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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不同户籍务工型流动老人的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在928名务工流动老人中，有长期居留意愿的713人，占76.8%，而没有长期居留意愿的人有215，占比23.2%；务工流动老人每月平均剩余生活成本为3911.89元，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家庭每月平均剩余生活成本为5569.74元，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家庭每月平均剩余生活成本为3622.29元。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之间显著正相关(r = 0.252， p < 0.01)，其中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流动老人的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有些许差别，下表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呈正相关(r = 0.177， p < 0.01)，但心理适应中行为习惯、歧视知觉对其长期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身份认同(r = 0.32， p < 0.01)对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中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正相关(r = 0.255， p < 0.01)，其中三个维度：身份认同(r = 0.348， p < 0.01)、行为习惯(r = 0.108， p < 0.01)、歧视知觉(r = 0.136， p < 0.01)均与长期居留意愿显著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with urban/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 变量(城镇户籍) M SD 1 2 3 4 1.长期居留意愿 0.860 0.346 — 2.身份认同 7.015 1.074 0.320 ** — 3.行为习惯 5.833 1.327 0.029 0.268 ** — 4.歧视知觉 6.703 1.035 0.089 0.523 ** 0.463 ** — 5.心理适应 19.551 2.680 0.177 ** 0.735 ** 0.781 ** 0.825 ** 变量(农村户籍) 1.长期居留意愿 0.750 0.432 — 2.身份认同 6.922 1.151 0.348 ** — 3.行为习惯 5.401 1.461 0.108 ** 0.155 ** — 4.歧视知觉 6.679 1.109 0.136 ** 0.540 ** 0.341 ** — 5.心理适应 18.901 2.774 0.255 ** 0.713 ** 0.727 ** 0.803 ** 表1. 城镇/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因长期居留意愿之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01。 4.2. 剩余生活成本的调节作用 在控制了性别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总收入、有无办理医保的情况，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心理适应为自变量，以量剩余生活成本为调节变量，以长期居留意愿为因变量，利用proccess做回归分析。心理适应对务工流动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636， p < 0.01 ** )，心理适应与剩余生活成本的交互项显著(β = −0.12， p < 0.05 * )。将务工型流动老人根据户籍所在地分为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并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剩余生活成本与心理适应的交互项能够负向预测其长期居留意愿(β = −0.847， p < 0.01 ** )，而农村户籍流动老人的剩余生活成本与心理适应的交互项则不显著。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to long-term residence intention of elderly migrant worker 方程1 (城镇户籍) 方程2 (农村户籍) β (SE) 95% Boot CI Β (SE) 95% Boot CI 性别 0.081 (0.29) [−0.482， 0.645] −0.006 (0.95) [−0.191， 0.180] 受教育程度 −0.137 (0.31) [−0.744， 0.470] −0.127 (0.92) [−0.307， 0.054] 流动范围 −0.196 (0.27) [−0.724， 0.332] 0.063 (0.09) [−0.116， 0.242] 身体健康状况 0.295 (0.32) [−0.324， 0.914] 0.452 (0.10) [0.254， 0.650] 医保办理情况 0.377 (0.26) [−0.133， 0.888] 0.179 (0.10) [−0.007， 0.365] 心理适应 0.643 (0.32) [0.011， 1.276] 0.642 (0.10) [0.449， 0.834] 剩余生活成本 −0.268 (0.38) [−1.005， 0.470] −0.214 (0.012) [−0.426， −0.001] 交互项 −0.847 (0.34) [−1.517， −0.180] −0.134 (0.010) [−0.330， 0.061] 表2. 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回归分析 对于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而言剩余生活成本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β = −0.847， p < 0.01 ** )。简单斜率分析如图1所示，当剩余生活成本较低时，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增强(β = 1.492，p < 0.01 ** )，而高剩余生活成本会削弱这种影响(β = −0.205， p > 0.05)。 图1. 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调节变量斜率图(标准化数据) 剩余生活成本为连续变量，因此选用Johnson-Neyman法对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的剩余生活成本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方杰，温忠麟，梁东梅，李霓霓，2015) ，结果如图2所示，当取值范围小于等于临界点时，简单斜率显著，随着剩余生活成本的变化，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回归系数也在相应变化，在临界点时(β = 0.1396， p = 0.05 * )，标准化的取值范围在[−1.71， 1.89]时，简单斜率都显著不为0，意味着当剩余生活成本越高时，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越弱；剩余生活成本小于临界点处时，其正向调节务工流动老年人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图2. 农村户籍务工流动老人J-N斜率图(标准化数据) 4.3. 讨论 4.3.1 . 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心理适应得分正向预测了务工流动老人长期居留意愿，但存在着城乡差异，城镇户籍务工流动老人只在身份认同这一维度上显著，而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则在身份认同、行为习惯和歧视知觉三个维度上均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村户籍流动老人对自己在城市里的行为习惯以及自身在城市里受到的歧视都更为敏感。身份认同标志着流动老人能否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杨菊华，2010)，个体的城市体验越正面，往往就倾向于认同自己是的本地人身份(唐杰，聂炜烨，秦波，2020)，能够认同自己已经融入当地的流动人口会有更多的消费行为，也更愿意在当地买房、长期工作与落户(孙文凯，王乙杰，李晓迪，2019)，当他们认同这是一个可以容纳自身的城市时就更愿意长期居留于此，可见，无论是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身份认同对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都十分重要。由此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分配不同导致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交网络也不相同，农村与城市的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当农村户籍的流动老人进城务工时他们也要面临着巨大的生活上的变化。有学者把农村流动老人的城市融入过程理解为流动人口逐步放弃原有的乡土习惯，进而获得城市性与现代性的过程(梁波，王海英，2010)，当流动老人感受到本地人口强烈的排斥时，他们会更加认同自己家乡的文化习惯，他们越融入当地生活就越能够认同当地的文化习惯(张桂金，刘小敏，2018)，而城镇户籍老人与城市的文化、行为习惯的差异相对较小。因此行为习惯这个维度能正向预测农村户籍的务工老人的长期居留意愿而对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则不显著。国家政策强烈地影响着流动老人的心理适应感知(Marks， McKenna， & Coll， 2018)，例如户籍制度，不同类型的户籍能够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源，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吴贾，姚先国，张俊森，2015)，也在社会保险上更有保障，农村户籍不仅不能获得相应的医疗保障，也不能给自己的后代赢得教育资源(许玉明，2016；周依苒，2019)，他们得到了更多不公平待遇与生活压力，也会让他们容易感受到被歧视。因此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的歧视感知正向预测了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的歧视感知与长期居留意愿的关系并不显著。 4.3.2 . 剩余生活成本对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剩余生活成本对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的剩余生活成本标准化取值范围在[−1.71， 1.89]时，会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个体的收入与资产会影响个体评价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黄超，2020)，一些研究也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顾楚丹，王丰龙，罗丰，2020； Easterlin， Angelescu， & Zweig， 2011)，农村户籍的务工流动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中，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且城市居民与农村居留对与城市的需求不同，城镇居民更关心社区服务的多样性，而农村居民更在意医疗资源(顾楚丹，王丰龙，罗丰，2020)。本研究中也发现，务工流动老人口的身体情况越不好，越愿意在城市中长期居留；有调查发现，贫穷的国家的移民人口，即便在国外薪资远低于当地人水平，为了保障自己在异国的子女能够获得好的工作与生活，他们会格外珍惜获得的工作机会(Zuberi & Ptashnick， 2011)。因此剩余生活成本高低不足以影响到农村户籍流动老人心理适应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剩余生活成本对城镇户籍的务工流动老人心理适应与长期居留意愿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是因为城镇户籍的流动老人从城镇流出，所在地的资源相对丰富，城市配套服务设施也相对齐全，当剩余生活成本高的时候可以从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结果进行解释，即个人的迁移决策以家庭福利最大化为基础，外出是流动人口的一种生计策略，一旦在流入地达到自身的经济目标，流动人口便会返回家乡(古恒宇，谭小玲，沈体雁，2019)。当剩余生活成本低的时候，更是对个体心理的考验，个体是如何看待自己与本地人的关系，自己与本地人的行为习惯差异，包括个体对歧视的觉知，当个体不能更好适应流入地生活时，那就不愿意长期居留于当地。 4.3.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被试样本量差异过大，可能时导致城乡务工老人差异的主要原因，二是研究采用的数据是2017年的横向数据，而非纵向数据，因此在难以得出因果关系；未来可以从纵向数据中探究城镇与农村户籍务工型流动老人的差异及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