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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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绿色经济的内涵 绿色经济思想首先由雷切尔提出，工业革命带来巨大财富和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他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发展“环境可承受的经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绿色经济的内涵也在进一步丰富。唐啸 [ 2 ] (2014)提出可将绿色经济内涵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单一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经济–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经济–生态–社会系统目标导向(见表1)。 Table 1 Connotation of green econom 阶段 作者 绿色经济内涵 特征 单一生态系统目标导向(1989~2006) Pearce [ 3 ] (1989) 不盲目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无视生态环境的建设，也不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而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聚焦于环境保护措施的提出，而对经济发展方式并未进行反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Lester [ 4 ] (2004) 不以生态环境作为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不可持续。 经济–生态系统目标导向(2007~2010) Henderson [ 5 ] (2007) 绿色经济是保证经济可行性以及生态环境可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经济。 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环境治理政策，开始以经济投资推动生态建设，并触及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 经济–生态–社会复杂系统目标导向(20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 6 ] (2010) 绿色经济不仅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还能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绿色经济不再是简单的经济绿色化或环境治理工具，而是基于综合发展观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变革。 王玲玲 [ 7 ] (2014) 以保护生态环境，以生态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为基本要素，保证经济高效发展的经济模式，且绿色经济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形式，而是包含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物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等衡量标准的系统经济模式。 郑德凤 [ 8 ] (2015)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基本，根据全球发展态势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理念，即在降低环境风险的同时保证经济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福利及社会公平。 任相伟 [ 9 ] (2020) 绿色经济已不再局限于“绿色”和“经济”的狭隘含义，将社会系统纳入绿色经济的目标，具有远期效益、综合效益以及外部经济性。 表1. 绿色经济内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加工整理。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的内涵解读，本文认为绿色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约束自然环境的手段倒逼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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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现状 3.1. 绿色产业发展迅猛 近年来，我国绿色产业在相关政策的扶持下迅猛发展。从新能源汽车产业来看，从2014年始，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处于稳步上升的过程，2020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6.6万辆和136.7万辆，累计增长7.5%和10.9%，且据前瞻预测，202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280万辆左右。从环保产业来看，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数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如图1所示，同时张芳 [ 10 ] (2020)指出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资产也在逐步增长，2013年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为1561亿元，2019年增长到了2470亿元，说明我国环保产业随着政策扶持，且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赖力 [ 11 ] (2020)也指出中国近年来光伏制造、新能源整车制造产能占全球1/2，且石墨烯材料、微电网等技术也与世界强国并肩。 图1. 2014~2019年中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数量 3.2.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由于中国资源禀赋的原因，形成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但随着清洁能源的开发，我国的能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从能源生产结构来看，2010年以来，原煤占比不断下降，从76.2%下降至68.8%，而天然气、水电、风电等比重在逐年上升，2019年清洁能源生产合计占比达到24.3%。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韩松 [ 12 ] (2020)指出2000~2017年我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由0.3亿吨标准煤加至3.1亿标准煤，其他能源消费总量由0.5亿吨标准煤增加至3.0亿标准煤，天然气与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2019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3.4%，上升1.3个百分点，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能源利用率也在不断提升，2018年我国风电利用率达到90%，光伏发电利用率达到95%，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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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主要问题 4.1. 粗放型发展方式 高消耗、高投入的发展方式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增长，但粗放型增长模式随着环境资源的约束逐渐受限而难以长续发展。虽然近几年我国大力推动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但何小刚 [ 13 ] (2015)强调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由大量资本、劳动力等基本要素投入推动，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杨雪星 [ 14 ] (2017)指出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仅占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达60%。因此我国还不属于效率驱动的集约型发展模式。2017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152克/美元，但该水平仍高于世界127克/美元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我国在能源利用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未改变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 4.2. 政策工具支撑不足 王兴文等 [ 15 ]、郑茜楠 [ 16 ] (2020)表明绿色经济的发展涉及到人才、资金、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不仅只是规范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与财政税收、绿色金融、产业转型、能源开发等一系列支撑体系紧密相关，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法律政策体系。目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虽然得到了环境资源等保护法的保障，但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制度支持仍是存在缺陷。如绿色信贷奖惩机制尚未完善，对环保诚信企业进行信贷以及利率优惠政策支持，而对环保警示企业仅仅限制新增贷款，处罚力度不足，难以促使企业进行污染治理与技术创新。而我国新能源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整体仍需要相关政策的补助支撑。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例，2019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出，产量由127万辆下降到124.2万辆，销量由125万辆下降到120万辆。对于新能源产业发展初期，需要系统有力的政策扶持，才能令其发展壮大，逐步取代传统能源，从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4.3. 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髙 张彬 [ 17 ] (2018)指出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比重在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而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7.5%，对外技术依存度超50%，因此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我国长期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较为忽视，造成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不足，贾根良 [ 18 ] (2021)认为资金不足是制约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最大阻力。创新项目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储备，而中小企业受自身规模限制，难以支持研发周期长久、成本高昂、成果转化率低的创新项目。且金融机构对技术研发项目的服务机制尚不完善，成本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了金融机构无法在企业缺乏资金时及时给予支持，从而中小企业难以开展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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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因素 5.1. 环境规制 Borghesi S [ 19 ] (2015)通过研究得出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革新，指明技术进步方向，从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的影响多是以环境成本和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传导机制综合作用实现的，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通过逼迫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或挤占了原有业务投资额，从而抑制了绿色经济发展，其作用路径如图2。 图2. 环境规制作用路径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影响具有复杂性，高翠云等 [ 20 ] (2020)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其中政府型工具的运用拉动了绿色经济发展。但柯文岚等 [ 21 ] (2011)分析山西省环境的影响因素发现环境规制在短时间内难以发挥其在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作用，还可能使现有的生产力产生亏损。王冉等 [ 22 ] (2019)通过采用系统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出“U”型的影响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尹庆民 [ 23 ]、蒋晗 [ 24 ] (2020)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的经济效能，得出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均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可以通过迫使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增长。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贾云赟 [ 25 ] (2017)通过研究得出碳排放交易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经济增长间存在“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碳排放交易会抑制绿色经济发展，而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碳排放交易则会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廖文龙等 [ 26 ] (2020)研究也表明碳排放交易对绿色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性，由于地区结构、发展水平及市场机制完善程度的不同，在经济发达地区如东部区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积极影响，而在中西部则显现出消极影响。因此要针对不同地区精准施策。 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冯志军等 [ 27 ] (2017)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其中行政型规制手段对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促进作用，但部分地区所采取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手段，由于如今人们对发展绿色经济的认识并不深刻，因此该手段对我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王丽霞 [ 28 ] (2018)研究了行政法规、污染监管和经济监管三大环境法规对产业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类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其中行政规制和环境规制通过影响行业结构，促使企业为了避免行政处罚进行技术升级，从而促进了工业绿色经济绩效的增长。而经济规制使得企业研发资金受到影响，从而对工业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显著为负。范丹 [ 29 ] (2020)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发现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可促进绿色经济的增长，但市场型激励型政策可以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进而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的推动作用要比命令控制型更为显著。 5.2. 创新能力 创新是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Grover [ 30 ] (2013)从宏观经济领域角度提出科技创新对绿色经济水平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离不开科技创新的进步。张克难等 [ 31 ] (2016)从工业经济角度出发，提出政府和企业需要以提高科技水平为基础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工业效率，即使得工业产品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价值转变。姜琪 [ 32 ] (2020)通过实证分析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得出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促进的作用，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是实现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孙丽文 [ 33 ] (2018)以环渤海经济带为例，分析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理念下绿色创新绩效的差异，表明在经济转型阶段科技创新效率、创新协同度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田晖 [ 34 ] (2018)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主体以及创新活力四个指标出发，分析创新驱动对智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创新驱动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四个指标对智慧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曹靖 [ 35 ] (2020)从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角度出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发现影响大湾区绿色经济效率主要因素由规模效应转为创新效应，且随着城市发展的成熟度的提高以及产业规模的扩大，创新投入力度的提升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除了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外，创新的质量同样重要，技术创新效率与质量协同作用，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使得资源使用结构进行优化，推动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 5.3. 产业结构 汪克亮 [ 36 ] (2021)分析经济赶超、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发现结构失衡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如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及新兴产业，推进产业进行节能减排、清洁循环等生产方式的改革。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同样具有区域性，刘赢时等 [ 37 ] (2018)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东西部地区的效用更为显著，而在中部存在部分地区不明显的现象。刘金全 [ 38 ] (2020)的研究突破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的单向影响作用，通过对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证实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为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结构提高了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绿色经济得到发展后，反过来对产业结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李斌 [ 39 ] (2016)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未来应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软化，注重高技术、高知识化的绿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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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绿色经济发展路径 6.1. 技术创新为支撑 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而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影响环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间的制约关系不可改变，但可以通过技术来平衡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科学技术创新驱动着绿色经济的发展，其能为企业提供高效清洁的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一方面要对创新积极引导，技术创新不应注重数量而应注重创新质量，若只注重数量，那么技术创新只会浪费资源，但对绿色经济的发展起不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建立协同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积极将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纳入创新主体中，大力科技创新人才，鼓励高校开展相关的课程或专业。同时政府要着力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企业创新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实施绿色制造核心技术攻关。 6.2. 政策制度为保障 政策制度是绿色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关系到人类长续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权益。技术政策保护创新者的相关权益及知识，并可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来激发创新主体的进一步扩大和积极性。市场政策主要为新型产业的扶持及推动技术成功商业化，贾洪文等 [ 40 ] (2020)提出要完善绿色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构建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金融支撑体系，强化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考核。同时绿色经济政策的支持引导，应改变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重的发展模式，加强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采用适度且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手段，加强对污染行为的监管及处罚，提高企业污染成本，促进企业环境信息透明机制的建立，为公众参与监督提供保障。 6.3. 产业转型为推力 增强金融集聚的投资、规模、扩散等效应，通过金融集聚，建设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使绿色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构建循环清洁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绿色产业逐步壮大。余佶 [ 41 ] (2015)、佟贺丰等 [ 42 ] (2020)提出促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也是发展我国绿色经济的有效手段，如水泥、钢铁等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应作为转型的重点对象，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为基础，通过对生态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加强金融方面支持来促进产业转型以及绿色能源建设，即推进传统工业绿色工程的建设。加强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注重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软化方向发展。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低耗高效绿色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形成高技术型、高知识型、绿色清洁能源为主体产业的结构，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支撑。 在政策、技术和产业结构三大主要路径中，技术创新为绿色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技术、市场、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保障了绿色经济的稳定高效发展，产业转型提高绿色经济水平的重要推动力，三者关系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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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在能源日渐消耗、环境逐渐恶劣的情况下，绿色经济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绿色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单一的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生态–经济系统目标导向，而是将社会发展、公众福利都纳入发展目标中。我国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仍面临着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小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从而无法进一步扩大创新主体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未形成完善的相关法律政策保障，制约着我国绿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规制、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也在影响着绿色经济的进步，其影响作用具有区域性和复杂性，因此要因地制宜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协调发展。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需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支撑，政策的有效落实为发展保障，产业转型为发展推动力，推动中国在世界绿色经济发展中由“追赶者”变为“领头羊”。 图3. 绿色经济发展路径 7.2. 讨论 我国绿色经济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一是对经济绿色转型的相关研究较为片面，多是从农业、工业和制造业等产业层面进行研究，缺乏对省域、国家经济绿色转型效率的研究。二是在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评上，大多学者是从空间角度出发，较少将时间阶段的维度纳入研究中。三是绿色经济的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对绿色经济的理解不够深入，如直接将绿色经济等同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等相关概念，缺乏统一、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因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一是对绿色经济理论体系进行进一步丰富和统一。二是注重经济绿色转型效率的研究，从不同区域，不同角度评价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效率，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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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城市引力模型进行改进，从韧性、持续性、安全性、包容性四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通过改进的城市引力模型得到新型城镇化引力指数，结合GIS的数据分析处理并规划其配送路线，结合区块链追溯技术与山东省各地农产品深度融合，推动山东省生鲜电商事业营销策略和发展进程，解决山东省各地生鲜产品供需矛盾，借助区块链技术使各过程透明化，形成质量监管的良性循环。从食品源头追溯，建立可靠的食品流通体系，为实现全面追溯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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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研究概述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山东省城镇化率为60.6%，2018年山东省城镇化率为61.2%，2019年山东省城镇化率为61.6%，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生鲜产品的需求愿望也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行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能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稳住经济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发展新动能，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验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会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城镇化战略新理念，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也更适应我国的现实国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核心，强调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不再是过去重建设、重扩张的城镇化；党的十九大以来，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治理改革过程的互动关系，为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 1 ]。 我国生鲜农产品的流通不足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规模化、集约化不足；二是可全程追溯性差；三是流通成本高；四是时效性可控程度低；五是流通效率低。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保障生鲜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可溯性，大大提高运输效率，降低人为参与的不必要损耗 [ 2 ]。 据2020年中国生鲜供应链市场研究报告可知，2018年山东省水果总产量达2788.8万吨，其中苹果年产量为952.5万吨，占全国苹果年产量24.3%；海水产品年产量达736.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22.3%；禽蛋产品年产量达447.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14.3%，此外，山东省肉类产品年产量居全国首位，达85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10.0%；奶类总产量达232.5万吨，占全国奶类年产量7.3%。2019年，山东省畜肉类消费品价格指数达136.9较2018年的95.7上涨41.2；禽肉类消费品价格指数达109.7，较2018年的107.0上涨2.7；水产品消费品价格指数为100.6较2018年的102.7下降2.1；蛋类消费品价格指数为105.3，较2018年的112.2下降6.9；菜和鲜菜消费品价格指数分别为103.6和103.8，相较于2018年的110.0和110.7分别下降6.4和6.9 [ 3 ]。 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生疫情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实现农贸批发市场的产品溯源已刻不容缓 [ 4 ]。线下商品零售发展历史久，现已基本渗透各行各业，但生鲜产品由于保质期短，对环境要求高、易腐烂等因素影响，具有即食性和易损耗性的特点，多数销售商为了降低损失成本仅选择就近销售，因此生鲜产品往往会出现部分地区滞销、低价处理；部分地区短缺等问题，供需关系极不平衡 [ 5 ]。目前，生鲜产品的流通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基本生活的需求，但因其流通成本高，保鲜效果差等原因，市场竞争逐渐从粗犷扩张阶段转向优化整合的发展新阶段，新的业态、商品结构以及更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不断涌现，消费需求层次愈发立体、清晰，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居民旺盛的消费需求愿景，同时消费市场内也存在着较多可待进一步探索的需求细分空间，从长期来看，消费的提质升级仍然是一种长期趋势 [ 5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深化山东省各个城市间联系，能够达到优化整体营销布局、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升，为农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提供支持。 1.2.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改进引力模型对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鲜电商进行实证研究，从韧性、持续性、安全性、包容性四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 [ 6 ]，并对这四个指标进行得分加权，进而将山东省17地市划分等级，求算出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引力指数，选出生鲜受向地，并规划其配送路线，为各地生鲜电商经营者提供确指向，大大降低其经营风险，推动山东省生鲜电商事业发展进程，解决各地生鲜产品供需矛盾。通过后续开发对数据进行统一，使信息标准化 [ 7 ]。将后台管理系统的开发分为种植、养殖、深加工模块，不同模块下的操作进行数据流转化，兼容各种农产品生产模式。为保证溯源信息的可靠性，尽可能的减少人为写入溯源信息，通过便携式设备实现数据采集并提高效率，规范流程。降低信息采集成本，提高溯源系统的普及率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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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引力模型源于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间的引力与其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1929年Reilly根据引力模型，提出了雷利法则。1984年K. Haynes和A. S. Fotheringham对该公式进行了改进，首先应用到经济领域。该模型认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与两经济体的GDP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从原始引力模型可以看出，两个经济体之间相互吸引的重要因素与经济体的质量大小相关 [ 12 ]。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改进进行实证研究，如对武汉城市圈、内蒙古11盟市城市群、山东省、成都城市圈的格局划分研究 [ 13 ] [ 14 ] [ 15 ]。本文研究城市城镇化引力的入手点是两个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实力公共服务状况、经济发展结构、环境保护状况、生活保障状况、医疗卫生状况、事故安全状况、教育发展状况、对外交流程度、社会包容状况、文化均衡状况等等现象之间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与城市的区域规模、城市之间的距离和连通性质紧密相关，如图3所示。数值差异说明空间相互作用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是主要的因素是城市本身的城镇化程度和城市间的距离建立引力模型： F i j = G P i P j r r j 2 (7) 式中， P i 、 P j 为两个城市的质量， r i j 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F i j 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引力大小。由表4所示，城市间的引力与城市新型城镇化程度成正比，与城市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Table 4 The average gravity of new urbanization in each c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 引力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莱芜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济南 - 4.74 5.94 4.79 7.87 1.72 7.74 7.79 62.56 1.18 2.35 20.06 3.54 9.10 14.29 8.35 1.70 青岛 4.74 - 3.43 2.94 4.81 9.66 19.22 1.56 2.47 6.22 18.47 2.45 4.20 0.84 0.96 2.30 0.44 淄博 30.48 6.96 - 3.22 22.12 2.22 23.36 2.91 11.54 1.42 3.10 16.65 3.27 2.78 2.66 22.43 0.66 枣庄 4.79 2.94 19.59 - 1.24 0.72 2.43 7.35 4.17 0.55 2.61 3.02 15.40 0.63 1.35 0.84 1.03 东营 7.87 4.81 2.82 1.24 2.33 2.33 15.00 1.07 2.78 1.37 1.54 2.69 1.25 1.59 1.12 36.25 0.30 烟台 1.72 9.66 14.42 0.72 - 4.15 4.15 0.49 0.78 45.62 1.51 0.68 0.80 0.40 0.38 1.03 0.16 潍坊 7.74 19.22 4.08 2.43 15.00 - - 1.62 3.67 2.38 5.54 4.47 3.15 1.16 1.18 6.12 0.41 济宁 7.79 1.56 10.75 7.35 1.07 0.49 1.62 - 7.43 0.36 1.00 2.95 2.54 0.91 3.34 0.82 2.89 泰安 62.56 2.47 3.35 4.17 2.78 0.78 3.67 7.43 - 0.55 1.46 24.77 2.71 2.04 5.26 2.41 1.01 威海 1.18 6.22 22.38 0.55 1.37 45.62 2.38 0.36 0.55 - 1.09 0.47 0.58 0.28 0.28 0.64 0.12 日照 2.35 18.47 2.66 2.61 1.54 1.51 5.54 1.00 1.46 1.09 - 1.52 5.55 0.37 0.50 0.84 0.24 莱芜 20.06 2.45 7.19 3.02 2.69 0.68 4.47 2.95 24.77 0.47 1.52 - 2.65 1.05 1.78 2.23 0.47 临沂 3.54 4.20 8.11 15.40 1.25 0.80 3.15 2.54 2.71 0.58 5.55 2.65 - 0.46 0.80 0.81 0.46 德州 9.10 0.84 2.79 0.63 1.59 0.40 1.16 0.91 2.04 0.28 0.37 1.05 0.46 - 2.89 1.52 0.33 聊城 14.29 0.96 3.74 1.35 1.12 0.38 1.18 3.34 5.26 0.28 0.50 1.78 0.80 2.89 - 0.97 1.28 滨州 8.35 2.30 5.27 0.84 36.25 1.03 6.12 0.82 2.41 0.64 0.84 2.23 0.81 1.52 0.97 - 0.23 菏泽 1.70 0.44 3.60 1.03 0.30 0.16 0.41 2.89 1.01 0.12 0.24 0.47 0.46 0.33 1.28 0.23 - 合计 188.26 83.5 125.3 47.5 95.46 70.93 93.86 37.24 73.05 61.93 45.34 67.85 44.63 17.25 24.75 79.44 10.03 表4. 2013~2018年山东省各市新型城镇化平均引力 图3.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引力指数指数强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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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13~2018年山东省17个地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系引力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鲜电商进行分析与探究。主要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根据山东省17地市城镇化得分及评级得知，城镇化得分相近的城市基本处于同一城市评级，在2013年~2018年间山东省17地市城镇化程度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根据其中5个地市的实证分析得知城镇化模型较为准确，可以比较准确地反应2013~2018年间山东省17地市的城镇化程度。 根据山东省17地市引力模型分析结果得知，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为引力之和较高的几个城市，引力之和较高的几个城市由于与其他地区联系密切，为选出的生鲜受向地，为电商活动较为发达的地区。 4.2. 讨论 本文建立城镇化体系的指标全部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由于缺少交通量等数据，不能全面地反映各市城镇化的水平。此外，本文对于城市生鲜产品需求分析中，仅以引力指数大小反映城市生鲜需求量大小，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政策、交通等因素对城市生鲜产品需求量的影响。因此，对于城镇化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如何更好地定量分析政策、交通通达度等因素对城市生鲜产品需求的影响还有待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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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过定性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进行系统调查并分析。结果表明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有植物种类66科222属407种，其中蕨类植物3科4属7种；裸子植物1科1属1种；被子植物62科217属399种；生活型分析表明，乔木16种，灌木4种，藤本植物1种，草本植物386种，可以看出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维管植物以草本为主，占比超过94%，其次是乔木3.93%，藤本和灌木种类稀少；植物区系分析表明，科级层次上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植物群落表现出亚热带气候带的分布区类型，在属级层面上表现出典型的温带植物区系组成。综合分析表明，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植物物种组成与区系特征反映出湿地内黄河所涉及的地形、气候、人为干扰及河流自然干扰的综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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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湿地是地球上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蓄洪防旱、控制土壤侵蚀、调节气候、美化环境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 [ 1 ]。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以下简称“原阳湿地公园”)总面积3977.54 hm 2 ，可划分为永久性河流湿地和洪泛平原湿地2种湿地类型，湿地面积3048.99 hm 2 ，占总面积的76.66%，原阳湿地公园在资源类型和生态功能上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保护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涵养水源具有重要作用。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世代延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母亲河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在我国生态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原阳湿地公园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河生态屏障的重要区段，生态区位非常重要，开展湿地资源的保护和恢复对推动黄河流域加快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植物区系研究从西方国家起步，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相关研究在吴征镒、张宏达等之后取得较好的成绩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2 ]。植物区系是指某一地区，或者是某一时期，某一分类群，某类植被等所有植物种类的总称 [ 3 ]，它不仅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开展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的基础，在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和湿地公园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4 ] [ 5 ] [ 6 ]。近年来，关于原阳湿地公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滩区生态建设与治理 [ 7 ] [ 8 ] [ 9 ] 等方面，而植物区系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根据野外植物种类实地调查数据，整理出原阳湿地公园野生种子植物名录，并对其区系组成、性质及未来植物区系动态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原阳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退化湿地的恢复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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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原阳湿地公园东起陡门乡三教堂村，南以原阳行政区界线，西至蒋庄乡 西王屋村，北邻沿黄生态通道，地处东经113˚45'49''~114˚12'39''、北纬34˚53'2''~34˚58'21''之间，共涉及原阳县境内的蒋庄乡、官厂镇、靳堂乡、大宾镇、陡门乡5个乡镇、68个行政村的滩涂水域及背河洼地。受地引力影响，海拔高程由93.5 m逐步降为70.3 m (图1)。研究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平均气温14.4℃，年降水量为700 mm，年蒸发量为2034 mm，年平均日照在2324.5 h左右。湿地公园现有植被类型主要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由于当地居民长期频繁的在公园范围从事农业活动，原生植被破坏严重，目前仅在荒地、河滩、坑塘及盐渍土等局部地段尚存有少量自然植被，其余均为人工林木。其中优势种或群落间群种主要有柽柳(Tamarix chinensis)、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和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等。 图1. 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位置图 2.2. 研究方法 在查阅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于2020年2月至2021年3月依据物候期采用样线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记录所见植物名称并拍摄照片，辅以标本采集鉴定 [ 10 ] [ 11 ] [ 12 ]，建立原阳湿地公园种子植物名录。利用Excel 2010统计所有种子植物科、属、种的数量和比例。 参考《中国植被》讲调查到的湿地公园植物生活型划分为4类，即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四类植物，参考吴征镒 [ 13 ]、李锡文 [ 14 ] 划定种子植物的棵、属分布区类型。 R/T值分析，在进行地理成分分析的时候，一般用R/T值对研究区域的热带性质(2~7) (R)与温带性质(8~14) (T)进行对比，R/T值愈小，温带性质愈强；R/T值愈大，热带性质愈强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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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湿地公园内黄河区域属河南段，在我国已经有超过3000年的开垦历史，中华文明也萌芽于此。由于长期的人为干扰以及黄河不定期的泛滥与改道，使得地带性植被–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强人工干扰下的农业植被、园林植被以及次生的灌丛、草地和人工林地。从科、属、种三个分类阶元等级所占比例来看，科级分类单位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属级和种级，湿地公园植物科的数量占河南总科数的43.42%，在属级水平不到占河南省级相应水平的25%，种级数量稍稍超过10%比例。 植物物种丰富度受到海拔、纬度、经度、地形、土壤湿度、人类活动等多种自然与人工环境的影响 [ 16 ]。从植物组成中可以看到经典的沙生植被，如虫实、白茅等，甚至这些植被成为了优势种和建群种。由于湿地公园范围内黄河底下水位较高，在干旱季节土壤盐分上升，聚集地表，导致湿地范围黄河沿岸出现不同程度的盐渍化，带来抗盐碱草本植物或泌盐植物的生长，如柽柳、西伯利亚蓼、盐地碱蓬等。 从过往的研究可以发现，河岸植被一般具有少量的大型科、属，往往不超过10%的科和属，其种的比例超过50% [ 17 ]。本研究中，10种以上的大科、较大科占总科数的15.15%，科内种数占总种数的59.7%；十种以上的大属仅有2个，种属却占到7.62%，都充分体现了湿地公园内植物在河岸带优势科集中分布的特点。由表3可知，湿地公园内有5个单型属，130个单种属，两者占到湿地公园的60.81%；单型属具有重要系统学意义，其物种一般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或文化意义，表现出湿地公园内植物群落的复杂、多样性，与黄河河岸带受到长期、短期的干扰相关，并且湿地公园范围内黄河还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和黄河频繁的改道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极端气候频繁爆发，区域降水幅度加大，黄河水量变化对湿地公园河岸带的淹没周期、时间及频率发生变化，公园内难以形成稳定、长期更新的植物群落。 从湿地公园植物的生活型也可以发现，湿地公园内物种组成以草本植物为绝对优势，占比达94.84%，其中禾本科有48种，莎草科有19种，这种典型的“禾草类”植物，与国内外研究认为河岸带是“禾草类植物天堂”相吻合。与通常认知及先前研究存在差异的在与本研究发现乔木比例3.93%超过灌木的0.98%，可能与近年来湿地公园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退耕还林、炎黄生态林带建设等有关，调查发现湿地公园内大量的乔木树龄、树型、株行距都表现出典型的人工栽植特征。超高比例的草本植物，高于灌木的乔木比例，一定程度上表达出湿地公园范围内一方面生境苛刻，变化迅速，难以形成稳定而长期的植物群落，另一方面收到较多人为干扰。人工植被恢复在持续进行。这样的植物物种组成特征，反映出湿地公园生境的复杂多样性，有林地、滩涂、沙丘、河心沙洲、水域、支流河口、湖泊、沼泽、盐碱地等。 研究发现，原阳湿地公园植物区系科级水平较为简单(表5)，而属级水平较为复杂(表6)，研究认为，科是长期地理环境变迁的产物，稳定性较强，对区域气候条件变化反映较好，但属能比科更好划清界限，能提供更为准确的结构信息和区域植被地理成分信息 [ 18 ]。原阳湿地公园植物区系与河南特有植物区系 [ 19 ]、河南种子植物区系 [ 20 ] 在科属地理成分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原阳湿地公园植物在科的地理成分以热带植物科占优势，在属的地理成分组成以世界广布为主，温带成分次之的特点。可能与湿地公园位于黄河河岸带这一特殊的生境有关，黄河河岸带土壤、水分、和养分较为集中，且由于地势较低，临近高热容量的水域，其温度相较河岸外侧高地更高、变化更小，从而导致更多的热带植物科的出现。同样，从R/T值的分析可知，湿地公园维管植物属表现出明显的温带性质，与研究区所处的北亚热带至温带这一过渡性气候区的特征，促使温带地理成分占48.61%的绝对优势。这与梁少民等 [ 15 ] 在黄河河南段沿岸植物区系在科属地理成分方面的结果一致。 研究表明，黄河河南段沿岸植物区系 [ 15 ] 与黄河源头 [ 21 ]、黄河三角洲 [ 22 ] 的植物区系关系较为密切，与河南东部平原地区植物区系 [ 23 ] 也有较强的相似性，湿地公园植物区系隶属黄河河南段，表现出与黄河河南段一致的科属地理成分。由此可见，自黄河源头–黄河河南段–黄河河口，黄河沿岸植物区系在纵向上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在河流纵向上维持较高的相似性，和河流连续统理论的一个证明。这与河流连续统理论认为沿河纵向生物具有连续性假设相符，虽然近年来沿黄河纵向修建了一系列电站，对河流纵向连续性产生干扰，导致河流生境破碎化，但从植物区系组成看，虽然对河岸植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扰，但仍能在区系层面形成连续。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部分植物对环境适应性较强，部分热带、温带物种扩散本地；二是部分植物种子可继续通过黄河回流自上而下的进行传播，如黄河虫实等，丰富了原阳湿地公园植物组成及区系地理成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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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原阳湿地公园内维管植物共66科222属407种，蕨类植物3科4属7种；裸子植物1科1属1种；被子植物62科217属399种。从科属组成看，大科5个(>20科)，较大科5个(10~19科)，单种科和少种科合计56科。超过10种的2个，少种属81属，单种属130个，单型属5属。从生活型看，以草本植物为主，386种，乔木16种，灌木4种，藤本1种。区系地理成分分析表明，在科级水平上体现出湿地公园亚热带气候区的分布区类型，64科植物7个分布型和1个变型，其中世界广布、热带性质、温带性质占绝大部分，分别有30科、22科和12科。在属级水平上反映出原阳湿地公园的温带性质，并具有丰富的属级分布区类型(14个分布型和8个变型)，其中世界广布属49属，热带性质属61属，温带性质属105属，中国特有属1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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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同样，作为大学英语不可或缺的部分，听说课程的教学发展道路不容忽视。本文尝试对大学英语的听说教学进行现状分析，并对课程教学改革提出几点意见，希望能对大学英语的整体建设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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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信息化教学研究背景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交叉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课堂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不断更新，从而对大学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2018年教育部推出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 1 ] 中提出，应“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面向新时代和信息社会人才培养需要，以信息化引领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2 ]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教育部2017最新版)明确指出大学外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再次强调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即“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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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大学英语听说教学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涵盖信息技术、动力内驱、教学模式、思辨能力、思政元素、教学评价等六个层面，下面就这些方面一一进行讨论。 1) 部分教师对信息化存在认知偏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大学课堂的教学媒体正向多元化、多样化方向转变。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微课(Micro lecture)、慕课(MOOC)等新型教学形式的出现，为英语听说课程提供了新的学习资源与教学模式。然而，部分教师对信息化的英语教学理解较为肤浅，还停留在优化PPT，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上。有些教师虽然深知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但是疏于提升信息素养，信息化技术的实际运用能力较弱。当然还存在技术使用不当或过度使用等情况，从而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思维误区。这一点，在大学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现状分析中得到印证，其中有学者(李水云，2020: 3) [ 3 ] 指出，传统教学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英语教师仍然以线下教学方式为主，信息化英语教学平台的使用频率较低。 2) 部分学生对听说课程缺乏动力 传统型英语教学模式历来重视精读课，忽视听说能力的培养。多年来，应试教育带来的种种弊端，如部分学生对听力、口语能力的轻视。在笔者任教的艺术类本科中，一些学生把精力完全放在专业课的学习，缺乏英语学习的兴趣与激情。有的学生甚至连基本的发音规则、单词音标等都没有完全掌握，还有的虽然掌握了基本的英语素养，但“不敢说”和“怕出错”的畏难情绪导致他们“有口难开”。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渠道与信息传播速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师生地位得以扭转，教师成为引导者而非学习的主导者。当然，教师也不能用以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对待学生，否则不仅会使学生的知识消化不了，而且会使他们对英语听说学习产生倦怠心理 [ 4 ] (周德艳，2015: 129)。 3) 现有的听说教学模式面临困境 首先，大学英语读写课程的设置相较于听说课程数量多、分量重。以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学院一学期为例，综合课程(读写课) 192课时、视听说64课时。然而，近年来大学英语课程课时面临“缩水”，客观上不利于听说活动开展深入系统的训练。另外就如何分配听说学习时间，由各教师而定，因而自主性、随意性较大，缺乏恒定的标准。事实上，部分高校普遍对听力“照顾”有加，而对口语“关注”不足。究其原因，这主要是与应试导向性有关，如四六级考试中听力分值占据35%，而口语测试不属于必考部分，不计入总分。其次，部分教学环境过于单一，学习内容过于单调。在真实的听说语境中，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模式依然存在。在此学习环境中，教师为积极的主导者，学生则降格为被动的接受方。以听力教学为例，常见的教学流程为：带读和识解生词→课文背景知识介绍→学生听材料→老师对答案。长此以往，学生对此教学“套路”已司空见惯、了如指掌。应该看到，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契机 [ 5 ] (张洁，2011: 4)，现有的听说教学模式亟待作出调整。 4)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缺位严重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通常是指对于某种事物、现象和主张发现问题所在，同时根据自身的思考逻辑地做出主张的思维 [ 6 ] (张义，2010: 51)。可以说，它表现为合理性、反思性、创造性的思维。它既是一种思维技能，又称得上是一种思维倾向。在现代，批判性思维被普遍确立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英语听说教学中存在这样一对矛盾：即语言活动及内容的低级性与思维的高级性之对立，从而导致思辨缺席症 [ 7 ] (孟凡菊，2012: 18)。虽然国内素质教育得到广泛普及，但是纵观整个教育发展格局，我国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仍然有待提高。杨艳霞、任静生(2016: 50)以Cite Space作为数据分析工具，开展了我国外语批判性思维的可视化分析，指出当前国内批判性思维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研究内容单一，研究方法失当，研究对象集中等。从学科上说，外语学习长期偏重语言文化层面的学习，忽视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学生没有将听力活动与口语实践有效融合，形成良性循环的学习共同体，另一方面教师也未能积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质疑权威的精神，部分教师安于现状，上课也是“走走流程”，并未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落到实处。同时，传统教育的“一刀切”，已远远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亟需加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大数据时代的带来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英语学习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必然离不开信息化技术。 5) 课程思政理念融入不够 在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政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之路有别于他国，其中，立德树人是关键部分，思政工作需不断创新，各类课程与思政教育同心同向，形成协同效应。信息技术以开放性、便捷性、互动性、虚拟性、隐蔽性和扩张性等鲜明特征，推动着全球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持续冲突和加速融合 [ 8 ] (徐辉，元章，2014: 118)，在此背景下，“课程思政”这一教育新理念应运而生。然而，在现实的教学语境中，思政元素的缺失却是屡见不鲜。一方面，英语教师过多关注学生知识层面的摄取、语言技能的提升，而对思政功能存在主观忽视。还有部分教师认为课程思政不是自己的“分内之事”，而应属于政治教师和辅导员的职责。因而，高校英语教师进行“课程思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亟待提高。另一方面，听说课堂所选用的教材五花八门、良莠不齐。教学内容以介绍西方文化、西方礼节、西方宗教等为重点，极少涉及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在中国主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同样也不利于师生双向沟通和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也有部分教师意识到外语思政课堂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进一步操作存在疑惑。因而，在此背景下开展的听说课程思政建设，其内容过于肤浅，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6) 课程评价方式尚存不足 信息化教学的深入探讨离不开对信息化教学评价的思考 [ 9 ] (刘斌，2013: 29)。以笔者所在的大学而言，目前听说课程采用的是混合式教学，即线上与线下的学习。其中，线上学习时间由学生自主安排，这也成为学生语言输入和增进认知的重要方式。教师对学生的课后监控、线下评估和及时反馈成为教学过程不可忽视的一环。然而，课程评价指标因教师而异，缺乏统一、系统的考量。有的教师侧重于课堂表现与作用布置完成情况，有的则关注线上APP学习时长，学习内容等。这就造成了形成性评价随意性、主观性较大，反馈结果并未达到应有功效。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大学听说课程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学指导目标。如笔者曾看到如下教学目标，即“提高学生听力水平，掌握基本的生活用语”。这样的描述过于笼统，想要“面面俱到”，实际上是“面面未到”。其次，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未能起到良好的监督和指导作用。有些教师在教学中过于随意，在评价和反馈中仅凭印象给分，缺乏一定的信度与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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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深化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针对大学英语听说课程出现的种种问题，笔者尝试从信息化背景下的技术认知、能力提升、平台搭建、思维批判、思政建设、评价考核等方面，对其改革发展道路提出以下建议。 1) 全面深化认识、及时充电学习 作为在线课堂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教师在信息化教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 10 ] (Teo， 2011)。有研究表明，技术无法在课堂上难尽其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对技术的情感接受度较低，认知层面存在偏差或不足，导致难以将其运用于真实的课堂教学 [ 11 ] (Jose， 2017)。这就要求英语教师需掌握核心的技术和知识，如在制作微课时学习动画知识、剪辑合成视频等。同时，光掌握一定的技术知识远远不够，教师还应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方法，促进学生在学科知识领域的提升。此外，英语教师应定期参加学科研讨会、技术工作坊及信息化教学的培训，加强同行交流，增进体认感知。只有充分感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教师才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增加对信息技术的使用频率。 2) 激发学习动力、提升学习能力 单一的教学方式难以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点，导致课堂参与性、积极性、互动性不高。信息化的教学背景要求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听说新颖材料。对此，听说课程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设置与课程难易适度的学习任务，减轻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从而搭建语言学习支架，提高英语学习的满足度。这些来自真实而丰富的学习语料不仅能助力智慧学习环境创设，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效率，而且能拓展学生非正式化的学习空间，革新传统课堂交互模式，从而获得多媒体诱导、多感官刺激、多维度互动的学习体验 [ 12 ] (胡小勇等，2016: 15)。如在学习Booking a hotel一课时，教师提供几个真实可用的预订酒店的网站，如http://www.booking.com/，并根据场景设置对话，提高学生应对真实语境的能力。通过个性化的自主学习，学生能有效习得有关词汇与句型，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语言学习能力。 3) 改善教学环境、搭建学习平台 传统的教学环境以课堂学习为主，其弊端是课堂学习的时空有限性和课外学习的低效性。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借助信息技术开展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利用移动手持设备开展学习，最大的特点在于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同时，移动学习具有移动性、高效性、广泛性、交互性、共享性、个性化等学习特点，可以带给学习者英语学习的全新感受 [ 13 ] (谌登峰，2013: 81)。众所周知，教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系统，教师和学生都应对技术知识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实现信息化教学的有效应用 [ 12 ] (胡小勇等，2016: 16)。英语教师可以利用微信公共平台，建立听说学习的公众号，也可组建群组，实现交互式学习。教师可以利用微信一点对多点发送信息的优势，共享图文、语言及视频资料。在选取材料时，教师应注重学生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和时效性。通过打造一个浸入式英语学习平台，学生能在潜移默化和日积月累中积累词汇、句型，提高听说能力。 4) 改进教学方法、培养思辨能力 一直以来，我国大学英语听说课程存在一种矛盾：即语言活动及内容的低级性与思维的高级性的对立，从而导致思辨缺席症 [ 7 ] (孟凡菊，2012: 18)。部分高校英语的听说内容设置过于简单，内容泛化，在思维训练上难以达到应有的层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日益引起关注。教师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构成教师运用技术，拓宽专业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些包含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等认识能力 [ 14 ] (赵健、郭绍青，2010: 29)。对此，英语教师要重点改进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内容上，教师可就某一个议题设置辩论或陈述环节，加强学科的深度探讨。例如，针对学生英语的不同水平，教师可对四六级(CET-4/CET-6)、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听说考题进行适当的改编，对所涉内容开展深度挖掘，从而达到强化学生思维训练的目的。 5) 丰富教学内容、推进课程思政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大学生获取各类讯息更加便捷，同时由于大学英语课程的特殊性，不同价值观和思潮的涌入，强烈冲击着学生的思维模式 [ 15 ] (张淑霞，2018: 97)。这就要求英语教师在教育教学环节中保持政治站位，不发表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也不妄自菲薄，借由课堂任意宣传西方思潮。其次，高校英语课堂思政的重要方面在于丰富教学内容，突出中国元素。比如，在谈论西方节日的口语实践中，教师有意识地增加中国传统节日的介绍，并与之对比，把握中西方文化、制度、宗教的差异。英语教师在听说课堂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思政元素，创新课堂教学，加强爱国主义、理想道德及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的内容。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及教师的有效引导，学生在听说实践中增强文化感知能力和文化自觉，成为有自信、敢担当，具有家国情怀的青年一代。 6) 改革评价体系、丰富考核形式 传统课程评价方式的刻板化和单一化，已经无法有效反拨大学英语听说教学。信息化教学环境下，教师应变革原有的评价体系，丰富考核内容，使教学评价过程化。英语教师作为评价系统中的主导者，应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知识的内部转换，强化学生的认知能力 [ 16 ] (华瑶等，2020: 360)。在设置课堂环节时，教师应根据学生专业特色，开展听说训练。比如包装设计类学生动手能力强，可安排他们对各自设计的包装产品进行英语演讲(speech)/陈述(presentation)；音乐表演学生舞台经验丰富，可开展英语短剧中的角色扮演等。在听说训练完成以后，教师要对上述活动进行提问，做好监督和指导，引导学生及时做好课后的总结和反思。此外，英语教师要对每一位学生要建立评价档案，内容涵盖多维度的评价指标。这些显性数据的反馈，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激情，发挥以评促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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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的改革与信息化教学密不可分。对此，教学的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位。教学主导者(教师)、参与者(学生)及管理者(学校)等各方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技术能力、学习动力、学习环境、思辨意识、思政建设及考核形式等方面加以推进。只有这样，听说教学改革的发展才能落到实处，大学英语的全面建设方能“迎风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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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大气中的氮沉降会导致土壤中N积累量增加，直接影响土壤碳氮循环。植物根际分泌物能够深刻地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并影响其N的转化。探究根际分泌物对氮沉降的响应以及在土壤碳氮循环中的作用机制成为植物地下碳氮循环的关注重点。本文主要从根际分泌物的C输入、化学组分、化学计量比和根际分泌物–根际微生物机制几个方面，对根际分泌物和根际微生物的研究动态进行综述，重点论述目前氮沉降背景下根系分泌物的重点研究方向与根际微生物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情况与进展，并对当前根际分泌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及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