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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近代罗马字的规划实践 甲午战争后，文部省对罗马字问题表现出积极态度(洪仁善，姜岩胜，2016) [ 4 ] 。为统一罗马字规范标准，1900年，文部省设置了“罗马字表记调查委员会”，后发表《罗马字表记调查报告》。该报告形成的罗马字表记法，实质是两大争论方案，即黑奔式罗马字与日本式罗马字的折中形式，当中，黑奔式罗马字特征更为明显(陈青今，1957) [ 3 ] 。该方案并未获得普便响应，持反对意见者颇多。社会中，依旧延续以黑奔式罗马字、日本式罗马字为主，其他各繁形式为辅的表记局面。 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陆地测量部、水路部、海军省、陆军省等部门使用日本式罗马字；铁道省、商工省地质调查所等使用黑奔式罗马字；银行、公司、商店等不仅两种方式并用，也发生使用其他罗马字形式的现象(洪仁善，姜岩胜，2016) [ 4 ] 。 国际方面，1928年的国际地理学会议上，英国代表雷纳兹(Reynolds)提议，日本缺乏罗马字统一规范标准，使得地图转载、书籍引用、学术界、经济界中的罗马字表记十分不便，希望日本将黑奔式作为罗马字规范标准。法国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则认为，此种做法属干涉内政行为。日本代表山崎直方对此也予以拒绝，表示不能够将此意愿传达给本国政府。于是，雷纳兹便将原有提议修正为，希望日本统一地名领域的罗马字规范标准，并以个人名义声明，希望将黑奔式作为罗马字规范标准。1931年，日内瓦国际语言学会议提出，日本式罗马字更适用于日语表记。于是，同年召开的国际地理学会议，建议日本政府将日本式罗马字作为地名领域的规范标准。 面对国内国际错综的罗马字表记状况，1930年，文部大臣就罗马字规范标准问题特设“临时罗马字调查会”。1937年，审议结果以内阁训令形式发布，该形式称为“训令式罗马字”。训令指出“国语罗马字表记欠缺统一，甚是不便。罗马字统一关乎教育、学术及国际关系，是极为必要之事(文部省，1955) [ 5 ] 。”发布的训令式罗马字，与黑奔式罗马字、日本式罗马字皆不同，较之黑奔式罗马字，更接近日本式罗马字。对此，黑奔式罗马字拥护者表示反对，纯粹日本式罗马字拥护者也表示反对，于是，便呈现出训令式、日本式、黑奔式三足鼎立的罗马字表记之势(文部省，1955) [ 5 ] 。但在此过程中，训令式罗马字逐渐表现出优势地位。 1930年代，日本传统民族主义兴盛，以日本式罗马字为基础的训令式罗马字出台，是在罗马字规范标准问题上的“国家设计”。海军少佐福永恭助认为，“(黑奔式罗马字)以英语为基础表记日语，意味着想把日本沦落为英美殖民地(福永恭助，1933) [ 6 ] 。”注重日语语音的日本式罗马字，更体现以日本为中心的语言服务情感。对其稍作修改的训令式罗马字，则是拉拢黑奔式罗马字支持者的一种协调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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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汉字的出现，缩短了日本文字创造的漫长历程，加速了社会向文明迈进的脚步，弥补了日语口语无法延伸和扩展的缺憾，使古代人的聪明才智、知识技能得以传达异地，留至异时。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表现出积极吸取的态度，在汉字基础上逐步内化创制假名。相对于汉字与假名，罗马字产生历史较短。假名是日本主动内化的产物，与本族社会内部进步密切关联，是对汉字表记的优良补充。罗马字的形成和发展，更多是由他族影响创制形成，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影响程度。总体来看，日本争论百余年的罗马字规范标准问题，至今仍存在巨大的表记不确定性，并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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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同一汉字在不同语境下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在中英两种语言中，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也有所不同。本文以“花”作为语料进行一词多义现象研究及其英译策略分析，以期发现中英两种语言在一词多义表达中的差异。研究表明，1) “花”的词义延伸多是隐喻的结果。2) 英汉两种语言对“花”的翻译结果表现为不完全对等。3) 汉语中同一词汇在英语中可能对应多种表达方式，翻译时须结合具体语境选择词汇进行表达。4) 对一词多义中的词语翻译要遵循一定的翻译策略，注意同一含义的不同词汇、短语的表达形式之间的细微差异，考察和比较之后方能选用。 关键词 :一词多义，花，隐喻，转喻，翻译策略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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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一词多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也是人们对世界不断认识和感知的必然结果，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型原则。为满足交际和沟通的需要，人们在原有的词汇知识基础上，赋予已存在的旧词更多丰富的含义 [ 1 ] 。在词义延伸中，转喻和隐喻是形成一词多义现象的两种重要的认知方式 [ 2 ] 。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化理论视一词多义为原型义项经过隐喻或转喻生成的多个边缘义项 [ 3 ] 。根据该理论，源词义(中心词义)的扩展主要通过辐射(Radiation)与连锁(Concatenation)两种方式实现。而这一衍生的过程与人类的认知方式密切相关，即通过隐喻与转喻的方式认识世界 [ 4 ] 。 一词多义现象研究深受广大学者的关注。已有前人从多个层面对一词多义现象进行了研究，如张建理以“脸、面”为例对英汉多义词的异同进行了研究 [ 5 ] 。刘志成主要对比了英汉人体词中“hand”和“手”一词多义认知对比研究 [ 6 ] 。但目前为止，鲜见对一词多义的翻译策略进行分类的系统研究。本文拟从认知视角下的隐喻与转喻角度，分析一词多义中“花”的翻译并探讨其中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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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隐喻与转喻的联系与区别 隐喻与转喻是基本的人类认知模式，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都有本体和喻体，都能体现语言的比喻用法，且在功能上都有修辞功能、语言学功能、社会功能等 [ 7 ] 。其本质区别是两者所在的概念域的不同。隐喻的本体和喻体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域，而转喻属于同一个概念域 [ 8 ] 。隐喻是一个两域映射(从源域到目标域)，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相对熟悉的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转喻则是一个域内的映射，两种事物的映射在同一个域内进行，两者可以相互替代，即双向映射。转喻的主要功能是指称，即通过某一事物凸显特征，或有特殊关系的临近事物来理解整个事物，两种事物具有相邻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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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一词多义中“花”的认知分析 “花”字是比较常见的汉字，其多义性呈现出明显的范畴化现象 [ 9 ] 。相关词义以其原型词义为核心辐射形成一个圆形，在基本义的基础上，范畴内的词汇通过衍生和连锁实现多义化。原型词义(中心词义)通过辐射和连锁方式衍生出新的词义，而源词义的辐射与连锁衍生又通过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方式对事物进行范畴化 [ 4 ] 。因而“草木花的总称”的辐射与连锁衍生以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方式实现范畴化，根据转喻与隐喻在词义衍生中的差异，本文对“花”字的多义化图示绘制如下(见图1)。 图1. “花”字的多义化图示 根据图1所示，在以“草木花的总称”为中心义的词义衍生图示中，隐喻和转喻的作用各不相同。认知隐喻衍生出的义项之间的关系特征呈现为“相似性”；而认知转喻衍生出的义项之间的关系特征呈现为“相关性”。“花”的词义延伸更多的是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取得。因此证明，在“花”的词义衍生中，隐喻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由于“花”字衍生出的释义有很多，与英语中的“flower”不完全对等，在翻译过程中，应加以区分，综合考虑多种情况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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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花”字的中文释义及其翻译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 10 ] ，“花”字共有7种常用词义： 1) 草木花的总称(名词) 2) 可供观赏的植物(名词) 3) 形状像花朵的东西(名词) 4) 年轻漂亮的女子(名词) 5) 用来迷惑人的；不真实或不真诚的(形容词) 6) 颜色或种类错杂的(形容词) 7) 耗费(动词) 以上词义都是在原型词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方法衍生而来，对一词多义中“花”的相关释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 由“草木花的总称”衍生而来的常用词义对应的词性主要有三大类：名词；形容词；动词。2) “花”的衍生词义与其基本义的英文flower相关的释义偏少，无法完全涵盖“花”字。现将以上7种常用的中文释义及其相应的英文对比翻译举例如下： 释义一：“花”的基本义：草木花的总称 花是植物种子的有性生殖器官，由花瓣、花萼、花托、花蕊组成，有各种颜色，有的长得很艳丽，有香味儿。 如：一朵花：a flower；一朵福祉的花朵：a happy blossom；花开了：The flowers are in bloom. 《金缕衣》 ((唐)无名氏)中“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译文有二：1. Gather sweet blossoms while you may， and not the twig devoid of flowers! 2. When flowers bloom they need be plucked：Wait not to grasp in vain at empty twigs. (张廷琛、魏博思译) “花开堪折直须折”中，对“花”的翻译，两译文分别使用了blossoms、flowers；“莫待无花空折枝”中，译文一将“花”译为flowers，而译文二直接省略了“花”的翻译。究其原因分析，译文一主要面向的是广义上不熟知此诗歌的读者，为保留原诗的意境、防止省译造成文化障碍，原则上诗歌翻译更崇尚异化。译文二面向的是对此诗歌有所了解的读者，在完全理解诗句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译。 综上，在翻译“花”的基本义时，对应的英文有3种：flower；blossom；bloom。其中，最常见的释义是英文flower；blossom主要表示花丛、结果的树的花； bloom常用于动词表示开花。翻译时，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及词性要求灵活处理，省译时要考虑目的语接收者的接受能力。 释义二：可供观赏的植物 如：花卉：flowers and plants；花木：flowers and trees/flowering wood 由“花”字的基本义转喻衍生成名词性短语，可泛指整体或指代部分。其中，flowers and trees多见于公园或花园中的花木的表达，而flowering wood在农学上特指花枝，译为花木含义时则更多的表示一种泛指。翻译时，注意针对不同的词汇需要进行调整。 释义三：形状像花朵的东西 如：雪花；火花 雪花都是六边形的：Snowflakes are six-sided in shape. 雪花融化了：The snow began to melt；Snowflakes are melting. 火花很美：A spark is very beautiful. 这两个行星在一起是非常罕有的情况，而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带来各种各样美丽的火花：It’s rare that these two planets are together， and when they are， they set off all sorts of colorful fireworks. “雪花”、“火花”都形似花朵，由“花”的基本义通过隐喻思维衍生而来，此处的释义是“flower”无法替代的。因而需要另选他词进行翻译，其中，snowflakes (雪花)和spark (火花)的使用较为普遍。 释义四：年轻漂亮的女子 如：交际花：social beauty；social butterfly 校花：campus belle；school beauty 在“花”的原型词义上，通过隐喻衍生出这一释义。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译本仔细斟酌推敲。比如“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三种释义：1) beauty and beast；2) stick a lovely flower in a dunghill；3) a woman married to a vulgar husband，若选用译文2的直译版本，则显得语言生硬晦涩，不易理解。此处建议选用译文1或译文3。 释义五：用来迷惑人的；不真实或不真诚的 由隐喻衍生出的形容词，用来形容虚假的事物。 如：花招，指变化灵巧、姿势好看的武术动作：showy movement in wushu；flourish；或指骗人的手段：trick；game等。 花言巧语，用来形容说话非常好听，但虚假而不实在。英文释义有sweet words；fine words；flattery；blandishments；a lot of artful talk；a specious style of speech；banana oil；deceiving words；fine rhetoric；flowery words and cunning statements等，翻译时，需要结合不同语境选用适合表达的词汇或短语。 释义六：颜色或种类错杂的 表示花的颜色和种类繁多；人们的衣物颜色如同花一样色彩斑斓。 如：这件衣服的颜色太花了：The color of the dress is a little too loud for me. 花哨，有颜色鲜艳、花样多之说，英文中有garish，gaudy，showy，ornate等不同释义。不同词汇的表达效果也有所不同。如形容文章风格的华丽，倾向于使用ornate；而形容招摇花哨的衣服，则常选用showy或garish。 释义七：耗费 “花”做动词讲有耗费、消耗之意，如消耗时间、金钱、体力等。在英文中也有不同的释义，如take；cost；consume；expend等，汉语中不同的“耗费”、“消耗”译为英语时，其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 如：任何事情都要花费心血。 Everything takes effort. 为了找到这个地方，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问路。 We spent much time asking directions in order to find the place. 尽量少在游戏上花时间。 Spend as little time as possible o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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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从“花”的翻译看一词多义的英译策略 由于汉语词汇的特殊性及中英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中英两语言对词语多义性的表达差异显著。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语境、受众、文化、语言特点等多方面因素，根据不同情况以最恰当的方法进行翻译。通过以上对一词多义中“花”的翻译研究，总结以下几种英译策略仅供参考。 5.1. 综合考虑语境因素 语言之间的翻译从来不是简单的符号交流，汉语多义词的英译也不仅仅是字字对译。汉语的同一词汇可能对应多种不同的英文表达，只有准确把握语境，才能正确处理英文释义。譬如：来了朵花儿。如果直译为Here comes a flower会使读者难以理解，考虑“花”的衍生词义及语境因素，此处译为Here comes a beauty更为合适；而在交际语的情境中，口语化的直译反而更显生动有趣。 5.2. 准确把握衍生词义 很多翻译错误都是由于译者自身的知识能力不足、对衍生词义的了解不够导致的。为提高翻译质量，译者需要扩充衍生词汇、边缘义项的相关知识。如旅游景区公示语中景点“猴子观海”的翻译，其中，对海的翻译有不同的版本：1) Monkey watching sea of clouds；2) Stone Monkey Gazing at the Sea。“海”作为多义词，其衍生词义之一为“云海”，景点“猴子观海”即一个形似猴子的石头，位置朝向名为“太平”的县城。石猴俯瞰山下，寓意希望和平。因其位置四处环山，这里的“海”指代漫无边际的云，又名“云海”，因而考虑译文1为最佳版本。如果译者不清楚“海”的衍生词义，很容易直译，造成目的语接收者在理解上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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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一词多义中“花”的翻译，从认知视角下，尤其是隐喻认知方式下，对其衍生词义进行探讨，以“草木花的总称”为原型词义，对一词多义中的“花”的7种常用释义进行英译分析，对比不同的译文，进而总结其中的翻译策略。不难发现，在汉英对比的多义词的翻译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语境因素，准确把握衍生词义，充分考虑到民族特点、语言习惯、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准确选择适当的词语传达涵义，灵活处理，避免生搬硬套，这对于交际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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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国内外有关二语语用能力研究的成果及文献已有很多，但对语用能力成分构建及等级描述的研究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解释模式或分析框架，这无疑影响了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本文通过对社会语言学家Cummins [ 1 ] [ 2 ] [ 3 ] 提出的三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折射出的语用能力等级意义及认知特征的分析研究，讨论Cummins的语言能力观对语用能力等级描述研究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 :Cummins语言能力观，理论基础，语用能力，等级描述，认知特征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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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中，有关二语(L2)或外语(FL)语用能力研究的成果及文献已有很多，但至今学界对语用能力成分构建及等级描述仍没有统一的解释模式和分析框架(Roever，2011；彭庆华，2011；李民、陈新仁，2018；李清华，2019) [ 4 ] [ 5 ] [ 6 ] [ 7 ] 。语用能力研究的不足及其构建成分描述的不充分不仅关系到人们对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目标的认知与理解，而且还影响到了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有效实施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Swaffar、Kramsch、Schulz等学者(2006) [ 8 ] [ 9 ] [ 10 ] 在对交际语言教学法的运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虽然30多年来交际能力理论一直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交际能力是教学的培养目标，但是人们对交际能力理论的理解以及对交际能力目标的实施仍存在很大的偏差和局限，且由于人们对作为培养目标的交际能力的确切含义及其构建要素的理解和分解不够，所以影响了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学生即使是经历了10多年的学习，他们的二语或外语水平也只能达到中等或偏上的程度(Swender & Duncan， 1999) [ 11 ] 。交际能力理论是对Chomsky语言能力理论的发展，交际能力理论的产生突显了语用能力在语言能力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国学者Barron (2003: 8) [ 12 ] 指出，人们对交际能力的兴趣触发了语用能力的研究。很显然，人们对交际能力理论在认识上存在的偏差或局限主要是对语用能力研究和理解的不足，根据台湾学者Hwang (2009) [ 13 ] 的研究，学习者语用能力习得与发展是外语语境下“第二语言”教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根本原因。 交际能力理论自1980年运用到应用语言学研究中以来，研究者们(Canale & Swain，1980；Bachman & Palmer，1990；黄国文，1991；陈新仁，2009) [ 14 ] [ 15 ] [ 16 ] [ 17 ] 不断丰富和发展交际能力理论的内涵，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交际能力解释模式。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人们运用最多的是Canale和Swain，以及Bachman和Palmer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模式。至于其它交际能力或语言能力解释模式，往往被看作是以上两种理论模式的补充或发展。然而笔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发现，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及双语教育研究杰出的领军人物Cummins的语言能力观及其解释模式不仅是双语教育研究的主要理论指导，而且对语用能力成分构建及等级描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拟通过对Cummins提出的三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所折射出的语用能力内涵及认知特点进行分析讨论，在此基础上论述语用能力等级意义及认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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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Cummins的语言能力解释模式 Jim Cummins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社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家，“双语教育研究领域杰出的国际学术界大师” (俞理明，2009：xii) [ 18 ]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语言能力或交际能力，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双语能力的解释模式与理论。这些理论模式主要有：交际能力理论、共同的潜在能力模型和语言阈限水平理论。Cummins的交际能力理论模式主要论及语言学习者应该获得什么样的语言交际能力，或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语言水平。Cummins (1981)认为，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或语言水平应该由“人际交流基本技能” (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 BICS)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组成。人际交流基本技能(BICS)指的是在没有认知要求的日常语言环境中使用语言，仅仅运用语言的部分特征(如语法、词汇、发音和流利)便可以完成交接任务；“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CALP)指的是在学术和比较抽象的情景中使用语言，对认知要求比较高，如讨论、分析和评价文字材料，理解的重点应该放在“说了什么”上，而不是“怎么说”或者“在什么情景下说” (俞理明、Elizabeth、韩建侠，2009：70) [ 18 ] 。 Cummins提出的第二种语言能力观“共同的潜在语言能力或语言水平(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该模式认为通过一种语言的学习或经历可以促进两种语言能力的发展，“在两种语言各自的语言表层下面有着共同而交叉的底层语言水平” (Cummins & Swain， 1986: 82) [ 3 ] 。这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的提出与验证批判了传统上所认为的学习第二语言会削弱第一语言，以及学习第二语言会增加学习者负担等观点。根据俞理明、Elizabeth、韩建侠(2009: 75) [ 18 ] 的归纳总结，这一语言能力解释模式的主要贡献是： 1) 当语言使用者通晓两门或更多语言的时候，完整统一的思想源泉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无论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他的思想都是来自同一个中心处理系统。 2) 人们具有学习和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能力，所以双语教育或多语教育是可能的，并且学习两种语言可以提高学生的信息处理技能和学习成绩。 3) 学习者两种语言(或者说第二语言学习)须达到熟练程度或足够好的程度才能有效发展学科成绩，以及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也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 Cummins的第三种有关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能力或语言水平模式是语言阈限水平理论(Threshold Theory)。根据Cummins (1984，转引自Baker，1993) [ 19 ] 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语言阈限水平理论简略地理解为学习者双语能力或双语水平达到了学习学科知识所需要的语言阈限水平，也就是学习者能以第二语言媒介或工具学习学科及专业知识，而且通过学习，学习者在学科知识水平和第二语言水平上都会有所提高。Cummins的语言阈限水平理论揭示了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应该达到的目的语水平，所达到的目的语水平包含两个阈限、三个层级，即：第一阈限和第二阈限；底层、中层和高层。第一阈限可以说是学习者语言水平最底(基本)层级的完成，学习者能用目的语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但在认知方面还不能够用目的语进行学科概念或学科专业的学习。第二阈限可以看作是学习者已达到“中级”语言水平，而且在这一水平层次上，学习者“足够可以用第二语言进行概念学习” (俞理明、Elizabeth、韩建侠，2009：75) [ 18 ] 。Cummins的语言阈限水平理论一方面告诉人们在双语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学习者应该具备，以及今后应该达到的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标准，另一方面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的最高层级目标是能用目的语学习、运用学科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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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Cummins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的语用能力等级意义 以上我们介绍了Cummins语言能力理论的三种解释模式，很明显三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二语或双语学习者目的语或双语学习所要达到的不同语言水平或等级。在交际能力解释模式中，Cummins [ 2 ] 认为，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分为“人际交流基本技能”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两个层级。“人际交流基本技能”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学习者的一般口头语言运用能力，它是学习者社会认知发展、书面语学习以及专业能力提升必须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认知/学术语言水平”属于学习者的高级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它包括一般书面语言能力和正式场合用语与学术语言运用能力。 Cummins的“共同的潜在语言能力”模型虽然没有像“交际能力理论”那样明确地划分二语或双语学习者应该掌握的目的语或双语语言能力水平或层级，但该理论模型仍然映射出了二语或双语学习者两个层级的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第一个层级指的是学习者“熟练”的基本语言交际能力，该模式认为，只有当二语或双语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或双语达到熟练程度或足够好的程度时，他们才能有效发展学科成绩，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国内学者在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时，通常用“熟练、一般、略懂、不会”四个等级来调查了解一个民族对自己本族语言掌握的情况。“熟练”通常表示调查对象能够自然流利地运用本族语进行日常交流或会话，同时也预示着调查对象的母语运用能力及其语言活力。第二个层级的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就应该是，能够“熟练”地运用目的语或双语解释和表达学科专业知识，以及“熟练”地运用目的语阐述或论证学科领域中的问题。 在Cummins提出的三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最能体现二语或双语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等级特征的是“语言阈限水平理论”。该理论把二语或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分为两个阈限、三个等级，即：第一阈限和第二阈限，初级、中级和高级。学习者语言阈限水平的划分主要是为双语教育的开展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解释。比如说，达到第一语言阈限水平的学习者虽然已掌握基本的语言技能或语言能力，并能够用目的语进行基本的日常交际，但在认知方面还不能够用目的语进行学科专业的学习。如果要让学习者进行学科概念或学科专业的学习，那学习者的目的语水平则需要达到第二阈限水平。“阈限”既是学习者要达到的语言水平或层次，也是学习者进入更高层次语言学习的起点或门槛。根据Cummins的解释，第二阈限水平可以理解为学习者已达到“中级”语言水平。Cummins的语言阈限水平理论一方面揭示了双语教育实施过程中学习者应该具备的语言水平或条件，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学习者今后应该达到的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目标，而且达到高级语言能力或水平主要路径之一就是通过双语或目的语学习、运用学科概念及学科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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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Cummins交际能力中的认知发展内涵 以上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到，Cummins的三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都涉及学习者语言习得与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认知发展，但最为凸显的是交际能力理论解释模式。该模式认为，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由“人际交流基本技能”(BICS)与“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CALP)组成，而且两个组成成分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人际交流基本技能”是语言交际能力的基础，是日常交际中学习者必须掌握的最基本语言技能。根据Cummins (1984，转引自Baker，1993) [ 19 ] 的阐释，“人际交流基本技能”的主要特征是：1) 交际随实时语境而产生或交际的发生基于/依赖实时语境；2) 交际无认知要求或不需要太多的认知要求；3) 由于实时语境的支持/撑，交际时要求的语言知识能力不是很高。基于以上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自然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的日常语言学习至关重要，如果语言环境许可，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能够容易掌握这一基本的日常语言技能。 Cummins语言交际能力理论模型的另一组成要素是“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虽然说“人际交流基本技能”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是语言交际能力两个层面上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但“人际交流基本技能”属于语言交际能力的基础，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则属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最高层级。“认知/学术语言水平”体现的是语言使用者交际时的认知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而且这种认知能力是语言使用者在学科专业学习、职业发展，以及语言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能力。认知/学术语言水平的获得与发展应该说主要通过正规的学习与训练，比如学校教育或培训班学习，当然也包括师徒式民间教育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正规的学习和训练方式的主要媒介手段当然是教育者和学习者双方共享的语言，而且通过学科知识、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的教学或学习，学习者不仅掌握了一门学科知识和职业技能，而且还提高了认知/学术语言水平；从而最终达到提高语言能力或语言水平的目标。 Cummins的“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观一方面揭示了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的最终取得是建立在学科知识、职业技能，或者说谋生技能的学习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学习者最高层级的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是通过没有实时语境介入的，但需要认知语境或认知能力要求的语言学习才能够实现。笔者认为，像“实时语境”、“认知语境”或“认知能力/知识”这样的“百科知识”或“世界知识”往往镶嵌于语言之中。Langacker (2000) [ 20 ]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 21 ] 、Evans (2006) [ 22 ] 、Kecskes (2008) [ 23 ] 等国外学者指出，语言中的词汇是人们学习和获得百科知识或世界知识关键通道。Kecskes认为，词汇具有词汇语义(word-specific semantic properties)和文化概念意义(culture-specific conceptual properties)两种属性。词汇既反映一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及思维模式，同时也体现每个个体语言使用时的认知活动。Kecskes 提出词汇意义价值(meaning value of word)的观念，并强调词汇学习能发展学习者的内部语境知识。在这一点上，Kecskes和Cummins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语言学习以及语言水平的提高与学习者个体的认知能力、职业或专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发展相互相成，互为条件。Cummins运用“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这一概念来阐释双语教育的可行性，并以此为双语教育的实施与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框架。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交际能力及其认知内涵，尤其是理解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最终应该努力达到什么样的语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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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语用能力的等级意义及认知特征 在对Cummins三种语言能力理论解释模式的解读和学习后，我们发现：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交际能力或语言水平的等级与他们的认知发展或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相互相成，高层次的语言运用能力意味着语言学习者具有很高的认知或抽象能力，在不断地语言学习过程中，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世界和感知世界，从而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人的认知能力随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反过来，学习者要想获得高层次的语言运用能力，那必须以认知发展或提升思辨能力为基础，通过学习和掌握镶嵌在语言中“再现世界” 和“解释世界”的知识，同时获得高层次的“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这些镶嵌在语言中“认知世界”和“反映世界”的知识与王初明(2003) [ 24 ] 、Kecskes (2008) [ 23 ] 等学者所提出的内部语境观点相一致，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的重难点。文献研究显示，在语用能力构建成分的各种不同解释模式中人们均未涉足语言使用者认知语境知识或认知语言能力这一要素在语言能力或交际能力解释模式中的地位与作用。Fauconnier (2004)，Taylor (2007) [ 25 ] 、张辉、蔡辉(2007) [ 26 ] 、孙亚(2008) [ 27 ] 等学者指出，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都是研究语言运用的问题，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为语言运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研究取向是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冉永平、张新红，2007) [ 28 ] 。语言运用研究需要认知理论的解释才能使其更趋完善。同样，认知理论的介入才可能构建系统全面的语用能力成分(彭庆华，2018) [ 29 ] 。更为重要的是，语用能力成分构建的认知介入不仅体现了语用能力研究的完整性，而且还给语用能力等级描述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参考框架。 语用能力等级描述与研究的不足是导致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最主要根源之一。彭庆华 [ 29 ] 在梳理和总结40多年来交际能力理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理论指导时认为，人们对交际能力理论的认识与理解存在一定局限或偏差的主要表现是：1) 没有有效、系统地解释和分解不同学习者水平的“交际能力”；2) 简单地把学习者交际能力理解为日常口语交际能力，从而忽视了书面语交际能力的培养；3) 模糊了“二语”语境下和“外语”语境下的学习者交际能力所存在的不同含义。在上述三点不足中，最为凸显的应该是人们对交际能力等级描述的理解与解释，而这其中缺乏的是书面语或高级语言交际能力的描述与研究。这或许就是“学生即使是经历了10多年的学习，他们的二语或外语水平也只能达到中等或偏上的程度”根源之一，如果我们的假设正确，那么，Cummins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共同的潜在能力模型和语言阈限水平理论等语言能力解释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中这一棘手的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或解决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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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在过去的30多年里，Cummins的语言能力观作为理论框架主要运用于双语教育，特别是加拿大浸入式双语教育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对于二语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影响更多的是Canale和Swain (1980)，以及Bachman (1990)的交际能力或语言能力理论解释模式。然而本研究发现，Cummins的语言能力观不仅可以作为系统构建语用能力成分的重要理论支撑和依据，而且还为如何提升二语或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方案。Cummins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语用能力等级意义的体现，这无疑对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交际能力理论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与作用，因为它为我们研究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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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前，数字散斑图像技术(DIC)是一种监测混凝土力学试验过程中性能指标变化较为新颖且有效的方法。基于该技术，采用非接触应变测量系统对纳米二氧化硅改性混凝土在劈裂拉伸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变形进行实时数据采集，研究试样在破坏前、初始破坏以及完全破坏三个阶段的位移场和应变场的过程变化，分析不同阶段下试样水平方向位移场(U)和水平方向应变场(Exx)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试样在完全破坏时表面裂缝位移场U出现阶梯形状，应变场Exx出现峡谷状形。利用数字散斑技术可有效地监测试样在力学试验中的横向变形、裂缝萌生及扩展的全过程。 关键词 :数字散斑图像处理，位移场，应变场，纳米二氧化硅改性混凝土，劈–拉试验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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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Peters WH和Eanson WF [ 1 ] 及I Yamaguchi [ 2 ] 等人首先提出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的思想，使计算机图像处理实验数据成为可能。在光学全测量的早期，光弹性等技术的数据须人工处理，尽管本质相同，且提供了位移与应变的视觉分布图，它们仅能提供少数定量的测量点，且因为数据提取程序繁琐，使这类技术仅限于实验室。当连接到计算机的CCD (Charge-coupled Device)摄像机可实现以数字化形式记录信息时，该技术逐渐引起了实验力学界的关注，而用CCD摄像机以数字化记录信息的方法，则称之为数字图像技术(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英文全写，DIC)。近年来，Sutton MA [ 3 ] 和Hild F [ 4 ] 等国内外科学家对形状变形的测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根等 [ 5 ] 阐述了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的基本原理，表明数字图像技术具有非接触性、高精度测量等特点。Pan B等 [ 6 ] 对平面位移和应变测量提出了利用二维DIC技术。采用CCD非接触式角度测量法进行误差分析 [ 7 ] [ 8 ] 和对柱状构筑物垂直度检测 [ 9 ]，实现数字图像技术的测量进度研究 [ 10 ] 和高精度测量 [ 11 ] 的措施，王青原等 [ 12 ] 采用电子散斑干涉(ESPI)技术获得梁表面的位移场，利用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得到所需的数字信息，从而得到所需的本构模型。数字图像相关技术在材料应力应变方面的发展 [ 13 ]，改变了材料本构模型参数的试验方法 [ 14 ]，采用数字图像技术(DIC)相关方法研究了混凝土材料的压缩破坏过程中应变场的分布 [ 15 ]，对于解决本构模型参数的问题，多数研究人员用虚拟场法(VFM)来解决本构模型参数识别。 本文采用非接触应变测量系统，对纳米二氧化硅改性混凝土在劈裂拉伸试验过程进行实时监测。通过CCD摄像机对混凝土表面裂缝变化过程进行采集，基于MatchID软件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和虚拟场法结合来对CCD摄像机采集的试块表面图像进行提取，对水平方向位移和应变进行分析，研究试样在破坏前、初始破坏以及完全破坏三个阶段的位移场和应变场的过程变化，分析不同阶段下试样水平方向位移场(U)、水平方向应变场(Exx)的变化规律及在劈拉过程中混凝土表面裂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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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方法 本文采用纳米二氧化硅对混凝土进行改性，改性材料掺加量为0.4%和0.6%，粒径为30 nm (即30nmNS0.4和30nmNS0.6)，试样尺寸为100 × 100 × 100 mm，其配合比见表1。试样养护和劈裂拉伸按照《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2002)进行。 Table 1 Test mate rati 编号 W/C C/kg 天然骨料 纳米材料/g W/kg SP/g S/kg G/kg 30nmSiO 2 NS0.4 0.5 8.75 14.2 26.5 210.77 4.22 21.9 NS0.6 0.5 8.73 14.2 26.5 316.16 4.13 26.3 表1. 试验配合比 注：表中的符号或简写，NS-纳米SiO 2 ，W/C-水灰比，C-水泥，S-砂子，G-石子，W-水，SP-高效减水剂。 试验所需设备有：万能试验机、非接触应变测量系统(包括CCD高速摄像机、Match ID操作及处理软件、光源、校正板等)。 本文在劈–拉试验过程中配置非接触应变测量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利用CCD摄像机对试块在劈–拉试验全程进行图像的储存。试验前，将混凝土试块在试验过程中面向摄像机的一面做散斑处理，使混凝土表面呈现不规律且均匀分布的散斑点。 在进行劈拉试验前，将摄像机安装在刚性支架上，以避免相机运动(如图1)确保安装系统不与任何振动部件(如风扇、压缩机、液压、试验机等)接触。 图1. 非接触应变测量系统装置图 随后，进行摄像机对焦工作：1) 完全打开光圈，以确保实现最小的景深(DOF)，产生了大量的光线，通过减少曝光时间来补偿。2) 调制光圈以获得较大的景深。增加曝光时间或添加额外的光源。3) 对焦摄像机，在计算机呈现清晰的图像。调整好摄像机后，用摄像机采集3~7张试验前混凝土试块散斑图像，利用校正板校正，使在计算机上可以看到校正板上所有点，如图2，移动校正板，在不同位置用控制器采取9~11张图像，保证在试验过程中能采集并计算混凝土试块的所有散斑点。 当上述工作完成，确保CCD高速摄像机与万能试验机协调一致时，开始进行劈拉试验，在混凝土试块完全破坏后，关闭摄像机控制器。 试验结束后，对该系统采集的试验全过程变形及裂缝图像进行处理，并分析横向位移和应变。 图2. 校正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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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裂缝图像处理基本原理 基于平衡方程、边界条件、有限元模拟和虚拟场法等搭建的MatchID分析软件，实现了对CCD摄像机图像的识别和结构特征参数的自动测量。 基于散斑点：在物体的任意一点都满足局部平衡方程： d i v + b = ρ a (1) 式中：a是加速度，b是施加的体积力。 向外单位法向量n和应力张量σ表示应力矢量T，与柯西公式有关： T = σ n (2) T看作作用用于小于表面dS上的力f的表面密度，则有： T = d f d S (3) 则可以确定应力作用下的边界S f 条件： T = σ n = T ¯ (4) 在加载变形量很小，用位移分量导出笛卡尔应变计算式： ε i j = 1 / 2 ( u i ， j + u j ， i ) (5) 可定义局部旋转位移： ω i j = 1 / 2 ( u i ， j − v j ， i ) (6) 当边界上位移已知时，建立物体边界上点的位移与给定位移相等的条件，给定位移边界条件在S u 上： u = u ¯ (7) 虚位移原理：在外力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的可变形体，当给予微小虚位移时，外力的总虚功等于物体的总虚应变能。因此虚位移可表示为： ∭ V σ i j δ ε i j d V = ∭ V F b i δ u i d V + ∬ S p i δ u i d S (8) 即 δ W = Δ u (9) 采用虚应力原理：如令 δ W 为虚外力在实际位移上所做的总虚功： δ W ′ = ∫ S u u ¯ i δ p i d S (10) δ U ′ 为物体内虚功外力在实际应变上的总虚应变余能： δ U ′ = ∫ V ε i j δ σ i j d V (11) 则虚应力原理可表示为： δ W ′ = δ U ′ (12) 当物体处于平衡状态时，微小虚外力在真实位移上所做的总虚功，等于虚应力在真实应变上所完成的总虚应变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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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及分析 基于MatchID软件，结合MTS试验机对不同含量(即30nmNS0.4和30nmNS0.6)混凝土试块进行劈裂–拉伸试验破坏，并对破坏前、初始破坏、以及完全破坏的三个阶段位移和应变场后处理分析。见图3为30nmNS0.4试样失稳破坏的横向应变场云图，图中所选散斑区域为整个过程的计算区域，对图示区域进行劈拉破坏过程的变形及裂缝分析。 图3. 试样失稳破坏横向应变场云图(30nmNS0.4) 图4为30nmNS0.4、30nmNS0.6混凝土试样劈拉试验的荷载-位移曲线，由图可见30nmNS0.4和30nmNS0.6试样的曲线发展规律大致相同，随着纳米二氧化硅含量增加，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亦随之增加，较之于30nmNS0.4，30nmNS0.6试样的劈拉强度增加幅度约为11.7%。二者曲线分别在17.632 kN、19.234 kN之后出现转折，荷载变化速率降低。当荷载分别达到32.56 kN和36.890 kN时，相应位移分别为0.0180 mm和0.0181 mm，此时达到曲线峰值，试块发生失稳破坏，随后裂缝扩展迅速，直至试块全部破坏。 图5和图6所示，试样在破坏前、初始破坏和完全破坏三个阶段，水平方向位移场和应变场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试块表面出现裂缝的区域在水平U方向位移场中呈现阶梯状。其中30nmNS0.4在初始破坏的横向位移是0.01488 mm，完全破坏的时候是0.03743 mm，横向总位移是0.02255 mm，而30nmNS0.6在初始破坏的横向位移是0.04551 mm，完全破坏的时候是0.53 mm，横向总位移是0.00749 mm，较之于30nmNS0.4，30nmNS0.6试样的劈拉横向总位移减少的幅度是66.8%，说明纳米材料含量约高的试块在劈裂–拉伸试验中横向位移变化越小。 图4. 劈裂拉伸试验荷载–位移曲线 图5. 30nmNS0.4横向位移场云图 图6. 30nmNS0.6横向位移场云图 混凝土表面的散斑区域，在加载初期，位移变化较小，随着荷载不断增加，混凝土表面产生的横向位移也随之增大，当试块出现失稳状态时，位移变化较大，出现断裂阶梯状，表明混凝土表面有裂缝产生，且裂缝不断扩展，到完全破坏。 图7和图8分别给出了30nmNS0.4、30nmNS0.6混凝土试块表面散斑区域的水平方向应变场Exx变化图。在加载初期，应变变化较小，当应变场出现峡谷状，意味着混凝土表面出现裂缝，试块处于失稳状态。在裂缝发展区域，随着荷载持续增加，应变场也随之出现较深的峡谷状。30nmNS0.4在初始破坏的横向应变是0.001347，完全破坏的时候是0.001997，横向总应变是0.000650，而30nmNS0.6在初始破坏的横向应变是0.001456，完全破坏的时候是0.001459，横向总应变是0.000003，表明含纳米材料量少的应变相对于含量较多的纳米材料的应变较大，含量越多的纳米材料的应变几乎为0。纳米二氧化硅对混凝土劈裂–拉伸强度有一定的影响，其在劈裂–拉伸中横向位移变化也有差异，含量多的纳米二氧化硅材料横向位移较小。 图7. 30nmNS0.4横向应变场云图 图8. 30nmNS0.6横向应变场云图 通过基于MatchID分析软件有限元模拟水平方向位移和应变可以发现有效的表面裂缝扩展对裂缝两侧表面的影响变化较小。利用数字图像散斑相关技术可以测出试件破坏荷载下的裂缝位移场和应变场的变化数据，采用虚拟场法带入位移场方程和应变场方程，利用牛顿–辛普森方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确定在加载过程中荷载对试件破坏产生裂缝的位置，进而计算裂缝扩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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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基于数字散斑图像处理技术研究了混凝土试块在劈–拉试验中横向位移及应变场的变化，直观地对比了纳米改性混凝土试块破坏前、初始破坏和完全破坏后的变化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1) 纳米二氧化硅的掺加可提高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当改性材料含量为0.6%时，其劈裂抗拉强度与较低含量(0.4%)相比，增加幅度约为11.7%，可减小混凝土劈裂中出现裂缝的横向位移。 2) 数字散斑图像处理技术可以在试件破坏表面有效地观测裂缝处位移场和应变场，进而分析裂缝在不同阶段水平方向上位移及应变的变化，结果表明位移场和应变场变化同步，位移场出现阶梯形状，应变场出现峡谷形状，混凝土表面出现裂缝。 3) 数字散斑图像相关技术具有非接触性、精度高、无损伤测试等特点，且操作简单，可有效地观察试件在试验过程中变形及裂缝产生发展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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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主要以地铁修建过程中出现的盾构孤石和突出岩石为研究对象 [ 1 ] [ 2 ] ，针对施工现场出现的盾构孤石和突出岩石，提出在地下岩石空间内利用聚能装药的方法对局部岩体进行破碎，利用数值仿真技术将石油开采过程中常用的石油射孔器应用于施工现场中出现的孤石和突出岩石的爆破，以此来提高工程进度。 关键词 :聚能装药，射孔器，数值仿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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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本文利用有限元动力分析软件，对单个射孔弹进行结构参数优化设计，获得对岩石高侵彻效能的聚能装药射孔弹结构 [ 3 ] [ 4 ] ；对射孔器研究主要针对装药顺序起爆条件下不同弹间距以及两弹架之间不同距离处射孔弹爆炸后产生爆轰波相互干扰而影响侵彻过程进行有限元数值仿真分析，探索聚能装药爆轰引起的冲击波对射孔弹成型的干扰和射孔效率的影响，为射孔器结构参数的优化设计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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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特性分析 如下图4所示为药型罩压垮形成金属射流过程图，图中主要体现了炸药驱动药型罩翻转成型的过程，在炸药爆炸的高压作用下，金属药型罩以近似流体的状态翻转成型。在这个过程中，炸药以及药型罩特征属性决定了聚能射流成型的基本结构特点。作为聚能射流成型的第一阶段，射孔弹的炸药起爆后已经将其炸药的化学能转化为聚能药型罩压垮后的动能。由于爆轰波作用于药型罩位置的不同，使得药型罩各部位获得的初始速度不同：一般而言，药型罩头部速度较大而尾部作为杵体部分的速度相对较小。 图4. 不同时刻药型罩变形图 作为射孔弹聚能射流成型的另一个关键阶段，射流的拉伸延长阶段在射流成型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阶段，射流在前期爆轰波加载驱动下，射流的不同位置获得了不同的速度值：射流头部速度达到3000 m/s以上，而射流尾部及杵体部分速度相对较低，基本维持在1000 m/s左右。聚能射流头尾较大的速度差值决定了射流在成型过程中会不断地被拉伸延长，直至头尾速度差值保持固定值。射流成型的这一阶段基本会维持在75 us左右，相对于作用的岩石目标，这一阶段成型的射流具有较高的速度以及完整的构型，可以近似看成一个高速运动的长杆弹侵彻体，针对脆性较大的岩石目标具有较好的侵彻毁伤效果：一方面可以在岩石内部产生扩孔孔径较大而且侵彻深度相对较大的穿孔，另一方面由于聚能射流的扩孔作用还可以在岩石内部产生较多的裂纹破坏，从而可以有效达到对岩石的预裂破坏作用。 射孔弹药型罩经过拉伸阶段后可以不在考虑炸药对药型罩的驱动作用，但是由于药型罩自身存在较大的头尾速度差值，使得金属射流自身仍然会被不断拉伸，直到射流由于自身的过度拉伸而产生断裂。如下图5所示，大约在75 us左右，金属射流发生断裂，此时的聚能射流的侵彻深度达到最大值。 图5. 药型罩过度拉伸过程压力云图 但实际工程应用中，没有足够的炸高来让金属射流拉伸成型。炸高的增大会导致炸药对岩石的作用减小，使得岩石中产生的裂纹数量就会相对减少，此时聚能射流对目标的开坑口径相对较小而且只是在目标表面产生一个相对较小的穿孔而已。根据本文研究的工程背景这种工况条件下成型的聚能射流显然不能满足工程实际需求，因此在射流成型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射流自身的拉伸效应与目标毁伤效应之间的匹配关系。 通过对聚能射流不同时刻成性特点的分析(药型罩压垮过程，药型罩拉伸过程以及药型罩由于过度拉伸而产生的断裂)，可以利用药型罩在成型过程不同时刻的典型特征对岩石目标进行毁伤，以此达到对岩石工程预裂破坏的要求。 通过对射孔弹聚能射流成型过程的分析，更好的了解聚能射流不同成型阶段典型力学参数特点。结合毁伤目标的特点及毁伤要求，可以充分利用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爆炸场、聚能射流以及二者与岩石的耦合作用对岩石目标进行相应的毁伤效果预裂爆破，从而达到预定的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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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射孔弹侵彻岩石数值分析 选取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与岩石相互作用的典型工况对聚能射流与岩石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 9 ] [ 10 ] 。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对岩石的侵彻过程会伴随出现破坏、飞溅、开裂等一系列力学现象，在数值模拟这类问题时，计算程序会以删除失效单元的形式体现，造成靶板模型中的单元数量减少，模型总体质量下降。下图为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与岩石相互作用的过程。 由图6中可以看出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在侵彻过程中开坑阶段、坑下侵彻阶段和裂纹扩展阶段岩石的破坏和变形过程。开坑阶段，岩石表面弹着点附近一定范围内的花岗岩石介质单元发生破碎，产生一个漏斗状的弹坑，与此同时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爆炸场通过空气介质的传播也开始与岩石介质作用，在距离弹靶作用的接触点一定距离外，部分岩石单元已经开始失效断裂。因此，在射孔弹与聚能射流相互作用阶段必须要考虑炸药爆炸产生的爆炸场与岩石的耦合作用。侵彻阶段，随着侵彻体在靶中的继续挤入，在靶中产生一定深度的弹孔，靶体的破坏只在弹孔附近发生，并且漏斗状弹坑继续向下移动，出现径向断裂破坏现象。裂纹扩展阶段，随着侵彻体的不断侵入，在反向拉伸波的作用下靶体多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由于岩石材料自身的力学特性，发生大量沿弹孔周边分布的裂纹破坏模式。 图6. 不同时刻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与岩石相互作用过程 从图中可以看出，t = 46 μs前靶体的破坏形式主要为射孔弹成型聚能侵彻体侵彻过程中所留下的弹坑，破坏区域集中在侵彻体运动轨迹周围，形成破碎腔；t = 64 μs时刻在岩石内部，在穿孔四周出现拉伸破坏裂隙且裂纹长度不断发展，此时迎弹面出现了较为广泛的径向破坏现象。在t = 300 μs左右，裂纹发展到最大的分布模式，超过300 μs后，岩石内部裂纹停止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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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 确定了数值计算中所采用的炸药、金属药型罩、微风化以及中风化花岗岩石的理论模型及材料参数，为准确描述岩石损伤特征规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建立射孔弹与岩石相互作用的有限元计算模型，初步确定将射孔弹爆炸后成型的聚能射流与爆炸场的耦合毁伤效应作为对岩石最佳毁伤模式的数值计算研究方向。 3) 针对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的三段式(药型罩压垮变形阶段、射流稳定成型阶段以及射流拉伸断裂阶段)典型特征分析，获得射流成型过程中不同阶段对岩石毁伤的规律特征。 4) 以微风化花岗岩石为作用目标，结合射孔弹成型聚能射流与岩石作用的毁伤规律特征确定了适合射孔弹对岩石毁伤的工况特征，即当射流处于稳定成型阶段时射流自身具有较高的动能适合对岩石进行较大深度的侵彻且此时射孔弹炸药爆炸产生的爆炸场也能够有效增加对岩石内部结构的毁伤，起到增大射孔弹穿深以及增加岩石内部裂纹数量的毁伤效果，从而有效达到工程应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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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现如今石油烃污染土壤的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其中，对污染土壤中石油烃的提取成为了现阶段的一个技术难点。本文综述了石油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植物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机理，影响因素和研究进展，以及今后所需进一步的研究领域，并对植物修复技术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石油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耐旱植物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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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石油，是一种粘稠的、深褐色的液体，被称为“工业的血液”，主要储存于地壳的上层。石油的性质因为它的产地不同而性质不同，密度约为0.8~1.0 g·cm −3 ，十分粘稠，凝固点相差很大(30℃~−60℃)，沸点范围为常温到500℃以上，不溶于水，可溶于多种有机溶剂，可与水形成乳状液体。石油烃中主要含有烷烃，环烷烃，芳香烃，不饱和烃等多种烃类化合物。其主要元素是C、H、S、N、O，此外还含有微量的Fe、Ni、V、Cu等金属元素。石油主要被用作燃油和汽油，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二次能源之一。伴随着工业技术飞速的发展，石油资源在经济运行中的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石油在满足人类的需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成大量污染。20世纪80年代，石油污染问题就得到了普遍关注。 被石油污染的土壤，能破坏土壤结构，抑制植物的根系生长，严重的污染土壤可抑制植物生长。石油烃能通过渗透作用进入地下井，造成地下水污染。如何处理石油污染土壤问题已经成为热点话题。对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法有很多，如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植物修复石油他污染土壤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