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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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2 4.1. 研究目的 运用质性研究(访谈法和心理传记学)对典型人物进行深度剖析，以检验本实验研究结果。通过对被试进行深度访谈，具体了解不同类型被试对于利己利他行为选择的原因以及其态度，了解做出这种选择的动机。通过对历史传记和文献的阅读，研究三位特定的人物，以检验我们的实验结果。 4.2. 访谈 访谈对象是在做过调查问卷的被试中随机抽取7人。在访谈过程中依照访谈问卷的内容对被试进行访谈，在访谈结束后，对被试回答的问卷内容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社会地位完全具有代际一贯性的人具有利他行为，认为帮助他人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不求回报(如：在遇到跌倒老人会主动搀扶)。不具有代际一贯性的人会有选择的做利他行为(如：在遇到跌倒老人时，确认现场有证据证明老人跌倒与自己无关时会上前搀扶)。 具有利他行为的被试表示，如果本可以帮助他人而选择视而不见会受到良心的潜责，并表示曾见过父母帮助他人的时刻。 有选择做出利他行为的被试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或认为他人不需要帮助。 4.3. 心理传记学分析 心理传记学是典型的质性分析方法，它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个体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验证或构建心理学理论，旨在探讨人类心理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探讨历史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它研究个人的成长历史对其人格和行为的影响，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特点及其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某一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的心理特征;研究人的心理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心理发展的历史线索;研究心理活动与人类活动成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从心理传记的角度对历史上三位人物进行了剖析，包括和珅、林徽因和宋庆龄。探究家庭社会地位高且具有代际一贯性与子女利他行为的关系。 和珅：祖辈：清初随帝入关；父辈：父亲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和珅三岁时母亲因难产而去世，九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和珅童年生活贫苦，做官期间平步青云，官至宰相，控制朝政长达20余年。在职期间，擅权纳贿，贪赃枉法，网罗亲信，迫害异己。和珅家境虽也不错，但与宰相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家族式腐败的产生正是因为家族是个相对稳定的内群体，隐蔽性强，形成了一个权钱交易的利益圈，一人当官，全家受益；一人“落马”，牵出“全家”。 林徽因：祖辈：祖籍福建，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十五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擅长文章诗词，懂医道，后不满清廷腐败辞官职；父辈：林长民(1876~1925)，字宗孟，汉族，福建闽侯。福州二中的创办人，第一任校长。 林徽因本人在文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并同丈夫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宋庆龄：祖辈：1875年父亲宋嘉树随宋姓堂舅赴美洲古巴，遂改姓宋；父辈：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 是一位爱国者，一位革命家，经常冒着危险掩护和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母亲倪桂珍是徐光启的后裔，乐施好善，总是接济孙中山，赈济穷苦人。宋庆龄本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具体表现为：宋庆龄爱的是国家，拯救的是穷苦的国民，之后便跟随了拯救帮助穷苦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吴传煌，1987)。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盟”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和救济工作，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中国福利会，2013)。1945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不仅继续援助边区保育院等，也在上海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福利活动，如创办儿童福利站和儿童剧团，为贫病儿童进行保健、救济工作和进行启蒙教育。解放以后，这些机构分别成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幼儿院、少年宫和儿童剧团，并在1950年创办了《儿童时代》杂志，“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良才，1998)。宋庆龄呼吁：“著名的作家们要为儿童写作；先进生产者们要经常和儿童见面；一般的生产单位要欢迎儿童去参观，帮助学校进行整套的生产技术教育；应该把最好的建筑物作为儿童校外活动的场所，并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充实儿童活动的场所的设备；应该在最好的风景区设立夏令营和儿童疗养院”(宋庆龄，1992)。 对以上三位历史人物进行的深度剖析，足以验证我们提出的假设，家庭社会地位高且具有代际一贯性的子女更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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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家庭社会地位具有代际一贯性以及家庭社会地位高且具有代际一贯性的人更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 (2) 家庭社会地位不具有代际一贯性的人更倾向于做出利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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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发展前景及不足 本研究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家庭代际一贯性与子女利他行为关系，得出结论也充分证明了家庭对于子女优秀品质形成的影响，这可以成为进一步探讨家庭代际一贯性对子女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的前提条件，为发展心理学提供新的研究内容，也有利于推动行为主义心理学对子女利他行为的研究，而且最普遍的意义是对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保持优良家风的重要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本研究的不足：(1) 未能分析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一贯性对子女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2) 未能对祖辈、父辈、子辈三代的童年生活经历以及人生重大事件进行全面了解，因此实验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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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创造性的性别差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都引起研究者和大众广泛的关注与兴趣的话题，但相关的研究结论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研究发现，一些领域的创造性成就存在着很大的性别差异。为了探究这一差异的原因，本文从生理基础、认知策略、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对性别在创造性成就上的差异做出讨论。 关键词 :创造性成就，性别差异，生理基础，认知策略，社会文化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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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创造性是人类产生新的想法、找出新的思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种复杂的能力。尽管一提到创造性这一概念，人们就会习惯性的联想到令人惊叹的艺术创作和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创造性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的语言交流、选择决策、计划组织之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创造性的认识也从“创造性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转换为“人人皆可创造”。创造的能力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但是不同个体一生中产生的创造性成果数量和类型还是有很大差异。影响个体创造性成就的因素有很多，我们感兴趣的性别因素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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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创造性的定义 1896年高尔顿(F. Galton)对天才人物所做的初步研究是人类首次对创造性思维进行的探索，而真正对创造性思维进行研究的则是哈佛大学教授笛尔本(Dearbern)，他采用测量的方式来探究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创造性思维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更成为了各国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大量的学者对创造性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对创造性的界定却是五花八门。有的学者从创造性的过程出发，有的从创造性的思维特点入手。尽管不同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创造性，并且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他们都有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创造性的内涵。随着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趋向于认同创造性存在两个共同要素，即“新颖性”与“实用性”，将创造性定义为“一种创造既新颖又实用的产品的能力”(斯滕伯格Sternberg， 1999)。这一定义逐渐得到大多数心理学家的认同。 一个创造性的创意或产品通常应该是既新颖又实用的，新颖性和实用性应该同时兼顾，缺一不可。一个创意的新颖性性取决于它的新奇性，独特性或者统计学上的稀有性，而实用性意味着创意是符合情境的或者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创造性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在被广泛应用的创造性测验——物品可能用途测验(alternate uses task) (Wallach and Kogan， 1965)中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在这个测验中，给出一些常见物品，要求被试想出尽可能多的新颖的、不常见用途。例如，当人们思考鞋子的可能用途时，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能想到用鞋子来拍死虫子。尽管这一用途确实很实用贴切，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高新颖性的答案，因为大部分被试都能想到这一答案，所以它并不独特。有时候被试可能会报告一些无效但新颖的用途，例如用鞋来将东西串在一起。虽然这个用途可以被看为高度新颖的，因为它非常罕见，但因为鞋子并不能有效实现串东西的功能，所以这一答案也不是具有创造性的答案。但是如果被试的答案既新颖又实用，例如把鞋子作为烟灰缸——这个答案就是一个创造性答案。因为它很好的体现了创造性的两个主要特点——新颖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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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性别与创造性 人们通常认为，男性的创造性要高于女性，因为从现实得出的经验来看，科学家、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性高相关领域中，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为了弄清楚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然而创造性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并完全不一致(Baer and Kaufman， 2008; Pagnani， 2011; Runco et al.， 2010)。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性性别差异的研究中，一部分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创造性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另一部分研究的结果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学前、小学、中学、高中与大学时期创造性均有轻微的优势。成年人创造性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两性在一些领域的创造性成就差距不大，如写作，音乐表演，舞蹈和戏剧这些表现力的领域，男女性别差异并不显著。然而，在科学，音乐创作和绘画这些领域，男性的创造性成就明显更多(Chan， 2005; Kaufman， 2006; Runco， 1986)。这一性别差异在创造性成就最高的人群中达到最大，如在艺术和科学成就最卓越的人中，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Cole and Zuckerman， 1987; Piirto， 1991)。所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男性的创造性成就比女性要高？从成长的角度看，女性在创造性方面并不弱于男性，甚至还可能有轻微的优势。为了解释两性在创造性成就上巨大的差异，本文尝试从生理基础、认知策略、社会文化三个角度分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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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差异解释 4.1. 生理基础 常见的性别差异的生物基础包括基因差异、荷尔蒙差异、大脑整体容量差异以及大脑灰质白质比例差异。有研究(Lentini et al.， 2013)表明，最初所处环境的荷尔蒙不同是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即使校正了男女身体尺寸差异，男性仍比女性有更大一点的大脑，也有更大的脑变异性。不同的性别可能也意味着大脑中灰质和白质的不同比例(Luders and Toga， 2010)，但是这一结论不同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这些生理基础似乎能够解释两性在行为和认知上的一些差异，但是无法解释这些生理基础会导致人们在创造性和非创造性认知信息加工时产生差异的原因。 大脑结构和功能也存在性别差异。有研究(Luders and Toga， 2010)表明，男性有更厚的前颞叶和眶额区皮质层，女性有更多的大脑皮层堆积和更复杂的交叉。大脑功能的性别差异也被反复探索，例如增强情感加工的脑区-左侧杏仁核活动，在女性身上会增强消极情绪，但在男性则增强积极情绪(Stevens and Hamann， 2012)。还有文章(Ingalhalikar et al.， 2014)报告称，男性有更大的半球内部连接性，而女性有更大的半球之间的连接性，但这一结论目前仍有很大争论。 脑结构性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性别差异在于脑区之间白质连接的模式，特别是默认网络和认知控制网络决定着创造性的能力高低。高创造性女性在一些脑区有更低的脑区连接，而高创造性男性在少数脑区有更高的脑区连接(Ryman et al.， 2014)。这个研究的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利用各自大脑认知、结构和功能的不同优势而采取不同的策略解决问题。然而这些差别并没有反映在创造性结果上，因为此实验中不同性别的创造性产出之间并无显著不同。 在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研究中，性别对创造力的影响的研究需要观察创造性任务行为学表现的差异和大脑在从事这项任务时脑区的激活。研究发现男性在创造性思维任务中，优先激活如额下回、眶额皮质和颞叶中/下回等与语义存储、规则学习、决策输出相关的脑区。而女性在加工语音处理(Price， 2010)和社会关系感知(Hein and Knight， 2008)的颞上回激活加强。在完成发散性思维任务时，男性更强烈的激活在海马、杏仁核、额下回等皮层，这些脑区参与自传、情节、语义和空间记忆的加工(Binder et al.， 2009; Cabeza and St Jacques， 2007; Spiers and Maguire， 2007)。女性在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后扣带回、顶颞联合区和颞极这些涉及自我参照加工和心理状态的推理的脑区有更大程度的激活(Frith and Frith， 2006; Northoff et al.， 2006; Saxe et al.， 2004)。 总的来说，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男性和女性在创造性任务和发散性思维任务中行为学表现无显著差异，但是大脑激活差异表明，两性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认知策略来处理这些任务。 4.2. 认知策略 一些研究认为性别差异来自于认知功能的差异，特别是在数学能力，空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等方面。早期的研究(Terman， 1916)表明，虽然男孩和女孩在一般智力上差距不大，但是男生确实表现出更好的数学推理能力，而女生表现出更好的言语理解能力。因此两性在面临复杂的认知情境时可能是会自动的选择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人们推测，人们的认知风格和采用的认知策略可能会受到性别的影响。在移情—系统化理论中男女认知风格会有差异，男性的认知风格特点是系统化的、擅长分析的，而女性则是移情式的。差异化策略的使用被用来解释创造性的性别差异。例如，女性在发散性思维测试中有更好的表现是因为发散性思维与人格的开放性程度正相关，而男性在顿悟任务中比女性表现更好是因为顿悟与人格特质中的情绪化维度呈负相关(Lin et al.， 2012)。 策略使用的差异也被用来解释创造性的性别差异。在发散性思维产生任务中，不同的性别的差异化认知策略也得到来自音乐治疗领域的证据的支持。在一个对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的研究中，(Baker et al.， 2005)的研究表明，当被要求给歌曲填词时，男性更多表达对逆境和未来的关注，而女性的关注点集中她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上。 创造性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创造性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来解释，男女不同认知策略的选择增强了他们在创造性某些方面的表现差异。 4.3. 社会文化 在创造性领域的两性差异研究中，社会文化因素被人们广泛的讨论。社会的限制因素包括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成功标准、某些领域不允许女性参加、对女性获得成功必需资源的限制。例如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直到1870年才允许女性入学，直到1920年才允许女性研究生入学和毕业。文化因素对创造力影响非常巨大，因为文化差异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性别规则、角色也差异很大。有研究(Mar’i & Karayanni， 1983)发现，在中东地区，性别平等程度越高，女性创造性也越高。' 社会化的差异也被用来解释创造性的性别差异。包括性别标签、对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看法与期望、两性在使用学校这种重要资源时的差距以及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态度。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女性在大学之前创造性并不比男性更低，意味着大学阶段是女性做出重要人生选择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她们以后的创造性成就(Piirto， 1991)。在这一时期，女性面临着更多的个人目标与他人期望的冲突。男性被鼓励去追求自己的事业以实现更高的成就，而女性在选择职业发展道路时，通常并不能受到鼓励，并且有时还会受到劝阻。女性更多的被期望去追求婚姻和家庭生活。所以男女创造性成就差异的关键原因，可能是在未来会有更高创造性成就的道路上，女性被社会强制性地排除在外(Baer， 1999: p.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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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未来研究方向 创造性的性别差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方向。围绕这一课题，研究者做出了许多的猜想，也设计了大量的实验来研究其中的奥秘。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两性在智力能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创造性成就的差异来源于他们使用的认知策略、受生理因素影响的认知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至于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性别与创造性之间微妙的关系仍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索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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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成年人中，情绪表达表现出较小的但是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显示出更高水平的情绪表达，特别是积极情绪和内化的负性情绪(例如悲伤)。本文章阐述了儿童在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发展模型。以发展的角度，解释了性别差异何时发生以及发展的和背景的因素如何影响这种差异的出现。以往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模型，至少对于欧美白人中产阶层的儿童如此。文章还讨论了现有研究的局限以及未来对儿童情绪与性别的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 :儿童发展，情绪表达，性别，性别差异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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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欧美文化背景下的成年人的情绪表达上，许多研究和元分析显示出较小但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整体上女性相比于男性具有更多的情绪表达(Brody & Hall， 2000; Kring & Gordon， 1998)，特别是在积极情绪(LaFrance， Hecht， & Paluck， 2003)以及内化的负性情绪，例如悲伤和焦虑上(Allen & Haccoun， 1976)。相反，男性则在一些情境下表现出更多的攻击和愤怒表达(Archer， 2004)。即便女性可能更倾向于表达大部分的情绪，至少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男性具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生理唤醒水平，例如在高情绪唤起的压力下产生更高的血压和皮质醇响应(Chaplin， Hong， Bergquist， & Sinha， 2008; Kirschbaum， Kudielka， Gaab， Schommer， & Hellhammer， 1999; Stroud， Salovey， & Epel， 2002)。这可能意味着男性是从内部唤起，但是抑制情绪反应；而女性更自由地表达情绪(Buck， 1977， 1991; Levenson， Carstensen， & Gottman， 1994)。同时，女性在青春期时就在抑郁症和一些焦虑症上比男性具有更高的比例。这些心理障碍具有更高水平的内化的负性情绪，例如悲伤、内疚、和恐惧(Carolyn Zahn-Waxler， Elizabeth A. Shirtcliff， & Kristine Marceau， 2008; Hankin & Abela， 2005; Keenan & Hipwell， 2005)。相反，男性则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和酒精滥用(Nolen-Hoeksema & Hilt， 2006)，这可能与愤怒表达有关(Hankin & Abela， 2005)，并且与较少的体验和表达焦虑的悲伤有关(Chaplin et al.， 2008)。 更好地理解成年人性别与情绪及其对心理健康的潜在的意义一个关键点是站在发展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本文章描述了性别与儿童发展的一般性理论，然后展示了一个生物－生理－社会框架来理解性别角色在情绪表达上的发展。文章关注了当前儿童和青少年情绪表达的研究发现，特别关注了元分析的发现，以检验该模型的可靠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对儿童情绪表达的研究大多关注欧美白人和中上阶层的青少年。因此，理论模型基于的数据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群体，故可能不足以推广到其他文化背景下。所以，在呈现该模型之后，文章讨论了对于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展望。探讨了模型应用于理解其他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性别与情绪发展。 本文章关注于情绪表达，即青少年通过面孔、语音和姿态表情外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或者掩饰内在的情绪状态。提及的所有研究中的情绪表达均指代观察到的面孔、语音以及姿态表情，这表情均由训练过的观察者进行编码。文章并未关注性别与情绪调节的文献，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情绪调节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就发生了。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所用到的情绪调节策略，所以很难直接测量儿童实际的调节策略的使用。但是，我们可以从实际生活中的情绪调节例子去观察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表达，以及通过多方法研究来考察混合了情绪表达、主观情绪体验以及生理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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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儿童性别差异的理论 主要有三个理论模型解释了儿童的性别角色的发生：生物学、社会发展、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生物学理论假设了女孩与男孩表现出天生的差异，这些差异与生物因素有关，存在于怀孕时或者出生时，例如基因差异。抑或在后续发展节点上，例如青春期时对情绪有关的神经唤醒系统的激活。这些生物因素有关的差异可能导致了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例如，男孩在婴幼儿期相比与女孩具有更高的唤醒水平，同时，男孩的语言能力和抑制控制能力在童年期比女孩要弱(Brody， 1999)。研究发现这些早期的性别差异与生物因素有密切关联，例如在基因表达上的性别差异以及性激素的影响，这些均导致了男孩与女孩在大脑和身体上的差异(Baron-Cohen， 2002; Carolyn Zahn-Waxler et al.， 2008)。男孩较弱的语言和抑制控制能力可能导致了对某些行为的表达的抑制困难，包括负面情绪，同时较少地通过语言来调节情的表达，以及更高概率的表达未被调节的负性情绪。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假设儿童通过认知学习、社会化以及生活经验学习了与性别角色一致的行为(Liben & Bigler， 2004)。性别图式理论假设男孩与女孩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中发展了对性别的认知图式(Martin & Halverson， 1981)。这类图式包括了与如何成为男孩或者女孩的行为和特质，例如男孩子是活跃而坚强的。随着时间发展，儿童发展出了对于他们自己的性别的图式，进而选择与他们自己的性别图式吻合的活动和环境，这进一步强化了那些图式。的确，男孩同伴群体表现出更鼓励更动作更激烈的游戏，而女孩同伴群体倾向于强调安静而合作的游戏(Maccoby， 1990; Rose & Rudolph， 2006)。 社会建构理论关注当下行为表达的性别差异。他们认同童年期的确能够学习到特定的社会交往的形式。但是，这种行为模式发生于人与环境的不断交互过程中，因此行为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持续在新环境中被建构。于是，社会建构理论假设情绪并不是个体所具有的，而是在当下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形成的。研究也证实了，儿童能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交往中的期望予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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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情绪表达性别差异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该模型整合了以上三个主要理论，假设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先天生物差异、社会化、以及当前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期待的混合条件下出现。 3.1. 生物与社会化交往 首先，在大多数文化中，均存在与性别有关的对情绪表达的规则(Brody & Judith， 2008)。在欧美文化圈下，人们期待女孩表露出更高水平的情绪，特别是快乐这样的积极情绪。同时，包括悲伤、恐惧、焦虑、羞愧、内疚等在内的内化的负性情绪(Brody & Judith， 2008)。女孩也被期待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和同情(Zahn-Waxler & Robinson， 1995)。相反，男孩子则更多被期待表现较少的悲伤、焦虑，同时允许他们表露出愤怒、蔑视和厌恶。外化的情绪表达对于男性性别角色来说，显得更为果敢，自信，独立，甚至具有攻击性也在传统观点里认为能够意味着保护家庭和避免危险，并且具有抚养家庭的能力(Brody， 1999)。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中，被看作是生物、社会化以及文化因素的共同造就的。 在积极情绪领域，有四项有关的元分析表明年龄与积极情绪的性别差异有关。首先，Hall与Halberstadt (1986)并未发现2~12岁的儿童有显著的性别差异。LaFrance et al. (2003)发现了青少年和成年人(13~更大)，女生相比男生具有更多的微笑行为，这种差异有中等程度的效应量(d = −0.41)。Chaplin与Aldao (2013)，婴幼儿并没有在积极情绪表达上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对童年中期和青少年期发现了较小但是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Else-Quest， Hyde， Goldsmith，与van Hulle’s (2006)的元分析发现3个月至13岁的儿童在微笑行为上出现了性别差异。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了儿童早期在积极情绪表达上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在儿童中后期以及青少年和成年期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同时，这支持了生物与社会化理论，女生在生物学上具有较低的唤醒水平，同时更高的情绪语言表达能力让其表达情绪的能力随着时间而不断提升。同时，社会化因素导致她们采纳了女性性别角色在表达情绪上的规则，即表达出更多的与关系有关的积极情绪。 在内化的情绪如悲伤和恐惧/焦虑方面，有两项相关的元分析。首先，Else-Quest et al. (2006)发现较小的但是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3个月到13岁的女孩在恐惧情绪的表达水平高于男孩。对于悲伤，该研究团队并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另外一项元分析，Chaplin和Aldao (2013)发现在内化的情绪的表达中婴幼儿期女孩比男性更明显，而在儿童中期并为发现显著的差异。有趣的是，当研究者将情绪分为特定类别时，恐惧、羞愧、同情表现出最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对于悲伤则并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了，至少对于欧美文化下的儿童，女孩相比于男孩更多得表达恐惧和其他内化情绪，而且这种差异出现得较早，但并不随年龄而改变。 在外化情绪方面，具有两项相关的综述研究。Maccoby与Jacklin (1974)发现，沮丧情绪在婴儿期表现出男孩多于女孩，但在幼儿期并未出现差异。与此相似，Chaplin和Aldao (2013)发现男孩与女孩在观察到的外化情绪表达上在婴儿期无差异，但在幼儿和学前期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童年中期，意外的是，这种性别差异的方向发生的改变。青少年男性表现出更少的外化情绪。这与另外一项关于外化情绪表达的研究一致，研究发现从婴儿到童年期，外化情绪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发展而被加强(Keenan & Shaw， 1997)。 3.2. 社会背景因素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重视社会背景的影响。模型假设性别角色对于情绪表达的影响，一旦内化，可能会被加剧，这依赖于与当前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同时也有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影响儿童情绪表达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是表达情绪时的人际背景。儿童倾向于使用社会交往背景下被接受的方式表达情绪，因此将更倾向于表现出与性别角色一致的行为。 对于积极情绪，LaFrance et al. (2003)的元分析发现，当与不熟悉的人相比与熟悉的人在一起，积极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女性大于男性)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更为明显。Chaplin和Aldao (2013)则发现在与不熟悉的成年人一起时，积极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0~17岁时最为明显，而在与父母或者单独，或者和同伴一起时，则没有差异。对于外化的情绪表达，Chaplin与Aldao (2013)发现存在社会背景影响因素，如在有同伴出现时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在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出现时，则不存在性别差异。这表明同伴群体可能促进了表现出符合性别角色的愤怒情绪和攻击行为。而对于内化的情绪，这种性别差异在父母和不熟悉的成年人在场时较为明显，而在同伴出现和单独时差异降低了。 3.3. 文化于民族因素 性别角色和社会背景因素对儿童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工薪阶层或者低收入家庭，女孩更可能被鼓励表现出坚韧不拔的一面，这样便能在具有潜在危险的社区环境中保护自己，而且因此，这些女孩可能不会面临较大的社会化压力要求他们抑制愤怒情绪(Brown， 1999; Eisenberg， 1999)。另外，不同民族团体可能对于不同性别具有不同的情绪表达规则。例如，Matsumoto (1993)发现，高加索成年男性相比于西班牙裔男性将恐惧评价为更为合适的情绪，同时比非裔和亚裔男性将悲伤情绪的评价为更恰当。这可能表明高加索裔父母会更有可能鼓励女孩子的悲伤表达，而非裔美国父母可能不太鼓励悲伤情绪的表达，对男女都如此。 然而，民族对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因为大多数的研究被试都是白人中产家庭的儿童。LaFrance et al. (2003)的元分析包括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和承认被试的研究，发现了在积极情绪表达上存在了较弱的差异。例如，相比于非裔和亚裔群体，高加索样本表现出了在性别上对于微笑的较大差异(女性 > 男性)。另外，一些近期的研究也逐渐发现在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Hubbard (2001)发现观察到的快乐、悲伤和愤怒的表达在非裔低中产阶级中较少，同时发现男孩表现出更多的愤怒表达。但是并为发现显著的快乐和悲伤表达的性别差异。Panjwani， Mayers， 和Chaplin (2016)发现非裔低中产阶层女孩相比于男性表达更高水平的快乐和窘迫感，这与西方的性别角色一致。总的来说，存在一定的证据表明了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可能依赖于民族和文化背景，但是这需要更多在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下的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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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文章中阐述了儿童与请少年在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的一个生物–心理–社会背景的发展模型，同时列举了一些能够证实该模型的实证研究。模型认为在生物学上出生时行为的性别差异是较小的。但是这种差异随着来自于成年人和同伴的社会化压力的增加，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强化和塑造成了与性别角色一致的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另外，背景因素与生物和社会化因素共同决定了儿童根据其性别角色规范而采取的表达策略的采纳，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会进行情绪表达方式的选择。 实证研究主要来自于欧美白人中产阶层被试人群。研究发现，至少在积极和外化的情绪上，性别差异的缓慢显现，表明了这种差异是在生物因素和社会化因素共同作用下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另外，情境性的人际环境因素作为一个较强的影响因素，决定了性别角色一致的情绪是否得到表达。儿童和青少年在与陌生成年人以及和同伴一起时，相比于父母在场时，更多地得到表达。 总体上说，实证研究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提供了支持，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工作来更全面地理解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性别与情绪表达关系的发展。首先，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多大程度存在于特定背景下。十分有必要研究这种差异对儿童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早期的与性别有关的情绪表达模式可能与后期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有关。那些表现出夸张的女性化的应对压力的方式，例如表达强烈的悲伤、焦虑和共情，对愤怒的抑制，可能容易内化一些负面情绪，从而发展成为抑郁症和焦虑症(Keenan & Hipwell， 2005)。男孩表现出过度的不受控的愤怒和抑制悲伤与焦虑，可能增加他们发展出行为问题和药物滥用的风险(Nolen-Hoeksema & Hilt， 2006)。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特定背景下是否与某些心理障碍存在联系，这对与针对性别的干预措施有启发意义。 另外，文中涉及的实证研究的仅局限于欧美国家。未来的研究也应该更多关注跨文化背景下的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研究跨文化背景下的情绪表达性别差异能够告诉我们这种性别差异为什么以及何时出现，或者不出现。理解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也有可能启发基于情绪方面的心理障碍和健康问题设计出适应于文化背景的干预措施。另外一个研究展望是对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的整合研究来探究性别和观察到的情绪表达以及情绪体验和与情绪有关的生理唤醒。对这些视角的整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性别在情绪表达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情绪体验和表达如何被调节，以及这些过程对于儿童适应性和非适应性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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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DPP-4抑制剂作为一种治疗2型糖尿病的新型药物正在崭露头角，本文利用分子对接技术研究DPP4蛋白与5种抑制剂之间的对接研究，以期对新的抑制剂的研究提供帮助。结果表明：阿格列汀抑制剂与DPP4对接过程中与GLU206，TYR662，ARG125处结合形成氢键，与GLU205处形成盐桥；沙格列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GLU206、TYR662，ARG125部位形成氢键，并在骨架的GLU205处形成氢键；利拉利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TYR662，ARG125部位形成氢键，在GLU206处形成盐桥，而在TUR547处形成了π-π作用；西他列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TYR662部位形成氢键，在GLU206处形成盐桥，而在TYR666处形成了π-π作用；维格列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部位形成氢键，在GLU206处形成盐桥。 关键词 :DPP4，分子对接，2型糖尿病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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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糖尿病是多病因导致的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相对或绝对分泌不足所引起的、以血糖升高为特征的代谢紊乱综合征。其特点主要为持续的血糖升高，是继肿瘤、心血管疾病之后，又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据WHO最新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全球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已超过1.77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7亿。2型糖尿病是全球性问题，占糖尿病总数的85%~90%，中国2型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达5000万。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为胰岛素抵抗和胰岛β细胞功能逐渐下降 [ 1 ] 。大量研究表明胰升糖素肽-1 (Glucagon-LikePeptide1， GLP-1)可通过多个途径参与机体血糖稳定调节，改善胰岛功能，延缓甚至逆转2型糖尿病病程的进展。有研究甚至显示GLP-1的作用缺陷从而引起β细胞功能障碍可能是导致个体发展为2型糖尿病的重要原因 [ 2 ] ，但GLP-1在体内会被二肽基肽酶(dipeptidyl peptidase 4， DPP4)降解而失去活性(其半衰期大约为1分钟)。DPP4抑制剂可选择性的抑制DPP4的酶活性，阻止GLP-1裂解失活，提高活性GLP-1的血浆水平，增强其生理作用。DPP4抑制剂作为新一类口服降糖药物在2型糖尿病治疗中对血糖控制的有效性、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已经在大量的临床试验和实际应用中得到证实。 DPP4抑制剂有很多，为了进一步说明DPP4抑制剂是怎样与DPP4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抑制的目的，本文利用分子对接技术将西他列汀(sitgliptin)、沙格列汀(saxagliptin)、利拉利汀(linagliptin)、阿格列汀(alogliptin)、维格列汀(vildagliptin)等小分子药物与DPP4的对接为例进行说明(分子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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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药物小分子利用chemdraw进行优化，随后用maestro elements 2.2软件进行对接准备，受体DPP4准备及对接用的是Maestro10.2软件，操作界面用的win-64界面。 配体分子是通过美国加州大学药物化学系的Shoichet研究小组建立并维护的ZINC数据库下载mol2文件得到。利用maestro elements 2.2软件对配体分子通过加氢、PKa计算、能量最小化等进行预处理，最后导出结构为.mol2文件。 为了进行分子对接研究，蛋白质DPP4结构是从布鲁克港蛋白质数据库(http://www.rcsb.org/pdb/， Brookhaven protein data bank) [ 4 ] 取得的，DPP4结构的PDB ID是2QOE，在分子对接中A链、B链结构对称，所以我们仅用A链来进行对接研究。对DPP4中的受体Q488移除，对蛋白质结构晶体利用 图1. 进行对接研究的配体分子结构 Maestro10.2软件进行同源建模优化晶体结构。利用Maestro10.2软件的glide-docking功能建立受体对接模型，随后将配体分子与受体进行对接。 DPP4与抑制剂之间的结合自由能是基于如下方程计算的，即体系的结合自由能为内能，溶剂效应(极性部分和非极性部分)，以及熵的贡献三者之和 [ 5 ] [ 6 ] ，本工作利用maestro中的MMGBSA方法来完成。 相互作用能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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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表1给出了配体与受体的对接情况，分子对接的实验值及理论值的比较 [ 3 ] 。表2给出了用MM-GBSA 图2. 分子对接后的二维平面图 方法计算的结合能，配体与受体的相互作用位点、作用距离等。图2给出了DPP4与配体对接的二维结构图。从图上可以看出配体阿格列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与GLU206，TYR662，ARG125结合形成氢键，与GLU205形成盐桥；沙格列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GLU206、TYR662，ARG125部位形成氢键，并在骨架的GLU205处形成氢键；利拉利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TYR662，ARG125部位形成氢键，在GLU206处形成盐桥，而在TUR547处形成了 作用；西他列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TYR662部位形成氢键，在GLU206处形成盐桥，而在TYR666处形成了 作用；维格列汀与DPP4对接过程中在GLU205部位形成氢键，在GLU206处形成盐桥，具体结合情况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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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DPP4抑制剂同时作用于胰岛α和β细胞，调节胰岛细胞功能，在强效降糖的同时，减少低血糖的发 Table 1 The docking residue of DPP4 with 5 molecule alogliptin alogliptin [ 3 ] linagliptin linagliptin [ 3 ] saxagliptin Saxagliptin [ 3 ] sitagliptin Sitagliptin [ 3 ] vildagliptin Vildagliptin [ 3 ] 对接值 −5.793 −7.92 −6.155 −7.91 −7.498 −7.61 −7.895 −7.1 −6.176 −7.43 实验pki值 [ 4 ] −8.5 −9 −9.2 −8.1 −7.8 与受体 相互作 用的残 基( * 为形 成氢键、 盐桥及 Pi-stacking 的部位) HIS126 HIS126 HIS126 HIS126 TRP201 ASN710 ASN710 ASN710 ASN710 * ASN710 ASN710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5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GLU206 * TYR662 * TYR662 * TYR662 * TYR662 * TYR662 * TYR662 * TYR662 * TYR662 ASP663 ASP663 ASP663 ASP663 TYR666 TYR666 * TYR666 TYR666 TYR666 * TYR666 * TYR666 * TYR666 SER630 SER630 SER630 SER630 * SER630 SER630 * SER630 HIS740 HIS740 HIS740 * HIS740 HIS740 ARG125 * ARG125 * ARG125 ARG125 * ARG125 * ARG125 ARG125 TRP629 TRP629 TYR547 TRP629 TYR547 TYR547 * TYR547 * TYR547 * PHE357 TYR547 * TYR547 TYR547 CYS551 SER552 SER209 PHE357 GLY549 PHE357 ARG669 SER209 PRO550 GLN553 VAL711 ARG669 SER552 SER209 VAL656 VAL711 PHE357 * PHE357 * GLY628 TYR631 PHE357 * VAL656 PHE357 * PHE357 GLN553 ASP545 VAL207 TYR631 SER209 TRP627 VAL207 VAL711 LYS554 TRP201 VAL656 ARG669 TRP659 TYR631 ARG358 TRP659 表1. 与五种小分子对接的DPP4的残基 Table 2 The interacting distance during docking between DPP4 and 5 molecule 配体名称 相互作用距离及类型 相互作用能 GLU205 GLU206 TYR662 ARG125 PHE357 TYR547 TYR666 alogliptin −47.9805 salt bridge 3.39505 2.039 (H-bond) 2.35119 (H-bond) 2.52806 (H-bond) Pi-stacking 4.51539 linagliptin −64.5003 2.33181 (H-bond) salt bridge 2.9098 2.53557 (H-bond) salt bridge 5.28194 saxagliptin −67.8099 2.40782 (H-bond) (side chain) 2.23433 (H-bond) (backbone) 1.71423 (H-bond) 2.5392 (H-bond) 2.22074 (H-bond) sitagliptin −79.1987 1.89363 (H-bond) salt bridge 2.77566 1.77592 (H-bond) Pi-stacking 4.65316 vildagliptin −46.9239 1.73979 (H-bond) salt bridge 4.87331 表2. DPP4与五种分子对接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距离 生，还可以保护胰岛细胞，延缓糖尿病的进展，在T2DM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与西方人群不同的是，中国血糖代谢异常人群β细胞功能障碍可能更为突显。因此，在病程早期纳入保护β细胞功能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可能更容易获得持久的血糖控制。本文通过DPP4与5种临床抑制剂的对接研究以期为新的抑制剂的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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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氟硼二吡咯（BODIPY）类荧光化合物在生物标记、肿瘤光动力治疗（PDT）光敏剂、固态太阳能聚光器电致发光器件、荧光开光等不同领域中都成为了研究的焦点，特别是在传感器和生物探针方面。本文总结了BODIPY类化合物的多种合成及其修饰方法，希望对相关研究人员有所帮助。 关键词 :BODIPY，合成及修饰，方法概况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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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氟化硼络合二吡咯类（Boron-dipyrromethene，简称BODIPY）近些年来因其有着其优良的性质，在多方面都有很好的应用和发展 [ 1 ] - [ 13 ] 。在BODIPY的核心结构中，在络合的硼桥键和甲川桥键的共同作用下，将两侧的吡咯环固定在同一个平面上，使整个体系的骨架原子达到极好的共轭状态，为其吸收光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BODIPY的光谱峰宽比较窄，在光学领域和生物学领域进行分析检测时，光谱峰宽较窄，检测灵敏度较高，并且减少了待测样品的用量。测得的结果中，荧光光谱上会出现更明显的荧光吸收和发射的变化，这样更精确地测得了样品的含量 [ 14 ] [ 15 ] 。 BODIPY类荧光染料的光稳定性能非常优秀，当它被激发达到激发态时，不会因为很长时间的激发而在分析测定过程中发生激发态的分解或其他变化，这样测得的荧光光谱更加准确可信。BODIPY分子的荧光量子产率非常高，一般都能达到0.6。一般普通的染料在水溶液中其荧光量子产率会变低，有的甚至被猝灭。对于BODIPY分子来说，水溶液其荧光量子产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它仍然能保持较高的荧光量子产率。由BODIPY的母体结构可知，他的母体结构上的取代基一般不会出现氨基或羧基这类对酸碱敏感的活性基团。因此外界的酸碱度对其影响会大幅度减小，因此BODIPY染料不会轻易变质。BODIPY类荧光染料对光的感应度很高，并且它还有高的摩尔消光系数，有些经过修饰后的BODIPY染料在水溶液中的溶解度也较高，再加上它在水中不易被猝灭这一优异的性能，使得BODIPY在光学、生物学、分析学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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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BODIPY的基本合成方法 2.1. 醛与吡咯作为反应物合成F-BODIPY [ 16 ] 在TFA的催化作用下，首先经由吡咯和醛进行的缩合反应，然后再通过四氯苯醌或DDQ氧化，最后在碱存在的反应体系里与三氟化硼乙醚络合物进行配位反应生成目标产物F-BODIPY氟硼类荧光染料。上述方法是目前研究中用途最广泛的合成F-BODIPY氟硼类荧光染料的方法。副产物较多，产率较低都是该方法较为明显的缺点，合成步骤见反应式1。 2.2. 吡咯与含有吡咯环的醛或酮作为反应物合成F-BODIPY [ 17 ] 经由吡咯和含有吡咯环的醛或酮反应合成F-BODIPY染料，该反应合成的荧光染料呈现特殊的绿色。相对于其他合成方法，产率低是该方法的缺点(反应式2)。 2.3. 吡咯与酸酐或酰氯作为反应物合成F-BODIPY [ 18 ] [ 19 ] 吡咯与酸酐或酰氯反应合成F-BODIPY氟硼类荧光染料的步骤见反应式3，经由酸酐、酰氯形成二个吡咯环连接的桥梁，进而合成F-BODIPY氟硼类荧光染料。利用该方法的合成步骤中无需使用氧化剂， Scheme 1. The pyrrole and aldehyde condensation oxidation to BODIPY 反应式1. 吡咯和醛缩合氧化配位成BODIPY Scheme 2. Synthesis of BODIPY by pyrrolidone or pyrrolidine and pyrrole 反应式2. 吡咯酮或吡咯醛和吡咯合成BODIPY Scheme 3. Synthesis of BODIPY by acid chloride or acid anhydride and pyrrole 反应式3. 酰氯或酸酐和吡咯合成BODIPY 适合用于8位取代的F-BODIPY氟硼类荧光染料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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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BODIPY衍生物的合成 3.1. BODIPY2，6位的修饰 2007年，在BODIPY的母体上，Loudet [ 20 ] 等人通过亲电取代反应在其2位和6位引入Br、SO3Na、NO2、I等，得到了BODIPY2，6位的修饰产物。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用钯催化的合成方法，该方法可直接在BODIPY母体的2，6位增加取代基，增长了体系的共轭，吸收波长红移，见图1。 3.2. BODIPY3，5位上的修饰 通过金属催化，通过亲核取代反应取代3，5位的氯原子，从而引入其他官能团 [ 21 ] 。利用该方法可以合成3，5位取代的BODIPY衍生物(见图2)。 3.3. BODIPY8位上的修饰 图3为BODIPY8位修饰的产物。8位取代的BODIPY衍生物是由Loudet [ 22 ] 等人提出，经由吡咯和戊二酸酐缩合，在有机碱存在下和三氟化硼乙醚配位得到的8位含有羧基的衍生物。另外，他们设计出经由吡咯和醛的缩合反应合成8位取代衍生物。 3.4. 硼原子的取代 Ulrich [ 23 ]等人报道的文献中，他们设计合成了在硼原子修饰的BODIPY衍生物，在BODIPY的中心硼原子上引入炔基、芳基和烯基等官能，见图4。 图1. 2，6位取代的BODIPY衍生物结构 图2. 3，5位取代的BODIPY衍生物 图3. 8位取代的BODIPY衍生物 图4. 硼原子取代的BODIPY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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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BODIPY类化合物随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对其合成及其修饰方法不断改善，使得拥有更优良的性能，使其更加全面深入地发展，在今后BODIPY类化合物的研究工作中，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合成及修饰方法的出现，使得BODIPY类化合物有着更大的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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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荧光光谱和荧光成像是当今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近几年飞速发展的研究进展中，有机荧光染料已被广泛应用于蛋白质标记、DNA检测和环境检测等领域。BODIPY荧光染料因其独特优良的光动力学性质而在众多荧光染料中显得格外耀眼，并逐渐成为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焦点。荧光分析法具有高选择性、高灵敏度、高荧光量子产率等优点。 关键词 :荧光染料，BODIPY类，结构和性质，发展历程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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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有机荧光材料 [ 1 ] 在生物成像方面是一类应用性很强的发光材料，在近几年飞速发展的研究进展中，有机荧光染料已被广泛应用于标记蛋白质、DNA检测和环境检测等领域 [ 2 ] [ 3 ] 。有机荧光材料基于单光子激发过程，常以能量较高，波长较短的光激发，发射光具有能量较低，波长较长的特点。高选择性、高灵敏度、高荧光量子产率等都是有机荧光化合物的优点 [ 4 ] [ 5 ] [ 6 ] [ 7 ] [ 8 ] 。BODIPY荧光染料因其独特优良的光动力学性质而在众多荧光染料中显得格外耀眼，并逐渐成为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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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荧光染料的简介 荧光染料[ 9 ]的种类繁多，其中罗丹明和荧光素是应用最广泛的两种荧光染料，已有大量文献对这两种荧光染料的性能和应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常见的荧光染料还有香豆素类、芘类、萘酰亚胺类、菁染料、含四吡咯基团的荧光染料、噻嗪和噁嗪类的染料、稀土配合物类荧光染料等： 2.1. 罗丹明和荧光素 荧光素和罗丹明 [ 10 ] - [ 20 ] 是最常见的两种荧光染料(如图1)。它在水中的溶解性较好，有吸收、发射波长较长(一般>500 nm)，光稳定较好，荧光量子产率高等优点。但因为荧光素和罗丹明染料中有羟基和氨基，使得其对pH比较敏感，将这两种染料应用于离子检测或荧光探针中时，要严格控制工作环境的pH [ 21 ] 。 2.2. 香豆素 香豆素染料(如图2)本身没有荧光，但它与某些取代基结合后会发出荧光，香豆素染料中不同位置R 1 、R 2 、R 3 与不同取代基结合后，其荧光强度会发生变化。香豆素染料 [ 22 ] [ 23 ] 的Stokes位移大、光稳定性好、对细胞的穿透能力强，因此香豆素染料可应用于细胞学等生物领域。香豆素染料也有其缺点， 图1. 荧光素(a)和罗丹明(b)的母体结构 它的最大吸收、发射波长短(<400 nm)，碱性溶液中，香豆素染料分子内的不饱和内酯结构容易发生水解，极其不稳定 [ 24 ] 。 2.3. 菁染料 菁染料 [ 25 ] (如图3)的最大吸收波长较大，l的数值都会超过600 nm，因此，菁染料在近红外区应用于荧光标记效果很理想。同样，通过引入不同的R 1 、R 2 基团，对菁染料的母体结构有很大影响，从而改变菁染料的光谱性质。另外，菁染料的荧光量子效率相比其他染料较低，与此同时，多川结构的菁染料容易发生聚集，由此菁染料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2.4. 芘类染料 芘类染料与香豆素染料类似，芘类染料母体(如图4)荧光性能一般，其母体结构与供电子基团发生共轭时，芘类染料的荧光性能便会加强(荧光量子产率可达50%以上)。芘类染料母体中的四个六元环是共面的，这个结构决定了芘类染料具有积聚效应。积聚效应使芘类染料在470 nm处有荧光发射，基于芘类染料的这个特点，可以利用其来设计荧光探针，目前报道的芘基激缔化合物荧光探针就是利用芘类染料的这一特性制成的 [ 26 ] 。芘类染料的这一平面结构特性也可被用作DNA嵌入型探针。芘类染料还具有许多优良的特性，例如：不易受外界酸碱性的影响，较高的光稳定性等。但是它也有不足之处，例如：芘类染料的最大发射波长短(<370 nm)，溶解性差，容易受到生物体内各中物质的干扰等。 2.5. 萘酰亚胺类 萘酰亚胺类染料多应用于生物方面的研究，例如与DNA相结合。利用萘酰亚胺类染料的特殊性质，将其转变为DNA嵌入材料，在生物标记等方面的应用性很强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并且萘酰亚胺类染料荧光量子效率高，因此，萘酰亚胺类染料可被广泛应用于生物标记物领域。但是这类染料也具有吸收 图2. 香豆素的母体结构 图3. 菁染料的母体结构 图4. 芘类的母体结构 及发射波长较短的问题，在图5中，当R 2 和R 3 与母体结构发生共轭，电子云密度变大时，萘酰亚胺母体结构的最大吸收波长变大。此外，萘酰亚胺类染料与其他类型的染料相比，颜色浅，并且e数值低。 2.6. 噻嗪和噁嗪类的染料 其他小分子染料如噻嗪类和噁嗪类(如图6)，这些小分子染料具有合成难度低，在近红外区就有最大吸收以及发射等优势，但是这类小分子染料的荧光量子效率低，耐尔蓝 [ 32 ] 、耐尔红 [ 33 ] 、亚甲基蓝 [ 34 ] 、噁嗪 [ 35 ] 是这类小分子染料中极具代表性的物质。 2.7. 稀土配合物类荧光染料 荧光强度大的荧光化合物还有稀土(Eu 3 、Tb 3 )配合物，它们的光寿命长、Stokes位移大，可以用于荧光标记和时间分辨荧光检测 [ 36 ] 。但是稀土配合物类荧光染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许多稀土配合物荧光染料的激发波长较短，一般在紫外或近紫外区。对于一些要求荧光激发波长较长的设备，稀土配合物荧光染料则不能满足其需求。 2.8. 含四吡咯基团的荧光染料 含四吡咯基团的荧光染料(如图7)的激发波长较长，一般都处于红外区，这类荧光染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卟啉，另一种是酞箐。卟啉主要应用于生物科学领域。将荧光染料卟啉与蛋白质、核酸、脂质、糖类、DNA等生物大分子结合，可以对它们的结构和性能进行分析检测，用于判断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性能是否发生改变。卟啉与DNA有多种作用方式，例如：静电作用、嵌入作用和堆积作用 [ 37 ] 。酞箐的热稳定性强，它主要应用于疾病诊断等生物医学方面 [ 38 ] 。但是含四吡咯基团的荧光染料的溶解性差，并且其分子结构较大，因此它在生物应用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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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近三十年来，科研工作者对有机荧光材料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在继续。有机荧光染料在现代科学和医学领域，包括材料科学、临床诊断医学、分析和环境化学、生物技术等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基于BODIPY为母体的各种有机荧光材料，由于其高的激发率、高的荧光量子产率以及其对光和化学反应的稳定性而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对BODIPY类荧光化合物进行修饰，拓宽其应用，丰富有机荧光染料的 图20. 水溶性染料结构 图21. 含有活性酯的BODIPY染料 种类仍然会是今后科学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