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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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心理咨询胜任力培养方案的实证研究 4.1. 研究对象 共有60名心理学专业学生参与此项研究，分别来自于大二和大三年级。招募30名愿意参加此项培训并有意向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学生签署知情同意书，作为实验组；另外随机选取30名心理学专业学生作为对照组。在实验组中，男性6名(20%)，女性24名(80%)；大二23名(76.67%)，大三7名(23.33%)；年龄区间为19~22岁，平均数为20.21，标准差0.95。在对照组中，男性10名(33.33%)，女性20名(66.67%)；大二15名(50%)，大三15名(50%)；年龄区间为19~22岁，平均数为20.45，标准差为1.03。 4.2. 研究工具 心理咨询师胜任特质自评量表 心理咨询师胜任特质自评量表是李小艳于2012年编制而成(李小艳，2012)，该量表包括50个项目，采用5点等级计分，分为5个维度，分别是职业动机，人格特征、人际交往、知识修养和专业技能。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是0.903，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维度之间呈现显著的中等程度相关。其中职业动机对应第1~7个项目，人格特征对应第8~17个项目，人际交往对应18~22个项目，知识修养对应23~34个项目，专业技能对应35~50个项目，其中第11，21，22和50题采用反向计分，其他则是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具有越高的心理咨询胜任力。 4.3. 研究程序 招募30名有意向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作为实验组，签署知情同意书；另外随机选取30名心理学专业学生为对照组，随后对两组进行前测。 本次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由于受到师资和经费的限制，并没有按照心理咨询胜任力培养方案进行长达2年的训练，而是利用课余时间，由8名校内和校外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组成的师资队伍，对实验组同学进行为期一学期，共4个月的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心理咨询态度，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三个层面，对应培养方案中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训练频次为每周一次，一次1.5~2小时，共16次。对照组不参加该项心理专业训练。 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结束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进行后测。 4.4. 数据分析 使用SPSS21.0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处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实验组，对照组进行前测和后测数据比较。 4.5.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为了检验心理咨询胜任力的训练效果，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进行了前测和后测数据比较，具体结果详见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 前测 后测 维度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职业动机 29.96 ± 2.70 29.45 ± 2.42 0.545 0.589 30.30 ± 3.99 28.07 ± 4.12 1.914 0.062 人格特征 36.10 ± 3.75 34.36 ± 4.67 1.224 0.229 37.30 ± 4.09 35.73 ± 3.11 1.523 0.134 人际交往 17.35 ± 2.39 17.54 ± 3.83 −0.185 0.854 17.95 ± 2.18 17.38 ± 2.09 0.934 0.355 知识修养 41.60 ± 6.03 42.27 ± 5.81 −0.318 0.756 47.30 ± 5.22 44.42 ± 2.77 2.450 * 0.018 专业技能 58.96 ± 6.90 60.36 ± 5.83 −0.593 0.557 64.04 ± 4.71 61.61 ± 2.28 2.337 * 0.024 表2. 实验组，对照组前测与后测差异分析 (注： * 代表不同组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表示P < 0.05)。 由上表可以，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测数据上并无显著差异，说明两组基线水平一致；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后测中的知识修养和专业技能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实验组的知识修养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 = 2.450， p < 0.05)，实验组专业技能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 = 2.337， p < 0.05)，在职业动机，人格特征和人际交往维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心理咨询胜任力培训提高了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水平。 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提高了地方本科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水平，这主要跟专业的师资队伍和系统化的培训内容有关。基于精神分析动力取向的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着重培养学生的心理咨询态度，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在校内外8名专业心理咨询师为期4个月的训练中，心理学专业学生对精神分析动力取向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有了初步的认识。想要进一步提升心理学专业学生心理咨询胜任力，还需要长期接受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技能训练，在连续的实战训练中稳步提升自身能力。从新手咨询师成长为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需要5~7年的时间，本次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仅仅是一个开始，还不足以让学生立即开始做咨询，需要在1~2年的连续训练中成为实习咨询师。 心理咨询胜任力的训练并没有显著提高实验组的职业动机，人格特征和人际交往。心理咨询职业动机是指促使个体选择心理咨询职业，并维持就业后心理咨询师职业行为的驱力(许丹，李强，俞蓉蓉等，2013)。心理学专业学生对心理咨询师行业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并没有在这一方面进行相关训练且心理学专业学生有意向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动机主要基于个人兴趣和助人自助的心理。另外人格特征和人际交往都是比较稳定的个人内在特质，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且本次心理胜任力的训练主要集中在心理咨询的态度，理论和技能层面，因此在量表上并未呈现出显著变化。 为期4个月的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心理学专业学生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水平，还不足以让心理学专业学生能够完全胜任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因为心理咨询师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长期接受专业系统的训练，不断积累咨询经验，才能够真正胜任心理咨询师的工作。 4.6. 实证研究存在的局限与展望 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次尝试在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中进行心理咨询胜任力培养方案的设计和尝试，但也存在很多局限。一是由于受到师资力量和经费层面的限制，选取的样本量小，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研究样本的影响，在方案推广上会受到一定限制。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扩大研究的样本，这样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方案会更具有推广性。二是训练内容不全面，训练时间短。基于精神分析动力取向的心理咨询胜任力的培训内容不全面，每次培训以及总培训的时间都较短，无法让学生对精神分析相关的理论和技能进行深刻学习，学习到的多是比较浅显的理论和技能，无法深刻内化。在以后的研究中，尽可能在良好师资力量，为期2~3年的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中进行量化和质性研究，以验证心理咨询胜任力培训的效果。三是量表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该量表无心理咨询态度这一维度，心理咨询态度是对心理咨询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的描述，培养方案中虽有关于心理咨询态度的训练，不过在量表中并没有直接体现。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编制有关心理咨询胜任力的量表，量表维度可包括心理咨询态度，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三个方面，同时再结合高级督导的他评更能全面有效地评估受训者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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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总结了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心理咨询胜任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基于心理咨询师胜任力模型设计出心理咨询胜任力培养方案，分为三个阶段，跨度2年，共计4个学期的连续训练。在培养方案的基础之上开展第一至第二阶段，为期4个月的连续训练。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咨询胜任力训练可以提高心理学专业学生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咨询技能水平，这说明心理咨询胜任力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为社会培养专业化的心理咨询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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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适应性情绪表达是指个体将内心的情绪体验直接表达出来或使用恰当的策略表达出来的适应自己、他人、情境的外部行为表现，既是一种过程性的状态变量，又是一种稳定的人格或能力特质，具有个体协调性、社会规则性、灵活应变性三大特点。适应性情绪表达策略包含程度适应策略、方式适应策略和内容适应策略三大表层适应策略，以及理解接纳策略这一深层适应策略。总体而言，适应性情绪表达在构建过程中融合了中西文化，丰富了理论体系，并回答了现实性的问题，为提升情绪表达能力提供了方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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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恰当的情绪表达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周婷，王登峰，2012；赵云龙等，2016；周宵等，2019；Gross & John， 2003；Campbell-Sills et al.， 2006；Moore et al.， 2008)，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朱艳丽，2013；梁宗保等，2013；Harker & Keltner， 2001；Graham et al.， 2008；Celik et al.， 2016；Kalokerinos et al.， 2014；Adam & Brett， 2018；Glikson et al.， 2019)。那么，何为恰当？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划分情绪表达，以期探讨恰当的情绪表达。从表达的情绪属性来说，一方面，表达积极情绪是恰当的，而消极情绪是不恰当的。例如，在实验中控制了外貌的影响后，表达积极情绪的女性依然更受欢迎，能够预测30年后更美满的婚姻(Harker & Keltner， 2001)；日常进行积极表达组的主观幸福感后测得分较前测显著提升，而消极情绪表达组反之(赵云龙等，2016)；父母的积极情绪表达能增加亲子间亲密性，而消极情绪表达起破坏作用(梁宗保等，2013)；情绪表达还在地震后青少年共情与创伤后成长间存在中介作用，启示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可从青少年共情入手，引导其进行积极情绪表达，从而重新建构创伤事件(周宵等，2019)。另一方面，情绪表达存在不对称效应，即积极的情绪表达会产生有害效果，消极的情绪表达可能产生有益的结果(Van Kleef et al.， 2014)。例如，人们表达紧张情绪时会获得更多的帮助，能与他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Graham et al.， 2008)；在接受消极能力、消极温暖评价时，分别表达愤怒、悲伤能发出信号并呼吁改变，进而产生积极的人际后果(Celik et al.， 2016)，在获胜时表达积极情绪会有一定的社会代价(Kalokerinos et al.， 2014)。从表达的方向上来说，一方面，表达情绪被认为是有利的、抑制情绪是不利的。例如，人际互动中的表情抑制组注意更分散、血压更高，对同伴有更强的负面看法、更强的交际屏障感和更差的交谈融洽度(向翠萍等，2016)，抑制组的伴侣对双方的关系发展潜力报告也更加消极(Butler et al.， 2003)。周婷，王登峰(2012)发现当表达对象是与个体具有情感性关系的父母、好友时，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水平有关。其中，在父母、好友面前，对快乐的高表达抑制与低自尊、高抑郁相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进行了反驳，“表达是好的，抑制是不好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例如，抑制积极情绪表达的赢家获得了更积极的评价，人们更愿意与其建立友谊(Kalokerinos et al.， 2014)。从表达的程度上来说，东方文化认为适度表达、抑制是恰当的，例如，适度抑制快乐、愤怒、悲伤的情绪表达是个体社会化的成功标志，过度抑制则意味着对自我的不接纳(周婷，王登峰，2012)，西方则喜欢将积极情绪最大化来提高做事效率(Sims et al.， 2015)，但过强烈的愤怒情绪会被观察者评定为不恰当，不利于合作(Adam & Brett， 2018; Glikson et al.， 2019)。 由此可见，从表达的情绪属性、表达的方向、表达的程度角度来评判是否恰当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据此，吴燕霞(2017)从表达效果维度划分情绪表达，首次提出一类适应于表达者、表达对象、表达所处情境的情绪表达——适应性情绪表达。但此理论构想只是停留在初步探索阶段，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以下将结合以往研究，进一步深化适应性情绪表达的定义，探索其特点和策略，并阐述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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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适应性情绪表达的内涵研究 以下将从定义和特征两方面对适应性情绪表达的内涵分别进行阐述。 2.1. 定义研究 适应性情绪表达是情绪表达的下位概念，因此，有必要先对情绪表达进行界定。国内外对情绪表达的界定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一是从动态视角出发，强调情绪表达是和内在情绪体验一致或不一致的外在行为表现，是状态变量(Hinde， 1985；Kring et al.， 1994；Gross & John， 1995， 1997；许远理，2004；孟昭兰，2005；尚金梅，2007)。二是从静态视角出发，强调情绪表达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邓丽芳等，2009；何庆欢等，2011)，或是一种能力特质(卢家楣，2005)。三是从动静结合视角出发，强调是情绪表达是行为表现与人格特质的结合(王振宏等，2007；周青霞等，2011；赵云龙等，2016)，或是行为表现和能力特质的结合(Friedman et al.， 1980；吴燕霞，2017)。综上，情绪表达可界定成个体将自己内心的情绪体验直接表达出来或使用策略表达出来的外部行为表现，长期以往将成为一种人格特质或能力特质。 参考上述对情绪表达的界定，以及吴燕霞(2017)提出的定义，将适应性情绪表达界定为个体将内心的情绪体验直接表达出来或使用适当的策略表达出来的适应自己、他人、情境的外部行为表现，它既是一种过程性的状态变量，又是一种稳定的人格或能力特质。 2.2. 特征研究 对适应性情绪表达进行特征分析，更有利于揭示其内涵。由于情绪表达冲突、情绪表达规则、情绪表达灵活性研究与适应性情绪表达研究存在一些交集，对比分析发现，适应性情绪表达的特征主要有个体协调性、社会规则性、灵活应变性。 个体协调性是指个体的情绪表达意愿与行为最终达到协调统一。King & Emmons (1990)提出情绪表达冲突概念，主要具有两种表现形式：1) 意愿上想表达，行为上却抑制了表达；2) 意愿上不想表达，行为上却进行了表达。已有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会对身心健康具有损害作用(Pennebaker， 1985)。对比情绪表达冲突和适应性情绪表达，发现两者都是探索情绪表达与健康的关系中提出的概念。区别在于前者是不利于健康的，后者是利于健康的。因此，从情绪表达冲突的表现形式特征来反观适应性情绪表达的特征，情绪表达冲突在表达意愿和行为之间不协调，是一种不适应性情绪表达。由此可见，适应性情绪表达在表达意愿和行为之间具有协调性。而且，这种协调不一定是即时的，可能具有延迟性，个体需要使用一定的策略来达到内心的协调。 社会规则性是指个体的情绪表达充分考虑社会中的他人因素，在表达时基于所处情境的规则的指导。尤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是社会中的人，情绪表达时的关注焦点中心不再是个体自身，而是表达对象和情境。不过，只有实现对自己和他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关注，这样的情绪表达才被认为是适应性的(Geddes & Callister， 2007)。有许多研究者仿照人的情感交互，尝试实现机器人的“社会化”。例如，有研究者构建了一个与儿童交互的情感机器人的自适应情绪表达模型，机器人需首先识别儿童的性格、情绪属性和唤醒度、手势等，再作出相应的情绪表达行为。在评价对机器人的喜爱度时，儿童更偏爱于“社会化”的机器人(Tielman et al.， 2014)。另外，有关情境中的规则，Ekman & Friesen (1969)提出情绪表达规则这一概念，定义它为指导个体表达出情境所期望的情绪的一套规则，但是不管个体真实情绪状态如何。对比情绪表达规则，适应性情绪表达的规则性稍有不同，它是指个体要在兼顾内心协调性的基础上，遵循所处情境的规则，或者在遵循规则引起不适后，主动进行协调。不同的情境具有不同的表达规则。如在不同的关系情境中，工具性关系的情绪表达遵循公平规则，情感性关系的情绪表达遵循需求规则(黄光国，胡光缙，2010)。 灵活应变性是指个体需要灵活应对变化的表达对象和所处情境。许多研究者发现情绪表达和抑制的社会效果受到情境的影响，根据情境表达和抑制情绪的能力十分重要(Barrett & Gross， 2001; Bonanno， 2001; Westphal et al.， 2010)。Bonanno et al. (2004)将这种能力定义为情绪表达灵活性(EF)。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表达灵活性与亲密朋友报告的个体在身心健康、社会互动质量方面的适应性存在相关(Westphal et al.， 2010)，成功的适应取决于情绪表达灵活性(Bonanno et al.， 2004)。由此可见，适应性情绪表达具有灵活应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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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适应性情绪表达的策略研究 有些个体将内心的情绪体验表达出来后，可能已经达到了适应自己、他人和情境的表达效果。但大多情况下，个体的内心情绪体验与情境期望的不一致，这时需要使用一定的适应性情绪表达表层策略，例如改变表达程度、方式或者内容，达到表层适应。接着通过理解接纳这一深层适应策略，使个体达到真正的适应状态。以下从这四面列举适应性情绪表达策略，分别是程度适应策略、方式适应策略、内容适应策略等表层适应策略，和理解接纳策略这一深层适应策略。 3.1. 表层适应策略 程度适应策略包含夸大策略和弱化策略。夸大策略指的是有目的性地增大真实情绪的表达强度。比如，学生在课堂上违反纪律时，教师会夸大内心的生气情绪让学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引起学生的注意和思考(虞亚君，张鹏程，2014)。弱化策略是指有目的性地减少真实情绪的表达强度。有研究探讨中学生学业情绪表达策略与其学业情绪的关系，发现情绪属性会对情绪表达策略的选择有影响，在表达积极情绪时，不仅会使用夸大策略，与他人分享喜悦，也会使用弱化策略，收敛锋芒(刘影，桑标，2020)。灵活使用程度适应策略的个体面对高压事件表现得更好(Westphal et al.， 2010)。 方式适应策略包含面部表情适应、言语表情适应和肢体表情适应。面部表情适应是指个体用不同的面部表情充分表达情绪。例如，用微笑，提升脸颊表示愉悦；用视线跟随、睁大眼睛、集中注意表示兴趣；用抬动眉毛内角、眯眼、推动下唇向上、拉动嘴角向下等表示悲伤(Ekman & Friesen， 1969)。言语表情适应是指个体用不同的语音语调语速来充分表达情绪。例如，用高、中、低音调分别表示兴趣、满足、赞赏情绪，用高速、低速分别表示骄傲、钦佩情绪在交流中更具有适应功能(Kamiloglu et al.， 2020)。肢体表情适应是个体使用头部和躯干的粗大和精细动作来充分表达情绪。Witkower & Tracy (2018)整合了能对不同的情绪进行充分表达的身体动作，比如用头向上，向外伸展身体，拍手，有活力地快速移动、跳跃等表达快乐情绪；用上身塌陷、头部向下倾斜、用手捂脸、脸前挥手表达厌恶情绪；用头低下、扩张、向前倾、握紧拳头、摇动拳头、跺脚等表达愤怒情绪。有研究表明个体若使用方式适应策略，能充分交流情绪，增强他人对个体的共情准确性(Gesn & Ickes， 1999)。 内容适应策略是指在适当场合表达适当的情绪种类。例如，教师心有喜事满脸欢喜，但来到教室发现一个调皮的学生又再一次违反纪律，教师就会立马收敛笑容，用生气来掩饰内心的欣喜，为了教育调皮学生(虞亚君，张鹏程，2014)。有研究表明，比起表达失望情绪，表达中等程度、低频率愤怒情绪更能够引起群体中违反规则的人对自身不良行为的重视，进而纠正弥补，提高合作。因此，在群体中有人违反规则时，表达适当的愤怒会比失望更能提升群体工作效率(Peralta et al.， 2019)。 3.2. 深层适应策略 个体在情境中不仅使用表层适应策略来适应他人和情境，更要通过深层适应策略来适应自己，达到三者的平衡。深层适应策略主要指理解接纳策略。它是指个体理解接纳自己原有的情绪表达或者使用了表层适应策略的情绪表达。虽然个体很难真正实现理解接纳，但是许多干预手段，如书写表达、团体辅导、表达性艺术治疗、萨提亚治疗模式等为个体真正理解接纳情绪表达，从而达到深层适应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吴燕霞，2017)。其中，书写表达的作用机制是个体在暴露消极情绪事件过程中逐渐适应，进而重构达到理解接纳(王永，王振宏，2010)；团体辅导理论强调个体与在团体成员的互动中激发个体潜能，逐渐接纳自我(梁东标，2002)；表达性艺术治疗使得个体通过音乐、舞蹈、绘画、游戏、戏剧等艺术媒介释放情绪情感，重新接纳整合个体内心；萨提亚治疗模式运用冰山理论、影响轮、沟通姿态、家庭图等帮助个体打开封闭系统，作出改变整合，最终达到和谐一致(吴燕霞，2007)。综上，这些干预手段的共通点是让个体释放自我、改变自我，实现理解接纳、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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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适应性情绪表达的意义 4.1. 理论意义 从宏观层面来看，适应性情绪表达的内涵融合了中西文化价值观。由前所述，中西文化价值观下对情绪表达的“恰当性”认识不同(如表1)，表现在情绪表达特点、属性、方式、内容、程度等方面。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关系主义、中庸之道所影响，在表达情绪时以他人为中心。但有时为了达到群体和谐一致，会牺牲自我内心和谐一致。西方是个体主义文化，在表达情绪时以个体为中心，表达情绪被认为是个体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但有时也会为了服务于自己的自尊和独立，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吕庆燕等，2010；刘影等，2016)。可见，两种文化下的情绪表达各有利弊，那么能否融合各自的优点呢？随着全球化日益加深，中西文化也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适应性情绪表达很好地借鉴了中西文化，将自我、他人、情境视作三中心，不偏不倚，为实现恰当的情绪表达提供理想化的模型。 Table 1 Appropriat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恰当的情绪表达 中国 西方(以美国为例) 特点 以他人为中心，鼓励抑制 以个体为中心，鼓励表达 属性 积极、消极均衡 最大化积极情绪，最小化消极情绪 方式 个人应占有适当的空间，而夸张的表情被认为是个人占有太多空间 用面部、肢体言语充分表达情绪 内容 鼓励能促进关系和谐的情绪，如同情、内疚；不鼓励只与个人内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有关的情绪，如愤怒、悲伤 以追求快乐为生活目标 程度 适度持中 两极化 互鉴 以自我–他人–情境为三中心的适应性情绪表达 表1. 中西文化下恰当的情绪表达 从微观层面来看，适应性情绪表达纳入了科学的评估标准。构建之初，萨提亚治疗模式中的沟通模型起到重要作用(详见图1)。其中，一致性沟通方式考虑到了自我、他人、情境因素，是恰当的沟通方式。而缺乏考虑其中一个或多个因素，会导致不一致沟通方式，如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打岔型等。类比于沟通模型，适应性情绪表达的评估模型也纳入考虑这三因素(吴燕霞，2017)。缺乏考虑其中一个或多个因素，会导致情绪表达冲突、情绪表达规则意识薄弱、情绪表达灵活性差等情绪表达效果。 图1. 萨提亚治疗模式中的沟通模型 4.2. 实践意义 恰当的情绪表达能够促进身心健康，维持人际关系，但以往研究对情绪表达结构的划分无法反映情绪表达能力，直到吴燕霞(2017)依据表达效果划分出一类理想化的情绪表达——适应性情绪表达，并自编《大学生情绪表达问卷》，通过问卷测查很好的测查了大学生适应性情绪表达尚可，但同时不适应性情绪表达也亟待改善的现状。接着通过团体辅导进行干预训练，有效提升了大学生情绪表达能力。可见，此概念构建的意义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在此基础上，对适应性情绪表达理论体系的完善(详见图2)， 图2. 适应性情绪表达理论体系 更进一步回答了有关情绪表达的“何为恰当？”“如何实现恰当？”两个现实问题，为未来有效提高个体的情绪表达能力提供了方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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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探讨了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工作绩效间的关系。通过对269位90后员工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内在动机在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这拓宽了个人–组织价值观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的思路，丰富了90后员工工作绩效领域理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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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生力量90后员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90后员工由于成长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具有突出的个人特质、行为特征以及具有90后特性的工作期望(黄坚，2020)。当前丰富的信息和社会资源使90后员工思想开放，敢于挑战极具创新精神，相较于以往年代的员工受教育年限更长、知识水平更高并伴随着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然而，90后员工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强烈，集体意识淡薄，工作积极性不高等特点使其自身较难发挥自身价值为企业发展做出持续性的贡献(郑雪艳，2010)。工作绩效作为在一定时期内，员工为了实现工作目标而表现出来的行为(Campbell， 1990)是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个人、任务、环境对工作绩效提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90后员工作为当代的职场主力军，针对90后员工的工作绩效提升并没有丰富的文献，基于此，如何提高90后员工的工作绩效值得现代企业管理者和学者思考。 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作为个人与组织匹配理论中的重要维度之一，代表了员工个人的价值观与员工所感知到的组织价值观之间的一致性水平(张春娇，2012)，在增强组织柔性的同时为提高90后员工的工作绩效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在群体中获得的成员身份能够影响个体在组织中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韩静，2009)。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的匹配作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一致性，能够使个人在组织中获得积极的认同感，促使员工产生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Tziner (1987)在针对个–组织匹配和工作绩效研究中发现，价值观匹配度高的员工其工作绩效更高，且追求成就感的程度比匹配度低的员工更深。其次，谭小宏(2012)发现当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时，员工对从事的工作会更加认同，此时组织给予一定的正向激励能够促进员工以更高的工作投入回报组织。虽然针对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工作绩效的研究逐渐丰富，但是针对在90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有所欠缺。 内在动机是工作为员工带来的内在价值的高低(Deci， Connel， & Ryan， 1989)作为工作动机的一部分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来源之一，深受学术界的关注。内在动机源于某种自我需求以及挑战心理的满足(White， 1959)，包括为了得到工作所带了的喜悦感、满足感、胜任感。员工的自我价值实现、能力职责匹配、归属感能够使员工获得满足感(Ryan & Deci， 2000)，对内在动机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能够促使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增强，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内在动机。内在动机作为前因变量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有一定的影响，进而驱动工作绩效(周文泳，胡璟璟，2012)。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自我对于动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个人心理需要的满足能够促进特定行为的产生。学者们验证了内在动机对员工主动行为(贾建锋，赵雪冬，赵若男，2020)、学业满意度(涂微，2020)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认为通过90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可能通过刺激员工的内在动机提升，促使员工产生更高的工作绩效。 综上，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逐渐得到证实。但就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并不明确，在具体维度方面研究不够深入，并且针对90后员工的研究同样较少。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以内在动机为中介变量，研究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验证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各维度的影响，以期能够帮助90后员工更好地发挥职场主力军作用并且承担更多的企业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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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出生日期在1900~1999的90后员工为调查对象，利用问卷星软件进行电子问卷的发放。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法，让处于不同行业的熟人与朋友参与问卷调查，并说明了参与者问卷的匿名性、保密性和仅用于学术研究用途。出于对数据的可靠性的考虑，剔除了填写时间少于100秒的问卷、测试题不合格的问卷、只勾选单一选项的问卷。本次研究共回收问卷345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69份，问卷有效率为77.9%。样本中，在性别方面，男性占37.5%，女性占62.5%；在学历方面，高中/中专及以下占4.1%，大专占20.4%，本科占62.5%，硕士及以上占13%；在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占17.5%，民营企业占39%，外企或独资企业占24.5%，其他占19%；在行业方面，通讯电子占6.3%，服务业占20.1%，互联网占17.5%，金融占4.8%，房地产占8.6%，教育占13.8%，制造业占6.3%，其他22.7%。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变量主要有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内在动机以及四维度的工作绩效(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本研究均是在借鉴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对所研究的变量进行测量。所有量表都采用Likert7点评分法，1为非常不同意，7为非常同意。 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借鉴Resick等(Resick， Baltes， & Shantz， 2007)所使用的量表中的4个反映员工与组织在价值观方面相似性的题目，如“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与该组织以及该组织现有员工的价值观相匹配”。该量表对“价值观匹配”采取单维度的直接测量，即直接让组织中的员工评价自身与组织之间的相符程度。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内在动机：借鉴我国学者王斌(2007)结合我国企业的特点，将国外学者Amabile et al. (1996)开发计的工作偏好量表删除部分重复题项后修订而成中的4个题目，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乐在工作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9。 工作绩效：借鉴我国学者韩翼等(2007)的四维度工作绩效模型，其中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学习绩效和创新绩效各维度的3道题目，共12道题目。在任务绩效题目中，如“根据公司绩效考核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在关系绩效题目中，如“支持并鼓励同一级别的同事”。在学习绩效题目中，如“善于从学习中提取、积累经验，提升工作效率”。在创新绩效题目中，如“能将创新思路在实际工作用中转化应用”。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4，任务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2，关系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4，学习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1，创新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1。 控制变量：性别和学历对个人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影响，而所在企业性质和行业会影响到组织价值观。由于本研究针对的调查对象是90后员工，从而以上4个变量，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为了减少模型以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学历、所在企业性质、所在行业作为控制变量。 3.3. 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25.0和AMOS23.0进行数据分析。运用验证性因子的方法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以及共同方法偏差；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分析；结合SPSS PROCESS插件，选择层次回归分析法(Baron & Kenny， 1986)和Bootstrap法(Hayes， 2015)两种方法来检验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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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旨在从个人与组织匹配视角，探索90后员工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数据调查本文验证了内在动机在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和工作绩效间起着一定的中介作用。在工作绩效的各维度方面，90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内在动机同样在90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和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间都分别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度越高，有利于提高90后员工的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其次，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激活90后员工的内在动机，能够使90后员工表现出更高的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本研究证明了90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具有积极作用。随着90后员工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军，其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强烈，集体意识淡薄等特质，已经展现出其在价值观上时代特征，这对组织的发展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对两者价值观匹配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第二，本研究验证了内在动机在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工作绩效间的中介作用。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归属感，能够诱发其努力完成工作任务的动机的提升，从而投入更多的努力，用高绩效回报组织。第三，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90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四维度工作绩效的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都具有正相关关系。另外，也验证了内在动机在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与关系绩效、任务绩效、创新绩效、学习绩效之间都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得到以下管理启示：第一，管理者应该重视90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的匹配情况。在员工招聘甄选阶段，企业就应该将员工的价值观纳入甄选的标准，将那些与本企业价值观匹配度非常低的员工应予以淘汰。由于90后员工个性鲜明，独立自我，在融入集体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在90后员工进入企业后，企业应为90后员工提供相应的企业价值观等文化培训，能够让90后员工对组织目标、政策、行为准则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使员工与企业在精神意识上更快速找到一致性，帮助90后员工更好的适应企业。第二，管理者可以通过刺激90后员工的内在动机的提升来提高其工作绩效。管理者可以通过给予90后员工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从而促使其感受到可以通过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成长，相对应的90后员工投入的努力就会增加，获得高工作绩效的可能性就会更高。第三，管理者应提高对90后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挖掘。在日常管理中，管理者应注重90后员工的创新能力激活与重塑，营造良好的组织创新氛围不失为一种持续性的手段。 本研究在尽量保证客观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的数据仅由员工个人主观性的填写，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风险。因此，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考虑加入主管的评价或者能够获取最为直接的数据进行研究。第二，本研究的数据是某一时间点进行的数据，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内在动机的作用是会在各个时间段间持续发生并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的。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多时间点对90后员工的情况进行研究和调查。第三，本文将内在动机作为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工作绩效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然而，90后员工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中介机制。并且，本文未涉及调节变量，在未来的研究当中，可以在其他理论基础之上，加入调节变量和其他中介变量进行潜在影响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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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了解基因型在植物吸收、运输、拒镉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开展镉低积累作物研究工作。[方法]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分类、统计出与镉吸收、运输、积累有关的基因。[结果]近几年，已鉴定出多个与Cd 2+ 吸收和转运有关的基因或数量性状基因座(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QTLs)。其中，多个基因家族的成员参与了植物中Cd 2+ 的吸收、转运和积累过程，包括HMA、ABC、NRAMP、IRT、CAX、CET、MTP、MATE、LCT等基因家族。研究作物耐镉、拒镉机理及相关基因在该过程中的作用，对镉低积累作物的遗传育种有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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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镉(Cadmium， Cd)是毒性最强的土壤重金属，可经土壤–植物(或动物)–人食物链进入人体，主要贮存在肝脏和肾，不仅对肾脏、免疫、神经、心血管、骨骼和生殖系统等有损害作用，还会导致基因的异常表达，有致癌性。 随着近年来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壤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呈显著增加的态势。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 1 ] 显示，我国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整体来说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遭受较为严重的有机及无机污染，导致耕作土壤的环境质量堪忧，重金属Cd的过度排放造成的污染最为突出，其点位超标率高达到7.0%。 土壤中重金属Cd成为土壤环境污染中尤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Cd是自然环境中普遍存在且毒性极强的重金属元素 [ 2 ]；Cd不能被土壤中微生物降解，在土壤中可存在很长的时间，Kabata Pendiasa，Pendias H.估计Cd的半衰期可达到15~1000年，其污染为不可逆的积累过程 [ 3 ]；Cd具很强移动性、易被作物吸收富集 [ 4 ]；Cd不但会阻碍植物的正常生长，而且通过根系积累在植物的可食部分危害人类的健康 [ 5 ]。 在大面积的耕地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的现实情况下，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若农作物中Cd含量超标，当人们使用了镉超标的农作物后，Cd被人体吸收，并在肝脏或肾脏逐渐累积，对人体的呼吸、泌尿、消化、运动、生殖系统等有毒性作用，可通过蛋白质变化、镉钙作用、基因表达和氧化损伤等作用机制对人体的各大系统造成毒性伤害 [ 6 ]。 因此面对土壤Cd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亟需解决的现实情况，为了给国民提供有安全保障的农产品，进行低Cd积累型农作物品种的筛选和培育，被认为是降低重金属Cd进入人类饮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原因主要是：全世界的作物种类丰富，如水稻、大豆、玉米、小麦、大麦、大白菜等，且每种作物均有较多的基因型；污染预防作物品种的选育和鉴定过程简便易操作，且筛选出的预防品种可直接在试验田所在地推广使用，相比于转基因作物，该方法不仅简单易行，且不会带来生态风险；由于作物本身的遗传特异性，不同品种及同一品种不同个体间吸收和积累重金属的能力是有差异的 [ 7 ]。因此筛选和培育农作物食用部位重金属含量达到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低积累品种，可为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安全保障。与工程量大且花费高的物理化学工程等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相比，在不增加额外成本且不变更当地耕作习俗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种植适合当地气候的重金属低积累作物品种是更加经济、高效的选择。 但在重金属污染源不一的耕地环境中，既有重金属耐性，又能低积累重金属的作物少之又少。因此，结合遗传学技术手段，培育既有重金属耐性，又能低积累重金属的作物对粮食的安全生产及人类健康均有一定程度的导向意义。本文主要综述了国内外Cd低积累作物的研究进展及参与Cd跨膜转运的蛋白成员，以期为Cd低积累作物的遗传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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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植物对镉的吸收、转运和积累 3.1. 进入植物的途径以及镉在植物体内分配与积累的规律 植物吸收积累Cd的过程与其根系对Cd的吸收方式、Cd在木质部的装载和运输、Cd由木质部到韧皮部的转运、地上部茎叶等器官之间Cd的再分配及籽粒Cd积累等过程密切相关 [ 43 ]，具体过程如图1。 图1. 镉进入植物的途径及其在植物中的分配规律 土壤环境中的Cd历经层层关卡，终于到达根木质部，在该部位经木质部装载、运输及卸载，被纵向运输至植物茎、叶、花等器官的各个组织。此外，Cd被转运到植物地上部后，在茎节点处的分散维管束内完成从木质部到韧皮部的转运 [ 44 ]。 3.2. 基因型对植物吸收、转运镉的影响 土壤类型、PH、气候(温度、水)等非生物因素、植物根际微生物群落组成及植物自身基因型差异均能影响植物对Cd的吸收、转运。 基因型在植物吸收和转运Cd以及植物Cd解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低Cd胁迫条件下，玉米对Cd的适应性及耐性因基因型而异，且基因型影响元素Cd的富集转运特征及其在器官间分配积累的规律，因此有所谓低Cd、高Cd基因型 [ 45 ]。若生长环境中Cd浓度高于植物自身的Cd稳态调节能力，低Cd基因型品种会积累过量Cd，导致其Cd含量升高，该结果表明遗传因子对环境Cd的调控能力是有限的，不能超过一定阈值 [ 46 ]。 近年来，学术界已鉴定出大量与Cd吸收和转运有关的基因或QTL。包括重金属P型ATP酶(heavy metal P-type ATPases， HMA)，ATP结合盒(ATP binding cassette， ABC)，天然抗性相关巨噬蛋白(natural resistance-associated macrophage protein， NRAMP)，铁调节性转运体(iron-regulated transporter， IRT)，阳离子交换(cation exchanger， CAX)，阳离子外排转运体(cation-efflux transporter， CET)，金属耐受蛋白(metal tolerance proteins， MTP)及多药和有毒化合物排出家族(Multidrug and Toxic Compound Extrusion， MATE)，低亲和力阳离子转运体(Low-affinity cation transporter， LCT)等基因家族成员。已鉴定出的Cd转运蛋白，有液泡膜蛋白，也有细胞膜蛋白，它们功能不一。例如，细胞膜蛋白可调控Cd在胞间的跨膜运输，而胞内Cd稳态主要由液泡膜蛋白来维持。表1是研究已确定的参与植物吸收及转运Cd的转运蛋白。 Table 1 Transmembrane transporter genes related to Cd in plant 基因家族 基因 亚细胞定位 功能 文献 HMA OsHMA3 液泡膜 将Cd 2+ 运输到液泡 [ 47 ] OsHMA2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48 ] AtHMA4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49 ] OsHMA9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50 ] StHMA31 细胞核 与马铃薯响应Cd 2+ 胁迫有联系 [ 51 ] ABC AtABCC1 液泡膜 将Cd 2+ 运输到液泡 [ 52 ] AtABCC2 液泡膜 将Cd 2+ 运输到液泡 [ 53 ] AtPDR8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54 ] AtMRP3 液泡膜 将Cd 2+ 运输到液泡 [ 55 ] NRAMP OsNRAMP1 质膜 将Cd 2+ 转移到细胞质 [ 55 ] OsNRAMP5 质膜 将Cd 2+ 转移到细胞质 [ 56 ] AtNRAP3 液泡膜 将Cd 2+ 从液泡中输出 [ 57 ] AtNRAP4 液泡膜 将Cd 2+ 从液泡中输出 [ 58 ] StNRAMP2 质膜 与马铃薯响应Cd 2+ 胁迫有联系 [ 59 ] IRT OsIRT2 质膜 将Cd 2+ 转移到细胞质 [ 60 ] OsIRT1 质膜 将Cd 2+ 转移到细胞质 [ 61 ] CAX AtCAX2 液泡膜 参与Cd 2+ 运输和解毒 [ 62 ] AtCAX4 液泡膜 参与Cd 2+ 运输和解毒 [ 62 ] CET BjCET2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63 ] BjCET3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64 ] BjCET4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64 ] MTP OsMTP1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65 ] MATE AtDTX1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66 ] LCT OsLCT1 质膜 将Cd 2+ 移出细胞 [ 67 ] 表1. 植物中与Cd相关的跨膜转运蛋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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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1) Cd低积累作物的研究主要围绕禾本科、豆科、茄科等开展工作，目前已筛选出的Cd低积累作物品种有限； 2) 膜转运蛋白OsHMA3、AtMRP3、AtABCC2、AtABCC1、AtCAX2、AtCAX4等均可高选择性将Cd转运至液泡； 3) AtNRAP4及AtNRAP3可将Cd排出液泡； 4) OsNRAMP1、OsNRAMP5、OsIRT1、OsIRT2可将Cd转移到细胞质； 5) 参与Cd外排的蛋白成员主要有OsHMA2、AtDTX1、AtPDR8、AtHMA4、OsHMA9、BjCET2、BjCET3、BjCET4、OsMTP1、OsLCT1。 但是基因参与Cd的吸收、运输、外排的具体机理尚不明确，研究较少，仍需继续深入研究。 4.2. 展望 植物对Cd吸收积累及分配过程受多种因素(土壤PH，气候，基因型等)调控。国内外学者围绕植物Cd胁迫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理生化层次，对分子机制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许多科研工作须进一步推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深入探索自发进行Cd解毒的分子机制。例如，植物遭受Cd毒害时，衍生出哪些与Cd解毒有关物质，这些物质怎么形成的，它们如何精确地识别Cd 2+ 并将其外排出根细胞，受哪些基因调控等。 2) 深入研究基因在Cd低积累作物耐Cd、拒Cd过程中的分子机理。基因在Cd低积累作物耐Cd、拒Cd过程中的分子机理目前尚不明确，研究清楚基因在Cd低积累作物耐Cd、拒Cd过程中的分子机理对Cd低积累作物品种育种及土壤Cd污染条件下农作物安全生产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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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针对樱花培育过程中施肥过量现状，通过在主栽品种“染井吉野”樱中开展新型微生物有机肥替代普通有机肥，利用总氮量为减量指标在“染井吉野”樱容器苗及地栽苗中开展实验，实验以调查取得的常规施肥量为对照，根据不同林龄苗生长指标测定，衡量不同新型微生物肥减量处理对樱花培育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容器苗中，总氮减量20%对于苗木的生长无影响；在地栽苗中，微生物有机肥处理前2a总氮减量20%对于幼苗生长无影响，地径超5 cm之后则需要增加肥料的施用量，保证苗木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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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农业面源污染成为制约我国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子，其中在农业生产中肥料施用方法不当、施用量过大等成为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其通过地表径流、土壤侵蚀、农田排水等方式进入水体，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 1 ]、饮用水安全 [ 2 ] 等多种形式的污染。同时过量的化肥使用易造成氮、磷、钾等元素的积累，形成盐分造成土壤板结，土壤颗粒物理结构改变，限制植物对于营养元素的全面吸收，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土地的长效利用 [ 3 ]。为减缓以上不良影响，在研究不同作物需肥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 [ 4 ] 等施肥方式可有效减少化肥的使用，但对于土壤物理结构的改善和菌落微生物组成改良效果不佳 [ 5 ] [ 6 ]。 微生物有机肥作为新型肥料产品，主要特点为肥料内含有可繁殖的活性菌株，适用性广，通过活化土壤有机质、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提高脲酶和糖酶的活性、改善土壤团粒结构等方面的作用改善土壤板结、微生物群落不平衡等问题，提高肥料吸收利用效率，从而达到肥料使用减量 [ 5 ]。 针对樱花苗木栽培管理中，查阅樱花施肥报道，指导肥料用量因培育基质、生长区域气候等原因需肥特点不尽相同 [ 7 ] [ 8 ]，樱花作为宁波地区主要的花木品种，在四明山区域大量种植，且该区域内有皎口水库、周公宅水库等多个饮用水源水库，通过微生物有机肥替代普通有机肥的方式达到肥料使用减量和改善土壤的目的，从而减轻面源污染及对引水安全造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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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地概况 试验点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高新技术园区育苗荫棚(29˚48'41''N， 121˚40'1''E)和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汇绿园林九峰山苗木种植基地(29˚49'47''N， 121˚52'34''E)，两试验点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温16.2℃，年均降水量1538.8 mm。 2.2. 供试材料 选取2a生“染井吉野”樱容器苗及2a生“染井吉野”樱地栽苗为实验对象。育苗基质为泥炭:蛭石:珍珠岩 = 5:3:2 (体积比，样本测定含水率为11%)。普通有机肥选用山东肥迩沃有机肥；微生物有机肥选用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接种有枯草芽孢杆菌的谷乐丰高浓缩谷氨酸母粒有机肥。具体养分含量见表1。 Table 1 Nutrient contents of two kinds of organic fertilize 品名 全氮(mg/g) 速效磷(mg/g) 速效钾(mg/g) 碱解氮(mg/g) 全磷(mg/g) 全钾(mg/g) 山东肥迩沃有机肥 5.49 0.194 4.5 0.26 3.26 8.2 谷乐丰高浓缩谷氨酸母粒有机肥 24.35 519 7.82 1.025 5.73 15.2 表1. 两种有机肥的养分含量 注：有机肥养分的含量均为样品烘干后测定的质量比。 2.3. 试验设计 实验时间从2018年5月开始，分别在“染井吉野”樱容器苗及地栽苗中开展了本次肥料实验。在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开展的容器苗肥料试验中，设置5个处理，如表2所示每处理3个重复，每重复设30株容器苗，每年5月份按处理施肥1次，中途不追肥；北仑区汇绿园林九峰山苗木种植基地“染井吉野”樱地栽苗试验，共设置5个处理，以常规施肥量普通有机肥1500 g/株作为对照组(CK)。两种苗木的其他处理按对照总氮量100%、90%、80%、70%施用微生物有机肥，具体施用量见表2。常规施肥量以当地问卷调查统计取得，调查地点5个，每地点100份问卷，去掉10%最高值与最低值，计算平均值。于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2月底落叶后，进行地径生长量的测定。 容器苗采用1加仑容器，体积为2700 mL，按常规施用量10%的体积比，经折算每盆容器的使用量为310 g。 Table 2 Specific amount of treatments in two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容器苗试验 肥料类型及施肥量 地栽苗试验 肥料类型及施肥量 备注 CK 普通有机肥310 g/株 CK 普通有机肥1500 g/株 TX1 微生物有机肥69.9 g/株 TY1 微生物有机肥338.2 g/株 与普通有机肥等量全氮 TX2 微生物有机肥62.9 g/株 TY2 微生物有机肥304.4 g/株 对照全氮减量10% TX3 微生物有机肥55.9 g/株 TY3 微生物有机肥270.6 g/株 对照全氮减量20% TX4 微生物有机肥48.9 g/株 TY4 微生物有机肥236.7 g/株 对照全氮减量30% 表2. 两个施肥试验的处理及具体施肥量 2.4. 测定指标与方法 对每个处理的植株进行编号并统计株高、地径等生长指标。 2.5. 数据分析与处理 试验数据利用Excel 2016和SPSS 20.0统计分析，用SigmaPlot 14.0进行图表制作。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法(P < 0.05)进行显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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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处理对“染井吉野”樱地径生长的影响 由图1可知，在所有处理的“染井吉野”樱中，不同年份的生长量比较来看为2019年地径生长最快，试验当年即2018年TX1处理地径生长量显著大于其他处理及对照，超出对照13.9%；TX2处理和TX3处理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而TX4处理显著低于对照，为对照的70.7%。2020年地径生长量在不同处理间及与对照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图1. 各处理在不同生长年份生长量比较 由图2可知，不同施肥处理在不同的生长周期内影响基本一致，TX1、TX2和TX3处理生长速度均大于CK (对照)，但无显著性差异；TX4处理的植株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处理及对照，在当年、1a后和2a后与对照比分别低29.3%、24.4%和12.4%。 图2. 各处理不同生长周期内的累计生长量比较 3.2. 不同处理对“染井吉野”樱地栽苗的影响 通过苗圃地栽苗培养过程按处理施用不同量的肥料，比较减少肥料施用量后对“染井吉野”樱生长的影响。由图3可知，试验初期选用的苗木地径并无显著差异，但在2020年底地径测量结果显示对照与所有减肥处理均存在显著差异，对照地径生长量大于其他处理。在生长过程中，处理当年即2018年生长季结束后，对照与其他减肥处理相比无显著差异，地径生长量为TY1最快，为3.7 cm；在处理后第2年生长季结束，2019年测量数据表明，除TY4明显低于其他处理外，CK及TY1、TY2、TY3间无显著差异；在2020年生长季结束，CK生长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比生长量最低的TY4高21%，较微生物有机肥施用量最多的TY1高7%，表明随着苗木的生长养分需求量也有所增加。 图3. 有机肥处理对“染井吉野”樱地栽苗地径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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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从试验两种肥料的养分含量测定结果来看，微生物有机肥氮含量是普通有机肥的4.4倍，在肥料运输和使用中可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 微生物肥通过改善土壤条件促进植株吸收，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肥料的施用量，对于产量无显著影响，且作物品质还得到改善 [ 6 ] [ 9 ]。在试验设计中，根据肥料含氮量设置微生物有机肥施用量按普通有机肥减量10%~30%进行设置，通过对幼苗生长的动态监测比较不同施肥量对“染井吉野”樱生长的影响。“染井吉野”樱在用肥量的总氮水平减少20%情况下不影响容器苗的生长；在“染井吉野”樱地栽苗实验中，随着苗木在不同苗龄情况下的需肥量也存在变化，在试验开展的前两年，微生物有机肥处理与普通有机肥无显著差异，有机肥用量最低的TY4为普通有机肥CK体积的15.9%，按总氮含量测算为原施肥量减施30%，不影响“染井吉野”樱的正常生长；随着年份的增大，地径增大，试验结束时减肥量最少的TY1与普通正常有机肥施用量相比低7%，这可能由于“染井吉野”樱随着生物量的增加，需肥量逐年增加，试验的用肥量设置应相应增加，需根据苗木生长情况调整肥料施用量。通过本次实验可以得出在容器苗培育早期(3年内)可通过使用含微生物菌剂的有机肥降低肥料的使用量，在TX3处理下可在减量20%的情况下对于“染井吉野”樱的生长不会造成影响。在地栽苗的培养中，培育的前两年可以减量20%使用肥料，在第3年开始应相应地增加肥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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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沙棘属植物共有6种17亚种，起源于青藏高原地区。我国青藏高原及周边半环状地带，除西藏外，自西北至西南依次还有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这6个省(自治区)分布有沙棘属全部的6个种和14个亚种。中国沙棘自然分布范围最广，适应性强，从西南、西北直至华北都有分布，为各地生态建设的当家树种，同时果实和叶子开发利用很好。柳叶沙棘是培育高Vc、晚熟等优良品种的上好基础材料。云南沙棘黄酮含量很高，果实和叶的经济开发价值高。蒙古沙棘果和叶的总体开发价值也很大。中亚沙棘的果实含油率排在沙棘属各种或亚种的第三位，使得果实的开发前景看好，而叶的饲用开发也不错。江孜沙棘果实不仅是藏药的主要来源，而且其叶的饲用价值也很高。肋果沙棘是惟一没有果汁的一种沙棘属植物，果实形状和颜色奇特；西藏沙棘果实酸甜适中，油脂含量最高，这2个种都为开展沙棘种间杂交育种提供了优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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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沙棘属(Hippophae)归胡颓子科(Elaeagnaceae)，以萼片2裂、雄蕊4枚且其中2枚与花萼裂片对生为其特征，而区别于同科的胡颓子属(Elaeagnus)和仅位于北美的水牛果属(Shepherdia)。青藏高原及周边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地区是沙棘属植物的起源地。一般认为，沙棘起源后，一支向我国黄土高原、华北地区迁移演变，一支经中亚向欧洲大陆迁移演变。在迁移的过程中，与不同地貌、气候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的种和亚种 [ 1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北师范大学廉永善教授等开展了对沙棘属植物的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拥有6种17亚种(表1)的沙棘属植物分类系统 [ 2 ]。其中，我国有6种13亚种，仅缺少分布于欧洲的海滨沙棘、溪生沙棘、喀尔巴千山沙棘，和欧亚交界地区的高加索沙棘。 下面是对近年来多次考察后，获得的沙棘属主要8个种或亚种的有关资料，按进化程度由低向高的次序 [ 3 ]，依次所作的信息介绍和有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