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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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大学生偶像崇拜的特点 3.1.1. 大学生偶像崇拜的基本情况 大学生偶像崇拜的非理性卷入并不高，各个维度得分均低于理论中值3分。其中，娱乐社交维度得分最高，其次是情感投射维度，而病理边缘维度的得分最低，仅为1.72。此外，各个维度均分的标准差均接近于1，表明大学生在偶像崇拜量表上，各个维度均分的均值波动较大。 在所处阶段中，大学生偶像崇拜者所处阶段处于非常喜欢的占比最多，为55.2%。按照问卷编制者提供的方法计算，采用快速聚类分析和fisher判别分析，可把偶像崇拜的类型划分为低卷入群体、交际型群体、移情型群体、妄想型群体四类。其中低卷入群体属于低偶像崇拜者，交际型群体属于理性崇拜者，移情型群体和妄想型群体属于非理性偶像崇拜者。其中，低卷入群体最多，占比44.4%；其次是移情型群体，占比27.8%；接下来是交际型群体，占比22.0%；最少的是妄想型群体，占比5.8%。在偶像崇拜的类型中，低偶像崇拜者最多，占比44.4%；其次是非理性崇拜者，占比33.6%；最少的是理性崇拜者，占比22.0%。 3.1.2. 大学生偶像崇拜的年龄、性别差异 偶像崇拜的五个维度在年龄上无显著差异。表明偶像崇拜一般情况下，不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偶像崇拜五个维度中，部分维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其中，只有娱乐社交维度和情感投射维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的娱乐社交均分和情感投射均分均高于男生的。其余三个维度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见表1)。 Table 1 Idolatry of college students at age， sex difference (M ± SD 18岁及其以下 19岁及其以下 t p 娱乐社交均分 2.90 ± 1.01 2.87 ± 1.00 0.18 .861 情感投射均分 2.51 ± 1.29 2.27 ± 1.11 1.19 .239 完全认同均分 2.00 ± 1.07 1.89 ± 0.92 0.68 .499 关系幻想均分 2.18 ± 1.07 2.09 ± 0.95 0.61 .546 病理边缘均分 1.76 ± 0.95 1.70 ± 0.80 0.45 .652 男 女 t p 娱乐社交均分 2.68 ± 1.02 2.99 ± 0.97 −2.29 * .023 情感投射均分 2.09 ± 1.08 2.47 ± 1.18 −2.40 * .017 完全认同均分 1.87 ± 1.01 1.94 ± 0.92 −0.53 .599 关系幻想均分 2.17 ± 0.99 2.07 ± 0.97 0.68 .495 病理边缘均分 1.77 ± 0.89 1.69 ± 0.80 0.68 .495 表1. 大学生偶像崇拜在年龄、性别差异(M ± SD)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3.1.3. 大学生偶像崇拜在偶像性别上的差异 大学生偶像崇拜在男性偶像和女性偶像上存在显著差异，喜欢男性偶像的大学生有187人，喜欢女性偶像的有32人。大学生的性别在崇拜男性偶像和女性偶像上没有显著差异，其中喜欢男性偶像的男大学生有73人，喜欢男性偶像的女大学生有114人；喜欢女性偶像的男大学生有7人，喜欢女性偶像的女大学生有25人。大学生的年龄在崇拜男性偶像和女性偶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idolatr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 偶像性别 被试特征 观察数 期望数 χ 2 p 男性偶像 187 109.5 109.703 *** <.001 女性偶像 32 109.5 男性偶像 男大学生 73 68.3 3.471 .062 女大学生 114 118.7 女性偶像 男大学生 7 11.7 女大学生 25 20.3 男性偶像 18岁及其以下 41 39.3 .654 .419 19岁及其以上 146 147.7 女性偶像 18岁及其以下 5 6.7 19岁及其以上 27 25.3 表2. 大学生偶像崇拜在偶像性别上的差异 3.2. 大学生偶像崇拜者的返回抑制 剔除正确率80%以下的7名被试数据(包括男性低偶像崇拜者1人；女性偶像崇拜者3人，女性低偶像崇拜者3人)，剔除错误反应的数据(占总试次的13.73%)，从反应结果中排除小于100 ms和大于1500 ms (总试次的1.96%)的数据。实际上，对44名被试(25名偶像崇拜者，19名低偶像崇拜者)根据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2 × 2 × 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靶子呈现位置的主效应显著，F(1， 43) = 7.444，p = 0.013，η2 = 0.262，线索有效的反应时(916.60 ms ± 59.97 ms)显著大于线索无效的反应时(879.53 ms ± 54.26 ms)，说明出现了返回抑制。刺激材料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43) = 35.893，p < .001，η2 = 0.631，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965.78 ms ± 62.60 ms)显著大于明星图片材料反应时(830.34 ms ± 52.77 ms)。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1， 43) = 6.633，p = 0.018，η2 = 0.249，低偶像崇拜者的反应时(1027.91 ms ± 71.30 ms)显著大于偶像崇拜者的反应时(768.21 ms ± 71.30 ms)。靶子呈现位置、刺激材料类型、组别三者之间没有交互作用。 非明星图片材料下，线索有效的反应时与线索无效的反应时之间有显著差异，t = 2.439，p = 0.022，表现为线索有效的反应时(999.33 ms ± 316.80 ms)显著大于线索无效的反应时(933.35 ms ± 244.51 ms)；明星图片刺激材料下，线索有效的反应时与线索无效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303，p = 0.764。说明在非明星图片材料下，出现了返回抑制，而在明星图片刺激下，没有出现返回抑制。在线索有效的条件下，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t = −5.47，p < 0.001，具体表现为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873.78 ± 237.11)显著小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1043.05 ± 325.08)；在线索无效的条件下，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之间有显著差异，t = −4.29，p < 0.001，具体表现为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873.24 ± 288.87)显著小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994.55 ± 323.42)。说明无论在线索有效还是线索无效的条件下，均出现了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快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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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偶像崇拜的特点 调查结果显示，偶像崇拜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现状不容乐观，大学生大多属于非理性崇拜者，这可能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消极偶像崇拜观，没受到父母、学校的高度重视。 偶像崇拜的得分在年龄分组上无显著差异。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偶像崇拜不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能是因为偶像崇拜是在青少年早期形成的，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这告诫着教育者和家长要引导青少年在早期就形成正确积极的偶像崇拜观。大学生偶像崇拜五个维度中，娱乐社交维度和情感投射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较男生会更多地将自己情感依恋寄托到偶像上，女生在社交中的方式也包括和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讨论偶像。岳晓东、严飞(2007)的调查表明，女性偶像崇拜的比例普遍高于男性比例，女性崇拜偶像的程度更为痴迷。郝玉章、风笑天(2000)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崇拜偶像以缓解压力，且女性处于来自同辈群体的压力，更容易出现偶像崇拜行为。该调查的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大学生偶像崇拜在偶像的性别上有显著差异，而大学生的性别在偶像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大学生偶像崇拜者中，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更倾向于喜欢男性偶像。这与先前调查的结果一致，岳晓东、严飞(2007)调查显示对于男性偶像和女性偶像，总的来说，青少年更喜欢男性偶像。男大学生存在“同性认同”现象，女大学生中存在“异性认同”，这表明女生更可能产生对偶像的浪漫幻想。大学生的年龄在男性偶像和女性偶像上没有显著差异。岳晓东、严飞(2007)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基本特点是对与自己性别不同的偶像存在浪漫依恋，且通常情况下女生高于男生，且年龄越小就越容易产生浪漫性幻想。这与本调查结论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本调查选择的被试年龄集中在17~24之间，对偶像崇拜的基本情况趋于一致，即有可能在17岁左右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偶像崇拜，在17~24岁期间，成熟的影响对每个被试是一致的。 4.2. 大学生偶像崇拜者的返回抑制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在本实验中出现了返回抑制，非明星图片材料下的反应时显著大于明星图片材料反应时，低偶像崇拜者的反应时显著大于偶像崇拜者的反应时。这可能是因为偶像崇拜者看到自己所崇拜的明星时，注意力会被马上吸引，而不会出现返回抑制，这是注意力有效性的退步，这告诫着广大教育者和家长要注意和重视大学生培养、树立积极的偶像崇拜观。 在非明星图片材料下，线索有效的反应时显著大于线索无效的反应时，说明出现了返回抑制；而在明星图片材料下，线索有效的反应时和线索无效的反应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没有出现返回抑制。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线索有效的条件下，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显著小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在线索无效的条件下，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显著小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时。即不管在线索有效或者无效时，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均快于非明星图片材料的反应。这可以用Klein (2000)的观点解释，当没有获得IOR时，可能是：1) 它存在，但是用于测量它的任务对抑制不敏感；2) 存在并且可以测量，但是被相反方向的伴随效应遮蔽；3) 首先不存在。在本研究中，可能是因为返回抑制的效应和偶像崇拜的伴随效应相互抵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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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大学生群体中，女生有崇拜偶像的人数普遍多于男生有崇拜偶像的人数，女生迷恋偶像的程度比男生更大，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更喜欢男性偶像。大学生偶像者的消极偶像崇拜观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任务，比如学习任务、人际关系、以及工作等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返回抑制现象，是人类社会适应进程中的一种倒退现象，而低偶像崇拜者存在着一致的返回抑制现象，体现了其注意力的有效性、适应性。偶像崇拜会影响大学生注意力的有效性选择，这告诫着广大教育者、家长及我们自己，要注意和重视大学生培养、树立积极的偶像崇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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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藜芦本身有毒且与多种中药存在配伍禁忌，故是一味临床使用不多的中药。藜芦具有杀虫祛痰的传统功效，目前对藜芦的药理作用研究尚不充分，但是藜芦中含有的白藜芦醇在保护心血管系统、肝脏、神经系统和抗菌、抗炎、抗病毒、抗肿瘤等多方面都具有很好的作用。采用微波、超声波、微波与超声波组合三种方法，对藜芦进行了提取研究，通过均匀设计法优选藜芦的最优提取条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实验基础。 关键词 :藜芦，白藜芦醇，微波提取，超声波提取，均匀设计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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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藜芦又称黑藜芦、山葱、大叶藜芦等，是一味传统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其性寒，味辛，有毒，入肝经，具有祛风痰、杀虫毒的功效，用于中风痰涌、风痫癫疾、黄疸、久疟、泄痢、恶疮等症的治疗 [ 1 ] [ 2 ] [ 3 ] 。“十八反”中六参(人参、党参、沙参、玄参、苦参、丹参)皆反藜芦 [ 4 ] ，《本草经集注》中记载藜芦“黄连为之使；反细辛、芍药、五参，恶大黄。”中药藜芦一般认为来源于百合科藜芦属植物藜芦Veratrum nigrum L.的干燥根及根茎。每年5~6月抽花茎前采挖根部，除去地上部分，洗净晒干或用开水浸烫后晒干，即得，并以根粗坚实，断面粉性者为佳 [ 5 ] [ 6 ] 。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产，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等地。现代药理学对藜芦的降压作用有一些研究，有关藜芦的其他药理作用研究和应用较少 [ 7 ] [ 8 ] 。 藜芦中除含有多种生物碱类成分外，还含有β-谷甾醇类和芪类化合物 [ 9 ] 。在黎芦中含有的多种芪类化合物中含量较高的是芪三酚 [ 10 ] ，又称白藜芦醇，是非黄酮类的多酚化合物，分子式为C 14 H 12 O 3 ，为白色针状结晶，难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 [ 11 ] [ 12 ] 。以白藜芦醇为主要成分制备的保健品，在美国、日本、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应用较广泛。目前大量药理实验研究表明：白藜芦醇在抗肿瘤、抗氧化、抗病毒、保护心血管系统、保护神经系统、免疫调节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 [ 13 ] - [ 18 ] 。因此，综合考虑藜芦的产地多、产量较大而作为中药的使用量较少，藜芦的药理作用研究较少且白藜芦醇具有多种良好的药理作用，因此本实验对藜芦中提取白藜芦醇的方法进行优选，不仅可以为研究藜芦的药理作用提供实验基础，还可以为分离得到白藜芦醇提供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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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仪器与试剂 2.1. 仪器 XH-300UL电脑微波超声波紫外光组合催化合成仪(北京祥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旋转蒸发器RE-52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DXF-10C型500克密封型摇摆式粉碎机(广州市大祥电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司乐仪器有限公司)，HG-9076A型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SHB-Ⅲ型台式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JM-B5Kg型电子天平(诸暨市超泽衡器设备有限公司)，异形三口瓶(100 ml， 250 ml)等。 2.2. 试剂与药材 无水乙醇，95%乙醇(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蒸馏水。 本实验所用藜芦经鉴定为百合科藜芦属植物藜芦Veratrum nigrum L.的干燥根及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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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方法与结果 3.1. 藜芦的预处理 将干燥的藜芦根及根茎粉碎，过60目筛，得藜芦粉末(批号：20180916)。 3.2. 藜芦提取的实验设计 3.2.1. 实验方案与结果 本实验每组称取藜芦粉末(批号：20180916) 5.0 g于异形三口瓶中，加入提取溶剂，先在室温条件下磁力搅拌20 min，通过使用XH-300UL电脑微波超声波紫外光组合催化合成仪，根据各组的实验条件，在确定微波功率为400 W，超声波功率为1500 W的情况下，考察了提取时间(A)、提取温度(B)、提取溶剂乙醇浓度(C)、料液比(D)四个因素在六个水平上的均匀设计实验 [ 19 ] [ 20 ] [ 21 ] [ 22 ] ，实验结果见下表1~表3。 Table 1 Uniform design of microwave extraction of resveratrol in gour 实验号 A提取时间 (min) B提取温度 (℃) C乙醇浓度 (%) D料液比 蒸发皿重 (g) 蒸发皿 + 浸膏重 (g) 浸膏重 (g) 浸膏得率 (%) 平均浸膏得率 (%) 1 3(1) 50(2) 40(3) 1:35(6) 162.93 161.3 1.63 32.6 2 5(2) 70(4) 70(6) 1:30(5) 153.56 151.91 1.65 33.0 3 10(3) 90(6) 30(2) 1:25(4) 286.65 285.37 1.28 25.6 27.6 4 20(4) 40(1) 60(5) 1:20(3) 161.05 159.73 1.32 26.4 5 30(5) 60(3) 20(1) 1:15(2) 163.32 162.25 1.07 21.4 6 40(6) 80(5) 50(4) 1:10(1) 185.84 184.51 1.33 26.6 表1. 藜芦中白藜芦醇微波提取的均匀设计 Table 2 Uniform design of ultrasonic extraction of resveratrol in gour 实验号 A提取时间 (min) B提取温度 (℃) C乙醇浓度 (%) D料液比 蒸发皿重 (g) 蒸发皿 + 浸膏重 (g) 浸膏重 (g) 浸膏得率 (%) 平均浸膏得率 (%) 1 3(1) 50(2) 40(3) 1:35(6) 167.3 166.32 0.98 19.6 2 5(2) 70(4) 70(6) 1:30(5) 142.22 141.06 1.16 23.2 3 10(3) 90(6) 30(2) 1:25(4) 104.7 103.52 1.18 23.6 23.9 4 20(4) 40(1) 60(5) 1:20(3) 161 159.71 1.29 25.8 5 30(5) 60(3) 20(1) 1:15(2) 163.34 162.27 1.07 21.4 6 40(6) 80(5) 50(4) 1:10(1) 127.78 126.29 1.49 29.8 表2. 藜芦中白藜芦醇超声波提取的均匀设计 Table 3 Uniform design of microwave combined ultrasonic extraction of resveratrol in gour 实验号 A提取时间 (min) B提取温度 (℃) C乙醇浓度 (%) D料液比 蒸发皿重 (g) 蒸发皿 + 浸膏重 (g) 浸膏重 (g) 浸膏得率 (%) 平均浸膏得率 (%) 1 1.5(1) 50(2) 40(3) 1:35(6) 153 151.91 1.09 21.8 2 2.5(2) 70(4) 70(6) 1:30(5) 132.64 131.03 1.61 32.2 3 3.5(3) 90(6) 30(2) 1:25(4) 127.36 126.32 1.04 20.8 27.23 4 4.5(4) 40(1) 60(5) 1:20(3) 105.54 103.56 1.98 39.6 5 5.5(5) 60(3) 20(1) 1:15(2) 138.77 138 0.77 15.4 6 7.5(6) 80(5) 50(4) 1:10(1) 136.9 135.22 1.68 33.6 表3. 藜芦中白藜芦醇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的均匀设计 3.2.2. 实验结果的处理方法 浸膏重的计算方法：将各组经过不同提取方法得到的溶液先减压抽滤，除去滤渣，再将滤液用旋转蒸发仪浓缩至适量，之后倒入已称重记录并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在水浴加热条件下蒸发干至恒重并称重浸膏与蒸发皿总重记录。浸膏重(g) = 浸膏与蒸发皿总重(g) − 蒸发皿重(g) 浸膏得率的计算公式：浸膏得率(%) = 浸膏重(g)/称取药粉重(g)*100% 平均浸膏得率计算公式：平均浸膏得率(%) = 三种不同提取方法的6组实验浸膏得率之和(%)/6 3.2.3. 实验结果讨论 由表1~表3中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微波提取藜芦、超声波提取藜芦、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藜芦三种提取方法中，以平均提取率为评价指标，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微波提取法 > 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法 > 超声波提取法，微波提取法与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法相差较小，考虑到时间和能源成本，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法可以用于藜芦的提取。 以上三种提取方法中不同提取方法中的最优提取工艺分别为：采用微波提取法，提取时间5 min，提取温度70℃，70%的乙醇为提取溶剂，料液比为1:30；采用超声波提取法，提取时间40 min，提取温度80℃，50%的乙醇为提取溶剂，料液比为1:10；采用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法，提取时间4.5 min，提取温度40℃，60%的乙醇为提取溶剂，料液比为1:20。以上18组实验，优选得到的最优提取工艺为：采用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法，提取时间4.5 min，提取温度40℃，60%的乙醇为提取溶剂，料液比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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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通过均匀设计法考察了微波、超声波、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藜芦的最优条件，优选到的条件可以为藜芦的后续研究提供其提取工艺选择的实验数据基础。本实验以藜芦提取率为评价指标，优选得到浸膏得率最高的条件是采用微波组合超声波提取法，提取时间4.5 min，提取温度40℃，60%的乙醇为提取溶剂，料液比为1:20。有关成分的定量测定工作尚在进一步进行之中。 本实验采用的微波、超声波、组合微波超声波三种方法对藜芦进行提取尚未见文献报道，可推广应用到其他中药或天然产物有效成分的提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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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主动性人格概念的提出，学术界逐渐将研究重心从关注员工问题转向了关注员工的潜力。有关主动性人格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国内仍处于初级阶段，就其概念和维度，学者们基于不同层面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尚未达成一致。本研究从员工潜力测量与挖掘的角度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结果发现：1) 对于主动性人格的概念界定，研究者从主动性个体表现出的行为结果、能力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补充，但是理论基础还是很薄弱，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其理论；2) 对主动性人格的测量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工具，以后可致力于研究工具的开发和完善；3) 尽管当前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对于员工创新能力、创造力等具有预测作用，这为员工潜力的发掘提供了依据，但是对于员工其他潜力的研究仍然有待探索例如，问题解决能力等。 关键词 :主动性人格，测量工具，文献综述，研究趋势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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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组织行为也开始变得更加的复杂。员工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全球劳动力市场和多元文化的劳动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才能更好的管理员工、激励员工从而实现组织目标一直都是组织行为学关注的重点。以往，组织行为学研究的重点都是集中在对员工负面问题的解决上(侯奕斌，凌文辁，2006)，例如，职业倦怠、消极怠工等。随着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提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变化，积极组织行为学关注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挖掘人们积极的一面，激发人们的潜能和心理能力从而实现组织目标(Luthans， 2002)。“主动性人格”一词的提出引起了组织行为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格特质能够对人们的创造力、创新能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等潜在能力和心理能力有一定的预测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主动性人格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不足。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内外主动性人格的研究，了解国内外主动性人格的研究趋势以及最新动态，发现不足，本文通过查阅主动性人格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系统全面的检索、分类和分析，以期从主动性人格的研究工具、研究内容等角度分析我国主动性人格研究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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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主动性人格概念提出和特征 主动性人格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开始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较早可以追溯至Bateman等人(1993)的研究。他们认为典型的主动性人格是相对不受情境力量约束、影响环境变化的人格。另一些人，他们不会被如此归类，相对来说是被动的——他们会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适应环境，并受到环境的影响。积极主动的人能够抓住机会，表现出主动性，采取行动，并坚持不懈，直到他们实现变革的目标。他们是改变组织使命或发现并解决问题的开拓者。其承担起对周围世界产生影响的责任(Bateman & Crant， 1993)。随后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主动性人格所具有的特征，具体见表1：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Seibert等(1999)从行为结果的角度得出主动性个体会选择甚至创造条件，来尽可能获得较高的工作绩效，他们往往会参加职业生涯管理活动。(Campbell， 2000)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动性人格的员工具有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主动性、责任心、胜任力、领导力等核心特征。冯缙等从(2009)时间观的角度提出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更加关注未来，有更积极的未来取向，低主动性人格个体则更看重过去，更倾向于过去取向。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人倾向于自我启动，以未来为导向，专注于自我提升(Parker， Bindl， & Strauss， 2010)。 Table 1 Characteristic description of proactive personalit 作者 年份 特征描述 Bateman & Crant 1993 主动性个体倾向于“寻找机会”，表现出主动性，采取行动，坚持不懈，直到他们通过带来改变而走向终结 Seibert， Crant & Kraimer 1999 主动性个体会选择甚至创造条件，来尽可能获得较高的工作绩效；他们往往会参加职业生涯管理活动 Campbell 2000 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具有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主动性、责任心、胜任力、领导力等核心特征。 冯缙，秦启文 2009 高主动性人格者更加关注未来，有更积极的未来取向 Parker， Bindl， & Strauss 2010 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人倾向于自我启动，以未来为导向，专注于自我提升 表1. 主动性人格的特征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加工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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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主动性人格的测量 目前关于主动性人格的测量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和权威的普适性问卷，从结构和维度来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见表2：国外关于主动性人格的测量最初使用的是由Bateman等(1993)编制的具有17个项目的单维度量表，后来随着主动性人格研究的扩展，一些学者基于原始PPS创建了几种简缩版本(10项目版、6项目版、5项目版和4项目版)。例如，Seibert等(1999)从原始PPS中选取平均因子负载最高的10个项目创建了一个缩减版的PPS。随后有学者对这些简缩版的量表进行了跨文化普适性检验发现主动性人格的量表并不具有跨文化普适性，因此该量表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进行使用时需要进行修订。例如，Claes等(2005)以比利时、芬兰和西班牙几个国家的样本对几种简缩版量表进行跨文化检验时发现，5项目和4项目信度较差，10项目和6项目版本的内部信度较好，但是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10项PPS的单因素模型不适合，6项PPS的单因素结构适合。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比利时、芬兰和西班牙的样本中只有6项PPS是单因子结构。因此只有6项目的PPS与原量表相符。尽管国外对于主动性人格的测量呈现出多个版本的量表，但是从结构和维度来说都具有单一性。 一直以来主动性人格量表的结构和维度都是人们争议的热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Belwalkar和Tobacyk (2018)以土耳其人为样本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呈现出三个维度，即感知、实施和毅力。他们认为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感知到机会之后会坚持不懈的努力直到他们发生有意义的改变为止，并且编制了一个具有三个维度的14项目的主动性人格量表。 Table 2 Proactive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dimension 维度 作者 时间 结构类型 一维说 Bateman & Crant 1993 主动性 Seibert， & Crant 1999 主动性 黎青 2009 主动性 商佳音 2009 主动性 文芳 2011 主动性 二维说 叶莲花 2007 主动性 、坚靭性 三维说 陈美君 2009 积极性、坚韧性、变革性 Belwalkar & Tobacy 2018 感知、实施和毅力 冯缙 2008 完美性倾向、机遇识别力和意志坚定 四维说 王本贤，吴宏刚 2014 主动性、计划性、坚韧性和变革性 表2. 主动性人格的结构和维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加工整理而成。 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主动性人格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例如，LE ZHOU等(2009)以中国华南、华北、广东等三个地区企事业单位员工为样本检验汉译后的10项目PPS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结果表明汉译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且与原版本量表有相同的结构即都是单维度的。但是关于主动性人格量表的适用国内学者大多数都是在参考17项目的基础上改编的。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中学生和企业员工。从人格结构看国内改编的主动性人格量表呈现出多个维度，例如，我国学者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以大学毕业生为被试，考察了主动性人格量表(17项)的结构和信度最后得出一个具有11个项目的单维量表。黎青(2009)以企业员工为被试对主动性人格量表进行了修订最终得到了一个具有10项目的主动性人格量表，且该量表具有很好的信效度。只是此10项目与Seibert等的10项目不完全相同。文芳(2011)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检验17项目，检验主动性人格简缩版对中国中学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中学生的主动性人格简缩版为单维9项目。国内主动性人格量表在单维度方面之所以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被试群体造成的。人格特质是个体中一种较为稳定的特质，作为中学生本身处于发育的关键期，其人格并不稳定，而相对来说，大学生已经属于成年人，其身心发展都已经趋于成熟程度，人格也比较稳定。因此，在对主动性人格量表进行测量时可能由于被试群体差异而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叶莲花(2007)对企业员工的人格结构进行探索发现我国企业员工主动性人格具有主动性和坚靭性两个维度。冯缙(2008)以大学本科生为被试，对主动性人格量表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最终形成 20个项目的量表。同时研究也表明该量表具有完美型倾向、意志坚定性和机遇识别力三个维度，分别代表了主动性人格的情感、认知和意志方面。陈美君(2009)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被试编制的具有13个项目的PPS显示出我国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包含了积极性、坚韧性以及变革性三个维度。王本贤和吴宏刚(2014)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中国大的学生前瞻性人格的因素结构，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具有主动性、计划性、坚韧性和变革性四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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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主动性人格的相关研究 4.1. 主动性人格与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既与员工自身利益有关同时也与企业的生存发展有关。因此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成为了学界研究的主题。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能够有效的预测工作绩效。Crant (1995)对房地产销售人员的纵向分析发现，在控制了经验和个性变量之后，主动性人格在客观衡量(售出房屋数量、佣金收入等)销售人员工作绩效时，额外解释了8%的变异。说明动性人格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格特质能够有效预测工作绩效。但是该研究在样本上具有单一性，例如，研究对象都是房地产销售人员，而对于其他销售人员(保险、汽车、股票等)研究结果是否一致还有待考察。在影响机制上，主动性人格是如何影响工作绩效的相关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Thompson (2005)的研究不仅弥补了Crant研究中的不足。从研究方法上讲有了更进一步的创新。从研究对象上看Thompson以公务员、保险、会计、和房研究地产等多个行业工作人员为被试进行研究，其结果更具有普适性。从研究结果看，研究显示，主动动性人格能够有效的预测工作绩效，这与Crant (1995)的研究一致，并进一步说明了其影响机制即主动性人格通过网络建设和个体主动性两个中介变量从而影响个体的工作绩效。温瑶和甘怡群(2008)发现在控制了大五人格、社会赞许性及个体—组织匹配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后，主动性人格还可以解释工作绩效8.5%的方差变异。这进一步说明了主动性人格能够有效预测工作绩效。随后AB Bakker 等(2012)在探讨主动性人格影响工作绩效的过程中工作重塑和工作投入的作用时发现。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最有可能创造自己的工作。通过调动他们自己的资源和设置他们自己的挑战，并积极的参与到工作当中。有较高的工作投入，而这种工作投入，反过来，是对其他绩效评级的预测。 4.2. 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发展 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对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职业生涯成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等都有积极的影响。 1) 主动性人格可以有效的预测职业生涯成功。Seibert等(1999)将职业成功定义为积极的心理或与工作相关的成就，或因工作经验而积累的成就。具体来说可分为客观职业成功(薪水和晋升经历)及主观职业成功(职业的满意和成就感)。他们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人力资本、动机等相关变量后证明了主动性人格可以预测职业成功。随后他们又探讨了主动性人格预测职业成功的影响机制(Seibert et al.， 2001)。通过对180名全职员工和他们的主管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通过3个行为变量(发表言论、创新、职业主动)和一个认知变量(组织政治知识)而影响职业生涯成功。尽管Seibert等通过横向和纵向研究结果都表明主动性人格对于职业成功有正向预测作用，但是其研究结果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两个研究当中他们使用的样本都是白人，排除了对其他种族的泛化。未来的研究人员应该用更多的种族差异样本来检验职业成功与否。其次，在主动性人格对职业成功的影响机制中他们只探讨了发表言论、创新、职业主动、组织政治知识四个变量对于其他变量并未进行探讨。因此，未来研究人员可以从其他变量进行研究。针对他们的不足，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主动性人格与职业成功影响机制。于海波等(2016)从生涯建构的角度看生涯适应力在主动性人格和职业生涯成功之间起中介作用，且领导-成员交换在在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成功之间起调节作用。李焕荣和洪美霞(2012)从职业弹性的角度看，职业弹性在主动性人格和主观职业生涯成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主动性个体能够积极主动的适应环境甚至改变环境，并可能获得高职业弹性表现出对不利环境的适应能力，而高职业弹性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往往具有高度的认同感，敢于面对职业生涯管理中的各种困境，并且会基于自我评价工作成绩，其高度的自我效能感提高了职业满意度。 2) 主动性人格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决策是一个人是否取得职业成功的关键，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决策者在进行职业决策过程中对自己完成各项任务所必需能力的自我评估或信心(侯东辉，2013)，对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对职业决策效能感预测作用，但是其预测效果和影响机制却各有不同。在预测效果方面，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研究显示主动性人格能够单独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15.3%的变异，梁凤华和程肇基(2015)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主动性人格能够单独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34%变异。这可能是由于被试群体和研究的数量不同而导致的。但总的来说，从人职匹配的角度看，主动性人格作为影响职业决策效能感的重要变量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影响机制方面，商佳音的研究显示，就业压力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效能感间具有调节作用。在就业情景压力较低的环境下，主动性人格得分较高的个体的职业决策效能感也较高，就业情景压力较高的情况下，过高的压力可能会抑制主动性人格积极效应的发挥。这与Chan (2006)认为的个体情境能力判断的强弱会影响主动性人格作用的发挥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主动性人格对职业决策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是有一定的边界条件的。 4.3. 主动性人格与创新行为 主动性人格能够正向的预测个体的创新行为。国内学者主要从内部因素(个人特质、心理、能力等)和外部因素(组织氛围)进行了研究。内部因素方面，心理安全感和知识分享能力在员工的主动性人格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调作节用(张振刚，李云健，余传鹏，2014)。也就是说心理安全感和知识分享能力的高低会影响创新行为的产生，当心理安全感较低和知识分享能力较低时，员工的主动性人格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更明显。工作满意度作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U型”影响关系，即具有高水平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更可能表现更多的创新行为，低于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作满意度对员工创新行为有着积极影响。此外，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作满意度，具有对主动性人格与员工创新行为相互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逄键涛，温珂，2016)。此外，主动性人格对商业模式创新也有影响。张永强等(2017)通过研究高管主动性人格发现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间知识共享和商业模式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时，应重视高管主动性人格之于知识共享、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作用，适时考察高管的主动性人格水平。 4.4. 主动性人格与创造力 有研究者对主动性人格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主动性人格能够正向预测创造力(Kim， Hon & Crant， 2009)。关于主动性人格是如何影响创造力的，朱海等(2013)从创造力交互理论和创造力组成理论的视角探讨了主动性人格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通过创造过程参与这个中介变量和组织创新氛围这个调节变量对创造力产生作用。但是创造过程参与在主动性人格和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是否还有其他变量可以纳入主动性人格和创造力的关系中值得探讨。随后范恒和张怡凡(2017)通过实证证明了知识探索作为一种企图寻求解决工作问题相关信息的自主行为在主动性人格和员工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尽管以往研究都证明了主动性人格能够影响员工创造力，但是创造力的产生不是一瞬完成的，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詹小慧等(2017)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基于创造过程参与理论和自我学习理论视角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主动性人格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投入和自我学习在主动性人格和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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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主动性人格研究的趋势展望 5.1. 主动性人格概念界定及理论框架建构 随着主动性人格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概念和理论框架不断完善，但就目前而言，对于主动性人格概念大部分都是针对主动性个体所表现的行为特征而进行定义的，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理论基础也相对薄弱，这对主动性人格的后续研究来说是极大的阻碍。基于此，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讨主动性人格的概念界定以及理论框架的构建上，完善主动性人格的研究基础，以推动主动性人格研究的深入。 5.2. 主动性人格测量工具和方法的创新 1) 主动性人格量表的开发与完善。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主动性人格的测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就目前来说对于主动性人格的测量仍然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和普适性的工具。从量表的维度看，国内外主动性人格的量表呈现出多个维度，但是这些量表的跨文化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研究应该对主动性人格的结构做进一步的探索，编制一个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统一的测量工具。 2) 主动性人格的研究方法有待创新。国内外关于主动性人格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横截面的研究，而纵向研究较少，但是此前有学者提出主动性人格不仅是静态存在的也可能是动态存在的，一个人主动性的强弱可能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Fleeson， 2001)。因此采用纵向研究对主动性人格的状态进行研究有利于完善主动性人格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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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本研究从员工潜力测量与发掘的视角对主动性人格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在理论意义方面，通过对主动性人格相关研究的梳理，一方面能够丰富主动性人格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能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其次，在实践意义方面，该研究能够为人力资源管理者提供参考。具体来说，第一、由于主动性人格与组织行为中的积极效果有关，因此在进行员工招聘时人力资源管理者可把主动性人格作为一个考核的重要指标，根据人格特质选拔出合适的人才，从而达到人职匹配实现组织目标。第二、对于在职员工，人力资源管理者可根据公司的具体需求创造相应的条件，激发员工的主动性，例如，公司可以适当的增加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来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总之，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与许多积极效果都有关系在组织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因此，关于主动性人格的概念、测量及如何激发和培养个人的主动性特质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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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行为抑制控制，指的是在特定背景下个体对于不适当的行为进行控制的能力。行为抑制控制作为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对行为抑制控制的时间进程和神经机制进行了广泛研究。已有研究证明情绪与行为抑制控制有一定的交互作用，具体表现在情绪效价及其强度差异对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的不同影响。本文介绍了行为抑制控制的研究范式及其神经机制，并着眼于情绪对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总结了情绪背景下的行为抑制控制研究。此外，还探讨了不同性别对于不同效价的情绪刺激进行反应时的行为抑制差异。最后根据以往的研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行为抑制控制情绪效价，反应冲突，反应抑制，性别差异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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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行为抑制控制 行为抑制控制，指的是在特定背景下，个体对于自发产生的不恰当的行为进行抑制和控制。它代表一种能够在不适宜的场景下抑制和撤销冲动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个体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动，因此对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取得成功、获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Li， Huang， Constable， & Sinha， 2006; Patterson et al.， 2016; Yuan， Yang， Meng， Yu， & Li， 2008)。这是因为行为抑制控制往往被视为是进行正确行为决策的前提条件，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缺失或者异常的个体，很可能会产生严重冲突甚至犯罪行为(Li， Huang， Constable， & Sinha， 2006; Yuan et al.， 2012; Yuan， Yang， Meng， Yu， & Li， 2008)。作为冲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的功能障碍被认为与暴力、侵犯性或自杀行为有关(Plutchik & Van Praag， 1989; Plutchik & Van Praa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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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行为抑制控制的研究范式 行为抑制包含三个成分，这三个成分互相关联，它们分别是：对优势反应的抑制，停止目标无关行为和对内源性或外源性干扰的控制(Barkley， 1997)。Go/Nogo及Stop Signal范式(停止信号范式)是最为常见的测量个体的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的实验范式，在多项研究中被广泛应用。Go/No-go任务中随机呈现两种刺激，对于高频出现的Go刺激，要求个体在刺激出现后尽可能快速地进行按键反应；而对于低频出现的Nogo刺激，要求不做任何按键反应。由于Go刺激的频繁出现，个体会形成优势反应趋势，而在Nogo刺激出现时，个体需要抑制这种习惯化反应趋势，就形成了反应抑制。对优势反应进抑制的结果是相对于Go刺激的正确率，Nogo刺激的正确率可能会有所下降(Albert， López-Martín， & Carretié， 2010)，因此Go条件和Nogo条件之间在正确率上的差异被认为体现了行为抑制过程(Donkers & Van Boxtel， 2004; Nieuwenhuis， Yeung， Wildenberg， & Ridderinkhof， 2003)。 Stop Signal范式(停止信号范式)通常由反应刺激和停止刺激构成。在任务中每呈现多个反应刺激，才会出现一个停止刺激。因此在Stop Signal范式中，反应刺激是高频刺激，停止刺激是低频刺激。在呈现反应刺激后，要求个体进行按键反应，而如果反应刺激之后紧跟着出现停止信号，则要求个体停止已经启动的反应行为。停止刺激的呈现方式，可以是听觉呈现也可以是视觉呈现。反应刺激与停止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stop signal delay， SSD)与个体能否成功抑制优势反应趋势紧密相关，这个时间间隔可以由研究者自行设置。Stop Signal范式所用的行为学指标为停止信号反应时间(stop signal reaction time， SSRT)，SSRT数值越小，说明个体的行为抑制控制能力越强。由于停止刺激是紧跟在某些反应刺激之后的，因此个体进行的抑制是正在进行的反应行为，而不是抑制习惯化反应冲动。 除以上两种常用范式之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使用双选择Oddball范式进行行为抑制控制研究(Wang et al.， 2011; 辛勇，李红，袁加锦，2010; Yuan， He， Zhang， Chen， & Li， 2008)。双选择Oddball任务是对经典Oddball任务的改编，要求被试对高频出现的标准刺激和低频出现的偏差刺激分别做出不同的按键反应。由于标准刺激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偏差刺激，个体会形成对标准刺激的优势反应模式，在偏差刺激出现时就需要对这种反应趋势进行抑制，通常会导致偏差刺激相比标准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和错误率上升。与Go/Nogo范式相比，双选择Oddball范式可以收集正确率和反应时这两种行为学指标。这种反应时与正确率上的差异可以看作是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的体现。反应时指标被证明对于侦测无法被正确率差值所检测的冲动性或行为抑制控制层面上的个体差异是有效的(Yuan， Yang， Meng， Yu， & Li， 2008; Yuan， Xu， Yang， & Li， 2017; Wang et al.， 2011; Zhao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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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行为抑制控制的神经机制 行为抑制控制是执行功能的重要部分，依据时间特征，行为抑制控制被分为早期知觉加工，冲突觉察和晚期反应抑制三个主要的加工阶段(Albert， López-Martín， & Carretié， 2010; Yuan， Yang， Meng， Yu， & Li， 2008; Pfefferbaum et al.， 1985)。在行为抑制控制任务中，前额-中央区的N2反映了反应冲突监测阶段，并且增加了注意力的参与，这构成了连续反应的基础(Yu， Yuan， & Luo， 2009; Yuan， Yang， Meng， Yu， & Li， 2008; Van Veen & Carter， 2002)。以Go/Nogo任务为例，Nogo条件下的N2波幅要显著大于Go条件下的N2波幅(Bokura， Yamafuchi， & Kobayashi， 2001; Kiefer， Marzinzik， Weisbrod， Scherg， & Spitzer， 1998; Zhang et al.， 2016)。在这个阶段，大脑觉察到了反应冲突的发生，并且为后续解决反应抑制冲突监测做准备。而中央顶区P3是随后反应抑制阶段的指标(Sehlmeyer et al.， 2010; Roberts et al.， 1994; Falkenstein et al.， 1999， 2000)，以Go/Nogo任务为例，具体表现为Nogo条件引起的P3波幅要大于Go刺激条件下的P3波幅(Donkers & van Boxtel， 2004; Pfefferbaum et al.， 1985)。研究者认为，Nogo-N2和Nogo-P3成分反映了反应抑制的不同方面，Nogo-N2反映的是更为宽泛的认知控制过程，而不是严格地限制在抑制过程本身。它也与反应冲突的侦查和动作监控有关(Donkers & van Boxtel， 2004; Nieuwenhuis， Yeung， Wildenberg， & Ridderinkhof， 2003， Van Veen & Carter， 2002; Yeung et al.， 2004)。与此相对，Nogo-P3主要与抑制过程本身相关，是抑制的强有力指标(Bruin， Wiljers， & Staveren， 2001)。功能性核磁共振研究的结果显示，更有效的反应抑制会诱发前额叶上内侧和中央前皮质的更大激活，这些脑区被认为是独立于其它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反应抑制的神经机制(Li， Huang， Constable， & Sinha， 2006)。此外，研究还发现，眶额叶外侧和下前扣带回皮层(ACC)可能在行为抑制控制中起着调节N2和P3活动的作用(Bekker et al.， 2005; Bokura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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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情绪对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 情绪与行为控制之间有着密切的作用关系。一些研究者通过ERP技术研究了情绪对于行为抑制控制影响的时间特征，例如Yu等人(2009)通过听觉诱发情绪的研究发现，负性情绪状态下，个体对Go刺激的反应时间要比对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的反应时间要长。情绪状态下的N2波幅要小于中性情绪背景下的Nogo-N2波幅，这说明情绪对于反应冲突监测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Yu， Yuan， & Luo， 2009)。Albert等人还发现情绪背景显著调节了反应抑制的神经加工，表现为情绪背景下的Nogo-P3波幅显著比中性背景下的Nogo波幅更大(Albert， López-Martín， & Carretié， 2010)。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发现，额边缘(包括眼窝额皮质和杏仁核部分)、前扣带回皮层(ACC)、眶额叶内侧皮质、颞叶内侧和脑岛等区域在情绪背景下完成行为抑制控制任务时被激活，因此也被认为可能和情绪与行为抑制控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而分散的皮质-边缘网络可能是负性效价加工与抑制任务要求相互作用的神经基础(Goldstein et al.， 2007; Stadler et al.， 2007; Shafritz et al.， 2006)。 4.1. 情绪效价对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 情绪的正负效价对于行为抑制控制有着不同的影响。Wang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刺激诱发了相比中性刺激更大的N2波幅和更小的P3波幅，而正性情绪诱发了更大的P3波幅。这说明从行为抑制控制的时间进程来看，情绪效价对于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不仅发生在早期的反应冲动监测阶段，还发生在晚期的反应抑制阶段(Wang et al.， 2011)。 与此同时，Yuan等人(2012)还发现，不同强度的负性情绪对于大脑加工过程有着不同的影响。负性情绪下的N2波幅大于中性条件下的N2波幅，且高强度负性情绪条件下的N2波幅要显著大于低强度负性情绪下的N2波幅。在反应抑制阶段，负性情绪条件下的P3波幅要小于中性条件下的P3波幅，且高强度负性情绪下的P3波幅小于低强度负性背景下的P3波幅。然而同样的效应并没有在正性情绪条件下被观察到。在控制实验中，将之前实验中的高强度、低强度负性情绪刺材料激替换成高强度、低强度的正性刺激材料，其他条件不变。结果虽然发现了正性情绪对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表现为个体在正性情绪条件下的N2波幅要小于中性情绪下的N2波幅，且P3波幅要大于中性情绪下的P3波幅。然而高强度正性情绪与低强度正性情绪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负性情绪效价强度差异对行为抑制控制的不同影响存在特异性(Yuan et al.， 2012)。 4.2. 负性情绪影响行为抑制控制的神经机制 相对于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对行为抑制控制的影响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其抑制不恰当反应的能力(Yu， Yuan， & Luo， 2009)，更进一步来讲，行为失控产生的攻击性与消极情绪体验有着直接关联(Stewart et al.， 2010)。且对于边缘性人格障碍或反社会人格障碍等具有行为控制障碍的个体，其在负性情绪状态下的行为失控症状要比中性情绪状态下更为严重(Posner et al.， 2002)。这说明负性情绪可能会对行为抑制控制有着消极影响。 负性情绪对行为抑制控制的干扰作用具体表现为，相比在正性和中性情绪条件下，负性情绪条件下个体的行为反应显著延迟(Yu et al.， 2009; 辛勇，李红，袁加锦，2010)，并且个体的反应冲突监控和随后的行为抑制脑活动增强，同时加工过程变慢。原因可能是负性情绪背景下个体需要更多的注意资源来完成反应冲突监控，觉察反应冲突的速度也比正性和中性条件下更慢，在ERP研究中表现为负性情绪条件下的N2波幅要显著大于中性和正性条件，潜伏期也相对更长；而在晚期的反应抑制阶段，由于负性情绪占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使得参与反应抑制加工的认知资源减少，反映在负性情绪下个体更小的P3波幅上(Wang et al.， 2011; Yuan et al.， 2012; 辛勇，李红，袁加锦，2010)。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负性情绪可能是通过某种对内部状态进行调节性改变的机制来对反应抑制施加影响，而不是从当前的反应控制任务中吸引个体的注意力。Patterson等人(2016)的研究通过在Stop Signal任务之前呈现一系列负性图片并要求被试进行评价，发现在任务前呈现的负性刺激会减少与反应抑制相关的神经激活，并减少右侧前额叶腹外侧皮层与大脑皮层和小脑的其他区域之间的功能性联结，以及成功抑制优势动作反应和避免抑制失败需要更多的时间(Patterson et al.， 2016)。这些证据说明情绪刺激并不需要立即呈现才能影响行为控制能力，而是可以产生对自上而下控制的持续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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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情绪背景下不同性别间的行为抑制控制表现差异 性别因素对行为抑制控制能力也有着显著影响。研究显示，女性相比男性在监测和解决反应冲突方面有着更好的表现，不仅体现在对偏差刺激更短的反应时间，还体现在偏差条件下女性的N2和P3成分表现出比男性更短的潜伏期和更大的波幅(Yuan， He， Zhang， Chen， & Li， 2008)。与此同时，女性在识别负性面部情绪上具有更高的准确性，相比男性，女性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轻微负性的情绪面孔(Montagne et al.， 2005)。那么性别与情绪效价在行为抑制控制任务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交互作用呢？Li等人(2008)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高强度负性情绪条件下，男性和女性都会将大多数注意力资源投入到情绪刺激中，诱发了相比低强度负性刺激和中性刺激更大的N2波幅。而更小的P3b (或LPC)波幅则反映了反应抑制能力的下降。但是在低强度负性条件下，女性表现出相比中性条件更大的N2波幅和更小的P3b波幅，男性身上并没有发现这种差异(Li et al.， 2008)。说明在对高强度负性刺激的反应冲突检测和反应抑制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在低强度负性刺激条件下由于女性有着比男性更高的敏感性，因此更容易产生注意力偏差。然而在反应抑制阶段，女性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的影响从而造成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的下降，即使只是低强度的负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