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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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英汉翻译研究领域中，强调汉语“形散意合”与英语“形合”的差异是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但是大多数研究论文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在进行对比分析时常常点到为止，而较少结合翻译实践深入地剖析，致使相关探讨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且比较笼统，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比较有限。 笔者在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后注意到，在汉语“形散意合”与英语“形合”的差异中，关键之一是逻辑关系的体现方式不同。 英语“形合”，主要体现为逻辑关系外化，并且比较明确，通常能使读者一目了然 [ 1 ]。特别是非文学性文本，通常逻辑关系清晰、通顺一致、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贯穿全文，体现了思维的连续和严谨 [ 2 ]。 而汉语“形散意合”，主要是因为逻辑关系是内化的，隐藏不露，需要读者根据上下文去推断，感受，贯通 [ 3 ]。同时，汉语还常常存在思维中断和跳跃的现象；很多文章不注意前后的逻辑联系，自知其联系却未说明；有时则是混淆不同的逻辑联系，即用错了表示逻辑关系的连接词；有时因语序混乱而使关系错乱，或因不必要的重复形成循环论证。汉语母语读者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会自动脑补，重建逻辑关系，所以不会产生阅读和理解障碍。但是在汉译英时，如果不经过加工处理，直接译入英语，就显得逻辑混乱，使读者如坠云雾，甚至可能造成阅读和理解障碍。事实上，这也给汉译英带来极大挑战，造成诸多困难 [ 4 ]。 以往专门讨论逻辑关系的论文极少。而笔者基于大量翻译实践发现，逻辑关系正是中英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值得深入探讨。因为，行文中的逻辑是否明确，是否衔接自然而紧密其实体现了中英文思维方式上所具有的根本性差异，也是中英文表达方式转换的一个最大的难点。而逻辑关系分析法和内化–外化之间的转化技巧就是解决汉语“形散意合”与英语“形合”之鸿沟的切实有效的措施。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探讨在中医宣传文本中译英实践中，分析中文原文中隐含的逻辑关系，并使之外化，从而降低中译英的难度，并提高英语译文可读性的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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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医宣传文本的特点及中译英的难点 首先，中医宣传文本在内容上具有全方位覆盖的特色。这是因为中医学科本身内容繁杂，又与多学科交融，所以包含了大量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词汇，诸如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武术气功、烹饪、音乐、气候学等多方面。同时，内涵常多隐晦，很多内容在中文里尚且有不同的解释，甚至连中医术语的含义和表达尚未完全统一，会因学派而异。这就导致了源语言层面存在理解差异和表述的不一致，因而难以实现标准化的问题。 在行文方面，中医宣传文本普遍具有偏文学化的特色，表达方式多迂回曲折，多言外之意，行文的篇章结构通常比较松散，前后句子逻辑不明显，思维存在跳跃中断。汉语“形散意合”的特点体现得比较明显 [ 5 ]。 不过，中医科普性宣传文本偏向于说明文体 [ 6 ]，以客观描述和解释中医理论、介绍中医特色诊疗手段及技术方法为主，内容专业度多为中低级别，学术化程度不高。语言多采用介于正式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平实的书面语。相对于中医文化宣传文本而言，科普性宣传文本语言简洁得多；篇章组织和句子结构更简单明了。但因常常引经据典，文白夹杂，文学性较一般的科技说明文明显要强得多。 整体而言，中医宣传文本要转换成地道的英语思维和表达方式难度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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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汉语“形散意合”与英语“形合”是英汉两种语言差异中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笔者基于大量的翻译实践发现，逻辑关系的体现方式不同是导致汉语“形散意合”与英语“形合”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中译英最大的难点之一。由此，笔者想到逻辑关系是跨越汉语“形散意合”与英语“形合”之鸿沟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本文中，笔者结合几个典型案例，归纳出在中医宣传文本中常见的逻辑关系表述不当的问题，并描述了如何运用逻辑关系分析法，理顺原文的逻辑关系，并运用翻译技巧使逻辑关系外化、明确化、具体化，使译文更符合英语习惯思维。其实，逻辑关系分析法也有助于降低中译英的难度，因而也为解决由汉语“形散意合”与英语“形合”之巨大差异所致的翻译难题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思路和切实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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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从小学教育角度出发，阐明了“课程思政”在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含义；分析了当前小学教师普遍存在缺乏自我提升的主动性、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教学能力有待提升等现象，从而影响“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并提出相应对策来提升小学教师立德树人能力。在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体育等课程体系中加入“课程思政”理念，在小学教师育人工作方面锦上添花。构建一种全员思政、全时思政、全科思政的理念，从小培养学生的思政意识，将德育和智育齐头并进，协同育人，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 1 ]。 关键词 :课程思政，小学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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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 2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初心及核心主题。应大中小学思想政治一体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融入各类学科的教学之中，教育模式也要随之改进，使教育从“专员育人”向“全员育人”转化 [ 3 ]，促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化。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分享知识、传授技能，更要塑造小学生的健康人格，注重引领小学生的价值观，同时也要明确“课程思政”是“知识传播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小学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将其与课程紧密结合。利用各类课程所存在的独特性，在各类课程已有的教学内涵基础上挖掘“思政”育人的价值，提高思政意识，提升立德树人能力，从而改善小学的教风、学风、考风，真正达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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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小学教师队伍推行“课程思政”的问题现状 2.1. 小学教师队伍缺乏自我提升的主动性 小学教师队伍缺乏一定的主观能动性。问卷显示，仅有19.95%的教师非常了解“课程思政”理念，有1.31%的教师并不了解。对于教师而言，不能只有教书的能力，要紧跟时代，密切关注学术研究，尽量使自己的课堂理念与时代同行，做“先行者”、“领头羊”。同时，教师还要放宽眼见，懂得关注国家动态与国际形势。如果一个教师疏于关心国家大事，疏于政治理论持续学习、疏于时事要闻的长期关注，将很难有敏锐的政治敏感度，当然就不会懂得思政；不会从专业课程中挖掘出与时代结合紧密、学生易于接受的“思政元素”，进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教师本人明白“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明白“三全”教育的要求，为了避免麻烦，怠于精心备课，没有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由于学校有关“课程思政”的制度不够完善，导致教师缺乏自我提升的主动性。问卷显示仅有59.32%的学校将“课程思政”实践纳入了常规的教学考评中；67.45%的学校设立了随堂听课小组对于“课程思政”的实施进行督促；82.68%的学校设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保障。数据说明，学校有关“课程思政”理念的制度仍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小学教师队伍缺乏自我提升的主动性。 2.2. 小学教师队伍思想认识存在一定偏差 受传统“重智育，轻德育”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小学教师队伍思想认识存在一定偏差。问卷显示，所有的教师在校园中看到学生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时，都会主动教育学生；但仅有62.2%的小学教师表示非常关心小学生的思政政治教育。部分小学教师在思想认识中存在一定偏差，他们总是把课堂中德育部分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归纳在思政教师及班主任的工作范畴内。由于没有认识到“课程思政”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不能做到在课堂中灵活应用“思政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思想认识存在一定偏差的行为会阻碍“课程思政”的推行力度与实施程度，难以实现全面贯彻“课程思政”理念的目标。 2.3. 小学教师队伍教学能力有待提升 随着社会、家庭对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对小学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调查发现，只有30.71%的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总是引用“思政元素”，切实做到将立德树人作为最高教学目标。部分教师虽有“课程思政”意识，但没有深入思考，缺乏顶层设计，未能找准融入点，将相关知识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出来；更多的教师缺乏有效方法，没有合适的融入途径，思政内容与课堂教学内容本身脱节，只能勉强做到“课程”+“思政”，不仅达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反而可能会使学生产生抵触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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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关键在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 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是推行“课程思政”的关键。要想提升教师立德树人的意识，首先要从学校的教育教学制度入手。学校应首当其冲地完善教育教学制度，用完善的教师考评制度来激励和促进小学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例如：将“课程思政”列入教师教学考评，对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课程思政”提出明确要求；设立随堂听课小组，不仅可以对“课程思政”的实施进行督促，也可以在广泛的听课过程中进行互相学习，不断提升立德树人的创新意识。其次，学校可以通过加强对教师的思政培训，邀请名家进行指导。例如：定期邀请名家对于“课程思政”及时事教育热点进行解读交流，开展教师“课程思政”主题创新授课大赛等。最后，就教师自身而言，应当加强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学习，强化立德树人的理念和意识，并应用于日常教育教学中。 3.2. 小学教师队伍应当言传身教 教师应当认识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师自身息息相关，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习总书记强调：合格的教师首先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对于教师而言，不能只有教书的能力，要紧跟时代，密切关注学术研究的动态，尽量使自己的课堂与时代同行，做小学教师队伍的“先行者”、“领头羊”。同时，教师还要放宽眼见，懂得关注国家动态与国际形势。基于学生实际和关注点，在课程教学中，有意传递思政理念，引导学生主动关注实时动态，学会在繁杂的网络信息中辨别良莠。 3.3. 加强小学教师队伍立德树人的教学能力 要加强小学教师立德树人的教学能力，首先要在方式上有创新意识，只有创新了课堂教学的手段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课程思政”才能有效融入，实现同频共振效果。其次，学校应鼓励思政教师指导其他教师施行“课程思政”教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最后，学校应当积极主动提供“课程思政”的交流平台，“先富带动后富”，定期派送教师外出学习，将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及时引入 [ 4 ]，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来加强小学教师队伍立德树人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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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外宣的窗口，新闻有其特定的撰写规范，双语新闻更是要切合目标语受众的语言特点。本文以中国日报网的双语新闻为例，基于词汇层面，对新闻文本中语言的动静态进行研究，旨在为新闻编译者提供英汉语言动静态特点，提高双语新闻质量。研究发现，英语表述由于名词化、介词、副词和形容词的频繁使用，多呈现为静态性；而汉语则倾向于动态化，通常出现多类动词连续使用的现象。 关键词 :词汇层面，英汉语言，动静态，中国日报网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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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在1980年曾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作为让人们表达思想的基础，词汇载录着一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信息，直接或者间接地映射它所积淀的独特的文化蕴涵。” [ 1 ] 由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各种差异，其中动静态差异最为明显。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连淑能在其专著《英汉对比研究》中也提到：“英语倾向于多用名词因而叙述呈现静态，汉语倾向于多用动词，因而叙述呈现动态。” [ 2 ]。 新闻，作为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信息的重要的载体，同时具备时效性、真实性与准确性三大特点，是对外展现中国全方面发展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新闻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有其特有的语言特点。新时代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拓宽了新闻传播的渠道，根据网站的特点，流行语、新生词并不陌生 [ 3 ]。在新闻的翻译过程中，为追求准确、新颖的特点，符合读者需求，会有明显的动静态差异。 本文从词汇层面研究英汉语言的差异，选取英语静态化的特点与汉语动态化的特点，对多篇中国日报网双语新闻进行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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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汉语动态化的体现方式 3.1. 汉语中动词的定义与分类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动词有了明确定义。“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存在、变化的词，如：走(walk)、笑(laugh)、有(have)、在(lie)、看(see)、写(write)、飞(fly)、落(land)、保护(protect)、开始(start)、起来(wake)、上去(up/get up) [ 8 ]。 动词的分类问题也经常被学者进行研究。动词分类是指动词按组合特点类聚的分析。对于动词分类的间题研究，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动词本身在汉语词汇和句法 中的重要性决定的我们知道，动词是句子的结构联系和语义联系的中心。动词语境特征的揭示和分类直接关系到句子结构关系、语义关系的分析和句子格局的确立 [ 9 ]。因此，在汉语文本以及日常表达中，动词的使用随处可见，它一般可分为动作动词、心理动词和趋向动词三类。 例1： 潮流来了，跟不上就会落后，就会被淘汰。我们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要抢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译文： Those who fail to keep abreast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will fall behind and become irrelevant. What we can and should do i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increase input in innovation， focus on creating new areas of growth and replace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抓住(seize)”“加大投入(increase input)”“着力培育(focus on creating)”“实现新旧动能转换(replace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都属于动作动词，这一类动词旨在体现行为和动作。正是因为动作动词的频繁出现，才彰显了汉语语言的动态性，增强新闻文本的可读性，读起来铿锵有力、重点突出。 例2： “但如果金融保险业的经理身穿T恤衫、牛仔裤和跑鞋去上班，人们会觉得不妥，甚至觉得他特立独行。” 译文： If a manager in finance or insurance wore a t-shirt， jeans and running shoes， they would be considered inappropriately dressed， even maverick. 例3：梅尔教授说：“很多领域的专业人士喜欢穿西装打领带，这让他们看起来更职业。” 译文： Some professionals in a range of jobs like to wear a suit and tie as it makes them feel more professional，' says Professor Mair. 在例2、例3中，“觉得(considered)”“喜欢(like to)”均为心理动词，能够体现心理活动。诸如此类的词还有认为(believe)、讨厌(hate)、思念(miss)等，将心理的状态用动词的形式体现出来，也是汉语动态化的特征之一，此类动词更能引起共情。 趋向性动词则是表示行为趋势的动词，在英语中通常用 “to do” “-ing” “going to do”来体现这一特点。 3.2. 多动词连用 在汉语文本中，还有一个常见现象，那就是多个动词连用。为达到简明扼要的特点，新闻中经常出现这一现象。 例1： 五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金砖精神，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入，深化了团结互信，增进了五国人民福祉，拉紧了利益和情感纽带，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并重回增长之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译文： We five BRICS countries， guided by the BRICS spirit of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win-win cooperation， have deepened our cooperation， enhanced our solidarity and mutual trust， improved the lives of our peoples， and made our bond of interests and friendship even closer. Indeed， our cooperation has contributed much to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推动”“深化”“增进”“拉紧”四个动词连续使用，充分体现五国合作共赢的伟大举措。由动词 + 名词组成的动宾结构紧凑有力，朗朗上口，充分体现汉语的动态性。而英文译文中则将原句进行拆分，加入关联词，极大地削弱了原文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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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新闻用语通常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注重文本的准确性、真实性和时效性。在文本撰写与编译中常出现新词新语，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词汇层面的研究。此外，英汉双语新闻更是需要分别符合汉语和英语的表述特点与语法规则。本文针对中国日报网的中英双语新闻进行研究，基于词汇层面对语言的动静态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发现，在新闻文本中，汉语语言倾向于动态化表达，而英语表述呈现出静态化特点。语言的动静态特征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尤其是新闻文体的翻译时，应在表述文本原意的基础上，增强目标语的动态或静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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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后安煤矿090204工作面采空区自燃的事实，并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井下均压通风防灭火技术进行防灭火。阐述了均压防灭火的工作原理，并对使用均压防灭火技术的注意事项和效果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分析认为均压防灭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保证了矿井的安全生产。 关键词 :均压防灭火技术，实践，应用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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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煤矿火灾事故是制约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矿井灾害之一，例如2013年2月28日19时43分，河北省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艾家沟矿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25.08万元 [ 1 ]。在所有煤矿火灾事故中内因火灾高达90%左右，外因火灾占10%左右 [ 2 ]。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煤矿火灾事故的防控力度，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采空区自然发火是煤矿内因火灾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发火原因是因为采空区有大量的浮煤，这些浮煤如果有自然发火倾向，则会发生氧化自热，如果自热的热量不能散发，则积聚的热量就会使浮煤升温达到其燃点而自燃 [ 3 ]。通常防治采空区自燃的方法有均压防灭火法、采空区注浆法、采空区注氮法、采空区注液态CO 2 法等方法，其中均压防灭火技术是一种比较常用的防灭火方法，该方法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防灭火技术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均压防灭火的实质是，利用风窗、风机、调压气室等调压设施，改变漏风区域的压力分布，降低漏风压差，减少漏风，从而达到抑制遗煤自燃，惰化火区，或熄灭火源的目的 [ 4 ]。均压的概念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由波兰学者汉·贝斯特朗提出，60年代一些采煤技术发达的国家竞相采用，多次获得成功 [ 5 ]。均压防灭火技术由于方法简单、成本低廉深受现场欢迎，其实际是一种“以风治火”的技术，往往在防治煤炭自燃方面效果显著。开始这一技术只应用于加速封闭火区内火源的熄灭，以后又应用于抑制非封闭采空区里煤炭自燃或自热。开区均压和闭区均压是煤矿井下实施均压技术的两种类型。开区均压一般是建立在生产工作面，通过实施通风调节减少采场漏风，抑制煤炭自燃，防止CO等有毒有害气体涌入工作面。开区均压系统包括调节风窗均压、局部通风机均压、调节风窗与局部通风机联合均压三种。对已经封闭区域进行均压就是所谓的闭区均压，它有效防治了封闭区域的煤自燃，并联风路与调节风门联合均压及连通管均压等是常用的闭区均压技术措施 [ 6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和我国合作，对大同矿区煤峪口矿大面积火区实施均压通风，取得成功，均压通风便在我国得到全面推广应用 [ 7 ]。煤科院重庆分院对新疆六道湾煤矿浅埋藏放顶煤工作面实施均压通风防火，也取得了成功，并经专家鉴定，成了煤科院的科研成果 [ 8 ]。近几年我国开采浅埋藏煤层的同煤集团四台矿、大斗沟矿、同忻煤矿，新疆的韦湖梁矿、宁煤集团白芨沟矿和羊场湾矿、阜新孙家湾矿、汾西煤业的新阳矿、内蒙的东辰矿和俄罗斯的奥矿均采用均压通风防火取得了成功 [ 9 ]。这一技术只应用于加速封闭火区内火源的熄灭，以后又应用于抑制非封闭采空区里煤炭的自热或自燃，同时保证工作面正常生产 [ 10 ]。均压防灭火技术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工作面的压力与采空区的压力保持平衡问题，如果工作面风压过大则风流会大量涌入采空区会加速采空区遗留煤炭自燃，如果工作面风压过小则采空区的CO就会涌入工作面威胁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所以必须认真调节和计算工作面风压以及进、回风顺槽的风量，这也是均压防灭火技术的核心技术所在，工程实践中必须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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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矿井及工作面概况 2.1. 矿井概况 山西朔州平鲁区后安煤炭有限公司后安煤矿位于朔州市平鲁区东南约14.5公里陶村乡王高登村附近，行政隶属于平鲁区陶村乡管辖。井田面积4.8336平方公里，批准开采 4 # 煤层~11 # 煤层，现核定生产能力500万吨/年。井田采用斜井开拓方式，有主斜井、副斜井、行人斜井和回风立井四个井筒。矿井共设两个开拓水平，一水平标高为+1135 m，开采井田范围内的4 # 煤层，二水平标高为+1072 m，开采9 # 煤层、11 # 煤层。矿井通风方式为中央分列式，通风方法为机械抽出式，主扇为2台FBCDZ-10-№30型对旋式轴流通风机，一台工作，一台备用，配备电机型号为YBF630S1-10，功率280 KW × 2。矿井回采工作面采用全负压通风，掘进工作面采用压入式通风，矿井风量及各用风地点风量满足矿井生产需要，且通风系统正常运转。根据2019年瓦斯等级鉴定结果，矿井瓦斯绝对涌出量为2.95 m 3 /min，相对瓦斯涌出量为0.43 m 3 /t，属低瓦斯矿井。煤层自燃倾向等级均为Ⅱ类，均属自燃煤层，煤尘均有爆炸危险性。矿井采掘机械化程度100%。目前4 # 煤层布置1个综采工作面、1个掘进工作面，9 # 煤层布置1个综采工作面，5个掘进工作面。 2.2. 工作面概况 90204工作面位于井田东部，东部为矿界保安煤柱；西部9 # 北集中回风大巷、9 # 北集中轨道大巷、9 # 北集中胶运大巷；南部为90203工作面，北部为903采区胶运巷。90204工作面煤层厚度12.2 m，煤层倾角1˚~5˚，平均倾角为5˚，工作面切眼长度为173.2 m，工作面走向长度为1183 m。该工作面采用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工艺，走向长壁式采煤法，全部垮落法控制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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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问题的提出 3.1. 问题的提出 2019年10月份以来后安煤矿90204工作面回采过程中出现了CO气体，该工作面上隅角CO气体浓度为16 ppm左右。经过对工作面和地表的调查，对矿井的自然发火状况分析如下：工作面采空区浮煤已经开始低温氧化。 3.2. 原因分析 造成90204工作面采空区浮煤低温氧化的原因如下： 1) 后安煤矿所采的长焰煤为易自然发火煤层，其最短发火期为40~50天，当采空区浮煤长期氧化时，易产生CO气体。 2) 工作面的采空区内留有20%左右的浮煤，而且浮煤呈立体分布，位置较高，不管是洒阻化剂，还是黄泥灌浆，均顺底板流走，不易包裹这些浮煤，这些浮煤长期氧化，易自然发火。 3) 工作面离地表的垂高仅100~150 m，在工作面放顶煤开采时，易在地表形成裂隙，在井下负压通风的作用下，造成地面向采空区漏风，使采空区氧化带太宽，浮煤易自然发火。 4) 矿井为近距离特厚煤层开采，采空区的上部有4 # 煤层采空区，两层采空区仅17 m垂高，在开采9 # 煤层的90204工作面时，形成了地表→4 # 煤层90201采空区→9 # 煤层采空区90204工作面回风流的漏风。这个漏风通道在90204工作面的强大负压作用下长期漏风，使采空区浮煤易自然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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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均压防灭火效果分析 自从2019年10月份后安煤矿90204综放工作面上隅角出现CO以来矿方积极采取均压防灭火措施，收到了良好的防灭火效果。2019年10月31日该矿实行均压通风防灭火后胶运顺槽的风量稳定在1020~1060 m 3 /min之间，回风顺槽风量稳定在1050~1090 m 3 /min之间，有效地抑制了采空区CO向上隅角和回风顺槽涌出，工作面上隅角CO气体浓度从16 ppm左右降到0 ppm，保证了工作面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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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均压通风技术是一种方法简单成本低廉的防灭火技术； 2) 均压通风技术最核心的问题是必须保持工作面和采空区风压处于平衡状态； 3) 均压通风技术的日常管理是保证防灭火效果的关键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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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青春期是冲动冒险的高发期，从事冒险行为不仅会给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威胁，也可能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发展。已有研究证实，相比于独自一人，同伴在场会加剧青少年的冒险决策。基于双系统模型和三角模型的观点，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在场可能会通过增强奖励敏感性，降低认知控制水平来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未来研究可从神经动态网络层面继续完善同伴在场影响冒险行为的脑机制研究，进一步规范同伴在场的操纵，并重视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本土化研究。 关键词 :同伴在场，青少年，冒险行为，神经机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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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青春期不仅是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期，也是冲动冒险行为的高发期(Moffitt et al.， 2011)。与成人和儿童相比，由于社会情感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高奖励敏感性和不成熟的冲动控制(Steinberg， 2008；张颖，冯廷勇，2014)，青少年更易做出缺乏深思熟虑的冒险行为(Defoe， Dubas， Figner， & van Aken， 2015)。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所发布的2017年青少年(N = 14，765)冒险行为数据显示，饮酒的青少年约占总体的29.8%，吸食大麻约占19.8%，吸烟则约占22.0% (Kann et al.， 2018)。这些消极冒险行为不仅会给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Ryan， MacKillop， & Carpenter， 2013)，还可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Fischer， Kastenmueller， & Asal， 2012)。因此，揭示青少年冲动冒险行为的易感因素及影响机制是众多领域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Brooks-Russell， Simons-Morton， Haynie， Farhat， & Wang， 2014; Kahn， Holmes， Farley， & Kim-Spoon， 2015; Ryan et al.， 2013; Smorti， Guarnieri， & Ingoglia， 2014)。 同伴作为与青少年相处时间最多、接触频率最高的对象，会不可避免地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Jia et al.， 2009)。已有研究关注到，青少年冒险行为大多发生在同伴环境下(Chein， Albert， O’Brien， Uckert， & Steinberg， 2011)，与独自一人相比，青少年在同伴在场时，更易做出冒险决策(Chein et al.， 2011; Reniers et al.， 2017; Weigard， Chein， Albert， Smith， & Steinberg， 2014)。随着认知神经技术的发展，探究同伴在场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脑机制已然成为一个崭新且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大部分研究者基于双系统模型和三角模型，对同伴在场影响冒险行为的潜在神经机制进行探究(O’Brien， Albert， Chein， & Steinberg， 2011; Van Hoorn， McCormick， Rogers， Ivory， & Telzer， 2018；田录梅，袁竞驰，李永梅，2018)。 因此，本文将阐明双系统模型与三角模型的主要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归纳同伴在场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神经机制。最后依据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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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冒险行为概述 2.1. 何为冒险行为？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指当面临趋避冲突时，个体为追求有利的结果，在明知有潜在风险或消极后果的情况下仍然实施的行为(Defoe， Dubas， Figner， & van Aken， 2015；窦凯，聂衍刚，王玉洁，黎建斌，2014)。国外研究者将冒险行为分为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Özmen & Sumer， 2011)。前者是指那些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冒险行为，主要指带有风险性质的体育运动，如跳伞、滑雪等；后者则是指危害身体健康或不被社会所认可的冒险行为，如吸烟、嗜酒等。相比于积极冒险，消极冒险行为会给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带来更多威胁，因此本文与以往研究一致(Chein et al.， 2011)，所关注的冒险行为亦特指消极冒险行为。 2.2. 冒险行为的测评 目前冒险行为的主要研究方法为问卷法和实验法。就问卷法而言，使用最为广泛的是Gullon等人(2000)编制的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Adolescent Risk-Taking Questionnaire， ARQ)。ARQ共包含四个维度，分别为叛逆行为、刺激寻求、反社会行为和鲁莽行为。但由于问卷法易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无法准确地明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诸多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实验法来测量青少年的冒险行为(Chein et al.， 2011; Van Hoorn et al.， 2018; Weigard et al.， 2014)。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分别是Lejuez等人(2002)所开发的气球模拟风险任务(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和Chein等人(2011)所采用的红绿灯游戏(Stoplight Game)。而国内外研究均证实了这两个实验范式在测量冒险行为中的有效性(Chein et al.， 2011; Kessler， Hewig， Weichold， Silbereisen， & Miltner， 2017；窦凯等，2014；夏大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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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同伴在场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理论解释 3.1. 双系统模型(The Dual Systems Model) 双系统模型的观点指出青少年期冒险行为的频发是两个神经生物系统(即社会情感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Steinberg， 2008)。其中，社会情感系统(Socio-emotional system)主要与奖赏寻求相关，大部分位于边缘脑区，包括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内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等；认知控制系统(Cognitive control system)则主要与自我控制有关，包括扣带前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外侧前额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以及与两者相联接的顶叶皮层(Parietal)。由于青少年期社会情感系统的快速发展，使得青少年表现出强烈的奖赏寻求倾向，而该时期认知控制系统发展的缓慢性，则又使得青少年具备较低水平的自我控制(见图1)。这两个神经生物系统发展间的不平衡加剧了青少年期的冲动冒险(Strang， Chein， & Steinberg， 2013) 。 图1. 双系统模型(Steinberg， 2008) 此外，在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Chein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独自一人，同伴在场能通过进一步激活已十分敏感的社会情感系统，从而再次加剧这种系统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激增。 3.2. 三角模型(The Triadic Model) 三角模型的观点则认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发生主要是三个相互重叠的神经生物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Ernst & Fudge， 2009) 。这三个神经生物系统分别是纹状体及其相关回路、杏仁核及其相关回路，以及前额叶皮层回路(见图2)。其中，纹状体回路主要与奖赏寻求有关，包含前额皮层传入神经(Prefrontal cortical afferents， PFC-aff)和前后侧纹状体；杏仁核回路主要与情绪加工有关，包含前额皮层传入神经(PFC-aff)和中央及基底外侧杏仁核；前额叶皮层回路则主要与认知控制，以及协调杏仁核与纹状体的活动相关，包含内外侧眶额叶皮层和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这三个神经生物系统间的激活强度主要受个体当时所处社会情境的影响。当出现积极社会信息(如同伴线索)时，纹状体回路的激活更显著，青少年会表现出“趋近”行为(例如冲动冒险)；当出现消极信息时，杏仁核回路的激活更显著，青少年则会表现出“规避”行为(Ernst & Fudge， 2009)；而当青少年面临既有积极又有消极信息的冒险决策时，其调节回路(即前额叶皮层)将发挥作用。但由于青少年期前额叶皮层的发育尚未成熟，阻碍了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发展(Sherman et al.， 2016)。因此，该调节回路可能会在促进纹状体功能激活的同时，进一步抑制杏仁核回路的反应，从而促使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冒险行为(Ernst， Pine， & Hardin， 2006)。 图2. 三角模型(Ernst & Fudge， 2009) 综上所述，双系统模型和三角模型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同伴存在促进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神经机制。然而，这两者在具备一定相似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微小的区别性。例如，张颖和冯廷勇(2014)指出与双系统模型相比，三角模型通过区分杏仁核与纹状体，对社会情感系统各脑区的功能进行了更为细致且准确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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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同伴在场促进青少年冒险行为的脑科学证据 4.1. 同伴在场增强青少年的奖励敏感性 对于青少年而言，同伴在场是一种奖励线索。当同伴在场时，青少年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在冒险任务中的表现与同伴评价相关联，为了赢得同伴更多的接纳与认可，他们往往会通过表现出更多的冒险行为，以彰显自身的勇敢和自信(Logue， Chein， Gould， Holliday， & Steinberg， 2014)。Sherman， Payton， Hernandez， Greenfield和Dapretto (2016)的研究也发现在社交媒体中青少年通常更偏爱那些被同伴频繁转发或点赞的内容，即使这些内容涉及抽烟、嗜酒等消极冒险，他们也会对其持有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诸多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同伴在场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促进作用(Chein et al.， 2011; De Boer， Peeters， & Koning， 2017; Van Hoorn et al.， 2018；田录梅等，2018)。可见，青少年非常重视同伴间的人际关系，为了获得同伴认可，他们甚至可能会自愿参与那些危害健康的冒险行为。 相关的fMRI研究表明，同伴在场会使青少年的奖赏相关脑区显著激活。例如，采用红绿灯任务作为实验范式的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同伴在场时，青少年腹侧纹状体(VS)和眶额叶皮层(OFC)的激活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冒险碰撞尝试也显著提高(Chein et al.， 2011)。而这些脑区都是大脑奖赏网络的重要组成成分，与青少年增强的奖励敏感性相关(Ernst & Fudge， 2009; Strang et al.， 2013)。田录梅等人(2018)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在场使青少年冒险行为增多的同时，会诱发出比无同伴在场时更大的 N1、P3、LPP波幅。这些脑电波幅的增加分别与更多的注意投入(Van der Lubbe & Woestenburg， 1997)、更强烈的情绪反应(Chein et al.， 2011； 田录梅等，2018)，以及更大的奖励趋近动机(Schupp et al.， 2000)有关。综上可知，同伴在场会通过提高青少年奖赏网络的激活强度，进而增加青少年的冒险行为。 4.2. 同伴在场削弱青少年的认知控制水平 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与自我控制相关)尚未发育成熟，因而易受社会环境(如同伴)影响(Cohen et al.， 2016; Sherman et al.， 2016)。相关的fMRI研究发现，一些社会线索(如同伴的情绪面孔)能够削弱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表现为背外侧前额皮层(DLPFC)等前额叶皮层激活强度的显著降低(Cohen et al.， 2016; Somerville， Hare， & Casey， 2011)。Sherman等人(2016)的研究也发现当青少年在观看同伴发布在社交媒体中的风险图片(如吸烟、嗜酒)时，其认知控制网络的激活会被显著抑制，包括背侧前扣带皮层、双侧前额叶皮层以及侧顶叶皮层。在此基础上，Breiner等人(2018)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同伴在场会削弱青少年自我控制的这一观点，结果表明，与独自一人相比，同伴在场会通过消耗青少年有限的认知资源，从而降低其认知控制水平。而具有较低认知控制水平的个体往往有较弱的抑制冲突和抵制诱惑能力(Situ， Li， & Dou， 2016; 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因此更易出现问题行为(Mun， Dishion， Tein， & Otten， 2018; Ozdemir， Vazsonyi， & Cok， 2013)。综上可知，同伴在场也可能通过抑制青少年认知控制网络的激活，从而增加青少年的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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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以往研究对同伴在场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在脑机制的研究取向，同伴在场的界定与操纵，以及本土化研究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5.1. 揭示神经动态网络功能在青少年冒险行为中的作用 目前关于同伴在场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尚不成熟，并且以往认知神经机制理论(即双系统理论与三角模型)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脑定位研究。但已有研究对这些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过于简化，因而无法揭示大脑神经网络的复杂性(Casey， Galvan， & Somerville， 2016; Shulman et al.， 2016)。因此，未来研究可将研究重点从青少年单一脑区的发展转向整个神经动态网络功能系统。 5.2. 进一步规范同伴在场的操纵 尽管诸多研究证实了同伴存在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促进作用(Chein et al.， 2011；田录梅等，2018)。但仍存在一些矛盾的结果(Kessler et al.， 2017)。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前研究对于同伴在场的操作并不一致，如同伴人数及互动方式。在同伴人数方面，Silva， Chein和Steinberg (2016)的研究采用三个同伴来定义同伴在场；Chein等人(2011)则采用一个同伴。而在同伴的互动方式上，Defoe， Dubas， Dalmaijer和van Aken (2019)的研究允许同伴间的互动交流；田录梅等人(2018)则不允许同伴间进行互动，同伴只能旁观青少年的任务进程。因此，未来研究应规范并统一同伴在场的操作，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 5.3. 重视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本土化研究 目前探究同伴在场影响青少年冒险的中国本土化研究较为稀缺，大多研究源自国外。这可能会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国内青少年而言，并不一定具备较高的适用性。已有研究发现，中外文化存在差异，相比于崇尚自由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及情绪抑制(Chen & French， 2008)。在此基础上，Qu， Lin和Telzer (2019)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文化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中国，美国青少年通常具有更高的冒险倾向。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多的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背景，探究同伴在场与冒险行为的关系及其潜在的神经机制，进而使该领域研究成果更具备文化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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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自然环境中的刺激，颜色会对学习者的记忆造成一定影响。为探究颜色对个体记忆功能的影响，本研究采用自由回忆实验范式，并设计了2个实验。实验1改变中间位置记忆材料的字体颜色，结果发现当材料以红色字体呈现时，个体回忆正确率会显著提高，而改用蓝色字体时则无明显变化；实验2改变中间位置记忆材料的背景颜色，发现当材料在红色背景中，个体回忆正确率会显著提高，而在蓝色背景中则无明显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红色能够促进个体的记忆表现，且颜色呈现方式并不影响个体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 关键词 :颜色，系列位置效应，记忆，认知表现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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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颜色是人类从自然事物中获取的最直接的经验之一，装饰大千世界且映射人世百态。然而，颜色并非物体与生俱来，而是人类视觉器官与外部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张积家，方燕红，谢书书，2007)。大量研究表明颜色不仅具有生理属性，还具有心理属性(Elliot， Maier， Moller， Friedman， & Meinhardt， 2007)。为了探寻颜色对心理功能的影响，以往研究多以智力测验、文字校对、记忆、填词、学业考试等作为认知任务，探讨颜色与这些认知任务操作成绩即认知表现的关系，但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赵孟炎，洪晓彬，2019)。例如，Maier等以大学生为被试，比较了红色和灰色在智力测试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智力测试前看到红色的被试比看到灰色的被试表现要差(Maier， Elliot， & Lichtenfeld， 2008)。Lichtenfeld等的实验也证明了在智力测验中加工“红色”这个词会削弱个体的智力表现，并认为对“红色”这个词进行加工时不仅激活了红色的概念，还激活了红色的多模表征，包括在红色存在时常见的感知、情感和动机状态等(Lichtenfeld， Maier， Elliot， & Pekrun， 2009)。尽管也有部分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即认为颜色并不会影响个体的智力表现(Larsson & Stumm， 2015)，但从整体来看，更多研究还是持赞同的态度。 基于红色与认知表现关系的不同研究结果，有研究者认为颜色对认知表现的影响可能与任务类型有关。Mehta等的系列实验表明，红色会诱发回避动机，该回避动机则会让个体在认知任务中变得更加警惕。因此在目标导向类和延迟满足类任务中，红色会降低个体表现，而在记忆和注意任务中，红色则可以提升个体表现成绩。此外，该研究还指出，蓝色会诱发趋近动机，而趋近动机会促使个体在任务中使用创新和风险决策，因而在创造性测试任务中，蓝色可以促进个体表现(Mehta & Zhu， 2009)。国内学者孙崇勇等在以背景颜色作为颜色的操控方式的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结果(孙崇勇，刘电芝，2016)。然而，Steele等复制了Mehta的实验程序，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Steele， 2014)。此外，Xia等将任务难度和颜色都作为影响认知表现的因素进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红色促进了简单细节指向型任务表现，而蓝色增强了困难细节指向型任务和创造性任务(简单和困难)表现(Xia， Song， Wang， Tan， & Mo， 2016)。 一项ERP研究表明，被试对等亮度的红色与绿色刺激作出反应时，大脑对红色反应更为敏感(曹强强，2010)，眼动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被试对红色的注意程度大于黄色、蓝色和绿色(张坤，崔彩彩，牛国庆，景国勋，2014)，这一结论证实了红色在注意任务中的优势从而扩大了其医学、交通等各方面的运用。在教育领域，颜色的心理效应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例如，David对10年来试卷颜色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进行了总结，结果发现当试卷颜色为白色和黄色时，学生成绩优于蓝色和粉色，绿色介于这四种颜色之间(David & David， 2009)，Smajic也证实了颜色会影响学业成绩(Smajic， Merritt， Banister， & Blinebry， 2014)。然而，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彩色试卷不会对成绩产生影响(Ilanut， Katherine， & Gordon， 2008; Arthur， Cho， & Muñoz， 2016) 。 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核心，记忆在个体认知行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学习、推理、问题解决和智力活动的重要成分(赵鑫，周仁来，2010)。那么，颜色是否会对记忆产生影响？Choi等给出了肯定回答(Choi， Van Merrienboer， & Paas， 2014)：物理学习环境是认知负荷的一个明显影响因素，颜色作为环境因素之一会对记忆产生影响。再如，Mehta等以红色、蓝色、白色为背景颜色，考察背景颜色对个体记忆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红色相比于蓝色更能促进记忆表现，而蓝色相比于红色和白色会造成更多的错误回忆(Mehta & Zhu， 2009)。王雪将字体颜色改为红色、蓝色，也发现用红色呈现的词汇的记忆效果要好于用蓝色呈现的词汇的记忆效果(王雪，2015)。尽管上述研究均表明红色在记忆任务中的确有提升个体表现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均以总的回忆成绩考察颜色对记忆的影响，并未考虑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系列位置效应表明个体对材料的记忆效果会因材料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开始和结尾部分的材料记忆效果最佳，而对中间位置的遗忘最多(彭聃龄，2012)。与首尾相比，中间位置的材料的学习记忆往往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考察中间位置材料的记忆更为重要。目前，尚无研究探讨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1主要探究字体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实验2则考察了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鉴于以往对颜色与认知表现关系的实验大多选择红色与蓝色进行比较，因此，本研究也选择这两种颜色进行对照。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比蓝色更能促进记忆(Mehta & Zhu， 2009；王雪，2015)，因此，本研究推断在自由回忆实验中，红色对记忆的优势作用依然存在，会促进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尽管Mehta等的研究发现蓝色与趋近动机相联，对创造力任务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Mehta & Zhu， 2009)。但该研究没有详细说明蓝色是否会对记忆任务也产生促进作用。此外，有研究指出，趋近动机会提高个体对周边呈现信息的记忆成绩，而阻碍个体对于中央呈现信息的记忆成绩(李俊领，2016)。据此，本研究推断在自由回忆实验中蓝色也会阻碍对屏幕上显示信息的记忆。综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在自由回忆实验中，中间部分材料的字体颜色为红色时，可以提高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成绩；字体颜色为蓝色时，会降低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成绩。 假设2：在自由回忆实验中，中间部分材料的背景颜色为红色时，可以提高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成绩；背景颜色为蓝色时，会降低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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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某高校90名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22岁(SD = 1.23)。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颜色识别障碍。根据字体颜色(黑色、红色、蓝色)和背景颜色(白色、红色、蓝色)随机将被试分成六组，每组15人。 2.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五列词汇清单，每列15个双字词共计75个。为了避免词频对于词汇回忆再认的影响，本实验所选词汇避开低频词，即频率小于每十万次中出现十次的词语(杨林，2018)。所有词汇选自《现代汉语语料库词频表Corpus Wordlist》，词汇频率介于0.0009与0.0091之间，平均词汇频率为0.0037。另外，对每列词汇中任意两个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评级，最后检验出词汇之间基本没有相关性。此外，实验后对被试进行事后访谈，被试均表示没有注意到每列清单中词汇间的关联性。所有词汇材料均使用初号黑体，并由E-prime2.0编程后展现给被试。 2.3. 实验设计 依据Castel对词语的位置划分(Castel， 2008)，将每列清单的第1~3个词语界定为“系列位置前”，第4~12个词语界定为“系列位置中”，第13~15个词语界定为“系列位置后”。 实验1探究字体颜色对个体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将每列清单的中间部分即第4~12个词语的字体颜色改为红色、蓝色，其余位置词语不做处理字体颜色为黑色，背景颜色皆为白色。对照组中间部分材料的字体颜色为黑色。实验2探究背景颜色对个体中间部分词汇记忆的影响。将每列清单的中间部分即第4~12个词语的背景颜色改为红色、蓝色，其余位置词语不做处理背景颜色为白色，字体颜色皆为黑色。对照组中间部分材料的背景颜色为白色。所有实验均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2.4. 实验程序 采集被试基本信息后，引导被试坐在电脑前，并提供给被试纸笔用于书写记忆材料。然后让被试观看电脑上呈现的第一列词汇清单(15个)，词汇呈现完毕后，让被试自由回忆刚刚呈现的记忆材料，并将其书写在纸上(书写顺序可不按照呈现的先后顺序)，待被试确认无误后即可进入下一列词汇的记忆任务。每个词汇呈现2 s，相邻两个词汇间隔为50 ms。每名被试需完成5列词汇记忆任务。 2.5. 数据分析 统计每名被试在每个系列位置上回忆正确的词汇个数，并计算被试在15个位置相对应的平均正确率。运用SPSS21.0对各组的系列位置中词汇正确率进行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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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3.1. 不同字体颜色对中间部分记忆材料的影响 为了检验被试自由回忆成绩是否存在系列位置效应，统计各字体颜色组中五列词汇不同系列位置的平均回忆正确率(见图1)。研究发现，对照组系列位置前(0.65 ± 0.20)和系列位置后(0.56 ± 0.15)词汇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31 ± 0.06)；红色字体组系列位置前(0.65 ± 0.17)和系列位置后(0.57 ± 0.13)词汇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43 ± 0.09)；蓝色字体组系列位置前(0.59 ± 0.21)和系列位置后(0.60 ± 0.26)词汇回忆正确率亦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30 ± 0.11)。由此可知，无论是红色字体组还是蓝字体组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表明字体颜色并未影响个体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 方差分析表明，字体颜色主效应显著，F(2，42) = 9.179，p = 0.000，η 2 = 0.304。事后检验表明，红色字体组的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M = 0.431)显著高于对照组(M = 0.308)和蓝色字体组(M = 0.300)，对照组和蓝色字体组的回忆正确率差异不显著。表明使用红色字体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记忆成绩，而使用蓝色字体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记忆成绩并无显著影响。 3.2. 不同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 同上，为检验词汇背景颜色是否会影响到个体记忆的位置系列效应，统计各背景颜色组中五列词汇不同系列位置的平均回忆正确率(见图2)。结果发现，对照组系列位置前(0.66 ± 0.19)和系列位置后(0.53 ± 0.16)词汇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32 ± 0.10)；红色背景组系列位置前(0.69 ± 0.16)和系列位置后(0.64 ± 0.18)词汇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41 ± 0.11)；蓝色背景组系列位置前(0.53 ± 0.16)和系列位置后(0.57 ± 0.16)词汇回忆正确率亦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29 ± 0.10)。由此可知，无论是红色背景组还是蓝色背景组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表明背景颜色并未影响个体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 方差分析表明，背景颜色主效应显著，F(2，42) = 5.455，p = 0.008，η 2 = 0.202。事后检验表明，红色背景组的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M = 0.411)显著高于对照组(M = 0.317)和蓝色背景组(M = 0.290)，对照组和蓝色背景组的回忆正确率差异不显著。表明使用红色背景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记忆成绩，而使用蓝色背景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记忆成绩并无显著影响。 图1. 不同字体颜色各系列位置回忆正确率 图2. 不同背景颜色各系列位置回忆正确率 3.3. 字体和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影响差异对比 除了探究不同字体颜色和不同背景颜色分别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影响，本研究还比较了同种字体和背景颜色下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考察红色字体和红色背景对中间部分的影响以及蓝色字体和蓝色背景对中间部分的影响，两组被试中间部分的回忆正确率无显著差异。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effects of the same font and background colors on individual vocabulary memor 实验组 M SD t P 红字体组 0.43 0.09 0.497 0.623 红背景组 0.41 0.11 蓝字体组 0.30 0.11 0.220 0.828 蓝背景组 0.29 0.10 表1. 相同字体和背景颜色对个体词汇记忆作用效果差异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