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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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旨在了解初中生的择友标准，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心理距离与体型对初中生择友标准的影响。方法：首先，参考前人研究自编择友标准问卷，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内在分、附属分、外在表现分、优势分，在遵义市某中学进行发放，共发放了454份，有效问卷为386份。其次，抽取遵义市某中学84名初中生为实验被试，通过指导语进行想象最亲密的朋友30秒的操作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的任务是观看32张不同交友对象的图片，图片呈现后需回答关于亲切度、融入度和交友意愿程度的问题。结果：择友标准的总分、附属分和优势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与内在分和外在表现分存在负相关，总分、附属分和优势分在母亲职业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实验中，组别与体型存在交互作用，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在是否愿意和图片中的人交友这一维度上，相对于胖体型，人们更愿意和瘦体型的个体交朋友。结论：研究表明，初中生在交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交友标准，以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为主，其他依次为优势(学习好、情商好等)、附属项目(家境优越、有权威等)。男女生和母亲不同职业性质对初中生择友存在影响。处于初中生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对于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的重视程度会减少。交友对象体型的胖瘦会影响初中生择友的选择，初中生对体型痩的交友对象的交友意愿更高。 关键词 :心理距离，体型，择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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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处于心身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期，是发展人际交往的重要时期。人际交往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同伴是人生发展中重要的部分，它影响人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学习上，最新对同伴影响的研究中，同伴互助对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是有影响(张春莉，吴加奇，&姜国伶，2019)；在行为上，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是有调节作用(王冰，鲁文艳，袁竞驰等，2018)。 心理距离是人对某事物接近或远离参照点时，产生的一种主观经验(祝帼豪，张积家，&陈俊，2011)，主要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心理距离有四个维度：时间距离以事件发生时间远近为距离；社会距离以自身为参考点，对他人与自身的相似性不同程度为距离(Trope， Liberman， & Wakslak， 2007)；空间距离以个体感知客体在空间的远近为距离；假设性以个体评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或与现实差距为距离。研究人员发现，心理距离影响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个体与其他个体的相似度(经历、性格等)不高，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越远，在判断他人行为时，从属特征和次要特征的权重会随着相似性的增加而增加。在人际中心理距离是个体对他人产生的一种距离自己远近的主观体验(陈洁宇，2015)，以亲密程度和接纳认同程度作为基础(黄元娜，2015)，对个体的情感态度和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心理距离的远近会反过来指导、预测和评估行为。 前有大量研究对初中生择友标准进行探讨。如李辉贤、李尚孝和李恒荣(1988)对初中生友谊心理的研究发现，初中生择友时更倾向选择的是情感融洽和心理相似或相近的他人(如兴趣、想法等)。董小苹(1993)对中、日、美三个国家的青少年选择友谊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青少年选择最重要和最受欢迎者的特点是：可信任的、可靠的和正直的。吴宏志(2002)对中学生择友标准的研究表明，中学生把兴趣相投作为主要的择友标准。人际交往是从选择交友对象开始，现在初中生绝大多数住宿在校，与室友或者同班同学的交往会更多一些(高颢源，2012)，初中生在选择交友对象时存在着一定标准，男女生之间存在差异，女生更乐意与大方的他人做朋友，而男生选择比较多的是选择直言不讳的他人(兰连丹，2010)。在情感、心理和兴趣上相似，会产生一种共鸣心理，进而提高个体对客体的熟悉度。当个体对一个人或事物的熟悉度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个体与这个客体的亲密度和吸引力(Moreland & Beach， 1992)。而心理距离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亲密度，又是作为心理距离的主要特性。在此之前，初中生的择友标准主要以个体内在具有的特征来进行选择。另外，张葳，刘永芳，孙庆洲等(2014)等人操控心理距离的远近为他人做交友决策任务发现，个体为心理距离远的他人所做出的决策更为冒险。当操纵个体自身处于心理距离远近的交友任务中，其择友呈现的特征是什么。 在人际交往中，个体给他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绝大多数是从外表而来，外表又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张晓军&舒细玲，2014)。而在虚拟世界交友中，初中生更愿意和外表优越的他人交朋友(李惠，2011)。当今初中生是否还以内在特征作为择友的主要标准，还尚不清楚，需要验证。人际交往中，他人对个体的认知从身体特征方面开始，包括体型在内。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开始关注自身外在形象，有小部分同学对自身外貌不满意主要是因为体型(陈文凤&田秀红，2013)。在对体型和青少年健康的研究中发现，肥胖对伙伴关系存在显著的影响(徐轶群，季成叶，马军等，2008)。Rowlinson M (2011)对肥胖儿童的研究中，选择友谊时肥胖儿童更容易被拒绝。体型对初中生在人际交往中会产生影响，在选择友谊时是否也同样产生影响，还需要进行验证。因此本研究假设：初中生对于胖瘦体型的交往对象图片的选择是存在差异的，选择瘦体型的交往对象的可能性高于胖体型的交往对象；初中生对于不同的心理距离交往对象图片的选择是存在差异的，近的心理距离的交往对象高于远的心理距离的交往对象；胖瘦体型和不同距离对初中生择友存在交互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初中生不同心理距离、体型和择友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对心理距离、体型与择友研究，可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了解当今初中生的择友标准，可为今后对初中生的择友教育与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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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法 初中生择友标准问卷：除初中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等人口学信息外，根据中学实际调查，结合李辉贤、李尚孝和李恒荣(1988)对初中生友谊心理发展的研究报告，此报告编制了友谊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友谊的亲密度、友谊的选择性和友谊的稳定性三个维度，友谊选择维度通过选择在交友过程中重视的标准和厌恶同学的因素进行调查。参考李辉贤等利用自编问卷对择友标准研究，编制由16个条目组成，分成附属(5， 6， 8， 12)、优势(4， 11， 13， 15)、内在(1， 7， 9， 14)和外在表现(2， 3， 10， 16)四个维度。分成附属如长得好看的、家境好的；优势如情商高的、学习成绩好的；内在表现如有责任感的、乐于助人的；外在表现如开朗的、认真的、内向沉稳的。被试直接报告这些描述是否符合自己，“很不重要”记1分、“不重要”记2分、“中等”记3分、“重要”记4分、“很重要”记5分，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805。 IOS量表(The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陈洁宇，2015)：测量不同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心理距离的有效工具。IOS量表包括7个图形，每个图形由两个圆组成，两圆重叠的面积大小代表自我与他人的心理距离的远近，从几乎不重叠到几乎完全重叠，被试从中挑选一张，来代表个体认为自我与个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被试完成实验后，进行IOS量表的施测。 2.2. 实验法 2.2.1. 被试 实验遵循自愿原则，方便取样抽取遵义市某中学学生84名，无色盲、色弱，视力正常或矫正正常，之前从未参加过此类实验，男女生各42人。将被试分实验组(男生22人，女生21人)、控制组(男生20人，女生21人)。根据已有文献，本实验通过想象的方法拉近被试与图片中朋友的心理距离(张葳，刘永芳，孙庆洲等，2014)，实验组在实验前进行想象自己最亲密的朋友30秒，控制组则无需这一步骤。性别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避免选取到提供实验材料的学生或同班同学。 2.2.2. 实验材料 在遵义市某中学召集自愿作为实验材料的学生，进行拍照截取实验所需要的图片。图片标准：统一校服，摘除红领巾和眼镜，截取肩部以上，类似证件照标准，中性表情，脸上无明显的胎记。共收取了100张，男生42张，女生58张。再根据所提供的身高和体重，算出BMI (body mass index = kg/m 2 )值。实验材料选取男女生BMI值较低的前8张和BMI值较高的前8张，共32张照片，分别为男胖、男瘦、女胖和女瘦图片各8张。图片采用Photoshop软件进行处理，然后使用E-Prime编制程序。刺激示例如图1。 图1. 面孔刺激示例 2.2.3. 实验设计 实验为2 × 2两因素四水平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心理距离(实验组、控制组)、图片体型(胖、瘦)。因变量为被试对不同图片类型的亲切度、融入度和交友意愿的评估。 2.2.4. 实验程序 实验统一在计算机室进行，所有实验程序均在相同规格电脑上完成，使用E-Prime编程软件编写程序。背景为黑色，每个被试单独施测。系统自动记录被试按鍵情况，所得数据用于最终结果分析。 每次实验开始时，首选呈现一个指导语：“接下来会呈现一张人的面孔图片，是你最亲密朋友所熟悉了解的人，然后回答问题。请闭上眼睛，在你脑海里想象一位你最亲密的朋友，(计时提醒) 30秒后睁开，接下来按下任意键进入实验”。接下来呈现一个“+”在屏幕中央作为注视点，随后注视点消失在屏幕中间呈现一个人上半身的照片(呈现时间为3000 ms)。照片消失后呈现三个问题(亲密度/融入度/交友意愿)，要求被试尽快做出答案。刺激流程见图2。 图2. 实验流程示意图 2.3. 数据统计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 20.0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20.0)对问卷数据和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问卷含有人口学变量，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分析；被试间因素为心理距离(实验组、控制组)，被试内的因素为图片类型(图片胖、图片瘦)，使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不同组别和图片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过程中，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则进行事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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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问卷结果 共发放454份问卷，有效问卷386份，有效率为85%。其中男生199人，女生187人，平均年龄为12.71岁，平均BMI值为18.48，其他基本情况如表1。问卷得分：附属分7.64 ± 3.13分，优势分10.96 ± 3.56分，内在分17.52 ± 2.48分，外在表现分15.51 ± 2.87分。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择友标准问卷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结果发现性别与附属分、优势分和总分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2。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择友标准问卷的得分在母亲职业性质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母亲职业性质在附属分、优势分和总分存在差异，结果如表3。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descriptio 人数 百分比 民族 汉族 346 89.6 少数民族 40 10.4 独生 独生 72 18.7 非独生 314 81.3 父亲职业性质 脑力劳动 48 12.4 体力劳动 149 38.6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153 39.6 无业 36 9.3 母亲职业性质 脑力劳动 46 11.9 体力劳动 119 30.8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139 36.0 无业 82 21.2 教养方式 民主型 236 61.1 溺爱型 12 3.1 放纵型 22 5.7 专制型 116 30.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情况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the standard questionnaire for choosing friend 因变量 男M ± SD 女 df t 附属分 8.352 ± 3.145 6.881 ± 2.594 384 4.742 ** 优势分 11.628 ± 3.719 10.239 ± 3.241 384 3.904 ** 内在分 17.312 ± 2.734 17.741 ± 2.172 384 −1.698 外在表现分 15.656 ± 2.945 15.360 ± 2.780 384 1.013 总分 52.948 ± 9.480 52.220 ± 7.911 384 3.059 ** 表2. 择友标准问卷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 *P < 0.05; **P < 0.01; ***P < 0.001. Table 3 The difference of the scores of the standard questionnaire of choosing friends in the nature of mother’s occupatio SS df MS F P 附属分 110.488 3 36.829 3.846 0.010 优势分 112.504 3 37.501 3.006 0.030 内在分 34.257 3 11.419 1.864 0.135 外在表现分 40.434 3 13.478 1.649 0.178 总分 855.592 3 285.197 3.719 0.012 表3. 择友标准问卷的得分在母亲职业性质上的差异 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年龄和BMI与择友问卷各个维度和总分的关系，结果发现年龄与附属分和内在分存在正相关，与外在表现分存在负相关，结果如表4。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BMI and criteria for choosing friend 附属分 优势分 内在分 外在表现分 总分 年龄 0.077 −0.059 −0.173** −0.119* −0.084 BMI −0.077 −0.041 −0.084 −0.046 −0.082 表4. 年龄和BMI值与择友标准问卷上的相关性 *P < 0.05; **P < 0.01; ***P < 0.001.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心理距离问卷上得分的差异，结果发现两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5。 Table 5 The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 M ± SD t df P 实验组 3.93 ± 1.813 0.602 81 0.376 控制组 3.71 ± 1.521 表5. 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心理距离问卷上得分差异 3.2. 实验结果 心理距离远近实验组、控制组方差分析结果，结果如表6。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ree dimensions (intimacy， integr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make friend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 问题类型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P 亲密度 组别主效应 30.379 1 30.379 0.173 0.679 图片胖瘦主效应 1210.228 1 1210.228 51.138 0.000 组别 × 图片胖瘦 81.428 1 81.428 3.441 0.067 融入度 组别主效应 469.025 1 469.025 2.494 0.118 图片胖瘦主效应 1319.839 1 1319.839 45.876 0.000 组别 × 图片胖瘦 70.427 1 70.427 2.448 0.121 交友意愿 组别主效应 0.876 1 0.876 0.004 0.949 图片胖瘦主效应 829.034 1 829.034 32.719 0.000 组别 × 图片胖瘦 103.387 1 103.387 4.080 0.047 表6. 实验组、控制组(心理距离远近)三个维度(亲密度、融入度、交友意愿)差异比较 对2 (实验组别) × 2 (图片胖瘦)两因素在三个问题中方差分析表明，在亲密度中，图片胖瘦的主效应显著，F = 51.138，P < 0.05，η 2 = 0.381。在融入度中，图片胖瘦的主效应显著，F = 45.876，P < 0.05，η 2 = 0.356。在交友意愿中，图片胖瘦的主效应显著，F = 32.719，P < 0.05，η 2 = 0.283；组别与图片胖瘦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 = 4.080，P < 0.05，η 2 = 0.047。进一步分析简单效应表明：实验组在图片瘦比图片胖的交友意愿上更高，p = 0.011；控制组在图片瘦比图片胖的交友意愿上更高，F = 30.311，P = 0.000 (参见图3)。其余效应均不显著(all F < 1，all P > 0.05，all η 2 < 0.05)。 图3. 在交友意愿维度组别与体型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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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结合前人研究自编初中生择友标准问卷调查，了解当今初中生的择友标准，通过实验探讨不同心理距离和体型对初中生择友的影响，为今后能更好的对初中生进行交友提供参考。 首先，从问卷结果来看，性别与择友标准问卷的总分、附属分和优势分存在着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与王英春，邹泓，张秋凌(2006)的研究一致，男女生在交友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出现“成人感”与“幼稚感”的矛盾，一方面是想自身不依赖父母去解决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自身能力可能在有些方面还无法独立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尤其是女生的表现更加积极，并且女生比男生更注重在交往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而男生同伴之间的相处不仅仅是相处，还可能会出现比较或者竞争的情况，男生对友谊的满意比女生低，男生更容易体验到较高水平的社交焦虑。另外，本研究发现，年龄与择友标准的内在分和外在表现分存在负相关，研究结果与李辉贤等人的研究不一致。青春期的男女生希望自身能够像个大人，有事情更多的时候通过自身进行解决，不会去依靠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不会看中交友对象的内在分和外在的表现，此时同伴关系的建立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随着年龄增长，青春期成长的男、女生选择交友对象是能够帮助自己人。母亲职业性质与优势分、附属分和总分存在相关。父母的职业不但给家庭带来生活经济，也会给孩子一种潜在的社会地位，对孩子自信心和自尊心存在一定影响(张敏，2003)，父母从事一般的职业的中学生会比父母从事高级职业的中学生受欺负行为上多(张华，2012)。父母从事的职业会影响父母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尤其是与母亲的相处，在与孩子相处时不仅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也会有孩子去模仿学习，从而影响孩子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 其次，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图片在亲密度、融入度和交友意愿上均不显著，本实验结果与唐甜甜和胡培(2018)以及本研究的假设1不一致，却与图片胖瘦产生了交互作用。本实验采用想象亲密朋友来操控心理距离的远近，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去收集实验材料，实验结果更具有生态效度，更贴合初中生交友过程的现状。实验结果中，无论是实验组还是控制组，瘦体型远比胖体型的交友意愿高。心理距离的远近没并没有拉近被试与交友对象的距离，没有引起被试在亲密程度和融入程度上的选择变化。个体在人际过程中对同伴的选择，主要是以个人主观来进行挑选(杨钋&朱琼，2013)，同伴的影响可能作为参考或影响并不明显。而在实验中，心理距离的远近可能是唤起被试想要交友的欲望，并非拉近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人际交往选择中，漂亮的面孔比不漂亮的面孔存在更高的吸引力(王雨晴，姚鹏飞，&周国梅，2015)，尤其是初中生在对异性朋友的选择上，男生会更加看重外表(吴莹，2015)。 最后，不管在心理距离的远近，在亲切、融入和交友意愿的程度的评定上所有学生都更愿意选择瘦的个体。进入青春期男女生开始产生接近异性的心理倾向，男生在女生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也会展现出逞强好胜赢得女生的好感和赞许。女生则开始注重自身的穿着打扮，展示出自己是出彩的一面，来赢得男生的注意和喜欢。更注重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肥胖者表现出的人际关系敏感性会高于一般体型者，并且女生较为明显，并且肥胖者更容易生气、神经质，交往缺乏主动性等(陈紫健，2008)，容易在他人眼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影响之间的正常交往。当今大众媒体宣传以痩为美，在多种渠道上影响着初中生。在公众人物上，初中生喜欢的偶像体型是痩的或者是偶像所提出的体重标准不符合自身时，初中生会向偶像的标准而对自身进行改变。同时有很多网友会去统计当今最受欢迎或受人喜欢的男女生身高体重，初中生正处于容易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影响到自身和去选择朋友的标准。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主要探讨心理距离与体型对初中生择友的影响，但是也借鉴其他研究并通过自编问卷的方式了解初中生的择友标准，所以问卷和实验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其次，对自编的问卷虽然分析了信度等问题，但是对于项目没有进行因素分析，后续研究需要继续对问卷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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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初中生在交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交友标准，以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为主，其他依次为优势(学习好、情商好等)、附属项目(家境优越、有权威等)。男女生和母亲不同职业性质对初中生择友存在影响。处于初中生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对于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的重视程度会减少。交友对象体型的胖瘦会影响初中生择友的选择，初中生对体型痩的交友对象的交友意愿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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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学习和教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具身学习也逐步实施到了课堂上，相对于传统的教师在课堂上传授学生教学内容，让学生安分守己，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认真听讲，具身学习的课堂更多的强调是学生、教师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发挥学生身体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如何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现阶段如何利用教学设备辅助教学，都将影响学生在课堂上对所学内容的体会、理解和掌握。 关键词 :具身认知，具身学习，课堂教学，交互作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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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很早以前，认知理论和认知发展的研究与身体几乎是没有联系的，认知科学传统观点是将身体描述成了一个信息处理器，仅仅承载传递信息的作用，身体和我们大脑思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重视，笛卡尔的二元论指出心灵是由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身体的物质构成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有机的身体与其心灵的联系好像并不重要，即身心是分离的。随着具身认知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Smith和Sheya发现认知是一种感官和运动体验，它不是完全脱离感觉运动经验的抽象实体 [ 1 ]，而Carly等人把身体积累的运动信息看作是可以通过心理表征的方式根植于人的大脑皮层区域来影响人的学习和发展的 [ 2 ]。Lucia和Robert把这种运动信息处理方式解释为是由身体的状态与特定模式的感知和行为模式系统构成的，对于信息的处理，思维与身体是没有分开的 [ 3 ]。 既然身体和思维是没有分开的，而且身体对于大脑的认知理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只承载着所谓的感受器的作用，它的不同状态也会影响到此时此刻的认知状态，那么身体对学习、阅读或者教育是怎样影响的呢？在早期的认识中，笛卡尔认为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在于只有人类拥有独特的灵魂和抽象的理解能力，而动物是不具备的。但反对者Michael认为人类和动物是连续进化的一个过程，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都是具体的一个个体，但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拥有的高级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身体所起的辅助作用 [ 4 ]。身体对于认知的作用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Shaun还指出人类的认知是深深扎根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之间 [ 5 ]，身体是有血有肉并还充满着丰富的情感 [ 6 ]，身体在不同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状态，现在很多研究也是支持这个观点 [ 7 ]，即，不仅身体是大脑认知的一个基础，而且认知、身体与环境是交互的一个过程 [ 8 ]。 既然学生整个人都处于学校，学生即是一个鲜活的个体，那么就有必要将身体作为一种有形的存在方式对其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学生个体是如何学习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对于具身学习，特别是在教育社会学中，身体仍然还只被当作是一个有机的实体进行研究的，特别是它的生物学遗传基础 [ 9 ]。研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身体所处的重要性也是目前具身学习研究的一个热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话很早就耳濡目染每一位学生，但是学习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些学生学得比他人好？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吗？提出类似这些问题都是为了讨论有关学习所涉及到的很多复杂性的东西。除了先天(生物学遗传基础)条件外，后天的环境也同样重要。然而事实上，学习常常被概念化为一个无实体或者纯粹的认知过程，它削弱了具身的重要性，身体的作用被视为大脑和心灵的居住所，因此学习通常身心不统一 [ 10 ]。对于大脑和身体、学习者和被学习者、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划分，这种身心分离的划分，都忽略掉了身体对学习感受的重要性。 具身学习理论认为，在学习中，身体的作用是仅次于大脑的，它是整个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通过身体体验和环境的互动促进了学习的意义 [ 11 ]。具体来说就是，具身学习理念将学生置于学习过程的中心，让学生的身体有机会与所学内容相互联系，并且尽可能在教室大环境里给他们提供一个实践活动 [ 12 ]。在《知觉现象学》书中，梅洛–庞蒂提到，具身学习不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动作，相反，它还会涉及到一些额外的东西诸如文化差异、个体差异等，因此，具身学习通常会涉及到身体对诸如精神、情感、文化、理性的这类更深一层东西反应的交互过程。 阐述具身学习理论如何应用于课堂不仅仅是因为教师对于具身的概念理解程度不够，还因为课堂的改革创新需要站在科学的角度上进行，本文基于此，阐述了关于具身学习的应用在课堂上无处不在，有经验的教师会采用各种活动、设备配合教学，不足之处在于教师缺乏相应的具身意识，如果具身意识得到加强和具身理论得到普及推广，定能给新课堂的教学带来更多可能性。所以，很有必要再一次指出具身学习理论在课堂上的应用无处不在，教师借鉴具身理论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融合班级特色，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案以及应对学生的身体在学习中不脱节至关重要，即现在教学改革的方向之一，要做到身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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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具身学习理论在课堂上开展的优势与不足 3.1. 具身学习在课堂上开展的优势 对于教育，其探索的价值就在于鼓励教育工作者“四处看看”，并注意到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教师和学生身体的物理本质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学习情境中，并且也和传统的教学模式相结合在一起。具身教学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有意义的学习，还能推进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幸运的是，当前的技术发展为教学提供了很多课堂教学和学习方法。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是如此之新，其可提供的功能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可以运用它的技术发挥更多的可能性。并且，具身学习理论对于教学的角度来说，教师的课堂教学已不再是单纯的机械备课、上课、批改和评价作业，而是在课堂情境中，教师与学生共同进行课程的二次开发和重新调试，从而建构、协商以及创生出内蕴着教师与学生自己独特思想、经验课堂的教和学的方式。从课程的角度来说，课程并不是单纯的静态知识和固定化的教材，而是成为了教师、学生和学科知识相遇的一种教学事件，在课堂教学的情境中，教师与学生会不断的遇到、创造、解释课堂上的教学事件，并在这过程中，内容也会不断的变革、意义也会不断的生成。而新的课程正是在这一系列课堂教学事件中以及由此实现的内容变革中重新生成和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于具身学习理论的课堂教学成为了教师与学生不断交互的动态性教学事件，它体现了出课堂即“正在创造着的一条跑道，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 3.2. 具身学习在课堂上开展的不足 当下具身学习理论的应用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不现实的身体形象和对身体意识有偏见的社会文化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许多人与自己身体出现了脱节，对自己的身体漠不关心，身体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也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可寻。除此之外，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对身体在教学中所体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之外，缺乏身体在学习中发挥的重要性意识，还缺乏具身教学所需求的相应技能，比如怎样才能更有效的运用自身的身体姿势、如何运用现有的多媒体等辅助设备进行辅助教学，这仍然需要有丰富经验的教师去不断地尝试探索，更别说刚上任的老师还缺乏相应的教学技能和教学经验。最后，尽管游戏教学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但是现在的很多游戏教学仍然只关注游戏的物理特性，而很少关注到它们的认知维度，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是老师把游戏的乐趣带给了学生，而没有让学生主动地去探索其中的科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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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对刚步入青春期具有明显叛逆特征的个案中儿童期自尊与其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展开了探索。首先采用自尊量表测定两个个案的自尊程度，然后结合两个家庭多年来日常生活所收集的资料，对两个个案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寻找影响儿童自尊的因素。结果显示儿童的自尊由社会关系和物质身体共同决定，而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可能会在父母教养涉及较多的方面促进或抑制儿童自尊的发展，从而对该儿童的整体自尊造成影响。同时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自尊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可控制的，父母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达到调节儿童自尊的目的。 关键词 :儿童自尊，父母教养方式，个案研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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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事实上，儿童自尊和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问题引起了笔者对自己家族内部一个家庭的关注。该家庭的孩子刚步入青春期，表现出明显的叛逆特征。据笔者观察，这与其父母的教养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为了验证笔者的猜想，并且帮助该家庭较好地度过这一特殊时期，笔者决定开展本次研究。为了对照试验，笔者选取了家族内另外一个家庭作为对照组，该家庭的孩子未出现明显的叛逆特征。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在自尊方面却暂无通说。对于自尊的定义，本次研究以Lawrence于1987年提出的：“自尊是指儿童对其心理和身体两方面总特征的情感性评价”为基础。关于儿童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研究，国内比较权威的是魏新运的研究，故本次研究将首先验证其结论，即魏运华在《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中提出的：“父母对少年儿童采取‘温暖与理解’的教养方式会促进少年儿童自尊的发展，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相反，父母对少年儿童采取‘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拒绝与否认’‘过度保护’等教养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少年儿童自尊的发展，降低儿童的自尊水平”。 笔者将利用已有的量表测量被试的自尊状况，并且结合社会心理学课程中提出的关于“自我”的知识，给出一份“儿童‘自我’认知与自尊对应关系表”，用于进一步验证儿童的自尊程度，并且分析其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以减轻霍桑效应带来的试验结果偏差。在此基础上，测量其父母教养方式，以验证其自尊程度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从而达到验证魏运华关于儿童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之学说的效果，进而对儿童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之关系进行进一步讨论。 最后，笔者会给出对被试儿童的自尊测评结果及从调整父母教养方式上提高自尊的建议。以期解决笔者家族内部的这一问题，并对其它家庭如何调整父母教养方式以调节孩子自尊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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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基本信息 本次研究的被试为：小武、小张。 小张系初中一年级学生，父母均为小学教师。家中于去年诞生二胎弟弟。小张同父母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小张在乡镇小学读完小学，到县城中学就读初中。该家庭汉文化氛围比较浓厚，家族内有尚学风气。 小武系小学五年级学生，母亲经商，父亲退伍后进入公务员体系。小武同父母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小武在县城完成小学三年级之前的教育，四年级转学至市区小学就读。该家庭彝族文化氛围浓厚，家族在当地社会地位高。 2.2. 所选被试的优势 两被试均为笔者的近亲属。笔者对二人家庭关系有清楚的了解，对其父母的教养方式的进行深入了解更加方便。 两人性别不同，家庭经历差异大，家庭氛围区别明显，性格迥然不同，增加了样本的群体代表性。 儿童的自尊受其同伴、教师和父母的评价的影响，而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方式直接影响儿童自尊的形成和发展。 2.3. 研究工具 2.3.1. 儿童自尊量表(CSES) (魏运华，1999) 该量表由魏运华于1997年，依据国内外前人量表，结合我国中小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制，主要针对中小学生，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6829)。该量表采用的自尊结构的探索模型是外表、体育运动、能力、成就感、纪律、公德与助人共6个维度。该量表有26道题目，问题简单符合生活实际，适合于年龄为10到15岁的少年儿童填写。 2.3.2.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该量表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是目前我国心理学界使用最多的自尊测量工具，通用于成人和儿童。该量表共有10个问题，用以评定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被试直接对题目中的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己进行打分，操作便捷、简单。该量表分四级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2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合，4表示很不符合。总分范围是10~40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根据韩向、前江波、汤家彦、王益荣在《自尊量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的说法，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本次研究中将第8题改为正向记分。 2.3.3.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 (张津萼，1993) 该量表由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C. Perris等人于1980年编制，经翻译和修订，在国内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适用于我国群体。EMBU从问世开始，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心理健康关系的有力而客观的工具。从另一个角度说，为我们探讨心理疾病的病因学提供了一条途经。EMBU也可以用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人格形成的影响，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哪些教养方式是不当的，从而改善、调整并最终放弃不当的教养方式，让更多的子女在良好的教养环境中成长并形成健全的人格。 2.4. 研究程序 2.4.1. 测量自尊状况和父母教养方式 笔者首先联系小张和小武的父母，告知其基本情况，请求配合，并签订相关协议书。之后笔者会发放儿童自尊量表、自尊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笔者将担任主试，按指导语教授被试正确填答量表，在确认被试理解测验要求后，再开始施测。因笔者与被试相隔甚远，我们将全程开启微信视频对话，时实跟进其测试进程。 得出两被试的自尊情况和其父母教养方式后，笔者将电话采访被试及其父母，按照“儿童‘自我’认知与自尊对应关系表”逐一确认自尊情况以及在笔者研究所涉教育方法方面的实际情况。 2.4.2. 数据分析与讨论 笔者将采用进行数据的录入、整理和统计分析，验证魏运华之结论在该两名被试中是否适用，进一步探讨儿童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并对如何调整父母教养方式以调节儿童自尊给出建议。 2.4.3. 告知被试 给出被试儿童的自尊测评结果、父母教养方式结果以及对其父母通过教养方式提高子女自尊方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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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量表研究结果 3.1. 小张的研究数据 3.1.1. 自尊量表结果 高自尊。 3.1.2. 儿童自尊量表结果 外表：高评价；体育运动：高评价；能力：中等评价；成就感：中等评价；纪律：低评价；公德与助人：中等评价。 3.1.3. 与被试及其父母的电话访谈结果(附访谈提纲) 高自尊的表现有：小张有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明显想法，依然未脱离幼稚的孩童式的个人中心思想，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将过马路看作是一种艺术表演，由此认为其聚光灯效应明显。小张对师长并不十分尊重，但是其对于短期内潜在的利益索取对象会主动献殷勤，存在着大量的积极自我呈现的行为。小张目前是留级后第二次读初一，在两年内至少有过三个女朋友，且均为其主动追求而得。小张目前出现了明显的叛逆表征，多次出现打群架被叫家长的情况，其在校内学生团体内部属于领导型的核心人物。小张对于成败的归因是：成功归因于自身努力，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小张的透明度误差较小，在正式场合的发言很少感到紧张，也不觉得别人会认为自己紧张。 低自尊的表现有：小张的抗挫折能力比较弱，其遇到困难后首先会向家人兄长求助，一旦事情失败经常出现情绪崩溃的状况。小张对自己的期望不高，对于自己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不高，仅限于对当下的期望，缺失长期规划和远大理想。小张酷爱炫耀自己的长处，喜欢展示自己的新潮服装，新学会的篮球技巧等，且经常性出现过分夸大自己长处的现象，甚至偶尔撒谎以达目标。 3.1.4.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结果 由表1数据可知，小张父母的教养方式中，“温暖与理解”相对不足，“保护”程度适度，“惩罚和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和否认”的教养方式相对较多，尤其是“拒绝与否认”一项，超过平均值甚多。故，认为其父母是“惩罚和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和否认”型教养方式为主。 3.2. 对于小武研究结果 3.2.1. 自尊量表结果 低自尊。 3.2.2. 儿童自尊量表结果 外表：低评价；体育运动：低评价；能力：高评价；成就感：高评价；纪律：高评价；公德与助人：高评价。 Table 1 Results of Xiao Zhang’s parenting style scal 父亲 理论平均数 标准差 母亲 理论平均数 标准差 温暖与理解 35 51.54 8.89 38 55.71 9.31 惩罚与严厉 29 15.84 3.98 23 11.13 2.84 过分干涉 27 20.92 3.66 40 36.42 6.02 拒绝与否认 24 8.27 2.4 25 11.47 3.26 过度保护 11 12.43 3.12 22 20.12 2.32 表1. 小张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结果 3.2.3. 与被试及其父母的电话访谈结果 高自尊的现象：小武是一名性格内向的女生，在人群中并不起眼，面对陌生人会显得很羞涩，但是对于自己的亲人朋友却十分大方，为人善良慷慨。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她的聚光灯效应并不显著，她很少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她也并不觉得自己存在感低，她能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的存在意义，并不不会妄自菲薄。小武会进行积极地自我呈现，对自己的亲长礼貌周全，会进行主动地示好。小武对自己的期望比较高，她正在学习萨克斯、葫芦丝等乐器，练习十分刻苦，已经多次在公众场合表演。并且她对自己学习的要求比较高，对未来的期望很高。小武的成败归因是成功归因于自身努力，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这也是高自尊的表现。小武比较内敛，和她的父母不同，她并不喜欢主动炫耀自己的优越之处，但她并不拒绝父母让她进行展示的要求。 低自尊的现象：小武的透明度错觉显著，虽然经历过多次表演，但都是群体表演，且小武赛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紧张情绪，她认为观众能看出来她很紧张。事实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她表演得很好，也看不出来明显的紧张表现。小武的抗挫折能力比较弱，经常会因为事情的失败而情绪失败嚎啕大哭，这可能与其仍是小学女生不太成熟有关，但这也是其低自尊之处。小武与她的同辈表兄妹不同，她在朋友团体中并不处于领导地位，而处于从属地位，比较缺乏主见，为人不强势。 3.2.4.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结果 由表2数据可知，小张父母的教养方式中，“温暖与理解”很多，父亲“保护”程度很高，“惩罚和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和否认”的教养方式很少，尤其是“拒绝与否认”一项，地于平均值甚多。故，认为其父母是“温暖与理解”型教养方式为主。 Table 2 Results of Xiao Wu’s parenting style scal 父亲 理论平均数 标准差 母亲 理论平均数 标准差 温暖与理解 60 51.54 8.89 68 55.71 9.31 惩罚与严厉 5 15.84 3.98 10 11.13 2.84 过分干涉 20 20.92 3.66 28 36.42 6.02 拒绝与否认 3 8.27 2.4 2 11.47 3.26 过度保护 20 12.43 3.12 31 20.12 2.32 表2. 小武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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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校园欺凌现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关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迫切性逐渐突显出来。青少年偏差行为是指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可能背离社会期望的，触及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行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关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本文主要论述了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因和矫正方法，同时结合近年来针对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控制，尤其是网络偏差行为的控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青少年，偏差行为，行为矫正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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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会学将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定义为个体违反或偏离社会价值观的行为，也指触犯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行为，也可称之为越轨行为(王园园，2017)。根据行为后果的严重程度，将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和次级偏差行为，前者偏离程度较低，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后者偏离程度较高，包含了所有违反法律或社会文化习俗的行为，会使行为主体遭受相应的惩罚和制裁(Rutter， Mercuro， Giller， & Hagell， 1998， 1998)。王明月(2019)将青少年偏差行为界定为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可能背离社会期望的，触及法律或道德规范的思想和行为，如吸烟、网瘾、作弊、辱骂、逃学旷课等不良行为，而诸如网络成瘾等行为又会导致青少年在学校和家庭中表现出更多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李玉莲&刘衍玲，2017)。 Ayorinde和Adegboyega (2017)研究发现，由于身体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成熟，矛盾的情绪特征以及性欲的萌芽导致初中阶段成为青少年偏差行为频发的时期。外界的挫折和困境加之强烈要求独立的人格导致青少年更容易感到孤独无助，情绪得不到正确的表达和发泄。严重的将引发极端的性格缺陷，例如暴躁、狂妄、自大、孤僻等(苗乔乔，2016)。这些偏差行为同样造成了不良的同辈群体关系以及亲子关系，进而引发学业适应问题，致使青少年产生自我怀疑，同一性混乱，反过来又加剧了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发展(杜光速，2018)。 校园欺凌现象近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体发展的特殊阶段，由于心理上的不成熟，容易在生活学习中产生各种冲突和问题，难以使用恰当的方法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致使了偏差行为的产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研究随之丰富起来。青少年时期，身体和心理的发育，使之更容易受到自身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偏差行为，亟需采用多种方法手段对青少年偏差行为进行矫正。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概述了青少年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其次，简述了近年来常用的矫正方法；最后，结合近年来针对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控制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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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因 2.1. 个人因素 苗乔乔(2016)指出青少年偏差行为形成的个人因素主要表现在自我同一性混乱，自我意识高涨以及归因错误等方面。进入青春期，虽然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期，但他们往往更注重自身情绪情感的表达，加之个性上的主观偏执性，多数个体难以很难形成客观准确的自我评价，同时影响到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和感受，容易将自己的情绪自我中心性地错误归因于他人，以盲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其偏差行为的产生。 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不成熟导致其性格品质上的矛盾性、两面性，既细腻敏感又狂躁易怒，心智缺乏稳定性，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容易出现叛逆行为(杜光速，2018)。有研究者考虑到了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与环境适应，认为主观能动性较差的青少年更易出现偏差行为，进而导致在适应易变的环境以及解决各种成长困扰时出现问题，使得内心需要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加大了偏差行为发生的概率，在自身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了恶性循环(王明月，2019)。 2.2.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家庭结构变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氛围以及是否存在家庭暴力都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进而影响其行为表现(费梅苹，2010)。家庭结构不完整、原生家庭或过于复杂的家庭结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青少年情绪情感上缺乏安全感或对自我的错误认识等问题；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会影响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和健康成长，同时容易引起夫妻矛盾进而引发亲子关系问题，影响青少年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冷漠不和的家庭氛围或家庭暴力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使其长期处于恐惧和压力的环境之中，容易导致偏差行为和严重的心理问题(王明月，2019)。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父母的行为举止，父母教养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杜光速，2018)。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会影响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而父母的行为举止会影响青少年的行为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对法律、道德规范和社会文化习俗能否有正确的认识，能否以正确的方式践行。此外谢夏莹(2017)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青少年行为表现。相比于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溺爱型、忽视型、专制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不利于青少年行为发展，更有可能使青少年产生偏差行为。 此外，亲子互动以及亲子关系也会影响青少年对父母和家庭的认同。近年来有研究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青少年对父母的依恋程度与其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青少年偏差行为的产生与青少年同父母之间的依恋程度（或实际互动情况）有关，对父母依恋越深，与父母的互动越积极，偏差行为产生的风险越低(刘江，2016)。 2.3. 学校因素 青少年时期，学校生活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知识，也为他们创设了社会互动的情境。在学校生活中，青少年不仅会受到学校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老师以及同辈群体的影响。学校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评价机制以及奖惩机制都会影响青少年对偏差行为的正确理解，同时校园周边环境也会影响青少年对不良行为的模仿。其次，教师的专业水平，教育观念及自身素质也会影响青少年的教育，决定了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能否得到及时的纠正(王明月，2019)。最后，刘江的研究证实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偏差行为有显著影响，同辈群体中偏差行为越多，青少年与之接触越多，产生偏差行为的风险就越高(刘江，2016)。 2.4. 社会因素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了转型期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青少年的行为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和网络传媒的影响。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关键问题是社会准则和道德标准的落后，整个社会文化习俗还未能适应经济和价值观念的革新。评价体系的欠缺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在不确定的处境中做出错误的选择。由于知识和阅历的缺乏，社会舆论和热点问题更容易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盲目地效仿他人的偏差行为。此外，社会文化也会影响青少年对社会互动和偏差行为的认识，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对比以及文化冲突给青少年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影响其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近年来，社区心理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更加注重社区环境对心理疾病治疗以及行为矫正的重要作用。良好的社区环境可以使得社区成员与社区建立起一定的联结，帮助社区成员明辨是非，改善生活质量。不良社区环境等亚文化会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导致其行为表现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更多的偏差行为(库少雄，2016)。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和大众传媒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更加快捷的信息获得渠道。但这也为青少年的教育增添了新的难题。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行为虽未触犯法律或导致犯罪，但网络的虚拟性为青少年的情绪发泄提供了方便，容易导致网络暴力、言论不当、侵犯他人利益等网络偏差行为，这种非理性化的网络使用行为即网络偏差行为(白雪静，2019)。由于网络偏差行为具有形式复杂、传播快速和信息虚拟等特点，更容易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还有可能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考察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因时，既要重视上述因素各自的影响，还应充分重视它们的共同作用，以便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因有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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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方法 3.1. 社会工作 随着20世纪初期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起来后，全国各城市都在尽力推动社会工作与本地区特点相结合，解决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目前一般认为主要有三种社会服务工作，即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范会娟，2017)。个案工作是指按照个别化原则，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小组工作是指将具有同种问题的个体组成小组，以小组活动的方式解决问题；社区工作是指以社区为单位，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调动社区的力量进行社会服务。随着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实践，在解决青少年偏差行为上提供了多种可操作性方案，促进了近年来社区工作的构建实施。 3.1.1. 个案工作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主要方法之一，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形式为困境中的家庭或个人提供各种支持与服务的过程。它可以针对青少年不同的问题和特点，因人而异地去制定最符合青少年的介入方案，进而深入细致地去开展服务。因此，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去矫正青少年偏差行为具有可取之处(张丽莎，2018)。例如，通过评估青少年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同时评估青少年周边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为青少年制定符合其特点的介入方案，进行定期的个案活动。但徐文清(2018)指出了目前青少年个案工作中的本土实践困境，包括实务过程和结构性困境，建议从工作原则、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以及工作者角色等四个方面进行整合。 3.1.2. 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为具有相似情况的人群开展的专业服务，在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矫正中，存在很多具有相同的偏差行为或相似问题的青少年，将吸烟群体、逃学群体、网瘾群体、校园欺凌群体找出共性进行分类，便可通过运用集体的力量解决问题(谢夏莹，2017)。很多青少年由于在价值观上产生误区才会导致他们做出欺凌弱小的偏差行为，通过策划小组活动能够使他们了解彼此，加强互动沟通能力，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学会理解他人，养成合作、互助的精神，在改善同学关系的基础上矫正其偏差行为。小组工作的重点在于解决青少年存在的共有偏差行为问题，因此在个性化和针对性上不如个案工作，因此实际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改善个性以及共性的问题。 3.1.3. 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主，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确定社会的问题与需求，动员社区资源，争取外力协助。通过培养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凝聚力(巨东红&邓玮，2009)。运用各种专业技巧营造出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同时培养青少年亲社会态度。以社区活动为主要形式，搭建多种社区平台，如青少年辅导中心，社区阅览室，社区运动场所等，既服务于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也涉及社区其他青少年。社区工作的重点在于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有助于为青少年搭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全方位矫正和预防其偏差行为。由于针对的受众群体较广，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注重整体性的改善效果。 3.2. 新媒体技术 新媒体被定义为在与大众平等沟通交流的基础上传播符合受众需求的个性化信息的大众媒体(黄圆圆，2017)。区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技术利用到了更多的网络媒介和信息处理手段，因此涵盖了更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新的传播作用，如支付宝、QQ、微信、微博、人机交互等。将新媒体技术引入偏差行为的矫正研究中，充分利用新时代的网络资源和信息资源，发挥网络和信息技术在行为矫正中的积极作用。张南(2015)提出，通过网络以文字形式开展心理咨询，具备隐秘、语言信息完整、多样、精确、记录完整、容易保存等特点。黄圆圆(2017)的研究中应用了新媒体技术，充分发挥了其在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中的作用，坚持新媒体用于偏差行为矫正的原则，利用科学方法，成功保证了矫正工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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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实证研究 4.1. 流动人口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 巨东红和邓玮的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采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对流动人口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进行矫正，从多个方面提供社会支持，解决其在社会适应和互动中存在的问题。从个人层面，群体层面和社区层面进行了干预介入。将学校–社区–家庭三者相结合，不仅解决了个体的逃学、叛逆等偏差行为，而且培养了教师的专业性和关注技巧，同时新增了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对社区工作进行了辅导，研究结果初见成效(巨东红&邓玮，2009)。但未来研究还应该将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专业的干预人员以及全方位的支持系统作为解决流动人口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重心工作。 4.2. 城中村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 王江民的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采用小组工作的方式对深圳市某城中村社区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进行矫正，介入之前收集青少年的背景资料，以便对介入之后的效果进行评估。小组工作分为五次课程，在课程中，组员能够积极配合，互帮互助，并在合作中初步理解了行为评判标准，能够有意识地认识到偏差行为并愿意尝试改正。在小组课程结束后，学会了团结友爱，也能更积极地融入到班级学校中，促进了其社会功能的恢复和提高(王江民，2014)。因此，对于城中村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矫正应注重其观念的转变和正确认知方式的培养，同时提升父母素质，倡导父母融入到社区活动中，构建社区良好风气和文化。 4.3. 单亲家庭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 范会娟的研究基于ABC理论、社会支持理论以及生态系统理论，采用个案工作的方式对单亲家庭青少年偏差行为进行矫正。针对个体的偏差行为主要表现在缺乏关爱以及错误的认知方式上，从家庭、社区和学校三方面进行干预。家庭层面主要采用了布置家庭作业，负强化以及“自我表达”需求训练等方法；社区层面主要采用了举办生日会，建立新友谊以及参加社区活动等方法；学校层面主要采用了职务任命的方法。结果有效改善了个体存在的偷窃偏差行为，解决了困扰该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偏差行为问题(范会娟，2017)。 张丽莎(2018)基于赋权理论和ABC理论，采用小组工作的方式对单亲家庭青少年偏差行为进行矫正。选取了10名单亲家庭的青少年，通过小组活动引导青少年进行帮助和自助，通过合理情绪疗法帮助改变其错误的认知和信念，通过赋权理论帮助其发现自身优势，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在活动过程中，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得到了部分解决，培养了其处理困境的自信心和能力，促进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可见，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对青少年心理造成的影响和困扰应得到社会更多的重视，在加强社会工作服务的同时，注重对其心理问题的干预和治疗。 4.4. 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矫正 王苗苗，相青，常瑞华和宋玉萍的研究发现，男生的现实偏差行为和网络偏差行为都显著高于女生。这说明不仅在现实中要对男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重视，更应该加强对其网络行为的监管。而现实中的生活事件会影响到个体的现实偏差行为和网络偏差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王苗苗，相青，常瑞华，&宋玉萍，2016)。说明对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矫正，不仅要加强日常生活中的网络道德教育，父母及教师的引导，同时要注重提高青少年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样才能发挥外部生活事件和自我控制能力两方面的作用，更好地改善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李玉莲和刘衍玲(2017)总结了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医学、心理和教育等干预方法，并着重强调了体育干预和教育游戏干预等方法，说明了行为矫正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考虑和干预，发挥各方面可利用的优势。此外，网络监管机制以及社会打击力度都要进一步地提升，做好预防和控制工作。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为青少年的网络行为提供正确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