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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十二怒汉》中陪审员的人格结构 3.1. 冲动、烦躁——本我情绪失控 弗洛伊德[ 11 ] 认为，本我(id)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就像一口沸腾着本能和欲望的大锅。自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急切地寻找发泄口、满足自己本能的需要和欲望。 当第二轮不记名投票结束后，比分改为2:10，又有一人改变了主意，此时8号陪审员按捺不住自己狂躁的情绪，他怀疑是那位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5号陪审员干的，以为5号是出于对被告人怜悯之心才这么做的，便大发雷霆道： “你为什么不丢些铜板到他的破碗里去呢？……激动？我当然很激动！我们要把一个罪有应得的家伙送上电椅，他满口胡言乱语，我们居然信以为真！” 从3号陪审团的激烈的言语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并不在意这位涉嫌杀父孩子的生死，他认为这个孩子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分善恶，没有任何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14 ] 。3号陪审员由于受自己和儿子之间冲突矛盾的影响，在没有客观冷静思考8号陪审员对控方所提出的“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冲动的判被告人有罪，把孩子无情的送上电椅，来满足其内心的刺激，抚慰之前和孩子争吵过后受伤的内心。 当8号陪审员询问其他11位陪审员通常一列电车通过某一点需要多长时间时，3号陪审员和12号陪审员在桌上用铅笔在纸上玩起了游戏，8号立马上前制止，并将纸揉成一团，指责“这不是在玩游戏”。而此时3号陪审员大怒道： “你看到了吗？他胆子真大！他简直是胆大包天！这不是在玩游戏吗？他认为他是什么东西？” 3号陪审员在和12号“玩游戏”时并没有发现休息的时间已到，该开始进入正题，而是陶醉于游戏之中，享受游戏给他们带来的快感，根本无视8号陪审员的存在，没有时间的概念[ 14 ] 。因此当8号陪审员前去抢过纸头并对谴责他们这一行为时，3号陪审员一下子从无意识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为自己不能享受快乐而感到愤恨不平，他认为8号陪审员的推理无关紧要，把其当作儿戏。 3.2. 理性、偏见——自我面对现实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在人格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自我调节本我的需求、超我以及外部现实世界的平衡。自我克制我们本我的基本欲望，但同时也努力与超我达成平衡。 当第一轮举手表决结束后，只有8号陪审员投“无罪”票，各陪审团成员阐述自己的理由，3号陪审员冷静的说道： “好了，以下是我的想法，对本案我并没有个人偏见，我只是想讨论事实。首先，住在凶案现场楼下的那个老人，在凶案发生当晚的十二点十分，他听到类似发生争执的吵闹声，他听到那个孩子大叫着‘我要杀了你’，一秒钟后他听见有人摔倒的声音，于是他跑到门口打开门，看到那孩子冲下楼梯离开，他打电话报警，警方发现死者胸口插了一把刀，法医推测死亡时间大约是午夜，这些都是事实，你无法反驳事实，那孩子有罪。” 当时3号陪审员异常冷静，没有丝毫暴怒狂躁的情绪，这与之后他与其他几位陪审员争锋相对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此后受7号陪审员的启发，他回忆起以前和自己儿子不愉快的经历，但他并没有怎么为此受到影响，而是配合8号陪审员推理，例如他主动拉回话题，和大家一起探讨凶器的具体细节问题，此时我们可以发现8号陪审员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可见8号陪审员对3号的态度还是予以肯定的，也表明此时3号的人格中，自我(基于对事实证据的掌握)与本我(希望尽快结束)和超我(不带任何偏见、公正的看待问题)之间掌握了平衡。 为了验证2号年轻陪审员提出的合理怀疑，即孩子五尺七寸高，而他父亲六尺二寸高，如果要用弹簧刀刺向父亲的胸部时很难保持刀口向下，3号陪审员主动站了出来，选择在8号陪审员身上示范再现一下案发场景。只见3号陪审员紧握弹簧刀，双眼与8号陪审员对视，右手高举弹簧刀，刀口向下，准备“演示”时，大家都以为3号要趁此机会加害8号陪审员，此时3号的一句话宛如一颗定心丸，随后将刀子轻轻插入8号陪审员的上衣口袋中： “别担心，我不会来真的，是的，没有人会受伤的，我就是这样刺伤比我高的人。你们看看这个角度是往下压的，他就是这样杀了他父亲的，你们可以说我说错了。” 正当围观的陪审员纷纷从椅子上站起来，认为3号陪审员要借此机会刺杀报复8号陪审员时，3号冷静地眨了眨眼，将刀子向下插入8号陪审员的上衣口袋中，可见他的自我在遵循“现实原则”的时候，摒弃了内心本我的狂躁之情，他内心的超我给本我以道德制约，此时3号陪审员的自我(“演示”当时案发过程)很好的调节了本我(内心的野心和狂躁)和超我(应客观、公正的协助8号陪审员推理)之间的矛盾，因此当时的3号还趋于冷静，没有做出过激行为。 3.3. 正义、良知——超我彰显道德 超我(superego)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理想部分，是人格的高层领导，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超我往往与本我对立，限制本我，指导自我，超我是儿时受到父母奖惩的文化规范内化后形成的 [ 13 ] 。 当8号陪审员在推测案发时，列车经过时发出隆隆的响声，楼下的老人是不可能听到孩子说“我要杀了你”这样的话，此时，3号陪审员又急躁不安起来，并对9号老年陪审员出言不逊，此时7号陪审员上去说了句公道话：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还偏偏是对一位老人说这样的话！这么做是要受到谴责的！你得学着去尊敬别人，先生！你敢再那样子跟他说话，我一定会给你好看。” 7号陪审员话音刚落，3号陪审员陷入了沉思。尊敬长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当时的美国，都是永恒的价值观，当7号陪审员告诫他要尊敬老者时，他内心的良心唤起了自身的超我，由于他之前也说以前自己称呼父亲时都叫“父亲大人”，可见7号陪审员的话触碰了他的神经，让他产生负罪感，此时的超我在批评本我，所以纷争才得以暂时平息。 3.4. 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内在矛盾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受本我的刺激、超我的制约、以及现实的回绝，往往要努力使这三者保持和谐状态：一仆不能二主，而自我却偏偏要调节好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实属难已[ 14 ] 。 8号陪审员根据公寓的布局图，重现了案发经过，配合2号陪审员计算了老人从床上走到门口所需要的时间，随后3号陪审员忍耐不住压抑在内心的本我，怒发冲冠，指责8号陪审员是在瞎编故事，此时8号陪审员用良知和道义谴责了3号陪审员： “我为你感到遗憾，只有疯子才想亲自按下电源开关！从你一开始走进这里，就一副替天行道的模样，你出自一片私心，想看到那孩子被判死刑，你是个虐待狂。” 当8号陪审员重走了一遍楼下老人的路线后，发现用时远远超过证词里的15秒，此时其他陪审员都纷纷表示认同8号的推理，而3号陪审员却站在一边，表示不屑一顾，认为孩子就是应该被烧死，尤其是当8号陪审员在众人面前谴责3号陪审员丧心病狂、没有仁心，完全是出于私心时，3号记忆中和孩子不愉快的回忆又浮现在他脑海中，此刻他的自我(基于事实推理)已经无法调和内心的本我(欲将孩子送上电椅，以了心头只恨)，而且已然将超我(公正无私断案)抛之脑后，情绪异常激动的他怒气冲冲的向8号陪审员扑去，想教训他一顿，好在周围其他人的及时劝阻，才没有酿成悲剧，可见8号陪审员的道德谴责并没有唤起3号的良知，反而是他曾经痛苦的回忆，此时他的本我压倒了超我。 当比分改为11:1时，只剩下3号陪审员一人投“有罪”票，此时3号陪审员让他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理由，3号又一次怒气冲冲的说： “我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孤军奋战，这是我的权利。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该说的都说了。所有的证据，在法庭上做出的所有证词都证明他有罪。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楼下的那位老人？他听的清清楚楚。你们推翻了凶刀的理论，就因为我们找到了类似的刀子？那个老人看到他从楼上冲下来，他到底花几秒跑到门口有啥区别？刀子从他口袋的破洞掉了出去。你不能证明他没有夺门而出！你可以测量时间！蹒跚地走来走去，但你无法证明那一点！关于电车，还有电影的推理，我非常确定那都是他编出来的，我跟你赌五千块，我可以记得我看过的电影，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事实都遭到了扭曲，还有关于眼镜的推理，你怎么知道当时她有没有戴眼镜？这位女士在法庭上作证！还有那孩子的喊叫声呢？我要告诉你什么才是事实，够了，这就是事实，快说啊！你们是一群狠心的混蛋！你们无法威胁我！我要坚持我的想法。该死的孩子，你毁了你自己的一生！不，无罪，无罪。” 从3号陪审员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举了之前陪审员们的那些“合理怀疑”，并企图质疑，看起来振振有词，但很明显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明显是无理取闹，此时他就像一个凶猛的野兽，尽情的咆哮呐喊，本我占据主导地位，而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他，面对他激烈的言辞，大家都保持相对冷静，没有反驳，当他将自己在庭审时的笔记从口袋中取出，不小心把他和他儿子的合影一起带来出来，这张合影不禁又勾起了当年痛苦的回忆，面对外部世界(其余陪审团的眼神)和超我(不带任何偏见的断案)对其自我的制约，他终于改变了想法，将照片撕成碎片，抱头痛哭，无法自拔，此时的超我战胜了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