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合作繁殖一直是行为生态学的研究热点，尽管合作繁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我们仍然缺乏关于其分子机制、遗传基础、进化动力学和个体发生的详细知识。本文总结了关于合作繁殖遗传模式中基因和非基因遗传的概念，以及一个包含间接遗传效应的遗传框架。此外，我们认为非基因的遗传，比如继代表观遗传效应、亲本效应、生态因素和文化遗传等，会给我们透视合作繁殖的进化机制提供一个更细腻的视角。 关键词 :合作繁殖，进化，基因遗传，非基因遗传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合作繁殖(cooperative breeding)是指种群中性成熟的个体放弃自己的繁殖机会，帮助其他个体(尤其是亲属)繁殖的自然现象 [ 1 ]。在真社会性昆虫、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中，都有合作繁殖现象的存在。其中，合作繁殖现象在鸟类中最为广泛，约占鸟类物种总数的9% [ 1 ]。目前我们对合作繁殖现象的研究和认识都集中于鸟类中，对昆虫也有一定的了解。在鸟类合作繁殖系统中，性成熟的个体往往会放弃自身的繁殖机会，而去帮助繁殖者共同抚育幼鸟。这种利他行为引起了进化生态学家的广泛关注，经过一个世纪的资料累积，现已形成丰富的理论基础。
system: [SYSTEM]

user: 2. 合作繁殖的进化研究 合作繁殖的进化一直是进化生态学家的重大难题。迄今为止，尽管已经有了重大进展，它仍然是研究者面临的重要挑战。过去，大多数的研究都致力于合作繁殖的功能性意义，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合作繁殖，应该使用一种更全面的结合功能和表型特征的方法 [ 2 ] [ 3 ] [ 4 ]。这是因为，合作繁殖与生理、神经、分子和遗传等潜在机制有关 [ 5 ]。因此，探索合作繁殖的潜在机制将有利于了解合作繁殖的进化模型 [ 6 ] [ 7 ]。 在一个合作繁殖的系统中，帮助行为提高了帮助者的代价，导致帮助者的直接适合度下降而接受者的适合度增加 [ 8 ]。例如，社会性昆虫中的不育个体会抚养“皇后”的后代。如果对所有参与的个体都产生了即时或延迟的适合度利益，合作繁殖就会进化。汉密尔顿法则对于这种高代价的利他行为是如何发展的提供了理解思路，汉密尔顿认为利他行为的进化符合广义适合度理论 [ 9 ]。法则规定：rb > c (r：两个个体之间的亲缘度；b：帮助行为接受者获得的利益；c：帮助者付出的代价)。基于个体间的亲缘度，如果利益和代价符合汉密尔顿法则，那么合作就会发生。 尽管有了这富于启发的理论作为基础，依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来确定物种间合作繁殖的进化动因。这是因为，亲属选择这一动因只是一个混合性的证据 [ 10 ] [ 11 ] ，物种的代价和利益很难客观地评估和比较 [ 12 ] [ 13 ]。探索合作繁殖背后的遗传、分子和生理机制，可以提高我们对合作繁殖进化的理解。例如，合作行为的遗传能够反映其进化潜力，即这些性状是如何应对自然选择的。进化论预测，如果合作行为像其他表型性状一样是适应性进化的产物，那么它应该有可遗传的基础 [ 14 ] [ 15 ] [ 16 ] ，如西蓝鸲(Sialia mexicana)合作行为的遗传差异是可遗传的 [ 17 ]。然而，个体的合作繁殖倾向也可能受到社会和非社会环境条件的额外影响，是为了在发育过程中保持可塑性，或在需要时对收支进行微调 [ 18 ] [ 19 ] [ 20 ]。此外，通过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播而实现的非基因遗传，可能会使合作繁殖进化的复杂程度更进一层 [ 21 ]。因此，本文将从基因遗传和非基因遗传两个方面来探讨合作繁殖的潜在机制，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合作繁殖的进化。
system: [SYSTEM]

user: 3. 基因遗传和间接遗传效应 对于合作行为来说，要想被选择，必须要在个体之间有所不同。这种行为的差异应该导致适合度的不同，并且可遗传 [ 22 ]。数量遗传模型使得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估计遗传变异相对于总表型变异的比例来衡量遗传变异影响表型变异的程度。结合这些估计以及对变异产生的适应性后果的估计，我们可以预测一个性状会如何对自然选择做出反应 [ 23 ]。 直接遗传效应(Direct genetic effect， DGE)是指个体的基因型直接影响其表型，间接遗传效应(Indirect genetic effects， IGEs)是指个体基因型的表达影响其他个体表型的表达。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包含与其他个体的互动，那么个体的行为也与其他社会伙伴的行为和基因有关，也就是说合作繁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伙伴之间的互动和它们的基因的影响 [ 24 ]。例如：帮助者会根据其他个体的贡献来调整自己的投入 [ 25 ] ；有帮助者存在时，双亲会降低它们的照料水平 [ 26 ]。 詹森·沃尔夫在他的演讲《亲属选择的社会影响》中概述了汉密尔顿法则的数量遗传模式，不仅研究对象的表型对适合度有影响，合作伙伴的基因型对适合度也有影响 [ 27 ]。该模型认为，由合作伙伴间的表型相似性收益大于代价时，那么选择将有利于利他行为的发生。如果表型相似性仅仅是由遗传相关性产生的，那么它就相当于汉密尔顿中表示相关性的术语——亲缘度 [ 28 ]。然而，基因上不相关的个体也可能表型相似——即使合作伙伴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互惠行为依然可以进化，因为合作双方都会立即或延迟得到适合度利益 [ 8 ]。鸟类 [ 10 ] 、鱼 [ 29 ] 等合作繁殖的例子都证实了合作繁殖伙伴之间可能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因此，亲属选择可能并不是推动合作繁殖进化的主要力量 [ 11 ] ，而间接遗传效应的影响则可以被着重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4. 非基因遗传 与合作繁殖有关的非基因的遗传变异也可遗传，广义的遗传不仅包括基因的遗传，也包括非基因的遗传 [ 30 ]。区分不同形式的遗传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遗传力的传递形式决定了后代继承了谁的信息以及其遗传信息的可靠性。如果非基因的遗传信息能从父母传递到下一代，那么它也能对合作繁殖行为的进化产生影响。非基因遗传的定义是除了祖先的DNA序列以外的其他能影响后代表型的遗传因子 [ 31 ] ，包括继代表观遗传效应，双亲效应，生态和文化遗传等 [ 21 ]。 狭义的表观遗传是指基因在表达时发生遗传变异而产生的表型变异而不是DNA序列本身的不同，这种变异可由基因结构的变化而产生。例如，组蛋白的修饰或DNA中胞嘧啶碱基的甲基化可以上调、下调或沉默基因表达 [ 32 ] [ 33 ]。这些表型变异可由一代遗传到下一代 [ 21 ] [ 34 ]。比如说，习惯于害怕某种刺激性气味的老鼠，会把对这种气味的恐惧传递给后代。对于表观遗传是如何影响合作繁殖行为的，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亲本效应是指父母不是通过基因遗传而对后代表型产生的影响，也是一种非基因的遗传机制 [ 35 ]。亲本效应已被广泛认可，并且被认为是遗传力的另一来源，有助于增加父母与后代的相似性，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当父母的遗传变异成为影响后代发育的环境因素的原因时，亲本效应是可以遗传的 [ 21 ]。例如，帮助者的帮助倾向可能受到母亲对卵大小和成分的资源配置的影响 [ 36 ] [ 37 ] [ 38 ]。然而，亲本效应也可能是不可遗传的，例如父亲照顾质量对后代表型产生的后续影响 [ 39 ]。 个体可能通过“生态位构建”的过程来改变环境，他们所经历的选择压力有可能因此而改变 [ 40 ]。这些改良的环境会通过生态因子传给后代，从而增加了遗传力的维度。例如，白蚁协同工作形成白蚁丘，改变了温度和湿度，这种行为可在世代间遗传 [ 41 ]。在这个过程中，合作伙伴的基因型改变了环境，从而影响了个体适合度，这种环境的改变是可以遗传的。 合作繁殖行为也可以通过文化来遗传。文化遗传有几个特点：社会学习；代代相传或者年老的个体传递给年幼的个体；年幼的个体总结这些知识并灵活运用 [ 42 ]。例如，在合作繁殖的银喉长尾山雀(Aegithalos glaucogularis)中，帮助者会优先帮助有亲缘关系的繁殖者，亲属识别和帮助的意愿是通过早期发育过程中习得的发声的相似性来确定的 [ 43 ]。如果鸟类仅仅通过发声就能识别它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亲属，那么亲属识别取决于鸟类鸣叫文化的遗传差异。 所有非基因遗传机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它们相对于基因遗传机制的重要性。非基因遗传的作用可能因性状和物种的不同而差异很大，它们对进化的速度和方向以及性状的维持有着显著的影响 [ 44 ]。例如，非基因的遗传可以解释遗传力的缺失——在某些性状上没有遗传标记来解释父母和后代之间的相似性。非基因的遗传在新等位基因的传递、适应不良行为和重大的组织转变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未来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应该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和量化合作繁殖行为的非基因遗传。
system: [SYSTEM]

user: 5. 展望 基于现有理论对合作繁殖进化的研究，我们意识到合作繁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本文从基因和非基因遗传的角度上概述了合作行为进化的方向，但是控制合作繁殖行为的基因以及分子、神经、生理等各方面潜在机制还不可知，合作繁殖进化的演变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肺癌是目前全球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85%左右。本文对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的辅助治疗常规，以及对中医药在其术后辅助化疗中干预作用的临床研究进行综述。在NCCN指南中指出对可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应根据患者的病理分期以及切缘状态选择观察、化疗、放疗、放化疗或是靶向治疗。通过对近些年的试验分析研究，表明中医药在NSCLC术后改善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生存质量、降低复发转移率、延长无瘤生存期和调节免疫功能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尚需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化疗，中医药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目前肺癌的病死率是恶性肿瘤的首位，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 1 ] 。目前关于如何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很是广泛，普遍认同早中期(I~II期)肺癌、IIIa期肺癌和肿瘤局限在一侧胸腔的部分选择性的IIIb期肺癌肺癌可以行手术治疗，而晚期的肺癌则以放化疗、靶向、微创疗法及中药相结合治疗。手术切除是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也是目前临床治愈其唯一方法。原则上凡可能手术切除原发病灶者，均应力争首选外科手术治疗，但仅以手术治疗，其短期生存率尚可，而长期生存率则欠佳，故为进一步延长患者寿命并提高其生活质量，术后的序贯治疗尤为重要。在过去的十几年内，随着手术技术和放疗的发展、新化疗方案以及靶向药物的不断研究等，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其死亡率仍是居高不下，而辅助化疗则被寄予很大的希望。国内外诸多的实验研究已经证明了辅助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患者的治疗上可以获得收益，如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降低复发转移率等，但同时也会引起较多副反应，如骨髓抑制、血液毒性等，这些都使得患者的依从性较差，且降低了病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了化疗疗效 [ 2 ] [ 3 ] [ 4 ] [ 5 ] 。而中医药对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的辅助治疗则有很大前景，通过对患者的辩证施治，不仅可以降低患者的复发风险，还能降低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进可延长生存期。为进一步探讨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的辅助治疗常规并评价中西结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本文对最新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诊疗方案进行归纳，并对近年来中医药联合化疗治疗NSCLC术后患者的疗效评价进行综述。
system: [SYSTEM]

user: 2. 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辅助治疗常规 肺癌已成为全球癌症的发病率最高的疾病，而非小细胞肺癌在肺癌中占85%左右，因而规范的治疗是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率的基础。对可以手术切除的NSCLC患者，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决定是否直接手术，如局部晚期的患者以选择术前放化疗来降低肿瘤分期再进行手术，或是早期患者可直接手术。在2015年NCCN指南中提出，IA期患者术后不建议行辅助化疗，若是切缘阳性者，则可再手术(首推)或是放疗；IB期切缘阴性，术后观察即可，但若是高危患者则建议化疗 [ 6 ] [ 7 ] ；对于手术切缘阴性的II期病变(T1ab-2aN1; T2bN1; T3N0)，建议化疗 [ 8 ] [ 9 ] ，IIA期患者切缘阳性，建议再手术或加化疗(首推)，也可放疗加减化疗 [ 10 ] ；IIA (N1)以及IIB期患者切缘阴性者，术后行化疗治疗，若是切缘阳性者则首推再手术 + 化疗，亦可行放化疗治疗；IIIA (T1-3 N2; T3 N1)期可手术患者切缘阴性者，在术后予化疗治疗，针对N2者则序贯化放疗 [ 8 ] ，切缘阳性者术后给予放化疗；IIB (T3侵袭N0)及IIIA (T4外侵)期原发肿瘤侵袭到特殊部位者可手术的患者在术后根据情况选择化疗、放疗；IIIB期、IV期可手术的患者选择性手术后，仍需放化疗或选择靶向治疗。而推荐的术后辅助化疗方案常规为顺铂联合长春瑞滨 [ 11 ] /依托泊苷/长春碱/吉西他滨/多西紫杉醇/培美曲塞，若患者不能耐受顺铂或有并发症者，则推荐卡铂联合紫杉醇 [ 12 ] ；同步放化疗方案首选顺铂联合依托泊苷/长春碱+同步胸部放疗 [ 13 ] [ 14 ] ；序贯化疗放疗方案推荐顺铂联合长春碱 + 再行放疗 [ 14 ] 等。在NCCN指南中，对靶向治疗的流程归纳于转移性疾病的系统治疗中，目前靶向治疗多针对IIIB-IV期已丧失了手术治疗机会或术后出现复发及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检测基因改变可选择适当的靶向药物进行治疗，然而目前却少有试验在研究早中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运用靶向药物的疗效，现推荐的靶向药物为厄洛替尼、克唑替尼 [ 15 ] 、阿法替尼 [ 16 ] 、Ceritinib [ 17 ] 等。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西医方面的治疗，指南中已经介绍的很详尽了，但却未提及中医药在其中的作用，在国内，越来越多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中医药治疗，根据病人手术和术后情况考虑肺癌辅助化疗(或靶向治疗)，西医治疗期间以减毒增效为主。无需化疗或辅助化疗后采取中医治疗，治疗原则为扶助正气，调节免疫，抗复发和转移为主，但却未形成系统体系，我们仍需进一步探索规范。
system: [SYSTEM]

user: 4. 小结与展望 美国NCCN指南中关于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的诊疗常主要是规根据临床分期以及手术切缘的阴性或阳性来确定是否需要术后化疗、放疗或放化疗。目前中医药联合术后辅助化疗：一、可以调节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患者的免疫功能，增加T淋巴细胞和NK细胞的辅助性和杀伤性功能以此提高患者免疫力；二、能够改善患者的症状，稳定提高卡氏评分，提升生活质量以及对化疗的依从性，增加化疗的可行性；三、能降低术后患者的复发转移率，延长无瘤生存期，但对3年生存率的提升不高，以及缺乏长期跟踪随访5年以上的疗效；四、减轻化疗所引起的毒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以及胃肠道反应。但目前开展的关于中医药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患者的临床试验多为小样本试验，而中医药在NSCLC术后辅助治疗中的最佳干预时机、干预时间仍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临床数据证实。随着肺癌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手段的倡导运用，如何开展中医药治疗肺癌术后的临床研究，如何让中医药更好地发挥“治未病”优势值得进一步探讨。我认为应当利用当今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优势，联合多家中心，开展前瞻性、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如Xu L等 [ 22 ] 所开展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或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成立临床资料大数据库，为后代学者提供优质的临床数据，这些措施皆能为中医药联合术后辅助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上的疗效优势提供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在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方面，肺癌走向个体化治疗，合适方案，合适的时间，合适人群的选择成为重点。俞杞泉等 [ 44 ] 运用术后化痰方干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围手术期的研究中将术后化痰方联合氨溴索减轻了患者术后疼痛，并在术后的第5天开始咳痰量明显减少。Westeel V等 [ 45 ] 探究围手术期化疗对术后患者生存率，有效率，生活质量以及毒副反应的影响，但目前少有提及在围手术期化疗联合中药的研究。中医的治疗方式多式多样，如针灸等均可调节免疫功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力，而如何在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运用中药联合针灸等中医药疗法，并与其他西医疗法最优联合，以最佳时机介人，以适合剂量选择适宜人群，体现中西医结合的最佳疗效，是今后临床研究值得进一步深人探讨的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中国文化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华民族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根基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的中华魂？追溯往昔，是汉字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是汉字承载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衔接。还看今朝，汉字凝聚储备了新时代的创新能力；汉字是“一带一路”的精神捍卫者。畅想未来，汉字仍然是宣扬民族文化的守护神；汉字依然是维护祖国尊严的基石。 关键词 :汉字文化，华夏根基，时代创新，一带一路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中国文化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华民族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根基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的中华魂？追溯往昔，是汉字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是汉字承载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衔接。还看今朝，汉字凝聚储备了新时代的创新能力；汉字是“一带一路”的精神捍卫者。畅想未来，汉字仍然是宣扬民族文化的守护神；汉字依然是维护祖国尊严的基石。
system: [SYSTEM]

user: 2. 汉字是维护华夏一统的定海神针 众所周知，欧洲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中国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两者大致相当，欧洲和中国同属欧亚大陆又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然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度，欧洲却划分为48个各自独立的国家。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是战乱和多民族导致了欧洲的分裂。可是，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中国自华夏文明诞生后几千年来也是历经战乱，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也历经数百年，而且中国也是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语言文字的不同，加剧了欧洲由治到乱。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西方文明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腓尼基时代。腓尼基人结合当时流行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特点，创造了既省时而又简单的22个腓尼基字母，这就是后来席卷世界的拼音文字的源头。此后，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希腊人创造了希腊字母，而取代希腊的罗马帝国又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拉丁字母。从此，所有独立的语言都有可能以极低的成本，创造自己的文字 [ 1 ]。后来，很可能由于政治、宗教、文学的目的，废除了中世纪时用作共同书面语的拉丁语，改用不同的地方语言是造成今天欧洲不同文化实体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也是如此，随着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瓦解，欧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就利用了拉丁文发展了它们自己的语言。欧洲大陆是在拼音文字的主导下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分裂。 与欧洲不同，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没经过这样性质的分裂，多次战争后的混乱却孕育着再次统一的希望。因为方方正正的汉字已经在聚集着结束内乱的能量。秦汉统一，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格局。从此，全国广大地区推行了文字统一(书同文)，克服了中国广大地区方言阻隔给中央统一政令推行的不变。汉字把广大地区各民族联系在一起。书同文的文字工具、行同伦的道德规范，形成了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书同文”，不仅有利于全国的政治统一同时也促进、推动了全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中国，除普通话以外，现代汉语还有七大方言，每种方言下还有众多的次方言。如果北方人听广东人或者上海人讲家乡话时，简直就是鸭子听雷。它们的差别之大远胜于同一印欧语系的英语和法语，或者德语与俄语。尽管如此，中国人之间却有着极高程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毫无疑问，这要归功于汉字的作用了。中国各方言之间尽管话语的发音大不相同或完全不同，但是汉字的书写形式、词法体系、句法关系是完全一致的。试想，如果中国也采用了拼音文字的话，如同今天的欧洲，分裂成几十个亦或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也是不足为怪的。书面汉语的强大势力及其经久不衰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文字的统一，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基础，对中国几千年来无间断的延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潜移默化之中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 时至今日，汉字仍然是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共同基础，就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5500万华人、华侨对汉字仍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通过汉字温习对祖国的感情和牢记自己的文化根。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展现自己的国粹、民族魂的最佳时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用最大的篇幅展现的不是别的，正是汉字。我们回过头来看，汉字在我们的国家统一、认祖归宗、民族认同等诸方面都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啊！
system: [SYSTEM]

user: 3. 汉字实现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字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因为它记载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丰富成果。一切先人的智慧和创造性成就，靠了文字的记载才得以永久流传；一切后人的聪明才智，也从文字记载中得到进一步的启示和提高。人类如果没有文字，也许还处在非常愚昧和野蛮的时代。文字不单是人类进入文明世纪的曙光，而且是人类文明得以长传并继续发展的承载性工具。 因此，文字的产生标志着社会文明有了划时代的进步，标志着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可以累积成为精神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也在不断地演变。从一般的规律看，文字的发展变化总是从形象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从复杂到简单。 我们中国人都以祖国的五千年文明史而感到无比自豪。那么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什么？毋庸讳言，最重要的标志莫过于人类何时发明了文字。经考古专家考证，中国最古老的汉字应是甲骨文，它包括了两个阶段：原始甲骨文和殷墟甲骨文。原始甲骨文字迹清晰、结构严谨、笔锋有力，已经具有文字的特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字，距今约四千年左右，正当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 2 ]。汉字的起源，最早应当是原始社会的图画和象形符号。 割断了古今，也就隔断了文化，我们这些人也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根基和依据。因此，了解中国文化，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众所周知，人类四大古代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文明的前三个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出现了断层。只有黄河文明即中国文明亘古一统，尚未出现断层。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传媒——汉字本身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的缘故吧！例如，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字体历经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但是，方块字汉字本身的造字结构并未根本改变。中国各朝各代的巅峰之作无不是用汉字书写而成，如“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代文”等。超越时空的信息传递，经验传承，都得依靠文字，“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是古人对汉字文化关系所做出的很正确的价值判断 [ 3 ]。它是一个古国所依为命脉的根基，不可忽视。试想如果没有了汉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如果想要读懂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字是紧密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改成拼音文字，那么，诗、词、对联、书法家都将不复存在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以汉字为载体，得以源远流长。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千年的汉字史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化史、中国的文明史、中国的思想史。
system: [SYSTEM]

user: 4. 汉字凝聚储备了新时代的创新能力 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衡量一种文字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曾几何时西方学者认为，汉字难读、难写、难认，远不如拼音文字。果真如此吗？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汉字结构的本身具有开创性。随着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应用，对汉字的功能和前景的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在电脑前它们已处于同一平台之上。另外，汉字极强的造词能力适应了瞬息万变的信息化社会，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广阔前景。 4.1. 汉字结构的开创性 形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汉字的根和英文及其它文字不同，在于字形不在发音，有它自己特殊的形体结构。它的符号具有直观性、象征性的特色。字形跟人的思想感情联结在一起，文化内涵自然就丰富了。 汉字结构是以人的感觉为万物的基础。一切物质的存在，都是通过人去感受的；或者说，人是物质世界的中心，是万物的主体部分。汉字的图形性功能、隐喻性功能，能激发人的灵感、潜意识、想象力，这些均属直觉思维，非逻辑思维。弦外之音，字形之意，都是逻辑所达不到的 [ 4 ]。汉字结构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最基础、最原始的是象形。它是我们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接触过程中，通过印在头脑中的印象及人的想象而创造出来的文字。如：山、川、日、月、口、鸟、鱼等。指事是以象形为基础，在表达复杂抽象的事物时，充分发挥人的遐想创造出的文字。如：一、二、三、上、下、行、立等。会意更是调动了人的想象空间，将象形、指事有机结合的合体字。如：羊大为“美”、木多为“林”、有妻有子为“好”、鸟叫为“鸣”等。形声字占据了汉字总量的80%，是汉字造字的主体，它将人的想象力推向了极致。顾名思义，形声字的一半表示物体的形状，另一半表示物体的声音。如：铜、歌、草、怒、园、闻等 [ 5 ]。形声字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大千世界进行了归类。在人们的思维中，与水有关的应视为同类。于是，就有了：河、湖、江、海、流、淌、沉、波、涛等，与金属有关的可归为另一类：铁、铜、钢、锌、铅、锅、钉、锁等。许多字的声旁是相同的，将相同的声旁算作一个中心，使复杂的汉字字形变得有规律可循，并且单纯化了。了解一个中心声旁的意思，就有助于对一类字的理解。总而言之，汉字的方块结构富有逻辑性，能启发人的联想和创造。正因为可以“起联想”，才可以发挥其“隐喻”作用。汉字的内涵始终与外形相连接，越变越丰富。 以前，人们把隐喻作为文学修辞的一种手段，可是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现象，人类的思维就是建构在隐喻之上的。隐喻可为我们创造现实，可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指南。认知语言学家把隐喻上升到人类的认知高度来认识，建立了隐喻认知理论，以此来解释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 [ 6 ]。人是用语言来思维的，我们绝大多数的思维方式是基于隐喻完成的。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由于人类所具有的隐喻思维方式，使我们能够根据简单的、具体的、现实的事物，去理解创造复杂的、抽象的、未来的事物。与印欧语系不同，汉字是隐喻性的文字，而拼音文字不具隐喻作用。我们中国人从小受到汉字文化的熏陶，联想、隐喻性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出来，它为我们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可以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2. 汉字的极强造词能力 造词能力极强的汉字是汉语的一大优势。几千年来，没有任何新生事物，新生词语，是汉字所不能载的，是汉字不能编入某一偏旁之中的。“氢”、“氧”是气体，归气部。“釹”、“钼”是金属，可以归金部。有些词语，不烦造字，启用一个旧字，赋予新义，就可以了。“钛”、“铀”、“镭”三字，古已有之，跟化学元素无关，今人很容易就借用了，有起死回生之效 [ 7 ]。 汉字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汉字文化像一条巨龙，每一次蜕变，都焕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因而才有今日的辉煌。伴随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汉语词汇逐年增加。如：“一带一路、最后一公里、早起鸟、碾压、国际高考移民、换客、交强险、学术超男”。汉字极强的造词能力适应了瞬息万变的信息化社会，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广阔前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日本，要求废除汉字的呼声最早起于明治初年，但是，这些人恰恰忘记了，正是由于汉字的造词功能才使得欧美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引进日本社会。这一时期产生的汉字词涉及到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天文、地理、科学、艺术、医学等方方面面。如：｢議長、国会、実権、融和、物価、製造、文化、法学、答弁、被告人、天体、定期、航海、赤道、太平洋、洞徹、伸縮、精巧、習慣、予備……｣。这些词的绝大多数如今已成为日语中的基本词汇，有好多词又流入我们中国。日本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是以汉字作媒介的。确切地说如果没有汉字就没有日本的现代化 [ 8 ]。 4.3. 汉字与信息化社会发展同步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后，IT产业的迅猛发展带给各个领域的冲击不亚于一场革命。电脑、智能手机、数字化等电子产品已悄然进入千家万户，并以几何式基数迅速更新换代。所谓“信息化社会”是从手写文字向敲打文字方向转型的社会。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书写既费力又费时，特别是笔画多的汉字。在用语言学习和工作方面，我们确实要比西方人花费更多的时间。然而，汉字微机输入法的圆满解决为汉字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无法估量的发展空间。因为在电脑、手机面前，再简单再复杂的文字所花费的书写时间都是一样的，它们已完全处于同一个平台之上。过去认为汉字的一些缺点已不复存在，过去尚未被人们认识的汉字的优势却得到了重新估价。最近几年的事实证明，汉字完全可以适应电子新技术的发展。汉字能与最新电子技术相结合，形成汉字电脑信息网络。应该说21世纪确实是汉字充分发挥威力的时代。 植根于信息时代的大量新事物、新概念的涌现，迫使人们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的获取大量信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下，汉字汉语的地位又如何呢？据有关专家测算，在相同的时间内，阅读中文的人将比阅读英文的人多获得60%的信息 [ 9 ]。据说，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5国文本中，只有中国的文本是最薄的。事实也是如此，汉字是表意或者说是表词文字。能阅读中文资料的人，从联想上寻绎它们的意义与相互的关系，可以一目十行，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量。这样，在当今全球化竞争中就能占有优势地位。
system: [SYSTEM]

user: 5. 汉字是“一带一路”的精神捍卫者 一个要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参与国际交流。在绵延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中，中国的汉字、汉字文化带给周边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远远超出语言文字本身的范畴。它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艺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5.1. 心相通的基础是语言和文字 习近平主席(2017-05-14)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到：“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人文交流为支撑。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根基。强调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交流。因此，“一带一路”更是一条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交融之路。 毋庸讳言，对话交流的基础是语言和文字。英语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世界通用语言，就是因为英国工业化以后，在输出资本、科技的同时，用英语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沟通。我们“一带一路”的战略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语言文化的软实力不可或缺。可喜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汉字、汉语、汉文化的需求呈急剧上涨趋势。诚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有文化阵地作保障，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发生冲突与博弈，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况且，“一带一路”沿线有近百个国家和上百种语言，属于多种文明、多样民族，而且发展程度不同、人文形态各异。因此，在“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上要突出针对性，要用对方理解的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传播。需要系统总结、提炼和构建“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使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得到积极有效的传播，密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对话。总之“一带一路”战略为汉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5.2.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中流砥柱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而这也有助于在21世纪树立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较量首先是语言之间的较量。我们拿什么与周边各国进行交流？最能代表中国软实力的名牌又是什么？显然，英语不行！俄语不行！最能体现中国语言文化的核心非汉字文化莫属。汉字文化体现的是传承、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创新的精神，与“一带一路”所遵循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平等互利共赢等理念不谋而合。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语言纷繁。如前所述，汉字文化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统一、历史传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文化。 5.3. 汉字文化体现开放包容 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并且在全人类文化中，还显现了它的特色。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强制的单向输出，而是宽容的双向融合。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都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东西晋南北朝时期，曾出现了持续了几百年的全国性的分裂。可是，分裂动荡局面未能削弱汉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反而促进了汉文化多元的发展格局，表现出中华民族恢弘的文化精神，表现了汉文化的强大的包容性。两宋时期的西夏以及辽、金的历史都表明，汉字、汉文化和兄弟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相互促进的。元代蒙族、清代满族所以能形成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不是偶然的。他们是在多民族的汉文化基础上创立了中华民族新的统一的空前广大的帝国。汉字和汉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最富特色的文化特征。 汉字的发展史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史紧密相连。汉字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的突出表现是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在对外交流史上，汉字对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文字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汉字构成的现代汉语在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各个国家的词汇进入汉语，使汉语日臻成熟和完善。汉语的行文可以接纳西方的拼音文字，西方的行文却无法接纳汉字。今天，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国的科技、中国人的自信，必将更大范围地走向“一带一路”的周边各国，从而走向世界。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孔子学院建设，为汉字文化的拓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如上所述，汉字、汉字文化的上述特点和优势与“一带一路”精神不谋而合。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通道，更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正是在丝绸之路的引领推动下，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今天的“一带一路”是汉字文化展示其魅力的舞台，汉字文化必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得更深、更远。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语 汉字、汉字词、汉文化、汉字文化圈一脉相承、天衣无缝，其核心的核心是汉字。汉字是汉民族的文字，而又超出了汉民族。只要汉字在自己的故乡中国站住脚跟，必将向东亚、亚欧，并向世界辐射。在与拼音文字较量的21世纪乃至更远的将来，仍将是汉字继续发挥威力的时代。 汉字即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汉字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汉字研究如果脱离了文化与社会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汉字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始终是双向的，中国既是汉字文化的传播者又是汉字文化的接受者。信息技术的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和进步极大地释放了汉字的能量，汉字文化的传播必将极大增强中国在世界各国的软实力。软实力的影响是超越时空的、是无可估量的。注入了新的活力的汉字必将释放出凝聚全球炎黄子孙的巨大能量，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和振兴，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基于BCC语料库，通过分析汉语的“V + 人称代词 + 了”和“人称代词 + V + 了”构式的三个层面，即句法，语义和语用层面，来说明构式之间的完全转换现象是不存在的，即不等值的。而那些转换前后语义变化不大的语言现象中所涉及的与身体体验有直接关系的词是否真的会发挥作用？以此来探析“转换”现象的理据。 关键词 :构式，转换，身体体验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汉语中，存在这样两种构式，一是“V + 人称代词 + 了”，二是“人称代词 + V + 了”。如，1)饿死我了，我饿死了；2) 不怕我了，我不怕了。例句1) 和2) 的前后句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进一步分析，前者前后句语序变换后语义变化不大，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因语义不同而带来的影响。后者的前后句语序变化虽可以被接受，但是语义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是“V + 人称代词 + 了”构式的句子有些却不能通过语序变化的方式来进行转换。如，3) 轮到我了，我轮到了。尽管如此，我们知道，根据构式的定义，不同构式间是不能完全转换的。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许多通常由转化相连的表达形式没有相同的真值条件(truth condition) [ 1 ] 。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称为句法非转换观 [ 2 ] 。 Goldberg在论述构式义与动词词项的关系时说道：显然，有时候构式是比许多动词更好的整体意义(overall meaning)的预测成分(predicator) [ 3 ] 。根据这一论述，Goldberg并没有否认动词词项对整个构式的作用。构式具有构式自身的意义，这一意义不等于词语所拥有的意义，因此是存在于词语所拥有的意义之外的意义。这样说，当然不等于说构式意义是无源之水，与构成成分(词语)没有任何关系 [ 4 ] 。Lakoff也曾用英语中的“指示there构式”(deictic there-construction)来说明there构式的感知意义的形成与there is…里的名词类型(意义类)有关 [ 5 ] 。这与Goldberg所说的构式意义的形成与词项有互动关系不谋而合。“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的构成部件完全一样，只是语序不同，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假定两者是可以进行“转换”的，那么，我们就来探究下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些现象的。
system: [SYSTEM]

user: 3. “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构式的语义、语用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通过改变组成成分的语序的方式进行转换后的具体构式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语义变化明显，一种语义变化不明显。 8) 累死我了；我累死了。前句“我”为感事(sentient)，“我”是宾语，根据句义，因为做了某件事，我累死了，表示夸张程度，此处实际省略了致事(causer)。后句中，“我”依然为感事，作的是主语。9) 饿死我了；我饿死了。前句“我”为感事，作宾语，后句“我”同为感事，作主语。下面我们通过构式图的方法观察具体构式的语义变化情况，重点讨论后者，即语义变化不明显的情况(参考 [ 9 ] ) (图1~图4)。 通过上述构试图分析，“累死我了”的语义特征为[+程度] [+致使]，“我累死了”的语义特征为[+程度]。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我吓到了；吓到我了”前后句转换后语义是有变化的。都暗含某人(某物/某事)使我感受到怎样的心情感觉或状态变化。由此可见，谓词本身必须具备[+程度][+感受]两个语义特征，进入该句式后，能够被赋予[+致使]这一语义特征 [ 10 ]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构式是具有独立于词项以外的构式义的。但是，“饿死我了”和“我饿死了”的语义特征同为[+程度]，这是否说明“转换”后的这两个具体构式是完全等同的? 图1. “累死我了”构式图 图2. “我累死了”构式图 图3. “饿死我了”构式图 图4. “我饿死了”构式图 进一步检索BCC语料库现代汉语语料，“饿死我了”这一具体构式的用例数为913例，“我饿死了”用例数为359例。在所检索的913例“饿死我了”句式中，此句式并未出现与独立语配合使用的情况。相反“我饿死了”却出现了与称谓名词充当的独立语配合使用的情况。如： 10) 我连书包都顾不上摘，就冲厨房里大喊：“爸，我饿死了！先帮我煎个荷包蛋！”(陈鲁豫《陈鲁豫心相约》) 11) 妈，饭好了吗，我饿死了(三羊猪猪《都市藏娇》) 12) 郑统点头道：“那不就得了，什么时候开吃。兄弟我饿死了，听说虎贲这里每三天有一顿肉吃，就为了这顿肉，兄弟我也要来！”(官家《山贼记》) 13) 我道：“你干什么去？”赵玉回过头，做个鬼脸，笑道：“飞叔，我饿死了，得去找点吃的。(三国阿飞《三国游侠传》) 此外，我们还发现，“我饿死了”前有“把”“让”等表示致使意义的词出现，如： 14) 在池底虽然呼吸还不是问题，但时间长了，就是饿也把我饿死了……(一帆《人生启示录》) 15) 一边捶着腿一边叫道：“哎呀。我走不动了，停下休息休息吧，都快把我饿死了。”(野兵《单兵作战》) 16) 虽然我实在不相信他爸来了能一会儿就解决的，可还是没办法，我总不能阻止人家父子团聚吧，于是说，那你得快点回来做饭啊，别让我饿死了。(杀欲《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向东流》) 17) 你倒不要紧，关起门来念经，我可受不了，一个老怪物出去讨吃，还有人给我？不把我饿死了？(李栋《武林传奇》) 为什么“我饿死了”可以与独立语配合使用，而“饿死我了”却不可以。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饿”是属于表示生理感觉的词，是说话人身体或生理上的自身感受，并不牵涉施事或者是客事。所以说，如果“饿死我了”前面出现独立于的话很容易使听话人产生歧义。如，“妈妈饿死我了”，是妈妈做了某件事情让我饿死了吗？实则不然，所以说，为了避免歧义，词句式通常不与独立语配合使用。符合Grice合作原则下的方式准则。所以说，“我饿死了”这个句式因有主语“我”的出现，不会造成歧义，故可以与独立语配合使用。而且，与独立语配合使用的“我饿死了”通常有表示埋怨，不满语气的意思，与“把”“让”等表示致使意义的词共现时更表示上属语气。同时，“饿死我了”；“我饿死了”这两个句式属于典型的口语体，都表示受事所经历的某种状态到达了极点，属于夸张义。但我们说，前者所表达的程度义比后者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饿死我了”经常与“真是”、“快”、“差点”，“可”等表示程度意义的词共现得出。如下18a)、19a)、20a) 是成立的，而18b)、19b)、20b) 是不成立的。从这一点看，也能解释为什么“饿死我了”比“我饿死了”的用例数多。 18a) 真是饿死我了。18b)* 真是我饿死了。 19a) 快饿死我了。19b)* 快我饿死了。 20a) 可饿死我了。20b)* 快我饿死了。 至此，我们前文假定的完全“转换”(等值的转换)的现象实际是不存在的，即使看起来再相近的句式也是有细微差别的。句法非转换观对于我们认识构式义，描写貌似相同的句子之间的细微差别、揭示句法与语用的融合关系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2 ] 。文献 [ 11 ] 在论述对构式语法八大弱点的诟病时指出其过分强调构式的单层面性和独立性并认为一个构式是甲构式而非乙，自然就是独立的、自主的、特别的，哪怕它和乙构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构式有母子构式之分，有大小构式之别，这样一来，构式就具有亲疏关系和层级关系了。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构式间存在完全等值的转换现象，只是我们在研究构式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其完全割裂开来。“构式”不仅存在于语言的某一个层面，而是跨越三个层面，涉及形态结构、所指对象和解释者，呈连续统态势 [ 12 ] 。因此，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分析构式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构式的内部特征。词项与构式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词项对整个构式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构式具有独立于词项的构式义。关于构式义和词汇义的轻重问题，构式义和词汇义互相影响，但是，“成分义”即词汇义是构式义的一部分，若一定都用构式义来解释每个“成分义”的活用那是不可能的 [ 13 ] 。
system: [SYSTEM]

user: 4. “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的“转换”的理据探析 根据Lakoff的观点，语法构式的理据性是指一个构式的形式并不是独立于意义的，而是有其动因的，是有理可据的 [ 14 ] 。通过前文的论证，我们知道转换前后的“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是不存在相同的真值条件的。但是我们认为两者是可以“转换”的，只是不能完全转换的，也就是不等值的。在此，我们借用Lakoff提出的“理据”一词，用来指代本文所讨论的某些具体构式可以进行“转换”的原因。 一般来说，人类的认识活动遵循着由近及远、由简到繁、由熟悉到陌生、由实体到非实体、由形象到抽象的规律逐步展开的。由于人的身体与人关系最近，最容易被人感知，在经济和明晰动因作用下，人类往往从认识自身开始认识世界 [ 15 ] 。上文中我们提到了有三类词进入构式“V + 人称代词 + 了”，通过改变词序的方式进行转换后语义变化不大。这些类词多与说话人自身的感受有关，也就是与说话人自身的体验，经验有关。只是前两类词第一人称(我)在转换前后的用例数最高，而第三类词总体来说第二人称(你)的用例数最高。这三类词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均为“我”，也就是“我”是最能明显地体验到这三类词的语义效果。由于第三类词的语用效果是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感受，重点表达的内容落实在听话人身上，所以在所检索的结果中，第二人称(你)的用例数最高。这是否说明说话人对表示与身体经验有直接关系的词的可控性要强，因此其转换效果要强一些。文献 [ 16 ] 基于fMRI证明了汉语动作成语语义理解激活脑区及其具身效应，论证了身体在语言理解等认知过程中的作用。这说明，我们在理解与身体有直接关系的词时确实会与自身的身体经验建立联系的。身体体验构成了认知过程的基本素材 [ 17 ] 。我们的身体体验为我们的认知过程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如上文所论述到的，“我饿死了”与“饿死我了”的语义区别不大，区别主要在句法以及语用层面。对同一种状态，如“饿”，说话人体会到的是同样的感受，也就是说，身体体验是相同的。因此，是否可以说像诸如此类与身体体验密切相关，有直接联系的词在“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构式转换中在一定的层面上是行得通的，而在与身体体验关系不太密切，也就是说是一种间接关系的情况下，“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构式转换适用性就相应差些。构式本身就蕴含着语用信息，其使用往往也要受到语境的限制，因为构式本身就来源于我们的身体经验，而身体经验则是基于具体情景的 [ 18 ] 。前文我们所论述到的构式“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的转换，在人称代词的选用中，与身体体验有直接关系的词类倾向于选择第一人称，也就是说第一人称的用例数最高，而相应的其他词类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选择倾向。因为前者想强调的信息就是说话人的一种亲身感受，状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我们上文中提到的人称代词的限制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语 “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的完全转换现象是不存在的，即转换前后的具体构式是不等值的。但是，从言语交际角度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转换”的，因为有些具体构式在转换后并不影响成功的交际。构式有独立于词项的构式义，但是构式意义又与词项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在“V + 人称代词 + 了”与“人称代词 + V + 了”的转换中，那些转换前后语义变化不大的语言现象中所涉及的与身体体验有直接关系的词是否真的会发挥作用？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的限度总是高于控制其他事物，因此，在那些涉及与身体有关的词的时其转换的灵活性就会更强些。这是否可以成为解释此构式转换现象的理据，这有待进一步探索。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优秀的翻译工作研究者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和国家文化发展层面深刻理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正是以时代和国家需求为基点，从精神分析与翻译过程的相似性出发，厘清其与中华传统典籍翻译的特点及交叉渗透之处，以《论语》辜鸿铭、理雅各两译本中文言虚词之介词的英译为切入点进行实例研究，进而总结出虚词的翻译对我国文化输出中的现象与重要作用，探求虚词英译的影响因素及“治疗”与克服不利因素的措施策略。 关键词 :精神分析，虚词英译，文化输出，《论语》英译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理论被广泛地翻译并引进中国，对弗洛伊德思想与著作的阐释与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剖析均成为各领域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文艺方面，最早接受该学说的学者之一朱光潜在1921年发表的《福鲁德的隐性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中肯定了弗洛伊德将其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到文艺、伦理、宗教等各领域的价值。随着翻译学科日益吸纳跨学科成果，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精神分析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张景华(2011)以精神分析学为出发点研究其与翻译的联系以及精神分析对翻译本质、翻译主体、翻译批评的阐发；孙杨杨(2015)从研究精神分析相关著作中译的角度出发探讨精神分析理论在翻译中的作用；祝朝伟(2015)认为精神分析和翻译研究有着契合性与关联性，人格结构说对解释译作多元化大有裨益。这些研究为精神分析在翻译领域的运用与发展提供较为细致的启发式描绘。 翻译领域二者的交叉研究尚未引起译界广泛关注，研究规模相对较小呈现出新兴态势。现有研究从早期的认知心理学视角反窥翻译到近期明晰精神分析与翻译的关联性，虽有所深入但其较多地探讨精神分析与翻译的相似模型等弘大层面，以实例分析加以论证并涉及文化外译层面的研究凤毛麟角。
system: [SYSTEM]

user: 2. 精神分析与翻译的相似性特征 2.1. 精神分析与翻译渊源深厚 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于1895年合作出版《癔症研究》一书，精神分析学由此建立。精神分析学源于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治疗的长期实践，他在1915年完成的文章《潜意识》中详细探讨了心理结构说。他认为人的心理世界包括上层意识、中层前意识和深层潜意识(另一分法为超我、自我和伊底)三个“区域”或“系统”，其中受人性冲动本能影响的潜意识广阔而隐蔽，影响着人的思维与行动。 高觉敷在《精神分析引论》译序开篇指出，“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神经病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心理功能的技术，以后形成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学派” [ 1 ] ，对医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一定影响。精神分析与翻译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弗洛伊德在《失语症释义》、《科学心理大纲》和《梦的解析》中早已“运用翻译模型解释精神病的形成机制”。 [ 2 ] 二者在内在过程与外在表象两方面有着相通性。 2.2. 精神分析与翻译相似相通 属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认为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人多数的精神生活属于潜意识，后者的思想、愿望和情感形成心理基础，因而潜意识的过程能够通过表象的运动被“翻译”出来。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将人的潜意识历程激发转化为意识历程，这种言语化的翻译过程可以填补意识中的留白。弗洛伊德在对过失心理学进行阐述时正是通过对细微现象的观察分析进而走上研究庞大问题的道路，他通过例举主妇遗失钥匙等琐屑小事从机体和心理因素寻找相关诱因和“被干涉的有意动作”之间的关联，精神分析师通过引导使病患自由联想输出潜意识中的郁结达到了治疗目的，说明有效分析心理活动对于癔症十分有益。 相似地，文学作品的创作与翻译是一个心理过程，“翻译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二度创作活动，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译者进行决策的心理过程” [ 3 ] ，需要译者像精神分析师一样通过研究源语文本中的各层次含义，将相当于精神分析中潜意识内容的文本隐含意义、言外之意、文化内涵通过翻译手段补偿出来。此时译者既扮演分析师的角色，同时又作为“患者”借由原文的阐发进行自由联想，将非言语化的隐藏着的“潜意识”翻译为言语化的文字，填补目标语读者思想文化上的空白。 精神分析与翻译的外在表象相同性主要表现在符号学层面。克里斯蒂娃建立解析符号学理论正是汲取“精神分析本能冲动与外部规约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和异质主体观” [ 4 ] 。精神分析中由人类本能驱使的潜意识因受社会道德伦理的规约而压抑成病，解开这一症结的奥秘就在于分析师的治疗，即剖析治疗中显现的符号与心理维度间的关系，从梦境显示出的符号解码潜意识中的“有意识”，进而完成符号转换、找到症结所在。而翻译过程就是一个“解码”过程，源语文本中隐含着“潜台词”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好比分析师，要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隐含意义解码为符号，通过文字使目的语读者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明晓源语主旨；译者不仅要剖析文本更要深入自己的内心，分析自身的先结构、对译本的认识、翻译目的等，化解文化偏见，成功完成符号转换。
system: [SYSTEM]

user: 3. “鸿毛”重于泰山——虚词翻译对中华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作用 3.1. 虚词纷繁，介词灵动 古汉语中虚词的含义较为空灵，只起语法作用，不能像实词一样充当句子成分，包括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四大类。其中介词的使用较为灵活，它是“介绍名词、代词或词组给动词、形容词的词” [ 5 ] ，由动词虚化而来，故与动词有着自然的联系。介词必须与其它词语构成“介宾词组”充当句子的补语或状语，主要分为时间介词、处所介词、方式介词和原因介词这五类。由于介宾短语英译受多种因素影响，其翻译较之其它三类虚词复杂，故本文将通过对比辜鸿铭、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中的介词翻译着重探讨其在精神分析视角下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作用。 3.2. 重于“鸿毛”，作用突出 “虚词”其名与意虽“虚”，但在古汉语文言文中作用却“实”，有时可主宰表达含义，使句意生动传神。与现代汉语中虚词词性固定的特点不同，文言虚词从实词演化而来，进而绝大部分具有实词含义，英译中首先应掌握虚词的实意用法。此外，作为古汉语特色之一的虚词用法灵活多样，一个虚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多个虚词的用法，可谓“虚词多虚”。例如介词“以”主要有五种用法：1) 引进动作行为的工具与手段，译为“用”；2) 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译为“率领”；3) 引进原因，译为“因为”；4) 引进活动的地点、时间，译为“从”、“在”；5) 引进动作行为的凭借 [ 6 ] 。只有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对原文进行有效英译。“虚字之乘，判于燕越……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清代刘淇曾在《助字辨略》序言中曾如此肯定虚词的重要性，可见文化外译过程中对虚词的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译本质量，在这纷繁芜杂的语言现象中充分理解并正确英译并非易事。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语 本文将精神分析角度对虚词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梳理研究，以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儒家著作《论语》两译本为语料，精选涵盖虚词之中最难翻译的介词实例深度剖析，译者辜鸿铭与理雅各一中一西分别采取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译本的效果截然不同反映出的翻译思想差距颇大，因而更具可比性。将精神分析的三个层次疗法分别与翻译过程结合，通过译前“自由联想”、译中“梦的解析”、译后推敲“防御或阻抗分析”探求介词翻译的重要性及源语文化、译者背景等制约因素。精神分析法有助于将翻译过程中的情感与思维与读者体验联结在一起，对该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文化外译工作的顺利展开。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陕西阎良和泾阳地区的早春甘蓝栽培面积较大，是供应西安、咸阳和周边地区蔬菜市场、缓解春淡的主要蔬菜之一。当地菜农栽培早春甘蓝历史悠久，并在实践中探索出早春甘蓝大中棚三膜覆盖栽培技术，已成为当地甘蓝栽培的主要方式。其生产周期短，无公害，效益高，深受菜农欢迎。三膜栽培的适宜育苗播期为11月中下旬，采用平畦覆盖栽培，栽培密度5000株/667m 2 ，3月底至4月上中旬可采收上市。选好品种、培育壮苗、科学管理、结球期适当降低环境温度是栽培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 :春甘蓝，大中棚，三膜覆盖，栽培技术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