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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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计算无阻力无初速度的最速降线 利用上述方法，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为 时，用遗传算法对无阻力无初速度的最速降线问题进行求解，并与变分法的解析解和文献 [ 5 ] 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图1。 而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分别为 ， ， 时，分别用遗传算法和变分法两种方法算出的计算无阻力无初速度的最速降线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使用贝塞尔曲线进行编码，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的结果与变分法的解析解(理论计算结果)几乎重合，略优于用粒子群算法计算得出的结果。说明了遗传算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因此，可以进一步推广计算考虑阻力的情况。 3.2. 考虑粘滞阻力的最速降线 3.2.1. 计算结果与文献对比 用上述遗传算法程序计算了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为 时，粘滞系数m分别为0，0.5，1.0， 图1. 用遗传算法，变分法，粒子群算法得出的最速降线的解 图2. 用遗传算法和变分法得出在不同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1.5时的最速降线问题，并与文献[ 1 ] 和文献[ 2 ] 的结果分别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3。 而当粘滞系数m分别为0，−0.5，−1.0时，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 由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我们用遗传算法计算考虑粘滞阻力情况下，最速降线的结果与文献[ 1 ] 用变分法得出的结果几乎重合，甚至在粘滞系数为负(此时表现为动力)时，也与变分法的结果没有差别。说明了我们计算结果的准确性。然而，将计算结果和文献[ 2 ] 比较时，发现了值得注意的偏差。 图3. 用遗传算法和变分法得出在不同的正粘滞系数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图4. 用遗传算法和变分法得出在不同负粘滞系数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图5为给出了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为 时，初速度 时，粘滞系数m分别为0，0.2，1.0，2.0时，文献[ 2 ] 变分法和本文遗传算法计算的最速降线，图6给出了文献[ 2 ] 与本文相应结果的比较。 由图5可知，随着粘滞系数的增大，文献[ 2 ] 计算的最速降线在粘滞系数较小时先变得比没有阻力时更凹，当粘滞系数增大到一定时，再重新变直。然而，本文遗传算法计算的最速降线却并没有出现先变凹再变直的过程。其中，在 (没有阻力)时和 (粘滞阻力较大)时，我们计算的结果和文献[ 2 ] 图5. 用遗传算法和文献[ 2 ] 中的变分法得出在不同的粘滞系数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图6. 用遗传算法和文献[ 2 ] 中的变分法得出在不同的粘滞系数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的结果几乎重合； 时，我们计算的结果和文献[ 2 ] 的结果有微小的误差；而当 时，我们计算的结果和文献[ 2 ] 的结果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下面我们将对这个偏差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3.2.2. 本文计算结果和文献[ 2 ] 在m = 0.2时不一致的问题 为了检验两个计算结果哪个更符合最速降线的定义，我们编写了一个程序。输入一条曲线，并设定初始条件为：下滑初速度 ，粘滞系数 (根据文献[ 2 ] )，就可以计算出物体沿这条曲线下滑全程所用的时间。 为了检验该程序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我们输入一条直线，得到单位质量的物体下滑所花时间为2.02562秒，而理论计算结果是2.02563秒，两者间的误差小于0.005%，所以，可以认为这个检验程序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就用这个程序，分别对文献[ 2 ] 中的计算结果和用遗传算法得到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图7给出了当 时，文献[ 2 ] 和本文遗传算法得到的最速降线(实线表示)，以及利用贝塞尔曲线产生的与之邻近的两条参考降线(虚线表示，即略凹的线与略直的线)。 用上述程序计算沿图7两种情形计算得到的最速降线，以及相应邻近降线下滑的时间列于表1中。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当 时，物体沿文献[ 2 ] 中的最速降线下滑所用的时间比沿遗传算法得到的最速降线下滑时间长。另一方面，物体沿文献[ 2 ] 中最速降线附近略直线下滑的时间比其最速降线下滑的时间还要短，这显然意味着文献[ 2 ] 计算的“最速降线”存在着疑问。而沿遗传算法计算出来的最速降线下滑，所需的时间既比略凹的线短，也比略平的线短。所以，当 时，我们遗传算法计算出来 图7. 文献[ 2 ] 和遗传算法计算的最速降线(实线)与邻近降线(虚线)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olutions of the brachistochrone problem by two methods and their neighbor 物体下滑曲线 文献[ 2 ] 结果/s 本文结果/s 略凹的线 1.89353 1.87986 “最速降线” 1.88602 1.87892 略直的线 1.88220 1.88237 表1. 沿图7给定的最速降线以及相应邻近降线下滑的时间 的降线更有可能取得泛函的极值，也就是这种情况下的最速降线。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文献[ 2 ] 中所述的“当粘滞阻力系数比较小时(例如， )，和无粘滞阻力时相比，最速降线的弯曲程度增大而变凹”这个结论不妥。遗传算法计算的结果显示，随着粘滞阻力系数的增大，最速降线的变化趋势应该是一直趋于变直的，而没有先变凹的过程，这一结论是与文献[ 1 ] 是一致的。 3.3. 计算考虑摩擦阻力的最速降线 关于考虑摩擦阻力的最速降线，文献[ 3 ] 和文献[ 6 ] 分别用变分法以及计算机进化算法求解，而文献[ 4 ] 的研究未考虑向心力的影响，在此不作讨论。将我们的计算结果与文献[ 3 ] 和文献[ 6 ] 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均较为吻合。图8 比较了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为 时，摩擦系数 分别为0，0.2，0.4，0.6，0.63时，遗传算法与文献[ 3 ] 的变分法得到的最速降线。 图9比较了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为 时，摩擦系数 分别为0，0.05，0.1，0.15，0.17时，遗传算法与文献[ 3 ] 的变分法得到的最速降线。 图10比较了当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之比为 时，摩擦系数 分别为0，0.1，0.2，0.3，0.4时，遗传算法与文献[ 6 ] 的变分法得到的最速降线。 通过以上三组计算结果的比较，我们发现遗传算法的计算结果无论是与文献[ 3 ] 用变分法推导得出的结果，还是与文献[ 6 ] 用计算机进化算法优化得出的结果相比，都几乎完全一致。与考虑粘滞阻力的情况类似，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大，最速降线也趋于变直。 图8. 用遗传算法和文献[ 3 ] 中的变分法得出在不同的摩擦系数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图9. 用遗传算法和文献[ 3 ] 中的变分法得出在不同的摩擦系数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图10. 用遗传算法和文献 [ 6 ] 中的进化算法得出在不同的摩擦系数时的最速降线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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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我们通过用贝塞尔曲线的方式简化了曲线的编码，用遗传算法来对曲线进行优化，最终算法收敛得到无阻力无初速度、考虑粘滞阻力、考虑摩擦阻力三种不同情况下的最速降线。 其中，无阻力无初速度的最速降线的计算结果与解析解完全重合，并与粒子群算法得到的结果一致。在考虑粘滞阻力的情况下，本文的计算结果与文献[ 1 ] 的结果非常一致，但在与文献[ 2 ] 的比较中发现，在粘滞阻力较大时，与其结果非常接近，而在粘滞阻力较小时有较大出入。针对粘滞阻力较小时( )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本文的计算结果更可靠，证实了随着粘滞阻力系数的增大，最速降线有一直逐渐变直的趋势。对于考虑摩擦阻力的情况，本文的计算结果与文献中用变分法[ 3 ] 或进化算法[ 6 ] 的结果均非常吻合。结果表明，随着摩擦阻力系数的增大，最速降线也有逐渐变直的趋势。 综上，我们使用遗传算法求解最速降线问题的方案是可行的，并且只需对算法的模型作少许改动，就可以考虑多种因素情况下的求解，相比用传统的变分法求解要方便快捷，是一种非常理想的，适合统一解决最速降线问题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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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主要得益于现代性力量的增长、科技力量的推动和和文化体制改革释放的市场空间。科技与文化、经济的互动构成了现代中国文明演进、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文化和经济日益紧密结合，促进了当代中国资源共享性的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当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形态依据形成要素与产业特征，大致可以分为高新技术导向型发展模式、文化艺术导向型发展模式及文化消费导向型发展模式等类别。由于不同的区位因素，东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同。然而，产业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却是相同的。鉴于文化制度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公共文化管理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体制创新发展，是加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融入世界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潮流的必要步骤。 关键词 :文化产业，产业形态，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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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背景、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和演变为基础形成的，以文化为基础、以创造为核心、以思想为动力、以科技为手段，具有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基于对娱乐时代、体验经济、服务经济与知识经济等现实语境的回应，文化、科技与经济的多重互动已形成了我国文化产业形态发展演进的动力因素。目前，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主要得益于现代性力量的增长、科技力量的推动和文化体制改革释放的市场空间。由知识集聚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已逐步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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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文化产业生产模式的形态演进 在全球化语境下，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资源整合，文化产业己经形成了改变世界产业结构、文化格局与制度机制创新的新经济浪潮。分析文化产业生产模式的形态演进需要从文化、科技、信息、产业政策等多个角度来理解。 1) 在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现代性因素锲入，文化理念、交往秩序、个性特征构成了社会实践层次上有规则的博弈。 理念内核是文化产业的灵魂。文化产业源于文化又高于文化，是对文化资源和文化理念创造性的开发与整合，是文化对社会经济创造性的深入发掘和拓展，是对生活全方位的影响和渗透[ 1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消费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以同乡会、行会、宗族、家族为单位的集团购买和集团消费是其重要特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程度较低，缺乏个人权利和批判精神。” [ 2 ] 现代性的出现使公共领域的文化价值导向由自上而下的宣扬教化转向平行式的感化、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强调使社会、文化形态均出现了裂变。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公共文化生活领域等同的“社会生活情境”划分为三种类别：文化、社会和个性。文化是从社会历史中继承下来的知识储备；社会是一种合法的建立在集体行为之上的交往秩序；个性是个人或集体特有的性质。文化、社会、个性成为一种有规则的博弈，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的互动交流。随着文化生产力的增长，文化的发展进程表现出与社会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体社会化的进程相一致的特点。凸显个性、追求自由独立、个人价值需求的思潮突破了思想层面的束缚，成为与国家意识形态并行的主流思潮。随之而来的公共文化空间价值论的拓展，大众的俗文化的广泛传播不断解构原有的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其核心便是关注自身、关注现实。在公民社会、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成为了文化产品生产的主要目的。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因素锲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也不断推动着人们获取新知的步伐。文化理念、交往秩序、个性特征构成了社会文化实践层次上有规则的博弈，为文化创新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信息革命改变了既有的文化格局，确立了现代性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 技术的现代性与人类解放思潮的现代性是两种孪生的力量，科技的进步持续支持和推动者大众文化的扩散与流行，科技与文化、经济的互动构成了现代中国文明演进、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在内容产业中，以高科技为内核的传播方式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偏好。梅罗维茨(Meyrowitz)认为现代性的传媒方式、信息资源的可传达性使得被精英阶层独占的文化资源为每个社会受众自由地获得、享有。由此，流行文化的叙事主题、演播风格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范式 [ 3 ] 。斯诺(Snow)曾认为，当代社会公众普遍认同媒体所传播、反映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的流行文化实际上就是媒体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由上下互动的双向传播与信息反馈使现代传媒网络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域，电视、广播、网络为传播载体的核心文化层中居核心位置，辐射和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地方文化、城市文化为代表的亚文化圈由于社会等级差异的存在持久而广泛地发挥作用。社会公共文化空间接纳、糅合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识形态与话语表达，重塑了意识形态类别，以社会分层为特点的“阶级”文化逐渐被媒体文化所覆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也正在逐渐消融，文化生产与消费成为了时代的强音。新的文化范式的重塑也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格局。 在当代中国，信息革命的浪潮逐步改变既有的文化格局，凸显了信息技术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的领军作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创意活动为主线，将信息、技术及各种文化资源融合渗透到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价值链环节，打破了传统产业界限，延长了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与产业链条，拓展了传统产业的市场空间，并不断地实现产业升级。 3) 介于国家宏观层面和微观经济结构之间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大，文化和经济日益紧密结合。 欧盟委员会进行的关于欧洲文化经济的研究《欧洲文化经济(The Economy of Culture in Europe)》，认为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相辅相成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媒介的影响力，而内容产业也极大地依赖于信息工程的升级换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后共同反哺当地的经济。文化要素与信息、管理要素相融合形成文化资本，政策和智力支持引擎力的带动作用下，实现了当代经济与文化的功能组合，在此过程中“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是同步的。它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文化经济的形成经历了由文化与经济的分离式向渗透式的转换过程(1949~1980)、由文化与经济的渗透式向文化经济的融合式的转换阶段(1997~2000)、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式向和谐式的转换过程(2000~至今)等三个阶段 [ 4 ] 。文化与经济要素的分离式与融合式的并存在我国表现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两极，其载体分别为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和市场上流通竞争的文化企业。双轨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文化管理自上而下、同权分隔的体制规范和市场力量的增长和不断渗透，是具备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体制和市场经济互动的结果。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了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支持”阶段，政府也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并大力支持其快速扩张、集群发展，特别是在十八大报告中被提到了新的高度，确立文化产业在2020年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通过调动政府与市场两大机制进行文化资源配置，将经济理性、产业选择和资本逻辑重新建构，形成事业化和产业化双轨路径，是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宏观文化体制博弈格局的全新建构，也是协调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形成的文化资源配置方式 [ 5 ] 。 4) 联结经济(economies of connection)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经济领域的主要形态，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彰显。 当代文化产业在资源分配的实践层面上，建构了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溢出各环节环环相扣的制度运行模式。宏观文化秩序的规范运行迫切需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与共赢，联结经济作为一种超越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共有要素的多重使用、多种经济形态的相互联结，适应了时代的需求。特定区域范围内的联结经济体现为文化产业的集群。文化产业集群的概念是由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文中阐发的。文化产业集群从概念上讲，是文化产业领域中联系紧密的文化单位及相关支持性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并通过协同作用形成区域范围内、具备竞争优势的一体化发展产业链。“聚集经济是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形式，一方面是因为聚集经济的外部性使集聚效应可以扩展到区域经济的所有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聚集经济本身的自组织特征” [ 6 ] 。它的内在机制是，由于文化产业的是一个具有创新发展的确定性内涵同时，又拥有多维度、多层次的富于包容力、开放性和可扩展性的特性，这就内在地决定了其产业发展具有空间形态集聚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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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分析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各国积极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不失时机地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竞相采用当代高新科技手段和文化成果，力求在更高层次的文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并千方百计保护本民族文化产业。随着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加大。从文化产业的绩效来分析，相对于英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国内文化产业形态存在着空间分布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根据2004年至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十年发展状况分析得知，我国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体系；文化生产及再生产在文化产业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文化产业区域发展呈现东部领先、中部追赶、西部快跑的梯度发展态势 [ 7 ] 。 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学派保罗·克鲁格将空间经济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区域专业化发展的现象。高势位的文化经济共同体——文化产业集群具有聚集和吸引的功效，对信息、科技、文化要素进行集结，在相关产业业态及上下游产业之间产生互动的经济链锁，从而形成地区与个体差异。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往往具备由地域因素形成的外生比较优势，包含自然资源禀赋、人文习俗等，以及知识资源集聚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从文化产业的地理空间来看，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处于由多核向轴带状阶段过渡的阶段，文化产业以内容创意、交易传播为主。中西部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上处于多核孤立阶段，但由于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再加上政策推动力度大，文化产业发展的程度依然较高，以文化休闲娱乐和消费性文化产业集群为主体。依据形成要素与产业特征，我国的文化产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发展模式。 1) 高新技术导向型发展模式 高新技术导向型发展模式依托科技的带动作用，广泛利用高新技术的产业优势，发展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新兴产业，通过将文化、创意引入产品内涵之中，依托科技创新推动科技与文化的协同发展，融合带动相关产业。该模式主要分布在创意设计类与影视传媒类创意产业部门，尤以信息技术开发、动漫及网络游戏、数字传媒最为典型。如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天山软件园、深圳怡景动漫基地、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基地、北京CBD国际传媒产业集聚区等科技园区发展利用的模式。它与信息技术变革和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关，信息技术的变革为文化产业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使高新技术的不断展现出新的创意产业亮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式来形成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依托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高新技术导向性发展模式一般分布于东部及沿海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2) 文化艺术导向型发展模式 文化艺术导向型模式是依托当地人文资源，以文化艺术的生产、营销、消费为主导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代表性的实例有通州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深圳田面设计之都创意产业园、深圳大芬村等为代表的文化艺术密集区等。它意味着在时代条件下，文学艺术的创作走向文化产业化，不论对于文化艺术自身而言，还是文化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该模式依托地方的文化氛围与艺术创意环境，创新能力及艺术产业化能力较强，并会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当地传统的历史文化，在建设上更加注重景观创意化、环境生态化。通过创意设计与整体规划，文化艺术导向型发展模式已不断发展成为了集艺术创作与生产、文艺演出、旅游观光、民间工艺展示于一体的创意产业聚集模式。 3) 文化消费导向型发展模式 文化消费导向型发展模式是依托文化艺术市场和商业中心消费市场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消费模式。它以独特的文化资源、消费方式、创意理念为核心吸引人流、商流、资金流，带动区域内配套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体现为以休闲旅游加娱乐体验、文化消费的方式发展当地经济。例如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集聚区、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武汉楚河汉街景区、湖北十堰的太极湖景区、云南丽江古城以及东部上海的同乐坊、深圳的金三角等就为文化消费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典型。这些区域集中了大量娱乐中心或商业中心、金融中心，提供观光旅游、创意设计、休闲娱乐、养生度假等个性化服务和高端服务。一般它的聚居区规划设计得相对完善，也相应地成为了消费者、旅游者相对集中的地方。从文化产业的空间格局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形态多为以自然地理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集聚的文化消费导向型模式，但同样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由于不同的人文地理因素、政策因素、环境因素、文化体制因素，东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通过政府主导和产业政策的支持，无论是以科技信息还是文化资源等要素为推动力带动下的文化产业，都取得了良好的收益。实际上，由于文化、科技、信息各种资源的优势组合及高度融合，形成了文化产业的新经济形态链条，包含信息经济的数字化产业、形象经济的艺术文化产业、宗教经济的旅游业、休闲经济的文化娱乐业、符号经济的传媒产业、会展经济的都市制造业、人文经济的教育产业等等，各种形态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态并不能截然区分。文化产业由于各种力量的拉动，逐步演化成了重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量形态，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博弈体系中的构造性元素。其中，产业政策支持对文化产业的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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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走向 在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各国的产业实践已不断证明，文化体制作为制度的一种类型，其战略性的发展策略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文化经济，决定着文化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绩效。2011年，Stuant Cunningham对软创新(Soft Innovation)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从创新、学识、政策等方面来推动，其中公共政策的影响较大。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机制以及行为规范等机制的信息反馈推动者公共管理创新，与文化产业模式的发展是互动的。 文化产业的战略性重组，是文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求，应从宏观总体上把握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性出场”。文化、信息、技术诸要素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全球化思维，区域化运作 [ 8 ] 。对国内市场而言，完善文化产业集群和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策略，需要政府遵循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规律和特色，制定出卓有成效的发展规划，集中社会各业界、各阶层的力量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近年来，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区域协作，注重差异化和错位发展，体现了战略支撑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2015年，统筹实施的“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为“三个支撑带”，体现了区域协作发展的重要性，形成了国际化视野下的高层次区域开发战略。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及制度变迁决定着特定时期的经济绩效 [ 9 ] 。因此，不断改革与完善文化体制，是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途径，同时它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产业融入世界文化链条，应在切实把握民族文化精华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把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加以提炼和输出，变成世界性的共同资源。完善文化产业服务体系，优化文化生产、传播体系，善文化产业服务体系，优化文化格局是文化生产全球化与资源配置国际化的步骤，也是为推动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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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老年人摔倒现象，将MMA7260加速度传感器运用到老年人跌倒检测系统中，通过步态特征提取方案，经数学运算得出相应的位移、速度值，从而实现传感器网络节点的信息采集与数据分析工作，将老人的身体状况实时告知监护人。 关键词 :MMA7260，加速传感器，跌倒检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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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据权威调查，我国公共养老服务不足，而老龄化又不断上升，因此，针对老龄人员摔倒问题，设计一种检测装置，将老人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摔倒现象及时报告给子女，一方面可以减轻社会和子女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现有的对老年人的活动信息采集及摔倒检测技术可分为三类 [ 1 ] [ 2 ] ：1) 基于视频的摔倒检测技术：使用范围受到限制，只能对固定空间范围实现摔倒检测。2) 基于声学的摔倒检测技术：由于精度不高，一般作为辅助的检测方法。3) 基于加速度传感器的摔倒检测技术：可实时监控人体活动，不受限制，因此多数采用此方法来检测老年人摔倒。 本文针对老年人摔倒这一现象，运用Freescale公司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来提取老年人的步态特征测量老年人的步态信号，并对信号进行采样，将信号传输到存储器，进而及时发送到女子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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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MMA7260加速传感器简介 MMA7260的功能如图1所示。X、Y、Z三个相互垂直方向上的加速度由G-Cell传感单元感知，经过容压变换器、增益放大、滤波器和温度补偿后以电压信号输出。 MMA7260设计稳定，防震能力强，模块的尺寸为23 × 26 mm，供电电压为3.3~8 V，通过拨码开关选择灵敏度，±1.5 g/2 g/4 g/6 g。灵敏度高，在1.5 g量程下为800 mV/g；低的功耗，工作时电流为500 µA，休眠模式下为3 µA；低的通滤波器具有内部信号调理功能。 MMA7260芯片应用广泛，根据需要，人体跌倒检测适用的是1~2 g的级别。MMA7260三轴加速传感器主要检测物件运动和方向，根据物件的运动和方向改变输出信号的电压值。各轴的信号在不运动或不被重力作用的状态下(0 g)，其输出为1.65 V。如果沿着某一个方向活动，或者受到重力作用，输出电压就会根据其运动方向以及设定的传感器灵敏度而改变其输出电压。用单片机的A/D转换器读取此输出信号，就可以检测其运动和方向 [ 3 ] [ 4 ] 。 MMA7260功能说明如下： 1) X，Y，Z——加速度传感器三轴模拟量输出； 2) g-Select1，g-Select2——灵敏度量程选择，设置方法见下表： 3) MODE——使能设置，高电平加自此端口模块工作，低电平则休眠； 4) 3.3V，5V——模块供电端，可直接通过3.3 V端向模块供电，也可通过5 V后通过模块背面的3.3 V稳压器向模块供电； 5) 采用了信号调理、单级低通滤波器和温度补偿技术，并且提供了4个灵敏度量程选择的接口和休眠模式接口。 G-Cell传感单元物理模型如图2所示，由一对挠性轴支撑极板及中间极板上的检测块组成，且极板构成了两个背对背电容，当系统受到加速度冲击时，检测质量块所附属的中间极板就会偏离无加速度时的位置，因为中间极板到固定极板的距离发生变化，电容值随之改变，经过容压变换，增益滤波和温度补偿后以电压信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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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系统构架分析 造成跌倒的因素有很多，老年人摔倒最主要的因素是身体失衡，根据这一原因设计跌倒探测器系统，该系统主要由中央处理器、加速度传感器及通信模块组成，根据需求，由中央处理器采集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将分析得到的身体姿态信息及报警信息进行发布，通过通信模块按协议进行发布。系统原理构架如图3所示。 图1. MMA7260内部结构功能框图 图2. G-Cell传感器物理模型 加速度采集模块是基于MMA7260三轴加速度的传感器，通过采集人体跌倒时的加速度，然后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输出，信号经中央处理器模块转换成数字信号，并通过芯片跌倒检测算法的分析与计算，检测使用者是否跌倒，如跌倒便报警。 拨码开关的最高位用来控制程序的整体功能。若该位为0，则为跌倒监测模式，此模式状态，可实时检测老人的身体位置，判断是否跌倒，不去向存储器存储数据。为1位时，处于实验模式，将人体发生的加速度的数据记录下来并进行存储，供实验数据分析用。 当中央处理器模块探测到有跌倒发生时，通过CDMA模块gpsOne定位，取得定位数据并将消息数据发送到控制中心，实现对跌倒目标的跟踪。选择体积小、功耗低的CDMA模块，可保证传输可靠，数据定位准确。 中值滤波、低通滤波以及卡尔曼滤波都是以前最常用的去除噪声方法，在不同的场合选择也有所差异。本设计中它采用卡尔曼滤波的方式，通过其直观的时域语言，只需有限的观测数据及简单的递推算法，即可过滤噪声产生的毛刺信号，还可以推广到非平稳随机过程，便于计算机进行实时处理。选取的向后跌倒时Y轴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并通过Matlab软件分析。系统的硬件设计中，为避免模拟量输出受数字噪声的干扰，设计时，信号通道上加RC滤波电路。考虑到阻抗匹配，实际电路选用电阻为1 k，电容为 。如图4所示。 根据跌到探测器的需求分析，具体的实现方案设计采用如图5所示的架构。该架构基于高性能、低功耗单片机——MC9S08QG8，通过获取加速度传感器的采集信息，经分析和计算后实现跌到探测及报警 图3. 系统构架图 图4. MMA7260外围连接图 图5. 无线传感器节点结构图 等项功能。 跌倒为无意识状况下由站立平坐姿态向躺倒姿态的转变。跌倒发生时，通过X、Y、Z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值变化来作为判断跌倒的重要参考依据。 跌倒检测技术主要分为三类[ 3 ] ：基于视频的跌倒检测系统，基于声学的跌倒检测系统，基于穿戴式传感器的跌倒检测系统。由于基于穿戴式传感器的跌倒检测系统不会受到检测地点的限制，所以基于穿戴式传感器的跌倒检测系统比基于视频或声学系统更适合应用于跌倒探测器。基于穿戴式传感器的跌倒检测系统将微型传感器嵌入了可穿戴的设备，系统实时监测人体的活动，当人体的运动参数发生改变时，通过算法判断是否发生了跌倒。目前，判别是否发生跌倒的方法主要有判断阈值的方法和利用模式识别的方法。本设计采用判断阈值的方法。跌倒过程中，对象的加速度、速度和位移三种矢量均发生了变化，通过一定的方法，对使用者的跌倒状态进行建模并提取对象的加速度特征，就能够利用此参数对使用者的身体姿态进行分析。 加速度采集模块采用飞思卡尔的MMA7260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芯片，实现人体三轴向的加速度数据变化的采样。采用带有电池电量检测、人机交互的液晶显示和按键操作等功能的单片机外围电路，如果老人发生跌倒时，通过CDMA模块将信息进行传输，再由中央处理器完成跌倒的算法分析，通过CDMA中的gpsOne定位功能，获取人体跌倒的具体位置，并且将该信息通过CDMA网络发送到应急处理中心。 一套完整的系统需要硬件和软件相互协调来完成，软件部分可以实现系统的主要功能，本系统的软件设计中，根据跌倒检测系统的设计要求，软件系统要具备串口通信(主要是系统硬、软件的连接部分、实时接收数据，并根据要求把数据转换成可用的形式)、跌倒检测(根据采集到的加速度数据，经过预处理和跌倒检测算法判断是否发生跌倒)和报警处理等功能(若发生跌倒，通过报警处理功能弹框报警)。跌倒系统软件工作流程如图6所示，系统软件主要实现5方面的功能，即：监控各单元的工作状况、对加速度进行实时采集、人机交互功能、跌倒检查功能以及报警处理功能。通过串口，从网关获取采集信息，完成初始化后，通过上位机实时接收数据，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值转换、去噪及滤波等，由探测器检测算法判断老人是否跌倒，如跌倒便报警。 1) 串口的初始化：主要用来对各个硬件端口和传感器进行初始化设定相应的功能位，读取拨码开关的读数，并对程序阈值作一定程度的修改[ 5 ] 。 2) 数据接收：初始化完成后，数据采集节点开始釆集数据，通过网关节点和串口连接，上位机进行实时数据接收。 3) 数据预处理：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值转换、去除噪声和卡尔曼滤波，经过以上步骤使数据更为精确。 4) 跌倒判断环节，主要是检测是否跌倒，如果未跌倒，该环节将循环监测，如果检测到跌倒将会跳出循环进入下一环节。 5) 系统报警环节，报警信息和定位信息是通过CDMA短信的方式发送给接收方，当发生跌倒后需 图6. 跌倒检测系统软件流程图 要发布报警时，首先进行gpsOne定位，再把报警信息和定位数据通过短消息发送给接收者。 6) 停止，当上位机发送停止命令后，由网关节点通知数据采集节点停止工作，系统进入停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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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加速度传感器的步态特征提取方案设计，运用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 测量步态的加速度信号，通过控制器进行数模转换，对信号进行采样，将数据存储到存储器中，测试系统可采用便携式蓄电池，方便，更换快捷，为老人跌倒后将信息及时报警给监护人提供了很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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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N170是一个能够反映人脸或者字词等专家化刺激加工过程的事件相关电位，通常在刺激呈现后170 ms左右出现。目前关于N170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脸识别或者字词识别。发现对人脸和字词等专家化刺激具有敏感性。研究者们尝试用专家化理论去解释N170效应。N170还表现出偏侧化的特点。N170的研究范式繁多，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N170成分。 关键词 :N170，视觉认知，人脸识别，字词识别，专家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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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接受大量的视觉刺激并时刻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加工处理这些刺激信息，对人类生存、适应环境和进行各种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众多的视觉刺激中，人脸和字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视觉刺激之一，两者的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研究者们把人脸和字词刺激称为专家化刺激 (Bukach， Gauthier， & Tarr， 2006) 。尽管这些专家化刺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个体的专家化知识足以化解高度相似性带来识别上的挑战。与其他非专家化刺激相比，人们由于长期识别这些专家化刺激，导致形成了对它们的自动反应偏向 (Gauthier， 2000) 。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的研究发现，面孔比其他非面孔刺激引发峰值更大的N170，且表现为N170的头皮右侧化( Bentin， McCarhy， Perez， Puce， & Allison， 1996 ; Rossion & Jacques， 2008 )。字词能够比其他非字词刺激如字符串，引发峰值更大的N170，但表现为左侧化(Yun， Holcomb， & Grainger， 2011; Zhao， Li， Lin， Cao， He， & Weng， 2012 )。N170成分是指在个体的视觉认知过程中，刺激呈现150~200 ms (毫秒)后引发的一个早期负波。研究者们认为N170是视觉认知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分，尤其是对于针对人脸或者字词等专家化物体信息的认知加工。早期N170成分是反映这些加工的敏感性指标。目前，认知神经学家们在视觉认知中N170成分的敏感性、偏侧化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将围绕N170的理论和解释、偏侧化、研究范式、神经机制等方面对人脸和字词N170进行阐述，并尝试探讨N170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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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N170的发现 N170是由 Bentin 等人在1996年正式提出的。他们的研究通过ERPs技术发现，与其他刺激图片(如动物脸，汽车等)相比，人脸和脸部的某些器官(如眼睛)所诱发的N170更大，并且头皮右半球所诱发的N170显著强于左半球。但是最早关于N170的研究是在1989年，即Botzel和Grusser等人尝试寻找与人脸识别过程相应的ERP成分。他们发现，和其它刺激相比，人脸能够在刺激呈现后大约150 ms诱发一个更偏正的脑电成分，但是没有出现偏侧化。根据ERP的地形图，他们得出结论：人脸辨别的脑电波成分不是在枕叶的脸部选择区，而是在大脑的边缘系统。后续的研究把其称为顶正波(vertex positive potential， VPP) (Jeffreys， 1989) 。对于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 Joyce和Rossion (2005) 等人做了进一步研究，重新选用了参考点(包括鼻子和乳突)。他们发现，N170和VPP能通过相同的神经细胞群所产生的相同偶极排列给予解释，因此它们两个反映的是相同信息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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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N170的研究范式 目前对N170的研究范式或被试任务主要有：内隐范式、词汇判断任务、方向判断任务、目标判断任务、学习–再认实验范式、启动范式等。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有助于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探讨、比较N170的成分，以期找出N170的本质。 Bentin，Hammer和Cahan (1991) 采用外显的阅读任务，选取真词、符合正字法规则的假词和非词为实验材料进行实验，发现这三种刺激的N170峰值差异不显著。 Bentin等(1999) 进一步研究，采用内隐的视觉任务，结果发现符合正字法的字词刺激在大脑左侧能够产生更负的N170，而在大脑右侧刚好相反。 Schendan，Ganis和Kutas (1998) 选取真词、假词和不能发音的辅音串进行实验，以期排除语音的影响，证实了N170对正字法的敏感性。 Spironelli和Angrilli (2007) 采用不同的实验任务类型进行实验，发现刺激的物理属性对N170成分无影响，而正字法任务对N170成分的影响显著。 除了正字法对N170有影响外，还有一些研究范式为说明N170可能受字词语义的影响提供了证据。如 Segalowitz和Zheng (2009) 采用词汇判断任务，要求对真词、假词和非词判断。他们一共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一中的所有真词同属于一个范畴，实验二中的真词材料不属于同一个范畴。研究结果发现，实验一中的N170峰值显著大于实验二的N170峰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验一中的真词所诱发的N170显著大于实验二中的真词诱发的N170，而假词的N170峰值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字词加工在170 ms就有词汇通达。 McCarthy和Nobre (1993) 认为，注意的程度会影响N170成分。他们研究发现，受到注意的字词所诱发的N170强于不受注意的字词的N170。 Aranda，Madrid，Tudela和Ruz (2010) 选取性别判断任务，按照线索范式呈现目标刺激(字词、人脸)进行实验。结果发现，注意影响具体类别范式中的N170偏侧化。 启动范式是研究N170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研究发现，先后呈现两个刺激时，先呈现的刺激会对后呈现的刺激产生影响，从而使后呈现的刺激所诱发的神经激活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启动效应。启动效应能够帮助研究者对不同类型刺激之间的认知加工关系进行研究。 Maurer，Rossion和McCandiliss (2008) 为了比较人脸和英文在N170启动效应上的差异，选取重复范式进行实验。实验要求被试在看到倒立的刺激时进行按键反应，实验材料为人脸和英文，以重复呈现和交替呈现两种方式呈现。数据显示，人脸刺激产生了启动效应而英文刺激没有。其原因可能是人脸拥有相同的一级构形信息(眼睛位于鼻子上方，鼻子位于嘴巴上方)，因此先呈现的人脸会促进对后呈现的人脸的加工编码，从而导致其NI7O的激活下降 (Mercure，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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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N170的神经机制 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已经能够对面孔产生注意，面孔失认症的病人尽管可以描述面孔的特征，但是却没有办法识别面孔，尽管他们识别其他物体的能力可能相当完好。这些事实可能说明在人类的大脑中存在一个先天的面孔特异性神经基础。认知神经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人脑加工人脸和字词等专家化刺激物体的神经机制。早期对脸盲症病人的研究发现，导致他们面孔加工功能受损或者丧失的原因是其颞枕区受损。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对N170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了在大脑的梭状回(fusiform gyrus)区域有专门负责面孔识别的面孔特异区域，即梭状回面孔区FFA (fusiform face area) (Kanwisher， 2000; Rajimehr， Young， & Tootell， 2009) 。研究者在研究汉字认知的N170时，也发现在大脑左侧梭状回存在VMFA (Visual Word Form Area)区域。与其他非字词刺激相比，字词刺激能够更大地激活大脑左侧梭状回和枕颞沟区域( Puce， Alison， Asgari， Gore， & McCarthy， 1996 ; Polk et al.， 2002 ; Sergent， Ohta， MacDonald， & Zuck， 1994 )。然而这些实验证据并不能直接确定N170的源脑区。大脑左半球被认为是处理言语信息的中枢，而大脑右半球被认为处理空间几何的功能，这种大脑半球优势似乎可以为解释N170偏侧化现象提供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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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研究展望 研究者们对N170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这仅仅是N170研究的一个起步。目前对N170 的研究，人们主要集中探知面孔和字词的N170成分，证明大脑对面孔识别和字词识别都有特异性，并且对面孔和字词认知的N170成分敏感性研究有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很多研究结果表明，人脸比非人脸诱发更负的N170，字词刺激也比非字词刺激诱发更负的N170。然而关于N170 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研究者探索的地方。首先，N170的神经机制目前尚无法确定。目前的很多实验特别是脑成像实验发现存在面孔识别的梭状回面孔区(FFA)和视觉文字加工的脑左梭状回区(VMFA)，但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表明N170的源脑区，文本推测N170并不存在唯一的源脑区，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化刺激实验去发现和证实。其次，字词N170的偏侧化问题。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字母语言研究中的N170成分比较一致出现了左侧化的结果，但是汉字N170的研究结果发现这种偏侧化是不一致的，有研究发现是双侧化，有的研究则发现是右侧化或者没有出现偏侧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同偏侧化是否代表了汉字N170成分的不同功能？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三，目前对N170的本质问题仍没有很清晰的认识。人脸N170成分是否反映面孔加工的特异性？字词N170是否反映了正字法加工过程和形音转换的水平？两者的N170成分是否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用刺激的相似密度去解释N170效应？本文推测，在个体的专家化知识范围内，靶刺激与同类型刺激的相似度越高，需要激活已储存的专家化知识就越多，从而诱发的N170峰值越大，产生自上而下的影响促进靶刺激的激活。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探知N170成分。同时，若期望能够深入的探讨视觉认知的脑神经基础，可能需要依赖更多样化的研究手段和更巧妙的设计方案，从多角度探索视觉认知加工的N170成分。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有以下几个改进的方面：首先，从多角度去探索视觉认知的N170成分。现有的关于N170的研究多数关注的是人脸和字词认知，并且已经有大量的实验证据证明了大脑对其二者的敏感性。研究者们可以尝试对不同的专家化刺激进行实验，探索N170成分的本质。第二，可以尝试在不同刺激类型之间进行跨类别的研究。一个刺激对另一个刺激加工的影响可能反映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研究者可以尝试关注面孔和字词N170成分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理解N170成分有重要意义。第三，汉字的N170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关于汉字N170的偏侧化问题还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论。汉字的正字法效应能够对字词认知的N170成分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除此之外，还需要多考虑实验任务对结果的影响。不同的实验范式对N170的成分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在关于N170的研究还在初步阶段，探索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设计更巧妙的实验和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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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Rosenberg自尊量表的因素结构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本研究拟解决如下问题：量表测量的是单维还是双维结构，中国被试中是否存在正向和反向方法因素，这两种方法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测验的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不同测量工具中的方法因素是否同质，是否可解释为一种稳定的反应风格或人格变量，中国人的自尊量表得分有哪些不同于西方人的独有特征等。对525名大学生被试测试了自尊、大五人格、一般健康等人格量表，结果发现自尊量表中的正向和反向题有相似的心理测量学性能，测量相同特质。正向和反向方法因素在中国被试中都存在，但没有破坏自尊的单维结构。反向方法因素对测验结果的影响更强。不同测量工具中的方法因素具有同质性，属于系统误差，具有高抑郁、高神经质等特征的人容易受方法因素的影响。中国被试在自尊上表现出了谦虚、含蓄，能辩证地认识积极和消极自我等东方文化的特质。 关键词 :Rosenberg自尊量表，方法因素，大五人格模型，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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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1.1. 关于Rosenberg自尊量表因素结构的争议 自尊是积极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被认为是消极情绪的缓冲机制，与身心健康、幸福感、甚至寿命等都有密切关系 (Urbán， Szigeti， Kökönyei， & Demetrovics， 2014) 。一般自尊测量中最常用的量表之一是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量表中有5个正向题和5个反向题。RSES最初被设计为单维结构，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却经常发现正向和反向题测量的是两种不同的自尊因素(5个正向题测量的因素被命名为正向自尊，5个反向题测量的因素被命名为反向自尊) ( Ang， Neubronner， Oh， & Leong， 2006 ; Boduszek， Hyland， Dinghra， & Mallet， 2013 )。有人甚至将自尊区分为自我胜任感和自我喜爱两个维度 (Schmitt & Allik， 2005) 。但近来除在一些特殊群体(如少年犯)中的研究发现二因素模型最能拟合数据外 (Boduszek et al.， 2013) ，RSES在少年至成年的正常人群中都测量单维的自尊结构。 如何认识自尊量表中的方法因素(method factor，MF)，即题目陈述方向带来的反应偏差？ Marsh (1996) 首先发现，在CFA分析中引入与反向题目有关的MF后，RSES测量了单维的自尊结构。此后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当正向题目MF与反向题目MF都包括在模型中时，模型拟合才更理想 (Marsh， Scalas， & Nagengast， 2010; Quilty， Oakman， & Risko， 2006) ，说明正向题与反向题都存在MF。相比之下，一般认为反向题目带来的方法偏差更大，而正向题目带来的MF较少(Huang & Dong， 2012)。但也有研究发现正向题目的MF更大。 Wang，Siegal，Falck和Carlson (2001) 在吸毒人群中发现正向MF的影响远远大于反向MF。而 Wu (2008) 在台湾被试中的研究发现正向与反向自尊题目对测验结构效度的影响程度相当，因此他们建议中国文化中的自尊测量应该平衡使用正向和反向题。 Schmitt和Allik (2005) 发现正向与反向自尊量表都与神经质和外向性等人格变量存在非常一致的相关，说明二者测量的内容相同，从反面支持了自尊的单维结构。同时也发现了反向题目偏差，即在反向题上得分显著低于正向题。他们还发现了文化因素对自尊量表的影响。 1.2. 方法因素的性质及其相关物 题目陈述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表现形式和效应并不一致，这与被试如何理解问卷题目有关 (Schmitt & Allik， 2005; Wang et al.， 2001) 。 Marsh (1996) 发现与反向题目有关的人为因素(artifacts)在低言语能力的人中作用较明显，在高言语能力的人中则作用降低。 Tomás，Oliver，Galiana，Sancho和Lila (2013) 发现RSES等自尊量表中的MF与焦虑水平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焦虑的人会对威胁性的和不确定性的信息优先注意，所以对反向题目有赞同偏好。 更多学者则倾向于将MF视为一种稳定的反应风格，甚至是有用的人格变量 (Urbán et al.， 2014) 。RSES中的反向MF与其他量表(心理控制源量表等)中的MF存在一致性，且具有跨年龄和跨性别的稳定性 (Lindwall et al.， 2012; Urbán et al.， 2014) 。有研究发现自我意识强、害怕负面评价的人更少地表现出与反向题目有关的MF。回避动机则与反向MF负相关(可以推论高回避动机的人更愿意赞同反向题)。大五人格中的责任感、情绪稳定性也与反向MF表现出正相关(即责任感强、情绪稳定的人更不愿意赞同反向题) (Quilty， Oakman， & Risko， 2006) 。 Lindwall et al. (2012) 进一步发现反向MF与呈抑郁负相关而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说明高抑郁、低生活满意度的人更倾向于赞同反向题目。正向MF则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但MF与社会赞许性(SDR)不具有相关性，说明是一种不同于SDR的系统误差。 1.3. 中国人的自尊特点 Schmitt和Allik (2005) 发现RSES的正向与反向自尊维度与外部效标的相关相当一致，但 Ang等(2006) 在新加坡学生中发现二维自尊模型更能拟合数据，且正向自尊能预测掌握目标导向(mastery goal orientation)和自我效能感，而反向自尊则能够预测破坏行为。 Kim，Peng和Chiu (2008) 在中国被试也发现正向自尊题目能预测坚持性、心理坚强、寻求挑战和达成挑战性目标的行为，反向题则不能。这种不一致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更不需要保持自我的统一性 (Boucher， Peng， Shi， & Wang， 2009) 。另有研究发现中国被试中反向自尊与抑郁正相关，而正向自尊则与抑郁没有相关(Supple， Su， Plunkett， Peterson， & Bush， 2013)。这暗示中国被试中可能存在二元自尊结构，两种自尊有不同的心理测量学性质。 多数学者承认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在自尊量表上的得分低于西方人 (Spencer-Rodgers， Peng， Wang， & Hou， 2004; Kim， et al.， 2008) 。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人拥有辩证的自我观。中国人相信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因此既能接纳积极自我又能接纳消极自我。表现在自尊量表上就是既赞同正向题又赞同反向题。西方人则追求自我的统一性，其在正向题和反向题上的得分高度一致。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反向记分自尊题目的肯定倾向导致其自尊量表得分低于西方人。 Kim等人(2008) 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特点，同时发现中国被试在正向和反向自尊题目上得分的一致性低于北美人。 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既倾向于赞同反向题，又在正向题上存在谦虚偏差 (Wu， 2008; Kim， et al.， 2008) 。如 Farh和Cheng (1997) 发现台湾公司职员的自我绩效评估分数显著低于上级对他们的评价，这种效应在正向题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下属的自我绩效评估中包括2个因素(分别载荷于正向题目和反向题目)，而用同一量表对上司的评估却得到了单维结构。可能是中国文化中的谦逊价值观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且正向题目会扩大这一趋势。因此他们建议反向题目更符合中国被试。 1.4. 问题的提出 关于RSES中的MF问题是几十年来争论的热点，而且波及到其他自陈量表。很多重要的理论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MF在中国被试中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尤其值得研究。概括起来，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有：1) 自尊量表中的MF在中国被试中是否存在。2) 在承认正向和反向MF都存在的前提下，测验的单维因素结构是否被破坏。3) 如果正向和反向MF都存在，哪种MF所带来的偏差更强？4) 正向和反向MF会不会对题目所测量的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5) 正向和反向MF在其他自陈式量表中是否也存在？6) 正向和反向MF与人格量表间有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有用的人格变量？7) 中国人在自尊量表上的得分有哪些不同于国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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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测量工具 本研究中的测量工具都有中文修订版且信效度经过了检验。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包含10个测量一般自尊的题目，4级记分，Cronbach α系数为0.885。自尊对人的身心健康领域的人格变量有广泛影响 (Schmitt & Allik， 2005; Urbán， et al.， 2014) 。因此除自尊量表外，按照本研究的目的，通过参阅文献，我们选择了可作为自尊测量效标的人格测量工具。包括BFI-44，Cronbach α系数为0.680；一般健康问卷GHQ-12，Cronbach α系数为0.829；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21、0.884；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Cronbach α系数为0.800；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IRI-C，Cronbach α系数为0.744；WLEIS情商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76；总体幸福感量表GWB，Cronbach α系数为0.851；社会期望量表MCSD，Cronbach α系数为0.690。 2.2. 被试和程序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从东部某省份一所综合性大学中选取525名大学生(男239人，女286人)为被试，以团体施测的方式实施测验。每位被试都得到礼物作为补偿。平均年龄20.13岁，标准差1.97岁。该校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3. 统计分析方法 历史上关于RSES的研究模型多达10个。考虑到有的模型本身没有实际价值，本研究只采纳了1、2、3因素模型，并依据CTCM方法设置研究模型。CTCM可以估计MF的大小及与其他量表中特质因素和方法因素的关系，这是CTCU所做不到的。研究中用SPSS18.0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和信度分析，用AMOS17.0进行模型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