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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社会困境的定义与分类 社会困境的概念最早由Dawes (1980)在其研究中首次使用，并提出了社会困境具有的两个关键属性，第一，对困境中的个体而言，其最优的行为选择是非合作或者说是背叛，因为此时无论其他个体如何选择，背叛会使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第二，如果困境中的个体都选择了个人最优策略即背叛的话，那么相比于所有人都合作，所有个体都将获得更低的收益，而此时群体的总收益也更低。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指的是个体做出有利于他人或集体利益的决定，而背叛指的是做出最利于个人的决定。近年来，Van Lange等(2013)对社会困境的定义进行了修正，使社会困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大，并引入了时间维度线索。按照Van Lange的定义，社会困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境，在此情境中，非合作行为能够使个体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往往是短期的利益)，因此会受到个体的偏好；但如果每个人都采取非合作行为，那么相较于所有个体都合作，所有人的收益会变的更低(往往是长期的利益)。与Dawes (1980)的定义相比，Van Lange等放松了在社会困境中仅有一个绝对优势策略的标准，因此除了能够囊括“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等经典社会困境类型外，同时也能够将“斗鸡困境”(Chicken Dilemma)、“信任困境”(Assurance or Trust Dilemma)等包含进来。 社会困境问题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并以多种形式存在着，目前在此领域的心理学研究中通常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游戏或情境来模拟现实的困境问题，进而考察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机制。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将心理学研究中的社会困境划分为“多人困境”与“两人困境”，“对称困境”与“非对称困境”，以及“重复困境”与“非重复困境”，下面我们将对这几种困境进行详细的介绍。 1.1. “多人困境”与“双人困境” 根据困境中参与人数的多少可以将社会困境划分为“多人困境”与“两人困境”。其中，“多人困境”主要包括公共物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和公共资源困境(Common Resource Dilemma)，“两人困境”主要包括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斗鸡困境(Chicken Dilemma)、和信任困境(Assurance or Trust Dilemma)。 公共物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是社会困境中最为经典的一种困境类型，该困境涉及到至少包含三个人的群体，群体中的各方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各自决定是否要为一种“公共物品”而进行捐献，当捐献的额度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该“公共物品”就能够得以实现和维持，并被群体中所有的个体享用，不论这个个体是否进行了捐献或者捐献了多少。在上述困境中，假如仅从个体利益的角度进行考虑，那么不进行捐献将使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但如果困境中的各方都从个体利益的角度考虑而不进行捐献或捐献的过少，那么这种“公共物品”将无法实现或者无法维持，最终致使所有人都将无法享受到其所带来的便利与好处，进而造成集体利益的损失。这样，在公共物品困境中，便出现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在心理学实验的情境设置中，往往会令几名被试组成临时的小组，并给予每位被试一定的初始资金，由被试根据意愿决定将其拥有的资金中的多少投放到一个“公共账户”中，公共账户的资金一般会扩大一定的倍数(小于小组人数)后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小组成员，这样便营造出了一个能够为群体带来更大利益的“公共物品”(即所谓的“公共账户”)，但需要被试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此外，还可以通过变化“公共物品”实现的方式，产生出多种公共物品困境任务的变式，例如，以决定贡献的人数或贡献的金额来设置“公共物品”实现的标准(Butler & Camerer， 2005; Camerer， 2003; Rand， Greene， & Nowak， 2012; Rand， Kraft-Todd， & Gruber， 2015)。 公共资源困境(Common Resource Dilemma)也是社会困境中被广泛探究的一种类型，在公共资源困境中，通常也会涉及到至少包含三个人的群体，群体中的各方共同享有某种“公共资源”，且每位群体成员均可以使用此种公共资源并从中获利，但是如果每位成员均为了一己私利而过度使用公共资源，那么其将被消耗殆尽进而失去功用，那么群体的利益即受到损害。这样，在公共资源困境中，便出现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资源困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全球范围内的“大气污染”问题，即是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恶果；又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的“共享单车”服务，同样面临着被过度使用而可能无法维继的危险。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种社会困境类型，最早由美国兰德公司的Merrill Flood和Melvin Dresher于1950年提出，其本源的描述为：两个共同犯罪的嫌疑人被分别独立关押，如果两名嫌犯都保持沉默，那么由于证据不足，两名嫌犯均只需服刑一年；而如果一名嫌犯选择揭发对方，那么该名嫌犯就会因为立功而被立即释放，而被揭发的嫌犯则需服刑五年；而如果两名嫌犯都揭发了对方，那么由于证据充分，两名嫌犯都需服刑两年。在上述囚徒困境中，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或者说两人群体的利益存在着冲突，从理性自利人的角度考量，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贪婪，嫌疑人往往会选择揭发对方，最终造成了两败俱伤的结果。在心理学实验的情境设置中，囚徒困境会包含两名被试(以A和B指代)，每个被试均只有两种行为可供选择(合作或者背叛)，这样就可能形成四种互动结果，即AB都合作、A合作B背叛、A背叛B合作、AB都背叛，被试的实验报酬将由上述最终的互动决策结果来决定，且对应于上述四种结果，任何一方收益值的相对高低符合以下顺序：自己背叛对方合作 > 双方合作 > 双方背叛 > 自己合作对方背叛。斗鸡困境(Chicken Dilemma)与信任困境(Assurance or Trust Dilemma)则是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基础上，通过变换四种互动结果所对应收益的高低关系而得到。在斗鸡困境(Chicken Dilemma)中，对任何一方而言，四种结果收益值的相对高低为：自己背叛对方合作 > 双方合作 > 自己合作对方背叛 > 双方背叛；在信任困境中，对任何一方而言，四种结果收益值的相对高低为：双方合作 > 自己背叛对方合作 > 双方背叛 > 自己合作对方背叛。 “双人困境”与“多人困境”表面上看仅是参与人数上存在差异，实际上在其背后还隐含着诸多机制层面的不同(Dawes， 1980)。首先，在双人困境中，参与者很容易即可根据终局的结果判断出对方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决策，进而做出相应的推断，而在多人困境中，参与者却无法根据终局的结果明确获知具体某个参与者的决策，因此，多人困境中的不确定更大。其次，在双人困境中，如果困境决策重复进行多次，那么参与者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决策对对方施加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塑造其行为，引导困境的走向，但在多人困境中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1.2. “重复困境”与“非重复困境” “重复困境”与“非重复困境”所划分的依据即为困境中的参与各方是否需要围绕 “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进行重复多次的决策。现实生活中如果群体成员基本固定，例如在某个住宅小区的住户，在较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内可能需要围绕一系列的“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进行多次决策，这就形成了“重复困境”；而如果是临时的群体在特定的场合中需要分配某种“公共资源”或者需要建立某种“公共物品”，那么所形成的即为“非重复困境”。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重复困境”的设置一般是通过令被试与相同的搭档进行多轮的社会困境任务来实现。 相较于“非重复困境”，“重复困境”由于需要进行多次，参与中的各方会根据上一轮决策的结果进行相应的推断，并作为未来决策的依据，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会通过“重复困境”来研究社会困境中亲社会合作行为的动态变化的特点。 1.3. “对称困境”与“非对称困境” 所谓“对称社会困境”(Symmetric Social Dilemmas)，指的是困境中的各方在初始资源的拥有量以及从“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中获取利益的机会及数量均是等同的。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任何群体中的个体在财富、地位等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差异，那么他们在初始资源的拥有量以及从“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中获取利益的机会及数量等就均可能存在差异，此时的社会困境即为“非对称困境”。在心理学的社会困境实验研究中，一般通过赋予被试不同的初始资金拥有量以及不同的“公共资源”兑换系数来实现“非对称社会困境”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