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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布鲁游艺的起源 布鲁(ᠪᠢᠯᠠᠭᠤ) [ 3 ]，蒙古语，汉意为棒的意思，它是蒙古族用于狩猎、放牧用的器具和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同时人们又把布鲁作为一项锻炼身体的体育活动。布鲁来源于蒙古族祖先的一种狩猎武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成为蒙古族人民的狩猎工具和御敌防身的武器之一。在草原上蒙古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但狩猎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也曾是蒙古族先民维持生活必要的经济形式之一。畜牧业成为蒙古族生活的主要依靠后，狩猎作为衣食来源的一种补充和必要的护身措施始终不曾放弃。蒙古族的狩猎工具除马匹、猎犬、弓箭、猎刀、扎枪、套索、猎夹等工具以及后来使用的火枪外，还有一种传统工具——布鲁，此为蒙古游牧民族特有的锤击和投掷猎物的击器。 原始的布鲁用野生的山花榆木或其根部制成。头部弯曲，外形好像一短柄的镰刀。由于用途和形状不同，布鲁可分为：吉如根布鲁、图固立嘎布鲁、海雅木拉布鲁、杭嘎布鲁和恩根布鲁。吉如根布鲁(ᠵᠢᠷᠤᠬᠡᠨᠪᠢᠯᠠᠭᠤ)的弯弧的一端以皮条或牛筋条连接铜或铁制成心状实心铜锤或铁锤，这种布鲁头可灵活摆动，锤击力很强，使用时一般不离手，除了投掷使用以外，也可骑马追逐大型野兽，在马背上卯足力气向下锤击，也可当作战武器使用；图固立嘎布鲁是将铅溶化后浇铸造在木制布鲁的头部顶端，并把铅削成花纹或光滑面，专门用于击打小动物而用；海雅木拉布鲁(ᠬᠠᠶᠠᠮᠠᠯᠪᠢᠯᠠᠭᠤ)是用弯扇形“山花榆”木头或根部做成，头部扁宽5~6厘米，厚约1.5~2厘米，边沿呈圆形，具有滑翔性能，这种木质的布鲁坚硬、不怕摔打、不裂不折，用于击打地面跑动的猎物和空中飞行的鸟类，也可作掷远训练；杭嘎布鲁全部是木制的，是专门为训练用的；恩根布鲁是将铅铸件固定在弯形布鲁头部，用于击打小动物或日常掷准训练。布鲁比赛可一般分为掷远和掷准两项。布鲁投准又分为骑马投准和徒走投准两种。 中华民族使用投掷抛击类狩猎工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最初的原始形态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如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千多个石球，石球直径最大的为10厘米以上，最小的在5厘米以下。另外在山西襄汾丁村，陕西蓝田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大量此类石球。有专家根据民族学资料推测，比较小的石球可用作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大的可能是一种投掷武器。在内蒙古新石器时代诸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很多大小石球、石弹丸如赤峰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遗址。后来人们掌握了钻孔和磨制的技术，便在石球中间钻孔装置木柄，使其更加便于使用。如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石球。这种的执柄锤击器的出现，即为延长手臂的一种创造。另外，这种头重尾轻的猎具能保持击打时用力的平衡和重心的集中，不仅适于近距离的拼击，亦可抛出击打猎物。为了增强杀伤力，有些器首便制成多角、多齿状。在我国中原和北方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现过这种中间带孔的石棍棒头，其形状有环形、圆形、多角形、多瘤形等。殷商时称之为“殳”，此当为布鲁等击器的始祖。据民族学调查材料所知，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民族中仍有使用这种各具形态的石棍棒头作为狩猎武器。而使用未钻孔的石球借助强索飞石抛击猎物或作为放牧工具，也被我国承传下来，至今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藏族牧民还多有使用这种抛石索，他们称之为“古朵”，平时习惯性地系在腰带上。在甘肃、内蒙古西部的蒙古牧民中也有用此抛石索作为放牧和护牧防兽工具，只是大都转变为一种娱乐工具了。这种抛石索一般约为2米长的绳索，中间连接一块较宽的布条或软皮条，作为置放石球的部位。使用时将绳索的一端勾套在右手食指上，石球裹放在中间的布条或软皮条上，另端绳梢握在右手里，在头顶上加力旋转几圈，然后对准目标将握在右手里的绳梢一放，石球便射向前方，射程最远可达二百多米远。在1904年江孜抗英战斗中，藏族同胞曾使用过这种“飞石索”，英军称其为长眼睛的神石。可见其投石之远和准确度。商周之后，除了石质棍棒头外，又出现了青铜质棍棒头，它们较之后石质棍棒头更为精致美观。如内蒙古博物馆藏的几件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匈奴使用的青铜棍棒头，其形制均为中间有孔的扁圆体，其一，高4.1厘米，孔内径2.1厘米，表面附有稀疏的瘤状小乳突；其二，高3厘米，孔内径2.2厘米，表面有12个螺旋形乳突；其三，高1.5厘米，孔内径1.7厘米，表面凸出12个蒺藜状锥形角。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实心的近似球形铜锤，通高5厘米，直径3.3厘米，器表均匀分布五个半球形乳突，乳突周围饰有规则的菱形纹，锤上另附一弧形穿钮，为穿系绳索投击之用。这种投掷抛击器物亦称“流星锤”，当为石器时代“飞石索”和“绊兽索”转化而来。这种青铜棍棒头和流星锤质地坚硬而耐用，不仅用于狩猎，征战时也作锤击和抛击类兵器使用。尤其是呈放射状凸齿的铜质棍棒头更能增强拼击时的击杀力。除了铜棍棒头外，还有铁质棍棒头，此为后来辽代较多见。这些石、铜、铁质的棍棒头和流传于今天的布鲁都是一脉相承的。随着铜铁冶炼技术的提高，刺激了兵器的进化发展。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建立，又使得某些兵器增加了礼仪的性能，从而带有执柄的棍棒头除了用作狩猎工具和兵器外，还演化为一种礼仪用器。出现于周代的“周殳”与殷商时期的“殳”已完全不同，整体变为一种修长的杖属击器类兵器，同时作仪仗用具。而作为执柄的锤击器并没有绝迹，汉唐时期的锤、挝等槌击器即为此物。辽宋以后，又被称之为骨朵。它又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其性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作用有三：其一，作兵器用具。如周纬编著的《中国兵器史稿》载：“蒺藜、蒜头原系兵器，汉时以敌汉军。”在《沂南古画像石墓》的西晋石刻画中，骑兵导引手执的短柄圆首锤击器，可说明此物为作战兵器使用。辽代时，这种带柄的圆首击器“骨朵”是作为常备武器而使用的，在《辽史·兵卫志》和辽墓壁画中均可看到，如哲盟奈林稿辽墓壁画中手持沙袋骨朵的契丹人。元代时，骨朵继续作兵器使用，成宗为“铁木耳之孙巴白耳，亦系一代之雄，巴白耳战士所用兵器最堪注意者，厥为夏西帕耳之瓜锤。”其二，作卤薄仪仗类器具。这种带柄圆首击器，至少从东汉初年开始，就列入宫廷的餐薄仪仗中作仪卫用具，一直延续至唐、宋、辽、金、元、明、清。如宋代皇帝出行，亦有执擎骨朵的禁卫军随驾。辽金时期，骨朵多作军仗，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的东陵壁画上，契丹战士除佩有刀、箭类武器，还手执有蒜头、骨朵；文官则手持沙袋形(圆形)骨朵。内蒙古库伦旗1号辽墓中的契丹贵族出行，归来图壁画中的仪仗行列，也有随从手扶和肩荷骨朵的场面。金代皇帝、皇后、王妃等出行，也有近侍导从手执骨朵。元代亦如此。至明清两代，骨朵几乎完全变成卤薄仪仗中的用具。其三，作杖击类刑具，此多见于契丹人。“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木剑、大棒之数三，自十五至三十；铁骨朵之数，或五、或七。”此足以说明铁骨朵为辽代刑具之一。征诸史籍，《焚椒录》记载，当辽道宗皇帝宣懿皇后的诬案构成时，“上(道宗)怒甚。因以铁骨朵击后，后几至殒……”此例说明，上层统治阶级犯罪，同样要用铁骨朵击打惩之。另外在辽壁画中也可看到这种骨朵作为刑具的真实画面。其四，作杀牲用具，在《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石刻画中有一幅庖厨图，其画面为一人脚踩牛之鼻索，双手执一短柄圆锤，对准牛脑门作用力挥击状；牛之身后有一人用力拽着捆绑牛前蹄的绳索，旁边还置放一把刀和一个大盆。从画面可以看出，此二庖丁欲将牛击昏后，再用刀刺进牛身之要害部位，放血使其毙命。纵观这种棍棒头到骨朵的发展脉络，其由实用性发展到礼仪性，其首端骨朵也逐渐由大变小，蒺藜状凸也逐渐平缓，演变为瓜棱或蒜头状，附有乳钉的器首也变为平缓的球状体，质地由石质发展为铜、铁、银、水晶等。到明代后，骨朵的捶击性能完全消失，专属礼仪器具之用。清代早期继续沿用这种仪仗用具，至清中晚期后就不再使用。于是，这种礼仪仗具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在内蒙古草原上，这种原始的抛击类狩猎用具历经几千年，屡经变化，始终以其实用功能为广大游牧民族所使用，在火枪没有进入内蒙古草原时，布鲁和弓箭、猎刀一样通常是蒙古族男子携带的狩猎、防身用武器。男孩子七、八岁时，就开始练习投掷布鲁，至十几岁时，投掷的准确性就很高了，即可随父辈出行狩猎。布鲁的锤击力很强，可击打狼、狐狸、黄羊、野兔、猞猁、獾子、獭等动物。出猎时，猎人发现猎物后，立刻撒狗追咬，同时策马追去当猎狗发现猎物后，猎手往往冲至跟前，抬手一棒击倒。若猎物在急速奔跑之中，猎手便张弓射箭或投掷布鲁，将其击毙或击昏后捕获猎物。有经验的猎手在猎狼时，先追赶一阵，当它气力不支时，便飞马擦过狼的身边，故意让狼咬住自己蒙古袍的下摆，在这一瞬间，猎人猛然迎面一棒击中狼的鼻梁，将其击毙。随着时代的发展，清代中晚期以来，火枪渐渐传入蒙古草原，布鲁这种猎具便使用不甚普遍了，除了作为护牧工具打狼外，偶尔也打狐狸、野兔等作为一种娱乐活动。至今，随着蒙古族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草原上大部分地区狼害逐渐减少，各种野生动物也稀有出现，而布鲁这种传统的狩猎工具并没有被时代所遗弃，在草原上每年举行的那达幕(娱乐)大会的活动中，就有投掷布鲁的比赛。其中有投准和投远两种项目，投准比赛为每人投三次，击中者再进行一轮比赛，最后以得分多少评定名次；投远比赛，主要以投掷距离的远近定名次。由此，新一代的投掷能手层出不衰。虽然时过境迁，布鲁的性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健身娱乐器具在蒙古牧民的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它的承传沿用，使后人对先辈骑马抛击布鲁的狩猎生涯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永远保持着犹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