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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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缩略词 Cyt34， cytosine 34; TiaS， tRNA Ile2 agmatidine synthetase; ZRD， zinc ribbon domain;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NMA， normal mode analysis; tRNA， transfer RNA; RNA， ribonucleic acid; TilS， tRNA Ile2 lysidine synthetase; Ade， adenine; Ura， uracil; Cyt， cytosine; Gua， guanine; MetRS， Methionyl-tRNA synthetase; TCKD， Thr18-Cyt34 kinase domain; FLD， ferredoxin-like fold domain; OBD， oligonucleotide binding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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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拖延是指个体尽管预见到该行为会带来不利后果，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行为，是一种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研究采用一般拖延量表(GPS)、自我控制量表(SCS)、行为抑制/激活量表(BIS/BAS)，选取298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从自我控制的角度探讨了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影响拖延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1) 行为抑制系统与拖延存在正相关，行为激活系统的驱力维度与拖延存在负相关。2) 自控在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与拖延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拖延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而且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拖延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自我控制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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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拖延定义及危害 拖延是指“个体尽管预见到该行为会带来不利后果，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行为”(Steel， 2007)。在日常生活中，拖延随处可见。学生没有按时完成学业任务，工作者把手头的任务一再地推迟，健身爱好者告诉自己“今天先休息一下，明天再去健身”。这些拖延行为都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正所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一首《明日歌》便指出了拖延的危害，即拖延会使个体无法完成既定的任务，难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最后只能“万事成蹉跎”。已有研究表明，有20%的大学生存在着严重程度的拖延行为(韩贵宁，2008)，有80%的大学生想要改变自己的学业拖延行为(蒙茜，2007)。拖延不仅会对任务本身的完成情况产生消极影响，还可能进一步造成个体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Ferrari & Díaz-Morales， 2014；Kim & Seo， 2015；Sirois， 2015)。因此，对拖延行为形成的原因及机制进行探究，对拖延行为进行干预，对个体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 1.2. 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理论 Gray的人格生物学理论强调人格、情绪与神经生物学的关系，是目前较有影响的理论(Gray， 1987; Gray， 1990)。Gray认为，个体的情绪和行为主要受到两个系统的控制与调节，分别是行为抑制系统和行为激活系统。行为抑制系统主要对惩罚更为敏感，当该系统激活时，它会抑制个体的行为反应，以避免产生消极后果。行为激活系统主要对奖赏更为敏感，当该系统激活时，它会使个体对刺激做出趋近反应，以期得到相应的奖赏。已有研究表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个体的拖延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Sabri et al.， 2013)。该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因害怕失败而产生回避任务的倾向从而引发拖延，这主要由行为抑制系统所导致；个体因趋近目标的动力不足而无法投入足够的认知资源去完成任务，这主要由行为激活系统所导致。 1.3. 问题提出 拖延是一种在生活和工作中均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拖延者的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Stead， Shanahan， & Neufeld， 2010; Van Eerde， 2003)，对拖延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利于对拖延行为实施更好的干预，降低个体的拖延行为，从而降低拖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有研究指出，拖延本质是“自我管理的失败”(Ferrari & Emmons， 1995; Steel， 2007)，自控在拖延形成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体对任务的回避倾向主要是因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面临任务时所产生的较高的负性情绪(Sirois & Pychyl， 2013)，对任务的驱力不够可能是因为对完成任务所能带来的正性结果效价的认知不足，而自控能够降低个体在面临任务时所产生的负性情绪、提高个体对完成任务所获得的正性结果的效价(Zhang & Feng， 2019)。这或许说明了自控在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与拖延的关系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使用了一般拖延量表、自我控制量表、行为抑制/激活量表，来考察自控在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拖延行为的影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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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与程序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西南地区某高校298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男生103名，女生195名，平均年龄为20.2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此量表由Lay & Silverman (1996)等人编制，用于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般拖延倾向。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共有20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从1分(非常不符合)到5分(非常符合)。量表共计9个反向计分题，在对反向计分题进行处理后，将所得的GPS总分作为个体拖延水平的指标，GPS得分越高，则说明个体的拖延程度越高。 2.2.2. 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 SCS) 该量表由Tangney et al. (2004)将近十年关于自控研究的新进展作为理论基础发展而成。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共计36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从1分(非常不符合)到5分(非常符合)。量表分为5个维度，分别是：健康习惯、总体自律、冲动控制、工作或学习表现、可靠性。根据前人研究，SCS量表的总得分能反映个体自控能力的高低。量表共计24个反向计分题，在对反向计分题进行处理后，将所得的SCS总分作为个体自控水平的指标，SCS得分越高，则说明个体的自控水平越高。 2.2.3. 行为抑制/激活量表(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and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scale， BIS/BAS scale) 此量表由Gray (1987)等人编制，量表分为两个系统：行为抑制系统(BIS)和行为激活系统(BAS)。行为激活系统包含三个维度，分别为：奖赏反应(BASR)、愉悦追求(BASF)、驱力(BASD)。量表得分越高，说明该系统在个体行为产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强。该量表共计20个题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4分，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6~0.76。 2.3. 研究过程 本研究选取心理学专业担当主试，在施测前，研究者将对主试进行培训，告知其注意事项。在被试到达实验室后，将一般拖延量表、自我控制量表、行为抑制/激活量表发放给被试，同时由主试将保密原则与实验目的告知被试，并告知被试如不愿继续作答随时可以退出实验，之后由被试阅读指导语并填写问卷。施测时长约为二十分钟，待被试填答完毕后，由主试收回并交给研究者。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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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拖延、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和自控的相关 GPS得分与BIS得分显著正相关，与BASD得分显著负相关，与SCS得分呈显著负相关。SCS得分与BASD得分呈显著正相关，与BIS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rocrastination， self-control， and BAS/BI M ± SD 拖延 自控 行为 抑制 行为 激活 驱力 奖赏 反应 愉悦 追求 拖延 56.78 ± 11.72 1 自控 111.23 ± 16.24 −0.675** 1 行为抑制 20.71 ± 2.06 0.125* −0.240** 1 行为激活 41.76 ± 4.61 −0.053 −0.028 0.406** 1 驱力 12.18 ± 2.05 −0.212** 0.194** 0.220** 0.780** 1 奖赏反应 18.99 ± 1.58 0.007 −0.033 0.393** 0.719** 0.352** 1 愉悦追求 10.58 ± 2.24 0.080 −0.212** 0.358** 0.837** 0.441** 0.452** 1 表1. 拖延、自控、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相关分析 3.2. 自控在拖延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后，采用PROCESS插件，对自控在拖延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已有文献表明，行为抑制系统与行为激活系统对拖延的影响不同，因此我们对行为抑制系统和行为激活系统分别构建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2和图1结果表明行为抑制系统能显著预测拖延(β = 0.12， t = 2.16， p < 0.05)。将自控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后，行为抑制系统对拖延的预测作用降低，且未达到显著水平(β = −0.04， t = −0.89， p = 0.37)，自控在行为抑制系统与拖延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6，95%置信区间为[0.09， 0.24]。以上结果说明自控在拖延与行为抑制系统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3和图2结果表明行为激活系统驱力维度能显著预测拖延(β = −0.21， t = −3.73， p < 0.001)。将自控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后，行为激活系统对拖延的预测作用降低，且未达到显著水平(β = −0.08， t = −1.92， p = 0.06)，自控在行为抑制系统与拖延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3，95%置信区间为[−0.21， −0.04]。以上结果说明自控在拖延与行为激活系统驱力维度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control between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and procrastinatio 方程1 因变量：GPS 方程2 因变量：SCS 方程3 因变量：GPS t p t p t p BIS 2.16 0.031* −4.25 0.000*** -0.89 0.37 SCS -15.48 0.000*** R方 0.02 0.06 0.457 F 4.68* 18.1*** 124.0*** 表2. 自控在行为抑制系统与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 图1. 自控在行为抑制系统与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control between the drive dimensions of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s and procrastinatio 方程1 因变量：GPS 方程2 因变量：SCS 方程3 因变量：GPS t p t p t p BASD 3.73 0.000*** 3.41 11.63*** −1.92 0.06 SCS −15.12 0.000*** R方 0.004 0.04 0.46 F 13.90 0.000*** 126.7*** 表3. 自控在行为激活系统驱力维度与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 图2. 自控在行为激活系统驱力维度与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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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研究表明拖延与对惩罚敏感的行为抑制系统得分显著正相关，与对奖赏敏感的行为激活系统的驱力维度显著负相关，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Sabri et al.， 2013)。出于对失败及惩罚的恐惧，个体会产生对任务的回避倾向，在面对任务时更可能以拖延的方式来回避任务从而暂时缓解由于害怕失败所导致的负面情绪。而对奖赏的敏感性不足，使个体对完成任务的驱力不足，在面对任务时，个体可能不愿意投入相应的认知资源去完成任务，从而导致任务的一再拖延。研究还发现拖延与自控显著负相关，进一步佐证了前人关于“拖延是自我管理的失败”的结论(Ferrari & Emmons， 1995; Steel， 2007)。 其次，本研究发现自控完全中介了拖延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关系，这表明自控可能在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拖延行为的影响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拖延决策模型(Zhang & Feng， 2019)，拖延是由任务的负性过程和正性结果相权衡所做出的决策，当所体验到的任务负性过程效价大于任务的正性结果效价时，个体更有可能产生拖延行为，反之，当所体验到的负性过程效价小于任务的正性结果效价时个体更可能去完成目标任务。在此模型中，自控可以调节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强度，通过降低任务所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来降低负性过程效价的大小，从而降低拖延程度。此外，自控还可以提高个体的远期价值表征，提高完成任务的正性结果的效价，使个体对完成任务产生更强的驱力，从而产生更少的拖延行为。拖延行为的出现虽然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有关(Sabri et al.， 2013)，但其本质可能仍是“自我管理的失败”(Ferrari & Emmons， 1995; Steel， 2007)，这提示我们在预防和干预拖延时需要从自控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要合理控制自己的负性情绪，降低对任务的回避倾向，另一方面要自上而下地提高完成任务所带来的正性结果的效价，增强完成任务的驱力，分配充足的认知资源与意志努力去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行为抑制系统可以正向预测拖延，行为激活系统可以负向预测拖延，自控均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个结果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应当提升自控能力，并通过自控有意识地降低任务所带来的负性情绪，降低因回避倾向所导致的拖延。其次，还应当有意识地使用自控能力去增强完成任务所带来的正性结果效价，提升个体完成任务的驱力，减少因完成任务的驱力不足而引发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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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对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拖延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会影响拖延行为；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从而影响个体的拖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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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骨质疏松的主要特点是骨皮质变薄，骨组织量在单位体积内变少，骨质疏松症尤其好发于老年人和绝经后女性。随着我国人口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骨质疏松渐渐成为威胁老年人生命健康不可忽视的疾病。由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发生率也越来越高，骨折引起的相关并发症及由此引起的活动受限，都会产生严重后果，给患者生活质量及家庭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也给国家财政及医疗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了解骨质疏松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个人因素、营养因素、不良的生活方式、药物及有关疾病的影响等，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并对此及时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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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密度降低、骨量减少、骨微结构改变和导致骨脆性增加为特征的全身性骨骼疾病。骨质疏松患者通常会表现出骨微结构受到破坏，骨量降低，骨折阈值明显大于应力值，所以患者非常容易出现骨折 [ 1 ]。全世界大约有2亿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影响，我国老年人因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每年也呈上升趋势。全球每年约有900万人会发生脆性骨折，到2040年，这个数字还有望翻一番，这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因为骨质疏松性骨折与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相关，全球治疗总成本估计高达180亿美元 [ 2 ]，所以了解骨质疏松相关危险因素并及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显得及其重要。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与诸多危险因素密切相关，如遗传因素、性别年龄、不良的生活方式、药物及有关疾病的影响等，下面将骨质疏松症相关危险因素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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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个人因素 2.1. 遗传因素 骨密度变异中85%以上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的，在目前临床研究参与此过程的基因中，关于维生素D受体(Vitamin D Receptor， VDR)基因的研究最为多见。VDR在骨代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包括遗传、激素分泌、VDR信号通路等，而VDR信号通道则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VDR编码人的VDR基因是一组总长度为43.2 kb，位于12号染色体的q12区，并且由9个外显子组成的基因组。目前研究发现内切酶BsmI，ApaI，TaqI和F0kI的酶切位点可分别与骨代谢相关的VDR基因相互对应。血清骨钙素水平可以由内切酶BsmI，ApaI和TaqI等酶切VDR基因来反映，尤其与BsmI表现的VDR基因关系最紧密。骨钙素主要由成骨细胞、成牙质细胞合成以及一些增生的软骨细胞合成，可以反应人体的骨转换功能，其对成骨细胞的活性具有比较好的检测效果，对骨质疏松的确诊和预后恢复的随访具有关键性意义。Ahmad [ 3 ] 等在研究TaqI基因多态性与北印度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骨密度的可能的遗传联系中发现，TaqI基因TT基因型与北印度骨质疏松症女性骨密度低有关。但是，也有许多报道指出VDR基因型和患骨质疏松的风险性并无相关性，在对丹麦白人女性的研究中，尽管基因型分布与其他白种人群相似(28% bb、49% bb、23% bb)，但VDR基因型与腰椎或股骨基线骨密度、骨丢失率或骨代谢生化标志物(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和血清骨钙素等)无关，即使控制体重、钙摄入量和血清中25-羟基维生素D的水平并没有改变这一发现，因此VDR基因型对健康的丹麦绝经早期妇女的骨密度或骨质流失没有显著影响。也有报道在对中国个体的汇总分析中发现维生素D受体基因BsmI和ApaI多态性与骨质疏松风险之间缺乏联系 [ 4 ]。造成上述结果的偏差，种族、体型和环境因素也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VDR多态性不一定与骨密度具有关联性。 雌激素是一种重要的内源性甾体类激素，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其可以通过与雌激素受体结合，对男女生殖系统，神经中枢系统，心脑血管系统，胰岛功能和骨代谢等各个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在一项探讨雌激素和骨标志物与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关系发现三者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为防治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可以及早进行雌激素和骨标志物的监测以便发现骨代谢异常 [ 5 ]。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异黄酮治疗对女性雌激素缺乏性骨质流失也是有益处的 [ 6 ]。雌激素对骨代谢影响主要是通过作用于靶器官的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 ER)，雌激素与成骨细胞内的受体结合后，促使其分泌骨保护素(OPG)从而阻断RANK与RANKL的结合，减少破骨细胞前体细胞的分化，并且释放细胞因子及生长因子进行“骨修复”，作用于破骨细胞时就会抑制骨吸收。雌激素含量下降时，骨骼会提高对甲状旁腺激素的敏感性，加速了骨吸收，同时降钙素合成也会减少，而降钙素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破骨细胞上的降钙素受体来实现的，从而减少骨吸收。ER主要包括ERa、ERβ2种亚型，分别由2种基因编码。比较多的研究多集中在ERα基因第1内含子中的Xba I与Pvu II限制性酶切位点和位于启动子内的TA重复序列。日本较早报道了这两个多态性位点，认为在中老年绝经后妇女中PP、xx基因型携带者骨密度明显低于pp、XX基因型。陈建海等也报道出ER-α的X等位基因是骨质的有利基因，易患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可能性降低 [ 7 ]。上述研究均表现出XX基因型对骨质疏松存在保护作用，而对PP基因型的结论并不一致，可能由于参与者的种族差异影响等位基因频率，另外生活方式和地域环境也是影响因素，如饮食文化、体育锻炼和阳光接触时间等，该领域的研究仍需深入进行。一项ERβ基因多态性对广西壮族绝经后妇女骨密度影响的研究中发现ERβ RsaI酶切的r基因较其他等位基因绝经妇女更易患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而ERβAlu I酶切的aa等位基因绝经妇女患骨质疏松症的概率则明显偏低 [ 8 ]，所以可以根据雌激素受体不同基因型，针对性采取个体化防治，更能提高防治效果。 2.2. 性别、年龄 有文献报道老年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髋部骨折风险均明显低于老年女性 [ 9 ]。在对西宁老年骨质疏松患者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随年龄增长，老年人骨密度逐渐降低，腰椎平均骨密度高于股骨近端部位，且男性骨密度明显高于女性 [ 10 ]。张萍等 [ 11 ] 研究也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老年女性髋部骨折患者骨密度T值比男性下降更快、更早。女性一般随着卵巢衰老、雌激素水平显著下降而进入绝经期，绝经后妇女平均每年的骨量丢失为1.2%~2%。雌激素能够促进降钙素分泌，抑制破骨细胞，刺激成骨细胞形成，雌激素下降后破骨细胞活性增强，成骨速度降低，雌激素下降是致使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发生的主要因素 [ 12 ]。当缺乏Vit D时，钙进一步降低将导致血中甲状旁腺激素升高，作用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引起骨量减少与BMD减低，这也是引起老年骨量降低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老龄化时生理或病理性肌肉萎缩也可以导致身体慢性疼痛和各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从而引起一系列肌肉骨骼疾病。由此可以看出，女性相对男性而言骨量更容易降低，且年龄越大，患骨质疏松风险性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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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不良的生活方式 3.1. 不合理饮食 进入老年阶段时，骨骼中的无机质含量会偏高，蛋白质含量下降，骨骼的柔韧性降低，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蛋白质的补充就会增加骨骼的柔韧性，蛋白质含量不足时骨小梁会变得稀疏。高蛋白饮食减弱骨周转率并增加BMD，但并不影响骨强度。低蛋白水平会加速骨量丢失，适量的蛋白质摄入对老年人维持骨骼或使骨骼流失最小化非常重要。也有报道称食欲欠佳、每餐食量不固定、饮水、偶尔或从不加餐都是中老年骨质疏松女性患者综合营养状况的相关影响因素 [ 13 ]，给予合理的饮食建议和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可以长久性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复发。 3.2. 嗜酒及吸烟 一项荟萃分析表明饮酒会增加骨密度降低的风险，并且引起男性骨密度降低的风险高于女性 [ 14 ]。乙醇是一种性腺毒素，过量饮酒或长期嗜酒，可引起男女性腺功能减退，导致女性雌激素以及男性睾酮的减少，加速骨丢失，使骨含量下降；大量的饮酒会使人体肝脏中的肝细胞受到损伤，降低肠道对钙、磷的吸收及利用，从而导致维生素Ｄ的生成减少。另一方面可能与长期饮酒损害骨细胞活性，导致骨细胞更加脆弱，从而引起骨微结构性能下降。烟草中含有多种化合物，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都有害，其中的尼古丁是含量最大且毒性最强的物质。尼占丁对成骨细胞具有毒性作用，破坏血管内皮，不能有效吸收利用蛋白质、钙等营养物质；芳香烃能抑制成骨细胞的分化及其功能，烟碱可影响破骨细胞活性，使血钙浓度升高、尿钙排除增加，并且烟碱还可以增进雌激素降解，减少血雌激素含量，造成钙代谢紊乱，进而降低骨密度值，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 3.3. 缺乏运动 负重体力活动对各个年龄段的骨骼健康都有有益的影响，研究显示中等运动强度用于治疗去势大鼠骨质疏松效果是比较好的 [ 15 ]。运动过程中，骨骼会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受到刺激，成骨细胞为适应外力，会产生多种化学物质，进而提高成骨细胞活性，使骨皮质血流量增加，加速血钙向骨内转运，促进骨形成，同时，还可以抑制甲状旁腺激素分泌，抑制骨吸收、促进骨合成，并且运动过程中能够促进性激素分泌性激素的含量，显著增加BMD [ 16 ]。有研究发现运动作为外源性刺激，可作为环境表观遗传调制器，在不影响DNA编码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作用于骨组织细胞，可以增加骨量、提高骨密度、改善骨强度等 [ 17 ]。相反老年人活动减少，对骨组织的机械刺激减弱，肌肉强度下降，骨形成减少，从而导致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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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药物及有关疾病的影响 4.1. 糖皮质激素的应用 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GC)可造成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反应，而GC长期应用更是会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服用GC后，会发生快速的骨质流失，骨折风险在几个月内以剂量依赖的方式增加 [ 18 ]。患者长期接受GC治疗时，骨折的发生率为30%至50%，成骨细胞被认为是GC在骨骼中的主要作用部位，对成骨细胞的影响是导致骨量改变的主要原因。GC会导致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IGF-I)的产生减少，诱导IGF-I耐药，IGF-I作用于骨原细胞，刺激DNA合成，增加成骨细胞数目，促进骨基质的形成，直接作用于成骨细胞的分化，增强成骨细胞的活性，促进骨胶原的形成；同时调节骨吸收，抑制骨胶原降解，对于骨量的维持有重要作用。另外GC还会降低循环中的雌激素水平，增加甲状旁腺激素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骨的净流失，导致了骨密度的降低，骨质疏松症和骨折风险的增加。同时GC会诱导骨细胞凋亡小体的产生，从而导致TNF-α和IL-6的生成增加，而TNF-α可诱导骨细胞凋亡并导致骨质量的恶化 [ 19 ]。 4.2. 疾病的影响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常见于一些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甲状旁腺疾病，其他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骨肿瘤疾病及血液系统疾病等。糖尿病性骨质疏松(DOP)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表现为骨量丢失、骨质量下降、骨脆性增加等。1型糖尿病女性发生髋部骨折的几率比无糖尿病的女性高12.25倍，2型糖尿病女性发生髋部骨折的风险比无糖尿病女性高1.70倍 [ 20 ]，由此可看出有糖尿病或糖尿病患者比无糖尿病的绝经后妇女发生髋部骨折的风险更高。国外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1069名老年人研究的结果也表明，骨皮质轻度恶化和骨面积减少可能是老年人糖尿病骨病的特征，T2DM骨折的风险更高，髋部骨折风险增加40%~50% [ 21 ]。DOP发病机制较为复杂，会受多因素影响，病程延长、糖尿病并发症、胰岛素的使用、高血糖、肥胖等都会不同程度的增加骨折风险。血糖升高不仅能促进破骨细胞的增殖，还能抑制成骨细胞的分化，另一方面，高血糖所致的渗透性利尿促进了钙、磷、镁等的排泄，阻碍肾小管对钙、磷、镁的重吸收，导致血清的钙、磷浓度降低，低血钙及低血镁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使甲状旁腺素分泌增多，破骨细胞活性增强，骨密度下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被认为是一种骨合成因子，在糖尿病患者中循环水平较低，能够增强成骨细胞活性，促进成骨细胞的数目增多，形成骨基质，同时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抑制骨吸收，对骨量的维持有重要作用。因此糖尿病患者可通过刺激IGF而影响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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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总之，骨质疏松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我们要全方位、多方面了解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才能更好地采取预防措施来进行干预，从而有效避免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性骨折。但目前有关遗传因素以及种族与骨质疏松具体的相关联系并未完全明确，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为骨质疏松的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和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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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通过对城市独居女性这一群体的研究分析，得出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在安防产品中提升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设计策略；方法：细化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需求，确定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结果：分析得出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提升策略，使其能够运用到多领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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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女性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频繁出现的女性被害案件，一度引起女性群体的恐慌，对女性的安全感知造成了极大危害。许多女性在受侵害后选择隐忍，导致大量的案件未被及时立案，这种伤害往往给女性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选择独自留在大城市打拼，经济以及人格都越来越独立。然而，在生理上，女性较男性体质更柔弱，这使得女性对于安全感的敏感度高于男性(乔小燕，2019)。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您一个人在家是否害怕陌生人来访”的问题时，有46.9%的女性表现出一个人在家时会害怕陌生人来访。这说明我国女性的安全感较低，对于违法犯罪的侵害仍比较担忧。 如今，一二线城市独居女性数量越来越多，但针对独居女性居家防护产品研究甚少。根据独居女性对于家用防护产品的安全感需求，市场上也有一些与之相关的产品，如摄像头、报警器、智能锁等。之所以没有大量的被独居女性群体所使用，是因为产品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一些产品属于警用范畴，不可以随便使用，隐蔽性不强；一些普通防护产品仍然存在一些安全漏洞，更无法获得独居女性心理上的安全需求。综合这些问题，如何提升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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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理论研究 2.1. 安全感概念 安全感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中。后有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2年提出了心理安全感的动力理论，其中心理健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个体要有充分的安全感。我国学者丛中等认为心理安全感是对身体或心理可能出现的危险的一种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丛中，安莉娜，2004)。 人本主义学派中研究安全感的代表是马斯洛。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安全感需求作为人类五大需要之一。他认为当大部分生理需要被满足之后，第二层次的需要就出现了，个体变得越来越寻求环境的安全、稳定和保障，并由此可能产生发展某种结构、秩序和某种限制的需要。马斯洛表示安全感是内心坚定的感觉，是面对心理状况的控制感，面对风险时的有力感、无力感和先天依赖感，他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被看作是心理健康的同义词(许金声，(美)马斯洛，1987)。 2.2. 城市独居女性特性研究 2.2.1. 城市独居女性 城市独居女性指的是与父母及亲人分居、独自居住或租房的单身女性，年龄为20~35岁，城市独居女性远离故乡、亲人，缺乏情感寄托，缺少家庭生活，一个人在大城市奋斗打拼，学历较高，对生活水平有一定的要求。 2.2.2. 城市独居女性的生活状态 城市独居女性一般独来独往，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等，吃饭主要靠外卖，大多独自租房，居住环境因经济状况而定，对于周边居住人群也并不了解，邻里之间也没有太多沟通，甚至一些刚毕业的年轻小姑娘会与人混租，面临危险的几率增大，内心上的恐惧也随之增加。 2.2.3. 城市独居女性的心理状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城市独居女性这一群体的数量正逐年增加，她们普遍学历较高，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独立的生活习惯、特殊的心理个性。但是由于长期的单身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上对于女性遇害事件的关注和探讨，导致她们拥有以下心理特征： 1) 压抑心理：长期的独居生活导致城市独居女性在心理上普遍压抑，长期独居的生活状态也成就了她们孤僻的性格，这种性格很多时候导致女性在精神与情感上特别敏感，她会把这种敏感带到生活中。高学历的女性大多身居要职，工作压力，居家时的状态原本应放松愉悦，可是因各种不安全感因素导致其无法安心生活 2) 恐慌心理：心理上存在孤独、焦虑、暴躁、恐慌、不安等心理特征，使得她们往往习惯将自己代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假设自己置身于同样的危险状态，加剧了城市独居女性的不安。 国外心理安全的研究成果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女性的视角切入的。一般来说，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柔弱、心理上比男性感性，往往比男性有着更多的“侵犯阴影”，比男性更加害怕受到攻击和伤害，更容易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就使得她们对于居住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消除女性的不安全感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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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因素分析 3.1. 安全感影响因素分析 实证研究显示，影响安全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曹宇鹤，王坚，2016)。个体因素包含心理因素、个人身份、认知水平，简称为内部因素。环境因素包含社会环境因素和物理环境因素，简称为外部因素。如下图1所示。 图1. 1~9安全感影响因素 1) 内部因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影响安全感的内部因素主要来源于个人，其心理因素、个人身份、认知水平上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对于安全感知的差异。 ① 心理因素：人的心理是运动、变化着的过程，紧张、兴奋、沮丧、恐惧、期待、高兴、冷漠、消极等这些心理状态都会影响人们对于安全感的感知，因此人们存在的某种思维定局对于个人安全感的感知有很大的影响； ② 个人身份：个人身份的差异，性别、种族、特殊群体的不同也会影响对安全感的感知。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害怕受到攻击和伤害，更容易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③ 个人认知：个人认知的不同，对于安全、环境、安全防护的了解，都会影响人们对于自身安全的感知，对于安全感的需求也会产生变化。 2) 外部因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影响安全感的外部因素主要来源于环境的影响，包括社会环境以及物理环境，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知。 ①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家庭成员、朋友、老师、周围环境的状况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状态。 ② 物理环境：物理环境即色彩、质感、气味、光线等外部物理状态。外界环境的刺激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安全感知，物理环境会不同程度的缓解或者增加人们的不安。 3.2. 影响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因素分析 经访谈结果显示，影响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众多，作者将其归纳为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 1) 内部因素 ① 心理因素 受情绪的影响：调查发现，城市独居女性极易受到情绪的控制，心情的变化对于安全感的影响浮动很大，城市独居女性常年独自生活，远离家乡父母，独居时孤单、焦虑等情绪时常出现，重者甚至出现抑郁等状况，对于情绪的控制也跟个人承受能力息息相关。因此，个人情绪以及个人承受能力是影响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② 个人身份 受经济条件的影响：经济状况对于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知的影响同样非常重要，访谈过程中多名女性表示自身薪资状况以及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会影响其安全感。女性相比于男性往往会更加敏感，个人收入的提升会增加她们的自信，减少内心的恐慌。 ③ 个人认知 受安全认知的影响：城市独居女性一般学历较高，对于安全认知以及安全防护意识都有较多的了解，访谈中发现女性在了解安全防护知识的同时会增加自己的担忧，各种安全隐患在提醒女性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得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独居女性对于自身安危的恐慌。 2) 外部因素 ① 社会环境因素 受他人存在的影响：“他人的存在”是增强或降低女性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访谈结果显示，有熟悉的人在身边能有效提升安全感，如朋友来家中做客，亲人陪在身边，“熟悉的人的存在”是增强女性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反之，不认识的人在身边会增加城市独居女性的警惕性，随之增加其心理负担。 受传播媒介的影响：多名受访女性表示，各种社交软件以及新闻媒体中有关女性被害事件的报道会大大增加她们的不安全感。国外有关研究认为，影响公民安全感的主要缘由不是直接体验，而是来源于间接体验，如看到有关犯罪问题的报道，会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参加抽样调查的女性中，近两年本人或家人曾经遭受过不法侵害的有890人，占总数的13.1%；近两年本人或家人均未遭受过违法犯罪的侵害的有5730人，占总数的86.9%，但在回答对自身安全感受的评价时，却有近3000人感觉不安全或不太安全(王智民，1992)。最后，在有关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数据中发现，报刊杂志和影视广播中有关犯罪问题的报道使21%的女性群体增加了恐惧感。 受居住环境的影响：居住环境、安全防护措施、新旧程度都会对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有所影响，狭小紧凑的空间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紧张；同时小区的安保状况和电子安防系统也会增加或减少城市独居女性对于安全感知；邻居或者合租人员也是影响其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② 物理环境因素 受光线的影响：研究表明，黑暗是与安全感关联最多的因素之一，怕黑是人的一种本性，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黑暗的恐惧会降低。但访谈结果显示，对于城市独居女性来说，这仍然是影响女性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天气的影响：调查显示，城市独居女性对于不同天气的变化，会因成长环境过程中的各种刻板印象在内心产生不同的心理暗示，阴天、打雷下雨等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城市独居女性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安全感，由此影响到城市独居女性在阴天下雨时的生活状态，比如在下雨天不敢叫外卖上门，不敢一人外出等。 受气味的影响：熟悉的气味儿会让人置身于某一个熟悉的环境，尤其是城市独居女性，对将家人或原生家庭的熟悉感带入到现如今的生活环境中，缓解其不安的状态。对于自己喜欢的味道也会适当减缓疲劳，放松心情，从而缓解精神上的紧张和不安。 受色彩的影响：城市独居女性普遍学历较高，对于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对于颜色的搭配，产品以及居住环境的装饰和视觉效果有自己的标准，性格不同喜欢的颜色也有所不同，钟爱的颜色会对城市独居女性的情绪有所缓解，一些既定颜色的选择也会舒缓城市独居女性的视觉疲劳。 访谈结果显示，城市独居女性表示自己一个人在家时会跟熟悉的人打电话开视频，希望有熟悉的人的陪伴，会觉得安心很多，对于电子安全系统也有一定的要求，希望通过电子监测预防受害几率，喜欢一直开着电视或放音乐，以此缓解内心的不安；灯光色彩以及气味儿也是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需求之一。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重要程度排序为：外部因素 > 内部因素。电子安防产品 > 熟悉的人陪伴 > 经济条件 > 声音 > 气味儿 > 灯光 > 色彩 > 安全认知 > 个人情绪。 3.3. 在安防产品中提升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设计策略 研究数据显示，电子安防产品是影响女性安全感最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内心的抚慰，城市独居女性更期望得到外部安防产品的保护。借助外部的力量阻碍和预防危险情况的发生，增加其安全感。 随之熟悉的人的陪伴、经济条件以及声音的影响程度也较高，有熟悉的人陪在身边可以大大增加其安全系数，使其状态能够更加放松、自在，声音也可以有效减缓其内心的焦虑恐慌，比如音乐、广播，音频通话等，都可以有效地调节其心理状态。 基于上述排序结果分析，关于在安防产品中提升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设计策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对安防类产品展开深入研究，对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需求进行思考，着眼于城市独居女性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群体发展趋势等，结合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因素的比重，对安防类产品进行再设计，减少其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风险。 第二，深度剖析城市独居女性心理状态，将增强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因素进行分析拆解，使其转变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安防类产品的设计当中，在防止这一群体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同时，抚慰其内心上的惶恐与不安，让他们能够拥有正常的心理状态。 第三，提高女性安防产品的智能性和交互性，安防产品更加智能，能够更加安全有效的解决产品硬性问题，交互性更能够直接与用户产生互动，让产品看起来生动有趣，运用有效的交互形式使其得到陪伴，减缓其孤独不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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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城市独居女性这一群体数量不断增加，安全感普遍较低，影响其安全感的因素繁多。然而，在心理学领域中，对安全感需求相关研究是国内学术发展的热门，但国内外针对城市独居女性进行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角度去解读城市独居女性的存在、表现以及成因等，少有结合设计学的视角对城市独居女性的需求进行探讨和分析，从女性安全角度出发的研究也较少，针对女性特殊需求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应对于这一群体给予更多的重视，解决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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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迄今为止，情绪调节(ER)领域主要关注个体内情绪调节(即调节自己的情绪)，最近开始关注人际情绪调节(即调节他人的情绪)。研究表明，人际情绪调节能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的有益发展。本文有选择地回顾了当前关于人际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并回答了以下问题：1) 人际情绪调节的概念；2) 如何才能最好地区分个体情绪调节以及人际情绪调节，虽然人际情绪调节和个体内情绪调节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两者不能等同；3) 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分类；4) 人际情绪调节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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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Gross (2007)在《情绪调节手册》中区分了情绪调节的指向对象，即面向自身还是他人。Gross (2007)也认为，个体情绪调节(intra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是指个体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的内在与外在过程。而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指人际互动中对自我或互动对象的情绪的调节，自我通过“表达”接纳、理解、安慰、赞赏或拒绝等因素而增加或减弱互动对象的情绪，即个体对他人的情绪施加影响的过程，即个体间的人际情绪调节(Gross， 2007；卢家楣，孙俊才，刘伟，2008)。人际情绪调节的过程既可以发生在仅仅两个人中，例如医生鼓励患者、伴侣关系，也可以发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团体中，例如工作关系、情侣关系(Friesen et al.， 2013)。尽管我们根据Gross (1998)的定义得以补充提出观点，有理论认为人际情绪调节是对原有情绪调节策略的补充，个体在复杂的人际互动和社交情境中产生的不仅仅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整的策略称之为人际情绪调节策略。因此个体内情绪调节策略与人际情绪调节策略有所差异。因此本研究欲从情绪社会性发展角度描述新兴概念人际情绪调节的概念、发展，理论以及测量方法，并对人际情绪调节以及个体内情绪调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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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际情绪调节的概念 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是指自我通过“表达”接纳、理解、安慰、赞赏或拒绝等因素而增加或减弱互动对象的情绪，即个体对他人的情绪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 2007)，基于改变他人情感状态的动机这一角度，Niven等人(2009)提出人际情绪调节分类理论(见表1)，认为人际情绪调节包含两大类，一类提升情感(affective improving)是指任何能够提高他人情感状态的行为，另一类损伤情感(affective worsening)是指任何损伤他人情感的行为。提升情绪的方面分为四类，第一类情感参与(affective Table 1 Theoret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terpersonal affect regulation strategies (Niven et al.， 2009 人际情绪 调节 情感参与 (affective engagement) 认知参与 (cognitive engagement) 注意 (attention) 幽默 (humor) 提高情感 1. 同情(怜悯) 1. 建议(行动建议) 1. 陪伴(一起活动) 1. 表达行为(笑) 2. 讲述问题 2. 讲述问题 2. 情感展示(拥抱) 3. 乐观(安慰) 3. 乐观(突出积极结果) 3. 表达行为(笑) 4. 解释 4. 淡化(把问题行为看得无关紧要) 4. 安慰性物体(给玩具) 5. 解释(对挫折事件进行解释) 5. 求他人帮助(找成人帮助) 表1. 人际情绪调节分类理论 engagement)是指通过聆听交谈的方式改善他人情绪状态的策略，或提醒他人之前做得很好等策略。第二类认知参与(cognitive engagement)是指改变个体对当前处境的思考方式的策略。第三类注意(attention)是指任何暗示目标给予他关心的策略。第四类幽默(humor)是指通过装傻逗笑的方式改善他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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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个体内情绪调节与人际情绪调节的关系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被认为个体对自我或者他人情绪的调节与修正的过程，有研究将等同为个体情绪调节(intra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卢家楣，孙俊才，刘伟，2008；姜植，2018；Parsafar & Davis， 2019)。近期来更多的研究聚焦在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Persson， 2005)。“人际情绪调节”一词指一个人想要与他人分享自己情感状态的愿望，即社会分享(social sharing)，减少他人展示的消极情感，改变他人情感状态的动机(Niven et al.， 2009， 2011)。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既是修正和影响他人情绪体验的过程(Zaki & Williams， 2013)。尽管最近几年关于人际情绪调节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 (Hofmann et al.， 2016; Zaki & Williams， 2013)，但是相关的概念还是十分混乱，这种专业名词上的混乱造成了研究上的不便。例如，Niven等人(2009)提出了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或人际情感调节(interpersonal affect regulation)两个概念。同时，Gross (2013)的文章中使用外在情绪调节(extrinsic emotion regulation)一词来指代人际情绪调节，但外在情绪调节在有的文章中指通过环境的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关于情绪调节，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受到研究者较多的关注，但是从研究取向上来说，大多数的研究更多地把情绪调节看作是在自我调节参照框架下的活动(卢家楣，孙俊才，刘伟，2008)。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情绪的发生还是调节都和人际情境有着密切的联系(Kappas， 2013)，而且尝试去影响、改变他人的情绪是我们社交生活必要的一部分(Niven， Totterdell， & Holman， 2009)，生活中提高伴侣和家人的情绪、工作中通过幽默感来缓解搭档的压力，这都是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ER) (Niven， Totterdell， & Holman， 2009)。关于情绪调节，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情绪调节方面，诸如个体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等)、个体情绪调节过程等问题(Gross， 1998)。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情绪的发生还是调节，都和人际情境有着密切的关联，Rimé (2007)通过对“情绪的社会分享”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了人际互动在日常情绪调节中的普遍性及其人际社会效应。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人际情绪调节与个体情绪调节的关系与个体差异有关(Rimé， 2007)。情绪调节策略是个体为了达到情绪调节的目的，有计划、有意图的努力和做法(McCoy & Masters， 1985)。 尽管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出个体情绪调节和人际情绪调节二者的区别，但实际上区分它们是十分困难的。Marroquín (2011)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个体情绪调节中社交环境、人际关系都对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有影响，个体情绪调节和人际情绪调节在精神病理学上具有联系，二者是一个连续体。为了进一步研究二者的关系，Hallam等人(2015)采用了FMRI技术对比了人们调节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时各脑区的激活情况，实验结果表明人际情绪调节和个体内情绪调节都激活了个体的双侧额叶皮层、前辅助运动区、左颞叶顶叶交界处，但是人际情绪调节有时还会同时激活与移情、认知相关的区域，例如左前侧颞极、内侧前额叶皮层。Hallam的研究证明这二者通常会调用很多相同的认知过程，很难彻底分开，但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对他人的情绪调节的模式是十分复杂的，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性的过程。通常情况下，人际情绪调节不仅对个体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人际关系有相当大的意义。Niven et al. (2011)的实验结果表明，尝试去提高他人的情绪能够使调节者本人感受到幸福感，而降低他人情绪的调节策略则会使调节者本人感到情绪低落。张文娟等(2012)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认为，情绪智力能够提高社交关系质量，同时能提高我们对社交关系的满意度。Williams等(2018)的理论研究认为人际情绪调节策略也许能够在群体中建立信任感。Niven等人(2015)的社交网络研究通过语义分析方法发现，在建立新社交关系之前的12周中，那些使用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人通常更受欢迎。以上这些研究都表明了人际情绪调节对高质量的社交关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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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人际情绪调节的发展 人际情绪调节使用的年龄差异可能是由于自身气质特点造成的。Dunfield (2014)认为，改变一个人的情绪需要感受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需要识别和区分不同的情绪体验。虽然儿童在3个月左右就能辨别情绪状态(Grossmann， 2010)，但直到3岁，儿童才能明确识别他人的具体情绪(Widen & Russell， 2003)。适当的人际情绪调节还需要识别他人情绪状态原因的能力(Saarni， 1992)。直到3岁，孩子们才能够准确地预测可能带来快乐的情况。然而，只有在4、5岁的时候，孩子们才会将这些预测归纳为愤怒、恐惧或惊讶的情绪(Widen & Russell， 2003)。我们预计3~5岁儿童在使用不同人际情绪调节策略方面会有发展差异。 少数关于儿童人际情绪调节的研究(尤其是安慰)表明，从儿童早期到中期(2~7岁)，儿童使用不同的行为，如拥抱或抚慰触摸，来安慰他人(Farver & Branstetter， 1994; Persson， 2005)。他们也可能提供安慰物品(如泰迪熊)，并寻求成年人帮助提供援助(Eisenberg & Fabes， 1998)。从童年中期到青春期早期(8~14岁)最常用的同伴安慰策略包括同情(表达同情和理解)、建议(建议应对问题的行动)、乐观(表达安慰或预测积极结果)、陪伴(提供共同活动)，解释(令人痛苦的事件，包括对他人提供的解释或借口)、淡化(视问题或感觉为无关紧要)。这个时期的孩子还会通过分散同伴的注意力来来帮助他们(Burleson， 1982; Denton & Zarbatany， 1996; Eisenberg & Fabes， 1998; McCoy & Masters， 1985; Rose & Asher， 2004)。我们关注那些具体的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的年龄差异，研究表明情感表达(如拥抱) (注意力)，谈论问题所在(情感参与)的策略使用的越来越频繁，给予物品(注意力)策略随年龄增加会越少的使用(McCoy & Masters， 1985)。并且，研究越来越集中的在讨论个体使用情绪表达行为对改变他人情绪(如微笑)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大的孩子使用更多的策略(Saarni， 1992)。 人际情绪策略使用的年龄差异可能是由于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变化造成的。Dunfield (2014)认为，改变一个人的情绪需要感受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需要识别和区分不同的情绪体验。虽然儿童在3个月左右就能辨别情绪状态(Grossmann， 2010)，但直到3岁，儿童才能明确识别他人的具体情绪(Widen & Russell， 2003)。因为适当的人际情绪调节还需要识别他人情绪状态原因的能力(Saarni， 1992)。直到3岁，孩子们才能够准确地预测可能带来快乐的情况。然而，只有在4、5岁的时候，孩子们才会将这些预测归纳为愤怒、恐惧或惊讶的情绪(Widen & Russell， 2003)。鉴于上述不同的社会认知技能的变化以及人际情绪调节发展特点，本文期望为个体情绪社会化提供有力依据，也能提供国内外情绪调节领域探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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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人际情绪调节的测量 近几十年来，研究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站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上对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特点、分类方式、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研究方法： (1) 问卷法 对于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考察国外多位学者编制问卷，如人际情绪调节问卷(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IERQ)。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4个因素，每个因素包含5个项目。包含四个因素积极情感促进，观点交流，安抚和社会模型(Hofmann， Carpenter， & Curtiss， 2016)。我国学者陆芳，陈国鹏(2007)在对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研究中也编制了《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后续相关研究中引用率也比较高，是因为其问卷的结构、内容更适合用于我国幼儿的测量。对于采用问卷调查，无疑它将能快速且大范围的获取到相关资料。 (2) 实验法 实验法通常指研究者通过创设一定的实验条件，以测查被试的情绪调节反应。一般而言，研究者会提前将被试分为实验组以及对照组，通过声音、图片、文字材料等手段诱发被试的情绪反应，以对比实验前、后被试的生理反应指标以及主观方面的体验。因而实验法常配以实验仪器考察被试的生理反应指标，如心率变化(HRV)、眼动次数、指部脉搏等，目的是为测试幼儿在实验条件下的各类反应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分析幼儿的情绪调节的一些有关情况。此方法对实验的控制需严格，但过于严格的实验控制也会对被试的心理产生实验影响，因而在实验量度上不太好把握。 (3) 情境测验法 情境测验法也是研究者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情境测验法通常可以看作是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的一个综合运用。而非常规的实验法通常也指情境测验法，在一些研究中，并没有将二者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Niven等(2009)人际情感调节策略分类对使用情景编码进行实验室编码测量(López-Pérez， Wilson， Dellaria， & Gummerum， 2016; López-Pérez， 2018)。情境测验法的优点是较为灵活，既能设定一定的情绪情境以及故事主人公的相关特征，便于在同等的实验条件下对被试的反应进行比较，同时也能在此基础上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此方法不仅对施测人员的专业性有较高要求，对编码手册的有效性、编码过程的一致性信度和效度也有较高要求，再将研究结论推广到真实情境中时还需要格外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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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综上，本文提供了情绪调节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描述与探索，即人际情绪调节。本文主要从人际情绪调节的概念、与个体内情绪调节的关系、人际情绪调节的发展与测量的角度来进行梳理。目前，在人际情绪调节研究领域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人际情绪调节的文化因素探究缺乏。国内情绪调节研究多数基于Gross (1998)理论进行的个体内情绪调节研究，而人际情绪调节的探究较少(卢家楣，孙俊才，刘伟，2008；姜植，2018)。而西方文化下基于不同人际情绪调节理论模型，被试多为白人青少年及成人，研究结论缺乏推广意义(Hofmann et al.， 2016)。人际情绪调节发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更详尽的东方文化下人群人际情绪调节的探究。其次，人际情绪调节的互动过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人际情绪调节是一个有多重社会关系影响以及个体间互动的过程，受到众多社会因素影响(Williams， Morelli， Ong， & Zaki， 2018)。尽管目前对工作伙伴间以及亲人间的探索比较集中，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如学校环境等。最后，人际情绪调节的脑神经生理基础研究较为匮乏。目前针对人际情绪调节的研究极少的探讨脑区反应情况，因此未来研究需要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如借助近红外技术，核磁共振等手段，提供更多揭示其内在神经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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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术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血小板、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P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率(LMR)与喉鳞状细胞癌复发的关联及临床意义。方法：对在青岛大附属医院初次手术治疗的196例喉鳞状细胞癌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收集符合标准患者的临床数据及炎性指标数据，炎性指标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者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炎性指标与喉癌复发的关联。结果：单一性炎性指标中，仅淋巴细胞与喉癌的复发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1)，在复合性炎症指标中，NLR、PLR、LMR都是显著影响喉癌复发的因素(P < 0.01)。淋巴结转移、T分期越大、临床分期越晚，NLR和PLR则越高，而LMR越低。结论：术前NLR、PLR升高以及淋巴细胞、LMR降低可用于预测喉癌的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