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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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申请–考核”制招生的优势 2.1. 强化了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的招生自主权 与传统的普通招考相比，“申请–考核”制强化了招生单位和导师在招生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招生单位的院系所可以根据招生专业以及招生导师的要求设定基本的申请条件、应提交的申请材料、考核流程以及录取原则等，有利于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根据专业特点和研究方向招收匹配度更高的学生。 2.2. 内容丰富的申请材料有助于招生单位研判申请人的科研潜力 招生单位要求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中一般包含申请人的本科和硕士成绩单、硕士开题报告或学位论文、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书、外语水平证明材料以及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证明、个人简历等。通过审核申请材料，招生单位能初步判断申请人的学习能力、科研兴趣、科研潜力以及创新能力等，并对其专业背景与招生导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的匹配度进行判断。这种对申请人既往学习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等素质的过程性审核，能更好地帮助审核专家评估申请者对可能开展的博士学习的适应能力和培养潜力，从而选拔出真正适合做科研的人才。 2.3. 形式多样的考核形式有助于招生单位全方位地考核申请人的综合能力 “申请–考核”招生的综合考核形式多样，目前主要包含：笔试、专家组面试，还有的招生单位引入了导师组评价或者导师团队考核环节。笔试内容主要是对英语水平和专业理论知识的测试，招生单位通过笔试可以了解申请人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及专业基础水平。专家组面试通常要求申请人以PPT汇报既往的学习和科研经历以及对报考的博士专业的研究计划，考生还需要对专家组的提问予以回答，这个环节可以考核考生的专业水平、科研能力、创新潜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导师组或者导师团队考核一般是招生单位的个性化考核环节，各招生单位具有各自的特色。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为例，在导师团队考核环节，要求申请人进入所报考的导师团队接受为期5~7天的团队考核，考生须按照导师团队的要求，完成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总结分析、撰写报告等，导师团队成员针对申请人的完成情况和综合表现进行量化评分，并按比例计入最终的考核成绩。 总之，“申请–考核”制有利于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筛选综合素质优秀、研究兴趣与科研能力与导师期望匹配度较高的考生，受到招生单位和导师较高的认可度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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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申请–考核”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 申请条件中对考生毕业院校的规定引发的院校歧视担忧 申请条件是报考博士研究生的门槛性指标，科学合理的申请条件对选拔真正适合做科研工作的人至关重要。有不少院校尤其是国内双一流院校的某些院系或招生专业，将申请人的毕业院校作为提出申请的硬性条件，规定申请人的硕士须毕业于双一流高校或中国科学院大学及中国工程院所属科研院所或国家重点实验室；其硕士毕业的学科须为“双一流”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或学科排名在全国前20%~35%。院校和专业出身与学术水平没有必然的关系，尽管“申请–考核”制赋予招生单位招生自主权，但将“毕业院校”和“毕业专业”作为申请的前提条件，虽然利于招生单位在申请者中优中选优，但却阻挡了非一流学校和非一流专业的“双非”院校申请人向优质学校流动的通道，从而引发“申请–考核”制招生过程中的院校歧视担忧 [ 5 ]。 3.2. 材料审核标准不明确导致的招生不公及招生信息不透明 在“申请–考核”制招生中“材料审核”环节相当于普通招考的“初试”，材料审核合格后，申请人就可以进入综合考核环节。因此，材料审核能否通过是其能否被录取的前提，至关重要。目前，不少招生单位在材料审核环节要求报考导师和相关专家对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审阅，但并不公布材料审核的具体标准，审核结果为定性化的通过或不通过。申请材料反映出的申请人在既往学习表现、科研成果、学术潜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材料审核环节未能进行量化体现。缺乏量化的材料审核标准容易导致材料审核受到审核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不公平，而且，不对外公布材料审核标准也影响了招生信息的透明度。作为考生，招生单位如何通过审核申请材料确定综合考核名单是考生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明确审核标准可进一步提升考生对“申请–考核”招生方式的信任度。 3.3. 对导师招生权利缺少规约，容易滋生招生腐败 综合考核环节是决定申请者是否被录取的关键环节。“申请–考核”制的核心之一是赋予招生导师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从“申请–考核”细则的制定到申请材料的审核，从作为专家参与专家组的集体面试到作为导师对考生的单独考核或评价，招生导师几乎全程参与。除此之外，不少高校还赋予导师同意报考和录取环节的一票否决权。与普通招考相比，“申请–考核”制招生赋予了招生导师更多的招生权利，这是招生改革的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学者及考生对导师能否公正行使招生权的担忧。如何对导师的权利在制度上进行合理规约，在“人情文化盛行”的国情下，值得探索，以降低招生腐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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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完善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的建议 4.1. 对“双非”院校毕业生留出上升通道，提升教育公平性 优质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大多数考生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设定申请条件时，笔者建议一些对申请者的本科和硕士毕业院校和专业出身有硬性要求的“双一流”院校能尝试每年留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给来自“双非”院校的申请人，在其学习能力、科研潜力、创新潜力和综合能力等达到招生单位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其申请。优质高校和科研院所给“双非”院校学生群体留出向上流动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提高教育的公平性 [ 6 ]。 4.2. 对外公布量化的申请材料审核标准，提高招生透明度 有学者提出为了增加材料审核的客观性，在材料审核阶段可以实行积分制 [ 7 ]。积分制是对申请者既往学习及科研表现的量化评价，申请者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科研奖项、外语水平以及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等招生院系看重的特点都可被量化赋分 [ 8 ]。在考核工作开始之前，材料审核标准对外公布，提高招生工作的透明度，也可起到全民监督的作用，有效保证材料审核环节的公正性。申请材料所得的积分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计入考核总成绩，以提高申请人的过程性考核对最终录取的影响；除了积分制，有的高校采用了等级制例如：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考生的申请材料分为四个等级给出百分制，并按照材料评定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考生类别、专业分布及导师意愿等确定参加综合考核的名单。无论是积分制或等级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材料审核环节的客观性，提高了招生信息的透明度。 4.3. 健全对招生单位和导师的招生权利的制度规约 4.3.1. 试行三级考核制，规约导师的招生权利 在综合考核阶段可引入三级考核制，即：同行专家外审 + 导师团队考核 + 专家组面试。将进入综合考核阶段的申请人的材料匿名送审至外单位进行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和打分。由于评价双方匿名，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情因素的干扰，有助于评审结果更加客观。同行专家外审和面试考核专家组的意见作为导师录取学生的最终参考，其评分按照一定比例在综合成绩中进行体现。三级考核制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导师的招生权力，既有利于招收优秀学生，也降低了某些招生导师在招生过程中“举亲不举贤”引发的招生不公。 4.3.2. 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监督机制是督促招生过程各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制度规范，可有效抑制自主招生权利的滥用，确保申请考核制招生的公平、公正。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应建立和严格落实校、院两级招生工作监督机制，对院系的各个招生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督，并建立规范化的招生流程。一方面，招生院系应及时公布“申请–考核”招生的实施细则，并严格按照细则开展招生工作。公布监督和申诉电话，接受广大考生和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建全和落实招生不公的惩戒制度，对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在招生过程中的招生不公，要通过减少招生单位的招生指标或者招生导师停招，进行严格的惩戒。强化校、院两级招生工作督导组在招生各环节的作用。完善的监督机制对招生单位和招生导师的权利是一种有效约束，从而确保招生选拔工作的严肃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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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申请–考核”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在选拔优秀人才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通过进一步完善申请条件、考核环节、建立健全制度规约，有助于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申请–考核”制招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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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三助”制度作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的研究生奖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缓解研究生的经济压力，而且可以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本研究旨在了解中国与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生“三助”制度的基本发展历程、区别及中国高校“三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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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研究生“三助”制度主要是指在校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的制度。研究生“三助”工作，既是奖助体系(“两奖两助”)的组成部分，又是研究生培养的过程和手段，具有培养和资助的双重属性，与培养单位的办学特色和学科特点等密切相关。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便提出要积极建立研究生兼做助教工作的制度。发展至今，很多高校中已经设置了研究生助教职位，并开始重视研究生助教制度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大学中的研究生助教制度并不完善。与我国相比，美国、加拿大等国研究生“三助”制度相对较为成熟。因此，本文拟从演变历程、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等方面对上述研究生“三助”制度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研究生“三助”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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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演变历程 研究生“三助”制度是研究生资助制度的重要部分，是指研究生管理部门结合本院校实际部署和监督实施研究生教学助理、研究助理、管理助理制度，简称为“助教”、“助研”、“助管”三部分，实施岗位津贴制度。教学助理是只承担教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实验课和实习课程指导、基础课程辅导答疑等教学任务，简称“助教”；研究助理是指研究生承担导师安排的科研及相关的辅助性任务，简称“助研”；管理助理是指研究生承担各类教学管理、科研管理、行政管理或思想教育管理等辅导工作，简称“助管”。因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的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完善演变历程存在些许差异(图1)。 2.1. 我国研究生“三助”制度发展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7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办法》，是最早关于研究生助学金的政策办法，政府是投资唯一主体，采用的是国家单一助学金模式，这一办法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接受教育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 1 ]。 图1. 中国、美国、加拿大三国“三助”制度演变示意图 1985年国家开始试点招收自筹经费研究生，试行部分收费制度，研究生分为计划内非定向、计划内定向、委培、自筹四类，对后两者进行收费。1984年起，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开始实行研究生兼助教或政治辅导员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国家要求各高等院校坚持改善与改革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推进研究生“三助”改革，将奖学金和“三助”报酬相结合，提升研究生待遇。教育部在1986年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积极监理研究生兼做助教工作的制度”。为了加强研究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及经济收入，1988年专门发布了《高等学校聘用研究生担任助教工作的试行办法》，各高校普遍反映实施效果良好，不仅有效节省了学校教学组织和师资投入的成本，而且在减轻教师教学负担、锻炼研究生交流技巧与写作能力、激发研究生教学热情等方面也多有裨益，达到了多赢效果。1989年国家教委在《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兼任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的通知》中也提到，从更好地发挥研究生的作用以及解决研究生在校待遇方面来看，要进一步全面推行研究生兼任助教、助管、助研工作 [ 2 ]。1992年在《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中提出“继续进行和扩大研究生兼做助教、助研、助管的试点”，1994年国家教委在《关于研究生近期工作要点》中进一步强调，研究生教育要走内涵发展道路，逐步推行研究生“三助制度”。“三助”制度开始稳定发展起来。 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培养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战线共同的重要任务，要成为各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各级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的重点工作”，正式把研究生“三助”工作列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项目。到2006年，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将研究生“三助”制度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三助”制度得到高度关注，开始蓬勃发展。 2.2. 美国研究生“三助”制度演变历程 摸索阶段，从1826年哈佛大学首次开设研究生课程，到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s)颁布之前，美国研究生的资助主要来自宗教团体和零散的社会力量，研究生资助理念带有宗教色彩，资助主体单一，资助范围和资助力度也不够。直到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里尔法案》 [ 3 ] 之后，联邦政府才开始参与研究生的资助，研究生的资助自此获得了法律上的依据。该法案规定各州政府必须以划拨土地给本州农业大学的方式支持农学研究，开始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州政府在研究生资助中的任务与职责，有力地支持了“赠地大学”研究生的学习与科研，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1890年颁发的第二次《莫里尔法案》规定，政府必须在十年里持续支持“赠地大学”的发展。两次莫里尔法案都对“赠地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提出了要求，推动了研究生教育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研究生教育还未上升到培育精英以救国的高度，因而研究生的资助主体也仅限于州政府、基金会和宗教团体等，联邦政府对研究生的资助工作并不重视。总体上，这一阶段的研究生资助不论在资助主体上还是在资助方式上都处于萌芽和探寻阶段，资助理念不清晰，资助管理不健全，资助主体较少，资助制度还不成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研究生资助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生教育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府资助开始超越社会捐赠，成为研究生资助的主要方式。资助管理、资助主体和资助方式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首先，资助管理逐渐制度化。1944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促使民众积极参与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资助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向有资助行为的人提供升职、减税、免税等方面的优惠。这项法案为二战后美国以制度的形式激励民众参与研究生教育资助创设了便利条件。该法案还设立了专门的资助管理部门，创建资助评估体系并培养相应的资助工作人员。资助管理部门的创建，表明美国研究生资助体系进入了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其次，资助主体的多元化。这一时期，除高校、社会力量和州政府等资助主体外， 联邦政府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助主体。1958年《国防教育法》加强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研究生的力度，联邦政府开始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资助主体。《国防教育法》被公认为是美国过去50年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之一。最后，资助方式获得了长足发展。该时期美国初步建立了由奖学金、助学金和贷学金等资助方式组成的资助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资助渠道方面，美国研究生教育汇集了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高校和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方面的捐助。在资助方式上，形成了完善的无偿资助(奖助学金和学费减免)和有偿资助(助教、助研、贷款和工读计划)相结合的资助体系。 2.3. 加拿大研究生“三助”制度发展历程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加拿大就以法律形式对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形式进行了明确规定，开展学生资助工作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近20年来，加拿大对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一套资助目标明确，覆盖范围广泛，内容完善，法律保障健全的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制度 [ 4 ]。加拿大高等教育始于1663年魁北克神学院的创立，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是加拿大研究生“三助”制度的创立期，最初是由社会福利进行资助，一战之后为在生活和教育上为退伍军人提供保障，加拿大联邦通过了《退伍军人补助法案》等一系列法案。虽然只针对特殊群体并带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但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由此拉开了序幕。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工作机会大量减少，为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竞争优势，一大部分人进入大学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竞争优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扩大也使得联邦政府开始增加对各省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1939年加拿大联邦出台了《自治领-各省学生资助法案》(Dominion-Provincial Student Aid Act)，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对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做出明确规定的法案。由联邦政府先给省政府直接拨付资金，同时各省政府再拿出等额资金共同进行资助。20世纪70~90年代之间，加拿大政府的助学金计划并鼓励高校和其他社会机构设立相关的计划，研究生“三助”制度下助学金也有了很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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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加、美三国“三助”制度的差异 3.1. 社会背景存在差异 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废待兴，为培养高级科研人才，国家自1951年发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开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文化大革命”一度导致高考、研究生教育工作终止，197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才正式恢复研究生的招收。改革开放的浪潮需要科技知识力量的注入，市场对于高等教育科研人才的需求很大，国家对于研究生制度进行一步步的改革，同时研究生的“三助”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开展较早，且社会背景相似，两国的民众大多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由此产生了很多宗教团体 [ 5 ]，并且这些宗教团体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许多学生资助工作，推动了研究生“三助”制度的发展。同时因为美国加拿大地区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部分社会人士也会进行相应的奖助学金私人捐赠工作。 3.2. 资助主体的差异 从三个国家研究生制度发展背景的不同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投资主体也存在着差异。我国一开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 6 ]，政府是唯一投资主体，这一办法有效地帮助了贫困学生的求学，但是无偿资助的政策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并不科学，研究生作为教育受益者也应承担部分成本。通过“三助”制度改革，“三助”岗位的工资主要由学校用人单位进行安排，将奖学金和“三助”工资结合起来，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待遇。 美国最开始的资助主体是宗教团体和部分社会人士，到莫里尔法案颁布以后，政府开始进行出资，并且颁布了鼓励社会人士进行捐赠的法案，为研究生资助资金有力地注入了各级政府和社会企业及个体力量。加拿大国家一开始的资助主体主要是社会福利资助，后来政府出台了《自治领-各省学生资助法案》，由政府拨款给各省政府进行研究生的资助工作。 3.3. 制度及其完善程度不同 我国“三助”制度到2006年才开始被重视逐步发展起来，主要由高校用人单位进行选拔和管理，薪酬也相应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对于选拔标准、薪资制度和日常管理制度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正是现在亟待完善的制度。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三助”制度发展时间长，已经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制度体系，通过相关管理部门对研究生“三助”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我国的相关部门可以对美加两国的研究生“三助”制度管理办法进行相应的借鉴，来进行不断的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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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意义及现状 由于我国和北美地区“三助”制度出现的时代背景不同，设立“三助”制度的推动因素也有诸多差异，发展方向和发展现状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对于我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国家刚刚开始进行研究生的招生教育工作，国家精英人才缺口大，为培养精英人才国家开始实行资助制度，从一开始的全额资助逐渐变为现在所沿用的奖助学金制度。教育部在1986年提出，要积极监理研究生做助教的制度，以此来减轻教学成本，并且可以实现资助学生的目的，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实践能力，实现多赢。目前教育部对我国研究生“三助”制度进行了逐步的修改和完善，但是并未强制执行，导致地方高校对于文件所规范的内容做不到完全遵循，从而出现了很多问题 [ 7 ]。研究生“三助”制度缺乏明确的管理规范，导致其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国较北美地区相比，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目前的差异，贫困学生的数量更多，需要接受资助的群体更多，且我国用于奖助学金的渠道来源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调动起社会各界力量来共同承担研究生的教育成本，较北美地区而言，我国政府对于学生“三助”资金上负担更重一些。 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研究生资助体系十分成熟，招聘程序规范，且会进行双向选择。资助经费的来源也实现了多元化，除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拨款和投入以外，各类基金会、企业财团的捐赠成为重要资助力量。各个高校努力让科学研究和市场需求接轨，进而争取大量科研经费，并且为学生提供企业实习的岗位，让学生参与销售和服务。这样多元化的经费筹措体制，既能缓解高校的经费短缺压力，也可以减缓学费的增长速度，有效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美国高校目前有一个“资助包”制度，就是所有联邦政府和非联邦政府提供给学生的全部资助，如奖学金、助学金、贷款金、校园攻读等混合成一个包，通过规范合理的配置，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与其困难程度相称的经济资助。这样资助可以较好的避免重复奖励，保证奖学金资源的合理分配，扩大受益人群资助面，给予贫困学生最大限度的资助。在薪酬管理方面，美国研究生“三助”资助经费一般包括免除学费和生活津贴两部分，由工作时间和不同学科特点来决定生活津贴的金额。对研究生助教定期开展评估考核，分为课堂内评估和课堂外评估两个方面，来对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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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我国“三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中国、美国，加拿大三助制度发展历程和具体实施政策措施不同的学习，我们发现由于我国高校经费来源不均等因素 [ 8 ]，“三助”制度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 5.1. 研究生“三助”岗位数量少，覆盖范围不足 目前国内高校的“三助”工作岗位不多，其中主要是助管类和助研类岗位较多，只有较少数量的研究生享受到“三助”制度的好处。国内高校主讲教师一般招聘一个助教或者不招助教，因为研究生如果没有相应教师资格证的话无法参与相应授课和阅卷等工作，只能做一些辅助工作，而无法真正得到助教训练。同时，因为资金等限制，助管和助研的岗位数量也较少。此外，目前很多高校助管岗位的招聘是由辅导员在年级QQ群等途径进行通知的，助研助教岗位多是由导师或师兄师姐进行介绍，并未进行相应选拔等程序。少部分同学能通过官网看到这些招聘信息，一是学校不发，二是学生看的也不多。因为对于“三助”工作宣传不到位，只有少数研究生了解到“三助”岗位，宣传范围较小，研究生对于“三助”岗位的工作要求和薪资不清楚，尝试“三助”岗位的研究生数量也较少。 5.2. 研究生“三助”获得资金支持不足 国家经费支持、地方财政投入、学校自筹资金、研究生学费收入是高校用于“三助”的主要经费来源。国家分配的资金存在差异，地区发达程度不同给予的支持力度也不相同，高校存在着经费来源形势单一且量少的问题就导致了学生在助研工作上获得的工资相对较低的问题。我国政府一直担任资助工作中的主体角色，且分配给高校的金额并不相同。“三助”制度的本质是助学，来帮助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研究生助研的工资相应较低，导致无法给予学生更多的经济保障。 5.3. 研究生“三助”制度标准未明确落实 高校对于研究生“三助”制度没有进行制度的规范，不论是工作内容还是工资标准都没有相应的制度标准对其划分，招聘流程也没有相应的章程规定，对于学生的工资利益难以有效保障 [ 9 ]。国家教育部门对研究生“三助”岗位的聘用过程、工作考核、处分管理等内容都进行明确的规定，以对其进行科学管理。高校对于国家的各项“三助”工作方面的文件都没有做到完全落实，如优先考虑聘用成绩优异或家庭困难的学生以达到资助目的这一条规定，高校在聘用过程中就没有实现，且局限于国家下发的文件内容，注重形式，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导致没有发挥“三助”岗位应有的作用。 5.4. 研究生培养功能不全面 国家开展研究生“三助”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助学，帮助研究生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以及增强研究生的实践科研能力，有利于研究生能更好的接受教育与全面发展。然而，目前通过“三助”制度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没有准确的目标。例如，助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减轻主讲教师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培养研究生具备教师的能力和经验。现在一些制度规定助教不能参与部分授课和作业批改阅卷等工作，助教就只能做一些帮主讲老师收发作业打印资料等杂活，不能很好的发挥三助工作的培养功能。目前高校的助教多干杂事，导致助教的工作内容简单，无法起到为师资力量做好储备的作用。部分研究生助管的工作也是单纯的进行一些文件打印的工作，导致最后的结果往往只是起到了资助的目的，在培养方面的作用被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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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我国“三助”制度的展望 通过中国、美国、加拿大三个国家“三助”制度的发展历程的了解，异同点及中国三助制度目前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未来中国“三助”制度的完善提出以下展望。 6.1. 加大研究生“三助”制度宣传力度 对于研究生“三助”制度进行全面宣传，确保每一位想参与“三助”工作的学生都能了解到“三助”的相应制度、工作内容、管理方法、薪资待遇等。例如：高校应根据需要情况结合学生意愿设置充足岗位，并在新生入学之初就通过多方面渠道进行宣传，公平选拔，帮助学生进行相应工作的培训，使学生更适合于助研助教助管岗位，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宣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三助”制度的培养功能，改变部分同学仅仅把“三助”工作当作生活费来源的想法。 6.2. 拓宽用于研究生“三助”的经费渠道、增强资助力度 目前用于研究生“三助”岗位的支持经费不充裕，导致各岗位的薪资较低，研究生工作热情不足。因此，亟需通过多渠道进行资金筹措，来解决资金来源单一的问题。各高校首先应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流沟通，获得相应资金支持。同时，还可以争取国内外企业、民间团体以及校友的资金帮助设立相应“三助”基金或奖学金。其次，高校可以将科学研究和社会市场需求进行结合，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三助”岗位，另一方面可以争取到企业的相关资金投入，有利于“三助”工作开展及产学研用的发展。 6.3. 明确规范相应管理制度 学生的招聘到培训到日常管理工作以及薪资水平都应该进行相应的明确制度规定。明确各方面制度 [ 10 ]，一方面可以保障学生的工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在“三助”岗位上的作用，完成相应的工作，做出有效成果。学生对于工作岗位的相应能力各不相同，进行适当选拔有利于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三助”工作，通过周期培训和固定工作内容，可以让学生更快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内容，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确保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间。日常规范的管理制度、合理的薪资标准可以维护参与“三助”工作的学生们的权益、可以积极发挥资助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目的，有效地维持“三助”制度的顺利发展。 6.4. 助教参与相关工作 让研究生助教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当参与实验课授课及试卷作业批改等工作。助教即辅助教学，帮助任课老师进行作业批改、问题答疑、监考等较为简单的活动可以更好地发挥助教的作用，减轻任课老师的负担，也有利于助教更全面地了解主讲教师的工作，为教学人才的培养做好铺垫。希望今后可以对助教制订管理标准，合格的助教可以参与这些简单工作的进行，通过实践培养助教的相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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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高等院校是培养翻译人才、提高我国翻译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阵地。培养高水平、专业化和应用型翻译人才是践行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资源保障。本文对我国第一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试点院校公布的最新培养方案进行了调研分析，总结了MTI培养过程在基本学制、课程设置、专业实习和论文写作四大方面的培养现状，并以CDIO工程教育模式为理论框架，提出了MTI培养单位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需要关注的“教”与“为”两大问题和相关建议。研究表明，高等院校应当立足教学发展特色，改革课程设置，优化专业实习进程，规范论文写作评估，切实提高MTI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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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化促使我国研究生的就业面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才市场对硕士研究生的需求从教研主向转为专职导向。如何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水平、优化培养模式，使其迅速适应市场变化，已经成为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 1 ]。与理论倾斜型的学术学位不同，专业学位教育旨在培养职业化、高层次、应用型的专业人才。 翻译专业硕士学位在我国专业学位发展中起步较晚，但发展极快。截至2020年，我国已有260所MTI研究生招生院校获准试办。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翻译硕士学位在我国发展迅速，但它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作为高校教育人才培养的新型人才和市场发展导向的职业型人才，翻译专业硕士培养反映了其培养模式的开放性，不但与高校教育联系紧密，同时也与高校外部发展密切相关，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各高校在办学理念、资源、制度上的显著差异，既有培养模式必然会面临种种挑战，量变引起质变，催发翻译硕士培养过程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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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培养现状分析 MTI在短短13年内发展成为仅次于MBA的第二大专业学位，MTI试点院校也呈倍数增长，由最初的15所扩展到260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与推广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翻译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为翻译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调整外语类人才培养结构和培养方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 2 ]。因此，这些高校是如何培养翻译硕士，其培养过程是由哪几部分构成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培养过程是培养模式的核心，包括入学形式、课程学习、导师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五个层面 [ 3 ]。 通过调研如表1所示的我国第一批翻译硕士15所试点单位对翻译硕士的最新培养方案，从本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培养方式、专业实习和学位论文五大方面对翻译硕士专业培养现状进行分析。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第三条指出：实行弹性学制 [ 4 ]。（根据基本学习年限统计饼状图分析显示(见图1)，所有调研培养方案明确了翻译硕士的基本学习年限，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南大学等6所高校设置了弹性学制(占42.9%)。从调查结果来看，翻译硕士的学习年限以《方案》要求的2年为主，部分高校根据学校专业特色和师资力量调整为2.5~3年，并设置弹性学制。调研高校的学习年限规制与《方案》总体要求一致。 Table 1 A list of MTI training universitie 北京大学 厦门大学 复旦大学 中南大学 南京大学 西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开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山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同济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表1. 所收集到的翻译硕士培养高校名单 图1. 第一批MTI试点院校翻译硕士基本学习年限统计图 从整个培养方案设置的项目看，各学校灵活性最大、工作量也最大的则是课程设置 [ 5 ]。据统计，14所试点院校MTI课程学分、公共必修课的设置严格遵循《培养》标准，但在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进行了调整，如南开大学等4所高等院校考虑到翻译市场对多语种能力的需求，将“第二外国语”设为必修课；北京外国语大学等7所院校开设“翻译项目管理”，为培养职业型翻译人才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等。 Table 2 The basic curriculum and its categorization of MT 课程分类 具体课程名称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政治理论、中国语言文化 专业必修课 翻译概论、基础口译、基础笔译 方向必修课(笔译方向) 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 选修课 限定选修课：第二外国语 传统型：中外翻译简史、跨文化交际、文体概论、中外语言比较、翻译批评与赏析 创新型：法律翻译、法庭口译、外交口译 专题口译、视译、商务口译 经贸翻译、科技翻译、传媒翻译 国际政治与经济、计算机辅助翻译 中国典籍外译、模拟会议传译 表2. 翻译硕士基本课程设置及其分类 根据课程分类标准(参见表2选修课部分)，笔者将必修课的课程分为传统型课程和创新型课程两大类。其中传统型课程是指纯翻译理论或半翻译理论型课程，如翻译概论、近代翻译史等；创新型课程是指如翻译工作坊、翻译项目管理与实践等具有实操性和职业化特点的课程。 笔者将第一批试点高校按照学校发展类型分为三大类：文理类(6所)、理工类(3所)和语言师范类(5所)，并对其课程设置中的必修课比例以及创新型课程在必修课中的所占比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在课程设置上，各高校必修课比重均高于选修课，这表明翻译硕士的培养现状仍是以扎实理论基础为主；创新型所占必修课比重总体较低，在语言师范类院校低达6.7%，由此可见，调研中的语言师范类院校仍侧重采取传统培养模式，关注翻译硕士的语言能力，对翻译实践的领域化、专业化关注度不高。 Table 3 The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MTI courses in universitie 高校类型 课程比例 必修课占总学分比例 创新型课占必修课比例 文理类 58.3% 22.8% 理工类 54.6% 17.9% 语言师范类 59.8% 6% 表3. 各类型高校翻译硕士课程设置比例分布 据调研结果，各高校对翻译硕士培养方式的具体实施还不够明确。高校大部分MTI指导教师为非翻译方向毕业生，因此授课方式大多是沿袭传统的研讨式教学法，学生难以运用实践平台锻炼自身翻译能力，或翻译素材仅限于文学范畴。高等院校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主阵地，倘若不在基本培养方式上把好关，就不能够满足翻译市场对专业化、职业化、多领域的翻译人才的需求。 调研结果表明，28.6%高校未在培养方案中涉及专业实习的相关要求，7.1%未规划学位论文要求。其中，高达57.1%培养单位未明确实习时间，导致部分高校实习时间短达2~3月，长达一个学期。此外，多数高校忽视了对实习过程中学生翻译量与实际翻译工作的评估，仅以一纸证明作为获取实习学分的依据，弊端显著；但也有高校指明学生的实习翻译量(如不少于10万汉字或外文单词的笔译实习)和实习考量标准(如实习指导老师和实习单位负责人综合评定)。 学位论文多种形式的选择在给学生提供论文灵活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论文形式趋同化的现象。受传统翻译教学法的影响，多数MTI学位论文采用“翻译理论 + 文本分析”的形式，其中翻译理论大多局限于顺应论、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翻译转换理论等传统理论，极少数采用翻译实验报告形式，究其原因，翻译实验报告包含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分析以及实验总结四大部分，其开展难度较大且耗时耗力，对学生的翻译理论扎实度和实际翻译能力要求较高，鲜有学生敢于挑战这一形式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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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CDIO理念的两大模式 CDIO理念是由麻省理工学院(MIT)、查尔姆斯理工大学(Chalmers)、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KTH)、林雪平大学(LiU)四所高校，历经四年探索所创立的一种国际化工程教育模式，我国共有105所高等院校加入“CDIO工程教育联盟”。该理念以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工程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3.1. “双重影响式”学习法 “双重影响式”(dual-impact)学习法是CDIO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通过运用创新型教学方法、创造新的学习环境，塑造“能力(Competence)”与“表现(Performance)”的双重影响式认知框架，使学生可根据具体的学习体验深化对抽象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笔者依据工程教育培养目标，将工程能力和工程表现进行分类(见图2)，可见其双重影响式学习法凸显能力本位模式，它不仅强调培养对象的学科知识，还包括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在社会环境中的实际操作能力。 图2. CDIO工程教育双重影响式认知框架 3.2. “C-D-I-O”模式 “C-D-I-O”模式(见表4)以项目从研发到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和获取工程能力，包括以构思、设计、实施、运行四个阶段。 Table 4 Enlightenment on MTI education reform under “C-D-I-O” mode 构思 工程教育：描述客户需求、思考教学方法、企业策略和规定 制定概念、技、经济一体化职业规划 MTI教育：厘清市场需求、改革传统教学法、明确翻译企业运行机制 培养专业化、高水平的职业翻译人才 设计 工程教育：细化施工设计、图表算法、工程机制运作要求 MTI教育：细化翻译教学设计、翻译软件运用、翻译工作流程要求 实现 工程教育：硬件制造、软件编程、工程元件测试与改进 MTI教育：运用翻译理论与工具、开展实习、检测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运行 工程教育：赋予工程元件优化价值、逐步进行系统改进、产品发展扩张 MTI教育：总结专业实习经验、逐步进行自我评估与完善 分析现有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表4. “C-D-I-O”模式对MTI教育改革的启示 CDIO工程理念主要目标是探讨“工程师的培养问题”，强调每一个毕业的 工程师能够秉承团队协作思维，运用“C-D-I-O”模式对复杂且具有高附加值的工程产品、操作过程和工程系统进行加工处理 [ 6 ]。 当前我国MTI教育发展与改革中，翻译硕士学位教育面临着与工程教育同样的“培养问题”，即如何培养MTI学生根据翻译能力，辅之以现代化翻译工具，对专业化、多领域、高融合的译本进行加工处理，从而满足市场对高级翻译人才的需要。CDIO理念在教育培养模式的成功实践和广泛推广对我国MTI硕士培养模式的革新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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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CDIO理念下翻译硕士培养中“教与为”的研究 本文基于CDIO理念，通过对国内翻译硕士培养过程的现状分析，并结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MTI方向的实际培养情况，将翻译硕士培养过程分为“教”与“为”两大部分，其中“教”主要是指课程设置的开展及其培养方式的设定，“为”包含专业实习和论文写作。 4.1. CDIO理念对翻译硕士培养过程中“教”的启示 由于各高校对MTI学生的培养并没有十分成熟的体系和经验借鉴，培养方式不明确、双导师制效果不显著、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培养现状的出现是MTI教育发展中量变积累的必然结果，如何解决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要从教学方面下手。 经过不断的探索与课程试点，近年来我国MTI在课程设计、课程结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选修课中职业化、创新化课程比例显著提高。但必修课中传统型课程理念的先进性和针对性不够显著，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践现象依然严重。 培养院校应综合本校学科发展情况和当地社会市场需求，以翻译硕士专业的基本培养方式为支点，以院校现有师资队伍的分配为重点，以翻译市场的需求为落脚点，根据历年就业情况做出数据分析，形成以翻译理论知识、翻译专业师资队伍以及市场需求为主要模块的培养方式体系(见表5)。 Table 5 Suggestions for MTI cultivation and curriculum system under CDI 构思 ① 结合教指委培养方式，统筹合格翻译硕士毕业生的市场均等化翻译理论需求和翻译能力需求 ② 调研重点MTI培养院校实践研讨式、职场模拟式教学践行现状 设计 ① 根据构思数据统计，整合课程资源，凸显“基础 + 特色”的课程模式 ② 开展MTI双导师培训，量化传统型教师翻译实践成果，规范职业型导师传授技能 实现 ① 设置双语能力课程，强化学生对“译入语”和“译出语”的灵活运用 ② 设置课堂翻译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翻译基地实操翻译软件，开展校对、通稿等翻译实践活动，积累在校实践经验 ③ 设置本土化外专业课程，凸显院校教学发展特色，平衡各领域翻译人才需要 运作 ① 启动“MTI方向统筹，外语院系负总责，指导教师抓落实”的培养机制： 各院校成立MTI专业委员会，根据历届毕业生的就业反馈，协议商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上报外语院系，指派指导教师监督培养全过程 表5. 基于CDIO理念的翻译硕士培养方式及课程设置体系规划 4.2. CDIO理念对翻译硕士培养模式中“为”的启示 CDIO理念中所倡导的“双重影响式”(dual-impact)学习法通过创造新的“学习环境”，即实习基地，巩固学生的在校积累，引导学生积极表现所学，从而深化能力本位与能力表现的结合。 传统型MTI培养重点在于翻译方法和理论，而培养新型MTI硕士研究生应着眼于翻译实操能力，以培养职业译员为目标 [ 7 ]。MTI教育应紧密联系翻译产业，突出培养职业能力 [ 8 ]。翻译公司是翻译人才的主要就职单位，也是MTI学生专业实习的最佳场所和职业化桥梁。根据CDIO理念下的“双重影响式”学习法，翻译硕士专业实习的开展应建立在“教”的实际成果之上，在专业实习过程中实现翻译知识结构和翻译能力一体化。 具体可从细化翻译实习领域和强化实习监督体制两部分开展。首先，细化翻译实习领域要求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多职位、多领域的专业化翻译平台，如实习职位多样化(公司议员、翻译编辑、翻译校对、翻译项目经理等)，即校企合作模式仍当以学生为中心，尽可能提供全面、丰富的实习资源。其次，建立健全翻译实习的监督机制，各高校可采取初期审查、中期考核和末期总结的三项流程，高校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领导共同协议制定相关评定标准，严格管控翻译实习的质量。初期审查主要是指根据“双重影响式”学习法，高校和企业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校修读课程以及企业职位缺口，共同制定各实习职位的准入标准，通过相应考核开始实习；中期考核由高校和企业实习指导教师和对学生的实习工作表现、实习质量及其成果进行统计打分；末期总结主要由学生以答辩形式展开，汇报实习期间的工作内容、进度及其成果。实习总分应综合初、中、末三阶段考察，合理评估。 作为硕士生涯的最后环节，MTI毕业论文写作不容小觑。无论是论文形式的选择，还是论文选题、研究方法与步骤的确定等等，既需要MTI学生的关注，也需要学校和指导教师的积极引导。鉴于翻译硕士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因此在论文的撰写上，应以翻译实践类论文为主，如实习报告、实践报告、实验报告等。提倡学生根据自身实习经验，以论文的形式展现出学生实习中发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突出其社会价值及其应用价值。同时，在论文写作这一方面，部分MTI培养高校已经形成了自身特色，制定了较为详尽的MTI学位论文指导方案，因此，加强MTI培养单位的同行交流也是改革翻译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一大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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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第一批翻译硕士试点单位是后续试办单位培养模式的借鉴来源，但研究发现多数MTI培养单位依然遵循传统语言类人才模式，未能厘清MTI的培养理念和市场期待，因而很难向市场输送专业化、高水平的职业翻译人才。如何最大程度化地使国内MTI培养人才贴近翻译市场和社会需求，以期培养专业化、应用型的高层次翻译人才，是MTI专业学位设置的初衷。在CDIO理念的引导下，MTI的培养模式应以翻译硕士专业基本培养方式为支点，以院校现有师资队伍的分配为重点，以翻译市场的需求为落脚点，进一步完善MTI培养模式的流程机制如课程设置、导师遴选、专业实习、论文写作等环节，转换传统观念，避免盲从，摸索真正适用各单位MTI人才培养的特色培养模式，为翻译市场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职业翻译人才，缩小翻译人才市场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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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并通过Web of Science的分析功能和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研究了太极拳健康促进英文期刊文献作者的研究背景信息，从发文量、作者合作网络、作者所在地区、所属机构、研究方向、资助机构、文献出版物的角度分析，发现目前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中，以中国和美国为主体，最有影响力里的学者有Peter Michael Wayne、Fuzhong Li、Steven L. Wolf等人，最为主要的研究机构有哈佛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运动科学、老年病学、综合补充医学、康复治疗学等方向，资助机构主要为中美的官方部门和基金，主要的文献出版期刊为《物理治疗学与康复档案》、《基于证据的补充和替代医学》、《美国中医杂志》、《美国老年病学杂志》等，太极拳虽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在国际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有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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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1.1. 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的范畴 早在1920年，温斯洛(Winslow)便首次提出了“健康促进”的概念，将健康促进理解为开展健康教育和制定健康政策，主张通过开展个人卫生教育和健全社会机构职责，应对各种危险因素，以维持和增进健康的生活水准 [ 1 ]。 世界卫生组织在1978年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上所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中申明：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且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该宣言指出：健康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社会性目标。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又一次深化了健康的概念，认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 在当今健康与养生的热潮中，太极拳是目前发展最好的传统武术项目之一，其不仅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精髓，又符合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身心健康的需要，故能远传四方，习练者不计其数。 对于太极拳促进健康效果的研究，是近年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一大热门，其研究涉及现代医学的诸多领域，涵盖了以运动医学为基础的多方面研究，如体力活动、运动干预、健康促进、运动控制及运动康复等。本研究所关注的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是指以太极拳为健康促进(或干预)手段，针对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对人群进行的实验研究。通过检索Web of Science核心集，可发现相关文献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这二十多年间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文献作者的背景情况，是本研究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1.2. 文献获取路径与范围 美国科学情报所(ISI)开发的Web of Science是世界权威的引文索引类数据库，包括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简称A & HCI)三个子库，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诸多领域。通过Web of Science，用户可以从全球享有盛名的9，000多种核心学术期刊中检索到各个学科当前及过去的信息。 研究将通过WOS对上述三个子库进行检索，得到相关的英文文献，其中SCIE是指SCI的扩展版(SCI Expanded)，检索策略如下： 检索时间：2017.10.20 检索途径：Web of Science 数据来源：SCIE、SSCI和A & HCI 检索式：题名 = (“tai chi” OR “tai chi quan” OR “tai ji” OR “tai ji quan”) 时间跨度：所有年份 语种：英语 文献类型：Article 找到的结果数：553 被引频次总计：12824 每项平均引用次数：23.19 h-index：57 经过删选后排除与太极拳健康促进无关的研究，得到540篇文献，将这些文献的提名、作者、关键词、参考文献等信息导出保存。 1.3. 研究方法 1) 以WOS的分析功能来考察研究者的背景情况，包括发文数量、研究机构、资助机构、出版机构、研究方向等，并做分析。 2) 以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来分析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文献作者的信息。 知识图谱，也称为科学知识图谱，它通过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并利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达到多学科融合目的的现代理论。为学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考。 CiteSpace是国际著名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博士的代表作，属于多元、分时、动态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其独到的创新之处，在于用CiteSpace绘制的一幅科学知识图谱上，能够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 [ 2 ]。如今，知识图谱和信息可视化在各国蓬勃兴起，但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历时性动态可视化技术迄今尚十分鲜见，被公认于居国际领先水平。本研究中将采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软件对研究对象中的外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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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通过对WOS核心集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国际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领域最为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中国和美国，在美国有Peter Michael Wayne、Fuzhong Li、Steven L. Wolf、William W.N. Tsang、Peter A. Harmer等人，这些影响力较高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波士顿地区的哈佛医学院、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俄勒冈研究所、其中不乏华人学者。 中国有影响力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如Ching Lan、HUI-CHAN CWY与William W. N. Tsang，其他地区(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作者很少，这与太极拳在整个中国广泛流行的现状大相径庭。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载体之一，理应由中国人做出更多研究贡献，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亟需更多领军人物的出现。上海体育学院是国内研究机构中影响力较高的院校，从机构合作网络来看，上海体育学院起到了中西学者合作桥梁的作用。 通过分析，可以知道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科学、老年病学、综合补充医学、康复治疗学等方向。发表文献较多的期刊有《物理治疗学与康复档案》、《基于证据的补充和替代医学》、《美国中医杂志》、《美国老年病学杂志》等，与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相匹配。 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有美国国家老人学研究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国家补充和综合医疗中心、台湾国家科学理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中美官方机构和基金。 综上所述，通过对太极拳健康促进英文期刊文献作者的背景资料分析，可以对太极拳健康促进研究领域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太极拳虽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中国大陆地区在国际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有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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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以资源保护理论及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从防御型印象管理的角度探讨其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通过SPSS 25.0对256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多路径的研究模型。结果显示，防御性印象管理的两个维度即事先声明与自我设障都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显著正面影响强制性公民行为，强制性公民行为在防御型印象管理和创新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组织有效把握防御性印象管理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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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员工创新行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热门话题，具有丰富的内涵。企业要想在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得以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创新行为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除了企业技术创新还应该注重员工有效地进行创新行为。因此，人们如何有效地推动员工的创新行为就被视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其中如何激励员工创新是关键因素。本研究认同Scott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理解，识别问题、提出新的想法或解决问题的方案、寻求支持者、实现创新想法(Scott & Bruce， 1994)。现有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在中国情境下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有影响，顾远东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并验证了“组织创新氛围→创新自我效能感→员工创新行为”作用机制模型(顾远东，彭纪生，2010)。刘云着重研究了创新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中激励偏好的调节作用(刘云，石金涛，2009)。而阻碍性压力源一直被认为与创新行为有负相关关系(Cavanaugh， Boswell， Roehling， et al.， 2000) 。不难发现，大部分现有研究主要局限于组织行为学理论，且大多基于激励的视角，以对员工的内部激励和外部激励来展开的相关研究。然而，员工职场创新行为不仅会受到工作的激励，还会受到其组织社会环境的影响。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是个体以社会环境的要求为导向的方式做出相应的反应，个人会根据社会环境的特点去适应环境、甚至可能违反个人意愿行事。Grant和Mayer (2009)研究显示获得型印象管理可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印象管理的不同动机对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行为分别有正向作用也已被验证(向常春，龙立荣，2013)。印象管理还有助于更高的绩效评级，更好地评估面试效果，以及职业发展的顺利。 但总体而言，学术界着重于印象管理对个体的负面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积极结果上。但也有学者证明了印象管理中的奉承、例证及其交互作用，通过增加时间和心理资源上的消耗对工作量产生正向影响(Takeuchi， Bolino， & Lin， 2015)。且当处于资源稀缺、利益多元的政治性情境中时，个人的印象管理会被激发(Bolino & Turnley， 1999)。 对于印象管理的分类，有过很多不同理论。Tetlock和Manstead (1985)把印象管理分为获得型印象管理和防御型印象管理，获得型印象管理是指主动积极的塑造良好的自身形象，使别人对自身有良好的印象。由Bolino和Turnley (2002)进一步将获得型印象管理的5个维度具体概括 ，形成逢迎、模范、提升、威胁和示弱的这5种策略，并开发了效度良好的量表。而防御型印象管理指个体试图使自己为某消极事件承担最小责任或想摆脱麻烦，因此力求弱化自己的缺点，避免对自身形象造成损害(Mulvey， Bowes-Sperry， & Klein， 1998)，包括事先声明、自我设障、解释和道歉。 因此，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和人情社会的影响下，中国人形成外化性社会取向性格，会审视情况，关心他人的评价，关注个人言行的权变性，倾向于基于面子的考虑选择自己的行为，印象管理的动机更容易凸显。因此，本研究试图突破现有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在中国组织情境下，以资源保护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及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为基础，基于强制性公民行为的视角从防御型印象管理的角度探讨其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以满足管理实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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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数据收集 本研究变量在部分成熟量表上进行了相应的修改，除控制变量外，本研究各变量测量采用likert5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为确保测量工具信度和效度，首先对文献中的原始量表进行了翻译，以保证问卷翻译的准确性。其次通过征求预调查过程中被调查者的意见，对表述不明确或不恰当题项进行了适当调整。共发放28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56份，地区覆盖东北、西北、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 印象管理量表基于Bolino (1999)的开发，由于原量表测量的是印象管理两方面的行为，包含了防御型印象管理以及获得型印象管理，因此只选取防御型印象管理方面的题项，最终在预调查后保留了6个题目，如“为避免失败而损害自己的形象，为经常在领导或同事面前强调(甚至夸大)任务的难度”，在本研究中，α = 0.753。强制性公民行为量表采用Vigoda (2007)开发的量表，共包含5个题项，代表性题目如“公司内有义务加班的习惯”，该量表的Cronbach α = 0.889。创新行为采用Zhou & George (2001)所开发的量表，该量表为但因素结构，原量表共13个题目，但本研究更多的是想对员工实际对创新行为进行测量，因此在预调查后，删除了倾向性的题项，例如“我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和发现问题的机会”，且对原量表语义表达进行调整，为体现出其行为是否进行、变更其原量表中的“会”、“尝试”等表达模式为“能够”、“经常做”。最终题项例如“我能够针对问题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