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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于日本僧侣的管理体制 日本遣唐使总共派遣了13回，圆仁所乘坐的是最后一回。经过两次波折，838年抵达唐朝。关于此时日本与周边诸国的关系，从白化文先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一书中的记载看，日本与新罗的关系并不良好。『日本三代実録』卷十三貞観八年(866)条中有“乃者怪异频见，求之蓍龟，新罗贼兵，常窥音隙。”的记载，新罗被称为“贼”，可见一斑，此外，在《行记》开成四年四月二日条中也有类似记载，将新罗称为“贼地”“贼境”。 关于本书中出现的唐朝重要人物李德裕与宦官仇士良等需做一简单介绍。 李德裕(787~849)，字文饶，赵郡(今河北省宁晋西北)人，李吉甫之子。开成二年(837)五月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开成五年(840)，武宗即位后任宰相，在执掌政务六年期间，实行削弱藩镇政策。因出身世代官宦家庭，重视门第，排斥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僚。在“牛李党争”中成为“李派”官僚的首脑，后在“牛派”打击下被贬至崖州而死。仇士良(781~843)，唐宦官，字匡美，循州兴宁人。历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等职。在职二十年期间，前后杀害二皇子一妃四宰相。会昌三年(843)因病退职，不久死去。圆仁，请益僧、传灯法师位。据『倭名類聚抄』记载，传灯大法师位相当于日本律令官僚制度中的三位，传灯法师位、传灯满位、传灯住位相当于五位，而五位为上等官僚的分界线，可见圆仁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 此时唐朝国内的背景，藩镇割据进一步加深，宦官实力膨胀。在《行记》中有一则禁军企图叛乱的记载。 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今年四月初，有敕索两军印。中尉不肯纳印。有敕再三索。敕意：索护军印付中书门下，令宰相管。两军事，一切拟令取(宰)相处分也。左军中尉即许纳印，而右军中尉不肯纳印，……中尉意：敕若许，即因此便动兵马，起异事也。……人君怕，且纵不索 [ 1 ] 。 这则史料显示，皇帝企图收回宦官掌控的禁军兵权，最终失败，这其中的“中尉”指的是宦官，这说明了晚唐时期国内的政治背景。 2.1. 官僚制度 2.1.1. 所由 下面，本文先探讨一下《行记》中出现的唐朝地方以及中央官僚制度。《行记》卷一开成三年七月十九日条中有如下记载：“巳时，大使牒到来。案牒状称：‘其漂损舶随便捡校于所由守捉司。其守舶水手等依数令上向，不得缺留者。……午时，到临河仓铺’” [ 2 ] 。在这则史料中，出现了“所由”这一基层官吏名称。根据《校注》，“所由”是唐朝管理地方百姓事务的下层官吏。关于这一职名的由来，胡三省氏注释有“所由，绾掌官物质吏也。事必经由其手，故谓之所由” [ 3 ] 。 2.1.2. 守捉 关于“守捉”一职，《行记》卷一开成三年七月二日条中有“留学僧等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宿” [ 4 ] 的记载，根据《校注》，“守捉”是守备国境的官员，管理城镇，长官称为“道” [ 5 ] 。 2.1.3. 官健 众所周知，从唐初到中后期，士兵制度逐渐变化。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自备武器食粮，府兵制瓦解之后，唐政府设置“官健”一职，《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二年五月条和卷二二四大历三年十一月条胡三省注释中有关于这一官职的详细解释，“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兵农既分，县官费衣粮以养军，谓之官健，优言官所养健儿也” [ 6 ] 。《行记》原文中有多次关于“官健”的记载，从所由、守捉、官健这些名称看，圆仁在巡礼的途中遇到军人士兵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2.1.4. 押衙 圆仁在《行记》中多次提及自己所接触的押衙一职。据刘安志《唐五代押衙考略》(刘安志1998)，押衙是中唐时出现的一种军职，天宝五年(746年)左右最初设置。而且，押衙似乎在中央及地方州县中广泛设置，《资治通鉴》胡三省氏注释中有“押牙者尽管节度使牙内事押牙与主帅关系亲密称随使押牙”的描述，关于押衙的职权，根据先行研究了解到其职权相当广泛，既有在中央侍奉皇帝宦官的，也有派遣到地方的，握有实权，地位较高。从圆仁与押衙频繁接触的情况看，这段时期押衙作为外交使节的角色也是比较普遍的。会昌四年二月条有这样的记载：“二月越州军事押衙姓潘，因使进药，将圆载阇梨书来。……潘押衙云：‘载上人欲得入城来。请得越州牒，付余令进中书门下。余近日专候方便入中书送牒，宰相批破，不许入奏例。上人事不成也’” [ 7 ] 。 从这一材料可以看出，押衙这一军职担当着与外来僧侣交流的使者角色。下面为圆仁遇到海州押衙的一节，值得关注的是海州押衙张实所担当的官职。他不仅是“四县都游奕使”，还“勾当蕃客”——管理外国客商的活动。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晚唐时这一官职所担当的对外交流作用。 (开成四年四月七日)少时有一军中迎来，……行廿里到心净寺，……押衙在此，便入寺相看，具陈事由。押衙官位姓名：海州押衙兼左二将十将、四县都游奕使、勾当蕃客、朝议郎、试左金吾卫张实 [ 8 ] 。 开成五年正月初春圆仁离开赤山院打算前往五台山，在离开以前他必须要事先告知当地的押衙，提交书状，这说明押衙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廿日当院纲维更作一状，差惟正及院家使报当州军事押衙张咏宅去。求法僧别作一状，同送押衙” [ 9 ] 。 2.1.5. 总管 开成四年二月廿六日条中出现了“总管”这一军职名称。“廿六日早朝，全雅来。缘总管不交住寺，移住龙兴寺，相去五里” [ 10 ]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条关于这一官职有如下解释，“凡诸军、镇人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总管已上六年一替，押官随兵交替” [ 11 ] 。可知，《行记》中出现的“总管”是一种高级军官。圆仁等僧侣也与高级军官接触。 2.1.6. 节度使 除以上官员之外，圆仁也和地方节度使进行交流。《行记》开成五年三月十一日条圆仁抄录的牒文中有“押两蕃使”一词，“押两蕃使”的正式名称是“押新羅渤海两蕃使”，文中青州节度使兼任“押两蕃使”，管理着当地外国人的往来贸易。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地方节度使也担负着与外界交流的重要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晚唐时期的特色。此外，开成五年三月廿二日条中淄青节度使也同样兼任“押新羅渤海两蕃使”。 2.1.7. 宦官 开成三年九月十三日条中有“斋后，监军院要籍熏廿一郎来语州里多少” [ 12 ] 一句话，根据《校注》，“监军院”是“监军使”的管理机构，“监军使”是中央派去监督藩镇的代表，历来由宦官担任。这里的“要籍”是节度使所属官员。这则史料说明，唐后期存在宦官监督地方藩镇的机构，同时也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地方上军事色彩浓厚。 通过对原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与圆仁接触的官员如“所由”、“守捉”、“官健”、“押衙”、“总管”、“节度使”等等，大部分是武将，文职官员较少。这体现了晚唐时期地方政权中散发着浓厚的武力气息，同时，对外来人员的频繁检查也说明了对于外来者的谨慎态度。这一时期，地方官员如押衙和节度使担负着对外交流的角色。 2.2. 公文书制度 下面从圆仁所牵涉到的公文书制度来看晚唐时期唐政府对日本僧侣的管理体系。 2.2.1. 帖 圆仁在青宁县赤山院长期滞留，从县里寄来了询问状，从其中的交涉可以看出，“帖”作为一种正式的公文书，普遍被使用。开成四年九月三日条有这样的记载，“三日午时，县使一人将县帖来” [ 13 ] 。除此之外“帖”在文中也多处出现，帖文本处省略。 2.2.2. 牒 圆仁为了能顺利地在唐巡礼，还需要牒和公验两种文书。据《行记》原文，圆仁将所有的事项都通过牒向唐朝官员报告，例如弟子惟晓死丧一事就曾向官府报告过，唐朝政府通过“递牒”来掌握僧侣们的行程情况。 2.2.3. 公验 “公验”是唐朝政府发行的文书之一。关于公验，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有“唐宣宗时，中书门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扔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乃知本朝僧尼出游给公验，自唐已然矣。” [ 14 ] 的记载。可知，公验自唐时已存在，公验发行的目的是远行。下面这则史料是圆仁打算归国时申请公验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圆仁和唐禁军长官“左神策押衙李元佐”的关系良好，“左神策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校检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李元佐因求归国事，投相识来近二年，情分最亲。客中之资，有所阙者，尽能相济。……在府之间，亦致饭食毡缛等，殷懃相助” [ 15 ] 。 2.2.4. “功德使巡院帖”制度 在《行记》一书中关于“功德使巡院帖”制度也数次提及，其中一例就是会昌二年三月八日条中的描述，“巡院转帖兴善、青龙、资圣等三寺外国僧三藏等：右奉军容处分：‘前件外国僧并仰安存，不得发遣者。’事须转帖，各仰准此处分。讫。报者。准状转帖者。会昌二年三月五日帖押衙知巡何公贞” [ 16 ] 。关于“功德使巡院”制度，最早出现在开成五年八月廿三日条中，“廿三日，斋后，到左街功德巡院，见知巡押衙，监察侍御史……” [ 17 ] 。据《校注》，“功徳使”最初设立在贞元年间(785~804)，最初是管理寺庙布施、主持佛教法会、佛寺建造的官职，元和二年(807)二月唐宪宗规定僧尼道士尽归左右街功德使管理，这一官职一直由宦官担任。圆仁时的左街功德使是仇士良，他在宫外设置“巡院”作为派出事务机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外来的僧侣是处于宦官的管理之下的。 《行记》开成五年八月廿四日条详细记载了仇士良的官职，“廿四日辰时，巡院押衙作状，差巡官令参见功德使——左街功德使、护军中尉，开府仪同三司、知内省事、上将军仇士良，封三千户” [ 18 ] 。据《新唐书·百官志》，左右神策军各设置“护军中尉”一人，代宗以后，这一官职一直由宦官统辖，仇士良是左神策军长官。 2.3. 其他制度 除以上两方面以外，在其他制度方面，也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对外来僧侣的管理较为严格。《行记》卷一承和五年七月九日条写的是圆仁一行刚刚到达扬州海陵县时的情况。“巳时，海陵镇大使刘勉来慰问使等，赠酒饼，兼设音声。相从官健亲事八人。其刘勉着紫朝服，当村押官亦同着紫衣。巡检事毕，却归县家” [ 19 ] 。这里的“海陵镇大使”实际上是一种军职，一起来的人中有村的“押官”，一方面说明押衙制度已经渗入农村这种基层组织。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前来慰问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巡检，也就是说晚唐时期对于外来人员的管理仍然是严格的，政府在地方管理上依然严谨。另，承和五年七月廿日条有“申时，镇大使刘勉驾马来泊舫之处。……检校事讫即去” [ 20 ] 的记载，刘勉在较短时间内来检查了多次说明了地方武将对于外来僧侣所持的谨慎态度。 开成三年八月十日条中有对请益僧、留学僧随身物品检查记录的记载。“十日辰时，请益、留学两僧随身物等斤量之数定录” [ 21 ] ，同行者金成死亡，押官前来检查随身物品，处理丧葬，从中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唐政府对于外来僧侣的管理并没有松懈。 在承和五年八月三日条中，没有政府许可不得随意进入唐朝寺院的记录也被保存了下来。“为画造妙见菩萨、四王像，令画师向寺里。而有所由制，不许外国人滥入寺家，三纲等不令画造件像……” [ 22 ] 。此外，还有禁止外来僧侣随意受戒之事，“(承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沙弥等受戒之事，相公不许。比年有敕云‘不令受戒’，非敕许，未可允许，云云” [ 23 ] 。 唐朝有完备的户籍制度，在《新唐书·百官志》中有针对新罗日本等外籍僧侣设立户籍制度的规定，“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 [ 24 ] 。 另外，开成四年二月廿日条有使节团成员在唐的集市购买物品被逮捕的例子，“长(叛)官傔从白鸟、清岑、长岑、留学等四人为买香药等下船到市，为所由勘追，舍二百余贯钱逃走，但三人来” [ 25 ] ，据唐朝法令，使节团不能随意在唐的市场购买物品，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晚唐时期，当时的对外贸易依然处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的。 2.4. 小结 以上的内容从官僚制度、文书制度、其他制度三方面分析了晚唐时期外国僧侣在中国所受到的管理。在官僚制度方面，日本僧侣与“所由”、“守捉”、押衙、“节度使”等军职人员接触的比较多，他们中一些担当着和外来使节交流的角色，反映了晚唐时期的特色。在文书制度方面，外来僧侣所涉及到的有帖、牒、公验、功德使巡院帖等制度，此外，随身物品的检查、禁止随意受戒、禁止随意购买物品，体现了晚唐时期政府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并不松懈。这些管理制度从各方面构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那么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当时的地方和中央官员对外来僧侣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下一章试图对此作一下简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