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4. 趋吉避凶与道德修养 《周易》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辞，其素材大部分是以前占筮活动的记录——筮辞。那些在过去应验的筮辞会被保存下来，而卦爻辞即从其中选出。筮辞能得到应验，其中多少蕴含着一些不变的道理。例如： (《坤》卦)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若不以后世象数、义理派的眼光观察，单把这条爻辞当作曾应验的筮辞，表示曾有人因为能如扎紧口袋般退隐，而得到无咎无誉的结果，并在生活中应验了，才会被收录至《易经》中。此条爻辞之所以会应验，表示此事是符合人事之道的，也就是当人处于环境不利之时，当谨言慎行，不使才德外露，如此虽没有称誉却可以保身。 卦爻辞能够反映人事之道，除了与其曾是已应验的筮辞外，也与其经过文字加工相关。此即文人取筮人之旧本加以订补，将其对于事物的观察，对于涉世之经验，纂入书中。春秋时期的人已逐渐意识到自我负责的重要，所以《易经》卦爻辞中所蕴含的智慧哲理，也逐渐被发扬出来。例如《论语》中记载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 11 ]， p. 119)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乃恒卦九三爻辞。九三爻位虽得正，但过刚不中，又想应于上六，不能久于其所，故有“不恒其德”之象。一个不能恒守德行的人，常常会受到羞辱，所以说“或承之羞”。孔子以南人所言，无恒心的人肯定做不好巫医，将恒卦九三爻辞所蕴含的义理，以道德修养的角度发挥之。孔子又以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占筮，因为一定没有好结果；此乃以人事的吉凶所关联的是个人的品德，而非占筮的结果。 孔子用“不可以作巫医”来解释恒卦九三爻辞，尚属于对爻辞原义做合理的解释，但若一味以哲理角度解释易经，恐失去《易经》之原义。例如《左传·襄公九年》曾记载： 始往而筮之，遇根之八。史曰：“是谓根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 12 ]， p. 526) 鲁国穆姜被贬入东宫时，曾算了一卦是“艮之随”，即《艮》卦变为《随》卦，于是史官以《随》卦之意要穆姜赶快逃跑。但穆姜认为她没有《随》卦卦辞所说的“元亨利贞”四德，故《随》卦虽吉也不能改变她的命运。这里，她对卦辞的“元亨利贞”作了新解释，即以仁德为元、礼德为亨、义德为利、干事为贞。这是以伦理道德的观点，来解释吉凶的占辞。在此也是将事的吉凶与个人的品德关联在一起，虽可显明人文精神之觉醒，但却不尽合乎《易经》之原义。例如《坤》卦卦辞言：“元亨，利牝马之贞。”《蛊》卦卦辞言“元亨，利涉大川”这都与“元亨利贞”语法相类，但在此“利”字明显当动词用，是“有利于”之义，而非穆姜所言之义德。笔者再三考究众学者之考证，以为《易经》中的元当作“大”之义、亨作“通顺”之义、利作“利某事某方”之义、贞作“占问”之意，如此“元亨利贞”是指“大通顺而占问有利”。以此义解方能全面解释《易经》，如以“元亨”为“大通顺”正因应了《坤》卦与《蛊》卦为吉卦，此二卦卦辞也可解为“利于乘驾母马出行”、“利于涉渡大河”，意义上较为通顺。将“元亨利贞”译为“大通顺而占问有利”，如此方能全面解释《易经》，而“利贞”一词在易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三次，表示《易经》还是首重占筮的。 且《易经》中的卦爻辞虽已能反映人事之道，但大部分对吉凶的判定还是属于机运问题，例如： (《归妹》卦) 归妹，征凶，无攸利。 (《升》卦) 六五，贞吉，升阶。 若抛开后世象数、义理派的眼光，单把这两条爻辞当作曾应验的筮辞，《归妹》卦卦辞明言行事有凶险、无所利，并没有说明人为因素。又如《升》卦六五爻辞言登上台阶为吉，这也与人为努力无关，得吉纯为一机运问题。这类的卦爻辞还是占大多数，因此《易经》还是主要以卜筮为用，并非一哲学著作。《左传》记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这是以《周易》为占卜之用始载于典籍的( [ 13 ]， p. 13)；此发生在鲁庄公二十二年(西元前715年)，尚在春秋初期，当时《周易》仅有经的部份，其卜筮之用还是流行于当时的社会。 像穆姜(西元前563年)与孔子(西元前551年－前479年)以道德修养的角度解释《易经》，主要是在春秋晚期所兴起的思潮。此种解释有时虽不尽符合《易经》原义，但这种观点却影响了战国时期的《易传》作者们，加上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的发展，使得《易传》成为真正的哲学著作。《易传》对《易经》之解释，大部分用道德修养的角度去阐释。例如： (《蒙》卦)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 蒙以养正，圣功也。 (《鼎》卦)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在《蒙》卦的卦辞中，仅言初次问筮者能得到占断，因反覆占筮是亵渎神灵。但《蒙·彖》则以为问筮者之所以初次能得到占断，是因筮者具“刚中”之德，能正确引导问筮者；并要问筮者“养正”，畜养纯正之德。而在《鼎》卦卦辞中，仅言鼎器更换了崭新金黄的耳和环，但《鼎·象》却指出其能有崭新气象是因其持守中道。(六五居中，又有九二正应，象征其持守中道而踏实) 由此可知，《易经》往往只陈述某种现象，但《易传》却以道德角度诠释之，为其吉凶找到理由。然而《彖传》、《象传》中对道德哲理的发挥仍属抽象、片面，《系辞》虽仅解说十九条爻辞，但其对义理的发挥又比《彖传》、《象传》具体。在此举《谦》卦为例，比较《象传》与《系辞》在解释上之差异： (《谦》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系辞上》)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九三为《谦》卦唯一的阳爻，居刚位勤奋不已，又在下卦中，象征劳苦有功而能谦卑的君子。《谦·象》仅解释“君子有终”的部分，指出有功劳的君子有好结果，是指百姓都会归服。《系辞》则对九三爻辞有更深入的解说，指“劳谦君子”是“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有功劳而不自我夸耀，有业绩而不以德能自居；君子做到了盛大的功业、谦卑的礼节，就能保存自身地位了。这里的“致恭以存其位”可说是《谦·象》“万民服也”的具体解释，君子因谦恭而能保存自己的地位，方能统领百姓使百姓归服。 正因《系辞》对爻辞有深入的解释，故其对吉凶与个人品德的连结也相当明显，而有着“行善得吉、行恶得凶”的论调。《系辞上》云： 易曰“自天右之，吉，无不利”。子曰：“右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 《系辞下》云：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是《大有》卦上九的爻辞，言人能获得上天助佑，行事吉祥无往不利。《系辞》以此条爻辞之所以能大吉，是因上九不当位而能尚贤，乘阴爻而能思顺，履九五而有诚信。这在《易经》用作占卜时，可能只是一条吉祥的筮辞，但《系辞》却补充了欲获得上天助佑的三要素：“履信”、“思顺”、“尚贤”，“履信”是履行诚信，“尚贤”是推崇贤人、任用贤人，“思顺”是指存心顺从天道。此三者皆重视人主动的作为，“履”、“尚”、“思”都强调了人主动履行、推崇、存心顺天应人的行为。此三者也皆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表现，人若履行诚信可看出其正直的修养，推崇贤人、顺从天道可看出其谦虚的修养。人因为有这些道德修养，才能“自天右之，吉，无不利”。这是将行事吉祥的原因，导向人拥有道德修养，有着“行善得吉”的概念。 “何校灭耳，凶。”则是《噬嗑》卦上九的爻辞，《噬嗑》卦卦辞言：“亨，利用狱”，主要在讲决狱断刑之事。上九象征受刑者，又居《噬嗑》卦之终，乃刑狱之极，意为小人受到极重的刑罚，而有灭身的凶祸。《系辞》作者将小人会招致此凶祸的原因归咎于“恶积而不可揜”，也就是恶行累积到无法遮掩的地步。而之所以小人会走到这种地步，文中说是因为平时“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小人以为小善没有益处而不去做，以为小恶没有害处而不愿去除，所以恶行累积到无法遮掩的地步，终于导致灭身的凶祸。小人累积小恶到恶大到无法遮掩的地步，可推知小人欠缺道德修养，才会不断为恶。这是将行事凶险的原因，导向人缺乏道德修养，有着“行恶得凶”的概念。 所以，在《系辞》中不但可看出“行善得吉、行恶得凶”的因果，也透露出吉凶与道德修养的有无息息相关。吉凶既与道德修养息息相关，那么人只要做恶，就会产生凶祸的征兆；人只要行善，就会产生吉祥的征兆。最初人借助《易经》的算卦而知晓吉凶的征兆，《系辞》中“行善得吉、行恶得凶”的论调则突显出人的主动性，变成人自己本身可产生吉凶的征兆，自己可决定行事得吉或得凶。《易经》是一部讲吉凶之书，所以《系辞》解释《易经》，也在不脱离吉凶的论述基础上讲道德修养。但是人之所以要借助道德修养，以趋吉避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保身、保位，能尽己之才德，以对社会有所贡献。所以《系辞》之言吉凶，其实与“位”息息相关，其言：“圣人之大宝曰位”、“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所谓的“吉凶”，是关系国家兴盛之“吉凶”，《系辞上》言： 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夫坤……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吉”是履行信义、顺应天道、尊尚贤人，“吉凶”是以人民感受为主，“吉凶”是诸侯对人民的种种考虑。这些都说明了《系辞》中人之趋吉避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贡献社会，仍然符合修养的目的。因此，趋吉避凶可说是《系辞》修养论的特点，也是当人经过努力使己之道德涵养提升时，所附加的成果。本论文对“修养”的定义为：“人自觉地通过身心努力的方法，而能让自己的道德涵养不断地得到提升，目的是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系辞》之修养概念所实际具备的则是：“人自觉地通过身心努力的方法，而能让自己的道德涵养不断地提升，并能趋吉避凶，最终目的是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但由于“趋吉避凶”乃《系辞》修养思想之所独具，故不列入“修养”之定义，只是不可忽视在《系辞》修养工夫及境界中仍蕴涵此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