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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交网络成瘾的发生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网络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在心理特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姚琦等，2014)。但是在社交网络成瘾因素的预测上，一些特质凸显出来，能更好地预测个体是否出现社交网络成瘾。 2.1. 人格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人格是成瘾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也是社交网络成瘾预测因素中探讨最多的。在大五人格中，外向性特质和神经质能显著预测社交网络成瘾(Wang et al. 2015)。外向者比内向者使用社交网络更频繁、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时间更长(Wilson et al.， 2010; Ross et al.， 2009)，Facebook成瘾与外向性存在高度正相关(Andreassen， 2015)。同时，具有神经质特征的人对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非常感兴趣(Ross et al.， 2009; Wolfradt & Doll， 2001)，可能是因为害羞或是害怕拒绝而选择安全的社交网络来满足其安全感的需求。 另外、孤独感、社交焦虑、抑郁、低自尊、冲动性和自恋等也都是预测社交网络成瘾的重要次级人格变量。孤独感能够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王晓静，2016)，感到孤独的人会更多地使用网络，他们可能是为了增加潜在的人际关系和变化的社交模式，将网络社交作为一种缓解与孤独感相关的消极情绪的方式，并通过网络获得情感支持(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2003)。对社交焦虑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社交焦虑越高的大学生的社交网络成瘾倾向越高(朱柏洁，2017)，进一步探究原因，研究者指出社交焦虑个体可能认为网络使用的匿名性比引起消极评价恐惧的面对面交流更容易，由此倾向选择网络交流的方式进行人际互动(Shepherd & Edelmann， 2005)。自尊也被认为是社交网络成瘾的重要预测变量，有研究发现自尊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负相关(Ayas & Horzum， 2013)，且自尊能够显著预测青年的社交网络使用时间的水平和成瘾倾向程度(Wilson， Fornasier， & White， 2010)，可能是低自尊者自我控制能力低，更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Aydm & San， 2011)。 也有研究发现，抑郁性人格特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Facebook成瘾行为(Hong， Huang， Lin， & Chiu， 2014)。另外，冲动性也是社交网络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冲动者更不易控制自己的行为，上网时间更长，沉溺于社交网络之中(Wu， Cheung， Ku， & Hung， 2013)。对自恋与社交网络使用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的使用与自恋和精神变态等现象有关(Carpenter， 2012)，且Facebook的好友数量与自恋和表演型人格障碍等联系密切(Rosen， Whaling， Rab， Camer， & Cheever， 2013)，可能是因为自恋者需要依赖于外部评价来获得良好感觉，而社交网络平台刚好提供了更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 2.2. 心理动机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社交网络的使用能满足个体的不同心理需求。如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之所以亲睐在线交流是因为能满足其心理需求，具体包括下述六个方面，即自我提升、人际交往、成就感、休闲娱乐、角色扮演和自主性需求满足(席杰，2011)。另有研究表明，大学生使用校内网能满足其以下功能，自我确认效用的满足，展示自我，成为意见领袖；人际关系功能的满足，维系关系，寻找失落的友谊(蔡斯韵，2009)。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个体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使用社交网络，社交网络的使用有助于满足两个关键的心理需求：即自我表现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无论是正常使用还是成瘾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这两个需要(Nadkarni & Hofmann， 2012)。如研究通过自我表现和归属需求来探讨社交网络的积极功能和社会失调功能，认为社会提升和人际联结是社会心理正向满足，表现主义和窥阴癖则是社会心理的不利满足。具体来说，每一种需求都是一体两面的，既可能有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后果，如自我表现的积极满足是社会提升，消极表现则是表现主义；而归属需要的积极满足是人际联结，消极满足则是窥阴癖(Mantymaki & Najmul Islam， 2016)。 同时，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转而沉溺于社交网络中寻求心理补偿。如研究发现低生活满意度和低幸福感对Facebook成瘾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atici & Uysal， 2015)。社交网络使用的“穷者变富”模型亦认为在线交流具有社交补偿功能，从而有助于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社交焦虑和体验到较高孤独感的个体在网络上建立人际关系(雷雳，杨洋，& 柳铭心，2006)。而“失补偿”模型认为当个体的心理发展受阻时，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进行心理补偿(高文斌 & 陈祉妍，2006)，社交网络行为就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受阻时的补偿表现，如果形成“建设性补偿”则是正常的社交网络行为，如果形成“病理性补偿”则是社交网络成瘾行为。 对于成瘾行为而言，心理渴求也是其重要的成瘾动机。心理渴求可看作一种主观的动机状态，是个体想要再次进行某行为的主观愿望，而兴奋性则是从事某种活动所产生的快感。有研究者通过实验表明，社交网络成瘾者受社交网络相关图片刺激诱发的心理渴求感比非成瘾者更高，且社交网络成瘾者的社交网络兴奋性显著高于非社交网络成瘾者(朱柏洁，2017)。心理渴求和兴奋性互相影响，共同维持了成瘾者的社交网络行为。 2.3. 家庭和同伴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在对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探讨中，研究者指出家庭和同伴因素是影响个体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如严厉惩罚、过分干涉、过分保护等，与网络成瘾倾向有关；另一方面，生活中缺少社会支持，同伴关系紧张也可能促使个体从网络中寻求满足(雷雳，2015)。 在现有研究中，还较少有研究探讨家庭和同伴因素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影响。不过，在一项针对四川某地中学生的调查中，研究者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发现，父母不在身边的中学生更易网络社交成瘾，可能是由于长期与父母的疏离带来孤独感，为了排遣孤独感而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络(袁琳娜，2013)。而对于同伴群体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提到同伴间的社会比较，以及社交网络制造出的社会在场(Gao， Liu， & Li， 2017)，均会影响社交网络成瘾。 2.4. 性别和文化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在性别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探讨中并未达成共识。一些研究表明社交网络成瘾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的社交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男性(Lenhart et al.， 2015)，不过，另有研究指出，在社交网络成瘾上并不存在性别差异，不过在使用动机上存在性别差异，如女性使用社交网络用以维持与真实朋友之间的联系、娱乐、打发时间等；而男性则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络来寻找新的朋友、学习以及获得社会身份的满足。 在社交网络成瘾的文化因素探讨中有如下发现。其一，不同文化下的社交网络成瘾检出率有差异，有研究指出12%的美国成年人对Facebook成瘾，24%~35%的中国大学生对社交网络成瘾，而尼日尼亚大学生的成瘾率却只有1.6% (Andreassen， 2015)，在新加坡的社交网络成瘾检出率为29.5% (Catherine & Yvaine， 2017)，不过，由于各项研究所使用的检测工具并不统一，因此，更具体的情况函待进一步探讨。其二，不同文化下的社交网络使用特征也有所不同，如韩国社交网络用户的线上好友数更少但关系更亲，其公共资料多匿名，自我暴露频率低且私人；而美国用户相对有更多的线上好友、更多的自我暴露(Cho， 2010)。这些研究均说明文化因素会影响个体的社交网络行为及成瘾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