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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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值模拟方法与工况设计 4.1. 数值计算模型尺寸与材料参数选取 根据地质勘察资料，利用MIDAS/GTS NX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土体、盾构壳体、建筑物墙体。盾构机头采用壳单元模拟。模型长160 m，宽140 m，高80 m、隧道轴线至地面15 m，至底部边界65 m。两隧道轴线间距14 m、最小曲线半径R = 320 m、最大纵坡坡度25.1‰。隧道开挖直径5.5 m，管片厚度0.35 m、宽度1.2 m，如图2、图3所示。 图2. 盾构穿越建筑物计算模型 图3. 地层、隧道、房屋相对位置 区间隧道主要穿过的土层物理力学参数、材料参数根据地质勘查报告以及相关标准，可初步确定各参数如表1、表2所示。此外，计算注浆压力300 kPa，管片为1.2 m/环。左线先行开挖，两线开挖相差100环(120 m)。 4.2. 计算工况 为了分析隧道开挖期间对地表不同类型建筑物的变形影响，本文模型分别计算隧道不同开挖步中的侧穿越、下穿越混二民房和混三民房引起的变形情况。 Table 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tratum in the mode 层号 土层名称 重度γ(kN/m 3 ) 压缩模量(MPa) 厚度(m) 泊松比 C(kPa) φ(˚) ① 1 杂填土 19.80 2.00 1.10 0.43 8.00 12.00 ② 粉质黏土 19.20 5.24 3.40 0.39 23.13 11.93 ③ 2 黏土 20.00 6.66 1.50 0.28 50.20 14.70 ⑤ 黏质粉土夹粉砂 19.74 9.67 5.30 0.27 6.94 28.59 ⑥ 粉质黏土 20.21 7.40 17.20 0.32 54.89 16.43 ⑧ 2 粉砂 19.50 10.00 5.50 0.28 6.10 29.80 ⑨ 2 (粉质)黏土 20.00 6.26 46 0.33 41.80 14.80 表1. 计算模型地层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2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he materia 材料 重度γ(kN/m 3 ) 弹性模量(GPa) 厚度(m) 泊松比 盾壳 78.5 210 0.10 0.3 管片 25 30 0.35 0.2 浆液 18 0.4 3.0 0.3 表2. 计算模型材料物理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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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计算结果分析 5.1. 总体沉降分析 通过对建立的盾构隧道下穿建筑物的全模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分析，得到对应的全模型位移云图、沉降云图和水平方向位移云图(图4)。 图4. 地表/房屋沉降竖向位移云图 如图5所示，可以发现在隧道上方的地表发生沉降，沉降最大约为8.07 mm，位于隧道两线中点上方。随着离隧道中线距离增加，沉降减小，而隆起增加。房屋最大隆起约8.53 mm，需要引起注意。 图5. 地表/房屋沉降数值模拟结果 图6为民房竖向位移图，可以发现在隧道上方形成一道明显的下沉区(蓝色部分)，而周围形成隆起区(绿色部分)。选取典型房屋，本次隧道下穿越民房，其中三所民房为下穿越，一所为侧穿越。 图6. 地表/房屋沉降俯视图 5.2. 民房沉降分析 如图7所示，混二民房(左)沉降最大为8.07 mm，位于房屋西北角；最大隆起为0.19 mm，位于房屋东南角。均在控制标准之内。混三民房(右)沉降最大为8.27mm，位于房屋东南角；最大隆起为4.78 mm，位于房屋西北角。沉降值在控制标准之内，但隆起值略超过控制标准(控制标准为4 mm)。 混二民房(左)东西向沉降差为1.39 mm，边长为6.7 m，故倾斜度为0.21‰，小于控制标准(2‰)，南北向沉降差为7.92 mm，边长为17.1 m，倾斜度为0.46‰，小于控制标准(2‰)。混三民房(右)东西向沉降差为7.02 mm，边长为9.9 m，故倾斜度为0.71‰，小于控制标准(2‰)，南北向沉降差为6.71 mm，边长为14.3 m，倾斜度为0.47‰，小于控制标准(2‰)。可以看出混三民房最大沉降位于房屋东南角，故针对此点进行监测，观察整个施工过程该点沉降位移变化情况。 图7. 民房竖向位移(左为混凝土二层民房，右为混凝土三层民房) 从图8中可以看出，在左线开始施工后，监测点位移几乎没有变化，在40开挖步，即左线开挖48 m时(一个开挖步为1.2 m)，监测点开始发生隆起，此时监测点距离掌子面的水平直线距离约48 m。此时隧道开挖开挖面距离监测点较远，监测点不因开挖而发生沉降，但因掌子面顶推力发生隆起。当开挖到第68个循环步时(左线开挖81.6 m)，隆起达到最大值，约1.47 mm，此时开挖面距离监测点水平距离约14.4 m。从该开挖不开始，由于开挖面距离监测点较近，监测点开始发生沉降，在第80开挖步(左线开挖96 m)时，监测点从隆起转变为下沉，且下沉速度较快，此时开挖面正好到达监测点正下方。在第100开挖步时(左线开挖120 m)，沉降达到极大值，约7.12 mm。此时左线开挖面已经过监测点水平距离约24 m，且右线开始施工，距离监测点约96 m。在之后的40个开挖步中，监测点竖向位移没有较大变化，稳定于7 mm左右。在第140个开挖步时(右线施工48 m)，左线完成施工，右线距离监测点约48 m，此时监测点又发生一定隆起，原因与前述左线施工48 m一样，为顶推力引起的微小隆起。在第168个开挖步时(右线开挖81.6 m)，监测点停止第二次隆起，此时右线开挖面距离监测点约14.4 m，与左线开挖时出现一样的情况。随后监测点开始继续下沉，直到第196个开挖步(右线开挖115.2 m)时，沉降量不再增加，达到稳定，约8.27 mm，此时右线开挖面已经过监测点约19.2 m。 图8. 竖向位移随开挖过程的变化曲线 综上所述，无论是左线还是右线施工，在开始的40个开挖步(开挖48 m)，由于距离监测点较远，对监测点没有影响。在随后的40个开挖步(继续开挖48 m)，距离监测点48 m左右，监测点开始受到影响。由于顶推力作用，导致土体(房屋)所受隆起占主导，地表(房屋)略有隆起，但是第二次(右线开挖)隆起值明显小于第一次，仅约0.94 mm，为第一次(1.47 mm)的64%。在之后的40个开挖步(继续开挖48 m)，开挖面不断靠近监测点，监测点开始下沉，当经过监测点正下方时，下城速度最快。当开挖面经过监测点约24 m时，监测点竖向位移才达到稳定，不再下沉。第二次下沉(右线开挖)虽然与第一次规律一样，但下沉量大大减小，第二次开挖引起的下沉量约2.25 m，仅为第一次(7.12 mm)的32%。 监测点经历了7个变形阶段：无变化(距离较远)→第一次隆起(距离左线开挖面48~14.4 m)→第一次沉降(距离左线开挖面14.4~−24 m)→第一次稳定阶段(左线开挖面已超过24 m，距离右线开挖面大于48 m)→第二次隆起(距离右线开挖面48~14.4 m)→第一次沉降(距离左线开挖面14.4~−19.2 m)→最终稳定阶段(右线开挖面已超过19.2 m)。 断面地表最终沉降如图9所示，其中水平距离=0 m为隧道两线中轴面，负值表示左侧，正值表示右侧。可以发现隧道开挖引起的沉降集中在中轴线左侧21 m至右侧18 m范围内。在左右侧各30 m左右，隆起值最大。在中轴面偏左，沉降值达到最大，约11 mm。左侧53以外，位移几乎为0，右侧73 m以外，位移几乎为0。沉降曲线近似对称，但右侧的变形和影响范围明显大于左侧，其原因如下：第一，右侧为后挖，相当于收到两侧扰动，故变形较大。第二，小半径盾构隧道开挖，盾构开挖曲线的圆心位于右侧(隧道开挖向右侧偏移)，故右侧收到的影响更大。 图9. X = 0断面地表最终沉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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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隧道施工对建筑物的影响方式和扰动控制指标，并利用MIDAS/GTS NX有限元软件建立了常州轨道交通2号线下穿建筑物的二维数值模型，对隧道开挖过程中下穿越、侧穿越混二民房和混三民房引起的地表沉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 隧道施工对建筑物的影响方式主要包括地表不均匀沉降、地表曲率变化和地表水平变形三类。在实际隧道施工中，可以通过控制地表沉降来控制这三类地表变形量。 2) 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土体受施工扰动的主要控制因素包括应力状态的改变、含水量及孔隙比的变化、土体结构性部分破坏和化学成分分离与混合四类。 3) 本工程隧道下穿越建筑物时，随着离隧道中线距离增加，沉降减小，而隆起逐渐增加。 4) 在顶推力作用下，左线开挖中土体(房屋)所受隆起占主导，右线开挖的隆起值明显小于左线。在整个开挖过程中，地表呈现隆起–沉降–稳定的三阶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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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针对平面滑动边坡坡面与滑动面走向存在夹角时和楔形体滑动边坡两种复杂地质模型，基于空间几何分析完善了传统岩质边坡锚索支护时处于不稳定岩土层中的长度计算公式，并依据相关规范对三维支护下锚索自由段总长度的求解公式进行了修正。利用数值分析分别建立两种破坏模式下边坡的三维地质模型，在锚索内锚固段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锚索的支护高度改变其自由段长度来研究锚索的轴力和锚固体应力等力学特性。研究表明：两种破坏模式下锚索自由段长度的求解公式形式是相同的，推导公式有效地解决了锚索在三维支护情形下自由段长度求解难的问题；锚索轴力及锚固体应力分布规律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吻合，并分别给出了两种破坏模式下锚索支护高度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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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滑坡是人类面临时间最长、活动最广泛、危害最严重的地质灾害之一，其危害和影响程度仅居地震、火山之后 [ 1 ]。因此，必须对滑坡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进行缓解或解决，改善边坡的稳定性。目前边坡的治理措施有很多，其中预应力锚固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经济的实用工程技术，由于其优越的性能和适宜性，在岩质边坡防治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2 ]。而在影响锚索支护效果的众多因素中，锚固长度的确定显得非常重要，其优化结果对提高边坡稳定性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 3 ]。 一根完整的预应力锚索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内锚固段、自由段和外锚固段。目前国内外主要针对的是锚索内锚固段长度进行研究。郑全明 [ 4 ] (2000)利用变位–剪应力理论分析了拉力型土锚最优长度的确定方法；张发明等 [ 5 ] (2002)通过统计分析给出了岩体与锚索内锚固段间粘结强度的经验公式，为便于设计人员确定内锚段长度，建立了内锚段长度设计系数图；肖世国等 [ 6 ] (2004)以锚固段最大剪应力不超过砂浆体与岩体间粘结强度为基准，对锚索的锚固段长度作了相关研究。此后，张德圣等 [ 7 ] (2010)；Xiong T B， et al. [ 8 ] (2011)；Li C D， et al. [ 9 ] (2015)；Ren F， et al. [ 10 ] (2017)；高毅博 [ 11 ] (2019)均对锚索内锚固段长度的优化方法进行了探索。而针对锚索自由段长度确定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仅岳伟伟 [ 12 ] (2013)和刘桂宏等 [ 13 ] (2014)针对巷道工程锚索自由段长度的确定方法和力学特性进行了研究。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边坡工程与隧洞工程的支护存在很大的区别，以往针对巷道工程的研究成果很难将其直接应用于边坡工程，此外三维支护下锚索自由段长度的确定还包括以下三点用途：1) 用于岩质边坡锚索锚固方向角等其他参数的优化；2) 用于在数值分析边坡施加锚索时，区分自由段和内锚固段的界线；3) 分析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力学特性可间接指导锚索的支护高度。因此锚索自由段长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工程应用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文献 [ 2 ] 锚固方向角三维优化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几何分析完善了传统岩质边坡锚索支护时自由段长度的求解公式，有效地解决了平面滑动边坡坡面与滑动面走向存在夹角时和楔形体滑动两种破坏模式在锚索三维支护情形下自由段长度求解难的问题，并在上述两种破坏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数值分析探究了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轴力和应力等力学特性的分布规律，希望对今后岩质边坡锚索的设计施工及稳定性分析起到一定的理论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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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锚索自由段长度的确定 在边坡支护过程中，锚索自由段通常处于不稳定岩土层中，与钻孔壁不直接接触。其功能是利用该段筋体张拉过程的自由弹性伸长对筋体施加张拉力，并将拉力完全传递给锚固体及锚固体周边的地层 [ 14 ]。长度的计算与坡面(由内锚根 [ 15 ] 确定锚索支护角度)或滑动面(由外锚头确定锚索支护角度)的倾角、不稳定岩土层的厚度以及优化的锚索方向角相关，通常随着锚索锚固方向角的优化而产生，即先求出锚索的最优锚固方向角，然后再调整自由段的长度。锚索自由段的长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处于不稳定岩土层中的长度；第二部分是超过潜在滑裂面的长度，在优化过程中主要针对的是第一部分进行优化。依据文献 [ 15 ] 中的研究成果，由内锚根确定锚索支护角度时考虑坡面与滑动面的特征参数更为全面，优化效果也更好，因此本文锚索自由段的长度也依据锚索内锚根(锚索在滑动面上的支护点)进行优化。此外，由内锚根确定锚索自由段长度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在优化过程中无需考虑岩质边坡潜在滑动面的情况，其主要取决于坡面的倾角与锚索的支护角度，因此无论是平面滑动边坡还是楔形体滑动边坡，锚索自由段的长度的求解公式形式是相同的。 2.1. 锚索平面分析 以往在预应力锚索支护设计中，锚索通常采用与坡面走向垂直的方式进行加固 [ 2 ]。下图1为锚索加固方向与坡面走向垂直时的情况。假设坡面的倾角为 β 0 ；在该情况下锚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 θ ′ ；O点为锚索的内锚根，OA与OB之间的夹角为 γ ；内锚根到坡面的垂直距离(OB)为h，则： γ = 90 ˚ − β 0 − θ ′ (1) L O A = h cos γ = h cos ( 90 ˚ − θ ′ − β 0 ) (2) 图1. 锚索平面计算模型 2.2. 锚索空间分析 将前述锚索二维支护的情况推广到本文推荐的三维支护的情形，即锚索的加固方向不受任何限制，如图2所示。假设AC为坡面的走向线，则 L A A ′ = L C C ′ ；在该情况下锚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θ (孔口高于孔底时为正)；锚索加固方向与坡面倾向之间的夹角为α (以顺时针方向为正)，则： L O A ′ = L A A ′ tan θ ′ (3) L O C ′ = L O A ′ cos α = L A A ′ tan θ ′ cos α (4) 而锚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θ满足： tan θ = L C C ′ L O C ′ = tan θ ′ cos α (5) 则可得出： θ ′ = arctan tan θ cos α (6) 将上式(6)带入式(2)，可得： L O A = h cos ( 90 ˚ − arctan tan θ cos α − β 0 ) (7) 则在三维支护方式下，锚索处于不稳定岩土层中的长度L OC 为： L O C = L O A cos θ ′ cos α cos θ = h ⋅ cos ( arctan tan θ cos α ) cos ( 90 ˚ − arctan tan θ cos α − β 0 ) cos α cos θ (8) 图2. 锚索空间计算模型 依据《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 16 ]，预应力锚索自由段长度不小于5.0 m，且应超过潜在滑裂面1.5 m，以保证能将锚固段设置于抗剪强度较高的地层中，且滑裂面与坡面间有足够的压应力区 [ 14 ]。因此，还需要对锚索自由段总长度 L f s 的求解公式进一步修正，其求解公式应为： L f s = L O C + Δ = h ⋅ cos ( arctan tan θ cos α ) cos ( 90 ˚ − arctan tan θ cos α − β 0 ) cos α cos θ + Δ (9) 式中，h为锚索内锚根到坡面的垂直距离；θ与α分别为锚索支护时的锚固竖直角与水平角；β 0 为坡面的倾角； Δ 为修正系数，取值为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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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力学特性数值分析 在同一边坡上插入多根不同支护高度的锚索，分析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的力学特性可间接指导锚索的支护高度。采用FLAC 3D 数值模拟软件分别建立平面滑动边坡和楔形体滑动边坡三维地质模型，在锚索内锚固段长度不变(规范法求得)的情况下，通过调整锚索的支护高度改变其自由段长度来研究锚索力学特性。选取的岩质边坡位于如美水电站中坝址左岸，地势险峻，岩体、结构面及锚索的力学参数选取详见表1~3。 Table 1 Parameter values of rock mas 名称 容重 (kN/m 3 ) 密度 (kg/m 3 ) 粘聚力 (kPa) 内摩擦角 (˚) 体积模量 (GPa) 剪切模量 (GPa) 泊松比 抗拉强度 (MPa) 英安岩 滑动面上方岩体 26.0 2600 300 24.99 0.56 0.42 0.20 4.0 滑动面下岩体 26.2 2620 450 36.9 1.79 1.33 0.22 4.5 表1. 岩体参数选值 Table 2 Parameter values of structural plan 名称 内聚力(kPa) 内摩擦角(˚) 法向刚度(GPa) 剪切刚度(GPa) 结构面 40 23 0.8 0.5 表2. 结构面参数选值 Table 3 Parameter values of anchor cabl 名称 弹性模量(GPa) 抗拉强度(kN) 粘结刚度(MPa) 水泥浆粘聚力(kPa) 水泥浆内摩擦角(˚) 锚索 60 600 27.5 500 20 表3. 锚索参数选值 3.1. 平面滑动边坡锚索支护力学特性分析 选取的岩质边坡位于如美水电站中坝址左岸，坡角为53˚，向258˚方向倾斜。岩体类型主要为英安岩，卸荷不明显，属于弱风化岩体。该边坡的破坏模式为平面滑动，潜在滑移面为边坡岩体弱风化上带的下限线，倾向为238˚，倾角为30˚，内摩擦角为23˚。拟采用预应力锚索进行支护，经计算最优锚固竖直角θ和水平角α分别为15.22˚和−11.09˚，间距设计为4 × 4 m布置，单根锚索轴向拉力的设计值为500 kN。采用FLAC 3D 数值模拟软件对该边坡进行建模，岩体采用库仑–摩尔本构模型；滑动面采用库仑模型；锚索采用cable结构单元，且对其自由段和内锚固段进行区分，约束边坡模型的各侧面和底面。所建边坡及锚索支护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边坡锚索支护模型 依据《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锚索内锚固段的长度为7.528 m。而用于加固的五根锚索自由段的长度至下而上分别为16.7 m、19.1 m、21.4 m、23.8 m和26.1 m。各锚索的轴力分布情况及锚固体的应力分布情况如图4所示。 图4. 平面滑动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力学特性分析 由图4(a)分析可知，平面滑动边坡支护的各根锚索在不同自由段长度下轴力分布规律基本一致，自由段的轴力为一定恒定值，内锚固段的轴力在与自由段的接触点最大，随着距离接触点的距离增大，锚索的轴力逐渐减小，在锚索远端趋近于零，这与以往研究成果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自由段的长度对平面滑动边坡锚索轴力分布规律的影响并不明显。而由图4(b)分析可知，在不同自由段长度下，各根锚索锚固段的应力分布规律也基本相同，自由段并无砂浆体，锚固体的应力分布为0；而锚索内锚固段应力在距锚固段起点很小的距离达到峰值，呈集中于前端向末端逐渐减小并趋于零的单峰曲线分布，这与文献 [ 6 ] 中的研究成果分布趋势是相同的，因此自由段的长度对锚索锚固段应力分布规律的影响也并不明显。考虑到锚索支护时的成本，平面滑动边坡锚索布置时可在保证自由段长度大于5 m且超过滑裂面1.5 m的条件下，尽量在滑坡底部进行加固，以减小锚索支护时的总用量与施工长度，降低边坡的支护费用。 3.2. 楔形体滑动边坡锚索支护力学特性分析 选取的岩质边坡也位于如美水电站中坝址左岸，地面坡度53˚，向125˚方向倾斜。基岩为英安岩，潜在滑动面包括一组岩层面和一组节理面，岩层面倾向/倾角分别为183˚/33˚，节理面倾向/倾角分别为87˚/44˚。边坡拟采用预应力锚索进行支护，依据文献 [ 2 ] 可得锚固竖直角θ和水平角α分别为16.20˚和9.36˚，间距设计为4 × 4 m梅花形布置，单根锚索轴向拉力设计值为500 kN。采用FLAC 3D 数值模拟软件对该边坡进行建模，所建边坡及锚索支护模型如图5所示。 图5. 边坡锚索支护模型 依据《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用于加固的五根锚索内锚固段的长度也为7.528 m，自由段的长度至下而上分别为11.8 m、14.7 m、16.2 m、17.7 m和19.2 m。各锚索的轴力分布情况及锚固体的应力分布情况如下图6所示。 图6. 楔形体滑动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力学特性分析 由图6(a)分析可知，楔形体滑动边坡支护的各根锚索在不同自由段长度下轴力分布规律也基本一致，自由段的轴力为一定恒定值，内锚固段的轴力在与自由段的接触点最大，随着距离接触点的距离增大，锚索的轴力逐渐减小，在锚索远端趋近于零，这与以往研究成果的结果是相同的。但楔形体滑动边坡在不同自由段长度(不同支护高度)下显示为由支护上方向支护下方最大轴力(自由段上的轴力)逐渐减小的趋势，因此对于楔形体边坡而言，预应力张拉实施之后扣除各种损失剩余的有效预应力(锚固力)会随着支护高度的降低而略微减小，即锚索预拉力的损失率会随着支护高度的降低而增高，这在楔形体边坡锚索支护设计中应予以考虑。而由图6(b)分析可知，在不同自由段长度下，各根锚索锚固段的应力分布规律也基本相同，自由段并无砂浆体，锚固体的应力分布为0；而锚索内锚固段应力在距锚固段起点很小的距离达到峰值，呈集中于前端向末端逐渐减小并趋于零的单峰曲线分布，这与文献 [ 6 ] 中的研究成果分布趋势是相同的，因此自由段的长度对锚索锚固段应力分布规律的影响也并不明显。考虑到锚索支护时的成本，楔形体滑动边坡锚索布置时应在保证自由段长度大于5 m且超过滑裂面1.5 m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锚索因支护高度降低而造成的自由段轴力损失现象，以保证边坡支护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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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通过空间几何分析完善了传统岩质边坡锚索支护时自由段长度的求解公式，并通过数值分析探究了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轴力和应力等力学特性的分布规律，可得出以下结论： 1) 通过空间几何分析，对锚索处于不稳定岩土层中的长度计算公式进行了推导；并结合《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中对锚索自由段长度的相关规定，对三维支护下锚索自由段总长度L fs 的求解公式进行了修正，有效地解决了平面滑动边坡坡面与滑动面走向存在夹角时和楔形体滑动两种破坏模式下锚索自由段长度求解难的问题。 2) 采用FLAC 3D 数值模拟软件分别建立两种破坏模式边坡的三维地质模型，在锚索内锚固段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锚索的支护高度改变其自由段长度研究了锚索的力学特性，发现锚索自由段轴力最大且为一定值，应力分布恒为0；同时还发现锚索自由段长度变化，对平面滑动边坡锚索轴力分布规律和锚固段应力分布规律及楔形体边坡锚固段应力分布规律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楔形体边坡锚索轴力分布会有一定的影响。 3) 通过两种破坏模式下不同自由段长度锚索力学特性分析，考虑锚索支护时的成本，建议平面滑动边坡锚索布置时可在保证自由段长度大于5 m且超过滑裂面1.5 m的条件下，尽量在滑坡底部进行加固，以减小锚索支护时的总用量与施工长度，降低边坡的支护费用；而楔形体滑动边坡锚索布置时应在保证自由段长度大于5 m且超过滑裂面1.5 m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锚索因支护高度降低而造成的自由段轴力损失现象，以保证边坡支护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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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索鼓圈技术对减轻大学生压力、改善负性情绪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实验前使用大学生压力量表(SSCS)、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筛选被试，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运用Arthur式鼓圈引导技术(VMC)进行每周一次，共四周的鼓圈干预，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实验后再次使用大学生压力量表和正负性情绪量表进行实验后测，得出结论。结果：实验组在鼓圈技术使用前后压力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实验组与对照组在鼓圈技术使用后压力得分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实验组在鼓圈技术使用前后负性情绪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实验组与对照组在鼓圈技术使用后负性情绪得分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实验组在鼓圈技术使用四次前后情绪自评问卷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结论：鼓圈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压力并降低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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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1.1. 大学生的压力与情绪 大学生正处在青春期中后期至成年初期，其生理、心理都处于关键的转换阶段。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大学生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大学生正处于就业、升学等各种压力与竞争之中。在面临压力与竞争的同时，大学生由于家庭教育及社会问题抗挫能力和适应能力不足，容易受到负性情绪的困扰。有些学生出现适应障碍、心理失衡、情绪不稳定等状况，代之产生焦虑、压抑等消极心理体验。如果这些消极心理体验得不到及时调试和宣泄，就会演变为心理疾患，这些问题的出现，将对大学生的健康及未来的成人、成才造成很大的影响。 梁九清、王淑敏(梁九清，王淑敏，2012)通过对大学生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就业和前途问题、经济问题、学习问题、对学校的满意度、人际交往问题、恋爱问题等。郭兰等人通过对大学生的取样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抑郁、无聊、空虚、痛苦等情绪均可持继超出15天。范莉(范莉，2008)曾通过对57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调查结论得出在校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偏高。 综上所述，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压力和负性情绪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找到既能减轻大学生压力、合理宣泄情绪，又符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方式方法尤为重要，本文将运用鼓圈技术，探索其在大学生压力及情绪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 1.2. 什么是鼓圈 鼓圈，最初源自于非洲，20世纪90年代发展于美国，创始人为“世界鼓圈之父”亚瑟·赫尔(Arthur hull)，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兴起，并不断发展起来。鼓圈是一项以节奏作为媒介，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团体音乐活动。在引导师的引导下，带领参与者以各类手鼓和打击类乐器作为交流工具，共同创造出自发的、当下的，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无论其音乐经验的多寡或演奏能力的高低的团体活动。 鼓圈通过将个人与创造性自我表达的共同目标联系起来，从而使他们受益。此外，通过节奏律动中的聆听与表达，使人们在参与中相互倾听、彼此支持，逐步建立与他人“合奏”的意识，即“分享、连接、包容、支持”的鼓圈精神。鼓圈在音乐治疗、心理健康、支持团体、教师和大学生、公司和社区团体中被广泛应用，面向人群从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或不健康的老年人都可以使用鼓圈。鼓圈可以为以上团体创造一个欢乐、表达、减压、沟通与团建的环境。通过鼓圈达到宣泄情绪、释放压力、感受当下，建构信心的效果，在构建人际和谐、促进身心健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目前，有将鼓圈按照功能性进行划分的分类方法，即治疗性鼓圈和娱乐性鼓圈。治疗性鼓圈是指具备音乐治疗专业的鼓圈引领师根据治疗目标来操作。娱乐性鼓圈是一种社会性的鼓圈，目标即社会融合和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增加参与者愉悦度和积极体验的活动。 1.3. 鼓圈的原理 鼓圈运用节奏将人与人紧密联结在一起，节奏源于生命，源于自然。人从出生开始，呼吸、心跳、走路等等都和节奏有密切关系，所以充满节奏性鼓圈活动的优势，在于其内蕴生命和自然的活力，以及挖掘人类潜在的本能(赵宋光，2003)。鼓圈同时运用音的高低、长短(节奏)、强弱(音量)、音色，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对人的情绪产生重要影响，情绪表达与释放，它对人的影响从生理而达心理，直接而又深远。参与者选择乐器也反映出个体的社会倾向和表现欲望，在即兴演奏过程中通过聆听产生的音响效果，也会使每个人不断调整自己的节奏、速度、旋律，投入整个身心，让身体的、生命的、运动的节奏交织在一起，产生共鸣。 鼓圈的另一原理机制在于它的音乐属性：声→聆听、情→体验、意→领悟、速→同步、波→共振，参与者在音乐属性中去感受触觉、视觉、听觉，运动觉等方面的变化，感受当下内心的真实自我，通过敲击律动，缓解了身心压力，宣泄了内心负能量，重建信心，为人们构建了内在情感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高天，2007)。 1.4. 鼓圈的功能与作用 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家认为，情绪与认知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可以影响情绪，而情绪可以改变认知，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鼓圈作为一种非语言交流的艺术形式，通过融入乐器演奏、歌曲演唱、即兴创作等形式特点，运用物理的波振，达到宣泄作用，改变人的情绪，从而产生积极的“高峰体验”。在缓解压力方面，通过音量和速度、力度变化，将个体压力释放出来，使参与者的内心获得积极体验，激发了人的内在潜能，从而化解积虑，改变自我封闭状态，促进自我评价与成长，提高自信心，将体验到的良好感受和状态带到日常生活工作中。 鼓圈为参与者提供了借助音乐进行交流、表达、宣泄情感的途径。聆听他人、彼此配合，接纳自己与他人，达到和而不同的作用。参与者在鼓圈中建立的“分享、连接、包容、支持”能够降低团体成员的压力和负性情绪，提高其正性情绪和控制力。 如：鼓圈个体演奏意识阶段，大家会自己敲击自己的节奏，在音乐中突出个性的展现，而杂乱无章的音乐节奏组合在一起将使团体成员无法接受，因此最后大家改变突出的个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变为个体与团体协调有序的演奏风格，以达到声音上的和谐。这样让参与者体会到活动中应积极适应他人并与他人合作，不需要用言语进行所谓的“教化”，而是达到自我领悟和自我洞察，即鼓圈之父Arthur hull所倡导的“不教而教”(Hull， 2017)。 1.5. 鼓圈活动引导者 策划及开展鼓圈活动，应由专业鼓圈引导师负责，鼓圈引导师应掌握鼓圈技术及实操方法，并担任一定数量的引导场次。活动中，给参与者提供一个安全而有趣的氛围，并提供适当的表达工具，让他们掌握必要的演奏技术，通过妙趣横生的方式鼓励他们参与，从而创建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社区空间，使参与者在互动音乐过程中的体验“更容易”。引导师要发动每个参与者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意识地将整个团队的想法转变成一部充满“音乐性”的音乐作品。鼓圈引导师要为团队服务，帮助个人发掘更大的个人潜力、分享快乐、相互依存从而使整个团队充满动力。引导师与参与者要建立融洽的关系，并通过各种技巧，使团队创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当下的音乐。 此次我们运用的鼓圈技术是由Arthur hull创始的VMC (village music circle)鼓圈技术，VMC是由Arthur hull主导的世界性的鼓圈组织，他每年在多个国家为鼓圈引导师提供专业的培训服务。在中国，VMC根据引导师参与培训的进度，由低到高依次分为Level 1、2、3级鼓圈引导师证书，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培训中，按照进度分为3~6天的Basic课程以及10天的Mentor课程。目前世界上有很多鼓圈组织，如美国的鼓圈引导师协会(DCFG)，中国的鼓圈引导师联合会(DCFC)于2014年成立，在现任会长张弩的带领下，负责组织发展在中国地区的鼓圈活动，为鼓圈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详见公众号DCFC。此外在欧洲的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马来西亚等地区也成立了鼓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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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实验组与对照组鼓圈技术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实验组负性情绪前测与后测分数有较大差异，后测得分较前测提升，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1)；对照组负性情绪前测与后测分数无明显差异，未构成统计学意义；实验组负性情绪后测与对照组负性情绪后测具有显著差异(p < 0.01)；即鼓圈引导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的负性情绪，结果见表4。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Drum Circle technique interventio M ± SD t df P 实验组负性情绪前测–后测 8.71 ± 1.12 3.57 26 0.003 ** 对照组负性情绪前测–后测 5.83 ± 2.59 3.07 30 0.300 实验组负性情绪后测–对照组负性情绪后测 −7.57 ± 1.25 3.71 26 0.005 ** 表4. 实验组与对照组鼓圈技术干预前后负性情绪的得分比较 注：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2. 对照组和实验组鼓圈技术干预前后压力得分比较 实验组压力前测与后测构成显著性差异(p < 0.01)，后测压力明显降低；对照组压力前测与后测未构成显著性差异(p > 0.05)；实验组压力后测与对照组压力后测构成显著性差异(p < 0.01)；即鼓圈引导技术可以有效减轻大学生的压力，结果见表5。 Table 5 Comparison of pressure score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Drum Circle technique interventio M ± SD t df P 实验组压力前测–后测 20.10 ± 2.59 3.83 26 0.004 ** 对照组压力前测–后测 10.25 ± 1.67 2.27 30 0.051 实验组压力后测–对照组压力后测 −11.25 ± 2.32 3.83 26 0.005 ** 表5. 实验组与对照组鼓圈技术干预前后压力得分比较 3.3. 情绪自评问卷实验组干预前后得分比较 实验组在鼓圈引导技术使用四次前后情绪自评问卷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即鼓圈引导技术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积极情绪，结果见表6。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 M ± SD t df P 第一次前测–第一次后测 −1.71 ± 0.62 −4.86 26 0.000 *** 第二次前测–第二次后测 −1.35 ± 0.78 −4.81 26 0.000 *** 第三次前测–第三次后测 −2.15 ± 0.30 −4.44 26 0.000 *** 第四次前测–第四次后测 −2.20 ± 1.21 −6.26 26 0.000 *** 表6. 情绪自评问卷实验组干预前后得分比较 3.4. 自编反馈问卷结果 自编反馈问卷结果如表7所示，大部分参与者都能在活动中获得较好的体验。翟姓同学(男)说：“从一开始我就想使劲敲，到高潮时可以发泄情绪，后来我听到大家能和在一起了，是一次愉快的情绪体验”。毕姓同学(女)说：“大家都不熟悉，但是活动拉近彼此的距离，学会了倾听别人，换位思考，团结互助，体验快乐。丁姓同学(女)说：“感受音乐节奏的魅力，让我们的情绪随音乐而动，美妙舒缓”。韩姓同学(男)说：最近总是无精打采，刚开始心情还很烦躁，到最后逐渐跟大家融合在一起了，让人舒服，渐渐地平静下来。刘姓同学(男)说：第一次接触鼓圈，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集体的融合，情绪的宣泄。 Table 7 Results of self-assessment feedback questionnair 题目1：你觉得最近一个月的鼓圈活动内容与形式如何？ 频率 百分比(%) 很好 24 92 一般 2 8 不好 0 题目2：你是否感到活动中大家相互支持并拉近了距离？ 频率 百分比(%) 是 24 92 否 1 4 不知道 1 4 题目3：与活动前相比，活动后情绪是否有积极的改善？ 频率 百分比(%) 有 22 85 没有 0 0 不明显 4 15 题目4：请对整个团体音乐活动进行评价。 频率 百分比(%) 一般 1 4 比较满意 4 15 非常满意 21 81 表7. 自评反馈问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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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通过表4与表6的结果可得，鼓圈技术可以有效减轻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在实验后测的负性情绪中，心烦的、敌意的、害羞的、紧张的、心神不宁的5类选项得分显著降低；通过表5的结果可得，鼓圈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压力；通过表7的结果可以得出，绝大部分大学生喜欢鼓圈团体心理辅导，并且情绪有了积极的改善。在此次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使用鼓圈技术，借助了大学生容易接受的音乐形式，帮助大学生减少负面情绪，提高积极情绪，缓解压力，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一，鼓圈技术适合异常心理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有情绪问题的学生不愿直接用语言进行交流，而鼓圈活动作为一种非语言的互动形式，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即可与他人建立连接和支持。引导师通过引导技巧，让成员通过时而急切澎湃，时而舒缓的鼓声在团体心理辅导中表达自我、宣泄情绪，帮助成员宣泄心中的压力和负能量。 第二，鼓圈团体音乐活动对异常心理的大学生干预见效快，效能较高。鼓圈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专注度和兴趣度，特别是鼓圈中的节奏和律动能够调动大学生的内在动力，因为人的心跳、呼吸与节奏律动息息相关。 第三，鼓圈团体音乐活动促进了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鼓圈独特的理念和精神“分享、连接、包容、支持”，充满着包容性、支持性，可以和多种演奏方式自由结合，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内心想法。在合奏中体会自身价值和团队力量，通过相互配合与表达，使团队的荣誉感、凝聚力明显提升，对心理状态的调适、情绪改善和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提高了团体辅导的效率。 第四，鼓圈活动的心理机制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种需求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1) 鼓圈所产生的节奏律动、振幅与人的声音、呼吸、心跳等自然节律相联结，展现内蕴的生命和自然的活力，是人不可缺少的生理需要。2) 鼓圈活动的形式是为大学生参与者提供和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安全需求相吻合。3) 鼓圈活动是基于与他人建立合作、社交交往及团队协作，是马斯洛层次理论中的社会需要。4) 鼓圈精神强调的“分享、连接、包容、支持”与马斯洛尊重需求理论中自我尊重、被他人尊重，建立成就和信心相统一。5) 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是人的自我实现，即价值观、创造力、责任感，与鼓圈中与团体协作共同创造出的交响音乐相同，通过发挥个性潜能，为团队带来了价值和贡献，而实现自我价值。 基于本次鼓圈团体音乐活动取得的良好效果，在今后的活动中可不断完善鼓圈活动细节，发展为根据不同群体的心理特点开展有特色、有针对性的鼓圈活动，以更贴合不同人群实际情况的形式，更好的为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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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学习困难儿童是一类普遍存在的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的表征与成因较之一般儿童也更具多端性和复杂性。儿童期的个体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其生理和心理素质均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家庭与学校的无隙配合。理清学习困难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种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唤起家庭、学校与社会对该人群的关心，并为及时有效地实施诊断与干预工作、提供明确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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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习困难(Learning Difficulties)亦称学习不良(Learning Disabilities)或学习障碍(Learning Disorders)等，它具体表现为在语言与数学推理等方面的落后和困难。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约5%至15%的人群罹患发展性学习困难(Learning Disabilities， LDs)。其中，学习困难儿童人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的5%，在某一项或多项学习中存在困难的学生约占13%。阅读困难(Reading Disability， RD)是最为常见同时也是最早引起各个领域重视的一种学习障碍(Justice， Ahn， & Logan， 2019)。随后，其他诸如数学障碍(Math Disabilities， MD)等类型的学习困难也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曾盼盼，俞国良，辛自强，罗晓路，2002)。研究表明，学习困难已成为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较之非LDs儿童，LDs儿童罹患焦虑和抑郁症的风险更高。此外，LDs是具有发展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它对个体儿童期心理健康方面产生的影响将持续到成年以后。 学习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能否得以妥善解决，事关未来人才的总体素质。因此，学习困难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解答既是科学文化教育者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所不容回避的责任。本文依次对学习困难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及成因进行分析，进而为之提出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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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学习困难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 学习困难儿童经常伴有诸如易怒、敏感、自卑、攻击性、紧张、抗拒、焦虑、抑郁、社交退缩、冲动等情绪和行为问题，这些症状均会进一步加重学习困难问题。这里，我们简要撷取存在于学习困难儿童群体中最常见的两大类心理健康问题：其一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其二是情绪问题。 2.1.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又称多动症，是儿童期较为常见的一种心理健康问题，它常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无法保持专注)、过度的活动(运动过度而无法适应环境)和冲动性(不假思索地突然发生的某种行为)，从而影响了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运动过程(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Luo， Weibman， Halperin， & Li， 2019)。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于20013年发布的最新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标准，ADHD应归属于学习困难的范畴，而在该手册的前一版中则将ADHD纳入行为这一类别。这种变化可能导致人们需要对ADHD的早期认识进行更全面评估，同时也引起了新的研究集中讨论注意力不集中对学习困难的影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8)。教学实践和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ADHD是经常和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特定学习障碍(Specific Learning Disorder， SLD)等并发的神经发育和心理健康问题。较之一般儿童，患有多动症的儿童其学业方面往往也更有可能会遭受更多的挫折(Czamara et al.， 2013)。据估计，ADHD影响着全球大约8%到12%的儿童，其中有20%到60%还会同时遭遇学习困难的状况。研究还发现，与非ADHD症状的儿童相比，患有ADHD症状的儿童出现阅读/拼写困难(Odds Ratio (OR) = 2.80， p = 6.59 × 10 −13 )和数学困难(OR = 2.55， p = 3.63 × 10 −04 )的风险显著更高。为了解释LDs-ADHD并发症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模型，这里略举如下三种较有影响力的假设作为代表(Aro， Eklund， Eloranta， Närhi， Korhonen， & Ahonen， 2019)。 其一，表型假说。该假说由Pennington于1993年提出，它认为患有阅读困难(RD)和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并发症的儿童实际上仅患有RD或ADHD，并且仅因其原发性疾病而表现出第二种疾病的症状。例如，儿童由于阅读困难而感到沮丧导致RD患儿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与多动症相关的行为问题，进而干扰了其阅读能力。然而，随后的大量基于更大样本的研究却并不能对该模型提供足够的支持(Kibby & Cohen， 2008)。其二，直接因果关系模型。该模型与表型假说相类似：一种临床状况能够引起第二种疾病的潜在病理生理症状。比如，严重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症状将会妨碍儿童在语音学习技能课上的注意力，从而导致了阅读障碍。其三，常见病因学模型。与前两者假说不同的是，该模型指出并发症是由于某种遗传基因和/或环境同时影响并增加了两种疾病发生的可能性(Justice， Ahn， & Logan， 2019)。三种独立的疾病模型或认知亚型假设将RD-ADHD合并为一种独特的第三种疾病，与任何一种疾病都不同，这至少部分是由于病因与不同于分别增加对ADHD或RD的敏感性的病因所致。迄今为止，导致LDs-ADHD并发症的潜在神经机制尚未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2.2. 情绪问题 情绪问题也是学习困难儿童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学习困难儿童长期且频繁经受着由学业挫败感所带来的焦虑、抑郁、孤独等消极情绪的困扰。因此，当其面对来自父母、老师及同伴的负面评价时，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就进一步加剧了。长此以往，学习困难儿童的消极学业情绪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一方面，它导致其心理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另一方面，这也使其与父母、老师及同伴的心理距离渐行渐远，孤独无助进而出现厌学、逃学的现象，乃至最终被戴上“差生”的帽子。更糟的是，若未能得到适当的治疗，见诸学习困难儿童的焦虑等人生早期的社会情绪问题将会持续解释成人焦虑症，并伴有其它的心理健康难题，从而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Denckla， 2007)。 有关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业情绪问题，已经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数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门艰巨而费力的学科。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控制了性别，抑郁症状，数学学习困难和教室差异的影响之后，有阅读困难的学生比没有阅读困难的学生拥有更低的希望和更大的阅读焦虑。也有可能某些学生的数学学习困难未及早得到认可，并且对学生的支持不如对阅读困难的常规和系统的支持，使学生容易陷入数学方面的不良适应性情绪。研究还发现，早期拥有数学学习困难的学生，在其后高年级的数学概念学习时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这使他们在数学学习中较少体验到高兴的情绪(陈羿君，陈洁琼，魏冰思，陈翠，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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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影响学习困难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 3.1.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遗传和家庭环境两个方面。其中，遗传因素决定了学习困难儿童心理健康的初始状况。研究表明，存在学习障碍家族史的儿童，存在学习障碍的可能性会比没有家族史的同龄人高得多。但是，我们这里重点要讨论的是家庭为学习不良儿童的成长提供的微观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家庭的智力气氛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儿童的一般发展、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里的智力兴趣如何，成人读什么书，想些什么，以及他们给儿童的思想留下了哪些影响。一项元分析表明，男性儿童、父母职业为无业人员、家庭经济情况差、父母教育态度不一致、偶尔讲故事、偶尔鼓励儿童看课外书是儿童学习困难的危险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与儿童学习情况密切相关。而该因素与儿童的语言、认知、社会性等多方面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Matson & Sevin， 1994)。SES指数较低的家庭经济条件差，通常受经济条件限制或父母教育意识缺乏等原因影响，不利于儿童学习能力的发展。Monzalvo等研究认为，SES指数越低，儿童阅读能力越差，即父母职业、知识文化水平等越高，越能减少儿童阅读障碍的发生。研究发现，父母偶尔讲故事、偶尔买课外书、教育态度不一致等是儿童学习困难的危险因素。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偶尔讲故事、儿童接触课外书较少，进行亲子阅读机会较少，不利于创建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语言刺激环境。Farrant等研究发现，父母偶尔讲故事、偶尔阅读书籍的家庭，儿童发生阅读困难是父母经常讲故事和阅读家庭正常儿童的2.5倍。此外，家庭氛围是影响儿童焦虑情绪的关键。家庭氛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所营造出的人际交往情境和氛围，代表了家庭成员的互动状况。和睦的家庭氛围最有利于儿童情绪的稳定性，争吵和冷漠的家庭中，孩子在高焦虑上的分布要明显高于和睦型。在和睦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情绪稳定，情感丰富、细腻，性格开朗，意志坚强，有自信心，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当他们进入新环境或遇到困难时，能尽快适应并想办法解决。而在争吵与冷漠的家庭中，儿童经常体验到争吵、敌对、拒绝、漠不关心等负性因素，长此以往易形成被动、胆小、易激惹的个性。学习困难儿童无法与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良好的交流、沟通，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3.2. 自我概念 关于学习困难儿童社会认知的研究表明，学习困难儿童在自我概念、归因及社会信息知觉等方面均存在消极倾向。自我概念是对自己多方面知觉的总和，包括被试对自己性格、能力兴趣、欲望的了解、个人与别人和环境的关系、个人处理事物的经验，以及对生活目标的认识和评价等(Baer， 2009)。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概念的年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年龄增加，其自我概念在各个维度上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二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到初中一、二年级的学习困难儿童，在自我概念的道德伦理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自我认同、自我行动和自我总分维度上，往往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变化，六年级则是这种改观的积累和过渡阶段；三是各年龄阶段，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概念在其各个维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了自我概念的年龄特征和个别特点。 俞国良等(曾盼盼，俞国良，辛自强，罗晓路，2002)通过对学习困难与非学习困难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各阶段的比较发现，在模糊情景和清晰情景下，两者在进行编码时均存在显著差异。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学习困难儿童的自我概念存在明显的消极倾向，且在接纳与理解社会信息以及运用社会技能方面存在障碍，这势必影响他们的身心成长与发展。因此，迫切需要教育与心理学工作者及家长乃至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学习困难儿童的成长，采取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干预手段，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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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大豆机械化种植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益和减轻农民生产劳动力。近年来四川大豆种植面积逐步增大，但目前实施机械化较为困难。本文通过调研四川丘陵地区的大豆种植情况，分析了四川丘陵地区大豆应用机械化的现状，根据目前制约四川大豆机械化种植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提高四川丘陵大豆机械化种植的适应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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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豆作为我国重要粮食作物，近年来，国内产需缺口不断扩大，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9年我国提出了大豆振兴计划，扩大种植面积，改善大豆品质，提升大豆产量。目前，大豆种植方式分散、落后，大豆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低是我国大豆产量低的主要原因 [ 1 ] [ 2 ]。四川虽作为南方大豆产区的大省，但受四川地貌制约，大豆种植机械化程度与东北地区、黄淮海地区相比最为落后 [ 3 ]。 本文通过调研四川丘陵地区大豆基本种植情况，分析了机械化种植机械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指出了四川丘陵地区大豆的机械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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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豆的种植情况及种植模式 2.1. 四川大豆种植面积扩大 随着现代农业建设的推进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四川大豆种植模式和生产方式在不断发生转变，给大豆生产发展带来了机遇 [ 4 ]。根据四川省2019农业统计年鉴，2018年四川豆类种植面积约为678万亩，由四川省农业厅发布的2020年四川对大豆扩种任务50万亩，并且首次对扩种大豆给予每亩150元的补贴，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高，预计四川今年大豆种植面积将达650万亩，四川大豆种植规模在逐步扩大，大豆产业在前进发展。 2.2. 主要种植模式 21世纪初，我国西南地区旱地以麦/玉/薯、油/玉/薯、甘蔗/甘薯等一年2熟和一年3熟种植为主，年种植面积达358万hm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豆取代了甘薯的地位，麦/玉/豆的新模式成为了四川的主推模式 [ 5 ]。因四川丘陵地区地形复杂，浅丘、深丘、山地等地形地貌占很大比例，特别是旱地，以坡耕地为主，栽培方式主要是与玉米间、套作种植 [ 6 ]。 玉米大豆间作种植模式下采用宽窄行种植利于作物生长，作物透光性好，发挥了作物的边际特性，能有效提高大豆和玉米产量。大豆玉米间作按2:2行间作，带宽2 m，玉米宽行160 cm，窄行40 cm，玉米宽行内种2行大豆，行距40 cm，大豆行与玉米行的间距60 cm，玉米株距为16 cm，大豆穴距9 cm [ 7 ]。 玉米大豆间作行间距的配比规格有多种，主要是根据玉米大豆的品种特性和适宜机械化作业来合理配比，如图1所示的玉米宽行180 cm，窄行40 cm，宽行内种植两行大豆。 图1. 玉米大豆2:2间作配比简图 除四川集中种植大豆示范区的净种大豆、间作大豆可配套机械收获，例如四川省现代粮食产业(仁寿)示范基地5000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全部实现了机播外。其他四川大部分农户大豆种植在田埂、小块地、坡土地上，且农户种植的大豆面积相对较小，种植分散，基本满足自家需要，如图2、图3所示；套种模式虽具有不争地、不争肥、不争时的优势，提高了其复种指数和土地利用率 [ 8 ]。但农民对套种认识不足，且在收获先熟作物玉米时，会影响人工收获的效率，导致农民套种积极性并不高。 图2. 小块土种植大豆 图3. 田埂种植大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