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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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当下幼儿教师表扬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缺失过程取向的表扬行为 按照表扬的内容取向可以划分为三种——个人取向，过程取向和结果取向。个人取向评价是指老师仅仅通过对幼儿的特质或者能力来简单的表扬，例如“你好聪明”、“你真棒”等。结果取向评价是指多注重客观结果，例如“你今天的作业全对”这样的语句在意的是幼儿最终的结果展示。而过程性评价是指关注幼儿活动过程，对过程中的表现提出评价。例如“你刚才一直在认真的完成自己的手工作品”。 研究表明有超过一半的幼儿教师使用个人取向表扬的方式，会时常夸赞幼儿能力强，很厉害，很棒等等，这些表扬属于对幼儿的概括性评价，也是对他们能力的赞赏，多数幼儿教师认为这样的评价方式，幼儿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对幼儿也十分有效 [ 3 ]。其次，也有较多幼儿教师会采用结果取向评价，较少幼儿教师使用过程表扬，表扬幼儿过程中的努力以及面对问题的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幼儿教师趋向于能力表扬而忽略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集中认真及所付诸的努力。总之，教师由于自身文化背景影响，对于结果取向和个人取向情有独钟。尽管教师有意识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我们在观察教师的表扬行为中会发现教师对表扬行为本身的理解过于表面化，未能真正的把握表扬行为的价值所在。教师在教学中，潜意识的还是以结果取向和过程去向为主，未能真正的发挥表扬行为的价值，让表扬行为名存实亡。 2.2. 匮乏鼓励赞赏 鼓励赞赏是指以幼儿自身的标准进行衡量，当出现了进步或者好的行为，为幼儿的进步而感到高兴，真诚的激励幼儿，使幼儿进一步表现自己。显然，鼓励赞赏是指向于幼儿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是通过访谈我们会发现教师的表扬行为背后的意图是约束纪律，幼儿教师通过表扬某个幼儿遵守班级纪律，来使其他幼儿向他学习，达到维持班级秩序的效果。 表扬的出发点也就是逻辑起点，就已经决定了我们教师才用的表扬的行为指向的终点是什么？是为了幼儿的发展还是单纯为了教师的管理呢？如果教师运用得当都会促进幼儿进步和发展，但鼓励赞赏的表扬缺失，造成表扬失衡会带来非常不良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以及班级秩序的建立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表扬目的多是榜样示范和约束纪律，用于控制和管理幼儿，却忽视了幼儿自身的全面发展。教师常常在活动中对幼儿的表现进行表扬，为了达到良好纪律的保持，从而完成教学任务，而不是教育目标。因此，了解幼儿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保障表扬起点的正确性，进而确定表扬行为出生的正统性，最后指向幼儿的终身发展。 2.3. 频繁使用物质表扬 物质表扬对幼儿特别是小班幼儿也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例如，可以每天放学总结时发小红花等对表现好的幼儿进行物质表扬。但是我们在幼儿园会发现教师一味的进行物质奖励去表扬表现优异的幼儿，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这是典型的机械的行为主义，把儿童等同于动物，给予物质奖励，动物做出反应。幼儿是与动物有着本质区别的，幼儿具有高级的心理结构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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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幼儿教师表扬行为建议 3.1. 重视表扬过程取向为主 比起过于笼统的表扬，可以提供具体的表扬有益于提高幼儿的胜任感和自信心。即在表扬时不仅将焦点放在结果上，而且还将注意点放在一些新奇或其他吸引的具体方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过程取向评价。在过程中要明确地告诉幼儿哪里好，为什么说好，让幼儿明白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需要改进。以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让幼儿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自身所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我们的表扬上，同时，也通过过程取向的表扬引导幼儿慢慢掌握判断事物好坏优劣或进行自我思考的能力，幼儿对活动的控制感和自我感会得到增强。例如，“这幅画画的真好看，我很喜欢”和“你刚才完成的十分认真，在涂色的过程中也非常努力的将颜色搭配得绝妙，内容生动形象，我很喜欢”对比来看，后者更加注重过程，幼儿不仅知道自己的画画得好，而且还知道老师关注自己完成作品的过程，也得到了评判绘画的标准之一，能对如何得到老师的表扬有一定的掌握。 研究发现，与其他形式的表扬相比，幼儿更容易接受过程取向表扬，幼儿在受到这类表扬后在活动中的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逐渐选择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关注自己的能力提升，大多产生积极的心理感知。过程取向表扬的幼儿即使在挫折或失败后多表现继续坚持的反应。这是由于接受过程取向表扬的时候能够获取怎样将这件事做好的知识，即更有利于幼儿的智力发展，学会把成功和能力归为努力，而不是已经固定的能力。因此，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表扬过程取向为主，充分调动幼儿内在的学习动机，不能单纯的为了表扬而表扬。表扬过程取向的重点在于指向幼儿的发展，而不是通过结果的评价给予幼儿的定性。 3.2. 注重表扬目的以鼓励赞赏为主 事实上，幼儿是敏感的，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微笑或表扬是否真诚，虚假的表扬会使幼儿感觉受到老师的愚弄和控制，对表扬不理不睬，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对幼儿的表扬应该真诚，愈真诚愈能激发幼儿的进一步良好发展。真诚的表扬是发自内心的对幼儿的欣赏或赞美，而不是为了控制和管理，表扬的内容也应真实而具体，符合幼儿的真实情况，而且能明确地指出幼儿的长处，建立良好互动关系的坚实基础，从而提高上课效率。 瑞吉欧课程里面又这么一句话“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教师的表扬行为就是再一次把球抛给学生。我们表扬行为的球击打的位置不是约束学生而是学生更好的控制住球。幼儿教育不过多注重榜样示范和约束纪律，而是一定以一颗真诚的心与幼儿进行交流互动，对他们的表扬是真诚地发自内心。所谓真诚的表扬就是要注意表扬时的真情流露，对幼儿进行表扬时应该真诚地看着他，同时注意语言，行为与眼神的一致，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只有这样带有真情实感的表扬才能够带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表扬更加有效，对教学也相对更有效率，也更能拉近老师与幼儿的距离 [ 4 ]。 3.3. 混合使用表扬的形式 不同形式的表扬对不同个性、不同年龄的幼儿会有所不同。物质表扬对小班幼儿效果更明显;中班和大班的幼儿认知水平和思维发展有一定的提高，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和反思，所以更倾向于精神上的表扬。因此幼儿教师在对幼儿进行表扬时，应根据真实环境下运用适宜的表扬形式，意识到多种表扬形式混合的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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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总而言之，表扬行为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最好的方式，如果教师能正确地使用表扬行为，那么表扬行为一定会成为教师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怎么样做到正确使用表扬行为？教师自我更新表扬行为的理念，深刻理解表扬行为背后的价值；教师还要通过鼓励赞赏的方式去引导幼儿向好的、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特点的幼儿，进行混合式表扬的形式，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教师要用一颗爱心去发现幼儿身上的优点和闪光点，善于利用多样的教育方式，给予幼儿鼓励和表扬，让幼儿乐于接受教育，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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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其《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重要的思想构成。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及其韦伯的合理性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物化理论，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延续和变革。他从物化的内涵、根源、表现以及物化扬弃等方面论述了自己的物化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的新境界，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加速，当代异化问题不仅在生产领域，更突出在消费领域和自然领域同时劳动形式也发生改变异化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因此重新探讨卢卡期的物化思想，探究当今人类的异化问题，并寻求解决之路，便是本文的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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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虽然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但是时至今日，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普及。当今异化，越来越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劳动形式也发生改变异化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人与自然的问题也更加突出。经济危机、气候变暖、新冠病毒、贫富差距加大、盲目消费等，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异化状态并没有消除，反而加深。因此基于此时代背景重新追溯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启迪当今异化问题的解决便是本文的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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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局限性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商品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以及韦伯的合理性思想是其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他从物化的内涵、根源、表现以及物化扬弃等方面论述了自己的物化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的新境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对待物化的定义上用了异化的含义，没有严格区分物化异化对象化等概念；异化的根源问题上只是简单归于商品经济形式，而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物化的消除上寻求唯心主义的解答即通过恢复哲学的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没有找到一条“实践”的道路。 (一) 物化的内涵 物化的内涵，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得出其物化概念即人自己的活动、劳动，作为某种客观、不依赖于人的东西，通过某种规律控制人并同人相对立 [ 1 ]。卢卡奇用了物化的概念但却表达了异化的内涵，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述的异化定义有着同质性，但是一个是站在资本主义特定商品时代角度，一个基于人类整个劳动历史进程角度，同时卢卡奇没有严格区分异化、物化、对象化概念的内涵区别。随后卢卡奇又从主、客观方面揭示了物化内涵。 客观方面，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马克思的“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具有同质性即：“由人产生出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以及这种物所形成的规律，制约着人的活动和人相对立。” [ 1 ] 这与马克思的“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具有同质性即：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 [ 3 ]。但是马克思严格区分了严格区分了异化，外化，对象化，和物化，在这里马克思把劳动对它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表述出是工人对它的生产的对象性的关系，用对象化来表述，而在劳动的异化里用了外化来表述，。 主观方面，卢卡奇论述了人的劳动物化的现象即：人的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同人相对立、被客体化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 [ 1 ]。卢卡奇物化的主观方面，突出了人的劳动，与人相对立，这与马克的“劳动异化”具有同质性即：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 [ 2 ]。这里马克思用劳动的外化来表述异化。把外化等同于异化。 同时卢卡奇和马克思都注意到了分工是引起物化、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卢卡奇所说，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的畸形发展，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 [ 1 ]。“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邻域’一样，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 [ 1 ]。 (二) 物化的根源 卢卡奇认为物化的根源，源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他说任何问题最终都会追溯到商品，任何问题的解答都会在商品的解答中发现 [ 1 ]。当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社会中起支配地位时，物化对社会的发展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卢卡奇以商品为切入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认为商品关系是物化产生的根源。但其分析具有表面性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即—私有制。 马克思在44手稿笔记本1即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中，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外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但是人是怎么使自己异化外化的？马克思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但并没有直接表明引起异化的原因，但是又论述到，工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但是占有却表现为异化，劳动表现为替他人劳动，生命的活动表现为为他人的牺牲，生产的商品表现为商品的丧失，即商品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 [ 2 ]。而这个异己的力量和异己的人是谁呢？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便是“私有制”。 同时马克思在笔记本2私有财产的关系里论述了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 [ 2 ] 即劳动、资本的关系，而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资本所控制从属于资本，资本被资本家所掌控对劳动这种资本拥有支配权那么引起物化的根源问题的答案亦私有制。同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分工是造成的异化的一个原因他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人的自己的意愿选择的分工，那么人本身的劳动对于就成为对他来说异己的、对立的力量。同时提到了分工和私有制的关系，“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就活动而言，另一个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 3 ] 这也同时证实了44手稿里潜藏的答案——私有制。 (三) 物化的表现 生产领域 在合理化、可计算化原则之下，生产过程被物化。一，表现在客体方面，生产过程被割裂成各个组成部分，消除了相互联系的各种局部操作的有机必然性，生产过程失去了统一性和整体性，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被原子化，同时生产的局部性也造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同一性被破坏。二，在主观方面，由于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工人的劳动被分为局部的劳动，同他的人格的整体性相分裂，使人失去了主体性，能动性、整体性。同时工人的活动，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成为一种与他对立的客观物质。 社会、意识领域 经济基础确定上层建筑，随着商品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形式，生产领域的物化必然反映到政治、文化领域。法律、国家、管理制度也因此建立在合理性的可计算的基础上。所有的社会职能、程序的运行都按照合理化可计算性原则类似地被孤立地分成各个部分，相应地人的意识，需要，能力，与其整个人格相分离。物化结构从最初的生产领域到政治、文化领域，并最终渗透到人的思想领域并形成人的物化意识，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超越。因此卢卡奇提出了用总体性的观点和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克服物化现象。 (四) 物化的扬弃 卢卡奇通过用哲学上的总体性的辩证法及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消除异化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唯心主义成分。 总体性辩证法就是追求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从整体观点看待各个历史现象的方法，把世界当作一个总体去认识和把握。卢卡奇认为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主客体分裂、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理论的对立的根源，源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即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古典哲学家门虽然在思想上做了相关论述可是却没能在理论上解决它们，如黑格尔试图解决主体、客体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但把绝对精神看作同一的主体客体，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于绝对精神，因此，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卢卡奇在吸收了黑格尔的同一性的思想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用总体的辩证法。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归于绝对精神、理念，而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是历史生产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代表社会大生产和集体的利益进行生产和交往，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中，物化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卡奇认为只有恢复总体性，才能克服。而历史过程中同一的主体客体的关键环节，是主体的完全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挥。只有坚持总体性，才能冲破物化意识，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实现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总体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物化问题，但是他把物化的扬弃归结于认识问题，归结于抽象的总体的统一和无产阶级意识，是哲学上的黑格尔主义和他自己政治上的救世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掺杂在一起最后导致完全的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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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卢卡奇物化理论对当代异化问题的启示 虽然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唯心性，但它体现了由于近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人屈从物、受制于物的事实。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发展到全球每个角落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一方面交往、生产力、分工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人类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如经济危机的全球化、气候变暖、新冠病毒、贫富差距，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异化状态，并没有消解，反而加深。 不同于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异化，当今的异化突出地表现在消费领域。同时劳动形式也在发生改变近代生产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不同于传统片面机械化劳动，当今劳动具有数据性，智能性，隐蔽性。同时劳动时间也相对减少。劳动异化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同时随着科技背后资本力量的驱动，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因此发展生产力，引导资本科技和消费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处理好劳动与分配便是解决之道。 (一) 发展生产力 卢卡奇用总体性的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意识来消除物化，但是又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说过“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 2 ] 他的意思表明，在生产力较低的水平时，人们劳动产品比较少，于是产生了私有制和分工，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成为必然趋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工人的劳动沦为商品，工人的生产活动片面化机械化，人的本质便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因此被异化的发展了。同时随着分工的不断加强，私有财产越积聚，异化越加剧，即异化达到极端的程度，工人必然起来反抗，形成自由的联合体共同占有财产异化也将消除。 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生产力是消除异化的根本前提，他说异化只有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才会消除，一要使这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二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这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 [ 3 ]。 当今时代虽然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异化消除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才是异化消除的根本解决之道。 (二) 引导资本、科技的发展方向 卢卡奇认为商品是引起物化的根源，而商品又从属于资本，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 [ 2 ] 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能叫做资本。” [ 2 ] 资本的目的便是最求利润，为了得到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式增值” [ 3 ] 一方面资本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还要多，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趋利本性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科学技术的滥用，异化加重。 同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自然和人类安全，科技的发展及应用，关键在于资本的管控。因此规范好资本和科技的方向和应用，以人民的利益为本，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 与时俱进处理好劳动和分配的关系 劳动的本质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生命本质的一种体现，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里却异化的发展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表明劳动异化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是异化的最深层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工人的劳动被分割成局部劳动，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成为与人对立的客观存在。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形式也在发生改变。不同于传统的工厂机械化生产，劳动不再是简单的局部化碎片化，近代生产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代表，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的机器生产替代了传统基于零配件和流水线的生产，通过新的劳动组织方式，使大规模多样化生产成为可能 [ 4 ]。体力劳动趋于减少，重复的简单的劳动被机器所取代，劳动更趋于复杂的脑力劳动同时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在减少，服务类管理类劳动在增加，劳动的异化更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传统的活劳动价值论，变成多种要素成分的劳动，因此随着劳动形式的改变，在一些复杂劳动领域，改变传统的按劳动时间来计算劳动量的做法，取而代之应该按劳动贡献或成果来计算劳动量。并与时俱进合理处理好劳动与分配的关系，进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人的本质。 (四) 合理引导消费，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伴随资本的扩张，科技的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世界迎来了产能过剩的时代，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异化，当今的异化更突出地表现在消费领域。 在资本的趋利本性下，商品生产相对过剩，只有商品转换成货币，资本家才能生存。因此资本家不断推行消费至上的文化理念，不断通过媒体网络侵蚀人的心灵。消费本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正常需要，保持或者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提升人的价值，但是在异化消费下成了虚假消费，攀比消费，一方面造成了心灵空虚，另一方面造成了资源浪费，消费被资本所绑架。同时消费异化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消费异化理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观，他认为异化消费是人们为了补偿枯燥的劳动去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在零售金融领域‘攻城略地’，尤以消费贷、信用贷等业务为重。” [ 5 ] 一方面使得一些银行风险徒增，另一方面加剧了消费异化。因此要扬弃消费异化，一方面个人应该转变传统的消费价值取向，树立节约、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国家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消费文化的发展方向，并把握好对消费市场的宏观调控，平衡好生产和消费，建立合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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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引导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兴起 [ 6 ]。其思想形成于特定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商品形式为主，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科学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异化的范围、程度比马克思时期的异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加深。因此他从物化的内涵、根源、表现以及物化扬弃等方面论述了自己的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物化使人性扭曲，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的新境界。为当今的异化问题的解决和思考提供了一些启迪。 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加速，当今的异化问题不仅在生产领域，更突出在消费领域和自然领域，如全球变暖、新冠病毒、盲目消费，正是基于全球主要私有制形式基础上的资本趋利本性以及工具理性的统治下，异化问题的表露。因此重新探讨卢卡期的物化思想，探究当今人类的异化问题，并寻求解决之路，便是本文的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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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我国当前的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框架下，同意原则是个人数据处理的首要合法性基础，其他合法性基础被设置为“同意的例外”。但随着数据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必要前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局限。本文将基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中国香港、菲律宾、欧盟、美国加州这几个司法辖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对同意原则的适用情况，探究同意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相关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同意原则应当被如何适用，才能有利于我国个人信息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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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数据的不断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及其立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潮。而在这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往往用“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涵盖个人信息的收集、披露、共享、传输及转让给第三方的行为。中国目前尚未发布关于监管个人信息处理的国家级法律，但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首次在法律层面将信息主体的“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取得个人同意；《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坚守同意规则的基础上，对同意形式进行限定；《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2020版)也规定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原则上必须征得数据主体的“授权同意”，如果是敏感信息，还必须得到个人数据主体的“明示同意”；2020年10月21日公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将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中的最基本规则。从上述的法律规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仍然将同意原则视为几乎所有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合法的必要前提，至少在《草案》及其起草者的思维模式中，“同意”被置于各类数据处理的中心位置——将“同意”当成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必要前提的同时，将其他事由处理成“例外”情况。 “同意”原则也被称为告知同意原则，是指数据的收集者将其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公开、共享、传输或者转让给第三方时，应当对信息主体就有关个人信息被收集、处理和使用的情况进行充分告知，并征得信息主体明确同意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只有数据主体本人才有权决定是否提供其个人信息及其信息可被利用的方式。同意原则在全球范围内的个人信息或隐私保护立法中被普遍适用，被赋予现代数据保护法的“核心”、“首要基础”的地位。 但是，通过比较法考察可以发现，尽管各个司法辖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该制度，在不同法域中，同意与个人信息处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却相差甚广。本文将基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中国香港、菲律宾、欧盟、美国加州这几个司法辖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对同意原则的适用情况，探究同意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相关立法进行比较，以寻找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 之所以选择上述司法辖区，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不同阶段：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简称GDPR)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以下简称CCPA)代表了拥有相对良好的个人信息保护秩序的司法辖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两种不同思路；菲律宾法律于2016年颁布，受到GDPR的影响，却又存在相当程度的本地化改造；我国香港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是亚洲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已经实施了25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解释体系和执法程序；我国内地的个人信息保护则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而从目前《草案》公布的内容看，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欧盟GDPR的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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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不同司法辖区“同意”与个人信息处理的逻辑关系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不同司法辖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对同意与个人信息处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不同的理解。总体看来，不同司法辖区中“同意”与个人信息处理间主要有以下三种逻辑关系： 2.1. “同意”被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不论是早期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95/46/EC)还是近期的GDPR，欧盟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一直格外强调“同意”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意义。GDPR第6.1条“数据处理的合法性”(lawfulness of processing)列举了数据控制者可以合法处理个人数据的六种情况：1) 数据主体已经对基于一个或多个具体目的而处理其个人信息的行为表示同意；2) 为履行或达成合同，且个人数据主体是(或将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所必要的数据处理；3) 为履行数据控制者的法定义务所必要的数据处理；4) 为保护数据主体或另一自然人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数据处理；5) 对履行涉及公共利益的职责或实施已经授予数据控制者的职务权限所必要的数据处理；6) 数据控制者或第三方为追求合法利益目的而进行的必要数据处理。 从逻辑关系上来看，GDPR一方面将“同意”放在突出的位置，另一方面似乎并不完全信任其是否适合保护数据保护所涉及的利益：首先，GDPR第6条列举的六项合法性基础之间属于并列关系，无先后之分，只要满足(1)至(6)项中的任意一项规定，即具备了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合法性基础。其次，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数据主体已合法同意处理，控制者不仅必须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以维护所收集数据的完整性，而且还必须限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数据控制者必须评估这些风险，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GDPR第35条)。第三，它严格规范同意，规定同意必须符合严格的要求。最后，它排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基于个人同意进行处理，如果情况不允许自由表达，则不能援引同意(GDPR第29条)。 2.2. “同意”被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必要前提条件 菲律宾《数据隐私法(2012年)》(DPA)从措辞和立法体例都受到GDPR的很大影响，但又存在相当程度的本地化改造。合法处理个人数据的情况在DPA的第12条被列出，包括：1) 数据主体已经给出特定形式的同意；2) 为执行或准备与个人数据主体的合同而必须进行的数据处理；3) 为保护数据主体的生命及健康而必须进行的数据处理；4) 为实现公权力机关合法的非商业目的，而必须进行的数据处理；5) 为了医疗目的而必须进行的数据处理；6) 为履行数据控制者的法定义务所必要的数据处理。 单从DPA第12条的措辞来看，这六种合法处理数据的情况与GDPR第6.1条中的六项合法性基础颇为相似。逻辑上似乎也借鉴了GDPR第6.1条，即数据主体的同意是所有数据处理行为合法化的六种合法性基础之一，与其他五种相并列。然而，DPA并未在全文中保持这一逻辑，第32条的罚则又做出了如下规定，“任何个人信息控制者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没有得到个人数据主体的同意的情况下向第三方披露个人信息，应当被处以1-3年监禁，并处50万-100万比索的罚金。”在这一罚则下，前述第12条规定中的六种合法性基础仅适用于除共享数据外的其他数据处理行为，数据控制者若要向第三方共享数据，获得数据主体的同意将是唯一的合法性基础。DPA的第25条也表明：个人信息共享行为与一般的数据处理行为被分开对待：对一般的数据处理行为而言，该法规定了两类合法性基础：一是个人数据主体的“同意”，二是“本法规定的其他情况”。而个人信息共享行为就只有一个正当性基础——即数据主体的同意。 可见，DPA第25条和第32条的规定显然第12条的逻辑不相吻合，前款还将“同意”被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后款却规定个人信息共享行为只有数据主体的同意这一个合法性基础。因此，菲律宾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仍然将“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共享合法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2.3. “同意”并非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在以香港和美国加州为代表的第三种模式下，“同意”被限制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PDPO)是亚洲最早制订的全面个人信息保护法，根据经合组织1980年《关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国际流通的指南》起草，于1995年通过，并于1996年12月生效。PDPO至今已经实施了二十五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解释体系和执法程序。 根据PDPO，一般而言，“资料使用者”(与GDPR中的数据控制者相当)无需在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之前征得个人数据主体的同意。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需要获得用户的同意。例如，商家利用个人资料进行“直接促销”前，需要获得“订明同意”。在个人信息处理方面，资料使用者也不需要专门获得用户的“同意”，而只需要满足“通知”义务——在其《个人资料收集声明》阐明将如何处理获得的数据即可。此后，如果其处理行为在声明所说明的范围内，则符合法律的规定。简言之，香港法律在个人信息处理领域采取的是通知注意。“同意”并非个人信息处理的前提。 在美国，数据保护立法有以下特点：“一是鼓励信息的自由流动；二是有限的隐私期待；三是实质损害利益平衡；四是以行业自律为主” [ 1 ]。因此，同意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并不具有基础地位，更不是一项法律原则，无需同意或默许同意的情况普遍存在。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的《2018年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为例：根据CCPA，与“个人信息处理”对应的概念是个人信息的“销售”——被定义为：“金钱或其他有价值的考虑、出售、出租、发布、披露、传播、提供、转让，或以其它方式通过书面、电子或其他形式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传输给其他人。” 为了使“个人信息处理”合法化，原始数据的收集和控制者必须向数据主体提供“选择退出”的机会。在默认情况下，如果数据主体再看完通知后，没有做出“退出”或者“拒绝销售”的选择，则其个人信息就可以被提供给第三方。可见，CCPA并未将“同意”作为数据处理或个人信息共享的先决条件。相反，即使在为营利目的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对“同意”的要求也是通过“选择退出”的方式实现——在默认情况下，假定用户是同意的。这一模式也给予数据主体随时要求数据控制者“不准卖”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使数据控制者很难再将同意出售个人信息打包在其他个人信息使用许可中，使消费者只能“一揽子”的接受。 综上，美国和香港的法律表明，在一个良好的个人信息保护秩序中，另一种数据保护的思路是“同意”不仅不需为数据处理的必要前提，甚至无需作为一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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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同意”作为信息处理必要前提的利弊分析 个人数据主体的“同意”究竟应当在个人信息处理的规范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设置“同意”规则是确保个人对其信息自主权的最佳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捍卫个人尊严和行动自由，因此应当是数据处理最重要的法律基础 [ 2 ]。这一论点基于两个主张。第一，数据保护的发展方式很大程度构成了同意的重要性。保护个人信息的权利被《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定义为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欧洲立法者将数据保护塑造为个人权利的主体，从而将其引向人格权的领域，而人格权实际上就是个人的权利。其基本假设是，数据属于其所指的个人，因此，处理数据需要得到个人同意。第二，“同意”的综合效果是在个人信息处理的利益和风险之间达到平衡——在个人信息被处理之前，若数据主体点击了同意，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比不同意分享信息的用户更好更多的服务，同时也冒上更多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由数据主体自己决定是否用自己拥有的信息换取利益，从逻辑上来看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如果进一步审视“同意”的逻辑，就会发现将其作为合法的个人信息处理的必要前提，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 3.1. 同意与数据主体自主权的关联度较低 首先，在实践中，个体的同意并不完全可靠。同意与数据主体的自主性关联度较低 [ 3 ]，而自主性恰恰是“同意”的前提和结果。数据主体的认知偏差和心理活动，加上人口、文化和种族特征，都会影响到给予或拒绝同意的复杂过程，使得“信息自决”沦为“信息他决”，这使得用户的同意决策与数据接收者的承诺弱关联。从这个角度看，同意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没有条件给予完全知情的同意。 其次，大数据降低了个体同意的价值。大数据技术特别具有侵入性，因为它们能够从看似无害和相互关联的数据中创建详细的档案。它本质上依赖于收集大量的个人信息，并将其继续用于收集数据最初用途以外的目的。每个具体的个人向数据控制者表达同意的意愿时，很少会弄清自己的哪些数据将如何被数据控制者处理。大多数用户的资源和能力也很有限，无法验证处理是否在其同意的范围内，更不用说这些个人信息共享给第三方后的处理情况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主体可能进一步丧失同意的自主权 [ 4 ]。同时，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处理量空前巨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规定每次使用个人信息都必须征得明确的同意已经不切实际。综合上述因素，同意(即使是完全知情的、具体的、不存在限定的权力失衡)不能构成处理的合法基础 [ 5 ]。 3.2. 个人信息所有权并不归属于数据主体 所有权一般是指“在不与法规或第三方权利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允许权利主体使用、管理和享有财产的权利，包括将财产转让给他人的权利”。基于这一定义，私有财产的处置应当完全基于财产所有者的决定。在“数据主体拥有个人信息所有权”的假设上，将“同意”作为数据处理必要前提似乎具备法律基础。但这种将个人信息认定为数据主体所有权客体的假设显然已经受到了不少学术界的挑战：隐私学者Daniel J. Solove认为鉴于“隐私”范围不明确，且内容一直在变动，因此很难被明确定义，也就不可能将其认定为所有权的客体；Lothar Determann在《没有人可以拥有数据》一文中指出，美国和欧盟法律对数据所有权的概念均持反对态度。个人、企业、政府和公众对数据和使用均享有不同的利益，而单一化的数据所有权将无法促进对隐私的保护，甚至可能阻碍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和科技的进步。笔者进一步认为，个人信息之所以不可能受到单一所有权的约束，是因为这些信息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一组个人信息从产生到存储，再到被聚合、分解和重组，几乎每次数据处理都会产生新的数据，而产生这些新数据的产生并非基于数据主体的主观意志，而是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外溢效应。在客体都无法固定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这种客体上施加所有权，因此，所谓“某个人的信息”，实际上指的是“可以用来查找、定位某个人的各种信息”或者“与某个人的身份有关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人的社交肖像(social profile)，这种社交肖像伴随着人在社会中的每一个行动而不断发展，是他人用于识别个体身份的信息，与个体的身份是不同的概念。用来识别身份的信息实际上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数据主体拥有和控制，否则的话，个体将可以随意变化身份。 再者，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领域的工作不仅需要评估“同意”的数据处理对个人利益的影响，还需评估其在社会方面的影响。因为当代对所谓“个人”数据的处理意味着一种不再是双边的模式，不仅涉及数据主体和控制者的利益，更涉及到第三者的利益及社会公益。正如J. Cohen所指出的，“隐私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同意的范围，正在被重新概念化为出于个人福利之外的原因而受到保护的社会公益。” [ 6 ] 例如，Facebook部署的面部识别系统的争议说明了当涉及医疗数据，特别是基因数据时，个人信息的处理可能会对家庭成员产生影响。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第三者可以泛化为整个社会，个人信息相关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包括社会控制、歧视、监视、社会顺应、隔离和排斥少数群体等方面，而这些风险均具有集体性，涉及整个社会，而在劳东燕教授和高富平教授看来，采用以同意机制为主的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就等于是将这些数据的风险主要放在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身上。因此，个人信息的处理不应完全由个人同意来决断 [ 7 ]。 3.3. 同意原则可能被用以规避数据保护的责任 当法律将“同意”作为数据处理的必要前提时，无意中逼迫数据控制者与数据主体之间变成了竞争而非合作的关系。在以达成“契约”为目的的法律关系建立过程中，它们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必然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防止对方的违约行为——在什么算同意，是否已经同意以及如何证明同意行为的发生等问题上，耗费精力和成本。 数据控制者与数据主体的对立关系似乎不可避免，但过分强调这种对立关系，恰恰为恶意的数据窃取者或者聚合者提供了获利的空间。当发生大规模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时，数据控制者与数据主体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指责对方身上，忙于相互推卸责任，而忽视了数据滥用的深层次原因和那些真正作恶的数据窃取者或者搭便车者(例如在Facebook或者其他社交平台提供者例如“剑桥分析公司”或者一些滥用数据对监控他人的机构)。 另外，当法律强制性地要求“同意”作为数据处理的必要前提时，就等同于让数据控制者以追求同意为目的，实际上造成了手段与目的的倒置。数据控制者会自然地将资源投入到鼓励用户“同意”上，而非投放到增强其保护用户信息的能力上。因为只要获得了用户的同意，并且将这种同意的证据固定下来，数据控制者至少已经在行政监管层面过关。而用户要证明其当时的“同意”是在未获得充分通知、或者是在未能明确个人信息的披露范围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涉及困难的证据搜集步骤：用户要证明的是自己“没有同意”——而让人证明自己“没有做某件事”的难度远远大于证明其“做过某件事”。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商家的数据控制者将失去实施内部控制、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的动力。相反，他们会将精力集中于找到合规的途径，例如将用户条款或者隐私权政策中的措辞复杂化或悄悄扩大或者模糊“同意”的范围，并以用户点击“同意”的记录作为免责的尚方宝剑。2007年，著名的隐私学者Christopher Kuner曾建议企业“减少依赖于同意而获得行为的合法性。”而这个建议对立法者也同样适用，毕竟，好的法律应当让善意的受调整方的利益趋向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的秩序，而非刺激他们规避责任，或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增加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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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思考与改进:“同意”应当被如何定位 根据上文的论述，将同意原则作为个人数据处理的必要前提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弊大于利：不仅在所有权上缺乏法理支持，且数据主体的同意自主权也易受干扰，更有可能被数据控制者滥用。对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Paul M. Schwartz教授和德国科隆大学的Karl Nikolaus Peifer教授曾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已经预计到无边界地采用同意和契约原则所带来的后果，欧盟建立了一套新的数据保护法律规则，正是为了改变建立在‘同意’和‘契约’原则上的数据保护路径，将这些契约放入特定轨道以限制他们的适用。” [ 8 ] 可见，GDPR是对过度依赖“同意”原则做出的矫正，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限制了同意原则在数据保护上的适用范围。美国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秩序良好的司法辖区，其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则从一开始就弱化了强调了数据主体对数据处理的“同意”作用，而强调“通知”和“披露”的重要性，有效地打击了数据市场中的欺诈和不公正。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数据保护法律体系与欧盟相近，而与美国的隐私权体系相差甚大，虽然没有必要借鉴美国的数据保护观点，但也没有必要再重复欧洲已经犯过的错误。 那么“同意”应当被如何定位，才能有利于个人信息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呢？ 首先，必须承认同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地位，但法律也应当澄清“同意”仅可作为合法性基础之一，而不应作为数据共享的必要前提，即不能因没有获得“同意”而推断出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非法。前文已经论述，将“同意”作为必要的先决条件，可能会导致数据控制者将资源用于获得用户“同意”而非切实增强个人信息保护上。所以，如果法律文本能够明确规定：没有得到同意不等于违法，而只是需要其他证据证明合法性，则可大大缓解这种资源错配的情况。而从现在的立法情况来看，“同意”仍然是默认的必要条件，只是在这个默认条件的前提下，还存在一些“例外”。 第二，是否获得个人数据主体的“同意”可以作为判断恶意或者过错的因素之一，但不能简单地以同意原则作为任何情况下不当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格抗辩 [ 9 ]。也就是说，当个人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产生争议，需要判断数据控制者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违背了双方的用户协议、或者是否侵犯了民法意义上的隐私权时，如果数据控制者能够出具证明其索取并获得了个人数据主体的“同意”，这一“同意”可以被作为判断责任的因素之一。但数据控制者所获得“同意”的记录并非不是绝对的免责条件，司法机关还需要分析获得这种同意的过程是否合理和正当，同时，即使没有这种同意的记录，数据控制者也可以用其他证据(例如类似GDPR第6条中、同意条款之外的其他情形)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第三，在数据处理的利益相关人对利益分配产生纠纷，而需对民事责任进行判断的情况下，应当回归到既有的民事法律逻辑的概念体系中(例如侵权法或合同法)去寻找解决方案，以“是否体现了个人数据主体真实的意思表示”(加入原告诉求是基于合同)或者“是否存在过错”(假如原告诉求是基于侵犯人格权)作为判断数据处理行为合法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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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目前，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数据保护法规(例如GDPR)都含有数据处理的多重正当性的规定，承认包括数据控制者的合法利益、为履行法律义务所必须的处理，以及公共利益在内的其他理由也是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力图限制过度依赖“同意”给个人信息保护体制带来的弊端，而使用通过其他因素来平衡数据控制者与个人数据主体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一些亚洲国家的立法(如菲律宾、中国内地)中，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这个背景，仍然或明或暗地将“同意”作为数据处理的根本前提或者首要的合法性基础。 以《草案》中以“同意”为前提，以其他为例外的立法逻辑为例，将其他多重正当性的规定作为同意制度例外规则的立法逻辑应当被予以反思，同意的例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同意机制与其他合法利益，看似是对同意机制的地位做出的新调整，但仍然不足以扭转同意为核心的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在未来的修订中，可能需要跳出同意原则的框架，同意可以作为考察个人信息共享行为正当性的若干因素之一，但不应被作为逻辑上的必要前提。具体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 法律文本能够明确规定：没有得到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不等于非法行为，而只是需要其他证据证明合法性。 2) 在制定民事责任的判断标准时，应当回归传统民法的分析框架中——从侵权法的角度分析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这种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数据控制者能够提供数据主体同意的记录，也不必然被免除责任。如果原告能够证明其受到损害并且损害后果与数据处理行为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则被告也应当承担责任。此外，除了获取数据主体的同意之外，还需重点规范数据控制者应当做哪些工作让其个人信息处理获得合法性，而不是把执法者和行政相对人的精力和资源过度消耗在“同意”的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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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通过对某款汽油乘用车在加速、匀速、制动三种典型行驶工况的车内噪声特征进行试验研究，评价车辆在不同行驶工况下的车内噪声特征。首先分析了不同工况下车内不同驾乘人员位置的噪声声压级特征，结果表明车内驾乘人员不同位置耳旁噪声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接着对测试得到的车内噪声数据进行频域处理分析，得到车内不同驾乘位置噪声时频谱图。最后，对时频图进行分析获得车辆车内噪声声压级的分布规律。本文研究成果对车内噪声评价及选择最优化的车内噪声和振动控制方法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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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不断降低汽车使用过程中车内噪声是汽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使车辆能够更好满足用户期望，需要不断改进车辆的设计方案来优化并降低车内噪声 [ 1 ]。目前，汽车行业内最为关注的NVH领域研究具体指汽车的噪声、振动和平顺性的研究，在车内噪声研究过程中，实车测试试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测试可以发现了解特定NVH问题以及车内声品质特征规律，最终通过选择适当的声音或振动控制策略来改善车辆设计 [ 2 ] [ 3 ] [ 4 ]。 不同行驶工况下车内噪声的贡献程度不同，在低速行驶时动力系统噪声是车内噪声主要贡献者，而在高速行驶工况下 [ 5 ]，轮胎噪声和风噪是车辆行驶的主要噪声源 [ 6 ]，不同品牌的车辆针对车内噪声进行了调校，以满足驾乘人员对车内噪声的要求 [ 7 ]。总体而言，多年来，从降低车辆噪声源的振动噪声辐射，到优化振动噪声传递路径 [ 8 ]，接着对噪声源或驾驶舱进行隔音处理，以及对驾驶室内的噪声进行主动控制等方式，使得车内噪声水平得到改善 [ 9 ] [ 10 ]。当前大多数工程师主要关注车内噪声A计权声压级，对车内噪声在典型行驶工况下的变化规律研究很少。开展特定典型工况下的噪声研究，能够使得试验更具有针对性和关联性，有利于噪声源和传递路径的辨识，同时可以为车内舒适性研究和改进提供测评思路和依据。为此本文以某款畅销车为研究对象，分析车辆在典型行驶工况下的车内噪声变化规律。 本论文主要研究分析了乘用车在不同驶工况下的车内噪声特征。在车辆加速、匀速和制动几种典型工况下，测量车内驾驶员和乘客位置的噪声。按照时域和频域分析方法对车辆内部噪声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获得车辆在典型行驶工况时车内噪声变化规律，从而提取车内噪声评价指标。为车辆声品质目标定义和最合适的NVH控制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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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测试方案 本文通过对市场上畅销的一款合资品牌轿车进行测试，采集噪声信号，分析车内噪声规律。车辆的基本配置参数如表1所示。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 车型 发动机排量 最大扭矩 长 × 宽 × 高 车身类型 驱动方式 中型车 2.5 L 250 Nm 4975 × 1850 × 1450 mm 三厢车 前置前驱 表1. 测试车辆参数信息表 测量时在车厢内布置声学传感器，其的具体布置位置参照GB/T 18697-2002《声学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如图1所示，座椅调节到滑轨的水平和垂直的中间位置，传感器的垂直坐标是(无人)座椅的表面的交线以上(0.7 ± 0.05) m，水平横坐标到座椅中心面的距离为(0.2 ± 0.02) m，水平坐标关于座椅的中心面对称。 图1. 噪声测试点位置 测试过程中在驾驶室布置8个测点，整个测试流程如图2所示，试验过程中使用海德SQuadriga III的便携式采集系统采集车辆行驶工况下车内噪声，利用ArtemiS SUITE处理软件对采集得到的声压信号进行处理分析，得到声压级频谱图，声压级，心理声学指标，进而分析车内不同位置的车内噪声声压级参数。 图2. 测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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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测试工况定义 根据车辆的使用过程，试验主要分为加速、匀速和制动三种典型工况，如表2所示，其中加速时，汽车全油门加速，分为0~50 km/h加速工况和60~120 km/h两种工况。匀速工况分为60 km/h和120 km/h。制动工况时车辆以最大制动力干地100~0 km/h，以及湿地工况下的80~20 km/h的工况进行制动，整个试验在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试验场进行。 Table 2 Test condition parameter 工况 加速 匀速 减速 车辆时速 0~50 km/h 60 km/h 干地100~0 km/h 车辆时速 60~120 km/h 120 km/h 湿地80~20 km/h 表2. 测试工况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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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试验结果分析 噪声声压级时域分析 当前对噪声数值大小的描述，最常见的为声压级，声压级定义如下： L p = 10 lg p 2 p 0 2 式中： p 为测试声压， p 0 为参考声压， p 0 = 20 μ p a ，L p 的单位为dB。 为使数据图简洁易于表达，各测点在曲线图中均使用字母代替，对应名称如下表3所示。 Table 3 Test points nam 主驾测点 副驾测点 后排左测点 后排右测点 左耳 右耳 左耳 右耳 左耳 右耳 左耳 右耳 LDL LDR RDL RDR LPL LPR RPL RPR 表3. 测点名称 下面对各种工况下车内噪声声压级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进行分析。如下图3所示，为加速过程中车辆 图3. 加速工况下车内噪声声压级。(a) 0~50 km/h加速；(b) 60~120 km/h加速 不同位置座椅处驾乘人员耳旁噪声声压级时域变化曲线，在0~50 km/h对应的加速阶段，如图3(a)所示，可以看出在刚开始加速时，前排座椅驾乘人员耳旁噪声声压级要大于后排驾乘人员耳旁噪声，随着速度增加，这种差异越来越小，分析原因是在低速时发动机噪声是车内噪声的主要来源，对前排座椅的影响较大。在60~120 km/h对应的加速阶段，如图3(b)所示，前排座椅和后排座椅声压级变化规律基本相同，均在开始加速阶段对应的声压级逐渐增大，后续声压级基本保持恒定，且驾乘人员耳旁噪声声压级与后排驾乘人员耳旁噪声声压级相差不大，分析是在速度较高时车内噪声的主要来源是轮胎噪声和风噪，对前排和后排的影响一致。 速度恒定时不同位置的驾乘人员座椅耳旁的噪声声压级变化如下图4所示，在匀速工况下不同位置的声压级差异较小，对应的声压级基本保持恒定。 图4. 匀速工况下车内噪声声压级。(a) 60 km/h匀速；(b) 120 km/h匀速 制动工况下驾驶员耳旁的声压级变化如下图5所示，制动过程中随着车速降低，驾驶员耳旁的声压级降低。制动工况中不同位置驾乘人员的耳旁的噪声变化规律基本相同，但前排和后排噪声水平差异较大。在制动过程中后排座椅对应位置的噪声声压级要比前排驾乘人员对应的噪声声压级要大。在干地制动过程中驾乘人员耳旁的噪声要比湿地制动过程驾驶员耳旁的噪声要大，且湿地制动前排和后排噪声水平差异更大。 图5. 制动工况下车内噪声声压级。(a) 干地制动；(b) 湿地制动 由于人耳一般对噪声的频率成分更敏感，为此本文对测试的噪声进行了时频分析，本文采用了基于短时傅里叶变换的时频分析。短时傅里叶变换如下： S ( ω ， τ ) = ∫ − ∞ + ∞ x ( t ) g * ( t − τ ) e − j ω t d t 式中， x ( t ) 为待分析信号，*为复共轭符号， g ( t ) 为窗函数。短时傅里叶变换中， g * ( t − τ ) 进行时域信号截取， e − j ω t 进行频率限制。通过移动窗函数可以得到车内噪声的短时傅里叶变换图。通过此项分析可以获得车内噪声时域–频域联合分布的噪声声压级变化规律。 如图6所示为加速工况下驾驶员的左、右耳声压级频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车内噪声的频率成分主要集中在低频500 Hz以内，同时低频50 Hz以内的声压级较高。当车速越高时这种低频成分越明显，如图6(a)，图6(b)所示为0~50 km/h加速工况行驶时的车内噪声的频谱图，可以看出当车辆速度较低时，20 Hz以内的噪声声压级较小，主要噪声集中在20~50 Hz之间，并在50 Hz附近出现了明显阶次，且对应的噪声声压级较大。同时车内在100~200 Hz附近出现明显阶次，对应的声压级达到70 dB。如图6(c)，图6(d)所示为60~120 km/h工况行驶时的频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车速增加车内噪声低于50 Hz以内的随机噪声声压级越来越大，大部分已经达到90 dB。从驾驶员耳旁的声压级可以看出，加速过程中在低速工况时车辆的阶次噪声50 Hz是对车内噪声声压级的最大贡献，发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阶次噪声占据主要成分。但随着车速的增加，轮胎噪声和风噪等成为车内噪声低于20 Hz噪声的主要成分。从图6中可以看出，驾驶员左、右耳的声压频谱图十分相似，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在于左、右耳测点的空间间距不大，其周边声场和噪声的传递路径基本相同。 图6. 加速工况下驾驶员的左、右耳噪声声压级分布。(a) 驾驶员左耳；(b) 驾驶员右耳；(c) 驾驶员左耳；(d) 驾驶员右耳 如图7所示为加速工况下后排座椅位置的右侧乘员的左、右耳声压级频谱图，可以看出与驾驶员耳旁噪声声压级类似，在0~50 km/h行驶工况时，当车速较低时50 Hz附近的阶次噪声对应的声压级较低，低频随机噪声声压级较小，在60~120 km/h加速行驶时，随着车速增加50 Hz以内的低频成分的声压级逐渐增大。与前排驾驶员耳旁声压级主要的差异是在0~50 km/h加速行驶时，乘员耳旁的噪声50 Hz附件的阶次声压级成分更加明显。该车型为发动机前置前驱，工程师通过对传动系统的调校，使得驾驶员耳旁的阶次噪声声压级降低。 图7. 加速工况下后排乘员耳旁位置车内噪声声压级分布。(a) 左耳；(b) 右耳 如下图8所示为恒定车速下，车内噪声的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车速恒定时车内的噪声分布比较均匀，在50 Hz以内噪声出现较高峰值的窄带噪声声压级。同一车速不同测点位置的声压级可以看出，前后排对应的声压级频谱看不出明显差异。 图8. 恒定车速下的车内噪声声压级。(a) 驾驶员左耳；(b) 驾驶员右耳；(c) 后排乘员左耳；(d) 后排乘员右耳 如图9为制动工况下车内噪声声压级，图9(a)为干地制动下驾驶员耳旁的噪声声压级，图9(b)为干地制动工况下后排乘员耳旁的噪声声压级，图9(c)为湿地制动工况下驾驶员耳旁的噪声声压级，图9(d)为湿地制动工况下后排乘员耳旁的噪声声压级。可以看出制动工况下车内噪声声压级主要分布在1000 Hz以内的窄带噪声，同时声压级峰值主要集中在50 Hz以内。同一工况下驾驶员耳旁声压级和乘员耳旁声压级分布基本相似。对比湿地制动和干地制动工况下车内噪声声压级，可以看出干地制动工况下的车内噪声频带比湿地制动频带更宽。并且在800 Hz附近出现阶次声压级。 图9. 制动工况下的车内噪声声压级。(a) 干地制动驾驶员左耳；(b) 干地制动后排乘员左耳；(c) 湿地制动驾驶员左耳；(d) 湿地制动后排乘员左耳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车内噪声的声压级主要集中低频段。在加速工况过程中会有较为明显的阶次声压级峰值；在匀速行驶工况下，车内噪声基本保持恒定；制动工况下车内噪声在50 Hz以内有较高的声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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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本文基于车辆的实际使用工况分析了车内噪声的变化规律，得出以下结论： 1) 加速行驶工况时，从车内噪声整体声压级角度来讲，不同位置的声压级在加速初期会有差异，而在车速较高时声压级无明显差异。从时频谱图中可以看出，在较低车速加速时，车内噪声的声压级会出现明显的阶次成分，而在较高车速加速时，车内噪声的声压级峰值主要集中在低频窄带的频率范围内。 2) 匀速行驶工况时，车内噪声总体声压级随车速增加而增大。不同位置驾乘人员耳旁的声压级并无明显差异，车内噪声水平较为一致。 3) 制动行驶工况时，车内噪声的总体声压级随车速降低而降低，不同位置的噪声总体声压级变化规律一致，前排和后排噪声水平大小存在明显差异，从声压级的时频谱图中并不能看出明显的阶次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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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研究了Fe基(Fe 73.5 Cu 1 Nb 3 Si 13.5 B 9 )合金薄带为磁芯的驱动线圈的巨磁阻抗效应与驱动线圈直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驱动线圈的直径是影响Fe基磁芯驱动线圈巨磁阻抗效应的重要因素。驱动线圈直径越小，巨磁阻抗效应越明显，且随着驱动线圈直径的增大，磁芯驱动线圈的最大阻抗比(ΔZ/Z) max 呈现指数性降低；磁芯驱动线圈在低频时，对频率的变化响应非常灵敏；磁芯与驱动线圈的占空比与磁芯驱动线圈最大阻抗比(ΔZ/Z) max 之间存在指数增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