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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后悔影响因素 4.1. 生物学基础 Camille等人(2004)研究表明，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很可能就是后悔的神经中枢，他们用眶额叶皮层受损的人和正常人作对比试验，结果发现，OFC受损的人无法从经验中学习，也不会产生预期后悔，Coricelli等人(2007)认为，后悔的产生是决策过程中从认知加工到情绪体验的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而OFC很可能是认知和情绪整合的枢纽所在，Coricelli等人(2005)进行的一项关于后悔的fMRI研究发现，除OFC外，后悔还与杏仁核、腹侧前扣带回、海马和腹侧正中眶额叶皮层有关。杏仁核、腹侧前扣带回与程序性记忆过程有关，海马和腹侧正中眶额叶皮层与个体对后悔的厌恶程度有关。 4.2. 反事实思维能力 1982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首次提出“反事实思维”这个名词，即个体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结果不满意从而加以心理否定并构建出一种与现有事实相反的一种假设性思维活动，李程在2014年的研究表明(李程，2014)，个体的在6~7岁左右时，反事实思维能力快速发展，这个阶段的孩子具备了反事实思维能力，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后悔体验。由此可见，生理上的物质基础和反事实思维能力的健康发展，是个体产生后悔情绪的物质基础。 4.3. 人格特质 不同的人后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容易后悔，有的人不容易，有的人后悔程度低，有的人后悔程度高，那么，产生这些原因主要是因为个体的差异也即人格特质而造成的。 Kuhnle和Kuhnle (2011)研究发现，直觉型个体在做完决策后所体验到的后悔比审慎型个体的后悔强度低。他们把这种差异解释为个体依据直觉进行决策时较少进行认知比较，能够把注意力全身心投入到行为中，因而较少体验到后悔情绪，当然，这也可能和认知努力程度有关(张树凤等，2017)。 4.4. 认知闭合需要水平高低 Kruglanski (1989)提出认知闭合需要理论，认知闭合需要是指相对于一个不确定的混乱无序的问题，给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确定的、有序的答案的一种需求。比如你的认知模式通过思考某个问题而开启，那么关闭的方法就是把这道题解出来，国内外学者对认知闭合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均表明，个体的决策过程在基于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水平上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刘雪峰等，2007；牟兵兵等，2012；Kruglanski， 2004)，国内学者张树凤等(2017)对认知闭合需要做了相应的研究，发现认知闭合需要水平高的个体付出的认知努力更少，认知闭合需要水平低的个体相对来说会进行更多的认知努力，由此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可知，认知努力更少的个体因为追求的是认知闭合的状态，因此往往不会受到预期后悔太大的影响，反而有可能会因为较为仓促的决定而感受到较大的体验后悔，而认知闭合需要水平低的人则刚好相反，他们不急于追求认知状态的闭合，会进行更多的认知努力，由此会较多的受到预期后悔的影响。 4.5. 人格定向 此外，Putten等人(2009)研究发现，个体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人格定向，一种是行为定向，另一种是状态定向，行为定向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接下来的行为上，而不像状态定向者那样容易沉浸在后悔情绪中，个体不同的认知方式也会后悔起到作用。 4.6. 自我调节模式 自我调节模式理论是由Kruglanski等人在2000年的时候提出的(Kruglanski et al.， 2000)，该理论把个体的调节模式分为两种，分别是运动模式和评估模式，这两个模式是个体自我调节的两个功能性维度。运动模式的个体强调从当前状态向目标状态的达成，而评估模式的个体则会在不同的达成路径当中进行比较来评估其相对价值。提当运动模式者处于消极状态时，他们更关注从当前状态到目标状态的达成，而评估模式者则更关注达成路径的相对价值(Zeelenberg， Nijstad， van Putten， & van Dijk， 2006)，崔楠，徐岚和谢文婷(2016)年的研究表明，评估模式者相对于运动模式者更容易受到预期后悔的影响，从而发生不作为惯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决策风格，或者是认知需要水平的高低，又或者是人格定向和自我调节模式理论，虽然各个理论的立足点不同，但我们会发现，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个体是对目标结果的达成更在意还是对达成目标手段的价值更在意，由此引发个体不同的后悔。 4.7. 责任 4.7.1. 责任的放大作用 对于做效应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责任感，往往亲自去做的人他的责任感会比不去做的人责任感更高，由此引发的后悔程度也会更高(Giorgetta， Zeelenberg， Ferlazzo， & D’Olimpio， 2012)。同时，个体归因方式的研究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内外归因相比，内归因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容易体验到后悔(索涛，冯廷勇，王会丽，李红，2009)。这是因为内归因的个体更多的把结果产生的责任归因到自己的身上，而外归因的个体倾向于把责任归于外界坏境。 4.7.2. 责任的抑制作用 一直以来，责任都被研究者认为是影响后悔的一个主要因素(Zeelenberg， van Dijk， & Manstead， 2000; Zeelenberg， Nijstad， van Putten， & van Dijk， 2006)，然而，Kelsey和Schepanski (1991)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责任并不是后悔的必要条件。后来的一些研究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些证据，责任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刚好相反(Gilovich， Medvec， & Chen， 1995; Simonson， 1992)，对消极结果负责任感越高的个体会比低责任感个体体验到更少的后悔情绪(Epstude & Jonas， 2015)，这表明，责任和后悔的关系，并非像传统意义上那样。对于这个问题，赵翊馨、史晓冉和史慧颖在2018年做了相应的研究，他们发现在以往的后悔与责任关系的研究当中，被试通常是被告知错失选项的积极结果的，所以他们探讨了在错失选项结果未知的情况下，二者的关系变化，结果发现，当告知个体错失选项积极结果时，责任会对后悔起到助推放大作用，个体会出现认知失调，对现有结果更低评价、对错失结果更高评价，产生更强烈的后悔，而当错失选项的结果未知时，个体无比较的现实客体，于是责任会阻碍并弱化个体的认知失调水平，使个体对现有结果高评价，对错失结果低评价，责任对后悔起弱化作用，并且，他们的中介分析表明，结果评价与后悔之间，认知失调起中介作用。由此可见，责任是后悔的可能原因，但并非一定引起后悔，在错失选项结果未知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对后悔会起到抑制作用。 4.8. 情景因素 4.8.1. 机会理论 美国学者Roese和Summerville在2005年首次提出了一个“12个生活领域”理论框架，并在随后利用这个框架对1989到2003年间美国人的后悔内容做了元分析，结果表明，在人们的后悔领域当中，排名前六的后悔依次是教育、职业、伴侣关系、亲子、自我以及休闲娱乐，这六种后悔共计占到了全部后悔的86.4%，剩下的六种后悔依次是：财务、家庭、健康、朋友、精神和社区。由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机会理论用以解释上述调查结果，机会理论认为：正是因为机会导致了个体产生后悔。机会理论也得到了一些相关研究的支持，如Markman等人(1993)的扑克牌实验研究发现，在被试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时，被试会产生的更多的向上的反事实思维，会引发更多的后悔，Roese和Summerville (2005)通过现场实验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让大学生被试回忆自己的后悔内容，随后对不同的后悔内容进行分类，分成高机会领域和低机会领域，然后比较高低机会领域后悔的强度，从而验证是是否是机会的多少引发后悔的产生。结果表明，高机会领域比低机会领域的后悔强度更强。可能的原因有：首先，机会如果没有了，个体会采用认知失调减少、重构、合理化等心理防御机制来减轻或消除后悔，其次，机会尚存时个体才会产生向上的假设思维，换句话说，如果根本就没有备择选项供你进行认知对比，你还会产生后悔吗？ 4.8.2. 失去机会理论 人们常常感觉到的后悔，是因为当时做错了，还希望能够再来一次，以改变当时的选择，那么，到底是有机会可以改变，还是没有机会可以改变会产生后悔呢？Beike，Markman和Karadogan (2009)在反对机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失去机会理论，失去机会理论认为：并不是机会产生后悔，而是因为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才会后悔，而这一观点也逐渐被大众所认可。他们对机会做了一个时间上的划分，由此来重新定义机会，他们认为，机会理论所指的高的机会领域实际上是说过去改变的机会较多，称为高的过去的机会，在以后没有机会改变称为低的未来机会，失去机会理论解释个体之所以后悔是因为过去在这些高机会领域里没有抓住对的选择，在未来又没有同样的机会让他们再来一次，于是个体产生了后悔，换句话说，如果过去的机会能够在未来还能出现，那么就不会产生后悔，因为个体知道，未来还有可以有机会改变。而这个理论也被一些相关的研究所证明，比如(Summerville & Roese， 2008)研究表明，当以后还可以改变当初的选择时，个体的后悔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老年人的后悔研究表明，老年人相比于年轻人更多的感受到后悔，这是因为老年人认知到未来可以改变的机会越来越少了(Wrosch & Heckhausen， 2002)。 4.9. 生活领域的重要性 我国学者张结海和邓赐平在2013年采用Roese和Summerville的生活领域框架在国内进行了后悔内容的元分析(张结海，邓赐平，2013)，结果表明，在跨文化的差异影响下，人际关系类后悔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后悔，并且排在第六位，同时，我国的朋友类和家庭类后悔比重高于美国，并且，我国没有精神类和社区类后悔，但同时，也显示初跨文化差异的一致性，因为，中美两国后悔最多的五个生活领域是一样的，都是教育、职业、伴侣关系、亲子和自我。于是，张结海引入了一个新的后悔影响因素——生活领域的重要性，张结海把重要性定义为该生活领域对个体的整体生活的影响力和意义。重要性在跨文化背景下，确实能够作为说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后悔内容差异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