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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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模糊综合评价数学模型 模糊综合评判是运用模糊方法对事物做出综合评判，它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原理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其过程是把评价目标看作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因素集，再设定这些因素所能选取的评审等级，组成评语的评判集，分别求出每个因素对各个评审等级的模糊矩阵，然后根据各个因素在评价目标中的权重分配，通过模糊矩阵合成，求出评价的定量解值，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 [ 3 ] [ 4 ] [ 5 ] [ 6 ] 。模糊综合评判的数学模型为： B = W ∘ R = { ( b 1 ， b 2 ， ⋯ ， b m ) } (1) 式中：“ ∘ ”表示根据实际问题选取的某种模糊乘积运算； B 为被评对象的最终评价，其中m为评语等级数； W 为评价因素的权重，即 W = { w 1 ， w 2 ， ⋯ ， w n } 其中，n为指标项目数，且满足归一化条件 ∑ i = 1 n w i = 1 ； R 为模糊关系矩阵，即 R = [ r 11 r 12 ⋯ r 1 m r 21 r 22 ⋯ r 2 m ⋮ ⋮ ⋱ ⋮ r n 1 r n 2 ⋯ r n m ] ，其中， r i j ( i = 1 ， 2 ， ⋯ ， n ; j = 1 ， 2 ， ⋯ ， m ) 表示第i个元素对第j种评语的隶属度， 0 ≤ r i j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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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油质模糊评价过程 3.1. 评判集、因素集的构成 变压器油质监测指标涉及到物理、化学及电气性能特性，包括：粘度、凝点、闪点、酸值、水份、水溶性酸、氧化安定性、界面张力、击穿电压、介损等。超高压变压器油与普通变压器油相比，超变油除对介质损耗因素、击穿电压等电气性能要求更高外，还提出了析气性要求。 评判集是对评判对象可能作出的各种总的评判结果所组成的集合，油质的SOH应该按照其特定性能的状况进行划分。本文将油质的状态分为良好、合格、不良、很坏四种状态，分别对应：可很好实现其特定性能(有效的绝缘、冷却与保护等)；可实现特定性能但性能有所降低；不能实现特定性能，但经处理后可降级使用；不能实现特定功能，需更换油。因此组成的评价集V为： V = { v 1 ， v 2 ， v 3 ， v 4 } = { 良 好 ，   可 继 续 使 用 合 格 ，   应 加 强 监 测 不 良 ，   处 理 后 降 级 使 用 很 坏 ，   应 更 换 } T (2) 正确获得变压器油的信息，并科学、合理的进行分析，便可真实的评估当前油质的状况，为梯级利用分析提供基础。变压器油的监测信息较多，这些信息可以从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上反映油质的好坏，但如果全面考虑这些信息，状态评估采用单一模型将会比较复杂，难以实现；如果减少信息量，又会使评估的准确性、可靠性受到影响。即要充分利用油质信息数据，又要使模型的复杂程度得到有效控制，为此，本文参照相关规程 [ 7 ] [ 8 ] [ 9 ] 选取用于SOH评估中的信息由粘度、闪点、酸值、沉淀、击穿电压、介质损耗、界面张力与析气性等8个试验信息构成评价因素集 U ，即 U = { u 1 ， u 2 ， ⋯ ， u 8 } 。 3.2. 评价因素权重的确定 在模糊评判中，各因素的权重分配对评判结果有很大影响，本文采用专家对各因素在相应因素集中的重要性打分，并用1-9的比例标度对重要程度进行赋值，利用层次分析法 [ 10 ] 分析计算权重(因层次分析方法在许多文献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展开)。 3.3. 评价指标劣化度 为了定量评价各试验指标的好坏，采用劣化度来表示指标偏离正常值的程度，记为 d i ，其取值范围为[0，1]。正劣化，状态量表现为状态量值的增加；负劣化，状态量的劣化表现为状态量值的减少；偏差性劣化，状态量劣化表现为状态量与初始值之间的不一致。劣化度 d i 为1时，表明油质的第i个指标性能状态很差；为0时，表明油质第i个指标性能处于良好状态。劣化度可按下面方法计算： d ( x ) = x f − x x f − x Z (3) 式中： x f 指标值， x z 为注意值， x 为实测值。 3.4. 模糊关系矩阵的确立 模糊评价矩阵 是因素集 U = { u 1 ， u 2 ， ⋯ ， u 12 } 对评价集 V = { v 1 ， v 2 ， ⋯ ， v 4 } 的关系矩阵，根据各试验指标的劣化程度，可求得对应于评价集 V 四种状态空间中各种状态的隶属度。因岭形分布函数具有主值区间宽、过渡带平缓的特点 [ 5 ] ，能较好地反映油质的劣化度和状态空间的模糊关系，因此可用来计算各指标的劣化度 d i 对应各健康状态的隶属度。其计算式为： r ( d i ) = { 0     d i ≤ a 1 2 + 1 2 sin π b − a [ d i − a + b 2 ] a < d i ≤ b 1 b < d i ≤ c 1 2 − 1 2 sin π d − c [ d i − c + d 2 ] c < d i ≤ d 0     d i > d (4) 式中：a、b、c、d为待估参数，与各试验指标相关，实际中可根跟据相关规程获得。根据各评价指标的参数范围情况，将各因素的劣化度数值代入式(4)，可计算得出它们相对于评价集的隶属度，即可构建 R 。 3.5. 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中“ ∘ ”算子有多种方式 [ 3 ] ，实际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最大隶属度原则，但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会有些很勉强，损失信息很多，甚至得出不合理的评价结果。本文采用加权平均作为模糊综合评价算子，该算子可表示为： b j = ∑ i = 1 n ( w i ⋅ r i j ) ，   j = 1 ， 2 ， ⋯ ， m (5) 该模型考虑了油质参与构建因素集中所有因素的影响，而且保留了单因素评价的全部信息，运算中 w i 和 r i j ( i = 1 ， 2 ， ⋯ ， n ; j = 1 ， 2 ， ⋯ ， m ) 无上限限制，但须对 w i 归一化，该模型在工程评价中应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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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油质SOH评估示例 以星城变电站#4主变C相为例，该变压器电压等级为500 kV，2012年5月例行试验数据如表1中所示。 采用层次分析方法计算出各因素的权重，并以实测值算出其对应的劣化度，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其进行评价，鉴于上述整个评判过程工作量较大，采用编制程序的方式进行综合分析，其界面如图1所示。分析结果表明油质不合格，可进行再生处理后降为下一等级的变压器油使用，这与多个指标超标或处于临界状态是一致的。 又如，某500 kV变压器油质近期分析如表2所示。 同理分析可得该变压器油质很差，设备需更换油。从酸值、界面张力及沉淀物测试值也反映了这一点，现场实际也是更换了变压器油。 Table 1 Test dat 名称 粘度(mm 2 /s) 闪点 (闭口，℃) 酸值(mgKOH/g) 沉淀物 (%) 界面张力 (mN/m) 击穿电压(kV) 介质损耗( 90 ℃ ) 析气性(µL/min) 值 12.5 138 0.46 0.18 42 56 0.018 5.2 表1. 测试数据 Table 2 Test dat 名称 粘度(mm 2 /s) 闪点 (闭口，℃) 酸值(mgKOH/g) 沉淀物 (%) 界面张力 (mN/m) 击穿电压(kV) 介质损耗( 90 ℃ ) 析气性(µL/min) 值 15 130 0.51 0.47 19 43 0.028 5.8 表2. 测试数据 图1. 变压器油质SOH评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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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影响变压器油质SOH的因素很多，同时各因素相互之间构成了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如果将这些因素用一个统一数据模型实现对变压器油质状态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模糊理论技术在处理非线性关系上具有巨大优势，可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油质SOH的影响，能较好实现油质评价。本文依据变压器油的多种信息量，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了变压器油质SOH评价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模型中各评判因素的权重，并以实例应用该模型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实用性和可行性，为合理利用和正确维护变压器油并促进和巩固能源的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方法或思路。文中只对变压器油质参数进行了初步的提取，提取的全面性和精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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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从1978年至今，浙江省成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开始发生变化。本文主要从协调发展浙江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首先对浙江区域经济差异从80年代以来的变化分析得出，无论是从环杭州湾地区、浙中与东南沿海地区、浙西南山区这三大区域中，还是从省内的11个市域来看，它们之间的绝对差异都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也在总体上不断扩大。之后，将选用的指标与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城乡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工业总产值及公路客运量对人均GDP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关键词 :区域经济差异，回归分析，人均GDP，浙江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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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同时体现在东部发达省区内部各市域之间和县域之问 [ 1 ] ，地域狭小的东部地区内部经济差异问题，将直接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向西部地区经济梯度推动的进程，同时更易影响社会稳定和省内经济的良性发展。而东部地区的普遍繁荣却会使东部地区经济向西部地区辐射时的辐射面更为广阔，辐射强度也会相对提高 [ 2 ] ，因此研究发达省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目前很多研究都是基于省市为单位的全国范围内的差异研究，考察的很多都是东、中、西三大区域或者省市之间的差异研究，对于省内区域之间、市域之间或者县际之间的研究比较少，因此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影响的因素尤其是对省区内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对省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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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 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学术界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地区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解，以揭示引起地区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二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三是采用锡尔系数和广义嫡指数，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自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到小阿莫斯提出“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各国学者大都是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区域收入趋同或趋异问题。Barro (1992)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 [ 3 ] ；Fan (1994)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测度方法的区别 [ 4 ] ；Gene (2002)研究了引起区域极化的成因及其动力方面 [ 5 ] 。 我国区域差异悬殊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快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魏后凯(1995)立足与分析区域自身经济利益，研究了不同区域之间，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设计了相关的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 [ 6 ] 。杨开忠(1996)从大国区域经济特色与小国区域经济特色之间的区别出发，得出结论：一个区域经济要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关键是吸引和获得有效的投资需求 [ 7 ] 。盖文启(1997)，张华(1998)从区域经济关系协调的角度出发，分析研究我国东西部经济协调问题和区域经济、国民经济协调问题，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 8 ] 。邱东(2000)将区域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通过实证的手段，指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持续性、稳定性、协调性、公平性和开放性，采用综合发展指数评价方法来确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可持续性 [ 9 ]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在区域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区域个别案例的研究中，对较大尺度(省级以上)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比较多，对大尺度区域内部的差异研究不足。且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宏观战略角度对区域经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或对三大经济地带的差异与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和阐述，难免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对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更多学者对于差异现象的研究都停留在地区的层面上，没有从更低一层次的县区去考证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现象 [ 10 ] ；本文将从更低一层次的县区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展开对于浙江省内区域之间、市域之间或者县际之间的差异的研究，同时在分析了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后，通过回归对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为浙江省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以求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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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一般的，如果要比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采用单项指标，很多学者采用了人均GDP作为指标。这也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指标。但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一个综合性范畴，用一个指标有时候不能全面反映，而需要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指标结合在一起综合使用。从本文研究的目的出发，借鉴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评价时所使用的综合经济指标，并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几个指标来考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浙江省统计局，所涉及到的指标如表1所示： 1) 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能够反映地区的经济实力，决定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影响作用，而经济规模的扩大又是通过经济总量指标的增大表现出来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是指银行吸收居民节余货币收入的一种存款，是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存款，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居民的平均经济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人均城乡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售予城乡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金额，它是反映经济 Table 1 Indicator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y in Zhejian 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1) CX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2) TZ 人均城乡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3) XF 第三产业比重(X4) CY 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活力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5) NL 人均工业总产值(X6) GY 人均财政总收入(X7) CZ 公路客运量(X8) KY 表1. 浙江省区域发展差异指标 景气的重要指标。第三产业比重即服务业的比重，是体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是否实现小康的重要指标。选取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1)、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2)、人均城乡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3)、第三产业比重(X4)这四个指标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 经济活力是一国一定时期内经济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及其潜力，目前中国的城市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其经济活力主要表现在经济成长的能力，引进资本和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财政收入则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吸取财政资源与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体现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现实经济储备，反映了经济成长性。而在交通运输系统中，公路交通系统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促进经济成长的同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著。因此选取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5)、人均工业总产值(X6)、人均财政总收入(X7)、公路客运量(X8)这四个指标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活力。 3.2. 研究方法 在时间序列上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往往是在一个时间段内计算整体或者各个组成区域的指标加以分析，涉及到的计算指标有绝对差异指标和相对差异指标 [ 11 ] 。其中绝对差异指标有：标准差、极差等。相对差距指标有：变异系数、泰尔系数等。 1) 极差(R)：表示人均GDP最高区域与最低区域之差。它反映的是区域间人均GDP变化的最大绝对幅度，属于绝对指标起公式为： (3.1) 式中R为极值， Y max 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Y min 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 标准差(s)：又称均方差，是统计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标志变动度指标，同平均差一样也反映各区域指标值与其算术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其值越大，表示区域间人均经济水平的绝对差距越大，计算公式为： S = ∑ j ( y i − ) 2 N (3.2) 3) 变异系数：采用统计学中标准差和均值比来表示，其公式为： V = [ ∑ i = 1 n ( X i − X ) 2 n ] 1 / 2 / X (3.3) 式中：V表示变异系数， X i 为地区某属性值，n为地区个数，V反映了各地区某属性值相对于该指标平均值的整体偏离状况，V越大表明某属性值的区域差异越大。 4) 泰尔系数：又称泰尔商，最早由泰尔等人于1967年首次提出，它包括两个泰尔系数分解指标，两者的不同在于泰尔T以GDP比重加权，泰尔L指标以人口比重加权。泰尔T的计算公式为： T = ∑ i = 1 N y i log y i p i (3.4) 式中，N为地区数， y i 为I地区的GDP占该区域整体的分额， p i 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该区域整体的分额。泰尔T系数越大，就表示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泰尔T系数越小，就表示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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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正在不断地增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活力这两个指标能够较好的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基础的差异、要素投入的差异以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是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重要因素。同时，通过回归分析，还发现了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城乡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六个变量对人均GDP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现在针对以上的分析结果对欠发达区域重点给出相应的建议： 5.1. 缩小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 5.1.1. 以工业发展为重 前述文章中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地区的第二产业已经占到GDP的一半以上，并且由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工业对经济发展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在区内产业结构调整上，欠发达地区要从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大力推进工业化，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发展资源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这是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 Table 4 Model summar 模型 R R方 调整R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0.990 a 0.981 0.978 0.14762257 表4. 模型汇总 Table 5 Coefficien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的95.0%置信区间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下限 上限 (常量) 1.004E−13 0.018 0 1 −0.036 0.036 TZ 0.155 0.044 0.155 3.533 0.001 0.067 0.242 XF 0.087 0.042 0.087 2.086 0.041 0.004 0.171 CX 0.164 0.049 0.164 3.382 0.001 0.067 0.262 KY 0.118 0.04 0.118 2.973 0.004 0.039 0.197 NL 0.104 0.031 0.104 3.403 0.001 0.043 0.165 CY 0.062 0.034 0.062 1.812 0.075 −0.006 0.13 GY 0.558 0.064 0.558 8.787 0 0.431 0.685 CZ 0.046 0.058 0.046 0.799 0.427 −0.07 0.163 表5. 系数 5.1.2. 加快交通建设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公路客运量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加快交通建设有助于提高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具体如下： 1) 要制订交通运输业发展总体规划，提出明确的目标，逐步实施。目前我国运输业的综合运输能力受到铁路干线运输能力、港口吞吐能力、旅客运输能力和农村短途运输能力四个方面严重不足的制约，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今后应牢牢抓住这几个方面的建设，并把它们作为发展交通运输的战略重点，以提高综合运输能力，求得交通运输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2) 要制定和实施发展运输业的总政策。当前，发展交通运输的技术政策正在研究制定，而发展交通运输的经济政策研究得不够，尚未形成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符合区域发展的交通运输总政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遵循交通先行规律的要求加以制定，并围绕着这个总政策，再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3) 调整运输业结构， 实行运输分流。在各种运输方式内部，可实行运输分流的方针，如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约占沿海主要港口总吞吐量的五分之二，要充分利用长江及其他各个沿海港口来分担经上海港中转运输的物资。贯彻运输分流的方针，是挖掘现有运输设备潜力，缓和交通运输紧张的一条重要途径。 5.1.3. 鼓励居民储蓄，增加投资 鼓励居民储蓄，增加投资，能有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1) 首先需保持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经济发展与居民储蓄相辅相成，居民储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增长是居民储蓄来源的保证，二者之间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有利于投资大规模设备、促进生产、加速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刺激经济增长、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的均衡。 2) 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我国的居民基本处于收入不高或增长不稳定的状态，没有能力购买高档消费品，也不能进行其他投资项目，现在更多的年轻人都是支出高于收入，从而也没有多余的钱储蓄。因此我国应大力扩展就业领域，提供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居民基本工资标准，使居民收入增加，储蓄增加，从而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3) 慎重对待存款利率。由于我国的存款利率下调，再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居民的心理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居民即使有储蓄的倾向没有投资渠道，如果再降低利率，就会使居民减少储蓄，减少投资。 5.1.4. 对农林牧渔业的发展对策 由上文所述，通过增加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的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依托主导产业，加强三大增收板块，使农民群众更快、更好地富起来。 1) 做强经营性增收板块，按照现代农业要求，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抓农业，实施果业提质增效工程、特色农业提升工程、畜牧提升工程、粮食单产提高工程。 2) 做强以惠农政策落实为核心的转移性增收板块。全面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地膜玉米、小麦良种、奶牛和生猪良种、农机具购臵、苹果套袋补贴等惠农政策，开展“家电下乡”等优惠行动，促进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持续增长。 3) 做强以促进农民资产增值为核心的财产性增收板块。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增强开放意识、经营意识，鼓励农村富裕人群对外投资和资产运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规范、有序流转，增加农民收益，使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不断提升。 5.2. 展望与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资源换取增长”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粗放增长使资源和环境等方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14 ] ，资源的透支，换来的是在GDP增长的同时，还有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环境的破坏、生态的灾难。尤其是在发达地区，资源相对匮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因此，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要坚决制止各种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行为 [ 15 ] ，不能重蹈发达地区过去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赶超战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进程中，要围绕生态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投资和生产项目，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集约化增长方式，实现欠发达地区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以目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来看，要实现浙江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虽然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只要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进行适当的调整及改善，从长期来看，浙江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一定会逐渐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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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小官大贪”的治理问题，是当前我国反腐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而小官之所以大贪，这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薄弱有直接的关系。如何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就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首先剖析了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在资产交易监管中凸显的主要问题，然后从基层党建的角度总结了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疲弱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向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延伸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天河区，全面从严治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监管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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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2016年1月12日，习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从严治党与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据统计，在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干部占70%，村干部腐败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占农村信访的50%。因此，如何将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做到内容无死角、主体全覆盖和劲头不松懈，形成从严治党的小气候，并努力促进大气候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天河区是广州市经济发展的龙头区域，也是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最早的区域。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经济(联)社数量众多、集体资产规模可观、资产交易量大、经济利益复杂等特点。2015年与2016年的“三资”交易量分别为4031与3161宗；交易总额分别为54.33亿元和50.86亿元。村集体资产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不断增加迫切需要党和政府对其加强严格监管。作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管的创新示范区，如何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一条与信息化时代相适应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新途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延伸，这是预防基层腐败、保护农村集体资产、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效益以及保障最广大群众切实利益的关键所在，对全面从严治党向城乡基层延伸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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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在资产交易监管中凸显的主要问题 当前，在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交易监管中，凸显了基层党组织从严治党不够得力的两大方面问题：一是村干部个体的防腐拒腐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党风廉情监察站等体制机制监督作用发挥不力。 2.1. 村干部尤其是基层党组织一把手腐败案件频发 天河区在2010年至2014年，沙东、车陂、冼村、龙洞、凌塘等村先后发生村干部腐败案件。腐败领域涉及土地物业及租赁、征地补偿资金管理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案件牵涉利益面广、社会危害严重(详情如表1所示)。从表中沙东、车陂、龙洞和凌塘4个案例中可看出，天河区不少村干部在集体资产交易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问题。更为突出的是，当前的腐败案件中，主要是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出现一把手为首的整个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的现象。由此可见，加强对农村集体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党组织一把手的党风廉政建设显得紧迫而必要。 2.2.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未充分彰显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改进基层干部作风、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财政经济法规和人事制度，领导本地区工作，支持和保证经济组织充分行使职权，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但在天河区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基层党组织人员存在交叉任职、近亲繁殖的现象 [ 1 ] ，党员干部未能以党员先锋模范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面对问题，不敢站出来、不敢指出来，不能发挥监督、引领作用，甚至出现一些党员是非不分、党组织力量涣散的问题。 2.3. 监事会和党风廉情监察站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作为组织化监管主体的监事会，其成员的监管作用未充分发挥。这一方面是由班子成员角色冲突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监事会成员管理能力参差不齐。监事会成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制约着监督的水平和效果，尤其是对公司内部的财务状况的监督，包括收支、预算、债权债务等信息的审核，监事会成员的专业审计知识有待提升。 廉情监察站是推进基层监察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途径之一。监察站站长由街道纪工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兼任，成员由村改制公司党组织分管纪检的副书记(或纪检委员)、监事会召集人(或成员)、廉情预警 Table 1 2010-2014 Village cadres’ corruption of Tianhe Distric 涉案人员 涉案事件 涉案金额 沙东 天河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兼董事长杨某兴 利用职务便利，在村集体物业沙东有利服装批发南、 北城商铺出租过程中为请托关系人提供帮助。 收受贿赂共计 300多万元 车陂 车陂经济发展公司原党总支书记苏某江， 车陂经济发展公司原董事长王某尧，车 陂经济发展公司原副董事长马某佳 三人涉嫌在协助政府管理原广氮地块征地补偿费用的 职务便利。上下串通，纵容社会人员通过伪造相关资 料、抢建、抢种等非法手段骗取国家征地补偿费用。 收取贿赂2680 多万元 冼村 冼某某等村领导班子 侵吞属于村集体的公共财产 724.8万余元 龙洞 龙汇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樊某 为了获得处于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的四个项目工程， 行贿广州市原副市长曹某和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原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何某。 凌塘 董事长马某 为获取更多返还用地及规划方便，不惜拿出集体资金， 多次行贿科技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1. 2010~2014年天河区村干部腐败一览表 信息员(村民)组成。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廉情监察站的目的是通过发挥廉情监察员教育、监督、信息收集、疏导和服务的作用，对各村改制公司廉情信息进行收集、分析、测评、反馈和预警，严格对村改制公司及经济社“三资”管理、财务管理、“三公开”(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开展情况及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经营性合同、大型采购实施监督 [ 2 ] 。但从近年来查处的诸多案件来看，案情线索及其发现与党风廉情监察站基本无关。这表明，目前党风廉情监察站的监督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2.4. 现行体制下监管主体缺乏主动纠错动力和能力 虽然广州市各级政府为加强对“三资”监管的责任追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和问责制度，但问题是在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很难发现问题，由此导致监管制度刚性约束力不强，甚至制度失灵的现象。比如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审计方面，审计往往就是集体经济组织自己在搞，这种由监管主体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由于缺乏主动介入的监管动力，怎能有效发现问题，从而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呢？同时，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周期又过长，“三年轮审一次”，而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会计审计人员，由于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不强，实际也难以承担专业审计的职责。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交易过程中，监管主体的主动纠错动力和能力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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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问题的主要成因 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法律制度不完备、监督体制碎片化以及技术手段不完善等。对此，天河区区委区政府及主管部门加大了制度供给力度，更新了资产交易系统和流程，使得资产监管流程日益规范化、资产监管手段更加科学化。但是，为何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呢？从基层党建的角度看，这是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疲弱，对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失之于宽、松、软，未能具体落实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3.1. 监督主体不具独立地位导致无法实现权力制衡 权力具有扩张性和排他性等特性，凡是不受制约的领导权力，必定遭到滥用，领导权力被滥用， 必定导致领导权力的腐败 [ 3 ] 。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现村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根本原因也在于权力监督的失衡。在天河区村改制公司中，目前对村领导干部权力发挥着重要监督与制衡作用的是村监事会和村廉情监察站。从规范角度看，监事会是对村领导班子成员监督的重要主体。而在实践中，一方面村监事会的召集人是村领导班子成员，监事会召集人的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作为独立监督主体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村监事会成员的工资来自于村集体发放，这也严重限制了村监事会的独立监督地位。与此同时，廉情监察站的监督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原因在于廉情监察站成员面临着道德风险问题。首先，作为廉情预警信息员的村民，处于熟人社会，出于人情社交和举报风险而缺乏监督的积极性；其次，由于村民处于信息链条的最末端，难以触及最关键的利害信息；再次，由涉及村改制公司的监管人员担任廉情监察站成员，既担任“运动员”，又出任“裁判员”，自己对自己进行监管，难以有效地行使职能；第四，廉情监察站成员还可能存在利益联盟，在收到廉情举报后，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街道进行信息截留或选择性上报，致使举报信息无关痛痒，监察效能大打折扣。 3.2. 农村基层党员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偏低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但这需要基层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作为保障。从天河区村改制公司中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方面看，33个管理者中有25人为党员，占比为75.76%；董事长、副董事长和监事等岗位虽然有群众任职，但党员占比相对较大，只有经济社理事长中群众数量多于党员数量(详见图1)。理论上讲，这就为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目前天河区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党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调查对象中大专及以下人数为27人，占比高达81.82%；董事层面中，无一人为本科以上学历(表2)。虽然受教育程度与廉政建设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从根本上制约着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乃至型塑着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天河区地处广州的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农村基层党员的文化 图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政治面貌 Table 2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taffs’ education leve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 总计 书记 1 1 党总支副书记 2 1 3 支委委员 1 1 董事长 3 3 副董事长 1 2 3 董事 1 1 监事 1 1 2 2 6 办公室主任 1 1 副经理 1 1 经济社理事长 1 4 1 1 7 三资操作人员 3 2 1 6 总计 2 10 15 6 33 表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 水平和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天河区曾在2002年尝试进行村长助理改革，即从高校引入大学生“村官”进入农村工作。然而，这种人才引进与培养模式在既有环境中，人才作用发挥有限，并且迅速流失。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导力量的保守与封闭，受自身文化水平和政治认识的束缚，他们既不愿意限制自我的权力，更不愿意放弃手上的权力，从而阻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更替。因此，提高天河区农村基层党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增强领导班子的新陈代谢机制，对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势在必行。 3.3. 基层党员廉政意识薄弱 一是作为普通股东个体的党员，专业化及监管能力相对不足，且未能十分便利地通过组织化路径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这表现在交易活动和日常的资产监管过程中个体党员容易随大流，诸如在杨箕“千围宴”等事件中，党员和普通村民一道参与其中，并未清楚认识到这是违规行为。二是作为监事会成员的基层党员基于自身经济不独立、熟人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无法合理表达意见并行使监督权力。三是作为自身兼具管理者、监管者和所有者的多重角色的党员干部，囿于熟人社会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区分人情往来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因而降低自身的廉政要求，不能正确认识党员的特殊性，在歪风邪气面前理不直、气不壮。 3.4. 压力传导和追责力度不充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中央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但这种压力需要通过层层传导机制传送到基层党组织。当前，压力传导与追责力度随行政层级的下降呈现逐级衰退的现象。这主要是与“区委——街道党工委——基层党组织”的压力传导过程中，街道党工委的主体责任落实不足有关。街道党工委对加强村改制公司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有主体责任。其负责领导村改制公司建立和完善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指导村改制公司成立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对村改制公司党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落实监督机制和日常管理制度，加强“三资”监管等职能。但由于自上而下的考核体系不够完善、追责机制落实不够完整，导致党风廉政建设的压力传导机制中“泵”的建设及作用发挥还比较缺乏，因而，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堡垒作用无法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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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全面从严治党向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延伸的对策建议 天河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监管中暴露的基层干部违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本质而言，这是对基层党组织管理失之于宽、松、软，没有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从严治党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延伸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1. 天河区村改制公司面临的问题迫切要求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党组织要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摆在首位。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一把手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把班子成员管好，发挥班子带头作用，带动党员素质的整体提升。 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党组织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按照《党章》《廉政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问责条例》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建立健全失职问责机制，深刻把握领导与监督的关系，把抓班子、带队伍体现在日常监督管理中。 第三，完善村改制公司党组织的考核管理。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确保基层党组织拥有充分的工作压力与动力。特别是要完善街道党工委对村改制公司党组织的考核管理，充分发挥自上而下考核的威力和震慑力。同时，要严格按照《监督条例》对村改制公司党组织进行监督检查。监督内容包括：民主决策、选人用人、党员出入、重大事项以及对村重大事项的插手干预等。 第四，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整治涣散党组织。对软弱涣散的村改制公司党组织要按照《处分条例》该改组的改组，选拔待提拔任用的优秀后备年轻干部到村改制公司党组织挂任党支部书记。把好党员进出口关、选人用人关，把真正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人选拔出来。 4.2. 从严监管“三资”交易各个环节 一是逐步实现完全线上交易，全面严格监管每一笔“三资”交易。在“两级交易、三级监管”的三资交易基础上，运用信息化技术将区农村集体“三资”交易监管平台、农村党风廉政公开平台与区反腐倡廉智能化管理平台对接，对涉及区农村集体“三资”交易的所有主体实施一对一在线监管模式，将区所有交易合同全面纳入平台监管范围，并逐步将村改制公司“三资”交易全部纳入公开电子交易系统。 二是将权力梳理归类，明确权力行使流程。公开、透明是权力行使和权力运行的基本法则，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干部行使的是一种微权力，但天河区不少农村干部严重违纪违法的教训表明，小“官”也能大贪，因此，对于农村基层干部行使的微权力也要梳理、公开、规范，接受组织和社会的监督，做到不留死角。 三是需要全面核清集体资产。在目前的清查工作基础上，关键是定期不定期清核资产。应按照“一事一策”原则，一项一项制定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样才便于加强对农村“三资”监管，更为党员干部划清“公款”和“私产”的边界，在其心中树立明确的标尺，为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是在建立内部审计制度的基础上，由区农业主管部门聘请第三方对村改制公司财务进行抽查审计。尤其应建立对村改制公司党政一把手届中和离任审计制度，这样才能发挥审计的利剑高悬的巨大威力。 五是完善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创新公开方式。对公开情况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追责。同时，实行主要负责人向村改制公司党组织和股东代表大会作三述报告并进行考核。 此外，应建立健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反腐预警系统。建立分类预警监管机制，通过对天河区三资交易平台、财务监管平台、信息公开平台、区村改制公司廉情预警防控信息系统等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建立反腐预警信息机制，力争做到事前预警和事中实施监督。 4.3. 严格问责并严肃查处 首先，对于十八大以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出境旅游的，发现一起要查出一起，做到杀一儆百，实现对腐败的“零容忍”。要让广大农村干部意识到，中央八项规定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同样具有约束力和威慑力。 其次，要加大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反腐力度，保持对农村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高压态势，对于十八大以来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或村干部，要从速、从重问责查处，营造不敢腐的氛围，改善农村基层的政治生态。 再次，对于在财产申报中故意隐瞒不报、漏报，甚至弄虚作假，欺骗组织，侵占集体资产的，应予撤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职务，或不予以提拔。对于情节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应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对于公然违纪，对抗组织，煽动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稳定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基层党组织或干部，街道党工委及其上级党组织要敢于“亮剑”，并及时予以惩戒。 第五，通过制度建设，完善监事会独立监督主体地位，强化监事会的独立监督作用。使党组织进驻监事会、参与董事会、引导股东会，形成利益制衡机制，对有权干部实行有效监督，发挥党组织的先锋堡垒作用。 4.4. 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干部的教育培训体系 一是正面教育。充分利用“三会一课”等有效形式，以“两学一做”等专项活动为契机，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党员的正面教育。坚持学习研讨常态化、征求意见常态化、立行立改常态化、制度建设常态化、党内生活常态化，引导基层党组织开展有质量的党组织活动，着实做好“两学一做”学习活动。通过党组织生活会、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等等，培育积极健康的基层政治文化氛围。 二是纪律教育。通过内容丰富的巡讲活动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监管和审计等方面的工作纪律和技能教育。通过提高纪律意识，使广大农村干部党员更加严以律己，以身作则；进而提高工作水平，提高防腐、拒腐，降低风险的能力。 三是警示教育。通过正反典型教育、参观廉政基地和开展家风文化教育等具体形式，把相关主体全部纳入教育范畴，开展常态化的警示教育。以此警钟长鸣，强化其廉政意识，遏制基层“四风”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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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唐朝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鼎盛时期，也是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盛唐中央在灾害处置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建立了一整套防灾、报灾、检灾、赈灾机制，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彰显出大国治理的历史风采。 关键词 :唐代，灾害，处置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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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唐代自然灾害概况 中国既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以农业文明著称于世的大陆国家。然而，千百年来与历史脚步如影随形的并非总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往往也有不期而遇的各种自然灾害。仅以旱灾为例，根据《哈佛中国史》一书的统计，在清朝前期以前的1800年里，中国北方平原遭受的干旱有记载的就有1078次之多 [ 1 ] (P10)。若以年份为单位计算的话，则此间旱灾发生的频率高达60%，真所谓是十年六旱。的确，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讲的那样，“人类自然灾害在这里(中国)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 [ 2 ] (P92)研究灾害处置的历史规律，对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防灾减灾体系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鼎盛时期，也是水、旱、蝗、风沙、地震等自然灾害多发时期。以水灾为例，据北京大学刘俊文先生统计，唐朝存国的二百八十九年间，几乎每两年中就有一年是水灾年，这个比例远远超出其它各种灾害所占的比例 [ 3 ] 。唐代的水灾不仅次数多，而且分布范围遍及南方和北方，尤其以降水量大的南方为多。历史记载显示，唐代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水灾面积超过十州以上，呈现出区域性的规模灾害，给百姓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宁州大霖雨，山水暴涨，漂流二千馀家，溺死者千馀人，流尸东下。” [ 4 ] (P1353)其状可谓惨不忍睹。史载显示，唐代因暴雨导致河水泛滥的情况比较常见。此类水灾在长江、黄河、淮河水系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大。如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七月，河南“怀、卫、郑、滑、汴、濮、许等州澍雨，河及支川皆溢，人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资产苗稼无孑遗。” [ 4 ] (P1358) 旱灾是因气候异常形成的气象灾害，易导致农作物减产或歉收，并引发蝗灾与饥荒。由于中国大部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极易造成季节性干旱。研究表明，唐代的旱灾发生频率不亚于水灾，且有持久性、频发性特点。由于降雨量偏少，北方地区发生旱灾的次数大大高于南方，春夏之交为易发季节。如史料记载唐玄宗开元初期，河东、河北大范围持续干旱，许多地方农作物颗粒无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蝗灾是蝗虫引起的灾变，常与严重的旱灾相伴而生，它与旱灾、水灾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天灾。相比水旱灾害，唐代蝗灾发生频率虽不高，但破坏力大，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如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六月，“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 [ 4 ] (P110)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六月，“山东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 [ 4 ] (P175) 中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处，是地震多发地区。唐代前期地震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唐后期尤以代宗大历年间至德宗贞元年间为地震高发期。可能是政治中心的缘故，唐人对主要发生在关中、河南等地的地震较为重视，相关的记载较为详细，其它区域的记载相对较少。《旧唐书》曾记载两次破坏性较强的地震，一次发生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癸酉朔，河东地震，晋州尤甚，坏庐舍，压死者五千馀人。三日又震。” [ 4 ] (P67)另一次发生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壬寅，秦州地连震，坏公私屋殆尽，吏民压死者四千馀人；命左丞相萧嵩赈恤。” [ 5 ] (P6805) 沙尘又称“黄雾”、“昏雾”、“昼昏”，是唐代北方常见灾害现象之一。如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八月，京城地区黄雾大起，无雨，空气昏浊不堪。“十一月甲寅，日入后，昏雾四塞，经二日乃止。” [ 6 ] (P625)唐玄天宝十四年(755年)“冬三月，常雾起昏暗，十步外不见人，是谓昼昏。” [ 6 ] (P625)唐代沙尘灾害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地理环境上讲，西北地区存在着大片的荒漠，天然的沙土为沙尘灾害提供了自然条件。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一味满足私欲，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宅邸，消耗了大量木材，破坏植被，引起水土流失，容易造成沙尘天气。加之北方地区居民多以柴木为日常生活燃料，这些都是唐代沙尘灾害发生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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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唐中央灾害处置机制的几点启示 纵观唐代中央灾害处置机制，它具有系统性、实效性、灵活性等特点。 系统性。如前所述，唐代中央灾害处置机制全面系统，包括灾前预防、灾情汇报、抗灾减灾、决策监督、灾后重建等有机联系的几个环节。每个环节各要素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权责明确。唐代各种救灾措施，有的以行政手段固定下来，有的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有的则被纳入相关的法令中，中央通过综合运用行政与法律手段，保证了各项救灾措施的贯彻落实。 实效性。唐朝在救灾决策的选择上注重实际效果，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用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减灾救灾的目的。如遍布全国各地的义仓网络在灾害来临时可以全国联动，彼此相互补给，为百姓提供了及时的粮食救济，效果显著。面对蝗灾，唐朝采取了食用蝗虫的新办法积极应对，既消灭了蝗虫，又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有效预防了饥荒的发生，这不失为一种讲究实效好办法。史料记载，玄宗开元初年“所司结奏捕蝗虫凡百馀万石，时无饥馑，天下赖焉。” [ 15 ] (P999)“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 5 ] (P6717)这种以蝗代粮的救灾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行之有效的合理办法。 灵活性。唐代政府的救灾措施，在体现实效性的基础上，也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政府所采取的诸如义仓、水利兴修等措施虽然大多是在沿袭前朝的做法，但在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如常平仓最初只是起到平抑粮价的作用，唐代后来赋予其赈济的功能，与义仓共同发挥救灾赈灾作用。在救灾的实际过程中，唐人注重制度创新与方法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方法应对灾害。如姚崇倡议并推广集中扑杀灭蝗的新办法，百姓以食蝗方法达到灭蝗目的的创新举措，都体现了唐代救灾减灾策略方法上的灵活性。 毋庸置疑，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空前繁荣，法制趋于完善的时期，强大的综合国力为灾害应对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但即使再完备的行政体制也难免有疏漏，更何况是在利益冲突强烈的封建社会。根据史料记载，在唐政府的救灾过程中，官吏的贪腐及各种渎职行为时有发生。 首先，官员挪用、盗取义仓粮食问题突出。虽然中央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挪用、盗用义仓粮，但此类现象仍不能完全杜绝。无论在灾前、灾中还是在灾后，随意挪用、盗取义仓粮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有权有势的朝廷高官，他们往往不顾百姓安危，依仗手中权力，肆意挪用、盗取义仓粮食中饱私囊，导致赈灾效果大打折扣。如玄宗开元年间，朝臣韦坚曾“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 [ 4 ] (P2086)以此谋取私利。外戚杨国忠“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 [ 6 ] (P4466)此类舞弊行为，严重削弱了国家赈灾惠民政策的效果。 其次，地方官员假借赈灾名义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致使中央蠲免政策落空，加重了灾民负担。如前所述，每当灾害发生后，唐朝中央通常会下令蠲免灾民租税债务。可是，一些地方官员不但不予以执行，反倒借机敲诈勒索，百姓苦不堪言。正如白居易诗《杜陵叟》所描绘的那样，“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 13 ] (P4704) 再次，一些官员上下授首，虚报、瞒报灾情。如玄宗天宝时期，“大雨败稼，帝忧之，国忠择善禾以进，曰：‘雨不为灾’。扶风太守房琯上郡灾，国忠怒，遣御史按之。后乃无敢以水旱闻，皆前伺国忠意乃敢启。” [ 6 ] (P4468)晚唐懿宗朝以后，政务废弛，瞒灾不报的现象更是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宋人司马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 5 ] (P8181)官吏瞒灾不报，究其原因，或尸位保禄，或迎合奸佞，或贪污国家资材，皆视百姓生命如草芥。 总体上说，唐朝前期政治清明，统治者励精图治，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在救灾备荒上。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各种灾害处置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官员贪腐、渎职现象的发生相对较少。唐朝后期君主昏庸，吏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许多官吏为所欲为，贪腐、渎职现象滋生蔓延，国家抵御灾害的能力逐渐下降，原有仓储设施废弛，逐渐失去了防灾救灾的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唐朝中央灾害处置机制折射出一个真谛：只有国家富强、法制严明，才有能力应对各种灾害的挑战，实施正确的救灾减灾策略，救百姓于水火，挽苍生于倒悬。反之，国家法制废弛，吏治腐败，救灾设施必失去效用，到头来人民遭殃。正所谓国运兴，百姓幸；国运衰，百姓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