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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建议 5.1.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降低被害者举证难度 研究中可以发现，基于家庭暴力行为的隐蔽性、私密性，被害者对证据的收集的难度很大。国务院在2014年11月2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意见稿)》第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但是2015年12月27日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将该条文删去。虽然该条规定存在着空泛、概括的问题，但是其涉及到离婚诉讼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难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但是《反家庭暴力法》放弃去尝试着解决涉家暴离婚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而是通过加强认定公安机构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书等证据来拓宽涉家暴离婚诉讼的证据来源途径，确认家庭暴力存在的事实。 笔者认为一味回避基于涉家暴离婚诉讼的特殊性形成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从拓宽认定家庭暴力证据范围去解决家庭暴力认定难的问题，收效甚微。况且《反家庭暴力法》中着重规定的只有公安机关相关证据的认定，拓宽认定证据的范围不广。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曾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审理指南》)和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201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有关条文对涉家暴离婚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一些操作指引。其中《审理指南》第四十条在“一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转移”项下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确立如下规则：1. 尊重涉家暴婚姻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2. 原告证明受侵害事实并指认被告问加害人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无法反证的，应承担不利责任 [ 13 ]。《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进一步明确受暴者在达到初步证明有家庭暴力事实存在后，施暴方就需要提供家庭暴力事实不存在的证据，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有学者也认为：“原告已穷尽其举证能力，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被告。如果被告不能举证证明不是其所为，人民法院即可推定被告所为。” [ 12 ]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最终能够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我国学者在很早就基于涉家暴离婚诉讼的特点提出不一样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方式，也是洞悉了该诉讼的关键。司法机关要想解决家庭暴力认定难问题，相关法律需要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进行探索。 5.2. 细化公安机关执法程序，加强公安执法人员的专业性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和家庭生活”属于私人领域，有自治的权力，而警察的职责范围仅限于公共领域，这种观念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警察对家庭暴力案件行政执法不作为的现状 [ 14 ]。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包括家庭在内的任何团体和组织都不允许具有绝对的自治权力。家庭自治只是排除不必要的法律干预，它仅仅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家庭领域的介入应该受到限制，但绝不是不能干预 [ 15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拓宽了家庭暴力认定的证据范围，也突出了公安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重要地位。《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已经四年，但是公安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案件的效果仍不理想。首先，《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模糊，没有具体规定告诫书发放的具体程序，也没有就告诫书发放予以强制性要求，致使一些民警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比较消极，对告诫书的发放不积极，导致告诫制度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中未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 16 ]。所以相关法律要明确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的程序、格式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出具告诫书的职责，加强培训，这样才能让告诫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要继续加强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对《反家庭暴力法》相关内容的深入学习，促使警察主动调查收集涉案证据，实现由消极的调解者的身份向积极的执法者身份转变 [ 17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把家庭暴力认定为“家务事”的观念仍然较重，必须加强反家暴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对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重视程度。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不再是一味调解敷衍了事，对于造成轻微伤以下的家庭暴力案件出具出警记录、验伤通知书、告诫书等证据，而对造成轻微伤或者轻伤的案件，及时给予相应惩罚，减轻被害者的举证责任，防治家庭暴力再次发生。最后，加强女性民警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度。实证研究已经显示，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受害者多为女性，女民警重视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度较高，让其去安抚受暴方，训诫施暴方，可以让受暴方放下防备主动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 5.3. 建立起多元化家庭暴力救济途径 反对家庭暴力并不只保护妇女权益的事情，而是涉及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的质量问题，攸关儿童权益保护、家庭幸福建设、社会法治文明发展状况的重要内容 [ 18 ]。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合作，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司法机关惩治的多元化救济途径。首先，建立起政府防治家庭暴力考核机制，让政府相关部门对干预防治家庭暴力重视起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多组织开展以反家暴为主题的教育宣传活动，让反家暴观念和尊重个人权益的观念深入人心；及时救助被家庭暴力的受暴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帮助。其次，社会组织，特别是妇联在与政府的联合下，关注当地反家暴防治情况，积极救助受暴妇女。但是妇联是社会组织，没有公权力，联动政府、司法机关的难度较大，要想建立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防治机制，必须要重视妇联在干预防治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地位，尊重其专业水平。最后，公安机关要加强反家暴知识学习，加强对出警记录、告诫书等证据格式规范培训，培养专业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能力，及时固定证据、惩戒施暴方。政府、社会组织、公安机关要形成三方干预防治机制，政府与社会组织积极合作，帮助社会组织反家暴工作顺利开展。社会组织和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在公安机关惩治、训诫施暴者后社会组织密切回访，了解教育情况，并向司法机构反馈；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程度较轻的案件时，及时通知社会组织参与安抚受暴方、教育施暴方工作，发挥其专业能力。政府积极监督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效果，要求公安机关重视家庭暴力案件带来的社会危害。三方在开展反家暴工作时，要时刻注意宣传性别平等、尊重个人权益观点，只有从思想上形成平等观念才能真正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促进家庭、社会和谐。 5.4. 法官判决说理部分应注重释明家庭暴力的危害，教育施暴者 为解决近年来民商事案件逐渐增多，但是法官审理数量有限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立案调解方式，努力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调解已经成为各法院结案的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中注明，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在开庭审理时应该 先行调解 7 。本研究分析的离婚诉讼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绝大部分都适用的是简易程序，这也就表明案件在开庭审理前就已经进行了调解，双方当事人调解不成，才进入庭审阶段。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离婚诉讼，开庭审理其实说明原告离婚的态度很坚决，那么法官就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公平合理的进行判决说理。判决说理部分既要释明法理也要讲明情理，但是就像笔者在上述表明的一样，法官在讲明情理部分只注重缓和二者矛盾，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磕磕碰碰很正常，但是似乎没有意识到涉家暴离婚案件与其他涉财产、子女抚养等离婚纠纷的区别，这是可能直接侵害到原告人身权益的案件。对于部分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家庭暴力存在的案件，法官在说理部分只写明调和二者矛盾的用词无可厚非，但是在被告已经承认殴打原告或者原告有充分证据证明遭受过家庭暴力，法官认为双方感情没有破裂不准予离婚的案件中，笔者认为判决说理部分需要增加释明家庭暴力行为危害、如果被告继续实施家庭暴力原告的救济途径以及严肃教育施暴者等相关语句。用法律的权威去教育、感化施暴者，希望他能够好好维持夫妻关系，建立夫妻间平等的观念，不再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样不仅使施暴者意识到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而且也给原告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信心，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