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4. 被遗忘信息的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 在被遗忘权的规制中，由于所涉主体的多样性，并且在不同的判断逻辑中所涉主体权利义务有所不同，所以要实现规制的有效性，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主体中的某一方，而应当着眼于整体。不仅要看到每一方主体在规制中的优势地位，更应当注重不同主体在规制过程中的沟通，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与价值的协调。完全依赖网络参与者的个人自律不可能保证网络世界的安全与良性运作，“网络无政府” [ 6 ] 状态和现实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一样会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虚拟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同样需要规制，己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 7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规制是唯一的规制途径，恰恰相反，网络参与者的自我规制在网络空间的规制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被遗忘权乃至网络空间整体的规制中，建立使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各自能充分发挥作用，并且相互补充、互相支持的合作式规制体制，是更好地实现互联网规制的必要路径。 图5. 公法视角下网络运营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图6. 互联网架构下网络运营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图7. 投入产出中政府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关系 图8. 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交往性矛盾 图9. 矛盾背后的价值冲突 4.1. 被遗忘权的政府规制 在互联网的规制中，涉及到互联网的物理层、代码层、应用层以及内容层，由于规制对象与领域的不同，对规制权力的分配存在很大影响。在互联网的物理层，例如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主要的法律问题为网络的接入与联通、运营与维护等，在此领域基于该层面的网络运营商的国有企业性质，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均有发挥规制的可能性。在互联网的代码层，主要涉及互联网的域名、网页制作、服务器等。在这一领域，以互联网明址分配公司、互联网工程工作组、万维网联盟等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在自我规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互联网的应用层与内容层，所涉及的各类主体最为复杂，包括政府、网络运营商、网络用户等，所涉的法律问题包括网络安全、言论自由、隐私权保护、被遗忘权等等。被遗忘规制的问题就存在于这一层面，此层面产生的问题也是互联网规制的重点。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网络载体(conduit)与内容(content)之间的界限，网络载体的运营商也往往同时提供与网络内容有关的服务，这导致互联网传输设施规制与内容规制之间的界限，有时变得模糊 [ 8 ]。这就要求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在互联网的应用层与内容层得到更好的发挥与融合。 虽然政府没有能力对互联网进行规制的论调，已经被各国的实践证伪，但是各国政府实践上对互联网的规制良莠不齐。就我国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对互联网进行全方位规制的专门机构。互联网的物理层、代码层、应用层与内容层分别由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不同的机构负责。但是由于我国各机构协调性较差，难以通过机构协商的方法寻求解决只能冲突的最优方案；而相关的议事机构也往往采取和稀泥的立场，希望两边不得罪，不能及时做出判断，以致贻误最佳的规制时机 [ 7 ]。此外，在政府规制资源的不平衡，过多的将资源配置在政治问题上，对于凡是涉及政治的一般评论与牢骚容忍度过低，但是对于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问题，投入的规制资源过少。与此同时，需要保证政府规制的规制节制与谦抑，避免直接干预对互联网健康发展的空间的压缩以及公民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因此，在仅仅存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极容易导致政府与网络用户及网络运营商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衡，网络安全价值压制言论自由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情形。 在被遗忘权的政府规制中，政府是否应该联合互联网物理层、代码层、应用层、内容层对搜索引擎任意抓取第三方网站信息的技术模式进行规制，从而减轻结构性整合对于网络用户被遗忘权的伤害。例如：对于政府网站曾经公告的公民的犯罪记录以及惩戒，是否无限制的允许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抓取。此外，对于是否侵害网络用户被遗忘权的判断，能否交由网络运营商自行判断，政府在其中应该担任第几位阶的判断主体，也是十分关键的要素。并且在政府进行判断时，所应当把持的判断逻辑同样应该避免过分的关注政治信息，而忽视其他事关网络安全与言论自由的事项。 4.2. 被遗忘权的自我规制 在互联网的规制中，自我规制多有提及，但是自我规制不仅仅指企业基于社会责任感或出于自律、建立声望等动机进行的自我约束，也包括集体性的自我规制组织或协会，这种集体性的组织包括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技术服务、内容服务、平台服务等各种类型的网络运营商，他们通过协作完成对互联网的自我规制，突破网络运营商服务类型的交叉带来的规制难题。 自我规制之所以在不同的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源于它在专业技术、灵活性等优势，但是自我规制也存在弊端，例如“规制者被待规制利益所俘获的风险”、自我规制外溢效应、自我规制缺乏透明度与公信力等。因此要想自我规制发挥最大的效应，需要与政府规制进行有机的融合。其一，政府需要加足私人部门进行自我规制的动力，或者是源自于经济上的动力，或者来自政府在政策上的关切，以保障私人部门愿意以部分商业价值换去网络安全的价值。其二，政府需帮助其建立一个较为权威且具有代表性的行业组织，从而增强自我规制的公信力，以使网络用户形成对网络运营商的信任。其三，增强对自我规制的政府以及外部监督与参与，从而更好地保障其决策的正当性，控制规制权的滥用，避免商业价值侵占言论自由价值的空间。 被遗忘权自我规制过程主要体现在被遗忘权实现的过程中，但其中也不乏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相融合。 1) 建立长效、稳定的被遗忘权申请通道。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信息控制者，在处理个人信息产生纠纷时，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欧盟立法所一直秉持的观点 [ 9 ]。从信息主体的角度来看，建立长效稳定的申请通道，实现信息主体与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的良性沟通，避免信息主体投诉无门或只可去法院起诉的窘境 [ 10 ]。在冈萨雷斯被遗忘一案中，欧盟法院最终裁定，谷歌西班牙败诉，责令立即删除相关包含个人信息的搜索链接，并建立长期机构受理被遗忘权删除申请 [ 11 ]。但是在建立被遗忘权申请通道的过程中，政府应充当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的枢纽，在其中居间协调，以保障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双方的利益达到最大程度的平衡。 2) 明确被遗忘信息的审查义务。被遗忘权主要涉及五类主体：信息主体、原出版者(第三方网站)、搜索引擎服务商、搜索引擎使用者(不特定公众)，以及司法机关。其中信息主体与搜索引擎使用者为权利主体，原出版者、搜索引擎服务商与司法机关则是应当承担审查义务的相关主体。被遗忘权作为涉及多方利益的权利，不应对某一个主体施加过重的审查义务，因此应该引入分级审查机制，从而在保证个人信息不受侵犯的同时，避免某一方的义务过重。牛津大学卢西亚诺·佛罗里达教授认为，第一层级应向原出版者提出审查申请，若第一层级审查失败则可以向第二层级的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提出申请。当前两层都失败时，则可向国家司法机关提出起诉。但我认为应该对此层级做出适当调整，需要将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至于第一层级的地位。因为被遗忘权所指称的删除仅仅指断开搜索链接，并不涉及信息内容的审查，由最后执行删除行为的主体来承担审查义务，可有效避免产生“Streisand effect”。而政府应作为被遗忘信息审查的最后保障，在审查过程中应注意平衡的分配规制资源，避免对涉及政治的信息过分敏感，而对其他关涉网络用户隐私的信息审查不足。 3) 搜索引擎服务商应及时履行披露与通知义务。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应当及时将审查结果与理由披露给信息主体，信息主体对此不服的，可以此披露内容为依据作为之后起诉的依据。而是否应当将审查结果告知不特定的公众一直饱受争议，因为利用现在的计算机技术仍然无法追索和锁定所有对原始网页进行浏览与转载的第三方主体，恐怕会遭遇技术上的“滑铁卢”。若采取公告的方式通知，则又会引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二次关注。并且搜索引擎服务商作为私主体在进行披露与通知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缺乏权威性而遭受网络用户的质疑，此时政府应该在对此进行监督的基础上，适当的支持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披露与通知，以增强可信度。 综上，在被遗忘权的规制中，促进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结合，才能将政府、网络用户、网络运营商置于同一关系图谱中，从而促进两两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以达到网络安全价值、商业价值、言论自由价值的兼顾与协调，促成皆大欢喜的规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