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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外保障肉品安全的措施 3.1. 美国 美国的肉品安全采取的是多部门联合监管模式，且部门间分工明确。责任主体负责“从农田到餐桌”全食物链的监管，职能交叉重叠少。美国保障肉品安全的核心法律既有综合性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又有《联邦肉类检查法》、《联邦禽类检验法》等专门的法律，还有其他一些配套法律和技术法规。标准体系、风险分析体系等保障制度也都在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又有详细具体的技术性内容。 具体而言，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承担着所有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存等方面安全的管理，为新型兽药、加药饲料、一些食品添加剂等，颁发相关的销售许可证，并且对此进行全程监督。该法从预防方面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从检测和遵守环境额提高检察执法力度，进口食品必须达到美国标准，强制召回存在安全问题的食品。 美国保障肉制品安全的制度较为完善。根据肉制品安全监管覆盖全食品链的需求，已建立起了标准体系、认证体系、风险分析体系、追溯体系、召回制度等。标准体系和技术法规互补。美国的肉制品安全保障制度具有很高的公众信任度 [ 20 ] 。 在肉制品安全管理相关的基础科技、教育培训各方面，美国注重并加大科技投入。为了达到政策的科学性，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肉制品安全研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断增进与学术界、产业界的合作交流，吸引科技人才加入，及其科学研究提高食品安全性 [ 21 ] 。 3.2. 欧盟 欧盟肉制品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多层次集中管理模式。肉制品安全监管除欧盟层面外，各成员国分别设有本国肉制品安全监管机构。在欧盟层面，肉制品安全管理主要由欧盟委员会承担。欧盟肉制品强调从“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法律体系、保障制度的建设都秉承这一原则。 欧盟与肉制品安全相关的法律种类多，涉及面广既有《第178/2002/EC号法规》、《第852/2004/EC号法规》等基本法，又有与肉制品相关的专门法律，饲料相关法律，疫病防控、添加剂和残留量、进出口、认证等法律，几乎覆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食品链 [ 22 ] 。 欧盟的肉制品标准体系由标准和技术法规组成，和法规具有一致性，注重和国际接轨。其标准内容涉及产地环境、生产流程中全部添加物，加工过程中各类污染物，还有包装、容器、贮运等，覆盖整个食物链。此外，从2002年起，欧盟就建立了完善的追溯体系，并由法律明确提出自2005年始，只要是在欧盟境内丑事的食品皆需具有可追溯性 [ 23 ] 。 3.3. 日本 日本的肉制品安全采取的是多部门联合监管，按部门职责分工，以分段监管为主。预测、防止事前风险，展开事后追查与防控等是日本肉制品安全管理的主要观点，强调食品销售、流通、储存、加工、生产、养殖等每一个环节的监督管理。 日本的肉制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完备，法律、政令、细则完备，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总则，食品卫生法为核心，饲料安全法为主线，相关政令、细则为补充的法律体系框架 [ 24 ] 。覆盖了从种养到消费的各个环节。 日本与肉制品相关的核心法律《食品安全基本法》，配套法律有《饲料安全法》、《屠宰安全法》、《JAS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牛肉可追溯法》等。其最大的特点是完整性好、覆盖面广，几乎全食品链都有法可依，另外日本的每一部法律都有配套的政令和细则。 日本的肉制品标准包括生产、加工、销售、添加剂、农兽药残留量、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标准主要围绕化学物质、化学污染、化学残留、农兽药残留。2003年日本也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制度、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且管理的全过程强调信息公开，鼓励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 3.4. 我国保障肉品安全的措施 我国肉制品安全监管由卫生部、农业部、食药总局、国家质检总局，4个部门共同实施对肉制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卫计委承担此类产品安全风险评价以及相关标准制定职能，农业部承担初级农产品的监管职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此类产品从生产的消费环节的统一监管职能，国家质检综合局承担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从机制上做到了对于此类产品安全统一监督管理和整条供应链的有效对接 [ 25 ] 。 我国肉类法规体系也已初步建立，与肉制品安全相关的核心法律有《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肉制品安全主要配套的法律有《畜牧法》、《动物防疫法》、《标准化法》、《进出口产品检验法》，以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 目前，我国从养殖、屠宰、加工、流通等各环节已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主的肉及肉制品标准体系 [ 26 ] 。此外，我国还有与肉制品相关的公告。例如，《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35号)对所有动物性食品中的兽药残留做出了限量规定；2008年以来陆续发布了六批《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其中列出与肉及肉制品相关的非法添加物质名单等。我国的标准和公告主要是对肉制品的污染物、食品添加剂、兽药残留进行限量以及对非食用物质进行排查 [ 27 ] 。 同时，我国肉制品安全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制度、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我国于2009年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运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定建设和规范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我国的召回制定于2015年有国家食药总局出台的《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进行规范 [ 28 ] 。 3.5.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通过对发达国家和我国肉品安全监管机构、监管法律体系和监管保障制度比较，可以看出，从监管方式看，各国多采取多部门分工的监管方式；从法律效力的层次看，发达国家在法律效力的设计上要高于我国。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法律的适用方位几乎囊括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品链。但是我国关于这方面的法律，就显得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管理 [ 29 ] 。 从安全监管保障制度看，发达国家标准制修订及时，确保其实现标准执行中可以运用最新科技成果。比较而言，我国的标准修订不及时，不能及时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 30 ] 。例如我国由农业部颁布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自1997年发布后，截至目前只进行过2次修订，而欧盟“动物源性食品内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共同体程序条例(第2377/90/EEC号)”从1990年颁布实施后，共进行过130次修订 [ 21 ] 。 发达国家标准制修订由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牵头，鼓励行业协会、企业甚至个人提出标准制定计划，民间专家和科研人员提供科学指导，国家行政部门或制定机构审定发布，既减轻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节约了资金，又能够提高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我国标准的制定采取公开征集，由行业主管部门或全国标准化委员会筛选后提出制定。 对比我国在各项保障制度建设情况，我国在各项保障制度的法律依据不足，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食品安全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我国在《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进行了规定，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提出了相关性的执行原则，但是其他方面的配套法律还比较匮乏，只能依赖一些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管理条例等来解决 [ 31 ] 。 在保障肉制品安全的检测技术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当前我国在污染物检测技术领域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检测水平，但在禁用物质、兽药残留、农药残留项目的检测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兽药残留、农药残留标准内容不完善，检测方法标准不配套，农药残留指标设定太少，兽药残留虽然设定了近100种指标，但有检测方法标准的不到二分之一。 我国现在使用的快速检测技术多为国外技术，国内快速检测技术种类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极少。我国人为因素导致的肉类掺假现象日趋严重，而肉类掺假、注水肉、注胶肉的标准和检测方法缺乏。在检测仪器研究方面，目前我国肉制品安全检测仪器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检测成本非常高，制约了我国肉制品安全监督管理水平的提高 [ 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