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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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抑制控制的概念、分类及研究范式 2.1. 概念与分类 抑制控制作为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之一，主要是指个体能够控制自身的注意、行为、思想或情绪，从而摆脱强烈的内在倾向或外在诱惑，做出恰当或需要的行为(Diamond， 2013)。不同研究者对于抑制控制的分类有所不同，根据主动性与否可以分为主动抑制和被动抑制(Logan & Cowan， 1984)，根据意识状态可以分为自动抑制和有意抑制(Nigg， 2000)。但多数研究者将抑制控制分为冲突抑制和反应抑制(Booth et al.， 2004; Aron， Robbins， & Poldrack， 2004; Brydges et al.， 2012; Diamond， 2013)。Diamond认为抑制控制有认知和行为两种成分，前者包括认知抑制和注意控制，属于冲突抑制，后者主要指运动或反应抑制，本文也主要采纳Diamond等的分类，从注意控制、反应抑制、认知抑制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2.2. 基本研究范式 注意控制，又称为选择性注意、注意抑制等，属于知觉水平上的冲突抑制，能够使得我们选择性的参与并聚焦在特定事物上，同时抑制对其他刺激的注意(Eysenck， Derakshan， Santos， & Calvo， 2007; Diamond 2013)。对失眠患者注意抑制能力的研究多数关注其注意偏向，其代表性的实验范式包括情绪Stroop任务、点探测任务(Dot-probe)、变化盲视范式(Change Blindness Paradigm)、线索–靶子范式(Cue-target Paradigm)等，在实验中对这些范式进行改进，加入与睡眠相关的词汇或图片作为刺激材料。Harris等人元分析研究指出点探测、变换盲视和线索-靶子范式是研究失眠患者注意偏向最为敏感的范式(Harris et al.， 2015)，因此我们结合已有的研究对这三种范式进行简单的介绍。采用点探测范式研究失眠患者的注意偏向，实验中主要将睡眠相关的词汇作为目标词，和中性词配对呈现，随后探测点随机出现在其中一个词语的位置上要求被试在探测点出现后尽快判断其位置或性质。探测刺激出现在目标词的位置上为一致性试次，出现在中性词的位置上为不一致试次。基于失眠患者对睡眠相关刺激的注意聚焦假设，若不一致试次的反应时长于一致试次，则称为注意警觉，反之则为注意回避(MacMahon， Broomfield， & Espie， 2006；Spiegelhalder et al.， 2010; Jansson-Fröjmark， Bermås， & Kjellén， 2013)。采用变化盲视范式进行研究，实验中将前后分别呈现睡眠相关的原场景和变化后的场景，二者之间是空屏，要求被试探测到变化后尽快做出按键反应，以探测到刺激改变的闪烁循环的数量作为评价指标。失眠患者由于对睡眠相关刺激的高度敏感，因此如果以睡眠相关的图片作为图片材料，失眠人群会以较少的闪烁循环数量观察到刺激的变化(Marchetti， Biello， Broomfield， Macmahon， & Espie， 2006)。Woods等采用线索–靶子范式考察了失眠患者对时钟的注意偏向，屏幕中央首先呈现注视点，同时左右视野分别呈现方框，随后在其中一个方框内呈现电子时钟，时间通常设置在凌晨两点等夜晚睡眠时段，即对该侧视野进行线索化，最后在一侧方框内呈现靶子，靶子是两个水平或垂直排列的圆点，被试要求判断靶子的方向。如果线索和靶子出现的位置一致为有效试次，反之为无效试次，前者可以考察失眠患者对睡眠相关刺激的注意卷入(Attentional Engagement)或注意警觉，后者可以考察注意脱离困难(Attentional Disengagement)或注意回避。对有效试次的反应时加快表明对线索刺激的注意卷入增强，对无效试次的反应时减慢可能预示着对线索刺激的注意脱离困难(Woods， Marchetti， Biello， & Espie， 2009)。 反应抑制又称为自我控制或约束，主要是控制个人行为或情绪以有助于行为的控制，从而抵制诱惑，不冲动行事(Diamond， 2013)。广泛应用于评估失眠患者反应抑制能力的范式是Go/No Go和停止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 SST)。这两种任务在抑制控制要求上并不相同，而SST能够分离出停止信号反应时间(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 SSRT)，这一指标用于评价失眠患者的反应抑制能力具有更高的精确性，目前SST是失眠患者的反应抑制能力研究中唯一应用的实验范式。 认知抑制是冲突控制的一种，是对占优势的思想或记忆等心理表征的抑制，包括定向遗忘，对先前获得信息的前摄性冲突的抑制和对后来呈现信息的后摄性冲突的抑制(Diamond 2013)。研究认知抑制的范式主要包括Wegner等(1987)提出的白熊(White-bear)任务、Muter等(1965)提出的定向遗忘(Directed-forgetting)任务、Anderson等分别于1994年和2001年提出的提取诱发遗忘范式(Retrieval Induced Forgetting)和想/不想(Think/No-Think， TNT)范式(Anderson & Green 2001) (汪玉林，雷旭，2015)。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尚未看到将上述实验范式应用于失眠患者认知抑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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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研究现状 研究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的研究不多，且多数集中讨论其注意控制功能。据我们所知，共有十篇探讨注意控制能力的研究，多数聚焦在注意偏向方面(Lundh， Froding， Gyllenhammar， Broman， & Hetta， 1997; Taylor， Espie， & White， 2003; MacMahon et al.， 2006; Marchetti et al.， 2006; Spiegelhalder， Espie， Nissen， & Riemann， 2008; Woods et al. 2009; Spiegelhalder et al.， 2010; Baglioni et al.， 2010; Barclay & Ellis， 2013; Jansson-Fröjmark et al.， 2013)；仅有两篇研究探讨反应抑制能力，但结果存在分歧(Sagaspe， Philip， & Schwartz， 2007; Covassin et al.， 2011)；目前尚未看到有关失眠对认知抑制影响的直接研究(见表1)。 3.1. 注意控制 在表1中我们看到十篇研究失眠患者注意控制的研究，其中七篇都得出失眠患者存在注意控制的受损，只有三篇未发现这种受损，这说明失眠患者的确存在注意控制的受损。Harris等指出情绪stroop范式不能很好的探测到失眠患者注意偏向，点探测、变换盲视和线索–靶子范式才是最佳的选择，这三篇 Table 1 Summarized methodology and key findings about inhibitory control function of insomnia disorder in recent year 任务类型 文献来源 被试类型 实验范式 抑制控制是否受损 注意控制 Lundh， Froding et al.， 1997 20ID/20HC 情绪Stroop × Taylor， Espie et al.， 2003 18AIC/15PIC 情绪Stroop √ MacMahon， Broomfield et al.， 2006 21ID/20HC/22DSPS 点探测范式 √ Marchetti， Biello et al.， 2006 30ID/30HC/30DSPS 变化盲视范式 √ Spiegelhaider， Espie et al.， 2008 20ID/20HC/20SE 情绪stroop &混合视听任务 × Woods， Marchetti et al.， 2009 22ID/22HC 线索-靶子范式 √ Spiegelhaider， Kyle et al.， 2010 30ID/30HC 情绪Stroop &点探测范式 √ Baglioni， Lombardo et al.， 2010 19ID/12HC — √ Barclay & Ellis， 2013 19ID/12HC 情绪Stroop × Jansson-Fröjmark， Bermås et al.， 2013 21ID/21HC 点探测范式 √ 反应抑制 Sagaspe， Philip et al.， 2007 22ID/21OSAS/35HC Stop-signal task × Covassin， de Zambotti et al.， 2011 8ID/8HC Stop-signal task √ 表1. 近年来关于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的研究总结 注：AB：Attention Bias，注意偏向；表中的“×”表示不存在注意偏向或反应抑制的受损，“√”表示存在注意偏向或反应抑制的受损；ID：Insomnia Disorder， 失眠障碍；HC：Healthy Control， 健康控制组；AIC：AcuteInsomnia Secondary to Cancer，癌症伴随急性失眠；PIC：Persistent Insomnia Secondary to Cancer，癌症伴发长期失眠；DSPS：Delayed Sleep Phase Syndrome，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SE：Sleep Experts，睡眠专家；OSAS：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研究恰好都选择了情绪stroop，因此结果的分歧可能源于实验范式的选择、被试的筛选等。其他没有采用上述实验范式的研究也支持注意偏向假设，如Baglioni等研究指出，和对照组相比失眠患者表现出对睡眠相关的积极刺激的皱眉肌活动抑制增强，对睡眠相关消极刺激的评价更为负性，以及对所有类型的刺激表现出心脏迷走神经张力的增强(Baglioni et al.， 2010)。这表明失眠患者存在对睡眠相关积极刺激的渴望和对睡眠相关消极刺激的过度敏感。 总的来说，采用注意控制的失眠研究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刺激材料多数采用睡眠相关或无关的词汇，但失眠患者的负性情绪往往是以图像等形式加工，与真正的加工偏向刺激不符；其次，研究多数停留在行为研究和心血管、肌电等指标上，有关其加工偏向的神经机制探讨十分少见；此外，这些研究多数采用情绪Stroop、点探测等范式，但这些范式只能用于揭示失眠患者注意偏向的存在，不能进一步澄清这种负性注意偏向到底是失眠的症状表现，还是导致失眠发生和维持的决定因素。 3.2. 反应抑制 目前仅有两篇研究采用SST来评估失眠患者的反应抑制能力，但结果相反。Sagaspe等采用SST研究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和心理生理性失眠患者的运动抑制能力，结果发现OSAS表现为SSRT的延长，运动抑制能力受损，而心理生理失眠患者和控制组的SSRT不存在差异(Sagaspe et al.， 2007)，这表明心理生理性失眠患者并不存在反应抑制能力的受损。Covassin等采用相同的实验范式却发现失眠患者SSRT的延长，且伴随心率和左心室射血时间增加，用生理和行为双重指标证明了失眠患者反应抑制的受损(Covassin et al.， 2011)。总之，上述研究存在结论不一致的问题，并且只停留在揭示失眠反应抑制受损的存在，并未对受损的原因及背后的脑机制做出进一步探讨。 3.3. 认知抑制 目前尚无直接的研究考察失眠患者认知抑制是否受损，而失眠患者由于个体过往痛苦的失眠经历往往会有意无意的对这种经历进行反刍(rumination)，把注意力集中在失眠症状以及这些症状含义的行为和想法，反复思考失眠的症状、原因以及失眠可能引起的后果。因此对这些思想的抑制在失眠的发生和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数研究指出失眠患者存在反刍现象(Thomsen， Mehlsen， Christensen， & Zachariae， 2003; Carney， Harris， Moss， & Edingeret， 2010; Takano， Iijima， & Tanno， 2012)，反刍和睡眠持续时间、抑制功能障碍关系密切，长期的反刍会影响对于无关情绪信息的抑制(Nota & Coles， 2015; Joormann， 2006)，因此，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可能是失眠患者认知抑制受损导致反刍症状，或者长期的反刍导致认知抑制受损，而定向遗忘、提取诱发遗忘范式等可能是直接证明其是否受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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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受损的原因 失眠和抑制控制关系密切，但多数研究只揭示其抑制控制受损的存在，并未对其受损的脑机制进行探讨，因此我们将从失眠患者的静息态和抑制控制的任务态两个方面揭示其受损的原因。 4.1. 来自大脑静息态功能和结构的证据 静息态大脑活动和任务诱发的大脑活动关系密切(Tavor et al.， 2016)，静息态活动能够预测工作记忆任务状态的大脑活动和行为表现(Zou et al.， 2013)，Li等指出静息态fMRI能揭示原发性失眠患者工作记忆的受损，原发性失眠患者表现为静息状态下顶叶和额叶功能连接的降低，而这两个脑区是空间和言语工作记忆的关键皮层结构(Li et al.， 2014)。因此，失眠患者在静息态下抑制控制脑区的受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抑制控制功能的受损。Nofzinger等人采用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考察了失眠患者的大脑葡萄糖代谢水平，结果发现失眠患者在睡眠和清醒状态下全脑葡萄糖代谢水平均高于控制组，而在清醒状态下前额叶代谢水平则相对降低。全脑代谢水平较高表明失眠患者在睡眠和清醒状态下都处于一种高度觉醒状态，而患者的日间疲惫状态则在降低的前额叶皮层活动中得到印证(Nofzinger et al.， 2004) 。 在大脑结构上，失眠和前额叶、顶叶灰质以及海马体积的减少有关，并且这种结构的受损和失眠严重程度、失眠持续时间成负相关(Riemann et al.， 2007; Altena， Vrenken， Van Der Werf， van den Heuvel， & Van Someren， 2010; Neylan et al.， 2010; Joo et al. 2013)。此外，不仅是失眠患者，睡眠剥夺之后被试也表现出前额叶功能的受损，Verweij等以静息态EEG来构建大脑网络，考察被试在正常睡眠和睡眠剥夺之后脑网络的改变，结果旨在前额叶区域观察到图论参数的显著改变：如alpha频段聚类系数降低，theta频段路径长度增加。作者据此认为睡眠剥夺主要影响前额叶区域的功能连接(Verweij et al.， 2014)。而前额叶是构成额顶网络((Frontoparietal Network， FPN)的重要区域。额顶网络一方面在静息状态下调控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另一方面在任务状态下调控背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 (Xin & Lei， 2015)，额顶网络受损代表着失眠之后对于静息和任务状态的调控失调，因此恢复睡眠和日间功能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前额叶的正常活动。虽然长期失眠和急性睡眠剥夺属于不同的睡眠限制状态，但失眠的初期往往也表现为急性的睡眠剥夺，因此有关睡眠剥夺的研究也能从部分上证明失眠患者存在类似的受损情况。总之，在静息态下，失眠患者前额叶、海马等结构和功能都存在异常，而前额叶皮层在抑制控制、工作记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Miller et al.， 2001; Kane et al.， 2002; Wiecki & Frank， 2013)，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受损可能源于前额叶皮层的异常。 4.2. 来自抑制控制功能任务态的研究 上一节中我们从认知抑制、注意控制、反应抑制三个方面探讨了失眠患者的抑制控制功能，其中多数研究聚焦在失眠患者的注意控制功能受损，并对其背后的脑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但较少关注反应抑制和认知抑制。 失眠的注意控制研究指出失眠患者的确存在对睡眠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但是多数研究只是揭示注意偏向的存在，并未对其受损的原因及其脑机制做出进一步探讨。只有Baglioni等人指出失眠患者对失眠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源于其杏仁核活动异常(Baglioni et al.， 2014)。但该研究并没有采用点探测、线索-靶子范式等需要被试积极参与的任务，失眠患者只是被动观看图片，因此只能揭示杏仁核等部分脑区的参与，而前额叶结构和功能的受损以及海马体积的减少也可能影响患者的注意控制功能，这些都需要借用完善的实验范式进一步探讨。 失眠患者反应抑制受损的原因尚不清楚，研究上的分歧可能源于被试的筛选、实验的操纵等，但我们更倾向于Covassin等的研究结论(Covassin et al.， 2011)。该研究不仅在行为上证明了失眠患者反应抑制能力下降，也指出其心率、左心室射血时间等生理指标均高于控制组，符合失眠的过度觉醒理论(Nofzinger et al.， 2004; Bonnet & Arand， 2010)。运动抑制的执行需要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共同参与，表现为在Go试次额中回、纹状体、苍白球和运动皮层的显著激活和Stop试次中右侧额下皮层和下丘脑的显著激活(Aron & Poldrack， 2006; Li， Yan， Sinha， & Lee， 2008; Duann， Ide， Luo， & Li， 2009)。据此可以推测，失眠患者在Go试次中反应时的延长可能是其额中回结构和功能的受损导致其运动反应能力下降所知，而Stop试次中SSRT的延长则可能是右侧额下皮层活动减弱以及下丘脑的功能异常所致。Nofzinger等研究指出失眠主要是觉醒系统(上行网状结构和下丘脑)、情绪调节系统(海马、杏仁核、前扣带回)、认知系统(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网络异常导致的(Nofzinger et al.， 2004) ，失眠患者反应抑制的受损可能正是负责觉醒、情绪和认知的三大系统脑区结构功能异常所引起。 由于目前尚无失眠患者认知抑制的直接研究，因此只能通过已有的认知抑制研究和失眠症状推断其受损的脑机制。失眠患者往往在相关线索的提示下回忆起与失眠相关的痛苦记忆。我们猜测，在看到线索时对负性记忆的压抑能力受损可能是失眠加重和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Anderson等于2001年提出的研究动机性遗忘的TNT范式显然是研究其认知抑制是否受损的重要途径之一(Anderson & Green， 2001)。Anderson等随后采用fMRI技术指出人脑对于记忆的压抑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增加及海马的激活减弱相对应(Anderson et al.， 2004)。但日常生活中需要压抑的记忆往往带有情绪色彩，失眠患者对于失眠经历的压抑更符合情绪记忆的动机性遗忘。Depue等使用fMRI研究了面孔和负性情绪场景的配对联结，结果发现情绪记忆的压抑是通过两种时间进程上不同的神经机制来完成：(1)右内侧额中回对视觉皮层和丘脑等处理记忆表征感觉成分的脑区的抑制；(2)右内侧额中回对海马、杏仁核等处理记忆表征情绪成分的脑区的抑制，这两种机制都受到额极区域的影响，表明情绪记忆的压抑受到前额叶的控制(Depue， Curran， & Banich， 2007)。在上一节中我们指出失眠患者在清醒状态下前额叶代谢水平的降低以及额叶皮层灰质、海马体积的减小，这种前额叶结构功能的受损以及海马的萎缩可能正是失眠患者的负性记忆压抑受损的脑机制。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基于前人的研究做出的假设，失眠患者这种认知控制能力的受损是否真的可以在实验中得到验证，以及这种受损是否和前额叶和海马的异常有关？这些都需要未来的研究中做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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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受损的脑机制假设 从已有研究中我们得出失眠患者极有可能存在抑制控制功能的受损，这种受损的证据既有实验研究，也有来自失眠患者神经影像的证据，但现有的关于失眠的认知理论模型都无法对这一受损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在原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失眠的抑制失败脑机制假设，以期更好地了解失眠和抑制控制的关系。 5.1. 失眠的认知理论模型 在近几十年有关失眠的形成和维持机制的研究中，已经形成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包括Harvey的失眠维持的认知模型(Harvey， 2002) ， Espie等的“注意–意图–努力”路径(Attention-Intention-Effort Pathway， AIE)模型(Espie， Broomfield， MacMahon， & Taylor， 2006)，以及Riemann和Bonnet等人的过度觉醒模型(Bonnet et al.， 2010; Riemann et al.， 2010)。Harvey在其模型中指出扭曲的认知会导致日间功能受损和夜间失眠，并且两者在失眠的维持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因素包括选择性注意和监控、对睡眠和日间功能受损的知觉扭曲、不合理的观念以及适得其反的防御性行为(Safety Behavior)。其中防御性行为包括思想控制和想象控制两部分，其和选择性注意一样都属于抑制控制功能的一部分。Espie等人则从“注意–意图–努力”这一路径阐释心理生理性失眠的形成。该路径从对睡眠相关威胁信息的注意偏向开始，之后到有外显意图的目标导向的行为计划，最后再到睡眠努力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破坏了睡眠的自动和无意识状态，从而形成失眠。但上述两种理论都是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指出失眠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加工失调，并未考虑自下而上的觉醒、注意等因素引起的失眠，因此Riemann和Bonnet等提出了失眠的过度觉醒模型，并从基因、神经生理、神经内分泌、神经成像等方面综合阐述了失眠患者过度觉醒的证据。从认知行为角度出发，他们也强调对睡眠相关刺激的选择性注意、睡前阶段的主动思想控制等在失眠形成中的作用，以及长期的注意偏向可能会导致失眠患者的执行功能、情绪调节等认知能力的受损。 以上理论都指出失眠和抑制控制功能受损关系密切，但没有详细探讨受损的原因及其脑机制，用现有的理论也不能充分解释失眠和抑制控制的关系，未来需要更加系统完善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抑制控制受损。 5.2. 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受损脑机制假设 失眠可能会造成抑制控制的受损，受损的原因可能来自认知、神经生理、内分泌等多个方面。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这种抑制控制的受损在失眠之初可能并不明显。但随着失眠的持续，对失眠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导致其思想抑制能力的下降，注意力无法从负性刺激中转移，从而使得个体选择性地加工负性刺激。负性加工方式固化，导致更多的负性情绪，以此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抑制控制功能受损。但这只是认知层面的假设，其受损的脑机制如何，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论述，因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其受损的脑机制假设。Depue等将抑制控制分为记忆抑制、情绪抑制和运动抑制，并分别采用动机性遗忘、情绪调节以及stop-signal范式研究这三种抑制，结果发现右侧额中回(right Middle Frontal Gyri， rMFG)是三种抑制任务共同参与的脑区(Depue， Orr， Smolker， Naaz， & Banich， 2016) 。以往的研究指出，与控制组相比，失眠患者表现为前额叶皮层灰质体积缩小(Altena et al.， 2010)，葡萄糖道谢水平下降(Nofzinger et al.， 2004)，任务态下前额叶激活不足(Altena et al.， 2008)，这预示着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受损的关键脑区可能就是rMFG (图1中红色节点)。如图1所示，健康人在做TNT时rMFG对海马、视觉皮层有正常的抑制调控(图1(a)中绿色节点)，但失眠患者由于额叶和海马结构的受损(图1(b)中绿色节点)，rMFG和海马体积变小，rMFG和海马、视觉皮层交互连接减弱，从而导致认知抑制能力下降;同样，健康人对失眠相关的刺激不存在注意偏向，杏仁核不会激活增强，rMFG也未受损(图1(a)中蓝色节点)，失眠患者则相反(图1(b)中蓝色节点)；最后，运动抑制的执行需要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共同参与，成功的抑制需要MFG，前扣带，额下回以及丘脑下核四个脑区的交互配合(图1(a)中紫色节点) (Aron et al.， 2006)，而失眠患者MFG，额下回，前扣带的结构和功能受损会导致这一环路执行运动抑制的能力减弱(图1(b)中紫色节点)。失眠患者抑制控制的受损可能源于长期失眠导致额中回结构和功能的异常，并在不同的抑制任务中有海马等受损脑区的参与导致脑区之间功能连接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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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总之，目前有关失眠患者抑制控制的研究较少，且多数聚焦在注意偏向的研究，其背后的脑机制尚 图1. 健康睡眠人群和失眠患者执行抑制控制任务时涉及的脑区及其功能连接的简化模型对照(脑网络节点参考Depue， Orr et al.， 2015)，图中红色节点代表三种抑制控制任务共同参与的脑区，绿色节点为认知控制任务参与脑区，蓝色节点为注意控制任务参与脑区，紫色节点为反应抑制任务参与脑区，连接的边的实虚线和节点的大小代表受失眠影响的程度。(a) 健康睡眠人群；(b) 失眠患者。注：rMFG：右侧额中回；ACC：前扣带皮层；IFG：额下回；Amy.：Amygdala，杏仁核；Hip：海马；STN：丘脑下核；Occipital：枕骨 不清楚，但我们从已有的失眠患者大脑结构和功能神经影像的研究中均可推断这种抑制控制受损的存在，未来也有很多研究有待开展。 6.1. 对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受损的干预 如上文所述，如果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存在受损，那这种受损是否具有可逆性对失眠的临床治疗意义重大。有关失眠的脑成像研究表明，相对于控制组，失眠患者在进行词汇分类和流畅性任务时表现出内侧前额下皮层的激活减弱，但在进行6周左右的非药物性治疗之后就恢复到和控制组同样的激活水平，这表明失眠以一种可逆的方式干扰了日间任务状态下前额叶皮层的活动(Altena et al.， 2008)。针对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Insomnia， CBT-I)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睡眠干预措施之一，且患者之后不易复发(Jacobs， Pace-Schott， Stickgold， & Otto， 2004; Edinger & Means， 2005)。CBT-I可以改变失眠患者前额叶在任务态下激活不足的状况，那么这是否预示着通过CBT-I的治疗，前额叶结构和功能可以得到恢复，抑制控制的受损也具有可逆性？如果失眠造成的损伤是可逆的，设计针对抑制控制功能的非药物治疗策略则显得尤为重要。 注意偏向训练(Attentional Bias Training， ABT)作为一种针对注意控制受损的非药物治疗策略，广泛应用于焦虑障碍、抑郁、物质成瘾等疾病的干预(王曼，陶嵘，胡姝婧，朱旭，2011)，但很少有研究将ABT应用于失眠患者的干预治疗。有关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研究证明ABT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干预手段(Cisler & Koster， 2010; Hakamata et al.， 2010; Yang， Zhang， Ding， Xiao， 2016)，失眠患者对睡眠相关的威胁刺激存在注意偏向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那ABT用于矫正这种注意偏向是否会收到同样的效果？我们认为ABT对原发性失眠以及焦虑、抑郁引起的失眠可能有着更好的干预效果，这些由心理问题引起的失眠，认知行为疗法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干预手段之一。Browning 等指出药物和心理干预都能改变注意偏向，但改变的神经机制不同，药物干预主要通过杏仁核的刺激评估体系对注意的最初分配产生影响，而心理干预则通过调节注意来改变前额叶皮层的活动(Browning， Holmes， & Harmer， 2010)。ABT矫正失眠患者注意的神经机制可能是通过注意调节训练恢复了前额叶的结构受损和功能激活不足的状况，获得了正常的抑制控制能力，因此患者不再有意无意的关注睡眠相关的威胁信息。未来的研究需关注ABT能否用于失眠患者注意偏向矫正，其矫正的神经机制是否是前额叶受损得到恢复等问题。 6.2. 失眠患者的认知抑制研究亟需推进 认知抑制作为抑制控制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受损可能会造成患者对无关情绪信息的抑制失败，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认知抑制是否受损最为直接的实验范式应该是定向遗忘、动机性遗忘等，通过反应时、正确率等指标，可进一步考察失眠患者是否是由于认知抑制受损，导致其对不必要思想的认知抑制减弱。 此外反刍是否是造成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受损的原因之一？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的抑制控制缺陷和反刍有关(Whitmer & Banich， 2007)，甚至有理论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Koster， Lisnyder， Lisnyder， Derakshan， & Raedt， 2011)。那失眠患者认知抑制受损是否也和反刍有关，能否通过矫正训练提高患者认知抑制能力，从而减少其反刍和反刍相关的负性情绪？或者通过正念冥想等干预手段减少反刍(Jain et al.， 2007)，提高其认知抑制能力？这些都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的。比如Cohen等在flanker范式中加入识别任务对被试进行训练，结果发现在加工情绪时提高被试的执行控制能力有助于减少反刍(Cohen， Mor， & Henik， 2015)。我们相信，通过训练提高失眠患者的认知抑制能力可有效减少其反刍，而反刍的减少也可能有助于认知抑制。 6.3. 失眠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和抑制控制功能的关系 前人研究指出失眠患者大脑结构、功能的受损和失眠严重程度、持续时间成负相关。在结构上，眶额叶皮层灰质密度和睡眠障碍问卷得分呈负相关(Altena et al.， 2010)，左侧额中回和失眠严重指数问卷得分呈负相关(Joo et al.， 2013)，海马体积和失眠持续时间、觉醒指数呈负相关(Noh et al.， 2012)；在功能上，Dai等采用局部一致性方法探讨大脑的自发活动，发现额中回和匹兹堡睡眠问卷总分负相关，额上回和失眠持续时间负相关(Dai et al.， 2014)，并且失眠患者在任务态下存在前额叶激活不足(Altena et al.， 2008)。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是认知的基础，眶额叶皮层、额中回、海马等是参与抑制控制的重要脑区，其结构和功能的受损又和失眠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关系密切，这是否意味着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也会随着失眠持续时间、严重程度而逐渐恶化？未来研究中需要从失眠病程角度刻画出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受损的动态过程，特别是认知抑制和反应抑制能力。 总之，抑制控制功能受损可能是失眠发生和维持的重要基础，其潜在的神经机制可能是额中回结构和功能的受损。未来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受损的研究除了关注注意控制，反应抑制和认知抑制也需要加强。这三方面具有共同的脑机制，而额中回、海马、前扣带回等受损脑区在参与不同抑制任务时可能导致相互之间功能连接减弱，从而损害抑制控制功能。未来的研究应该从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的可逆性、失眠患者注意偏向矫正的可行性，失眠患者反刍的认知抑制以及失眠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和抑制控制功能的关系等角度展开，力图揭示失眠患者抑制控制功能受损的原因并及时做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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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个体对暴力电子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对个体攻击性产生影响的潜在机制。我们招募了79名大学生被试，游戏前使用游戏使用习惯问卷测量被试游戏经验，玩20分钟游戏后，使用角色认同问卷、道德困境问卷和辣椒酱方式分别对角色认同、道德困境和攻击性水平进行测量。结果发现：1) 角色认同与道德困境存在显著负相关，道德困境与攻击性存在显著负相关；2) 道德困境在角色认同与攻击性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对暴力电子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能够通过道德困境水平对攻击性水平产生影响，即道德困境在角色认同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关键词 :暴力电子游戏，角色认同，道德困境，攻击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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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角色认同(identification)被定义为“观察者通过想象将自己置身于某一角色的位置，同时感觉该角色的经历都如同自己亲身经历一样”(Maccoby & Wilson， 1957)。Christoph、Dorothée与Peter (2009)将电子游戏中的角色认同赋予了这样的概念——“玩家短暂地将自我知觉转化成游戏角色的属性值”。当玩家认同他们的角色时，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所使用的角色，并且认为是他们自己在做屏幕中的那些活动(Williams， 2011)。 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中把学习分为直接学习和观察学习，暴力电子游戏为个体提供了通过操作游戏角色而习得攻击性行为的条件，即观察学习的条件。班杜拉认为观察者与榜样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对观察学习的注意过程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榜样与观察者经常在一起，或者二者相似，那么观察者就经常或容易学会榜样行为(唐卫海，杨孟萍，1996)。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暴力电子游戏引发个体的攻击性可能是由于个体在游戏中习得了攻击性行为，产生了攻击性行为脚本(Bandura， 1973， 2001)。而游戏中的角色与玩家越相似，玩家对游戏角色的认同水平就越高，因此对游戏角色的认同水平可能会影响攻击性脚本的习得。 Konijn、Bijvank与Bushman (2007)通过让青少年男生玩不同逼真程度的暴力电子游戏或非暴力电子游戏发现，对暴力游戏角色认同水平越高的被试，在游戏后的竞争反应时任务中所表现出的攻击性越强；Fischer、Kastenmüller与Greitemeyer (2010)通过让被试使用自创或默认角色分别玩暴力或非暴力电子游戏发现，自创组对游戏角色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默认组，而对于玩暴力游戏的被试而言，自创组具有更高的生理唤醒水平和自激活水平，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被试在辣椒酱任务中选择了更多的辣椒。 除了直接对游戏后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进行直接研究外，还有研究通过测量攻击性认知、攻击性情感等方式发现了对暴力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与游戏后攻击性的关联(Lin， 2013; Williams， 2011)。Lin (2013)通过对比玩游戏和观看游戏视频两种媒体交互方式，发现玩暴力游戏的个体(高角色认同水平)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攻击性情感和攻击性认知；Williams (2011)则通过让被试操作与自身相似或者不相似的游戏角色进行游戏，发现游戏后使用与自身相似角色并且玩暴力游戏的被试会表现出更高的敌意水平，而敌意水平通常会被当作为攻击性情感的指标；此外，还有研究者发现对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能够调节游戏交互方式与攻击性认知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对高角色认同的被试，体感交互对高敌意的个体的攻击性认知有显著影响(Jung， Park， & Lee， 2015)。 虽然已有不少研究发现了角色认同与游戏后个体攻击性的关联，但角色认同是如何导致个体游戏后攻击性的变化却仍然知之甚少。根据Gollwitzer与Melzer (2012)的研究，个体对游戏角色的认同水平会影响到其对自己在游戏中所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的接纳程度和在游戏中的罪恶感体验，他们把这些定义为道德困境。根据社会学习理论，高角色认同的个体对游戏中的攻击性行为接纳程度更高，游戏中体验道德罪恶感较低，也就是可能表现出更低的道德困境水平。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一：对暴力电子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与个体在游戏中的道德困境水平成负相关。 道德困境水平较低的个体将攻击行为合理化，可能更容易接受和习得攻击性脚本。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二：个体对暴力电子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会通过道德困境水平对个体游戏后的攻击性水平产生影响，即道德困境在角色认同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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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招募79名西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参与试验，其中男性28人(Mage = 20.21， SD = 1.62)，女性51人(Mage = 20.31， SD = 1.87)。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2. 方法 2.2.1. 游戏使用习惯问卷 根据Anderson and Dill (2000)编制的问卷改编而来。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年内最经常玩的三款游戏，对于每一款游戏使用Likert七点量表对玩这些游戏的频率(1 = 几乎没有玩，7 = 经常玩)、游戏内容的暴力程度(1 = 非常不暴力/无暴力，7 = 非常暴力)和游戏画面的血腥程度(1 = 非常不血腥/无血腥，7 = 非常血腥或暴力)进行评分。暴力游戏经验 = ∑[(游戏内容的暴力程度+游戏画面的暴力程度) × (工作日玩游戏的频率 × 5 + 非工作日玩游戏的频率 × 2)/7]/3。 2.2.2. 角色认同问卷 选用Hefner等(2007)编制的角色认同问卷，根据Lin (2013)的建议删除三个冗余的项目，剩余问卷共由5个项目组成，采用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的七级评分(α = 0.89)，5个项目总分即为角色认同得分。 2.2.3. 道德困境问卷 道德困境的测量采用Gollwitzer与Melzer (2012)对游戏中道德困境的测量方法。问卷由5个项目组成，采用1 (一点也不)到4(非常强烈)的四级评分(α = 0.69)，5个项目总分即为角色认同得分。 2.2.4. 电子游戏 暴力动作游戏《真三国无双3》，该游戏操作简单，ESRB评级T，无血腥场景，适合用于探究游戏暴力因素的影响。 2.2.5. 辣椒酱范式任务(修改版) 实验者将已经调配好的分成7个辣度等级的辣椒水放在实验台上，辣椒水用一次性杯子装半杯依次排列，并用标签贴好辣度(不辣到非常辣，其中“1”代表不辣，“7”代表非常辣)，辣椒水从色彩和气味上都能分辨出辣的程度。主试告知被试：“楼上的实验室正在做一个有关味觉偏好与人格相关的实验，实验要求给被试喝辣椒水，该试验的研究者为了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保证选择的随机性，需要您帮忙从不辣到非常辣的7种辣椒水中选一个辣度给他们的被试喝。”以此作为攻击性水平的指标，数字越大代表越具有攻击行为(周群，2015)。 2.3. 实验流程 被试达到实验室之后，首先完成游戏使用习惯问卷；接着，玩20分钟《真三国无双3》(所有被试都玩相同的地图，并且为了保证游戏过程的流畅，被试所操作的角色都是不会死亡的)；游戏结束之后，完成角色认同、道德困境问卷；最后，完成辣椒酱范式任务。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2.0以及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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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剔除对实验真实性抱有怀疑，以及未按照要求完成游戏的被试，对剩余71名被试(男23名，Mage = 20.26， SD = 1.66，女48名，Mage = 20.31， SD = 1.90)的数据进行分析(下同)，描述性统计见表1。 3.2. 角色认同、道德困境与攻击性水平的相关分析 角色认同与道德困境存在显著负相关，r = −.52， p < .001，假设一成立；道德困境与攻击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r = −.30，p < .05 (见表2)。 3.3. 中介效应检验 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暴力游戏经验会对个体的攻击性产生影响，因此，在数据分析中以角色认同为自变量，攻击性水平为因变量，道德困境为中介变量，暴力游戏经验为控制变量，按照Zhao等(2010)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identification， moral distress and aggressio 变量 M SD 角色认同 22.46 5.95 道德困境 9.68 2.44 攻击性 4.01 1.69 表1.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identification， moral distress and aggressio 变量 角色认同 道德困境 攻击性 角色认同 1 道德困境 −0.52 *** 1 攻击性 0.18 −0.30 * 1 表2. 角色认同、道德困境与攻击性相关矩阵 注： * p < 0.05， *** p < 0.001。 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和Hayes (2004)以及Hayes (2013)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Bootstrap算法的步骤和原理如下，第一基于原有样本(样本量为n)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共抽取n个样本(每个样本被抽到的概率为1/n，抽取的n个样本中很可能存在重复样本)；第二，基于抽取的n个样本计算中介效应的估计值 ；第三，重复上述步骤若干次(记为B，一般设定B = 5000)，讲B个中介效应估计值的均值作为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将B个中介效应估计值 按数值大小排序，得到序列C，用序列C的低2.5百分数(LLCI)和第97.5百分数(ULCI)来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陈瑞，郑毓煌，刘文静，2013)。 选择模型4，因为Hayes (2013)开发的Bootstrap检验程序可以对74中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简单中介效应对应的是模型4。如表3所示，样本量选择5000 (即B = 5000)，在95%置信区间下，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道德困境中介效应显著，区间(LLCI = −0.52， ULCI = −0.04)不包含0；在控制了中介变量道德困境的情况下，自变量角色认同对因变量攻击性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区间(LLCI = −0.30， ULCI = 0.33)包含0。因此，道德困境在角色认同对游戏后攻击性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了完全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ab = 0.15，占总效应量的89.58%，假设二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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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目前流行的电子游戏大部分都含有暴力内容，并且大部分暴力电子游戏以角色扮演类和第一人称视角进行，这就导致了个体更容易对游戏角色产生高水平的认同，更容易把游戏角色知觉为自己。因此，本研究以探讨个体对暴力电子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影响个体攻击性水平的内在机制为目的是十分有意义的。 相关分析显示，角色认同与道德困境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对暴力游戏角色的角色认同水平越高，道德困境水平越低。假设一得到了验证。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中对观察学习的表述(唐卫海， 杨孟萍， 1996)，高角色认同水平的个体认为其自身与游戏角色相似性越高，因此更接受游戏角色所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因而感受到较低的到的冲突，体验到较低水平的道德困境。Gollwitzer与Melzer (2012)的研究中，在玩暴力电子游戏后，有暴力电子游戏经验的个体与无暴力电子游戏的个体相比具有更低的道德困境水平。此外，有大量研究证实，长期玩暴力电子游戏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即更具有攻击倾向(Gentile， Li， Khoo， Prot， & Anderson， 2014; Willoughby， Adachi， & Good， 2012; Ybarra， Huesmann， Korchmaros， & Reisner， 2014)。因此，道德困境水平与攻击性水平的显著负相关，可能是因为低道德困境水平的个体倾向于将攻击行为合理化，因为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因暴力游戏经验会影响个体的攻击性，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将游戏经验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是十分必要的。回归分析的结果验证了假设二的观点，即道德困境在角色认同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对游戏角色的认同水平越高，个体在游戏中体验到的道德困境水平越低，进而导致游戏之后表现出较高的攻击性水平；相反，低水平的角色认同会使得个体在游戏中对攻击行为产生更强的道德冲突，即较高的道德困境水平，最后表现出较低的攻击性水平。然而，本研究中角色认同水平并不能直接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identification， moral distress and aggressio 变量 β Boot SE Boot t Boot p Boot LLCI Boot ULCI 角色认同 0.02 0.16 0.11 0.92 −0.30 0.33 道德困境 −0.28 0.12 −2.31 0.02 −0.52 −0.04 表3. 角色认同、道德困境与攻击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预测游戏后个体的攻击性水平，这与前人发现有所出入(Konijn et al.， 2007; Fischer et al.， 2010; Williams， 2011)。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研究者的研究中，大多没有对角色认同水平进行测量，而是通过控制游戏角色的方式，把角色认同水平定义在高和低两个水平上；而本研究中使用相关问卷测量了每个被试对游戏角色的认同水平，保证了该变量的连续性。使用连续变量代替分类变量，可能是导致与前人发现不一致的原因。虽然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存在些许差异，但本研究依旧证实了角色认同能够通过道德困境对攻击性产生影响。 然而，本研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被试的男女比例不均衡，以及招募的被试都是在校大学生，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不足。这些需要引起以后的研究者的注意。 综上所述，个体在暴力电子游戏中的角色认同水平、道德困境水平与游戏后的攻击性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理论层面，本研究将道德心理相关内容与暴力电子游戏使用集合，就我们所知，本研究是首次将道德困境引入角色认同与攻击性关系的探索。道德心理方面的相关理论可以用来对暴力媒体使用以及暴力媒体的影响进行一定解释，而且将道德心理方面的理论引入暴力媒体领域也能够对这些理论进行验证和修订(Rothmund， Gollwitzer， & Baumert， 2013)。对于两个领域而言，这样的做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践层面，已有研究表明，暴力媒体能够引起情感反应并进一步形象个体的行为与自我概念(Fischer et al.， 2010)；与接触鼓励冒险的媒体相似(Fischer， Greitemeyer， Kastenmüller， Vogrincic， & Sauer， 2011)，接触暴力电子游戏能够改变道德自我概念，并可能影响到道德行为的改变。本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这就为干预、缓解暴力电子游戏对个体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攻击性的影响，提供了参考依据。高水平的角色认同有助于个体在游戏中愉悦的体验，如何保证个体愉悦的同时，减少其对攻击行为的合理化是干预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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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基于托尔斯泰“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提出“代际一贯性”这一新名词。通过实验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剖析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一贯性与子女利他行为的关系。研究1以问卷形式对实验猜测进行初步探索，得出：家庭社会地位具有代际一贯性，其子女更具利他行为。研究2运用质性研究，对统计分析数据进行验证。首先通过对被试访谈，了解被试利他行为的原因；然后对典型人物进行深度剖析，得出家庭地位高且具有代际一贯性，其子女更具利他行为。从而得出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一贯性与子女利他行为的关系。 关键词 :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一贯性，利他行为，心理传记学，独立样本T检验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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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整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具有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一贯性的群体会逐步减少。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贵族家庭，如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屈原一生以安邦兴国为己任，多次被贬却依然能够坚守爱国爱民的优秀品质，最终宁愿以投江自尽来提醒君王要励精图治，也不愿苟活于他人疆土，这种行为值得探究其内部原因。本研究假设这种利他行为的原因来源于他高度代际一贯性的贵族家庭，积极响应党和国家领导人“注重家庭，注重家风”的号召，从社会心理学中家庭社会化的角度出发，探究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一贯性与子女利他行为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此结论：在社会地位高且具有代际一贯性的家庭中的子女更容易形成贵族气，更具有做出利他行为的倾向，从而更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通过本研究有助于家庭更好地了解如何让子女成长为具有良好气质类型的社会所需的高精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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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研究评述和假设 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一贯性是指家庭不同代之间社会地位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而家庭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祖辈、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社会心理学认为，家庭对于子女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环境，因为子女是在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子女容易养成各种行为习惯的特殊时期，家庭成员作为提供子女各种行为习惯的模板对子女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认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因为家庭是一个人接触时间最长的环境且最初的教育也来自于家庭，家庭对子女行为养成是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是无个人动机，不期望任何回报的助人行为(金盛华，2011)。即指对别人有好处，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利他行为的概念是比较广泛的说法，对于本研究的作用不是太清晰，本研究需要从概念中提取出利他行为的特征，再以这些特征为标准去衡量被试利他行为的表现。本研究经过深入的探讨和细致的分析，从中提取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以帮助他人为目的的行为；第二，不期望有精神或物质奖励的行为；第三，自愿的行为；第四，利他者做出这种行为可能会对自己有所损失。此外，依据本研究对于子女利他行为的要求，还提出了其他几种特征：第一，人们在看到陌生人陷入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助人行为；第二，人们制止或干预犯罪的行为；第三，个人约束自己不做出越轨行为，这种行为通过克已的方式取得利他的效果。有研究表明，权利将对个体对其他人的正义感产生消极影响(Blader & Chen， 2012)，以及个人权力感会导致社会阶层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Galinsky， Dubois， & Rucker， 2015)。我们有理由认为家庭社会地位及其代际一贯性与个人的利他行为有关。本研究以调查问卷、访谈和对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学剖析为方法来寻找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一贯性和利他行为的关系，并在探究过程中对于探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认为在探究过程中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家庭社会地位上，要找寻被试祖辈和父辈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被试家庭社会地位是否具有代际一贯性，其中代际一贯性的表现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是否具有代际一贯性。第二，在子女利他关系上，由于被试主要是来自曲阜师范大学的学生，所以就研究被试的利他行为的表现。要验证本研究最初的假设就需要从以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寻找家庭社会地位高且具有代际一贯性的子女与其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出现研究结果不符合假设的情况，也对以后从其他方面寻找影响子女利他行为的养成起到推动作用。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家庭社会地位具有代际一贯性以及家庭社会地位高且具有代际一贯性的人更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然而家庭社会地位不具有代际一贯性的人更倾向于做出利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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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1 3.1. 研究目的 探讨家庭代际一贯性与子女利他行为的关系。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以曲阜师范大学2013级、2014级本科生和硕士生共152名大学生为被试，年龄均在20~24岁之间，共发放问卷152份，收回152份，其中无效问卷5份，有效问卷147份。样本基本分布情况见表1。 3.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为自编调查问卷和访谈问卷，调查问卷采用了7级量表，1为很不符合，7为非常符合。访谈问卷为非结构性问卷。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学历、祖辈和父辈的最高学历、月收入之和以及职业等情况，用于确定被试的代际是否具有一贯性；问卷的第二部分为实验部分，采用七点量表的测量方法。在使用该问卷前，我们随机抽取在校大学生50名进行前测，结果良好。 3.3. 数据分析 该研究重点采用程序方法进行控制，具体包括：(1) 采用匿名方式进行问卷测查。问卷完全采用匿名方式，让被试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据时填写(2) 问卷中使用反向计分题。(3) 将原始数据(祖辈学历、收入，父辈学历、收入，子辈四六级成绩)转换为标准差以方便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运算(见表2和表3)。 Table 1 The condition of questionnaire 本科生 研究生 合计(单位：份) 有效问卷 109 38 147 无效问卷 5 0 5 合计 114 38 152 表1. 被试具体分布及收集问卷情况 Table 2 Group statistic 是否具有代际一贯性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问卷调查题目分值 是 105 33.124 5.4784 .5364 否 39 30.769 4.9175 .7874 表2. 组统计量 Table 3 Independent sample tes 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 均方程的t检验 差分的95%置信区间 F Sig， t df Sig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上限 下限 利他行为 假设方差相等 .744 .390 2.354 142 .020 2.3546 1.0003 .3772 4.3319 假设方差不相等 2.474 75.267 .016 2.3546 .9518 .4586 4.2505 表3. 独立样本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