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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春秋战国《诗经》《离骚》的创作阶段 如上所述，言谏制度作为中国讽喻文学中以诗讽谏传统和政教传统的早期形态和形成基础，与中国社会早期的巫祝文化、史官文化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后《诗经》《离骚》的形成阶段，是诗歌创作较为繁盛的时期，特别是其中表现对时事不满、以诗讽谏的怨刺诗，更是讽喻传统在中国古代诗歌领域最早的文学体现。 在讲怨刺诗之前，首先明确一下诗的起源。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写道：“历史地考察起来，我们认为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中，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情感、被称为文艺作品看待的‘诗’。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 9 ] 闻一多则在《神话与诗》中认为原始先人为了协调劳动和表达情感而歌唱的内容，为后来具有节奏分明、韵律整齐特点的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诗的原始形态。而在最初，诗与乐舞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服务于巫术活动的，因而被赋予了沟通神人、祈求福佑的重要功能。这种状况发生转化的契机是公元前11世纪左右，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关于诗歌功能方面的这种转变，有一段较为准确的表述： 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神圣性依然得到普遍的认可，只是诗的功能发生了某些变化。《周官》、《仪礼》、《礼记》、《左传》、《国语》等古籍所载西周至春秋时的贵族政治活动是处处离不开诗的：西周时凡是大型的公共性活动都必定有一定的仪式，凡有仪式，必有乐舞伴随，有乐舞就必有诗歌。到了春秋之时，贵族们在正式的外交、交际场合都要赋诗明志，诗于是又变为一种独特的交往语言[ 10 ] 。 (1) 《诗经》中的怨刺诗 西周初期，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统治整个国家，在借鉴殷商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周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而所有的这些措施，包括文化制度，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建设。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曾说过： 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其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 11 ] 。 这段话一方面点明了文教一统是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确立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古代的文教观念，甚至之后出现的诗教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这种“忧患意识”。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是这样解释的： 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成为新的胜利者，但通过周初文献所看出来的，并不像一般的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易传》所说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与恐怖、绝望最大的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亲密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 12 ] 。 徐先生这段话中的“忧患意识”，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整个统治阶层思想状况的一种剖析。正因为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管理者有这种认识和担忧，所以才会时刻约束着自己的行为，为的是能够使自己的统治更加长久。而这种“忧患意识”，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最终沉淀为流淌在中华民族文化血液中的一种民本思想，特别是作为中间层次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会自然地迸发出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这也是中国早期的言谏传统能够发展到《诗经》怨刺诗、直到后来白居易的讽喻诗的“文化源头”所在。 关于《诗经》怨刺诗 1 ，学者们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主要包括时代背景、诗歌范围、思想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 2 ，因此本小节将论述重点放在怨刺诗的“怨刺”功能上。 《诗经》中表现对现实讽刺内容的作品，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这里借鉴褚斌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的分类方法，按照作诗对象的不同，将怨刺诗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自劳动人民之口的，这部分讽刺性民歌主要收录在《国风》中；第二类是贵族文人创作的，这类诗歌的目的是讽刺时政。贵族文人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维持和保证既有的统治，他们才能够继续处于社会上层，因此，他们是非常诚恳的通过诗歌向统治者进行劝谏。当然，相比而言，来源于民间的讽刺性民歌具有更强的批判性，对问题的揭露也更加大胆、言语辛辣。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统治黑暗，又不断遭到外族侵扰，整个国家内忧外患、生灵涂炭。因此，对社会现实有清醒认识的贵族文人以及生活在民间、深受其害的劳动人民，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性作品，希望指陈时弊的这些诗歌可以上达圣听，借助于其鲜明的讽刺批判功能，达到对统治者的劝谏目的。正如《大雅·民劳》末尾总结的：“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以《诗经·邶风·新台》为例，《毛序》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其子伋之妾，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此后的研究者，大都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这首诗讽刺的是卫宣公修筑灵台一事：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卫宣公在历史上以昏淫著名，典型的就是这首诗中所嘲讽的：卫宣公替他的儿子伋聘娶齐女，因为贪恋此女美貌，便在河上新筑高台，将此女截留在此，而这女子便是后来的宣姜。对于这件事，齐国人都很鄙视。作此诗便是意在讽刺卫宣公因贪恋美色而不顾礼义廉耻，有伤社会教化的这种行为。诗歌以“新台有泚”、“新台有洒”起兴，表面上是在赞美新筑高台之美，而其真正的用意是要用新台之美来反衬卫宣公这种做法的丑陋。卫宣公所筑高台越美，卫宣公这种做法就显得越龌龊、越让人鄙弃。并且，最后一句“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用撒网之后不仅没捞到鱼，而且还打到了令人厌弃的癞蛤蟆这件事来映衬齐姜这么一个美貌的女子，哪能想到自己会被调换了夫婿，被卫宣公这样一个“老头子”据为已有呢？本来社会道德的约束，对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卫宣公的这种做法正反映出封建道德的虚伪。统治者拿着这套规范来约束人民，自己却寡廉鲜耻、为所欲为。人民大众不敢直接议论卫宣公这种败坏道德风气之事，因此通过诗歌来委婉的讽刺。当然，民众也希望统治者看了这首诗可以自我反省、引以为戒，从而改良社会道德风气。 郑玄《诗谱序》说：“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也就是说，《诗经》中的怨刺诗，是针对西周末年社会上日趋严重的政治问题，希望通过对统治者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行径的揭露、批判和讽刺，来达到劝谏的目的。不管是文人作家与生俱来的这种刚毅正直的性格，还是后来形成的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亦或者是社会风俗、制度的熏陶，这些都是讽喻文学传统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而《诗经》中怨刺诗的出现与成熟，正式打开了中国古代讽喻文学传统的大门，也为以诗讽谏、以诗干政传统在中国文学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借鉴。 (2) 《离骚》中的讽谏色彩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13 ] 虽然司马迁意在说明当时屈原创作《离骚》的忧怨心态，但从中也可以发现，《离骚》中体现出的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批判，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决定的。 在《离骚》中，屈原感叹于当时朝廷上朋比为奸、排斥正直之士的现状，他很愤怒的指出：“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屈原用“溷浊”两个字来概括这种社会现实：“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基于此，屈原向楚怀王劝谏道：“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劝谏楚怀王，希望他可以及早的把这些污秽的行为舍弃，任用德才兼备之人来治理国家。虽然，屈原《离骚》中对现实政治的怨刺与《诗经》怨刺诗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离骚》中确实有很多地方都涉及到屈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熊泽文和夏虹是这样总结的： 讽谏作为诗歌的一大社会功用，从《诗经》时代就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正是《诗经》中大量的讽谏诗开启了中国讽谏诗之端，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屈原便是一继承者。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所流露出来的讽谏意味正是继承和发展《诗经》中这种讽谏传统而来的，同时这种讽谏特质在经过屈原的发展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喻、批判的优良传统[ 14 ] 。 所以，不论是早期言谏制度的政治实践、《诗经》怨刺诗的产生、还是屈原《离骚》中的讽谏色彩，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借助于诗歌批判现实政治的这一功用来劝谏统治者，都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都是后来讽喻传统得以长远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讽喻文学的早期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