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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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施策略 针对上述大创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笔者结合近年来的实际工作经历和经验，提出大创项目有效实施的几点策略。 4.1. 塑造校园创新创业氛围 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非常有助于大创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因此如何在校园内塑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堂育人的主渠道，向学生多多宣传和讲解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将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同时还要向学生开设关于创新创业方面的专门课程，由具有丰富创新创业经验的教师担任主讲教师，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成立创新创业方面的学生社团，纳入真正对创新创业有愿望、感兴趣的学生，通过社团组织沙龙、讲座、竞赛等多种形式活动，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在创新创业中的作用。 4.2. 加强项目过程化实施 首先要完善大创项目的过程监控和约束机制，建立大创项目管理平台，严格把控立题申请、中期检查和项目结题等环节，立题时充分研判项目申请书中的可行性报告等，对于不切实际的项目不予立项，中期检查时重点考量项目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未来工作计划等，项目结题时要对照项目立体时提的项目目标，对于未完成的计划要进行解释说明；同时还要切实提升学生完成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交流能力等综合素质，让学生面对未知问题时能够冷静对待、灵活处理，高质量的完成预定目标。 4.3. 充分发挥指导老师作用 一个优秀大创项目的完成离不开指导老师的深入指导。首先学校要建章立制，将指导大创项目与教师评优评职挂钩，对教师进行有效引导，对于在指导大创项目工作突出、成果显著的教师要进行表彰奖励；作为指导老师，要切实发挥在项目中的引领作用，凭借自身在专业技术、专业视野和对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对项目提供宏观方面的方向性指引，另一方面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微观方面的具体问题和细节进行指导，这样就可以保障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少走弯路，按照既定计划高质量完成目标。同时作为指导老师，在指导大创过程中，除了给于学生专业技术方面的指导外，还能通过一言一行体现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交流能力和跨学科视野等能力素质，有效弥补第一课堂育人的不足。 4.4. 提供良好硬件条件保障 大创项目旨在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因此多数项目的实施完成要以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方式为主，这些实验和实践过程必然要依赖于活动场地和仪器设备等要素。因此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持和保障，学校可以开放大学生活动中心作为活动场地，这样便于统一管理；还可以将一些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实验室里面的仪器设备供学生无偿使用，既提高了仪器的利用率，又给学生提供了硬件保障；大创项目还可以依托外校大学生实践基地进行，校外基地一般都是依托相关行业企业建设而成，具有完成实验和实践活动的良好平台，同时行业企业的兼职导师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指导，通过与校外企业的接触，还可以锻炼学生的交流能力、职业素养等，为未来就业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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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大创项目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的良好平台，对于应用型高校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高等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转变思想、更新育人理念，以实际行动为地方经济发展和行业领域进步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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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现代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下，“翻转课堂”和“微课”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广大师生的重视，尤其是2020年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对传统课堂教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基于微课的《高分子物理》翻转课堂教学研究，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模块对教学设计要点和内容进行了介绍。翻转课堂实施结果显示，学生在课程学习时间投入和对课程的满意度上都有明显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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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分子物理》是高分子材料相关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其主要任务是探求高分子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揭示结构与性能的内在联系及基本规律，从而为高聚物的设计、合成、加工、性能测试及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 1 ]。《高分子物理》具有内容庞杂、知识点繁多、概念抽象等特点，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是高分子材料专业教师难讲、学生难学的课程。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在不断进行教学研究，提高《高分子物理》教与学的效果 [ 2 ] [ 3 ] [ 4 ]。 传统的《高分子物理》课堂教学大多采用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课堂由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尤其是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对传统课堂教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全球多所高校应对当前形势的重要手段。后疫情时代背景下，话题单一、内容指向性明确的“微课”成为这一颠覆性学习方法的重要载体。此外，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人们对碎片化学习方式的需求，学生在课下通过互联网可以找到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节奏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则转变为集中讨论、交流、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翻转课堂”模式也将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课堂教学的重要形式。本文介绍了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在《高分子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实施结果显示学生在《高分子物理》中投入的学习时间和课程满意度均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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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本概念 2.1. 微课 “微课”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的知识点(如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等) 或教学环节(如学习活动、主题、实验、任务等)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在线视频课程资源 [ 5 ]。“微课”作为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和资源拓展，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作为高分子材料相关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全国近200所高校都开设了《高分子物理》课程，因此网络上也有丰富的线上学习资源，如“中国大学MOOC”平台就有四川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南昌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等大学开设的《高分子物理》网络平台课，“爱课程”平台上可以找到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以及南昌大学等多所大学的《高分子物理》精品课程教学资源。 2.2.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改变原有的知识传递模式，将学习的决定权转移给学生。学生可以自主规划学习内容、学习节奏、风格和呈现知识的方式，教师则采用讲授法和协作法来满足学生的需要和促成他们的个性化学习，其目标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更真实的学习。近年来，多位研究者也对“翻转课堂”在教学实施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 [ 6 ] [ 7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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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学设计 如图1所示，基于微课的《高分子物理》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可以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模块。 图1. 基于微课的《高分子物理》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3.1. 课前设计 翻转课堂实现了知识传授与内化的颠倒，将传统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转移至课前完成，知识的内化过程由课后的作业转移到课堂的讨论、探索。因此，以任务导学、视频助学和习题测学组成的课前学习活动直接决定了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 由于部分网络精品课是采用课堂教学现场录制的方式制作的，视频内容较长，缺乏知识点的针对性，因此不能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课程团队在充分分析、分解我校《高分子物理》学时及章节设置的基础上，结合网络公开的精品课程资源，采用录屏、自录等方式录制教学视频，利用学习通建设课程线上学习平台，发布学习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学到“体积排除色谱测定分子量”这一知识点时，我们采用了华东理工大学徐世爱教授的相关教学视频，视频中比喻不同尺寸的分子在通过色谱柱时就像大人和孩子钻山洞，孩子由于体积比较小，可以进入比较小的山洞从而走过了更多的路，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出来，形象、幽默的比喻使学生一下子就理解了体积排除色谱的工作原理。 学生在看完教学视频后，除了应当记录视频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和疑问之外，还需完成相应的任务点测试，以加强对学习任务的巩固和发现疑难之处。学生可以通过课程微信群、QQ群及学习通等方式与教师或学生进行互动沟通，了解彼此的收获和疑问，同学之间能够进行探讨和交流。 3.2. 课中设计 翻转课堂虽然将学习的主体责任由教师转移到学生身上，但教师仍是整个学习活动的重要策划和推动者。教师在设计课堂活动时应充分利用情境、写作、会话等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完成对当前所学知识的内化 [ 6 ]。课中模块的学习活动主要由问题回顾、独立探索、协作讨论、总结反馈、激励评价等组成。翻转课堂中教师需要发挥领路人的作用，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观看视频、课前练习提出的疑问，总结出一些有探究价值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讲到“拉伸取向”这一知识点时，教师提出“拉面为什么越拉越劲道？”这一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分子取向对材料性能的影响，理解纤维加工过程中必须经历“拉伸”才能使之具有相应的高强度。学生的学习活动可以采用独立探索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协作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师在课堂设计过程中应兼顾学生两种学习能力的培养，二者缺一不可。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提出问题，利用学习通的PBL功能将3~5名同学为一组。然后，学生根据问题的难易、类型进行小组内部的协作分工设计。当问题涉及面较广并可以划分成若干子问题时，小组成员可以按照“拼图”学习法进行探究式学习。每个小组成员负责一个子问题的探索，最后聚合在一起进行协作式整体探究。当问题涉及面较小、不容易进行划分时，每个小组成员可以先对该问题进行独立研究，最后再进行协作探究 [ 6 ]。每组安排小组长，负责做好组内学生在独立和小组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学习计划安排、时间安排、结果表达和成果展示中的表现等，并做好原始记录，作为学生过程性学习评价的部分。 学生经过独立探索、讨论协作学习后，完成个人或小组成果集锦，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交流学习体验。课堂汇报的评价由教师制定评价标准，学生在汇报后将汇报PPT、视频等成果上传至学习通平台，教师和其他小组成员分别进入学习通平台对汇报情况、成果质量等内容进行评价，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3.3. 课后设计 教师在课后及时发布章节作业，让学生查漏补缺，并根据作业情况对共性问题、个性问题进行学习指导。另外，老师还会根据课程内容发布讨论帖，师生进行线上讨论，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学期前、学期中和学期末分别发布调查问卷，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状态及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为后续教学的持续改进指明方向。通过学校麦考斯发布的调查问卷中，题目“总体来说，我认为该课程很有用，我在课程中学到的东西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选择“完全符合”的同学占比66.05%，选择“符合”的同学占比30.28%，其余3.67%选择“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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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通过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学生在《高分子物理》课程学习中投入的时间上明显提高，学习效果和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均有明显提升。虽然翻转教学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多种问题，尤其是对教师专业能力的挑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信息素养的要求以及教学评价方式的改变等，其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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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保留大隐静脉分支做天然Y形桥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研究对象为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行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100例。其中50例患者术中保留大隐静脉分支做桥血管记为观察组，其余50例患者仅保留大隐静脉主干做序贯桥记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术中静脉桥各吻合口血流量、搏动指数(PI)和大隐静脉使用长度，以及术后1个月、6个月、1年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结果：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术中静脉桥血流量更高，PI也更优，实际应用的静脉长度也较短。两组患者术后短期(术后1个月、6个月)心功能并无明显差异，术后中期(术后1年)观察组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明显升高。结论：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保留大隐静脉的分支做天然Y形桥较传统单支序贯桥能提供更好的血流，提高术后左心功能，节约静脉桥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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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冠心病是由于冠脉狭窄导致心肌缺血或梗死的心脏病变。冠状动脉搭桥术(CABG)适用于冠脉严重狭窄或多支病变的患者 [ 1 ]。左乳内动脉是术中首选桥血管材料。但由于材料有限，通常将其用于左前降支的移植，而其他靶血管常应用大隐静脉 [ 2 ] [ 3 ]。对于大隐静脉搭桥主要有单根和序贯两种吻合方式，这两种已有较多临床应用效果研究 [ 4 ] [ 5 ]。但目前尚无保留大隐静脉分支天然Y形桥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应用效果研究的报道。本文总结了100例冠心病患者分别采用大隐静脉序贯吻合和保留分支Y形吻合方式行CABG，通过术中对静脉桥血流量的测量及术后随访，观察并比较了不同吻合方式桥血管流量及PI值的差异，以及桥血管中远期通畅率和心功能改善的差异，旨在为接受CABG的冠心病患者提供更优的手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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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分组 随机选取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于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行CABG的患者100例(男性56例，女性44例)。纳入诊断标准为 [ 6 ] [ 7 ]：① 冠脉三支病变，且狭窄均 ≥ 75%；② 患者无手术禁忌证；③ 搭桥数目均为4支，且根据术前的冠脉造影，靶血管分别位于左前降系统(前降支和对角支)、左回旋系统(中间支和钝缘支)、右冠系统(后降支或左室后支)。其中50例患者仅保留大隐静脉主干作为桥血管，与第一支靶血管侧侧吻合，记为对照组；另外50例患者在获取大隐静脉过程中保留其分支，作为天然的Y形桥与第一支靶血管端侧吻合，记为观察组。 2.2. 大隐静脉获取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常规切开方式获取大隐静脉，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仔细剔除血管周围组织，仅保留静脉血管，对于主干上的小分支血管均用钛夹夹闭。而对于术前或术中发现的距离近端吻合口约10 cm位置的粗大分支予以保留，并将其游离3~4 cm后切断备用，做成带分支的天然大隐静脉Y形桥(图1)。创面止血后逐层缝合切口。术后用弹力绷带包扎切口24~48 h [ 8 ]。 图1. 带分支的Y形大隐静脉 2.3. 手术方法 手术均采用全麻正中开胸非体外循环下CABG。左乳内动脉与前降支端侧吻合，大隐静脉端侧吻合于升主动脉。观察组应用大隐静脉桥与对角支或中间支行侧侧吻合，序贯钝缘支侧侧吻合，静脉桥末端与后降支或左室后支端侧吻合。实验组将保留的大隐静脉分支与对角支或中间支行端侧吻合，序贯钝缘支侧侧吻合，桥末端与PDA或PLA端侧吻合。待血压稳定后，应用术中血流超声探头记录两组所有桥血管的血流量和PI值，测量位置为每一吻合口前及静脉桥主干。常规止血、关胸，术后于心外ICU监护治疗。 2.4. 观察指标 待吻合完毕后，采用血流超声探头测量各吻合口流量及PI值，所有指标由同一台机器测量。两组均记录术中搭桥的靶血管及相应吻合口的血流量和PI值。根据大隐静脉获取长度及术中切除多余静脉长度计算静脉实际应用长度。随访对照组和观察组术后1个月、6个月及术后1年复查心脏超声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下肢大隐静脉切口愈合情况。 2.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组间差异用χ 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 ± s)描述。P < 0.05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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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术前心功能、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史等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即两组基线资料相同，具有可比性(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 一般资料 对照组(n = 50) 观察组(n = 50) P 性别(男/女)/例 30/20 26/24 0.420 年龄/岁 62.7 ± 6.7 63.4 ± 7.0 0.257 BMI/(kg/m 2 ) 25.2 ± 4.8 26.3 ± 4.3 0.230 LVEF/% 54.2 ± 5.1 54.8 ± 4.8 0.546 高血压 26 22 0.423 糖尿病 14 17 0.517 吸烟 11 13 0.640 表1. 两组间一般资料比较 3.2. 术中各吻合口流量及PI值 对比两组患者左乳内动脉–前降支桥血管流量及PI值并无明显差异(P > 0.05) (表2，表3)。观察组中应用大隐静脉天然分支行端侧吻合对角支或中间支的血流量要明显高于对照组中单纯用大隐静脉侧侧吻合对角支或中间支的血流量(P = 0.006)，其PI值也更优(P = 0.036)。且观察组中序贯钝缘支的血流量(P = 0.037)及PI值(P = 0.026)也明显优于对照组。而两组大隐静脉桥末端端侧吻合PDA或PLA的血流量及PI值并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Table 2 Intraoperative blood flow measurement of two group 分组 乳内动脉–前降支 对角支或中间支 钝缘支 PDA或PLA 对照组(ml/min) 38.5 ± 8.4 24.8 ± 10.2 22.0 ± 8.4 23.5 ± 11.2 观察组(ml/min) 39.7 ± 9.7 30.6 ± 9.5 25.3 ± 9.3 24.1 ± 12.4 P 0.233 0.006 0.037 0.114 表2. 两组术中桥血流量测定 Table 3 Measurement of PI value of bridge vessels in two group 分组 乳内动脉–前降支 对角支或中间支 钝缘支 PDA或PLA 对照组 1.8 ± 0.9 3.1 ± 1.4 3.0 ± 0.8 3.5 ± 1.5 观察组 1.9 ± 0.7 2.8 ± 1.1 2.7 ± 0.7 3.3 ± 0.9 P 0.517 0.036 0.026 0.142 表3. 两组术中桥血管PI值测定 3.3. 术中大隐静脉应用长度及下肢切口愈合情况 两组患者术前心脏超声报告示左室舒张末直径分别为：观察组(48.4 ± 5.6) cm、对照组(48.3 ± 5.9) cm。说明两组患者因心脏大小不同而造成大隐静脉桥长度差异的因素可忽略不计(P > 0.05)。观察组实际应用大隐静脉长度为(26.6 ± 1.8) cm，对照组为(28.2 ± 1.5) cm，观察组应用的大隐静脉长度更短(P = 0.014)。另外，两组均采用传统切开方式获取大隐静脉，术后均未发生下肢切口愈合不良等相关并发症。 3.4. 术后随访两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及不良心血管事件 随访两组患者于术后1个月、6个月及1年的LVEF (表4)，对比术前LVEF提示两组在术后1个月、6个月的LVEF差异并不明显(P > 0.05)；观但察组患者在术后1年的LVEF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02)。本实验将心血管不良事件定义为心绞痛复发、术后心梗、需再次干预，心源性死亡。经统计两组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观察组2例，对照组3例)。 Table 4 LVEF of the two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after operatio 分组 术前 术后1个月 术后6个月 术后1年 对照组(%) 52.1 ± 4.9 52.5 ± 4.8 51.5 ± 5.2 52.0 ± 4.2 观察组(%) 51.5 ± 4.3 53.1 ± 4.5 53.7 ± 4.4 55.7 ± 4.6 P 0.558 0.521 0.117 0.002 表4. 术后随访两组LV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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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大隐静脉作为标准的冠脉搭桥血管材料仍在全世界被广泛使用 [ 9 ] [ 10 ]。临床中应用大隐静脉作为桥血管主要有单根吻合与序贯吻合两种方式，序贯吻合能减少主动脉端吻合口，节省桥血管长度，同时完成更多的靶血管吻合。且与单根吻合相比序贯吻合增加了桥血管的血流量 [ 11 ]，术后静脉桥的远期通畅率会更好 [ 12 ] [ 13 ]。但是序贯吻合的桥血管也存在着近端吻合口狭窄或堵塞会影响远端所有靶血管血供的问题。 为此有的术者会采用人造Y形静脉桥的方式，将一根静脉端侧吻合到另一根静脉上，从而将静脉桥与靶血管吻合方式由侧侧吻合变为端侧吻合。其优点在于：① 避免了第一吻合口狭窄或堵塞会影响其他吻合口血流的问题 [ 14 ]；② 将大隐静脉做成Y形桥减轻了吻合口对桥的牵拉，从而使桥血管走形更顺畅，避免弯折；③ Y形吻合远端吻合口至升主动脉之间的桥血管长度较序贯桥缩短，根据流体力学血流阻力与血管长度呈正比，从而降低桥血管阻力；④ 吻合口的血流压力较序贯吻合更高(Y形吻合类似并联电路)。但人造Y形桥额外多了一个静脉桥间的吻合口，会破坏血管内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利于桥血管的远期通畅率。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部分患者大隐静脉在合适的位置会有天然的粗大分支，将其游离并完整取下可作为天然的Y形静脉桥用作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既有Y形桥的多种优点，又避免了人工吻合造成的内膜破坏。本研究对比了使用天然带分支的Y形大隐静脉桥与传统单根序贯桥的临床效果，结果提示：对于静脉桥血管供应的第一支靶血管(对角支或中间支)，Y形桥具有更好血流量与PI值，这可能与其吻合方式有关，端侧吻合较侧侧吻合在血流动力学上更优良。对于第二支靶血管虽然均为侧侧吻合方式，但Y形桥结构没有第一个侧侧吻合口分流，其序贯吻合口压力及流量较传统单根序贯更高，桥血管走形更顺畅，可提供更好的血流灌注。对于静脉桥末端吻合靶血管，两种方式未见明显差异。应用天然Y形桥的优势还体现在术后心功能的恢复上，其术后1年LVEF的改善明显优于传统单根序贯。虽然获取大隐静脉分支可能会对下肢造成稍大的创伤，但实践证明只要严密缝合并不会对下肢切口愈合造成影响，而且应用Y形静脉所需的总血管长度更短。 综上所述，在冠脉搭桥术中，对于发现的大隐静脉分支应予以保留，并积极使用其分支构建Y形桥，这对于提高桥血管中远期的通畅率、恢复左心功能、减少创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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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LncRNA XIST，miR-204及FN1在PTC组织和癌旁组织及LncRNA XIST在PTC细胞系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应用Real-time PCR技术检测20例甲状腺乳头状癌和其癌旁组织中LncRNA XIST，miR-204及FN1的表达情况，应用QPCR检测3株甲状腺癌细胞系(BCPAP， TPC-1， KTC-1) LncRNA XIST、miR-204-5p的表达水平，应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PTC细胞系BCPAP中LncRNA XIST的表达定位，应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人293T细胞的LncRNA XIST、miR-204及FN1相互作用。结果：与癌旁组相比，PTC癌组织组的LncRNA XIST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p < 0.05)，PTC癌组织组的FN1的表达水平极显著上调(p < 0.01)，而PTC癌组织组的miR-204-5p的表达水平极显著下调(p < 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BCPAP细胞的LncRNA XIST的表达水平最高，且miR-204-5p的表达水平最低；LncRNA XIST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LncRNA XIST与miR-204有相互作用(p < 0.05)，FN1与miR-204有相互作用(p < 0.05)。结论：LncRNA XIST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高表达，miR-204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低表达，FN1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高表达；LncRNA XIST，miR-204及FN1相互作用，参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生发展，并可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潜在诊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的寻找提供理论依据，LncRNA XIST可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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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甲状腺恶性肿瘤，全身恶性肿瘤中约3%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 1 ]。甲状腺癌按照病理分类可分为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未分化癌(ATC)、髓样癌(MTC)及滤泡状癌(FTC) [ 2 ] [ 3 ]。其中，PTC是最常见的甲状腺癌类型，占所有甲状腺癌病例的75%至85% [ 4 ]，与其他病理类型相比，PTC分化好，生长缓慢，恶性程度低，因此总体预后相对较好，5年生存率可达96%以上 [ 5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容易罹患PTC，男女患病比例约为1:2.5 [ 6 ]。然而，PTC可能较早出现颈部淋巴结转移，因此，尽早诊断PTC并加以积极治疗非常重要。 临床上PTC的诊断一般通过病理切片证实。典型的PTC具有特征性核形态的乳头状结构，在病理切片中清晰可见。然而，仅仅通过病理学诊断，可能会将PTC与其他甲状腺良性病变，如结节性甲状腺肿、乳头状生长的甲状腺腺瘤或桥本氏甲状腺炎混淆，造成误诊及过度治疗。因此，近几年来逐渐发展出一些PTC和良性甲状腺肿瘤伴有乳头状增生的鉴别诊断的标志物，如CK19、Galectin-3及HBME1 [ 7 ]。但由于它们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较低，在临床应用上受到限制。有研究显示Braf V600E 基因在甲状腺癌中的突变率很高，且特异性较高，可用于甲状腺癌的早期诊断 [ 8 ]，但对于甲状腺癌具体分型的诊断仍需探索，因此，寻找新的PTC潜在诊断标志物，有利于PTC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非编码RNA (Non-coding RNAs)即不能翻译成蛋白质的功能性RNA分子，约占人类基因组的98%，广泛参与人体生理、病理活动，与多种肿瘤密切相关。根据RNA分子大小，非编码RNA可分为长链非编码RNA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和短链非编码RNA (包括miRNA、siRNA和piRNA)两类 [ 9 ]。LncRNA是一类转录本长度超过200个核苷酸的功能性RNA分子。由于其缺少编码蛋白质的能力，一度被认为是“垃圾”RNA [ 10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逐渐发现，lncRNA是生命体中含有丰富信息的“暗物质”，这些信息仍有待探索。证据表明，lncRNA通过多种方式(如转录调控、转录后调控及表观遗传学等)调控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在生物的发育、癌症、疼痛和炎症等过程发挥作用 [ 11 ]。MiRNA是短链非编码RNA，长度一般为18~22个核苷酸，主要通过其“种子序列”与靶基因3’端非翻译区域互补结合，裂解mRNA或抑制其翻译过程，从而参与肿瘤发生和发展 [ 12 ]。作为非编码RNA研究领域的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曾被认为是基因组转录“噪音”的lncRNA逐步成为解释疾病发生、发展机制，作为诊断、预后判断和治疗靶点的新的候选分子。此研究旨在验证PTC中LncRNA XIST、miR-204-5p和FN1的表达、相互作用及细胞定位，寻找甲状腺乳头状癌潜在诊断标志物，并为临床靶向治疗PTC提供新资料、方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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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① 甲状腺乳头状癌及癌旁组织中LncRNA XIST和miR-204-5p的表达比较：荧光定量PCR结果表明，与癌旁组相比，癌组织组的lncRNA XIST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p < 0.05) (图1)；与癌旁组相比，癌组织组的miR-204-5p的表达水平极显著下调(p < 0.01) (图2)；与癌旁组相比，癌组织组的FN1的表达水平极显著上调(p < 0.01) (图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② 荧光定量PCR结果表明，三组细胞系(BCPAP、TPC-1及KTC-1)中，lncRNA XIST的表达，BCPAP细胞表达水平比TPC-1细胞(p < 0.05)及KTC-1细胞(p < 0.01)显著上调，且miR-204-5p的表达，BCPAP细胞表达水平比TPC-1细胞(p < 0.05)及KTC-1细胞(p < 0.01)显著下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BCPAP细胞的lncRNA XIST的表达水平最高(图4)，且miR-204-5p的表达水平最低(图5)，故选择该细胞开展后续实验。 ③ LncRNA XIST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图6~8)。 ④ LncRNA XIST与miR-204有相互作用(p < 0.05)，FN1与miR-204有相互作用(p < 0.05) (图10~图13)。 Table 1 LncRNA XIST， miR-204 and FN1 t-tes 检验方式 t值 MiR-204-5p T检验 t = 3.309 LncRNA XIST T检验 t = 3.046 FN1 T检验 t = 6.257 表1. LncRNA XIST，miR-204和FN1 t-test 图1. 甲状腺乳头状癌及癌旁组织中LncRNA XIST的表达 图2. 甲状腺乳头状癌及癌旁组织中miR-204-5p的表达 图3. 甲状腺乳头状癌及癌旁组织中FN1的表达 图4. BCPAP、TPC-1及KTC-1中LncRNA XIST的表达 Table 2 LncRNA XIST， miR-204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 检验方式 F值 MiR-204-5p 单因素方差分析 F = 170.7 LncRNA XIST 单因素方差分析 F = 733.6 表2. LncRNA XIST，miR-204单因素方差分析 图5. BCPAP、TPC-1及KTC-1中miR-204-5p的表达 图6. 原位杂交(FISH)结果——LncRNA XIST (300×) 图7. 原位杂交(FISH)结果——DAPI (300×) 图8. 原位杂交(FISH)结果——Merge (300×) 图9. LncRNA XIST通过竞争性结合miR-204，间接调控FN1的表达，参与PTC发生发展 Table 3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LncRNA XIST， miR-204 and FN 检验方式 F值 LncRNA-miRNA交互作用的统计 双因素方差分析 F = 5.870 FN1-miRNA交互作用的统计 双因素方差分析 F = 6.966 表3. LncRNA XIST、miR-204及FN1双因素方差分析 图10. LncRNA XIST与miR-204有相互作用 图11. FN1与miR-204有相互作用 图12. LncRNA XIST与miR-204的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结果 图13. FN1与miR-204的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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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LncRNA XIST位于X染色体上，是最早发现的非编码RNA之一。早在20年前，它就被确定为一个沉默因子。研究人员发现lncRNA XIST通过在X染色体上扩展来沉默基因 [ 13 ]。Engreitz等人研究发现Xist在诱导X染色体失活期间，通过利用X染色体的三维构象识别结合区域，在X染色体广泛结合，从而阻止X染色体上的基因转录 [ 14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lncRNA XIST通过与SHARP直接结合，招募SMRT，激活了HDAC3，将组蛋白去乙酰化以使RNA聚合酶II不能结合X染色体 [ 15 ]。因此，我们推测lncRNA XIST在PTC中异常高表达可能是PTC在女性患者中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 miR-204是定位于人类第9号染色体73424891~73425000位之间。在肿瘤组织中miR-204存在异常表达，miR-204与肿瘤增殖、转移、化疗抵抗及不良预后关系密切 [ 16 ] [ 17 ] [ 18 ] [ 19 ]。 FN1是在血浆中发现的细胞外基质可溶性蛋白质，在伤口愈合、胚胎发育等EMT相关过程中表达量均有增加。上皮–间质细胞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是指上皮细胞获得特定的遗传变化及生物学特性，并逐步转变为间充质表型的过程。在胚胎发育、组织重建、慢性炎症以及癌症发生及转移等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EMT期间，上皮细胞失去细胞极性并实现间充质表型，从而增加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 [ 20 ]。EMT主要特征有上皮细胞标志物表达量降低，如E-钙黏蛋白(E-cadherin)，而间质细胞标志物表达量增加，如N-钙黏蛋白(N-cadherin)，FN1、Snail、波形蛋白(Vimentin) [ 21 ]。除了我们所研究的PTC外，在乳腺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恶性外周神经鞘瘤以及鼻咽癌等等多种恶性肿瘤中均发现FN1的表达增高 [ 22 ] [ 23 ] [ 24 ] [ 25 ]。 大量文献报导，lncRNA XIST参与了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 [ 26 ] [ 27 ]。研究发现，lncRNA可能通过诱导基因的表观遗传学修饰或作为miRNA“海绵”吸附miRNA，通过调控靶基因的表达的方式导致疾病发生，这种机制也被称为竞争性内源性RNA (competing endogenous RNA， ceRNA)机制 [ 27 ]。本实验结果提示，与癌旁组相比，癌组织组的lncRNA XIST和FN1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而癌组织组的miR-204-5p的表达水平极显著下调，查阅文献发现，Ab Mutalib等人通过分析TCGA的数据，筛选出hsa-miR-204在PTC中显著下调 [ 28 ]。实验结果显示LncRNA XIST与miR-204及FN1与miR-204有相互作用，同时应用Starbase 2.0数据库，我们发现lncRNA XIST可以与miR-204结合，且XIST与miR-204结合的位点和miR-204与FN1结合位点有重叠部分，说明XIST与FN1可能存在竞争性结合miR-204的关系(图9)，因此，我们推测lncRNA XIST在PTC中异常高表达可以吸附部分miR-204应答原件，从而导致PTC的发生发展。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证明这些推测。同时，我们通过荧光原位杂交(FISH)实验证实，LncRNA XIST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这将有利于后续实验的开展，便于后续研究其通路，探究其对PTC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综上所述，实验证实LncRNA XIST和FN1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高表达，miR-204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低表达，lncRNA XIST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我们推测lncRNA XIST在PTC中异常高表达可以吸附部分miR-204，竞争性阻止miR-204对FN1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FN1的高表达，进而扰乱上皮–间质细胞转化等重要的癌症信号通路，最终导致了PTC的发生(图9)。lncRNA 通过多种方式调控miRNA的表达，从而导致肿瘤发生发展 [ 29 ]，其中一种为lncRNA可发挥内源性 miRNA海绵(miRNA sponge) 的功能，抑制miRNA的表达进而影响肿瘤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 [ 30 ]。因此，下调LncRNA XIST会降低甲状腺乳头状癌细胞的增殖及上调miR-204-5p [ 31 ]，相反，我们在低表达PTC细胞中过表达LncRNA XIST可能会导致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增殖以及侵袭迁移能力增强 [ 32 ]。另外，LncRNA XIST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便于后续研究其通路，探究其对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沉默LncRNA XIST有望成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治疗新的生物学靶点 [ 33 ] [ 34 ]，LncRNA XIST可能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转移和恶化等有关 [ 35 ] [ 36 ] [ 37 ]，其分子机制仍有待研究。LncRNA XIST，miR-204及FN1相互作用，参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发生发展，并可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潜在诊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的寻找提供理论依据，并且LncRNA XIST可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新靶点。本实验研究样本量较少，在以后的研究将加大样本量研究LncRNA XIST等基因在PTC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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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翻译硕士(MTI)教育虽然在我国经历了蓬勃发展，但其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师资队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本文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进而就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践教学基地以及专业硬件设施等方面为我国翻译硕士(MTI)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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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促进中外交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端翻译人才。2007年，教育部批准首批15所高校试办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TI)。经过短短十多年的发展，MTI无论是在招生数量、招生规模还是培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而长足的进步。《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MTI累计招生7万余人，毕业生约5万人。截至2020年，全国设立翻译硕士专业(MTI)的院校已达259所 [ 1 ]。然而，尽管MTI教育促使我国翻译人才培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但相对而言其仍处于探索阶段，无论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还是在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短板。我们应该正视当前阶段MTI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积极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促进MTI教育未来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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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翻译硕士(MTI) 翻译硕士即“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英文缩写为MTI。根据教育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说明：MTI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 [ 2 ]。MTI学位获得者应该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熟练的翻译技能和宽广的知识面，能够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高级翻译工作。依据《翻译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规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毕业生应掌握“语言知识、翻译知识、百科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等四种知识，同时又具备“语言能力、翻译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百科知识获取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等五种能力 [ 3 ]。MTI教育具有紧密结合翻译事业、突出培养翻译职业能力、注重实用性技能培养等特点，这使得MTI具有广阔的实践应用前景，从而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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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育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办学单位MTI专业的陆续开设和MTI人才的不断输出，业内很多专家学者以及翻译教育工作者针对MTI专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MTI教育行业的发展。但目前为止，我国MTI教育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课程设置脱节严重 传统的MTI课程设置过于单一、老旧，与数字化时代的翻译产业化需求严重脱节。在现有国家学科目录中，专业外语归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目录之下，翻译教学也只是外国语言或外国文学学习的一个下设方向，这对翻译专业的形成发展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此情形下，许多办学单位为了响应教育部设置MTI的号召，盲目开设MTI专业，但其课程设置却基本上多在沿用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加设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研究、翻译鉴赏等偏重翻译理论、语言知识等讲授型课程，缺乏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本地化、技术传播、翻译项目管理等反映语言服务行业新需求的课程。《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学校开设翻译技术必修课的比例仅为39.2%，开设翻译技术选修课的比例仅为23.4% [ 1 ]。 3.2. 教学方式陈旧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姚锦清曾经提出：“MTI专业笔译教学具有应用性、职业化的特点，不是外语专业中为了提高外语能力而进行的教学翻译，不是纯文学翻译教学，也不是传统学术性翻译专业的翻译教学。” [ 4 ] 但目前为止，很多MTI教学完全沿用了外语教学的理念和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大多适用于外语专业或传统学术性翻译专业下开设的翻译课程，具有封闭性和单向性的特征，其典型的运作方式多局限在教师在课堂对翻译的“理论”探索，或教师基于自身学习经验对翻译文本的“优劣”做出的评析，缺乏引导学生参与翻译互动与社会翻译实践的教学环节，导致学生的翻译技能并未能真正得到提高。 3.3. 师资力量薄弱 一支合格的专业师资队伍是专业翻译教学体系建构中的关键所在 [ 5 ]。目前，MTI师资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青年教师虽大都具备翻译学科教育背景，但作为中坚力量的中老年教师却大多不是口笔译专业毕业或未接受过专业的翻译培训。他们多为从外国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转行而来，知识体系仍以理论为主，翻译实践成果相对较少，对MTI教学特点认知欠缺，难以达到MTI教学要求。此外，加之很多中老年教师对其他专业知识比较陌生，如计算机知识贫乏，不懂计算机辅助翻译(CAT)软件的操作。《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针对翻译技术培训面临的问题中，缺乏合格的翻译技术培训师资的办学单位占了34.3% [ 1 ]。因此，真正具有MTI教学资质的教师资源十分短缺，这也大大限制了MTI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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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MTI教育的未来发展 4.1. 明确教育理念 不同于传统的外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翻译方向，MTI属于专业学位，与传统语言学硕士翻译方向的培养理念主要区别在于：传统语言学硕士翻译方向研究生的培养重点在于掌握研究方法，熟悉翻译理论；而MTI的培养重点在于提高翻译实操能力，成为职业译员 [ 6 ]。MTI教育旨在针对特定职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高端翻译人才。因此，MTI教育应该在培养理念上与传统意义上偏重理论、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教育区分开来。 4.2. 优化课程设置 1) MTI教育旨在培养语言服务行业所需要的高端翻译人才，因此其课程设置需要充分满足语言服务业的行业需求和解决实际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凸显实践性。现如今，计算机辅助翻译(CAT)软件在语言服务行业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36.8%的语言服务提供方受访企业表示经常使用机器翻译。28.3%受访的语言服务从业者表示偶尔使用机器翻译。12%的语言服务需求方选择机器翻译的可能性为67%~99% [ 1 ]。因此，MTI教育应当紧密联系翻译产业，突出培养职业能力，注重实用性课程的设置 [ 7 ]。具体来说，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将与翻译职业相关的课程，如计算机语言学、翻译项目管理、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等纳入MTI课程之中，在培养学生翻译能力的同时，强化和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素养。 2) 将专业资格考试与MTI教育挂钩。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简称CATTI)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也是我国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创立与不断完善的过程。在MTI创立之初，就有人提出将CATTI考试与MTI培养挂钩，使MTI职业化、应用化。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柴明颖就曾提出“口译的学生进行口译专业考试，笔译的学生进行笔译专业考试。学生的能力不应该仅由专业教师来评判，更多地应该由业界的资深译员来评判，以求获得符合业界要求的学生能力评估 [ 5 ]。但当前，MTI教育并未将通过CATTI考试作为MTI研究生的一项义务，也没有将其作为获得硕士学位的硬性条件。因此实际情况下，参加CATTI考试的学生人数并未达到预期，通过率并不乐观。《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考试累计报名135万人次，仅逾18.2万人次获得翻译资格证书 [ 1 ]。有鉴于此，MTI教育的未来发展或将可以考虑在课程设置方面加设有关CATTI考试的相关课程，用以培养学生考试技巧与能力，为学生日后步入职业翻译道路奠定基础。 4.3. 夯实师资队伍 1) 加强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据统计，人工翻译的日工作极限为5000字左右，而有了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辅助，译员可以将工作量提高到日均10，000字以上，甚至在专业领域也能保质保量 [ 8 ]。陈炳发指出：“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已经成为新一代翻译的一项重要职业技能，作为以培养应用型高级翻译人才为己任的MTI教育，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 9 ]。MTI教育要提高学生操作翻译软件的能力，就必须加强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具体来说，就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培养熟练掌握翻译技术的专职教师，聘用专业背景突出、翻译实践能力强、且教学水平高超的人才；另一方面，定期邀请熟悉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操作的专家学者进校讲学，将校外讲座与教师讲解相结合，形成一支集实践性和职业性等特点于一身的MTI师资队伍，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实践兴趣和实践能力。 2) 提高校外导师对MTI教育教学实践的参与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应改变传统外语教学以学历教育为主，主要培养学术型和研究型人才的教学模式，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上应以“职业能力”为本进行设计，真正实行课堂内外双导师模式 [ 10 ]。当前校外导师参与MTI研究生的培养已经成为不少学校的共识，但由于各种因素，校外导师参与的实际教学工作较少，发挥的实际作用也较为薄弱，有的甚至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并未付诸实践。因此，今后各办学单位应按要求建立一支主要由翻译行业或语言服务业专业人士构成的兼职教学队伍 [ 11 ]，并将其与各办学单位实践基地相结合，多方位指导学生的实践及其项目研究，促进他们职业能力得到提升。 4.4. 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若想使MTI学生实践能力有跨越式提升，我们应当攻克目前面临的两个难题：一是实践教学基地，二是师资 [ 11 ]。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只有通过大量的社会翻译实践才能得以提升。因此，MTI教育未来发展应完善有效基地建设，撤销不合格的基地，加强学生实习过程管理与效果评估，使他们的实地专业实习发挥实效。此外，各办学单位还应结合当地地区特色以及办学实际情况，积极拓宽实践基地的行业和类别，使实践基地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用，满足学生的社会实践需求。具体而言，可以从校外实习基地和校内实践基地两方面来展开。一方面，学校可以与相关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实习平台，学生也可以自行与心仪的实习单位进行洽谈沟通(前提是这类实习单位的资质需经过学校的认定同意)；另一方面，在校内，学校内部的各种翻译实训平台，如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等，也可以分别按照MTI人才培养方案的相关要求，结合MTI专业特点，多方面进行合理规划、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翻译实践环境和条件，进而提高实习质量与效果，锻炼学生的翻译实操能力。 4.5. 完善专业硬件设施 翻译硕士的培养不仅需要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以及实践教学基地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在专业硬件配套方面也需要花大力气加强建设。针对口译方向，要求翻译硕士教学点具备：1) 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和同声传译室；2) 拥有大量的语音学习和练习材料，包括各种会议的原始语音和书面材料供学生使用；3) 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对条件较好的单位要求有计算机辅助口译教学软件及资源。针对笔译方向，要求翻译硕士教学点具备：1) 现代化教学设备、较好的案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环境；2) 丰富的翻译工具书、翻译教材和翻译研究资料；3) 各种翻译教学和翻译应用软件。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 12 ]。因此，各办学单位可以购买正规的计算机辅助翻软件，用来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处理翻译项目的能力；此外，各办学单位还可以建立专门的资料室和语料库，购置专业词典、专业书籍、音视频资料等供本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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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总的来说，虽然MTI专业自开设以来，在我国经历了蓬勃的发展，MTI教育也取得了长足而喜人的进步。但毕竟我国MTI专业建设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无可避免地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实践教学基地以及硬件设施等方面都有待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我们坚信，随着各方有识之士的不断探索和创新，MTI教育一定能够探索出一套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且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而为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培养大量的高端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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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冷战以后，国家间多渠道的联系日益紧密，软实力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对中国–东南亚关系而言，“软实力”外交是双方增进良性互动的有力途径，对促进区域内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了概念分析法，在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在东南亚的既有软实力资源进行了简要评估，最后从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和构建国际机制的能力方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拓展空间及战略选择做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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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国家间多渠道联系的发展，“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强调一国精神层面的影响力，是一种在不使用硬实力的条件下也能够影响其他行为体偏好的能力。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综合实力的提高不能仅局限于“硬实力”的提高，还应注重软硬实力的均衡。而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战略将关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地区秩序乃至世界和平，故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选择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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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软实力”概念解析 追根溯源，软实力的观念古已有之。《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1 ] 体现了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两种价值取向，其全胜思想可以理解为威慑理论以及“软实力”内涵的来源之一。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提出，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需要从文化领域争取到领导权，以获取人民的支持、促进人民在文化层面的自信。不同于葛兰西在国内层面对“软实力”的探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将“软实力”这一概念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他于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以及同年在《对外政策》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 [ 2 ] 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依靠的是一种“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是一种无需运用硬实力就能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相较于独裁国家运用硬实力发号施令，民主国家通常通过价值观、文化及政策等因素增强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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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评估 约瑟夫·奈指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其它国家和人民有吸引力的文化，当一国文化价值观拥有普世性，且能够促进他国利益时，会引起他国的追随行为；其次是政治价值观，国家通过国内、国外的途径践行并推广其价值观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吸引力；最后是具有道德权威和一定合法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议程、国际机制起到塑造作用 [ 3 ]。 根据上述对“软实力”的界定，笔者将从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这三方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的软实力进行简要评估。 3.1. 文化吸引力 中国在东南亚的大众文化吸引力可以从人员交流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国家形象等方面评估。 由于地理位置距离较近，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国–东南亚地区人民的交往时间较长、规模较大，许多中国城市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城市纷纷与东南亚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根据《友好城市统计手册1973~2016》中的数据，截至2016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共166对，其中越南34对、泰国33对、菲律宾28对、印尼21对，且泰国首都曼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越南首都河内等众多东南亚国家首都均与中国建立起友好城市关系，这扩大了人员往来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 4 ]，其中与东南亚国家缔结友好城市的省份为广西、云南和广东。 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南亚有着悠久的交流史。早在南北朝梁陈期间，四位扶南高僧来中国传授佛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宋史》中对中国商贾受到东南亚各国友好招待有许多描述：“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生动地记载了双方良好的贸易往来以及良好礼遇。除此之外华人华侨在双边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大量中国人迁移至东南亚各国，扩大了双方人文及经贸往来。麦克莱尔在《华侨志》一书中提到“华侨非殖民者也，其来也不以群，故勿以武力夺取土地。其移居也，为经济，而非为政治。”( [ 5 ]， p. 21)世纪初，中国积极在东南亚地区开办孔子学院，中国教育部和国家汉办从2004年起在东南亚地区开办孔子学院，截至2020年，中国在11个东南亚国家共有孔子学院40所，累计参加孔子学院活动人数逾30万人 [ 6 ]。东南亚汉语国际推广基地、本土化汉语教室培养项目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内涵。 在国家形象层面，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多重身份且历经诸多演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对立较为严峻，中国作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追求较为激进的“革命型国家”的形象，再加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畏惧，因此此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较为有限；80年代中国作为“敌人”的身份发生转变，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国提升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参与度，塑造了“合作者”的国家形象；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多极化进程加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交往得到促进，“合作者”的身份得到加强；特朗普上任后，其“印太战略”延伸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形象遭遇挑战。 随着经济往来的加深，东盟各国担心中国在实力强大后会采取扩张战略。冷战后，不少学者担心中国会填补因美苏撤离该地区而形成的真空。如今，东南亚的不少精英阶层认为中国会随着实力壮大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在该地区寻求地区霸权，并以武力解决南海问题。而霍布斯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更是加深了这一观点，作为陆上相邻的大国，软实力及硬实力的差距加剧了威胁论的呼声。总的来说，中国在该地区兼具“合作者”和“秩序的破坏者”两种国家形象。 3.2. 政治价值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把远大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带一路”的提出与“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民主政治”等方针的落实不仅促进了综合国力的进步，还带动了周边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优越性，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较为有限。 在东南亚11个国家之中，除老挝、越南为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国家多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同化性权力方面对东南亚地区影响较为有限。冷战后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取向以发展、融合为基调，有效弱化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2010年1月1日，人口逾19亿、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加强了区域一体化。近年来该自贸区进展顺利且前景良好，中国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至2019年底，自贸区双边投资累计已超230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于2020年8月31日发布《商务部亚洲司负责人介绍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成果》，相关负责人介绍，在10 + 1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将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立十周年为契机，深化自贸区建设，同时推进次区域合作，加快实施发展援助合作。随着逐步深入的多方位合作，该自贸区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的格局。 3.3. 构建国际机制的能力 除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机制的构建，并推动国际议程的进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方面成果颇丰，体现其在此区域有较强的制度性权力。 自1991中国与东盟第一次对话以来，在这29年中，双方不断增强经贸往来与政治互信。政治上，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对话机制，包括东盟与中国“10 + 1”会议、中日韩“10 + 3”会议等领导人会议及部长级会议。2006年，中国和东盟代表签署《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宣言》。2013年，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军事访问，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中国–东盟命运体的目标。在2017年举办的第二十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共同制定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前景” [ 7 ]。 经济上，东盟对华进出口均实现重大突破，自2008年到2019年，东盟对华进口额从1069.8亿美元上升到3054亿美元，出口额从855.6亿美元上升至2024.6亿美元 [ 8 ]。双方于2010年正式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双方还致力于促进次级区域的发展，确立了农业、信息技术等十余个合作领域，该自贸区的建立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了自贸区双边的联系。东盟峰会于2017年发表《东盟创新宣言》，强调东盟将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科研创新力度等。东盟和中国都将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双方经济深层对接提供可能性。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主要针对南海问题进行安全合作，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在海上安全、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禁毒安全等领域进行合作，签署《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中国–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等。尽管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但就总体而言，相较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国与东盟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较为滞后。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领土领海边界问题上，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介入，在东南亚仍具有高度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