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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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针对传统多尺度图像融合方法容易弱化红外目标信息和降低图像对比度的问题，基于非下采样轮廓波变换和高斯模糊逻辑，提出一种简单、高效的红外与可见光图像融合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使融合结果拥有丰富的细节信息、显著的目标信息、更高的清晰度和对比度，其性能优于传统的多尺度融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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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颈动脉体瘤是罕见的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的化学感受器瘤，同时也是一种副神经节瘤。根据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肾上腺肿瘤新分类标准将其定义为转移性肿瘤，包括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故需早期进行手术治疗。颈动脉体瘤毗邻重要血管及神经，且为富血管组织，故手术难度较高。因此完善术前颈动脉体瘤的影像学检查至关重要。本文就颈动脉体瘤影像学诊断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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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颈动脉体瘤(carotid body tumor， CBT)是起源于颈动脉体化学感受器的肿瘤，多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CBT也是一种副神经节瘤(paraganglioma， PGL)，发生于肾上腺外神经嵴衍生的副神经节细胞，约占头颈部PGL的50% [ 1 ]，部分CBT可具有神经内分泌功能。CBT临床较为罕见，男女发病比约为1:2，平均发病年龄为50岁，双侧发病占10%，家族遗传性CBT可增加双侧发病率。CBT发生的病因目前多认为是慢性缺氧及长期处于高海拔地区刺激颈动脉体增生肥大导致，线粒体琥珀酸脱氢酶B基因(mitochondrial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B， SDHB)突变与CBT分化、转移及预后密切相关 [ 2 ]。 在2017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肾上腺肿瘤的分类标准中，将CBT的良、恶性合并改用为转移性，并制定新的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评分系统(the grading adrenal 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 GAPP) [ 3 ]。CBT转移率可高达15% [ 1 ]，包括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故需要早期进行治疗。治疗方法包括放化疗、手术治疗及姑息治疗，其中手术是CBT主要的治疗方法。但CBT多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毗邻重要的大动脉及神经，且瘤体血供丰富，故手术难度较高 [ 4 ]。因此完善术前CBT个体化诊断及评估对于治疗及预后至关重要。目前CBT术前评估主要通过CT、MR、超声及DSA等影像学检查方法，本文主要介绍CBT影像学检查的诊断方法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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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CT诊断及研究进展 CT具有较高的密度分辨力，可对图像进行密度量化分析，并具有多种后处理功能，大大提高影像医生的诊断效能。颈动脉体瘤CT常规检查方法主要包括颈部平扫、颈部增强及头颈部CT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 CTA)。CBT在颈部平扫中，若瘤体较小，与周围肌肉及肿大的淋巴结密度相似，诊断较为困难；若瘤体较大，瘤体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的等密度肿块影，与周围组织分界尚清，但瘤内及瘤周血管难以显示，钙化少见。颈部增强检查中，CBT动脉期呈明显不均匀强化，其内见迂曲走形的血管及供血动脉，适当提高窗宽及窗位便于清晰显示瘤体及其与颈动脉关系；静脉期强化程度常较动脉期强化程度均匀，有学者认为强化方式与瘤体内纤维组织成分有关，而与瘤体大小关系较小 [ 5 ]。头颈部CTA方便、快捷，可以显示瘤体对周围血管的侵犯包绕程度、willis环是否通畅、脑动脉及颈动脉有无狭窄斑块等情况，为临床手术提供指导。CTA数据还可以通过容积再现(volume rendering， VR)、多平面重建(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MPR)、最大密度投影(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等技术进一步处理，用以显示瘤体的大小、位置及形态，便于进行准确分型，头颈部CTA对于CBT术中出血量的预估具有一定价值。 目前由于能谱技术不断研发进展，便于对CBT更进一步分析。能谱数据分析主要包括虚拟平扫(virtual non-contrast， VNC)、单能量成像、碘(水)图、能谱曲线、有效原子序数(Effective-Z)等技术。VNC图像是在增强扫描的基础上利用能谱技术直接得到，无需进行常规平扫，降低患者的辐射剂量，适合于配合不佳的患者；虚拟平扫技术可以更好的显示钙化斑块及支架植入。单能量成像技术可以减低图像信噪比(noise-signal ratio， SNR)及对比噪声比(contrast noise ratio， CNR)等，在提高病灶图像质量的同时降低患者的辐射剂量，并可以减少骨的硬化伪影、支架金属伪影等；有研究认为碘(水)图、能谱曲线、有效原子序数等可以对病灶进行综合分析，在浸润程度、分化程度以及转移等方面提供有效信息，对临床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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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MR诊断及研究进展 MR具有软组织及空间分辨率高、序列多样、成像参数互补等优点。CBT的MR检查序列主要包括自旋回波(SE)序列T1WI、快速自旋回波(FSE)序列T2WI、MR动态增强序列、时间飞跃法(time of flight， TOF)MRA等。CBT在SE T1WI序列常呈等信号或低信号；FSE T2WI主要表现为高信号；动态增强检查瘤体呈明显强化，瘤内血管及颈动脉壁可以清晰显示；TOF-MRA可以清晰显示颈动脉与瘤体关系以及willis环，为临床手术提供帮助。CBT的MR特征型表现为“盐–胡椒征”(salt and pepper sign)，其中“胡椒征”表现为点条状的低信号影，主要由高速血流的流空效应所形成；“盐征”表现为点状高信号，为慢速血流或出血引起。“盐–胡椒征”好发于头颈部副神经节瘤，头颈部以外的副神经节瘤则较为少见，其中“胡椒征”较“盐征”更为常见 [ 7 ]。“盐–胡椒征”在T1WI及增强图像显示较为明显，且瘤体越大越容易观察，小于1 cm的瘤体通常不会出现。 有研究认为CBT是颈动脉斑块的独立危险因素，主要机制为颈总动脉分叉角度增大，导致血流动力学改变。3D-TOF、2D-TOF及MA-RAGE等多序列可以对颈动脉斑块成分进行分析，其中MA-RAGE序列对斑块内出血具有较高的敏感性。高分辨率MR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图像组织、空间分辨率及SNR，黑血技术可以清晰显示血管壁结构，联合MRA可用以显示斑块的位置及成分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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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超声诊断及研究进展 超声检查没有辐射，操作便捷，可以动态连续观察瘤体，且超声成像对CBT的敏感性较高。CBT超声检查方法主要包括二维超声、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及脉冲多普勒(PW)。CBT在二维超声上显示为颈总动脉分叉处不均匀低回声肿块影，边界清楚，形态规整，颈内、外动脉分叉角度增大，瘤体可以包饶颈动脉生长。低频探头可以用于观察颈动脉血管壁结构、瘤体的范围、入侵的深度等；高频探头可用于观察瘤体内血流情况及细节，但难以观察瘤体整体形态，二者互补，便于提高诊断效能 [ 9 ]。CDFI主要用以观察瘤内血管、瘤体与颈动脉关系等；CBT内血流丰富，表现为多发网条状，可呈“火海征”改变；可在瘤体血流最丰富层面评价瘤内血流丰富度，CBT血流丰富度多为III级 [ 10 ]。PW主要用于观察病灶内血流频谱形态、血流速度及阻力指数，CBT主要为高速低阻型的血流信号。 超声难以追踪肿瘤的滋养血管来源，并且对较小的瘤体及高位瘤体诊断较为困难。超声造影(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nography， CEUS)的应用或可解决这些问题，CEUS主要用以实时动态观察瘤体内微灌注状态，安全，高效，空间分辨率高，并可以对感兴趣区进行定量分析，有研究认为未来在CBT患者诊断及随访工作中可以实施CEUS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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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CBT的影像学诊断，过往多将DSA作为诊断的金标准，表现为颈总动脉分叉处团块状或网状的浓染肿块，颈内、外动脉受推压而移位，呈“高脚杯”状改变，用以显示CBT位置、大小、形态、供血动脉及CBT与颈动脉关系。但DSA属于有创性检查，辐射剂量及对比剂使用量均较大，且无法观察瘤体与周围组织关系。CT及MR检查对于双侧CBT及多中心起源的PGL可以较好地进行评估，并且可以进一步了解颈动脉斑块以及头颈部血管的情况，为临床手术提供指导。但CT检查辐射剂量较高，并且CT增强及CTA检查需要注射造影剂，对于造影剂过敏的患者无法进行检查。MR检查时间长，价格昂贵，对于有心脏起搏器、金属假牙、避孕环、动脉瘤夹等金属异物植入及精神状态不佳的患者无法进行MR检查。超声检查价格较为便宜，操作简单，但诊断结果受人为因素干扰，诊断的准确性较CT及MR低。对于临床上怀疑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及低分化的CBT患者，可行PET-CT检查，获取全身功能代谢显像，以避免漏诊CBT转移的病灶。 综上，对于CBT患者的诊疗需要进行个体化评估，取长补短选择最适合的检查，便于提高CBT的诊断效能及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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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细胞疗法用于癌症治疗的前景日益广阔，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是指从患者或其他捐赠者那里收集免疫细胞，然后对其进行体外扩增，再输回病人体内杀伤癌细胞的治疗手段。在这篇综述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以T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为基础的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讨论这些方法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从而更好地为临床医生的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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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据2020年美国癌症协会(ACS)发布的癌症数据统计 [ 1 ]，2020年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死亡人数在全球常见癌症中排名位居第十名，同时在中国常见恶性肿瘤的统计数据排名中位居第九名。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治疗恶性血液病的方法也从起初的传统治疗方法向目前的免疫靶向疗法方向发展，这些对血液肿瘤的创新治疗技术和新方案应用的发展，使得疾病从根本上治愈成为可能。其中要数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Adoptive Cellular Immunotherapy， ACI)的应用发展最为迅速。据纽约癌症研究所的统计 [ 1 ]，到2019年5月为止，全球癌症研究共有ACI 895项，其中美国有439项，中国有286项。ACI主要是指从患者或其他捐赠者那里收集免疫细胞，然后对其进行体外手术和/或扩增，再通过灌注方式送入病人或患者体内，从而通过直接靶向癌细胞来有效克服癌症细胞的免疫逃逸 [ 2 ]。迄今为止，属于研究热点的ACI主要包括：基因工程技术修饰改造的T细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树突状细胞联合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和自然杀伤细胞(NK)等 [ 3 ]。本综述就目前比较热门的ACI进行研究现状和临床应用的归纳总结，以便为临床医生提供关于这一革命性的新治疗方法的实时信息，为其临床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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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基因工程技术修饰改造的T细胞免疫疗法 2.1. CAR-T细胞免疫疗法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 CAR-T)目的是解决回输给患者的T细胞无法靶向杀死癌细胞的问题，这一疗法是由G Gross [ 4 ] 等首先提出的。因此第一代CAR-T细胞便随之诞生，准确地杀死肿瘤细胞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 CARs)是一种新型的合成受体，可使T细胞不依赖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分子，(也称为人类白细胞抗原，HLA)，而是使用特定抗体片段与位于癌细胞表面的特定抗原进行结合，因此本方法可以应用于所有HLA类型的患者 [ 5 ]。即CAR-T免疫疗法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修饰改造而获得的一种新型抗原特异性的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它可以靶向清除患者的癌细胞，以期达到最终痊愈的目标。 特异性表达肿瘤CARs的T细胞在治疗恶性血液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为过继性细胞治疗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到目前为止，CAR-T在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等的治疗中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6 ] [ 7 ]。同时在其他恶性血液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多发性骨髓瘤(MM)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等 [ 8 ] [ 9 ] [ 10 ]。 迄今为止，两种被用来治愈人体恶性血液病的CAR-T疗法，已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三项审批通过 [ 11 ]。使用抗CD19 CAR-T细胞治疗的复发/难治性淋巴瘤和白血病患者的完全缓解率(CR)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且成为FDA审核并批准的第一个基于遗传学和基因改良细胞的治疗方案。Brudno JN [ 12 ] 等首次应用表达新型抗CD19-CAR-Hu19-CD828Z的T细胞去治疗20例B细胞淋巴瘤的患者，研究结果发现接受了Hu19-CD828ZT细胞治疗的患者中有55%能够达到CR，其中只有5%出现了严重的症状，这表明第三代CD19-CAR-T细胞在NHL的治疗中已取得重大的进展。目前，一种人源化抗CD19单链抗体CAR-T细胞被开发出来，并将这些细胞输注到10例复发/难治性-ALL患者体内，对这些患者进行长期随访，所有患者反应均达到CR；其中6例CR超过了18个月，不需要再进一步治疗，4例肿瘤负担高、疾病进展迅速的患者经历了3~4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神经毒性 [ 13 ]。现在阻止CAR-T治疗AML的主要障碍就是缺乏与CD19类似的髓样抗原，有研究表明CD33、CD123等AML分化抗原和LeY抗原作为CAR-T作用靶点将会有望治愈AML [ 8 ] [ 14 ] [ 15 ]。另外一种新型的抗LILRB4 CAR-T细胞也为治愈AML提供了可能，同时它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靶向肿瘤外毒性的风险 [ 16 ]。但目前CAR-T细胞治疗用于临床治疗还存在一些障碍，包括严重的危及生命的毒性、抗肿瘤活性有限和抗原逃逸现象仍然存在等 [ 17 ]。 2.2. TCR-T细胞免疫疗法 虽然T细胞受体改造的T细胞免疫疗法(T cell receptor-engineered T cell Immunotherapy， TCR-T)和CAR-T都是用基因工程技术构建的自体T细胞作为其治疗的基础，但是CAR-T所识别的靶抗原均为细胞表面蛋白，而TCR-T是由肿瘤肽和MHC分子的复合物组成，其治疗原理是识别MHC分子提呈的细胞内抗原片段，所以TCR-T细胞疗法受MHC/HLA的限制 [ 18 ]。S Michael等 [ 19 ] 首次将TCR基因从一个T细胞转移到另一个T细胞，使第二个T细胞具有相同的抗原特异性，这一过程便是TCR疗法的正式起源。目前TCR-T在治疗实体肿瘤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和成效，比如，NY-ESO-1特异性的TCR-T对于一些患有滑膜细胞肉瘤、黑色素瘤以及肝细胞癌等疾病的患者有很好的疗效 [ 20 ] [ 21 ]。另外，TCR-T在血液肿瘤中也显示了巨大的潜力。最近的一项系统审查估计，有16%的TCR-T临床试验旨在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 22 ]。T Isao [ 23 ] 等在首次在AML和高风险MDS患者中进行了Wilms肿瘤基因产物1 (WT1)特异性的TCR-T人体试验，试验中的8名患者接受了递增剂量的表达WT1TCR构建的自体T细胞的治疗。在研究期结束时，5例患者WT1特异性的TCR-T细胞持续存在，2例患者骨髓白血病细胞百分率短暂下降。这些数据提示，针对HLA-A*02:01或-A*24:02限制性WT1表位的过继转移WT1特异性的TCR-T细胞是安全、耐受性好的，并可能具有体内抗白血病活性。自黑色素瘤中优先表达的抗原(PRAME)首次被确定为T细胞识别的肿瘤抗原以来，对PRAME阳性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应用PRAME特异性的TCR-T免疫疗法的研究就在不断进行着。近年来为治疗AML、MDS和MM而开始的PRAME/A*02:01 TCR-T临床试验也在德国进行着 [ 24 ]。G Robson等 [ 25 ]，利用HA-1 TCR转导的T细胞去特异性识别并杀伤原发性白血病细胞，结果显示HA-1 TCR CD8 T细胞可以特异性杀伤HA-1A2 AML、B-ALL和T-ALL和T细胞淋巴瘤细胞系，这些细胞系自然表达或被转导以表达HLA A*0201和HA-1，也就是说HA-1 TCR CD8 T细胞可以有效地瞄准淋巴和骨髓恶性肿瘤。TCR-T疗法已显示出了其治疗潜力，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MHC的匹配和其在细胞表面提呈抗原的必要性、治疗毒性和肿瘤微环境对T细胞的抑制等 [ 26 ]，但是TCR-T疗法仍有很大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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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其他过继性T细胞免疫疗法 3.1. TIL免疫疗法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 TIL)衍生的T细胞免疫疗法，是指通过内源性TCRs识别肿瘤相关抗原(TAAs)的TIL从切除的肿瘤中分离出来，在IL-2刺激下大规模体外扩增而形成的一种异质性淋巴细胞群 [ 27 ]。因此它保留了对其分离的肿瘤的靶向抗原特异性，然后患者接受此种细胞的回输，便可以靶向清除肿瘤细胞，以大大提高其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存活率。在TIL中，大多数细胞是CD3 + 。由于TIL尚未经过基因修饰，并且来自患者的身体，因此不良反应相对较少，这也是TIL治疗的优势 [ 28 ]。随着Rosenberg等 [ 29 ] 将TIL应用于黑色素瘤患者，目前它已经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得到应用，其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同样有效，如淋巴瘤、AL、CL和MM等疾病中均发现TIL具有预后意义，比如免疫抑制性TIL (Treg细胞)的数量则与临床预后较差相关并提示其显著的抗癌作用 [ 30 ]。 3.2. CTL免疫疗法 肿瘤抗原特异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Cells，CTL)是一类具有特异性杀伤活性的Ｔ细胞群体，患者能产生Ｔ淋巴细胞识别的肿瘤抗原，CTL通过其表面TCR与其结合，诱导CTL释放穿孔素等去直接清除靶细胞 [ 31 ] [ 32 ]。由于它们表达肿瘤限制性抗原，如WT1、PRAME和黑色素瘤相关抗原(MAGE)，因此它们也被证明能成功治疗血液肿瘤 [ 33 ]。另外，当CTL表达Epstein-Barr (EB)病毒相关抗原时，比如LMP1特异性CTL，我们发现它对EBV阳性HL的治疗有显著的效果 [ 34 ]。M Catherine [ 35 ] 等在50名患有HL或NHL患者施用LMP2或LMP1/2特异性的CLT疗法，结果显示，在21名复发/难治性患者中，11人仅接受CTL治疗就进入持续CR，另有2人获得部分缓解(PR)。这说明，这种靶向疗法不仅在消除复发患者的恶性细胞群方面，而且在预防复发和实现持久缓解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在疾病早期施用时也不会产生长期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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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以DC为基础的免疫疗法 4.1. DC免疫疗法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s)是先天免疫系统和自适应免疫系统之间的重要纽带，是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关键控制器。它是强大的抗原提呈细胞，具有获取和处理抗原以呈递给T细胞的能力，并且可以表达高水平的共刺激或共抑制分子 [ 36 ]。利用DC作为开发癌症疫苗的平台正是基于它的独特效力，即能够诱导初级免疫应答的能力。目前，DC肿瘤疫苗已经在一些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探索，包括NHL、CL、MM和AML [ 37 ]。另外，在2015年，Suehiro等 [ 38 ] 人报告了一项针对成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ATLL)患者的DC肿瘤疫苗的早期临床试验。在这项研究中，用Tax (一种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I型(HTLV-1)的肽产物)脉冲自体DC制备DC肿瘤疫苗。在进行治疗的3名患者中有2名在前8周内出现PR，其中1名随后转为CR。这2名患者在接种疫苗后24个月和19个月仍处于缓解状态，无需进一步化疗。DC疫苗的安全性在迄今为止进行的临床试验中已经得到很好的证实。观察到的副作用(包括发烧、注射部位反应、腺病和疲劳)也相对温和且短暂 [ 39 ]。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肿瘤微环境会阻碍DC发挥正常功能，所以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DCreg和Treg等免疫抑制细胞的作用 [ 40 ]。 4.2. DC-CIK免疫疗法 DC-CIK是指与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免疫疗法共同培养的DC，是一种广泛适用的、非MHC依赖的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 [ 41 ]。由于CIK细胞具有增殖能力强等特性，两种细胞联合培养，可提高靶向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 [ 42 ]，同时可以帮助机体恢复免疫功能，使得抗肿瘤效果更好。该免疫疗法目前已经被用于治疗AL和MM等疾病，并显示出了其出色的抗恶性血液病的能力 [ 43 ]。Yan Bai [ 28 ] 等进行了对化疗后的22名AML儿童应用DC-CIK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22例患者的平均随访期为71个月。结果显示，其中2例AML患者复发，DC-CIK治疗后第3个月15例患者外周血CD3(+)/CD8(+)细胞百分比(36.73% ± 12.51%)显着高于治疗前(29.20% ± 8.34%， P < 0.05)，治疗前5例患者的MRD率 > 0.1%，治疗后3个月MRD率 < 0.1%。在输注DC-CIK的过程中，22例中有7例患者出现了包括发烧、发冷和荨麻疹在内的副作用，但在对症治疗后迅速消失了。说明可以通过DC-CIK治疗消除AML儿童的MRD，并且安全且副作用较小。另外将DC-CIK联合其它免疫细胞来治疗恶性血液病的临床试验也在不断进行中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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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以NK为基础的免疫疗法 5.1. NK免疫疗法 NK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癌症免疫治疗中重要的效应细胞。NK细胞缺少TCR，不会引起移植物抗宿主反应 [ 45 ]。同时，NK细胞的来源也是广泛的，我们可从外周血、脐血和诱导多能干细胞等途径获取大量NK细胞 [ 46 ]。肿瘤相关的配体触发可以使NK细胞激活并迅速杀死多个相邻细胞，这种特性在免疫细胞中是独一无二的 [ 47 ]，它的这种天然抗肿瘤活性已成为癌症，特别是血液肿瘤(比如：AML、MM和MDS)的治疗依据之一。NK免疫疗法是治疗AML的新兴方法，Rizwan等 [ 48 ] 利用IL-12、IL-15和IL-18等细胞因子诱导的记忆性NK细胞被短暂激活后分化，有9名AML患者进行了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观察到5人有临床反应，其中有4名获得CR，这是体内抗白血病活动的初步证据。因此，使用IL-12、IL-15和IL-18预激活NK细胞，从而产生类似的记忆性NK细胞，是一种治疗AML很有希望的方法。Nina等 [ 49 ] 为接受大剂量化疗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12名MM患者进行了脐带血衍生(CB) NK细胞的首次人类研究，其中10名患者获得了PR，8名接近CR，6例患者体内检测到CB-NK细胞其表型为活化型(NKG2D/NKP30)，这些数据证明了这种新型细胞疗法的进一步发展。Andreas [ 50 ] 等描述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采用IL-2激活的单体NK细胞，用于16名复发/难治性MDS患者。16名患者中6名表现为CR、骨髓CR或PR。此外，3名患者达到无白血病状态或疾病稳定，总体而言这项研究表明，高风险MDS对NK细胞治疗有反应。 5.2. CAR-NK免疫疗法 CAR-T细胞的研究结果为探索自然杀伤(NK)细胞等其他免疫细胞类型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而这些细胞可能会规避CAR-T细胞的某些局限性 [ 45 ]。由于NK细胞可以进行异种移植，并有可能成为现成产品，所以使CAR-NK免疫疗法也不断发展起来。CAR-NK源自一种新型的基因改造，表现出增强的NK细胞毒性、特异性和针对性 [ 51 ]。这些产品可能比CAR-T免疫治疗更安全 [ 52 ]，因为它们可产生细胞因子，包括IFN-γ和GM-CSF，且毒性比T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要低 [ 53 ]。CAR修饰的NK细胞一旦识别CD19、CD20、CD138等特异性靶点，就会分泌细胞因子，有效杀伤表达抗原的肿瘤细胞。CAR-NK免疫疗法已经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尤其是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 54 ]。Enli Liu等 [ 55 ] 给11例复发或难治性CD19阳性NHL或CLL患者施用了来源于脐血的HLA错配的抗CD19CAR-NK细胞，在这些患者中，7例(4例淋巴瘤，3例CLL)获得CR，且没有产生重大毒性反应。Tang等 [ 56 ] 人首次将CD33-CAR-NK92细胞注射到10例复发/难治性AML患者中。治疗后仅有3例患者出现轻度发热和CRS，次日恢复正常，这表明CAR NK-92疗法可能为治疗AML和其他癌症提供安全、经济、现成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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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肿瘤过继细胞免疫治疗领域是一个相对较新且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尽管基于T细胞、DC细胞和NK细胞的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的临床研究获得了大量令人鼓舞的新数据，但细胞治疗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将这些细胞工业化生产，以及如何为不同肿瘤选择合理的免疫细胞进行治疗，都是有待我们去解决的问题。总之，基于免疫系统能够达到诱导长期和持久的免疫反应从而杀伤肿瘤细胞的特点，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可以为血液系统肿瘤的治疗提供更有效的方案，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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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公路固定监控摄像头存在视距范围小，监控死角等问题，难以满足公路监控的需求，而无人机具有灵活性强、效率高、覆盖范围大等优点，且其与5G结合可以在公路监控领域充分发挥其优势。基于该背景，文章对深度学习的无人机 + 5G巡检系统进行了探讨，5G帮助无人机解决传输距离及传输时延的问题，使其在公路巡检成为可能，并且针对无人机高空巡检视频处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检测准确率与跟踪实时性，使用相应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实验，最后根据实验效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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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截至2019年末，我国公路总里程501.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已达到14.96万公里 [ 1 ]，视频监控是对公路监管的有效手段，视频监测直观、明细，实现了公路的可视化管理 [ 2 ]，然而通常位于12米高度的摄像机每两公里布设一对，清晰的观察范围200~300 m，粗糙的为500~600 m，存在监控死角 [ 3 ]，难以监查整个路段的交通状况；且其应急事件处置困难，违规车辆的跟踪要靠多个摄像机之间联动。与之相比，无人机完美地克服了传统摄像头自身的这些缺点，其具有受地形影响小 [ 4 ]、灵活性强、监控范围大等优点，既可以高飞进行路段信息统计，又可以低飞对交通事件、违规车辆进行持续跟拍。当紧急事件发生时，无人机云管理平台可以根据北斗卫星导航定位事件地点，实现现场的可视化应急管理，利用携带的电子喇叭梳理交通。无人机与固定监控摄像头互为补充，可以从陆空两方面建立起公路全方位立体监护体系。 完善的无人机公路巡检系统应当能在其巡检时，对无人机传回的视频进行实时处理，分析交通态势，对交通事件、事故等进行准确检测，以保证公路通常运行；同时无人机应能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及危化品车辆进行长时间持续跟拍，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拍照留存；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处理人员无法及时到达现场，因此无人机需具备一定的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在巡检过程中，应能通过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对路面裂痕、突起等病害进行检测。 因此，结合5G技术与深度学习，将无人机用于公路巡检变成了可能。无人机应用于交通，需要做到不受距离限制进行巡航，将4K高清视频传回数据中心，5G带宽高达100 MHZ，峰值速度可以达到20 Gbps [ 5 ]，使得无人机可以通过基站进行组网，传输高清视频；无人机需要能够实时接收操作指令，灵活飞行，5G时延低至1 ms [ 5 ]，控制命令实时传递给无人机；无人机需要携带电子喇叭实时喊话处理交通事件，5G为电子喇叭提供了实时移动信道。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无人机交通态势、交通事件、路面病害等视频处理准确率和实时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可以应用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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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人机逐渐应用于民用领域，此后，交通领域也逐渐出现无人机的身影。以色列于2017年将无人机应用于道路监控中 [ 6 ]，美国于2018年将无人机应用于道路交通 [ 7 ]，他们使用配备摄像头和无线通信功能无人机有效地记录交通违章事件的视频，提供汽车和驾驶员的身份并向警方通知违规事件。由于通信技术的限制，无人机只能应用于小范围的道路监控，无法应用于远距离的公路巡检。随着5G技术的发展，无人机行业迎来了一次大的革新。2021年，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将5G网络与无人机相结合，以镇江五峰山为实验点，实现了对特定高速公路路段及跨江大桥交通状况的4K实时超清视频回传和远程自动化巡检作业 [ 8 ]。 虽然5G无人机解决了传输距离、速度及延时的问题，但其进行公路巡检，仍然存在一些难点需要解决，如：高距离时获取小目标，对小目标深度学习神经网络需做优化，否则无法识别；无人机在跟踪车辆时，既要保证跟踪的准确性，又要做到跟踪的实时性；此外，交通参数中关于距离的信息如速度，需要获取标定，而公路上没有固定的标定参照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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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系统架构 无人机 + 5G公路巡检系统，是公路立体监控的重要一环，是公路天地一体化协同交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通过完备的信息化建设来完善无人机巡检体系统，构建完善的无人机巡检系统。本次研究旨在对无人机+5G的理解、对无人机巡检系统的架构设计，对视频深度学习处理的研究，为无人机 + 5G公路巡检系统提供研究基础。 文章设计的无人机 + 5G总体架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无人机 + 5G总体架构 该架构分为4个层次，自底向上分别是硬件层、传输层、分析层及应用层。在硬件层，无人机配备机载高清摄像头、电子喇叭、收发机等设备，分别进行视频拍摄，应急事件处理，信号接收和视频传输；信息的传输主要依靠5G网络，同时应用北斗卫星对无人机进行定位导航，云管理平台则通过光纤网接入运营商网络与无人机进行通信；最终系统应能实现逆行检测、火情检测、抛洒物检测、车速计算等一系列功能。 该系统拓扑架构如图2所示。 云管理平台通过5G向无人机发送控制指令，无人机接受指令进行巡航，通过5G将监控视频传递给云处理中心，经深度学习视频处理识别逆行、异常停车等交通事件，统计流量、占有率等交通信息后传递给无人机管控服务云平台操作无人机跟拍、巡检或处理事件。 图2. 无人机 + 5G公路巡检系统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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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系统算法 如图3所示，该系统视频处理流程中，交通事件主要涵盖逆行、火情、抛洒物、非机动车等，交通参数主要包括车流量、车速、道路占有率等。对于火情、抛洒物等基于检测类的事件以及车流量、道路占有率等关于车辆计数的参数，使用深度学习检测算法对其进行相应的分类处理；对于车速、异常停车等需要得到车辆运行轨迹以及实际距离的事件及交通参数，在车辆检测得到坐标后，利用多目标跟踪算法以及自动标定算法进行处理。 图3. 无人机深度学习视频处理流程 4.1. 目标检测算法 YOLOv5 (You Only Look Once (version 5)) [ 9 ] 是2020年6月发布的YOLO系列检测算法，其中YOLOv5s的大小仅有27 MB，不仅体积小，而且准确度高、检测速度快：使用V100 GPU对5000张COCO数据进行测试，AP50为53.3，FPS达到303，其网络结构图如图4所示： 图4. YOLOv5s网络结构 相较于YOLOv3算法，YOLOv5做了许多改进： 1) Mosaic数据增强 [ 10 ]：每次读取4张训练图片，对其进行随机缩放、随机裁剪，并将裁剪后的图片进行随机排布拼接，对于小目标的检测效果有了一定的提升。 2) 自适应锚框计算：每次训练时自适应的计算不同训练集中的最佳锚框值。 3) 自适应图片缩放：对于尺寸不同的图片，YOLOv5对原始图像自适应的添加最少的黑边，防止填充太多冗余信息，影响检测效果。 4) CSP结构 [ 11 ]：YOLOv5在骨干网络中加入了CSP结构，可以增加网络的学习能力，既可以保持检测准确性又可以降低网络复杂度。 5) FPN [ 12 ] + PAN [ 13 ] 结构：FPN是自顶向下特征金字塔，可以得到富含语义信息的特征图。PAN是一个自底向上的特征金字塔，可以得到富有定位信息的特征图。二者相结合，从不同网络层得到的特征图进行参数聚合，进一步提高特征提取的能力。 无人机在公路巡航时一般飞行高度在40~50 m，在携带高清摄像头(分辨率为1920 × 1080)时，小汽车在图像中的分辨率大约为18 × 18。文章利用该场景下拍摄得到的视频序列，对小目标车辆进行标定得到的数据集约3000章图片，并使用YOLOv5s算法对其进行训练，可准确识别50 m高空拍摄的车辆。 4.2. 目标跟踪算法 DeepSORT (Simple Online and Realtime Tracking with a Deep Association Metric)算法 [ 14 ] 是2017年提出的多目标跟踪算法，其基于检测进行跟踪，根据检测得到的信息进行数据的关联，算法流程图如图5所示： 图5. DeepSORT算法流程 其主要的算法思想如下： 1) 深度学习特征： DeepSORT加入了一个深度学习CNN网络，用来进行图像特征的提取其输入为每个检测器检测对象的分割图，经过CNN网络提取特征后，输出128维的特征向量。根据特征向量间的相似度对跟踪器进行优先匹配。 2) 马氏距离与余弦距离： 马氏距离是针对运动信息的计算，是一种距离度量方式。当卡尔曼滤波对跟踪器进行位置预测后，计算预测位置与跟踪器之间的马氏距离。其计算公式如下式(1)所示： D M = ( x − y ) T Σ − 1 ( x − y ) (1) 其中，x，y为数据点， Σ − 1 为多维随机变量的协方差矩阵。 但是由于卡尔曼滤波的预测比较粗略，只依靠距离信息不足以进行跟踪器与检测器的匹配。余弦距离是针对外观信息的计算，是一种相似度度量方式。其计算公式如下式(2)所示： D C O S = ∑ i = 1 n x i y i ∑ i = 1 n x i 2 ∑ i = 1 n y i 2 (2) 在进行匹配时，既需要跟踪器与检测器之间的距离关系，同时也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关系，于是将马氏距离与余弦距离加权组合在一起，可以为匹配提供合适的度量方式，进行差异化衡量。 3) 使用级联匹配算法： 当两个跟踪器竞争同一个检测器的匹配时，长时间未被匹配到的跟踪器位置信息长时间未被更新，对其预测的准确性会大大下降，即协方差会更大，而马氏距离通过协方差倒数进行计算，得到的马氏距离会变小，使其优先对检测器进行匹配，影响跟踪效果。因此该算法为每个跟踪器设定优先匹配权，当跟踪器完成匹配时，为该跟踪器分配最高优先匹配权，相反，若跟踪器未完成匹配，会逐步减小其优先匹配权，当超出设置的最大连续未匹配帧数时，则删除该跟踪器。 DeepSORT算法达不到实时跟踪的效果，主要是因为其特征提取网络速度较慢，因为文章对其进行了创新，将检测网络与该特征提取网络相融合，只需经过一次神经网络即获得检测结果及目标特征图，提高了跟踪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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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实验效果分析 5.1. 实验环境 为使得无人机视频检测兼具准确性和实时性，文章使用了目前检测效果排名前列的检测算法YOLOv5中体量最小的版本YOLOv5s，此外，5G无人机传回高清视频更有助于检测效果的提升。如图6所示是文章使用YOLOv5s算法对无人机在飞行高度约50 m传回分辨率为1920 × 1080视频进行的车辆、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检测。图中绿色框为检测到的对象坐标位置，同时对对象进行分类，分为Car、Truck等类别，并展示检测的置信度。实验中使用了GeForce GTX Titan X显卡以及Intel E5-2620 CPU，系统为Ubuntu 18.04。 5.2. 实验效果及分析 由图6可以看出，由于5G无人机回传视频清晰度高，且YOLOv5s检测算法对小目标检测效果很好，分类准确，满足了无人机对高空小目标检测精度的要求。同时其检测速率大于25 FPS，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文章一开始使用DeepSORT算法对检测得到的车辆进行跟踪，这样得到的检测 + 跟踪效果低于25 FPS，不满足实时性的要求。文章使用改进DeepSORT算法，提高了跟踪的速率。 如图7是文章使用改进DeepSORT多目标跟踪算法进行的车辆跟踪，蓝色方框为检测框，左上的数字为车辆跟踪ID，使用跟踪算法取得车辆在上下帧间的联系。 图6. YOLOv5s无人机视频检测 图7. 改进DeepSORT无人机视频车辆跟踪 改进DeepSORT算法对车辆跟踪稳定，且检测 + 跟踪速率大于25 FPS满足无人机对车辆跟踪实时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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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文章探讨的深度学习的无人机 + 5G公路巡检系统，将无人机与5G、深度学习等相结合，解决了无人机传输距离、时延的限制，同时利用YOLOv5及改进DeepSORT算法进行视频处理，保证了检测和跟踪的准确率和实时性。该系统可以使得公路监控建立起全方位立体监护体系，为公路的交通安全提供切实有力保障，从而达到智能化道路交通管理。对于无人机视频监控处理，文章仅从检测与跟踪两部分对其进行了实验分析，其本身的移动性，对车速计算、停车判别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未来也会就该方面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论文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放课题《5G及多种通信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的融合应用研究》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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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对比分析高血压患者临床治疗中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应用效果及安全性影响。方法：入选为2017年5月~2019年2月期间于本院以高血压为主诉就诊患者，共86例设为研究对象，开展临床对比研究，按照随机数字抽选法将入选人群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组样本容量均为43例。对照组接受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 缬沙坦治疗方案，研究组接受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 缬沙坦治疗方案。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心率、血管舒缩功能指标、血管内皮损伤相关因子，总有效率及药物毒副反应发生率。结果：入院时经临床检查，两组血压、心率、血流动力学指标、生化指标数据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P > 0.05；经临床治疗后，相较同期对照组，研究组血压、心率、血流舒缩功能指标、血管内皮损伤相关因子较对照组均获得显著改善，P < 0.05；两组患者服药后均得到有效降压，且研究组降压总有效率较对照组具有一定优势，但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研究组治疗期间药物毒副反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在高血压临床治疗中的应用，可对患者实现有效降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减少血管内皮损害，且安全性较高，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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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血压是一类以体循环动脉血压异常升高为主要体征的临床常见慢性基础疾病，高血压造成的血管内皮功能损伤可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或肾脏疾病，需通过积极降压降低患者严重并发症风险 [ 1 ] [ 2 ] [ 3 ]。目前对于高血压的控制性治疗主要借助药物手段实现，且随着制药技术的不断发展，高血压药物治疗方案多种多样 [ 4 ] [ 5 ]。苯磺酸氨氯地平既往研究表明其降压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研究拟对比分析高血压临床治疗中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应用效果及安全性影响，特开展本次研究，现将报告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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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7年5月~2019年2月期间于本院以高血压为主诉就诊患者共86例设为研究对象开展临床对比研究，按照随机数字抽选法分组结果将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组样本容量均为43例。 对照组，男/女，23/20例，年龄区间范围48~82岁，平均年龄(65.04 ± 4.29)岁；病程1.4~7.8年，平均(4.63 ± 0.57)年，其中1级/2级/3级高血压，15/22/6例。研究组，男/女，22/21例，年龄区间范围47~82岁，平均年龄(64.53 ± 4.07)岁；病程1.3~7.8年，平均(4.55 ± 0.48)年，其中1级/2级/3级高血压，14/24/5例。研究获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经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后结果无明显差异，即P > 0.05，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患者入院后经临床查体后均确诊，且符合《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2014年修订版)》中高血压相关诊断及分级标准 [ 6 ]；患者及家属均在了解本次治疗研究细则后确认参与研究，签署《知情书》。排除标准：排除病理性高血压者；排除合并严重原发性心脑血管疾病者；排除研究期间自愿脱离者；排除合并严重肝肾功能损伤者。 2.2. 方法 对照组接受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 缬沙坦治疗方案：1)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103356，5 mg/片)口服，起始剂量为5 mg/日，期间可根据患者治疗情况按2.5 mg/周剂量标准增加服药量，最大剂量为10 mg/日；2) 缬沙坦胶囊(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40217，80 mg/粒)口服，1~2粒/日。 研究组接受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 缬沙坦治疗方案：1)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83460，2.5 mg/片)口服，初始剂量为2.5 mg/日，期间可根据患者治疗效果及药物反应，增加剂量至5 mg/日。2) 缬沙坦治疗剂型及方式同上。 两组患者均需连续治疗8周，治疗期间需积极改善生活行为，进行体重管理，限制钠盐摄入等，并养成血压自检及定期复诊的良好习惯。 2.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心率、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生化指标数据变化，治疗效果及药物毒副反应发生率。 血管舒缩功能指标包括血管舒张功能及指尖脉搏容积。血管舒张功能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患者取仰卧位后，将超声探头置于其肘窝处对其肱动脉进行纵向及横向扫查，先探查心脏舒张末期血管内径，15 min后待血管形态复常后，含服硝酸甘油5 min后，检测血管内径后，对血管舒张功能进行测算。指尖脉搏容积采用血管内皮功能检测仪检测。 血管内皮损伤相关因子包括血NO及ET-1，于患者就诊当日及治疗结束后次日，取晨间空腹静脉血3 ml后，分别采用ELISA法及放射免疫法进行检验。 疗效判定指标：显效：经治疗后，患者血压数值较治疗前改善幅度 > 40%，且无线趋近复常，基本稳定；有效：患者血压数值较治疗前改善幅度在20%~40%内，且基本稳定；无效：未达到上述治疗指标者，且药物毒副反应明显 [ 7 ]。 2.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的各项数据中，血压、心率、血管内皮功能指标及生化指标均为连续型变量资料，用( x ¯ ± s )表示，t检验，治疗效果及药物毒副反应发生率均为定性资料，用(n， %)表示，x 2 检验，且数据均由SPSS23.0统计学软件统计分析，结果P < 0.05且差异显著时，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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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血压、心率指标对比 入院时经临床检查，两组血压、心率指标数据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P > 0.05；经临床治疗后，相较同期对照组，研究组血压、心率指标数据较对照组均获得显著改善，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indicators ( x ¯ ± s 组别 时间 心率(次/分钟) 血压(mmHg) SBP DBP 对照组 治疗前 78.24 ± 8.53 165.42 ± 8.91 96.72 ± 7.41 治疗后 74.61 ± 5.14 142.16 ± 4.32 87.64 ± 4.22 研究组 治疗前 78.47 ± 8.49 165.07 ± 9.24 96.55 ± 7.36 治疗后 70.05 ± 4.89 131.43 ± 4.26 82.08 ± 4.13 t后 -- 4.2148 11.5971 6.1746 P后 -- 0.0001 0.0000 0.0000 表1. 血压、心率指标对比( x ¯ ± s ) 3.2. 两组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生化指标对比 入院时两组血流动力学指标、生化指标数据对比无显著性差异，P > 0.05；经临床治疗后，相较同期对照组，研究组血流动力学指标、生化指标数据较对照组均获得显著改善，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 x ¯ ± s 组别 时间 血管内皮功能指标 生化指标 PAV (m/s) FMD (%) ET-1 (ng/L) NO (μmol/L) 对照组 治疗前 0.85 ± 0.17 5.43 ± 1.62 70.53 ± 24.36 51.02 ± 15.73 治疗后 1.06 ± 0.23 6.87 ± 2.02 64.31 ± 14.72 58.92 ± 16.78 研究组 治疗前 0.84 ± 0.19 5.47 ± 1.57 70.28 ± 23.89 51.23 ± 15.98 治疗后 1.29 ± 0.25 7.86 ± 2.27 52.87 ± 15.46 71.24 ± 23.54 t后 -- 4.4398 2.1364 3.5142 2.7946 P后 -- 0.0000 0.0356 0.0000 0.0064 表2. 血管内皮功能指标、生化指标对比( x ¯ ± s ) 3.3.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对比 两组患者服药后均得到有效治疗，且研究组治疗效果较对照组具有一定优势，但对比无明显差异，P > 0.05。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rapeutic effects (n，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3 16 22 5 88.37 (38/43) 研究组 43 19 22 2 95.35 (41/43) x 2 -- -- -- -- 1.3996 P -- -- -- -- 0.2368 表3. 疗效对比(n， %) 3.4. 两组患者毒副反应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治疗期间药物毒副反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4。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toxic and side effects (n， % 组别 头痛 水肿 胸痛 乏力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 3 2 2 25.58 (11/43) 研究组 2 1 0 0 6.98 (3/43) x 2 -- -- -- -- 5.4603 P -- -- -- -- 0.0194 表4. 毒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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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高血压作为临床治疗中较为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基础疾病，致病诱因复杂，且无法根治，而随着对高血压疾病临床研究的深入，大量研究数据表明 [ 8 ] [ 9 ] [ 10 ]，血管内皮舒张性功能障碍是引发高血压的一类主要诱因，且随着高血压所致血流动力学指标异常的加剧，可逐渐增加对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损伤影响，从而与高血压病情相互影响，相互加剧，导致患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性不断加剧，故需及时予以患者针对性治疗，通过对其血流动力学指标及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善，逐渐降低疾病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入院时经临床检查，两组血压、心率、血流动力学指标、生化指标数据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P > 0.05；经临床治疗后，相较同期对照组，研究组血压、心率、血流动力学指标、生化指标数据较对照组均获得显著改善，P < 0.05；两组患者服药后均得到有效治疗，且研究组治疗效果较对照组具有一定优势，但对比无明显差异，P > 0.05；研究组治疗期间药物毒副反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分析原因：苯磺酸氨氯地平是临床中较为常用的高血压治疗药物，其主要成分为具有慢通道阻滞作用的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药物成分在进入人体后可经钙离子通道，进入心脏平滑肌及心肌细胞内，实现对上述细胞中钙离子的选择性抑制，从而起到舒张心内血管及心肌的作用，增加血管内血流容积，从而起到改善患者血压，降低血管内皮损伤的作用 [ 11 ] [ 12 ]，在临床中多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剂(缬沙坦)类药物联合应用，借助其药物所含有的血管紧张素与心脏组织内各种组织细胞膜上特异受体结合，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血压调节机制，从而实现苯磺酸氨氯地平治疗效果的辅助提升，有效缓解患者病情 [ 13 ] [ 14 ]。但随着高血压疾病治疗研究的深入，有学者 [ 15 ] 指出苯磺酸氨氯地平对于原发性高血压岁具有良好治疗效果，但其中所含有的左旋体及右旋体成分中，对于心脑血管功能保护主要发挥作用的是左旋体成分，使得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药物便在现有制药基础上，从苯磺酸氨氯地平中所拆分出来，故在临床实际治疗应用中，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的应用，则可在苯磺酸氨氯地平类药物原有的心脑血管功能改善的基础上加强对心血管功能的有效保护，使患者血管内皮功能得到有效保护及提升，进而使血管舒张效果得到有效提升，增强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情况 [ 16 ] [ 17 ]，在缬沙坦药物作用辅助下，进一步实现对患者病情的有效改善。在实际研究中指出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在进入人体后需经肝脏进行广泛性代谢，其中10%药物成分以原药形式排出体外，剩余60%部分则需在人体代谢后经尿液排出，终末消除半衰期时间较长，故药物成分易在人体易积累，引发毒副反应，且药物用量较大，而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在人体药代方式与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虽相同，但其服用剂量相对较低，且终末消除半衰期时间较短，故大部分成分可经人体代谢顺利排出，患者毒副反应情况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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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在高血压临床治疗中的应用，可实现对患者症状的有效缓解，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减少血流动力学损害，且安全性较高，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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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我国自从2004年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文件，产品召回制度经历了从部门规章上升到法律法规，从特别产品普及至普通产品的发展进程，制度体系逐渐完善。尤其是针对汽车产品、消费品等召回管理办法的陆续出台，使产品召回的数量和次数大幅提升。但是在实践中仍暴露出许多问题，说明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还有许多不足，亟待进一步在法律上加以完善。为了能更好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本文以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为研究对象，结合两则案例分析其不足，试图提出可行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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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于2004年被我国引入。我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我国于2018年上半年共召回了一百零九次缺陷汽车产品，三百五十二次缺陷消费品，共计约五百万辆汽车，三千六百多万件消费品。其中，有三百零四次都是在监管部门的调查下开展的，占总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五。” [ 1 ] 这表明，目前的召回活动大多数都是在监管部门的督查下进行的。例如，2018年6月，在药监局报道森田面膜检测不合格后，森田方才发布召回通知。若不是监管部门的督促和报道，消费者将继续使用这些缺陷产品，这会给消费者的人身和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与此同时，召回程序的不健全，例如通知不及时、不到位等，都将导致消费者长期处于潜在危险中。这表明：虽然缺陷产品召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不够健全完善，对该项制度进行优化构建在我国已然是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虽然已制定了一系列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法规，但还不健全，面对缺陷产品时，因现有解决途径少，消费者较难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本文选择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现状提出完善该制度的措施，并从法律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完善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更加全面有效地维护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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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概述 2.1. 缺陷产品召回的概念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召回进行了界定：“商家通过要求购买者退还缺陷产品来实施修理或更换。” [ 2 ] 吴兴光也对此作出了定义：“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在知晓产品可能存在引发购买者人身安全的问题后，依法报告，发布收回产品的通知并对其进行免费修理或更换，从而消除隐患。” [ 3 ] 前者大体描述了过程，较宽泛，后者更为具体详细。 美国最早提出缺陷产品召回这一概念，是在1966年出台的《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中。而我国是在2004年出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才首次提出这个概念。 在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此界定：“商家对已被消费者购买的汽车通过一些措施来消除隐患，就是召回。” 1 我国《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也做出了界定：“商家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产品隐患或风险，就是召回。” 2 两者都是对各自所规范的具体商品种类进行规定，后者范围更广。 根据以上定义，笔者认为，可以将缺陷产品召回理解为：商家发现产品可能出现某些缺陷问题时，应立刻向监管部门备案召回计划，通知购买者进行协调处理，采取措施收回产品，并进行更换、修理的活动。 2.2. 缺陷产品召回的特点 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为了用最小化的资源成本，维护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认为缺陷产品召回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1) 法定性。召回活动是在法律的规范和指导下开展的。法律法规对主体、对象、途径、流程以及义务等相关内容都进行了明文规定。目的主要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消费者的侵害和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生产经营者不依法行事、不履行法定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处罚。 2) 主体广泛性。包括义务主体、保护主体和实施主体。因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生产商、经销商等与产品盈利相关的都是义务主体，一旦发现产品有缺陷，这些主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召回产品。因产品都是批量生产、广泛流通的，不可能只有一个存在缺陷，购买者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一旦出现问题损害的将是许许多多消费者的利益，这些消费者都是保护主体。在召回实施过程中，除了商家是最直接的实施主体需要履行义务实施召回，还需要有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消费者的反馈配合等，他们都是实施主体。 3) 批量性。缺陷产品之所以会被称为是缺陷产品，首先它要在数量上满足一定条件。若只是个别的产品有缺陷，只需要个人通过产品售后即可维护自身利益，且这种缺陷往往都是各自不同、问题各有差异，此时启动召回程序费时费力、毫无意义。只有当一个型号、一个批次的所有产品都存在共同缺陷时，召回程序才有必要启动。因此缺陷产品召回具有批量性，其针对的是整个批次的所有产品，而不是个别产品 [ 4 ]。 4) 预防性。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往往在产品出现问题或者对自身利益造成一定损害后，才会采用救济途径让商家做出赔偿、补救。然而在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中则是不同的。缺陷产品召回，不要求必须有损害结果发生，只要产品存在不合理危险、符合应当召回的要求，不管是监管部门调查发现或者是商家主动发现，一旦发现就应该立即启动找回，并通过退赔、修理等方式尽可能避免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 5 ]。 5) 公示性。公示是贯穿召回程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向监管部门备案召回计划后，商家必须将召回信息进行公示，使得消费者能尽快获取信息，配合召回，提高召回效率，最大程度减少损害。同时，商家还应公示召回的进度和召回的结果，让消费者能及时清楚地知道产品的情况。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商家可以通过各种多元途径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公布，让公众广泛、快速、有效获取信息。因此具有公示性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