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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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综述 媒介形象的概念起源于李普曼 [ 2 ] 提出的“拟态环境”假说。栾轶玫 [ 3 ] 根据该假说将媒介形象定义为“媒介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能够吸引注意力的品相，是受众对媒介组织的印象集合……是媒介符号化的社会体征”。本研究所指的媒介形象是指被传播者的媒介形象，即抗疫人物事迹在某大众媒介的传播下，为受众构建出当前疫情下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为了梳理近些年学术界关于媒介形象构建的研究，本文以“媒介形象构建”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选取时间跨度从2015年7月22日至2020年7月23日，通过筛选，最终得到5年间学术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共计87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有关“媒介形象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9年，超过了近五年所选总文献量的1/3。根据文献互引网络分析图谱可以发现，所引文献的作者主要有法国的布迪厄(Bourdieu， P.)和波伏娃(Beauvior， S.)、美国的费斯克(Fiske， J.)和李普曼(Lippmann， W.)、加拿大的麦克卢汉(McLuham， M.)，以及国内的胡亚敏、李强和彭兰。这些专家学者撰写的著作或论文为本领域的经典文献。 由于关键词体现了文章的研究核心内容，多篇文章共现的关键词中高频次关键词则体现了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为了了解近五年本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将检索得到的87篇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图1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从图1的图谱中可以看到本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根据研究对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大众媒介的研究，主要包括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新闻报道、媒体信息、媒介素养等；另一类是对被传播对象的形象构建，包括城市形象、区域形象、医患关系、拟态环境、受众、议程设置等。由此可发现近五年关于媒介形象构建的研究热点受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影响较大，很多学者主要集中于媒介自身的研究，对于被传播对象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城市形象、区域形象和医患关系。在2020年的期刊论文中关于疫情下媒介形象构建的论文仅有4篇，主要研究医务工作者或女性抗疫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却没有对这次疫情下的所有抗疫人员的媒介形象做系统研究，由此为本研究将基于媒介形象系统论对抗疫人员的形象进行系统分析，以建构出大众媒介视域下的抗疫英雄形象。 图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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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采用语料库的文本数据分析法展开研究。研究以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后的“学习强国”网络平台上的专题栏目“抗疫英雄谱”(网址：https://www.xuexi.cn/xxqg.html?id=0865f6358ca045849d63106501ccfac9)为样本，通过筛除只有微视频或图片而没有文字描述的报道，最终选取了该栏目自开办之日2020年2月3日起至7月2日五个月来的新闻专题报道共计719篇，并以报道时间命名，保存该栏目每日所有的新闻专题报道内容，并文本批处理，最终得到145个文档，形成了研究样本，即目标语料库——“抗疫英雄报道语料库”，总词数为14，4385词次。最后，借助AntConc3.2.1w语料库分析软件，对语料进行词频及显著搭配等测量和分析，从而探究新闻专题报道中抗疫英雄的形象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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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发现 4.1. 形象特质 根据语料库词表分析，得到表1关于职业身份的高频词及其词频数。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媒介所报道的抗疫英雄主要围绕医护工作者这个职业展开，但是其中也涉及其他身份和角色，包括志愿者、党员、主任、干部、专家组和院士等。再从语料库中查看“英雄”一词的词频，发现该词在语料库中只出现了87次，这表明新闻专题报道通过一个个事迹勾勒出其拟态环境下的英雄形象——立体的、鲜活的人物形象，让大众通过自我构建的形式在头脑中形成该形象；而单纯冠以“英雄”头衔反而无法被大众认同。从性别来看，“妈妈”和“妻子”这两个词的词频较高，充分体现了女性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的形象特质以及在社会中的多重角色扮演。从报道所涉及的地域省份来看，根据语料库对各省词频的分析，除了疫情中心地区湖北省外，还着重报道了北京、上海、重庆、湖南、广东、山东和河南等省份和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场景和英雄事迹，从而刻画了普通劳动者的英雄形象，也体现出英雄人物形象的普遍性。 Table 1 High-frequency word lis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ie 高频词 词频数(次) 高频词 词频数(次) 医疗队 1555 医务人员 470 医护人员 1445 名医 385 医护 1430 逆行者 345 志愿者 1265 妈妈 325 党员 1030 妻子 300 医生 945 干部 290 队员 830 民警 280 同事 790 护士长 260 护士 765 专家组 260 居民 655 院士 220 青年 480 队长 215 主任 480 救援队 205 表1. 职业身份高频词表 除了分析语料库的词频外，通过选取部分描述人物形象的高频词的搭配和语境共现(KWIC)来分析人物形象。通过分析发现新闻专题报道对英雄人物形象的描述趋于立体化、生活化和平民化。例如，《北京天坛医院援汉医疗队武汉战“疫”记》的报道向大众呈现了一名医护工作者在援汉第54天后第一次通过视频看到超声波中自己孩子影像后喜极而泣的样子。在关于网红志愿者“大连”的报道中，细致描述了“大连”从意外来到武汉、害怕感染病毒到树立“大连小伙等候处”工位、成为家乡人骄傲的“网红”这样的普通志愿者心理状态和行为变化。此外，报道还向受众呈现了诸如每日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喇叭进行“巡回”播放防疫知识的“七仙女”；身穿红马甲、头戴红帽子的“武林大妈”；拉着一辆平板车、手执一份长长的采购清单的上海静安区的“买菜小分队”这样的普通大众的形象。这种“软化”角度和内容的新闻速写方式淡化了大众与英雄的距离感，给受众展现了立体化的平民英雄形象，让受众认识到英雄人物就来自身边普通人，从而实现媒介形象的引领价值示范作用，也鼓动和提升了全国人民投入抗击疫情战役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4.2. 叙事特质 “抗疫英雄谱”专题报道中的叙事模式呈现多样态化。在当今这个读图的时代，报道也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有的报道甚至以图片形式诠释整个故事。由于每张图片都会注释摄影日期，因此根据“摄”这个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可发现，在被选取的具有文字内容的719篇报道中，共包含了1020张图片。这样图文样态的报道可以引领受众进入到视觉场域，降低了文字认知程度，契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大众需求，让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普通大众通过直接的“看”来捕捉英雄形象，这也是大众媒介传播的初衷。而如果仅仅以文字叙述的形式展现的英雄形象往往缺乏直观性、视觉性和立体感，需要受众通过文字转化，重新构建英雄形象，往往导致英雄形象过于理想化和神化。 其次，“抗疫英雄报道语料库”中的文本体裁也呈现多种形式，散文、诗歌、沙画视频讲解、评论和对话实录等。通过多种体裁的报道形式，让受众更好地体会报道中的英雄事迹，尤其是文字或视频形式的对话实录，让受众真切体会到英雄形象的平凡生活。 此外，报道除了从新闻记者的角度播报英雄事迹外还会针对一些事迹附上网友评论的截图。例如6月10日转载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报道，一家饺子馆老板贴出的“免费吃饺子”的告示温暖了众多网友，网友在公众号上纷纷打出“好人”、“很暖”等字样的评论。通过网友们对英雄事迹的评论，引发包括众多网友在内的受众的反思，进而易于形成共鸣，拉进了英雄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也提升了报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3. 议题特质 自2月份至今，随着疫情的发展，新闻专题报道的议题也从对单个人物的叙述到集成式报道。基于语料库中每篇报道的标题，主题叙事占53%，例如5月13日转载自《人民画报》报道的《天使在人间！致敬一代代“南丁格尔”们的坚守》，描述的是医护工作者的白衣天使形象；6月5日转载自《济南海关》报道的《海关“战士”王琳和他的同事们：从“天涯”到“咫尺”他们在守候》，展现的是国门线上的“海关”战士形象。在这些报道中，多个人物形象集成到一篇报道中，体现同一个主题，展示出英雄人物的群体化以及平民化特征。 另一方面，38%的新闻专题报道则选取了个体叙事的模式，通过个人人物的英雄事迹报道，以小见大，展现出这一类人的风采。例如3月5日转载自《中国妇女报》的《90后护士金钰：生命赛道上的“陪跑者”》，向受众展现了90后护士的职责和担当；2月19日转载自《新华网》的《“骑手校长”：为了一个都不能少》，通过小学校长罗长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障学生的线上课程学习，展现了教师言传身教的英雄事迹。 此外，还有4%的报道是以家庭为叙事角度，通过报道一对父子、兄弟、姐妹、夫妻等的共同抗疫事迹，向受众展示出抗击疫情过程中的亲情，而这份亲情则是广大受众人人都可以得到和体会到的，这样的事迹描述让新闻播报变得更有温度。同时也与中华民族崇尚团结和亲情力量的价值取向契合，在无形中将受众浸入到报道之中，更好地体验到报道所传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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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启示 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与公众沟通的媒介不再只能凭借报刊杂志这类单一媒介，而是可以通过发布会、微博评论、实况直播等多种渠道向公众展示出事件的全貌，听取大众的评论。因此，大众媒介的作用将直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和反思。面对此次抗击疫情的持久战，需要的是团结协作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力量。这就需要媒介发挥其传播和引导大众的作用。通过对719篇抗疫新闻专题报道所构建的“抗疫英雄报道语料库”的分析，我们发现大众媒介展示给受众的抗疫英雄形象并非刻板的、理想化的浮于众人之上的英雄形象；而是通过多模态形式向大众展示了生活化的、多元化的、具有立体感的普通大众的英雄形象，让受众可以学习和效仿、可以从身边找到的普通大众的形象。这样的媒介形象往往更易于被受众接受，从而实现了媒介形象的引领价值示范作用，引导普通大众一起团结协作，共同参与这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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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求导电胶带固定揿针于机体表皮的覆盖区域是否会有较大幅度地增加该区域内的自发电化学电流。方法：将试验组(采用导电胶带固定揿针)与对比组(单用揿针)的针刺自发电化学电流所记录的数据(其中鸡肉样本数据24个，猪肉样本数据为48个)，分组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比对、分析，数据采用t检验处理，P < 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试验组与对比组比较，其各组间的差异P ≤ 0.000均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导电胶带覆盖固定揿针于机体能够大幅度增加该覆盖区域的自发电化学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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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针刺电化学效应于2006年被发现 [ 1 ] [ 2 ] [ 3 ]，该理论基于针灸所采用针具由金属制作，金属在电解质溶液里呈阳离子状态，其会与体内电解质溶液发生电化学反应(即氧化还原反应)、而产生针刺电化学效应，从而会影响局部组织的电位差、浓度差，进一步影响局部的穴位组织产生通经活络、活血祛瘀、调节阴阳平衡的治疗作用；2015年研究者张超伦 [ 4 ] 又进一步发现了采用导电胶带可在覆盖固定揿针埋针治疗时与揿针形成整体的针刺自发电化学电流效应、并且申请了相关的专利，本研究为了进一步证明该覆盖固定揿针的导电胶带所产生的针刺自发电化学电流效应是否增加了电化学电流、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有益于该研究应用的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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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实验材料(包括备用材料) 新鲜食用鸡(菜市场购买) 1只，新鲜猪腿肉(菜市场购买) 1块，微纳电流表(ALLYTECH牌) 1台，0.25 × 0.2 mm (针行牌)揿针10枚，0.25 × 0.2 mm电针揿针(即揿针被15 × 75 mm导电医用胶带一边端部固定，针行牌) 5个，0.25 × 0.2 mm电针揿针(即揿针被15 × 150 mm导电医用胶带一端部固定，针行牌) 5个，固定夹持测试样本带有测试孔的有机玻璃片(自制)两片，固定夹以及其它辅助操作、固定器材若干。 2.2. 固定夹持测试样本带有测试孔的有机玻璃片的制备 在一片(200 mm、宽200 mm)纸片上绘制两条平行直线(A线、B线)、该两条直线之间应该相隔17.5 mm左右；在该两条直线上每隔10 mm有绘制一条垂直于直线A、直线B的短直线D，A线、B线与D线的交叉点为测试点，即：在直线A上绘制12个以上的测试点，其分别为为A1、A2……A13，在直线B上绘制12个以上的测试点为B1、B2……B13；再将前述纸片夹在两片(长200 mm、宽200 mm、厚3 mm)的有机玻璃(上片与下片)中予以(重叠)固定，按照纸片所绘制的测试点进行打(4 mm直径的)测试孔，待所绘制的测试点都打孔后，形成有两条测试孔的带状区域，然后再分别清洁每一块带有测试孔的有机玻璃片，待用。 2.3. 测试样本制备 1) 鸡肉测试样本制备：将鸡的一侧带皮的胸脯肉切割成75 × 50 × 5 mm的片状测试样本，待用； 2) 猪肉测试样本制备：将猪的腿肉带皮切割成165 × 90 × 35 mm的块状的测试样本，待用。 2.4. 测试样本的固定 1) 将切割成75 × 50 × 5 mm片状的鸡(带皮)胸脯肉平置于带有测试孔有机玻璃片的下片(以下简称：下片)上的两条有测试孔的带状区域上(鸡带皮面向上，鸡肉面向下)、清洁鸡皮，将1枚0.25 × 0.2 mm揿针刺埋在相对于A1测试孔的表皮上；将0.25 × 0.2 mm的电针揿针(即该15 × 75 mm导电医用胶带的一端部固定有揿针) 1个，按B1……B7测试孔粘贴于表皮，端部所固定的揿针则刺埋在相对于B1测试孔的表皮上；再将带有测试孔的有机玻璃上片覆盖在该鸡肉测试样本上，并使带有测试孔的有机玻璃上下片的测试孔基本相对；然后用固定夹等物予以固定，待测试。 2) 将切割成165 × 90 × 35 mm块状的猪腿肉(带皮)平置于带有测试孔有机玻璃片的下片的两条有测试孔的带状区域上(猪的带皮面向上，猪肉面向下)、清洁猪皮，将1枚0.25 × 0.2 mm揿针刺埋在相对于A1测试孔的表皮上；再将0.25 × 0.2 mm的电针揿针(即该15 × 150 mm导电医用胶带一端部固定有揿针) 1个，按B1……B12测试孔粘贴于表皮，端部所固定的揿针则刺埋在相对于B1测试孔表皮上；再将带有测试孔的有机玻璃上片(以下简称：上片)覆盖在该鸡肉测试的样本上，并使带有测试孔的有机玻璃上下片的测试孔基本相对；然后用固定夹等物予以固定，待测试。 2.5. 针刺自发电化学电流(鸡肉样本或猪肉样本)测试以及数据收集 1) 试验组测试：首先用微纳电流表的一个探头固定于上片B1测试孔内的导电胶带上(该导电胶带下方正好刺埋有揿针)，另一个探头则分别依次进入下片的B1……B7或B1……B12 (鸡肉样本为7个，猪肉样本为12个)测试孔(打开微纳电流表)进行测试，每一个孔点测试2 min，观察电流变化，除去一个最大值与一个最小值电流外，将第二位大及第二位小的电流值予以记录(所记数值为：最大值或最小值)，待其后统计分析研究。 2) 对比组测试：先用微纳电流表的一个探头固定于上片A1测试孔内的揿针针柄上(A1测试孔中正好刺埋有1枚揿针)，另一个探头则分别依次进入下片的A1……A7或A1……A12 (鸡肉样本为7个，猪肉样本为12个)测试孔(打开微纳电流表)进行测试，每一个孔点测试2 min，观察电流变化，除去一个最大值与一个最小值电流外，将第二位大及第二位小的电流值予以记录(所记数值为：最大值或最小值)，待其后统计分析研究。 2.6. 分析比对方法 将试验组与对比组的针刺自发电化学电流所记录的数据(其中鸡肉样本数据为24个，猪肉样本数据48个)分组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比对。 2.7.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表达成( X ¯ ± s )形式的计量资料，数据通过t检验处理，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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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本研究的2组测试以后结果 试验组与对比组分别比较“鸡肉样本和猪肉样本的电化学电流最大值和最小值”其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1、图1、表2、图2。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electrochemical currents of chicken samples (5 mm thick) between the tes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μA， X ¯ ± s 组别 例数 最大值(μA) 最小值(μA) 试验组 7 15.81 ± 2.78 6.75 ± 1.53 对比组 7 5.62 ± 2.43 3.02 ± 0.86 t 7.302 5.605 p 0.000 0.000 表1. 试验组与对比组鸡肉样本(5 mm厚)电化学电流最大值最小值比较(μA， X ¯ ± s ) 图1. 试验组、对比组的鸡肉样本(5 mm厚)的电化学电流测试记录示意图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electrochemical current of pork samples (35 mm thick)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μA， X ¯ ± s 组别 例数 最大值(μA) 最小值(μA) 试验组 12 10.10 ± 1.26 4.66 ± 0.52 对比组 12 1.48 ± 0.45 1.02 ± 0.38 t 22.286 19.503 p 0.000 0.000 表2. 试验组与对比组猪肉样本(35 mm厚)电化学电流最大值最小值比较(μA， ) 图2. 试验组、对比组的猪肉样本(35 mm厚)的电化学电流测试记录示意图 3.2. 结果提示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导电胶带固定揿针于机体表皮、其所能够产生的自发电化学电流要远大于普通揿针作用机体表皮所产生的自发电化学电流，提示：采用导电胶带覆盖固定揿针于机体能够大幅度增加该覆盖区域的自发电化学电流。笔者相信随着针刺电化学效应研究和导电胶带揿针临床应用的不断深入 [ 5 ] [ 6 ] [ 7 ]，针灸将会进入一个再创辉煌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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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1) 导电胶带揿针具有数倍于揿针自发电化学电流的作用采用导电胶带可在覆盖固定揿针埋针治疗时与揿针形成整体的针刺自发电化学电流效应 [ 4 ]，是针刺会与体内电解质溶液发生电化学反应(氧化还原反应)——产生针刺电化学效应的后续发现，从本研究的试验结果来看：由于导电胶带与揿针形成整体的电化学效应，因此当其在表皮覆盖固定揿针埋针时、其所自发产生的电化学电流要成倍的高于揿针自发产生的电化学电流。 2) 在被导电胶带所固定覆盖(研究)的区域范围内其自发电化学电流的效能始终数倍于揿针(并不是大部分或仅仅只包绕于针体针尖局部)根据本次研究导电胶带所涉及覆盖的区域来看：试验组在其距离揿针刺入的15 × 10~110 mm区域范围(即所被导电胶带固定覆盖的区域，请见：图1~2中的距离(mm)栏)其所自发产生的电化学电流，都要成倍高于揿针自发产生的电化学电流，即便是远离针体针尖的80 mm、90 mm、110 mm处所产生的电化学电流，都要成倍的高于揿针自发产生的电化学电流，由此可见采用导电胶带揿针覆盖固定机体产生的针刺自发电化学电流效应并不是大部分或仅只包绕于针体针尖局部的。 3) 从试验组与对比组的测试观测以及其变化记录来看、其间虽有变化、但在前两个测试点震荡后，接着会稳定的沿着测试点推远而逐步震荡攀升，并且始终保持导电胶带揿针数倍于揿针的自发电化学电流在测试观测的两分钟内，每一个测试点的电流都会按电化学效应变化规律在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区间进行波动；但随着测试时间延长、随着测试距离增大，在前两个测试点震荡后，接着会稳定的沿着测试点推远而逐步震荡攀升；并且还继续保持成倍高于对比组所自发产生的电化学电流——该现象应该是由于导电胶带与揿针整体覆盖、刺入机体所形成较多的电极电位、原电池、腐蚀电池等等相关的电化学基础条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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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探讨预见期内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对洪水预报精度的影响，分别选用陆水水库流域资料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的降水预报数据，驱动API、新安江、GR4J三个水文模型。通过对期望值预报精度和概率预报整体性能的分析，比较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和改进的BMA (M-BMA)两种统计后处理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两种方法的期望值预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始预报精度；两种方法均能提供可靠的预报区间；通过连续概率排位分数(CRPS)等多个指标分析，M-BMA方法的概率预报性能优于BMA方法。 关键词 :入库洪水，水文模型，集合概率预报，统计后处理，陆水水库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Wuhan University.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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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洪水预报对防洪减灾、合理规划水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1 ]。由于水文过程具有高度非线性、随机性和多峰分布等特征，以确定的表达方式描述不确定的水文过程存在较大偏差 [ 2 ]，导致模型输出的预报值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3 ]。近年来，数值降水预报被证实可以有效延长洪水预报的预见期 [ 4 ]，为解决传统预报中实测降雨量难以满足工作需要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提高了较高预见期内洪水预报的精度。以概率形式量化不确定性的集合预报(ESP)系统被证实是减少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需要特定的方法来解决 [ 5 ]，仅对模型输入及参数施加扰动，ESP系统无法改善模型固有的结构误差 [ 6 ]，采用多模型水文集合预报可以考虑并减少模型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代刊 [ 7 ] 等指出集合预报结果常出现系统性偏差及欠离散或过离散等问题，需要通过统计后处理方法予以校正。近年来，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BMA)广泛应用到多模型集合预报中，可以综合考虑模型输入、参数和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 [ 8 ]。董磊华 [ 9 ] 等利用BMA方法推求出新安江、SIMHYD和SMAR模型的预报值后验分布，发现BMA方法不仅提高了预报精度，还能推求出可靠的预报区间。但BMA方法以假定实测和预报流量服从正态分布为前提，需要对其进行正态转换处理 [ 10 ]，如Box-Cox等方法，计算过程繁琐且容易产生随机误差和计算误差。与传统的基于正态分布的BMA方法相比，Sloughter [ 11 ] 等提出了改进的BMA方法(M-BMA)，引入了Gamma分布，并考虑了零值，应用到风速等非正态分布变量的概率预报中。巴欢欢 [ 12 ] 等在三峡入库洪水集合概率预报中对比分析了集合输出统计模型(EMOS)、BMA、基于Copula函数的BMA (Copula-BMA)和M-BMA方法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M-BMA方法能够考虑预报分布的异方差性，且不需要正态变换，确定性预报和概率预报效果最优。对于水文预报后处理对象，多数研究针对模型模拟值进行统计后处理，对考虑预见期内数值降水预报的多模型预报值进行统计后处理研究较少。 本文以陆水水库为研究对象，采用欧洲中期数值气象预报中心的降水预报数据，驱动API、新安江、GR4J三个模型，获得3 h、6 h、9 h、12 h预见期的陆水入库流量预报值。采用BMA和M-BMA方法对流量预报结果进行后处理，得到确定性的综合预报值和置信度90%的预报区间，并与单一模型预报结果进行对比，以此考虑不同预见期内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对洪水预报的影响及两种统计后处理方法对洪水预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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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水文模拟预报结果 3.1. 研究流域及数据 陆水为长江中游右岸一级支流，源出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北麓，流经湖北省通城、崇阳、蒲圻、嘉渔四县，于陆溪口汇入长江。干流全长约183 km，通城以下长约148 km，流域面积3950 km²，流域地势起伏较大，通城以上为上游，通城至陆水水库大坝为中游，以下为下游。上游为花岗岩山地峡谷区，中游为红砂岩宽谷，下游为平原。陆水水库控制面积3400 km²，占陆水流域面积的86.2%，水库总库容7.42亿m³，年均来水量33.02亿m³，是我国第一座混凝土预制安装试验坝，并以发电、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养鱼、航运等综合效益。 采用陆水流域2012~2019年实测降水、蒸发和陆水水库入库流量资料，资料时段步长均为3 h。其中，陆水水库流域17个雨量站(白霓桥站、沙墩站、塘口站、路口站、施家塅站、新庄站、通城站、北港站、大沙坪站、高枧铺站、黄土塝站、崇阳站、以及崇阳~陆水水库区间的白霓桥站、崇阳站、洪下站和陆水水库站)，分布密集且较为均匀，可用算数平均法计算流域面降水量。蒸散发资料来源于长江委水文局监测处提供的陆水水库E601型蒸发器观测数据。预见期内降水预报采用2014年~2019年汛期欧洲中期数值气象预报中心的6 h降水量累积预报网格数据，空间尺度为0.125˚E × 0.125˚N。由于下载的降水预报值时间尺度为6 h，采用数值平均获得3 h的降水预报数据。 3.2. 水文模拟结果分析 采用新安江、GR4J模型模拟陆水流域降雨径流关系。新安江有15个参数，且每个参数有很强的物理意义 [ 17 ]。GR4J模型是一个概念性降雨径流模型，仅含有4个参数，采用两个非线性水库进行产汇流计算 [ 18 ]，模型结构简单，应用便捷。选用2012~2016年共5年数据作为模型率定期，2017~2019年共3年数据作为模型检验期。使用纳什效率系数和水量误差作为目标函数，并采用SCEM-UA算法对新安江和GR4J模型参数进行优化，模型计算步长为3 h。 Table 1 Calibration and verification results of Xinanjiang and GR4J model 时段 新安江模型 GR4J模型 NSE(%) RE(%) NSE(%) RE(%) 率定期(2012~2016) 88.87 −2.53 89.56 −1.90 检验期(2017~2019) 89.34 5.07 91.91 3.79 表1. 新安江和GR4J模型的率定和检验结果 表1列出了新安江和GR4J模型的模拟结果。新安江模型率定期和检验期的纳什效率系数(NSE)分别为88.87%和89.34%，水量相对误差(RE)分别为−2.53%和5.07%；GR4J模型率定期和检验期的NSE分别为89.56%和91.91%，RE分别为−1.9%和3.79%，表明建立的新安江和GR4J模型对陆水水库入库流量模拟效果良好，水量误差较小，可应用于陆水水库入库流量预报。 3.3. 考虑降水预报的洪水预报结果分析 API模型由降雨径流相关图和单位线构成，属于多输入、单输出静态的系统数学模型 [ 19 ]。API模型是陆水水库实际作业预报采用的主要预报模型，使用效果良好。本文基于API、新安江、GR4J三个模型，以流域实测的面平均降水和欧洲中心数值天气预报数据作为输入，以2014~2019年汛期(5月1日~11月1日)每日8:00为基准点，计算得到预见期1~4个时段(时段为3 h)陆水水库入库流量的预报结果。表2列出1~4个时段预见期的API、新安江和GR4J模型预报入库流量的各项评价指标。 由表2可知，三种模型预报方案中，预报效果均为良好，其中，在各个预见期内，GR4J模型和新安江模型预报方案的各项指标表现相当，API模型预报方案效果相对较差。可以看出，API模型方案的相对水量误差较大，4个预见期的水量误差均超过29%，其他两种方案的相对水量误差均在11%以内。分析原因，可能是API模型在参数率定过程中通过人工结合计算机交互功能进行计算 [ 19 ]，特别是在地下水分割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从而出现模型模拟和预测过程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影响模型计算精度。此外，随着预见期的延长，输入及参数等不确定性不断放大及增加，预报精度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 Table 2 Evaluation of flood forecasting results in Lushui Reservoi 模型 评价指标 预见期 3 h 6 h 9 h 12 h API模型 NSE(%) 85.20 82.34 79.04 72.98 MAE(m 3 /s) 61.45 67.01 73.04 75.08 RE(%) 31.41 35.77 37.5 29.33 新安江模型 NSE(%) 93.14 91.62 86.75 78.45 MAE(m 3 /s) 34.74 38.20 42.77 45.60 RE(%) 8.39 10.60 8.95 1.22 GR4J模型 NSE(%) 90.55 91.72 88.65 78.66 MAE(m 3 /s) 40.26 39.41 42.63 48.20 RE(%) 0.43 6.37 6.21 −1.95 表2. 陆水水库洪水预报结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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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综合考虑了陆水入库流量预报过程中的降水预报以及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采用欧洲中心数值降水预报数据作为API、新安江以及GR4J模型的输入，建立了三种陆水入库流量集合预报方案，并基于BMA、M-BMA方法开展了陆水水库4个预见期的入库流量集合概率预报试验。得到以下结论： 1) 三种模型方案预报中，GR4J模型和新安江模型预报结果整体表现相当，API模型预报结果整体表现较差，但GR4J模型方案水量误差相对较小，新安江模型次之，API模型方案水量误差最大。 2) 纳什效率系数(NSE)等指标表明，经统计后处理方法校正过的预报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预报精度。两种后处理方法得到的期望值预报效果差距较小，均与实测流量序列拟合效果较好，且优于确定性预报结果，随着预见期的延长，概率预报期望值的精度会相应降低。 3) BMA和M-BMA方法不同预见期覆盖率CR值接近指定置信水平90%，因此90%预报区间是可靠的，由PUCI指标可知，M-BMA方法的预报区间表现更为优良，可以为防洪决策提供更多的预报风险信息。随着预见期的延长，平均带宽逐渐增大，入库流量的不确定性增加。 4) BMA和M-BMA方法得出的概率预报分布均能较为可靠地模拟出实测流量概率分布的统计特征。由CRPS指标可知，经统计后处理的预报值的整体表现要优于确定性预报值，且可靠性较高；M-BMA方法相较于BMA方法整体表现更为优良。随着预见期的延长，两种方法的概率预报性能和总体效果降低。总体而言，M-BMA方法应用灵活，不需要正态变换，预报效果良好，有良好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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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Jason测高卫星和GRACE重力卫星作为大尺度水文监测手段的有力补充，对变化环境下的全球和区域水资源管理和灾害预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Jason测高卫星和GRACE重力卫星数据，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基于Jason测高卫星和GRACE重力卫星开展的陆地水资源与洪水事件监测研究情况，并分析了Jason测高卫星和GRACE重力卫星目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 :Jason测高卫星，GRACE重力卫星，陆地水资源，极端洪水，监测研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Wuhan University.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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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作为全球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陆地水资源是地表水、土壤水与地下水资源的总和。研究陆地水资源变化有助于理解水文循环过程和管理水资源，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背景下的水资源调度具有重要意义 [ 1 ]。 监测陆地水资源的主要方式包括水文站、陆面过程模型反演以及光学或雷达遥感卫星等。水文站点可以测量降水、径流和水位等水文要素，在水资源监测和水文模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只能提供点尺度的水文信息，难以代表整个流域的真实情况。此外，跨国界地区缺乏有效的水文记录，且监测标准的差异性和数据透明性的缺乏，使得基于水文站点估算水资源变化难度较大 [ 2 ]。陆面过程反演对流量和土壤水等水文要素进行模拟，但对于地形地质条件较复杂的地区，模型不确定性较大，且无法考虑水库水资源调度的影响 [ 3 ]。光学遥感卫星通过合成波段影像识别陆地水体测量地表水资源量，但其受恶劣天气和云层厚度的影像，数据可用量较少 [ 4 ]，而微波传感器可以不受天气条件影响测量降雨强度和土壤层中的水分含量，广泛用于极端水文事件的监测 [ 5 ]，但其仅能对地表水或地面以下一定深度的土壤水含量进行估计，无法获得陆地水资源的真实值。 陆地水储量衡量了陆地垂直方向上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储量的总和，而陆地水储量异常值(Terrestrial water storage anomaly， TWSA)通过扣除研究时段内陆地水储量的均值，可以反映地表水至深层地下水的总体变化，从而提供陆地储水量变化的综合信息，可结合降水作为判断大尺度极端洪水发生的指标 [ 6 ]。此外，考虑到极地和高原冰川及深层地下水的利用难度较高，河流及淡水湖泊水是我国最重要的可利用陆地水资源 [ 7 ]。因此，监测研究江河湖等地表水资源分布特征，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系统健康和理解气候变化非常重要 [ 8 ]。作为反映陆地水体资源量的直接参数，水位是洪水过程预报的关键指标，快速精准的监测河湖水位对汛前监测、汛时决策和汛后评估起到关键作用 [ 9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测高卫星和重力卫星为监测陆地水资源提供了有力条件。例如，2001年成功发射的Jason系列测高卫星通过分析雷达波形和后向散射功率得到水体表面的高程信息，因其较短的重访周期(10天)和高频采样率(20 Hz)在内陆水体的水位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10 ]。相比传统测量手段，Jason测高卫星具有快速全球覆盖能力、全天候观测等特点，是无资料地区及国际水体长期监测的有力工具 [ 11 ]。2002年发射的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 GRACE)重力卫星，通过测量地球重力场的变化反演每月的全球陆地储水量变化，从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地监测陆地水资源变化 [ 12 ]。GRACE重力卫星凭借其全球高覆盖率且不受天气条件影响等优点，为监测极端洪水事件开辟了新途径 [ 13 ]。 基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情况，本文综述了Jason测高卫星和GRACE重力卫星在陆地水资源和极端洪水事件的监测中的应用情况，并总结了目前Jason测高卫星和GRACE重力卫星存在的不足和挑战，对进一步在水文学及水资源领域中利用重力卫星和雷达测高技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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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卫星数据概述 2.1. Jason测高卫星 美国星际空间中心(CNES)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于2001年12月成功发射Jason-1雷达测高卫星，其搭载Proteus多任务航天器及Topex-Poseidon测高仪。重访周期为10天的Jason-1测高卫星基于254条卫星轨道覆盖了北纬66˚至南纬66˚范围内的海面及陆地水体高程变化，设计寿命为5年。Jason-1卫星退役后，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NASA、CNES和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EUMETSAT)共同研制的Jason-2测高卫星，从2008年6月开始继续执行地球表面测高任务，卫星载荷包括新一代Poseidon-3雷达测高仪，可更好地实现陆地和冰层区域波形重跟踪，以及Doris卫星定位系统和微波辐射计，测量精度约为2.5 cm [ 14 ]。在Jason-2卫星2019年10月结束观测任务后，2016年1月进入卫星轨道的Jason-3卫星将长期观测地球表面高程信息的任务延续至今。 Jason系列测高卫星运行期间向地面传输可操作地球物理数据记录(OGDR)、临时地球物理数据记录(IGDR)和球物理数据记录(GDR)三种数据产品族。三种产品族分别包含经过简化的1 HZ数据、原始的NetCDF格式数据集(1 HZ数据和20 HZ数据)，以及包括所有雷达回波的传感器数据。OGDR、IGDR和GDR数据产品族的数据产品复杂程度和精度逐渐增加，且相应的分发延迟分别为3~5小时、1~2天和2个月。使用Jason卫星测量的地表水面与测高仪之间的距离来反演水位，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w s = a l t − r a n − g e o − c o r r (1) 式中：ws是计算出的水位，alt表示Jason卫星相对于参考椭球系(半径 = 6378.1363 km，椭球率 = 1/298.257)的高度。ran表示陆地水面和Jason卫星之间的距离。geo是参考椭球系至大地水准面(EGM96)的距离。corr表示各种高度校正项之和，与海平面测高校正项不同，陆地水体仅考虑电离层校正，大地校正，极潮校正，对流层干校正和对流层湿校正。 2.2. GRACE重力卫星 GRACE数据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Center for Space Research， CSR)、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中心(German Research Centre for Geosciences， GFZ)和美国宇航局喷气动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解算，各级产品数据由NASA负责分发(https://podaac.jpl.nasa.gov/GRACE)。CSR在2003年首先对GRACE观测数据结算月度的重力场模型数据，即Release01 (RL01)，并于2004年正式公开发布，此后GFZ和JPL陆续发布了RL01和RL02数据产品。目前，CSR、JPL和GFZ均已经发布了最新的RL06版本重力场，时间分辨率为月，空间分辨率为1˚ × 1˚ (经度˚ × 纬度˚)，发布时间段为2002年4月至2017年6月，其中因电池老化等问题导致20个月数据缺失，有效数据共163个月 [ 15 ]。 目前，官方发布的GRACE重力卫星的数据产品主要包括五个级别，分别是Level-0、Level-1A、Level-1B、Level2和Level3，而Level-0和Level-1A级别数据不对外公开。Level-0数据是GRACE原始数据中心的预处理结果，主要包括接收、记录和分解GRACE测量系统的每日实测数据，Level-1A数据对K波段测距结果以及GPS系统测量数据打上时间戳，使其结果转化为应用单位制后统一输出。Level-1B数据通过改变时标和数据采样率实现，主要包括加速度计观测数据和卫星轨道等数据，旨在提高GRACE重力卫星的定轨和处理精度，通过处理该级别数据可转化为球谐系数形式，即Level-2级别数据，其作为最终面向应用的产品数据，包括GRACE的月时变地球重力场模型和静态地球重力场模型数据。Level-2级数据可经过进一步反演得到Level3级别的全球网格产品，单位网格大小从0.25˚至1˚ (经度˚ × 纬度˚)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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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应用综述 3.1. Jason测高卫星 3.1.1. 河流及湖泊水位监测 自Jason系列测高卫星发射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其从海洋表面高程测量引入到内陆水体的水位测量中。Shum等人发现Jason-1卫星数据在美国伊利湖的测量误差达到+5.8 cm和−3.9 cm，且不确定性为1.9 cm，对大西洋海平面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该结果 [ 16 ]；褚永海等人利用Jason-1卫星2002年至2004年的GDR测高数据发现呼伦湖水位以每年以30~50 cm的速率显著下降 [ 17 ]。Jason-2测高卫星数据较第一代卫星数据精度有所提高，其对表面积在100 km 2 至300 km 2 之间的湖泊水位具有较好的监测效果，卫星测高数据与实测水位的均方根误差随着湖泊面积变化在3 cm至33 cm之间波动 [ 14 ]。随着测量数据精度提高，Jason-2测高卫星数据逐渐被运用到河流水位监测中，2011至2012年Cooper/Diamantina河段洪水期间Jason-2卫星数据与实测水位数据之间线性关系的决定系数在0.90至0.98间变化，两者一致性极高 [ 18 ]。Jason-3测高卫星的成功发射进一步扩宽了卫星测高数据精度和应用范围，但由于发射时间较短，学者通常将其与第一和第二代卫星同时使用以获得湖泊和河流等内陆水体长时间的观测资料 [ 15 ]。 3.1.2. 河道流量估算 流量是描述洪水过程的主要指标之一，通过Jason测高卫星反演的河道水位，可根据当地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或用曼宁公式计算河道流量。Papa等 [ 19 ] 基于Jason-2测高卫星数据及实测水位流量曲线估算了2008年至2011年期间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逐月河道流量，发现其与水文站记录值的平均误差为6.5%。Paris [ 20 ] 使用Jason-2卫星测高数据，采用曼宁公式估算了亚马逊河流域主要支流的流量，与多普勒流量计测量数据的相对误差在6.4%至19.8%之间。使用测高卫星估算河道流量，对国际河流及无资料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 21 ]。 3.2. GRACE重力卫星 3.2.1. 陆地水储量监测 GRACE重力卫星通过测量地球由于局部质量异常引起的重力场变化，反演获得陆地水储量变化(TWSA)的时空分布，提供了监测地球水储量变化的新思路 [ 22 ]。Syed等 [ 23 ] 描述了2002年至2004年全球尺度下GRACE重力卫星驱动的陆地水储量变化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将其与全球陆地数据同化系统模拟的土壤水含量变化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变化一致。 GRACE重力卫星通过高精度测量地球重力场的时空变化反演陆地水储量异常值，可感受到高度为1 cm左右的大地水准面变化，其空间分辨率约为200~300 km [ 24 ]。由于GRACE重力卫星空间分辨率和测量精度的限制，大部分基于GRACE重力卫星的陆地水储量变化研究集中在大型流域 [ 25 ]。胡小工 [ 26 ] 发现2002年4月至2013年12月期间GRCAE驱动与美国陆地数据同化系统、全球陆地数据同化系统输出的TWSA变化规律在长江流域比较接近，并以3.4 cm/a的年际振幅变化。Luo等 [ 27 ] 研究表明GRACE驱动的珠江流域陆地水储量等效水高与WaterGap Global水文模型模拟值基本吻合，相关系数随解算方法的差异在0.50至0.60间。 3.2.2. 地下水储量监测 地下水是最重要的淡水来源之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的推进，地下水开采的强度和规模一直在增加，从而导致了土地沉降和土壤盐碱化等自然灾害频发，明确地下水储量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GRACE是监测地下储水量大规模变化的可靠方法，Rodell [ 24 ] 首先基于水量平衡从GRACE反演的陆地水储量异常变化中分离出了地下水储量变化，发现密西西比河流域2002年4月至2005年4月地下水季节性振幅为8 cm，且监测井实测数据均在GRACE结果不确定性范围内变化；此外，GRACE发现了印度拉贾斯坦邦、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地区地下水位2002年8月至2008年10月期间以−4 cm/a的速率下降 [ 2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储水层，华北平原的地下水变化情况是研究热点问题，Feng等 [ 29 ] 基于水量平衡原理并结合GRACE数据估算得到华北平原2003年至2010年的地下水枯竭速率为−2.8 cm/a，发现华北平原及山前地区深层含水层对其地下水枯竭有重要贡献。 3.2.3. 极端水文事件监测 GRACE重力卫星对陆地储水状态的高精度反演使其可以监测大尺度洪水事件的发生的潜力。Reager和Famiglietti [ 30 ] 应用GRACE和全球降水数据率先提出洪水潜力指数表征区域的有效储水能力。Reager等 [ 31 ] 还对2011年密苏里河洪水进行案例研究，发现通过将GRACE数据与河流流量自回归模型结合，可以提前5~11个月评估发生流域性洪灾的可能性。Long [ 32 ] 改进了洪水潜力指数并使用GRACE数据监测了我国云贵高原2008年4月至12月流域性洪灾的发生。 GRACE较粗糙的时间分辨率(每月)和空间分辨率(200~300 km)限制了其对中小型洪水的监测能力。Gouweleeuw等 [ 33 ] 基于卡尔曼滤波得到降尺度的逐日GRACE重力场数据，其时延仅为5天，通过将恒河–布拉马普特拉三角洲在2004年和2007年洪水期间的高频TWSA时间序列与在观测的河流径流量进行比较，证明了近实时发布的每日GRACE数据有潜力监测高强度、短历时的洪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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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足与展望 4.1. 时空分辨率 GRACE重力卫星在大尺度陆地水资源和洪水监测中具有较大潜力，但其时空分辨率比较粗糙，从而限制了其在中小尺度上的研究。GRACE需要累积1个月的观测值以监测全球重力场异常变化，并且地面处理中心需要60天左右处理Level-1和Level-2级数据。尽管很多学者尝试将GRACE的数据进行插值和降尺度，但后处理数据在全球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GRACE仅能提供自2002年成功发射以来的科学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无法支撑对于全球重力场的长期观测，随着2018年美德共同研制的GRACE-Follow on卫星开始运行以及数据重构技术的发展，未来新旧两代GRACE卫星数据能更好地为全球科学家服务。空间尺度上，目前GRACE产品多数以格网形式发放，大小从0.25˚至1˚ (经度˚ × 纬度˚)不等，考虑到空间滤波时的信号泄露和信号偏差，目前GRACE产品更加适用于大尺度研究。Yin等 [ 34 ] 使用地表模型或陆面模式、空间降尺度方法等进行同化处理，可以改善GRACE数据的空间分辨率。 Jason系列测高卫星以10天的重访周期定期监测陆地水体的水位变化，但对比光学遥感卫星还有一定差距，不能支持日尺度甚至小时尺度的实时观测。Jason卫星仅能对254条固定轨迹范围内水体高程进行监测，对其未穿过的湖泊及河流则无能为力，故研究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此外，Jason系列卫星星下点直径约为2.2 km，相邻点中心间距约为294 m，对于宽度较大的水体比较适用，而中小型水域误差较大。Elias等 [ 35 ] 建议使用多源测高卫星数据进行研究，以补充单个卫星时空分辨率的缺陷，如结合TOPEX/Poseidon、Envisat、Jason-1/2/3、Sentinel-3A等卫星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4.2. 不确定性 GRACE重力卫星通过测量地球重力场的变化反演陆地水储量异常，除了卫星本身的仪器测量误差、研究区信号泄露和信号偏差、以及背景模型偏差等，GRACE数据复杂的后处理流程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如一阶球谐系数的替换、条带现象、冰后回弹效应等。在GRACE-Follow on卫星已经提供科学数据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GRACE数据的精度是国内外学者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其将进一步扩大GRACE数据的研究范围。 Jason测高卫星通过测量起伏的大地水准面高程反演陆地水体水位，其容易受到大气层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电离层校正，大地校正，极潮校正，对流层干校正和对流层湿校正等，容易引入参数不确定性。Jason数据在地形起伏较大、人类活动剧烈的地区容易受到其它地物的干扰。数据不确定性限制了Jason数据对于中小型水体的水位监测，在以美国SWOT卫星、美欧合作的Jason-CS卫星即将发射的前景下，激光测高技术和雷达测高技术测量精度不断提高，通过集中概率密度、波形重定等技术，测高卫星数据在未来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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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随着反演方法和研究区域不同而变化，Jason测高卫星和GRACE重力卫星观测数据精度分别达到2.5 cm和1.5 cm左右，在陆地水资源和极端洪水监测方面逐渐发挥作用。然而，由于GRACE和Jason产品数据不确定性以及时间分辨率(10天至1个月)和空间分辨率(0.25˚~1˚) (经度˚ × 纬度˚)的限制，它们在水文水资源领域的应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新一代GRACE重力卫星和Jason卫星的发射，研究卫星重力和测高技术对国际河流及缺乏实测资料的地区的陆地水资源测量、城市群极端水文事件监测及灾后评估、大型水库湖泊水资源调度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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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国内外环境问题的频发，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的热点议题。本文以Web of Science收录的5961篇英文文献和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243篇中文文献为基础，对1990~2020年间的6204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归纳与总结，比较年度载文量、来源期刊类型、研究方法与研究热点四个方面。结果发现国外已经进入迅速增长阶段，而国内处于初步扩展阶段，刊文量波动较大；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均经历了由定性研究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占主导的研究历程，近年来国内外运用复杂数理建模的研究方法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上，国外学者侧重对理论及环境责任行为量表开发的研究，研究内容丰富，国内学者则注重环境责任行为的实践研究，研究内容单一，主要在特定情境下(农户、企业、旅游等)开展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1) 构建结合中国实际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2) 加强环境责任行为与教育领域结合的研究；3) 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环境责任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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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各国已经意识到环境的污染逐渐成为阻碍各国经济增长、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阻力，对于我国来说，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因为我国在建国之初的一些政策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令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尤为严重，这意味着我国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 1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确立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先后经历了启蒙初创(1972~1991年)、探索发展(1992~2001年)、开拓成型(2002~2011年)、深化完善(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 [ 2 ]。当今环境保护工作逐渐进入国家的主要议程，逐渐唤醒了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保行为。对比环境保护和环境责任的概念发现本质都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际上，学术界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探讨已持续了几十年，国内外学者相继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在此，本文通过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力图对国内外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阶段、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提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助推国家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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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评述与展望 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产出了一批具有极高社会价值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国外学者致力于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特别是全面开发环境责任行为测量量表、对如何促进环境责任行为以及环境责任行为的差异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内学者则侧重环境责任行为的实践研究，对理论的创新和测量量表的开发有待提高。国内学者主要在特定情境下(农户、企业、旅游等)开展环境责任行为研究，而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则多借鉴国外的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紧密。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环境责任行为文献的归纳、梳理与总结，提出未来国内学者应重视的研究方向，期待加强与深化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 首先，构建结合中国实际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量表的构建是更加科学地认识环境责任行为的必要条件，目前环境责任行为量表的开发处于初期阶段，部分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学者提出的量表项目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在我国特殊的管理体制下直接借鉴国外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为我所用难度较大，不同的案例地研究环境责任行为的结果迥然，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开发研究需得到重视，最终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责任行为量表。 其次，加强环境责任行为与教育领域结合的研究。在国内文献中几乎未涉及环境责任行为与教育结合的论文，而国外刊发了98篇，说明国内应加强研究。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对人们进行环境责任行为教育意义重大，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认识到维护生态平衡的必要性，实施环境责任行为，要从小做起、从个人做起。同时，进行环境教育，让人们接触自然、回归自然、认识自然，进而建立保护自然的生态世界观，逐步推动国内的环保事业健康发展。 最后，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环境责任行为理论体系。国内学者在不断借鉴国外成熟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责任行为研究，不应该只是照搬照抄国外研究方法和经验，应考虑中国地广人博、文化素质普遍较差、一味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的实际情况，弘扬中国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创新环境责任行为的中国特色理论，将环境责任行为落向实处，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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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喜旱莲子草是一种入侵我国的恶性杂草，自入侵以来快速传播和蔓延，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危害和经济损失。目前，对于该草的防控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有些地区的防控问题仍未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和氮沉降又给防控形势带来了新的考验。本文概述了喜旱莲子草在我国的潜在空间分布及主要防控手段，提出了一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期为今后有效防控该杂草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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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喜旱莲子草学名：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 1 ]；俗名：空心莲子草、水花生、革命草，苋科莲子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起源于南美洲，原生生境主要分布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目前广泛分布在世界上热带、亚热带和东南暖温带地区 [ 2 ]，美洲从南纬38˚到北纬36˚、亚洲从南纬36˚到北纬32˚范围都有分布 [ 3 ]，且基本完成归化 [ 4 ]。喜旱莲子草已经危害我国亚热带地区，且正在对我国温带地区造成威胁，是中国生态环境部2003年公布的首批外来入侵物种之一。根据外来物种环境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 [ 5 ]，喜旱莲子草在我国为高风险入侵种(S = 25) [ 6 ]，对我国原有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形成严重危害，造成每年高达6亿元的经济损失 [ 7 ]，十分有必要对其潜在分布区进行预测，对未入侵的适生区进行严防死控 [ 2 ]。 喜旱莲子草是水陆双生植物，克隆繁殖能力强，在其入侵地由于缺乏天敌，呈现爆发式生长，在很多地方已出现“一草独霸”的局面。每年喜旱莲子草出芽前就应该开始采取物理、化学、生物等有效手段进行防除，及时阻止喜旱莲子草的进一步入侵和爆发。目前，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已将喜旱莲子草纳入其有害生物检疫体系 [ 8 ]，利用行政手段从宏观上对喜旱莲子草进行防控，以降低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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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在我国的入侵及潜在分布 喜旱莲子草在我国最早于1892年出现在上海附近的岛屿，经过了50年左右的停滞期后，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当作马饲料引种至上海郊区、浙江杭嘉湖 [ 9 ]，1958年后，作为猪饲料人为引种到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河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苏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市 [ 3 ]，由于缺乏控制，逸为野生，在我国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区域迅速蔓延传播。2000年以后还扩散到陕西、河南、海南等28个省市 [ 10 ]。2017年，利用MaxEnt模型和ArcGIS分析该物种在中国的时空分布格局，预测出当前气候条件下该物种在中国的适生区域为91.8˚E~122.7˚E和18.2˚N~39.8˚N，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在能提供稳定温暖、湿润气候的广西、上海、湖北、重庆和四川地区，总的适生面积为213.24 × 10 4 km 2 ，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2.2% [ 2 ]。 河流网络系统和人为引种传播是其跨区域扩散的主要原因。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华北地区降水增多，华南地区洪涝灾害频发，以及水体中氮沉降和磷输入，将扩大喜旱莲子草沿河网扩散的范围且加巨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 [ 11 ]，未来水域生态系统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入侵威胁 [ 12 ]。在经济持续繁荣下，喜旱莲子草有可能被用于污水净化 [ 13 ]、水产养殖和污染地块生态修复 [ 14 ]，以及由于人们对喜旱莲子草的危害缺乏认识，在国际旅游、贸易活动中无意识的携带，都使喜旱莲子草具备较大人为引种传播的风险。因此，在我国40˚N以下的省份极易形成喜旱莲子草的大规模扩散区。 我国作为一个高氮沉降集中区增加了喜旱莲子草向贫瘠土壤和弱光环境拓展的风险 [ 15 ]。喜旱莲子草的克隆整合能力让其在异质性土壤中比本地种更加适宜生长 [ 16 ] [ 17 ]，增加了在一些异质性生境中进一步扩散的可能；表型可塑性，使其能很好的适应水–陆过渡带，能入侵河流、湖泊、水库等的消落带 [ 18 ]。喜旱莲子草主要生长在低海拔地区，一般以一月份0℃等温线为其在我国的分布北限，在高海拔地区很少观察到，但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现在已经开始扩散到我国北部，且这种扩散可能存在一定的基因适应性 [ 19 ] [ 20 ]，有持续向北扩散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