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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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为减少自陈问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我们通过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强调匿名、保密等措施进行控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有28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首个公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2.407%，小于40%，说明本研究的数据是可信的，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学术动机在就业压力和学术诚信中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学术动机、就业压力和学术诚信3个变量两两相关，符合中介检验的条件。研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对其学术诚信的影响，将就业压力作为自变量，学术诚信看作因变量，将学术动机作为中介变量(见图1)，使用mplus进行潜变量的结构方程建模，CFI和TLI模型拟合度指标均大于0.9，综合各项指标结果发现：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大学生的学术动机在就业压力对学术诚信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效应(见表1)。 图1. 学术动机在就业压力与学术诚信的中介效应模型 由此可见，对于大学生学术诚信，就业压力和的确是通过学术动机影响学术诚信行为和态度的。大学生所面对的就业压力越高，则他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的外部动机就越强，而相对的内部动机就越弱，所引发的学术诚信的行为就越多，对于学术诚信的态度也较为模糊，在进行学术活动时，外部动机相比于内部动机强的被试会做出更多的学术不诚信的行为。 3)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个人诚信水平在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采用方杰和温忠麟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在本研究中，主要目的是要研究大学生的个人诚信水平与学术动机的交互作用对学术诚信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个人诚信水平是否在以就业压力为自变量，学术诚信为因变量，以学术动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中起到调节作用。根据前人研究提出的检验调节作用的三步骤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步，基准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第二步潜变量交互拟合度较差，AIC值相对于基准模型数值有所上升，并且INDIRECT值的置信区间中包括0。综合各项指标发现，个人诚信水在以就业压力为自变量，学术诚信为因变量，以学术动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中调节作用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大学生学术诚信中，个人诚信水平在就业压力通过影响学术动机进而影响学术诚信行为和态度这一过程中作用不显著。也就是指面对着巨大的就业环境压力，造成了学术动机逐渐外部化，这一过程受到个人诚信水平的调节作用较小。但是在学术动机内部动机下降之后，无论个人诚信水平高低，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即学术诚信的行为由受到的就业压力主要决定，个人的诚信水平能动调节这一过程的作用微弱，更多的是由外部环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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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准则，学术诚信也是学术界的道德底线和行为准则。作为每一个学术人士的道德守则，它为我们学术创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一路保驾护航。学术诚信不仅对于学术界来说，更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根据从就业压力角度下看学术诚信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对提高和改善大学生学术诚信提供了一些建议，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 社会环境角度 1) 改善就业质量与就业结构 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就业压力对于学术诚信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就业压力与学术诚信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从宏观上改善整体就业环境对于提升大学生学术诚信有一定的定的好处。根据2019年两会报告，我国现在从就业结构来看，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每年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都有上百万人。从就业质量来看，首先，高质量就业岗位不足也不足。这也是大学生不就业与压力大的原因，在就业系统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根据政府在两会中提出的，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抓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管理，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 2) 在课程设置中多加入生涯规划以及实习见习相关课程 很多大学生都常常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定位很模糊，导致在大学中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只能跟着其他同学的步伐，比如看着其他同学考研那我也考研等等。因此在大学或者中学课程中多加入生涯规划课程，大学中还可以加入相应的见习实习的课程，并且可以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让学生把握好今后的职业发展与规划，了解行情与需求，这样就不会产生较大的就业压力，对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的作用。 3) 降低高校中学术成果带来的外部利益 除了降低就业压力，研究结果也表明就业压力是通过影响学术动机进而影响学术诚信行为。如今高校往往对于不仅是本科生，还包括研究生博士教授等等都采用学术成果计量的方法来确定保研名额、评优名额、评职称、发放的工资等等。虽然这种方法比较客观和容易测量，是一种精确量化的指标。但是同时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就是使师生们太过于重视学术成果带来的外部利益，而非热爱学术，更多的是为了发出论文、做出成果。这无疑会削弱学术内部动机，带来更多学术诚信失范的结果。因此在大学里其实可以适当减弱一些学术成果带来的外部利益，更加重视对于内在需求的满足。 (二) 自身角度 1) 加强自身的诚信道德素质 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诚信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个人具有较高的诚信水平并不能在较大程度上减弱通过外部学术动机增强而带来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外部压力即环境对于学术诚信的影响较大。因此想要从根本上缓解大学生群体的学术失信行为还是应当从改善就业环境入手，改变整体大环境。但是根据以往描述性统计的研究结果来看，自身诚信依然会对学术诚信有一些影响，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我能够能动地面对压力并保持本心，因此在生活中我们也应当加强自身的诚信道德素质的培养与训练，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学生好公民。 2) 多了解学术诚信的相关内容 从研究结果来看大学生群体对于学术诚信的相关内容不够熟悉，很多人对于学术失信有哪些还不清楚，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加剧了学术不诚信的行为，因此大学生群体需要加强对于学术诚信的了解与掌握。学校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学术诚信的教育。 3) 锻炼专业能力，多进行社会实践 目前就业环境不容乐观，改善就业环境也是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大学生解决就业压力可以从自身的能力入手，在生活中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无法控制外部坏境，那就需要从自身入手，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就可以改善就业焦虑，面对就业时的压力也会有所减少。 (三) 不足与改进 尽管对“学术诚信”的现状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本次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1) 样本中男女以及各专业比例不够平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尽量平衡男女比例。2) 只用华南师范大学作为研究例子不够全面，今后的研究可以结合多个高校进行研究。3) 问卷题目略长，因此可能会使研究对象感到有些疲惫影响成绩。由于本文模型建立的较为复杂，一份问卷需要较长时间填写，可能会使研究对象感到失去耐心，今后研究可以尽量不采用特别长的问卷，并且选择在实验室进行问卷填写，用纸质版代替网络版问卷，可以有效地改善被试疲惫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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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探求初中生良心与社会支持以及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社会支持在良心对主观幸福感所起到的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00名初中生进行施测，研究结果揭示，良心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两两之间存在相关；良心分维度孝敬心、诚信心、是非心、宽容心以及感恩心正向预测了初中生主观幸福感；而孝敬心、责任心、感恩心以及恻隐心正向预测了社会支持；此外，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均正向预测初中生主观幸福感；而良心的分维度宽容心、是非心、诚信心与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均可以正向预测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另外，社会支持在良心对主观幸福感作用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据此，初中生良心与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均呈正相关，且社会支持在良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初中生，良心，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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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良心(conscience)是指已经内化了的社会价值感和道德准则，孟子最早提出良心概念，他表示良心就是仁义之心，有四端：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孟子·公孙丑》)，当代有学者运用现代测量技术与方法提炼出良心包括：是非心、恻隐心、羞耻心、诚信心、孝敬心、宽容心、责任心、感恩心等八个维度(邱小艳，燕良轼，2016)。 前人研究表明，良心的部分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相关。如罗利，周天梅(2015)的研究发现感恩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并且感恩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吴月利(2008)发现孝道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DeNeve和Cooper (1998)研究发现，责任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且相关系数为0.21；薛静华(2011)发现诚信心与主观幸福感极显著相关，且诚信心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 前人的研究也表明良心部分维度与社会支持存在相关。如：黄瑞苗(2012)研究发现责任心与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朱莹(2015)研究发现，人际交往关系与良心存在极显著相关，支持性人际关系与良心正相关；同时，高感恩心、高责任心或高恻隐心的个体往往拥有积极的、支持性的人际关系。王玉(2014)研究发现，倾向于宽恕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取社会支持。同时有学者发现羞耻感与社会支持成显著负相关(雷励，王建峰，2015；冯鳗，刘燕，2016)，感恩心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并且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李莹莹，2013；彭秀，2015)。这说明倾向于对受到恩情予以感谢的个体，其社会支持更多，且对此感知和领悟水平也更高。 同时，前人研究结果发现良心的部分维度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存在相关，且社会支持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首先，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和Fredrickson (2004)的相关理论给予了理论支持。其次，相关研究给予了实证支持。如：彭秀(2015)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心与主观幸福感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王玉(2014)发现个体宽恕倾向既能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而个体宽恕倾向对积极情感的作用则完全是通过社会支持起作用。为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初中生良心的总体状况和特点、初中生良心与主观幸福感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良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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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从湘潭市、县两所初中(初一、初二、初三各年级，年龄11~15岁)共抽取被试600名，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560份，有效率为93.3%，其中家庭所在地城市195人，农村358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初中生个人基本资料调查表 包括学校名称、年龄、性别、年级、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 2.2.2. 《青少年良心问卷》 该量表由邱小艳、燕良轼于2016年编制，问卷分是非心、恻隐心、羞耻心、诚信心、孝敬心、宽容心、责任心和感恩心八个维度，共42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并且以所有维度的总分反应个体的良心水平。其中，包括5道测谎题，测谎题分数不计入总分，测谎分高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代表可能说谎，考虑剔除。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0，各分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3~0.81之间，总体而言问卷信效度良好(邱小艳，燕良轼，2016)。 2.2.3. 《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该量表在1987年由Zmie编制，我国学者姜乾金2001年对其进行修订，共12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七点计分(1表示极不同意，7表示极同意)，并以总分计算个体总的社会支持度。量表分为三个分量表，分别为家庭支持(4个项目)、朋友支持(4个项目)和他人支持(4个项目) (贺俊杰，2011)。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参照吕学巧的研究，将量表中的支持人员稍作改变(即将“同事和领导”分别改为“同学和老师”)。改动之后，总问卷和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864、0.813、0.859、0.874；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55、0.756、0.804；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0.335、0.433、0.457。由此可知，信效度良好(吕学巧，2013)。 2.2.4. 《幸福感指数量表》 该量表在1976年由Campbell编制。总共9个项目分成两个子量表。前8个项目组成第一个子量表，主要针对个体目前的情绪状态，计分权重为1。最后剩下的一个项目组成第二个子量表，主要针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计分权重为1.1。总分由两部分子量表加权后相加计算得出(范围是2.1~14.7)。该量表的两个子量表一致性为0.55 (Campbell， 1976)。根据姚春生的研究发现其重测一致性系数0.849，可知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姚春生，何耐灵，沈琪，1995)。 将个人基本信息问卷、《青少年良心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以及《幸福感指数量表》装订成册，集中施测。测试一律采用匿名方式作答，时间控制在20分钟。测试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最后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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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初中生的良心总分和各维度平均分均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初中生的道德观念在此阶段正逐渐发育成熟，并且在总体上仍然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各维度上，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恻隐心，表明相对其他维度来说恻隐心的发展水平最好。孝敬心得分最低，说明孝敬心的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研究发现，男女初中生的良心水平在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严逸云，2015)。 年级对初中生良心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胡欣月，2013)。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初中生个体道德水平应随年级增长而升高，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初三年级在良心总分及各个维度上均得分最低。原因可能是初中生个体的需要与家长、老师的给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进而在心理上表现出抗拒(张晓慧，冯金平，段国甫，2005)。因此，这其实并不是意味着初中生良心水平真的下降了，它只是一种“叛逆”时期的消极对抗。感恩心不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所选被试样本量大小、年级分布比例等存在误差，而导致其结果呈现边缘显著(P = 0.06)。羞耻心不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前人认为羞耻心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被保留和发展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而本研究所涉及的初中阶段与人类进化的过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Sznycer， Tooby， Shalvi， & Halprein， 2016)。 初中生良心总分、恻隐心、羞耻心和宽容心上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严逸云，2015；胡欣月，2013)。而诚信心、是非心、感恩心、责任心、孝敬心存在显著差异，且城市被试在这些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被试的得分。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重智育轻德育”一直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矛盾在逐渐缓解。而农村的德育工作发展滞后，忽视了对中学生感恩心、诚信心、责任心、是非心、孝敬心等的培养(孙勇，2015)。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学生良心在城乡上的差异反映的是城乡之间德育方面的教育差异。 初中生良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且良心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具体来说，诚信心可以通过满足个体的高级需要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是非心可以明辨是非，减少对自身的伤害，增加对“真善美”的享受，获得心理的愉悦感(刘会驰，吴明霞，2011；Thompson et al.， 2010)。有宽恕心的人，总是能积极的看待自己和他人，并且能够更乐观、积极的应对困难，从而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感恩心是感谢和回馈他人对自身所给予的帮助和恩典，有感恩心的人积极乐观，从而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初中生良心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相关，且良心能预测社会支持，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朱莹，2015)。具体来说，孝敬心水平较高的人，其感知到的家庭支持水平更高，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也将更多。社会责任感高的人更受同伴群体的欢迎，也更可能感知到朋友的支持，因此，社会责任感高的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也更多。感恩心水平较高的人总是对他人的付出和回报常怀感激之心，并给予相应的回应，因此，社会支持程度和感恩心水平高低成正比，换句话说，感恩心水平越高拥有的社会支持程度也就越高(彭秀，2015)。相对于恻隐心水平低的个体，恻隐心水平越高其共情能力越高，从而更能收获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恻隐心水平高的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也更多。 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且社会支持能预测主观幸福感，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跨域缓冲区理论表明，当面对困难时，社会支持可以缓解个体受到的压力并且在个体遭受挫折时增强其自信心，从而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和所处环境中生活质量的评价和感受上，其中，家庭和睦是生活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崔红霞，张英俊，2013)。初中生的主要生活场所是学校，除父母以外，主要的接触对象是同学和朋友，而拥有理想同伴关系的个体往往可以感知到更多的帮助与关怀，由此产生对生活的积极评价(张军华，朱雪梅，2012)。 社会支持在初中生良心与主观幸福感中发挥中介作用，其中良心既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能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主观幸福感。究其原因：首先，高良心水平的个体能够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刘秋萍，2016)，同时社会支持也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王玉，2014)。其次，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强调个体一生的发展是渗透在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中的，环境系统与个体交织在一起，并融入到个体的发展之中。这就意味着个体与社会这个大环境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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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初中生良心与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均存在呈正相关，且社会支持在良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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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建议 6.1. 加强初中生孝敬心教育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良心的八个维度中，孝敬心普遍偏低，这种现象应当引起学校、教师、家长的高度重视。中国从古至今都有“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良心水平及让其能感知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提高孝敬心水平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教育应采取一列措施让孩子尊重、理解父母。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和理解他们的父母，只有深入了解才能深入体会。学生在观察和理解父母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感受到父母的艰辛，并萌发为父母做点什么的想法；其次，萌发孝心，最重要的是要体验孝心，情感体验强调人的内心感受，它具有主观、个体、真实、情境性，是本人亲历的。因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要开展各种孝心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动、体谅、孝敬。最后，学校应积极争取家长合作，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孝敬心活动，例如进行亲子关系讲座，协助家长分析亲子关系；组织系列主题班会，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己教育自己。 6.2. 为初中生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既有利于初中生良心成长，也有利于他们幸福感的增加。为此首先教师要多与学生交流，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多组织师生集体活动，如春游、心理咨询等活动。二要多鼓励学生走出书本，说出自己的心声、想法，主动积极地参与校外校内开展的各项活动，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以及该阶段的需求出发，相对应的设计学校心理课程，可从了解家人、学会化解同伴冲突、增进友谊、增加与老师的互动等方面设计干预课，并且应适当吸纳学生的意见与建议，鼓励学生踊跃发言，使其感受到应有的尊重；最后，多和家长沟通，普及积极教养方式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多开展亲子活动，让学生感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温暖与照顾。这样，学生得到的关注和支持越多，越能为良心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更好的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6.3. 采取措施避免初中生良心水平随年级升高而下降 研究发现中学生的良心水平并非完全如教育者所愿随年级升高而提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随年级升高而下降，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此，无论是家长、教师千万不要一门心思抓分数，一定要关注中学生的良心成长，教师可以针对不同年级的实际选择某一维度作为重点，可以先从培养学生感恩心，也可以先从学生的诚信心或责任心突破，带动其他各维度全面提升。由此，首先，教师不能光说不练，要做到身教重于言传。其次，也可以创设情境，用课堂教育作为一个渠道，教学生多换位思考，同时结合学科特点，从各方面多角度培养学生的良知，也可以利用在黑板报上张贴榜单进行宣传，开展关于良心各方面的竞赛。最后，亦应与家长多沟通，并在不同场合如社会实践、家长会中创造家长与学生多协作的机会。这样通过多方位多角度有针对性的提高初中生良心水平从而达到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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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兴起的学校心理学主要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儿童在校的教育问题。然而，传统学校心理学“有病治病”的医学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用现阶段日益变革的教育体制。20世纪80年代，素质教育的旗帜在中国树立起来，其提出不仅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挑战，同时也对学校心理学的适用性产生了新的需求。素质教育背景下，在校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主要目标。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身体素质，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素质。为了更契合新时代的素质教育要求，笔者查阅大量文献，重构学校心理学的新体系，希望借此推动学校心理学的发展，服务于更多的人。 关键词 :学校心理学，素质教育，新体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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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学校心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1.1. 学校心理学的国外发展情况 19世纪末，为解决街头流落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美国开展了儿童研究运动，与之伴随的心理学研究也得到了广泛发展(Tharinger， Pryzwansky， Jeffrey， & Miller， 2008)。1896年，美国临床心理学之父莱特纳·韦特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了第一家向学习困难儿童提供帮助的心理诊所，这标志着学校心理学的研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比纳和西蒙编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量量表，这为当时教育者进行学生智力等级评定提供了方便有效的依据，该量表的提出也进一步促进了学校心理学的发展。1910年，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正式提出“学校心理学”一词(Gutkin & Reynolds， 1990)。1915年，格塞尔在学术杂志上被称为“学校心理学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该称谓的心理学家。然而，直到1932年，“学校心理学”才在美国被认为是专业的教育术语。1945年，学校心理学成为美国心理学的19分支之一，1969年3月美国学校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到1986年，该心理学会的成员已从400人增加到9500人。1981年，国际学校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并有30多个国家加入，该国际组织也为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校心理学家(林崇德，1995)。 1.2. 学校心理学的国内发展情况 相对于国外而言，我国学者对学校心理学的研究起步则较晚。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学校心理学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逐渐发展，而在80年代才开始在内陆地区兴起(徐红丹，2015)。到1993年，学校心理的发展才正式走上发展的舞台——中国心理学会将原先的学校管理心理学改为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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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重构学校心理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1. 重构学校心理学的必要性 要想进行学校心理学的重构，首先，我们应当系统性分析当前学校心理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文献调研(崔荣宝，2018；冯海志，1997；林崇德，魏运华，2001；Hughes， 2015)，笔者将当前学校心理学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2.1.1. 传统研究模式未发生变革，理论与实际间不协调 传统有病治病的医学模式是我国学校心理学长期遵守的服务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人们的需求，存在理论与实际之间不协调的现象。随着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不断传入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现的社区心理学思想、加上当代社会的教育目标发生变革，这些都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学校心理学服务模式，这对学校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新的机遇(崔荣宝，2018)。这种挑战下，十分迫切的需要学校心理学的服务模式产生变革，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更适用于当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学校心理学模式。 2.1.2. 学校心理学中存在的应用性与基础性二者失衡的问题 重应用轻基础的现象，长期存在于我国学校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而这一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两种对立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学校心理学应该是基础性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学校情境下发生的心理学规律；还有些学者则认为学校心理学应该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的主要任是将基础心理学的研究结论运用到教育实践活动中(Hughes， 2015)。笔者认为基础和应用都是学校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都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基础为实践提供可能，实践可以检验基础的实用性，只有二者相互平衡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2.1.3. 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职业性不足 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职业性不足问题是我国学校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个老生长谈的问题，我国有不少学者提出类似的问题。冯海志认为我国学校心理学专业人员匮乏且进口味道浓(冯海志，1997)，林崇德等人认为我国学校心理学专业化和职业化不够，且缺少对学校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培训、准入、评价的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级标准(林崇德，魏运华，2001)。师资队伍的质量是保证良好教育的前提，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规范学校心理学的从业人员，这对学校心理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1.4. 过多的借鉴国外学校心理学模式，缺少本土化研究 我国关于学校心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发展初期在缺乏经验的背景下，我们只能不断的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但近年来，我们依旧依赖于这种模式。西方的学校心理学模式立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上(冯海志，1997)，这对于我国来说并不能过多借鉴。我们要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重构出一套适合于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心理学研究体系。 2.2. 重构学校心理学的可能性 上述归纳表明，我国当前学校心理学体系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因此进行学校心理学的重构是十分有必要的，笔者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归纳了如下进行学校心理学重构的可能。 2.2.1. 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为陈旧的学校心理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张玉凤和王承清(2009)的研究指出，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引导下，学校心理学应该涵括幸福观、发展观、积极观、预防观和人本观在内的全新心理健康观。杨鲁静(2009)提出在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下，学校心理学的建设应该采取新的措施，例如，建设积极的班级氛围、坚持家校合作的联合培养方式等。这些新型研究成果的出现，为重构一个适用于当代教育背景下的学校心理学提供了新的理念。 2.2.2. 人们生活追求目标的提升为学校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需要，更包括了精神层面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烦躁”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常态，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排遣压力，故而人们对心理学也越来重视。 孩子作为祖国的花朵，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当代青年作为国家的中流砥柱，教师团体作为教书育人的根本，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更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而为重构学习心理学提供了可能性。 2.2.3. 素质教育的提出给正在起步的学校心理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素质教育的号角在国内越吹越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素质教育”进行了解读。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对素质教育的探讨更是达到了顶峰，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素质教育的内涵。社会是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新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旧事物的灭亡也是因为它满足不了事物发展的需要。素质教育的提出，是对以往应试教育的最有力反击。素质教育不仅要求学校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张大均，冯正直，郭成，陈旭，2000)。这给正在起步的学校心理学指明了一条前进的方向，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有病治病的传统学校心理学，而是更能带动学生积极性，更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心理学。 2.2.4.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学校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1世纪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的兴起让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各种教育类的网络课程、名人榜样事迹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这给学生们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与此同时，各种低俗不入流信息也在不断充斥着人们的耳目，而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们更容易受到这些影响，这就对教育者和家长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尤其是学校的心理学研究者，他们更要了解学生们的思想世界，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与互联网相结合，很多高科技的产品逐渐问世。ERP、课堂学习记录仪、脑磁图、表情记录仪的出现，为心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手段。学校心理学研究者可以利用课堂上得到的测量数据，观察孩子们学习的兴趣点，这不仅有利于孩子们更好的学习，而且对教师的授课也能进行科学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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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重构学校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与内在逻辑 3.1. 冲破单一为学生服务的牢笼，建立面向广泛群体的新体系 有学者认为狭义的学校心理学主要是解决儿童和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发展性为主，障碍性为辅(杨玲，赵国军，2006)。而广义的学校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教师、学生以及学校里的各种与心理学相关的问题(何立国，黄蕾，2005)。还有学者认为，能在多元的社会中为不同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是当代心理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Frisby & Jimerson， 2016)。林崇德和魏运华(2001)更是明确指出，21世纪的学校心理学应该关注整个学校的学生、服务人群的年龄范围应该更大、更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 笔者认为，学校是一个大家庭，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教导，老师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反过来学生的发展也会影响老师，学生上课积极回答问题、求知欲高昂就会无形中点燃老师上课的激情，更有利于教学。因此学校心理学不仅要关注学生，也要关注老师。其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孩子的发展也会影响父母的教育方式，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因此关注学生心理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家长的心理。除此之外，学校的各种教学活动也会影响学生的成长，因此学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只关注在校学生，更应该扩大范围，服务更多人群。 3.2. 打破传统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新的以服务和问题共同为导向的内容体系 最初，学校心理学的出现只为解决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简而言之，它是一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然而现阶段人们对它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只限于解决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以服务广大师生和家长为导向的学校心理学。素质教育要求培养的学生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不仅是对新世纪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学生背后的老师和家长，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便要求教育者们不仅要解决学校中遇到的问题，更要从长远的方向思考怎么做才能更有利于孩子们的发展。 3.3. 以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为线索，紧密联系师生和家长，促进各类人群共同发展 林崇德和魏运华(2001)认为学校心理学的建设既要与学校工作协调，也要与家庭教育协调，此外还要积极投身于各种心理研究，解决“问题”儿童的问题行为。笔者认为应当以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为线索，结合所处阶段的特点，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协调，重新构建一个面向学生、面向老师、面向家长的学校心理学。 3.4. 响应素质教育号召，形成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内容体系 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就不仅要求我们保证学生身体的健康成长，更要保证他们心灵的健康成长。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笔者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学校应当开设各种形式的心理课程，对学生进行注意、思维、想象、记忆等能力训练；此外还要提高学生的辨别是非、应对挫折、社会交往等能力；还要通过有效的辅导、咨询，帮助学生解决面对的困境，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为响应素质教育号召，我们需要重新构建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校心理学体系。 3.5. 巧用互联网，构建一个多方面、全方位的新体系 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在学校心理学的重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融入这种新兴技术。当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之时，就可以为其建立一个专门的心理发展档案，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孩子进行多方面的测试，包括智力、人格等测试，了解孩子的发展状况。针对测试中的不同问题推荐不同的解决方法，有助于家长、老师、学校等多方位相关人员共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此外，我们更应该利用那些与互联网相结合的高科技产品，观察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用科学的数据，指导更有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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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重构学校心理学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学校心理学进口味道浓厚，缺少本土的学校心理学(冯海志，1997)，因此构建一个属于中国本土的学校心理学体系，其意义十分重大。李清华和杨军(2011)对CNKI、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的120多篇关于国内中小学学校心理研究的文章进行分析时发现，国内现有的研究多是从校方去思考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而从家庭角度思考的研究少之又少。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港湾，对家庭教育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学校心理学不可或缺的成分。 在过去的几年里，学校里发生的各种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如校园暴力问题。2016年4月重庆彭水一初中生因同学纠纷被同学持刀捅死、2017年11月湖南省沅江市第三中学一名优秀学生刺杀优秀老师，2018年6月中科院一名研究生因规劝同学，被同学千里赶来杀害等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尊师重道、团结友爱的国家，现在尖锐的师生矛盾、生生矛盾，让广大人民群众心寒，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广大师生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排遣压力，克服遇到的各种学习和生活问题，这就急需一套符合当代要求的系统的学校心理学图书作为指导。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重构学校心理学的目的并不是推翻以往治病救人的模式，而是结合以往的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优点，对其产生更加深远积极的影响，做到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是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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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诺如病毒(NV)可导致急性肠胃炎并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一次爆发涉及人数众多，极易引起恐慌。NV致病机理尚不明确，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牡蛎可特异性富集NV而成为食源感染NV最主要途径，而其生物富集过程机理也不清楚。研究表明人体FUT2多态性会影响NV识别与感染，实验表明牡蛎体内存在类似人体NV识别受体。我们研究发现不同牡蛎个体间NV富集存在显著差异，该差异是否与FUT2多态性相关尚不清楚。本研究拟借助高通量测序等方法筛选牡蛎FUT2多态性位点，然后利用高分辨率熔解曲线以及荧光定量PCR等技术开发、验证FUT2多态性标记。本研究为探索牡蛎富集NV过程机理奠定基础；同时为进一步明确NV感染人体过程以及相关预防和治疗措施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牡蛎，FUT2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诺如病毒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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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食用海洋贝类尤其是牡蛎经常可引起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急性肠胃炎，表现为严重的腹泻、呕吐，传染与传播速度极快。研究发现此类非细菌性急性肠胃炎是由诺如病毒(Norovirus， NV)感染引起的 [ 1 ] [ 2 ] [ 3 ] [ 4 ]，NV又称诺瓦克样病毒(Norwalk-like viruses)，为单股正链RNA病毒，属于杯状病毒科(Caliciviridae family)。NV是一种重要的食源性病毒，主要通过粪–口途径和人–人途径传播，最常见感染途径是接触被污染的食物、水和病人 [ 5 ]。贝类属于滤食性动物，滤食的同时其消化道可以特异性富集随污水带来的NV，导致其消化道病毒浓度高出生长环境的几十甚至上千倍 [ 6 ]。美国CDC (http://www.cdc.gov/norovirus/)统计认为贝类是食源性NV摄入的主要来源。马丽萍等检测了我国黄、渤海区7个采集点840例不同贝类样本NV污染情况，平均检出率为13.33% (112/840)，其中牡蛎的检出率最高，达到19.35% (30/155) [ 7 ]。因此贝类特别是牡蛎(oyster)作为NV中间寄生体，成为最常见的NV食源传播载体，生吃或者食用没有彻底加热的牡蛎很容易引起NV感染 [ 8 ] [ 9 ]。 研究证明NV与人类组织血型抗原(histo-blood group antigens， HBGAs)识别并以之为受体引发感染，目前已经有8种特异性的NV-HGBAs结合模式已经被描述 [ 10 ] [ 11 ] [ 12 ] [ 13 ]。HGBAs主要的效用部分是其糖链结构，其最主要的合成酶是由岩藻糖基转移酶(FUT)基因编码的 [ 14 ]。人体中主要有3种FUT基因，2种α-l，2岩藻糖基转移酶FUT1 (H基因)和FUT2 (Se基因)可作用于前体链合成H抗原(即O抗原)。FUT3 (Le基因)则参与Lewis血型抗原合成，作用于I型/II型链合成Lea/x，或者修饰H1/2抗原产生Leb/y。研究发现FUT2基因突变导致相应的酶失活后可以导致“非分泌型”个体，“非分泌型”个体对NV有天然的免疫性，不会被NV识别感染 [ 15 ]。不同地域人群发现多种不同突变导致的“非分泌型”，例如在129密码子发生的se385突变导致相应酶仅表现微弱活性，在143密码子处发生的se428突变则直接导致无酶活性 [ 16 ] [ 17 ]；此外还有se302，se571以及se778等突变均能影响酶活性 [ 18 ] [ 19 ]。目前，在人类FUT2基因中已经有超过21个不同的SNP位点被报道 [ 20 ]，说明FUT基因的遗传多态性与NV识别与结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Tain等发现NV能够特异性结合到牡蛎消化系统，并利用ELISA实验证实作为NV寄生体的牡蛎中存在A-HBGAs类似受体，牡蛎正是通过HBGAs类似受体与NV识别并选择性富集 [ 21 ] [ 22 ]。刘帅帅等人 [ 23 ] 利用ELISA检测到牡蛎中同时存在A-HBGAs和H-HBGAs。上述事实表明牡蛎富集NV与其体内HBGAs类似受体密切相关。此外，相同海域的相同地点的不同牡蛎个体对NV的识别和富集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不易染毒的牡蛎中是否也存在类似人体“非分泌型”机制目前尚不明确。也尚未有描述牡蛎FUT2基因突变的报道。 如今，牡蛎基因组测序图谱已经发布 [ 24 ]，我们在牡蛎基因组找到FUT2基因序列信息。此外，利用前期高通量转录组测序数据与基因组比对，发现FUT2基因包含有多个多态性位点。目前也没有牡蛎FUT2基因多态性开发验证的研究报道。本研究拟通过牡蛎转录组与基因组同源比对方法开发FUT2基因的多态性位点，为将来进一步研究NV的识别机制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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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牡蛎样本获取与核酸提取 从青岛以及湛江多个沿海潮间带收取牡蛎样本共计60个个体。牡蛎刀开壳后收取闭壳肌与外套膜等组织，用于转录组测序的样本置于液氮保存；用于突变位点筛选验证的样本先置于60%乙醇水溶液中保存，并在取样后每隔1天分别更换70%、80%、90%乙醇水溶液直至更换为无水乙醇，然后更换两次无水乙醇直至样本已经充分脱水后常温储存。 Table 1 Oyster sample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usage allocatio 样本组 来源 样本量 取样部位 储存 用途 转录组样本 QD 20 闭壳肌、外套膜 液氮 高通量转录组测序 以及FUT基因克隆测序 QH 20 DL 20 养殖群体 QD 20 闭壳肌、外套膜 无水乙醇 突变位点筛选、验证 表1. 项目使用的牡蛎样本及用途分配 QD：青岛，QH：秦皇岛，DL：大连。China：三组合并。 利用组织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Promega Corp.， Wisconsin， USA)提取基因组DNA。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DNA的质量，并利用Nano Drop 2000 (Thermo美国)检测DNA浓度和OD260/OD280值。 2.2. 牡蛎FUT2基因克隆测序及其突变位点筛选 1、转录组高通量转录组测序：每组20个样本混合，共形成三个转录组混合样本(分别来自QD，DL和QHD，表1)，利用多地区的多个体混合RNA进行转录组测序以增加获得更全面的基因突变类型的几率，尽量减少遗漏等位基因频率很小的位点。混合样本转录组测序采用短序列Illumina测序方式，物种鉴定以及高通量转录组测序具体步骤流程参考前期试验方法 [ 25 ]。 2、多序列比对与FUT2突变位点发掘：将克隆测序获得牡蛎FUT2基因序列数据、高通量测序获得的序列数据以及3个牡蛎转录组序列数据与基因组参考序列一起进行多序列比对筛选SNP，筛选标准简单表述如下： 1) 每个位点的测序深度不小于20； 2) 最小等位基因在高通量测序中中至少有4个序列/reads覆盖到； 3) 鉴于基因组测序深度超过150×，因此，若在所有测序DNA序列以及转录本中只存在一个等位基因但该等位基因与基因组序列不同，认定为候选突变位点。 2.3. 引物设计与筛选 按照以下原则筛选候选SNP位点进行引物设计： 1) 在序列保守区域选择候选SNP位点。 2) 候选位点周围不存在另外的突变，有足够的的侧翼序列设计引物。 3) 扩增片段长度介于40~100 bp之间，每个扩增子中仅包含一个候选位点。 4) 引物熔解温度设置为50℃~60℃。 5) 尽量避免引物在目标位置外有错配位点，同时避免引物二聚体。 使用Primer Premier 5设计引物，所有引物均交由生工(上海生工生物)合成。利用PCR反应试剂盒(TaKaRa， 大连)进行PCR扩增实验，PCR热循环如下：95℃预热10分钟，然后运行40个温度循环，每个循环包括94℃持续30 s，Tm持续30 s，72℃持续30 s；最后运行后延伸72℃持续10 min。用10%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PCR产物质量，选取电泳条带单一，扩增效率高的引物对进行后续实验。 2.4. 扩增片段HRM分析 分型引物经PCR扩增后添加LCgreen和高、低温内标后在LS96仪器(Idaho， USA)上运行HRM。温度变化速率设定为0.1℃/s，收集产物熔解过程50℃~95℃之间的荧光信号，通过分析溶解曲线获得候选突变位点的等位基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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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 3.1. 核酸提取与评价 基因组DNA提取后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发现DNA条带大小符合预期，仅有少量未完全降解的RNA，但完整性良好，经过RNA降解处理后符合SNP分型要求。 3.2. 转录组测序结果 转录组测序共计产生163.7 M测序读长(reads)，与现有牡蛎基因组比对后发现有127.4 M reads能够比对到基因组，比对比例达77.8%。三个转录组测序数据分布均匀，与基因组的对比率分别均高于76%，测序质量良好(见表2)。 Table 2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mapping to the oyster genom 转录组 * reads数(M) 能比对到基因组的reads数(M) Map率(%) QD 59.5 47.0 79.1 QH 53.9 41.9 77.7 DL 50.3 38.5 76.4 China 163.7 127.4 77.8 表2. 转录组测序与MAP到牡蛎基因组情况 * QD：青岛，QH：秦皇岛，DL：大连。China：三组合并。 3.3. FUT2基因序列确定 以现有牡蛎基因组序列信息作为参考，利用转录组数据比对到基因组FUT2基因序列并通过多序列片段比对分析筛选SNP位点。序列比对共发现有14条序列符合FUT2基因同源比对，这些序列存在相互交叉重叠，分别对应1~7条转录本。其中有两条序列(LOC105330520， LOC105332210)对应最多的转录本，分别有7条和5条转录本，且不同转录本间的序列同源性最好。为了保证开发的SNP标记有良好的保守型，我们利用这两条长度最长，包含转录本最多的两条序列(LOC105330520， LOC105332210)作为参考来开发SNP标记。 3.4. SNP标记开发 按照前述原则在筛选出8个位点，其中包括LOC105330520序列上2个位点，LOC105332210序列上6个位点，8个位点均分布在两条序列的后半段序列保守区。大多数位点突变类型为R类型(A/G)，共有5个R突变位点，另外有两个S类型(C/G)突变一个Y类型(T/C)突变(表3)。针对性设计高分辨率熔解曲线(HRM)引物，初步引物筛选发现均符合HRM要求。以20个养殖群体样本为模板，所有引物经过PCR扩增反应后运行HRM，有5个位点能够获得稳定溶解曲线分型结果(图1)。 图1. HRM熔解曲线图 Table 3 Primer information for SNPs developed in oyster FUT2 gen 转录本 引物序列 类型 位置 LOC105330520 5' CTCCTCCCAGTTCCTCATCG 3' R 736 5' GTTCTCGGACCTCGTCTTCC 3' 5' AAACCGAGGAGAACAGATTG 3' S 616 5' TGAGGAACTGGGAGGAGATA 3' 表3. FUT2基因SNP位点开发引物信息 Continued 注：粗体字表示能够获得稳定HRM分型结果的引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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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结论 目前为止，由于缺乏成熟的细胞培养系统和动物模型，对NV的复制、组装、免疫特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NV感染人类引发疾病的具体机制仍然尚未明确，目前尚无疫苗或相关特效药物，主要以预防为主。人类FUT2基因表达具有显著的组织特异性，研究表明在目前已知的人体组织中与消化系统相关的组织中FUT2基因表达量显著高于其他组织(图2)；而牡蛎可特异性富集NV，因此食用牡蛎成为人类感染NV重要的风险因素。作为研究NV感染的重要部分，从传播途径入手，研究遗传因素对NV在贝类寄生体内识别和生物富集过程的影响，有望利用遗传学手段开发能减少或阻断NV通过贝类传播的有效方法，也为NV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图2. 人FUT2基因在体内各组织样本中的表达量示意图(来源于NCBI) 牡蛎FUT2基因相关序列偏多较多，与人类FUT2基因同源性较差。之前有学者通过克隆获得太平洋牡蛎(C. gigas)FUT2基因并提交NCBI数据库 [ 26 ]，在牡蛎基因组公布以后发现之前获得的牡蛎FUT2基因序列同牡蛎基因组FUT3序列同源性高达98%，而与牡蛎FUT2的同源性仅为36%，之前克隆的FUT2基因实际上应该是牡蛎FUT3基因。此外，目前尚无研究描述牡蛎FUT基因多态性相关报道。 牡蛎基因组个体间单核苷酸多态性差异往往表现的异常高，个体间差异达到2.3% [ 24 ]。我们比对分析后发现两种最主要的FUT2序列，两条序列在不同个体间分别都具有严格的保守性。我们推测可能FUT2基因在牡蛎中发生基因扩张现象，执行更加细致的生物学功能，这也从侧面反映FUT2基因在牡蛎识别NV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在FUT2保守区开发5个FUT2基因转录区SNP标记位点。我们开发的标记均在转录区内，可能会直接影响FUT2基因编码蛋白的功能，也可能会影响其基因的转录过程，从而影响牡蛎对NV的识别和富集作用，为进一步研究NV在生物体内的作用机制奠定良好基础。对进一步研究NV感染人体机理以及相应疫苗和药物的开发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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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各类主体创新构成的万众创新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构成。风险对个体和组织或团体创新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管理实践中备受重视。但有关风险究竟是如何影响万众创新的具体机制的理论探讨却极其匮乏。本文在系统综述相关研究基础上归纳了风险影响各类主体创新过程的四种风险响应机制。研究发现对企业和组织的创新管理与风险管理以及国家的创新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均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创新驱动，万众创新，风险响应机制，风险管理，创新管理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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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便启动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逐渐收获了可喜成就——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创新等方面均有长足进步。随着创新驱动的深入和创新变革的深化，国务院为进一步阐发广大民众的智慧和创新活力又推出了鼓励广大民众创造和创新的“万众创新”政策。在科学技术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万众创新已然成为推动国家技术进步、文化繁荣、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正如李克强同志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阐述的“只要大力破除对个体和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形成‘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中国发展就能再上新水平”。 从管理学与人才学视角来看，万众创新的重心在于创新主体之众，无论是个人、团体、或者组织都可以成为，并且是万众创新的主体。换言之，万众创新注重的是广大社会民众及其所构成的组织或团体的创新智慧与创新能力的激活与发挥。现有研究显示，个体或民众集体智慧与创新活力或与创造力的阐发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沈汪兵，袁媛，2015)。风险——个体面临风险情境中采择风险或回避风险的可能性，作为个体与组织或团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其对个体和组织或团体创新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管理实践中被大量成功的管理者，尤其是风险管理经理人所重视和运用。但针对风险究竟是如何影响或作用个体与组织或团体创新与创造的风险响应机制，学界对此的研究却十分匮乏。个体与组织或团体等创新主体从事创新与创造过程中风险响应机制的探讨不仅对企业和个人的创新管理和创新实践，以及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和“万众创新”更科学地执行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作为广大一线的创新主体的企业和组织的风险管理以及国家的社会稳定的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均有重要启示。本文在现有研究的检索、梳理、总结以及理论研究基础上论述了风险影响个体和组织或团体等主体创新过程的四种机制。下文将分别对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中的四种风险响应机制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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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风险影响万众创新的风险-创新整合观 该取向将风险视为创新中不可割舍的部分，认为风险是创新的应有之义，是包含在创新中的子成分或子过程。例如，Jalan和Kleiner (1995)认为创新就是某组织内员工阐述新观点或在工作中执行新行动方案的程度，而风险则是该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Mumford、Scott、Gaddis和Strange (2002)更是直接地将创新界定为具有内在风险且不可避免会导致某些失败的试误过程。无独有偶，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Amabile等人(1986)指出，创新源于风险采择、毫无抑制的探索和新旧元素的组合(Amabile， Hennessey， & Grossman， 1986)。类似，Hoegl、Parboteeah和Muethel (2012)将企业创新直接等同为企业经理人或管理者认为尝试新事物、倾向于采择风险和在生活中变得有创新性和冒险性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创新至少在以下两方面需要采择风险：一是创新可能是从事先前所不可能的事(准确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另一方面则可能是采用不同寻常的方法进行尝试。实际上，由于创新通常意味着常规的“失灵”和能量平衡的“打破”，因此新观点和行为是有风险的，这也表明风险与个体创新是共生体。 基于上述风险-创新整合观，Kousoulas (2010)对学生样本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将风险采择或态度纳入到创新行为之中，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小学生创新行为自评量表。他采用该量表对115名四年级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该量表中风险相关维度与学生的发散型创新思维测验成绩显著关联。突出体现为学生的风险采择相关创新行为自评得分与基于创造力测验评分细则实施的发散型创新思维测验的客观评分，无论是流畅性得分、灵活性得分还是原创性得分均有显著相关，但与按照同感评估测量方法开展的发散型创新思维测验的主观评分并无显著关联。该文作者基于他所观察到的其他发现，指出发散型创新思维测验三维度的主观评分主要和个体自评创新行为中的工作表现有显著正相关，而相对应三维度的客观评分则同个体自评创新行为中的人格维度有显著正相关。该发现提示作为创新成分的风险采择可能更适合归为创新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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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风险影响万众创新的人格特质观 风险采择是高创新能力者的重要人格标记物。拥有卓越创新能力的个体往往在人格方面更加独立和开放、不受陈规、不从众，甚至是放荡不羁(bohemian)，拥有广泛兴趣和显著的行为与认知灵活性，且更易采择风险。具有高创新能力的商界领袖和企业家在人格方面也表现得更加自信、独立、精力充沛和更喜欢采择风险(Fillis & Rentschler， 2006)。Glover和Sautter (1977)的研究也显示，高创新能力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更多的非常规行为、新行为、非从众行为和风险行为。类似的，Sternberg和Lubart (1992)基于长期在创新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将高创新能力者的人格特征具体化为他们具有较高的模糊容忍性、克服障碍的意愿、成长意愿以及采择感性风险的意愿。他们不仅有时采择风险而且要乐于采择风险。如此作为虽有可能致使其行为遭遇失败，但这也能帮助他们从失败中获取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功。Ee、Seng和Kwang (2007)有关新加坡某理工大学的206名大学生的实证测量为上述观点提供进一步的支持。研究者发现“将事情做得更好”(do things better)的适应者和“将事情做得独特”(do things differently)的创新者的风险采择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中不仅使用问题情境评估了个体的风险采择意愿，而且采用风险采择态度量表评估了他们的风险采择倾向。结果显示，适应者较之创新者与尽责性和风险规避等因素的得分显著更高，而创新者表现得更加外向、取得了显著更高的开放性和风险采择得分。上述研究有以下启示：一方面，风险采择是高创新能力者的重要人格特征，意味着风险采择的特质观颇为合理；另一方面提示在人格层面，风险采择与个体或组织创新之间有密切关系，为“风险采择较适宜整合到创新人格中”或“作为创新人格特质”的观点(Kousoulas， 2010)提供了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