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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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健康干预的方法 干预图(intervention mapping， IM)是以理论和证据为基础，采取社会生态学的方式来评估健康需求、干预健康问题并促进社区参与的健康促进规划方法，它为规划、发展、实施健康促进及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框架(Schmid， Andersen， Kent， Williams， & Damush， 2010; Nazila et al.， 2021)。具体来说，它不仅考虑到理论和证据，详细说明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还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待发展过程，明确指出个人、人际、组织、社区和社会对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另外还以社区参与为基础，允许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为发展过程做出贡献。因此，研究者认为IM特别适合于开发干预措施，以解决复杂的行为(Gray-Burrows， Day， Marshman， EA liakbari， Prady， & Mc Ea Chan， 2015)。 IM过程包括六个步骤：1) 需求评估；2) 制定变革目标；3) 选择基于理论的干预方法与实用策略；4) 制定干预措施；5) 干预措施的采纳与实施；6) 干预措施的评估。有研究表明家长监督孩子刷牙是预防儿童去龋齿的有效办法，然而鼓励家长这一做法的循证干预方法十分缺乏。在该项研究中，学者通过干预发展小组的定性访谈和系统性相关文献的回顾，确定出家长监督刷牙的主要阻碍因素，将这些因素映射至理论框架后，发现家长缺乏管理技能是主要的阻碍因素，由此选择出合适的理论方法及行为改变技术，并制定出干预措施，在干预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比如制定家长培训指南，课程计划，采用公共卫生袋等，将这些干预措施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实施，最终研究结果发现基于IM开发的这些干预措施是有效的(Gray-Burrows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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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施科学的作用 目前以健康心理学为基础的健康行为改变干预措施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尚不清楚这些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也不清楚研究成果与实践的差距在哪里，科学的研究成果只是走向常规实践的第一步。健康心理学应从实施科学中汲取更多的信息，将实施科学的视角贯穿于从研究开始到实施的全程中。 4.1. 利用实施科学发现健康干预中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间的差距 通常情况下，一项实施性研究会论证一项干预措施在不同环境中的有效性，并指出研究证据和卫生保健系统当前实践之间的差距(Presseau et al.， 2021)。例如，有学者进行了一项旨在确定增加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和身体活动行为改变技术（BCTs）的研究，研究发现干预措施在整体上提高了老年人的自我效能和身体活动，但影响并不大。研究识别出了特定的BCTs与老年人群身体活动的多少有关，同时研究也发现许多对增加年轻成年人身体活动有效的BCTs可能对老年人无效(French， Olander， Chisholm， & Sharry， 2014)。这一研究表明可以利用实施科学来发现健康心理学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对于后续的健康心理学研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4.2. 利用实施科学中强调的背景因素影响健康干预 许多实施科学的框架，理论和模型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强调背景对行为变化的影响。虽然背景被广泛的称为物理和社会环境，但对于其定义并没有一致的理解(Squires et al.， 2015)，背景可以定义为干预措施中的任何外部因素，包括物理、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些因素可能会阻碍或促进干预措施的实施和效果(Presseau et al.， 2021)。健康心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背景的影响和作用。比如Damschroder等(2009)描述了他们的实施研究综合框架(CFIR)，它认识到环境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影响行为改变，包括：外在环境(如患者和资源)、内在环境(如组织文化和领导力)、个体环境(即反思，改变的准备)。同样的，健康心理学中的理论域框架(TDF)，在其两个领域中明确承认环境的决定因素，即“社会影响”(如社会支持，团队合作，组织文化，社会压力等)和“环境和背景资源”(如环境压力因素，物质资源的供应和管理，对任务环境的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Squires et al.， 2015)。 4.3. 利用实施科学中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增加转化的可能性 如果不能将患者的偏好和价值观以及社会规范与临床实践指南(CPGs)的建议相协调，可能会阻碍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实施(Légaré， Boivin， Weijden， Packenham， & Burgers， 2009)。因而健康心理学在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不仅要把患者、公众及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嵌入进来，而且要让他们参与到研究中来。这里的“参与”，是指患者及公众参与进来，而不是围绕患者及公众或为他们而进行的研究(Staniszewska， Brett， Simera， Seers， Mockford， & Goodlad， 2017)。有证据表明，患者参与可能对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有益(Légaré et al.， 2009)。实施科学中的患者和公众参与计划(patient and public involvement plan， PPIP)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最佳实践，目前PPIP是各国资助者资助的一项基本要求(Gray-Burrows， Willis， Foy， Rathfelder， Bland， & Chin， 2018)。PPIP是指让患者和/或公众参与制定临床实践指南(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CPGs) 的一种正式方法。这种参与方法可包括：沟通（向患者或公众传递信息）、咨询（从患者或公众处收集信息）或参与（患者或公众参与同其他CPGs制定者的信息交流和讨论）(Légaré et al.， 2009)。McSharry及其同事关于糖尿病优先级工作的研究，就是一个PPI和健康心理学交织在一起的良好例子。研究者与包括糖尿病患者，医护人员，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合作，确定糖尿病研究的最重要目标行为，并达成共识，这可以提供研究的相关性，增加将研究结果转化为实践的可能性(Mc Sharry， Fredrix， Hynes， & Byr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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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健康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循证实践为培养人们的健康行为习惯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健康心理学与实施科学的协同作用还不够。本文介绍了两门学科协同作用的现状，包括健康心理学对实施科学的贡献以及利用实施科学增加健康心理学研究成果在现实层面的影响。当前，国内学者所传播的主流心理治疗方法多为引进和模仿国外的技术，鲜有学者进行再创造或自主创造(黄希庭，郑涌，毕重增，陈幼贞，2007)。进一步加强两门学科的协同作用将是促进研究成果转化的有益尝试，希望本文可以为健康心理学和实施科学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视角。另外，未来也需要更多的研究，通过科学的心理学实验方法，验证国际主流的循证方法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中的适宜性，为其广泛应用奠定基础，并对这些方法进行改进、创新，进而创建本土的循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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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NACA0018翼型作为基础翼型，选取θ = 30˚， 60˚， 90˚三种不同锯齿角度以及d/h = 0.6， 0.8， 1三种不同深度的锯齿襟翼研究锯齿几何参数对翼型气动性能的影响。同时通过改变入口速度研究不同雷诺数下锯齿襟翼对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锯齿襟翼角度对翼型气动性能影响较小；随着锯齿深度的增加，翼型升阻比降低；随着入口雷诺数的增大，翼型升力逐渐增加，阻力逐渐降低，但增大幅度有所减缓；当格尼襟翼上开锯齿后，原本格尼襟翼后交替脱落的管状涡结构，由于气体从锯齿间隙通过并形成一对流向涡，与格尼襟翼固有的脱落涡掺混耗散，形成破碎的小结构，减弱尾迹流动不稳定性，降低翼型阻力，随着开齿深度的增加，涡核集中区域逐渐向襟翼附近前移，涡的掺混、消散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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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些年来，利用垂直轴风力机(VAWT)捕捉低速和复杂的城市地区风能，是风能利用技术的研究热点之一。与水平轴风力机(HAWT)的大功率相比，其功率系数较低 [ 1 ]。为了能够提高垂直轴风力机功率，翼型作为能量转换的基本部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VAWT的大多数采用NACA系列的对称翼。为了能够快速有效的加大翼型弯度，提高翼型有效偏转角，格尼襟翼(Gurney Flap，简称GF)作为一种后缘微型被动式流动控制装置被广泛的应用于提升翼型的气动特性。 GF由于其结构简单、升力效果显著，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然而，GF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翼型的阻力，安装襟翼往往降低了升阻比 [ 2 ]。为减少由于GF安装所产生的附加阻力，在传统的平板GF基础上，国内外学者也提出了许多GF的改进设计方案，如穿孔 [ 3 ]，开缝 [ 4 ]，仿生蜻蜓翅膀 [ 5 ] 等，以期进一步提高翼型气动性能。Vijgen等 [ 6 ] 提出锯齿型襟翼(Serrated Gurney Flap，简称SGF)以改变尾迹强度、分布，降低襟翼造成的阻力，可明显改善翼型在中小攻角范围内气动特性。李亚臣 [ 7 ] 通过对GF开不同尺寸锯齿的实验研究发现GF上开出锯齿会同时导致升力和阻力下降，但升阻比是否会提高则应视其是否更接近最佳GF高度的有效迎风面积。张惠 [ 8 ] 对不同锯齿角度的SGF气动性能进行研究，发现30˚锯齿增升效果最佳，在较大范围内增大升阻比。沈遐龄 [ 9 ] 通过实验研究了60˚锯齿角的SGF在不同偏角下的增升效益，结果表明随偏角增大升力系数明显增加，但当偏角大于30˚时，升力系数增大幅度减缓。PIV测量表明齿形襟翼的齿边向上卷起的流向涡使上翼面后部气流向翼型表面吸附，推迟了上翼面气流的分离，从而提升了气动特性。 在最常用的对称翼型中NACA0015、NACA0018这两种翼型被证明效果最好 [ 10 ]，而以上对于锯齿襟翼的研究主要针对NACA0012薄翼型进行研究。本文选取相对较厚的NACA0018翼型上安装锯齿襟翼，通过改变锯齿的角度、深度，研究襟翼几何结构参数对NACA0018厚翼型气动特性的影响。同时研究了不同雷诺数下锯齿襟翼对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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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用NACA0018翼型作为基础翼型，选取θ = 30˚， 60˚， 90˚三种不同锯齿角度以及d/h = 0.6，0.8，1三种不同深度的锯齿襟翼研究锯齿几何参数对翼型气动性能的影响，计算模型如图1所示。同时研究了不同雷诺数下锯齿襟翼对性能的影响。 图1. 计算模型 2.2. 数值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商用软件ANSYS Fluent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区域上游入口距离翼型前缘9c，出口边界位于翼型后缘下游10c处 [ 11 ] [ 12 ]，展向厚度选取3个锯齿高度。边界条件如图2所示，采用速度入口，速度大小由雷诺数Re确定，计算域出口为压力出口边界条件，表压力0 Pa，翼型表面为壁面无滑移。整体采用CH型结构网格划分，锯齿襟翼区域采用非结构填充，并对翼型附近网格进行局部加密，如图3所示。首先通过SST湍流模型做定常计算，然后从稳态结果中生成瞬时速度场作为初场，基于空间滤波不可压缩Navier-Strokes方程和动态Smagorinsky亚格子尺度模型进行了大涡模拟(LES)非定常计算，进一步研究翼型流动特性。经过y + 计算，近壁面第一层网格高度为0.03 mm，确保∆y + < 1，同时保证流向与展向的近壁区域网格节点数满足∆x + ≈ 40，∆z + ≈ 20 [ 13 ]。在尾缘下游1c的区域，沿流向方向密集填充300个网格点，以准确捕捉尾迹行为，最终网格数量800万左右。瞬态时间步长∆t = 1 × 10 −5 s，为确保流场收敛首先计算1万时间步，然后继续计算3000时间步对流场进行统计平均，为验证数值计算的准确性，图4为原始翼型在6˚攻角下瞬时流场与黄乾 [ 14 ] 的结果对比，可看出流场结构一致。 图2. 边界条件 图3. 计算网格 图4. 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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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涡识别方法 本文采用Liutex理论 [ 15 ] [ 16 ] [ 17 ] [ 18 ] 对涡进行识别和表征。Liutex描述了流场中当地流体运动的刚性旋转大小及其旋转轴方向，基本思想为：在初始坐标系下计算速度梯度张量 ∇ V 及其特征值，如果 ∇ V 存在一个实特征值 λ r 和两个共轭特征值 λ c r ± λ c i 时，实特征值对应特征向量的方向上只有拉伸或压缩，旋转运动只在其垂直平面内发生，因此实特征向量的方向即为流体旋转轴的方向，其大小R是刚性转动的角速度，显示公式为： R = ( ( ω ⋅ r ) − ( ω ⋅ r ) 2 − 4 λ c i 2 )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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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计算结果与分析 首先选取30˚、60˚、90˚三种不同的锯齿角度研究锯齿角度对翼型气动性能的影响。从图5给出的翼型气动性能曲线可以看出，三种锯齿角度下的升阻力变化微弱，因此锯齿角度对翼型气动性能影响不大。 图5. 不同锯齿角度的气动特性曲线 选取锯齿角度为60˚，对襟翼开深度分别为0.6 h、0.8 h与1 h深的锯齿，研究锯齿深度对翼型气动性能的影响。如图6所示，随着锯齿深度的增加，升力逐渐降低，阻力逐渐增大。从图6的升阻比曲线可以看出，在0˚~6˚攻角内，翼型升阻比随着增加而降低，并且随攻角的增大，升阻比的增减幅度有所降低，0˚攻角下，锯齿深度的影响最大，深度为0.6 h与0.8 h的锯齿较1 h的锯齿升阻比分别增加了18.6%和10.1%。当攻角为9˚时，即使锯齿深度影响了翼型的升力和阻力，但升阻比却相同。 图6. 不同锯齿深度的气动特性曲线 气流入口雷诺数变化对叶片性能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研究雷诺数的变化是否对锯齿襟翼气动性能产生影响。基于入口速度以及特征长度为叶片弦长对雷诺数进行定义，分别计算了入口速度为4 m/s、8 m/s、12 m/s三种不同速度，即在雷诺数为0.68 × 10 5 、1.37 × 10 5 和2.05 × 10 5 条件下的叶片气动性能曲线，如图7所示，随着入口雷诺数的增大，翼型升力逐渐增加，阻力逐渐降低，但增大幅度有所减缓。 图7. 不同雷诺数的气动特性曲线 图8为锯齿襟翼近尾缘处的时均流场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襟翼上游形成一个角涡，襟翼后吸力面下游形成旋涡结构，而压力面后并未出现脱落涡。图9为锯齿襟翼不同截面位置的尾迹速度分布，在近尾迹处可以看到气流偏转角与速度亏损从齿根、齿中到齿尖依次增加。随着流动向下游发展，由于尾迹的快速掺混速度亏损被弥补，不同截面位置尾迹状态相同。 为清晰了解锯齿襟翼附近的涡结构特征，图10展示了R = 1000的Liutex涡结构云图，针对锯齿形成的流向涡用Liutex_x进行染色(红色为正，逆时针旋转，蓝色为负，顺时针旋转)，与格尼襟翼相同，由于襟翼的阻挡作用在上游形成角涡，气体经过锯齿，在锯齿上产生附着涡，流经锯齿后在襟翼下游产生一对旋向相反的流向脱落涡。 图8. 襟翼附近时均流场 图9. 锯齿襟翼不同截面尾迹速度分布 图10. 锯齿襟翼附近涡结构特征 图11给出不同深度锯齿襟翼尾迹Liutex三维涡结构特征，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开齿深度的增加，涡核集中区域逐渐向襟翼附近前移，提前进行涡掺混、耗散，涡消散更快，尾迹流动波动减弱，同时也减弱了襟翼上游的角涡。 图11. 不同深度锯齿襟翼尾迹Liutex涡结构(从上至下依次为0.6 h、0.8 h、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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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锯齿襟翼对NACA0018翼型气动性能影响及尾迹流场特征的变化情况，并深入地探讨了襟翼的安装高度和锯齿襟翼的深度以及来流速度变化对翼型性能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锯齿襟翼角度对翼型气动性能影响较小；随着锯齿深度的增加，翼型升阻比降低；随着入口雷诺数的增大，翼型升力逐渐增加，阻力逐渐降低，但增大幅度有所减缓；当格尼襟翼上开锯齿后，原本格尼襟翼后交替脱落的管状涡结构，由于气体从锯齿间隙通过并形成一对流向涡，与格尼襟翼固有的脱落涡掺混耗散，形成破碎的小结构，减弱尾迹流动不稳定性，降低翼型阻力，随着开齿深度的增加，涡核集中区域逐渐向襟翼附近前移，涡的掺混、消散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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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期虐待经历和拒绝敏感性对成年人亲密恐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拒绝敏感性量表和亲密恐惧量表对272名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①儿童期虐待经历(包括情感虐待)都与拒绝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而儿童期虐待经历(包括情感虐待)和拒绝敏感性都与亲密恐惧呈显著正相关。②儿童期虐待经历(包括情感虐待)对亲密恐惧不仅有显著的直接预测效应，还能通过拒绝敏感性的间接作用对亲密恐惧产生影响。结论：拒绝敏感性在儿童期虐待经历(包括情感虐待)和亲密恐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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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满足归属与爱的需要，解决亲密与孤独的冲突，作为成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与他人建立亲密联结，既是人格发展与心理健康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里程碑式的标志。而缺乏与他人建立与维持亲密关系的动力与能力，则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国内外研究者均发现，亲密恐惧是部分个体在追求和发展亲密过程中的显著障碍因素。 亲密恐惧被定义为：由于焦虑，个体与重要他人交流对自身有重大意义的想法、情感时具有抑制性。强调了三个要素：一是个体间信息交流；二是个体对于交流的个人信息具有强烈情感；三是个体对亲密关系对象高度重视，只有同时满足内容、情感效价和脆弱性这三个要素时，亲密恐惧才成立(Descutner & Thelen， 1991; Downey & Feldman， 1996)。研究发现当个体与重要他人分享想法和感受时，可能担忧在情感上有被伤害的风险，亲密恐惧阻碍了与他人建立与维持亲密关系，导致无法获得有效社会支持，进而可能导致多种消极后果(Sparrevohn & Rapee， 2009; Montesi， 2013; Sobral， Teixeira， & Costa， 2015)。多项研究发现亲密恐惧高分被试更容易自卑、抑郁、焦虑、情感抑制、心理失调以及对伤害或疾病易感(蔺雯雯，2008；Sherman & Thelen， 1996; Khaleque & Ali， 2017)。而对亲密恐惧的形成原因与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表明，成人时期亲密关系中的这种心理行为模式是从早期亲子关系中迁移演化而来，这其中儿童期创伤的影响最为显著。 儿童期虐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1999)的定义，是对儿童有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的实际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和剥夺。Solomon (1993)研究发现早期的创伤经历会破坏个体与他人建立、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Tanja (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童年期遭受过身体虐待的个体都出现了亲密恐惧倾向，尤其是离婚的被试其亲密恐惧程度更强。Gostečnik等人(Gostečnik et al.， 2015)研究发现童年期遭受性虐待的个体可能会选择完全拒绝任何关系，在情感和生理上(生化激素系统也被阻断)完全封闭，害怕并拒绝联结。而冀云等人(2014)的本土化研究论证了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亲密恐惧存在显著相关，且对建立亲密关系有消极作用。 Sherman和Thelen提出亲密恐惧的个体内心渴望亲密，但对被拒绝的恐惧阻止了他们发展和维持亲密的有意义的关系(Sherman & Thelen， 1996)。拒绝敏感性被定义为一种认知–情感处理倾向，导致个体在社交中产生对拒绝的焦虑预期，准备性知觉和过度反应的一种倾向(Downey & Feldman， 1996)。以往研究认为早期不良的亲子关系可能是拒绝敏感性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成因，可能造成高拒绝敏感性个体难以应对消极情绪，社交方式适应不良，在人际交往中招致他人拒绝，变得更加敏感，形成恶性循环(Downey， Khouri & Feldman， 1997)。多项研究发现，拒绝敏感性对社交焦虑、抑郁感、孤独感甚至敌意或攻击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Rosenbach & Renneberg， 2014; Rowe et al.， 2015; Zimmer-Gembeck et al.， 2016; Rohner & Lansford， 2017)。Rohner等人2019年的跨文化研究论证了人际接受–拒绝理论的论断：“成年人对童年时期父母拒绝的记忆可能与成年人对亲密关系的恐惧有关，是被依恋对象拒绝的预期结果”，其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拒绝预测了成人的心理不适应和关系焦虑，而这反过来又预测对亲密的恐惧(Rohner， 1986; Rohner et al.， 2019)。 综上所述，儿童期虐待的创伤经历和拒绝敏感性是影响亲密恐惧的重要因素，但是两者对亲密恐惧的作用机制却未被阐释与澄清，且现有研究多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尚未覆盖到广大成人群体。因此，本研究拟考察成人群体的拒绝敏感性在儿童期虐待经历与亲密恐惧中的中介作用与具体路径，也为未来亲密恐惧的相关干预对策提供一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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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通过问卷星在线施测，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72份，有效率为90.7%。被试年龄18~51岁，平均年龄(25 ± 25)岁；男性53人，女性219人；独生子女156人，非独生子女116人；有恋爱经历214人，无恋爱经历58人。 2.2. 工具 2.2.1. 亲密恐惧量表(Fear-of-Intimacy Scale， FIS) (蔺雯雯，2008) 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在异性亲密关系中交流想法和情感的抑制性。共有35个条目，前30个条目要求答题者想象自己处于一个亲密关系中，后5个条目按照答题者在过去人际关系中的实际情况作答。采用5级评分，1 (完全不符合我)~5 (完全符合我)，总分越高，亲密恐惧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重测信度为0.89。 2.2.2. 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傅文青，等，2005) 该量表调查儿童期(16岁以前)的成长经历，测量儿童期是否受过虐待。共28个条目，分为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5个分量表。采用5级评分，1 (从不)~5 (总是)，分数分布范围在25~125分之间，总分越高，曾受过的虐待越严重。另有3个条目作为效度评价，不计人总分。该量表总的α系数为0.60，5个分量表α系数为0.51~0.71。 2.2.3. 拒绝敏感性量表(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RSQ) (赵艳林，2012) 采用Downey编制，赵艳林修订的拒绝敏感性中文版量表。该量表由18个项目构成，采用5级评分制，分数分布范围在18~90分之间，总分越高，拒绝敏感性越高。该量表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辨别效度，该量表总的α系数为0.86。 2.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3.0软件。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各量表分数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考察亲密恐惧与童年期创伤经历、拒绝敏感性的相关性；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与Bootstrap程序对拒绝敏感性在亲密恐惧与童年期创伤经历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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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文的数据均由自我报告问卷获得，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20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为15.50%，远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成年人的各量表得分比较 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有无恋爱经历成年人的各量表得分几乎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女性的性虐待得分显著高于男性；独生子女受到的躯体忽视边缘高于非独生子女；有恋爱经历的成年人幼时受到的躯体虐待边缘高于无恋爱经历的成年人(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various scales for adul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项目 性别 t值 是否独生子女 t值 有无恋爱经历 t值 男 女 是 否 有 无 性虐待 5.4 ± .8 5.9 ± 1.7 −2.82** 5.6 ± 1.4 6.0 ± 1.7 −1.96 5.8 ± 1.6 5.6 ± 1.4 1.12 情感忽视 18.0 ± 4.9 17.8 ± 4.9 0.31 18.3 ± 4.5 17.2 ± 5.4 1.78 17.7 ± 4.9 18.4 ± 5.0 −1.05 情感虐待 8.3 ± 4.2 8.6 ± 3.6 −0.60 8.4 ± 3.6 8.7 ± 4.0 −0.57 8.6 ± 3.8 8.3 ± 3.7 0.57 躯体忽视 12.1 ± 1.9 11.8 ± 2.3 0.91 12.1 ± 2.1 11.6 ± 2.3 1.98* 11.8 ± 2.1 11.9 ± 2.5 −0.13 躯体虐待 7.1 ± 3.3 6.2 ± 2.5 1.78 6.4 ± 2.7 6.5 ± 2.7 −0.35 6.6 ± 2.9 5.9 ± 1.9 2.16* CTQ总分 50.9 ± 6.2 50.3 ± 6.2 0.64 50.8 ± 6.1 49.9 ± 6.3 1.16 50.5 ± 6.3 50.0 ± 5.5 0.51 拒绝敏感性 58.3 ± 6.9 59.0 ± 6.2 −0.74 58.9 ± 6.1 58.7 ± 6.6 0.23 58.9 ± 6.3 58.6 ± 6.5 0.33 亲密恐惧 113.9 ± 14.7 110.2 ± 14.6 1.65 111.3 ± 14.7 110.3 ± 14.6 0.57 110.1 ± 14.9 113.7 ± 13.4 −1.63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成年人各量表得分比较 注：**p < 0.01，*p < 0.05。 3.3. 成年人亲密恐惧、拒绝敏感性以及儿童期创伤经历的相关分析 亲密恐惧量表总分与CTQ总分、性虐待得分、情感虐待、躯体忽视得分呈显著正相关；亲密恐惧量表总分与拒绝敏感性得分显著正相关；拒绝敏感性得分与CTQ总分、情感虐待得分显著正相关(表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 变量 1 2 3 4 5 6 7 8 性虐待 1 情感忽视 −0.120* 1 情感虐待 0.207** −0.592** 1 躯体忽视 −0.089 0.130* 0.084 1 躯体虐待 0.032 −0.321** 0.544** 0.019 1 CTQ总分 0.264** 0.311** 0.456** 0.499** 0.527** 1 拒绝敏感性 0.097 −0.061 0.188** 0.048 0.107 0.155* 1 亲密恐惧 0.203** 0.061 0.225** 0.143* 0.070 0.318** 0.334** 1 表2. 变量间相关分析 注：**p < 0.01，*p < 0.05。 3.4. 拒绝敏感性在儿童期创伤经历和亲密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儿童期经历总分为自变量，拒绝敏感性得分为中介变量，亲密恐惧得分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是否独生子女、有无恋爱经历为控制变量，考察儿童期经历与亲密恐惧之间的关系。使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设置自抽样次数5000。结果表明，直接效应为0.26，95%的可信区间为[0.16， 0.37]；间接效应为0.05，95%的可信区间为[0.01， 0.10]，均不包含0，说明儿童期经历对亲密恐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控制了拒绝敏感性之后，儿童期经历对亲密恐惧的效应仍为显著，因此，拒绝敏感性在儿童期经历与亲密恐惧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16% (表3)。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 自变量 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 95% CI 相对效应值 下限 上限 总分 总效应 0.31 0.06 0.20 0.43 直接效应 0.26 0.06 0.16 0.37 84% 间接效应 0.05 0.02 0.01 0.10 16% 情感虐待 总效应 0.22 0.06 0.10 0.34 直接效应 0.15 0.06 0.04 0.27 68% 间接效应 0.07 0.02 0.03 0.12 32% 表3. 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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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拒绝敏感性水平与亲密恐惧程度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有无恋爱经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儿童期创伤经历中，女性遭受的性虐待水平显著高于男性，独生子女受到的躯体忽视多于非独生子女。而冀云的研究结果显示，男生、非独生子女、无恋爱经历者在亲密恐惧上显著更高(冀云等，2014)；王佳慧的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在总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上显著高于女生，非独生子女在躯体虐待和躯体忽视上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王佳慧，刘爱书，2006)。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样本取样差异所致，其他研究的样本均为大学生，而本研究样本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 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儿童期情感虐待经历对亲密恐惧不仅有显著的直接预测效应，还能通过拒绝敏感性的间接作用对亲密恐惧产生影响。首先，儿童期情感虐待经历对亲密恐惧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亲密恐惧与CTQ总分及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虐待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得分无显著关系，这与冀云在2014年的研究结果相同(冀云等，2014)。儿童期虐待经历与亲密恐惧之间的关系可通过依恋理论来解释，成年时期的亲密浪漫关系可被视作早年的依恋关系，个体通过内化与父母的关系，将其中的交往策略和行为模式投射到与其发生亲密关系的人身上，因此早年与父母建立的依恋风格会影响到成年期与他人形成的依恋类型(Hazan & Shaver， 1987)。 此外，儿童期情感虐待经历还通过拒绝敏感性的间接作用对亲密恐惧产生影响。拒绝敏感性模型认为，拒绝敏感性源于早期受到抚育者或重要他人的长期拒绝，个体在早期经历中习得了对拒绝线索的偏向注意和过度反应(Baldwin， 2005; Romero-Canyas et al.， 2010)。因此，儿童期创伤经历，尤其是儿童期遭受的情感虐待经历可能会让个体在关系中形成被他人拒绝的焦虑预期，而对他人抱持的信念又会影响实际的亲密关系。个体预期自己在亲密关系中受到拒绝，而拒绝又会伤害良好的自我感知，于是在与重要他人沟通重要信息时产生一种抑制性，即亲密恐惧(Descutner & Thelen， 1991)。这也可用早期适应不良图式来解释。该理论认为，早期适应不良图式是形成于生命早期的自我挫败的认知方式；当个体持续以不良图式驱动的方式感知他人时，会造成显著的人际关系不良，如无法建立亲密关系(Castille et al.， 2007)。 本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亲密恐惧作用机制的理解，为通过拒绝敏感性的干预来降低亲密恐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支持，同时也提示父母要重视早年亲子教育，减少儿童期虐待经历，减少亲子间的拒绝，保护儿童成长乃至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卑感在儿童期虐待经历和亲密恐惧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冀云，赵斌，马艳杰，2015)，而自尊和拒绝敏感性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何霞红，2013)，因此，未来可以考虑研究自卑感和拒绝敏感性对儿童期虐待经历和亲密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另外，本研究将样本从大学生扩展到成年人，力图增加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但是一个研究无法穷尽所有变量，会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样本数量、儿童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成年后的婚姻状况等对亲密恐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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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传统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难以揭示复杂非线性动态金融系统的内在规律的情况下，定量方法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引起了研究者和管理者的极大关注。本文基于模糊技术，结合统计工具和人工神经网络，构造了一个新的三阶段混合预测系统。在第一阶段以最小化平方和误差来拟合模糊自回归模型阶段的系数，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第二阶段引入风险观点，建立基于二次规划算法的模糊双线性回归模型，该模型既反映了最小二乘法的性质，又反映了无专家知识的可能性方法的性质。在第三阶段，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得到更大可能性的预测区间。通过对上证指数历史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的统计验证和分析，证明该混合预测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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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定量方法在预测金融市场数据波动信息以及改善决策和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间序列模型作为金融市场预测的工具，研究同一变量的过去观测值与当期观察值之间的关系，在商业实践中越来越重要。当对产生的数据没有充分了解，或者没有合适的解释模型将因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联系起来时，这类建模方法十分有效。提高时间序列预测的准确性是预测人员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具挑战性的任务，在过去40年里，从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到人工智能算法，学者们引入更多样化的方法来提高预测率。 自回归差分移动平均(ARIMA)模型是使用最广泛的统计模型之一，它具有在短期准确预测和易于操作的优点。统计模型应用范围广，构建时间短，但由于金融数据具有非线性和高波动性，预测结果往往不太准确。人工神经网络(ANNs)是一种灵活的计算框架和通用逼近器，可以克服这些缺陷，适用于广泛的预测问题，具有很高的准确性。虽然人工神经网络可以取得较好的预测效果，但也存在参数确定困难、计算复杂等不足。 由于金融数据存在不稳定性，混合模型能够克服单一模型做预测时存在的缺陷，从而提高预测精度。Ince [ 1 ] 等提出了一个两阶段的预测模型，该模型采用ARIMA、协整模型和ANN技术来预测汇率。Ni [ 2 ] 等描述了一种由回归神经网络模型混合形成的混合模型，用于建模和预测外汇汇率时间序列。Patel [ 3 ] 等提出了一种包含支持向量回归(SVR)和随机森林的两阶段融合方法来预测股票市场指数的未来价值。Rather [ 4 ] 等构成了一个稳健的混合模型，包括指数平滑(ES)和递归神经网络预测股票收益。Yang [ 5 ] 等提出了一种结合ARIMA和SVR的方法来进行金融时间序列的预测。Liu [ 6 ] 等建立了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混合预测模型，对股票日收盘价序列进行预测和分析。 然而，使用单点数据的模型可能造成巨大的标准差，对不精确性和近似性的容忍度较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引入模糊技术，Watada [ 7 ] 将模糊回归应用到时间序列分析。模糊回归作为一个有效工具，将传统回归分析扩展到模糊环境分析模糊情况下的复杂系统，如商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模糊回归模型根据参数求解方法通常分为两类：线性规划(LP)方法 [ 8 ] 和最小二乘法(LS)方法 [ 9 ]，它们相辅相成。除了上述两个类别，许多学者将模糊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扩展并用于分析 [ 10 ] - [ 15 ]。 在当前研究中，学者们为了提高预测精度和减少模型的不确定性，将模糊技术融和到金融时间序列预测中，提出了新的模糊预测方法。Tseng等 [ 16 ] 将ARIMA和模糊回归模型结合(FARIMA)来进行汇率预测。Khashei等 [ 17 ] 基于ANN和模糊回归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合方法，对不完全的金融市场数据集进行预测。Yu等 [ 18 ] 应用神经网络实现了一种新的包含不同隶属度的模糊时间序列模型来对台湾股指数据进行预测。Yolcu [ 19 ] 等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合模糊时间序列方法，在模糊化阶段采用模糊c-均值聚类方法，在模糊关系确定阶段采用前向神经网络，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市场的指数100进行预测。Chen [ 20 ]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时间序列、粒子群优化技术和支持向量机的方法用于台湾证券交易所资本化加权股票指数预测。一种基于模糊MA变量和模糊AR变量的模糊逻辑群关系的高阶模糊ARMA时间序列求解算法被应用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的黄金价格和台湾证券交易所资本化加权股票指数 [ 21 ]。Soto等 [ 22 ] 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模块化神经网络的多输入多输出模糊聚合模型，并以墨西哥证券交易所、全美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协会及台湾证券交易所的公开数据进行实证。 现有关于金融时间序列预测的文献阐述了各种组合模型，对于包含异常值的数据，从风险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同时将回归分析与智能方法整合到预测框架中更加可取。在本文中，为了使金融市场时间序列预测结果更加稳定和准确，我们利用对称三角模糊数，在不依赖于专家知识的情况下，基于风险中性模糊双线性回归(FBR)的基本概念，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PNN)，设计了一个模糊金融时间序列预测系统。该方法将模糊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分解为两个分量，在强调集中、扩散趋势和可能性的同时，还可在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改变其权重和阈值，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SSE)进行预测实证研究，并与其他预测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能有效提高预测精度。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简要介绍了模糊金融时间序列、模糊回归模型和PNN的基本原理；第3节对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预测方法的进行介绍；第4节将所提出的模型应用于上证综指的预测，并与其他预测模型进行了比较；第5节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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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时间序列预测一直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我们在没有专家知识的情况下，建立了风险中性FBR模型，在利用二次规划算法进行参数估计时考虑了最小二乘和可能性方法的性质，得到最优估计系数，并利用PNN获得了宽度较窄的预测区间。通过上证指数数据集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该方法的效果。结果表明，与其他预测方法相比，该混合模型预测区间更窄，有更高的预测精度。 该方法对于考虑无专家知识的模糊双线性回归模型引入风险观点和利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金融时间序列预测研究中的一种新方法。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模糊金融收益率序列的中心观测值可能会偏离估计区间，在之后的研究中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本文提出的模糊回归模型是在不考虑MA变量的情况下，充分利用AR变量进行分析，最后，可以考虑中心和展形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所提出的方法上进行扩展，并将其应用于更多的数据集，适应金融时间序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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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运动损伤泛指运动导致的一切损伤性疾病。寻找干预措施治疗运动损伤是现代运动医学研究的热点，针灸作为中医历史悠久的特色疗法之一，具有经济、安全、有效、简便、灵活等优点，在运动医学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从中医对运动损伤的认识着手，阐述了不同针灸方法针对各类运动损伤的作用及其可能存在的机制，以期为针灸在运动损伤性疾病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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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运动损伤(Sports injury)指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损伤。其损伤部位与运动项目以及专项技术特点有关 [ 1 ]。如篮球运动员的常见损伤部位为肩肘及腰膝部，与篮球比赛中的跳跃、跑动、急停等技术动作有关。运动损伤的直接原因多与运动人员自身身体素质不达标、活动前准备工作不充分或专业动作不规范相关 [ 2 ]，此外还包括损伤后应急处理不当带来的间接损伤。 运动损伤又分为急性运动损伤与慢性运动损伤。前者最为常见，主要表现为因暴力或冲击力引起的扭伤、软组织挫伤、骨折或脱位及肌肉拉伤或撕裂伤等。后者常由前者治疗不当或过早参加训练等原因所引起，主要表现为反复疼痛、活动受限等。 目前运动性损伤的临床治疗手段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针对经保守治疗无效的骨折以及其他开放性损伤，手术治疗是首选方案，但恢复期长、感染风险高、术后功能恢复难仍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运动损伤关键还在于有效预防。在药物的选择方面，抗炎药、抗氧化剂、Ca 2+ 拮抗剂及一些抗炎止痛类中药均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胃肠道副作用 [ 3 ]、降低机体对运动的适应性反应 [ 4 ] 等不良后果，局部注射糖皮质激素甚至存在软骨钙化 [ 5 ] 的风险。新兴的干细胞疗法 [ 6 ]、高压氧疗法 [ 7 ]、高能量激光疗法 [ 8 ] 等被报道在抗炎、止痛、促进创面愈合与瘢痕修复等方面具有临床应用的潜在价值，但技术尚未成熟，缺乏统一的标准，限制了其临床应用的范围。相对于上述针对运动性损伤的治疗方案，针灸明显具有防治并重、安全有效、简便快速等优点，且在不同损伤类型及损伤不同阶段中均可广泛应用，具有极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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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医对运动损伤的认识 运动损伤属中医伤科范畴 [ 9 ]，其病因病机最早可追溯至《黄帝内经》中“堕坠”伤筋骨、“用力举重则伤骨”、“邪气恶血”伤及关节的相关记载，治法上《黄帝内经》提出“堕坠”伤及气血则针刺“厥阴之脉”、“少阴之络”，“恶血”客及脉络所致肢体屈伸不利则针刺放血以除“宛陈”。可见中医很早就认识到针刺对运动损伤的疗效。随着后世医家对中医理论的不断细化与重构，现代中医多将运动损伤归于“痹证”、“筋伤”。其发病机制可归纳为风寒湿邪外力等侵袭人体，留驻肌肉、关节进而导致机体气血运行不畅，即“不通则痛”。因此急性损伤应注重消肿止痛，慢性损伤则应从舒筋通络着手以促进运动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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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针灸干预运动损伤 针灸是以中医经络腧穴理论为指导，采用针刺、艾灸对相应的穴位或部位进行刺激，通过经络系统来发挥作用的中医特色疗法。不同于现代医学针对运动损伤采取的冷敷、热疗、服用镇痛药或手术等应急手段，针灸可有效避免因此带来的恢复时间长，副作用大，患者依从性差及高成本等缺陷，值得在各类运动损伤的治疗中进一步推广。 3.1. 针灸在急性期运动损伤阶段的治疗作用 在急性损伤阶段，针灸干预具有操作快速简便，即刻疗效佳的优点。童基伟等 [ 10 ] 采用筋针法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选穴“以痛为输”，平刺进针，皮下浅刺，嘱患者带针运动，留针时长20分钟。连续治疗5天后筋针治疗组患者脊柱自由度及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 VAS)均明显优于西药常规治疗者，总有效率达100%，且未出现明显副作用。胫骨应力性损伤为下肢高强度运动中最为常见的急性损伤。张崇耀等 [ 11 ] 依据中医“气伤痛，形伤肿”的理论将胫骨应力性损伤细分为以局部疼痛为主要表现的初期“伤气”阶段及以局部肿胀为主要表现的中、晚期“伤形”阶段。治疗上取三阴交、悬钟疏表里经气，足三里行气活血，毫针平刺，平补平泻。对早中期胫骨应力性损伤的治疗有效率分别达到了100%和97%，大大缩短了病程。针灸对急性期损伤的显著止痛效果多与中枢和全身机制有关，多项研究表明针灸会改变神经递质或激素的水平，如β-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和皮质醇 [ 12 ] [ 13 ] [ 14 ] 等。且其止痛作用尤其体现在对肌肉及骨骼系统的治疗中 [ 15 ]。膝关节创伤性滑膜炎尤其常见于长期从事剧烈对抗性、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运动员群体 [ 16 ]。急性期主要表现为关节活动受限、疼痛或伴有发热，若膝关节腔内积液未得到有效消除，会在持续刺激的基础上造成软骨不可逆的变性甚至关节变形。因此控制急性期炎症、消除水肿是治疗膝关节滑膜炎的关键。姚敏等 [ 17 ] 采用温针灸，取膝四穴(血海穴、阴陵泉、内膝眼、外膝眼)平补平泻，连续治疗四周后显示治疗有效率高达98%，VAS及膝关节功能评分(Lysholm)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滑膜厚度与积液深度的缩减进一步表明温针灸治疗对于控制滑膜炎症反应、促进积液吸收的优势。研究表明合理运用针刺、刺络放血、电针、艾灸等均可有效控制急性炎症 [ 18 ]，这一疗效在于针灸可显著抑制炎症因子IL-1β、IL-4、IL-6、TNFα及NALP3炎症体 [ 19 ] [ 20 ] [ 21 ]，降低血管通透性 [ 22 ]。综上，针灸在急性期运动损伤治疗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镇痛与控制以渗出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炎症上。 3.2. 针灸在慢性运动损伤及损伤恢复阶段的治疗作用 在治疗运动损伤时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不仅需要在急性期控制损伤，还需要恢复机体的正常运动功能 [ 23 ]。因此系统的康复是尤其必要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针灸在中晚期或慢性损伤期的康复治疗中同样具有独特作用，对骨折、脱位、神经损伤的恢复亦疗效显著 [ 24 ]。秦桂福等 [ 25 ] 针对运动性膝关节损伤恢复期患者气滞、血瘀、寒凝的主要特点施以温针灸，配合运动疗法散寒通痹，疗效确切，极大促进了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针对骨折术后功能障碍的患者，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于患肢局部选穴配合电针刺激可明显改善血液循环，促进关节功能恢复 [ 26 ]。网球肘 [ 27 ] 因多见于频繁屈伸腕关节、旋转前臂的网球运动员而得名，即现代医学所称肱骨外上髁炎，是由于长期劳损引起的局部慢性炎症。中医采用阿是穴刺络拔罐 [ 28 ]、压痛点密集型银质针温针灸 [ 29 ]，温针灸联合小针刀 [ 30 ] 等特色治疗手段，具有松解组织粘连，减轻炎症水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从而改善关节活动功能的确切疗效。除了上述通过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等途径控制急性炎症反应，针灸对慢性炎症的抑制是否存在其他不同的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在重视再次恢复机体肌肉力量、肌肉耐力、灵活性和敏捷性的基础上，针灸还兼顾了对受伤引起的焦虑和抑郁的干预 [ 31 ]。研究表明电针“四关”可有效改善运动性疲劳及抑郁样行为 [ 32 ]，其机制或与抑制β-内啡肽的合成和释放 [ 21 ]，保护大脑皮质及海马神经元 [ 33 ] 相关。综上，在慢性损伤与恢复阶段的治疗中，针灸的主要优势在于抑制以增生为主的慢性炎症，改善血液循环以恢复机体运动功能，并有效减轻患者损伤后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不同于急性损伤通常诊断明确的特点，慢性损伤的临床症状往往错综复杂，不易区分，如肘管综合征和神经鞘膜瘤的鉴别诊断；腰肌劳损与腰椎结核的鉴别诊断等，这便对医者的职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关乎后续的治疗方案与治疗效果。但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损伤，在中医辨证论治的指导下明确制定合理的针灸方案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3.3. 针灸对运动损伤的预防作用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逐渐从聚焦“疾病医学”转向关注“预防医学”，中医“治未病”思想也正成为健康文化的核心理念 [ 34 ]。除了损伤后的介入治疗外，“预针刺”正在积极发挥着“治未病”的重要作用。高强度的运动常引起骨骼肌线粒体损伤，表现线粒体肿胀、断裂及呼吸紊乱，受损的线粒体无法提供足够的运动所需的三磷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继而产生过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引发细胞凋亡 [ 35 ]。研究表明针刺预处理可以有效保护运动性疲劳大鼠线粒体功能，增加线粒体内ATP含量 [ 36 ]，改善氧自由基清除能力 [ 37 ] [ 38 ]，减少细胞凋亡 [ 39 ]。乳酸是过度运动后机体葡萄糖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作为糖代谢的关键酶，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在机体剧烈运动后会逸出胞内，进一步下调机体无氧代谢能力，抑制乳酸分解。随后乳酸的大量堆积会导致肌肉酸化，胞外K+浓度上调，进而导致肌肉疲劳 [ 40 ]。姜韬等发现预针刺内关与足三里能够有效降低血清LDH和乳酸水平，预防运动型疲劳。此外，预针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运动员腰、膝关节损伤 [ 41 ]，进一步提高运动能力 [ 42 ]。 综上，无论是提前干预以预防运动性疲劳及运动损伤还是损伤后的应急处理或功能恢复，中医针灸均可发挥其独特优势，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Liu Shenbin等 [ 43 ] 的最新研究证实了不同穴位、同一穴位不同刺激强度及疾病发展不同阶段的相同干预手段均可激活不同的神经通路，发挥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功能，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揭示了针灸辨证论治的理论性。因此针对各类运动损伤及损伤的不同阶段，灵活辨证取穴、谨慎应用各类针灸方法是收获最佳临床疗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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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同针灸方法在运动损伤中的应用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的重要指导思想。针灸学作为中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中医学的理论指导下，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摸索和临床实践逐渐产生了特有的辩证体系。具体表现为建立在辨病和辨证基础上对于穴位、手法以及针法或灸法的审慎选择。在对运动损伤性疾病的诊疗中，目前常用的针灸方法包括斜刺法、小针刀法、温针灸和电针等。 4.1. 斜刺法 斜刺法是临床最为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是将针体斜行刺入或直刺入针后倾斜针体调整针尖方向行针的针刺手法 [ 44 ]，主要用于肌肉较薄或临近重要脏器的胸背部。在运动损伤中，斜刺尤其适用于急性肌肉及软组织损伤，具有简便迅速、见效快的优点。相比于直刺法，斜刺可有效避免损伤后因局部肌肉高度紧张可能引起的滞针甚至折针，方便带针运动 [ 45 ]，同时斜刺延肌肉走向斜行，作用范围更广 [ 46 ]，因此能够更好的起到镇痛、组织松解的作用。针对肌肉损伤，卢鼎厚 [ 47 ] 等“以痛为输”，斜刺进针针感消失或疼痛缓解为一次治疗结束，期间不施手法，总有效率达98%，且疗效持续稳定。针对关节损伤，桂林市中医医院创立的解剖点斜刺法为骶髂关节损伤提供了一种新的临床治疗手段 [ 48 ]。研究表明，针尖朝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的效果 [ 49 ]，这也是“针达病所”、“气至病所”的内涵所在。 4.2. 小针刀 小针刀诞生于近代，是基于中医经络学与西医解剖学的融合成果 [ 50 ]，最初便被应用于软组织损伤与骨伤的临床治疗。相比于手术治疗，小针刀在保留了针刺效果的基础上，同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操作简便、感染几率低等多种优点。尤其适用于各类慢性损伤导致的软组织粘连。在肩周炎 [ 51 ]、冈上肌损伤 [ 52 ]、腰肌劳损 [ 53 ] 等病种的治疗中取得了确切疗效。治病机理上除了机械性的松解粘连、改善局部缺氧环境外，小针刀治疗还可能通过抑制肿瘤坏死因子TNFα、转化生长因子TGFβ等促炎因子表达 [ 54 ]，从而减少肉芽成纤维细胞增殖及随后通过分泌胶原纤维而形成的组织粘连和瘢痕。 4.3. 温针灸 《针灸聚英》中记载：“王节斋曰，近有为温针者，乃楚人之法。其法针于穴，以香白芷作圆饼，套针上。以艾蒸温之，多以取效。”即沿用至今的温针灸法。在针刺得气后，于针柄处固定艾绒并点燃，使温热通过针体传导直达病所 [ 55 ]。具有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的功效，尤其适用于各类寒、瘀、虚症，在运动系统疾病中应用最为广泛 [ 56 ]。慢性膝关节软组织损伤多因长期、反复的超负荷运动引发，中医认为寒凝、气滞、血瘀为其主要致病因素，采用温针灸联合中药熏洗 [ 57 ] 可有效行气散寒、除痹止痛。此外，温针灸对于颈部 [ 58 ]、肩部 [ 59 ]、腰背部 [ 60 ]、肘部 [ 61 ] 等多部位的损伤后均具有良好的镇痛效果，可能与温针灸促使机体释放内源性保护物质(5-羟色胺、阿片肽)有关。 4.4. 电针 电针是在传统针刺的基础上增加微量电流的刺激以防治疾病的方法，与手针相比，电针刺激强度更加可控，客观，便于推广。现代研究表明电针可有效清除氧自由基和促进组织修复 [ 62 ]。韦婧等 [ 63 ] 采用电针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半月板损伤，结果显示患者肌力恢复明显得到进一步改善。梁维卿等 [ 64 ] 研究发现长时间剧烈运动可导致骨骼肌纤维超微结构紊乱，细胞膜骨架破坏，电针可通过清除氧自由基、减轻脂质过氧化以及抑制Ca 2+ 内流明显促进骨骼肌修复。 上述多项研究表明不同针灸方式均可通过不同机制发挥各自优势，也正是如此，合理选择针灸方式方可针对不同运动损伤、不同损伤阶段取得最佳临床治疗效果。除此之外，穴位的特性、患者的机体状态也会不同程度影响到临床针灸方案的制定。因此，细化不同疗法的优势，明确不同针灸方式的最佳适应证与治疗阶段才能进一步促进其临床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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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针灸是运动前训练阶段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运动后进行肌肉损伤修复的有效治疗手段。合理运用针灸疗法，防治并重，可有效提高运动员训练质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干预疗法如药物、推拿等的联用，使得针灸的临床应用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极大丰富了包括运动系统在内的相关疾病的防治手段。但针灸的具体调节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现代医学对于针灸的研究还远未达到科学统一的认识，因此，针灸的系统化、客观化、细致化将是针灸学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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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过走访与问卷调查，以沂蒙老区部分养殖户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通过关闭农村不规范养殖场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对养殖户所造成的生活影响，并基于数学方法计算关闭养殖场导致养殖户经济亏损的状况。根据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对养殖户造成的经济亏损，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对养殖户治污做出一定的经济补偿，得到养殖户的支持，使污染问题得到更有效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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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养殖业迅速发展，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养殖规模，养殖业在一定程度上给居民带来了收益，甚至成为了一个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 1 ]。但随着环保问题的重视，这些家庭养殖户却面临着拆棚、失去收入来源的现状。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征程，在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占据突出位置，其中农村养殖业所造成的污染尤为突出。临沂沂蒙位于山东的南部，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红色根据地。该地区的畜禽养殖污染是具有代表性的。但随着国家环保工作的进行，因不符合政府规定的居民区1000米之内不准养殖政策的家庭养殖户被迫拆掉养殖棚 [ 2 ]，低价处理牲畜。然而，养殖畜禽恰恰是这些家庭的收入来源，在调查的几十家养殖户里，有很多是养殖了20年以上的家庭，养殖畜禽是这些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这些家庭在失去了养殖收入的来源之后，他们该何去何从，他们该如何生存？我们国家虽然加大了环保力度，但是这些养殖户失去了收入来源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没有了保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归公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畜禽养殖业发展势头迅猛。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很多养殖场纷纷向农村地区转移，农村庭院式养殖也大量涌现，农村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业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不仅为我们的物质生活提供更多优质的畜禽产品，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 3 ]。然而随着治污政策的执行，导致很多家庭养殖户被迫关闭。关闭养殖场后使养殖户面临一系列的亏损现象。政府应高度重视治理养殖业的环境污染对养殖户产生的亏损问题。一方面政府要从思想上加强对养殖污染的重视。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是补偿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能有力的推动补偿机制的正常运行 [ 4 ]。这一政策有利于对养殖户的情绪安抚，更大程度上得到养殖户的支持和谅解。 本文通过走访与问卷调查，以沂蒙老区部分养殖户为研究对象，了解以关闭一些农村不规范养殖场为手段去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对养殖户所造成的生活影响，并基于数学方法计算关闭养殖场导致养殖户经济亏损的状况。由此分析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对养殖户造成的经济亏损，并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对养殖户治污做出一定的经济补偿，使污染问题得到更有效的治理，并得到养殖户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