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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三原则”的发生学探析 3.1. “三原则”的翻译和文学实践基础 译者早期的实践经历，有些直接对译者后来的理论思想有着显著影响，有些看上去关联较少，但其实对译者的理论思想产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泰特勒而言，他对于翻译实例的透彻观察成为了“三原则”产生的一大支撑。此外，他广泛丰富的阅读积累赋予他丰厚的文学素养，也为后来的“三原则”提供了不少有力证明。 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以对翻译的观察和实证分析为基础。比起信奉不完全的或是片面的现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作，当时学者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就将翻译的理论实践史分为四个时期。据此，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属于第一个时期终结的标志。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意义深远的开创性分析直接来源于译者的事业心” [ 5 ]，p. 248。由此可见，泰特勒不仅是一位经验主义者，而且是有丰富翻译经验实例可鉴的经验主义者，是第一阶段的集大成者。 《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导言中就有记载泰特勒对于翻译通则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他对翻译实践的观察 [ 6 ]，p. 44。该书就像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教科书，为翻译的艺术提供了充足例子和细节。比如，泰特勒通过大量例举自己的文学积累，详细论述了增删修改润色等翻译技巧，还设置了专门篇幅论述了诗歌翻译以及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贝尔(Roger T. Bell) 曾如此评价泰特勒翻译原则：“可以看出，它们全都直接来源于对于‘好的翻译’的主观和评价性描述” [ 7 ]，p. 11。而这一点可以从泰特勒的措辞选择中加以证明。他更多地采用“law”“precept”来告诉读者他的“三原则”就像约定俗成的规矩，通过让人们遵守武断的行为准则， 告诉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事。因此，缺乏特定的专业理论指导，而基于某种不言自明的常识上建立起来的翻译“三原则”是泰特勒翻译实践经验的产物。 除了经验分析和观察，泰特勒博览群书的习惯还为他积累了大量的论据，也为他总结出经验性原则打下了坚实基础。缺少了来自文学，诗歌，历史等不同种类书籍的熏陶，泰特勒的翻译原则可能沦为空无一物的虚谈。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中谈到丰富而多样化的例子，以及不同种类例子的适用性给与了翻译“三原则”最有效的说服力 [ 6 ]。 1 比如，他首先使用了福拉德(M.Folard)一位不懂希腊语，只能从糟糕的翻译中了解信息的伟大军事家的故事，告诉读者糟糕的翻译会导致读者的误解，从而论证了，传达原著的思想离不开对外语的熟练掌握 [ 6 ]，p. 18。然后泰特勒讲述了达朗贝尔(M. d'Alember)的故事以告诉读者，掌握外语并不是保证完整原著思想的唯一条件。泰特勒认为达朗贝尔在翻译“Pison apprend， dans l’isle de Cos， la mort de Germanicus”没有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情感和意义，从而导致读者产生误解 [ 6 ]，p. 25。将以上例子按逻辑顺序展示给读者，使得泰特勒的第一原则“译作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得到了合理论证。 泰特勒深知缺乏例证的理论是空谈，是无法站住脚跟的。因此他在书中表示自己会尽自己所能用例子来依次证明和论证“三原则” [ 6 ]，p. 16。尽管于读者而言，首先阅读到的是理论“三原则”，然后才是证明“三原则”的例子。但是，在泰特勒这位创作者脑海里顺序却恰恰相反。对于泰特勒而言，阅读积累下来的例子是先于理论存在的。而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才是他理论创作的沃土。 3.2. 自身修养素质对“三原则”的影响 这里的自身“修养素质”指的是广泛的个人素质，不仅包括性格、职业身份，还包括译者所认同的态度和价值观。生成翻译学将翻译行为看作一个过程，这与当前基于实验和认知的翻译过程研究有所不同 [ 8 ]，p. 46。对于泰特勒而言，影响他“三原则”产生的修养素质是他在文学、历史、音乐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兴趣以及他随和的性格。 首先，泰特勒对文学、历史和音乐的兴趣为他创作翻译原则提供了土壤。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泰特勒从未忽视那些使文学经久不衰的内在特质。而正是这种对翻译的科学分析以及对翻译内容和语境的深刻感受，加之以文学本身的磨练，使这本书变得富有意趣，深受语言学和文学学者喜爱 [ 6 ]，p. 30。泰特勒对文学的热情促使他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规范翻译，也更加注重翻译的基本属性和标准。泰特勒在书中第三章中讨论了是否允许译者增加或减少原文的思想 [ 6 ]，p. 35。其中他解释了许多诗歌翻译的例子，以证明译者的自由程度取决于原作的性质。诗歌是文学最高的表现形式之一，泰特勒对于诗歌例子的灵活运用足以证明他对文学的兴趣之浓厚。他在文章中的许多例子也来自于他对历史的熟练掌握。例如第一章中用战争艺术大师福拉德 (M. Folard)的故事 [ 6 ]，p. 18，作为翻译“三原则”其中一条的论据。除了文学和历史之外，泰特勒还欣赏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古老音乐。他在评论菲尼亚斯·弗莱彻(Phinehas Fletcher)的双鱼座牧歌时，对其结构作出了敏感的判断，表达了赞同的态度 [ 9 ]，p. 138。泰特勒对音乐的热情赋予了他高雅的艺术品味，对各种审美风格的理解以及对节奏的把握。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他的翻译品味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并影响了他“三原则”的产生。 同时，泰特勒随和的性格也影响了他在翻译研究中的选择。相比于在从未被其他学者提及过的基础上，高调地创造一些前无古人的原则或声称一些非同寻常的惊人规律，他随和的性格使他更倾向于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并不新奇出挑的翻译原则。泰特勒的传记作家阿奇博尔德·艾莉森牧师(Archibald Alison)记录了泰特勒所喜爱的谈话。那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并且都能享受其中，轻松随机而无需准备的谈话 [ 10 ]，p. 547。对于美术、历史文物或当时的文学智慧的讨论中加入机智或幽默的话题，他真诚地感到快乐。此外，他随和的性格也表现在他的谦虚中。尽管泰特勒在1790年获得了苏格兰辩护法官这一威严崇高的社会地位，但他在研究方面却很谦虚。他为自己无法穷尽研究主题，无法在翻译中尽善尽美而感到愧疚和抱歉 [ 6 ]，p. 11。他的翻译“三原则”正是他温和个性的体现，也因此为他的朋友们和广大读者所接受。 3.3. “三原则”的社会历史语境 个人生活离不开与他人的沟通和联结。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群体，而社会正是由各式各样的群体组成的集合。因此，社会持续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对泰特勒影响较大的社会群体则主要集中于哲学家和翻译家。 泰特勒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盛行的哲学风气。他本人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却是一位心思细密的学习者，他能够把握不同哲学家学派的闪光之处，并能将自己的理解和运用也融入其中。泰特勒用自己吸纳的哲学思想指导着自己的学术实践。而影响他哲学思维的三位主要人物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和凯恩斯勋爵(Lord Karnes)。 托马斯·里德对包括坎贝尔、凯恩斯和泰特勒在内的一代苏格兰学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感知的心理行为和触发感知的现实世界对象之间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真正的区别 [ 6 ]，p. 24。里德对泰特勒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首先，里德巩固了泰特勒在哲学和文学批评常识原则上的立场。在其指导下，泰特勒将自己的翻译原则建立在人类的常识和共同经验之上。其次，里德对于泰特勒的启发是，世界可以被直接通过对于现实的感知被理解。泰特勒可以通过一些真实反应客观世界的文学作品，来总结翻译研究的实践经验。坎贝尔是伍德豪斯利的常客，也是泰特勒的挚友。他写作的《修辞的艺术》(1776)广受欢迎，并且传播了新的哲学和逻辑。他对归纳法的偏爱，激发了泰特勒在他翻译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智力，意识，常识和记忆，而不是更可测的衡量方法。 而凯恩斯勋爵对泰特勒的影响超过了他之前的所有批评家。他认为人类自然地有着共同的立场 [ 11 ]，p. lxxv，这与里德和坎贝尔的观点一致，也是泰特勒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受传统哲学的影响，西方翻译理论史上贯穿着强烈的主客观意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对原文的尊重。泰特勒提出了他著名的翻译原则，是为了在翻译中传达原文的全部意义和效果，而这也体现了原文在其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泰特勒在翻译领域也深受前人的影响，尤其是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和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是西方翻译工作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作为一种惯例讨论流传下来。1540年，法国学者艾蒂安·多雷提出了四条语言翻译规则，以此表达他自己对翻译标准的看法。接着，约翰·德莱顿也加入了翻译成功的要素的讨论，他用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翻译理念。泰特勒所做的则是在其他学者的基础上总结和拓展深化这些原则。因此，泰特勒吸收了许多前人译者的经验这一点不可否认。比如，泰特勒的第一条规则“译作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与多雷的“译者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要传达的意思和主题。他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有很大的相似性 [ 12 ]，p. 95。他们都认同充分理解原著的语言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而另一处则是，德莱顿认为“一般而言，作者的本意应是神圣不可违背的” [ 13 ]，p. 105。与泰特勒和多雷尽管措辞有些不同，但是他们传达的精神内核是相似的。这三位学者都强调了原著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和轻视。而泰特勒本人也承认他赞同德莱顿的理论，并部分学习借用了他的翻译原则 [ 14 ]，p.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