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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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酒后驾驶心理研究 酒后驾驶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因素，近些年我国加大了对酒驾的整治力度，但与酒驾相关交通事故仍有发生。据中国交通频道数据，2019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酒驾醉驾90.1万起，其中醉驾17.7万起，因酒驾导致死亡交通事故1525起，造成1674人死亡，贺卫(2020)。而心理有引导行为的作用，驾驶心理影响着驾驶行为的整个过程。故酒驾心理的研究对于治理酒驾有着重大意义。 目前针对酒后驾驶员的心理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建模分析等形式。在2013年郑维芳，陈素玲，王蕾，叶敏捷(2013)研究酒后驾驶员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特征，随机选择当地60名酒驾者和60名无酒驾史的驾驶员进行对照，并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应对方式问卷(CSQ)和艾森克个性问卷(EPQ)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说明酒驾者相对于无酒驾史的驾驶员有着较多的心理问题和精神质人格。2015年黄小英(2015)随机抽取有醉酒经历的人群，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并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处理。数据显示出人们饮酒后对经历时间的感知和行为控制能力有着较为明显的下降。同年杨丽媛(2015)运用多变量动态模型，将酒后产生的侥幸心理、取巧心理等当作变量，对酒后心理变化的瞬时性和无序性造成的影响进行估计，以求获得准确的酒后心理结果。2016年张丽丽(2016)对酒后驾驶员进行抽样调查，分别使用MINI量表定式访谈和PDQ-4+人格障碍筛查量表分析酒后驾驶员的精神障碍和人格状况。调查得出90%的醉驾者有着不同种类的精神障碍，醉驾者的人格特点多为自负、情绪化、好冲动等。2018年金杰灵，邓院昌(2018)研究酒后行为的心理因素时，构建基于Ex-TPB的酒驾意图心理因素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Ex-TPB对酒驾意图有着更为精确的预测性能。 酒后驾驶的心理研究最早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还有构建心理分析模型等，逐渐朝着一个更为精细化的方向进行。研究酒驾心理能够为更好的治理酒驾添砖加瓦，但是最好的方法是能够避免酒后开车，有关预防酒后驾驶的技术也应运而生。2013年孙丹(2013)设计了一种基于GPS/GSM的车载醉酒禁驾系统。2014年黄志鹏(2014)运用了无线定位技术和指纹式酒精探测技术等，将检测酒精与钥匙启动相结合的一种预防酒驾的无钥匙启动系统。同年张政，刘世辉，阳华，张晓梅(2014)提出了酒驾自动检测预警与紧急制动系统。2015年孟庆宇，祝玲，李鑫，孙再尚(2015)利用STM32设计出一种语音防酒驾系统。2016年刘艳红(2016)运用多个传感器同时对酒精、车辆加速度等特征测试，具有较好的精度和稳定性。2018年田大玮(2018)设计了一种集酒精浓度的采集与分析、车辆警示和通信等一体的预防酒驾系统。2019年栾广宇，申楚仪，苑志宇，杨志宇，杨旭峰(2019)使用STC89C52作为控制芯片，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驾驶员是否上车，并使用酒精传感器测量并判断车内酒精浓度。同年常留学和黄志成(2019)运用Arduino单片机、MQ-3传感器和脉搏传感器，设计了一种车辆防酒驾系统。近些年预防酒驾的相关技术有了较为突出的进步，能够更为精确检测出酒后驾驶，理论上能检测出酒后驾车并自动做出一系列的预警措施，但研究成果还未得到大量推广，实用性有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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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疲劳驾驶心理研究 疲劳驾驶导致交通事故不断发生，现已成为我国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有关疲劳驾驶心理的研究和关键技术有了重大突破。在1995年施其洲，张国宝，张济民，王有培，唐森林(1995)运用临界闪烁融合频率法，检测铁路机车驾驶员的疲劳程度，结果表明铁路机车驾驶员随着列车行驶时间的延长，驾驶员的疲劳程度加深，但列车快到站时，驾驶员的精神明显好转。2002年金键金键(2002)在疲劳平衡稳定性方面，应用失衡性测试台以获取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数据，设计出一种驾驶疲劳测试体系。2011年李平凡，王殿海，刘东波，王峻极(2011)使用驾驶模拟试验平台，分析出驾驶员午餐后出现疲劳的原因，为警醒饭后驾驶疲劳提供了依据。在2011年桑峣(2011)围绕公交驾驶员所驾驶车型的不同和运行时间两个角度，采用人机试验仪器对驾驶员心理疲劳出现的反应进行检测，分析出疲劳驾驶的心理变化规律。而2014年李洋(2014)在对公交驾驶员疲劳驾驶心理研究中，将车站数和信号灯考虑在内。同年张蓓(2014)通过问卷调查、血压测量和闪光融合频率的方法，对驾驶员疲劳情况进行研究。2018年史晨军，邓院昌，林庆丰，张圆(2018)分析疲劳驾驶行为心理时，添加了法律规范和行为经验这两个变量，使得基于Ex-TPB的疲劳驾驶行为结构方程模型有较高的预测能力。由于自动驾驶技术的日益成熟，2019年张艺竞，常若松，马锦飞，窦广波(2019)提出在L3等级自动驾驶条件下，驾驶员的驾驶任务更加单调，驾驶员较容易发生被动疲劳Duffy (2001)。2020年贠海和邹祉佶(2020)探究了自动驾驶接管操作与疲劳之间的联系，研究证明疲劳驾驶主要影响驾驶员的刹车输入速率与车道位置标准偏差(SDLP)。 除了上述对疲劳驾驶心理影响因素研究外，近几年涌现出许多检测驾驶疲劳的技术，其中对驾驶行为、眼部特征和人脸识别的检测技术颇多。2014年牛清宁(2014)建立自适应检测模型，降低了由于驾驶员个体的差异性造成的偏差。2015年金雪(2015)提出运用样本熵分析法对驾驶员疲劳行驶中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建立基于信息融合的疲劳驾驶检测算法。2019年运杰伦，林欣欣，高扬帆(2019)使用MTCCN检测驾驶员面部，减少了图像处理的复杂度并提高了判断驾驶疲劳的精确度。同年袁静泊(2019)在研究的防疲劳智能检测平台中加入了双阈值睁闭眼识别算法。李敏，李江天，宋战兵(2019)利用支持向量机(SVM)检测驾驶疲劳。田璐萍(2019)在基于人脸识别的疲劳驾驶系统中应用动态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特征参数的融合。黄勇(2019)提出一种利用智能手表和手机的驾驶疲劳识别方法。2020年姚康(2020)设计了一种可穿戴的疲劳检测装备，提出N-Range眼部定位算法，研究证明了检测的精确性和使用价值。传统使用脑电信号的方法检测疲劳操作复杂、准确性差，而王斐，吴仕超，刘少林，张亚徽，魏颖(2019)搭建卷积神经网络，使得脑电信号检测驾驶疲劳时发挥较好的识别效果。同年李鑫，张晖，吴超仲，张琦，孙一帆(2020)将驾驶员的脉搏波作为数据源，并建立了基于BPW特征融合的驾驶疲劳检测模型。 疲劳驾驶心理研究涉及了不同类型的驾驶员，完善了影响疲劳驾驶心理的因素，运用了生心理的研究方法，验证了疲劳驾驶心理在交通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自动驾驶条件下的疲劳驾驶心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驾驶疲劳的检测方法中，特征参数的提取更为准确，比如眼部特征有瞳孔直径、眨眼频率、闭眼时长等，弥补了传统方法中信息提取的局限性，提高了驾驶疲劳检测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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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交通事故心理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交通事业稳步发展，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却没有明显减少。人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主导因素，有关驾驶员事故倾向性研究尤为重要。早在1999年刘浩学，赵建有，吴戈，李百川(1999)分析驾驶员个性因素与交通肇事两者的联系，研究说明驾驶员情绪稳定、忧虑等个性因素影响交通事故的发生。2008年赵丽杰(2008)通过一种便捷的方法检测具有事故倾向性的驾驶员，理论上减少30%左右交通事故的发生。2009年乔维高和谢京丹(2009)对交通事故心理的倾向性进行研究，得出事故倾向性驾驶员更容易发生事故。2014年陈泳如(2014)调查了交通肇事群体的人格和心理特点，分析出交通肇事群体的外倾、同情和变态心理较为突出。2016年闫华(2016)建立一种驾驶员心理与交通事故相关联的模型，以便查找出有事故倾向性的驾驶员。2019年左宇坤(2019)利用心理测评量表以及样本对照的方法，验证得出发生交通事故倾向性与驾驶员的心理密切相关。同年王晓敏(2019)采用EPQ和SCL-90量表测试驾驶员的人格特征与心理状态，说明具备外倾性(E)、神经质(N)的人格或者具备躯体化的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大。 交通事故倾向性研究证明了驾驶员心理素质对交通事故有较大影响，其中建立驾驶员心理与事故倾向性的关联模型是检测驾驶员事故倾向性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交通事故后心理的研究尤为重要。2010年姚娜(2010)通过研究草原公路线性与交通事故分布的特点，明确驾驶员的生心理指标，由此分析草原公路事故发生的因素。2012年沈世琴，张婵，康元艺和姜雅菁(2012)研究事故驾驶员的认知能力、情绪状态及人格特征这三个方面，为驾驶员心理培训与交通事故控制研究提供借鉴。2014年梁敏(2014)通过分析交通事故重症患者，得出患者某些方面的心理症状倾向增加。2015年张建华，韩颖，黄大喜，王静(2015)提出一种安全设施设置技术，有效提高交通事故救援路段安全设施的辨识度和可视性。同年杨惠敏，陈雨人，方守恩，袁建华(2015)研究了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救援时间与生存率的关系，研究说明受伤人员应当在接到报警14分钟内得到必要的紧急救援。2016年余青原(2016)探究了国内外交通事故救援中二次事故预防措施，指出预防交通事故救援中二次事故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2017年杨挺和周少国(2017)提出了“点–层”辐射的多级响应、逐级控制应激救援模式，缩短了救援时间。2018年王颖和蔡德宇(2018)指出通过加强驾驶员的法律意识和心理素质能够有效减少肇事逃逸行为的发生。 交通事故心理研究过程中，学者研究的重点有：事故倾向性驾驶员的检测、交通事故后的救援及心理援助、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交通事故后的心理援助会是研究的热点。在2006年吴茂旺和许亚军(2006)回访了近百例因交通事故造成伤残的人，主要调查了交通事故后的心理状况。2013年孙云等指出目前我国对于交通事故心理援助经验匮乏，专业心理援助人员的筛选和培养尚不完善。2016年王晓露(2016)提到交通事故受害者难以融入社会，需要受到心理及相关政策的援助。可见，我国对于交通事故后心理援助应当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出台相关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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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主要从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和交通事故这三个特殊场景，进行了驾驶员应激心理研究综述。首先针对驾驶员酒后心理的影响因素有了较为准确的分析，车辆预防酒驾系统的检测精确性以及更加人性化的预警措施仍是研究的重点。疲劳驾驶心理研究中，眼部特征和人脸识别的疲劳检测方法居多，今后有关检测驾驶疲劳的产品效果有待验证。另外，在自动驾驶条件下的疲劳驾驶心理研究应当受到人们重点关注。交通事故心理研究中，驾驶员事故倾向性的检测方法不够完善，事故后保障救援的及时性以及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方面需要加强，交通事故后的专业心理援助人才应当接受正规培训。总之，在倡导安全驾驶的当下，驾驶员心理与交通安全息息相关，需不断结合当下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常态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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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为考察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良心与亲社会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良心在亲社会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良心问卷》、《亲社会倾向测量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 父母情感温暖、父母过度保护、良心与亲社会行为两两正相关。② 母亲情感温暖和母亲过度保护能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③ 母亲情感温暖、父亲情感温暖和父亲过度保护能正向预测良心；④ 孝敬心、感恩心、责任心、诚信心、恻隐心能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⑤良心在父母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结论：家庭教养方式既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也通过良心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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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亲社会行为最早由Weisberg于1972年在《社会积极形势考察》中提出，他最初提出与侵犯等否定性行为相反的行为都可称作亲社会行为。Arnoosn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以帮助他人使他人获得利益为出发点而采取的行为。罗政伟(2017)认为只要个体的举动使他人或社会获得好处，这种举动就属于亲社会行为。本研究将采用心理学界引用最多的定义，即“个体自愿做出的可以给别人、群体或社会带来好处并能促进自己与他人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行为”。 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父母教养方式一直以来是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关注的焦点，左占伟(2003)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培养教育子女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教育认知、教育情感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国外学者Darling和Steinberg (1993)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与孩子互动交往时所表现的态度及营造的一种情感氛围。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子女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认知、态度、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行为倾向。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温暖、同情以及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Carlo， Mestre， Samper， Tur， & Armenta， 2011)，Carlo等人(2017)也研究发现权威型父母亲培养出来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拥有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良心作为个体的内部因素对亲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良心即为仁义之心，主要包括恻隐心、羞恶心、是非心、诚信心、感恩心、宽容心、责任心、孝敬心这八个维度(邱小艳，燕良轼，2016)。Jansen等人(2017)研究良心水平得分高的个体在欺凌行为上的得分更低。Anthony，Holmes和Wood (2007)研究发现他人较高的社交评价可以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使个体从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同时，胥兴春等人也研究发现感恩心能够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胥兴春，李贞珍，2016)。 大量研究也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良心也有重要影响。Kochanska等人(2010)研究发现母亲的反应性、温和的育儿方式能促进青少年良心包括道德行为、道德认知和道德自我的发展。Heaven和Ciarrochi (2008)研究发现父母权威高的青少年比父母权威低的青少年责任心下降得慢。严逸云的研究也发现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能够正向预测中学生良心的发展水平(严逸云，2015)。 社会学习理论代表人物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影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他强调内部因素(个体)与外部因素(环境)的共同作用。孩子通过对父母言谈举止的观察模仿而习得某种为人处事的方式，个体因素良心就像一个“监督者”调节个人的行为判断和选择，我们已论述过父母教养方式能预测良心和亲社会行为，那么作为外部因素的父母教养方式和作为内部因素的良心能否共同起作用于亲社会行为，这值得探究。张宁(2012)研究表明高中生责任心与父母教养方式相关显著，父母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相关显著，责任心在高中生信任鼓励型和情感温暖型父母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根据邱小艳的良心结构划分，责任心属于良心的一个维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前人的理论验证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良心和父母教养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探讨良心在亲社会行为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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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湖南省某中学共选取了780名被试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72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有648份，其中男生285人(44.0%)，女生363人(56.0%)，被试平均年龄14 ± 1.8岁，回收问卷有效率是83.1%。 2.2. 工具 2.2.1. 亲社会倾向调查问卷 采用丛文君(2008)修订的《亲社会倾向测量问卷》。该问卷分为六个维度，分别是公开性、匿名性、利他性、依从性、情绪性、紧急性，总共23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2.2.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蒋奖等人(2010)修订的简式中文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包括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采用Likert 4点量表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此种教养方式程度越高，各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1~0.92之间。 2.2.3. 青少年良心问卷 采用邱小艳、燕良轼(2016)编制的《青少年良心问卷》。该问卷包括8个维度，分别是感恩心、恻隐心、羞恶心、诚信心、责任心、是非心、恭敬心、宽恕心。该问卷共42个题目，其中5个题目为测谎题，不纳入数据分析。采用Likert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良心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66。 集中施测，测试前，在公共教室统一宣读指导语。测试一律采用匿名方式作答，回答没有对错之分，根据真实经验或想法回答即可。当场回收问卷。最后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3. 施测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使用数据统计软件spss20.0对问卷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将《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4级量表数据转换为5级量表数据，采用Mplus7.4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为了进一步研究良心的中介作用，使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作用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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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父母教养方式、亲社会行为与良心之间的相关分析(表1) 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父亲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214， p < 0.05)，母亲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382， p < 0.05)，父亲情感温暖和良心显著正相关(r = 0.224， p < 0.05)，母亲情感温暖和良心显著正相关(r = 0.240， p < 0.05)；父亲过度保护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100， p < 0.05)，母亲过度保护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116， p < 0.05)，父亲过度保护和良心显著正相关(r = 0.123， p < 0.05)，母亲过度保护和良心显著正相关(r = 0.105， p < 0.05)；良心和亲社会行为(r = 0.393， p < 0.05)显著正相关；父母亲拒绝与良心、亲社会行为无显著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ing style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conscienc 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 父亲过度保护 母亲过度保护 良心总分 亲社会行为 0.214 ** 0.224 ** 0.100 * 0.123 ** 0.393 ** 良心总分 0.382 ** 0.240 ** 0.116 ** 0.105 ** - 表1. 父母教养方式、亲社会行为与良心之间的相关分析 3.2. 父母教养方式、亲社会行为与良心之间的回归分析 以亲社会行为总分为因变量，父母教养方式六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母亲情感温暖(t = 5.662; p < 0.05)和母亲过度保护(t = 0.832; p < 0.05)能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以良心总分为因变量，父母教养方式六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母亲情感温暖、父亲情感温暖(t = 2.733， 2.178; p < 0.05)和父亲过度保护(t = 3.110; p < 0.05)能正向预测良心。以亲社会行为总分为因变量，良心八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孝敬心、感恩心、责任心、诚信心、恻隐心(t = 4.860， 4.101， 4.550， 3.760， 3.775; p < 0.001)能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3.3. 良心在父亲情感温暖影响亲社会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Preacher和Hayers (2008)开发的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抽5000次)，并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对父亲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良心在父亲情感温暖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见图1。 图1. 良心在父亲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对母亲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良心在母亲情感温暖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见图2。 图2. 良心在母亲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对父亲过度保护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良心在父亲过度保护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见图3。 图3. 良心在父亲过度保护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对母亲过度保护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良心在母亲过度保护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见图4。 图4. 良心在母亲过度保护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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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父母亲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大部分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得出的研究结果一致(蒋奖，许燕，2008)。Baumrind (1991)通过追踪研究提出父母温和的说理、严格的要求将会培养以亲社会方式行动的青少年。本研究发现，母亲情感温暖和母亲过度保护能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这也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可能因为母亲通过给孩子的爱满足了孩子的无所不能感，当母亲给予了孩子这种满足感，孩子会把与母亲建立的这种关系通过移情影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对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人的预计会更加乐观，从而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家庭人员把所有的关注都给予孩子，无条件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父母对孩子采取过多的保护措施以避免孩子受到伤害，在父母过度保护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接触的世界都是美好的，但他们也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或赞许，那么孩子也越容易在公众面前为了得到他人的赞许而采取公开性亲社会行为和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父亲过度保护能正向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父亲在家起顶梁柱的作用，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父亲能提供给孩子足够的保护，使得孩子更有安全感，更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个体关于社会的信仰、价值观念是通过父母的过滤和中介传递给孩子的。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是培养孩子慷慨、爱心、合作精神等优良品质的最佳场所。因此，父母和个体之间亲子关系以积极父母对个体的教养方式是否合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4.2. 父母教养方式与良心的关系 父母亲拒绝与良心大部分维度(感恩心、恻隐心、责任心、是非心、孝敬心)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Laible， Eye， & Carlo， 2008；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2009)。父母亲对孩子的需求冷漠、不给予必要的关注，孩子容易习得父母亲对待自己的方式，从而表现出对这个世界冷漠，更少做出亲社会行为。父母亲情感温暖对良心起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能恰当并及时地给予子女情感温暖的父母，更有助于子女形成积极的品质，发展出更高的良心水平。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保护与羞耻心、宽恕心显著正相关(严逸云，2015)，原因可能是在父母亲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个体，独立性差，不能承担太多的负面评价，自尊心强，羞耻感也强；在父母亲过度保护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经历的坎坷比较少，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父母亲给他营造的安全的、美好的世界，所以，宽恕心水平更高(何丹，申曦，杨欢，范翠英，2017)。 4.3. 良心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孝敬心、感恩心、诚信心、责任心、恻隐心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陈宇琪，2017)。这可能与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有关，从小家庭和学校教育我们对别人的恩德要铭记在心，要懂得感恩，当我们选择把别人对我们的恩情传递出去即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这也是一种报恩的方式。前人研究显示，责任心强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如关心他人、同情他人、乐于助人、善于分享、合作等亲社会行为，而那些责任心缺乏的人，更多地表现出情感冷漠，更少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张宁，2012)。而羞耻心能显著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个体在做出亲社会行为时也面临一定的风险，中国人好面子，怕产生在帮助别人时出现“费力不讨好”的局面而丢面子，所以，为了规避风险而减少亲社会行为。 4.4. 良心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良心在父母教养方式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良心在父母情感温暖、父母过度保护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本研究的结果提供了实证支持，给予孩子更多关心爱护、理解支持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良心水平，从而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倾向。基于之前的讨论，母亲情感温暖和母亲过度保护能正向预测良心，自尊心、感恩心和羞耻心可以促进人的亲社会行为，自尊心、感恩心和羞耻心是良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良心的个体会更多地表现出对他人付出与回报的感激、对他人的痛苦处境的共情、对长辈的尊敬、对他人过失的宽容等，加大对社会积极因素的关注与理解，而这些都可以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此，正确的父母教养方式能促进个体良心水平的发展，具有高良心水平的个体更容易做出亲社会行为，父母教养方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还会通过良心作用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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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父母情感温暖、父母过度保护与亲社会行为、良心显著相关，良心与亲社会行为显著相关。母亲情感温暖和母亲过度保护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母亲情感温暖、父亲情感温暖、父亲过度保护显著预测良心；孝敬心、感恩心、诚信心、责任心、恻隐心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良心在父母亲情感温暖、父母亲过度保护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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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情绪是否会影响进食量，以及会如何影响饮食目前还不清楚。通过对情绪与进食量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对不同人群(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障碍患者、肥胖和超重患者)进食量的影响分别进行梳理，评估了不同情绪效价对饮食亚群体的进食量的影响，从而发现该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进一步扩充情绪与进食量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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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进食问题会导致许多健康问题，比如超重/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一些癌症，这些疾病与全球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有关(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过度进食(overeating)现象已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研究过度进食的机制。其中，消极的情绪体验是过度进食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过度进食的方式来应对抑郁、焦虑或愤怒等情绪(Nightingale & Cassin， 2019)。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作“情绪性进食”，也称为“安慰性进食”(comfort eating) (Gibson， 2012)或“压力诱导饮食”(stress-induced eating) (Greeno & Wing， 1994)。最近几年的研究中，自我报告的情绪性进食的发生率越来越高(Gibson， 2012)。虽然之前的大多数研究报告了消极情绪对情绪化进食对负面情绪的反应，如悲伤或愤怒，但最近的一项系统性研究表明，当个体经历积极情绪时，如喜悦或兴奋时，他们也可能参与情绪化进食(Devonport， Nicholls， & Fullerton， 2017; Evers， Marijn Stok， & de Ridder， 2010)。情绪性进食不仅与导致肥胖风险增加的行为有关，例如暴饮暴食(binge eating)和饮食失控(lose control over eating) (Goossens， Braet， Van Vlierberghe， & Mels， 2009; Kattermana， Kleinmanb， Hooda， Nackersa， & Corsica， 2014)，同时也被认为是肥胖与抑郁之间的关键中介(van Strien， Konttinen， Homberg， Engels， & Winkens， 2016)。无论个人对哪种类型的影响做出反应，情绪化饮食都与更大的肥胖和更高的体重指数(BMI)有关(van Strien et al.， 2016)。此外，情绪化饮食也与不良的饮食摄入密切相关。情绪性进食者在对情绪的反应中往往会转向高能量和低营养密度的食物(Banos et al.， 2014; Michels et al.， 2012; Nguyen-Michel， Unger， & Spruijt-Metz， 2007)，例如应激后糖和脂肪的摄入增加(Oliver， Wardle， & Gibson， 2000)。 情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为什么情绪会影响饮食行为，什么样的情绪会影响饮食行为，什么群体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进而增大或减少进食量，目前仍然有很多争论。Macht (2008)在情绪影响进食的五因素模型中，将个体差异和情绪类型纳入模型的分析中来探讨情绪对进食量的影响(Macht， 2008)。一方面，之前的研究认为高唤醒或强烈的情绪会抑制进食。基于这样的想法，即这些情绪激活自主神经系统，从而引起一系列生理变化，可能会导致饱腹感，如胃排空减慢，血液从胃肠道分流到肌肉，以及释放抑制食欲的激素(Wing， Blair， Epstein， & McDermott， 1990)。另一方面，中度的情绪唤醒会导致认知控制的能力下降。例如，限制饮食者是指为了减肥而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进食行为的人(Herman & Mack， 1975)，他们在经历一些积极或消极情绪时，由于处理情绪问题比控制饮食问题更加紧迫，因此对进食行为的控制会降低，当抑制难以维持时，抑制解除后的过度进食可能随之而来(Polivy， Herman， & Deo， 2010; Polivy， Herman， & Mcfarlane， 1994)。总之，有人假设，不同种类的情绪变化会导致进食量的增加和减少。尽管情绪会影响人们的进食行为，但这一影响在不同人群中是否都会引发过度进食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不清楚。因此本文梳理了不同人群中(包括限制性饮食者，饮食障碍患者，肥胖和超重群体)情绪对进食量影响的实证研究，总结了现有研究结果，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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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消极情绪对进食量的影响 2.1. 限制性饮食者 在限制性饮食者中，情绪对进食量的影响比较一致。一系列实验表明，在消极情绪状态下，限制性进食者比非限制进食者进食了更多的食物(有关综述，见Cardi， Leppanen， & Treasure， 2015; Evers， Dingemans， Junghans， & Boeve， 2018; Greeno & Wing， 1994; Heatherton， Striepe， & Wittenberg， 1998)。限制性饮食是指为了减轻或保持体重而控制自己的关于饮食的认知和行为模式(Herman & Mack， 1975)，前人的研究中多用自我损耗(self-depletion)来解释限制性饮食者在消极情绪后的进食行为。控制自己的情绪需要消耗自己有限的内在认知资源。当一种情景需要两种自我控制行为时，第二项任务的执行可能会因为能量消耗而受损(Muraven & Baumeister， 2000)，例如，当限制性饮食者需要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并抑制进食行为时，他们对进食行为的控制往往会降低。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消极情绪可能会损害对食物抑制反应的能力(Padmala， Bauer， & Pessoa， 2011; Rebetez， Rochat， Billieux， Gay， & Van der Linden， 2015)。一项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中性条件，在经历消极情绪时，高度负性紧迫感的参与者激活了更多与抑制控制相关的脑区，这表明大脑调节资源的过度反应性可能是解除抑制的罪魁祸首(Chester et al.， 2016)。限制性饮食者也会在自我耗尽后解除抑制。Vohs和Heatherton (2000)对比了慢性应激条件下和中等应激状态下的女性节食，让她们观看令人不安的电影并用应用抑制情绪的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反应，结果发现处在慢性应激中的女性节食者在后续的味觉任务中吃了更多的冰淇淋(Vohs & Heatherton， 2000)。 2.2. 进食障碍患者 过往的一些证据表明，消极情绪是暴饮暴食(binge eating)发生的诱因，抑郁情绪(即悲伤)是这种疾病中最常见的负性情绪(Nicholls， Devonport， & Blake， 2016)。一些横断面、实验和治疗结果研究表明，抑郁症状，急性悲伤情绪和暴饮暴食行为之间存在关联，并表明更高水平的抑郁与更严重的暴饮暴食有关 (Antony， Johnson， Carr-Nangle， & Abel， 1994; Dingemans， Martijn， Jansen， & van Furth， 2009; Telch & Agras， 1996)。此外，一项综述(Dingemans， Danner， & Parks， 2017)以及一项元分析(Cardi， Leppanen， & Treasure， 2015)也发现，负面情绪会引发暴饮暴食者的进食增加。然而，近期的一项元分析发现消极情绪对饮食障碍患者的进食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Evers et al.， 2018)。这可能是因为Cardi， Leppanen， & Treasure (2015)的研究仅分析了三项涉及暴饮暴食症状的患者，而Evers等人(2018)整理并分析了八项相关的研究。这一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情绪诱导和食物类型的多样性，这表明研究临床样本中情绪相关饮食的研究者在选择情绪诱导和食物类型时应注意。此外，在有暴饮暴食的患者中，有一些亚型可能在情绪-饮食关系中有很大差异。例如，一些暴食症患者可能具有抑郁症的共病，而暴饮暴食行为和研究显示，抑郁程度越高，暴饮暴食越严重(Dingemans et al.， 2017)。 2.3. 肥胖/超重群体 肥胖者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情绪化进食者(Schachter， Goldman， & Gordon， 1968)，然而一项综述(Greeno & Wing， 1994)以及近期的两项元分析(Cardi， Leppanen， et al.， 2015; Evers et al.， 2018)发现超重或肥胖人群的消极情绪变化与饮食行为的变化无关。一项应用生态瞬时评估法记录超重和健康体重人群进食行为的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并不是超重/肥胖群体过度进食的原因(Boh et al.， 2016)。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启动体重正常和超重的女性的负性和中性情绪，并比较他们在接下来实验中的甜、咸和健康食物进食量和食物选择，研究人员发现负性情绪暴露下，两组的进食量均增加了，出乎意料的是正常体重组的增加幅度高于超重组。然而，在食物选择方面存在差异。体重正常的女性只增加了甜食的摄入量，而体重超重的女性则显著增加了甜食和咸食的摄入量(Aguiar-Bloemer & Diez-Garcia， 2018)。这表明，消极情绪下不同类型食物的选择或许是导致他们后续体重增长以及其他健康问题的原因，同时表明，未来针对超重/肥胖人群研究应更加细致，关注消极情绪对这一群体更细致层面(如甜食等高热量食物或蔬菜等健康食物)的进食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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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积极情绪对进食量的影响 Cardi， Leppanen， & Treasure (2015)和Evers等人(2018)的研究均发现，积极情绪会导致进食量增加，但是仅发现了非常小的这一效应。一些研究表明，积极影响与健康食品的消费量增加呈正相关(Fedorikhin & Patrick， 2010; Gardner， Wansink， Kim， & Park， 2014; Garg， Wansink， & Inman， 2007)。然而，与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对饮食行为的影响很少被研究。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评估潜在的机制，并评估某些个体，如过度紧张的进食者，在多大程度上特别容易因积极情绪而增加进食。 3.1. 限制性饮食者 对积极情绪的研究不如对消极情绪的研究那么普遍，关于积极情绪是否会导致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的增加，目前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Cools等人(1992)通过诱导3种情绪(中性、积极和消极)对女性限制性饮食者的食物摄入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性情绪下，限制性程度越高，食物的摄入量越小(Cools， Schotte， & McNally， 1992)。然而在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下，食物摄入量随着限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消极情绪下进食更多。随后Cavallo和Pinto (2001)通过比较吸烟和不吸烟的限制性饮食者在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下的进食量，结果发现，两种情绪下，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量并没有显著差异(Cavallo & Pinto， 2001)。Yeomans和Coughlan (2009)通过区分限制性和去抑制分别研究了限制性饮食者的在积极、消极、中性情绪下的不同表现，结果发现高限制性高去抑制的人群在消极情绪条件下吃得最多，而低限制性高去抑制的人群在积极情绪条件下吃得最多，在消极情绪条件下最少(Yeomans & Coughlan， 2009)。而低去抑制低限制性的女性在三种情绪下都进食了相似的量。这可能表明，限制性饮食者的限制性和去抑制性程度与不同情绪效价共同作用会导致不同的进食行为。 3.2. 进食障碍患者 仅有几项研究探究了不同情绪效价对饮食障碍患者进食行为的影响，并发现积极情绪与厌食症患者中卡路里消耗增加有关，并且在暴食症患者中与高美味度零食的进食量减少相关(Cardi， Esposito， Clarke， Schifano， & Treasure， 2015; Cardi， Lounes， Kan， & Treasure， 2013)。说明积极情绪对饮食障碍患者的不健康进食症状又一定的改善。 3.3. 健康人群 健康人群中积极的情绪往往与更高的进食量相关，其中健康人群在快乐和幸福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快乐进食(Macht， 1999)。此外，在实验室环境中，实验诱导的积极情绪可以增加巧克力的愉悦感和口感(Macht， Roth， & Ellgrin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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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总结了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对分症状饮食行为人群进食量的影响。通过综述可以发现，对于消极情绪对限制性饮食者的影响，前人的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消极情绪与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量增加有关(详见，Cardi， Leppanen， & Treasure， 2015; Evers， Dingemans， Junghans， & Boeve， 2018)。而在饮食障碍患者以及肥胖/超重人群中，消极情绪与进食量的关系并没有得出显著的结论。对于积极情绪，由于前人研究较少，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积极情绪对饮食亚群体的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目前还不明确。 未来的研究中应扩充积极情绪对进食量的影响。因为消极情绪是许多饮食障碍发病的诱发因素(Nicholls et al.， 2016)，因此前人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消极情绪对进食量的影响，而对于积极情绪是诱发更严重的不健康进食症状还是改善已有的症状仍没有一致的结论。前人的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的原因可能是不同诱导积极情绪的实验材料导致诱发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情绪，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消极情绪或积极情绪的程度不同时，可能会导致不同的食物选择和进食行为，进而导致进食量的差异(Barnhart， Braden， & Jordan， 2020)。因此，未来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研究中，应使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诱发达到同一唤醒程度，进而比较两种情绪效价对进食量的影响。 前人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实验室诱发消极或积极情绪以及随后测量的进食量的变化，但是一项对进食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与平均的负面情绪水平和正常饮食前的负面情绪水平相比，进食障碍患者在暴饮暴食前的负面情绪水平明显更高(Haedt-Matt & Keel， 2011)。因此对日常生活研究进行类似的荟萃分析对未来的研究很重要，并且目前对于健康的非临床群体的研究较少，因此未来应多扩充这一部分的研究，以便弄清楚这些发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目前实验室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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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由大脑和脊髓神经元结构和功能的逐渐丧失导致的，阿兹海默和帕金森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此外还包括癫痫以及额颞痴呆。有较多研究发现神经退行性疾病与艺术创造性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表现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在患病后其艺术创造性出现了提高或降低。本文以四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为例，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影响艺术创造性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有助于厘清艺术创造性过程背后的神经机制。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神经刺激手段对神经疾病患者艺术创造性有关的脑区进行调控，具体地考察大脑与艺术创造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如何切实提高个体的艺术创造性进行探索。通过对神经退行性疾病与艺术创造性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艺术创造性的了解，以期能够对未来有关艺术创造性的脑机制研究提供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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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世纪50年代Guilford倡导创造性的研究以来(张庆林，2002)，对于这一复杂认知过程的研究便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同研究者对创造性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见解。吉尔福特强调问题的解决，认为创造性个体能够产生大量想法来解决特定的问题(Guilford， 1950)。Gruber and Wallace (1993)强调创造性个体的产出，认为创造性是新颖和价值的统一体，具有创造性的产品应该是既新奇，而且从某种外在的标准来看又是有价值的。 艺术是创造性集中表现的领域之一，艺术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涉及新设计和新思想的产生(Crutch， Isaacs， & Rossor， 2001)。同时艺术家也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群体，他们创作出的艺术品兼具新颖性和价值性。因此对于探讨创造性背后神经机制，可以从艺术创造性这一独特的角度着手。多项研究发现，神经退行性疾病会带来创造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通常表现在艺术领域(如视觉艺术、文学艺术和音乐等)。因此，通过研究神经系统疾病对患者艺术创造性的影响，有助于探索艺术创造性思维的脑机制、脑区定位及其生物学过程。本文对四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及其对患者艺术创造性的影响分别进行讨论，基于此，对艺术创造性有关的脑机制做了梳理和汇总，并对未来研究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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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额颞痴呆与艺术创造性 额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或额颞退化，是指由于大脑额叶或颞叶的神经细胞逐渐丧失，以及连接脑叶的通路发生变化时引起的一组疾病，通常引起患者人格、行为和言语方面的变化(Hu et al.， 2010; Neary， Snowden， & Mann， 2005; Snowden， Neary， & Mann， 2002)。 2.1. 额颞痴呆患者艺术创造性的提高 FTD患者在患病后表现出艺术创造性的提高，这一现象在艺术家患者和非艺术家患者身上有一定表现。研究发现，一名艺术家在患上FTD后其绘画作品变得更富新颖性，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显示双侧前额叶萎缩(左侧略微更严重)以及左侧颞叶轻度萎缩，可能的原因是额叶的病变解除了对于言语有关的思维模式的抑制从而使患者的艺术创造性提高，同时右后顶叶和颞叶皮质的保留对于其正确复制或绘画出内在想象的图像来说也很重要(Mell， Howard， & Miller， 2003)。对于非艺术家患者来说，其艺术创造性也表现出了积极变化。Miller， Ponton， Benson， Cummings， & Mena (1996)报告了三名病人在患上FTD (颞叶变异亚型)后表现出绘画方面的艺术创造性，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显示双侧颞叶低灌注(右侧更严重)，额叶的灌注正常，颞叶的损伤使个体能够接收未过滤的视觉经验，而完整的额叶和顶叶功能使患者能顺利进行计划和执行艺术创作过程。另外，还有研究发现FTD患者在病程早期表现出绘画创造性的提高，SPECT显示额叶功能完整(Miller et al.， 1998)，因此进一步表明额叶对艺术创造性的重要作用。 Cruz de Souza et al. (2010)发现额颞叶变性(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FTLD)患者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所有维度(总分、言语、图画)上的表现都较差，SPECT显示这种低创造性与额叶低灌注相关(尤其是额极区域)，这表明额叶损伤与低创造性有关，进一步强调了额叶功能对于创造性的重要性。此外多项研究结果都支持额叶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Bechtereva et al.， 2004; Carlsson， Wendt， & Risberg， 2000; Dietrich， 2004; Fink et al.， 2009; Kowatari et al.， 2009; Seger， Desmond， Glover， & Gabrieli， 2000)。此外，有些FTD患者在表现出艺术创造性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能力障碍，如不遵守道德或社会规则等，但这种打破社会常规的行为或许能使艺术家更自由大胆地进行创造性创作(Miller et al.， 1998)。 2.2. 小结 总的来说，多项研究都表明FTD患者出现艺术创造性的提高。Kapur (1996)提出矛盾功能促进理论来解释FTD患者艺术创造性的提高，认为特定脑区的损伤使得对其它脑区的去抑制，例如FTD患者的额叶损伤可能破坏了皮层异质网络，从而解除了额叶对其他脑区功能的抑制，抑或是颞叶受损加大了FTD患者的视觉刺激输入，额叶功能的完整性保证了艺术创造过程所需的基本认知功能(Miller et al.， 1996)。然而，其他研究者则认为FTD患者表现出的去抑制行为和持续性行为会产生高新颖性或高流畅性，从而导致了一种伪创造性(Cruz de Souza et al.， 2010)。鉴于本文中提到的FTD患者创作出的绘画作品具有较高质量或相较于病前取得的艺术成就更高，因此可认为患者的艺术创造性确实得到了提高，并不是伪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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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阿兹海默与艺术创造性 阿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种退行性脑疾病，是痴呆症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其特征是认知功能的逐渐丧失，通常始于记忆力的衰退(Cummings & Cole， 2002; Reitz， Brayne， & Mayeux， 2011)。 3.1. 阿兹海默症患者艺术创造性的降低 对AD患者艺术创造性变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创造性和视觉艺术创造性方面。在文学艺术创造性方面，Garrard， Maloney， Hodges， & Patterson (2005)曾报告一位获奖作家在患有AD后文学创造性降低。对该患者的著作进行词汇分析，发现，他的作品在整体结构和句法水平上差异不大，但在词汇多样性和词汇特征上却有显著的不同，最后一部作品与获奖作品的句法复杂程度差异最大。由此可见，AD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已表现在了其最后一部作品上，而患者在创作最后一部作品时还未出现AD症状(Garrard， Maloney， Hodges， & Patterson， 2005)，这表明AD的大脑病变可能存在潜伏期，在症状被明确诊断的前几年，甚至前几十年大脑病变就已发生(Ohm， Müller， Braak， & Bohl， 1995)。除了表现在文学艺术创造性方面，AD患者也存在言语障碍，患者在完成命名任务时表现出困难，通常反映了语义系统的破坏(Garrard， Ralph， Patterson， Pratt， & Hodges， 2005; Hodges， Salmon， & Butters， 1992)；在进行口头和书面言语表达时，句法复杂性较低(Croisile et al.， 1996)。 在视觉艺术领域方面AD患者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一名画家在患上AD后，其艺术作品的质量和创造性显著降低，MRI显示其表现出广泛性的脑萎缩(Crutch et al.， 2001)。研究者对一名患有AD的画家进行了为期2年半的追踪研究，也发现了艺术创造性的退化，然而相对于其他认知功能，该患者的视觉建构能力受疾病的影响更小，尽管其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极大变化(Cummings & Zarit， 1987)。AD患者这种艺术风格的变化(如细节变少和抽象化)可能是顶叶退化导致的视觉空间功能的下降进一步造成的(Rankin et al.， 2007)。在AD早期主要是单侧病理表现(Chase et al.， 1984)，但这种不对称性通常会随着病程发展至大脑两个半球。AD早期的不对称性可能相对保存了视觉记忆，保存完好的视觉记忆功能可能是患者能够继续进行绘画的一个因素(Crutch et al.， 2001)，AD患者大脑广泛性的萎缩使得艺术创造性逐渐丧失。 3.2. 阿兹海默患者艺术创造性的其它表现 以上研究报告了AD患者表现出艺术创造性降低的趋势，但也有特例显示AD对艺术创造性的积极影响。一名患者在AD症状出现后开始进行绘画创作，脑CT扫描显示弥漫性皮质萎缩，患者的绘画行为具有冲动性和刻板性的特征(Chakravarty， 2011)。艺术创造性与非优势半球的后顶叶区域(顶下小叶或脑沟区)密切相关(Miller & Hou， 2004; Seeley et al.， 2007)，该区域受损时艺术创造性会受到影响。此外，一名画家在AD晚期仍保持着艺术创造性，大脑表现出不对称的脑损伤，左半球功能受影响(Fornazzari， 2005)。患有AD的艺术家可能保留下来了一些对艺术创造很重要的能力，如视觉建构能力、视觉短时记忆、面孔短时再认(Fornazzari， 2005)，以及音乐记忆(Crystal， Grober， & Masur， 1989; Fornazzari et al.， 2006)和乐器演奏能力(Beatty， Zavadil， Bailly， Rixen et al.， 1988; Cowles et al.， 2003; Polk & Kertesz， 1993)，但这些保留下来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创造力的变化仍不清楚。 3.3. 小结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视觉艺术领域，艺术家在患上AD后其与绘画能力有关的认知能力缓慢衰退，无论是画作品质还是绘画能力都表现出降低。而能够继续保持其艺术创造力的阿兹海默患者，可能是因为疾病早期的影响具有偏侧性，非优势半球负责理解视觉形状，优势半球负责处理细节(Gardner， 1982; Kaplan & Gardner， 1989)，但这种不对称性很少会持续下去，随着病程的进行通常会涉及到两个半球的损伤，到AD后期，患者基本表现出艺术创作能力的严重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