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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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奈达与林语堂翻译观的共性 3.1. “动态对等”与“忠实、通顺”的共性 翻译实际上就是把一种语言包含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因此，翻译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信息的传达就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论是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还是林语堂提出的“忠实、通顺”，究其本质，均强调如何将源语文本信息传达到译文中去。 林语堂认为译者最重要的责任是对于原文或原文作者的责任，即译者如何才能忠实于原文，不辜负原文作者 [ 10 ] 。可见，林语堂非常重视译文“忠实”于原文，他甚至将之视为译者最主要的责任。 要比较两者的翻译原则，有必要重温奈达关于“动态对等”的定义：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1 ] .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 后来，他又强调，“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 12 ] 。显然，奈达所倡导的“动态对等”就是译文信息对等于原文信息，即译文意义对等于原文意义。 不难看出，奈达和林语堂都认为翻译所应该忠实的对象是源语文本。必须指出的是，“动态对等”更加关注目标读者，而林语堂的“忠实”更加注重源语文本。 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奈达指出：翻译中的动态对等绝不仅限于正确地传递信息，事实上，一个关键而经常被忽视的要点是翻译体现的表达效果，因为人们在理解话语的同时，也必须能够感受到它 [ 11 ] 。 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字神”(feeling-tone)的概念。他认为语言不仅包括表达意思的符号，每个字在其表层意思下面都有一个“字神”存在。翻译除了表达意思之外，更重要的任务在于让读者感受到文字所包含的效果 [ 10 ] 。 奈达的“表达效果”和林语堂的“字神”本质上一致。在论述翻译的“表达”功能时，他们都提出了相同的观点：除了传递信息，翻译的更为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传递“效果”。翻译应该做到“意思”和“效果”二者都忠于原文。只有这样，翻译才能够实现“最贴近而自然的对等”，才能达到“忠实、通顺、美”的标准。 3.2. 奈达和林语堂关于“形式”理解的共性 在《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一书中，奈达郑重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独特性，必须尊重每一种语言的独特性，才能更有效地交流；任何信息，只要在一种语言中可以传达，必然也可以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除非形式是信息传达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为了保证信息的传达，就必须对形式做出改变 [ 11 ] 。 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指出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植根于作者的经验和思想；另一类植根于语言本身。第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不必依赖于母语，然而第二种却与母语的精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 3 ] 。 不难看出，奈达和林语堂都很重视“形式”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奈达认为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独特性，翻译总是可能的，除非形式在信息传达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林语堂认为有的文学作品是植根于语言本身的，翻译这类文学作品必须改变形式。二者对于“形式”的理解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形式”是构成语言独特性的一部分，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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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奈达与林语堂翻译观的不同点 奈达和林语堂翻译观之比较其实是部分地比较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4.1. “语言学根源”相对于“文学根源” 任何一种翻译理论的形成都受其背景的影响，同时代的翻译理论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奈达的翻译理论植根于语言学研究。奈达提出译者应该把译语与源语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因为：(1) 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独特之处，译者只有尊重语言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进行交流；(2) 任何可以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信息都可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除非“形式”成为制约信息表达的关键因素；(3) 为了保留信息内容，形式必须有所改变。从奈达对于语言的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奈达翻译理论的重心在于语言学因素 [ 11 ] 。 奈达的翻译理论没有提及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在翻译中的传递。同时奈达坚信“任何在一种语言中可以传达的信息在另一种语言中也一定可以传达”，这可能是奈达在指导圣经翻译中形成的翻译观，他的信念是上帝的信息可以传达成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 林语堂翻译思想形成于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社会背景。因此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 马会娟把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直译”和“意译”之争一直存在，并且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第二，中国传统翻译研究植根于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第三，绝大部分翻译理论是译者所做的大概描述，主要重心在于探讨具体的翻译标准和方法 [ 3 ] 。 林语堂作为杰出的作家和翻译家，把文学翻译中对于美学概念的传达放在首位，这与他长期的写作经验和翻译实践直接相关。在他所倡导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原则中，“美”的原则占据重要地位。他认为传递文章的美学价值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非常重要的任务。他强调理想的译者应该把翻译看作美学之一种。林语堂对翻译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另外，林语堂还指出，有些文学作品，尤其是有些诗歌，本质上是不可译的。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美”主要存在于“形式”。他认为如果形式改变了，文章所包含的美也就会消失 [ 10 ] 。他的这个认识深受“翻译要体现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影响。 总之，奈达与林语堂翻译研究的不同着眼点是他们翻译理论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4.2. “科学研究方法”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 奈达和林语堂的翻译观有许多共性，但他们各自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却大不相同。 奈达把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翻译研究。他的翻译理论以同时代的语言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符号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为坚实基础 [ 3 ] 。他认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描述翻译过程，“正如语言学可以归为描述性科学一样，把信息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同样也可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 8 ] 。 (1) 奈达和林语堂均试图解决“直译”与“意译”长久以来的激烈争论问题。奈达试图解决“直译”与“意译”之纷争，他提出了“动态对等”，把“直译”与“意译”争论的核心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比转移至“读者的反应”这一因素。这样就有了一个可操作标准。 林语堂认为只应该有一种合适的翻译方法指导翻译活动 [ 13 ] 。这一概括性的说法在摒弃了“直译”和“意译”这两种传统的翻译方法的同时，并没有能够提供一种能够用于指导翻译实践的具体方法。因此，这便成了译者的比较主观的、不易把握的翻译观，也很难作为客观的翻译标准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2) 奈达把“转换生成语法”引入翻译过程的讨论中。他提出翻译过程中的三个步骤：1) 将源文本分解成基本核心句；2) 把源语的核心句以对等的形式转入到译语；3) 再把译语的核心句以适当的形式在目的语中表达出来 [ 8 ] 。 在阐述信息传递的观点时，奈达从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等相关研究中寻求理论支持。这也反应了奈达试图把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翻译理论探讨之中。 在阐述翻译中的“意思分析”这个因素时，林语堂指出译者必须理解整句的意思，再遵循一定的文法，才能把这个意思传达到译文中 [ 13 ] 。这样的提法属于传统翻译研究范畴，是从一种语言的表象到另一种语言表象的阐述。这样的阐述没有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如何获得对于原文的充分理解，以及如何分析文章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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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概括说来，通过对奈达和林语堂翻译观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者的翻译观各有其长处与不足。奈达试图将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引入翻译探究。他的翻译理论坚实地建立在同时期语言学、交流理论、信息理论、符号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基础上。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在指导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传达文学作品的美学信息并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然而，美学价值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由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也就决定了奈达的翻译理论应用于指导文学作品翻译的局限性。 林语堂，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译者，从文学的角度看待翻译。他的翻译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批评。他强调文学作品翻译中美学元素的传递。这样的翻译思想对于一大批文学作品高质量的翻译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应该看到，林语堂的翻译思想来源于他对于文学作品具体的翻译实践，往往不用一种系统科学的方式表述出来。译者自己的比较主观、感性的描述往往使得其翻译理论不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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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经典之作。本文在回顾原著内容概要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评述。本书不仅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深的视角。 关键词 :隐喻，分类，特点，评述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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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Lakoff & Johnson在1980年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语言学隐喻系统研究的正式开始，颠覆了人们对传统隐喻的认识 [ 1 ] 。传统意义上，隐喻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隐喻不是普通的语言，而是诗意的想象和修辞多样性的一种策略。修辞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修辞隐喻的应用不是基于词汇的匮乏，而是基于对语言进行修饰的需要。修辞隐喻是语言中本来有表达该意义的词语，为了修饰的需要而用了另外的词语 [ 2 ] ，往往存在于文学领域中。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并非只存在于文学领域，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历、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 [ 3 ] 。Lakoff & Johnson将人们对隐喻的研究带到了概念思维、认知作用等新的领域，隐喻研究从此实现了认知转向。该书自问世以来已有十余年，一直被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视为经典著作，受到强力的推崇，其观点得到了认知语言学界的认可并得以传播，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总结主要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做出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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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简要评价 Lakoff & Johnson在1980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第一次从语言学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的重要著作。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初步构建了概念系统理论及隐喻的本质，为隐喻研究开辟了新思路，隐喻研究从此实现了认知转向。该书对隐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探讨了隐喻的本质和特征，并对隐喻的运作机制和存在依据做了系统的阐述 [ 3 ] 。该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受到很多研究学者的推崇，在认知隐喻研究方面实现了多方面的突破，这些突破点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第一，本书首次提出了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对西方哲学及语言学的“语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强调人们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义解释中的重要作用。作者提出了经验主义语义观，认为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所谓“意义”，也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的客观真理。第三，阐述了人类隐喻认知结构是语言文化产生发展的基础，而语言反过来又对思想文化产生影响的互为参照的观点，论述了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相关性，词义发展的理据性及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性 [ 3 ] 。探讨过程中，理论与例证并重，层层深入，让读者对隐喻有了更深的认识。此外，本书不仅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对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隐喻研究开始以来，以此书作为理论基础，文学理论、法律研究、语言学、科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对隐喻进行了令人兴奋的应用，丰富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跨语言、文化的隐喻认知研究相对较少，是否所有文化语言都存在同样的认知模式和概念形成模式，我们不得而知 [ 6 ] 。书中只针对英语的隐喻进行了认知分析，还有待更多的跨语言研究来证实隐喻存在的普遍性规律。同时，本书是将语言学家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认知隐喻，对隐喻有了初步的界定及其理据阐释，但对隐喻的具体映射机制或隐喻映射关系中其内部结构的变化等未进行详细的阐释。总之，与其理论成就相比，这些问题瑕不掩瑜，本书对隐喻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也极大促进了隐喻的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值得读者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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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目的是试图取消德语语法中“反身动词”的概念，因为此概念在德语语法中使德语语法的逻辑性受到损害，而且让很多德语学习者感到迷惑。方法是通过对三位德语语法作者关于“反身动词”的论述做出讨论和反思，进而得出德语语法中“反身动词”术语可以被取消的结论，并给出初步的建议。 关键词 :取消，反身动词，德语语法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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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德语语法中存在“反身动词”的概念。这个概念困扰着很多中国的德语学习者，他们经常搞不清什么时候该用反身代词，什么时候不该用。比如，根据中文的习惯，德语学习者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句子：“Nachdem ich morgens aufgestanden bin， ziehe ich sofort an.”而不是“Nachdem ich morgens aufgestanden bin， ziehe ich mich sofort an.”中国的德语学习者会认为“ich ziehe mich an”很奇怪。他们认为这个“sich”感觉是多余的；如果想表达给别人穿衣服的话，那就在句子里直接体现出四格的人称代词；如果给自己穿衣服，那就可以把“mich”省略掉，因为人人都理解我没给别人穿衣服，那肯定就是给自己穿衣服。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笔者猜测，中国的德语学习者知道“anziehen”是一个及物动词(四格宾语是一般是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在现代德语中所有的句子成分必须在视觉上可见。 此文尝试减轻中国的德语学习者在反身动词方面的痛苦。达到此目的的方法是，试图取消“反身动词”这一术语。即，通过反思三个关于反身动词的语法来得出结论：“反身动词”的概念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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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关于法身动词的反思 3.1. 思考和建议 通过展示一些语法学者关于反身动词的见解，笔者也部分地展示了一些想法，即，现代德语语法中关于反身动词的规定不是符合逻辑的，导致这些语法很可能会给德语学习者带来不解。所以笔者试图在此做出取消德语语法中“反身动词”的尝试。为了减轻德语学习者的疑惑，笔者建议1、将“真反身动词”作为“另外一种可分动词”归类和学习；2、所有“真反身动词”应该在所有德语词典和教材的单词表中作为单独的词列出(比如，sich gehören)，而不是用“Vr”标注该次有反身用法。这样，德语学习者更不容易忽视整个动词词干中的“sich”。姑且可以叫这类可分动词“可分动词2”，因为这种可分动词跟普通意义上的可分动词在句子中的用法不同。其中，属于动词的“sich”，可以称为“无实意词干sich”(Sich-Partikel)。一般意义上的可分动词就自然成了“可分动词1”。至于假反身动词，它们是及物动词，需要宾语。它们写法在字典中和教材的单词表中的写法则无需改变。 3.2. 补充说明 1、关于“无实意词干sich”的变格 因为在“可分动词2”中的“无实意词干sich”不同于通常的的可分前缀，所以它值得单独加以说明。“无实意词干sich”只在三格和四格中变格。即： 三格：mir，dir，sich，uns，euch 四格：mich，dich，sich，uns，euch，sich 这些“无实意词干sich”的变格没有特定的规律，必须在学习动词的时候连带学习，记住它们应该是几格。 2、关于重读 “无实意词干sich”总是弱读，无论在朗读单词时还是在句子中时。“可分动词2”的后一部分则按照一般规则读：一般情况下第一个音节重读，当有非重读前缀如“ver”，“be”，“er”的时候，这些非重读前缀则弱读。如果“可分动词2”的后一部分是“可分动词1”，那可分前缀重读。 3、“可分动词2”(后一部分是“可分动词1”)的分词形式 比如sich weglassen。 weglassen是“可分动词1”，“sich weglassen”是“可分动词2”。这类“可分动词2”的第一分词形如：Sich weglassend.第二分词形如：sich weggelassen.而不是sich geweglassen。 4、“无实意词干sich”的位置 主句是陈述句时，“无实意词干sich”紧紧跟在词干后面。比如： Das gehört sich。 在完成时中“无实意词干sich”紧跟在助动词后面。比如： Das hat gehört sich。 在从句中“无实意词干sich”一般放在从句主语的后面。 ich habe gehört， dass das sich gehört. 在“Ja-Nein-问题”中，“无实意词干sich”一般位于主语后。 Gehört das sich? 在特殊疑问句中，“无实意词干sich”的位置位于主语后： Warum schämst du d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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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束语 这篇论文尝试取消德语语法中“反身动词”这一术语。其方法是，把现行的“真反身动词”划分到一种特殊的可分动词下，即“可分动词2”。现行的假反身动词按照严格的及物动词来处理。这样可以减轻德语学习者的负担，也使德语语法更加符合逻辑。此尝试比较新，若有漏洞，还请各位同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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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融合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社会距离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对483名流动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而消极情绪起到负向预测作用；(2)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在其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主观幸福感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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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很多农民从农村走进城市，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或第一代流动人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现阶段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城市中以“漂”的状态生存，学术界与政府条例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内涵大多从时间、空间、户籍、流动目的方面来界定(张瑞，2014)。龚幼龙等(2011)认为“流动人口特指人们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但排除了旅游、上学、访友、探亲、从军等情形”。 户籍制度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较低，有研究表明，外地户口居民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户口居民(党云晓等，2014；黄嘉文，2015)。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能够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Locke， 1969; Diener， 1984；邢占军，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是衡量生活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柯贵芳，2014)。谢霏雰等人(2015)基于上海大规模问卷调查，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58.4% 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80.0% 的流动人口表示打算长期居住，形成“幸福感低但居住意愿高”的独特现象。一项对上海和深圳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高教育水平者因机会不平等导致其幸福感降低，而低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因面对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反而具有较高的幸福感(陈钊，徐彤，刘晓峰，2012)。还有一些研究对比两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状况，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或较低水平(柯贵芳，2014；牛勤，姚本先，2013；邵雅利，傅晓华，2014；黄文兰，曾天德，朱淑英，2012)。国外研究者对泰国国内移民的研究发现，总体上移民迁移后的幸福感有所降低，其“生活环境满意度”下降(Jong， Chamratrithirong， & Tran， 2002)。 一项对北京流动人口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杨东亮，陈思思，2015)。也就是说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会与其城市认同有关，一项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城市生活的认同度不高，并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殷红敏，班永飞，宋娟，2013)。城市认同是衡量一个人适应城市的重要指标，对其城市生活起到重要作用(吴玉军，宁克平，2007；李艳，孔德永，2008；贵永霞，2008；夏四平，2008)。城市认同是指流动人口对城市地域、市民群体的接纳和归属，以及对市民态度观念的内化(杨健，李辉，2012)。城市认同是城市的稳定器，是确保城市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关键因素(滕鹏，2009)。那么对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水平和其城市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有较高城市认同的农民工(流动人口)会有更高的城市化意愿，即愿意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化进程，有更强迁移到城市的意愿(蔡禾，曹志刚，2009)，即有更好的社会心理融合。社会融合是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和融入(张文宏，雷开春，2009；任远，邬民乐，2006)，这种融合还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社会融合、制度融合和心理融合(嘎日达，黄匡时，2009)。个体的心理融合在其融入社会的过程中至关重要(马西恒，童星，2008)，心理层面的适应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本研究中所提出的社会心理融合正是对流动人口从心理融入城市社会程度的反应，是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融合，对促进社会融合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一项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城市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功能、物质生活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姜兆萍，2016)。城市认同能够正向预测80后北漂群体的社会心理融合(杨金花，徐华，黄大庆，于海涛，2016)，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变动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孙三百，黄蔹，洪俊杰，王春华，2014) 。 基于以上分析，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幸福感水平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流动地的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呢？本研究假设：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会预测其社会心理融合，城市认同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合与其城市认同的关系，为促进“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到北京的社会文化生活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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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参加调查的被试有1293名，有效被试1208名，其中483名流动人口者，725名本地人，本研究即是对483名流动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男性182名，女性301名。 2.2. 研究工具 1) 城市认同测量，采用杨健和李辉编制的《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包含地域认同、态度认同和群体认同三个维度，共16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7，分半信度为0.874，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8，分半信度为0.827。 2) 社会心理融合测量，采用《社会距离量表》，该量表借鉴Bogardus的量表，包括6个项目，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5。由于该量表多用来测量个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能够反应本研究所提出的社会心理融合水平，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8，分半信度为0.819。 3)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采用Tobin(1981)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指数B量表》(LiFe Satisfaction Index B， LSIB)，该量表12个条目，内部一致性为0.625，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47，分半信度为0.653。《情感平衡量表》采用的是Bradburn (1969)编制，该量表共18个条目，分为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两个维度，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6，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分半信度为0.793。 2.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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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描述统计与性别差异分析 对流动人口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了描述统计。并对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在各变量上的得分进行了差异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生活满意度的得分上，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显著高于男性，结果见表1所示。 3.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认同与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社会心理融合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城市认同与社会心理融合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见表2。 3.3.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 3.3.1.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城市认同的影响 以城市认同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自变量，将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ender difference on City Identity， Social Psychology Inclu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 in 整体 男性 女性 t df p M SD M SD M SD 城市认同 53.656 9.680 53.313 10.633 53.864 9.067 −0.605 481 .545 地域认同 32.389 6.969 11.374 1.931 11.578 1.632 −0.375 481 .708 态度认同 11.501 1.752 9.703 2.655 9.804 2.404 −1.194 481 .233 群体认同 9.766 2.499 20.643 4.258 20.831 3.683 −0.429 481 .668 社会心理融合 20.760 3.906 32.236 7.699 32.482 6.500 −0.493 481 .622 积极情感 29.671 7.381 29.330 7.983 29.877 6.998 −0.764 481 .445 消极情感 22.143 7.626 22.945 8.397 21.658 7.090 1.729 481 .085 生活满意度 20.503 6.198 19.632 6.344 21.030 6.058 −2.414 481 .016 表1. 流动人口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得分上的描述统计与性别差异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ity Identity， Social Psychology Inclu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 城市认同 社会心理融合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城市认同 1 社会心理融合 .536 ** 1 生活满意度 .402 ** .265 ** 1 积极情感 .456 ** .315 ** .175 ** 1 消极情感 −.217 ** −.218 ** −.380 ** −.022 1 表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注： ** 表明在0.01水平上显著。 感不能预测城市认同的得分，而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能正向预测其城市认同的得分，系数为分别为0.445和0.354，此时消极情感能够负向预测城市认同，系数为−0.067，结果见表3。 3.3.2.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 以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自变量，将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个维度都能预测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正向预测其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回归系数分别为0.196和0.144，消极情感对社会心理融合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0.098，结果见表4。 3.3.3.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社会心理融合中城市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和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建构了模型，以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作为自变量，以城市认同为中介变量，社会心理融合做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AMOS17.0建构路径分析模型(见图1)，并对模型拟合情况进行验证，结果见表5。 从表5可知，各拟合指标均良好，说明数据与建构模型拟合度较高，设置合理。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以认为城市认同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预测影响完全通过城市认同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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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变量上，不同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要素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与男女性在社会上的性别角色有关。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社会角色，社会对其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有更多的期待，男性想要在异乡立足一片天地，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加上生活成本较高，特别是居住成本很大，在面临结婚、住房问题时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就可能导致了他们在生活满意度方面低于女性。此外，不同性别个体在社会互动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男性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女性更善于利用周围的支持资源，善于寻求社会支持，容易与周围的人形成较好的社会互动关系，建立和保持与其 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ity Ident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 R R 2 调整后的 R 2 B t p F 截距 0.496 0.246 0.243 33.182 19.716 .000 78.310 *** 积极情感 .445 7.348 .000 生活满意度 .354 4.903 .000 消极情感 −067 −2.201 .034 表3. 主观幸福感对城市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4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Psychology Inclu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 R R 2 调整后的 R 2 B t p F 截距 .352 .124 .118 35.511 18.362 .000 22.524 *** 积极情感 .196 4.013 .000 生活满意度 .144 2.583 .010 消极情感 −.098 −2.349 .019 表4. 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逐步多元回归 Table 5 The model fit of the structural mode 模型 c 2 df c 2 /df RMSEA NFI TLI CFI IFI 258.343 51 5.066 0.092 0.920 0.915 0.934 0.934 表5. 结构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 图1. 城市认同在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中的中介作用 他人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而男性相对则较为被动，他们可能在寻求社会支持方面较为缺乏主动性，男性之间往往是建立在事务基础上的工作关系或共事关系，他们很少会坐下来与好友聊天，也不太会去聊自己个人生活的感受。因此，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关注社会关系、注重人际互动，在生活中有较多的人际圈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为其融入城市，为进行更深层次的心理融合提供途径。 幸福感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柯贵芳，2014)，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流动人口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越多，就越能促进其对流入城市的认同，越能够促进他们与本地人有更多深层次的交往，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从内心真正地融入到流入城市的生活中。然而，由于户籍所限，很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是一种“漂”的身份，虽然生活和工作在流动地，但却由于没有户口，心理上依然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因此，在促进流动人口深层次地融入社会时，要重视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关注其情感体验，重视积极情感体验的作用。关注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指数，将有利于提升他们对流入地的城市认同，有助于促进他们对社会融合，促进流动人口对当地文化、人群的接纳与相处意愿，促进流动人口愿意认同、接纳他人和群体，对其有更高的评价、更愿意帮助对方、愿意与之相处，是良好人际和群际关系的一种体现，也能促进群体之间的关系。相反，心理融合程度低，个体不愿意认同和接纳他人，对对方的评价低，不愿意与之相处，是不良群体关系的体现，也对群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认同在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体验到的情绪情感、生活满意度并不会直接影响其社会心理融合，而是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度来实现的。蔡禾和曹志刚(2009)指出城市认同是城市的稳定器，所有居住于城市的居民对城市的认同形成归属感，这是确保城市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存在城市认同困境，如制度性歧视引起的逆反心理、“双重边缘人”的认同困境等(吴玉军，宁克平，2007)。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外来人和迁徙人的身份既是流动人口未能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的反映，反过来也阻碍了他们从心理上真正地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杨菊华，2009)。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在引导流动人口进行深层次社会心理融合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促进流动人口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和融入(马西恒，童星，2008)，特别是促进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只有心理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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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而消极情绪起到负向预测作用； 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在其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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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McKone，Kanwisher，和Duchaine (2007)通过对脸孔辨识与物体辨识的文献进行综述，认为一般的专家化观点不能解释特别的脸孔处理。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通过对07年以来的相关文献的再次梳理、概述，对脸孔辨识处理是一种特别的处理还是与物体辨识处理共同处于一般化的处理机制中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不同于McKone等人(2007)的脸孔处理特异性的观点，我们认为，脸孔辨识与物体辨识同处于一般化的处理机制中。此外，我们认为专家化假设的推论存在一些争议，未来研究者再使用时，应该对其进行更合理的界定。 关键词 :面孔识别，专家化假设，物体识别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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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上午赶着出门去上课，我们可以很快的拿起桌子上的钥匙；走在校园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迎面走来的是班上的同学，小文；活动课上，作为资深的养鱼爱好者，小安一下就认出了老师拿来的道具是阿莲卡蓝袖鲷。 上述的情境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是如何快速的辨识出钥匙，同学小文，以及小安又是怎样一下就辨识出老师拿来的鱼是阿莲卡蓝袖鲷？这些辨识——研究者们通常关注的脸孔辨识与物体辨识——是一种一般的综合处理框架下的不同类型，还是它们本身就是不同的处理系统？尤其，用来辨识脸孔的认知处理和神经处理与辨识物体的处理是否相同？有研究证据(Robbins & McKone， 2007; Tanaka & Farah， 1993; Young， Hellawell， & Hay， 1987)支持两者是不同的处理系统，认为相较于物体处理，脸孔处理是一种更为整体和组态形式的处理。更为重要的是，在大脑皮层上存在一个专门处理脸孔的区域——梭状回(FFA)——对脸孔刺激有偏好激活(Kanwisher， Mcdermott， & Chun， 1997)。也有研究者认为两种处理没有本质的不同，应该同处于一个更为综合的一般化的处理机制中(Diamond & Carey， 1986)。只是与其他类别的物体辨识相比，个体有更多处理个性化脸孔的经验(专业化假设)。这一争议问题，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毕竟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有着海量的信息，同时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又受到自身资源的限制。因此，辨识能力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对其工作机制、原理的理解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McKone等人(2007)针对此问题，对相关研究进行过综述。他们认为，脸孔相较于专家化的物体而言是特别的，参与脸孔处理的认知和神经机制与参与物体处理的认知和神经机制是不同的。在其综述中，他们从处理方式，神经层面，及其他方面(儿童发展等)三个角度来论述脸孔辨识和物体辨识的不同，而且进一步对脸孔处理的特殊性及该特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本文旨在以McKone等人的研究为时间起点，通过对07年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再次对此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不同于McKone等人支持的脸孔处理是特别的观点，我们认为脸孔处理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应该与物体处理是同处于一个更一般化的辨识处理机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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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专家化假设 专家化假设(the expertise hypothesis)认为，特殊的脸孔处理可能适用于其他一般形式的物体处理机制(Diamond & Carey， 1986)。这些机制之所以会对脸孔处理表现出特别，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辨识个体的脸孔(如同学小文vs小安)，同时相对的较少去描述其他类别的物体(如两条阿莲卡蓝袖鲷)。该假设认为客体通常有两种水平的处理类型：个体水平(a individual level)和基本水平(a basic level)。Rossion， Gauthier， Tarr， Despland， Bruyer和Linotte等人(2000)认为，在对信息进行辨识时，对脸孔的处理是基于个体水平，而对物体的处理是基于基本水平，提出对与脸孔具有相似特点的物体的处理也会表现出与脸孔处理类似的反应，对于非脸孔的物体，只要辨识者达到与脸孔辨识相当的专家化水平，则对该刺激的辨识能力也会表现出与脸孔反应类似的特征，即“脸孔特异”(face special)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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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脸孔和专家化的物体：整体处理(Holistic Processing) McKone等人提出直接(Gauthier， Curran， Curby， & Collins， 2003)或间接(Grillspector， Knouf， & Kanwisher， 2004)的证据来说明脸孔处理是一种整体形式的处理；而且认为专家化物体的处理方式与新手物体的处理方式相同，与脸孔的处理方式不同。Rossian等人(2000)认为，脸孔辨识基于个体水平(a individual level)，而专家化的物体辨识则基于基本水平上(a basic level)。McKone等人从整体处理(holisitic processing)的角度，将整体处理与基本水平相对应，来论述脸孔辨识处理的特异性。虽然两者看似都相当，都是一种一般化的处理，但是脸孔是通过个体在生活中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练习而获得的，而物体则是个体通过分类而获得的。个性化的练习比分类携带了更多的信息，前者更像一个由特别到一般的过程，而后者则刚好反之，将两者进行比较似乎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因此，有研究者基于下级水平(subordinate level)，对脸孔辨识和物体辨识进行了研究。最近，Wang，Gauthier和Cottrell (2016)的研究显示，由于经验的增长，下级水平的(subordinate level)脸孔和物体辨识正确率的增加之间存在相关，并且其神经计算模型预测，该相关性的来源是在梭状回(FFA)中，而不是在对基本水平类别来说有用的那些脑区中。 McKone等人对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进行了验证，即Diamond和Carey (1986)他们发现，狗专家在辨识狗的品种时所表现出来的倒立效应与他们辨识脸孔时的效应相当。这一结果本来可以很好的佐证专家化假设，但是却由于后来的研究者无法重複其结果而成为反击专家化假设的证据。虽然后继者没有获得狗专家辨识绩效与脸孔辨识绩效相当的研究结果，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专家化物体的辨识与脸孔辨识是两种完全不同处理系统。其结果不可重複，可能是研究设计本身存在问题，而且该研究使用的判断指标是倒立效应，它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验证方式。因此，该实验的效力可能本身就比较低，而McKone等人在此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再验证，无法获得预期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在验证实验中，研究者得到了狗专家辨识绩效和新手辨识绩效没有差异的结果(Diamond & Carey， 198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实验设计本身的检验效力就比较低。近来有研究显示，专家化辨识的任务类型非常重要。例如，如果新异物体来自一个类别，如脸孔，其中的类别样例是以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方式被练习的，则辨识者会以整体的方式处理新异物体(Wong， Palmeri， & Gauthier， 2009)。同时，简单的个性化训练可以增加对来自其他族群的新脸孔的描述，然而对相同脸孔进行一个不同的训练任务，该任务要求能力但不要求个性化，则该训练并不会增加对脸孔的描述(McGugin， Tanaka， Lebrecht， Tarr， & Gauthier， 2011)。这些研究显示，对于脸孔的辨识与专家化物体的辨识来说，实验任务的设置，对完成任务所需信息的要求，都会对这两种辨识的绩效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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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其他方面的证据 McKone等人还对儿童发展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以此来说明并不需要专家化假设。例如，儿童四岁时，就表现出脸孔的整体效应，包括倒立效应(Carey， 1981)，综合效应(De， Houthuys， & Rossion， 2007)。近来，也有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观点。人类新生儿就具有描述脸孔的能力(Turati， Bulf， & Simion， 2008)，并且即使是新出生的小猴子，在出生喂养两年后(从未看过脸孔)，依然具有这种描述脸孔的能力(Sugita， 2008)。但是，这种对脸孔的描述能力与成人的脸孔辨识能力的效力是不一样的，两者是否可以换用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在McKone等人的研究中，也重点强调了脸孔辨识的重要性：婴儿早期的脸孔暴露对发展整体处理来说，很重要；所有正常发展的人都是基于脸孔来选择同种族的个体的，而不是基于一些其他的身体部分，尽管人们有广泛的机会可以发展专业知识，例如手或身体形态，但大多数人并不这样做。此外，他们还对脸孔特异处理的原因进行了探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先天模板理论和婴儿早期经验加其他因素的观点。 他们认为：先天的模板能够编码基本的脸孔结构；能够提供发展的动力促进那些不好的脸孔的辨识；模板的激活依赖于婴儿早期发展关键期期间的恰当输入；脸孔结构的编码必须足以使整体处理可以通过练习适用于那些没有任何经验的下级类型的脸孔。这一理论认为，一个脸孔模板的发展是进化过程的结果，反应了脸孔的极端社会重要性。 通常认为脸孔具有特殊性的研究者，对此种特殊性的解释，一般也是认为脸孔对人具有重要的生存意义，社会意义，认为受试者会对一些类别的刺激，像如脸孔，蛇，武器的反应激活更强烈。然而，Kanwisher等人对8种不同的物体类别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对脸孔，武器，蛇这类被认为有社会意义的刺激的反应激活与对汽车，椅子等的反应激活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Lashkari et al.， 2008， 2010; Kriegeskorte et al.， 2010)。这些结果暗示，在一般辨识任务中，社会意义似乎并不能作为一种刺激特异性的解释来源，因为对一般的辨识任务来说，可能并不需要的刺激所携带的社会意义信息就可以完成辨识任务。社会意义可能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才会发挥作用。 另一种解释则是婴儿经验加其他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该观点可以解释成人对脸孔(正立)的整体处理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在发展的关键期，对于个体水平的描述来说，脸孔是唯一被练习的同质刺激。这一观点能够解释许多研究发现，例如，如果在“其他因素”中，如果存在一种基因的异常性，则有可能会导致脸孔失认症的遗传。然而，McKone等人也无法解释这种所谓其他因素到底什麽。而且对于他们提供的相关可能性，像呈现的脸孔要足够近(相较于其他刺激，可以让婴儿能更多的关注它们)，偏好在上半部分有更多成分(elements)的刺激(Simion， Valenza， Cassia， Turati， & Umiltà， 2002)，偏好动态的刺激(可以同步产生声音) (Kisilevsky， 2003)等。这些可能性本身就与实际情况不符，很显然，人脸的上半部并没有更多的“成分”。此外，这些“其他因素”，很难提供一些自然合理额解释，如失聪的人通常并不会也脸孔失认。此种观点既与实际状况相矛盾，也不能提供神经生理的研究证据。而且，这种“其他因素”的解释，看上去更像一把万能钥匙，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对实际研究的解释并没有太多的意义。而Gauthier等人的研究，不仅提供了解释脸孔辨识与物体辨识的理论框架，而且提供了更为严谨的神经计算模型，它们可以为其他的实际研究提供更合理的解释(Gauthier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6)。 综上，我们以McKone等人的研究为时间起点，并且通过对其研究内容的逐一探讨、驳斥，并且通过对脸孔辨识处理是一种特别的处理还是一种与物体辨识处理同处于一个更一般化的系统中的问题，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后，我们支持脸孔辨识与物体辨识同属于一个一般化的处理机制中的观点。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对于脸孔辨识与专家化的物体辨识来说，实验任务的设置，对完成任务所需信息的要求，都会对辨识的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者在关注此议题时，一定将上述因素纳入考虑，并尽量实现有效的控制，以达到有效检验自己的研究问题的目的。同时，作为新近提出的神经计算模型，与此相关的研究几乎没有，未来可以此为基础，进行更多相关问题的探究。最后，笔者认为，对于专家化假设来说，其推论，即对于非脸孔的物体，只要辨识者达到与脸孔辨识相当的专家化水平，则对该刺激的辨识能力也会表现出与脸孔反应类似特征的观点似乎并不是很合理。首先，人们对脸孔的辨识能力是从生活中习得的一种一般技能(个体水平)，一般人不会自称是脸孔的辨识专家，而某一类别物体的辨识专家，则是在大量经验基础上而实现对物体辨识从类别水平提高到下级水平。两种辨识的专家化水平，似乎不在同一层级的加工水平上，相应的结果反应也就很难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其次，即使两种处理基于相同的水平，两种处理反应也不一定会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因为两类刺激本身就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这并不与我们一般化处理机制的观点相矛盾。未来研究应该对专家化假设及其推论进行合理的界定和再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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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盆腔炎性疾病是滇南地区育龄妇女易患的妇科多发病之一，由于地区偏远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常常迁延致一系列后遗症。我科在总结老一辈经验的基础上，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提倡标本兼治，内外合治的原则，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内外合治，标本兼治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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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Sequelae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PIDS)是指盆腔炎性疾病未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而遗留的一系列病变，以往曾称为慢性盆腔炎。根据其临床表现，又分为近期后遗症和远期后遗症。其中近期后遗症包括：肛周围炎、输卵管炎以及卵巢囊肿等；远期后遗症包括不育、异位妊娠、慢性盆腔痛及反复发作的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 [ 1 ] 。近年来，由于妇科宫腔操作的增多，性传播疾病的扩散，个人健康卫生意识的缺乏以及医疗条件的限制，发病率曾逐年上升趋势 [ 2 ] 。与城市妇女相比，农村妇女盆腔炎、附件炎及阴道炎的发病率较高。有研究者 [ 3 ] 对农村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统计分析，发现总患病率为38.17%，20~35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附件炎占7.63%，盆腔炎占4.3%。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一般具有病程长，缠绵难愈，反复发作的特点，严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且本病细菌培养往往是阴性，所以大多数患者单纯使用抗生素治疗，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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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因病机特点 本病在中医古籍中无单独记载，根据其症状特点，散载为“妇人腹痛”、“癥瘕”、“带下病”、“不孕”等妇科疾病范畴。关于妇人腹痛的记载，最早见于《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中谓：“左手关上脉阴虚者，足厥阴经也，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清代名医张顽石曰：“赤白带下，积久不愈，必有瘀血留着于内。”“不通则痛”而引发痛证，指出瘀血既是病理产物，也是导致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发生的重要发病机制。中医学认为，本病多由经行产后余，胞门未闭，风寒湿热之邪，或虫毒乘虚内侵，或阴户不洁，或劳倦过度，与冲任气血相搏结蕴积于胞宫，反复进退，耗伤气血，虚实错杂，缠绵难愈。 究其病因，不外乎湿、热、瘀、虚。此病患者因病久不愈，精神抑郁，肝失条达，气机不畅，湿热内蕴而循经下注，湿阻气机，热伤血络，以致气滞血瘀为患。外因产伤、经期、产后血室正开，而摄生不慎，湿热毒之邪入侵胞宫、胞脉、胞络，损伤冲任督带，而阻滞气血运行；或又加其失治、误治、病情迁延而致。临床以小腹胀痛为主要表现，小腹属肝，为肝经循行之处，《灵枢》中曰：“肝足厥阴之脉，环阴器，抵小腹。”治以疏肝理气，化瘀通络为主，兼以清热利湿，补肾健脾等。我们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在内服中药汤剂的基础上，根据患者体质、病情、病程及患者对于各种治疗手段的接受程度，综合各种治疗手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配合中药外治法，包括了中药保留灌肠、中药外敷、穴位敷贴及微波治疗等，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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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遣方组成 内服方药是我科戴秀琼主任医师经验方，该方由膈下逐瘀汤化裁而成，运用临床十余年，疗效显著。方药组成如下：当归15 g、川芎15 g、桃仁10 g、赤芍15 g、延胡索15 g、香附15 g、红花10 g、败酱草15 g、蛇舌草15 g、荔枝核15 g、半枝莲15 g，甘草5 g等。方中当归、川芎为君药，当归温而不燥，辛而不猛，甘缓调和，入冲任而和血调经止痛。《景岳全书·本草正》记载“当归，其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之圣药也”。川芎，味甘，性温，归肝胆、心包经，具有祛风止痛，理气活血之功效，性善走散，走而不守，不仅养血活血，更能行血中之气，增强逐瘀之力行气开郁，活血止痛。此两药合用共奏养血活血，化瘀止痛，可使瘀血祛而不伤阴血。桃仁、红花破血逐瘀，以消积块；配香附、元胡行气止痛；与前两药共为臣药，辅助君药共奏行气活血，化瘀止痛之效。赤芍苦、微寒，归肝经。清热凉血，散瘀止痛，败酱草，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味辛、苦，性微寒，入胃、大肠、肝经，辛以散瘀，苦能降泄，微寒清热，入气分而能清热解毒排脓，入血分则能活血散结消痈。与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配伍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排脓，活血化瘀，镇心安神的功效。荔枝核性温，甘、微苦，归肝、肾经，有行气散结，祛寒止痛的功效。以上诸药共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与芍药同用还可缓急止痛，故为使药。全方以逐瘀活血和行气药物居多，使气帅血行，更好发挥其活血逐瘀，破癥消结之力。 中药灌肠方组成：桃仁30 g、紫花地丁30 g、赤芍30 g、丹参30 g、皂角刺30 g、黄柏30 g，路路通 30g、连翘30 g。上药水煎取液，适宜温度，保留灌肠，一日一次，共10~15天。方中桃仁、赤芍清热凉血，活血化瘀，配伍丹参通经止痛，凉血消痈。连翘、黄柏具有清热解毒，清热燥湿，消肿散结之功。用于痈疽，瘰疠，乳痈，丹毒，风热感冒，温病初起，温热入营，高热烦渴，神昏发斑，热淋尿闭。皂角刺消肿托毒。路路痛行气化瘀，活血通络。紫花地丁性味苦、辛、寒，入心，肝经。功能清热解毒、散结杀虫。全方共奏行气化瘀，消肿止痛之功效。且药物经直肠黏膜吸收，直达病灶。 中药灌肠治疗早在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就有记载：“阳明病……当须自欲大便，宜煎导而通之。”开创了中药肠道给药的先河。根据中医“就近祛邪”的原则，中医学认为，大肠具有传化糟粕、吸收部分水的功能。肺与大肠相表里，药物经过大肠吸收进入体内，肺朝百脉，主宣发肃降，将药物输布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达到整体治疗的作用。在现代医学观点看来女性盆腔局部解剖直肠与子宫、输卵管、卵巢相邻，彼此静脉丛交相吻合，灌肠使药物进入直肠后，直接经直肠黏膜吸收，直达病灶。且避免了“肝首过消除效应”，使得药物局部浓度高，且有利于其有效成分吸收后直接作用于炎性靶器官，达到消炎镇痛、减少炎性渗出、抑制结缔组织增生等治疗目的 [ 4 ] 。 中药封包外敷方：桃仁30 g，红花30 g，三棱30 g，莪术30 g，当归30 g，小茴香20 g，丹参30 g，皂角刺20 g，大黄20 g，黄柏20 g，鹿角霜20 g。以上诸药研粉，贴敷于双下腹，一日一次，共10~15天。方中桃仁、红花活血化瘀，三棱苦平辛散，入肝脾血分，为血中气药，长于破血中之气，以破血通经；莪术苦辛温香，入肝脾气分，为气中血药，善破气中之血，以破气消积。二药伍用，气血双施，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化积消块力彰。当归、丹参补血活血，祛瘀止痛。大黄、黄柏清热解毒，利湿活血。小茴香、鹿角霜温肾助阳，理气止痛。皂角刺具有拔毒，祛邪风，排毒祛脓的作用。全方共奏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温经散寒通络之效。通过热敷腹部，使药物的作用透过皮肤，直达病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中药穴位贴敷：方药可同封包外敷方，亦可根据病情酌情加减，研粉，贴敷于水道、归来、三阴交、气海、神阙等穴位，一日一次，共10~15天。还可根据患者病情和证型，选择运用艾灸神阙、足三里等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