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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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研究 4.1. 实验平台建立 建立油中局部放电测向实验平台，包括模拟变压器油箱、变压器绕组模型和局部放电模型。模拟变压器油箱尺寸为200 cm × 100 cm × 150 cm，里面充满25#变压器油，油箱外壳接地。绕组模型为35 kV变压器绕组，其高度0.6 m，高压绕组外径0.24 m、内径0.2 m，低压绕组外径0.13 m、内径0.1 m，绕组铁芯高度为0.6 m、半径为0.1 m，如图12所示。实验选取尖端放电模型，即采用了针板电极模型，如图13所示。其高压电极采用一黄铜尖棒，高压电极与地电极之间间距可根据需要放电量的多少进行调节。为了研究MUSIC-SRP算法估计局部放电位置，设计了超声波采集系统，实验系统如图14所示。 图12. 变压器绕组模型 图13. 尖端放电模型 图14. 局部放电光纤传感器检测实验平台 4.2. 结合算法局部放电定位实验 实验环境与仿真设置类似，传感器阵列放置位置也与仿真情况类似，设置在变压器绕组上方正对这一侧油道处。但由于实际环境限制，传感器阵列只能高于绕组5 cm。分别在高低压绕组匝间的不同匝间深度、不同纵向深度和不同偏离角度上选择多个特征点设置局部放电点，先后进行实验。 首先进行高压绕组匝间进行局部放电实验，局部放电源设置在变压器高压绕组内侧，如图15所示。高压绕组匝间所选局部放电点相对位置如图16。 图15. 局部放电源在高压绕组的放置方式 图16. 高压绕组匝间局部放电点相对位置 MUSIC-SRP算法对变压器高压绕组匝间局部放电定位实验结果如表8所示。 Table 8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MUSIC-SRP algorithm location for high voltage windin 序号 坐标 MUSIC-SRP定位估计 误差(cm) 1 (12.0， 15.0， 1.0) (18.5， 9.1， 1.4) 8.8 2 (4.0， 35.0， −5.0) (9.5， 28.1， -2.8) 9.1 3 (4.0， 35.0， −7.0) (8.2， 42.2， −2.7) 9.4 4 (−8.0， 35.0， −4.0) (−2.0， 42.6， −0.9) 10.1 5 (0， 55.0， −5.0) (4.9， 27.9， 0) 10 6 (0， 55.0， −7.0) (4.8， 46.3， −8.6) 10.1 7 (13.0， 55.0， 1.0) (8.1， 65.0， 4.9) 11.8 8 (15.0， 55.0， 0) (5.3， 60.1， −4.9) 12 表8. 高压绕组MUSIC-SRP算法定位实验结果 之后进行低压绕组匝间进行局部放电实验，局部放电源设置在变压器低压绕组外侧，如图17所示。低压绕组匝间所选局部放电点相对位置如图18。 图17. 局部放电源在低压绕组的放置方式 图18. 低压绕组匝间局部放电点相对位置 MUSIC-SRP算法对变压器低压绕组匝间局部放电定位结果如表9所示。 Table 9 Positioning results of MUSIC-SRP algorithm for low voltage windin 序号 坐标 MUSIC-SRP定位估计 误差(cm) 1 (1.0， 15.0， 4.0) (2.5， 23.2， 5.0) 8.4 2 (1.0， 35.0， 4.0) (0.5， 43.1， 1.2) 8.6 3 (9.0， 35.0， 6.0) (2.2， 39.7， 2.1) 9.1 4 (3.0， 55.0， 4.0) (3.5， 63.5， 8.4) 9.6 5 (9.0， 55.0， 7.0] (3.3， 59.9， 0.2) 10.1 表9. 低压绕组MUSIC-SRP算法定位结果 可以看出，实验结果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证明MUSIC-SRP算法可以用于变压器高低压绕组匝间局部放电定位中。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比较可以发现误差规律近似。偏离角越大，定位误差越大；纵向深度越深，定位误差越大；匝间深度不同，对定位精度影响不大。实验误差比仿真误差略大，除了分析过的阵列形状带来的误差、MUSIC算法测向误差和混响误差，还有一下几方面的误差来源： 1) 实验环境中存在一些少量的外部噪声，会对对局部放电超声信号波形产生改变，会对定位结果带来些微小误差； 2) 实验中所用的四个光纤FP传感器中心频率需要统一在30 kHz，但实际中四个传感器的中心频率可能会有微小偏差，造成定位误差； 3) 实验过程中的局部放电点坐标都是人为量测设置的，存在量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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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对传统定位算法MUSIC算法和SRP算法应用于变压器高低压绕组匝间局部放电定位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了MUSIC-SRP结合算法。详细介绍了利用MUSIC测向估计将SRP搜索空间有效压缩这一核心步骤。通过算例可以看出经过MUSIC测向估计可将SRP搜索空间压缩至原来的五分之一，从而达到提升定位精度的目的。 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MUSIC-SRP结合算法定位精度较SRP算法有极大提升，相较于所用实验模型尺寸，定位误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适用于变压器绕组内部局部放电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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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截止到2018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64，000万吨标准煤。能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本文分别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ARMA模型对能源消费总量进行预测。通过合理的方法来预测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我国能源部门制定有效合理的能源消费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能源消费总量，多元线性回归，ARCH模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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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对能源的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大。1999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140，569万吨标准煤，经过20年的发展，2018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高达464，000万吨标准煤，是1999年的2.3倍。由此导致了我国能源供给紧张的形势。能源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采用合理的方法准确地预测能源消费的未来发展趋势，能够为有关能源部门制定合理化的能源消费政策提供建议，同时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倩(2018)通过对我国能源消费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能源消费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需要对我国的能源消费进行优化策略 [ 1 ]。方圆，张万益等(2018)通过将中国的能源消费情况与世界各国的能源消费情况对比分析，发现我国过度依赖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核能发展相对落后 [ 2 ]。汪琳，尹传凯(2016)认为对我国的消费现状和能源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之路 [ 3 ]。杨杰，宋马林等(2009)基于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我国的能源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 [ 4 ]。张子荣(2018)运用VAR模型研究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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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能源状况分析 2.1.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状况分析 由图1我们可以看到从1999年到2018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是逐年递增的，2018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了464，000万吨标准煤。在这期间，2004年的增速最快，为16.84%；2015年的增速最慢，为0.96%。 图1. 1999年~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变化图 2.2. 我国主要能源品种消费情况分析 由图2可以看到我国主要能源品种有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其中煤炭和石油这两种能源品种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同时我们看到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考虑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重逐渐变大。 图2. 2000年~2018年中国主要品种能源消费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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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影响因素分析 3.1. 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本次研究共收集了1999年到2018年共2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相关数据，为了去量钢化，本文采用全序列法，全序列功效系数的形式如下： x i j ∗ ( t k ) = ϕ + x i j ( t k ) − min i ， k { x i j ( t k ) } max i ， k { x i j ( t k ) } − min i ， k { x i j ( t k ) } × φ x i j ∗ ( t k ) 为第i个对象第j项指标在 t k 时刻的无量化数据。本文取 ϕ = 0 ， φ = 1 。 3.2.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的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3.2.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描述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推广。用回归方程定量刻画一个因变量y的均值与多个自变量 x 1 ， x 2 ， ⋯ ， x p 存在线性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形式如下： y i =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p x p + ε y被称为因变量或者被解释变量， x 1 ， x 2 ， ⋯ ， x p 被称为自变量或者解释变量， β 0 ， β 1 ， β 2 ， ⋯ ， β p 被称为回归系数， ε 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的正态随机误差项。 3.2.2. 基于逐步回归的方法建立能源消费总量预测模型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将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逐个引入方程中，同时引入一个变量就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剔除，保证模型中的含有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是显著的。 将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CON)作为因变量。同时找到了影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分别为：城镇化率(%) (URB)、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INV)、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DP)、研究与试验经费发展支出(亿元) (EXP)、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TER)。运用SPSS软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建立回归方程，输出结果如下。 Table 1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abl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Constant) −0.037 0.009 −4.220 0.001 URB 1.493 0.042 35.969 0.000 TER −0.457 0.044 −10.380 0.000 表1. 回归系数表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化率(URB)、第三产业所占比重(TER)这两个变量进入模型，其他变量都未进入，两个变量t检验的P值都是小于0.05的，说明回归方程线性显著。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C O ^ N = − 0.037 + 1.493 URB − 0.457 TER 由表2可以看到复相关系数、判定系数和调整的判定系数，三者均大于0.9，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 Table 2 Model summary tabl Model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2 0.999 b 0.997 0.997 0.0193502 表2. 模型摘要表 表3是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由检验的P值小于0.05可知回归方程线性显著。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Regression 2.249 2 1.125 3003.511 0.000 b Residual 0.006 17 0.000 Total 2.256 19 表3. 方差分析表 表4是SPSS软件根据建立的回归模型输出的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各个年份的预测值、实际值以及两者相对误差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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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ARMA模型的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 4.1. ARMA模型的基本描述 ARMA模型(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基本思想为一个变量现在的取值，不仅会受到它本身过去值的影响，也会受到现在和过去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 Table 4 Model fit value and relative error absolute value tabl 年份 实际值 拟合值 相对误差绝对值(%) 1999 0.0000 2000 0.0198 0.01231 37.83 2001 0.0463 0.05489 18.55 2002 0.0897 0.10948 22.05 2003 0.1747 0.20247 15.90 2004 0.2774 0.30171 8.76 2005 0.3735 0.37261 0.24 2006 0.4511 0.43813 2.88 2007 0.5283 0.49679 5.96 2008 0.5567 0.56301 1.13 2009 0.6046 0.59703 1.25 2010 0.6805 0.70025 2.90 2011 0.7621 0.77657 1.90 2012 0.8087 0.81702 1.03 2013 0.8544 0.84275 1.36 2014 0.8819 0.87071 1.27 2015 0.8946 0.87202 2.52 2016 0.9129 0.90632 0.72 2017 0.9536 0.97361 2.10 2018 1.0000 0.99962 0.04 表4. 模型拟合值及相对误差绝对值表 该模型表示为： X t − φ 1 X t − 1 − ⋯ − φ p X t − p = ε t − θ 1 ε t − 1 − ⋯ − θ q ε t − q 其中 φ j ( 1 ≤ j ≥ p ) 和 θ j ( 1 ≤ j ≥ q ) 为实数， ε t 为白噪声过程， ε t ~ W N ( 0 ， σ 2 ) 。 4.2. 平稳性检验 原始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处理后的输出结果见表5。 Table 5 Unit root test after differential processin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4.196718 0.0079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4.057910 5% level −3.119910 10% level −2.701103 表5. 差分处理后单位根检验 由表5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表明该序列是二阶差分平稳序列，即二阶单整。 4.3. 模型形式的识别 由图3可以发现样本ACF图拖尾，样本PACF拖尾，可以初步判断是ARMA模型。 图3. 样本PAF和样本ACF图 4.4. 滞后阶数的确定 分别对ARMA (1，1)、ARMA (1，2)、ARMA (2，1)、ARMA (2，2)模型进行回归，记下模型中各最大滞后变量对应的t统计量值，模型的AIC、SC、HQ值等信息。如表6所示。 Table 6 Values for the statistics of the four model AIC SC HQ ARMA (1，1) −4.6801 −4.5309 −4.6548 ARMA (1，2) −5.1841 −4.9853 −5.1505 ARMA (2，1) −4.8346 −4.6367 −4.8073 ARMA (2，2) −5.1942 −4.9469 −5.1601 表6. 四个模型的统计量的值 4.5. 模型回归与检验 表7是残差序列相关LM检验选取滞后1阶进行残差相关检验，LM检验统计量obs*R-squared对应的P值0.52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残差无序列相关。表明变量无遗落变量，即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合理的。 Table 7 Breusch-Godfrey serial correlation LM tes F-statistic 1.845363 Prob.F (1，14) 0.1958 Obs*R-squared 2.049095 Prob.Chi-Square (1) 0.1523 表7. 序列相关LM检验表 由表ARCH (1，2)可以得到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CONS t = 2.1826 ∗ ( 1 − 0.9626 ) + 0.9626 CONS t − 1 + v ^ t + 1.4666 v ^ t − 1 + 0.9880 v ^ t − 2 采用静态预测的方法得到的预测图，见图4。 图4. 预测图 将实际值与运用ARCH模型预测得到的拟合值分别放到同一张表，并计算对应的相对误差绝对值，如表8所示。 Table 8 Absolute value of relative erro 年份 实际值 拟合值 相对误差绝对值(%) 1999 0.0000 2000 0.0198 0.022310 12.68 2001 0.0463 0.068394 47.72 2002 0.0897 0.091317 1.80 2003 0.1747 0.143760 17.71 2004 0.2774 0.293648 5.86 2005 0.3735 0.355373 4.85 2006 0.4511 0.451661 0.12 2007 0.5283 0.532931 0.88 2008 0.5567 0.582855 4.70 2009 0.6046 0.574499 4.98 2010 0.6805 0.681967 0.22 2011 0.7621 0.764184 0.27 2012 0.8087 0.810579 0.23 2013 0.8544 0.855310 0.11 2014 0.8819 0.900952 2.16 2015 0.8946 0.901746 0.80 2016 0.9129 0.913439 0.06 2017 0.9536 0.952446 0.12 2018 1.0000 1.000750 0.08 表8. 相对误差绝对值 图5. 模型拟合效果对比图 由上图5可以看出，通过绘制折线图发现逐步回归的方法和ARCH模型两种方法预测出的结果与实际值能较好地契合，说明这两种方法在拟合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时的效果比较好。 计算两种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相对误差绝对值。 见表9，通过计算两种方法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相对误差绝对值，由上表可以看到ARCH模型计算的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数要比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稍小一些，然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标准差相对要小一些，说明我们在对能源消费总量进行预测时可以结合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在探索多变量影响因素方面，可以考虑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而在单一变量进行预测时采用ARCH模型。 Table 9 Comparison table of the two method 平均数 标准差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0.067578209 0.099939741 ARCH模型 0.05544182 0.112589011 表9. 两种方法的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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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近20年是逐年递增的，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水电、核电、风电这些清洁能源所占比重逐渐增大。 2、煤炭在我国主要能源品种消费中占有的比重过大，石油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 3、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相比20年前已经明显减缓，说明我国在控制能源消费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 4、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对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影响显著，其中城镇化率对能源消费总量起到正向的作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对能源消费总量起到负向的作用。 5、在预测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时，ARCH模型和逐步回归方法的拟合效果都比较好，对于多变量预测可以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于单变量预测可以选用ARCH模型。 5.2. 建议 1、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对高新技术及新兴产业发展实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2、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政府应当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加强企业对新兴技术的使用，此外，我国应当促进与在能源行业有优势的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3、我国应当控制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对煤炭价格进行合理的调整，限制煤炭资源的开采，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4、地球上存在着很多可再生能源，应当鼓励政府科技创新，通过风力发电，改善生态环境，缓解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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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小麦是湖北省第二大粮食作物，小麦生产的稳定发展在湖北省粮食连续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调研，对湖北省小麦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技术对策和政策措施层面提出了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发展的思路。 关键词 :湖北省，小麦产业，新形势，技术对策，政策措施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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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湖北省是我国小麦主产省份之一，播种面积和总产均居全国第八位，且表现上升趋势。小麦生产的稳定发展在保障湖北乃至全国粮食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粮食连续增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通过调研对湖北小麦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分别从技术对策和政策措施层面提出了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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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湖北省小麦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十三五”以来湖北省小麦产业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随着小麦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优质小麦品种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公顷以上，小麦总产稳定在400万吨以上，商品小麦品质总体上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 1 ] [ 2 ]。但是，由于近年来农业生产过程中人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的增加，以及自然灾害对小麦生产的不利影响加剧，湖北省小麦产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 3 ] [ 4 ]。 2.1. 小麦生产效益不高，小麦生产积极性下降 据调查，“十三五”以来由于生产成本的快速增加和收购价格的降低，湖北省小麦生产的比较效益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小麦生产处于保本微利的状况，每666.7平方米的纯收益仅为100元~200元(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小麦课题于2017~2019年在湖北省小麦主产区调研结果，数据未发表)，中南部部分地区在灾害严重的年份，小麦生产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从而严重影响到农民小麦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专业合作社和种田大户，由于还需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小麦当季的经济效益大多为负值，冬季抛荒撂荒的现象十分普遍，小麦种植面积下滑的压力增大。 2.2. 自然灾害和病害对小麦生产的不良影响加剧 “十三五”以来，自然灾害和病害发生频繁，对湖北省的小麦生产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 5 ] [ 6 ]。秋季连阴雨、秋冬连旱、收获期的连阴雨、赤霉病等不仅使小麦播种面积减少，还导致小麦单产降低、品质下降。也是造成小麦生产效益不高、生产积极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2.3. 小麦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龙头带动能力不强 据调研结果，目前我省小麦加工企业普遍缺少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主要原因是缺少地产的优质加工原料，30%以上的优质加工原料需要从外省调入，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由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对小麦产业发展的带动能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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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形势下湖北省小麦产业发展的技术对策 面对新形势下湖北省产业发展出现的问题，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和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共同努力，采取相应的技术对策。自“十二五”以来，湖北省科研院所承担了一批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和集成了一批小麦节本增效的关键技术，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加大推广应用力度，能够促进湖北省小麦生产实现节本增效的目标。 3.1. 稻茬麦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湖北省稻茬麦种植面积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的60%以上 [ 2 ]，提高稻茬麦生产技术水平，特别是机械化生产水平，对增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节本增效具有重要意义。自2012年以来，湖北省成立了“稻茬麦机械化生产技术攻关协作组”，通过多年的攻关研究和生产示范，已初步集成了适合湖北省不同地区稻茬麦秸秆还田情况下的机械播种技术、壮苗培育技术和灾害应变技术。 3.2. 小麦双减(减肥、减药)绿色高效生产技术 “十三五”期间，湖北省有关单位承担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重点攻关研究小麦双减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目前已进入了在主产区大面积示范阶段，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实施优化秸秆还田技术、施用高效缓释复合肥、优化病虫害防治技术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小麦节本增效10%以上的目标，示范效果明显。 3.3. 小麦中强筋品种选育与产业化 小麦的品质问题是制约湖北省小麦生产效益和加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 3 ]。针对湖北省主产区长期缺少高档优质品种的问题，“十三五”以来，联合全省小麦育种力量，重点攻关，通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已选育了一批品质达到中强筋国家标准、符合企业需求的中强筋品种，2019年秋播已在襄州和枣阳两市采取科研单位与加工企业、推广单位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示范推广和产业化开发。 3.4. 抗逆小麦品种选育与示范 湖北省小麦生育期间自然灾害和病害的种类多、发生频繁，是小麦产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子 [ 2 ] [ 3 ]。近年来，重点围绕抗小麦赤霉病、抗条锈病以及耐(抗)小麦收获前穗发芽等育种目标，选育了一批对赤霉病、条锈病和穗发芽有较好抗(耐)性的小麦品种，下一阶段将积极做好这类品种的示范和推广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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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4.1. 建立和完善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建议借鉴江苏省等外省建设重点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经验，在湖北省不同生态区建立和完善5-8个重点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农、科、教的有效结合。 4.2. 建立省级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加大对小麦产业的支持力度 小麦是湖北省第二大农作物，建议设立湖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加大对小麦产业的支持力度。 4.3. 完善小麦生产保险体系 建议在现有农业保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小麦生产保险体系，特别是要重视小麦种子繁育保险，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小麦产业发展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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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面临小麦生产效益不高、生产积极性下降、自然灾害及病害的不良影响加剧、加工企业经济效益不佳、龙头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加大小麦绿色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政策层面上需要建立省级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促进农、科、教的有效结合，同时完善小麦生产保险体系，以保障湖北小麦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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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结合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问题，从建立健全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相关制度及机制为着力点，为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民办高职，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队伍建设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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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高职双师型队伍建设背景 1995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通知》中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提出“双师型”，即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课教师应具有一定的专业实践能力，要求1/3以上教师为“双师型”教师 [ 1 ]。199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必须加快建设兼有教师资格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 2 ]。2006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高职教育“双师型”的双师结构和双师素质两项建设目标 [ 3 ]。2010年教育部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 4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 5 ]。2019年10教育部发布《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公布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的通知》《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等聚焦打造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今后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战略性部署 [ 6 ]。高职院校双师型队伍建设从提出到发展已有较长的时间，各高职院校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依旧是高职院校内涵质量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瓶颈 [ 7 ]。目前高职教师普遍存在入职门槛较低、来源渠道单一、培训针对性较弱等问题，民办高职教师更为突出，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受到的制约和面临的挑战更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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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队伍建设现状分析 (一) 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现状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队伍建设始于2015年，至今先后开展了四次双师认定工作，共认定校内双师型教师38人，校外双师型教师13人，经人事变动及双师型教师能力考核，学院现有校内双师型教师8人，其中汽车与建筑工程系3人，公共服务与健康管理系2人，学前教育学院3人，电子信息与财经商务系和公共基础教学部没有双师型教师，校外双师型教师13人。2019年校内新申报双师型教师11人，目前正处于认定考核阶段。 (二) 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问题 1) 双师型教师比例低，整体素质不高 民办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专任教师入职门槛低于公办高职院校、引进渠道单一、行业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引进难、教师流动性大和师资年龄结构不均衡等问题。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总量较少，目前已认定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2%，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到2020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一半”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校内双师型教师共8人，从年龄结构分析平均年龄35，全为青年教师，从职称等级分析3名取得副高级职称，从学历学位分析3名硕士研究生，从工作经历分析仅2名有企业工作经验。校内双师型教师分析结果表明：在年龄结构上急缺能发挥专业带头作用的高级骨干教师及填补双师型教师后续力量的年轻教师；在实践素养及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校内双师型教师每学年仅1个月左右的行业企业实践锻炼时间，对其实践素养及能力方面有所制约。校外双师型教师共13人平均年龄40，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其中3名硕士，2名本科，其余均为专科学历；8名已取得高级职称，5名中级职称。校外双师型教师分析结果表明：缺乏教育教师方面能力培训，导致教学能力及教学水平欠佳、授课方法及技能不规范；缺乏行业企业德高望重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行业企业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对职业教育热度不高等问题。 2)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动力不足 民办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专任教师数量相对较少，专任教师工作量繁重的问题。专任教师忙于应付教学工作，没有富余时间进行长期发展规划。《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师岗位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专任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为16学时/周，最低教学工作量为12学时/周，最高教学工作量20学时/周。通过调研2018~2019学年专任教师工作量，分析发现：学院专任教师平均工作量为16学时/周，平均承担课程门数为2~3门，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备课和上课，绝大多数教师表示在提升自己及进行双师型素质的自我建设方面没有考虑。此外，学院层面没有“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育机制和有效奖励机制，导致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缺乏动力；校企合作仍停留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合作，没有建立针对教师技术技能培训的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单位不能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支撑等都成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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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队伍建设措施 (一) 制定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 根据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现状及要求，对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双师型队伍建设做好整体规划。根据规划年限，有计划的分层完成双师型教师数量及质量上的培育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应符合各民办高职院校整体规划、专业建设规划和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等要求。学院完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等文件，按照《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十三五专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学院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50%以上，计划2019年底完成48%双师型教师培养认定工作，2020年底完成50%以上的双师型教师培养认定工作。 (二) 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结构 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拓展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结构维度，在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试行)》中高职(专科)教师队伍建设要求的基础上，大胆尝试打破双师型教师主要来源以校内专任为主的格局，增加校外兼职教师特别是来自行业企业的双师型教师比例，深度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学院校内兼课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资源库，认定一批符合学院双师型教师标准的校外双师型教师，培育培养专任教师双师素质后续发展力量。放宽双师认定素质条件，完善“固定岗 + 流动岗”的教师资源配置机制。 (三) 建立基于双元培育教师的校企合作机制 产学、产教合作是培养合格双师型教师的重要途径，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力度，结合校企合作单位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要求校内双师型教师每年至少1个月在合作企业或实训基地实习，落实专任教师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校外双师型教师必须通过学院内部教学能力考核并完成每年教育教学、科研等能力培训，获得学院内部认定的教师相关职称。根据不同层次的教师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育培养，例如“教育见习”、“企业实践”、“跟岗访学”等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和跨界特征。 (四) 健全双师型教师评价机制 制定有效的双师型教师评价机制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是双师型教师队伍质量的保障。依托学院人事处、教务处督导室、校企合作单位及行业等共同进行督促评价，完善学院双师型教师考核制度，明确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终极目标与标准。真正做到提高双师型教师教学与技术技能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五) 健全双师型教师奖励机制 保证双师型教师队伍持续有动力的发展，健全双师型教师奖励机制是抓手。在绩效工资考核管理办法中融入双师型教师奖励机制，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待遇。除外，将其纳入年度考核、评优评先和职务晋升等加分项目。根据考核，对双师型教师发放津贴，对在行业企业挂职或实习教师表现较好和兼职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表现优异的设置奖项，提高双师型教师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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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民办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为社会培养的一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各行各业。而民办高职院校因其性质，收到的国家教育教学投入又远远少于公办高职院校，因此其办学水平及质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问题应当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传授者，教师素质的要求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素质的要求是重点，这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目标一致。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建设适合民办高职院校的双师型队伍建设将会成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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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已拉开序幕，但既有论述难以跳出探讨历次工业和科技革命时的悲观逻辑。为此以建构主义理论作为研究框架，本文分析并展望人工智能对于国际关系中观念和文化变革的意义，并引出对人工智能时代公共外交的迷思：在未来，跨国行为体将是公共外交的重点对象，公共外交必须积极培育并迎合人工智能发展的建构优势；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决策和媒介化社会带来团体施动性的异化，将挑战公共外交的可行性和效用；在人工智能对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冲击中，传递以互助共享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观、推动康德文化的演进将是公共外交的新使命。迷思的价值取决于分析视野和具体实践，学界应重点考量人工智能的哲学与文化内涵，发掘其中显在或潜在的和平学价值。 关键词 :人工智能，公共外交，建构主义，跨国行为体，康德文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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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1956年达特茅斯夏季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I)概念时，社会科学界的反应远不及今日的门庭若市，彼时国际关系的研究重心正置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和大国间的博弈上。此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他们开始关注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权力资源分配，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争鸣亦贯穿其中。近年来，计算机运算能力和储存技术得到突破，大数据和算法应用影响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及思维方式。现阶段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大放异彩，国际关系的中坚力量纷纷将其纳入战略规划中，前沿学者们开始正视并展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变革。那么，作为国际关系中行为体间新颖的互动模式，由政府及被授权者开展、以塑造或影响国际公众认知为手段、旨在提升国家形象和促成外国政策改变的公共外交，将在这场变革里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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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框架选择：人工智能与建构主义 在探讨公共外交的未来命运前，有必要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变革选择适当的研究框架。当前国内学界就人工智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问题的讨论较为有限。有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扩散模式、领域性介入和系统性影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推动我们走向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 1 ]。另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或将改变国际竞争态势，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续衰落，最终迈向进攻性现实主义 [ 2 ]。从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出发研究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结论必然富有经典科幻作品“赛博朋克(cyberpunk)”的反乌托邦风格——紧密围绕未来国际社会的等级冲突、社会动荡和军事对抗展开论述，与回顾历次工业及科技革命影响权力分配模式的逻辑并无本质差别，该出发点就已决定其难以摆脱沉重的悲观色彩。 实际上，人工智能与历次工业及科技革命衍生的技术产品有着显著区别，国际关系研究也应予以厘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 3 ]。虽然科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类人乃至超人的智能显然是普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分野的标志。“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期望未来“机器能够在所有纯智能的领域中同人类竞争”，作为起步，他建议既要训练机器从事抽象活动(如下棋)，又要为其配备最先进的感觉器官 [ 4 ]。最终，机器将能够思考并通过“模仿游戏”的测试。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试图赋予机器的一种观念。精密硬件、复杂算法和代码应用只是人工智能的“肉体”，在获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认知和思考才是人工智能的“灵魂”。 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获取知识的经典方法是将智能以“应用知识的特定规则”的形式编写到计算机程序中，即“专家系统”(如“深蓝”)，但这类编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应用覆盖面也相当有限 [ 5 ]。与之不同的方法是赋予机器复杂的感知器系统，让其基于与环境的试错交互规则，像人类一样学习，即深度学习。以IBM公司开发的“沃森(Watson)”为例，它可以依托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分析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通过“假设生成”机制进行推理、归纳和认证，为学习提供证据基础；同时以自然的方式与人互动交流，并在交互中实现经验学习，达到优化模型和不断进步的效果。由于我们正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开端，深度学习作为培育认知和思考能力的基础，尚不能凸显人工智能意识对于国际关系的存在价值。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的意识和文化对于国际社会变革的作用必然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言，“智能可被定义为利用有限的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 [ 6 ]。社会生产中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当然意味着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但就人工智能这一新生事物而言，国际关系研究不应浮于人工智能工业属性的表面，不必纠结其究竟归属于硬实力(hard power)还是软实力(soft power)。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理论范式，研究重点都被局限于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技术优势及其衍生效应，而忽视人工智能蕴含的冲击国际社会观念和文化的力量。造成这种逻辑定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关系学者对人工智能的哲学渊源往往选择避而不谈。为了填补人工智能的物质性功能及影响之外的研究空白，本文选择代表国际关系研究哲学转向、涉及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分析并展望人工智能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念和文化性影响，尝试勾勒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社会景象。 在选定建构主义研究框架后，如何搭建其与公共外交之间的理论桥梁？笔者曾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对公共外交原理进行研究，尤其是分析公共外交中的结构、施动性和文化。研究发现，公共外交就是国家间争取建构文化主导权的一种竞争行为，它在结构的观念分配中更具备建构优势，通过发挥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最终建构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由此使国家获得新身份和相应的利益 [ 7 ]。本文将在此研究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关系研究与公共外交研究的理论联动，以此展开对人工智能时代公共外交的迷思。此外，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期盼从该视角出发的初步研究能够拓宽国际关系学界对人工智能的分析视野，考量人工智能的哲学与文化内涵，以及显在或潜在的和平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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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规范结构变革：跨国行为体与观念分配 在“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语境里，掌握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意味着拥有人工智能时代的支配性权力及利益，国家可以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列位核心。如今具备一定科技基础的国家都会试图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风口处抢占先机。客观地看，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产业根基的数个跨国公司在这场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耗费巨资创建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招徕了全球顶尖的专家团队，在科研条件、数据素材和产品实用性等方面均占优势。毫无疑问，未来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将以各国的人工智能实力对比为主题，实力雄厚的跨国行为体将丰富这一结构，甚至对某些科技强国的地位构成挑战。 跨国行为体并非国际关系中的新生事物，其中的历史渊源和它们现今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同等的研究价值。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郁勃之时，约瑟夫·奈(Joseph Nye)便察觉到很多跨国行为体通过直接向政府和商业领袖施压以改变政策，或间接改变公众对合法性及政府和企业职责的认知，从而促进新规范的形成 [ 8 ]。跨国行为体给国际体系规范结构带来的变革比对物质性结构的影响要深远，这种在共有知识方面的变革，突出表现在对主权国家的认同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包含的关于主权的规范结构建构了现代国家的身份，赋予了国家间无形的边界；而跨国行为体以非主权观念的规范建构组织，逾越了这一边界。更为重要的是，当跨国行为体在国际社会的观念互动中展现愈发强大的建构能力时，国家作为团体人的观念会被动摇。因此，奈在另一部著作中写到，“主权国家越来越容易被渗透，越来越不像一个暗箱；政治领导人将会发现，保持对外政策连贯性的难度加大了” [ 9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冲击传统国家观念的现象只会加剧。 互联网让一些跨国组织或网络的创建成本降至微不足道，使得国际公众热衷于绕过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国际性社交网络的膨胀便是最佳佐证。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例，它们的日活跃用户数已超越许多国家的人口，很多用户在平台上发声的热情也胜过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拥有庞大基数的社交网络俨然已成为“网络国家”。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网络国家中公众的观念互动占主导地位。近年来，组织专业化的恐怖主义势力就借助社交网络把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试图实现身份建构，潜移默化地改变国际公众对恐怖主义乃至当下国家秩序的认知 [ 10 ]。“伊斯兰国”为代表的现代恐怖组织已经尝试在与国际公众的网络互动中建构规范，吸收了众多域外成员，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威胁不可小觑。事实上，现阶段网络国家较为涣散，弱规范对于其成员身份的建构能力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换言之，若在网络国家中建立强规范，成员身份得到明确，跨国行为体的行动能力将非常可观。未来，社交网络将更普遍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用户体验，以加强用户黏性，此举将进一步增进国际公众对于网络国家规范的认同。另外，掌握人工智能知识、奉行共同价值观的“科学家共同体”也将成为人数较少但极为重要的跨国行为体。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国家和资本，但又遵循相对超脱的独立运行规则和行为逻辑，具有明显的技术权威与道德优势 [ 1 ]。所以，科学家共同体与国家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就人工智能展开的互动，也将对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发挥重要的建构作用。 显然，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体系的共有知识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认识，还包括国家与跨国行为体、跨国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识。一方面，跨国行为体的覆盖领域与多个主权国家有所重叠，无论是跨国公司、网络国家，还是科学家共同体，都能提供比单一国家更便利的沟通平台，甚至能精准地影响到特定范围内的国际公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使跨国行为体内部国际公众的观念互动更对称、更活跃，而国家间人工智能水平的差距会影响与他国公众的观念互动效果。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跨国行为体对国际体系规范结构的作用效果往往比单个国家的施动性要强。国家决策者们将格外重视与跨国行为体开展观念互动的重要性，外交活动不再以对称原则为由排斥跨国行为体，而是主动把它们纳入公共外交的对象中，并且以符合它们组织规范的形式争取其中国际公众的积极认同。 人工智能时代规范结构的变革带来的问题是，公共外交是否仍具有建构优势？在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中，共有知识与行为体的自有知识是不对称的。这种观念分配的不均衡特征影响了行为体间的互动模式，降低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甚至会导致冲突。公共外交正是自有知识与共有知识之间的纽带，力图改变自有知识与共有知识间的不对称状态，通过建构对行为体有利的共有知识发挥作用。与经济摩擦和军事博弈相比，公共外交在结构的观念分配中更具建构优势。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跨国行为体的活跃、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介和社交网络中的广泛应用要求决策者转变传统的公共外交策略。 在互联网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发展“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这一当下时兴的概念具有两重含义。首先，充分利用数字化渠道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探索如何将公共外交与信息通讯技术、软件工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于社交媒介中相融合，提升说服国际公众的能力 [ 11 ]。其次，通过数字化工具对公共外交活动的筹划、实施、反馈和绩效进行精准管理，并搭建与之相配套的现代组织架构。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在信息通讯、数据分析和人机交互方面取得的进展，公共外交从业者面临数字外交向“AI外交”的逻辑转变，必须积极培育迎合人工智能发展的建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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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团体施动性的异化：数据决策与媒介化社会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国际体系规范结构的观念分配因人工智能的兴盛而改变，跨国行为体对于规范结构的建构能力也将有质的提升。此时，国家的内在决策结构中，实现团体施动性的另两个充分条件“制度”和“认可”也将发生变化 [ 12 ]。影响集体行动制度化的是“数据决策”及其背后的数据意识形态，而媒介化社会能够重构公众的认可。与传统国家行为体相比，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团体施动性正在异化，这将给作用于个体施动性的公共外交带来挑战。 在试图激发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前，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外交首先面临着政治决策活动变革所带来的挑战。未来的政治决策是数据决策，社会治理、外交博弈乃至国家战略制定将依赖于大数据和复杂的算法 [ 13 ]。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史蒂文·塞茨(Steven Seitz)团队开发了一款名为“历史案例研究”(Historical Cases Studies)的人工智能程序，使用者可以测试六种理论(国家生命周期论、均势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心理学)对于二战后21件史实的解释力，开发者认为该程序能够提醒决策者避免重复政治危机 [ 14 ]。这只是利用了人工智能中较为初级的模拟技能——以特定理论为基础，通过情景建模和逻辑推演，为决策者提供书面层级的参考。如今，呈指数更迭的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事、社会治安和教育卫生领域。在处理非传统安全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如算法识别互联网中的暴恐信息、智能无人机侦查并打击恐怖分子等 [ 15 ]。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而持续进化的自动识别和关联预测能力，决定了人工智能在政治决策中愈发显著的地位 [ 16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思维正逐渐取代人类决策者传统的规范认知。这种逻辑转变会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造成影响——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必然从厘清因果机制的经验研究(“WHY”的问题)，转向重视预测和策略的政策咨询(“HOW”的问题) [ 17 ]。理论上看，人工智能参与国际关系决策确实可以规避一些人为缺陷，不仅包括决策者非理性的应激反应，还有基于理性原则却产生了的错误知觉。 然而，即使抛离了主观意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无法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制定战略决策——数学上的复杂概率使人工智能与人类一样面临着“未知的未知”，为了实现动态目标而不得不选择赌博 [ 18 ]。因此，无论是借助模块化人工智能进行社会治理，还是指挥机器人参与作战，涉及人类的战略决策都必然保留人的特性。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的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 [ 19 ]。与其认为数据决策是一种高效率的集约化管理方法，不如说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政治决策会大幅收缩决策者的规模，占据数据优势的少数组织将更接近政治权力 [ 20 ]。吉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展望人工智能在政治决策中的应用时认为，“这是算法造成的”将成为政客们推卸责任的最佳借口，权力会集中于掌握核心技术的少数精英，而如果“机器统治”能带来财富、繁荣和稳定，可能很多人还会对此感到满意。他因此断言人工智能将杀死民主 [ 21 ]。在手段方面，组织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收集海量的公众数据，精准地把握公众的政治心理情况从而“对症下药”地实现政治目标。譬如，2017年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l)未经许可获取了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通过大数据归纳为成千上万的选民建构了人格模型并投放针对性的政治广告新闻，最终推动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可见，数据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能够成为改变公众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工具。一方面，虽然数据本身是中性的，庞大的数据堆积也是无意义的，但为了实现数据的价值，人们将其关联为一种结构的存在，而这种结构的规范——算法是具有价值偏向的 [ 22 ]。另一方面，个人在大数据面前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向数据决策者呈现的也总是与社会现实身份脱离的虚拟身份，缺乏社会规范所建构的稳定性，这必然导致数据决策脱离社会存在。决策者或许能够轻易地制定规则，但受数据意识形态影响，他们试图建构的团体规范可能得不到公众个人的内化，公众参与政治合作的期望变得淡薄，更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的态度。换言之，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将大打折扣，为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增添难题。 从实践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化社会对于公共外交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今社会，媒介向公众提供了海量但不乏集中性的信息，被视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甚至替代了人际、人与社会间的交往关系，俨然已成为社会系统的整合机制 [ 23 ]。从传统纸媒、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媒介在技术、内容和服务三个层面上的深度融合为媒介化社会提供了技术支撑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介化社会最直观的变革便是媒介技术质的飞跃。目前，以写作机器人、内容优化和分发算法为标志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准化媒介已走进公众的视野 [ 24 ]。借助大数据和算法，媒介的身份已不再是机械的搬运工，从业者可以自由调配文字、图像和音频的信息量，通过客户端向公众传播符合其偏好的内容，并在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不久的未来，媒介必然根据需求向公众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内容和沉浸式服务，从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客体角色逐步内化，最终完全包裹公众，媒介化社会的特征会达到极致。将国际传播视作重要手段的公共外交可以凭借多元化渠道与国际公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实现关键信息的即时传递，甚至突破各国价值间的非对称信息壁垒。以亲和力及灵活性著称的非国家行为体，会因较高的活跃度和庞大的“粉丝”基数而逐渐成为建构国家形象的主力军，立足于媒介化社会的品牌营销技术将是公共外交从业人员的必备技能。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外交也必须面对媒介化社会的风险。首先，国际公众参与政治互动的机会与其对政治议程的贡献并不成正比。约翰·克莱顿·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发现，与公众发起的传统政治接触方法相比，公众借助于新技术表达的观点并没有那么具有代表性，可能因沟通变得更加便捷而缺乏足够的思考与说服力，最终只停留在抱怨的层面上 [ 25 ]。换言之，适应了媒介化社会的公共外交即使颇受欢迎，也可能由于信息爆炸或泛娱乐化而难以实现政治性效果。其次，人工智能提供的定制化信息限制了国际公众的视域。以技术为导向的智能媒介带来的“信息闭环”将公众置身于“信息茧房”，造成用户视野狭隘，从而导致个人判断力丧失、社会黏性缺失，引发群体极化 [ 26 ]。另外，国际公众对于隐私泄露的感知风险也可能使公共外交的口碑大打折扣。最后，公共外交的价值将面临话语霸权的威胁，如果垄断媒介化社会中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许会建构出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笔下《一九八四》所描绘的话语霸权场景。有学者持相似观点：对于网络舆论不可控、不可堵的自由民主政治遐想只是一种电子乌托邦，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可以不再是直接控制其生成与表达，而是通过中心节点、话语权场域来控制其传播与流转 [ 27 ]。这种霸权并非管制或闭塞，而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染”各个阶层的公众，“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 28 ]。某些组织可以在刺激或压制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以面向国际公众公开为特征的公共外交价值存在回归“对外宣传”逻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