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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花朝节不同主题的研究进展 3.1. 花朝释义与文学 “花朝”到底是什么？1980年后对花朝节的研究，是从“花朝”含义的讨论开始的。最初大家对“花朝”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两句诗：“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刘志国认为，诗中“花朝”即指花朝节 [ 8 ] 。而胡林认为，尽管“花朝”有两种含义，一是专指花朝节；二是泛指良辰美景。但具体到白居易此句诗中，应是泛指良辰美景之意 [ 9 ] 。这两种说法，都有人支持。如，尤志心认为“花朝”当指“春季花开的时节 [ 10 ] ”，张国学指出“花朝”应为节令 [ 11 ] ，都与刘志国看法相近。而王会东 [ 12 ] 、张法和 [ 13 ] 、方宏裕 [ 14 ] ，则与胡林的看法相近或相同，认为是指早晨或良辰美景。 “花朝”不仅出现在白居易诗中，揆诸历史，花朝节与文学有不解之缘。很多学者从古典文学中寻找到了花朝节的踪迹。张丑平统计，《全唐诗》中共有15篇出现“花朝”二字，《全宋诗》中共有26篇出现“花朝”，宋词中也颇多相关词句 [ 15 ] 。凌帆指出，元代文学作品有不少涉及花朝节的内容。花朝节，一可作为固定日期用于记时，二可利用节日活动进行文学创作 [ 16 ] 。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刻画了“十二花神” [ 17 ] 。清代曹雪芹则借《红楼梦》更将花朝节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 18 ] [ 19 ] [ 20 ] 。当代作家也用散文表达对故乡花朝节的记忆 [ 21 ] 。花朝节几成为各时期主要文学形式的一个共同题材。文学诠释了花朝节的美好内涵，且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反映了花朝节的起源和习俗。 3.2. 花朝节的起源与演变 3.2.1. 花朝节的起源时期 花朝节起源于何朝何代，素来说法不同，大致有6种。一，春秋说。如王蕾认为，花朝节起源于春秋，大体成型于唐宋 [ 22 ] 。蒋玮进一步指出，花朝节大约发端自春秋末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唐宋年间，并盛行在明清 [ 23 ] 。二，汉代说。刘义满认为是在东汉 [ 24 ] 。三，晋代说 [ 25 ] 。四，唐代说 [ 26 ] 。持此观点的人较多，但起源于唐代哪个皇帝时期看法不一。石柱国认为花朝节起源于李世民时期 [ 27 ] ，葛磊认为是武则天时期 [ 28 ] ，而马智慧认为应为德宗时期 [ 29 ] 。五，宋代说。徐振保认为花朝节俗的形成应在宋代 [ 30 ] 。六、明代说。郭天立认为，唐朝尚不能判断花朝节之地位，“迟至明朝，据《宣府志》记载，花朝始得节名 [ 31 ] 。”笔者以为，作为全国性节日的花朝节，唐代起源说比较妥当，但不同区域花朝节起源时间存在差别。 3.2.2. 花朝节起源与宗教和农耕文明 花朝节别称很多，常见的有花神节、花王生日、百花生日、花节、花王节、插花节、种花期 [ 3 ] 、挑菜节、百花仙子会、扑蝶节 [ 32 ] 等等，这反映了花朝节的来源可能有多种。据完颜绍元介绍，花朝节起源，一说是为纪念唐代崔玄微护花；二说是祭拜传说的花神，花姑，女夷等；三说是根据田汝成《熙朝乐事》所叙，由来与佛教有关 [ 2 ] 。马智慧认为，花朝节起源有“因神命节说”、“因时命节说”和“因食命节说”三种说法 [ 29 ] 。其中，“因神命节”说基础最广。马智慧的说法可以在现实中得到一定印证。不少地方志记载，杭州、苏州、南京、上海、武汉 [ 28 ] ，逢花朝节，人们习惯于前往花神庙祭花神或祈求丰收。如今北京丰台还有花神庙，福佑花农。由于各地多有花神庙等庙宇，所以会出现花朝节庙会或与其他庙会融合的情况 [ 33 ] [ 34 ] 。但学术界关于花神的身份说法各异。李菁博等就探讨了不同朝代十二花神的身份变化 [ 35 ] 。花朝节的花神崇拜，宗力、刘群认为，是属于植物崇拜，是当自然宗教进化至人为宗教后一种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 [ 36 ] 。陈勤建也把花朝节祭花神看作与中国久远广泛的植物崇拜有关，是一种心意民俗 [ 37 ] 。 祭拜花神等神灵，还透露出花朝节之起源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极有关系。钟敬文 [ 38 ] ，萧放 [ 5 ] ，游彪、尚衍斌、吴晓亮 [ 4 ] ，陈勤建 [ 37 ] ，王娟 [ 39 ] ，均把花朝节作为岁时节令，指其具有明显的农业文化特点。张丑平通过研究种花业与花朝节的关系，认为花朝节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古人对花卉的认识和种植密切相关。而且，是在花卉种植成为一种普遍性行业后，花朝节才从上层的高雅节日演变为大众化世俗节日，并由此增加了许多与花农生活相关的，如农业祭祀礼俗、气象物候观测、农业占卜等新的节俗 [ 15 ] 。蒋玮和沈建东也指出，花朝节在吴地的传承和流行，与古代苏州地区花农花商种花、护花，苏州百姓爱花、惜花的花文化有密切关系 [ 23 ] 。而在鄂东、荆州等地，很多棉农认为花朝这一天直接关系到棉花生产丰歉 [ 40 ] 。武汉新洲区旧街一带就流行花朝节祭棉花神 [ 41 ] [ 42 ] 。 3.2.3. 花朝节的节期 与花朝节起源有关，花朝节的节期也有多个说法，主要有三个。《辞海》云，“旧俗以夏历二月十五日为‘百花生日’，故称此日为‘花朝节’。一说为十二日，又说为初二日 [ 43 ] 。”从各地实情和研究看，大致如此。清朝花朝节多在农历二月十二。向斯对此的解释是，以“二月十五日为花神节，百花争艳。宫中女眷们尤其重视此节，称为花朝节、花朝日。这一天是太上老君的诞辰日，清宫很重视这两个节日，于是，就把花朝日移到十二日 [ 44 ] 。”除此，少数地区不在这三个日期，如西南彝族就是在农历二月八日过“花朝节”，只不过他们称之为马樱花节 [ 45 ] 。关于花朝节期的差异，有的认为是因我国幅员辽阔区域气候不同，或不同历史时期气候不同而造成 [ 22 ] 。对于这种现象，陈勤建的评论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节俗开始阶段都有一个日期不稳定的过程。习俗活动的时辰大体有之，定时则无。……之所以趋向固定的节日型，是人们对季候感悟和农事的经验感受逐步理性化，不必再单纯求诸表像的征候 [ 37 ] 。” 3.2.4. 花朝节的衰微 花朝节由兴入盛，由盛而衰，由全国性节日到仅有少数地区硕果仅存，但何时因何而衰微，亦众说不一。一说是在清末。王蕾认为，原因在于花朝节未形成固定的节日习俗，以及没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 22 ] 。二说是民国以后。马智慧认为，气候转冷导致北方花朝时节无花可看、无蝶可扑，使节日流传受到影响，远离了寻常百姓 [ 29 ] 。鉴于清末民初历史交错，所以这两种观点的时间判断相差不大。而至于为何衰微，除了上述习俗和气候原因以外，恐怕还与军事政治等因素有关。有个案证明，战争和政局变化也会极大阻碍花朝节的传播，甚至导致其消亡 [ 46 ] 。 3.3. 花朝节的习俗与功能 花朝节有很多节日习俗，但却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据李少武整理，花朝节的习俗至少包括悬彩赏红、祀神祝诞、花灯出巡、游春扑蝶、种花挑菜、晒种祈丰、赶花会、制作花糕、插花簪花、祭祀劝农等10种 [ 6 ] 。而马智慧研究，在江浙等地区，花朝节习俗除有些与上述相同外，还有赋诗题篇、斗草之戏、百花之戏、互赠食物等。一些少数民族喜欢节日对歌求爱，近代上海则衍生出花朝种痘 [ 29 ] ，当代武汉旧街花朝节流行对对联 [ 47 ] 。花朝节习俗的地域差异，反映了“任何民俗事项都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 [ 39 ] ，也“反映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与文化的统一性和独特性共存的事实 [ 48 ] 。” 花朝节不仅属于城市，也属于乡村，有多重功能。戴雪纷考察了武汉新洲独特地理环境下的旧街花朝节，认为花朝节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宗教活动场所、物质交流平台、人际关系桥梁和娱乐大众的舞台等多重功能。花朝节能在旧街地区流传承续，宗教活动、农耕经济、工商贸易、宗族组织、民众参与、政府推动都不可缺少，而花朝节也有自身演变的内在张力，在宗教与世俗之间自我调节 [ 33 ] 。小田剖析了近代安徽绩溪仁里在构建乡村共同体过程中花朝节所起的纽带作用。研究揭示了花朝节在当地不仅是庆贺花神诞辰，更为了纪念先烈汪公大帝。村社通过花朝节俗的诸种仪式，建立起与花神和汪公大帝的神圣关系，还以此人神关系为基础，强化家族关系，并在地域范围内构建邻里关系。仁里花朝节，反映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并非“孤立和隔膜” [ 49 ] 。 3.4. 非遗保护与开发 研究花朝节，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文化遗产能更好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王德富探讨了花朝节与花神文化的关系，重点阐释了花神文化的旅游价值，提出了花神文化旅游开发建议 [ 50 ] 。作家刘心武也建议北京乃至全国恢复花朝节 [ 51 ] 。一些学者针对不同区域花朝节的实际情况也积极建言献策。如李少武，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武汉新洲区旧街花朝节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复兴花朝节的旅游规划方案 [ 6 ] 。郭俊华则重点思考了旧街花朝节民俗内涵缺失、商品经济过度、文化认知不清、文化空间生态环境等现实问题，提出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完善花朝节文化符号，拓宽花朝节文化空间，加强全体民众文化自觉，重建传统花朝文化 [ 52 ] 。邓少华等则指出旧街花朝节还应转换举办思路，满足城市游客需求 [ 53 ] 。蒋玮和沈建东则根据苏州地区的花文化传统，指出可以从重建花神庙、恢复花朝节、增加节俗旅游、培育花产业、鼓励花俗研究等5个方面重建苏州花朝节文化体系 [ 23 ] 。而马智慧系统阐述了西溪花朝节所具有的健康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产业价值 [ 54 ] ，展示了花朝节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美好复兴前景。 3.5. 花朝节的地域传播 3.5.1. 花朝节的流传区域 花朝节古代曾流传区域很广，不少地方志都有记载，近年见诸文章和报端的地名不断增加。如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上海、湖州、苏州、南京、武汉、汉阳 [ 55 ] ，九江、湖南 [ 45 ] ，瑞金、四川 [ 18 ] ，黄冈 [ 21 ] ，绩溪 [ 49 ] ，广州、福州 [ 56 ] ，东北、河北、山东、广东、山西 [ 57 ] ，等等，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水城 [ 24 ] ，广西宁明、龙州 [ 58 ] ，和云南大理 [ 59 ] 。此外，王蕾还提到花朝节在港澳台仍有保留。 [ 22 ] 但关于上述地区花朝节的研究却非常不平衡。其中，关于武汉旧街、杭州的最多，大抵与这两个地方至今仍举办花朝节且各自都有巨大影响有关。 3.5.2. 花朝节传播的地理中心 上述研究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花朝节可能存在不同传播中心。如唐代西安和洛阳，北宋开封，南宋杭州，明朝的苏、杭 [ 60 ] ，清朝北京，现代武汉旧街，都是传播中心(见图1)。这些地理中心的存在，一是与宫廷和社会上层的喜好与倡导有关 [ 7 ] [ 61 ] ，二是与区域自然和经济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如苏州花朝节就根植于当地发达的花卉种植业和特有的花文化传统 [ 23 ] 。明代杭州花朝节能吸引太湖流域的蚕农，其活跃的城市经济和丰富的宗教休闲娱乐活动功不可没 [ 62 ] 。再如，武汉新洲旧街花朝节 图1. 花朝节的传播区域及地理中心 能八百年不断且能影响周边多个省市，与其“河头山尾，堡埠共生”的地理条件和庙会物资交流聚拢的巨大人气有内在联系 [ 63 ] [ 64 ] 。 3.5.3. 花朝节的区际传播 花朝节也存在地域之间的传播。石小生考察了闽台与中原的花朝节习俗，认为“花朝”自中原地区起源，后随中原移民不断外迁逐渐流行于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以及台湾地区。福建福州、泉州、龙岩、长汀等地的地方志中均有花朝节记载，其花朝习俗多与河南陈留、洛阳、淮阳、汝阳、固始等地有关，特别是在一些客家地区至今仍有保留。而且，花朝习俗在闽台等地近些年有强劲反弹及恢复趋势 [ 65 ] 。而在另一个方向，花朝节可能还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花节或类似节日有关。如贵州的“赶花场”、云南鹤庆、大理的花会等 [ 66 ] 。张泉提到，在云南大理，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是白族一年一度的朝花节，但他却没有讲明“朝花节”是否就是“花朝节” [ 67 ] 。 另外，花朝节有无向海外传播，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桂遇秋引用丘逢甲之诗，指出花朝节曾传至越南 [ 68 ] 。萧放比较了中国和韩国古代岁时节日，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中韩岁时节日遵行夏历，享受同一节日体系”，但却没有提及韩国有花朝节 [ 60 ] 。 3.5.4. 花朝节的传播方式 花朝节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自上而下”式不同社会阶层间纵向传播，另一种是“自下而下”式在平民百姓间横向传播。有几个历史时期非常重要。一是唐宋时期，花朝节定型并从宫廷等上层社会传入下层平民百姓。王蕾认为，唐以前花朝节主要是在上层社会流行，节日习俗多为赏花、踏青、吃花糕、饮酒吟诗、伤春感怀等等。宋朝，花朝节由上层走入民间，并成为官府定制，除了以往习俗外，官府还进行郊祭，劝农耕等活动 [ 22 ] 。丁世良、赵放、高扬等也指出，宋时花朝节有扑蝶之戏，杭州城有郊游、劝农桑等习俗 [ 69 ] 。李之亮则指出，花朝节期间，一般市民主要是赏花游玩，而官员们则借此机会进行“政策宣传”，道徒们借此机会弘扬道教，佛徒们借此机会宣传佛法，商客们则借此机会大发利市 [ 25 ] 。二是清朝。宫廷的倡导和影响起到重要作用，很多地方选择在农历二月十二为花朝日。倪世俊 [ 70 ] 、徐振保 [ 30 ] 、萧放 [ 5 ] 都对清朝的花朝节习俗进行了介绍。三是解放初至文革时期，不少地方花朝节受到政治影响而改变内容甚至被废除 [ 71 ] 。四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节日备受重视，某些地区民间与政府互动加强，花朝节得以新面目出现。如，在浙江和湖北两省，花朝节均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72 ] [ 73 ] 。地市层面，广州花会 [ 32 ] 、杭州西溪花朝节 [ 74 ] 、武汉新洲旧街花朝旅游节等 [ 75 ] ，则连续举办。而当前，花朝节的传播有可能会演化为另一种新的“自下而上”式传播：即由民间影响官方，由地方影响到国家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