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4. 2000~2015年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热点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4.1. 海洋科学热点研究内容和方法 以上结果可以揭示2000年以来我国海洋科学的重点研究区域包括我国近海海域(渤、黄、东、南海)，三大河口地区(长江口、珠江口和黄河口)，海湾地区(胶州湾、大亚湾、台湾海峡、莱州湾、杭州湾、辽东湾、北部湾、大连湾和钦州湾等)，深远海地区(冲绳海槽、西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以及钓鱼岛等军事权益敏感海域。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数值模拟、因子分析、沉积物粒度分析、元素地球化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数学模型、数值计算、试验分析、评价等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海洋物理、化学、环境污染、生物、水产养殖、沉积环境、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工程建设以及权益维护等。 4.2. 海洋科学的热点研究主题 共词网络的凝聚子群分析揭示出13个热点研究主题(见表3)。 Table 3 Thirteen hot topics in marine scienc 主题 主题内容 1 黄海、南海北部、胶州湾以及三大河口海域的浮游植物、底栖动物等的时空分布、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及其受营养盐、溶解氧、悬浮物等影响的研究。 2 南海、冲绳海槽和受黑潮影响海域的晚第四纪、全新世的古气候、古环境以及东亚季风的变化的研究。 3 太平洋地区全球尺度的风暴潮、海浪、热带气旋、ENSO等海洋气候、海洋灾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4 数值模拟等数理方法模拟潮汐、潮流、悬沙浓度变化等海水动力变化，以及为海洋平台建设、海底管道维护服务的研究。 6 近海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辽东湾、北部湾、渤海湾、大连湾、莱州湾以及黄河三角洲海域受重金属、有机农药污染的研究。 7 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对钦州湾红树林、溢油等海洋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8 近岸海域赤潮、石油烃、富营养化等海洋生态系统灾害对鱼类、贝类养殖等影响的评价研究。 9 关于海洋生物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10 关于海洋分子生物技术问题的研究。 11 关于海洋生物毒性、活性成分分离提取的研究。 12 关于凡纳滨对虾、三疣梭子蟹、大黄鱼、刺参、菲律宾哈仔等海产品养殖技术及其营养成分等的研究。 13 关于中日、中美关系及钓鱼岛等海洋权益、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 表3. 十三个海洋科学热点研究主题 4.3. 热点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分析 由热点研究主题关键词词频总数随年度变化曲线图，可看出2000~2015年海洋科学研究热点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见。 主题1占绝对主导地位，除2000~2001年稍低于主题9的关键词词频均值外，其余均明显高于其它主题，且词频均值随时间迅速增加，表明海洋生物量分布研究一直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且逐年快速升温。其次是占主要地位分别是主题5、12和2，可以说海洋生物量分布、海洋环境污染、海水养殖技术和古气候是2000年以来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四大核心主题。21世纪世界海洋科学研究重点趋向于资源、环境、气候等人类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 20 ] ，我国的海洋科学研究与世界海洋科学研究趋势相一致。 研究热度逐年升温还有主题5和12，表明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水养殖问题越来越热。我国已是海洋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严峻形势已得到国家的重视 [ 21 ]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2008年青岛近海海域出现历史罕见的浒苔灾害，2011年位于渤海湾中部的蓬莱19-3海上油气田生溢油事故，造成了重大的海洋污染事故，也引起对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促使海洋环境污染研究升温。海水养殖问题的升温与基于文献引文分析得出的海水养殖学科发展趋势相吻合 [ 22 ] ，海水养殖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相应的科学研究也迅速发展。 主题2、3、4、6、7、8、9、10和11研究热度变化不明显，古环境、大尺度气候变化、海洋水动力环境、海洋生态环境评价、海洋灾害影响评价、海洋药物制备、海洋生物遗传多样性、海洋分子生物技术、海洋生物毒性活性成分提取等问题在研究时间段较稳定。13个主题中的9个都相对稳定，表明近十五年以来我国海洋科学研究总体趋于稳定，且围绕“环境、资源和气候”问题，这些问题与人类密切相关，已经成为持续稳定的研究内容。 主题13的研究热度有突出的变化，词频均值大多较低，2004~2005有所增加，随后降低，至2012~2013年突然大幅度增加。2004年中日围绕“春晓油气田”之争，引起中日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之争，中日双方就开发东海油气田问题进行了11轮磋商。2012年日本挑起“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这是中日两国政府自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争端。这两次权益争端可能是研究热度有所增加的社会背景，可见我国海洋权益问题的研究紧跟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但同时也表现出对权益敏感区域和问题的研究积累不足，问题爆发时才有所加强。
system: [SYSTEM]

user: 5. 海洋科学研究的不足及管理对策 基于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现状，并结合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海洋科学研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 1) 深海大洋研究尚未成为重要研究领域。多年来，我国主要关注近海海洋问题的研究，由于近海资源和环境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近海研究还需持续开展，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深海战略资源的特殊性，我国必须重视深海大洋研究，应对未来复杂国际形势和国家权益维护的需要。西太平洋是我国实施由浅海向深海发展战略的必经之地，海洋环境复杂、海底资源丰富，是维护国家权益的焦点、保障国防安全的屏障 [ 23 ] ，科学有序开展西太平洋深海研究领域，实现我国深海科学研究的突破。 2) 海洋权益维护、海洋敏感海域问题等研究积累不够。海洋权益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当前海洋权益之争愈演愈烈，我国在东海、南海与周边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领土争端和冲突。重视开展海洋权益相关问题的研究准备，以便在冲突爆发时，既捍卫好我国的海洋权益，又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应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3) 沿海生态系统对极端灾害事件反应以及海洋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研究亟需加强。近年来，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等海洋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加强灾害生成的机理研究，灾害的影响瓶盖方法、海洋防灾减灾计划和应急预案的研究制定，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等方面的研究，提高各类因素对自然灾害、极端气候事件和海洋环境持续变化反应的预测能力，帮助和促进地区减轻灾害，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 4) 加强海洋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了解各类海洋资源分布现状和趋势，加强对海洋资源管理综合规划的研究，支持资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理解可能对资源可持续性造成影响的人类开发模式，研究新技术来增强公海各种自然资源带来的利益。 5) 海洋文化等人文科学研究的缺乏。海洋大国在海权、海洋经济、资源、科技等方面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海洋文化的竞争。海洋思维、海洋观念、海洋意识等不同的文化因素，决定国家竞争的成败和格局态势 [ 24 ] 。全面普及海洋知识，激发人们探索、研究、开发和保护海洋的热情。做好这些基础工作，对实现海洋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现状，发现海洋科学研究的热点主题，梳理新世纪国家巨大投入背景下海洋学科的发展趋势，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情报学视角出发，基于海洋类核心期刊论文关键词，运用高频关键词词频分析、共词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结合可视化等分析方法，客观展现我国海洋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热点研究主题，并量化热点主题随时间的发展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海洋科学的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我国近海、三大河口和海湾地区，研究方法丰富，研究内容广泛。研究揭示出13个热点主题，分别围绕“资源、环境和气候”三大主题，与21世纪世界海洋发展的主旋律相吻合。 本研究首次从情报学视角，采用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来深入揭示海洋科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这是情报学分析方法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非常有益的尝试，是情报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扩展。对海洋科学这样一门自然科学而言，情报学分析方法的应用丰富了海洋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采用的是2000年至今均属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9个海洋类重要期刊，并不能反映所有海洋类期刊的全貌；此外，在数据获取过程中发现海洋科学期刊论文关键词使用并不规范，文中尽量对常用关键词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了统一，但可能会有个别关键词使用不恰当，对结果造成影响。最后，从论文高频关键词共现角度分析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热点可能并不全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PPP作为引领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也逐渐被审计所重视。PPP立项、特许权设立、契约书立履行、政府采购、资金收付和资本运营等活动以及相关经济责任等，应成为现代审计的新目标和重点任务。通过全面梳理国内外有关PPP审计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系统地归纳出国际国内学者专家就PPP审计必要性、PPP审计主体、方式、内容和方法等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中肯地分析和评价了前人的重要观点和主张，提出加强PPP绩效审计定量评价模型构建等独特见解和想法，以期为学术理论界进一步开展PPP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提供启发和参考。 关键词 :PPP模式，审计内容与方法，跟踪审计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PPP模式在公路桥梁、旅游基地、医疗卫生、污水治理、环境能源等近20个领域广泛运用，2017年9月全国PPP总投资额累计达到10.1万亿元 [ 1 ] ，极大地促进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激活了社会资本，节约了政府投资，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PPP物有所值论证不足、财政能力不匹配、公私风险分配不均以及社会资本项目运营能力不足等问题。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报道的违法违规PPP案例高达3872起，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充分表明我国PPP亟待加强审计的独立监督，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保障PPP项目质量和运营绩效。为促进我国PPP审计全覆盖，需认真总结，挖掘国际国内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以指导我国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和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2. PPP审计必要性与审计主体研究 2.1. PPP审计必要性 审计是独立于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关系之外，擅以“旁观者清”的思想鉴别、评判PPP矛盾关系和问题。美国学者H. Hecht (2002)就提出“重审计则兴，轻审计则败”，认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系统运营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自始至终排斥甚至拒绝接受审计建议，为此提出审计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行的客观保障 [ 2 ] ；Sthomas N. G. & Yoki M. W. Wong (2007)认为采用PPP方法维护和运营基础设施，需有可靠的审计制度，适当增大审计频率能提升PPP的整体建设质量和效率 [ 3 ] ；英国学者Stewart Smyth & Dexter Whitfield (2016)则认为，国家审计署(NAO)不仅行使政府支出的问责权，且赋有绩效评估项目物有所值的职能，PPP等新兴市场忽略审计将难以趋好运营 [ 4 ] 。 我国PPP模式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等领域，但社会资本和项目上下游市场交易联动多关注“利己”。所以，审计监督十分必要和重要。包建华(2012)提出PPP不宜搞传统的事后审计评价监督，预先对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开展事前、事中审计，对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和工程质量与效率尤能彰显其必要性 [ 5 ] 。陈胤默、范维辉(2017)同样针对当前我国PPP模式存在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管、政府监管力度不够、项目审批程序复杂等问题，提出加强审计有助于PPP项目落地及其相关政策的落实与完善 [ 6 ] ；王予函(2016)和孙凌志、贾宏俊、任一鑫(2016)等学者认为，国家出台《关于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12号)发出了审计监督的强烈信号，纷纷主张将PPP纳入政府审计范围刻不容缓 [ 7 ] [ 8 ] ；王立国、张莹(2016)和焦胜(2017)都认为开展PPP政府审计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动态均衡调整和提高项目社会效益的需要 [ 9 ] [ 10 ] ；时现(2016)根据PPP项目从投资主体多元性利益诉求到风险复杂性等角度考虑，认为政府审计介入监督是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审计定位体现 [ 11 ] 。 纵观国际国内审计学术理论界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从审计鉴证和监督职能定位、审计目标任务、范围和服务于国家治理作用意义等多视角，论及PPP审计必要性，特别是对PPP项目财政资金使用问责、协同国家创新投资监管、保证项目工程质量与效率效果、维护项目运营绩效与风险机制等方面，依理依法提出许多切合实际的观点，证明PPP项目建设运营客观需要接受审计监督和及时采纳审计建议。所以，PPP审计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可行，这为我国开展PPP审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扫平了思想障碍。 2.2. PPP审计主体 PPP审计由谁执行和实施，学界看法很明确。据Umit S. Bititci (1997)介绍，澳大利亚政府针对性公私合营业务，制定了专门的审查员和独立审核员制度，并设置PPP内部审计机构 [ 12 ] 。表明其既有政府监管又有项目内部审计。D. Grimsey、M. K. Lewis (2002)认为PPP模式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模式，但政府始终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采购者，实现项目“物有所值”理应作为政府公共审计部门应当遵守公共项目审计的标准与原则 [ 13 ] ；A.-R. Abdul-Aziz，P. S. Jahn Kassim (2010)引用了马来西亚国家审计署公开的报告信息，对该国PPP住房项目成败因素开展评价 [ 14 ] 。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学者针对Linda M. English (2010)针对国家审计能否实现对PPP监督的争议，分析了澳大利亚PPP审计的重点和范围，重点考察审计人员在实施绩效审计时是否依从了PPP相关政策，从而评估澳大利亚国家审计实施PPP绩效审计的有效性 [ 15 ] ；Ngoepe等(2016)研究表明，南非审计署(AGSA)是该国PPP模式的基础建设责任审计承担者 [ 16 ]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PPP审计重要主体是政府审计机关，代表学者包括鲁心逸(2015) [ 17 ] ，孙凌志、贾宏俊、任一鑫(2016) [ 8 ] ，胡雪海(2017) [ 18 ] ，方俊、任素平、黄均田(2017) [ 19 ] 和陈胤默、范维辉(2017)等 [ 6 ] ，都认为国家审计机关是PPP审计主体，应作为维护国家投资安全和产生预期绩效的重要工具。 可见，国内外学者公认政府审计是PPP审计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审计主体。毕竟PPP投资主体二元或多元，且民间资本占主导，从维护投资主体利益角度，对项目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程序及成本廉价等状况，也客观需求注册会计师鉴证。所以，民间审计在PPP审计舞台上会扮演重要较色；同时，PPP模式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是提供有偿服务，带有鲜明的经营性特征，所以常态化的内部审计评价也至关重要。由此，可以说明我国PPP模式的审计主体，是由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共同组成的体系，三者缺一不可。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综上，在PPP风靡全球背景下，世界各国借助社会资本力量大力兴办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增强地方政府服务能力的同时，也纷纷意识到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存在的项目粗制滥造和掠夺经营等问题及危害，加强审计监管至关重要。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各项监督体系不完善时期，加强PPP审计理论研究对促进PPP监督实践十分重要和必要。从加强国家治理角度出发，政府审计责无旁贷，社会审计需审时度势不负资本各方重托，内部审计开展绩效评价任重而道远，三者可谓缺一不可。我国PPP审计研究起步较晚，实践经验积累不足，特别是PPP缺乏充足的数据积累和成熟的模型应用经验，PPP审计定量评价方法一直停留在努力探索阶段，始终没有确立出能被政府和学界公认的模型，这也是审计学界今后应重点攻关的课题。相信只要广泛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不断增强PPP审计理论与实践经验交流，必能掀起PPP审计定量评价模型研究热潮，实现PPP审计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重大突破和PPP审计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利用船载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SPAMS)对西太平洋海盐气溶胶的化学组成及粒径分布进行研究，分析了SPAMS在海盐气溶胶的检测特性，研究海盐粒子的生成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太平洋上空细颗粒的空间分布与海盐粒子的分布基本一致，表明海盐粒子对海洋上空的气溶胶起主导作用。海盐粒子的颗粒数浓度分布与海洋表面风速的空间分布一致。Mg + ，Na + 和Ca + 主要来自于海洋源，这几种元素在谱图中具有较强的谱峰强度。硫酸盐气溶胶主要分布在细颗粒粒径段，其中亚微米级细颗粒占总颗粒数的60%以上。钠离子呈现两头高、中间低，主要受不同产生机制的影响，氯和钙颗粒具有较一致的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大粒径段。单颗粒气溶胶质谱在对海盐粒子的检测上与城市气溶胶的粒子检测的打击率具有很大差异。 关键词 :海盐颗粒，化学组成分布，粒径分布，单颗粒气溶胶飞行时间质谱仪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海洋气溶胶是大气气溶胶和云凝结核(CCN)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气候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海洋面占地球表面71%的面积，因此海洋气溶胶是大气气溶胶的主要来源之一 [ 1 ] [ 2 ] 。海洋气溶胶的产生方式主要包括风生海盐颗粒和海洋生物活动过程产生的有机气体进入大气中经过一系列氧化过程形成的二次气溶胶 [ 3 ] [ 4 ] 。其中海盐气溶胶颗粒是一次气溶胶也是最主要的海洋气溶胶。与陆源气溶胶相比，海洋气溶胶的研究仍然不足 [ 5 ] [ 6 ]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海洋气溶胶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对海洋气溶胶的产生机制及其海–气交换过程提出了新的认知，目前对海盐气溶胶的产生过程仍不清楚，现场观测的数据仍然不足。 传统的海洋气溶胶观测技术主要采用离线分析方法，通过气溶胶采样器将颗粒物收集到滤膜后带回实验室分析。离线分析方法时空分辨率非常低，难以捕捉到瞬时变化的信息，无法分析在海浪破碎过程中气溶胶的产生过程 [ 7 ] [ 8 ] 。随着技术的发展，大量在线仪器也逐渐被用于海洋观测。海洋气溶胶的研究也正经历着重大的转变，特别是气溶胶质谱技术在海洋气溶胶中的应用，使得海洋气溶胶生成机理、传输特性及老化过程的研究不断深入 [ 9 ] [ 10 ] 。单颗粒气溶胶质谱技术可实时获得单个颗粒的粒径和化学组成信息，在研究气溶胶的形成机制及来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 11 ] [ 12 ] ，但有关单颗粒气溶胶质谱在船载走航海洋气溶胶的观测应用研究却很少 [ 13 ] 。本研究利用船载单颗粒气溶胶质谱技术研究西北太平洋海洋大气气溶胶的组成，分析单颗粒气溶胶质谱技术对海盐气溶胶的检测特性，分析西太平洋海盐粒子的生成及主要影响因素，为船载气溶胶质谱在海洋气溶胶研究中的应用提供重要基础。
system: [SYSTEM]

user: 2. 实验研究 2.1. 材料与方法 2.1.1. 走航路线 本次观测起止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 ~ 2017 年6 月10 日 ，共计30天，将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SPAMS)安装在“向阳红03”海洋科考船前甲板的移动实验室。为保证仪器的稳定运行，将气溶胶质谱仪安装在船载稳定平台上，该稳定平台可保证在船舶晃动的时候保持仪器的稳定，确保仪器的安全运行。同时为降低船舶本身排放污染物对观测结果的影响，将气体的进样口设置在船舶的前桅杆上，距离海面约为 20 米 ，在船舶走航过程中可以极大限度的降低船舶的干扰。本次走航观测路线如图1所示，观测区域覆盖我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海区，观测区域(21˚N~43˚N，118˚E~157˚E)。观测期间每天24 h连续运行，期间因为仪器校准和维护产生短时间的暂停，但对采样不产生影响。本次观测期间共捕捉到具有正负谱图信息的气溶胶颗粒287，088个。 图1. 船载走航路线示意图 2.1.2. 观测仪器与数据分析 本次观测使用船载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广州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进行海盐粒子的走航观测，同步获得了海洋气溶胶的主要组成和粒径分布特征。该船载走航气溶胶质谱仪配备了重型船载稳定平台及专用箱式移动观测实验室，确保走航过程中仪器的稳定运行及数据的准确可靠。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的测量原理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经有详细的描述 [ 14 ] ，其主要原理如下：利用空气动力学透镜将大气中的细颗粒聚集成颗粒束同时对细颗粒进行加速，加速后的细颗粒连续通过两束激光，并记录其飞行时间，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距离计算细颗粒的空气动力学粒径，之后利用电离激光将细颗粒进行电离，通过双极飞行时间质量分析器实现对气溶胶颗粒化学组分进行检测，获得对应颗粒的粒径及化学组成信息。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定期对仪器进行谱图校正和粒径校正，在走航观测期间利用PSL标准小球对仪器进行粒径校正，标准小球的粒径分别为：0.2 µm，0.5 µm，0.7 µm，1.0 µm，2.0 µm，SPAMS粒径测量范围：0.2 µm~2.5 µm。 采集的单颗粒数据通过MATLAB上运行的SPAMS Data Analysis V3.1 (禾信公司自主开发)软件包进行处理。通过自适应共振理论神经网络算法(ART -2a )将颗粒自动分类 [ 15 ] ，在本研究中使用ART -2a 算法参数如下：警戒因子为0.65，学习率为0.05。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单颗粒气溶胶质谱对海盐气溶胶的检测 单颗粒气溶胶质谱首先测量颗粒粒径，之后通过电离激光解离获得细颗粒的化学组成，并不是所有测径颗粒都进行质谱分析，因此质谱分析的颗粒和粒径分析颗粒之间的差异反应出了仪器的分析性能。同时含有正负谱图的颗粒物(电离颗粒)和测量的总颗粒数之间的比值称为打击率，该数值反应出了仪器对某类颗粒物的分析性能，该参数受仪器性能，细颗粒特性及粒径等因素影响。图1(a)给出了单颗粒气溶胶质谱在本次走航观测中获得的总检测颗粒的数浓度分布和打击到的细颗粒浓度分布，从图2上可以看出海洋细颗在测量范围内呈单峰分布。电离颗粒与总颗粒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在测量范围内呈单峰分布，峰值粒径约为0.5 µm。但是从细颗粒的打击率看，海洋粒子的打击率随粒径的增加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过程。这与城市中的细颗粒的打击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如图1(b)所示，在厦门近岸区域细颗粒的打击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并且在0.3 µm~1.2 µm粒径段电离效率稳定在0.26左右 [ 16 ] 。这主要与检测的气溶胶的特性有关，在城市区域，气溶胶的成分复杂，主要以混合状态形式存在，这一类细颗粒具有较好的激光电离效果。但是对于海洋颗粒，特别是大洋上空的气溶胶受陆源影响弱，其主要组成为新鲜海盐粒子，而对于这类晶体类结构的粒子，激光电离的效率会降低，这也是导致海盐粒子打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由于海盐粒子的产生受风浪的控制，因此会出现短期大量爆发的情况，这时候也会导致打击率的下降。因此，在针对海洋气溶胶研究时，对气溶胶颗粒的打击率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图2. 单颗粒检测到的颗粒物粒径分布及打击率 3.2. 西太平洋海洋气溶胶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3给出了西北太平洋海洋气溶胶和风速的空间分布特性，从图3(a)可以看出，在整个走航观测过程，观测到3个气溶胶高值区，分别为S1，S2和S3。其中S1颗粒数浓度最高，达到7500个/h。从区域分析，S1和S3均属于远海区域，该区域受陆源气溶胶的影响较弱，因此高浓度的气溶胶颗粒主要受海洋来源的影响。而S2属于近海区域，因此气溶胶的来源受海洋及陆源气溶胶的共同影响。从图3(b)可以看出，纳离子的颗粒数空间分布与总颗粒数的空间分布并不完全一致，含钠颗粒数在S1和S3具有很高的颗粒数浓度，这与总颗粒数的分布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S1和S3气溶胶的爆发主要由海盐粒子形成。但是在S2含钠颗粒的数浓度并没有出现相应的高值，这说明该区域的气溶胶爆发可能受海洋气溶胶的影响较弱。从图3(c)可以看出风速的分布与含钠气溶胶颗粒数浓度具有较好的空间一致性。在S1区域具有很高的风速，说明海盐粒子的生成主要受风浪的控制。 图3. 海洋气溶胶颗粒与风速在西太平洋的空间分布特征 3.3. 西太平洋海洋气溶胶的组成及其影响因素 图4(a)给出了海洋气溶胶主要化学成分(Na + ，Mg + ，Cl − ，HSO 4 −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S1和S2为短期的海洋气溶胶爆发事件，而S3为一次长时间尺度的海洋气溶胶爆发事件。从图上可以看出，4种海洋来源的细颗粒组分中，含硫酸盐的细颗粒数浓度最高，其次是镁和纳的细颗粒，最后是含氯的细颗粒。一般来讲海盐气溶胶中含量最高的是氯和钠。但是在我们此次观测中含硫酸盐的颗粒数明显高于含钠的细颗粒，这主要是大气中硫酸盐的来源除了海盐外，还有海洋浮游植物释放的DMS扩散到大气环境中氧化形成硫酸盐以及人为排放的SO 2 在大气中氧化形成的硫酸盐 [ 17 ] 。而在大洋中受人为排放的影响较小，因此该部分硫酸盐受海洋生源释放的影响较大。此外，由于气溶胶质谱对海盐粒子的打击率较低，而硫酸盐主要以混合态形式存在，具有较高的打击率，所以这也可能是导致含钠颗粒数浓度较低的原因。从图上可以看出含镁细颗粒的数浓度明显高于含钠细颗粒的数浓度，而这与海洋中钠和镁的含量有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在镁离子信息提取时可能会受到元素碳(EC， m/z = 24)的影响。因此在进行海盐粒子组成的识别过程中应该更精细的对气溶胶组分进行鉴定。而含氯的颗粒数浓度较低则有可能是大气中的氯亏损所引起的。 图4. 海盐气溶胶组成随时间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从图4可以看出，海洋气溶胶的颗粒数浓度与风速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海洋气溶胶的数浓度随风速的增加而升高，特别是在海洋气溶胶爆发的时候(S2)，此时，该海区的风速增加非常的明显，这也说明海盐气溶胶主要由海洋风致海浪破碎形成。但是从图上可以看出，在S1和S3气溶机爆发期间，在该区域风速并没有很明显的增加，这说明海盐气溶胶的爆发除了当地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如气团输送等过程。 3.4. 海盐气溶胶的谱特征 图5给出了走航观测期间海洋气溶胶颗粒的平均质谱图。从图上可看出大气气溶胶主要组分中正离子有：Na + ，Mg 2+ ，K + ，Ca 2+ ，及C n + 等；其中K和Na元素表现出较强的谱峰，特别是K元素，由于仪器对K元素的质谱信息敏感，因此这可能是导致K元素表现出很强谱峰信号的原因。另一方面K的来源分布广泛，并且容易受其他有机物谱峰的影响，这也是导致K的谱峰非常高的原因，但是在实际当中，K元素谱峰的认定仍需要进一步的进行定义。而Mg，Na和Ca主要来自于海洋源，而这几种元素在谱图中具有明显的强度。这也表明该类气溶胶主要来自于海洋。除了，这些元素外，在正谱图中也出现了元素碳的谱峰，表明这类海盐气溶胶与黑炭具有显著的混合特征。而负离子主要有HC − ，Cl − ，NO 2 − ，NO 3 − ，HSO 4 − 等。负离子谱中硫酸盐(HSO 4 − )的谱峰很强，而同时出现的NO 2 − ，NO 3 − 主要为人为源污染，这类离子的谱峰强度较弱，说明人为污染对其影响较弱。这也说明海洋气溶胶的主要来源包括3大部分，海盐粒子，海洋生物活动产生的有机物在大气中的二次转化及人为污染源，其中海盐粒子在海洋气溶胶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风速很高的区域。 图5. 海盐气溶胶的平均质谱图 3.5. 海盐粒子粒径分布特征 图6给出了海洋大气气溶胶中常见离子组分(HSO 4 − ，Cl − ，Na + ，Mg + ，Ca + )的相对含量随粒径的谱分布特征。从图上可以看出，硫酸盐气溶胶颗粒主要分布在细颗粒粒径段，其中亚微米级细颗粒占总颗粒数的60%以上。而以此不同的是含钠颗粒出现了两头高，中间低的情况。这一方面说明钠和硫酸盐具有不同的来源。海洋硫酸盐受海盐和海洋生物活动释放影响，海盐粒子主要集中在大颗粒段，而海洋生源释放产生的二次硫酸盐主要集中在细颗粒粒径段，而从图上可以看出海洋生源释放对硫酸盐有较大的影响。而钠离子主要来源为海盐粒子，由于海盐粒子具有不同的产生机制，一部分由于海浪破碎飞溅产生，这类海盐粒子具有较大的粒径，而一部分粒子则由细小液滴蒸发形成，这类颗粒的粒径通常较小，这也是钠离子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原因。另外，氯和钙颗粒具有较一致的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大粒径段。而含镁颗粒的相对含硫随粒径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表现出较高的相对含量，占到常见海洋组分的20%以上，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镁颗粒受元素碳的影响较大，这也是在海洋气溶胶来源分析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图6. 海洋气溶胶颗粒物化学组成谱分布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1) 利用船载单颗粒气溶胶质谱对西太平洋海盐粒子的化学组成及粒径分布进行分析，海盐粒子是海洋气溶胶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在大洋上的空间分布与总颗粒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海盐粒子的生成主要受风速控制。 2) 单颗粒气溶胶质谱对海盐粒子的打击效率较低。不用组分的粒径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含钠颗粒出现了两头高、中间低的情况，硫酸盐气溶胶颗粒主要集中在细颗粒粒径段，亚微米级细颗粒占60%以上，氯和钙颗粒具有较一致的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大粒径段。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进城就读外来学生已经成为了城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其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着城市乃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已有研究证明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身份认同的发展，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对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阐述了理论依据、有关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现状、后果、影响因素和改善对策。最后，结合当前研究现状与研究的不足，提出研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可针对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族群身份与地域性身份可以同一种思路整合在一起。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流动儿童群体的一个小分支，不但有其群体原本流动时身份认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还面临民族认同问题，提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群体身份建构可分为地域性身份和族群身份两个部分。 关键词 :流动儿童，少数民族族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自我同一性理论，社会认同理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镇居民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仅有2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如今城镇人口比例已成倍增长。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极少的流动人口可以获得城镇户口，享受相应的福利，其余只能成为城市里的“流动人口”，与此相伴的是随父母迁移进城的儿童数量的快速增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全国流动儿童已达3581万，占全国儿童总量的13% (2014年国家统计局)。这些情况说明流动儿童已经成为了城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其心理问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流动儿童是指7~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则是指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迁移入城市后，他们可拥有的与教育相关的软硬件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会有极大的提升，但家庭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会导致某些权益的丧失。有研究表明，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其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家庭环境、人际网络、教育发展等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 [ 1 ] 。这些因流动产生的压力和挑战引发了流动儿童对自身社会身份的探索。埃里克森主张认同或者同一性的获得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关键任务，因此身份认同的发展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2. 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 认同这一概念内涵非常的丰富，在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有不同的侧重点。赵静梳理了大体上现有的三种相互区别的取向——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斯特莱克等人的角色认同理论，Tajfel等人的社会认同理论：自我同一性理论强调的是自我内部的构建和整合，角色认同理论强调的是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对自我的界定，而社会同一性理论是在群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认同 [ 2 ] 。详细地说，前两种理论都很好的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自我同一性理论主张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整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任务，青少年向成人过渡的核心任务是自我同一性的实现。角色认同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的角色位置来知觉自我、界定自我。人们不断地与他人交往中获得特定的角色，个体根据这些角色形成自我的观念，并且在特定情境下特定角色规定了自我的言行。社会认同理论旨在探索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即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文章所讨论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问题的本质是流动儿童的个体水平上的群体水平认同，即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属于哪些群体。因此从自我同一性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下比较契合研究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路。 个体的身份是由主体自身和客观社会共同来建构的。主体自身建构身份可追溯到自我同一性理论。埃里克森提出自我同一性的渐成观，青少年期会选择或摒弃童年期时的认同并协调自己的兴趣、价值等逐渐获得一种新的结构即同一性，这一过程需要经历探索和承诺两个过程。同时，同一性的形成依赖社会界定青少年的方式，拥有他是什么样的人、以什么形式成为自己的意识。马西娅进一步进行操作化，提出四种状态：自我同一性达成、拒斥、分散和延期偿付。除此以外，人们采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身份，这种依据社群成员资格来建构的身份则被称为社会身份。最初，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者Tajfel采用了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去观察群体行为(资源分配情况)，结果发现被试虽然与同组成员素不相识并不曾有面对面的互动，但还是分配给同组成员较多的资源。这说明分类使被试产生了认同，引起给内群体较多的资源和正向评价。在此基础上Tajfel等人进一步进行研究并提出社会认同理论，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它区别于对个人特点的认同，是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其强调的是个人首先通过范畴化将自己归属到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在群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认同。并且提出，社会认同是由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建立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建构自己与他人的身份，完成内外群体的划分并根据自己被归类的类别群体所具有的属性来定义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system: [SYSTEM]

user: 3. 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现状 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流动儿童建立何种的社会身份认同？白文飞认为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复杂、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主要体现在儿童自身、学校和社区居民三个影响方面，其在北京市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主观身份认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即在城市和农村两种身份之间徘徊 [ 3 ] 。后续研究印证了这种“徘徊”，刘杨修订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量表(简称MEIM量表)对北京市的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进行考察发现流动儿童群体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感较为模糊，仅有18.9%的流动儿童认同“老家人”身份，69.9%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状态 [ 4 ] 。由此可见，流动儿童对于身份的认同是边缘且模糊化的。对于这种现象，石长慧做出解释：流动时间较短的儿童因先赋性的户籍制度与后致性的农村社会化记忆更加认同“农村人身份”，随着城市的生活时间增加，后致的文化维度作用愈发突出，流动儿童会质疑自己农村人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单一且静止的，而是在农村和城市两极之间变化 [ 5 ] 。 石长慧认为，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社会化过程中获得了制度性的农村人身份和文化性的城市人的二元身份。雷鹏根据本土化特征提出在个体层面上流动儿童将面临着三类可变动性的身份：制度性身份、社会表征身份和心理社会身份，将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划分为四种类型，按照身份认同水平的高低依次为：达成型、混淆型、边缘化、沉浸型 [ 6 ] 。 3.1. 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测量工具 已有的测量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的测量手段有观察访谈法、自编调查问卷、修订国外量表等。例如，张东辉针对就读于北京公立小学的4名流动儿童进行深入观察访谈，重点关注其对身份认同和适应策略选择的主动性 [ 7 ] 。 程慧娟采用单项选择题进行询问，例如选择“城市人”表示同化，选择“农村人”表示分离，选择“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表示边缘化，选择“是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结合体”表示整合 [ 8 ] 。 苏文编制《流动儿童身份认同问卷》，维度有能力知觉、信息获取、积极情感、行为倾向以揭示流动儿童城市角色认同的内部结构 [ 9 ] 。雷鹏依据自我同一性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编制了《流动儿童身份认同问卷》，有三个维度分别是身份探索、身份评估和身份适应。该问卷信效度良好普遍应用于之后关于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中，例如林铮铮在流动儿童心理资本、社会身份认同与学校适应性的关系研究 [ 10 ] 、江俊颖关于身份认同在本土化人格特质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研究 [ 11 ] 、俞晨晨对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及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 [ 12 ] 等等。 刘杨修订Phinney等编制的MEIM量表使其符合中国流动儿童群体的特点。后陈阳在此基础上对MEIM-R进行中文修订得到《多族群认同量表中文修订版》，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有效测量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 [ 13 ] 。 3.2. 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后果与影响因素 白文飞提出身份认同良好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标志。有关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后果的研究也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矛盾的社会身份认同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与适应性的发展，间接阻碍其良好的社会融合。流动儿童对其的城市身份认同能显著正向预测其同伴关系，其中自尊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 14 ] 。针对上海市692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社会身份认同水平影响流动儿童的群际信任和合作行为，认同水平越高，群际信任水平越高，从而导致合作行为也就会越多。秦建对郑州市流动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流动儿童社会认同模糊，且自尊、学校适应性与正常儿童相比处于劣势 [ 15 ] 。另一项针对福州两所中学的流动儿童研究发现社会身份认同在心理资本与学校适应性中起中介作用，高水平认同有助于促进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性水平、社会适应水平。 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个人心理品质、学校类型、年级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条件等因素均会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社会身份认同受个体内部因素影响，积极的心理品质有利于认同感的发展，进行正确合理的自我和社会认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对老家身份的认同感要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 [ 16 ] 。骆洁对于贵阳市189名流动儿童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流动儿童在身份认同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父母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下的 [ 17 ] 。邓宇针对大理和昆明7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1080名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高年级、进城时间长、父亲文化程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周围居住环境优越、学习成绩好正向显著影响认同水平 [ 18 ] 。 3.3. 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改善对策 现有的研究在对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后果与影响因素的探讨基础上已提出了相对应的改善对策，现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针对流动儿童自身的心理辅导方面，配备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和心理辅导手段，及时引导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提高流动儿童自身心理素质，促进良好人格发展；其次，针对学校的学生管理方面。通过开设课外活动、互帮互助等形式促进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交流，消弭歧视与偏见，创建平等自由的校园文化；最后，社区及教育管理部门方面，通过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让本地居民减少排斥快速接纳流动群体等等。
system: [SYSTEM]

user: 4. 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研究的不足 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研究的不足有三点。首先，测量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研究工具不统一，测量工具的不一致使结果不能进行比较。现有研究部分是修订国外已有的身份认同量表，部分为自编问卷。其次，根据研究目的进行编制的问卷其理论依据和测量标准存在差异，评估指标不全面。而直接利用单项选择题进行询问则不灵敏，缺乏信效度。最后，在流动儿童取样方面较单一，现有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现状的研究对象多是小学、初中或高中在读，随农民工父母从农村流动到大城市的汉族流动儿童。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民族融合、城乡合并，也有不少少数民族流动到汉族聚集的大城市。与普通流动儿童相比，少数民族儿童多一层少数民族身份，他们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同样意味着从少数民族聚居地流动到汉族聚居地，脱离少数民族文化氛围，这可能会对其社会身份认同的发展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对于现有研究成果而言，不能完全推广在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上。但目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非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差异甚少受到关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对实现“民族和谐”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5. 未来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展望 鉴于前文所述的研究不足之处，可针对研究对象方面提出新的思路，即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会如何构建社会身份认同？自我同一性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后，在种族问题上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青少年民族认同发展的研究理论背景正是源于这两个理论。对于研究对象而言，流动儿童与少数民族青少年是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族群身份与地域性身份应以同一种思路整合在一起。那么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流动儿童群体的一个小分支，不但有其群体原本流动时身份认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还面临民族认同问题。在如今城乡融合的大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对于“我们是谁”会做出怎样的答卷。 民族认同，又称族群认同，同样属于群体水平上的认同，Tajfel最早认为民族认同是社会认同中的一部分 [ 19 ] ，从社会认同的定义中可以联系起民族认同的概念，即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认识到自己从属于某个民族，并认识到该民族身份带给自己的一种与民族相联系的民族情感和价值，但Tajfel没有从群体水平上对民族认同做出具体的界定。Phinney [ 20 ]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参与本民族的活动和实践，并对民族产生归属感、产生积极态度、产生民族自豪感。根据马西娅的认同状态模型提出了族群认同的三阶段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首先经历了对民族身份的不关心或者没有意识到民族身份的阶段(即混乱状态)，其次开始积极地探索族群和民族身份对自身意义的阶段(即延缓状态)，最后对自己所属的族群做出承诺，并理解民族身份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即完成状态)，民族认同的完成则伴随着对所属民族的肯定和归属感。Phinney及其同事在此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开发了探索和承诺两维度的多民族认同量表(MEIM)，成为在全世界多个国家测量民族认同时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 参照以上理论思路和现有研究结果，对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来说，群体身份可分为地域性身份和族群身份，例如城市人或是农村人，亦或是蒙族人等。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根据某些特征进行群体分类，例如班级里只有我一个蒙民族学生、我不是本地人等等。面对如此多的分类情况，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需要主动探索这些不同的身份，并在这一过程中理解这些身份带来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评价，完成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 5.1. 地域性身份认同建构 前文所述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正是基于地域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上进行的。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使我国分为了城市和农村两大块地域。农村户口是流动儿童自出生起获得的制度性身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流动儿童会不断地学习城市人的生活习惯，适应城市的节奏，慢慢由农村的生活向城市生活转变，成为城市人。在心理上一开始流动儿童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制度性身份，但随着这种转变，流动儿童会有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困惑。一方面，虽然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与城市儿童趋向一致，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带来的影响会造成其与城市儿童的差异。另一方面，户籍的限制带来的歧视与不便也使流动儿童意识到自己与城市儿童不同。 5.2. 族群身份认同建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现已面临着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问题，而民族认同是以文化为基础的。首先，建构积极的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21 ] 。现有研究表明，民族认同是青少年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尊的重要来源，其对心理健康、社会文化适应等有重要影响 [ 22 ] 。其次，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从农村往城市迁移的群体，往往是从少数民族聚居地(例如回民区)迁移到汉族聚居地。这意味着民族文化环境的一个转变：从少数民族文化环境转变为汉族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跨文化背景下，正处于身份建构状态的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他们的民族认同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后果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针对燃料电池车用多相DC-DC变换器进行了分析与设计。首先针对多相双向DC-DC变换器拓扑进行研究，并通过信号流图(SFG)法对其进行了建模分析，针对连续工作状态(CCM)和断续工作状态(DCM)下的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了研究。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对系统进行全数字化控制。搭建了150 kW双向DC-DC变换器实验平台并对系统性能进行了实验验证。 关键词 :DC-DC变换器，多相，双向，燃料电池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近年来，由于环境保护、能源需求等方面的考虑，针对电动汽车的研究与应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其中，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是电动汽车领域中的一大重要发展方向。国内外针对燃料电池车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均针对燃料电池电动车开展了研究，我国研制的燃料电池车也相继在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场合开展了试运行 [ 1 ] 。 由于燃料电池自身特性，需要在其输出与后级用电设备间使用DC-DC变换器进行控制调节。通过针对DC-DC变换器的设计，使系统具有宽范围输入电压、输入电流纹波小等特点。其中，双向DC-DC变换器是燃料电池车组成的关键技术之一，在燃料电池车运行及加速时，通过变换器向执行电机提供能量；制动及减速时，通过变换器回收能量，从而提升整车性能。此外，对于减小输入电流纹波方面，多相交错并联结构的DC-DC变换器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 2 ] [ 3 ] [ 4 ] [ 5 ] 。因此针对燃料电池车用多相双向DC-DC变换器的研究十分重要。 本文研究了燃料电池车用多相双向DC-DC变换器的拓扑结构，并通过信号流图(SFG)法对其进行了建模分析，针对连续工作状态(CCM)和断续工作状态(DCM)下的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了研究。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对系统进行全数字化控制。搭建了150 kW双向DC-DC变换器实验平台并对系统性能进行了实验验证。
system: [SYSTEM]

user: 2. 多相双向DC-DC变换器拓扑及工作原理 半桥式IGBT电源模块因其重量轻、性能可靠的特点，目前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中。为了使变换器达到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的要求，本文构建了多相双向基于半桥的DC-DC转换器(MPBC)，其拓扑如图1所示。 图1. 多相双向DC-DC变换器拓扑 Boost模式：当所有开关管下管S 1d 、S 2d 、…、S nd 处于开关状态，所有开关管上管始终关断，变换器工作在boost模式下，能量流动方向为V 1 至V 2 。 Buck模式：所有开关管上管S 1n 、S 2n 、…、S nn 处于开关状态，所有开关管下管始终关断，变换器工作在buck模式下，能量流动方向为V 2 至V 1 。 本文基于此拓扑提出了多相PWM策略。每相PWM信号间相位相差Nπ/2，其波形及对应电感电流如图2所示。多相PWM策略具有以下优点：1、有效降低输入电流纹波。由于多相电感电流间存在相位差，使得输入总电流的纹波大大减小，对于燃料电池车等应用中有着重要作用。2、有效降低输入电感的感值，减小电感的体积与重量，从而降低变换器整体的体积与重量。3、降低输出电压纹波。 图2. 变换器多相PWM信号及电感电流
system: [SYSTEM]

user: 3. 变换器信号流图(SFG)建模及分析 3.1. 变换器连续工作状态(CCM)下的信号流图(SFG)模型 开关型变换器的等效电路随着其功率管的不同开关状态而改变。本文采用信号流图法对非线性功率转换器系统进行建模研究。CCM模式下双向多相DC-DC变换器的SFG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CCM模式下双向多相DC-DC变换器的SFG模型 其中，传递函数G i 可表示为： G i = 1 s L i + r i       ( i = 1 ， 2 ， ⋯ ， N ) (1) 多相DC-DC变换器CCM模式下的直流模型、交流小信号模型和交流大信号模型如图4(a)、图4(b)、图4(c)所示，此模型适用于系统稳态、静态和瞬态分析。 图4. CCM模式下的(a)直流模型 (b)交流小信号模型 (c)交流大信号模型 其中， K d i = [ I L ( N + 1 − i ) + I L 1 + ( − D N s L r + r 1 − D i s L ( N + 1 − i ) + r ( N + 1 − i ) V o ) ] ，     i = 1 ， 2 ， ⋯ ， N (2) 假设每相电路均对称，则有 r 1 = r 2 = ⋯ = r n ， L 1 = L 2 = ⋯ = L n (3) 则系统稳态下的关系可表示为 M = V O V I = ( 1 − D ) R ( r 1 + r 2 ) ( 1 − D ) 2 R ( r 1 + r 2 ) + r 1 r 2 (4) I L = r 2 V 1 ( 1 − D ) 2 R ( r 1 + r 2 ) + r 1 r 2 (5) V O = ( 1 − D ) R ( r 1 + r 2 ) V 1 ( 1 − D ) 2 R ( r 1 + r 2 ) + r 1 r 2 (6) 系统传递函数可表示为 G i d = ( 1 − D ) R ( I L 10 + I L 20 ) + ( 1 + s R C ) V O 0 R C L 2 s 2 + L 2 s + 2 ( 1 − D ) 2 R + ( 1 + s R C ) r 2 (7) G v d = − R ( I L 10 + I L 20 ) ( s L 2 + r 2 ) + 2 ( 1 − D ) R V O 0 R C L 2 s 2 + L 2 s + 2 ( 1 − D ) 2 R + ( 1 + s R C ) r 2 (8) G v u = 2 ( 1 − D ) R R C L 2 s 2 + L 2 s + 2 ( 1 − D ) 2 R + ( 1 + s R C ) r 2 (9) Z o u t = R ( s L 2 + r 2 ) R C L 2 s 2 + L 2 s + 2 ( 1 − D ) 2 R + ( 1 + s R C ) r 2 (10) 3.2. 变换器断续工作状态(DCM)下的信号流图(SFG)模型 DCM模式下双向多相DC-DC变换器的SFG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DCM模式下双向多相DC-DC变换器的SFG模型 其中，传递函数G i 可表示为： G i = 1 s L i + r i ( D + D p )         ( i = 1 ， 2 ， ⋯ ， N ) (11) 根据DCM模式下的SFG模型分析其稳态关系。假设每相电路均对称，且有 r 1 = r 2 = ⋯ = r n (12) DCM模式下的系统稳态关系为 M = V O V S = 1 + D D P (13) I L = D + D P 2 R D P 2 V (14) V O = D + D P D V S (15) D P = K ( 1 + 1 + 4 D 2 K ) 2 D (16) K = L R T S (17) 系统传递函数可表示为 G i d = s R D P K P ( I L 10 + I L 20 ) L 2 − ( 2 R D P 2 + s ( 1 + s R C ) ( 1 + K P ) L 2 ) V 1 + s ( 1 + s R C ) K P L 2 V O 0 s L 2 ( R C L 2 s 2 + L 2 s + 2 R D P 2 ) (18) G v d = R K P ( s ( I L 10 + I L 20 ) L 2 + 2 D P ( V 1 − V O 0 ) ) R C L 2 s 2 + L 2 s + 2 R D P 2 (19) G v u = 2 R D P ( D + D P ) R C L 2 s 2 + L 2 s + 2 R D P 2 (20) K P = 2 1 + 4 D 2 K − K ( 1 + 1 + 4 D 2 K ) 2 D 2 (21) 根据以上公式分析可知，CCM模式为DCM模式在满足 关系下的特殊情况，可通过条件关系根据DCM的模型得到CCM的模型。 3.3. 变换器断续工作状态(DCM)下的信号流图(SFG)模型(反向工作) DCM模式下变换器功率反向流动的SFG模型如图6所示。通过对偶法，可通过正向功率流动的SFG模型对反向流动功率进行分析。DC-DC变换器的双向变换如表1所示。 图6. DCM模式下变换器功率反向流动的SFG模型 Table 1 Dual Transformation for MPB Boost状态 Buck状态 D D p V o V s V s V o 表1. DC-DC变换器的双向变换
system: [SYSTEM]

user: 4. 多相变换器控制策略 4.1. 开环状态 根据传递函数，通过Matlab对系统进行bode图绘制及稳定性分析。仿真参数为：V = 584 V，P O = 150 kVA，L = 50 uH，C = 300 uF，T s = 100 us。图7为系统bode图，可以看出图7(a)中传递函数G id 下系统稳定，图7(b)中传递函数G vd 下系统不稳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动态输出电压的性能如图7(c)所示。当频率大于10 kHz时，G vu 的值很小，即输入电压的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很小，输出电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图7. 系统bode图 4.2.闭环控制器 基于bode图，本文对系统数字控制器进行了设计。DC-DC变换器采用双闭环结构进行控制，通过DSP实现全数字式控制，控制框图如图8所示。 图8. 双闭环控制框图 电流内环和电压外环的回路增益可表示为 H i ( s ) = G i r G i d e − T s (22) H v ( s ) = G v r G i r e − T s G v d 1 + H i (23) 在双闭环控制系统中，电流补偿器需要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而电压补偿器根据需求的穿越频率和相位裕度进行设计。电流及电压补偿器可选择为： G i r ( s ) = 8 ∗ s 1200 + 1 s ( s 80000 + 1 ) (24) G v r ( s ) = 16 ∗ s 160 + 1 s ( s 200 + 1 ) (25) 采用双闭环控制后的系统bode图如图9所示。 图9. 闭环系统bode图 其中，图9(a)为内环电流闭环控制的bode图，可以看出此时系统具有67˚的相角裕度，说明系统稳定，并且穿越频率为16 kHz，说明系统动态响应快。图9(b)为外环电流闭环控制的bode图，可以看出120˚的相角裕度、54 db的增益裕度以及1.6 kHz的穿越频率，说明系统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