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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传播的“那达慕”文化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他的名著《人类历史哲学概要》中，给文化定位了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第二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第三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他总是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文化的三个主要特性，因此而确立了文化的民族性、文化性、边界性。 文化在发展中其主体性和空间性被逐步确认，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的发展研究，还需追溯到欧亚草原的历史长河中。据考古资料显示，“那达慕”中举办的赛马、射箭、摔跤等系列体育活动的传承，有其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需要，这需要研究早期欧亚骑马游牧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在草原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骑马游牧民族常常是传递东西方文化的使者，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冲突是推动文化传播的主要力量。中国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文明古国，是与中国物质文化丰富、先进分不开的。自古匈奴是骑马游牧民族，历史上，在欧亚草原的东端，建立了强大的政体，以现今的蒙古高原为根据地，他们创造了游牧与定居社会的文化传播，古丝绸之路自古有之，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人类在传播文化和文明中，受到传播条件的限制。据蔡伟杰在“骑马游牧民族斯基泰与匈奴有何不同”中指出：在今斯基泰共和国境内所发掘之斯基泰后期文化之巴泽需克(Pazyryk)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与战国时代的铜镜，认为早在张鹭出使西域以前两三百年的时间，欧亚东西两端已开始进行文化文明交流，强调了史前丝绸之路的存在极其重要作用，也说明草原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更加久远。草原丝绸之路又称“草原通道”是最早出现的丝绸之路，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丝绸已通过游牧民族传到了西方。从文化形式看，这条草原通道连接着欧亚两大洲，是文化交流交往互联互通的通道。考古资料进一步说明了此通道在人类历史的交流中各地区对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价值，对于弘扬自身文化，传播东西方文化文明交流是不可忽视的。并经过游牧民族利用马，传播东西方体育文化方面的得到了快速提升。 3.1. 游牧民族的传统体育的传播 既然草原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进行物质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决定作用，那么游牧民族的摔跤、射箭、骑马术对中原地区的传播再所难免。如今“一带一路”下的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对沿路国家在民族认同具有统一性、系统性上不存在分歧问题，对中国“那达慕”文化传播与融合具有积极性。 自古欧亚这偏大草原上从文化发展到历史中的人的生活，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人民、部落和国家都与欧亚大陆的族群和部落有着广阔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这些族群、部落和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因此研究“那达慕”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播，离不开研究欧亚草原上的族群、部落和国家。 欧亚这片草原经历了中石器、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居民主要以小型刮削器用来生活。由于流动狩猎生活的增多，相应的出现人数不多的部落，部落为生存而进行着集体活动。集体进行着社会生产，这一阶段出现了畜牧业和种植业两种社会生产。到了公元前70世纪人们开始使用骨器和陶器，人类开始利用羊毛和植物纺线用于缝制衣物，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弓和箭(在蒙古考古)一书中有详尽说明 [ 3 ]。 在经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世纪，欧亚草原的牧人开始铜石并用。公元前20世纪初，欧亚草原的居民开始用铜、锡、铅，人类社会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出现根本性变革，并在考古中发现了马头骨。 在公元前20世纪末到公元前10世纪初，欧亚草原上居民开始使用鹿石进行雕刻，上面刻有短剑、战斧、矛、盾、弓、带箭的箭筒、马、羊、猛兽等。在蒙古、图瓦、外贝加尔地区、哈萨克斯坦、中亚奥伦堡、易北河谷等地区，约在公元前13~12世纪，草原游牧民族开始使用马，并且开始有部落。部落间对草原的土地使用有边界。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欧亚草原开始出现铁器时代。这个时期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得到了普遍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如果没有养马业就极难开发辽阔草原，从公元前10世纪，养马业在欧亚草原迅速发展，利用马匹骑行和用动物驮运及驾车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同时也促进了周边和地区人群的文化联系。据蒙古考古，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居民饲养的家畜主要有五种：马、牛、骆驼、绵阳和山羊。这个时期有各种青铜的马具部件(环、马衔、箍、带扣、服饰)，同时这时的岩画中也有骑马的图和场景。养马业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方式，如果不骑马就不能放牧，从多方面可以看到，马匹在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欧亚草原中生活着两大部落联盟-匈奴和东胡，在公元前3世纪匈奴成为最强大的部落。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推翻其父头曼单于，建立了政权，并征服了东胡，西驱逐了月氏，向南占领了汉王朝的土地。公元前57~前55年匈奴内部出现内讧，匈奴国家一分为二，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与汉王朝建立了和平关系。北匈奴在郅支单于的带领下迁于中亚，在多瑙河附近建立了统一国家，公元93年匈奴国灭亡。在蒙古考古的匈奴墓中，在内椁的内壁挂着丝质织物，在很多墓主的生前用品中，有丝质衣裤和鞋帽。说明公元前5至3世纪，古丝绸之路就已建成，并进行着早期的物质文化交流，古丝绸之路正是今天的草原丝绸之路，后期又经历了突厥、回鹘、契丹、蒙元等时期。从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草原丝绸之路，在经历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形式都有较多的共同特征。在现今欧亚草原地区的不同国家中，仍然保留着摔跤、射箭、骑马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这些项目的体育文化形式也比较接近，“那达慕”这个称谓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基本是相同的，活动形式要求规则相近。 3.2. “那达慕”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发展 任何物质上的强盛都不能替代内在精神的完善，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全球瞩目，丝绸之路是历史留给人类的财富，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是追求世界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上在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中，与世界各国分享，同时，强盛的物质财富能引起爱慕、兴趣和景仰的精神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中，进一步通过“那达慕”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提高沿路各国的文化融合。 有人类就有传播，通过符号和行为系统进行传播，“那达慕”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人化的行为系统。通过“那达慕”的举办，使媒体跨产业和文化两大领域进行传播，“那达慕”文化传播事业从政府、民企、个体、民间、零散的信息向大规模产业类型转化，成长为一个能够贯通和影响其他产业类型，成长为一个影响力不局限于体育产业领域的文化工业，成长为一个不仅提供信息平台，还通过“那达慕”期间媒体化打造成为直接影响沿路国家人民思想的文体产业平台。 3.3. 形成“那达慕”文化独立的特色平台 “那达慕”作为沿路文化交流和传播平台之一，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知识的不断挖掘和重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进行的。在传播中国文化中，阐释中国和中国阐释世界是一种在沿路国家可以通过“那达慕”来传播，进行新知识生产，把“那达慕”文化传播实质定到这个层面上就从学理上为民族传统体育实践操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建设不是孤单的行为。是中国国际化后普遍性的文化自觉运动，文化建设的结果。文化传播，首先建立在“文化自觉”，是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性。文化自觉之后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那达慕”文化自觉，是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目标的必要阶段。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相适应，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促进。 3.4. 在话语体系中传播“那达慕”文化 “那达慕”文化是一套别具特色的话语体系，拥有着自己特点的内部机制和权力。当“那达慕”被社会文化整合后，会形成在社会文化传播的新的文化组合、文化体系，当一些不同文明组合的人坐在一起进行交流时。双方的文化冲突、文化问题会得到彼此文化关切、文化认同。从当前“那达慕”文化建构来看，在草原丝绸之路建设中，文化传播在不同民族间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每一国家一个群体都应因渠道的不同而建立其各自的理解体系，从而开辟出一条理解的路径，这种路径就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大道。 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介可以推动特定目标的实现。“那达慕”文化在沿路传播中的媒介是多方面的，体育活动有赛马、射箭、摔跤、民族舞蹈、布鲁、民族棋类等多种形式，在各类体育活动中还有各类的文化样式，如赛马，不论赛马的各种距离，只论赛马的骑乘器具的民族式样，花色形式各异，带有本民族的文化气息，还有骑手的服饰文化等，是不同的个体用以区别与自我和他人的文化。赛马运动之间的接触，首先是上述介质的接触和跨越，从而实现“那达慕”文化主体、主体文化的跨越。当今中国文化的传播向一个快速发展时代迈进，也是一个需要世界认识跨文化理解到认同的时代，“那达慕”是文化传播的介质之一，其中还有草原丝绸之路中沿路各国的传统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从组织形式、运动员着装、器具制作、习俗等文化主体。在沿路国家交流中获知其文化传播的具体效果。沿路各国在融入到“那达慕”活动中时，其自身的文化和文明要素将奠定文化传播中的基调和效果，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形式、不同特征的民族体育项目，通过“那达慕”文化传播过程中，推动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进一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