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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再思概念架构 7 2.1. 言说行动 “言说行动”原本是语言学的概念意涵，自语言学研究者——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 1911~1960)和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 1932~)提出“话语即行动”(utterances are actions)的观点后，为言说行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奠定动态的基础。奥斯汀的言说行动理论有三种类型，其中意向行动(illocutionary act)最富有语言复杂与多变特质，言说者企图让听者了解话语背后所蕴藏的意义，透过执行(行动)来达成说话目的 8 ，此意涵对本文建构鄂兰“言说行动”有所增益。“话语即行动”的观点扩展言语纯粹作为表述功能的影响力，奥斯汀另以“表演式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概念深化“话语即行动”意涵( [ 6 ]， p. 40)。“表演式话语”概念铺垫“言说行动”理论，在“意向行动”意涵的展延。后来约翰·塞尔在“意向行动”意涵的基础上，另发展“间接言说行动”(indirect speech act)概念，意指说话者与聆听者在沟通过程当中，内容超出他们赖以说出真实话语之背景信息，是因为语言和非语言因素，让互动的双方呈现理性和推理连结的言说行动结果，这样的互动过程便创造出话语重建的意义( [ 6 ]， p. 78)。因此，约翰·塞尔的“言说行动”便不只是符号、字句，或语言意向成份，还要纳入言说行动的产出(production) ( [ 7 ]， pp. 253-254)。那么，因言说所产生的当再成为“话语即行动”的循环。 “话语即行动”意涵既是言说与行动配搭，言语是行动的前导，亦是行动的实质，这种观点对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带来启发。论述分析的精神旨要在呈现主体本身对言说与行动的辩证意义，超越纯粹的“言说－意向”逻辑；其内涵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9 亦有所联结，建构主义同样重视语言的功能与角色，将语言视为建构经验的门路，生活世界存在各种可能的建构方案(alternative)，语言是最根本者( [ 8 ]， p. 48)。论述分析的原始内涵，和语言学有所关联 [ 9 ] [ 10 ] [ 11 ]，其吸引力也是来自于语言、行动与知识的关联( [ 8 ]， p. 1)。从论述分析原理探讨主体互动、语言和权力关联者，经常以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点为例。福柯解释知识的历史，找到权力概念可作为知识如何被建构的原因。他在《知识考古学》 [ 12 ] 提出知识、权力与论述的联结，以论述式的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串连获取知识的意念(will to knowledge)以及展现权力的意念(will to power)。 然而，将语言与行动的实质关系，呈现具有动态实践意义的论述，当以鄂兰的“言说行动”，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的“沟通行动理论”为代表。当探析鄂兰的“言说”时，其意涵颇为跳跃；鄂兰并不去解构语言本身，而是主张直接将使用语言的权力发挥到公共领域之中，进而串连“行动”，以紧扣对“人”(who)要完成什么的关切。鄂兰指出“对我是谁的论述，必须透过言说，并藉由行动设定[个人]新的开始，这让人得以触及现存的网络，并即刻能被[他人]感受到”，她进而表示“开启的新的序章，最终将以独特的生活故事出现在新进者的前面，并且独特地影响着那些随之而来者的生活故事”( [ 1 ]， p. 184)。如此可见，鄂兰怀抱理想的期许，我们再度看到她孺慕希哲以辩论或雄辩所造就的秀异不凡，这些美德(virtue)的源泉就是“言说”与“行动”！这也不只是鄂兰对古希哲的崇敬，更是对现代人臻于美善的期望–人必须借着言说行动，得以创造自身的故事。究其源头，鄂兰回扣“行动的生命”，要人从劳动与制造中脱拔而出，更有进者，“言说使人成为政治性的存在”，并且言说与行动势必紧密结合的理由是：“无言的行动不算行动，因为那不再有演员，行动者如同演员所是，只有在行动者同时是说话者的情形上才有可能”( [ 1 ]， pp. 178-179)。 2.2. 公共领域 鄂兰的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概念架构的意涵，在于从它而出或从与之配套的概念而来者，都意味着其存在的必然与必要性。笼统地说，鄂兰将私域和公域分离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人之境况的三种样态分别存于私域和公域，它们都代表人类[文明]世界的活动，皆也其适切的位置(proper location) ( [ 1 ]， p. 73)；但其中只有“政治‘行动’”是鄂兰所关切的。政治“行动”与“言说行动”意通，需要透过公共领域的平台来体现。聚焦“行动”的探讨，实则一体的两面，也是关注相对于行动的其他人类活动–劳动与制作，这些捆绑人类生命的活动，不能再令其阻碍人的价值！同样的，探讨公共领域，当从鄂兰对“公共领域终结”的焦虑来审思。若纯粹从概念意涵来看，鄂兰定义的公共领域，大致包含几项特征：一、公共领域与“公共性”相关联，公共性既是人皆能听闻之“实象”，公共领域代表人在世界为了显现自己所存在的空间(the space the world which men need in order to appear) ( [ 1 ]， p. 208)。二、鄂兰对人在公共空间的现身，赋与“合而不同”的意义，所合者在于处于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不同者在于人的差异以及所处“位置”的不同。三、鄂兰的公共领域具有既相关又分离的“间存”(in-between)特征，而且并不能防止人彼此的竞争( [ 1 ]， p. 52)。 然而，若从公共领域的定位来看，鄂兰观照的却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现代性，威胁公共领域。她最早问世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指出西方文明进程中的“潜伏的历史暗流”，造成极权主义出现的机缘；资本主义酝酿的经济化与工具化世界观，以及资产阶级的竞争与寡占(占有式的个人主义)造成政治冷漠，甚至敌视公共生活( [ 13 ]， pp. 23-24)。在《论革命》时，鄂兰对于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并不表全然的肯定；她在紧扣公共性的前提上，指出美国革命的初衷在革命后丧失了，最后公共自由(public freedom)被消极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所取代，公众快乐(public happiness)变成追逐快乐(persuit of happiness) ( [ 3 ]， pp. 126-128)。鄂兰针砭当代的政治体制造成公共领域或公共参与的破坏，然而，在针对人处于公域中的自由时，鄂兰呈现她对语言操纵的逆向式思辩，她说“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是自由选择的；相对的，不参与的人是自我排除的，置身于政治事务以外的人享有的是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ies)。”( [ 3 ]， pp. 279-208)。这段话精髓仍是紧扣公共领域“行动”的要义，行动与自由(freedom)是相伴随的，不采取行动的另一种自由(liberty)并非参与政治；换言之，那种自由并不能改变什么！ 延展“公共领域”的概念架构，鄂兰的公共领域还可开拓出几项类型。一、竞技场式公域——行动者以表现秀异的争胜，肯定自身的成就 10 。二、结社式公域——类似协议式民主，公民在无数个公共空间中参与政治。三、剧场式公域——行动者如同演员，并且行动的成就感还来自公共喝彩(admiration)。竞技场式和剧场式的公共领域是鄂兰在《人之境况》所揭示的，结社式代表《论革命》响应Thomas Jefferson倡议的社区制度。另有析论鄂兰的行动理论暨公共领域有两个不同的理论进程：一为美学式的、注重行动者展现自我德性的活动，这代表“剧场性格的政治观”；另一则为尝试建构一个市民共同参与、互为主体的协同行动理论，这代表“市民协同行动的政治观” [ 14 ]。还有从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历史诠释建立的公共领域模式，是所谓的“争胜模式的公共领域”，对美国革命的历史解释为脉络的，是“沟通与互为主体的公共空间”( [ 13 ]， p. 77)。 2.3. 行动者 最后，鄂兰对公共领域的阐述，脱离不了行动的主角——行动者/演员(actor)。鄂兰并没有预设公域或言说的理性，但认为人跳脱劳动与工作层次，在公领域的行动是自由的，行动以政治取向为前提，政治的要素是权力，权力的彰显是为解决问题；并以多元差异为条件，人自然会沟通。鄂兰对行动者的期许，如同人尽其才、善尽其责。鄂兰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反扑的是极权政体“巨大–人”的面向(one Man of gigantic dimensions) ( [ 15 ]， p. 164)。因此，论述人的自由时，企求人从宰制中解放，此过程必然牵涉政治，不管是隐含的或明示的意义上，无法不谈人之自由( [ 4 ]， p. 28)。重申“政治的理由是自由，政治经验的场域是行动”、“自由是人共同生活于一个政治组织的理由；在危机时代或革命热潮，自由甚至成为政治行动的目标”、“自由与行动其实是同一件事”( [ 2 ]， p. 146)。 鄂兰关注人的价值，这种价值需要被显现。人之特质在公共领域展现是最重要的，此为精神的领域(spiritual realm)。同时呼应个体殊异性，强调行动者能够在公共领域被他人看见与听见，才显“真实”( [ 1 ]， p. 50. also see Villa cited Arendt， 1957， in 1992: 716 [ 16 ] )。个体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容或表现的勇气，以及为展现赢取荣耀感的意志。勇气意味着个体将自身推向世界，开始自己与他人的共享；这是个体离开私我躲藏之所，进而披露与揭示自己为英雄( [ 1 ]， p. 186)。如此构成的公域强调行动者在“具体自由”(tangible freedom)的空间内展现自身，这是一个能让身体跟受法律约束的工作或劳动场域区隔开来的独立空间，同时政治性的公共领域标志。“行动”乃是建基于多元与法律平等(isonomy)，在此条件上，个体彼此争论并试图说服他人，没有武力与暴力( [ 16 ]， pp. 713-714)。 个体在公共领域(或公开)的“表演”，是语言或言说将人的意图呈现出来，这时也才能够辨认每一个言说者的差异。这已跳脱每个个体在能力、禀赋、素养和缺陷的框架，每个人在这些方面有多少记点或分数根本不重要，或者依凭这些标准去定义谁较有成就也变得敷浅！“我是谁”呈现的是各种殊异特质的人，人因采取行动将自己推向公众，那么，一方面必须承担别人怎么去看待这种差异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正视他人的殊异，才能变得接纳多元性。一如前述，行动者之“行”必当与“言”结合。这当是有言之行(speech-act)，如果把行动是为开端的能力是呼应生生不息这个事实，那么言谈就对应于“人之独特性”，换言之，也就是对应多元性这个人类条件( [ 17 ]， p. 215)。就“显示一己之特性”来讲，言行所显示的“我”并不是“我是什么”(what I am)，而是“我是谁”(who I am)。在行为者的一言一行会流露出自己独有的特质，包括才能、禀赋、素养、缺陷，以遗刻意表现或隐瞒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要鼓起勇气，冒险去展现自己是谁( [ 17 ]， pp. 215-126)。鄂兰的人之言说行动者，勇气似乎成为护身符，所要彰显的是个体能行动、能表意的生命力，有别于劳动与工作的制造。 鄂兰对行动者的论述，还不仅是现身于公共领域有勇气的人，或演员，同时也是观看者(spectator)。鄂兰在最后的著作《心灵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彷佛呼应人之境况的行动，对人之角色及其思想和意志，进行更多的探讨，并再申人作为行动者的义务。她认为每个人该扮演自己的戏份就必须执行(must enact his part)；当作为观看者时，他可以观览整出戏，即行动者从置身于内，拔身而出到游戏场外的定位时，他不仅变成竞赛中的评判者，同时掌握与理解竞技场的情境。相对的，表演者的关键性在透过观众舆论而获得名声，演得如何，端赖观看者深有同感(depends on the spectator’s it-seems-to-me)，这便展现出表演者本身的正统(doxa) ( [ 18 ]， pp. 94-95)。最后，鄂兰回归到“人类”(mankind)的概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当人类理念成为行动和判断的原则时，人因此可被称之为文明的或有人性的人类( [ 18 ]， p. 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