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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教师”提出的时代背景 近代以来，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科举制的废除，教育管理体制上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教师队伍从职能到素质，也在社会转型中逐渐发生转变。 由于民间尚有大量私塾存在，1912年，教育部出台了《整理私塾的办法》，对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具的选用的等方面做了规定，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改良。在1914年，教育部又推出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其中，又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对私塾老师的处置办法。在这项草案中，明确提出了要对塾师进行调查、甄别，“其成绩优者” [ 2 ] p. 739-740，可以去做小学教员。这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大量存在的塾师的初步安置，也在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小学师资的匮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除继续改良私塾外，也开始改革师范学堂，扩大师范学堂的招生规模，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法令。如1912年9月的《师范教育令》，同年12月的《师范学校规程》，1916年1月的《修订师范学校规程》，1928年的《整顿师范教育案》，1932年至1934年期间的《师范学校法》、《师范学校规程》、《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使师范学校普遍设立，师范教育逐步有序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为补充初等教育师资及提高师资质量的师范讲习所和讲习科，为解决短期小学师资严重不足而开办的短期师资培训班，也都建立了起来。 同时，政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教师的质量。以小学为例，成立了专门的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公布了《检定小学教员规程》，对小学教师的任职资格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不断强化。至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小学规程》，在进一步严格上述条款的基础上，宣布实行小学教员登记制：即凡具有小学教员法定资格，均得向主管行政机关申请登记。具体做法是，经登记的小学教员，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在每学年开始两个月前，公布其姓名、学历、履历。小学聘请教员，除因特殊情形，经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许可者外，应以登记公布者为限。 对于这一系列政令法规，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学历资格审定和实际教学能力资格审定。这种兼顾小学教师学识和经验的考核办法可以说是一种既能补助师资不足又能确保教师质量的有效可行的办法。从检定具体运作程序来看，整个检定工作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力求教师资格审定的权威性及合理性。而对经检定试验及格后教师的管理，实施了一种有效期限的教师资格证书与长期教师资格证书相结合的制度。一方面规定教师资格证书均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另一方面又规定在有效期满后，成绩优良者给予长期合格证书，无须再行检定。从检定科目、方法来看，大多参照小学教学的实际需要而定，强调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 [ 3 ] p. 447-448。 根据《民国二十四学年度至二十五学年度全国私塾概况表》 [ 4 ] p. 682-685：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国尚有私塾110，144所，已改良38，525所，占34.98%；塾师110，933名，已改良39，191，占35.31%；每一私塾平均学生数为17.06。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私塾学生数为526，267，占学龄儿童6.76%。可见，情况比民国建立初期，虽有改观，但改良的进度依旧缓慢。 虽然政府对教师做了不少规定和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要补充师资的不足，在数量上的重视程度就大于质量上的考察。相比“国外采取的提高教职申请者获取初任教师资格证书的要求，由独立的专门组织来确定教师资格证书标准和发证，在教师聘用和教师证书发放中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和回避制度以及制定自愿遵守的较高的全国性教师资格标准等措施，国民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对单一” [ 5 ] p. 107。 那么，政府这些补充师资、保障质量的举措，是否落到实处，获得收效呢？ 据邰爽秋推算，全国需要实施义务教育的师资为一百四十万，实施成人补习教育的师资为十三万五千人，两者统共为一百五十三万五千人。“估计应需教师2，442，141人，而现有师范生及初高中学生合计仅509，186人。即使全数皆变为师范生，也不过达到四分之一。无论如何，中国目前师资之供求，相差甚远，乃是明显的事实” [ 1 ] p. 135。邰爽秋特别强调，这个数目是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人口数而估计的，而现实需求，肯定要比这个多。 而曾在教育部高层任职的袁希涛对中小学的师资状况，更是深有感触。他算过这样一笔账：“今就中国中学教育论之，据中华民国七年全国中学学生一览表，中学校数479，中学学生数74，405，中学毕业生数11，644，以我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国之中学学生数，如以英为比例，则我约得五十分之一。如以美为比例，则我约仅得百分之一。如与法之高等小学毕业生相比较，则法之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共受教育十年。视我国之高等小学与国民学校仅七年者不同。故我现在之高小学生，非习师范若干时。不能任小学教员，又我现在全国高等小学生数，亦尚不敷用且将连累而扩充之也” [ 6 ] p. 33-35。对于目前已有的师范学校和其它师资养成机构，袁希涛认为，“有学校而乏教师，虽已加设长期、短期各师范学校，竭力猛进，仍觉缓不济急。而未谙教育者之滥竽充数。所见颇多。此由设校可以急进，而教师不能仓促养成故也” [ 7 ] p. 37-38。 由此可见，无论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还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家，都对这一时期教师队伍的匮乏深表担忧，甚至是质疑，更对教育的普及表达了无奈。 如果说，师资匮乏是一个问题，而这些本来为数就不多的教师们素质良莠不齐，更是让邰爽秋所忧虑的。显然，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人们对教师的职业定位也有了新的要求。后担任上海万竹小学校长的李廷翰曾发表《教师十要》，要求新式教师应该是“同学少年，任教科者日众，鱼鸿多信，常以教授之法相切磋” [ 7 ] ，并能够做到：多翻字典，多阅参考书，多访问，多取教材，多看课文，多参观，多谈话，多自省，多练习，多进取心等。 农工民主党的早期成员之一张觉初对教育有颇多议论，其在《敬告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教育之善否，全善乎教师之善否以为断。教师果善，而教育之制度未善，尚不致于为病。教师不善，而教育之制度虽善，恐未可以为福” [ 8 ] 。 总之，对于教师作用之重要的议论，可谓不胜枚举。但在民国初期，教师的表现，可能并非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甚至还呈现出不少的负面形象。特别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四处扬播，充斥人们的耳朵，进入人们的大脑，渗透人们的心灵。特别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运动、集会、辩论，满腔热忱，激昂万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逐渐被学生所知、所喜、所尚。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主张维护师道尊严、绝对教师威权、绝对服从老师的师生关系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要求师生平等的呼声，在校园里不绝于耳，旧有的“师父”观念荡然无存。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不少教师系由前清改良，知识结构仍为中国传统之儒学体系，对于数理化生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只是一知半解，甚至全然无知。指导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也非常欠缺，实难满足学生们对于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新技能的渴求。故此，教师的这一知识能力状况也受到学生们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但教师们似乎尚未意识到这一一触即发的危机，甚至还慨叹世风日下，道统无存。 无敬业精神，见异思迁，态度消极，兴趣索然，致使乐业专业精神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常常抱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对此，近现代教育家吴研因评论道，这是“两大破产”的表现：“其一，教职员的信用宣告破产；其二，学科的信用宣告破产。平时中等学校做校长、教员的，何等尊严，何等显赫。到了今番，随便怎样尊严显赫，也丝毫没有效用”。对于教授的东西，学生更生出了“平时功课到了紧急的时候，不能应用，然则学他何为” [ 9 ] 的疑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教师甚至对自己的角色也产生了怀疑，“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还不是一个劳工”，甚至痛骂自己是“社会上一个寄生虫” [ 10 ] 。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师，都如上述所列。但在变动的环境，革新的时代，教师们认真执教，便愈加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