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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与分析 4.1. EKC曲线拟合与分析 通过对四个城市2008~2018年经济发展与工业污染排放的EKC曲线拟合，结果如下表2。 Table 2 Fitting data of EKC model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emission in four citie 模型参数 拟合结果 R 2 曲线特性 南京 工业废水 Y = − 1 . 51 ∗ 1 0 − 4 X + 1 . 219E − 9X 2 + 3 . 599E − 15X 3 + 8 . 853 0.972 三次曲线，观察期内单调递减 工业SO 2 Y = 0.000 112X − 1 . 2171E − 9X 2 + 12 . 311 0.92 二次曲线，呈倒U型 工业固废 Y = 0.0 52X − 4 . 61 0 1E − 7X 2 + 1 . 4345E − 12X 3 − 29 0. 852 0.939 三次曲线，呈N型 苏州 工业废水 Y = 0.000 176X − 7 . 9969E − 1 0 X 2 − 3 .0 3221 0 0.846 二次曲线，呈倒U型 工业SO 2 Y = 0.000 586X − 2 . 7761E − 9X 2 − 12 . 97 0.926 二次曲线，呈倒U型 工业固废 Y = 0.0 6X − 2 .0 491E − 7X 2 − 189 0. 129 0.601 二次曲线，呈倒U型 泰州 工业废水 Y = − 0.0000 17X − 1 . 8678E − 1 0 X 2 + 1 . 7 0 24E − 15X 3 + 2 . 335 0.927 三次曲线，观察期内单调递减 工业SO 2 Y = 0.000 197X − 3 .000 1E − 9X 2 + 1 .0 139E − 14X 3 + 2 .0 82 0.852 三次曲线，呈N型 工业固废 Y = 0.0 26X − 3 .0 8E − 7X 2 + 1 .0 821E − 12X 3 − 293 . 12 0.955 三次曲线，呈N型 徐州 工业废水 Y = 0.00000 3X + 1 . 1629E − 9X 2 − 1 . 547E − 14X 3 + 0.0 838 0 7 0.87 观察期内呈倒U型 工业SO 2 Y = − 0.000 563X + 1 . 7831E − 8X 2 − 1 . 6285E − 13X 3 + 15 . 656867 0.755 三次曲线，呈倒N型 工业固废 Y = 0. 247739X − 0.00000 5X 2 + 2 . 998E − 11X 3 − 2619 . 851886 0.763 三次曲线，呈N型 表2. 四市经济发展与工业排污之间EKC模型的拟合数据 通过EKC模型的数据拟合，拟合出四个城市的3大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曲线，如下图2，其中a、b、c、d分别代表南京、苏州、泰州和徐州。 南京市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是三次方程，其R2 = 0.972，拟合度较高。该拟合方程并不符合EKC的倒U曲线模型，由图2(a)可以看出在观察期内，自2008年开始，到2018年间，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一直处于递减状态，其变化趋势大致符合倒U曲线的第二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废水排污量不断减少。南京市工业SO2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是倒U曲线，完全符合EKC理论，并且在2005年出现了拐点，拐点出现比模型理论预测提前了一年，拐点出现之前污染物不断增加，拐点之后工业SO 2 排放量随经济发展呈递减趋势。南京市工业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拟合曲线为三次方程，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模型，该曲线呈并不明显的N型，且工业固废的产生量一直在波动上升。 苏州市的工业污染物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都是二次方程，都符合EKC倒U模型，苏州市工业废水和工业SO 2 在2011年就出现了拐点，在2011年后，工业废水和工业SO 2 排放量持续降低，其工业固废的变化在2014出现拐点。根据拟合曲线的系数预测，苏州市工业废水的拐点在人均GDP达到110，042元时出现，但苏州市在2011年人均GDP达到103，739元时就出现了拐点，早于模型理论预测；工业SO 2 拐点出现预测人均GDP为105，543元，大致符合2011年的人均GDP值，工业固废的拐点预测出现是人均GDP为146，405元，但苏州市在2014年人均GDP达到132，131元时就出现拐点，但近年来工业固废还在不断波动增长。 图2. 四市经济增长与排污量的关系及EKC拟合图 泰州市工业废水拟合曲线是三次方程，并不符合EKC的倒U理论模型，其拟合曲线呈N型，模型预测当人均GDP达到104，881元时，工业废水会出现第二个拐点，截止2018年结束，泰州市人均GDP超过109，988元，泰州市工业废水排放持续减少，并未出现第二个拐点。随着绿色技术的改进、环保政策的推进以及环保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泰州市工业废水会持续下降。工业SO 2 在2009年也已出现了拐点，近年工业SO 2 排放持续下降，出现拐点时间早于模型预测时间。泰州市工业固废拟合曲线是三次方程，观察期内的曲线大致符合倒U曲线的，自2012年出现了第一个拐点后，工业固废产生量一直在减少，模型预测人均GDP达到126，382元时会出现第二个拐点，其工业固废产生量会持续增加，因此，泰州市需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把控固废的产生与资源化利用。 徐州市工业废水拟合曲线是三次方程，但在观察期内呈现倒U型，且在观察期内工业废水排放量持续减少。工业SO 2 拟合曲线呈倒N型，模型预测在人均GDP达到49，903元时出现第二个拐点，但徐州在2012年就提前出现拐点，自2012年后工业SO 2 排放量持续下降。工业固废拟合曲线不符合EKC倒U理论模型，其曲线呈N型，在2012年出现了第一个拐点，2012年到2015年，工业固废产生量持续下降，2016年开始，出现第二个拐点，其数量开始持续上升，两个拐点的出现时间均早于模型预测时间。 4.2. 脱钩状态分析 通过对南京市、苏州市、徐州市、泰州市四个城市的经济指标数据和排污量指标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运用脱钩模型，得出各市2008~2018年经济增长与排污量脱钩状态，图3是南京(a)，苏州(b)，泰州(c)，徐州(d)四个城市2008~2018年综合脱钩状态的统计图。 图3. 2008~2018年四市综合脱钩状态统计图 工业废水脱钩状态分析｡南京市近十年来工业废水基本处于脱钩状态，除了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处于弱脱钩状态，总体来说脱钩状态比较高｡苏州市2011、2012年工业废水处于增长连接状态，这一时期，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除这两年外，其余年份工业废水都处于强脱钩状态，总体来说脱钩状态较好，由此说明苏州市在工业废水“减排”的治理上工作到位，在非脱钩状态出现后积极应对，保证常年的污染物脱钩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与工业排污的可持续状态｡徐州市2010、2011两年工业废水处于增长连接阶段，并且在2012年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此时徐州市经济缓慢增长，工业废水排放量却大幅增加，环境压力也在不断提高，到近几年，徐州市工业废水处于强脱钩状态，由此说明徐州市近几年的工业废水治理工作做的到位，总体脱钩状态比较好；泰州市在2008、2009年工业废水处于弱脱钩状态，并且在2015年处于增长连接状态，到后期较为稳定，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 工业SO 2 脱钩状态分析｡南京市工业SO 2 除了2011年处于弱脱钩状态，其余年份都稳定保持在强脱钩状态｡苏州市2011~2012年，工业SO 2 由扩张负脱钩状态转变为弱脱钩状态，其余时间都保持在强脱钩状态｡徐州市2008、2011年都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整体脱钩指状态具有一定动荡性，但到后期相对保持在稳定的强脱钩状态｡泰州市从2008年的扩张负脱钩状态变化为2009年强脱钩状态后一直保持强脱钩状态至今，其总体的脱钩状态较好｡ 工业固废脱钩状态分析｡南京市工业固废在2008~2014年基本保持在弱脱钩状态，2016年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近两年，其状态稳定保持在强脱钩状态｡苏州市工业固废总体的脱钩状态动荡性较大，近两年工业固废脱钩状态在弱脱钩和强脱钩之间动荡｡徐州市在前期的时间段内工业固废脱钩状态保持在强、弱脱钩状态内，近两年来，其状态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表明近几年徐州经济增长放缓，但工业固废的产生还在继续增加着｡泰州市从前半段时间由非脱钩状态转变为后半段时间的强脱钩状态且比较稳定｡ 4.3. 工业排污驱动因子分析 根据EKC曲线拟合检验和脱钩状态分析，对整体脱钩状态较好的苏州市进行工业排污的驱动因子分析，通过2007~2018年苏州市年GDP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 2 排放量以及工业固废产生量的数据，运用因素分析公式，做出苏州市工业排污的因子分析图，如图4所示，图4(a)~(c)分别是苏州市工业废水、工业SO 2 、工业固废的驱动因子图。 图4. 苏州市工业废水、工业SO 2 、工业固废排放因素分析 工业废水排放驱动因子分析。由图可知，从2008年起，苏州市的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水的排放的贡献值在波动下降，表明苏州市的工业废水的增加受经济增长作用变小。在城市的发展初期，工业排污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 20 ] [ 21 ]，同时也表明苏州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了污染物的排放，环保工作到位；技术贡献都是负值，表明随着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单位产值排放量，从而导致工业废水总排放量下降；协同贡献均为负值，表明虽然经济迅速增长，但技术进步更加显著，两者协同的贡献量为负，使得苏州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下降。 工业SO 2 排放驱动因子分析。有图4(b)可知，苏州市经济增长对工业SO 2 的排放是正值，表明经济的增长使得污染物产生；技术贡献除2010年均为负值，表明随着技术的进步、环保政策的落实，遏制了工业SO 2 的排放。2010~2011年间，苏州市工业SO 2 排放出现拐点，该年污染物排放量达到顶峰，这一年之后，技术进步的作用超过经济增长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作用，苏州市工业SO 2 开始呈下降趋势；协同贡献为负值，表明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工业排污持续减少。 工业固废排放驱动因子分析。经济贡献均为正值，经济增长对工业固废产生量起到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变化幅度不大，技术贡献变化幅度大，出现一段时间的正值。从总贡献来看，苏州市工业固废产生量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自2014年出现拐点后，工业固废量并没有呈持续下降趋势，反正出现小幅度的上升，在驱动因子的贡献来看，经济增长的正贡献超过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负贡献，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工业固废产生量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 总体来说，苏州市工业废水、工业SO 2 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子为技术进步，工业固废的产生量变化受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协同贡献。苏州市2008年产业结构比例为1.6:62.0:36.4，发展到2018年，产业结构比例为1.8:48.0:50.2，第三产业急速增加，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另外，2008年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为23.4943亿元，到2018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达到258.0179亿元，由此可见，苏州市工业废水和工业SO 2 排放的减少深受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虽然工业固废还在波动变化，但在绿色技术的投入、环保政策的推行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的情况下，工业固废产生量的预测将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