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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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课程思政”目标的厘定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要任务，课程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载体，其教学目标的制定应以幼儿教师专业素质标准为参考，《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出的“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及“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具体要求，都表明作为幼儿园教师不仅要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具备专业理念和师德，这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幼儿教师培养中的具体体现和有机结合。 确立正确的专业理念与师德是教师职业的基本准绳，涵盖了“爱国守法、爱岗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这与“课程思政”的本质一致。为更好的践行课程思政，首先需要将这些元素融入课程目标，“课程思政”育人目的的实现不仅要重视基本知识与能力目标的实现，更要注重专业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而这一目标的确立则需要结合社会需要、时代特点和课程的社会价值属性加以确立。具体到学前教育学课程则可以从激发学生学为人师的职业理想和信念；引导学生初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逐步确立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和教师观，把对家国的爱、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坚定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等方面加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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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学内容 课程建设是高校教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课程建设是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教育创新的重要途径 [ 2 ]。“课程思政”改革，重点是结合课程特点，围绕“课程思政”目标，挖掘课程内容的思政元素，对教学内容和实施方案的再设计。 结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学前教育专业及学前教育学课程的特点，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课程思政”的内容进行挖掘和建设。首先，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课程思政”内容的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内容，与教师专业素质标准中的职业理念与师德是相通的，学前教育学可在相关内容中进行挖掘和渗透。例如，在学前教育理论章节可以结合陈鹤琴等老一代学前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进行“爱国主义”“爱岗敬业”等育人教育，引导学生将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融为一体。其次，结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进行“课程思政”内容的设计。引导学生树立教师职业的理想、信念，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励志争做“四有”好老师。例如，可以在学前教育基本要素部分，针对教师职业特点、职业职责及专业素质要求等内容结合实践案例，渗透职业理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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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实现课程目标的有效手段，选择与使用教学方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课程的目标与任务是影响教学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学前教育学“课程思政”目标主要在于引导学生初步形成科学的教育理念，坚定从事教师职业的理想和信念，树立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的价值追求。因此，相对于以往教学方法的选择，要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必须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上有所变化。结合学前教育学课程特点和“课程思政”的目标要求，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应强调体验式、参与式的特点，注重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主观情感体验，用“春风化雨”的教育方式启迪学生，潜移默化的实现立德树人任务。本文认为可以充分运用榜样示范法、讨论法、案例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等教学方法。 4.1. 榜样示范法 教师劳动的“示范性”和学生的“向师性”特点，要求教师必须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用自己对教育事业和对学生的爱感染和影响学生，实现师德示范和引领。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所表现出的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责任感，精心备课，用心上课，能够尊重学生、关心爱护学生、宽容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这些会使学生耳濡目染作为一名教师的高尚情操。 4.2. 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以启迪学生思考，获得知识和形成认识的过程。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可结合教学内容设计适宜的讨论话题，灵活选用小组讨论、集体讨论、辩论会等形式，引导学生在积极思考与交流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在教授儿童观这一内容时，让学生以“如何认识儿童”为主题进行小组讨论，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正确儿童观的理论知识，而且能够使学生在深入思考和讨论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丰富感性认识，提高对理论知识的认同感。 4.3.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通过引导学生对学前教育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结合所学理论知识分析问题，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这一教学方式具有较强的体验式、参与式的特点，有利于结合理论知识的教学丰富学生的主观情感体验，更好的实现课程育人价值。例如，讲解幼儿园环境创设内容时，可以结合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具体案例进行“关爱幼儿，促进幼儿发展”的师爱的教育。 4.4.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一种包含特定的具体场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教学目标，根据学生实际而赋予一定感情色彩，使学生置身其中，并能引发思考和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 [ 3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说教，而要通过一定方式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运用情境教学法，结合课程内容需要引入或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教学情境，以实现陶冶情感，启迪思考，深化认识的目的。例如，在讲解幼儿教师职业素养时，结合“虐童事件”的视频案例，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教师职业理念与师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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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教学评价 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对于课程育人价值的实现有重要意义，对学生学习质量与效果的评价不仅涉及学生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提升方面，而且应融入“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的评价，综合利用多种方法，注重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结合，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结合，构建全面的、符合“课程思政”特点的学习质量评价体系。 本文认为“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的评价，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评价主体上，应以教师评价为主导，学生自评与互评为辅的方式开展评价。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在评价的内容、标准和价值取向上给予学生引领和指导，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参与对自己及同学的评价。教师引导学生参与评价有多种方式。例如：教师可编写包含“思政元素”的学生学习质量自评调查表和同伴互评调查表。第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与相对客观的智育评价比较，德育评价无法像智育评价那样简单通过考试、问卷调查等方式实现对学生品德各方面的客观测评 [ 4 ]。对学生“课程思政”学习效果的评价应贯穿教学全过程，运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在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中采用适当的方式设置相应考核内容和项目。强化过程性考核，运用观察法、作品分析法、讨论法等多种方法考察并记录学生学习效果；期末考核中渗透对德育因素的考察。第三，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在评价内容上，强调对评价对象的各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以往教学评价主要关注对课程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评价，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考察不足。对于“课程思政”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恰恰要求补齐评价内容的短板，在课程学习的全过程加强对学生学习态度、专业理念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考察。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学前教育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结合课程与学生特点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使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助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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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进一步研究CMIP6模式对四川地区地表温度、降水的模拟能力，本文使用CMIP6气候模式数据集中14个模式温度数据和8个模式降水数据的历史模拟试验结果，与CN05.1格点化观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对时间平均结果的对比分析以及空间相关分析，对CMIP6模式数据关于四川地区的模式降水、模式地表温度在时间平均值和空间分布相关性的模拟能力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 模式对于降水的模拟值偏高1.3 mm/day，基本都能较好的模拟出四川地区的降水空间分布，MIROC6模式的模拟效果最优，就相关性而言，其次为CanESM5、NESM3模式，就空间分布而言，CESM2、CESM2-WACCM模拟效果也不错。2) 模式对于地表温度的预估值偏低10 K，基本都能较好的模拟出四川地区气温的空间分布，但因为气候模型的水平分辨率相对较粗糙，大多数局部特征难以表征，尤其是在东南盆地以及中西部地区。关于地表温度、预估量和空间分布的结论比较一致，CESM2、CESM2-WACCM模式在两个方面的模拟效果都是最好，其次为CNRM-ESM2、CNRM-CM6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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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依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过去百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74℃ ± 0.18℃，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其中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影响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而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区域气候未来变化就更为难以预估。四川盆地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和经济中心，也是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有着起伏不均的地势，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之众多的人口、大面积高强开发的国土，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依然需要大力开展系统、全面的气候性变化讨论，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在不同时期，四川省的年际、季节和每月地表温度变化差异很大。从年变化的角度看，四川省的年际、季节和月地表温度均呈上升趋势，大部分都通过了0.05显着性检验，与年的相关性也很明显 [ 1 ]。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四川的降水量有所减少，年降水量呈下降趋势，每10年降水减少约22.9 mm。四川东部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和西部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平均降雨量相对较低，中部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相对较大 [ 2 ]，相对湿度和蒸发量也呈上升趋势，但同时却变得更为干旱。所以四川这一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未来的气候变化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气候系统模式是研究气候变化的有利工具，自1970年代以来，它发展迅速，已成为研究天气和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例如中国在预测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 [ 3 ] [ 4 ] 气候变化归因分析 [ 5 ] [ 6 ] [ 7 ]。由于气候系统模式对区域尺度的温度模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评估气候模式对研究区域模拟性能的可靠性就显得十分重要。目前，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正在组织进行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对比计划(CMIP6)，来自全球不同研究机构的气候模式组正在进行多种数值试验，并已公布部分数值结果，预计2020年底完成全部试验 [ 8 ]，更多关于数据详情请见https://esgf-node.llnl.gov/projects/cmip6/。其所有模式的全部结果将提供给各国科学家在研究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影响和对策中使用，已有一些学者已使用CMIP6数值结果对全球及中国区域气候变化进行了研究 [ 9 ] [ 10 ]，但是对四川区域的模拟情况还未有研究。与上一代CMIP5模式相比，CMIP6模式在模式分辨率和模式物理过程等方面已有不少改进，模式模拟结果的可靠性有所提高，同时降低了模拟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 11 ]。 CMIP对比计划发展至今，各个模式的准确性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对于局部地区的模拟效果仍需研究，其中降水和温度两个气候要素对于气候模式的预估准确与否显得尤为重要。回归本文通过对时间平均、空间分布对比分析，结合相应统计量比较，对CMIP6模式对于四川地区的降水、地表温度模拟能力进行评估，以至于未来更好利用气候系统模式在四川区域开展气候变化多尺度研究和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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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气候概概况 四川由于纬度和地形的影响，气候的区域和垂直变化非常明显，气候类型丰富多样。四川东、西部气候差异很大，高原气候、山区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等气候分布带共存。正是由于气候类型的不同，产生了数千种物种，因此四川省动植物种类众多，物种资源丰富。根据不同的光照，热量和湿度条件，四川可大致分为三个主要气候区，即四川盆地湿润气候区、四川西南山区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和和四川西北高海拔高山气候区。 2.2. 资料概况 根据地表气温和降水资料的可利用性和完整性，本文中使用的数值模式结果为14个CMIP6模式地表历史时期模拟试验地表气温数据和8个CMIP6模式地表历史时期模拟试验降水数据，有关模式基本信息请见表1。对比分析所使用观测数据为1961~2014年CN05.1格点化观测数据集 [ 12 ]，分辨率为2.5˚ × 2.5˚。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model 模式名称 所属国家 所属机构 气温 降水 BCC-CSM2-MR 中国 BCC √ √ BCC-ESM1 中国 BCC √ √ CNRM-ESM2 法国 CNRM-CERFACS √ CNRM-CM6 法国 CNRM-CERFACS √ CESM2 美国 NSF-DOE-NCAR √ √ CESM2-WACCM 美国 NSF-DOE-NCAR √ √ CanESM5 加拿大 CCCMA √ √ CAMS-CSM1 中国 CAMS √ HadGEM3-GC31 英国 MOHC √ MIROC6 日本 MIROC √ √ UKESM1-0-LL 英国 MOHC √ NESM3 中国 NUIST √ √ IPSL-CM6A-LR 法国 IPSL √ MRI-ESM2-0 日本 MRI √ √ 表1. 各个模式相关基本信息 2.3. 研究方法 为了对比观测数据对模拟结果进行对比评估，首先将模式结果使用双线性插值方法插值到2.5˚ × 2.5˚分辨率，分析时段为1961~2014年。其次，再提取出四川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对模式数据和观测数据进行气候态平均分析(1961~2014年)，分析多模式集合平均值 T m o d e l s 对比观测数据 T o b s 的差值Td。 T d = T m o d e l s − T o b s 再根据计算出单个模式数据与观测数据的空间相关系数r等统计量值，对观测数据和模式数据的时空相似性进行分析，空间相关系数r为： r = ∑ i = 1 n x i y i − ∑ i = 1 n x i ∑ i = 1 n y i ∑ i = 1 n x i 2 − ( ∑ i = 1 n x i ) 2 ∑ i = 1 n y i 2 − ( ∑ i = 1 n y i ) 2 其中x i ，y i 分别为模式和观测数据，n为时间长度。 最后，综合给出单个模式和多模式集合平均值在四川区域对于地表气温和降水模拟的优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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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3.1. 模式与观测降水值对比 降水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气象要素之一，图1为1961~2014年观测降水平均值和8个CMIP6模式降水模拟值。由图1所示，四川区域8个CMIP6模式降水模拟值都比观测降水偏多。 图1. 1961~2014年四川区域观测降水平均值(CN)和8个CMIP6模式降水模拟值 由图2所示的观测降水(CN)、等权重平均(AVG)和8个模式的1961到2014年的平均降水分布。降水量对比情况，模式降水时间平均后，降水模拟值普遍偏高。CN观测降水为2.62 mm/day，BCC-CSM-MR、MRI-ESM2-0模式最为接近，分别为3.25、3.47 mm/day，NEM3模式估值最高达到了5.32 mm/day。 就降水的空间分布而言，CanESM5、NESM3、MIROC6都能较好的模拟出四川降水的西部特别是西北干旱、东部降水充足，的空间分布。原因是西部为高原且海拔高度在5 km以上，暖湿空气无法到达；迎风坡的降水量中部比西北部高。在盆地中部的南坡上，山脚下的降水量最初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加。降水在一定高度达到最大值。数值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在东部，南部分支槽的湿热气流对降水的影响比西部更大。就空间分布而言，CanESM5模拟具有最佳效果。 图2. 1961~2014年四川区域观测降水平均分布和模式降水平均分布 通过图3四川区域模式降水与观测降水差值分布图可以看出，模式整体年均平均偏高2 mm/day左右，模式都能模拟出西北东南走向的年平均降水分布型。其中BCC-CSM-MR、BCC-ESM1、CanESM5模式的估值都偏高，BCC-ESM1的估值在广元绵阳地区的估值较高，高出6个mm/day。而CanESM5的估值高值中心位于川西南甘孜凉山一带，高达9 mm/day，原因可能是该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形影响气候复杂多变，权重过高影响了模式的预估；而MRI-ESM2-0、MIROC6模式的降水分布模拟的偏低于实际观测的降水分布，尤其是四川东部估值都多于1.3 mm/day；CESM2、CESM2-WACCM、MIROC6的模拟差值较小。 图3. 1961~2014年四川区域模式降水模拟值与观测降水差值空间分布 由1961~2014年四川区域各模式降水与观测降水空间相关系数表(表2)可知，NESM3的相关性最好，其次为CanESM5，BCC-CSM2-MR模式，整体结果表明，CMIP6模式高估了四川地区年平均地表降水，年均平均偏高2 mm/day左右，模式都能模拟出东北西南走向的年平均降水分布型。综合来看CanESM5，BCC-CSM2-MR模拟效果更接近实际观测降水。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s and observation data of precipitation in Sichua 模式名称 相关系数 BCC-CSM2-MR 0.66 BCC-ESM1 0.56 CESM2 0.58 CESM2-WACCM 0.51 CanESM5 0.72 MIROC6 0.64 NESM3 0.90 MRI-ESM2-0 0.62 表2. 1961~2014年四川区域各模式降水与观测降水空间相关系数 3.2. 模式与观测地表气温值对比 地表气温同样也是最基本和最至关重要的气象要素之一，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研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要素指标。平均模式预估地表温度的数组普遍偏低，而且数值接近。由图4可知，CN05.1观测平均地表温度为289 K (CN)，CESM2、CESM2-WACCM、MIROC6模式模拟值接近实际观测值，分别为280.8、280.98、280.97 K，UKESM1-0-LL的预估值偏低，为270.73 K。 图4. 1961~2014年四川区域观测降水平均值(CN)和8个CMIP6模式地表气温模拟值 由图5所示的1961~2014年年均地表气温观测数据和模式模拟分布可知，由图分析可知CMIP6大部分所选模式等权能够较好地模拟出盆地年均地表气温的主要分布特征，也就是低温中心位于四川西北部高海拔地区，最高温位于四川东南端，温度分布为由东到中在到西的带状分布，不足之处在于，因气候模型水平分辨率相对而言较低，所以模拟的地表温度要比观测场的地表面温度缺少细节刻画，也就是在图像上表现为更平滑，并且大多数局部特征难以表征，尤其是在东南盆地以及中西部地区。其中CESM2、CESM2-WACCM模式的空间分辨率较高模拟效果较高，川西高原边缘温度变化地区的细节、四川北部的冷区、位于自贡内江的暖中心也可在模拟中较清晰地分辨出来。UKESM1、NESM3的模拟效果不理想，分辨率低，只能看出基本的冷暖分布。 分析各个模式地表气温模拟值与观测地表气温差值空间分布图(图6)可知，模式整体年均平均温度偏低6 K左右，模式都能模拟出西北东南走向的年平均降水分布型。CESM2、CESM2-WACCM、CNRM-ESM2、CNRM-CM6-1模式的模拟效果比较好，偏差都在正负4 K以内；其中CanESM5、IPSL-CM6A模式的估值都偏高，CanESM模式的地表温度估值在川西甘孜凉山地区的估值较高，能高出4~6 K。原因可能是该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形影响气候复杂多变，权重过高影响了模式的预估；而BCC-ESM1、MIROC6、NESM3模式的地表温度分布模拟的偏低于实际观测的地表温度分布，尤其是四川东部估值都多于6 K。 由表3可知，CESM2、CESM2-WACCM、MRI-ESM2-0、NESM3模式地表气温模拟值与观测值的相关系数较高，MIROC6、UKESM1-0-LL模式与观测的相关系数则较低。根据先前地表温度空间分布的分析结果，CESM2、CESM2-WACCM模式的相关性是最好的。 图5. 1961~2014年四川区域地表气温观测和模式平均分布 图6. 1961~2014年四川区域模式地表气温模拟值与观测地表气温差值空间分布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s and observation data of temperature in Sichua 模式名称 相关系数 BCC-CSM2-MR 0.88 BCC-ESM1 0.89 CNRM-ESM2-1 0.82 CNRM-CM6-1 0.82 CESM2 0.90 CESM2-WACCM 0.90 CanESM5 0.87 CAMS-CSM1-0 0.89 HadGEM3-GC31-LL 0.86 MIROC6 0.77 UKESM1-0-LL 0.83 NESM3 0.90 MRI-ESM2-0 0.93 IPSL-CM6A-LR 0.87 表3. 1961~2014年四川区域各模式地表气温与观测地表气温空间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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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在本文中，将所有可用的最新一代CMIP6气候模式的历史模拟测试数据与最新的观测数据CN05.1相结合，从空间分布和区域平均的角度评估14个全球气候模式模拟四川地表温度的能力和8个全球气候模型模拟四川降水的能力。主要结论有： 1) 模式模拟降水方面，降水量对比情况，模式降水时间平均后，降水估值普遍偏高2 mm/day；CMIP6大部分所选模式的空间分布都能较好的模拟出四川降水的西部特别是西北干旱、东部降水充足的空间分布。总体来看，MIROC6模式的模拟效果最好，就相关性而言，其次为CanESM5、NESM3模式，就空间分布而言，CESM2、CESM2-WACCM模拟效果也较好。而其他模式对于四川区域降水模拟效果不理想。 2) 模式气温方面，平均模式预估地表温度的数组普遍偏低，而且数值相差10 K；CMIP6大部分所选模式能够较好地模拟出盆地年均地表气温的主要分布特征，即低温中心位于四川西北部高海拔地区，高温中心位于四川东南端，温度分布为由东到中再到西的带状分布，不足之处在于，因为气候模型的水平分辨率相对较粗糙，所以模拟的地表温度要比观测场的表面温度更平滑，并且大多数局部特征难以表征，尤其是在东南盆地以及中西部地区。关于地表温度、预估量和空间分布的结论比较一致，CESM2、CESM2-WACCM模式在两个方面的模拟效果都是最好，其次为CNRM-ESM2、CNRM-CM6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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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旋转加速度计式重力梯度仪基本原理比较简单，但是由于重力梯度信号十分微弱，任何微小的误差都会造成重力梯度测量失败。本文在介绍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测量原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高性能加速度计研制与测试技术、旋转调制技术、多加速度计比例因子一致性匹配与参数动态调节技术、重力梯度数据处理等相关关键技术及其研究进展，以及研制过程中应该关注的技术难点。以期能够为我国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的研制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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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万有引力和地球自转产生的向心力作用，地球内部物质和表面物体都具有重力 [ 1 ]。通过测量重力或重力异常，可以探测地球内部物质分布，研究地球动力学和物理学，辅助导航等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2 ] [ 3 ] [ 4 ]。但是，在某些场合，重力的分辨率和灵敏度还不够，不能刻画出场源体的更多细节；另外，对于航空/航海等移动重力测量，首先必须采用其他手段，如DGNSS (Differential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DGNSS)等，测量载体的运动加速度，然后再计算重力或重力异常，所以采用重力实时辅助导航也比较困难 [ 5 ] [ 6 ] [ 7 ] [ 8 ]。而重力梯度是重力分量沿某一方向的空间变化率，对重力场的短波分量更加敏感，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灵敏度 [ 9 ]。通过对重力梯度张量进行测量，不但可以恢复出地球重力场，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估计出场源体的边界位置 [ 10 ] 以及探测水下物体 [ 11 ]；另外，重力梯度通常采用差分测量，载体运动加速度为共模干扰，能够有效地得到抑制 [ 12 ]，更有利于提高潜艇在水下三维空间的定位精度 [ 6 ] [ 13 ] [ 14 ] [ 15 ]。 可见，相对于重力加速度，重力梯度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大力研究。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投入数十亿美元对重力梯度测量技术进行了研究 [ 16 ]。 针对飞机、舰船等移动平台使用的重力梯度测量系统，尽管国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计思路，但迄今为止，能够投入实际应用的只有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 [ 17 ]。该梯度仪的巧妙之处在于采用了旋转调制技术，通过旋转调制可以将微弱的重力梯度信号与加速度计的主要误差在频率上分离，同时使加速度计选择在最佳工作点上，从而达到采用绝对精度相对较低的加速度计获得高精度测量结果的目的 [ 18 ]。经过多年的持续优化，发展的目前，美、英、澳大利亚等国已研制出Air-FTG、Falcon、FTGeX等多个型号的重力梯度仪，在军事、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勘探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19 ]。 但是，由于重力梯度仪在惯性导航与制导、大地测量、空间科学等国家战略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纵然国外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相关技术比较成熟，但是，他们对核心技术极端保密，相关设备也严格出口管制，就连租用澳大利亚BHP Billition公司的Falcon系统在我国某些区域测量也被美国制止。因此，自主完成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的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本文首先简要介绍静态情况下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的基本测量原理，然后介绍旋转加速度计式重力梯度仪国内外整体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对其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指出目前文献相对忽略的相关技术，以期对我国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的研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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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基本测量原理及研制进展 2.1. 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基本测量原理 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由三个相互垂直的GGI (Gravity Gradiometer Instrument， GGI)组成 [ 20 ]，如图1所示。在每个GGI转盘上，至少对称安装4个加速度计，其示意图如图2所示 [ 21 ]。假设GGI静止，转盘绕垂直轴转动的加速度为 ω ，四个加速度计的敏感轴沿转盘的切线方向，转盘中心到加速度计的距离为R。假设加速度计为理想元件，则4个加速度计的输出组合为 [ 22 ]： ( a 1 + a 3 ) − ( a 2 + a 4 ) = 2 R ( Γ y y − Γ x x ) sin 2 ω t + 4 R Γ x y cos 2 ω t (1) 式中， a i ( i = 1 ， 2 ， 3 ， 4 )为加速度计的输出， Γ x x 、 Γ y y 、 Γ x y 为重力梯度分量。 由(1)式可知，在单个GGI转盘上，4个加速度计成对分为两组，两组进行差分，可消除共模和转动角速度误差的影响 [ 22 ]。并且经过转盘有规律地旋转，可将重力梯度信号调制到转盘转动速率的两倍频率上，从而与其它噪声分离开。转盘的转动速率 ω 可以有效控制和测量，所以可以产生相应的解调信号 sin 2 ω t 和 cos 2 ω t ，进而将重力梯度信号 ( Γ y y − Γ x x ) 和 Γ x y 解调出来。采用三个互相正交的GGI，就可以将5个独立的重力梯度信号测量出来。 图1. GGI的布置图 [ 21 ] 图2. 重力梯度仪(GGI)示意图 [ 21 ] 可见，由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基本测量原理可知，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通过控制转盘的旋转，使加速度计工作在最佳的频率点上，避开零位偏置的影响，可以有效提高加速度计工作时的使用精度。也就是说，虽然加速度计的绝对精度满足不了重力梯度仪的要求，但在旋转频率上，加速度计的精度可以提高一至两个数量级。 2.2. 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国内外研制相关情况 20世纪70年代，在导航和导弹发射等因素的驱动下，美军提出了研制适合于移动平台的重力梯度仪的设想。70年代中期，美国Hughes Aircraft公司、Draper实验室和Bell Aerospace Textron公司分别研制出3种不同类型的实验室样机：旋转重力梯度仪、液浮重力梯度仪和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 [ 16 ]。其中，Bell公司的重力梯度仪由于采用了旋转加速度计的方案，该方案结构简单，基于当时的加速度计工艺水平，对材料的稳定性、耐受性要求相对不高，因此最终胜出，开启了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的研制。 1974年，Bell公司研制出第一台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原理样机 [ 22 ]。但是，直到1982年，第一套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才提交给美军，在潜艇上进行了使用 [ 23 ]。1991年，采用旋转加速度计方案，BHP Billiton和Lockheed Martin公司联合开展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究，直至1997年，能够测量部分梯度张量的航空重力梯度仪才研制成功，命名为Falcon，如图3所示，并于1999年进行商业应用，主要用于航空地球物理勘探 [ 24 ]。Lockheed Martin公司对Bell Aerospace公司研制的GGI进行了升级改造，使其适用于航空重力梯度测量，并且能够测量全部重力梯度张量，将其命名为Air-FTG，如图4所示，并于2003年用于商业勘探 [ 25 ]。2005年，英国ARKeX公司引进了Lockheed Martin公司的全张量重力梯度测量技术，改进研制了相关的重力梯度测量系统，命名为FTGeX，如图5所示 [ 25 ]。 由上述可知，国外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研制，20世纪80年代在潜艇等军用武器平台开始使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商业勘探。但是，重力梯度仪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在国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公开查找到的技术资料非常少，很难知晓相关技术细节。 我国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在“十一五”之前，基本上都是对相关技术进行跟踪，真正研制开始于“十一五”时期，主要研究单位包括中船重工707研究所、中国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等 [ 22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的持续攻关，一是攻克了重力梯度仪的核心器件—高精度石英挠性加速度计的相关技术，其偏置已优于 5 × 10 − 9   g ，研制的加 图3. Falcon部分张量梯度仪 [ 24 ] 图4. Air-FTG全张量梯度仪 [ 25 ] 图5. FTGeX全张量重力梯度仪 [ 25 ] 速度计如图6所示；二是已研制出我国首台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原理样机 [ 26 ]，精度约为70 E，内部结构示意图和原理样机实物图分别如图7、图8所示；三是研制了重力梯度仪稳定平台，其结构如图9所示；四是对重力梯度仪进行了车载实验和飞行实验，取得了第一手的资料 [ 27 ]。 图6. 高分辨率石英挠性加速度计 [ 27 ] 图7. 重力梯度仪内部结构图 [ 22 ] 图8. 重力梯度仪实物图 [ 22 ] 图9. 重力梯度仪稳定平台 [ 22 ] 由以上可见，国内已基本攻克了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的关键技术，提高了重力梯度仪用加速度计的精度，研制了实验室样机，取得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式进步。但是，与国外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单个加速度计的精度虽然很高，但是重力梯度值是多个加速度计进行组合，通过相应的数据处理得到的，要求多个加速度计的误差特性高度一致，在这方面国内与国外的差距还不小；二是旋转调制技术的技术实现细节仍需深入研究，旋转速率选取多少合适，转速和转轴的稳定性对重力梯度值的影响等细节问题还仍待进一步解决；三是动态误差补偿和重力梯度高精度数据处理还需加强研究，国内虽然研制出实验室样机，但是车载和机载等动态试验结果还不理想，另外高精度数据处理和解释涉及的还比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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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虽然原理简单，但重力梯度信号十分微弱，任何微小的误差都会造成重力梯度检测失败。所以，需要以旋转技术为纽带，系统地考虑加速度计的改进、多个加速度计一致性匹配和参数动态调节、重力梯度高精度数据处理和误差动态补偿等，充分考虑各种微小误差的影响。本文从旋转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研制的意义和基本原理出发，对相关的关键技术和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总结了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的技术难点。重力梯度仪对国防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得到了国内很多单位的研究。期待不久后，相关技术能够得到突破，我国的重力梯度仪能够走出实验室，得到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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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利用CN05.1数据集1961~2012年全国日平均气温资料和CMIP5模式数据集中的三个模式中等排放情境RCP4.5日平均气温资料，计算川渝地区夏季区域平均气温；并使用百分位阈值方法筛选出每一年夏季川渝极端高温事件与极端低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分析川渝地区夏季近52年极端气温变化趋势，并对未来直到21世纪末川渝地区夏季极端气温变化趋势做出预估。对观测资料的分析表明，过去52年间，川渝地区夏季极端高温事件整体发生频次呈上升趋势，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次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川渝地区夏季极端高温呈上升趋势，极端低温呈下降趋势。对RCP4.5情景下三个模式预估资料的研究表明，未来直到21世纪末，川渝地区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至2050年，对比现在的极端高温阈值，川渝地区每一年夏季将有超过一半的时间超过此极端高温阈值；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次呈现下降趋势，2050年以后，川渝地区大部分年份的夏季可能均将不会发生极端低温事件。表明了在未来增暖的气候背景下，川渝地区极端高温事件将有频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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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50年来，在全球显著增温的环境下，气候变化以及其影响已经成为环境和气象学界研究的热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第5次报告会议中指出 [ 1 ]，全球的平均温度在1901~2012年间上涨0.89℃，近62年全球气温以0.12℃/10a的速率上升，近50年中国增温尤其明显，全国的年平均地表气温增加1.1℃，增温速率为0.22℃/10a，高于全球同期平均增温速率 [ 2 ] [ 3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气温事件导致的气象灾害频发，比如高温干旱事件、暴雨洪涝灾害、霜冻天气等，这些不仅导致人类的相关疾病与死亡风险的增加，而且会给社会和农业生产带去很大负面的影响 [ 4 ] [ 5 ]。例如2006年夏季川渝地区遭遇罕见高温，且同期少雨，严重影响川渝地区人民的生活，对川渝地区造成严重生态与经济影响 [ 6 ] [ 7 ]。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经由单纯的科学问题转化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问题。联合国在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提出“力争把升温控制在较工业化前上升1.5℃以内” [ 8 ]。 国内已经有较多学者对不同地区的极端气温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 9 ] - [ 19 ]。杨萍 [ 9 ] (2010)等指出中国年极端气温相关指数与季节极端气温相关指数均体现了全国增暖趋势，刘学华 [ 10 ] (2006)等通过对1961~2000年全国站点数据资料研究指出，近40年来，全国高温天与极端高温事件明显增加，气温表现变暖趋势，与全球变暖一致。有预估表明 [ 11 ] [ 12 ]，21世纪中期中国区域平均最高与最低气温很可能增加1.5℃，且有可能增加超过2.0摄氏度，大值区位于中国西南，且到21世纪末，平均气温很可能增加2.0℃，西南地区增温幅度超过25%，明显增暖可能导致中国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增加。 川渝两省毗邻青藏高原，境内存在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平原等多种不同地貌，地形复杂，局地因子影响较大，是一个典型的气候多变区。相互交错的特殊地形、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川渝地区气温变化拥有着显著的局地特征，具有一定区域气候代表性。杨淑群 [ 13 ] (2008)等指出2006年是四川地区自1951年来发生极端高温伏旱最为严重的一年，多个研究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表明近50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南地区呈增暖趋势，并对我国整体增暖有一定贡献，且川渝大部分地区变暖趋势明显。胡豪然 [ 19 ] (2008)等利用1961~2006年145个川渝台站夏季平均温度资料研究表明，川渝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不大，事件高发区位于103E˚，且在高温频次四川盆地西北部呈显著增长趋势，在川西高原西南部和川西南部山区呈弱增长趋势，盆地东南部呈减少趋势。很多研究在研究极端气温时采用的是站点日数据，利用某一个或某几个代表站瞬时温度来表征极端气温情况，而利用日均气温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1961~2012年川渝地区日平均温度，计算出每年夏季平均温度，统计川渝夏季极端高温频次，极端低温频次，分析川渝地区夏季极端气温的年际与年代际变化趋势，并利用CMIP5模式中对川渝地区气温模拟较好的部分模式对川渝极端气温事件进行预估，研究未来川渝地区温度与极端气温事件可能的变化趋势做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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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资料概况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包括有观测资料与CMIP5模式RCP4.5情景下模式预估预数据。观测资料为CN05.1数据集中1961~2012年全国日平均气温格点资料，选取川渝地区(26˚25'E~34˚75'E， 97˚25'N~110˚25'N)进行研究，川渝地区范围和地形情况如图1所示。四季定义参照气候学上定义方法：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冬季，12~次年2月为冬季。本文研究季节为夏季，即为每年6~8月。通过筛选，我们发现2001年夏季有27天数据缺失，故1961年~2012年夏季有日平均气温资料的天数共4757天。预估模式资料为CMIP5提供的RCP4.5情景下的地表气温模拟的日平均温度数据，时间范围为2006~2100年，共95年。我们同观测资料时间段对比，以2006~2012年时段数据检测各模式模拟准确性，以2013~2100年时段作为各模式对未来气温的预估基准。伍清 [ 20 ] (2017)等关于CMIP5模式对西南地区气温的模拟能力评估中指出，ACCESS1.0，CESM1-WACCM，CMCC-CMS，GFDL-CM2.1，GISS-E2-R-CC，MRI-ESM1，NorESM1-ME这7个模式对西南地区温度变化模拟能力相对较好。在筛选数据时发现，CESM1-WACCM，GISS-E2-R-CC，MRI-ESM1，NorESM1-ME这4个模式并没有提供可供下载的日资料，本文在文献提到的模式中，下载了全部提供日资料的模式数据，即ACCESS1.0，CMCC-CMS，GFDL-CM3三个模式的数据(其中GFDL-CM3模式为GFDL-CM2.1模式的更新版本)，来对川渝地区未来极端温度事件做预估。模式的基本信息参见表1，更多模式细节请参阅 http://cmip–pcmdi.llnl.gov/cmip5/。 RCP4.5情景是2100年辐射强迫稳定在4.5 W/m 2 的情景。用全球变化评估模式模拟，这个模式考虑了与全球经济框架相适应的，长期存在的全球温室气体和生存期短的物质的排放，以及土地利用的陆面变化。模式的改进包括历史排放及陆面覆盖信息，并遵循用最低代价达到辐射强迫目标的途径。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改变能源体系，多使用电能、低排放能源技术，开展碳捕获及地质储藏技术。通过降尺度的方法得到模拟的排放及土地利用的区域信息 [ 21 ] [ 22 ]。 图1. 研究区域与川渝地区地形图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mode 模式名称 所属国家 水平分辨率 ACCESS1.0 澳大利亚 192 × 145 CMCC-CMS 意大利 480 × 240 GFDL-CM3 美国 144 × 90 表1. 模式的基本信息 2.2. 方法 前人的很多研究是利用日最高温度和日最低温度来表征极端气温，但是通常来说，日最高温度和日最低温度表示的是在某个瞬间的绝对极端情况，与日均温度有差异。本文在研究中利用日平均气温研究川渝地区夏季极端气温变化情况，选择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定义极端温度事件，即统计意义上的小概率事件，采用百分比阈值。研究中我们对川渝夏季地区日均气温资料进行升序排列，将位于95%位置的温度定义为极端高温事件阈值，气温高于这个阈值的事件被称为极端高温事件(T H > 95th T)；将位于5%位置的温度定义为极端低温事件阈值，气温低于这个阈值的事件被称为极端低温事件(T L < 5th T)。在确定出极端气温事件阈值的基础上，统计每一年夏季极端气温事件发生的频次，建立事件的时间序列，并进行线性回归，通过研究极端气温发生频次变化来研究川渝夏季极端气温年际、年代际变化。 下载的模式数据的温度采用开尔文温度，本文通过公式将其转换为摄氏温度再进行计算。摄氏度与开尔文温度的转换公式为： T = K − 273.15 (1) 公式(1)中T为摄氏温度，单位℃，K为开尔文温度，单位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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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川渝地区夏季极端气温变化研究 3.1. 川渝地区夏季平均温度变化 图2为1961年~2012年52a川渝地区夏季平均气温，从图2中可以看出，52年以来，川渝夏季气温呈弱上升趋势。1961~1989年的气温在波动中保持稳定状态，高温年的气温呈降低趋势，最后七年间降温幅度较大，下降约0.35℃；低温年的气温呈上升趋势，最后七年间上升较快，上升幅度为0.2℃/7a。1990年后气温变化规律性减弱，但气温在波动中上升明显，可以看出，1990年后，低温年的温度明显上升，高温年温度升温缓慢，但2006年，川渝夏季气温异常偏高，温度达到17.69℃。 图2. 1961~2012年川渝地区夏季平均气温时间序列 3.2. 川渝地区夏季极端高温变化 通过对川渝地区1961~2012年夏季日平均气温升序排序，找到位于95%位置的气温，可以确定出极端高温的阈值为18.97℃，日平均气温 ≥ 18.97℃的气温为极端高温。 图3为川渝地区1961~2012年52a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的时间序列。从图3可以看出，这52年川渝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并不频发，但整体呈上升趋势，线性趋势系数为0.105，增幅约1天/10a，极端高温事件没有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与气温变化相似，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有一段时间的下降。1961~1973年极端高温频次在波动中保持着稳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升高或者降低。1976年以后至1996年以前，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有下降，在这段时间内，极端高温频发的年份中，极端高温发生频次有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最为明显的是1984年至1987年，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次数比周期其余年份都低，与那段时期的气温变化较为一致。1996年以后，极端高温发生频次增加，特别是2000年以后，极端高温发生频次上升更为明显。2006年极端高温频次有一个明显的突变，在一个较高的气温条件下，夏季发生了27次极端高温事件，2010年也是极端高温高发年。可以认为，进入21世纪后，极端高温事件显著增加。特别指出，1963年，1965年，1968年，1973年，1974年，1975年，1979年，1982年，1987年，1993年，2008年这11年没有极端高温事件发生。其中1973年与1975年本属于气温较高的年份，但没有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受到这段时期降温的影响。 3.3. 川渝地区夏季极端低温变化 通过对川渝地区1961~2012年夏季日平均气温升序排序，找到位于5%位置的气温，可以确定极端低温的阈值为13.35℃，夏季日平均气温 ≤ 13.35℃为极端低温。 图3. 1961~2012年川渝地区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时间序列 图4为川渝地区1961~2012年52a夏季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次的时间序列。从图4中可以看出，52年间，川渝地区夏季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次呈下降趋势，线性趋势系数为−0.051，下降幅度约0.5天/10a。极端低温事件不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显著降低。极端低温事件发生的频次没有明显的周期，极端低温事件在波动中减少。与极端高温相似，极端低温事件高发期普遍在气温偏低的年份，而气温偏高的年份极端低温事件发生较少。有部分年极端低温频次与温度不相匹配，主要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比如1985年，温度较1984年与1986年没有明显降低，但极端低温发生频次较高，达到9天，这可能与八十年代川渝地区异常降温有关。1999年温度有降低，但极端低温事件发生较少。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极端低温发生的频次开始变得没有规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10年，2010年川渝夏季温度较高，在极端高温天气达到16天的同时，极端低温天气达到9天。特别指出，在1994年，1995年，2006年川渝地区夏季没有极端低温事件发生。 图4. 1961~2012年川渝地区夏季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次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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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1961~2012年，川渝地区夏季平均气温整体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在80~90年代时期有气温的下降，进入21世纪后升温显著。 2) 1961~2012年，川渝地区极端高温天气均较少，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与平均气温变化相适应，2006年极端高温事件频发。极端低温天气整体呈下降趋势。2010年，在有一个较高的夏季平均气温的条件下，极端高温与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相对较高。 3) 在选取的三个RCP4.5的模式中，CMCC-CMS模式对川渝地区夏季平均气温与极端高温天气的观测结果较好，GFDL-CM3模式对川渝地区夏季极端低温频次的观测结果较好。 4) 根据模式观测资料显示，川渝地区未来88年气温将持续上升，升温幅度约0.3℃/10a，最高夏季日平均气温可能达20.8℃；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将上升，上升幅度约5天/10a，2060年后极端高温上升趋势减弱，2080年后部分年有降低，但整体仍呈弱上升趋势；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下降，直至2050年以后。可以得出，在未来川渝地区升温的大环境下，极端高温事件将会频发。 本文对川渝地区极端气温变化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并对其未来的变化趋势做了预估，但其影响机制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分析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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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通过分析94例中草药相关肝损伤(HILI)患者的一般特征、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肝组织病理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更好地指导相关中草药的合理用药，降低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病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某医院诊断为HILI患者的一般资料、中草药用药史、基础疾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肝组织病理、治疗及影响预后的因素。结果：本研究中94例HILI患者年龄分布为14~80岁，其中女性60例，男性34例，以41~60年龄段居多。HILI患者以黄疸及消化道症状最常见，主要为尿黄(42例，44.7%)、黄疸(34例，36.2%)、恶心(27例，28.7%)、腹痛(20例，21.3%)、乏力(11例，11.7%)、陶土样便(5例，5.3%)，少数出现发热(7例，7.4%)、皮疹(2例，2.1%)等全身性反应。HILI患者临床分型以肝细胞损伤型(77例，81.9%)最常见，其次是胆汁淤积型(11例，11.7%)、混合型(6例，6.4%)。94例HILI患者经治疗后85例(90.4%)好转出院，8例(8.5%)未愈出院，1例(1.1%)进展为失代偿期肝硬化。经统计分析年龄、临床分型、INR、Alb对预后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吸烟史、BMI、ALT、AST、TBIL、DBIL、ALP、GGT对预后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Alb可能是预后的独立预测指标。结论：中草药相关肝损伤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引起肝损伤的中草药种类繁多，以何首乌、土三七、雷公藤较为常见。HILI多发生于中老年女性，其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以黄疸、尿黄为主，HILI临床分型以肝细胞损伤型为主，HILI患者的肝组织病理无明显特异性，多数伴有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点灶状坏死及肝细胞凋亡小体。HILI患者大多数预后较好，极少数预后不良进展为肝衰竭或失代偿期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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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草药相关肝损伤(Herb-induced liver injury， HILI)是指由中药、天然药物及其相关制剂引发的肝损伤 [ 1 ]。在西方国家NSAIDS是药物性肝损伤的主要病因 [ 2 ]，其有关中草药的研究相对滞后，而我国由于中草药的广泛应用，中草药相关肝损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国内许多研究对常见中草药致肝损伤的发病机制作出了阐述。影响HILI的发生一方面是中草药的炮制方法、剂型、用量、疗程、不合理配伍等，另一方面是机体差异性因素，如性别、年龄、体质、基础疾病等 [ 3 ]。本研究通过收集94例中草药相关肝损伤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基础疾病、吸烟史等一般资料及临床特点，回顾性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对指导中草药安全合理化用药及减少药物性肝损伤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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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某医院诊断为HILI的94例患者。查阅病历系统收集并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中草药用药史、吸烟史、基础疾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肝组织病理、治疗用药及预后等信息。 2.2. 纳入标准 依据2016年中草药相关肝损伤指南确定诊断标准：肝功能异常前有中草药及其相关制剂应用史且1) ALT ≥ 5 ULN；2) ALP ≥ 2 ULN，特别是伴有5′-核苷酸酶或GGT升高且排除骨病引起的ALP升高；3) ALT ≥ 3 ULN且TBil ≥ 2 ULN，参照RUCAM评分 [ 1 ]，肝损伤与药物的关系分为“高度相关”(>8分)、“很可能相关”(6~8分)、“可能相关”(3~5分)、“可能无关”(1~2分)、“排除”(≤0分)。本研究的纳入标准为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发病前中草药及其制剂为唯一用药且RUCAM评分 ≥ 6分的患者。 2.3. 排除标准 HILI诊断仍属于排除性诊断，需要排除病毒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遗传代谢性肝病及胆道和血管疾病等导致的肝损伤。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 s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者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c2检验。本研究首先单因素分析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吸烟史、临床分型、肝生化指标与预后的关系，对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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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HILI患者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本研究94例HILI患者年龄分布为14~80岁，其中女性60例，男性34例，发病年龄主要集中于41~60岁，见表1。 Table 1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of HILI patient 年龄段 男性 女性 合计 0~20 2 0 2 21~40 11 9 20 41~60 14 33 47 61~80 7 18 25 合计 34 60 94 表1. HILI患者的年龄及性别分布 3.2. 体质指数 本研究94例患者体质指数平均水平为23.98 ± 0.7，BMI < 18.5 (消瘦)：0例，18.5 ≤ BMI < 24 (正常)：48例，24 ≤ BMI < 28 (超重)：39例，BMI ≥ 28 (肥胖)：7例，经单因素分析BMI对预后无统计学意义(P = 0.491)。 3.3. 基础疾病 本研究患者合并的基础疾病排前3位的是慢性胃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糖尿病。 3.4. 吸烟史 本研究有吸烟史的患者为8例，无吸烟史的患者86例。吸烟史对预后无统计学意义(P = 0.179)。 3.5. 临床表现 HILI患者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本研究94例患者起病以尿黄、黄疸及消化道症状较为多见，其中尿黄(42例，44.7%)、黄疸(34例，36.2%)、恶心(27例，28.7%)、腹痛(20例，21.3%)、乏力(11例，11.7%)、陶土样便(5例，5.3%)，少数出现发热(7例，7.4%)、皮疹(2例，2.1%)等全身性反应。 3.6. 临床分型 本研究基于受损靶细胞类型进行分类，94例HILI患者中肝细胞损伤型77例(81.9%)，胆汁淤积型11例(11.7%)以及混合型6例(6.4%)。不同临床分型对预后有统计学意义(P = 0.019)。 3.7. 肝组织病理 本研究94例HILI患者中有15例进行了肝穿刺活检，15例病理均可见汇管区淋巴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点灶状坏死，其中3例病理可见肝细胞凋亡小体。 3.8. 治疗 本研究94例患者均在发现肝生化指标异常后停用可疑药物，并应用异甘草酸、还原型谷胱甘肽作为基础药物治疗，对于部分胃肠道反应较重的患者予以静脉滴注PPI治疗，其中2例存在自身免疫样反应的患者停药后转氨酶及总胆红素水平居高不下，经糖皮质激素治疗转氨酶下降>50%后出院，1例因肝衰竭行人工肝治疗，1例因最终发展为失代偿期肝硬化行肝移植手术。 3.9. 预后 本研究94例HILI患者中85例(90.4%)好转出院，8例(8.5%)未愈出院，1例转氨酶水平居高不下后期进展为失代偿期肝硬化最终行肝移植手术，无死亡患者。将94例患者根据预后(好转和治愈为预后良好，未愈及死亡为预后不良)分为预后良好组(85例)与预后不良组(9例)。经单因素分析患者的年龄、临床分型、INR、ALb对预后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性别、体质指数、吸烟史、ALT、AST、TBIL、DBIL、ALP、GGT对预后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经多因素分析Alb可能为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P = 0.005)，具体见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