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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底层的声音与政府的回应 3.1. 民众的呼声：“农村艰窘”和“政繁赋重” 荣县1935年的保甲经费征收(9月15日至12月底，计3个月半)系按照1935年行政会议决议执行，毎保每月2元。1936年后，照省府通令征收毎保每月5元。此外，随保甲经费附带征收的费项还有保长办公处开办费(毎保3元)、保长赴区署讲习会旅费(毎保2元)、壮丁各级干部人员送训费(分4次征收，前3次每次毎保4元)，壮丁队冬防巡夜费(毎保2元)、各保添置武器捐款等，项目繁多 [ 20 ]。由于四川自民元以来“情况较殊，苛捐杂税诛求无厌，民众对于保甲经费之征收或误指为苛杂之列” [ 25 ]。保甲经费名目繁多，显得“零星”“细碎”，难免给老百姓留下苛杂的观感，引发普遍的不满。荣县县城附近一土地祠里有一副对联：“保保何事，保一方清吉，保四境平安，保保都要出钱，拿去龟儿玩格；甲甲什么，甲街邻铺户，甲左邻右舍，甲甲何日得脱，总要老子出钱” [ 26 ]，集中表达了民众对保甲经费摊收的反感。 县城附近之地尚且犹此，穷乡僻壤之区更不待言。一份来自荣县第5区第14联保168保的呈文写道，该保“山多田少、土质硗瘠。一村农民历来艰苦，纳粮而外，凡经公费均未派及。自民国十五年后赋税一年数征，粮款亦难完纳……何能于保甲经费及受训、军服各种公费再向捐派？”，今不如昔之意跃然纸上，进而泼辣地批评政府苛取，“今编成一保，分为十甲，尽人皆征”。并恳请县府体恤“农村艰窘”，“百家顶祝，引领待泽” [ 27 ]。据该联保主任黄质文呈报，其所辖185保、166保、171保、172保等保保长纷纷面诉艰窘情状，“各保半属荒地，就中运炭谋生者十居其九，并查前编户口多属孤丁……毎保军服费二十元，一、二两期受训费共八元，至今仅收十分之二三，而痛哭求豁免者不知凡几……故该保长等措手无策” [ 28 ]。保长们纷纷向联保主任倒苦水、哭穷的情况很是普遍。同杨的情况也发生在该区的双古坟联保，该联保125保保长但平章则细致刻画了保民的生活情状，并以粮税为例有力地论证该保的贫穷“职保地瘠民贫，半以炭业谋生，肩夫载妇，穷年塞途，以目前计之，家不乏粮者无有一户。以粮税之不上一两，全保不若他保一户，民之贫穷可以见矣！” [ 29 ]。 第5区位于荣县西北，荣县县长张镜蓉在上呈行政督察专员王次甫的呈文中称“职县地域情形……西北各区万山崇峙，险阻非常，烟邨野店，星散离居” [ 30 ]。荣县属于山多平原少之县，山地占全县面积的61%；田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15% (水田7%，旱田8%)，农产量较高的水田70%集中在县东南，农业资源，尤其是优质土地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 6 ]。该区区长王修远认为“荣县以西北路为最苦” [ 31 ]。同属西北地区的第1区同心联保张康衢呈报了相似的情况“职联保大小条粮仅五十余两，尚不足富乡一户，而住户已达一千七百余家，实系地广而荒、民贫而众，为全县第一穷苦区域。当此政繁赋重人民已不聊生。若保甲经费向住户筹措势必有产者破产，无产者破家” [ 32 ]。 从全县征收情况看，欠款现象相当普遍。荣县政府从1936年7月9日即训令各区清理1至6月保甲经费，至12月份，只有一个区呈报清册，应解县财委会余款各区则分文未解。荣县政府认为“征收保甲经费以社会概况论，人民尽力负担已属勉为其难” [ 33 ]，以致第3、4区区长呈请县政府派警催缴。第二区贡井镇13联保1936年一至四月欠缴专署受训费、联保经费、合保经费、区署甲长讲习费总数达523992元，该联保主任余善齐呈称“查前项各欠款有由保长或甲长收握者，有由花户未经缴纳者，叠经催收，延不付给” [ 34 ]。《第四区各场欠款单》显示该区有9个场镇均拖欠大额受训费和保甲经费 [ 35 ]。荣县赈务分会一份公函写道“大多数人民秋后须专食苕芋，春后须专食麦豆。须在丰年，始足以自给” [ 36 ]。这充分说明，荣县农民除去维持其生存必须的食物外，所能提供的农业剩余产品相当有限，“地瘠民贫”“农村艰窘”“民不聊生”应是荣县僻远山村真实且普遍的写照；“政繁赋重”也应是广大穷苦民众的呼声。第2区某联保开保甲会议，当讨论催缴受训费及保甲经费时，保长饶福和乘酒兴，一吐心声：“收经费、受训费及派壮丁之艰难究应有无专责？”，联队副官维新随即应和“我是民众代表，代表民众陈明缴费困难，不能缴受训费及保甲经费。我从前是快干、硬干、实干，现在是软干、不干、乱干” [ 37 ]，会场一片哗然、“人言啧啧”。 在联保主任、保甲长们请求“体恤民艰”“恳予豁免”的大量呈文里所体现的“民本”“德政”“恤民”“爱民”等传统政治思想，成为“对抗”政府摊派保甲经费的有力武器，被发掘利用的传统思想资源往往杂合现代的、官方的政治话语，为自身减免摊派的诉求提供坚强支撑。来自第五区双古坟联保的一份呈文在表达心声时，借“纳税义务，为人民应尽天职”官方话语的掩护，终于亮出了“先贤之言”：“民不足，君孰与足？”，并“仰体钧座关心民瘼之盛德”，核减应纳款额 [ 38 ]。第2区232保保长党维章倾诉了该保“住户不过六十皆系贫农夫役，派款多感维艰”后，“禀钧座爱民之盛德”，呈请县长“酌情征收”，并巧妙地提出“苛派……失推行新政、减轻人民负担之真义” [ 39 ]。大多数恳请减、免的呈文里都或隐或显地体现着“恤民”“爱民”“扶危济困”的传统逻辑。可见，在政治话语体系整体西化的背景下，传统政治思想依然是乡民表达诉求、心声的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这些呈文，大多会被县政府转令区署就全区情形和盘计算，依据“酌盈补虚”标准予以办理。以第5区为例，根据该区署造报《二十五年一月至六月保甲经费支出四柱清册》，该区所辖330保，仅有15保得予减轻，每月毎保减征1元 [ 40 ]。由此可见，减免的幅度和覆盖面非常有限。 3.2. 政府的回应：“杜流弊而恤民艰” 保甲经费征收数月之后，1936年5月一份提案即尖锐地指出了经费征收存在的问题：“征收标准贫富相距不远，富户月缴二角则视如弁毛，贫者减少至五仙，实措缴无术。贫富之间轻重倒置”，“富者嫌其轻，贫者觉其重”必然导致“收额难齐，庶政莫举” [ 25 ]。9月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察觉到“原定各保及花户摊派各标准，与实际情形不甚适合……以致人民交相诟病”，主张尽力补救“杜流弊而恤民艰” [ 41 ]。随后，四川省政府对保甲费用征收进行了总结，认为“所拟课费标准不免拘泥法令”“贫富负担既感苦乐不均”，进而“窒碍殊多”；且“款太零星，按户追索终岁扰攘，于保甲任务亦妨碍甚大” [ 42 ]。作为“针对边省特殊情形，补偏救弊”的《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指出了贫瘠县份的举办保甲的困难“惟是黔省及川省之一部县份素称贫瘠，又迭遭兵灾，元气已伤，地方财力大都枯窘，即有少数收入，又早经指定用途，无法挪移。若令再筹巨款之保甲经费，实势所不能” [ 43 ]。开出的补救办法是把征收标准与住户资产挂钩：保甲经费由县统筹，县政府以毎保每月不少于3元不超过7元之标准预计保甲经费概数，把此数分摊于全县田亩、土租房价和工商业资本中，并规定保甲经费每年两征以免繁琐 [ 42 ]。由于该办法中住户资产调查手续繁琐又需款迫切，荣县1936年度保甲经费征收只能按照资中兼县办法办理，即以联保为单位统筹征收，殷实花户较多之保每月应摊数可至10元，贫保可减至2元，住户应摊数目最高可至1元。这些改进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贫保、贫户的负担，但对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减负效果并不太大。 实际上，保甲经费不足成为影响保甲制运转效率的关键因素。一些联保辖境辽阔，道途遥远，如第一区杜家井联保管辖26保，以联保办公处为中心直径30余里 [ 44 ]，再如同心联保“各小保辖境，纵横约六七里，八九里之谱，甚至十余里” [ 45 ]，极大地制约了政令传输尤其是要公急务的处理效率，再加上新政推行之际“公务纷絮”“急于星火”，公文传递任务繁重，联保主任们均感传达太少不敷应用。四川省政府仍训令各县裁撤联保办公处电务生，电务由办公处指派公役兼任，引起普遍的抱怨。最被诟病的还是“保甲职员均为无给职” [ 11 ]，而保甲职员在政府基层管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宣达法令，陈述民情，关系极为重要” [ 46 ]，清查户口、训练壮丁、建筑碉堡、催粮催征、禁烟禁种等要政，都必须通过最基层的保甲人员才能最终落到实处。职责与与待遇严重不匹配，以至于“贤者不为，为者不贤” [ 3 ]，荣县政府甚至呼吁“各乡有才有识之士，不以保甲长为贱职，出而充任” [ 47 ]。省民政厅在总结保甲工作时无耐地感叹“现在保甲，可以说成了一种掩耳盗铃的情形，我们想要保甲长办的事，没有一件是痛快办通了的！”，各行政督察专员的改进意见也普遍把焦点放在改良经费、“给以相当的报酬”上 [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