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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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冠肺炎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从校园迈入社会的过渡时期，其生理和心理还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自我约束和调控能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疫情期间，高校延期开学，大学生居家时间延长，无法像在学校一样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社交活动，这无疑给学生们带来了许多影响。面对新冠肺炎这样具有突发性、严重性、意外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缺乏应对经验 [ 5 ]，他们很容易会产生情绪问题，并产生相应的问题行为。如果消极的情绪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引导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就很容易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从而导致心理障碍的出现，如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 [ 6 ]。据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大学生们表现出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问题为恐慌、焦虑、抑郁等 [ 7 ] - [ 14 ]。 3.1. 过度关注疫情而造成的恐慌、焦虑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时间正好处于大学生放假返乡的春运时期。人口的密集流动，加大了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潜伏性，不少大学生担心自己在返乡途中可能接触确诊患者而感染肺炎，导致他们心生焦虑。随着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不断增加，为确保有效控制疫情，防止疫情再次升级，各省市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相应，建议市民，勤洗手，勤通风，出门要佩戴口罩，做好居家隔离工作。在居家封闭的环境下，大学生上网的时间急剧增加，他们只能通过相关网络平台获取疫情的最新消息，网络信息的稂莠不齐，加之不良营销号对疫情信息的不实处理，使得他们很容易对疫情产生误判，增加了他们的负性情绪产生的可能。同时由于对疫情信息过度关注，还可能会导致不该有的心理害怕与恐慌。因为疫情爆发期间也是极易感染流感的春季，一些大学生由于正常感冒出现咳嗽，体温升高等情况，这时他们就会怀疑是否自己已经感染病毒，紧张害怕的情绪让他们焦虑失眠，出现“疑病–恐慌–焦虑”这样的恶性循环 [ 6 ]。 3.2. 丧失亲人而导致的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 新冠肺炎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许多大学生还没有足够的危机应对经验，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抑郁、焦虑情绪的产生，严重的还可能出现急性应激障碍。在经历了亲人好友逝世的学生中，尤其会表现出较明显的抑郁倾向，部分严重的学生还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认为亲友的去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部分医学生虽然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但在应对此次的新冠肺炎时仍然会有不知所措，会因为自己所学的知识无法运用而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尤其是看着自己的亲人好友离开自己，自己却没有办法给予帮助，会产生强烈的落差感 [ 8 ]。学生为了减轻挫折会增加了解相关信息的行为，但是学生长时间隔离在家，在封闭的环境里，学生只能通过网络途径了解更多关于疫情的消息，而“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学生在后来的信息的获取过程中，这类创伤性的消息会特别集中，这样又会反过来增加他们的消极情绪，极易产生心理问题或者加重已有心理问题。 3.3. 疫情期间在家学习造成的学业焦虑 高校是一个聚集性强，人口流动量大的地方，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教育部采取延迟春季开学，为了能够让学生不耽误学业，采用网络线上教学的模式进行授课。由于此前从未如此大规模的采用网络授课模式，在教学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许多问题，如线上教学平台卡顿闪退；网速不稳定经常掉线；学生家里环境不够安静；教师授课过程中出现网络延迟而导致教学进度缓慢等现象。由于网络授课多采用直播的形式，教师不能够直接观察到学生们上课的行为，有的学生会一边开着电脑上完课，一边玩着手机。网络课程的不佳体验，影响了大学生们上课的情绪状态，尤其对于自控能力比较差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假期在家生活不够规律，常常日夜颠倒，学习的状态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导致上网课的过程中感觉学习的效率低下，状态不佳。而对于需要使用实验器材进行实验的学生来说，在家学习不能使用学校的设备，不能够正常进行实验测试，使得学习氛围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有准备出国留学和考研升学的学生也困难重重，疫情的爆发不仅延迟了开学，也延迟了许多考试，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延迟考试，争取多一点的时间复习，另一方面又感觉在家里学习效率低下 [ 9 ]。这些极有可能使得学生们的学业表现大大低于以往水平，容易让他们认为自身能力低下，从而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又导致他们学业继续变差，这样的恶性循环，学生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最后产生学业焦虑。 3.4. 疫情造成学校关闭而加重的择业焦虑 近年随着高校大规模的扩招，高校毕业生的逐渐增加，而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量逐渐降低，就业压力带来的心理问题成为大学生主要的心理问题之一 [ 10 ]。加之大学生在择业和就业的过程中，由于自我认识和定位不够准确，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还没有清晰合理的择业规划，加上自身心理调节能力不够，往往在就业过程中容易遭遇失败。当他们不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时，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困境之中，从而产生心理问题，这样的情况令原本就有就业压力的毕业生更加焦虑，十分担心自己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 11 ]。疫情的发生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错失了许多的就业和社会实践机会。不少大学生原本找好的实习单位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变故。因为新冠肺炎的爆发，相关部门要求大学生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不得开学，很多企业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也不能够及时复工。学校的延期开学，企业延迟复工使得学校的春季招聘无法进行，而春季校园招聘是许多大学生获得就业的一个好时机，春季校园招聘的取消，使很多毕业生缺少了就业机会。这些现状都加重了毕业生们的择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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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新冠肺炎的爆发与流行作为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改变，不光给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也给学生们的心理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高校应该系统地开展学生工作，派遣专人负责学生心理普查工作，对学生们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解，针对不同的学生开展诸如心理讲座、心理援助、心理干预等心理健康教育、帮扶工作。同时对学生的学业活动进行积极的引导，调整他们不合理的认知、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目标，激发维系他们的学习动机，使他们更好地回到学习活动中来。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积极、妥善地开展就业培训工作，帮助学生走出择业焦虑这一大山，使得学生能够正常地进行择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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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智慧课堂作为“互联网 + 教育”的新型研究成果，极大延展了教学的空间维度，活化了教学资源、丰富了教学手段，因此将智慧课堂引入混合教学模式成为打通线上线下教学的关键问题。本次混合式教学采用著名的“四阶段混合教学模式”，教学实施上采用课前预练，课中实练和课后活练三部分。从学生学习数据分析发现，本次教学实践中教学目标达成度较高，整体教学效果良好，教学实施成效显著。 关键词 :智慧课堂，混合教学模式，教学设计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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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传统课堂教学与现代网络技术进入深度融合的极端，线上线下的混合将网络丰富的教学资源与先进学习工具和课堂结合起来，将课堂教学物理时空延伸到网络的虚拟时空形成了新型的混合教学模式 [ 1 ] [ 2 ]。而智慧课堂作为“互联网 + 教育”的新型研究成果，延展了教学的空间维度，活化了教学资源、丰富了教学手段，为师生提供了更多教与学的可能性 [ 3 ]。同时由于智慧课堂在教学空间上具有更多个性化、自主化的空间与机会，一方面使得教师有更多的教学组织形式和资源呈现方式，另一方面使得学生有更多自主性的时间与精力安排自己的学习任务 [ 4 ]。因此如何将智慧课堂融入混合教学模式成为打通线上线下教学的关键问题。 目前“互联网+”与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普遍是基于MOOC、微课等早期“互联网 + 教育”成果的研究，而鲜有针对智慧课堂与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因此本课题对智慧课堂在混合教学模式中的应用与实践的探索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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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课程教学背景分析 本次开展混合式智慧课堂教学的选用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矿物岩石学》中“矿物鉴定”内容展开，此项知识点对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比赛项目和1 + X考证项目是专业考证必备技能之一。授课对象选择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专业大二的学生。前期其已经学习了《地质学基础》等专业认知课程，对矿物晶体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为本次教学奠定了基础。通过之前期的知识点测试、实践考核中发现，学生存在理论不扎实，实践过程只会一味的模仿，缺乏创新意识。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通常利用标准矿物来讲解矿物的特征，学生没有参与感，学习兴趣不高。而抽象的描述，对实物标本远距离的观察，难以确保教师所述与学生所见一致，使得学生难以真正理解知识只能机械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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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智慧课堂在混合式教学中设计与实践 教学设计中为符合智慧课堂的应用场景，本次混合式教学采用著名的“四阶段混合教学模式”，即：基于网络的传输、面对面学习的处理、生成解决方案和协作延伸学习四个阶段 [ 4 ]。教学实施上采用课前预练，课中实练和课后活练三部分。 课前预练阶段，采用网络的传输方式命令学生利用网络平台上的慕课学习矿物的形态、物理性质和化学组成等基础知识，发布讨论引起学生学习兴趣(图1)。而后发布任务：在实训室标本库中选择一块矿物样本，将描述内容上传学习平台，完成课前练习。教师全程通过平台监控学生预习情况，参与互动。 课中实练阶段，采用面对面学习的处理和生成解决方案的方式。此阶段共分为5个环节： 1) 预练反馈，情景导入。上课时学生汇报课前收集到的样品描述思路，通过智慧课堂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的描述内容基本合理，但大多是模仿案例内容，对鉴定描述方法理解不深。这是因为矿物鉴定方法的知识点散且抽象，学生难懂、难记。 2) 任务驱动，探究原理。本环节中教师将发布矿物特征样品寻宝任务，让学生在实训室中找到符合要求的样本，将鉴定内容立体化、具象化，使其能后结合样品总结矿物特征，理解矿物分类、命名依据。 3) 项目教学，活学活用。本环节使用学生的课前练习引入，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互动讲解样品矿物(图2)。做到教师之所述，既是学生之所见，教学中鼓励学生，不要局限一般的鉴定方向，要有意识创新鉴定思路，从多方位对同一标本进行鉴定。同时联系矿物形成原理，巩固之前的矿物特征要素。完成后进行学生课前联系的互评，引导学生发现课前作业的不足之处，做到知识内化，解决教学重点。 图1. 主题讨论 图2. 矿物鉴定直播 4) 理实一体，内容深化。播放技能大赛实录，讲解岩矿鉴定赛项比赛内容，解析鉴定描述要点。比如相似矿物中石墨与辉钼矿，在素瓷板上石墨条痕呈光亮黑色，辉钼矿条痕呈黄绿色；方解石遇酸起泡，白云石在粉末状态下加酸才会缓慢起泡。教师可结合行业规范解读，培养学生规范意识，利用技能大赛评分细则，为学生提供描述详细程度指标。 5) 素能合一，任务实训。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课前发布的矿物样品描述任务：对多种类，多形态的矿物进行鉴定和描述。而后教师对描述内容进行修改，通过教师讲解修改理由与思路，总结矿物鉴定方法。 课后活练阶段，采用协作延伸学习的方式。学生按上一个阶段的要求对未知矿标进行鉴定和规范化描述并上传鉴定报告至平台，做到活学活用，然后由校外行业专家进行评价。整个教学过程以项目驱动为主线，在学中做、做中学，逐步提高，循序渐进地达成教学目标。 智慧课堂中学生的考核评价以知识点、鉴定手段、鉴别方法为考核内容，突出技能，重视“过程”评价，其评价最终的成绩由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加权而成 [ 5 ]。对于评价结果优秀的学生可以进入教学平台成果展示区，对于评价结果不理想的学生，可调出其学习数据进行分析，要及时查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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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智慧课堂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实施成效 智慧课堂教学中网络直播、省级在线MOOC、省级精品开放课程等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让抽象的矿物特征具象化，解决了重难点，教学效果显著，学生鉴定能力明显提高。教学中通过以原理解析为切入点讲解重点内容，培养学生的地质思维，在增加理论深度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学中以项目驱动开展教学，学生在完成项目中体验工作过程，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每一环节都坚持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教学中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形成让行业专家共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能够科学合理的考核学生学习效果。教学实施成效显著，授课学生获得国赛一等奖两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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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智慧课堂在混合式教学中的总结与反思 从智慧课堂中学生学习数据分析(图3、图4)发现，本次教学实践中教学目标达成度较高，整体教学效果良好。特别是寻宝游戏、小组讨论、报告点评这三个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积极性，达到帮学生在探究中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职业素养的目的。教学设计思路既可以应用于其他单类矿物的学习，也可以推广到岩石学、宝石鉴定学等其他专业技术课程中去。 图3. 课中项目完成情况 图4. 教学反馈情况 从教学反馈结果来看，目前学生在实践环节上用时较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是因为操作步骤不熟练，无法第一时间发现矿物典型特征。今后可以通过VR技术构建3D模型，给学生直观的感触，将理论与实践训练融为一体，提高学生的鉴定速度，提升学习效率，这将是以后课程改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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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指导案例第66号的(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05号判决，明确将《婚姻法》第47条“离婚时”扩大解释为“离婚诉讼期间或者离婚诉讼前”；《民法典》第1092条将“离婚时”予以删除，以彻底避免实务争议。该条中，“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所对应的财产范围应指被非法处置的那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而非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在“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证明上，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更为便宜。此外，《民法典》第1092条还新增“挥霍”作为“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典型行为之一，体现了我国的法律进步。 关键词 :指导案例第66号，《民法典》第1092条，《婚姻法》第47条，夫妻共同财产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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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案情介绍 雷承菊诉宋学志离婚纠纷案 1 ： (1) 雷承菊(女，原审原告，被上诉人)和宋学志(原审被告，上诉人)于2003年5月19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婚后因琐事感情失和，于2013年上半年产生矛盾，并于2014年2月分居。雷承菊曾于2014年3月起诉要求与宋学志离婚，经法院驳回后，双方感情未见好转。2015年1月，雷承菊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宋学志认为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离婚。一审判决准许离婚，二审予以维持。 (2) 双方共同的家具家电。一审根据双方的意愿进行了分配，二审予以维持。 (3) 面包车、摩托车等动产，原告主张系夫妻共同财产，但同意归被告所有；被告称系其婚前个人财产。一审按照当事人的意愿，判归被告所有；二审予以维持。 (4) 被告称原告名下有养老分红保险，原告否认，被告亦未举证。法院未予处理。 (5) 双方共同居住的房屋(简称“902号房屋”)，原告主张系夫妻共同财产，提交其银行存折证明还贷情况；被告称还贷的钱均出自其婚前个人财产。一审法院查明，该房屋由被告于2004年11月11日购买，价款为355，242元；2005年1月13日，原、被告共同办理贷款21万元，贷款期限自2005年1月13日至2015年1月13日；该房屋于2007年4月10日提前还清贷款本息。一审法院认为，该房屋系双方婚后购买，属双方共同财产，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判决该房屋归被告所有，由被告支付原告相应折价款；二审予以维持。 (6) 另一处房屋(简称“金家坟房屋”)，原告称系夫妻共同财产，但不要求分割；被告称该房屋已经分配给其前妻，并提交其和前妻的离婚纠纷判决书。法院认为，该房屋在被告和其前妻离婚纠纷案中已经处理，不属于本案夫妻共同财产，未予处理。 (7) 原告称被告名下有共同存款37万元，并提交存取款凭单、转账凭单作为证据；被告称该37万元来源于婚前房屋拆迁补偿款及养老金，现尚剩余20万元左右(含养老金14，322.48元)，并提交账户记录、判决书、案款收据等证据。 被告称原告名下有共同存款25万元，要求依法分割。原告不予认可，一审中提交其名下账户自2014年1月26日起的交易明细，显示至2014年12月21日该账户余额为262.37元。二审法院应被告的申请，调取了原告账户自2012年11月26日开户后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于2013年4月30日通过ATM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该账户内195，000元转至案外人雷某齐名下。被告认为该存款是其婚前房屋出租所得，应归双方共同所有，原告在离婚之前即将夫妻共同存款转移。原告提出该笔存款是其经营饭店所得，开始称该笔款已用于夫妻共同开销，后又称用于偿还借款，但原告对其主张均未提供相应证据。另外，原告在庭审中曾同意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其另行支付被告10万元存款；后原告反悔，不同意支付。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名下的存款中包含其原房屋拆迁所得款项；判决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互不向对方支付折价款。二审认定原告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撤销原审相应判项，改判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原告于二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12万元。 (8) 被告主张双方有债权人为谭永利的共同债务38，000元，用于申请专利；债权人为李书恒的共同债务85万元，用于专利开发；债权人为张显峰的共同债务146，823.4元，用于制作配件；并提交了欠条及民事调解书。原告对被告前述的夫妻债务及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主张的债权人为谭永利、张显峰的两项共同债务仅有欠条为证，且原告不予认可，难以查明该两项债务的真实性，双方可另行解决；债权人为李书恒的共同债务85万元，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该借款系基于夫妻双方的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生活，难以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被告个人承担；二审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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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问题提出 本案之(1)涉及离婚的法定理由，即夫妻感情破裂(《民法典》第1079条，原《婚姻法》第32条以及《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意见》第7条)；本案之(2)~(7)涉及夫妻财产分割，核心是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第1062条，原《婚姻法》第17条)以及婚前个人财产(《民法典》第1062条，原《婚姻法》第18条)；本案之(8)涉及夫妻债务承担，核心是认定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民法典》第1064条，原《夫妻债务纠纷解释》)。 对于本案之(1)~(6)及(8)，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或者处理方式，本文点到即止；对于本案之(7)，二审撤销了一审对应的判项并予以改判，即：将“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互不向对方支付折价款”改判为“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原告于二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12万元”，理由是二审认定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侵害了上诉人(原审被告)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婚姻法》第17条第2款)，依照《婚姻法》第47条 2 的规定，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二审对本案之(7)对应判项的改判，也使得本案成为最高院的公报案例(2015年指导案例第66号)，理由是该案将《婚姻法》第47条首句的“离婚时”解释为“离婚诉讼期间或者离婚诉讼前”，对于理解第47条并将其适用于类似案例具有指导意义。《民法典》第1092条 3 删去了《婚姻法》第47条第1款“离婚时”的时间限定和第2款，并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增加了“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由此可推知，在编纂《民法典》时，第1092条吸收了本案二审[即(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05号，指导案例第66号]的裁判要旨。 尽管《民法典》第1092条对《婚姻法》第47条进行了完善，但为了更好地理解与适用该条文，仍须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和明晰： 1) 应将《婚姻法》第47条“离婚时”扩大解释为“离婚诉讼期间或者离婚诉讼前”的原因，以及《民法典》第1092条删除“离婚时”的原因； 2) 夫妻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简称“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下同)的行为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法理、所对应的财产范围、以及适用标准(即“何种情形可以少分？何种情形可以不分？何种情形仍然均分？”)； 3) 对“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之六种典型行为的举证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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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离婚时”的扩大解释与删除原因 3.1. “离婚时”应扩大解释为“离婚诉讼期间或者离婚诉讼前” 在本案作为指导案例66号发布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婚姻法》第47条第1款中的“离婚时”之解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时”仅指“离婚诉讼期间”，非处于“离婚诉讼期间”的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不得适用该条规定；第二种观点则允许从夫妻(因感情原因而)“分居时”起算，因为此时已产生离婚的可能性，故可作适度扩张；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离婚时“发现”夫妻一方“曾经”存在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便可适用该条规定，即“离婚时”应扩张解释为“离婚诉讼期间或者离婚诉讼前”(亦即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 1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 1 ]： 3.1.1. 充分保护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 《民法典》第1062条第2款(原《婚姻法》第17条第2款 4 )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民法典》第1092条(原《婚姻法》第47条)则规定了违反前款规定的法律责任，即一方“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是对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的侵犯，因而要受到法律制裁，即分割夫妻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唯有将该条适用于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才能完全、充分地保障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如果将该条的适用范围限于“离婚诉讼期间”(或者任何小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期间)，就会使很多“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得不到规制而逍遥法外，与立法目的不符。 3.1.2. 符合人情常理与公平公正 但凡具有社会生活经验的主体都能意识到，离婚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无因行为，而是夫妻感情逐渐破裂所导致的结果行为，在这一或长或短的渐进过程中，很可能就已经发生了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早做打算”而非法处置共同财产的行为，即离婚诉讼前就已经存在侵犯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的行为 [ 2 ]。法律，特别是民法，应公平公正，不应强人所难，违背人情常理；若将“离婚时”严格限定于“离婚诉讼期间”，不仅会使《婚姻法》第47条第1款的前半段难以得到适用(发生在“离婚诉讼期间”的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案件实在少之又少)，还会存在偏袒过错方、为难弱势方与无过错方之嫌疑。 3.1.3. 与该条后半段的“离婚后”形成自洽 根据该条规定，离婚后，夫妻一方发现另一方(曾经)有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尚可以请求法院再次分割共同财产，更不必说“离婚时”了。因为离婚后发现的行为，一定是发生在过去(即“离婚前”)，这个过去的时间段并没有被明确限制为“离婚诉讼期间”，而应当理解为“离婚前”(即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要与该条后半段形成自洽(该条规定的核心在于“保护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前半段、后半段调整的行为期间应当相同)，就应将该条前半段的规制射程也延及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前半段没有理由只保护“离婚诉讼期间”的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 [ 3 ]。 因此，《婚姻法》第47条第1款中的“离婚时”应扩张解释为“离婚诉讼期间或者离婚诉讼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说，“离婚时”并不是“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发生时间，而是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承担时间。 3.2. 《民法典》第1092条删除“离婚时”的原因 对比《婚姻法》第47条和《民法典》第1092条可以发现，后者将“离婚时”予以删除，究其原因，是“离婚时”带来的歧义太大，将之删除，可避免以下问题 [ 3 ]： 一方面，在最高院将本案作为指导案例第66号发布之前，实务中存在很多当事人或者代理律师在“离婚时”所指的期间上做文章来规避《婚姻法》第47条的适用； 另一方面，许多法官为了防止对“离婚时”的理解误差而造成法律适用错误，宁可舍近求远，适用已过时的93年《最高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财产分割问题的意见》第21条 5 (因为该条司法解释中没有“离婚时”的“限定”)。但适用已过时的司法解释同样属于适用法律不当，鉴于两难之下的选择，可见《婚姻法》第47条给法官造成的困扰之大。 因此，《民法典》第1092条将“离婚时”删除，不仅对当事人和律师具有指引和提示作用，也使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更加简易，这一删改无疑是法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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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相关问题 4.1. “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法理 之所以夫妻一方“非法处置共同财产的，在分割夫妻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是因为该行为侵犯了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需予以惩戒，令其承担责任。此外，《民法典》第1087条第1款(原《婚姻法》第39条第1款)规定了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处理原则，即协议优先，协议不成的，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处理——“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逃避了夫妻的协商与协议阶段，违背了“协议优先”原则；而“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是《民法典》新增，也为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逻辑支撑。 4.2. “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所对应的财产范围 对此，有的观点主张少分或者不分的指“全部共同财产”；还有的观点则主张少分或者不分的仅指“被非法处置的那一部分共同财产”，司法实务中也因此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本文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通过该条后半段的分析可得而知：“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其表述为“提起诉讼”和“请求再次分割”，说明立法者主张“另行起诉”，而非推翻先前判决；如果对应的是全部共同财产，则表述应为“申请再审”和“请求重新分割”。这也能从《适用民诉法的意见》第209条中找到线索：“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如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符合再审条件的，应立案审理；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即已分割的财产适用再审程序，未作处理的财产适用另行起诉；而夫妻一方非法处置的共同财产，应属未作处理(遗漏分割)的财产 [ 4 ]。 4.3. “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适用标准 需要明确，并非只要出现夫妻一方非法处置共同财产的行为，对该方就一定会少分或者不分财产。须注意法条表述，是“可以”而非“应当”，故法官此时拥有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判断(如非法处置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是否需要少分或者不分？如果需要，是少分还是不分？如果少分，少分多少？一般只有在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况下，法官才有可能做出“不分”的判决；更多的情况是“少分”的裁量 [ 2 ]。 有研究者主张以“一方非法处置共同财产的行为对另一方生活的影响程度”来判断情节严重程度：如果对另一方生活的影响不大(情节轻微)，追回财产后均分即可；如果有一定影响(情节较轻)，可以少分；如果影响较大(情节严重)，则可以不分。还有观点主张统一规定“被非法处置的共同财产”占“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百分比”来量化情节严重程度：利用百分比划定三个区间，处于低值区间，可以均分；处于中间区间，可以少分；处于高值区间，则可以不分 [ 4 ]。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前者容易实现个案正义，但对法官水平的要求较高；后者更加阳光透明，但取值划线未必合理普适，也有可能给不法当事人规避法律提供参考。权衡利弊之下，本文更倾向于适用第一种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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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举证问题 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是“谁主张(积极事实)谁举证”，例外情形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从《民法典》第1092条(原《婚姻法》第47条)的表述来看，“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行为需要权利受损害的一方来举证；而能够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在夫妻关系中通常处于经济主导的地位，另一方(通常也是经济弱势方)很难对非法处置共同财产的行为进行举证，如果难以举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即败诉风险，这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很不利的。当然，实务中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由法官裁量双方对财产证明能力的高低，降低弱势方的举证责任 [ 5 ]。但前述措施受法官素质和水平的影响较大，难以充分保障所有类似案件。对此，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婚姻财产登记制度，但从《民法典》的编纂情况来看，这一主张仍然被继续搁置了。相比之下，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更为便宜，即由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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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余论 对于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典型行为，除了《婚姻法》第47条规定的“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或者伪造共同债务”这五种情形，我国《民法典》第1092条还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新增了“挥霍”行为，说明实务中可能大量存在通过“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来规避被认定为《婚姻法》第47条中列举的五种情形；增加“挥霍”则更有利于充分保护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努力克服其滞后性而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优秀品质。总之，《民法典》第1092条是法律进步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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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城市森林是林学家、生态学家为了提高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而提出的城市绿化生态建设措施，重金属污染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徐州市城市森林土壤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城市森林类型和不同区域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徐州市城市森林土壤表层的5种重金属Cu、Cd、Zn、Pb、Cr含量均高于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其中Cd的污染程度较高，污染较严重，Cu、Zn、Pb、Cr无污染或轻度污染；从综合污染指数看，6种城市森林类型土壤重金属污染排序：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0.92) < 香樟林(1.07) < 雪松林(1.14) < 侧柏林(1.35) < 刺槐林(1.46) < 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2.06)；不同区域城市森林土壤中同一种重金属污染程度有所不同，城市中心区域森林土壤Cu、Cd、Zn、Pb、Cr单项污染指数均分别高于城市边缘区和城市郊区，而城市边缘区与城市郊区则差别不明显；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由高至低排序：城市中心区 > 城市边缘区 > 城市郊区。其研究结果为不同功能区域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水平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指数，徐州市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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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和全球碳平衡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承担着优化环境和促进发展的双重任务。城市森林植被称作城市之肺，承载着改变城市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和居住条件的重任 [ 1 ]。因此，在加快新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森林发展已成为生态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城市森林在生态化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城市生态学研究热点之一 [ 2 ]。城市森林土壤能储淤城市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元素，影响土壤环境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 3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干扰，重金属污染物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森林土壤，造成的生态危害日益显著。土壤综合污染指数又称土壤环境质量指数，是评价环境质量的一种量化尺度，国内外广泛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来判定城市环境受各种污染的程度以及比较环境质量的好坏 [ 4 ]。有关城市森林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城市森林土壤污染及修复、城市森林结构与功能、土壤理化性质和城市森林土壤肥力质量等方面 [ 5 ] [ 6 ] [ 7 ] [ 8 ] [ 9 ]，但是有关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来源分析方面的研究不多 [ 10 ] [ 11 ]。目前，国内外应用较多的土壤重金属评价方法有内梅罗指数法、环境风险指数法、灰色聚类法等 [ 8 ]，其中内梅罗指数法应用最为广泛，并对该方法上做了一定的改进，通过对比评价，得出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结果。本文以徐州市城市森林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6种不同林分类型和不同区域采集土壤样品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摸清该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及分布特征，为该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维护森林生态安全和保障城市环境质量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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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概况 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6˚22'~118˚40'、北纬33˚43'~34˚58'之间。东西长约210 km，南北宽约 140 km ，总面积11，258 km 2 ，占江苏省总面积的11%。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 14.3 ℃ ，年均降水量800~930 mm。徐州城市森林土壤主要包括粗骨褐土与淋溶褐土2个亚类，土壤剖面形态一般由表土层、淀积层、母质层组成，土壤呈弱碱性。适应徐州地区气候、土壤特点的林分类型为阔叶落叶林，但目前市内主要的绿化树种为侧柏林。徐州市区管辖泉山、云龙和鼓楼区，城市森林覆盖率27.97%，位居江苏省第一；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7.64%、41.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3.52 m 2 ，在改善城市生态条件、营造良好人居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森林类型包括低山丘陵森林、城市行道树林和城市园林(公园绿地)。目前徐州市已发展成“城包山、山包城”的空间格局，低山丘陵森林是徐州城市森林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地森林中纯林面积占到有林地面积的98%，大多数山地森林以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纯林为主要林分类型；主要的公园绿地有彭园、燕子楼公园、戏马台、快哉亭、黄河公园、彭城广场、人民广场、云龙山风景名胜区、泉山森林公园、淮海战役烈士陵园等；城市行道树林主要绿化树种有银杏(Ginkgo biloba Linn)、香樟(Cinnamonum campora)、雪松(Cedrus deodara)、女贞(Ligustrum lucidum)、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毛白杨(Populus tomentosa)、泡桐(Paulownia)、刺槐(Robinia pseucdoacacia)、枫树(Hamamelidacea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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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采样分析与评价方法 3.1. 样品采集及分析 2018年8月对泉山国家森林公园、彭园–淮塔风景区、人民广场、黄河公园、燕子楼公园5个样区分别采样，按照代表性地区和面上均匀分布相结合的原则，系统采集具有代表性的表层土壤样品30个。样点布设考虑了城市森林类型，每个样品由中心点及周边2~3 m范围内的3~4个子样混合组成。采样一律采用木质工具，以避免土样被污染。各采样区的具体位置及林分主要树种见表1。 Table 1 Location of sample plots and the chief specie 采样类别 采样点位置 区域管辖 主要树种 林分类型 城市郊区 泉山国家森林公园 泉山区 侧柏 侧柏林 城市边缘区 彭园–淮塔风景区 泉山、云龙区交界处 刺槐、银杏悬铃木、泡桐 刺槐林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 城市中心区 人民广场 泉山区 雪松、女贞 雪松林 黄河公园 云龙区 银杏、毛白杨 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 燕子楼公园 鼓楼区 香樟、枫树 香樟林 表1. 采样区具体位置及林分主要树种 将样品置于无尘、通风、避光的地方自然风干。风干后的样品挑去植物根系、大的石块和杂物等，用瓷质研钵磨细后称取过100目木制尼龙筛混合均匀放入写好的纸袋中，供元素全量分析使用。称取过100目木制尼龙筛的土壤样品0.2 g，于 105 ℃ 下恒温干燥4~6小时的样品放入铂金坩埚中，用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方法消解，0.2%稀硝酸定容至25 ml用于重金属Cu、Cd、Zn、Pb、Cr的全量分析。其中Cd、Pb含量采用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HPLC-ICP-MS)测定；Cu、Zn、Cr含量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法(ICP-AES)测定。重金属分析测试过程中均用GSS-4和GSS-5标准参考土样进行全程质量控制，具体操作规范见《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 [ 12 ]。 3.2. 单项污染指数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根据土壤应用功能和保护目标，将土壤划分为三级标准：I类为主要适用于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原有背景重金属含量高的除外)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茶园、牧场和其他保护地区的土壤，土壤质量基本上保持自然背景水平；II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等地土壤，土壤质量基本上对植物和环境不造成危害和污染；III类主要适用于林地土壤及污染物容量较大的高背景值土壤和矿产附近等地的农田土壤(蔬菜地除外)，土壤质量基本上对植物和环境不造成危害和污染。本研究选取第一级标准(I类)作为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评价标准见表2。 单项污染指数法以土壤单项污染物的实测值与评价标准相比，主要用于评价土壤某一种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P i j = C i j / S i (1) 公式(1)中：P ij 为第j采样区第i个重金属的污染指数，指数小污染轻，指数大污染则重。C ij 为第j采样区第i个重金属的实测值，S i 为i元素的评价标准。一般P ij ≤ 1为未污染，P i > 1为已污染，l < P ij ≤ 2为轻度污染，2 < P ij ≤ 3为中度污染，P ij > 3为重度污染，P ij 越大受到的污染越严重。 Table 2 Standards of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Chin 质量级别 Cu Cd Zn Pb Cr 背景值 22.6 0.097 72.4 26.0 61.0 一级 ≤35.00 ≤0.20 ≤100.00 ≤35.00 ≤90.00 二级 ≤100.00 ≤1.00 ≤250.00 ≤300.00 ≤300.00 三级 ≤400.00 - ≤500.00 ≤500.00 ≤400.00 表2. 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mg·kg − 1 ) 3.3.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主要反映土壤重金属的综合污染现状，其计算公式如下： P = [ ( P i j max 2 + P i j a v e 2 ) / 2 ] 1 / 2 (2) 公式(2)中：P为第j采样区的质量综合污染指数，P ijav e 和P ij max 分别第j采样区所有污染物单项污染指数的平均值和最大值。依据 GB 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三级标准分别作为评价的各级污染的初始值，把土壤重金属污染分为4级，并在划分级别上也进行相应调整，内梅罗指数土壤污染分级标准见表3。土壤重金属污染安全级别具体为，I安全级：土壤污染物实测值与土壤背景值相近，属清洁区(P ≤ 1)；II轻污染级：土壤污染物实测值高于污染起始值，土壤受到污染(1 < P ≤ 2)；III中污染级：土壤污染物实测值超过污染起始值1倍，植物生长受到抑制(2 < P ≤ 3)；IV重污染级：土壤污染物实测值超过污染起始值2倍，植物受害严重(P > 3)。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对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综合考量，可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合理，可比性增强，符合污染评价的实际需要 [ 13 ]。 Table 3 Grade standard of soil pollution by Nemero 污染等级 内梅罗污染指数 污染程度 1 (I) P ≤ 0.7 清洁(安全) 2 (I) 0.7 < P ≤ 1.0 尚清洁(警戒线) 3 (II) 1.0 < P ≤ 2.0 轻度污染 4 (III) 2.0 < P ≤ 3.0 中度污染 5 (IV) P > 3.0 重度污染 表3. 土壤重金属内梅罗污染指数分级标准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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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评价结果与分析 4.1. 不同城市森林类型土壤重金属污染 采用单项污染指数和内梅罗综合指数分别对研究区森林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进行污染评价，对采样点进行分级统计。侧柏林、刺槐林、雪松林、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香樟林6种城市森林类型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列于表4。由表4可知，除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和香樟林中Cu、侧柏林和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中Zn、刺槐林中的Pb的单项污染指数小于1.0之外，其余各重金属元素的单项污染指数均大于1.0。其中Cd的平均单项污染指数高达2.5，说明徐州市森林土壤中Cd污染达到了中度污染的等级，即Cd的污染程度最大。徐州市不同城市森林土壤的单项污染指数大小排序为：Zn < Cu < Pb < Cr < Cd。同样，同一种重金属在不同森林类型土壤的污染指数不同，Cu的单项污染指数以刺槐林最高(1.36)，香樟林最低(0.61)；Zn的单项污染指数以毛白杨+银杏混交林最高(1.26)，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最低(0.57)；Cd的单项污染指数在不同森林类型中差异不明显，但含量较高，以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最高(3.16)，雪松林最低(2.07)；Pb的单项污染指数以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最高(1.49)，刺槐林最低(0.90)；Cr的单项污染指数以刺槐林最高(1.41)，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最低(1.08)。 Table 4 Single factor pollution and Nemerow index of various urban forest soil 林分类型 单项污染指数 内梅罗综合指数 Cu Cd Zn Pb Cr 侧柏林 1.08 2.81 0.78 1.15 1.31 1.35 刺槐林 1.36 2.08 1.14 0.90 1.41 1.46 雪松林 1.21 2.07 1.04 1.03 1.33 1.14 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 1.02 2.24 0.57 1.07 1.08 0.92 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 0.80 3.16 1.26 1.49 1.24 2.06 香樟林 0.61 2.64 1.09 1.21 1.22 1.07 表4. 不同城市森林类型土壤重金属单项污染指数和内梅罗综合指数 徐州市6种森林类型土壤重金属污染内梅罗综合指数除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外均大于1.0，即达到轻度~中度污染等级，其中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土壤重金属综合指数最高(2.06)，达到中度污染等级，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为最低(0.92)。6种森林类型中土壤重金属污染内梅罗综合指数从小到大依次：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0.92) < 香樟林(1.07) < 雪松林(1.14) < 侧柏林(1.35) < 刺槐林(1.46) < 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2.06)。表明徐州市不同森林类型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程度不同，可能是由于不同森林类型中不同树种对重金属的吸收、截留和净化能力不同，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对Cu、Cd、Zn、Pb、Cr的综合净化能力最差，而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最强。因此，从净化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的角度，应适当增加悬铃木、泡桐等树种。 4.2. 不同区域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 采用同样方法分别对城市中心、城市边缘、城市郊区等研究区森林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进行污染评价，对采样点进行分级统计。城市郊区、城市边缘区、城市中心区的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列于表5。由表5可知，徐州市不同区域城市森林土壤中，Cd的污染指数最大，污染程度最高，即达到中度污染；其次为Cr；Zn的污染指数最小，污染程度最低。不同区域城市森林土壤中同一种重金属污染程度也有所不同，城市中心区域森林土壤Cu、Cd、Zn、Pb、Cr单项污染指数均分别高于城市边缘区和城市郊区，而城市边缘区与城市郊区则差别不明显。在城市中心不同区域森林土壤同一种重金属污染程度又不同，Cd的单项污染指数明显高于Cu、Zn、Pb、Cr，其中黄河公园的Cu(0.97)和燕子楼公园的Zn(0.95)单项污染指数均小于1.0，未污染，其他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在城市边缘区与城市郊区森林土壤中，Cd、Cr的污染指数较大(大于1.0)，其中Cd的污染指数(2.04)在城市边缘区大于2.0，达到中度污染程度。同一种重金属元素在不同区域城市森林土壤中的污染指数也不同，Cu的单项污染指数在燕子楼公园最高(1.21)，属轻度污染，泉山国家森林公园最低(0.84)；Zn的单项污染指数在黄河公园最高(1.17)，达到轻度污染等级，泉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污染指数最低(0.73)；Pb在黄河公园的单项污染指数最高(1.32)，达轻度污染程度，彭园–淮塔风景区最低(0.91)；Cr在人民广场的单项污染指数最高(1.32)，属轻度污染等级，泉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污染指数最低为1.03，也已达到轻度污染；Cd的单项污染指数在泉山国家森林公园为1.87，属轻度污染，其他区域的单项污染指数均大于2.0，达到中度污染程度。可见，徐州城市森林土壤Cd的单项污染指数最高，污染程度最为严重。 Table 5 Single factor pollution and Nemerow index of various urban forest soils in different are 采样类别 采样区域 单项污染指数 内梅罗综合指数 Cu Cd Zn Pb Cr 城市郊区 泉山国家森林公园 0.84 1.87 0.73 0.98 1.03 0.75 城市边缘区 彭园–淮塔风景区 1.05 2.04 0.82 0.91 1.09 0.89 城市中心区 人民广场 1.13 2.26 1.04 1.05 1.32 1.14 黄河公园 0.97 2.42 1.17 1.32 1.08 0.93 燕子楼公园 1.21 2.03 0.95 1.11 1.25 1.02 表5. 不同区域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单项污染指数和内梅罗综合指数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可以综合判断森林土壤中多种重金属污染物的联合污染效应，从表5可知，在城市中心区域的人民广场和燕子楼公园的内梅罗综合指数最大，分别为1.14和1.02，属轻度污染等级；在城市边缘区和城市郊区的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相对较小，分别为0.89和0.75，属尚清洁污染等级。城市中心区为轻度污染等级，城市边缘区和城市郊区属尚清洁污染等级，表明不同城市化梯度森林土壤重金属的污染程度不同，其污染程度由高至低排序为：城市中心区 > 城市边缘区 > 城市郊区。这说明工业、交通及生活等人为活动因素对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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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徐州市城市森林土壤Cd的污染最为严重，Cd含量远高于土壤背景值，且超过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Cu、Zn、Pb、Cr 4种重金属平均含量均略高于土壤背景值，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2) 徐州市不同城市森林类型土壤以Zn的单项污染指数最低，Cd的单项污染指数最高，按单项污染指数大小排序为：Zn < Cu < Pb < Cr < Cd；6种城市森林类型土壤重金属污染内梅罗综合指数从小到大依次：悬铃木 + 泡桐混交林(0.92) < 香樟林(1.07) < 雪松林(1.14) < 侧柏林(1.35) < 刺槐林(1.46) < 毛白杨 + 银杏混交林(2.06)。 3) 徐州市不同区域城市森林土壤中同一种重金属污染程度有所不同，城市中心区域森林土壤Cu、Cd、Zn、Pb、Cr单项污染指数均分别高于城市边缘区和城市郊区，而城市边缘区与城市郊区则差别不明显；不同区域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由高至低排序：城市中心区 > 城市边缘区 > 城市郊区。 5.2. 讨论 1) 结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内梅罗指数从评价结果来看，比其他单因子内梅罗指数评价结果更能适度地反映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综合作用情况，分析结果更为客观。 2) 由于不同森林类型、不同区域为多对象研究，受研究目的、时间等因素影响，不同城市梯度研究区域采样点位偏少，各区域内部没有进行细化研究，今后有待加强深化。 3) 不同森林类型对于城市森林土壤重金属污染有不同的净化效果，需做到适地适树，建议在城市森林的营造时尽可能地选用本地树种和抗污染较强的树种，以利于林木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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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期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的心理行为状况进行对比，并分析人口学因素对居家隔离期间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方法：2020年1月13日及3月13~15日，向湖北地区儿童家长发放调查问卷，采用自编人口学基本信息调查表及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进行调查。结果：1) 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湖北地区儿童在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多动–冲动、焦虑、多动指数因子得分上均显著低于居家隔离之前；2)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主要抚养者学历、养育方式等人口学因素对于居家隔离期间PSQ得分有着一定的影响。结论：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湖北地区儿童的心理行为状况显著优于居家隔离之前，且人口学因素对居家隔离期间儿童的PSQ得分有着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居家隔离，湖北地区，儿童，心理行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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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于2019年12月份爆发以来，湖北省居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遏制其蔓延，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关闭离汉通道(武汉市人民政府，2020)，随后湖北省各地区均陆续宣告进入封锁状态，湖北省成为此次国内疫情的重心。全国1.8亿以上的中小学生处于居家隔离状态，逐渐采取线上授课的模式(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02-17/9094648.shtml)。以往研究表明，危机事件会导致儿童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Alisic et al.， 2011; North et al.， 2018)，但此类研究多集中在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人为灾害(战争、特大交通事故等)和精神伤害(童年期虐待、校园暴力等)，鲜有关于疫情此类危机事件对儿童心理行为影响的研究。Brock对危机创伤的定义为“个体独特的危机经历、与危机事件的互动及心理弹性与脆弱性相互作用的结果”(Brock， 2002)，不同类型的灾难因其本身的破坏程度及突发性等差异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师典红，程文红，刘文敬，2014)，而疫情的发生对于多数无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的儿童而言，不具备上述危机事件中重度暴露、亲眼目睹伤亡、破坏性极强等特点，但具有较长的持续性。刘玉娟等(2005)曾在SARS流行期对中小学生的恐惧程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在四点量表(1 = 一点也不害怕，2 = 不害怕，3 = 有点害怕，4 = 特别害怕)上的自评平均得分为1.13，家长评价平均得分为1.38。可见儿童对于疫情的发生总体而言并不感到恐惧，这有可能是因为病毒具有高隐蔽性，而儿童多以形象思维为主。但也有调查发现此次疫情下湖北省小学生易焦虑，性别、家长焦虑状况、家长对子女学习满意度、亲子关系等都是湖北地区小学生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朱凯恒等，2020)。因此，为了解此次疫情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探究居家隔离期间人口学因素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此次国内疫情中最具代表性的湖北地区进行研究，对居家隔离前后儿童心理行为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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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020年1月13日COVID-19流行初期未实施居家隔离措施时，在湖北地区某小学发放线上调查问卷446份，剔除疫情前就明确患有神经发育类障碍及严重躯体疾病的儿童的数据及无效数据后，获取有效问卷420份，问卷有效率为94.17%。 2020年3月13~15日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向湖北地区儿童家长发放线上调查问卷，共收集286份，剔除疫情前就明确患有神经发育类障碍及严重躯体疾病的儿童的数据以及居住地非湖北地区的数据及无效问卷后，最终所得有效问卷268份，问卷有效率为93.71%。 2.2. 方法 居家隔离前后发放的问卷均包括一般资料和Conners父母评定问卷(汪向东，王希林，马宏，1999)，其中居家隔离前收集的问卷属于一项干预研究的子调查结果，所有问卷均由儿童的主要抚养人或对孩子的情况有着深入了解的亲人进行填写。居家隔离前的一般资料包括：问卷填写者与孩子的关系、孩子的性别及年龄、是否患有神经发育类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主要抚养者的受教育程度等。居家隔离两个多月后的一般资料包括居住地、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患有神经发育类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疫情期间与孩子一起生活的亲人、问卷填写者与孩子的关系、疫情期间主要抚养者的学历、家人亲戚是否有人感染COVID-19等。 采用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作为了解儿童心理行为的工具。该量表适用于3~16岁儿童，共48个条目，包含六个因子：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多动–冲动、焦虑、多动指数。按0~3四级评分(无、稍有、比较多、很多)，得分越高表示问题越显著，任一因子评分 > ( x ¯ + 2 S D ) 者为行为异常，多动指数因子分超过1.5则表示有多动症可能。此外，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同质信度在0.932，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在0.900，在评估儿童行为时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范娟，杜亚松，王立伟，2005)。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分析，描述统计结果用 x ¯ ± S D 表示。对湖北地区儿童居家隔离前后心理行为数据的对比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方法。对居家隔离期间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家人亲戚感染COVID-19对PSQ得分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方法；对主要抚养者的学历、养育方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并对符合方差齐性的因子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不符合方差齐性的因子采用Tamhane T2进行事后检验分析。结果均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