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诚信行为是个人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Rosenbaum， Billinger， & Stieglitz， 2014)。青少年阶段是道德品质迅速发展、心理逐渐成熟的黄金阶段，因此青少年时期是培养诚信行为的关键时期(林崇德&李庆安，2005)。诚信是当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收益这样一个无法可预料的事件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Hosmer， 1995；姚景照，潘伟刚，&秦启文，2010)，作为个体内在诚信品质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诚信行为是诚信观念的外在表现(曾敏霞，黎建斌，&聂衍刚，2012)，诚信行为是诚信这一动态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玲&吴继霞，2009)。国内外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的社会价值动机(Hilbig & Zettler， 2009)、行为的奖赏与惩罚(Grolleau， Kocher， & Sutan， 2016; Martinelli， Parker， Perezgea， & Rodrigo， 2015)上。而环境因素也被证实为影响青少年诚信行为的重要因素(Isakov & Tripathy， 2017)，父母作为塑造子女诚信品质与诚信行为的主要教育者，诸如父母自主支持、关怀和社会化训练等环境因素，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Bureau & Mageau， 2014; Cumsille， Darling， & Martínez， 2010; Darling， Cumsille， Caldwell， & Dowdy， 2006)。因此，探究父母与青少年子女所建立的依恋关系影响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发展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家庭作为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场所，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Nickerson & Nagle， 2004；邓林园，方晓义，伍明明，张锦涛，&刘勤学，2013)、人际交往(Moore， 2010；朱孔香等，2003)、社会规范(陈强，2009)的形成均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安全、温暖的亲子依恋对子女的诚信行为具有促进作用(Elaad et al.， 2012)。亲子依恋是指子女与抚养者(主要指母亲)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状态(Bowlby， 1969)，个体与父母的依恋状况通过“内部工作模式”影响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Bowlby， 1973; Shaver & Mikulincer， 2002)，亲子依恋状况良好的个体感受到更多的关爱、道德水平更高(Koleva， Selterman， Iyer， Ditto， & Graham， 2013)，因此更愿意在交往中表现真实自我，做出诚信行为(Adams， 2006; Cole， 2001)。有直接证据表明，亲子依恋状况良好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Gillath， Sesko， Shaver， & Chun， 2010)，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无需害怕诚信行为所致的责罚。据此推测，父母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亲子之间所形成的依恋关系是影响诚信行为的重要因素。 亲子依恋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变量在起作用，其中自尊作为个体对自身价值与自身接纳的感受，是自我系统的重要特质，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均有广泛的影响或预测作用(Leary & Macdonald， 2003)。亲子依恋代表着原始与父母建立的情感联结，安全、亲密的亲子关系，会促进青少年对自我价值感的认知，提高自我评价；反之，会使青少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消极地解释自身(琚晓燕，刘宣文，&方晓义，2011)。鉴于亲子依恋与个体自尊的密切关系(Foster， Kernis， & Goldman， 2007; Hart， Shaver， & Goldenberg， 2005; Wilkinson， 2004)，许多关于亲子依恋与个体行为变量(如诚信行为)的关系研究中都采用个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杨玲，陆爱桃，连松州，&张美超，2013)。自尊的情感体验论认为自尊是对自我的认识和感受，高自尊的个体持有积极的内在自我感受(Brown， 1993)，善于自我肯定、自我完善(Sherman & Cohen， 2006)，他们更愿意做出诚信行为(Ward， 1986)，以符合对自我的积极评价与赞赏(Gillath et al.， 2010；樊洁，邓敏，&梁宁建，2011)。 亲子依恋除了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评价外，还与青少年交往过程中的人际信任有密切关联。人际信任是一种个体根据人际交往与过去经验建立的，对他人的语言、行为可靠程度的心理期望(Szcześniak， Colaço， & Rondón， 2012; Rotter， 1967；丁道群&沈模卫，2005)，这种期待或信念是通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杨中芳&彭泗清，1999)，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相处所形成的亲密感、依赖感显然是社会学习中的重要一环。人际信任起源于依恋，研究证实那些在后期发展中表现出良好人际信任的青少年，在发展早期已形成安全依恋(Rotenberg， 1995; Sacchi， 2004)；良好的人际信任是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有良好行为表现的重要原因(Szcześniak et al.， 2012)，人际信任程度高的个体，因为在交往过程中相信他人和社会，会更少欺骗他人(Rotter， 1980；李平平，王明宇，赵娟，&隋雪，2011)。这表明安全的亲子依恋，能够提高孩子的人际信任，使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 亲子依恋与个体自尊水平密切相关，也影响着青少年的人际信任，而自尊水平和人际信任都对诚信行为的表现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心强的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得更自信、更积极，获得他人的信任对这部分个体来说更容易，这对个体提高人际信任提供了条件(Astra & Singg， 2000)，高自尊水平的青少年会更信任同伴(Mccarthy， Wood， & Holmes， 2017)，因此，亲子依恋作为青少年诚信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和人际信任水平来培养诚信行为；同时自尊不仅对青少年的诚信行为起直接作用，还通过影响人际信任对诚信行为起间接影响作用(杨昭宁，贾蕊，&陈祥丽，2007)。 青少年与父母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是促使青少年形成良好行为规范、培育诚实品质的重要基础。根据上述文献回顾，我们推测亲子依恋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诚信行为，还可能通过自尊、人际信任间接发挥作用，本研究基于现有研究，提出假设：1) 青少年的亲子依恋状况对诚信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亲子依恋可分别通过自尊和人际信任影响诚信行为，即自尊与人际信任起并行中介作用；3) 亲子依恋通过自尊影响人际信任，进而影响诚信行为，即自尊与人际信任起链式中介的作用。为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提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从亲子关系的视角，探究自尊与人际信任这两个中介因素如何中介亲子依恋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影响，以期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为培育青少年的诚信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从广州两所中学抽取783名学生完成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7份，有效回收率为92.8%。其中，独生子女399人(54.9%)，非独生子女328人(45.1%)；男生378人(52%)，女生349人(48%)；。初一226人(31.1%)，初二187人(25.7%)，高一146人(20.1%)，高二168人(23.1%)。 图1. 链式中介假设模型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依恋量表(Revised Version of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R) 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 (1987)编制、Raja等人(1992)修订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简版》，量表采用Likert5级评分(由“1 = 非常不符合”到“5 = 非常符合”)，包括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由信任、沟通、疏离(反向计分)三个维度共10个条目构成。计算所有条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说明亲子依恋状况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母亲依恋和父亲依恋的α系数分别为0.81和0.86。 2.2.2.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对青少年自尊水平的测量采用自尊量表(Rosenberg， 1965)，量表采用4级评分(由“0 = 非常不同意”到“3 = 非常同意”)，样例“我感到自己有许多好的品质”。共有10个条目，通过计算条目均分得到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分数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3. 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采用人际信任量表测量青少年的人际信任水平(Rotter， 1967)，量表采用Likert5级评分(从“1 = 非常不符合”到“5 = 非常符合”)，包含25个条目，条目均分反映青少年的人际信任水平。样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虚伪的现象越来越多了”。本研究中，人际信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 2.2.4. 诚信行为(Honesty Behaviors Scale， HBS) 选用刘玉琼(2015)编制的高中生诚信行为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诚信行为。量表采用Likert5级评分(从“1 = 非常不符合”到“5 = 非常符合”)，共有19个条目，平均分反映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多寡。样例“对于意外得到的假币，我会想法设法花掉它”。本次测量中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77。 2.3. 数据处理及分析 使用SPSS21.0和MPLUS7.0两个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处理分析。本研究使用偏差校正bootstrap (1000次)检验链式中介效应，并采用95%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包括0表示效应值显著，反之证明效应值不显著(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2012)。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本研究采用在数据收集上均采用自陈报告法，容易产生共同方法偏差，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匿名填写的施测方式，并对条目设置不同的反应选项。采用Harman单因素模型法对条目作因素分析，以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为14.38%，低于临界值40%，证明测量变量间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1所示为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分析结果，相关分析表明，亲子依恋内的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存在显著相关，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各指标与个体自尊、人际信任、诚信行为显著正相关(r为0.24~0.35，p < 0.01)，自尊与人际信任、诚信行为呈正相关，人际信任与诚信行为呈正相关。另外，性别与诚信行为相关显著。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N = 727 M SD 1 2 3 4 5 6 1) 性别 0.52 0.51 − 2) 父子依恋 3.91 0.82 −0.02 − 3) 母子依恋 3.65 0.72 −0.05 0.62 ** − 4) 自尊 2.92 0.52 0.07 0.24 ** 0.35 ** − 5) 人际信任 2.90 0.38 0.00 0.30 ** 0.34 ** 0.33 ** − 6) 诚信行为 3.72 0.49 −0.11 ** 0.30 ** 0.34 ** 0.30 ** 0.34 ** −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相关(N = 727) 注：(1) 性别为虚拟变量，1 = 男性，0 = 女性。(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以下同。 3.3. 测量模型检验 在相关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为了深入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亲子依恋、自尊、人际信任与诚信行为的模型进行检验，首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将亲子依恋(包括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两个指标)作为潜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后发现，测量模型拟合良好：x 2 /df = 2.14，TLI = 0.91，CFI = 0.93，RMSEA = 0.04，SRMR = 0.05。进一步考虑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发现所有路径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见图2)。 图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3.4. 自尊和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分析 由表2可知亲子依恋对诚信行为产生影响的各个路径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亲子依恋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路径系数的95%置信区间为(0.199， 0.294)，不包括0；据Shrout和Bolger (2002)建议，间接效应平均估计的95%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认为此间接效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采用Bootstrap程序进一步检验自尊和人际信任对亲子依恋与诚信行为的中介作用的显著性。通过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 = 727)中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生成1000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并计算出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自尊的独特中介效应、人际信任的独特中介效应以及两者链式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是(0.018， 0.054)、(0.021， 0.058)、(0.006， 0.018)，均不包含0。因此，亲子依恋对诚信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三条间接路径的效应显著(分别占总间接效应的43.5%、44.7%、11.8%)。 Table 2 Path analysis results (N = 727 95% CI Effect SE Lower Upper 直接效应 亲子依恋→诚信行为 0.162 *** 0.027 0.199 0.294 间接效应 亲子依恋→自尊→诚信行为(Int1) 0.037 0.009 0.018 0.054 亲子依恋→人际信任→诚信行为(Int2) 0.038 0.009 0.021 0.058 亲子依恋→自尊→人际信任→诚信行为(Int3) 0.010 0.003 0.006 0.018 总间接效应 0.085 0.013 0.059 0.108 表2. 路径分析结果(N = 727) 注：(1)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培养对其自身健康成长及社会诚信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诚信行为与个体的亲子依恋密切相关。本文检验亲子依恋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并选取自尊与人际信任作为中介因素，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探讨亲子依恋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亲子依恋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诚信行为，而自尊与人际信任在两者之间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 从结果可看出，安全的亲子依恋对青少年的诚信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种直接效应在加入自尊与人际信任变量后依然显著，这与依恋理论及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Bowlby， 1990; Gillath et al.， 2010)，且验证了研究假设1。亲子依恋是子女在早期家庭生活中与抚养者所形成的情感联结，是个体相对比较稳定的特征，对其以后的社会化观念与行为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感受到更多的信任和安全感，良好的安全感使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更少地因诚信行为可能所致的不良后果、利益损失而担忧，并能在良好的亲子沟通环境中构建完善的诚信观念，因此在是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向别人表现诚信；而在早期生活中形成不安全依恋的青少年，疏离和焦虑等情绪容易延续到他们日后的人际互动中，在交往中安全感的缺乏可能是诚信行为减少的原因。 4.1. 自尊、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自尊与青少年的诚信行为显著相关，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樊洁等，2011)，自尊水平越高的青少年自我要求更高，为了达到对自我的价值要求和判断，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以求与自身的积极评价达到一致；以往研究表明亲子依恋影响个体的自尊(Foster et al.， 2007)，本研究中验证了这一点，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自尊水平更高，他们在与父母产生的依恋关系中得到及时的鼓励与支持，因此自我评价更高，更愿意相信自己有积极的品质(张奇&王锦，2007)。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除了直接作用与青少年的诚信行为之外，还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间接影响诚信行为。安全依恋模式的青少年为达到对自己的高要求与评价，更倾向做出诚信行为。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亲子依恋还能通过人际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诚信行为。这说明个体在与父母交往中所产生的信任感，能够有效延续到后期的人际交往中，基于对他人的相信，青少年自身也倾向于表现诚信行为。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2，并与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的推论相一致(Shaver & Mikulincer， 2002)，内部工作模型指出，有安全型早期依恋的个体能够把对他人的信任变成内部表征，形成良好的固定认知观念，这意味着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在早期依恋中获得的认知挂念让他们更愿意在人际交往中选择相信别人，因此他们会减少自身的欺骗行为。 4.2. 自尊、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验证了预期假设3，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可以通过增强个体自尊水平，提高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和依赖，从而对增加诚信行为产生积极作用。过去已有研究证实人际信任状况受个体自尊水平的直接影响，个体自尊水平越高，对人性的积极信念与信仰越多，这使他们比自尊水平低的个体更愿意信任别人(Cavallo， Murray， & Holmes， 2014；戚静，王晓明，李朝旭，李雯，&赵娜，2011)。这表明亲子依恋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促进人际信任，进而增加诚信行为。对于青少年而言，安全、亲密的依恋类型会增强其自尊，自尊水平高的个体会有良好的诚信表现；此外，自尊水平高的青少年在与他人交往时会更自信和主动，更愿意相信他人，人际信任的提高将促进青少年的诚信行为。 4.3. 研究意义及局限 本研究以亲子依恋这一家庭因素入手，以自尊与人际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了亲子依恋–自尊–人际信任–诚信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培养青少年的诚信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考虑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培养时，可以从改善亲子依恋关系入手，因为安全的依恋模式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基础，良好的依恋状况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从而建立对人际交往对象的信任；另外，青少年的自尊培养对其人际信任及诚信行为有着重大影响，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重视青少年的自尊建设，进而促进他们形成良好的人际互动，提升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为个人及群体的诚信行为建设提供良好条件。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没有控制同源偏差；被试群体集中为初中、高中学生，存在群体代表性不足的缺陷。未来在进一步研究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发展特点时应考虑不同研究方法，并拟将研究结果的适用性扩大到其他群体。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探讨了亲子依恋对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影响机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1) 亲子依恋对青少年诚信行为有直接促进作用。2) 亲子依恋通过显著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和人际信任水平，进而提升青少年诚信行为。3) 亲子依恋通过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使人际信任得到提高，进而显著促进青少年的诚信行为。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为对空中乘务员进行工作压力管理，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1046位空中乘务员进行测查，并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工作心理控制源影响工作绩效的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 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水平高于量表均值；2) 工作心理控制源对工作压力有预测作用；3) 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有预测作用；4) 工作压力在工作心理控制源的内控维度和工作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 :工作心理控制源，工作压力，工作绩效，空中乘务员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航空服务业是我国重要的产业，而空中乘务员作为航空公司的窗口和形象代表，其工作及服务质量对航空公司及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刘芳，2013)。但是，空中乘务员的工作条件特殊、意外事故及工作负荷等各方面原因使得空中乘务员遭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这样的压力不仅直接影响空中乘务员自身的身心健康，也是飞行安全的一大隐患(马施佳，2016) 。基于此，研究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状况及其有关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工作压力进行了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认为压力是来自压力源；二是认为压力是个体的体验和认知；第三类认为压力是个体特征和外界环境所相互作用的结果(白玉苓，2007)。Summers和DeCotiis等(1995)定义工作压力为个体因为某种原因被迫偏离预期的或者通常的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不舒服的主观体验。这个定义表明工作压力来自于外界的环境，强调了个体在压力状态下的主观体验，同时也指出了个体的主观体验受到个人差异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个定义较为全面，并且符合该研究的目的，因此研究采纳此定义。 在研究工作压力时，工作心理控制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因变量，其含义是个体把他们在工作当中产生的结果归因于自己行为或者其他因素的期望(Spector， 1988)，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结果的员工为内控者，认为外部力量或机遇控制行为结果的员工为外控者。前人结果表明，工作心理控制源和工作绩效有密切关系，工作绩效指员工在一个时间段内所发生的对组织目标有预期价值的不间断一系列行为事件(Schmitt， Cortina， Ingerick et al.， 2003)。内控者的工作绩效更好(Qadri， Hassan， & Sheikh， 2017) ，根据彦廷鹤(2017)的研究，外控维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结果不统一。内控者认为事情的结果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努力，外控者认为事情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机遇和环境，所以，内控者偏向于付出努力，进而工作绩效更好；外控者偏向于任天由命，付出的努力更少，进而工作绩效较差。因此，本研究假设心理控制源可以显著预测工作绩效。 罗宾斯的工作压力模型认为个体是否感受到工作压力以及感受到工作压力的大小取决于在来自于环境、组织、个体等方面的潜在压力源下的个体差异，例如个体认知、社会支持等(斯蒂芬·p·罗宾斯，1997)。工作心理控制源是影响工作压力的前因变量，研究发现相比与外控者，内控者的工作压力水平更低(Cascio et al.， 2014)，这有可能是因为内控者比外控者在处理压力性事务时表现更好的原因(Chen & Silverthorne， 2008) 。除了对员工的生理、心理及行为造成影响外，工作压力影响着个人和组织的工作绩效(赵秀清，2014；Sullivan & Bhagat， 1992)。互动理论(1908)最开始对工作压力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探讨，但目前仍然没有一致的定论(付博，2017)。因此，根据罗宾斯的工作压力理论，个体差异会影响其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大小，而根据工作绩效–抑制理论，工作压力的大小，会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工作效率产生影响，并且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赖泰斯(2015)的研究，工作心理控制源会对压力及其结果变量产生影响。而从统计学角度出发，三者满足考察中介作用的条件(温忠麟&叶宝娟，2014)，且上述假设符合温忠麟(2017)判断变量间关系的条件。因此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理论，研究提出假设：工作压力在工作心理控制源和工作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2. 方法 2.1. 被试 对国内某家大型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发放问卷，共回收1046份问卷，剔除不完整问卷9份，得到有效问卷1037份，有效回收率为99.2%。其中，男性空乘149人(14.4%)，女性空乘888人(85.6%)。被试中年龄在25岁以下有275人(26.5%)，26至30岁的有423人(40.8%)，31至40的有63人(6.1%)，41至45的有48人(4.6%)，46至50的有27人(2.6%)。 2.2. 研究工具 2.2.1. 工作心理控制源 采用李富业，姜涵，刘继文(2008)修订的中文版的由Spector编制的“工作心理控制源”量表，简称WLCS。中文版的工作心理控制源量表有内控和外控2个维度，共15个题目，例如，“您从工作中得到的取决于您所付出的努力”。问卷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赞同”，6表示“非常赞同”，数字越大表示越赞同。该研究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删除外控维度上的第一道题目“得到您想得到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说，要靠机遇”，删除此题目的依据是该题目在内控和外控维度上均存在高载荷，其值分别是0.461和0.439。删除题目后，内控和外控维度均有7个题目，内控维度的克隆巴哈α系数为0.858，外控维度的克隆巴哈α系数为0.883。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 2 /df = 72.73，CFI = 0.930，TLI = 0.913，RMSEA = 0.078，SRMR = 0.065。 2.2.2. 工作压力 采用徐木兰、陈苏彰(1981) 编制的工作压力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包括焦虑、抑郁、忧郁、低自尊四个维度，对应的题目数量为4、4、4、3，共15道题目，例如，“我的工作使我觉得坐立不安或神经过敏”。忧郁维度中的一道题目“我觉得在单位里我是有用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人”在研究中被删除，删除原因为该题目的存在降低量表的信效度。删除题目后，量表所有题目的克隆巴哈α系数为0.874，四个维度的克隆巴哈α系数分别是0.869、0.821、0.685、0.837。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 2 /df = 88.11，CFI = 0.931，TLI = 0.910，RMSEA = 0.087，SRMR = 0.073。 2.2.3. 工作绩效 采用Van Scotter & Motovidlo 编制的工作绩效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包括任务绩效、人际促进、工作奉献三个维度，分别有4、5、5个题目数，共14道题目，例如，“我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该量表所有题目的克隆巴哈α系数为0.955，三个维度的克隆巴哈α系数分别是0.922、0.929、0.882。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 2 /df = 144.86，CFI = 0.947，TLI = 0.933，RMSEA = 0.096，SRMR = 0.043。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研究采用MPLUS7.0和SPSS22.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模型中的测量因子为原始题目。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对结果方程模型当中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该研究采用的自陈式的问卷报告方法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周浩和龙立荣(2004)建议的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除人口学变量外的所有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依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未旋转结果表明抽取到6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8.67%，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心理控制源的内控和外控维度、工作压力、工作绩效的均值和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如下表。由表1可知，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水平为2.77，心理控制源的两个维度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内控与工作压力呈负向的中等程度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04 (p < 0.05)，与工作绩效为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48 (p < 0.05)。外控与工作压力呈正向的中等程度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52 (p < 0.05)，外控和工作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工作压力和工作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448 (p < 0.05)，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 变量 1 2 3 4 M SD 1) 内控 1 4.22 0.87 2) 外控 0.014 1 3.62 0.95 3) 工作压力 −0.404 ** 0.352 ** 1 2.77 0.70 4) 工作绩效 0.448 ** −0.003 0.370 ** 1 4.31 0.57 表1. 相关矩阵 注： ** 代表p < 0.05。 3.3. 假设检验 为了减少测量误差，该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前述对三个研究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是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在该研究中的模型中，测量模型部分的测量指标为问卷题目，结构模型部分旨在探究工作心理控制源内控和外控维度、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如图1所示，为了使模型更加清晰显示，下图只是模型的结构部分。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结果表示该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χ 2 /df = 35.75，CFI = 0.913，TLI = 0.917，RMSEA = 0.055，SRMR = 0.076。 该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对模型当中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的结果如下表，列出95%置信区间的中介效应值。由表2可知，内控通过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68，其值的95%置信区间为(0.036， 0.108)，外控通过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99，其值的95%置信区间为(−0.150， −0.054)，都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根据模型结果，该研究假设得证。 图1. 结构方程模型图(部分) Table 2 Effect quantityof each pat 路径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内控→工作压力→工作绩效 0.068 0.036 0.108 外控→工作压力→工作绩效 −0.099 −0.150 −0.054 内控→工作绩效(总效应) 0.520 — — 外控→工作绩效(总效应) 0 — — 表2. 路径效应量结果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空乘的工作压力 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等原因，空中乘务员面对的潜在工作压力源较大(陈秀瑾，2006)。该研究的结果表明，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较大，护士是社会公认的压力很大的职业(Riding & Wheeler， 1995)，与吴学华等(2014)对成都市三甲综合医院护士长的工作压力水平的调查结果相比，空中乘务员的工作水平较之护士更大。 4.2. 工作心理控制源对工作压力、工作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越内控的人体验到的工作压力越小，越外控的人体验到的工作压力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在面对问题时，内控者的应对方式更加有效(Karkoulian， Srour， & Sinan， 2016)。根据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内控者认为凡事操之于己，相信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可以达到成功，积极追求有价值的目标。在工作中，面对相同的潜在工作压力源，内控者比外控者产生的焦虑等负性情绪更少，由之带来的工作压力更小。同时，该研究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任慧莹，2012)。 外控者相信凡事操之于人，对于事情的结果归因于机遇和其他外部因素，负性情感多，正性情感少，面对事情更少的去积极解决，影响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而内控者恰与之相反。该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心理控制源的内控维度对工作绩效有正向预测作用，结果符合假设和理论，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同(Ng， Sorensen， & Eby， 2006)。工作心理控制源的外控维度对工作绩效没有预测作用，此结果与假设不一致，但与彦廷鹤(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更深入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工作压力过大时，对工作绩效起到抑制、阻碍的作用。个体因为工作压力而带来的焦虑、忧郁情绪多，在这样的负性情绪下，不利于工作绩效。且较高的工作压力使员工产生更多的疲劳，使得员工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较好的完成工作任务，从而工作绩效变差。同时，工作压力过大还使得员工更多的表现出低自尊，工作负荷大容易让员工望而生畏，员工不相信也不愿付出努力去完成工作任务，进而工作绩效较差。 4.3. 工作压力在工作心理控制源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在内控和工作绩效间发挥作用，越内控的员工其感受到的工作压力越少，进而工作绩效越好，工作压力的中介效应为6.8%。工作压力在外控和工作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是被外控和工作绩效间的作用抵消，表现为“遮掩效应”。 4.4. 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调查了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状况，发现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水平高，并且工作心理控制源可以通过工作压力影响空中乘务员的工作绩效，希望使相关机构重视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管理并给与一些启示。研究分析了工作心理控制源、工作压力和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航空公司筛选空中乘务员。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表示对事情的归因可以对工作压力和工作绩效产生影响，航空公司可以在今后的培训中对员工进行相关的培训和课程指导，使员工有正确的归因方式，从而减少工作压力并改善员工的工作绩效。以防空中乘务员的压力过高而导致工作绩效变差，航空公司可以通过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等条件，减少员工感受到的工作压力，进而也可以使得组织受益。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基于对神经质概念的解构，编制测量神经质的量表。方法：根据神经质相关理论和研究工具，编制神经质的测量条目，并由专业人员进行评定，再根据中国内地三个城市的790名有效被试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以及效标效度检验。结果：1) 量表包含四个因子23个条目；2) 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97~0.917之间；3)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 2 /df = 1.41，RMSEA = 0.04，GFI = 0.91，CFI = 0.97，NFI = 0.89，TLI = 0.96；4) 以大五人格量表(NEO-FFI)，艾森克人格量表(EPO)和自动思维量表(AIO)作为效标，系数在0.51~0.55之间。结论：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神经质的工具。 关键词 :神经质量表，信度，效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神经质(neuroticism)也称为情绪不稳定性，代表个体体验消极情绪的倾向(Eysenck， 1991; Watson & Clark， 1984)，是精神疾病研究领域中常出现的人格维度(Lahey， 2009)。高神经质水平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压力，或体验到焦虑，抑郁，愤怒等消极情绪，他们对外界的反应比一般人强，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差，常处于一种或多种不良情绪状态下(Eysenck， 1991)。消极情绪是许多心理问题的表现或原因，而神经质和消极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研究者甚至将神经质等同于消极情绪(Clark， Watson， & Mineka， 1994; Rubin， Boals， & Hoyle， 2014)。神经质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患有心理疾病(Johnson， 2003)，例如，抑郁、焦虑、PTSD等(Engelhard， Hout， & Kindt， 2003; Ormel， Rosmalen， & Farmer， 2004)。此外，很多躯体功能障碍者同样伴随较高的神经质水平，或者其疾病受到神经质的调节(Claridge & Davis， 2001)。所以，神经质被认为是心理疾病的风险因素(Ormel et al.， 2013)。 但是，关于神经质的定义和测量方式有一些问题。神经质的概念最初是由研究者们对描述个体行为表现的形容词进行因素分析得来(Goldberg， 1993; John， Angleitner， & Ostendorf， 1988)，神经质的定义是对这一类外在表现的归纳。这让神经质具有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们无法从定义上知道神经质背后的机制(Ormel et al.， 2013)。所以，学者呼吁从更深层的角度来剖析神经质，探讨其本质的心理特性(Lahey， 2009; Thomas， 2009)。 当前测量神经质的工具主要来自相关的人格理论，如大五人格量表，艾森克人格量表等。有研究显示，神经质量表中的条目和某些相关情绪障碍量表的条目有内容上的重叠(Uliaszek et al.， 2009)。神经质的量表内容涉及广泛，包含了焦虑、抑郁、压力等方面，不能很好地解释神经质和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从字面上，也很容易发现内容的相似，例如，艾森克人格量表中的“Are you often troubled about feelings of guilt?”(Eysenck & Eysenck， 1975)和贝克抑郁量表中的“I feel guilty all of the time”(Beck， Ward， Mendelson， Mock， & Erbaugh， 1961)，大五人格量表中的“I often tense and jittery”(Costa & McCrae， 1992)和焦虑自评量表中的“I feel nervous and restless”(Spielberger， Sydeman， Owen， & Marsh， 1999)。因此，神经质和心理障碍的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由于测量工具的同质性导致的，还不得而知。 所以，本文尝试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分析神经质的本质，然后编制相关的测量工具，拓展神经质的理论。这样对解释神经质的机制，以及探索神经质和心理疾病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也许可以为在日后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相应的理论和工具支持。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 2.1. 概念的提出及维度的建构 本文作者在临床心理实践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来访者，女性青年，因为人际问题来咨询，来访者描述，在快餐店点餐时，看到前台人员嘴角微微上扬，认为服务员在嘲笑她的长相，很愤怒；另一位男性青年来访者，因强迫倾向前来咨询，在咨询中途突然觉得很害怕，无法继续进行咨询，他说看到咨询师手上拿的笔，认为那支笔会刺伤自己。在这两个案例中，来访者都对某个刺激敏感觉察(案例一中来访者注意到服务员的表情，案例二中来访者注意到咨询师的笔)，并且进行了消极的认知加工(案例一的来访者认为服务员在嘲笑他，案例二的来访者觉得笔会对他造成伤害)，这些消极的加工引发了情绪的波动(愤怒和恐惧)。这两位来访者都出现了神经质的表现。这样的心理过程可以被认为是神经质出现的过程。 心理过程包含很多个阶段组成，个体通过感觉接收刺激，接着对其进行知觉加工，在内部加工之后，个体可以产生不同的情绪，进而再出现行为。这样的过程描述虽然过于简单，没有考虑到各个阶段的交互或者反复，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感觉和知觉是心理过程最初的阶段(Zimbardo， Johnson， McCann， & Carter， 2006)。所以，本文尝试从基本的心理过程出发，尝试对神经质进行解构。神经质是个体对刺激敏感，然后进行消极加工的倾向。 结合关于神经质的定义及其结构的已有研究，以及个体接收信息的来源分类，本文对神经质量表的维度分为：对自己躯体的感知，对人际交往中他人的感知，对发生事件的感知，对周围物理环境的感知。因此神经质量表可分为四个维度：躯体敏感，人际敏感，事件敏感和环境敏感。 其中躯体敏感维度的条目包括“我非常容易发现身体某个部位很疼痛，而且觉得生病了”，“我非常容易感受到肌肉酸痛，而且觉得肌肉受伤了”等，人际敏感维度包括“我非常容易感受到周围人在注视我，而且觉得那眼神是不怀好意的”“我非常容易觉察到别人的敌意，而且觉得很紧张”等，事件敏感维度包括“学习中出现小差错时，我非常容易觉得自己太糟糕了”，“我非常容易感到困难的事情堆积如山，而且觉得很烦躁”等，环境敏感维度包括“我非常容易发现环境中的潜在危险，而且让我很焦虑”“我非常容易觉察到环境中的细微变化，而且觉得这个变化是危险的”等。 2.2. 被试 第一批数据通过方便取样，抽取重庆、广东、四川等地的512名被试，其中有效问卷493份，有效回收率为96.28%，男117名，女264名，其中117名被试性别年龄缺失，被试年龄17~50岁(M = 23.14 ± 3.63)。第二批数据来自西南地区某大学，总发放278份问卷，有效回收273份，有效回收率为98.20%，男126名，女147名，被试年龄17~28岁(M = 20.16 ± 1.32)。问卷均由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发放和回收。 2.3. 研究工具 2.3.1. 自编神经质初测量表 首先，根据本研究对于神经质的定义，参考国内外有关消极情绪，人格和压力相关的量表及研究，形成最初的42个条目。由3名心理学教授和12名心理学研究生对量表维度和条目进行分析，主要分析维度设置是否合理，条目内容是否符合本文对神经质的解释，条目是否可以准确真实地反映神经质的表现，语句的表达是否符合目标群体。最终得到46个初始条目。 初始神经质量表共46题。躯体维度15项，人际维度9项，事件维度10项，环境维度12项，采用Likert 7点评分。作答时，要求被试评定列举的内容和自身情况是否符合：1代表“非常不符合”，7代表“非常符合”。同时收集的人口统计学指标有：性别，年龄，民族，身份(学生或非学生)，每月开销，学历，睡眠质量。量表项目采用螺旋排列。为了避免被试填写时受到研究目的的影响，量表题目改动为“日常生活状态问卷”。 2.3.2. 其他量表 第二批数据还收集了大五人格量表、艾森克人格量表和自动思维量表，作为效标。大五人格量表(NEO-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由Costa和McCrea编制，共240个条目，采用5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评定条目内容和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其中神经质维度48题。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由H. J. Eysenck编制，共85个条目，两点计分。其中神经质维度包含24题。自动思维量表(The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ATQ)由Hollon和Kendall编制，共30题，1~5级评分。1代表“无”，5代表“持续存在”，评定条目内容出现的频率。这三个量表在国内应用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陈仲庚，1983；戴晓阳，姚树桥，蔡太生，&杨坚，2004)。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0.0和AMOS18.0进行数据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结果 3.1.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的指标及条件是：决断值(≥3)，题项与总分的相关(≥0.40)，题项删除后的α值(0.80 ≤ α < 0.945)，共同性(≥0.20)，因素符合量(≥0.45) (吴明隆，2003)。在此标准下，删除了初始量表中的4道反向计分题及其他5题。其余37题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文的神经质初测量表的KMO值为0.915，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经过15次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4个，共23题，解释的变异为57.08%。旋转后的因子负荷情况见表1。 3.3. 信度检验 23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系数为0.917，其中事件敏感因子为0.864，躯体敏感因子为0.806，环境敏感为0.819，人际敏感为0.797。 3.4. 效度检验 3.4.1. 内容效度 本量表参考了国内外文献和量表，然后请3名心理学教授和12名心理学研究生对量表表的内容和表达进行多次了分析和调整，基本保证了内容效度。 3.4.2. 结构效度 本量表的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53~0.66之间，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各因子和总分的相关在0.78~0.89之间，呈高相关，说明各维度测量的内容与总量表测量的内容基本一致，详细结果见表2。本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大部分在可接受范围，基本适配χ 2 /df = 1.41，GFI = 0.91，RMSEA = 0.04，TLI = 0.96，CFI = 0.97，详细结果见表3。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initial neuroticism scal 题项 因子负荷 事件 躯体 环境 人际 共同度 ne7 学习中出现小差错时，我非常容易觉得自己太糟糕了。 0.812 0.505 ne6 工作中出现小差错时，我非常容易觉得自己太糟糕了。 0.764 0.495 ne3 我非常容易把一些小事情想得很消极。 0.751 0.475 ne2 我非常容易感到困难的事情堆积如山，而且觉得很烦躁。 0.732 0.473 ne4 我非常容易担心一些小事情出错。 0.684 0.544 ne5 做事情时，我非常容易受到细节阻碍，而且觉得很苦恼。 0.679 0.535 np11 我非常容易有压力感。 0.672 0.581 np12 我觉得我非常容易神经过敏。 0.588 0.561 np10 我非常容易发现身体某个部位很疼痛，而且觉得生病了。 0.748 0.399 np7 我非常容易感受到肌肉酸痛，而且觉得肌肉受伤了。 0.681 0.609 np9 我非常容易觉得眼睛痒，并且觉得眼睛出问题了。 0.680 0.548 np3 我非常容易听到自己的心跳，而且觉得心跳不正常。 0.675 0.644 np2 我非常容易感觉到头痛，而且觉得生病了。 0.666 0.575 np6 我非常容易感受到皮肤痒，而且觉得皮肤上有异物。 0.640 0.550 np8 我非常容易感到尿急，而且觉得身体出问题了。 0.622 0.561 0.610 ns6 我非常容易发现环境中的潜在危险，而且让我很焦虑。 0.825 0.483 ns5 我非常容易听到周围的细小声响，而且让我很警惕。 0.816 0.532 ns1 我非常容易觉察到环境中的细微变化，而且觉得这个变化是危险的。 0.778 0.652 ni5 我非常容易发现他人着装的细微变化，而且觉得很不舒服。 0.688 0.494 0.719 ni7 我非常容易发现他人在窃窃私语，而且觉得他们在说坏话。 0.797 0.615 ns4 我非常容易感受到周围人在注视我，而且觉得那眼神是不怀好意的。 0.788 0.648 ni3 我非常容易感受到别人对我的评价，而且觉得别人不喜欢我。 0.714 0.684 ni8 我非常容易觉察到别人的敌意，而且觉得很紧张。 0.616 0.637 0.691 特征值 8.22 1.93 1.60 1.35 贡献率% 35.85 8.38 6.97 5.88 累计贡献率% 35.85 44.22 51.20 57.08 表1. 神经质初始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注：ne表示条目最初属于“事件敏感”维度；np表示条目最初属于“躯体敏感”维度；ns表示条目最初属于“环境敏感”维度；ni表示条目最初属于“人际敏感”维度。 Table 2 Factor correlation matrix of neuroticism scal 因子 1 2 3 4 1) 事件敏感 1.00 2) 躯体敏感 0.53** 1.00 3) 环境敏感 0.57** 0.53** 1.00 4) 人际敏感 0.66** 0.53** 0.63** 1.00 总量表 0.89** 0.79** 0.78** 0.82** 表2. 神经质量表各因子相关矩阵 注：**p < 0.01。 Table 3 Model fit indexes of neuroticism scal χ 2 /df GFI AGFI RMSEA NFI TLI CFI PGFI PNFI 1.41*** 0.91 0.88 0.04 0.89 0.96 0.97 0.70 0.75 表3. 神经质量表模型的拟合度指标 注：***p < 0.001。 3.4.3. 校标关联效度 神经质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与三个校标之间的相关见表4。神经质各维度和总分与效标量表总分呈中等程度正相关，相关程度在0.21~0.59之间，且相关显著。所以，本研究的神经质量表的效标效度良好。 Table 4 The criterion validity of neuroticism scal 校标 事件敏感 躯体敏感 环境敏感 人际敏感 总分 大五N 0.59** 0.39** 0.41** 0.43** 0.55** 艾森克N 0.52** 0.40** 0.41** 0.44** 0.52** 自动思维 0.52** 0.38** 0.41** 0.40** 0.51** 睡眠质量 −0.26** −0.30** −0.28** −0.21** −0.30** 表4. 神经质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 注： ** p < 0.01。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本文结合国内外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编制了测量神经质的量表。神经质来自于人格理论，已有相应的测量方法，但是当前神经质的测量工具和与相关的心理特质的测量有内容上的重叠(Uliaszek et al.， 2009)。所以，研究者们提出，这些工具带来的测量结果，无法判断神经质和相关的心理特质之间的关系是类似的不同心理特质，还是同一个心理特质，或者它们之间有相同的成分，他们的关系是实际存在的，还是由于测量工具的内容重叠导致的(Ormel et al.， 2013)。所以，编制神经质的测量工具是有必要的。 高神经质水平的个体比低神经质水平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压力。例如，在同一环境中，高神经质个体更容易报告有压力(Boyes & French， 2010; Suls & Martin， 2005)。个体在日常活动中，可以感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神经质让个体感知到的信息变成压力源。因此，根据个体感知日常信息的类型，本量表将神经质分为四个维度。首先是来自身躯体的信息。例如，呼吸出现的一些变化，皮肤出现的一些变化。其次，在社会交往中，还会出现人际相关的信息，例如，他人的表情，他人的语言。然后，环境中的物理信息也被个体觉察到，例如声音的变化，温度的变化。最后，个体还在和他人或环境的互动中，发生很多事情，这些事件的信息也会被觉察到，例如事件的大小，事件的多少。 在量表编制过程中，题目严格符合本量表对神经质的操作性定义，几乎每个条目都涉及到敏感和消极知觉两个部分。首先归纳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信息，然后参考了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部分，还有相关心理特质的量表，比如焦虑，抑郁和压力感知等。现有的人格量表条目几乎都是对情绪或行为的描述，例如，大五人格问卷中的“有的时候我感到愤怒，充满怨恨”，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的“你的心境是否常有起伏？”。所以，本量表在编制条目时，尽量避免描述个体的外在情绪或行为表现，而让每个条目都呈现神经质的心理过程。形成初始量表后，请3名心理学教授和12名心理学研究生分析和评定量表条目的内容是否符合所测量的心理特质，还评定了条目语言的表达，确保了量表的内容效度。关于反向题，由于本文的神经质概念包含敏感和消极知觉两个部分，所以反向题描述让作答者难以理解，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初始量表中的反向计分题在项目分析的时都被删除。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决定应该保留的因子数时，碎石图显示保留4个因子。在未设定因子数的分析中，也是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而且，前期理论构想的题目大多数都保留到了所属的维度中，这表示，本量表的理论构想是可行的。 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对模型进行修正后，各项指标良好。因为每个维度或每个条目之间不是完全独立，不可避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内容交互，例如，ne6和ne7两个条目，字面的表达就比较类似，所以分析结果提示它们之间有紧密的关系，需要修正。此外，本量表不同维度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例如，人际维度和事件维度，事件维度和环境维度。因此，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进行模型的修订是必要的。 在进行实证效度检验阶段，选择艾森克人格量表和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部分，以及自动思维量和睡眠质量作为效标。当前测量神经质最常用的工具是这两个人格量表，之所以选其作为效标，原因其一是检验本量表对神经质的诠释和传统人格理论的理解是否一致，其二是检验本研究提出的神经质和传统神经质是否有区别，是否有研究的价值。结果表示，本文自编的神经质量表和传统神经质量表有显著正相关，提示神经质水平高的个体在本量表的得分也会高。另外，中等相关提示本文量表和传统的量表测量的内容不完全一样，还需要进一步实证数据来验证。自动思维量表测量个体的自动化消极思维，研究得出自动思维是抑郁的一种典型表现(姚树桥，郭文斌，&吴大兴，2003)，神经质和抑郁有紧密关系，所以本文将自动思维量表效标。结果显示，自编神经质量表和自动思维量表水平呈显著中等正相关，提示此效标效度良好。另外，研究显示高神经质个体的睡眠质量相对较差(Gau， 2000)。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神经质量表和睡眠质量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说明了此量表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神经质是精神疾病的风险因素，研究者们开始着眼于从神经质的角度进行干预和治疗，研究显示，正念可以有效地调节个体神经质的水平，进而改善消极情绪(Armstrong & Rimes， 2016)。在认知神经领域，神经质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神经质的脑机制研究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信息，研究显示，神经质不仅以情绪相关脑区为主，还受到认知加工脑区的调节(Nostro et al.， 2018; Pang et al.， 2016; Servaas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8)。所以这提示探究神经质的心理过程是有意义的。 最后，本文编制的神经质量表有一定的价值：(1) 这是首次从心理过程的角度出发对神经质赋予操作性定义，并且编制了测量工具，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2) 在临床心理问题的干预中，需要具体的干预策略。本文的神经质理论和包含的4个维度可对今后的临床干预提供指导。所以，未来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结合神经质的得分，可以设计不同的干预方案；(3) 大量的质性分析和量性研究发现，很多慢性躯体疾病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身心的交互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本研究的神经质理论结构，也可为今后研究临床慢性身心疾病提供方向。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自2012年“肝帝”一词出现，到近两年“肝论文”、“肝作业”等形式的大量出现，“肝X”系网络流行语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流行开来。本文对“肝X”系流行语的产生、语用、语体分布、传播等方面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肝X”，模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时代发展，网络流行语已经从一个新兴产物转化为一个体量较大的集合。汤玫英将网络流行语定义为网络语言中一个影响巨大的群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口语，是人们在网上交际时使用的别致、活泼而新鲜的词语 [ 1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一种能够进行构词的语素：“肝”，并衍生出了“肝X”系网络流行语。例如，“肝论文”，“肝作业”、“肝游戏”、“肝代码”等。这类词语频繁出现于网络游戏、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社交用语中，同时也出现在一些资讯标题中。例如： 1) 大学生期末都在“肝”论文，这有什么意义？(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年1月13日) 2) 游戏不是用手玩儿吗？为什么要“肝”(凤凰网 2018年5月12日) 3) LOL国服第一“肝帝”：等级冲上1000级大关(东方体育 2018年6月1日) 4) 阴阳师六星肝帝计算器 教你正确肝六星(一游网 2016年12月22日) 5) 小伙连肝两月游戏只为给网恋对象送校服，女方收礼后瞬间拉黑(百度资讯 2019年8月20日) 6) 《英雄联盟》首位千级玩家诞生：肝度无人能及(游民星空 2018年6月4日) 这里所出现的“肝”并不是指代人体器官的词，而是表示熬夜或者表示长时间、大工作量、密集地做某事，如例1)中就是指大学生期末利用大量时间或熬夜进行论文写作。例2)中的“肝”直接做动词用，这里的“肝”是指花费大量时间在游戏上。例3)、4)中的“肝”作定语，指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或成果，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甚至拼命来达成的人。例5)中的“肝”指“玩儿命”似地打游戏。例6)中的“肝度”指“肝”的程度，即玩家所付出的时间精力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