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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柯尔施“总体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19世纪末20年代初，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只注重革命的“实践”部分而忽视了“理论”的重要性，以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屡陷低谷。柯尔施认为，想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就必须从总体出发，重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解释，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进行革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之前第二国际所犯的错误。 3.1. 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那个时期，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存在着三种错误倾向：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任何哲学的内容，将其视为“黑格尔主义的余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曲解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取消哲学”的含义，忽视了“哲学因素”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的重要性；“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则一致认定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需要有一些哲学上的补充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体系愈发完善。柯尔施认为，产生这些倾向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出于社会经济的考虑，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极度漠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认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纯粹观念的演进过程，因此他们没有正确把握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否定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错误的理解了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所产生的作用，这说明这些观点其实是肤浅且不完整的。另外，那时候的德国哲学教授们认为除了德国其他国家是没有哲学的，所以当他们抛弃黑格尔哲学体系时，理所当然的认为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被废弃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者们忽视了黑格尔哲学，忘记了辩证法的原初意义，仅仅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实证科学，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失去其精确性和有效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正在变得“庸俗化”。因此，柯尔施指出：“我们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 [ 1 ]。只有历史的、总体的看待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才能看到它们的内在必然性，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立足于社会实践中的。 最后，之所以所有的理论学者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包含哲学内容，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个场合表示过要“终结”和“消灭”哲学。但是，想要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明确论述出发，重新考量“从1845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 [ 1 ] 的真正原因，重新揣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讲述废除哲学的真正动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柯尔施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过“取消”哲学，但他们在著作中也多次肯定了哲学的巨大作用，例如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 2 ]，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再次重申，“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 [ 3 ]。所以，不可以只理解“废除哲学”的字面意思，将其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来取代哲学，而应该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用意，即“废除哲学”的实质是要废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这种“废除”并不是指哲学本身，因为“哲学自身没有由于只是废除它的名称而被废除”。这种“废除”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仍然具有哲学的特征，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对哲学的超越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超越，不仅是理论上的超越，也是实践和革命的目的。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恰恰说明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哲学，是一种本质上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理论。 3.2. 把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在运用总体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后，柯尔施认为，“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 [ 1 ]。理论和实践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不可分割，相互联系。但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学者们却没有正确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他们不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总体，反而将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给分离和割裂开来，使得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纯理论考察。 在批判完第二国际的错误后，柯尔施专门抨击了在第二国际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鲁道夫·希法亭。希法亭在其代表作《金融资本》中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政治研究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因果联系” [ 1 ]。并由此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论述。但柯尔施指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希法亭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放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去认识的，并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单纯的视作一种与客观事实毫无联系的科学理论，因此希法亭的结论不仅缺乏客观性，也缺乏普遍性。 柯尔施认为，正是因为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种种歪曲，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理论批判，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总体的辩证法的遗忘和遗弃” [ 4 ]，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猛烈爆发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命运。对此，在柯尔施看来，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能够意识到如果无法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就不可能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任何成果这一问题，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地重建” [ 4 ]。这种重建和尝试将会对革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出于这一角度，柯尔施对当时的列宁思想报以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他认为，列宁在当时不仅看到了革命失败的症结所在，更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判断给出了解决的方案，即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处理“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个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 1 ]。如果回避这些问题，会导致机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正营造成危机，甚至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后期可能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容忽视，且需要重新提出，重新恢复的。柯尔施指出，只有辩证的、革命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带领无产阶级在实践中走向胜利。柯尔施对列宁学说在这一阶段的肯定，体现了他对“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思想的内在把握。 3.3. 坚持革命性与批判性的有机结合 柯尔施通过运用总体性的历史观对社会进行分析后，将整个社会分为了三个等级：一是唯一客观的但非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二是带有意识形态特征但稍微较不现实的法和国家；三是既不客观也不真实的纯粹意识形态。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柯尔施的看法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经济还原论的观点，经济基础在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他两个方面是派生出来，处于被决定地位的。但柯尔施批判这种对社会的认知，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从整体上真正的把握它们，在他看来，经济、法和国家、纯粹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反映，相互联系，整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推动前进的。所以，无产阶级想要谋求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坚持总体的革命观。工人必须进行总体性的彻底的社会革命，这既包括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革，也包括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等的变革。只有总体性的分析社会，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活的革命的社会理论。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批判的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成为了对社会的更彻底、更剧烈的批判。柯尔施认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不但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批判，也要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式进行抨击。想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重任，绝对不能指望资产阶级自身，而应该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及其理论。纵观资产阶级的发展历史，虽然法国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认识到了制度的不足之处，也有自我批判的动机和科学分析的萌芽，但他们遵循的原则并没有改变，也从来没有跳脱出资产阶级的框架看待问题，因此分析出来的结果是片面的、保守的。对此，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中对于概念使用两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以“法的历史学派”和非理性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否认所有的理论和概念；第二种则是认为概念即为抽象的一般。他们会将理论从当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抽取出来，然后偷偷地将资产阶级关系当作社会一般的牢不可破的自然规律塞进来。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达到并超越了对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解。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可以将辩证法用于分析和批判对象，也可以运用于自身，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了资产阶级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其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与革命的实践互相关联，它还是坚决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满足革命的需要，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实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科学，而是批判的哲学。它既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