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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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包括2个实验，实验1考察书写动作流畅性对元记忆监测的影响，实验2考察这种书写动作流畅效应是否依赖于真实的运动体验。实验1的结果显示，相对于非优势手书写的词语，被试对于优势手书写的词语作出了更高的学习判断，验证了在中文环境下书写动作流畅性依然影响元记忆监测，丰富了动作流畅性与元记忆的研究。实验2的结果显示，在仅观察他人优势手和非优势书写的视频而无亲自书写体验进行学习时，被试在这两种书写条件下的学习判断值无显著差异。表明书写动作流畅效应依赖于真实的运动体验，通过观察学习产生的替代性经验不影响元记忆监测。 4.1. 书写动作流畅效应产生的原因 本研究中被试对书写动作流畅性高的项目给予更高的JOL值，对书写动作流畅性低的项目给予更低的JOL值，我们称之为书写动作流畅效应(the motoric fluency effect)。在元记忆的研究中经常区分经验和信念对学习判断(JOL)的影响，经验反映了与学习材料相关的主观经验，信念是指关于记忆如何运作的理论(Koriat， Bjork， Sheffer， & Bar， 2004)。一般认为，流畅性对元记忆监测直接通过流畅的经验，即基于经验作出判断；但是也可以是基于信念，即被试确信哪类项目更容易记。本研究实验2让被试观察他人以动作流畅或不流畅方式书写词语的视频，由于被试没有亲自体验到书写动作的流畅度差异这一知觉线索，因而不存在经验的影响。如果被试实验前存在书写动作流畅性会影响未来记忆表现的信念并据此作出学习判断，那么实验2中两种书写条件下的学习判断值应有显著差异，但实际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如果被试是基于书写过程中书写动作流畅性的经验作出学习判断，那么由于实验2没有书写体验，两种书写条件下的学习判断值应无显著差异，这与实验结果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书写动作流畅度的不同使被试感受到了不同的流畅性体验，从而误导被试作出不同的学习判断，这也与Susser和Mulligan (2015)的研究中通过调查问卷(实验3)验证了书写动作流畅性对学习判断的影响基础不是信念而是经验的结论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提出信念包含两种成分：一种已经存在的信念(priori belief)；另一种是记忆判断的实验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新经验，因为这些新经验一旦发展起来将会以一种方式区分一系列的学习项目，所以被称作在线信念(on-line belief) (Mueller， Dunlosky， &Tauber， 2016)。Susser等人(2017)为了评估动作流畅效应是否源于被试在实验背景下发展出的信念，采用学习前判断(pre-study JOL)的方式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对优势手书写词语的学习前判断值显著高于非优势手，表明书写动作流畅效应受到在线生成的信念(on-line belief)的影响而不仅仅受动作流畅性经验的影响。因此对于信念是否影响书写动作流畅效应仍需进一步探讨。 4.2. 书写动作流畅效应是一种元认知错觉 监测认知过程、控制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元认知研究的焦点。实验1的结果表明，书写动作流畅性影响个体的学习判断，但不影响其回忆表现，即产生了元认知错觉(Metacognition illusion)。已有研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JOL与实际记忆表现无关甚至呈负相关(Benjamin， Bjork， & Schwartz， 1998; Rhodes & Castel， 2008， 2009; Soderstrom & McCabe， 2011; Alban & Kelley， 2013；李锋盈，陈颖，欧阳林，李伟健，2017)。如Rhodes & Castel (2008)考察字体大小对学习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被试给予大字体更高的学习判断值，对小字体给予更低的学习判断值，但是实际的回忆成绩上大字体和小字体之间无显著差异。Rhodes和Castel (2009)操纵音量也发现了同样的效应，其对此的解释是，字体大小和音量高低使被试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加工流畅性体验从而作出了不同的学习判断。有研究者认为，学习判断要求参与者评估在稍后的回忆测试中能够记住该学习项目的可能性。对学习者来说JOL可能反映的是基于线索可利用性的推论，因此其准确性取决于这些线索对未来记忆表现的诊断程度(Koriat， 1997)。如果作学习判断时可利用的线索本身并不是实际记忆表现预测的诊断性线索(diagnostic cue)，那么显然会导致元认知错觉。在此，我们可以认为书写动作流畅性同加工流畅性一样，并不是实际回忆成绩判断的诊断性线索。 本研究发现的书写动作流畅性并不影响回忆成绩，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感知不流畅其实会导致记忆表现得到改善，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感知干扰效应(perceptual-interference effect)。很多研究发现虽然人们一致认为不流畅的项目更难记住，但实际的记忆表现有时甚至被感知不流畅提高(Diemand-Yauman， Oppenheimer， & Vaughan， 2011; Hirshman & Mulligan， 1991)。此时不流畅是一种理想难度(desirable difficulty) (Bjork， 1994)，因为它可以促进记忆。Besken和Mulligan (2014)发现较难感知的听觉刺激其记忆预测和实际记忆表现之间出现了分离。实验中被试听完整的或穿插着短暂沉默的学习词录音，并对每个词在后来的回忆测试中能够记住她的信心进行评估(JOL)，结果显示被试对完整录音的学习词给予更高的学习判断值，但是实际上较难感知的录音项目的回忆成绩更好。对于为什么不流畅是一种满意难度，有研究者认为不流畅的项目导致了额外的、更高级的加工，这加强了感知系统中视觉、听觉、语义信息的关联，这些关联的加强导致了不流畅项目比流畅项目记忆更好(Hirshman & Mulligan， 1991; Mulligan， 1996)。但是本研究中，不流畅的书写增加的努力似乎并不作用于记忆，换句话说书写动作流畅性并不是一种“满意难度”。其原因可能是这种不流畅操作仅影响较低级别的加工过程，对于更高级别的认知过程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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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豪感是基于自我意识的积极情绪，指个体因为达到自我目标或社会标准、完成了某个成功事件而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自豪感和骄傲、自尊以及自我效能感等积极情绪有相似之处，但需要加以辨析，它会受到年龄、文化以及社会比较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会对个体的认知、幸福感以及行为产生影响。情绪具有动机功能，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自豪作为一种自我参照情绪，可以改变个体的时间偏好，影响个体对地位和地位的认知，激发幸福感、信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然而傲慢自大会增加个人的偏见，加强周围人的嫉妒。未来的研究关键在于自豪感测量的本土化改进，并且考虑个体差异性，区分自大自豪与真实自豪；成人自豪和儿童自豪的区别，以及进一步研究以探讨自豪感这种自我反思和情感处理所涉及的心理表征和神经系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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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豪感(Pride)是积极情绪的一种，是当目标成功实现或被他人评价为成功时个体产生的积极体验，产生想与他人分享成功和求得在将来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自豪感能够让个体具有更高的心理弹性，更有活力，更好的促进心理健康。 自豪感存在于每一个已知的文化中，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特征表现。自豪感的某一特定行为或特质的强度是受到个体对于其评价的影响，这种关系是特定于自豪感的，区别于诸如其他积极情绪，而这些其他积极情绪是伴随着自豪感而产生的(Sznycer et al.， 2017)。近年来，自豪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我意识情绪而受到广泛关注，自豪感这样的积极情绪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很重要，它们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形象和自尊，激发成就和道德行为，同时有关自豪感的研究依然存在着疑惑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探索加以解释和说明。为此本研究将对有关“自豪感”的概念、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启示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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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豪感概念辨析 2.1. 自豪感的定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自豪感的定义都侧重于个体的积极体验。Shorr和McClelland (1998)认为，自豪感是当个体知觉到自己的行为结果满足了内化的标准或目标，由此对自我进行积极评价时的快乐体验； Kornilaki和Calaveras (2004)则认为自豪感是当个体认识到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成就或道德方面的一些结果，并且这些结果不仅是其所渴望得到的，而且它还达到或超过了一定的社会标准时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他们将自豪感从个体归因补充到其自豪感的激发需要满足社会标准上。而Tracy、Robins和Tangney (2007)进一步将产生自豪感的定义细化，他们认为自豪感是个体对专业、道德、人际等重要领域的成功事件或积极事件进行内部归因时所产生的快乐的主观情感体验；郭小艳和王振宏(2007)把自豪感定义为当目标成功实现或被他人评价为成功时，个体所产生的积极体验。自豪感这一特质是有道德意义的(Fischer， 2016)。根据Harris (1989)的说法，首先，当我们尽责后带来一些好结果时会感到自豪。其次，结果不仅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应该达到或超越某种规范或道德标准。例如，赢得比赛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因为这种结果是努力得到的，超过了其他人。 综上所述，自豪感是基于自我意识的积极情绪，是指个体因为达到自我目标或社会标准、完成了某个成功事件而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自豪感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或社会情感，是常见的自我意识情绪之一，只有人类才有能力去思考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因此，它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积极情感体验(Tracy & Robins， 2004a， 2007b)。它所具有的动机功能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能够产生积极和理想的结果。 2.2. 自豪感与骄傲 在现代汉语中，骄傲一词意指自以为了不起，是对自我认识的一种表现。有时含有贬义，如“他这人很骄傲，一点也不谦虚”，也有表达褒义之时，如“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而自豪感是褒义词，如“我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自豪”，自豪感，也是一种“骄傲”，但是自豪感是一种有荣誉感的、值得为之高兴不得不赞叹的事情、事物。哲学家Hume认为是骄傲自我评价的一种形式，骄傲的人会会被自己所吸引，把值得骄傲的原因看作是有价值的(Árdal， 1989; Rorty， 1990; Taylor， 2012)，他也提到骄傲和谦卑这两种情感不限于发生在心灵方面，也会扩展到身体方面，都有一个特殊的对象、性质和主体(Davidson， 1976; Baier， 1978)。而自豪是由于成就和强大的能力所引发的，并带有被普遍认可的特征表现，它出现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Sznycer等(2017)研究了本国和外国的25种行为和特征，结果表明某一特定行为或特征的强度会受到自豪情绪的影响，被试都会将更强的自豪感赋予到本国的行为之中。 骄傲和自豪都是道德生活的要素(Goldie， 2006)，自豪感和骄傲都有相似的外显行为，当个体感觉到这两种情绪的时候都会有笑的面部表情，或者手臂的躯体动作，但是自豪感更多的是愉悦的体验，相比于骄傲更能为他人所接受。 2.3. 自豪感与自尊 自尊和自豪感都是个体的评价和体验，自尊是个人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的一种自尊、自爱、自我尊重，并要求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体验，是一个人具有积极意义的品质(Izuma， Kennedy， Fitzjohn， Sedikides， & Shibata， 2018)，并且只有那些与自我价值有关的情感体验如自信心、成就感、荣誉感等才属于自尊。自豪感中也包含成就感和荣誉感，自尊的概念是垂直的，它们是基于空间隐喻的(Chasteen， Taylor， Lam， & Pratt， 2015)，自尊需要站在与骄傲的对象的特殊关系中，自豪可能源于心灵的品质(Fischer， 2017)，自尊和积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尊在实现短期目标中更起作用，而自豪能导致更大的毅力，在长期目标中更起作用(Stanculescu， 2012; Williams & DeSteno， 2008)。Laskoski等人(2013)的研究指出了自豪的两个维度——真正的自豪与自大的自豪，真正的自豪是指在成功完成一项行动后所经历的喜悦和愉悦感，自大的自豪是指难于承认错误和显示出优越感。自尊与真正的自豪感呈正相关，与自大的自豪呈负相关。 自尊和自豪感都可以来源于社会比较，自尊是人类生命的心理根源，这一心理品质是在生活和工作中逐步培养起来的，可以保持个体生命的健康发展和完满；自豪感这一自我意识情绪具有的动机功能，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它和快乐等积极情绪一样，能够产生积极和理想的结果。 2.4. 自豪感与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是在个体做出了成功事件之后，所产生的积极情绪。Villavicencio和Bernardo (2016)研究指出积极情绪和数学成绩有关，快乐和自豪感对最终成绩与自我调节以及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差异是显著的。从积极教育角度出发，促进积极情绪也更有利于学习。Solomon和Graham等(2017)通过对学生数学成绩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在数学方面更有自豪感，更少感到羞耻，自我效能感和自豪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自我目标来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自我回避的目标来调节。 从自豪感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来看，个体有强烈的自我效能感会产生自豪感，自我效能感和成绩直接相关，但是自豪感对成绩的影响中包含的调节因素更多。 综上，自豪感是一种带有正性社会道德的情绪，个体把自己评估为对群体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会产生自豪情绪。真实的自豪感是一种道德自豪感，有着明确促进个体道德发展的意义，个体对道德自我的评估符合道德标准和期望，就会体验到这种自豪感，这种情绪反过来又促进了个体的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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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有关自豪感的理论观点 有关情绪的理论很多，但是细化到情绪中的积极情绪—自豪感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下面从认知理论、进化理论、认知神经机制三个方面介绍自豪感相关的理论取向。 3.1. 认知理论视野下的自豪感 认知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能够支配人的行为。情感的认知理论认为，情绪对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事件被解释和评价的方式，情绪的产生受到环境事件、生理状况和认知过程这三者的影响，而认知是决定情绪性质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样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情绪。Deci (1975)提到认知评价理论指人对客观事件、事物的看法和评判。行为的外部强化促使人们把自我行为归因为外部因素，因此导致内在动机的降低，使本来具有内在兴趣的活动必须依靠外在奖励才能维持。自豪感的产生就是情感上的外在奖励，以激励个体持续的行为。 Nerb (2007)提出了一种基于评估理论框架的情绪计算模型(DEBECO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情绪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情绪是如何影响和受认知过程影响的。该模型区分了情感和认知相互作用的三个主要来源，首先评估过程有把信仰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其次，评估的评价标准与情绪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最后积极和消极的情绪演变表明在诸如愤怒、自豪感、悲伤、羞愧、惊讶、宽慰和失望等情绪状态的产生和改变以及认知情感关系的动态变化都可以用一致性来解释。在已经确定的各种评估维度中，因果归因被认为在影响各种事件的情绪反应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成功可以唤起自豪感，如果它被归因于高能力，可以激发个体的行为，是个体行为的动力。 3.2. 进化理论视野下的自豪感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不仅应该表现出对特定情绪(如恐惧)的准确和快速的识别，而且还应该能够解码每个情绪表达的含义。进化理论认为，对情感的非语言表达的普遍认可有助于增强适应性。例如，情感表达可以向其他社会群体成员发送生存相关的信息，个体有能力自动解释这些信号。Price (2010)通过比较黑猩猩的虚张声势和人类表达自豪感的形态来评估两者共同的进化起源，发现了自豪有一种典型的、被普遍认可的表情：一个小的微笑，头向后倾斜，胸部展开，双臂叉开，或举过头顶，说明自豪感从进化之初就存在于个体之中。Shariff和Tracy (2009)使用了三种不同的隐式关联方法来测试自豪感的非语言表达是否会传递一个社会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的信号，结果表明自豪感表达出更强烈的高地位信号，情感表达的社会功能与地位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Griskevicius等人(2010)也提出了一个进化框架来研究不同的积极情绪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他们研究了自豪感和满足感如何影响产品的吸引力。通过三个实验表明不同的积极情绪对产品吸引力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与每个积极情绪的潜在进化功能是一致的。由于自豪感和满足感影响产品的需求是由情感特定的功能动机来调节的，所以进化理论对于如何辨别积极和消极情绪以及情绪怎样影响思考和行为提出了重要的研究暗示和实际应用。 3.3. 神经机制视野下的自豪感 此外，也有学者从神经机制的角度研究自豪感，因为自我意识的情绪在处理这些情绪时所涉及的神经机制出人意料地被忽视。先前的神经影像学已经确定了与调节情绪有关的大脑区域，Harenski和Hamann (2006)发现了与情感内容相关的区域引发了包括内侧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的激活，表明调节情绪反应的神经关联是由刺激物的情绪内容(如道德违规)来调节的。Takahashi等(2008)为了研究自豪感和基本积极情绪的区别，让被试阅读一些能激发自豪感的句子，脑电结果发现自豪感激活了右后颞上沟和左颞极，这些区域与社会认知或心智理论的神经基质有关。Kreibig，Gendolla和Scherer (2010)进行了一项研究表明，自豪是一种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共同激活的模式，与其他情绪(最明显的是喜悦)不同。虽然现在就指望研究人员对自豪的一系列决定性特征进行研究还为时过早，但这些发现表明，自豪并不纯粹是认知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在思考不同的个人事件后，处理自我意识的情绪导致了与自我处理和自我控制相关的前额区域的激活，自我意识情绪不同程度地激活了内侧前额叶皮质，积极的自我意识情绪中自豪感与更多的腹侧激活相关(Gilead， Katzir， Eyal， & Liberman， 2016)，近期也有学者使用EEG记录了十种积极情绪的脑电图，提供了关于不同正面情绪的脑电图的第一个证据(Hu et al.， 2017)。以上证明自豪感情绪的产生有其神经机制的基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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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自豪感的测量 目前研究中，对于自豪感的测量主要是采用自陈式量表和在编码行为实验中自豪感的非语言动作。Tracy和Robins (2007a)之前在自我意识情绪理论之中将自豪分为自大的自豪感(Hubristic pride)和成就取向的自豪感(Achievement-oriented pride)，后来修正为真实的自豪感(Authentic Pride) (Tracy & Robins， 2007b)，而国内学者研究自豪感多使用自我意识情绪中的自豪测量或者情境评定测量法。真实的自豪感有助于个体增强自尊和激发动机，并促进个体对亲社会行为的投入；自大的自豪感，更多地与自恋联结在一起，易于产生攻击和敌意，导致人际关系障碍等许多适应不良行为(杜建政&夏冰丽，2009)。自陈式量表测试可以通过情境情绪测量或者情节情绪测量，比如你考试得了多少分，请对自豪情绪进行等级评定；也可以进行陈述评定，对有关自豪的行为或事件或短语进行评定。自豪感的非语言编码则可以使用躯体姿势等观察测量。 作为一种情绪表达，自豪感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可以透过非言语信息加以识别，因此，Tracy和Robins (2007c)根据自豪情绪的非语言表达特征编码编制了一套测量系统，使用6点评分，例如典型的自豪表情包括头微微向后倾斜(大约15~20度)，伸展的姿势，双手叉腰放在臂部的手臂，以及一个小微笑。不太典型的是手臂姿势包括双手握着举起的手以及交叉在胸部的手臂。 自豪感的测量要适用于不同的群体和文化，则需要根据社会文化做进一步的修订，使之更适用于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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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讨论与展望 自豪感是自我意识情绪的一种，可以对个体多方面产生影响。和自豪感相关的理论研究大多是情感的认知理论和进化理论/框架。但是其实个体的自豪感也是与多方面有联系的，社会文化以及个体人格的差异对于自豪感的产生以及自豪感的释放都是有区别的，后续可以继续探讨其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心理机制的研究。 7.1. 个体差异性对自豪感的影响 每一个人对于自豪感的表达有着非语言上的一致性，但是能激发每个人自豪感的事件是不一样的，对于自豪感的体验程度以及自豪感的表达也是有区别的，自豪感和社会地位相联系，与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人格模式以及性格特征有关系，声望主要和真实的自豪相联系，支配性和自大的自豪相关，并且某个人觉得自豪的事情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是耻辱，所以需要明确的是个体对于特定行为和特征的赋予是有差异的。在自豪感的表达上可以对个体进行引导，进行真实自豪的表达以避免由于自大自豪带来的妒忌以及人际交往的问题。 自豪所涉及的评价是根据个体的信仰、愿望、价值观等方面的背景下做出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价值观，信念，欲望，规范的期望等等。儿童所感受的自豪和成年人感受的自豪也是不一样的，儿童的自豪可能更多的只是完成了某一任务，而成年人的自豪涉及更多的关于道德和社会地位的信息。Webb等人(2016)让青少年对两种评价反应的小插曲作反应。与男孩相比，女孩的骄傲经历更强烈，更有可能表达骄傲。青春期的增加是为了抑制自尊的表现，以及在引以为傲的情况下表现的谦虚。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在抑制自尊的时候，比年轻的青少年更不可能期望得到负面的同伴反应。Stanculescu (2012)讨论了学校心理学家的工作的影响，强调他们的工作在支持学生们的自我意识，自我和主观幸福感。性别特异性差异以及怎样对待这些差异在教育的过程中对青少年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自豪感在不同家庭类型下所产生的特征类型也会不同(Robert， 2009)，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家长和教室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情绪，特别是真实的自豪感。并且在群体研究中，Bogart等人(2018)指出自豪感与社会支持、耻辱以及较小程度的种族因素有关，对于自尊心低的个人和群体的干预措施可以侧重于个人和环境因素，促进个体的自豪感或者群体自豪感。 7.2. 文化与成长环境的影响 家庭抚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环境都是影响个体成长的社会性因素，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情绪表达更偏向于含蓄深沉，不像西方人那样明朗清晰，也经常会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应该在孩子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进行疏导，合理疏放。真正的骄傲与努力和成就感联系在一起，而自大的骄傲与才华/能力和优越感联系在一起(Gilchrist & Sabiston， 2018)，在自豪情绪的培养方面，应该加强真实自豪感的表达，以及自大自豪感的平衡。 在进行自豪感研究的时候需考虑中国本土化的因素，中国更加内敛和含蓄，在进行情感表达的时候可能会有更细微的差别，所以在进行自豪感测量以及情境设置的时候应该融合中国文化特征。 7.3. 自豪感的应用与干预研究 面部表情的情感推断反映了表达过程。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评估理论的情感表达，它认为评估结果直接决定面部肌肉动作的本质(Scherer， Mortillaro， Rotondi， Sergi， & Trznadel， 2018)。自豪感的情绪表达是否也如结果所说个体可以根据评估预测，推断出有针对性的评估和情绪。自豪感的情绪可能已经进化到天生的非语言表达，自豪感这一种积极情绪可以在不依赖自我报告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同时考虑到自豪感是对成功的回应，它的非语言表达可能会传递一个人成功的信号，从而提升地位。那么社会地位对于自豪感也是有影响的，后期研究要注意更多的操作变量的控制。并且自豪感的表达上是有性别差异的，性别差异可能会影响积极和消极社会评价的感知和表达(Wiggert et al.， 2015)，这种差异可能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也可能与社会文化有关，会根据不同的社会而产生不同，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相关研究指出来可以进一步进行探索研究。Williams和DeSteno (2008)指出，自豪感可能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促使个体为了长期回报而忍受短期成本(如负面影响、痛苦、努力)，在进行自豪感研究的时候可以运用到企业，前人研究指出自豪感和绩效有关，可以进行相关的培训和辅导加强员工的自豪，以促进企业绩效，同时培养真实的自豪感，促进个体的动机，增加亲社会行为倾向，适当平衡自大的自豪，促进员工的成就感，如有过分自大的自豪，可以进行团辅干预，将其转化为真实的自豪，以减少人际交往的妒忌和敌意以及侵犯的情况。 7.4. 自豪感发生理论与神经机制研究 自豪感相关的理论研究大多来自情感的认知理论和进化理论。但是其实个体的自豪感也是与多方面有联系的，社会文化以及个体人格的差异对于自豪感的产生以及自豪感的释放都是有区别的，后续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其更多的理论支持。 同时自豪感的神经机制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白自我反思和情感处理所涉及的心理表征和神经系统的本质，并丰富和发展自豪感这一积极情绪的研究。适度的“自豪”会推动和激励我们寻求知识、追求个人目标。同时，“自豪”还会影响我们的人际交往，让我们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个体能够正确解读合成刺激的能力与情感识别能力高度相关，这是情感能力的一部分，通过正确解读自豪感，促进自豪感的产生，从而更好的促进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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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占空比无线传感器网络已广泛应用于入侵检测、地震活动监测和一些偏远地区中。在自然传输环境中，需要对数据传输的时延、能量消耗和跳数进行优化。基于这一要求，本文研究了占空比无线传感器网络(DC-WSN)中的NP完全问题：多约束路径问题。我们将提出网络中关于多重约束条件下从源点到汇聚点的数据传输路由构建的多项式时间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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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无线传感器网络(WSN)在智能交通、环境监测、军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WSNs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事件发生后，网络中的传感器需要将感知到的实时数据传输到指定的收集器，即汇聚节点。 由于传感器采用的是电池供电，因此能效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近十年来，低占空比网络 [ 1 ] [ 2 ] [ 3 ] [ 4 ] [ 5 ] 被认为是最关键的节能技术。在这种网络中，每个传感器节点按照一个无限二进制串的工作计划，周期性地在唤醒和休眠状态之间切换，其中1和0分别表示激活状态和休眠状态。一个节点只有在被唤醒时才能接收到数据包，并且可以在任何时间传输数据包。延迟主要是端到端延迟 [ 6 ]，即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到接收器接收到关于该事件的数据包的时间的延迟。例如，给定从源节点到汇聚节点的路径P，由于活动/休眠调度，每个转发节点必须等待它的下一跳邻居节点苏醒来接收数据。对于一些对延迟敏感的应用，特别是军事监测和火灾报警，这种延迟应该受到限制。P的通信成本 [ 3 ] [ 7 ] [ 8 ] 包含距离、能量消耗、传输次数(或跳数)等。对于路径P的每一跳，如果希望到达终点的进度(距离)尽可能大，则可以减少跳数和P的长度。但是，由于各节点的唤醒调度，最大进程可能会导致某些跳长时间等待。然后，需要对延迟、成本等进行约束。 我们的贡献： 1) 研究了具有一般拓扑结构的DC-WSNs中的多约束路径 [ 9 ] [ 10 ] 问题。此外，在本文同时考虑的各种约束中，任意一对节点之间的传输延迟可以与DC-WSNs的时间扩展图 [ 11 ] 的构造相结合。 2) 重点讨论了在时间展开图中选择的路径与原始网络中所需要的非循环路径之间的关系。 然后，结合多约束路径问题，在第三节提出了一种多项式时间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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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摘要研究了占空比无线传感器网络(DC-WSN)环境中的多约束路径问题。该问题形式化为DC-MCP ( G ， s ， t ， w i ， c i ) ，当 i = 3 时，只需多项式时间即可求解。根据DC-WSN定义图G。将G与所有节点的工作进度相结合，构造了一个具有两个权函数的时间展开图 G 1 。然后将问题DC-MCP ( G ， s ， t ， w 1 ， w 2 ， w 3 ， c 1 ， c 2 ， c 3 ) 替换为另一个MCP ( G 1 ， s [ 1 ] ， t 0 [ 0 ] ， w 2 ， w 3 ， c 2 ， c 3 ) ，可以化简为问题MCP ( G 1 ， s [ 1 ] ， t 0 [ 0 ] ， w 2 ， w ， c 2 ， x ) 。在 [ 9 ] 中扩展的Dijkstra算法的基础上，利用DC-MCP算法在多项式时间上求出MCP ( G 1 ， s [ 1 ] ， t 0 [ 0 ] ， w 2 ， w ， c ， x ) 的一个解P。另外，由P得到的路径 P ˜ ⊆ G 没有循环，是原问题的一个解。 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将尝试将我们的工作与k-不相交路径问题、数据收集问题和其他复杂的变体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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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生命安全是每一个辅导员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如何适时、及时地给予相应的帮助，并以此为契机引导大学生有成长性应对人生各类挫折与危机，成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积极心理团体辅导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以期提升大学生生命安全观，改善大学生对生命安全的认识与理解，使大学生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尊重生命。以此探索构建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干预方案，为高校各类安全危机事件提供有力保障和更深层次的理论指导和研究素材，有效预防和减少疫情防控中的不稳定因素，为打造和谐安全校园提供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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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众所周知，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重大疫情的爆发等社会生活应激事件，往往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复杂而深刻的多重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已表明，社会生活应激事件、重大挫折及其无效应对常常是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王晓萍，2011)。所以当疫情等应激性事件发生时，及时引导、有效指导，是帮助他们成功应对、防御身心问题、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确保健康成长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几个月来，我国多个省市相继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疫情。那么，新冠疫情中的返校后大学生们心理状况如何？他们是否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此次社会应激事件？高校又如何适时、及时地给予相应的帮助，并以此为契机引导大学生有成长性地应对各类社会危机和人生挫折？对此高校还应当做好哪些相应的教育工作？这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加强重大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思想心理问题及其教育方式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课题。由此，为了了解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情绪和行为反应状况，特别是对生命安全的认知与态度，以便给予有针对性的心理帮助和心理辅导。 安全是高等院校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石，也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同时也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徐文闻，2014)。高校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何复苏，2013)。高校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人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阵地，高校疫情防控工作的成效也是全社会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衡量。因此，为了维护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及时有效的构建一套针对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干预方案迫在眉睫。生命安全教育，是以人的生命为基本点，以教育为手段，增强和提升个人安全意识，达到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安享生命的一种提升生命品质和获得生命意义的教育过程(阳际华，2007)。通过本次干预研究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生命安全干预途径与方法，探索构建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干预方案，丰富高校安全理论支撑，为高校各类安全危机事件提供有力保障和更深层次的理论指导和研究素材，有效预防和减少疫情防控中的不稳定因素，为打造和谐安全校园提供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 通过对所查阅资料的回顾与分析，我国大学生在生命观方面存在以下状况。首先，大学生生命价值意识方面匮乏，在步入大学生活后，大学生自我意识加强，如果现实和理想有了出入，就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姚小燕，2016)。其次，大学生对生命意识的认识不足，在高校没有开展关于生命的教育，对大学生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翟春，宋成，2015)。本研究以疫情返校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积极心理学与团体心理辅导相关理论，探索构建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干预方案。对于扩展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相关知识，丰富该领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本研究以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积极心理团体辅导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以期提升大学生生命安全观，改善大学生对生命安全的认识与理解，缓解消极情绪，对生活充满正能量，使大学生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尊重生命。而构建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干预方案，减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对海南师范大学建设现代化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造成的负面影响，切实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全面深入的开展，对维护校园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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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招募海南师范大学疫情返校大一大二大三学生20名，将其随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各10名学生。其中男生10人、女生10人，比例为1:1。排除条件为满足下述任意一项：① 具有精神病性问题；② 正在服用精神科药物；③ 具有严重人格障碍；④ 不愿意参加本研究者或者不能保证八周连续参加团体辅导者。 2.2. 研究工具 大学生生命安全问卷(CSLVI)由大连理工大学胡月等人于2015编制(丁妮，2014)，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问卷由53个题目组成，采用里克特氏5点量表评定法，要求被试认真读完题目后，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选填。维度：该问卷分为三个维度七个因子：生命价值目标、生命价值过程、生命价值评价三个维度，个人取向、社会取向、努力投入、主动解决、幻想退避、积极乐观、消极宿命七个因子。 2.3. 干预方法 开始实验活动前的一周，由研究者担任主试，采用大学生生命价值观问卷对两组被试进行前测。前测过后对问卷进行回收整理。在前测过后，开始对实验组进行为期六次的团体心理辅导。与此同时对照组不做任何辅导，并在对实验组做团体辅导时确保对照组成员不进行任何有关心理学的辅导。在六次活动结束后再次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的施测。最后对所有问卷进行回收分类并进行分析。 2.4. 积极心理团体辅导方案的理论依据 积极心理学的观点为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开放的眼光对待事物和看待生活中接触到的每个人。以积极的心理态度对待生活中碰到的人和事物。采用积极的心理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对挫折可以用积极的方式去处理。激发个体的积极力量，使其积极的生活。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每个个体的积极力量，激发个体的实际或潜在的积极思想，完善每个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本次活动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每次团辅活动的设计也与积极心理学紧密相关，旨在以积极的氛围解决团体成员看生命的问题。本次团体心理辅导用到的重要理论依据为群体动力学，群体动力学更加关注到的是整体成员的一个氛围，成员间对彼此的凝聚力，以及领导者在团体中做出的举动是否可以激励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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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pre-tes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M ± SD 实验组(n = 10) 组内t检验 对照组(n = 10) 组内t检验 组间前测t检验 组间后测t检验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生命价值观问卷总分 185.38 ± 25.24 193.69 ± 20.98 −2.81 * 178.75 ± 21.51 178.56 ± 20.57 0.16 0.80 2.06 * 个人取向因子 14.44 ± 3.37 15.44 ± 3.10 −2.24 * 14.81 ± 3.17 15.00 ± 2.988 −1.38 −0.33 0.41 社会取向因子 22.56 ± 4.02 24.44 ± 3.44 −3.17 ** 23.81 ± 3.99 24.19 ± 3.54 −1.57 −0.88 0.20 生命价值目标维度 37.00 ± 6.71 39.88 ± 6.12 −3.57 ** 38.50 ± 6.61 38.875 ± 6.45 −2.09 −0.64 0.45 努力投入因子 20.13 ± 3.26 22.81 ± 3.85 −3.28 ** 21.75 ± 2.82 21.94 ± 2.95 −1.00 −1.51 0.72 主动解决因子 42.38 ± 6.62 43.81 ± 7.61 −1.12 43.63 ± 5.80 44.69 ± 6.53 −1.39 −0.57 −0.35 幻想退避因子 10.94 ± 2.02 10.63 ± 1.93 0.70 10.44 ± 3.03 10.38 ± 2.85 0.32 0.55 0.29 生命价值过程维度 73.44 ± 9.78 77.25 ± 10.45 −2.09 75.38 ± 7.54 75.69 ± 7.62 −1.78 −0.63 0.48 积极乐观因子 52.19 ± 7.08 55.375 ± 9.12 −1.95 52.56 ± 6.29 52.88 ± 6.10 −1.78 −0.16 0.91 消极宿命因子 30.06 ± 4.73 35.06 ± 5.42 −2.836 * 29.06 ± 6.73 28.94 ± 6.51 0.57 0.49 2.90 ** 生命价值评价维度 87.75 ± 9.38 89.50 ± 9.34 −0.84 81.69 ± 10.29 81.75 ± 9.97 −0.24 1.74 2.27 * 表1. 大学生生命安全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比较(M ± SD) 注： * 代表p < 0.05， ** 代表p < 0.01， *** 代表p < 0.001。 表1是实验组、对照组被试的大学生生命价值观问卷前测数据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1) 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前测数据结果中显示，P > 0.05，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说明两组被试的一致性。2) 对照组总分要低于实验组，但无明显差异，说明对照组的成员可能在做问卷时情绪处于低落期。 经实验组与对照组后测比较发现，实验组经过了积极团体辅导活动，而对照组不做任何团体辅导活动得出的数据为：1) 从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后测数据结果中得出，p < 0.05，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这个差异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改善有明显的效果。2) 消极宿命因子的得分越低说明越倾向消极，消极宿命因子的数据结果以及生命价值评价维度得出，p < 0.05，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后测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积极团体辅导可以改善大学生消极情绪和消极思想，提升大学生积极情绪。 从表1结果可知，实验组在进行了六次积极团理辅导后的前后测比较发现：1) 在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总分的前后测数据结果得出，p < 0.05，实验组前后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说明积极团体辅导可以提升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提高大学生生命价值观。2) 在社会取向和努力投入这两个因子中可以得出，p < 0.01，说明在积极团体辅导之后，大学生对事物的理解更加深入和投入，对社会的理解度更高，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更加趋向于积极态度。 对照组前后测比较发现：1) 生命价值观问卷总分数据得出，p > 0.05，无显著差异。2) 在生命价值观问卷中所有因子以及维度的数据中可以得出p > 0.05，无显著差异。因此，对照组经前测和后测干预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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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是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积极心理团体辅导对大学生生命安全干预，从实验组的前后测比较可以看出，团体成员在生命价值观总分中存在显著差异，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证明了积极团体辅导对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意识有显著性的影响。在生命价值观的七个因子上，个人取向、社会取向、努力投入、消极宿命这四个因子得到了显著性的提高，在消极宿命方面有显著性提高说明成员的消极情绪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从大学生生命价值观问卷的数据中显示，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有很大的作用，根据干预效果评估可以看出，积极团体辅导可以使大学生改善悲观情绪，正确的认识自己，看清自身的特点，并对自身有一定的积极情绪的改善，理解生命，学会如何尊重生命，并且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消极情绪。积极团体辅导使大学生对自我的生活有一个积极的看法，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更加阳光的看待生命中的遇到的人或事情。 积极心理学可以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的发展，寻找更加幸福的生活。而团体心理辅导主要关注的对象大多数为心理健康群体，并致力于促进群体积极健康发展，最终促进成员是否可以成熟的发展并激发自己的潜能(赵文强，2017)。积极心理学与团体辅导两种理论交相呼应，两种理论的结合可以更好的展现各自的优点，丰富并且深刻了团体辅导的理论内容，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本次研究的目的。 因本次干预研究是在大学生疫情返校之后进行，在研究设计方面设计了疫情后求生、疫情后自画像、疫情后大派送等环节，与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进行结合，要求在活动中要给成员带来一个积极、温暖的团体心理辅导环境。后疫情时代积极团体辅导对人际作用有很好的融合，使成员对彼此以及自己的认识更近了一步，对自己的生命态度有所改变，变得更加积极，做完活动后，也更加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在生活中多一些积极的情绪。并且对生命价值有了一定的认识，知道了生命只有一次，错过了就不会再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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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个体药物使用的潜在影响因素。研究采用自编《药物成瘾易感性问卷》对317名健康被试和316名来自天津市某戒毒所的药物依赖者进行施测，先对各个变量进行t检验，然后将它们输入进Logistic回归模型并计算各个变量的OR值。单因素t检验发现，社交焦虑、感觉寻求、药物认同、社会支持与药物使用有显著关系；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社交焦虑、感觉寻求、药物认同三个变量可以显著预测药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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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众所周知，药物使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安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根据《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国禁毒网，2020)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药物使用人员214.8万名(不包括戒断三年不复发、不死亡、不离境的人员)，其中滥用冰毒人员118.6万名，占55.2%。据前人研究表明，冰毒类合成类药物对人的危害是全面的。从个体层面上看，药物会促使个体产生慢行中毒、急性中毒和冲动性行为(刘志民，2012)；此外，药物使用还会损伤家庭结构和功能(苏中华等，2005)，例如个体一旦染上毒瘾，就会逐渐丧失承担家庭的责任感，导致药物使用个体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缺乏交流(刘婷，2020)；从社会层面上来看，由药物使用而衍生出的贩毒、诈骗、盗窃、抢劫、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严重药物使用甚至会影响社会发展及安定(刘婷，2020)。上述均表明，药物使用在中国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以及家庭、社会等都存在极大的危害。 严格来说，药物使用一般是指尝试性、低频率并且通常不合法地使用药物，它区别于药物滥用和药物成瘾。药物滥用是指习惯性地、大量地使用药物，而药物成瘾是指强迫性的、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药物使用行为，这三个术语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有不同的诊断标准(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但有时药物使用也泛指非法使用药物行为，与药物滥用意义相同，它一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未使用药物到初次使用药物；第二阶段是从初次使用药物到成瘾；第三阶段是从成瘾到戒断；第四阶段是从戒断到复吸(Koob & Volkow， 2010)。对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言，已有大量现存研究，从简单的因素探索到机制构建，涵盖了基因、神经、心理、行为、社会等各个层面(De Sa Nogueira， Merienne， & Befort， 2018; Koob & Volkow， 2010)。相比于此，第一阶段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但该阶段的研究对于药物易感性人群的识别以及药物滥用预防来说至关重要。对关键风险因素的识别，不仅仅能为诊断提供依据，还能够在实施特定的治疗干预时，根据关键临床变量的优先级改进先前的治疗方案(Valero et al.， 2014)。这种思路在西班牙被良好应用。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药物使用的第一阶段，探索影响药物使用的潜在因素。 根据前人研究发现，药物使用的常见影响因素包括人格、负性情绪、感觉寻求、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等。对于人格而言，神经质被认为是预测药物使用最有力的因素(Lahey， 2007; Feldman et al.， 2011; Anderson et al.， 2007)；冲动与物质使用障碍(SUDs)之间的联系也已被很好地证实(Dick et al.， 2010; Verdejo-García et al.， 2008)。此外，药物依赖者往往喜欢寻求新鲜事物带来的刺激(朱小虎&孔克勤，2007；Conner et al.， 2010)，但在他们遭遇挫折事件时，却难以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杨玲，马丽，赵鑫，张更生，2015)，导致许多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产生，并且难以从创伤中恢复。也有研究也发现，早期家庭结构的异常和社会支持的缺乏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药物使用行为(张钰青，2018)。此外，对药物积极态度的形成是使用药物的重要前提(Jessor & Jessor， 1977; Kandel， Kessler， & Magulies， 1978; Krosnick & Judd， 1982; Smith & Fogg， 1978)。 从上述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中，不难发现目前研究很少综合地考察不同因素对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大多数仅限于探讨某个或某几个变量与药物使用行为的关系。而对于药物使用而言，其背后的因素是众多且复杂的，往往涉及到社会、心理、生物等诸多层面的因素(De Sa Nogueira， Merienne， & Befort， 2018; Koob & Volkow， 2010)。如果不能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就无法比较这些因素对药物使用行为影响作用的大小。因此，本文在基于前人文献和被试访谈的基础上，选取感觉寻求、药物认同、社交焦虑、抑郁、社会支持5个影响因素，系统地探索初次使用药物的影响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本文选取的因素都是常见和稳定的，而未将一些预测力较弱或者尚存在争议的因素纳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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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样本由318名健康被试以及在天津市某戒毒所进行成瘾戒断的318名药物依赖者组成。经过极端值检测后，删除距离平均值3个标准差以上的数据，剔除极端值后的样本量为633。其中，健康被试317名(男性112名，女性205名)，药物依赖者316名(男性112名，女性204名)。 2.2. 测量工具 在参考了The Sensation Seeking Scale V (SSS-V) (Zuckerman， 2007)、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Sarason et al.， 1983)等问卷的基础上，自编了一份《药物成瘾易感性问卷》，用于测量药物使用的潜在影响因素。该问卷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08，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0.753~0.907之间，表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项目进行筛选与修订，并对最终版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拟合指标CFI和NNFI均接近于1，且RMSEA小于0.08，这表明问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问卷结构如表1所示。 Table 1 Structure of questionnair 维度 项目数 计分方式 分数意义 社交焦虑 4 1~4 得分越高，社交焦虑水平越高 感觉寻求 4 1~4 得分越高，越倾向于寻求高强度刺激 抑郁 11 1~5 得分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 社会支持 6 1~5 得分越高，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药物认同 5 1~5 得分越高，越认可药物使用行为 表1. 问卷结构 2.3. 程序和统计分析 采用自编问卷对药物依赖者和健康被试分别进行标准化测量，在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后，使用SPSS26.0.0.0和R 2.5033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先计算社会人口学信息。其次，进行单因素分析。将总样本分类为药物使用组和健康组，然后对各个维度分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检验两组人群在各变量上的分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最后，进行多因素分析。用多元逻辑回归向前进入法分析心理因素对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的大小，与此同时将各个变量转化为而分类变量，并计算各个因素的O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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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社会人口学信息 被试的社会人口学信息由表2所示，由表可知，相比于健康人群，在药物使用人群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居多(69.5%)，离婚率接近三分之一，无固定收入的人接近三分之一，父亲缺位的比例也高于健康被试。 Table 2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n = 633 社会人口学变量 药物使用组 健康组 性别(% 男) 7 8 学位(%) 5 9 小学以下 7 8 小学 5 9 初中 5 9 中专 5 9 高中 5 9 大专 7 8 大学 5 9 婚姻状态(%) 7 8 已婚(未分居) 5 9 离婚 5 9 未婚 5 9 丧偶 5 9 分居 7 8 其他 5 9 收入(%) 7 8 无收入 5 9 低于3000元 5 9 3000~5000元 5 9 5000~10，000元 5 9 家庭成员(%) 5 9 父亲 5 9 母亲 5 9 兄弟&姐妹 5 9 儿子&女儿 5 9 配偶 5 9 表2. 社会人口学信息(n = 633) 3.2. 单因素分析心理因素与药物使用行为的关系 对两组被试在5个心理因素上得分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检验健康被试和药物使用被试在5个变量得分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由表3所示，社交焦虑、感觉寻求和药物认同三个变量和药物使用有显著的反向关系，即这些变量上得分越高，个体越有可能使用药物；对于社会支持来说，它和药物使用有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边缘性显著；抑郁和药物使用同样有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 3.3. 多因素分析心理因素与药物使用行为的关系 事实上，各个心理因素不可能是相互独立作用的，而应该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发挥作用。由于变量的相互联系，因此当我们单独考虑某个变量与药物使用的关系时，发现某个变量与药物使用行为有显著联系，实际上可能是由于这一变量包含了其他与药物使用有真正联系的变量的影响。因此，为了找到能显著预测药物使用行为的变量，我们采用逻辑回归向前进入法(forward LR)，得到如下结果： Table 3 Multivariate tes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drug use behavio 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p OR值 置信区间 社交焦虑 0.28335 <0.05 2.88 2.09~3.98 感觉寻求 0.17608 <0.05 2.77 2.00~3.83 药物认同 0.20037 <0.05 3.16 2.25~4.43 表3. 心理因素与药物使用行为的多因素检验 表3表明，在所有心理变量中，只有社交焦虑、感觉寻求和药物认同3个变量进入方程。从优势率(odds ratio，简称OR)和95%置信区间来看，药物认同与药物使用行为的关系最大，其次是社交焦虑，第三是感觉寻求。它表明，当个体对药物认同度越高，越喜欢追求高强度感觉以及社交焦虑越高时，越有可能使用药物。相比于此，回归系数却表明，影响药物使用的三个变量重要性依次是社交焦虑、药物使用、感觉寻求。在单变量t检验中与初中生吸烟行为关系显著的其他变量均没有进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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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药物使用组的学历达多为初中及以下(69.5%)，而正常组的学历多为大学(84.7%)，这可能源于低学历标签和亚文化接纳作用(夏国美，2003)。低学历青少年进入社会往往会在工作上受到歧视，导致他们无法融入主流文化圈，于是就被迫进入一些亚文化圈例如吸毒圈、夜店圈并接受那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最终接触毒品。此外，父亲缺位的比例也高于健康被试，这可能是由于药物使用者缺乏来源于父亲的价值观引导。 t检验表明，社交焦虑、感觉寻求、药物认同、社会支持与药物使用有显著关系。与前三个变量是反向关系，与最后一个变量是正向关系。然而，心理变量不可能孤立地对药物使用行为发挥影响，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有些变量表现出对初中生吸烟行为的影响，很可能是因为包含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作用。对于有效干预计划的制定来说，必须在众多有影响作用的心理变量中找出真正有影响作用的那些变量。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经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得到的变量，它们对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排除了其他变量的作用，能够体现它们单独对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的大小。本研究的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发现社交焦虑、感觉寻求、药物认同这三个变量可以显著地预测药物使用行为。对于感觉寻求来说，许多前人研究都曾聚焦在感觉寻求这种人格因素对于药物使用的直接效应(Bates， Labouvie， & White， 1986; Galizio， Gerstenhaber， & Friedensen， 1985; Grau & Ortet， 1999; Johnson & Cropsey， 2000; Mustanski， Viken， Kaprio， & Rose， 2003; Slater， Basil， & Maibach， 1999; Teichman， Rahav， & Barnea， 1993)。少部分研究探索了感觉寻求的间接效应，并有证据表明，对药物积极态度的形成是使用药物的重要前提(Jessor & Jessor， 1977; Kandel， Kessler， & Magulies， 1978; Krosnick & Judd， 1982; Smith & Fogg， 1978)。关于间接效应的解释是：药物使用态度可以被假设为是一种工具变量(Katz， 1960)，它为药物使用提供了一种认知框架(行为的、规范的和控制的信念)，这个框架必须被发展成一种有效的形式以满足寻求感觉的需求(Ajzen， 1991; Wyer Jr. & Srull， 1994)。本研究证实药物认同和感觉寻求同为药物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次，对于社交焦虑来说，本研究表明社交焦虑可以促进个体的使用药物行为，这也印证了前人对精神病治疗样本(DeWit， MacDonald， & Offord， 1999; Kushner， Abrams， & Borchardt， 2000)和成年人群体中的调查结果(Kessler， Crum， Warner， & Nelson， 1997; Regier， Narrow， & Rae， 1990; Sareen， Chartier， Kjernisted， & Stein， 2001)。当然，也有研究指出行为抑制作为社交焦虑的一个重要特征(Biederman， Rosenbaum， Bolduc-Murphy， & Faraone， 1993; Hirshfeld， Rosenbaum， Biederman， & Bolduc， 1992)，可以通过减少与不良同伴的接触来保护年轻人远离药物使用。此外，存在行为抑制的个体还常因畏惧从事危险行动(Kochanska， 1993; Rubin & Asendorpf， 1993)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使用药物。因此，有关社交焦虑和药物使用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的精细化研究。最后，对于社会支持来说，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药物使用有抑制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相符(Buckman， Bates， & Morgenstern， 2008)。 由于目前药物使用人群仍在快速增长，因此实施有效方案来识别药物使用易感性人群并及时阻止其药物使用行为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显示，根据逻辑回归模型中预测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顺序，可以提供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筛查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识别个体药物使用潜在风险的预测因素，或更好地将目标人群进行细分(Suchting et al.， 2018; Hvistendahl， 2016)，最终能够为公安部门及时识别药物易感性人群、制定有效的干预计划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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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药物使用人群相比于健康人群，学历往往较低，离婚率接近三分之一，无固定收入的人接近三分之一，父亲缺位的比例也高。单因素分析发现，社交焦虑、感觉寻求、药物认同、社会支持与药物使用有显著关系。多因素逻辑回归发现，社交焦虑、感觉寻求、药物认同这三个变量可以显著预测药物使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