定是否具有过错的前提 [ 9 ]，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他才是可过错的、可归责的，才有可能承担责任 [ 10 ]。从该条第一款来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识别能力对于自己责任之承担、监护人责任之承担均没有影响，无论被监护人是否具有过错，被监护人都无须承担责任、监护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当监护人尽到自己的监护义务时，其责任可以减轻，但不能免除，因此刘保玉 [ 3 ]、孙瑞玺 [ 11 ] 等人主张监护人责任是一种具有责任减轻事由的无过错责任。值得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监护人责任宜改采过错推定责任 [ 4 ]，实际上，德国学者巴尔早已对此进行了证成 [ 12 ]。此外，对于监护人责任之性质，有学者认为属于“非自己行为责任、折衷的替代责任” [ 13 ] 或者“广义上的替代责任” [ 14 ]，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自己责任、独立责任” [ 4 ]。 从第二款的规定来看，当监护人承担责任、支付赔偿费用时，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则优先从其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再由监护人赔偿；尽管该款没有明确规定有财产的被监护人需要承担责任，立法者制定该款的初衷可能是解决费用支付问题，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无法逃避现实的——该款客观上确实使有财产的被监护人负担了责任，因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被监护人“公平责任说、非责任说、无过错责任说” [ 4 ] 之争，进而影响其与监护人之间责任关系和责任性质的判定。其实，对于该条两款规定之关系，学界目前就已经存在“平行关系说” [ 15 ]、“一般与补充关系说” [ 16 ]、“一般与例外关系说” [ 17 ] 和“内外部关系区分说” [ 18 ] 四种学说。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还出现了“诉讼主体与责任主体是否应该一致” [ 13 ] 的争议，从而形成了“监护人单独被告说、被监护人单独被告说、共同被告说、依财产区分说、法定代理人附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双重身份说” [ 3 ] 等不同的主张和做法。由此不得不承认，立法者对于推动法学理论研究的作用是显著而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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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比较法上的有关规定 3.1. 苏俄民法典 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对于其所致之损害不负责任。负有监督义务之人应代为负责。未成年人于本法第9条所规定之情形所致之损害，其父母或监护人亦应与未成年人共同负责。”第9条规定：“未成年人之满14岁者，得经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为法律行为。有权独立支配其所得之工资，并对于因其行为所致他人之损害负赔偿之责任。”第406条规定：“依本法第403 条至第405条所规定之情形，加害人不应负赔偿责任时，法院得酌量加害人及受害人之财产状况，令其赔偿” [ 19 ]。从中可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与其监护人共同承担责任，且法律特别授予其支配工资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此外，当加害人一方因法定事由免责时，被监护人与其监护人仍然有可能被法院判令承担公平责任。由此可见，《苏俄民法典》规定了责任能力制度，对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进行了区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在制定时受到了《苏俄民法典》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为了与1957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九条(即“因违反治安管理造成的损失或者伤害，由违反治安管理的人赔偿或者负担医疗费用；如果造成损失、伤害的是不满十八岁的人或者精神病人，由他们的家长、监护人负责赔偿或者负担医疗费用。”)以及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第十七条(即“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相对应，便未对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作出区分 [ 7 ]。 3.2. 法国民法典 1999年版《法国民法典》第489-2条规定：“处于精神紊乱状态之下的人给他人造成损失者，仍应负赔偿责任。”第1384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其自己行为所致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且对应由其负责之人的行为或由其照管之物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第4款规定：“父与母，只要其行使对子女的照管权，即应对与其一起居住的未成年子女造成的损害，连带承担责任。”第7款规定：“如父、母与手艺人能证明其不能阻止引起责任的行为，前述责任得免除之” [ 20 ]。从中可知，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无论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都要承担责任；除因不能阻止致害行为而免责外，监护人也要承担责任，且该责任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之间是连带的。作为另一个极端，《法国民法典》在归责时并不考虑行为人的识别能力，而是实行“客观过错”，只要认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须担责 [ 7 ]。 3.3. 德国民法典 2013年版《德国民法典》第832条第1款规定：“依法律规定有义务对因未成年人或因其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状态而需监督者实施监督的人，有义务赔偿需监督者所不法加给第三人的损害。监督义务人已满足其监督义务的要求，或即使在适当实施监督的情形下也会发生损害的，不发生赔偿义务。”第828条规定：“1) 未满7岁的人不对其所加给他人的损害负责任。2) 已满7岁但未满10岁的人，不对其在有关汽车、有轨交通工具或悬空缆车的事故中所加给他人的损害负责任。已满7岁但未满10岁的人故意引起侵害的，不适用前句的规定。3) 以未满18岁的人的责任未依第1款或第2款被排除为限，其在实施加害行为时不具备对于识别责任为必要的判断力的，不对其所加给他人的损害负责任” [ 21 ]。由此，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至于被监护人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承担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须承担责任，但有两点例外，一是未满10岁者对部分事故免责(故意除外)，二是因缺乏识别能力而免责。总之，《德国民法典》采用了责任能力制度，并体现了限制民事行为人须承担与其识别能力相适应的责任之思想。 3.4. 日本民法典 1991年版《日本民法典》第712条规定：“未成年人加害于他人时，如不具备足以识别其行为责任的知识和能力，不就其行为负赔偿责任。”第713条规定：“于心神丧失间加害于他人者，不负赔偿责任。但是，因故意或过失致一时心神丧失者，不在此限。”第714条第1款规定：“无能力人依前二条规定无其责任时，对其应予监督的法定义务人，就无能力人加于第三人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监督义务人未怠其义务时，不在此限” [ 22 ]。分析可知，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其责任承担取决于识别能力的有无，无识别能力则免责，否则应承担责任；当被监护人因欠缺识别能力而免责时，由其监护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日本民法典》在体现责任能力制度时亦展示了其独特性：一方面，监护人责任具有明显的补充性，仅当被监护人免责时才轮及监护人；另一方面，它没有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进行年龄上的区分，意味着承认年幼的未成年人(即他国界定之“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也具备一定的责任能力(识别能力)，这一点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有异曲同工之妙。 3.5. 台湾地区民法典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7条规定：“(I) 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与其法定代理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行为时无识别能力人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负损害赔偿责任。(II) 前项情形，法定代理人如其监督并未疏懈，或从加以相当之监督，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负赔偿责任。(III) 如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申请，得斟酌行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IV) 前款规定，于其他之人，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之行为致第三人受损害时，准用之” [ 23 ]。也就是说，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有识别能力的，与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识别能力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无论连带责任抑或单独责任，监护人责任均为过错推定责任。但这种规定会出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均免责的情况，此时为了救济被害人，法院可以判令加害人一方(监护人、被监护人单独或共同)承担一定的公平责任。此外，与我国大陆民法相比，不难发现，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还承认无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的责任能力(识别能力)。 3.6. 英美普通法和制定法 英美法国家或地区大多强调个人主义、自我支配，因而在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几乎都不否认加害人本人的责任。但普通法和制定法在处理其与监护人责任的态度上却大不相同：普通法起初对被监护人较为严厉、对监护人较为缓和，不仅不考虑被监护人的识别能力，还完全免除监护人的责任；经过发展演变，开始考虑被监护人的识别能力对其责任大小的影响，并逐渐承认监护人的过错责任。而制定法对监护人更为严厉，当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要求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至于被监护人的责任，则因考虑其识别能力显得更为缓和 [ 5 ]。但无论二者缓和至何种程度，被监护人的责任都不能完全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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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建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理由 4.1. 比较法上的主流趋势 综合第三部分可知，除了法国实行过错的客观化，在判定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时，尽管各国(地区)在具体处理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责任关系和责任性质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考量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识别能力)已成为一个主流趋势。一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总是要符合时代趋势的，这一趋势对我国民法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即使抛开对识别能力的要求，将法国法纳入讨论范围，也可以发现各国(地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共同点，即倾向于要求被监护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即使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解释若此，但没有财产的被监护人却可以逍遥法外，这对有财产的被监护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何况该款不应如此解释，否则逻辑上无法与第一款自洽，因为第一款并没有仅仅指向“没有财产的”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这一种情况。 4.2. 司法实践的提示 4.2.1. 使责任主体与被告主体相对应 自《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颁行后，在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纠纷案件中，被告主体十分混乱，有单列被监护人为被告的，也有单列监护人为被告的，还有将二者列为共同被告的；直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民事诉讼法解释》，其第六十七条才明确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为共同被告。这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是倾向于要求被监护人承担一定责任的，至少施加给了被监护人一套诉讼程序上的负担。但是，令完全缺乏识别能力的加害人成为被告，有违实体正义，因为其主观上缺乏恶意、不可归责。事实上，《民诉解释》第六十七条的出现，完全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表述不明确所致，因为究竟是否“以有无财产作为被监护人承担责任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法官也不例外，歧义的出现才导致了被告主体的混乱。宜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识别能力加以区分(假设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对识别能力的要求是对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其监护人承担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其与监护人共同担责。规定明确，通常便不会出现解释上的明显分歧，更无须司法解释来调整。 4.2.2. 法院实际上会判令被监护人承担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会判令被监护人与监护人共同承担责任，且不仅仅是支付赔偿费用这一种方式，说明法官在具体审理案件时，确实考量了被监护人的识别能力和责任能力。《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 停止侵害；(二) 排除妨碍；(三) 消除危险；(四) 返还财产；(五) 恢复原状；(六) 赔偿损失；(七) 赔礼道歉；(八)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乃至《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研究者始终认为，只要该责任不超出与其智力、年龄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范围，被监护人就可以承担，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完全是力所能及或者能与监护人共同承担的，仅由监护人承担并不合适。“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自己实质上具有理性能力而从法律交易中获益，而却完全不承担因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不利。这种惟使之获益而不使之负侵权责任的做法，明显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 [ 16 ]。法律的滞后性会导致这种“法律不要求被监护人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却由法院判令其承担”情况的出现，所以法律需要不断改进。 4.3. 识别能力的差异 既然立法者损耗了大量成本来区分三类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应充分考虑并利用三者在识别能力上的差异。《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法律后果粗略笼统地合并在一起同等处理，不仅忽略了两类主体在过错能力(识别能力)上的差异性(不知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更严厉，还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更偏袒)，更忽略了总则作为公因式的意义。在本研究看来，不应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过度保护，既然《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与其智力、年龄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行为，那么责任条款自然也可以对应规定其可以承担与其智力、年龄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责任：对于能够认识自己不法行为之性质和后果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认定其具有过错、能够归责，并给予一定的法律制裁，让这类人逍遥法外极为不妥；当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会实施与其识别能力不相适应的不法行为，此时其责任应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样得到豁免。 4.4. 社会学层面的要求 4.4.1. 有利于社会教育和稳定 张新宝教授认为：“责任能力肯定主义，有利于对有过错的被监护人的教育及对侵权行为的抑制，亦符合许多国家民法典之通例” [ 2 ]。在我国民法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正处于思想品德的塑造阶段，承认他们的责任能力，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降低他们成年以后实施不法行为的可能性，减少“熊孩子”甚至“魔鬼儿童”的出现，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对于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通过承担民事责任以令其树立良好的行为观念和责任意识也是必要的。总之，科学、合理的制度更能充分发挥民法之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作用。 4.4.2. 有利于监护义务的履行 与多数国家(地区)对监护人设置的过错推定责任不同，我国监护人具有责任减轻事由的无过错责任并不利于其监护义务的履行，乃至会影响被监护人的正常发展。一方面，由于尽到监护义务在我国大陆仅仅属于减责事由而非免责事由，我国大陆的监护人在履行其监护义务时可能会更加懈怠，而有免责可能性的过错推定更利于激励监护人认真履行监护义务。另一方面，由于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需要承担严格责任，为了避免损害发生，其对被监护人的照管可能会更加严厉甚至过度，被监护人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若对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进行区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可以规定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这种做法客观上会减少监护人的顾虑，有利于监护义务的履行。 4.5. 与其它法律的逻辑关联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等八种严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十八条第二、三两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三款规定中涉及的人，依据其年龄或精神状况，是完全被包括在《民法总则》界定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围内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刑法认为(排除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承担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的能力。既然连刑事责任都可以承担，为什么民法要否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承担一定民事责任的能力呢？尽管法律在起草时不必充分考虑与其他部门法的关联，但各种法律都可能适用于同一主体，立法者应反思前述差异是否客观上会产生鼓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违反民法的效果，毕竟现行民法并未明文要求他们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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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修改建议 在承认并区分被监护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前提下，《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宜修改如下：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监护人已尽到监护责任的除外。监护人无力承担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过错的，适用前款规定。 最后做几点说明：第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监护人无力承担全部责任的，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补充性的公平责任。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本人承担过错责任，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过错时，适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处理方式。最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均有可能承担补充性的公平责任，最主要是为了防止“监护人无力赔偿受害人，而被监护人却有财产”的情况出现，毕竟“在事实上被监护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 [ 24 ]，尽管他们主观上没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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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旨在研究基于排队论的机场出租车调度问题。首先，本文通过对影响出租车司机决策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机理分析，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建立了基于排队论的司机决策模型，并给出了司机的相应选择策略。同时，运用基于排队论的决策模型对机场出租车载客系统进行优化，得到了多点单独发车的机场载客区出租车分配模型。最后，通过与浦东机场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我们的模型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指导性。 关键词 :排队论，效用函数，敏感系数，司机决策模型，机场分配模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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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出租车司机在将乘客送达到机场后，将会面临两个选择： (A) 前往机场的“蓄车池”。由于需要排队等待排在前面的出租车离开和等待乘客前来乘车，因此，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来载客。 (B) 不前往“蓄车池”，直接空车返回市区拉客。但是会带来空载和损失掉可能存在的载客收益。 司机是否选择载客与他的个人经验有关，司机可以获得航班到达数据以及机场“蓄车池”里所排队的出租的数量。如果司机选择去载客，需要由机场管理员“分批定量”放入“乘车区”。而需要搭乘出租车的乘客会自行前往“乘车区”进行排队。 结合实际情况，要求建立数学模型来解答以下问题： 1) 构建一个关于出租车司机的决策模型，给出司机选择的策略； 2) 结合上海浦东机场的相关数据以及上海的出租车数量，根据获取的数据，确定司机的选择策略； 3) 对两条并行车道合理设置“上车点”，并对乘客和出租车进出“乘车区”进行合理安排，在保证司机和乘客的安全的条件下，实现整体的乘车效率达到最大； 4) 具体化“优先权”的规则，弥补载短途的司机的收益损失，让机场的出租车司机的收益尽量保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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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模型假设 1) 假设蓄车池规模无限大，允许车辆无限排队。 2) 假设不计出租车车重变化及突发路况急刹车等特殊情况对每公里油耗的变化。 3) 假设不考虑突发事件对乘客上车时间的影响。 4) 假设短途返程的司机均将乘客送达目的地，不存在中途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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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符号说明 我们给出本文中所用到的符号及其说明，见表1。 Table 1 The symbol 符号 意义 单位 R 出租车司机的收益 元 R s 出租车每公里收费价格 元/km S f 出租车载客行驶里程 km E 空载费用 元 S e 出租车空载行驶里程 km u 出租车每公里成本 元/km F 载客费用 元 R q 潜在收益 元 E l 出租车空载率 — R ¯ 载客平均收益 元 C t 时间成本 元 T ¯ 司机平均排队接客逗留时间 h R t 出租车司机单位时间内收益 元/h η 敏感系数 — R s 平均排队队长 km μ 单位时间离开乘车区的辆数 辆/h S 机场距离市中心的距离 km 表1. 相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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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模型的评价 5.1. 优点 1) 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均参考实际机场数据进行应用，可直观通过结果检验模型是否合理。 2) 将总的乘车效率最高问题转化为乘客平均等待时长和司机等待时长之和最小的指标规划问题，把握了主要矛盾的主要因素，舍弃了次要因素，从而简化了模型。 3) 在问题三中引入了排队论中的费用决策模型，对机场出租车接客系统进行优化，使得该系统中总的服务效率得到提升。 5.1. 缺点 1) 本文建立模型时考虑的情况皆适用于大规模机场，缺乏对机场规模较小情况的思考。 2) 在建立机场司机选择决策模型时，对于司机排队时间成本的计算固然合理，但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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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模型的评价 本文的机场司机选择决策模型同样适用于铁路出租车司机决策，并能推广到外卖、滴滴司机接单等需要进行选择决策的应用中。此外，本文对于短途返程司机的“优先权”方案安排可以借鉴到外卖抢单、司机抢单系统中，给予服务反馈较好或上一单收益较低的员工一定优惠，用以奖励或平衡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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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放管服”是政府运用“适度干预”理论推行的一项改革实践。改革的关键在于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度”的限定，实践中通过放权市场、实现事后事中监管把握干预进程等举措积累了一定的界定经验，但是仍面临思维转变困难、“度”的标准模糊、干预能力待提升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对“政府干预”予以制度规范，将“放管服”改革纳入法制化路径中，推进建立干预问责和保障机制，同时建立社会中间组织协同评估制度，最终助力“放管服”改革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 :放管服改革，经济法，适度干预理论，政府干预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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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放管服”改革推行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减税降费，在全国实行“证照分离”、“一照一码”等改革，增加公共产品和优化服务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随着改革深化，一项项改革成果及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是现有有关“放管服”改革文献材料大多以政府公文为主，上升为理论角度的并不多，即使有理论分析也未从经济法学角度予以解读。鉴于此，本文基于经济法学中的政府“适度干预”原理，对“放管服”改革进行理论探讨，以期推动改革的完善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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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放管服”改革逻辑起点：适度干预原则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讨论由来已久，并逐渐发展出成熟的理论观点，“适度干预”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经济法学中的基本原则，“适度干预”的基本内涵是政府不应该过度干预市场，但是也不能完全放弃对市场的干预 [ 1 ]。当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时，政府应予以介入监管，同时政府应负有维持市场正常运行的义务；而当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的范围，政府应给予其自主权。这为“放管服”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其进行简化权力，把牢监管职能，提供优质服务的改革。 2.1. “放管服”三者的内涵 “放”从经济法角度主要论及政府放开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监督的权力，但“放”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选择和限度的，实则是将政府不合理占用的权力回归给市场，充分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作用。改革实行之前，政府对于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许多本应由市场进行调节的事项被纳入到监管范围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划分模糊，市场自由活动空间有限 [ 2 ]。由此带来的影响就是市场活力和创新力都被程序繁琐、管制严格的审批等事项所牵制，有碍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有必要淡化政府作用，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束缚。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数据信息借助数据平台和专人职业化的分析得以发挥真正的使用价值。在此背景下市场信息变得透明，交易信息的获取变得更为便捷，同时在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惩戒制度逐步建立的环境下，市场主体的信用不断加强，这些都为市场主体交易改变以往依赖行政审批登记这种以政府公信力背书来保证交易安全的情形。此外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兴起可市场主体提供专业的参考数据，如律师的尽职调查。这些都为“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前提基础。 当一定程度的权力被放归给市场主体、基层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组织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即当市场门槛降低后如何保障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型监管方式，“事中事后监管”一改传统模式，将监管后置，让市场以优胜劣汰的运作机制实现对市场主体“进出”的选择，提高市场自由度和自主性。运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实行的智能监管不再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人工现场审批，推行网络化审批、监管、处置等一体化过程，将众多市场信息集合储存于信息系统中，加快信息间整合、流通与共享。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尚待健全，某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非法利益不惜钻法律的空子，捏造并利用公开的信息平台发布虚假市场信息，严重损害了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破坏正常市场运营机制。因此，在“放”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潜在的问题。政府不再进行严格的事前审批，而是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那么当市场主体提供了虚假信息和不实信息时又该如何应对？政府又应何时介入监管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社公共利益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优化服务是在“放与管”的基础上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目前我国公共物品短缺和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犹存，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各级政府要提升服务能力，提供更加充沛的公共物品、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以浙江省为例，2016年底该省率先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一网一门一次”，前台要以面向公众服务为中心，充分体现企业群众办事需求。这是我国“放管服”领域改革中的一项创新性做法，摈弃了以往多部门、多项目、来回跑的审批模式，通过整合政府审批平台、减少审批项目、提高服务效率等方法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的人力物力消耗，降低了交易成本。总体上来看，“服”是为了创新创业、经济发展服务的，政府在政策上要加强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利用整合后的平台来提供综合信息服务。除此之外，服务的主体也不仅限于政府本身，还可通过政府向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甚至鼓励中介服务机构直接提供服务。 目前尽管大部分政府都开展了因地制宜的改革措施，仍有部分行政机构不愿放宽审批事项，办事效率较低，各个政府部门间互相推诿的情况也屡见报端，这说明不同区域对于改革内涵的理解和实践仍有待提升。 2.2. “适度干预”与“放管服”改革的内在联系 “适度干预”理论是推动政府实行放管服改革的基础。在实行“放管服”改革之前，政府长期、全面进行市场干预压制市场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举例而言，在公用事业领域如燃气行业，有调查显示部分政府表现出不愿放权或变相收回特许经营权的倾向，导致有政府投资的企业增资扩股难度大，变相阻碍了燃气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从区域政绩等利益方面考量，往往会出现超越职权范围的去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体有效的竞争发展路径，同时也亦因为干预不当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供给过剩，不利于整体市场环境经济效益的提升，甚至由经济带动影响了社会的方方方面面。又比如我国长三角地区曾面临的“民工荒”现象，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提供就业服务未能及时有效，存在的信息发布有误延迟，进而严重影响民工的求职效率和企业招聘效果，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 3 ]。像此类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不及时的服务内容提供的实例还有很多，这些都在推动着政府直面两者关系改善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干预应当遵循“适度干预”原则，通过调整扭曲市场规律的机制，将干预纳入到法治的范围内，谨慎进行，这位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论证和理论基础。 “适度干预”理论是政府实行放管服改革的灵魂。该理论意为政府要在干预的范围和手段上都遵循“适度”原则，同时又要起到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的作用。“放”的改革，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市场机制的充分尊重上的，政府的干预不能超越市场的职权，仅仅是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基础上，同时不可逾越职权，发生政府失灵的现象。对于市场和自治组织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政府就要毫不犹豫放开手；只有当其二者无法自身解决问题时，政府才应该开始介入。同时政府还受到能力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在进行市场干预时要审慎考量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以及法律范围的规定，不可超越本职所在，也不能“缺位”和“越位”干预，抑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理念的背后都是依法干预的内涵体现。而“管”的背后体现的是政府应当摈弃全面干预的观念，不应当过度监管、事事监管，而是只对市场机制无法调节的部分进行监管，对于市场机制以内能够监管的部分不应插手过多，清理不必要的各类审批事项正是谨慎干预原则在“管”上的典型体现。“服”可以说是“放”和“管”的共同落脚点，适度干预原则的最终评判标准应该是政府通过对市场的有效干预或引导能否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优化的营商环境。可适度干预理论为放管服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原则，有助于改革的推动、开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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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放管服”改革核心：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的限度 “放管服”改革通过把握“适度干预”理论的内涵，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其改革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实践探索来限定政府干预市场的“度”，这里的“度”做两层含义理解，一是政府干预的内容及程度；二是政府干预的实际效果。 3.1. 我国政府干预市场的实践经验 “适度干预”理论为“放管服”改革提供了实践方向，使改革在提升市场主体便利度，加强有效监管，拉动市场经济效益方面取得了不小成效，同时也为政府干预市场积累了实际可行的经验。 分阶段放宽审批事项实现“有限干预”。“有限干预”是对政府不能事事干预，放开本属于市场自行调整事项的一种回应。在改革施行前，我国对于市场经济的活动多采取限制规范的调整模式，强化监管职能，市场主体的自主活动空间被压缩。通过分阶段发布清单的方式放开部分审批许可事项，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提升市场主体量，有助于促进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提升竞争质量。其中放开职业资格审批的举措，给予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对从业人员的自由选择权以及从事相关业务的营业自由权，充分实现市场主体的“经济发展权” [ 4 ]。“分阶段”放宽审批是“分类与试点”方式的有效结合。对降低审批门槛和取消行业设置门槛的事项划分有助于政府部门针对不同门槛进入市场的主体进行分类监管，提升监管效果。同时分阶段进行是在结合前批放宽事项的实践进行的审慎考虑，体现了政府在减少干预时的谨慎态度。谨慎放宽不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限制，相反更是一种有效促进。只有对“放”的谨慎，才能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真正实现干预的预期效果。 “合理干预”需要借助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合理干预”是“适度干预”中讲究干预效果的要求，是对干预程度的一种把握。事中事后监管与前置审批监管不同，前者更强调动态干预、间接干预，与后者更多集中于事前干预相比，事中事后监管避免了政策先行于市场的弊端，如果单有政府前置监管要求，易使得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政策得不到调整，而事中事后监管更强调随着市场经济活动过程的监管，虽然全程动态监管相比于之前一劳永逸的监管更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双随机一抽查”制度对监管人员分类监管以及抽查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这种监管可以更早的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改变单一的事后处罚状态，使得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行事态处于良好的框架内。以网约车为例，2018年9月对网约车平台进行了专项检查，其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很多因素是导致网约车侵权等状况评的重要原因，在这背后就是政府在之前的监管过程中未予以及时的事中事后监管，导致网约车的市场发展出现了问题。 通过信用信息取代直接监管实现有效干预。以信用监管来实现对“度”的把握，政府不能事事介入监管，因为大范围监管会使得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市场活动追求的不是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而是从政府手里获取一定利益。市场主体不再以商业信誉树立自主品味为营利导向，而是以获取政府权力支持为目标，易形成恶性循环，反而使政府干预牵制市场经济发展。以信用信息为基础，强化监管过程中的信用标准，使得政府的监管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模式，政府抽查监管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将有关信息主动提供给政府，强调了市场主体中在监管过程中的主动性，实则是政府通过外在约束机制推动企业的自我监督与完善。同时也可以借助改革举措带动市场主体信用值的提升，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基础和实践探索。 以降费减负等优化方式实现“市场化干预”。经济法国家观新的内在要求之一国家干预的市场化选择 [ 5 ]。场化干预主要指政府的干预要顺应市场的变化，考虑市场经济活动的需求，本质上是“有限干预”的一种。只有更好的服务于市场，顺应市场需求，才能使干预真正落实到实处。服务也是一种干预，适度干预是一种优化服务。 这些经验是对“适度干预”不同维度的解读，对如何运用适度干预理论，把握干预的“度”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可操作方式，改革举措值得肯定。 3.2. 把握干预限度的现实困境 虽然实践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实践经验，但是针对政府干预市场的限度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使得改革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出现一定的差异。 思维理念转变困难。实践中尤其是基层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惯性思维，认为政府就处于“管制”的一方，任何市场活动都必须通过政府的批准，不符合市场秩序的活动政府都有权惩戒，相对应的许多市场主体在长期活动中也将自己定位为“被管制”的角色，认为只要政府不管制就是自由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的前置要求被取消或者降低标准后，许多主体便大肆投机取巧，大捞市场利润。这些都暴露了管理与被管理方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误区，影响着预期效果的实现。 基层履职能力欠缺。政策往往自上而下传达，基层公务员队伍庞大，人员年龄、学历、知识背景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新政策迅速推行，不同人的接受适应情况也会存在差异。以肥西县为例，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工作职能增加，而基层监督所基本上都是老工商人员，人员少，知识老化，现有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职能不相匹配。江苏省部分市区也存在着审批窗口人员的年龄跨度广，学历、专业各不同，面对改革，资深的登记人员习惯于传统的注册登记，因循守旧、不愿变革；而新人虽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但也存在畏难情绪，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尤其是全国推行“一个窗口对外”改革，许多新上任的工作人员对程序尚未熟悉，而业务掌握所需时间长，新增企业数量大导致的业务量又剧增，管理机关难以进行登记人员的临时调配，基层工作压力增大，质量也易存在一定的瑕疵。且由于各区域公务员能力培训机制不一，区域信息获取渠道不同，使得同一证件在不同区域出现了不同的办理条件也时有发生。 实践标准模糊。目前我国执行改革大多依据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有些举措的措辞较为宏观，使得部分机构对于干预的尺度捉摸不准会出现以原有的思维举措推行新的制度，出现改革的脱节的现象。尤其是面对新经济模式，不同地区的监管差异明显，出现要么不知道如何管、不敢管，要么依据行业，进行严加监管，更有许多地方出于各自的地区利益考虑，严格限制新经济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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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在安乡县随机选取了5所小学、5所中学，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据统计法等方法对安乡县中小学校园足球开展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通过调查发现：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安乡县足球运动并未开展的像其它一些地区如火如荼，从另一面来说发展空间也很大。本文通过对校园足球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发现主要的问题是：开展校园足球的场地器材配备还不完善；专业的教师教练队伍与庞大的学生基数不匹配；相关领导对于大力开展校园足球的具体态度还有待提高；同时学生的喜好程度与家长的支持态度也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安乡县中小学校园足球的改变和发展。 关键词 :校园足球，制约因素，对策研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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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校园足球作为我国足球发展的基石，在足球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校园足球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足球是否能健康持续发展 [ 1 ]。自2009年来校园足球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了解当前在新形势、新背景下校园足球的发展现状，分析清楚当前的形势，找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校园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必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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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安乡县中小学中随机抽取中学5所、小学5所共10所学校为代表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在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利用网络在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广泛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仔细阅读研究，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论文研究的内容，制订了500份《校园足球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调查问卷》每校学生和家长各发放50份，家长和学生有效回收都为460份，回收率92%。在10所学校共给体育教师发放了30张问卷，一共回收30份，回收率100%。 2.2.3. 访谈法 就对于论文的需要，实地走访学校与相关领导教师进行约谈，了解相关情况，听取相关领导及教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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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安乡县校园足球发展现状 3.1. 安乡县足球特色学校发展现状 自教育部公布建设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来，安乡县教育局盯紧校园足球发展目标，抓实校园足球课程改革，完善足球基础设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足球竞赛体系，推动全县校园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常德地区共有24所学校入选，安乡县有陈家嘴中学、深柳镇围庵小学两所学校入选。 3.2. 校园足球开展情况 在每年下半年县教育局开展安乡县中小学校园足球赛，全县共计10个学校代表队110人次参加比赛，这也是推动足球开展的一个直观因素。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学校在下半年开展了班级足球联赛，校园足球运动参加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但是在也仅仅只有两所学校开展了。还有一些学校在每周三节体育课中至少上一节足球课，但是数量也不多。每周至少参加一次足球运动人数的详细情况如表1。 Table 1 Sports situa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football at least once a wee 学校 安乡一中 深柳中学 五一中学 陈家咀中学 芦林铺中学 城南小学 围庵小学 官垱小学 焦圻小学 董家小学 人数 8 20 15 21 22 11 31 14 17 7 占百分比 16.7% 42.5% 33.3% 50% 45.8% 24% 70% 32.5 42.5% 14.8% 表1. 每周至少参加一次足球运动情况 3.3. 校园足球基本场地及设施器材情况 在实地走访调查中了解到(表2)，10所学校，县一中与深柳中学有标准11人制天然足球场，但是场地情况不容乐观。芦林铺中学拥有8人制人造足球场地，这里也连续举办了两届县足球锦标赛，围庵小学、陈家嘴中学有5人制人造球场。其它学校主要是其他场地混合使用，场地以硬地和土渣地为主，有些学校甚至没有球门，足球场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都较低，足球器材相对也比较匮乏，尤其是足球，无法满足庞大的校园人口。 Table 2 Football field situatio 场地规格 五人制球场 八人制球场 十一人制球场 数量 2 1 2 表2. 足球场地情况 3.4. 校园足球师资力量现状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校园足球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教师的水平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缺少优秀的教师就很难出现大批优秀的球员，良好的师资队伍可以很好的带动足球活动的开展和提高学生的足球运动水平，有利于校园足球的健康发展 [ 2 ]。在调查的10所中小学发现，缺乏专业的足球教师和教练，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见表3，所调查的30名体育教师中，仅有3人是足球专业出身，占总人数的10%。足球专业教师所占的比重较低，这对安乡县中小学足球运动的开展和提高造成一定的限制，庞大的学生基数，匮乏的师资无法满足，这一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些学校足球课主要也是采取“放羊式”教学，任由学生发挥，教师无法进行指导。 Table 3 Campus football teacher status tabl 类型 D级教练员 足球专项 其它专项 人数 1 2 27 所占百分比 3.3% 6.7% 90% 表3. 校园足球师资情况表 3.5. 学生与家长对待足球活动态度情况 足球运动是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运动趣味性十足，锻炼身体，培养团结合作精神，还具有很强的交往性、对抗性、游戏性、观赏性，足球也是学生日常体育活动的一种 [ 3 ]。如表4，调查学生是否愿意参加足球运动，有130名学生非常愿意参加足球运动，占总回收有效问卷人数的28%，这部分同学中多数为校队队员，足球兴趣班和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学生。有245名学生表示勉强参加，占53%，这为大多数的同学，有85名学生表示不愿意参加，占19%，多为从未接触或不喜欢足球的同学。 Table 4 The willingness of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footbal 程度 非常愿意参加 勉强参加 不愿意参加 人数 130 245 85 百分比 28% 53% 19% 表4. 学生参加足球运动的意愿情况 很多家长对足球的不抱好的希望，中国足球各级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成绩不佳，在社会各界都是“谈足色变”，这些舆论的造势造成了国人对足球失去了信心。很多家长还存在着许多传统的观念，不愿意孩子把时间花在足球上，部分学生家长对于自己孩子参加校园足球是很难接受的，甚至认为是“不务正业” [ 4 ]。在家长眼中，在学校要把所有精力都化在学习上，好好学习才是唯一的出路。部分家长片面的认为，孩子学习的好坏直接决定以后孩子人生道路，没有好的成绩无法上好的初中、高中、更难上一个好的大学，这样就会影响孩子的前程，这种落后的思想也是阻碍校园足球发展的一大障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孩子在比赛中害怕受到意外的伤害。同时支持学生参加足球活动的家长还是也有一半，现如今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孩子能够参与到校园足球这些体育锻炼活动中也是家长所期望的，详细情况如表5。 Table 5 Parents’ attitude towards children’s footbal 类型 容易受伤 影响学习 锻炼身体 培养品质 孩子决定 人数 107 125 121 42 65 所占百分比 23% 27% 26% 10% 14% 表5. 家长对孩子踢足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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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因素 4.1. 相关部门及学校管理层重视度不够 在调查访问10所学校的校领导时发现，学校是否有校园足球开展指导措施时，10所学校中仅仅只有围庵小学有实际的指导措施，而其余学校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措施。素质教育还未真正的落实，“体教结合”体系的不完善、学校领导的支持度不够，制约着校园足球运动的发展。目前学校间的竞争的主力方向还是在文化学习上，在校园足球方面的竞争意识还不强，没有很好的开发校园足球的功能：锻炼身体、立德树人、培养球员 [ 5 ]。各校把文化教育放在首要地位，把学生都束缚在考试与题海作业中，课余活动相比下降。另外，学生在训练和比赛中受伤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难以划清责任范围，容易引起家校矛盾和冲突，这也是学校管理者最害怕的。只有改变这一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领导对足球运动发展的重视。 4.2. 校园足球场地器材、资金投入不足 通过实地走访学校发现，部分学校由于历史原因规划较小，特别是城区的学校，教学环境十分拥挤，根本没有地来建场地，由于城市化的发展，现在想要扩大校区又是难上加难。许多学校没有建设专业的足球场地，没有场地也就无法良好的开展校园足球；踢球的环境相对也比较恶劣，还更加容易受伤。另县城部分足球场地并不免费对外开放，本来就缺乏球场地，这不仅降低了青少年参与足球的积极性，而且是足球技术与文化交流的桎梏 [ 6 ]。湖南省每年对校园足球投入资金是2000万元，分配各地市区县足球特色学校就只剩下不到2万元。如果一个学校800人，分到每个学生只有25元，不够一双帆布球鞋的钱。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县城经济圈中，财政要拿出专项资金来专项资助校园足球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4.3. 专项足球教师的缺乏和教师专业水平低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10所学校是足球专项出生的教师仅仅只有3人，平均3到4所学校才有一名足球教师。一方面县城的教师待遇难以吸引来优秀的教师、教练，另外一方面编制问题始终困扰着校园足球前进，有时有合适的教师却因为不能入编制只能选择放弃。在教学中，许多非足球专项的教师来充当着足球教师，这也是受缺乏专业的教师所迫，足球专业的教师所占比重太小是目前面临的大问题 [ 7 ]。很多体育教师自工作以来从未参加过足球学习班或者培训班，甚至之前对于足球一窍不通，后来一些教师通过相关书籍和借助着网络的力量也在不断的学习，但是因为不是专业出生，加上时间紧迫导致他们知识结构、能力水平与中小学足球教学训练工作的要求存在着差距 [ 8 ]。很多教师不会做示范，讲不清原理和关键点，无法指导学生进行足球运动，不知道怎么去上好一堂足球课、怎么去提高训练水平、怎么去指挥比赛，教师的水平也严重影响到了学生的学习，学生渐渐失去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 4.4. 家长及学生对校园足球活动的态度问题 很多家长对足球的不抱好的希望，中国足球各级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成绩不佳，在社会各界都是“谈足色变”，这些舆论的造势造成了国人对足球失去了信心。很多家长还存在着许多传统的观念，不愿意孩子把时间花在足球上，部分学生家长对于自己孩子参加校园足球是很难接受的，甚至认为是“不务正业”，踢足球了就没有了学习的精力，甚至认为踢球影响，又不能靠踢球的吃饭。部分家长片面的认为，孩子学习的好坏直接决定以后孩子人生道路，没有好的成绩无法上好的初中、高中、更难上一个好的大学，这样就会影响孩子的前程，这一不正确的认识这也是阻碍校园足球发展的一大障碍 [ 9 ]。在调查的学校中发现，学生对于足球的喜爱程度不够理想，在安乡县足球相比于排球、乒乓球这两个炙手可热的项目还是要受冷落，在日常活动中开展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