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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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数据 4.1. 实验数据集 本文使用是由明尼苏达大学Grouplens研究项目收集的Movielens-100 K数据集如表1所示。每个用户至少对20部电影进行1到5的评级。该实验使用5-折交叉验证方法实验。 Table 1 The data se 类型 用户数量/个 电影数量/个 评分数量/个 稀疏度/% MovieLens 100 k 943 1682 100，000 93.7 MovieLens 1 M 6040 3883 10，002，209 95.7 MovieLens 10 M 71，567 10，681 10，000，054 98.7 表1. 数据集 4.2. 评估指标 本文在衡量推荐性能时，采用的是平均绝对误差(MAE)和均方根误差(RMSE)，用来评估提出算法的预测性能 [ 8 ] [ 9 ]，偏差越小推荐质量越高。 计算公式如下： MAE = ∑ u ∈ T | P u ( t ) − P ′ u ( t ) | | T | (6) RMSE = ∑ u ∈ T ( P u ( t ) − P ′ u ( t ) ) 2 | T | (7) 其中，T为测试集， | T | 为测试集大小， P u ( t ) 为用户对项目的预测评分， P ′ u ( t ) 为用户对项目的实际评分。 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4.3.1. 参数β的确定 由于新相似度的算法是由修正的余弦相似度与用户属性相似度线性组合得到的，β的取值对最终计算结果时非常重要的，最终相似度的公式取决于β取什么值，β的取值从0.1开始，每次增加0.1，一直增加到0.9停止。观察当β取不同值时，平均绝对误差的变化，从而确定β的最佳值，进而得到融合用户属性的修正余弦相似度的公式，实验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参数β对MAE值的影响 参数β表示混合在一起的修正余弦相似度与用户属性相似度中，用户属性相似度所占的比重，本实验可以看出当β取0.4的时候，也就是用户属性占四成的时候，平均绝对误差最小，相似度公式的计算效果达到最佳水平。 4.3.2. t 2 的确定 为了得到最佳粗聚类数，图3用来验证模型在不同下的准确度情况。 t 2 在[5， 40]区间内，以间隔为5来观察聚类数量对实验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在t 2 为25的时候达到最佳，在t 2 小于25时，MAE的值呈现下降趋势，在t 2 大于25时，MAE值又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说明在t 2 为25时，为本文算法模型的最佳状态。 图3. t 2 对MAE和RMSE的影响 4.3.3. 本文选择以下五种算法进行MAE、RMSE、两个指标的比较 1) K-means User Clu (KUC)。单侧用户聚类算法，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对用户进行聚类。 2) K-means Item Clu (KIC)。利用K-means算法对物品进行聚类。 3) Co Clust (CoC)。双侧用户聚类算法，将用户和项目进行联合聚类。 4) Canopy K-means Clu (CKC)。该算法采用改进后的Canopy K-means对用户进行聚类。 本实验的邻居用户数选取范围为0到50，间隔值为10，观察MAE，RSME的数值变化。图4是五种不同推荐算法在同一数据集上测试的MAE指标对比图，图5是五种不同推荐算法在同一数据集上测试的RMSE指标对比图。 通过图4和图5可以看出，所有算法的平均绝对误差值，随着最近邻居个数的逐渐增加而逐渐减少，接着又逐步趋于平缓。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当最近邻居值在15和45之间，本文算法能有效改善推荐算法的预测效果，对用户进行聚类能有效地提高推荐质量和推荐精度。 图4. 最近邻个数对本文算法与其他算法MAE影响 图5. 最近邻个数对本文算法与其他算法RMSE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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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改进K-means聚类与用户属性相似性的协同过滤算法。将最大最小距离积法与混合聚类进行融合，同时用修正余弦相似度与用户属性相结合形成的新相似度算法计算相似性，最后进行相应的推荐。实验表明，无论在MAE指标还是在RMSE指标的比较上都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提出的算法能有效提高推荐算法的预测准确性，且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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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大豆中蛋白质、脂肪含量很高，具有极好的营养价值。提高大豆产量是我国大豆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农作物栽培中，合理的群体密度是确保高产稳产的主要措施之一。为了明确东农几个大豆品种的最适种植密度，以便充分发挥大豆的增产能力。本文采用东农251、东农252、东农253、东农42E品系、东农42E品系包衣种五种品种进行试验，设置10万株/公顷、12万株/公顷、14万株/公顷、16万株/公顷、18万株/公顷五种种植密度，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进行种植，收获后测量五个品种、五种密度条件下的株高、分枝数、百粒重、单株粒重表型数据，并从中每个品种每种密度随机抽取50株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和通径分析，得到了五种品种的最适种植密度。得到如下结论：随着密度的增长，各品种的产量都会逐步增大；每个品种存在一个最适密度，东农251品种、东农252品种、东农253品种和东农42E品系在16万株/公顷的密度条件下产量最高，高密度和低密度都无法达到最高产量；而东农42E品系包衣种的最适密度是18万株/公顷。通过本次试验，确定最适密度，以便在以后种植时选取最适密度，提高单位面积大豆产量，充分发挥品种的增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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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食用油和粮食作物之一，其中含有20%左右的脂肪和40%左右的蛋白质，占世界食用植物油的30%以上。大豆营养丰富，蛋白质中含有人类所无法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是植物中唯一类似于动物蛋白的完全蛋白质，素有“完美蛋白”的美称，它也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食用油分和粮食。中国是大豆的故乡，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科学家对大豆的栽培进行研究，而当今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大豆的产量逐年上升，我国的大豆种植不合理导致国产大豆产量下降，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大豆的品质和产量下降是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大豆的种植中，合理的群体密度是确保高产稳定的主要措施之一。总的来说，一个品种的群体产量，随着种植密度增加而增高，存在一个最适密度，在这个种植密度条件下，大豆群体的产量可以达到最大，当超过这个密度时产量则下降。适宜密度有存在一个适应范围，即达到最高群体产量时的最低密度为适宜密度的下限，最高产量时的最大密度为适宜密度的上限。大豆是一个自我调节性很强的分枝型作物，也就是说大豆具有较宽的适宜密度幅度，在这个密度幅度下群体产量是相对稳定的。大豆生产是群体生产，不同的群体密度对大豆个体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不同。建立合理的田间群体结构 ，使个体与群体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大豆对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和转换率，是实现大豆高产的主要途径之一 [ 1 ] [ 2 ] [ 3 ] [ 4 ] [ 5 ]。 密度对大豆产量有很大的影响，国内外有很多教授对其影响也有研究，不同的密度条件，对大豆的分枝数，百粒重，单株粒重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对大豆的产量有重要的作用。孙国伟等用以合农60、垦丰16和合丰55几个品种为试验材料，采用裂区试验设计，探究不同密度、播期对不同品种的性状以及产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播期显著影响大豆产量；播期和密度互作、品种和密度互作以及播期、品种和密度互作对大豆产量均产生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 1 ]。 安磊等在宁夏大学试验农场大田条件下，以承豆6号、冀豆17两个品种为试验品种，研究其在不同密度条件下的生长发育特性、产量以及性状。研究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播种密度是提高产量的途径之一，但合理群体结构因品种不同而有差异。增大密度株高、底荚高度增加，有效分枝数减小 [ 2 ]。 张永强等通过设置37.5万株/hm 2 (A处理)、45.0万株/hm 2 (B处理)、52.5万株/hm 2 (C处理)、60.0万株/hm 2 (D处理)、67.5万株/hm 2 (E处理)5种不同种植密度，研究不同密度条件下北疆复播大豆株高、茎粗、叶面积指数(LAI)、干物质积累的动态变化、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密度的增加，株高增高、茎粗变细，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0.8928；叶面积指数随着密度的增加而增大，单株干物质重则随着密度的增加而降低；产量随着密度的增加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以52.5万株/hm 2 的C处理产量最高，为3205.04kg/hm 2 ，分别较A处理、B处理、D处理、E处理的分别高出14.26%，4.09%，1.42%，5.88%，均达到了极显著差异水平(P < 0.01)。北疆复播大豆的密度控制在52.5万~60.0万株/hm 2 可获得高产 [ 3 ]。 王新兵等通过对中黄35品种在不同生态区，不同密度条件下进行种植，研究不同密度对大豆的产量以及产量构成影响。选用了河北廊坊为种植最适宜生态区，筛选出了不同生态区的大豆中黄35的适宜种植密度，构建了高产群体结构，通过相关性分析和通径分析表明，种植密度与生态区对大豆产量及产量构成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种植密度对产量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 4 ]。 陈丽霞等采用大田小区试验，随机区组设计，分析密度对干物质在各器官中的分配影响不大，但对干物质的积累量影响较大 [ 5 ]。 田艺心等在黄淮海地区选用高蛋白的大豆品种冀豆21、冀豆12、荷豆12和齐黄13为试验材料，对不同密度下的大豆密度和产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蛋白大豆品种株高、主茎节数等性状均随密度增大而增大，但有效分枝数、有效荚数随密度增大而逐渐减小。单株干物质随密度增大而减少，群体干物质随密度增大先增大后减小 [ 6 ]。 张旭丽等以晋豆43号为试验材料，确定晋北区大豆的合适种植密度，设置了6个不同的密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密度的增大，株高先升后降，茎粗、主茎节数、分枝数、单株粒数、单株荚数、单株粒重均下降，百粒重先降后升，产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 [ 7 ]。 张素梅等以齐黄34为试验材料，采用二因素随机区组设计，探究不同密度对大豆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播期的延迟，品种的产量随密度的增加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 8 ]。 赵朝森等在江西省进贤县和东乡县对“天隆一号”大豆品种进行播期与密度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播期和种植密度处理均对春大豆“天隆一号”的农艺及产量性状产生影响 [ 9 ]。 大豆的茎秆不仅影响大豆株行的变化，同时还会影响到大豆的抗倒伏性，大豆倒伏会严重影响大豆的品质和产量，使得大豆的产量下降，不同的密度下大豆的倒伏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开展对大豆抗倒伏性相关性状指标研究，对于提高大豆的抗倒伏性而提高大豆产量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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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试验方法 2.1. 试验材料的种植 本试验利用具有较明显差异的5个品种东农251品种、东农252品种、东农253品种、东农42E品系、东农42品系包衣种五个品种，每个品种分别有10万株/公顷、12万株/公顷、14万株/公顷、16万株/公顷、18万株/公顷五种密度，在哈尔滨试验基地种植，并在每种品种每种密度中随机抽取50株品种进行株高、分枝数、单株粒重、百粒重的测量，得到完整的试验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田间设计应采用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密度小区面积为0.2亩。 2.2. 产量相关性状的测定 分别在不同品种不同密度中选取50株进行考种，分别测量各株的株高、单株粒重、百粒重，倒伏情况等，记录并整理成表格。 2.3. 数据分析 然后用Excel2007对各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各组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利用SPSS进行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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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密度是作物栽培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最适密度，在最适密度下可以得到最高产量，从而得到最合理的种植因素。在大豆的群体种植中，作物的群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作物种植密度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作物的产量和光能利用效率。 在各种密度条件下种植时，总会存在一个最适密度范围，在此密度条件下大豆的光能利用率最强，从而产量最高，超出或者达不到这个密度，都会影响到大豆的产量和各种种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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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社会治理水平对于公民的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大的社会环境，政治参与受到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的深刻影响。政治参与作为个体的行为选择，个体的认知能力能够左右其行为偏好和对行为的调整做出判断。为了验证社会治理水平、公民政治参与和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进行该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治理水平能够正向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态度，公民的个体认知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其政治参与，个体认知水平在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调节作用，高认知水平的人对环境的感知更加敏感，能在环境变化后迅速做出行为选择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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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政治参与一直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价值取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 1 ]。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方式和内容都不断扩大。 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概念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和治理理论有着许多相近之处。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扩大参与主体类别，从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以解决市场和政府的失灵问题。社会治理水平的逐步提升是当前中国正在追求的政治目标，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环境氛围，在好的治理环境下，有序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是否能够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因素，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要素之一 [ 2 ]。 在有关社会治理水平与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往往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加还是政治参与水平本身就是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在一些学者看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推动力 [ 3 ]，公民通过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自身的利益等行为，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公民在适应这个社会，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制度的设定。另一方面，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最基本的理论发展路径是制度决定人的行为，进而产生不同的绩效。根据这样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结果的体现，在一定的治理水平之下，支撑它的是多种多样的各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政治制度这样规范的显性制度，也包含了像文化、习俗这样的隐性规范。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参与行为会根据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而产生变化，从而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然而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虽然社会治理水平和政治参与之间仿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在加入时间路径的情况下，是存在先后顺序的。社会治理水平作为一种客观的制度环境，是由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决定的，即使没有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没有进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概念仍然成立，它只是对当下社会的治理状况作出一个只符合特定时刻的评价。在一定的社会治理水平之下，政治参与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当下的制度环境。只有当这个政治参与的入口被提供以后，即当时的社会治理水平达到了能够让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地步时，政治参与才有可能出现。其次，当社会治理水平这项综合评价需要不断地改善和发展时，社会管理者才会寻求各种方法，而政治参与在此时才恰恰是能够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参与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因。 就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水平来说，真实的治理水平往往与个体所感知到的环境有关，即个体认为的治理水平高低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距。然而，个体的行为，依照心理学理论，是有个体认知和情感态度所决定。个体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认知推动而非环境。因此，个体认知水平在这二者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文便基于以上的讨论，来探究在一定的社会治理水平下，它对政治参与的宽容度或者说参与度究竟会有什么影响，个体的认知水平又会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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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回顾 2.1. 社会治理 “治理”一词自古有之，在《荀子》中有这样的描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在《汉书·赵广汉传》中亦有相关的记载：“壹切治理，威名远闻”。这两处记载的“治理”有着管理和统治的含义。自古以来，由于封建制度的固有性质，治理一直带有自上而下的权力执行的意味。同样的，在西方，“治理”一直和“统治”有着十分相近的含义，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 4 ]。但自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治理一词不再像传统时期那样带有强制权力执行的含义，反而体现了由统治转向共治的思想变化。在治理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特点：治理包含了公民对政治生活参与的热情与积极度，因为即使自身存在卷入和利益关系，也会存在远离政治参与的现象 [ 5 ]；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掌控者，而是协调者和掌舵者；多中心多主体的共同合作。 社会治理水平的衡量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它的测量指标体系在不同的研究中有着不一样的侧重，而其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衡量其治理质量一项重要内容。 2.2. 政治参与 在民主社会中，参与是个体的行为倾向，政治参与即可以理解为个体对政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然而政治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古希腊时期，在当时的政治参与是简单直接的民主生活，通过市民的投票决定公共事务，这与当今社会的政治参与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早期的政治参与是围绕着投票权展开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参与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更为广泛，例如参与制定、审查和监督各种公共政策 [ 6 ]。从以往的研究可知，投票率已经成为衡量政治参与的一项重要指标。 政治参与的程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个体对政治参与的个体认知和行为倾向以及人格特质 [ 7 ] 之外，也会受到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使得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下这个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时代，网络环境深刻地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方法、内容等一系列方面，互联网使得每个使用网络的人都能够参与进公共事务的评论和监督 [ 8 ]。 2.3. 个体认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认知这一概念是源自于心理学，而政治认知是公民政治心理体系的基础 [ 9 ]。政治参与是公民的行为表现，根据认知理论，个体的行为受到其对周围环境和自身的感知和认知，进而产生一种情感态度，在据此个体选择相应的行为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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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社会治理水平是指在政府的主导下，整个社会呈现出的总和治理水平，其中包括了环境污染的治理、道路交通的治理、城市建设的治理、社会治安的治理、食品安全的治理、社会秩序的治理和食品安全的治理水平，这几个部分的总和水平即代表了整个社会。 公民政治参与在本研究中为结果变量，在此研究中分为政治参与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后成功的提取出了两个维度，即政治参与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 个体认知水平作为个体所具备的一种能力和态度，能够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不同的个体通过对当前社会治理水平的感知差别，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 根据前文的论述，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治理水平能够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态度； H2：公民的个体认知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其政治参与； H3：个体认知水平在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图1. 变量关系假设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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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治理水平和公民参与之间往往是公民参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这样的关系，这个结论普遍被大众接受。但是本研究对此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在民主社会开始之前，社会治理水平这个概念是否存在？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疑问的回答是肯定的，制度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制度决定行为，从而带来相应绩效。而众多制度的综合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治理环境，在这个制度的集合中，可能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也可能存在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但无论它的性质是什么，这样的客观环境是存在的。当发展到民主社会的时候，政治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被吸纳到社会治理水平的评价体系中。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其制度原因，政治参与几乎不会涉及到公民或平民，但是进入民主社会后，政治参与的主体才不断地扩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水平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在实证分析中，数据结果也证实了以上结论，社会治理水平高的确能够正向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其次，公民参与这个概念是属于个体层面的概念，行为发出的主体一定是人。由此可知个体的行为必然受到个体认知和情感态度的影响，这在心理学中是早已被证实和被广泛接受的事实。个体认知相对于社会治理水平来讲，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个体的认知有时会超前于社会发展，也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它的水平是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体认知在研究中合理地成为了调节变量。 在主效应的分析中，发现社会治理水平高能够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然而在交互效应中，发现社会治理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高认知水平的人总是表现出更高的政治参与倾向，这不难理解，但是在社会治理水平有了较高提升的过程中，高认知水平的人对于政治参与的行为显著下降，且对于环境变化高认知水平的人反应更加敏感。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是因为高认知水平的人感受到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在一个较好的治理环境下，可以减少自身的政治参与，也能够不影响生活体验。低认知水平的个体也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敏感性要远低于高认知水平的人。综上说明社会治理水平是能够促进政治参与的，但是参与行为在越来越高的治理水平下，受个体认知的影响，出现下降的趋势。 对于要不要一直鼓励公民进行政治参与这一点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目的究竟为何的问题，即社会发展是想让公民拥有更多的参与感还是仅仅是有序的社会秩序，因为一个“有序”的社会并不一定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在民主化的进程中，社会目标是多重的，其中公民的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应当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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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与展望 在本研究中探讨了社会治理水平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而在其中个体认知的调节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一定的社会治理水平之下，认知能够改变个体对政治参与的程度。虽然研究中尽可能地按照严谨的逻辑分析、理论梳理以及实证验证方法，但是该研究依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并且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一，存在内生性问题。该CGSS调查中对社会治理部分是对被试的认知测试，其测量本身含有个体认知的结果，而个体认知又再一次被拿出来作为单独的变量。如果要解决该部分的内生性问题，应当在对社会治理水平的测量中加入更为具体的、带有行为倾向的题项，尽量不要使其本身就含有认知的结果。 第二，横截面数据。该研究在数据的使用上是选择了“CGSS2015”的单期数据，用它做因果推断的说服力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够准确的。如果要证明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使用纵向数据，至少2期，才能够完全确认他们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第三，尽管在研究的开始就将社会治理水平定义为了一种对现状的客观描述，将政治参与从中区分开来，但是在民主社会中，这二者紧密相连的程度很难把其中的一方摘掉，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互为因果的可能性是十分大的，让人联想到一个传统的命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理论上希望能够进一步对概念进行明晰，尤其是对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概念的梳理，因为这是整个概念结构的起点，政治参与究竟是他带来的结果还是起点这个问题需要从最初的概念来区分，同时也可以对民主社会的目的来进行判断。技术上希望能够使用更加严谨的纵向数据的因果推断，排除各种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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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剑麻是全球重要的硬质纤维作物之一。为降低剑麻加工成本，提升产业的经济及生态效益，推广节本增效的纤维加工工艺并对麻渣等副产物开展高值化利用势在必行。本文针对新型先压后刮式刮麻机及副产物加工工艺与配套设备在产业中的效益作评估。与传统的“先刮后压”式加工工艺相比，新研制的“先压后刮”加工工艺及其配套设备人均加工效率为0.56 t/人·h，节约用水量33.33%，长纤维含杂率下降85%，加工1吨剑麻长纤维延伸的副产物高值化利用利润比主产品(长纤维)利润高70%。高值化利用工艺及设备提升了剑麻的纤维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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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剑麻(Agave sisalana Perr.)，属于龙舌兰科龙舌兰属，是一种极具热带特色的多年生单子叶纤维作物。剑麻叶片纤维主要存在于植物的叶脉细胞壁，木质化程度较高，质地坚硬，是一种优质硬质叶纤维 [ 1 ]。由于具有耐磨、耐腐蚀、强度高等特点，剑麻纤维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在国防、航海、运输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2 ] [ 3 ]。我国利用剑麻加工制品有50年的历史，传统的剑麻加工最多关注的是长纤维的提取，但是剑麻抽取纤维后所产生的副产物中含有大量可作为坐垫、汽车轮胎、床垫及其它纤维填充材料和其他复合材料的短纤维 [ 4 ]；可用于合成甾体类药物的“医药黄金”和“激素之母”剑麻皂素 [ 5 ] [ 6 ]；可用于生产有机肥的麻渣 [ 7 ] [ 8 ]。因此，如何提升剑麻加工质量、实现副产物高附加值资源化利用成为剑麻产业发展的新课题。我国在剑麻加工方面研究起步较晚，加工设备经历了手工捶打、手拉式刮麻机 [ 9 ]、半自动刮麻机和自动排麻刮麻机等4个发展阶段 [ 10 ]。根据剑麻叶片纤维的生长分布规律，纤维是从叶片基部辐射到稍部，但现有的剑麻加工设备都是采用先刮剑麻叶片基部(约45~50 cm，剑麻叶片长度的1/3)，之后再刮剑麻叶片的稍部(剑麻叶片的2/3)的方法，使得剑麻基部约45~50 cm的纤维在加工过程中由于握持问题而被刮掉，进而影响了长纤维抽出率，造成浪费。此外，利用传统工艺制作麻膏和皂素需先对麻渣进行压水，后将汁水放入池中进行发酵，待发酵沉淀进行晾晒，获得的麻膏沉淀物送到皂素厂制成皂素，整个过程耗时约30天，每吨鲜麻片的制膏率仅有0.5%，此工艺生产皂素费时耗力产出低 [ 11 ]。 剑麻是经济价值较高的一种热带作物，除加工获得长纤维外，其加工副产物也具有极高的综合利用价值，因此积极研发新工艺及配套设备以期提高长纤维抽出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提升剑麻产品利润是产业发展的趋势。本研究在传统加工产业数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先压后刮”式新型加工工艺和设备在剑麻纤维加工及副产物利用高值化利用优势，为进一步推广“先压后刮”式新工艺及设备提供数据支撑，提高剑麻纤维及其副产物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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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型加工工艺劳动力和环境效益 2016年，广西西部麻业的钟秋汉先生发明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压后刮”式自动刮麻机 [ 11 ]。“先压后刮”式自动刮麻机免去了单独抛光和麻渣压水的步骤，可对剑麻叶片进行刮麻抛光一体化操作。将新型“先压后刮”式自动刮麻工艺和传统“先刮后压”式刮麻工艺在加工剑麻叶片时不同岗位所需工人数进行比较分析(表1)。传统“先刮后压”式刮麻工艺的劳动力使用参照农业行业标准NY/T 2648~2014《剑麻纤维加工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行标)。其中行标在叶片输送工序上需工人总数为6人，而新型刮麻机仅需要3个工人可胜任叶片的输送(表1)。在叶片输送、操控台、刮麻机、压水、收湿纤维、抖松纤维等工序中，新型刮麻机总用工人数为9人。整条新工艺生产线需29个工人，每个工作日8小时加工叶片130吨，人均加工效率为0.56 t/人·h。 Table 1 The number of labor for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 工艺 叶片输送 操控台 刮麻机 压水 收湿纤维 抖松纤维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先刮后压式刮麻机 2 2 1 1 1 2 1 4 4 先压后刮式刮麻机 3 1 0 0 3 2 表1. 不同加工方式用工人数配置 以加工1吨优质长纤维(含杂在2%以下，含水在13%以下)计算，为冲洗纤维德国格鲁勃公司研发的CORONA型刮麻机加工需损耗20吨水，国内先刮后压式刮麻机需损耗12吨水，而“先压后刮”式刮麻机仅需损耗8吨水。“先压后刮”式刮麻机比先刮后压式刮麻机节约33.3%用水量，更重要的是减少了未处理麻水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先压后刮”式工艺可有效将长纤维含杂率从传统工艺的2.0%降低至0.3%，含杂率下降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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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剑麻高值化加工效益分析 传统劳动密集型剑麻加工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剑麻加工副产物(麻渣、麻水)的高值化利用效率有待提高。以优质纤维4.6%的出纤率计算，就生产纤维主产品及其副产物高值化利用进行效益评估(见表2)。 Table 2 Benefit analysis of sisal processing product 项目 叶片重量(t) 产出率(%) 直接产量(t) 售价(元/t) 生产成本(元/t) 利润(元/t) 叶片利润(元/t) 优质长纤维 21.74 4.60 1.0000 14，200.00 12，083.00 2117.00 97.38 短纤维 21.74 0.60 0.1304 6000.00 1500.00 4500.00 27.00 麻膏 21.74 0.55 0.1196 13，500.00 1500.00 12，000.00 66.00 皂素 21.74 0.08 0.01739 - - 100，000.00 80.00 优质固体肥 21.74 25.50 5.5437 300.00 100.00 200.00 51.00 优质液体肥 21.74 55.00 11.957 60.00 20.00 40.00 22.00 表2. 剑麻叶片加工产品效益分析 3.1. 长纤维 钟秋汉根据剑麻叶片加工的实际需要，对旧加工方法进行了创新，其包括如下步骤：即排麻上料–压麻–压水–刮麻抛光–干燥–出料，其中压麻、压水和刮麻抛光为最重要步骤。该“先压后刮”式加工方法与现有“先刮后压”式工艺比较，工序更少，更合理，经济价值更高。针对上述加工方法，配套提供了一种剑麻叶片加工设备 [ 12 ]。 对新工艺刮麻机加工剑麻叶片纤维的经济效益进行估算。优质长纤维出纤率按4.6%计算，即加工1吨优质纤维需要剑麻叶片21.74吨，每吨剑麻叶片收购价按450元，等于每吨纤维料成本9，783元，加工费按2300元，成本合计12，083元，每吨优级长纤维售价按14，200元计算(非洲同等质量到岸价14，600元)。最终每吨纤维利润约为2117元，每吨叶片加工成长纤维的利润为97.38元。 3.2. 短纤维回收 在现有剑麻的纤维提取工艺中，将主要的长纤维提取后，仍然有部分数量可观的短纤维夹杂在麻渣中。这部分短纤维若不回收，会造成纤维资源的浪费。短纤维的传统回收方法是将麻渣压干，然后将短纤维分离出来。利用短纤维回收机对麻渣中的短纤进行回收，短纤维回收率按0.6%计算，21.74吨麻片可产优质短纤维(含杂在2%含水13%以下) 0.1304吨，乱纤售价按6000元/吨(烘干短纤维和抛光短纤维的平均价)计算，生产成本为1500元/吨，则利润为4500元/吨，21.74吨剑麻叶片可获得短纤维利润586.8元，每吨叶片的短纤维利润为27元。 3.3. 麻膏 传统从剑麻渣中提取皂素原料麻膏(干渣)的方法主要是先将麻渣压水，将压出的水放入池中沉淀发酵后，再将沉淀物放在晒场上自然晒干，晒干后打包送到皂素厂制成皂素。 新工艺主要步骤为，将麻渣堆放发酵5~10天左右，放入麻渣粉碎机使水从底部网孔流入到水池中，水池中的麻渣水抽到离心机中使渣和水分离，麻水沉淀15个小时左右，之后将沉淀物晒干至含水率18%以下。采用这种工艺，麻膏的提取率可以提升到了1%以上，含量达8%左右，麻膏的提取时间约为18天 [ 11 ]。相对于传统工艺，新工艺每吨鲜麻片的麻渣制成麻膏率增加1倍以上，按麻膏市场的价格，其利润显著增加，同时剑麻麻膏的提取时间缩短了10天左右，减少了提取时间，提升了效率，明显优于传统工艺。 利用新制麻膏提取工艺进行经济效益估算，21.74吨叶片可产麻膏0.1196吨，每吨麻膏售价13，500元，(含量按15%，含量每1%为900元计算)成本1500元，利润12，000元，该工艺可获得麻膏的利润1435.2元，每吨麻片的麻膏利润为66元。 剑麻皂素可制成甾体激素药，目前从剑麻渣中提取皂素的原料为麻膏。如果将0.1196吨麻膏直接生产成皂素，可产0.01739吨皂素，按每吨皂素利润10万元计算，所产皂素利润为1739元，平均每吨麻片的皂素利润为80元，经济效益随之增加。 3.4. 有机肥 近年来剑麻麻渣麻水的肥料化综合利用技术逐步成熟。每加工1吨成品长纤维可产优质固体肥5.5437吨，售价300元/吨，利润200元/吨，固体肥利润为1108.74元，平均每吨麻片的优质固体肥利润为51元；每加工1吨成品长纤维可产液体肥11.957吨，售价为60元/吨，利润40元/吨，液体肥利润为478.28元，平均每吨麻片的液态肥利润为22.00元。 综上所述，21.74吨剑麻叶片加工成1吨成品纤维，长纤维的利润仅为2117元，而短纤维、麻膏(不继续生产皂素)及有机肥的利润总计高达3609.02元。因此通过综合利用剑麻麻渣麻水，不仅提高了产业的经济效益，还有效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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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当剑麻种植环境、栽培水平较为接近时，其加工经济效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刮麻工艺和副产物梯度化利用程度。出纤率是由加工工艺决定的，出纤率高，纤维含杂率低，纤维售价则越高。在剑麻加工中引入“先压后刮”工艺及配套设备以替代传统“先刮后压”加工方式，每加工1吨优质纤维比传统工艺节约冲洗用水4吨。在减少冲洗纤维用水量的前提下，可有效将长纤维含杂率从从2.0%降低至0.3%，提高了长纤维的质量，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每加工1吨成品长纤维，如不进行副产物高值化利用，利润仅为2117元，而其延伸的短纤维、麻膏(不生产皂素)及有机肥加工副产物的利润高达3609.02元，剑麻副产物的高值化利用利润比主产品(长纤维)利润高70%。剑麻麻渣麻水可用于回收短纤维、提取剑麻麻膏和皂素、制作有机肥，有效延伸产业链条，降低产业总体成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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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如果与图G同谱的所有图同构于图G，则称图G是由其图谱所决定的。设 K n \ P l 是由完全图 K n 去除图 P l 的边所得到的子图，其中图 P l 是长为 l − 1 的路。Cámara和Haemers给出猜想1：对于任意的整数 l ( 2 ≤ l ≤ n ) ， K n \ P l 可由其邻接谱所决定。本文证明在 l = 1 0 的情况下猜想1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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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本文所考虑的图都是无向、有限的简单图，即是不包含环和多重边的图。图谱中的一些符号和定义，请参阅文献 [ 1 ]。 设 G = ( V ， E ) ，其点集和边集分别记为 V ( G ) = { v 1 ， v 2 ， ⋯ ， v n } 和 E ( G ) = { e 1 ， e 2 ， ⋯ ， e m } 。设 A ( G ) 是图G的(0， 1)邻接矩阵，图G的特征多项式记为 P G ( λ ) = det ( λ I − A ( G ) ) 。图G的图谱包含了图G的所有特征值(包含重数)。如果两个图有一样的邻接谱，那么称这两个图同谱。如果任何与图G具有相同谱的图与图G同构，则称图G是由其谱所决定的(简称DS)。 图谱能够反映出图的一些有用的组合信息。图谱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哪些图是DS？”。这个问题起源于化学，可以追溯到60多年前。而在近些年来，它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然而，证明一个图是DS通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一类具有特殊结构的图被证明是DS。通常情况下，DS的图只包含有很少数的边，如T形树图 [ 2 ]、 ∞ 图 [ 3 ]、棒糖图 [ 4 ] 和 θ 图 [ 5 ] 等等。对于含有大量边的稠密图，这通常很难证明他们是DS。比如在文献 [ 6 ] 中，一条路的补图 P ¯ n 被证明是DS，但是这个证明远比证明路 P n 是DS涉及的多。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背景可以参阅文献 [ 7 ] [ 8 ]。 在文献 [ 9 ] 中，Cámara和Haemers等人研究了在完全图下删除了其中的一些边后所得到的图是DS。 P l 为一条长为 l − 1 的路， K n 为 n 阶的完全图。在 K n 中删除掉路 P l 的边所得到的图记为 K n \ P l 。他们给出了以下的猜想： 猜想1 (Cámara和Haemers [ 9 ] )对于任意的整数 l 满足 0 < l ≤ n ， K n \ P l 是DS。 在文献 [ 9 ] 中，作者已经证明了在 l ≤ 6 时猜想1是正确的。当 n = l 时，也被证明了猜想1是正确的，这也是文献 [ 3 ] 中的主要结果。Mao，Cioabǎ和Wang在文献 [ 10 ] 中证明了当 7 ≤ l ≤ 9 时，猜想1是正确的。本文证明了在 l = 10 时，猜想1是正确，即： 定理1.1 当 l = 10 时，图 K n \ P l 是DS。 在第二部分中，将给出一些重要的引理及其证明。在第三部分中给出了定理1.1的证明。本文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将会在第四部分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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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 在本文中，主要利用图 K n \ P l 的邻接谱性质，通过对与图 K n \ P l 可能同谱的图做详细的分类，并且计算图的4-闭途径和5-闭途径的数量是否相同，来得到他们是否同谱，从而证明在l取值较小的情况下图 K n \ P l 是DS。但在取较大值的l时，与 K n \ P l 可能同谱的图的详细分类会非常的复杂和繁琐，运用以上的方法是不理想的。因此，要证明猜想1在一般情况是正确，需要新的方法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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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采用普通的生物质红薯制备活性炭，并组装成双层电容器，使用循环伏安、恒流充放电和交流阻抗的表征方法研究所制备的活性炭电极在两种不同电解液中的电化学性能。研究结果表明：使用KOH电解液，电容器的比电容更高；相比于KOH电解液，活性炭的比电压在Na 2 SO 4 溶液中更高，且能量密度更好；因此需要高电压和高能量密度时，硫酸盐更适合做超级电容器电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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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科技以及社会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对能源的消耗同时迅速膨胀，迫使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出现危机。危机的出现促使了人们开展对先进储能器件的研究。其中，超级电容器则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新兴电化学能量储存器件。不同于传统电池，超级电容器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充放电效率高、功率密度大和寿命周期长的显著优点。根据储能机理的不同，超级电容器分为双电层电容器 [ 1 ] 和赝电容器 [ 2 ]，市场中主要的超级电容器属于双层电容器。双层电容器中电极与电解液之间通过形成双电层来储存电荷，使其成为能量储存装置。双电层电容器的电极材料以碳材料为主，通过不同的制备工艺，可以得到多种结构的碳材料，包括石墨、金刚石、富勒烯以及碳纳米管、石墨烯、介孔碳、活性炭、碳气凝胶等，而活性炭因为其制备简单、拥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离子通过速率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超级电容器。 传统活性炭原材料有煤 [ 3 ]、木材 [ 4 ] 和沥青 [ 5 ] 等，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对绿色环保的要求提高，人们将目光对准了各种生物质材料。其中以植物为主的生物质材料，其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不同部位均有制备为活性炭材料的相关研究，如大豆根、玉米秸秆、银杏叶、榆花、柳絮、紫藤种子等 [ 6 ] [ 7 ]。另外，还有许多研究关注了采用生物质原料制备的食品材料以及废弃食品用于制备活性炭材料。在食品材料中，红薯是中国的主食之一，每年的产量都很大，且很少见到红薯制备活性炭的报道。因此本文选取红薯粉为原料制备活性炭材料，既有着广泛的原材料来源，又有利于废弃食品的再利用。除了电极材料之外，电解液也是超级电容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提高超级电容器的性能，对于性能优异的电解液的研究则成为重中之重。通常运用双层超级电容器的电解质是有机盐和水系电解质，其中有机电解质的高成本、低导电性和较低的安全性限制了其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而水系电解质由于安全性高、导电性好以及成本低等优点被广泛关注。对于水系电解液，在酸碱水系电解质中，工作电压将被限制于0.6~1.0 V，不利于电容器能量密度的提高和应用，因此，对于宽电位窗的水系电解液的研究成为了关键。本文我们采用了一种成本低效益高的方式，利用红薯粉作为生物基制备多孔碳薄片，研究比较了其在KOH和Na 2 SO 4 两种不同电解液中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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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 2.1. 实验材料以及活性炭制备 2.1.1. 实验试剂与仪器 红薯粉(璞匠食材)，氢氧化钾(85%，天津市富起化工有限公司)，硫酸钠(99%，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PTFE乳液(60%，日本大金)，导电炭黑(99%，美国CABOT)，泡沫镍，盐酸(60%，天津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电化学工作站(CHI660E上海辰华仪器有限公司)，干燥箱(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管式炉(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OTF-1200X)，压片机(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 2.1.2. 活性炭制备 将红薯粉在管式炉以5分钟每摄氏度的速率加热至500摄氏度，碳化烧结1小时后自然降温至室温。碳化好的红薯粉和氢氧化钾固体以1:3的质量比混合，并使用研钵研磨至粉末状且均匀混合。再将研磨好的粉末状混合物放入管式炉进行烧结，管式炉以5分钟每摄氏度的速率加热至800摄氏度，恒温1小时后自然降温至室温。将烧结后的固体取出后滴加稀盐酸直至pH值为7，然后过滤并清洗。最后放入干燥箱以80摄氏度干燥12小时获得红薯基活性炭。 2.2. 电化学性能测试 将制备好的活性炭、导电炭黑以及PTFE以8:1:1的质量比均匀混合后；研磨好后的混合物均匀涂覆在事先裁剪好的2 cm × 1 cm的泡沫镍上，然后放入干燥箱以80摄氏度干燥12小时，取出后以10 kPa的压力压片成型。 本实验中对制成的泡沫镍电极采用三电极测试。此三电极含有由上述步骤所制备的活性炭组成的工作电极，铂片对电极和饱和甘汞电极(SCE)组成；电解液分别采用6 mol/L的氢氧化钾和1 mol/L硫酸钠水系电解液。测试过程中三电极完全浸没在电解液中。分别在0~1.1 V和0~1.8 V的电压范围内进行循环伏安法(CV)和充放电(GCD)，电化学阻抗谱(EIS)的频率范围为100 kHz~10 mHz，所设振幅为5 mV。根据如下关系通过充放电电流大小计算比电容： C = I Δ t m Δ U (1) 其中I代表充放电电流(A)；Δt指放电时长(s)；m指红薯基材料的质量(mg)；ΔU指充放电过程中的工作电势变化(V)。根据获得的电容器电容C和电容器充放电的电压窗口U，可以获得双层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如下： E = 1 2 C U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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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循环伏安性能 受到电极材料和电解液成分的影响，活性炭所展现出的的电化学性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与电解液中离子的导电率大小、离子大小、电解液本身性质、是否与电极材料反应等多种因素相关。我们研究了超级电容活性炭在1 mol/L Na 2 SO 4 水溶液中的性能，并与其在6 mol/L的KOH溶液中所展现的性能做了比较。 图1为所制备的红薯基活性炭电极在不同电解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在电位窗口范围内，各曲线均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氧化还原峰，即表明该电极的电容主要由双电层提供。图1(a)、图1(b)分别为所制备电极在KOH、Na 2 SO 4 水溶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从曲线可以看出，两种水系电解质中的CV曲线均为矩形，同扫描速度下，Na 2 SO 4 中的稳定电流比6 mol/L的KOH电解液中小，比电容低，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Na 2 SO 4 溶液的浓度比KOH溶液浓度低，因此能自由活动的电解质离子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是因为OH − 的溶剂化离子更小，也就能更好的利用电极材料中的多孔结构。 图1. 红薯基活性炭电极在不同电解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a) 6 mol/L KOH溶液，(b) 1 mol/L Na 2 SO 4 溶液) 3.2. 恒流充放电性能 图2为不同电流密度下红薯基活性炭电极的恒流充放电曲线。两组充放电曲线都成近似三角形的对称分布，说明都具有良好的可逆性。充放电曲线较规则的等边三角形都有一定程度的弯曲，这可能是由于红薯粉活化过程中生成了一些活性基团，这些基团在充放电过程中形成了赝电容。通过公式(1)计算，在1 A/g电流密度下，KOH电解液中电极材料比电容为203 F/g，高于Na 2 SO 4 电解液中的138 F/g。并且各个电流密度下，KOH电解液中电极材料比电容都更高，这与KOH溶液浓度更高和OH − 的溶剂化离子更小都有关系；这与循环伏安特性测试结果是一致的。同时从两种电解液中充放电曲线比较可以看出，相比于KOH电解液1.1 V放电电压，Na 2 SO 4 电解液中电极材料的放电电压明显增高，达到1.8 V，通过公式(2)计算，在1 A/g电流密度下，KOH电解液中电极材料能量密度为17.1 Wh/kg，而Na 2 SO 4 电解液中能量密度增加到31.1 Wh/kg；这是由于电极材料在Na 2 SO 4 电解液中具有更高工作电压。 3.3. 交流阻抗性能 图3为所制备活性炭在不同电解液中的交流阻抗曲线图。活性炭材料本身的比表面积、孔径分布、电解液的电导率及电解质离子的大小都会影响其阻抗。阻抗谱在实轴上的截距一般认为是电解液本体的电阻大小，从图3看出，Na 2 SO 4 电解液的电阻要大于KOH电解液，这与KOH溶液电导率较大相一致。同时KOH电解液交流阻抗曲线的低频区与阻抗实轴越趋近于垂直，表示该电解液中电极的电容性很好，这与前面循环伏安与充放电测试结果是一致的。 图2. 红薯基活性炭电极在不同电解液中的恒流充放电曲线((a) 6 mol/L KOH溶液，(b) 1 mol/L Na 2 SO 4 溶液) 图3. 红薯基活性炭电极在不同电解液中的交流阻抗曲线(100 kHz~1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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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实验中，我们采用了绿色环保且原料充足的的红薯粉作为生物质材料，采用了KOH活化法探究了红薯基活性炭在两种不同电解液中的性能。通过实验、测量和计算，红薯基活性炭在KOH电解液中的比电容为203 F/g，能量密度为17.1 Wh/kg；而在Na 2 SO 4 电解液中的比电容为138 F/g；能量密度增加到31.1 Wh/kg。通过比较所制备电极在两种不同电解液中的电化学性能，得出结论：材料在KOH电解液的比电容更大，而在Na 2 SO 4 电解液中的能量密度更高；这是由于电极材料在Na 2 SO 4 电解液中具有更高的工作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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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文章依托重庆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工程红岩村车站，采用WBS-RBS风险耦合识别技术对红岩村车站初支拱盖法施工进行了风险识别，得到了施工过程中的23个风险源，而后采用AHP分析法对识别出的风险源进行风险评估，找出风险权重较大的风险源，为针对性的风险控制和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证明了该方法在工程实际中的有效性，能够为地铁车站初支拱盖法施工提供科学、实用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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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城市地铁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工程规模大、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施工技术复杂、社会效应强等特点，同时由于施工场地的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势必造成经济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因此，为较好地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非常有必要对地铁车站工程中存在的风险源进行识别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将建设过程中的损失降低到最小，以达到安全、经济和高效的管理目标。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选用不同的识别与评估方法对地铁车站施工风险进行了相关研究，薛洪松 [ 1 ] 采用专家调查和WBS-RBS风险耦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富丰桥车站进行了风险识别，找出14个风险因素，然后建立了三层次的递阶风险评估模型并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了风险因素的权重，最后对风险因素进行评价，同时与定性分析结果相对比。杜宪武等 [ 2 ] 通过对某PBA地铁车站及暗挖区间进行调查分析，确定了隧道施工的风险源，然后采用贝叶斯网络与模糊综合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对风险源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与工程相一致。王路杰 [ 3 ] 分别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和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对青岛地铁2号线延安路站主体施工风险进行了评估，二者确定的风险等级均为II级，符合工程实际。王䶮等 [ 4 ] 在地铁事故数据调查的基础上，采用WBS-RBS风险耦合分析法得到了地铁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和风险事件，然后采用故障树分析法对风险因素进行了敏感度分析，并按照风险系数进行排序，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李晓兵 [ 5 ] 在WBS-RBS风险耦合分析法的基础上，采用专家调查法对青岛地铁4号线错埠岭站进行了风险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识别到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确定了风险权重并划分了风险等级。 本文结合重庆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工程红岩村车站实例，运用WBS-RBS风险耦合识别技术和AHP方法分析初支拱盖法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其权重，证明该识别评估方法在实际工程中应用时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能够为类似工程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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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况 重庆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工程红岩村车站为地下两层暗挖车站，车站总长(内皮) 262.3 m，总宽(内皮) 21.8 m，中心里程处车站轨面埋深约106.37 m，车站采用13米岛式站台，长度140 m，单拱双层结构，车站隧道采用复合式衬砌，开挖净宽24.24 m，开挖高度21.23 m。车站共设两座风道，4个出入口(其中2个为预留)，一个换乘通道，6个安全出入口，均为暗挖复合衬砌结构，采用钻爆法施工。 车站最大埋深为100 m，围岩以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J2s)中风化砂质泥岩为主。砂质泥岩天然和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分别为16.8 MPa和10.5 MPa，属于软岩。车站隧道围岩地下水以松散孔隙水和基岩风化裂隙水为主，地下水总体较贫乏。 红岩村车站采用初支拱盖法施工。拱盖法是在明挖法、盖挖法和洞桩法(PBA)施工方法基础上提出的适用于围岩“上软下硬”条件的一种暗挖施工方法。其适用范围一般应用于围岩等级Ⅳ级以上、地质条件较好的市内主要干道和不允许采用盖挖法或明挖施工的地铁车站。而初支拱盖法是对二衬拱盖法的进一步改进。该方法采用初支拱盖代替二衬拱盖，以达到加强拱部强度或刚度的效果，能有效地控制拱部上方土体的沉降和变形，保证隧道在施工过程中的稳定。待隧道开挖完成后，一起施作拱部和边墙二衬，在保证车站开挖安全和施工进度的同时，较好地保证了二衬和防水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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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车站施工风险识别 重庆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工程红岩村车站是首次采用初支拱盖法施工的软岩深埋车站，经验不足且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有必要通过风险识别揭示潜在的风险因素，继而确定哪些风险是主要的、应该的或者必须考虑的，形成合理可靠的风险清单。 风险识别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专家调查法、检查表法以及WBS-RBS风险耦合分析法和故障树分析法等。本文中采用WBS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RBS (Risk Breakdown Structure)风险耦合分析法进行风险识别。WBS-RBS法主要基于工程结构分解思想，并结合风险矩阵进行耦合分析以达到风险全面辨识的目的。该方法具有逻辑性强、思路清晰、风险识别针对性强等优势，应用较为广泛。 3.1. 工程结构分解 WBS是指项目工作分解结构，或称作业分解树，作业树中每一个独立的单位就是一个作业包。考虑到初支拱盖法的施工特点和工作分解原理，按施工过程进行WBS分解，见图1。 3.2. 风险结构分解 RBS是指风险分解结构，或称风险分解树。在参照相关地铁车站工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方面致险因素，将该地铁车站工程的风险因素分解为施工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和环境风险4个方面，并逐层进一步分解，其中，施工风险主要考虑施工质量不合格、工人违章作业和设备不达标，技术风险主要考虑勘察和设计因素，管理风险主要考虑管理不足、违章指挥、聘用无资质人员、安全意识缺乏问题和工期问题，环境风险主要考虑地质和周围环境等因素，RBS分解结构见图2。 图1. 施工工作分解结构 图2. 车站风险分解结构 3.3. 风险清单 利用WBS-RBS方法的交叉矩阵识别风险因素，然后进行问卷调查，按照矩阵元素逐一判断风险是否存在及其大小程度，汇总专家意见，形成最终风险因素清单，全面、系统地辨识风险，有助于提高后续风险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首先构建WBS-RBS矩阵，按照矩阵元素逐一判断风险是否存在及其大小程度，根据施工工作分解结构和风险分解结构，建立红岩村车站WBS-RBS耦合矩阵，见表1。 Table 1 WBS-RBS coupling matrix of statio WBS W 1 W 2 W 3 W 4 RBS W 11 W 12 W 13 W 14 W 15 W 21 W 22 W 23 W 31 W 32 R 1 R 11 1 1 1 0 0 1 1 1 0 0 1 R 12 0 1 1 1 0 0 0 0 1 0 0 R 13 1 1 1 0 0 0 1 0 0 0 1 R 2 R 21 0 0 0 0 0 1 0 0 0 0 0 R 22 0 0 0 1 0 1 1 0 1 1 1 R 3 R 31 0 0 0 1 1 1 0 1 1 1 1 R 32 0 0 0 1 0 0 0 0 1 1 1 R 33 0 0 1 1 0 0 0 0 1 0 0 R 34 0 0 0 1 0 0 0 0 1 0 0 R 35 0 0 0 1 0 0 0 0 0 0 0 R 4 R 41 0 0 0 1 1 1 0 0 0 0 0 R 42 0 0 0 1 1 1 0 0 0 0 0 表1. 车站WBS-RBS耦合矩阵 在耦合矩阵中，数字1表示两者耦合产生风险事故，数字0表示不产生风险或风险小到可以忽略，而对于难以界定的风险项，暂且认定其存在，后续根据专家打分确定其权重。根据耦合结果分析并统计得到包括施工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和环境风险4个方面23个风险源，风险辨识清单如表2所示。 Table 2 Risk identification lis 序号 风险分类 风险源 1 施工风险A 1 爆破施工不合格A 11 2 爆破影响初期支护A 12 3 锚杆施工不合格A 13 4 喷射混凝土厚度不足A 14 5 掌子面封闭不及时A 15 6 临时支撑拆除过早A 16 7 单次拆撑长度过大A 17 8 监测点布设不合格A 18 9 监控量测不及时A 19 10 技术风险A 2 爆破设计不合理造成超欠挖A 21 11 岩土参数离散性大A 22 12 开挖工序设计不合理A 23 13 初支设计强度不足A 24 14 位移控制基准设定不合理A 25 15 管理风险A 3 管理制度不完善，未严格落实A 31 16 组织架构不合理，执行力不足A 32 17 人员安全意识不足A 33 18 现场管理不足，施工混乱A 34 19 监管缺失，问题整改不到位A 35 20 环境风险A 4 地下管线发生位移A 41 21 周边建筑物发生位移A 42 22 道路下沉A 43 23 人防隧道变形A 44 表2. 风险辨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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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地铁工程在重庆立体公共交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重庆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工程红岩村车站又是初支拱盖法应用于软岩深埋地铁车站的首次尝试，施工过程风险大，不确定因素多。对此，本文采用WBS-RBS风险耦合识别技术和AHP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初支拱盖法施工进行了风险评估，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地铁车站风险清单，确定了该地铁车站施工中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为施工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和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对重庆轨道交通地铁车站施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值得类似工程借鉴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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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绿色高效可持续性发展是现代农业迫切需要而难以实现的重大课题，其中最大困难点是全绿色栽培技术、综合性病虫防治与产品高效益性的结合。本文进行了以多倍体水稻为基础的稻芋蛙鳅共养体系中的芋头品种初选及栽培试验。经比较发现，武汉选育的鄂芋1号最适于武汉地区种植。在施足每亩1000公斤有机肥的基础上，四月上旬栽种的芋头，5月份芽叶生长旺盛，5月下旬~8月底芋头一直生长并长出仔芋叶，遮荫效果很好。在晴天早6时、晚6时辅助饲喂饵料的情况下，青蛙在空埂上明显较多，但在正午11时~下午4时高温之时田埂上基本无蛙。在稻芋蛙鳅体系中，芋叶上基本无蓟马、叶蝉和飞虱类小虫为害，即使最易出现的斜纹夜蛾也未出现。共养体系中的稻株上也很少有蓟马、叶蝉和飞虱为害，更极少见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叶卷叶螟为害，说明天南星科的芋头既有遮荫作用，又有驱避害虫的重要作用。结合频振灯诱杀、自然天敌昆虫和青蛙的捕杀作用，能很好地形成“四周种芋头、空中频灯诱、禾间天敌吃、禾下养蛙鳅”的共养体系，做好芋头栽培，获得全绿色高效益的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