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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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1. 实验数据采集 由于实验中样本数量并不是无限多的，利用深度学习的图像增强功能，在样本不足时表现也可良好。在对马铃薯叶片图像病斑叶片进行定位时，可以将问题转化为复杂背景下植物叶片是否患病的两分类问题，在自然环境下采集的马铃薯病害叶片原始图像分辨率在送入网络前大小固定为300 × 300像素，共采集马铃薯病害图像3000幅图像，健康叶片图像3000幅图像，作为病斑叶片定位的原始样本库。另外通过ImageLabel标注方法，对病害图像和健康叶片进行标注，作为SSD网络叶片定位训练样本库，样本示例见图11。 图11. 网络定位训练样本库病害样本示例 4.2. 实验参数设置 本文在Python编程平台中利用caffe深度学习框架实现了上述目标的定位算法和分割算法。在病斑定位算法时，SSD算法进行病斑定位。基本的参数设置为：输入图像大小为300 × 300像素，识别种类为设置为3，(健康叶片，病斑叶片，背景)，特征层提取使用VGG-16卷积层的4，7，8，9，10，11层，各个层宽高大小分别为(38，38)，(19，19)，(10，10)，(5，5)，(3，3)，(1，1)，默认框大小为[0.15，0.90]，最小与最大缩放比率，默认框不同宽高比分别为[2，0.5]，[2，0.5，3，1/3]，[2，0.5，3，1/3]，[2，5，3，1/3]，[2，0.5]，[2，0.5]，步长感受野分别为[8，16，32，64，100，300]，并交比为0.5。在马铃薯叶片病斑分割算法时SVC多项核设置为3。 4.3. 实验效果 4.3.1. SSD网络定位算法试验结果与讨论 对采集的图像进行分类分析讨论，分为单病斑叶片和多病斑叶片两类，因为数据预测结果只有两类，患病或者健康，模型训练相对简单，测试准确率均能达到85%以上，TP，FN，FP，DR相关介绍概念在1.4节叶片病斑定位评价方法一节中已详细介绍。对于测试中选择的200张图像，有以下分析结果，见表1： Table 1 Test results statistics of leaf disease spot positioning algorith 病斑图像情况 病斑总数 TP FN FP DR/% FPR/% 测试时间(平均时间：s) 单病斑叶片 59 51 8 6 86.44 10.52 0.279 多病斑叶片 323 286 37 31 88.54 9.78 0.197 表1. 病斑叶片定位算法测试结果统计 由于叶片残损，外观变化，实验分为两组对比实验，单病斑叶片图像和多病斑叶片图像，实验结果见图12，图13，试验表明，无论是单病斑叶片还是多病斑叶片，本文采用的算法均能有效检测出病斑叶片，准确率可以达到85%以上，误检率控制在10%左右，检测反应时间控制在0.3 s，在准确性与效率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较适用于工程项目。 图12. SSD网络单病斑叶片定位效果图 图13. SSD网络多病斑叶片定位效果图 4.3.2. 病斑分割算法试验结果与讨论 病斑分割部分是在病斑区域定位之后进行的操作，一般的分割算法在复杂背景下均很难将目标提取出来，直接对原始图像进行整体分割效果很不理想，对噪声表现不敏感，如图14所示直接采用SVM像素分割效果。 图14. 直接采用SVM算法对叶片图像进行整体像素分割效果样例图 通过图14，可以看出，若不采取先定位病斑叶片的算法思想，直接对叶片图像进行病斑像素分割的话，图像背景对病斑的干扰极大，完全影响了对病斑的分割，该方法并不可取。利用本文提出了化整体为局部分割的思想，下面实验采用文中所提算法试验，图15给出了本算法分割效果样例图。 图15. 本文所提算法对叶片图像进行病斑像素分割效果 图15中，从上到下5行图像中，第1行为5张原始背景复杂样例图像，第2行为SSD算法在原始叶片图像病斑定位图，第3行是SSD算法在整体分割图像上病斑定位图像。第4行为病斑提取图像，第5行为原图最终结果病斑分割图。图15的过程反映了本文算法思路，先定位后分割，变整体分割为局部分割的思想。实验表明，该方法在背景复杂下有效实现马铃薯叶片图像病斑分割，准确率可达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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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马铃薯叶片病斑分割是识别的基础，但在复杂的自然条件下，土地、光照等给其带来很大挑战。本文提出的基于SSD的方法在样本数量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多尺度卷积提取深度特征，产生病斑边界框集合，通过非极大值抑制获取病斑叶片区域。针对SSD神经网络获得的病斑区域，基于SVM的叶片病斑图像自动分割提取算法进行叶片病斑边界的准确分割。实验表明，本方法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复杂背景和多个马铃薯叶片病斑的分割问题，为后一步马铃薯叶片病斑识别研究奠定基础。当然，该方法作为复杂背景下病斑分割的算法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若病斑定位失败，则后续会导致病斑像素分割失败的情况，因此如何提高病斑定位准确率成为接下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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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移动设备和移动服务的高速发展，移动社交网络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每时每刻人们都在这里生成大量的数据，而对于这个巨大的社交媒体数据源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但在对社交网络的数据挖掘中，发现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以社交网络中的最广为人知的推荐算法为例，如何利用已知的用户信息为该用户更为精准地推荐其感兴趣的信息，这其中就蕴藏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如何清楚地展示和度量用户相似性这种不确定性知识，在商品推荐和社交网络用户关系演化等研究中一直是艰巨的挑战。因此本文提出采用贝叶斯网络这一结合拓扑结构和概率推理的重要的概率图模型作为发现这种不确定知识的框架，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种用户相似性发现方法。 关键词 :用户行为相似性，贝叶斯网络，DBLP数据集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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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 [ 1 ] 。大量的用户聚集到移动社交网络中，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表达观点、交友互动，每天都产生数亿计的信息，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具有高度研究价值的数据源。 所以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可视化技术、统计学等各学科联立起来以期利用这个数据源，在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领域获得更多发展。在社交网络建模中，综合考虑用户在网站点击或搜索行为、历史记录、以及用户之间行为的相关性等多维属性信息，帮助用户在移动社交网络中排除干扰因素、实现精准推荐，并预测社交网络中用户的社交属性、准确检测出移动社交网络的社区结构，是我们希望通过研究社交网络所能实现的目标。但在实际生活中，社交网络中由于规模巨大的用户群体的存在，庞大的数据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信息，这些也会在为用户进行定位和划分过程中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找到一种能够较好地表达这种不确定性的模型也是目前研究迫在眉睫的任务。 基于此，本文提出利用贝叶斯网络分析和研究社交网络用户相似性。贝叶斯网络学习是贝叶斯统计的重要前沿研究方向，它是不确定性知识表达和推理的框架，可有效地描述随机变量或对象属性间的相关性和相互依赖。能够在机器学习、计算机系统等不同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根本原因就是贝叶斯网络是图模型与概率论相结合的产物。贝叶斯网络是用一个有向无环图来表示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用条件概率变量表示对其父节点的依赖关系，贝叶斯网络的每个节点都有一个对应的条件概率分布 [ 2 ] [ 3 ] 。所以它能较好地帮助反映用户行为中所蕴含的用户直接相似性及利用模型的推理能力对用户间接相似性进行计算。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移动社交网络是一种在信息网络上由社会个体集合及个体之间的连接关系构成的社会性结构，包含关系结构、网络群体与网络信息3个要素 [ 4 ] ，因此国内外对移动社交网络的研究多集中于此三块。 而利用贝叶斯网络解决社交网络问题，目前更多的人主要集中于利用Hadoop软件中的MapReduce编程模型，因其对于大规模数据的处理更加地有效，因其软件本身即可帮助完成数据分块，对后续分布计算更加高效便捷。徐娟 [ 5 ] 等结合社交用户贝叶斯网的拓扑结构和概率推理提出了一种基于MapReduce的用户相似性度量方法。最后，利用此用户相似性度量方法发现社交网络数据中的用户相似性。李青 [ 6 ] 等利用MapReduce框架对海量广告数据进行处理，接着基于贝叶斯网构造广告关键词之间的相似模型，在接下来对存储在HBase上的大规模贝叶斯网进行概率推理，进而得到待预测广告的点击率。郭俊 [ 7 ] 等根据模块度思想，结合图论、网络性质及近似优化理论，提出了新的社区发现模型——“多社区选择模型”，并设计了新的模块度增量更新方法，算法首先计算出所有节点间的模块度增量，然后选取网络中所有具有最大模块度增量的社区进行合并，并将本文所提的模型分别在仿真复杂网络和真实复杂网络数据上，同多个算法进行了对比，验证了本文所提算法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但目前Python编程语言的普及性及其实用性，致使本文考虑利用Python构建用户相似性贝叶斯网络。基于Python的贝叶斯网络的话，方志鹏 [ 8 ] 等提出基于贝叶斯网的新广告点击率预测方法，通过构建关键词贝叶斯网的图结构，获得与新广告关键词存在直接相似关系的关键词，根据关键词贝叶斯网近似推理算法，发现与新广告关键词存在间接相似关系的广告关键词，进而发现广告之间的相似关系，为新广告预测点击率。Yan等人 [ 9 ] 发现了点击同样广告的用户在网络上具有类似的行为，对于行为定向，使用短期用户行为来代表用户的行为会比长期用户行为来代表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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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交网络结构基本特征 2.1. 社交网络的理论基础 社交网络是由图表示的一种异构多关系数据集。这种图通常非常大，节点对应对象，边对应表示对象间联系或相互作用的链接，节点和链接都有属性。对象可以具有类标号，链接可以是单向的并且不必是二元的。一般认为图中的节点是社交参与者，在社交网络中任何一个社会单元或实体都可以看作节点，而边是各个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者交互行为，这种关系既可以是朋友关系、亲戚关系等强社会关系，也可以是因分享信息、资源等而产生的互动关系。显然，从概念可以看出，社交网络并不仅局限于像这样的在线社交网络，节点及其关系可以是传统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或信件交流，也可以是现代的电话或者邮件交互，这些节点间的交互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数据挖掘领域对社交网络的大多数研究在观察节点的度，即与每个节点相关联的边数，节点对之间的距离，通常是最短路径长度度量。 2.2. 社交网络的组成元素 社交网络中活动的用户是网络的基本节点，而社交网络正是由一个个用户之间相互联系而编织起来的巨型网络。网络中又可以依据兴趣爱好和关系类别的不同分为不同的组、群或圈子等社团结构。通常，把社交网络的主要组成元素归结为行动者、群体、关系和内容四类。 2.3. 复杂网络节点相关度(Node-Relevance) 在一个网络中，两个节点之间的内容相关度可以看作是其所包含内容的相似程度。如果向量i和j分别为基于词出现的页面节点i和j的内容向量，则两个节点之间的相关度可以用简单的向量之间的夹角余弦来计算 [ 10 ] ： R i j = R j i = X i ⋅ X j | X i | ⋅ | X j | 显然， 0 ≤ R ≤ 1 ，当两个节点的内容越相似，相关度越接近1，反之趋向于0。 2.4. 贝叶斯网络介绍 由于贝叶斯网络 [ 11 ] 只关联由某种因果依赖关系在概率上相关的节点，因此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算。不需要存储所有可能的状态配置，需要存储和处理的是相关父节点集和子节点集(节点的族)之间所有可能的状态组合。这大大节省了储存空间和计算量。当然，对于今天的贝叶斯网络算法来说，有些模型还是太大了。但新的算法正在开发中，突破是有希望的。这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贝叶斯网络被证明如此有用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们的适应性如此强。你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对一个领域的知识有限，并且随着你获得新的知识而成长。此外，当我们去应用它们时，我们不需要完全了解您正在应用它的世界实例。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贝叶斯网络也会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知识。 定义2.1贝叶斯网络定义 1) 存在一个变量集 V = { X i } ， i = 1 ， 2 ， ⋯ ， n ，以及变量对应结点之间有向边的集合 E 。 2) 每一个变量都取有限个离散值。 3) 由变量对应的结点和结点之间的有向边构成一个有向无环图 。 4) 对于每个结点 X i 和它的父结点集 Π i ，都对应一个条件概率分布表 p ( x i | π i ， G ) ，而且满足 p ( x 1 ， ⋯ ， x n ) = ∏ i = 1 n p ( x i | π i ， G ) 其中 是 Π i 的配置。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向无环图称作贝叶斯网络。 2.5. 贝叶斯网络推理 在给定的贝叶斯网情形下，进行贝叶斯网推理，就是对要计算的联合概率分布进行分解，通过查询贝叶斯网的条件概率表，来计算回答查询变量的概率分布。贝叶斯网推理一类典型的问题就是计算后验概率问题，即已知某些节点变量的取值，来计算其他节点变量的后验概率分布的问题。从推理的精确程度来划分，贝叶斯网的推理可以分为精确推理和近似推理两类 [ 12 ] [ 13 ] 。 理论上精确推理方法可以解决任何贝叶斯网的推理问题，由于在实际问题中，多数的贝叶斯网络结构多属于多联通图网络，运用贝叶斯网络精确推理的复杂程度随着网络节点数的增加呈指数倍增长，为提高多变量下的复杂的贝叶斯网络的推理效率，相继出现许多近似推理方法。其中包括环信念传递算法、模型简化算法、基于搜索的算法等。随机抽样算法(random sampling algorithms)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法之一，它的基本思想是从某个概率分布随机抽样，生成一组样本，然后从样本出发近似估计要计算的量。随机抽样算法因算法所生成的样本性质不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生相互独立样本的重要性抽样(importance sampling)，另一类是产生相互关联样本的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算法，简称MCMC算法。本文基于构建好的贝叶斯网络的推理制，用以获取间接相似用户，故将精确推理和近似推理的一般过程说明如下。而Gibbs sampling是MCMC算法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方法，所以下面就来介绍Gibbs sampling的后验概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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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武昌起义之后，时任川督的赵尔丰迫于形势，宣布独立，并把政权交给革命党领导的军政府。但此时的军政府根基并不稳固，面临着种种棘手的难题。在此种情况下，彰显新政府的合法性显得尤为重要。时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通过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彰显其革命的正统性以及打造新政府的政治认同等一系列举措，成功地塑造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国家的边疆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尹昌衡，四川军政府，合法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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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政权合法性，即统治的正当性，也就是“一个政权或一种政治权力被相信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获得人们自愿服从或认可的属性和能力” [ 1 ]。任何政权都会极力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如韦伯所说:“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 [ 2 ]。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纷起响应。时任川督的赵尔丰迫于形势，宣布独立，并把政权交给以蒲殿俊为首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但此时的军政府根基并不稳固。由于未能成功地安抚巡防军，遂酿成“成都兵变”。时任军政府军政部长的尹昌衡力挽狂澜，平定叛乱，并在各方力量的推举之下出任军政府都督 [ 3 ]。新成立的军政府在极为复杂的局面中，面临种种棘手的难题。在此种情况下，彰显新政府的合法性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尹昌衡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军政府的合法性。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军政府的统治，更为川渝统一奠定了基础，并对稳定整个西南地区的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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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 旧政权的“失道”，是新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而对旧政权代言人的抨击，即是对旧政权合法性的最大破坏。赵尔丰作为晚清政府在四川的代理人，自然不免成为抨击的对象。通过对赵尔丰负面形象的强化，进而实现攻击晚清和树立新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图。 首先是强化赵尔丰在保路运动中“屠夫”的形象。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的名义，断然将已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了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抗，很快发展成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各省群众相继集会，游行示威，而且罢工、罢市、罢课，拒交租税，并成立了保路团体。其中以四川人民的斗争尤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接着各府、州、县相继建立了分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到了8月，斗争浪潮推向高峰，成都人民召开万人大会，号召继续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则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决定发动武装起义。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根据清政府“切实镇压保路运动”的指示，首先诱捕了四川谘议局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成员，接着突击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当天下午，成群的市民涌到总督府，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罗纶等人。赵尔丰突然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群众当场被打死32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即震惊一时的成都血案 [ 4 ]。有学者通过对“通饬札”的解读，认为赵尔丰是希望通过“中正平和”的方式平息朝廷和川人之间“路权”的争端。作为地方官的赵尔丰比朝廷更了解四川的民情和保路的缘由，他之所以多次向清廷陈诉川人修路的原委，反映川民的诉求，请求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是因为他深知贸然强制推行不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铁路国有”政策，极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乃至危及清廷的统治 [ 5 ]。但成都血案的发生，总归是与赵尔丰有关联。故尹昌衡在发布军政府成立通告中历数赵尔丰的罪行： “查成都自七月十五逮治为首争路抗捐诸人，并督署枪毙市民之后，激成众愤，川西南同志军纷起问罪。赵尔丰不知自反，竟派兵四出剿杀，众情益愤，愈剿愈甚，苦战者七八十日，糜烂者数十州县。以血肉之躯，与快枪利炮相薄[搏]，死伤丧亡，尤难缕述。至九十月之交，同志军战久疲惫，赵尔丰督战愈急，骎骎乎有民不敌兵之势。且是时重庆组织独立事机已熟，钮传善连电告急，尔丰方拟乘其未定，督师东下。又探闻南北军聚于武汉，战事方殷，胜负未ト。当是时也，对于外非独立无以应事机，对于内非独立无以全民命。然赵尔丰身拥重兵，驻省城者不下万人，而横残之田征葵所辖防军，实居多数。民党手无寸铁，虽屡谋冒险举事，而障碍多端，细审事势，亦败之数九，而胜之数一，非徒无益，且滋民害，乃不得已而求和平之解决” [ 6 ]。同时，尹昌衡在其《自记》中亦说：“尔丰固刚愎，诈殿俊等十九人入署议，皆捕之。四民号泣，咸戴德宗主环督署而吁，哀声动天地。尔丰怒，发巨炮击之，洞胸折股者数十百人。尸于市，民益汹汹。郊野闻之，扶老携幼……尔丰恚甚，诬为叛，纵兵屠之。浮尸十里，闾舍荡然 [ 7 ] ”。 通过对赵尔丰“屠夫”形象的宣传与强化，从而树立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和军政府的合法性。 其次是强化赵尔丰在“成都兵变”中的“幕后”形象。“成都兵变”主要是指1911年军政府因军饷发放问题而引发的士兵哗变。军政府原宣布发饷三个月，结果却只发了一个月饷，有人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放饷委员，接着兵变发生，整个成都一片混乱。首先是抢劫银库，跟着各典当铺、大商店、公馆、以至于居民富户都成了洗劫对象，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早已在混乱中逃走。尹昌衡此际挺身与凤凰山标统周骏一同率兵进城，一面派兵看守军械库，防止武器被抢，一面派亲信军官收容散兵游勇，兵变逐渐被平息。而关于赵尔丰是否是“成都兵变”的幕后黑手，学界大多否认赵尔丰为“成都兵变”的制造者，这里不做赘述 1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报纸报道与军政府官报以及尹昌衡自记有所出入。军政府在给《民立报》的文告中说： “清总督赵尔丰，知满清大势已去，率其所属，拱手退让。即以赵尔丰之反复叵測，七月十五、十月十八两次为逆，害我川民，亦不过将尔丰及其党中之罪恶彰著者诛速数人，余者毫不株连” [ 8 ]。 在给《申报》的文告中说： “都督示云：十八之变，赵逆作俑。……捕拿首要，慰我万民。尔丰诸凶，业已就擒。逆党解散……诛戮赵逆，万众欢迎。阖城居民，业已安定……天佑皇汉，鄂军倡义，宛平底定。尔丰迫于大势，仓皇去位，尚复拥兵自固，阴为鬼蜮，遂成十月十八之变，纵其部曲，肆行劫掠，公私财产，荡尽无余，满目痍疮，惨不忍睹。尔丰尚敢召集散卒，征调边兵，谋为凶逆。幸赖人心思汉，不为动摇，义师云集，壮士誓死，我军政府危而复安。尔丰仍盘踞旧署，徘徊观变，散布谣言，使民惊疑，其居心实不可问” [ 9 ]。 从新闻文告中看，赵尔丰确实是“成都兵变”的幕后黑手。但在军政府叙述兵变的通告中并未明确说明赵尔丰与兵变的关系，只是说 “乃独立之第三日，前副都督朱庆澜言称各营兵士不守纪律，不奉命令，顿反前行，不知何故？于是因疑生惧，因惧生阻，应办各事，一律停搁，每日电催数四，到军政府不过一二小时。前都督蒲提议组织陆军部不能成，提议组织参谋部不能成，提议传见军官换给札委不能成，提议行犒军礼不能成。至十六七等日，虽勉强集事，而军心已被人煽乱矣。十八日东较场简兵换札，遂起巨变，点名甫毕，既闻哄闹，不知何语。前都督蒲方传语诘问未得返答，朱已先去。旋闻枪声四起” [ 10 ]。 从新闻文告和政府文告的对比来看，显然赵尔丰是否是兵变的幕后者值得商榷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刻意地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因为尹昌衡自己也说：“民军闻清祚既改，尔丰之未诛也，四方来集，郊野皆盈。曰：覆清我首功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未酬，奈何即罢？环城远近，凡数十万众。张培爵在重庆，谢汝翼在宁远，及李绍伊、周鸿钩皆以此收民心，谋伐成都。傅华封令于军曰：赵督犹在成都，河鱼腹疾，可克也。东犯日急” [ 11 ]。可见强化赵尔丰负面形象以增强自身合法性不仅仅是军政府的主观要求，客观形势亦使得其不得不为之。 总之，尹昌衡通过对赵尔丰负面形象的强化，不仅增强了军政府合法性，亦使得自身的合法性得到增强，并使军政府的合法性与自身的合法性逐渐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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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彰显其革命的正统性 尹昌衡在动摇旧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对军政府的合法性进行建构。辛亥革命后，多种革命力量在四川并存。既有以尹昌衡为首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也有以张培爵为首的蜀军军政府，还有同志军(民军)、哥老会等等。如何整合这些力量成为革命后的首要问题。合法性则成为整合因素中的关键，而构建合法性的基础则是革命的正统性。正统论属于传统政治理论范畴，其中以欧阳修的正统论最具影响。依据欧阳修《正统论》的标准，正统乃“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即帝王统治天下的理由与资格。“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这是衡量正统的标准 [ 12 ]。但在欧阳修的论说当中“居正”的重要性显然弱于“一统”，根本要素在于谁能够“合天下于一”，即便得位不正，亦可称之为“正统”。也就是说，谁能整合这些力量，谁就是革命的正统。因为一个政权有效性合法性指的就是政权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 [ 13 ]。而革命后的稳定就是最好的公共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统一四川成为彰显革命正统性以及政权合法性最关键因素。 尹昌衡统一四川过程中，采取先易后难的战略即先收服同志军(民军)、其次击败傅华丰、最后川渝实现和平统一。 首先是收服民军。尹昌衡在自记中说： “方尔丰之踞成都也，民军皆来会。吴庆熙、孙泽沛、罗子舟、刘丽生、侯国治、彭泽、彭大均、陈和尚与焉。周鸿钧、李绍伊亦遣其将谋裂土，皆欲得官爵……乃令彭光烈料民军，日收驯而健者万人，余给资罢去。民军部辖固争之……吴庆熙、孙泽沛、罗子舟、刘丽生、侯国治、彭泽素明良，愿自效，则皆辟为校尉，令各统千五百人，或二千人，分巡州邑，使彭光烈统之。彭大均、李绍伊、陈和尚枭桀不受命，击斩之。刘朝望既去泸州，滇军杀周鸿钧，散其党。乃命张澜宣慰川北，邵从恩宣慰川南，颜缉祜宣慰川西，川民略定” [ 14 ]。 尹昌衡一方面安抚像吴庆熙、孙泽沛等愿意听从调遣的民军首领，另一方面剪除像彭大均、李绍伊等违抗命令的民军首领，从而将民军改编为军政府的武装力量。 其次是击败傅华丰。正是由于收服了民军，促使军政府无后顾之忧，并能够使将新改编的民军用来对抗傅华丰。尹昌衡在自记中说： “命彭光烈、赵南森以兵五千拒华丰，曰：两师相遇必于雅，雅有三水焉，彼乘我虚，师必速，待其争渡而侧攻之，必克。师行八日，甲申，至雅，获华丰。庚寅，以华丰至，予释其缚，饮之酒，而以其军为卫” [ 14 ]。 而彭光烈所统率的正是刚收服的民军。在击败傅华丰后，尹昌衡将傅华丰的部队改编为自己的卫戍部队，从而更加增强了四川军政府的实力。这一战促使军政府威信大增，尹昌衡不无自豪地说： “滇、渝闻之，曰：华丰兵出西康，转战四千里，两年之间未尝败北，今之如反掌，成都未可轻也” [ 14 ]。 最后是川渝实现和平统一。尹昌衡在平定民军和傅华丰后开始着手川渝的和平统一，他在给重庆军政府的电文中说： “睽隔千里，闻与实违。中情未通，祸机隐伏。危哉!滇谍频窥，藏警日急，既不能绝萑苻以靖民，又不能竭罗掘以备用。蒿目全局，此何时耶?同力合作，犹恐不支，分党异谋，势成两败。衡心酸痛，莫可言状。以衡受任危难，兵不满三百，财不满十万，区区之心，微特忘利，固已誓不欲生矣。是以招叛合离，单骑直赴，斩逆诛乱，自分身殉，稍见一隙转机。业经数次辞职，邦人坚不我许，而扶病强支，任怨力行，何尝须臾忘大局哉?于赵则力诛之，于傅则力擒之，于滇则以百忍图两全，于渝则以一介和四督。当抚当战，尽出公仁，一行一言，悉昭大义。衡虽不才，心固同于皎日矣。而恶耗频来，谓渝中众矢，日集于衡，树党组兵，势在必举。噫!其果然欤?其果然欤?夫渝兵强不及傅、赵，而衡众已踰于曩时，武力相对，我辈必胜。然衡非犬豕，宁忍以兵乱扰桑梓哉!一兵来，衡以单骑迎。千军来，衡亦以单骑迎。两川之利是图，七尺之躯何惜?有能驭众安民，衡必推权逊位，此一贤者取之耳。树党组兵，胡为者?果其关怀大局，请即联袂而来，闻衡之言，考衡之行，鉴衡之心迹，允定公罪，而议去留，何迟之有?若夫外纵谤讥之口，内怀不测之谋，开揖盗之门，分御外之力，一朝之祸偶成，千古之羞谁洗?风雨漂摇，阋墙自哄，自非丧心，宁忍误国?岂可以全川之生命财产，供吾辈私心一赌哉?成渝不可以分立，虽妇人孺子，苟具有良心者，无不知之。衡岂忍拥权挟私，以坏大局，践约图名，以顾小信?故自愿闻命而退。至若不闻衡之言，不考衡之行，不察衡之心迹，必使于谦含冤于九原，张巡受谤于身后。衡虽有勇，不忍与渝战，衡虽有智，不忍为己谋。岳忠武无跋扈之心，檀道济有长城之叹，固所不惜。至于兵乱政纷，敌入民死，赤地焦土，败国亡家，非衡之仁所能爱护也。临书涕零，不知所云” [ 15 ]。 电文的含意大致可概括为三点：一是表明尹昌衡为四川大局不顾个人安危，在“兵不满三百，财不满十万”的艰难条件下平定成都兵变，进而擒杀赵尔丰，击败傅华封，对滇、渝则力求和平。他的言行本诸公仁和大义，是一位堪比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之士。二是强调川省面临“滇谍频窥，藏警日急”的危局，成渝双方应和平统一，而不可以分立，以张培爵为代表的渝方竟“树党组兵”反对他尹昌衡，势必危害全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三是他统率的成都军队是仁义之师，且实力今非昔比，远过渝中兵力，一旦双方交战，“强不及傅、赵”的渝兵必败无疑。该函语气软硬兼施，既有关于仁义道德的表白，同时又警告渝方不要进兵成都，而应服从尹昌衡统一四川的大业 [ 16 ]。张培爵是一位识时务、比较随遇而安的革命党人。1912年1月中旬，滇、黔、湘三省通电认蜀军都督为四川都督、诋成都军政府为哥老会政府，他以四川大局为重，复电表示反对 [ 17 ]。也正因为张培爵的大局意识，促使川渝实现和平统一，为四川的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当时的南北和谈提供了参考的范本。 统一四川是彰显其革命正统性的关键因素，也是其建构军政府合法性的根基。四川军政府在尹昌衡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挑战，实现了四川的统一，对整个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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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打造新政权的政治认同 一个政权维系的基础是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和行使。但几乎所有的政体，其公共权力的正当性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众的同意和认可。一个政权能够被民众同意和认可，因而被民众所自愿接受，这个政权就具有合法性 [ 18 ]。民众的这种同意与认可就是政治认同。所谓的“政治认同”主要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 [ 19 ]。也就是公民对某种政治单位、地理区域和团体的归属感。 川渝虽然和平统一，但统一之后面临多重矛盾。首先体现在双方对军政府名分之争。成都第一条是“成都为政治中枢”，重庆第一条就要求“大汉四川军政府应改名为‘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双方争取主次的意思很明显。其次是关于正副都督的职位之争。成都的第三条提出“惟须两军政府合并所成之各处、部、院职员票举选定”，名为选举，实际运行起来成都肯定占得先机。因其是中枢，重庆的张培爵到成都就任，成都选票很可能多于重庆。所以重庆军政府并未同意这条规定。最后是双方对于西征统帅人事任免上的分歧。最初任命熊克武为西征统帅是大家的共识，但因为双方因为合并事宜的种种分歧，促使熊克武不就任西征统帅，即使就任，也只在川东平匪而不去西藏，这就把难题甩给了四川军政府 [ 20 ]。 以上种种表明四川军政府在政治认同方面的严重缺失。如何打造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成为考验政权领导人能力的试金石。当然政治认同也不是可以随意打造的，它也需要一定的时势与机缘，而四川军政府刚好兼备此二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建立了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一举成功，但新国家的建设却殊非易事。按当时广为认同、最具号召力的说法，建设五族共和的国家。按今天的说法，则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对外，国家的疆域是神圣和不可分割的；对内，国家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奉行民族团结政策。但恰恰在这两方面，新国家面临着极大挑战。俄、英策动蒙、藏分裂势力的活动，一是危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二也说明五族中蒙、藏两族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张 [ 20 ]。四川紧邻西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打造自身政治认同的天然优势。马尔克姆·安德森曾敏锐地指出，边缘地区对于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心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某种情况下，边疆在建立国家、塑造政治认同同时会具备一种神话意义，成为整个社会的神话构成要素” [ 21 ]。而西藏自十三世达赖返回之后，就发动了驱逐在藏川军的事变，继而，西藏地方的民军向东进军，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隔了川藏交通；又攻陷了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川边全境未被攻克者，仅“八县而已” [ 22 ]。 尹昌衡正是看到了此种机遇，所以才决定亲自西征，并将川人对自己的政治认同与对军政府的政治认同紧紧地联系起来。在6月7日四川军政府政务处专门讨论出兵西藏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亲自西征，他说：“不要再闹小事，赶紧把我们内地的精神提起，使一般人的眼光都注重到西藏一方面，把一切无味的意思、无味的竞争都放一下了，以全副精神注到那方才行。”，又说：“我们总要中国干【捍】大患御大侮岂可闹无理的事情！现在重庆与我们为难，把此话通告他们，就可以息事了。”，“不然，四川还要出无恨【限】的怪变乱来” [ 23 ]。他在《西征别川人书》中说： “文明侈谈，则纲纪不张，横议丛生，则宵小作媒，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一也；树党朋比，顺倒是非，偏巧存心，方正裏足，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二也；纷争轧轹，互不相下，甘为散沙，以致沦胥，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三也；轻浮好变，以酿祸机，昼惊夜呼，杯弓蛇影，使人心易乱，盗生心，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四也；专法异帜，自坏长城，刚直者不肯辩诈，则悉为罪人，高明者惭与比周，则甘为废物，栋折榱崩，莫之肯护，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五也；见秋毫之末，而不睹日月，争鸡鹜之啄，而不追鸿鹄，使苍苍之士，营一枝之栖，赫赫中华，无万里之志，终致大国坐困，长材小成，是则衡深以为忧者六也。如能本诚求实，立武健严直之法，扫废弛放纵之气，冒野蜜之名，以成富强之实，则民国之精神，可超于寰宇。内不辟亲，外不辟仇，党以正合，事惟义举，则生聚之休福，可延于无穷。平心静气，惟好是从，曲己伸人，惟一是式，和国出军，和军进战，以期共济，则完美之金瓯，可固而无缺。兵成棊布，政则渐理，萑苻尽歼，军令已肃，乱极之余，美备固难臻，而反侧之间，镇静可以定，果危词不摇，民安其居，则疑似之乱机，可化于无形” [ 24 ]。 由此可以看出，尹昌衡对西征最大的期望就是“疑似之乱机，可化于无形”，也就是塑造各方势力对军政府的政治认同。 当然尹昌衡西征的决定也很快得到了四川社会各界的强烈支持。其在军界全体会议上的演说赢得了军界空前的支持， “自十八乱后，我接事以来，深知疑为害甚大，乃事事推诚待人，绝无半点成见存胸中。十九的一天，黄标长回来，众人都说要推倒他，不准他进来，恐他要闹事。我独往三桥上去接他……都是单人独马，办这几件事，也因如我不疑人，所以人亦自不疑我。又如西军……如若不然，你们互相猜忌，小人遂乘间而播弄之，还有不坏事的吗？大家赞成我这个话否？赞成的就请起立（众全体起立赞成）……（四）勿听谗言。昌衡此次亲征西藏，也是因为自己身为都督，看到土地丧失，本是很可耻的。故这样的重大的担子，敢一力担起。但是，这内里头的事，如果不布置完善，心里常常就不免有内顾忧……大众如无他意，就请起立（众全体起立，拍掌赞成）” [ 25 ]。 而西征军的誓师大会更是赢得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上海《民立报》记录了当时现场的情况： 七月十日，尹都督率西征军大本营出发，各学校各法团及军政界中人送于武侯祠者，不下数万，诚盛举也。尤可羡者，模范两等学校学生，其幼者不过五六龄，服军服，唱军歌，步法亦整整齐齐，见者莫不惊羡。弱质之女学界亦不避酷暑，行于烈日中，以表欢送之意……末由张都督举手呼西征军万岁者三，万众拍掌之声如雷震，遂行” [ 26 ]。 作为职业军人和民国地方官员，尹昌衡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不可否认，但在川省政局乱象纷呈的情况下，作为省督的尹昌衡主动提出远征以赢得政治认同也无可厚非。对处于权力、利益角力中的政治家而言，最恰当的取向就是把斗争掌握在可控范围，不致酿成大事端，破坏国家大局。如果用这个标准评价尹昌衡西征，他做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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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尹昌衡通过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彰显其革命的正统性以及打造新政府的政治认同等一系列举措，成功地塑造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国家的边疆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军政府的合法性与尹昌衡的个人权威也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军政府的合法性与尹昌衡个人的权威逐渐合流，并最终成为了一体。随着尹昌衡的北上被禁，军政府的合法性亦随之瓦解，亦为后来四川的长期分裂埋下了祸根，这也是尹昌衡当日所未料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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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辛亥革命之后，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得以在中国确立，民主共和似乎变成了现实。但中国近代的问题错综复杂，远不是一个共和政体与一纸宪法就可以轻易解决的，而且对西方模式的照搬和简单机械的套用带来的新问题远远大于它所解决的问题。此外，所谓的民主制度还长期被各派军阀拿来充当自己争权夺利的遮羞布，导致在实施宪政的过程中没有“法统”只有权力争斗。这也导致国人对于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态度逐渐转化为怀疑甚至厌恶，最后将它抛弃选择了社会主义。 关键词 :政治体制，代议制度，中国，党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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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西方代议制度指的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由少数代表通过讨论或辩论进行主要立法和行政决策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亦称国会制。西方代议制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起便踏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代议制民主自从踏上中国这片热土起便开始了它的消亡之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地位跌入了谷底。即使是1916年6月，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国人共讨声中忧惧而死后，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民国得以光复，西方代议制民主被各派势力搬出来继续使用，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共和建设就大功告成，因为“袁”时代大面积的政治分裂与纷争早已让中国的民主建设举步维艰，为西方式代议制度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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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宪政之名只是军阀争权之实的遮羞布 后袁时代的“法统之争”、“府院之争”，为“法统”的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派系军阀打着各自不同的法统理念，似乎大家都是各自为了真理而斗争，为了实现自由民主而奋斗，但事实上“法统”这块面具下掩藏的却是党同伐异，相互口诛笔伐，争权夺利的现实，宪政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实施过，它只是各方势力为掩埋自己窝里斗行径盖上的一床被子罢了。 2.1. 新旧国会交替的背景下没有“法统”只有权争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在世时尚能有所顾忌的各派军阀此时已再无约束，纷纷各霸一方，割据称雄。虽有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其人并无势力，因此由他继任总统各派都表赞成，但在援引哪部约法，是“代行”还是“继任”的问题上，各派陷入了“法统之争”。南方主张援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北洋段祺瑞主张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有效，黎元洪应该援引这部约法“代行”总统。表面上看，各派势力好像在争论那部约法有效，应该恢复哪个“法统”的问题，但实际上，各派势力关心的是“法统”下旧国会的合法性问题。对于一个共和国而言，宪法与国会无疑是“民主”最重要的标志，二者息息相关。段祺瑞在袁死后力图控制北京政府，当然不希望恢复国民党占优势的旧国会，主张袁记约法有效，那国民党占优势的旧国会自然也不具有合法性。南方军阀自然不希望北洋段祺瑞一家独霸北京政府，主张袁记约法非法，1914年被解散的国会属于“非法解散”，依然具有合法地位，目前民国再造，也应“法统重光”。由于袁世凯帝制被千夫所指，万众唾骂，其炮制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也有了“原罪”。尽管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竭力想要证明袁记约法的“法统”，但也不得不顾及到护国各方意见，毕竟袁世凯都已被定性为“民国叛逆”，如果袁记约法还具有合法性的话，之前的反袁活动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再加上袁记《中华民国约法》本身也有相当大的问题，其总统权限过大与民主共和原则相左，段祺瑞初掌北京政府，也不敢太过得罪护国各方，只有被迫妥协，最终表示认同黎元洪援引《临时约法》继任总统。1916年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8月1日重新召开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至此，后袁时代名为“法统”实为权斗的第一次“法统之争”就此结束。 2.2. 从“法统重光”到“法统中落”——西方式代议民主的彻底破产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入主中央排挤了奉系，独掌了北京政府。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打扮得合理合法，首先不得不面对的便是法统问题。于是直系让在“府院之争”中被迫辞职的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了被皖系废弃了《临时约法》与旧国会，此举一时间颇得舆论好评，被认为是“法统重光”。但这道“光”还没出现多久，直系军阀的曹锟和吴佩孚很快就对大总统的位子动了心思。曹锟一直觊觎着总统之位，而吴佩孚一直都有预想通过直系武力一统中国的野心，因此一直有把老帅曹锟扶上大总统的宝座，让其当国家元首，自己负责指挥军队统一天下的想法。于是他们先是逼黎元洪再次退位，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凑足了国会法定人数，并通过贿选等方式花费重金与政治许诺收买了大批议员将曹锟“选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参众两院还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法统”自此完备。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从形式与内容上看充斥着大量“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等原则，但这个时候，已经没人在乎这一纸宪法的权威了。后曹锟贿选的丑闻曝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直系陷入了政治孤立自不用说，还让国会声名俱毁，更让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在中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因此此次事件又被认为是“法统中落”。随着直系的倒台国会也停止活动，并在1925年4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下令解散，国会自此消亡，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也自此走到了尽头，《中华民国宪法》被废除，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彻底断绝。 国会与宪法作为一个共和国作为最重要的形式，被段祺瑞执政府终结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后“法统”一直没有恢复，国人依然安之若素，对软弱的议会政治形式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到此便可认为其消亡具有必然性了。这个时候，中国有志于改变国家乱局的年轻人已经把目光集中在了中国南方的广州，广州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后接受了苏俄党治体制，并且通过黄埔军校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党军，并在国会被废弃的同一年另起炉灶，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对虚伪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游戏不屑一顾，强力主张党领导一切，被北方独裁军阀蔑称为“赤粤”。但此后就是这个“赤粤”发动的国民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中国，而那个时候，民国曾经最神圣的国会与约法早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没有国会与约法的国民政府却更加强大，这无疑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个巨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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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从“护法”到“党国”——西方式民主终被取代 就在北洋各系军阀争夺北京政府与全国统治权的时候，曾经一度深信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但却多次惨遭失败的孙中山及其同志开始发生一些转变，经过其对多年革命行动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直接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也正是这些举措，才有了国民政府的成立乃至后震惊全国的国民大革命。如果说1925年段祺瑞解散国会与召开国民会议标志着中华民国的“法统”的断绝，那么国民政府是干脆不要那个苟延残喘的“法统”，公开主张党治，并通过北伐的武力将党治这种形式推广到全国，有趣的是这种形式却得到了一般工人、平民乃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而北方军阀“讨赤”的呼声却反映不佳。可见当时中国社会普遍思变，对“赤粤”以及共产主义并没有太多厌恶，甚至还多有向往，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废弃的“法统”非但没有再“重光”的机会，还因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跟着西方的宪政民主一起彻底寿终正寝了。 3.1.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从孙中山当时的想法来看，他已经不希望把中国国民党建设为西方式的议会政党，而是更想将之改造成苏俄式的革命党，他希望通过改组使得中国国民党也能像共产党那样组织完备，如臂指使，斗志昂扬，纪律森严，并且要“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 1 ”，这样的话，就须拥有一支属于革命党的军队。按照孙中山的想法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无疑是共产党的翻版，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先生曾用：“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 1 ] ”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改组后国民党的本质属性。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有趣的是，国民政府建府的依据已经完全不是西方式“自由、民主”，而是苏俄式的党治原则，甚至对“一党专政”的提法毫不避讳，这表明新生的国民政府已经无意于早就烂透了的“法统”与“民国”，它要以自身为核心，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国，其睥睨天下的气势可谓扑面而来。国民党还确立了“党治”、“党军”、“惩办反革命”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并非是中国本身所有，而是孙中山以俄为师后取经所得。梁启超也曾说：“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的 [ 2 ] ”。北方的舆论也都将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称为“赤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评价对于广州国民政府也算客观。 3.2. “红色”在民间各界大受欢迎 虽然舆论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已经“赤化”，但人民对这个所谓的“赤化”、“党化”、“没有自由”的政府的态度却大反从前，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第一团由湖南浏阳进攻江西时，浏阳农民冒着大风雨，一夜之间将全团军需运达前方，且不取分文，官兵大为感动。北伐军出入长沙、赣州时，青年男女纷纷投效，仅仅赣州一县，即有500余人，状至狂热。不仅仅是普通平民，连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对“赤粤”也颇有好感，一向信奉西方政治学说的胡适就认为：“民国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的人心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所没有的新气象 [ 3 ] ”。按理说对于这个公开主张党治集权的政权，信奉“自由”的知识分子应该群起抵制才是，但实际却是对其颇具心向之感。虽然北方舆论不断推出关于南方“赤色”政权的宣传，1926年9月7日，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更是致电蒋介石质问其党军“所谓革命，直欲革中华民国之命”，“五色国旗，粤军竟复摧毁，而易为赤帜。”但现实却是北方军阀抛出的“讨赤”口号并无多少人理睬，没有群众基础，既没有人保护“五色国旗”，也没有人保护“正统”的北京民国政府，反而投向了广州的怀抱，实有讽刺意味。到了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法统”别说普通平民，就连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待见了，西方代议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也可以说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综上所述，宪政民主其实并不是万能的，西方的宪政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并不具有普世的功能，而且事实证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故而期望只采用西方的代议民主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实际问题就跟迷信巫术没什么区别，由于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移植中国的效果并不理想，也未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最根本的问题，故而终致流产，被历史所淘汰，所以国人对其失望并开始选择其它制度也在情理之中。况且中国是一个自我期许极高的国家，对“大国梦”，对“富国强兵”有着执着的追寻，胡适曾去了一趟苏联后回来说，如果中国能像苏联那样强大，他宁愿一段时间不要自由。他作为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尚有这种想法，其他人的态度便可想而知。的确，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迅速强大，并令资本主义第一次深感恐惧，国人不可能不受其震撼，想要摆脱外辱，富国强兵，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被历史所否定，于是中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便也是在历史的正常发展轨迹中了。而且实践也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是正确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逐渐强盛，也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和人民才能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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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美国西部片作为一种经典的电影类型，自问世起经久不衰。其取材自“西进运动”中发生的各种传奇故事，经过文学或者艺术的再创作形成。其英雄形象塑造的演变，折射出美国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不断思索种族、正义等话题，在西部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关键词 :西部片，英雄，印第安人，正义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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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西部片(Western Film)，主要指的是美国西部片，也称作牛仔片(Cowboy Movie)。伟大的电影理论家巴赞(Bazin)将其视作“典型的美国电影”。这是美国的一种独有的电影类型，而后风靡世界，也被许多国家化用，有了不同文化内涵的西部片。早在60多年前，巴赞说过，“西部片是大抵与电影同时问世的唯一的类型影片，而且近半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充满活力”。 [ 1 ] 自这一经典论断而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西部片虽然历经波折，但直到今天仍然是电影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源泉。前段时间举行的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科恩兄弟(Joel Coen， Ethan Coen)导演的《巴斯特·斯克鲁格斯》(The Ballad of Buster Scruggs)获得了包括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3项提名，充分证明了自电影诞生100多年以来，西部片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它历史悠久，循规蹈矩，但风格和叙事主题却千变万化。而这也正是类型的迷人之处：限制中求多样，永恒中求变化。” [ 2 ] 本文旨在简要分析西部片关于英雄角色塑造的演变，并分析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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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西部片的文化起源 西部片以“西进运动”为文化背景，取材自各类通俗文学和民间神奇传说。莽莽荒原、黄沙漫天、持枪牛仔、野马飞驰等等，这些西部片的经典元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美国西部风光的一种再现。“西进运动”大致开始于18世纪末期，结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3年，特纳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论述了边疆在美国文明发展中的意义：“直至今天，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他的持续萎缩，以及美国拓殖的不断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进程。” [ 3 ] 东部拓荒者不断朝着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密西西比河以西前进，在这里与印第安土著居民相遇，并且以一种“美国化”的方式改造着西部。“美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在边疆从头反复进行”，“要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 [ 4 ]。可以说，“西进运动”为后来美国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西部片的创作。从西部得到创作灵感的文学或者民间故事，早在电影问世以前就已存在。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位作者(画家)是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他或许是最为著名的西部画家。西部片的传奇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承认雷明顿对他的影响极大。“从1880年代开始，在至少30年的创作活跃期内，他创作了超过3000幅西部主题的画作。” [ 5 ] 这些作品里面，有描绘蛮荒风景的，也有展现与印第安人战斗场景的画面，表见了西部独特的自然奇观以及印第安人、牛仔等的人文景观。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同其他地方一样，国家神话的构建成为当务之急” [ 6 ]。在国家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大量关于西部的画作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意味。当然，同时期表现西部风情的画家还有很多，他们都为后来西部片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另一个不得提及的便是以詹姆斯·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为代表的边疆作家。“历史地看，‘皮袜子故事集’同弗雷德里克·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是同宗同源的：它不仅在文学和文化上为‘边疆假说’做了丰富而详实的注解，而且为美国边疆的建立和边疆不断向西推进培育了人文地理想象的基因” [ 7 ]。库柏利用手中的笔，生动再现了美国西部独特的人文风景，“不仅在当时有效地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和身份意识，促进了美国文学的独立和美国气派的产生，而且已经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想象共同体。” [ 8 ] 其他还有例如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演出团”(Buffalo Bill’s Wild West Show)等戏剧演出的影响，在此就不多做讨论。总之，西部片的文化是根植于拓荒者在西部的历史活动中的，正是这些对西部风景与历史的生动再现，将美国的历史记忆深深融入了文化血液里面。“西部片‘从西部故事’中汲取灵感，并且继续为电影剧作者提供优美的主题”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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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于西部片的历史文化反思 自从欧洲移民踏上美洲这片广阔而自由的土地以后，他们遵循清教徒的精神，不惧艰难、奋发拓荒，想要在贫瘠的土壤上建立“山巅之城”。建国之后，拓荒者们越来越频繁地向阿巴拉契亚山以东活动。他们不断的把边疆的界线向西部推进，在这里与原住民产生文明的冲突。“淘金热”的出现以及《宅地法》的颁布，都促使了大量的移民涌向西部。但是，边疆的界线不断向西推移，这里的社会许多还处在野蛮与文明的交界线上，法律和秩序并未迅速地建立起来，许多情况下，个人正义就是“文明”的标准。暴徒的存在威胁着边疆人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尚未健全的法律就需要“英雄”的出现。“英雄是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概念，作为人类理想的化身，既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又因为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某个文化群体的产物而带有明显的特殊文化特征。” [ 19 ] 所以说，在历史中的美国西部是真实地需要这类人的存在，而小说或者各类通俗文学将其传奇化，于是有了荧幕上为了正义而勇敢拔出手枪与犯罪团伙英勇战斗的牛仔。一如《正午》中的威尔，即使大家对于恶势力万分惧怕，也要维护自己的正义。又如《原野奇侠》的肖恩，本可以不管小镇的纷争，但内心的价值观让他站了出来。在这一点上，牛仔和中国文化的“侠”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如《七武士》中为了保护农民而不惧众多山贼的武士。在法律不能触及的地方，他们凭着自己本身的道义行事，战斗结束后，骑着马儿渐渐消失在沙漠夕阳下，颇有些“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意味。这也是早期的西部片主要所造的英雄形象。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对“二战”的反思、民权运动的兴起、反越战游行等等，促使电影人思考种族关系、暴力等话题在西部片中的呈现形式。英雄不再简单的是除暴安良的牛仔，他们个人的道德良知也被人们讨论着。“由于为保证未来城市秩序而设置法律的绝对必要性和同样不可忽视的个人道德良知的必要性之间出现矛盾，史诗便成为悲剧。” [ 20 ] 正如《搜索者》里面展现的，“从孤立分散在野蛮边疆到更大的社区世界，在这里，法律和秩序——文明最终会占据主导。” [ 21 ] 也似《西部往事》里面，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火车，冒着滚滚白烟开进了小镇，在这里法律终会代替个人复仇，这是对文明的赞歌，也是英雄迟暮的挽歌。 而后的西部片更加理性的看待历史上的种族问题，力求彻底走出妖魔化印第安人的误区，电影界和社会大众都给予了巨大的肯定，这也是民权运动以来的积极成果。可以说，西部片，或者说“典型的美国片”，从来都担负着意识形态方面的责任。近年来此类电影佳作不断，更加深入地思考黑人、妇女、正义的话题，为西部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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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丁家山铅锌矿床深部找矿的需要，采用三维可视化预测方法，实现隐伏矿体的定位定量预测。通过成矿环境、成矿规律和矿化分布规律分析，建立矿体定位概念模型；建立丁家山地质体三维模型，采用距离场分析、坡度分析及趋势–起伏分析等方法，提取不整合面距离场因素、不整合面趋势–起伏因素等控矿因素；采用非线性回归方法，建立矿体三维预测模型，对丁家山铅锌矿床深部立体单元铅锌品位及金属量进行预测。对于预测结果的可靠性随着预测深度增加而逐步降低的问题，采用剩余磁异常驱动的模型修正方法，提高隐伏矿体三维预测模型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关键词 :三维可视化预测，剩余磁异常，预测模型修正，丁家山铅锌矿床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