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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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Tullock (1967) [ 1 ] 第一次提出了政府补助的寻租理论，直到1974年，克鲁格通过探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中的政府行为，指出在国际贸易行为中，政府会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性的产业，至此形成了政府补助理论的雏形。此后，国内外研究者在政府补助领域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政府补助的动机研究、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政府补助绩效这三个方面。 2.1. 政府补助的动机 众多学者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发现，由于国有企业的决策方向更趋同于政府意志，承担着巨大“政策性负担”，从而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组织效率和竞争能力，政府更倾向对国有企业提供补助(林毅夫等(1994) [ 2 ] ；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 [ 3 ] )。政府出于提高企业社会效益的目的，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企业补助及相关优惠政策，如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升级交通设施、改善消费结构等(Jenkins等(2006) [ 4 ] ；Iravani和Kelari (2012) [ 5 ] )。然而，Bergstom (2000) [ 6 ] 则认为，不能将增加就业岗位、就业人数视为衡量政府补助效应的唯一标准，他的调查证明政府补助增加并不能带动就业提升，相反，政府补助可能会产生消极作用。对此，我国部分学者的研究也支持该论断。鄢波等(2014) [ 7 ] 认为，作为财务困境企业的“扶持之手”，政府补助能够帮助特别警示的企业规避退市风险。 2.2. 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通过大量研究发现政府补助的范围和数额大小与企业所处行业相关，政府补助会偏向于特定行业，如社会服务业、水电煤气行业及高科技行业等(吕久琴(2010) [ 8 ] ；臧志彭(2014) [ 9 ] )；企业管理特征也是影响政府补助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显示，规模更大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创新补助(刘亚莉等(2010) [ 10 ] )，外资企业在争夺政府补助的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Fernandez等(1996) [ 11 ] )。此外，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也是影响政府补助金额的重要因素，这体现在政治关联度越强的企业越有可能获得政府补助，有一个较好的政治背景、更高的政治关联度，获得政府补助也更简单(Shleifer等(1998) [ 12 ] ；Claessens (2009) [ 13 ] ；郭剑花和杜兴强(2011) [ 14 ] ；张天舒等(2014) [ 15 ] )。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政府补助也与企业R & D投入经费相关，政府可能会给予拥有较高水平研发实力的创新型企业更多的补助(Gretz等(2012) [ 16 ] )。 2.3. 政府补助绩效 对于政府补助绩效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一是：企业的经营绩效与政府的投资补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但与企业的现金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政府补助对于提升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具有一定的作用(Tzelepis和Skura (2004) [ 17 ] )，但长期来看，政府补助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负效应(冷建飞和王凯(2007) [ 18 ] ；周霞和高诚(2012) [ 19 ] )。二是：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积极的影响，相较其他企业而言，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绩效变现更为优秀(Duch-Brown等(2009) [ 20 ] ；Hemert等(2013) [ 21 ] ；王一卉(2013) [ 22 ] ；陆国庆等(2014) [ 23 ] )。三是：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逯东等(2012) [ 24 ] ；Takeda (2014) [ 25 ] ；杨晔等(2015) [ 26 ] )。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政府补助动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已达成了初步的结论，政府出于宏观调控目的而提供补助，而企业的产权性质、所属行业及企业规模是影响政府补助的主要因素；然而，对政府补助绩效的研究，其结果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政府通过政府补助的手段向企业提供帮助，提升企业其财务绩效，此时政府补助通常是有效的。但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企业利用其自身的市场地位进行寻租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补助是无益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的。 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研究只单一的探究政府补助与特定行业企业绩效的关系，未从整体得出横向比较。本文旨在通过对全部A股(非ST)公司进行研究，分析不同企业在享受政府补助时绩效影响情况，同时不仅仅局限于当前，还研究其滞后一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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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假设 企业经营绩效好坏直接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前景和发展空间。而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因素，除了企业自身条件(发展能力等)，外在方面也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政府补助。孙维章和干胜道(2014) [ 27 ] 通过对IT行业中政府补助对研发与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改善了公司绩效，但对当期绩效促进效果不显著，其业绩改善效果具有滞后性特征。然而，刘萍和胡欣荷(2015) [ 28 ] 通过研究政府补助对新能源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得出：政府补助对新能源上市公司的当期绩效有显著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表明政府补助在短期内对企业起到了一定扶持作用，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角度看，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却产生了负效应，这说明新能源上市公司想要通过政府补助方式提高公司绩效是不可能的。显然，这两个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政府补助与企业当期经济绩效有关。 假设2：政府补助与企业滞后一期的经济绩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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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证模型 4.1. 变量设定 自变量：政府补助。在实际工作中，政府补助的形式主要有财政贴息、财政拨款、无偿划拨非货币资产和税收返还等。根据《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企业无论取得何种形式的政府补助，在会计处理上应当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本研究所采用的政府补助数据是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财务报表附注中损益项目中的“政府补助”一栏得来。 因变量：经济绩效。经济绩效主要是指经济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的效率。企业的经济绩效主要表现为当期的和长期的盈利能力。由于企业政府补助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来源，增加了当期的营业外收入，因此，政府补助能影响企业当期的盈利能力，本文以营业收入作为当期盈利能力的替代变量。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本文把以下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企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基于规模经济考量，公司规模不同，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可能会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把公司规模(Size)作为其中的控制变量，采用企业总资产取对数作为替代指标。此外，由于公司资本结构对企业的经济绩效有影响，因此，把公司资本结构(LEV)也作为其中的控制变量(表1)。 4.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选取2014~2015年收到政府补助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ST、金融企业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形成2364个样本。 4.3.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考虑到统计资料有限，样本选取时间跨度较短，不适合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也无法适应时间序列回归以反映其趋势变化，故直接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将年度设置为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年份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根据研究假设以及对以上变量的界定，为了检验政府补助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出以下分析模型： OI i r = β 0 + β 1 Sub i t − 1 + β 2 Size i t + β 3 Lev i t + β 4 Sub i t + ε OI i r = β 0 + β 1 Sub i t − 1 + β 2 Size i t + ε 4.4. 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2014年营业收入最小值为1004.83万元，最大值282，591，400万元，年平均值为943，805.22万元；与此相比，2015年营业收入平均值有所下滑，为918，704万元。但从政府补助角度来讲，2015年政府补助大于2014年政府补助。究其原因，有可能是近几年经济发展不景气，许多企业收入下滑，甚至亏损，需要政府补助来维持企业日常运营。因此，2015年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较2014年要低，但政府补助金额却有所上升。 由表3可知，2014年政府补助和2015年政府补助相关系数高达0.844，属于高度相关；同时，2014年的政府补助和2015年营业收入相关系数为0.552，而2015年政府补助与2015年营业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501，较2014年低。这暗示了前一期政府补助对当期营业收入的影响更大。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出 Table 1 Definition of each variabl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政府补助 Sub 年政府补助金额 被解释变量 营业收入 Operating Income (OI) 年营业收入总额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LN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表1. 各变量定义 Table 2 Describes the statistics (N = 2364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2014营业收入 1004.83 282，591，400.00 943，805.22 7，890，683.59 2014年政府补助 0.05 1，093，100.00 5339.24 28，055.63 2014资产负债率 0.01 4.03 0.44 0.23 2014年公司规模 14.94 30.40 22.09 1.37 2015营业收入 0.07 201，888，300.00 918，704.01 6，158，199.51 2015政府补助 0.20 790，600.00 6424.49 29，177.64 2015资产负债率 0.02 1.00 0.44 0.21 2015年公司规模 15.98 30.51 22.28 1.36 表2. 描述统计量(N = 2364) Table 3 Variable correlatio 2015营业收入 2015年公司规模 2015政府补助金额 2014年政府补助金额 2015营业收入 1.000 2015年公司规模 0.588 ** 1.000 2015政府补助 0.501 ** 0.444 ** 1.000 2014年政府补助 0.552 ** 0.490 ** 0.844 ** 1.000 表3. 变量相关性 注：**代表在0.05水平下显著。 2015年公司规模对2015年营业收入的影响更大，这也说明了公司绩效受企业规模驱动更显著，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绩效往往表现更好。 4.5. 实证结果 由表4可知，F值在1%水平下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1整体拟合效果好。2014年政府补助、2015年政府补助和2015年企业规模对2015年营业收入的影响显著，但2015年资产负债率对2015年营业收入没有影响。此外，通过观察标准系数可以看出，企业规模对营业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2014年政府补助对2015年营业收入的影响较大，之后是2015年政府补助，这说明当前政府补助对当期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资产负债率基本上对营业收入无影响。 另外，考虑到2014年政府补助与2015年政府补助高度相关，而2014年政府补助对2015年营业收入的影响更大，在模型2中本文剔除了2015年政府补助这一变量。同时，由于2015年资产负债率对2015年营业收入基本无影响，在模型2中也将其剔除。最后，构造出模型2，自变量为2014年政府补助，控制变量为2015年企业规模，因变量为2015年营业收入。相关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我们可以看出模型2总体拟合效果较好，同时各变量的解释力度也较强，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我们得出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是受企业规模驱动，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绩效表现越好；另外，营业收入与前一期政府补助相关。这也证明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滞后一期的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接受假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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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和对策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全部A股上市非ST公司为样本，选取了2014~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除了直接检验 Table 4 Model (1 模型1 标准系数 VIF 2015年公司规模 0.414 *** (20.371) 1.735 2015政府补助金额 0.079 *** (2.724) 3.495 2014年政府补助金额 0.283 *** (9.529) 3.696 2015资产负债率 0.001 071 1.363 F 461.281 *** 调整R 2 0.438 表4. 模型(1) Table 5 Model (2 模型1 标准系数 VIF 2015年公司规模 0.511 *** (31.480) 1.211 2014年政府补助金额 0.304 *** (18.734) 1.211 F 1111.074 *** 调整R 2 0.484 表5. 模型(2) 政府补助与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性外，还从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角度研究了政府补助对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效果。 1) 当期政府补助对当期企业绩效影响结果不如滞后一期的企业绩效影响效果显著。这说明政府补助改善了上市公司业绩，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特征。 2) 公司规模对企业绩效影响更为显著，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说明存在规模效应。 3) 此外，企业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基本无影响。这说明，企业通过改变资本结构来改善企业绩效的办法不可行。 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政府补助在改善公司绩效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一定滞后性。 5.2. 研究对策 政府应该转变观念，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当好“守夜人”。政府补助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一时的资金问题，但作用有限。另外，政府也应看到，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具有滞后效应，因此在短期内如果未见成效实属正常，政府不应操之过急。应该在之后绩效反馈及政策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以免在后续工作中出现偏差。 企业应该正确认识政府补助对本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既不可有短视行为，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改进毫无用处，也不可过分依赖补助来改善企业绩效，而应该正确分析企业的盈利模式，抓住拉动企业业绩增长的引擎，发展自身。同时，运用好政府补助，提高其利用效率，让政府补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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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由于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整顿、恢复和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地方党组织，并制定了以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方针。由此，中共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党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而且还成为中共探索和应对危机管理模式的起点。 关键词 :八七会议，探索和应对，危机管理，起点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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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八七会议前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危机，是指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若干矛盾发生了突变或者激化，使得事物处于打破常规的恶性状态。危机一般具有突发性、威胁性、紧迫性、不确定性及可控性。危机管理，是指组织在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和分析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化解和防范行为，从而使得组织继续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现代政党建立的目的是参与、影响、控制和巩固政权。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党往往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挑战，甚至是关系到政党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就要求政党必须具备一定的危机应对能力。即在遇到突如其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组织危机打击下，政党能够制定并且采取适当的方针和政策来化解这些危机，以维持政党的存在并且能够持续发展的能力。虽然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曾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但是能够长期存在并且影响中国政局的政党却很少，其原因就在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这些政党往往缺乏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仅有57人，与其他政党比较、特别是与国民党相比较，算不上是一个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前期和中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从总体上来看，发展是相对平稳的。然而大革命进行到1927年的时候，随着国民党内的两大主流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得中共生存的政治生态骤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国共两党由昔日的同盟者变成了死对头。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以江浙金融买办势力为中心，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为基础，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反革命政权——国民政府。这个反革命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以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目的。由于它和旧的反革命政权在阶级本质上没有差别，并较之旧军阀的统治更加残暴和凶恶，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反动王朝。 第二，中共处于极度的敌强我弱趋势之下。随着统一战线的破裂，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国民党的背叛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则脱离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因此围绕着中共继续坚持斗争的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处于年幼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深刻，再加上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导致了中共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这一切都使得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 第三，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在1926年5月15日的整理党务案中，由于中共对组织上领导权的不重视，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团员花名册都交给了国民党，这就极其有利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党人的抓捕，导致了此时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由于中共的活动被迫由于公开转入地下，所以中共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联系受到极大的限制，一度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也遭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摧残。再加上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和群众领袖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一批本来革命意志就不坚决现在又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者的纷纷脱离革命，使得全国党员人数的骤然减少，由中共五大的近6万减少到1万余人。 上述这些都表明，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开始由高潮走向低谷，使得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的全局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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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整顿和重建党组织以化解危机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的不成熟，中共一成立就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缺乏研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 [ 1 ] 。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并在1927年春逐步贯彻到了全党，最终使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帜，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 2 ] 。开始了对化解危机模式的初步探索，八七会议就是这一探索的初始。 其实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等人就开始了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反对。瞿秋白曾经回忆道：“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对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一顿散场。” [ 3 ]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尽管陈独秀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对以他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没有很好地应对这次严重危机的原因作出解释，但由于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所以中共五大继续选举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说明了这些反对和斗争的不彻底性。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经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这些都给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些都说明，不改组党中央，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就不能够彻底地得到纠正。 根据1927年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的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改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1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 [ 4 ] 。即只有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才能改选党中央总书记。然而在危机紧迫的情况下，党断然采取了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前夕的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由于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这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对党中央组织进行改组的工作。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决裂，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革命立场。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明确新形势下中共党人的主要任务。7月16日至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和秋收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筹备召开八七会议，把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以中央会议决议形式固化下来。并为此讨论了八七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八七会议拟讨论的议程。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八七会议在武汉汉口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团中央委员、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共20余人。会议明确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必须“批评过去党的领导”。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而且坚信党“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 4 ] 。 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前，先代替执行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会的所有职能。这不仅在组织上彻底的和公开的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而且还开始了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转而依靠中共自身的力量、来纠正自己所犯错误模式的初步探索。 八七会议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整顿和重建党组织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建立中央派出机关：设立了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整顿了顺直、山西、山东、东北3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建立中央派出机关的同时，还建立了巡视员制度，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向各地派遣巡视员到各地视察党组织被破坏的状况，并指导各地的党组织尽快转入安全和秘密状态。鉴于中共已经不能公开活动的事实，临时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在全党建立地下秘密工作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员的人身安全。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有力指导下，在各地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严重摧残的各地党组织较快地恢复了生机和得到了重建。到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的地方党组织已经建立起12个正式省委、2个临时省委、400多个县、市委之多。这就表明，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大革命失败严重危机的摆脱，并在组织建设上迈开了一大步，从而为胜利地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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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化解危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力投身复杂的革命斗争之中，党更注重如何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却较少考虑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虽然中共五大修改的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 4 ] ，但由于并没有制定出落实这一原则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所以导致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难以贯彻和落实，从而给陈独秀的党内个人专断创造了条件。其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而八年以来，只有从下至上的民主。”“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展其创发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 [ 5 ] 在吸取陈独秀实行党内个人专断、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教训的基础上，八七会议重点讨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 [ 6 ] 。这就不仅强调了必须实行在集中下的民主，而且也反对了无民主的集中。八七会议提出的这一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为全党随后怎样更好地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夯实了基础。 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1927年11月26日，瞿秋白收到一封署名“志益”的来信，其对中共以前实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中共以前所实行的“民主化纪律化难免流于机械，因为党内没有真正的民主，则集权的结果，自然仍滞于封建式的集权。因为过去党内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机械式纪律‘东大’式的批评，将党内一般同志，束缚得像小媳妇一样。” [ 7 ] 由于瞿秋白认为这封来信中，有关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是切中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的要害的，所以他在收到来信后马上给志益回了信。在回信中，他结合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自己领导党内民主建设工作的实践，对志益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首先，他全面的、集中的、详细的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其次，他分析了中共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思想来源及其现实状况，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再次，他谈了今后党怎样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些设想。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贯彻和落实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通告。如1927年12月发布的《关于党团关系》第19号通告中指出：“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令一般党员群众(团部工作的党员当然在内)，尤其是工农党员，都能对于党的组织及政策表示意见，使他们的意见能够战胜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团与党之关系问题。” [ 7 ] 随后，在《关于组织工作》的第20号通告中又指出：“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 务必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 [ 7 ] 上述这些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共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较为详细的论述，所以它表明。由于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率先垂范，从而为随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更好贯彻和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对在大革命失败后，党怎样加强和完善党的组织建设，以有利于党的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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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制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以化解危机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决定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的同时，还决定了化解危机的另外2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同意并且举行了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消灭革命。为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为此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1927年8月1日，伟大的南昌起义爆发，从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它以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予以了英勇的回击，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第二件大事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就作出了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八七会议上又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4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江西交界地区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正式开始，原计划兵分三路暴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占长沙。后因夏斗寅残部(四团)突然叛变及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挫折。9月29日，秋收起义失利的队伍抵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随后部队进行了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之成为在党的领导下的忠实于人民的、能够执行土地革命路线的新型部队。随后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于10月间胜利抵达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开辟的艰辛历程。 综上所述，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通过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改组，整顿、恢复和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地方党组织，并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以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方针。这样，中共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开始了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而且还成为中共初步探索应对危机管理模式的起点，这就为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党更好的解决危机提供了有利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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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地积累污染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等3种方法，对海南省中部的琼中农产品产地土壤的5种重金属Cr (铬)、Pb (铅)、Cd (镉)、As (砷)、Hg (汞)的普查样品含量及其相关性进行分析，并对重金属污染程度及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进行评估。结果表明：30个样品的重金属Cr、Pb、Cd、As和Hg平均含量分别为39.26 mg/kg、30.89 mg/kg、0.08 mg/kg、2.49 mg/kg和0.04 mg/kg；Pb与Cd含量之间的相关系数0.60，其次，Hg与Cd之间的相关系数0.26，其余的相关系数很小；以海南省表层土壤背景值为标准，重金属的内梅罗单项污染指数均 ≤ 20.34，污染率均在50%以上，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2.23，污染等级为中度污染，4级；以国家环境质量二级评价标准，内梅罗单项污染指数均 ≤0.8，污染率3%，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0.22，污染等级为清洁，1级；Pb的地积累污染指数为0.04，属于无污染~中污染，其余的Cr、Cd、As、Hg地积累污染指数 < 0，属于无污染状态；琼中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指数为138.21，整体上表现为轻微生态危害。 关键词 :土壤重金属，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污染，评价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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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土壤污染中关注的问题之一 [ 1 ] [ 2 ] [ 3 ] 。进入土壤的重金属，在低浓度时可能是植物生存所必需的元素而被动吸收，但在高浓度时，就对植物产生毒害。Cr (铬)、Pb (铅)、Cd (镉)、As (砷)、Hg (汞)具有很强的毒性，与土壤结合，不易被微生物降解而长久保存在土壤中，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具有不可逆性和长期性；且重金属元素还可以通过产品链迁移到动物和人，在人体内的积存，危害人的身体健康。2012年，农业部、财政部印发了《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要求全面开展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普查。同年，海南省开始启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Cr、Pb、Cd、As、Hg的污染防治普查工作 [ 4 ] [ 5 ] 。海南省中部的琼中县具有典型的海南土壤特征，地形条件和土壤母质类型多样，且是中国黎族、苗族的聚集区，对其农产品产地土壤金属污染现状特征进行分析，可为海南岛农产品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这对海南农业生产和布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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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样品环境采集和检测 2.1. 样品环境 海南省中部的琼中县，位于N18˚43'45~19˚25'20，E109˚31'37~110˚09'08之间，境内东西宽66.7 km，南北长76.8 km，总面积2693.1 km 2 。琼中具有典型的海南土壤特征，地形条件和土壤母质类型多样，是海南重要的农业县，辖区10个乡镇，耕地面积为8673.7 hm 2 。琼中年平均降雨量达 2388.2 毫米 ，是海南岛的多雨中心，年平均气温为 23.1 ℃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5%，年日照时数1900小时，年平均蒸发量 1641.3 毫米 。 2.2.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参照《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 [ 6 ] ，结合种植区种植面积大小、土壤分布状况及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特征等因素。2017年3月，对海南省中部的琼中县主要农产品产地的土壤进行取样，按照“S”形法，每个土样由10~20个分点(0~40 cm)构成。采回的土样均放在木盘中或塑料布上，摊成薄薄的一层，置于室内通风阴干，然后倒入钢玻璃底的木盘上，用木棍研细，拣出杂质，根据检测指标相应过筛，装瓶贴标签备用，采集土壤样品30个。调查主要对农产品土壤质量安全影响大的重金属Cr、Pb、Cd、As、Hg含量情况。 2.3. 样品检测 检测指标主要是对农产品的土壤中5种重金属Cr、Pb、Cd、As、Hg的含量值，同时检测土壤pH值，检测依据： pH (NY/T 1377-2007)，土壤pH的测定 [ 7 ] ； Cr ( HJ 491-2009)，土壤 总铬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8 ] ； Pb、Cd (GB/T 17141-1997)，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9 ] ； As (GB/T 22105.2-2008)，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 10 ] ； Hg (GB/T 22105.1-2008)，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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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方法 目前评价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方法：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地积累污染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污染负荷指数法、沉积物富集系数法等。本研究主要用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地积累污染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等对采集的样品进行研究，且用Excel和SPSS等基本统计分析法对样品数据进行统计特征值分析。 3.1. 内梅罗污染指数法 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同时兼顾单因子污染指数平均值和最高值，严重的污染物给以较大的权值，突出污染重的污染物，对土壤环境质量进行更客观的评价 [ 12 ] [ 13 ] ，从而较全面反应土壤环境的总体质量。 单因子指数公式： P i = C i S i (1) 其中，P i 为土壤的单因子污染指数，C i 为土壤样品的实测浓度(mg/kg)；S i 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 14 ] 中规定的二级标准值(mg/kg)；或海南省表层土壤重金属背景值(以2009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海南省生态地球化学调查之《海南岛1:25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报告》为背景值)。 内梅罗污染指数公式： P = P ia 2 + P imax 2 2 (2) 其中，P为内梅罗污染指数，P ia 为所有污染物单因子指数的平均值，P imax 为所有污染物单因子指数的最大值。依据内梅罗污染指数将土壤重金属污染划分为5个等级(表1)。 样本污染率： c = n m × 100% (3) 式中c为土壤样本污染率(%)，n为土壤污染样本总数，m为土壤样本总数。 3.2. 地积累污染指数法 地积累污染指数法不仅考虑到人为污染因素、环境地球化学背景值，还考虑到由于自然成岩作用可能会引起背景值变动的因素，计算结果按照地积累指数评价标准划分污染等级(表2) [ 15 ] 。该方法最初应用于研究水环境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程度的定量指标，近年来引入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地积累指数公式： I geo = log 2 ( C n K × B n ) (4) 式中，Cn为重金属样品的实测含量(mg/kg)，Bn为重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背景值(mg/kg)，一般选择普通页岩的平均值作为其背景值，K为考虑各岩石差异可能会引起背景值的变动而取的系数(一般取值为 1.5)。 3.3.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瑞典科学家Hakanson提出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 16 ] [ 17 ] ，常用于土壤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程度及潜在生态危害的评价，该法不仅考虑土壤重金属含量，而且将重金属的生态环境效应与毒理学联系在一起。 潜在生态危害系数公式： E r i = T r i × C i C f (5)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公式： RI = ∑ 1 n E r i (6) 其中，C i 是环境中重金属样品的实测含量(mg/kg)；C f 是土壤背景值(mg/kg)，本研究取为海南省表层土壤背景值； T r i 是单个污染物的毒性响应系数，用Hakanson制定的标准化重金属毒性响应系数(表3)。 Table 1 Grading standards of soil heavy metal Nemero pollution inde 等级 污染指数 污染等级 1 I P ≤ 0.7 清洁(安全) 2 II 0.7 < P ≤1.0 尚清洁(警戒线) 3 III 1.0 < P ≤ 2.0 轻度污染 4 IV 2.0 < P ≤ 3.0 中度污染 5 V P > 3.0 重度污染 表1. 土壤重金属内梅罗污染指数分级标准 Table 2 Grading standards and pollution level of soil heavy metal geoaccumulation pollution inde 地积累指数 地积累指数分级 污染程度 Igeo < 0 0 无污染 0 ≤ Igeo < 1 1 无污染~中污染 1 ≤ Igeo < 2 2 中污染 2 ≤ Igeo < 3 3 中污染~重污染 3 ≤ Igeo < 4 4 重污染 4 ≤ Igeo < 5 5 重污染~极重污染 Igeo ≥ 5 6 极重污染 表2. 土壤重金属地积累指数分级及污染程度 Table 3 Grading standards and pollution level of soil heavy metal potential ecological hazard inde 潜在生态危害系数 E r i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RI 污染程度 E r i < 40 RI < 150 轻微生态危害 40 ≤ E r i < 80 150 ≤ RI < 300 中等生态危害 80 ≤ E r i < 160 300 ≤ RI < 600 强生态危害 160 ≤ E r i < 320 600 ≤ RI < 1200 很强生态危害 E r i ≥ 320 RI ≥ 1200 极强生态危害 表3. 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指标及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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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用3种方法，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地积累污染指数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海南省中部的琼中县农产品产地土壤30个重金属样品的含量、相关性进行分析，并对重金属污染程度及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进行评估。结果如下： 1) 样品含量的pH均值为4.91，范围为4.30~6.20，为酸性；重金属Cr、Pb、Cd、As、Hg的含量均值分别为39.26 mg/kg、30.89 mg/kg、0.08 mg/kg、2.49 mg/kg和0.04 mg/kg，其变异系数均在50%以上，说明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差异较大。其中，As的变异系数达230%，Cr达87%，说明As、Cr受外界干扰较大，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存在明显的局部聚集和点源污染现象。 2) 土壤重金属含量的相关分析发现，重金属Pb与Cd之间的相关系数0.60，达到了显著水平；其次，Hg与Cd之间的相关系数0.26，其余的重金属之间相关系数不大。pH值与重金属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很小。 3) 以海南省表层土壤重金属背景值计算，重金属Cr、Pb、Cd、As、Hg的内梅罗单项污染指数分别为：7.87、3.80、3.17、20.34、2.65，除Hg为2.65小于3.0，为中度污染，等级4级外，其余的均大于3.0，为重度污染，等级5级，污染率均在50%以上；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2.23，污染等级为中度污染，4级。 根据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评价标准为背景计算，重金属Cr、Pb、Cd、As、Hg的内梅罗单项污染指数分别为：0.80、0.34、0.53、0.58、0.27，除Cr为0.80大于0.7为尚清洁，等级2级，污染率3%外；其余的均小于0.7，为清洁(安全)，等级１级；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0.22，污染等级为清洁(安全)，等级1级。 4) 不同背景(海南省表层土壤重金属背景值，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评价标准)为标准评价，得到的污染等级各不同。 5) 样品中重金属Pb地积累污染指数为0.04，属于无污染~中污染外，1级，其余的Cr、Cd、As、Hg地积累污染指数均小于0，属于无污染状态，0级。 6) 样品中Cr、Pb、As潜在生态危害系数均小于40.00，属于轻微生态危害水平；Cd 、Hg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均小于80.00，属于中等生态危害水平，琼中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指数为138.21，整体上表现为轻微生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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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栽培过程中采用黑膜、白膜和稻草进行覆盖，测定了甘薯产量及薯块营养指标，并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旨在筛选出甘薯栽培的最佳覆盖方式，为生产优质高产的甘薯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 覆盖黑膜的处理产量最高，其次为白膜、草，这3个处理均显著高于对照，分别比对照增产30.14%、21.92%和12.33%；2) 甘薯产量与干物率、维生素C、蔗糖、还原糖等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均不显著；3) 薯块干物率与维生素C呈极显著负相关(−0.99**)，与还原糖呈极显著正相关(0.96**)，维生素C与还原糖呈极显著负相关(−0.98**)，与蔗糖呈显著负相关(−0.91*)，还原糖与蔗糖呈极显著正相关(0.97**)。本试验认为，生产上宜选用黑膜作为覆盖物，可提高甘薯产量和品质。 关键词 :甘薯，覆盖物，产量，品质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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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甘薯(Ipomoea batatas Lam)是保障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农作物，为福建省第二大粮食作物。为了进一步挖掘甘薯的生产潜力，近年来许多科研工作者探讨了利用地膜 [ 1 ] [ 2 ] [ 3 ] 、麦秸 [ 4 ] 、麦糠草 [ 5 ] 等作为覆盖物的栽培技术，因具有显著的早熟增产效应，由此在生产上得以推广应用。资料显示，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产量比较上，对覆盖物在甘薯品质影响的研究尚少。为此，本试验选取常用的覆盖物(黑膜、透明膜、稻草)对甘薯进行栽培试验，探讨不同覆盖物对甘薯的产量及品质的影响，从中筛选出最佳覆盖方式，旨在为生产上改进栽培技术、提高甘薯产量品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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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17年6~11月在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山后村进行。试验地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北纬25˚50′，东经118˚46′，海拔高度5 m)，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暖和湿润，夏长冬短，少霜无雪。年平均日照数为1700~1980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900~2100毫米，年平均气温20℃~25℃；无霜期326天。试验地土壤为乌泥土，前茬作物为芋头，试验地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见表1。 Table 1 Basic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 样品 pH 有机质 (g/kg) 碱解N (mg/kg) 速效K (mg/kg) 有效P (mg/kg) 土壤 5.9 2.17 206.7 170.6 52.3 表1.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2.2. 试验方案 种植前，试验地用小型旋耕机整地，施硫酸钾复合肥(N:P 2 O 5 :K 2 O = 15:15:15) 50 kg/666.7m 2 作基肥，种植后不再施肥。试验设4个处理：1) 覆盖黑色膜(以下简称“黑膜”)；2) 覆盖透明膜(简称“白膜”)；3) 于畦面上铺长度为5~10 cm的稻草段，厚度为3~5 cm (简称“草”)；4) 传统的裸地种植设为对照。试验所用稻草为晚稻的干稻草，黑色和白色地膜均购于当地农资公司。甘薯品种为“榕薯819”，福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3次，株距0.2 m，畦带沟宽1 m，小区面积66.7 m 2 。试验地四周均设有保护行。选取大小基本一致的薯苗于2017年6月15日栽插，期间进行常规管理，11月12日统一收获。 2.3. 测定项目及方法 甘薯产量的测定：于栽植后50 d、70 d、90 d、110 d、130 d、150 d，分别在试验小区内随机挖取20株对薯块和藤蔓进行称重。 薯块干物率的测定：薯块用自来水洗净，然后刨成丝混匀，称取300 g置于烘干箱中，先将温度调至110℃烘30 min，然后调至80℃烘干到恒重，并以薯块干重与鲜重的比值计为干物率；薯块维生素C、还原糖及蔗糖含量的测定参照《现代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南》 [ 6 ] 中相应的测定方法。 2.4. 数据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利用Excel 2010和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用LSD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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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覆盖物对甘薯薯重的影响 在种植地上用塑料膜、稻草等进行覆盖，改变了土壤的微环境，对作物的生长势必造成影响。从图1中可知：不同材质的覆盖物对甘薯单株薯重的影响较大。在整个观测期内，2个盖膜处理薯块的单株薯重均高于对照；草处理在70 d 时略低于对照，其余时间也高于对照。收获时(150 d)，平均单株薯重高低顺序为黑膜 > 白膜 > 草 > 对照。与对照相比，黑膜的增幅最大为30.14%；白膜次之，为21.92%；草的增幅为12.33%。 3.2. 覆盖物对T/R值的影响 从图2中可知：3种覆盖物对甘薯T/R值有一定的影响。110 d时，盖黑膜、白膜和草的T/R值分别为0.986、0.988和1.003，对照为1.033。即T/R值为1的时间，有覆盖的处理均较对照提前。 3.3. 覆盖物对甘薯品质的影响 从图3可知：有覆盖处理的干物率比裸地(对照)高0.52~1.06个百分点，黑膜覆盖的干物率最高，比对照高3.65%，白膜次之，草最低。维生素C的含量则为对照最高，比覆盖处理高19.79~51.64%，3个处理中草处理的含量最高，黑膜最低。还原糖和蔗糖的含量均为黑膜最高，分别比对照高82.14%和27.63%。 3.4. 品质与薯重的相关性 从表2可知：薯块干物率与维生素C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还原糖呈极显著正相关，与蔗糖、单株薯 图1. 不同覆盖物对甘薯薯重的影响 图2. 不同覆盖物对T/R值的影响 图3. 不同覆盖条件下甘薯品质差异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 相关系数 干物率 维生素C 还原糖 蔗糖 单株薯重 维生素C −0.99 ** 1.00 还原糖 0.96 ** −0.98 ** 1.00 蔗糖 0.86 −0.91 * 0.97 ** 1.00 单株薯重 0.75 −0.82 0.82 0.83 1.00 表2. 相关性分析 注释：“ * ”表示p值 < 0.05，为显著水平；“ ** ”表示p值< 0.01，为极显著水平。 Note：“ * ”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level， and p-value < 0.05; “ ** ” indicates a extremely significant level， and p-value < 0.01. 重呈正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水平；维生素C与还原糖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蔗糖呈显著负相关，与单株薯重呈负相关；还原糖与蔗糖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单株薯重呈正相关；蔗糖与单株薯重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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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覆膜能改善田间土壤小气候，增强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提高土壤肥力，利于甘薯的生长发育，从而提高甘薯产量。已有的资料显示：覆膜后的土壤能更好地吸收和贮存太阳辐射能、减少土壤水分蒸发，达到增温保温和保水保墒的效果 [ 7 ] [ 8 ] [ 9 ] ；覆膜可促进微生物对有机质以及潜在腐殖质的分解，加速对营养物质的积累和转化，有效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有利于植株茎叶健壮生长和薯块形成膨大 [ 10 ] [ 11 ] 。本试验结果表明，覆盖黑膜的处理产量最高，其次为白膜、草，三个覆盖处理均显著高于对照，分别比对照增产30.14%、21.92%和12.33%。本结论与兰孟焦 [ 12 ] 等、苏文瑾 [ 13 ] 等、付文娥 [ 14 ] 等、李云 [ 15 ] 等的研究一致。黑色地膜增产效果优于其他处理的原因可能是黑膜透光性较差，太阳光全被吸收从而导致垄面温度上升，有利于地上部和地下部生长协调、植株营养分配合理，从而促进薯块的形成与膨大 [ 16 ] 。 甘薯品质主要受其组成成分的影响，其中对食味影响最大的是干物质、维生素C和可溶性糖等含量 [ 17 ] 。不同材质的覆盖物造成土壤微环境有所不同，对甘薯的品质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表明，有覆盖的处理干物率均高于裸地种植，其中黑膜覆盖的干物率、还原糖和蔗糖的含量最高，分别比对照高3.65%、82.14%和27.63%。 综上所述，覆盖黑色地膜的栽培方式不仅可提高甘薯产量，还可增加薯块干物率和糖的含量使甘薯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可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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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Tim-3在急性期过敏性紫癜(Henoch Schonlein Purpura， HSP)患儿外周血CD4 + 细胞中的表达及其相关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2名HSP急性期患儿及15名健康对照作为研究对象，流式细胞分析术分子检测各组研究对象外周血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并分析该比例与相关临床表现的相关性。结果：HSP患儿急性期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3.03% ± 0.69%)下降较对照组(3.74% ± 0.62%)降低，二者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与血沉水平呈负相关(r = −0.813， p < 0.05)，与皮疹持续天数(r = −0.063; P > 0.05)、肾损害(r = −0.208; P > 0.05)、ASO (r = −0.057; P > 0.05)、补体C3水平(r = −0.029; P > 0.05)及患儿受损系统的个数(r = 0.166; P > 0.05)无相关性。结论：HSP急性期患儿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降低。Tim-3通路有可能参与HSP发病，该指标也许可以作为衡量HSP疾病诊断及病情活动的参考指标。 关键词 :HSP，Tim-3，血沉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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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过敏性紫癜(Henoch Schonlein Purpura， HSP)是儿童时期常见的自身免疫性小血管炎性疾病，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Th17细胞功能紊乱可能参与HSP的发病 [ 1 ][ 2 ]。T细胞免疫球蛋白粘蛋白分子-3 (T cell immunoglobulin-and mucin domain-containing molecules， Tim-3)又称HAVcr-2 (hepatitis A vires cell receptor 2)，通过与其配体(Tim-3 ligant， Tim-3L)即半乳糖凝集素-9 (Galectin-9)结合，给T细胞提供一种负性共刺激信号，在免疫性疾病及免疫耐受中发挥重要作用 [ 3 ][ 4 ]。据此，我们欲观察CD4 + T细胞Tim-3分子是否参与HSP急性期的发病，并分析其表达与相关临床表现的关系，为有效治疗HSP提供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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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选取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就诊的22例HSP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患儿12例，女患儿10例，年龄范围为1~12岁，平均年龄7.1 ± 2.2岁。选取健康查体儿童为对照组。其中男童8例，女童7例，年龄范围为1~12岁，平均年龄6.9 ± 2.1岁。两组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所选病例均为首发病例，诊断标准参照1990年美国风湿病协会提出的HSP诊断及分类标准 [ 5 ]。并排除6个月内接受其他激素及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患儿以及患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患儿。本研究方案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与患儿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材料与方法 2.2.1. 主要试剂 抗人Tim-3单克隆抗体；抗人CD3抗体；抗人CD4抗体、抗人CD8抗体以及PE-IgG，以上试剂购自于美国eBioscience公司。红细胞裂解液购自于联科生物公司。 2.2.2.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CD4 + T细胞Tim-3的表达。取病例组与对照组的EDTA抗凝血各100 ul分别放入两个流式管中，加入抗人CD3单克隆抗体、抗人CD4单克隆抗体及抗人Tim-3单克隆抗体；避光放置30 min，加入红细胞裂解液混匀，并避光放置10 min。 每管加入2 ml PBS液，1200 rpm离心10 min (该步骤重复2遍)。弃上清，吸干，600 ul PBS悬浮细胞，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2.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用SPSS for Windows 17.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 x ¯ ± s)表示，采用Shapiro-Wilk进行数据正态性检验，数据间的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变量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以及Spearman相关进行。P < 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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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表达情况 HSP急性期患儿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3.03% ± 0.69%)较健康对照组(3.74% ± 0.62%)下降，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图1。 3.2. 外周血CD4 + T细胞表面Tim-3表达的与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对于HSP急性期患儿，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变化与血沉水平呈负相关(r = −0.813， p < 0.05)，见图2。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变化与皮疹持续天数无相关性(r = −0.063; P > 0.05)。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变化与ASO (r = −0.057; P > 0.05)、补体C3水平(r = −0.029; P > 0.05)无相关性。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变化与患儿受损系统的个数(r = 0.166; P > 0.05)无相关性。外周血CD4 + Tim-3 + T细胞比例变化与患儿肾损害无相关性(r = −0.208; P > 0.05)。 图1. CD4 + Tim-3 + T细胞在HSP急性期患儿与健康对照组中的表达 图2. HSP急性期患儿CD4 + Tim-3 + T细胞表达与血沉水平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