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3.1. 出版偏误检验 为检测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是否有出版偏误的存在，本研究首先采用漏斗图对出版偏误进行检验。根据图2显示，大部分研究的效应值分布在漏斗图的顶端聚集，部分效应值存在于偏右的位置，对称性较差，可能存在一定的出版偏误上的问题。但由于漏斗图是从主观角度进行的评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次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umber)的方法进一步进行出版偏误的检验。结果发现，失安全系数为95，725，远大于5 K + 10 (K为纳入元分析的研究数目)，这意味着还需要加入95，725篇箱庭疗法干预效果不显著的文章才会出现出版偏误(Egger， Smith， Schneider， & Minder， 1997)。结合漏斗图和失安全系数的检验结果发现本次元分析存在出版偏误的可能较小，研究结果有效。 图2. 效应值分布漏斗图 3.2. 同质性检验 同质性检验结果其具体数值结果如表2所示，其Q值为1458.199，p < 0.001，说明各效应值之间是异质的。I 2 值为86.422，根据I的解释原则(Borenstein， Hedges， & Higgins， 2009)，说明在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之中有86.422%的变异是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的，而随机误差的变异只占13.578%。上述结果表明，研究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所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此外，异质性的效应值进一步说明了需要寻找一些调节变量来对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 Table 2 Homogeneity test of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andplay Therap 模型 研究数 异质性 Q df (Q) P I 2 随机效应 57 1458.199 198 0.00 86.422 表2. 箱庭疗法干预效果同质性检验 3.3. 主效应检验 采用随机效果模型对箱庭疗法干预效果进行主效应检验，使用标准化均数差Hedge’s g作为箱庭疗法干预的效果量，其效应值的大小都在−∞和+∞之间，如果他大于0，则说明所考察因素对实验对象产生正效应，小于0则表明所考察因素对实验对象产生负效应(郑凤英，彭少麟，2001)。效果量的评判标准为：0.2为小效果量，0.5为中等效果量，0.8为大效果量(Kallapiran， Kirubakaran， & Hancock， 2015)。表3的结果显示，箱庭疗法干预的效果量的值为0.736，置信区间为[0.666， 0.805]，由于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p < 0.001，所以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显著，根据评判标准属于中等效果量的干预。 Table 3 Main effect test of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andplay Therap 模型 研究数 N 效应值和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点估计 下限 上限 Z P 随机效应 57 3269 0.736 0.666 0.805 20.765 0.000 表3. 箱庭疗法干预效果主效应检验 3.4.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考察相关因素对箱庭疗法干预效果的影响，分别对不同的学段和指标类型2个变量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4。研究显示，学段对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有着调节作用，其Q值为31.881，p < 0.001，通过其点估计效应值发现，箱庭疗法对于特殊儿童来说干预效果较好，中、小学生次之，大学生和职校学生的干预效果相对较弱但依旧有一定的效果；干预指标类型对箱庭疗法干预效果不显著调节作用，其Q值为1.926，p > 0.05。 Table 4 Test of the effect of Sandplay Therap 调节变量 类别 Q P 效应值及95%置信区间 Z P K g 下限 上限 学段 大学 31.881 0.000 120 0.592 0.519 0.666 15.795 <0.000 特殊儿童 16 1.790 1.276 2.303 6.836 <0.000 小学 11 0.774 0.600 0.948 8.717 <0.000 职校 52 0.693 0.527 0.859 8.184 <0.000 中学 18 1.068 0.790 1.347 7.520 <0.000 指标类型 消极指标 1.926 0.165 143 0.698 0.619 0.776 17.443 <0.000 积极指标 74 0.818 0.667 0.969 10.602 <0.000 表4. 箱庭疗法干预效果调节效应检验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箱庭疗法干预的总体效应 本研究通过元分析对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从整体上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呈中等效果量。已经有研究表明箱庭疗法较其他单一干预方法来说，具有更明显的干预效果。例如，Chu等人比较了沙盘游戏治疗和药物治疗法对中学生焦虑情绪的治疗效果，结果发现单独沙盘游戏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单独药物治疗(Chu， Hai-Zhen， Sun， Yuan， Wang， & Zhang， 2015)，吴华韵等人对医学生的沟通能力进行干预后发现在有箱庭疗法配合的团体辅导干预下效果更加明显(吴华韵，许耿华，尚鹤睿，2017)。由于来访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想法去创造箱庭作品，分析师作为陪伴者的角色，更直观的去分析来访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无论是制作箱庭作品的过程还是箱庭作品本身都具有投射的作用，来访者可以在咨询师的引导下去了解和探索自己的潜意识。 由于收集到的文献中本身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说明研究间的变异不仅仅受到了抽样误差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组间误差的影响。因为本研究收集到文献干预对象包括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职校学生、大学生以及特殊儿童，被试群体跨度较大。此外，在干预的过程中，包含了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所指出的积极指标和消极指标两个方面，每个指标之间的具体干预内容也存在不同。所以，即使得出了箱庭疗法干预的大效果量的结果，也同样需要进一步围绕调节变量进行讨论。 4.2. 箱庭疗法干预效果的调节效应 4.2.1 . 学生学段 本研究中，从学生学段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龄段之间使用箱庭疗法的效果有着显著的差异性，特殊儿童的干预效果量最大，中小学生的干预效果量次之，职校学生和大学生的干预效果量相对较小。 箱庭疗法在创立之初，其目的就是对儿童心理问题进行治疗，它强调治疗师对儿童提供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周彩虹，申荷永，张艳萃，徐凯，2018)，尤其是非言语方式的心理辅导过程，对特殊儿童开展心理治疗疗效更佳。首先，箱庭疗法非言语性、可操作性、无意识内容视觉化、提供保护和掌控感的特点使得箱庭疗法在聋哑学校和其他特殊学校中的应用有着独特的优势。其次，在箱庭实践中，针对特殊儿童容易出现的问题，通过儿童玩沙、水和玩具模型，能够调节其社会认知，帮助宣泄不良情绪，表达自己，激活心理治愈力。再者，箱庭疗法同样也可以通过团体的形式，在促进特殊儿童的人际关系、社会认知发展、社会技能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本研究共纳入6篇对特殊儿童的干预，其中包括2篇自闭症儿童文献、2篇生理缺陷儿童的文献、2篇注意力缺陷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特殊儿童干预的量化文章数量较少，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特殊儿童，在之后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对特殊儿童的箱庭疗法干预效果进行分析验证。 大量的箱庭疗法研究表明，箱庭疗法是一个处理儿童消极情绪的工具(王丹，张日昇，2013)，一般观点认为儿童阶段更适合箱庭疗法，但是本研究的结果与这种观点并不一致，小学生的干预效果呈现为中等效果量，而中学学龄段的学生呈现出来的是大效果量。这也可以证明了随着箱庭疗法的成熟，越来越多的群体都可以通过箱庭疗法去干预心理问题并得到良好的干预效果。在国外的研究中，已有研究者证明箱庭疗法可以应用于各种年龄阶段的人，这其中包括了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Pearson & Wilson， 2001)。 而箱庭疗法对于职校学生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干预效果相对较低，均呈中等效果量。相较于特殊儿童和中小学生，职校学生和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更强，可以准确的向心理咨询师表达出内心的心理健康问题。语言表达上的优势让他们在做箱庭时会禁不住用言语方式与咨询师沟通与交流，而这样的方式有时反而影响了箱庭作用的发挥，毕竟箱庭疗法的主要优势是体现在非言语上的。尽管如此，对职校学生和大学生而言箱庭疗法仍旧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心理干预方法。 4.2.2 . 干预指标类型 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积极变量干预的研究效果和消极变量干预的研究效果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箱庭疗法干预的整体过程也正是一个心理构建的过程，无论是对于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还是消极心理品质的修复，这样的心理构建的过程这个构建过程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帮助。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少有研究者从干预指标类型对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进行分析对比。有学者认为在通过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消极指标的恢复仅是心理健康问题恢复的第一步，而接下来的目标则是培养积极指标以保持心理健康效果的增强(Keyes & Lopez， 2005)。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箱庭疗法本身具有使积极指标提升和使消极指标下降双重方向的干预效果，也证明了箱庭疗法在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下的适用性。 4.3. 展望 通过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印证了箱庭疗法推广的意义；第二，通过大样本的收集对箱庭疗法有了进一步客观的认识；第三，弥补了国内没有箱庭疗法Meta分析的空缺。在收集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文献只报告了样本量和学生群体以及干预的内容等人口学变量，而其余人口学变量内容报告较少。除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之外，其余变量也可能会对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起到调节作用，所以在未来的文献报告中，对于被试的人口学变量的报告应该增多，探寻更多的调节变量。另外，由于本次研究涉及的领域是我国学生群体，遗憾的是没有分析国外的箱庭疗法的干预效果和调节变量是否与我国相同，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此外，经过对关于箱庭疗法文献的分析结果发现，对小学生和特殊儿童干预并发表的文献相对较少。箱庭疗法的最大受益者主要是小学生或有沟通交流障碍的特殊儿童，但箱庭疗法对于咨询师的要求较高，许多小学和特殊学校的师资力量还不够，很难保证每个学校都有足够数量有资质的箱庭分析师对其进行箱庭疗法的干预。由于箱庭疗法引入我国的时间仅有20多年的时间，且该疗法需要沙箱沙具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所以箱庭疗法在我国各地各学段的学校进行普及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箱庭疗法需要咨询师对于箱庭内容进行分析解读，去剖析来访者的潜意识层面，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就意味着对于学校内咨询师的咨询水平要求会更高，筛查校园心理咨询师的制度要求则更加更严格。尤其是在特殊儿童学校，由于箱庭疗法对于干预效果的优势，所以更应该重视箱庭疗法在这特殊儿童学校的应用，保证心理咨询师的质量和数量的同时加强督导水平，为学生们的心理健康提供有质量的保证。在我国大力坚持发展心理健康的背景下，箱庭疗法的推广有了更好的机会和更多的支持，让我国的学生都能享受到箱庭疗法带来的效果并且都能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也正是我们未来工作努力的方向与重点。
system: [SYSTEM]

user: 5. 研究结论 1) 箱庭疗法干预有中等效果量的干预效果，其效果量为0.736。 2) 学龄段具有调节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目的：调查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歧视知觉和心理弹性的总体状况。方法：方便取样，以自编人口统计学资料调查问卷、症状自评量表(SCL-90)、残疾人歧视知觉调查问卷(PDQ)、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对广东省1011名肢体残疾人进行测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肢残人SCL-90总均分为2.14，高于中间值2分；SCL-90各因子得分均值在2.12到2.15之间，均高于中间值2分；歧视知觉问卷总均分为3.10分，略高于中间值3分；歧视知觉四个维度得分在3.06到3.12之间，均高于中间值3分；心理弹性量表总均分为3.11，低于中间值4分，心理弹性的六个维度得分在3.07到3.16之间，均小于中间值4分。是否独生、不同残疾类型、级别和年限的肢体残疾人症状自评量表得分、歧视知觉和心理弹性问卷得分呈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 < 0.05)，非独生子女、双下肢残疾、一级和二级残疾以及残疾年限为1年内的肢残人症状自评量表得分、歧视知觉和心理弹性问卷得分相对较高。结论：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弹性水平低于普通人群，歧视知觉水平普遍偏高；双下肢残疾、一级和二级残疾以及残疾年限为1年内的肢残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重点关注。
system: [SYSTEM]

user: 1. 前言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肢体残疾人为2412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9.07%，比例逐年攀升，在各残疾类型中的比重最大，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已然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而其心理健康的维护至关重要。 肢体残疾人主要是指人体躯体缺失或功能受损而导致机体功能不同程度的丧失，活动范围受限。肢体残疾人(以下简称“肢残人”)由于先天因素，或在生活中遭受意外事故，部分或全部丧失了机体能力，而他们生活条件普遍偏低，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受限，社会参与度不高，自主救助意识不强，特别是在感知到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对他们的限制和歧视后，他们融入社会的意念越发不明显，选择自我封闭，极易产生自卑感和被孤立感，以致其心理健康状况普遍低于一般人群。 歧视知觉(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是指个体对客观社会歧视现象的主观体验，因自己某些特殊属性遭受来自他人或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对待，主要表现在排斥言行、拒绝态度或者带有歧视成分的社会制度，而产生不良的心理结果(Lee & Ferraro， 2009; Tom， 2006)。即个体对客观歧视现象反应和知觉过度，会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客观的歧视认知程度是影响个体心理状态与行为结果的真实变量。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引发的歧视现象对感知到歧视的个体的心身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近年来，歧视知觉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将学术研究重点放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上，考察他们对于歧视现象的知觉程度、主观反应及其影响效应。大量研究表明，歧视知觉通过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对情感体验、行为结果、认知风格等心理健康指标产生影响。Diaz et al. (2001)和Corning (2002)的研究均指出在歧视知觉和个体抑郁水平的关系中，自尊起到了中介调节作用，不同水平的自尊使得歧视知觉对个体情绪反应的作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Samuel & Violet (2003)一项针对加拿大籍朝鲜移民的研究发现，感知到的种族歧视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存在阻滞作用，但积极取向的应对方式与歧视知觉的交互作用能正向预测抑郁水平。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2011)对心理弹性的定义：个体面对压力性情境时的良好适应的动态适应过程，是个体特有的能快速恢复、积极应对，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的能力。研究学者们将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在众多关于青少年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大部分处于充满危险性因素环境的个体都能够良好适应，甚至能够在逆境和创伤中良好成长。因此心理弹性研究者在后期对这些适应良好的个体进行了保护性因素研究。我国研究学者尝试对心理弹性进行本土化实证研究，相关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学业水平、学校和社会文化适应等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特定群体的行为不良、孤独、焦虑、抑郁等问题的发生率明显降低，消减了消极的影响程度。近些年，国内心理弹性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群体细化的样本研究，开始关注特殊群体的发展和适应情况，如针对留守儿童、灾区居民、贫困人口、绝症患者、离异家庭等高危群体的心理弹性现状进行研究，以期尝试建构特定确定群体的弹性发展作用机制模型。本研究旨在调查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歧视知觉和心理弹性的总体状况，比较分析不同残疾类型、不同残疾级别和残疾年限的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歧视知觉和心理弹性的差异，以期为弱化肢体残疾人歧视知觉、增进其心理弹性、维护其心理健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7年8月至12月，方便取样，通过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社区工作站、残疾人企业和残疾人康复机构，对1089名肢体残疾成年人施测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11份，问卷有效率92.8%。 2.2. 研究工具 2.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Derogatis编制的SCL-90共含9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症状，五级评分(0~4级)，得分越高提示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本研究中SCL-90内部一致性系数ɑ为0.918。 2.2.2. 残疾人歧视知觉调查问卷(PDQ) 由卢宁编制，基于对残疾人访谈，参考流动儿童歧视知觉问卷(袁立新，2011)编制而成。调查肢体残疾者遭受社会歧视与不公正对待的主观感受，评估其歧视知觉水平。分为认知框架下的个体性考察歧视知觉和整体性考察歧视知觉两部分。个体性考察歧视知觉包括回避(或拒绝)态度和排斥言行；整体性考察歧视知觉包括由于所属群体而感到受人歧视、价值贬损以及不公平待遇等三方面内容。本研究中各维度信度系数在0.89~0.95之间。 2.2.3. 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 国内学者杨立状等引入挪威心理学家Friborg、Hiemdal等人(2016)编制并修订的RSA-33，修订形成对自我的知觉、对将来的计划，社会能力、工作计划风格、家庭凝聚力和社会资源六个维度的成人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本研究中各维度的信度系数0.95~0.97之间。 2.2.4. 数据统计研究工具 运用SPSS20.0对数据采用独立方差t检验、方差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弹性水平低于普通人群，歧视知觉水平普遍偏高；双下肢残疾、一级和二级残疾以及残疾年限为1年内的肢残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重点关注。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因其突然发生、原因不明等特点导致个体产生急性应激反应。现有研究表明，急性应激反应患者在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存在特异性特征，与之伴随产生的恐惧、抑郁、焦虑等情绪会给个体带来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上的困扰，但积极的应对方式和有效的心理干预能帮助个体缓解不适。未来对于急性应激反应的研究应多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入手，着重关注个体差异带来的不同，建立一套本土化的急性应激反应干预理论和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emergentevents of public health)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3)。其中，群体不明原因疾病由于系不明原因所致，较其他几类事件而言，其危害程度和预防控制难度更大，2020年初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就属于这类事件。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郑重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此类事件不仅对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影响，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威胁，其对个体所造成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其不可预测性、紧急性、公共性和危害性等特征(汪丹，2020)，会给较大范围的人群带来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包括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如恐惧、焦虑、疑病、抑郁、强迫等(岳计辉，王宏，温盛霖，2020；王一牛，罗跃嘉，2003)。若长时间处于这种急性应激状态，未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则很容易使个体过分消耗心理资源，使机体内稳态遭到破坏、免疫能力下降，从而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一系列的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童辉杰，2004)。因此，对急性应激的认识和应对极其重要。
system: [SYSTEM]

user: 2. 急性应激反应的概念 急性应激反应(acutestressresponse， ASR)又称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以往也称为急性心因性反应(邓明昱，2016)，是指无法预期和控制的环境要求超出个体的自然调节能力时，个体做出的非特异性反应(Koolhaas et al.， 2011)，比如亲人的亡故和突发的灾害等都是ASR的诱发因素。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会快速引发个体继而产生相应群体的急性应激反应(王一牛，罗跃嘉，2003)。ASR在个体遭受创伤事件后的1个月内出现，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心理危机的干预，可能会转换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邓明昱，2016)。 另外，相对于慢性应激反应(chronicstressresponse， CSR)而言，ASR持续时间更短、强度更高，因而通常可在实验室条件下诱发。常用的诱发范式包括：情绪片段诱发技术、特里尔压力测试(Trier Social Stress Test， TSST)、蒙特利尔压力测试(Montreal Imaging Stress Task， MIST)、以及歌唱压力测试(Sing a Song Stress Test， SSST)等(段海军等，2017)。
system: [SYSTEM]

user: 3. 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特征 可以肯定的是，急性应激对个体的情绪、行为，以及记忆、决策、注意等认知功能有显著的影响，但具体会产生何种影响，研究者的看法未达成一致(Liu et al.， 2017; Johnson et al.， 2013)。也就是说，急性应激反应患者(或急性应激障碍患者)在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存在特异性特征。因此，下文将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方面来对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特征进行梳理。 3.1. 认知功能改变 3.1.1. 记忆功能发生改变 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记忆功能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当个体产生急性应激时，机体的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活动发生改变，引起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而该激素可快速通过血脑屏障与海马神经元突触、杏仁核和前额皮质绑定，因此急性应激被认为对记忆有着显著的影响(Buchanan & Lovallo， 2001; Marin， Pilgrim， & Lupien， 2010; Smeets， 2011)，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记忆功能发生改变。 但至今为止，研究者们对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记忆功能是增强还是减弱仍存在异议。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记忆功能会增强。有研究通过Sternberg项目识别任务和冷压应力试验(cold pressor stress test， CPS)探究个体在急性应激状态下的记忆功能，发现应激组的回忆速度更快，记忆效果更好(Duncko， Johnson， Merikangas， & Grillon， 2009)；但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记忆功能会减弱。有研究采用TSST和自我参照记忆的R/K (记得/知道)范式，测量被试在不同程度的急性应激状态下自我参照记忆的成绩，结果发现被试的急性应激反应越强，回忆率越低，这表明急性应激破坏了个体的记忆功能(陈禹等，2016)，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记忆功能减弱。 因此这就导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有些患者表现为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尤为深刻，而还有一些患者表现出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模糊不清。 3.1.2. 注意加工发生改变 急性应激反应患者在注意加工方面也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当个体处于应激状态下时，其精神变得高度紧张，交感神经与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迅速兴奋，从而提高大脑感知觉系统对危险刺激迅速觉察和优先处理的能力，容易造成注意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额顶叶神经网络系统对注意资源的有效分配和转移(罗跃嘉，林婉君，吴健辉，秦绍，2013)。 但关于急性应激反应患者在注意加工方面有怎样的改变，目前尚没有一致结论。有研究表示，急性应激反应患者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加工能力更强。该研究通过Stroop任务比较高低应激组被试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加工，结果发现，相较低应激组来说，高应激组的被试在完成Stroop任务时，Stroop效应更弱甚至消失，结果说明应激状态下被试的注意变窄，应激加强了对目标属性刺激的注意加工(Chajut & Algom， 2003)。也有研究认为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注意转换能力和对目标属性的注意加工能力更弱。通过TSST任务和注意转换任务发现，急性应激组被试在注意转换任务的成绩相较于控制组来说明显下降，且急性应激组在完成同样的任务时所费时间更长，这说明急性应激状态削弱了任务转换能力(Plessow et al.， 2011)。与此类似，有研究者通过让被试在TSST任务前、任务后以及后30分钟各完成一次注意任务，发现被试在TSST任务后的注意任务中的反应时间显著延长，这说明急性应激状态对目标属性的注意加工能力有削减作用，且持续至应激任务结束后的30分钟(Norman et al.， 2015)。 不可忽视的是，患者在急性应激状态下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会增强(Rued et al.， 2019)，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急性应激损害了与注意解除相关的额−顶网络的功能，进而损害了个体对威胁刺激的注意解除(罗禹等，2020)。因此，当个体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能会更加关注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负面或威胁性信息。 3.2. 情绪调节能力下降 急性应激反应患者的情绪调节能力会有所下降。这是因为成功的情绪调节往往伴随着杏仁核激活的降低(Buhle et al.， 2014)，而急性应激会通过促进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的兴奋来增强杏仁核的激活强度(Strange， Hurlemann， & Dolan， 2003)，同时，杏仁核会通过激活下丘脑和脑干的应激神经环路，引发大量儿茶酚胺的释放，从而进一步增强杏仁核以及相关皮层下结构的功能，带来迅速的情绪反应(Arnsten， 2009)。 急性应激反应患者会产生抑郁、焦虑、紧张、烦躁等心理体验。根据应激反应的双通道模型，急性应激通过激活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ypothalamic pituitary adrenal， HPA)来影响神经内分泌反应，两通道对神经系统的激活会使心跳变快、血压升高、瞳孔增大，因而个体在急性应激状态下，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体验(罗跃嘉等，2013)。一项采用蒙特利尔脑成像任务的研究也证实，被试在应激条件下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水平(Dedovic et al.， 2005)。 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处于急性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容易感到低落、焦虑、紧张等情绪，甚至会感到难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 3.3. 出现特异性行为特征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对ASD的描述，ASD患者通常会表现出以下行为特征(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邓明昱，2016)： 首先，对创伤事件及其相关的痛苦感受、记忆、想法等尽量产生回避，同时对能够唤起此类记忆的外部提示进行回避(如：有关的地点、人物、情境、对话等)；其次，出现睡眠障碍，比如入睡困难、睡眠中断、睡眠不深，入睡后反复做内容和(或)情感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痛苦的梦；再者，易发怒或有激惹行为，典型表现为在没有(或很少)挑衅的情况下，对人或物进行攻击，且难以集中注意力，对于周围的人或事过度警觉，易产生过分的惊吓反应；最后，出现分离症状，对自身真实感或周围环境的意识发生改变，个体的举动显示创伤事件正在闪回(重现)，不能回忆起创伤事件的某个重要部分(分离性遗忘症)。 综上所述，急性应激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以COVID-19为例)，处于受灾严重地区的部分个体(产生急性应激反应)可能会时刻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做事时注意力难以集中，对与COVID-19有关的消息或对“医院”、“病毒”等词语产生回避，且日常生活中易激怒、情绪易失控。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对相关群体进行干预，尽量避免产生病态应激反应。
system: [SYSTEM]

user: 4. 急性应激反应的应对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处于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可能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认知或情绪问题，而个体对应激反应的应对方式非常重要。良好的应对方式对个体的身心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应激或疾病造成的危害，影响应激反应产生的性质和强度(梁宝勇，2006)。 4.1. 日常心理调适 当个体刚发现自己存在高度紧张、焦虑、烦躁、恐惧等急性应激反应时，首先要做的是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状态和身体变化，然后主动进行心理调适，努力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日常心理调适的方法如下： 悦纳自己、主动倾诉。个体应首先意识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体验到恐慌、焦虑、紧张等情绪都是正常的应激反应，“战斗”或“逃跑”状态是个体进化的求生本能，因此不要过分苛责自己，而应悦纳自己的应激反应。其次，美国国家卫生署(National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建议，个体应尽量与朋友和家人待在一起，与其谈论可能引发应激的事情，并倾诉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有助于派遣内心的苦闷与无助。 减少对负面信息的注意。有研究者让被试在不同强度的负性情绪水平的面孔图片中判断面孔的性别，发现当面孔的负性情绪强度增大时，被试ERP波幅也显著增大，这说明个体不仅对自己的负性情绪敏感，其敏感性还随着刺激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强烈的应激源，若个体长期持续关注一些负面信息或是反复思考与之相关的内容，其自身的负面情绪也会随之增加。相反，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VA)建议，个体可继续做自己平时喜欢的事情来放松自己，这样更有利于调整心理状态。 适当加强体育锻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巨大的威胁，而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个体免疫力、提高身体素质，还能对个体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当个体进行体育锻炼时，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快乐因子”内啡肽，一定强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减轻中度抑郁和焦虑状态，使个体保持良好的心境，对个体的情绪健康有积极的作用(陈大为，2002)。因此，适当加强体育锻炼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当前或今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2. 寻求专业帮助 当个体发现经过许多努力，仍很难缓解急性应激所伴随的这些症状时，应及时向外界寻求心理援助与干预，以免转化为PTSD。个体可以通过拨打心理辅导热线、寻求网络咨询、必要时进行面对面心理咨询等方法向专业人士求助，以此帮助自己渡过难关。而干预者在对其进行急性应激的干预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正常化原则、协同化原则和个性化原则，通过认知干预、社会支持、药物干预等方法对求助者进行干预(程灵芝等，2003)。 4.2.1. 认知行为疗法 研究显示，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therapy， CBT)对急性应激障碍具有较好的干预效果。有研究将ASD患者划分为认知行为疗法组和支持性辅导组，分别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和支持性辅导后，发现认知行为疗法组的被试在治疗前后的ASD症状和抑郁症状存在显著差异，而支持性辅导组不存在，且认知行为疗法组的被试在治疗之后，评定PTSD时符合的人数比例少于支持性辅导组(Bryant et al.， 1998)。认知行为疗法不仅能治疗ASD，还能有效预防PTSD (Bryant et al.， 2005)。与此同时，我国研究者提出，对应激认知和应对方式的恰当调节，不仅能降低应激相关疾病的风险，还能增强面对应激源时的适应能力(罗跃嘉等，2013)。 因此，干预者可利用CBT对个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产生的急性应激反应进行干预。CBT主要以一对一的方式作为早期干预的手段，对于ASD患者，干预步骤为创伤教育、放松训练、想象暴露、现场暴露、认知重构5个部分(杜建政，夏冰丽，2009)，通常在创伤2周后实施，疗程4~5次，主要目的为纠正求助者的不合理思维，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的同时，提高个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急性应激的认知水平。 虽然CBT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和行为障碍治疗中，但其仍存在缺点。首先，CBT强调个体的认知对行为和情绪的影响，如Ellis的ABC理论认为，并非事件本身造成了异常的情绪或行为，而是认知或信念中介了事件和行为。该疗法过于强调人的意识层面，忽略了人的无意识层面。其次，CBT以咨询师为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来访者本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张晶，2016)。 4.2.2. 家庭心理治疗 家庭心理治疗是指在对来访者进行治疗时同时对其家庭成员进行治疗，系团体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它不仅是对家庭问题和矛盾的治疗，还关注当事人的个人问题和病症，超越了曾经只注重个体内在心理冲突或行为模式的局限(朱臻雯，2003)。对于ASD患者来说，除了咨询师以外，一个值得信任、善于倾听的家庭成员也能让患者感受到更强的社会支持，这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程灵芝等，2003)。具体原因如下： 4.2.3. 药物干预 对于急性应激障碍的治疗，根据英国国立临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发布的指南建议，急性应激障碍的治疗以心理治疗为主，对于心理治疗不能缓解的严重抑郁，可用药物治疗(Nice Guideline， 2018)。目前对于急性应激的药物研究较少，医者通常只是针对患者急性应激所伴随的焦虑、抑郁、恐惧状态，使用抗焦虑药、抗抑郁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抗惊厥药等进行对症治疗(邓明昱，2016)。另一项临床研究发现，两种药物，即帕罗西汀和西酞普兰，均有利于缓解ASD患者的情绪，两者安全性相当，但西酞普兰的效果更好(罗玉霞等，2019)。 药物治疗加心理治疗联合干预更能改善重度ASD患者的情绪状态及应激症状。有研究者通过对照实验发现，药物治疗对ASD患者有一定作用，但药物和心理的联合治疗对ASD患者的情绪改善更有效(何小燕等，2017)。 综上所述，对于轻度ASD患者的治疗，应优先考虑心理治疗；对于重度ASD患者的治疗，采用药物治疗加心理治疗联合干预的方式可能更有效。在实际操作时，还应根据临床经验和患者的具体情况，在安全的前提下多维度灵活运用。
system: [SYSTEM]

user: 5. 研究展望 首先，应进一步深入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急性应激的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其突发、迅猛、且系不明原因造成等特点，对个体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但由于研究材料难以获得、时效性短且涉及相关伦理问题，即使目前应激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急性应激研究仍然缺乏，因而希望未来的研究者可多朝这一方面进行探索。 其次，着重关注个体差异对急性应激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急性应激相关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研究都证明了急性应激会对个体的记忆、注意、决策、情绪等方面产生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反，这说明急性应激对个体的影响效应并非单一方面，某些个体差异(如人格、性别、年龄等)或社会文化差异都可能与应激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的认知与情绪。有研究者就通过总结前人有关人格与应激的文献，发现人格特质(如自尊、特质焦虑和大五人格)会造成个体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反应差异，并且不同文化环境下人格特质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王妍，杨娟，2015)。还有一项研究急性应激对社会决策影响的实验发现，急性应激状态下的男性更以自我为中心，而女性则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这说明性别也会中介急性应激对认知(社会决策)的影响(Tomova et al.， 2014)。因而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时，要注意控制无关变量对实验的影响，重点关注个体差异带来的不同，运用多种指标对急性应激进行测量，分门别类进行研究。 再次，要深入对应激的“非特异性”进行探讨。以上有关个体差异的研究也说明“应激是有特异性的”，并非所有的应激源对所有个体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与HansSelye最先提出的“应激是非特异性反应”的论点相悖。“应激是非特异性反应”的产生基础是Selye对于应激状态下HPA轴的生理性观察，他强调任何应激源都会对个体的生理变化产生同样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有教科书沿用这一观点(严进，2008)。但近些年的相关研究结果都证明“应激是有特异性的”，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对Selye的观点保持怀疑，即两者之间依然存在争论。就此点出发，对应激是否是非特异性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争取提供多方面的证据，这对医学、心理学或是生理学的相关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急性应激干预理论和方法。本文提供了急性应激的应对方式，旨在为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个体提供专业的参考帮助，而当个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缓解自身的急性应激伴随症状时，应及时寻求外界专业人士进行心理援助。不可否认的是，本文提供的每种干预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干预者应结合求助者的实际情况，巧妙结合多种方式，个性化且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另外，国外对于急性应激干预的理论和实践都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我国大多数干预模式由国外引进，但是需注意到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因此，研究者需要在研究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本土化的急性应激反应干预理论和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电磁铆枪属于铆接装配过程中冲击加载执行器，为了减小后坐力对人体或机械手伤害，本文研究了阻尼器以及橡胶垫刚度对电磁铆枪后坐力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串联阻尼器形成的可变刚度模型，将其与不可变刚度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 橡胶垫刚度以及阻尼器刚度的减小，可起到减小电磁铆枪后坐力的作用；2) 在缓冲位移不变的情况下，不可变刚度模型最大后坐力为5478.1N，可变刚度模型最大后坐力为4776.9N；3) 不可变刚度缓冲时间为467.6 ms，可变刚度模型缓冲时间为490.5 ms；4) 可变刚度模型较不可变刚度模型，后坐力降低了12.8%，缓冲时间增加了4.9%，缓冲效果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成果对冲击加载过程后坐力防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后坐力问题是许多武器或动力装置设计过程中重点关注的话题，它不仅影响武器装备的稳定性，而且控制不佳可能对操作者产生重大伤害。 基于后坐力防控需求，众多学者对其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Matthew J Hall [ 1 ]，申彪等 [ 2 ] 分析了车载转管机枪枪身与架座之间采用的3种连接方式对后坐力、机匣前冲与后坐位移的影响，得出预压力双向缓冲器可有效降低并快速衰减后坐力；印圣等 [ 3 ] 提出了一种刚度可变并带有阻尼的新型弹簧双向缓冲装置，大大降低了某航炮的后坐力和冲击。磁铆接技术 [ 4 ] [ 5 ] [ 6 ] 属于高速冲击加载装配工艺，电磁铆枪作为加载执行器，具有较大的输出力，与此同时也产生较大的后坐力。电磁铆枪虽然可设计成较小的体积，便于操作灵活，用于野外操作及高空作业，但由于后坐力太大，对人或机械手具有较大的冲击，从而限制了电磁铆枪的广泛应用。 近些年来，电磁铆接设备也不断改进研发 [ 7 ] [ 8 ] [ 9 ]，后坐力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防控。曹增强等 [ 10 ] 建立了铆枪隔振系统力学模型，并提出了增加质量块、采用双层隔振系统代替原有单层隔振系统，采用新型减振橡胶并将次级线圈与电磁调制器连接为一体以减振降噪。王武坤 [ 11 ] 分析了手提式电磁铆枪的隔振特征，并建立了适合其要求的隔振系统，并用MATLAB分析了隔振系统各个参数对隔振效果的影响，优化了系统参数。陈琦等 [ 12 ] 从能量变化的角度提出了采用带缓冲器的新型减振系统，进行了小型电磁铆枪的结构设计，将铆枪结构分成驱动头、回弹系统和铆枪外壳三部分并制造出原型枪。王鹏鹏等 [ 13 ] 提出了一种对电磁铆接设备电源系统进行优化改进的方案，达到了增大铆接力的目的，同时提高了单次放电能量的利用率，并减小了后坐力。 本文为减小电磁铆枪对人或机械手的伤害，研究不可变刚度模型中橡胶垫以及阻尼器刚度对后坐力的影响规律，并提出一种串联阻尼器形成的可变刚度模型和进行阻尼器刚度对后坐力影响规律的研究，同时对此两种模型进行对比分析。通过研究分析，以来作出减小后座力的措施，避免电磁铆枪产生重大伤害。
system: [SYSTEM]

user: 2. 电磁铆接原理 2.1. 电磁铆枪加载原理 本文所用电磁铆枪结构如图1所示。铆接时，电磁储能设备对线圈放电并产生脉冲电流，该电流在线圈附近产生磁场，集肤效应使得驱动片(紫铜板)上产生感应电流，进而产生涡流磁场。在线圈磁场与涡流磁场斥力作用下驱动片推动放大器及冲头快速运动。驱动片所受斥力与线圈受力为作用力及反作用力，反作用了经过缓冲装置(法兰盘、阻尼器和支架)的传递，最终输出给人或机械手，也就是后坐力。电磁铆接过程持续时间短，通常在5毫秒以内完成加载，因此，短时高速冲击加载下后坐力防控不容有失。 图1. 电磁铆接结构 2.2. 缓冲机构原理 1) 不可变刚度模型 不可变刚度阻尼器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阻尼器预压缩量为s。铆接时，线圈产生斥力，使得线圈骨架、支架和质量块相对于整体向左运动，即为缓冲后坐过程，同时电磁铆枪对铆钉输出一个同等大小的力。在缓冲后坐过程中，阻尼器和橡胶垫发生弹性形变，将动能转换为弹性势能；复进过程中，弹性势能转换为动能，同时对人产生后坐力，该力的大小为系统弹力变化值。另外，电磁铆枪质量m = 8 kg，后坐初速度v = 4 m/s，阻尼器预压缩量s = 5 mm，橡胶垫刚度k 0 = 5 N/mm，阻尼器刚度k 1 = 110 N/mm。 图2. 不可变刚度阻尼器结构 2) 可变刚度模型 可变刚度阻尼器结构如图3所示，其中前置阻尼器预压缩量为s 1 ，后置阻尼器预压缩量为s 2 。后置阻尼器设置了合适的较大预压力，且大于前置阻尼器的预压力。在电磁铆枪缓冲后坐过程中，线圈骨架和质量块带动支架向左运动，前置阻尼器不断压缩，当前置阻尼器所受压力大于后置阻尼器预压力时，后置阻尼器开始压缩，此时系统形成串联阻尼器，刚度变为串联阻尼器的可变刚度。其中，质量m = 8 kg，初速度v = 4 m/s，缓冲位移∆x = 19.5 mm，橡胶垫刚度k 0 = 5 N/mm，前置阻尼器刚度k 1 = 110 N/mm。 图3. 可变刚度阻尼器结构
system: [SYSTEM]

user: 3. 动力学模型建立 3.1. 作出假设 为了研究阻尼器刚度对后坐力的影响，并且只研究从后坐开始到速度为0的过程，不作复进过程的研究，为了方便计算与分析，作出以下假设： 1) 系统内的摩擦力忽略不计； 2) 物体间的碰撞损失的能量忽略不计； 3) 不考虑阻尼系数c的影响，取c = 0。 3.2. 不可变刚度模型 以橡胶垫的最右端为起始位置建立坐标系，坐标系正方向为向左运动方向。对于建立的系统，系统的微分方程为： m x ¨ + ( 2 k 1 + k 0 ) x + 2 k 1 s = 0 ，     0 ≤ x ≤ Δ x (1) 其中，m为质量块、线圈骨架和线圈的总质量；∆x为阻尼器的缓冲位移；k 0 为橡胶垫刚度；k 1 为阻尼器刚度；s为阻尼器的预压缩量。 3.3. 可变刚度模型 以橡胶垫的最右端为起始位置建立坐标系，坐标系正方向为向左运动方向。对于建立的系统，系统的微分方程为： { m x ¨ + 2 k 1 ( x + s 1 ) + k 0 x = 0 0 < x < d ， d = k 2 k 1 s 2 − s 1 m x ¨ + 2 k ( x − d ) + 2 k 2 s 2 + k 0 x = 0 d ≤ x ≤ Δ x ，     k = k 1 k 2 k 1 + k 2 (2) 其中，m为质量块、线圈骨架和线圈的总质量；∆x为阻尼器的缓冲位移；k 0 为橡胶垫刚度；k 1 为前置阻尼器刚度；k 2 为后置阻尼器刚度；d为前置阻尼器的工作行程；s为阻尼器的预压缩量。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文分析了不可变刚度模型中橡胶垫刚度k 0 和阻尼器刚度k 1 的变化对电磁铆枪后坐力的影响，在提出了阻尼器串联形成的一种刚度可变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后置阻尼器刚度k 2 对后坐力的影响，并将两种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了对后坐力和缓冲时间的影响。 1) 不可变刚度模型中减小橡胶垫刚度k 0 ，以及减小阻尼器刚度k 1 ，可起到减小后坐力的作用。 2) 可变刚度模型中减小后置阻尼器刚度k 2 ，可显著降低后坐力。 3) 不可变刚度模型中减小阻尼器刚度k 1 ，会导致缓冲位移∆x的增大；可变刚度模型中减小后置阻尼器刚度k 2 ，会造成前置阻尼器几乎不起作用。因此都需在允许范围内适当减小。 4) 在缓冲位移不变的条件下，可变刚度模型相比不可变刚度模型，后坐力减少了12.8%，缓冲时间增加了4.9%，增强了缓冲效果。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研究了1Cr15Ni4Mo3N超高强钢材料静载塑性变形特性，开展大尺寸试验件的静力载荷破坏试验，验证了加工工艺方法的可靠性，并推广应用于AF1410超高强钢材料加工，形成了针对新型材料机械加工工艺研究的通用研究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1Cr15Ni4Mo3N、AF1410等超高强钢材料机械性能相近，是一种不仅具有高的硬度和强度，而且具有较高塑性的新型航空材料，两者之间的机械加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目前对AF1410超高强度钢的研究集中在材料性能及改进方面，如徐昌淦 [ 1 ] 等对二次硬化超高强度钢AF1410的研发历程及材料硬化机理、材料性能进行了对比研究。GARRISON [ 2 ] 等在AF1410钢的抗疲劳裂纹扩展特性、抗腐蚀疲劳特性以及提高断裂韧性和晶粒细化等方面做了较全面的研究。然而，对于类似1Cr15Ni4Mo3N、AF1410具有超高强度的新型钢种，处于应变状态时要求的试样尺寸往往过大，难以在普通低吨位的试验机上通过试验手段直接进行静载荷试验，以便观察机械加工是否在此类材料零件表面产生微裂纹进而产生加工缺陷的影响程度 [ 3 ] [ 4 ]。本文针对1Cr15Ni4Mo3N材料的大尺寸试验件，开展试验方法设计，获得该材料塑性变形情况并验证加工方法的可靠性，为承载损伤容限设计应用提供依据，并将经验证可靠的加工工艺推广应用至AF1410钢的生产加工中。
system: [SYSTEM]

user: 2. 试验件加工 2.1. 试验件设计 选取用于发动机外侧支点在飞机上固定的大尺寸重要承力件作为本次试验用试验件，直径为f57 mm，长度为288 mm，检测在不同载荷下的塑性变形情况及表面微裂纹产生情况，验证工艺方法的可靠性，零件材料为1Cr15Ni4Mo3N，试验件二维图见图1所示。 图1. 试验件二维图 2.2. 工艺设计 试验件主要基于超高强钢的实际加工生产经验确定相关工艺工序，其流程为：粗加工–热处理–防锈处理–精加工–防锈处理–去应力回火–酸浸蚀检查–防锈处理–表面处理–防锈处理–表面强化–防锈处理。加工合格后的实物图见图2所示，对试验件进行检测，记录两件试验件同轴度分别为0.004 mm、0.002 mm。 图2. 试验件实物
system: [SYSTEM]

user: 3. 试验方案与试验过程 3.1. 试验加载设计 根据实际工作状态，设计试验件的限制载荷Fw为：Fx = 121，716N；Fy = 7595N；Fz = 29，665N，加载作用点位于距离靠近端面应变测量截面21.5 mm处，每个试验件测量2个端面的应力分布，每个端面粘贴4个应变片，每组试验件共16个应变片，端面分别距离端头40 mm和114.5 mm，加载夹具与试验件接触长度沿轴向为26 mm，粘贴位置和加载要求见图3。 图3. 试验件加载和贴片示意图 3.2. 试验加载要求 试验加载要求如下： 1) 对试验件进行静力试验，试验加载误差小于1%； 2) 先进行60%限制载荷预试，检查整个试验系统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3) 进行100%限制载荷静力试验，每项试验以5%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100%限制载荷后保载30s，然后逐级卸载至0； 4) 进行200%限制载荷静力试验，先按2) 要求逐级加载至100%限制载荷后不保载，如果试验采集数据重复性良好，继续加载。100%~160%限制载荷之间，以5%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160%限制载荷，160%~190%限制载荷之间，以2%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190%限制载荷，190%限制载荷以后，以1%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200%限制载荷，保载30秒，然后逐级退载到0； 5) 试验件1静力试验继续加载至破坏，200%限制载荷以后，以5%限制载荷为一级进行加载，如试验载荷超过400%限制载荷仍未破坏可以停止试验。 3.3. 检查要求 试验完成后检查试验件是否有永久性变形及裂纹等损伤。 3.4. 试验设备 试验使用的设备见下表(表1)。 Table 1 Test equipmen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精度 用途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E65.206BF-1 0.5级 试验加载 静态应变测量系统 东华测试DH3820 0.5级 应变采集 表1. 试验设备 3.4.1.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试验件静力试验使用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试验机最大静态载荷为±2000 kN，静态载荷示值精度均达到标准要求精度，且在检定周期范围内，如图4所示。 图4. 伺服万能试验机 3.4.2. 静态应变测量系统 本试验使用东华测试的DH3820静态数据采集仪进行应变采集。测量通道：128个，采样频率0~100 HZ，测量范围：±50，000 με，误差±0.5%，且在检定周期范围内。 本试验使用中航电测有限公司的BE120-3AA单向应变片进行应变测量。电阻值：119.8 ± 0.1Ω，灵敏系数：2.22% ± 1%。 3.5. 试验过程 试验件静力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加载： 1) 进行60%限制载荷预试：按照5%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60%限制载荷，保载30 s后，卸载至零； 2) 检查试验设备和应变数据采集设备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3) 进行100%限制载荷试验：以5%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100%限制载荷后保载30 s，然后逐级卸载至0； 4) 进行试验件检查，确定试验件表面是否有裂纹产生； 5) 进行200%限制载荷试验：按照步骤3) 逐级加载至100%限制载荷后不保载，如果试验采集数据重复性良好，继续加载。100%~160%限制载荷之间，以5%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160%限制载荷，160%~190%限制载荷之间，以2%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190%限制载荷，190%限制载荷以后，以1%限制载荷为一级，逐级加载至200%限制载荷，保证30 s，然后逐级卸载至0； 6) 试验结束，检查试验件的表面是否有裂纹产生； 7) 拆下试验件2，进行同轴度检查，保存试验数据； 8) 对试验件1继续加载至破坏。200%限制载荷之后，以5%限制载荷为一级进行加载，至试验件破坏。如果试验载荷超过400%限制载荷仍未破坏，可以停止试验； 9) 拆下试验件1，检查试验件表面是否有裂纹产生，或试验件产生永久变形； 10) 保存试验数据。
system: [SYSTEM]

user: 4. 试验结果 试验件试验安装照片见图5。 图5. 试验件试验安装后照片 试验件试验加载曲线见图6，其试验数据见表2所示。 图6. 试验件1和试验件2试验加载曲线 Table 2 Test dat 试验件编号 试验件1 载荷级 加载载荷(KN) 试压前同轴度(mm) 试压前同轴度(mm) 破坏模式 60% 75.3 / / 目视无裂纹 100% 125.5 / / 目视无裂纹 200% 251.0 / / 目视无裂纹 400% 458.0 0.004 25 永久塑性变形 试验件编号 试验件2 载荷级 加载载荷(KN) 试压前同轴度(mm) 试压前同轴度(mm) 破坏模式 60% 75.3 / / 目视无裂纹 100% 125.5 / / 目视无裂纹 200% 251.0 0.002 0.003 目视无裂纹 表2. 试验数据 试验件1静力试验后发生永久塑性变形，详见图7。 图7. 试验件1发生永久变形图 综上可得出试验件在加载60%、100%、200%限制载荷试验时，试验过程未出现异常，试验件未出现裂纹和塑性变形，加载400%限制载荷试验，试验过程未发现异常，试验完成后，拆除试验件，试验件未出现裂纹，试验件出现明显的永久性塑性变形。用现有工艺加工的零件满足设计功能要求，加工工艺方法可行、可靠。
system: [SYSTEM]

user: 5. AF1410材料零件加工 结合上述1Cr15Ni4Mo3N材料加工试验结论，按照实际生产需要，编制AF1410钢材料热喷涂用零件生产工序工艺规程，经静载试验等性能试验要求，检测合格，工序设计合理得当，工艺方法可靠，满足生产装配要求，零件尺寸及加工样件详见图8。 图8. AF1410零件二维图及实物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1Cr15Ni4Mo3N材料塑性载荷试验，验证了加工工艺的合理性，并将工艺方法推广应用至AF1410的材料加工，解决了超高强度钢加工难题，其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超高强度钢材料具有较好的塑性性能和承载容限能力。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为提高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的修改设计效率与质量，填补该类产品快速设计CAD系统的技术和市场空白，以SolidWorks系统为基础，使用VB编程，并通过API函数调用系统功能，开发完成了集零件自动建模、自动装配、工程图设计及主要零件自动有限元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三偏心蝶阀系列化产品快速设计3DCAD系统。给出了该类阀门零件参数化模型的建立方法，解决了自动装配、自动有限元分析等技术问题，为类似系统的开发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参照。所开发的系统极大提高了设计效率，满足了生产实际需求。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因其体积较小、重量较轻、操作力矩小、启闭快速、具有良好的密封效果，已经在各行业中被广泛使用，是石油、化工、机械、电气等相关部门必不可缺的流体控制设备 [ 1 ] [ 2 ] [ 3 ]。作为国民经济中大量使用并频繁更换的产品，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的设计和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 4 ]。目前，该类产品的设计大多基于已有产品2D或3D设计文件进行修改设计，设计周期长、修改效率低，易出纰漏，难以满足市场对该类产品快速设计修改的实际需求。 刘晓健等人提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CAD造型技术、设计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三维参数化设计、三维数字化系统的研发已经成为制造业的趋势 [ 5 ] [ 6 ] [ 7 ] [ 8 ]。刘检化等人提出，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能力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是目前实现企业研制能力变革的支点和突破口 [ 9 ]。陈德航等人提出，面对市场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单一品种产品很难满足要求，产品系列化设计应运而生 [ 10 ]。由于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零件趋向于标准化、系列化，因此，针对其系列化产品开展3D参数化快速设计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可有效解决设计问题，满足市场需求。 徐林红等人提出了利用开发工具VB和三维设计软件SolidWorks建立系列化产品参数化设计系统的方法设想 [ 11 ] - [ 17 ]。Ma XiuHua利用可视化编程工具Visual Basic6.0对SolidWorks 2012进行重新开发，实现了井口闸阀的三维参数化设计，并在工程图模板上对相应的工程图进行了改造，然后使用SolidWorks的有限元分析模块直接进行有限元分析 [ 18 ]。这可以有效缩短闸阀的设计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通过编程开发参数化系统，并依托3DCAD系统实现阀门产品的三维参数化设计是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手段。但针对该类系统进行参数化建模方法和理论的研究成果，实现自动建模、装配、成图和有限元分析的研究成果没有文献报道；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系列化产品的参数化快速设计系统研究成果也没有文献报道。 综上所述，针对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的参数化建模方法开展研究，并基于3DCAD系统开发集自动建模、自动装配、自动出图和自动分析功能于一体的三维参数化快速设计系统，可为阀门产品参数化设计系统开发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也能够为提高该类产品的设计效率和质量提出实用的系统。本文将开发完成的三偏心金属硬密封蝶阀快速设计系统命名为Butterfly-Valve Quick CAD System (简称BVQCAD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