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理论及假设 (一) 经验因素 North (1990) [ 17 ] 认为组织可以看作是“一个以财富最大化和其他由社会制度结构所限定的目标为宗旨的实体”。组织学习能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通过运用先前的经验来降低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Cohen和Levinthal，1990) [ 18 ] 。经验学习强调通过具体地探索过去类似事件的因果联系来达到指导当前行为的目的。在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着经验学习过程，例如企业通过经验学习可以优化操作流程、建立系统规范、形成运营惯例等，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减少决策失误的发生，促进标准化惯例的建立和发展，并增加执行的有效性。对于海外并购的企业来说，过去的跨国并购经验可以用此次跨国并购交易前在同一东道国实施的并购交易次数来表示，因为先前在同一东道国实施的并购交易活动可以为企业提供关于该特定东道国的相关投资信息，比如本地市场知识和商业实践、制度环境和文化习俗，同时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地嵌入到当地的合作网络中，包括与当地供应商、经销商以及消费者建立联系，从而降低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Lu等，2014) [ 19 ] 。 在跨国企业首次或者刚刚涉足某一东道国实施并购交易的初期，由于实施交易的次数较少，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简单，跨国企业从过去并购交易中学习和转移知识的难度也较小，此时，企业通常可以正确地识别出对自己有价值的经验，过去跨国并购经验对企业来说是有用的。学习者通过适度地开发学习对象的有用经验，企业的知识库将会得到不断地优化，使企业获得经验学习溢出效应，这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殷华方等，2011) [ 20 ] 。因此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在经验学习初期通过适度开发过去的跨国并购经验，将会提高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交易的成功率。 后期随着企业在同一东道国跨国并购交易次数的增加，一方面，由于先前各个并购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从过去并购交易中学习和转移知识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企业可能难以从先前众多的并购交易中正确地判断出真正对自身有价值的经验，很容易就会错误地利用自身过去的跨国并购经验；另一方面，随着经验学习的深入，企业可能会过度开发过去有用的经验，根据组织学习的开发和探索理论，如果一个组织过度地从事探索性学习，就无法开发已有知识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组织过度地从事开发性学习，组织就会变得迟钝和自满于现状，无法探索新的知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知识库也就越来越局限于这些经验，逐渐地，组织知识库的多样性、复杂性就会消失，企业会被强大的刚性文化所支配，此时，企业就像进入了学习高原，会变得僵化、单一和墨守成规，即使是面对着更好的学习机会，也不愿意采取探索性学习，这将会损害企业的知识基础，使企业陷入经验学习陷阱(殷华方等，2011) [ 20 ]，无法适应和处理并购环境可能发生地新变化，从而会降低跨国并购成功率。 最后，当企业在某一东道国实施的并购交易次数积累到足够丰富的时候，恰当运用经验的能力也会随着并购次数的积累而不断增强，此时企业能够从过去众多的并购交易中精准地识别出对自身有价值的经验，并且恰当地将它们运用到当前的并购交易中，从而最终对跨国并购成功率产生积极影响。首先，随着企业在某一东道国实施的并购次数地增加，企业在该东道国的影响力会不断地增强，与当地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建立的联系也会越来越深入，这些当地的友好合作者可以向企业提供丰富的收购目标和东道国投资环境的相关信息，从而为企业做出恰当的并购决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并购成功的概率。其次，足够丰富的并购经验能使企业更有效地利用法律支持、外部资本以及其他各种有利资源(Hitt等，1998) [ 21 ]，从而能够针对动态多变的外部环境，灵活采取应对措施。最后，先前较高的并购交易失败率会给企业敲响警钟，促使企业进行经验学习地反思，此时虽然企业仍有可能错误地利用经验，但是经过不断地尝试和反馈循环后，错误利用经验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将过去的跨国并购经验与当前新的并购环境正确地匹配起来，提高并购成功率。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企业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成“S型”关系。即，其他因素不变，当企业刚刚涉足某一东道国或者先前在该东道国实施的并购交易次数较少时，跨国并购经验会正向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后期随着企业在该东道国实施并购交易次数地增加，过去的经验会负向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最后，当企业在该东道国的并购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过去的经验又会正向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 (二) 制度因素 制度理论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三大支柱理论之一，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都纷纷地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企业的国际化战略(Buckley等，2007 [ 22 ] ；Chan等，2008 [ 23 ] ；Peng等，2008 [ 24 ]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里，可以理解为是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程序或者行为准则。关于制度概念的描述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他认为是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简单天赋、自由体制”。另外，North (1990) [ 17 ] 也曾把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塑造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同样地，Scott (1995) [ 25 ] 认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上述对制度概念的描述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们都隐含了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来降低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收益和可靠性。这一观点对于理解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大有裨益。正如North (1990) [ 17 ] 所言，国际投资的交易方式和结果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同的东道国进行类似交易的过程会因为制度环境差异而不同。换句话来说，一个企业(组织)的成功除了企业自身需具备高超的管理水平外，切不可忽视其所处的制度环境这一因素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跨国并购这种复杂的交易，东道国的一系列制度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跨国并购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包括与进行跨国并购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如行业准入法、反垄断法)，以及并购双方经营管理的理念等。 如果跨国公司到某一东道国实施并购交易，必然会和当地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发生交流与沟通，那么该东道国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被面对，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好坏又决定了跨国并购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因此某一东道国的制度风险越高，则意味着该东道国的政策变化越大、国家治理水平越低，存在的“制度漏洞”越多，那么在该东道国实施并购交易更可能因为投资环境的高度不确定而变得更为复杂，更可能遭遇突发或者意外事件导致并购交易失败。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东道国制度风险负向影响跨国并购成功率。即，当东道国的制度风险水平越低或者说东道国的制度越完善，在该东道国进行跨国并购交易完成的可能性越大。 (三) 交互作用 Peng等(2009) [ 26 ] 针对企业战略管理提出三支柱分析框架，认为应该从企业资源能力观、制度观和产业竞争三个角度综合研究企业的战略与绩效，并且这三者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其中，企业资源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动态学习能力和先前从事类似活动积累的经验。这一框架为先前跨国并购经验与东道国制度风险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经验因素对海外并购成功率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归根结底还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东道国的制度风险越大，则意味着东道国在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越多，政策变化程度越大，治理水平越低，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在跨国并购交易中，企业面临着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约束。当东道国制度风险越高时，企业在跨国并购交易中将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在此情况下，企业必须掌握更多有关并购目标以及东道国的相关信息，才能有效地将经验与新环境相匹配，否则企业很难正确地将过去的经验运用到新的并购中。因此，当东道国制度风险水平越高时，企业获取与交易相关信息的难度就越大，经验学习的效率便会降低，即东道国制度风险会负向调节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东道国的制度风险水平会负向调节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成功概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