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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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族侵略和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民族精神，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保留并影响至今的文化宝藏，它所承载的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将成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强有力的支撑，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继续承载这种力量，使之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具体来说，将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增强砥砺奋斗精神、树立牢固的和平意识和涵养深厚的民族精神。 3.1. 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 抗美援朝战争中，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铸就了革命忠诚主义的精神丰碑，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坚定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其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战斗的坚定的政治信念。抗美援朝精神突出了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的重要性，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实效性举措，也是激发大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的科学方法。大学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个人道德素质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党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保障。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有所减弱，政治立场面临严峻挑战，向当代大学生明确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政治立场和为国为党为人民奋斗的政治信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需要。纵观近代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史，在国家命运经受严峻考验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学生会加强对政治信仰、政治价值和政治选择的关注，义无反顾地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同。而在和平稳定年代，政治热情明显减弱 [ 4 ]。所以，新时代将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帮助大学上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的有效途径。 3.2. 培养大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自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思潮的涌入以来，国内存在一些诋毁革命英雄，戏说党史的言论与行为，个别国家妄图污名化党的历史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当代大学生坚定爱国主义精神产生了冲击。抗美援朝精神内涵所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活的时代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武器。第一、抗美援朝精神蕴含着反对侵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够让当代大学生深刻领会我们党从建立到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品格风范，进而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第二、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迹，既体现了爱国主义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又体现了爱国理论与爱国实践的统一。是帮助当代大学生培养爱国之情，树立爱国之志，砥砺爱国实践相统一的天然素材。第三、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是党史中一件不可磨灭的重大事件，学习抗美援朝精神，也是贯彻落实学习党史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我们从党史学习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第四、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内容，位于个人层面首位要求，其地位和意义不言而喻，同时，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抗美援朝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本质的一种现实现象。 3.3. 增强大学生砥砺奋斗的精神 砥砺就是磨炼，奋斗就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努力干。砥砺奋斗就是不畏艰难，不怕困苦，在磨砺中坚持前行。抗美援朝精神是砥砺奋斗的代名词，它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不怕困难，砥砺奋斗的优秀品格。正是因为砥砺奋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也正是一代代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道路。进入新时代，奋斗是时代的强音，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实现目标的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作为肩负着祖国伟大复兴使命未来的当代大学生，更需要大力发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砥砺前行。所以，我们将抗美援朝中的砥砺奋斗精神融入到大学生奋斗精神教育的内容体系中，激励大学生在感悟和认同抗美援朝精神的砥砺奋斗精神的过程中，形成不怕困难、勇于面对困难、善于解决困难的优良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表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既要有奋斗的精神也要善谋善成 [ 5 ]。”这要求当代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不断奋斗的传统，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在新的时代接续奋斗，坚决抵制享乐主义等消极主义思潮的漫延，形成全民奋斗，不断奋斗的良好社会风尚，培养他们不断奋斗的精神，培养其旺盛的创造力和创新活力，将社会主义事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景目标。 3.4. 树立大学生的和平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战争迫切向往和平，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维护和平和推进世界共同发展为己任。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完成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完成的是一场和平的战争，完成的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抗美援朝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和平意识和大国担当。第一、抗美援朝的胜利，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两个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均势状态，大大增强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阶段的可能性。第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使一支新兴的维护和平的强大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份坚定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第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表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有能力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主完整，更有义务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当代大学生生长于和平的年代，缺乏战争的危害和后果的了解，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居安思危的精神，将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和平意识，有利于大学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 1 ] ！” 3.5. 涵养大学生深厚的民族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发扬了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深远的价值。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特级英雄”杨根思，生前说过三句话：“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发扬了深厚的民族精神：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这种风骨、这种力量、这种血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在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革命史中以实际行动散发出的具有中国理论与实践特色的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宝库。高校大学生，一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活泼，最有朝气，最富创造力的代表群体，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将抗美援朝精神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民族风骨、汇聚一大学生为主体的民族力量、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血性、帮助大学生继承民族智慧，有利于涵养大学生深厚的民族精神，使大学生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带动全社会的风气转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心、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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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在将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更加注重利用抗美援朝精神创造新的教育机遇、打造新的角教育度，从优化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营造教育环境三个方面让抗美援朝精神真正的成为指导当代学生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4.1. 优化教育内容，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离不开教育内容的优化。优化教育内容，可以利用抗美援朝精神所传达的精神内涵，结合英雄人物、英雄故事、英雄事迹，搜集、保存有关革命史、革命战争史的文物资料，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纪念品、日记、回忆录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抗美援朝过程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物故事，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蕴含抗美援朝精神的资源宝库。第一、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抗美援朝精神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和陈旧的表达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发其生命活力。比如，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中涌现的英雄事迹改编成新颖的小品或影视作品，以引起大学生的兴趣，从而引发情感共鸣和共情。第二、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抗美援朝精神的内涵加以阐释、完善对其的内涵的理解。取消形式化或表面化的理论宣传和内涵灌输，选择适合、迎合大学生认知特点和群体特征的内容，将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真正的传授到大学生的思想中，达到彻底说服。通过对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成为大学生乐于、善于学习的内容。 4.2. 创新教育载体，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 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离不开教育载体的创新。现阶段，高校大学生是学习抗美援朝精神教育等革命精神的主体，在实践的教学中，我们除了抗美援朝精神教育基地、抗美援朝精神教育主题馆，军事博物馆纪念会堂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载体。“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微媒体”的兴起，带来了抗美援朝精神传播的新载体——互联网平台，它是一种新时代产物下的新的虚拟载体，这种新载体不仅有利于抗美援朝精神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的流动与传承，而且有利于抗美援朝精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内容重建与创新，更有利于增强抗美援朝精神在新时代的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将红色基因文化的具体物质载体融入到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中，通过不断加强网络、手机、自媒体、理论大课堂、学术专题等形式，将红色基因文化深深地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中去，使其入脑入心。高校教师要创新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载体，提高教育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使其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情感认同。 4.3. 营造教育环境，加强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相结合 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离不开营造教育环境。抗美援朝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大格局，倡导营造社会、学校、家庭多主体协同一体，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对大学生来说，抗美援朝精神传达是一种潜在的、观念的价值，这种特殊的价值只有是在被受教育者主观性、主动性的接受，内化为价值主体深刻而稳定的心理结构、心理能量和个体意识，外化为大学生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选择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才能真正被实现。所以，营造良性的教育环境，是将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结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加强抗美援朝精神自然、主动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并且积极的被大学生接受。首先，营造抗美援朝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氛围。要把抗美援朝精神融入大学校园文化的各类活动之中，如组织英雄事迹讲座等，充分发挥抗美援朝精神的日常育人功能。其次，建设以抗美援朝为主旋律的校园网络环境。积极宣传爱国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推送适合网络传播的爱国主义短视频、音频、网络文章、微电影、纪录片等。最后，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借助抗美援朝周年等纪念意义的重大节日，组织学生开展和参与各种纪念活动，使学生端正思想态度、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升精神境界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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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要求下，环境保护是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本文利用Python语言所提供的BeautifulSoup网页爬虫工具、Wordcloud词云分析工具、以及Jieba汉字处理工具，选择A股市场十家具有代表性的煤炭企业披露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文本挖掘，得出煤炭行业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存在的缺陷，并结合煤炭行业自身特点提出了实际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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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我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经济蓬勃发展，作为国家能源重要占比的煤炭更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煤炭行业在开采过程中却存在破坏地表植被、水土流失和污染环境的隐患 [ 1 ]，为了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符合，国家也在新《环境保护法》中出台了相应政策，要求企业每年按照规定进行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披露。企业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定期披露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而且有利于推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方针 [ 2 ]。如今煤炭行业中多数公司虽然会每年定时披露环境责任履行报告，但是目前企业披露的环境保护信息质量如何却没有分析结论。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如何？是否相关可靠全面？信息披露标准是否统一？各企业披露的信息之间又是否具有可比性？为了进一步规范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这些问题都是必须分析回答的。 在以往学者对于企业环境责任报告的研究中，由于受到了分析工具的限制，复杂的分析环境为分析工作的进行带来了巨大难题 [ 3 ]。方面海量的责任报告信息难以收集整合，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零星分散在企业官网中，难以收集提取关键信息进行企业间的横向对比。另一方面，受到信息识别技术的约束，在进行环境责任报告重要信息提取时，报告中图表混杂，关于煤炭行业的专有词汇更是晦涩难懂，为信息质量分析工作增添了难度。而Python语言所提供的BeautifulSoup网页数据爬虫、和Jieba汉字词库技术完美得解决了以上难题。BeautifulSoup网页数据爬虫能够快速爬取网页信息，并将其转换为文本格式，以Jieba汉字词库为依据，进行文本拆分，再利用Wordcloud词云统计文本中出现的高频词，最终依据词频生成客观形象的词云 [ 4 ]。 本文借助Python的BeautifulSoup + Wordcloud + Jieba文本挖掘方法，对煤炭行业十家上市公司的社会环境责任报告进行了文本挖掘。首先提取责任报告中高频词，分析煤炭行业在进行社会责任报告时的侧重点。再利用ROST CM6中的加载项工具Net Draw，分析所提取出的文本中各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及联系的紧密程度，形成语义网络图，并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整个行业在进行环境保护信息披露时所包含的层次 [ 5 ]。最后，我们单独对煤炭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神华进行了词频统计和网络语义图的绘制，进行行业内信息披露质量的横向对比，从而能够对煤炭行业环保信息披露质量形成充分而深刻的剖析。本文的研究方法运用了目前最新的计算机语言技术，为煤炭行业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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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获取及数据预处理 在充分考虑市值大小及数据可靠性等因素后，本文选取了A股中十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神华、陕西煤业、中煤能源、兖州煤业、淮北矿业、西山煤电、潞安环能、冀中能源、平煤股份和开滦股份，因为数据搜集的因素，我们剔除了美锦能源和金能股份。本文提取了十家上市公司2019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有关环境保护的部分 [ 6 ]，进行整合并导出为html格式文件，并使用jieba汉字词库进行文本拆分，在利用Wordcloud词云统计高频词时，我们发现其中存在“公司”、“组织”、“全部”、“要求”、“利用”等无意义名词和动词，因此我们利用exclude函数进高频词过滤，依据过滤后的高频词形成的词云更加清晰可观，能够突出主要属性特征，从词云上可以看到，“环保”、“治理”、“排放”、“节能”等词出现的频数较多，见图1。在利用Net Draw绘制语义网络图时，在已建立的逻辑关系图中，存在不必要的量词如“一个”、“一些”，在不影响各节点紧密程度的条件下，我们进行了部分量词删除，结果如图2所示。 图1. 煤炭行业环境保护报告词云 图2. 煤炭行业环境保护关键词语义网络图 根据环境报告分词后出现的词语和频数，本文发现报告中提及较多的词语是“环保”、“排放”、“节能”、“治理”、“环境”、“改造”等，如“环保”一词在文中出现了130次，而“排放”一词出现了93次。同时我们发现报告中多次提及的污染物主要有“废弃物”、“污水”、“瓦斯”、“废气”等。依据词频的统计结果，本文选取了前100个高频词汇，绘制的词频统计表如表1。 Table 1 Coa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al tabl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1 环保 130 26 技术 26 51 积极 15 76 质量 12 2 排放 93 27 燃煤 25 52 烟气 15 77 员工 12 3 节能 64 28 应急 25 53 方案 14 78 气候变化 11 4 治理 61 29 废弃物 25 54 年度 14 79 控制 11 5 环境 53 30 污水 24 55 指标 14 80 监督 11 6 改造 52 31 标准 23 56 设备 14 81 完善 11 7 能源 49 32 清洁 22 57 系统 14 82 突发 11 8 煤矸石 42 33 生态 22 58 大气污染 14 83 法律法规 11 9 污染 40 34 矿区 21 59 发电 14 84 生态环境 11 10 矿井 40 35 社会 21 60 安全 13 85 达标排放 11 11 煤炭 39 36 生活 19 61 气体 13 86 资源 11 12 绿色 39 37 锅炉 19 62 目标 13 87 有害 11 13 生产 39 38 瓦斯 19 63 报告 13 88 改善 11 14 发展 37 39 持续 18 64 案例 13 89 标煤 11 15 监测 37 40 落实 18 65 能力 13 90 余热 11 16 煤矿 37 41 责任 18 66 土地 12 91 照明 11 17 开展 36 42 能耗 17 67 制定 12 92 总量 10 18 设施 36 43 矿山 17 68 综合治理 12 93 温室 10 19 国家 34 44 强化 17 69 复垦 12 94 管理制度 10 20 污染物 33 45 废水 17 70 回收 12 95 政府 10 21 减排 30 46 高效 16 71 危废 12 96 风险 10 22 处置 30 47 管控 16 72 理念 12 97 隐患 10 23 防治 29 48 排放量 16 73 开采 12 98 备案 10 24 工程 27 49 全面 15 74 监控 12 99 煤场 10 25 电厂 26 50 废气 15 75 水平 12 100 井下 10 表1. 煤炭行业环境保护词频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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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文本挖掘的煤炭行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披露状况分析 从词频统计表中不难看出，煤炭企业对于环境方面社会责任的履行主要集中在“环保”“节能减排”、“治理污染”、“绿色生产”等关键词上，这一方面是基于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宏观环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煤炭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词频统计表仅仅统计了关键词的频数，而关键词语义网络图不仅展示出了关键词之间的语义联系，还反映了煤炭行业履行对环境的社会责任的过程与具体措施，从这些关键词以及其间的联系，可以大致看出煤炭行业对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披露的重点内容及其影响因素。 3.1. 披露的影响因素 位于关键词语义网络图中心位置的就是“中国”和“政府”，这是大部分国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大推动力。尤其是对于煤炭行业这样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行业来说，要履行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是一项成本极高，且经济效益低的行为，是不符合企业追逐经济利益的目标的。但走出微观，放眼宏观，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承担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 7 ]。我国对于企业在环境方面需要履行的义务主要是以污染防治的各项具体指标来规定的，在关键词语义网络图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与“中国”和“政府”相关联的有“管理”、“排放”、“报告”等，这类关键词的关联主要是源于中国政府要求企业对其污染排放进行管理并对外报告其管理过程与成效。此外，在词频统计表中也有一些关键词表明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外部环境对企业在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的要求，例如“达标排放”、“法律法规”、“监督”、“气候变化”、“指标”、“积极”、“管控”、“责任”、“减排”等，这其中不仅有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有社会公众、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等对于身处煤炭行业的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期盼。 3.2. 披露的内容 外部环境的要求催生了企业内部的变革。首当其冲的就是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词频统计表中，“生产”、“监测”、“防治”、“工程”、“综合治理”、“理念”、“管理制度”等关键词就表明了作为样本选取的这些煤炭企业在环境保护措施与内部管理制度方面的探索过程。一套有效运行的管理制度不仅可以实现从管理层到“员工”的每一个关键节点的全程“监控”与“责任”“落实”，还能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迅速反应，积极“备案”。而对于煤炭行业来说，其整个生产过程中都会伴随着各种风险，这里的风险不仅仅是破坏环境的风险，还包括员工的安全风险、意外事故风险等，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不仅对环境保护起作用，还会对整个生产环节起作用，不只保护环境，还能保障安全生产。因此，企业对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改进与披露是很有必要的。 在完成了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之后，就应当通过具体的措施来实现对环境的治理。在关键词语义网络图中，与“企业”相关联的关键词就很明显的展现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措施。 首先是对污染进行防治，结合图表，“减排”、“管控”、“检测”、“废气”、“排放”、“废水”、“防治”等关键词都表明了在现有的环境管理体系之下，煤炭行业最首要的任务仍是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通过制定标准和指标，全面落实责任管控，从而实现污染物的减排。 其次是降低能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具体的关键词有“高效”、“利用”、“能源”、“技术”、“能耗”、“改造”、“电厂”、“优化”等。能耗的降低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而产业链的延伸又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矿山”、“电厂”、“矿区”、“煤场”等区块的结合，加以资源再利用的技术，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整个生产区域的资源使用效率。 最后是对环境已经被破坏的区域进行修复，建设生态矿区。图表中的“综合治理”、“复垦”、“绿色”、“生态”、“生活”、“发电”、“改造”、“供热”、“照明”等关键词就反映了这一点。煤炭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与自然环境的紧密关联性，矿区内既要进行资源开采的生产活动，又要保障员工的正常生活。由于早年间企业的责任意识薄弱，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对矿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煤炭产业大多分布在我国的北方地区，资源开采的过程中破坏过的土地大多变成了风沙区，并且逐年扩大，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企业实现了自身的节能减排之后，环顾自身周围的环境，保持或恢复其原有的生态就成为了首要任务。从词频统计表的相关关键词中不难看出，煤炭企业主要依靠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矿山的综合治理来实现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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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行业内龙头企业的纵向对比 我们在整理样本社会责任报告的环境责任披露信息中发现，作为稳居煤炭行业市值第一且遥遥领先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A股上市之后一直保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且披露内容最为详细和充分，于是我们对其环境责任披露内容做了同样的文本化处理，并用文本挖掘技术对词频最高的前100个词进行提取，然后利用excel的vlookup函数与前文中A股10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中频数最高的前100个词进行匹配，进行比例的计算，然后筛选出前者词频/后者词频>10%的词语，并按比例大小进行降序排列后，得到以下数据： Table 2 Shenhua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word frequency lis 关键词 神华词频 所有样本词频 占比 关键词 神华词频 所有样本词频 占比 隐患 9 10 90.00% 目标 4 13 30.77% 监督 8 11 72.73% 管理制度 3 10 30.00% 风险 7 10 70.00% 发展 11 37 29.73% 管控 11 16 68.75% 强化 5 17 29.41% 温室 6 10 60.00% 技术 7 26 26.92% 气候变化 6 11 54.55% 处置 8 30 26.67% 矿山 9 17 52.94% 全面 4 15 26.67% 煤炭 20 39 51.28% 生活 5 19 26.32% 年度 7 14 50.00% 治理 16 61 26.23% 气体 6 13 46.15% 应急 6 25 24.00% 能源 22 49 44.90% 排放 22 93 23.66% 燃煤 11 25 44.00% 煤矸石 9 42 21.43% 高效 7 16 43.75% 方案 3 14 21.43% 环境 23 53 43.40% 防治 6 29 20.69% 监测 16 37 43.24% 改造 10 52 19.23% 生态 9 22 40.91% 矿区 4 21 19.05% 井下 4 10 40.00% 排放量 3 16 18.75% 电厂 10 26 38.46% 清洁 4 22 18.18% 安全 5 13 38.46% 减排 5 30 16.67% 废弃物 9 25 36.00% 污水 4 24 16.67% 落实 6 18 33.33% 污染 6 40 15.00% 土地 4 12 33.33% 环保 16 130 12.31% 绿色 12 39 30.77% 污染物 4 33 12.12% 表2. 中国神华环境责任披露词频表 紧接着，我们用ROST CM6进行语义网络分析，生成了中国神华环境责任披露的语义网络图： 图3. 中国神华环境责任披露语义网络图 结合图3和表2，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了中国神华环境责任履行和披露的特点。 4.1.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且披露充分 从图3左列图中可以看出“风险”、“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占比均超过了40%，究其原因在于神华披露了大量有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履行情况。中国神华支持和参与温室气体减控方案的倡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合理建立碳排放管理制度，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气候相关政策的号召，依据企业自身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气候风险评估，将风险分类为一类风险、二类风险和三类风险，并依据国家政策方针和行业领先技术水平制定缓解，适应和积极管理的政策和战略，以应对气候变化。 4.2. 环境管理体系有效且披露完善 “隐患”、“监督”、“管控”、“监测”、“治理”、“管理制度”等词占比高，其中，“隐患”占比高达90%，原因在于神华充分披露了整个环境管理体系架构、具体职责和工作内容，其为强化对环境风险的管控能力，尽可能避免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建立了严格有效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机制，涵盖了环保监督检测，环境隐患预防，风险应急管理这三个方面。加强对污染物的监测管理力度和环保隐患排查治理力度，严格遵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程序 [ 8 ]。 4.3. 节能降耗表现突出且披露具体 “能源”“高效”“煤炭”“绿色”“技术”“清洁”等词占比也不逊色，原因在于神华相比于其他煤炭企业对节能降耗方面的高度重视。其积极开展燃煤绿色升级和燃煤工业绿色改造，系统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一步深化节能降耗。在发挥煤炭价值的过程中，为避免因排放带来的污染，同时加大清洁煤炭产品研发力度，并采用先进技术，通过设备改造等手段，不断优化煤炭开采、洗选加工、运输流程，让煤炭的清洁利用和绿色转化成为现实。 4.4. 注重生态环境维护且披露全面 “生态”、“矿山”、“土地”、“绿色”等词反映了神华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煤炭企业生产运营原本就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多影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十分突出，而近年来对这些环境生态问题的全面的排查和整改，通过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塌陷区治理、复垦绿化、生态园区建设等工作，有效地恢复了井工矿区、露天矿区、铁路等作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周边生态多样性。其以货币形式披露了相关的财务信息，也定量地披露了治理的成果，如植被覆盖率、复垦率、水土流失控制率等。 由于我们的分析指标是占比，也就是说神华越是重视、做得充分的方面恰是其他煤炭企业还有努力和改善空间的地方，我们通过对其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具体阅读也佐证了这个结论。不论是从披露篇幅还是披露质量来说行业龙头的几家公司，都胜于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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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及建议 综上，基于文本挖掘技术和分析，我们总结了煤炭行业在环境责任披露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5.1. 披露不全面、不具体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正面与轻负面，从词频表来看大部分都是体现企业积极举措的正面词汇，而鲜有负面词汇的出现。可见大部分企业的大部分披露内容均是一些正面信息，而少有甚至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报喜不报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完美的东西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二是重定性而轻定量。大部分高频词在文本中检索时少以指标的形式来出现，大部分都是定性的文本描述，而定性和定量内容的结合能够增强报告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和相关性，便于使用者进行不同企业和不同期间的对比分析 [ 9 ]。 5.2. 披露不均衡、不主动 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数量渐渐增多，但其披露质量却良莠不齐，行业龙头的模范作用显著，而其他公司相比之下有所差距。而且，大部分企业是由于政策压力以及为了提升企业声誉才进行披露，而非主动披露。在对行业内企业横向对比分析时我们发现，有的企业只用了个位数的篇幅披露环境责任履行的信息，而对同一家企业做纵向的对比分析时发现，有的企业连续多年套用同样的披露模板，仅对部分定量数据做改动，而文字性的描述继续沿用。披露缺乏主动性，企业就会抱着应付相关部门的心态选择性披露而非全面披露，最终导致披露在完整性和可比性上有所欠缺。 针对以上披露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煤炭企业的环境责任披露意识有待提高。披露情况不佳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不够强。而自觉按照相应社会契约的要求承担环境责任以及对其进行充分的披露不仅可以增加企业知名度，也能主动配合监管部门，以降低企业被干涉的风险和被干预后经济利益的流出。 其次，企业环境责任披露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国家制度法规的指导和约束作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是依托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因此想要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就应该先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使之系统化、体系化。比如完善和统一煤炭行业污染排放标准，为企业提供环境披露的依据和标准，从而提高所披露环境信息的可比性和准确性 [ 10 ]。 最后，相关部门的监管以及社会责任的监督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多层次、多主体的环境监管体系有助于督促企业做好环境责任披露工作。不论是相关部门的处罚还是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曝光也有助于倒逼企业更真实、完整和充分地披露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履行好企业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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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通过情景模拟实验对网络文字社交情景和面对面社交情景下的社交焦虑差异进行了对比，并采用两水平被试内中介的检验技术探究负面评价恐惧是否中介了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社交方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负面评价恐惧部分中介了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在网络文字情景下，负面评价恐惧较低，社交焦虑较低；在面对面社交情景下，负面评价恐惧较高，社交焦虑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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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截止到2020年4月，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突破9亿 [ 1 ]。人们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如Facebook、微信、QQ等进行交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 2 ] [ 3 ]，这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在社交时会对人们的交流造成不一样的情绪体验。网络社交的情绪可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已有大量的研究从网络成瘾等网络社交的带来的负面情绪进行研究 [ 4 ] [ 5 ] [ 6 ] [ 7 ]，但关于使用网络社交从而减少面对面社交时存在的负面情绪等积极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网络社交能否减少社交焦虑出发进行探索。 社交焦虑在DSM-V中被定义为：“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或被他人注意时，会产生害怕、焦虑或回避等表现 [ 8 ] ”，它会对个体正常生活中的交流、学习、工作等产生负面影响。贺金波等梳理了大量文献，证明了与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社交相比，网络社交中存在着较低的社交焦虑 [ 9 ]。具体来说，网络社交时不仅存在着较低的社交焦虑体验 [ 10 ] [ 11 ] 和较低的社交焦虑水平，经过网络认知行为治疗，还能够有效减少社交焦虑 [ 12 ] [ 13 ]。此外，有研究发现网络社交还能提高青少年的社交质量 [ 14 ]。因此，探讨网络社交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采用的是网络社交这一宽泛概念，并没有进一步的区分网络社交中具体的交流方式 [ 15 ]。而网络文字是网络社交中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它与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存在视觉线索减少 [ 16 ]，交流时的感知控制性增强等特点 [ 17 ]。因此，本文将对比网络文字交流与面对面交流情景下引发个体社交焦虑的差异。 一般焦虑中存在着对模糊事件的负面认知偏差 [ 18 ]。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焦虑的个体总是将周围人的评价恐惧视为危险的刺激，并将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质 [ 19 ] [ 20 ]。负面评价恐惧指的是对他人负面或者消极评价的担忧与恐惧 [ 21 ]。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具有紧密的联系，社交焦虑的部分来源于负面评价恐惧 [ 22 ]。以往许多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能够预测社交焦虑，且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贡献值较高 [ 23 ] [ 24 ]。不仅如此，在以往的研究中，负面评价恐惧也对网络的使用有着较大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网络交流具有视觉线索的缺乏的特性能使个体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从而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 [ 24 ] [ 25 ] [ 26 ]。因此，本文认为负面评价恐惧中介了不同交流方法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本文基于已有网络社交能够减少社交焦虑、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等理论的观点，探究网络文字社交与面对面社交情景下社交焦虑的关系，及其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一来能够为探究影响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二来能够为减少社交焦虑的网络认知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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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51人作为被试。其中男生20人，女生31人；18岁以下3人，18~24岁25人，24~35岁22人，35岁以上3人；学生22人，已工作19人，无业10人。 2.2. 研究流程 本研究采用模拟情景实验的有中介的被试内设计。其中不同的交流方式(网络文字交流、面对面交流)作为自变量，评价恐惧作为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作为因变量。模拟情境采用指导语和问卷项目表述来启动情境，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指导语要求被试者想象自己将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下要与一群陌生人进行交流与社交互动，接着每个被试接受两套问卷，并参照已有对比量表设计 [ 27 ]，将一些设置虚拟情景的表述加入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和社交焦虑量表之中。例如：“假设你要通过网络文字的方式与老师或长辈进行交谈，我感到紧张”，“假设你和老师或长辈要面对面进行交流，我感到紧张”。在填问卷时，为了方便被试产生对比，采用项目临近的方式编排问卷。 2.3. 研究工具 2.3.1.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简版(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简版由Leary编制 [ 28 ]，后由陈祉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修订 [ 21 ]。问卷共12个条目，采用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面对面交流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2.3.2. 社交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社交焦虑量表是由Leary编制 [ 29 ]，主要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问卷共15个条目，采用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5点计分。总分越高社交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参照类似做法采用其中12个条目 [ 27 ]，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情景下的社交焦虑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68，面对面交流情景下的社交焦虑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74。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26.0、Mplus8.3进行数据处理。用两水平被试内设计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 30 ]，探讨不同交流方式在社交焦虑上的差异以及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所谓两水平被试内中介分析方法，就是在中介分析中，针对自变量X是同一被试在不同时间或者不同情景下的重复测量，并没有具体数据，而中介变量M和因变量Y有两列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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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收集数据，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用的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共抽取12个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29.94%，小于40%的判断标准 [ 31 ]。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主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网络文字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面对面情景下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详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ces between principal variables (n = 51 M ± SD 1 2 3 4 文字负面评价恐惧 37.33 ± 7.70 1 面对面负面评价恐惧 41.35 ± 8.07 0.48 ** 1 文字社交焦虑 33.37 ± 5.91 0.50 ** −0.10 1 面对面社交焦虑 38.65 ± 6.27 0.41 ** 0.73 ** 0.21 1 表1. 各主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n = 51) 注： ** p < 0.01。 3.3. 不同交流方式在社交焦虑的差异以及负面评价恐惧中介作用的分析 据被试内两水平素重复测量中介检验的流程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首先，采用依次检验分析系数a和b，其次用Bootstrap法计算系数乘积ab的95%置信区间 [ 30 ]。 对网络文字交流的负面评价恐惧和面对面交流的负面评价恐惧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1) 当被试假设使用网络文字进行社交时的负面评价恐惧小于面对面社交时的负面评价恐惧(t = −3.57，p < 0.01)，即中介模型的X到Y的总回归系数c显著；2) 同样，被试假设使用网络文字进行社交时的社交焦虑小于面对面社交时的社交焦虑(t = −4.93，p < 0.01)，即中介模型X到M的回归系数a显著；3) 接着，我们通过对M2 − M1、Y2 − Y1以及M1 + M2进行计算，建立回归方程Y2 − Y1 = c' + b (M2 − M1) + d (M1 + M2) + e3 [ 32 ]。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 Estimate SE t p LLCI ULCI C’ −2.56 0.73 −3.50 0.001 ** −4.03 −1.09 b (M2 − M1) 0.68 0.08 8.21 0.001 ** 0.51 0.84 d (M1 + M2) −0.37 0.10 −3.84 0.001 ** −0.57 −0.18 表2. 中介效应的检验 注： ** p < 0.01。 本研究数据运行结果显示，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预测作用显著(β不同社交方式→社交焦虑 = −5.27，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7.241， −3.127]；不同社交方式对负面评价恐惧预测作用显著(β不同社交方式→负面评价恐惧 = −0.42，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6.280， −1.759]；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预测作用显著(β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 = 0.675，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0.510， 0.840]；不同社交方式排除负面评价恐惧直接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显(β不同社交方式直接→社交焦虑 = −2.56，p < 0.001)，其95%的置信区间为[−4.033， −1.087]，说明负面评价恐惧在不同社交方式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效应量为PM = ab/c = −4.02*0.68/−5.27 = 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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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结果分析与解释 据上结果证明，网络文字交流与面对面交流在社交焦虑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与其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 10 ] [ 27 ] [ 33 ]。具体来说，当使用网络文字进行社交时，负面评价恐惧相对较低，社交焦虑也进而相对较低；当面对面进行社交时，负面评价恐惧相对较高，社交焦虑也相对较高。在不同交流方式上的社交焦虑部分来源于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这也与前人的理论与研究一致 [ 22 ] [ 23 ] [ 34 ]。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总是害怕他人对自己作出负面评价。虽社交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两者结构不同，但负面评价恐惧是社交焦虑广泛的反应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网络文字交流相对于面对面交流时存在较低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呢？本旨在研究网络文字社交与面对面社交情景下社交焦虑的差异，对此，我们先要对比网络在线交流较之于面对面交流的特性。McKenna和Bargh提出了互联网通信交流的四点与现实生活中交流的不同之处 [ 35 ]。第一，许多社交软件具有匿名的功能，可以不用真实的身份来进行交流，而现实中面对面的社交不具有匿名性。第二，互联网通信能够扩大交流的范围和种类，不用再受物理距离的远近而决定社交的对象，甚至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流，而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社交往往收时空等限制。第三，互联网交流时看不到对方的外表和其他视觉线索，这些线索往往是人们对于吸引力的判定、社交选择、刻板印象的重要因素，而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社交却具有很多的视觉听觉线索。最后，使用互联网交流时不必双方立即回复，可以给与交流者更多的时间来组织语言，而面对面的交流则要保持回复的及时性和流畅性。此外，Peter和Valkenburg从心理感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相较于面对面交流的差异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交流的可控性、交流的互惠感、交流话题的广度和焦虑话题的深度 [ 17 ]。 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虚拟情境下并没有出现网络社交范围扩大和匿名交流等属性。从客观属性来说，两者的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有没有视听线索和是否能够延长回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来看，两者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交流的可控性。已有许多结论能够结合主客观的差异，对两种不同的社交方式存在不同的社交焦虑进行解释。Walther和Parks提出的超人际沟通理论认为 [ 36 ]，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的差异就在于视觉、听觉、社会地位等语境提示的线索减少，从而降低了个人的恐惧评价，进而促进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交往。社会补偿性假设认为，在网络交流中能够减少视听上的线索，这将会帮助青少年克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障碍，从而减少社交焦虑 [ 37 ]。此外，有学者认为在网络交流中，因其网络的不同步性可以使用户控制查看消息的时间和控制回复消息的时间，能够减少人们行为抑制系统，进而降低回复时的焦虑感 [ 38 ]。 这些理论能够合理的解释这一现象，却缺少了对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存在不同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深层心理机制的探索。无论是消息回复的控制还是视听线索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有利于个体形象的塑造。其中视觉元素是个体在虚拟空间自我展示的重要部分，通过控制视觉元素可以更好进行印象管理 [ 39 ]。而能够控制查看消息和回复消息的时间则有利于个体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想好该如何回复，从而进行更好的自我形象的展示。已有学者通过访谈发现社交恐惧症的患者的负面自我印象记忆更加持久 [ 40 ]。Hirsch等采用对比积极自我印象和消极自我印象的人发现 [ 41 ]，在演讲中具有负面自我印象的人可能会更高更多的焦虑水平。此外他们还通过使用推断偏差改变被试的自我印象，结果发现具有消极自我印象的被试相较于具有积极自我印象的被试在想象有压力的社交水平中社交焦虑评估更大 [ 42 ]。由此可推测，感知自我印象的好坏，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之一。Rapee和Heimberg提出的社交焦虑认知机制认为个体总是将周围人当作自己的观众，这些观众喜好正性或负性的评价，而社交焦虑是则产生于对这种评价的过分关注和体验 [ 20 ]。这一理论能够很好的说明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但本文认为，评价恐惧的重点在于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别人的评价的主观感受，但社交焦虑的产生根源则源于自我的评价。在于陌生人接触之前，并没有真正的产生负面的评价，而是一种假设的自我印象的评价造成了社交焦虑的产生，因此社交焦虑产生的心理机制应注重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本研究中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我印象控制感受的一种操控。例如网络文字交流的控制性与视觉线索的缺失都给个体提供了一个可以控制自我形象的感觉。Schouten，Valkenburg和Peter也提出了个体对网络交流的主观感知而不是其属性决定了网络交流的结果 [ 43 ]，其中感知控制对网络中的交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控制感则恰恰也是影响社交焦虑的核心因素 [ 44 ] [ 45 ] [ 46 ]，因此，本研究认为，主观自我印象的控制感，也就是印象管理的效能感是影响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 4.2.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有待继续完善。第一，本研究采用情境模拟作为实验处理，对于自变量的操纵还不够彻底，不如实验方法的效度高。第二，本研究只采用了被试的主观问卷填写作为变量指标，虽在统计结果上显著，但在实证效度还有待继续探索。第三，本研究只对比了网络文字交流和面对面交流，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出现了许多如语音电话、视频通话等不同的社交方式，对于不同社交方式的社交焦虑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第四，本研究没有对其他中介变量进行加以考虑，对深层心理机制的探索还有待争议。 期望未来有学者能够采用严密的实验法，通过对不同社交方式的操纵证明社交焦虑是否存在差异。此外，本文认为不同社交方式是不同程度自我印象管理效能感的操作定义，但此结论是否能够推广，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有许多研究证，网络交流中的自我表露 [ 10 ] [ 47 ] 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社交焦虑，因此，其他学者可以研究更多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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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基因的扩增在乳房、胃肠道、呼吸道、生殖道、泌尿道、皮肤和胎盘的上皮细胞的细胞膜上都可以检测到，在心脏和骨骼肌细胞上也可以检测到，HER-2过表达与侵略性表型和预后不良有关。因此，HER-2已成为许多抗癌治疗方法的重点。T-DM1是由曲妥珠单抗、细胞毒性药物DM1通过连接子偶联而成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具有靶向性和细胞毒杀伤双重抗肿瘤作用。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旨在总结有关T-DM1在各实体瘤研究中的进展及安全性和毒性的最新文献，有助于指导T-DM1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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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HER-2被认为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随着靶向药物的问世，患者的预后得到了明显的提高。T-DM1是一种新型的抗体–药物共轭复合物，是由一种细胞毒性药物(美坦新的衍生物)与曲妥珠单抗共轭结合而成。此种ADC (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目标是将细胞毒性药物传递给肿瘤细胞，同时发挥曲妥珠单抗的靶向作用和DM1的细胞毒性作用，减少了细胞毒性药物与正常组织细胞作用所致的不良反应。T-DM1作用不完全依赖于HER-2下游信号通路，可以克服由于信号通路异常所致的曲妥珠单抗耐药 [ 1 ]。并且对曲妥珠单抗和拉帕替尼均耐药的细胞仍有抗肿瘤活性 [ 2 ]。T-DM1是首个应用于实体瘤的ADC药物。由于T-DM1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因此报告毒性过大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考虑到T-DM1的使用越来越多，需要对其毒性进行全面评估。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总结了有关T-DM1在各实体瘤中的研究进展及重要不良事件(adverse effect， AE)的当前可用文献，作为临床实践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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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乳腺癌 根据2020年最新全球癌症数据提示，乳腺癌已取代肺癌成为全球第一大癌。众所周知，乳腺癌是一种生物异质性疾病，具有多种亚型，不同亚型的治疗方式及预后差别较大。约有15%~20%的乳腺癌患者伴有HER-2基因的过度表达，生物学行为表现为易复发、总生存期短。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的引入极大的改善了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201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了T-DM1用于治疗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在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一线、二线以及多线治疗的临床研究中，T-DM1均显示出突出的抗肿瘤活性，且耐受性良好。由此引发了T-DM1在新辅助及辅助阶段的相关研究。 2.1. 晚期乳腺癌治疗 EMILIA试验是一项大型的III期试验，将先前曾接受曲妥珠单抗和紫杉烷治疗的HER2阳性晚期991名乳腺癌患者随机分配至T-DM1或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主要终点是无进展生存期、总体生存期和安全性。在两次总体生存期中期分析中，T-DM1治疗较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组显著改善了无进展生存期(中位生存期为9.6个月，而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组为6.4个月)和中位总体生存期(30.9个月，而拉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组为25.1个月)。同时可观察到，在基线时有CNS转移的患者中，总体生存率显著提高 [ 3 ]。在T-DM1的安全性和毒性方面，拉帕替尼–卡培他滨组的3或4级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T-DM1组(57.0%对40.8%)。T-DM1最常报告的 3级或4级事件是血小板减少症(12.9%)、血清高浓度的天冬氨酸转氨酶(4.3%)和丙氨酸转氨酶升高(2.9%)，唯一报告1例4级胃肠道出血事件。T-DM1组最常见的AE是：恶心，疲劳，血小板减少，头痛，便秘，腹泻，肝酶升高，厌食和鼻出血 [ 4 ]。基于此试验，T-DM1目前被批准用于治疗先前曾接受紫衫烷类加曲妥珠单抗治疗的HER2阳性转移性BC (MBC)患者。 提供相关毒性数据的其他III期研究是MARIANNE试验。此试验将1095例经过集中评估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且之前没有进行过晚期疾病治疗的患者随机分配为1:1:1对照(曲妥珠单抗加紫杉烷，T-DM1加安慰剂，T-DM1加帕托珠单抗)，主要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与曲妥珠单抗和紫杉烷相比，T-DM1和T-DM1加帕妥珠单抗显示为非劣等PFS (中位PFS：曲妥珠单抗加紫杉烷为13.7个月，T-DM1为14.1个月，T-DM1加帕妥珠单抗为15.2个月)。两个实验组均未显示出PFS优于曲妥珠单抗和紫杉烷。与T-DM1组(45.4%)和T-DM1加帕妥珠单抗组(46.2%)相比，对照组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在数字上更高(54.1%)。在T-DM1组中，最常报告的3级AEs为血小板减少症(7.9%)、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6.6%)和贫血(4.7%)，除了3级腹泻增加，在T-DM1中添加帕妥珠单抗并没有实质性增加高级别毒性的发生率 [ 5 ]。因此，2016年NCCN指南将T-DM1作为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线可选方案。目前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是紫衫类、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NCCN指南建议T-DM1在一线治疗的应用仅限于不适合接受标准一线方案的患者。 KAMILLA试验是迄今为止接受T-DM1治疗的最大患者队列，与其他研究不同，KAMILLA的设计以安全性和耐受性为主要目标。KAMILLA评估了先前治疗过的HER2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BC (晚期BC)患者中T-DM1的安全性。总体而言，有1862名(93.0%)患者报告了任何AE。427 (21.3%)位患者发生了严重的AE。与T-DM1相关的5级AE包括多器官功能障碍和脑水肿(各2例)以及败血症，肺炎，肺栓塞，间质性肺病，呼吸衰竭，药物性肝损伤，肾衰竭和急性肾损伤(1个)。一名患者发生了先前存在的脑放射坏死(与研究治疗无关)的恶化(5级事件)。最常见的3级和4级AEs为：血小板减少、肝事件(6级5位)、出血(两个5级)、CNS出血、心脏功能障碍、肺炎(大多数出血事件与3级血小板计数减少无关，5级血小板计数没有减少)。KAMILLA的中期分析发现，基线CNS转移患者中T-DM1的总体安全性与未基线CNS转移患者中观察到的总体安全性相当，T-DM1对基线CNS可测量的患者显示出有意义的抗肿瘤转移活性 [ 6 ]。 2.2. 新辅助治疗 基于T-DM1在晚期乳腺癌中突出的疗效和良好的耐受性，部分研究者将T-DM1应用于早期乳腺癌的新辅助临床研究。新辅助研究旨在探索T-DM1与化疗、靶向或者内分泌药物联合应用能否进一步提高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率。 KRISTINE研究是一项比较T-DM1联合帕妥珠单抗与TCH方案联合帕妥珠单抗方案在新辅助治疗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试验，发现T-DM1+P组的pCR率显著低于TCH+P组，但是T-DM1+P方案安全性更好，≥3级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和因不良事件导致治疗终止的发生率均更低。因此对于老年或耐受性差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来说，T-DM1+P方案是值得选择的新辅助治疗方案 [ 7 ]。 ADAPT研究将375例HER2阳性和HR阳性的早期乳腺癌患者(筛查的n = 463)随机分配到有或没有内分泌治疗的T-DM1或内分泌治疗联合曲妥珠单抗。T-DM1组中的pCR率超过40%，该结果提示，含T-DM1的新辅助治疗方案在较短时间内即可获得较高的pCR率，支持在HER2阳性/HR阳性疾病中使用含T-DM1的新辅助疗法，而曲妥珠单抗和内分泌治疗的pCR率较低，因此在临床上不鼓励这种组合可行的选择。安全性方面，多数AEs的转氨酶升高，据报告有17种与治疗相关的严重AE，一种ALT升高，一种角膜囊肿，一种高血压危象和一种超敏反应；所有患者均康复，无后遗症。总之，未检测到T-DM1的新安全性信号，所有三个治疗组的总体毒性均良好 [ 8 ]。 2.3. 辅助治疗 KATHERINE是一项3期开放试验，涉及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在接受含有紫杉烷(含或不含蒽环类)和曲妥珠单抗的新辅助治疗后，在手术中发现乳房或腋窝残留侵袭性疾病。患者被随机分配至T-DM1或曲妥珠单抗组。接受T-DM1的患者的无侵袭性无病生存(主要终点)显著高于接受曲妥珠单抗的患者。安全性方面，3级或更高级别的最常见不良事件是T-DM1组的血小板计数降低和高血压。在T-DM1组中，导致T-DM1组停用试验药物的最常见不良事件是血小板减少(4.2%)、血液胆红素水平升高(2.6%)、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1.6%)、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增加(1.5%)、外周感觉神经病变(1.5%)和射血分数减少(1.2%)。T-DM1组发生了2例肝结节性再生增生的判定病例。T-DM1组中的1名患者死于与跌倒和2级血小板减少症相关的颅内出血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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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胃癌 HER2在许多组织中，包括乳腺，胃肠道，肾脏和心脏中表达 [ 10 ] [ 11 ]。HER2状态与胃癌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胃癌HER2检测指南建议转移性或复发性胃癌患者应常规进行HER2检测。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已获批准用于晚期一线胃癌或胃食管交界性HER2阳性转移性腺癌的患者。此批准基于曲妥珠单抗用于胃癌(ToGA)研究的关键数据，该数据表明将曲妥珠单抗加入化疗(卡培他滨或氟尿嘧啶与顺铂)可显著改善HER2阳性晚期胃癌(AGC)患者的总体生存率(OS) [ 12 ]。且曲妥珠单抗加化疗(包括卡培他滨)是治疗HER-2阳性晚期胃癌的一线治疗标准疗法 [ 13 ]。这些研究表明，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药物可明显增加疗效。设想T-DM1联合卡培他滨在治疗转移性胃癌可能显示出功效。 GATSBY试验是一项关于T-DM1与紫杉烷类药物用于二线HER2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食管交界处腺癌的研究。T-DM1组与紫杉醇组相比，尽管T-DM1具有抗肿瘤活性，但并未能达到其总体生存优势的主要终点，并未延长无进展生存期。安全性方面，与其在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使用一致，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T-DM1组发生3级或更高级别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比使用紫杉烷类药物治疗的不良事件更低。接受T-DM1的患者中常见的3级或以上不良事件为贫血和血小板减少症。常见的严重不良事件为贫血和上消化道出血。有8名(4%)发生了导致死亡的不良事件(这些事件是胃出血，上消化道出血，非典型肺炎，败血性休克，肺炎吸入和肺部出血各1例，肺炎2例)。患者对T-DM1的耐受性良好 [ 14 ]。 其中一项关于探索生物标记物的亚组分析提示先前治疗过HER2表达较高的HER2阳性AGC的患者，其T-DM1的治疗效果优于那些较低HER2表达的患者，并可能从T-DM1和紫杉烷治疗中获得相当的生存获益，高和低HER2表达之间的差异性治疗优势对PFS而言比对OS更为明显 [ 15 ]。且ToGA试验中总体肿瘤应答率为47.1%，其中77.6%的患者HER2 IHC 3+或IHC 2+/ISH阳性，这表明尽管HER2过表达，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对曲妥珠单抗一线治疗无反应，这表明HER2在胃癌中的过度表达通常是异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