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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集体暴力的参与者：村民与观众、集体幻觉与犯罪心理 2.1. 集体幻觉中的村民与观众 不管是《摸彩》中的村民，还是《飞刀表演者》中的观众，两个故事中的群体都分别参与了针对无辜个体的集体暴力。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集体暴力的参与者从故事开始到结束都对暴力行为的发生与实施不以为然。“‘这不公平，这样做不对。’哈奇逊太太尖叫着说，接着他们就纷纷开始砸她”( [ 8 ] ， p. 276)，这就是短篇小说《摸彩》的结局。故事中哈奇逊太太在全体村民参与的摸彩仪式中抽中了特殊的标签，因此被投石致死。而这样的摸彩仪式已经持续了“七十七次”( [ 8 ] ， p. 272)，并且参与的村民都深谙仪式的开展流程，甚至对摸彩前的主持词了如指掌“听得心不在焉”( [ 8 ] ， p. 270)。对于摸彩仪式的熟谙实际上表明村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将实施一场针对无辜个体的集体暴力，即在仪式最后把某个村民投石致死，但即使知道这一事实，村民们仍不以为意，甚至乐在其中。摸彩仪式在村子里的广场上举行，“最先聚集起来的是小孩子”( [ 8 ] ， p. 266)。“大多数小孩子有了种不自在的自由感觉……博比.马丁已经往口袋里装满了石头，别的男孩很快也学他的样，挑选最光滑、最圆的石头”( [ 8 ] ， p. 266)。除此之外，男人们也站在广场一旁，随意交谈，“他们开起玩笑时声音不大，会微笑而不是大笑”( [ 8 ] ， p. 266)；而女人们也“互相打招呼”，“说上几句闲话”( [ 8 ] ， p. 267)。孩子们把玩的圆石与实施暴力的凶器，开篇的随意闲适与结尾残酷的集体暴行仿佛并行于不同世界，村民们似乎未意识到自己正参与着一场荒诞的集体暴力，甚至最后被投石的哈奇逊太太在摸彩过程中还兴致勃勃地催促自己的丈夫摸彩时动作麻利一些，“‘过去啊，比尔。’哈奇逊太太说。她旁边的人笑了起来”( [ 8 ] ， p. 271)。村民们表现的荒诞的无意识，正是勒庞对于群体心理特征的总结。他认为一旦形成群体，那么“群体中的个体有意识人格会逐渐消失，无意识人格占据主导”( [ 9 ] ， p. 9)。此外，勒庞认为，“个体在智力上的差异会逐渐消失在群体无意识中”( [ 9 ] ， p. 7)，受无意识引导的群体“习惯于形象思维，没有批评精神”( [ 9 ] ， p. 15)，且在传染性暗示的作用之下，群体易产生一系列扭曲事实的“集体幻觉”( [ 9 ] ， p. 16)。《摸彩》中的村民就是这样一群没有批判与辨别能力的群体，不仅没有意识到摸彩的暴戾，甚至还把其视为“跟方块舞舞会、少年俱乐部、万圣节活动一样”( [ 8 ] p. 267)，从而在荒诞的幻觉中展开了暴行。 与《摸彩》中的村民一样，《飞刀表演者》中的观众也在一种迷狂扭曲的集体幻觉之中实施了集体暴力。故事伊使就记叙了观众对于飞刀表演者扭曲盲目的崇拜：“亨什，飞刀表演者！”“公认的大师”( [ 10 ] ， p. 1)。“他为飞刀表演的清规戒律引入了艺术性伤口的观念，血的标记，那是大师的标记”( [ 10 ] ， p. 2)。这里，由于“群体总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力来塑造英雄”( [ 9 ] ， p. 21)，被幻觉取代了事实的观众把残酷野蛮的飞刀表演扭曲为艺术，把投掷飞刀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表演者视为大师。故事最后一幕也同样记叙了无辜的个体被湮灭于集体暴力之下：在演出高潮，观众席中的一位女孩由表演大师的女助手引导，上台去做大师的活靶子。在全体观众的注视之下“亨什做了他一直在做的——掷出那把刀……她倒在地板上时，那个黑衣女人大幅度地把手向着飞刀表演者挥了一下，他第一次转身向我们致意。这时他举了一躬：一个大幅度、缓慢、优雅的鞠躬，一位大师的鞠躬，鞠到膝盖那么低”( [ 10 ] ， p. 15)。在目睹惨剧快要发生的时候，观众“有一些混乱的想法”，但没有作出任何行动，而在女孩倒地之后，观众惊异的是大师鞠躬的低姿态，甚至在“我们离开剧院时，都认可那是一场技巧娴熟的表演”，并以“最后一幕很可能是设计好的，大幕一拉上，那个女孩很可能已经一跳而起，面带微笑”( [ 10 ] ， p. 15)这样荒谬的错觉来自我安慰。虽然这里的观众并没有像《摸彩》中投石的村民那般亲自投掷飞刀，但面对暴行，他们仍然沉溺于一种扭曲的幻觉中，并以一种协同性的沉默与表演者达成共谋，造成了惨剧的发生。不管是《摸彩》中的村民，还是《飞刀表演者》中的观众，这些集体暴力的参与群体从故事开始到结束都处于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幻觉之中，缺乏对事物的洞察与辨别。 2.2. 力比多、认同感与犯罪心理 在弗洛伊德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中，他明确表示“一个群体的本质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 [ 11 ] ， p. 178)。他进一步解释到，所谓“力比多”，原是指“所有包含在爱的名称之下的关乎本能的能量”( [ 11 ] ， p. 172)，虽然其核心内容指的是“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 [ 11 ] ， p. 172)，但弗洛伊德强调“这些爱内容极为广泛”，不仅包括爱己，爱他，还包括“对具体对象和抽象概念的爱”( [ 11 ] ， p. 172)，其实质就是“一种本能冲动的表现”( [ 11 ] ， p. 172)。而群体就是在这种“情感的联系”之下，受力比多本能的驱使所构成的( [ 11 ] ， p. 174)。此外，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在人为构成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通过“自居作用”形成的。“自居作用” 就是自我采纳对象的特征( [ 11 ] ，p. 192)。因此，简言之，弗洛伊德认为在力比多的驱使下群体得以构成，而在群体当中，个体通过以他人自居，将自我投射到其他对象身上，既包括群体领袖，也包括群体成员( [ 11 ] ， p. 194)，所以群体中会形成一种一致、强烈的情感联系。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群体心理相当于一种退化了的“原始心理活动状态”，其中“人的思想和感情专注于一个共同的方向，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在情感活动方面占据了优势地位”( [ 11 ] ， p. 213)。 群体心理中这种一致、强烈的趋同性，以及对群体领袖的自居与认同感也表现在《摸彩》的村民和《飞刀表演者》的观众身上，并且正是由于村民和观众对于其所在群体里某一领袖的盲目认同感和对群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强烈的趋同性，从而诱发了集体暴力。在《摸彩》中，村民当中的“领袖”无疑是主持、引导村民进行摸彩的萨默斯先生。决定村民生死的摸彩劵由萨默斯先生制作，装着摸彩劵的箱子则放在萨默斯先生公司的保险箱里，当哈奇逊太太最后抽中带有黑点的特殊纸片时，萨默斯先生的一句指令“我们赶快把这件事弄完”( [ 8 ] ， p. 275)，全体村民便蜂拥而上，朝杰克逊太太投掷石头。村民们既不思考摸彩这一活动本身的合理性，也不质疑萨默斯先生在策划主持摸彩过程中的公正与透明，反而严格遵守萨默斯先生的一切指令，讽刺性的是，他们认为萨默斯先生“性格开朗活泼”，甚至“同情他，因为他没孩子，他老婆爱骂街”( [ 8 ] ， p. 267)。村民们对于萨默斯集体，盲目的认同吞没了他们的理性判断与思考，间接导致了集体暴力的猖獗。与村民们对萨默斯的荒诞的认同感相似，《飞刀表演者》中的观众也视表演大师为精神领袖，对其有一种狂热，盲目的集体崇拜与情感偏向。在演出高潮之前，表演者的助手便邀请台下观众上台去获得“大师的标记”( [ 10 ] ， p. 10)。最终一位女学生被挑中上台，手臂被表演者亨什刺伤了。而坐在台下的观众并没有及时制止这残暴的演出，反而“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我们想到此时我们信任他，抓牢他，我们只有他”( [ 10 ] ， p. 10)。这里，观众的心理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退化到了一种被盲目的情感冲动所控制的原始状态。此外，观众对于表演大师的这种盲目认同在故事高潮体现地更淋漓尽致。表演的最后一幕里，另一位观众接受了大师做的最终标记，并倒在了舞台之上。观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暴行的全程，但却为表演者亨什开脱。“一个处于亨什那样地位的人，绝对有权让自己的艺术更上一层楼，设计出新节目来唤起好奇。的确，这种进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进步，一位飞刀表演者就永远别指望能留在公众视野。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他也得谋生啊，不可否认，现如今并不容易”( [ 10 ] ， p. 16)。作者在这里用近乎黑色幽默的笔法讽刺地揭示了观众对于所谓大师的盲目认同，正是这种认同助长了暴行的产生，其实质就是一种集体共谋。 除了对其领袖的盲目认同之外，《摸彩》里施暴的村民和《飞刀表演者》里沉默的观众在各自群体之中高度的趋同性和强烈的情绪感染也是导致集体暴力发生的因素。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由于受到力比多的驱使，群体被一种强烈的情感联系起来，群体里的个体“感到有必要与他人保持协调一致”( [ 11 ] ， p. 174)。在《摸彩》里，仪式一共分为两轮。第一轮在全村范围内由村子里每户的男主人来摸，第二轮则缩小范围，在第一轮摸到彩的那一户人家里进行。当哈奇逊家摸到带有黑点的彩劵时，其余村民的行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人们开始扭头去看哈奇逊家在哪儿”，当哈奇逊太太泰茜抱怨道没有给她丈夫足够的摸彩时间时，村民们一致反驳她：“有风度一点嘛，泰茜。”德拉克洛瓦太太大声说。格里夫斯太太也说：“我们大家机会均等。”( [ 8 ] ， p. 273)当第二轮摸彩结束，最终的彩劵被哈奇逊太太摸到时，“人群中有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 8 ] ， p. 275)。在主持人萨默斯先生的指令下，其余的村民兴奋地抱起石头，相互邀约着朝哈奇逊太太砸去：“德拉克洛瓦太太挑了块石头，她得用两只手抬起来，她对邓巴太太说：“去吧，”她说，“快点。”( [ 8 ] ， p. 275)此外，“沃纳老头儿在说：快点，快点，大家都来”，于是“他们就纷纷开始砸她”( [ 8 ] ， p. 276)。集体暴力的发生有赖于“边界激活机制”，所谓边界激活，“就是从众多的身份中挑选两种相反的身份”，从而代表“我们”与“他们”分开对立的边界，并且越是强调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对立，那么集体暴力的伤害性就越显著( [ 12 ] ， p. 114)。摸彩这一仪式把全体村民划分成了对立的中彩者这一单独个体和其余村民这一群体，而群体中强烈的趋同性与情绪感染性则大大加剧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边界对立，因而尽管一开始还是一起聊天的邻居，摸彩之后，中彩者就成了其余村民的众矢之的，村民们受同一种情绪感染，协作实施了针对哈奇逊太太的暴行。虽然《飞刀表演者》中观众与被投掷飞刀的受害者之间的边界对立没有《摸彩》中施暴村民与中彩者之间的那么强烈，但观众之间情绪的相互感染与强烈的趋同性也是集体暴力发生的因素。当演出伊始亨什朝着自己摊开的五指投掷飞刀时，在 “看到四把刀子都钉在他的手指之间”后，观众“猛拍巴掌”，但“感到有点不安，有点不满足，似乎某种未说出的承诺没有兑现”( [ 10 ] ， p. 6)；观众如此趋同且强烈的猎奇心理不断推动着演出升级。即使当他们之中的一员被选上台去接受亨什的标记时，这些观众都“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 [ 10 ] ， p. 10)，而在看到被选中的对象受伤后，观众又一致鼓掌。观众在面对暴力时的趋同反应，一致沉默，及齐声鼓掌，与表演者达成共谋，致使演出不断越界，暴行不断升级。 尽管都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参与实施了集体暴力，不管是《飞刀表演者》里的观众还是《摸彩》里的村民，他们不仅没有经历道德或情感的挣扎，甚至还享受其中。弗洛伊德曾指出“严厉的超自我与受制于它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称之为有罪感”( [ 11 ] ， p. 121)。他认为有罪感来源于两个根源：“一个起源于对权威的恐惧，另一个则起源于对超自我的恐惧”( [ 11 ] ， p. 124)。此外，弗洛伊德表明超我“只是外部权威的严厉性的延续，它继承了外部权威，并部分取代了外部权威”( [ 11 ] ， p. 124)，因此，超我其实代表了外部权威。自我在满足本能欲望时可能会触犯外部权威/超我，而出于对外部权威/超我的恐惧，自我就会适当地抑制本能欲望，自我规范，不做出越界行为，这就是有罪感的发生机制。此外，如前所述，在群体中，个体会通过自居作用将自己投射到群体领袖身上，并将“群体领袖的观念与威严等置于自己的超我理念之中”( [ 13 ] ， p. 273)。所以，当《摸彩》和《飞刀表演者》中村民和观众的权威代表，超我理想及精神领袖都集中于同一人即主持摸彩的萨默斯/表演飞刀的亨什时，而萨默斯和亨什同时也作为暴力行为的策划、主导者时，群体就缺乏正面的道德权威、超我理想的规范，从而凭借着其对领袖暴力宗旨的高度认同，在没有罪恶感的束缚下实施集体暴力。因此，村民们投石时的理直气壮与观众们面对残忍表演时的欢呼鼓掌得以理解，正如勒庞所言，犯罪的群体可能在法律上有罪，但其心理上并不如此，相反，他们会有某种奇特的公平心理，在集体暗示的力量下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 [ 9 ] ， p. 107)。 《摸彩》里的村民与《飞刀表演者》中的观众都处在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幻觉中，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批判的精神。此外，受力比多本能的驱使，其对于群体中残暴领袖的盲目认同和与群体成员间的相互自居，互相感染，使其免受罪恶感的束缚，从而协同一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并实施了集体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