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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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春播期间气象条件 气候变化有一定的自然周期性，以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化，已被人们所掌握。然而气候的异常变化，干扰破坏了人们农事生产，何时春播、春播质量高低，仍摆脱不了天气、气候特别是异常气候的影响。 Table 1 Spring crop feasible planting meteorological indicator 项目 小花生 大花生 春玉米 地瓜(栽插) 芋头 日平均气温(℃) 适宜 ≥12 ≥15 ≥12 ≥14 ≥8 过低 <10 <12 <9 <12 ≤6 5 cm地温(℃) 适宜 ≥15 ≥18 ≥15 ≥17 ≥10 过低 <13 <15 <13 <14 <8 5~10 cm 土壤湿度(%) 适宜 55~60 60~70 60~70 65~80 60~80 干旱 <50 <50 <50 <55 <50 过高 >80 >80 >90 >90 >90 表1. 春播作物适宜播种气象指标 3.1. 资料 本文资料来自海阳市国家基本气象站1961~2015年55a的气象观测资料，选取气温、5 cm地温、降水作为研究对象，资料经过了严格审核，质量可靠。根据海阳市气候资料和当地农事习惯，海阳市春播的日期一般在4月中旬到5月上旬，本文重点讨论该时段内的气象资料。 3.2. 热量条件 3.2.1. 气温 1961~ 2015 年4 月11 日 至 5 月10 日 累年平均气温为 13.1 ℃ ，最高的年份 15.1 ℃ ，出现在1989年，最低的年份 11.2 ℃ ，出现在1980年。其中4月上旬、4月下旬和5月上旬累年平均气温分别为 11.1 ℃ 、 13.0 ℃ 和 15.1 ℃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8 ℃ 平均日期为 4 月 5 日 ，最早为 3 月 16 日 ，最晚为 4 月 21 日 ；稳定通过 12 ℃ 平均日期为 4 月 24 日 ，最早为 4 月 9 日 ，最晚为 5 月 5 日 ；稳定通过 14 ℃ 平均日期为 5 月 5 日 ，最早为 4 月 20 日 ，最晚为 5 月 17 日 ；稳定通过 15 ℃ 平均日期为 5 月 11 日 ，最早为 4 月 30 日 ，最晚为5月29日(表2)。 3.2.2. 地温 1961~ 2015 年4 月11 日 至 5 月10 日 累年平均5 cm地温为 15.6 ℃ ，其中4月上旬、4月下旬和5月上旬累年平均5 cm地温分别为 13.6 ℃ 、 15.6 ℃ 和 17.7 ℃ 。5 cm地温稳定通过 10 ℃ 平均日期为 4 月 4 日 ，最早为 3 月 25 日 ，最晚为 4 月 17 日 ；稳定通过 15 ℃ 平均日期为 4 月 24 日 ，最早为 4 月 5 日 ，最晚为 5 月 10 日 ；稳定通过 17 ℃ 平均日期为 5 月 7 日 ，最早为 4 月 19 日 ，最晚为 5 月 27 日 ；稳定通过 18 ℃ 平均日期为 5 月 12 日 ，最早为 4 月 24 日 ，最晚为5月28日(表3)。 3.2.3. 水份条件 海阳市春田多丘陵地，灌溉条件较差，春播大多数借雨墒播种，降水量的多少，决定了土壤墒情的好坏。1961~2015年4月11日至5月10日累年平均降水量为52.8 mm，其中降水最多的年份为245.7 mm，降水最少的年份仅有5 mm。 春旱是海阳市重要气象灾害，它源于冬季，因受山东半岛中部东西向山脉隆起带的阻挡，本地冷流降雪少，土壤底墒差。入春后，遇南下冷空气偏强年份，本地降水多以阵性为主，雨量小且分布不均，北风多，蒸发加剧。据统计，海阳市春旱发生的机率为88%，其中大旱机率为26%，特大旱机率为22%，故当地有“十年九旱”之说。 Table 2 Start date of daily average temperature stably through each limit temperature (day/month 8 ℃ 12 ℃ 14 ℃ 15 ℃ 平均 5/4 24/4 5/5 11/5 最早 16/3 9/4 20/4 2/5 最晚 21/4 5/5 15/5 29/5 表2.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各界限温度起始日期(日/月) Table 3 Start date of 5 cm ground temperature stably through each limit temperature (day/month 10 ℃ 15 ℃ 17 ℃ 18 ℃ 平均 4/4 24/4 7/5 12/5 最早 25/3 5/4 19/4 24/4 最晚 17/4 10/5 27/5 28/5 表3. 5 cm地温稳定通过各界限温度起始日期(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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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春播期间气候趋势分析 4.1. 气温年际变化 对海阳市1961~2015年4月11日~5月10日历年平均气温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平均气温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从平均气温的变化曲线中可以看出，海阳市4月11日~5月10日平均气温呈增加的趋势，经计算，趋势系数r = 0.43，不满足信度为0.10的显著性检验条件，表明平均气温虽然有增加趋势，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性标准(图1)。 Mann-Kendall检验法是时间序列数据趋势检验中使用广泛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该方法不需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适用于非正态分布的气象数据 [ 1 ] 。通过对该时段历年平均气温数据进行Mann-Kendall趋势检验，参数Z = 3.272，由于Z > 2.32 > 0，所以海阳市春播期间平均气温呈增加趋势，并且通过置信度99%的显著性检验。 4.2. 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海阳市1961~2015年4月11日~5月10日历年降水量和线性回归趋势(图2)，该时段降水量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降水量随时间减少尺度微小，趋势系数r = 0.035，满足信度为0.10的显著性检验条件，表明降水有略微减少趋势，且达到显著性标准。 通过对该时段历年降水量数据进行Mann-Kendall趋势检验，参数Z = −8.07，由于Z < −2.32 < 0，所以海阳市春播期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并且通过置信度99%的显著性检验。 4.3. 气温和降水量的突变检测 运用非参数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对海阳市春播期气温和降水量数据进行检测(图3、图4)。 由图3可以看到：1961~1980年春播期间气温变化比较平缓，1981~2015年UF(k)均大于0，表明气 图1. 4月11日至5月10日平均气温曲线和线性回归趋势图 图2. 4月11日至5月10日降水量和线性回归趋势图 图3. 海阳市4月11日至5月10日平均气温K-M统计量曲线图 图4. 海阳市4月11日至5月10日降水量K-M统计量曲线图 温呈上升趋势，1999~2015年，UF(k)均大于1.96，超过显著性水平0.05临界线，2003~2015年UF(k)均大于2.58，超过显著性水平0.001临界线，表明气温上升趋势比较明显。1984~1991年UF(k)和UB(k)出现交点，属于突变现象，突变点是1989年。 由图4可以看到：1961~2015年春播期间降水量呈波动变化，1972~1980年降水呈增加趋势，1981~1992降水量呈减少趋势，但均未超过显著性水平0.05临界线，增加和减少的趋势均不明显。 4.4. 近55年春播作物适宜播种期的气候变化 春播作物适宜的播种期决定于作物的气候需求，主要的气象要素是气温、地温和土壤墒情。气温、地温决定于天气气候的变化，不能通过人为的因素而改变，在无降水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灌溉、浇水等方式增加土壤湿度。因此，决定春播作物适宜的播种期的关键的气象要素是空气温度。 分析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8℃、12℃、14℃、15℃的初始日期(如图5~8)，其线性回归趋势均呈减小的趋势，倾向率分别为−0.1217、−0.112、−0.0776、−0.0863，稳定通过8℃的负相关最大。由于趋势系数分别为0.2619、0.2704、0.1916、0.2005，均不满足信度为0.10的显著性检验条件，表明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各界限温度初始日期虽然有减少趋势，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性标准。 从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各界限温度初始日期气候趋势看出，芋头播种适播期每十年提前1.2 d，春玉米、早熟小花生适播期每十年提前1.1 d，栽插地瓜适播期每十年提前0.7 d，晚熟大花生适播期每十年提前0.9 d。 图5.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8℃日期时间序列和线性回归趋势图 图6.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2℃日期时间序列和线性回归趋势图 图7.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4℃日期时间序列和线性回归趋势图 图8.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5℃日期时间序列和线性回归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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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1) 海阳市春播期气温年际序列变化呈增加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28℃/10a，春播适播期逐渐前移，加上地面覆膜等新技术的应用，播种期比过去提前。 2) 海阳市春播期降水量年际序列变化呈减少趋势，但气候倾向率很小。降水偏少、春旱发生的机率大是影响春播的主要原因。 3) 合理确定适宜播期。根据多年气候情况，海阳市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2℃的初日在４月下旬，稳定通过15℃的初日在4月下旬末至5月上旬初。因此花生、地瓜栽插播种期宜在5月上旬，春玉米播种期宜在4月下旬。每年应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确定适宜播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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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沃尔玛作为零售商的老大，毫无疑问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统治力。它的营运模式长久以来都是企业争相模仿的标杆。从传统意义上的策略角度来看，整个零售产业具有同构型极高进入门栏非常低的产业特质，应当说零售业是一个模仿障碍很低，竞争压力巨大且生存环境恶劣的产业。然而既便如此，沃尔玛依然能稳如泰山，长久领跑立于不败之地。在过去许多传统文献的研究中，专家学者们对沃尔玛的营运策略众说纷纭，既有谈到差异化竞争优势，也有提及低成本策略。但信息发达的今天，我们看到诸如亚马逊，淘宝，阿里巴巴等众多电商的异军突起，沃尔玛最赖以生存的法宝，强大的买方议价能力已经显现不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相对于电子商务，传统超商的疲态主要显现在物流与服务方面，电商形成的客制化服务，以及点对点的送货上门，使得传统超商所能提供的便利性相形见绌。但本研究认为，类似沃尔玛之类的传统超商，其供应链与物流链都十分强大，如果能够合理使用信息管理系统，重塑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传统超商将能捕获更大的价值收益。因此在本研究中，作者采用经济学中的常用概念，均衡分析，加以结合信息管理系统，力求从数字化商业竞争策略的角度来探讨传统零售商的新出路。同时，利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的质性推导，多角度阐释沃尔玛在实务运作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善性的建议。供传统零售行业在策略营运上做出参考。 关键词 :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化商业策略，竞争优势，动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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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今对于数字化商业策略的讨论，已经非常普及。例如：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以及企业与企业间透过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作出商业价值判断等。本研究着重在信息管理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MIS)，透过个案分析MIS在策略管理层面如何提升企业在管理决策上的判断能力。站在全球一体化的视域高度，信息数据的发展已经成为企业战略赖以生存的必要手段。数字化的商业策略，其本质上也即是IT策略与企业经营策略之间的融合。 1996年始，沃尔玛成功进入中国市场。但要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沃尔玛发现必须调整固有的推销和经营策略，只有走本土化中国化的路线，更加符合中国之国情才能有更好的价值捕获。例如，沃尔玛已经了解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看到新鲜的食材，甚至是在他们面前现场宰杀。而不是沃尔玛最初提供给中国消费者的速冻食品或者死鱼以及封装在塑料袋中的肉品。因此，沃尔玛开始展示现切的肉，安装鱼水槽，让消费者可从水槽中捞鱼。此举使得它们销售骤升。此外，他们原本降低成本的策略也发生改变。早期沃尔玛利用网络化的经营模式，通过大数据，定期稽查他们在中国地区的上下游供应链。然后以其强大的议价能力，不断施压上游供应链，要求他们降价。但现在沃尔玛的经营策略已经转变成为主动协助供货商，对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与较佳的管理模式，藉此以提升生产效率，而不再是采取支付低工资或者强制性的交易手段。如今沃尔玛已宣布，中国是沃尔玛的成长策略中心。 虽然现阶段沃尔玛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策略与发展看似鹏程似锦，但我们观测到已有潜在因素试图打破这样的平衡——数字化的经营模式。在过去的十年间，互联网飞速成长，根据《STORES》杂志在2014年公布的美国百强零售排行榜，亚马逊以27.2%的销售额增幅跻身榜单前十，沃尔玛虽然还是稳居榜首，其销售额增幅却仅有1.7%。换言之，也即是说沃尔玛已经走入经营模式创造价值捕获的瓶颈。就现阶段而言，断定在线的网络零售商会不会取代传统的线下实体零售商还为时过早，因为沃尔玛在传统零售市场基本饱和，所以并不宜将两种商业模式进行对比。但从信息技术的科技创新角度，很明显MIS提供的动态能力，对传统零售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互联网时代氤氲而生的以信息管理作为导向的商业模型，已经制造了消费者直接与供货商沟通议价的桥梁。沃尔玛在面对中国电商在市场上异军突起时，其市场占有率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其它类似沃尔玛的传统零售商也在这样的一波波浪潮之中，日渐引退。因此我们尝试从MIS的角度切入，探询传统零售商在面对数字化商业模式冲击下的生存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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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分析 基于对动态能力与资源基础的认识，人们意识到仅仅只要对技术做出提升，对组织的文化进行微调，就能改善企业环境，收获良好的价值增益。现今的许多信息科技相关之研究成果，往往促使着企业在拥有信息系统能力愈强的时候，愈倾向于策略性的使用信息系统以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字化技术已然使得不同形式的动态能力适用于各种复杂的环境。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组织关系的结构，甚至还改善了消费者和企业间的社交网络关系(Susarla and Tan 2012) [ 1 ] 。但Carr (2003)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带来信息科技有形成本的陡降，IT已从公司藉以胜过对手的专属科技资产，变成所有竞争者所共同拥有的基础资源。信息导向理论提出：IT将成为了企业差异化的重要因素(Bresnahan et al.， 2002) [ 2 ] [ 3 ] 。信息科技能否带来预期的效果，其中信息科技的用户是否有足够的信息管理应用能力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数字化进程的发展，正在逐步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型，商业经营模式正在从传统的实体端走向新兴的虚拟端。在沃尔玛的个案中，这一点体现的非常明显，从MIS的角度，沃尔玛在对于IT的应用并没有很充分，他们在策略层级仍有所不足。 伴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MIS所提供的动态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在制定策略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以零售商为例，好的信息分享不但可以消除供应链内的供货商之过多存货，而且经销商也可以减少商品之缺货率和增加顾客满意度，甚至可以减少因需求变动而造成的长鞭效应(Disney and Towill， 2006)。利用数字技术革命性的发展，虚拟化，点对点网络，云计算，因特网服务，以及其它IT的研究与开发，商业营运的规则正在发生改变，许多行业的商业模式被颠覆(Iansiti and Levien 2004) [ 4 ] 。也正因如此，电子商务的崛起，才对主要依靠实体物流供应链商业模式下的传统零售商，形成一种破坏式的创新。它改变了人们过去即有的价值认知，对于传统超商经营模式下的价值捕获产生了巨大的压迫力。 过去学者认为，沃尔玛在中国的经营需要着眼在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以及政府的法令法规，这些才是经营的最大障碍(Slater 2004) [ 5 ] 。策略上趋于保守，沃尔玛受限于中国的制度，使得其在美国营运非常成功的策略环节，物流，配送，企业文宣等，都无法奏效(Stoward 2003)。中国的配销系统是沃尔玛的最大挑战，克服地方主义，科技，非贸易障碍，财政因素，运用良好的供应链管理才能取得商业策略的成功 (Huffman 2003) [ 6 ] 。无疑，前述学者都认为政策导向决定了沃尔玛的经营困难。时至今日，有些问题沃尔玛已经克服，有的问题它们仍然存在。但新的障碍也已经来临。基于MIS概念下的数字商业策略，我们将藉由Bharadwaj (2013)提出的四个主轴，即：数字化经营的范围，数字化经营的规模，数字化经营的速度，价值增加与价值捕获在数字化经营的资源。以此分析个案中，沃尔玛应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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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架构与分析 对于信息技术策略存在一个普遍观点，它是一个功能级策略，必须具有一致性，与企业的文化，选择，资源分配，业务策略保持一致。换言之，也即是说企业信息技术策略是依托于MIS的数字化作业，通过对数据的挖掘整合信息，从而制定相关策略，形成一个具有极高适应性，可以随时做出调整的动态循环体系。 因此，本研究以沃尔玛为案例，提出了一个新的可循环价值捕获体系。主要强调传统超商应如何利用MIS使得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达到利益最大化。 根据前人文献对传统零售商的研究，例如张保隆&伍忠贤《零售个案分析》(2006)指出，沃尔玛的策略管理架构应分为三大模块，投入，竞争优势及产出。在投入中又包括物流，信息，采购，人资四个构面。而由投入到产出则必须经过商品，价格，服务三个构面创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才能获得良好的产出 [ 8 ] 。 无疑，前人的研究角度是在宏观层面，对于整个零售行业以及综合沃尔玛的上中下游供应链做出分析，所以得出结论，沃尔玛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商品，价格，服务的差异化。但本研究则是整合前述观点，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认为沃尔玛的竞争优势还可以透过对自己内部的信息管理获得。 这是一种新思维，不再只是集中在投入与产出，或者投入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而是着力探讨传统超商在引入MIS后，信息系统所能提升的价值捕获能力。MIS使得物流，采购，产品，价格，服务等因素之间的循环关系发生变化。这也将直接导出传统零售商在未来，有可能面对的商业模式新出路。 本研究制定的沃尔玛策略管理循环图如下所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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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动态分析 在沃尔玛的传统经营理念中，正如上述架构之虚线所示，它们在中国市场以农村包围城市，低价渗透为策略导向。透过强大的物流链，完成其对市场的补给与兜售。沃尔玛一直打造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有三个面向。一、服务质量，有正面积极的员工服务；二、上游供应链稳定，在所有零售商中沃尔玛的库存水平是最好的；三、买方议价能力强，他们的定价和耗材成本相对其它同业较低。 然而这些都还停留在众所周知的传统概念。沃尔玛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买方议价能力，只是因为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具有绝对统治力。但资源基础的优势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不是其产品(Wernerfelt 1984) [ 9 ] 。正如亚马逊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它们仅透过大数据就能计算出一位准妈妈的生产日期。信息技术大革命的时代，资源的重新配置至关重要。企业必须相信，客户可以为自己创造价值(Normann and Ramirez 1993) [ 10 ] 。因为数字化进程的发展，客户通过信息的交换，在网络上更容易获得称心如意的产品，这点在最早的网络交易平台，福特公司的AutoXchange已得到充分证实。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电商与物流的完美结合，着实给沃尔玛这样的传统零售商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种压力甚至有可能超 图1. 沃尔玛策略管理循环图 过，过去学者所论述的文化与政策的不兼容。 沃尔玛过去在中国市场的经营中，其赖以生存的成功三要素在于，天天平价，顾客服务原则以及善待员工(魏才2006) [ 11 ] 。而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淘宝，天猫，亚马逊等一系列的电商，它们更平价，消费者习惯由线下服务转为在线服务，买家可与卖家直接交谈，省去极大一部份交易成本。每个人也都是个体经营，丝毫不存在善待员工。沃尔玛的三大竞争优势就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以至于沃尔玛的客户群体急遽缩小。随之而来的连带反映就是由于目标群体的改变，销售的产品也发生改变，部分产品的销量将减少。这些虚拟市场对实体市场的挤压都是由于网络化数字化的动态能力所致。 因此，本研究主张利用MIS的动态能力，弥补传统零售商在虚拟市场受到的冲击。也就是上述循环架构中的实线部分。本研究认为MIS能够提供一种动态平衡的循环能力。 4.1. MIS库存管理配置 在MIS的运行之中，它并不干扰策略层级，它是功能级策略。因此，如上述研究架构所示。首先，策略层级制定农村包围城市与低价渗透的方式并行，提供配销信息，但配销信息并不直接转入物流，否则就与原本的既定商业模式无异。而是藉由MIS通过对配销信息的筛选，透过库存管理，指定物流配送货物。 实际上，沃尔玛拥有丰富的大数据数据，他们的计算机系统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甚至他们可以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跟踪每一笔订单，并且透过结账时的POS机记录下客户的购买习惯。藉由数据统计显示，他们还可以知道在沃尔玛的哪些分店比较好卖，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如何，以及台风天会比普通天气的时候卖的更好。他们在物流层面做足了功夫，台风天都不会缺货。同时他们拥有稳定的供货商，并且提供实时的产品销售数据，供给供货商查询，让供货商们知道哪类产品更有市场，从而促进一个良性的合作综效。当正确的产品恰好出现在了合适的位置，这便是买卖双方与供货商最愿意看到的理想情况。面对数字化的大趋势，我们提供另一种立体的，更适合于新经济体系的组织，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供应链和需求链上，有数字化需求的产业(Peppard and Rylander 2006) [ 12 ] 。因此，本研究提出沃尔玛在物流链上的竞争优势，体现了其在信息管理上的数字化优势。它与亚马逊，淘宝等电商一样，在掌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习惯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4.2. MIS信息技术反馈 此外，本研究认为MIS的数字化作业是动态平衡的循环体系。通过市场对产品销售信息的反馈，形成一条封闭式回路。由市场端重新整合配销信息，继而反馈到MIS进行信息作业，由信息系统根据客户的喜好制定客制化的方案，并提供在线到线下的交易平台，利用物流链透过沃尔玛进行网络的直销或者线下超市的配货。 沃尔玛在中国市场并非没有尝试或者不能做电子商务，它拥有强大的买方议价能力，进军电商的虚拟市场也同样具有影响力。只是由于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导致沃尔玛在电子商务市场上始终无法脱颖而出。因此，本文提出构念，信息技术与管理配置两条回路并行，相互弥补，充分利用MIS对大数据的管理和物流链的供应。补强在线到线下的商业营运模式。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IP、CPU、FDA，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出其全称。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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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静态分析 依据Bharadwaj et al. (2013)提出的理论架构，数字化经营策略可分为两组，即：外部数字化趋势以及内部组织移转能力。 本研究对沃尔玛的数字化商业效力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分析结果揭示沃尔玛在数字化进程效力的判断。沃尔玛在网络化连接的渗透性，丰富的信息资源，全球化供应链，云计算的能力以及大数据的出现几个构面均具有良好积极的效力。仅仅是通过信息技术增加绩效的能力有所欠缺。 这是由于沃尔玛作为传统零售商的商业模式局限所造成。新兴的商业模式都依靠数字化的商业策略赚的盆满铂满，然而沃尔玛的价值增加与价值捕获还是依靠传统的商业策略，透过实体销售以及与上游供应链议价，降低成本达到规模经济。但即使如此，仍不影响沃尔玛在整体数字化趋势中呈现出良好的效力。 在沃尔玛的营运策略中，IT技术利用最多的面向来自于物流的配送及调货。他们可以做到良好的配销到每一个仓储，但由此也可看出沃尔玛与亚马逊等电商在策略层级最大的差异。电商由于没有实体店，或者把实体店作为仓库，因此他们的物流链往往是直接配送到客户。这在中国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快递公司盛行。因为电子商务所提供的交流平台使得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享受到客制化的服务，而沃尔玛之类的超商则停留在了原地，他们只能守住传统消费习惯的消费者，更重要的是这些消费者也正在减少。 因此本研究认为，传统超商在IT上并不滞后，落后的是商业模式。在价值捕获上他们没有更充分的挖角IT所带来的潜力，这点是可以通过MIS来弥补的。 沃尔玛的内部组织移转能力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分析结果揭示沃尔玛在移转能力的判断。根据图表分析，沃尔玛在传统商业模式的局限性，IT多面向的使用，CIO及IT的授权，增加IT关联度的能力均是负向。实际上通过前述对沃尔玛在利用IT增加价值捕获中，已经可以看出传统零售商有着固有的经营模式，他们很难改变现有的商业营运模式。 沃尔玛虽然有很庞大的用户数据，但组织结构僵固，并且没有自己的创新性产品。因此，沃尔玛在组织移转能力上非常弱，并不可能像科技企业或者新兴的数字化商业策略企业直接进入数字化时代，沃尔玛需要一个中间缓冲地带。 以电商作为横断面的比较，Osterwalder et al. (2002)提出，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本体包含以下四个支柱，分别是产品创新、基础设施管理、客户关系以及公司财务 [ 13 ] 。沃尔玛作为传统零售商，它们没有属 Table 1 Walmart’s digital business strategy static analysi 无处不在的网络 正向 效力良好 丰富的信息 正向 覆盖全球的供应链 正向 IT产生价值/绩效的增加 不显著 云计算能力的增长 正向 大数据的出现 正向 表1. 沃尔玛数字化商业效力静态分析结果 Table 2 Walmart’s organization shifting analysi 传统商业模式的局限性 负向 移转能力差 IT的多面向使用 负向 CIO及IT的授权 负向 增加IT关联度 负向 表2. 沃尔玛的内部组织移转能力分析结果 于自己的产品，其次管理及客户关系也是依靠强大的议价能力，缺乏弹性。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与电商的竞争时，疲态尽显。 沃尔玛在IT端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了物流链，正如前述动态分析中所提，它们将大数据充分利用在如何调配货物。但这仅仅是IT的一个面向，MIS则是IT的另一个面向。也即是说沃尔玛除了充分利用IT在物流链上保持竞争优势，还应该像电商一样，透过P2P的交易来扩大竞争优势，把物流链与资源配置结合，形成O2O的网络化经营。实际上沃尔玛有这样去做，它们也有部分产品在网上兜售。但相较亚马逊等知名电商，沃尔玛的电商之路却显得非常惨淡。这与沃尔玛的用户群及消费者的行为习惯紧密相连。因此，在IT的多面向与关联度上，沃尔玛都呈现不足。 CIO与IT的授权将决定企业的动态能力。相较于依靠创新的电商经营模式，沃尔玛在整个经营策略中，动态能力都不是重点。它们的经营主要是依靠规模经济，大批量的采购与贩售，利用买方与卖方的议价能力从中赚取差额。因此，CIO与IT的授权在沃尔玛的营运中显得并不重要。但正如前述动态分析所提，在引入MIS后，CIO将成为一个关键点。如何利用MIS整合调配资源，形成一个线上与线下并行的封闭式回路，则显得至关重要。 由前述可知，沃尔玛的营运模式在讲求大数据环境的背景之下，似乎显得乏力。他们对整个数据系统都有着极强的掌控能力，但却又受限于企业自身的结构与传统营运模式。因此，在整个网络模块上，利用信息信息的动态能力部分都还可以进行调整或者补强。根据Pagani (2013)的观察，产业结构垂直，产品结构完整时，分散的力量将把组织结构推向水平化和模块化的配置，这些力量将包括：一、众多竞争对手；二、保持未来竞争力需要技术的多维度，以及市场系统的完整性；三、官僚与组织的僵固化。这些力量通常削弱垂直巨头并且增加组织水平化与模块化的压力(Staudenmayer et al. 2005) [ 14 ] [ 15 ] 。反之，组织产业水平时，另一组力量就将把他推向垂直。一、子系统进步可以提供给市场拥有者力量；二、市场力量的一个子系统鼓励链接其他子系统以提高控制增加价值；三、市场力量的一个子系统，鼓励工程技术整合其他子系统，开发专有的整体解决方案。 显然，这一观点也验证了沃尔玛在组织结构上的不足。根据上述描述性的定义，沃尔玛在由纵向往横向的水平推动能力比较好，由横向到纵向的垂直整合能力较弱。当今许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跨越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竞争策略，业务流程，企业能力，产品及服务。并在企业关系，战略合作伙伴等方向寻求拓展，提升网络化。沃尔玛在数字化商业策略，还有不足。虽然其拥有庞大的数据系统，但仅仅是将其用在了供应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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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研究引入MIS透过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全方位立体的剖析沃尔玛个案，意在给传统零售商提出一个新的商业营运模式。实际上IT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经过这二十年，信息技术带来的商业收益随处可见。传统行业并亦不是没有使用IT技术，而是在思维上具有僵固性，缺乏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与创新。沃尔玛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在中国市场的转型与融合非常成功，在供应链与物流链上的策略也一直被当作教案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看到诸如亚马逊，eBay，阿里巴巴等电商对传统超商，超市带来的冲击。他们更自由，自主，拥有更好的客制化服务，具有更多元化的产品，同时电商还与物流商形成了协力关系。这些都是传统超商所缺乏的竞争优势。 因此本研究主张，沃尔玛应当重新考虑IT在策略中的作用，将这一个功能级策略的战略意义扩大，根据传统的商业模式架构作增补与修整。例如，融合电子商务概念，将大数据充分利用在B2B，B2C以及O2O等商业模型，加入P2P的点对点服务，采用网络上的购物系统与线下实体经营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利用信息管理系统捕获最大化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沃尔玛游走在封闭式垂直整合模型与零散式合并模型之间，它始终呈现出一个线性状发展态势，无法实现网络化结构的非线性多边平台模型。换言之，也即是缺乏创新力。沃尔玛拥有强大的有形资产，缺乏无形资本。例如：智能资本，动态能力等。 本研究从MIS的角度，对个案中的沃尔玛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的分析，将前人的研究成果由宏观引向微观，对于今后的研究，作者认为还可以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来深入探讨，结合信息系统，传统零售商还可以从企业内部资源攫取价值捕获的可能。 而在实务上，沃尔玛应当将网络与实体相结合，提供用户更完善的虚拟购物体验平台，增加第三方支付等。将其强大的物流和供应链与客户建立直接联系。加强对MIS的利用，从数字生态循环系统出发，数字商业策略将极大程度提高沃尔玛的营运范畴，使其更具有模块化，完善规模化市场。与电商的结合也将是传统零售商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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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建立用于皮肤烫伤修复药物研发的动物模型。将20只实验组BALB/c小鼠麻醉后，分别用沸水(接触时间为10 s)在小鼠背部烫出直径1 cm的圆形烫伤区，烫伤后1、7、14和21 d处死小鼠，取其损伤皮肤进行组织学的观察。组织学观察发现烫伤1 d的小鼠皮肤全层组织细胞发生水肿，符合Ⅱ度烫伤特点，7 d时小鼠皮肤组织细胞发生坏死并出现炎性反应，14 d和21 d时烫伤皮肤处开始出现增生肉芽组织。所有数据均表明本研究采用简单的方法成功制作出较为稳定的皮肤烫伤模型，从而为后续进行皮肤烫伤药物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小鼠，皮肤，烫伤，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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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临床实际中，为了研发一种效果良好的皮肤烫伤修复药物，必须要先弄清楚皮肤烫伤的发生发展过程。已知皮肤烫伤是临床医学实践中常见的一类皮肤损伤 [ 1 ] ，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简便、重复性良好且经济的实验性皮肤烫伤动物模型，就有助于评价所研发药物对烫伤皮肤的修复效果。目前，用于建立皮肤烫伤模型的动物多为大鼠、豚鼠、犬、猪和灵长类等，关于小鼠烫伤模型的描述则相对较少 [ 2 ] 。本研究拟通过克服既往皮肤烫伤模型的一些不足，建立一种能够控制烫伤面积和烫伤程度的简单易操作的小鼠皮肤烫伤模型，并对其病理变化做出描述，从而为皮肤烫伤修复药物的研发及药效评价提供重要的临床材料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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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动物及分组 BALB/c小鼠25只，购自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SCXK(豫)2010-0002]，雌雄随机，体重为18~20 g，清洁级饲养。按实验设计需将小鼠分为皮肤烫伤组和正常对照组，其中烫伤组20只，正常对照组5只，其中再按烫伤后观察时间将皮肤烫伤组分为烫伤后1、7、14、和21 d 4个亚组，每组5只小鼠。将小鼠编号后，按照分组设计每5个编号为一组，每组放入一个鼠笼喂养，再将鼠笼编号为1、2、3、4、5，其中1号笼为正常对照组，2~5号笼为皮肤烫伤组的4个亚组。本研究经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进行。 2.2. 皮肤烫伤模型的制作 参照任鹏等 [ 1 ] 研究中所用的实验方法，我们根据现有实验条件稍加改良，具体如下：剪去小鼠背部皮肤毛发(注意在此过程中不伤及皮肤)，乙醚浅麻醉后，将其四肢固定在操作板上，暴露背部皮肤，并保持平坦。室温下，将两端无堵头、内直径为1 cm的中空塑料管直立于小鼠背部，其一端与小鼠备皮处皮肤紧密接触(接触压力保证水不流出且不对皮肤造成机械损伤)，另一端用预热后的注射器快速向塑料管内注入100℃的沸水(2 mL)。沸水与皮肤持续接触10 s (经检测，水温基本无变化)后，迅速将操作板及小鼠连同中空管翻转，将热水从塑料管上口倒出，此时可见烫伤区域为直径l cm的圆形。伤后小鼠分笼饲养，保证垫料干燥清洁，通风良好，给予充足的饲料和饮水。对照组小鼠背部皮肤剪毛后，用室温蒸馏水代替沸水，按损伤组操作步骤处理。 2.3. 组织病理学观察 按预先设定时间分别将皮肤烫伤组小鼠和实验对照组小鼠麻醉后处死，取背部烫伤部位及周边区域1.5 cm × 1.5 cm大小皮肤，固定于10%福尔马林中，然后按照常规石蜡切片制作方法进行切片制作，切片厚度为4 μm，H&E染色后，在显微成像系统下观察烫伤小鼠皮肤的组织病理学变化，以及烫伤后不同时间小鼠烫伤皮肤的愈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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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组织学观察结果 3.1. 对照组小鼠皮肤的组织学结构 皮肤全层完好，角质层存在，棘细胞层结构清晰，真皮内胶原纤维排列整齐，毛囊及皮脂腺结构清晰(见图1)。 3.2. 烫伤组小鼠皮肤的组织学结构 烫伤后1 d，烫伤部位表皮细胞发生坏死，毛囊、皮脂腺等皮肤附属结构坏死，真皮胶原纤维明显肿胀，排列紊乱，血管扩张明显且充血，由于细胞崩解坏死而出现空泡，无明显炎性细胞浸润(图2(a))。 烫伤后7 d，烫伤创面出现较薄的肉芽组织层，其中有少量新生毛细血管和成纤维细胞，表皮细胞增殖不活跃，真皮内有坏死组织，有炎性细胞浸润(图2(b))； 烫伤后14 d，烫伤创面处的肉芽组织迅速增殖，创面边缘开始收缩，并出现再上皮化，烫伤交界处可见多量炎性细胞浸润，创面中间部位也可见较多的新生毛细血管和排列整齐的成纤维细胞，但尚未出现上皮样结构(图2(c))； 烫伤后21 d，可见烫伤创面平直，边缘部分已基本修复完全，被覆复层鳞状上皮，角化明显，表皮下为排列整齐的成纤维细胞和胶原纤维，有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图2(d))。 图1. 对照组小鼠皮肤组织学结构(H&E)标尺 = 100 μm 图2. 烫伤组小鼠皮肤组织学结构(H&E)标尺 = 1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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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临床实践中要想客观地评价和比较皮肤烫伤药物的修复作用，皮肤烫伤动物模型的建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已知的比较理想的烫伤药物评价模型是II度烧烫伤动物模型 [ 3 ] ，因为II度烫伤所造成的损伤程度适中，损伤可达真皮乳头层，损伤部分网状层及皮肤附件，愈合周期在20 d左右，能够明显区分皮肤损伤药物的疗效。经过病理组织学的观察发现，本研究所建立的小鼠烫伤皮肤模型完全符合II度烫伤的组织学特点，能够用于后续的烫伤药物评价试验。 皮肤烫伤动物模型能否成功建立，取决于皮肤烫伤面积的大小和造成烫伤的时间长短是否一致。除此之外，还与使用的烫伤方法、烫伤物质、烫伤物与皮肤接触的压力等因素有关。过往的研究者曾经使用混合固体燃料或酒精涂抹皮肤点燃烧伤建立烫伤动物模型 [ 2 ] [ 4 ] 或使用预热的金属进行烫伤 [ 5 ] 。但是，上述方法所建立的皮肤烫伤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燃料烧灼皮肤的温度不恒定且无法测量，烫伤时间和烫伤面积不易控制等，而这些缺陷都会直接影响烫伤药物修复作用的评价结果。本研究采用沸腾的蒸馏水作为烫伤物质 [ 6 ] 制作小鼠皮肤烫伤模型，利用秒表控制烫伤的时间，利用中空塑料管保证烫伤面积的一致性，通过控制注入中空塑料管内热水的高度保证烫伤物与皮肤接触压力的恒定。为了保证烫伤模型的成功建立，制作模型时需要在温度较为恒定的实验室进行，随着损伤时间的延长，热水的温度会略有降低，从而对损伤结果有所影响。在剪毛过程中，为了避免损伤毛囊等附属器和表皮结构的完整性，尽量使用小剪刀剪短小鼠背部毛发。 总之，采用本方法所建立的小鼠皮肤烫伤模型具有烫伤程度和烫伤面积稳定，重复性好，操作简便等优点。通过观察模型中小鼠皮肤的组织学结构变化特点，掌握了皮肤烫伤以后的自然修复过程，从而为进一步研发皮肤烫伤药物及评价药物的修复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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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当前转型时期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加剧，个体恐怖性犯罪也日趋增多，这类案件一般均由个体造成，且针对的对象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造成这类个体恐怖性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然而目前我国法律还尚未规定具体的罪名对个体恐怖性犯罪进行单独规制，所以个体恐怖性犯罪就缺乏了具体而明确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本文，首先是理清个体恐怖性犯罪的概念以及这类犯罪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特点，然后从此类犯罪的原因出发，在此基础上探寻预防个体恐怖性犯罪发生的路径。 关键词 :个体恐怖性犯罪，原因，犯罪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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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发生了多起恶性刑事案件，均造成了严重的人身损害和大量的财产损失。例如，2010年福建南平小学生惨遭砍伤案、2014年杭州公交纵火案、2014年广州公交爆炸案等等。这些案件普遍都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的重大损失，而造成此类案件发生的主体均是个体。针对此类新型犯罪案件的频发、案件主体的特性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都必须及时加以关注，并研究它形成的原因以及预防的措施，以期能够正确认识此类案件，为立法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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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个体恐怖性犯罪概念界定 2.1.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界定 个体通常是某个物体的计量单位，或称个人，一般指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中的特定主体。我们这里以个体作为个体恐怖性犯罪的主体，主要在于强调此类犯罪的个人目的性，如报复社会、发泄怨气与不满等其他个人目的，从而能从主体上将此类案件与其它相似案件进行区分。 恐怖性犯罪的科学界定是我们研究个体恐怖性犯罪的逻辑起点。所谓“恐怖性”，其实就是人的生命或财产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一种内心胆怯的心理状态 [ 1 ] [ 2 ] ，这种心理状态是基于犯罪分子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而给人造成的一种压力或威胁；所谓“犯罪”，其实是犯罪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所以在犯罪学视野下我们界定恐怖性犯罪那就必须是符合犯罪学“犯罪”定义的行为。就此而言，“恐怖性犯罪”就必须是在“恐怖性”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犯罪、是符合犯罪学“犯罪”定义的一种行为。具体概括恐怖性犯罪其实就是犯罪分子为了达到某些恶性目的而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迫使不特定的多数人产生一种胆怯的、恐怖性的心理状态的一种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这里所说的个体恐怖性案件，是指犯罪主体为个人、犯罪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犯罪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一系列恶性刑事案件的总称。 2.2.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特点 2.2.1. 犯罪主体为个人 所谓犯罪主体就是具体实施危害行为的人，是犯罪行为发生的主导因素。对于个体恐怖性犯罪而言，它的犯罪主体为单一的个体或者说是个人，这也是较之于恐怖性主义犯罪的组织性相区别。恐怖性主义犯罪是在组织的支配下进行的以制造社会恐怖性为目的的社会犯罪行为，而我们这里研究的个体恐怖性犯罪，它的主体为个体，这也就说明这类犯罪的形成是主体在个人思想的支配下造成的犯罪，虽然也会给社会造成恐怖性的气息，但是由于主体的限制因素，个体恐怖性犯罪远远不会达到恐怖性主义犯罪的程度和破坏力。 2.2.2. 犯罪主体多来自社会底层 在当今社会变革发展时期，虽然一直在强调拉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但是就我国目前社会的现状而言，贫富差距依然很大。贫富差距大的最大表现就是，会造成一部分人特别富有、一部分人特别贫困，而且贫困的人会越来越贫困、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这样的一种落差势必会使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员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生活上都难以接受，这也是造成社会恶性案件频发的最主要经济因素。因为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很可能会因为经济拮据、工作不顺心等因素就产生一种特别的压抑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催动下，如果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善，不良心理得不到解决和发泄，就容易诱发对社会、对富者的强烈憎恶和报复心理，从而导致最终的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 2.2.3. 犯罪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 个体恐怖性犯罪侵害的对象是广泛而不特定的，这种随意性也就增加了个体恐怖性犯罪所具有的恐怖性性 [ 3 ] 。尽管具体的个体恐怖性犯罪侵犯的是某些特定公民的个人权益，但是犯罪者并没有将他们进行归类而是直接将这些人当作社会的普遍成员来加以侵害的。所以，在实际案例中所有的公民不管是政府人员还是普通劳务者、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学生都有被害的可能。由此而言，如果没有任何人会成为特定的攻击目标，那就意味着在个体恐怖性犯罪的情形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所以，个体恐怖性犯罪给社会造成的这种恐怖性的气息和影响应当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2.2.4. 犯罪的危害后果严重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危害后果，不仅包括对不特定的多数社会成员产生精神上的严重危害后果，还包括对具体犯罪的实施对象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这种危害结果的特征之一就是往往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例如，2010年3月23日，福建南平小学凶杀案，造成9人死亡，4人受伤，且伤亡人员均为南平实验小学学生；再如2014年7日5日，杭州公交纵火案，造成3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15人等等，这些实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案件，都无一例外的证明了个体恐怖性犯罪后果的极度破坏性和严重性，它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还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恐慌之中，使人们普遍丧失了正常生活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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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论舆论主体对政府危机公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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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发布终端。当今突发性事件的传播路径，可以归纳为由特定的无数个人首先发出信息，经过网络的放大效应形成初步舆论，新闻媒体跟进报道，相关部门启动应急措施，网民大量转发评论，引发社会民众热议。本文以8·12天津爆炸案为例，试图通过主体辨析法，剖析在突发性事件尤其是灾难性事件中，不同舆论主体的诉求以及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应对策略，并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改善提出三点建议。本文旨在厘清不同舆论主体的需求，以此为重点以提升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主体予以回应，从而提升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公信力。 关键词 :舆论主体，政府公关，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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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各种事件 [ 1 ] 。每当一个突发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故、自然灾害、恶性事件)发生时，政府的作为即其所采取的应急管理措施、公共关系处理等都会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中存在应急滞后、责任不清、制度缺失、互相推诿、没有后续结果等现象，被公众诟病已久并形成对政府的舆论谴责。这其中折射出的一个问题是，不同舆论主体对政府处理危机的措施有不同舆论诉求，而政府一贯采用的危机公关策略中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分析主体、对症下药，是提升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一个有力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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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危机公关现状：以8.12天津爆炸案为例 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2016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2015年8月12日，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其中参与救援处置的公安消防人员110人，事故企业、周边企业员工和周边居民55人)、8人失踪(其中天津港消防人员5人，周边企业员工、天津港消防人员家属3人)，798人受伤(伤情重及较重的伤员58人、轻伤员740人) [ 2 ] 。而在事件发生后的短短几天之内，社会上的正、反面舆论此起彼伏，具体走向如下表所示(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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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转变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危机公关方向：细化舆论主体分析 3.1. 事故亲历者、直接受害者 许多爆炸的亲历者，第一时间在微博和微信上发布了爆炸的现场视频，引发大范围传播。相关当事人随后受到大量网民关注，第一手消息和资料多是出于这部分人。 Table 1 Tianjin 8.12 bombing to public opinio 8.12晚 新浪微博用户首发爆炸现场视频引发关注 8.13凌晨 微博、微信成为信息集散地，大量视频、流言和实况被转发，形成初级舆论场 8.13凌晨 微博大V、媒体及相关报道机构迅速跟进，开始引导舆论 8.13 天津官方微博几无动静，引发网民评论和猜测 8.13 瑞海公司背景、消防员“最帅的逆行”、“为灾区祈福”三大网络舆论热点形成 8.13下午 天津当局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惹质疑，舆论不满 8.13至8.16 8.14 联系六场新闻发布会引发次生舆情，引发民众猛烈抨击和质疑 新闻发布会适得其反，网络舆论发生大范围转向，质疑天津当局 马云被“逼捐”事件 8.17 第七次新闻发布会，常委到场释疑，收效甚微 表1. 天津8.12爆炸案舆论走向 亲历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权益直接受害者，另一部分为其他未直接受害的群体。直接受害者在网络上发微博维权，博得网友的同情和声援，这部分人的主要诉求有：对遇难、重伤、致残的居民及消防官兵赔偿问题；居民住宅损坏赔偿及维修问题；居民财产安全及后续安置问题等。尽管有热心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对这部分人提供救助，例如受害者可以到酒店免费入住，领取免费餐点等，但这都只是权宜之计，只解近渴，他们的最终诉求仍是需要政府拍板决策的问题。 人身及财产都没有受损的这部分亲历者，并不涉及维权问题，因而在网上发布消息的时候多侧重于对现场情况的曝光。这部分人的主要目的集中在：表达恐慌和震惊、向亲朋报平安、爆炸现场还原以及博取社会关注。 3.2. 爆炸波及地区群众 由于距离爆炸地点较近，爆炸后的空气质量问题和饮用水安全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受波及地区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这部分人质疑当地的空气质量是否还适合继续居住，空气中是否包含有毒气体，饮用水是否安全，爆炸后将产生怎样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并在网络上迅速形成环保问题的舆论场，并要求官方尽快给予答复，尤以天津市区和北京为最。 官方随后公布了一个空气检测质量报告，报告中的监测数据证明空气质量和饮用水源都没有问题，但却遭到舆论的更大质疑。质疑的主要方面有：指标如何规定？数据如何得来？检测如何进行？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官方进一步的解释和回答。网络上热议一时的“爆炸时的风向可稀释京津地区空气污染问题”则被多数网民讽刺“只管北京，不管辽宁”。更有言论称“烧秸秆、点鞭炮、熏腊肉”的行为都被认定为污染环境，而“天津危化品仓库爆炸，环境监测竟然一直正常”，这一度成为舆论追捧的论断。尽管有一些网民在各种帖子和评论中科普这份报告的可信度，但是大部分网民仍对官方公布数据却不加以进一步解释这一行为表示不满。 3.3. 普通网民及关注事件进程的公众 对于普通网民及网络上关注事件进程的公众来说，他们的主要能力在于声援、动员和传播，这部分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其一，涉事企业的责任追究问题。关注重点在于天津瑞海公司负责人的背景问题、审批程序问题以及该公司是否与官方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信息公开滞后的情况下，各种猜测、揣度和阴谋论分析开始铺天盖地地在网络上传播开，更有甚者，牵扯到政府高层及国家领导人，引得舆论一片哗然。 其二，消防问题。以微博“世界上最帅的逆行”和消防员的聊天记录为节点，引发网络舆论对消防安全、消防员编制的大面积讨论。舆论关注点逐步从“为烈士点蜡烛”转到对消防应急预案执行的质问。 其三，网络谣言问题。在此次事故中，许多普通网民自发维护言论真实性，多个微博大V和媒体机构共同发声，呼吁网民不要造谣、信谣、传谣。同时自发组织起对技术性问题的辟谣(如盛传的“救火原则”一文、空气监测报告的可信度分析等)，并通过向公安机关举报造谣网友，共同维护信息的真实性。 3.4. 媒体、相关报道机构 主流媒体的介入报道使得灾情的信息透明度大幅提升，极大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这也是媒体的职责所在。人民网、澎湃新闻、头条新闻、新浪网等相关媒体报道机构在爆炸发生后迅速关注，跟进报道爆炸事件的后续处理结果，并在其官方微博上向民众公布最新伤亡数据和救援情况。在灾情信息需求之下，人民网、央视网、财新网等多家媒体甚至运用了无人机航拍爆炸现场，传递回了极为震撼而直观的视频、图像资料。 新浪微博则成为各大媒体引导网络公众舆论的主要阵地。从最开始的“世界上最美的逆行”，网友为消防员祈福，到对天津瑞海公司的真实背景的质疑，要求公开相关责任人资料，再到网民对天津官方和天津当地媒体含糊回应及滞后反应的质疑和批评，舆论的关注点在媒体的报道下再三变化。 可以看出，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媒体报道机构由于其可以深入现场报道的便利条件而能迅速成为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借由其影响力和“议程设置”等技术手段，它们的相关报道会改变舆论方向，对网络舆论的偏转和排解有巨大的作用。 3.5. 官方机构 官方机构发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制造利己舆论，二是维护大局稳定。但在大灾之际，天津官方媒体却集体“失声“。官方微博“@天津发布”的表现不如人意，爆炸发生在12日23:30，但是，直到13日凌晨3:52，“@天津发布”才发布了第一条和事件有关的消息。一分钟后，发布了第二条微博，内容是领导在现场。此外，第二天天津卫视仍在播放韩剧，以致让网民讥讽“世界都在看天津，天津却在看韩剧”。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社会媒体代位，官方权威信息缺失，不实消息传播，恐慌情绪蔓延。 爆炸后，天津滨海区爆炸事故先后召开十余场新闻发布会，却多次出现低头念稿，以“不了解、不清楚、不掌握”的措辞回答记者提问，还出现过“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的不当言辞，结果适得其反。耐人寻味的是，前六次发布会均未见市领导出席，甚至直播至记者提问环节被中断，被舆论猛批“火上浇油”、“组织混乱”、“缺乏整体统筹”。 3.6. 别有用心者 在本次事件中，不乏别有用心者利用官方信息发布滞后的间隙造谣传谣，制造社会恐慌。更有甚者，在网民声讨涉事企业、质疑政府作为的同时，利用其防范心弱而同情心强、对网传故事的真实性疏于甄别的心理，编造故事，博取同情，骗捐、诈捐。此外，还发生了对马云的“逼捐”事件。以上种种，都在救灾日程中，登上了舆论的制高点。这部分人的主要目的在于煽动社会情绪、炮制热点、达成私利，所选取的话题有巨大的讨论性和煽动性，一点即燃，使得舆论场上山头林立，争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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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进一步改善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建议 (一) 政府要平衡各个舆论主体间的利益，分清缓急。前文已经分析，不同舆论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政府需要了解并厘清这些诉求，同时予以反馈和答复。但是政府也应当在处置的时候分清轻重缓急，哪一方的诉求需要尽快满足，哪一方的诉求可以稍作搁置，都需要细心区分。在平衡利益的过程中，如何安抚、如何告知都需要政府早作打算，太快或太慢都有可能引发舆论的反弹。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有提前的预案，也考验行政主官对形势的把握和为政的政治智慧。 (二) 政府要坚定自身在网络舆论中的立场。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其本身是个中性词，只有被引导到某个方向的时候才会产生价值判断。由于网络传播的及时性、放大性和交互性，网络舆论在热点事件中会迅速形成，进而成为一种驱动力和煽动力，一方面施加压力给相关责任群体，另一方面扩大讨论范围，进而形成舆论派系。如果引导的方向是正确的，则能促使事件获得进一步的跟进和妥善的处理；如果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则会演化成网络暴力，对施加对象来说则是一种灾难。 在坚定自身立场的同时，政府还应以身作则，提倡追求真相、相信真相的理念，引导和改善网络风气，培育和营造积极、健康、正面的主流舆论。 (三) 政府要提升引导网络舆论的能力。想要在网络舆论大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取信任，政府必须要提升引导网络舆论的能力。只有有效地引导舆论走向，才能掌控网络舆论发展，阻止或减少谣言和网络暴力所带来的伤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提升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应急能力，在应对网络公众舆论中做到不乱讲、不招黑，另一方面就要提高对某一事件可能形成的网络公众舆论发展做预判的能力，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做好预案，在舆论尚未形成或形成过程中给予正确引导，稳住舆论走向。 (四) 政府要及时查明案情、认定事故责任，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和处罚，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关事故排查，给各舆论主体明确答复。在众多舆论的焦点中，追责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而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尽快公布事故原因，追究责任是安抚公众情绪、粉碎不实谣言及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必须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追责过程需透明公开、依法处理，既要起到处罚和警醒的作用，又要尽量避免受到不同舆论的影响。另外，政府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事故排查，并对内部监管进行反思和强化，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只有将追责情况、处置结果向各相关舆论主体公布公开，才能将整个危机事件的处理画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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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资助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优秀人才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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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长足发展。其中以《袁氏新医药模式与临床》一书为代表的新突破，不仅从古代“气”“血”“经络”等初级概念中得到了启迪，而且为中医学和西医学在高级阶段的统合提供了基础。例如站在生物医学新应激理论的时代高度，超越了目前神经科学的局限，基本解决了“现代神经—体液调节理论”、“生命力调节系统”等医学瓶颈，也对当今医疗短板的疼痛、感冒、缺医少药等提供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应用。可以说这应得益于中医学气血理论的科学精髓，也得益于崭新应激科学的归纳和指导，还得益于人类医学发展必将融合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 :生物医学，中国新医药学，应激理论，气血理论，经络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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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在当今世界，人们对自身健康和疾病的重视和要求，已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其中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医学界。可以说，尽管近百年来全世界的生物医学水平，包括从细胞与基因到人体与智慧等方面获得了飞跃发展，可是仍然满足不了人类的要求，甚至是基本要求。例如司空见惯的感冒及其病毒，从病因到治疗及预防，医学界至今都没有一整套有效的办法。又如人们非常乐见细胞及基因水平的任何成果，但对“神经–体液调节理论”和“生命力调节系统”等根本问题却研究甚少。其中大有“捡了芝麻扔了西瓜”之嫌。 当然，可以说上述问题是西医学的短板，但客观上其难度并不是有多大。这是因为中医学两千多年来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随着中医药的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科学实质也就显而易见了。可是，中西医结合在西方并不受重视，中医学的现代成果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也是困扰当代医学界的重要症结之一。 在中国，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其中屠呦呦教授所挖掘的青蒿素抗疟，经过三十多年后终于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就是西方不得不承认的杰出成就！实际上类似的成就在中国并不鲜见。例如在2013年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袁氏新医药模式与临床》一书 [ 1 ] ，就因为基本解决了中西医学中一系列根本问题而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 [ 2 ] [ 3 ] 。本文从中国新医药学最新模式的角度，就中医学的气血理论和经络理论，与生物医学中的现代神经–体液调节理论和生命力之间的融会贯通和相得益彰，做一个独到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