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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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课题缘起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的资源与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同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每个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也在逐渐减少。面对这样条件充裕的生活，人们开始把焦点从追求物质财富转向追求精神财富。家长们更是希望通过旅游等娱乐方式陪伴孩子，并通过此来增长他们对各地风情习俗的认识了解，丰富他们童年的记忆。在游玩过程中，自然是少不了各种门票的购买，其中，各种儿童票便成为了大家的关注热点。 从1997年开始，国家政府为了保障儿童权益，通过以儿童身高为标准，在各种门票中开始实施对部分儿童票价减免的政策，其中在国家颁布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将儿童票购票、补票的身高限制为1.1米至1.4米。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状况和成长环境的改善，孩子们的身高与以前同等年龄的孩子相比起来，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多数的儿童身高超过了儿童票的标准，让以前制定的身高限制变得有些陈旧。尽管在2010年铁道部已将儿童票的身高标准从之前的1.1米至1.4米，调整到现在的1.2米至1.5米，即身高上下限均增加10厘米，但仍然无法解决儿童与成人的划分标准 [ 1 ] (王琨，2019)。同时除了铁道上的儿童票标准，其他景区游乐场的标准也是亟待改革的。 2018年1月份，曾有一位爸爸带着10岁女儿到上海迪士尼游玩，女儿因高达1米4被要求购买成人票，最终这让法官爸爸起诉了迪士尼 [ 2 ]。这件事把儿童票问题带到了人们眼前，引起了热议，不少学者对儿童票的标准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儿童票的施行是本着对儿童权益保护的宗旨，却让部分儿童的权益受到损害。这样实际生活中的一件事，说明了儿童票收费标准亟待更新。 面对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儿童平均身高的增加，以及目前儿童票的收取标准存在的诸多问题，合理地更新对儿童票价的衡量标准，制定出更加具体可行的儿童票定价依据，便是维护儿童在此方面权益的关键。 1.2. 研究现状 目前有着不少的学者在儿童身高及影响因素与儿童票收取标准上进行学术研究。2018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69名儿童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6.7%的受访家长认为以身高作为儿童票收取标准不合理，67.1%的受访家长赞同儿童票收取以年龄为准 [ 3 ] (潘铎印，2018)。从这些百分比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儿童票收取标准亟待更新。 2005年中国青少年成年身高已赶上日本；城市中，7岁男、女孩童身高(反映早期发育)的平均值，以及全学龄段身高的平均值已赶上日本，但因乡村群体的相对滞后，整体上仍低于日本，而我国各群体体格发育潜力都很大 [ 4 ] (季成叶，张欣，尹小俭等，2011)。学者王坤也曾指出：根据我国疾控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早在2012年全国6岁城市男童平均身高已达到1.2米，12岁未成年人平均身高已超过1.5米 [ 1 ]。本次项目需要在这些对儿童身高变化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儿童票的制定进一步对儿童票标准加以改善。 儿童票从“量身高”转为“看年龄”，符合儿童成长规律，也是对儿童法定福利政策的维护，体现了为民办实事的态度 [ 5 ] (江德斌，2019)。冯海宁(2018)依照实际情况也提出儿童免票要兼顾身高和年龄“双标准”，扩大儿童免票范围，保障儿童福利，让免票政策走向合理化 [ 6 ]。还有其他学者都对儿童票收取标准提出了笼统的“看年龄”、“双标准”意见，但其中缺少实际数据的支持和对标准的具体更新内容。 目前国内对儿童身高生长状况，遗传潜能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方法相对成熟，大致有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体格测量和问卷进行调查等 [ 7 ] (王姿欢，蒋竞雄，杨琦等，2016)。再加上多种多元统计方式，能对收集到的数据有很好的处理和运用。 同时，史洪举(2019)也曾在其论文中提及：理当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妥善平衡各方利益，出台更加有利于保障儿童权益的儿童票标准 [ 8 ]。就迪士尼事件，徐建辉(2018)认为：不看身高看年龄，才更凸显儿童优惠政策的普惠性和公平性 [ 9 ]。 1.3. 研究原因 前人有的对儿童身高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如丁家发(2019)提出“身高兼顾年龄”的儿童票标准的意见，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彻底终结儿童票标准之争，让儿童票真正回归其应有之义 [ 10 ]。这些都说明了目前儿童票的标准已经变得陈旧，不再适用。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均是来自于平时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与我们主观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对实际数据的收集，加以理论知识的证明和分析，用具体的结果来更有力地说明现在的标准确实存在不足之处，儿童门票的收取需要制定一个更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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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描述 通过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和统计年鉴等相关文献，收集到从2000年到2015年的几个年份间，全国、上海、江西、四川各地区3到10岁儿童平均身高的二手数据，共172条。其中全国3~10岁儿童平均身高的数据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统计局等10个部门，从全国31个省(市、区)的近3000个机关单位中收集、计算所得。通过以全国儿童身高的数据为基础，分析沿海发达城市(以上海、江西为例)以及内陆省份(以四川为例)的相关数据，从而说明不同地区的儿童身高轮廓是相似的。 收集到数据之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初步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待后续详细处理。通过MATLAB代码编程，按照年份、城市和性别的不同，把收集到的数据分成了不同的数据集，并将各组中儿童的年龄与身高相对应，例如：2005年，上海3到10岁的女孩平均身高分别为：100.6 cm，106.7 cm，113.4 cm，118.7 cm，125.9 cm，131.6 cm，137.4 cm，143.5 cm [ 11 ] ；2010年对于全国来说，3到10岁的男孩平均身高分别为：101.2 cm，107.1 cm，113.7 cm，118.6 cm，125.5 cm，130.7 cm，135.8 cm，140.9 cm [ 12 ]。并做出各组图形，其中部分如图1所示。 图1. 2010年全国3~10岁男女儿童身高折线图 从图1可以看出：2010年的3~10岁的儿童的身高大致在100 cm至140 cm之间。因为收集到的数据均是各年龄段的平均身高，从而可知部分10岁孩童的身高在140 cm以上，甚至可能在150 cm左右。 从图2、图3对比可以看出：同一年，城镇儿童的平均身高要高于农村同龄儿童的平均身高。出现此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家庭经济水平、生活环境以及儿童所受到的营养程度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图2. 2015年全国城镇3~10岁男女儿童身高折线图 图3. 2015年全国农村3~10岁男女儿童身高折线图 但由于收集到的数据便是各地区儿童的平均身高，并不能了解到更加详细的内容，所以在此处省略了其均值、方差，而进行了各组身高间的相关性分析，其中包括男女性别、城镇与农村、以及不同年份之间。其中大多序列相关系数都在0.99以上，从而我们可以初步地看出：对于不同年份、不同地区来说，儿童身高变化的趋势都是大致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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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两总体的轮廓分析 为了通过数据来证明儿童身高较之前同龄的有所增加，在此次项目中，选择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统计中的两总体轮廓分析。 设对同一个单元(个人、小块土地等)施加p种处理(如测验、问卷调查等)或在相继p个时间段内重复测量，依次得到测量值 x 1 ， x 2 ， ⋯ ， x p ，其相应的均值依次为 μ 1 ， μ 2 ， ⋯ ， μ p 。将 ( 1 ， μ 1 ) ， ( 1 ， μ 2 ) ， ⋯ ， ( 1 ， μ p ) 用直线连接起来的折线图，称为总体的轮廓。轮廓分析是轮廓的分析或多个轮廓的比较，它常用于分析比较相继一连串的心理测试或其他测试中。 设对两个总体的单位施加相同的p种处理， μ 1 = ( μ 11 ， μ 12 ， ⋯ ， μ 1 p ) ′ ， μ 2 = ( μ 21 ， μ 22 ， ⋯ ， μ 2 p ) ′ 分别为总体1和总体2的p种处理的均值向量。按照两总体轮廓分析的思想方法，结合本次的课题，依次需检验的假设可包括如下两个：1) 对于不同地区或不同年份的儿童身高的两轮廓在外表上是相似的，或者更精确地说它们是平行的。2) 在假设1成立的基础上，即两轮廓的外表是相似的基础上，检验它们是不重合。 假设1的原假设就是 H 01 : ( μ 12 − μ 11 μ 13 − μ 12 ⋮ μ 1 p − μ 1 ， p − 1 ) = ( μ 22 − μ 21 μ 23 − μ 22 ⋮ μ 2 p − μ 2 ， p − 1 ) 于是可将假设检验问题写为 H 01 : C μ 1 = C μ 2 ，     H 02 : C μ 1 ≠ C μ 2 其中 C = ( − 1 1 0 ⋯ 0 0 − 1 1 ⋯ 0 ⋮ ⋮ ⋮ ⋱ ⋮ 0 0 0 ⋯ 1 ) rank ( C ) = p − 1 设两个独立样本 x 1 ， x 2 ， ⋯ ， x n 1 和 y 1 ， y 2 ， ⋯ ， y n 2 分别来自 N p ( μ 1 ， Σ ) 和 N p ( μ 2 ， Σ ) 则可知检验统计量为 T 2 = n 1 n 2 n 1 + n 2 ( x ¯ − y ¯ ) ′ C ′ ( C S p C ′ ) − 1 C ( x ¯ − y ¯ ) 其中 S p 是 Σ 的联合无偏估计。对于给定的 α ，拒绝规则为： 若 T 2 ≥ T α 2 ( p − 1 ， n 1 + n 2 − 2 ) ，则拒绝 H 01 其中 T α 2 ( p − 1 ， n 1 + n 2 − 2 ) = ( p − 1 ) ( n 1 + n 2 − 2 ) n 1 + n 2 − p F α ( p − 1 ， n 1 + n 2 − p ) 当两总体的轮廓平行时，第1个总体的轮廓或者高于第2个总体的轮廓 ( μ 1 i > μ 2 i ， i = 1 ， 2 ， ⋯ ， p ) ，或者低于第2个总体的轮廓 ( μ 1 i < μ 2 i ， i = 1 ， 2 ， ⋯ ， p ) ，或者与第2个总体的轮廓重合 ( μ 1 i = μ 2 i ， i = 1 ， 2 ， ⋯ ， p ) ，三者必居其一。在此情形下，只有当两个轮廓的平均高度相同时，两轮廓才会重合。因此，假设2的原假设可写成 H 02 : μ 11 + μ 12 + ⋯ + μ 1 p p = μ 21 + μ 22 + ⋯ + μ 2 p p 等价于考虑假设检验问题 H 02 : 1 ′ μ 1 = 1 ′ μ 2 ，     H 12 : 1 ′ μ 1 ≠ 1 ′ μ 2 其中 1 ′ = ( 1 ， 1 ， ⋯ ， 1 ) 。 可知，假设2的检验统计量为 T 2 = n 1 n 2 n 1 + n 2 ( x ¯ − y ¯ ) ′ 1 ( 1 ′ S p 1 ) − 1 1 ′ ( x ¯ − y ¯ ) = n 1 n 2 n 1 + n 2 [ 1 ′ ( x ¯ − y ¯ ) ] 1 ′ S p 1 或 t = 1 ′ ( x ¯ − y ¯ ) ( 1 n 1 + 1 n 2 ) 1 ′ S p 1 对于给定的 α ，拒绝规则为： 若 T 2 ≥ F α ( 1 ， n 1 + n 2 − 2 ) ，则拒绝 H 02 ； 或 若 | t | ≥ t α / 2 ( n 1 + n 2 − 2 ) ，则拒绝 H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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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据代入 通过对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我们可得到更加清晰的数据内容，其中部分数据 [ 12 ] 展示见表1。 Table 1 Part of the data presentatio 性别 年龄 年份 身高 区域 B 3 2010 101.2 Nation B 4 2010 107.1 Nation B 5 2010 113.7 Nation B 6 2010 118.6 Nation B 7 2010 125.5 Nation B 8 2010 130.7 Nation B 9 2010 135.8 Nation B 10 2010 140.9 Nation ··· ··· ··· ··· ··· 表1. 部分整理数据展示 数据表格中第一列表示儿童的性别(其中B表示男孩，G表示女孩)；第二列说明的是儿童的各年龄段，在此次项目中，我们是从3岁到10岁的儿童中收集的数据；第三列指的是所在年份，例如在此次列出是来自2010年的数据；第四列表示的是各年龄儿童的平均身高；最后一列指的是数据所包含的区域，例如这列举出的部分是全国的儿童身高。 将数据代入两总体的轮廓分析中，可以的到相关的检验统计量。在假设1中，设立了两个检验。一个是对不同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轮廓分析，此时计算出的检验统计量，即如表2所示。 Table 2 Test statistics for different regions in hypothesis T 2 α T α 2 检验结果 2015年城市/农村男孩平均身高 0.3579 0.05 42.8807 不拒绝 2015年城市/农村女孩平均身高 0.3906 0.05 42.8807 不拒绝 表2. 假设1中不同地区的检验统计量展示 另外一个是对不同年份的轮廓分析，计算出的检验统计量如表3所示。 Table 3 Test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years in hypothesis T 2 α T α 2 检验结果 2010年/2014年男孩平均身高 0.0179 0.05 42.8807 不拒绝 2014年/2015年男孩平均身高 0.2095 0.05 42.8807 不拒绝 2010年/2014年女孩平均身高 0.0162 0.05 42.8807 不拒绝 2014年/2015年女孩平均身高 0.2288 0.05 42.8807 不拒绝 表3. 假设1中不同年份的检验统计量展示 在假设2中，我们通过编程，得到了对不同年份轮廓的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The test statistics in hypothesis T 2 α T α 2 检验结果 2010年/2014年男孩平均身高 1.3192 0.01 1.0603 拒绝 2014年/2015年男孩平均身高 5.5320 0.01 1.0603 拒绝 2010年/2014年女孩平均身高 1.1545 0.01 1.0603 拒绝 2014年/2015年女孩平均身高 4.4446 0.01 1.0603 拒绝 表4. 假设2中检验统计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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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数据分析 通过以上的数据结果，我们可以的到以下分析： 假设1中的拒绝规则为： 若 T 2 ≥ T α 2 ( p − 1 ， n 1 + n 2 − 2 ) ，则拒绝 H 01 。 第一个检验，其原假设为不同地区的儿童身高变化的轮廓外表上是平行的。因为此时得出的检验统计量0.3579和0.3906均明显小于42.8807，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不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儿童身高变化的轮廓是平行的。假设1中对年份的检验，其原假设为不同年份的儿童身高变化趋势的轮廓是相似的。在这个假设中得出的检验统计量分别0.0179、0.2095、0.0162、0.2288，同样均小于42.8807，我们认为也无法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不同年份的儿童身高变化趋势的轮廓是相似的。 在假设1的两个检验中，均说明了儿童身高变化的轮廓是相似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便可以顺利的进行对假设2的检验，即检验不同年份儿童身高的轮廓是否重合，此时的拒绝规则为： 若 T 2 ≥ F α ( 1 ， n 1 + n 2 − 2 ) ，则拒绝 H 02 。 通过编程出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 α 为0.01的情况下，检验统计量分别为1.3192、5.5320、1.1545、4.4446，都大于1.0603，表明此时的计算结果在检验拒绝域内，则拒绝原假设，即通过明确的数据说明了不同年份中儿童身高的轮廓是不重合的。 这样的假设检验，通过明确的数据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儿童的平均身高相比于以前同龄儿童的均有所增长，即它们的轮廓虽然相似却不能重合。而儿童享受免票或半票待遇，不是因为他们个头小，只是因为他们是孩子，理应享受特殊照顾，以展示社会的关爱 [ 8 ]。这也明确的表明如果现在还使用以前的儿童票的标准便会使部分儿童的权益受到损害，让他们不能享受到自己应有的，所以需要制定新的儿童票收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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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次项目通过多元统计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总体的轮廓分析，通过上方的结果可以明确看出在经济水平明显提高，儿童获得的营养程度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儿童的身高相比于以前同龄儿童的身高都是有所增加。同时通过上面的描述性统计得到的图形中也可以看出，在2010年就有部分10岁孩童的身高已经超过了1.4米。这些都能明显地说明：以前的儿童票制定标准已不能很好地保护儿童的权益。为了保障儿童福利，儿童票的收取标准亟待更新。 在本次项目中，所能获取的数据资源有限，缺少刚制定儿童票标准时的相关儿童身高数据，所以我们并不能了解此政策明确的制定依据，以及制定此政策的明确目的。同时，此次收集到的数据均属于各地区各年份儿童的平均身高，但其变化的具体区间并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用统计学方法来具体确定儿童票标准，存在数据不足与标准片面的问题。最后，儿童身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同龄儿童中，也可能出现过度偏高或较矮的情况。如果仅用统计学方法给出明确的儿童票身高区间，也会存在较多的问题。 相比之下，儿童票收取“双标准”，即身高和年龄兼顾的原则，如此更加能保障儿童的权益。 回顾以前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够发达，国家规定只有在儿童成年之后才能申办身份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儿童1.1米至1.4米半票的标准。而如今时代发达，信息流通，小孩在父母的监护下，可以拥有自己的便于携带的身份证。在这样的情况下，单凭儿童身高来确定是否让他们免票或者半票，已然不再合适。 身份证是对儿童年龄的最好证明，各门票对儿童的售出可以主要通过儿童的年龄来确定。依照以前的儿童票制定标准，可以看出其底限1.1米是对6岁左右的孩童进行限制的，而1.4米是对10岁左右的孩童进行限制的。所以在依据年龄时，可以让6岁以下的孩子免票，而同时让6岁至10岁的孩童购买儿童半票。 而当儿童身份证忘带或还未办理的情况下，儿童身高便成了辅助标准。近年儿童的身高相比于以前均有所增加，那么对于身高的标准也需在以前的情况下有所增加。正如部分铁道部门将儿童票标准提高到1.2米至1.5米，对于其他的门票也可适用。 通过这样的“双标准”政策，让每个儿童都可以更好地享受到自己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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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不足与展望 相比于前人的对儿童票标准的建议提出，本文中增加了数据和理论的支持，从而更有说服力地表明儿童票的标准急需更新。 然而在本次项目中仍存在不足之处，获取的二手儿童身高的数据较少。由于以前信息技术的不足，对儿童身高的统计与储存有着一定的难度，所以收集到的数据大多是从2000年开始的。儿童身高的数据统计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支持，所以大多数地区对这方面数据的统计都是定期(相隔4、5年)开展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收集到的关于儿童身高的年份较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数据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对于学生来说能力有限，只能从各数据网中获得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各年龄段儿童的平均身高，从而缺少大大数据的支持，无法得到更加明确的儿童身高变化区间，使数据的说服力减弱。同时本次项目中也缺少一手资料的收集与调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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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然权利”是权利主体范围扩大的结果，意味着“权利”从人的道德层面向人以外的存在物拓展。作为“自然权利”不仅包括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的权利，还包括非生物(空气、阳光、水、土壤等)的权利，即生态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等)固有的、自然界的存在并受到人类尊重的资格。“自然权利”的维护，道德层面固然重要，但法律层面的探究是使“自然权利”理念走向实践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自然权利，伦理，法律，代理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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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传统意义上的权利是属人的，只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具有法律关系或道德关系的生活领域，人以外的存在物不可能充当权利主体。因为，它们不可能有整体的“类”意识，以及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因而也绝不会提出什么权利要求成为权利主体。权利只适用于人(或人的特定群体、或人的整个类)，不适用于非人的存在物。因此，在反对自然权利者看来，自然权利只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文明人理想的拟制中，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对社会的道德判断中，不能为现实的法律制度所接纳。然而，如果自然权利游离于法律框架之外，环境法的制定就缺乏深层的理论依据；另外，人类今天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与人类权利的滥用密不可分，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权利”，那么，人的权利也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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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直面人权延长线上的“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概念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权利”是权利主体范围扩大的结果，即权利主体从人扩展到自然物身上。美国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家纳什在对环境伦理学的各种思潮作了历史考察之后，对“权利”概念的扩展作了如下的阐述，指出权利概念肇始于天赋权利，沿着英国贵族(1215，大宪章)——美国殖民主义者(1776，独立宣言)——奴隶(1863，解放宣言)——女人(1920，宪法第19修正案)——印地安人(1924，印地安公民法案)——劳动者(1938，公平劳动标准条例)——黑人(1957，民权法案)——大自然(1973，濒危物种法)这一顺序不断扩大的 [ 1 ]。“自然权利”这一概念就处在英美的少数派权利扩大的历史延长线上，并写进了法律规章中，成为现实的律则。承认自然的权利，并在人权的延长线上给其以位置，意味着“权利”概念向非人的存在物扩张，且要求人们必须遵循。因此，“自然权利”可理解为是非人类生命体固有的、自然界存在并受人类尊重的资格。那么，“自然”能成为权利的主体吗？“自然”如何承担自己的义务？如果“自然”有权利，它如何主张？当人与自然发生冲突，“自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甚或诉诸法庭？相反，当自然侵害了人的利益时，“传唤它到庭的文书该如何送达”？ [ 2 ] 环境法必须直面以上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近现代科学在对有机整体性特征的自然进行认识时，运用的是与机械自然观相对应的方法论原则，如祛魅性原则、因果决定性原则、简单性原则、还原性原则等，将这种方法论原则应用于改造有机整体性自然时，就与有机整体性的对象相对抗，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权利”概念至少有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着权利的主体，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第二，存在着表达这种利益的要求，要求别人不要阻止他们实现这种利益；第三，对这种要求，有一种社会的承诺或社会契约的承诺。那么，“自然”能成为权利的主体吗？在善待动物或其他自然物上，17、18世纪，欧美一些思想家曾提出“仁慈主义”的理论主张，反对粗暴地虐待动物，认为动物也应像人一样享有“天赋的权利”，那么动物是不是具有这样的权利呢？对照“权利”的三个必要条件，动物显然有自己的利益，不是一般生命生存的利益，而是具有高级动物所拥有的欲望、感受、意向动机等整合组成的利益需要；动物能够通过叫喊或肢体语言等方式，表达其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当然，动物的呻吟、惨叫、哀鸣等呼声和表现方式能否被人类听懂，还取决于人类的主体性是否健全；1978年10月保护动物权利国际同盟在巴黎通过的《动物权利的世界宣言》是对动物权利的承诺，美国于1966年、挪威于1974年、德国和菲律宾于1998年制定的《动物福利法》对动物应当享有的福利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因此，动物权利并不是天赋的权利，而是人赋的权利。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自然界没有意识或知觉能力，提出自然权利的概念有何意义？如果我们主张动物的权利而身体力行不吃肉，以这种逻辑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人类不能吃任何东西。 蔡守秋 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是混淆了人的自然本能与人的道德理性，“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和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以其他生物为食，这是符合生态规律的自然本性，而人作为社会成员和具有高等智慧的动物，对其他生物实行‘物道主义或泛人道主义’，这是人的道德理性。我们需要的是采取既符合生态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的行为，使动物免除不必要的痛苦和灾难，如不采取折磨动物的手段，严禁灭绝物种等” [ 3 ]。动物权利理论的合理内涵在于强调人类应当重视非人类生命物质的权利及其内在的价值。这正好揭示了非人类生态权利保护中的一个盲点，即仅将非人类生命体作为客体保护是不够的，赋予非人类生命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如果自然存在权利，那么自然如何承担其责任？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享受权利就一定需要承担义务。在法律上，对主体能力的划分中分为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只要被纳入权利主体的范围，法律就认可了它的权利能力，此时并不会考虑主体的责任能力，“权利的保护是无条件的，如果非要设定一个条件，这一条件只能是某一主体被承认为权利主体，而不是与其就履行义务讨价还价” [ 4 ]。事实上，在法律中一直都认可无责任主体的存在，如婴儿、精神病人、智障者等。那么，如何理解自然权利？今天，人们对自然权利的理解就像对权利的认识一样众说纷纭，如有人认为自然权利系指动物的权利；有人认为是指生态系统整体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的资格；有人认为是自然生物的权利或生物的自然权利，即生物固有的、按生态规律存在并受人类尊重的资格，这里的自然权利是指生物物种的整体，即并非任何对生物个体存在状态的否定都是对生物权利的剥夺。“实际上，要保证生物圈中每一生物个体的存在都不受到破坏，这是非常不现实的，除非当对生物个体存在状态的剥夺危及到整个世界或某一区域的生态平衡与生态稳定，而该物种的存在又对整个世界或某一区域的生态平衡与生态稳定不可缺失的时候，方才构成对生物权利的剥夺” [ 5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只要人类存在，他就必然要消费，就必然要剥夺一些生物个体的存在资格；另一方面，并不是人类的任何消费行为都构成对自然权利的侵犯，而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应当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这是人类必须承担的对整个生态稳定、平衡的义务。这既是生态伦理学的根据，也应当是保护环境的立法根据。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问题或环境问题对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生态危机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已成为人的一种现实处境。空气、阳光、水是支撑整个生态系统的三大要素。今天的人类不仅离洁净的水越来越远，而且要在洁净的空气中呼吸、在温暖的阳光下生活也越来越困难。空气、阳光、水在人们的观念中是非生物，然而却是人类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元素，这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自然”。因此，“自然权利”不能仅包括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的权利，还应包括非生物(空气、阳光、水、土壤等)的权利，即生态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等)固有的、自然界存在并受到人类尊重的资格。自然权利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将人同自然物等同起来，也不是为了否定人的生存和发展，赋予自然权利或承认自然权利并不是要追加大自然对人的义务，而是要追加人对大自然的义务，通过这种义务的追加和权利的让渡，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总之，“人类权利得以存在及实现的基础便在于，具有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利益因素；同样，利益关系也是自然物存在权利的必要因素，如果能把自然事实与人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话，就可以为自然权利的成立提供依据” [ 6 ]。因此，“自然权利”一方面不是自然物本身固有的“客观权利”，而是与人有关的体现在与人类利益相联系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实践活动就异化为在“自然权利”支配下的“非人的活动”；另一方面不纯粹是人的权利向外在自然界的扩展，而是与自然有关的体现在符合自然规律的生存利益之中，并被人类认可的权利，否则，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会简单地被误置在生态规律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之中，从而将自然看作是权利的承载者，人被看作是义务的承载者。在某种意义上，“自然权利”是非人世界逐渐向人类“索取”权利的过程，是自然由“隐”向“显”的过渡过程，是人类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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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法制的不断发展，公民知情权已经成为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侵权案件也日益增多，然而目前国家对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仍存在空白地带。联系到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法律环境，行政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公民知情权的保护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行政法保护知情权的独有优势，重点体现行政法是保护知情权必不可少的手段。接着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分析了知情权保护的现状，简要介绍了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成果与不足，并分析了原因。以此引出对上述不足提出的针对性意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措施，以保护知情权。 关键词 :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监督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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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代社会可谓是信息化社会，因此，能否了解与自身利益有关的信息，了解所处的真实处境，清楚自己可能遇到的困境与危险，是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的基础与前提。这就是知情权。多年前的一场非典让我们充分见识了知情权的重要性，而近年来的雾霾更让我们对知情权保护提出了更多要求。在我国，知情权是一个应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若要将知情权现实化，则必须使其得到法律的保障。我国逐步建立了例如法院生效文书网上公示制度、听证会制度、检察系统检务公开制度等。同时，我国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政府也均针对信息公开制定了相关规定。近年来我国在知情权保护方面有了许多进步，但与国外相比仍有所欠缺。因此论文通过对我国现有的知情权保障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尝试提出一种保障知情权实现的行政法制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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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及意义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该项权利的存在与行使需要法律的有力保障。为保护公民知情权免受侵害，需要不断加强法制建设，更需施展行政法的特殊作用。行政法保护主要有三个作用，最重要的是维护政府行政管理秩序。其次，有利于限制行政权，即对政府行政执法权限进行合理规划，使其在权利范围之内合法有效行使行政权。最后，有利于保障人权。那么通过行政法对公民知情权进行保护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1. 维护政府的行政管理秩序 维护政府的行政管理秩序是行政法的首要职能。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产生，这要求行政机关肩负起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加强治安等各项职责。正因如此，行政机关应通过行政立法、执法及司法等各种手段，以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防止违法行为侵害他人利益，以维护社会秩序与行政管理秩序，确保行政部门能够完全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行政法可以为公民知情权保护提供大量的法律根据。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通过行政立法对公民知情权进行保护，可以提高灵活性，解决各种问题，这可以促进鼓励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好职责，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综上，行政立法可以弥补目前对公民知情权保护的缺陷。 2.2. 监督行政权的行使 有权利就会有滥用，不受监督的权利更易被滥用，行政权也是如此。在实践中，行政权力存在易腐性以及与个人权利的不平等性，对行政权行使进行监督势在必行。因此，在现行法律对知情权规定具有空白处时，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行政行为，主动制定、出台各类行政措施来保障公民知情权，以达到监督行政权的目的。 而监督行政权行使的绝佳方式之一又恰好是保护公民知情权，这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在现有的各类监督方式中，行政法监督可以说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之一。行政法规定了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行使的方式和法律责任等形式，其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并以此达到杜绝行政权滥用的目的。 2.3.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在我国，知情权是一个应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若要将知情权现实化，则必须使其得到法律的保障。行政法可以保障权利。保障权利主要是通过赋予执法机关合法权限并监督其行使，来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各项权利，还有就是通过赋予个人、组织监督权、参与权、复议权、诉讼权和要求赔偿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1 ]。法律救济是保障权利的最后一步措施，行政法的救济方式非常广泛，作用也很突出。如行政司法便是行政法救济保障的重要途径之一。法律将审理和裁判争议的权利下放给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则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作出其判决，从而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上的关系，这种具有法律上效力的行为就被称为行政司法行为 [ 2 ]。知情权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缺乏现实的法律支持，权利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有将知情权在法律中明文体现，对信息公开制度加以确认，公民的知情权才能有现实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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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信息公开以及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我国逐步建立了例如法院生效文书网上公示制度、听证会制度、检察系统检务公开制度等。但同时也应该理性地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3.1. 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立法现状 首先，我国已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从立项到颁布实施，走过了近十年，也正时这些年的努力将知情权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其目的是在于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顺利接触到政府信息从而确保其信息获得权，如此政府工作也能不断增强其透明度，政府才能真正做到合理合法行政 [ 3 ]。尽管《条例》当中并没有明确知情权的概念，仍然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4 ]。除此之外，《条例》还基本上明确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处理原则。总体而言，《条例》界定了信息公开的各事项，如主动公开的范围及其主体等内容。 由此可见，《条例》作为一部具有较高位阶的全国性立法，它的实施使公民知情权的保护有了更权威的依据，也为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法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同时能够加强行政办公的透明化，减少权力滥用的现象，打造阳光下政府。 其次，全国范围内地方性立法繁荣。仅非典过去后的短短四年内，全国就出现了超过31部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体现出了各地政府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决心，有力地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为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为达到保护个人及组织充分享有知情权，同时为了促进政府行政公开，增强公务活动的透明性，推动监督行政机关的目的，因此结合广东市实际情况制定此办法 [ 5 ]。 第三，单行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做出了规定。单行法律法规也在保护公民知情权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行政处罚法》中，面对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做出处罚决定时必须公布行政处罚结果，若缺少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则将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 [ 6 ]。《统计法》第14条规定：全国范围内各级统计部门应该依照法律规定，定期向社会公布其掌握的统计资料，以供公民了解 [ 7 ]。这些单行法律法规在各行各业明确了行业信息应该公开，并将公开条件标准化，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不受侵害。 3.2. 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立法上，我国缺乏高层次立法。我国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一大缺点之一就是尚无一部统一的高层次立法，我国目前在统一的国家性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方面仍存在空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对信息公开做出了相应规定，这是公民知情权保护的巨大进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仍存在较多缺陷。《条例》未明确公民知情权的概念，这并不利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趋于建立和完善。其次，我国各地立法不统一。虽然地方性立法已经踊跃出现，然而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相关法律导致许多内容不一致，各自为政现象突出。以《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与《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其内容就存在一些不同。仅从关于主动公开的范围的规定来看，《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中记载的内容较为全面且详细，它涵盖了财政预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食品安全标准、环境审批、生产安全事故处理等各方面的信息公开标准。对比之下，上海对此内容的记载显得较为简单，其规定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主动公开的表述一致，都是原则性的表述。因此比较之下，上海的信息公开规定较为笼统，不比北京市制定的详细。由此可见，各地的规定有所区别，这对于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并不利。第三，我国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出于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且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这一目的，于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条例》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即公民在申请信息公开时可以采取举报、复议和诉讼等三种有效的救济途径 [ 8 ]。《条例》自出台以来，各地便出现关于公民知情权的诉讼，然而由于其本身仍留有诸多缺陷，因此许多诉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实际上难以进入司法程序。由此可见，为了使公民的知情权成为法定的、明确的权利，采取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势在必行，而此手段就是诉讼方法。《条例》中的救济方法仍较为粗略、简单，缺乏实际操作性。 第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个别行政公务人员信息公开意识较低。在实践中，个别公务人员无法认识到信息公开是他们的法定职责，仍然处于过去“官本位”思想中，无法接受现代行政理念中的“依法行政”，导致无法很好地保障公民知情权。同时，个别公务人员担心公开公共信息会使其工作接受公众监督，而暴露其工作失职并承担责任。因此，为了自身的权益，一些公职人员利用职权阻止信息公开，成为了信息公开的一块绊脚石。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信息公开条例只能成为空谈，难以在现实中实践。 第三，我国信息公开程度较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了主动公开的情形，但实践中行政部门很少主动履行这项义务，即使公开了也只是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存在着信息公开不全面的问题，使得信息公开存有“盲区”，同时上文中提到的保密与公开的界限不明确也正是产生“盲区”的原因。公民在获得的政府信息中，仍缺乏对于政府人事调动、财务管理、会议记录等信息的了解。这导致了我国一些政府部门长期以来潜意识中注重保密，信息公开的程度较低，未养成行政公开的现代化行政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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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我国行政知情权立法与实践状况的反思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正如前文所述，现阶段我国知情权的行政法保护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值得我们深思。 4.1. 对我国行政知情权立法状况的反思 4.1.1. 域外法相关经验及启示 以美国为例，《信息公开法》是知情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美国也在《行政程序法》、《隐私权法》等法律中对知情权做出了相关规定。因此，笔者认为，美国对于知情权的规定总体上形成了以《信息公开法》为主导的法律保护体系。对比之下，我国目前关于知情权的法律法规仍较为散乱，这不利于公民知情权的保护。 4.1.2. 促进知情权入宪 知情权在本国宪法中仅表现为应然权利，而未成为一项法定权利，这颇为遗憾。从中国宪法的久远发展和完善的角度来看，理当在宪法中将知情权规定为法定权利，以满足公民知情权发展要求，为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铺好前进之路。从建设民主法治制度角度看，宪法中有关公民知情权的规定为制定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提供了宪法基础。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下一环节的法律制度，制定具体法律和规章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法制健全的国家，还是法制滞后的国家，对于公民知情权入宪问题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 9 ]。虽然知情权未明确写入宪法，它只是一项应然权利，然而从宪法现有文本内容来看，这项权利在具有合宪性。众所周知，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当享有知情权这一能使其生存于社会的基本权利，若是不尽快将其纳入到《宪法》的范畴之中，那其在《宪法》中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根本法的地位将很难得到认可，更何况在法律体系之中宪法统领了其它所有法律，包括对知情权的统领，因此知情权在宪法中的体现是十分必要的 [ 10 ]。 4.1.3. 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虽然涉及知情权的少数法律法规分散在各类法律条文中，但较为紊乱、分散，还未形成制度体系。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尚未明确，这将直接影响政府执行与知情权相关的行政事务。当下非常有必要加强和完善部门立法，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使与知情权相关的问题变得具体可执行，以充分保障公民享有知的权利。 笔者认为，制定统一、系统的《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不足以满足各领域信息公开的需求，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制定《信息公开法》是世界性潮流 [ 11 ]。《条例》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保护公民“知”的权利，始终应该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同时不断增强信息公开的力度，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之间寻找平衡点 [ 12 ]。从我国实际来看，现存的法律法规中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较为零散，不成制度体系。虽然近来各政府在信息公开领域获得了不小成就。由此可见，中国应尽快颁布符合社会现状的《信息公开法》，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从而将信息公开从政府的权力转化为义务，将其常态化。 4.1.4. 修改行政知情权相关的法律制度 《保密法》与《档案法》是保护公民知情权的法律规范，主要用于规定不予公开的内容，然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他们之间有许多矛盾。同时，我国《保密法》于2010年进行修订，由于我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该法在某些方面无法完全顺应社会需求，这便容易导致该保密的被公开，该公开的反而被保密。因此完善《保密法》已经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尽快修改这些法律法规，并尽快制定能够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其不受侵害。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套相对完整的信息公开制度，并且不断将其体系化。 4.2. 对我国行政知情权实践状况的反思 4.2.1. 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督和救济制度 我国传统行政争议的救济方式主要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信访三种办法 [ 13 ]。很明显，在当今世界法制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权利救济方式过于笼统简单，无法满足保护公民有效获得政府信息的需求，因此应在这些举措之上进一步提出完善补救方法。 要想加强对信息公开的监督，首先要公开信息，扩宽公民获知信息的渠道，其次要广开言路。例如可以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开辟专门渠道，让公民的意见得以表达。在完善救济途径方面，要完善现有诉讼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与该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意义上“利害关系”的原告才有权提起有权提起诉讼 [ 14 ]。这表明，行政法中的公益诉讼概念还未在我国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在实践中，有许多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因为这种所谓的“利害关系”而不能及时得到改正。在这种形势下，在现有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中加入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代表缺乏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对侵犯公民知情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4.2.2. 转化观念，注重提高政府和公众对行政知情权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公民应该通过实现其知情权以督促政府履行政务公开的任务，而非将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视为“恩赐”。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要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获得成效，那么政府必须完全认可现代行政理念，并将其运用到日常行政工作中，在工作中完全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履行信息公开职能 [ 15 ]。政府机构要完全抛弃传统的政治理念，要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政府的定位要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必须有效地端正工作态度、转变观念，将信息公开常态化，使公民知情权真正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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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化，政府愈加重视对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保护，同时公民也越来越重视对自身知情权的保护。仅有严格法律法规还不足以完全规范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公民知情权，除此之外还更需要一整套法律制度体系来保障。在庞大的信息资源面前，若是不破除政府信息垄断，并且消除不科学的局限，那么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也就无从谈起，切实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便无法建立。这不仅是世贸组织规则的基本原则和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也是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政府形象与促进改革不断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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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仍然庞大，到2018年末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40.42%，研究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居民消费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重大影响。国内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对现有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农村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居民消费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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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我国经济健康、有效和稳定的发展密切相关。农村公共产品指在农村地区涉及农民公共利益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农村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从提高农民的收入及改善农民的消费环境两个角度发力，以实现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目标。对于农村公共品的分类，学者们根据农村公共品的功能，大多将其分为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两大类，其中，生产性公共品主要指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防洪抗灾、农业科技改良、农业技术推广等支援农村生产、改善农村生产投资环境的公共品，有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和促进农民增收，进而对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非生产性公共品则指除生产性公共品以外的其他公共品，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则显得较为复杂，既可能产生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抑制作用 [ 2 ] [ 3 ] [ 4 ]。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对现有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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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2.1. 直接影响研究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心，通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可以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目前，许多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都做了一些研究。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研究有：曹菲在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剖析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深层次因素，提出创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对策及建议 [ 5 ]。潘经强选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项目要素若干，基于改进C-D生产函数分别构建回归模型，对选取的数年间河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检验与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增收具有正效应 [ 6 ]。郝永翔认为农民增收问题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影响，在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应该如何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 7 ]。匡远配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是经济增长效应、成本节约和减负效应等，期望通过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来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内需 [ 8 ]。王鸿认为在公共产品供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对农民增收产生了负面效应，针对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趋利避害，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 9 ]。朱延松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增收，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制约着农民增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 [ 10 ]。郭锦墉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有效供给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就农村税费改革后如何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及增加农民收入提出一系列对策 [ 11 ]。刘兵在研究“公共风险决定公共支出，政府的公共支出是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是解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有必要加快建立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 12 ]。史金善认为贫困地区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阻碍农民收入增长，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是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措施之一 [ 13 ]。 2.2. 其他影响研究 其他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农民收入的研究有：李丽莉，张忠根总结2010年以来已有的关于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主要研究成果，发现已有研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从个体、家庭、村庄和村级以上区域四个层面出发，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果包括农户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以及其他方面，并提出未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重点拓展和深化的四个研究方向 [ 14 ]。熊兴，余兴厚等运用全国31个省市区2010~201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区域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确实减少了农村贫困，但通过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对贫困消减率影响作用的区域差异性验证了此影响作用是边际效应递减的 [ 15 ]。曲延春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不仅能够缓解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而且能够直接提高农村消费能力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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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消费性支出 [ 17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间经济、生活发展差距显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学者们纷纷增加了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可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入手，以此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来达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目的。例如，农村居民收入较高的偏僻地区，受农村交通环境的影响阻碍农村居民消费，需要通过修建道路、网络环境，为农村居民提供线上线下消费便利，从而提高当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建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渠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农村居民消费 通过搜索文献资料发现，学者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朱信凯，雷海章通过对消费函数的设定和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改革以来，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由于消费者外部环境变迁，从而导致其消费行为改变的变化 [ 18 ]。申秋红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指标体系，并对其重要性进行了排序，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 19 ]。王茉提出国家制定关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的有效政策措施势在必行 [ 20 ]。徐文成，薛建宏等建立了一个涵盖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能力变量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估计技术识别出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五类外生冲击，并重点考察了消费者偏好与消费能力冲击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在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之一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背景下，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通过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并合理引导消费情绪来提高消费者偏好 [ 21 ]。潘文轩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性进行实证检验，探求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 22 ]。王保花，鹿方圆提出引导我国农村居民良好消费行为的措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有效需求，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 [ 23 ]。唐琼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提出为推动农村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应进一步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创新农村消费信贷业务 [ 24 ]。卢方元，鲁敏认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差异显著，衣着消费模型为变截距模型，而居民食品、居住等其他消费支出差异不显著，模型表现形式一致，因此启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归根到底是要提高低收入层次居民的收入，拉动高收入层次居民的消费需求 [ 25 ]。马成文，司金銮认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存在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慢和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控制农村消费品价格尤其是食品类价格是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改善其消费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 [ 26 ]。 3.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从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展开了研究，以期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学者在通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也很丰富：吴丹，朱玉春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影响；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 [ 27 ]。晏百荣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的消费影响做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村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农村医疗卫生这三类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大小发现，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村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对农民消费也有重要影响 [ 28 ]。 从整体或单项的公共产品供给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有不少，就整体供给效应而言，张晓慧和梁海兵采用偏相关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公共品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不同 [ 29 ]。张书云，周凌瑶将农村公共品分为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和农村非生产性公共物品，通过建立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道路、电力、通讯、教育和医疗卫生五类代表性公共物品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 30 ]。邓宗兵，楚圆圆等考察道路、水力、电力、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采用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总消费和分项消费的影响 [ 31 ]。 在单项或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研究方面，吴卿昊和邓宗兵从人力资本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教育和医疗产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从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方面实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 32 ]。杨丽和陈超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依据，利用2003~2010年我国27个省和自治区的数据基于QUAIDS模型计算农村居民各类消费的边际预算份额，并建立结构面板方程，研究了教育、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 [ 33 ]。 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影响关系，也展开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田静怡和吴成亮运用河南省1985~2007年农民收入、农民消费支出、农村财政投入的相关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建立回归方程，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民消费影响的关系 [ 34 ]。凡启兵，黎东升等利用协整分析具体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消费支出的长期稳定关系，同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支出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并进行相应的比较，认为村公共品供给在影响农民消费支出上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可起到间接“桥梁”作用 [ 35 ]。李燕凌和李立清提出并运用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模型，对我国近十年农民消费结构做了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36 ]。楚永生，丁子信将农村公共物品分为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和农村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相关性 [ 37 ]。黎东升、何蒲明选取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相关数据，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 38 ]。孔祥利，王敏通过选取个案，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求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消费的正相关关系，得出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提高农民消费的结论 [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