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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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感觉是个体存在的必要条件(Bexton， Heron， & Scott， 1954)，但大量感觉信息若不能被高效加工，大脑将不堪重负。为提高效率，大脑将各种感觉信息进行整合。多感觉整合是指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将来自不同感觉通道(如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的信息整合成统一高效的感知信号(Mcgurk & Macdonald， 1976; 顾吉有，2016)。其中，视觉和听觉信息的整合被称为视听整合。例如双簧演出时，表演者引导个体将不同声音与外表整合以产生较好舞台效果。而注意对视听整合相当重要，研究表明注意资源的改变对视听整合效应有较大影响(Talsma， Senkowski， Soto-Faraco， & Woldorff， 2010)。近年来，听觉作为影响注意的重要通道得到大量的研究和关注(Stoep， Janssen， Stigchel， & Nijboer， 2013)。 前人通常通过双任务范式(Dual tasks)研究听觉负荷对视听整合的影响(Fischler， 1976; Norman & Bobrow， 1975)。具体来看，Alsius研究中视觉刺激为女性读单词的视频片段，听觉刺激为单词音频，视听刺激为二者同时呈现；视觉负荷为叠加在视频上的无关图形，听觉负荷为叠加在听觉刺激上的无关音频。实验共分为有、无视听觉负荷两种情况，要求被试在无负荷条件下复述听到或看到的单词，负荷条件下除完成复述任务外还需探测重复出现的图片或音频(Alsius， Navarra， & Soto-Faraco， 2007; Talsma et al.， 2007; Tiippana， Andersen， & Sams， 2004)。结果表明负荷条件下，注意负荷减弱视听觉整合。顾吉有(2016)研究中视觉刺激为圆形和正方形图片，听觉刺激为“圆”和“方”音频，视听刺激为对应图片和音频同时呈现；听觉负荷为1200 Hz高音以及400 Hz低音。实验共分为有无负荷两种条件，其中无负荷条件下要求被试对圆形图片、音频及其同时呈现时按F键反应而对方形图片、音频及其同时呈现时按J键反应，负荷条件下除以上任务外还需对高音和低音分别按D、K键反应，以探究负荷条件下视听整合效应的变化(顾吉有，2016)。结果表明视听整合较少受到听觉负荷的影响。 不论双任务范式下以何种方式设置干扰，其本质都是对注意资源中反应选择与执行阶段进行干预(吴彦文，游旭群，李海霞，2014)。在这种方式下，对注意资源的控制通常需要改变任务内容，但任务内容的改变导致其对加工水平差异解释缺乏效力。快速系列视觉呈现范式(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RSVP)最早被Broadbent等人运用在注意瞬脱研究中(Broadbent & Broadbent， 1987)，近年来又多被用于注意负荷研究(Talsma et al.， 2007)，即通过快速呈现干扰刺激以操纵注意资源。相对于双任务范式，该范式下通常无需改变任务内容，同时研究设计更为简洁。 在RSVP范式中，研究者们常通过改变负荷刺激数量以及利用刺激间相似程度操纵注意负荷。具体来看，Fairnie等人(2016)将刺激同时呈现在以被试为圆心的一个假想半圆中距离相等的五个点。其中目标刺激为狮子与狗的叫声，干扰刺激为鸭子、鸡、牛、乌鸦和公鸡叫声，并将实验分为仅目标刺激、目标刺激与一种非目标刺激、目标刺激与三种非目标刺激和目标刺激与五种非目标刺激同时呈现四个条件(Fairnie， Moore， & Remington， 2016)。Dalton等人研究中听觉刺激以快速信息流的形式呈现，靶刺激为女性朗读的字母P、T音频，非靶刺激为男性朗读的字母音频。同时低负荷下听觉干扰刺激由x组成，高负荷下由A、C、H、G、J、K组成。不同负荷下均要求被试对靶刺激反应。结果表明听觉负荷对目标刺激加工无显著影响(Murphy， Fraenkel， & Dalton， 2013)。以上研究通过改变刺激数量或刺激间相似性为依据设置负荷，虽保持任务内容一致，但其不同负荷间刺激内容不一致同样影响其研究效度。Dalton等人(2017)研究表明提高同时呈现刺激数量或强度将会降低对目标刺激的注意水平(Brungart， 2001; Dalton et al.， 2017; Kidd， Mason， Richards， Gallun， & Urlach， 2007)，这为注意资源控制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即通过改变刺激呈现水平对注意资源加以操控而无需改变任务内容或刺激内容。据此，本研究假设若通过特定听觉刺激作为掩蔽刺激与目标刺激同时呈现，将会影响对目标刺激的注意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RSVP范式通过控制目标和干扰刺激出现比例操纵听觉负荷(低听觉负荷、中听觉负荷、高听觉负荷)，考察其对单独视觉、单独听觉以及视听整合的影响。基于前人研究结果，本研究预期听觉负荷对视听整合影响显著，中、高负荷下视听整合比例下降、峰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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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共二十九名被试(男性9名，女性20名)参与实验，年龄范围在18~36岁，平均年龄21.7 ± 2.7岁。所有参与者均为贵州中医药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听力和视力均正常，均为右利手，未患精神疾病，无脑部损伤史。以往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结束后获得合理酬劳。 2.2. 实验材料 实验程序的编写和数据采集均采用E-prime 2.0 (标准心理学实验软件)，刺激呈现在Samsung S19E200型号的液晶显示器上，可视尺寸19英寸，分辨率为1280 × 1024，刷新率为75 Hz。视觉刺激被随机呈现在距离被试60 cm且背景为白色的显示器四个角(位于中心左侧或右侧12˚，中心点上方或下方5˚)；听觉刺激通过电脑两侧扬声器呈现。 如图1所示，视听辨别任务中刺激共有6种呈现形式，其中视觉靶刺激(VT)为白色方格内有两个黑点的黑白棋盘图像(52 × 52 mm，视角为5˚)，听觉靶刺激(AT)为60 dB字母B，视听靶刺激(VAT)为二者的结合；视觉非靶刺激(VS)为黑白棋盘图像，听觉非靶刺激(AS)为60 dB字母A，C，D，E，K，P，T和白噪音。其中白噪音在低负荷不出现，中负荷出现次数为总试次的30%的，高负荷出现次数为总试次的70%。视听非靶刺激(VAS)为二者的结合。 2.3.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3 (低听觉负荷、中听觉负荷、高听觉负荷) × 3 (视觉通道、听觉通道、视听整合通道)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实验在被试完成20个试次的练习后正式开始。首先呈现一个黑色的固视点后(持续1000 ms)，呈现视、听刺激(持续100 ms)，随后呈现一个固视点(持续700~1000 ms)。低负荷条件下，对VT按左键进行反应，对AT按右键进行反应，VAT出现时左右键一起按。对VS、AS、VAS不做任何反应。中、高负荷下任务与低负荷一致，但白噪音与字母音频同时出现。实验要求被试在每个试次中，将视线集中于注视点，并对刺激做出既快又准的反应。实验共计244个试次，其中靶刺激与非靶刺激比例为4:1。整个实验持续时间约40分钟。 图1. 实验流程示意图 2.4. 数据分析 实验共29名被试，其中9人因一项或几项任务击中率低于或等于0.75而被删去。击中率是目标刺激正确次数与目标刺激总个数的百分比(Xu， Yang， Zhou， & Ren， 2020)。在低、中、高三个负荷条件下分别计算被试击中率与RT。随后对击中率与RT进行3 (低听觉负荷、中听觉负荷、高听觉负荷) × 3 (视觉通道、听觉通道、视听整合通道)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检验负荷的有效性。 此外，为明确视听整合效应，使用累计分布函数(CDFs)分析RT数据并与竞争模型(Race model)比较。竞争模型是基于对单独视觉和听觉刺激的视觉和听觉反应的概率之和的统计预测模型(Kahneman， 1973; Miller， 1986)。通过对该模型中视听整合模型概率与基于视觉、听觉预测概率的综合模型进行比较，若视听整合模型显著快于预测概率模型，则发生视听整合。最后，对竞争模型中视听整合模型与预测概率模型以10 ms为单位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明确各负荷下视听整合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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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击中率 3 (低听觉负荷、中听觉负荷、高听觉负荷) × 3 (视觉通道、听觉通道、视听整合通道)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负荷间主效应不显著F(2， 38) = 2.427，p > 0.05， η p 2 = 0. 113 (见表1)。感觉通道间主效应显著F(2， 38) = 29.492，p < 0.001， η p 2 = 0.608 ，进一步分析表明，视听结合击中率显著高于单独听觉和单独视觉(p < 0.05)。负荷与刺激通道间交互作用不显著F(4， 76) = 0.511，p > 0.05， η p 2 = 0.0 26 。 3.2. 反应时 3 (低听觉负荷、中听觉负荷、高视觉负荷) × 3 (视觉通道、听觉通道、视听整合通道)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负荷间主效应不显著F(2， 38) = 2.015，p > 0.05， η p 2 = 0.096 (见表1)。感觉通道间主效应显著F(2， 38) = 16.997，p < 0.001， η p 2 = 0.472 ，进一步分析表明，视听结合反应时快于单独视觉和单独听觉(p < 0.05)。负荷与刺激通道间交互作用显著F(4， 76) = 5.207，p < 0.05， η p 2 = 0.215 。视觉通道下，低负荷反应时显著低于高负荷(p < 0.05)。低负荷下，视听整合反应时显著低于单独视觉反应时(p < 0.05)，单独视觉反应时又显著低于单独听觉反应时(p < 0.05)；中、高负荷下，视听整合反应时显著低于单独视觉、听觉反应时(p < 0.05)。 Table 1 Response time (RT/ms)， hit rate (%) and its standard deviation (SD) under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in audio-visual discrimination tas 低负荷 中负荷 高负荷 听觉 视觉 视听觉 听觉 视觉 视听觉 听觉 视觉 视听觉 RT 804.51 733.12 695.46 804.13 756.01 728.53 802.5 773.53 721.6 SD 94.71 131.62 116.44 65.57 111.36 98.25 62.68 126.54 106.23 Hit rate 93 94 100 93 94 99 92 92 100 SD 0.05 0.04 0.01 0.06 0.05 0.01 0.07 0.06 0.02 表1. 视听辨别任务中不同负荷条件下反应时(RT/ms)，击中率(Hit rate/%)及其标准差(SD) 图2. 不同负荷下的竞争模型与差异曲线 3.3. 竞争模型(Race Model)分析 本研究利用不同通道间反应速度的差异采用CDFs对RT数据进行分析，并将视听结合CDFs与预测概率CDFs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Race model分析结果表明(见图2)，低负荷下视听整合效应显著的时间窗口为100 ms (530~630 ms)，p < 0.05；中负荷下视听整合效应显著的时间窗口为10 ms (510 ms)，p < 0.05；高负荷下未发生视听整合效应。同时，低负荷下视听整合效应峰值在550 ms出现，为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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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明确简单视听辨别任务中听觉负荷对视听整合的影响，结果表明低、中负荷下发生视听整合。高负荷下未发生视听整合。同时中负荷下视听整合较低负荷时程缩短(10 ms)，同时峰值降低(5.563%)、窗口提前。 研究表明视听整合效应随听觉负荷增大而降低直至消失，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Alsius， Navarra， Campbell， & Soto-Faraco， 2005)。在Alsius研究中视觉刺激为女性读单词的视频片段，听觉刺激为单词音频，视听刺激为二者同时呈现。同时要求被试对叠加在视频上的无关图形与叠加在听觉刺激上的无关音频做出反应。结果表明注意负荷减弱视听整合。可以预见，若将Alsius研究中视听觉负荷持续增大，视听整合效应水平将持续下降直至消失。这是因为大脑的协同作用(Laberge， 1997)。具体来看，视、听觉刺激本应在枕颞叶区得到加工(Stein & Meredith， 1990; Teder-Slejrvi， Mcdonald， Russo， & Hillyard， 2002; 崔俭俭，2020；张迎，2006)，然而研究表明当注意指向一定活动时，可以改变相应的大脑功能区域或神经功能单元的激活水平，从而对当前认知活动产生影响。本研究中，由于听觉负荷水平的增加，导致大脑将注意资源更多用于负荷刺激加工而相对减少对目标刺激的注意，致使中、高负荷下视听整合效应显著降低直至消失。 与本研究假设一致的是中负荷下视听整合时程缩短、峰值降低，Alsius等人研究同样表明听觉负荷下视听整合效应时程缩短、峰值降低。这是因为注意资源的限制(Kahneman， 1973)，即中负荷下视听整合较低负荷所得到的注意资源更少，而为了保持对视听整合刺激的加工就不得不缩短对视听整合加工的时程并降低其峰值水平。 有趣的是，研究表明中负荷下视听整合窗口期提前，而以往研究并未对此要点进行深入探讨。具体来看，本研究低负荷较中负荷占用注意资源更少，对靶刺激加工能力更强，而加工窗口期却晚于中负荷。这是由于不同负荷下的注意机制的改变(Lavie & Tsal， 1994)，Lavie研究表明靶刺激的加工负荷决定干扰刺激被加工的程度：加工负荷高，靶刺激用尽了注意资源，干扰刺激不被注意，则出现早选择，反之出现晚选择。本研究中，中负荷下对注意资源的占用水平较低负荷更高，此时干扰刺激不被加工，发生早期选择。同时将更多注意资源集中于靶刺激，加快其反应，从而导致视听整合窗口期提前。 本实验完善了前人对于听觉负荷下视听整合的研究，发现听觉负荷对视听整合效应仍有较强影响；同时，该研究中听觉负荷的设置可能难度过大，未来可以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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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以RSVP范式操控注意资源研究中，听觉负荷对注意资源有较大影响。视听整合效应随听觉负荷增大而减小直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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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幼儿有选择地从更值得信赖的信息提供者那里学习。然而，这种早期的选择性信任建立在什么样的认知过程上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有研究表明，理性特质推理可能是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基础，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选择性信任并没有这么复杂。这篇文章中概述了选择性信任的发展进程，并介绍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有争议的结果。幼儿的选择性信任可以通过两种潜在的认知过程来解释：一种是快速的、隐含的、启发式的、自动判断的过程，另一种是系统的、缓慢的、需要努力获得的、在特定环境下起作用的过程。基于这个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可供检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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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选择性信任(selective trust)是指幼儿在获取新信息时，根据信息提供者的认识性或社会性线索，选择向特定的信息提供者询问信息或接受该信息提供者所提供信息的过程(唐卫海，钟汝波，徐晓旭，刘希平，2019)。 在幼儿生命早期，他们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技能和知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可靠的，所以对幼儿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向谁学习。研究表明，幼儿并没有不加选择地相信别人，而是能够有选择地去决定他们想要学习的对象。例如，3岁和4岁的幼儿更喜欢从之前准确的信息提供者那里学习(Einav et al.， 2020; Cossette et al.， 2020; Luchkina et al.， 2020)。同样，相比普通人，幼儿更喜欢向具有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信息提供者那里获取信息(Danovitch， 2020; Clegg et al.， 2019; Williams & Danovitch， 2019)。因此，本文主要从双加工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儿童的选择性信任，并为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些假设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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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儿童选择性学习的认知机制 认知发展的研究通常侧重于儿童如何从环境中学习。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对儿童从观察和动作中学习的能力有着浓厚的兴趣(Sobel & Legare， 2014)。社会认知发展的观点对儿童的选择性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儿童不仅仅是从内部过程中建构知识，并且儿童对世界的信念不仅来自观察和与环境的互动，还来自社会的传播和交流(Csibra & Gergely， 2009)。信息提供者的证词提供了仅靠观察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的关键知识(Harris & Koenig， 2006)，知道向谁学习，在什么情况下学习，并付诸行动是文化知识和传播的基础(Harris & Koenig， 2006; Kline， 2015)。鉴于儿童可以做出选择性的推理，那么儿童的这种推理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虽然已经有很多关于3~6岁幼儿选择性学习的研究(Kuzyk et al.， 2020; Kim & Spelke， 2020; Rowles & Mills， 2019)，但选择性学习的认知机制仍然不清楚。已有的研究呈现出一些令人困惑且有争议的结果：尽管一些研究表明，早期的选择性信任可能会归结为基础的、简单的直观推断，但其他证据表明，成年人也有类似的推理能力。 2.1. 为什么儿童的选择性信任看起来很简单 年幼的儿童向他人学习的时候通常表现出本能的信任，而不是复杂的推理：年幼的儿童一般会本能地相信别人，即使那些人曾经提供给儿童不准确的信息。例如，对于一个隐藏物体的位置，当一个信息提供者已经连续8次给出错误的答案时，3岁的儿童仍然会选择继续相信他(Jaswal et al.， 2010)。与此类似，当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与他们的认知相冲突的时候，2~4岁的儿童仍然会选择相信他们(Jaswal et al.， 2014)。即便他们有意地去忽视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证词(Jaswal， 2010)，甚至当大家都说这个信息提供者是“骗子”时，结果也是如此(Mascaro & Sperber， 2009)。这些发现可以理解为幼儿本能地相信信息提供者所说的话，或者说这是他们追求社会目标而不是认知目标的结果(Koenig & Sabbagh， 2013)。 同样，当幼儿需要在两个成年人之间做选择时，儿童的表现说明他们的认知过程是通过表面的整体印象起作用，而不是通过复杂的推理。例如，相比一个虚弱的人，3~5岁的儿童更愿意从一个强壮的人那里去学习新事物；同理，相比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人，他们更愿意去相信那个有吸引力的人。此外，幼儿认为外表吸引力高的人在知识方面的能力也同样高于别人(Keemink et al.， 2019; Bascandziev & Harris， 2014; Bascandziev & Harris， 2016)。这些发现表明，儿童的社会学习是基于简单的本能。 2.2. 为什么儿童的选择性信任看起来很复杂 在其他情况下，幼儿表现出的选择性学习似乎是基于复杂的推理。当儿童遇到两个擅长不同领域的人时，3岁的儿童会选择具有与当前任务相关能力的人来完成他们的任务(Kushnir et al.， 2013; Danovitch， 2020)。例如，当儿童得知两个人——一个擅长给玩具命名，另一个擅长修玩具，他们会选择去询问那个擅长给玩具命名的人来学习玩具的名字，并选择擅长修玩具的人来修理他们的玩具(Kushnir et al.， 2013)。同样，当把每个信息提供者的特征(例如，信息提供者的先前准确性和他们的口音)展现在儿童面前时，4岁到6岁的儿童会选择向那个具有跟信任有关特质(如先前准确性)的信息提供者学习(Corriveau et al.， 2009; Williams & Danovitch， 2019; Palmquist et al.， 2020)。例如，儿童更喜欢从之前准确的、和他们不熟悉的信息提供者那里学习新事物，而不是从之前不准确的、和他们熟悉的信息提供者那里学习。从3岁开始儿童就理解了不同的人所擅长的领域也不同(例如，向成人提问关于食物的问题，向同伴提问关于玩具的问题) (Coplan & Weeks， 2009)。这些发现表明，儿童的选择性学习是基于对特征的推断：从观察到的信息提供者的行为中，儿童推断并赋予他们特定的能力和特征，然后选择与特定任务最相关、最可靠的信息提供者。 这两项研究提出了一个难题：第一种观点表明，儿童的选择性学习是基于简单的本能，而不是复杂的推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儿童能够使用类似成年人的复杂的推理。那么儿童选择性社会学习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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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与展望 双加工理论为描述和解释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发展和认知机制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理论。它可能会拓宽选择性信任的视角，并揭示与其他研究领域的联系和相似之处，如心理理论(Apperly & Butterfill， 2009)。这个理论还可以对儿童和成人选择性信任的结构和发展水平进行预测。 双重加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第I类加工过程和第II类加工过程的表征能力不同，与后者相比，前者有很多的限制：可以用第II类加工过程解决的一些问题也会用到第I类加工过程，但反过来却不行。在不同情况下可以从第II类加工过程那里看到与第I类加工过程相同的一些限制：当第II类加工过程在原则上不可用时，或者当第II类加工过程在原则上可用，但被禁止使用时。研究表明，这些限制同样适用于年幼的儿童，在某些认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适用于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Surtees et al.， 2012; Low & Watts， 2013)。 第I类加工过程能够解决个体的某些选择性信任问题，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限制条件，在以下情况下，这些限制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尚未出现第II类加工过程的幼儿；虽然已经出现了第II类加工过程，但因缺乏必要的知识而无法在某一特定领域应用这类资源的幼儿；认知资源被占用而无法使用第II类加工过程的成年人(De Neys， 2006; Evans & Curtis-Holmes， 2005)。此外，儿童和成年人那种本能的信任能力可以看出第I类加工过程的一些特征。例如，与第II类加工过程相比，人们通常能够更快地用第I类加工过程解决问题，但是却很难用明确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Haidt， 2001)。 在认知发展的其他领域，双加工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预测带来了新的研究进展。从理论角度看，当前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更准确地区分第I类加工过程和第II类加工过程。一种可能性是，不同种类的过程映射到不同的、功能上可分离的、独立运行的认知系统上，就像双加工理论所提到的那样(Apperly & Butterfill， 2009)。另一个是不同种类的加工过程可能互补，这些加工过程在生命开始时不同，但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以相互关联的方式起作用。从实用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研究也可能对教育和其他干预措施的设计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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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个案报道系妊娠合并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在妊娠期期间诊断出这类疾病的几率小，现对其临床特点、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进行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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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高血压是常见的妊娠并发症。虽然继发性高血压的内分泌原因并不罕见，但患有这些疾病的女性通常不易怀孕，在妊娠期期间诊断出这些疾病的几率更小。本文主要分析我院1例行手术治疗的妊娠合并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并结合相关文献研究该病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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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资料 患者45岁，因“停经20周，发现血压升高4个月伴头晕、眼花10余天”入院。平时月经规律，末次月经2019年11月26日，停经33天外院就诊提示早孕，发现血压升高，160/110 mmHg，口服“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缓释片”治疗，未规范血压控制。10余天前出现头晕眼花，6天前于外院住院治疗，给予解痉、降压、镇静等治疗，血压控制不理想，多在160~194/100~121 mmHg之间，尿蛋白0.207 g/24 h，血钾2.92 mmol/l，血钙2.15 mmol/l。于2020年4月18日收入院。入院查体：T：36.5℃、P：67次/分、R：18次/分、BP：148/93 mmHg。宫底脐下一横指，宫体触软，胎心率150次/分。无阴道流血。双下肢水肿(+)，肌力正常。辅助检查：2020-04-18 产科超声检查示双顶径5.0 cm，股骨长3.3 cm，胎盘位于子宫前壁，胎盘成熟度：0级，羊水最大深度：4.3 cm。胎心率：142次/分，律齐。2020-04-18 心脏超声检查：1. 左房扩大(轻度)室间隔心肌肥厚(轻度) 2. 主动脉瓣反流(轻度)二尖瓣反流(轻度)三尖瓣反流(轻度) 3. 左室舒张功能减低 4. 主动脉窦扩张(轻度)。2020-04-18 ECG：窦性心律，多导联ST-T改变，可见u波。2020-04-18 18:00 尿液分析：隐血+−，蛋白−。2020-04-18 电解质(急诊)：血钾3.31 mmol/L。入院后给予I级护理，心电持续监护，记出入量，拉贝洛尔及拜新同口服降压，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及相关科室会诊。2020-04-18血气危急值：血钾2.5 mmol/L、游离钙1.01 mmol/L、总血红蛋白99.0 g/L、PH 7.47、钠133.0 mmol/L。立即予以补液 + 静脉补钾3 g，口服补钾6 g。电解质危急值：血钾2.67 mmol/L，再次口服补钾6 g。每2 h监测血钾至3.0 mmol/L以上。2020-04-19卧位醛固酮531.7 pg/ml，立位醛固酮554.7 pg/ml，肾素0.18~0.19 ng/ml/hr (0.10~6.56)、3~5pm皮质醇272.9 nmol/l (−)、4pm ACTH 6.65 pg/ml (−)，甲功：TSH 5.930 mIU/l，余(−)。2020-04-19：泌尿系统超声提示：右肾上腺显示2.5 × 1.9 cm低回声结节，边缘尚规则，境界尚清。提示：右肾上腺低回声结节，考虑肾上腺腺瘤，右肾积水(轻度)。2020-04-20垂体MR平扫未见明显异常；肾上腺MR平扫提示：右侧肾上腺顶部占位，皮质腺瘤？。2020-04-20 转至泌尿外科，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下右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术中诊断：肾上腺肿瘤，手术顺利。2020-04-26 复查醛固酮98.75 pg/ml (正常值30~160 pg/ml)，肾素0.61 ng/ml/hr (正常值0.10~6.56 ng/ml/hr)，血钾3.8 mmol/l (正常值3.5~5.5 mmol/l)。产科超声复查正常并出院。术后病理诊断肾上腺皮质腺瘤，以球状带增生为主。定期产检血压正常，未服降压药，胎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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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醛固酮是肾上腺皮质的球状带细胞分泌的一种皮质激素，具有保钠排钾的生理作用。生理剂量的醛固酮可起到维持循环容量以及控制血钾在正常水平的作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则是肾上腺不受血钠、血管紧张素II、血钾调控，过度分泌醛固酮，从而导致水钠潴留，继发高血压；20%~30%的患者因为钾从尿液中大量被排出，出现低血钾。由于这种对该病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原醛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少见病，而现在已经发现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继发性高血压中最常见的类型，占高血压患者的比例5%~10% [ 1 ]。高血压是常见的妊娠并发症。虽然继发性高血压的内分泌原因并不罕见，但患有这些疾病的女性通常不易怀孕，在妊娠期期间诊断出这些疾病的几率更小。因为醛固酮为保钠排钾的肾上腺皮质激素，以醛固酮分泌过多为特征的原醛症常因数年高血压及低血钾而就诊。其中高 血压是最主要和最早的症状，但从出现高血压到出现低血钾的典型临床表现约为1~6年，这给诊断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妊娠阶段不易与妊高征鉴别。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主要由于肾上腺皮质腺瘤或肾上腺皮质增生而分泌醛固酮过多所致 [ 2 ]，手术可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 3 ]。典型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典型的临床表现：肾上腺肿物、高血压及低血钾。低血钾：临床表现与血钾降低的程度相关，肌无力较常见，但是多不明显。部分患者可有手、足的麻木感。夜尿增多：症状也较常见，因长期且大量失钾，患者的肾小管上皮细胞会出现空泡变形，浓缩功能减退，尿比重降低、伴多尿，尤其夜尿增多，继发口渴、多饮。醛固酮自身具有“毒性”作用：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明显增加，房颤、缺血性心肌病、脑梗死以及脑出血的风险都明显增加；肾脏功能的损害；骨代谢以及血糖代谢的紊乱。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在妊娠期间有不同的结局，一些患者在妊娠前被诊断出，由于黄体酮的抗盐皮质激素活性，临床症状有所改善。另一些患者，出现严重高血压和高钾血症，文献记载妊娠期PA的病例中，超过50%的病例出现早产；其他相关的不良结果包括胎儿死亡，宫内发育迟缓，罕见的母亲肾衰竭和母亲肺水肿。目前还不清楚PA是否会增加子痫前期的风险，因为高血压伴蛋白尿在高醛固酮增多症中很常见。 在正常妊娠期间，由于子宫和胎盘产生的肾素增加以及肝脏产生的血管紧张素原增加，RAAS被激活。在妊娠10周时肾素活性增加4倍，在妊娠22周时达到稳定状态，这导致血清醛固酮升高，在妊娠结束时达到非妊娠浓度的10倍；然而，黄体酮作为醛固酮的拮抗剂，可以减轻醛固酮升高所导致的影响。正常妊娠中醛固酮升高的程度通常不会导致高血压或低钾血症。妊娠期间醛固酮和肾素均升高，因此非妊娠参考范围不能用于筛选。在非怀孕人群中，进一步的诊断是盐刺激试验和肾上腺静脉取样(AVS)和/或静脉造影亚型鉴别成像，这些均为妊娠期禁忌。目前临床上采用血浆醛固酮肾素比值(Aldosterone renin ratio， ARR)作为筛选的指标。但妊娠期没有一个参考范围。超声检查阳性率较低。MRI评估肾上腺腺瘤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但不能区分是产生醛固酮的腺瘤或是非功能性(意外瘤)瘤。 治疗三个目标 [ 4 ] ：使血压恢复正常；血清钾水平恢复正常；逆转醛固酮增多症对心血管的不良影响。单侧的醛固酮腺瘤APA或增生：孕中期首选腹腔镜下肾上腺瘤切除，可改善高醛固酮血症和低血钾，降低血压。双侧的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药物治疗(螺内酯)因可导致男性胎儿性器官发育异常，不建议孕期使用。依普利酮(Eplerenone)是一种新型选择性醛固酮受体阻滞剂，妊娠期安全性不详。FDA妊娠B类药物。如果血压控制稳定，可考虑产后确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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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总之，妊娠合并原醛症因少见和症状不同，诊断和治疗相对复杂，因此临床无水肿及蛋白尿不明显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经治疗血压下降不明显，且有重度胎儿生长受限倾向，应与妊娠合并原发性醛固酮综合症鉴别诊断，尤其应注意对血钾、血醛固酮及肾素活性的测定，必要时行肾上腺MRI，以期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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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室内装修污染问题存在两个主要的争论点，首先是室内装修污染是一般的侵权还是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由于法律的定义模糊以及技术上判定存在困难，将一个案件定性为环境污染案件需要理论以及技术支持。其次是此类案件应当适用于何种举证责任，有利于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现实中运用效果不佳。本文就室内装修污染侵权如何区别于一般的环境侵权以及界定室内装修污染侵权和普通的人身健康权侵权进行论述，由此分析是室内装修污染侵权适用于环境侵权还是普通环境侵权问题，并根据侵权责任应当适用于何种举证责任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说明举证责任倒置在现实中的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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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室内环境对于环境定义的扩张 1.1. 法律的环境定义 室内环境究竟属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环境”范畴？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法条出发，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对环境的定义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址、人为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从字面意思上看，室内环境不属于环境资源法的保护范畴，但是只从字面意思定义环境那么像室内环境这样的人工改造环境便不受环境保护法的保护，我国民法典第1229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属于私法，其目的在于调整与保护民事主体的权益，而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改造环境理应纳入环境的范畴，环境应当包括影响民事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存在之和。所以应当将经人工改造的环境纳入《民法典》第1229条“环境”的范畴，将室内污染、装修污染作为环境侵权救济的对象 [ 1 ]。 1.2. 判例中的环境定义 根据以往的判例来看，如粟明诉南京华彩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法院对于装修公司的装修造成粟明及亲属血液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环境侵权。再如李毅浩城、薛静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法院认为民事纠纷中所涉环境应指的是民事主体暴露于其中的物理空间、外部世界，其中理应包含人类工作、居住和生活的室内场所，均属于各个局部环境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总体的一部分 [ 2 ]。环境污染侵权较于一般侵权具有间接性，是污染行为通过环境介质侵犯人身权与财产权，而装修污染虽然表面上是装修产品的质量问题，但还是装修行为导致了室内空气这个环境因素被污染，之后被污染的空气又对人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损害，这就符合了环境污染的条件。 1.3. 室内装修污染对传统环境定义的扩张 室内装修的常见污染包括气体污染、材料污染以及狭义的环境污染。气体污染是室内装修里最常见的污染，主要通过装修材料渗透到空气中，如甲醛、苯、苳、氨等。材料污染指的是装修材料中含有化学污染物，会挥发甚至附着在人体皮肤上。狭义的环境污染指的是再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强光、灰尘等 [ 3 ]。普通的环境侵权是污染行为通过环境介质对人身权或财产权产生侵害，相较于普通的环境污染，室内装修污染有其特殊性。首先，室内装修污染的空间较小，流动性差，在较长的时间内无法分解排放，在此期间污染物会一直侵害人体健康，这也是构成污染的一部分原因，其次，在室内的封闭性环境中，只要置身其中的人均会受到污染侵害，受众群体具有特定性以及确定性，但是人数一般较少，最后，正如上述所说，由于装修过程中产生污染的方式较多，当人体受到侵害后，无法辨别究竟是哪种污染造成。虽然室内装修污染与传统的环境污染在形式上有差别，但是究其本质仍然是污染行为通过环境介质对人体或者财产产生了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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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分室内装修污染为环境污染侵权还是普通的人身健康权侵权 当受害者被侵权而提起诉讼时会面临两个选择：普通人身侵权和环境侵权，而不同的侵权责任会关系到适用于何种赔偿责任的问题。环境侵权是特殊的侵权责任，是在普通的侵权责任上增加了一个环境因素，判断此环境因素的成立于否则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2.1. 室内装修污染侵权不能一概而论 室内装修导致的侵权案件层出不穷，但是并不能下一个定论认定室内装修侵权就一定是环境污染侵权或者是普通人身侵权，需要针对案情具体分析。由于室内装修侵权有其特殊性，有些侵权的原因模糊难以判定，需要进行专业的技术判断，比如究竟是何种或者哪几种污染物造成的污染，其所造成的污染，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由于消费者不具有专业的知识，且一般察觉到身体异样后才意识到被侵权，此时再去鉴定，很难查出在侵害的时间内污染物是否已经消失或者其浓度是否已经降低，即便是客观的时间上污染物浓度并未降低，外界的因素也会产生影响，比如此阶段温度或者空气湿度产生变化，或者勤于通风等。即使找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也存在机构之间的专业水准参差不齐的情况。 而且，即使检测出装修缺失造成了污染，证明装修行为与被害者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困难。如荣某与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委托专业的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但被以目前难以进行鉴定为由而退回。原因在于：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难以明确定论，并不是一元论；目前尚无研究机制及数据可判断孕妇受到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 4 ]。像这种多因一果，即存在不仅仅是装修能够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2.2. 判定为环境侵权缺少法律支持与专业判断 我国对于环境的概念界定并没有明确包括人工改造的环境，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广义的环境概念和《民法典》1229条中所提及的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这样原则性的界定，均未明确包括室内环境，因此若想在司法上判定为环境侵权缺少法律支持和专业判断。如在荣某与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判定案中所涉的日华楼206室针对的是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尚不足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而以健康权纠纷论为妥。而二审法院在环境一词的认定上与一审法院也并无区别。法院在鉴别室内装修污染是否为环境污染侵权时需要考虑的法律规定以及既往的案例判决，而事实上此两项均不利于被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 而之所以界定环境污染侵权与普通侵权，是关系到被害者适用何种损害赔偿的问题，也关系到被害者的救济途径以及举证责任的问题。下文将具体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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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室内装修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 3.1. 国外因果关系推定的认定方法 3.1.1. 表见证明 表见证明是指法官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从一个不断重复的典型事件历程中推测出某一待定事实，表见证明中证明义务人需要证明推测出待定事实所依据的典型事件历程，如果对方当事人能够证明偏离典型事件的重大可能性，那么表见证明即被动摇。表见证明的优点在于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发挥使证明减轻的效果，所以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损害结果很明显是由于某种排污行为，或者是某环境侵权行为引起了典型的损害，或者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附近出现了损害结果，此时受害人可以通过表见证明来减轻自己的举证责任。 3.1.2. 疫学因果关系说 疫学因果关系学说在日本和德国这些大陆法系国家应用较为广泛，其应用场景主要是群体性的公害事件。英美法系等国家将疫学因果关系的理论应用于环境诉讼过程中 [ 5 ]。疫学因果关系学说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运用：第一，将确定被考虑的疾病或者是根据其他的因果特性推定出来的复杂情况进行分类，第二，在不同的研究的基础上来判断此种疾病的出现在统计学上是否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如果确定在统计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再判断在统计学的角度中是否能够推算出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根据疫学因果关系说，只要能够证明此种因素与此种疾病存在疫学因果关系，那么法院就可以推定环境污染的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为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了一种思路。但此学说基本上只能适用于环境污染给人体造成疾病的场合，并且在这样的场合下也不一定能够完整地收集到满足统计学要求的判断资料，再加上即使相同的污染环境下不同体质的人可能患病的程度不同，在以上种种条件下最终实质上要看相关的医学、生物学等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充分与否，所以适用疫学因果关系存在的诸多条件导致其具有局限性。 3.1.3. 间接反证说 间接反证说最早是德国的民事证据法中的理论，指的是主要的事实存在与否不明确时，由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反证事实不存在。在环境侵权案中，如果被害人不能够证明全部的事实存在，那么无法被证明存在的那部分事实被推定存在，这时需要施害人反证此部分事实不存在，如果施害人无法反证，那么因果关系成立。其核心在于法官通过被害人证明的部分事实来推定出其余事实，从而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间接反证说减轻了被侵权人在举证方面的责任，更加公平合理，但是由于举证标准混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被侵权人要对哪些事实进行举证没有统一的标准，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3.2. 侵权法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一般的侵权案件适用的是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而我国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65及66条明确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解释》)第6条和第7条明确了原告和被告对影响因果关系事实证明的范围。《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111条规定的被侵权人应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某种相关性，而非因果确定性，被侵权人只需要提供某种医学上所证明的关联性结论即可。所以此处的举证责任倒置，应当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即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完全移转给侵权人，而是被侵权人要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初步的相关性，而非确定的因果性，被侵权人对污染行为的证明只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 6 ]。如在荣某与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虽然不能证明荣某的疾病与办公室空气污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可以证明其两者之间具有关联性。 而何为关联性？关联性是指作为证据内容的事实与案件事实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存在的某种联系，时间上的关联性要求污染行为发生在前，损害后果在其后，空间上的关联性是指污染因子通过在外部环境作用与人体，继而对人体产生伤害 [ 7 ]。即只要被害人所提供的证据与所受侵害存在大致的相关性，即可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联性，即达到证明的标准。 3.3. 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应用情况 事实的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应用，有研究表明仅27%的涉及因果关系的争议样本裁判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存在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被架空和消极抵制的现象 [ 8 ]。比如虽然判决书确定了案件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因果关系部分却根据鉴定结果来确定，或者裁判时法官认为结果是由多种原因造成而否定因果关系的成立 [ 9 ]。再如法官倾向于让当事人之间保持利益平衡而适用环境侵权推定规则，按照原因的比例来划分责任，比如“泰州环境公益纠纷案”中受害人证明事实已经达到低标准证明，然后推定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通过提出反证来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 我国《民法典》关于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规定与之前没有改变，类似于室内装修侵权的这类新型的环境侵权案件更加需要因果关系推定的证明方法。在事实的案件中，由于室内装修污染的复杂性，很难判断是由哪种污染造成侵权，即使是专业的机构，也会受制于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得出确切的判断，而且被侵权人往往在身体出现异样后才发现被侵权，此时可能已经缺少了部分的证据。事实中很难出现完美的证据和事实认定，法官此时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只能采用推定的方式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 [ 10 ]。其次是有时室内污染涉及到多种学科知识，缺乏统一的科学共识，此时更难得出确定的因果关系结论，此时更加需要通过因果关系推定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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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室内装修侵权救济途径 受害者可追求公法以及私法的救济方式，公法上的救济指的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索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私法上的救济指的是环境侵权，也就是一般的民事责任。一般的民事责任重在补偿，追求的法律效果是填补被害者的损失，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被害者可在一般的补偿外得到其他赔偿。由于室内装修污染的情形一般损害的是具体个体的权利，所以本文重点讲述私力救济的途径。室内装修一般由消费者购买装修材料后自己装修或者是购买材料后由装修公司进行装修，在自己装修的场合，只能追究装修材料方的责任，而由装修公司方装修的场合，可以视情况追究两方的责任。 4.1. 《侵权责任法》与《民法典》之救济 对于环境侵权的责任及责任承担，可在《侵权责任法》中找到相关依据，而《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规定是《民法典》的环境侵权责任章的基础。《民法典》第1234至1235条为生态环境损害提供了民事救济依据，除此之外环境侵权责任章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惩罚性赔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及66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受害者可以减少其举证责任的压力，且相对于仅限于财产损害的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可以给消费者更多的赔偿范围以及适用更多的侵权责任形式，包括非财产责任以及惩罚性赔偿，并且三年的诉讼时限可以给予消费者更长的保护期。 侵权责任法作为一种最普遍的保障民事权益的法律，其功能是有限度的，不能完全贴合室内装修污染侵权的实际情况，对此，法律应当对于室内装修污染进行明确的定位，应当将室内环境明文纳入到法律上的环境中，使得被侵权人可以通过环境侵权责任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在司法实践上，应当对于室内装修污染的法律性质应当定义为环境污染侵权，在此基础上适用侵权责任法来保护被侵权人。 4.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救济 消费者可以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侵权赔偿(以下简称“消法”)。其特色在于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消法第23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提供的装饰装修等服务属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说明在室内装修污染侵权的场合，可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法第48条规定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后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第50条至52条规定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经营者所负的一般的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说明消费者在请求一般的损失赔偿外还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前提是严重的精神损害。 最具特色的是第55条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当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现实中有的情况是受害人因装修污染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程度远远大于室内装修污染责任人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补偿性的损害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基本功能包括：1) 填补损失。本来应当由补偿性的赔偿金完成的补偿功能由于存在诸多的制度缺陷无法完成，从而不得不由惩罚性赔偿来填补此部分损失的功能。2) 报复功能。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条款的条件较为苛刻，只有当受害人死亡或者是健康严重受损的时候才可以适用，所以一般在民事责任中鲜为出现的惩罚条款可以平抑社会利益的丧失，维持良性的社会秩序。3) 遏制功能。通过惩罚来预防类似案件的发生，其旨在防止被告再犯相同的错误，也使一般人不敢从事与被告相同或类似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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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室内装修造成的污染侵权案件屡见不鲜，但是法律对于室内装修污染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在司法实践上也鲜将室内装修污染定性为环境侵权。首先应当将室内环境纳入到法律中的环境范畴内，室内装修污染侵权也相应的纳入到环境污染侵权的保护范围中，其次对于被害人的举证责任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且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只要被侵权人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大致的相关性即可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联性，即达到证明的标准，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被侵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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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巴布亚产生了大量难民且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除了地理位置相邻之外，西巴布亚难民的产生及其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流动也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尼国内的争端，以及两地区的前殖民宗主国荷兰与澳大利亚的政策均为这一流动路线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持续至今的难民潮造成了边界危机、经济压力并推动了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面对难民潮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以巴新为首的各方也通过共同协作制定了一系列策略以解决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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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西巴布亚于1969年并入印尼后产生了大量难民，大批难民更是向其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流动。难民潮从20世纪60年代起始，以1984年为转折点并在1984~1987年达到最高峰，随后持续至今。除地理因素外，西巴布亚难民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流动也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印尼内部，政府对西巴布亚的各类不当政策被当地居民认为是压迫性的从而激起了剧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相持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伤害，而西巴布亚的前殖民宗主国荷兰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前殖民宗主国澳大利亚的一系列政策作为外部因素也为这一流动路线的产生创造了种种条件。虽然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制定了各类对策，但难民问题仍然产生了各种不利影响。 目前，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印尼和巴新之间的边界问题等单一视角来剖析西巴布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难民问题，但缺少从多边合力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成果，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 1 。本文拟在通过论述西巴布亚向巴布亚新几内亚难民流动的阶段、路线等基本概况的基础上，对难民潮的产生原因、影响及其解决路径进行分析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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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西巴布亚难民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流动的特征及四个阶段 西巴布亚作为印尼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地区，其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流动的难民潮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难民的流动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始至今，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其流动也具有一些典型特征。 首先，难民的流动与西巴布亚的局势紧密相关，一旦西巴布亚出现了重大的变局或冲突，大的难民潮便会出现，这一特征可以从第一波与第二波难民潮的出现反映出来。第一波难民潮发生在1963~1975年，这一时段也是难民潮的起始，它的出现同印尼与荷兰对西巴布亚领土的争端以及《自由选择法》的公投是相重合的。自1962年开始到1968年底，大约有1200名难民越境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有两百多名难民获得了居住许可( [ 15 ]， p. 94)。在公投时期的1969年，澳大利亚行政当局仅在这一年就记录了1695个西巴布亚人过境( [ 16 ]， p. 207)。这一年中期自由选择法案实施的时候，大约有450名西巴布亚人住在亚科(Yako)，莫尔黑德(Moorehead)和马努斯(Manus)的营地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则居住在三到四个作为半永久性接待中心的营地里( [ 2 ]， p. 848)。到1975年，估计有4200人越境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大多数被澳大利亚当局遣返 [ 17 ]。 第二波难民潮发生在1984~1986年，这也是难民流动的最高潮，这一时期难民潮的产生又同西巴布亚分离主义组织的活动相重合。在这期间多达12，000名难民分三次涌入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被安置在瓦尼莫(Vanimo)附近的16个难民营中( [ 2 ]， p. 849)。这一时期越境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难民可以分为四个群体：北方人(Northerners)、达尼人(Dani)、木玉人(Muyu)和索塔人(Sota)。1984年2月至6月间，大约1000名北方人穿过了瓦尼莫附近的边界，这是这一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迁移。这一北方人群体包括来自西巴布亚北部沿海城镇查亚普拉(Jayapura)、索隆(Sorong)、马诺夸里(Manokwari)及岛屿别克——农福尔(Biak-Numfoor)和塞鲁伊(Serui)的受过正式教育和在政治上很活跃的人，以及来自北部边境地区的村民。这些北方人被安置在瓦尼莫的一个名为黑水(Blackwater)的营地。第二次迁徙发生在1985年，当时大约350名来自巴列姆山谷(Baliem Valley)的达尼人穿越了瓦尼莫南部的贝瓦尼(Bewani)附近，这群人也被转移到了黑水。这两场运动都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桑道恩(Sandaun)省。1984年4月至1985年9月期间发生了第三次移动，有9500名木玉人在多个过境点越过边界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部省份( [ 1 ]， pp. 5-6)。 其次，难民流动的次数多，难民迁移的数量大。在前两波大规模的难民潮发生后，仍然发生了多次难民的迁移，也发生了两波大规模的难民流动。第三波难民潮发生于1992年，当时大约有100个来自边境城镇索塔(Sota)的家庭跨越边界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黑德(Morehead)地区寻求避难。2000年12月出现了第四波大规模迁移，当时住在首都查亚普拉及其周围的大约400人从巴列姆山谷越过瓦尼莫附近的边界寻求庇护( [ 1 ]， p. 6)。 最后，难民流动的持续时间长且延续至今。今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收容的难民中，绝大多数都来自西巴布亚 [ 18 ]。根据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0年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报告，巴布亚新几内亚收容了约9700名西巴布亚难民，其中约2300人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分配的爱奥瓦拉–东阿温(Iowara-East Awin)地区，5000人住在边界地区，另外2400人住在城市地区( [ 19 ]， p. 2)。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流入的难民给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尤其是该国边境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也成为了巴新政府以及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