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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国古代国际法理论的系统论证 中国和日本各自援引西法的进路和基于同文同教而发生的交流交织在两国近代化的进程中。随着19世纪八十年代中日文化的逆转，西方法学概念与理论通过日本回流中国，形成了东方国际法谱系重构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 “国际”一词，为日本明治初期洋学泰斗、译业巨擘箕作麟祥(みつくり りんしょう，1846~1897)在译介西方国际法著作时所造。“际”之本义为两墙相合的缝隙。《说文·阜部》有“际，壁会也”，引申为抽象的“之间”之意。1873~1875年间，箕作麟祥的译作《国际法》，凡五卷册，由东京弘文馆出版。原书为美国人吴尔玺(Theodore Dwight Woolsey， 1801~1889)所著《国际法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箕作麟祥所著《国际法》一书，首度为International Law创制了“国际法”一名，但同时也采纳了“万国公法”作为译著之别名 [ 11 ] 。 随后，在1898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第六卷“法律门”录入了《缔约各国条约录篆》、《世界万国对等条约录集》等国际法类书目，并标注曰“国际法九种”。《日本书目志》首次向国人引介了包括“国际私法”在内的国际法术语的著作。日制“国际法”名称随之传入中国，并进入了清末国人的语用实践。1899年，胡薇元的《公法导源》面世，是晚清时期出现的一部以儒家思想介绍、阐释西方国际法思想、国际法规则的著作。 “国际法者，国与国并峙，不能无法律以行于间，久之通行于列邦。是故，行于国家者为国内法；行于国际者为国际法。”( [ 12 ] ， P. 2)源自对西方近代社会构建的国际法体系的肯定，胡薇元不仅仅借鉴国际法概念与原理介绍国际形势、时事政治，更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春秋无公法，《周礼》即公法也。鲁秉《周礼》，最弱，最后亡。韩宣子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即当时之礼，后世之公法矣。”( [ 12 ] ， P. 33)胡氏之书以《春秋》、《孟子》导公法之源，重新赋予《春秋》、《孟子》以近代意义，是中国早期的尝试中西法律文本对接之作。胡薇元开宗明义地在《公法导源》中指出，凡外交政策在利用调和手段以谋已国之利益，所以，最后总结出的中国古代公法与国际法相通的之处是在利用外交政策来谋取国家的利益，源于此中西古今之对照，比较完整地重构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历史图景。 继《公法导源》之后，民初国人对国际法知识及其体系的探求进一步扩展。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汪荣宝、叶澜编纂的《新尔雅·释法》对“国际法”的概念作了更精确的界定：“凡规定国与国之关系，谓之国际法。规定国与国权利、义务关系之规则者，谓之国际公法。规定国民与国民权利、义务关系之规则者，谓之国际私法。” [ 13 ] 与此同时，清末中国掀起留日热潮，留日法科学生纷纷翻译国际法著作引渡回国，开始了国际法理论的系统化移植。许多日本出版的国际法著作被译成汉文，如1) 岸崎常、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际法》(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2) 今西恒太郎著、江郁年译《国际法学》(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3) 花井桌藏著、黄皋瑞译《非常国际法论》(1904年)；4) 中村近午编、华开琼译《平时国际公法论》(东京：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等等。正是通过留日学生的译著和编辑的刊物，流行于日本的一套国际法词汇，如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主权、公海、领海、领土等概念，代替了所沿用的万国公法、公法、交涉公法、交涉变法之类术语，从而创造了更富有时代性的国际法话语系统( [ 3 ] ， P. 167)。这应该是中国人在日源新知背景下自主阐述国际法学的较早的探索。 1908年，马德润在柏林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国合于国际公法论》，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得到认可。孙宝琦在序言中介绍说，马德润的该文以万国公法之原理，各家公法之学说，与我国近数十年通商约章比较，从而得出了中国合于国际公法秩序的结论。马德润认为，中国近代史史上与欧洲国家、与美日缔结的一切条约已经证实中国接受了国际公法原则与制度，已融入到近代国际秩序中。中国要素与国际公法之要素完全契合，因此，中国应是国际法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际法规则下的“文明国”之一。 1925年，张心澄的《春秋国际公法》出版。颜惠庆为其作序，并在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春秋列国之间隐然具备国际团体之形态，其维系此团体者，则有见于经传之公法，故中国述足作为国际法律之准则者，实自两千余年前之春秋经传始。”( [ 14 ] ， P. 1)民国时期外交界顾维钧亦为其作序，序言中称，春秋时“玉帛兵戎”即为二千多年前的国际外交权术，故当今世界的国际法应溯源至周一代。张心澄秉持东方民族古代与西方世界一样拥有国际法观念，并认为中国古代国际法观念最盛行的应为春秋时代，而且当时的国际法观念已非常完备。理由如下：1) 春秋时期存在着国与国之间自然而然发生的交往与联系，“当时国与国之间自然发生关系而所以相维系如此其久者，其间必有国际间共晓共喻而共守之规则可知也( [ 14 ] ， P. 2)。”2) 春秋时代继承了夏商周的封建体制和形成于这种分封体制中的国际法观念及规则，由此孕育和生成了春秋国际法。 1931年，徐传保在《先秦国际法之遗迹》一书中也主张中国先秦时代存在国际法。《先秦国际法之遗迹》先论说中国的先秦时代已形成了“国际”。“按所谓有国际者，即有多个名副其实之国家也” [ 15 ] 。而史书记载的“国”数目众多，构成了“国际”形成的必需条件。还分章讲述了先秦国际中的外交机构，而记载这些外交机构中的“人员”、“文件”、“屋宇”等的典籍——《周礼》。徐传保认为在《周礼》等先秦典籍中，包含着古代国与国之间通行国际法的种种遗迹。而《周礼》虽然成书年代在周代，而其资料来源当在更早的年代，由此可以追溯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形成至更早的年代。 1934年，陈顾远的《中国国际法溯源》(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使用史料记载来证实国际法的存在：“五经三传所见，粲然可考。虽谓经传不可尽信，要不能否认国际法之观念与学说之早已存在。至于当日国际间关于法规之适用，春秋三传，言之尤详” [ 16 ] 。而除春秋三传之外，《周礼》、《礼记》中包含的国际法原则也从旁辅证了周代国际法之存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中国古代国际法之内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运用到先秦国际法中，即为“国际规律”，“信”为“国际道德”，“敬”为“国际仪规”，“义”为“国际公理”。陈顾远依据结合国际法法律精义，也得出了两条结论：1) 古代中国存在国际法，但是有明显的区域性。2) 古代中国的国际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主要表现是只存在于古代中国分立时期。 谭焯宏的《国际公法原论》亦于1934年出版。谭焯宏还由国际法学派推导出国际法源流，从而引申出了中国古代国际法存在及其要义。“但既认邦为国，则合诸国而论之，自然构成国际状态……由此观之，古代诸侯自成国际者无疑矣。既成国际，则当时诸言论及列国会盟誓约、往复文书、当然成公法 [ 17 ] 。”此外，谭焯宏还介绍了中华古代国际公法学之理想，如“孟子之民族自决论”，“孟子之武装中立说”，“孟子之国家要素说”等。 随后，钱穆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肯定了古代中国国际法的存在，该书于1961年汇编出版。他指出：“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种种交涉往来，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的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 [ 18 ] 。”钱穆先生还认为《左传》全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供后世学人参考和佐证的古代中国国际法内容。 中国古代国际法研究从现代性的国际法理论推导出儒家普遍主义的世界公法景象，创造中西话对话的可能，源于儒家经义对“国际法”精神的开掘。儒家之学能为中国古代国际法理论提供正当性的思想与学术支持，其理据之一即为传统资源的现时有效性。实际上，东方国际法谱系重新发现的履历在打造崭新的儒学视野的同时，也包含了将现代性因素契入传统资源的理论尝试。传统学术为适应世界潮流的变迁，其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因素体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显示了文化的深层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