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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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方法 2.1. 主要试剂与仪器 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 500 KDa)，多巴胺(Dopamine， Sigma)，氢氧化纳(NaoH， 0.1 mol/ml)，盐酸(HCl， 0.1 mol/ml)，高碘酸钠(NaIO 4 )，罗丹明123，DMEM-F12培养基，胎牛血清，0.25%胰酶，0.9%氯化钠注射液，细胞增殖与活性检测试剂盒(CCK-8)，内皮细胞(内皮细胞株Eahy926)，扫描电镜(SEM，Philips Quanta 200)，荧光显微镜(OLYMPUS-IX51，日本)，超净工作台，CO 2 细胞培养箱，高压灭菌锅，电热恒温水浴锅，移液枪，酶标仪等。 2.2. 不同多巴胺反应浓度透明质酸水凝胶的制备 2.2.1. HA-DAP衍生物 首先将0.1 g透明质酸溶解到10 ml去离子水中(透明质酸浓度为10 mg/ml)，用搅拌子搅拌两小时，使透明质酸完全溶解。加入一定量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EDC)和N-羟基琥珀酰亚胺(NHS)活化。用0.1 mol/ml的盐酸调节PH值到4.0~6.0之间，然后分别在1 ml的透明质酸溶液中加入3 mg、4 mg、5 mg、6 mg多巴胺(DAP)，反应9~10小时后，使多巴胺上的氨基与透明质酸上的羧基发生反应，通过酰胺键将多巴胺接枝到透明质酸上，最后将所得的溶液放−4℃冰箱保存，得到HA-DAP衍生物。 2.2.2. 交联反应 将上述2.2.1得到的HA-DAP衍生物从冰箱中取出恢复到室温，分别用0.1 mol/ml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溶液的PH值到9.0。再向各样品中加入NaIO 4 ，使多巴胺上的酚羟基氧化为醌基交联到透明质酸上，形成水凝胶。3 mg、4 mg、5 mg、6 mg多巴胺(DAP)对应的样品分别标记为HA-DAP3，HA-DAP4，HA-DAP5，HA-DAP6。 2.3. 理化性质表征 采用紫外可见光谱(UVVis)检测透明质酸与多巴胺反应后样品表面是否有多巴胺的特征吸收峰；用扫描电镜(SEM)观察HA-DAP水凝胶的断面形貌；通过溶胀平衡法测试水凝胶的溶胀率；通过荧光染色法和CCK-8细胞增殖活性检测手段对改性表面的内皮细胞生长行为进行评价。 2.4. 溶胀率测试 如2.2.2所述，所制备的每种样品的平行样分别设置为三个。将水凝胶完全浸泡在PBS中溶胀至平衡，用滤纸擦干凝胶表面的水，称量其质量记为m w 。然后将溶胀的水凝胶放入真空干燥箱中至质量不再变化，称量其质量记为m i 。根据下式(1)得到各样品的溶胀率。 (1) 2.5. 内皮细胞粘附行为评价 将已经长满的内皮细胞，用生理盐水清洗3遍。用巴氏吸管将残余的NaCl吸尽，然后向培养瓶中加入3~4滴胰酶，使内皮细胞充分消化下来后，再向细胞培养瓶中加入3~5 ml已配好的细胞培养液。然后用巴士吸管吹打细胞悬液，使细胞均匀分布在细胞培养液中。加配置好的培养基，将细胞悬液稀释成4 × 10 4 个/ml。然后，分别向样品中加入1 ml稀释后的细胞悬液，放入CO 2 孵箱，培养2小时后取出样品。用2.5%戊二醛固定12小时后进行荧光染色，最后于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粘附细胞的形态与数量。 2.6. 内皮细胞增殖能力评价 同2.5方法，分别在两组平行样中种植内皮细胞。在孵箱中培养1天、3天，分别取出样品，在无菌条件下加入CCK-8(V CCK-8 :V 培养基 ) = 1:9进行细胞活性检测，然后将细胞悬液弃之，用2.5%戊二醛固定12小时后进行荧光染色，最后于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数量以及增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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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 3.1. 不同多巴胺反应浓度透明质酸水凝胶制备 3.1.1. 紫外可见光谱(UVVis)检测结果 由紫外图谱(图1)可以看到，经多巴胺修饰的透明质酸样品在280 nm有一个特征吸收峰。那是酚羟基的特征吸收峰，与文献报道相符 [ 17 ] 。从而说明多巴胺是接枝到透明质酸上的。 3.1.2. 水凝胶的宏观形貌 图2为HA-DAP水凝胶的宏观形貌图。透明质酸溶液是透明的，加入高碘酸钠后，溶液瞬间变成红褐色，且溶液逐渐变粘稠，一小时后，形成黑褐的水凝胶，如图2所示，凝胶的透光性较弱。将凝胶倒立，不掉落，可知水凝胶的粘着性较好。 3.1.3. SEM结果 图3为不同多巴胺含量HA-DAP水凝胶冷冻干燥后，其断面扫描电镜结果。凝胶内部呈规则的空间网络结构。其中大的孔洞直径在120 μm左右，小的孔洞直径在30 μm左右。水凝胶的孔洞直径随多巴胺浓度增加而减小。这可能是因为高的多巴胺浓度使交联度增高，使水凝胶的孔径直径减小。 3.1.4. 溶胀率 从测试结果(表1)来看，其中多巴胺浓度较小时，溶胀率较高。而随着多巴胺浓度增加，溶胀率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溶胀率与交联密度相关，当多巴胺浓度低时，水凝胶的交联密度小，这时形成的网络结构间距大，而能充分吸水。当多巴胺浓度大时，水凝胶交联密度大，形成的网络结构间距小，水凝胶吸收的水分较少。 3.2. 内皮细胞相容性评价 3.2.1. 内皮细胞粘附行为 图4为各样品表面内皮细胞粘附2小时荧光染色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内皮细胞在各样品表面种植两个小时后，都有内皮细胞粘附，但内皮细胞数量有所不同。同时也可以看出，内皮细胞在水凝胶上培养两个小时后，几乎没有铺展开来。其中，多巴胺含量为3 mg/ml的HA-DAP水凝胶粘附的内皮细胞数量最多。 3.2.2. 内皮细胞增殖行为评价 图5为内皮细胞静态培养1天、3天后的荧光染色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内皮细胞静态培养1天时，细胞在水凝胶表面铺展不明显，各样品表面细胞的数量差距不明显。内皮细胞静态培养3天后，细胞在各样品表面均出现不同程度铺展，其中含低浓度多巴胺的透明质酸水凝胶更有利于内皮细胞的铺展，并且低浓度多巴胺含量的透明质酸水凝胶更有利于内皮细胞增殖。这可能是高浓度多巴胺对细胞有一定的毒性 [ 18 ] 。 从内皮细胞CCK-8检测结果(图6)可以看出，内皮细胞静态培养1天后，各凝胶表面细胞活性差异 图1. HA-DAP紫外图谱检测结果 图2. (a) 透明质酸溶液，(b) HA-DAP水凝胶的宏观形貌图 图3. 不同多巴胺含量HA-DAP水凝胶断面扫描电镜图 图4. 各样品表面内皮细胞粘附2小时荧光染色图 图5. 内皮细胞静态培养1天、3天后的荧光染色结果图 图6. 内皮细胞静态培养1天、3天后的CCK-8结果图 Table 1 The swelling rate of HA-DAP hydrogel 样品号 HA-DAP3 HA-DAP4 HA-DAP5 HA-DAP6 溶胀度 21.87% 37.04% 20.58% 18.34% 表1. 不同多巴胺浓度HA-DAP水凝胶的溶胀率 不大。而内皮细胞静态培养3天后，各凝胶表面细胞活性有明显差别。其中样品HA-DAP3更有利于内皮细胞增殖，这与荧光染色结果相一致。多巴胺反应浓度低的透明质酸水凝胶细胞相容性优于其他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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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透明质酸是一种分布在多种组织细胞外基质的蛋白多糖，能够与干细胞表面受体相互作用，并能促进干细胞的增殖、迁移和分化 [ 19 ] 。血管新生是再生医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而透明质酸贯穿血管新生的整个过程。将多巴胺修饰过的透明质酸制成水凝胶，这种水凝胶具有好的粘附性能和细胞相容性。本研究通过加入不同浓度多巴胺制成的HA-DAP水凝胶，凝胶所具有的性能(溶胀率和孔洞直径)和细胞相容性有差别。 随着反应多巴胺浓度的减小，透明质酸水凝胶孔洞直径呈增大的趋势(图3)，溶胀度也增加(表1)。这可能是多巴胺浓度低时交联度也较小，水凝胶的孔径直径较大，能够充分吸水。从内皮细胞粘附(图4)和内皮细胞静态培养1天、3天结果(图5和图6)来看，反应浓度为3 mg/ml的HA-DAP水凝胶细胞相容性更好。这可能是高浓度多巴胺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因此HA-DAP6水凝胶细胞相容性(数量、形态和活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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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成功制备出不同多巴胺反应浓度的HA-DAP水凝胶。 2) 随着多巴胺浓度的增加，透明质酸水凝胶孔洞直径呈减小趋势。 3) 多巴胺浓度为3 mg/ml时，透明质酸水凝胶表现出良好的内皮细胞相容性(数量、形态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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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航空通信距离因地球曲率而受到限制，并行中继转发是解决远程航空通信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传统的放大转发与检测转发能够延长通信距离，但中继节点之间相互独立，对于空间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本文在并行中继转发结构的基础上，提出航空通信系统中的分布式空时码传输方案，利用虚拟的多天线系统实现中继节点的分布式空时编码，并提出对应的接收检测算法。仿真表明，所提方案能够大幅提高中继转发的可靠性。 关键词 :航空通信，中继，放大转发，检测转发，分布式空时码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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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航空通信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其有效作用距离只有数百公里，不能满足现代战机作战半径的需求。通过若干个飞行器作为中继节点，组成并行中继网络，可极大地延长通信距离，且其战时可靠性远高于卫星通信系统。由于战术飞机的机体空间有限，电磁环境复杂，难以容纳过多的通信天线，因此，由单天线终端组成虚拟的多天线系统，是延长通信距离、改善通信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传统的中继转发方案主要为放大转发(AF) [ 1 ] [ 2 ] 和检测转发(DF) [ 3 ] [ 4 ] 两种方式。在放大转发方案中，中继节点直接将其接收信号作放大处理，具有简单易行的优点，但同时也放大了干扰。在检测转发方案中，中继节点转发其硬判决结果，当判决正确时，可消除前一阶段的干扰，然而，当判决错误时则不可避免地将差错带入下一阶段。当前，软信息转发的出现，利用中继节点的估计值或互信息作为度量，可以适度改善传统转发存在的问题 [ 5 ] [ 6 ] [ 7 ] [ 8 ] 。在上述中继转发方案中，各中继节点间不存在约束关系，均相互独立。为中继节点的再生信号引入约束关系，形成分布式空时编码，可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本文提出航空通信中的并行中继分布式空时码方案，由单天线节点构成虚拟的多天线系统，将空时编码的概念扩展于航空中继节点，利用其接收与发射分集增益，提出相应的检测算法，实现高质量的远程航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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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系统描述 2.1. 航空信道模型 航空通信信道为典型的莱斯信道。在莱斯信道中，既有直达路径分量，又有多径分量。令 为直达路径分量的幅度， 为多径分量的方差，将直达路径分量与多径分量的功率之比称为莱斯因子，即 (1) 当无直达路径时， ，从而 ，此时为瑞利信道；当无多径分量时， ，从而 ，此时为高斯信道。 与常规移动通信不同，航空通信多采用超短波频段，由于从停放到飞行至远方的过程中通信环境会有显著改变，莱斯因子也呈现出明显变化，在不同场景中多径分量的入射角范围也有所不同。航空通信的信道可分为停放、滑行、起降及飞行等多个场景，而飞行场景又可分为地空与空空两种情况。各种场景的表述及参数可参考文献 [ 9 ] [ 10 ] ，本文主要涉及地空通信与空空通信。 当飞行器飞行至远方时，受地球曲率影响，地空通信距离被限制为约350 km。如果在空中利用飞行器作中继节点，考虑到地球曲率的作用，有效的通信距离可扩展至原先的3倍，而通信覆盖范围则可扩展至原先的9倍。 2.2. 中继转发系统 本文考虑无直达路径的并行航空通信中继转发系统，如图1所示。源节点和目的节点分别为 和 ，中继节点 表示为 ， 。源节点 到中继节点 的衰落系数为 ，中继节点 到目的节点 的衰落系数为 。中继节点 和目的节点 的加性噪声分别为 和 。衰落系数和加性噪声均为时间和空间上都独立的复高斯随机变量，即服从 。 令源节点的发射信号为 ，中继节点 的接收信号为 ，目的节点的接收信号为 。在处理的第一阶段，源节点向各中继节点发送相同的源信号，则 与 之间的关系为 (2) 其中， 为各中继节点的接收信噪比。第一阶段的信道转移概率密度函数为 (3) 在第二阶段，各中继节点独立地向目的节点发送以转发函数 为表达方式的再生信号。令目的节点的接收信噪比为 ，则 与 之间的关系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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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航空通信分布式空时码方案 在航空通信各种转发方案中，转发函数都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图1. 无直达路径的并行中继转发过程 (5) 其中， 为节点 的再生函数，其表达式与具体的转发方式有关， 为归一化因子，使节点 转发函数的平均功率为1，即 (6) 3.1. 传统转发方案 传统转发方案主要为放大转发和检测转发两种。在放大转发方案中， ，转发函数为 (7) AF的归一化因子为 (8) 目的节点的最大似然检测为 (9) 其中， 。当采用相位调制时，式(9)可简化为 (10) 在检测转发方案中， ，转发函数为 (11) 由于 是判决后的结果，于是检测转发的归一化因子为 (12) 在DF方案中，目的节点的最大似然检测为 (13) 其中， 。当采用相位调制时，式(13)可简化为 (14) 3.2. 分布式空时码方案 在DF方案中，各中继节点的再生信号均为源节点调制信号集合中的一个，相互独立，并不具有约束关系。在DC方案中，源节点发射 维空时码的一列，不知一般性，不妨使用第一列。假设中继节点均能正确检测，将节点 的 个相邻再生信号替换为相应空时分组码的第 列，即 ，则可得到分布式空时码，其中 为连续的 个接收信号。将 列、 个周期的再生信号看作一个整体，则有 其中 、 ，转发函数为 (15) 与DF相同，分布式空时码的归一化因子为 (16) 在DC方案中，令 ，将连续的 个接收信号表示为 ，则目的节点的最大似然检测为 (17) 当采用相位调制时，式(17)可简化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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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仿真与性能分析 仿真中采用航空信道模型，第一阶段为空空通信，第二阶段为空地通信，信道衰落在空间上独立，在时间上则具有连续性，且衰落系数和加性噪声的分量均服从 。为简单起见，令中继节点与目的节点的信噪比相同。不失一般性，设载波频率为100 MHz，码元周期为 ，数据率为1比特/信道实现，为Link-16的典型配置 [ 11 ] 。空时编码方式由文献 [ 12 ] 选择。 图2为 、 时，航空通信分布式空时码的差错性能曲线。AF方案最为简单明了，其性能也相对最差，且难以进行分布式空时编码。相对AF而言，DF方案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在DF的基础上，DC方案可以进一步大幅提高整个系统的差错性能，增益约为5 dB。 图3为 、 时，航空通信分布式空时码的差错性能曲线。相对 的情况，由于分集增 图2. 、 时航空通信分布式空时码的差错性能 图3. 、 时航空通信分布式空时码的差错性 Table 1 Calculation complexity of real number in AF， DF， and DC scheme AF DF DC 加法 乘法 表1. AF、DF及DC方案的实数计算复杂度 益的作用，整个系统的差错性能有巨大提高。DC方案比DF方案的增益约为3 dB。 表1对比了每个码元周期内AF、DF及DC方案的实数平均运算复杂度。AF方案虽然性能较差，但实现简单，其计算复杂度最低。DF方案由于需要在每个中继节点进行最大似然检测，其复杂度明显增加。DC方案由于将 个码元周期内的信号作整体处理，目的节点的检测复杂度最高，随 成指数增加，然而，其可靠性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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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航空通信系统中的分布式空时编码转发方案，通过多个中继节点的分布式空时编码，构造了虚拟的MIMO系统，将中继再生信号之间引入约束，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方案的有效性，在增加一定运算量的条件下能够大幅度提高整个中继转发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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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我国自2001年开始的中小学新课程改革和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及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表明，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学校工作任务需要从传统的重复性、算法式、机械式、灌输式、常规性的类型转变为非常规性的、探究式的、挑战性的、复杂性的、需要发挥创造性的工作类型。这种学校工作任务类型的转变需要配套支持性的政策和行政管理环境，然而，反观现有的宏观政策和地方行政管理措施不仅未能提供相应的配套和支持，一些相关政策的方向却愈来愈对这种转变形成制约，令教育改革目标难以真正落实，学校工作的任务类型不仅无法转变，而且容易陷入传统的重复性、算法式、机械式、常规性的任务陷阱。 关键词 :工作任务类型，工作动机，教育政策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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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截止2015年，我国的教师队伍总体情况是这样的：“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1539万人。其中，学前教育205万人、义务教育阶段918万人、高中阶段(含中等职业教育) 254万人、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 157万人、特殊教育5万人。他们工作在51万所学校，支撑起了2.6亿在校学生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 1 ] 。而我国的校长队伍总体情况则是：幼儿园园长22.37万人，小学校长19.05万人，初中校长5.24万人，普通高中校长1.32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校长2560人，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校长(园长) 16.27万人 [ 2 ]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校长(园长)总人数大概为64.5万人 1 。那么在这样一个由64.5万左右的校长和1539万专任教师为职业主体构成的学校教育系统中，这么庞大的人群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做一个粗略的类型划分：教育工作是一种常规性的、重复性高的、算法式的、机械式的工作；还是一种非常规性的、挑战性的、复杂的、探究式的、需要发挥创造性的工作？教师们和校长们的工作到底更趋向于哪一种类型？对于教育工作的这种不同判断，不仅影响到我们看待教育工作的呈现方式，影响到教师和校长的职业发展状态，更影响到我国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应该说，不同的教师群体(例如幼儿园教师与大学教师之间)、同一个教师或校长群体的不同个人之间、同一位教师或校长在不同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如职业开端与职业发展中后期之间)、教师群体与校长群体之间、不同校长群体(如幼儿园园长与大学校长之间)所进行的教育工作都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从工作的复杂程度上、挑战性程度上讲都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每个教师或校长个体、教师之间，校长之间，教师和校长之间也都是不同的，因此，好像很难对教师和校长群体的整体工作方式做出准确的判断。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试图对教师和校长所从事的教育工作进行类型化的概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过去到现在教育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未来的教育改革指明方向；这种对于教育工作特征总体的概括判断有利于我们对现行教育政策和管理措施的检讨和反思，为未来的教育改革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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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学校工作的任务类型判断 对学校教育工作总体特征的概括判断，可以从我国现行中小学、大学的教育改革方向中获得线索和启发：自2001年开始的我国中小学新课程改革，提出了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避免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 3 ] 从教育部发布的这一政策改革的文本中可以看出，2001年的新课程改革是针对之前的应试教育状况而出台的改革措施，在2001年之前的中小学教育被看作是一种“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具有统一性的国家课程占据着学校工作的主要内容，这里新课程改革虽然陈述得是学生的学习，但是造成学生这种学习状态的并不是学生本人，而是作为施教者的教师和作为管理者的校长，这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所以，由此可以判断出，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意味着2001年之前教师和校长的工作，更多表现为一种重复性的、机械训练式的、灌输式的、常规性工作，正是由于学校教师和校长工作的重复性、机械式、灌输式、算法式的工作方式才导致了上述的应试教育的种种问题。而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转变为“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分级管理的课程、综合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的形态。从这个转变方向可以看出对学生的各种主动性要求更高、探究性要求更高、发挥创造性的要求更高，相应地，对于施教者的教师和校长的工作要求也就发生了转变，对于教师和校长也就意味着教育工作应转变为复杂性的、探究性的、挑战性的、需要发挥创造性的工作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在2010年提出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到，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 [ 4 ] 而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 5 ] ，提出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规划，为了建设“双一流”，更是提出要培养“创新团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创新环境，保护创新、宽容失败，大力激发创新活力。”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改革来看，也是愈来愈注重创新、创造，这些毫无疑问都对高等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的工作要求更多是非常规性、复杂性、探究性、创造性的工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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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学校工作任务类型的转变与校长和教师的工作动机 既然，无论是中小学新课程改革还是高等学校的改革，都愈来愈要求校长们和教师们的工作成为复杂性、探究性、创造性的工作类型，这种工作要求的转变对于身处其间的64.5万左右的校长和1539万专任教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工作任务要求的转变，实际上对校长和教师的工作动机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工作动机的角度看，不同的工作任务类型，会要求人们采取不同的工作动机类型。根据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德西(Edward Deci)和瑞安(Richard Ryan)的研究 [ 6 ] ，传统常规性的、机械训练式的、重复性的工作依靠控制性动机就可以很好的完成 [ 7 ] ，所谓控制性动机就是依靠外部奖励和惩罚措施、依靠外部考核评价的目标驱动、以压力和紧张感为特征的教学和学习方式。然而，当工作任务变为复杂性的、需要发挥当事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任务时，控制性动机就会出现偏差和问题，表现为当事人的注意力因集中在奖励和评价上，会降低创造性完成任务的能力。而当面对复杂性、探究性、需要发挥创造性的任务时，自发性动机就是必要的；所谓自发性动机，就是因为工作任务本身的有趣、令人好奇、挑战和满足而产生的内在动机，以及当事人自己因为赋予工作任务以特别的意义和价值而内化了的外部动机，从而产生的驱动力。当事人在自发性动机驱动下，更多的是自主选择工作任务，而不是依靠外部(奖惩、评价等)控制的结果，当事人更多的是将周围的环境看作信息性的，为工作提供信息反馈的，而不是对工作任务实施控制和约束的。哈佛大学创造力专家阿玛贝尔教授(Teresa Amabile)提出了“创造力的内在动机原则”，即内在动机有利于激发创造力，而外在动机往往是起反作用。当学校的教育工作被定位为需要发挥创造性的任务时，也就意味着需要校长和教师们更多从内在动机出发去进行学校的教育工作；而诸如外部评价、监督、各种形式的奖励、各种检查验收、考核都会对内在动机产生负面作用 2 。有关工作任务的类型与工作动机及激励之间的关系，丹尼尔·平克在其著作《驱动力》一书中做了很好的综述和说明 [ 8 ] 。 2001年以来的新课程改革经历了不少的讨论、争议，其中主要的焦点在于新课程改革的目标难以落实上，2011年10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新教育研究院、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教育网合作开展了关于“教师对新课改的评价”的网络调查。不仅反映出教师群体对新课改目标落实现状的不满(仅有四分之一教师表示满意)，更是引发了各方对此次调查结论、新课改本身成败与否的不少争论 [ 9 ] 3 。而有关高教改革、尤其是“双一流”建设的争议同样存在，这种争议声中，很多集中在“一流”的目标能否实现上 [ 10 ] [ 11 ] 。比较中小学的新课程改革与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会发现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对改革方向和目标的设定大家没有太多异议，但是对于目标的实现、落实存在比较多的争议，由此导致了不少争论甚至是对改革方向与目标的质疑。 中小学新课改与高教改革目标难以落实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这里从德西(Edward Deci)和瑞安(Richard Ryan)有关工作动机的研究成果出发，对此提供一个解释。当教育工作任务从传统的算法式的、重复性、常规性、机械训练式的工作方式转变为非常规性的、探究性的、复杂性的、需发挥创造性的工作方式时，要求校长和教师的工作动机进行必要的转变，也就是从外部控制性的工作动机，转变为自发性动机驱动的工作方式。只有从微观个体层面，校长和教师的职业工作动机角度实现了这种转变，宏观层面中小学新课程改革和高教改革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宏观政策的目标从来都需要在微观个体层面获得充分的支撑，才可能真正落实和实现，否则就很容易流于形式，成为“空中楼阁”。这种职业工作动机的转变意味着，以前依靠奖励和惩罚、依靠外部评价驱动的，以压力和紧张为特点的工作方式，需要转变为依靠校长和教师自身出于对工作本身内容的兴趣、挑战和满足的内在动机，自己对教育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判断为导向的自发性工作动机驱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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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学校教师和校长的工作动机为何重要 学校中的教师们和校长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工作？是为了奖励性的绩效工资，为了获得更多不同级别和形式的奖项，从而获得更高一级的职称和奖励而工作？还是为了教育本身的乐趣、挑战、满足和意义而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教师节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人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 23 ] ，这是对教师工作动机最好的阐述，为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而去工作，这正是对教育工作者自发性工作动机提出的具体要求。反观现行的一些相关教育政策和许多地方行政管理措施，往往都是同这一对教师和校长工作动机的要求相抵触，在不断强化教师和校长的控制性工作动机。 本文的分析表明，从中小学到高等院校，校长和教师群体学校工作任务类型的转变，从机械式、重复性、算法式、常规性的任务转变为探究式、挑战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的任务类型，是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目标和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实现的要求，这一要求意味着校长和教师的工作动机需要相应的转变，从来自外部绩效考核、评价等等所激发起的外部控制性工作动机，转变为主要依靠对教育本身的乐趣、挑战、满足产生的内在动机和因为教育的理想信念而高度内化的自发性工作动机。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教师职称制度、绩效工资制度、学校管理标准等各方面宏观政策和地方行政管理措施的配套和支持。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现有的教育政策和地方行政措施不仅没有提供相应的配套和支持，反而愈来愈向较为不同的方向强化，这对新课程改目标和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目标的落实形成制约。 同时，本文的分析发现，从中央政府层面看，教育政策的酝酿和设计应有总体性的配套和协调支持，做好顶层全局性的教育政策设计，才可能保障教育改革的方向性目标得以落实。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全局性目标的实现，反而会相互抵触、形成制约，令改革的努力效果事倍功半。其次，本文的分析也表明，来自上级政府的教育政策设计都需要来自基层一线教师和校长个体层面、微观层面的支撑，才能真正得以贯彻和落实，无论是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目标还是高等教育“双一流”的建设目标，都应当建立在一线教师和校长的具体的、日常化的工作动机层面，才可能不至于“看上去很美”、“画饼充饥”，而是真正做到扎扎实实、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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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以“一带一路”下的我国外语语言框架为蓝本，基于国、内外外籍语言教师相关问题的前沿研究成果，从1000多名大学生视角发起对浙江省30所高校的外籍教师课堂实际教学效果的调查。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法(定量和定性结合的三角论证法)，旨在对如下问题进行探索：1) 通过外籍教师的教学后，中方学生在学习成绩的表现如何？外教是否对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有实际作用？2) 外籍教师对中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有何作用？中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什么变化？3) 外籍教师的课堂参与度情况如何？是否有可取之处？又存在着哪些不足？ 关键词 :外籍语言教师，课堂教学效果，大学生视角，混合研究法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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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3年秋，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还提出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通”之基石为“语言通”，提高国家语言能力，实施语言战略不仅对保障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更为当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关键保障”。作为国际性语言，英语是连接多国之间的桥梁，而面对面口语交流是各国人民之间最直接的沟通形式，但是国内大学生在英语语言能力上注重读和写，在口语方面普遍有些欠缺。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涌入中国，虽然外籍语言教师的口语课堂受到英语专业学生的广泛好评，但是在学生愈来愈追求语言技能专业性的情形下，外教课堂模式能否满足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学效果如何，能否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以及学生课堂参与度如何还值得考究。 因此在“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倡导下，基于国内外相关问题的前沿研究成果，发起对浙江省30所高校的外籍教师课堂实际教学效果的调查。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 通过外籍教师的教学后，中方学生在学习成绩的表现如何？外教是否对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有实际作用？2) 外籍教师对中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有何作用？中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什么变化？3) 外籍教师的课堂参与度情况如何？是否有可取之处？又存在着哪些不足？ 本研究以浙江省多个高校为例，经过定性和定量数据的分析，由研究外籍教师课堂实际教学效果、文献综述、研究内容、讨论与分析与进一步计划五块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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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从研究课题出发，着重外籍语言教师在三个方面作用的体现，分别是：学生课堂参与程度、英语学习动机以及教学效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对比性研究，为以下论述选取恰当立意。 2.1. 课堂参与度 随着学生主体性愈来愈受关注，“课堂参与度”这一概念也越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孔企平教授(2000) [ 1 ] 提出“课堂参与”指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行为，其中包括“行为参与、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 Tzu (1996) [ 2 ] 认为学生的学习风格、学生的个性是影响课堂参与度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杨国兰(2014) [ 3 ] 认为在课堂上师生之间缺乏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但Watkins (1996) [ 4 ] 则认为“被动”的课堂参与并不意味着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学生采用的是“深层的学习方式”。一些学者在教师因素方面也做了调查与研究，如田静(2011) [ 5 ] 强调情感因素的作用，建议教师注重“情感教学”；李国宏等(2005) [ 6 ] 详细研究了教师课堂行为对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影响，教师课堂行为包括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这些行为会直接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可理解性输入和输出。 2.2. 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指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在原因，是激励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经典的语言学习社会心理研究中，Gardner和Lambert认为学习动机或取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工具型”，二是“融合型”。另一维度是“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前者是为了从语言学习活动获得满足，而后者则将此作为途径以便达到某一目标。我国有关英语学习动机的实证性研究，大多循着经典及扩展模式，探索动机对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以及动机与其他影响成绩的学习者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2.3. 教学效果 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外籍语言教师主要教授口语课，国内相关文献涉及的方面主要为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如何提高教学效果以及中外籍教师口语课堂教学效果对比。张霜(2007) [ 7 ] 认为因为英语口语课堂实践性的特点，课堂心理气氛就显得十分重要，会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效果的成功与否。张天航(2010) [ 8 ] 提出了相关的教学法：游戏法、师生换位法、循序渐进法，除了教学法，他认为考核方式应该将终结性评价方式改成多元评价法。罗枫(2006) [ 9 ] 经研究发现中国教师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更注重英语知识的传授，而外籍语言教师则更注重口语技巧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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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内容 本次调查分别从纵向和横向出发，采用三种方式：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和课堂观察。其中，问卷调查分为纸质限时调查和网上问卷调查。纸质限时调查主要集中在嘉兴学院进行，网上问卷在浙江省内近30所高校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1240份。 Continued 根据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和课堂观察这三方面提供的数据和语音视频等进行以下数据分析。 3.1. 外籍语言教师课堂学生学习动机 经过交叉分析问卷中八、九两题的数据发现：在接受口语课程后，大部分同学(59.6%)认为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其中有30.6%同学认为外教口语课对开口说英语的积极性有帮助，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大约有20%同学认为外教口语课堂对此的效果并不明显，而有20.3%认为这些课程对于自己开口说英语的兴趣没有帮助(详见表1)。 在面对面采访结果中发现大多数外教认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有所改变，变得更积极主动，不断练习口语能力。将问卷调查的数据和学生层面的看法作为参照，外教眼中的“更积极主动，而且会说的更多”只是表面的课堂积极性现象，并不是学习态度的改变，因为从前两个数据中分析出“积极性”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而“能说”并不一定代表“想说”。 对比结论数据调查结论得出：外教口语课堂对提高学生与他人说英语的积极性的影响并不高；外教对学生英语口语积极性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没有将其理解为内化的兴趣与动机；同时师生之间缺乏有效交流，某种程度上致使外教不了解学生内在需求。 3.2. 外籍语言教师对英语学习成绩的影响 通过问卷中第4题和第5题的题目对比可见：大部分同学认为这些课程对口语能力有一定作用31.9%，有部分同学认为口语能力并无明显25.3%甚至无作用13.9%，只有极少部分同学认为有明显提高 Table 1 Before and after learning enthusiasm*cross tabulatio 9. 在上口语课后，我越来越乐于与人用英语交流。 合计 1 2 3 4 5 8. 在上口语课前，我几乎不怎么开口说英语。 1 计数 124 38 26 20 18 226 占比 54.9% 16.8% 11.5% 8.8% 8.0% 100.0% 2 计数 72 88 92 36 12 300 占比 24.0% 29.3% 30.7% 12.0% 4.0% 100.0% 3 计数 20 64 146 64 34 328 占比 6.1% 19.5% 44.5% 19.5% 10.4% 100.0% 4 计数 8 34 90 116 10 258 占比 3.1% 13.2% 34.9% 45.0% 3.9% 100.0% 5 计数 28 24 26 16 34 128 占比 21.9% 18.8% 20.3% 12.5% 26.6% 100.0% 合计 计数 252 248 380 252 108 1240 占比 20.3% 20.0% 30.6% 20.3% 8.7% 100.0% 表1. 学习积极性前后对比*交叉制表 8.9%，知识面的扩展与口语能力提高程度的看法相似。认为口语课程对口语能力的提高没有作用的比重超过了10%，相反，认为口语能力有显著提高的同学比例小于10% (详见表2)，因此外籍口语教师的课堂只是对小部分同学有明显的教学效果。 结合对具体学生层面的访谈对象来看，相较在外教课前，学生的口语水平主要在交流流利程度上有了提高和进步。从外教层面看，所有的外教都认为学生的语言能力有提高，流利程度和语法都有改善，75%的外教还认为学生的语言内容有进步，内容更为丰富，能讲更多的东西。外教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学生的评价不一致，大部分外教没有关注到13.87%那部分学生的需求，而更主要的是外教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忽略这部分学生的需求。 以此，我们初步得出结论：1) 外教口语课堂对提高英语口语语言能力的作用不大；2) 其本质原因是：外教没有反思教学与学生需求之间是否平衡，同时学生也没有及时反馈外教的教学课堂效果，致使两方对待课堂教学效果的态度产生分歧。 其次，在词汇扩充方面，由于受学生本身对单词应用程度的影响，外教课堂对提高学生单词应用能力的影响是有限的，即学生对单词应用能力高，则外教课堂对其影响则小。而从11题中看出大约39.03%的同学单词应用程度较高，同时从12题中可发现将近61.77%的学生认为外教口语课堂对提高单词应用程度有影响，两者的数据有重叠部分，说明即便有小部分同学单词应用能力程度较高，外教课堂仍然可以突破这个局限，提高大部分学生的单词应用能力(详见表3)。因此，外教课堂能提高学生对单词应用认知有较大影响。 3.3. 外籍教师口语课堂参与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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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解决大规模MIMO系统中由于导频污染引起的严重的小区间干扰，对大规模MIMO系统中的干扰抑制合并(IRC)技术进行研究。该技术可利用小区间干扰和信道估计的相关性来抑制干扰。在非理想信道状态信息(CSI)情况下，分别分析了基站天线数、功率收缩因子和干扰因子对IRC方法系统性能的影响，并和最大比合并(MRC)和最小均方误差(MMSE)方法进行仿真对比。仿真结果表明，IRC系统性能明显优于MRC和MMSE，并且在基站天线数低于500时，功率收缩因子可以大于1/2。 关键词 :大规模MIMO，干扰抑制合并，导频污染，功率收缩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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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规模MIMO系统是指基站配置数十根甚至数百根以上天线，比传统MIMO系统中的4根或8根天线增加一个数量级以上 [ 1 ] [ 2 ] 。利用基站大规模天线阵列所提供的空间自由度，在相同的时频资源下能够同时服务更多的用户，并且能够提供更高的频谱效率和节省功率 [ 3 ] 。 对于多小区多用户大规模MIMO上行链路系统，基站接收端为了更有效的检测信号需要已知信道状态信息，这一般通过使用上行导频信号来进行信道估计。但实际的蜂窝网络中，信道相干时间通常不太长，并且大规模MIMO系统中的TDD模式系统帧结构中导频序列长度有限 [ 4 ] ，因此，可以假设系统每一个小区内所有用户被分配相互正交的导频序列，而所有小区使用相同的正交导频序列集合。因而在上行链路中，根据目标用户发送的导频序列对信道进行估计时会受到相邻小区用户发送的非正交导频的干扰，从而会使信道估计变得不再精确，也既是本小区受到相邻小区的同频干扰 [ 5 ] 。 一般分集技术和信号检测技术是对抗干扰问题的常用技术。在大规模MIMO系统中，参考文献 [ 6 ] 分析了在上行链路系统中，当基站天线数为无穷大时，系统的最优匹配滤波器将由简单的MRC代替，但是系统的性能将受限于导频污染带来的小区间干扰。参考文献 [ 7 ] 和 [ 8 ] 分别分析了在多小区下行和上行链路系统中依赖MMSE线性检测方法来降低导频污染影响的方法，但由于它们都没有考虑其他小区干扰和信道估计的相关性，抑制干扰效果不好。因此，我们在本文中研究了一种利用上述相关性的干扰抑制合并技术 [ 9 ] ，它能够有效地抑制小区间干扰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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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系统模型 2.1. 多小区大规模MIMO干扰模型 大规模MIMO系统小区干扰模型如图1所示，假设图中共有L个小区，每个基站位于小区中心且配置M (M ≥ 1)根天线，并服务K (K ≥ 1)个在小区内随机分布的单天线用户(M ≥ K)。我们假设L个基站共用相同的频率带宽。则系统上行链路中第l个小区内基站接收到的信号为 [ 3 ] ： (1) 其中， 为第i个小区内K个用户向第l个小区基站发送的数据，其中的每一个元素是服从零均值单位方差的随机变量，基站接收信号 ， 表示第l个小区基站与第i个小区K个用户之间的信道增益矩阵， 为高斯白噪声向量，其中 ， ， 图1. 多小区大规模MIMO干扰系统 表示用户发送功率。 信道矩阵 反映了独立的快衰落、路径损耗、对数正态阴影衰落的特性，其可以表示为如下 [ 3 ] ： (2) 其中， 为第i个小区k个用户到第l个小区基站之间的快衰落矩阵，且 ，并且 ， 为第i个小区k个用户到第l个小区基站之间的大尺度衰落矩阵，且 ， 表示路径损耗和阴影衰落且它的值与m无关并且先验已知的。 2.2. 信道估计 基站为了检测本小区K个用户发送的信号，它需要知道信道状态信息，进行MMSE信道估计可得信道矩阵 的估计为 [ 6 ] ： (3) 其中， 是一个对角矩阵且对角线元素 ， ， 中每个元素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随机变量。原理上，所有交叉信道增益矩阵 都能够在第l个小区基站通过(3)式进行信道估计，然而由于交叉信道较高的路径损耗，估计将变得不准确，因此只可以估计本小区信道矩阵 。从(3)式可以发现信道估计 满足如下 [ 10 ] ： (4) 其中， 。我们令信道估计误差为 ，其中的每一列向量为： (5) 由MMSE信道估计的性质可知信道估计 与信道误差 相互独立 [ 11 ] ，因此根据上式计算可得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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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干扰抑制合并方法性能分析 3.1. 干扰抑制合并方法 基站端对接收信号进行检测得到信号 为 [ 3 ] ： (6) 其中， ， 为检测方法的加权矩阵。从式(5)和(6)可得基站接收到的本小区第k个用户的信号 为： (7) 由于信道估计矩阵 与信道估计误差 在统计上相互独立，则第l个小区基站接收到的本小区第k个用户发送信号的信干噪比为 [ 10 ] ： (8) 其中， (9) 上式中 可根据 的分布规律计算如下 [ 10 ] ： (10) 最后从上式可得系统上行链路的本小区第k个用户的数据发送速率为： (11) IRC是基于最大信干噪比准则得出的 [ 12 ] 。公式(8)信干噪比公式经过代数处理可以转换如下： (12) 其中， ，然后利用柯西-施瓦茨(Cauchy-Schwarz)不等式对上式进行处理求上限如下 [ 10 ] ： (13) 上式只有在 时，等式才成立，其中 且 ，c的选择不影响系统性能。因此IRC加权矩阵A的第k列向量为： (14) 从式(14)可以发现，IRC方法充分考虑了信道估计和小区间干扰的的关联性，在对接收信号进行加权合并时能够抑制小区间干扰，从而能够改善系统性能，尤其是在小区干扰很强的条件下。 再由参考文献 [ 10 ] 我们可得IRC检测时本小区第k个用户的数据发送速率为： (15) 其中， (16) 下面对IRC检测方法的数据发送速率公式进行功率收缩律分析。 (1) 当 ， 为固定功率缩减参数，K不变， 时，利用大数定律对(15)式求得本小区第k个用户的数据发送速率收敛于 [ 10 ] ： (17) 可以说明在保持一定服务质量情况下，增加基站天线数可使用户数据发送功率以 的比例进行减小 [ 3 ] 。 (2) 当 ( )， 时，则本小区第k个用户的数据发送速率收敛于： (18) 这说明了在满足一定的服务质量情况下， 是降低用户数据发送功率的最快速度 [ 3 ] 。 3.2. 最大比合并和最小均方误差方法 对于MRC和MMSE方法，其加权矩阵分别为 [ 3 ] ： (19) (20)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MMSE检测信号时只是把小区间干扰当成不相关的高斯白噪声来处理，并不能很好的抑制干扰。类似于IRC的分析，由参考文献 [ 3 ] 和 [ 13 ] 可得，MRC和MMSE检测方法的本小区第k个用户的数据发送速率也具有如下功率收缩律。 (1) 对于MRC和MMSE检测方法，当满足一定服务质量情况时，增加基站天线数都能使用户数据发送功率以 的比例进行缩减。 (2) 对于MRC和MMSE检测方法，在保持一定服务质量情况下，功率收缩规律中 是降低每个用户数据发送功率的最快速度。 在上述三种线性检测方法中，IRC因为利用了信道估计和干扰的关联性，使得系统上行链路发送信号的信干噪比最大，因此比MRC和MMSE更能有效改善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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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系统性能仿真及分析 本文主要是在非理想CSI下进行频谱效率性能仿真，频谱效率单位为bits/s/Hz。系统频谱效率如下： (21) 其中， 代表着不同接收检测方法的标注，T代表着相干时间符号长度，τ代表导频符号长度。 我们进行仿真所采用的参数如下 [ 10 ] ：小区个数L = 7，单天线用户数K = 10，发送导频符号个数τ = 10，相干间隔T = 196，其他小区用户到本小区基站之间的大尺度衰落矩阵分别为： 其中，λ表示小区间干扰因子，且值变化范围从0到1，干扰因子越大代表小区干扰越大。 图2在基站天线数为60和用户发送功率为20 dB时仿真比较了干扰因子λ变化对IRC和MRC、MMSE检测方法的系统频谱效率性能影响，可以看出，随着干扰因子λ增加，即导频污染的影响逐渐加重，三种方法频谱效率都在不断下降，但IRC始终比MMSE和MRC系统频谱效率高很多。说明IRC抑制导频污染带来的小区间干扰效果比MRC和MMSE都要好。 图3在 ， ， ，干扰因子为1时仿真比较了基站天线数对IRC和MRC、MMSE检测方法频谱效率影响，从图中可以发现，当α = 1/2时，三种方法系统频谱效率随着基站天线数增加在缓慢增加，当天线数趋于无穷大时，系统频谱效率会趋于定值，并且IRC系统频谱效率要高于MMSE和MRC；当α = 3/4时，三种方法系统频谱效率随着基站天线数增加逐渐趋于平稳，并且MMSE性能接近IRC；而当α = 1时，三种方法系统频谱效率随基站天线数增加而逐渐下降，且当天线数趋于无穷大时，系统频谱效率会趋于0，这与3小节的分析结果相吻合。这说明了，在干扰强度比较大时，α = 1/2时，IRC抑制小区间干扰效果比MMSE和MRC明显要好，且此时三种检测方法系统性能要比α = 3/4和α = 1情况好。当基站天线数从50到200变化时，α = 3/4时的IRC频谱效率比α = 1/2时的MRC高，这说明此时系统利用α = 3/4时的IRC方法更能提高系统性能和降低能耗。另外，当M = 500时，系统频谱效率性能达到17 bits/s/Hz时，对于IRC检测，只需要令α = 3/4就可以实现，比α = 1/2情况功率降低0.7 dB，当频谱效率达到15.7 bits/s/Hz时，也只需要α = 3/4时的MRC接收就能实现，节省功率，实现了绿色通信。 图4是在功率收缩因子为1/2，干扰因子为1时仿真比较了基站天线数增大到1000时对IRC和MRC、MMSE检测方法频谱效率影响，从图中可以发现，当基站接收天线数达到1000时，系统频谱效率还是在缓慢增加，说明收敛比较慢，可以通过适当增大功率来提高系统性能，并且IRC方法系统频谱效率总是 图2. IRC、MRC和MMSE方案频谱效率与干扰因子关系 图3. IRC、MRC和MMSE方案频谱效率与基站天线数关系 图4. IRC、MRC和MMSE方案频谱效率与基站天线数关系 比MRC和MMSE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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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本文在非理想CSI情况下分别对IRC、MRC和MMSE检测方法进行了系统用户数据发送速率理论性能分析，并进行系统性能仿真，验证了理论分析。仿真表明，IRC性能比MMSE和MRC好，并且在满足一定服务质量情况下，非理想CSI下用户发送功率与基站天线数的平方根成反比，然而有时为达到一定频谱效率，用户发送功率与基站天线数的3/4次幂成反比就可以实现，更能节省功率。 虽然IRC检测方法抑制干扰效果比较好，但运算时需要对高阶矩阵求逆，实现复杂度比较高，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基站的信号处理负载，因此，如何降低高阶矩阵求逆的复杂度需要我们以后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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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是具有多领域交叉汇聚和集成度高等特点的专业。针对目前国内还没有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相对完善的培养教育模式，本文结合多年来的新能源专业课教学中积累的经验，提出从课程设计、教材选择、教学实践三个方面互助增强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兴趣为导向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从而提升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关键词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兴趣导向，自主学习，教学模式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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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10年7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包括江苏大学等在内的首批11所高校开办“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战略性新兴专业之后，作为提供新兴人才培养平台的专业，高校纷纷加大了对该专业大学生培养模式的探索，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更是加大支持的力度 [ 1 ] 。伴随着全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进行，越发显示出高水平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大学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紧迫性。探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大学生的教育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深入大学生培养模式和构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推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构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创新型培养模式和构建有效的教学体系，在高校内尽快构建和完善面向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行业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对于我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开发和利用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从目前的7.5%提高到16%。但是，中国缺乏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自主研发能力薄弱 [ 2 ] 。目前国内还没有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相对完善的教学体系或专业设置。例如，华北电力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在该新兴专业学生的教育培养方面尚都处于探索阶段。而当前国内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与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开发利用关联度最大的能源动力学科大类的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中，关于新能源利用关系密切的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等学科的知识量又极少；同时，跨学科的教学也加大了具体实践中的困难。因此，为满足国家社会发展对新能源领域人才的需求，新能源科学工程专业建设所涉及的课程设计、教材选取以及教学实践都亟需改革，若想掌握顺应学科发展态势，以及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新能源专业人才，完善当前的该专业学生的教育培养模式更是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