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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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对不同国籍和性别的青少年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年级的青少年进行方差分析，以探讨中美两国青少年学生卷入度及各维度可能存在的差异及中美两国不同年级和性别的青少年在学生卷入度及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student engagement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teenagers and their scor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 x ¯ ± s 认知–行为卷入度 情感卷入度 学生卷入度总分 中国 ( x ¯ ± s ) 美国 ( x ¯ ± s ) 中国 ( x ¯ ± s ) 美国 ( x ¯ ± s ) 中国 ( x ¯ ± s ) 美国 ( x ¯ ± s ) 男 14.6 ± 2.6 15.5 ± 2.7 14.2 ± 3.1 13.9 ± 3.4 28.8 ± 5.1 29.4 ± 5.3 女 15.0 ± 2.1 16.1 ± 2.6 14.4 ± 2.7 13.3 ± 3.5 29.4 ± 4.3 29.4 ± 5.2 t值 −4.14 *** −6.32 *** −2.28 * 4.77 *** −3.50 *** −0.11 Cohen’ d 0.15 0.22 0.06 0.18 0.12 0.00 六年级 15.9 ± 2.2 16.6 ± 2.5 16.0 ± 2.8 15.1 ± 3.3 31.8 ± 4.5 31.7 ± 5.1 七年级 15.2 ± 2.2 15.7 ± 2.7 14.7 ± 2.9 13.6 ± 3.6 29.9 ± 4.5 29.3 ± 5.5 八年级 15.2 ± 2.4 15.9 ± 2.8 14.6 ± 2.9 13.3 ± 3.6 29.8 ± 4.7 29.2 ± 5.6 九年级 14.8 ± 2.5 15.7 ± 2.8 14.4 ± 3.1 13.7 ± 3.3 29.1 ± 5.2 29.4 ± 5.5 十年级 14.4 ± 2.2 15.6 ± 2.7 14.0 ± 2.6 13.3 ± 3.3 28.5 ± 4.1 28.9 ± 5.1 十一年级 14.4 ± 2.5 15.8 ± 2.7 13.6 ± 2.8 13.4 ± 3.3 28.0 ± 4.7 29.2 ± 5.0 十二年级 14.6 ± 2.4 15.7 ± 2.6 13.8 ± 2.7 13.1 ± 3.3 28.4 ± 4.5 28.7 ± 4.8 F值 21.95 *** 6.58 *** 31.08 *** 14.69 *** 33.31 *** 14.04 *** 偏h² 0.04 0.01 0.06 0.03 0.06 0.03 全样本 14.8 ± 2.4 15.8 ± 6.7 14.3 ± 2.9 13.6 ± 3.4 29.1 ± 4.7 29.4 ± 5.2 t值 −15.13 *** 9.03 *** −1.95 Cohen’ d 0.42 0.24 0.06 表2. 中美青少年学生卷入度及各维度的得分比较( x ¯ ± s )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中美青少年的认知–行为卷入度、情感卷入度和学生卷入度总分均在各年级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低年级学生得分高于高年级学生，如图1所示，随着年级的升高，中美青少年在认知–行为卷入度、情感卷入度和学生卷入度总分的得分均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对中美青少年的认知–行为卷入度、情感卷入度和学生卷入度总分进行事后比较可知：中国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认知–行为卷入度、情感卷入度和学生卷入度总分均高于十年级和十一年级学生；美国六年级学生的认知–行为卷入度、情感卷入度和学生卷入度总分均高于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学生，美国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认知–行为卷入度得分高于十二年级学生(见表2)。 图1. 中美青少年学生卷入度及其各维度随年级变化线性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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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美青少年的学生卷入度总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中国青少年的认知–行为卷入度得分低于美国青少年，而在情感卷入度的得分高于美国青少年。通过比较认知–行为维度各条目得分，中国学生只在按时上交作业条目得分高于美国学生，其他4个条目得分均低于美国学生，这4个条目分别测评学生上课的专心度、守纪性、尽力度和对自己学业成绩的自我评估，学者程宏宇等人(2013)也发现中国学生在课堂学习行为量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美国学生，课堂学习行为与学生认知–行为卷入密切相关，这个结果与本研究中国青少年认知–行为卷入度得分低于美国青少年的结果具有一致性，事实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本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还可能与两国文化差异相关，相对中国学生而言，美国学生更习惯给予自己的行为和结果更积极的评价(Wang， Meredith， & Tsai， 1996)。在情感卷入度得分上，中国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美国学生，这个结果是否与中国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有关？人们研究发现，中国方面，从幼儿园就非常注重培养儿童的群体性，强调在角色游戏中的合作及同伴的交往，另外中国人重权威、重理的价值观念，学生更习惯按照教师旨意去行为(杨丽珠，Bergen， 1995)，师生联结更为紧密，因而中国学生对老师和学校都容易有更多的情感卷入。除了文化上可能的影响，中国班级普遍采取固定班级制，相对固定的班主任和老师配备(居小燕，2013)，同时学生有更长的在校时间，其班级凝聚力和集体归属感更容易建立和维持，这些因素都对其情感的卷入有正面影响。 学生卷入度年级比较结果表明，相比高年级学生，中美低年级学生的学生卷入度得分都更高，这种趋势是否反应了客观现实？由于目前研究采用的只有学生的自评问卷得分，自评的结果与实际状况间是否存在偏差需要其他证据，比如，与家长版(特拉华卷入度量表除了学生版还有家长版)评定结果的比较等。虽然中美学生的卷入度总的趋势类似，而且两国被试得分重要的年级拐点都在6~7年级间，但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中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中国被试相比美国被试而言得分降低的坡度更明显，几乎呈单向降低的态势，而美国被试7年级后基本维持在相对较低的位置，为什么中国青少年对学校和学习活动的卷入度会出现这样明显降低的态势？本研究者推测，可能与中国被试随着年级增长更消极的自我认知有关(李惠萍，孔祥军，2005)；二是中国被试卷入度总分以及两个分维度得分在十二年级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而相对应的美国十二年级学生得分低于十一年级，这个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是，不禁让人好奇，同样是毕业生，为什么国学生的卷入度会出现这种差异？本研究者认为，这或许与中国特有的考试背景相关，毕业生们面临高考，背水一战，大部分学生对学习的投入空前加重，同时学校和老师对毕业生也有更多的重视和投入，师生共同备考的经历也能唤起毕业生们更多的情感联结，因而卷入度得分表现出十二年级的回升。 两国被试学生卷入度性别比较的结果发现，中国女生在认知–行为卷入度、情感卷入度和学生卷入度总分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男女生的社交技能差异，有研究发现，中国女生比男生善于与同伴交往和更加听从老师的教导(包克冰，徐琴，2006)，而且，相对而言，当下国内学校生活对女孩更有利，她们在学校行为表现优于男孩，学习更努力，较少表现出行为问题，与男孩相比更多的得到成人的表扬和鼓励，故而可能有更积极的对学校生活和活动的投入度(王爱民，任桂英，2004)。美国青少年的学生卷入度总分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但认知–行为卷入度和情感卷入度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在认知–行为卷入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效应值Cohen’d为0.22，在情感卷入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男生，效应值Cohen’d为0.18。男女生在认知–行为维度上的差异与中国被试一样，都是女生高于男生，这与近年来中美女生学业成绩上的现状表现一致，但在情感卷入度维度上中美性别差异情况相反，美国女生的情感卷入度显著低于男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研究者推测，虽然美国社会男女平权的思想相对普遍，但不可否认当下的美国仍然还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总体而言，男孩比女孩仍能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关注(Altermatt， Jovanovic， & Perry， 1998)，这与中国的状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在美国个体主义氛围下和走班制等学校情境设置中，女性特别是青春期的女性的情感需要可能更难得到满足，从而使得美国女生的情感卷入度上得分普遍低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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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中美两国青少年的学生卷入度及各维度的异同，从学生卷入度这一相对较新的视角研究中美的文化差异在校园中的表现，丰富了已有关于两国校园文化差异的研究，也为今后进一步提升两国青少年学校适应提供参照。本研究结果提示，对于中国青少年而言，提高学生的认知–行为卷入，关注男生和高年级学生的卷入度是提升整体学生卷入度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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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LoRa低码率扩频通信，本文首先对无线通信的空间传输进行分析，分析其传输过程中传输距离的相关因素。首先分析在理想环境中，无线通信中收、发天线间距离D与发射器的发射功率、接收器的灵敏度、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载波频率、基站发射天线的馈线插损、因环境带来的空中传播损耗的关系，从而理论分析传输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LoRa扩频通信的基本原理，将其与FSK调制进行对比其性能特点。最终通过大量的试验测试，对传输距离、丢包率、信号质量、信噪比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实测与理论的对比结果。 关键词 :LoRa，FSK，扩频，丢包率，传输距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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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LoRa [ 1 ] 是一种基于扩频技术的远距离无线传输技术，其实也是诸多LPWAN通信技术中的一种，主要面向物联网 [ 2 ] (IoT)或者M2M等应用。为用户提供一种简单的能实现远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手段。LoRa的优势在于长距离通信能力。单个网关或基站可以覆盖整个城市或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在一个给定的位置，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或障碍物，但LoRa有一个链路预算优于其他任何标准化的通信技术 [ 1 ]。 LoRa是物理层或无线调制用于建立长距离通信的链路。许多传统的无线系统使用频移键控(FSK)调制作为物理层 [ 3 ]，它是一种实现低功耗的非常有效的调制。LoRa是基于线性调频扩频调制，它保持了像FSK调制相同的低功耗特性，但明显地增加了通信距离。但是很多时候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与实际标称的传输距离差别很大。如理论上采用低码率传输，可以传输15 kM，但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在工程应用中仅仅是5 KM左右。因此本文首先对无线通信的空间传输进行分析，通过链路预算在给定的环境中决定距离的主要因素。分析LoRa扩频通信的基本原理，将其与FSK调制进行对比其性能特点。最终通过大量的试验测试，对传输距离、丢包率、信号质量、信噪比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实测与理论的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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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LoRa通信的扩频通信原理 2.1. 通信带宽分析 根据香农(C. E. Shannon)在信息论研究中总结出的信道容量公式，即香农公式： C = W ∗ log 2 ( 1 + S N ) (1) 式中：C——信息的传输速率； S——有用信号功率； W——频带宽度； N——噪声功率。 由式中可以看出： 为了提高信息的传输速率C，可以从两种途径实现，既加大带宽W或提高信噪比S/N。换句话说，当信号的传输速率C一定时，信号带宽W和信噪比S/N是可以互换的，即增加信号带宽可以降低对信噪比的要求，当带宽增加到一定程度，允许信噪比进一步降低，有用信号功率接近噪声功率甚至淹没在噪声之下也是可能的。扩频通信就是用宽带传输技术来换取信噪比上的好处，这就是扩频通信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依据。 扩频通信系统由于在发送端扩展了信号频谱，在接收端解扩还原了信息，这样的系统带来的好处是大大提高了抗干扰容限。理论分析表明，各种扩频系统的抗干扰性能与信息频谱扩展后的扩频信号带宽比例有关。一般把扩频信号带宽W与信息带宽 Δ F 之比称为处理增益G P ，即： G P = W Δ F (2) 它表明了扩频系统信噪比改善的程度。除此之外，扩频系统的其他一些性能也大都与G P 有关。因此，处理增益是扩频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能指标。系统的抗干扰容限M J 定义如下： M J = G P − [ ( S N ) + L S ] (3) 式中：(S/N) = 输出端的信噪比，L S = 系统损耗 由此可见，抗干扰容限M J 与扩频处理增益G P 成正比，扩频处理增益提高后，抗干扰容限大大提高，甚至信号在一定的噪声湮没下也能正常通信。通常的扩频设备总是将用户信息(待传输信息)的带宽扩展到数十倍、上百倍甚至千倍，以尽可能地提高处理增益。 频谱的扩展是用数字化方式实现的。在一个二进制码位的时段内用一组新的多位长的码型予以置换，新码型的码速率远远高出原码的码速率，由傅立叶分析可知新码型的带宽远远高出原码的带宽，从而将信号的带宽进行了扩展。这些新的码型也叫伪随机(PN)码，码位越长系统性能越高。 2.2. LoRa扩频通信传输速率分析 传输速率是系统设计中一个关键的可变因素，它将决定整个系统整体性能的很多属性。无线传输距离由接收机灵敏度和发射机输出功率共同决定，两者之间的差值我们称之为链路预算。输出功率受限于标准规范，所以只有通过提高灵敏度来增加距离，而灵敏度又受数据速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所有的调制方式来说，越低的速率，接收机的带宽越窄，接收灵敏度就越高。在现今高性价比无线收发机中应用最广泛的调制方式是FSK或者GFSK。要进一步减小FSK系统的接收机带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参考晶体的精确度。虽未经检验过但可以预见，这很容易就会产生比接收机带宽更宽的频率偏差。低成本的晶体一般只有20 ppm的精度，这将限制使用载波频率为868 MHz或915 MHz系统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在20 kbps，灵敏度在−112 dBm。 扩频调制方式在其他领域应用了很多年，之前未使用于低成本的传感网络方案。在等同的数据速率条件下，商用的低成本扩频调制方式可以获得比传统FSK 调制方式高8~10 dB的灵敏度。升特(Semtech)公司将推出一款新的收发机，这款收发机集成了一种名为LoRa的扩频调制方式和传统的GFSK调制方式。 从公式(3)可知，提高接收灵敏度(即减小Pr的代数值)可以有效增加通信距离，LoRa基于此原理，具体的LoRa扩频通信原理如图1所示。 图1. LoRa扩频通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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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LoRa扩频通信传输距离分析 LoRa扩频调制的示意图如上所示，用户数据的原始信号与扩展编码位流进行XOR (异或)运算，生成发送信号流，这样，提高了接收灵敏度。 以LoRa网关为例(BW = 125 kHz，FEC = 4/5)，提高SF带来的增益如下表。实例：SF12的灵敏度−142.5 dBm，相比SF7的灵敏度−130.0 dBm，提高了12.5 dB，通信距离将延长到原来的4.2倍。 接下来，我们基于“通信原理”来分析“长距离”的因素，重点是LoRa如何做到出类拔萃。尽管这会引入一点儿公式，幸运的是，只要具备“高中数字”的基础就可以理解。特别强调，此处的公式推导都是基于理想环境：在可视距离内，无电磁干扰。(专业术语称为：自由空间损耗，free space loss [ 4 ])在理想环境中，无线通信满足如下(4)公式： P t − P r + G t + G r = 20 log 4 π f d c + L c + L 0 (4) 式中，P t ——发射器的发射功率，单位dBm； P r ——接收器的灵敏度，单位dBm； G t ——发射天线增益，单位dB； G r ——接收天线增益，单位dB； f——载波频率，单位Hz； d——收、发天线间距离； c——光速(3 × 10 8 m/s)； L c ——基站发射天线的馈线插损，单位dB； L 0 ——因环境带来的空中传播损耗，单位dB。 其中，p和c都是常数，因此，公式(4)很容易转换成如下公式(5)： P t − P r + G t + G r = 20 log f + 20 log d + L c + L 0 − 147.56 ( dB ) (5) 我们的目标是d(距离)，为此，继续将公式(5)转换成公式(6)： d = 10 P t − P r + G t + G r − L c − L 0 − 20 log f + 147.56   dB 20 (6) 因此从公式可知，增加传输距离d的措施为，增大P t 、G t 、G r ，减少L c 、L 0 、f。即提高发射功率、提高发射天线增益、提高接收天线增益；降低基站馈线插损、降低空中传播损耗、降低载波频率。 如将LoRa网关模块 [ 5 ] 的发射功率P t 从13 dBm提高到19 dBm，增加6 dB，通信距离也将延长到原来的2倍。 将LoRa网关的发射天线增益G t 从3 dBi提高到9 dBi，增加了6 dB，通信距离将延长到原来的2倍。 如将LoRa网关模块的接收天线增益从1.5 dBi提高到7.5 dBi，增加了6 dB，通信距离将延长到原来的2倍。 如将射频印制板和馈线均严格按照50欧姆进行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造成的损耗)，选用优质射频连接头，接口进行防水处理，尽可能缩短馈线的长度，选用损耗更低的馈线材料。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降低LoRa网关的馈线插损L c ，从而增加传输距离。 降低空中传播损耗(即减小L 0 的代数值)可以有效增加通信距离。如抢占“制高点”是有效的措施，即将 LoRa网关尽可能架设在楼顶或铁塔上，天线要与地面垂直，周围无遮挡为最佳。保证视距通信是有效措施，即调整LoRa网关模块天线位置，尽可以减少它与网关之间的障碍物。 降低载波频率(即减小f的代数值)可以有效增加通信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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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LoRa长距离通信测试 为此，我们挑选了尽可能空旷的地区——跨武汉汉江，沿三环线进行测试，如图2所示。该地区没有太多高层建筑，是一个较理想的环境。 图2. LoRa终端与LoRawan网关的多点距离测量布置图 此次通信设备采用锐米通信设备的LoRa终端模块、LoRaWAN模块 [ 6 ] 进行相关的测试。采用的LoRa网关和Lora模块，其中带宽(BW) = 125 kHz；扩频因子(SF) = 12，纠错率(EC) = 4/6，运行频率486.3~487.7 MHz，其中LoRaWan网关的发射功率为23 dBm，LoRa终端的发射功率为20 dBm，其中LoRaWan网关的接收灵敏度为−140 dBm，LoRa终端的接收灵敏度为−137 dBm。 信噪比，为有用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因此为幅度比的平方： SNR = P signal P noise = ( A signal A noise ) 2 (7) 单位一般采用分贝表示， SNR ( dB ) = 10 lg P signal P noise = 20 lg ( A signal A noise ) 2 (8) 其中， P signal 为信号功率(Power of signal) P noise 为噪声功率(Power of Noise) A signal 为信号幅度(Amplitude of signal) A noise 为噪声幅度(Amplitude of Noise) 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接收的信号强度指示，无线发送层的可选部分，用来判定链接质量，以及是否增大广播发送强度。 因为无线信号多为mW级别 [ 7 ]，所以对它进行了极化，转化为dBm而已，不表示信号是负的。1 mW就是0 dBm，小于1 mW就是负数的dBm数。接收的信号强度指示：RSSI只是信号强度的一个指示值。RSSI的值对应的单位是dBm。dbm (Decibel-milliwatts)：分贝毫瓦，表示某一功率与1 mW的相对关系，数值x (dBm)与功率P (mW)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x ( dBm ) = 10 lg P ( mW ) 1 ( mW ) (9) 可以看出0.5毫瓦约为−3 dBm。所以RSSI并不是功率，dB是分贝，实际上常常用来表示信噪比的单位。上面的dBm是一个带用量纲(毫瓦)的两个功率的比值的表示方法。 其中图3~9是分别在1.4 km、3.0 km、4.2 km、4.8 km、5.2 km、5.7 km、6.0 km的LoRa终端设备和LoRaWAN在不同距离下的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表1和表2分别为对应的测量平均值，从曲线上基本可以看出，不论是信噪比还是信号强度跟LoRa终端 [ 8 ] 基本上与距离有关，随着距离增大，其信噪比SNR减小，信号强度rssi也是减小。 图3. 1.4 Km点LoRa测试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 图4. 3.0 Km点LoRa测试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 图5. 4.2 Km点LoRa测试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 图6. 4.8 Km点LoRa测试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 图7. 5.2 Km点LoRa测试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 图8. 5.7 Km点LoRa测试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 图9. 6.0 Km点LoRa测试信噪比SNR和信号强度rssi Table 1 SNR measurement averag 信噪比测量平均值SNR (单位dB) 1.4 km (dB) 3.0 km (dB) 4.2 km (dB) 4.8 km (dB) 5.2 km (dB) 5.7 km (dB) 6.0 km (dB) 终端节点LUD_Rx 7.4 0 0.4 7 6.4 −7.6 −9.4 网关设备LGW_Rx 3.6 −4.9 −7.7 −14.5 −17.2 −11.5 −9.3 表1. 信噪比测量平均值SNR Table 2 Signal strength measurement average RSS 信噪比测量平均值SNR (单位dB) 1.4 km (dB) 3.0 km (dB) 4.2 km (dB) 4.8 km (dB) 5.2 km (dB) 5.7 km (dB) 6.0 km (dB) 终端节点LUD_Rx −2 −7.3 −9.6 −6.6 −6.3 −13.7 −13.2 网关设备LGW_Rx −124 −117 −124 −128 −130.2 −111.3 −131.3 表2. 信号强度测量平均值RSSI Table 3 Packet loss rate measurement LO 信噪比测量平均值SNR (单位dB) 1.4 km (dB) 3.0 km (dB) 4.2 km (dB) 4.8 km (dB) 5.2 km (dB) 5.7 km (dB) 6.0 km (dB) 终端节点LUD_Rx 0 0 0 1.7 8.3 17.2 26.1 网关设备LGW_Rx 0 0 0 1.7 8.3 17.2 26.1 表3. 丢包率测量LOS 相比其他无线通信技术，LoRa最大的优势是长距离通信，因此，本次长距离距测试最远按照6公里进行。试验测试过程中LoRa在小于4.2 km的时候信号质量较好，根据表3的丢包率测量LOS，并且可知其丢包率基本为0，可以较好的完成通信。当通信大于4.5 km 在“4.8 km，天鸣工业园”处测试时发现：仅当LoRa终端天线调整到“90度”时，它才能与网关良好通信；其他3个角度(0，180，270)不理想。因此远距离通信过程中天线的角度也影响到通信的距离。 在5.7 km处测试时发现：部署在16层楼顶的1号LoRaWAN网管无法与LoRa终端进行通信，反而，部署在11层阳台的2号LoRaWAN能与LoRa终端通信，但是通信过程中丢包率较高，因此网关的位置不是越高越好，而是与环境、遮挡、干扰等因素密切相关，需要进行实地测试。 表1~3试验数据测试过程中，在5.2 km和5.7 km测试过程中，虽然5.2 km的信号强度rssi为−130.2 dBm，而5.7 km的信号强度−111.3 dBm，但是两者的数据丢包率却与之成相反的关系，5.2 km的丢包率是8.3%，而5.7 km的丢包率17.2%。因此表现上看5.7 km处的信号比5.2 km信号质量好，但是实际情况是前者丢包率明显低于后者。而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更关注的还是减少丢包率，信号质量仅仅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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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本文在分析理想环境中，无线通信中收、发天线间距离D与发射器的发射功率、接收器的灵敏度、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载波频率、基站发射天线的馈线插损、因环境带来的空中传播损耗的关系，从而理论分析传输距离的影响因素。最终通过大量的试验测试，对传输距离、丢包率、信号质量、信噪比指标进行分析，特别是随着通信距离的增加，实际应用过程中因为环境、遮挡、干扰、天线角度等因素的影响，与实际理论距离差距较大，信号质量也不是反应通信质量的重要依据，最终还是要通过实际测试测量其丢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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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乙酰左旋肉碱(Acetyl L-carnitine， ALC)是左旋肉碱(L-carnitine， LC)的主要乙酰酯，它在中间代谢中起重要作用，作为乙酰基的供体，促进脂肪酸在细胞质中从细胞质向线粒体的传递。ALC对线粒体的形态及功能有积极的保护作用；ALC还具有抗氧化和抗凋亡活性。此外，ALC对突触形态和突触传递均具有神经调节作用，这些效应是由于ALC通过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中多个靶点的基因表达而产生的。ALC在治疗各种病因的神经病变方面已显示出有效性和高耐受性，并且它在各种神经疾病，如疼痛性神经病变和抑郁症的临床应用中具有相当杰出的贡献。本综述主要阐述了ALC对神经系统影响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 :乙酰左旋肉碱，线粒体，神经调控，抗氧化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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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学界对营养物质补充剂的使用越来越感兴趣。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通过一种天然分子来增加神经保护的新策略，使用乙酰左旋肉碱(Acetyl L-carnitine， ALC)作为神经保护的药物，可以有效地诱导促进健康基因的表达及减少疾病基因的表达。ALC作为一个独特的代谢物，具有高度的耐受性和无任何不良反应，在医学实践中广泛存在。近年来，众多研究学者发现ALC 对神经系统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如改善线粒体能量和功能、稳定膜结构、抗氧化和抗凋亡、神经再生与营养及神经递质调节和基因表达的调控等。现将ALC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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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ALC对线粒体的作用 线粒体功能的下降是许多神经毒性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基本过程。氧化应激能够影响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的活性，而ALC可上调细胞色素b氧化酶，增加细胞能量状态，维持细胞能量水平，稳定线粒体活性 [ 1 ]。有研究者发现，ALC可通过消除线粒体功能障碍减轻砷诱导的大鼠肝脏损伤 [ 2 ]。ALC可以增强线粒体DNA转录、线粒体mRNA的稳定性和线粒体蛋白的合成。此外，ALC保护膜完整性免受脂质过氧化而受损 [ 3 ]。给21个月大的大鼠喂食ALC和乳酸，降低了与液泡和脂褐素相关的线粒体密度，增加了完整线粒体的数量 [ 4 ]。因此，ALC不仅有助于维持线粒体膜的完整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助于产生更多的线粒体，有助于维持或改善整体代谢功能。ALC通过不同的机制对线粒体结构和功能具有保护作用：1) 通过防止氧化剂的产生或诱导自由基清除活性；2) 通过增加线粒体抗氧化防御能力，增加线粒体代谢，以促进受损线粒体的修复或损伤最严重的线粒体的降解；3) 保护线粒体酶活性 [ 5 ]。ALC改善神经元线粒体呼吸，并通过多种进一步的机制，如蛋白激酶C (PKC)活性的增加，发挥神经保护作用。大鼠大脑皮层PKC的增加与空间学习任务表现的改善相关，从而逆转年龄相关神经退行性病变 [ 6 ]。因此，ALC可被视为是一种“线粒体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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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ALC对生物膜结构的作用 ALC不仅在保护线粒体免受生化损伤和逆转线粒体损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增加磷脂的合成，促进生物膜结构的形成及保护膜的完整性 [ 7 ]。如前文所述，ALC有助于维持线粒体膜的完整性，促进线粒体的再生。水牛卵母细胞在体外成熟过程中，加入ALC后可显著提高卵母细胞的卵裂率、桑椹胚和囊胚形成率，研究者通过测定卵母细胞DNA拷贝数、线粒体膜电位(MMP)和卵母细胞膜脂质谱探究其作用机制，发现ALC可增强线粒体功能和改变卵母细胞膜磷脂组成来改善水牛卵母细胞质量 [ 8 ]。由于ALC具有两亲性结构，可直接与细胞膜上的表面电荷相互作用而影响膜的流动性。羧基可以与膜磷脂、糖脂和蛋白质上的电荷相互作用，神经膜含有大量磷脂，磷脂可通过磷脂酶A2的作用降解至重要的脂类介质，如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和花生四烯酸(AA)，进一步形成在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中重要的二十二烷酸和二十烷类化合物 [ 9 ]。故ALC 可与膜磷脂相互作用，从而影响脂类介质，如DHA等，膜中DHA含量的变化可显著影响突触可塑性、炎症反应、基因表达、离子通道、膜结合蛋白和神经传递 [ 10 ]。此外，改变膜中这些磷脂的组成可以改变膜的流动性、渗透性和膜蛋白的功能，这些膜蛋白充当多种下游反应的重要受体和信号。神经磷脂成分的改变以及对信号转导途径的进一步影响已经被发现是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特征 [ 11 ]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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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ALC对神经的调控 4.1. 神经再生与营养 ALC已被证明能增加神经生长因子(NGF)的产生并增强NGF在体内的结合，NGF影响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的发育和维持，应激后啮齿动物中枢神经系统NGF结合减少，用ALC治疗老年大鼠中枢神经系统可防止这种减少。同样，在坐骨神经损伤后，ALC可阻止大鼠周围神经的年龄依赖性结构变化，在损伤动物中，ALC治疗可显著增加再生有髓纤维的密度和轴突直径，从而促进神经再生，且效果与自体移植相当 [ 13 ]。最新研究显示，ALC不仅在长链脂肪酸转移到线粒体进行β氧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还可以诱导周围神经系统的神经保护和神经营养效应，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 14 ]。因此，ALC与潜在的神经修复和再生紧密相关，并可能具有临床治疗潜力。 4.2. 神经递质调节 在胆碱能神经传递过程中，ALC可为乙酰辅酶A的合成提供了乙酰基，发挥了胆碱能作用，优化了能量平衡过程。许多研究表明，ALC通过增加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释放来调节突触传递 [ 15 ] [ 16 ] [ 17 ]。ALC对神经元的某些神经保护作用可能是由于对内源性乙酰胆碱(ACh)水平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其提供乙酰基的能力，ALC影响许多方面的ACh代谢。给药ALC可增加大鼠突触体、纹状体和海马的胆碱摄取、乙酰胆碱合成和乙酰胆碱释放。通过改变大脑中乙酰胆碱的产生，ALC也增强了胆碱能神经传递。 除乙酰胆碱外，ALC的其他神经调节作用包括多巴胺释放增强和γ-氨基丁酸(GABA)增加ALC对衰老大脑的多巴胺能系统有有益的作用。研究发现，ALC对单侧纹状体6-羟基多巴胺(6-OHDA)诱导的帕金森病(PD)大鼠模型有神经保护作用，通过降低纹状体丙二醛(MDA)含量，提高过氧化氢酶(GSH)活性和谷胱甘肽(GSH)水平，阻止黑质酪氨酸羟化酶(TH)阳性神经元和纹状体TH免疫反应的减少，从而保护多巴胺能黑质纹状体通路 [ 18 ]。同时，ALC通过上调多巴胺D1受体防止帕金森大鼠神经元丢失及改善大鼠记忆 [ 19 ]。在小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中观察到进一步的神经调节作用，其中GABA激活的氯电流被ALC阻断。乙酰胆碱和碱性磷酸酶降低了GABA能抑制突触后电流和对外源性GABA的反应，并且这种阻滞与电压无关。在与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拮抗剂共给药后，这种效应继续存在。表明ALC在神经系统中除了 参与能量代谢，也与各种神经递质的合成、释放密切相关，ALC可能存在独立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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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ALC的抗氧化和抗凋亡作用 ALC可能通过减缓组织乳酸酸中毒，改变线粒体和胞质氧化还原状态和诱导抗氧化基因的表达，从而发挥抗氧化应激的作用 [ 20 ]。用ALC处理的原代大鼠皮质星形胶质细胞中发现了血红素氧合酶-1 (HO-1)表达增加，保护线粒体功能和减少细胞死亡 [ 21 ]。HO-1是由中度或重度氧化应激引起的早期和普遍存在的基因。它是由炎症或氧化状态控制的，它产生抗氧化分子。ALC上调血红素氧合酶-1，降低原代皮质神经元培养中的淀粉样β毒性。同时，ALC的治疗也使得热休克蛋白(HSP) 60、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上调，以及氧化还原敏感转录因子Nrf2的高表达，增加的抗氧化潜力。ALC可激活Keap 1/Nrf2/ARE通路，这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机制网络。Nrf2的活性通常通过与伴侣Keap 1的特异性结合而在胞浆中被抑制。Keap 1以氧化还原敏感的方式与Nrf2相互作用，细胞质中的蛋白质解离后Nrf2转移到细胞核。在这里，Nrf2与抗氧化应答元件(ES)结合，并允许基因表达，如HO-1基因。由此可见，ALC在体内平衡受到损伤后，起着抗氧化防御机制的作用。 ALC在细胞凋亡等关键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LC的乙酰酯基调节细胞凋亡。研究表明，ALC和LC通过线粒体途径减少细胞凋亡 [ 22 ]。用不同浓度的ALC处理小鼠成纤维细胞后，观察到细胞凋亡的减少，通过对细胞色素c释放和对caspase 3免疫反应的评估证实了这一作用 [ 23 ]。研究报道，ALC治疗通过激活抗凋亡Bcl家族成员和降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在体外诱导凋亡和抗凋亡基因的表达 [ 24 ]。在大鼠中添加ALC可通过增加凋亡蛋白X-连接抑制剂的水平来降低caspase的激活，从而限制外周神经元的凋亡途径 [ 25 ]。ALC还上调了大鼠脑内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基因的表达 [ 26 ]，该通到蛋白在细胞内稳态、凋亡和突触可塑性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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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ALC对基因表达的调控 目前，ALC治疗已经发现在基因表达方面产生了一些变化 [ 27 ]。在大脑中被ALC治疗积极调节的基因是线粒体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VDAC)蛋白 [ 26 ]。VDAC又称孔蛋白，是线粒体外膜的一种小的成孔蛋白。它是离子和代谢物通过外膜扩散的主要途径，通过形成线粒体通透性转换(MPT)复合物的外孔成分在细胞凋亡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参与酰基辅酶A (如棕榈酰辅酶A)跨外膜的转运，它也有助于ADP/ATP摄取到线粒体 [ 28 ]。在脑外，ALC治疗导致后肢肌肉废用性萎缩大鼠模型中线粒体转录物(即COX-i、ATP6、NDP6、16S rRNA)和参与线粒体生物发生的线粒体蛋白表达上调 [ 29 ]。ALC调节线粒体代谢的转录上调的能力，可能对诸多能量缺乏相关疾病有重大意义。此外，ALC已被用于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临床环境。在啮齿动物中，其作用机制被认为是通过上调脊髓背根神经节(DRG)代谢型谷氨酸受体2 (mGlu2)的表达 [ 30 ]。研究发现，这种上调机制涉及核因子-κB (NF-κB)通过ALC乙酰化p65/RelA介导的转录激活 [ 31 ]。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检查ALC的作用机制以及它是否涉及到组蛋白和/或其他参与基因转录的蛋白质的乙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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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ALC的临床应用 7.1. ALC与疼痛性神经病变 ALC可被视为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病因和症状治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ALC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诱导受损神经纤维的再生，减少氧化应激，促进线粒体DNA合成，并增加神经元中NGF的浓度，从而促进轴突延伸。一些研究表明，ALC在以神经病变和神经性疼痛为特征的疾病中有较好的疗效，如：糖尿病神经病变、HIV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引起的神经病变、压迫性神经病变和化疗药物等 [ 14 ] [ 32 ] [ 33 ]。 ALC通过缓解急性和慢性疼痛而显示出镇痛特性。有几项临床研究报告了不同病因的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补充ALC后症状的改善 [ 34 ]。多项工作描述了不同的神经病变疼痛模型，证实了ALC的保护作用。ALC显著降低与神经病变相关的超敏反应，对受损神经轴突和髓鞘改变有较好的改善作用，支持其作为神经恢复剂用于抗疼痛性神经病变的机制 [ 35 ]。值得注意的是，在慢性炎症和神经病理性疼痛模型中，ALC的镇痛作用超过治疗结束后几天或几周。这加强了ALC作为镇痛药物的作用，并支持表观遗传机制在慢性疼痛治疗中的作用。 ALC目前被用于治疗神经性疼痛。其长期镇痛作用依赖于表观遗传修饰，如基因活性的可逆修饰，但与DNA序列的改变无关。因此，ALC是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一贯方法，具有神经营养和镇痛的双重作用，基于表观遗传机制，为周围神经疾病的治疗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7.2. ALC与抑郁症 对动物和细胞模型的研究表明，ALC具有神经可塑性、膜调节和神经递质调节等作用，并可能作为抗抑郁药物发挥重要作用。ALC对自发性抑郁的Flinders敏感系(FSL)大鼠、抑郁的遗传模型和暴露于慢性不可预测压力的小鼠具有快速、强健和持久的抗抑郁作用。FSL大鼠表现出睡眠、免疫和神经化学变化，以及与抑郁症患者相似的行为 [ 36 ]。ALC治疗应激和基因脆弱的动物迅速扭转了这些行为。Pancotto等人 [ 37 ]，通过检测与斑马鱼抑郁和情绪障碍相关的行为和生化参数来研究ALC对斑马鱼的影响。ALC在新型水箱实验和明暗测试中均显示出抗抑郁作用。此外，ALC对急性应激诱导的斑马鱼脑脂质过氧化有保护作用。此项研究表明用ALC可改善抑郁症症状，有望成为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潜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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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总结与展望 ALC对神经系统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其补充诱导神经保护和神经营养作用。它影响许多基因的表达，其中一些参与控制自由基的发育，细胞抗氧化能力和修复，恢复和稳定线粒体活性。许多神经元的反应可能不仅是由于ALC通过改善能量供应和基因活性而起作用，还可能是由于ALC更直接地起作用以提供要使用的乙酰部分，例如在乙酰胆碱合成中，或者通过提供用于膜磷脂酰化的活化酰基而起作用。许多研究表明，ALC的作用方式可能与突触功能、胆碱能活性增加、蛋白质乙酰化、神经营养作用刺激NGF以及增强轴突顺行运输有关。ALC激活Keap 1/Nrf2/ARE通路，这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机制网络。ALC是能稳定蛋白质构象、增加内质网蛋白质折叠能力和促进突变蛋白质运输的伴侣，包括参与神经保护的主要细胞内氧化还原系统，作为新的细胞保护干预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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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高集聚水平的高技术产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2009~2018年期间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测算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并比较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总体上处于中高度的集聚水平，但呈现了先集中后分散的趋势。从不同省份来看，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均衡，且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各个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发展优势，结合自身的发展需求和特点，通过利用原材料资源及工业基础、不断培养和吸纳高技术人才，健全行业规范制度等措施来提高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度，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技术产业，集聚度，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指数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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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历史方位的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行业，发展高技术产业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到2018年，高技术产业企业数总计33，573个，总营业收入达到了157，001亿元，从业人员数也达到了13，176，645人，R&D项目个数为100，074个，比上年增长了3.22%，这些都说明了高技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产业结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高技术产业将是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且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产出占全国产出的比例较高，研究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可以真实地体现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沿水平。因此，研究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在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是很有价值的，即高技术产业在东部地区的整体集聚程度如何？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在不同区域有着怎样的发展特点？如何提高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本文将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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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的问题最早诞生于19世纪末，在1890年马歇尔指出产业集聚是指某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中分布程度。在马歇尔之后，相继出现了不同流派的产业集聚理论。高技术产业作为当代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国家对高技术产业有着颇高的重视程度，以至于高技术产业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也是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封伟毅、杨硕(2020) [ 1 ] 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测算比较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研究得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分布处于高集聚水平，但细分各行业的分布与区域特征密切相关。刘凤朝、张娜、赵良仕(2020) [ 2 ]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算五个典型高技术制造产业的区域整体效率、技术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研究得到东北三省的两阶段效率呈离散化变化，不同的产业与其他地区有不同的差距。艾慧、王政(2020) [ 3 ] 研究发现提高研发创新效率可以带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且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的提高对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省份其边际效应具有差异性。唐毅(2020) [ 4 ] 采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高技术产业分布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空间分散的趋势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赖志花、王必锋(2020) [ 5 ] 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资、金融市场等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这些因素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徐一鸣、王宏(2020) [ 6 ] 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测算了我国四个地区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吕微、管利娜(2020) [ 7 ] 利用灰色关联模型，综合评价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胡瑜婷(2020) [ 8 ] 分析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给出合理的建议。王鹏、吴思霖(2020) [ 9 ] 运用单区制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差异性，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溢出方向上的差异导致沿海地区以分散化集聚为主，内陆地区以集中化集聚为主。衣保中、张彩云(2020) [ 10 ] 从时序和空间的角度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在时空格局上的演变，研究得到高技术产业及大部分细分行业集聚处于较高水平，高技术产业集聚呈倒“U”型发展趋势。 高技术产业作为当代国家及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通过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会推动经济的发展。由此，本文鉴于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特点，以2009~2018年期间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数据为样本，并以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为研究对象，从我国东部地区的整体上和不同区域来测度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并根据不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集聚特点，初步判断了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阐述了影响不同行业的集聚特点的因素，最后根据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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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测度方法与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两种测度模型来衡量高技术产业在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文中选取高技术产业的主要指标即从业人员数作为测度指标，从业人员数也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对数据进行了有效性处理。 3.1. 空间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某一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的一种方法。Krugman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原理和方法，构造出空间基尼系数，以测算行业在空间上分布的均衡程度。本文采用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指标即从业人员数来衡量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及其内部细分行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空间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1)所示： G = ∑ i = 1 n ( S i − X i ) 2 (1) 式中，n表示东部地区12个省市，G为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S i 为i省市高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占全国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重，X i 为i省市从业人员数占全国总从业人员数的比重。空间基尼系数的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表示高技术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越高；其值越接近0时，表明高技术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越均匀。一般认为，空间基尼系数小于0.02表示高技术产业在地理空间上低度集聚；介于0.02~0.05之间表示高技术产业在地理空间上中度集聚；大于0.05表示高技术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 3.2. 区位熵指数 区位熵也称专门化率，熵就是比率的比率，是生产地区集中度的指标。它是1965年由哈盖特(P. Haggett)提出并用于区位分析中，主要用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旨在反映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在产业结构的研究中，主要用于分析区域主导专业化部门的发展情况，当区位熵值越高时，说明该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即该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区位熵指数的计算公式如(2)所示： Q = N i j / A j N i / A (2) 其中，Q表示j省市的高技术产业在东部地区的区位熵指数，N ij 为j省市高技术产业i的从业人员数，A j 为j省市的总从业人员数，N i 为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i的从业人员数，A为东部地区所有行业的从业人员数。Q的数值越大，表明高技术产业i在j省市的集聚程度越高，即高技术产业i的专业化水平越高，Q的数值越小时结果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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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两个方面，研究了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总体上处于中高度的集聚水平，但在整体上呈现了略有上升后不断下降的趋势，即先集中后分散。结合东部地区不同省份来看，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均衡，高技术产业的五大行业在不同省份的分布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深入研究得到，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受到了原有药材资源、工业基础、高技术产业人才、国家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各个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发展优势，结合自身的发展需求和特点，通过合理配置及利用资源，来实现高技术产业的高水平集聚，促进高技术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根据以上的结论，得出以下四点启示： 1) 各个省份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展优势产业，不断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如山东、天津、江苏等省份，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出诸多中药材，这些省份应充分利用药材的资源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通过推动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2) 充分发挥工业基础的发展优势，不断汲取高技术人才，不断发展新动能。如天津和辽宁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工业发展基础，在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这也离不开科研人才的发展，只有科学合理地吸纳高技术人才，并发挥自身的工业基础，才能以人才带动产业的发展。 3) 充分利用好现代的信息技术资源，以创新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当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时期，各个区域要将高技术产业作为领头羊，跨过产业机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隘。此外，各个地区要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来提高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加强各区域内部产业布局的协调能力，以数字经济带动实体经济，从而实现高技术产业的高集聚和高质量发展。 4) 东部地区各个省份要及时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因地制宜制定产业集聚区的相关条件，各产业也应积极规范产业和行业的标准，及时制定并不断动态调整相关的管理制度。政府是产业集聚的间接参与者，需要在行业建立标准及制度过程中发挥应有的职能，也要促使各个区域切实抓好区域内部间高技术产业的协调发展，围绕着优势条件展开，不断加强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融合产研学，从而提高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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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与抑郁症患者临床症状、人格特征及防御机制的相关性。方法：选取符合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的94例患者，使用Young图式问卷–短式2 (YSQ-SF2)评估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贝克抑郁问卷(BDI)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临床症状，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评估人格特征，防御方式问卷(DSQ)评估防御机制。结果：抑郁症患者EMS与BDI，MMPI，DSQ，SCL-90各因子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相关系数(r)的均值最高的前四位和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的因子数最多的前四位因子分别都是对疾病和伤害的易感性、情感压抑、社交孤立、情感剥夺，后两位因子分别都是失败、依赖/无能力。结论：对疾病和伤害的易感性、情感压抑、社交孤立、情感剥夺对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人格特征及防御机制的影响程度较高而广泛，而失败、依赖/无能力则相对小且局限。 关键词 :早期适应不良图式，抑郁症，临床症状，人格特征，防御机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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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Young et al. (2003)认为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EMS)是一个关于自我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术语，由记忆、身体的感觉、情绪与认知等组成，是高度稳定和持久的信念。EMS从童年时期发展而来，可能是很多临床问题经久不愈的原因。陆林(2018)、范肖东等(1993)、Chang et al. (2017)、周锡芳等(2014)提到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上的“误区”，对生活经历的消极、扭曲体验，消极的自我评价及悲观无助。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不足，同时伴有悲观、焦虑、空虚、自卑自责等负性情绪，严重者会出现自杀倾向。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精神疾病之一，具有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高自杀率等特点，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张明园(200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2)提到据WHO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全球约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并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会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危害性疾病。 杨微等(2017)，刘竞(2011)，谭千保等(2013)，钟宇(2017)，闫占闻(2011)的研究显示：EMS与抑郁情绪、人格障碍症状多动/注意缺陷、亲社会行为、学业成就、学业自我效能感、学校适应性等很多因素相关。EMS中15个因子与抑郁情绪都呈正相关；EMS对于大学生的学校适应性和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EMS与儿童期虐待、学校适应相关，同时EMS在儿童期虐待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中起到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Carine (1997)的研究把EMS作为区分性功能分析的预测变量，并发现EMS对DSM-IV轴II患者正确预测的概率是83%。Schmidt et al. (1995)的研究发现EMS与人格障碍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本研究探索EMS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人格特征、防御机制的相关性，为进一步探索更全面、有效的提高抑郁症患者治愈率、降低复发率的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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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为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就诊于北京回龙观医院门诊的抑郁症患者。入组条件：① 符合ICD-10关于抑郁症的诊断；② 年龄18岁~60岁；③ 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④ 贝克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 13分；⑤ 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 脑器质性疾病或严重的躯体疾病；② 药物依赖；③ 有精神病性症状或既往有精神障碍病史；该课题在立项前已通过北京回龙观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本课题共筛选入组抑郁症患者94例，年龄(岁) (35.06 ± 7.29)，病程(月) (32.36 ± 21.28)，受教育程度(年) (13.49 ± 2.32)，男性35例，女59例；未婚45例，已婚49例。 2.2. 方法 2.2.1. 调查工具 1) 贝克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汪向东，1999) 共21个条目，每个条目0~3级评分，得分越高提示抑郁症状越重。 2) Young图式问卷-短式2 (YSQ-SF2) (张丽霞等，2012) 该问卷是用来评估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EMS)的自评问卷。共75个条目，由15个因子组成，每个因子为一个图式，包含5个条目。每个条目1 (完全不符合)~6 (完全符合) 6级评分。每个因子得分为选择5和6的条目数之和。得分越高提示患者的该图式越突出。 3)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innesoa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 (宋维真，1989)； 采用宋维真等修定的1989年版MMPI量表为工具，用其中10个临床量表疑病、抑郁、癔症、精神病态、男女子气、偏执、精神衰弱、精神分裂、轻躁狂、社会内外。 4) 防御方式问卷(Defense Style Questionnaire， DSQ) (路敦跃等，1993)： 采用路敦跃等翻译并修订的防御机制问卷(DSQ)进行测评，DSQ为自评量表，该量表共有88个条目，采用l~9分进行9级评分，分为4大防御因子，分别为不成熟型防御机制(投射、被动攻击、潜意显现、抱怨、幻想、分裂、退缩、躯体化)、成熟型防御机制(升华、压抑、幽默)、中间型防御机制(反作用形成、解除、制止、回避、理想化、假性利他、伴无能之全能、隔离、同一化、否认、交往倾向、消耗倾向、期望)、掩饰度，共计24种防御策略。因子的均分越接近9，提示越趋向于采用该种防御机制，其掩饰程度较低。 5)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 (汪向东等，1999)： SCL-90包含90个项目，由Derogatis编制，分为5级评分，分数越低健康状况越好，量表分别有9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每个因子反映测试者某方面症状痛苦情况，总分大于或等于160分及每个因子分大于或等于2.0分为阳性。 2.2.2. 调查方法 征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后，采用以上调查工具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进行面对面研究调查。在进行调查前向所有患者详细解释本研究的目的以及意义，并征得患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资料均由患者详细阅读后填写。若有遗漏，及时补充，调查问卷当场收回。该研究使用的量表均为自评量表。在被试开始填写量表前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告知其评定要求，确定被试对评定方法了解清楚之后，让其做出独立的，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自我评定。 2.2.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软件包，进行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