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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国家关于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的立法与实践 2.1. 法国的立法和实践 法国《新民事程序法典》第1502条规定：“法国法院仅因以下原因方能拒绝承认与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仲裁员在没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作出裁决，或者裁决是基于无效或业已超出有效期的仲裁协议而作出的；仲裁庭的组成不合法，或独任仲裁员的任命不合法；仲裁员超越权限作出裁决的；仲裁程序缺乏公正性的；承认与执行将违背国际公共秩序的 [ 3 ]。”显然，在该法典中，法国并没有将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列入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定理由。因而在实践中，当涉及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时，法国通常采取有利于仲裁裁决“复活”为要义。例如，在Yugoslavia v. SEEE (France)案中，在瑞士法院宣布涉案的裁决并非仲裁裁决后，胜诉人SEEE依然向法国申请承认与执行该裁决时，法国里昂上诉法院依旧裁定准予执行。再如，在Pabalk Ticcaret Sirketi v. Norsolor S. A.案中，在奥地利法院以仲裁庭越权仲裁为由部分撤销该裁决的情况下，当胜诉方当事人向法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时，法国最高法院依据《纽约公约》第7条的“更优惠权利条款”准予执行，并指出，执行地法院有义务按照本国法决定是否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而非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此外，在1993年的Socittt Polish Ocean Line v. Socittt Jolasry案中，法国法院依据本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作为准予仲裁裁决执行的依据 [ 4 ]。此外，在Socittt Unichips Ftnaniiaria v. Gesnouin、法国公司(S.A. Lesbats et Fils)/德国公司(Esterer WD GmbH)仲裁案以及“印度尼西亚公司/法国公司仲裁案”(2007)等案件中，法国法院均执行了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 从法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其“复活”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司法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其“复活”法律根据也多与本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和《纽约公约》第7条“更优惠权利条款”挂钩。显然，这与法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解密切相关。法国推崇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内国化”理论，主张国际商事仲裁独立于任何一个法律体系，因而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应按照本国立法，而不必顾虑仲裁地国对裁决的态度。同时，法国坚持将《纽约公约》第5条理解为授权性条款，在此基础上搭配《纽约公约》第7条“更优惠权利条款”的适用，赋予国内法更为优先适用的地位，从而复活本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 2.2. 美国的立法与实践 《美国联邦仲裁法》第201条规定：“1958年6月10日签署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应由美国法院按照本章予以执行。”第202条规定：“属于公约管辖范围内的仲裁协议或裁决，无论契约或非契约，凡是产生于法律关系的仲裁协议或仲裁裁决，并被视为包括本法案所述的交易，契约或协议在内的商事性质者，均属于公约管辖范围。产生于这种关系的仲裁协议或裁决，但完全系美国公民之间者，则不应视为公约管辖范围，除该关系涉及国外财产，履行或执行将来在国外进行，或与一个或多个外国有某种其他的合理联系者不在此限。根据本条款，如果一个公司设在、或其主要营业地在美国，则该公司法人系美国公民 [ 5 ]。” 从美国上述立法来看，其对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美国是否具有复活可能性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立法态度，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一套独立的判例认定体系。 据统计，美国法院目前适用《纽约公约》第5条第e项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例共计8个，其中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有2个。 1996年的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案是第一例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实现“复活”的案例。在该案中，法院首先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明确了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即法院据此可对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作出支持或拒绝的裁决。然后，法院继续援引《纽约公约》第7条，认为《美国联邦仲裁法》是更优于《纽约公约》的国内法，在该法中并未明确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可作为拒绝执行申请人申请的法定理由。最后，法院指出，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对一裁终局的约定构成了法院承认与执行该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约定事由。同时，法院在判决中还对国际礼让原则进行了阐释，认为：“没有国家会持续地承担执行对国内法院有基本偏见的外国利益的义务，礼让从来不会迫使国内法院忽视本国公民或者他国公民根据本国法享有的权利。” 在Corporatio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 L. De C. V.一案中，美国法院对该仲裁裁决的撤销理由进行审查后，认为墨西哥法院的撤销裁决适用的是仲裁开始后才生效的法律，因此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违背可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因而该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符合拒绝承认与执行的例外条件，法院可准予执行申请人的执行申请，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院在其他和后续的案件中并没有延续上述的“复活”路径，在1999年的Baker Marine (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一案中，美国法院根据如下要点作出拒绝该已被撤销仲裁裁决“复活”裁决：1) 援引国际礼让原则；2) 指出案件与美国不存在紧密的连结因素；3) 尼日利亚撤裁程序内容合法，美国法院没有理由行使《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自由裁量权。在Martin Spier v. Calzaturificio Technica. S.p. A.一案中，美国法院除了强调撤裁法院属于合法撤裁且该案件与美国无涉外，还特别指出了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约定仲裁的终局效力。在Termorio & Leas Co. Group S. A. E. S. P.v. Electranta S. P.， et al.一案中，美国法院对《纽约公约》规定的首要管辖权和次要管辖权进行了简要阐述，指出首要管辖国之撤裁裁决具有确定之效力，作为次要管辖国的美国不应轻易否定首要管辖国合法作出之裁决。此外，法院还强调，美国奉行的有利于仲裁的政策不能成为该仲裁裁决“复活”的充足理由。在2014年的Thai-Lao Lignite (Thail.) Co.， Ltd. v.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与2017年Getma International v. Republic of Guinea案中，美国法院除了考虑上述裁判要点外，还特别强调严格限制法官对《纽约公约》第5条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认为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方可适用，即只有仲裁地国之撤裁裁决明显违反了最基本的道德和正义观念，法院才会考虑“复活”该被撤销的仲裁裁决。 从对上述案件的分析来看，美国法院决定是否“复活”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法律因素，主要包括《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第7条的“更优惠权利条款”、明显违反公平正义的例外情形、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裁决效力约定、区分首要管辖权和次级管辖权下的国际礼让原则、案件与美国是否具有紧密的连结因素。当然，最后一点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认为其有地方保护主义之嫌。因此，总体来说，美国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决定已撤销仲裁裁决是否复活的法律标准，即以拒绝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为原则，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为例外。 2.3. 中国的立法与实践 根据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规定，如果被执行人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公约第5条第1款中第5种情形之一，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和执行。该款明确排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即我国明确将《纽约公约》第5条界定为强制性条款，这断绝了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我国法院“复活”的可能性。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案件的若干规定(送审稿)》第36条规定：“外国仲裁裁决尚未生效、被撤销或者停止执行的，经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上述观点也得到确证。 同时，我国相关法律对《纽约公约》第5条与第7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厘清，有学者认为这可以为中国未来确定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能过“复活”提供切入点。否则，我国将会面临以下司法难题：若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之理由与我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理由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相互冲突，如果一味地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与国家司法主权不符，也不利于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在司法实践方面，我国法院目前还没有遇到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向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情况。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曾出现过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又被当事人于2006年在德国柏林地区高级法院申请执行的案例。此外，与《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相关也有一例，即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在该案中，广东省高院以《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戊)项裁决尚未对当事人生效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但最高院复函并未对(戊)项的理由作出回应，而是以(丁)项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 [ 6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法院遇到类似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情形也会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