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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引力模型在国内货物贸易领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代表性的研究有谷克鉴(2001) [ 56 ] 、盛斌和廖明中(2004)、钱学锋和梁琦(2008) [ 57 ] 、许德友等(2010) [ 58 ] 、张会清和唐海燕(2012) [ 59 ] 、王孝松等(2014) [ 60 ] 、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 [ 61 ] 、王亮和吴浜源(2016) [ 62 ] 等，然而由于数据上的限制，将其用于服务贸易领域研究的则屈指可数，已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3.1. 运用引力模型研究某些特定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因素是区域贸易协定，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有周念利(2012， 2015 [ 63 ] )、陈丽丽和龚静(2014) [ 64 ] 、张皞和张元隆(2015) [ 65 ] 及张应武和朱亭瑜(2015) [ 66 ] 等。其中，周念利(2012)根据区域贸易安排缔约对象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承诺内容的差别，详细研究了各种区域贸易安排(RTA) 5 对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缔结“区域贸易安排”能对其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单纯缔结“区域货物贸易安排”不会对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安排”能显著提升双边服务出口流量；“南北型”区域贸易安排(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对双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南南型”。周念利(2015)进一步研究了区域服务贸易安排中具备“GATS-”特征的承诺对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该种承诺并不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原因在于多数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内含着两项“特惠侵蚀”机制(非成员的最惠国待遇制度和相对自由的服务原产地规则)能在相当程度上对“GATS-”承诺可能带来的贸易阻碍效应形成有力中和。陈丽丽和龚静(2014)不但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服务贸易的直接作用，还通过在引力方程中加入它和制度质量、制度距离的交叉项研究了它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它不仅可以强化制度质量对于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还能反向调节制度距离对于双边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张皞和张元隆(2015)认为由于承诺方式、承诺水平、服务业投资规则设置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导致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异质性，然后采用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动态贸易效应，结果发现发达国家间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随着时间推移显著增强，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效应则存在明显波动，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张应武和朱亭瑜(2015)则利用引力方程研究了香港CEPA的服务贸易效应，结果发现，CEPA尽管在总量层面对香港服务出口的影响效果不显著，但在行业层面促进了香港对中国内地旅游和金融领域的服务输出以及保险领域的服务输入，而CEPA服务贸易开放内容的差异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除了区域贸易协定外，学者们关注的其他因素比较分散，主要有货物贸易、制度因素、信息通讯技术、FDI、知识产权保护及扩大内需战略等，比如，王英(2010) [ 67 ] 利用中国和22个OECD成员国家和地区之间2002~2006年双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的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6 ，但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还十分有限。陈丽丽和龚静(2014)研究了制度质量及制度距离 7 对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进口国的制度质量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显著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而两国间的制度距离将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性，会对双边服务贸易形成阻碍。黄建锋和陈宪(2005) [ 68 ] 基于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通讯技术不仅促进了跨境服务贸易 8 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发展，并且对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对跨境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另外，无论是跨境服务贸易还是商业存在服务贸易，信息通讯技术时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对进口的促进作用。舒燕和林龙新(2013) [ 69 ] 基于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吸引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促进作用与FDI对货物出口的促进作用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马凌远(2014) [ 70 ] 基于中国服务业总体和细分行业的进口数据，实证检验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结果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口，另外，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口效应还呈现一定的行业差异，对10个服务行业中的6个行业进口存在显著积极的影响。陈启斐等(2014) [ 71 ] 利用我国和23个OECD国家2000~2010年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分析了扩大内需战略对服务业出口和进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一国的市场规模可以促进服务业出口，但是对服务业进口的提升作用更强，因此扩大内需战略无法扭转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困境。 3.2. 将引力模型用于服务贸易总体和具体部门的流量决定研究 由于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局限，对服务贸易流量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服务贸易总体，且大都是运用OECD的数据来拟合一个“典型”经济体服务出口流量的决定方程，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卢现祥和马凌远(2009) [ 72 ] 、黄繁华和许世刚(2009) [ 73 ] 及周念利(2010) [ 74 ] 等。其中，卢现祥和马凌远(2009)利用的是2005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OECD成员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截面数据，结果发现中国对OECD国家服务出口总体上是“贸易不足”，然后在对这些国家服务出口不足的结构因素分析中发现，当进口国为发达国家时，人口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当进口国为发展中国家时，对出口不足解释最多的是贸易限制指数(TRI)。黄繁华和许世刚(2009)利用的是2005年24个OECD成员国服务出口流量的截面数据，结果发现中国对14个OECD成员国服务出口存在“贸易不足”，对9个成员国存在“贸易过度”，对贸易不足的影响因素分解发现，经济规模总量变量和空间距离变量是解释中国和OECD成员国服务贸易不足的最重要因素。周念利(2010)则利用2004~2006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地区)双边服务出口流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引力模型的回归测算，结果发现，除丹麦、中国香港和捷克外，中国双边服务出口整体上处于“贸易不足”状态，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双边服务出口不足程度略高于对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双边服务出口的不足程度。而李兵等(2015) [ 75 ] 则首次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潜力与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均GDP、两国间的距离是影响我国服务出口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存在服务贸易不足，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越大，经济自由度越高，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就越显著，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损失越小，出口效率越高。 随着OECD统计数据的不断完善，还有部分学者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具体服务部门的出口流量决定，比如，许统生和黄静(2010) [ 76 ] 利用OECD国家及中国对世界出口的数据 9 ，拟合了11个服务部门的出口潜力，并与美、日、韩三国作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传统的服务部门(如旅游、建筑服务)已经充分发挥了潜力，而新兴的服务部门尤其是金融服务出口的潜力还很大。李惠娟(2013) [ 77 ] 利用2010年4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了11个服务部门的出口潜力，结果发现建筑、旅游等部门“贸易过度”的程度高，而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贸易出口潜力很大，保险业也属于“贸易不足”。刘正凯(2012) [ 78 ] 运用2006~2008年的贸易流量数据研究了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商业服务等3个服务部门的流量决定。黄满盈(2015) [ 79 ] 则利用OECD数据专门研究了金融服务出口流量的决定，结果发现进出口双方的GDP、双边距离、进出口双方的经济自由度及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会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对主要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包括香港、美国、卢森堡等)普遍“贸易过度”，而对“小型”的出口市场则普遍“贸易不足”。陈向阳和陈日新(2015) [ 80 ] 则利用引力模型对旅游业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影响旅游贸易的因素主要有国家间的签证协议、地域距离、是否在同一个贸易区内、地理文化差异性以及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地域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 3.3. 修正和扩展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引进不同引力模型的估计方法 国内学者对引力模型解释变量的修正主要是针对距离变量，比如周念利(2012)以贸易伙伴服务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之间的距离来计算，许统生和黄静(2010)则用GDP对距离的加权来衡量(称为多边开放性控制因素)，陈丽丽和龚静(2014)、黄满盈(2015)等则采用基于城市数据的加权距离来代替。 学者们还根据研究的需要从不同角度扩展了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比如，为反映贸易双方服务开放的既有水平对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周念利(2012)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多边阻力因子变量，该指标通过对OECD的PMR指标中的6项子指标加权求和获得。黄繁华和许世刚(2009)根据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和市场高度保护等特征，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市场经营难易程度、信息化水平、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开放度、中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经济自由度指数(EFW)自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却很少应用于研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Kimura和Lee， 2006)，黄满盈(2015)则把EFW指数加入引力模型的右边来检验经济自由度对双边金融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 在引力模型的估计中，国内学者逐步引进了国外估计中使用的各种方法，比如，为了解决遗漏变量、测量偏误带来的内生性偏倚问题，周念利(2012)在估计方程中引入了服务出口流量的滞后项，并分别运用一阶差分广义矩和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动态面板引力模型进行估计，然后比较分析了静态面板 10 和动态面板的各种估计结果。许统生和黄静(2010)引进了国外的两阶段估计方法，然后利用2007年OECD国家对世界的出口贸易流量的截面数据进行引力模型的回归分析。刘正凯(2012)引入了HTM估计，认为HTM使用的工具变量法可以仅从模型内部的数据来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观测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比较分析了HTM估计和混合最小二乘、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估计的结果。陈丽丽和龚静(2014)同样使用了HTM估计，而该方法能够解决固定效应模型中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无法在引力模型中得到估计的问题。邓晓虹和黄满盈(2014) [ 81 ] 为了减小数据度量误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把样本分成两个阶段，然后采用两个阶段的平均数据再进行估计，另外为了充分考虑国家间双边贸易的特征，还在估计方程中加入国家组虚拟变量，并采用Stata提供的LSDV法进行估计 11 。张应武和朱亭瑜(2015)在引力方程的估计中使用了Silva和Tenreyro (2006)的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PPML)，认为相比OLS方法，PPML估计更适合对数线性化后的引力方程，且对不同类型的异方差和测量误差都稳健。李兵等(2015)认为一些不可观测的、难以量化的或者是制度性的因素以及其他限制双边贸易的因素，在传统的和改进的引力模型框架内，对贸易潜力的估计仍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偏差，而随机前沿方法对于这些因素则可以进行相对有效的处理。 3.4. 其他方面主题的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之后，引力模型还被用于服务贸易其他一些领域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用引力模型去研究服务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比如，阚大学和吕连菊(2014) [ 82 ] 就利用中国与31个国家或地区双边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别的本地市场效应对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发现需求规模作用的本地市场效应促进了中国服务的出口，促进了中国的传统服务和新兴服务、生产性服务和非生产性服务的出口，而需求结构作用的本地市场效应则没有显著地促进中国服务出口，中国的运输、旅游、建筑、通讯、金融和保险等服务都存在显著的需求规模作用的本地市场效应，旅游、金融及保险服务还存在显著的需求结构作用的本地市场效应。毛艳华和李敬子(2015) [ 83 ] 则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服务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研究，她们首先通过引入服务企业异质性假设，在产业垂直关联下构建了两国框架的服务企业贸易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及条件，然后采用2000~2013年中国与41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整体服务业出口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分类型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本地市场效应，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强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在分部门中运输、建筑、通讯、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和政府服务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还有一些文献运用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研究，比如夏天然和陈宪(2015) [ 84 ] 运用83个国家和地区7个不同部门服务出口的面板数据，并对经典引力模型加以改进，计算了关税等值，结果发现，发达经济体比非发达经济体有更小的关税等值，即发达经济体更加开放，服务贸易壁垒在不同经济体的不同部门之间差异很大，非发达经济体的关税等值比发达国家更分散化，即非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贸易壁垒差别较大。夏天然和陈宪(2015) [ 85 ] 还利用同样的方法对金融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专门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服务部门普遍存在较高的贸易壁垒，平均看来，发达经济体的壁垒比非发达经济体小，但不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开放度有很大差别，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很高，金融服务自由化的道路还很长。 另外，还有部分文献运用引力模型对双边服务贸易的成本进行测度和分解，比如，马凌远(2011) [ 86 ] 测度了1999~2007年间中国与18个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结果发现，中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且在加入WTO后有明显加速下降的迹象，其中中国与美国、日本两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下降幅度要远低于总体下降幅度，同时从成本的绝对值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双边服务贸易成本越高。涂远芬(2016) [ 87 ] 也测度了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并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1995~2011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行业结构来看，现代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较高，且下降幅度较小，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偏高，但下降幅度较大，另外，文化距离、自由贸易区和空间距离是影响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 另外，引力模型还被用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衡量、服务贸易的边界效应等方面研究，比如，王磊和徐晓岭(2010) [ 88 ] 基于引力模型，通过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并通过平均基准的修正，得到了调整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该指数从服务贸易总量和服务贸易成长性两个方面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做出评价，利用该指数对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评价表明，总体上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走强，但现代服务贸易的行业竞争力仍非常弱。王晔倩和林理升(2006) [ 89 ] 将引力模型运用于研究服务贸易领域的边界效应问题，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1997~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这7年间两大经济区域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情况，发现这两个经济区之间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现状是合作大于竞争，且预测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将是更多的趋向于合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