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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民国时期多变的东林形象 尽管晚清时期的报刊传媒已较为发达，但其远不及民国繁荣。晚清时期，康梁二人通过在报刊上发声成功地将东林塑造成了正面的形象，并借着报刊的影响力将其传播出去。而到了民国时期，信息的加速膨胀和传媒的急速发展，使公众拥有了更多的发声的平台。在各种思潮交流激荡的过程中，时人有关东林形象的评价也越发多变，其可以基于不同的理论或立场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评议东林，不再以东林的正面评价为主流。 民国初年，合群立会的思想仍然影响着部分时人对于东林的评价。吴贯因在《社会与人物》一文里指出，如果要革新社会，应当学习明末东林“结集团体清名之士，声应气求，其德不孤，用能战胜社会，革颓风而为良风。” [ 43 ] 刘达驹组织成立比较法学会之时，“外维西哲合群之义，内仿东林结社之规” [ 44 ]，将东林会规作为比较法学会的组织规则。高太痴在1912年于上海创立希社之时，也曾作诗夸赞东林，“吾爱东林贤，气节激弥奋” [ 45 ]，以间接的表明自己创立希社的期望。 随着群学立会思想逐渐成为了一种共识，时人不再需要通过赞美东林来证明这一思想的合理性了。1921年王光祈在《少年中国》发表了《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一文，提出：“因之社会对于吾会性质不免误解，或以吾会为东林复社，”“吾会不愿以消极清流之自命” [ 46 ]。其不愿将现今的学会和“消极清流”的东林复社相提的行为，一方面表明士人用东林来论证学会的合理性之时，东林和学会被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此时东林的形象仍然受传统评价的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谈民主说共和成为思想开明的标志，而参加党社则成为社会时尚，成为众多的人们表达个人思想的重要方式” [ 47 ]，因此在民国初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 [ 48 ] 虽然此时政党广泛成立，但是人们并没有如预期一般享受到政党政治带给社会的好处，反而陷入了党争的局面之中。当时便有人批评政党“但知驰鹜追逐营巧竟利，甚且为大盗权奸供奔走执贱役，而于国家大计鲜有建树，致为国民所疾视。” [ 49 ] 还有时人感叹道：“政党乎，政党乎，国民未受其力而受其害”，并认为此时的政党问题“终传染于汉唐宋明无统系无政见之党派”，因此对东林大加批评：“明之东林，其祸甚矣。” [ 50 ] 在这样的情形和传统评价的影响下，东林一度好转的形象受到影响。 民国初年，不仅派别争斗严重，而且“朝野士夫，道德沦丧，夷诟无耻，言论行为莫不为金钱势力所左右。”此时社会风气也是“奢侈与贪鄙，苟且与讹诈”并行 [ 51 ]。面对这样情况，部分时人发起“道德救亡”运动 19 ，提出“吾国人民苟欲不亡国，则必锻炼其知识，砥砺其道德，冀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之资格，以铸造良好之政治。” [ 52 ] 东林的气节一直被后人所推崇。近代以前，东林的气节往往因朋党亡国的论调，变得黯然失色。黄宗羲虽然着重强调了东林的气节，但也是在反驳东林是朋党的前提下。而此时，因上文所提到的各种因素，东林是否为朋党这一问题不再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了，东林气节得以焕发光彩。 面对社会的道德危机，部分时人开始重视并提倡东林气节。1914年，惟一在《最近社会之悲观》一文中，便赞美“明之东林，虽处阉竖浊乱之世而嚼然不滓，兀然独立，虽百世之下，尤怀怀有生气而社会清明之气尤延一缕而弗坠者。” [ 53 ] 在《民德》一文中，放鹤认为只有程朱之学成能培养民德，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因此，他认为东林诸人就是因为继承了程朱之学，才能在国家危亡之际，“以血肉以相撑，舍命不渝” [ 54 ]。吴贯因提出政府用高压手段束缚人民的行为，导致民国初年的社会毫无生气，“如久病之夫，将濒死之者”。其认为改变这一状况最好方式是，通过在野政治家牵制政府。吴贯因将东林作为在野政治家的榜样，对东林多加赞美 [ 55 ]。 在“道德救亡”的运动之中，东林成为了国家危亡之际，以道德挽救国家的代表，东林形象因此再度好转。在这样的情形下，顾宪成和高攀龙的画像被教育部要求悬挂在东林旧址处修建的无锡第二高小处，并要求“使学生时常接触，以引起敬慕之心。” [ 56 ] 张竟生提出东林复社及“大禹的治河，王安石的新法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五四运动等，也当各各有一节日以为纪念” [ 57 ]，以让群众学习其精神。钱穆向来“重‘尊德性’而轻‘道问学’” [ 58 ]，因此他十分认同黄宗羲对于东林的评价，在他看来“东林之学，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刀绳。”他强调“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在他看来，东林要为明朝的灭亡负责的说法，只是“一时小人之口” [ 59 ]，而这种小人的说法不辩自明，不用多加理会。 此外，民国时期社会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的思索等，都使得当时的思想文化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民国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的论战此伏彼起，延绵不绝。在不同的论战之中，东林也被牵涉其中，而这也影响了时人心中的东林形象。下文便选取周作人和鲁迅的争论以作分析。 在周作人看来“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止于亡国败家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 [ 60 ] (p. 3)他还援引了张岱对东林的评论 20 ，作为自己的论证。而在《“题未定”》之九中，鲁迅几乎原封不动的引了张岱的评价。其指责张岱“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 61 ]，认为张岱的评论有失偏薄。鲁迅还讽刺周作人如同一些“清高通达的士大夫”一样，还不如百姓能够明辨是非。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看似在评论东林，其实都是在借古讽今。周作人真正批评的是那些他认为遗传了“痴颠恶疾的明朝人的子孙” [ 60 ] (p. 4)，即当时的左翼文坛。而鲁迅对于周作人对东林评价的反驳，则是在维护左翼文坛和相关的文学团体。 在当时，并非仅有周作人对东林有所批评。民国时期，传统的朋党观依旧影响着人们心中的东林形象。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文中提出：“世之谈学风者，多举东林以为咨询，而余不置对。”钱基博和顾高两人一样是江苏无锡人，然而其讲乡学之时，“称高攀龙而不称顾宪成，以门户声气，而东林所由托始也。”在他看来，东林“党同伐异以为把持，声气标榜以为结纳” [ 62 ]，对于国事没有任何帮助。 夏允彝对东林的评价，在史学家之中也多有人认可。谢国桢认为夏允彝关于东林的“论调最为持平” [ 63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认为：“夏允彝《幸存录》评论东林党与阉党，有些话说得还公平。” [ 64 ] 在《明史稿考证》中，陈守实“附采夏允彝幸存录数百言，以折衷东林魏党之曲直。” [ 65 ] 在《明季南应社考》一文中，朱惔也言：“盖幸存录一书，对于东林党与非东林党，说多持平。” [ 66 ] 然而，翦伯赞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东林党”并不存在，东林只是“讲学山林，自命清流，然而终以不能忘情于国家，间或进而评议朝政，指斥时政”的一群人罢了 [ 67 ]。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对于民国时期的历史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因此，当时也有学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探讨东林。胡汉民将东林看作“一时代有识的无产阶级” [ 68 ]。而吕振羽则认为东林是由“中间层出身的小官鄙职和进士们，特别是出身市民家庭及市民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所构成，因此他认为“作为封建社会的士人集团的东林党，同时又反映了其时“市人”阶级的一些利益和要求。” [ 69 ] 民国时期，时人对东林的评价呈现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先是时人对东林的评价依然受合群立会思想的影响；此后，时人借批评东林来表达自己对当时政党争斗的不满；接着，在“道德救亡”运动之中，东林成为了旗帜。东林形象也因此不断变动。当然，这些变动只是当时的一个趋向，其中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影响了时人对于东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