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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杜丽娘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表现 杜丽娘在梦醒之后并未将其简单、草率地将其视为一场普通的白日梦，而是回味再三：“心内思想梦中之事，何曾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不仅如此，她对于梦境的重来已经存有希冀和幻想——“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对杜丽娘而言，梦境并不是虚幻无实，相反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梦境渐渐替代了现实，弗洛伊德(1992)曾言：“精神错乱的人是以做梦为开始，而其妄想也起源于梦而对之深信不疑”(Freud，1992)。不管“精神错乱”和“做梦”是怎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在杜丽娘的例子中，这两者是的的确确紧密相连的。 在一个平常的人，假如白日梦做得太多，甚至到了成人的年龄，还不能摆脱，那当然是一种不健全的状态，因为对于他，梦境不免替代了实境，从此教他对于实际的生活，渐渐失去适应的能力(潘光旦，2000)。杜丽娘是否做过很多的白日梦无从推敲，但是关于情欲的白日梦显然是第一次，而仅此一次就已经让杜丽娘彷徨失措。杜丽娘在经历了“惊梦”、“寻梦”、“写真”一连串情绪上的跌宕起伏之后，终于病倒了，一直处于情绪低迷、意志消沉的精神状态，不仅茶饭不思，甚至出现了嗜睡的情况，总之魂不守舍、百无聊赖，可谓是多愁善病。从春香和杜母的形容当中可知，有关杜丽娘的病状甚至是病因，她们是心知肚明：并非是外在的风寒暑湿所引起的，而是心病。以性生活之扰乱为其究极病因的心理症者，表现出来的征象，很像吗啡或其他药物成瘾的人中毒或猝然禁绝后所发生的景象。杜丽娘缠绵病榻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心理症的原因所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有杜丽娘对于病症的依赖。 (一) 杜丽娘的情感矛盾 杜母何以对丽娘的病因(烟花惹事)一点就通，迅速地抓住了要害呢？因为待字闺中的女子发生这种病症的实在不胜枚举——“从前的闺秀死于这种痨症的很多，名为痨症，或不止是痨症，其间往往有因抑郁而发生的性心理的变态或病态，不过当时的人不了解罢了”(潘光旦，2000)。与其说当时的人不了解，不如说当时的人不肯承认女子的这种“性心理”病态。杜宝对于杜丽娘病情的态度更进一步地体现了深受此种病症困扰的闺中女子是如何的没有自救与被救的希望。 在以礼教为正统，男子掌握话语权的社会当中，女子的性命在贞洁面前不值一提，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杜宝和杜母此时的争辩正好比杜丽娘心中的两个矛盾焦点，杜母所代表的是杜丽娘心中的“女儿心事”，这是本我的诉求；而杜宝所代表的是杜丽娘心中的“道德典范”，拘束着杜丽娘的身心，两者互相僵持不下。因为不管是本我的需求还是超我的规范对于杜丽娘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她既有追求快乐原则的本能冲动，也迫切地需要在现实中被超我所接受，因为超我施行的是保护的功能，保护她不因道德的瑕疵而被外部世界所攻击。 杜丽娘放不下那“弄梅心事”和“折柳情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不敢袒露心事、勇敢追求，反而充满了焦虑，即使只是自己心内思想也怕人知。传统上理解杜丽娘，认为她的香消玉殒是对礼教的无声控诉，对外部残酷的情感压抑的悲凉回响。诚如是，然而这种悲凉的回响虽然最初是来自于外部世界——家教闺范的引导，但最终还是生发于自我的内心。对自我的情感压抑是杜丽娘自然而然的行为心理，正如她情欲觉醒的主动性一样，情欲压抑也是主动的。社会的文明在对杜丽娘的教育上取得了表面性的成功，也深入了杜丽娘的内心，让她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抗非道德的情欲能量(libido)，然而青春期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容易躁动和焦虑，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于自我的身体、异性的味道也充满了好奇。在无人引导、无人倾诉的情况下，杜丽娘想要压制自己的好奇心，确保思想上和行动上不犯错误，唯一能够藉助的只有自我的潜抑作用：如果在发展的过程里，这种过强的成分(性冲动libido)受潜抑作用历程的钳制(必须坚持的是，它绝不曾被废除)，结局将大不相同，在此情形下，兴奋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出现；但是它们在精神上已受阻抑，达不到目的，只有歪向旁道，以病态的形式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认为女人之所以比较容易罹患心理症，尤其是歇斯得里症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于青春期的潜抑作用上(Freud，1992)。这种潜抑作用不仅令杜丽娘要防范情欲能量(libido)的突破——在自我行动中占据支配地位，同时要接受来自超我对自我的道德谴责。如此承受本身情欲和责任感的两面夹击，她不得不用心理症的症状来掩饰。再没有比疾病更能保护她的美德，抵抗情欲的诱惑的了。 杜丽娘一再地掩饰自己的病因，不仅在明面上否定了自己的情欲需求，维护了她的美德，也在精神上再一次地自我打压——无论透过何种方式满足自己的情欲追求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杜丽娘一再地自我催眠，否定自己的情欲追求，但是实际上她又无法做到真正的“不想”，她的矛盾情绪在于，她时而“悔不与题笺”，时而又“悔当初一觉留春睡”。杜丽娘每一次的后悔都是那样的真诚刻骨：如果她选择了追随那折柳情人，那么纵使外面的世界波涛汹涌，她也算是求仁得仁——“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如果她没有惊梦一场，那么也不至于缠绵病榻轻憔悴，循规蹈矩地等待还怕姻缘不至么？可是问题就在于杜丽娘没有办法为自己选择一条路，她的自我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即无法果断地追寻快乐原则，去享受情欲冲动所带来的愉悦——如“韩夫人、崔氏”，也无法规矩地遵循现实原则，去成为道德典范所要求的模特——如“谢女、班姬”。 患歇斯底里的人的性的要求根本上和寻常的女子没有区冸，一样地有她的个性，一样的要求变化，所不同的，尌是在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她比寻常女子要困难，要更受痛苦，原因尌在她不能不有一番道德的挣扎，本能所肯定的，道德观念却要加以否定，而事实上又否定不来，最多只能把它驱逐到意识的背景里去，而在暗中觅取满足的途径(潘光旦，2000)。 对杜丽娘而言，暗中寻觅满足的途径便是“长眠”和“短眠”，“短眠”的方式即“寻梦”，已经在实际行动中宣告了失败，唯一剩下的路便是“长眠”了——“这后园中一株梅树，儿心所爱。但葬我梅树之下可矣。” (二) 杜丽娘的病症依赖 在杜丽娘的整个病程当中，面对所有的治疗方法，她的表现都是很不积极的，更甚至是有些抗拒。在陈最良问诊开方之时，杜丽娘虽实际上抗拒，但表面上还是顺服的，等到石道姑作法驱邪的时候，杜丽娘的的反应便有所不同了。在听闻石道姑前来驱邪的时候，杜丽娘呈现的是震惊的状态。实际上她所依恋的正是梦里的那个所谓的“邪祟”，可是旁人却想尽办法的要将这个“邪祟”从她的梦境里驱除，从她的生活里强行剥离，这显然是将杜丽娘最后的生存希望都打碎。杜丽娘作魇语喊叫“我的人那”，这已经是她自己最后绝望的呼喊，这一声喊叫的寓意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或是警告“那人”赶紧逃吧，否则石道姑便要作法了。 当石道姑开始施行她的法术时，杜丽娘企图为这梦中之人辩解一番：“我那人呵，须不是依花附木廉纤鬼，咱做的弄影团风抹媚痴。”不管这个“邪祟”是否为怪力乱神之物，杜丽娘此刻一口一个“我那人”，显然不论对方是怎样的身份都是她的心头爱，即使自己处于被迷惑的状态也是心甘情愿的。当石道姑说要请五雷轰他时，杜丽娘便着急了，正待要携云握雨，却被这一个掌心雷破坏了自己的缠绵，真是可惜可恨啊。石道姑的这场法事在杜丽娘看来实实是破坏了她的“好事”，杜丽娘对于梦中之人、之事曾是如此辛苦地“寻觅”，又如此的用情至深，现今却有人要将这一切破坏，要她如何甘愿？杜丽娘对于“那人”的眷恋程度可见一斑，即是对“那人”有着如斯般的眷恋，那么对于病症的依赖就会更加的强烈。任何人要想使病人复原，将吃惊于其抗拒力之大，他将觉悟到病人想要驱除病症的决心并不像其外表所显示的认真(Ellis， 2002)。 在杜丽娘的身上，这种“魂牵梦萦”的结局是一目了然的，这种结局不单单是杜丽娘个人的结局，也是众多闺中少女的普遍结局：再回到“花园”之中偷偷寻觅这种由“闲眠”所带来的满足是不可能的，因为花园和闲眠都是禁忌，但是越是无法得到，这种情欲冲动的能量在无处宣泄的情况下越是日渐淤积——有积欲的过程却没有解欲的过程；如若要放弃这种“密约偷期”的愉悦幻想，让心灵重新回到礼教道德的正轨上来，也恐怕是无力回天，因为一旦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就不会再有父母亲或师长所谓的“无邪的心灵”存在(Ellis， 2002)。这种不复存在的“无邪的心灵”的真相对于杜丽娘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正如前文所言，杜丽娘需要的不单单是一方面的满足，她既需要本我的情欲满足，也需要超我的道德满足，这是杜丽娘生存、生活的两大精神支柱，现下无论是哪一个支柱都坍塌了。 杜丽娘原先的现实性焦虑来自于害怕自己的心事被人知道后所带来的威胁，而现在她在现实性焦虑之上又背负了道德性焦虑(moralanxiety)的枷锁——个人害怕做违背超我的事情而产生的痛苦体验。既是失去了无邪的心灵就已然是在精神上犯了罪，这叫一向遵守三纲五常的杜丽娘在心灵上如何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情欲觉醒的意识越是强烈，道德对杜丽娘自我的批判就会更加的强烈，焦虑就会愈加严重，这两者的双重夹击最终导致杜丽娘以病态的形式存在于文明社会之中。因为病态并不是犯罪，这起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杜丽娘以此勉强地迎合文明社会生活的要求——维护她自己的清白，也维护了家族的清白，在她的生命中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而这挣扎的方式也必须是为“文明”所认可的。闺中少女不乏因此病而香消玉殒者，她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道德瑕疵而在死后遭人嗤之以鼻，反而博取了更多的同情，但同情又并非谅解，因为真相亦随着这些少女的逝去而尘埋。礼教依然是主流，情欲依然是下流。 潘光旦(2000)对冯小青死后受荣哀的解说，颇能泛用在因此病而亡的少女身上： 或曰，小青生前固无福，然死后荣哀，传为佳话，至今孤山一抔土，过之者犹徘徊不忍去，谓非谅解不可也。虽然，此为同情心所激发，与谅解无干。哀其遇者未必知其心，谬以同情为谅解，从而为之说辞，斯为不谅解之尤；以前为女子铺张扬厉者，大都有此通病。 看似是对闺中少女的理解和同情，实际上亦成了扼杀更多闺中少女的利剑，封住了少女坦露真言，坦诚需求的咽喉，令她们为了这份“理解”和“同情”竭力地压抑着情欲本能，同时遭受着内心道德的自我谴责。这种“谅解”比陈最良的“直言要害”更加地令人绝望和心塞，所以潘光旦以此为不谅解之尤，闺中少女的境遇实是令人可悲。 心理症对于少女而言，是条走投无路的路，但就是这样一条路，却为少女赢得了死后的荣哀，这种“善意”的、披以“道德”外衣的谅解和同情，不得不说是对亡者的最大讽刺。 可以想象，如杜丽娘一般的闺中少女，其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不死，她们将遇到的困境就好比杜丽娘“死而复生”之后所遭遇的尴尬：“(旦)……爹爹，认了女孩儿罢。(外)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杜宝在意的其实并非是女儿是人是妖，而是介意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媒而嫁。聘则为妻，奔是妾，莫说是杜宝这样官位显赫的世家要以此为耻，就算是在平常百姓家也并不以此乐道。汤氏虽然言至情，但是终究也是难逃礼法窠臼，终是要安排杜丽娘与柳梦梅的仓促成婚是情有可原，并以阴司姻缘簿、金榜题名、圣上指婚的方式企图让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婚姻合法化。这反而显得不接受这一切结局的杜宝太过墨守成规、不近人情。看客虽然拍手称赞，点头称是，然而这样一场“幽媾”成“圆驾”的戏码若是发生在自家身上，恐怕还是当杜宝的人多，当圣上的人少。杜丽娘的还魂尴尬体现的正是真实的客观环境，这个文化环境是不给少女以一丝还魂重生的机会。纵使如此，当我们不得不一再地重新面对情欲与道德的抉择之时，问题还是重新出现：是情欲还是道德？是享受本我的精神愉悦，还是享受超我的高尚礼赞？这两者都想要，也都必须要，对杜丽娘而言，她要生存的话，这两者就缺一不可，对人类的生存而言，亦如是。 杜丽娘的“幸运”可一不可再，闺中少女的情欲压抑和道德自省却上演了千年。我们对于类似杜丽娘的少女们当然不可能寄托以还魂重生的幻想，更应该从此看到少女所处的情欲压抑的困境，以及道德教育的缺失环节。 汤显祖用神来之笔描绘了生动的杜丽娘，写出了无数少女的心声和困境，但是他的创作无意于要解决这种困境。今日我们重读《牡丹亭》，重提杜丽娘，有意着重地强调杜丽娘的情感压抑和道德教育问题，为免悲剧重蹈覆辙，通过经典的文学形象去探视这一至今尚未完善的性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