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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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郁山舞龙文化现代变迁的原因 5.1. 郁山舞龙文化现代变迁的外部原因 5.1.1. 经济发展是舞龙文化现代变迁的基础 美国文化学家奥本格认为“物质文化是全部非物质文化变迁的最终源泉。只有在人们从生存温饱状态下解放出来，人们才可能考虑自己的精神需求，经济的存在是决定其他社会因素的存在的前提” [ 11 ]。从舞龙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舞龙活动的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开展。郁山舞龙文化在传统期和复兴期的游行和仪式上当地大部分的村民都会积极的参与，到了中国经济改革以后，郁山盐业由于政策的原因被关闭禁止产盐，当地村民为了自家的生不得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中的一部分村民也忙于农耕生活根本无暇顾及当地的舞龙活动。因为当地的经济对舞龙文化所需的物质基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从而改变着郁山舞龙文化的组织、内容和内涵，最终影响着当地村民的精神文化。 5.1.2. 人口迁徙是舞龙文化变迁的直接原因 “人作为文化的主体，是一种习得性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的集合” [ 12 ]。人口的迁徙在郁山历史上造成了思想文化的结合和多民族的聚集。在笔者的调查中，存在着很明显的人口流动特征。郁山盐业经济吸引了许多人来此淘金和工作，各种风俗文化也随之而来，久而久之，迁入人口与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的融合。在1983年盐业完全停产后，大量的商人和原住民就开始向外迁徙流向城市，郁山镇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的外迁一方面让郁山舞龙活动的主体数量减少，另外一方面，当地村民接受了城市的现代体育及各种娱乐方式，对舞龙文化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随着人口的向外迁徙，当地的民俗文化开始逐渐消失，舞龙文化就开始慢慢的淡化。人口的流动也肯定会造成文化素养的差异，舞龙文化的发展也会受到文化主体自身素养的冲击。 5.1.3. 社会組织和政治制度是舞龙文化现代变迁的制度保证 郁山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程，封建时期，一切都是“天命所致”保证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统治者通过舞龙活动的祭祀仪式来教化民众敬仰上天和帝王，因此早期的郁山舞龙文化得到社会体制的保证。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连连，郁山盐业却因自身优势，在战乱时代迎来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加上舞龙文化的影响力与信仰功能依然健在，民间组织者依然活跃，郁山舞龙文化随之更加稳固。 解放后，农民翻身做主人，当地地主和乡绅被打倒和推翻，舞龙活动因失去具有号召力的组织者而无奈停办。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都在反对封建思想和陋习，没人敢去组织，也没有人去参与，舞龙文化因此被封存。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政策上提倡开展各种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体育活动，郁山政府也欲相应国家号召，开发当地旅游资源。但现代社会体制将组织者从民间转向政府；推崇经济发展的时代，舞龙的宗教信仰功能被娱乐功能所取代，其文化的影响力在减弱。最终，舞龙活动举办与否取决于政府是否需要其形式化的娱乐功能，而非当地人对舞龙文化的敬仰。 5.2. 郁山舞龙文化现代变迁的内部因素 5.2.1. 舞龙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 “文化自身也需要发展和传播，没有传播就不可能有更迭，也不可能更新自身坏死的细胞，没办法产生文化的累积和价值” [ 13 ]。舞龙文化自身需求是随着社会发展整合的变迁而变化的，在此过程中需要去吸收外来其他文化和适应社会整合才能保障舞龙文化自身的发展需求。黑格尔曾说：“传统并非是个管家婆，只顾忠实的保存，然后原封不动的传递给下一代，它不可能向自然界的发展过程那样，永远按照原始的规律进行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没有进步” [ 14 ]。由此充分解释了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会产生数量的累积，到达了一定的量就会开始质变。虽然郁山政府曾想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业，但郁山地处偏僻，经济基础薄弱，得不到专业人士的指导，根本无法与周边其他旅游乡镇竞争。因此，郁山舞龙现在面临的困境，不仅是自身传播的的途径缺失，也难以与外来文化结合获得新鲜的血液。 5.2.2.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变化不同步 物质文化层次、精神文化层次、联结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是舞龙文化结构的主要三个层次。在传统发展期，郁山经济、社会、宗教信仰都处于鼎盛期，舞龙文化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消失期，舞龙文化有形的内容虽然没有出现，但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一直都存在当地民众的记忆中。复兴期尽管经济困难，大家抱着对自己家乡的一种情怀，依然勉强维持着舞龙活动，而衰落期虽然经济好转了，村民对舞龙文化的情感和信仰却不如老一辈，舞龙难以为继。舞龙的精神文化在整个现代变迁过程中，呈下降趋势，由于经济、社会的转型，以及天灾的降临。而物质文化变化是起伏的，在物质文化有条件转好的时候，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并没有回归到原有的水平，因此郁山舞龙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被简化。“民俗体育传统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发展己经不复存在，这是文化传却难以避免的必然事件，当外侧出现了改变，对于文化结构的也随之产生了偏离。这种最先变革的物质文化结构将导致传统文化结构的解体。” [ 15 ]。 5.2.3. 舞龙文化主体意识的改变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与人的需求密不可分，造就了“文化需要说” [ 16 ]。在封建时期，民众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时候，就会迷信神灵，列如；像龙王祈雨，祈求风调雨顺，祭祀神灵。民俗体育活动中对神灵的祭祀和祈求不是为了自身的娱乐，而是对上天的敬畏。随着现在代社会的飞速进步和发展，过去舞龙运动的祭神和祈求仪式全都被剔除，舞龙活动热闹喜庆的娱乐功能以及可用于旅游开发的经济功能成为当代人最为需求的。由此舞龙发展为仪式更加简化、装备更加艳丽，娱乐性更强的一项活动。主体意识改变了舞龙文化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主体意识的改变扩大了舞龙活动主体。我国深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这种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在当地人心中。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转变，女性与男性同样可以接受教育、就业、工作、文娱、执政等权利。2018年元宵，郁山首次出现了女子舞龙队伍，一方面是迫于缺少男丁的形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与男性拥有同等的地位，女性的能力得到认可。舞龙活动不再是求神或者仅限于娱乐，它也象征着平等和新旧思想的交替，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转变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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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根据郁山舞龙文化的变迁历程和影响其变迁的内外因素，可从三方面对郁山舞龙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1) 建立健全民俗体育文化保护机制，制定相关保护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法律条文。民俗体育文化申报一定加以严格审核，并有明确的章程，不仅能对民俗体育文化发展、传承发展具有指导性，又要保证民俗体育文化申报流程的规范性。组织者的筛选制度规范化，只有规范制度下的民俗体育文化组织者，才便于组织管理。 2) 当地政府对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合理的投资与开发。当地政府要给予民俗体育产业和相关“传承人”一些政策优惠，但是要定期考察，享受政策优惠同时，也要履行自身的职责。合理利用当地的民俗体育资源打造旅游小镇。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当地文化主体和政府的经济收入，还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此旅游，使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传播，避免当地民俗体育文化的消亡。 3) 引导文化主体参与对社会的管理。社会管理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责任，也是社会公众的责任。长期以来社会管理由政府决定，民众也没有自己的民主观念和社会协同观念。正如2019年郁山舞龙活动的取消，正是由于文化主体没有参与组织管理舞龙活动的决策，而是由政府独自管理，要举办还是取消都由政府说了算。不仅是舞龙运动，郁山其他民俗文化都存在着相似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充分赋予民众权利，有效地参与当地社会管理，以各种形式让民众参与社会的管理体系，打造丰富多样的公众参与平台，引导文化主体参与对社会文化的管理和组织。 4) 唤醒民俗体育文化记忆，强化民俗体育文化认同。郁山舞龙文化象征着郁山民众的文化记忆，舞龙文化是一辈辈传承下来的，它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讲舞龙文化若唤醒当地民众的文化记忆，可加强各族民众的相互认同，民众情感得以凝聚，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发展，也可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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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针对应用于三相非隔离光伏并网发电逆变器中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启动建压过程时，可能出现的中点(Neural-Point， NP)电位不平衡问题和后级逆变电路调制策略对中点电位的影响，在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功率级提出了一种实现中点电位平衡的模糊控制策略。采用模糊控制器可自适应地改变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开关管的占空比大小，不仅在启动过程中(直流母线建压时)，而且在并网逆变器稳定工作时，都能实现直流侧输出电容的均压，并获得良好的动态和静态性能。论文中为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设计了模糊控制器，给出了控制规则。最后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 :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中点电位平衡，模糊控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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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两级式三相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系统中，通常采用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作为前级升压电路，并实现PV电池的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在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中，直流输出侧两电容电压需保持平衡，即实现中点电位平衡，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入网电流质量。 文献 [ 1 ] [ 2 ] [ 3 ] [ 4 ] 通过改进逆变器调制策略和相应的控制方法以实现中点电位平衡。但在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启动过程中直流母线建压时，后级逆变电路还没有工作，故无法通过文献 [ 1 ] [ 2 ] [ 3 ] [ 4 ] 中的方法解决启动过程中出现的中点电位不平衡问题。文献 [ 5 ] [ 6 ] 通过检测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输出两电容的电压偏差值和变化，并采用PI调节器来调节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中两个主开关管的占空比的大小，从而实现了中点电位平衡，但是由于实际电路中存在大量的寄生参数，以及电容参数不对称和功率突变等因素，从而导致PI调节器的参数难以整定，且一组调整好的PI参数难以适应功率突变情况。 为此，本文针对三相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器的前级三电平Boost电路，研究了一种实现其输出电容中点电位平衡的模糊控制算法，这种方法是根据三电平Boost电路的直流输出侧两电容均压程度来智能调节占空比大小，以实现两电容的均压控制，从而确保三相并网逆变器在启动和稳态运行时直流母线电容电压的平衡，系统具有良好的静、动态性能。该模糊控制方法无需额外的硬件开销，只需软件编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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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点电位不平衡原因分析 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在三相非隔离型光伏并网逆变系统中的应用如图1所示。为了减小系统中共模漏电流的大小，通常对前级Boost直流变换器中的两只开关管采用同步调制策略，对后级逆变器则采用改进型的空间矢量调制策略 [ 7 ] [ 8 ] 。 图1. 三相非隔离光伏并网逆变系统 如图1所示，开关管Q 1 ，Q 2 采用同步调制方式，即同时导通和关断。但是，由于开关管本身参数、驱动延时等因素不一致的影响，开关管Q 1 ，Q 2 的导通时间并不完全相等。一个开关周期后，Boost直流变换器输出侧两电容C dc1 ，C dc2 会产生电压差，引起中点电位不平衡。另外，由于后级逆变电路采用改进型的空间矢量调制策略，在减小共模漏电流的同时，并不能兼顾中点电位的平衡。 中点电位的偏移会使Boost直流变换器和逆变器中的开关管都承受不均衡的电压，因而会降低器件的寿命，同时中点电位的波动会使逆变输出的波形出现低次谐波，从而降低了电能的质量，严重时将影响系统并网发电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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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糊控制器的原理及设计 3.1. 模糊控制器的原理 本文研究的模糊控制方法，其系统结构框图如2所示。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中，若开关管Q 1 的占空比d 1 大于开关管Q 2 的占空比d 2 ，则V dc1 < V dc2 ；若Q 1 的占空比d 1 小于Q 2 的占空比d 2 ，则V dc1 > V dc2 ； 图2. 基于模糊控制器的系统构成框图 因此，可对这两个开关管的占空比d 1 和d 2 进行调节，以实现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直流输出电容电压的平衡。 d 1 与d 2 的形成如图2所示，模糊控制器输出d S ，MPPT控制器输出d M 。将d M 和d S 分别相加减得到调制波信号v reg1 和v reg2 ，v reg1 和v reg2 分别与载波信号v carry1 和v carry2 进行比较(v carry1 和v carry2 具有相同的周期和相位)，得到PWM脉冲控制信号v g1 和v g2 ，再经驱动电路控制开关管Q 1 和Q 2 的导通与关断。基于这种模糊控制器的控制系统能在跟踪光伏组件最大功率点的同时，实现直流输出两电容的均压控制。 图2中模糊控制器的具体逻辑结构如图3所示。e，∆e分别是电容电压误差及误差变化量，量化后得到e'，∆e'，再经模糊化得E，∆E，则E，∆E分别是e'，∆e'的模糊子集，Ds是经模糊推理后的输出模糊量，经解模糊化后得 d ′ S ，最后经比例因子得精确控制量d S 。 图3. 模糊控制器逻辑结构 3.2. 精确量的确定及量化 1) e区间的确定和量化 假设在中点电位平衡时，偏差e的最大值为5 V，从而选取精确值e的区间为[−5， +5]，量化值e'的区间为[−6， +6]，则偏差e的量化表如表1，量化因子Ke = 6/5 = 1.12。 Table 1 The quantization table of 精确值e 0 ±0.83 ±1.67 ±2.5 ±3.33 ±4.17 ±5 量化值 e ′ 0 ±1 ±2 ±3 ±4 ±5 ±6 表1. e的量化表 2) ∆e区间的确定和量化 取(∆e) max = 1V，从而选取精确值∆e的区间为[−1，+1]，量化值 Δ e ′ 的区间为[−4， +4]，则偏差∆e的量化表如表2，量化因子K ec = 4/1 = 4。 Table 2 The quantization table of ∆ 精确值∆e 0 ±0.25 ±0.5 ±0.75 ±1 量化值 Δ e ′ 0 ±1 ±2 ±3 ±4 表2. ∆e的量化表 3) d S 区间的确定和量化 取精确值d S 的区间为[−0.3， +0.3]，量化值 d ′ S 的区间为[−6， +6]，则输出量d S 的量化表如表3，比例因子Ku = 0.3/6 = 0.05。 Table 3 The quantization table of d 精确值d S 0 ±0.05 ±0.1 ±0.15 ±0.2 ±0.25 ±0.3 量化值 d ′ S 0 ±1 ±2 ±3 ±4 ±5 ±6 表3. d S 的量化表 3.3. 偏差、偏差变化率和输出量的模糊化 1) 偏差e的模糊化 区间[−6，+6]分为7档，分别对应7个模糊子集：{PB， PM， PS， Z， NS， NM， NB}，且各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函数为常用的三角形和梯形，则e的隶属度函数如图4所示。 图4. e的隶属度函数 2) 偏差变化率∆e的模糊化 区间[-4， +4]分为5档，分别对应5个模糊子集：{PB， PS， Z， NS， NB}，且各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函数为常用的三角形和梯形，则偏差∆e的隶属度函数如图5所示。 图5. 偏差∆e的隶属度函数 3) 输出量d S 的模糊化 由于输出量d S 和偏差e为比例控制，选取输出量d S 的隶属度函数和模糊化表与偏差e的隶属度函数相同，如图4所示。 3.4. 模糊控制规则的确定 采取“if e and Δe then d s ”的模糊控制规则，模糊控制规则如表4所示。 Table 4 The fuzzy control rules tabl PB PM PS ZE NS NM NB PB PB PB PB PM PS ZE NM PS PB PB PM PS ZE NM NM ZE PB PM PS ZE NS NM NB NS PM PM ZE NS NM NB NB NB PM ZE NS NM NB NB NB 表4. 模糊控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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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仿真和实验结果 本文通过PSIM和MATLAB/Simulink建立了联合仿真模型，如图6所示，图6(a)是Matlab/Simulink模型，用以实现模糊控制策略的仿真，图6(b)采用Psim搭建了三电平Boost功率电路，用以实现应用于光伏发电前级电路升压的仿真。并制作了由两个8.5 KW的三电平Boost功率电路实验样机，并应用在17kW两级式非隔离三相并网发电装置中，作为前级MPPT控制器如图7所示：PV输入最大功率跟踪电压范围是430~600 V，Boost直流变换器输出电压650 V，开关频率f s 为40 kHz，直流输入薄膜电容C 1 = C 2 = 100 μF，直流输出薄膜电容C dc1 = C dc2 = 400 μF，L 1 = L 2 = 0.9 mH，开关管选用Vincotech公司的FZ06NBA045FH (45 A/600 V)，后级逆变器采用改进型空间矢量调制策略以抑制共模漏电流，数字控制芯片选用TI公司的DSP，型号为TMS320F28335。 图6. 模糊控制仿真模型 图7. 基于三电平Boost变换器的17 kW两级式非隔离三相并网发电装置样机 图8和图9分别对应初始电压相同和不同时的仿真结果，V dc1 和V dc2 分别为三电平Boost直流输出端电容C d1 和C d2 上的电压，可见无论输出两电容上初始电压相同还是不同，通过文中提出的糊糊控制方法均能实现均压。仿真在0.07秒时分别突加负载(由850 W到8.5 kW)和突减负载(由8.5 kW到850 W)，电容上电压V dc1 和V dc2 的仿真波形如图10和图11，可见采用文中的模糊均压控制方法实现了三电平Boost电路输出两电容的动态均压。图12和图13分别为未加入和加入模糊控制器时的缓启动实验波形，图14是加入模糊控制器时的稳态运行实验波形，图12、图13和图14中的通道1和通道2分别对应三电平Boost电路输出侧上、下电容的电压波形，通道4是三电平Boost电路的后级并网逆变器的并网电流i a 波形。 图8. 初始电压相同时仿真图 图9. 初始电压不同时的仿真图 图10. 负载突加时的仿真图 图11. 负载突减时的仿真图 图12. 未加入模糊控制器的缓启动实验波形 图13. 加入模糊控制器的缓启动实验波形 图14. 加入模糊控制器稳态时的实验波形 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本文设计的模糊控制器，无论是在动态运行，还是在静态运行状态下，都能实现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直流输出两电容电压的平衡，从而确保了网侧的电能质量和变换器的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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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提出的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输出电容均压模糊控制方法，应用在三相三电平非隔离并网发电系统中，解决了启动过程中直流母线建压时输出中点电位不易平衡的问题，同时还可抑制来自后级逆变器对中点电位的影响。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该模糊控制器能根据直流输出侧两电容的均压程度，自动调节两开关管占空比的大小，最终实现输出电容电压的平衡。基于三电平Boost直流变换器输出电容均压模糊控制方法构成的三相并网发电装置将应用在光储充电站中，以实现电动汽车应用的节能减排，可促进智能电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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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农村中小学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改革进程中，受应试教育、学校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同样面临着困境。在现实生活中，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困境却早已是一个突出性的难题，其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处于薪酬待遇不平衡、体育学科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对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困难和突出的问题，本文对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困境进行解读，并依此提出破解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困境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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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社会经济地位的问题 [ 1 ] ，加之近年来我国任春荣 [ 2 ] 、石雷山 [ 3 ] 等学者都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相关研究，将评估社会经济地位问题的标准围绕在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收入以及职业这三个基本要素。大量研究表明，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面临着工作量大、工资待遇低、职称层次偏低，学校对于体育的发展不够重视等问题。久而久之，这些问题导致大量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流失，使得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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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困境的具体表现 2.1. 薪酬待遇的不平衡 近年来各地区政府和基础教育行政部门虽然加大了对农村中小学体育经费的投入力度，但根据以往针对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薪酬待遇方面的调查研究不难发现，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仍然存在着工资待遇低、工资待遇方面与其他教师不同、其它方面福利待遇不尽人意等薪酬待遇不平衡的现象 [ 4 ] ，有超过八成的农村小学体育教师月收入低于2500元 [ 5 ] ，超过六成的农村中学体育教师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甚至有接近七成的体育教师认为自己的薪酬福利低于同校其他学科教师 [ 6 ] 。种种不能给予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公平待遇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进而影响到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生活质量以及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学质量。 2.2. 体育学科的被边缘化 在农村中小学校，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语数外主课程中心地位的确立，中小学阶段学生学习基本上忙于三点一线，学校和社会将应付考试作为农村中小学生接受教育的重心，引导农村中小学生走入“分数至上”的阴影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体育学科成为非中心化的次要学科。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两种现象“你的语文或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今天的体育课由于体育老师有事改上语文或者数学”，我们不免试问：体育老师真的是这么万能、这么忙吗？其实不然，面对如此戏谑的话语，是对体育教师的嘲讽，是对体育学科的忽视。在经济待遇差、体育教学条件恶劣、社会支持系统匮乏的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职业的必要性、价值归属等社会认同要素正朝着被弱化的趋势发展，加之体育学科的次要与从属地位，决定了农村中小学体育学科的边缘化地位，自然也就影响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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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破解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困境的对策 农村中小学体育教育是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又作为农村中小学体育教育的承担着，其一举一动都会对学校的体育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针对目前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所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应从改善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个人为出发点，集学校、社会之力，破解当前所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困境。 3.1. 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师薪酬体系，改善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职业待遇 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师薪酬体系既是为了保障好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薪酬水平的公平性，也要为了落实好各学科教师个人劳动付出与个人所得之间的等价性。薪酬体系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薪酬和非经济薪酬。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师薪酬体系，既要提高基本工资、医疗保险、各种福利和津贴等经济薪酬，也要提升工作热情、工作满意度、教学能力等非经济薪酬。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由于工作特点以及工作环境与其他科任教师有很大不同，在考核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课时量的同时，要加强对于体育教师教学效果、授课水平以及学生评价的关注程度。同时，对于新入职的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而言，由于各方面经验不足，在薪酬体系中应注重他们的职业发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同时通过师徒结对等形式来提升综合业务水平。对于农村中青年骨干体育教师，由于承受着更多的生活压力，应通过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给与更多的物质奖励，从而来维持好中青年骨干体育教师的稳定性。总之，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师薪酬体系才能充分调动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才能更好地为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体育教学质量的稳定提供保障。 3.2. 加强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职业涵养，提高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认同 在工作中，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面临着工作任务重，工资待遇低等现状，要做到正确认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才能够拥有破解其社会经济地位困境的源动力。然而，对于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这股压力是教师个人、学校以及社会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只有对学校、社会等外在因素理解和认同，才能合理的调节自身内心的压力。避免生存在枯燥单调的生活节奏，低工资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困境中。对此，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应该积极参加赛课、培训等活动，不断更新自己的体育教育理念，优化自身的体育专业知识结构，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认识自我、反思自我、提升自我，增强对农村体育教师职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能使学生接触到更好的体育思想。 3.3. 合理配置校园教师资源，完善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激励机制 教师激励是指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激发教师热情，启动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发挥教师创造精神和潜能，使其行为朝向组织所期望的目标努力 [ 7 ] 。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作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一份子，要破解其社会经济地位困境，学校管理者要统筹好校园教师资源，并合理配置好校园教师资源，帮助农村中小学以科学的运营来激励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以及学校体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学校管理者要密切关注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生存状态，通过思想教育、精神熏陶和专业引领等方式，促进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形成正确、恰当的职业价值观和发展观，不断提升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使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获得源源不断的内在自我激励。其次，农村中小学努力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构建自主高效的校园内部分配制度，学校还可以针对不同体育教师的需要和动机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如定期对各年龄段体育教师进行赛课、评优等活动。最后，建立科学合理的城乡体育教师交流的有效激励机制，缩小城乡学校体育资源的差异水平，实现城乡体育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城乡学校体育教育一体化。对此，还应探索建立农村体育教师任期流动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任教一定年限的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正常流动，从而更好地激发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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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数次重大调整，并对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邓小平“两个飞跃”理论，我国农业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第一个飞跃”之后，还需要再进行“第二个飞跃”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经营。十八大以来，中央围绕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数次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和现代化经营。新时代还将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促成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实现。这需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防止农地非农化开发，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关键词 :农村土地制度，新时代，“两个飞跃”，农业现代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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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农村的生产关系围绕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数次调整，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农业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腿”。要实现新时代乡村的全面振兴，核心是解决好“人”、“地”、“钱”三大生产要素瓶颈，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新时代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农地确权颁证、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延长30年等一系列优化调整，这必将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纵观70年以来土地制度变迁可以发现，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是对土地这一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分配方式的改革，更是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组织形式和农村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要全面、深入、科学地审视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深远影响和意义，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邓小平“两个飞跃”理论为依据来进行分析。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江泽民同志、杨尚昆同志、李鹏同志等谈话时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的“两个飞跃”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在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业生产力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指出了小农经营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需求，还需要第二个飞跃 [ 1 ] 。 那么，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如何促进农业的第二个飞跃的实现？还存在哪些问题值得注意？本文试图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土地制度变迁对于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影响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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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2.1. 第一阶段：1949~1953年，农民土地所有制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1953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改。但在农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同时，中央也认识到规模经营的必要性。早在1943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的《组织起来》的演讲中就提出了经过合作社实现集体化生产的想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进行了农民合作社的试点，这为后期的人民公社化提供了早期的实践基础。 2.2. 第二阶段：1953~1978年，合作和集体经营阶段 这一阶段的土地制度调整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三个时期，将我国的农村土地逐步由分散经营转为集体统一经营(刘广栋、程久苗，2007) [ 2 ] 。 首先是1953年~1956年的初级社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推动初级合作社来促进生产资料的集中统一经营。农民将土地等生产资料作为股份进入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土地的经营权与农户家庭逐步分离。但是这一时期中央考虑到农民的私有观念，允许社员保留部分自留地。自留地保存了农民经营的自由性，也保留了部分土地报酬，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是1956~1958年的高级社时期。由初级社发展而成，规模较初级社大。这一时期农民私有的土地、农具、牲畜全部收归合作社集体所有。这就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社员仍然保留了部分私有的生活资料和小部分的农具、家禽、家畜等。 第三是1958年~1978年人民公社时期。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开始了大规模的并社热潮。1958年底，全国共有人民公社2.3万多个，1.2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 (王曙光，2017) [ 3 ]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经历了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彻底消除了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制。农民原有的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零星果树等土地全部归人民合作社所有。1958年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地方在落实过程中较为激进，将自留地全部收归公有。同时，“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将农民的土地报酬全部取消，大大降低了农民生产的自由度和积极性。1959年中央开始纠正过激的土地公有制度。一方面逐步缩小生产集体核算单位，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开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60年代之后，中央开始对人民公社制度不断进行调整。1961年，全国开始实行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 1 ，有些地方开始有领导地自上而下执行“包产到户”。这些制度调整也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实践基础。 2.3. 第三阶段：1978年~现在，家庭承包经营阶段 1978年中央为了维持土地制度的稳定，继续实行“三级所有”的制度体系。经过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分田到户”等问题的讨论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包产到户在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并在1982年到1986年的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一再强调包产到户政策的长期不变。其中，1984年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这激发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热情，当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高峰(刘广栋、程久苗，2007) [ 2 ] 。 从此，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逐渐农村长期稳定下来。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将“家庭承包经营”写入宪法。同年中央进一步强调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 2 。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10次会议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为“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并且在1999年开始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规范化管理，要求将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签发到户。 2002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开始逐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农地承包法》，要求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确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并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调整农村土地制度。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4年中央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3 ，拉开了“三权分置”改革的序幕(孟勤国，2018) [ 4 ]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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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第二个飞跃” 3.1. “第二个飞跃”对于新时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理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伟大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阐明了“第二个飞跃”的具体路径(周绍东等，2018) [ 5 ] ： 第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小农户经营不仅难以适应现代化、机械化和科学化的农业生产需要，而且也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但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不能通过土地兼并，走美国大农场式的规模化农业道路。因此，既考虑农业生产规模效率，同时又兼顾广大农户利益的“适度规模经营”成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科学种田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根本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农业科技投入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是科技转化率和应用程度并不高。大量农户仍然沿用粗放式的生产方式，靠过量的化肥和农药等化学品投入加重了农业污染、危害着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对土壤和水的低效率利用透支着稀缺的自然资源。只有以科技为支撑，走绿色兴农、质量兴农之路，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生产社会化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规律。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同现代市场对接来提高农业部门的利润。但是单纯靠单个农业经营个体难以承担大规模的农业投入，同时也很难独自承受市场风险的挑战。这就要求农业的生产和经营环节通过社会化来分担投入成本和市场风险，从而有效提升农业部门的经营效率。 第四，集体经济是广大农民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奋斗目标。如果发展最终加剧了贫富分化，那就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背道而驰。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共同劳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势。只有坚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才能让广大农民群众最大程度的分享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3.2. 土地制度调整是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制度保障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和土地制度调整的历程，“两个飞跃”伴随着的是农村土地“由统到分”和“由分到统”的过程(张扬、程恩富，2018) [ 6 ] 。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将农村土地由“统”到“分”的改革解决了激励的问题，实现了“第一个飞跃”。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放开农产品市场，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初步形成了适合国情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没有很好地落实双层经营体制，集体资产被分割、集体经济衰落，农业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分”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张扬、程恩富，2018) [ 6 ] 。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力不断提升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小规模分散经营已经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要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的创新和优化，促进土地资源“统”起来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实现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那么，在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如何有效促进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由“分”到“统”，成为了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3. 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助推“第二个飞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实现土地由“分”到“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长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即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但是农民对于流转土地后的承包权归属存在顾虑，这也造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迟缓。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农村土地制度开始由“两权”向“三权”过渡。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这也标志着新时代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调整正式开始。为了进一步保障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安全感和信心，我国2014年开始全面实行了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并于2018年底基本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则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 7 ] 。 而通过本次土地制度调整，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有力的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农业科技贡献率显著提高，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被更广泛地应用。社会化的生产服务组织迅速发展，有效地支持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民通过合作社等形式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进一步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为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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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时代土地制度要防止出现的几个问题 4.1. 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不能以任何形式私有化，也不能弱化、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关系到广大农民根本利益，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从历史上看，土地私有化不会使农民更富有，只会造成土地兼并和贫富的两极分化。新中国成立后，在短期内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度，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也支持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贫富差距极大缩小，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执政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能够支持农业的发展、农村民生的改善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虽然现阶段面临着小农经营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但是通过“三权分置”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农村土地制度，能够实现市场对农村土地的优化配置，实现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但是，在“三权分置”的制度体系下，也不能过度强调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侵害了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要依法保护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各项权能，从而促进农村土地的优化配置。对于农村土地性质的变更，要让农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通过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 4.2. 确保农地性质不变，防治非农化开发 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和承包经营权的放活，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和土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也使得农业成为了目前热门的投资领域，备受工商资本的青睐。但是，放活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不意味着任何经营主体都可以参与农业经营，也不意味着经营者可以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而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为了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食品自给率，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限制农用地、建设用地等土地用途的转化，对于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如果允许土地性质的变更，必将造成土地市场的混乱，并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目前，工商资本下乡和农村土地开发带来了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问题。一些农业经营者为了牟取更高的土地租金，钻政策空子，在耕地上私建“大棚房”的现象屡禁不止。尤其是在城市周边地区，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农地租金和升值潜力非常可观，更诱导了部分经营者铤而走险搞非法开发。这需要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确保农地性质不变，防治农地过度“非农化”开发。 4.3. 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新型城镇化发展迅速，但仍然有约40%的人口长期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农地流转和经营规模不宜过大，而要适中。习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因此，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下，既要实现农地的有序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又要防止土地的过度集中和兼并，确保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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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自2007年之后，云南省陆续出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文件。本文基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结合云南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中的发展定位，初步构建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 :“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构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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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和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重大倡议。这一倡议的提出，促进了各国政府间的合作，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各国之间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十八大将生态文明融入“四位一体”形成“五位一体”新布局，十九大重申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建设美丽新中国的愿景，推进绿色发展，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问题的解决。在国家大力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式下，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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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云南面朝“三亚” (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肩挑“两洋” (印度洋、太平洋)的独特地理位置，无论是从历史根源追随还是从其现实因素考虑，云南是国内唯一一个可以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省份 [ 1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云南“努力成为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西南地区生态保护较为完好，加上云南省地处“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优势区位，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现代化文明形式。云南省现阶段正在打造三张“绿色牌”：“绿色食品”、“绿色能源”、“健康生活目的地”，有效地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自2007年“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全面实施，到2018年云南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森林云南”计划相继实施。截至目前，云南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云南省共16个州市且是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各个州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侧重点也不同。2013年，借助“美丽云南”的名义，各州市以不同的代名词展现多姿多彩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依次为幸福昆明、活力曲靖、幸福玉溪、温润保山、奋进昭通、好梦丽江、妙曼普洱、绿色临沧、和谐楚雄、梦想红河、神奇文山、神奇西双版纳、宜居大理、魅力德宏、生态怒江、和谐迪庆 [ 2 ] 。2017年云南省林业工作报告显示，云南省林地面积3.91亿亩，森林覆盖率59.7%，森林蓄积量19.3亿立方米，森林生态系统年服务功能价值1.68万亿元，生态保护指数75.79分，均居全国前列。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离不开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从而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chedule of Yunnan provinc 年份 关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政策 2018 《云南省湿地生态监测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云南林业法制工作要点》印发 2017 《加强节能降耗与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方案》印发 2016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2016-2020年)》《关于构建环境保护工作“八大体系”的实施意见》出台 2015 《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关于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印发 2014 《关于滇中城市经济圈生态环保一体化专项规划(2014-2020年)》印发、 《云南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编制 2013 《云南湿地保护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低效林改造工作的意见》印发 2012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西双版纳约定》发布 2011 《云南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颁布 2010 生态文明建设十大重点工程正式启动 2009 《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09-2020年)》出台 2008 《关于加强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工作的意见》印发、“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正式实施 2007 全面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 表1.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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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09-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对生态文明的定义为：生态文明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威胁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及模式的重大进步。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构建起步较晚，孔雷、张良等(2013)结合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情况把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系统层分为生态环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三个层次，初步确定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内容 [ 3 ] 。杨红娟、夏莹等(2015)以云南省为例，运用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少数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4 ] ，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几乎没有。 3.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1) 指标的选取应该突出“一带一路”的特征，与“一带一路”的发展现状相吻合，以及云南省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发挥的作用来选取指标。 2) 因地制宜原则。指标的选取要借鉴国内外与生态文明相关的指标，且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在前人的构建基础之上结合云南省生态文明实际情况，突出云南省地域特色以及生态优势。 3) 科学性与全面性。评价指标的选择必须具备科学依据，能够比较真实与客观的反应其竞争力水平 [ 5 ] ，且能够较为全面的概括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4) 可行与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尽可能定量化，保证指标数据来源的真实性，以及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便于后续评价易于操作。 5) 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的原则。指标尽可能量化，由于各个指标的衡量单位、表现形式不同，无法直接比较。对于定性指标，需要对其进行定性描述，再进行标准量化处理。 3.2. 指标及指标体系的内涵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动态、综合的社会实践过程，涉及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对其结果进行量化以及评价，客观、直接地反映和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 6 ]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准确评价、科学规划、定量考核和具体实施的依据和工具 [ 7 ] ，是分析生态文明现状、评估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及时发现生态系统的健康问题并及时发出预警的基础 [ 8 ] 。 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参考2013年国家环保部门发布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试行)》，在此基础上结合云南省出台的《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09~2020)》得出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生态安全(见表2)，“+”代表正指标，“−”代表逆向指标。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 civilizayion constru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A1 生态经济 A11 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 % + A12 新能源汽车销售总额 亿元 + A13 绿色食品进出口总额 亿元 + A14 沿线国家对污水治理的投资占比 % + A15 跨境生态旅游总收入 万元 + A2 生态环境 A21 森林覆盖率 % + A22 有机、绿色及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的比重 % + A23 空气环境质量达标率 % + A2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A25 重点生态功能区占全国生态功能区的比重 % + A3 生态文化 A31 跨境生态旅游文化交流次数 次 + A32 跨境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比重 % + A33 沿线国家民间组织关于生态交流合作 次/人/年 + A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个数 个 + A35 民族生态文化保护与传承力率 % + A4 生态制度 A41 跨境森林管护合作交流会议 次 + A42 共有河流污染治理合作交流协议 个 + A43 企业所负环境责任的占比 % + A44 节能减排配套政策占地方政策的比重 % + A45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比重 % + A5 生态安全 A51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率 % − A52 退化土地的恢复率 % + A53 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系统的设立 个 + A54 污染防治力度占地方财政支出单的比例 % + A55 跨境森林防火与有害生物防控体系的合作 次/年 + 表2. 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经济。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是一切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从生态经济的角度结合云南省的生态优势以及特色产业选取了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新能源汽车销售总额、绿色食品进出口总额、沿线国家对污水治理的投资占比、跨境生态旅游总收入5个二级指标。云南省共有元江(红河)、澜沧江(出境后称湄公河)、怒江(出境后称萨尔温江)和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叫恩梅开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境伯舒拉山南麓，中国云南境内称之为独龙江)，这4大国际河流的治理尤为重要，故选取沿线国家对污水治理的投资占比这一指标。 生态环境。云南省一直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发展定位，持续推进“森林云南”建设。结合这一发展定位，本文选取了云南省森林覆盖率，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的比重，空气环境质量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重点生态功能区占全国生态功能区的比重5个二级指标。 生态文化。云南省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生态文化源远流长，如傣族的“山林崇拜”、纳西族的“人与自然是兄弟”、藏族的“圣地信仰”等。不断挖掘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弘扬民族优秀生态文化，加强对其进行整理和保护。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相毗邻，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本文选取了跨境生态旅游文化交流次数、跨境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比重、沿线国家民间组织关于生态交流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个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与传承力率等5个二级指标突出云南地域特色。 生态制度。完善的体制，能够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从2007年伊始，云南省出台了许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贯穿云南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基于《规划纲要》与“一带一路”倡议，生态制度指标包、跨境森林管护合作交流会议、共有河流污染治理合作交流协议、企业所负环境责任的占比、节能减排配套政策占地方政策的比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比重5个二级指标。 生态安全。云南省存在很多的生态脆弱区，2012年由于低温霜冻，云南省农业经济损失了0.5亿元；2015年云南省先后经历了沧源5.5级地震、镇雄洪涝、富宁滑坡、华坪洪涝、昌宁泥石流和昌宁5.1级地震、干旱等严重自然灾害；云南省民政厅2018年7月4日发布2018年5月1日至7月3日，洪涝、滑坡、泥石流、风雹灾害已造成云南省16个州(市) 87个县(市、区) 105.28万人次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5.861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0.47亿元。基于此本文选取的生态安全指标包括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率、退化土地的恢复率、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系统的设立、污染防治力度占地方财政支出单的比例、跨境森林防火与有害生物防控体系的合作5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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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定位提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安全、生态安全五个方面展开，从而构建一个符合云南省的综合评价体系。然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综合的、具体的概念，且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极具争论的新型课题，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本文所构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只能反映一定时期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要全面而且科学地评价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程度，需对上述指标进一步完善与修整，以及对其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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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传统光学电流传感器中常用的单导线缠绕磁光介质形式存在的对电磁场强度监测值较低的问题，设计了一种通过磁性材料铁氧体和磁光介质结合的光学电流传感结构。COMSOL仿真分析表明，设计的传感结构能通过光学传感进行监控测量磁场，进而达到测量电流的目的，并且与传统结构相比，测得的磁场强度值提高了3.05倍，进一步得到了线圈的最佳半径和最佳轴向截距。 关键词 :光学电流传感器，磁光玻璃，铁氧体磁环，COMSOL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