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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社会善念的研究现状 研究以social mindfulness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中搜索，仅有13篇文献；再以“社会正念”或“社会善念”为关键词在知网中搜索，共有9篇文献，其中1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还有5篇期刊论文。因此，自Van Doesum等(2013)提出此概念截止到现在，国内外有关社会善念的文章仅有22篇。综合分析这些文献，主要从表现特征、测量范式、认知加工特征和相关因素等四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3.1. 表现特征——状态与特质 社会善念的提出者将其概念化为反映动机状态以及认知和影响的基本取向，它位于个体内(作为个性变量)，但也可以由关系变量(例如对方是谁)或情境变量(例如在某种情况下传达的社会规范)所激活(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善念的表现恰恰是内心稳定的人格特质所决定，而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状态性的变化，因此有研究者指出“社会善念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特质”(窦凯等，2017: p. 1108)。 实证研究也表明了社会善念既有类状态的特征，又有类特质的特征(Mischkowski， Thielmann， & Glöckner， 2018)。有研究者提出社会善念是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感知和采取行动的一种类特质倾向的观点，个人愿意表现出社会善念的倾向与两个特质维度(诚实谦恭和社会价值取向)之间有意义联结(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3)。同时，社会善念的动机倾向受技能操纵影响也很强，这意味着决定采取社会善念行为也涉及到类状态的方面。 3.2. 测量范式 社会善念测量范式(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简称SoMi范式)来源于Kim和Markus (1999)设计的铅笔选择范式，后来被Hashimoto， Li和Yamagishi (2011)发展使用。Van Doesum等(2013)受此启发开发了物品选择游戏作为SoMi范式。该范式是一系列社会决策任务组合，使参与者可以在不同类别的四个对象中选择一个，每个类别中，有三个物品是完全相同的，第四个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不同(例如，一个黄色帽和三个蓝色帽)。每次物品的类别数量有所不同，但参与者必须始终记住，他/她是在与另一个人的互动中共同参与决策任务，某物品一旦被一个人选中，另一个人将不能再选此物品了。如果参与者选择非独一无二的物品(例如蓝帽子)，则另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两类物品(蓝色或黄色帽)，这将被记为社会善念(计1分)。如果参与者选择了唯一的选项(黄色帽)，他人只能选择另一类选项(三个相同的蓝色帽)，这将被记为无社会善念(计0分)。相互依赖的环境与多个物品的选择相结合，建构了整个任务的执行空间，使物品选择决策发展成为测量社会善念的一种经典范式。 近期，国外学者Mischkowski等(2018)分别从控制物品偏好、考虑稀缺关注和消除社会后果三个方面对经典SoMi范式进行了改进，分别得到偏好调整后的SoMi分数（the preference-adjusted SoMi score）、稀缺调整后的SoMi分数（scarcity-adjusted SoMi score）和后果调整后的SoMi分数（consequence-adjusted SoMi score）。从研究结果看，第二种变式测量的社会善念分数更低，称之为最严格最纯净的社会善念。同时，研究表明经典SoMi分数确实受到物品偏好的影响，稀缺和后果调整分数的平均值和高度相关性反过来又提供了这些方法的交叉验证，这意味着两者都是很适合测量社会善念的范式，可以控制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以上范式的研究目前主要在西方文化和个体文化背景下有所应用(Mischkowski et al.， 2018; 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3)。但社会善念的利他选择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维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互动模式，会影响个体对利他选择的不同推断，进而影响其社会善念的表达(任彧，2017)。国内学者关于社会善念测量范式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互动层面的感知视角(Dou， Wang， Li， Li， & Nie， 2018；陈雅姣，2019；仇不凡，2019；窦凯等，2018a；窦凯等，2018b)，而在个体层面的应用仅有几位研究者涉及，且结果存在较大待议问题(陈满琪，2016；刘嘉，2018)。有研究者提出社会善念范式中物品的选择对于个体来说损失不大，因此如何修改社会善念范式，加重物品选择的权重，可能更有助于探明社会善念的内涵(陈满琪，2016)。 3.3. 认知加工特征 社会善念被认为是低成本的亲社会倾向。结合前人理论模型，亲社会的认知观点分为三种：1) 直觉亲社会。典型代表是Zaki和Mitchell (2013)提出的亲社会性直觉模型(intuitive model of prosociality)，以及Rand， Greene和Nowak (2012)提出的直觉合作，且基于社会启发(social heuristics) (Hertwig & Hoffrage， 2013)的假设，即采用社会启发法解释自发合作效应。2) 控制亲社会。用自我控制资源模型(self-control strength model) (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来解释亲社会行为的控制反思性。个体在先前任务进行自我控制会消耗一定的认知资源，当这种资源处于暂时枯竭状态时，后续即使毫不相关的亲社会任务表现也会下降(黎建斌，2013)。3) 无影响亲社会。有研究者提出认知操纵对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没有效果(Hauge， Brekke， Johansson， Johansson-Stenman， & Svedsäter， 2009)。 基于以上三种亲社会认知观点，映射到社会善念，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假设：1) 根据直觉亲社会观点，高社会善念个人做出善意决策完全源于自发的直觉内心，如果被迫“认真思考”，会形成他们的善意违约，从而导致在深思熟虑过程中社会善念水平的下降。2) 根据控制亲社会观点，结合社会善念涉及有意识加工的理论构想(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体，与没有思考的个体相比，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决策。社会善念通过认知负荷、时间压力或其他干扰因素与执行功能相冲突，从而看到某人的行动对他人选择产生的影响。3) 根据无影响亲社会观点，社会善念是在人际情境中感知并采取亲社会行为的普遍倾向，不受认知资源的限制，也不会因深思熟虑而增长，是一种稳定的亲社会特质。 当前，关于社会善念的相关认知研究表明社会善念与需要认知资源的人际反应变量(例如移情关怀、观点采择)存在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但有研究者通过时间压力、认知负荷两种认知过程控制探究社会善念的认知加工特点，结果发现认知过程控制对社会善念的影响可忽略不计(Mischkowski et al.， 2018)。这些实证研究所带来的矛盾体现了社会善念认知加工特征的复杂性。 3.4. 相关因素 3.4.1. 认知因素 社会善念的逻辑是“人们需要看到它，并能够对其采取行动”，因此“看到它”的认知因素就是社会善念的核心部分。而其认知建构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执行功能(Pronk， Karremans， Overbeek， Vermulst， & Wigboldus， 2010)。Van Lange等(2015)假设社会善念会受到认知负荷、时间压力，或与执行功能相冲突的其他干扰源的影响，不太可能完全自动化，需要一些执行功能的参与。在更新、转换和抑制这三个关键执行功能中，抑制可能对社会善念最为重要。抑制是对个体自动的、占主导地位的反应偏好的控制，以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人际过程上(Smith & Jonides， 1999)。例如，在经典SoMi范式中，人们倾向于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选择唯一的物品，而要选择非唯一物品，需要个体抑制默认的偏好倾向，将注意力集中到人际互动中。 有研究者探讨了社会善念与人际反应指标(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善念与移情关怀、观点采择和想象有着显著相关；但与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和气质性信任(dispositional trust)相关很低(Van Doesum et al.， 2013)。但感知社会善念却与状态信任(采用信任博弈游戏测量)具有很高的相关，且具有一定的预测程度(Dou et al.，2018；窦凯等，2018b)。 此外，社会善念与公平感知有很大关系。一个具有社会善念的选择会产生期望平等的结果选择，即个体希望通过社会善念选择使大家均具有公平选择的机会。最近的理论表明，亲社会价值取向是关于平等主义的取向，即对结果平等的渴望(Eek & Gärling， 2006; Fehr， Naef， & Schmidt， 2006; 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2)。而亲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善念高度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 3.4.2. 人格因素 Van Doesum等(2013)对社会善念与相关的人格变量也进行了调查，这些人格变量包括HEXACO人格特质模型中的诚实–谦恭、情绪性、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经验的开放性六种人格特质以及相应的子维度(Ashton & Lee， 2001)，还有社会价值取向(Murphy， Ackermann， & Handgraaf， 2011)等人格变量，结果表明，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和宜人性具有显著相关，且与社会价值取向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将大六人格特质模型进行拆解分析，可以看出诚实-谦恭维度中的公平、不贪婪、谦虚，宜人性维度中的宽容、温和、柔韧、忍耐，还有情绪性中的敏感、外向性的社交勇气，以及利他都与社会善念有显著相关(Van Doesum et al.， 2013)。 近年，有研究者基于荷兰的一个大型代表性样本(18至90岁之间的1098位被试)，在2008~2014年连续五次收集关于HEXACO大六人格特质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数据，然后在2016年测量社会善念，结果表明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利他和亲社会价值取向呈显著正相关，与反社会人格特质(例如暗黑人格和道德推脱)呈现负相关，而与大六人格特质的相关与之前的研究也存在分歧，在诚实–谦恭维度上依然相关显著，但是在宜人性上相关不显著(Van Doesum et al.， 2019; Van Doesum et al.， 2013)。其他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也纷纷验证了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亲社会价值取向、利他等的显著关联(Manesi， Van Lange， Van Doesum， & Pollet， 2019; Mischkowski et al.， 2018)。 3.4.3. 环境因素 影响社会善念的环境因素有很多，目前主要研究的因素有社会距离、主观社会阶层等。有研究表明社会善念利他选择的行为会受到人际距离知觉的影响。面对不同的互动方，比如陌生人和亲密的朋友，个体明显对更为熟悉的朋友做出更多社会善念行为(Van Doesum et al.， 2013)。研究者也发现，当个体喜爱、信任互动方时，会做出更多的利他选择。相比陌生人而言，个体在面对敌人或竞争对手时，做出的利他选择行为更少(Van Doesum et al.， 2016)。 同时，研究者也发现社会阶层会影响人们如何平衡自我，相对于较高阶层的人，低阶层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Guinote， Cotzia， Sandhu， & Siwa， 2015; Stephens， Markus， & Phillips， 2014)。但也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会善念关系很小或没有关系(Van Doesum等，2017)。就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而言，研究发现对方的主观社会阶层会对利他选择行为产生影响，人们更愿意对低社会阶层的人表现出友好态度且做出利他选择行为(Van Doesum等，2017)。国内研究结果表明，高、低主观社会阶层的社会善念无显著差异；而被试对低目标社会阶层的社会善念显著高于对髙目标社会阶层的社会善念(刘嘉，2018)。因此，阶级观念有助于塑造人们日常社会交际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人们基于不同的环境决定自己是否做出利他选择。 此外，情绪也会对社会善念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社会善念的选择也会影响或引导特定的情绪(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也有研究者发现积极情绪对感知社会善念影响合作行为有正向作用(窦凯等，20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