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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据分析 4.1. 问卷发放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纸质版140份，电子版160份)，回收298份，回收率99.3%。剔除不认真作答及数据缺失严重的问卷1份，最终有效问卷共297份，有效率99%，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 性别 男 157 52.86% 女 140 47.14% 生源地 东部 131 44.11% 中部 82 27.61% 西部 84 28.28% 专业 理工 122 41.08% 人文社科 88 29.63% 经济管理 50 16.84% 农学医学 37 12.46% 家住 郊区 71 23.91% 市区 185 62.29% 农村 41 13.8% 附近存在邻避设施 污染类设施 59 19.87% 风险类设施 60 20.2% 心理不悦设施 22 7.41% 污名化类设施 26 8.75% 没有以上设施 130 43.77% 受到邻避困扰/危害 是 91 30.64% 否 206 69.36% 影响抵制情绪的因素 担心健康问题 109.67 37.09% 担心人身安全及其他风险 89.67 30.33% 担心环境污染 70 23.68% 文化传统方面有所禁忌 15 5.07% 害怕家庭财产贬值 7.17 2.42% 不满政府政策、行为 4.17 1.41% 可接受的邻避设施距离 无论多近都可以接受 4 1.35% 在视线范围之外就可以接受 20 6.73% 科学给出的安全距离内 7 2.36% 自认为对生活、健康没有危害的距离内 113 38.05% 无论多远都不能接受 153 51.52% 主体发布的 邻避信息可信赖度 专业机构的评论 78 26.26% 政府渠道 65.17 21.94% 学术论文、文献等 64 21.55% 主流媒体 45.83 15.43% 知乎、豆瓣、贴吧、百科等平台 31.33 10.55% 社交平台的转发、评论 12.67 4.26% 搜集邻避相关信息程度 止于社交媒体的言论 13 4.38% 大型新闻媒体的报道 57 19.19% 比较浅显的科普知识 96 32.32% 有一定专业性的评论文章 93 31.31% 专著、论文等专业性强的信息 38 12.79% 信息搜集持续时间 只会在邻避事件热火朝天时 94 31.65% 起初很关注，后来会不时翻报道 169 56.90% 一直会跟进 34 11.45% 牺牲正当手段实现邻避目的 是 84 28.28% 否 213 71.72% 不参与抵制活动的原因 对邻避设施感到无所谓 25 8.42% 感觉抵制了也用处不大 175 58.92% 怕受责罚 27 9.09% 担心发生意外伤害 70 23.57%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2年全国大学普通本专科生中男生人数占比约48.65%；另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东部与东北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46.20%，中部26.76%，西部27.04%。根据统计，样本在性别、生源地上的分布情况与二者较为符合，信度较好、有一定代表性。 4.2. 大学生的邻避抵制情况：抵制情绪较高 根据表1统计，家附近没有邻避设施的人次不满140，仅占总体的44.2%。在四类邻避设施中，污染类设施最多，占到42%，风险类设施占到31%，心里不悦类和污名化类设施相对较少，分别占14%和9%。有30.64%的大学生曾受到邻避设施的困扰或危害，这在群体中占相当一部分比重。这些数据体现了邻避设施与我们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并且或多或少已给我们带来一定影响。 通过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加权公式为：总数 = (排在第一位的次数*3 + 排在第二位的次数*2 + 排在第三位的次数)/6，得出影响抵制情绪因素的得分。可见，邻避抵制前三位因素是担心健康问题，担心人身安全等风险和担心环境污染，这些数值与表2的结果有较强的关联性，如垃圾处理厂对环境与健康有一定影响、传染病治疗中心会使人们在健康、安全问题上有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表2中丧葬设施得分为4.12，但本表中“文化传统方面有所禁忌”仅占5.07%，可能是因为相比较而言，人们会优先考虑环境、健康、安全等因素，也往往会忽略这方面的因素，但单独提起文化传统来看，人们明显的也表达出了抵制与抗拒的心理，因此文化传统也可被列入人们抵制邻避设施的一大原因。 此外，绝大多数人觉得在科学给出的安全距离或者自认为对生活、健康没有危害的距离内就可以接受邻避设施，因而建立科学的安全距离衡量指标并加强宣传教育就显得至关重要。专业机构的评论、政 Table 2 Resistance attitude of various facilitie 类别 分值 类别 分值 污染类设施 3.7071 垃圾处理厂 4.18 高速公路 3.24 风险类设施 3.0774 变电站 3.47 加油站 2.69 心理不悦类设施 3.4444 传染病治疗中心 4.18 智障人士中心 2.76 丧葬设施 4.12 污名类设施 4.0774 劳教所 3.98 总体 3.5766 表2. 各类设施抵制态度得分 府渠道、学术论文则是大学生最信赖的三大邻避信息获取渠道，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比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的特性，相信知识与科学的力量，这些信息渠道更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等渠道更要加大信息发布力量，更加专业化、科学化、透明化，提高信息的可及性和可信赖程度。 笔者也发现有意愿了解邻避事件的人群，其对邻避信息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关注持续性也较好，有超过2/3的人愿意搜集科普及以上有一定专业性的邻避知识；也有超过2/3的人愿意持续关注邻避话题。 综合张乐、童星的四类分法及李永展、何纪芳等人根据邻避效果的分类，笔者从四类邻避设施中各选取邻避程度一轻一重、共八种设施制表，赋完全不抵制为1，非常抵制为5，得分越高则代表抵制程度越高。 表2描述了样本整体对各类设施的态度。8种设施平均得分为3.58，可见学生普遍对邻避设施持较高的抵制情绪。综合来看，学生最抵制污名类设施，较不抵制风险聚集类设施。但在此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学生习惯性作答，笔者故意打乱了属于同一类别的设施顺序，为了能让学生有直观的第一感知，但是多选择与日常生活联系较高的几种设施，导致客观上类别与类别间的平衡性不足，且部分设施(如传染病治疗中心)兼有几类设施的特性，也会影响最终得分。 4.3. 大学生的邻避认知水平：总体不高 前文从感性和直观的方面说明了目前大学生家附近邻避设施情况，以及群体对于设施的容忍状态，这一部分将从客观上对大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测量与分析。 根据问卷设计，笔者选取邻避内容了解情况、认知渠道多寡和认知意愿三个维度测量邻避认知水平，具体过程如下： 1) 邻避内容了解情况。A1、A2分别测量学生对邻避概念和事件的了解程度，设了解情况由低到高为1~5分，两题均分越高表示越了解邻避相关内容。 2) 认知渠道。对A8进行后编码处理，由统计渠道类型转化为统计渠道数目，赋“9-没有接受过”为1，除9之外的其他选项中，选中1~2个赋2分，3~4个赋3分，5~6个赋4分，7~8个赋5分。得分越高表示渠道越广。 3) 认知意愿。A10测量认知意愿的强度，将认知意愿由低到高分为5个档次，赋“完全不关心”为1、“一直都关注”为5，以此类推。得分越高表示认知意愿越强烈。 综上，四者均值即为大学生的邻避认知水平，得分越高表示认知水平越高。 图1是大学生邻避认知水平直方图，可以看到分值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规律。认知水平均值为2.43，极大值为4，可见大学生对于邻避认知情况处于中等水平，整体上有待提高。标准差为0.586，表明大学生得分还是较为集中，普遍偏低，对于邻避认知少有极高或极低的水准，总体认知水平较差。 根据表3可知，性别、生源地、住址基本情况均未通过检验，未带来认知水平的显著差异。即对于大学生邻避的认知水平，并不存在地域性差异。原因在于邻避设施更多的分布在偏远或不发达地区，而这部分地区的人普遍教育水平落后，对其周边邻避设施并不了解甚至不知晓其功能背后所带来的风险。而发达地区的学生，并不会大概率受到邻避设施的影响，因而对其没有了解邻避设施的需求，从而显示出了虽然教育、经济发展不均衡，但是地域差异对大学生邻避的认知水平并不能造成显著影响。但在专业方面，人文社科的学生在90%的信心上比理工科学生的认知水平高0.215。这主要是因为人文社科类学生的课程和专业会比理工类学生更多的涉及到社会性问题，包括邻避知识。 4.4. 大学生对已有抵制措施的态度：较为理性 在问卷中，B1量表考察了大学生对当前各类邻避抵制措施的态度(以下简称态度量表)。其中，B1a、d属于非理性舆情，B1b、e属于制度化抵制措施，B1c、f属于非制度化抵制措施。调查将支持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1~5分，最终均分如表4。 图1. 大学生邻避认知水平 Table 3 Hypothesis test of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knowledg 性别 −0.121 0.0810 生源地 −0.0343 0.409 专业(理工科 = 0) 人文社科类 −0.21540* 0.009** 经济管理类 −0.05574 0.569 农学医学类 −0.07466 0.495 住址 0.0449 0.169 表3. 个人基础背景与认知水平的假设检验 Table 4 Attitude-Behavior Scal 制度化抵制措施态度(行为) 要求政府公开信息 4.31 (3.57) 通过正规渠道提意见 4.24 (3.67) 非制度化抵制措施态度(行为) 越级上访 3.01 (-) 示威游行、静坐抗议 2.53 (2.37) 非理性舆情态度(声援行为) 篡改、夸大网上相关信息(自己撰文呼吁) 1.68 (2.74) 转发煽动性词句(转发文章) 1.57 (2.92) 设施本身行为 设施本身降低影响 2.32 政府行为 政府补偿 3.00 政府设施公开信息 2.46 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2.22 其他方相关行为 社区内其他人不抵制 3.17 其他方面加强科普和监督 2.60 表4. 态度-行为量表 可见，大学生对不同类型的邻避抵制措施表现出差异明显的态度，非理性舆情型得分约1.62 (取均值，下同)，制度化抵制措施型得分约4.27，非制度化抵制措施型得分约2.77。总体来说，大学生对用制度化手段抵制邻避设施最为支持，对于非制度化措施保持中立偏抵制态度，非理性舆情则受到明显反对。因此，大学生对于邻避抵制措施态度较为理性，更支持通过合理合法手段表达民情，抵制邻避设施。这符合C3的结果：当问到是否会牺牲手段的正当性而实现邻避行为目的时，71.72%的同学选择“否”，即坚持选择合法、理性、公正的方法维权。 C4量表则考察了相关方行为是否会降低学生对设施的抵制态度。其中，C4a属于设施本身行为，C4b~d属于政府行为，C4e、f属于其他方相关行为。调查将一定能够、比较能够、一般、不太能够、完全不能够，分别赋分为1~5分。得分越低，则说明这种方式越能够减轻大学生对邻避设施的抵制态度，越有效。 根据表4，笔者发现在六种行为中，设施本身降低影响和政府民主科学决策效果较好，政府公开信息与第三方加强科普效果次之，而补偿和其他人不抵制效果较弱。 在本组列出的行为中，设施本身降低影响、政府公开信息、民主科学决策、加强监督属于程序性措施，而政府补偿属于补偿性、获利性措施。根据一般思维，人可能因为获利而减轻对某一特定行为的抵制程度。但根据数据分析，大学生群体中呈现出了另一种情形——加强程序性措施更能降低大学生对现有邻避设施的抵制程度，补偿性方法的效果相对较差。该情况说明：邻避抵制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个人行为，并非单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或从众原因。这一事实可能的原因，一是大学生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着较为积极向上的心态，因此在邻避问题上更追溯上游、追求本质性的科学解决；二是大学生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价值满足，如信息公开、民主决策、公众监督，实为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一种尊重。这就要求政府重视与民众的沟通，倾听民意，考虑民众意见作出决策，而不能替公民做决定，或是一拍脑袋地建设此类设施；同时要加强信息公开和宣传教育。 4.5. 认知水平与邻避公共参与态度对大学生邻避行为选择的影响 4.5.1. 大学生对邻避抵制公共参与普遍采取中立倾向 通过进一步比较B1态度量表与C1行为选择量表，即表4中所呈现的对各类邻避抵制措施的态度与自身可能的抵制行为选择的对比存在明显差异。换言之，人们对已有的一些抵制措施会持非常反对或非常支持的态度，但在自身行为选择时，却往往倾向于“无所谓”，表现出一种中立的态度和看客的心理。为了进一步解释，我们对于C5“人们选择不参加抵制活动的原因”进行描述。 样本分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参加抵制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感觉抵制了也用处不大”。由此可见，如何拓宽公共参与渠道、规范公共参与程序、落实社情民意反馈机制，做到“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23.69%的人选择了“担心发生意外伤害”，9.06%选择“怕受责罚”，可见，一方面公共参与活动要加强自身组织，保障参与过程的合法性和参与者的人生、财产安全。此外，政府在面对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上，更要注意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创造出更好的公共参与环境。 4.5.2. 认知水平、对已有抵制措施态度、自身行为选择的相关性 B1态度量表与C1行为选择量表中，可分成非理性舆情(行为选择量表中为“声援”)、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三类视野，分析结果如表5。 可见，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出现倾向于支持非理性舆情的态度；然而制度化的行为选择和参与的可能性越高，越不可能出现倾向于支持非理性舆情的态度。而在行为选择上，认知水平越高、对非制度化抵制措施越反对的人越会采取合理的声援行为和制度化参与的手段。在这里，在认知水平的影响下，人们的态度倾向和行为选择却出现了矛盾，即不存在一致性。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现今国情下，囿于较低的行政效率和低下的社情民意反应机制，邻避运动往往会爆发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等，从而得到政府重视去解决的例子。因而，结合了解邻避信息的主要渠道，对邻避认知水平越高的人，接触此类事件往往会愈多而形成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想法，即只有通过非理性舆情才能引起社会关注从而倒逼政府去解决其中的社会矛盾。非理性舆情主要集中发生在网络，成本低，对自身危害小，人们更倾向于支持这种方式。然而到了现实生活中，大学生还是会考虑到法律等因素，行为选择更为谨慎和考量自身利益，从而回归更合乎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因而在态度的支持和自身行为的选择上产生了不一致性。 在态度支持与行为选择的对应上，很显然越支持非理性舆情态度的人越会采取非制度化抵制措施，越支持制度化抵制措施态度的人越会采取制度化抵制措施，越支持非制度化抵制措施态度的人越会采取声援行为和非制度化抵制措施，声援行为的采取性更高。此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显示出了更为显著的针对性，与认知水平所产生的矛盾的后果，可以看出，相较于认知水平，对已有抵制措施的态度更能影响到对于自身抵制邻避措施的行为选择。这是因为，大学生在接受了相对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见识种种邻避事件之后，能够更为全面地去看待此类事件。换而言之，大学生除了对邻避事件单方面的认知之外，更会结合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案例和解决手段，进行客观理性地分析，从而得出一个解决类似问题的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ttitude towards Nimby facilities and personal choic 非理性舆情态度 制度化抵制措施 态度 非制度化抵制措施态度 设施本身行为 政府行为 制度化抵制措施态度 −0.3124* - - - - 非制度化抵制措施态度 0.2592* 0.2534* - - - 设施本身行为 0.3585* −0.1363* 0.2645* - - 政府行为 0.2544* −0.0263 0.2042* 0.5995* - 其他方相关行为 0.1746* 0.0650 0.1768* 0.3234* 0.5445* 表5. 对已有邻避设施的态度与行为选择的相关性 合理手段。所以，对于现有的抵制行为，大学生所做出的针对性的修改或借鉴，比起单纯的认知事实，更能够影响大学生解决自身对邻避诉求的行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