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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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以客语“过”的动趋结构为研究对象，并运用Talmy (1985， 2000a， 2000b)对位移事件的分类，了解表达路径义的形式是动词还是卫星，初步定位客语为混合型框架语言 [ 1 ] [ 2 ] [ 3 ] 。在结构语义层面，本文整理“过”作为趋向动词和补语在动趋结构的语言表现；在跨方言比较层面，客语和华语“过”的语言表现十分相似，但值得注意的差异是客语动趋式允许添加中插成分，呈现动词和趋向补语间不紧密的关系。其次，客语次方言在动趋式之句法及其语义较为一致，主要差异在于词汇层次。 关键词 :客语，动趋结构，趋向动词，趋向补语，位移事件，跨方言比较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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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过去以客语趋向词“过”[go55] 1 为研究对象，偏重语言描述层面的词汇结构，条列“过”之动词、补语和时貌标记(项梦冰1997 [ 4 ] ，罗肇锦1984 [ 5 ] ，1990 [ 6 ] ，1996a [ 7 ] ，1996b [ 8 ] )，另有学者认为补语“过”为动相补语，如“行过去”(赖文英2015 [ 9 ] )。“过”作为时貌，兼涉重行貌、经验貌和完成貌，引发热烈的讨论(江敏华2013 [ 10 ] ，李诗敏2015 [ 11 ] ，李诗敏，赖惠玲2016 [ 12 ] ，房子钦2015 [ 13 ] ，柯理思2006 [ 14 ] )。迄今，尚未利用语义区分，分析“过”的结构和语义的对应关系，本文认为探索“过”的位移事件，有助于理解趋向义的语言表现，以及呈现客语次方言、客语和华语间的方言比较差异。 位移事件的讨论限定在“过”的四种动趋结构：一、单独出现的趋向动词(“佢过桥仔了”；(他过桥了))。二、接指示补语“来”或“去”(“佢过桥仔来了”(他过桥来了))。三、出现在动词之后(“佢行过桥仔了”(他走过桥了))。四、位于主动词和指示补语之间(“佢行过桥仔来了”(他走过桥来了))。 在客语字典里，“过”呈现多义；徐兆泉(2009)定义“过”有九项基本义项与例句 [ 15 ] ，以及李荣，黄雪贞(1995)罗列梅县方言“过”的词条 [ 16 ] 2 ，本文整理并增添华语的语句翻译及对应“过”的语法角色，置于表1，说明字典收录较多的动词用法，其次是补语和副词。 更多的语言材料显示，“过”的位移事件有更细致分析的必要，特别是针对路径义与语法结构的投射关系。以下的顺序为：第二节简述客语“过”的相关文献和理论背景；第三节分析客语“过”的动趋结构与语义功能；第四节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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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与理论运用 本节首先回顾有关客语动趋结构的文献，接着讨论位移事件之词汇化类型理论，以建立相关背景知识。 2.1. 客语“过”之相关研究 吴福祥(2010)和Ansaldo (1999)从共时角度来看粤语“过”从趋向动词到比较标记的演变，推测其路径为“经过、超过义主要动词>连动式中的V2 > 趋向补语 > 比较标记” [ 17 ] [ 18 ] 。江西石城客语“过”表重行的副词，如“买过只水桶”(再买一只水桶) (曾毅平2000：212 [ 19 ] )。 Table 1 Definitions and examples of go55 in Hakka dictionarie 编号 义项 客语例句(华语翻译) 语法角色 1 由这到那 过这片来(过来这边)、𠊎过去看下儿(我过去看一下)、快过来看(快过来看) 行过去/来(走过去/来) 动词 补语 2 再 过拿一本来(重新再拿一本来)、烫过(重新再烫)、煮过(重新再煮) 副词 3 计量 过磅(秤重) 动词 4 超过 过趽(过头)、过餐(超过用餐时间) 动词 5 重新 灶头打忒做过(把厨房打掉，然后重做) 补语 6 曾经 这𠊎看过(这个我看过)、识有人做过(曾经有人做过)、吂有人行出去过(还没有人走出去) 补语 7 火熄了 火过忒哩”火熄灭了) 动词 8 度过 过年(过年) 动词 9 完全燃烧成炭 无过个火炭(没有完全燃烧的炭) 动词 表1. “过”之字典义项与例句 李诗敏、赖惠玲(2016)以台湾客语自然语料为主，从构式语法的观点出发，探讨客语“过”在句法和语义的表现，以及解释语法化和词汇化的现象；他们认为“过”的语义演变为“跨越”、“移转” > “跨越空间、时间” > “超越”、“太过”、“再、更、又” > “事件发生”、“事件附加”等；在句法上，“过”横跨动词、数词、副词、补语、时貌到连接词等范畴 [ 12 ] 。 2.2. 词汇化类型与复杂事件的一体化类型 Talmy (1985)的词汇化类型语义和句法结构的体现关系，发现语义和句法之间可能是一对一、多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系，注重一个结构表达多种语义成分的现象称为整合，例如位移的方式和原因利用动词呈现出来，例如“他走下山”，“他”是位移体，“走”是移动的方法，被称为伴随事件动词，“下”是路径补语(或称为卫星，表围绕着动词的语法范畴)，“山”是处所宾语，整体是自移事件 [ 1 ] 。其参照点称为“施事性”，分成自移、致移与非致移，为本文最主要的分类标准： 1) 自移事件有位移自主权，通常由有生命体担任主语，如“我走过操场”。 2) 致移事件运用带有使动义的动词、致使结构或标记等句法手段，驱使位移体移动，如“我用左脚把球踢过操场”。 3) 非致移事件由无生命体作主语，不牵涉外力，如“餐巾飘过厨房”。 Talmy (2000a， 2000b)认为动词是句子或子句的中心语，而“卫星”是围绕动词的语言成分，与动词成为姊妹关系，例如华语是由趋向补语充当卫星的角色 [ 2 ] [ 3 ] 。世界语言的区分重点在于表达路径义的句法手段，动词框架语言的路径义是由动词词根呈现，譬如在日语里有许多表达路径义的动词；卫星框架语言的路径义是由卫星所表现，而动词是表位移的方式，出现在英语和华语里，另外路径义通过介词体现，类似的方式出现在俄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等等(Matsumoto 2003 [ 20 ] )。 虽然华语趋向补语表达路径义，但趋向补语本身就是动词，如“过”兼路径动词和补语，因此柯理思(2003， 2007)认为汉语是一种混和型框架语言，同时具有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的特性：第一，同时可由路径动词或[伴随事件动词 + 路径补语]表达自移事件；第二，可由上面两种形式表达非致移事件；第三，仅由[伴随事件动词+路径补语]表达致移事件 [ 21 ] [ 22 ] 。其他学者强调Talmy的二类法外应再增加第三类，称为相等框架语言(Chen & Guo 2009 [ 23 ] ， Slobin & Hoiting 1994 [ 24 ] ， Zlatev & Yangklang 2004 [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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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爬网了客语“过”动趋结构在自移事件、致移事件和非致移事件的形式和语义的对应关系，发现自移事件的“过”以动词和补语的形式表达路径义，而致移事件和非致移事件仅用补语表达。无论是客语和华语相同的部分，或是客语独特结构，客语次方言间呈现了在句法语序和结构语义上的共性。目前仅就“过”而言，我们定论客语的语言形态与华语相似，但是由客语动趋式中插的语言成分，可看出动词和路径补语之间的黏和度较低，表示客语与华语在语言演变上的差异。客语次方言间还未发现有关句法及语义不一致的现象，有待日后进行下一步的调查，以丰富语言分析的讨论并深化语言理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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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日本漫画在战后发展迅速，其新颖多变的表现形式受到了各国读者的青睐。战后日本漫画的一大特征是，广泛地运用“音喻”这一表现手法。“音喻”特指以手绘文字形式出现在漫画中的拟音·拟态词。其出现赋予了日本漫画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独树一帜的魅力，已成为日本漫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以大友克洋的《阿基拉》为例，深入分析了战后日本漫画中“音喻”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音喻”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战后日本漫画，音喻，阿基拉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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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日本漫画 1 基本由背景、文字气球、音喻、漫符、台词等部分构成。其中，“音喻”主要指以手绘的形式出现在漫画中的拟音·拟态词 [ 1 ] 。夏目房之介(2012)指出：“手塚治虫以来的战后日本漫画，与二战前《流浪黑狗》等漫画相比，手绘拟音·拟态词出现频率很高” [ 2 ] 。因此，“音喻”的广泛运用可视为战后日本漫画的一大特征，其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漫画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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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拟音·拟态词与“音喻” 2.1. 拟音·拟态词 日语中的拟音·拟态词数量庞大，形式多样。所谓的拟音词是指用来描述物体、人、动物发出的声音的词；拟态词则指用于描述事物或人的状态、样子的词。金田一春彦(1978)依据拟音·拟态词的具体含义又将其细分为五小类。首先，其将描述声音的词分为人·动物，即有生命物发出的声音和无生命物发出的声音两种。前者称为“拟声词”，例如“犬がワンワン鳴く(小狗汪汪叫)”中的“ワンワン(汪汪)”、“げらげら笑う(哈哈大笑)”中的“げらげら”；后者称为“拟音词”，例如“バタンとドアが閉まる(门砰的一声关上)”中的“バタン(砰)”、“雨がざあざあ降る(雨哗啦哗啦地下)”中的“ざあざあ(哗啦哗啦)”。其次，将描述状态、样子的词分为三类，并分别命名为“拟态词”、“拟容词”和“拟情词”。“拟态词”指用来描述无生命物样态的词，例如“星がきらきらと光る(星光闪耀)”中的“きらきら(闪闪发光)”；“拟容词”指用来描述有生命物的姿态·神态的词，例如“ばたばたする(手忙脚乱)”中的“ばたばた(手忙脚乱)”；“拟情词”指用来描述人的心理状态的词，例如“いらいらしながら電車を待つ(焦急地等着电车)”中的“いらいら(焦急)” [ 3 ] 。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呈现不同的含义及用法，这是日语拟音·拟态词的特点之一。以“ごろごろ”一词为例，在“猫がごろごろのどを鳴らす(猫的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中其为拟声词；“雷がごろごろ鳴る(雷声隆隆)”中其为拟音词；“失業して毎日ごろごろしている(失业了，每日无所事事)”中其为拟容词；“目にゴミが入ってごろごろする(眼睛里进了脏东西，硌得慌)”中则是拟情词。 日语拟音·拟态词的另一大特点是，在成人语言中使用较多。据语言学家Schourup Lawrence说：“成人的语言中使用拟音·拟态词的频率，日语要远高于英语。说或写英语时，有一种强烈倾向，即将clickety-clack， tik-tock， dilly-dally这样一些很明显的拟音·拟态词的使用限定于非正式的场合或成人不参与的场合。很多英语使用者认为这些拟音·拟态词生来幼稚、不够严肃。这些词因为被指情感过于外露，所以在正式场合被避免使用” [ 2 ] 。 2.2. “音喻” “音喻”特指以手绘文字形式出现在漫画中的拟音·拟态词。该词是由日本著名漫画评论家、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首次提出的。对于为什么要创造“音喻”一词，夏目房之介列举了三大理由：一、漫画，尤其是日本漫画中的部分表现形式很难归类到传统的拟音·拟态词范畴之中；二、漫画中的拟音·拟态词已不仅仅是音声符号，同时也是图像记号；三、日语中“オノマトペ(拟音·拟态词)”一词过于拗口，使用起来有所不便 [ 2 ] 。 如前所述，手绘拟音·拟态词即“音喻”，既是文字又是绘画，其同时发挥着两者的特性，制造出无比丰富的表现力。在一片静寂的画面中插入“シーン(静)”一词，带给人时间静静流逝之感；《JOJO的奇妙冒险》 2 中，每逢紧张画面都会以“ゴゴゴゴゴゴゴ”一词来增强紧迫感；《嘎特鲁兹》 3 中从地平线另一头传来的呼喊声“ウォー(喔……)”更是被物质化为崩塌的石头；而“ガーン”一词，则可以通过不同的绘画方式去描绘诸如遭受打击、撞到头、开枪等不同场景。“音喻”使漫画中的无声场面有声化、使漫画中的声音物质化、形象化，其也成为日本漫画的魅力之一。 “音喻”中有一部分是既有的拟音·拟态词，例如“ドアをコンコン叩く(砰砰敲门)”中的“コンコン(砰砰)”；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漫画家们创造的新拟音·拟态词。日本战后漫画不断推出新的拟音·拟态词。比如日本漫画界恶搞王久米田康治在其得意之作《再见！绝望先生》中启用了一系列独特的“音喻”：“めるめる”(模拟手机编辑短信时发出的声音)、“どよんど”(渲染忧郁的氛围)、“むずんぱ”(展现握住他人手臂时的情景)、“くわんま゛”(令人觉得有压迫感)等等。层出不穷的新拟音·拟态词赋予了漫画崭新的表现效果，同时也彰显了漫画家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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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战后日本漫画《阿基拉》中的“音喻” 3.1. 作品简介 《阿基拉》是日本著名漫画大师大友克洋 4 的代表作，该作品于1984年获得了第八届讲谈社漫画赏。《阿基拉》讲述的是在未来的日本东京，由于军方一直在秘密进行的“阿基拉”项目而导致巨大灾难的故事。漫画描绘了千疮百孔的“新东京”市貌及其逐步崩塌之过程；同时，作者大篇幅的描绘了超能力者之间的战斗，并隐隐透露出对于这种超能力的不安。“千疮百孔的‘新东京市’表达了作者对绝对统治和绝对秩序的厌恶；骇人无比的恐怖力量展示，又传达出对于科学未知领域的恐惧，以及对于人类薄弱意志的担忧” [ 4 ] 。整部作品节奏快速、场面宏大，而“音喻”更是在环境渲染、动作刻画、主人公心理描述等环节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2. 《阿基拉》中的“音喻” 《阿基拉》于1982开始在讲谈社旗下的《周刊少年MAGAZINE》杂志上连载，共6卷。本文着重以第1卷为研究对象，并尝试对于其中的“音喻”进行深入分析。 3.2.1. 《阿基拉》第1卷中“音喻”的数量 《阿基拉》中的拟音·拟态词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文字气球 5 和手绘文字(即“音喻”)。《阿基拉》第1卷共计360页，统计结果显示，在其中的201页中出现了“音喻”，其比例高达56%。且在多页中“音喻”几乎遍布每一个漫画格子。战后日本漫画中“音喻”出现频率之高、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3.2.2. 《阿基拉》第1卷中“音喻”的表现效果 《阿基拉》第1卷中的“音喻”主要用于表现四个方面的内容，如表1所示。 在《阿基拉》数量众多的“音喻”中，有若干处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作为贯穿整部漫画的重要交通工具——摩托车，作者在描绘其各种动态时采用了不同的“音喻”。比如在发动摩托车(图1)及摩托车加速(图2)时用“ドルン(嘟隆)”、摩托车行进过程中(图3)则用“ドドドド(嘟嘟嘟嘟)”、四处躲闪车轮摩擦地面(图4)发出“ギャギャ(嘎，嘎)”之声、遇紧急情况急刹车时(图5)配以“キキキ”“ギッ”(吱，嗞)之音。 Table 1 The on yu’s classification of Akira， volume 词类 内容 词例 拟音词 物体发出的声音 バタバタ(直升飞机螺旋桨发出的突突声) バタン(关门声“砰”) ガチャン(开门声“咔嚓”) 拟态词 物体的样态 ドサッ(东西打翻散落在地的样子) パキン(玻璃上有裂痕) 拟容词 人物的神态 ビシッ(捋一捋头发，耍帅) パシッ(双方怒目而视) ジーン(脑袋发晕，耳朵嗡嗡作响) 拟情词 人物的心情 ドッ(生气) うひゃあ(惊恐) 表1. 《阿基拉》第1卷“音喻”分类 图1. 摩托车声1 图2. 摩托车声2 图3. 摩托车声3 图4. 摩托车声4 图5. 摩托车声5 在上述画面中，“音喻”还充分发挥了其既是文字又是绘画的特质。图2中的“ドルン(嘟隆)”被加速、飞跃起来的摩托车高高顶起，仿佛整个画面都要飞起来一般；图4中的“ギャギャ(嘎，嘎)”被描绘成一道道闪电状，伴随着摩托车左突右闪；而图5中的“ギッ(嗞)”出现在急刹车时的车轮处，带给人尘土飞扬、刹之不及之感。 在《阿基拉》激烈的战争场面中，“音喻”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ザッザッザッザ(刷，刷，刷)”(图6)是军人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ダダダ(哒哒哒)”(图7)是远处发射过来的子弹；“ドカン(轰隆)”(图8)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ガラガラガン(哗啦哗啦～哐)”(图9)一词展现的是人们落荒而逃、物品纷纷散落的场景。 图6. 脚步声 图7. 子弹声 图8. 爆炸声 图9. 物品掉落声 图8中的“ドカン(轰隆)”似乎由于大爆炸产生的热浪急速膨胀，伴随着浓烈的硝烟滚滚而来；图9中的“ガラガラガン(哗啦哗啦~哐)”化身为一件件有重量物品，砸向人们的身上、头上......“音喻”带给读者的是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观感。 “音喻”的丰富表现力还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心理描写上。图10中的体育教师高场在给予学生“特殊辅导(带有暴力倾向)”之后，一仰头，一捋头发，“ビシッ(唰)”一词也随着发丝飘扬起来，配上“いつでも来い。待ってるぞ。(欢迎你们随时来找我辅导)”的台词，一位强势而又颇喜欢装酷耍帅的教师形象跃然纸上；图11中穿过双耳的“ジーン(嗡)”声将人物经历了大爆炸后受到的巨大冲击表现得淋漓尽致。试想如果离开了“音喻”，仅靠人物的面部表情，其表现力和感染力必将大打折扣。 此外，数个有关联的“音喻”相继出现，能够在漫画中制造出如动画般的效果。图12、图13、图14中的“ズッ(嗞)”“ズルッ(嗞噜)”“ザァー(咂)”生动地在记录了主人公从单手紧抓地面以免跌入深渊，渐渐体力不支开始下滑到最终快速向谷底滑去的全过程；图15、图16、图17中的“ガタガタ(嘎达嘎达)”“ギッギッギ(嗞嗞嗞)”“バキッ(咯嘣)”则形象地描绘了用拖把充当门栓，在众人的作用力下拖把开始嘎达作响——几近断裂——最后彻底爆裂(众人破门而入)的情景。 图10. 体育老师捋头发 图11. 爆炸中受到的冲击 图12. 滑落1 图13. 滑落2 图14. 滑落3 图15. 拖把发出的声音1 图16. 拖把发出的声音2 图17. 拖把断裂声 以上列举的种种表现效果，如果脱离“音喻”恐怕都是难以实现的。 3.2.3. 台湾东立 6 中文版《阿基拉》对“音喻”的处理 “音喻”作为日本漫画中的独特现象，亦成为了漫画翻译过程中的难题。英语、汉语等其他国家的语言中难以找到与原文“音喻”相对应的词，因此译者往往会选择不译，即便翻译也略显生硬。如箭离弦而去时发出的“ひゅるるるる”的声响，在英译版中直接用日语原词的罗马字母“Hyururururu”代替；同样是翻译成英语，前述“シーン”一词则被直译为“silence”；“ガーン”在中文版中被直白地写作“失望”。 1992年，台湾东立出版社取得了《阿基拉》繁体中文版发行权。东立版《阿基拉》在翻译拟音·拟态词时呈现出了区别化对待之倾向，其将以文字气球形式出现的拟音·拟态词视作台词并进行了翻译，而以“音喻”形式出现的拟音·拟态词仅被单纯地看作绘画的一部分，一概不加以翻译。例如对比图7(日本讲谈社版)和图18(台湾东立版)可知，同为拟音·拟态词，以文字气球形式出现的“わあ”被翻译成为“哇”，而“ダダダダ”则以日文原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这样的处理方法只考虑到“音喻”作为绘画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同时也为文字的特质。这样的处理方法能否有效地将原文的信息、意境传递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那些不懂日文的读者，亦有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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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音喻”是在战后日本漫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出现及广泛运用赋予了日本漫画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独树一帜的魅力，已成为日本漫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绘拟音·拟态词的形式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漫画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路。另一方面，无法较好地还原原作的“音喻”使得日本漫画在海外输出过程中产生了信息流失，所表达之意境也因此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何得当地处理“音喻”从而更好地保留原作的风味，值得深究。凭借此文，以期日本漫画中的“音喻”研究、“音喻”翻译等问题能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视线。 图18. 子弹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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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快节奏的生活、政策制度的变革、残酷的竞争压力使很多人产生了紧张不安、焦虑担忧的心理。1993年吴忠民首次提出“社会焦虑”概念(吴忠民，1993， 2012)，以描述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这一概念得到了多数社会学研究者的认同，一些研究者补充道，社会焦虑来源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如竞争、自由、匿名性、陌生化、社会变迁、改革、社会中的不安全因素)，体现为关于自我、他人、社会和未来的担忧(高光华，马翠英，2013；林高财，2014；邱敏，2003；芮守胜，2009；张艳丽，司汉武，2010)。在本研究中，我们界定社会焦虑为：社会应激源(即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担忧，包括对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度的焦虑、道德焦虑、环境与安全焦虑、生存焦虑、发展焦虑。其中，发展焦虑是指和每个人自身以及子女的职业发展、身份地位发展、未来发展相关的焦虑。 考虑到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与政治中心，生活节奏非常快，竞争压力非常大；北京居民对社会的关注度可能会比较高，对社会应激源的体验或许会更强。因此本研究旨在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北京居民的社会焦虑。我们采用了自编社会焦虑问卷和焦虑自评量表调查北京居民的社会焦虑和一般焦虑症状。在自编问卷中涉及了可能对居民产生影响的各种政治、经济、生活等社会应激源，以考察社会焦虑的主要来源。还加入了用于了解居民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身心特征的问题，以考察北京居民社会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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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我们在北京的多个社区的住户或者社区服务机构里，随机抽取了约1200名左右北京市居民，回收问卷1209份。没有出现漏答、且回答有效的有1093份问卷，调查时间是2016年10~11月。 2.2. 工具 2.2.1. 自编社会焦虑问卷 为了厘清焦虑的具体来源，我们自编了北京居民社会焦虑感问卷，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社会焦虑。我们紧扣社会焦虑是社会应激源(即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担忧(包括对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度的焦虑、道德焦虑、环境与安全焦虑、生存焦虑、发展焦虑)这一概念内涵，细分了五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下又细分了多个维度，如图1所示，共有60题。 很多维度都包括多道不同角度的问题，每道题目的陈述句都是“我担心……”或“为……感到担忧”等结构，让居民评价他们对每句话的同意程度，一共有1~5五个可供选择的答案，1~5分别对应：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确定、有点同意、非常同意。 对于自编社会焦虑问卷，我们对个别反向陈述题(如“我不担心……”这类题)进行了反向计分。于是每道题和总均分的范围均为1~5分，高于3分代表有焦虑的倾向，分数越高代表社会焦虑水平越高。我们还计算了自编社会焦虑问卷五个分量表(对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度的焦虑、道德焦虑、环境与安全焦虑、生存焦虑、发展焦虑)各自的均分，每个分量表还计算了各维度的均分。 图1. 自编社会焦虑问卷的结构(五个分量表) 2.2.2. 自编基本信息问卷 涉及了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学历等)和社会经济特征(职业、月收入、小家庭人均产权房面积、小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等)。 2.2.3. 经典心理学量表 我们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测量一般焦虑症状(Zung， 1971;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测量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利用程度(汪向东等， 1999)，用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来测量主观感觉到的压力大小(Cohen， Kamarck， & Mermelstein， 1983)。所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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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过度的社会焦虑问题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可能会触发群众非理性的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吴忠民， 1993， 2012；叶柯霖，2015)。通过此次调查，我们了解到北京居民的焦虑普及度很高，达到了60%以上，此外，采用自编的社会焦虑问卷，发现北京居民的社会焦虑总分显著高于3分，也就是存在显著的社会焦虑。因此呼吁加强对社会焦虑的监控与干预。 我们在文献调研(郝若婷，2013；汪磊，2014)的基础上，利用自编的社会焦虑问卷，首次进行了对社会焦虑的较为全面的结构化分类，涵盖了对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度的焦虑、道德焦虑、环境与安全焦虑、生存焦虑、发展焦虑五个类别。每个类别下又细分了多个维度，每个维度也设置了较为全面而多角度的问题，从而进一步了解到了社会焦虑的主要来源。排名靠前的是环境与安全焦虑、生存焦虑。 此外，我们通过收集基本信息问卷和一些经典心理学量表，了解到了对社会焦虑起显著预测作用的人口学、社会经济和身心特征，这为缓解社会焦虑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证依据。 第一，人口学特征方面，性别、年龄会显著影响社会焦虑的程度。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对社会焦虑，尤其体现在环境与安全焦虑、生存焦虑，即与安全和生存相关的问题，例如房价上涨、小汽车摇号难、食品安全、财产安全、就医难等问题。此外，中年人的社会焦虑最高。故我们建议，今后应当注意对女性和中年人的社会焦虑的详细调查和疏导缓解。 第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职业和经济条件也显著地影响社会焦虑程度。职业方面，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的社会焦虑程度最高。经济条件方面，月收入越高、小家庭人均拥有产权房面积越大，社会焦虑的程度也越低。因而，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经济条件与住房条件，满足居民基本的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是可能的缓解社会焦虑的途径。 第三，身心特征方面，身体健康状况、积极与消极应对会显著影响社会焦虑。其中，身体健康状况会显著影响社会焦虑(尤其是“对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度的焦虑”和“生存焦虑”)。此外，积极和消极应对策略的运用程度显著正向预测社会焦虑的程度。我们猜测积极和消极应对策略的运用程度可能与客观压力的大小有关。这建议社区可以加强对居民的客观压力和困难的监控，通过开展采访活动、团体活动等来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从而达到帮助缓解社会焦虑的目的。 概言之，此次对北京居民的社会焦虑调查发现北京居民的焦虑普及度很高，且社会焦虑显著存在。此外，我们找到了显著影响社会焦虑的因素，以期为今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焦虑疏导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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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生命意义指个体对自身生活存在的目的、重要性和一致感的认识和整合，是一种人类本能动机，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Frankl， 1985; Martela & Steger， 2016; Ryff， & Singer， 1998)。生命意义对人类行为有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在维持正常心理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Park， 2016)，体验到生命意义对应更高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Steger， Mann， Michels， & Cooper， 2009)，而缺乏生命意义则会造成无聊、抑郁等心理症状(Owens， Steger， Whitesell， & Herrera， 2009)，产生更多的自杀意念(李虹，2006)。 在Frankl(1985)看来，人类具有追求生命意义的动机，通过生命意义和生命意义寻求两个方面表现出来(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以往研究探讨了过去和当下的情感满足对生命意义的作用。比如，怀旧作为一种过去指向的心理资源(Routledge， Sedikides， Wildschut， & Juhl， 2013)，除了给个体提供温暖和快乐的回忆，也是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有研究发现怀旧让个体报告了更高的生命意义水平(Wildschut， Sedikides， & Routledge， 2008)，而经历怀旧也满足了个体的生命意义，降低了个体的意义寻求(Routledge， Wildschut， Sedikides， Juhl， & Arndt， 2012)。另外，人们当下基本需要的满足也能够给个体提供生命意义(Eakman， 2014)，比如亲密关系以及归属感的满足都能够让个体感到生命更有意义(Hicks & King， 2009; Lambert et al.， 2013)。 那么，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也能提供生命意义，比如作为对未来积极预期的希望和乐观？Frankl (1985)曾提出憧憬未来获得生命意义的说法。也有研究发现希望和乐观与生命意义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自我报告乐观和希望水平高的个体也认为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意义(Varahrami， Arnau， Rosen， & Mascaro， 2009；余祖伟，关冬梅，邬俊芳，孙配贞，2014)。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乐观和希望所代表的积极预期与此刻感受到的生命意义的关系：首先，乐观和希望的核心是对目标将来能够实现的积极期待(Carver & Scheier， 2014)，这种积极的期待也是维持目标追求过程中资源投入的重要决定因素(Rand， 2009)，意义的获得不仅是基于目标已经实现带来的感受，意识到目标将会实现也能给我们带来意义(Emmons， 2005)；其次，有可能是乐观和希望所代表的未来导向思维增加了生命意义，有研究发现相比较思考此时此刻，思考未来能够增加个体的生命意义(Waytz， Hershfield， & Tamir， 2015)，乐观的个体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积极的看法，认为好事会更多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例如，有研究要求被试对未来可能事件进行积极或者消极的想象，结果发现对积极未来事件想象的生动程度和乐观有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乐观者不仅会经常的预期积极的目标，而且生成积极目标的能力也更强(Blackwell et al.， 2013)。 不过，虽然希望和乐观都是指向未来的积极预期，但是两个概念对意义的贡献可能有所不同。首先，乐观是一种积极的认知倾向，期待未来自己发生更多的好事情(Carver & Scheier， 2014)，这种强调未来会有好结果，但并不关注这个结果如何实现，是一种对未来的整体的、抽象的、模糊的积极看法(Carver & Scheier， 2014；Snyder， 2002)，而希望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目标导向思维，关注达到目标的方法(路径思维)和通过既定的方法实现目标的动机(动力思维)，与乐观相比，希望更强调个体如何达到一个具体的目标(Snyder， 2002)，从目标的具体性上来看，乐观所关注的未来目标必须通过具体的计划以及实现的动机才能实现，希望越大的话意味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越大，那么这种由目标很可能实现带来的意义也会越大。其次，从个体对预期的目标的控制力上来看，高希望者对未来预期的控制力要大于高乐观者，高希望者相信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目标，获得想要的未来，而高乐观者期待的未来好的结果并不强调必然经过自身努力，运气或者他人的帮助也可以成为美好未来的促进因素(Alarcon， Bowling， & Khazon， 2013)。有学者认为生命意义就是一种控制感，当人们认为能够有效的管理自己的生活，以至可以取得渴望的目标时生命意义就产生了(Feldman & Snyder， 2005)。综合来看，希望在目标具体可行性以及个人对目标的控制感方面都要强于乐观，而目标的具体可行性以及对目标的控制感都是人们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因素，因此，希望对于生命意义的贡献可能要大于乐观的贡献。 综上，已有研究表明积极预期和生命意义有紧密的联系，但都是单方面从乐观或者希望的角度探讨它们对于生命意义的影响，都未比较乐观和希望在提供生命意义上的差异(Varahrami， Arnau， Rosen， & Mascaro， 2009；余祖伟，关冬梅，邬俊芳，孙配贞，2014)，因此有必要同时考察希望和乐观对于生命意义预测力的大小关系；另外，对于积极预期如何影响生命意义的机制并不清楚，而希望和乐观在目标具体性和目标控制力上的差异，恰好能够提供探讨积极预期影响生命意义内在机制的机会(肖倩，吕厚超， 华生旭，2013)。故此，本研究进行希望、乐观与生命意义的问卷调查，实际考察两种未来预期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我们假设：首先，希望和乐观作为两种不同的对未来生活目标的积极期待，都能够独立地预测生命意义，且希望会比乐观对于生命意义预测作用更强；其次，考虑到目标的抽象程度不同以及个体对目标的控制感的差异，我们认为希望会对生命意义起直接作用，而乐观会通过希望间接的促进生命意义，希望会在乐观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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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北京某高校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整体施测，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数据235份(59男，176女，20.97 ± 2.94岁)，有效回收率为94%。所有被试在上课时完成本研究问卷，并获得相应的加分。 2.2. 研究工具 成人特质希望量表(Adult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Snyder等人(1995)编制的自评量表，陈灿锐，申荷永和李淅琮(2009)作了信效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信度(动力和路径成分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在0.70以上)。量表共12道题，包括动力(agency)和路径(pathway)两个成分各4个题目，还有4个填充题，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希望水平越高。本次施测动力和路径两个成分的信度系数为0.70和0.73. 生活定向测验问卷(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R); Scheier等人(1994)编制，采用张勇等人(2006)修订的版本，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8。该问卷共10题，包括乐观和悲观两个维度各3道题，还有4道填充题，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问卷总得分越高，乐观水平越高。本次施测中该问卷信度系数为0.65。 生命意义问卷(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Steger (2006)等人编制，包括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两个成分，各包括5个项目，王孟成和戴晓阳(2008)考察了本量表在大学生中的适用性，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和0.82)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生命意义，因此只选用其中的意义体验部分，共5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生命意义越高。本次施测的信度系数为0.84。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2.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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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是采用问卷法收集，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我们在问卷施测时采用了匿名回答的程序控制方法。此外，在数据回收后，采用Harman 的单因素因子分析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未旋转时，共生成5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2.25%的方差变异；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53%，皆小于Harrison， McLaughlin和Coalter (1996) 推荐的50%的判断标准，表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影响不大。 3.2. 希望、乐观与生命意义的相关 首先，希望总分和乐观(r = .63， p < .01)、生命意义(r = .57， p < .01)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希望维度中的动力思维与乐观(r = .50， p < .01)、生命意义(r = .63， p < .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路径思维也与乐观(r = .51， p < .01)生命意义(r = .43， p < .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乐观与生命意义(r = .25， p < .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表1)。 3.3. 希望、乐观对生命意义的预测作用 为了比较希望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预测能力，分别做希望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希望解释了生命意义31.9%的变异(F = 109.11， p < .001)；而乐观能够解释生命意义6.5%的变异(F = 16.10， p < .001)。这说明，希望和乐观都能够独立对生命意义进行预测，但希望在对生命意义的预测力上都大于乐观的作用。 3.4. 乐观、路径思维、动力思维和生命意义的回归关系 为了考察乐观、希望，生命意义三者的关系，以及考察希望的两个维度(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在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的作用，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检验的分析步骤，第一步检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回归；第二步检验乐观对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的回归；第三步同时纳入乐观、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做对生命意义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乐观能够显著的预测路径思维、动力思维和生命意义，分别能够解释25%、26%、7%的变异；当同时纳入乐观、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时，乐观和路径思维对生命意义的预测作用都不再显著，只有希望的动力思维维度能够预测生命意义，这说明动力思维在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起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3.5. 希望对乐观与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回归分析提示动力思维在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都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但具体的路径并不清楚。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为了让结果更加可靠，可以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多步中介效应检验。参照Hayes (2013)给出的程序，采用模型6，样本量选择为5000，根据Bias-Corrected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hope， optimism and meaning in lif M ± SD 希望 动力 路径 乐观 生命意义 希望 39.40 ± 6.85 1 动力思维 18.86 ± 3.57 .93 ** 1 路径思维 20.54 ± 3.80 .94 ** .73 ** 1 乐观 28.03 ± 5.32 .55 ** .50 ** .51 ** 1 生命意义 22.50 ± 4.70 .57 ** .63 ** .43 ** .25 ** 1 表1. 希望、乐观与生命意义的相关 注： * p < . 05， ** p < .01， *** p < .001 (下同)。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optimism， hope and meaning in lif 步骤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t R 2 F 第一步 生命意义 乐观 0.25 4.01 *** 0.07 16.10 *** 第二步 路径思维 乐观 0.51 9.13 *** 0.26 83.37 *** 动力思维 乐观 0.50 8.90 *** 0.25 79.27 *** 第三步 生命意义 乐观 −0.08 −1.24 0.40 52.22 *** 路径思维 −0.05 −0.65 动力思维 0.71 9.25 *** 表2. 乐观、希望和生命意义的回归关系 Bootstrap方法保存5000个各条路径的路径系数，并计算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系数，设置95%的置信区间。首先把生命意义作为因变量，乐观作为自变量，而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为中介变量，结果发现只有路径“乐观→动力思维→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显著，95%水平置信区间为0.221~0.431，效应量大小为0.31；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效应的95%水平置信区间为−0.172%~0.039，95%水平的置信区间包括0，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这些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希望的动力思维维度完全中介乐观对生命意义的作用。这说明乐观主要是通过影响动力思维来间接促进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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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使用希望、乐观以及生命意义调查问卷，考察了对未来积极预期的希望和乐观能够提供生命意义，并起到不同作用。结果发现，希望、乐观和生命意义三者相关显著，希望和乐观都能够预测生命意义。更重要的是，希望比乐观有更强的预测作用，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希望的动力思维维度在乐观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结果说明，希望和乐观作为对未来的积极预期，是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而且，希望和乐观以不同的方式提供生命意义，希望比乐观的作用更大些。 首先，本研究发现，希望、乐观和生命意义三者相关显著，未来指向的希望和乐观都能够预测生命意义。根据Frankl (1985)的看法，创造性活动以及基本需要的满足体验是生命意义的主要来源，但当二者都不起作用时，也会通过有意识的改变态度克服当下危机并发现意义，比如通过怀旧或者憧憬未来来获得生命意义，大量研究的结果与Frankl的论断一致，发现怀旧以及当下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比如亲密关系和归属感)都能提供生命意义(Eakman， 2014; Hicks & King， 2009; Lambert et al.， 2013; Routledge et al.， 2012)。而本研究支持了Frankl的看法，即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也可以作为一种策略获得生命意义，当个体改变态度，对未来有更多的希望，或者对未来目标更加乐观时，也体验到更高的生命意义(Feldman & Snyder， 2005; Varahrami et al.， 2009)。 其次，结果发现希望比乐观对生命意义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希望比乐观表征了更具体可行目标和更强的控制感。具体的目标由于其清晰性和可操作性更容易达到，相对于乐观是对未来整体的预期，而希望有更加具体的目标、以及相对应的实现途径和达到目标的动机(Snyder， 2002)，在针对包括减肥、学业成绩等清晰目标达成的预测力方面，希望都表现出比乐观有更好的预测力(Nelissen， 2015; Rand et al.， 2011)，本研究也发现，虽然乐观和希望与生命意义的相关系数都显著，但希望对生命意义的预测力更大。另外，从控制感的角度来看，生命意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体对于目标的控制感(Feldman & Snyder， 2005)，高希望者因为目标的高指向性对预期结果有更大的控制感(Alarcon et al.， 2013)，也有更高水平的生命意义(Gallagher & Lopez， 2009)，但乐观者相信好事未来会发生，并不需要考虑自身对欲求结果的控制力。希望在乐观和生命意义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也说明希望与生命意义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希望的完全中介作用说明乐观并不能直接预测生命意义，要通过影响希望来间接的预测生命意义，这说明一个人仅是乐观的看待未来并不能获得生命意义，还要对未来充满希望，有明确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动机。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主要是动力思维在发挥完全中介的作用。动力思维是希望的一个重要维度，其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目标受阻时，个体有毅力克服困难达到目标，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因为目标的重要性，个体对目标的持续投入的意愿(Snyder， 2002)。考虑到目标在心理层面是根据抽象程度分层建构的，抽象的目标包括一系列更加具体的目标，而动力思维强调的是采用既定的方法达到特定具体目标的动机，这说明，只有当未来的整体预期(乐观)激发了个体对具体预期的动机以后，乐观才会对意义有预测作用。 总之，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未来预期提供生命意义，尤其是发现希望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不同作用。希望和乐观都能够预测生命意义，希望比乐观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而且希望在乐观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对未来目标持积极的期待是个体维持目标投入的关键因素，使得个体即使在目标追寻过程中遇到挫折也不至于轻易放弃，这种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能够给个体带来生命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问题缺乏意义是造成无聊以及自杀问题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希望和乐观是生命意义的有效预测源，因此本研究为在抑郁及自杀问题的解决中，可以通过给个体提供希望的目标或者指导个体对未来积极的看法的方式来增加个体的生命意义，从而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不过，由于研究方法，限制了我们对结果的解释，即我们虽然发现了乐观会通过希望对生命意义产生影响，但现实中这种关系有可能是双向的，即那些具有高生命意义的个体可能会更乐观而且充满希望，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通过操作个体乐观或者希望水平来考察它们如何对生命意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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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考察不同情绪转换条件下，个体在前摄干扰的建立、最大化和释放阶段的工作记忆成绩。方法：对35名小学生施测前摄干扰任务，对比不同情绪条件下，儿童在前摄干扰各阶段的回忆正确率。结果：前摄干扰阶段的主效应显著(P < 0.05)，前摄干扰释放阶段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前摄干扰的建立阶段。情绪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P < 0.01)，低愉悦词的正确率显著低于高愉悦词和中性词，高愉悦词和中性词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前摄干扰阶段和情绪词类型的交互作用没有显著差异(P > 0.05)。结论：前摄干扰的释放有利于工作记忆成绩。相比高愉悦情绪词，低愉悦情绪词显著地降低了儿童的工作记忆成绩。 关键词 :情绪，工作记忆，前摄抑制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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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Cowan， 2001)，其容量的受限与前摄干扰有密切关系。前摄干扰(Proactive Interference， PI)是指先前的学习与记忆对后继的学习项目的干扰作用(Underwood， 1957)。国内外研究表明，降低前摄干扰会提高工作记忆成绩(Hartshorne， 2008; Makovski & Jiang， 2008; Lisa & David， 2011)。进一步对前摄干扰的研究发现，当学习材料的结构或内容发生改变时，没有发生工作记忆成绩的消退，即先前学习刺激的类型没有对当前学习材料类型造成干扰，这种记忆恢复的现象被称为前摄干扰的释放。前摄干扰的释放解决了工作记忆中相关信息和无关信息的冲突和竞争，保护了工作记忆中的内容(Wickens， 1963; Bunting， 2006; Jonides & Nee， 2006)。Bunting (2006)考察了前摄抑制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发现同一个学习单元内单词和数字相互转换时，个体的成绩比同一学习单元都是单词或都是数字的回忆成绩要好。Bunting还探讨了前摄干扰的形成、最大化和释放，发现前摄干扰建立和释放时的成绩要更好。Levens等(2008)则是考察了情绪对前摄干扰的作用，发现相比中性刺激，情绪刺激降低了前摄干扰，显示情绪易化了前摄干扰的释放。由于Levens的研究范式所限，没有考察情绪对前摄干扰的各阶段即建立、最大化和释放阶段的影响，这正是本研究欲进行探讨的内容。 本研究使用Bunting (2006)的实验范式，用情绪词作实验材料，考察不同情绪条件下，个体在前摄干扰的建立、最大化和释放阶段的工作记忆成绩。根据前人研究，记忆任务中的第一个试次是前摄干扰释放的阶段，第二个试次则是前摄干扰建立的阶段，最后的一个试次是前摄干扰最大化的阶段。记忆任务中的第一个试次(trial)不会受到之前试次的影响，因此被试在第一个试次的成绩应当明显好于后面几个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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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来自北京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共35人(男17，女18)，平均年龄10.3岁，智力正常，右利手，没有明显躯体疾病和心理障碍。所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1) 实验材料 实验使用的情绪词是结合北京市1-4年级小学语文教材，从《汉语情感词系统》(罗跃嘉等编制)选取108个情绪词，包括低愉悦、高愉悦和中性词各36个，所选取情绪词的愉悦度、唤醒度、熟悉度评分见表1。 2) 实验任务 采用Bunting (2006)的前摄抑制任务(下文简称PI任务)，任务流程见图1。实验共三个条件组，即高愉悦组、低愉悦组和控制组，每个条件组各6个block，共18个block。每个block含6个trials，共108个trials。高愉悦、低愉悦和控制组的6个block呈现顺序及内容见表2，例如，高愉悦组 图1. 一个Block的实验流程 Table 1 The dimensions distribution of emotional words in the study (M ± SD 低愉悦词 高愉悦词 中性词 愉悦度 唤醒度 熟悉度 2.58 ± 0.63 6.61 ± 0.53 7.52 ± 0.36 7.32 ± 0.45 6.62 ± 0.60 7.31 ± 0.44 4.93 ± 0.33 5.79 ± 0.59 7.12 ± 0.40 表1. 情绪词的各维度分布(M ± SD) Table 2 The presentation order of all blocks in the experimen 低愉悦组 Block 刺激 PI阶段 高愉悦组 刺激 PI阶段 控制组 刺激 PI阶段 1 低愉悦词 PI release 2 低愉悦词 PI build 3 低愉悦词 PI maximum 4 中性词 PI release 5 中性词 PI build 6 中性词 PI maximum 高愉悦词 PI release 高愉悦词 PI build 高愉悦词 PI maximum 中性词 PI release 中性词 PI build 中性词 PI maximum 中性词 PI release 中性词 PI build 中性词 PI maximum 中性词 PI release 中性词 PI build 中性词 PI maximum 表2. 各实验条件组6个block的呈现顺序 注：PI release前摄干扰释放，PI build前摄干扰建立，PI maximum前摄干扰最大化。 首先呈现3个block的高愉悦情绪词，最后跟着呈现3个block的中性词，以此类推。三个条件组的施测顺序进行被试间平衡。 PI任务流程中(见图1)，在红色注视点“+”呈现1000 ms后，显示器中央位置出现需要记忆的情绪双字词，呈现时间为1000 ms，黑色字体，每个单个汉字大小为3.4 。 × 5.1 。 。连续呈现6个情绪词后，要求被试在45，000 ms内写出之前呈现的6个字词，可以不按呈现顺序写(但不能从最后一个开始回忆，以避免近因效应)，不会写的字词可用拼音代替。之后，出现一道10以内口算题，呈现时间2000 ms，要求被试大声说出口算题答案。口算题消失后，出现红色“+”提示下一轮测试的开始。 3) 实验程序 实验在专用计算机房进行，照明条件良好，环境安静。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编制。通过一个17英寸分辨率为1280×1024的显示器向被试呈现视觉刺激。正式实验前有一段练习帮助被试熟悉实验流程。 4) 数据分析 对回忆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内变量为PI阶段(PI release， PI build， PI maximum)和情绪词类型(低愉悦，中性，高愉悦)。所涉及的统计学检验结果均以双侧P < 0.05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所有数据都使用SPSS20.0录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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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对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回忆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3)。结果显示，PI阶段的主效应显著[F(2，27) = 3.937， P < 0.05]，成对比较表明，PI release、PI maximum的正确率显著高于PI build，PI release和PI maximum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情绪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27) = 5.648，P < 0.01]，成对比较表明，低愉悦词的正确率显著低于高愉悦词和中性词，高愉悦词和中性词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PI阶段和情绪词类型的交互作用没有显著差异[F(2，27) = 1.004，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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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对儿童在不同情绪愉悦度下的前摄抑制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在不同情绪愉悦度条件下，PI阶段的主效应显著，PI释放阶段的正确率显著高于PI建立阶段，说明在记忆材料的性质发生转变后，产生了明显的前摄干扰的释放，使工作记忆成绩有所上升。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 (Bunting， 2006; Schimmack & Derryberry， 2005; Knickerbocker， Johnson， & Altarriba， 2014)。Schimmack等(2005)认为情绪可以干扰抑制机制，分配给有意抑制很少的资源，所以情绪刺激可以提高抵抗前摄抑制的影响能力。Knickerbocker等(2014)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刺激的语义维度由情绪性向中性发生转变时，会使前摄干扰发生显著的释放，工作记忆的成绩显著提高”，即情绪的改变能够缓解前摄干扰造成的工作记忆成绩的降低。本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上述观点。与前人结果不同的是，本研究中PI最大化阶段的正确率显著高于PI建立阶段，究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所使用的block数相对较少，还处于PI建立阶段，尚未达到PI最大化。国内关于情绪与工作记忆中前摄干扰的研究涉及较少，该结果需要在将来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本研究发现情绪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低愉悦组的工作记忆成绩显著低于高愉悦词和中性词，显然， Table 3 The correct rate of various PI phases in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M ± SD PI阶段 低愉悦组 高愉悦组 控制组 PI release PI build PI maximum 合计 0.47 ± 0.11 0.49 ± 0.17 0.51 ± 0.13 0.49 ± 0.14 0.55 ± 0.13 0.54 ± 0.12 0.58 ± 0.12 0.56 ± 0.12 0.57 ± 0.12 0.57 ± 0.13 0.58 ± 0.11 0.57 ± 0.12 表3. 不同实验条件组在PI各阶段的回忆正确率(M ± SD) 低愉悦情绪显著降低了工作记忆成绩，这结果符合前人关于负性情绪对工作记忆的影响的研究(Eysenck & Calvo， 1992; Gray， 2004; Schupp et al.， 2007)。加工效能理论(Michael， 1992)认为，当个体加工负性情绪时，会分配较多资源到自我的内部情绪体验过程，外部记忆任务就得不到足够资源，所以消极情绪会使工作记忆效率下降。另有研究者Lavric等(2003)则发现焦虑情绪有选择性的损伤了被试的空间工作记忆成绩，但是没影响词语工作记忆。这与本研究中低愉悦情绪词损伤了词语工作记忆成绩的结果不一致，可能与研究采用的实验范式和诱导的情绪有关，本研究使用的高、低愉悦度词诱发情绪，而不是单纯诱导出焦虑一种负性情绪，另外也可能暗示了不同种类的负性情绪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可能不同。 在本研究中，高愉悦组的工作记忆成绩没有受到损伤，这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积极情绪能促进前摄抑制的释放，拓展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具有短暂思维行动倾向的功能(Levens & Phelps， 2008; Fredrickson， 1998)。 本研究本欲考察不同情绪对前摄抑制的建立、最大化和释放阶段的不同影响，遗憾的是，可能由于实验测次的数量较少，没有发现两者的交互作用，对此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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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建立毛竹林高产高效生态经营模式栽培示范林67.93 hm 2 ，提出了包括竹林砍山除杂与覆盖林地、调整竹林组成的树种、护笋养竹与合理砍伐、合理年龄结构、科学施肥补充养分、喷施植物生长激素、综合治理病虫为主的毛竹生态经营模式。 关键词 :毛竹，生态经营，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