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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胃癌和房颤的分子生物特征比较 比较胃癌和房颤相关的差异表达mRNAs所富集的GO条目，我们发现胃癌和房颤在生物功能和通路等分子生物特征方面既存在差异的特征，也包含相同的特征。这些差异体现在胃癌的差异表达mRNAs富集到细胞粘附(cell adhesion)、血管新生(angiogenesis)、基膜(basement membrane)和肝素结合(heparin binding)等生物功能和化学致癌性(chemical carcinogenesis)以及癌症通路(pathways in cancer)等通路。然而，房颤的差异表达mRNAs富集到骨骼肌纤维发育(skeletal muscle fiber development)、高尔基腔(golgi lumen)和凹痕结合(notch binding)等生物功能。 细胞粘附在细胞外基质上是腹膜癌发生的基础，而磷脂(Phospholipids)可以减少胃癌细胞对细胞外基质的粘附 [ 19 ]。由于肿瘤血管生成依赖于内皮细胞的生存能力，因此，靶向survivin有利于新生血管的凋亡退化，从而间接抑制肿瘤的形成。胃癌上皮细胞中survivin的抑制导致了肿瘤生长相关血管生成的减少 [ 20 ]。Takeda等学者对早期胃癌原发灶和转移灶的基底膜成分进行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发现转移病灶基底膜区和基质组织的网状纤维比原发病灶丰富得多，而且与未分化腺癌相比，分化腺癌的层粘连蛋白、IV型胶原蛋白和纤连蛋白在基底膜的分布更为强烈 [ 21 ]。表皮生长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的激活与多种肿瘤类型的进展相关，Chung等学者发现血清sHB-EGF (soluble heparin-binding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sHB-EGF)与晚期胃癌密切相关，并认为是一种有前途的胃癌血清学生物标志物 [ 22 ]。心房颤动时右心房心肌与血清的地高辛浓度比值和右心房心肌与骨骼肌浓度的地高辛浓度比值差异明显大于窦性心律。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为房颤时肌细胞心房激活频率发生了变化 [ 23 ]。 另外，我们发现它们有4条相同的生物进程和2条相同的细胞组分，如图4所示。在分子功能的条目中没有发现相同项。由于房颤的差异表达mRNAs没有富集到显著的生物通路，因此两种疾病之间没有发现相同的显著的生物通路。 图4. 胃癌和房颤相同的GO条目。(a)：生物进程，(b)：细胞组分。柱状图旁边的数字代表富集到该条目的差异表达mRNAs的数量 胃癌和房颤在生物进程方面有4个相同项(图4(a))，分别是趋化性、免疫反应、上皮细胞分化和中性粒细胞趋化的正调控；在细胞组分方面有2个相同项(图4(b))，分别是细胞外隙和细胞外的外泌体。趋化是一种细胞运动受细胞外化学梯度影响的现象。肿瘤细胞在周围微环境中的趋化是肿瘤进展和转移过程中扩散的重要组成部分。趋化性被认为参与了肿瘤细胞传播的每一个关键步骤。癌细胞及肿瘤相关炎症细胞和基质细胞的趋化性是由趋化因子、趋化因子受体、生长因子受体和生长因子受体介导的 [ 24 ]。房颤后心脏成纤维细胞对血清有趋化作用 [ 25 ]。 免疫系统在控制肿瘤的生长和进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适当的免疫反应可以通过癌症免疫监测系统抑制或消除肿瘤 [ 26 ]。免疫反应参与房颤的发病机制。例如，Liu等人 [ 27 ] 的研究表明，CD 4+ T细胞或髓样树突状细胞(myeloid dendritic cells)的PD-1/PD-L1 (Programmed death-1 (PD-1)/PD-1 ligand (PD-L))下调可能调节免疫调控并在房颤致病中发挥作用。 中性粒细胞是最丰富的循环粒细胞群，在感染或组织损伤后立即或早期被招募到发炎组织，而炎症是与包括胃癌在内的许多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密切相关的 [ 26 ]。外泌体包含许多物质，包括生长因子、趋化因子、ECM蛋白(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受体和蛋白酶，这些物质可以影响细胞运动的各个方面。在癌症中，外泌体已被证明影响许多肿瘤特性，包括生长、血管生成、侵袭和转移。外泌体的分泌促进癌细胞的趋化 [ 28 ]。 由此可见，趋化性和免疫反应不仅与胃癌有关，而且与房颤的发生发展也有关系。中性粒细胞和外泌体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系，而它们与房颤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4.2. 胃癌和房颤相关的重要靶向分子比较 胃癌相关的重要靶向分子中，已有文献报道STAT3、FN1、EP300、RHOA、MAPK1、CTNNB1、ITGB1、CDC42和TP53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例如，炎症条件可以启动或促进致癌转化，而且恶性细胞在遗传和表观遗传的变化也可以产生炎性微环境，而进一步促进肿瘤的发展。STAT家族蛋白是决定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反应是促进还是抑制癌症的关键。STAT3的持续激活可以介导促肿瘤炎症 [ 29 ]。在肿瘤发生过程中，STAT3参与细胞存活和增殖。抑制STAT3可显著降低survivin的表达，而survivin的强制表达可使胃癌细胞免于STAT3的诱导凋亡。由此可见，STAT3可能是胃癌细胞中survivin表达的调控因子，并通过调控survivin的表达参与肿瘤的进展 [ 30 ]。在胃癌组织中，STAT3的表达还与淋巴结转移有显著的相关性 [ 31 ]。有研究指出其它分子也可以通过调控STAT3来影响胃癌的迁移。CXCR4的过表达促进胃癌生长和转移，它通过激活STAT3促进胃癌肿瘤血管生成 [ 32 ]。miR-125a通过靶向STAT3抑制胃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 33 ]。Kim等的研究说明STAT3与胃癌的TNM分期和生存率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STAT3可作为预测胃癌不良预后的分子分期标志物 [ 34 ]。根据胃癌中FN1的低、中、高表达的中位生存时间的分析，发现低表达和高表达者中位生存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FN1高表达者中位生存时间短于低表达者，所以推测FN1表达越高，预后越差 [ 35 ]。miR-200c可特异性与FN1的3’-UTR结合，显著抑制荧光素酶活性，而且过表达miR-200c后，胃癌细胞中FN1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均明显下降。研究者同时观察到过表达miR-200c或下调FN1均可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由此可见，miR-200c通过与FN1结合可以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 36 ] [ 37 ]。EP300的移码突变及其表达丢失可能是胃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的一个特征 [ 38 ]。在胃癌细胞中，RHOA定位于细胞膜、胞质和细胞核内 [ 39 ]。RHOA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在胃癌组织中都升高，并与TNM分期相关 [ 40 ]。MAPK是广泛存在于细胞中的蛋白激酶家族，在多种疾病的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物理或化学的刺激可以激活MAPK1蛋白，进而激活P38信号通路，启动级联反应，进而调节机体免疫反应 [ 41 ]。miR-585 [ 41 ] 、miR-378 [ 42 ] 和miR-217 [ 43 ] 通过靶向MAPK1抑制胃癌细胞增殖、细胞周期进展、细胞迁移和侵袭。FOXP3通过激活胃癌细胞凋亡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增殖，诱导胃癌细胞凋亡。FOXP3表达水平与CTNNB1表达呈正相关，它正向调控CTNNB1并直接与之结合。因此，Pan等研究者推测FOXP3抑制胃癌细胞侵袭转移可能是通过调控CTNNB1来实现 [ 44 ]。hTERT在肿瘤的侵袭和转移中起重要作用。He等研究者发现上调hTERT可以抑制miR-29a的表达和提高ITGB1的表达，而且miR-29a的表达水平的恢复抑制了ITGB1的表达，并抑制了胃癌细胞的转移。因此，他们认为hTERT可能通过miR-29a间接靶向ITGB1介导胃癌转移 [ 45 ]。Hu等研究者也发现hTERT增加了胃癌中ITGB1的表达，hTERT水平与人胃癌组织中ITGB1水平呈正相关，而且hTERT-FOXO3a-ITGB1通路对hTERT促进胃癌侵袭有显著作用，因此他们认为hTERT通过增强FOXO3a和ITGB1上调来促进胃癌细胞的侵袭 [ 46 ]。CDC42是小GTPases的Rho家族的成员，它被认为是细胞分化的分子开关。CDC42基因的敲出明显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这个抑制过程可能是由于细胞周期被阻滞在G1/S期，并下调了细胞周期蛋白A、细胞周期蛋白D1、细胞周期蛋白E的表达以及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9的表达 [ 47 ]。miR-133在胃癌中是CDC42负调控的关键因子，它在胃癌组织中显著下调，其表达值与肿瘤大小、浸润深度和周围器官转移呈负相关 [ 48 ]。miR-148b-3p通过抑制CDC42来抑制胃癌转移 [ 49 ]。由此可见，CDC42影响胃癌的发生发展。TP53基因在胃癌中经常发生突变，具有TP53突变的胃癌似乎发展为分化的组织学类型，并表现出如静脉侵犯等具有侵略性的生物学行为，所以Tahara等研究者认为区分TP53热点突变(R175、G245、R248、R273、R282)对预测胃癌患者较差的总生存期和无复发生存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 50 ]。由上述可知，我们从胃癌的PPI网络中有效的筛选到了一些潜在的靶向分子，这些靶向分子与胃癌的发生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FN1、EP300、CTNNB1和TP53这几个潜在的靶向分子，它们的mRNA根据本文的分析，在胃癌中都具有显著性的差异表达，其中FN1和TP53显著上调，而EP300和CTNNB1显著下调。因此，它们在胃癌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的探索。 房颤相关的重要靶向分子中，已有文献报道CXCL8和CCL5可能与房颤的发生发展有关。Abdalla等研究者通过对由寨卡病毒(Zika virus)感染的房颤患者的研究发现与未感染的对照组相比，房颤患者可观察到CXCL8水平升高，而且与其他寨卡患者相比，只在房颤患者中发现CCL5水平升高 [ 51 ]。在本研究的房颤–对照mRNA表达数据中，重要靶向分子CXCL1、CXCR2、ACTA1、MSLN和DEFA3的mRNA表达水平显著性差异表达。其中CXCR2和DEFA3显著上调，而CXCL1、ACTA1和MSLN显著下调。它们在房颤中的作用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文献报道，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 两种疾病没有相同的重要靶向分子。然而，我们发现房颤相关的重要靶向分子CXCL1和CXCR2的mRNA表达水平在两种疾病中都显著地差异表达。CXCL1在胃癌中上调，但在房颤中下调；CXCR2在两种疾病中都处于上调。CXCL1和CXCR2都与趋化性、免疫反应有关，根据4.1节的分析可知，趋化性和免疫反应在胃癌和房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已有文献报道CXCL1和CXCR2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例如，淋巴管内皮细胞分泌的CXCL1刺激胃癌的淋巴管生成和转移 [ 52 ]。肿瘤相关淋巴管内皮细胞的CXCL1通过激活整合素β1/FAK/AKT信号通路将胃癌细胞送入淋巴系统 [ 53 ]。CXCL1增强了肿瘤的生长，并与胃癌较差的生存率相关。它通过活化STAT3来增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从而促进胃癌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 [ 54 ]。CXCR2主要表达于胃癌细胞的细胞质中。CXCR2高表达与肿瘤分化差、肿瘤深度增加、淋巴结转移、TNM分期进展及总生存期短有关 [ 55 ]。化学激酶介导的G蛋白偶联受体CXCR1和CXCR2的活化促进肿瘤生长、侵袭、炎症和转移 [ 56 ]。CXCR1和CXCR2蛋白的过表达促进了胃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 57 ]。Xiang等人 [ 58 ] 的研究指出，CXCR4和CXCR2在高侵袭性胃癌细胞模型和胃癌组织中均高表达，而且它们的过表达与胃癌晚期和生存期较差有关；更重要的是，CXCR1和CXCR2的表达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且都可以激活NF-κB和STAT3信号，而NF-κBp65可以转录激活CXCR4，同时STAT3可以激活CXCR2的表达；CXCR4和CXCR2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促进了上皮-间充质转变(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胃癌的迁移和侵袭。另外，CXCR4在患有二尖瓣疾病的慢性房颤患者中表达上调，而且它与心房重构相关 [ 59 ]。尽管CXCR4没有被列为两种疾病相关的重要靶向分子，目前也还没有文献报道CXCR2与房颤的关系，但是现有生物证据表明，CXCR4和CXCR2均与胃癌的发生发展相关，CXCR4与心房重构相关，且二者的表达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