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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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抗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脑炎是一种典型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精神行为症状多为首发和主要症状，常常首诊于精神科，容易被误诊误治，严重影响患者的疗效和预后。本文查阅相关文献，总结抗NMDA受体脑炎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治疗措施，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识别能力。 关键词 :抗NMDA受体脑炎，精神行为症状，研究进展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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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05年，Vitaliani在年轻女性良性畸胎瘤患者的海马神经元细胞膜中发现了一种未知的抗原，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副肿瘤性脑炎。2007年，Dalmau进一步对此类患者海马及前额叶中存在的抗体进行研究，首次发现抗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 NMDA)抗体，并将其命名为抗NMDA受体脑炎。这一发现立即被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及免疫病学界关注，相关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该病临床表现以精神行为异常、癫痫发作、认知功能障碍、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为主 [ 1 ]。而其中以精神行为异常为首发症状的患者高达75%，多选择精神科为首诊科室 [ 2 ]。然而，该病突出的精神行为症状常常导致临床医生思维局限、先入为主，误诊率极高。本文就抗NMDA受体脑炎所致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检测方法及治疗措施进行综述，以期能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减少或避免误诊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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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抗NMDA受体脑炎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病机制 抗NMDA受体脑炎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一种特殊类型，由于自身IgG抗体攻击NMDA受体NR1a亚单位，导致了受体内化及谷氨酸能神经通路功能下降，进而引起中枢神经功能损伤产生神经系统症状 [ 3 ]。而谷氨酸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是与精神行为异常有密切联系的六大中枢神经递质之一。在大脑皮层、边缘系统和丘脑等处的谷氨酸通路与精神行为密切相关。NMDA受体是谷氨酸受体的一个亚型，其代谢异常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谷氨酸系统的稳定性，与精神行为症状有密切联系。既往，研究者也根据观察苯环已哌啶、氯胺酮的生理和生化效应，证实了NMDA受体功能减退与精神症状有密切联系，可以导致幻觉、妄想、偏执、退缩、木僵、言语紊乱、执行功能受损等症状，同时还发现，随着NMDA受体拮抗剂用量的增加精神症状逐渐加重。因此，NMDA受体功能减退是目前较为认可的发病机制。也有研究者认为，NMDA受体功能不足可能是多巴胺亢进的潜在基础，进而引起精神行为症状 [ 4 ]。基因组学认为免疫相关的人白细胞抗原(HLA)基因多态性与精神症状有关 [ 5 ]。但均未得到公众认可，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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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抗NMDA受体脑炎所致精神行为症状的临床特点 3.1. 症状特点 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发生较早，多出现在神经系统症状之前。主要表现为不协调性精神运动性兴奋，包括幻视、幻听、妄想、行为异常等等，但也有部分患者仅表现为失眠、恐惧，或者短时记忆障碍、语言障碍、个性改变等。研究发现，随着疾病进展到高峰，常常出现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症状，例如激越或木僵，对外界的刺激减弱或反常，伴有睡眠周期紊乱、植物神经功能障碍(血压降低或升高、心率增快或减慢、瞳孔变大、呼吸增快、出汗、高热、流涎及尿失禁等)、低通气及记忆障碍等 [ 6 ]。同时，部分患者会出现特殊的临床症状，如喃喃自语、模仿言语、病理性大笑、作态、手足徐动、肌肉震颤、舞蹈样运动、异常眶周运动等等 [ 7 ]。总之，抗NMDA受体脑炎所致精神行为症状不同于常见的精神疾病，常常伴有神经系统特征的不典型症状。 3.2. 病程特点 抗NMDA受体脑炎精神行为症状多急性或亚急性起病。前驱期症状不典型，仅表现为发热、头痛、乏力等类似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在前驱期症状出现2周内表现出精神行为异常，约在3周左右达到高峰，并逐渐出现意识障碍、癫痫发作 [ 8 ]。也有个别患者，起病隐匿且长期以精神行为异常为主，被长期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 9 ]。因此，急性和亚急性起病是该病主要的病程特点，也不排除个例。所以，临床工作中遇到急性或亚急性起病，有幻觉妄想综合征、紧张症、“流感样”前兆症、神经功能障碍、严重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的患者 [ 10 ]，需要筛查抗NMDA受体脑炎。 3.3. 发病年龄和人群 抗NMDA受体脑炎可见于任何年龄阶段，但主要以青年人群为主，中位年龄在23岁。青年人群中又以女性最为常见且多合并肿瘤。最新研究还发现 [ 11 ]，儿童发病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在儿科领域引起了关注。多项研究证实，抗NMDA受体脑炎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男女比例约为1:4 (P < 0.05)，也有学者发现，年龄越小男女患病差别越不显著 [ 12 ]。所以，对于儿童或者青年女性突发的精神行为异常，需要考虑抗NMDA受体脑炎的可能性。 3.4. 对精神科药物的反应 急性精神行为异常是精神科常见疾病，包括躁狂发作、应激障碍、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等等。药物治疗是急性精神障碍首选治疗方法，常常在1~2周内能快速起效。即使选择的药物效果不理想，精神行为症状也会明显减轻。但，抗NMDA受体脑炎所致的精神行为症状却不同，即使是使用了精神科药物，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仍会随着脑损伤的进展而逐渐加重，并逐渐出现睡眠紊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癫痫发作等异常反应 [ 13 ] [ 14 ]。所以，如果在临床上发现，药物疗效欠佳或药物治疗过程中病情突然恶化的急性精神异常患者，需要及时筛查抗NMDA受体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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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抗NMDA受体脑炎的临床检测方法 4.1. 脑脊液检查 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脑脊液抗NMDA受体免疫球蛋白G (Immunoglobulin G， IgG)阳性率为 100%，血清中IgG阳性率为85%，特异性高。同时研究还发现 [ 15 ]，对脑脊液和血清中抗NMDA受体IgG的滴度检测也有助于判断疾病预后。所以，脑脊液抗NMDA受体抗体检测为诊断的金标准。脑脊液常规、生化检查却无特异性，部分确诊患者脑脊液常规、生化检查可以完全正常。因此，如果怀疑抗NMDA受体脑炎，在完善脑脊液常规、生化的同时需要完善抗NMDA受体IgG检测。但脑脊液抗NMDA受体IgG检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对检验设备要求较高且检测价格昂贵，极少数医院在开展，这也是导致临床误诊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4.2. 脑电图检查 脑电图是一种方便、无创、经济的检查手段，在协助诊断抗NMDA受体脑炎及预测病情的严重程度方面有重要的价值。在抗NMDA受体脑炎的高峰期，几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脑电图异常。其中，以慢波活动为主要表现，若脑电图出现弥漫性混合慢波，则提示神经功能损害较重。但慢波活动并非特异性表现。李宁虎等 [ 16 ] 对中山大学三附院的34例抗NMDA受体脑炎的EEG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异常的脑电图主要有四种，包括弥漫性慢波、全面性节律性δ活动(generalized rhythmic delta activity， GRDA)，极度δ刷(extreme delta brush， EDB)和癫痫样放电。而GRDA和EDB图形是抗NMDA受体脑炎特异性改变，对早期诊断、评估病情具有重要价值。姜南 [ 17 ] 的研究还发现，顶部定量脑电图带宽可以在早期灵敏的预测抗NMDA受体脑炎的一年神经功能结局，应该被推广使用。 4.3. 影像学检查 头颅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和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在诊断抗NMDA受体脑炎方面有一定的诊断价值。曾春 [ 18 ] 对66例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的MRI及DWI分析发现，患者存在皮质脊髓束、扣带束和扣带束海马、弓形束为主的白质纤维束病变。而安彦虹 [ 19 ] 的研究发现抗NMDA受体脑炎MRI波及更广，包括大脑灰质及灰质下白质、海马、小脑、岛叶、基底节、脑桥、小脑、丘脑、胼胝体、扣带回等，同时还发现部分患者颞角扩大，推测在发病前NMDA受体脑炎已隐匿起病，海马已经受累。所以，抗NMDA受体脑炎病灶并不仅仅限于边缘系统，而是一种没有枕部病变的弥漫性和非特异性的颅脑改变，与临床症状无相关性。临床上仅有50%左右的患者会出现头颅MRI异常，诊断特异性不高，但可以通过MRI、DWI检查推测预后和复发率。 4.4. 彩超检查 最初，抗NMDA受体脑炎因多合并肿瘤被认为是副肿瘤性脑炎。目前研究已证实，二者的发病机制完全不同，但仍普遍认为，肿瘤与抗NMDA受体脑炎有明显的相关性 [ 20 ]。抗NMDA受体脑炎合并的肿瘤以卵巢畸胎瘤为主，少数患者合并睾丸畸胎瘤、纵隔畸胎瘤、前列腺癌等。彩超在筛查此类肿瘤时有优势，被常规使用。在患者康复后的随访时，彩超行肿瘤筛查也被作为常规随访项目。所以，彩超检查对该病的诊断、预后、治疗及随访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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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抗NMDA受体脑炎伴精神行为症状的治疗 5.1. 针对原发病的治疗 抗NMDA受体脑炎的精神行为症状是由中枢神经系统代谢异常引起。所以，及时有效的防止脑损伤进一步加重是治疗的关键。目前，对于抗NMDA受体脑炎的治疗尚无统一的方案。常用的治疗方式包括免疫疗法和肿瘤切除，治疗越早效果越显著 [ 21 ]。免疫疗法包括激素冲击、免疫球蛋白和血浆置换。对于伴有肿瘤的患者，及时行手术切除肿瘤能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缩短治疗疗程 [ 12 ]。有研究发现，及时的免疫疗法 + 手术治疗后约80%的患者神经功能会很好的恢复 [ 22 ]。对于一线免疫治疗 + 肿瘤切除效果欠佳的患者，建议给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等二线免疫治疗 [ 23 ]。一二线效果均不好的患者，可以尝试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和糖皮质激素治疗 [ 24 ]。也有研究发现，对于合并恶性非成熟畸胎瘤患者，手术切除和免疫治疗患者症状改善不明显，需要全身的化疗开始后才能看到效果 [ 25 ]。 5.2. 针对精神行为症状的治疗 如果，抗NMDA受体脑炎所致的精神行为异常症状较轻，则不需要药物干预，原发病好转后精神症状会消失。但严重的兴奋、躁动会影响患者原发病的治疗和自身安全，可以短期给予小剂量抗精神病药。研究发现 [ 26 ] [ 27 ]，奎硫平有助于保护脑损伤患者的神经损伤发生，在重性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中，应用小剂量的喹硫平能预防谵妄。陆燕 [ 28 ] 的研究也发现，喹硫平相较于奥氮平对认知功能改善效果更佳。阿立哌唑、利培酮、齐拉西酮在治疗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也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在不良反应方面阿立哌唑优于利培酮，齐拉西酮对于代谢的影响较小。也有研究者基于发病机制研发作用于谷氨酸系统的抗精神病药物，如甘氨酸、D-丙氨酸等，但治疗效果未取得一致的结果 [ 29 ]。所以，在治疗抗NMDA受体脑炎所致精神行为异常时，喹硫平最值得推荐，躯体状况差的患者可以选择阿立哌唑和齐拉西酮治疗。 5.3. 抗NMDA受体脑炎复发的预防 对于未合并肿瘤的女性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而言，后期出现卵巢畸胎瘤可能性仍很高。所以，在疾病治愈后的4年内每半年需要复查一次妇科彩超。而已经康复的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仍有12.0%~31.4%复发率，复发的平均间隔时间为5个月。同时还发现，未合并畸胎瘤的患者复发率高于合并畸胎瘤者。所以，对于已经治愈的患者，特别是未合并畸胎瘤的女性患者，定期复查妇科彩超是预防复发中的重要环节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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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抗NMDA受体脑炎是一种新发现的，多起病于青年女性的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多合并畸胎瘤，且常常以精神行为异常为首发和主要症状，病情进展较快且存在致死风险。诊断和治疗越及时效果越好，认知功能损害也越轻。而临床上对于该病的识别率较低。该病的精神行为症状有着独特的疾病表现需要引起精神科医生特别的重视。目前，对于抗NMDA受体脑炎所致精神行为异常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仍未达成一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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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病毒转阴时间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8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患者病毒转阴时间的因素。结果：28例患者的病毒转阴平均时间为24.0 ± 9.0天，最长和最短转阴时间分别为41天和12天。病毒转阴时间 ≥ 24天和<24天患者分别为13例和15例，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P = 0.001)、D-二聚体(P = 0.025)、淋巴细胞计数(P = 0.049)、中性粒细胞率(P = 0.019)、临床分型(P = 0.006)、糖尿病患者数(P = 0.029) 6项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空腹血糖与病毒转阴时间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68，P = 0.01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患者转入重症24小时内的空腹血糖偏高是影响病毒转阴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1.680， 95% CI为1.011~2.792，P = 0.045)。空腹血糖预测病毒转阴时间 ≥ 24天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87 (95% CI为0.711~0.975，P < 0.001)，最佳截断值为7.33 mmol/L，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4.6%和86.7%。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转入重症24小时内空腹血糖高是影响病毒转阴时间的危险因素，临床救治该类患者时应该给予关注。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转阴，影响因素，空腹血糖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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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由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引起的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19， COVID-19) [ 1 ]。自2019年12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生群发性新冠肺炎以来，该疾病已迅速蔓延至其它地区 [ 2 ]。截止2020年3月29日10时(中欧时间)，全球已累计确诊634，835例患者，死亡29，957例 [ 3 ]。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让患者体内的病毒转阴。据文献报道，幸存者中病毒RNA检测转阴的中位时间为20.0 (17.0， 24.0)天，最长病毒转阴时间为37天 [ 4 ] [ 5 ]。本研究回顾性收集28例确诊新冠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病毒转阴时间的因素，为临床救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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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2020年1月至2020年3月期间，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1) 患者满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 (以下简称“诊疗方案”)中关于重症和危重的诊断标准 [ 6 ]；2) 临床治疗方案遵照诊疗方案中的相应推荐内容执行。排除标准：1) 结局为死亡的患者；2) 年龄 < 18岁的患者；3) 入院24小时内死亡的患者；4) 患者为孕妇或正处于哺乳期的妇女。除病毒转阴时间外，其它纳入统计分析的临床指标均在患者转入重症后24小时内完成检测或样本采集。 2.2. 诊断标准和定义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重型和危重型的诊断标准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 [ 6 ]，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标准为成人符合下列任何一条：① 出现气促，RR ≥ 30次/分；② 静息状态下，指氧饱和度 ≤ 93%；③ 动脉血氧分压(PaO 2 )/吸氧浓度(FiO 2 ) ≤ 300 mmHg (1 mmHg = 0.133 kPa)。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标准为成人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① 出现呼吸衰竭，且需要机械通气；② 出现休克；③ 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ICU监护治疗。 2) 病毒转阴诊断标准：连续两次痰、鼻咽拭子等呼吸道标本实时荧光RT-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阴性(两次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 3) 病毒转阴时间定义：从患者出现发病症状到病毒转阴的时间，以天为单位，不足1天的记为1天。 2.3.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过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审批号：PJ-K2020-12-01)，所有治疗及检测均获得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2.4. 研究方法 回顾性收集入组患者的人口学资料、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和病毒转阴时间，统计分析患者的一般临床特征。以患者病毒转阴的平均值作为分组依据，将患者分为病毒转阴时间小于和大于等于平均转阴时间两组，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病毒转阴时间的因素。 2.5. 统计学方法 用Microsoft Excel软件收集和整理入组患者的临床数据，建立病例资料数据库，应用SPSS2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 ± s )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 QU)]表示，组间比较用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计数资料以例或率(%)表示，组间比较用c 2 检验；影响患者病毒转阴时间长的因素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影响因素对患者病毒转阴时间的预测价值。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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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目前，2019-nCov感染引起的新型冠状肺炎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了世界上多个国家，正对人类的健康和经济造成严重威胁。2019-nCov具有1~14天的潜伏期和人传人的特点 [ 7 ]，使得及时发现和清除已感染者携带的病毒，对于疾病防控非常重要。有文献报道新冠肺炎患者病毒转阴的中位时间是20 (17， 24)天，最长为37天 [ 5 ]，病毒转阴时间差异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对28例重型和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临床资料和病毒转阴时间的统计分析，报道了影响病毒转阴时间的因素。 纳入本研究的28例患者主要发病症状与文献报道的结果相符 [ 8 ] [ 9 ] [ 10 ]，以发热、咳嗽、气促为主。病毒转阴的时间平均为24.0天，最长和最短转阴时间分别为41天和12天，高于已报道的结果。将28例患者按照病毒转阴时间≥24天和<24天分为两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两组患者间的病毒转阴平均时间(P < 0.001)、空腹血糖(P = 0.001)、D-二聚体(P = 0.025)、淋巴细胞计数(P = 0.049)、中性粒细胞率(P = 0.019)、病情临床分型(P = 0.006)、糖尿病患者数(P = 0.029) 6项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4天组，空腹血糖为10.75 (8.22， 13.46) mmol/L，明显高于<24天组的5.76 (5.66， 7.21) mmol/L。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病毒转阴时间与空腹血糖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68，P = 0.012。进一步做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空腹血糖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病毒转阴时间 ≥ 24天的危险因素，OR = 1.680，P = 0.045。考虑到两组患者中患糖尿病的数量有差异，将糖尿病引入Logistic回归方程，结果提示糖尿病不是患者病毒转阴时间 ≥ 24天的危险因素，P = 0.894。 由于本研究属于回顾性分析和样本量小的局限，空腹血糖高为什么是病毒转阴时间的长的危险因素，尚不能得出结论。推测原因可能有：1) 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前基础血糖偏高，但统计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分别为6.02%和5.3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在最近的8~12周患者的血糖都控制得比较好 [ 11 ] [ 12 ]；2) 血糖高属于机体对炎症应激反应的结果，即人体遭受应激时(如创伤、感染或炎症等)，内生性的激素会进行调控以应付突发状况，相关机制与下视丘–脑下腺–肾上腺轴的回馈机制及细胞因子有关 [ 13 ]，血糖高可能提示疾病程度更严重 [ 14 ]；3) 新冠病毒攻击宿主的胰岛β细胞，使得机体对血糖的调控能力降低 [ 15 ]。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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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转入重症监护室24小时内的空腹血糖偏高是病毒转阴时间长的危险因素，临床救治该类患者时应该给予关注。空腹血糖对患者病毒转阴时间的预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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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含有复参数的一族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系统。Sumi等利用无限生成共形迭代系统理论研究了广义复连分数，得到了关于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系统极限集的Hausdorff维数的一系列结果。本文进一步将Sumi等研究的共形迭代系统的参数推广到更大的区域，对于这个具有更大参数空间的广义连分数共形迭代系统，证明了其极限集的Hausdorff维数在参数空间上是连续的，在参数空间内部是连续的且实解析和次调和的。并由此得到Hausdorff维数在参数空间的边界点上取到最大值。 关键词 :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极限集，Hausdorff维数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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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迭代函数系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很多数学家对迭代函数系统进行了研究，如Mauldin [ 1 ] [ 2 ]，Urbanski [ 1 ] [ 2 ]，Inui [ 3 ] [ 4 ]，Sumi [ 3 ] [ 4 ]，Roy [ 5 ]，Qiu [ 6 ] [ 7 ]，Bandt [ 8 ]，Hutchinson [ 9 ]，Falconer [ 10 ]，Moran [ 11 ]，Fan [ 12 ] 和Schief [ 13 ] 等都研究了迭代函数系统极限集的维数和测度等性质。 在文献 [ 1 ] 中为了说明广义连分数的共形迭代系统极限集的Hausdorff 测度等于零，填充测度大于零，Maulain 和Urbanski构造了一个与连分数有关的共形迭代函数系统。记 ℂ 为复数集， ℤ 表示整数集， ℕ 表示正整数集。他们所构造的方法是设 X : = { z ∈ ℂ | | z − 1 / 2 | ≤ 1 / 2 } ，则称 S ˜ : = { ϕ ˜ ( m ， n ) ( z ) : X → X | ( m ， n ) ∈ ℤ × ℕ } 为连分数共形迭代系统。其中 ϕ ˜ ( m ， n ) ( z ) : = 1 z + m + n i ( z ∈ X ) 在文献 [ 3 ] [ 4 ] 中Inui，Okada和Sumi研究了更一般的情况，他们的构造如下。设 A 0 : = { τ = u + i v ∈ ℂ | u ≥ 0 ， v ≥ 1 } ， X : = { z ∈ ℂ | | z − 1 / 2 | ≤ 1 / 2 } . 给定任意 τ ∈ A 0 ，设 I ′ τ : = { m + n τ ∈ ℂ | m ， n ∈ ℕ } ， S τ : = { ϕ ′ b : X → X | b ∈ I ′ τ } 被称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如图1所示)，其中 ϕ ′ b ( z ) : = 1 z + b     ( z ∈ X ) 在 [ 4 ] 中，作者证明了对上述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系统 [ 1 ] 中的结论依然成立，在 [ 3 ] 中，作者讨论了一个新的问题，Hausdorff维数关于参数 τ 的连续依赖性，他们的主要结果是： 设 J τ 为 S τ 的极限集， h τ 为极限集 J τ 的Hausdorff维数。 定理1.1 设 { S τ } τ ∈ A 0 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族，则 (1) τ → h τ 在 A 0 上是连续的。 图1. A 0 参数空间 (2) 对任意 τ ∈ A 0 ， h τ 是 S τ 压力函数的唯一零点。 (3) 1 < h τ < 2 ， h τ → 1 ( τ ∈ A 0 ， τ → ∞ ) 。 特别地， τ → h τ 在 A 0 上不是常值映射。 定理1.2设 { S τ } τ ∈ A 0 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族，则 τ → h τ 在 Int ( A 0 ) 是实解析和次调和的。 推论1.3设 { S τ } τ ∈ A 0 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族，则函数 τ → h τ ( τ ∈ A 0 ) 存在最大值，并且在 A 0 的边界取得 τ → h τ 最大值的点。特别地， max { h τ | τ ∈ A 0 } = max { h τ | τ ∈ ∂ A 0 } 。 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推广了 [ 3 ] 中结果， [ 4 ] 中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 设 H 1 : = { τ ∈ u + i v ∈ ℂ | u ≥ 0 ， v ≥ 1 } ； H 2 : = { τ ∈ u + i v ∈ ℂ | u ≥ 0 ， v ≤ − 1 } ； H 3 : = { τ ∈ u + i v ∈ ℂ | u ≥ 0 ， − 1 ≤ v ≤ 1 } \ { ∪ i = 0 + ∞ D i } ，其中 D i : = { z ∈ ℂ | | z − i | < 1 } ， i = 0 ， 1 ， 2 ， ⋯ ， 令 H : = H 1 ∪ H 2 ∪ H 3 ， X : = { z ∈ ℂ | | z − 1 / 2 | ≤ 1 / 2 } ， I τ : = { m + n τ ∈ ℂ | m ， n ∈ ℕ } ，这里 τ ∈ H 。 定义1.4 (广义复连分数的共形迭代函数系统)对任意 τ ∈ H ， S τ : = { ϕ b : X → X | b ∈ I τ } 被称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其中 ϕ b ( z ) : = 1 z + b ( z ∈ X ) 称 { S τ } τ ∈ H 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族(如图2所示)。对每个 τ ∈ H ，设 J τ 为 S τ 的极限集，设 h τ 为极限集 J τ 的Hausdorff维数。用 Int ( H ) 表示在复平面 ℂ 上的拓扑意义下H的内点。 图2. H参数空间 本文将文献 [ 3 ] 中的结论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形，即更大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系统 { S τ } τ ∈ H ，我们的主要定理为： 定理1.5设 { S τ } τ ∈ H 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族，则 (1) τ → h τ 在H上是连续的。 (2) 对任意的 τ ∈ H ， h τ 是 S τ 压力函数的唯一零点。 (3) 1 < h τ < 2 ， h τ → 1 ( τ ∈ H ， τ → ∞ ) 。 特别地， τ → h τ 在H上不是常值映射。 定理1.6设 { S τ } τ ∈ H 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族，则 τ → h τ 在 Int ( H ) 是实解析和次调和的。 推论1.7设 { S τ } τ ∈ H 为广义复连分数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族，则函数 τ → h τ ( τ ∈ H ) 存在最大值，并且在H的边界取得 τ → h τ 最大值的点。特别地， max { h τ | τ ∈ H } = max { h τ | τ ∈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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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主要结论的证明 4.1. 定理1.5的证明 为了证明定理1.5，要用到下面的引理，并在此给出证明。 引理4.1设 ，序列 满足 ，则存在 ， ， 使得对所有的 ， ， ，有 证明：设 ，对每个 有 ，因为 ，则 ， ，当 时， ， 。对任意的 ， ，一方面， 另一方面， 即存在 ， 使得 。 现在证明定理1.5。 证明：通过引理3.3知对H中的每个 ， 的值为 的压力函数的零点。由引理3.4，3.5知对任意 ，有 并且当 时， 。接下来证若H中的序列 满足 时，有 。 对任意的 ， ， ，满足条件(D1)。因为X是完 备的，因此存在 使得 由引理4.1知存在 ， 使得对每个 ， ， 故证明了H中的序列 满足 ，有 。 最后证明 在H上是连续的。根据定理2.9，在 拓扑下 是连续的。由 [ 8 ] 中引理3.3， 若 ，则 。因此若 ，则 ，故证明了 在H上是连续的。 4.2. 定理1.6的证明 为证明定理1.6要用到下面两个定理。 引理4.2 ， ，以及 ，当 时有 并且收敛唯一。 证明：设 ， ， 则有 故引理得证。 引理4.3对任意的 ， ，下式成立。 证明：设 ， 及 则 当 时 最后一个不等式是因为当设 时， ，取 ，求导后知在 时取得最大值。当 时，由对称性有 。故引理得证。 现在证明定理1.6. 证明：首先说明 在 上是次调和的。 设 ， ，可以推知 是全纯函数。因为 的实部是负的，即 不是 中的元素，因此 在H上是全纯的。故 是平面解析的。再由定理2.11，可得 在 上是次调和的。 接下来说明上是平面解析的。对任意的 ， 是继承正则共形迭代函数系统，故对任意的 ， 是强正则共形迭代函数系统。因此 ，存在一个中心为 的开球 ，以及 使得所有的 ， ， ，其中 表示 ，有 由引理4.2知当 趋向 时，上式右边第一部分趋向1；由引理4.3知 ， 条件下，上式右边第二部分是有界的。因此存在中心为 的开球 使得 在 中有界。运用Cauchy公式 可推出存在一个 使得对任意的 ，有 。这里 是中心在 且 ，则 说明存在一个中心在 的开球 使得对任意的 ， ， 。因此对 任意的 ，存在一个中心在 的开球 使得 是正则平面解析的。由定理2.10知对任意的 存在一个中心在 的开球 使得 是实解析的。由 的任意性可知映射 在 上是实解析且次调和的。 4.3. 推论1.7的证明 证明： ，设 。由定理1.6，对任意的 ，映射 在 上是次调和的。设 ，这里 。由引理3.4知存在 使得对所有的 ，有 ，即 。故对任意的 ， 因为 在 上是连续的，则在其上存在一个最大值 由 在 上次调和，故在其中没有最大值，取得最大值的点只能在边界上。综上推论1.7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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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性质是我们在学习、研究数学理论时常见的内容。以数列极限为例，介绍性质的结构及其隐藏的用于研究问题的数学思想。 关键词 :性质，数列极限，性质的结构，数学思想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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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性质是我们在学习、研究数学理论时常见的内容，如数列极限的性质、连续函数的性质、导数的性质、微分的性质、积分性质等等；我们引入的每一个数学概念，都会在初步学习概念、并利用概念解决简单结构的问题，形成初步的结论之后，为研究、解决更一般或更复杂的对象，求解对应的问题，必须引入相应的性质，由此，体现出性质在数学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 以数列极限为例，介绍性质的结构及其隐藏的用于研究问题的数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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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列极限的性质 教材 [ 1 ] 中数列极限的一般有如下性质：唯一性、有界性、保序性、两边夹性质以及关于极限的四则运算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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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性质的结构 从结构看，性质通常分为两类。 第一类性质以“等号”为标志，表现为“等式”的性质，这类性质通常为运算性质，以最简单的线性运算为主，个别概念的性质可以推广到更复杂的运算。建立这类性质的基本源于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的运算律，包括最基本的加、减、乘、除运算，及更复杂的结合律、交换律等运算，还有更高级的如中值定理等。 与此对应，在应用中，这类性质也通常用于计算，因此，有时也称这类性质为运算法则，当然，在这样简单的应用中，也隐藏着数学上解决问题的思想。 下面的例子，假设我们通过极限的定义证明了极限结论 lim n → + ∞ q n = 0 ( | q | < 1 ) ，利用此结论和极限的性 质完成计算。 例1 [ 2 ] 求 lim n → + ∞ 5 n + 1 − ( − 2 ) n 3 × 5 n + 2 × 3 n 。 结构分析从数列结构看，其结构主要由具有 a n 结构特点的因子组成，类比已知，相应的已知结论 为 lim n → + ∞ q n = 0 ( | q | < 1 ) ，因此，利用形式统一的思想将数列中的各项转化为 q n ( | q | < 1 ) 结构，为此，只需用 最大项 5 n 同时除以分子和分母、再利用运算法则即可，由此，形成解题思路和方法。 解 原 式 = lim n → + ∞ 5 − ( − 2 5 ) n 3 + 2 × ( 3 5 ) n = 5 3 。 抽象总结 1) 题目的结构相对于由定义处理的对象已经是较为复杂的结构，因此，解题的整体思路是利用极限的运算性质将复杂结构转化为相对简单的结构，实现结构的简化；这也体现了运算性质的作用思想：利用性质实现结构的简单化。2) 在具体方法的设计上，体现了如何将未知转化为已知的设计思想。 第二类性质以“不等号”为标志，结论是不等式关系，由于不等式揭示的是大小关系或顺序关系，因此，有时也把这类性质称为“序性质”，对应的关系式也称为“序关系”。 序性质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性质。 在分析学中，分析性质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不等式是研究内容的重要形式之一，后续分析学中形成对应的估计理论；事实上，数学理论的应用就是对各种领域中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求解，这些模型大多是非线性的，对这些模型数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解的存在性，模型的非线性决定了求准确解是不可能的，必须对模型进行近似，求其近似解(列)，然后研究近似解(列)的收敛性，寻求收敛的条件，收敛条件就是各种意义下的有界性，就是建立各种估计，因此，不等式理论(估计理论)是分析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在古典的分析学理论中，不等式理论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序性质。序性质在分析、研究、解决相应的数学问题时，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下面，我们以一个运算法则的证明为例，说明序性质的应用思想。 例2 [ 2 ] 设 lim n → + ∞ x n = a ， lim n → ∞ y n = b ，证明运算法则： lim n → ∞ x n y n = a b ，( b ≠ 0 )。 结构分析 此时，假设掌握了极限的定义和序性质，因此，证明的思路是用极限的定义证明，进一步 挖掘已知信息，条件为 lim n → + ∞ x n = a ， lim n → ∞ y n = b ，则对应的已知项为 | x n − a | 、 | y n − b | ，因此，必须从要研究 的量中分离出上述的已知项，并应用相应的技术甩掉无关项、未知项，实现用已知项估计并控制未知项，由此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用已知项表示的形式，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序性质来完成。 证明 由已知条件，利用极限定义，则对任意的 ε > 0 ，存在N，使得 n > N 时， | x n − a | < ε ， | y n − b | < ε 。 为利用定义进行证明，研究 | x n y n − a b | 。 由于 | x n y n − a b | = | b x n − a y n b y n | ，为充分利用条件，我们利用形式统 一法产生并分离出已知项，对分子，我们利用插项技术进行形式统一，即 | b x n − a y n | = | b x n − a b + a b − a y n | = | b ( x n − a ) + a ( b − y n ) | ， 对分母的处理是难点。 由于分母中含有未知项 y n ，必须进行技术处理将其甩掉，由于定义应用的放大法，因此，可以利用对分母的缩小以进行简化，由于对 { y n } 已知的条件是其极限为b，就可以利用保序性进行处理了，形成下面的处理方法。 由保序性，不妨设 | y n | ≥ | b | 2 ，故， n > N 时，有 | x n y n − a b | ≤ ( | b | + | a | ) ε | b | ⋅ | y n | ≤ 2 ( | a | + | b | ) | b | 2 ε ， 故， lim n → + ∞ x n y n = a b 。 抽象总结 上述证明过程中体现的解决问题的整体思想仍是以各种技术手段进行结构简化，此处，所用到的技术手段有体现形式统一思想的插项法，实现化未知为已知，有体现结构简化思想的估计法，利用保序性实现甩掉无关项，保留已知确定项。 由此体现极限的保序性质在估计中的重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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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性质的作用 从性质的作用地位看，存在性和唯一性是数学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性质；数学概念都是从现实问题求解的思想方法中进行高度的抽象、提炼出来的 [ 3 ]，一般来说，一个概念是否合理，存在性和唯一性是判别标准，换句话说，只有当提出的数学概念同时具有存在性和唯一性时，才是一个“好”的数学概念；特别是古典的高等数学理论，是从实践中抽象提炼出的最基本的理论，所涉及的概念都具有存在性和唯一性，在后续更复杂的数学理论中，会遇到一些数学概念不具备唯一性，或具备更广义意义下的唯一性(不定积分理论中的原函数概念就是在相差一个常数的意义下具有唯一性)；当然，任何学科中建立起来的模型，首要的问题就是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由此可以看出存在性和唯一性的重要性。有界性是函数较为初级的性质，也是基本性质；有界性是分析学中的大类性质；一般来说，在各学科及应用领域中建立的模型多是非线性模型，求准确解是不可能的；为此，需要对非线性模型进行线性近似(逼近)，线性模型通常具有理论上解的存在性，由此得到近似解列，为求得原非线性模型的解，需要对近似解列的收敛性进行研究，在很多情形下，近似解列收敛性的条件就是某种意义下的有界性；这正如Weierstrass定理“有界点列必有收敛子列”所揭示的获得收敛子列的思想 [ 4 ]，在后续的分析学中，各种空间的收敛性条件仍是某种意义下的有界性，因此，有界性性质是研究函数分析性质的基础，由此揭示了有界性的应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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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威胁患者视力和引起黄斑水肿，但是目前发病机制还不清楚，治疗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研究发现miRNA在糖尿病并发症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旨对miR-21在糖尿病视网膜疾病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关键词 :miR-21，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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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威胁眼底视功能，是造成患者失明的重要原因 [ 1 ]。其基本病理改变包括眼底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和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 [ 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按照严重程度分为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随着病情的进展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进而引起生活质量的下降。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最主要的方法。microRNA (miR)是一类19~25个核苷酸长的非编码RNA分子，通常与其靶基因mRNA的3’非翻译区(3’-UTR)结合，导致mRNA降解和/或翻译抑制 [ 3 ] [ 4 ] [ 5 ]。因此，miRNAs可以调节不同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 6 ]。近年来研究发现微小RNA (miRNA)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 7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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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糖尿病视网膜疾病的概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患病率越来越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为六期：一期为眼底出血和微血管瘤改变；二期为硬性渗出；三期出现棉绒斑；四期出现视网膜新生血管和玻璃体出血；五期为新生血管增殖；六期为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前三期统称为非增殖期，后三期称为增殖期。若不及时治疗，病情从非增殖期进展到增殖期对视力的影响会越来越严重，还会引起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给临床治疗带来巨大压力。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并发症主要是对症治疗，如玻璃体腔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激光治疗等，并且越晚治疗效果越差，因此早期检测循环中的对预测疾病进展的微小RNA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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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miR-21的概述 miRNAs参与多种疾病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如葡萄糖稳态、血管生成和糖尿病及其相关的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制 [ 9 ]。miR-21是microRNAs (miRs)的重要成员，位于染色体17q23-2上 [ 10 ]，在PUBMED上检索发现2003年Zeng Y等人首次提出其在人类细胞中微小RNA的加工中的作用。miR-21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重要miRNA [ 11 ]，与不同的信号通路结合参与不同的生理病理过程如可以调节细胞增殖，Chen等人在椎前盘退行性变的病人的退变髓核细胞中通过qT-PCR和Western blot检测发现miR-21通过靶向和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4 (PDCD4)结合，使c-jun蛋白磷酸化增加，激活激活子蛋白-1相关的金属蛋白酶通路，促进退行髓核细胞增殖 [ 12 ]。Wu等人在食管癌病人中通过Western blot检测和Transwell法检测发现，miR-21和PTEN/PI3K/AKT中的信号蛋白结合，促使细胞迁移 [ 13 ]。miR-21参与细胞凋亡主要是和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结合促进细胞凋亡 [ 14 ] 和促进血管生成 [ 15 ] 主要是和PTEN结合，激活AKT和ERK1/2通路，使VEGF表达增加。miR-21与糖代谢 [ 16 ] 的发生有关。研究发现高糖情况下会使血管内皮细胞产生并释放大量炎性因子，这些炎症因子可以激活NF-κB信号通路 [ 17 ] [ 18 ]，与miR-21上游启动子元件相结合使miR-21的表达增加，另外有研究证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缺氧诱导因子-1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上调 [ 19 ]，而miR-21可拮抗高糖环境下其上调，表明miR-21可能通过调节缺氧诱导因子-1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通路抑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新生血管的生成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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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miR-21在糖尿病视网膜疾病中的作用机制 虽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具体发生机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血糖浓度是其发生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发现miR-21可影响胰腺的发育，导致胰岛B细胞功能障碍，进而影响胰岛素分泌，使血糖升高 [ 21 ]。另外有研究发现高糖会影响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炎性介质，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研究表明，在高糖环境中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最易受到损害 [ 22 ] [ 23 ]。在人视网膜色素上皮ARPE-19细胞中，miR-21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信号通路密切相关 [ 24 ]，这可能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有关。 Lu等人发现miR-21可能通过抑制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通路诱导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凋亡，通过上调PTEN而减弱血管生成能力，来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 [ 25 ]。另外Liu等人的研究发现miR-21通过靶向作用PTEN诱导肿瘤血管生成，激活AKT和ERK1/2信号通路，从而增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促进血管生成 [ 15 ] 这与Lucio等人发现miR-21参与血管舒张，减少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并通过多条信号通路参与血管重塑的研究相一致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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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和展望 miR-21在细胞的增殖、迁移、凋亡和血管生成等方面具有调节作用，与不同的信号通路接触表现出不同的作用。目前miR-21在很多疾病中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在癌症的诊断和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在血清或者血浆中的含量可以作为疾病的诊断标志物同时也可以反映疾病的进展，但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疾病中能否作为临床上确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期和治疗靶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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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社会善念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充满善意地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的需要和权利，可通过SoMi范式进行测量。心理理论与观点采择等认知因素和移情与社会取向等人格因素都会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此外，社会善念的表达还受到互动对象、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重点论述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且社会善念的促进作用会受到人际距离、信任、积极情绪和自主性需要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深入挖掘影响社会善念表达的相关因素。 关键词 :社会善念，合作行为，SoMi范式，人格特质，人际互动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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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情况称为社会困境(刘长江，郝芳，2014)。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决策者都可以决定是否选择合作，且与所有人都选择合作相比，所有人都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会更糟(Dawes， 1980)。合作可以是贡献集体，或者是不消耗集体共享的资源(Paul等，2013)，是一种亲社会行为。选择合作(cooperation)更可能获得长期利益，而竞争(competition)则更可能使个人获得短期利益。如何促进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已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话题(Vesely等，2020)。 目前关于合作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大多关注决策者的个人特质，有研究证实个人的社会价值取向(Fiedler等，2013)、社会阶层(Van Doesum等，2017)等是影响个体在合作行为中的决策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生活中的合作是在人际互动中形成的，对手也是影响合作行为的关键(Chen等，2012；Van Doesum等，2018)。如合作双方的性别(Balliet等，2011)、面孔吸引力(Chen等，2012)等因素可能会通过增强信任或减小社会距离而间接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因此，从人际互动的角度研究合作行为，考察合作行为实施者的特质对接收者的合作决策的影响，对解释合作行为的机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研究表明，在生理方面，社会善念与亲社会具有类似的神经生理基础(Van Doesum等，2013)。作为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善念的研究相对较少。社会善念考察的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关注他人的自主性需要，对促进合作行为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为解释合作行为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角度(Van Doesum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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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会善念相关研究 2.1. 概念 Van Doesum等(2013)基于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t theory)首次提出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的概念，认为社会善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善意地关注、尊重和满足他人自主性需要的行为，包括认知因素（如心理理论和观点采择）和人格因素（如移情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具有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个体能推测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这是个体表达社会善念的前提。而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使个体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和决策，与社会善念呈显著正相关(Van Doesum等，2013)。移情 (Empathy)会在他人立场考虑到他人的情绪体验，有研究表明移情关怀与社会善念呈正相关(Van Doesum等，2020)，移情会促进个体表达社会善念。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是个体在对自我和他人资源分配时所表现出的社会偏好，相比于亲自我者，亲社会者更偏好公平和双赢(Van Lange等，2014)，也有研究表明亲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善念呈正相关(Van Doesum等，2020)。 2.2. 研究范式 目前对社会善念的测评主要采用Van Doesum等(2013)开发的社会善念范式(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简称“SoMi”范式)。该范式是由计算机呈现的社会决策任务组成，每轮任务要求被试在相同种类不同样式的三个或四个物品中选择一个。每个种类物品中有两个或三个物品是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个物品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不同(如颜色)，每个物品按照该特征差异被分为“唯一物品”或“非唯一物品”，且物品一旦被选中就不可再用。被试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共同参与决策任务，实验通过选择“非唯一物品”的次数占总选择次数的比例来衡量社会善念水平。例如，若甲选择非唯一物品，则乙既可以选“唯一物品”也可以选“非唯一物品”，此时可以认为甲表达了社会善念。若甲选择的是“唯一物品”，则乙只能选择“非唯一物品”，此时认为甲表达的是社会敌意(Van Doesum等，2013)。SoMi范式的原理是给他人留下选择权就被认为是表达社会善念，后续相关研究支持了该范式的有效性(Van Doesum等，2016；Van Lange等，2015)。研究表明物以稀为贵(Mittone & Savadori，2009)，在没有其他人参与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选择唯一物品。 2.3. 影响社会善念表达的因素 Van Doesum等(2018)用SoMi范式考察合作对象的指定与否对个体的社会善念的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被试自己参与物品选择，第二个选择者的出现促使被试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选择非唯一物品的比例增加)。而相比于与未指定的第二选择者互动时，被试与指定的第二选择者互动后，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Van Doesum等(2017)通过对比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被试和面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对象时，被试表现出的社会善念水平，探究人际互动中社会阶层对社会善念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比自己处于更低社会阶层或者与自己处于统一社会阶层的对象，人们对比自己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对象表达出更少的社会善念。Mischkowski等(2018)通过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人格特质与社会善念加工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客体偏好的影响，探究社会善念的稳定性水平。结果表明社会善念的表达不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且在不同的加工方式和处理方式模式下其水平是稳定的。即使有时间压力和认知负荷，甚至不管是有意还是偶然地表达出社会善念，具有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其社会善念水平也是稳定的。Lemmers-Jansen等(2018)通过fMRI探究个体在SoMi范式中神经机制，揭示了社会善念的表达是基本倾向性的，而社会敌意的表达需要更多的意志努力和认知资源。Lu等(2020)通过ERP探究个体表达社会善念的神经活性与社会阶层的关系，结果发现处于较高或中等社会阶层的个体在表达社会敌意时，头脑中的消极反馈信息更明显，而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在此过程中的消极反馈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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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的研究 3.1. 社会善念促进合作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人际互动中表达社会善念会促进合作行为(Van Doesum等，2016；Van Lange等，2015；Van Doesum等，2020；Dou等，2018)。表达社会善念会使个体在做出决策时考虑对方需要并为对方利益让步，有助于增强双方的信任感和建立亲密关系，增进群体归属感，促进合作行为(Balliet & Van Lange， 2013；Declerck等，2013)。相反，限制他人的选择或阻碍他人实现利益则会使他人感到社会敌意，产生负性情绪和亲社会动机的下降，不利于建立合作关系(Twenge等，2007)。 3.2. 影响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关系的变量 3.2.1. 人际距离 有研究表明，人际距离知觉会影响利他行为倾向。人际距离知觉是个体对自身与他人之间距离的心理觉知，对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知觉的心理距离不同，由此产生的信任感也不同，距离越近，信任感应该越强，表达的社会善念和合作意愿也更强烈。任彧(2017)探究在SoMi范式中不同的人际距离对60名大学生社会善念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人际距离知觉与社会善念利他选择呈负相关，被试对陌生人更少地表达社会善念，而对朋友和父母更多地表达社会善念。且在内隐联想测验中发现，被试对亲近关系与利他属性词的联结比疏远关系与利他属性词的联结反应时更快，表明被试的内隐认知中对与自己有亲近关系个体的利他倾向更重，更愿意对他们表达社会善念和合作意愿。 3.2.2. 信任 研究表明，社会善念会促进信任发展和合作行为(Van Lange等，2015)。根据信任发展的理性选择模式，人际互动中双方对彼此的信任水平会随着彼此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表达社会善念的同时会传达出可信赖的信号，促使双方作出利他行为，利他行为的表达也会影响双方对彼此的社会善念和信任的感知(Weber等，2004)。当人们处于高度信任的状态时，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因此信任是促进合作行为的重要机制(Balliet & Van Lange， 2013)。有研究表明信任在社会善念促进合作行为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窦凯等，2018b)，相比于低社会善念组，被试在接收到更高的社会善念水平时会对互动对象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和更多的合作意愿。 3.2.3. 情绪 除了信任，情绪也会影响合作行为和社会善念的表达。Patil等(2013)研究发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唤醒状态会影响其执行功能的发挥，积极情绪会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任彧，郝芳(2018)考察互动对象的面孔表情对被试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对象的积极情绪会使被试的利他行为增多，即互动对象的积极情绪会促进个体表达社会善念和增强合作行为。窦凯等(2018a)通过测量被试在完成物品选择游戏前后的情绪，对比发现社会善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且积极情绪体验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感知社会善念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外，还通过积极情绪体验的增强间接促进合作行为。 3.2.4. 自主性需要 当社会善念被接受者识别时，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自主性需要得到了尊重，在人际互动中体验到了自由感(杨莹，寇彧，2015)。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当个体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Bjerregaard等，2015)。窦凯等(2018a)通过操纵被试需要互动对象提供帮助的程度来操控其自主性需要的水平，进而揭示自主性需要在社会善念增强积极情绪体验中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自主性需要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即相比于低自主性需要，接受者的高自主性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更低，更不愿意产生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