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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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神经反馈训练研究范式 2.1. 神经反馈训练的基本理论 操作条件学习是解释神经反馈训练的重要理论，它认为神经反馈学习过程主要包括了刺激、反应和强化物三个元素。刺激用于引发反应的准备和实际的反应，强化物用于强化正确的反应(Beatty， 2013; Fetz， 2010; Skinner， 1984)。反应准备过程受到了预期的效果与实际效果之差的调节(Ziessler， Nattkemper， & Frensch， 2004)。神经反馈学习中，由于个体经验的缺失，在训练刚开始时个体并没有反应准备阶段。接着，随着训练的进行，个体的反应逐渐受到了反馈信号的调节和强化，能够越来越好地表现出和实验要求相符的反应(Birbaumer， Ruiz， & Sitaram， 2013)。 为了研究在神经反馈训练调节过程中大脑如何活动，前人研究对比了消极观看反馈信号和虚假反馈信号两组的脑活动差异(即直接比较调节过程的差异)，结果发现了双侧前脑岛，前扣带回，辅助运动区，背内侧及背外侧前额叶和顶上小叶表现了显著的激活(Ninaus et al.， 2013)。而另一项元分析研究综合了12项包含了不同的靶脑区，不同的训练策略的fMRI神经反馈训练研究，类似的，报告了前脑岛，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叶以及腹外侧前额叶，内侧顶叶，基底神经节和丘脑等一系列脑区和核团与神经反馈训练的调节过程显著相关(Emmert et al.， 2016)。总的来说，研究者们认为前额叶、后顶叶等脑区在神经反馈训练过程中与执行控制相关，而前脑岛等突显网络相关脑区与注意和反馈信号的加工息息相关(Craig， 2009; Tal， Doron， & Rafael， 2015)。 同时，对于神经反馈学习过程，皮层–基底神经节环路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脑区(Birbaumer et al.， 2013)。Koralek等人以蔗糖溶液和食物小球为奖赏，训练小鼠有向的调整初级运动皮层神经元活动，在经过11天的训练之后，小鼠能有效地完成训练目标，但是对于控制组而言，被敲除了表达在背侧纹状体的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s)的小鼠无法完成学习，NMDAR在背侧纹状体上与纹状体神经元的长时程增强效应相关，影响了神经元的可塑性，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纹状体的可塑性在神经反馈学习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Koralek， Xin， Long， Rui， & Carmena， 2012)。 2.2. 神经反馈训练过程 经典的神经反馈训练主要包括信号提取，信号处理和计算与信号反馈三个部分。信号提取主要是基于脑电系统或是实时磁共振成像系统，实时地将神经活动信号传输出来，而信号处理和计算主要借助各类现有的处理工具箱进行信号的预处理，例如磁共振信号处理中的AFNI (Analysis of Functional Neuroimages)，而信号反馈部分则是将计算的结果以各类感觉形式反馈给被试，以促进其学习。 而在神经反馈训练的效果容易受到以下因素的调节：1) 反馈信号源的选择：想要取得相应的训练效果，反馈信号源的选择至关重要。而EEG神经反馈训练经常是选择不同的频段进行训练，例如alpha，beta或是theta频段等等(Gruzelier， 2014a; Peeters， Ronner， Bodar， van Os， & Lousberg， 2014; Staufenbiel et al.， 2014)。频段的选择和想要训练的靶能力息息相关，例如感觉运动节律或是beta1频段训练常常用于注意和记忆相关的训练。一项研究发现以正常人为被试，训练SMR节律和beta1频段，结果发现训练可以帮助被试减少错误，提升其认知敏锐度(Egner， & Gruzelier， 2001; Egner & Gruzelier， 2004)。而alpha频段和theta频段可以用来训练记忆，学习和智力等不同的认知能力(Gruzelier， 2014b， 2014c)。 MRI神经反馈训练中，反馈信号源通常是源于某单一靶脑区的血氧水平依赖信号(BOLD信号，Blood oxygenlevel-dependent)，将BOLD信号经过在线处理之后反馈给被试。而靶脑区的选择既可以根据以往的文献结果事先选择，也可以灵活地根据每个个体在行为任务中的激活情况选择脑区(Sherwood， Kane， Weisend， & Parker， 2016)。现今信号源的选择也有了新的发展，研究使用了两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进行训练，例如Spetter等人(2017)以背外侧前额叶与腹内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为靶信号，以超重或者肥胖人群为训练人群，结果发现经过4天的神经反馈训练之后的个体能够更好地遏制自己选取高卡路里食物的倾向，表现为增强的认知控制；Koush等人(2015)以背内侧前额叶和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为靶信号，以正常人为训练人群，发现经过训练的被试不但能成功降低背内侧前额叶和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而且表现出了更强的情绪控制能力(Koush et al.， 2015; Spetter et al.， 2017)。也有研究将MVPA方法融入了神经反馈训练，尝试解码的神经反馈训练，来更好的检验体素活动模式和行为之间的关联(Amano， Shibata， Kawato， Sasaki， & Watanabe， 2016; Cortese， Amano， Koizumi， Lau， & Kawato， 2017)。综合来说，目前神经反馈训练的信号源选择和计算方法越来越宽泛，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脑区，可以根据任务要求灵活选择。 2) 策略：策略是神经反馈训练中极为重要的一环(Niels， Ander Ramos， & Leonardo， 2008)。关于策略的争议主要体现在研究者是否应该提供给被试明确的策略指导。明确的外显策略可以让被试尽快的开始训练，但是不提供策略则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让被试自由探索(Sulzer et al.， 2013)。目前来说，究竟哪种策略给予方式能更好地提升被试自我调节的效率，目前没有同一结论。近来的研究采用了内隐策略(Shibata， Watanabe， Sasaki， & Kawato， 2011)进行训练，研究者要求被试在6~10天的训练中，想办法提升一个绿色圆形的大小，但是并没有给予任何策略，结果发现内隐策略可以有效的促进被试的学习，并且由于潜在的有效认知策略可能难以量化和表述，内隐策略更适合部分被试进行学习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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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神经反馈训练的应用 神经反馈训练主要应用于神经科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两个方向。前者主要专注于讨论脑活动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更多的是考虑神经反馈训练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怎样用于治疗或是缓解一些疾病。 3.1. 神经科学应用 在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中，由于神经反馈训练过程是让被试习得自主调节其特定脑活动，从而诱发了行为的改变。这意味着在神经反馈训练过程中，脑活动成为了自变量，而行为表现成为了因变量，这与传统的EEG研究和磁共振研究中，行为表现诱发脑活动的产生的逻辑是不同的，而与脑刺激技术，如经颅磁刺激和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等的逻辑是相似故而神经反馈技术可以用于探究特定脑活动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并给出因果性的证据(Sitaram et al.， 2017; Sulzer et al.， 2013)。 在痛觉相关领域，deCharms等人以右侧前扣带回为靶脑区，进行神经反馈训练。其对应的控制组包括无反馈，配对反馈(呈现实验组的脑活动)和虚假反馈(呈现其他脑区的脑活动)三个组。训练后发现被试会感受到更少的痛觉，通过控制组研究者排除了给定的想象策略、右侧前扣带回的活动或是对其他任何脑区活动的控制能力对其研究结果的解释，最终确认了右侧前扣回和痛觉的感知息息相关(deCharms et al.， 2005)。类似的研究确认了感知运动皮层和运动功能，额下回和语言，脑岛和情绪，海马旁回和记忆等之间的关系。 近来还有研究尝试内生反馈训练，不同于传统神经反馈训练，反馈信号直接以视听觉等形式外显的给予被试，而在内生反馈训练中，反馈信号并不会直接显示给被试(如石头的升降)，而是反馈信号可能会触发另一个信号来给予被试提示。Yoo等人通过实施监测海马旁回的活动信号，在学习新异刺激时，将会根据被试的实时状态，实时地给予被试“好”或者“坏”的反馈，从而干预被试的学习和记忆过程(Yoo et al.， 2012)。结果发现呈现了好状态的试次，其记忆效果更加的好，这一研究说明了海马旁回的活动情况确实与记忆表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类似的，另一项研究探讨辅助运动区和默认网络分别与警觉之间关系，结果发现 总的来说，神经反馈训练中，训练单一脑区或是功能连接可以确认特定的脑活动和行为之间的联结，而内生反馈训练可以确认不同的脑活动状态与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不同的反馈形式进行训练。 3.2. 临床研究 目前神经反馈训练已经作为一种安全的治疗手段应用于各类不同的疾病，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Janssen et al.， 2016b)、慢性疼痛(Veit et al.， 2012)、重度抑郁(Linden et al.， 2012)、阿尔茨海默症(Hohenfeld et al.， 2017; Luijmes， 2016)等。 神经反馈经常应用于ADHD的治疗当中，由于ADHD患者在静息状态下表现出了更强的低频EEG振幅，因而神经反馈尤其是EEG神经反馈经常被考虑作为治疗ADHD的辅助手段(Poil et al.， 2014)。传统治疗方案中，异常的EEG活动经常通过药物治疗降低(Ogrim et al.， 2014)，不过已有研究表明神经反馈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并且研究还进一步发现降低的EEG异常活动和症状的改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Holger et al.， 2009; Janssen et al.， 2016a)。 同样，神经反馈训练也常常应用于中风的恢复。尽管中风病人由于受损的脑组织都各不一样，但是症状大体相似。而以感觉运动皮层为靶脑区的神经反馈训练可以有效的帮助中风病人运动功能的恢复(Ethan et al.， 2008)。一项研究以脑机接口式的机械臂辅助治疗手段为对照组，实验组除了机械臂之外，还加入了对感觉运动节律的实时监测，结果发现两组都能有效提高其运动成绩，并且两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Keng et al.， 2015)。不过以虚假反馈为对照组，以对侧mu节律为反馈信号源对慢性的重度中风病人进行训练，发现只有实验组能提升对侧mu节律的活动，并且显著的提升了运动能力(Ander et al.， 2013)。类似的，相比于只接受了运动想象的对照组，以感觉运动节律为信号源的神经反馈训练能有效提升实验组的运动能力(Small， Giovanni， & Ana， 2013)。 总体而言，神经反馈应用于临床治疗依然面临诸多困境，主要在于部分人群对于神经反馈训练并不敏感，无法从中获益；同时，为了疗效的最大化，不同治疗方案或是研究之间很难进行对比来确认神经反馈训练的疗效如何。研究者们需要继续推进神经反馈的基础研究，了解各类疾病的机制，以更好地开展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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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问题和展望 尽管神经反馈训练以脑活动为自变量，行为表现为因变量，既能揭示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作为一种训练技术用于提升个体能力或是临床治疗中，因而受到了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在这一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者们继续推进和探索。 有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是，对于参与训练个体中的15%~30%而言，他们无法实现脑活动的自我调节，也就无法从神经反馈训练中获益。那么这些个体(non-responder)究竟有何特征，导致了神经反馈训练的无效，目前并没有开展有效的研究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有研究认为可能是学习和记忆功能的差异是这一现象的原因，对于这类个体而言，可能随着时程的延长，他们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无法准确的强化可行的调节方案，但其具体的神经机制仍然需要基于人类被试的磁共振成像研究进一步探索(Oblak， Lewis-Peacock， & Sulzer， 2017; Shankar & Howard， 2012)。 不仅如此，神经反馈训练的训练效果能保持多长，同样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关注。不同的实验设计，不同的靶脑活动都有可能对其效用期产生影响，例如对ADHD的EEG神经反馈训练，有研究表明其效应能维持6个月(Gevensleben et al.， 2010; Steiner， Frenette， Rene， Brennan， & Perrin， 2014)，而在癫痫的辅助治疗中，EEG神经反馈的效用可能能维持10年之久(Strehl， Birkle， Worz， & Kotchoubey， 2014)，而基于磁共振的神经反馈训练以功能连接为反馈信号，发现训练效果至少可以保持2个月以上(Megumi， Yamashita， Kawato， & Imamizu， 2015)，局限于不同研究中的追踪时长，目前没有办法对于神经反馈训练的效应期做出准确回答，之后的研究应当多进行长时程追踪，以更好的应用这一技术。 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拓展反馈源的选择，要根据不同的需要精准选择反馈源。一方面可以考虑从脑功能连接指标进一步拓展到脑网络指标(Liang， 2010)，另一方面还可以考虑结合不同技术的神经信号，例如可以考虑结合低空间分辨率高空间分辨率的EEG技术和高空间分辨率低时间分辨率的磁共振技术，可以为以后的研究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总之，神经反馈技术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训练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科学研究和临床治疗上，为造福人类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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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目前的饮食环境不仅导致肥胖率快速增加，而且也引起了认知损害和痴呆症等疾病的发生。目前的研究表明与肥胖相关的认知缺陷包含了基本的抑制加工过程，在饮食控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表明这些认知损害是体重增加的危险因素之一。本文将回顾肥胖、高热量饮食与记忆、注意力抑制缺陷相关的研究。其中，注意力在对食物相关的记忆抑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对海马活动产生了影响。最后本文总结出目前的饮食环境之所以“致胖”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食物线索的出现和饮食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抵抗这些食物线索的能力下降。因此提高食物相关认知控制的能力，不仅可以预防肥胖，而且也可以降低未来发生认知障碍的可能性。 关键词 :肥胖，认知控制，高热量饮食，抑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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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今社会的食物环境充满了低消耗、高热量以及美味的食物和饮品，并且充满了很多食物线索，不断提醒着人们这些美味可口的食物。有研究发现这些致胖环境的“诱惑”超过了人们保持能量平衡和体重的心理控制能力(Corsica & Hood， 2011; King， 2013)。致胖环境不仅导致了人们过度进食和体重增加，而且提高了II型糖尿病、心血管病、高血压、抑郁症和一些癌症的发生率(Cordain et al.， 2005; Merikangas et al.， 2012; Leung et al.， 2018)。 大量研究表明致胖环境给人们带来比较严重的健康危害是认知功能的失调。很多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肥胖与认知功能失调是有联系的(Gustafson et al.， 2012; Smith et al.， 2011; Kollei， 2018)。此外，严格控制的动物研究也表明高热量饮食中富含糖分和脂肪，不仅可以导致肥胖，也会损害某些认知功能。高热量食物带来的损害也可能使得这些认知功能的神经系统发生病变。而且，易胖的动物也容易因为高热量的饮食，而产生脑部疾病或者学习、记忆功能障碍(Davidson， Sample & Swithers， 2013; Kanoski， 2012; Kanoski & Davidson， 2011)。 本文的目的主要有：1) 总结过度的能量摄入和体重增加与人们的认知功能失调之间的联系；2) 描述与热量和体重调节有关的认知加工过程的类型；3) 探讨致胖环境如何影响认知控制和饮食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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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过度进食、体重增加和认知功能失调之间的联系 有人担心肥胖预示着阿尔兹海默病和其他痴呆疾病的发生。中年时超重或者肥胖与老年时的认知障碍有关(Whitmer et al.， 2008)。而且，中年时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心性肥胖(腹部脂肪过度堆积)，会增加晚年时期痴呆的发病率(Profenno， Porsteinsson， & Faraone， 2010)。 有很多研究表明超重或肥胖与认知功能衰退之间的联系不只是老年时会发生，在人的一生中其他时期也会发生。例如，BMI和肥胖与7~9岁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反应抑制能力呈负相关(Kamijo et al.， 2012)。另一项研究中以12岁的肥胖和偏瘦的男童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完成定移能力任务和威斯康星州卡片分类任务时，肥胖与注意力持久性降低和固着误差增加有关(Cserjési et al.， 2007)。Verdejo-Garcia等人(2010)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他们发现13~16岁的肥胖青少年在抑制能力、认知灵活性和决策方面的成绩比正常体重的青少年要差。基于这些研究，超重与一些认知功能有关，这些认知能力不仅仅发生在晚年时期，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有可能发生。 其他研究也表明，认知功能障碍和轻度认知功能缺陷和高热量食物摄入有关。例如，Gustaw-Rothenberg (2009)的研究指出波兰阿尔兹海默患者的饮食习惯为摄入大量的肉类、黄油、高脂乳制品、蛋类和精制糖，而对应年龄的控制组的饮食则为摄入大量的谷物和蔬菜。此外，Eskelinen等人(2008)提出中年时食用过量的饱和脂肪，相比食用少量饱和脂肪的人来说，在成年晚期更容易导致轻微认知损伤。 在青年和童年时高热量饮食方式和认知缺损之间也存在相似的联系。Cohen等人(2011)认为50~69岁偏瘦的成年人比肥胖的成年人在认知功能的测试中，固着错误出现的更少，且注意力和加工速度的成绩更好。其中，偏瘦组自我报告称他们坚持吃较多的“高质量”食物(比如：农作物产品、鱼类、谷物和坚果)和较少的“低质量”食物(比如：肉类、精制碳水化合物、油炸食物、垃圾食品、快餐和酒精)。同样地，Jasinska等人(2012)发现在大学生人群中，对注意力和运动反应的控制能力越差，则越偏爱“垃圾食品”(如薯条、玉米条、糖块等)、远离“健康食物”(如苹果、香蕉、胡萝卜等)。在一项对四年级学生(9~10岁)的研究中，Riggs等人(2010)发现自我报告中零食摄入量越多、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越少，则认知功能的成绩越差。其中，认知功能具体包含了抑制控制、情绪控制、工作记忆和计划/组织能力。 Riggs等人(2010)发现小吃摄入量增加和认知功能降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Li等人(2012)也提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与同龄人相比，8~16岁的超重儿童和青少年在一般认知功能测试中的成绩显著较差。因此，肥胖和高热量饮食不仅仅造成一些认知功能的缺陷，还有可能导致体重的过度增加和卡路里的过量摄入，这潜在地形成了一个恶性发展循环。本文将会讨论哪些类型的认知缺陷最有可能影响饮食摄入的心理认知，以及总结这些认知缺陷和过度饮食或肥胖之间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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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不同认知功能对食物控制的影响 3.1. 记忆抑制对食物控制的影响 抑制影响认知能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人们控制自己不愉快的思想。记忆抑制能够有意识地压抑不愉快的想法，且自动地或者无意识地调节记忆检索(例如：减少了与意图无关或不愉快记忆的可恢复性)，这一作用促进了认知控制(Anderson & Bjork， 1994)。记忆抑制可能会影响食物线索的诱发性，也会影响一个人将已回想到的内容排出脑海之外的程度，这些功能均促进了饮食控制。例如，Davidson等人(2007)提出当饮食行为不健康时，记忆抑制在阻碍食物记忆被检索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在饱腹时，对食物相关信息的自动抑制使人们避免过度进食，否则即使是在饱腹状态中，人们在面对食物或食物线索时，也很有可能选择继续进食。 动物研究也表明记忆抑制损伤会影响食物相关信息的检索，从而导致过度饮食。对大鼠的研究发现动物对记忆干扰的易感性增加，则线索敏感性、食物摄入、体重等也会增加(Kanoski， 2012; Kanoski & Davidson， 2011)。以人为研究对象时，饮食失调者与饮食健康者在饮食控制方面是有差异的。例如，“限制性饮食者”(为了避免过度饮食或体重增加，而过度关注自己的饮食摄入情况)中肥胖人群相比于正常体重的人群，更有可能经历记忆干扰，包括食物的记忆干扰(Laessle et al.， 1989; Soetens & Braet， 2006)。有研究表明，限制性饮食者如果对外部性饮食(比如：由于环境中的食物线索而产生的饮食行为)更敏感，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受到记忆干扰(Soetens & Braet， 2010; Soetens， Braet， & Moens， 2008)。这些研究结果也表明，饮食较不受控制的人们在记忆控制方面也更可能有缺陷，使得他们在面对食物线索时，难以抵挡对食物的关注。 记忆抑制不仅可以调节环境中食物线索诱发的可能性，而且它对于有目的地停止、抑制或忘记食物相关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令人意外地是，试图去抑制不愉快记忆有时也会反弹，使得试图遗忘的记忆的印象加深(Abramowitz， Tolin， & Street， 2001)。在饮食控制这一方面，试图抑制自己饮食的想法可能会导致饮食相关的想法更加牢固。有研究发现，过度关注饮食的人(例如：肥胖者或关注外部环境的限制性饮食者)更有可能在试图抑制饮食想法后，反而加深食物相关的记忆；以及在使用思想抑制策略之后更有可能过度饮食(Soetens & Braet， 2006; Erskine & Georgiou， 2010; Soetens et al.， 2008)。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试图抑制食物相关的想法可能对于饮食行为有负面作用，尤其是对食物相关的认知控制能力较低的个体。 3.2. 注意力抑制对饮食控制的影响 抑制使人们在环境中忽视分散的刺激，在注意力控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Neill， Valdes & Terry， 1995)。抑制能力和饮食控制之间有明显的关系，因为我们面对食物线索时有能力坚持不吃的原因是我们可以忽视那些线索(Appelhans， 2009)。注意力抑制和记忆抑制对饮食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Depue et al.， 2010)。Higgs等人(2012)在实验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加深对食物的印象时，对食物线索的注意力偏好也会加深。这些结果表明当一个人的记忆抑制能力降低时，则他对食物线索和外部饮食的敏感性降低。 对食物的注意偏好(对食物的觉察更快，且脱离注意力更慢)是否导致了人们体重增加。在对食物控制力较低的人群，像“外部饮食者”(比如：无论是饥饿还是饱腹状态，对食物相关刺激都会产生饮食欲望的个体)、肥胖个体、暴食症患者中，都有发现食物线索的注意力偏好在其中起到作用(Brignell et al.， 2009)。然而，在对饮食过度控制的个体，像限制性饮食者和厌食症患者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注意力偏好(Brooks et al.， 2011)。Higgs等人(2012)的研究也表明对食物和饮食过度关注的个体对食物也有注意力偏好，无论这种关注是针对卡路里还是食欲。 产生注意力偏好的食物类型可能决定了对食物增加关注是否能造成过度饮食。Calitri等人(2012)在一个12周的减肥干预实验中，发现对不健康食物词产生注意力偏好的个体在实验结束时BMI增加；相反地，对健康食物词产生注意力偏好的个体最终BMI降低。在努力进行饮食控制的个体，像限制性饮食者中，对高卡路里食物线索的注意力偏好与节食成功率降低有关(Meule， Voegele， & Kuebler， 2012)。因此，被关注的食物类型调节了注意力偏好对饮食控制的影响。健康饮食行为可能是由于被试对某些特定类型食物的关注，在最近的干预实验中，研究者们也试图增加被试对健康食物的关注，降低他们对不健康食物的关注(Hardman et al.， 2013; Kakoschke， Kemps， & Tiggemann， 2014; Akitsu et al.， 2018)。尽管目前的实验对成功改变饮食习惯有着不一样的结果，但是都强调调节饮食行为的多重方法的重要性，以及提高食物相关的认知控制的重要性。 对注意力控制与饮食控制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也关注以食物为导向的加工过程，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对食物的注意力偏好是由于一般注意力损害所致，至少在外部性饮食者中是这样表现的。与外部性进食得分低者相比，高外部性进食者较难控制他们的认知加工过程，尤其是在任务转移、注意力分散、记忆抑制等认知加工过程中(Ebneter et al.， 2012)。更高的去抑制得分和BMI指数与传统Stroop任务得分更低有关(Maayan et al.， 2012)。由此也可以得出，一般注意力损伤部分解释了容易在饮食方面失控的人群，为什么会对食物线索产生注意力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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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致胖环境如何导致认知失控和过度进食？ “致胖”环境的概念表明了环境造成肥胖。目前低成本、高热量、高美味食物的吸引力超过了能量调节的生理控制，也说明了在这种环境下的心理控制变得更难了。为了试图解决这种困难，本文提出了一个肥胖和认知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模型(Kanoski & Davidson， 2011)。该模型认为吃富含脂肪和糖分的食物会导致大脑疾病，因而降低了个体抑制环境中食物相关线索的能力，该过程又导致了过度进食和体重增加。 同样地，很多研究发现高热量饮食对海马及其他相关大脑回路和结构有不利的影响，这些大脑结构与行为的认知抑制控制有关。一项对35天大的大鼠进行的研究发现，高热量进食足可以损害血脑屏障的完整性，血脑屏障的损害主要对海马结构产生有害影响。例如，对高热量食物喂养的动物来说，本应正常被隔离在大脑之外的外源性药物能够渗入血脑屏障，更可能接触到海马，而不是纹状体、额叶皮层或者小脑(Davidson et al.， 2012， 2013; Kanoski et al.， 2010)。这些结果说明了高热量食物的进食方式影响了血脑屏障“过滤”外来的、有毒的、或者其他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从而有损海马的健康和功能。也有很多研究表明，长期进食高热量食物与许多海马结构病变有关，比如小胶质细胞浸润增加，突触可塑性降低，神经细胞形成减少等，这些结果都表明海马功能异常。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长期给大鼠喂养高热量的食物，会损害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记忆困难，这些功能主要依赖于海马功能的整合，但是与海马结构无关的功能则没有受到损害(Kanoski， 2012; Kanoski & Davidson， 2011)。 和人一样，不是所有的大鼠吃高热量食物，体重都会过度增加(Madsen et al.， 2010)。有意思的是，有些证据表明体重增加的可能性依赖于海马失调的情况。最近有研究显示与高热量饮食没有造成肥胖的大鼠相比，饮食造成肥胖的大鼠在海马调节的学习和记忆方面、血脑屏障完整性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损伤。这些结果通过研究动物在高热量食物进食时，体重是否增加，以及体重增加是否会造成海马调节的认知抑制缺陷，均显示了高热量饮食、受损的海马调节的认知功能和过度的体重增加之间有联系。 上述研究结果也不同程度地说明“致胖环境如何影响饮食相关的认知控制”。环境是致胖的可能是由于调节引起饮食行为的线索的认知机制出现了问题。认知机制衰弱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高热量饮食与调节这些认知机制的大脑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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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对以往关于高热量饮食、体重增加和认知失调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致胖”环境中存在大量食物线索，使人们食物中热量摄入过多，会损害海马及相关大脑结构的功能、危害血脑屏障完整性，影响海马调节的学习和记忆能力，从而导致对食物的记忆抑制和注意力抑制能力下降，引起过度进食和体重增加。而且，过度进食和肥胖会影响海马等大脑结构，产生高热量饮食的“恶性循环”。尽管关于认知控制和“致胖”环境的研究也已取得很大的研究成就并带来极大的启示，但我们不该止步于前，未来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研究。 一、目前很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海马结构对认知功能损害的作用和影响，然而，海马结构有可能只是记忆抑制和能量调节的许多脑网络结构的其中一个成分，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尝试从大尺度脑网络的角度进一步探讨饮食的认知失调的进程。 二、通过非人类的动物实验研究，了解高热量饮食对大脑结构和生理功能产生了损害作用，进而导致了认知失调和体重增加，为饮食对认知控制的神经机制研究提供了基础，因此未来应该以健康群体和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饮食对人类认知功能影响的神经基础，以产生更多应用和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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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通过岩心精细观察描述、岩石薄片观察、扫描电镜分析等方法，结合储层物性测试资料以及测井资料综合解释结果，对商河油田一区沙二下亚段储层开展非均质性分析及其控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储层发育正韵律、反韵律和复合韵律三种韵律模式，层内夹层较发育，以泥质夹层、钙质夹层为主，横向稳定性较差，储层层内非均质较强；小层间渗透率最大差异可达87 × 10 −3 µm 2 ，综合比较各单砂层渗透率、隔层发育规模等的差异，认为研究区层间非均质性较强；② 砂体形态主要受控于沉积微相，储层物性与沉积微相有较好的相关关系，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主体砂体厚度大，平面连续性好，物性最好，其平面非均质性较弱；向河道侧翼及坝体边缘储层厚度减薄，泥质夹层增多，储层物性变差，平面上非均质性较强；③ 沉积环境是影响研究区储层非均质性的根本原因，控制了砂体的发育规模及展布状态，并对储层物性起决定作用，压实、胶结及溶蚀等成岩作用导致储层的孔渗等发生不均一的次生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储层的非均质性。 关键词 :储层非均质性，沙二下亚段，商河油田，惠民凹陷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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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储层非均质性是指储层的岩性、物性、电性、含油性等特征在三维空间上表现的不均一性或各向异性 [ 1 ] 。储层非均质性直接决定着储层质量，是影响油田产能和采收率，决定油田开发效果的重要因素 [ 2 ] 。近年来，众多学者通过室内实验、参数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对储层非均质性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内容涵盖储层非均质性与剩余油分布的关系、非均质性的定量表征等，对油田提高勘探开发效益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 2 ] [ 3 ] [ 4 ] [ 5 ] [ 6 ] 。商河油田作为中国东部陆相盆地的富油油田之一，受到国内石油地质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前人对商河油田沙二下亚段储层沉积微相、同沉积断层对储层特征的影响作用、商三区沙三上亚段储层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 7 ] [ 8 ] [ 9 ] ，然而，针对商一区沙二下亚段的储层特征研究较少。目前，伴随油气勘探开发的逐步深入，商河油田已进入高含水开发阶段，储层地质条件复杂导致剩余油分布零散，油田增储上产难度大 [ 3 ] [ 4 ] [ 5 ] ，因而，加强储层非均质性研究对油田提高采收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高效挖掘剩余油，本文对商一区沙二下亚段储层非均质性开展深入研究，探讨沉积、成岩作用对储层非均质性的控制作用，以期为老油田高含水期剩余油挖潜及开发方案调整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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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区基本地质特征 商河油田商一区区域构造上位于济阳坳陷惠民凹陷的中央隆起带临邑大断层的东端，商河油田的中北部，沙二下亚段油藏类型为中低渗复杂断块油藏 [ 10 ] 。商一区发育多套含油层系，其中沙二下亚段是其主力含油层系，油藏埋深1600~1850 m [ 10 ] 。研究区经过多年的开发，主力油层水淹程度高，剩余油分布不清。本文依据“沉积旋回–岩性厚度”和“等高程沉积时间单元”对比法，对全区170余口井开展地层精细划分与对比，将目的层自下而上划分出4个砂组，并进一步细分为19个小层。该区沙二下亚段属于三角洲前缘沉积体系，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天然堤、分流间湾、河口坝、席状砂等多种沉积微相类型，储层岩性以灰褐色、灰色粉砂岩、细砂岩为主，发育平行层理、波状层理等多种沉积构造。结合取芯井岩石薄片及扫描电镜资料可知，储层储集空间类型多样，包括原生粒间孔隙、溶蚀孔隙、裂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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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储层非均质性影响因素 4.1. 沉积环境 研究区发育三角洲前缘沉积，原始沉积作用直接构成了储层的原始骨架，控制了砂体的发育规模及展布状态，并对储层物性起决定作用 [ 2 ] 。根据研究区4口取芯井薄片分析资料，储层岩石类型以长石粉砂岩、岩屑长石粉砂岩为主，矿物成分石英含量为42%~65%，平均为55%；长石含量为14%~38%，平均为31.9%，其中钾长石含量略大于斜长石；岩屑含量为6%~27%，平均为12.6%，主要为石英岩、喷出岩、碳酸盐岩屑及碎屑等，泥质杂基占6%~15%。颗粒分选中等–好，磨圆度为次圆–次棱角、次棱角状，颗粒多呈点–线接触。综合分析认为研究区储层的成分成熟度、结构成熟度中等，反映水体能量整体不高。由于不同沉积微相沉积时水体能量存在差异，不同沉积微相的储层岩石学特征表现出差异性。对于同一沉积微相类型，水动力的变化沉积的细粒沉积使得储层物性变差，也造成了储层结构和物性的不均一性。另外，沉积环境对砂体几何形态与空间展布起控制作用，决定了砂体的平面延展范围。研究区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储层平面连续性相对较好，砂体厚度大，储层物性较水下天然堤和席状砂好。 4.2. 成岩作用 沉积物沉积后发生一系列的成岩作用，导致储层的孔渗等发生不均一的次生变化，加剧了储层的非 图7. 商一区沙二下亚段薄片及扫描电镜照片 均质性 [ 2 ] 。通过镜下薄片观察、扫描电镜资料分析，研究区储层主要经历了机械压实、胶结和溶解等变化，使得储层孔隙结构特征发生改变。云母、岩屑等柔性物质在机械压实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碎屑颗粒发生转动，颗粒间呈现凹凸接触，储层孔隙流体排出，导致储层孔渗性降低(图7a)。 储层常见硅质胶结物、碳酸盐岩胶结物、泥质胶结物等。其中，硅质胶结物多以石英次生加大出现(图7b)，石英次生加大可以形成于原生孔隙的砂岩中，也可以形成于次生孔隙中，它缩小了喉道，严重影响了储层的渗透性。碳酸盐岩胶结物如方解石、铁方解石、铁白云石等普遍存在(图7(b)，图7(c))，堵塞了孔喉结构，降低了储层的储集性能。研究区自生粘土矿物主要为片状充填的伊/蒙混层、蒙脱石、高岭石(图7d)。粘土矿物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粘土含量一般为7%~17%，平均为10.8%。自生粘土矿物中薄膜状或衬边状蒙脱石和伊蒙混层的存在，易于堵塞孔喉，导致砂岩孔渗性降低。此外，研究区发育长石、粘土矿物、碳酸盐岩等的溶蚀作用，使得原始孔隙变大，利于形成次生孔隙(图7(e)，图7(f))，能够有效改善储层物性，为油气富集提供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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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商一区沙二下亚段储层发育正韵律、反韵律、复合韵律三种垂向韵律变化模式，层内夹层较发育，以泥质夹层、钙质夹层为主，其横向稳定性较差；各单砂体间隔层发育广泛，各小层渗透率及隔层发育的连续性差异较大；储层层内和层间非均质性较强。 2) 发育扇形、带状、窄条带状、席状等多种几何形态砂体；储层物性与沉积微相有较好的相关关系，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主体砂体厚度大，平面连续性好，物性最好；各层位渗透率平面变化大，储层平面非均质性较强。 3) 沉积环境对储层砂体形态、发育规模、岩性及物性等起控制作用；成岩作用既可堵塞孔喉结构，使得储层孔渗性降低，也可形成次生孔隙，有效改善储层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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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RC梁柱框架结构在地震荷载作用下由于受周边构件约束在梁中产生被动轴力导致柱铰机制与节点的剪切破坏。本文根据“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弱构件”的承载力–延性设计准则，从一榀三层四跨中选型，考虑轴向约束效应对RC梁柱子结构进行设计与制作，为后期进行拟静力加载试验研究结构承载力提供试验研究基础。 关键词 :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弱构件，轴向约束，设计与制作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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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建筑结构在强震模式作用下的设计理念遵循“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弱构件”以实现抗震设防目标。然而，根据历年来国内外的震害调查：大量RC结构出现了“柱出铰”以及节点的破坏 [ 1 ] 。主要原因可能是现浇楼板对梁抗弯承载力的贡献、填充墙不合理位置设置、节点区的箍筋不足以及混凝土强度不足 [ 1 ] [ 2 ] [ 3 ] [ 4 ]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研究都忽略了RC框架梁受弯损伤后发生伸长的现象 [ 5 ] ，然而在真实存在的周边构件(柱、现浇板)会对梁伸长形成轴向约束效果从而在梁中产生被动轴力，此轴力可能会改变结构的预期地震反应。 Ashtiani et al. [ 6 ] 证实RC梁柱子结构在拟静力往复加载时，当位移角达到3.5%时，梁伸长达到30 mm，并且在梁中产生不可低估的轴力。Kokusho和Maeda [ 7 ] [ 8 ] 试验表明，在梁中会因约束产生被动轴力使得梁抗弯承载力提高幅度达到1.5~2.4倍。值得注意的是，周边构件的约束所产生的约束轴力与施加预应轴力在机理上有所差别，被动轴力主要原因是梁塑性铰区开裂梁伸长受约束产生的力，并且在真实结构中梁中实际被动轴力难以测得。因此本文采用直径50 mm钢棒等效约束装置代替真实存在的周边构件对梁进行轴向约束，由于梁在受弯损伤开裂发生轴向伸长时才能产生被动约束轴力，因此在设计时保证梁要发生损伤破坏的情况下尽量避免柱出铰与节点提前剪切破坏。因此加强柱截面尺寸、柱纵筋及节点箍筋，符合“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弱构件”的延性设计理念下对试件进行加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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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试件设计 2.1. 试件选型 试件结构原型为梁截面尺寸：500 × 800 mm；柱截面尺寸760 × 760 mm；梁长8 m；柱高为3.2 m。此次试验设计了2个1/2比例的试件，因此按照0.5的比例缩尺后，梁截面250 mm × 400 mm，柱截面350 mm × 300 mm (考虑节点抗剪强度避免发生节点剪切破坏的破坏模式增大了柱截面)，柱底铰支座中心与作动器中心距离为1600 mm，柱高为1670 mm。梁端底铰支座中心距为4000 mm，梁长4260 mm。此结构模型还原于原模型的1/2弯矩为0处、柱1/2反弯点为0处：层高均为1.6 m，每跨跨度均为4.0 m，对应原型结构层高3.2 m，跨度8 m，是符合实际结构中的一榀框架尺寸。 试件尺寸与配筋图如图1，试件以轴向约束为变量。RC梁受弯损伤轴向伸长现象主要出现在梁受弯发生混凝土开裂和纵筋屈服后，因而试件设计是以梁端先屈服为原则进行的，尽可能保证柱不破坏并且节点不先剪切破坏。具体试验概况模型如表1。 图1. 试件尺寸与截面配筋图(mm) Table 1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specimen 构件编号 梁纵筋配筋率/% 柱总配筋率(单侧)/% 梁箍筋 柱箍筋(节点区) 约束钢棒直径/mm 混凝土强度 上部 下部 试件1 0.88 0.44 6.23 (2.08) 10@90 12@80 (12@75) - C35 试件2 0.88 50 C35 表1. 试验模型概况 2.2. 等效约束刚度装置 试件选型于一榀三层四跨模型，由于实际情况中很难测得周边框架结构对RC梁柱子结构的约束轴力，因此采用OpenSees有限元软件，以强柱弱梁破坏模式为前提，考虑梁柱刚度折减系数0.5，使子结构产生单位侧移时即需要的力就是所需约束刚度。综合考虑选取直径为50 mm的钢棒等效代替周边构件约束。轴向约束装置如图2。 图2. 轴向约束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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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从一榀框架选取RC梁柱子结构进行试验研究时，其设计应在遵循“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弱构件”的延性设计准则下，还需考虑周边构件对RC梁柱子结构轴向约束。 2) 由于实际结构中难以测量周边构件(柱、现浇板)对梁约束产生的被动轴力，因此本文从“杆件”层次出发，利用钢棒代替周边约束构件进行试件的制作，后期还将进行板对梁的约束以及有限元模拟整个框架体系对梁约束所带来的性能影响。 3) 设计时，柱纵筋配筋率、柱配箍率、柱截面、节点配箍率都应进行相应加强，使梁必须先于柱、节点屈服，这样才能在梁中产生被动轴力。而双筋截面梁在考虑非抗震与抗震条件下选择上部纵筋配筋率大于下部。 4) 试验中应变片损坏是由于其粘贴方法，因此本文提出运用703硅橡胶以及高压自粘防水带作为双层防护来代替传统的AB胶与纱布。 5) 混凝土养护应根据季节条件、场地环境，在同等自然养护条件下进行调整。夏季由于天气炎热场地干燥养护时间应多于冬季。 6) 对缩尺试验构件进行制作时，混凝土粗骨料粒径也需同比例缩尺。配合比应按规范要求下，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砂率与水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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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研究了一类中立型的三阶半线性微分方程的振动性，应用Riccati变换技巧构造不同的函数和经典不等式等方法，建立该类微分方程的一些新的振动性理论，所得结论推广和改进了文献中的相关结果，并举例来阐述新的振动性结论的应用。 关键词 :三阶中立型微分方程，半线性，振动性，Riccati变换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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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考虑如下的一类三阶半线性中立型时滞微分方程 [ r ( t ) | Z ″ ( t ) | α − 1 Z ″ ( t ) ] ′ + q ( t ) | x ( σ ( t ) ) | β − 1 x ( σ ( t ) ) = 0 ，   t ≥ t 0 > 0 ，   β > α . (E) 的振动性。其中 Z ( t ) = x ( t ) + p ( t ) x ( τ ( t ) ) ， β > 0 ， α > 0 ， α ， β 为两个正奇整数之比。 假设下列条件成立 (A 1 ) p ( t ) ， q ( t ) ∈ C ( [ t 0 ， ∞ ) ， ( 0 ， ∞ ) ) ， 0 ≤ p ( t ) ≤ p < 1 ， q ( t ) > 0 ； (A 2 ) r ( t ) ∈ C 1 ( [ t 0 ， ∞ ) ， ( 0 ， ∞ ) ) ， r ( t ) ≥ 0 ， r ′ ( t ) ≥ 0 ， ∫ t 0 ∞ r − 1 α ( s ) d s ≤ + ∞ ； (A 3 ) τ ( t ) ， σ ( t ) ∈ C 1 ( [ t 0 ， ∞ ) ， ( 0 ， ∞ ) ) ，对每一 t ≥ t 0 ，都有 τ ( t ) ≤ t ， σ ( t ) ≤ t ， σ ( t ) > 0 ， σ ′ ( t ) > 0 ， lim t → ∞ τ ( t ) = lim t → ∞ σ ( t ) = ∞ . 按照习惯，方程(E)的解称为振动的，如果它有任意大的零点；否则称其为非振动的.若方程(E)的所有解都是振动的，则称方程(E)是振动的；否则称其为非振动的 [ 1 ] 。 文 [ 2 ] [ 3 ] [ 4 ] 对二阶半线性中立型微分方程 ( r ( t ) | Z ′ ( t ) | α − 1 Z ′ ( t ) ) ′ + q ( t ) | x ( σ ( t ) ) | β − 1 x ( σ ( t ) ) = 0. (1.1) 做了深入研究，给出一些新的振动准则。最近几年，三阶半线性微分方程的振动性研究开始受到关 注，但是其振动性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如文 [ 1 ] 、 [ 5 ] - [ 14 ] 。2017年惠远先等人在限制 ∫ t 0 ∞ r − 1 α ( s ) d s = + ∞ 的 条件下，建立了保证方程(E)的所有解振动或者收敛到零的若干新的振动准则。 在文 [ 2 ] 、 [ 14 ] 工作的启发下，应用Riccati变换和经典不等式等技巧，建立了方程(E)在条件 ∫ t 0 ∞ r − 1 α ( s ) d s ≤ + ∞ 下 β > α   ， β < α ， β = α 的考虑 β > α 。情形新的振动性结论，我们的结果推广和改进了 文献中的一些结果，并给出例子说明主要结果的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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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引理 引理2.1 [ 14 ] 若 x ( t ) 是方程(E)的最终正解，则 Z ( t ) 只有下列两种可能，即存在 T ≥ t 0 ，使得当 t ≥ T 时，有 ( A )                 Z ( t ) > 0 ， Z ′ ( t ) > 0 ， Z ″ ( t ) > 0. ( B )                 Z ( t ) > 0 ， Z ′ ( t ) < 0 ， Z ″ ( t ) > 0. 引理2.2 [ 15 ] 若存在 A > 0 ， B > 0 ，且 α > 0 ，则 B u − A u α + 1 α ≤ α α ( α + 1 ) α + 1 B α + 1 A α 。 引理2.3 [ 16 ] 设 u ( t ) > 0 ， u ′ ( t ) > 0 ， u ″ ( t ) ≤ 0 ， t ≥ t 0 ，则对任一 θ ∈ ( 0 ， 1 ) ，存在 T θ ≥ t 0 ，使得 u ( σ ( t ) ) ≥ θ σ ( t ) t u ( t ) ，                     t ≥ T θ 引理2.4 [ 6 ] 设 u ( t ) > 0 ， u ′ ( t ) > 0 ， u ″ ( t ) > 0 ， u ‴ ( t ) ≤ 0 ， t ≥ T θ ，则存在 γ ∈ ( 0，1 ) 和 T γ ≥ T θ ，使得 u ( t ) ≥ γ t u ′ ( t )   ，                 t ≥ T γ 引理2.5 [ 14 ] 设 x ( t ) 是方程(E)的最终正解，且 Z ( t ) 满足(B)，若 lim t → ∞ ∫ t 0 t ∫ u ∞ ( 1 r ( v ) ∫ v ∞ q ( s ) d s ) 1 α d v d u = + ∞ . (2.1) 则 lim t → + ∞ x ( t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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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主要结果 为了利用Philos型积分平均技巧，为此引用如下一类函数F 令 D = { ( t ， s ) | t ≥ s ≥ t 0 } ， D 0 = { ( t ， s ) | t > s ≥ t 0 } 。 称函数 H ( t ， s ) ∈ C ( D ， R ) 属于F类，记作 H ( t ， s ) ∈ F ，如果 i) ii) 且在D上连续，存在函数 ，满足 使用记号：对于 ，令 ， ， ， ， ， ， ， ，T充分大。 定理3.1 若存在函数 ，满足 和(2.1)式，且 (3.1) 则方程(E)的解 振动，或者当 时， 。 证明 设方程(E)有非振动解 ，由于 无实际意义，所以我们只考虑 的情形。不失一般性，不妨设 是方程(E)的最终正解，且 。由引理2.1可知，存在 ，使当 时， 可能为(A)型或(B)型。 若 为(A)型，即 。 由于 ，所以 ，于是有 又因为 ，所以 ，从而有 (3.2) 由(3.2)和方程(E)可得 (3.3) 考虑Riccati变换 (3.4) (3.4)式两边对t进行求导，并利用(3.3)，(3.4)得 (3.5) 由(A 2 )可知 ，故易知 。 由引理2.3，令 ，对任一 ，存在 ，使得 (3.6) 由引理2.4，存在 和 ，使得 (3.7) 利用引理2.2，取 ， ， ， 则有 (3.8) 取 ，由于 单调递减，所以当 时，有 。又因为 ，于是有 。 联结式(3.6)，(3.7)和(3.8)，有 (3.9) 对(3.9)式两边同时从T到t进行积分，得 令 ，根据(3.1)式，则 ，这与 矛盾，故假设不成立，即 是方程(E)的振动解。 若 满足(B)型，由于(2.1)式成立，故由引理2.5可得 。证毕。 定理3.2若存在函数 ，使(2.1)式成立，且满足 (3.10) 则方程(E)的解 振动，或者当 时， 。 证明 设方程(E)有非振动解 ，如同定理3.1的证明，若 为(A)型，即 ，则(3.3)式成立， 定义广义Riccati函数 (3.11) 在(3.11)式两边对t进行求导，并利用(3.3)式得 (3.12) 由于 ，于是 ， 取 ，使当 时，(3.12)式变成 (3.13) 对(3.13)式从T到t进行积分得 令 ，则 ，这与 矛盾，故假设不成立，即 是方程(E)的振动解。 若 满足(B)型，由于(2.1)式成立，故由引理2.5可得 。证毕。 推论3.3若存在函数 和 ，使得(2.1)式成立，且满足 (3.14) 则方程(E)的每一解 振动，或者当 。 证明设方程(E)有非振动解 ，如同定理3.1的证明，若 为(A)型，定义Riccati变换中的函数 如同(3.4)式，则 且(3.5)式成立。 对(3.5)式两边同时乘以 ，并从 到t积分得 (3.15) 利用引理2.2，取 ， ， ，且 ，故有 (3.16) 结合(3.15)和(3.16)式得 这与(3.14)式矛盾，故假设不成立，即 是方程(E)的振动解。 若 满足(B)型，由于(2. 1)式成立，故由引理2.5可得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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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应用 例 考虑如下的三阶中立型微分方程 (E1) 在这里，我们取 ， ， ， ， ， ， ， ， ，由引理3知，当 时， ， ， ，T充分大。 所以 于是有 和 显然方程(E 1 )满足定理3.1的条件(3.1)和(2.1)，且满足定理3.2的条件(3.10)，即知方程(E 1 )的解 振动，或者当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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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肝移植是治疗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重要方法，但移植后的HCC复发影响了治疗效果，尽管有严格的纳入标准，但移植术后仍有较高的复发率。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HCC移植术后复发相关的分子标志物被不断提出并进行分析研究。在这篇综述中，我们重点关注肿瘤标志物和炎症标志物与HCC移植术后的相关性。HCC相关的肿瘤标志物主要有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FP)、脱-γ-羧基凝血酶原(Des-gamma-carboxyprothrombin， DCP)等，相关的炎症标志物主要有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 PLR)等。但这些标志物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希望能通过更多的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找着更好的分子标志物组合，从而更好地预测移植后复发，以希望获得更好的移植效果。 关键词 :肝细胞肝癌，肝移植，复发，分子标志物，综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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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死亡率极高的全球疾病 [ 1 ]。据最新的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 2 ]，我国2015年原发性肝癌发病率高达26.92/10万，死亡率为23.72/10万，是我国第4常见恶性肿瘤，位居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病因第2位，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病理学上，原发性肝癌主要可以分为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和混合型，其中HCC占到85%~90%以上 [ 3 ]。由于这三种病理类型在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治疗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本文中主要讨论发病率最高的HCC。 在我国，大部分HCC患者合并有乙型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硬化，这部分患者的手术切除率往往不是很理想，肝移植是根治HCC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对失代偿期肝硬化且不适合手术切除的小肝癌患者 [ 3 ] [ 4 ]。肝移植不仅可以完整切除HCC，同时还可以去除肝硬化组织，恢复正常的肝脏功能。HCC患者肝移植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50%~81% [ 5 ] [ 6 ] [ 7 ] [ 8 ] [ 9 ]，而根治性肝切除术后的5年生存率仅为25%~50% [ 5 ] [ 10 ] [ 11 ]，肝移植在HCC的治疗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HCC患者移植术后复发问题仍然困扰着所有进行肝移植的患者以及肝移植治疗团队。 尽管有严格的纳入标准，但HCC患者进行肝移植后的复发率高达6%~18.3% [ 12 ] [ 13 ] [ 14 ]，也有数据称不同中心HCC肝移植术后5年HCC复发率可达20.0%~57.8% [ 15 ]，HCC复发多见于肺、骨和腹部淋巴结，肝外复发约占50%~70% [ 16 ]，肝内复发比例约为30% [ 17 ]，且多在移植后2年内复发。众所周知，肝移植后肿瘤复发明显减低了移植后生存率，及早发现和治疗移植后HCC复发显得十分重要。因此，一方面，移植后肝癌复发治疗受到极大关注，主要治疗方法包括免疫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手术再次切除，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术(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SBRT)等 [ 12 ]。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均希望提出更有效实用的预测模型，更合理地筛选患者进行肝移植，其中分子标志物是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目前已有多种分子标志物被用于HCC患者移植后复发的预测，包括肿瘤标志物，炎症标志物，各种蛋白(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病毒及载量(如乙肝病毒，HBV)，基因(如P53基因)，液体活检(包括循环肿瘤细胞和无细胞DNA)，循环RNA等。本综述将重点阐述HCC肝移植患者纳入标准及术后复发相关肿瘤标志物和炎症标志物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