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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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同类型的防御性悲观研究 目前防御性悲观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如，在质性研究、量表的开发和修订、量化研究、跨文化研究及其上文提到的追踪研究。 4.1. 质性研究 防御性悲观的质性研究，主要通过大规模的学生调查和面对面访谈，总结整理其使用原因，以揭示防御性悲观的内在结构。 Martin、Marsh和Debus (2003)在大学采用结构化的访谈法，发现家庭教育(父母一般不提高孩子的未来预期)、自我价值保护、有意识的自我激励、种族文化(亚裔家庭的学生更常用)都是防御性悲观策略使用的原因。陈成宏(2017)对8位学校行政人员进行焦点团体访谈，探究学校行政人员使用防御性悲观策略的原因，结果发现其原因可分为四类：自我个性、自我保护、自我激励和自我信仰。 4.2. 量表开发与修订 当前各不同社会文化国家都具有防御性悲观的本土化意识。开始各自修订，甚至是依据自身社会文化特征重新构建防御性悲观量表。 最早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中，Normen等人以防御性悲观的两项主要成分：消极预期与反思，设计了包含9个条目的量表，后不断修订(Norem & Cantor， 1986; Norem， 2001)。Araki (2008)对日本本土防御性悲观的结构进行探索，结果发现不同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二维结构(消极预期性与反思性)，日本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防御性悲观为四因素结构：悲观、过去的经验，积极反思和努力；并以此编制了包括24个项目的量表。Lim (2009)以新加坡大学生为对象，发现同西方防御性悲观的消极预期与反思一样的二维结构，其中消极预期能预期反思的发生，Lim认为是消极预期引发了反思的适应性行为以缓解个体的焦虑水平。当前国内在防御性悲观量表的引进和修订上也取得成果，研究者修订出中国化的适用于不同领域(学业领域、大学生社会领域等)的防御性悲观量表(鄢婷婷，侯玉波，2011；徐卉，2013)。然而类似Araki (2008)对日本本土防御性悲观的内部结构探索和本土化量表的开发还没有进展。 4.3. 量化研究 防御性悲观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索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和影响机制的实验研究。杨东明，胡燕和李雪峰(2012)对影响防御性悲观的情感动机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回避性成就目标取向、低学业自我效能、焦虑和抑郁能预测防御性悲观。胡燕，杨东明和李雪峰(2012)也分析了年级和性别对大学生防御性悲观的消极期望水平、反思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四学生的消极期望水平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且大三女生的消极期望水平显著高于大三男生；但在反思策略上均未发现年级差异与性别差异。Suchitra (2016)关注到防御悲观策略使用者消极预期对于自我价值的保护，将防御性悲观与完美性人格联系起来做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完美主义能很好的预测防御性悲观。以上研究主要发生在学业领域，既发现了情感动机因素对防御性悲观的影响，也发现特定人格特质对其影响，但以上因素是否存在发展(小学生、中学生、成年大学生、老年人间的异同)特征未来需进一步探究。 实际上防御性悲观的量化研究不限于学业领域，在社会领域Bunjak和Cerne (2018)将领导者与下属的防御性悲观进行研究，回归分析发现当领导与下属的防御性悲观水平较为一致时，下属的孤立感更少(相对于不一致性)，当下属的防御性水平相对领导更高时，其孤立感也更多，说明当领导和下属彼此都存在消极期望和积极反思时，下属在工作上主观感受到的支持相对更多。同时，防御性悲观作为一种认知策略或认知风格，在决策环境中会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决策中其作用是否同一？对这些问题的有关研究还非常少。 4.4. 跨文化研究 在防御性悲观研究开始的最初，Norem就以美国的中产阶级亚裔与白人作为对照研究，发现防御性悲观策略在亚裔群体中更为惯常。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发现防御性悲观存在着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如Chang和Sivam (2004)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的悲观与其有效的问题解决、情绪表达呈正相关，Chang认为亚裔美国人的文化敏感性可能更适合使用防御性悲观策略。Martin、Marsh、Williamson和Debus (2003)研究认为种族文化背景可能是一部分人更倾向于使用防御性悲观策略的原因之一。Lim (2009)对新加坡被试进行了防御性悲观研究，发现成就动机中的控制可以预测防御性悲观中的反思性，而成就动机中的竞争性则预测消极预期成分。日本研究者以本土社会文化显示构建起不同于西方二维结构的防御性悲观四维结构(Araki， 2008)。目前还没有研究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防御性悲观进行建构，但已有不少研究者在对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防御性悲观进行初步探索，如，访谈法探究其形成原因(陈成宏，2017)；问卷调查发分析其影响因素(杨东明，胡燕，李雪峰，2012)。因而，在前人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的防御性悲观的结构及其相关理论是首要问题，也将是防御性悲观跨文化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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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展望 5.1. 实验研究 当前严格控制的防御性悲观研究非常少，一是实验室诱发防御性悲观策略的有效性难以确保，即防御性悲观是否被真实激发出来。这一问题的准确回答至少需要确认三点：1) 成就情境前被试是否触发消极预期，以往研究通过主观量表，无法确保其效度。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相关情绪注意偏向等有关范式以反应时等相对客观的指标，再结合主观量表来提高其效度。2) 成就情境前是否积极设想未来存在的多种情况，积极调整行为，同样以往研究往往以主观量词获得，效度难以保证。3) 诱发防御性悲观策略所创设的成就情境是否具有区分度，就学业领域的研究来说，主要为有关智力测验(口算测验、词语联想测验、摹图谜题范式、心算范式等)。然而智力任务受认知策略的影响稍小，有时实验研究的结果统计效力较低，容易出现地板效应(买可昂，2014)。 其次，实验室中获得的结论是否具有生态效度，实验室中获得的防御性悲观策略是否仅由实验本身所激发的？由于防御性悲观策略具有领域特殊性，往往会在被试焦虑的状态下发生。因而，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被试日常生活中往往不会使用防御性悲观策略，但进入实验室后造成的紧张反而激发出防御性悲观策略。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将生态性考虑进去，甚至可以考虑在生态环境下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也可以考虑能够获得近似因果关系的交叉滞后模型进行研究。 5.2. 心理干预 由上文防御性悲观效应的辩证性可知，虽然总体来说防御性悲观是一种适应性的认知策略(Norem， 2008)，但也存在长期使用后的情绪情感代价(Norem & Smith， 2006; Showers & Ruben， 1990; Spencer & Norem， 1996)。且防御性悲观的反思具有积极的效应，能促发个体的适应性反应，但消极预期诱发的焦虑也会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那么对于惯用防御性悲观的个体来说，是否存在一种心理干预可以既保留反思带来的积极作用，又能够抵消或者抹去消极预期带来的消极作用？未来研究不妨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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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标作为动机的一个方面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目标价值理论的不断兴起，近些年来研究者对于目标的研究也从最初的目标的设置，目标的定向等方面，转变为更多地关注目标的具体内容。目标内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尤其是对于其与幸福感及心身健康等方面的关系研究，但是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本研究旨在从目标内容理论基础、测量应用，目标与心身健康的关系及治疗等方面入手，对目标内容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述。 关键词 :目标，目标内容，心身健康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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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标在心理学上的定义是个体预期自己的行为所达到的结果(车文博，2001)。根据动机理论，人类的行为从根本上是目标导向的，因此在以往的多数研究中，目标的概念常常与动机放在一起讨论，把关注点从目标本身的形成与实现的过程，放到目标所指向的行为上。动机的目标理论认为人们行为的本质是对目标的追求。 目标内容指个体所追求的目标的具体内容，目标内容理论的概念最初是由Deci & Ryan提出来的，它是自我决定理论的第五个子理论。该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个体所追求目标的差异来解释其具体行为结果的差异，并且认为目标的激励作用也是根据其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目标内容的研究主要源于近几年目标价值理论的兴起，研究表明其对于个体幸福感、自尊以及生活满意度等的影响很大，因此目标内容作为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近几年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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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目标内容的理论基础 关于目标内容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Deci & Ryan提出的以日常生活目标作为研究对象的自我决定理论，以及Elliot等提出和发展的以成就目标作为研究对象的成就目标理论。 2.1.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动机理论(Deci & Ryan， 2004)。根据目标的内容，自我决定理论划分了两类目标(Kasser & Ryan， 1996)。其中内部目标(intrinsic goals)把个体自我发展和成长这些内在需要作为追求的目标，包括自我接纳、亲密关系、群体归属、合作、公益、身体健康等。它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满足这些基本心理需要能够促进人格整合、认知成熟、自我实现。而外部目标(extrinsic goals)则把获得外部奖赏或社会赞许、通过获得外部价值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作为追求的目标，它看重的是金钱、名誉、声望、自我形象等。个体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更多同外在设定的标准相关。 该理论认为追求内在目标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而对于外在目标的追求则与个体的负性情绪以及更低的幸福感相关。其内在机制是自我决定理论的基本心理需求子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普遍存在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人们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都有主动追求这三种需求的欲望，当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个体就会产生自我决定的能力，有这良好的自我整合的感觉，并体验到充分的幸福感，从而促进个体的健康发展。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追求和实现内部目标的过程，就是其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过程，因而追求内在目标与更高的幸福感相关，而对于外部目标的追求却不能对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起到积极的效应，甚至会导致基本心理需求的阻滞，以此作为代价去满足物质、声望等外部目标，从而会使个体产生更多的负向情绪。 2.2. 成就目标理论 成就目标理论是最近20年中最有影响的动机观点(Elliot， 1997)。该理论主要是针对成就目标的研究，成就目标指个体在成就情境中渴望实现的目的，根据目标的内容，该理论将成就目标划分为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人们对能力有两种不同的观念，分别为能力增长观和能力实体观。持能力增长观的个体认为，能力是可增长的，学生能够通过模仿、学习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他们往往会更加倾向于追求那些能够激发他们的潜能，是自己掌握更多知识的目标，即掌握目标；持能力实体观的个体则认为，能力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力提升它，持有这类能力观的个体在工作和学习中，往往会更多的去关注自己受到的外部评价和成绩，认为学习是为了能够取得比他人更加优异的成绩，即为成绩目标。学生追求的成就目标不同，对其任务完成、能力的提升以及学业成绩都有显著的影响(Nicholls， 1984)。 后来在对于成就目标内容结构的不断研究中，研究者在原有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二分结构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包含掌握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成绩回避目标的三分结构(Elliot， 1997)。一直到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四分结构的划分，即成绩趋近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掌握趋近目标和掌握回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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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目标内容的测量及应用 3.1. 欲望指数量表及应用 3.1.1. 国外测量工具及应用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Kasser & Ryan (1993)设计了欲望指数量表，该量表被用来研究目标内容与健康的关系，施测对象多为大学生群体。量表包含21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从2个方面(重要性和实现可能性)来测试被试对于自我接纳、归属感、团体情感与经济成功这4种目标的评定。后来，目标种类增加到７个，分为内在目标：归属感、团体情感、健康、自我实现；外在目标：经济成功、社会认同、有吸引力的外表。研究者后来发现内外部目标不足以概括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因此将量表从7个维度扩大到11个维度，共57个条目，目标类别包括：自我接纳、归属感、团体感觉、身体健康、享乐主义、安全、灵性、顺从、经济成功、受欢迎程度和有吸引力的外表。 1996年Kasser & Ryan在对196名大学生进行目标内容与幸福感相关联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关注外在目标超过内在目标时，会有较低的幸福感；Ryan等人于1999年对美俄大学生进行目标内容与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俄罗斯大学生外在、内在目标都低于美国大学生，同时俄罗斯大学生也表现出较低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与自我实现等，研究者认为个体假如感到自身必须获得更高的外在目标时，不利于甚阻碍幸福感，但是假如感到需要获得更好的内在目标就会对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Kasser & Ahuvia (2002)对新加坡的98名商科学生进行物质主义、目标内容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测验，得到过强的物质义倾向的学生整体幸福感水平低，个体过多追求外在目标与自我实现、个体发展呈现负相关，与焦虑呈现正相关，而且同时也得到团体情感得分高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更高。另外还有些研究发现目标内容与一些高风险性行为有关，William等(2000)测量了美国高中生的生活目标，发现外部目标还可能与一些高风险的行为相关(如抽烟、酗酒、吸毒等)，Kasser & Ryan (2001)的一项对于美国中西部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也是与其一致的，研究发现追求外部目标的人会更多的使用毒品。 3.1.2. 国内测量工具及应用 国内学者唐海波等(2008)修订了欲望指数量表(Aspiration Index-35)的中文版，以634名大学生为样本，分析其信度、效度。量表包含７个维度：经济成功、外表有吸引力、社会认同、归宿感、团体情感、自我接纳、身体健康，共计35个条目，采用7级评分，维度分数越高则对应的价值倾向越明显，外部目标倾向越明显则物质主义水平可能越高。结果表明，该中文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重测信度为0.70，结构效度及其余各项指标良好，是一种较好地测评价值倾向的工具。 欲望指数量表(AI)是在近十年内才在国内翻译并检验，因此国内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是在学生群体中进行的。黄任之等(2009)认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不仅要集中于人格上，更多的需要探讨个人奋斗、个人目标和生活欲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徐希铮(2012)以349名大学生作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内部目标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创造思维和创造力。马改丽(2019)以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不同的目标对于初中生的学习投入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内部目标追求强于外部目标的个体通常对于学习会更加投入。 3.2. 成就目标量表及应用 成就目标的测量工具根据其结构分为三大类：二分法即把成就目标分为成绩目标和掌握目标两大类，主要测量工具代表是Nicholls编制的动机定向量表(MOS) (1984)，共包含三个分量表，分别测量任务定向、自我—社会定向和工作逃避定向，这是最早的成就目标测量工具之一；三分法即把成就目标分为三个维度进行测量，代表性测量工具是Elliot和Church编制的成就目标问卷，他们将成就目标分为三类：成绩趋近目标、成绩回避目标和掌握目标；四分法是目前对于成就目标的研究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分类方法，它将成就目标分为成绩趋近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掌握趋近目标和掌握回避目标，主要测量工具Pintrich编制的成就目标问卷。 国内使用最多的成就目标量表是刘惠军和郭德俊(2003)修订的四分成就目标定向量表，该量表分为4个维度，共包含29个条目，分别是成绩趋近目标(9个条目)，掌握趋近目标(9个条目)，成绩回避目标(5个条目)和掌握回避目标维度(6个条目)。 成就目标的研究多以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已有研究表明，成就目标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考试焦虑、负向情绪、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未来时间洞察力等有着显著相关。Luo等(2011)对新加坡的1697名初中生研究发现，倾向于掌握目标的学生往往在学业方面会比成绩目标的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且掌握目标的学生考试焦虑水平和负面情绪都要明显低于成绩目标者，学习成绩却更高，并且结果显示掌握目标与考试焦虑呈显著的负相关，而成绩目标则与考试焦虑呈显著的正相关。Deemer (2010)的一项对心理学博士生的研究发现，掌握目标可以正向显著预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同时，有研究显示不同的成就目标水平的大学生在学习投入上也有着显著差异，掌握目标水平高的学生学习投入水平也显著更高。连榕等对于高中生的研究表明，高掌握目标者心理健康状态比低掌握目标的学生更好，高成绩目标高中生表现出更多负向情绪。Stan & Oprea (2015)对156名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掌握目标水平高的学生考试焦虑显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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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目标内容与心身健康 对于目标内容与身心健康方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是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内外在目标与抑郁、焦虑等心身疾病的关系。 4.1. 目标内容与抑郁 在大学生群体中，内在目标水平较低的个体的抑郁症状比水平高的人要更多，然而具有高度外在目标的个体并没有比低水平个体具有更多的抑郁症状(Ling et al.， 2016)。研究结果表明内在目标可以为那些因抑郁症状而遭受社交、生活、学习等困境的学生提供保护与支持，也为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科医生提供了通过建立内在目标来保护个体免于抑郁症状的方法。 4.2. 目标内容与焦虑 张瑞雪(2018)的研究显示当个体过多的追求物质方面的目标时，焦虑情绪也会随之产生，物质目标追求欲望水平高的人他们会将自己的幸福感与物质的获取相挂钩，一旦无法满足自己物质方面过多的欲望，消极的情绪也会随之出现。另外有一项针对中学生群体的研究表明，对于成绩有着过高的目标追求的学生焦虑水平也会相应很高，而追求掌握目标的学生却与焦虑状态呈现着负相关。相关研究结果与抑郁的结果是相同的，当个体对于外部目标欲望更强时，焦虑情绪产生的可能性也会越大。 4.3. 目标内容与其他疾病 Hullmann等(2016)研究显示癌症病人的目标内容状况与正常群体有着显著差异，癌症病人的目标内容普遍要比正常群体的混乱。癌症病人在不同时期的目标追求也是存在差异的，在诊断后的一段时间，癌症病人对于所有目标追求的水平普遍较低，这可能与糟糕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治疗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目标内容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内部目标明显增多。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个体对于不同目标内容的追求也许可以预测他们的某些与心理有关的身体状况，这也是未来一个很大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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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相关治疗方法 根据一系列的研究显示，目标追求引起来的个体身心方面的健康问题，原因大都是个体过于追求外在目标而忽略了内在目标。因此在对于这一类患者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的主要着眼点在患者不合理的认知问题上，通过改变患者对已，对人或对事的看法与态度来改变心理问题，而对于此类患者医生的主要任务在于帮助患者认清自己对于过多外在目标的追求，从而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并追求内在目标，从而改善自己的心理问题。 行为激活(BA)是一种基于证据和NICE推荐的针对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的低强度治疗，其中患者追求与重新参与愉快，常规和必要活动相关的目标。BA是研究者针对个体目标追求导致抑郁的患者创立的新的治疗方法，Knittle等研究也显示BA治疗方法对这一类患者的个体目标追求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并对抑郁症也起到了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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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与展望 目前对于目标内容的研究多是以正常人群体为样本，分析其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大都表明内在目标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而与外部目标则相反，学生群体过多看重成绩目标也会降低其幸福感。但是对于目标内容的测量工具却较为单一，尤其是内外部目标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欲望指数量表(AI-35)，没有中国本土编制的相关量表。因此后续对于本土化量表的编制就显得至关重要。并且对于由于目标追求引起的心身疾病等方面的治疗还未提出具体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这也将是后续的一个研究方向。另外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目标内容与抑郁焦虑有着显著的关系，但是其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却很少，这也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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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利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技术(OCTA)观察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黄斑区浅层和深层视网膜毛细血管丛血流密度、中心凹无血管区(FAZ)面积、黄斑中心凹厚度(CMT)等的变化，并分析其与视功能的相关性。方法：本组54例(眼)视网膜静脉阻塞(RVO)患者，其中34例(眼)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20例(眼)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健康对照组19例(眼)，通过OCTA在以视网膜黄斑中心凹为中心的3 mm × 3 mm区域进行扫描，比较分析患眼、对侧眼及健康对照眼在FAZ面积、黄斑区血流密度、CMT的变化，分析其与最佳矫正视力(BCVA)的相关性。结果：患眼的FAZ面积均大于对侧眼和对照眼(P < 0.01， P < 0.05)，且FAZ面积与logMAR BCVA呈正相关；患眼黄斑区浅层和深层的血流密度明显低于对侧眼和对照眼(P < 0.001， P < 0.001)，且浅层及深层的血流密度均与logMAR BCVA呈负相关；患眼的CMT均较对侧眼及正常眼增厚(P < 0.001， P < 0.001)。结论：OCTA对于检测RVO黄斑区浅层和深层视网膜血流密度、FAZ面积等相关指标具有无创、便捷、准确的优点。RVO患者患眼较对侧眼及正常对照眼在浅层及深层视网膜血流密度和浅层FAZ面积均有改变，且FAZ面积和血流密度与RVO眼的最佳矫正视力相关。 关键词 :光学相干层析扫描血管成像，视网膜静脉阻塞，血流密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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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视网膜静脉阻塞(retinal vein occlusion， RVO)是第二大常见的视网膜血管性疾病。根据阻塞血管的位置，RVO可以分为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BRVO)和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entral retinal vein occlusion， CRVO)。黄斑水肿、黄斑缺血、玻璃体积血以及新生血管形成等并发症的发生是RVO中视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 1 ]，其中，黄斑水肿是影响视力最常见的并发症 [ 2 ]。但在临床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无黄斑水肿或经治疗后黄斑水肿好转的病人视力恢复并不理想，因此需要更多的诊疗技术进一步了解影响RVO视力预后的原因。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技术(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CTA)是一种通过血液运动对比技术实现对视网膜及脉络膜血管结构的空间可视化的技术，其成像采集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算法是基于分频增幅去相关算法(split-spectrum amplitude-decorrelation angiography， SSADA) [ 3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视网膜及脉络膜疾病的诊疗中 [ 4 ]。OCTA的优势有：首先其为无创性检查技术、无需静脉注入染料；其次能够分析和量化视网膜和脉络膜血管的密度，并自动生成外层视网膜、浅层视网膜、深层视网膜、脉络膜等不同血管层的图像；再者其能够描绘中心凹无血管区(foveal avascular zone， FAZ)，并自动准确计算FAZ面积。本研究利用OCTA的检查优势，定量观察并分析RVO黄斑区血流密度、FAZ面积变化，进一步分析其与视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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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选取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并确诊为RVO的患者56例(眼)，排除因屈光间质较浑浊及无法固视的患者2人，最终纳入54例(眼)，其中男28例，女26例，平均年龄55.26 ± 11.01；其中BRVO 34例(眼)，男16例，女18例，平均年龄54.26 ± 9.89；CRVO 20例(眼)，男12例，女8例，平均年龄56.95 ± 12.95。同时选取19例(眼)正常患者为对照组，男10例，女9例，平均年龄53.79 ± 10.77，与RVO患者在年龄及性别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排除标准：病理性近视，青光眼，眼外伤、葡萄膜炎病史，合并其他的视网膜疾病，严重的白内障，眼球震颤，已行抗VEGF及眼底激光治疗，质量差的OCTA图像(信号强度指数低于50)的患者均在排除之列。 2.2. 分组 选取RVO患者的患眼为A组，RVO患者的对侧眼为B组，健康对照眼为C组，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患者知情同意并已签订知情同意书。 2.3.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使用对数视力表测量最佳矫正视力(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BCVA)，OCTA，裂隙灯眼底检测。 OCTA采用Avanti RTVue XR (OptovueInc，Fremont，CA，美国)中的Angio Retina模式扫描完成，黄斑区扫描范围选用3 mm × 3 mm规格，扫描时嘱患者注视机器内蓝色视标不眨眼，保持至少3 s，获取两个正交的OCTA体积扫描并执行运动校正，去除最小化运动伪影；以黄斑中央凹为中心，聚焦于2个神经视网膜层：浅层毛细血管丛(superficial capillary plexus， SCP， SCP)和深层毛细血管丛(deep capillary plexus， DCP)，使用带有OptovueRTVue XR AVANTI软件的AngioVue模块进行黄斑旁血流密度、平均视网膜血流密度以及黄斑中心凹厚度(central macular thickness， CMT)的测量。点击FAZ后，将在OCTA软件上使用内置软件自动选择和计算FAZ面积。所有患者的OCTA检查均由同一名熟练眼科技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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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3.0进行统计学分析，在进行统计学分析前将BCVA转换为最小分辨率(logMAR)当量的对数。所有值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每两组之间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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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1) RVO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RVO组平均年龄55.26 ± 11.01，正常对照组平均年龄53.79 ± 10.77，P = 0.546 (P > 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 三组患者分别每两组之间比较两组患者FAZ测量值。A组、B组和C组FAZ平均值分别为0.46 ± 0.26 mm 2 、0.34 ± 0.11 mm 2 、0.33 ± 0.14 mm 2 ；A组和B组相比P = 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A组和C组比较，P = 0.01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B组和C组比较，P = 0.847 (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下表1。 3) 三组患者分别每两组之间比较两组患者深层及浅层黄斑旁血流密度、视网膜平均血流密度百分比测量值。A组和B组，A组和C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B组和C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下表1。 4) 三组患者分别每两组之间比较两组患者黄斑中心凹厚度(central macular thickness， CMT)。A组和B组，A组和C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B组和C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下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measurement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of patient A组 B组 C组 P P1 P2 P3 浅层视网膜平均血流密度(%) 37.96 ± 5.10 43.70 ± 5.12 44.48 ± 3.02 0.000 0.000 0.548 深层视网膜平均血流密度(%) 40.36 ± 6.80 48.80 ± 4.23 50.23 ± 2.41 0.000 0.000 0.317 浅层黄斑旁血流密度(%) 39.72 ± 5.57 46.04 ± 5.25 46.67 ± 2.56 0.000 0.000 0.638 深层黄斑旁血流密度(%) 42.30 ± 8.84 51.28 ± 5.30 51.50 ± 2.95 0.000 0.000 0.902 CMT (μm) 451.70 ± 238.24 242.48 ± 33.03 225.26 ± 14.37 0.000 0.000 0.682 FAZ (mm 2 ) 0.46 ± 0.26 0.34 ± 0.11 0.33 ± 0.14 0.001 0.012 0.847 表1. 三组患者在各测量值间比较 注：A组：RVO患眼组；B组：RVO对侧眼组；C组：正常对照眼组；P1：A组与B组对比；P2：A组与C组对比；P3：B组与C组对比；P < 0.05有意义。 5) LogMAR BCVA分别与CMT、FAZ面积呈正相关，相关性分别为(r = 0.504、0.627，均P < 0.001)，如图1，图2。 图1. 患眼、对侧眼、健康对照眼CMT与LogBCVA的关系 图2. 患眼、对侧眼、正常对照眼FAZ面积与LogBCVA的关系 6) LogMAR BCVA分别与浅层视网膜平均血流密度、深层视网膜平均血流密度呈负相关，相关性分别为(r = −0.505、−0.640，均P < 0.001)，分别如图3~6。 图3. 患眼、对侧眼、正常对照眼浅层视网膜血流密度与LogMAR BCVA的关系 图4. 患眼、对侧眼、健康对照眼深层视网膜血流密度与LogMAR BCVA的关系 7) LogMAR BCVA分别与浅层视网膜黄斑旁血流密度、深层视网膜黄斑旁血流密度呈负相关，相关性分别为(r = −0.537、−0.608，均P < 0.001)，分别如图5、图6。 图5. 患眼、对侧眼、健康对照眼浅层黄斑旁血流密度与LogMAR BCVA的关系 图6. 患眼、对侧眼、健康对照眼深层黄斑旁血流密度与LogMAR BCVA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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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RVO主要的眼底表现为受累的视网膜静脉迂曲扩张、火焰状出血、水肿渗出等。目前对于RVO具体的发病原因和机制仍不十分清楚，但一般认为RVO的原因与静脉血流瘀滞、血管外的压迫、静脉血管壁的损害有关。高血压病、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年龄是RVO的全身危险因素；高眼压、眼轴长度、青光眼、屈光状态和视网膜微血管病变等是RVO的局部危险因素。随着RVO的发病率增加，近年来对于RVO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也在不断探索中进步。 一直以来，眼底荧光血管造影(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FFA)都是RVO诊断的金标准；由于荧光素染料不能通过完整的血–视网膜屏障，因此它是视网膜病变成像的极好的介质；FFA将视网膜血管循环可视化，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导致视力丧失的致病机制 [ 5 ] [ 6 ]。但FFA是一项侵入性的有创检查，偶有过敏、恶心等副作用发生 [ 7 ] [ 8 ]，不能作为长期随访观察病情变化的检查技术；且FFA由于染料的渗漏和汇集，使得视网膜的血管细节被掩盖；只能观察到浅层视网膜而对深层视网膜没法辨别。因此，寻求一种新的非侵入性的可以观察视网膜血管变化的检查技术很有必要。 自1990年由Huang等 [ 9 ] 发明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以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地应用于眼科疾病的诊断中；OCTA是在OCT的扫描基础上一种速度更快的检查仪器，主要原理是将视网膜毛细血管内运动的红细胞作为内在造影剂，以流动的红细胞产生图像，而与运动方向无关 [ 10 ]；OCTA通过在同一位置进行连续重复的多次B扫描，并自动比较所有扫描的结果，对于具有恒定对比度的静态信息自动删除，保留具有差异的信息即代表血管内的血液的流动。此前已有研究证明OCTA对于视网膜静脉阻塞中无灌注区，FAZ、浅层及深层视网膜血管丛密度等的检测就有较高的准确性及可重复性 [ 11 ]。Ho等研究表明，OCTA中扫描范围的模式选择对于FAZ面积的测量有一定的影响，3 × 3 mm扫描比6 × 6 mm扫描更清晰地描绘FAZ尺寸。这是因为与6 × 6 mm和8 × 8 mm相比，3 × 3 mm扫描的扫描密度更高，因此分辨率更高 [ 12 ]。因此我们选择了3 × 3 mm扫描模式。 FAZ是由视网膜中心凹无血管区内连续的毛细血管网络包围，但没有毛细血管结构的区域；黄斑中心凹几乎包含了所有的视锥细胞，一直是眼科工作中观察的重要指标 [ 13 ]；作为无血管区域，FAZ可通过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A)进行可视化。虽然由于本研究所使用OCTA版本的限制无法测量DCP中FAZ的面积，但Coscas等人通过OCTA与FFA的比较，认为FFA中的FAZ主要代表SCP中的FAZ [ 14 ]，所以本研究中的SCP中FAZ对于观察RVO患者FAZ面积变化及其与视功能的相关性仍是有意义的。本研究中发现RVO患者患眼的FAZ面积较健侧眼及健康对照眼明显增大，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与之前的一项研究中报告了无论在SCP还是在DCP中RVO患者的患眼均较对侧眼扩大的结果是相同的 [ 15 ]；本研究中对侧眼与健康对照眼相比，虽然FAZ面积有所增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还发现FAZ面积与logMAR呈正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16 ]；这为以后预估RVO患者视力的预后有指导性的作用。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在RVO患者中，SCP及DCP中的血流密度均较对侧眼和健康对照眼降低，同时发现SCP和DCP中的血流密度与logMAR呈负相关，这于Kang JW [ 17 ] 等人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本研究还发现血流密度在DCP中显著降低，可能与视网膜复杂的血管网有关，该网络由不同轴向水平排列的浅层、深层及脉络膜毛细血管丛组成 [ 18 ] [ 19 ]；此外，深部毛细血管丛(DCP)的血管结构与主要静脉直接连通而缺乏血管平滑肌，使得DCP与SCP相比更容易受到RVO之后的血流动力学紊乱的影响以及随后的低灌注的发生 [ 20 ] [ 21 ]。DCP中的血管在视网膜血流中占有重要作用，DCP的低灌注可能会降低视觉功能。 虽然之前已有研究对于OCTA与FFA在RVO中的微血管结构进行比较，但大多为定性的研究，本研究定量研究并分析比较视网膜静脉阻塞中的微血管结构与视功能的相关性。对于单侧RVO的患者，不仅RVO患眼中的DCP及SCP中血流密度较对侧眼降低，FAZ面积大小较对侧眼增大；还发现对侧健康眼的各层血管丛中的血流密度低于正常对照眼，FZA面积大于正常对照眼，尽管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仅在黄斑区，2018年Yong-Il Shin等 [ 22 ] 应用OCTA获得以视盘为中心的6 × 6 mm扫描，结果RVO患者对侧眼的平均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神经节细胞内丛状层厚度，视乳头周围毛细血管密度与健康对照眼相比均有差异；尽管在眼底检查中对侧眼可能看起来正常，但它受微血管灌注的影响。这表明，RVO的发展可能不是一个纯粹局部的眼部事件，至少在一些患者中，全身性改变可能影响双眼的视网膜血管系统，导致一只眼睛表现出RVO的体征。 本项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RVO患者样本量小；其次健康眼睛的对照组数量很少，并且没有以基于人群的方式收集。总之鉴于其无创和详细的深度分辨血管成像定量测量，OCTA可能成为诊断RVO黄斑缺血和视觉预后的重要有效工具，但未来需要更多大样本、长时间的随机实验来探查OCTA在RVO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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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笔者在滇东南建水官厅地区中晚泥盆世–二叠纪(D-P)深灰色薄层状泥晶灰岩夹硅质岩、硅质条带灰岩、基性火山岩的地层中首次发现了基性–超基性岩墙群。现有资料表明：官厅地区经历了中晚泥盆世–二叠纪长期的区域性伸展作用，在晚二叠世达到了颠峰状态，爆发了大范围、大规模的基性、(局部)酸性火山喷发活动，喷发堆积了巨厚的火山岩(他痴组)，并伴随着同期异相的基性–超基性岩墙群的顺层侵入。在岩浆演化过程中不存在地壳物质混染，Ni、Cr含量较高，均显示具有原始地幔岩浆的特点。因此，一方面强烈的伸展作用导致官厅地区在中–晚二叠世时期的地壳厚度大大减薄，地幔源区的基性岩浆在上升侵位过程中没有受到地壳物质的混染；另一方面强烈的伸展作用使官厅地区在中–晚二叠世时期发生了巨烈的沉降、裂陷，甚至出现了初始洋盆或裂谷中心地带，由此奠定了个旧裂谷盆地的形成。个旧裂谷盆地经个旧–普者哨–丘北–者太延伸至贵州省境内的册亨地区，完成了与区域上右江裂谷型盆地的全面接轨。官厅地区晚中–晚二叠世基性–超基性岩墙群的发现为深入研究区域上右江裂谷盆地的形成及发展、演化提供了全新的岩石学信息。 关键词 :基性–超基性岩墙群，中–晚二叠世，裂陷，右江裂谷盆地，滇东南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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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传统观点认为滇东南建水地区晚古生代地层属台地相(稳定型)沉积，影响较为深远。区域上右江裂谷盆地沉积特征在东南地层区广西境内和贵州黔西南地层小区内都非常清楚，在云南境内滇东南地区怎么突然消失而未见踪迹？虽然认为在泥盆纪有“南丹型”沉积，但其描述的“南丹型”沉积内容与贵州及广西境内的“南丹型”沉积特征有巨大差异，并且缺乏阐述石炭纪至二叠纪地层的沉积特点(云南省地质矿产局，1990；1996) [ 1 ] [ 2 ]，因此，右江裂谷盆地在滇东南地区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1:20万个旧幅、建水幅划分的建水新寨–个旧巡检司一带石炭纪–二叠纪为灰岩、硅质岩、硅质条带灰岩夹较多基性火山岩(甚至包括超基性火山岩)的地层层序 [ 3 ]。同一条带上的1:5万者太–底圩幅在晚泥盆世–二叠纪地层中均发现了基性火山岩夹层，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其形成于拉伸构造背景，并且具有属于同源岩浆系列的演化特征 [ 4 ]。本文认为滇东–滇东南地区泥盆纪–二叠纪具有活动型沉积的诸多特征，在晚二叠世爆发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基性、酸性火山喷发活动，由此奠定了右江裂谷盆地的趋型。官厅地区中–晚二叠世基性–超基性岩墙群的侵入属于其同期异相的产物。笔者在前人划分无时代依据的滇东南建水官厅地区石炭纪薄层状泥晶灰岩、白云岩化灰岩、大理岩夹硅质条带灰岩、硅质岩(少量放射虫硅质岩)、基性火山岩的层序中发现了中泥盆世艾菲尔期牙形石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带、晚泥盆世法门期牙形石Palmatolepis rhomboids带，将官厅地区中晚泥盆世划分为达莲塘组、上统榴江组及五指山组(另文)，为海槽型沉积，具有“南丹型”沉积的特有特征。另一方面，官厅地区基性火山岩的最低层位为晚泥盆统五指山组，与右江裂谷盆地(贵州省地质矿产局，1997) [ 4 ] 的发育时期一致，所不同的是，在右江裂谷盆地分布的广大地区，至今没有基性–超基性岩墙群侵入的报导。由此表明：滇东南地区自中晚泥盆世–二叠纪处于强烈的拉伸构造背景。官厅地区基性–超基性岩墙群与典型的洋中脊玄武岩的特征有一定差异，通过研究晚二叠世沉积相资料和基性、酸性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滇东南地区存在水体较深的海槽，不存在开阔的大洋环境或洋中脊环境，伴随着强烈的拉伸，一方面在晚二叠世爆发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基性、酸性火山喷发活动，并且出现了初始洋盆，但未出现大洋环境或洋中脊环境，因而造成了官厅地区基性火山岩与典型的洋中脊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具有一定差异。进一步研究表明：岩石中δEu接近1，Nb* > 1，反映岩浆演化过程中没有经历过明显的斜长石的结晶分离，也不存在明显的地壳混染情况，Ni、Cr含量较高，具有原始岩浆的特点。中晚泥盆世–中晚二叠世长期而强烈的拉伸，另一方面造成官厅地区的地壳厚度大大减薄，使地幔源区的原始岩浆在上升侵位过程中没有受到地壳特物质的混染。现有最新资料 [ 5 ] 表明：官厅地区晚古生代泥盆纪–二叠纪沉积为个旧裂谷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个旧裂谷盆地演化最重要的阶段，并且经历了长期而强烈的伸展作用，官厅地区基性–超基性岩墙群的发现为深入研究个旧裂谷盆地增添了全新的火山岩石学信息。个旧裂谷型盆地是徐桂香等(2016) [ 6 ] 在前人认为滇东南地区三叠系为稳定型沉积(云南省地质矿产局，1990；1996) [ 1 ] [ 2 ] 的基础上创造性、开拓性的提出的一个构造单元，个旧裂谷盆地只是右江裂谷型盆地(再生式地槽，下同)的一部分，裂谷盆地内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发生了多期次的火山喷发活动。为了特别强调个旧裂谷盆地经历的伸展作用构造背景，甚至出现了裂谷中心地带或初始洋盆，个旧裂谷盆地与其北西侧被动大陆边缘的沉积作用、沉降速率、火山作用、成矿作用都极不相同、极不对称，并且存在制约右江裂谷盆地的控制性同沉积时期的深大断裂，因此，本文一律使用个旧裂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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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域地质背景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完成了滇东南地区1:20万元阳幅、大鹿马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由于红河北岸地区主要为大陡岩–陡坡地貌，通行条件极为不便，加之覆盖较大，收集的各种资料十分局限，尤其是确定岩石地层年代方面非常重要的古生物资料非常缺乏。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1:20万元阳幅、大鹿马幅对建水官厅以南–红河以北一带的石炭系地层划分显得比较粗略，其将石炭系地层划分为C 2 、C 3 两个年代地层单位，没有进行岩石地层单位划分，C 2 、C 3 岩石类型均为一套泥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大理岩，二者间为整合接触 [ 7 ]。由于分布局限，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填图中只有少量路线控制，也未测制剖面，当时在C 2 、C 3 地层中并未采获化石，主要根据C 3 与上覆P 1 q呈假整合接触关系和有化石依据的茅口组反推对比划分为C 2 、C 3 。因此，前人划分的C 2 、C 3 地层缺乏古生物依据。在紧邻官厅北侧、北东侧地区，1:20万建水幅旧幅划分的石炭系(包括C 1 、C 2 )分别有两种不同的地层层序，一种为隐晶质灰岩–块状灰岩，另一种层序为灰岩夹基性火山岩(甚至包括超基性火山岩)、硅质岩的地层层序，C 3 为灰岩、硅质条带灰岩夹硅质岩 [ 3 ]。尽管1:20万建水等图幅形成年代久远，但其建立和划分地层层序特征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云南省地质矿产局，1996)按大区–区–分区–小区对云南省岩石地层单位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系统总结，将滇东南建水–个旧地区1:20万(元阳幅、大鹿马幅、建水幅、个旧幅)划分的石炭系(包括C 1 、C 2 、C 3 )一并划分对比为石炭系黄龙组(Ch)，认为属开阔台地相、鲕滩相沉积 [ 2 ]，但毕竟是阶段性成果。云南省地质调查院(2015) 1:5万白显、马街幅区域地质调查中根据获牙形石Palmatolepis rhomboids带将其划分对比为泥盆系上统革当组，归属个旧地层分区 [ 5 ]。这种划分与革当组定义不相符，革当组主要为一套鲕粒灰岩，为碳酸盐台地鲕粒滩相沉积，以明显不夹碎屑岩、火山岩及硅质岩为特征。但正是由于地层单位划分的不合理，造成了地壳尺度的右江裂谷型盆地(再生式地槽，下同)在滇东–滇东南广大地区的消失。 区域上，右江裂谷盆地自中晚泥盆世开始发育至晚二叠世末期–三叠纪早期全面形成(贵州省地质矿产局，1997) [ 8 ]。由于官厅地区1:20万基础地质资料形成年代久远和信息资料不能共享的限制，官厅地区右江裂谷盆地的很多信息没有挖掘出来，随着滇东–滇东南地区1:5万区域地质项目的逐渐开展，滇东–滇东南地区许多隐藏的关于右江裂谷盆地的信息开始显露。右江裂谷型盆地有著作称右江再生式地槽，其形成之前为“南丹型”沉积(由很多规模较小的海槽所组成)，也就是右江地槽是在“南丹型”海槽古地理格局基础上进一步拉伸、沉降、裂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形成 [ 9 ]，右江裂谷型盆地与“南丹型”沉积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右江裂谷型盆地的前身就是“南丹型”的沉积。因此，锁定“南丹型”沉积就是打开研究右江裂谷盆地沉积特征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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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区域构造背景 由于官厅地区基性–超基性岩墙群在右江裂谷盆地内属首次发现，仅有观点认为其侵入活动与峨眉山超级地幔柱、建水次级地幔柱有关(2015) [ 5 ]，属峨眉山玄武岩同期异相的产物。晚二叠世基性火山岩在中国南方分布非常广泛，四川峨眉山玄武岩组为一套陆相喷发的基性(无酸性)火山岩。在滇东–滇东南广大区域内，晚二叠世基性(局部有酸性)火山岩分布极广泛，1:5万者太–底圩幅将其划分为他痴组，他痴组为薄层状泥晶灰岩、硅质岩、硅质条带灰岩(放射虫硅质岩)夹基性火山岩、基性凝灰岩及细碎屑建造的层序 [ 4 ]，显然与扬子地台的沉积有很大的差别。灰岩、硅质岩、硅质条带灰岩、基性火山岩层序沿滇东南建水小新寨–个旧巡检司–(师宗南部)者太–古障(本文简称巡古线)一带进入贵州省境内的江南地区小区，巡古线南东侧与北西侧沉积物差异特别显著，北西侧D 2 -T 3 基本无火山活动(仅有陆相喷发的中–晚二叠统峨嵋山玄武岩)，南东侧D 2-3 -T 2 发生了多期次基性、酸性火山活动，尤其是在晚二叠世发生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基性、酸性火山喷发活动。如前所述，巡古线南东侧属右江裂谷盆地，而其北西侧为扬子陆块(贵洲省地质矿产局，1997) [ 8 ]，两侧沉积物极不对称，但也有一些相似的沉积环境，如北西侧三叠系关岭组夹硅质条带泥晶灰岩、少量凝灰质沉积，发育滑塌堆积(白建科等，2009；黄金元等，2009) [ 10 ] [ 11 ]，含双壳类Costatoria goldfussi、牙形石Neogondolella constricta带、Nicoraella kockli带(张启跃等，2009) [ 12 ]。南东侧在个旧组夹硅质条带泥晶灰岩、酸性凝灰岩及基性凝灰岩沉积，同样发育滑塌堆积，含双壳类Costatoria goldfussi、牙形石Neogndolella bifarcata带。Neogndolella bifarcata带之下带为Neogondolella constricta带、上带为Nicoraella kockli带，此三个牙形石带产出空间上邻近，时限上衔接无缝绝非偶然，并且均含双壳类Costatoria goldfussi及鱼鳞蛤。结合巡古分区界线南东侧、北西侧的沉积作用、古生物特征及火山作用、岩浆活动，笔者认为：巡古线具有双重性质，一是作为黔西南地层小区与江南地层小区的自然分界线，二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条同沉积时期的具有正断层性质的控制性深大断裂(本文命名为巡检司–兴义大断裂)，最重要的依据是D 2 -T 3 时期江南地层小区(个旧裂谷盆地)与黔西南地层小区两者的沉积物厚度相差比较悬殊，个旧裂谷盆地内D 2 -T 2 时期发育有多期次的岩浆活动。巡检司–兴义大断裂严格控制作用表现在3个方面：1) 控制右江裂谷盆地内地层的走向和分布，2) 控制右江裂谷盆地(或称为个旧地层小区，本文不作论述)的沉降、裂陷作用、沉积作用；3) 控制右江裂谷盆地内的岩浆活动。官厅地区泥盆纪–三叠纪火山喷发及基性–超基性岩墙群侵入都发育在个旧裂谷盆地内，明显受巡检司–兴义大断裂严格控制(图1)。官厅地区伸展作用终止于三叠纪拉丁期，个旧裂谷盆地随之开始夭折，没有继续向超级大洋环境方向发展演化，从而也全面结束了个旧裂谷盆地的演化历程。 图1. 扬子地层区–东南地层区岩石地层区划简图(据云南省地矿局1996、贵州省地质矿产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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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南丹型”地层划分 区域上右江裂谷盆地沉积特征在东南地层区广西境内和贵州黔西南地区的表现十分清楚，但在云南省境内的滇东–滇东南数万km 2 的广大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右江裂谷盆地的踪迹，尽管在丘北者太地区榴江组中发现了基性火山岩等，也只是简单地认为属台沟相沉积，没有和右江裂谷盆地的发育历史相联系起来。深入了解右江裂谷盆地的演化历史及空间分布对研究官厅地区基性–超基性岩的构造背景极其重要，而怎样认识和划分右江裂谷盆地的晚古生代地层层序起着关键作用，右江裂谷盆地在泥盆纪–二叠纪时期最明显的沉积特征就是台–海槽相间构成的沉积环境，即其特有“南丹型”的沉积特征。与扬子稳定型沉积(扬子地层区)相比，右江裂谷盆地(东南地层区)的沉积特征带有鲜明的活动性色彩。笔者于2015年测制了红河沿岸地带1:20万元阳幅、大鹿马幅划分的C 2 、C 3 地层(剖面图略)，在其中获晚泥盆世牙形石Palmatolepis rhomboids带，并且发现基性火山夹层，结合岩石组合特征、生物组合特征将其厘定为泥盆系上统五指山组。需要强调的是，五指山组层型以瘤状灰岩为特征，但在更为广泛的区域上，瘤状灰岩并不是五指山组的唯一特征，以薄层灰岩为主夹角砾状灰岩(斜坡相)、夹硅质条带灰岩、基性火山(熔)岩为晚泥盆世五指山组的普遍特征，同时根据1:20万元阳幅、大鹿马幅划分的二叠系茅口组深灰色薄层状泥晶灰岩夹硅质岩、硅质条带泥晶灰岩、角砾状泥晶灰岩(滑塌角砾岩)中中泥盆世艾菲尔期牙形石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带 [ 7 ]，本文厘定为泥盆系中统达莲塘组，达莲组与榴江组未直接见面，其间为断层所分隔。官厅地区晚泥盆世牙形石Palmatolepis rhomboids带和基性火山岩夹层的发现为厘定五指山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古生物学依据 [ 5 ]。1) 牙形石Palmatolepis rhomboids带是广西境内“南丹型”五指山组的同名带化石；2) 在右江地区，晚泥盆世地层层序中仅有五指山组夹火山岩。根据岩石组合、生物组合特征，本文将红河沿岸晚古生代地层划分为泥盆系中统达莲组、上统榴江组、五指山组(表1)，为海槽型沉积环境，具有“南丹型”沉积的特有特征。尽管1:20万元阳幅、大鹿马幅划分的官厅地区石炭系–二叠系地层完全可以和1:20万建水幅、个旧幅有化石依据的石炭系–二叠系地层对比(海槽型)，但因缺少剖面控制和更多的古生物学依据，本文对官厅地区石炭纪–二叠纪地层不作详细划分。官厅地区晚二叠世基性、酸性火山喷发活动对右江裂谷盆地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前人将其划分为峨眉山玄武岩，划归扬子地层区，但其岩石组合及下伏基座、上覆盖层、喷发环境均与上扬子地层区峨眉山玄武岩大不相同，完全是两套不同的地层层序，本文将官厅地区晚二叠世火山岩对比为他痴组，本区基性–超基性侵入岩为他痴组基性火岩同期异相的产物。厘定他痴组的地层层序非常重要，因为在中–晚二叠世，官厅地区发生了剧烈的沉降、裂陷作用以及大规模的基性、酸性火山喷发作用，同是伴随着基性–超基性岩墙群的顺层侵入活动。本文对官厅地区及新发现的中–晚泥盆世、二叠纪火山岩地层层序重新厘定如下(表1、表2)。 Table 1 Evolution of permian tachi formation division in Jianshui Guanting area， southeast Yunna 1:20万元阳幅、 大鹿马幅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 (1990) 云南省岩石地层 (1996) 1:5万白显幅、马街幅 (2015) 本文 浅海台地 浅海相–陆相 浅海相–陆相 南丹型 C 3 达拉组 领薅组 Pe Pe Pe Pe 他痴组 P 2 m P 2 m 阳新组 岩头组 表1. 滇东南建水官厅地区二叠系他痴组划分沿革表 Table 2 Evolution table of middle-late devonian division in Jianshui Guanting area， southeast Yunna 1:20万元阳幅、大鹿马幅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 (1990) 云南省岩石地层 (1996) 1:5万白显幅、马街幅 (2015) 本文 浅海台地 台地 台地 南丹型 C 3 达拉组 阳新组 革当组 五指山组 C 2 * 滑石板组 榴江组 P 2 m* P 2 m 东岗岭组(达莲塘组) 达莲塘组 表2. 滇东南建水官厅地区中–晚泥盆统划分沿革表 *1:20万划分C 2 、P 2 m未直接见面，二者间为断层分割。 4.1. 五指山组 五指山组主要为泥晶灰岩、硅质条带泥晶灰岩、白云石大理岩夹角砾凝灰岩、强烈蚀变玄武岩，厚387.1 m，底以泥质粉砂岩的出现作为泥盆系上统榴江组，划分标志非常清楚，五指山组与榴江组呈整合接触(图版1)，顶以深灰色炭质泥岩作为石炭系坝达组的划分标志，与坝达组深灰色泥岩呈整合接触。 4.2. 榴江组 榴江组主要为灰绿色钙质页岩、砂泥质粉砂岩、深灰色不等粒大理岩，出露不全，厚>40.8 m，未获化石，与五指山组白云石大理岩呈清楚的整合接触关系，未见底，与侏罗系下统冯家河组呈断层接触。官厅地区榴江组可以和1:5万者太–底圩幅划分的榴江组对比，1:5万者太–底圩幅划分的榴江组出露完整，其中夹少量玄武岩 [ 4 ]，“南丹型”的沉积特征非常明显。 4.3. 达莲塘组 乍拉剖面未见有达莲塘组出露，在乍拉剖面西侧分布一套灰、深灰色薄层状泥晶灰岩、硅质岩、硅质条带灰岩，灰岩中首次发现中泥盆世艾菲尔期牙形石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带 [ 2 ]，根据岩石组合及生物组合特征将其划分对比为泥盆系达莲塘组(表2)。 综合官厅地区泥盆系地层，自下而上划分为下–中泥盆统达莲塘组、榴江组、五指山组三个地层单位，由于榴江组出露不完整，未获化石依据。但官厅地区获中泥盆世艾菲尔期牙形石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带，岩石组合特征与达莲塘组一致。区域上，右江裂谷盆地的最低层位为中泥盆统，由此说明，官厅地区中–晚泥盆世沉积属于右江裂谷盆地的一部分。 4.4. 他痴组 他痴组主为灰绿、灰黄、深灰、灰黑色玄武岩、致密状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夹少量紫红色安山岩、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局部夹浅灰白色流纹岩、英安岩，厚1554 m，与下伏岩头组呈喷发不整合接触，其上被组薄层状泥晶灰岩整合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