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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证据分析：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 3.1. 实物证据 本案二审判决书对实物证据部分进行了详细说明，按照实物证据收集的时空逻辑顺序，可以“营业场所”、“卧室”、“尸体”、“楼道”为视角，结合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检验报告、尸检鉴定书、现场提取物证照片、司法鉴定书及相关照片分别予以梳理。如表1所示，案发现场是一处家属楼改造的(“前店后居”式)蔬菜水果店。自营业厅进入现场，根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摆放蔬菜水果的货架有翻动痕迹，其中，塑料袋被损坏，在垃圾筐内外有散落的橙子若干。从营业厅进入卧室，现场勘验见一具尸体、床褥沾染有血迹和人体组织，以及卧室桌子存在翻动痕迹。经鉴定，被害人系钝器伤致死，案发现场检出的血迹与被害人DNA分型一致。而从案发现场向外搜寻，侦查人员在位于现场附近铁路292号居民楼一单元楼道内二三楼间缓台上提取到一袋橙子，在该塑料袋上，侦查人员检出与被告人相匹配的指纹一枚。基于上述实物证据，可以对案件发生原委进行初步假设：犯罪嫌疑人在蔬菜水果店内，将被害人杀害于卧室中，加害过程存在搏斗痕迹，房间内物品存在翻动痕迹，被告人雍奎魁与本案有关。然而，本案加害人是何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雍奎魁？现有之实物证据不足以明确说明，需要通过言词证据加以佐证。 3.2. 言词证据 根据本案二审判决书，我们可以将证人证言及被告人口供按照待证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类梳理(参见表2)。鉴于本案并无目击证人证明何人实施了犯罪，侦查人员通过数个证人证言形成推论链条，从而确认雍奎魁为本案犯罪嫌疑人。具体而言，其一，证人尹某某证明案发前夕及案发当日上午，有一男子到蔬菜水果店内并同被害人有对话。其二，证人葛某某、陈某某、王某乙证明，葛某某给雍奎魁一家一把正常斧子，在雍奎魁搬回四平时，雍奎魁家的一把斧子已经弯曲变形，陈某某将其扔掉，2008年春节前，雍奎魁拿一把斧子到王某乙的修车厂进行变造。其三，雍奎魁在第二次供述中对其杀害被害人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其四，证人王某、王某甲、苏某、孙某、宋某某、荀某某证明雍奎魁找同监犯人王某顶罪的情况。由此，结合实物证据，可以对本案作出进一步假设：犯罪嫌疑人雍奎魁预谋报复，侵入被害人蔬菜水果店内，用一把斧子将被害人杀害。然而，雍奎魁多次翻供，否认实施了杀害行为，使得本案事实部分存疑。以下，将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 3.3. 综合分析 综合全案证据，雍奎魁能够成为嫌疑人，主要源起于现场附近发现的“一塑料袋橙子”。案发次日，侦查人员在走访调查时，在案发现场附近的铁路292号楼一单元楼道内二三楼间缓台的窗台上提取到一 Table 1 Physical evidence of case of Yong Kuikui [1 营业 场所 现场位于通化市某家属楼的一蔬菜水果店内。一楼，一室一厅一阳台结构。阳台北侧为营业厅，营业厅西侧为卧室。营业厅东侧墙边的货架上摆放有各种蔬菜，……垃圾筐内有一损坏的红色塑料袋及七个橙子，垃圾筐边的红色编织袋上散落着三个橙子。(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 卧室 卧室门位于营业厅西北角。卧室西侧墙边摆放有一张床及一张桌子。卧室床尾处摆放有两个枕头及两条带血的粉色枕巾，一条枕巾上有血迹并伴有脑组织及颅骨碎片；另一条枕巾上有血迹。卧室内的桌子侧面有三个抽屉，左侧及中间抽屉呈打开状。(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 案发现场地上血迹、尸体头部上方墙面血迹、案发现场枕巾上血迹、案发现场营业厅编织袋上血迹的DNA分型与死者白某某DNA分型均一致。(鉴定检验报告) 尸体 床和桌子之间的空隙中有一具尸体，呈仰卧位，尸体头西脚东，右手位于胸前，左手靠在旁边的桌子立面上。尸体背侧压有一白色泡沫箱。头部上方的墙上可见有血迹，南侧床单上有血迹。死者毛衣位于腹部上方。死者右脚未穿鞋，该鞋位于死者左脚北侧地面上。左脚鞋位于左脚边，与左脚未完全脱离。(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 被害人双眼周围青紫，鼻腔右侧有脑组织，口腔周围粘有大量血迹，双耳有血迹，右额处见创口，内侧创缘伴有表皮剥脱，创腔内可见颅骨粉碎性骨折。距此创0.8 cm处见1.8 cm创口，创缘整齐，深达皮下。右耳廓见有皮下出血。右下唇见有表皮剥脱，右颧部见皮下出血，并见有创口。双侧颧骨、上颌骨、鼻骨、额骨粉碎性骨折，以右侧为重。白某某系被人用钝器打击头部，造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尸体检验鉴定书及尸检照片) 楼道 2008年1月20日上午，侦查员从案发现场附近铁路292号居民楼一单元楼道内二三楼间缓台的窗台上提取到一袋橙子。(现场提取物证照片) 该装有橙子的塑料袋上提取的指纹与被告人雍奎魁左手食指指纹一致。(司法鉴定书) 表1. 雍奎魁案实物证据 [ 1 ] Table 2 Verbal evidence of case of Yong Kuikui [1 犯罪 实施 主体 2008年1月19日11时许，其发现白某某在其经营的蔬菜水果店内被害死亡及案发当日早8时许 有一男子到蔬菜水果店内并同被害人白某某有对话。(证人尹某某证言) 去过犯罪现场(口供，除第一次讯问时否认去过现场作案外，均供认去过犯罪现场， 其后被一审法院按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主观 方面 预谋报复(口供，其后被一审法院按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客观 方面 凶器： 雍奎魁家一把斧子，是其给的。该斧子之前一直是正常斧子，没有变形，在雍奎魁搬回四平时 被其妻子陈某某扔掉。(证人葛某某证言) 雍奎魁家的斧子在搬家时已经弯曲变形无法使用，其将该斧子扔掉。(证人陈某某证言) 雍奎魁在2008年春节前拿一个斧子到其修车厂变造。(证人王某乙证言) 持斧子去现场。(口供，其后被一审法院按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行为： 其因与被害人白某某在购物过程中发生争执后，预谋报复白某某，后其回家取来斧子再次到白某某的蔬菜水果店，以购买橙子为由趁白某某不备用斧子将白杀害，后怕被人发现，拿了一袋橙子离开现场回家，当晚在公安机关排查到其家后，其怕事发便将该袋橙子扔到铁路292号楼楼道内二三楼间缓台上。(口供，其后被一审法院按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没有杀人，有罪供述系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所致。但无法解释为何装橙子的塑料袋上面有其指纹(被告人当庭翻供) 雍奎魁找同监犯罪嫌疑人王某帮其顶罪。(王某供述，证人王某、王某甲、苏某、孙某、宋某某、荀某某证言) 否认找王某顶罪(被告人辩解) 表2. 雍奎魁案言词证据 [ 1 ] 塑料袋橙子，因案发现场有散落的橙子，认为该橙子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丢弃，在装橙子的塑料袋上提取到多枚指纹，其中一枚有鉴定价值。经鉴定，该指纹与雍奎魁左手食指指纹一致，并据此将雍奎魁抓捕归案。 细看之，这部分证据存在一些疑点。首先，侦查人员提取“橙子”的原因是怀疑该橙子可能与案发现场散落的橙子有关，但是铁路292号楼一单元楼道内二三楼间缓台窗台上的橙子(及塑料袋)是否为被害人水果店内的橙子(以及水果店使用的塑料袋)？这部分证据缺失。第二，塑料袋上有多枚指纹，其中一枚有鉴定价值，且该枚指纹与雍奎魁左手食指匹配。但是，指纹匹配只能说明雍奎魁的左手食指曾经与该塑料袋发生过接触，并不能证明雍奎魁案发时将装有被害人水果店橙子的塑料袋带走的情形，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补充证明。第三，即使指纹匹配可以证明该袋橙子是雍奎魁从被害人水果店内拿出，但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拿出”的行为与被害人身亡有何种关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 [ 1 ] 中对此进行了说理，概括而言，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对塑料袋内的橙子和塑料袋与案发现场的橙子和塑料袋进行比对鉴定，无法确定在铁路292号楼提取的橙子及塑料袋是从现场拿走的，也未能查实该袋橙子是何时、何种情况下所遗留。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该袋橙子是雍奎魁从案发现场拿走的，该袋橙子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 1 ] 。 此番说理无疑是对上文所述三大疑点的回应，特别是法院最终将论证落脚在证据的关联性(也即相关性)之上，体现了“相关性”理论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发展。在此之上，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指纹鉴定，反思以指纹作为侦查导向的问题。首先，指纹并非“证据之王”，甚至连“证据之王”是否确实存在都值得怀疑。为证据“封王册后”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最早见诸法定证据主义，即“口供是证据之王” [ 3 ] ；同时又体现着时代属性，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证据之王”总在不断变化中。在诉讼中，指纹鉴定证据是根据指纹独特的稳定、客观的特征，通过对获得的指纹样本进行对比后，决定检材与样本之间是否吻合，以此来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 [ 4 ] 。但是，作为科学证据，指纹鉴定并非完全的稳定、客观，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有许多因素可以破坏指纹的反映性，该项鉴定本身也具有概率性，并非百分之百准确。我们必须客观对待这项鉴定，避免在司法实践中盲目依赖指纹鉴定。其次，指纹匹配不能成为整个案件侦查活动的导向。犯罪现场匹配的指纹能够为侦查活动提供线索，但是绝不能成为整个侦查活动的导向，换言之，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指纹匹配只能证明样本之间曾有高概率的接触可能性，但是并不能证明该接触与案件必然有关，更不能证明携带样本的嫌疑人就是犯罪人。尤其是在未封闭的现场或者现场周围，指纹匹配必须建立在样本载体的认定同一之上，若该载体物无法作同一认定，即使指纹匹配，证明力也是十分低的。将指纹匹配作为整个侦查活动的导向有风险，极易导致侦查方向错误，更可能诱发刑讯逼供。然而，指纹鉴定只是科学证据中的一个分支，在其他需要进行特征点匹配，进行同一认定的鉴定行为中同样存在上述问题。问题只是表象，其背后的理论困境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