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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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思政背景下高校二级学院“五位一体”组织育人的内涵 大思政背景下，需要调动各种育人主体和育人资源，针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十大育人体系，构建起多角度、系统性、协同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 2 ]。一体化的育人思路是这种育人体系得以有效达成的必然选择。高校中育人组织众多，包括高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基层党支部、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教研室、班级等。本文从高校组织育人的一线出发，选取在高校二级学院中发挥组织育人主体责任的党总支、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工会小组、团委五个组织进行研究。在高校二级学院的育人过程中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工会小组、团委受党总支的直接管理，“党总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工会小组和团委发挥联系服务、团结凝聚师生的桥梁纽带作用” [ 3 ]，在某种程度上说，该五个组织在育人方面本来就是一体的。在大思政育人理念的指引下，充分整合五个组织的育人资源，发挥五个组织各自特长，组成“五位一体”的组织育人体系，是新时期进一步提高高校二级学院组织育人效能的必然选择。本文所指的高校二级学院“五位一体”组织育人就是以大思政育人理念为指引，高度整合高校二级学院党总支、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工会小组、团委五个组织，实现协同、高效、有机的“五位一体”化组织育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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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大思政背景下高校二级学院“五位一体”组织育人的价值 3.1. 有利于进一步凝聚并增强大思政组织育人共识 大思政背景下组织育人理念的提出时间并不长，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还未得到充分践行。目前高校二级学院的组织育人更多是沿用常规惯性的思路开展工作，相对来说，在原来的工作思路下，党总支、学生党支部、团委承担着较为显性的育人任务，而教师党支部和工会小组，由于自身组织性质的规定，更多是倾向于内部成员自己开展活动，组织育人的意识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学生党支部和团委的育人意识，由于受组织惯性的影响，更多呈现的是职责育人，程序育人，离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育人理念还有一定的差距。“五位一体”组织育人模式，更能够凝聚并增强相关组织和人员的大思政组织育人共识。 3.2. 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育人资源，增强育人合力 沿用常规的工作思路，组织育人的资源相对分散，育人合力相对较弱。党总支、学生党支部、教师党支部、团委、工会小组拥有不同的育人资源和优势，例如第一在育人平台方面，支部有主题党日活动、党课等平台，团委有团课、主题团日活动、青马工程培训等平台，工会小组有常规活动等平台。“五位一体”化的育人理念下，可以有机整合有关平台，例如学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和教师支部主题党日可以有针对性的联合开展，团委主题团日活动和工会小组活动等可以有针对性的联合开展。另外对于性质相似，内容相近的某些党课和团课，可以划分为基础性组织育人课程和针对性组织育人课程，节约育人资源，扩大育人效应。第二育人的人力资源方面，教师党支部和工会小组由教师组成，育人人才资源丰富，但是学生党支部和团委却教师资源相对较少。“五位一体”组织育人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全员育人落到实处，整合人才资源，让每一个教师都参与到组织育人的过程中来。第三育人优势方面，党总支相较于其他组织擅长于做育人方向把控、育人思路规划，教师党支部擅长于思想政策宣讲，学生党支部擅长于通过组织程序育人，团组织擅长于开展活动育人，工会小组擅长在平常互动交流中以隐性方式育人。“五位一体”的组织育人设计正是为了充分整合育人资源和协调发挥育人优势，形成更大的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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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大思政背景下高校二级学院“五位一体”组织育人的路径 4.1. 强化各组织已经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育人机制 “五位一体”组织育人，不是推翻已有的育人模式，而是在原有的育人模式上进一步优化，突出强调一体化育人，所以“五位一体”组织育人，必须继续发挥好各组织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育人机制。例如基层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三会一课”活动、政治生日活动等；团委的团课活动、主题团日活动、青马工程培训活动等、工会小组的相关常规活动。强化各组织已经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育人机制是开展好“五位一体”组织育人的基础。 4.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育人制度 “五位一体”组织育人模式不会自发的运转，它必须要有相关的制度进行保障。例如第一需要建立协同育人制度，组织协同育人成为高校组织育人的根本路径 [ 4 ]，协同育人制度需要明确一体化的组织育人目标和职责、每个组织的育人目标和职责，以及涉及交叉育人时，对各组织的规范等；第二，需要建立运行保障制度，健全“人财物”三方面保障，对组织育人工作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 [ 5 ]。第三需要建立考核制度，根据组织育人的目标和职责，定期对育人的效果进行考核；第四需要建立奖惩制度，针对考核结果，对育人效果好，育人工作扎实的组织及个人给予奖励，反之对育人效果差，育人工作敷衍了事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惩罚。“五位一体”组织育人制度的确立，是确保育人效果得以有效达成并长期维持的关键。 4.3. 拓展新的组织育人的平台 “五位一体”的组织育人模式能够整合育人资源和聚合育人合力，为了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可以拓展新的组织育人的平台。根据组织特点和时代需要，在线下平台方面，在教师党支部可以成立红色文化研习所，带领学生们研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在学生党支部可以成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夜校读书班和大学生党员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等，让学生在学经典，悟原理，重践行中增强理想信念；在团委可以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生宣讲团，让学生在进学校、进社区、进单位宣讲的过程中增强思政素养；在工会小组可以成立师生交流联谊会，定期开展相关活动，促进师生沟通交流，在潜移默化中育人。另外可以和其他校内组织以及校外的政府单位、社区、企业、公益组织等组织，定期开展联谊活动，充分运用校内外资源来培养学生。在线上平台方面可以开通并有效运营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相关app等各种新媒体平台，在一些传统平台中加入多媒体等现代育人平台，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达到教育的效果 [ 6 ]。 4.4. 担负起高校二级学院育人的引领示范职责 “五位一体”组织由担负政治核心作用的党总支，担负战斗堡垒作用的基层党组织，担负联系服务、团结凝聚师生的桥梁纽带作用的工会小组和团委共同组成，他们是高校二级学院组织育人的中坚力量，所以“五位一体”组织不能仅仅满足于组织内部育人职责的履行和完成，还必须担负起高校二级学院育人的引领示范职责。一方面高校二级学院中行政团队、教研室、学生会、社团、班级等组织都有一定的育人职责，另一方面大思政背景下其他九大育人体系的有效实施，需要各组织的有效协助、各教职员工的努力付出，所以“五位一体”组织应该发挥好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感召力，通过引领示范，动员其他组织积极发挥好育人职能，并助力其他九大育人体系完成育人目的。另外作为“五位一体”组织的成员，特别是党员要在其他育人组织、育人体系中，积极发挥先锋带头、引领示范的作用，只有“五位一体”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起好模范带头作用，组织育人的效能才能得到最大发挥，大思政的育人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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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高校二级学院“五位一体”组织育人，作为大思政背景下一体化育人体系构建的有益探索，它能够凝聚育人共识，整合育人资源，实现更大的育人合力。高校二级学院“五位一体”组织育人的价值，可以通过强化各组织已经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育人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组织育人制度、拓展新的组织育人的平台、担负起高校二级学院育人的引领示范职责等四条的路径来实现。希望本研究的成果能够对加强高校组织育人的成效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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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微信作为中国即时通讯应用程序的代表，拥有庞大的用户及用户信息，故而大量应用程序采用微信账号登录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微信中的好友列表信息存在法律性质不明的问题，知情同意原则在第三方应用程序收集好友列表信息时几乎形同虚设，用户未被给予信息自决权。因此，应当判断好友列表信息的法律性质，在《民法典》的框架下，以规制应用程序平台方的收集、使用行为为切入口，结合《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不断完善必要个人信息的收集范围，赋予用户充分的信息自决权，探索微信用户好友列表信息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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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作为中文互联网上体量第一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微信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掌握着巨大的用户以及庞大的用户信息。在如此体量的用户流量的催生下，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在其用户登陆界面中引入了微信账号登录方式，用于新用户更加快速地登陆并且增加其流量，与此同时，也满足了用户仅用一个账号即能登陆不同应用程序的需求。不难发现，用户在初次进入第三方应用程序，包括微信所内设的小程序时，需要将包括昵称、头像、好友列表信息、地址等在内的个人的微信信息授权给该程序，否则将无法获取相应的服务。然而，应用程序无差别收集用户信息来分析用户画像或用作其他用途是否侵犯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及隐私权成为了一个新的互联网隐私问题。在黄某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微信强制用户同意授权其好友列表信息给微信读书应用程序，微信读书后将用户信息对外公开，该行为被法院认定构成侵权的结果引出了对好友列表信息保护问题——界定好友列表信息的法律性质以及如何进行保护。在尊重人格的时代背景下，维护个人信息权益与尊重个人隐私利益是规制网络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命题，因此需要结合现有的法律规范与法学理论进行探索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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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好友列表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 微信中的好友列表信息的保护存在一些困境，好友列表信息法律性质没有被明确界定，易造成法律适用时法律规范选择上的困难。应用程序在好友列表信息收集时并未给予用户拒绝的权利，知情同意的原则在此种情况下几乎形同虚设。而在用户授权好友列表信息使用时，对于选择个别好友授权应用程序使用也存在局限性。 2.1. 好友列表信息法律性质不明 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两者的客体本身具有重合性，在外延上往往存在交叉，这尤其体现在私密的隐私信息与个人信息可能存在高度重合。” [ 1 ]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在客体之间存在交叉的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将个人信息分为私密信息与非私密信息，其中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而有些个人信息不属于隐私，例如姓名、性别等一些已经公开的信息，则属于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范围内。由此可见，私密信息本身作为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与隐私形成了交叉和重叠。 立法者通过列举，将部分个人信息列入了《民法典》的条文之中，同时为将来新型信息留下了解释的空间。由于立法规定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的判断标准强调信息的“私密性”，而何为“私密性”却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两者之间的界限始终模糊不清的情况，在法律层面上，两者存在着无法精准定义的问题。 隐私所指向的私密生活、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这些私密性则反应了不容随意抛弃的个人人格尊严。客观上，人际交往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仅会体现一个人的身份，更可能会因此影响到个人的社会性评价，从而影响个人的安宁生活。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人际关系从线下移植到线上，通过好友列表信息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扁平化，使得好友间的亲疏远近无法通过列表信息简单的推导出来。“微信读书案”的法院亦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仅有在信息主体与特定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私密而不愿为他人知晓，和信息主体一定量的社交关系公开可能遭受他人对其人格的不当评价而不愿为他人知晓这两种情况下，才符合一般社会认知中对社交关系上承载合理的隐私期待。而法院这种只考虑一般社会认知的客观因素，明显没有考虑到信息主体的具体情况，亦有失偏颇。 现实生活中线下结交他人的场景，不同性格的人会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社交。外向型人格的人会通过聚餐、组织活动等公开的方式结识他人；而内向型的人则会选择更为单线的方式保持与他人的联系，第三人很难知道其与他人是否有私人关系或者有多密切的关系，进而通过共同好友了解对方。因此即使同是好友关系，个人也会选择性的对其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不会向所有好友展示其私人生活的全貌，由此体现个人对私人生活的自治。 2.2. 好友列表信息收集时知情同意形同虚设 大数据技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的前提需要用户对平台授权个人信息的采集处理，而现下的应用程序对信息读取应用方式大多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即用户在初次登陆第三方应用程序时，程序会通过隐私告知协议对用户的信息进行一次性的获取和采集。而一旦出现用户不同意的情况，则不能使用该程序，实质上知情同意原则名存实亡。应用程序平台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强制用户同意其收集并使用用户的相关信息。事实上，应用程序平台方所提供的用户协议往往以格式合同的形式呈现，并不能向用户提供菜单式的选择，因此，用户常常陷入“不同意就无法使用”的境地，难以以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做出同意的授权。 在“微信读书案”中，法院认定存在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即原告黄某在使用微信登录微信读书时，在微信读书获得原告个人信息的授权页面中，原告必须选择同时授权微信读书获得其头像、昵称、性别、位置及共同使用应用的微信好友，否则将无法以微信帐号登录使用微信读书。被告腾讯公司也承认曾存在原告黄某所主张的一次授权情形，还称“用户若不同意收集某项信息则无法使用”是腾讯公司对微信读书运营模式的选择。 2021年3月2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开发布《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第4条明确了“App不得因为用户不同意提供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用户使用其基本功能服务”这一基本要求，而“微信读书案”中被告腾讯公司的辩称此为其运营模式之选择，倘若腾讯公司不尽快进行合规审查并实施相应整改措施，就有违反《规定》之嫌。 当前处在数字化时代，微信、支付宝等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若不使用这类应用程序，将可能成为被边缘化的“数字弱势群体” [ 2 ]。由此可见，用户被胁迫同意应用程序平台方的收集与使用其个人信息，面对这样的“霸王条款”，知情同意原则可谓是形同虚设。 2.3. 好友列表信息使用选择局限 在大数据产业的新型冲突中，信息主体个人自决基础薄弱，无法形成有效的、代表个人自主意识的信息被收集使用的判断，从而导致信息被收集使用的个人随意做出决定，不能体现信息主体对其个人生活是否公开等自主意志 [ 3 ]。就第三方应用程序强制获取所有好友列表信息的情况而言，用户没有自由选择是否授权其使用该信息的权利，更无自主选择其中哪些信息予以使用的权利。 信息主体个人始终是其私人生活的直接感受者，是最有资格和能力来判断何种信息泄漏或者应用是否侵犯了其个人信息或者隐私权益，因此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容忽视。个人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他们对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有自己私密程度的判断。当用户授权给平台方时，其并没有选择何种信息进行公开、何种信息保留不开放的权利。应用程序收集好友列表信息后做出的处理是将使用该程序的好友推荐给用户，并且建议双方进行关注和了解，这将任何与信息主体有线上好友关系的个人都能了解到其兴趣爱好与私人活动，反之亦然。而网络社交好友运行机制的前提是此款程序的功能是社交或者通讯目的，双方基于此目的彼此之间自愿对对方开放联络方式。在其他功能领域，例如烹饪、阅读、运动、游戏等应用程序中，其程序的用户对平台所提供的非社交性资源有获取需求，而非社交需求。此时平台获取好列表信息并向双方推送好友及好友在平台上所分享的信息，这种利用好友列表信息的单一模式就有可能侵害到部分用户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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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好友列表信息的法律性质分析 微信用户好友列表信息的保护首要问题是判断好友列表信息的法律性质。结合好友列表信息的特征以及其功能可知，其具有可识别性，能够识别至特定的自然人，因此其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根据隐私合理期待理论进行分析，好友列表信息在某些场景下具有隐私利益，也存在因用户个人主观意愿让渡其隐私利益而获得第三方应用程序中的功能服务的情形，故而好友列表信息不完全属于私密信息，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与用户个人主观上的隐私期待程度，并且结合一般社会认知来进行判断。 3.1. 好友列表信息属于个人信息 根据《民法典》第1304条对个人信息的定义：“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五款中也将个人信息的定义重点描述放在了“可识别性”的特征上。《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以下简称《信息规范》)将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也纳入个人信息的概念范畴内。由此可见，单个或组合能够定位到特定自然人身份与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便可以被认定为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核心是“可识别性”。 以本案中的微信读书应用程序为例，腾讯公司获取的信息包括用户的昵称、头像、OPEN_ID以及共同使用微信读书的微信好友的OPEN_ID。这些信息虽然不包括微信帐号、手机号等可直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但是，OPEN_ID本身就是微信生成的识别用户的识别码，结合昵称、头像、OPEN_ID以及多个OPEN_ID之间的好友关系链等信息的组合并未达到匿名化和去标识化的程度，特别是OPEN_ID与用户主体身份具有强对应关系，在特定场景下结合其他数据仍可还原到相对应用户的具体主体身份信息。从微信读书对上述信息组合的实际使用场景来看，好友列表信息实际上达到了识别性标准。例如，在共同好友之间互相推送可能认识的人，双方便可从彼此的微信好友列表中确定其共同好友。 根据《信息规范》的附录认定个人信息的路径包括两种，其一是具有识别性，可以通过单个或者多个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特殊性信息识别特定自然人，即从信息到个人；其二便是关联性，已识别的特定人在其活动范围内所产生的信息皆属于个人信息，即从个人到信息。 3.2. 好友列表信息不完全属于私密信息 微信除了存储联系人的功能之外，同时具有显著的社交互动特征。此外，目前许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采用了微信账号进行一键注册的注册方式，之后可能会伴随授权使用用户微信好友列表，如果用户没有在意即同意授权，平台方就可名正言顺地使用用户好友列表信息，利用其社交链实现平台内部产品之间的引流。在上述情况下，用户对好友列表中的社交关系层面的信息可能存在隐私合理期待。 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第三款的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由此可见，隐私与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交叉，个人信息可分为私密信息与非私密信息。虽然《民法典》没有提供具体方式区别二者，但可以从适用隐私权保护规定中得出，私密信息是具备“隐私”特征、具有隐私利益的信息 [ 4 ]。微信中的好友列表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但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还需要进一步判断。 “微信阅读案”的法院认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性”强调主观意愿，其不完全取决于隐私诉求者的个体意志，应当符合社会一般合理认知。由此可见，该法院认为判断是否属于隐私应当考虑是否具备隐私诉求者的个体意志，并且是否符合社会一般合理认知。而在其后的说理中，从合理隐私期待维度上，法院将个人信息划分为符合社会一般合理认知下共识的私密信息、不具备私密性的一般信息、兼具防御性期待及积极利用期待的个人信息。笔者认为该分类存在缺陷，即没有用其提出的标准予以判断，亦即《民法典》规定的“不愿为他人知晓”的构成要件是否成立，而是仅仅评价好友列表信息是否属于社会大众认知下的“私密”。换言之，法院在判断过程中削弱了隐私的主观性，转而强调隐私的社会属性，忽视了隐私所承载的权利人的人格尊严。 结合其他类似案件的判决书裁判主文来看，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采用的说理大多与美国的隐私合理期待理论相类似，但是司法机关对于隐私合理期待理论的内涵以及具体操作方式都存在些许漏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的卡兹案(Katz v. United States)中明确了隐私合理期待的判断步骤以及判断标准，利用该标准可以确定应受保护的隐私的界限。隐私合理期待判断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为主观标准的判断，即判断自然人主观上是否希望其隐私利益受到保护，是否拥有隐私应受保护的预期。第二步为客观标准的判断，即依照一般社会观念，判断在案件中该自然人的隐私期待是否合理且被社会客观认可。 若要根据隐私合理期待理论对微信好友列表信息进行分析，首先应当进行主观标准的判断。 微信好友列表信息作为信息，被使用是其价值得以实现的第一要义。随着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科技的不断进步，多元化的应用程序在获取微信好友列表信息后呈现出不同的、丰富的使用方式。例如，游戏类应用程序获取好友列表信息意为使用户与列表中好友进行游戏；社交功能的应用程序使用好友列表信息后，会自动提醒已使用该程序的用户其好友开始使用该程序。因此，用户个人对于不同应用程序获取微信好友列表信息后使用的隐私期待会存在一定差别。 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微信账号处理不同的社交关系，也可能在其好友列表里对好友进行简单地、自定义分组形式地备注。由此可知，微信用户的好友列表信息的私密性将会因人、因具体关系而有所不同。因此，用户在同一应用程序中对于列表中不同好友有着不同的合理期待程度，比如在游戏类应用程序中，用户的游戏信息不希望被上司看到，但希望在同事、朋友中备受瞩目。 微信作为中国即时通讯应用程序的代表，因为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所以不同的用户在主观上对好友列表信息使用的期待必然存在差异。一些用户则无所谓其欲使用的应用是否收集其微信好友列表信息，而部分用户会存在不想让其好友知晓其亦使用某应用程序的心理。在交友类应用程序方面，热衷于交友的用户会积极利用应用程序提示的“可能认识的人”来建立新的社交关系；部分用户会厌烦其推荐，并希望自己的账号信息不被好友的好友所看到、不被陌生人所打扰。 其次，对微信中的好友列表信息进行客观标准的判断。 是否符合一般社会观念的合理期待也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也因应用程序使用微信好友列表信息的场景的不同而存在区别。如果仅将微信好友列表信息简单对应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可能会极大限制部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某些功能的发展，无法满足部分用户对于程序使用的需求。 因此，不能将微信好友列表信息笼统地纳入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场景和用户不同的隐私期待程度来进行判断。在司法实践方面，司法机关对于好友列表信息的定性要同时考虑隐私诉求者的主观意愿与社会一般合理认知，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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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好友列表信息保护的完善路径 应用程序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三项基本原则，因此应当完善应用程序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非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收集用户的微信好友列表信息。应用程序平台方还应当严格落实告知同意原则，在收集阶段设立区别化的用户同意机制，以对不同收集使用目的的好友列表信息进行区分，予以不同的“同意”程度。与此同时，平台方还应当最大程度地给予用户好友列表信息使用的自决权，使得用户能够根据自身特性、主观意愿，筛选部分好友列表来被应用程序使用。 4.1. 设立区别化的用户同意机制 知情同意的形同虚设使得用户在不知情或没有被赋予选择权时，同意了应用程序平台方对其好友列表信息的收集，甚至可能授权平台方收集其不愿公开的部分私密信息。故而，对于好友列表信息在收集阶段切实地落实知情同意原则，有利于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而用户的同意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收集阶段平台方不能强迫用户同意其收集行为，也不能使用默示同意的方式来获得用户的许可。 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条第11款对“同意”专门做出了限定：数据主体的“同意”是指数据主体通过一个声明，或者通过某项清晰确信的行动而自愿做出的充分知悉的、不模糊的、明示同意对其相关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意愿 [ 5 ]。在一般社会共识的情况下，类似于好友信息列表这些个人信息是否有采集的必要以应用的必要，需要基于信息主体自由及充分知悉的基础上做出清晰明确的意思表示。 由于微信好友列表信息收集的情景各异，故而所采取的同意的形式不可以千篇一律，而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设立区别化的、合理的用户同意机制。基于Helen Nissenbaum教授提出的个人信息采集、处理和利用中涉及隐私保护的情境完整性理论，应用程序平台方对于用户好友列表信息的采集，应当符合用户对由行为以及全部事件等因素共同构建的情境下隐私的合理期待。如果应用程序平台方的收集用户微信好友列表信息行为，超出了用户基于该情境下的隐私合理期待，则可能会侵害到用户的隐私。因此，只有用户处于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明确地表示同意后，应用程序平台方之收集才能具有合法性基础。 按照收集行为后续使用可能会给用户带来的影响为导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用户同意情境：可能被除用户外第三人发现的使用方式、深层次后续分析用户画像的使用方式以及其他使用方式。对于为前两者使用的收集，平台方在意图获取用户好友列表信息时应获取用户的明确同意，除此之外，其他情境下用于其他使用目的则可以取得用户的一般同意。若平台方使用用户的微信好友列表信息进行后续处理，将存在被除信息主体以外的其他用户所知晓的风险，则在收集时平台方应当取得用户的明确同意的表示。倘若平台方借助该信息深度分析得出用户画像，并将可能侵害到用户的人格利益，因此，平台方在为该使用目的而收集时，应当充分告知用户其使用目的使用户知情，并且获取其明确同意。 4.2. 赋予用户好友列表信息使用的信息自决权 信息主体需要被赋予信息自决权，在信息的收集阶段根据个人对信息的隐私合理期待等因素认定该信息为个人信息或者私密信息，否则，在出现类似“微信读书案”中的好友列表信息这种新型信息的纠纷时，由司法机关进行具体案例具体分析，造成司法资源紧缺的同时也会出现对于个人主观因素的考察难以用现有技术实现的困境。 欧盟在立法中并未采取按照个人信息之性质一刀切地纳入择入式同意，而是将其置于一种可以灵活调节的区间之内。平台需要授予用户信息的自主决定权，由信息主体自身根据实际情况确认何为自己的私密信息，何为自己的一般个人信息，再将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授权同意。微信朋友圈中所使用的分组显示以及仅共同好友才可见彼此之间的评论，对好友进行分类管理便是用户对好友列表信息进行自决的一种体现，由其决定自己的私人生活对特定人群进行展示，以保护其安宁生活。好友信息列表信息也应当纳入择入式同意的适用范畴之内，令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特性来选择是否对其好友及特定好友公开自己私人生活。 4.3. 完善应用程序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应用程序平台方的应用程序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必要原则，但目前存在以下问题：个人信息的收集超过其业务功能的实际需求；实际收集或者实际被开放的权限超出用户当时所知的授权范围；应用程序的新增服务申请收集的个人信息超出用户原有同意范围，倘若用户不同意其新的收集行为，则应用程序有权终止提供其原有服务 [ 6 ]。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个人信息存在个人自主、社会交流和公共利益相互融合的价值。如果隐私涵盖私人领域中与公共事务无关的所有信息，并且都得到绝对地保护，那么将不利于信息的使用与流通。个人信息应当强调利用与保护的平衡，而不是仅仅追求保护。换句话说，个人信息的主要目的不是对个人信息的绝对保护，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人信息进行合理地处理与利用。因此，个人信息应当被合理地进行分“场景”探讨，以进行相应地合理利用与保护。 《民法典》第1035条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三项基本原则，其中的必要性原则暗含不同场景下所需收集的不同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存在差异，并可能随着场景发展而产生变化。《规定》将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明确划定了39种类型，也就是39类“场景”。由《规定》的内容可知，除了即时通信类应用程序的必要个人信息要求收集即时通信联系人账号列表，其余类型对此只字未提。“微信读书案”中涉案移动应用程序为《规定》中的电子图书类，《规定》明确表示无须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其基本功能服务。换而言之，除即时通信类以外，其他类型应用程序并没有收集并使用用户好友列表信息的必要性。 而结合实际情况可知，网络游戏类应用程序可以分为单人游戏与多人联机游戏，笔者认为只有多人联机游戏应用程序具有收集并使用好友列表信息的必要性，因为在此类游戏中，用户与某一平台好友共同游戏为其主要功能之一；其他类型的网络游戏应用程序并非必须使用好友列表信息，在没有好友的情况下，用户也可以从中体验游戏乐趣。 因此，在充分考虑好友列表信息的性质、功能与作用下，关注好友列表信息中私密信息的问题，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场景”以及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进一步细化与完善，并且有效落实相关规定，对好友列表信息的处理做到合法、正当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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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数据信息井喷式激增的现实情况不过是在这一二十年内形成的，而由此现状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相关的学术理论认识和制度建构都尚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引发社会关注的涉及用户好友列表信息的案例，使得微信用户的好友列表信息法律性质以及保护方式的讨论逐渐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微信用户的好友列表信息具有可识别性，因此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但不能简单将其归入个人信息下的私密信息，而是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场景以及用户不同的隐私期待程度来判断是否为私密信息。“微信读书案”的司法机关利用“合理隐私期待”试图对好友列表信息进行分层讨论具有积极意义，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适用方式。在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与实现信息的流通价值前提下，对于好友列表信息的保护要从规制应用程序平台方行为的角度出发，最大程度上赋予信息主体信息自决权，在《民法典》的框架下不断进行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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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顺应军队院校教学改革、推行教育教学创新，电子对抗原理课程探索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升学员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本文分析了电子对抗原理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所面临的困难和混合后所带来的优势，探索可行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方法。通过对某一典型课例进行设计，将任务牵引式、案例法教学等教学方法融入电子对抗原理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完成本课程提升任职能力的教学目标的同时，增加课堂的交互性与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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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8年以来，军队响应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教学改革的号召，认真学习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进行教育教学创新 [ 1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军队教学模式也向“信息化”和“模块化”方向转变，“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被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原理类课程的教学中。数字化学习与面对面授课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能够实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等元素的最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其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 2 ]。 电子对抗原理作为海军电子对抗军官的专业必修课，是衔接《通信原理》和《雷达原理》等基础理论课程与《电子对抗情报处理》等岗位任职实践课程的专业背景课，对学员任职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3 ]。为了更好地提升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本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特点，本文将探究和分析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电子对抗原理教学的可行性与实践方法，以提高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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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的特点 电子对抗原理主要面向空中战勤类军校学员，其授课对象的学历从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学员学习能力参差不齐，面向不同的教学对象教学重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都有所调整。其次，该课程内容重点在于讲解电子侦察、电子进攻和电子防御等基本对抗原理，涉及雷达、通信、光电等多个领域，每一领域的知识点互相交叠又各有特点，使课程教学内容设计需要精心编排。正是由于以下几点特殊性，给该课程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带来极大挑战。 2.1. 军校学员课余时间少、思维固化严重 混合式教学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教学两部分，能够将传统课堂与网络视频的优势相结合，因此在地方院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地方院校相比，军校学员的军事训练任务重、自由活动时间少，对学员的精力、体能消耗大，极大缩短了学员的课余复习学习时间。而电子对抗原理的内容与前序课程的知识点联系较为密切，给学员掌握该课程的原理类知识点造成困难。近年来，军校采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与地方院校接轨，对学员的军事化管理逐渐向信息化靠拢，学员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接触线上教学资源。但是由于军校环境相对封闭以及各类软件大数据算法驯化的单一化趋向，使得学员接收到的信息量越来越少，学员思维固化严重，难以形成发散思维。 2.2.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原理性强 电子对抗原理具有概念性强、知识点杂的特点，该课程的教学重点包括电子对抗概念的构建和具体对抗措施的基本原理学习。对于电子对抗基本概念，需要学员在了解电子对抗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所学的基本原理、军事装备，构建完整的电子对抗知识体系，需要学员把握课程的整体性。对于具体对抗措施的学习，则需要学员在了解雷达、通信等基本工作原理的基础上，掌握每一种措施的对抗手段，对学员的雷达原理、通信原理等基础课程的掌握情况依赖程度大。传统课堂授课对单一知识点的传授教学情况较好，对课程的完整性和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则需要混合式教学的辅助。 2.3.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与军事应用联系密切 电子对抗原理是一门“军味”很浓的课程，学习该课程的学员在今后的工作岗位需要接触到很多新型军用装备，而在授课过程中单纯的讲解原理性知识，会降低学员的积极性，难以提升学员的任职能力。因此，在该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多采用装备与原理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结合案例法、对比式教学方法，原理联系装备、理论联系实际。由于互联网的公开性，使得该课程的很多涉密内容难以使用“雨课堂”等APP进行教员与学员之间的交互，这就给该课程的线上教学带来困难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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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电子对抗原理使用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电子对抗原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广，在针对不同任职导向的学员授课时需要结合装备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因此现有的教学模式改革主要为采用案例法提升教学质量，但仍然使用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传授知识点。而电子对抗原理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难以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无法及时把握学员知识点掌握情况，因此我们正在探索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设计。混合式教学所采取的教学方式是将传统的课堂授课与网络数字化教学相结合，既充分发挥教师监管教学、启发学员和实时调整教学计划的教学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5 ]。采用混合式教学法讲解电子对抗原理，可以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教学模式的优势，改进现有教学模式的弊端。 3.1. 学习时间弹性、形式灵活 1) 本课程内容多、知识点碎，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中，难以使学员形成完整的电子对抗体系。而混合式教学法可以通过线下教学的方式将部分难以理解的知识点模块化，学员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的重复学习，可以提高学员的归纳总结能力，有利于构建知识体系；充分利用网上的军事信息，可培养学员的军事素养，有利于课程的思政建设。 2) 本课程原理复杂，需要调用许多前序基础课的知识点，但是线上教学资源十分丰富，巧妙利用线上资源构建本课程的配套学习资料，可极大地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相比于传统的占用课堂授课时间帮助学员复习基础知识的教学方式，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微课、慕课等教学资源，将授课的前序知识点通过布置课前任务方式碎片化输入学员的知识体系，在课前对相关知识进行回顾补充，将课堂教学时间的侧重点放在本课程的重点与难点内容剖析上，有效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3.2. 教学过程交互性强 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教师获取学员反馈情况主要依靠学员精神状态和课堂测验等方式，前者较为主观、后者消耗时间。对于不涉密的基础原理，可采用“雨课堂”和“青鹿课堂”等线上教学工具进行课堂交互 [ 6 ]，通过实时获取学员课堂测验结果，统计学员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既能提高教师获取反馈信息、实时调整教学模式的效率，又能保持学员注意力的长时间集中，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 [ 7 ]。而对于涉密内容，将联系部队部分进行线上线下任务分割，将与学员任职岗位息息相关的军用装备、学员感兴趣的部队情况等作为课后任务，提高学员的自学能力，丰富学员的知识储备；或构建独立网络，通过任务分发的方式，牵引学员完成内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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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案例 课程实施阶段，将电子对抗原理的概述性内容(如电子对抗的基本内容等)与原理性内容(如干涉仪的原理等)进行拆分。概述性课程采用MindMaster等软件绘制思维导图，穿插部分设备型号等军事内容的讲解，帮助学员构造电子对抗知识体系。原理性内容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学员的学习效率；具体的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则需要针对课程内容、教学重点与难点、军事装备的联系程度等进行调整。接下来以电子侦察较为典型的瞬时测频接收机(IFM)原理讲解为例讲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过程。该课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可拓展至本课程的大部分测频、测向、定位、干扰等原理教学过程，其所采用的案例式教学、对比式教学等密切联系军事应用的教学方法也可广泛应用于该课程的其他课例。 4.1. 课前阶段 课前准备阶段主要包括构建课程配套资源和发布任务清单两个阶段，课程配套资源是对授课内容的补充，任务清单则是学员课前需要完成内容的总结。课前任务设置需简单易懂，难点内容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讲解。该阶段学员需完成复习本节课相关知识点和了解本节课教学内容这两个任务，而教师则需要制定课前学习内容、发布本节课程学习的任务清单。 1) 构建课程配套资源 此次授课内容的瞬时测频接收机重点为基本工作原理，难点为接收机性能分析，其所用到的前序知识包括鉴相器和量化等基本原理 [ 8 ]。为了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将前序知识的学习视频、参考资料等作为本次课例的配套教学资源，于课前布置给学员(表1)。 Table 1 IFM supporting learning resource 教学内容 教材 视频资源 学习目的 对应本节课知识点 鉴相器 《高频数字电路》 《射频电路》9.7 1) 学习鉴相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2) 复习鉴相器的基本工作组成 瞬时测频接收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量化原理 《通信原理》 《通信原理》10.4 量化的基本原理 极性量化器的工作原理 表1. IFM配套学习资源 2) 发布任务清单 为了提高学员学习效率，发布任务清单，使得学员有条理地完成课前准备。课前学习清单主要包括本课例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课前复习任务、课程配套资源、课堂任务列表、课堂活动预告等。瞬时测频接收机的学习任务清单如下(表2)。 Table 2 List of learning task 课例名称 瞬时测频接收机 课前复习任务 内容 1) 鉴相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及组成 2) 均匀量化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方式 复习作业 1) 画出鉴相器的工作原理图，并复述其工作原理 2) 复述量化的基本原理 课堂学习任务 重点 1) 微波鉴相器和极性量化器的工作原理 2) 测频技术参数及延迟线选择 难点 1) 延迟线的选择 2) 同时到达信号分析 学习目标 1) 能够复述IFM基本工作原理 2) 对于不同侦察目标能够准确选择技术参数 课堂传授方式 课堂PPT讲授 课前思考题 1) 瞬时测频接收机是如何将测频问题转换为测相问题的？瞬时测频接收机与鉴相器的工作原理有何区别？ 2) 极性量化器是如何实现数字化快速测相的？ 表2. 学习任务清单 4.2. 课程阶段 瞬时测频接收主要采取教师课堂PPT授课的方式，同时利用局域网和相关软件与学员进行交互式学习，增加学员的课堂注意力和课堂内容接受能力。课程实施阶段采用任务牵引方式，结合引导式、案例式、对比等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授课过程(表3)。 Table 3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 课堂实施环节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设计目标 课例引入 布置贯穿本课例的总体教学任务： “已知某战场环境两台瞬时测频接收机的指标，该如何选择？” 采用任务牵引式教学设计，在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讲解本课例内容。 展示课前学习成果 1) 针对学员复习作业的完成情况，酌情重复该知识点； 2) 针对学前思考题完成情况，详略得当地总结讲解瞬时测频接收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1) 课前复习任务一般较为简单，可以培养学员的成就感，建立本节课的学习信心； 2) 通过课前思考题，将与复习材料联系比较密切的课程教学重点“瞬时测频接收机的工作原理”采用对比总结的方法讲授，既节约课堂教学时间又保证教学效果。 课堂学习 1) 引导式和案例法教学：将总体教学任务进行拆分，分别分析鉴相器和极性量化器会影响IFM的哪些指标？ 2) 对比式教学：将超外差接收机与IFM对比，分析IFM的战场应用优势； 3) 课堂内容的讲授主要为本课例的难点内容，使用线上教学软件，实时掌握学员学习情况。 1) 通过密切联系部队的教学设计，培养学员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发散性思维； 2) 通过线上交互平台，实时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便于调整教学重点，提高学员学习效率。 探究学习 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研究“延迟线的选择对IFM的测频精度和测频范围的影响”，这一问题与课堂学习重点息息相关。 1) 通过小组讨论加深学员对本课例的难点问题的理解与掌握，提升学员的分析能力，培养理工科思维； 2) 根据小组讨论结果调整课堂小结。 课堂小结与练习 1) 总结本课例基本内容； 2) 解决贯穿始终的总体教学任务。 培养学员归纳总结能力。 表3. 课堂阶段教学设计 4.3. 课后阶段 通过布置课后任务和作业的方式，帮助学员巩固知识点，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提升学员总结反思的能力(表4)。 Table 4 Learning contents after clas 课后学习任务 完成本课例的微课学习 课后作业 完成课后题8 总结思考 完成本课例在整门课中的思维导图 表4. 课后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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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将数字化学习与面对面授课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应用于军队课程电子对抗原理，能够实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等元素的最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其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加强学员课程思政和任职能力的培养。本文综合研究电子对抗原理课程的特点及混合式教学的可行性，对两者之间的结合做出了尝试与实践，分别从原理类内容与概念类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探索结合案例式、对比式等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的实践方法。从此次实践中，可以看出电子对抗原理课程拥有较多线上资源，但是由于学习该课程的学员任职指向性强，使得相同的线上资源对于不同的任职学员适用程度不同。后续研究将考虑构建完整有效的电子对抗原理混合式教学模式，分别聚焦于对现有线上资源中讲解普遍性的资源进行整合和对适用于具体任职学员的电子对抗原理学习资源进行补充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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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动物侵权责任主体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对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的责任主体表述进行深入探讨。结合相关案例对不同情形下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主体认定标准进行司法实务上的总结，对于其中涉及的物权权属标准与实际管理控制标准的关系，以及未来运用实际管理控制标准的合理性基础进行思考。对实际管理控制标准下的具体认定因素进行讨论，以期对在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合理性、正当性地认侵权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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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在《侵权责任法》实行时期，就有诸多民法学者，尤其是侵权责任法领域的专家对动物侵权产生的义务主体问题提出见解。多数观点认为其中第78条动物侵权责任一般规定中对责任主体为“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术语表达是存在较大模糊性。这一内涵和外延极为不确定、不周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义务主体的涵摄范围加大，但与此同时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定义的模糊使得责任主体的认定标准不一。在《民法典》颁布后，这一概念表达仍旧保留，立法者有着自身的考量，但是其中的问题不能置若罔闻。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人们对动物的关爱心理的增加，因饲养的动物亦或者是流浪的动物带来的各类侵权责任纠纷与日俱增。那么该类侵权责任义务主体的认定标准研究是亟待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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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民法典》规定下动物侵权责任主体辨析 我国《民法典》继续沿袭了原有的《侵权责任法》中对动物侵权责任主体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条文直接指明该条款的适用前提的“饲养的动物”，那么在这一限定下，何为饲养的动物，将直接影响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认定区分。 2.1. 何为饲养的动物 根据现有条文的明确规定，动物侵权责任主体必须是限定在饲养的动物，然而，何为饲养的动物，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根据民法通则时期有学者对饲养的动物做出的理解，饲养的动物主要是指由人类进行喂养的动物，而这种喂养常常是以占有为主要形式，因此同时包含着对动物进行管控 [ 1 ]。故有学者认为饲养的动物就是指人工喂养和管束的动物，其中包括家禽、家畜和驯养的动物 [ 2 ]。而随着人们对以猫狗为主的动物喜爱的攀升，将其作为宠物进行饲养的数量也是与日俱增。 法律将动物侵权责任的前提限定在饲养的动物范围内是有一定的法理基础的，根据对动物危险泉源的风险控制和损益自担理论。动物由人工进行饲养，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即为危险的开启者，那么其理应将动物可能产生的攻击性危险进行控制，故需要对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按照古典的正义理念，饲养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从动物处获得了利益，无论是物质上的抑或是精神上，而受害人从动物处遭受了损失，因此需要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对此进行担责 [ 3 ]。然而，其中仍有许多的疑问，按照上述对饲养的理解，饲养人和管理人往往是同一人，饲养关系较为明显的指向了具有物权属性的所有权关系，那么法律又何须再规定管理人。 2.2. 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认定 早在古罗马的《十二表法》与古日耳曼的《萨利克法典》中就有规定牲畜使人受到损害的，由牲畜的所有人负责赔偿。因此动物侵权责任的义务主体在最早的社会观念下即为动物所有人承担动物致害的责任，故而在动物侵权责任的义务主体上，所有人作为义务主体往往是第一规则。但是我国法律并未将所有人作为动物侵权责任主体的概念表达，或许立法者认为所有人这一物权权属关系的限定太窄，不利于受害人寻找更大可能性的责任承担者。但是，饲养人和管理人的说法同样是存在诸多矛盾。 关于两者的适用主要有这样的几种观点，所有人一元论、所有人与管理人二元论、所有人与占有人二元论、保有人论和受益人论。首先是所有人一元论观点认为，饲养人通常就是动物的所有人，而动物的所有人通常就是对动物进行实际控制与管理的人。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存在明显的两个漏洞就是，其一是饲养人并不一定就是那个事实上对动物进行管理和约束的人，其二是若认可所有权一元论的观点，法律又何必又将管理人纳入责任主体的表达中。因此一元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次是所有人与管理人二元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就是将饲养人等同于拥有权属关系的所有人，管理人则是事实控制动物的人。虽然该观点解决了第一个观点的问题，但是此种情形下，何人负责承担责任。实务中，某判决认为虽然被告表示咬伤人的狗不是自己家的，只是喂养了4年，但长期的喂养行为已经表明了被告即为狗的实际管理者。 2 然而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宠物狗的所有人应当与宠物狗的管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因此，在所有人与管理人二元论的观点下，存在明显的义务主体责任划分难题。 再者是所有人与占有人二元论，该观点更为强调人对动物在事实层面上的管理和控制，一定程度上将管理人直接理解为占有人。然而，对于占有存在的非法占有与合法占有，是否在责任承担上有所差异，并未进行说明。接着是保有人论，这是目前相对多的学者热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饲养人是指动物的所有人，而管理人是指动物所有人以外的对动物进行实际管理与控制的人 [ 4 ]。这一观点在“乔某与肖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的二审判决书法院说理部分得到体现，法院认为在考量是否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动物以及是否对动物具有决定权是认定保有人的两项标准。 4 从这一判决来看，将饲养人和管理人统一按照保有人的概念进行法律适用似乎可以说明并解决部分司法实务问题，但是，一来保有人的概念并未作为一个明确的规范层面术语出现过，可能带来法律体系上的不适配；二来保有人概念本身欠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论证，对于解决饲养人与管理人本身的涵摄问题依旧是治标不治本的。 最后受益人论，就是对于那些因职务行为而实际管理和控制动物的人，在动物致害产生责任时，应当由最终因动物受益的人，如企业雇主来承担。这一观点本身是如何去理解该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否是因着职务需要来事实饲养动物，而企业雇主即真实的受益人是切实从中获益的，这是很难去界定的。 2.3. 比较法上责任主体的启示 从上述我国当前学术与实务中对饲养人和管理人的认定看，无外乎是从单一的物权权属标准或者单一的实际管理控制标准，抑或是结合权属关系与实际管理控制标准进行判断。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侵权责任主体规定表达如德国、日本、法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英美法。《德国民法典》直接规定动物的保有人应当承担动物侵权责任 5 ，但是德国法上的保有人并非是将权属关系作为界定标准，而是将管理控制与使用动物的自益性作为核心标准 [ 5 ]。此外还有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实际管理作为核心标准，但瑞士是以管理人称之、我国台湾地区是以占有人称之。但是即便是以占有人进行表达，其占有人并非是物权权属关系的体现，仅是占有人对动物是都享有事实上的管领力。在占有人的认定中，台湾地区仍有这样的学术讨论，是否需要区分直接占有人与间接占有人，以及占有辅助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因此这样的问题出现也表现出，若单一以事实控制为唯一认定因素就会引发之前将物权权属作为唯一要素的问题。 日本法上将动物侵权的责任主体定位为占有人和管理人 6 ，并且该占有人是指对动物具有占有权的人，而管理人则是事实上支配和控制动物的人。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将物权权属标准与实际管理控制标准相结合。同样有这样表现的是法国法上的规定，其将责任主体规定为动物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 7 ，法国法上的规定将管理权的存在与否视为重要考虑核心，即便是所有人，若可以证明管理权已经转移至使用人，即实际管理人身上，则所有人需要承担责任。 而在英美法上，承担动物侵权责任的主体有所有人、占有人以及管理人。对不同的动物采取不同的侵权责任规则原则，如饲养的家禽、家畜，则需要承担严格责任，而饲养的宠物则需要承担过错责任。由于英美法上认为动物侵权场合中，所有人或者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是最富有效率的模式 [ 6 ]，而同时在法律实践中更注重对动物的实际管理控制，因此对于所有人和占有人的表述常常的模糊的。从后期从英国制定法《狗法》的变化看出，英美法上将物权权属关系更多转变到实际管理控制上。而在此处，美国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中，将侵权责任的主体扩展到了为动物提供庇护的人 [ 7 ]。例如允许家庭成员或者朋友等将动物饲养在家中或是其他一定区域范围内，则作为房子或者土地的所有人需要对发生在此上的动物侵权责任承担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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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际管理控制标准的合理性探究 无论是从我国司法实务裁判现状还是比较法上的动物侵权责任主体模式表现看，早期基于社会认识和法律实践的不足，物权权属关系的判断侵权责任的首要选择，且符合法律理念追求效率和维护受害人权益的追求。但是考察了近几年的法院裁判案例以及比较法上的认定标准的转变，实际管理控制标准成为主流趋势，那么该标准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讨论，为今后的司法实务裁判提供更加全面的思考。 3.1. 管理控制作为核心要素 物权权属标准如上文第二部分所述，其本身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便捷性的。但是，单一的物权权属标准，甚至于将权属关系列为第一规则，就会存在许多问题。以物权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承担的前提，会导致在真正的侵权人可能无需承担责任，同时也会导致受害人可能无法获得完全的赔偿。此时司法上可能会采取自由裁量的方式进行解决。例如在韦某某与覃某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中，法院认为，事故发生时，本是韦某某的羊因留在覃某某甲中进行配种，则覃某某是该致害羊的饲养人、管理人，事故发生期间，该致害羊已经脱离了韦某某的管控，转由覃某某管理，故韦某某不是该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8 从这起实务案例中可知，法院在认定动物侵权责任的义务主体时，物权权属关系是没有办法解决案件，只能从事实上控制的角度进行裁判，并且法院并未对饲养人和管理人进行区分。 而权属关系作为核心认定标准时还会出现的问题便是当权属不明时，如何进行判断就是最大的问题。如上文中提及的流浪动物侵权责任中，投喂行为又或者是偶尔为流浪动物提供住宿等行为，是否就构成了权属关系。投喂人若对其长期投喂地点所产生的流浪动物致人损害责任是否必然承担责任，若承担责任又承担多少责任是合适的，是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投喂人抑或是提供住宿等行为并非直接就指向是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因此物权权属关系固有的思维缺陷和实务困境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对饲养人和管理人进行解释，模糊式说明导致各式各样的判决出现。故而转变权属标准，对饲养人、管理人进行全新的认定。 从当前的学术发展与实务现状看，管理控制标准成为核心认定因素的趋势。但是如何去理解管理控制标准，仍然需要厘清。典型的体现管理控制标准的德国保有人模式是可以作为重点思考，同时也是不少学者所提倡的。故而有学者认为在判断动物责任主体时，得借鉴德国法学说和实务中发展出来的“动物保有人”的双重判断标准，即事实上的控制与自益性 [ 8 ]。在这里也需要考量这样的情况，存在劳务关系时，提供劳务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是否可以被认为是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对此，笔者认为，当事实上的控制是包含着这样几种层面，首先是动物危险源的开启，再者是对于动物致害风险存续期间对该风险的控制，最后是利益的实际获得者。因此基于劳务关系、合同关系或者其他关系下代为实际管理动物的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显然从上面几个要素看，是无法直接得出结论。再者对于管理控制标准是否附加合法性因素 [ 9 ]，对此笔者认为，合法抑或是非法的行为仅仅是对动物本身在物权或者债权上权源上的判断，在动物致害责任法律关系中，合法与非法的不应当作为实际控制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要素。这同时也是对受害人权益保护的体现。实际管理控制标准的运用在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为同一人时，其作用表现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饲养人与管理人并非是同一主体时，该标准的运用会发挥较大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考虑实际管理控制标准又无法应对社会现象的纷杂多变，因此世界各国实务界围绕着这样的核心要素发展出多种判断是否满足实际管理控制标准的辅助要素。其中包括像是权属因素、意志因素、利益因素、时间因素以及空间因素等，目的是共同来东河认定行为人究竟是否在事实上管理着风险。 9 3.2. 其他辅助要素的配合 实际管理控制标准为核心要素去判断是否为动物侵权责任主体并非是完全否定物权权属这一考量因素，目标是将权属关系成为判断事实管控关系的因素。因为不可否认的是，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纠纷”与“基层法院”为检索条件得到的208个司法裁判文书中，大多数案件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即为该致害动物的所有人。因此权属关系是我们认定该动物实际支配掌控者的第一考量因素，如前所述，所有者通常就是直接对动物负责的义务主体。这也是在责任主体是同一位时，且权属关系明确时，最为直接的判断方式。然而，在此处仍然需要重审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权属关系并非完全等同于物权法意义上所有权关系，权属关系也并非是认定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必要条件。 在权属关系明确但责任主体并非是同一人时，笔者认为权属关系仍然是考量的第一步，进而根据支配力的强度来判断，若具有权属关系一方的控制力大于事实上(空间上)管理动物一方，则由权属关系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另一方承担。而在这其中，有一方存在过错的，则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这正好可以解决上一部分提及的存在劳务关系时，何人承担责任的问题。 而在权属关系不明确时，那么实际管理控制标准的运用可以辅助其他要素，例如在上文的流浪动物侵权中，可以结合投喂人的投喂的主观意志、时间因素以及空间因素。投喂人虽然经常性在固定地点投喂流浪猫，但在小区等环境中，相比于物业，投喂人的单纯投喂行为并不能成为实际上形成控制力的责任主体。因此笔者认为，投喂行为虽然是出于善意，但是行为人的行为介入了危险源的发生，虽然对于危险的实际产生并非具备直接因果关系，但是该行为并不规范。故而在小区、学校等一定的具有环境管理者时，可以基于安全保障义务进行相关责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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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小结 动物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标准首先是要摆脱对物权权属关系的固有依赖，在解释论上对饲养人和管理人的界定不再局限于将饲养人认定为所有人，管理人认定为实际管控动物的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饲养人和管理人作为一个泾渭分明的界定，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两者的法律效果是相同的。因此将责任主体的认定标准完全调转到实际管理控制标准上，权属关系仅仅是判断实际管理控制的其中一个要素。综合考量个案中的各项行为要素，若指向实际管理控制的强度高的，则将作为个案中判断是否为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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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然教育是在自然中认识和体验自然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教育。梳理各类文献并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自然教育在教育、环境及林业部门、社会机构的共同主导下自立发展，已形成正式和非正式自然教育并行的实施格局，《自然教育武汉共识》受到《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的影响，吸收了重视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等教育理念，凝聚了当前社会各界对自然教育的最新认识和经验总结，其主要思想内容构成了我国新时代自然教育的自然观、行业观和社会观，既彰显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也回应了国际环境教育的基本要求，更为今后中国特色自然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