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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2.1. 集群网络相关概念界定 网络组织作为对组织间网络高度概括与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总结，因其显著的协同效应而得到学术界与企业界的高度关注，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学术界对网络组织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网络组织的相关概念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网络组织进行了界定，网络组织包括企业网络、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中间型组织、集群网络以及战略联盟、联盟网络、联盟组合等不同的表现形式。鉴于本文聚焦于对集群网络的动态演化与关系组织的匹配性进行研究，许多学者将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以及集群网络等进行混淆，出现界定不清，模糊运用等现象。本文通过对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以及网络组织等关键词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检索发现，分属于不同关键词的文献都有存在，但是与企业集群相关的文献最少，而与产业集群相关的文献最多，其中有许多文献将三者混为一谈，本文对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与网络组织等概念进行界定并进一步区分。 首先，企业集群是指经营同一行业的大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是美国学者Porter在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正式提出的。Porter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在某一地理空间上集中的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公司或机构的组合，它包括一系列不同行业、具有竞争或合作关系的产业或其他实体机构。Beaudry (2001) [ 7 ] 从集群优势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的概念进行阐述，认为产业集群是不同企业间通过互补性资源、信息、技术等方式达到降低成本、构建市场壁垒，产生协同经济效应目的而形成的具有相互联系的网络，并进一步认为这种网络就是群。吴德进(2004) [ 8 ] 对产业集群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比市场稳定与组织灵活的中间型网络组织，介于科层与竞争市场之间，是一种更加柔性的企业网络系统。所以从学术概念来看，企业集群与产业集群存在显著的差别，企业集群主要具有地理临近性的特征，而产业集群从地理临近性来看既可以是临近的，也可以是分散的(符正平，2002) [ 9 ]，而且产业集群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企业也包括高校、政府、科研机构等社会团体，是一种宏观层面上的概念。 其次，从产业集群与网络组织的概念来看，有学者借用网络组织的概念对产业集群进行定义，然而网络组织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想化的产业集群，现有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学者对网络组织进行界定，其中李维安和林润辉(2000) [ 10 ] 对网络组织的界定在学术界产生了一致性的共识，认为网络组织是一个由活性结点的网络联结构成的有机组织系统。信息流驱动网络组织运作，网络组织协议保证网络组织的正常运转，网络组织通过重组适应外部环境，通过网络组织成员间协作实现网络组织目标。网络组织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克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任务复杂性等外部风险形成动态的、柔性的有机组织系统，并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与核心竞争力。而产业集群是基于地理等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独立经济主体之间通过社会关系和重复交易等形成的网络空间组织架构，是网络组织在现实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网络组织更加强调其产生的协同效应，网络组织的存在是为了产生网络效应，更注重其结果，可视为一种成熟的、升级化的产业集群，且网络组织不仅包括集群式的网络还包括其他形式的网络(例如联盟网络、联盟组合等)。 最后，本文通过对企业网络、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相关概念进行梳理，认为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与网络组织并非同一概念，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产业集群到网络组织需要通过一系列发展演化的过程，网络组织是产业集群网络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也是已有研究中许多学者所忽略的部分，本文将产业集群到不断向网络组织发展的掩护过程统一成为集群网络的网络化过程。 2.2. 集群网络组织间关系的动态演化 2.2.1. 集群网络动态演化驱动因素 在集群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中，有许多因素会驱动网络的不断发展和演化，本文根据已有文献，针对集群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加入相应的影响因子作为网络演化过程中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战略协同、网络惯例、网络权力以及网络能力等。 1) 战略协同。在集群网络不断形成和演化过程中，较多的学者集中于关注企业间关系的协调与治理，但集群网络形成之前合作伙伴的选择却也是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郝斌和李佳琳等，2014) [ 11 ]，因为伙伴选择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后期企业间关系的维护和发展，甚至可能会由于网络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使企业间关系网络的治理陷入困境，如果在企业成员合作之前就做合作伙伴参与集群网络设置一定标准的话，尽管不能完全避免后期合作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但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协调失败的机率。郝斌等(2014)也认为战略协同是网络形成过程中伙伴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从知识匹配、关系互动、战略协同和制度嵌入四个视角对企业伙伴选择的动机进行探析，认为集群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获取资源、信息以及合法性的渠道，为成员企业提供长久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也有学者从伙伴选择过程中的战略协同视角来看(Wassmer and Dussauge， 2011 [ 12 ]; Diestre and Rajagopalan， 2012 [ 13 ])也认为战略协同是核心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标准和依，战略协同程度高的企业可以更好的推动企业间关系互动并产生价值共创的目的。战略协同强调集群网络形成过程中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在战略上的一致性、协同性以及同步性，认为不同企业的市场定位、目标选择以及业务的匹配性是战略协同中企业间关系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文认为在集群网络形成到成长过程中战略协同是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 网络惯例。随着集群网络的不断演化，学者们对惯例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突破了组织的边界限制从组织内部跨越到组织间协作，研究内容也从组织惯例转入网络惯例，并进一步对网络惯例的影响因素以及生成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包括党兴华团队中孙永磊(2013) [ 14 ] 将网络惯例扩展到网络合作中，认为网络惯例在网络成员行为规范、协调网络整体运行以及促进网络成员合作方面具有正向的作用。后续孙永磊(2014)又通过扎根的方法进一步从网络组织内部、组织间以及网络整体三个层面对网络惯例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探讨；肖瑶(2015) [ 15 ] 将网络成员间的关系能力分为关系启动能力、发展能力以及关系终止能力，并以网络变量为调节变量对网络行为进行定量研究；常红锦(2016) [ 16 ] 以创新网络为研究对象将创新网络惯例分为合作创新行为默契和创新网络规范共识两个维度对知识共享行为以及其中网络位置的作用进行分析，甚至还包括肖瑶(2018)从跨层视角出发将创新网络分为网络层、二元层以及企业层对不同层级惯例与结构机制、关系机制、学习机制进行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已有研究中成果还相对分散且尚未形成系统性的逻辑分析框架和理论共识，缺乏对实践中集群网络的指导。此外叶英平(2017) [ 17 ] 以产学合作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网络惯例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讨网络惯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还包括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网络权力以及网络惯例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网络惯例在集群网络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网络惯例不仅能够有效推动企业间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于规范网络内成员的行为规范以及网络的稳定性、提升网络整体的运行效率都具有重要夫人研究意义。所以在集群网络的演化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网络惯例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动网络成员行为规范、促进网络效应的形成以及网络绩效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本文认为网络惯例在产业集群的成长到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3) 网络权力。集群网络是鉴于单个企业无法独自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任务复杂性等外部风险因素而组成的合作网络，网络成员之间呈现一种相互依赖的状态，但基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资源优势等使企业主体之间权力不均衡，导致学者们对权力的研究从组织权力转向网络权力，网络权力作为集群网络运行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之一，制约着网络整体的运行效率。尽管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网络权力在集群网络中的重要性，但是学术成果还较分散，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孙国强等(2016) [ 18 ] 基于结构影响权力，权力影响行为的逻辑出发，从关系观、能力观和依赖观三个视角出发对网络权力导致的网络资源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从实践调查的角度对网络权力配置进行量化识别，结果表明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在集群网络中具有不同的角色，核心企业具有引导和带动性而非核心企业具有辅助和配套作用。魏龙和党兴华(2017) [ 19 ] 将网络分为知识权力和结构权力，并认为知识权力和结构权力分别承担着内部推动力和外部拉动力的角色，两者相结合能够共同影响集群网络整体的稳定性。Shore等(2015) [ 20 ] 也对网络权力进行了解读和诠释，认为网络权力是一种重要的网络治理机制，集群网络可通过网络权力的动态调控实现组织过程的规范化，进一步降低网络成员合作的不确定性。吴松强等(2017) [ 21 ] 基于对企业数据进行调查，并将网络权力从核心知识权力、地位权力、感召权力几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发展都与企业合作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叶英平和卢艳秋(2016) [ 22 ] 从社会网络视角对网络权力与网络惯例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发现网络权力与网络惯例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也有学者提出在集群网络中网络权力需要保持适度的状态。基于此，本文认为在集群网络转型升级过程中，网络权力在网络的转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过高的网络权力或许会制约集群网络的转型升级。 4) 网络能力。网络能力是网络组织对网络资源进行协调、配置和整合的能力，可以通国协同组织内部的网络资源来提高网络绩效并获取竞争优势(孙文文和蔡宁，2012) [ 23 ]。企业通过网络的方式获取竞争优势，企业的网络行为会受到组织内部资源创造和共享程度的影响(Wilkinson and Young， 2002) [ 24 ]。由此，企业必须积极、主动构建的网络并管理和维护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关系，而这种能力就是组织网络能力。因此，拥有较强网络能力的企业在网络合作中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和网络权力。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能力(宋晶和孙永磊，2016)是企业的一种网络化整体战略能力，只有对网络能力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对网络整体内在的运行机理进行深入了解，进一步维持网络的高效运行并保持网络长久的竞争优势。此外，也有学者从吸收能力的视角对网络能力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通过构建宏观、微观关系的浴缸模型对吸收能力的前因因素进行多层次探索，结果表明正式和非正式整合机制与组织层面的吸收能力呈正相关关系(Distel， 2019) [ 25 ]。基于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网络能力在集群网络演化过程中通过探索和不断识别外部机会、外部资源以及不同层面的网络成员关系已达到获取和吸收相关资源的一种动态动力。因此，可以认为网络能力是集群网络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鉴于已有研究共识的认为网络能力是集群网络化过程中能够对集群网络演化具有影响作用，所以本文认为在集群网络演化成熟阶段，网络能力提升能够进一步优化网络组织的运行。 2.2.2. 集群网络动态演化过程 早期研究大多以静态的方式对集群网络的相关概念、内涵以及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将要素和结构置于行动与过程之上(Nadler and Tushman， 1980) [ 26 ]。社会学家Giddens (1979) [ 27 ] 克服了其局限性，进一步强调了应该用动态的观点看待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Selznick (1951) [ 28 ] 认为，在组织研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组织不是一种工具，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生命。该研究强调个人及环境对组织的约束，后来又提出同样的过程可能是组织实力的来源，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的共同承诺和一致目标会变成威力无比的武器，即现象背后的制度化作用，而制度化是一个道德中性的过程：“从不稳定、松散结合、狭隘的技术活动中产生有序、稳定、社会的整合模式”。孙国强(2007) [ 29 ] 也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在网络中的地位优势来获取控制利润，也可通过网络治理来实现其地位优势，但是网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问题，即动态过程仍然研究不多。此外，理性系统理论也认为集群网络是组织及其成员有目的的协调行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罗珉，2008) [ 30 ]。 从组织间关系视角来看，网络治理是一种关系治理，而组织之间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中，包括关系的形成、维护和发展三个阶段。Weick是第一位用基于过程的组织概念取代基于结构组织概念的组织学家。Weick将组织定义为在规制的环境中，通过相关过程中的联动行为消解歧义的过程，并认为组织活动的结构化体现在所谓的“联动行为上——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发展并保持的重复、互动和权变的行为”(Weick， 1969) [ 31 ]。综合可知已有研究成果中较多的理论研究者都共识的认为集群发展演化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态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为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第二类为集群成长阶段理论，主要指意大利著名学者Bruso提出的两阶段模型；第三类为基于进化理论的五阶段成长模型，主要指荷兰经济学家VanDijk提出的基于地理区位、贸易集散地、劳动分工以及创新和工业园(VanDijk， 1997) [ 32 ]。 综合可知一个典型的集群网络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形成–增长–成熟与转型–衰退等四个阶段。现有研究中通过以生命周期理论或者生态系统的方式对集群网络内企业间联系进行动态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研究还不够深入，且在集群网络升级的研究中只关注于集群网络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或治理来进行升级，而忽视了集群网络升级与转型作为网络演化中一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且对于集群网络升级标准与转型的文献较少。此外，集群网络生命周期理论强调企业间关系发展的动态性、协同性以及互惠性，也有国内学者提出集群网络演化分为形成、发展、稳定、衰退等四个阶段动态演化过程，并认为网络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陈玉娇和覃巍，2017) [ 33 ]。 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文化等情境与西方存在截然不同的研究背景，中国集群网络在形成、发展和演化等不同阶段具有中国特色，在对此进行研究时需要立足于中国情境来构建集群网络演化理论体系，而且鉴于历史区位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集群网络的演化过程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路径，及即集聚–集群–网络化的过程。本文基于对几个典型的产业集群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后，发现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大量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但是其中大部分还处于集群网络的成长阶段，尚且没有形成完善的集群网络组织形态。所以本文通过将理论与实践情境相结合，从组织间关系的视角将集群网络的发展演化过程分为集群形成阶段、集群成长阶段、集群成熟阶段以及网络升级阶段或衰退阶段四个阶段(见图1)。 图1. 集群网络动态演化示意图 2.3. 集群网络的关系租金 网络是作为参与交换关系的行为主体，在主动被被动的参与活动中，通过企业间资源的流动而形成的非正式关系(Hakonsson， 1987) [ 34 ]。卢福财等(2006) [ 35 ] 从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企业成功参与网络的失败率高达50%~60%，并进一步认为企业网络合作的本质在于获取网络租金，而失败原因是不能产生网络租金或网络租金分配不合理。所以可以认为从集群网络的竞争优势来看，集群企业参与网络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得协同效应和超额利润，这部分超额利润，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关系租金(罗珉，2007) [ 36 ]。集群网络内成员鉴于资源异质性等特征，通过信息共享、资源互惠等产生关系租金。 网络组织的成长与演化是主体、资源和行为共同作用下节点能力提升、网络关系变动和网络结构改变的结果(黄晓芬和彭正银，2018) [ 37 ]。而关系作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通过企业间资源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组织的行为。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与关系租金相关的概念有网络租金，网络租金是网络组织内部各种租金的统称，网络组织的存在是为了产生协同效应。网络租金是集群网络内具有异质性、相互依赖以及互惠关系而形成共生关系的企业在网络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将网络内各种资源与能力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涌现效应，也成为超额利润，这种利润是网络成员抵消了它们各自单干后的正剩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分别为交易成本的节约和交易收益的获得(卢福财和胡平波，2006)。宗文(2017) [ 38 ] 从租金创造和租金分配两个角度对网络组织治理进行分析，认为网络租金分为私有租金和共有租金(Dyer and Singh， 2010 [ 39 ]; Lavie， 2006 [ 40 ])，私有租金是网络参与成员通过私有资源而获得的专属于企业自身的自有利益(Lavie， 2006)，共有租金是网络参与成员通过资源交换、信息共享、价值共创等方式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共有租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Dyer和Singh (1998) [ 41 ] 通过对日本丰田企业的生产网络进行追踪调研而提出的基于企业之间彼此的交换关系产生的关系租金，二是网络作为创新集散地，网络组织中的企业能从网络的价值创造“域”中吸收的系统租金。Jeffrey (1996) [ 42 ] 认为对偶关系是企业间关系的基础，关系租金是基于对偶关系集群网络内成员通过关系专用资产投资、互补资源/能力以及知识共享程序和有效治理的动态互动产生(Dyer and Singh， 2018)，并指出关系租金是企业合作网络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罗珉等(2007) [ 43 ] 从组织间关系的角度对价值界面与关系租金的获取进行分析，认为关系租金是以价值界面为基础的，关系租金更多应该关注关系而非超额利润，是集群网络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朱桂龙等(2018) [ 44 ] 从生态租金的视角对网络租金进行分析，将生态租金分为关系租金、李嘉图租金、理查德租金和熊彼特租金，并从四个角度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关系租金贯穿于集群生态系统演化整个过程。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间关系视角对集群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仿真模拟，主要对网络组织产生的关系租金进行研究。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 假设H 1 ：在不同集群发展阶段网络内形成的关系租金不同而且在网络升级阶段关系租金的获得量最多。 假设H 2 ：战略协同、网络能力和网络惯例对关系租金的影响成正相关，而过高或过低网络权力都不利于关系租金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