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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通实力”概念的提出 2.1. “通实力”概念的提出背景 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和新一轮的国家崛起，使得世界各国意识到国家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国家实力观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发挥程度以及如何取得与国家实力相对应的国家利益。 然而，不同的学者对于国家实力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美国政治家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将其定义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力量” [ 4 ] ，罗伯特·达尔认为国家实力是指那种“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 [ 5 ] 。美国“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权力和相互依赖》中将国家实力描述为“对资源的控制力或者影响结果的潜能” [ 6 ] 。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要受多方要素的影响，如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科技、国家社会制度的优劣、国家意志及国家生存能力等” [ 7 ] 。经济实力、精神文化实力都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国家实力理论越来越重视由多种实力要素组成的综合平衡的国家实力观 [ 8 ] 。国防大学教授顾德欣、黄琦将国家实力定义为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及对外部影响的力量的组合 [ 9 ] 。国际关系中实力的含义明显区别于实力资源，军事、经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都是实力资源或实力资源的延伸，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力。从实力的概念出发延伸国家实力的含义，国家实力是指政府、国家拥有和管控以及利用资源的综合潜能以实现预定目标的能力。 国家实力的概念由来已久，自国家形成至今，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实力侧重方向和不同的国家实力观。大航海时代的国家为取得占优势地位的资源，而不断发展以扩张、扩充为主导的国家实力，即“扩实力”；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侵略为主的国家实力发展模式逐步向实现综合影响的模式转变，西方国家为了避免再度爆发不必要的军事战争并且为了维护战后取得的最大利益，先后发展以分裂、强制和诱导为主导的国家实力，即“裂实力”、“硬实力”与“软实力”；而后，当西方国家无法完全取得预定利益时，便基于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软硬兼施的国家实力，即“巧实力”。“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而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实力理念造就了不同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国际战略的基础是军事实力，战争成为国家政治的延伸，解决问题最终还要靠军事实力。而二战前后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成为其国际地位的象征，逐渐形成了“硬实力”，英美等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软实力”是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以如何确定自己的世界地位入手，抨击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衰落论，提出“软实力”理论，以文化魅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为依托的同化力，有效的控制政治环境，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选择。在近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美国形成了以“文教经援”、“民主扩展”、“舆论引导”措施为主的“软实力”干预模式 [ 10 ] 。而面对现如今的全球化治理难题与政治经济新秩序重构，需要采取一种更为符合时代背景的国家实力理论。 进入21世纪，随着新一轮的国家崛起，各国的国家实力不断演化，国家实力的含义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体系中所讲的，实力的强弱不在于资源，而在于改变其他国家选择的能力，实力的关键不再是拥有最多的资源，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资源，以扩展国家权力进而实现预定目标。经济、军事能力等“硬资源”不再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因素，此观点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有所趋同，全球冲突的根源在于文明的冲突，军事战争是冲突到达临界值后的集中爆发，政治文明秩序成为其内核。实力的运用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如何形成强关系，吸引和利用资源，扩展国家实力。 2.2. “通实力”的概念和内涵 “通实力”是指事物之间的一种连通能力。其中涉及的事物可以是相同事物也可以是不同事物。“通实力”也指事物之间的联系程度，是一种标量，可以直接比较大小 [ 11 ] 。 “通”作为一种传统理念，在物质和精神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体现。从医学上看，中医讲究气血畅通才能人体安康，人的身体不适往往是由体内的气血不畅所导致的，病即为不通，通则无病；同样，西医从细胞和结构方面上讲，认为细胞的破裂、生长和运动的不畅是导致人体生病的主要根源。从经济学上讲，货币的流通速度和效率越大，越能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在交通方面，道路相通能够实现运输成本的减少，从时间和空间上创造更大的价值。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均不是独立存在的，只不过是联系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在网络中，节点的度就是衡量连通程度的一个标量，而在加权网络中，边的权重对于联系强度也是有着重要的影响 [ 11 ] 。 “通实力”的概念源自于国家形成的本源，将国家的含义予以拓展并放置于全球视野内，进一步延续国家实力的发展理念，将“通实力”打造成为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实力理念。因而，“通实力”是国家综合利用所掌控的自身与外部的资源和能力，促进国家内部、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以及世界各国家地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互、理解，进而构建形成以“通”为基础机制的大系统范围的共同体。因此，关联和核心关联是“通实力”的关键。 “通实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对其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或者是并没有重复提取其重要含义，而只是在无形之中利用而已。同时，“通实力”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标量，对于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程度。“通实力”是一种互联互通的程度。 从国家实力观的角度，“通实力”中的“通”涵盖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实力建设在国内相“通”的稳固基础上，将自身发展融入到更大的世界范围的系统中。因而，“通实力”有着更深的自适应性，能够更好的适应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实力形式。同时，“通实力”不同于其他国家实力形式具有双重标准和冷战色彩，是一国构建出的一种联通的吸引能力，具备核心性，影响其他国家成为优先选择的连接点。“通实力”的“通”将各个国家有机连接起来，所构成的联通机制从原则上来讲并没有双重标准。 “通实力”的构建目标将分散的权力等打造成有机的共通体，载体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具象的商品贸易、交通、人员、网络等，或者常规的抽象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更应涵盖多元的载体形式。其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有效且独一的联结机制，正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般，形成息息相关的“命运”关系，谁都无法逃避或谁都无法取代谁，谁都无法主观的从单一方面把“通”打破或联结到新的主体。 “通实力”概念的提出，使得国家实力观成为更富有哲学思想的实力形式。“通实力”由来已久，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贯穿着“通实力”的不断演化。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国家之起源，即由于人类繁殖所需的一对男女以及生来就为主人与奴隶的相互保全欲求，自然而然地构成家庭，由此逐步形成一个自然村。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 12 ] [ 13 ] 。在近现代中，大航海时代所建立的世界“通”机制成为世界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在不同程度上支撑着近现代国家的发展。就如同当今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把握，尽管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的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仍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 14 ] 。因而，“通实力”源自于国家成立的本源，将国家的含义予以拓展，是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国家综合利用所掌控的资源与能力，促进世界各国家、地区间的沟通、交互、理解，是符合世界发展需求的一种互利共惠的国家实力。 “通实力”的概念不但与其他理论化的国家实力理论异曲同工，更是借鉴了其中的经典理论架构。“通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实力表现方式，与“软实力”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相呼应，中国早有“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论，古希腊城邦之间也存在着实质性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指出，“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国际制度的作用逐渐凸显。相互依赖成为一种事实，但正如约瑟夫·奈与基欧汉的相互依赖的概念所言，相互依赖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并强调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 [ 15 ] 。全球化是相互依赖的最大化过程，谁都无法忽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更要侧重于从整个系统的角度肯定系统中各种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对所有系统单元的整合作用。在大系统的范围内考虑各要素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分析行为主体的联系强度与对大系统的反馈作用，国际机制网络的拓展才能使得国家实力的提升。此种联系并非仅仅是经济的，也存在战略的、环境的、观念的相互联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连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