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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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当前，我国人造板产业落后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其下游加工产品需求增长较慢，而上游枝桠材供给相对不足，人造板供应链上下游发展不匹配，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人造板供应链同质化竞争严重。本文结合人造板产业实际，界定了人造板制造商和人造板加工商组成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系统，进而，在增值税即征即退和环境税政策引导下，构建了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模型，并进行了对比数值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有“门槛”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补贴的政策以及征收环境税的政策，使得人造板企业有经济动因积极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提高企业综合运营绩效和竞争能力。(2) 两部制价格契约可以有效地协调多链竞争下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运作，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要避免同质化竞争，而是通过降低单位枝桠材成本、人造板产品单位加工成本和强化地板的单位加工成本，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以获得异质化竞争优势，有助于提升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运作绩效。(3) 通过自建经济林场、选用经济型枝桠材等措施有效保障枝桠材供应，强化技术研发和工艺流程改进，促进资源能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有助于提高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运营绩效。 关键词 :多链竞争，同质化竞争，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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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提倡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人造板的制造和利用，有着成本低廉、用之不竭、环保经济、坚固耐用等无可比拟的显著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家居、地板、橱柜、包装等领域必备的基础材料。人造板，以森林三剩物(采伐、造材、加工过程中的剩余物，包括枝桠材、小径材等)或其他非木材植物(农作物秸秆、蔗渣等)为原料，经一定机械加工分离成各种单元材料后，施加或不施加胶粘剂和其他添加剂胶合而成的板材或模压制品。人造板主要包括纤维板、胶合板和刨花板等三大类产品，其延伸产品和深加工产品达上百种。人造板的生产和使用，大大提高了木材资源的综合利用率，1立方米人造板可代替3~5立方米原木使用，节约了大量的原木、减少了对森林的砍伐，契合了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理念。 在欧美经济疲弱、国内房地产调控以及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作为世界人造板生产、消费、进口贸易的第一大国，我国人造板行业遭受到严峻挑战，产能扩张与亏损现象并存。据国家统计局和行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造板产量从2005年的5322.83万立方米增长至2014年的30，212.33万立方米，增长了5倍；2013年，我国人造板企业亏损比例达到了7%。由于我国针对人造板产业制定了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在环保法的执行上没有受过处罚、得到省级以上质检产业合格证的检测报告、所用原材料为森林三剩物和次小薪材的企业可以获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补贴，该政策的门槛相对来说并不高，因此，不少民间资本涌入人造板行业追逐利润，引发产能高速增长。而这种高速增长的产能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高污染、高浪费、高成本的落后产能，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副会长钱小瑜指出：“目前，我国人造板行业有近40%的落后产能生产线亟需更新换代” [ 1 ] 。部分人造板企业存在较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与循环经济理念背道而驰，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亟需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管理；相比于人造板产能的高速增长，人造板下游地板、家具等相关加工产品需求增长较慢，上游枝桠材供给相对不足，人造板企业与其上下游的发展不匹配，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人造板供应链同质化竞争严重。 由于绿色供应链管理具有兼顾运作绩效、资源效率和环境影响的优势，为解决人造板行业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缺乏合作与协调问题提供了合适的视角，为人造板产业构建长效的绿色运营管理及其协调机制提供了合适的思路。同时人造板企业也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和积极的内在动力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① 根据人造板产业相关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及其他绿色要求，人造板企业要达到清洁生产相应等级，需要在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绝干木材量、综合能耗)、产品指标(产品质量合格率、甲醛释放量)、污染物产生指标(作业环境空气中甲醛质量浓度和木粉尘质量浓度、作业环境噪声)、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废水综合利用率、工艺废渣综合利用率)和环境管理要求方面达到相应的标准；② 人造板企业要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必须要满足如下环保条件：在环保法的执行上没有受过处罚、得到省级以上质检产业合格证的检测报告、所用原材料为森林三剩物和次小薪材；③ 人造板产品以森林三剩物等为原料加工而成的板材，大大提高了木材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节约了大量的原木、减少了对森林的砍伐，契合了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理念，人造板供应链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应当考虑资源效率和环境影响因素；④ 当前终端顾客越来越重视产品的环境友好特性和工艺的绿色环保特性，具有较强的环保偏好，希望人造板企业能够提供更加绿色环保的人造板产品；⑤ 人造板供应链运营主体也有自发的社会责任意识，实施原材料绿色采购、人造板绿色制造、人造板绿色加工和销售及全产业链绿色物流，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环境负影响，为终端顾客提供更加绿色环保的人造板产品；⑥ 提供绿色环保的人造板产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使得人造板供应链运营不仅能够获得经济绩效，而且能够获得环保绩效。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从绿色供应链管理视角探讨人造板绿色产业链竞争及其上下游协调机制。本文试图构建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机制，探讨多链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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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 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一种全面和系统的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供应链运营管理模式，它以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技术为基础，涉及供应商、生产厂、销售商和用户，其目的是使得产品从物料获取、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负作用)最小，资源效率最高。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绿色供应链竞争与协调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Sheu等(2011， 2012)研究了政府金融干预下的竞争性绿色供应链讨价还价框架和政府金融干预对绿色供应链竞争的影响 [ 2 ] [ 3 ] ；Zhang等(2013)研究了非合作博弈下的三层绿色供应链的协调机制 [ 4 ] ；Al-e-hashem等(2013)构建了考虑柔性提前期、非线性购买和短缺成本的绿色供应链随机总生产计划模型 [ 5 ] ；朱庆华等(2011)建立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中考虑产品绿色度和政府补贴分析的三阶段博弈模型 [ 6 ] 。 但现有的文献中关于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研究较少，陈志松(2015)构建了增值税即征即退和环境税政策引导下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质量竞争、合作与协调模型，进行了对比数值分析，并探讨了人造板供应链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 [ 7 ] 。王源渊等(2010， 2011)基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理论构建了适合我国人造板企业的循环物流运作模式，并探究了人造板产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动因，构建了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运作过程模型，设计了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绿色度评价指标体系 [ 8 ] [ 9 ] 。除此以外，也有学者对木制品供应链进行了相关研究，如Siry等(2006)深入研究了美国南部、加拿大西部、巴西、瑞典和澳大利亚等主要木材生产区域的木材供应链的纤维可用性和成本对于工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 10 ] ；Espinoza等(2010)使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木制品供应链的质量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扩大设施的持续改进的努力使得核心企业实现高度的内部整合，供应商的质量管理是实现外部整合的关键，供应链上任何一点的低质量会影响到客户满意、利润减少和下游节点的高成本，最终使得整个供应链系统竞争力下降 [ 11 ] ；Espinoza等(2010)运用五步法构建了木制品供应链的绩效指标体系，为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和有效的项目改进提供信息 [ 12 ] ；张智光(2009， 2011)从绿色供应链角度研究了探讨林纸一体化系统的结构、特性及其绿色共生机制 [ 13 ] [ 14 ] ；张智光(2012)构建了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共生关系椭圆轨道模型、多层次结构模型、“三链”共生循环结构模型、5R循环经济结构模型和Multi-Agent运行机制模型 [ 15 ] ；席正(2010)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分析了木制品供应链管理的存在问题，并运用数学建模构建了最佳的木制品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方案 [ 16 ] ；宋雨屏(2012)运用木地板供应链物流网络的概念模型分析了湖南省木地板供应链物流网络的结构、主要运营模式以及链上成员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基于成本最优的木地板供应链物流网络优化模型 [ 17 ] ；汪潘进(2012)构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供应链环境下的木制品企业成品库存管理绩效评体系 [ 18 ] 。 可见，现有的文献关于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竞争、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的研究还很不足。面对人造板产业存在的退税政策门槛低、落后产能过剩、枝桠材供给不足、上下游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人造板供应链竞争等问题，现有的研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本文试图构建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模型，并进行对比数值分析，探讨相关的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从而为人造板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优化运营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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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型假设 我们考虑由人造板制造商和人造板加工商(比如强化地板加工商)组成的人造板供应链系统，在该系统中，人造板制造商向上游的枝桠材供应商采购枝桠材，经过剥皮切片、水洗热磨、施胶干燥、分选铺装、热压成型、砂光切割等环保工艺流程将枝桠材加工成人造板，并销售给强化地板加工商，强化地板加工商将人造板加工成强化地板，并将强化地板销售给市场中的顾客。为激励人造板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设定政府对于人造板生产过程中的单位废弃物征收适当的环境税，对于人造板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的固定投入给予一定的补贴。在该激励政策下，人造板企业有内在压力和外在动力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估和改进。通过生产线不停机换板改造、新型磨片技术研发、连续生产线产能提升、热能中心除尘器节电改造、废纤维风机节能改造、ESB上料系统改造和过小木片输送系统改造等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改造项目，实现工艺废渣、废水和高温烟气的回收循环利用：砂光粉、过小木片等固体废弃物被回收至热能中心作为燃料，多余的部分砂光粉、过小木片出售给相关企业用于燃料和造纸原料；高温烟气除尘后回收的热能用于烘干设备，回收的木粉尘用气流输送至热能中心作燃料；热能中心的蒸汽用于加热，冷凝水循环至热能中心，废水处理后循环用于木片清洗，减少了电能、木材资源和水资源的消耗，提升了资源能源综合利用率。 为分析多链竞争下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协调运营机制，我们考虑由多条包含单一人造板制造商和单一人造板加工商构成的单链式人造板供应链系统(如图1所示)。设定人造板制造商和人造板加工商的序号分别为 。设定人造板生产商i的单位枝桠材成本均为 ，人造板产品单位加工成本均为 ，绿色供应链改造减少的人造板单位产品加工成本均为 ，人造板制造商i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固定投入均为 。单位人造板的木材消耗量均为 ，最低甲醛释放量水平(超E0级)均为 ，单位人造板产品的甲醛释放量均为 ，单位人造板产品甲醛释放减少量均为 ，为减少甲醛释放所付出的单位甲醛成本均为 ，人造板单位产品售价均为 ，且 是关于 的函数，即 ，其中， 为最低甲醛释放量 水平下人造板产品的基准价格， 为人造板产品售价对于甲醛释放减少量的反应程度。令 ，则人造板单位产品售价函数可简写为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的参数还包括：单位枝桠材的过小木片产出率为 ，过小木片的销售收益为 ；单位枝桠材的树皮产出率为 ，树皮用于销售或用于燃料带来的经济效益为 ；单位人造板的锯屑粉和砂光粉产出率为 ，锯屑粉和砂光粉用于销售或用于燃料带来的经济效益为 ；单位人造板的其他工艺废渣产出率为 ，其他工艺废渣用于燃料带来的经济效益为 ；单位枝桠材的废水产出比率为 ，废水循环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处理成本分别为 和 ；单位枝桠材的木粉尘及高温烟气等大气污染物产出比率为 ，大气污染物回收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处理成本分别为 和 ；人造板平均密度为 ，则可以定义单位枝桠材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效益均为 。政府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固定投入的补贴比率为 ( )，政府对人造板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单位废弃物(包括甲醛释放)征收环境税为 ，环境税 是关于甲醛释放减少量 的函数，即 ，其中， 为人造板环境税对于甲醛释放减少量的反应程度，令 ，则环境税函数可以简写为 。第i个人造板加工商的人造板订购量为 ，总的人造板订购量为 ，且 。强化地板的单位加工成本均为 ，单位人造板加工为强化地板的产出率为 ，单位强化地板的零售价均为 ，强化地板单位产品安装利润均为 ( )，强化地板多余产品库存促销价均为 ( )；我们假设强化地板产品需求函数为随机变量 ，并服从某种分布，其累积分布函数(CDF)和概率密度函数(PDF)分别为 和 ，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和 。n个人造板加工商分享了人造板加工产品需求量 ，第i个人造板加工商获得的需求量为 。决策变量为：人造板制造商i的甲醛释放减少量 ，人造板加工商i的人造板订购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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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决策模型 为使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整体利润达到最大化，人造板制造商i和人造板加工商i通过一种两部制价格契约机制实现零售价和甲醛释放减少量的联合决策，即供应链协调。当供应链达到协调时，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最优化问题如下： (1) 其中， ， 分别求解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期望利润函数关于人造板订购量 的一阶条件和二阶导数，可得集中决 图1. 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示意图 策下人造板加工商i的最优人造板订购量满足： 同时，由于 ，显然有 则有 (2) 人造板制造商提供了一种两部制价格契约机制：人造板制造商以成本价向所有人造板加工商供应人造板产品，人造板加工商i向人造板制造商补偿一个固定费用 ，最终达到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最优绩效。该机制使得独立决策下的人造板加工商的甲醛释放减少量与供应链联合决策下的甲醛释放减少量相一致。则在给定两部制价格契约机制下，人造板加工商i的最优化问题如下： (3) 分别求解两部制价格契约下人造板加工商i的期望利润函数关于人造板订购量 的一阶条件和二阶导数，可得两部制价格契约下人造板加工商i的最优人造板订购量满足： 同样，由于 ，显然有 则有 (4) 两部制价格契约下，为使得独立决策与联合决策相一致，则要满足 。因此，有协调情形下的甲醛释放减少量满足： (5) 两部制价格契约协调情形下的最优人造板订购量满足： (6) 因此，两部制价格契约下，人造板制造商i和人造板加工商i的协调利润分别为： (7) (8) 人造板绿色供应链i的最优利润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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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数值分析 为分析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决策，我们设定如下参数：人造板制造商i的单位枝桠材成本均为 元/kg，人造板产品单位加工成本均为 元/m 3 ，绿色供应链改造减少的人造板单位产品加工成本均为 元/m 3 ，人造板制造商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固定投入均为 元。单位人造板的木材消耗量 ，人造板平均密度 ；最低甲醛释放量水平(超E0级) 均为4 mg/100 g，单位人造板产品的甲醛释放量 均为30 mg/100 g，为减少甲醛释放所付出的单位甲醛成本 均为10(元/m 3 )/(mg/100 g)，最低甲醛释放量 水平下人造板产品的基准价格 均为3000元/m 3 ，人造板产品售价对于甲醛释放减少量的反应程度 均为100(元/m 3 )/(mg/100 g)。则有 元/m 3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的参数还包括：人造板制造商的单位枝桠材的过小木片产出率为 ，过小木片的销售收益为 元/kg；树皮产出率为 ，单位枝桠材的树皮用于销售或用于燃料带来的经济效益为 元/kg；单位人造板的锯屑粉和砂光粉产出率为 ，锯屑粉和砂光粉用于销售或用于燃料带来的经济效益为 元/kg；单位人造板的其他工艺废渣产出率 ，锯屑粉和砂光粉用于燃料带来的经济效益为 元/kg，单位枝桠材的废水产出比率为 ，废水循环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处理成本分别为 元/m 3 和 元/m 3 ；单位枝桠材的木粉尘和高温烟气等大气污染物产出比率为 ，大气污染物回收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处理成本分别为 元/kg和 元/kg，则依据前述定义，人造板制造商i的单位枝桠材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效益 元/kg。强化地板的单位加工成本为 元/m 2 ，单位人造板加工为强化地板的产出率为 ，强化地板产品的零售价格为 元/m 2 ，强化地板产品的促销价格占零售价格比率 为50%，安装利润占强化地板售价比率 为10%，政府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固定投入的补贴比率 为30%，人造板环境税对于甲醛释放减少量的反应程度 为0.01(元/m 3 )/ (mg/ 100g )，则有 元/m 3 。强化地板产品随机需求 服从正态分布，即 ，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和 。两部制价格契约中，人造板加工商i向人造板制造商i补偿的固定费用 元。分别考虑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数量为 ，运用Matlab2010b进行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决策数值计算和分析，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Numerical analysis of green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for wood-based-panel in multi chain competitio 3 11.41 1982.77 1，400，800.00 6，037，145.93 7，437，945.93 22，313，837.79 4 11.41 1646.96 1，400，800.00 2，682，789.28 4，083，589.28 16，334，357.11 5 11.41 1404.99 1，400，800.00 999，890.30 2，400，690.30 12，003，451.52 表1. 多链竞争下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决策数值分析 综合数值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多链竞争下，参与竞争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数量越多，人造板的最优订购量越小；参与竞争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数量越多，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及其成员的最优利润越小；参与竞争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数量越多，参与竞争的所有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最优利润之和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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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管理启示 从人造板产业供应链运营管理实务角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包括： (1) 原有的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的“门槛”宜进一步提高，比如要求必须达到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相关行业标准才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同时，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和研究开征环境税，促使人造板企业有经济动因积极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三废污染排放，有利于提升人造板企业的综合绩效和竞争能力。 (2) 两部制价格契约可以有效地协调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运作。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数量越多，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最优利润越小。因此，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要避免同质化竞争，而是通过降低单位枝桠材成本、人造板产品单位加工成本和强化地板的单位加工成本，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以获得异质化竞争优势，有助于提升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运作绩效。 (3) 通过自建经济林场、选用经济型枝桠材等措施有效保障枝桠材供应，降低单位枝桠材成本；通过技术研发和工艺流程改进，促进资源能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变废为宝，有助于降低人造板加工成本、提高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效益；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来降低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管理改造成本。以上对策都有助于提高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运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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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当前，我国人造板产业落后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相比于人造板产能的高速增长，人造板下游加工产品需求增长较慢，上游枝桠材供给相对不足，人造板企业与其上下游的发展不匹配，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人造板供应链同质化竞争严重。本文结合人造板产业实际，界定了人造板制造商和人造板加工商组成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系统，进而，在增值税即征即退和环境税政策引导下，构建了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协调模型，并进行了对比数值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有“门槛”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补贴的政策以及征收环境税的政策，使得人造板企业有经济动因积极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改进，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三废污染排放，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综合运营绩效和竞争能力。(2) 两部制价格契约可以有效地协调多链竞争下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运作，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数量越多，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最优利润越小。因此，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要避免同质化竞争，而是通过降低单位枝桠材成本、人造板产品单位加工成本和强化地板的单位加工成本，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以获得异质化竞争优势，有助于提升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运作绩效。(3) 通过自建经济林场、选用经济型枝桠材等措施有效保障枝桠材供应，强化技术研发和工艺流程改进，促进资源能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有助于提高人造板绿色供应链整体及其成员的运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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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深刻阐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分别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实践层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至少应从提高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与理性化、提升治理能力的职责性与合作性、增强治理观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继承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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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历史演进 不同于许多思想家从唯心主义或理性抽象的角度对“国家是如何产生”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社会实际出发、以大量的历史材料特别是鉴别过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为依据，得出了国家起源与本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产劳动是简单协作的共同劳动，无法创造出多余的产品，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和阶级。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原始公社瓦解，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的阶级：奴隶与奴隶主，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社会自身不能调和对抗阶级的矛盾，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制机构来抑压对抗阶级的公开冲突，当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国家就产生了。在考察了国家的起源之后，恩格斯写下了关于什么是国家的著名论断：“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 1 ] ， p. 170)因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 2 ] ， pp. 178-179)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已深刻揭示出国家的本质，即：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 国家的上述本质决定了国家必须履行政治统治的重要职能，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忽视国家管理职能的基本事实，并且认为两个职能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 3 ] ， p. 195)同时也强调，国家的管理职能无论多么重要，归根到底也是为政治统治职能服务的，国家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告诫工人，必须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了重大发展。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型国家形态中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是如果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民主，人民就不能真正当家作主，不能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不能对敌人实行有效地专政；二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不能防范官吏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也就无法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变质、工人阶级失去政权；归根到底还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和发展是国家消亡的必备条件：如果不吸引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不实行充分的民主措施，消亡国家权力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民主扩大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消亡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列宁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仍是一种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它的无产阶级实质除了表现为供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群众享用外，还表现在无产阶级对其他剥削劳动群众的领导上。因此，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遗憾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逝世，并没能为其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进行更多的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是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贡献者和实践者。在民主革命阶段，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现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继承列宁“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的正确主张，( [ 4 ] ， p. 70)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该提法在字面上不仅有“专政”，还有“民主”，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止片面性，避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专政”；同时，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强调，今后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就已非常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制度，都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时俱进。邓小平认为民主与法制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之一，以民主立法、以法治来保障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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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从上述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进行着不断地理论创新和实践充实。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立足本国国情、着眼时代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 2.1. 国家治理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 学界对“治理”涵义有不同的界定，但它们也有对“治理”的底线理解，即在具体领域中，相应的主体各自发挥作用，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内最早把治理理论引入政治学的是俞可平教授，他认为“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治理的权力主体是多元的；二是治理的权力性质是协商的；三是治理的权力来源是法律加协商；四是治理的权力运行向度既有自上而下，也有平行运行；五是治理的权力范围为公共领域。( [ 5 ] ， pp. 5-13)随后，何增科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治理”概念，他认为所谓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 [ 6 ] ， pp. 11-15)。 伴随着学理研究的推进，“国家治理”理论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并逐渐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趋向。党的十八大首次使用了“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 7 ]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从体系和能力两个层面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规划，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 8 ] 。“国家治理”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2.2. 国家治理及国家治理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1) 国家治理对国家职能理论的承继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大基本职能，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将占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 3 ] ， pp. 305-306)也就是说，政治统治职能将逐渐消亡，国家的职能重心将逐渐转向社会管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就对巴黎公社所发挥的国家职能进行了高度赞扬，他认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 (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 [ 9 ] ， p. 195)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不仅表明国家的职能重心转向公共服务，而且实施的主体、方式也有所变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重大推进。但同时，我们仍需注意，尽管我国国家职能重心发生转变，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专政职能的结束。一方面，国内仍存在反社会主义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的同时，必须坚持专政职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保障。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建立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政治统治的国家才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2)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发展民主，列宁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和发展是国家消亡的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验，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道路。邓小平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应当以法治国，“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 5 ] ， p. 359)，摆明了民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当前，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进一步表明：“国家治理”这种新型民主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制度执行能力来推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明确地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依赖于民主制度和保障民主制度的法律体系的共同效能，这是中共中央制度化、法治化治国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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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少应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3.1.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与理性化 首先，根据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发展要求，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全方位的改革，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改革僵化、陈旧的体制机制。因此，要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同时，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领导，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构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但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所以要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国际合作，因此，须全方位推进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大国外交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防外交改革。 其次，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性化。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必须不断增强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一是要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建立健全“游戏规则”来引导市场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性，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二是要加强对行政、执法、司法权力的监督，人民群众按法定程序表达意志，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秩序保障。三是要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提供公平正义的良好氛围。四是要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罚力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只有坚持法治经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性化程度，才能更有效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3.2. 提升治理能力的职责性与合作性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家治理体系规范约束着国家治理能力的运行，而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也会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实施和自我完善。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依靠严密的制度体系，还应有严格的执行能力，需要国家治理主体自身的现代化。 当今，我国治理的大环境决定了，在多元主体中，政府仍须发挥主导作用，但必须推进职能体系的优化，须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边界，改变中央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加大放权力度，增加地方政府的治理权限，调节和完善政府间合作协商的规则体系；同时，健全政府内部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体系，保证各司其职，提高整个政府系统的运行效率；提高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增强自身的责任感，以实际行动带动公职形象的优化。此外，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管理的权力主体，更应积极投身于治理事务：公民个人应提升自身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注力度和管理能力；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应加强组织化水平，加大资金投入、规范内部管理、明确社会定位，在促进社会监督、关系协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各治理主体除了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提升治理能力外，应建立和加强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一是政府对市场要进行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市场从微观经济角度增加社会活力，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二是政府应扩大并落实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的民主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认真听取和落实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也应主动参与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保证政府治理的合理、合法。三是公民个人要积极参与市场活动，增加市场治理的活力；市场应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来源，保证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合作，从而能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系统保障。 3.3. 增强治理观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并且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还将暴露许多新的问题。事实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已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所作了。”( [ 10 ] ， p. 69)真理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我国治理现代化也是如此，由此，我们要勇于正视并包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过去相比现在、现在相比未来而言存在的不足，并基于这些不足不断努力完善。 在包容和正视自身问题的同时，还应看到，世界各国在漫长的国家治理探索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既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专属成分，更包含带有普遍意义的方式方略，值得学习和借鉴。习近平在如何改革完善我国治理体系时，也务实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 8 ]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须积极吸收他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优化自身的治理结构。同时，当面临国际社会对我国治理理念的误解甚至歪曲时，我们要加强交流对话，用治理成效不断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的合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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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助人为乐”一词在我国妇孺皆知，并为社会广泛推崇，但对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和理论价值却少有探究。本文对助人为乐的概念解析和行为动因的探讨结论表明：助人为乐，作为一个成语不仅引领了社会风尚，而且它是中华文化在助人行为上的独创，而且言简意赅的揭示了利他行为的内在机理，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助人为乐，动因，ERG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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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助人为乐是我国传统道德模范行为的特有名词，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比如英语中与之最接近的词汇“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即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自愿行为，包括助人、分享、捐献、合作与自愿行为(Arthur等，1986 [ 1 ] ，Eisenberg等，1989 [ 2 ] )。但该定义并未表达助人为乐的“乐善好施”或“助人为快乐之本”之意。亲社会行为的创建人维斯伯(1972)曾经指出，亲社会行为可能出自于利他主义行为动机 [ 3 ] 。故而，许多学者对亲社会行为的利他动机展开了研究，如米勒等(1991)将利他行为与助人行为做了区分，认为助人行为是帮助他人的志愿行为，既包括期求回报的行为也包括不求回报的行为。而利他行为则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亲社会行为，这种回报既包括外在报酬，如物质利益、社会奖赏等，也包括内在报酬如自我奖赏等 [ 4 ] 。显然，如果利他型亲社会行为无论在行为前还是在行为后都不能有任何自我奖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助人为乐”，而只能是“助人为乐不乐”。我国学者对助人为乐行为的研究也多因袭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而很少使用“助人为乐”概念。其原因也正是考虑到行为动机的复杂性，许多研究者认同对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模糊定义的方式。理由是，无论助人行为出于何种动机，也不管动机的性质如何，只要行为的结果有益于他人或社会，那么就都可以称这种行为为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耿希峰，2010 [ 5 ] )。 然而，关于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定义的模糊问题给研究者和学习者均带来很大的困惑。为理清三者的关系，克莱勃斯(1994)将三种行为视作一个(亲社会行为)连续体。连续体的一端是自利行为，另一端是利他行为。这样就可以根据行为朝向和行为所含利益大小加以区分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 [ 6 ] 。我国学者则更多地把三种行为视为一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即亲社会行为既包含自愿帮助他人且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也包括为了某种目的，有所企图的助人行为。利他行为是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而相对利他行为而言，助人行为则处于较低层次，并将三者之间的包含关系概括为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利他行为(覃伟合，1994 [ 7 ] ；白利刚，1997 [ 8 ] )。 可见，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给出助人为乐的内涵。其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研究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美国心理学家川迪斯(1991)跨文化助人行为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倾向于集体的需求和目标，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所关注的则是他们自己；与此相反，群体文化取向者倾向于帮助其所在群体内的成员，而个体文化取向者比前者更倾向于帮助陌生人 [ 9 ] 。基于个体利益至上的西方文化决定了他们对人性的两个基本假设：即利己和利他。也正是这种二分法的假设，才导致上述关于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概念的模糊。相反，我国群体利益至上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奉献和献身精神，更倾向于把助人行为视为一种崇高的道德行为。谈及助人、奉献甚至献身等美德时，并不考虑个人的损益，因而才有诸如“助人为乐”、“君子贵人贱己，先人而后己”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传统美德。 事实上，就我国道德之上的传统文化而言，助人为乐更强调的是一个“乐”字。《论语》中把“乐”视为德性赋予的快乐感受；亚里斯多德称这种快乐为灵魂的愉悦感受和情绪；列维纳斯视这种快乐为超越人与人之间互惠互利关系的“他者”情怀；麦金太尔把包含在道德活动中的快乐称为“实践”活动的“内在利益”，是超越任何外在财富、地位和权势的人生至高境界(孙海霞，2013) [ 10 ] 。因此，助人为乐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境界，是一定德性基础上的高度自觉的道德行为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如郎向阳(2003)等把“助人为乐”视为道德理想的范畴 [ 11 ] 。因为它视“助人”为人生的乐趣之本，它把“助人”内化为人生的第一需要，体现了行为主体在道德认知上的高度自觉。 可见，助人为乐既不同于西方建立在个体自利基础上的广义的助人行为，也不同于基于利他假设的纯利他行为，更区别于代表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亲社会行为。助人为乐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一种境界，一种在助人过程中体验到的内在的、永恒的、神圣的精神愉悦感。因此，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助人为乐堪称是一种利他型亲社会行为，即主动给他人以无私的帮助，并从中感到幸福愉悦的一种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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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助人为乐行为动机分析 在社会行为动机理论中比较著名的是克雷顿·奥尔德弗(Clayton Alderfer， 1969 [ 12 ] )提出的ERG理论。他在重新论证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基础上提出人的三个层次需求或动机理论，即生存需求、关系需求和成长需求。生存需求指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需求，包括马斯洛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关系需求是人所具有的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愿望，这种社会和身份地位的需求要求与他人交往中的相互满意，也包含了马斯洛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的外在成分；最后他把成长需求视为一个独立的实现个人发展的内在愿望，类似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需求和自尊需求的内在因素。另外，ERG理论认为三个需求层次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比如当人的成长需求无法实现时就会在关系需求层面付出努力以求成长需求的满足。ERG理论为我们探讨助人为乐行为动机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框架，并在该框架下梳理以往社会行为动机理论。 2.1. 基于生存需求的本能动机 按照助人行为的生物进化论解析，人具有“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式本能动机(董志勇，2008) [ 13 ] 。“亲缘利他”表现为具有血亲关系的人，如母子、兄弟等之间的利他性互助行为。“互惠利他”源于人们对团体生活中相互帮助胜于个体单独努力的生存认知，表现为个体助人是期待他人对自己未来的回报；“纯粹利他”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即亚当·斯密所说的“人性本身的利己与利他的两面性”，利己动机满足人生存的物质需求，利他动机使人获得精神的满足(高瑞鹏，2010) [ 14 ] 。正是人类这种与生存需求相联系的本能动机才催生了人的助人行为。当然，这里并不排除西方关于亲社会行为或助人行为的动机，如社会交换论、社会规范论以及社会契约论等理性动机的解释。但助人行为本身大多是针对特定(时间或地点的)求助需求而实施的帮助行为，与其说这种帮助是出于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出于本能的帮助行为，尤其是紧急状态下的助人者根本无暇进行理性思考，如“跳水救人”、“伸手去接坠楼婴儿”等。因此，助人本身与人的生存需求直接相关，尤其是与人的精神生存需求相关，助人行为是人的本能倾向。 2.2. 基于关系需求的情感动机 奥尔德弗认为，人的关系需求是对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追求。相对于以生理需要为内容的安全需求而言，它是更高一级的以个体情感为内容的心理需求。助人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以同情心为基础的关系需求的表现。同情心，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的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 15 ] 。这种感情是一种原发的不受人控制的普遍情感，是人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而且，他认为“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样产生的，再也没有比满怀激情的看到别人的同感更使我们高兴。” [ 16 ] 。斯密关于人性的解析不仅道出了助人行为的动机，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助人行为会给人带来快乐。神经生理学研究也表明，一个习惯于积极思考的人其正向细胞因多次被活化而获得更多的快乐体验，相反，一个习惯于消极思考的人其负向细胞因多次被活化而产生更多的悲伤体验。因而，像助人这种积极乐观的行为，自然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体验。不仅如此，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所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因具有刺激细胞生长发育功能而增强身体免疫力。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经常助人的志愿者会比常人获得更高的幸福感而且能显著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 17 ] 。 2.3. 基于成长需求的价值动机 成长需求是ERG理论关于人的需求的最高层次，表示个人谋求发展的内在愿望，即自尊需求的内在满足或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与需求层次论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基本相同。按照马斯洛的观点，助人为乐是一种高级精神追求，表现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关怀和奉献，而当人实施这种奉献行为时，会获得快乐的高峰体验。换言之，帮助他人所获得的快乐远远高于吃饱喝足的快乐，高于儿孙满堂或亲朋满座的快乐，也高于腰缠万贯或硕果累累的快乐。因为奉献本身是无私的，它所带来的快乐也是其它任何生理需求的满足所无法比拟的。我国儒家塑造的君子就是自我实现人的化身，需要修身正己又兼济天下，宽以待人且成人之美。许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投入到慈善事业就是很好的例证。心理学实验也证明，把奖金用于自身消费所带来的快乐远远低于用于他人或慈善机构所带来的快乐。此外，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乐观的人格特征，如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个人价值感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是形成快乐的重要因素。助人就是个人价值的行为表现，助人者倾向于从积极方面看待事物，易于产生积极情绪。积极情绪催化潜能发挥而增大工作成就可能性，进而产生更多的成就感和愉悦体验。 鉴于动机是建立在需求基础上的行为意向，那么，建立与ERG理论三个需求层次相匹配的包括基于生存需求的本能动机、基于关系需求的情感动机和基于成长需求的价值动机在内的助人为乐动机层次就具备了其理论基础。在实践意义方面，ERG理论关于需求的“非等级递进”特征和“满足-强化”；“受挫-回归”原理对不同类型的助人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和指导意义 [ 18 ] 。在快乐体验方面，助人行为的本能动机同人的生存需求一样大多源于外在因素，如行为规范等，尽管这种规范经过内化已成为人的自觉行为，但毕竟从根源上来自于外部约束，具有一定被动性，行为者所体验到更多的是“尽到责任”或“履行义务”后的满足感；情感动机是在同情与感恩思想和情绪支配下所产生的助人行为以及对行为结果的一种愉悦和平衡的心理感受，而非自我实现的快乐体验；价值动机驱动的助人行为，建筑在行为者高尚的人格、奉献社会的观念和人生信仰支配下的不求回报的助人行为，体现为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和“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内涵。 可见，“助人为乐”不仅是对助人行为本身的解读，更是对行为主体道德心理最高境界的简约概括。所谓人生有“三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和助人为乐。这里将助人所带来的快乐视为人生乐趣的最高层次，足可见我国传统文化对助人美德的广泛认同和对助人行为的真知灼见。关于助人为乐行为的本能动机、情感动机和价值动机的分析，不仅为揭示该行为实践提供了指导，同时也证实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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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胃癌是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转移途径主要包括：血液转移、淋巴道转移、直接浸润、腹腔种植转移等。转移机制尚不明确，且转移至附睾、盆腔在临床上罕见、表现隐匿，容易导致误诊。结合我院最近收治一例胃癌根治术后附睾、盆腔转移患者，回顾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以进一步加深对该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认识，为临床提供参考及借鉴，现将病例介绍如下。 关键词 :胃癌，附睾，肿瘤转移，误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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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52岁，因阴囊肿胀不适2年余，右腰部胀痛2月入院。患者2年前渐感阴囊肿胀不适，伴尿频、尿急、尿痛，无寒战、发热，无血尿、脓尿。期间未予以诊治。2月前感右腰部持续胀痛，余无特殊。今为诊治，至我院泌尿科就诊，门诊B超示：1.双肾积水；2.左侧睾丸鞘膜积液。患者既往有肺结核病史，经规律治疗，痰培养结核杆菌(−)，15年前因胃癌在我院行胃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胃窦部腺癌。术后定期随访、复查未见复发和转移。入院后初步诊断：“1) 泌尿系结核待查2) 双肾结石3) 左侧睾丸鞘膜积液”。 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及检验排外手术禁忌后拟行左侧睾丸鞘膜翻转术，术中见患者左侧睾丸、附睾肿大、质硬，附睾与鞘膜粘连，附睾及精索肿大成“串珠样”改变。综合病史考虑诊断睾丸附睾结核，与患者家属沟通后改行“左侧睾丸切除术 + 双侧输尿管镜检”。术后经验性行抗结核及相关对症治疗，术后4天，左侧睾丸及附睾病理结果示：左侧睾丸、附睾间质内及鞘膜内见低分化腺癌(含印戒细胞癌成分)弥漫浸润，伴神经和脉管侵犯，考虑胃癌转移(图1)。免疫组化结果：蜡1：Vim (−)，ki67 (约40%)，CK广(+)，EMA (+)，CK低(+)，CK7 (−)，CK20 (−)，Villin (+)，CD68 (+)，CD163 (−)，CDX-2 (灶+)；蜡块2：CK广(+)，EMA (+)，MOC31 (+)，CEA (灶+)，CDX-2 (灶+)。左侧输尿管开口周围组织病理结果示：粘膜固有层及肌层内见低分化腺癌浸润，考虑胃癌转移(图2)。免疫组化示：Vim (−)，Ki67 (约40%)，CK广(+)，EMA (+)，CK低(+)，CK20 (−)，Villin (+)，PSA (−)，PSAP (−)，CD68 (−)。结合患者综合病情，考虑低分化腺癌浸润(图3)。免疫组化结果示：CK高(+)，CK5/6 (+)，CK广(+)。遂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停止抗结核治疗，转肿瘤科行进一步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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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分析讨论 睾丸肿瘤(Testicular tumor)约占男性恶性肿瘤的1%，是20~40岁青壮年男性常见的实体肿瘤，几乎都属恶性 [ 1 ] 。附睾肿瘤罕见，绝大多数属良性，最常见的为附睾腺瘤样癌，附睾转移性肿瘤更为罕见，表现隐匿，恶性程度高 [ 2 ] 。 胃癌(Gastric carcinoma)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占全球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二位 [ 3 ] 。胃癌好发部位以胃窦部为主，组织类型以腺癌为主 [ 4 ] 。胃癌主要通过淋巴道转移，首先转移到局部淋巴结，最常见者 图1. HE × 200左侧睾丸、附睾间质内及鞘膜内见低分化腺癌（含印戒细胞癌成分）弥漫浸润，伴神经和脉管侵犯 图2. HE × 200左侧输尿管开口周围组织病理结果示：粘膜固有层及肌层内见低分化腺癌浸润 图3. HE × 200膀胱颈口前列腺组织病理示：在紧邻前列腺腺体的间质局灶区域见异型细胞浸润 为幽门下胃小弯的局部淋巴结，进一步转移至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晚期可经胸导管转移至左锁骨上淋巴结(wirchow淋巴结) [ 4 ] ；其次为血道转移，多发生与胃癌的晚期，其常见的转移器官是肝、腹腔、肺肾上腺、骨骼(常见是脊柱)及卵巢；除此外还可见胃癌的直接浸润和腹膜种植转移。 此例盆腔、附睾恶性肿瘤原发灶来源于胃癌，其转移机制可能有：① 腹腔种植性转移：患者盆腔、附睾均有继发性肿瘤的发现，但附睾位于腹膜外，若睾丸鞘膜与腹腔有潜在性通道，则肿瘤细胞可直接通过潜在通道种植于睾丸鞘膜，直接浸润于附睾；② 经淋巴道由后腹膜淋巴结逆行转移至附睾；③ 静脉癌栓通过精索静脉或椎旁静脉逆流转移至附睾；④ 通过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发生转移。此例患者无直接证据排外腹膜种植转移，但附睾为腹膜外脏器，相关检查未见明确的淋巴结肿大，故通过血行转移或种植转移合并血行转移的可能性大。 患者入院后被误诊为“泌尿系结核”究其原因：1) 附睾结核症状、体征与附睾继发性肿瘤相像，再加上患者既往有结核病史，使得其诊断困难，2) 术中见附睾与及精索肿大成“串珠样改变”，此为附睾结核的典型表现；3) 此例患者胃癌术后病史长达15年之久加之胃癌术后盆腔、附睾转移情况罕见因而忽略了胃癌复发转移至盆腔、附睾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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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虽说胃癌转移至盆腔、附睾罕见 [ 5 ] [ 6 ] ，但在近十年的个案报道数量却有所上升，为避免临床的诊断错误作为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对此应引起重视才能减少其漏诊、误诊的几率。 建议对于40岁以上胃癌术后患者的随访应常规行泌尿系的相关检查，泌尿系继发肿瘤也应考虑是否与胃癌有关。详细体检和相关辅助检查十分必要，对于少见部位也不能放过，以排除胃癌泌尿系及其他少见部位转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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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基于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通过构造能源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利用河南省18个市的面板数据，对2007~2013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模型对影响河南省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各市的能源效率在样本期内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产业结构和制度因素对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过高、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则对能源效率起到负面的影响。因此，各地级市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河南省整体的能源效率。 关键词 :DEA，能源效率，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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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伴随着宏观经济的飞速发展，河南省的经济也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GDP从1978年的162.92亿元跃升至2013年的32191.30亿元，使河南省成为GDP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之一，年增长率达到9%，高于同期国家经济增长率7.7%。而能源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投入要素，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支持。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能源的需求也愈来愈大，而能源的过度消耗所带来的资源耗竭和环境问题也日益加剧，能源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河南省作为中部崛起的主要导向省之一，在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的进程中，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新的经济形态，河南省是典型的“富煤少油”大省、能源需求大省，2013年河南省能源消费量为24756万吨标准煤，位居全国第五。能源禀赋条件和相对较高的石油价格决定了河南省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是以煤炭为主，这种单一的能源消费结构，必然导致能源效率的降低，而且煤的高碳含量也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面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提高能源效率、推进低碳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旨在研究河南省的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便有针对性的制定科学合理的节能降耗政策，使得河南省的能源-经济-环境(3E)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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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研究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有单要素能源效率方法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后者又包括非参数方法和参数方法。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中一个典型的非参数方法，由于该研究方法的诸多优点，目前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张志辉 [ 1 ] 应用Bootstrap纠正的共同前沿DEA方法，测算2000~2012年的中国区域能源效率，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城市化、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资本深化、经济开放、能源结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地区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刘洪、陈小霞 [ 2 ] 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理论方法(DEA)测算了中部6省1998~2008年的能源效率，认为R&D投入、能源价格对中部地区能源效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改进，能源消费结构和产权结构的影响作用则不显著。刘剑锋、黄敏 [ 3 ] 依据浙江省能源资源利用现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对能源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是能源效率的显著影响因素。李国璋、霍宗杰 [ 4 ] 基于跨期数据，运用数据包络方法对各个省份、三大区域及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了比较，最后认为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影响力、能源禀赋和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有负向影响，开放程度和价格对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周睿 [ 5 ] 利用DEA-Censored Data模型测度了1980~2008年中国能源效率，在分析能源效率的因素时发现在规模效应不变的条件下，能源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市场开放程度、税收负担和技术进步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变化影响具有负效应，而在规模效应可变的条件下，仅有技术进步和税收负担对中国能源效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基于已有文献发现，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良莠不齐导致能源利用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和相关性也呈现一定的空间异质性。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拟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河南省18个地市2007~2013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