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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影响因素 3.1. 模型设定 为了减少误差项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可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进行参数估计。具体的计量模型为： (模型I) (模型II) 其中，被解释变量y it 用地区的综合技术效率(y 1 )表示，同时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再分别以纯技术效率(y 2 )和规模效率(y 3 )再次回归；经济发展水平(rgdp it )用平减以后的人均GDP的对数表示；城市规模(ps it )用城镇人口规模的对数表示。环境规制(envi it )用地区城市污水排放量的对数表示；垃圾处理费(fee it )用城市垃圾处理费的对数表示；市场化程度(mark it )用王小鲁和樊纲的市场化指数表示；政策因素(gc it )批垃圾分类试点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科技水平(tech it )用该地区的专利授权量对数表示对外开放(fdi it )用实际利用外资的对数表示。 表示残差。 3.2. 实证分析 根据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 在模型I (Y 1 )和模型I (Y 2 )以及模型I (Y 3 )中，经济发展水平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人均GDP的平方对我国城市生垃圾管理效率的影响为正。根据“环境库兹涅曲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呈现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效率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符合环境库兹涅曲线。 2) 城市规模(ps)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2.603，城市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降低2.603个单位。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将会直接导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加，而垃圾产生量的增加无疑给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将不利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提高。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地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都是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了地区城市垃圾管理所能负荷的数量。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能力是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途径之一。 3) 从表1四个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到，环境规制(envi)在四个模型中的结果不完全一致，这说明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从表2以看到，在高收入地区的回归结果中，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123，说明在高收入的地区，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影响为负，即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每降低一个单位，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将提高0.123个单位。其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地区的政府和居民对环境污染问题更加重视，因此环境规制较高，对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低收入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效率影响不显著，说明低收入地区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低，不能对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起到正向作用。 Table 1 Overall regression results and robustness test 模型I (Y 1 ) 模型II (Y 1 ) 模型I (Y 2 ) 模型I (Y 3 ) rgdp −2.428 *** −0.235 *** −1.493 *** (0.000) (0.006) (0.000) Rgdp 2 0.108 *** 0.010 *** 0.067 *** (0.000) (0.000) (0.000) ps −0.263 *** (0.000) envi −0.003 0.159 *** −0.020 *** 0.049 ** (0.903) (0.000) (0.000) (0.041) fee 0.032 *** 0.022 *** 0.003 ** 0.017 ** (0.000) (0.001) (0.025) (0.014) mark 0.615 *** −0.138 * 0.103 *** 0.431 *** (0.000) (0.057) (0.000) (0.000) gc −0.004 ** −0.001 0.001 *** −0.005 *** (0.046) (0.732) (0.005) (0.005) gc 2 0.000 0.000 0.000 *** 0.000 ** (0.226) (0.761) (0.000) (0.03) tech 0.005 −0.004 0.007 * −0.006 (0.764) (0.801) (0.058) (0.701) fdi −0.020 * 0.018 * 0.007 ** −0.038 *** (0.073) (0.095) (0.017) (0.000) _cons 11.860 *** 1.137 *** 2.035 *** 7.222 *** (0.000) (0.000) (0.000) (0.000) Wald chi 2 (8) 89.390 *** 166.480 *** 89.970 *** 80.250 *** Prob > chi 2 (0.000) (0.000) (0.000) (0.000) 表1. 整体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结果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上显著。 4)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与垃圾处理费(fee)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垃圾处理费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是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费收入是地区为了从源头减少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而制定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与垃圾处理费收入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说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入对居民的垃圾产生量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作用，减轻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压力，进而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 5) 市场化程度(mark)在模型I (Y 1 )和模型I (Y 2 )以及模型I (Y 3 )中均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率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率相对也会提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资源配置更加趋于合理，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活跃程度加大，有利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率的提高。 6) 借鉴现有研究，利用我国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覆盖人口占该地区城镇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来衡量我国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政策。如表1所示，gc及gc 2 在模型I (Y 1 )和模型II (Y 1 )中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我国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效果不显著，对地区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从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地区并没有将垃圾分类政策贯彻到实际行动中来，这也是我国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失败的原因。 7) 科技水平(tech)和对外开放水平(fdi)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关系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科技成果没有转化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能力，生活垃圾管理的专利没有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导致我国的科技创新没有对生活垃圾治理效率产生作用。表2结果显示，在高收入地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与对外开放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高收入地区，我国的对外开放比较绿色化，给城市带来的负面作用低于对外开放给城市带来的正向影响。外商在给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促进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的提高。 Table 2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 capita income on China's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efficienc 高收入地区 低收入地区 envi −0.123 *** 0.007 (0.000) (0.781) fee 0.056 *** −0.036 *** (0.000) (0.002) mark 0.647 *** 0.245 *** (0.000) (0.000) gc −0.003 −0.059 *** (0.165) (0.000) gc 2 0.000 0.002 *** (0.541) (0.000) tech 0.027 −0.015 (0.201) (0.396) fdi 0.033 * −0.009 (0.062) (0.36) _cons −1.595 *** 0.395 (0.004) (0.214) Wald chi 2 (8) 142.850 280.980 Prob > chi 2 (0.000) (0.000) 表2. 人均收入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调节效应 注：*、**和***分别表示结果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