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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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舞蹈学习需要舞者从视觉、听觉、本体感觉等多种感觉途径接收信息并加以整合，在神经系统中形成精确的动作表征，在动作的反复演练中不断接收自身与空间、舞伴、伴奏音乐互动带来的复杂反馈，从而修正自己的动作，使之臻于完善。其学习一段新编舞的开始阶段涉及动作处理的三方面：动作观察、运动心像、以及动作执行。动作观察网络、运动心像方面的功能性磁共振以及脑电图研究结果显示两者涉及共同的神经结构，且与动作执行所需调用的神经结构有所重叠。长期的专业舞蹈训练在培养超常的身体技艺的同时也诱发了相应的神经可塑性改变，例如：不同运动区之间更高效的功能性连接；旋转训练对眩晕感的抑制所伴随的前庭小脑皮质密度的减低，等等。当然、由于运动伪影的原因，功能性神经影像研究中所用的动作任务在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都不能采用舞蹈课堂、排练、以及演出中的真实复杂动作，而只能用运动心像任务进行替代。故此我们的舞蹈课堂教学中要对运动心像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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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土壤微形态学是土壤学领域新兴的一个分支，旨在从微观层面研究土壤的形成物和形成结构。对土壤微形态学的研究可用于土壤的成因、演化分析，土地整治技术研发，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土壤质量退化机理，“人为土”成土过程和材料变化等多方面的研究。随着仪器设备的逐渐发展，扫描电镜、光学显微镜、扫描CT等仪器被广泛用于土壤微形态学的研究。本文从土壤微形态学技术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发展前景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研究结果有助于土壤微形态学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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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绪论 随着经济发展，土地资源的开发强度和广度愈发明显，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对难利用地，退化用地进行整治，使其满足资源化开发利用的现实需求，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粮食生产量，确保粮食产出是当下土地工程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以陕西省为例，陕西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其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区。根据地貌分类，可将陕西省分为风沙过渡区、黄土高原区、关中平原区、秦岭山地区、汉江盆地区和大巴山地区六个地貌类型区域。在不同地貌环境下，土壤性状必然不同，土壤亟需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当地退化土地和难利用土地的整治目标又是一致的，即将这些难利用地和未利用地经过科学的土地工程整治手段，使其变为可利用的高标准高产量农田。 针对不同地貌类型的未利用地，其整治技术必然不同，以陕西省为例，陕西关中地区土壤质量优良，对于该区域的未利用地整治大多需采用立地还田，生土熟化，集中连片等治理技术 [ 1 ] [ 2 ] [ 3 ]。对于陕南地区的未利用地整治则需要保土导水，降黏松土等技术。对于陕北风沙地区，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因为陕北风沙地土地面积广阔，是陕西省耕地资源开发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当地风沙侵蚀、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的影响，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 [ 4 ]。沙地漏水漏肥严重，植被难以附着生长。但在榆林当地广泛分布的砒砂岩无水坚硬如石，遇水松软如泥，容易受到水、风的侵蚀而流失 [ 5 ]。两者均是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源头，有研究充分利用了二者的土壤性质的特点，使二者以最优比例混合，即弥补了沙地土壤结构不良的缺陷，又对当地的砒砂岩胶体物质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复配所成的土壤具备作物生长所需的优良结构，利用土体有机重构技术对其他方面再加以改良，取得了一项可用于大规模转化的土地整治新技术 [ 6 ]。 该土地整治技术的研发就是基于对土壤微形态研究的充分运用，即研发了土地整治工程新技术，并且还从微观角度揭示了该土地整治技术的科学机理，弥补了土地整治新技术的基础理论，为土地整治后效应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研究结果对于提升土地整治技术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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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土壤微形态学技术发展现状 土壤微形态学是一个新兴的土壤学分支，旨在从微观层面研究土壤的形成物和形成结构，主要是利用高倍率仪器设备对土壤原本的微观形貌进行观察，目前应用广泛的设备主要有扫描电镜、光学显微镜、扫描CT等仪器 [ 7 ]。主要针对土壤骨骼颗粒、细粒物质、土壤垒结结构和土壤形成物的形态及各类颗粒的组分配置、结构和空间分布进行观测，并对土壤微观形态的发生和形成机制进行研究。该研究手段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土地整治技术、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土壤质量退化机理、“人为土”成土过程和材料变化等方面研究。 在对土壤微形态要素分析范畴内，对土壤微形态的骨骼颗粒大小划分上，大于2微米颗粒为骨骼颗粒，骨骼颗粒的重要成分是矿物，主要包括了母岩或者土壤形成过程中形成的生物岩累岩石颗粒，骨骼颗粒性质较为稳定，是土壤中不易移动和变化的组分，成份在短时间内的植物种植培育影响下是较难发生改变的。 土壤细粒物质主要由土壤黏粒成分和腐殖质组成。土壤的细粒物质几乎完全由粘土矿物构成，这些黏土矿物聚集形成土壤基质。土壤垒结结构是指骨骼颗粒各细粒物质在土壤中的相关分布形式以及骨骼颗粒大小分布和细粒物质的存在状态，表现在形状、大小这类组织化形式上。土壤的形成物类型有多种，大致有土壤性质相关形成物、耗减形成物、结晶性形成物、非晶质和隐晶质形成物、垒结形成物、排泄形成物等。前四种形成物类型与土壤母岩及其发育过程相关，在短期的植物生长作用下根系对其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 8 ]。 由此可知土壤微结构对土壤质量起关键决定性作用，不同的土壤结构会直接影响土壤中水分储蓄量、气体容纳量以及营养物存储。不同的土壤微观结构特征也会直接影响根系穿插能力，进而影响植株与地下土壤接触面，对土壤中营养物质的利用效率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土壤微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土壤形成过程及其变化，对拟定土地利用、管理和改良措施提供重要依据。对于土壤微观结构的研究方法很多，根据表征土壤微形态特征的指标性质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因使用设备不同，研究方法不同，故用来表征土壤微观结构信息也不尽相同。其中最常见的扫描电镜是观察土壤微观形态的设备之一，在不同放大倍数下，可以获得不同尺度下土壤微形态，更直观地观测土体结构的形貌信息。 对于良好的土体构型，胶结物质是成壤的关键，也是形成土壤团聚体的关键物质。这种团聚作用力是指土壤颗粒之间通过内聚力相互粘结，该作用力的形成可以使土壤颗粒之间的作用力增强，使土壤有足够抵抗外力的能力，其中最长的颗粒间作用力主要有范德华力、库仑力、表面张力等作用力。因为胶体作用力在成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因此胶体的组分，分布形式对于土壤演替发育十分关键。在土壤内部多种微妙作用力的共同下，土壤不断发育完善，逐步趋于稳定。国内对于土壤胶结物质及及微观结构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段进步，从微观尺度上，借助扫描电镜、光学及电子显微镜等技术手段研究土壤垒结状态，分析胶结物质的作用方式，并通过同步辐射方法半定量分析有机碳官能团的组成 [ 9 ]。此外，以土壤结构体为研究对象应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以及相应的图像处理技术研究土壤团聚体、胶结物质同土壤结构和功能间关系等，但是，由于土壤类型和成土环境的复杂性，团聚体形成过程及机理尚无普适性理论。 拉曼光谱是散射光谱的一种，近年来土壤学领域也采用该技术手段用于土地工程整治技术研究。样品检测时，激光照射样品，由样品分子转动与激光相互作用产生散射激光，主要包括瑞利散射、托克斯散射、反斯托克斯散射。拉曼光谱仪器主要可探测的是反斯托克斯散射 [ 10 ]。不同的物质均有各自独特的拉曼光谱线，光谱中的特征峰位置、半峰全宽、峰强度等信息可以用于土壤结构、状态以及特殊性质的分析。拉曼光谱应用领域广泛，在材料、生物、环保、地质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采用拉曼光谱分析土壤样品，可在微观层面实现对土壤结构、性质的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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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随着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加强，土壤微形态学的研究从微观角度出发，对完善土壤学基本理论，辅助土地整治技术领域的科技研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该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为本学科领域的重要分支。土壤微观结构的研究可从微观尺度上对土壤情况进行直观的呈现，结果可用于对于土壤的成因、演化分析，还可根据科研工作目的，适用于土地整治技术、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土壤质量退化机理、“人为土”成土过程和材料变化等多方面的研究。因土壤微观结构观测的仪器和制样条件要求，对于土体微形态的观察往往只需少许样品即可观测，因此对于取样的代表性是否充足还需进一步探讨，此外根据少量样品的点扫结果对整体土壤概况进行全面的描述需要大量的观察工作进行对比，进而得到一个科学、客观的结果。由于土壤的微形态特性需要观察者根据已经观察的结果，结合专业知识，根据图像结果进行比对，得到土壤微形态的具体结果，因此观察者对专业知识的掌控，和对图像的识别技术也对土壤微形态的定性结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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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南通狼山港区是长江江苏段中较为靠近长江口的重要区域，狼山港的船舶流量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江苏段流量的情况。为了对港口和航道的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提供有力依据，本文基于2013~2019年84个月的实测流量数据，从船舶交通流的船舶交通流量、时间分布、交通流组成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得出狼山港区交通流的特征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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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越来越多的码头呈现大型化、智能化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的海运事业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发展。据统计2019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39.5亿吨，同比增长5.7%，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分别增长6.1%和4.7%。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6亿标箱，同比增长4.4% [ 1 ]。2016~2019年港口生产主要指标同比增速变化如图1所示。随着吞吐量的增长，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船舶种类趋向多样化，运输网络日益复杂，其中南通狼山港区是长江江苏段的典型。因此，对船舶交通流 [ 2 ] [ 3 ] 的特征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其基本规律，从而为对港口和航道的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提供有力依据。 图1. 2016~2019年港口生产主要指标同比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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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南通狼山港区现状 南通狼山港区上界自姚港河口，下界至狼山龙爪岩取水口上游1千米处，岸线长约3250米，陆域纵深700~1200米，是以承担大宗散货、集装箱以及散杂货运输为主的综合性港区。 南通港口集团狼山港务分公司占地面积22.8万平方米，拥有5万吨级深水泊位2座，万吨级泊位1座，100吨级内河船舶接卸码头13个，仓库1.9万平方米。公司业务范围主要是从事苏北及长江沿线和沿海地区的木材、钢材、粮食、食糖、化肥、饲料、水泥、木薯干、氧化铝、煤炭、硫磺、非金属矿等各类内外贸进出口物资的装卸及中转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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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船舶交通流基本规律 3.1. 船舶总体流量 船舶交通流量是单位时间内，通过特定水域中某一点或某一断面的所有船舶数量的总和 [ 4 ]，其最直观的反映了港口或者航道的繁忙程度，是交通流的重要参量，也是交通流特征的重要成分之一。 南通狼山港区的船舶流量较大，约占长江江苏段流量的80%。2013~2019年84个月的实测数据如表1所示。如图2所示，狼山港区在2013~2017各年总流量变化不大，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 Table 1 The average daily and total volume from 2013 to 20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月 1831 1540 1177 1617 1622 1644 1335 2月 1612 1414 633 1353 1603 1372 1190 3月 1550 1579 1410 1993 1309 1482 1408 4月 1849 1833 1989 1206 1208 1307 1329 5月 1385 1438 1378 1343 1395 1372 1285 6月 1348 1897 1626 1467 1401 1495 1216 7月 1586 1535 2049 1691 1425 1699 1328 8月 1930 1364 1473 1503 1639 1499 1275 9月 1498 1312 1632 1413 1663 1495 1312 10月 1020 1393 1806 1865 1573 1452 1326 11月 1669 1598 1706 1501 1504 1545 1232 12月 1458 1973 1926 1428 1812 1183 1209 总流量 18，736 18，876 18，805 18，380 18，154 17，545 15，445 表1. 2013~2019年船舶日均流量及总流量 图2. 2013~2019年各年总流量 3.2. 基本特征 根据南通海事局的84个月流量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2013~2017年各月日均流量有较大变化，2018、2019年变化趋于平缓。如图4所示，总体而言船舶流量于2~3月份、5~7月份、9~10月份呈上升趋势，其他月份呈下降趋势。 图3. 2013~2019年各月日均流量分布 图4. 2013~2019年各月日均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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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本文从船舶交通流量、时间分布、交通流组成等方面对南通狼山港区的船舶交通流特征进行了分析。在船舶交通流量方面，2013~2017各年总流量变化不大，自2017年开始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日均流量在各月的差异有所减少，这一点2019年尤为明显。在时间分布方面，船舶交通流的高峰时刻集中于12时~21时，低谷时刻集中于22时~次日5时，可以依据当日潮汐于高峰时段之外、低谷时段之内，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通航时间。在交通流组成方面，每月通过的30~180 m的船舶占比保持在90%以上，其中50~180 m的船舶占比在70%左右。普通货船、集装箱船、危险品船的占比始终在97%左右，普通货船的占比在70%以上，集装箱船与危险品船的占比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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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积极心理品质是一个多维概念，包含了个体思想、情感和行为等各方面的一系列的积极品质。性格优势是通过个体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出来的积极人格特质。它与正性的行为有关的心理过程，是人类的高级潜能，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对性格优势进行了定义，并对测量过程进行详尽解释，同时介绍了性格优势的相关研究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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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对于家长、教育者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培养品性优良的孩子可以说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鉴别性格优势(美德)并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培养这些优势是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家的首要关注点。然而除了少数例外，心理学家总是忽视这些领域。但是，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现状，积极心理学尤其强调通过识别个体性格中的优势并以此来培养个体，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Seligman， 2002a)。积极心理学专注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与美德，强调在对人的心理研究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解决消极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建立起高质量的个人生活和与之对应的社会(Sheldon & King， 2001)。如今，在青少年的发展领域，性格优势越来越受到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最初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些性格优势可以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结果，比如，这些优势可以缓冲许多消极结果，包括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我国在青少年研究中也越来越重视对积极心理品质的探索及培养。因此，对青少年性格优势的概念、测量，以及其相关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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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性格优势的内涵及普遍性 美德(virtue)被定义为能够使自己和社会皆受益而去思考和做出行动的一种心理过程(Mccullough & Snyder， 2000)。心理品质的英文“character”源于希腊的字根，被翻译为“engraving (印刻)”。心理品质是人生的正确指引，会在人的一生中起到重要的心理作用，可以提升个体心理美德的发展(Sperry， 1997)，它包含了美德的不同成分的高阶结构。而对品格的评估则是由在特定时间和情境下所表现出的美德的程度来决定的(Mccullough & Snyder， 2000)。 性格优势是通过思考(认知)、感觉(情感)、意愿(同意或意志)和行动(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普遍人格特征。他们在道德上是有价值的，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有益的。积极的心理特征被认为是人类善良和人类繁荣的基本组成部分(Peterson & Seligman， 2004)。根据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yi (2000)的假设，积极的性格特征在积极心理学领域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快乐，抗压性，以及其它积极的经历都是良好的性格(Park & Peterson， 2009a; Peterson， Ruch， Beerman， Park， & Seligman， 2007)。 Peterson和Seligman在参考了有关性格优势和美德的大量文献后发现，在当今主流文化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及道教文化，西方的希腊哲学、南亚的佛教及印度文化，犹太教等众多文化中均用不同方式来了解过去人们如何理解人类的美德。研究人员寻找在不同文化和时间之间存在的美德。他们分析出六个核心美德：勇气、正义、人性、节制、超越和智慧，并将其视为世界文化中的核心特征(Peterson & Seligman， 2004)。研究者从众多的候选性格优势中依据十项标准选择了24个性格优势归类到这六大美德当中，即“心理成分”或是通往这些美德的途径。 性格优势和美德在不同的文化、国家和信仰体系中普遍存在(Dahlsgaard， Peterson， & Seligman， 2005; 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甚至是在地球上的一些偏远地区也很容易找到(Biswas-Diener & Diener， 2006)。通常被认可的性格优势(降序)是：善良、公平、诚实、感激、判断，而不认可的性格优势是谨慎、谦虚和自我调节(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同样，在英国，最普遍的性格优势是判断、公平、好奇、热爱学习和善良(Linley et al.， 2007)。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年轻成年人(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表现出类似的优势——善良、幽默和爱的优势，以及谨慎、谦虚和自律的力量。此外，在不同性别的研究中，女性更多报告出仁慈和爱，而男性更多报告出勇气和创造力(Shimai， Otake， 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6)。与美国成年人相比，美国年轻人在希望、团队合作、热情上表现得更高，他们对美与卓越、诚实、领导力、开放心态(Park & Peterson， 2006a)的评价更高。在很小的孩子中，最普遍的性格优势是爱、善良、创造力、好奇心和幽默(Park & Peterson， 2006a)。在两个军事样本中(美国和挪威)，最大的优势是诚实、希望、勇敢、毅力和团队精神，这两个样本之间的相关性比普通样本高(Matthews et al.， 2006)。Shimai等人(Shimai， Otake， 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6)在对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中发现，青年人在24项性格优点的分布上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心理学家关于性格优势的调查研究反应了人们某些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国内学者对于健康和幸福感变量也做了相应的研究，周雅和刘翔平(2011)运用牛津幸福体验问卷、优势价值问卷和生活满意度调查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的五大显著优势是爱、诚实、感恩、美德欣赏与善良，而与幸福感相关的优势是希望、乐观、爱、社交智慧和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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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性格优势的测量 为了测量积极心理品质，即性格优势，Park等人(2004)研发了优势行动价值问卷(VIA-IS)。该问卷由240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 5点量表计分，用来测量24种性格优点。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1) 所有分量表的信度均在0.70以上；2) 所有分量表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在4个月之后的重测中信度都接近0.70；3)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自我报告的性格优点与量表的测查结果之间相关大于0.50；朋友和家人对于受试者性格优点的评价与量表测查所得到的测评结果之间也具有很强的相关(r > 0.30) (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5;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研究中认为性格优势在人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心理学中是具有连续性的。同样是为了展现智慧这一性格优势，青少年和成人完全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来表现，因此Park及其同事在VIA-IS基础上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开发了优势行动价值问卷青少年版(VIA-Youth)，通过对每个条目的验证和评价形成了最终版本，包括189个条目(每个积极品质包括7~9个条目，无序排列)，采用五点计分，除自我管理这一分量表的信度为0.66之外，其它分量表均在0.7以上，结果同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Park & Peterson， 2005; Park & Peterson，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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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性格优势的相关研究 4.1. 性格优势和生活满意度 积极心理学最常见的研究变量是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在性格优势的研究中发现，其与生活满意度间有很强的相关。希望、热情、感激、好奇心和爱这五个性格优势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强相关(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该结论得到了广泛验证，如，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Ruch et al.， 2007)，克罗地亚人(Brdar & Kashdan， 2010)和日本年轻人(Shimai et al.， 2006)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弱相关的性格优势是谦逊/谦卑，创造力，鉴赏，卓越，判断力，热爱学习(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有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发现，诸如爱和感恩这种“心”的优势相比较于诸如创造力、判断力和卓越的“脑”的优势与健康的相关更强(Park & Peterson， 2006a; 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Seligman (2002b)关于“真正的幸福”的理论涉及到幸福的三个途径：快乐、投入和意义。包含所有三条途径的生活取向与生活满意度有关，并被视为“完整生命”。虽然每一种途径都是一种独特的途径，并能够预测幸福，但对意义和参与的追求比追求快乐更能预测生活满意度(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5; Vella-Brodrick， Park， & Peterson， 2009)。在一项对国家的研究中，27个国家在追求幸福的路径上分为三组：高水平的投入和快乐；高水平的投入和意义；低水平的快乐、投入和意义。在各个路径中呈现最高水平的国家是：南非(快乐)、瑞士(投入)和韩国(意义) (Park， Peterson， & Ruch， 2009)。这些发现很有趣，又可以验证每个人追求幸福相关的性格。与追求幸福的意义最相关的性格优势是宗教、感恩、希望、热情和好奇；与幸福的投入路径最相关的是热情、好奇心、希望、毅力和洞察力；与快乐路径最重要的相关是幽默、热情、希望、社会智慧和爱(Peterson et al.， 2007)。 在青年中，与生活满意度强相关的性格优势是爱、感恩、希望和热情；3-9岁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描述为快乐，表现出爱、希望和热情(Park & Peterson， 2009b)，孩子生活的满意度与其父母的自我调节能力密切相关(Park & Peterson， 2006a)，24个性格优势与生活满意度都呈现正相关，也与幸福感相关(Ruch et al.， 2007)。 4.2. 性格优势与健康 少数研究发现，感恩的力量有益于健康。感恩与更少的生理症状、更乐观的生活评估、更多的时间锻炼和改善幸福感相关(Emmons & McCullough， 2003)。在对青少年感恩的研究中，研究结果显示乐观和生活满意度相关度较高，与负面影响、身体症状相关较低(Froh， Sefick， & Emmons， 2008)。在那些患有神经肌肉疾病的人群中，感恩的行为与幸福感的增加有关(Emmons & McCullough， 2003)。国内学者李婷婷(2013)通过研究发现，性格优势对心理应激与心理健康具有调节作用，即性格优势可以缓冲心理应激对心理健康带来的消极影响。 4.3. 性格优势与工作和学业成绩 在工作和学业的成就中，毅力似乎是最有力的性格优势，这一结论在大部分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坚持不懈、爱、感恩和希望能预测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学业成绩(Park & Peterson， 2009a)。在控制智商后，坚持不懈、公平、感恩、诚实、希望和思维方式预测学习成绩(Park & Peterson， 2008)。在另一项研究中，在大学生中预测学习成绩的性格优势是坚持不懈、热爱学习、幽默、公平和善良(Lounsbury et al.， 2009)。更高的期望水平和更大的学术与社会能力以及创造力水平有关(Onwuegbuzie， 1999)。优秀的教师(根据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获得的成绩来评判)是那些在社会智力、热情和幽默方面都处于较高水平的人(Park & Peterson， 2009b)。 4.4. 性格优势和希望 希望似乎是这一领域的关键因素。希望、热情和领导力与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有很大关系(Park & Peterson， 2008)。希望与心理压力指标和学校适应不良(内化、外化行为)呈负相关关系(Gilman， Dooley， & Florell， 2006)。坚持、诚实、谨慎和爱与外在问题(如，侵犯行为)成负相关(Park & Peterson， 2008)。已有的研究表明，某些性格优点与青少年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如抑郁、青少年犯罪和暴力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Benson et al.， 1998; Cardemil et al.， 2002)，而与学业上的成功、亲社会行为和能力等积极的结果呈显著的正相关(Scales et al.， 2000; Park et al.， 2004)。Gillham等(2011)发现，他人导向优势(如善良、合作等)较高的青少年，未来会表现出较少的抑郁症状，而自我超越导向优势(如爱与被爱的能力、信念等)较高的个体在将来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在创伤方面，一个人报告的创伤事件越多，性格优势得分就越高(除了感激、希望和爱) (Peterson et al.， 2008)。希望、善良、社会智慧、自我调节和思维方式对压力和创伤的负面影响有调节作用(Park & Peterson， 2006b; Park & Peterson， 2009a)。创伤后成长的不同维度似乎与特定的性格优势相对应：与他人的关系改善(善良，爱)，对新的可能性的开放(好奇心，创造力，爱的学习)，对生命的更大的欣赏(欣赏美丽，感恩，热情)，增强个人力量(勇敢，诚实，坚持)，精神发展(宗教、信念) 较高的个体在将来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Peters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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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未来展望 性格优势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其主要由西方心理学家发起，因此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的价值文化——“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Lazarus， 2003)，这些都是由西方心理学家个人的信仰和价值观注入的。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同样思想，甚至有些文化并不认同这样的价值观(Banicki， 2014)。东西方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性，我们借鉴该理论时应将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置于所处的历史和跨文化的视角中。并且良好生活的质量不仅相互关联，而且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关，还与历史上和本土文化上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背景密切相关。另外不应忽视环境的作用，即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文化、历史，甚至是当前的环境、身体状况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超越原有的性格优势分类体系进行研究。 目前，对于性格优势的发生、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相比主观幸福感，对于性格优势的研究要迟滞了许多。未来的研究应对个体性格优势的生理机制做进一步研究。若要深入理解各个性格优势和美德的特点，则必须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研究形式和方法。关于性格优势的研究方法，目前主要采用自陈式量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其他测量方法的开发与使用，即可引入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进一步了解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性格优势的发生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不应单纯地以描述性格优势为目的，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着手于对性格有关的干预策略，还可以更多着重于个案访谈、行为观察；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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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对一次性侧深施用缓释肥料和“一基一追”技术进行了试验示范，一次性侧深施用缓释肥料有节工、提高肥料利用率和不减产效果；“一基一追”更能提高水稻产量；“汉枫”缓释肥料增产效果好于“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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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水稻机插同步侧深一次性施用缓释肥料技术能减少水稻施肥作业次数、提高氮素肥料利用率和避免过量施肥而引起的对秧苗的伤害 [ 1 ]。为寻求适宜的缓释肥料品种和集成相应的配套技术，2020年，在扬州大学霍中洋教授指导下，江苏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集成创新中心溧阳基地、姜堰河横基地分别开展水稻机插同步侧深一次性施用缓混肥料技术专题试验和示范；在姜堰增加了“一基一追”2次施肥模式试验，探索缓释肥料的水稻高产肥料运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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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试验地点 江苏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集成创新中心溧阳基地(江苏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洪程院士研发团队在江苏溧阳市建立的稻麦试验示范基地)，稻麦两熟种植模式；姜堰基地-沈高镇河横村汉土农场(江苏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姜堰区稻麦科技综合示范基地)，紫云英-水稻种植模式。 2.2. 姜堰基地试验设计 2.2.1. 苗情基础 水稻品种选择姜堰区种植主体品种、优质食味粳稻南粳9108。5月8日干籽播种，125 g/盘，软盘培育毯状小壮苗，5月31~6月2日试验栽插，秧龄20 d，叶龄3.6叶，667 m 2 栽基本苗7.72万。 2.2.2. 不同缓释肥料品种、不同用量一次性施用试验设计 试验方案见表1。设立667 m 2 总施氮16 kg，NPK比例1：0.5：0.5。试验产品：1) “美农”控释掺混肥料，“美农”化肥有限公司生产，总养分N + P 2 O 5 + K 2 O ≥ 48%，N-P-K26-10-12，控释氮 ≥ 9%；2) “汉枫”掺混肥料，汉枫缓释肥料(江苏)有限公司生产，总养分 ≥ 48%，N-P-K，26-10-12；缓释肥料9个百分点是包膜；15个百分点中加入脲酶抑制剂、腐殖酸等；过硫酸钙的有效磷含量为12%；氯化钾的有效钾含量为60% [ 2 ]。2个缓释肥料产品分别设立30 kg、40 kg、50 kg 3个处理，机插同时侧施，N肥不足部分分别以尿素、过磷酸钙、氯化钾补足，机插前施入田中。设立16 kg、18 kg和20 kg 3个常规施肥对照，基肥:分蘖肥 = 5:5，前后肥比例 = 6:4。不设重复，每个处理试验面积0.53 hm 2 。 2.2.3. “一基一追”2次施肥模式试验设计 在2.2.2试验用肥基础上，6个缓释肥料处理分别用扎丝圈围0.13 hm 2 小区，于倒4叶期后半叶期667 m 2 施尿素7.5 kg，观察适量施用穗肥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Table 1 One-tim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est plan of machine inserted slow-mix fertilizer (Unit: kg 处理 A3 B3 A2 B2 A1 B1 C1(对照) C2(对照) C3(对照) 总纯氮 16 16 16 16 16 16 16 18 20 缓释肥 美农50 汉枫50 汉枫40 美农40 美农30 汉枫30 尿素 6.45 6.45 12 12 8.8 8.8 磷 5 5 4 8 6 6 钾 6 6 4.8 4.8 3.6 3.6 过硫酸钙 0 0 4.15 8.3 16.7 16.7 补氯化钾 0 0 2 2 4 4 表1. 机插缓混肥一次性施用技术试验方案(单位：kg) 2.2.4. 调查内容和方法 水稻活棵后定点调查667 m 2 茎蘖数，观察不同处理发苗动态；成熟期5点分布法调查穗粒构成；3点对角线法实收小区计算667 m 2 实际产量。 2.3. 溧阳水稻机插同步侧深一次性施用缓释肥料技术示范 2.3.1. 苗情基础 示范面积1.33 hm 2 。水稻品种选择优质食味粳稻品种南粳46。5月2日干籽播种，150 g/盘，软盘培育毯状小壮苗，6月2日示范栽插，秧龄30 d，叶龄4.1叶，667 m 2 栽基本苗6.88万。 2.3.2. 肥料运筹 667 m 2 施氮18.3 kg，机插侧施汉枫缓掺混肥料40 kg + 大粒海南尿素7.5 kg/667 m 2 ，倒4叶667 m 2 施尿素5 kg。 2.3.3. 调查内容 调查示范田和对照田667 m 2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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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 一次性侧深施用缓释肥料实现节工、提高肥料利用率和不减产。 2) 在侧深施用缓释肥基础上，于水稻倒4叶后半期、叶色正常落黄时，追施适量的速效肥料，即“一基一追”施肥模式，能够增加667 m 2 有效穗和每穗总量，提高水稻667 m 2 产量。 3) 水稻667 m 2 产量和田间苗情动态显示，汉枫缓释肥料水稻667 m 2 产量、667 m 2 有效穗和每穗总量随667 m 2 用量增加而减产，一次性侧深施用汉枫缓释肥适宜667 m 2 用量为40 kg，以大棵粒、籽粒均匀的速效肥料配足667 m 2 用N 16 kg；667 m 2 用量过多，速效肥料少，早期大分蘖少，可能引起667 m 2 有效穗不足，过少，则失去技术应用目的；“美农”缓释肥料水稻667 m 2 产量、667 m 2 有效穗和每穗总量随用量增加而增加，667 m 2 有效穗、结实率和每穗总粒无显著差异，千粒重随667 m 2 用量增加而显著增加，一次性侧深施用“美农”缓释肥适宜667 m 2 用量为50 kg。以大棵粒、籽粒均匀的速效肥料配足667 m 2 用N 16 kg。 4) 姜堰试验和溧阳示范结果表明，“汉枫”试验效果好于“美农”。水稻施用缓释肥料高产肥料运筹：水稻机插时侧深667 m 2 施汉枫缓释肥40 kg，以大棵粒、籽粒均匀的速效肥料配足667 m 2 用N 16 kg；叶色正常落黄时、水稻倒4叶后半叶667 m 2 施尿素5~7.5 kg。 4.2. 讨论 1) 试验在紫云英–水稻轮作田进行，紫云英于4月底全量还田，可能会影响试验结果；下一步，将继续安排在稻麦茬口田块继续进行试验。 2) 由于理论测产和小区收割计算实产时，可能会有误差，从而影响部分试验结果，试验结论代表本次试验，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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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社会互动情境中人们的合作行为是各个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情绪表达作为有效传达他人意图和信念的信号，如何影响人们的合作决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总结了在社会困境、最后通牒任务以及信任游戏中不同形式的情绪表达及不同性质的情绪表达对于合作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此类研究较多采用面部表情的表达方式；研究应考虑离散维度的情绪表达，而不是效价维度，并考虑情绪表达与特定语境的相互作用对于合作决策的影响；可以从情绪的可信度理论、情绪作为社会信息模型以及反向评价理论这几个视角来解释情绪表达影响合作的认知机制。未来研究还需从多个角度出发，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继续丰富相关认知机制和脑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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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庆祝Science创刊125周年之际，该刊杂志社公布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前25个问题中就包括“人类的合作行为是如何演变的”(Leshner， 2007)。人们经常处于面对是否与他人合作的社会情境中，选择与谁合作，选择合作伙伴的理由，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与其合作，是最终作出合作决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近些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合作行为，在社会互动下的合作决策不仅是由我们对人际互动的目的和规则的了解所指导，而且还受我们对互动方所持的信念和期望的影响，而情绪表达提供了对他人可能行为或意图的判断的线索(Tortosa， Strizhko， Capizzi， & Ruz， 2013)。Darwin (1872)提出，情绪表达进化为两类功能，一是使有机体对环境的反复刺激作出适应性反应；二是传达关键的社会信息。之后的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内部生理调节很可能是情绪表达的最初适应性功能，后来演变为交际功能(Ekman， 1992)。 不同于情绪的个体内效应，即情绪或情绪状态，情绪的人际效应，或者其他人表达的情绪如何影响合作决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的探索。相关的研究通常采用实验经济游戏，其中社会困境作为一种主要的研究范式(Kollock， 1998)。社会困境代表着一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合作指的是个体做出有利于他人或集体利益的决策，而背叛是指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因而探求困境中的人们能否作出亲社会的合作决策是社会困境的主要研究问题(刘长江，郝芳，2011；刘长江，郝芳，2014；刘长江，李岩梅，李纾，2007)。此外，最后通牒任务、信任游戏等任务中的合作行为，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本文将阐述在不同的任务情境中，情绪表达的不同形式和性质对于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认知机制，最后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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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不同任务情境下情绪表达对于合作的影响 2.1. 社会困境中情绪表达对合作的影响 社会困境中“两人困境”的典型范式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囚徒困境可以产生 4 种结果，其中，相对值最高的结果是自己背叛而对方合作(DC，其中D：defect，C：cooperate)，其次是相互合作(CC)，然后是相互背叛(DD)，最差的结果是自己合作而对方背叛(CD)。用不等式表示即为DC > CC > DD > CD (刘长江，李岩梅，李纾，2007)。探究情绪表达对囚徒困境任务中合作的影响的关键问题是人们能否信任对方而选择合作。Reed等人(2012)在真实的面对面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中实时记录参与者的面部情绪表情，并对其面部活动信息进行编码分析，发现表达微笑表情的参与者更有可能选择合作，并且影响同伴选择合作，而表达轻蔑表情的参与者更有可能选择选择背叛并促进同伴的背叛决策。Melo和Terada (2020)探究囚徒困境中同伴使用不同的策略与情绪表达的相互作用对于参与者合作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慷慨策略与情绪表达的交互作用显著，即相比于竞争性的情绪表达，合作性的情绪表达会增加参与者的合作概率，而勒索策略情况下没有出现这种影响。 变换囚徒困境的收益结构(payoff structure)可以衍生为两个范式：保证困境(assurance game)和小鸡游戏(chicken game)。其中保证困境的收益结果排序是CC > DC > DD > CD。在保证困境中，虽然最好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合作，但是由于另一个参与者的决定是未知的，因而选择合作仍具有风险。此外，保证困境的回报结构意味着若想取得较高的收益，选择与对方相同的决定是最为妥善的，从而激励参与者去做和期待对方所做决定相同的决策。Caballero和Menez (2017， 2019)采用不同的声音情绪表达，来探究人们在保证困境中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相比于中性和高兴的情绪表达，愤怒的情绪表达会降低合作概率，但是结果并没有支持对于悲伤情绪表达和恐惧情绪表达的预期效应。 2.2. 最后通牒任务中情绪表达对合作的影响 最后通牒任务作为社会互动游戏，需要探究社会互动属性如何影响决策行为和潜在的认知情绪过程。最后通牒任务包括分配者和接收者，分配者分配一笔资金，有公平分配和不公平分配两种提案(例如，50:50 vs 80:20)，接收者可以选择接受分配方案也可以选择拒绝，若选择拒绝两个人将什么都得不到。大多数研究关注被试作为接收者是否接受不公平的分配，而在探究合作行为的研究中，通常将参与者作为分配者，通过观察其是否愿意分配给接收者公平的方案来探究参与者的合作行为。有研究发现，与中性表情相比，参与者给表现出悲伤表情的接收者更多的钱，但只是在损失不确定的情况(Reed & Descioli， 2017)。在另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先以接收者的身份进行两次最后通牒任务，最后以分配者的身份进行一次最后通牒任务，以作为分配者的行为来定义合作或非合作。用视频记录他们的面部表情，对参与者所表现的面部表情的详细分析表明，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回应不公平的提议时，合作者表现出更丰富的情绪表达，而不仅仅限于积极的情绪表达，意味着情绪表达能力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合作信号(Schug， Matsumoto， Horita， Yamagishi， & Bonnet， 2010)。 2.3. 信任游戏中情绪表达对合作的影响 信任游戏涉及至少两个参与者，一个委托人和一个受托人。委托人被赋予一笔钱，必须决定是否与她/他的游戏伙伴分享。如果他/她把钱留给自己，受托人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她决定分享，受托人将收到初始捐赠并乘以一个数额。如果受托人随后对委托人的信任进行了回报，金额将由双方共同分享，在这个游戏中，委托人的决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受托人的回报不是由规则强制执行的。研究发现参与者更愿意去信任那些表达被认为是真实微笑表情的受托人，并且更愿意将资金委托给他们。此外，信任那些表达真实微笑的受托人，被试会得到更多的收益，意味着这些受托人会返还更多的资金给被试(Krumhuber et al.， 2007; Centorrino， Djemai， Hopfensitz， Milinski， & Seabright， 2015)。Stouten和Cremer (2010)发现当参与者看到表达愉快情绪的同伴时，会更加信任这个同伴，并且在同伴传递想要合作的信息时更有可能选择与其合作。相反，当参与者看到表达怒情绪的同伴时，参与者对同伴的信任会降低，并且同伴传递的语言信息并不影响参与者的合作行为。Tortosa等人(2013)在一个多轮互动的信任游戏中向参与者呈现同伴不同的情绪表达面孔，结果发现相比于中性和高兴情绪表达，在愤怒的情绪下更倾向于减少合作。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当同伴合作的概率与同伴的情绪表达对应时(高兴——高概率，中性——中等概率，愤怒——低概率)，参与者以更快的速度选择与表达高兴的同伴合作以及与表达愤怒的同伴不合作；而不对应的情况下，参与者花费更长的时间与表达愤怒的同伴合作以及拒绝表达高兴的同伴，并且在愤怒表达下合作率较高，因为愤怒情绪对应着同伴有高概率的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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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情绪表达不同形式及性质对于合作行为的影响 3.1. 不同形式的情绪表达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面部表情有两个优点，因而使其特别适合表达一些情感目的，首先，不同于受轮流交谈惯例支配的语言交流，面部表情可以提供连续的动作和信息流，并且与其他人产生的信息流和动作流相协调或不协调，因而面部表情可以时时刻刻地回应和影响他人的关系立场；其次，相比语言符号和它们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面孔和面部所执行的一些动作之间的联系更为直接(Parkinson， 2005)。情绪的面部表情是影响社会交往中合作决策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表达了一个人何时愿意合作或不合作，以及这个人是否值得信赖的信息(Tortosa et al.， 2013)。早期的情绪表达研究主要集中在感知者是否能从面部肌肉的典型结构的静态描绘中推断出某种情绪(Ekman et al.， 1969)，基于此，将静态面孔情绪照片应用于社会互动情境下合作行为的研究，作为表达合作任务伙伴特定的某种情绪，从而影响参与者的合作行为(Tortosa et al.， 2013; Mussel et al.， 2014)。然而有关情绪表达的科学研究揭示了情绪表达是多模态、动态的行为模式(Keltner & Cordaro， 2016)。因而有研究者关注社会互动情境中动态面部表情的作用，Krumhuber等人(2007)向参与者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动态面部情绪表达短片：真正的微笑表情、假笑的表情以及中性表情，并让参与者分别评价对应不同面部表情的每个同伴的可爱度、吸引度和信任度，并且选择与哪个同伴进行一项信任游戏，并进一步决定是否在这个信任游戏中选择合作。Reed等人(2012)在真实的面对面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中实时记录参与者的面部情绪表情，并对其面部活动信息进行编码分析。此外，还有研究者采用计算机模拟的虚拟表情来表达情绪(Melo， Carnevale， Read， & Gratch， 2014; Melo & Terada， 2020)。 过去20年的科学研究揭示了情绪表达是多模态的、动态的行为模式，涉及面部动作、发声、身体运动、凝视、手势、头部运动、触觉、自主反应，甚至气味(Keltner & Cordaro， 2016)。其中，声音一直被证明是一种丰富的情绪表达方式。研究人员通常依靠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让经常受过训练的演员，试图在韵律、语调和节奏上表达不同的情绪，同时阅读无意义的音节或中性段落。将这些与情感相关的韵律样本呈现给听众，他们从一系列选项中选择最符合韵律样本所传达的情绪的术语；第二种方法是让参与者通过声音爆发来传达情绪，这是言语事件之间出现的简短的、非词性的话语。笑声、尖叫、咆哮、叹息、呜咽等，都是声音爆发的例子(Keltner， Sauter， Tracy， & Cowen， 2019)。已有研究发现，声音情绪表达在社会互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声音韵律通过使个体能够推断他人意图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互动(Bestelmeyer et al.， 2012)。Caballero和Menez (2017， 2019)采用不同的情绪来表达“我们一起来玩吧”的声音句子，并对收集到的语音材料进行效度评估，选取各个情绪中识别率最高的录音作为实验材料。此外，还有研究者结合面孔情绪表达与语言信息来影响社会困境中个体的合作决策(Stouten & Cremer， 2010)。 3.2. 不同性质的情绪表达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先前的研究支持这样的假设，积极的情绪表达，例如高兴，会促进合作，而消极的情绪表达，例如愤怒和轻蔑则会降低合作(Krumhuber et al.， 2007; Reed et al.， 2012; Stouten & de Cremer， 2010; Tortosa et al.， 2013)。首先，这些研究存在方法上的缺陷，例如缺乏基线水平设置(Stouten & de Cremer， 2010)，缺乏任务顺序的平衡(Krumhuber et al.， 2007)。其次，最重要的一点是，基于效价维度来探究情绪表达的影响甚至具体机制受到质疑。有研究发现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尴尬的情绪表达被认为是亲社会性的信号，从而影响个体在信任游戏和囚徒困境中的行为决策，即对表现强烈尴尬情绪的同伴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并且发现个体对同伴亲社会性的评价作为中介变量来调节这种效应(Feinberg， Willer， & Keltner， 2011)。还有一项实验研究显示，与同一名同伴以针锋相对的互惠策略进行多次信任游戏，结果发现表达失望情绪比愤怒情绪建立了更多的合作，这种影响也延续到未来的合作决策。该研究发现相对于同伴表达愤怒，表达失望的情绪，被认为是更积极、更宽容、更少具有报复性的(Wubben， Cremer， & Dijk， 2009)。另一项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即相比于表达愤怒，表达失望可以使个体推断同伴有更高的合作意图并促进合作(Doorn， Heerdink， & Van Kleef， 2012)。此外，在最后通牒任务的研究中发现，由亲社会偏好引起的负面情绪，如面对不公平时的蔑视或厌恶，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合作倾向。在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情绪本身的效价可能并没有这种情绪在本质上是亲自我属性还是亲社会属性更重要(Schug et al.， 2010)。 3.3. 情绪表达与特定语境的相互作用对合作的影响 Melo等人(2014)在一个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中，设置不同的语境来表达情绪，包括合作性的语境和竞争性的语境，其中合作性的语境是指同伴在合作时表达高兴的情绪，而背叛时则表达遗憾的情绪，而竞争性的语境则是，同伴合作时表达遗憾的情绪，背叛时表达高兴的情绪。结果发现被试在合作性的语境中合作率更高。此后Melo和Terada (2020)在另一项重复性的囚徒困境任务中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实验采取了2 (同伴策略：勒索策略、慷慨策略) × 2 (同伴情绪表达：合作性的表达、竞争性的表达)的被试间设计，其中合作性的表达是指：双方都合作(CC)同伴表达高兴的情绪，参与者合作同伴背叛(CD)表达遗憾的情绪，参与者背叛同伴合作(DC)表达生气的情绪，而双方都背叛(DD)则显示中性情绪。相反，竞争性的表达结果如下：CC——遗憾，CD——高兴，DC——生气，DD——中性。结果发现了在慷慨策略中，不同的表达语境影响合作，即相比于竞争性的情绪表达，合作性的情绪表达会增加参与者的合作概率。结果再次强调了情绪信号的语境意义，因为相同的表达导致了对合作的不同影响，这取决于它所表现的语境。这意味着，情绪表达对于合作的影响，重要的不是情绪表达本身，而是它们在特定情境下所传达的关于他人意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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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情绪表达影响合作行为的认知机制 4.1. 情绪表达的可信度理论 在评估如何与同伴互动时，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交线索是面部可信度，这是一种快速、内隐的评估，可以评估同伴是否会做出慷慨的回应(Wout & Sanfey， 2008)。情绪表达的可信度理论认为，进化为喜欢诚实表达情绪且很难有意识模仿是有意义的，因为具有这样特征的人相比于它们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吸引更好的社会同伴(Reed & Descioli， 2017)。例如相比于虚假的微笑表情，人们更愿意同表达真正微笑表情的同伴合作(Krumhuber et al.， 2007; Centorrino et al.， 2015)，微笑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较高成本的沟通方式，产生真实的微笑对表达者来说是成本较高的，并需付出一定程度的认知努力，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被认为是真实的微笑可以作为一个诚实并可靠的信号，在需要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诱导合作。多项研究发现参与者对于同伴可信度的判断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作用于情绪表达对合作的影响(Krumhuber et al.， 2007; Stouten & Cremer， 2010; Feinberg， Willer， & Keltner， 2011)。此外，功能成像研究表明，关于可信度的决策涉及处理情绪的大脑结构，例如杏仁核(Adolphs， 2002)。人类似乎已经进化出特殊的系统，能够检测合作者和欺骗者，这种观点也符合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区分合作者和背叛者，合作制度就不会发展(Krumhuber et al.， 2007)。 4.2. 情绪作为社会信息模型 Van Kleef等人(2010)认为，要充分理解情绪在社会决策中的作用，需要互补地关注情绪的人际效应，即一个人的情绪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的影响；要关注离散的情绪，而不是一般的情绪状态；要关注合作和竞争环境之间的区别。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情感作为社会信息模型(the 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model， EASI)。该模型认为，情绪表达承担着传达关于一个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图的信息这样重要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在像社会困境这样相互依赖的决策中传达关于一个人合作倾向的信息。每一种离散的情感都有自己的前因、评价成分、关系主题和行为倾向，观察另一个人的某一特定情绪可以提供关于这个人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相对不同的信息(Van Kleef， 2009; Van Kleef et al.， 2010)。 该模型基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个体会利用他人的情绪来理解较为模糊、不确定的情境，最新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研究发现在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任务中，相对于慷慨策略，勒索策略条件下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情绪表达没有显著差异(Melo & Terada， 2020)，因为在勒索策略中，由于对他人行为感知有更少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情绪表达的效果被削弱；第二个假设是，他人情绪的影响和驱动它们的过程关键取决于情境的合作或竞争性质。一项研究发现了情绪表达对于解释相关情境的影响，结果说明，与表达快乐和失望相比，表达愤怒导致观察者认为情境是更具有竞争性的；此外，与表达愤怒相比，观察者认为表达快乐和失望的同伴有更高的合作意愿(Doorn et al.， 2012)。之后的研究证实了情绪表达同情境性质(合作vs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合作决策的影响(Melo et al.， 2014; Melo & Terada， 2020)，并强调了情绪表达的语境意义，即重要的不是情绪表达本身，而是它们在特定情境下所传达的关于他人意图的信息。Van Kleef等人(2010)还认为，合作情境中的情绪表达的效应主要由情感反应过程(affective process)来解释，而竞争情境中的效应主要由个人从他人情绪表达中得出的战略推理，即社会评价(social appraisal)机制来解释。 4.3. 反向评价理论 不同于Van Kleef等人(2010)认为情绪表达的效应主要通过情感过程机制以及社会评价机制来解释，Melo等人(2014)认为情绪表达对合作的影响通过反向评价(reverse appraisal)机制来解释。根据评价理论，情绪表达源于对事件的认知评估，涉及评估人的目标、愿望和信念(例如，这个事件与我的目标一致吗？谁对这个事件负责？)。根据评估的模式，不同的情绪被体验和表现出来。因为表达通过评价过程反映了一个人的意图，所以人们是否可以通过反向评价机制从情绪表达中推断出他人的目标是合理的？因此，根据反向评价机制，人们从情绪中获得的信息显示了他人是如何评价正在进行的互动的，而这些信息反过来又会导致对他人意图的推断，进而影响自己的决策行为。反向评价可以看作是情绪在决策中的社会效应的一种推理机制，根据这种推理机制的观点，情绪传达的信息有助于消除决策环境中有关对方的信念、愿望和意图的歧义。研究者随后用5个实验检验了反向评价作为情绪表达在决策中的社会效应的推理机制的合理性。 反向评价机制与情感反应过程不同，后者认为他人的情绪表达直接引发观察者的情绪，这些情绪反应进而影响决策。情感反应过程的典型例子是情绪传染或模仿。反向评价不能解释或替代情感反应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机制可能会同时出现，甚至相互干扰。最新的一项研究结果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在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可以通过从策略和情绪表达中对同伴的意图作出的推论来解释，这与反向评价理论的观点一致，然而结果还表明，个体自身的情绪介导了他们的合作决策，尽管程度较低。这符合情感反应过程机制的假设(Melo & Terada， 2020)。此外，反向评价也不同于社会评价。第一，社会评价强调自己的评价，而反向评价强调他人的评价；第二，社会评价侧重于他人的情绪表达如何导致自己的情绪(通过他人的评价对自己的评价的影响)，而反向评价侧重于他人的情绪表达如何导致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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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不足与展望 本文总结了在社会困境、最后通牒任务以及信任游戏中不同形式的情绪表达及不同性质的情绪表达对于合作决策的影响及其认知机制。但是仍有以下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大多采用面部表情的情绪表达形式，很少考虑其他形式的情绪表达对于合作的影响；其次，现有研究通常采用社会困境、最后通牒任务及信任游戏等经典游戏范式，考虑到合作问题的复杂性，这些范式还是具有局限性；再次，现有研究大多为对两人合作行为的探究，个体在群体中的合作乃至整个群体的合作如何受到群体情绪表达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深究；最后，本文只是总结了情绪表达影响行为的认知机制，仍然缺乏相关生理学机制的说明与验证。基于此，未来的研究还需从以下几点进行突破： 首先，情绪表达是多模态的、动态的行为模式，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除面部表情之外其他的表达形式对于合作行为的影响；其次，现实情境中，合作问题要比经典范式设计的材料或游戏复杂得多，其影响因素不仅很多而且错综交杂。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情绪表达与合作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在各种特定情境下，确定和定义一组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验室研究和观察研究，这样可以对各种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和推广。例如，可以考虑某一特定情绪下情境维度与情绪表达的相互作用，例如安全还是危险维度、紧迫还是舒缓维度。来进一步区分他人情绪表达的具体意图以及对于情境解释和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再次，虽然已有研究已经发现个体在群体中的合作受到群体情绪表达的影响(Heerdink， Van Kleef， Homan， & Fischer， 2013)，但是考虑到群体特征、群体互动以及群体合作行为的复杂性，未来研究还需从多个角度深入探究情绪表达对于群体合作行为的影响；最后，未来研究还需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情绪表达影响合作行为的认知机制，尤其是来自生理学机制的证据，并进一步补充发展更能全面有效解释其机制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