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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当代生态伦理应有的特色及其构建 2.1.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特色 中国当代生态伦理应该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因而应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概括地讲，中国的生态伦理应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下特色。 2.1.1. 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通常，哲学界把生态伦理(ecological ethics)等同于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在实际运作中掩盖了两种观念的本质差别，而这种差别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环境所指代的实质内容是“物的集合”，环境伦理的概念使人与自然二分，使人类成为自然运行变化的旁观者、调控者或操纵者，对自然的态度由关心变成了实用，不再理解自然本身，而是考虑如何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因而“环境保护运动只能是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权宜之计，而不具有终极的理由和意义” [ 4 ] 。而生态伦理概念将人类置身于生态系统中，这样，人类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就会日益缩小，从而更深刻地切实感到自己真实地存在于自然中。生态伦理的独特意蕴，在于凸显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由于忽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差别，以对待环境的方式对待自然，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 4 ] 。 尽管生态学及生态伦理等概念是近年来才从西方借鉴来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非常丰富 [ 5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道家和儒家对这一命题都有极为精辟的解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道家指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组成自然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并且认为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应该服从这个规律；儒家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人与万物是共生同处的关系，应该和睦相处。对自然要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 [ 6 ]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人类出于生存目的改造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意识到在终极和最高存在的意义上人与自然同属一体，故将追求人与自然之统一作为价值目的。 2.1.2. 承认并维护等级秩序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这里的差序包括社会地位的等级和社会关系的亲疏。“差序”就表示有轻有重、有近有远、有亲有疏、有高有低。 从社会地位的等级来看，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是指人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各层次是不具有平等地位的。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性的保证，特别是3000年的封建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等级严明，在这种不平等的“差序格局”中，人们之间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把这种社会等级推广到自然界中，就形成了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的等级观念，而现代生态学中食物链和营养级的概念正好与此相符，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需要维持这种生物之间的等级。 从社会关系的亲疏来看，“差序格局”表现为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来将社会关系划分“层次”。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在这个次序中波纹最深、与每个人最切身、而且最被看重的是每个人“己”的利益，其次是他的“家”，然后是他所在的更大一个范围的团体，这样一层一层推出去，最后到“国”和“天下”。中国人就是在维系这个“差序格局”和遵循其所要求的“一套关系”中被认可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人们在相处时也依据这套规则而对彼此的行为有一个明确的期待 [ 7 ]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天人合一”意识，但更强调“人是万物之灵长” [ 8 ] 。中国人注重血亲关系，而人类之间比人与宠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更近是现代生物学常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以人为本”的理念 [ 9 ] 。 2.2. 构建中国生态伦理面临的困境 中国当代特色生态伦理的构建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困境。 2.2.1. 理论困境 刘福森把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不同的生态伦理，但是，民族文化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因而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应该吸收西方生态伦理学中有益的、能够融入中华文化的东西。那么，西方的生态伦理中哪些是有益的、能够融入中华文化的思想成分需要进一步明了。二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生态伦理要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 3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产生于早期农业文明时代。经过了工业社会的发展，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的今天，中国当代的生态伦理与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生态伦理应该有所不同，这就面临着解决对传统生态伦理的传承和现代生态伦理的创新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构建一个既能保持生态伦理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能适应21世纪人类保护自然生态需要的生态伦理。 2.2.2. 实践困境 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实践中，中国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协调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与爱有等差的社会现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认识到亲亲、疏疏之“爱有等差”社会现实的存在，所谓“爱有等差”，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分等次有差别的。“爱有等差”的基本前提是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对父母兄弟之爱就不同于对路人对旁人之爱，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因此也应当受到尊重和肯定。当代社会“爱有等差”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仍表现突出，且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爱有等差”经常成为人们撇开规章制度的原则性而行使假公济私的所谓“灵活性”的内在动因，因而阻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 10 ] 。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的角度看，“爱有等差”的观念是与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并且将会成为构建中国生态伦理的主要障碍之一。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深层生态学的主要原则之一，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并实现自我的权利，它们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把生物平等原则建立在所有存在物都拥有的这样一种权利——即生存免遭过度的人类干扰的自由及追求其幸福的“与生俱来的”、“内在的”、“天赋的”权利的基础之上，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不仅扩展到了所有的生物，而且扩展到了河流、大地和生态系统 [ 11 ] 。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时若总是从爱有等差出发，就不可能遵从真正的平等原则，也不可能尊重其他生物生存免遭过度的人类干扰的权利。而当“爱有等差”发挥到了极致，成了社会成员奉守的最高原则甚至唯一原则时，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就不可避免。当然，要求人与其他生物甚至非生命自然物的绝对平等也是反人类的。这就要求协调“爱有差等”与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原则，合理把握“爱有等差”与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度”。 二是如何在社会地位垂直分化中淡化财富的作用而摈弃消费主义。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条件和结果，社会分化包括两种基本形态：即功能性的水平分化和地位性的垂直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一般认为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收入(财富)、权力、身份、教育程度、职业及声望、家庭背景等 [ 12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财富占有量)已经相当严重，并将进一步扩大 [ 13 ] 。财富在社会地位垂直分化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富人能够利用所拥有的财富提高其社会地位(利用财富换取权力、身份、声望等)，进而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造成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并引起社会成员对财富的疯狂追求，诸如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贪污受贿，私营企业家不惜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来追求更高的利润等。 贫富差距的拉大使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助长了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也称“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 of consumerism)，是兴起于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有关消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为特征。近20年来，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盛行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开始对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造成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出现了以追求时尚、品牌、品位为目标的消费热潮，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也更多的具有了“享受”与“浪费”的意味 [ 14 ] 。莫少群认为，中国当代社会贫困、温饱、小康、富裕的共存，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追求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浪费的“共时性”是中国社会消费领域的一大“特色” [ 14 ] 。中国消费主义主要存在于“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主要有三类群体：第一类群体是各级党政机关中的高中级官员和重要行业中的国企管理者，其家人、亲属及与之有亲密关系的人。其消费包括直接用公款奢侈消费和用公权获利进行奢侈消费。第二类群体是处于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行业中的私企所有者、管理者以及投资者。对这一暴富“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而言，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和浪费性消费已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这一中国富豪群体格外热衷于奢侈消费，而且这类暴富群体中的一部分常常与“权贵资本”、“裙带资本”相结合，大量进行排他性的过度占有和消费。如在一些发达城市占用大量土地建造豪宅，违规建造高尔夫球场等等，这种典型的排他性占有和消费往往具有侵犯公众利益、浪费社会财富、加剧社会不公的特征。第三类群体是被称作“新兴的高收入白领阶层”的国企、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受雇的会计师、职业经理人，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士，他们是中国目前规模还不大的中产阶层的主要构成者。由于具有文化资本的优势，以及出于身份区分的需要，他们在消费观念上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白领阶层身份的认同更多的是依凭符号消费而不是对社会资源的真正占有。 消费主义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欲望，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之中，造成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烦躁、困惑的情绪，并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和谐 [ 15 ] 。 2.3. 构建中国生态伦理的有利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有利于生态伦理构建的内容，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的有利条件： 从思想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朱凤琴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思想，“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但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之间是共生共处而非敌对关系。因此，人与万物应该和谐相处，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 16 ] 。二是“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对待生命问题上，儒家传统思想提出了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原则。把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作为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在孔子看来，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其生长规律，有其存在的价值，人应该对这些东西仁爱、珍惜。三是“取用有节”的生态保护思想。古代生态文化的核心在于尊重自然规律，所以在利用自然赐予的各类资源时十分慎重，主张人类必须认清事物固有的限度，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贪得无厌。还提出要保持资源再生能力的思想，反对采取灭绝性的方式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四是“以时禁发”的环境管理思想。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利用资源。儒家倡导仁爱万物并不否定人类的合理需求，而是主张“以时禁发”，主张按照自然的节奏、生命的节律来“取物” [ 6 ] 。 从社会实践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节用爱物的传统，中国人的节约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 [ 5 ] 。 2.4. 中国当代生态伦理构建的途径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首先要转变观念，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即超越于生物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和适度消费的理念，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次要通过教育、法律等手段，使生态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4.1. 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把人和自然看成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整体。超越人类中心论要求摒弃认为人类至上，自然要服从人类的意志的观念，不能只把自然当作人类借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超越生物中心论要正确认识人在自然中的作用，人虽然能破坏环境，但也能改善环境。因为在自然的诸组成部分中，只有人有意识、有理性、有自由意志，因而具有从根本上改变环境的能力 [ 17 ] 。 可持续发展观在消费方面主要是要建立适度消费的理念，杜绝消费主义。由于消费主义的盛行，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导致全球资源紧张；并引起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剧社会底层的仇富心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必须抛弃无限度的物质性的消费主义伦理，以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为指导，重新选择自己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活动，从而实现由消费主义向适度消费的转向 [ 18 ] 。 2.4.2. 落实生态伦理的现实内容 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观的实现途径，关键是处理好公正和公平问题，包括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解决国际环境公正问题；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平均分配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个人和组织、各地区公平承担环境责任和成本等；保证当代人与后代人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资源(包括社会资源、政治资源、自然资源、资金，以及卫生、营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人力资源)的合理储存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的实现更需要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例如通过引导社会舆论、建立良好的习俗、信念等方式来调节人类的生存秩序，通过教育培育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树立自觉爱护环境的道德信念，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道德习惯。在当代和未来世界中，借助一定的社会结构，对既有的不合理的道德伦理产生抵消作用，进而推动人类行为和生存方式的转变。 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最强有力的措施是法律措施，即建立严格的、良好的法治环境，制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在保护自然方面的守法意识。国家和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目标。 因此，通过教育、法律等手段，调整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观点以及一些环境伦理的道德行为规范，帮助人们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形成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扩大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要求人们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同时，需要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人口压力，并在人类世代延续的过程中把这种责任和义务传递下去。 另外，为了落实生态伦理，保护生态资源，还必须从科学技术方面努力，发展新能源和新的资源替代品，以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