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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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青岛地铁4号线“PPP基金 + BOT”模式 2.1. 项目概述 青岛地铁4号线建设的设计年限为初期2021年、近期2028年、远期2043年，总投资172.76亿元。其定位为大运量等级的骨干线路，是城市东西向的就业、居住交通走廊，是主城的一条重要发展轴，承担了城市客流的主要客运任务，解决了青岛东西向交通出行问题，加速了沿线周边地区的发展，改善了城市交通出行结构，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 2.2. 融资结构及PPP基金概述 2.2.1. 融资结构 青岛地铁4号线的融资结构较香港地铁、北京地铁相比，采用的是“PPP基金 + BOT”模式。具体指先由青岛市政府授权青岛地铁集团代表政府出资作为青岛地铁4号线项目的政府资本，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由施工类投资人和非施工类投资人组成)签订基金协议，成立PPP基金；PPP基金再与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的施工类投资人签订股东协议，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以BOT模式建设青岛地铁4号线项目 [ 6 ] 。 该项目总投资为172.76亿元，其中项目公司资本金为60.47亿元，约占总投资的35%；图1反映了青岛地铁4号线项目公司各方投资的分配情况。 2.2.2. PPP基金 青岛地铁4号线引入了PPP基金，该基金共吸纳资金36.28亿元，由政府资本、施工类投资人和非施工类投资人共同出资组建：政府资本方为青岛市政府授权的青岛地铁集团；施工类投资人主要为中铁集团；非施工类投资人包括金融机构投资人、私募基金投资人和地铁运营商投资人。从基金结构看，政府资本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6.05亿元，在基金中占股16.67%，引导和保障其余金融资本进入青岛地铁4号线项目；施工类投资人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以货币形式出资9.07亿，在基金中占股25%；非施工类投资人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以货币形式出资21.16亿，在基金中占股58.33%。 图1. 青岛地铁4号线融资结构图 2.3. “PPP基金 + BOT”模式的优势 青岛地铁4号线现已通过审批，并进入建设期。正是由于“PPP基金 + BOT”这种创新模式，才使该项目成功落地。作为青岛地铁4号线建设的特色与创新，PPP基金的引入在青岛地铁4号线项目整个融资过程中，很好的平衡了各方利益、发挥了各方能力、满足了各方需求。PPP基金把社会闲散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在降低社会资本风险的同时，简化了融资流程与手段，对于项目运行具有引导和保障作用。 2.3.1. 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首先，青岛市地铁建设任务沉重，规划建设18条地铁线路，总投资达4000亿元。时间紧、线路多、投资大以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给青岛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轨道交通建设具有特殊的技术要求，所以可以进行地铁建设的施工企业很少，如果完全依靠政府和施工企业，在多线开发的情况下融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 7 ] 。“PPP基金 + BOT”模式合理地将社会资本与政府投资结合起来，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在项目运营的中后期，通过减资的方式，使大量闲置资金逐步退出该项目，以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2.3.2. 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 通过“PPP基金 + BOT”模式，政府可以在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起到简政放权和监管作用。由于社会资本的盈利性，PPP基金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股权结构与风险分配不合理的情况，需要政府具有实质管理权，引导和监督社会资本的运作 [ 8 ] 。在与社会资本谈判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了沟通协调的作用，使财务类投资人的资本覆盖整个生命周期，政府的可行性缺口补助也可以平滑的分散到整个生命周期，转嫁了部分财务风险 [ 9 ] 。 2.3.3. 利于吸纳社会资本和拓宽融资渠道 就财务类投资人而言，PPP基金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同时，给予了投资人一个投资和收益的平台。经济新常态和政策的变化，使得社会资本对于PPP基金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因为有了政府的资金兜底(政府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所以PPP基金的信用好，财务类投资人可以从PPP基金的投资中获得一定的回报，保障资金的安全。在青岛地铁4号线中，财务类投资人的中标者为中国人寿。由于其保险产品一般要求资金占用期限较长，和地铁项目对于资金占用时间较长的需求相吻合，并且社会资本退出方式灵活，可以逐步减资，保障其资金安全。在PPP协议中，财务类投资人设立了监管账户，既可以监管施工类投资人资金使用的情况，又可以进行资金反哺，保证自身资金的安全。此外，由于民营企业直接进入项目的限制较多，PPP基金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障碍，使民营资本先成为PPP基金股东，然后进入项目公司，有利于吸纳更多的民间资本。 2.3.4. 减少施工类投资人成本和时间投入 就施工类投资人而言，PPP基金在减少投资人成本投入和时间投入以及得到可观的收益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在简化相关流程方面，PPP基金可以使施工类投资人在投标阶段“两标并一标”(两标即PPP招标和招标投标)，符合《招标投标法》第九条“已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可不进行招标”的规定。在PPP基金中，施工方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同时在PPP基金效益较好时，可以通过合并报表的方式使资产负债率降低，满足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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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PPP基金 + BOT”模式推行的可行性分析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任务重、投资额巨大，对政府来说，每年的财政收入有限，需要投入的项目多，因而资金缺口大；对施工企业来说，具备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施工资质的企业较少，而且施工企业需在多地投资建设，单凭自身资金，难以满足每个项目的需求；对项目来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等特点于一体，对于政府、施工类投资人的要求较高，单靠政府和施工类投资人的资金难以维系多个PPP项目并行，急需多方融资。资金压力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来说是个很大的瓶颈，而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PPP基金在项目中引入财务类投资人、设备类投资人和运营类投资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利用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优势，签订了相关协议，以BOT模式进行建设，达到了利益共享、风险合理分担的目的 [ 10 ] 。所以，“PPP基金 + BOT”模式具有吸引其他社会资本、缓解政府和施工方的资金压力的特点，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 在政策上，“PPP基金+BOT”模式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项目公司或合作伙伴通过成立私募基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 11 ] ；此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中特别指出：“中央财政出资引导设立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提高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 [ 12 ] 。这说明PPP基金得到国家的认可与大力支持，可以使地方政府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能有更丰富的融资方式，改变以前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面，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综上所述，“PPP基金 + BOT”模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无论是融资结构，还是投资主体，PPP基金的引入都可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PPP项目的融资提供一种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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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miR-3686调控PLK1表达相关机制。方法：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预测miR-3686作用的靶基因。构建PLK1 3’UTR区的野生型和突变型载体，分别将其与miR-3686 mimics或者miR-3686 scramble共转染入HEK293T细胞中，运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miR-3686的作用靶基因。构建无3’UTR区PLK1的表达载体，单独转入或与miR-3686 mimics共转染入PANC1细胞中，Western blot实验检测各组细胞PLK1蛋白的表达水平；restore transwell实验检测转染后各组细胞的侵袭能力，分析miR-3686靶向调控PLK1表达的作用机制。结果：无3’UTR区的PLK1的表达可以不受miR-3686的调控而发挥增强PANC1细胞侵袭能力的作用。结论：PLK1是miR-3686的靶基因。miR-3686通过作用于靶基因PLK1基因的3’UTR区来发挥其生物学效应。 关键词 :胰腺癌细胞，miR-3686，PLK1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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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消化道肿瘤，其极易转移且转移速度极快，一旦发病，预后极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胰腺癌的死亡率位居美国恶性肿瘤死亡病因的第四位。根据中国肿瘤2011年登记年报的数据，位于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排名的第七名。胰腺癌早期不易诊断出来，因为其症状出现的极晚，所以胰腺癌的总体死亡率很高。有资料显示 [ 1 ] [ 2 ] [ 3 ] [ 4 ] ，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仅为5%~10%。胰腺癌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过程，但是具体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以miR-3686为基础，探讨miR-3686调控PLK1表达相关机制，为探索参与胰腺癌发生发展过程的miRNAs的调控机制提供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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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 2.1. 细胞株 实验用胰腺癌细胞株PANC1和人胚肾细胞HEK293T均购自上海中科院细胞库。细胞在37℃，5% CO 2 培养箱中培养，确保各实验细胞在实验中均处于指数增长期。 2.2. 细菌 TOP10和DH5α大肠杆菌购自于Invitrogen公司。 2.3. 质粒 pmirGLO-Enhancer载体和pEGM-T载体均购于美国Promega公司，pcDNA3.1(+)载体购于Invitroge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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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方法 运用TargetScan和miRanda软件分析预测miR-3686的靶基因。通过对二者结果的交集进行分析，预测PLK1是miR-3686的靶基因。然后进行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Restore实验。 统计学分析 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计数，设定α = 0.01为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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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结果 4.1. miR-3686的靶基因生物信息学预测 通过TargetScan和miRanda软件是分析和预测，结果见图1。PLK1的3’UTR区包含miR-3686的互补区域。提示PLK1可能是miR-3686的靶基因。 4.2. 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miR-3686的靶基因 4.2.1. 重组报告基因载体的构建 1) 目的片段扩增结果：取5 µL PCR扩增出的PLK1野生型3’UTR片段全长(325 bp)，突变型上片段(255 bp)和下片段(103 bp)及采用overlap PCR扩增出的PLK1突变型3’UTR片段全长(325 bp)，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见图2。片段大小均与预期长度一致。 2) 重组报告基因载体鉴定： 酶切鉴定结果：提取PmirGLO-PLK1质粒，用Sac I和Xho I进行双酶切鉴定，结果见图3。 图1. miR-3686靶基因预测 图2. PLK1野生型和突变型全长的PCR扩增产物 1：PLK1野生型全长，2：PLK1突变型下片段， 3：PLK1突变型上片段，4：PLK1突变型全长，M：Marker 图3. 重组载体双酶切后鉴定产物 1：PLK1野生型全长，2：PLK1突变型全长，M：Marker 4.2.2. 双荧光素酶报告检测结果 采用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检测荧光素酶活性变化，结果见表1。共转染miR-3686 mimics和含有PLK1野生型3’UTR区组的细胞的荧光素酶活性相较于其他三组细胞呈明显下调状态(P < 0.01)。共转染miR-3686 mimics和含有PLK1突变型3’UTR区的重组载体组，以及共转染有miR-3686 scramble和两种载体组的萤光素酶活性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P > 0.01)。提示miR-3685与PLK1 3’UTR区相互作用，使得miR-3686可负向调控PLK1的表达。 4.3. Restore实验 无3’UTR区pcDNA3.1-PLK1表达载体构建 PCR扩增无3’UTR区的PLK1，扩增产物凝胶电泳，结果见图4。用BamHI和EcoRI双酶切鉴定pcDNA3.1双粘载体与无3’UTR区PLK1片段重组的表达载体，电泳结果见图5。鉴定结果均与预期一致，提示无3’UTR区pcDNA3.1-PLK1重组表达载体构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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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5.1. PLK家族成员的特点 PLK家族成员的特点在于它们具有经典的丝氨酸苏氨酸结合域，这一区域半数位于该分子的N末端和PBD的C末端，是PLK家族特异的属性。PLK1-3的PBDs都由PB1和PB2组成，具有相同的结构。人类PLK1的PBD调节PLK1的催化活性、定位和底物结合能力。这一区域组成一个结合袋以适应其他蛋白质丝氨酸或者苏氨酸残基磷酸化 [ 1 ] [ 5 ] [ 6 ] 。PLK家族成员的PBDs磷酸化结合的最佳时机由定向肽筛查决定 [ 2 ] [ 6 ] 。 5.2. PLK1发挥作用的机制 PLK1通过PBD的定向活动进行空间调节。现有的比较有说服力的模型是PBD与一种磷酸化肽类物质结合模型，这种肽类物质由CDK1或者其他具有亲和力的蛋白激酶催化产生。此外，PLK1通过产生自身的PBD连接位点自我推进自身的定位 [ 2 ] [ 3 ] [ 6 ] 。 图4. 无3’UTR区PLK1的PCR产物 图5. pcDNA3.1-PLK1重组载体双酶切鉴定产物 Table 1 Results of dual luciferase repor 组别 n 荧光素酶活性相对值 miR-3686和PLK1-WT共转染组 3 0.6188 ± 0.0552 * scramble和PLK1-WT共转染组 3 1.0014 ± 0.4357 miR-3686和PLK1-MUT共转染组 3 1.2630 ± 0.4119 scramble和PLK1-MUT共转染组 3 1.1913 ± 0.3852 表1. 各组细胞的荧光素酶活性 PBD与激酶结合域的结合抑制了PLK1的酶活性同时减弱了PBD和磷酸化肽类物质的联系 [ 7 ] [ 8 ] [ 9 ] 。 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预测了PLK1的的3’UTR区包含miR-3686的结合位点，提示PLK1可能是miR-3686的作用靶基因。PLK1能够在肿瘤治疗中代表一种优秀的预示性标志物多是由于它参与整个细胞周期的多个步骤以及其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PLK1的多种功能被引入生物学、医学、药学的研究中 [ 10 ] 。 为了进一步验证软件分析预测结果，本研究进行了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和qRT-PCR。qRT-PCR结果显示PLK1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其对应的癌旁组织，并且PLK1的表达水平与胰腺癌患者的分化程度、TNM分期以及淋巴结的转移情况有密切关系。PANC1细胞的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的结果显示共转染miR-3686 mimics和野生型PLK1的3’UTR区重组载体时，其萤光素酶活性显著降低。而共转染miR-3686 mimics和突变型PLK1的3’UTR区的重组载体的细胞，以及转染miR-3686 scramble和重组报告载体的细胞的萤光素酶活性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以上结果表明：miR-3686可以通过作用于PLK1的3’UTR区，从而负向调控其表达水平。 为了进一步研究miR-3686对PLK1的调控作用的机制，本研究进行了restore实验。在本实验中，我们构建了无3’UTR区的pcDNA3.1-PLK1表达载体。PLK1蛋白的Western blot实验结果显示表明，相对于Mock组，miR-3686组PLK1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cDNA3.1-PLK1组PLK1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miR-3686 mimics和pcDNA3.1-PLK1共转染组PLK1蛋白的表达水平与pcDNA3.1-PLK1组PLK1蛋白的表达水平没有明显变化。细胞侵袭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Mock组，miR-3686 mimics和pcDNA3.1-PLK1共转染组和pcDNA3.1-PLK1组细胞迁移通过基质胶的PANC1细胞数均显著升高。 综上结果表明，miR-3686通过作用于PLK1的3’UTR区负向调控PLK1的表达，从而抑制胰腺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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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采用《婚姻质量问卷》，对临沧市某乡的157名已婚拉祜族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拉祜族人的早婚现象在已婚者中占有一定比例。早婚者和非早婚者的婚姻质量都不高，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以及与亲友的关系等方面评价显著低于非早婚者。 关键词 :拉祜族，早婚行为，婚姻质量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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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拉祜族人的早婚现象及原因 早婚是指不符合国家《婚姻法》规定的男22岁、女20岁的结婚年龄，即男女双方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身体未发育成熟而过早结婚的行为。拉祜族是中国的跨界民族，主要聚居在澜沧江两岸的临沧和普洱地区。在拉祜族的传统婚姻中，经历串婚、订婚、结婚、从妻居等过程，男子一般在十五六岁，女子一般在十二三岁可以结婚。依当地风俗，男女同居即可算结婚，所以拉祜族早婚现象比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按照国家《婚姻法》的规定办理结婚手续，拉祜族人早婚的突出问题有所缓解，但还是存在结婚偏早，尤其是女孩十四岁以下就结婚的现象。当地政府考虑到拉祜族人的传统和需求，将婚姻年龄规定为男方不得低于20岁，女方不得低于18岁。但目前，拉祜族的早婚现象依然是普遍的(王泽，2014)。 对拉祜族人早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婚原因及解决策略方面。比如，拉祜族人早婚的主要原因可分为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两个方面，而相应的解决策略主要为加大教育重要性宣传，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鼓励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教育等(曾泓霖，唐丽，2015)。拉祜族人对于婚姻不太注重，早婚现象突出的原因是：早婚早孕的传统婚嫁风俗浓重；妇女流失；教育落后；地域封闭导致思想落后。而当前拉祜族族人正经历着第三次家庭变迁，这次变迁，使得未婚男女在婚姻对象的选择面更加广泛；婚龄结构更合理；优生优育；组建家庭的原因不再以养育后代为中心而是源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小康社会的到来……社会和家庭的变迁将使拉祜族人的早婚问题得到解决(王泽，2014)。一项对傣族、拉祜族和景颇族3个民族的调查指出早婚原因是：传统场域里自成体系的生理文化与生育文化使早婚成为地域内的共识；越来越“难管理”的年轻人与越来越“期望提前变老”的“老人”互相作用，促使支持早婚的社会因素长期存在；劳动力与养老所需；不断增值或增加的彩礼促使年轻人早婚意愿强烈；适婚年龄性别失衡，初婚年龄差的加大带来了女方早婚与跨境婚姻中的早婚(伍琼华，张睿莲，2015)。 早婚是否意味着低质量的婚姻生活？如果从早婚风俗流传时日长久来看，早婚有其合理之处，似乎并不一定给早婚者带来损害，但是目前很少有研究考察早婚者的婚姻质量。婚姻质量是表示人们对自身一段婚姻好坏的评价，可从宏观、客体以及婚姻主体的角度解释(卢淑华，文国峰，1999)。从婚姻主体的角度而言，婚姻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对自己婚姻的评价和心理感受。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考察拉祜族人的早婚情况，并通过拉祜族人早婚与非早婚夫妻的婚姻质量进行对比，分析拉祜族人早婚者的婚姻质量，以促进人们对拉祜族人家庭婚姻问题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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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临沧市某乡的157名拉祜族已婚者。其中男性为92人，占调查人数的58.6%，女性为65人，占41.4%；文化水平为小学的有113人，占71.9%，初中水平的为42人，占26.75%，高中水平的有2人，占1.8%；年经济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有19人，占12.1%，在5000~7000元的有127人，占80.9%，在7000元以上的有11人，占总人数的7.0%。 2.2. 调查所使用的问卷 采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Olson等教授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ENRICH)》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共计124个条目，内容包括过分理想化、婚姻满意度等12个因子，每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制，选项为“确实是这样”、“可能是这样”、“不同意也不反对”、“可能不是这样”、“确实不是这样”。婚姻质量问卷(ENRICH)中条目一致性系数为0.74，重测信度为0.87，其判别婚姻满意与不满意的准确性(判别效度)为85%~90%。与其它婚姻问卷相比，它的信、效度检验具有样本容量大，控制了背景因素干扰，多维度，夫妇双方评估等特点。该套量表的统计指标主要为总分和因子分：1) 总分，将124条各个条目的得分相加，即为总分，得分越高提示婚姻质量越好；2) 因子分：共有12个因子，每一个因子着重反映被试的婚姻某一方面的情况，将该因子所含条目的得分相加，即为因子分。根据本研究的需要，以及被试的特殊性，本研究在12个因子中抽取了其中经济安排、性格相容性、婚姻满意度、与亲友的关系、夫妻交流、解决冲突方式六个因子研究拉祜族人的婚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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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临沧市某乡拉祜族人的早婚状况 共有157名拉祜族已婚者参加了调查。其中，早婚人数有48人，占总人数的30.6%。从表1中可以看出，拉祜族人早婚者中，男性有29人，女性19人，分别占早婚总人数的60.4%、39.6%，早婚男性的人数高于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可以看出拉祜族人非早婚者要比早婚者接受更多的教育，拉祜族人早婚者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的人数分别为43人、4人，占早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91.5%、8.5%。从已有的数据上看，早婚的拉祜族人多数在接受过小学或者初中教育后就不再继续读书，而非早婚的拉祜族人可能会选择继续读高中或者大学；在经济收入上，拉祜族早婚者在5000元以下或者5000~7000元中所占的比例比非早婚者拉祜族稍高，早婚者在该两组中人数分别为9人和39人，在早婚者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8.7%和81.3%。但年收入为7000元以上的则非早婚者更多，早婚者在年收入7000元以上的为0人，非早婚者有11人，占总人数的7%，可以初步推断非早婚者的经济收入情况比早婚者拉祜族更好。 Table 1 The early married condition of a Lahu villag 早婚者 非早婚者 合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29 60.4% 63 57.8% 92 58.6% 女性 19 39.6% 46 42.2% 65 41.4% 文化程度 小学 43 91.5% 70 63.6% 113 71.9% 初中 4 8.5% 38 34.5% 42 26.8% 高中及以上 0 0 2 1.8% 2 1.2% 年经济 收入 5000元以下 9 18.7% 10 9.2% 19 12.1% 5000 ~ 7000元 39 81.3% 88 80.7% 127 80.9% 7000元以上 0 0 11 10.1% 11 7.0% 表1. 某拉祜族乡的早婚状况 为考察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性别、文化程度及经济收入上的比例是否一致，对表1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性别上的比例没有显著的不一致，c 2 = 0.24， p = 0.63 > 0.05。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文化程度的人数存在显著性差异，c 2 = 12.75， p = 12.75 < 0.01，初中文化的非早婚者人数明显多于初中文化的早婚者，说明，非早婚者的文化程度高。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不同经济收入的人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c 2 = 7.37， p < 0.05，非早婚者的经济收入在5000元之上的人数明显多于早婚者。 3.2. 拉祜族人的婚姻质量 目前婚姻质量问卷的常模来自美国，但研究者发现，中国稳定婚姻者的评分十分接近常模(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表2表明，拉祜族人的早婚及非早婚者的各因子的评分都低于常模，拉祜族人的婚姻质量得分不高。 表3呈现了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及与亲友的关系等6个因子的得分，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拉祜族人早婚者与非早婚者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以及与亲友的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早婚者对婚姻的满意度显著低于非早婚者；在性格相容性上，早婚者对配偶行为方式的满意度显著低于非早婚者；对配偶发出与接收信息的方式的评价明显高于早婚者，非早婚者对夫妻交流方式与交流量的满意度高于早婚者；在解决冲突的方式上的质量明显高于早婚者；在经济安排的质量上，拉祜族人非早婚者明显高于早婚者；在与亲友的关系上的质量，拉祜族人非早婚者显著高于早婚者。 Table 2 Lahu early marriage quality and the norm of the contrast (M ± SD 早婚者 非早婚者 常模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婚姻满意度 26.28 ± 6.09 24.89 ± 4.50 27.45 ± 5.15 28.02 ± 4.73 37.31 ± 6.45 37.04 ± 7.03 性格相容性 27.24 ± 6.63 26.84 ± 6.13 30.11 ± 6.39 30.96 ± 5.41 34.58 ± 5.96 34.43 ± 6.35 夫妻交流 25.46 ± 6.60 27.11 ± 6.74 28.11 ± 4.45 29.00 ± 4.54 34.90 ± 6.05 34.10 ± 6.94 解决冲突 27.83 ± 6.70 27.37 ± 5.43 29.16 ± 4.44 30.30 ± 4.84 34.05 ± 5.84 33.85 ± 6.43 经济安排 23.79 ± 6.70 26.05 ± 5.15 27.56 ± 4.74 28.11 ± 4.55 37.16 ± 6.33 37.65 ± 6.78 与亲友关系 26.24 ± 5.48 25.74 ± 5.55 30.86 ± 7.16 30.95 ± 5.09 37.52 ± 5.63 38.55 ± 5.90 表2. 拉祜族人早婚者的婚姻质量与常模的对比(M ± SD) Table 3 The scores and t test results in the six scores of Lahu (M ± SD 早婚者 非早婚者 M ± SD M ± SD t p 婚姻满意度 25.46 ± 5.27 27.71 ± 4.98 −2.556 0.012 性格相容性 27.08 ± 6.37 30.45 ± 6.00 −3.167 0.002 夫妻交流 26.13 ± 6.63 28.49 ± 4.51 −2.581 0.011 解决冲突的方式 27.65 ± 6.17 29.61 ± 4.63 −2.199 0.029 经济安排 24.69 ± 6.18 27.80 ± 4.67 −3.462 0.001 与亲友关系 26.04 ± 5.45 30.70 ± 6.36 −4.407 0.000 表3. 拉祜族人在六个因子上的得分及t检验结果(M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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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临沧市某乡157名拉祜族已婚者中，早婚人数有48人，百分比占总人数30.6%，约占调查人数的1/3。早婚男性有29人，女性19人，分别占早婚总人数的60.4%、39.6%，早婚男性的人数高于女性20.8个百分点。超过90%的早婚者受教育的程度为小学，高于小学文化程度的非早婚者28个百分点。与澜沧县的相关研究结果对比，临沧某乡的拉祜族早婚比例并不高。澜沧县拉祜族早婚现象普遍，女方在十二到十五就已经与人同居(事实婚姻)，即早婚，这种现象占总结婚人数的80%(王泽，2014)。 临沧市某乡拉祜族早婚现象虽然存在，但不如对拉祜族其他群体的研究结果突出，这与当地政府对合法婚姻年龄及优势的宣传和教育有关。通过走访当地拉祜族人家了解，近年当地政府大力扶贫、投资烟草、油菜等政策，以及当地政府大力开发旅游业，当地居民正走向小康社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拉祜族人自身的婚姻观有所转变，当地拉祜族人早婚行为逐渐在减少。某乡是云南省拉祜族聚集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寨，村寨处于山谷中，村民将屋舍建于山坡上，其屋舍由当地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并统一规划，按拉祜族原始屋舍设计修建。政府为了方便管理，在某乡村实行“小社长”制，即根据村民聚集的情况，将聚集在一起的拉祜族居民分为一个社，每个社大概十几户人家，有自己的小社长，小社长直接管理。小社长是当地居民，负责内部管理。基础管理由他们自己内部进行自我管理，小社长的直接上级是村支书，村支书也是当地居民。村支书受政府书记的管理，负责召开小社长大会，协助各种工作的开展，当地人十分相信政府。在政府的引领下，当地拉祜族人民较好地保存了积极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而早婚这样对拉祜族现代化具有一定消极性干扰的习俗，对当地群众的影响力正在慢慢减少。 本研究从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与亲友的关系、解决冲突的方式、夫妻交流和经济安排这些方面调查了拉祜族已婚者的婚姻质量。总体上看来，无论早婚者还是非早婚者，157名已婚拉祜族人在这6个方面的得分都不高，这也许是因为《婚姻质量问卷》虽然经多个研究证明可在中国人群中使用，但拉祜族人，尤其是女性的文化程度低，汉语语言沟通存在困难，对问卷的理解可能存在问题，导致她们/他们对自己婚姻质量的评价不高。 研究发现，早婚者和非早婚者对自己的婚姻质量的评价都不太好，两类已婚者对婚姻的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以及与亲友的关系上的质量存在显著的不同。以往的研究认为，早婚青年过早成家，很难适应角色的转变，难以处理好与双方亲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早婚妇女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很难处理好新环境下婆媳之间和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带来的压力(柯玲，王雪梅，2013)。“结婚太早，不懂过日子，家就维持不下去。”(冯雪红，2011)可见，早婚早育带来的经济压力让早婚者在对其家庭经济状态的评价并不满意，以至于早婚夫妻间在经济安排上存在分歧。早婚者缺乏经验，和亲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当冲突出现时，早婚者对配偶的解决方式感到不满意；夫妻间的交流存在一定的缺陷(高回松，2001)；在结婚之前，早婚夫妻间接触时间很短，对彼此了解较少，这可能也是导致夫妻交流不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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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社会和网络环境变化、培养制度改革等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带来诸多影响。研究生因心理压力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加之应对方式消极，导致影响学业、危及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研究生压力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研究生心理压力源量表》和《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通过分析在校研究生压力源及应对方式，探索引发压力的主要因素和采取应对方式的特点，以期对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 :研究生，心理压力，应对方式，思政工作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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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研究生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涉及学业、生活、家庭、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谭锦花，2007)，压力可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在对应激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积极的压力，即适度的身心紧张，可以提高完成学业的效率、提升自我能力等，是有益的；然而负面消极的压力，即紧张反应过度，则会影响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乃至身体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消极的压力作用于情绪和行为，与焦虑强迫等负性情绪紧密相关(李梅，钟向阳，植毅耘，2002)，对个体的精神、肉体产生消极作用(Battison， 张定基，2001)，使身体产生种种不适应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胃痛腹泻等(李金钊，2003)，严重的会危及生命。所以，压力影响心理健康是可以认定的，但什么样的压力会产生问题，与压力的程度、环境有关，还与压力的承受者有关。研究生有着不同的身心素质、知识水平、个人能力、价值观念、气质类型，不同的人应对方式也有不同。本文尝试通过分析研究生心理压力和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关系，以期更加了解研究生的压力状况，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目前，对研究生压力状况的研究主要有几个观点：认为研究生的压力处于中等水平，认为学业压力和对未来的担忧所带来的压力处于中等水平之上(武晓会，2012)；对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压力调查，结果发现研究生总体压力水平较低，主要压力源为学业、就业前途、经济等，其他影响相对较小(刘萌，刘明婷，廖淑梅，2010)；对女硕士研究生的压力调查，结果同样发现，研究生的主要压力来自就业与前途、学业、经济等(冯明智，吕娜，2015)；无独有偶，对师范类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压力调查，认为某师范院校心理压力总体处于中等偏下，就业压力、情绪压力、学业压力是主要压力来源(查月红，龙文祥，2005)。综上所述，研究生整体压力水平偏低，主要压力来自学业、未来职业规划、以及经济来源等。 对于应对方式的研究，研究认为研究生压力应对方式以解决问题、求助为主，采用比较成熟的方式(郑艳丽，等，2015)；对理工科研究生压力应对方式的研究中指出理工科研究生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张复兵，等，2014)；对某师范院校研究生应对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认为研究生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主(董宗旺，韩凤娟，2009)。综上所述，与压力源的一致性调查不同，压力的应对方式在研究生当中出现了分歧。 压力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方面，研究认为研究生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明显，解决问题、求助与压力各因子有显著负相关，其他应对方式与心理压力相关性明显，呈负相关。针对已有的研究，在一致性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以期更加细致地区分研究是否在不同的压力上表现出具体的应对方式，如此，便可解释为何在压力的应对方式选取上，研究生会出现上述的分析。 本文主要是针对郑州大学在校研究生的压力源以及应对方式情况，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从实证的角度考察我校研究生的压力及应对方式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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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择郑州大学在校硕士研究生为样本。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四个文科院系和四个理科院系研究生，随机抽取三个年级被试480人，回收有效问卷452份，回收率94.2%。根据统计，此次参与被试女生比男生多，女生占60%男生占40%，20~24岁的研究生占总人数的69.7%，25~29岁研究生占总人数29.6%，30岁以上的只占被试总人数的7.0%。其中研一占47.1%，研二占32.3%，研三占20.6%。文科占47.3%理科占52.7%。 2.2. 测量工具 2.2.1. 编制个人基本情况调查表 为了了解研究生群体之间的差异，从研究生的性别、学科、年龄、来源、年级、独生子女、婚恋方面进行了人口学变量的区分。 2.2.2. 心理压力源量表(程利娜，吴筱玫，2006) 选取了程丽娜编制的“心理压力源量表”，该量表是根据研究生群体编制的，有36个条目，5点计分法，“1”代表“没有”，“2”代表“很轻”，“3”代表“一般”，“4”代表“较重”，“5”代表“很重”。分7个维度，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压力、就业和前途压力、家庭关系压力、婚姻爱情压力、经济压力、其它压力，量表的a系数为0.908。 2.2.3. 应对方式问卷(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应对方式问卷共62个条目，有六个维度，主要有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有两个答案“是”、“否”。主要测查个体对应激事件的策略，汪向东等认为该量表的科学性和信效度都较高。 2.3. 数据处理 研究结果用SPSS 20.0 for window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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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生压力源的现状 由表1可以看出压力源量表总分的平均分为2.19，标准差为2.56。各维度中就业压力的因子均值最高，不同压力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就业压力 > 学业压力 > 经济压力 > 家庭压力 > 其它压力 > 婚恋爱情压力 > 人际关系压力。这个排序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总体来说，就业压力为研究生的首要压力来源，处于压力平均水平以上；排位其次的学业压力和经济压力接近平均水平。 不同压力在性别上的差异表明，除就业和学业压力不显著外，其余压力均在性别上差异显著，男生的均分均大于女生。 本次信息采集时，将专业分为理工科和文科，不同专业上各压力的差异分析表明，经济压力、其他压力、婚恋爱情压力以及人际关系压力差异显著，其中理工科的经济压力，婚恋爱情，人际关系，其他压力的均分均大于文科。 研究生三个年级在不同压力上的差异分析表明，年级变量在压力源总分上无差异，仅有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压力呈现出差异显著，我们对这两个因素进行LSD事后多重比较。一、二年级学业压力显著高于三年级，一年级人际关系显著高于二年级、三年级。 3.2. 研究生应对方式现状 由表2看出，研究生应对方式的均值为0.45 ± 7.78，硕士研究生的应对方式由大到小的排序为：解决问题 > 幻想 > 合理化 > 退避 > 求助 > 自责。解决问题为硕士研究生的首选应对方式，自责则为最后的选择方式。 在性别差异分析中显示，应对方式上男女差异显著，且个体仅在退避和自责的方式选择上存在差异显著，男生得分均高于女生，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应对方式的选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年级变量上看，在年级变量方面应对方式有显著的差异F = 6.01， p = 0.003，其中解决问题F = 9.02， p = 0.000、退避F = 4.86， p = 0.008、合理化维度方面F = 8.66， p = 0.000，这三个维度的差异显著。研究生三个年级在解决问题、合理化和退避的方式选择上存在差异，我们对差异显著的因素进行LSD事后多重 Table 1 Difference in mental stress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ex， grade and majo N Min Max M ± SD 性别(t) 专业(t) 年级(F) 压力排序 就业压力 452 1 5 2.56 ± 4.94 0.42 0.40 2.68 1 学业压力 452 1 5 2.47 ± 5.31 2.61 -0.24 3.35* 2 经济压力 452 1 5 2.46 ± 2.31 3.10** 2.76** 1.47 3 家庭压力 452 1 5 2.02 ± 2.21 2.89** 0.42 2.72 4 其他 452 1 5 2.02 ± 4.02 4.38*** 2.96** 2.95 5 婚恋爱情 452 1 5 1.51 ± 2.23 4.35*** 2.33* 1.78 6 人际关系 452 1 5 1.51 ± 2.91 3.01** 2.60* 9.35*** 7 总压力 452 1 5 2.19 ± 2.56 3.62*** 1.81 2.90 表 1. 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差异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Table 2 Difference in coping style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ex， grade and majo 解决问题 幻想 合理化 退避 求助 自责 应对方式总分 M ± SD 0.69 ± 2.14 0.43 ± 2.28 0.41 ± 2.11 0.37 ± 2.51 0.33 ± 2.27 0.32 ± 2.62 0.45 ± 7.78 性别 1.38 1.53 2.73 1.97* −1.03 2.67 ** 2.82** 专业 −0.82 0.54 0.94 −0.67 1.25 −0.02 0.33 年级 9.20*** 1.31 8.66*** 4.86** 2.71 1.78 6.01** 排序 1 2 3 4 5 6 表2. 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研究生应对方式的差异 注：*p < 0.05， **p < 0.01， ***p< 0.001 比较，解决问题维度一年级显著高于二年级，三年级显著高于二年级。在退避和合理化维度上，三年级均显著高于一年级、二年级。 3.3. 研究生压力源与压力应对方式的关系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不同压力会与不同的应对方式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关，但整体上来说，压力总分与应对方式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与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存在负相关；与解决问题和求助存在正相关。 压力源各维度上，就业压力与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相关显著。学业压力与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相关显著。经济压力与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相关显著。家庭压力与解决问题、自责、退避、合理化相关显著。婚恋爱情与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相关显著。人际关系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相关显著。其他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相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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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和对策 4.1. 高校研究生的主要压力源和应对方式 通过调查发现，高校研究生的总体压力水平处于平均值之下，这是值得欣慰的，一定程度上说明高校教育的有效性。但是，在整体压力来源中，就业压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且是在校研究生的主要压力来源。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其中就业压力成为心理压力的首要来源的原因主要可能是自研究生扩招政策以来，不断扩招的研究生群体和就业岗位紧缺的矛盾，目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虽然招聘会和各方面就业信息不少，但针对和适合研究生学历层级的岗位较少。许多研究生不得不再和本科生竞争工作机会。学业压力也是在校研究生的主要压力来源，目前研究生的培养标准和要求在不断提高，同时面对就业压力，许多研究生选择考博，这就要求在学期间提高自身科研能力，学业压力较大；其次是经济压力，研究生阶段普遍较为成熟，更加独立，不少研究生更愿意自己承担学费，减少读研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随着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降低，高学历并不表示必然的好就业，对于在校的研究生来说，更是面临艰辛的就业处境：一方面，接受教育的成本提高，但是在专业素养上却远不及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对于用工单位来说，高学历代表了较高的薪酬成本，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需 Table 3 Co-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dimension of pressure source and coping styl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应对方式 就业压力 −0.27** 0.25** −0.14** 0.21** 0.22** 0.12* 0.14** 学业压力 −0.16** 0.21** −0.10* 0.15** 0.13** 0.00 0.83 经济压力 −0.12* 0.15** −0.07 0.15** 0.13** 0.04 0.09* 家庭压力 −0.14** 0.22** −0.09 0.09 0.17** 0.14** 0.13** 婚恋爱情 −0.18** 0.22** −0.09 0.13** 0.13** 0.14** 0.12* 人际关系 −0.31** 0.29** −0.14** 0.18** 0.25** 0.18** 0.15** 其他 −0.25** 0.29** −0.15** 0.19** 0.20** 0.21** 0.16** 压力源 −0.28** 0.32** −0.15** 0.22** 0.24** 0.15** 0.17** 表3. 压力源与压力应对方式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要这么高的学历背景，所以，在用工上会更倾向选择本科生。而且，年龄问题是很多女研究生所面临的大问题，她们要同时兼顾工作、婚姻、生育和家庭等，同时，用工单位也非常不情愿为刚就业还未创造价值的员工偿付生育资本。 性别差异的分析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对男女生的期望值不同，男生普遍被要求更多承担责任的能力，更能赚取金钱的能力；在婚恋爱情方面，男生比较被动，女生的特质比较敏感，同时善于宣泄，男生基于较为理性的特质，更愿意在内部消化情感带来的心理压力，长期积累容易造成心理压力较大。 从成长规律上来看，研一研二的同学还在积累和提高科研能力阶段，研三同学普遍面临就业问题，学业压力较小；一年级与二三年级的人际关系差异非常显著，可能由于研一正处在新鲜和磨合阶段，研一学生对周围环境更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适应过程中可能和心理期望有差距，人际关系容易出现紧张状态，面对周围的新环境和秩序，容易引起压力。 在选择应对方式上，解决问题是高校研究生的主要应对方式，这说明在校研究生比较理智，能够主动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消极情绪。其中，男生感受的压力比女生感受的压力大，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子汉”的形象，如果问题无法解决，倾向将其归因为自身能力的缺失，但是，对于尚未进入社会的年轻个体来说，不稳定的高自尊又使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形象，为自己开脱，从而逃避问题。 另外，在年级差异中显示，研二阶段的学生，由于上课时间骤减，且还不需要面临就业的压力，容易产生迷茫的状态，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学习和生活都会非常松懈。研一、研三的学生，倾向用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一年级的研究生因为刚入学的新鲜感和兴奋感，会促进其更加积极的生活状态，从而带动了其积极的应对方式。三年级的研究生应对方式上出现两极化倾向，消极和积极方面较其他年级都为显著，可能是即将毕业面临的论文压力和就业压力同时产生，研三许多学生都外出实习或考博、找工作，不得不以解决问题的方式面对，但也存在逃避的思想。 从整体上看，研究生首选的应对方式是积极正面的，即解决问题，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但紧接着的就是幻想和合理化以及退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这是需要注意的。 4.2. 研究生压力状况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对思政工作的启迪 鉴于上述分析，研究生在就业压力、人际压力、其他压力上存在多种对应对方式的选择，据此开展针对于研究生特殊情况的思政工作，具有以下几点启发： 面对就业压力和现实严峻的就业环境，应加强就业指导工作的力度，自入校起加强对研究生对未来的规划，确立明确的就业意向或目标，适当增加社会实践机会，通过社会实践激发和锻炼就业或应聘能力，开展和专业性质相关的校园竞赛活动，如模拟公务员答辩、教师讲课大赛等等。 人际关系是一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情感或物质的联系，在校研究生的人际范围基本是老师、同学、朋友、家长，良好的人际关系在面对心理压力时能起到社会支持的作用，减小个人的压力感受；反之，会增加压力，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研究生比大学生群体在思想等各方面较为成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其行为方式、交友模式也比较固定，在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人际圈时也较为保守，如果大学时代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较差，可能到研究生阶段会更加严重。作为教育一线工作人员应该重视研究生面临的人际压力，加强人文环境建设，开展团体间的素质拓展，打破沟通壁垒，策划相应活动创造人际沟通渠道，开展关于合理处理人际关系的讲座或讨论，关心和关注有重大生活变故的学生，及时提供积极的帮助。同时，辅导员、导师和班集体应建立相互沟通的多渠道，利用微信等多种网络平台关心研究生的生活动态。 面对心理压力，很多研究已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会改善心理健康水平，消极的应对方式会降低心理健康水平，因此，我们应引导研究生采用诸如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方式正面解决问题，从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中及时总结经验，增加反馈环节，对不良的应对方式，如自责、幻想等，适当运用心理咨询的方法帮助缓解心理压力，同时做好预防并建立危机干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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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究留守经历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在两者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方法：选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HKRA)和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ADS)对292名留守经历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和年级方面均有显著差异；2)社会适应能力在年级方面有显著差异；3)心理韧性在性别与年级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其中支持力总分在性别与年级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个人力总分在年级方面有显著差异；4)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能力均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显著正相关；5)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在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6)心理韧性的支持力在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结论：留守经历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是影响其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留守经历，自我效能感，社会适应，心理韧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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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关于“留守”现象的研究多数是针对未成年留守儿童，并广泛地认为不良环境必定会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和今后成就水平要低于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儿童。然而，有研究指出，个人留守经历产生的最终评价指标反映在其成年后的社会适应水平。由于留守儿童数目的渐渐增多，社会逐渐开始探讨“留守经历”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温义媛和曾建国(2010)指出，大多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社会适应是衡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入手，揭示留守经验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留守经历”是指：在个体未成年阶段(≤16周岁)，父母曾离开自己到外地务工，自己留守在家乡，由他人来照顾(李晓敏，等，2009)。研究发现，对比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较为被动、自尊水平较低、应对方式偏消极；此外，温义媛和曾建国(2012)还发现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偏低。而早年的留守经历对个体人格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陈孜，等，2012)。言而总之，留守经历对个体来说是一种较为错综复杂的创伤，对其心理健康水平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以往或目前正在面对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困境或承受巨大的压力，却未受到破坏性影响，甚至呈现越发坚强的趋势(Rutter， 2000)。研究表示，心理韧性对已经历逆境或正身处逆境个体的身心发展起着保护作用(李海垒，张文新，2006)。也有文章指出，留守经历无益于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健康发展(杨雪岭，冯现刚，崔梓天，2014)。随着国内外对心理韧性的不断深入研究，揭示了心理韧性在留守经历与个体发展中间起着重要作用。此外，王勤勤(2013)研究表明，大学生心理韧性发展水平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其在学校社会适应的情况。如果把大学作为进入社会的最后一个缓冲带，那么留守经历大学生在校时段发展的种种能力与其学校适应的情况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致力于在社会中良好地生存，在行为、生理和心理等方面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和改变，从而与社会环境达到融洽状态。张译允(2010)和李保娜(2008)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影响着个体的社会适应，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且自我效能感对社会适应能力有很好的预期作用。有研究者指出心理韧性的探究自发轫至今已呈现了许多可供遵循的研究方向，站在积极心理学角度来说，主要方向是提升心理韧性，减少心理问题产生的概率，从而保持心理的健康，帮助个体更好地融入社会。而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良好适应恰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具体是如何对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值得探究。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主观评估。陈建文(2001)研究指出自我效能感对社会适应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表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那么其社会适应表现越好。国外学者指出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的生成联系较为紧密(Deb & Arora， 2008)， Bossick (2008)指出增强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心理韧性的良好发展。此外，有关对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调查研究也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其心理韧性发展也会较好，且也有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对社会适应能力起着正向预测作用(王燕秋，等，2010)。基于以上内容，提出研究假设：1) 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正相关；2) 社会适应能力与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存在显著正相关；3) 在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心理韧性起着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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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取湖南省某高校大学生共发放问卷400份，得到有效问卷379份，剔除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问卷后，得到最终有效问卷292份，被试年龄在17~22岁之间。其中男性145人，女性147人；大一62人，大二116人，大三48人，大四66人。具体被试分布情况见表1。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该量表采用的是王才康等人(2001)修订成的中文版本。总共10个项目，使用4点计分方式，区间为10~40分，分数越高说明自我效能感也越高。该版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系数为0.87。本次测量中得出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8。 Table 1 Distribution chart of subject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45 49.7% 女 147 50.3% 年级 大一 62 21.2% 大二 116 39.7% 大三 48 16.5% 大四 66 22.6% 表1. 被试分布情况表 2.2.2.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ADS) 该量表是由郑日昌等人编制的，共20个项目，总分越高代表社会适应能力越强(宋专茂，2001)。其计分方式：单数号题，(1， 3， 5， 7， ···)， A：−2分，B：0分，C：2分；双数号题计分则反之。将各题的分数依次相加，得到总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1。本次测量得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2。 2.2.3. 青少年韧性量表(HKRA) 该量表共计27个项目，分为支持力、个人力两个分量表。支持力由家庭支持、人际协助2个方面组成。个人力由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3个方面组成(胡月琴，甘怡群，2008)。5点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相关心理韧性的水平越高。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心理韧性总分与各因子的相关系数为0.53~0.73。本次测量得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6。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大学生被试，对他们采取团体施测。测试前，主试通过指导语告知注意事项，强调保密措施，鼓励如实作答。测验完毕，主试剔除无效问卷，数据处理运用SPSS21.0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