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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土地政策演变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 各个时期的农村土地政策对察哈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 3.1. 土地政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 3.1.1. 清末时期 大量汉族人口客居察哈尔地区开地垦殖(表1)，使大批察哈尔蒙古族失去草场这一基础性生产资料，或北迁务牧，或留原地变为农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察哈尔右翼四旗基本放垦完毕，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察哈尔右翼四旗已垦面积达253.91万亩；1902至1907年，察哈尔左翼地区共丈放187.96 Table 1 Area laid by Chahar in the Qing dynast 年份 地区 1882 1911 察哈尔左翼地区开垦面积(万亩) 89.68 199.6 察哈尔右翼地区开垦面积(万亩) 68.82 253.9 总计(万亩) 158.5 453.5 表1. 清代察哈尔地区放垦面积 万亩，新政十年，察哈尔左、右翼八旗共放垦草地4.6万余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察哈尔地区的经济结构。这也导致了农进牧退成为趋势，耕地面积日益扩大，草原牧场日益缩小，不仅打破了察哈尔地区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而且对察哈尔蒙古族的游牧经济造成了威胁。 3.1.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继续放垦蒙荒，民国1915年至1919年，就察哈尔右翼丰、凉、兴、陶四县垦务分局而言，主要是清理余荒、夹荒。1915至1919年间，四县共清丈察哈尔地区140万余亩地(表2)。1915年至1920年间，察哈尔左翼地区的正白旗、正蓝旗、沽源县、太仆寺牧群、多伦县、两翼牧场、宝昌县等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开垦，小则三五万亩，大则七八十万亩不等。这种不遵循“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农牧民的粮食需求，但是对于畜牧业经济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消极阻碍作用。 3.1.3. 民国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加速了对蒙地的开垦。1934年3月，察哈尔省政府在察哈尔左翼四旗、四牧群境内增设了化德、尚义、崇礼等三个招垦设治局，管理移民开垦事宜，这也充分说明了南京政府当时还是在积极推行放垦政策。据统计，察哈尔右翼丰镇、集宁、陶林、凉城、兴和的耕地从1929年的约950万亩增加到1934年1768万亩，年均增长率为13.2% (图1) [ 5 ] 。同样察哈尔左翼和四牧群的开垦之势也愈演愈烈。据统计，商都、宝昌、康宝县垦务局和张北、多伦、沽源三个招垦局已垦地亩数从1931年的497万亩增加到1933年582.4万亩(图2)。随着大规模的放垦，察哈尔左右翼地区的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有所增加。同时，不间断的开垦导致草场面积下降，畜牧业经济遭到了冲击。 3.1.4. 蒙疆政权时期 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察哈尔左右翼地区本已经衰落的农牧业经济遭到了更大的摧残。该时期被日本侵略者掠去绒毛、皮张、牲畜，使察哈尔左右翼地区农牧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化。 3.1.5. 民主改革时期 民主改革时期察哈尔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贫苦的农牧民分得了牲畜、农具、耕地等生产资料。通过察哈尔左翼地区正镶白旗第五苏木两个嘎查调查表(表3)可看出，当时贫牧户数逐渐下降，中牧户数逐渐增长 [ 4 ] P235。这充分证明了当时的土地政策，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3.1.6.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察哈尔左右翼各地区从1953年开始兴办农牧业互助组到1958年夏季基本实现了农牧业合作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响应。如察哈尔左翼地区正镶白旗为例，牲畜头数及粮食总产量都是稳步增加，其大小牲畜头数从1953年的22万余头只增加到1958年的28万余头只，年均增长率为5.05% (表4)。 Table 2 Opening of Chahar right-wing area during the Beiyang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 thousand mu 察右四县垦务局 时间段 余荒、夹荒亩数(万亩) 其他(万亩) 兴和县垦务分局 1915~1917.12月 75.33 8.39 凉城县垦务分局 1915~1917.2月 36 8.24 陶林县垦务分局 1915~1917.12月 5.43 — 丰镇县垦务分局 1915~1919 23.16 10.14 表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察哈尔右翼地区开垦情况(万亩)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status of the two inspections of the fifth hematite in the Zhengxiangbai banne 年份 贫牧(折羊人均60只以下) 中牧(人均6只~500只) 富牧(人均500只以上) 户数 % 户数 % 户数 % 1949 54 66.7 27 33.3 0 0 1955 33 38.5 42 57.8 3 3.6 表3. 正镶白旗第五苏木两个嘎查情况统计 Table 4 Number of livestock with Zhengxiangbai banne 年度 大小牲畜合计(万只) 1953 22.4868 1954 28.7959 1955 33.3234 1956 39.0063 1957 29.4649 1958 28.7734 表4. 正镶白旗大小牲畜头数 图1. 丰镇、集宁、陶林、凉城、兴和耕地面积 3.1.7. 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至1978年间，由于受“集体劳动、集体收成”的原则及文化大革命活动的影响，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如1958年至1978年间察哈尔左右翼地区牲畜及粮食产量增长基本停滞不前，基本保持在了1960年的水平(图3、图4)。 图2. 商都、宝昌、康宝、张北、多伦、沽源已垦地亩数 图3. 人民公社时期粮食产量变化图 图4. 人民公社时期大变化小牲畜 3.1.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更好的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农牧业生产发展。察哈尔左右翼地区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背景下，粮食总产量却在稳步增长中，如察哈尔左翼地区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54，137吨增加到2015年的445，311吨，年均增长率为1.5%；察哈尔右翼地区则从1978年的448，248吨增加到2015年766，697吨，年均增长率为1.46% (图5、图6)。“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将农村土地推向了市场，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使农村土地更有了经济价值。同时牧区草场流转机制的开始运行既能保护和进一步发挥养畜能手的生产积极性，又能调剂合理利用少畜户拥有的剩余草场问题。 3.1.9. 退耕还林还草时期 在退耕还林还草时期，察哈尔左右翼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加，第一产业增加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退耕还林还草后察哈尔左翼地区的2008年第一产业的总产值比2002年的高将近85%；察哈尔右翼地区则是2002年的2倍多(表5)。 图5.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产量变化 图6.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变化 Table 5 Total output value of primary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 in Chahar area (10，000 yuan 年份 地区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察哈尔左翼地区 太仆寺旗 26，438 33，905 43，247 49，088 53，000 60，080 67，538 镶黄旗 6884 6562 8216 13，238 14，300 16，716 18，945 正镶白旗 27，075 13，669 16，101 17，266 20，500 23，873 29，151 正蓝旗 26，450 22，869 23，669 23，656 25，400 29，714 38，406 多伦县 23，772 31，444 36，568 39，102 40，000 40，210 50，087 化德县 25，630 31，502 36，113 35，431 32，800 31，652 45，020 商都县 44，692 50，394 57，048 62，082 65，200 64，325 85，410 总数 180，941 190，345 220，962 239，863 251，200 266，570 334，557 察哈尔右翼地区 集宁市 9805 6708 9922 21，125 16，700 18，932 23，266 丰镇市 40，361 40，878 61，332 75，082 81，200 87，322 104，291 卓资县 32，373 32，705 35，451 42，542 46，200 48，546 57，873 兴和县 43，885 94，386 58，998 63，933 66，200 68，078 80，733 凉城县 38，760 48，224 49，469 71，898 77，700 95，782 106，125 察右前旗 47，462 47，776 55，715 63，476 64，100 64，550 86，691 察右中旗 50，890 60，574 53，291 51，388 50，800 52，030 80，404 察右后旗 32，275 41，215 50，575 49，792 54，000 50，639 72，714 总数 295，811 372，466 374，753 439，236 456，900 485，879 612，097 表5. 察哈尔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时期第一产业总产值(万元) 3.2. 土地政策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2.1. 清末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土地的开垦，察哈尔地区原有的生态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据统计，察哈尔左翼地区在1902至1905年间新增耕地约有180万亩，察哈尔右翼地区则从1901年的101万亩增加到1908年的202.2万亩，由此可见清末开垦之速度的迅速。该时期的开垦具有一定的盲目开发，资源浪费的性质。由于只追求经济利益，没有统筹规划，所以开垦面积逐渐扩大、草原面积逐渐变小，并且导致了草地质量不断下降。 3.2.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采取的大规模的开垦活动，再加上察哈尔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大陆性气候的影响，造成大片草原被破坏，许多不宜开垦地区的生态一步步恶化，从而导致了土地沙化、灾害频发、水土流失等系列问题的产生。 3.2.3. 民国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继续进行开垦，而开垦对植被和地被破坏是及其迅速和毁灭性的，而失去天然植被保护层的土地更是会加速沙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察哈尔右翼丰镇、集宁、陶林、凉城、兴和的耕地从1929年的约950万亩增加到1934年的1768万亩，察哈尔左翼地区商都、宝昌、康宝县垦务局和张北、多伦、沽源三个招垦局已垦地亩数从1931年的497万亩增加到1933年的582.4万亩。由此可见，当时天然植被被破坏面积之大，速度之快。 3.2.4. 日本占领(蒙疆政权)时期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实行的这些保护牧野、禁止开垦未开发蒙地、打井以及储藏牧草、普及兽医及畜产技术等措施，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虽然这些措施在察哈尔地区并没有普遍推行，加之显现其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开垦草原的行为，从而降低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 3.2.5. 民主改革时期 民主改革时期实行的保护草原，禁止开荒的政策，对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为保护草场、保护生态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定的保障，遏制了开垦草原的行为。 3.2.6.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察哈尔地区成立合作经济组织后，牧业合作社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响应，牧民为了节省劳动力，把几家小规模畜群进行合并放牧，分了四季牧场和打草场，这种举措对轮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保护了草场和草原生态系统。 3.2.7. 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到1962年、三年调整时期、文化革命时期的系列政策口号都掀起一起又一起的开垦活动，从而缩减了可利用草原面积，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察哈尔地区土地沙化及退化。如察哈尔左翼地区可利用草原面积从六十年代的3841.8万亩减少到八十年代的3708.86万亩；右翼地区则1903.1万亩减少到1306.14万亩(表6)。 Table 6 Changes in available grassland area in Chahar are 地区 可利用草地面积(万亩) 六十年代 八十年代 察哈尔左翼地区 太仆寺旗 247.5 244.39 镶黄旗 622.3 683.53 正镶白旗 963.3 762.11 正蓝旗 1027 1249.94 多伦县 447.1 413.42 化德县 311 170.21 商都县 223.6 185.26 总计 3841.8 3708.86 察哈尔右翼地区 集宁市 51.4 3.65 丰镇市 208.3 120.17 卓资县 242.6 214.57 兴和县 222.6 118.34 凉城县 250.8 106.96 察右前旗 150.7 148.36 察右中旗 353.3 273.87 察右后旗 423.4 320.22 总计 1903.1 1306.14 表6. 察哈尔地区可利用草地面积变化 3.2.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草畜双承包后，由于定居下的草场分隔，放牧半径越来越小，出现了重畜轻草的情况，从而导致草地的生产力不断下降。如察哈尔左翼地区大小牲畜头数从1985年的31.01万头到1999年269.64万头，年均增长率为16.7%，而2000年以后则基本保持在210万头。察哈尔右翼地区大小牲畜头数从1985年17.51增长到2006年的384.3万头，而2006年以后基本350万头上下浮动(图7)。从牲畜头数情况足以看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带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重畜轻草，超过了草原载畜量，使草原退化、沙化迅速。 3.2.9. 退耕还林还草时期 使察哈尔左右翼地区的草原得到恢复，草原沙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如正蓝旗始于2002年到2005年，共计退耕还林还草25.9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00年的8.7%增加到2005年的12.4%；其中退耕地造林12.1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1.9万亩，以封代造1.9万亩。多伦县自2000年到2005年，共退耕还林70.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00年的6.8%增加到2005年的15.08%。 3.3. 土地政策演变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3.3.1. 清末时期 随着清末施行“蒙地开垦”与“移民实边”政策以来，大量汉族农民移居察哈尔地区开垦种地。与汉族农民移入的相对应的蒙古族牧民不断向北迁徙“避垦”。这改变了察哈尔地区先前的单一民族的居住形态，形成了蒙汉共居的局面。如察哈尔右翼地区人口从1886年32.7余万人增加到1906年的53.8万余人，增长了0.64倍(表7、表8) [ 6 ] 。同时，清末随着汉民的不断涌入，土地的大量开辟以及国家政策的改变，察哈尔地区的传统的盟旗封建王公土地占有制受到一定的削弱，土地的所有权逐渐转移到了蒙汉地主的手中。这个时期当地蒙古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发生了重大改变。 3.3.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一禁一奖”的放垦政策，将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实现塞外与内地的地权统一。此外大量移民的进入破坏和削弱了蒙古游牧社会传统的盟旗制、领主制。察哈尔人口由1912年的1，622，458人，到1928年增长为1，997，015人，增加了37万之多，汉族人口占到95.73%。 图7. 察哈尔左右翼地区牲畜头变化 Table 7 Population of Fengzhen and Ningyuan in 188 厅名 丰镇 宁远 总计 口数(万人) 14.6017 18.1458 32.7475 表7. 1886年丰镇、宁远厅口数 Table 8 The population of Fengzhen， Ningyuan， Xinghe and Tao Lin in 190 厅名 丰镇 宁远 兴和 陶林 总计 口数(万人) 20.4659 24.0544 7.8318 1.4562 53.8083 表8. 1906年丰镇、宁远、兴和、陶林四厅口数 察哈尔地区土地由蒙古族向汉族的让渡，土地管理者也有蒙旗王府换为省县衙门，从而导致了土地用途变化，即牧地变成农田。由于垦地日广，牧场益狭，大批牧民“避垦”而被迫迁徙，或放弃牧业，从事农业。 3.3.3. 国民政府时期 民国政府时期，在察哈尔地区持续推行移民屯垦政策而导致牧地急剧缩小，使蒙民生活更加困难，因此蒙古族“避荒”而向北迁移人数增加，察哈尔八旗在清初时蒙民数为46，500，而到1933年时减少到23，346人。相应的塞外移民向大片已放未垦地区继续迁移。 3.3.4. 蒙疆政权时期 日本在察哈尔地区为防止牧野退化，出台了《家畜增产计划案大纲》，其目的是不断地提供战略物资。日本在察哈尔地区确实设立了一些小学、中学，使部分蒙民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实行的教育方针却是奴化教育和殖民化教育，最终目的是要使蒙民从孩童时代就服从日本精神，以便顺利实行殖民统治。 3.3.5. 民主改革时期 通过民主改革时期的土改运动，废除了封建阶级的一切特权，废除奴隶制度，宣告一切奴隶完全解放，享有了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从此有了人身自由和劳动自由，从而增强了农牧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优化了社会的阶级结构。 3.3.6.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由于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使用，因而给个体农牧民提供了能够办到原来办不到的基本建设。如察哈尔左右翼地区的牧民通过参加合作社后增设了棚圈、水井等设施，比较有效的防御了自然灾害，并解决了当时生产工具不足及劳动力缺乏的困难。 3.3.7. 人民公社时期 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后果，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该时期公有化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3.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提高了农牧民生活水平，从而有效的推动了察哈尔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都得到了稳步提升。 3.3.9. 退耕还林还草时期 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农牧民生存环境得到保障。此外解放了农村的部分劳动力。由于退耕后，出现的富余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带动了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