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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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方法 2.1. 数据的收集 利用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和Web of Science等中英文数据库，以“土地利用方式”、“植被恢复”、“退耕还林还草”、“地形”、“黄土高原”、“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土壤有机碳”等为关键词，并将“土壤有机碳”与其它关键词依次进行组合，与此同时以“land-use”、“land-use conversion ”、“vegetation restoration”、“Grain-for-Green Program ”、“landforms”、“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mall watershed”、“Loess Plateau”以及“soil organic carbon”等为关键词，并将“soil organic carbon”与其它关键词依次组合进行文献的检索，收集并筛选了黄土高原地区2020年10月份以前发表的有关“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地形位置条件–土壤有机碳”的相关研究论文进行Meta分析。 为达到本研究的目的和减少文献筛选带来的偏差，所筛选的文献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 试验中必须以农田组为对照组，以非农田组(林地、草地和果园)为处理组；2) 研究论文所提供的土壤有机碳数据必须有试验的重复数(至少可以从论文其它部分得知)、标准差或者标准误。基于以上筛选标准，最终获得符合要求的研究论文25篇，获取有效数据526对。同时，数据的预处理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壤有机碳影响的效应值呈现出正态分布格局(图1)，因此论文的数据结果是可信的，即不存在文献的偏倚 [ 22 ] [ 23 ]。 2.2. 数据处理 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若已发表论文的数据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的话直接从表格中获取，若数据以图的形式呈现的话，则利用GetData Graph Digitizer 2.24软件(从官方网站免费下载：http://getdata-graph-digitizer.com)来获取相关数据。在提取数据的过程中，首先在Graph Digitizer 2.24软件的Graph界面对图中的坐标进行定义(Assign Coordinates)，然后在Graph Digitizer 2.24软件的Graph界面对图中的数据进行数字化(Digitize)，最后将数字化好的数据导入到数据库中即可。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在获取土壤有机碳的同时还会获取经纬度、海拔、年均降雨量和平均气温、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农田转化为林地(NW)、农田转化为草地(NG)、农田转化为果园(NO)]、地形位置条件(塬面、坡地和沟道)。 图1.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影响土壤有机碳效应值的正态分布图 如若研究论文提供的数据为标准误(SE)，则标准差(SD)可通过式(1)进行转换： S D = S E E (1) 式中，N为试验重复次数。 Meta分析通过MetaWin 2.1软件(Sinauer Associates， Sunderland， USA)进行，需要输入的有效数据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土壤有机碳的均值(Mean)、标准差(SD)和样本重复次数(N)、以及分类变量。在进行Meta分析时，同时需要引用效应值对试验数据进行量化。根据本试验所获取数据的特征，同时为提高效应值的准确性，本研究最终选取自然对数响应比( ln R R )来反映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程度 [ 22 ] [ 23 ]。 ln R R = ln X t ln X c = ln X t − ln X c (2) 式中，RR为响应比， ln R R 为效应值， X t 非农田处理下(果园措施、林地措施和草地措施)的土壤有机碳均值， X c 为农田处理下的土壤有机碳均值。 利用MetaWin 2.1软件(Sinauer Associates， Sunderland， USA)首先得到每一对数据的效应值，然后利用MetaWin 2.1软件的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效应值/平均加权响应比(RR++)以及其95%的置信区间(CI)，具体相关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 [ 24 ] [ 25 ]。RR++为正值则为正效应，RR++为负值则为负效应。若置信区间包括0，则说明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对土壤有机碳没有显著影响(P > 0.05)；若置信区间全部大于0，则说明土地利用方式转化显著增加土壤有机碳(P < 0.05)；若置信区间全部小于0，则说明土地利用方式转化显著减少土壤有机碳(P < 0.05)。 同时，为了便于理解和描述，本研究通过下式计算土壤有机碳增加量的变化百分数 [ 26 ] [ 27 ]。 土 壤 有 机 碳 增 加 量 = ( e R R + + − 1 ) × 100 % (3)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和地形位置条件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的相关图件利用SigmaPlot 10.0软件(Systat Software， Inc.， San Jose， CA， USA)进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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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同一地形位置条件基本呈现出NW > NG > NO的趋势(图2)。在塬面地形条件下，NW、NG和NO导致土壤有机碳在0~20 cm土层分别增加 图2.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NW：农田转化为林地；NG农田转化为草地，NO农田转化为果园，下同 了50.6%、25.7%和1.6%；NW和NG在20~40 cm土层导致土壤有机碳分别增加了17.6%和10.8%，而NO导致土壤有机碳减少了2.8%；NW、NG和NO在40~100 cm土层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不显著，仍呈现出NW > NG > NO的趋势。 在坡地地形条件下，NW、NG和NO导致土壤有机碳在0~20 cm土层依次增加了39.3%、19.6%和8.4%；在20~40 cm土层，NW条件下土壤有机碳增加了34.3%，NG条件下土壤有机碳增加了10.7%，NO条件下土壤有机碳增加了16.7%；NW在40~60 cm土层导致土壤有机碳增加了38.1%，然而NG和NO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不显著；NW、NG和NO在60~100 cm土层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不显著。 在沟道地形条件下，在0~100 cm土层内均呈现出NW > NG的趋势。NW条件下的土壤有机碳在0~20 cm土层内的增加量高达64.0%，在NG条件下的增加量仅为52.2%；NW和NG条件下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20~40 cm土层分别为42.0%和26.1%；在40~60 cm土层，NW和NG条件下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基本相等(26.5% vs. 27.5%)；在60~8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呈现出NG > NW的趋势(58.5% vs. 19.6%)；NW和NG条件下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80~100 cm土层分别增加了26.6%和19.3%。 在不考虑地形条件的制约后，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基本呈现出NW > NG > NO的趋势，且这种影响仅仅在0~40 cm土层影响显著，在40~100 cm土层影响不显著(图2)。NW、NG和NO导致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0~20 cm土层内依次为46.9%、26.5%和6.1%；在20~40 cm土层，NW条件下的土壤有机碳增加量为34.4%，NG条件下的土壤有机碳增加量为12.3%，NO条件下的土壤有机碳增加量为4.9%；NW、NG和NO在40~100 cm土层内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不显著。 3.2. 地貌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除了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以外，地形位置条件也是影响土壤有机碳增加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且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基本呈现出沟道大于坡地大于塬面的趋势。在NO条件下，在0~100 cm土层内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基本呈现出坡地大于塬面的趋势，但影响不显著(图3)。例如，在0~2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坡地条件下高达8.4%，但在塬面条件下仅为1.6%；在20~4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坡地条件下为16.7%，但在塬面条件下却减少了2.8%。 在NG条件下，在0~2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位置条件下高达52.2%，在塬面位置条件下为25.7%，而在坡地位置条件下仅为19.6%；在20~4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塬面和坡地位置条件下分别为26.1%、10.8%和10.7%；在40~10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塬面和坡地位置条件下影响不显著，但在40~60 cm、60~80 cm和80~10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位置条件下依次为27.5%、58.5%和19.3% (图3)。 在NW条件下，在0~2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位置条件下高达64.0%，在塬面位置条件下为50.6%，而在坡地位置条件下仅为39.3%；在20~4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塬面和坡地位置条件下分别为42.0%、17.6%和34.3%；在40~6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和坡地位置条件下分别为26.5%、和38.1%，但在塬面位置条件下影响不显著；在60~8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为19.6%，但在塬面和坡地位置条件下影响不显著；在80~10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位置条件下为28.6%，但在坡地位置条件下影响不显著(图3)。 在不考虑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影响的条件下，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基本呈现出沟道大于坡地大于塬面的趋势，且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塬面位置条件下仅在0~20 cm土层内影响显著，在坡地位置条件下在0~60 cm土层内影响显著，但在沟道位置条件下在0~100 cm土层内均影响显著(图3，P < 0.05)。在0~2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位置条件下高达59.2%，在塬面位置条件下仅为17.1%，而在坡地位置条件下为29.1%；在20~4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和坡地位置条件下依次为37.1%和24.0%；在40~6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和坡地位置条件下差异较小(28.2% vs. 23.1%)；在60~80 cm和80~10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在沟道位置条件下分别为31.7%和23.6% (图3)。 图3. 地形位置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3.3. 土层深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除了地形位置条件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以外，土层深度也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的一个重要因素，且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呈现出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图4)。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在0~2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增加了33% (图4，P < 0.05)，在20~4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增加了20.4% (图4，P < 0.05)，在40~6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增加了19.7% (图4，P < 0.05)，在60~80 cm和80~10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仅仅增加了0.5%和2.9% (图4，P > 0.05)。 图4.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层深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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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整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壤有机碳显著增加(4.9%~46.9%)，且增加的幅度呈现出NW > NG > NO的趋势(图2)。这是因为：1)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输入到土壤中的凋落物 (地上和地下)数量显著增加，且研究结果显示NG条件下地下根系凋落物的输入量增加了58.5%，而NW条件下的地下根系凋落物输入量增加高达118.4% (图5)，这些输入到土壤中的凋落物有可能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经过腐殖化过程最终变成土壤有机碳而储存起来 [ 28 ] [ 29 ]；2)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NW或者NG 图5.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对根系凋落物的影响 会拥有更加复杂的群落结构、较高的生物多样性、较少的人为干扰以及较强的抵御不利环境因素干扰的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会间接地导致土壤有机碳储的量增加 [ 30 ] [ 31 ]；3)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生物化学性质不同，一般而言林地和草地措施下的地下根系凋落物的木质素含量要高于相应农作物的地下根系凋落物的木质素含量，而凋落物的生物化学性质也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 27 ] [ 32 ]；4) 与农田措施相比较而言，NW和NG由于具有较大的植被覆盖度以及较少的人为干扰可以显著的减少水土流失，进而减少因径流和泥沙的迁移和搬运造成的土壤有机碳的流失 [ 33 ] [ 34 ]。 4.2. 地形位置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壤有机碳因地形部位发生显著改变，且土壤有机碳的增幅呈现出沟道位置大于坡地位置和塬面位置的趋势(图3)，这可能与沟道位置承接大量的来自塬面和坡地的径流和泥沙，而土壤表层的土壤有机碳会伴随着径流和泥沙的迁移最终在沟道位置进行沉积和富集 [ 14 ] [ 15 ] [ 34 ] [ 35 ]，这可以被沟道位置的土壤水分含量和根系凋落物远远大于相应坡地位置的土壤水分含量和根系凋落物所佐证(图6)。例如，无论是在草地措施还是农田措施下，整个剖面内(0~100 cm)土壤水分含量均呈现出沟道位置条件大于坡地位置条件的趋势(图6)。较好的土壤水分条件有利于植被的生长 [ 36 ]，因此植被的地下根系凋落物在整个剖面(0~100 cm)也基本呈现出沟道位置条件大于坡地位置条件的趋势(图6)，而土壤水分和植被类型均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的重要因素 [ 36 ] [ 37 ]。 图6. 地形位置条件对土壤水分含量和根系凋落物的影响 4.3. 土层深度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除了土地利用方式转化类型和地形位置条件以外，土层深度也是影响土壤有机碳增加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且基本呈现出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这可能与不同土层深度内的根系生物量和土壤水分含量、土壤微生物数量和土壤养分含量等因素的差异有关：1) 根系生物量和土壤水分含量 [ 9 ] [ 38 ]，大量的研究表明根系生物量和土壤水分含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 9 ] [ 38 ] [ 39 ] [ 40 ]，且整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根系生物量和土壤水分含量的增加量也均基本呈现出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图7)；2) 土壤微生物数量 [ 41 ]，例如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典型人工刺槐林内，土壤微生物数量(放线菌、真菌和细菌)均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呈现出减少加的趋势，且表层(0~20 cm)放线菌的数量分别是中层(20~50 cm)和底层(50~90 cm)放线菌数量的3倍和24倍，表层真菌的数量分别是中层和底层真菌数量的2倍和7倍，表层细菌的数量分别是中层和底层细菌数量的18倍和185倍 [ 42 ]；3) 土壤养分含量 [ 43 ]，例如在黄土高原一个不同林龄的典型人工刺槐林内，土壤全氮、土壤全磷和土壤全钾均呈现出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 [ 40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不同土层深度内的土壤温度 [ 44 ]、土壤理化性质 [ 45 ]、土壤氧气含量 [ 42 ] 的差异也可有可能是导致不同土层深度上土壤有机碳增加量不同的原因之一，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的试验进行佐证。 图7. 土层深度对土壤水分含量和根系凋落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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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整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壤有机碳显著增加(4.9%~46.9%)，且增加量呈现出NW > NG > NO的趋势。此外，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后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受到地形位置条件的限制，土壤有机碳的增加量呈现出沟道位置大于坡地和塬面位置的趋势，且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有机碳增加量呈现出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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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支点国家，其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核心的地理位置，对“一带一路”倡议向中西亚发展，连接欧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接“教科书”，中哈发展战略对接进展向好，但由于哈萨克斯坦国内以及外部多重因素，导致对接过程中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外部一系列风险，本文将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的进展、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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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哈萨克斯坦位于亚洲中部，是欧亚板块的核心中枢，领土横跨亚欧两洲，达272.4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拥有1800多万人口、131个民族，能源资源丰富且有巨大储量，有“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之誉。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领导下，社会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以上。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哈萨克斯坦与多个国家开展了经济合作，成为连接欧亚各个国家的贸易枢纽。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连接至中亚及西亚，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目前中哈合作规模远超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的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已全面实现对接，在基础设施、能源、产能等领域展开了多元合作，大量项目已落地实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战略对接的模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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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哈发展战略对接进展 2.1. 政策沟通 中哈关系向好，战略互信增强。自1992年中哈建交至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关系不断升级，目前双边关系已提升至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交往来高位运行，政治互信逐步加深。高层交流频繁，战略共识深化，中哈双方近年来多次互访，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在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向哈萨克斯坦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以表彰其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的贡献，在中哈外交往来中，“一带一路”始终是主要议题之一 [ 1 ]。合作机制完善，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起拉开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民经济部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都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机制保障。 2.2. 设施联通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逐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国内民生建设，尤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以哈萨克斯坦目前的财力、物力以及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一带一路”倡议核心领域之一的基础设施建设则可以满足哈萨克斯坦的需求，哈国政府积极支持，为中哈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供了政策的支持。中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设施联通合作使哈萨克斯坦不仅成为其他中亚国家与中国铁路交通联系的门户，并且逐步向欧亚交通枢纽发展。 交通方面，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是中国新疆经哈萨克斯坦通往欧洲的西向通道的两个重点口岸。2019年阿拉山口口岸中欧、中亚班列进出境3 564列，同比增长19.5%，货运量1334.7万吨 [ 2 ]。2020年1月至10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3744列，同比增长40%；过货量562万吨，同比增长45%。能源方面，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保障了双方的能源合作。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从哈萨克斯坦累计进口原油超过1.3亿吨 [ 3 ]，从中亚累计进口天然气2 946亿立方米 [ 4 ]。通信方面，中国华为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设了4G通信网络，实现哈国全境覆盖。 2.3. 贸易畅通 从2003年起，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往来不断提升，在2013年达到最高值285.96万美元(如图1所示)。2013至2016年，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中哈贸易额大幅下滑。2017年，双边贸易额的下降趋势得到缓解，2017年后，中哈两国贸易合作发展趋势良好。截至2019年12月，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图1. 中哈两国2003~2019年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统计图 从表1、表2可以看出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中，2019年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以及化工三类产品出口额加总占哈方对中方出口总额的95%，是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2019年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以及塑料、橡胶三类产品出口额加总占哈方对中方出口总额59%，是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 Table 1 Main products imported by China from Kazakhsta 产品类别 2019年出口额 增长率 占哈方对中方出口的比例 矿产品 39.6亿美元 26.80% 50.70% 贱金属及其制品 28.1亿美元 18% 36% 化工产品 6.1亿美元 -9.80% 7.90% 合计 95% 表1. 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主要产品 Table 2 Main products imported by Kazakhstan from Chin 产品类别 2019年进口额 增长率 占哈方自中方出口的比例 机电产品 25.9亿美元 5.40% 39.70% 贱金属及其制品 7.5亿美元 22.30% 11.50% 塑料、橡胶 4.8万美元 27.90% 7.30% 合计 59% 表2. 哈萨克斯坦自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 数据来源：中亚科技服务中心。 2.4. 资金融通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2004成立了中哈金融合作分委会，分委会成立至今，已举行了十次会议，为中哈金融机构间合作、货币结算、支付系统、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哈资金融通进程。中国中央银行与哈萨克斯坦不断加强金融合作，成立了金融合作机构；中哈之间相互设置了商业银行办事处，并有15家商业银行可以直接进行金融结算，便利了中哈金融贸易往来。在货币领域，中哈双方的金融合作逐步加深，自2014年9月25日开放人民币对坚戈外汇交易以来，共完成3214笔人民币对坚戈交易，总金额共计345亿坚戈，约合6.757亿元人民币。 2.5. 民心相通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文化、教育、科学等人文领域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哈共同举办了多种特色文化活动，如合拍电影《音乐家》、纪录片《你好，哈萨克斯坦》，共同举办音乐会和地区合作论坛；在教育合作方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实现学历和学位证书互认，到2020年2月，哈萨克斯坦有5所孔子学院，哈方来华留学人数达1.5万，汉语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语在中国的教学均有大幅进展。 在舆论方面，经统计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真理报》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总体相对客观积极，整体上呈现为“迅速崛起的和平大国”形象，在政治、经济方面主要为“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的中国政治形象”、“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形象”、“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形象”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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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哈发展战略对接风险分析 3.1. 政治风险 强人政治色彩明显，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为总统制共和国，政治体制在形式上为三权分立，但实际政权运作以总统为整个政治系统的中枢，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连任20多年的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凭借自身优越的政治能力，与各个大国实现平衡外交，拉动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逐步向发达国家迈进，2019年现任总统托卡耶夫上任，现任总统能否延续纳扎尔巴耶夫强人政治，政局能否持续稳定还有待验证；同时，除了领导人之外，随着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国情发生变化，威权政治体制需要逐步向民主政治体制发展，但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激发各种社会、党派矛盾，引发政治风险。 政府腐败严重，如表3所示，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中，2019年的政府清廉指数哈萨克斯坦得分为3.4分，位于全球排名第113位，2018年得分为3.1分，排名124位。哈萨克斯坦严重的政府腐败以及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导致中哈投资贸易往来出现程序不透明、受多方限制等问题。 中哈政策不对等，近几年来，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在企业登记注册、劳务配额、税收等方面都有诸多限制，如哈国政府明确规定了在哈企业雇佣劳工中外国劳工的数量，2020年哈外籍劳务配额由2019年的4.9万人减至2.9万人，减少40%，制约了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以及对接项目的落地。 Table 3 Ranking of Kazakhstan in 2010~2019 Global Corruption Inde 年度 分数 排名 参选国家数 2010 2.9 105 178 2011 2.7 120 182 2012 2.8 133 174 2013 2.6 140 175 2014 2.7 126 170 2015 2.8 123 168 2016 2.9 131 168 2017 3.1 122 180 2018 3.1 124 180 2019 3.4 113 180 表3. 哈萨克斯坦2010~2019全球清廉指数排名 数据来源：透明国际。 3.2. 经济风险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但还是存在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如苏联解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波动都很大程度制约了哈国的经济发展，GDP排名位于世界第56位，仅为美国的0.9%、中国的13.7%，经济发展受阻会影响中哈两国的经济往来，所以哈国的经济发展波动是中哈发展战略对接影响因素之一。产业结构有待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哈萨克斯坦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则相对落后，但是第一产业相比其他国家缺乏质量、价格优势，第二产业又集中于采矿业，经济附加价值较低，产业层次较低，国际竞争力不高。 中哈贸易层次尚低，从中哈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层次较为初级，主要是矿石、能源等产品，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机电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贸易方式较为简单。投资贸易便利化程度不高，哈萨克斯坦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连接东部与西部的铁路线路，现有铁路设施老化，技术落后，运输成本较高，且在经济领域各方面的使用标准主要为前苏联标准，对中哈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带来困难。同时哈方贸易便利化程度不高直接影响到中哈之间的贸易往来，世界银行《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跨境贸易出口所需时间为8.6个小时，进口所需时间为12.8个小时，跨境贸易便利度排名56；哈萨克斯坦出口所需时间为128个小时，进口所需时间为6小时，跨境贸易便利度排名105。 3.3. 社会风险 安全问题严峻，哈萨克斯坦地缘环境复杂，恐怖主义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对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及南部贫困地区，宗教极端势力问题凸显，出现以哈族为主体的恐怖组织，并逐渐与境外恐怖组织相联系，极端组织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 社会认可度较低，哈萨克斯坦国内有131个民族，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同时，由于语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免会发生冲突，在前苏联政府时期，对中国的宣传以负面导向为主，并且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恶意报道影响，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偏差，从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真理报》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中可以看出，除了正面的和平发展大国之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中国威胁论”言论，“一带一路”倡议在哈萨克斯坦的社会认可度较低。 3.4. 外部风险 大国博弈焦点，作为中亚最大且具有话语权的国家，哈萨克斯坦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博弈竞争的核心地带，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往来已久，哈萨克斯坦从美国获取资金和技术的帮助，而美国则通过哈萨克斯坦牵制中国与俄罗斯以及防止苏联复苏，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谋求在哈萨克斯坦的主导权，使哈萨克斯坦为其向亚洲发展的战略服务；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政治以及历史关系，是哈萨克斯坦外交发展的优先选择，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不断推动独联体地区一体化发展，加强对中亚的政策。美国与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所布局的战略都对哈国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旦哈萨克斯坦与美国或者俄罗斯的关系发生变化，都将对国内发展造成较大的冲击，是中哈发展战略对接不可回避的一大因素。中亚五国争端，除了大国博弈之外，中亚五国由于各自利益诉求不一，相互之间在边界、水资源、话语权等方面也存在矛盾，不妥善解决的话会导致一定的冲突，影响对接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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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中哈发展战略对接风险应对 4.1. 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提高政治互信 政策沟通是其他“四通”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和前提，哈萨克斯坦国内政治复杂，为了深化中哈发展战略对接，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高层以及各个党派之间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为政策沟通奠定高层合作基础，深化战略合作，维持政策连续性；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交流，提供多元的沟通平台，为中哈发展战略对接提供更多的机会；在对接合作过程中，从哈萨克斯坦国情出发，尊重哈国、适度让渡利益，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一定的政治利益，以提高中哈双方的政治互信。 同时中哈双方要加强具体的政策对接，如加强税收合作，健全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建设标准方面，联合建立统一标准体系；劳务配额方面，争取放松中资企业在哈劳务雇佣规定，放宽中籍劳务配额；推动哈国简化对中国签证审批手续，加强民间交流。为项目落地提供相应的保障，避免出现目前政策缺位、政策不对等导致项目无法推进的问题，将政策沟通的成果作用于对接各个方面，自上而下推动中哈发展战略对接。 4.2. 寻求多元竞合平衡，保持良性互动 哈萨克斯坦连接亚欧非三大洲，能源资源丰富，是各个大国争夺的核心焦点，通过各大战略部署，争取在欧亚核心的哈萨克斯坦树立话语权，这些部署大多具有排他性 [ 6 ]。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不忽视该地区大国博弈的影响力也不与其发生冲突，在各个大国多元竞合的局面中寻找利益平衡点，奉行大国平衡外交，争取建立一个惠及各国利益的多方共建机制，与各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确保对接能够得以持续、深入地开展。 除了平衡与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外，中亚五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不可忽视，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与中亚各国保持良性互动，除了中哈双边机制外，寻求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利益共同点，构建与中亚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联合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通过多边合作将中亚争端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小化；同时在对接项目规划以及后期落地阶段，充分梳理哈萨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国家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情况，评估风险因素时将中亚争端纳入考虑。 4.3. 完善贸易投资机制，加强产能合作 便利的贸易、投资机制是深化中哈产能合作的必要前提，为构建完善的贸易投资机制，需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共同发力，促进中哈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产能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 政府层面要做好产能合作的保障，可通过建设投资项目库，实现信息共享，对重点项目进行评估研究，为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国企业提供相关的投资资讯；构建税收、金融、信贷等多元支持体系，对符合要求的企业，在税收方面给予支持；鼓励金融创新、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在哈萨克斯坦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为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提供金融配套支持；加强边境口岸平台建设，简化中哈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非关税壁垒，完善贸易机制，提升贸易便利水平；适度放松跨境资本的管制、放宽投资准入标准，推动投资环境的改善，提升投资便利度。 产业层面深化合作层次，除了保持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产能合作领域之外，深入传统制造业如钢铁、水泥产业的合作，并且逐步探索高端制造业、国际物流产业、现代服务产业和旅游业合作；扩大产业合作主体规模，鼓励相比大型国有企业数量更多、覆盖领域更广的小微企业加入到中哈产能合作中，并给予相应的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但也要加强对其的规范管理。 企业层面作为产能合作的主体，在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之前，充分了解哈国国情，深入市场调查，合理选择投资项目，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风险预警措施，增强化解风险的能力；推动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核心竞争力；融入当地社会生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履行国际社会责任。 4.4. 建立反恐长效机制，维护地区稳定 目前哈萨克斯坦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分子仍是国内安全很大的威胁，安全形势依旧严峻，而社会安全直接会影响到中哈发展战略能否对接。为了保障项目建设安全，需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在安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提高军事互信，不仅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支柱的作用，构建对恐怖主义的法律规制，而且要提高与哈国安全合作的层次以及领域，将安全合作从单一的传统安全领域转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在人员培训、联合训练、打击恐怖主义、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推动联合反恐、联合军演、联合巡航等安全合作，对相关项目建设采取军队、警察、安保等多层次保护措施，及时防范与瓦解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加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安全合作，共同打击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的“三股势力”，为中哈发展战略对接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4.5. 增强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的目的在于通过民间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两国关系、深化多元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其他“四通”共同实现全方位的“一带一路”建设，所以在中哈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打好民心相通的基础可以为对接提供社会支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民心相通：一是加强民间往来，促进理念认同。目前在哈萨克斯坦仍有部分民众由于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了解甚少，认为中国对哈国发展存在威胁，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针对这一问题，可通过教育交流，发挥孔子学院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正确引导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对中国的认识；加强旅游合作，开辟中哈旅游专线、简化旅游签证手续，通过旅游往来加深中哈民众的相互了解；发挥媒体作用，通过媒体宣传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二是夯实民心相通物质基础。找准哈国民众的利益关切点，着重落地改善民生的项目，使民众能够从中哈发展战略对接得到直接的利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在哈萨克斯坦的民众支持度，同时发挥在哈中资企业的影响力，成为中哈民心相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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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目前中哈发展战略对接成效显著，但为了确保对接能够持续、顺利地开展，风险防范是重中之重，从哈萨克斯坦自身以及外部因素来看，两国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存在多重风险。政府腐败、政策不对等不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贸易便利化程度不高、中哈贸易层次低影响作为发展战略对接重点的经济往来的发展；社会安全不稳定、社会认可度低直接影响到项目落地的实施；外部大国博弈、中亚矛盾更是直接影响对接能否实现。将风险危害降到最小，是对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需识别风险，预防风险，动员各方共同抵抗风险，促进中哈发展战略对接长足发展，起到“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战略对接的模范作用。面对存在的风险，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提高政治互信；寻求多元竞合平衡，保持良性互动；完善贸易投资机制，加强产能合作；建立反恐长效机制，维护地区稳定；增强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都是应对风险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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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2019年1月1日起，我国施行新的个人所得税法，该法的实施开启了个人所得税的新征程，改变了个税的征收模式，优化了税制结构，促进了社会公平。但目前个人所得税仍存在边际税率较高；家庭缴税不均；专项附加扣除范围、额度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提出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一是提高收入透明度，加强监督管理；二是完善法律法规，引入家庭报税；三是借鉴先进政策，降低边际税率；四是完善申报体系，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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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19年1月1日起，我国施行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随着新一轮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改革，其在调节收入分配、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市场经济等方面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与其他税种相比，个税与人们的薪酬息息相关，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收入与支出。个税的改革与施行，有利于提高收入透明度，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但个税的免税额、专项附加扣除及税率仍与现阶段的国情不相适应，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反映了个税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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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个人所得税概述 个人所得税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1 ]。它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 [ 2 ]。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税收之一，作为一种良性税收，从古至今都影响着我们经济政策的实施。我国税收，在1949年至1980年中仍处于空白阶段；直到1980年9月10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初步开始建立，成为我国税收的开征点；1994年至今，我国进行了八轮的个税改革，政策逐渐完善，税率也逐渐得到优化。自2019年1月1日起，我国个人所得税首次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服务，事后抽查等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税制，做到福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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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困境 3.1. 边际税率较高 虽然我国的个税经历多次改革得以不断完善，但个税边际税率过高的问题仍然存在。现行我国最高的边际税率是45%，而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新加坡、美国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是15%、15%、22%、39.6%，其中，根据数据显示，美国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实际税率是25%。由此可见，我国的边际税率相对较高，容易影响纳税人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其创造力，也不利于高科技人才的引进。这也从侧面表明我国个税改革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3.2. 家庭税负不均 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不尽合理，导致税收负担不一致。以一个家庭为例，在不考虑未提及的专项扣除外，第一种情形，A家庭只有1人，年收入为12万元，需承担的税费为3480元((120，000 − 60，000) × 10% − 2520 = 3480元)；第二种情形，B家庭有5人，一名小孩正在读书，两名年满60周岁且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两名具有工作能力，该家庭年收入为12万元，其中一人为家庭主妇，没有收入，另一人为非独生子女，月均收入为1万元，该家庭需承担的税费为720元(10，000 × 12 − 60，000 − 2000 × 12 – 1000 × 12 = 24，000元，24，000 × 3% = 720元)，但该家庭119，280元的收入需承担5人的开支；第三种情形，C家庭有5人，一名小孩正在读书，两名年满60周岁但有退休金的老人，两名具有工作能力，月工资均为5000元，该家庭年收入也是12万元，该家庭无需缴纳税费，但12万元的收入主要承担3人开支。可见，同样的家庭月收入，受不同人群、工作人数以及实际赡养老人人数等情况不同，会对个税金额和家庭的整体生活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 3.3. 专项附加扣除范围、额度设置不合理 虽然我国新增了六项专项附加扣除，但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个税改革仍不尽合理。一是未将纳税人父母与子女的大病医疗支出纳入扣除范围。众所周知，老人、儿童是易生病群体，又缺少经济来源，医疗费用多数由其子女、父母承担，但没将其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无法让纳税人享受个税福利，加上部分疾病治疗周期较长，未在一个纳税年度全部抵扣的医疗支出，不能结转到下一年度扣除，导致纳税人承担加重。二是子女教育或继续教育专项未实现差异化扣除。不管是国内教育还是国外教育，不同类型的教育收费千差万别，统一划定一个标准扣除，未能体现“多支出多扣除”原则，难免有失公平。三是住房租金专项扣除难以真实落地。有些房东为了少交税费，不按规定申报，对于租房一族，不仅无法享受个税改革福利，而且可能增加租房成本。四是赡养父母专项扣除存有缺陷，扣除额不尽合理。部分家庭情况特殊，一对老人(AB)有两个儿女(CD)，AC和BD分别在不同户口本，如果税务机关没有查清户籍信息，CD便可以独身子女身份分别申报2000元赡养老人专项扣除。另外，同属独生子女，赡养一位老人与赡养四位或以上老人，扣除额一样，也明显与个税改革促进社会公平的初衷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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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 4.1. 提高收入透明度，加强监督管理 由于个人收入的多样性与透明度不高，难以追溯到个人的收入来源，居民的收入不仅仅是工资薪金，还有股票收入，房屋租赁等，其中还有较为隐蔽的非货币性所得，微信、支付宝转账等，导致税收监控困难，造成税务机关税源统计空白。因此，需要提高收入的透明度，不断加强监督管理。第一，赋予个人纳税识别号，实行“税收交易一单清”。对于税收征管方面，我国可创新税收方式，增添个人识别号，在此基础上，实行交易一单清，简化税收缴费的清单，简单明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加强监督管理，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税务局需与工商局、教育局、统计局、民政局等部门的协同管理，加强监督管理，做到数据共享，确保纳税申报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同时，税务部门需培养知识扎实、经验丰富的稽查队伍，建立完善的稽查制度，确保税收的准确性，防止个人偷税、漏税、抗税等现象发生。 4.2. 完善法律法规，引入家庭报税 税收征管涉及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虽然个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仍存在个税差距大、专项附加扣除设置不合理等问题，不利于调整贫富差距，难以体现税收的公平性与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因此，建议税务机关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完善法律法规。国家税法机关需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实施方案准则，拟定具体行动指南，建立规范标准体系，落实纳税主体，优化税目税制，保障税收政策有序实施。第二，引入家庭申报纳税。要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不单要考虑的个人的收入，还要考虑整个家庭的收入。因此，需要在以后的个税改革探索中不断细化要求，并结合家庭人口、总收入、工作人数、个人收入、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赡养老人人数、住房或租房支出以及科技创新所得、科研成果奖励、知识产权收益等情况综合考虑，减少不合理个税支出，降低纳税人负担。 4.3. 借鉴先进政策，降低边际税率 个税改革应符合国情和地区经济水平，着重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尽量减少贫富差距，促进公平社会。目前我国的超额累进税率是3%到45%，虽然个税改革的税率经过多次调整，但对于45%的高税率仍存在诸多争议，既影响高端人才的引进，又滋生高收入者的避税心理。因此，税务机关在以后的个税改革中，可借鉴美国、韩国等国家的个税政策，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个税征收体系。通过细化专项扣除细则，合理降低边际税率，扩大个税征收范围，按比例增加专项扣除额，切切实实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个税负担，同时遏制富人逃税。 4.4. 完善申报体系，加大宣传力度 首先，完善纳税申报体系。税务部门应细化纳税要求和标准，简化申报操作流程，精简填报内容，并通过关联公安、民政、医疗、教育等部门信息管理系统，从中提炼有效信息，使信息共享共用。同时，对接征信系统，将纳税行为上传征信系统，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防止偷税漏税。其次，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国家税务部门可采用线上、线下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纳税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税法知识和个税政策，提高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群的纳税意识。例如，可以借助抖音、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等平台，以漫画、短视频、科普片等方式宣传税法知识和个税政策；也可以借助高校教育、企业实践、单位培训、社区宣讲、党组织活动等方式传播纳税常识。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教育，促使纳税人深入了解税收政策，自觉纳税。再次，优化个人所得税APP。个人所得税APP涉及较多个人隐私信息，税务部门需提高安全意识，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优化系统涉及，提高服务器的响应速度，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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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在施行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国家税务部门需重视政策改革与创新，根据国情与经济发展水平，修订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同时，倡议公民主动学习税收政策，获取相关信息，提高纳税意识，为我国税收的健康良性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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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经济作物的化肥用量比重大，增长速度最快。本研究认为氮肥、微量元素、肥料配比是经济作物施肥主要限制因素。经济作物成为最主要的化肥消耗作物，目前关于经济作物节肥增效措施研究有大量报道，但对于经济效益好、种植面积小的经济作物比如麻类作物等，节肥增效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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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地缘政治学在西方发展历经百年，经世致用的学科特征带来这一学科的快速发展。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变迁加快地缘政治在中国快速发展。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定量分析中国新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能源安全与资源争夺、区域经济合作与地缘经济、国家主权维护和边疆治理、地缘政治理论构建几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当前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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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 [ 1 ]，两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学科联系，但也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 2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都有政治地理实践，而对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却表现出发展后劲不足 [ 3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社会快速融合，为适应新的国际形势，以“地缘环境”为研究主题和目标的政治地理学再次发扬起来 [ 4 ]，成为人文地理学下的重要新兴分支学科 [ 5 ]。国内政治地理学者们的深入讨论最终构建起中国政治地理学主要三个发展方向“城市政治地理 [ 6 ]、地方政治地理 [ 7 ] 和新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实践一直存在，“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理论自鲁道夫·契伦提出至今只有上百余年发展历史，由于其经世致用的学科特点，涌现出一系列学术理论成果 [ 8 ] [ 9 ] [ 10 ]，经历海陆空三权发展历史后形成完整理论体系 [ 11 ]，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思想流派 [ 12 ]。国内的地缘政治研究较之于发展迅速的政治地理学来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系统的地缘政治学科理论框架还有待完善 [ 13 ]，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趋势有待于进一步梳理。为了对国内地缘政治研究的主题、热点问题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文章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运用大数据分析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的地缘政治研究相关文献，尝试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这对适应新时代下国际格局变化、促进国内地缘政治学科发展将起到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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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简称：CNKI)上的期刊文献，数据来源可靠(https://www.cnki.net/)，分析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能够得到保证。CNKI能够涵盖发表过的中国学术论文成果，检索到的数据能够基本反映出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主题与发展趋势。2020年1月12日，作者借助CNKI平台，以“地缘政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00年~2020年，文献类型设置为“期刊”，为确保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性代表性，期刊的来源类别勾选“CSSCI、CSCD”，获得2586条符合研究内容的学术基础文献资料，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基础数据。 2.2. 研究方法 中国在世界的综合影响快速提升，尤其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被运用到学术研究中，运用Citespace计量分析软件绘制中国地缘政治学的科学知识图谱值得尝试与探索 [ 14 ]。运用计量软件对中国地缘政治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文献之间的发展脉络关系来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主题与演变趋势。2021年1月12日检索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以“地缘政治”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检索，将文献检索时间设置为2000年~2020年，将检索文献类型设置为“期刊”类别，为确保文献的质量和学术性代表性，期刊的来源类别勾选“CSSCI、CSCD”。最终获得2586条符合研究内容的学术基础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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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文章运用科学统计计量软件分析中国新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演变，研究后认为：首先，根据文献计量统计，新世纪以来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态势良好，文献数量不断攀升，表明地缘政治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关注，文献刊发量与现实重大国际局势变迁紧密相连；其次，从高产机构和作者来看，地缘政治研究在中国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模，发文前五的学术机构总体差距不断缩小，表明学术机构的科学研究在不断提高增强，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学者之间亦形成小规模学术联系，但同时也发现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再次，从研究热点主题和演变趋势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能源安全与资源争夺、区域经济合作与地缘经济、国家主权维护和边疆治理、地缘政治理论构建几个方面，在经历了起步开端、多元发展、综合完善的学科发展后，地缘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已经构建起来。 总之，地缘政治经世致用的学科特征得以体现，中国在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的过程也不断促进学科的完整构建发展。当前研究在发挥经世致用学科特征的影响下，运用地缘政治学方法来解析中国现实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问题似乎成为当前地缘政治的主要研究对象，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一直坚持不称霸的和平发展理念，地缘政治学的过渡解读与宣传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对中国形象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存在加剧“中国威胁论”的可能性，在今后的地缘政治研究中要避免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多地缘政治解读，多从理论构建角度去完善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更好发挥学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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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社会资本迅速扩张并深化到教育领域中的态势，既可以从历史上寻找参照，也可以从政策环境与企业发展需求中得到现实基础。一方面，当前社会资本的涌入对我国脱贫攻坚战、学习型社会建设、素质教育的深入起到了正强化效应。另一方面，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割裂了地区教育资源，对教育生态产生了严重干扰。为调和社会资本与教育的内在冲突，政府需要在市场环境中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资本需要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做到在教育中“入乡随俗”，消费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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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伴随着人均GDP逼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人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现实且多元，教育的发展进入全新的上升通道。与此同时社会资本爆发性增长，竞相进军教育市场。2019年9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在线教育机构，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在线教育机构充分挖掘新兴教育需求，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 1 ]。进一步在国家层面上明确了社会资本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合法角色。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教育领域进入了资本深化的新时代。 教育领域的资本深化主要体现在人均投资到教育中的资本量的增加和技术运用增长率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社会资本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促进教育供给总量的产出，进而带来了全社会的教育资本存量的增加。伴随着总供给量增加的同时，效率也被赋予了新的期待。诸如数据挖掘、统计分析、云计算、可视化等能够服务于教学的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熟练地运用。目前从线下教育到线上教育、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教育资本已经形成紧密的市场网络，对整个教育生态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指的资本为社会资本，并对社会资本在教育领域中的深化效应进行分析，依据所产生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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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教育领域资本深化的需求样态 2.1. 私学传统与智者讲学是资本深化的历史参照 社会力量办学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当时为顺应建立封建制度环境需要私学应时应势而兴，以多种目标和规格培养人才促成了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其中孔子创办的私学首屈一指。《礼记·少仪》：“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若献人，则陈酒执脩以将命。”《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若要拜师学艺须奉行束脩之礼，束脩则代表着知识获取的有偿性。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智者云游各地授徒讲学。对智者来说，付费与否是能否接受教育的标准。这种标准打破等级、门第对个人教育权的桎梏，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知识在各阶层中的激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法》及其它条例明确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社会资本扩张与渗透遭受限制。随着教育改革与政府放权的深入，市场机制允许介入教育领域，延续了知识付费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随着互联网与市场的深度结合，移动支付加速进入普及时代，为知识付费提供巨大便利。知识付费模式吸引资本迅速进军教育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据统计2017年我国互联网知识付费行业收入已经高达达500亿元。如“知乎”等网络平台凭借知识付费模式积极与教育融合，成为资本发展的宽阔渠道。 2.2. 国家政策是指引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20世纪90年代，国家鼓励留学并相继出台一系列自费留学规定。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同年，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自费出国渠道彻底放开，出国留学迎来热潮。1998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将留学工作作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有效途径。2003年，教育部发布《关于简化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审批手续的通知》在学历、学费、资格审核方面放宽了限制。此时中国已有270家经认证的自费留学中介机构，将近已有超过50%的自费出国人员通过这些留学中介机构办理留学。同时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1995年国家印发《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暂行办法》，我国开始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起与国家职业资格相对应的学校培训体系，使教育与就业进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管理体制。职业资格考试培训领域成了这一时期行业投资的辅线。 21世纪初，k12课外辅导市场成了投资热点。国家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民办教育法制政策环境的优化推动资本规模扩张。加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学大教育等课外辅导机构雨后春笋般成立。 2010年后年在线教育浪潮兴起。国家先后出台《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为资本新一轮的投资铺路，行业竞争趋向白热化。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3133.6亿元。 2.3. 企业跨界拓展新市场的诉求 就目前竞争格局来看，除了线上线下的教育机构外，市场上的参与者还有互联网企业“BAT”“美团点评”“今日头条”、通信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出版传媒公司“凤凰传媒”“皖新传媒”。这些企业本身的定位与教育无关，但教育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他们凭借自己的流量优势抓住际遇进入教育市场发展自己的业务线以壮大自身，并且已在各个领域中坐拥一席之地。 以腾讯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创立之初定位于无线网络寻呼系统的拓展，随着不断发展其业务覆盖了社交、金融、娱乐、资讯、工具、平台。在教育领域，腾讯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与各大集团企业签订协议就新技术、新产品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开展深入研究和推广。2013年，腾讯“教育精品课”上线，自此不断在教育领域中深耕并日渐成熟，形成自己的教育品牌。拿“腾讯课堂”来说，2014年“腾讯课堂”上线，历时5年的沉淀，在2019年正式推出“101计划”，投入价值10亿的资源对101家教育机构进行全方位扶持，推动实现年营收入过千万。 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里企业的壮大势必需要迫切地将其势力渗透到其它领域以扩大市场规模，国家政策的开放和加持为他们拓展新市场的成长诉求打开窗口，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