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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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2.1. 古典经济学 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思想，可以远溯至古典经济学时期，那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提出了“分工程度由市场范围决定，市场范围由运输效率决定”的定理。这一定理本身就隐含着区域市场统一有利于整个区域深化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而在彼时，运输正是影响市场范围的最关键因素。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Ricardo)等也对国际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国际贸易正是国际商品市场一体化的雏形。 2.2. 新古典经济学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交易都在抽象中完成，因此它并不会探讨现实中的市场进行一体化的意义。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阐释的各种经济效应，却可以作为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区域总体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规模经济是新古典经济学成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厂商由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而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 [ 19 ]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斯密早前所提出的，扩大规模深化了分工因而提高了效率；其次是扩大规模提高了工人熟练程度；第三是扩大规模可以摊薄研发、运输、设备等不可拆分的固定成本；第四是扩大规模获得了市场势力，增强了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取得规模经济的前提是扩大规模，扩大规模的前提是生产的产品有足够大的市场范围——这其实是上文所述斯密思想的延续。市场范围扩大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范围经济则是指，一起生产几种产品的成本，低于独立生产各产品所需成本的总和。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规模经济的原因在本质上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就是扩大范围同样可以摊薄研发、运输、设备等不可拆分的固定成本(前提是这些固定成本可以用于扩大范围之后的用途)。范围经济除了带来成本的节约，还能带来收入的增加，因为它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能吸引更多样的消费者。 取得范围经济的前提是扩大范围，扩大范围的前提同样是生产的产品有足够大的市场范围——如果市场范围太小，消费者需求的差异性就会不显著。例如世界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必然要大过一国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因此，如前所述，市场范围扩大必须经过区域市场一体化才能得到。 从本质上讲，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成因是相似的，它们都是由区域市场一体化后产品的自由流动而形成的。 第三种经济效应是集聚经济，指企业向某一特定地区集中而产生的效益。事实上，集聚经济又是由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组成的。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地方同行业企业的增加，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一起使用当地的劳动力、基础设施与服务，从而摊薄了这些固定成本，带来成本节约。外部范围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地方，多个企业分工协作，这样专业化提高了效率，而且互为市场节约了运输成本。最后，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集聚都会带来知识溢出效应，使得企业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取得集聚经济的前提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生产能够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够从分散达到集聚的状态——这也要靠区域市场一体化才能够实现。 2.3.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1937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而这一理论与市场一体化以及斯密定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发现相对价格是有成本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也是有成本的 [ 20 ] 。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或者说就是要使得这种成本尽可能低，从而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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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与相关政策 京津冀地区最早在经济上被视作一个整体，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京津唐工业基地”这一概念提出时。而它们之所以被视作一个整体，主要是由于具备以下几点共同之处：靠近政治中心，因此是重点开发建设地区，不仅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而且高校林立，知识密集；自然条件上，矿产资源丰富，获取化石能源容易；人口众多，从而劳动供给与产品需求都很旺盛。这些共性同样也是该地区的优势，所以工业企业大量在此集聚，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 可以发现，“京津唐工业基地”概念的提出是以工业为聚焦点的，这在上世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经济总量增长的政策环境下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随着京津冀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单纯以工业视角看待这个地区变得不合时宜。陆大道(1985)就指出了京津唐地区随着工业化进程无节制扩大城市规模所面临的四个问题：大量近郊耕地特别是菜田被占用；城区、郊区及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供水紧张；大城市内外交通负担日益沉重；环境污染严重。同时他也指出京津唐地区的发展未能很好地利用海岸和海港。这些问题都不是从工业角度乃至经济角度就能解决的，而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对此，陆大道从空间结构角度提出了三点建议：向沿海地带推进；重点开发冀东地区；发展远郊小城镇 [ 21 ] 。 陆大道所提出的问题在随后的时间里并没有解决，甚至有逐渐恶化之势——首都交通堵塞、三地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今已成为社会热点。随着舆论升温，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政界和学界的关注热点。 其实京津冀一体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京津冀一体化的提法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这个文件提出要建设双重“首都圈”。1996年，《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引入“首都经济圈”的概念，进一步突出北京和天津的双核心地位。 2000年以来，京津冀一体化进一步发展。2004年，京津冀达成“廊坊共识”，由此“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思路得以被三地官方确定；国家发改委也在这一年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京津冀一体化不再只是区域规划，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 22 ] 。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写入了“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字眼；在这之后，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他在会上表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至此，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取代了京津冀地区的其他经济概念，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因此，无论是过去有关京津唐工业基地的研究，还是后来关于首都经济圈的研究，还是近来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本质上都可以归到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问题下。 2014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2015年6月9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存在北京人口爆炸、生态系统退化、资源分配的行政指令冗杂、战略定位缺乏组织、地区发展不平衡五大问题，相应提出了京津冀各地区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未来前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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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经过对京津冀市场一体化有关文献的梳理，其现状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时间的发展，京津冀内部以及之间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都在不断完善，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第二，在京津冀内部的不同地区，同一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是不均匀的，而何处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一些，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第三，在同一地区，不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也是不均匀的。 而经过分析这些现状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知道讨论市场一体化问题不能脱离经济一体化语境。就京津冀地区来说，市场一体化中所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经济一体化中所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其中最关键的是这个区域中各地地位的不对等造成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对等地位中政治因素又成为最大的影响因素——影响一体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行政干预，而行政干预背后是地方经济利益冲突、中央地方经济利益冲突在驱动。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不是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而是有了这样的政策要怎样去谈判、协商、协调从而使其得以执行。 另外，目前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的后续研究工作需要和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大多属于定性的理论分析，而经验分析欠缺，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点。 第二，对商品市场的经验研究最常用的是相对价格法，事实上一些新的方法如断点回归方法已经出现，可以应用到这一领域。 第三，对京津冀各地区、各市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很少，这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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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采用光学显微镜、显微硬度等分析手段对某钢厂生产的GCr15轴承钢在不同冷却速度下的奥氏体相变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发生珠光体相变的临界冷却速度约为3℃/s，当温度降至约200℃时，发生马氏体转变。冷却速度小于5℃/s时，会产生较严重的网状碳化物，随冷却速度的提高，网状碳化物析出减少，珠光体相变温度降低。 关键词 :轴承钢GCr15，CCT曲线，冷却工艺，网状碳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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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GCr15轴承钢是一种合金含量较少、具有良好性能、应用广泛的高碳铬轴承钢。经过淬火+回火后具有高而均匀的硬度、良好的耐磨性、高的接触疲劳性能 [ 1 ] 。研究轴承钢在不同冷却速度下的组织转变规律对于提高轴承钢的综合性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于先进的Gleeble3800热模拟试验机测定不同冷却速度下的静态CCT曲线，并对其组织转变进行了研究，为后续优化生产工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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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和方案 2.1. 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某钢厂的Φ50 mm规格热轧GCr15圆钢作为材料，将其机加工成如图1所示的热模拟试验样，其原材料的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 2.2. 实验方案 实验方案如图2所示，先将试样以10℃/s的升温速率加热到1100℃，保温5 min，使碳化物充分溶解到奥氏体中，以5℃/s的冷却速率将试样冷却至860℃，然后按照不同冷却速度(V = 0.5， 1.0， 1.5， 2.0， 3.0， 3.5， 4.0， 4.5， 5.0， 8.0℃/s)冷至室温。 使用IsoMet 4000砂轮切割机将试样在热电偶焊点处横向剖开，用SimpliMet1000镶样机进行镶嵌，依次进行粗磨、细磨、抛光处理后用4%的硝酸酒精溶液进行浸蚀，用酒精清洗，将试样吹干，置于DMILM型 LEICA倒置数字显微镜下观察试样的微观组织，并用型号为Zwick ZHμ-A型显微硬度计对试样进行硬度测量，设定试验载荷为500 gf，试验力保持时间为15 s，试验温度为21℃，每个试样测量3次，然后取平均值，观察试样硬度的变化。 在采集的膨胀量曲线上，利用切线法确定相变的开始温度和结束温度，通过金相组织确认发生的相变类型，将不同冷速下的相变开始温度和相变结束温度绘制在温度–时间图上，连接同种类型的相变点，得到静态CCT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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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GCr15静态CCT相变温度 通过膨胀曲线得出了GCr15轴承钢在不同冷速下的相变温度，见表2。在随后的冷却过程中，由于过冷奥氏体绝大部分转变为珠光体，此过程中伴随着体积膨胀，故在膨胀曲线上可以发现较明显的拐点， Table 1 Chemical constitution of GCr15 smaple (Mass， % 元素 C Si Mn S P Cr Ni Cu 实测值 0.98 0.24 0.35 0.001 0.013 1.47 0.009 0.01 标准值 0.95~1.05 0.15~0.35 0.25~0.45 ≤0.025 ≤0.025 1.40~1.65 ≤0.30 ≤0.25 表1. GCr15试样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The temperature of Pearlite phase transformation under static tes 冷速速度(℃/s) 开始点P s (℃) 结束点P f (℃) 0.5 701.43 610.26 1 692.31 610.90 2 677.23 604.60 3 667.83 567.15 3.5 631.15 4.5 613.21 表2. 静态实验测定的珠光体相变温度 图1. 热模拟试样规格示意图 图2. 静态CCT实验示意图 不同冷却速度下的膨胀曲线如图3所示，其中Ms点为过冷奥氏体向马氏体转变开始温度。 在膨胀曲线的拐点附近作切线，以切线与曲线部分的分离点作为相变开始或结束点，将开始点和结束点分别连接起来，得到静态CCT曲线。 3.2. GCr15静态CCT相变组织 图4及图5为不同连续冷却速度下的金相组织和静态CCT曲线，从金相组织中可以看出，以0.5℃/s的冷却速度冷却至室温时，其组织主要为粗大的珠光体球团，珠光体片层在500倍下清晰可见，呈一 簇一簇的平行排列，珠光体晶界处有紧密围绕的先共析二次碳化物，这些清晰可见的二次碳化物彼此相连呈网状。随着冷却速度的增加，珠光体球团直径有所减小，分布在晶界处的网状碳化物局部连接处发生断裂，呈网状及半网状分布。当冷却速度达到3℃/s时，珠光体呈团絮状分布，二次碳化物厚度变细，呈隐约可见的半网状，二次碳化物的网状趋势逐渐减弱，同时在组织中发现有马氏体生成，这与静态CCT曲线测定的马氏体转变的临界冷却速度为3℃/s相符合。当冷却速度增大到5℃/s时，其组织主要为灰白色针状马氏体 + 黑色珠光体 + 部分亮白色残余奥氏体，没有发现呈网状或半网状的二次碳化物。 由CCT曲线可以看出，珠光体相变的析出温度主要处于567℃~701℃之间，随着冷却速度不断增大，奥氏体的过冷度逐渐增大，发生珠光体转变的温度也随之降低。当冷却速度处在0.5℃/s~3℃/s区间时，珠光体转变的开始温度变化较平缓，当冷却速度增大到3℃/s及以上时，珠光体转变终止线消失，这是由于珠光体转变不完全，只有一部分过冷奥氏体转变为珠光体，剩余的过冷奥氏体发生了马氏体转变。同时，由静态CCT曲线可知：过冷奥氏体发生马氏体转变的临界冷却速度约为3℃/s，转变开始温度约为201℃。 图3. GCr15轴承钢静态膨胀曲线图 图4. 静态不同冷速下的金相组织照片500×。(a) 0.5℃/s；(b) 1.0℃/s；(c) 3.0℃/s；(d) 5.0℃/s 图5. GCr15轴承钢静态CCT曲线图 3.3. GCr15轴承钢静态CCT显微硬度 表3列出了静态条件下不同冷却速度对应的显微硬度值，可见随着冷却速度的提高，维氏硬度值逐 Table 3 The hardness of static in different cooling rate 冷速速度(℃/S) 硬度测试值(HV) 平均值 0.5 267 277 279 271.5 1 284 282 285 281.7 2 307 311 310 307.1 3 510 533 490 513.2 5 601 597 633 610.3 8 757 749 759 757.1 表3. 静态不同冷却速度的硬度值 图6. 连续冷却速度下的维氏硬度图 渐增大，其显微硬度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当冷却速度处在0.5℃/s~2℃/s区间时，随着冷却速度的增加，硬度值增加较为平缓；当冷却速度处在3℃/s以上区间时，硬度值增加较为明显。结合前面的金相组织分析，可以发现，当冷却速度较低时，得到的室温组织为珠光体及网状碳化物，其硬度值较低，随着冷却速度的增大，珠光体球团明显细化，片层间距减小，相界面显著增加，并且部分奥氏体转变为硬而脆的马氏体，使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大大提高，在硬度上的直观表现就是硬度值逐渐增大。此外，轴承钢GCr15中C、Cr等元素的扩散受温度的影响也很大，随着冷却速度的增加，奥氏体的过冷度逐渐增大，奥氏体中C、Cr等元素的扩散系数显著减小，再加上可扩散的时间减短，C、Cr元素向晶界处的聚集将会减弱，这将导致珠光体中C、Cr含量增加，起到强化珠光体的作用 [ 2 ] ，同时晶界处二次碳 化物形态变化构成第二相颗粒，起到强化作用，其强化机制主要为Orowan机制：位错绕过粒子，在粒子周围留下一个位错环使材料得到强化的机制，第二相质点越弥散，数量越多，间距越小，位错运动阻力越大，其强度硬度也会越高 [ 3 ] 。综上可以看出，冷却速度较低时，随着冷速的增加，硬度值上升较为平缓；冷速再继续增加时，组织逐渐转变为马氏体，硬度值大幅度提高。当冷却速度达到3℃/s后硬度值迅速升高，结合前面的CCT曲线和组织分析可知，此时金相组织中已经有马氏体产生，马氏体硬度极高，一旦有马氏体生成就会使其硬度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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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静态CCT曲线图得到的珠光体相变温度为567℃~701℃。冷却速度控制在0℃/s~3℃/s之间时，室温组织为粗大的珠光体团和网状碳化物组织，冷却速度增加到3℃/s及以上时，珠光体转变终止线消失，在201℃左右将发生过冷奥氏体向马氏体的转变，以大于5℃/s的冷却速度冷却时，网状碳化物明显减少，可有效抑制网状碳化物的析出。 2) 维氏硬度随着冷却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在较低冷却速度下随着冷速的增加，珠光体片层间距减小，球团直径明显细化，高冷速下组织以马氏体为主，还有少量残余奥氏体，由于马氏体的硬度极高，形成马氏体使显微硬度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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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家族企业的高税负导致偷漏税案例频繁发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呢？在转轨经济、治理转型下我国家族企业尚处于政治依赖阶段，政企关系是影响企业避税的重要因素，但现有研究对此涉及较少。本文以2008~2011年的2818个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联系的存在性并不对家族企业避税产生显著影响，但政治联系的强弱却对家族企业避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征管能有效约束家族企业利用政治联系而进行的非合理避税。 关键词 :家族企业，政治联系，税收征管，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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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Faccio (2006)调查发现74.5%的国家存在着普遍的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只不过在转轨经济的我国，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更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最近的博鳌论坛上也提到政商关系新生态：他认为国家发展离不开政商关系，政府要支持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统计，目前在国内的民营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90%以上。很多家族企业通过聘用政府官员到企业任职或更为直接的让自己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或党代表等参政议政来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是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Dinc， 2005; Firth et al.， 2009)、税收优惠(Adhikari et al.， 2006; 吴文峰等，2009)、政府补贴(Faccio et al.， 2006; 罗党论、唐清泉，2009)等好处，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我国税收立法发展相对滞后，还处于不断的修改完善过程中。国家为了扶持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带动一些地方经济而设置了很多的行业优惠和地区优惠，加上流转税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列设置的具体国情，这就为“谋税”提供了很大的弹性空间和操作空间，加上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赋予了税收征管者以及执法者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税收征收者有较大的对于税款征收及税收优惠的决策权。对违规违法处罚的弹性区间又为税收执法者提供了较大的权力寻租的空间。 由于家族企业往往很难忖度主管税务当局对自己避税方案的态度及地方政府和其它纳税人对自己避税后果的反应。所以避税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政府环境。与政府交好，一方面能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取得税务当局对企业避税方案的宽松态度；另一方面当避税方案出现危机时，也能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及社会资源进行及时的公关，发挥保护伞的作用。那么，是否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就能影响避税呢？还是跟高管的政治联系强度有关呢？ 良好的政企关系能促进企业避税，而严厉的税收监管会弱化企业避税，而这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税收征管是企业所处的地域特征，而政企关系是企业个体特征，家族控股股东基于这种企业个体特征做出避税决策所承担的风险可能会弱于基于地域特征做出决策的风险。也即政企关系对家族控股股东决策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高于企业所处的税收环境。那么这种交互作用到底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替代呢？ 本文以2008~2011所有A股主板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家族企业政治联系及地方税收征管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政企关系改革及家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希望能为加强地方税收征管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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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制度分析及理论假设的提出 2.1. 政治联系与企业避税 自社会资本理论进入经济学研究以来，各种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绩效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政治联系也成为企业避税研究的新视角。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产权更清晰，责任更明确，对高管的激励作用也应更强烈。高管会尽量利用自身所拥有的非正式社会关系为企业谋利，包括利用政治联系为企业争取尽可能宽松的避税环境，争取尽可能多的税收优惠等。因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企业所得税一直以来是中央与地方按6:4共享。2002年之前一直是中央企业所得税归国税征管，地方企业所得税归地方征管；2002年之后新办企业全归国税征管，2009年之后交增值税的企业归国税征管，交营业税的企业归地税征管，但随着营改增的逐步到位，基本上企业所得税将收归国税征管。从以上政策演变来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属地关联性在逐步的减弱，但是国税系统的垂直管理体制还是为政治关联的寻租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当中央政府处于信息弱势时，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等因素考虑会动用资源去俘获监管机关，使税务机关无法独立地行使职能。特别当税务稽查部门对企业进行避税行为尤其是偷漏税行为进行检查时，那些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就会动用他们的政治关系去游说地方政府影响甚至干预税务机关的工作，为企业充当保护伞的功能，从而降低企业的避税成本。而且政治联系程度越强，干预能力越强，避免被处罚以及获取税收优惠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政治联系会影响企业避税。 假设1B：政治联系强度会影响企业避税程度。 2.2. 地方税收监管与企业避税 Desai et al. (2006) [ 1 ] 指出强有力的税务当局会提供额外的监管，这时外部股东会与税务当局动机一致地去减轻内部人的掏空。曾亚敏，张俊生(2009)研究也表明税收稽查具有类似公司治理的作用，是公司运营监管重要的外部力量。通过加强税收监管，税务机关尽职调查企业的相关账目，可以堵塞漏洞，减少不法避税行为及税源流失。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机构征管。国税系统实行垂直管理，省以下地税系统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地税的双重领导，并接受国税部门的监督，这种征管体制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部门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增加了地方政府通过干预税务部门扶持本地区企业的难度，也即增加了企业利用政治关系通过地方政府干预税收征管及稽查的成本。企业非法避税被发现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税收具有很强的属地性，地方税收征管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多少及企业税负的轻重。税务机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及完成每年的预算，在凭借法律的有效保护以及强制征收下，他们有责任和权力去监督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间接上起到了监管作用。因此，税收监管力度大的地区，企业利用政治身份避税尤其是非法避税被发现及惩罚的概率更高，潜在成本更大，避税程度相应就会较低。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地方税收征管强度越大，企业避税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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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回归结果分析 4.1. 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 从表3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分析，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达35%，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政治联系与家族企业避税正相关，但是统计上不显著，假设1并未得到验证。但是以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强度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却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与假设2的预期一致。说明实际控制人政治联系强度越强，家族企业避税程度越大。企业适用税率与家族企业避税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适用税率越高的家族企业越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企业规模与避税正相关，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成长性越好的公司，避税程度越大。资产负债率与避税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负债的抵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避税，对避税有重大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避税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避税程度越大。资本密集度与企业避税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资产折旧摊销的抵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业的避税，具有替代功能。 4.2. 税收征管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 从表4税收征管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回归结果分析(模型二)，模型拟合优度为34.9%，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且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说明税收征管发挥了应有的外部监督作用。 进一步，设立政治联系强度与税收征管力度的交叉变量，对模型三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两者的交乘项与家族企业避税负相关，且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家族企业所处的税收环境比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更大，加强税收征管有利于规范家族企业避税。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只有企业规模从弱显著在这里变为不显著。 Table 3 Model 1—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ax avoidanc 因变量 自变量 Residual-BTD 解释变量 PI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政治联系 实际控制人政治联系强度 0.014 (0.781) 0.062 (2.945 ** ) 控制变量 Taxrate 0.24 (13.138 *** ) 0.264 (8.205 *** ) Size 0.037 (1.836 * ) 0.069 (1.869 * ) Lev −0.243 (−11.49 *** ) −0.24 (−6.555 *** ) Roe 0.203 (11.226 *** ) 0.17 (5.415 *** ) Capital −0.087 (−4.843 *** ) −0.111 (−3.54 *** ) 方程拟合检验 R方 0.352 F统计量 65.929 R方：0.351 F统计量 22.45 调整R方 0.124 P值 0.000 *** 调整R方：0.123 P值 0.000 *** 表3. 模型一：政治联系与避税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Table 4 Model 2， model 3—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family firms’ tax avoidanc 因变量 自变量 Residual-BTD 解释变量 TS −0.14 (−1.907 * ) PI × TS −0.087 (−1.761 * ) 控制变量 Taxrate 0.264 (8.186 *** ) 0.265 (8.215 *** ) Size 0.053 (1.484) 0.055 (1.528) Lev −0.244 (−6.637 *** ) −0.243 (−6.627 *** ) Roe 0.17 (5.395 *** ) 0.171 (5.433 *** ) Capital −0.121 (−3.886 *** ) −0.126 (−3.847 *** ) 方程拟合检验 R方 0.349 F统计量 22.057 R方：0.349 F统计量 22.176 调整R方 0.121 P值 0.000 *** 调整R方：0.122 P值 0.000 *** 表4. 模型二、模型三：税收征管与家族企业避税回归结果 4.3.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及说服力，本部分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1) 税收规避程度：考虑到单用税会差异残差项来衡量避税程度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Hanlon和Heitzman， 2010)，本文又同时用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Hanlon和Heitzman， 2010)及适用税率及有效税率之差(李维安，2013) [ 11 ] 来做稳健性检验。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 = 现金支付的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该指标越小，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考虑到避税效果具有相对滞后性及较长期影响性，用后续三年平均值来加以衡量，即现金所得税费用负担率 = 后3年现金所得税费用之和/后3年税前利润之和。适用税率采用CSMAR数据库中提供的名义税率，有效税率计算参考吴文锋等(2009) [ 8 ] 的计算方法，即有效税率 = 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重新计算税收规避程度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政治联系强度与家族企业避税仍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也都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 2) 政治联系：根据李维安等(2010) [ 6 ] 的总结，企业政治联系的渠道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其次是董事会的政治影响，再者是具有政治背景的CEO。因此本文又用董事会成员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以及政治联系强弱、CEO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以及政治背景的强弱作为家族企业政治联系的代表变量作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政治联系以及政治联系强度的回归结果一致，只不过以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强度作为解释变量时，只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 3) 税收征管强度：由于该指标相对较难衡量，周黎安等(2011) [ 12 ] 指出税务稽查部门汇报的查实率能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税收努力程度，因此本文借鉴其观点，用地方税务稽查部门年度检查出有问题的纳税户数与总户数之比来重新度量地方税收征管强度，做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一致，而且显著程度更进一步，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 受篇幅限制，以上稳健性检测结果未予以报告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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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及启示 家族企业的税负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随着近年来高税负的形势，一些家族企业偷漏税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在转轨经济背景下，处于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转型过程(李维安，2010) [ 6 ] 中的家族企业，尚处于对政治关系的依赖阶段，但对政府在家族企业税收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却了解甚少。本文从政企关系角度剖析了家族企业避税行为，并从特定的政府机构——税务部门研究了税收监管对避税行为的影响，加深了对家族企业避税行为的理解。 本文以税改后的2008~2011年4年2818个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际控制人的角度定义了政企关系的存在性以及强弱程度，并以当年及后续三年的税会差异残差项均值作为家族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变量，实证分析了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存在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影响不显著，但是政企关系强弱却给家族企业避税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税务部门的征管作用后，发现税收征管有利于降低家族企业避税程度；并且引入政企关系及税收征管的交叉影响后，发现税收征管比政企关系更能影响家族企业的避税决策，即地方税收环境对家族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更为深远。最后，笔者又对三个主要变量进行了多维度的重新界定，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有利于理解“企业家参政热”，以及企业对政企关系的利用，从政企关系角度理解家族企业税收规避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仅仅是政治联系的存在性并不能给家族企业避税带来实质性影响，只有政治联系的强弱才能显著影响家族企业避税。加强税收征管能降低家族企业的非合理避税。因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1) 政府在家族企业避税中存在重要影响。政府可能会出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及增加GDP的考虑向辖区内家族企业提供政治身份以获取他们对地方经济的支持，但也容易被企业利用，作为他们进行非合理避税的保护伞，而且这种现象随着政治联系强度增强而变的越为严重。因此，针对高税负下的家族企业偷漏税现象，一方面要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广大家族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转型，弱化行政治理，加强市场化治理，改变政府官员晋升的绩效考评机制，改变为增长而竞争的畸形局面。 2) 加强税务机关征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避税、偷逃税现象，降低非合理避税。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税收征管有利于约束家族企业利用政企关系进行的非合理避税。因此，应进一步提高税务机关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严格执法，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降低家族企业的非合理避税，既能维护家族企业合理避税的权力，保障企业利益，也能保证国家税源不因企业的非法行为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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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表面介质阻挡纳秒脉冲放电(nanosecond-pulse surface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简称NS-DBD)等离子体气动激励是流动分离控制研究中的热点。本文介绍了流动控制中常用NS-DBD激励器的基本特性及研究现状，综述其在机翼分离流和旋涡控制中的研究进展.从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的角度，对其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流动控制，外流，流动分离，表面介质阻挡放电，纳秒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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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十几年，国内外对等离子体气动激励用于流动控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展至今已有多种等离子体激励用于流动控制研究，主要有介质阻挡放电(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DBD)激励、电弧放电激励、电晕放电激励、微波放电激励、激光电离激励、组合放电和其它新型激励。文献 [ 1 ] 对多种典型的等离子体气动激励的特性及其在抑制流动分离、控制附面层、控制激波与激波/附面层干扰、控制压气机与涡轮内部流动、控制管道流动和飞行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其中的NS-DBD激励因其突出的流动控制能力在近几年备受关注 [ 2 ] - [ 6 ] 。 典型的表面介质阻挡放电激励器如图1所示。 对于图1激励器，放电产生的激励特性与其电极两端电压信号关系紧密。按施加电压上升沿的时间尺度分为，有三种电源信号常用于激励产生：连续/脉冲毫秒正弦波信号，微秒/亚微秒脉冲信号，纳秒脉冲信号(如图2所示)。虽同为介质阻挡放电激励，三者的激励流场的原理有着本质的不同。目前研究普遍认为，连续/脉冲毫秒正弦波高压带来的主要是体积力效应 [ 7 ] ，微秒/亚微秒量级的脉冲高压引起的激励是体积力和快速放热兼而有之 [ 8 ] ，纳秒脉冲高压引起的激励主要是快速放热效应 [ 2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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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NS-DBD激励建模仿真 对于NS-DBD激励特性的测试诊断，要求测量设备具有很高时空分辨率，且得到的流场参数有限。为进一步研究流场对激励响应特性，国内外学者在NS-DBD激励仿真上发展了有多种物理模型。 国内外对等离子体气动激励建模仿真的研究一开始主要集中在对AC-DBD动力效应的研究上，相继发展出了利用体积力来模拟等离子体激励器对周围流动影响的唯象学模型 [ 37 ] ，根据等离子体激励器电路结构设计的电路模型 [ 38 ] ，用于获取等离子体放电特性及精确边界条件的粒子群–蒙特卡罗(PIC-MCC)模型 [ 39 ] 、等离子体和流体方程耦合模型等 [ 40 ] 。 NS-DBD激励的主要作用原理并非“体积力效应”，传统AC-DBD仿真模型已不再适用。近年来国内外针对NS-DBD激励特性的建模仿真均做了大量探索，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仿真模型。这些模型根据仿真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唯象学模型、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流体两方程模型和流体三方程模型等。根据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不同，可以分为零维、一维、二维和三维模型。这些模型的研究进展在文献 [ 1 ]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以等离子体动力学模型耦合N-S方程研究流动控制效果及参数的影响规律的代价是计算资源巨大，一方面放电的计算要求时间尺度足够小，约0.01 ns或者更小，而计算1000 Hz激励下一个完整周期的计算尚需10 8 步(不考虑变步长时)；同时放电区域足够小(0.1~1 mm量级)，要求网格尺寸足够小。这些模型更多的是用于对放电过程和放电特性的研究。为了便捷的将NS-DBD激励与Navier-Stokes方程耦合，节约计算耗时，一些唯象学的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根据实验结果发展的基于唯象学的仿真或半经验模型，不关注放电的细节，但是能抓住等离子体对流场的直接效应，将激励以动量源项和能量源项的形式耦合到流体方程，便于研究激励参数(激励位置、强度、频率等)对流动控制影响的规律。 最初进行NS-DBD唯象学建模的是俄罗斯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的D. V. Roupassov等人根据纹影结果、放电能量等，反推温升和压升，将激励简化为两区域均匀分布的热源 [ 5 ] ，尽管得到了与实验较为一致的冲击波结构(弧形波 + 平面形尾巴)，然其两区域的简化不符合物理情况，激励器法向温升和压升不变也不合理；根据定容假设，其激励的注入是通过局部温度和压力初始化实现的，没有考虑热量注入的时间过程。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的D. V. Gaitonde等人建立了服从高斯分布的单区域NS-DBD激励唯象学模型，见图12，最开始是将等离子体激励以服从高斯分布的壁面热通量形式给出 [ 41 ] ，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等离子体高度的空间单区域的热源分布 [ 42 ] 。单区域非均匀热源分布模型比以往的模型较为合理，然其未考虑放电产生热量沿激励器法向变化，等离子体区域高度的确定存在猜测；这样会导致在注入热量相同，不同等离子体高度的激励诱导不同的最大温升和压升；仿真得到的诱导压缩波结构与实验纹影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国内西北工业大学的陈真利等人，根据国外文献相关NS-DBD放电特性的研究，将表征激励的热源假设与放电发射光谱强度一致，拟合导出了另一种不同于高斯分布的激励唯象学模型 [ 43 ] ，同时也综合考虑了激励电压、脉冲频率、电压极性对注入能量的影响，得到了与实验结果较为一致的冲击波特性。该模型适用于研究物体绕流分离控制的参数影响规律和分析控制机理。 空军工程大学的赵光银等人在此基础上考虑了气压、激励器尺寸、放电能量转热率等因素，发展了类似的仿真模型 [ 44 ] ，并分析了激励诱导流场的涡量特性。张海灯等根据文献 [ 45 ] 导出类似椭圆分布的NS-DBD热源模型，并用于叶栅流动分离控制的仿真 [ 46 ] ，然其诱导激波结构与实验有较大差异。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J. G. Zheng等人研究NS-DBD在静止大气环境下的仿真(表1) [ 47 ] ，基于一维、自相似、局部电离动力学模型 [ 48 ] 用来预测表征NS-DBD热源的关键参数，进而将热源耦合到可压Navier-Stokes方程。在激波结构和位置上，耦合方法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一致；给出了气体加热、激波形成演化的综合分析。 综合来看，合理的激励唯象学模型有一个共性，见图13，一是热源或温升分布上。在热源横向分布上，最高温升处向两侧是以近似指数数衰减的，向低压电极一侧衰减慢F slow (x)，向高压电极一侧衰减快F fast (x)，最高温升处一般在高低压电极附近；在纵向分布上，一般是认为近似指数分布或者抛物线分布F normal (y)；只要把握住了这个共性，在合适的注入能量和注入时间下，会获得与实验一致的激波结构和冲击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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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国内外等离子体流动控制中常用的NS-DBD激励进行了回顾，包括：NS-DBD激励基本特性、激励的建模仿真现状、外流控制研究进展等方面内容。可以看出，NS-DBD发展至今，在仿真建模、实验验证、机理认识上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国外研究起步早，美国和俄罗斯占领先地位；相比国外，国内开展NS-DBD等离子体激励流动控制实验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单位偏少；对激励特性的研究较多，对受控流场精细化测量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发展趋势有以下特点： 1) 高速来流、高雷诺数下流动分离的控制虽然得到了部分实验验证，但实验研究的还不多，主要是应用背景还不清楚。大迎角下分离控制针对的应用背景有抖振控制、噪音控制、缩短起飞着陆距离(增加起飞载重)、飞行控制、非对称涡控制等，目前分离控制的基础研究较多，针对应用背景的研究较少，这些有实际应用背景的研究直接针对应用转化。因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高校、研究机构和工业界开展合作，针对工程应用背景开展研究，是将来发展的趋势。 2) 如何提高激励强度，从而增强气动激励控制流动分离的能力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前缘分离取得一定的控制效果，然高速来流、高雷诺数下的控制效果不如低速下的效果好，通过电源优化、激励器优化提高激励强度是一个趋势。 3) 针对应用背景，继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实验和精细化流场仿真，揭示相应的流动控制机理，为向应用转化提供理论支持。理论研究上为工程应用提供基础，理论研究一方面揭示流动控制机理，另一方面优化激励的产生；在工程应用上，可应用的方向较多，主要应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和控制需求。针对背景和需求，一方面风洞实验验证，另一方面飞行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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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现有的说话人识别是基于语音的线性预测编码(LPCC)、Mel频率倒谱系数(MFCC)、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和小波包变换等特征，这些特征对环境噪声都比较敏感。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与文本无关的单训练样本的特征提取方法。该方法提取的语音特征能够充分反映说话人的基本发声特性，可以很好的将不同的说话者区分开。本文列出了以上四种特征提取方法在但语音训练样本上对于不同说话者的识别效果，也将其与本文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对英文与汉语语音数据库的仿真实验表明，该特征提取方法可以实现单训练样本下的说话人识别中对于特征的提取，而且在单样本识别中会有相对好的效果。 关键词 :特征提取，线性预测编码，Mel频率倒谱系数，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小波包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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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在与文本无关的说话者身份认证方法 [ 1 ] 越来越多，这种方法不用规定说话人的说话内容，可以在被识别者无感知的情况下进行识别，这样应用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要想识别出测试语音所对应的说话者，就必须能够提取出有区别性的语音特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提取出语音信号的短时频谱进行研究，由于短时频谱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能反映人的发音习惯，也就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说话者。除了人的发音习惯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人耳的听觉特性来利用美尔倒谱系数、感知线性预测参数来模拟人耳对声音频率的感知特性。 在说话者识别中，所提取出的语音特征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分类器的性能，也会影响到识别模型的训练和以及对特征参数的确定。因此，在语音识别中，能够提取出辨别效果好的特征很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同样的分类器而获得很好的识别率。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是用同一个人的多句语音作为训练样本来提取其语音特征，并利用这些语音特征来建模，在多训练样本中，所使用的特征提取方法有线性预测倒谱系数、美尔频率倒谱系数、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和小波包变换等方法。这些方法在多句训练样本的语音识别中的识别效果比较好，但是对于单句的训练样本来说识别效果就不是很好。而我们在实际应用中训练样本并不是永远充足的，这样对于单训练样本的语音识别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能够在语音训练样本单一的时候仍然能够区分或确定出不同的说话人，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语音信号的特征提取方法，该方法是在一个短时的语音信号上提取对应说话人的有区别性的特征向量。 通过将本实验所提出的语音信号特征提取方法在多样本说话人识别中的识别效果和多训练样本的语音识别中经常使用的LPCC、MFCC、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 LNCC(Locally-Normalized Cepstral Coefficients)和WPT的方法进行比较，发现当训练样本是一段短时语音信号时，这种新的特征提取方法的识别效果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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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本文方法 2.1. 语音信号的特征提取 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的语音信号并不稳定，而且还会受到周围环境噪声的干扰，这样就会使得在频率位上的一些主频率成分有一点帧移。这样通过频率位的值来判断，就很难准确的确定每一个局部特征。但是每个人的语音都各有特点，不同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信号的频率高低在不同的时刻不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不同的特征来区分不同的说话者。 受此启发，本文在进行特征提取时所用到的方法是：1、先将语音信号进行分帧处理再得到该训练语音信号的语谱图；2、在该语谱图中按帧从左到右，一帧一帧的处理。对于每一帧从低频率位到高频率位，依次以8个频率为一组，寻找最大值作为提取出的特征点，并求出这8个频率位中的最小值。以此类推，得到对应训练样本的特征点所对应的矩阵，用每个特征值减去对应的最小值，再进行之后的处理。 2.2. 实验所用数据库 在本实验中用到的数据库是标准的TIMIT英文数据库和自己建立的中文数据库。在每个数据库中用到9个人，每个人说10句话，用每个人的其中一句话最为训练样本，剩下的9句话作为测试样本。我们根据语音频率能量的分布对于不同的人分布不同来区别不同的说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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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比实验 3.1. 线性预测倒谱系数 线性预测倒谱系数LPCC是线性预测系数LPC在倒谱域中的表示。得到LPCC系数的方法，不是求原始语音信号语谱图的反傅里叶变换，而是用递归算法通过LPC得到。由于在LPCC中不需要求语音信号的傅里叶变换，所以计算量会少一些。LPCC继承了LPC的优点，在进行LPC参数的求解过程中，最主要的思想是模拟人说话时声道的工作原理 [ 2 ] ，在对比实验中LPC预测采用的是预测的阶数 等于14的自相关分析方法。 通过对语音信号进行线性预测(LPC)分析，可以假设声道模型如下： (1) 其中G为增益常数，可令其为1。 为预测系数 的个数。 由自相关法得到的LPC系数既可以使系统具有稳定性，也可以使上式所对应的人说话的声道模型的传输函数的相位最小。其中语音信号的倒谱参数 和LPC系数之间的递推的关系为： (2) (3) (4) 或者可以通过LPC得到 (5) 根据同态处理的方法和产生声音信号的模型可以得出，用激励信号的倒谱加上声道传输函数的倒谱可以来表示语音信号的倒谱 [ 3 ] [ 4 ] 。经过分析声道传输函数的零极点的分布情况和激励信号的语音特点，可得出产生激励的信号的倒谱分布的范围很宽，该倒谱从低时域一直分布到高时域，但是声道传输函数的倒谱大部分分布在低时域里。由于声道传输函数上携带者一些重要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不同搞得说话者来说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模拟人说话时产生声音的声道，进而去识别不同的说话者。LPC倒谱的特征来自于语音信号的倒谱所对应的低时域部分用c来表示： (6) 式中， 为LPC倒谱特征的阶数。 利用LPCC方法提取语音信号的特征向量的优点是：1、该系数可以很好的描述元音。2、用这种方法进行特征提取的时候计算量比较小，也很容易编程。LPCC来提取语音信号的缺点是：第一、不容易识别辅音信号，容易受噪声性的干扰；第二、实际原理是不符合人的发声原理的，因为人所发出的声音信号不是随着时间成线性变化的。第三、得到的特征向量中也括一些高频的噪声信号。针对以上问题，最早由Steven B. Davis提出了MFCC系数，现在也有关于端点检测的研究使用MFCC(美尔频率倒谱系数) [ 5 ] ，MFCC的特征提取方法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了把人耳的实际听音原理，所以MFCC方法把信号的频谱转化到了基于Mel频标的非线性频谱之上，然后再转换到倒谱域上，之后才提取语音信号的特征向量 [ 6 ] 。 3.2. 美尔频率倒谱系数(MFCC) 美尔频率倒谱系数MFCC是基于滤波器组进行特征提取。语音信号首先要经过一个滤波器进行预加重处理，来加强高频成分。加窗处理时必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窗宽的选择，第二是帧移大小的选择。MFCC是把频谱转化到了Mel频谱上了，主要是因为在Mel频谱上进行处理要比一般的线性倒谱更接近人耳的听觉原理。这种方法主要是先用FFT把短时处理后的信号的 转化为频域信号的 ，并计算其短时能量谱 。再将 的频率轴转换到Mel刻度上 [ 7 ] ，其转换公式如下： (7) 接下来的处理过程为： 1、计算信号在美尔域中的能量谱。 2、将该能量谱通过三角滤波器组进行滤波。 3、再在Mel域中求其倒谱系数。 如果第k个三角滤波器的能量输出为 ，则在美尔刻度谱上可以采用修改的离散余弦反变换(IDCT)来求得美尔频率倒谱 ： (8) 式中，K表示滤波器的个数， 为MFCC参数的阶数 [ 8 ] [ 9 ] 。实验表明，在多样本语音识别中，用美尔频率倒谱系数提取的特征也具有较好的识别效果和噪声鲁棒性。但识别过程的计算量和计算精确度要求比较高，它也会受到滤波器组中滤波器个数、形状、分布及能量谱等个因素的影响。所以Victor Poblete和Felipe Espic，在美尔频率倒谱系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了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 3.3. 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LNCC 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LNCC方法中所使用过的滤波器组如下： (9) (10) 在上式中，Numerator是局部归一化特征提取方法中分子滤波器，Denominator是分母滤波器， 指的是在某个特定频率周围所取得带宽，也就是在这个带宽上加上所设计的滤波器。实验结果表明，分子滤波器在中心频率上有很好的频率响应，将量个滤波器进行组合我们可以将所处理的信号进行的局部归一化，之后的特征提取过程和之前提到的美尔频率倒谱系数的特征提取过程一样，也就是说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的特征提取方法和美尔频率倒谱系数的特征提取方法的区别在于所用滤波器不同，在美尔频率倒谱系数的特征提取中使用的是三角滤波器，而在该方法中使用的是分子滤波器与分母滤波器的比值的滤波器。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局部归一化倒谱系数的特征提取方法如下： 1) 为了提高信号的高频部分，先对输入的语音信号预加重(信号通过预加重滤波器)，这样也可以将语音信号的频谱变得平滑。 2) 再将预加重后的语音信号进行加窗处理，通过窗函数在语音信号上平滑移动，将语音信号分成若干帧，也就将随时间变化的语音信号变成了短时稳定的信号。 3) 之后再对每一个窗所对应的短时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求得其频域所对应的值 ，再计算其短时能量谱。 4) 再将该短时能量谱在频率轴上的频谱转化成在Bark坐标上。 5) 在Bark频域内，将分子分母滤波器加在特定频率周围上。所使用的分子分母滤波器共有28对，带宽 为3.5 Bark。 6) 将分子滤波器和分母滤波器的输出求比值，再求其对数，然后将输出用离散余弦变换进行降低最终特征的维数，最后即可得到所需要的特征系数 [ 10 ] 。 3.4. 小波包变换 在对比实验中所使用的小波包变换是在MFCC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在MFCC中首先用到了傅里叶变换FFT，我们知道，用傅里叶变换的结果会使得信号的低频分量很大，这样就会使得其他分量不够明显，所以我们对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之后，又取其对数，进而获得其幅值谱。 对语音信号 进行 点的离散傅里叶变换，结果为 (11) 第 个滤波器的对数能量输出为 (12) 在MFCC中，其美尔频率倒谱系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13) 其中，T是倒谱系数的个数，也是MFCC参数的阶数，而M是三角滤波器的个数。而在小波包变换WPT的方法中，从细节分量 (此细节分量表示的是在尺度为 时，第 个空间里的第k个系数所对应的细节分量)中得到的细节信号为： (14) 用 替换滤波器的能量输出 ，可得到用小波包变换得到的能量输出 ，则 (15) L为用小波包变换提取语音信号的特征时所用的总的尺度数。最后将美尔频率倒谱系数求解公式中的 用上式求出的 替换可得到用小波包变换WPT提取的语音信号的特征 ，其中 的计算公式如下： (16) 在上式中，相当于将MFCC中的短时傅里叶变换变换成了小波包变换。该小波包变换在小波 上重复进行，所使用的WPT的尺度共有6个，滤波器的个数M = 20，预加重时，用到的系数为a = 0.95，加窗处理时，所选的窗长为320，重叠160个采样点 [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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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过程及实验结果 将本文所提出的特征提取方法和LPCC、MFCC、LNCC和WPT这四种特征提取方法进行对比。用到的数据库都是标准的TIMIT数据库和自己建立的中文数据库。所用的语音训练样本是单样本集。在每个数据库的实验都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加噪声时看其识别率的高低，第二部分是看被噪声感染了的待测试语音在信噪比dB分别为0、10、15、20、25、30、35时的识别结果。其中每次实验中所加的噪声都是与验证本文提出的特征提取方法的识别率时所使用的相同的白噪声，相同的粉红噪声和相同的工业噪声。将本文所提出的特征提取的方法和LPCC、MFCC、LNCC和WPT的特征提取方法在单训练样本上进行相比较。实验结果如下： 实验1：在没有噪声的环境下，将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和其他对比方法进行验证，实验结果如下表1。 实验2：对实验1的每个测试样本分别添加白噪声与粉红噪声，感染信噪比分别为0、10、15、20、25、30、35 dB组成测试样本，其识别结果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对白噪 图1. TIMIT数据库加白噪声时的识别率 Table 1 Recognition rat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algorithms in clean environmen 特征提取的方法 语音数据库 TIMIT数据库 自己建立的中文数据库 LPCC 16.05% 25.93% MFCC 18.52% 11.11% LNCC 20.99% 12.35% WPT 17.28% 13.58% 本文的方法 40.6% 39.5% 表1. 在没有噪声的环境下，不同算法识别率的比较 图2. TIMIT数据库加粉红噪声时的识别率 图3. 自建中文数据库加白噪声时的识别率 图4. 自建中文数据库加粉红噪声时的识别率 声与粉红噪声具有较高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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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简单的语音信号的特征提取方法，该方法所提取的特征能够充分反映说话人的基本发声特性，而且对语音常见的白噪声、粉红噪声具有很好的鲁棒性。该方法在单样本的说话者识别中识别效果要比MFCC、LPCC、LNCC和WPT方法好。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验证与提升其在语音样本比较少的情况下的识别性能，也会尝试将几种特征提取方法相结合进而寻求更高的识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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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中国大气污染形势依旧严峻，燃煤电厂烟气排放政策愈加严格，市场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一现状，同时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为实现燃煤电厂烟气超低排放，可分别采用“以低低温电除尘技术为核心的烟气协同治理技术路线”或“湿式电除尘技术路线”，本文对该两条技术路线进行了简述，并从技术路线及设计要求、技术方案、投运效果等方面介绍了其典型案例，对两条路线的技术特点作了比较，提出了烟气超低排放技术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本文可为超低排放技术路线的选择及工程推广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路线，低低温电除尘技术，湿式电除尘技术，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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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4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颁发了《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要求东部地区新建燃煤机组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烟尘、SO 2 、NO x 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 mg/m 3 、35 mg/m 3 、50 mg/m 3 ，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及现役机组也提出了要求 [ 1 ] 。2015年12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要求：将东部地区超低排放改造任务提前至2017年，并将东部地区改造要求扩展到全国有条件地区。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已势在必行。 我国燃煤电厂烟气治理经历了从“除尘”到“除尘 + 脱硫”、再到如今的“除尘 + 脱硫 + 脱硝”的演变。而传统烟气治理技术路线在实施过程中注重的是单一设备脱除单一污染物，未充分考虑各设备间协同效应，若要达到相同效率，系统投资和运行成本较大，而且较难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 [ 2 ] 。 针对我国国情及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为实现燃煤电厂烟气超低排放，改善燃煤电厂烟气治理现状，可采用“以低低温电除尘技术为核心的烟气协同治理技术路线”或“湿式电除尘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