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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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手段。随着肝移植外科技术的改进、免疫抑制方案的优化以及移植后病人管理的进步，肝移植的预后得到极大改善 [ 1 ] ，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显著提高，术后1年的受体存活率为80%~90%，术后10年的受体存活率为70%~80% [ 2 ] 。但近年来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肝和活体供肝数量的短缺，严重影响了肝移植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边缘性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逐渐被接受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供体来源，目前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 [ 2 ] 。使用DCD供肝进行肝移植已被证明可能增加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胆道系统并发症及再次肝移植的风险 [ 3 ] 。脂肪肝供肝、冷–热缺血时间、高龄、高钠血症、肝炎病毒标志物阳性、肿瘤病史、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及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是目前较为公认的DCD供肝评估危险因素，与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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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DCD供肝质量评估 2.1. 脂肪肝供肝 有报道指出约9%~26%的供肝为脂肪肝 [ 4 ] 。随着供者年龄上限的提高和人群肥胖的流行，可以预见脂肪肝供肝在DCD供肝中的比例会进一步增加。这意味着脂肪肝供肝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在供肝池，使脂肪肝的潜在使用价值逐渐成为肝移植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脂肪肝指肝脏脂质沉积超过肝脏湿重的5%，主要表现为甘油三酯的堆积 [ 5 ] ，由于严重的线粒体损伤、能量代谢损害以及氧化应激反应的增强导致其对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耐受性较差 [ 6 ] 。脂肪肝有两种病理形式：小泡性脂肪变性和大泡性脂肪变性，通常二者同时存在。有研究证实肝细胞小泡性脂肪变性不趋于导致肝移植的不良预后，不会影响肝移植的最终结果 [ 7 ] 。对于大泡性脂肪变性，一般将其严重程度按照镜检下单位面积可见的大泡性脂肪变性细胞比例分为3级：轻度 < 30%；中度30%~60%；重度 > 60% [ 8 ] 。目前相关研究显示，轻度脂肪变性供肝对移植后肝功能的不利影响不明显，与无脂肪变性供肝结果类似，可以安全用于肝移植手术 [ 8 ] 。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的临床应用结果文献报道存在差异。Adam等 [ 9 ] 统计供肝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发生率，中度和重度脂肪肝则分别为25%和57%。Spitzer等 [ 10 ] 报道5051例肝移植的患者，研究表明存在超过30%的中重度大泡型脂肪变性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1年移植存活率明显下降。但也有不同报道，Fishbein等 [ 11 ] 分析40例中度脂肪变性供肝受者的数据，发现其1年存活率及移植物存活率与无脂肪变性供肝患者一致。综合分析，中度大泡性脂肪变性的肝脏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及严格限制其他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有选择性的使用 [ 12 ] ；重度脂肪变性供肝是移植后肝功能衰竭的显著高危因素，会明显增加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的风险，因此经常禁用于移植，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过渡性供肝 [ 13 ] 。 2.2. 冷–热缺血时间 热缺血时间指从供体血液循环停止或局部血供终止到冷灌注开始的时间。目前热缺血时间界定为：当供者动脉压 < 50 mmHg (1 mmHg = 0.133 kPa)和(或)氧饱和度 < 70%开始即为热缺血，直至进行冷灌注结束热缺血时间 [ 14 ] 。在DCD供肝获取过程中，供者死亡被定义为不可逆转的心肺功能停止。因此DCD供肝必然经历一段低血压、缺氧的灌注过程，由此产生的热缺血损伤是DCD供肝最重要的特点 [ 14 ] 。Lee等 [ 15 ] 研究证实，供肝热缺血时间>15 min是肝移植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但单以时间长短来评估热缺血损伤对DCD供肝质量的影响存在局限性。Abt [ 16 ] 等的用新的方法回顾性分析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热缺血过程中血流动力学改变的特点与移植肝存活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生命支持撤除后10 min内动脉压变化率与移植物存活率密切相关，但并不呈线性相关，且没有发现具体高位临界点。该研究提示需要发现新的评估参数来反映这一过程。相比之下，脑死亡供者没有热缺血时间，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低。 冷缺血时间指从供肝冷灌注到移植后血供开放前所间隔的时间，包括器官保存阶段。Yotsuka等 [ 17 ] 认为，冷缺血时间是肝移植术后移植肝存活率、受体存活率、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冷缺血时间 > 8 h是DCD肝移植的高危因素。有报道指出，冷缺血时间 > 6 h后，每增加1 h，移植后肝功能衰竭的发生率增加约8% [ 18 ] 。因此，需要更加优化的器官分配策略来减少冷缺血时间。 2.3. 高龄 随着供体的短缺和人群预期寿命的延长，高龄供肝的应用日益增多。Fernandez-Merino等研究发现，肝移植受体的生存率及移植肝功能与供体年龄呈负相关 [ 19 ] 。Liege大学医院移植中心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将70名DCD肝移植供者按年龄分为<55岁、56~69岁和 > 70岁3组，DCD供肝获取均由经验丰富的ICU医师和肝移植团队在手术室共同完成，以保证DCD供者撤除生命支持的过程和供肝冷-热缺血时间基本相同，其比较了肝移植术后1个月、1年和3年生存率，结果发现 < 55岁组与56~69岁组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而 > 70岁组生存率明显低于其他两组 [ 20 ] 。因此，在能够保证供肝冷–热缺血时间较短的情况下，供者年龄 > 50岁不应被列为绝对禁忌。 2.4. 肝炎病毒标志物阳性 肝移植术后受者HBV感染的主要途径是供肝传播，但通过严格选择受体，预防性抗病毒治疗以及乙肝免疫球蛋白的合理应用，HBV阳性或者既往有HBV暴露史的DCD供肝仍可以被使用 [ 21 ] 。Testa等 [ 22 ] 的研究明确了来自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是相对安全的。对于肝炎病毒感染活动期和已经发生肝炎病毒相关肝纤维化的病毒阳性DCD供肝是不应使用的。另外，在使用肝炎病毒阳性DCD供肝前，必须进行供肝病理活检。 2.5. 高钠血症 高钠血症会影响移植器官功能，增加移植后肝功能衰竭风险，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高钠血症造成的细胞肿胀、渗透压增高和再灌注损伤有关。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高钠血症(血清钠 > 155 mmol/L)是影响肝移植预后的重要因素 [ 23 ] 。Chang等设计试验，采用5%葡萄糖液行肠系膜下静脉输注降低DCD供者血钠水平，比较发现输注组17例高钠血症供者供肝移植术后并未发生肝功能衰竭，而未输注组移植后肝功能衰竭的发生率为60% [ 24 ] 。Mangus等 [ 25 ] 认为，术前积极将供者血钠纠正至155 mmoL/L以下对于移植后受者肝功能恢复非常有益。尽管不拒绝高血钠的供者肝脏，但是在供者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保持血钠低于155 mmol/L。DCD供者高钠血症是移植后肝功能不良的危险因素，但通过有效地纠正血钠浓度，这种不良影响可以减小。 2.6. 肿瘤病史 评估有肿瘤病史的供者需考虑其无瘤存活期，但肿瘤复发具有不可预测性。有研究指出，黑色素瘤、绒毛膜癌、淋巴瘤、乳腺癌、肺癌、肾癌及结肠癌在供、受者之间具有高传播风险，有以上肿瘤病史患者不应该作为肝移植供者 [ 26 ] 。根据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数据，约有2.7%的死亡捐献供者有肿瘤病史，2000年至2005年间，共计891例供肝是来自有肿瘤病史的供者并进行了肝移植手术；供者肿瘤类型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非黑色素皮肤瘤、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宫颈肿瘤；仅发生2例由供肝转移的致命性肿瘤，其余受者均未发现肿瘤活跃生长和远处转移的证据 [ 27 ] 。使用有肿瘤病史的DCD供者供肝需谨慎，此类供肝评估依赖于具体患者及特定情况下移植团队的决策分析。 2.7. 其他 需要对DCD供肝进行评估的因素还包括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及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通常肝移植供者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多巴胺需要量 > 10 µg∙kg −1 ∙min − 1 或需联合使用升压药，将增加肝移植预后风险 [ 28 ] [ 29 ] 。ICU住院时间的延长能使肝脏肝糖原降低，导致供肝原发性肝功能障碍，因此时间一般控制在4天之内 [ 30 ] 。有研究 [ 31 ] 表明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 ICG)清除实验可预测肝移植术后短期移植物功能，如果吲哚菁绿15 min滞留率小于10%，说明肝脏储备功能良好，作为供肝的成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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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总结与展望 DCD肝移植是降低终末期肝病患者在移植等待过程中死亡率的有效手段，通过行之有效的DCD供肝质量评估，可以有效规避热缺血损伤带来的风险，获得较好的预后。在尽可能缩短冷–热缺血时间的前提下，脂肪肝、高龄、高钠血症、肝炎病毒感染、特定肿瘤病史、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及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等都是DCD供肝质量评估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但并非绝对禁忌因素。结合各移植中心经验并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个体化DCD供肝质量评估体系应逐步建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DCD供肝质量评估应由移植团队综合考量。同时，更多有意义的参数可以纳入评估过程，以获得更全面的评估结果，提高DCD肝移植的术后生存率，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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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癌症患者生存率的不断提高，癌症患者对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化疗作为目前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方式，其对卵巢的毒害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何保护化疗患者的卵巢功能，保护其生育力，预防卵巢早衰成为临床医生亟需解决的难题。激素疗法因其使用便捷、经济、无创伤等优势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其对化疗过程中的卵巢功能是否能起到保护作用，现医学界并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旨在讨论GnRH类似物在恶性肿瘤化疗中对卵巢功能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化疗，卵巢功能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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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GnRH与GnRH类似物 20世纪70年代人类首次从猪的下丘脑分离出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 [ 1 ] ，此后人们认识到GnRH是下丘脑弓状核神经内分泌细胞分泌的十肽激素，通过垂体门脉系统以脉冲方式释放，与垂体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后产生刺激垂体前叶细胞分泌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和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 LH)。GnRH高频释放会使LH的合成及分泌多于FSH，低频释放则会使FSH的合成及分泌多于LH。同时GnRH的释放和FSH、LH的水平也受到卵巢激素的反馈性调节 [ 2 ] 。由此形成的正负反馈在维持女性正常的生殖系统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除下丘脑和垂体外，卵巢、胎盘、子宫内膜、子宫平滑肌和输卵管等外周组织及卵巢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中都有GnRH和GnRH受体的表达 [ 3 ] ，这也为后来GnRH类似物广泛的临床作用奠定了基础。通过人为置换GnRH上的第6位、第10位氨基酸，就可得到具有更长半衰期、更耐降解酶的GnRH类似物：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agonis， GnRH-a)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antagonist， GnRH-ant)。两者都作用于GnRH受体，产生一系列激素相关的病理生理作用作，但作用机制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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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GnRH-a对化疗过程中卵巢功能的保护 GnRH-a保持有与GnRH相同的生物活性，但与GnRH受体具有更高的亲和力。研究发现GnRH-a刺激垂体前叶细胞生成FSH和LH的效应是GnRH高的50~100倍，其半衰期可达5 h以上 [ 4 ] 。数量丰富的GnRH-a在细胞外与GnRH受体结合形成的二聚体不容易解聚，导致内源性GnRH因无GnRH受体与之结合而无法发挥作用，从而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进而使得垂体释放FSH和LH水平降低，导致卵泡无法发育成熟，从而使其不受化疗药物的破坏 [ 4 ] 。首次应用GnRH-a时，机体会出现FSH和LH一过性上升，刺激卵巢激素的分泌和卵泡发育，此过程称为“点火效应” [ 5 ] ；GnRH-a继续作用后，GnRH受体被耗尽，血清中FSH和LH水平下降，从而产生抑制卵泡发育成熟的作用。目前临床上常用GnRH-a的代表药物有亮丙瑞林、曲普瑞林等。 为探讨GnRH-a是否能对化疗过程中的卵巢功能起到保护作用，Ilhae Park等 [ 6 ] 通过小鼠进行了实验研究，此研究选取了40只6~8周体重为16~18 g的雌性B6小鼠随机分为4组，每组10只，分别为生理盐水组，生理盐水+亮丙瑞林组，多西他赛组，多西他赛+亮丙瑞林组。在给予小鼠化疗药物两周前，给予相应小组小鼠皮下注射亮丙瑞林0.3 mg，6周后解剖其卵巢组织，观察卵泡数量。结果显示：单纯多西他赛组卵泡数(26.63 ± 5.40)与单纯生理盐水组(44.4 ± 12.16)相比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7)。多西他赛+亮丙瑞林组(40.14 ± 9.03)卵泡数明显多于单纯多西他赛组(26.63 ± 5.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28)。同时行免疫组化染色，发现在1、2、4组中大量的卵泡被Ki~67着色，但在单纯多西他赛组中只有少量的卵泡被着色。在1、2、4组中没有组织被c-H2AX着色，但在3组中大量的原始初级卵巢被c-H2AX着色。这个试验充分说明了化疗前应用GnRH-a可减少86.8%由化疗引起的卵泡损害。另外还发现应用GnRH-a可使得卵巢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避免了化疗药物对原始卵泡NDA损伤。但以动物试验推断GnRH-a的临床价值难免受到限制。 最新的临床试验也都证明了GnRH-a对化疗导致的卵巢损伤有着一定的保护作用。Moore H等 [ 7 ] 一项关于GnRH-a预防化疗导致卵巢早衰的研究，随访了218例年轻乳腺癌患者，结果显示肌注GnRH-a的患者卵巢早衰的发生率明显降低，且有着更高的妊娠率及新生儿出生率。虽然这个研究并没有阐明GnRH-a保护卵巢的机制，它显示了GnRH-a对早期雌激素受体阴性的乳腺癌患者的卵巢功能具有保护作用。研究发现同时发现GnRH-a在雌激素受体阴性的乳腺癌患者中的应用是安全的，且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Hulsbosch S等 [ 8 ] 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关于长时间随访59例在化疗时采取生育力保护的癌症患者治疗后实际的妊娠愿望和结局的报道，此报道结果肯定了GnRH-a对年轻化疗患者生育力的保护作用。Leonard R等 [ 9 ] 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也证实给予肌注戈舍瑞林保护化疗患者的卵巢功能，在化疗后12~24月内肌注戈舍瑞林组闭经率明显小于单纯化疗组(22%：38%)。卵巢早衰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单纯化疗组(18.5%：34.8%)，且在小于40岁的患者中差异更为明显(2.6%：20%)。Luminita Nicoleta Cima等 [ 10 ] 同样认为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对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干细胞移植技术的发展使得患者术后生存率已不再是问题，更多需要关注的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问题和随着而来的生育问题，以及化疗导致卵巢早衰所出现的潮热、性功能障碍等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问题。Phelan等 [ 11 ] 研究发现在需行化疗的血液系统疾病患者中，联合应用GnRH-a也对预防化疗导致的卵巢损伤有保护作用。Schmidt KT的临床试验研究同样发现GnRH-a在霍奇金淋巴瘤化疗患者中的应用，在生育力保持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且应用GnRH-a联合化疗更好的控制患者的月经周期 [ 12 ] 。 尽管证实GnRH-a对化疗过程中的卵巢功能有保护作用的临床证据有很多，但是仍有很多研究表明，GnRH-a对恶性肿瘤化疗患者没有很好的卵巢功能保护作用。2013发表的1项长达5年的对照研究显示：对于以新辅助化疗治疗的早期卵巢癌患者，如果以恢复月经作为标志，GnRH-a(曲普瑞林)治疗并未能够提供良好的卵巢功能保护作用 [ 13 ] 。且目前并没有完整的基础试验来证明GnRH-a对化疗过程中卵巢功能保护的确切机制。这都使得GnRH-a对卵巢功能的保护扑朔迷离，无法在临床作为保护方法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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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GnRH-ant对化疗过程中卵巢功能的保护 与GnRH-a的作用机制不同，GnRH-ant则是主要通过快速竞争性结合GnRH受体来阻断GnRH与其受体结合，从而阻断二聚体复合物的形成和信号的传递，从而抑制LH及FSH的释放。GnRH-ant无类似GnRH-a的“点火效应”，但作用时间短，在停药后2~4 d垂体功能即可恢复 [ 14 ] 。GnRH-ant的代表药物有西曲瑞克、加尼瑞克。虽然GnRH-ant无“点火效应”，但其有剂量依赖性，临床上需皮下注射西曲瑞克0.25 mg/24 h才可持续抑制卵泡的发育。目前，我国尚未开展关于化疗期间联合GnRH-ant在卵巢保护方面的研究，国外也只有少量的研究可供参考。 对于GnRH-ant是否能对化疗过程中的卵巢功能起到保护作用，Drevs J等 [ 15 ] 同样建立了小鼠实验模型，用GnRH-ant和环磷酰胺共同处理SD大鼠，用免疫组化法检测BCL-2蛋白和caspases-3蛋白在卵巢颗粒细胞中的表达，用放射免疫方法测定大鼠FSH和雌二醇的水平。结果提示GnRHA-ant对初级卵泡具有保护作用，处于静止期的卵泡可避免受化疗药物损害，从而保护卵巢的储备功能。 目前关于GnRH-ant保护化疗过程中卵巢功能的临床试验并不多。Blumenfeld等 [ 16 ] 为评估GnRH-ant是否对化疗过程中的卵巢功能有保护，对8位患有严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年轻女性化疗患者在化疗期间同时应用GnRH-ant，其结果是肯定的。Recchia等 [ 17 ] 对100例早期乳腺癌患者行化疗的同时使用GnRH-ant的患者进行了长达7年的随访，结果显示小于40岁的患者全部恢复了月经，年龄大于40岁的患者56%恢复正常月经，且有3例成功妊娠并分娩。Whiehead等 [ 18 ] 对18例恶性肿瘤患者在每次化疗开始前的1~4 d使用西曲瑞克(皮下注射0.75 mg，每4天1次，共3次)的研究结果显示，化疗结束后12个月，94%的患者恢复自发排卵和月经周期；78%的患者血清FSH水平在正常范围(<10U/L)内，平均水平为5.18 U/L；94%的患者在排卵期可测得孕激素(平均水平为55 nmol/L)；87%的患者抑制素A和B的水平正常。以上学者都肯定了GnRH-ant对化疗过程中卵巢功能的保护作用，但缺乏严格的对照组进行比较。Digeni等 [ 19 ] 报道，24例年龄为(23 ± 6)岁的女性恶性血液病患者，在每次化疗时使用3 mg西曲瑞克隔天皮下注射(西曲瑞克组)，与未使用西曲瑞克的31例年龄为(26 ± 6)岁的患者(对照组)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化疗结束6个月后西曲瑞克组患者继发性闭经的发生率显著降低(分别为4%、27%，P = 0.036)。因此认为，GnRH-ant能有效降低继发性闭经的发生率，起到了保护卵巢功能的作用。 由于GnRH-ant不具有点火效应，能即刻发挥对性腺轴及性激素的抑制效应，不良反应也较GnRH-a更少，因此也有学者认为GnRH-ant较GnRH-a更适合用于对化疗患者卵巢功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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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总之，目前对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来保护化疗过程中的卵巢功能尚存在争议，医学界也并未达成一致的共识。许多系统回顾试验和metal分析都有着不同的结果，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缺少一致性的随机临床对照试验，没有明确的指标来评估卵巢功能的恢复和卵巢功能的衰竭，而且目前只有极少数的临床试验进一步研究评估了使用GnRH类似物保护女性肿瘤患者卵巢的最后妊娠率。而且并不是所有患者在接受烷化剂为基础的化疗后都会出现卵巢早衰的症状，一大部分保留生育功能的化疗患者，最后成功妊娠 [ 20 ] 。这些临床的发现都显示了化疗引起性腺损害的复杂性。 保护化疗患者的卵巢功能，提高患者化疗后的生活质量，给予患者化疗前提供不同的保护卵巢功能的选择，且多种治疗方式共存是非常重要的。应用激素疗法并不是就要排除卵母细胞或胚胎冷冻的低温储存。总之，一些试验否定了GnRH类似物保护化疗过程中卵巢功能的作用，但更多的试验对其作用表示了肯定。综合最新的研究结果认为，对于年轻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化疗前及化疗过程中规范应用GnRH类似物对卵巢功能有一定程度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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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大气延迟一直是制约多时相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MT-InSAR)精度的问题之一。为抑制区域性大气窗口和对流层垂直分层效应导致的精度损失，本文引入多尺度稳健估计模型优化MT-InSAR大气延迟分量的解算和校正。实验利用MT-InSAR技术从成都主城区的14景Sentinel-1A影像中选取出高相干点，根据多尺度下对流层垂直分层延迟与高程的线性关系精确估算和校正大气延迟，提取出地表形变信息，并用同时段连续运行参考站(CORS)数据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模型评估的大气延迟在0~30.2 mm，大气校正后相位均方根误差总体上减少；两类监测结果差值的均方根误差为3.9 mm，证明了本文所提出模型与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 :多时相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多尺度稳健估计，高相干点分析，大气延迟校正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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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干涉(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SAR)是一种重要的空间对地观测技术。相比于传统测量技术，这种技术具有观测范围大、空间分辨率高、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 [ 1 ] [ 2 ] [ 3 ] [ 4 ] 。InSAR技术起初主要应用于生成数字高程模型和制图。后来，随着差分雷达干涉技术(Differential InSAR，DInSAR)的出现，其应用领域扩展到测量地表形变 [ 5 ] [ 6 ] [ 7 ] 。但是DInSAR的应用受到时空失相关和大气延迟的负面影响，限制了其在应用中的精度和可靠性 [ 4 ] 。有研究表明，在二轨差分干涉测量中，20%的湿度变化会导致10 cm的形变误差，会影响毫米到厘米级的InSAR形变监测结果的可靠性 [ 8 ] 。 针对常规DInSAR中的应用局限性，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展了基于多时相卫星SAR影像探测形变时空演变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时序差分雷达干涉理论与方法。其中最典型的两种方法是：Ferretti等人率先提出的永久散射体雷达干涉(PSI)和Berardino等率先提出的短基线集(SBAS)干涉 [ 9 ] [ 10 ] [ 11 ] 。在PS和SBAS方法的基础上，Hooper提出一种提高可用信号空间采样率的方法，优化并融合两种方法提取的高相干点，构建模型解算形变信息 [ 12 ] [ 13 ] [ 14 ] 。虽然构建形变解算模型时有顾及大气延迟的影响，但是大气延迟产生的误差可能达到十几厘米。误差仍会通过模型传递给形变解算结果。因此，有必要在解算前对大气延迟进行校正，提高多时相InSAR形变监测的可靠性。 较早的用于缓解大气延迟的方法是层叠法 [ 8 ] 。该方法基本原理是大气信号在时间尺度上超过一天的间隔是不相关的，因此可以通过平均独立的干涉图的方法来缓解大气延迟问题。但是该方法局限是通过大量干涉图进行平均，且不能获得时序形变。目前在时序上缓解大气延迟的方法是应用滤波技术，例如Berardino等人在2002年提出一种通过时间域和空间域滤波提取大气延迟相位的方法 [ 11 ] 。该方法根据大气延迟具有高空间相关性和低时间相关性，在先移除模型评估出的形变信号的前提下，通过进行空间域低通滤波和时间域高通滤波的处理，提取出大气延迟相位。但是这种滤波方法在对噪声进行平滑处理的同时也对形变信号进行了平滑处理，而且去除的大气延迟相位受主观因素影响。此外，还有许多直接估计并去除大气延迟的方法，例如基于GPS数据或雷达数据辅助InSAR大气校正的方法和基于气象数据的大气模型校正方法 [ 15 ] [ 16 ] [ 17 ] [ 18 ] 。但是，基于GPS数据的方法受站点的位置和密度的局限，MODIS和MERIS则不能在夜间进行观测且受云雾影响很大，而基于数值大气模型的校正方法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大气延迟可以分为与空间异质分布有关的延迟和与大气垂直特性有关的延迟 [ 19 ] 。其中，与大气垂直特性有关的大气延迟称为对流层垂直分层延迟，与高程有关。大气延迟受水汽含量影响最大，而水汽含量随高程呈指数级的下降 [ 20 ] 。在此基础上，Lin等用泰勒级数将指数表达式展开并保留一次项，得到大气延迟与高程的线性关系式，提出了一种使用多尺度的方法线性评估大气延迟 [ 21 ] 。该方法侧重于减轻对流层垂直分层延迟的影响，能够在不借助外部先验数据的条件下，实现精准的多时相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大气校正。 本文以Sentinel-1A SAR影像为数据源，以成都市主城区为实验区域，在MT-InSAR技术提取出高相干点的基础上，引入多尺度稳健估计模型优化MT-InSAR大气延迟分量的解算和校正，大气校正后相位均方根误差总体上减少。探索2016年2月至2017年9月地表形变情况，并用同时段CORS数据进行验证，以证明基于多尺度的MT-InSAR大气延迟校正方法是有效和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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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技术原理 Hooper在PSI方法提取PS点的基础上，提出可以利用短基线干涉对里的滤波后相位微失相干(slowly-decorrelating filtered phase， SDFP)点。这些点在短时间域内滤波处理后仍保持较高相干性，可以与PS点一起通过优化筛选，融合成高相干点集，用于SBAS模型解算形变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多尺度稳健估计模型优化MT-InSAR大气延迟分量的解算，再对校正后的高相干点集进行相位解缠。经完善后的MTI形变提取流程图如图1所示。 假设有覆盖研究区域的p+1幅SAR影像，选择一幅作为公共主影像，将其余影像分别与主影像配准并重采样到主影像空间，与单一主影像干涉得到PS差分干涉对，同时选取合适的时空基线阈值，构建稳健且无孤立子集的短基线集。经过去除参考椭球面和地形相位处理，分别得到两种二次差分干涉图集(PS二次差分干涉图集和SBAS二次差分干涉图集)。通过设置振幅离差(Amplitude Dispersion， AD)和振幅差分离差(Amplitude Difference Dispersion， ADD)阈值分别提取PS候选点集和SDFP候选点集。振幅离差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D Α = δ Α μ Α (1) 其中， δ Α 为像元在p幅PS二次差分干涉图中的振幅标准差， μ Α 为像元在p+1幅干涉图中的振幅平均值。振幅差分离差的计算公式为 D Δ Α = δ Δ Α μ Δ Α (2) 其中， δ Δ Α 为像元在各SBAS二次差分干涉图的振幅差标准差； μ Δ Α 为像元在各SBAS二次差分干涉图的振幅差平均值。 图1. 形变提取流程 对干涉图低通滤波后，将信噪比低于阈值的PS候选点和SDFP候选点去除，得到高相干点集。把信噪比作为定权的依据，在空间域上按照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各候选点的相位，用于之后的相位解缠。 在相位解缠后，我们引入线性模型校正与高程相关的大气相位。模型根据大范围区域大气的全局属性建立，由整幅差分干涉图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所以不会影响局部形变与高程的关系。假设干涉图仅受静态大气延迟的影响，那么差分干涉图相位表达式如下 Δ φ = b + K h (3) 其中， Δ φ 为大气延迟；b是模型的偏移常量；K是模型的系数，描述对流层垂直分层延迟与高程的线性关系；h是高程。 然而，实际情况下差分干涉图受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很难定义大气相位与高程的线性关系，所以需要一种稳健的方法去评估出模型参数。有关文献中提到，不同的空间尺度对不同的噪声敏感性不同 [ 21 ] 。在一定空间尺度范围内，差分能很大程度上抑制噪声的影响，而对流层垂直分层延迟与高程的线性关系不会变。 基于此，本文采用多尺度的方法稳健地评估模型的参数。首先，用重采样和滤波的方法将高程图和差分干涉图分解到不同尺度的空间，生成不同空间尺度下高程图和差分干涉图像，然后分别计算相邻两个尺度间的差值，最后运用选出的高相干点评估模型参数。假设通过不同空间尺度l的滤波和差分处理后，得到高程图和差分干涉图各n组，式3可以写为 Δ φ ( λ i ) = b + K h ( λ i ) (4) 其中， Δ φ ( λ i ) 、 h ( λ i ) 分别为第i(i ≤ n)组范围尺度下的相位差值和高程差值。 对于同一地区m幅差分干涉图，用影像获取时间间隔去定义一组模型参数分量，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对应的转换系数因子分量和偏移量分量。p + 1幅影像对应p段时间间隔，可以得到线性模型新的表达式 Δ φ q ( λ i ) = ∑ j = 1 p a j b j + ∑ j = 1 p a j K j h ( λ i ) (5) 其中， Δ φ q ( λ i ) 为第q(q ≤ m)幅差分干涉图在第i组范围尺度下的相位；b j 和k j 分别为第j(j ≤ p)个时段对应的模型参数分量；a j 为差分干涉图跨越第j个时段的判定系数，取值为0或1。式5的矩阵表达式为 [ a 1 h 1 ( λ 1 ) a 2 h 1 ( λ 1 ) a 3 h 1 ( λ 1 ) ⋯ a p h 1 ( λ 1 ) a 1 a 2 a 3 ⋯ a p a 1 h 1 ( λ 2 ) a 2 h 1 ( λ 2 ) a 3 h ( λ 2 ) ⋯ a p h ( λ 2 ) a 1 a 2 a 3 ⋯ a p ⋮ ⋮ a 1 h 1 ( λ n ) a 2 h 1 ( λ n ) a 3 h 1 ( λ n ) ⋯ a p h 1 ( λ n ) a 1 a 2 a 3 ⋯ a p ⋮ ⋮ a 1 h m ( λ n ) a 2 h m ( λ n ) a 3 h m ( λ n ) ⋯ a p h m ( λ n ) a 1 a 2 a 3 ⋯ a p ] [ K 1 K 2 K 3 ⋮ K p b 1 b 2 b 3 ⋮ b p ] = [ Δ φ 1 ( λ 1 ) Δ φ 1 ( λ 2 ) ⋮ Δ φ 1 ( λ n ) ⋮ Δ φ m ( λ n ) ] (6) 考虑到解缠相位中噪声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方法评估出模型参数分量的最优解，根据干涉对的时间跨度可以计算得到每幅干涉对的大气校正模型参数，进而求得大气相位。对高相干点集进行大气相位校正后，构建SBAS形变解算模型，即可求解得到高相干点集雷达视(LOS)方向的年平均形变速率和形变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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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以Sentinel-1A SAR影像为数据源，以成都市主城区为实验区域，基于MT-InSAR技术提取出高相干点集，引入多尺度稳健估计模型优化MT-InSAR大气延迟分量的解算和校正。模型评估的大气延迟在0~30.2 mm，大气校正后相位均方根误差总体上减少，说明多尺度方法评估出的线性模型应用于大气校正是有效的。大气校正后有的干涉对均方根误差增加，说明该模型局限于校正大气延迟中的垂直分层 图5. LOS向平均形变速率 Table 2 Accuracy verificatio CORS 纬度 经度 形变监测结果差值 RMSE(单位：mm) CHDU 30°38'21.8'' 104°3'52.1'' 3.9 表2. 精度验证 延迟。利用MT-InSAR技术提取出的地表形变结果分析表明，整个实验区域较为稳定，年平均形变速率多在6 mm/y以内，用同时段CORS数据进行验证，两类形变监测结果差值的均方根误差在4 mm以内，证明了基于多尺度的MT-InSAR大气延迟校正方法是有效和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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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地方依恋作为地方理论的一个分支，是指人与地方发展的联结，由情感、认知和实践三个部分所组成。它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家、社会和城市等。地方依恋可以维持生存感、安全感和连续性，同时也能增强社会联结感和归属感，但是它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抵制变化和保护现状，甚至还会影响到社区内小孩的发展。目前对于地方依恋的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以及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已有一些研究用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以及增强社区认同方面。 关键词 :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地方理论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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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地方依恋的概念 地方理论(place theory)是从人们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关系的理论。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1974年首先观察到并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概念，即“地方与人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Tuan， 1974)。接下来西方学者们提出了地方感知(Relph， 1976)、地方依赖(Williams & Roggenbuck， 1989)等概念，这些概念一起组成了初步形成了“地方理论”。地方理论立足于行为地理学、环境心理学、游憩地理学，在旅游学、休闲学、建筑学、景观学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Fried于1963年在他研究中最早提及人地关系，波士顿“伦敦西区”的人们对于强迫再安置的不情愿心理反映出了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情，人们也会对失去重要的地方而感到悲伤(Fried， 1963)。Gerson等人提出了地方依恋但未给出明确的定义(Gerson， Stueve， & Fischer， 1977)。Shumaker在1977年明确的给出了地方依恋的定义，即人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结(Shumaker & Taylor， 1983)。Williams在1989年提出了“地方依恋”的概念(Williams & Roggenbuck， 1989)，并且在随后又提出了它的理论框架，是由“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 PI)”和“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 PD)”两个维度构成(Williams， Patterson， & Roggenbuck， 1992)。Sharpe从地方依恋的中断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论进行了扩展并提出了地方干扰(place interference)的概念(Sharpe & Ewert， 2000)。Hidalgo进一步限定了地方依恋的含义，将其定义为个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积极情感纽带(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依恋(attachment)”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精神病学家Bowlby提出的，它最初是指当幼儿感知到威胁或者不适的时候，向抚养者寻求亲近的生物性本能(Bowlby， 1960)，后来代指所有个体与依恋对象的情感联结(Prior & Glaser， 2006)。Place在中文里常译为“地方”，也有被译为“场所”。地理学家将地方描述为对其用户有意义的有界空间(Relph， 1976; Tuan， 1974)，但地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位置；而且它也是景观和环境的一种情感联系的产物(Cresswell， 2004; Relph， 1976; Trigg， 2012)，这样的地方超越了空间位置，将人类与空间连接起来，成为“感觉价值的中心”(Tuan， 1974)。个人对特定的地方赋予了特殊意义，而使得个人与之产生正向情感联结并希望与该地方维持长久的紧密联结，这样便使得这个地方具有了精神层面上的意义，产了地方依恋。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作为地方理论的一个分支，是指人与地方发展的联结(Williams， Patterson， & Roggenbuck， 1992; Low & Altman， 1992;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Manzo， 2003; Giuliani， 2003; Pretty， Chipuer， & Bramston， 2003)，它是由三个部分所组成：情感(情绪、感觉)、认知(思想、知识、信仰)和实践(行动、行为) (Low & Altman， 1992; Jorgensen & Stedman， 2001; Kyle， Mowen， & Tarrant， 2004)，其中，情感因素是第一位的，它能够有效的解释“人与地之间特殊的依赖关系”(Gieryn， 2000)。地方依恋的特征基本包括：个人对于其居住的环境或其他地方的一种认知或感情上的联系或一种在情感上融入到地方的感觉；而在空间上则希望与情感依恋的地方保持较近的距离(Altman， Low， 1992;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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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方依恋的构成维度 2.1. 二维理论 Williams和Roggenbuck在1992年提出地方依恋是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构成(Williams， Patterson， & Roggenbuck， 1992)。“地方认同”指一种精神性依赖，即个体与客观环境的一种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是依靠一个与该环境有关的个人有意或无意的想法、感觉、信仰、偏好、价值观、目的、行为趋向和技巧综合形成的复合体而形成(Proshansky， 1978)，达到对该地方的情感依恋与归属感(Proshansky， Fabian， & Kaminoff， 1983)。“地方依赖”指一种功能性依赖，体现了资源及其所提供的设施对想要开展的活动的重要性。黄向等人采用数学方法来理解地方依恋的结构，即从某个特定“地方”的角度去衡量“地方依恋”，事实上是一个连续轴，轴的一端为“地方依赖”，而另一端则是“地方认同”，如图1。 其数学公式为 PA = X ⋅ PD + ( 1 − X ) ⋅ PI 。其中PA为地方依恋，PD为地方依赖，PI为地方认同，X为方程变量。当X = 0时，即当地方依恋完全没有功能性依赖的因素，全为感情因素。当X = 1时，PA = PD，即当地方依恋完全为功能性依赖时，几乎没有感情因素。当0 < X < 1时，场所依赖既有功能性依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只是在比例上存在差别(黄向，保继刚，Wall Geoffrey， 2006)。 2.2. 三维结构理论 Scannell和Gifford在2010年提出了地方依恋的三维结构理论用以将地方依恋的众多零散定义进行整合，该理论认为地方依恋包含了人、心理过程和地方三个维度。人(people)的维度是主体，指地方中有关的个人或者群体，即是个体或者群体赋予了地方意义，强调是谁对地方依恋以及依恋达到怎样的程度；心理过程(process)包含了地方依恋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过程，重点在依恋是怎样影响认知和行为；地方(place)维度是依恋的目标，强调依恋地方的特征，其中又分为物理水平和社会水平，用来说明人们依恋哪些地方及该地方具有什么样的特征(Scannell & Gifford， 2010a)。三维结构理论形成了对地方依恋较为完整的界定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它能将该领域有关的知识综合起来，其具体维度如图2所示。 2.3. 五维理论 Hammitt和Stewart之后又提出了地方依恋的金字塔图形，其形成的五个方面有人对地方的熟悉感(Place Familiarity)、归属感(Place Belongingness)、认同感(Place Identity)、依赖感(Place Dependence)到根深蒂固感(Place Rootedness)，并以此设计了量表来测量五种不同的地方依恋感(Hammitt & Stewar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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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方依恋的对象 3.1. 家 家作为连续性，秩序，根源，自尊，依恋，隐私，舒适，安全和避难所的象征(Rybczynski， 1986; Tognoli， 1987; Case， 1996; Moore， 2000; Cooper Marcus， 2006)，它意味着所有权，象征着家庭生活和幸福，同样它也是在研究人地关系时最常见的研究对象之一。家的规模可以看作是公寓或者住房，同样也可以是居民楼。人们在进行地方依恋的研究时，在评估地图上，家庭住址往往是被试最喜欢的地方(Gould & White， 1982; Foland & Lewicka， 2007)。 图1. 地方依恋的二维坐标 图2. 地方依恋的三维结构 3.2. 社区 对于社区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社区规模、社区的开放类型和社区的同质化程度。在有些文献中，社区规模与地方依恋之间呈现负相关(Buttell， Martinson， & Wilkening， 1979; Wilson & Baldassare， 1996; Lewicka， 2005)，然而除了社区规模以外，还有比如当地社会资本的实力(Wood & Giles-Corti， 2008)，服务和景观类型(Kelly & Hosking， 2008)等其他因素也会显著的影响着人们的地方依恋。社区属于封闭式还是开放式对于社区内居民的地方依恋影响并不是显著，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Wilson-Doenges比较了有门禁社区与开放式社区的居民地方依恋时发现两类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和安全感差异随着社会地位和居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消失(Wilson-Doenges， 2000)。Kirby等人发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封闭社区的居民对邻里和城市的归属感稍低但是未达到显著水平(Kirby et al.， 2006)。社区内成员的异质性会降低人们的地方依恋(Kasarda & Janowitz， 1974; Lewicka， 2010; Mesch & Manor， 1998; Stolle， Soroka， & Johnston， 2008; Putnam， 2007)。Leigh利用澳大利亚的调查数据发现邻居多样性与邻居之间的信任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Leigh， 2006)。Oliver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发现同种族的美国人倾向于聚在一起成为种族均质的邻居(Oliver， 2010)。 3.3. 城市 城市的边界和区域在地图上很好划分而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算是在战争后，一个国家的版图可能就被划分到另一个国家中去，但是对于城市的界定还是停留在它原来的地方。Tuan也曾提及城市是专门为人类而创造的一个环境，能够在地图上轻易就找到，并且容易与外部的自然环境进行比较(Tua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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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地方依恋的预测因素 所谓预测因素，即是在预测者和依恋强度之间有正向关系。总结前人的研究中，可将地方依恋的预测因素分为三类：人口学变量(居住年限、流动性、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物理环境变量(距离、熟悉性、独特性、地方的大小、绿化、社区保养、住房类型、社区清洁)和社会变量(社会人际关系、安全感) (Lewicka， 2011)。 4.1. 人口学变量 “居住时间”作为测量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它与地方依恋之间呈现积极的正相关关系(Kasarda & Janowitz， 1974; Goudy， 1982， 1990; Krannich & Greider， 1984; Lalli， 1992; Hay， 1998; Bonaiuto， Aiello， Perugini， Bonnes， & Ercolani， 1999; Brown， Perkins， & Brown， 2003， 2004; Shamai & Ilatov， 2005; Jorgensen & Stedman， 2006; Kelly & Hosking， 2008; Fleury-Bahi et al.， 2008， Gustafson， 2009; Lewicka， 2005， 2010)。在Nielsen-Pincus等人的通过对美国西北部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对于家的地方依恋最好的预测因素是在这个地方的居住年限以及在这个家里居住了几代人(Nielsen-Pincus et al.， 2010)。人们在特定地方的居住时间增加，逐渐开始了解地方并且在该地的经验也在逐渐增加，对地方的依恋感情逐渐增强，但是被试对地方的依恋程度在第一年内增长最快(Lalli， 1992; Harlan et al.， 2005)。然而在另一些研究中却没有居住年限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Stokols & Shumaker， 1982; Bolan， 1997; Scannell & Gifford， 2010b)。 关于流动性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Gustafson分析了三组瑞典居民的地方依恋发现经常旅游的人与较大的地方(如欧洲的大城市)存在依恋并更愿意住在国外(Gustafson， 2009)。Kaltenborn和Williams在研究北美国家公园Femundsmarka National Park时发现永久居民的地方依恋要强于旅游者(Kaltenborn & Williams， 2002)。地方依恋在年龄和性别上差异显著，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在性别上的差异目前有不同的观点，有研究显示地方依恋的性别差异不显著(Lewicka， 2005)；而有的研究却发现女性的地方依恋要强于男性(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Tartaglia， 2006)。受教育水平却与地方依恋呈负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会经常变更居住地，并且有较少的依恋于某个特定的地方(Tartaglia & Rollero， 2010)。 4.2. 物理环境变量 建筑的大小与住房类型作为地方依恋的预测因素，在许多研究中都曾被提及(Gillis， 1977; Sugihara & Evans， 2000; Kim & Kaplan， 2004; Gifford， 2007; Lewicka， 2010)，在建筑物的楼层偏好上，不同的性别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男性更感兴趣的是位于较高楼层的公寓，而女性首选较低的楼层(Gillis， 1977)。除了建筑的尺寸，社区的保养、绿化和社区的清洁卫生也成为人们产生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早在1982年，Fried的研究就发现对于住宅满意度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便是其自然环境，其次分别是住房和邻里质量，安全感，自置居所，市政服务，社区和社区意识以及家庭密度(Fried， 1982)。Lewicka也发现诸如建筑规模，保养，区域个性化水平，绿化和住房类型等物理特征对于人们的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影响(Lewicka， 2010)。与某一特定地方的距离越近、访问的次数越多，地方依恋的强度越强(Kyle， Bricker， Graefe， & Wickham， 2004)。Moore和Scoot的研究表明使用频率与使用者对两者的依恋呈正相关，其中最强的解释因子为使用者对在该地方所从事活动的热衷程度(Moore & Scoot， 2003)。具有民族文化和宗教特色的地方对于特定民族地方依恋有重要的作用。Mazumdar研究了地方依恋如何通过宗教仪式、古器皿的使用、讲故事和地方朝觐等社会化过程而形成，其结果表明宗教地方依恋能够引导人们对特定地方的向往、朝觐而形成某种居住偏好并产生与地方相关的行为(Mazumdar & Mazumdar， 2001)。 4.3. 社会变量 个体在地方中与他人相互而形成的社会人际关系是影响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居住地有较强的社会联结会赋予该地方更多的意义并产生更多的情感联结，社会联结的增强与地方依恋的产生是呈积极正相关的关系(Kasarda & Janowitz， 1974; Mesch & Manor， 1998; Ringel & Finkelstein， 1991;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Moser， Ratiu， & Fleury-Bahi， 2002; Bonaiuto et al.， 1999， 2006; Brown et al.， 2004; Lewicka， 2005; Chow & Healey， 2008)。Lewicka的研究表明邻里间关系紧密不仅是家庭和邻里依恋产生的原因，而且对城市地区同样适用(Lewicka， 2010)。Scopelliti和Tiberio通过对罗马大学生思乡情绪的研究，采用问卷的方式测量了地方依恋与思乡情绪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家乡居住地的社会关系和早期的童年经验对于地方依恋有显著的影响(Scopelliti & Tiberio， 2010)。安全感作为地方依恋的又一主要的预测因素也在多个研究中被证实(Brown et al.， 2003， 2004; Lewick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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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地方依恋的功能 5.1. 地方依恋的积极功能 5.1.1. 维持生存和安全感 地方依恋所产生的原因在于某些地方能够提供生存上的优势，当一些地点能够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如食物、水、住所和其他资源等生活必需品，人们便在这些地方安定下来形成对这个地方的依恋。弗洛伊德认为婴儿依恋的产生是因为母亲满足了婴儿的生理需求(Freud， 1940)，而Harlow的恒河猴实验却证明了依恋的产生并不仅仅只是对于生存的需要(Harlow， 1961)，还有舒适感和安全感的需求(Bowlby， 1969)。关于人的安全寻求依恋同样可以解释地方依恋的形成，熟悉的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保护和安全感(Fullilove， 1996; Fried， 2000; Giuliani， 2003; Chatterjee， 2005)，并使人们增加了信心，不断探索新的世界。 5.1.2. 正文为追求目标而提供支持和进行自我管理 对于一个地方的依恋能够给人们提供情感联结，而这种联结中的积极情感是目标取得成功的结果，这种依恋的形成是由于个人重视其支持或促进的具体活动地方(Moore & Graefe， 1994; Jorgensen & Stedman， 2001)，当一个地方能够提供目标达成所需要的资源时，依恋便形成了(Stokols & Shumaker， 1981)。也有人认为地方依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促进目标达成所必需的自律过程间接支持自己的目标。因为地方依恋加强了积极的情绪，由于人们在最喜欢的地方能够帮助人们进行自我修复，因此地方依恋是服务于自我调节的(Korpela， 1989)。在另一些研究中也曾显示对地方的参观具有恢复性的功能(Korpela， Hartig， Kaiser， & Fuhrer， 2001; Korpela， Kytta， & Hartig， 2002)。人们可以通过提供一个有利于自我反思、问题解决和缓解严厉的安全而舒适的环境，在这里进行自我修复可以改善自我调节的过程(Scannell & Gifford， 2010b)。 5.1.3. 维持连续性 自我连续性是一种稳定的自我意识或是自我意识的连续性，因此过去和将来的行为是相互联系的(Robinson & Freeman， 1954; Hallowell， 1955)。地方联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连续性，这个功能源于个体通过记忆和过去的联结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的依恋。Twigger-Ross和Uzzell通过提醒个体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或通过允许个体比较他们现在和过去的自我，此时地方在不同时间创造连续性(Twigger-Ross & Uzzell， 1996)。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代表了这个人的个人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文化和宗教水平上同样存在连续性的功能(Low， 1990)，比如重要文化一代代的传承，不同时代的人对圣地的朝拜等。 5.1.4. 建立社交联结和归属感 地方依恋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向个体提供了归属感(Giuliani， 2003)。有学者认为与地方发展情感联系是心理平衡和良好适应的前提(Rowles， 1990)，它有助于克服认同危机，并使人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获得所需要的稳定感(Hay， 1998)，有利于人们参与到当地的活动中去(Brown， Perkins， & Brown， 2003; Guardia & Pol， 2002; Vorkinn & Riese， 2001)，不管一个人的流动性有多大，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某种形式的地方依恋(Cuba & Hummon， 1993; Gustafson， 2001; Williams & McIntyre， 2001)。在搬离原居住地时，人们往往会产生两种情感：一种是由于与原来具有强烈社会联结和归属感的地方分离而产生的紧张感，另一种则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Lewicka， 2008)。当人们出现这种状态时，就更喜欢从当地人或者是书本上面知道这个地方的过去的历史，再怀想到跟自己记忆中原居住地的相似之处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更加快速的融入到新的地方(Lewicka， 2006)。 5.2. 地方依恋的消极功能 人们对一个地方产生依恋，除了会产生如增强邻里联结等积极功能还存在着一些消极功能，比如抵制变化和保护现状(Fried， 2000; Vorkinn & Riese， 2001; Bonaiuto， Carrus， Martorella， & Bonnes， 2002; Devine-Wright， 2009)，即使在遇到如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也不愿意搬离(Druzhinina & Palma-Oliveira， 2004)，甚至还会影响到社区内小孩的发展(Brodsky， 1996)。Devine-Wright和Howes对位于海岸边的北威尔士的两个小城镇的居民关于计划建造的200个风力涡轮机的项目态度进行了研究。如果城镇主要是以秀丽的风景为主，由地方依恋所引发的情绪主要是愤怒和威胁，并且对项目持反对态度；在另一个被居民认为是大部分人失踪的城镇，地方依恋、对项目的态度和反对情绪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Devine-Wright & Howe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