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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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文献数量变化可以反映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对相关文献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能够揭示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并从侧面显示其发展趋势 [ 31 ]。从图1可以看出关于马铃薯种质的文章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1996~2006年间发文量较少，平均每年不到10篇，其中2006年最少，只有1篇；2007~2020年的发文量逐渐上升，发文量基本在20左右浮动。2019年达到最高值达到33篇，2020年达到了39篇。这表明我国研究者对马铃薯种质研究不断加强，对马铃薯领域研究的深度在不断的加深和拓宽，为马铃薯优良品种的选育工作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开发利用空间。 图1. 1996年1月~2020年12月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研究文献数量 3.2.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的核心和精髓，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可大致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的方向和热点。在总舵文章中，某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表明以该词为主题的热点程度越高 [ 32 ]。借助CiteSpace.5.6.R4软件绘制马铃薯种质资源关键词分布图谱(图2)，并结合表2可知：马铃薯、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晚疫病、农作物等词为该领域的核心词，其中种质资源出现的频次最高，达到221次。图2中圆圈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范围越大说明相应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 [ 33 ]。图中文字的大小代表关键词的中心度，中心度是判断某一研究领域热点方向的标准。普遍认为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较大 [ 34 ]。节点的关联性越大，其中心度越高，在该领域的重要性越强。表2中，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词依次是：马铃薯、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晚疫病、抗性和评价，说明马铃薯遗传多样性、晚疫病及抗性研究近几年比较热。从图3中也可以看出文献期刊的来源也主要是植物遗传资源学报及分子植物育种等，说明研究的层次也主要是基础研究较多。 Table 2 Keyword centrality an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 序号 Frequent 频次 Centrality 中心度 Keyword 关键词 1 155 0.6 马铃薯 2 221 0.49 种质资源 3 47 0.37 遗传多样性 4 12 0.28 晚疫病 5 6 0.19 抗性 6 8 0.15 评价 7 22 0.05 农作物 8 6 0.05 表型性状 9 6 0.05 聚类分析 10 4 0.05 利用 表2. 关键词中心度、频次分布表 图2. 关键词分布图谱 图3. 文献来源分布图 3.3. 发文作者分析 通过寻找核心作者以发现某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核心作者指发文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作者。使用普赖斯公式进行分析：M = 0.749 N max 1/2 (M为核心作者发文数(篇)，N max 为统计年限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篇))，发文量 ≥ M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 [ 34 ]。经统计，马铃薯种质研究领域N max = 8，将该数值代入上述的式子中，求得M ≈ 3，即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从表3中可得出金黎平、孙邦升、孙海宏、王舰、宋继玲、谢开云、段绍光、屈冬玉、徐建飞、刘喜才、熊兴耀和焦春海等研究人员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属于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 在图4中，节点代表作者，大小代表作者合作频度，标签字号大小代表中心性，边描述作者合作。由图4左上角的信息说明窗口可知：N = 64，E = 97，Density = 0.0481。其中，N为节点数，表示作者数量；E为连线数，表示作者间的合作程度，连线越多表明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越密切度。图中的连线数大于节点数，网络密度较高，说明在开展马铃薯种质研究中，作者间的联系较多。在图中还可以看出金黎平发文数量最多且与较多的作者合作，其次是孙邦升。 Table 3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of author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作者 金黎平 孙邦升 孙海宏 王舰 宋继玲 谢开云 段绍光 屈冬玉 徐建飞 刘喜才 熊兴耀 焦春海 发文量 8 6 5 4 4 4 4 4 4 4 3 3 表3. 作者发文频次分布表 图4. 作者分析分布图 3.4. 发文机构分析 运行CiteSpace-Institution，结果显示机构总数(Nodes)为25，机构合作关系总数(E)是16，而其合作密度(Density)只有0.0533，Modularity Q = 0.06582，Silhouette 0.3333。一般认为聚类模块值Q > 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 > 0.5属于聚类合理范围；从图5可以看出，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研究机构网络聚类结构并不显著，且聚类结果较差。合作密度值也只有0.0533，这表明各机构间合作网络密度比较弱。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马铃薯种质资源研究引起我国广大学者的关注比较晚，还可能因为知识传播速度以及资源共享程度受制约因素较多，以至于机构间的合作还没有走向较高的程度。图5中字体大小表明该机构的发文数量，结合表4得出发文数量较高的有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地在西南、西北、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从图4可以看出这几个所都没有与其他研究机构有合作关系，基本都是独立完成研究。而云南省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寻甸县农业局农技推广工作站、昆明市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农业部西南作物资源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这几个研究机构的合作度较高，有可能是因为都地处西南地区，方便交流合作。 Table 4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tato Germplasm Resources Issuing Organization 序号 Frequent频次 Institutions 机构 1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 4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 3 4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4 4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5 2 农业部西南作物资源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 6 2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 7 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8 2 昆明市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9 2 青藏高原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 2 甘肃省定西市旱作农业科研推广中心 11 2 寻甸县农业局农技推广工作站 12 2 湖北恩施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 13 2 云南省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14 2 湖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15 2 云南师范大学马铃薯科学研究院 16 2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17 2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18 2 青海省高原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19 2 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 2 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鄂西综合试验站 21 2 国家种质克山马铃薯试管苗保存库 22 2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23 2 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4 2 教育部青藏高原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表4. 马铃薯种质资源发文机构频次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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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遗传多样性、晚疫病、抗性等属于马铃薯种质资源的研究热点。种质的价值取决于其遗传多样性、可用性和实用性。种质资源是解析植物复杂形状和遗传育种的基础，对遗传育种的多样性进行研究有利于鉴定和挖掘有利基因，为优良品种选育提供种质资源和技术支撑。目前，已经开发了许多方法和技术来推进遗传多样性研究，其中分子工具在遗传资源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35 ] [ 36 ]。特别是简单序列重复(SSR)分子标记技术因其操作简单、共显性、分辨率高、多态性和可重复性好等优点，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评估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和群落结构 [ 37 ] [ 38 ]。晚疫病是马铃薯的第一大病害，会造成马铃薯大量减产，例如在1940造成重庆马铃薯减产80% [ 39 ]。该病于1830在德国首次被发现，它的致病菌为致病疫霉。马铃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极易被致病 [ 40 ] 疫霉侵染，感染后首先在叶部出现症状，然后植株渐渐干枯死亡，如果处理不及时会导致整块地的马铃薯都被感染，最终造成产量的下降。对该病的防治方法主要有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化学防治主要是使用无机铜类、酰胺类、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等药剂进行防治，这些药剂可以有效防治马铃薯晚疫病。长期使用单一的化学药剂，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需要加大剂量和喷施次数才能达到防治效果 [ 40 ]。但是部分化学农药会残留在土壤中，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态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而生物防治由于其低成本、无毒无残留等优点而被推广使用，例如：梁允刚等发现Brevibacillus formosus的近缘种对致病疫霉具有良好的一直效果 [ 41 ]；以牛尾蒿、黑蒿、艾蒿、青蒿及茵陈蒿5种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对马铃薯晚疫病有抑菌活性，其中牛尾蒿的抑菌活性最强，抑菌率达到89% [ 42 ]；壳聚糖在体外显着抑制了致病疫霉的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降低了致病疫霉的抗性 [ 43 ]。基因工程技术也被应用与马铃薯晚疫病抗性品种研究。迄今为止，已克隆到20多个抗晚疫病基因， 图5. 马铃薯种质资源发文机构分布表 包括广谱抗性基因RB/Rpi-blb1、Rpi-blb2和Rpi-stol1，以及种特异性抗性基因R1、R3a和R3b [ 44 ] [ 45 ]，对晚疫病易感马铃薯中的Avr3a效应子进行沉默，以开发抗性品种 [ 46 ]。大量研究表明种薯选用抗病品种是防治马铃薯晚疫病最好的途径，最近报道了Solanum albornozii、S. agrimoniifolium、S. chomatophilum等以前未报道的品种以及JAM1-4 [ 47 ] [ 48 ]。马铃薯晚疫病抗病品种垂直种植几年后其抗病性就会消失，应每隔2~3年选用不同抗病品种 [ 49 ]，所以晚疫病抗性品种的选育依然是未来的研究热点。抗性研究主要包含抗病性和环境压力耐受性，基因工程技术将抗性基因转入马铃薯中，可获得优良的马铃薯品种。植物目前遇到的环境压力主要是重金属胁迫，而马铃薯种应对重金属的胁迫的基因如天然抗性相关巨噬细胞 [ 50 ] (NRAMP)、重金属ATPase [ 51 ] (HMA)及ATP结合盒 [ 52 ] (ABC)等已被鉴定出来，但是关于其如何调控镉吸收转运的分子机制鲜有报道，因此，关于马铃薯刊行的研究也依然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本文通过对我国马铃薯种质资源研究热点、作者与机构进行统计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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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通过对1996.01~2020.12的316篇期刊进行分析，得出马铃薯研究文献随年份的分布曲线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对马铃薯种质文献量在逐渐增长，说明大家开始重视马铃薯种质资源研究，对马铃薯种质研究不断加强，在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不断加深和拓宽。目前的研究层次主要是进行基础研究，研究热点也主要在遗传多样性、晚疫病以及抗性等方面。大部分作者在该领域发表的文献数量是1~2篇，而发表量较多的金黎平、孙邦升和孙海宏等被认为是核心作者，且他们与其他发文作者合作比较紧密，合作可以集思广益，得到更多的数据和研究结果。我国马铃薯研究机构的合作密度较弱，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马铃薯种质资源研究引起我国广大学者的关注比较晚，以及以马铃薯研究为主的机构相隔较远，缺乏交流机会等。目前，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农作物的增产潜力受到制约，期望我国研究人员能依据马铃薯品种资源的特性，针对国内马铃薯种质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并加强各类研究单位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共同健全马铃薯繁育体系，选育、培育出更多的优良马铃薯品种，为我国马铃薯业的健康发展和壮大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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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The Gauss Image Problem一文中Böröczky-Lutwak-Yang-Zhang-Zhao提出了高斯像问题，并且在给定Borel测度 λ 绝对连续的假设下，证明了高斯像问题的解存在唯一性。在本文中，我们建立了凸体的 λ entropy的Brunn-Minkowski不等式。作为推论，我们给出高斯像问题唯一性的另一证明。注意到，即使测度 λ 不是绝对连续的，我们所得到的关于 λ entropy的Brunn-Minkowski不等式依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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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关于高斯像测度的 Brunn-Minkowski不等式 引理3.1的证明我们已经在另一篇文章里给出了。在这里，考虑到文章的完整性，我们也给出证明。引理3.1给出的是一般的情形，取 p = 0 立即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在本节中，我们假设 K ， L ∈ K o n 。 引理3.1 设 p ∈ ℝ ， α ∈ [ 0 ， 1 ] ，则 ( 1 − α ) ⋅ K + ˜ p α ⋅ L ⊂ ( 1 − α ) ⋅ K + p α ⋅ L ， (3.1) 等号成立当且仅当K和L是膨胀的。 证明. 第一步：不等式(3.1)。注意到 ( 1 − α ) ⋅ K + ˜ p α ⋅ L 是一个星体。为了证明(3.1)，只需要证明对任意的 v ∈ S n − 1 ，有 〈 x ， v 〉 ≤ h ( 1 − α ) ⋅ K + p α ⋅ L ( v ) ， ∀ x ∈ ∂ ( ( 1 − α ) ⋅ K + ˜ p α ⋅ L ) (3.2) 因为 ρ K ( u ) u ∈ K ， ρ L ( u ) u ∈ L ， ∀ u ∈ S n − 1 ，我们有 〈 ρ K ( u ) u ， v 〉 ≤ h K ( v ) ， 〈 ρ L ( u ) u ， v 〉 ≤ h L ( v ) ， ∀ v ∈ S n − 1 如果 〈 u ， v 〉 ≥ 0 ， p ≠ 0 ，我们有 ( ( 1 − α ) ρ K p ( u ) + α ρ L p ( u ) ) 1 p 〈 u ， v 〉 ≤ ( ( 1 − α ) h K p ( u ) + α h L p ( u ) ) 1 p ， 若 〈 u ， v 〉 < 0 ，则上面的不等式显然成立。由此可得，在 p ≠ 0 时，对任意的 ( 1 − α ) ⋅ K + ˜ p α ⋅ L 的边界点，(3.2)成立。 令上面不等式的 p → 0 ，我们得到 ρ K 1 − α ( u ) ρ L α ( u ) 〈 u ， v 〉 ≤ h K 1 − α ( v ) h L α ( v ) ， 即 p = 0 时，(3.2)成立。 第二步：等号条件。现在我们假设在(3.1)中的等号成立。我们只给出 p ≠ 0 时的证明， p = 0 的情况是类似的。对于任意的方向 u ∈ S n − 1 ，边界点 ( ( 1 − α ) ρ K p ( u ) + α ρ L p ( u ) ) 1 p u 必有一个外法向量v，则 ( ( 1 − α ) ρ K p ( u ) + α ρ L p ( u ) ) 1 p 〈 u ， v 〉 = ( ( 1 − α ) h K p ( v ) + α h L p ( v ) ) 1 p ， 由此可得 ρ K ( u ) 〈 u ， v 〉 = h K ( v ) ，以及 ρ L ( u ) 〈 u ， v 〉 = h L ( v ) 。 所以我们证明了对任意方向 u ∈ S n − 1 ，边界点 ρ K ( u ) u ∈ ∂ K 和边界点 ρ L ( u ) u ∈ ∂ L 具有共同的法向量v。所以K和L必是膨胀的。 反之，如果K和L是膨胀的，(3.1)的等号显然成立。 定理3.2 设 λ 是 S n − 1 上的Borel测度， K ， L ∈ K o n ， t ∈ [ 0 ， 1 ] ，则 E ˜ λ ( ( 1 − t ) ⋅ K + 0 t ⋅ L ) ≥ ( 1 − t ) E ˜ λ ( K ) + t E ˜ λ ( L ) ， 等号成立当且仅当 K ， L 是膨胀的。 证明. 由引理3.1以及 E ˜ λ ( ⋅ ) 定义，我们有 E ˜ λ ( ( 1 − t ) ⋅ K + 0 t ⋅ L ) = ∫ S n − 1 log ρ ( 1 − t ) ⋅ K + 0 t ⋅ L ( u ) d λ ( u ) ≥ ∫ S n − 1 log ρ ( 1 − t ) ⋅ K + ˜ 0 t ⋅ L ( u ) d λ ( u ) = ∫ S n − 1 log ρ K 1 − t ( u ) ρ L t ( u ) d λ ( u ) = ( 1 − t ) E ˜ λ ( K ) + t E ˜ λ ( L ) 由引理3.1的等号条件，等号成立当且仅当 K ， L 是膨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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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高斯像测度的唯一性 定理4.1 设 λ 是 S n − 1 上绝对连续的Borel测度。 K ， L ∈ K o n ，则 λ ( K ， ⋅ ) = λ ( L ， ⋅ ) 当且仅当 K ， L 是膨胀的。 证明. 对于 t ∈ [ 0 ， 1 ] ，定义函数 F ( t ) : = E ˜ λ ( ( 1 − t ) ⋅ K * + 0 t ⋅ L * ) ，由定理3.2可知，函数 F ( t ) 是凹的。由引理2.2可知，函数 F ( t ) 在 t = 0 处是可微的。由函数 F ( t ) 的凹性，我们可以得到不等式 F ′ ( 0 ) ≥ F ( 1 ) − F ( 0 ) . 在 λ ( K ， ⋅ ) = λ ( L ， ⋅ ) 时，如果K和L不是膨胀的，我们就得到严格的不等式 F ′ ( 0 ) > F ( 1 ) − F ( 0 ) . 由上面得到的严格不等式， K * * = K 以及引理2.2，我们有 ∫ S n − 1 log h L * ( v ) h K * ( v ) d λ ( K ， v ) > E ˜ λ ( L * ) − E ˜ λ ( K * ) (4.1) ∫ S n − 1 log h K * ( v ) h L * ( v ) d λ ( L ， v ) > E ˜ λ ( K * ) − E ˜ λ ( L * ) (4.2) 将(4.1)式和(4.2)式相加，我们可以得到 0 > 0 ，矛盾。 反过来，当K和L是膨胀的，即 K = c L 时 ( c > 0 ) ，由 λ ( K ， ⋅ ) 的膨胀不变性，结果是显然的。 注：在另一文章中，我们已经得到了关于对偶均质积分 W ˜ n − q ( K ， ⋅ ) 的Brunn-Minkowsk不等式，并利用其刻画了 ( p ， q ) -次对偶曲率测度 C ˜ p ， q ( K ， ⋅ ) 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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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社会中诚信主要表现出待人真诚和不弄虚作假，这属于一种道德品质，也是学校各种规章制度中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中小学生是青少年道德观念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正是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重要时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诚信的存在对个体的进步产生阻碍。本研究主要探索小学生诚信水平现状以及干预措施的启示。实验一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和选取185名小学生参加测验，探索小学生的诚信行为状况。实验结果表明超过50.27%的小学生会出现不诚信行为，男女性别在不诚信行为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实验二选取57名小学生以“小学生自我发展”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不诚信行为进行干预。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小学生经过8节课程的干预后，其诚信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小学生普遍存在不诚信行为；采用“自我发展”的干预课程显著改善了小学生的不诚信行为。总之，本研究可以为提升小学生诚信水平提供方案借鉴，采用“自我发展”为主题干预课程，能够有效提升其诚信水平和干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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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诚信作为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一直是学者的热门研究话题，而有关诚信的文章研究非常之多。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发现，这些有关诚信的研究大部分侧重于对诚信概念的梳理，从有关诚信文献综述中不难发现诚信的基础理论取得的成果比较丰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小学生群体之中其不诚信行为比较多，主要表现对父母说谎、抄袭作业应付老师、考试偷看携带小抄、说到不做到等行为；此外，在小学校园里，也会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风气，如学生为减轻自己学习任务和学习压力出现投机取巧；学生在同学、老师、家长前刻意转变身份，出现表里不一的现象；同学之间存在诺而不行。少有学者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收集数据来对诚信行为进行应用研究 [ 1 ]。在以往有关诚信中，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的角度作为切入点的研究，而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来围绕“诚信行为”进行研究的不多，尤其进行诚信的定量研究就更加少了。从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了解学生的诚信状况，方式过于单一，而且调查出来的结果或多或少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干扰，不能在调查的基础上了解更加准确的诚信情况 [ 2 ]。 另外小学生在我国有着较大的人口基数，关注小学生的道德品质中的诚信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都说小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花朵。小学生诚信与否对小学生自身、学校发展、民族命运与国家未来至关重要。小学生如果从小讲究诚信，减少不诚信行为，则未来的国家也是比较讲究诚信的大国。 本文主要目的是更加全面与客观了解小学生的诚信状况，同时对不诚信行为进行干预教育 [ 3 ]。通过招募小学生来参加本文实验，把学生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的方式来探索干预后两组学生的诚信水平有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进而为在之后的小学生诚信教育上提供更加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方法措施，进一步推动小学生群体道德认知水平中的诚信理念的发展，让小学生从小就讲诚信，也为以后构建中国诚信行为提供数据与理论的支撑 [ 4 ]。 1.2. 研究思路 本文有2个实验，探索小学生群体存在的诚信差异，并且对小学生所存在的诚信问题采取干预措施。实验1考察当下小学生诚信水平的现状，实验2探究诚信干预对于提高小学生诚信水平的有效性。通过干预实验设计，从而探究干预实验的方法是否对提高小学生诚信水平具有良好效果，并进一步展望，对干预方法进行更大范围内的推广和提升干预效果。 为了进行有效验证和研究，本文采用的实验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实验法以及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采用SPSS22.0进行统计数据分析。通过收集数据的形式来了解小学生目前的基本诚信状况水平表现，之后将另一批小学生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诚信行为的干预，验证干预方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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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一调查当下小学生诚信行为的现状 2.1. 目的与假设 2.1.1. 目的 调查小学生在考试当中具有不诚信行为的人数。 2.1.2. 假设 实验假设为不诚信行为的人数要大于诚信行为的人数。 2.2. 方法 2.2.1. 被试 采用分层抽样的形式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某小学中随机抽样185人作为本实验的被试，其中小学男生人数为92人，小学女生人数为93人。对185名被试采取双盲设计法。 2.2.2. 实验材料 采用经过心理学家张厚粲、王晓平修订“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作为本实验的测验工具。该测验其突出特色就是一个非文字的智力测验。该测验被广泛的选用，是一个拥有权威性的测验工具，测验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量表对小学生进行测量，简称EPQ，英文全称为“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主要包括内外向、神经质和精神质。 2.2.3. 实验程序 首先，主试操作“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测试。被试完成测验后，主试要求所有被试把自己刚刚完成的测试试卷提交上来，但是不对提交的测验试卷进行批阅而是并用手机将每一张卷子拍成照片，以便之后进行对比。其次，在7天过后，我们会通过投影仪的方式把测试试卷的全部答案投射到屏幕上，同时原封不动的把测试卷发给每一个学生自己手中，要求学生自己根据公布的答案，进行自我核对。学生在自己核对答案之后，按照自己核对的个数，依据准确的个数，给自己的试卷用红笔标注分数，然后再把试卷提交给主试，主试根据每位被试自己核对标注的分数与之前通过拍照记录的数目进行对比。使用SPSS22.0统计工具，如果学生在自我核对的过程中，没有如实核对自己的实际正确数目，出现故意多核算自己测验答题的题目数，统计为不诚信行为。最后通过艾森克人问卷量表测试对小学生实施性格测试 [ 5 ]。 2.3. 描述统计结果 2.3.1. 不诚信行为现状 经过统计数据，我们发现客观的核对自己答案对错的被试有92人，这92人表现出较高的诚信行为。而在核对自己答案过程中，多算自己答对题目数的学生人数为93人，也就是这93人表现出诚信水平较差，出现不诚信行为。这就意味着有超过50.27%的学生出现了不诚信行为。 2.3.2. 诚信行为在男女性别上的情况 通过数据统计我们发现在185人参与测试中，如实核对自己答对题数的男生人数为45人，而在核对答对题数过程中出现不诚信行为的男生人数为47人。如实核对自己答对题数的女生人数为47人，而在核对答对题数过程中出现不诚信行为的女生人数为46人。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t (183) = 0.12，p > 0.05，即男、女生在不诚信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3.3. 诚信行为在性格上的情况 对185名小学生在性格测试中，我们将具有内外向、神经质和精神质三类学生进行统计分析，并且验证了其性格特质与小学生诚信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表1当中不同人格特质的人群以及其诚信水平得分统计，其p > 0.05，因而可以判断性格特质与小学生诚信水平无显著的差异。 Table 1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ir integrity level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Sig值 内外向 42 4.22 0.42 1.05 神经质 75 4.15 0.51 0.96 精神质 68 4.21 0.46 1.02 表1. 不同性格特质人数及其诚信水平相关性 2.4. 讨论 在小学生185人中出现在核对自己答题题目数中有不诚信行为的有93 人，超过50%的小学生存在不诚信行为，据此发现不诚信行为普通存在于小学生当中。在没有监督的条件背景下，小学生为了提升自己在别人中的形象，给别人一种呈现一种好的印象，进一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面对测试的时候会不自觉的采取一些措施与手段。通过数据对比，男女生在测验中，如实核对表现出诚实的人和表现出不诚信的人数非常接近，所以男女性别在诚信水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男女小学生都是处在同一个社会中，社会环境与社会发展对小学生影响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小学生思想意识形成也是非常一致，道德观念不会出现很大的差异，相反会出现诚信观念的同质化 [ 6 ] [ 7 ]。针对不诚信行为，本研究想要在接下来的实验中采用干预的手段进行测试，改善小学生不诚信行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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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调查小学生诚信水平现状，进而采用干预手段对小学生的诚信进行研究。实验一的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小学生具有不诚信行为，但是男女在不诚信行为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有来自作业和测试的压力，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小学生在学业层面上表现出来的诚信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而对这一问题进行干预，通过实验干预的方式验证是否能够对小学生诚信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因而，实验二采用以“小学生自我发展”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小学生进行诚信干预实验，设置8次课程内容等方法进行干预。小学生在参与干预实验后，不诚信的行为发生的频率出现缓慢下降。说明通过增加诚信内容的学习来进行干预是有效果的。这样的实验操作对教育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不断提高小学生的诚信行为 [ 16 ] [ 17 ]。 4.2. 研究展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下小学生的诚信水平在较多的领域表现不足，提升小学生的诚信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小学生的未来关乎到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提升小学生的诚信水平不仅有利于小学生自己道德品质的发展和未来的成长；同时还有利于提升小学校园的诚信氛围，进一步推进构建诚信和谐校园，最后也有利于国家进一步打造社会主义诚信价值体系 [ 18 ]。 因此，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多个方面来提升小学生的诚信水平，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1) 加强宣传小学生诚信水平的教育。在小学生的校园生活中，学校老师可以组织诚信话题的主题班会来强化小学生的信用意识，同时学校也可以定期邀请一些诚信典型人物来分享诚信的心得体验，让小学生增强诚信认识，强化诚信标准，提高自己的诚信心理，以便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2) 发挥父母家人的榜样作用。小学生的诚信教育离不开父母的家庭教育，父母在教育小学生的日常过程中如果自己可以说到做到，对于答应孩子的事情能够用实际行动去兑现，而且父母答应别人的事情也可以同样去履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小学生在父母这种良好的耳濡目染下会在内心自觉地以父母为榜样，进而严格要求自己也要自觉地像父母一样讲究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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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当前大学生生活环境复杂性，导致部分大学生心理出现不健康或者亚健康问题。本文提出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首先，采用心理健康调查问卷方式，获得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调查数据，同时邀请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家，对获取到的心理健康调查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高质量心理健康分析语料库；其次，根据专业知识和心理咨询专家建议以及语料库分析结果，选取有效的分类特征并优化处理；再次，结合朴素贝叶斯算法和训练语料，融入有效特征，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最后，通过测试语料对构建模型进行测试。实验表明，正确率达到84.136%，该方法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可以提高分析预测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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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几年来，高校频繁报告出大学生负面情绪引发的新闻，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能有效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及时分析和掌握、跟踪，一方面，为了消除心理障碍提供判断依据，营造良好心理环境；另一方面，为后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预警和干预的问答系统、知识库构建、推荐系统等人工智能化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研究。 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是指针对特殊的大学生群体心理状况，采用量表测量，参照心理健康标准，进而判断属于健康或者不健康。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在国外，Canby N K等人(Canby et al.， 2015)探讨了为期6周的适应性正念减压(MBSR)干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MBSR对大学生具有广泛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大学生缓解校园压力；Patrick J. Michaels等人(Michaels & Corrigan， 2015)针对大学生心理求助率低问题，运用聚类方法，研究发现主要来自于对校园资源认识的缺乏和心理疾病的耻辱感，倡导组织研究与其大学认可的学生校园分会合作，促进心理健康活动。在国内，陈小芳等人(陈小芳等，2020)提出了面向多源调查问卷数据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可视分析方法解决了多源调查问卷之间的关联，降低心理健康分析的不确定性；王强(王强，2014)提出应用分层整群的抽样方法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并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吴怡等人(吴怡等，2020)采用方便抽样法和滚雪球抽样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产生焦虑的影响因素。以上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收集调查、人工分析问卷方式、对比分析法进行判断心理是否健康，并大学生已经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该整套分析流程复杂、受心理分析专家的经历、知识面、主观意识影响、工作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问题存在。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能够客观、快速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分析和评判。首先，本文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方式为基础，获得被测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语料数据，邀请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家，对获取到的心理健康语料数据进行去噪与清洗，得到高质量心理健康语料库；其次，从心理健康语料库和专家背景知识分析，进一步选取有效的心理健康识别特征并优化处理；最后，构建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构建心理健康分析模型。通过该模型实现对大学生心理状况快速地分析判断，做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及时分析和判断，给出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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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本文研究框架 2.1. 困难与挑战 当前，大学生一方面已处于成人阶段，在思想与心理面对人生、生活和学习等方面已形成自己的见解，思想较为活跃；另一方面，心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容易受各外界因素的影响、接受新知识，造成了大学生心理障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给心理专家的判断带来了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挑战，增加了心理健康分析的难度和降低心理分析的及时性。 2.2. 本文框架 根据研究目标和内容，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的框架图，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的框架图 从图1可知，本文框架主要包括构建心理健康模型和心理健康测试两个过程。在构建模型阶段，分为三个步骤：1) 根据SCL-90量表并结合专家指导，制定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表，通过微信、QQ、电子邮件E-Mail、纸质调查表、心理健康测试系统等不同方式邀请大学生进行填写，收集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数据，同时邀请大学生心理健康专家对问卷数据进行人工分析和标记语料是否健康、分类、量化、去噪与清洗数据，构建得到高质量心理健康语料库，将语料库分为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两个部分；2) 根据大学生心理专家和心理学专业知识结合，获得的高质量心理健康语料库，选取大学生心理健康数据的有效特征并优化；3) 在已构建的训练语料库和选取有效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朴素贝叶斯算法进行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得到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在心理健康测试阶段，将测试语料输入到已构建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中，得到心理健康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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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过程及分析 本文实验所用实验数据主要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语料，分为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目前，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结合机器学习方法研究资源匮乏，故本文需要构建语料库。心理健康语料库是经过本文人工处理得到，包含5600条心理健康数据；根据SCL-90量表制定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表，通过网络或纸质等不同方式邀请大学生(湖北某高校)进行采集，邀请大学生心理专家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类、量化和人工标记语料判断是否健康，所有字段保存为“UTF-8”格式；实验采用python与机器学习库sklearn工具包。 为了综合方面衡量本文构建的分析模型，实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估模型性能：1) 特征贡献度实验；2) 五倍交叉验证实验；3) 开放与封闭测试实验。 4.1. 特征贡献度实验 为了考察本文选取的9个特征维度对本文构建模型的贡献度，分别将9种特征单独融入分析模型中，特征贡献度通过正确率进行比较。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Experiment on feature contributio 序号 单个特征 模型正确率 1 躯体化 84.625% 2 强迫症状 83% 3 人际关系敏感 81.125% 4 抑郁 100% 5 焦虑 82.25% 6 敌对 84.5% 7 恐怖 83.375% 8 偏执 82.375% 9 精神病性 100% 表3. 特征贡献度实验 从表3中可看出，在第9组实验中单独使用“精神病性”特征和第4组中单独使用“抑郁”特征，本模型的预测正确率最高，达到100%，可认为由以上两种症状者，认为心理不健康。其他重要的特征维度分别是躯体化、敌对、恐怖、强迫症状、偏执、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特征之间相互独立，呈非线性关系。 4.2. 五倍交叉验证 为了能够更加准确评估构建的分析模型效果，将5600条数据平均分为5份，选取其中1份作为测试语料，其他4份作为训练语料，进行5倍交叉实验，求其5次结果的正确率的平均值作为本文构建的分析模型的测评结果。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Experiment on 5-fold crossove 序号 训练集 测试集 正确率 1 其他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1份作为测试语料 84.012% 2 其他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2份作为测试语料 84.165% 3 其他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3份作为测试语料 83.941% 4 其他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4份作为测试语料 84.247% 5 其他4份作为训练语料 第5份作为测试语料 84.315% 表4. 5倍交叉实验结果 从表4可知，序号5的实验正确率达到84.315%，达到了局部最优，序号3正确率最低达到83.941%。为客观准确评价模型性能，实验采用正确率的平均值为84.136%，作为所提出的条件随机场统计模型的效果。 4.3. 开放与封闭实验 为了评估本文构建模型的鲁棒性，本实验对已构建的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进行开放与封闭测试。实验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开放与封闭实验 从图3中可知，封闭测试实验正确率达到84.136%，开放测试实验的正确率为82.107%，开放测试比封闭测试仅低2.029%，因此本文构建的模型鲁棒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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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当前，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引发的负面情绪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断发生，给个人、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严重影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纳入各大高校学生日常管理重要核心位置。传统学生心理健康采用人工分析，该整套分析流程复杂、受心理专家主观意识影响、工作耗时耗力等问题，这无疑增加管理者等各层的工作负担。本文针对该问题提出基于朴素贝叶斯算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模型，根据调查问卷结果进行自动化判断学生心理健康是否存在问题，有利于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及时跟踪、干预和预警等，实验证明该方法有效可行。下一步，本文将进一步扩展语料库规模，针对高等院校不同专业学生进行细化构建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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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研究CEO特征差异与企业绩效间的非线性关系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基于高阶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筛选2019年在科创板上市的35家科技创新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CEO特征与企业绩效间的复杂关系，最终得到了产生高企业绩效的五条路径，通过联系理论和回归案例，将五种路径系统归纳为三种决策风格CEO，研究结果表明：“经验 + 保守”型、“资源 + 分析”型、“综合 + 进取”型CEO决策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高企业绩效。在高阶理论基础上选择新的视角，不仅丰富了高管的背景特征，也对企业高管心理认知层面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实践，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高管团队的核心人物CEO，从CEO能力塑造和企业遴选CEO两方面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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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科创板作为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先行者，独立于主板市场服务符合国家战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并且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型企业。2019年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25家，仅半年时间就有71家企业成功上市，科创板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必要举措之一(葛丰，2015)。 传统的企业战略领域的研究，侧重于外部环境(赵艳萍等，2021；邓新明，郭雅楠，2020)与企业行为(宋艳等，2021；郭文钰等，2020)等方面，对企业内部高层管理者的研究不够全面。高阶理论将高层管理者纳入了研究框架，基于人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体特征会影响心理认知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具体到企业表现为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往的研究主张以整个高管团队作为研究对象(刘兵等，2015)，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高管团队范围的界定因人而异，二是对特征的衡量只能反映整体平均情况，缺乏针对性。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中，CEO不仅作为核心管理者，更是企业的创立者，在企业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在企业寻求合作机会过程中具有关键影响力。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基于组态视角，打破传统的线性规则，研究因果之间非对称的复杂关系，可以为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因此本研究以Hambrick & Mason (1984)的高阶理论框架为基础，以fsQCA为方法，试图寻找企业CEO的个人统计学特征、社会资本、心理认知以及决策行为与企业绩效间的复杂关系。从企业战略的整体视角具体到高管团队，最终聚焦到研究CEO个性特征，是对传统战略研究视角的新转变，也是对高阶理论研究内容新的尝试，分析CEO个性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能为管理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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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框架 图1. 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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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19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了CEO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五种路径，并结合实践，以管理决策风格作为特征到行为研究“黑箱”的总结，归纳为能够指导实践的四条主要结论： 在没有外界社会资本的支撑下，年长CEO进行保守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效，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经验 + 保守型”的决策风格CEO。此类CEO最大的资本为自身，并且做事沉稳理智。如果CEO没有很充足的社会资源和教育经历，那么例如创业等通过自身创造的资源也能为公司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可以通过自我评估与判断来做出决策。 学历并且社会资本丰富的CEO根据年龄特点做出当期合理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效，本研究将其归纳为“资源 + 分析型”的决策风格CEO。相较于第一种风格的CEO，此类CEO在社会资本上有了部分优势，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年龄的差异，但无论是年轻CEO敢于创新还是年长CEO相对保守的决策，拥有社会资本与教育背景能够为企业带来好的发展。 年长且学历高的CEO，如果社会资本中国外社会网络也很丰富，做出进取型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效，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综合 + 进取型”的决策风格CEO。相较于前两种风格的CEO，此类CEO具有最大的优势，学历高并且社会资本会更加丰富，决策自信、敢担风险，单独对比“资源 + 分析型”的决策风格CEO，很容易发现拥有国外经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类决策风格的CEO同样可以收获高企业绩效。 CEO决策风格的形成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线性关系，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在必要性分析部分，并未发现哪一前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这一点与学术界未能在某一单一条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上达成一致意见不谋而合。综合组态覆盖案例的企业绩效与行业特点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拥有这些类型CEO的企业大多集中于制造业，净资产收益均保持在前列。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没有被软件识别，但能够处于中等隶属的案例也表现出了与结论一致的特点，再一次从实践证明了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7.2. 实践建议 7.2.1. CEO能力塑造 对于较为年长的CEO，个人的教育以及社会资本的塑造已经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定型，因此对自身资源的合理利用将成为重点，国内社会网络和职业经历可以为企业把握政府资源和行业资源，国外社会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新颖的战略经验，教育经历能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专业性优势，创业经验作为个人最独特的优势，可以在企业寻求战略机遇、减少经验不足可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发挥作用。相较而言，年轻CEO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有更多的可能。尽管在社会资本累积、行业经验等方面可能不足，但善于发现机会、把握机会、不断学习，克服由年轻带来的容易冲动、不够理性等弊端，以此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并适当的进取型决策，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7.2.2. 企业CEO遴选 CEO的个性特征、经历等可以反映个体心理认知和价值观，为企业提前洞悉CEO的决策风格提供先前经验。因此选拔标准的设定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有所侧重。社会资本以及经验的累积对个体风格塑造有较大影响，因此CEO的选拔过程中，可以对该部分进行重点了解，而对学历、年龄、性别的筛选可以根据社会资本以及个人经验来决定，比如女性在本研究的研究案例中虽然占比较小，但是成功的女性CEO往往具备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个人经验，也在企业绩效的研究中体现出了较为有利的一面；做出进取型决策的CEO不只有年轻CEO，年长CEO在资源充足时也会选择该策略。因此有侧重点的选拔人才才能为企业选择合适的接班人，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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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通过林德道德判断测验来探讨未成年暴力犯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特点。方法：使用自评报告的方式，对66名未成年暴力犯和107名普通未成年进行林德道德测验。结果：未成年暴力犯的道德认知C分数显著低于普通未成年人，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未成年在阶段5的道德情感分最高。在阶段1和阶段2，未成年暴力犯与普通未成年人得分差异显著。结论：在道德认知上，未成年暴力犯显著低于普通未成年；在道德情感上，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未成年处于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的第五阶段。但与普通未成年相比，未成年暴力犯对阶段1和阶段2的认同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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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道德这一主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关注的重点，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道德规范的约束，个体的道德发展和道德水平在人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德基于道德的多维度提出了道德“双面理论”，即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需考虑到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指个体在道德方面认可的理念和原则，道德认知则指个体将这些理念和原则贯彻实施到行为中去并作出相应的选择。个体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之间存在高相关，但是并不是完全一致的(Lind， 1987)，比如很多个体拥有较高的道德论点(道德情感分高)，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有较高的道德推理能力(道德认知分低)，也可能某些个体认同的是一种狭隘的道德原则(道德情感分低)，但他们却有能力在面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道德论点找到道德价值(道德认知分高)。林德还提出，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是紧密相连且不可分离的，因此最好是通过同一工具对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同时评估。林德于1976年发展出了“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 MJT)，通过该测验可同时对个体道德的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以此判断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或道德发展水平。 MJT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被翻译及使用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在道德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国最早在2005年由吴慧红在江苏省以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阶段的学生为样本对MJT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中文版MJT的跨文化效度良好。目前我国已有研究将MJT应用于724名中学生、大学生群体，如吴慧红(2005)发现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在道德判断能力上无显著差异，中学生道德认知C分数平均分为26.90，大学生平均分为28.86；张宝菁(2010)对342名大学生进行道德判断测验，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道德认知C分数为27.63，男女生之间差异不显著，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偏好处于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的第5和第6阶段。杨韶刚和吴慧红(2006)对724名12~27岁的青少年学生进行道德判断测验，结果发现专科生和本科生、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的学生在MJT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男女生以及各年级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上述研究发现青少年群体在年级、性别、学校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道德发展是个体发展的一个较稳定的因素，较少可能因性别、受教育环境等因素发生波动。 监狱内的未成年暴力罪犯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处于普通中学生的年龄阶段，但在未满18岁时因犯罪而被处以监禁刑，这一群体在既往的反社会行为的发生率上也显著高于普通中学生，这些现象都引人深思：他们犯罪的原因是否可能因为道德缺失？我国既往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多数集中在青少年人群，通过知网检索仅发现一篇关于未成年犯的道德判断研究：易清(2013)对未成年犯进行了MJT测验，但其取样被试年龄范围为16~24岁，并不属于真正的“未成年人”，且其结果发现无论是未成年犯群体还是大学生群体，道德认知C分数均低于20分，作者认为处于道德判断能力低的阶段，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不一。因此本研究被试选取年龄小于18岁的未成年暴力犯，且在对照组的选择上选取在读高中生。试图通过MJT比较这两组人群在道德认知及道德情感方面的发展特点，为罪犯矫治及犯罪预防等方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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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对象分两组：实验组取自西南某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某一管区，以方便取样为原则，排除文盲、小学文化程度、受过严重脑外伤者和做过司法精神病鉴定者。挑选66名未成年暴力犯进入测试，被试为男性、平均年龄16.86，标准差0.78。原判刑期平均值为6年，标准差2.68。其中故意杀人5人，故意伤害7人，强奸9人，抢劫45人。高中学历9人，初中学历45人，小学文化12人。对照组107人，取自山东省青岛市某普通高中，均为男性，平均年龄为17.19，标准差为0.60。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年龄上无差异。 2.2. 研究工具 中文版“林德道德判断测验”。MJT由林德等人根据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而编制，在我国得到了跨文化的效度验证(吴慧红，2005)。MJT采用“实验问卷法”对被试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两个方面，具有操作简单、计分方便、适用普遍等优点。该测验包括2个道德两难故事：“工厂风波”和“医生的困境”，这两个道德情境对应于柯尔伯格道德发展的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在两个故事下又分为“赞成”和“反对”2种立场，每种立场下分成6个阶段，根据柯尔伯格的道德推理六阶段而设计。被试在每个阶段下对“完全错误”(−4)到“完全正确”(+4)做出选择。C分数(competent分)代表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也被称为道德能力分或认知分，其范围为1~100。测量的是“被试反应的所有总差异中，由各个论点本身所含道德因素决定的差异在其中所占的百分比”(杨韶刚，2007)。个体对道德推理的六个阶段认可的程度被称为道德倾向分或道德情感分。道德情感分可用来评估个体对柯尔伯格道德认知六个阶段的认可程度。 2.3. 研究过程 对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中学生施测MJT测试。测试形式为均纸笔测验，团体施测。将两类被试分别集中在教室，由主试宣读指导语，被试统一作答后收回。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两组人群在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倾向阶段的得分分别进行平均数差异检验和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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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未成年暴力犯的道德认知C分数平均分为18.47，标准差为16.40；普通未成年组的道德判断能力平均分为26.97，标准差为14.51，根据林德于2008年更新的标准(Lind， 2008)：0~9分为道德判断能力低水平、10~29分为中等水平、30以上为高水平。未成年暴力犯组和普通未成年组均处于道德判断中等水平。对两组的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如表1所示，普通未成年组的道德判断能力分显著高于未成年暴力犯组(t = 3.59， p < 0.001)。 Table 1 t test results of C scores in juvenile violent offenders and common adolescents (M ± SD 未成年暴力犯(n = 66) 普通未成年(n = 107) t P C分数 18.47 ± 16.40 26.97 ± 14.51 3.59 0.0001 表1. 未成年暴力犯与普通未成年C分数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M ± SD) 表2显示了未成年暴力犯组和普通未成年组在6个道德发展阶段的认同倾向度，表征了他们的道德情感或道德倾向。两组被试在阶段2至阶段5递增，且阶段2分数低于阶段1，阶段6分数低于阶段5，阶段5分数最高，这符合原测验中提到的“偏好的顺序性”(吴慧红，2005)，说明效度结构良好。对两组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阶段1至阶段2，普通未成年组的不认同程度显著高于未成年暴力犯组。说明与普通未成年组相比，未成年暴力犯更倾向认同阶段1 (服从与惩罚取向)、阶段2 (相对工具主义取向)。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on six stages in juvenile violent offenders and common adolescents (M ± SD 阶段 未成年暴力犯(n = 66) 普通未成年(n = 107) F P 阶段一 −0.88 ± 4.18 −5.22 ± 4.48 41.00 0.00 阶段二 −2.44 ± 5.32 −6.61 ± 4.01 34.64 0.00 阶段三 −0.32 ± 5.10 −1.63 ± 4.85 2.88 0.09 阶段四 1.84 ± 4.87 2.49 ± 3.84 0.96 0.33 阶段五 3.12 ± 4.66 4.07 ± 3.47 2.37 0.13 阶段六 3.07 ± 5.20 1.97 ± 4.45 2.23 0.14 表2. 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未成年各阶段分数方差分析结果(M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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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在道德认知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普通未成年组的道德判断平均分为26.97，吴慧红在检验MJT在中国的效度研究中发现，中学生C分数平均分为26.90；杨绍刚等对初一到高三的中学生进行MJT测验，结果发现各年级C分数的分布在21.85至30.98之间(杨韶刚，吴慧红，2006)。本研究中普通未成年组的C分数与上述两个研究基本一致。未成年暴力犯的C分数平均值为18.47，远低于普通未成年组，也低于吴慧红、杨绍刚研究中的普通中学生C分数范围。根据林德的划分标准，C分数在10至29均为中等水平，因此未成年暴力犯组和普通未成年组的道德判断能力都处于中等水平，但从数值上看，未成年暴力犯组的道德判断能力显著低于普通未成年组。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趋势一致。Lind & Huber (1994)年选取的研究中，30名青少年犯和24名对照组的C分数平均数分别为18.80和20.50。Wischka (1982)年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罪犯的C分数平均分为19.70。 在道德情感方面，青少年暴力犯和普通未成年组都是在阶段5达到分数的顶点，阶段6的分数比阶段5低。阶段5和阶段6属于后习俗水平，该水平的主要特点是践行自己选择的道德标准，阶段5为社会契约的定向阶段，认为人们认定的法律和习俗的道德标准仅仅是一种社会契约，这个阶段的人们能够灵活地看待各种是非对错。阶段6为普遍伦理阶段，这是最高阶的道德水平，一般很少有人能达到此阶段。在本研究中，两组被试都倾向于选择5阶段作为自己的道德立场，以往研究也发现，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高阶的道德推理作为自己的道德立场的有效支持，不管是哲学家、罪犯还是一般人都是如此(田黛，2013)。使用MJT对大学生、罪犯等诸多人群的研究，都发现了此规律(Wischka， 1982)。此外，在阶段1和阶段2，虽然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未成年组的态度都是不认同，但其数值差异显著，该结果说明与普通未成年组相比，青少年暴力犯对“服从和惩罚取向”、“相对工具主义取向”阶段的不认同度低，也就是接受度高。这两个阶段都属于道德发展的前习俗水平，前习俗水平是个体遵守由别人制定的规则，是道德发展的初级阶段，处于“服从和惩罚取向”的体一般倾向于根据事情的结果来解释行为本身，个体的道德原则就是服从权威，避免惩罚，事情的对错就在于是否服从了权威以及是否避免了受到惩罚，处于“相对工具主义取向”的个体道德标准是满足自我需求，所谓正确的做法就是一切满足自我利益和需求的行为，以及遵守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规则。这两个阶段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该阶段的个体不会考虑别人及别人的感受，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采用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自我中心的态度来对周边的刺激做出反应，因此也就会更容易产生攻击和反社会行为。 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是与道德行为紧密相关的两个要素。与普通未成年相比，未成年暴力犯的道德认知能力低，对“前习俗水平”的阶段1和阶段2的论据更不拒绝。这些特点说明道德判断能力可能是与犯罪相关的一个影响因素。道德判断能力被证明与外显的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且能够预测个体的利他行为(金戈，2009)。道德情感包括共情、罪责感等成分，这是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Eisenberg & Miller， 1987)，亲社会行为是指自发性地做出有利于他人的事情，如帮助别人、与他人共享、关怀和支持他人等行为。Miller & Eisenberg (1988)还发现，道德情感的发展能够通过抑制个体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来减少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上述结果说明未成年暴力犯在道德判断上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使得他们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弱于常人，缺乏相应年龄段应有的道德标准，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德发展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导致他们暴力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因此，采取有效的方式教育和发展个体的道德认知及道德情感，可以试图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发生。 本研究选取的是男性未成年暴力犯，并未包括未成年非暴力犯和女性未成年罪犯，也未区分冲动性、冷漠无情、精神病态等与犯罪紧密相关的特质，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对该人群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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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未成年暴力犯的道德认知能力显著低于普通青少年。未成年暴力犯和普通未成年在道德情感倾向上处于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第5阶段，与普通未成年比，未成年暴力犯对“服从与惩罚取向”和“相对工具主义取向”阶段的认同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