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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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综合现有文献与现有资料，提出咖啡品牌偏好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中的影响路径，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出了各因素的影响系数。得出以下结论： 1) 咖啡自身特性、品牌接触对品牌形象有正向显著影响；咖啡自身特性、品牌接触、品牌形象对品牌偏好有正向显著影响。 通过相关分析可知，自身特性、品牌接触与品牌形象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8、0.732，并且显著性均为0.000；自身特性、品牌接触、品牌形象与品牌偏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07、0.766、0.846，并且显著性均为0.000。因此，模型当中的假设得到验证。故咖啡品牌企业在研究咖啡消费者的品牌偏好时应充分了解咖啡自身特性、品牌接触、品牌形象对品牌偏好的影响作用。 2) 在品牌形象中介作用的分析当中，随着品牌形象的加入，咖啡自身特性和品牌接触对品牌偏好的直接影响作用减弱，通过品牌形象对品牌偏好的间接影响作用增强。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品牌形象中介作用的假设。故咖啡品牌企业应当注重品牌形象对品牌偏好的显著影响作用，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吸引消费者，从而进一步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偏好。 4.2. 研究建议 本研究结果显示，咖啡的品牌形象不仅对消费者品牌偏好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在自身特性和品牌接触对咖啡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影响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咖啡商家要根据消费者的各种不同需求，生产出迎合各种各样消费人群的产品。 其次，商品的自身特性对于消费者品牌偏好较为显著。因此，商品要提升自身特性，就咖啡而言，要不断推出新的口味迎合我们的消费人群，不断优化咖啡的口感与醇度，不断提高咖啡外包装的精美程度，不断改进咖啡厅的环境。 最后，品牌接触也是影响咖啡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因素之一，咖啡企业的广告和营销活动也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在进行广告宣传时，要准确抓住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将广告精准打出，利用名人效应，将当红流量明星作为商品的代言，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营销活动也要适当推出，例如咖啡赠送优惠券，第二杯半价等，让更多人体验到我们的咖啡产品，让消费者对自己的咖啡产品有较好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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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老年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升高，且易合并心脑血管等靶器官损害。高血压相关疾病风险不仅依赖于血压的平均水平，且与血压变异性(BPV)密切相关，BPV是指一段时间内测定的血压波动情况，BPV相比平均血压水平能更好的评估靶器官损害和预后。现对BPV的分类标准、量化指标、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24 h-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24 h-ABPM)与高血压管理及BPV预后进行系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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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 [ 1 ] 指出2012年我国≥60岁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达到58.9%，10年间上升幅度接近20%。由于老年人血管壁僵硬度增加、顺应性下降，以致血压波动幅度大，昼夜节律消失，易合并心脑血管等多种并发症等，预后极差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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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BPV的概念及分类 血压变异性(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BPV)是指一定时间内测定的血压波动情况，与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和预后密切相关。其中根据变异原因将BPV可分为生理性、病理性以及药物性变异，生理性变异与环境因素和心动周期密切相关，病理性变异(指清晨、夜间及体位性高血压)、药物性变异(指瞬时、短时和长时BPV)。另外根据监测时长将BPV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超短期BPV (指每次心搏之间的BPV)、短期BPV (24小时内的BPV)、中期BPV (连续数日或数周的BPV)和长期BPV (数月、季节和长期随访的BPV)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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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BPV的量化指标 BPV的量化指标暂未统一，能反映BPV水平的任何指标均可用来量化BPV。其中标准差(SD)是衡量BPV最简单的指标，通过计算一段时间内血压值SD与平均血压的比值从而得出变异系数(CV)。CV比平均血压更能准确的表示BPV。随着一些衡量BPV的新指标的出现，如独立于均值的变异(VIM)、平均真实变异性(ARV)、24小时加权标准差(WSD)、相对标准差(RSD)和血压变化时率(TR)等，其消除了平均血压对BPV的影响，因此预测BPV的能力可能比SD更强。此外，24 h WSD可最大程度减少SD因个体昼夜血压变化大对BPV产生的影响。ASCOT-BPLA研究表示，CV和VIM可较强的预测心脑血管疾病 [ 4 ]。一项荟萃分析指出，ARV较传统的BPV指标(SD、CV)能更好的预测动脉僵硬度以及内膜中层厚度，同时也是唯一与脑白质高信号、腔隙性脑梗死等具有相关性的指标 [ 5 ]。TR不依赖于昼夜血压波动，可反映血压变化速率 [ 6 ]。研究发现，内膜中层厚度与TR呈正相关，TR可作为早期预测动脉硬化的最佳指标。RSD被认为与左心室质量指数和心血管风险呈正相关 [ 7 ]。综上，关于BPV相关指标的标准化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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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24 h-ABPM与高血压管理 24 h-ABPM已成为评估患者血压水平以及预测心脑血管事件的重要指标，其主要用于监测短期和中期BPV。欧洲心脏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的指南也以24 h-ABPM来定义高血压，研究表示，24 h-ABPM对高血压的控制率是普通血压监测的2倍多。正常人血压昼夜节律为双峰一谷，在上午6~10时和下午4~8时各有一高峰，而夜间血压明显降低。血压的昼夜节律变化可表现为杓型、非杓型、反杓型及超杓型等，其体现着机体的自我调节过程，对各器官脏器具有重要保护作用。其中反杓型和非杓型血压节律改变可影响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导致靶器官损害及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 [ 8 ] [ 9 ]。血压昼夜节律异常常见于老年人群或未规律治疗的高血压患者，根据相关研究，在年龄 ≥ 60岁的老年人中69%人群为非杓型血压模式，年龄 ≥ 80岁的高龄老年人中血压昼夜节律消失比例为83.3% [ 10 ]。清晨高血压是指清晨血压 ≥ 135/85 mmHg和(或)诊室血压 ≥ 140/90 mmHg，清晨高血压与卒中事件关系密切，清晨血压每增高10 mmHg，卒中风险可增加44% [ 11 ]。控制清晨高血压可采用长效、足量、联合治疗方案 [ 12 ] [ 13 ]。最新的荟萃分析显示：夜间血压能独立于白天血压预测死亡风险。夜间收缩压每增加20 mmHg，心脑血管事件风险和全因死亡率分别增加约36%和23% [ 9 ]。在排除失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继发性因素后，推荐使用沙库巴曲缬沙坦等新型降压药物控制夜间血压，另外对于白天合并夜间高血压患者，可使用长效药物单独或联合治疗，或睡前加用中短效降压药物等 [ 14 ]。综上，通过24 h-ABPM可以指导临床用药，进一步防止高血压靶器官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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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BPV的预后 研究表明，BPV是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害的预测因子，通过测定BPV可进一步评估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 15 ]。 5.1. BPV与心脏损害 研究发现，BPV的持续性增加可反映心血管调节机制或潜在病理状况的改变，可作为心血管系统损害的预测指标。一方面，BPV可通过激活炎症反应从而导致左心室肥厚。另外，BPV可调控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除了引起血管收缩外，还可以影响凝血和溶栓系统，导致血管炎症和血栓形成风险增加 [ 16 ]。Stevens等 [ 17 ] 人在观察队列和临床试验荟萃分析中发现，短期BPV值增加与心血管事件以及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率风险显著相关。寇惠娟等 [ 18 ] [ 19 ] 研究发现，血压昼夜变化为杓型、非杓型及超杓型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左心室重量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其夜间血压不下降或呈上升模式，与夜间交感神经活性增加有关。此外，Muntner等 [ 20 ] 研究也指出，高血压患者并发心力衰竭与BPV引起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有关。 5.2. BPV与脑血管损害 高血压作为卒中等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严重者可导致脑组织损害 [ 20 ]。动物研究表明，较大的BPV可能通过抑制CO的产生从而导致血管内皮功能损伤，最终引起血管神经受损和脑血管疾病发生 [ 21 ]。Filomena等 [ 22 ] 研究指出，夜间血压下降及清晨血压上升幅度较大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脑卒中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尹俊雄等 [ 23 ] 发现，随着高血压患者BPV增大，其并发脑梗死后脑出血性的可能性就越高。BPV不仅会增高卒中等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而且会导致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发生障碍，有报道称，BPV随时间的变化越大，其患痴呆症的风险就越高 [ 24 ]。也有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血管壁僵硬程度加重，血压波动幅度增大，可能会损害大脑的微血管系统，导致脑萎缩和脑小血管疾病，进而导致痴呆症 [ 25 ]。 5.3. BPV与动脉粥样硬化 研究表明，BPV增加可通过提高细胞因子内皮的表达来促进血管炎症，从而导致巨噬细胞聚集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一项关于动物和人内皮培养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BPV可导致动脉壁重塑，如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还导致血管内皮的振荡剪切力及粘附分子表达增加，此外还引起一氧化氮的生物利用度降低 [ 26 ] [ 27 ]。血管壁的这些结构和功能变化可作为动脉僵硬的常见指征 [ 28 ]。较高的BPV通过增加动脉僵硬度最终导致血管风险事件的发生，因此，动脉僵硬度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 29 ]。高血压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与BPV密切相关，IMT值可随着BPV指标的增加而增加，其数值增高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动脉壁早期受损 [ 30 ]。 5.4. BPV与肾脏损害 目前已有证据指出，异常BPV是肾功能不全发展的独立预测因素，而肾功能不全可作为高血压患者心血管风险增加的预测指标。BPV和肾损害之间的潜在生物学机制可能包括肾血流动力改变、主动脉肥大和重塑、炎症因子激活、氧化应激、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细胞外基质沉积和肾小球硬化等 [ 26 ] [ 31 ] [ 32 ]。赵海丹等 [ 33 ] 研究指出，与无肾功能受损的对照组相比，原发性高血压且合并早期肾损伤患者其收缩压SD和CV均较高，故表明BPV与其早期肾损伤的发生率具有相关性。最近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终末期肾衰竭的发展风险随着收缩压的变异性增加而显著增加 [ 34 ]。RENAAL和ALLHAT等研究和日本前瞻性观察研究也表明，收缩期BPV增加是慢性肾病发展和进展至终末期肾衰竭的危险因素 [ 35 ] [ 36 ] [ 37 ]。故临床工作者应注重高血压患者的BPV，对该人群尽早进行ABPM，有助于预防早期肾损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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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ABPM在确诊高血压、预测心脑血管事件风险以及指导个体化降压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因此临床工作者应提高对老年高血压患者BPV的重视程度，加强血压监测质量，优化高血压管理，减少其并发症，保持其BPV稳定，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从而提高病人的远期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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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中原粮仓，在全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定位要求河南出色地完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保证人们不仅吃得饱、更要吃得好。河南省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和市场的要求，是实现农业发展转折和追求产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河南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选取河南省1990~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一产业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对河南省第一产业GDP增长相关的数据并分析其原因，对边际产出、边际弹性、边际技术替代率进行了拟合分析，进而对河南省农业发展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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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河南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资源丰富，是全国农产品主产区和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人口众多，是全国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区位优越，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农业领先，是全国农业大省和粮食转化加工大省 [ 1 ]。 1.1. 农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2019年，河南农业生产形势平稳，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如表1所示)。2019年粮食总产量6695.36万吨，连续三年超6500万吨，增长0.7%。其中，夏粮产量3745.40万吨，增长3.6%；秋粮产量2949.96万吨，同比下降2.8%。全年肉类总产量560.06万吨，下降约16.3%。水产品总产量99.08万吨，连续三年增长约5%。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7368.74万吨，近几年都处于7000万吨以上的高产量水平。瓜果类总产量为1638.92万吨，同比增长约3%。 Table 1 Henan Province’s total production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2012 to 201 年份 粮食总产量 (万吨) 肉类总产量 (万吨) 水产品总产量 (万吨) 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万吨) 瓜果类总产量 (万吨) 2012 5898.38 632.84 71.72 6839.94 1515.71 2013 6023.8 648.97 85.01 6745.29 1534.13 2014 6133.6 662.02 91.76 6848.11 1468.76 2015 6470.22 647.22 102.37 6970.99 1519.94 2016 6498.01 625.94 94.76 7238.18 1613.93 2017 6524.25 655.84 94.67 7530.22 1670.46 2018 6648.91 669.41 98.38 7260.67 1585.37 2019 6695.36 560.06 99.08 7368.74 1638.92 表1. 河南省2012~2019年各类农产品生产总产量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2019》。 1.2. 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河南省一向重视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截至2019年，河南省共有乡村从业人员4419万人，农用机械总动力为10，357万千瓦，农田有效灌溉面积5452.93千公顷，化肥施用量666.72万吨，农村用电量为353.83亿千瓦小时，农药施用量为10.72万吨，大中小型拖拉机共373，074台，配套农具654，206台，节水灌溉机械23.04万套，农产品初加工动力机械854，800台。为改善靠天吃饭的农业困境，河南省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至2019年年底，河南省大中小型水库总数为2510座，规模以上灌区渠道长度为2686公里，除涝治水方面，至2019年底，河南省除涝面积为2149.32千公顷，除涝比例达到93.3%，堤防总长度为20，075公里，提防保护耕地面积3548千公顷。 1.3. 农业产业化发展成就突出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产业概念，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家庭经营通过多种形式联合起来，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结合起来，实现产业化生产，推动农业向现代化迈进。 1997年，河南省政府提出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要求2000年基本形成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框架，早在2010年，河南省便形成了全面农业产业化经营格局。近年来，河南省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培育多个商品粮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水产林产名优特产产品基地等，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重大成就。南街村、双汇、金丝猴、十三香等被授予“中国驰名商标”，三全、华英、思念等企业走出省外，畅销全国，并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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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河南省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2.1. 高层次人才不足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人”，是高水平、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但目前河南省的第一产业从业者仍以传统型农业从业者巨多，他们不具备时代前沿的理念知识和技术。现在很多高校都有农学专业，但这些农业人才很少真正投入农业发展的第一线，并没有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这更加剧了河南省农业发展中人才缺乏的困境。 2.2. 农村金融存在短板 河南省金融支农初显成效，但金融支持的潜力尚未全部激发出来。金融机构在对接农业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农村抵押物或质押物缺失，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加大，多是提供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农业支持资金有限，涉农资金难以下沉，这也将阻碍金融支农政策的落实。 2.3. 资源环境约束 当前河南省正处于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近几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以年均超过1.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9年，河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3.21%，相比“十二五”末期提到了6.4%。同时河南省工业化发展势头同样十分迅猛(如图1所示)。2015~2019年，河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以年均7.5%的速度快速增长，超过同期全国1.5个百分点 [ 2 ]。 图1. 2015~2019年河南省与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情况对比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要求相应的资源环境条件与之相匹配，但同时充分适宜的环境资源条件保障更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就存在着矛盾，现阶段推进河南农业发展就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现实约束。 2.4. 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较低 农业的发展是一个人力的不断解放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而河南目前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农业机械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着薄弱环节。河南部分地区土地划分并不合理，使得大型机械的利用率并不高，阻碍了机械化的顺利推进；其次，农业机械化资金投入不足，很多的中小型农业生产者缺乏必要的资金，使得在更新机械以及推进农业机械的过程中，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化，从而降低了机械化效果；另外，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也不够。由于现阶段对于新型农业机械的技术服务人员的培养不能满足需求，使得农业生产者在使用新型农业机械的过程中，对于操作方法等知识掌握不充分，易引起使用问题，阻碍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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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拟合结果分析 4.1. 边际弹性 边际弹性就是当某种投入要素按照某一增长率增长时产出所应该拥有的增长率，其揭示了生产函数的参数 α ， β ， γ 的性质。 e 1 = d y y / d x 1 x 1 = α (5) e 2 = d y y / d x 2 x 2 = β (6) e 3 = d y y / d x 3 x 3 = γ (7) 公式中，关系式 d y y 表现了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d x 1 x 1 ， d x 2 x 2 ， d x 3 x 3 表现了投入要素 x 1 ， x 2 ， x 3 的增长率。 如前文所述，本文拟合过程选取了n = 2时的g(t)二阶函数，此时 α = 0.2985 ， β = 0.0 391 ， γ = 0.6624 ，1990~2019年间，河南省第一产业的驱动力主要在于农业机械化以及农用固定资产的投入，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对第一产业总产值的增加作用逐渐式微。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的高质量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也在吸引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去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在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的双重作用下，河南农业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第一产业的发展形式逐渐由劳动力密集型过渡至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 [ 3 ]。 4.2. 边际产出 边际产出，就是当某个投入要素增加一个单位时，总产出所能够增加多少单位。边际产出，其实质就是对于生产函数求一阶偏导数： M P 1 = ∂ y ∂ x 1 = α A x 1 α − 1 x 2 β x 3 γ = α y x 1 (8) M P 2 = ∂ y ∂ x 2 = β A x 1 α x 2 β − 1 x 3 γ = β y x 2 (9) M P 3 = ∂ y ∂ x 3 = γ A x 1 α x 2 β x 3 γ − 1 = γ y x 3 (10) 通过Python进行拟合，本文得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边际产出，拟合结果如下图3~5所示： 从拟合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三种要素的边际产出皆为正，可知其对河南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劳动力和农业机械总动力要素边际递增，而资本要素边际递减，符合劳动效率提升、资源利用率提升的社会发展规律。 由图3可知，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逐年走低，说明其对河南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增加的促进作用逐年下降。这表明河南省第一产业资本已趋于饱和，可以适当地将闲置资本配置到第二、第三产业，更好地促进社会总体经济发展。 且由图3可知，河南省第一产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从1990年的44.99元上升到2019年的796.41元，增长了约17倍，但数值仍较低，这是由于此处是按“每人”核算，而农村家庭一般不会只有一个人从事农业生产，且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一般无法满足家庭开支，因此农业人口还会兼营其他业务以增加家庭收入，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村居民的唯一经济来源。 图3.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边际产出 图4. 河南省第一产业劳动力边际产出 图5. 河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边际产出 4.3. 边际技术替代率 两个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就是他们各自的边际产出之间的比率。 M R T S 1 ， 2 = M P 1 M P 2 = α y x 1 β y x 2 = x 2 / β x 1 / α = α β ( x 2 x 1 ) (10) M R T S 1 ， 3 = M P 1 M P 3 = x 3 / γ x 1 / α = α γ ( x 3 x 1 ) (12) M R T S 2 ， 3 = M P 1 M P 2 = x 3 / γ x 2 / β = β γ ( x 3 x 2 ) (13) 通过上述数据处理，我们可以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以及农业机械总动力三大要素间各自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发展趋势，如下图6~8所示： 由下图可知，固定资产投入与第一产业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均呈下降趋势，而固定资产投入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却呈上升趋势。其中为达到同样的产出水平，每减少一单位的固定资产投入需要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在下降，说明农业机械生产效率更高，农业机械总动力 图6. 固定资产投入与第一产业劳动力MRTS拟合图 图7. 固定资产投入与农业机械总动力MRTS拟合图 图8. 第一产业劳动力与农业机械总动力MRTS拟合图 对河南省第一产业的单位贡献上升；每减少一单位的劳动力需要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来弥补，说明劳动力在河南第一产业的发展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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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河南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入、第一产业劳动力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关系能够较好地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进行拟合。结果显示，影响河南省异地产业生产总值增加的重要因素是农业机械化程度，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生产偏好发生转变。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导致农业投入要素结构的变化，农村生育率下降，劳动力数量减少，为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奠定了基础，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然而在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目前很多中小型农业生产者缺乏必要的农业机械发展资金，无法及时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化，虽然目前很多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都会为农业发展提供贷款，但是贷款程序繁琐、额度小，仍然无法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其次，农业机械化技术服务不到位，由于农业生产者对于新型农业机械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知识掌握不充分，不能高效率利用农业机械，阻碍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 4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人力资本对于农业生产具有独特的积极作用，舒尔茨曾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其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就意味着现代农业的主要投入要素转变为人力资本。根据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转变过程，我们可以把农业发展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农业发展方式，产值的增加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的投入；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农业发展方式，物质资本成为促进产值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三个阶段是内生农业发展方式，农业发展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目前中国农业发展还处于第二阶段，但是随着人口生产偏好的转变，会加速农业发展方式向第三个阶段发展，彼时农村人力资本将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5 ]。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为河南省第一产业发展提出下列建议：第一，要继续大力实施农机购置补贴 [ 6 ]，提升第一产业农机装备结构，完善基础设施，为大规模机械生产创造条件；第二，抓好农机服务主体培育，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 [ 7 ]，开展“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的服务，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第三，持续推进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全程机械化，同时也要推进农业机械化向更宽领域拓展，促进河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河南在乡村振兴中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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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制定一部良好的宪法，是民国初年许多人士的美好理想。因而正式国会成立后，便积极着手制宪事业。国会院制是其中的重要议题，虽然其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如总统权力等方面，但不意味着该问题无关紧要。在经过讨论后，最终决定采用两院制。而之所以选用两院制则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两院制自身价值的作用，也受现实情况与各方观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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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191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起草中，对于“国会采一院制，抑或采两院制” [ 1 ] 的关注度，虽不及总统权限等问题——在当时某报纸排列的“宪法中最重要问题之决定”中“国会之组织采用两院制”位列十五，远低于总统权限等决议 [ 2 ]。但该问题并非无足轻重，其不仅关涉国会的组成，也反映着时人对于国家结构与国情的认知。此外，对该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整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起草与设计。虽然，学界在该方面亦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可能与价值。如陈茹玄的《中国宪法史》 [ 3 ]，杨幼炯、瞿同祖的《近代中国立法史》 [ 4 ]，彭涛、杨天宏的《民初国会建置中的“型制”设计》 [ 5 ] 与聂鑫的《近代中国宪法史上的两院制问题》 [ 6 ] 等论著，就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讨论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国会院制上的选择与设计。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少从制定过程这一层面出发去关注，因而该问题仍有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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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选择 宪法起草委员会(下称委员会)于1913年7月12日成立，共有起草委员60名，由参众两院按照《参议院互选宪法起草委员规则》、《宪法起草委员众议院互选规则》各选出30名委员组成。其目的是起草宪法，因委员会在天坛内的祈年殿起草宪法，所以其起草宪法又称为《天坛宪法草案》。 7月21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采用大纲起草的方式起草宪法，并由委员会主席汤漪指定孙钟、张耀曾、汪荣宝、汪彭年四人起草大纲。但汪彭年自认不能胜任，遂又指定黄云鹏担任起草员 [ 7 ]，四人皆为众议员。四人相继提出了宪法内的重要问题，经整理汇成大纲议题十二条，其中第三条关涉国会，即为“国会采一院制，抑采两院制”。8月2日第四次委员会会议开始讨论大纲议题，至9月2日第二十一次会议讨论结束，随后进入宪法草案条文起草阶段。 8月9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了国会院制问题，并用起立表决法进行表决。其中，赞成一院制9人，赞成取两院制者为37人，按照《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第九条“本会之决议，以委员总额半数之一致成之” [ 8 ] 规定，两院制获得通过。从表决情况看，赞成两院制者为37人，而当时在场委员共46人，参议员与众议员分别为22名与24名 [ 9 ]。那么即使全体在场参议员都赞成两院制，也仍须有15名众议员的支持，才满足37人的数额，而15名众议员为委员会中众议员总额之半数，占在场众议员之多数。而且若部分在场参议员赞同一院制，则支持两院制的众议员必定多于15人。而赞成一院制者仅为9人，即使9人皆是众议员，但也有15名众议员是不支持一院制的。由此可知，30名出身于众议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中至少半数支持两院制，赞成一院制者为少数。 一般而言，国会为民意机关，而众议员由民众直接选出，因此众议院代表民意。即使改两院制为一院制，也不会废弃代表民意的一方，只能废除参议院。张东荪就认为当时问题有二：一则参议院存废问题，二为参议院改造问题 [ 10 ]。在决定参议院存废之际，参议员偏向两院制无可厚非。但有半数之多众议院藉宪法起草委员支持两院制，则表明在国会院制问题上，宪法起草委员的态度并非完全取决于其院籍，而是有其他理由作支撑。 由于负责起草宪法者为两院议员，所以当时有舆论认为“起草委员多半由议员兼任，故两院制之存而不废，要亦本势之必然” [ 11 ]。这一判断是否准确，殊难证明。不过，委员们的选择，不可能仅由自身的利益决定，政治见解、党派利益与外在压力也能产生影响。委员们可能因留恋议员席位，进而支持两院制——若采用一院制，又不增加议员席位，议员选举的竞争必然加剧，当选议员的概率势必降低，那么支持两院制确实有利于现任议员再次当选。如若原因在此，委员们完全可以在增加议员席位的条件下支持一院制。但是少有委员有这样的提议，多数仍然选择两院制。黄璋曾提议“将现在之两院合并而为一院” [ 12 ]，且合并手续不十分困难。这一方式明显可以保全议员的现有身份与地位，但几乎没有委员响应。显然，只从保全议员的身份出发，难以解释委员们对于两院制的支持。 总而言之，在国会院制的选择上，委员们的议院院籍与议员身份或许会有一些影响，但非决定性的。国会院制的选择并非委员们的个人问题，个人利益也许会发生一定影响。但其关乎国家制度，为社会舆论之焦点，绝非数十名宪法起草委员单方面可以决定的。既然现有的议员身份并不能完全决定宪法起草委员们的选择，那么就无法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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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政党与国会院制 在其他众多因素中，政治派别的影响不能忽视。当时国会内部政党活动频繁，议员们大多加入了政党，而根据相关统计宪法起草委员们则全部参加了政党 [ 13 ]。虽然，民国初年的政党一般组织涣散，对参与者的束缚力度不高，党员未必完全认同政党的主张与坚持政党的观点，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忽视政党在宪法起草中发生的作用。因为制定宪法为当时的重要事件，受到各方关注，各政党亦相当重视。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与民主党等四党甚至为将来国会时“免党见之纷争”，以获得“完善之宪法”，在国会成立以前便组建了宪法讨论会 [ 14 ]。此外，各政党亦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宪法的制定。 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民国宪法草案之起草，由两院各于议员内选出同数之委员行之” [ 15 ] 规定，此次宪法起草工作由参众两院中选举的宪法起草委员负责。而控制起草委员的选举相当重要，因为起草委员席位的数量将决定在委员会中的话语权。所以，各政党皆希望获得更多的席位，以便在宪法的起草占据有利地位。以国民党为例，为在委员会中获得更多席位，国民党在其占优势的参议院主张采用无限制连记法选举起草委员，希望将参议院互选的30名宪法起草委员一网打尽，在占少数的众议院则主张有限制连记法，以期在众议院所选出本党委员不少于他党 [ 16 ]。如此做法的目的，不外期望在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以在宪法起草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此事也不难看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各政党对宪法起草相当重视，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宪法的起草。其原因除却宪法起草本身事关重大外，想为宪法赋与更多的本党主张也是重要因素。 那么参加宪法讨论会的各党在具体问题上有着怎样的态度呢？在国体问题的选择上，国民党取单一制，原因有二：一为“联邦之事实发达未熟，不便强造”，以致减损民国国体之力，二则“联邦制束缚国权，不能圆满活动，与现时政治状态不适” [ 17 ]，其余三党也一致主张统一制 [ 18 ] (即单一制)。因此，在国体问题上，四党分歧很小。 对于国会院制，国民党与共和党明确主张采用两院制。国民党方面认为：国会为国民代表，理应代表国民之意，而且应当将社会上所有势力纳入国会，以造就统一之意，因此取两院制 [ 19 ]。共和党代表汪荣宝在宪法讨论第三次会议时明确主张总统“尽有参众两院组织一选举机关以选举之” [ 20 ]，可见在国会院制上共和党是赞成两院制的。民主党则表示两院职权有所区别是取两院制的前提。反言之，只要两院职权有异，不反对取两院制 [ 21 ]。统一党并不反对两院制。不过，其代表饶孟任认为国体采取统一制，则参议员当有资格限制，主张参众两院权限不能同等 [ 22 ]。言下之意是不反对两院制，但要对参议员资格有所限制，两院职权要有区别。 可以发现，上述四党中并无一党对两院制抱绝对反对的态度，国民、共和两党明确主张两院制，民主、统一两党虽持有条件的赞成两院制，但并非反对两院制。但奇怪的是，四党虽在国体上都选择单一制，却并没有将其视作决定国会院制的因素。民主、统一两党反而将两院职权是否等同视为决定国会院制的前提条件，要是两院权限有所差异，便可接受两院制。总之，四党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大。即使有分歧，也有弥合的可能。 不过，该分歧在宪法讨论会中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延续到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时期。易宗夔、王印川、孙钟等起草委员赞成两院制，但要求修改两院组织法。如易宗夔认为需要变更两院组织法，以避免造成两院制的“不善”之处 [ 23 ]。不过，在议决国会院制时，他们并没有将其作为条件同意两院制的条件，而是支持了两院制。其部分原因在于委员会起草宪法程序与方式规定只能先决定大体，即只能在一院制与两院制中先做选择，然后才能讨论各院的组织与权限问题。但是，这也反应出了易宗夔、王印川、孙钟等人的底线——即偏向两院制。因为两院组织法能否修改尚属未知之数，而他们人仍然支持两院制，说明相较一院制，两院制更对他们的胃口。 也许正因在国会院制问题上的分歧不大，有弥合的可能。所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后，在其拟定宪法草案亦选择了两院制 [ 24 ]。 当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幕时，委员会中各党的席位分布如下：国民党25席、进步党19席、政友会 1 8席、共和党 2 7席，超然派一人 [ 25 ]。以上述数据而言，委员会的六十个席位中国民、进步、共和三党占据51席，为绝对多数。三党又都赞成国会取两院制，所以在委员会抉择国会院制时，大部分委员赞成两院制也在意料之中。 政友会在国会中的议员属于跨党者，分属国民、进步两党。因此，政友会在委员会中所占据的8个席位，必然被同时具有政友会与国民党(或政友会与进步党)身份的议员所获得，当时有舆论就将政友会在委员会中的8人划入国民党中 [ 26 ]。国民、进步两党主张两院制，政友会对于国会院制又无特殊主张，这8名委员赞成两院制亦在情理之中。 其实，可以发现在国会院制问题上委员们的选择与政党的主张相当一致。在8月9日的委员会上有37位起草委员支持两院制，仅有9位支持一院制，而组成宪法讨论会的四个政党中，无一党明确反对两院制。虽然，这不能证明政党的主张完全左右了委员们的选择。但也能够说明政党与委员们在该问题上分歧极小，委员们不大可能因此去换党或另立新党，各党的分裂与新党派的出现与此相关程度亦不高。 参与制宪的政党对于国会院制问题态度明晰，占据绝对多数的国民、进步、共和三党明确主张两院制，政友会又无特殊主张，在该问题上不存在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争执，因此在委员会中通过的十分顺利。四党组织的宪法讨论会共开会七次，国会院制的选择自始至终都不是各党关注的焦点，也没有因其而发生激烈的讨论。按《民国汇报》的报道：在宪法讨论会第三次会议上“朱颐锐报告民主党采国会制之大概，众皆赞成，主席为此案意见大略皆同，讨论遂终止” [ 27 ]。虽不知朱颐锐的报告中是否提及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但无人反对国会制是可以确定的。同时，也说明国会院制不是四党的关注焦点，也没有因此问题发生争论，不然也不会不见有关国会院制的讨论。 张玉法认为在宪法讨论会的七次会议中，各党多仍坚持各党原来主张，彼此让步无多，国民党维护国会的权力，其他三党维护总统的权力，即行政部门的权力 [ 28 ]。但在国会院制问题上，四党却表现的相当和谐，自始至终没有围绕其发生的冲突。同样，在委员会上也表现了这种和谐，不仅表现在多数出席委员对两院制的赞成，也表现在讨论的时间上，一个上午的时间便结束了讨论。上述局面产生存在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是国会院制在不是重要问题，不需要专门讨论，第二是四党在该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致的，不存在大的冲突。结合上文看，第二种是主要原因，毕竟没有一个政党坚持一院制，在国会院制上基本倾向两院制，只是在两院组织与权限上存在争论。 综上所述，参与制宪活动的各政党在国会院制问题上并不存在较大的争论，基本都选择了两院制，呈现出了少有的和谐场面。而且在两院制的选择上，委员们与政党的主张相当一致。由此可见，委员会选择两院制乃必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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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为何是两院制？ 两院制有怎样的优势使得政党与起草委员的主张如此一致。要想解决该问题，需要知道主张两院制的理由。 在当时的世界上，采用两院制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存在贵族与平民之分的国家，如英国，其上院代表贵族阶级，下院代表一般民众。一种是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其上院代表地方，下院代表民众。第三种为单一制国家却采用两院制，如法国。这类国家“其两院制度只是在节制众议院的专横和轻率为其存在的理由” [ 29 ]。首先，民国建立后，中国社会不存在贵族与平民之分已基本成为共识，自然无需特别设置议院以代表贵族阶级。因此，国会采用两院制并非因为中国存在阶级之分。 其次，至于对民国是单一制国家抑或是联邦制国家的认知中，主张一院制者皆认为是单一国家，参加宪法讨论会的四个政党也都以单一制作为国体，宪法草案中第一条也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以表示该草案为一种单一宪法，而非联邦宪法 [ 30 ]。主张两院制者也少有人反对，但亦有例外。如朱兆辛认为“谓联邦国宜取两院制，单一国当采一院制，不知中国大势分为二十余省，与美之联邦国实无甚异” [ 31 ]。不过朱氏并没有直接明言民国为联邦制国家，只是说民国与美国相似，似乎缺乏足够的信心，毕竟此说并非社会公论。《独立周报》的评论即说“我国革命时各省之独立迥异于美之十三周之独立”，因为“我国各省初皆一行政区域，无丝毫之国家模型，其独立也” [ 32 ]。 与之相似的是，在支持两院制的理由中几乎不见“因民国是联邦制国家，则需要参议院(或上院)代表地方”之类的表述。奇怪的是，两院制的支持者孙钟认为“一院制之结果必至极端趋于中央集权或极端趋于地方分权，两院制则参议院代表地方，有趋于地方分权之势，众议院由人民直接选举，有趋于中央集权之势，两者调和，方可折衷” [ 33 ]。孙钟先入为主的认为两院制中参议院代表地方，并强调两院制可以防止极端地方分权或中央集权的发生。且不论两院制是否具有孙钟所言的作用——可以防止极端地方分权或中央集权的发生。但在正常情况下，国会院制的选择首先应依据社会现实而定，而非从其作用出发。这不仅是本末倒置，也让人怀疑是否是在为采用两院制强行寻找依据。在宪法草案公布后，袁世凯在通电中即说：“按参议员由最高级地方议会选举，本为联邦国特例，与中国国情相悖，本此以定地方制度，无异以宪法造就联邦，大足妨害中央统一” [ 34 ]。民国为单一制国家亦是袁世凯的认知。其认为以参议院代表地方，不仅与现时国情不符，也会产生不良后果。 可见，单一制是时人对民国国体的普遍认知，但该认知未对国会院制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两院制是君主贵族国家与联邦国家的专利，单一民主国家不能采用，如1916年时众议员李载赓仍认为“我中华民国乃单一民主之国家，既非联邦又非君主当然无采两院制之必要” [ 35 ]。如按上述想法民国宪法自然取一院制，然而事实上并未发生。由此可知，单一制的国体认知并未成为国会院制的决定性因素。 既然民国不存在贵族阶级，也不是联邦制国家，以单一制国家而采用两院制自然是看中于它所具有的功能。 1916年宪法会议开始后，宪法起草委员易宗夔在《总说明书三》(《宪法案总说明书》)中，将赞成两院制的理由归结为以下四条：1) “我国虽无贵族平民之别，究有中央地方之分，一院制之结果必至极端趋于中央集权或极端分权，两院制则参议院代表地方有趋于地方分权之势，众议院由人民直接选举有趋于中央集权之势，两者调和方有折衷之余地”；2) 两院制议事虽有迟缓之弊，但亦有慎重之利，与其失之草率，毋宁失之迟缓。而且大国政治复杂，采用一院制，立法甚属危险；3) 两院虽有互相牵制，议事反复不决之弊，但两院制有调和缓解行政部与立法部冲突之效：4) 同一党派可以左右两院，但即使只有一院亦可由一派所左右，党派控制国会的情况，在一院制与两院制中都会发生，一院制并不比两院制有利；若不同党派分别左右两院，不会导致“议案无一能成立”之情形，“两相退让，乃得其平” [ 36 ]。上述四条理由，基本涵盖了支持两院制的委员们的理由，亦是对两院制优势之处的总结。 首先，可以发现“调和”是四条理由的核心要素。不论调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调和立法部与行政部之间的冲突，甚至防止立法中可能存在的草率与议院的专制，都有着调和的意味。因此，在两院制的支持者看来，两院制的价值主要在于调和。但两院制能否实现调和亦是未知之数，何雯认为“立法部与行政部之冲突固不能不虑，而两院自相冲突，更无调和之方法” [ 37 ]，想必这一观点两院制支持者亦无法否认。因此，可调和各方关系只是选择两院制原因之一。 再者，除却不知能否实现的调和功能外，两院制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恐怕亦是其得到支持的重要原因。袁世凯的支持者靳云鹏等人在通电中即说：参众两院性质并无差异，平时议事，则以水济水，泾渭无分，对待政府则束缚钳制，异曲同工，遇政府与国会冲突，尚何有调剂之可言 [ 38 ]。在靳氏看来参议院难以调和众议院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束缚政府则是事实。而《中华民国宪法案》第三十九条规定“国会之议定，以两院一致成之” [ 39 ]，采用“两院一致”的原则，虽可能会造成议事迟缓。但相较一院制也会增加政府提案通过的难度，从而提升了国会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第七十五条“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 [ 40 ] 的规定，使总统解散众议院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总统解散议会的难度提升，使国会更为稳固。第九十条“两院议员及政府各得提出法律，但经一院否决者，于同一会期不得再行提出” [ 41 ] 的规定，则客观上增加了国会在法律制定方面的话语权。第一百零七条“审计院以参议院选出之审计员组织之” [ 42 ] 的规定，可以使参议院掌握审计院，以保障国会对财政的监督。由此可见，两院制在控制行政部门有相当大的优势，不仅可以提高国会的权力，保障国会的地位，而且也可以更全面的控制行政部门。同时，由于两院制的程序更为复杂，从而提升了行政部门突破国会限制的难度。 最后，除上述原因外，想通过参议院吸收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在实现参议院的调和功能的同时，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专业、成熟的意见，促进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亦是两院制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即主张参议院应吸收地方团体、职业团体、学术团体等社会上的特殊势力 [ 19 ]。在宪法起草委员中亦不乏如此主张者，朱兆辛即认为参议院应吸纳年高望重之人，如退位总统副总统、各部总长、高等法官、驻外公使等，这些人富于政治阅历，进入参议院可以为国家谋福利 [ 43 ]。王印川强调上院可以代表有高深学问者与有勋劳者，既使两院分子不同，亦可以使议事更为慎重 [ 44 ]。之所以有如此考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教育未能普及，人民智识幼稚 [ 45 ]，仅设一院，易为民意左右，形成一院专制。而且大部分民众知识浅陋，难免使国会激进，立法草率，不利于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有上述考量者并不完全信任民意，而是期望以具有经验与学识的参议院平衡代表民意的众议院，这也是选择两院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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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起草中，之所以选择两院制并非仅因国体与阶级状况，更多的是两院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采用两院制是为调和相关各方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同样是为防止行政部门与国会可能出现的专制。两院制虽然不一定能防止行政部门与国会专制的出现，但因议事与立法程序更为复杂，无疑会增强国会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而两院的设置也可以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有助于防止一院独大的情况出现。同时，对民意的不信任亦是采用两院制的重要因素，希望通过参议院吸收各方面的人才，以提供更专业的意见与指导，平衡因民意而造成的冲动。再者，由于起草宪法的是两院的议员，而议员们作为一个利益群体自然会对国会院制的选择产生一定作用，即使该作用并非绝对性的。总之，国会院制的决定受多重因素影响，单一因素均非决定性的，当然两院制自身所具备的功能所起作用可能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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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板草2号是2009年从地方品种板桥本草(宁波中种)中发现的变异株，经株行株系和品系比较试验育成的板草2号新品系。经3年品系比较试验，板草2号平均理论产量每亩1323.5公斤，比对照宁波中种增产6.67%。实收产量每亩1158.2公斤，比对照宁波中种增产9.43%。2017年8月8号通过安徽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鉴定登记委员会鉴定登记。板草2号特征特性，属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地上茎直立，圆柱形，翠绿色、基部偏淡；茎粗均匀，整齐度好，韧性较好；髓心连续，呈白色，茎梢针状，有3~4枚褐色叶状鞘；地下茎匍匐，有粗短节，每节长度平均1.3 mm左右，外被褐色鳞片；分蘖力强，着花少，花朵呈簇生状或聚伞状，雌雄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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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板草2号”配套高产栽培技术 2.1. 两段育秧，培育壮秧 第一段旱育：旱育苗床面积按旱育、水育1:10的比例确定。田块选择在排灌方便，背风向阳，肥力较好的旱地，如菜园地很适宜。亩施80~100担的农家肥或20担左右的水粪肥，按4 m的畦宽，开沟做畦，精耕细耙，畦平沟直。在4月20日左右，从在田生长的席草挑拣健壮苗种，割梢(保留25~30 cm高度)带泥移栽到旱育苗床上。穴、行距控制在16.5~18 cm之间，每穴栽基本苗10~15枚。栽后在苗种的根部用稻、麦芒伴细土培根，以便保持土壤疏松，又能保持土壤湿度。同时，要及时浇灌活棵水，活棵后要保持土壤湿润度。4~5月份结合中耕除草追施尿素15 kg/亩，氯化钾10kg/亩。6月份上旬割梢一次，留苗高度在25~30 cm，以促发新棵，促进壮苗。6月中下旬追施尿素15 kg/亩，氯化钾10 kg/亩。 第二阶段水育：水育苗床与大田移栽面积按1:10比例安排。选择地力较强，易于排灌的水田。在7月初就将田块选定，进行深耕细耙，翻犁深度25 cm左右。施足基肥，每亩施农家肥100担以上，磷肥25 kg，碳氨253 kg，同时亩施席草专用除草剂2.3 kg。带水整平后田面水深在3 cm左右，待田沉实后即可移栽。栽植密度按旱育苗规格执行。栽后实行水育水管，定期露田通气，以利发根分蘖。从水育苗起至大田移栽时间前，每隔20天左右追施一次分蘖肥，以速效氮肥为主，施氮肥量(碳氨)控制在25 kg/亩左右。时值7月高温酷暑阶段，新发的幼芽极易被晒死或被高温热水烫死。可采用两种防控措施：一是覆盖碎草，如把稻、麦草秸切成15 cm，撒在穴行间，起到遮阴避阳的作用；二是在中午高温时段及时排灌，调控水温，保持水温不过高。另外注意席草秧田病虫草害的防治 [ 1 ]。 2.2. 席草高产田块选择 席草高产田块要求选择耕层深厚结构好，田块大小适中，路、沟、渠配套，给排水方便，田块周围无“气、水、烟、尘”等污染源 [ 2 ]。 2.3. 合理轮作 席草田收割后种植水稻，水稻收后又种席草，使土壤一年到头处于还原状态；同时连年种植，会妨碍茎的生长发育，草茎矮小，影响产量和品质。因为席草收获后，有大量的根茎，残屑遗留在土壤中，经2~3年后才能腐烂，且由于茎、屑腐烂后，会产生许多还原有害物质，毒害根部。这一现象在排水良好的田中较轻，排水不良的田较重。所以，每种植2~3年后，宜间隔1~2年以上才能再种席草。席草收割后种植水稻，水稻收后又种植席草，使土壤一年到头都处于还原状态；同时连年种植席草，会妨碍席草茎的生长发育，草矮小，从而影响席草产量和品质 [ 3 ]。 2.4. 精整大田 席草在移栽前，要精整大田，为席草根茎生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席草田的前作多为水稻，一般整田的工序是：水田割稻→施好底肥→拖拉机翻耕→灌水泡田→施好面肥→耙软耙平→挖出围沟(含中间操作沟)→修埂防漏→沉实糊泥→浅水插种。整田地前后共需3~5天。切忌耕耙后，立即插种，防止根茎下沉过深而影响发棵。如整地粗放，高低不平，则定值时深浅不一，席草根茎生长参差不齐，难以达到优质高产 [ 4 ]。 2.5. 施足基肥 席草本田生育期长达250~260天，需肥量大，且根系发达，必须施足基肥。基肥用量一般占用肥总量的30%左右。 基肥包括底肥和面肥两部分。底肥以肥效稳长的有机肥料为主，一般亩施腐熟的厩肥(猪牛栏下脚料) 2.5~3.0吨耕翻入土，面肥应施速效性肥，一般亩施碳酸氢铵40~50 kg，过磷酸钙30~40 kg，或25%复混肥40 kg左右。 2.6. 移栽适期，合理密植 寿县席草移栽以10月下旬至11月上、中旬为宜。寿县席草移栽株行距一般20 × 25厘米左右，亩插1.3~1.4万蔸，每蔸插足12~15苗，每亩15~21万基本苗。栽插时，田间每隔4 m留出30 cm的管理沟，以便进行田间管理工作。移栽深度以4 cm为宜 [ 5 ]。 2.7. 科学管理 席草大田移栽活棵后，就要经过长达260天的生长期。在此期间进行综合的、科学的管理至关重要，是实现席草优质高产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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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席草工厂化干燥配套技术 寿县收割席草期间，正直梅雨季节，为提高席草的质量，进行室内工厂化烘干技术配套，提高席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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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板草2号的鲜草直径大，枯梢率低，综合品质最好，产量最高，有进一步试验价值，能够进行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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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阐述了开放大学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摸索与探索的实践过程，把非思政课的专业课程，经过知识点的梳理，将思政元素与专业课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融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基于课程实践，充分证明了专业课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同时也是思政育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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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中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 1 ]。这段重要讲话不仅明确了思政理论课思政教育主渠道的功能与作用，也明确了非思政课也要在思政课的引领下，与思政课同向而行，同时对非思政课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开展思政教育明确了方向，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努力的方向。 开放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普通高校一样，承担着培养新时代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使命。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创新开放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是对开放大学思政教育工作者新的挑战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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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发展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政治工作不断加强，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思想认识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还是暴露了一些学生理想信念淡化、道德选择偏差、道德行为欠缺等方面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 3 ]。思政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放大学思政教育工作任重道远，面临诸多挑战。 全国开放大学系统是我国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 4 ]。 现行的开放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主要是以思政教师讲授思政课程为主，目前单纯的思政课程已不能满足新时代开放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要求。在开放大学的专业规则设置中，专业技能课的占据的比重很大，学生面对最多的就是专业技能课教师，因而只有让专业技能课教师参与对学生的思政教育，把传统的“思政课程”转变到“课程思政”，实现全过程育人，才能更好地实现思政育人 [ 5 ]。 在这样的背景和情况下，发挥思政课作为德育教育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的同时，让所有课堂都肩负起育人的功能，让每位教师都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切实将“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 上海是最先在高校开展“课程思政”试点的城市，我们浙江近几年来也全面开展了高校专业课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工作，浙江开放大学就是其中的一所。浙江开放大学是一所以开放教育为主体、多元办学、多种教育类型协调发展的现代远程开放大学。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山区海岛的办学方针。为全省乃至全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具有一技之长的应用型人才。从2017年起，浙江开放大学就开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的工作，到2021年5月将完成全部省开课程“课程思政”元素的全覆盖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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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浙江开放大学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浙江开放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工作总体格局，着力培养有社会责任、有创新精神、有专门知识、有实践能力、有健康身心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开放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分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开放大学思政课程的特点是学科定向和学科边际较为明显，思政教育高度集中。显性课程即开放大学思政理论课，是对在籍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核心课程，在开放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隐性课程指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 [ 7 ]。 浙江开放大学十分注重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坚持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结合，构建“专业育人、课程育人和课堂育人”相统一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教学育人全过程。 1) 遵循教育规律。结合学校办学实际，遵循成人学习者身心发展规律和教学基本规律，精心设计课程、认真组织教学，促进课程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高效性。 2) 强化意识培养。加强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充分发挥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激发教师课程教学改革热情，保障教师有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3) 突出时代特色。发挥信息技术和系统办学优势，加强“互联网 +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做到思政教育易开展、接地气、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