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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当前以及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主要面临的人口问题是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提前到来，后者是我国短期人口规划中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近两年人口近乎断崖式的下跌必将加速我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4.1.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持续下降 劳动力减少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问题之一，劳动力的短缺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以日本为例，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达到3588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8.4%，60岁以上人口比例则超过34%。在此背景下，日本已经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虽然日本的失业率在发达国家中最低，2019年11月仅为2.2%，为了增加劳动力供应，日本政府仍然不断放宽移民和签证政策以吸引外籍劳工。此外，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同样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除英国外，其他三个国家65岁人口比例都超过20%，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欧洲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动荡。持续一年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就是法国民众对政府应对老龄化采取政策的不满而出现的全国性骚乱，且该运动先后又蔓延到数个国家。 按人口学上定义，我国自2000年起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我国经济发展并未受到太大影响。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是2000年人均GDP的10倍多。我国之所以在进入老龄化没有遇到大部分发达国家所遇到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人口众多，且保持较快增长，因此，我国并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直到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才达到峰值的9.25亿，即便此后开始逐年下降，至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依然达到8.96亿，同年我国就业人口总数为7.7亿，劳动年龄人口富余超过1亿，我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根据历史出生人口数据，未来15年，在现行退休制度不做调整的前提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1亿。根据历史经验，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制造业便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后，将释放大量劳动力。此外，制造业经自动化改造后，机器也将取代大量手工劳动 [ 13 ]。最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还将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因此，即使我国将现有的制造业规模保持甚至有所扩张，到2035年，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从长期来看，依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劳动力数量上的不足。因此，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大，因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资源的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 4.2. 老年经济的繁荣 从根本上来看，“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人口学上的概念，老年人并非完全丧失了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 [ 14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人均预期寿命和实际寿命不断提高，老年人，特别是占比最大的低龄老年人(60~69岁)依然能够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相关产业进步方面发挥余热。相关研究报告表明，我国老年人人均消费开支高于同期全体居民人均开支，总额在2020年将达到7.01万亿元，而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18.33万亿元和61.26万亿元，我国老年人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早在上世纪末，日本就在发掘其“团块世代”消费市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 15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基础也将越来越坚实，开发以老年人为消费主体的新产业的条件越来越成熟。研究表明，老年旅游文化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16 ]。 老年人看护行业和医疗保健有巨大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床位依然十分紧缺且护理能力薄弱 [ 17 ]，受到当前国内养老行业的低专业性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赡养依然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主要选择 [ 18 ]。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考虑，子女都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是受到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存相当比例的“421”结构家庭，其中城市比例高于农村。201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突破60%，这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家庭数量占全国家庭数量超过一半，老年人的家庭赡养必然降低家庭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市家庭的经济负担。老年人对医疗的需求最大，由医疗需求所带动的医疗行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将惠及全民。 此外，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超过20%，其中65岁以上男性劳动参与率超过了44%。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依然保持较高的劳动积极性，2019年，日本老龄人口就业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862万，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2.9%。因此，采取相关政策鼓励身体状况良好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劳动能够有效弥补未来我国可能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现象。 4.3. 消费市场的改变 人口是消费的主体，因此，消费市场会随着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而变化，并主要表现在市场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二者对经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来说，行业要保持长期稳定繁荣必须依托稳定的市场需求。规模经济不仅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研发成本，还有助于创新从而促进产业的不断升级 [ 19 ]。我国人口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总体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我国巨大的需求市场取得了丰厚的利润，而我国则通过技术转让、开设合资公司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技术，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 20 ]。2001年，我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世界500强企业数目仅有11家，而2019年上榜总数达到了129家，超过美国的121家。从产业角度来看，我国在高铁、互联网以及通讯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表明，企业在我国市场取得成功之后往往在世界市场也有强有力的竞争力。 消费结构对经济发展以及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 21 ]。总体来说，青壮年是最有活力、消费观念最开放、消费层次最多元化的人群，他们追求个性、注重品质、拥抱先进技术。因此，为了满足不断涌现出的消费新需求，企业需要不断缩短产品更新的周期，同时不断有新的消费品出现，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 22 ]，2018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当年全球总数的比例已由2017年的25%提高到31%，这充分反映了我国消费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活力。近年来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模式在我国迅速崛起，2019年我国网络零售总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25%，快递业务量达到630亿件，日均产生快递包裹超过1.7亿件，借助互联网和通讯技术，我国快递包裹处理能力逐年提高。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电子行业竞争更为激烈，新技术成为各大厂商吸引消费者的主要策略。经过数年的发展，我国本土厂商就从几年前的追赶发展到如今占据国内主要的市场份额。以三星和苹果为代表的国际厂商因创新不足失去了竞争优势，其中三星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从峰值的超过30%下降到不足1%，苹果的市场份额则低于10%，日本手机品牌则基本从我国市场消失。 由此可见，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对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显得尤为重要。2018年，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76%，随着我国人口逐渐接近历史峰值，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消费质量必将成为未来我国推动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4.4.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 实行普惠的养老制度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政府承担了养老保险的多项支出，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给财政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 [ 23 ]。人口的老龄化对财政收支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导致财政收入增速的降低，即财政总收入将趋于稳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收入有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框架下，土地出让金为地方政府带来了不菲的财政收入。自房地产被列为推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后，其发展热度有增无减，房价的快速上涨推高了土地价格，地方财政也因此受益颇多。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创纪录的6.5万亿元，占当年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随着“房住不炒”的房地产政策定调和住房需求旺盛人口比例的逐步下降，我国房地产终将回归理性，“土地财政”也将走向终结，地方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的大幅减少所带来的财政缺口。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将始终居高不下，经济越发达，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成本也越高，即使人口规模保持稳定甚至下降，财政支出水平也将长期维持较高水平。2015年至2017年，各级财政对社保的补贴金额分别为：10，149亿元、10，995亿元和12，193亿元，补贴金额逐年提高。未来，随着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与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社保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之间的相互叠加，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将逐步扩大，急需探索出相应解决方案来维持社保资金的可持续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困难的方法主要有：(1) 提高税率，2014年，日本将国内的消费税从5%提高到8%，2019年又进一步提高到10%；(2) 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是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普遍做法，从政府角度来看，延迟退休对财政收支起到了开源节流的双重效果；(3) 鼓励生育或放松移民政策，后者可以直接吸纳国外年轻劳动力，在弥补劳动力不足方面能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目前来看，以上三种方法都将不同程度地引起社会问题，提高消费税将显著增加家庭支出，加重中产阶层的经济负担，日本国内反对调高消费税的游行此起彼伏。延迟退休年龄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与对政府的不满，法国近年来全国性的持续罢工事件以及抗议政府延迟退休政策的示威游行、社会骚乱就是典型代表；放宽移民政策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加劳动力供给，但该政策吸引的劳动力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或是国内动荡的地区，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