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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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肾移植后糖代谢异常的血糖变化 术后出现糖代谢异常患者为178名，发生率为32.4%，其中血糖最终恢复正常者共68名，发生率为12.4%，血糖持续不恢复者共110名，均发展为糖尿病，糖尿病发生率为20%。 3.2. 肾移植后糖代谢异常患者血糖难以恢复的影响因素分析 PTDM组的年龄、BMI、术前空腹血糖、糖尿病家族史、多囊肾、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均高于一过性PTDM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性别、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巨细胞病毒感染史、EB病毒感染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史、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史、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结果如表1。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abetes and transient diabete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 PTDM 一过性PTDM t/X 2 /Z P 性别(男/女，例) 80/30 52/16 0.307 0.579 年龄(岁) 44.66 ± 10.51 40.06 ± 9.45 2.944 0.004 身高(cm) 169.18 ± 7.31 170.40 ± 6.82 −1.105 0.271 体重(kg) 71.5 (59.5， 80) 66.75 (61， 76) −1.216 0.224 BMI (kg/m 2 ) 24.07 (22.39， 28.40) 23.15 (19.65， 25.80) −2.347 0.019 收缩压(mmHg) 147.71 ± 18.62 142.56 ± 17.43 1.837 0.068 舒张压(mmHg) 92.82 ± 13.66 90.91 ± 9.38 1.012 0.313 DM家族史(%) 13.5 2.8 6.447 0.011 多囊肾(%) 9.0 1.1 6.225 0.013 急性排斥反应(%) 11.2 2.8 4.082 0.043 HBV感染史(%) 1.1 2.2 1.066 0.302 HCV感染史(%) 6.7 1.1 2.664 0.103 EB病毒感染史(%) 1.1 3.4 3.311 0.069 CMV感染史(%) 7.9 3.4 0.642 0.423 FBG (mmol/L) 4.89 (4.36， 5.81) 4.56 (4.04， 4.88) −3.659 0.000 TG (mmol/L) 1.50 (0.88， 2.90) 1.59 (1.01， 2.25) −0.024 0.981 CHOL (mmol/L) 4.19 ± 1.08 4.31 ± 0.91 −0.741 0.460 HDL-C (mmol/L) 1.02 ± 0.32 1.11 ± 0.29 −1.941 0.054 LDL-C (mmol/L) 2.47 ± 0.75 2.56 ± 0.75 −0.753 0.453 表1. 肾移植后糖尿病和一过性糖尿病影响因素分析 将年龄、BMI、FBG、糖尿病家族史、多囊肾和急性排斥反应这六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 = 1.065，P = 0.001，95% CI 1.025~1.107)、术前空腹血糖(OR = 2.539，P = 0.000，95% CI 1.558~4.138)、糖尿病家族史(OR = 3.331，P = 0.045，95% CI 1.029~10.786)、多囊肾(OR = 6.287，P = 0.028，95% CI 1.219~34.22)、急性排斥反应(OR = 5.007，P = 0.005，95% CI 1.622~15.454)为肾移植后糖代谢异常患者血糖持续不恢复的影响因素(P < 0.05)，BMI与肾移植后高血糖恢复无关(P > 0.05)。 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yperglycemia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 变量 β SE Wald OR P OR (95% CI) 年龄 0.063 0.02 10.346 1.065 0.001 1.025~1.107 BMI 0.021 0.038 0.312 1.021 0.577 0.948~1.100 DM家族史 1.203 0.6 4.028 3.331 0.045 1.029~10.786 多囊肾 1.838 0.837 4.827 6.287 0.028 1.219~32.44 急性排斥反应 1.611 0.575 7.847 5.007 0.005 1.622~15.454 FBG (mmol/L) 0.932 0.249 13.972 2.539 0.000 1.558~4.138 表2. 肾移植后高血糖无法恢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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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观察发现，肾移植后出现糖代谢异常的患者一部分血糖可恢复正常，另一部分血糖无法恢复，呈持续糖代谢异常状态，最终发展为移植后糖尿病。大量研究指出，年龄、BMI、术前高血糖状态、遗传因素、急性排斥反应、免疫抑制剂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是移植后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3 ] - [ 8 ]。本研究证实，年龄、术前空腹血糖、原发病为多囊肾、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糖尿病家族史是肾移植后糖代谢异常患者血糖无法恢复的影响因素。 国外研究指出，年龄是肾移植后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年龄越大，术后发生移植后糖尿病可能性越高 [ 9 ]。本研究中，PTDM组年龄明显高于一过性PT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移植年龄大者，术后出现糖代谢异常难以恢复。同时国外研究表明，术前空腹血糖水平越高，移植后发生糖尿病的危险性越大 [ 10 ]。Cosio [ 11 ] 等人的报告显示移植前血糖水平高是PTDM移植1年后的危险因素。Gomes [ 12 ] 等人研究表明移植前较高的FBG水平和移植前IFG的发生是PTDM发生的预测危险因素。随着移植前FBG水平的升高，风险也随之增加，移植前IFG患者中，70%在1年后出现高血糖。本研究结果显示，PTDM组的术前空腹血糖高于一过性PTDM组，表明术前较高空腹血糖状态是移植后糖代谢异常患者血糖难以恢复的影响因素。术前更低的空腹血糖水平，有利于术后出现糖代谢异常患者的血糖恢复正常。因此对于年龄较大且术前空腹血糖较高的患者，可及早通过饮食、运动甚至是降糖药物控制血糖，有利于减少移植后糖尿病的发生。 有研究表明，高BMI是肾移植后新发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 13 ]。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超重或肥胖可增加移植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移植前高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同样是PTDM的危险因素 [ 14 ]。然而，本研究通过比较移植后糖尿病组与一过性糖尿病组发现，BMI、术前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在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与国外研究不符。考虑到本研究样本量较少，资料仅局限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患者多来自青岛及周边地区，不排除地域等因素的影响，需进一步增大样本量，扩大样本采集范围对该结论进一步验证。 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ADPKD)是常见的肾移植病因。针对常染色体多囊肾是否为PTDM的危险因素目前仍存在争议。有研究显示，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是移植后糖尿病的危险因素，ADPKD患者在肾移植后第一年内发生移植后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3倍 [ 15 ]。而一项配对设计多中心研究却显示，ADPKD组与非ADPKD组PTDM发生率分别为19%和18.4%，结果表明，ADPKD不会增加PTDM的风险 [ 16 ]。本研究中PTDM组多囊肾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一过性PTDM组(9% vs 1.1%)，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提示多囊肾病是肾移植后糖代谢异常患者血糖难以恢复的影响因素(OR = 6.287，P = 0.028，95% CI 1.219~34.22)。对于原发病为多囊肾的患者，移植后高血糖较难恢复正常，更易发展为糖尿病。多囊肾作为不可改变的影响因素，可用于筛查PTDM高危人群，对于患有多囊肾的患者，术后应密切监测血糖，及早发现PTDM患者。 本研究显示，移植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同样是移植后糖代谢异常难以恢复的影响因素。Marin等对17l例肾移植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在48例发生PTDM的患者中有28例发生术后急性排斥反应 [ 17 ]。本研究表明，PTDM组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11.2%)明显高于一过性PTDM组(2.8%)。多因素分析指出急性排斥反应是移植后高血糖难以恢复的影响因素(OR = 5.007，P = 0.005，95% CI 1.622~15.454)。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术后出现糖代谢异常的患者，若发生急性排斥反应，高血糖较难恢复正常，更易发展为PTDM。本研究中，出现急性排斥反应的患者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现已证实，糖皮质激素可增加胰岛素抵抗，促进糖异生，从而升高血糖。另外，急性排斥反应本质上是一种应激反应，可引起体内肾上腺素、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的升高，间接影响血糖水平。观察发现，随着糖皮质激素用量逐渐减少，血糖水平可逐渐下降。因此在临床上，出现急性排斥反应时减少激素的用量，在急性排斥反应得到有效控制后，及时减少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减有助于少糖尿病的发生。 本研究指出，糖尿病家族史也是移植后糖代谢异常难以恢复的影响因素。杨进等人的回顾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糖尿病家族史是移植后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18 ]。在一项对1410名肾移植受者的多中心横断面研究中发现，糖尿病家族史阳性可使PTDM的发生风险增加50% [ 19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糖尿病家族史在PTDM组与一过性PTDM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术后糖代谢异常患者，术后高血糖较难恢复正常。因此，对于有糖尿病家族史的肾移植者应密切监测血糖，严格控制术前空腹血糖，对于术后高血糖应及早进行血糖干预，给予更精细的免疫治疗方案，减少糖尿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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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肾移植后出现糖代谢异常的患者，一部分患者血糖可恢复正常，另一部分患者血糖持续呈糖代谢异常状态，年龄、术前空腹血糖、糖尿病家族史、多囊肾、急性排斥反应是肾移植后糖代谢异常患者血糖无法恢复的影响因素。其中术前空腹血糖为可改变因素，其余均为不可改变因素，不可改变因素可用于筛查高危人群，针对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应及早进行干预，以减少PTDM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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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疾病活动度的狼疮肾炎(Lupus nephritis， LN)患者血液CD4 + T细胞计数与LN患者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169例狼疮肾炎(LN)患者临床资料，按照SLE活动指数(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SLEDAI)分为病情活动组(n = 77)和病情稳定组(n = 92)，对照组为同期确诊为SLE且病情稳定的非LN患者(n = 64)。对CD4 + T细胞计数与SLEDAI评分、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病情活动组CD4 + T细胞计数平均值低于病情稳定组[(227.46 ± 104.34)和(348.91 ± 98.22) cells/μl， P < 0.01]；同时低于对照组[(378.88 ± 169.61) cells/μL， (P < 0.01)]。对照组、病情稳定组、病情活动组的CD4 + T细胞计数与SLEDAI评分呈负相关(r = −0.445， P = 0.038; r = −0.419， P = 0.022; r = −0.673， P = 0.001)，病情稳定组与病情活动组CD4 + T细胞计数与24小时蛋白尿定量负相关(r = −0.544， P = 0.041; r = −0.629， P = 0.032)。结论：高疾病活动度的LN患者CD4 + T细胞计数明显降低，并与24小时蛋白尿定量负相关，提示临床中可通过监测CD4 + T细胞计数的动态改变判断LN病情活动，指导LN的临床治疗。 关键词 :系统性红斑狼疮，CD4 + T细胞，狼疮肾炎，SLEDAI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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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复杂病理机制及累及全身多脏器导致多样临床表现为主要特点，狼疮肾炎(Lupus nephritis， LN)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临床表现中最为常见的并发症，其病情活动性及治疗效果直接决定了狼疮患者的生活预后 [ 1 ]。狼疮肾炎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已有研究表明，CD4 + T细胞在狼疮肾炎的疾病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 2 ]。但关于CD4 + T细胞计数与狼疮肾炎的疾病活动性是否相关以及对临床是否有指导意义，相关研究报道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研究不同疾病活动度的狼疮肾炎患者血液CD4 + T细胞绝对计数的变化，探讨CD4 + T细胞计数与实验室检查及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从而指导LN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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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取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诊断为LN患者共169例。根据SLEDAI评分 [ 3 ] 分为病情稳定组(SLEDAI < 10)，病情活动组(SLEDAI ≥ 10)。本研究已通过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2.1.1. 纳入标准 符合2012年系统性红斑狼疮国际合作组织(SLICC)修订的美国风湿病学会(ACR)修订的SLE诊断标准 [ 4 ]，LN的判断标准符合以下标准中至少一项：1) 具有血尿临床表现，尿液检测示红细胞>3个HP，或管型尿；2) 尿蛋白(+++)、24小时尿蛋白定量≥0.5 g；3) 行肾穿刺活检明确诊断为狼疮肾炎；4) 排除泌尿系统自身病变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肾功能不全。 对照组：同期选取门诊接受正规治疗，尿蛋白阴性且病情稳定6个月以上，且未使用免疫抑制及免疫增强剂的非LN的SLE患者。 2.1.2. 排除标准 所纳入的3组研究对象均同时排除感染、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血液系统肿瘤、妊娠、恶性肿瘤病史、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 2.2. 方法 回顾性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及CD4 + T细胞绝对计数降低(<544 cells/μl)，(正常值范围544~1212 cells/μl)时同期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蛋白≥0.5 g)、肌酐、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血沉(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血常规(complete blood count， CBC)，抗核抗体(ANA)、ENA酶谱、血清补体C3、补体C4；收集患者查出CD4 + T细胞计数降低前1周、1月内激素、免疫抑制剂、免疫增强剂的应用情况。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x ¯ ± s ) 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 [M(Q1， Q3)]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以P < 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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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目前认为LN是由遗传、基因、环境、激素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异常免疫性炎症反应 [ 5 ]。机体因免疫耐受障碍，引起免疫失衡，造成核自身抗原从免疫无能状态活化，诱导自身抗体形成原位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肾脏系膜内、基底膜或血管内皮、上皮等部位，同时在异常激活的细胞因子、补体等成分共同作用下，导致肾脏功能损伤 [ 6 ]。CD4 + T细胞则是重要的免疫细胞亚群。免疫激活时，机体内初始CD4 + T细胞可因免疫微环境的差异进行分化，其可分化为Thl、Th2、Thl7、Th9、Th22等不同效应T细胞，上述细胞分泌不同细胞因子等免疫物质，协同发挥免疫作用，参与体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及病原体感染等病变。已有研究表明CD4 + T细胞与LN发病及疾病进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 7 ] [ 8 ]，但目前研究多关注不同CD4 + T效应细胞在LN致病机制中的作用，关于其绝对计数与疾病活动度是否相关目前暂无确切定论。本研究对LN患者的CD4 + T细胞计数与疾病活动度及实验室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疾病活动期及稳定期时CD4 + T细胞计数平均数值低于对照组，疾病活动组CD4 + T细胞绝对计数明显低于稳定组，提示CD4 + T细胞计数与LN患者疾病活动有密切联系。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表明：SLE患者处于疾病活动期时，相较于正常对照组及低活动组而言，CD4 + T细胞异常凋亡明显增加，其外周血中数目明显减少，造成CD4 + /CD8 + 失衡，影响细胞及体液免疫 [ 9 ] [ 10 ]。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LN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计数的减少与疾病活动评分具有相关性 [ 11 ]，这与本研究得出的CD4 + T细胞计数与SLEDAI评分成明显负相关的结果一致。其机理可能为LN疾病活动期时，因自身免疫耐受障碍使得T细胞亚群比例调控失衡，造成以Th2细胞群为主的免疫网络异常活跃，分泌IL-6、IL-10等细胞因子刺激B细胞优势发育并高活性增殖分化，B细胞成熟后分泌大量自身抗体，导致肾脏病变。同时因细胞因子异常分泌，破坏T细胞正常的发育分化进程，淋巴细胞凋亡破坏增加，最终导致CD4 + T细胞比例显著骤减。再者，蛋白尿水平、血红蛋白降低、血小板减少、补体降低等表现同样也是LN疾病活动度的评判标准 [ 12 ]。本研究中，病情稳定组与病情活动组CD4 + T细胞计数与24小时蛋白尿水平、血红蛋白、血小板、补体C3呈现出相关性，结果与刘丹等人 [ 13 ] 文献报道相符。因24小时蛋白尿水平、血红蛋白、血小板、补体C3等指标均与狼疮的疾病活动度有关，CD4 + T细胞计数与以上指标的相关性也提示了其与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CD4 + T细胞作为淋巴细胞主要亚群，在LN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表明疾病活动期及稳定期时CD4 + T细胞计数平均数值低于对照组，疾病活动组CD4 + T细胞计数明显低于稳定组，病情稳定组与病情活动组CD4 + T细胞计数与24小时蛋白尿水平负相关，提示CD4 + T细胞计数与LN患者疾病活动有密切联系，并且目前在临床中可通过流式细胞仪测得CD4 + T细胞亚群占外周血中淋巴细胞数量的百分比，进而测得CD4 + T细胞的计数，相较于淋巴细胞亚群的整体检测更为简便且快捷。可考虑通过监测CD4 + T细胞计数的动态改变判断LN的病情活动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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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焦虑问题以及核心自我评价存在模糊是大学生常见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团体沙盘游戏的方式，研究其对大学生焦虑情绪和核心自我评价的干预效果，为大学生焦虑情绪的处理以及提升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提供新的思路。方法：本研究从四川轻化工大学大一新生中随机抽取24名同学进行为期5周的心理干预，采用SCL-90进行研究前测，采用特质–状态焦虑问卷以及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评估活动干预效果。结果：使用短期的团体沙盘游戏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来访者的特质焦虑(t = 2.365， p < 0.05)和状态焦虑(t = 2.141， p < 0.05)情绪，实验组的核心自我评价得分高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改变核心自我评价需要更长的干预时间。结论：团体沙盘游戏的使用对降低个体的焦虑状况有明显的干预作用，但对于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关键词 :团体沙盘游戏，大学生，焦虑，核心自我评价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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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盘游戏是上世纪50年代创立，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是一种表达性的心理治疗方法，常用于教育辅助和心理治疗(张日昇&耿柳娜，2003)。沙盘游戏是通过对沙子、沙具、水等元素的操作，借助意象、象征等进行无意识的沟通，推动来访者将个体内心的感情、想法、困惑和渴望等内容呈现在沙盘游戏作品中，保证来访者心灵深处意识同无意识进行对话，使内在冲突表现出来，在咨询师分享与反馈的过程中，给予来访者心理支持(申荷永，陈侃，&高岚，2005)。 初入大学，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对大学生活的适应不良，焦虑情绪和自我评价不清晰往往会出现在大一学生身上，它们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学业成绩、人际交往等，如若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就会成为阻碍大学生顺利走进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绊脚石(陈志鹏，张力仁，薛应翠，杨阳，&潘运，2017)。以往的研究表明，团体沙盘游戏能够充分利用非言语交流和象征性意义在无意识层面进行工作，可以有效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改善个体的回避行为，增强人际交往中理解、包容、换位思考(康志强，201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团体沙盘游戏能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朱海妍，刘丽琼，钟宇，&王楠，2015)。而且，由于沙盘游戏视角的特殊性，可以让个体以“第三视角”更清晰地“看到”自己，增强对自己的认识。目前团体沙盘游戏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焦虑、应对方式、人际交往等方面，对于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使用团体沙盘游戏的方式缓解在校大学生的焦虑以及提升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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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研究开始前，研究团队在四川轻化工大学大一同学中发出邀请参与团体沙盘游戏活动的通知，从所有报名的同学中随机抽取24名同学参与研究(见表1)，并将他们随机分成2组，对照组(12人，不参加任何干预活动)和实验组(12人)，实验组由于人数较多，又将实验组随机分成A、B组，两组在不同场地，同时进行团体沙盘游戏活动，A、B组分别由一名咨询师参与陪伴。两组咨询师经培训，采用同样的指导语进行活动。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 分类 性别 专业 生源 年级 男 女 文科 理科 城市 乡村 大一 对照组 1 9 6 4 8 2 10 实验组 3 7 5 5 7 3 10 表1. 对照组和实验组人员基本信息表 2.2. 工具 2.2.1. 量表 选取SCL-90、状态–特质焦虑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作为研究工具，量表的信效度已经经过检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由Derogatis编制，共90个项目，采用1~4五级计分制，0表示没有，4表示严重，该问卷的信度为0.831 (施玲燕等，2013)。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该量表由Charles D. Spielbergei等人编制，共40个项目，包括状态焦虑量表(S-AI)和特质焦虑量表(T-AI)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20道题目，均采用4级评分。该问卷的重测信度为S-AI0.88，T-AI0.90，效度可靠(戴晓阳，2010)。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该量表由Judge等编制，是一个单维度自评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五级计分，1~5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于”到“完全同意”。该量表的信度为0.83 (戴晓阳，2010)。 2.2.2. 实验工具 1) 沙箱2个 沙箱的底部及侧边刷成天蓝色，象征天空和水面。沙箱规格为57厘米 × 108厘米 × 7厘米的矩形。 2) 沙子和水 每标准箱准备约20公斤左右的沙子，达到平铺后离边顶约4厘米。沙子洁净、细腻；准备大约3升净水，用于湿沙盘游戏造型或者其他用途；准备小沙铲、水勺、沙桶等工具。 3) 沙具分类(沙具约5000个) 包括(1) 人物类，如宗教人物、神话人物、卡通人物、不同职业人物、情境人物等；(2) 动物类，如鸟类、昆虫、水族动物、爬行动物等；(3) 植物类，如树木、花草等；(4) 建筑物类，如都市建筑、田园建筑、风景建筑、名胜古迹等；(5) 家具与生活用品类，如家用电器、生活设施、体育器材等；(6) 交通运输工具类，如陆路交通工具、飞行器、水上交通工具等；(7) 食品、果实类；(8) 石头、贝壳类；(9) 其他。 2.2.3. 记录工具 手机(2部)，用于记录沙盘游戏作品图景；沙盘游戏制作过程记录表。 2.3. 研究程序 1) 前测 在正式进行沙盘游戏干预之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前测数据的收集，采用SCL-90量表收集前测资料。 2) 干预阶段 实验组的12人又分为A组和B组，每组6名同学(见表2)，每组配一名沙盘游戏陪伴师，用统一的指导语对来访者们说明团体沙盘游戏的规则，并签订团体沙盘游戏的合同书，每周进行一次活动，每次活动时间为1.5~2小时，总共进行五次；A、B两组共进行5次团体沙盘游戏(见表3)。时间分别是周三晚上7:00~9:00，在此期间，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干预。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number of experimental grou 分类 性别 专业 生源 年级 男 女 文科 理科 城市 乡村 大一 A组 1 4 2 3 4 1 5 B 组 0 5 4 1 4 1 5 表2. 实验组人员安排基本信息表 3) 后测 在团体沙盘游戏干预结束之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成员进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和自我核心价值评价的后测。 2.4. 团体沙盘游戏的设置和操作 本次活动采用团体辅导和团体沙盘游戏结合的方式。沙盘游戏活动分为制作沙盘游戏和分享沙盘游戏两个阶段。 向成员简单介绍本次活动的基本目的之后，开始正式介绍沙盘游戏制作，向参与者介绍沙盘游戏的沙和水的使用，介绍各种模具的类别和摆放位置，让来访者感到安全、自由，让他明白有充分的条件可以选择任何模具来做任何形式的创造。然后帮助参与者来访者以一种自发的心态来创造沙盘游戏世界以及自由地表达内在的感受，帮助来访者唤起“潜意识”。接下来参与者开始摆放沙盘游戏世界，此时所奉行的是“非言语的治疗”原则，指导师会保持一种守护性和陪伴性的观察和记录，并努力让参与者自己和沙盘游戏进行交流。 具体制作沙盘游戏阶段： 1、建立团队契约，在团队中每个人需要遵守的规则。 2、团体成员自愿参加，有权退出，如再想加入，须先提出申请，由团体成员和陪伴者协商决定。 3、决定顺序，即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轮流做第一个摆放者，其他成员顺序顺延(第一期时第一个摆放者为庄家，按抽签顺序依次轮流坐庄，其他成员顺序顺延)。 4、在摆放之前每人可以一共拿五件沙具，每一轮每人按照顺序执行一个动作(放一个沙具或者动一次沙)，一共摆五轮。 5、过程中成员不能交流意图，只能用心去感受。 6、不允许将他人或自己摆上的沙具拿走或移动。 7、成员可以在某一轮放弃，即什么动作都不做。 8、每周进行一次团体沙盘游戏活动，每次1.5~2小时左右，一共进行5次。 9、修饰与调整，即五轮结束之后，最后一名成员可以做简单修饰，但不能移动或添减沙具。 分享沙盘游戏阶段： 沙盘游戏摆放结束后，指导老师开始陪同来访者对沙盘游戏世界进行探索，努力对沙盘游戏世界进行深入的体验和经历，在适当的地方给予共情，在必要的情况下给出建议性、隐喻性或提问性的诠释。对沙盘游戏世界进行拍照记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整个沙盘游戏团体辅导留下记录，也是对心路历程的一种纪念。 Table 3 Basic schedule of sandplay therap 次序 主题 内容 轮数 第一次沙盘 初始–相遇 相互认识并熟悉沙盘游戏的相关规范 共5轮 第二次沙盘 矛盾–和谐 热身活动“跟我做” + 沙盘过程，成员之间关系初步建立及 冲突涌现、解决，学会进行自我表达 共5轮 第三次沙盘 过去、现在和未来 热身活动：选取三件沙具分别代表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到一张 白纸上，并给这三件沙具画出范围 + 沙盘过程，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及暴露自己的人际问题与困惑 共7轮 第四次沙盘 和平–和平 纠正交往中的认知偏差，增强改善社交交往的自信 共6轮 第五次活动 收获–感悟 相互鼓励，共同成长 共5轮 表3. 沙盘游戏基本流程安排表 2.5. 统计分析 将没有参加全部沙盘游戏干预(共5次)的来访者数据剔除，沙盘游戏实验组最终10名成员参加了全部的测验，对照组12人其中2名未能完成问卷，所以对照组一共10人完成问卷测试，将2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测试数据录入到SPSS 22.0中进行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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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前测SCL-90实验组对照组得分的差异检验 根据统计结果表明，干预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SCL-90的各项指标没有显著差异(见表4)。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pretest data of SCL-9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scl-90 总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附加因子 对照组 10 146.9 ± 42.102 1.508 ± 0.578 2.07 ± 0.486 1.689 ± 0.523 1.670 ± 0.492 1.630 ± 0.432 1.500 ± 0.478 1.514 ± 0.472 1.483 ± 0.574 1.580 ± 0.5287 1.514 ± 0.500 实验组 10 147.4 ± 30.938 1.350 ± 0.293 2.06 ± 0.540 1.922 ± 0.597 1.69 ± 0.377 1.570 ± 0.417 1.500 ± 0.385 1.486 ± 0.364 1.533 ± 0.457 1.580 ± 0.3853 1.600 ± 0.420 t值 −0.3 0.772 0.044 −0.929 −0.118 0.316 0 0.152 −0.215 0 −0.415 p值 0.976 0.45 0.966 0.365 0.908 0.756 1 0.881 0.832 1 0.683 表4. SCL-90的前测数据统计表 3.2. 特质焦虑实验组对照组得分的差异检验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特质焦虑得分进行检验，经过团体沙盘游戏，实验组的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得分。 3.3. 自我核心价值评价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分的差异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自我核心价值评价得分进行检验，经过团体沙盘游戏，实验组的自我核心价值评价得分高于对照组得分，但差异不显著(见表5)。 Table 5 Statistical table of posttest data of trait state anxiety and core self-evaluatio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特质焦虑 状态焦虑 自我核心评价 对照组 10 46.1 ± 5.343 43.9 ± 5.466 32.7 ± 2.983 实验组 10 39.2 ± 8.677 36.5 ± 8.250 35.6 ± 5.461 t值 2.365 2.141 −1.474 p值 0.029* 0.046* 0.158 表5. 特质–状态焦虑和核心自我评价后测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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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讨论与分析 4.1. 团体沙盘游戏对缓解来访者焦虑的影响 在本次干预研究中，我们使用团体沙盘游戏，在人际互动以及沙具交流的巧妙结合中，来访者将内心的压抑与矛盾以“画作”的形式展现在咨询师和同辈的面前，个体处于在前语言或者非语言的状态，更有利于来访者表达感情，也营造出一种安全的心理氛围，削弱了成员心理防御，使得心灵沟通更加顺畅。另外，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咨询师无条件地包容来访者，积极关注整个过程，陪伴、倾听来访者的心声，和他们一起探索创作、见证和回应他们成长的整个过程，确认和强化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能量。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得分差异显著，说明在本研究中团体沙盘游戏的方式能够缓解来访者的焦虑程度，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康志强，2012)。但个体心理状态处于一个连续不断变化的过程，故在不同研究中研究者们在判断实施次数时可能对着不同的处理，少则三五次即可达到目的，多则十数次，甚至数十次。本研究中，我们在进行实验次数设计时力求站在客观的角度，探求实验的最优化，期望本研究的次数设定方式可为其他研究相似研究提供参考。 4.2. 团体沙盘游戏和对来访者的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 对比本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后自我核心价值评价变化，实验组的自我核心价值评价总分高于对照组，但并不显著。这有可能是因为自我核心价值评价是一个较为深层次的心理评价系统，相比于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来说需要更长期的干预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短期干预只能产生较小变化，难以达到本质的改变。不过以往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确实可以通过进行团体辅导干预来得以提升(杨萍等，2014) (陈琴，2019)。 回顾整个干预研究过程，沙盘游戏可以从第三视角观察到自己与他人的互动过程，表现的是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射，打破在日常生活中的“当局者迷”现象(申荷永等，2005)。团体沙盘游戏通过相互协作、观察他人并进行讨论的方式使来访者逐渐理解他人，学会换位思考，学会聆听进而达到个体自我的成长；总的来说，团体沙盘游戏是合作的过程，游戏中的合作过程反映了现实中人际交往的过程，可能会有矛盾，偶尔也会出现自己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来访者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内心和人际的和谐，不断完善自己，提高对自己认识，进而提高核心自我评价。 4.3. 团体沙盘游戏的描述与分析 团体沙盘游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根据的发展进度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超和谐”的冲突阶段 在初次团体沙盘游戏中，成员们在活动时通常会较拘谨，摆放沙盘游戏时往往会出现各自摆放各自的沙具的情况，较少有沙具之间的互动，并且每个人都会划定自己的一小片区域，不打扰他人的区域。在沙盘游戏过程中，由于他人不了解自己的意图而做出调整自己的沙具时，个体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心理冲突，但又能很快容忍，出现非常矛盾的“超和谐”现象。在这一阶段，沙具数量往往较多，主题比较多，但都偏向于和谐，团体成员在此阶段对团体沙盘游戏抱有既好奇又怀疑，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 2) “察言观色”阶段 在进行了第一次“超和谐”的阶段后，大家对活动过程以及小组成员都有所了解，开始逐渐学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自己的过程进行反思，考虑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沙具与沙具之间的关系。在团辅活动中，彼此开始放得开，沙盘游戏摆放速度和选择都会变慢，成员会因为考虑很多而在摆放沙具过程中犹豫不决。 3) 反思–沟通阶段 随着对活动的深入了解，成员已经非常熟悉活动过程，并对每个成员都有了一定的评价和认识，团体成员开始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深刻的反思，开始思考自己在团体中的位置，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阶段，成员开始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试图理解其他人的真实想法，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同时也会暴露和发现自己在日常交往过程的问题。 4) 协调–理解阶段 通过对成员的不断深入了解，成员之间慢慢会发现更多的默契，他人的想法刚好和自己一样，形成一拍即合的感觉，感受同伴之间的友谊，同时，也学会更加包容和理解，整体活动过程更加协调。 5) 整合阶段 活动到最后，成员出现依依不舍，团体整合，有“一家人”的感觉，团体成员间会非常开放地分享自己的快乐和悲伤，团体语言也会透露着眷恋，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感受将会超越团体沙盘游戏本身，内化到成员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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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团体沙盘游戏可以很好地减少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减少个体参与的压力，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促进提升核心自我评价。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利用团体沙盘游戏这一种特殊的团体咨询模式，以期通过团体沙盘游戏来缓解大学生焦虑以及提升核心自我评价，为进一步研究团体咨询辅导、构建良好的团体治疗模式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当然，本研究由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限制，在被试取样、团体沙盘游戏的干预的次数、研究的全面性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通过增加样本量，干预次数以及收集来访者较全面的数据等对研究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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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通过病例报道认识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病例的诊断治疗策略。方法：回顾分析1例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病例，分析抗NMDA受体脑炎常见病因及临床表现，总结在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诊疗流程中的经验和策略。结果：明确诊断的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手术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结论：我们应更加重视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在抗NMDA受体脑炎中的作用，避免误诊。 关键词 :卵巢未成熟畸胎瘤，抗NMDA受体脑炎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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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抗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脑炎是近年来新认识的一种自身免疫性脑炎，于2007年由Dalmau等 [ 1 ] 首次报道，是自身免疫性脑炎中最常见的类型。它发病的主要机制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机体产生抗NMDA受体抗体，脑脊液中的抗NMDA受体抗体与神经元细胞膜表面的NMDA受体相结合，从而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文献报道 [ 2 ]，抗NMDA受体脑炎中约30%~40%的病人合并肿瘤，多数为良性畸胎瘤，但仍然有大约5%的病人合并恶性肿瘤，对于合并恶性肿瘤的病人来说，合并恶性畸胎瘤者预后好，而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往往预后较差 [ 3 ]。因此，对于病症复杂的病人，要坚持批判性思维，追根溯源，刨根问底 [ 4 ]。本文通过分析1例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病例，总结诊疗过程中的经验，为后期抗NMDA受体脑炎诊断提供参考。该病例报道已经过患者知情同意，并符合伦理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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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17岁。因“发热1月，精神状态异常7天，盆腔包块5天”于2018年6月25日初次入院。患者既往体健，月经规律。患者入院前1个月出现类似“感冒”症状，体温37℃左右，曾反复用药治疗，效果不佳；入院前1周突发意识不清，躁动不安，丧失自主交流能力，大、小便不能控制，于精神病院就诊，诊断为“癔症”，应用“奥氮平”等药物治疗，烦躁等症状控制可，其余较差；入院前5天至我院神经内科就诊，拟诊为“病毒性脑炎”，完善颅脑核磁、脑脊液常规、脑电图及脑脊液自身免疫性脑炎抗体筛查，同时用药治疗，效果不佳。于我院神经内科就诊及治疗期间，神经内科医生发现患者腹部膨隆，考虑可能存在肿瘤。查体：体温37.8℃，其余生命体征正常。腹部查体：下腹部可触及直径约20 cm包块，活动度好，无压痛。辅助检查：颅脑MR及脑脊液常规检测未见明显异常，妇科彩超(见图1)提示：盆、腹腔内见囊实性包块，估测大小约23 cm × 20 cm，至脐上2 cm，内见乳头状及斑片状高回声，CDFI：实性部分见点状血流信号。腹部及盆腔CT检查(见图2)提示：卵巢占位性病变，考虑卵巢肿瘤可能性大。脑脊液自身免疫性脑炎抗体筛查(见图3)示：抗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抗体IgG阳性(1:32)。肿瘤标记物筛查异常者有：AFP：20.13 ng/ml，CA125：96.8 U/ml，CA19-9：51.74 U/ml。初步诊断：1) 盆腔包块性质待诊；2) 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入院病情逐渐加重，生活不能自理且反复发作癫痫。于2018年6月28日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见图4)：盆、腹腔内见巨大肿物，直径约20 cm，呈多房，内见淡黄色液体、毛发及骨性成分。左侧输卵管拉长，左盆腔内见淡黄色液体约100 ml。术后于神经内科(自2018年6月29日开始)进行激素冲击及丙种球蛋白治疗，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体温恢复正常，神志清楚，可简单交流，大、小便可自理。激素减量并改口服维持治疗。术后石蜡病理示：(左侧卵巢肿瘤)未成熟型畸胎瘤(G2级)，2号切片免疫组化示：p53 (−)，IDH1 (−)，ATRX (+)，Ki-67 (+， 1%)；9号切片免疫组化示：NSE部分(+)，Syn部分(+)，CKpan部分(+)，Ki-67热点区(+， 10%)。遂于2018年7月中旬至2018年11月中旬，患者于我科共完成BEP方案化疗6个疗程，患者自2018年8月开始回到课堂继续学习。同年12月停用相关药物治疗。患者定期检查，随访至投稿日，患者精神状况良好，学习生活正常，各项检查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图1. 术前妇科彩超图像 图2. 术前盆腔CT图像(箭头所示为卵巢占位病变部位) 图3. 术前脑脊液自身免疫性脑炎抗体筛查(抗NMDA型抗体IgG 1:32) 图4. 术中探查所示肿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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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抗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脑炎是近年来新认识的一种自身免疫性脑炎，于2007年由Dalmau等 [ 1 ] 首次报道，是自身免疫性脑炎中最常见的类型。它发病的主要机制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机体产生抗NMDA受体抗体，脑脊液中的抗NMDA受体抗体与神经元细胞膜表面的NMDA受体相结合，从而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导致这种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启动因素尚不明确，可能与肿瘤、感染、遗传因素、创伤以及其他未知因素等有关 [ 5 ]。文献报道 [ 2 ]，抗NMDA受体脑炎中约30%~40%的病人合并肿瘤，多数为良性畸胎瘤，但仍然有大约5%的病人合并恶性肿瘤。然而，对于合并恶性肿瘤的病人，合并恶性畸胎瘤者预后好，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往往预后较差 [ 3 ]。在年轻女性患者中，认为肿瘤尤其是畸胎瘤仍是其主要病因及诱发因素。本例患者在术后切除卵巢肿瘤后病情迅速缓解。 该病的临床表现多样且易于与病毒性脑炎、精神疾病、癫痫等疾病相混淆。有时同时合并畸胎瘤或其他肿瘤，所以，认识该病的临床表现及特征对于精神科、神经科、急诊科、妇科及肿瘤科医生快速、准确地诊断及及时治疗至关重要。该病的临床表现主要有8大症候群 [ 6 ]：精神行为异常、癫痫、运动功能障碍、记忆障碍、语言障碍、意识水平下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中央通气功能障碍。本例中患者具备以上6个症候群。 近期，关于抗NMDA受体脑炎的诊断标准由Graus等制定 [ 7 ]，此诊断标准建立在临床表现、相应的实验室检查并排除其他疾病的基础上，此三项标准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够诊断。关于诊断标准中的临床表现：必须在3个月内出现4个临床症候群及以上或出现3个临床症候群同时存在畸胎瘤。关于诊断标准中的实验室检查：脑电图及脑脊液异常。对于抗NMDA受体脑炎的诊断，患者脑脊液中抗NMDA受体抗体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是极高的，但是血液中抗NMDA受体抗体可以阳性也可以阴性 [ 8 ]。本例患者脑脊液中抗NMDA受体抗体滴度为1:32，故考虑为抗NMDA受体脑炎。 对于卵巢未成熟型畸胎瘤，无特异性肿瘤标记物。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特异性定位于神经和神经内分泌细胞，而未成熟畸胎瘤所含的未分化组织中以神经组织最为常见。本例患者术后病理提示肿瘤内见大量神经胶质成分，免疫组化：NSE部分(+)。患者术前未行血清NSE的检测，术后检测时均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对于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NSE的检查可否作为一个肿瘤标记物呢？Baozhu Liu等 [ 9 ] 的研究表明，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脑脊液中的NSE水平会升高，且可能与预后相关。但是至今，尚无血清NSE水平与此类疾病关系的报道。 肿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的治疗，除了神经内科对于抗NMDA受体脑炎的标准免疫治疗外，合并肿瘤者，尽早地切除肿瘤有利于患者的康复。戴毅 [ 10 ] 等人发现，卵巢畸胎瘤的切除与抗NMDA脑炎的复发率降低明显相关。Dalmau [ 11 ] 等报道，大约75%的抗NMDA受体脑炎病人都能够完全康复或仅遗留很少的功能障碍，但是其余病人病情加重或死亡。未成熟型畸胎瘤分级为G1者术后无需补充化疗，其余均应补充BEP方案的化疗。虽然未成熟畸胎瘤为恶性肿瘤，但是研究发现，与合并成熟型畸胎瘤的患者相比，二者预后无显著差别 [ 3 ]。也有文献报道 [ 12 ]，在治疗后随访过程中症状复发再发现畸胎瘤者，手术切除利于病情恢复；也有些病人，免疫治疗效果不佳，会从切除外观正常的卵巢而获益。 综上所述，女性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已不再是一种罕见的疾病，但未成熟畸胎瘤合并抗NMDA受体脑炎相对少见，尽早的识别该病，积极的妇科手术和规范的免疫治疗是疾病治愈的关键。本病虽然危重，但却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治疗后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密切随诊至少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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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Beavers， Hamson， & Hulgus (1990)开发了自我报告家庭量表(SFI)来评估家庭功能。该问卷的中文版本由Shek (1998)在香港的被试中验证和发展。尽管SFI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心理学，病理学和家庭研究中，以评估家庭功能及其与心理健康及其他相关变量的关系，但将其扩展到教育领域以及将积极的家庭功能与学生的职业相关的变量联系起来的研究十分匮乏，更不用说在这方面有针对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进行的研究。基于两项研究，我们不仅是为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提供简化的筛查工具(评估家庭健康的4个项目)，以测试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的积极家庭功能，而且还将先前的研究扩展到测量家庭健康与有特殊教育学生职业规划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从评估的角度来看，Rasch模型用于测试家庭健康量表(简称FH)的心理测量特性。理论方面引入Lent， Brown， & Hackett (2002)的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CCT)，并将家庭健康与职业规划联系起来。结果表明，简版家庭健康量表(4项)与长版(22项)显著相关(r = 0.94)，并且具有更好的心理测量特性。结果也显示家庭健康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自我效能的重要预测指标。该结果对研究具有不同学业能力的学生的家庭健康和与职业相关的变量均具有理论和实践应用意义。 关键词 :Rasch模型，SCCT，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融合教育，职业生涯规划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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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两部分在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中的数据收集，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1) 采用Rasch模型对家庭健康量表(简称FH)的心理测量特性进行验证； 2) 在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CCT，Lent， Brown， & Hackett， 2002)框架指引下，探究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家庭健康与职业规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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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受试样本为融合在香港普通高中就读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也称为“融合生”)。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先前研究(Yang et al.， 2017)的基础上，采用Rasch项目反应模型对中文版[自我报告家庭量表] (Self-report Family Inventory， SFI)中家庭健康分量表(22条题目，FH-22)及其简化版(4条题目，FH-4)在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进一步分析论证。第一部分分析的数据来自31所学校的114名融合生，详情参见Yang等人(2017)。第二部分，在从测量的角度用Rasch模型分析完家庭功能–健康维度FH-22与FH-4简短版量表在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中的心理属性后，根据社会认知职业发展模型探讨该群体学生的家庭功能–健康与生涯规划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该部分研究收集到来自10所高中的204名(中四–中六)融合生数据，其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报告有多种特殊教育需要(有多重障碍)，考虑到多重障碍类别较为复杂且每类人数分布较分散，本研究仅抽取106名只有一种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该组学生年龄介于14~20岁(平均值 = 16.5，标准偏差 = 1.259)，其中男性占65%。特殊教育需要类别详见表3。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 特殊教育需要类别 样本数 特殊教育需要类别 样本数 特殊学习困难 46 自闭症谱系障碍 4 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 21 沟通障碍 4 言语障碍 13 听觉障碍 2 情绪行为障碍 10 智力障碍 1 视觉障碍 5 表3. 参加者特殊教育需要类别分布 3.2. 研究工具 3.2.1. 自我报告家庭量表(Self-Report Family Inventory) 本研究第一部分采用Shek等人(1995)翻译中文版C-SFI (36条题目)。C-SFI包括两个维度，家庭健康维度(22条题目)和家庭病态维度(14条题目)。量表在香港成人和中学生等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Shek， 1998， 2001a， 2001b; Shek & Lai， 2001)。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方法，分值“1”表示题项描述的情况与我的家庭情况“十分相似”，分值“5”表示题项描述的情况与我的家庭“十分不相似”。Yang等人(2017)将该量表应用到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群体中，并根据该群体的特殊需要发展了一个只含有8条题目的简短版。简短版也分家庭健康和家庭病态两个维度，各含有四条题目。该简短版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 0.79)。本研究中，重点对家庭健康维度的原版(FH-22)和简短版(FH-4)进行分析。 3.2.2. 职业发展自我效能量表–简短版 职业发展自我效能量表–简短版(SF-CD-SEI)是由Yang， Sin， Cheng， & Gao (2015)根据原版职业发展自我效能量表(24条题目，Yuen et al.， 2003；Yuen et al.， 2005)发展而来的用于评估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群体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水平。SF-CD-SEI包含五个维度，分别为职业规划维度、职业目标设定维度、培训选择维度，求职前准备维度以及求职维度。每个维度均包含三条题目，题目评估采取6点计分方式，“1”表示非常没有信心，“6”表示非常有信心。各维度均具有较好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值介于0.78至0.86之间。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选取职业规划规划维度(α = 0.85)，并探讨其与家庭健康之间的关系。 3.3. 数据分析步骤 第一项研究数据分析，首先对先前数据(Yang et al.， 2017)进行进一步整理，剔除有缺失数据的个案，并通过计算Mahalanobis距离，剔除显著性小于0.001的含异常值个案(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1998; Tabachnick， Fidell， & Ullman， 2007)，最终有81个样本数据符合要求。依据Rasch评等量表模型(Wright & Masters， 1982)对两个版本原版(22个题项)和简短版(4个题项)家庭健康量表进行分析。分别从量表的单维性、选项的难度等级、题项的Rasch信度及难度水平等对两个版本进行了评估。并根据量表所测的样本能力水平对两个版本人的能力测量的不变性进行了探讨。数据分析由Winsteps统计软件(3.74版)完成。Rasch模型是一种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非线性概率和心理计量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定类数据(例如阅读评估数据或调查问卷数据)。Rasch模型的测量克服了传统测量中项目难度与被试水平估计之间相互干扰的问题，使测量不依赖被试样本与测量工具，从而使测量的结果达到客观等距。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便于理解，在进行Rasch模型分析前，依据分值越高表示家庭健康水平越高的准则，对原始数据重新编码，即由原始的1 (完全符合)至5 (完全不符合)转化为1 (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第二项研究数据分析中采用简短版家庭健康量表题项，探讨有特殊学习需要中学生的家庭健康与其职业发展的相关关系。首先也采用第一部分相同的数据清理方法，最终对96个无缺失值和异常值样本进行分析。分析由统计软件IBM SPSS (version 26)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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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家庭健康简版量表(FH-4)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属性。可为各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测量良好家庭功能的一项俭省的筛查工具。同时本研究也根据社会认知职业理论框架，测量了家庭功能与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的职业规划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良好的家庭功能(通过家庭健康量表测量)能够显著地积极地预测该学生群体的职业规划自我效能。参考图2，图3中对当前中国地区家庭功能的研究现况以及表1，表2中列出的进一步的研究综述一览，本研究属于中国地区第一项将家庭功能与职业规划自我效能在融合教育领域联系起来调查的研究。结果不仅对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有理论贡献，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从家校合作的角度以及家长的角度，良好的家庭功能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职业规划自我效能，而后者在过去二十年来的研究中(Betz， 2007; Lent & Hackett， 1987; Sheu et al.， 2018)已经被发现与学生的职业选择，职业身份认同以及职业满意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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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调查某综合医院老年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患者，在不同肾功能水平下二甲双胍实际应用情况，指导合理用药。方法：利用医院医疗信息管理系统(HIS系统)，调取该院2012年4月至2019年6月住院的老年T2DM患者病例，提取该患者年龄、性别、住院科室、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 Scr)、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 A1c， HbA1c)及二甲双胍的应用情况，计算患者平均肾小球滤过率(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结合相关指南判断患者的二甲双胍应用情况。结果：1) 共收集资料齐全的老年T2DM患者16550例，1117例存在二甲双胍使用不合理，不合理用药率9.59%，其中347例(2.10%)未及时停药，770例(4.65%)未及时调整剂量；2) 1117例不合理用药患者中，男性384例(34.38%)，女性733例(65.62%)，人均年龄(75.92 ± 6.62)岁。其中Scr位于正常值范围内，但eGFR小于45 ml/(min∙1.73 m 2 )共198例，占17.73%。其中Scr位于正常值范围内，但eGFR 45~60 ml/(min∙1.73 m 2 )共762例，占68.22%。3) 用药科室不合理分布中，心血管内科居首位，占26.95%，其次为内分泌内科、综合内科、神经内科、保健科、急诊与重症、肾病科，累计构成比在91.79%。结论：综合医院老年糖尿病患者中存在二甲双胍用药不合理现象，用药时应避免单纯根据Scr来判断肾功能状况，应采取多种措施共同促进合理用药发展。 关键词 :二甲双胍，肾功能，老年糖尿病，合理用药，现状调查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