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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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与使用母语相比，人们在使用外语进行决策时，往往会更多地使用审慎思维而非直觉思维，从而做出更理性的选择，这种现象被称为外语效应。虽然一些前人研究证实了决策过程中存在外语效应，但是少有研究探究外语效应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外语效应是否受制于决策者的外语水平，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采用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两个实验检验不同外语水平的被试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外语效应。实验1的结果表明，外语水平较低的被试表现出了反向的外语效应，即在母语(汉语)情境下比外语(英语)情境下表现出更多使用审慎思维进行决策的趋势，而外语水平中等和较高的被试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外语效应；改进后的实验2表明，只有外语水平中等的人才会在使用外语进行决策时比在母语情境下决策更多地使用审慎思维，即存在外语效应。 关键词 :外语效应，外语水平，决策，审慎思维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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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外语效应的定义和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认为，无论决策过程中使用母语还是使用外语，只要决策情境相同，一个人做出的决定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许多研究(Costa， Foucart， Arnon， Aparici， & Apesteguia， 2014; Cipolletti， Mcfarlane， & Weissglass， 2015; Ivaz， Costa， & Duñabeitia， 2016; Shin & Kim， 2017)指出，这样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在外语情境下，人们决策时对直觉和审慎思维的使用情况会发生变化，导致人们做出和母语情境下不同的决策，这个现象叫做外语效应(Costa， Vives， & Corey， 2017)。 外语效应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Keysar等人(2012)的研究中，他们提出，在外语情境下，人们的决策偏差有所降低，如面对有50%的可能性赚X元钱，但也有50%的可能性亏Y元钱(X > Y)的赌注时，被试在母语决策条件下倾向于不下注以回避损失；在使用外语决策时，该现象被削弱，被试更倾向于做出期望价值最大化的选择，即下注。Costa等人(2017)对类似现象的解释是，在母语情境下，大多数被试基于直觉思维进行决策，会出于本能回避风险；而在外语情境下，被试倾向于用审慎思维进行决策，权衡风险和收益，做出更理性的抉择。也就是说，外语的使用会促使人们在决策时更多地利用审慎思维，降低直觉思维的影响。 1.2. 外语效应产生的心理机制 关于外语效应产生的心理机制，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普遍用于解释外语效应的理论模型是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ing theory) (Stanovich & West， 2000)。该理论认为，人有两套思维系统，一套是自动加工系统，另一套是控制加工系统。自动加工系统处理认知内容的方式是自动化的，基本依靠直觉，这个系统的加工过程发生得很快，有时也称无意识加工、直接加工、内隐加工；相比之下，控制加工系统处理认知内容则需要较多地注意资源和审慎思维，这种加工方式较为缓慢。有些研究者认为，使用外语进行决策的时候，人的两套思维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了外语效应的产生(关旭，张锋，周楠，尹军，2017)。一方面，人的直觉思维被削弱，因为相对于母语表述，采用外语表述的刺激可降低相应的内在表征的激活强度，因而不易引发自动化的动作、情绪和思维；另一方面，人的审慎思维被加强，因为相对于母语语境，外语语境提高了人们对文本的理解难度，不得不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对事件的语义进行精细而审慎的理性分析，从而增强了审慎加工在决策或判断过程中的权重。从脑机制的角度来看，控制加工系统被认为和语言有关(Evans， 2008)，使用外语这一认知功能本身可能就从属于这一加工系统，因为比起对母语的加工，对外语的加工涉及到更多控制加工所需要的脑区，比如前额叶下侧面和背侧前扣带回皮质(Costa， Vives， & Corey， 2017)。 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当阅读用外语表述的材料时，个体的情绪激活相比母语情境会有所减弱，从而使得个体可以采取更理性、更客观、更少夹杂个人情绪的思维方式(Hayakawa， Tannenbaum， Costa， Corey， & Keysar， 2017；张诗容，胡平，2017)。这种情绪激活程度的差异是由母语和外语对个体的情感意义的不同导致的：一般而言，母语是在具有丰富情感内涵的语境中习得的，而外语是在情感相对中性化的学术氛围中习得的，因此，双语者对于外语情境的情绪反应强度可能会低于对母语情境(Ivaz， Costa， & Duñabeitia， 2016)。 1.3. 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与研究假设 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国存在大量的汉–英双语者，但是，这些双语者的英语熟练程度存在非常大的个体差异。那么，对于具有不同英语水平的双语者，其决策时是否都会表现出外语效应呢？Costa等人(2017)曾推测，只有外语水平中等的人才会在决策过程中显示出外语效应；而当决策者的外语水平接近母语者时，外语效应会接近于零；当决策者外语太差时，他需要花大量精力进行语言加工，很难将注意资源分配给决策本身。 Dewaele (2010)的研究表明，外语水平高的人对用外语表述的事物的情绪感知比外语水平低的人更强烈。基于人们对外语效应产生机制的理解可以推测，相对更强的情绪唤起可能会削弱发生在外语熟练者身上的外语效应，这间接支持了Costa等人(2017)的假设。Shin和Kim (2017)尝试探究了外语水平对外语效应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语熟练程度越高，外语效应越小，但是他们对外语水平的操作定义是被试对自己外语水平的评分，还缺乏一个客观的指标，这一点是笔者认为的不足。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在我国的汉–英双语者群体中直接检验Costa等人(2017)的假设。因此，本研究使用全国性英语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外语(英语)水平的指标，拟采用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检验决策者的外语水平(高、中、低)对决策过程中外语效应的影响，探索外语效应的存在条件，丰富有关外语效应的理论和研究。 实验将采用若干测试审慎思维的题目，被试的答题总分直接反映审慎思维的使用情况，进而成为外语效应的衡量指标，即如果外语情境下的被试得分显著高于母语情境下的被试得分，即称存在外语效应。我们预期：只有外语水平中等的被试群体中存在外语效应，即该群体中使用外语决策的被试得分高于使用母语的被试；而对于外语水平较低的被试群体，由于他们在外语情境中需要花大量精力进行语言加工，很难将注意资源分配给决策本身，因而他们在外语情境中对审慎思维的运用可能会少于母语情境中，也就是说使用外语决策的被试得分可能低于使用母语的被试；在外语水平较高的被试群体中，两种语言情境下的被试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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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一 2.1. 方法 2.1.1. 被试 被试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78名本科二年级学生，剔除4名作答无效的被试后，余下有效被试74人。被试年龄在19至22岁之间(M = 19.77， SD = 0.68)，包括男生12人，女生62人。所有被试的母语都是汉语，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被试均身体健康，精神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依据被试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分数，将被试分为三组，分别为外语水平较高、外语水平中等和外语水平较低组。外语水平较高组有24人，其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平均值为571.67，标准差为12.43；外语水平中等组有25人，其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平均值为531.68，标准差为14.09；外语水平较低组有25人，其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平均值为477.96，标准差为20.39。经检验，三个组被试的大学英语四级成绩有显著差异，F(2，71) = 210.618，p < 0.001，分组有效。对于外语水平较高组的被试，11人分配到外语情境，13人分配到母语情境；对于外语水平中等组的被试，14人分配到外语情境，11人分配到母语情境；对于外语水平较低组的被试，11人分配到外语情境，14人分配到母语情境。 2.1.2. 材料 本研究包括以下两道题目： · 你面前有两个盒子，一个装了10个球，其中只有1个红球；另一个装了1000个球，其中只有99个是红球。所有的球摸起来感觉一模一样，只有颜色上的差别。你只有将球拿出盒子，才能知道球的颜色。现在你被告知，如果你拿出了红球，你将得到一份奖品。如果你只能选一个盒子来摸球，你会选择哪个盒子？(A)装有10个球、只有1个红球的盒子；(B)装有1000个球、只有99个红球的盒子。 · 考虑以下两个选项。如果你按下红色按钮，你将有100%的几率得到1元钱；如果你按下绿色按钮，你将有50%的几率得到2.5元，50%的几率得到0元。请你在做出选择前慎重考虑，因为你的选择将会变成现实(Keysar， Hayakawa， & An， 2012)。(A)按红色按钮；(B)按绿色按钮。 题目的英文版在附录中呈现。 对第一题来说，选A代表审慎思维的使用，因为被试理性地考虑了概率的问题，而没有被红球绝对数量的多少迷惑；选B代表直觉的使用，因为被试只关注到红球绝对数量的多少，没有考虑概率问题。对第二题来说，选A代表直觉的使用，因为被试只想规避风险、得到确定的收益，而忽略了数学期望的计算；选B则代表审慎思维的使用。 实验使用的仪器为一台笔记本电脑，实验材料在电脑上呈现，使用Visual Basic编写程序，程序里包含了指导语和实验任务。 2.1.3. 设计和程序 本研究采用3 × 2的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的两个自变量是外语水平(较高、中等、较低)和实验的语言情境(母语，外语)。在两种语言情境下，被试遇到的实验任务完全相同，差别在于指导语和题目是用母语(汉语)呈现还是用外语(英语)呈现。 实验在被试上课的教室进行，实验时间选在课间。被试在课桌前坐好，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先阅读一份有关实验的知情同意书。待被试签字确认后，主试将笔记本电脑放在被试面前，打开实验程序。被试看到的第一个界面是指导语界面，点击“开始”按钮开始实验后，会看到实验材料中的第一道题目。该题目会一直呈现在屏幕上，直到被试做出选择，并点击“确定”按钮，才会出现第二道题。第二道题也会一直呈现在屏幕上，直到被试做出选择，此时屏幕上会出现一行指导语，提示被试还有三次选择的机会。在第二题的每一次选择后，屏幕上都会显示一行大字，告诉被试在这一轮选择中他的获益情况(获得1元、2.5元或分文未得)。题目旁边设有被试所赢总钱数的显示框，被试可以通过显示框看到自己在游戏中的总获益。被试对第二题做过四次反应之后，实验结束，主试根据被试在第二题中的获益情况向被试支付被试费。整个实验过程需要3~5分钟。 2.1.4. 数据分析 本研究对被试的选择结果采用如下计分方式：第一题选A得1分，选B得0分；第二题选A得0分，选B得1分。计算每名被试的总得分，分数越高，表明利用审慎思维的程度越大。然后对每组被试，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母语情境和外语情境下的得分。 实验数据用Excel 2013和SPSS 20处理。 2.2. 结果 表1列举了三组被试在母语和外语情境下决策的总得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外语水平较低的被试在外语情境下的总得分低于母语情境下的总分，差异接近显著，t(24) = 1.9，p = 0.07。对于具有中等外语水平的被试来说，母语情境和外语情境下的总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t(24) = 0.533，p > 0.05；对于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被试，母语情境和外语情境下的总分之间亦无显著差异，t(23) = −0.583，p > 0.05。 Table 1 Aggregate scores achieved by participants in two language condition 母语情境 外语情境 外语水平较低组 3.64 (1.22) 2.64 (1.43) 外语水平中等组 3.27 (1.49) 2.93 (1.69) 外语水平较高组 2.92 (1.38) 3.27 (1.56) 表1. 不同外语水平被试在母语和外语情境中的决策总分(标准差) 注：决策总分的满分为5分。 显然，实验一在三组被试身上均未发现典型的外语效应。但是，我们也发现实验一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实验为方便抽样，选取的被试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水平最高的非英语专业班级学生，大部分被试的英语水平相对集中于较高层次，也就是说，在本实验中被分到“外语水平中等”组的被试的实际外语水平可能是偏高的，他们已经熟练掌握外语，因此没有发生外语效应。其次，实验后部分被试反映，他们是以做游戏的心理对待第二题的，随机做二选一，而不是严肃认真地进行决策。因此，我们在实验二中对上述问题加以改进，进一步考察外语熟练程度对外语效应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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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二 3.1. 方法 3.1.1. 被试 被试是来自北京市高校的58名学生。剔除1名作答无效的被试后，余下有效被试57人，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18岁，标准差为2.53)，包括男生8人，女生49人。所有被试的母语都是汉语，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被试均身体健康，精神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实验2综合考虑了被试的多项英语成绩，包括大学英语四级、大学英语六级和专业英语四级成绩。依据被试提供的英语成绩，将被试分为三组，分别为外语水平较高(19人)、外语水平中等(20人)和外语水平较低组(18人)。各组提供的英语成绩情况见表2。其中，提供专业英语四级成绩的被试均为英语专业学生，因为他们都成功通过该考试，且平时需经历大量英语专业训练，所以均划分到外语水平较高组。对于外语水平较高组的被试，8人分配到外语情境，11人分配到母语情境；对于外语水平中等组的被试，14人分配到外语情境，6人分配到母语情境；对于较低组的被试，11人分配到外语情境，7人分配到母语情境。 Table 2 Average scores on foreign-language tests achieved by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 大学英语四级成绩 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专业英语四级成绩 外语水平较低组 481.69 (46.95) 421.00 (52.86) 外语水平中等组 509.36 (30.67) 503.06 (24.89) 外语水平较高组 575.56 (32.91) 574.56 (37.11) 70.83 (5.19) 表2. 实验2被试的英语成绩平均值(标准差) 注：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的满分为710分；专业英语四级的满分为100分。 3.1.2. 材料 实验2除了包含实验1里的第一道题目，还包括以下三道题目(Costa et al.， 2014)： · 一根棒球棒和一个棒球价格总和为1.1欧元，球棒比球贵1欧元，请问棒球的价格是？ (A) 1欧元；(B) 1.05欧元；(C) 以上答案均不正确。 · 如果5台机器制作5个键盘需要5分钟，那么100台机器制作100个键盘需要多长时间？ (A) 20分钟；(B) 100分钟；(C) 5分钟。 · 湖底有一个花丛，每天花丛的面积都会翻一倍。已知这片花丛用了48天时间覆盖了整个湖底，请问它用了多长时间覆盖了湖底一半的面积？ (A) 47天；(B) 24天；(C) 以上答案均不正确。 以上题目的英文版在附录中呈现。 所有题目都以选择题的形式呈现，每道题有若干个误导选项和一个正确选项，被试需要在多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因为题目本身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若被试选择误导项，则代表直觉思维的使用；若能排除干扰、选择正确选项，则代表审慎思维得到了较好的运用。 实验使用的仪器仍为一台笔记本电脑，实验材料在电脑上呈现，使用Visual Basic编写程序，程序里包含了指导语和实验任务。 3.1.3. 设计和程序 本研究采用3 × 2的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的两个自变量是外语水平(较高、中等、较低)和实验的语言情境(母语，外语)。在两种语言情境下，被试遇到的实验任务完全相同，差别在于指导语和题目是用母语(汉语)呈现还是用外语(英语)呈现。 实验在封闭的行为实验室内进行。被试在实验前须向主试提供相应的英语成绩。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被试先阅读一份有关实验的知情同意书。待被试签字确认后，主试将笔记本电脑移动到被试面前，打开实验程序。被试根据指导语的提示，按要求阅读题目并作出相应的选择。实验结束后，向被试支付被试费。 3.1.4. 数据分析 本研究对被试的选择结果采用如下计分方式：每道题选择正确选项得1分，选错得0分，一共4道题，满分4分。计算每名被试的总得分，作为该被试审慎思维运用程度的指标。然后使用两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再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母语组被试和外语组被试的总得分差异。 实验数据用Excel 2013和SPSS 16处理。 3.2. 结果 表3显示了三组被试在母语和外语情境下反映审慎思维使用情况的总得分。 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语言情境的主效应不显著，F(2，56) = 2.260， p > 0.05。外语水平的主效应亦不显著，F(2，56) = 0.506， p > 0.05。语言情境和外语水平的交互作用接近显著，F(2，56) = 2.689， p = 0.078 (见图1)。 Table 3 Aggregate scores achieved by participants in two language condition 母语情境 外语情境 差值 外语水平较低组 2.38 (0.52) 2.8 (0.92) 0.42 外语水平中等组 2.17 (0.75) 3.07 (0.61) 0.9 * 外语水平较高组 3.00 (0.67) 2.67 (1.22) −0.33 表3. 不同外语水平被试在母语和外语情境中的决策总分(标准差) 注：“*”表示p < 0.05。决策总分的满分为4分。 图1. 语言情境和外语水平的交互作用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外语水平较低的被试来说，母语情境和外语情境之间在总分上没有显著差异，t(17) = −1.164，p > 0.05；外语水平中等的被试在母语情境下的总得分显著低于外语情境下的总分，t(19) = −2.824，p < 0.05；对于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被试，母语情境和外语情境下的总分无显著差异，t(18) = −0.725，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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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在北京市大学生汉–英双语者群体中考察了外语熟练程度对决策中的外语效应的影响。实验1的结果显示，外语水平较低的被试表现出了反向的外语效应，即在外语情境下比母语情境下表现出更少使用审慎思维进行决策的趋势；而对于外语水平较高和外语水平中等的被试，外语效应未达到显著。经过改进的实验2则在外语水平中等被试身上发现了显著的外语效应。 我们推测，实验1发现外语情境下低外语水平被试在审慎思维的使用方面不如母语情境下的低外语水平被试，可能是因为理解外语文本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他们需要投入过多注意资源给语言加工，以至于没能有意识地针对问题本身进行审慎思维，因而倾向于在直觉思维的驱使下选择错误答案。这个结果与Stanovich和West (2000)提出的双加工理论的观点相符。双加工理论认为，人有两种认知加工方式，一种是较为迅速和自动化的启发式加工，依赖直觉，不占用注意资源；一种是较慢的、可控的分析式加工，依赖审慎思维，需要占用注意资源。因为注意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两个以上的分析式加工过程会争夺注意资源，进而相互干扰(Kahneman， 2003)。对于本实验中处于外语情境下的外语水平较低的被试而言，语言加工和决策都需要占用注意资源，都需要启用控制加工系统，当被试处于语言加工带来的较重认知负荷下时，倾向于更少地使用审慎思维对决策内容本身进行加工，因此决策得分低于母语情境下的外语水平较低被试。实验2没有复制实验1中外语水平较低者出现的外语效应的反向趋势，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较小。 实验1和实验2均显示，外语水平较高的被试在决策中没有发生外语效应，这和Costa等人(2017)的假设相一致，即决策者外语水平越接近母语者，外语效应越接近于零。这很可能是因为外语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决策者使用外语的熟练程度与使用母语的熟练程度非常接近，加工外语不需要比加工母语更大程度地启用控制加工系统，以至于决策者在用外语决策时，其效果与使用母语决策差异不大。这一点也得到了Shin和Kim (2017)的研究支持，他们的实验结果同样表明，外语熟练程度越高，外语效应越小。 对于外语水平中等的被试，实验1和实验2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实验1中外语效应未达到显著，与实验预期不符，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题目设置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在实验后的访谈中有部分被试提到，对他们来说，实验1第二题类似于游戏，他们更多是随机选择，这与我们设置第二题考察被试审慎思维的初衷不符。并且，实验1仅包含两道题，数量偏少。其次，实验1的被试选取方法可能存在问题，不同外语水平被试均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水平最高的非英语专业班级学生，他们的英文水平总体上比较高，特别是被分到“外语水平中等”组的被试的实际外语水平可能是偏高的。从实验1和实验2中等水平被试的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上也可以看到，实验1中等水平被试的成绩是高于实验2中等水平被试的。 实验2对实验1的测试题目进行了删改和扩充，即删掉了第二题，并增加了另外三道题。另外，在被试选取方面，将招募被试的范围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尖子班扩大到北京市高校，收集被试更多的英语成绩，希望对被试的分组能与其实际的英语水平相一致。实验2的结果显示，外语水平中等的被试在决策中表现出了外语效应，即在外语情境下比母语情境下更多使用审慎思维进行决策，该结果与实验预期相符。 实验2验证了Costa等人(2017)的假设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外语效应产生于外语水平中等者的决策过程中。中等熟练程度的被试不能非常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认知加工，因此在外语的使用过程中不得不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对情境进行审慎的理性分析，增强了审慎加工在判断过程中的权重；但是，决策者多消耗的这一部分认知资源，恰好没有为主要的决策任务增加过多认知负荷，以至于无法正常执行主要任务。总之，对于外语水平中等的决策者而言，使用外语使他们的审慎思维得到了加强，刚好为外语效应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关旭，张锋，周楠，尹军，2017)。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局限是被试数量比较少，因此对研究结论应谨慎对待，未来需要在更多数量的被试中做进一步检验。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以汉语为母语、以英语为外语的中—英双语者，未来研究还应该增加以英语为母语、以汉语为外语的中—英双语者为控制组，使研究结论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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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实验1和实验2基本上共同验证了Costa等人(2017)关于外语效应产生条件的假说。实验1可以验证当决策者的外语水平接近母语者时，外语效应接近于零；当决策者外语水平较低时，他需要花大量精力进行语言加工，很难将注意资源分配给决策本身，在外语(英语)情境下比母语(汉语)情境下表现出更少使用审慎思维进行判断的趋势。实验2则表明对于外语水平中等的人而言，其决策过程中的外语效应才是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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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儿童个性与社会化发展极其重要，本文通过分析家庭因素中家庭结构、抚养方式、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对儿童个性和社会化的影响，希望每位父母可以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结合儿童发展关键期采取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促进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 关键词 :家庭，个性，社会化，家庭教育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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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个体生活在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发展需要必要的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交能力。家庭是培养儿童良好个性发展的基本平台，家庭教育是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开始，家庭对儿童的影响不仅限于遗传的影响，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父母的意愿及其教育程度都会对儿童行为产生影响。每个儿童都具备巨大的成长潜力，家庭所提供的良好家庭教育有利于促进儿童发展(Baferani， 2015)。当父母与儿童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并与儿童一起投入到游戏中时，就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交流和更多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反之，如果父母总是独断专行、命令儿童进行某种行为，儿童会产生不愉快或抵触情绪，就不利于儿童产生与他人交往或进行社交活动的欲望。 儿童在家庭中获得安全感，得到来自家庭的尊重和爱，对儿童未来的亲密关系和社会交往都会产生积极作用。父母之间关系亲密稳定，有利于给儿童树立一个榜样，儿童也可以从中感受爱和学会爱。反之，父母之间不断争吵或谈论离婚，儿童便会产生焦虑和恐惧，严重损害儿童的个性和社会化发展。儿童的成长必然受到父母的影响，良好的家庭教育需要父母以身作则，积极引导儿童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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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个性与社会化 2.1. 个性 个性(personality)指个体独特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可以区分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心理学中，个性包括气质和性格，气质即脾气、秉性，是先天形成的，与生俱来的特性。婴儿刚出生时表现出来的差异就是气质的差异。性格则是个体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表现为态度、品德等。儿童个性发展指的是儿童个性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儿童不断习得社会性知识从而内化为自身个性特点从而将其表现出来。 儿童个性发展极其重要。个性发展可以增强一个人的一般性和独特性。有利于个体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建立自信，改善行为，学习更好的沟通方式并形成健康的体魄。个性发展为个体形成对自我的认识，形成自己的风格，使儿童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让个体调整心态更加乐观面对困难和挫折，使个体在生活中养成积极的态度。 2.2. 社会化 社会化(socialization)指个体学习适应群体(或社会)并以群体(或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事的过程(Patel， 2013)，这个过程可以实现个体树立价值观、形成个性以及习得在社会文化环境中所需的生存模式和行为方式等。社会化不仅取决于环境，还取决于遗传、个性和教育经历之间的相互作用。儿童社会化是一个复杂双向的社会性发展过程，儿童作为自身社会化的主体，同样也会影响以其为中心的社会群体。儿童社会化包括让儿童掌握基本生活技能，促进儿童自我观念的发展，使儿童可以调整自身行为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掌握社会角色并承担该角色职责(张彬彬，2020)。 儿童社会化对儿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儿童社会化有利于儿童建立角色认知，习得社会规则，实现自我建构，从而更好的面对社会生活(王燕菲，2017)。儿童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其更好的融入到各类社会团体中，找到自己在团体中的位置，从而推动个性发展。 2.3. 儿童个性与社会化的关系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个性和社会化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关系。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同时发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相互影响，个性使儿童成长为与他人相异的独立个体，社会化则使儿童个性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范，前者使儿童产生自我价值，后者使儿童形成社会价值，儿童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家庭教育应当同时关注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积极引导儿童二者协调发展，儿童其中某一方面发展受限，都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父母应当重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厚此薄彼。家庭教育应当培养儿童多方面发展，促进儿童的个性与社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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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家庭教育对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有助于理解儿童心理发展，把握儿童成长关键期，采取积极的策略应对儿童的各种问题，实现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使其将来成为一个有社会价值的人。儿童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性包括：第一，家庭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家庭通过有效的教育方式促使儿童大脑的发育。第二，家庭教育有利于挖掘儿童发展潜力。儿童发展存在关键期，在不同的关键期给予相对应的有效教育。一旦错过了儿童的最佳关键期，后期再想进行教育其难度便会加大或是无效。避免让儿童放任型成长，从而错过儿童大脑发展的最佳时期。第三，家庭教育有利于塑造儿童个性，培养儿童观察、提问、思考、讨论和动手能力，结合儿童天性进行对应的指导教育。 儿童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发展任务，只有完成任务阶段才会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家长结合儿童在每个阶段的成长特征进行教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坏境，积极引导儿童完成每个阶段的成长任务，促进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 古珍珠(2020)研究发现，家庭中母亲主要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照顾儿童生活起居，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儿童，母亲的教育思想与行为对儿童起主要引导作用，且家庭中对儿童的课外拓展亲子活动比较少，父母更多的是让儿童参加各类特长班，儿童主要是被动式学习，导致儿童课余生活单调无趣。同时，大部分父母不会用亲密的行为来赞赏和激励儿童。父母应该更新教育观念，以身作则，引导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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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家庭因素对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4.1. 家庭结构 在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过程当中，家庭结构是家庭因素中较为凸显的影响因素。家庭结构指的是家庭成员的构成，分为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和主干家庭等等。完整的家庭有利于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研究发现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始终具有更好的身体、情感体验和学业成就感。当父母拥有一个稳定的婚姻时，儿童的生活也会更好。家庭结构不完整对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儿童出现自我心理失调，性别角色缺失和出现道德社会化问题等等。单亲家庭即父母离婚之后，儿童跟随其中一方生活。父母离异会使儿童得不到来自父母双方完整的情感支持，导致儿童的社交和心理成熟程度下降，儿童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使儿童降低对学习的兴趣等等问题(Anderson， 2014; Hadfield， Amos， Ungar， Gosselin， & Ganong， 2018)。 父母不同角色对儿童的影响也不同。比如小男孩喜欢跟父亲玩耍，但是当生病的时候就会需求母亲的安慰。男孩和女孩都需要一个男性榜样，父亲的参与儿童成长与儿童的社交能力、自控力和同理心呈正相关关系(Singh， 2019)，有利于儿童道德、社交技能和语言发展(李艳玲，张艳青，2010)。在完整的家庭结构中，男孩的性别认同受到母亲榜样的积极影响，且有经济来源的母亲影响更大(Bertrand， 2019)。母亲对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的影响意义深远。儿童生命来自母亲，乳儿期最亲密的人就是母亲，幼儿熟悉母亲的气味和声音，主要从母亲身上获得安全感。母亲的积极的养育态度有利于形成儿童独立和合作的个性特点。 家庭中儿童的个数和出生顺序也会影响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赵冬梅，廖红玲，2020)，独生子女受到全家成员的关注，应当防止过度溺爱；而家庭中有两个儿童，需要做好第一个儿童对家庭新成员到来的准备工作，避免出现儿童对弟弟妹妹的嫉妒情绪以及对父母心生偏爱之感，使头胎儿童亲和力和合作行为因为二胎的到来而得到发展(李文轩，曹晓君，2017)。而家中儿童成员数量在3个及以上，就要做好每个儿童的心理工作，避免发生因为照顾不周而导致儿童不满情绪。 4.2. 抚养方式 抚养方式对儿童个性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学前儿童的家庭抚养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由父辈家长直接教养的亲子抚养；二是由祖辈家长帮助照顾的隔代抚养；三是由亲子父母和隔代父母共同参与的抚养(朱凯利，2015)。不同抚养方式的学龄前儿童生活能力不同，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都存在差异(陈振辉，2017)，混合抚养的幼儿心理健康状况最好，亲子抚养次之，隔代抚养和其他抚养方式下的幼儿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因此，父辈要主动承担教养重任，调整教育方式，与祖父辈协同进行幼儿教养，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赵一名，吕梦莹，金芳，2019)。大多数父母由于现实生活原因无法亲自抚养儿童，由母亲或父亲单独抚养的留守儿童与隔代抚养、亲友抚养的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父母应当尽量多时间陪伴儿童成长(冯露霜，陈丽，2019)。父辈抚养有利于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对于儿童来说，父母是最重要的人，儿童从父母身上获取安全感，父母的责任无可替代。 隔代抚养不利于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祖辈与儿童之间生活背景差距太大，如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所接受的教育观念相差甚远，随着祖辈生活潜移默化祖辈的思想观念不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祖辈年龄较大，身体机能的逐步老化所带来的价值感缺失，通过抚养不谙世事的儿童可以获得价值感，但容易产生对儿童的过度关注，儿童处于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期，隔代抚养使祖辈使用老一辈的观念对儿童进行教化，错失儿童发展关键期(朱子健，2018)。 4.3. 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分为四类环境氛围、情感氛围、父母人格氛围和文化氛围。环境氛围即家庭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主要的外部环境即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等；情感氛围即家庭成员之间互动所营造的氛围；父母人格氛围即父母的言行举止、个性和气质等等对儿童的影响；文化氛围即家庭成员对文化艺术的看法和观点对儿童的影响(布海璐，毛维国，2019)。父母应当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主动完善自身个性修养，积极引导儿童健康成长。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儿童社会化发展，儿童渴望与重要的人保持亲密关系，他们渴望并且愿意与家庭成员互动，父母对儿童早期的社交行为的容忍度以及处理方式对儿童产生影响，如果父母对儿童的行为做出敏感的反应，理解儿童的感受并满足其情感需求，儿童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就为儿童提供了社交动力。儿童如果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温暖、和谐的关系和安全感(李莎，2020)，对儿童的价值观的内化、自我概念、身心发展、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情感和同理心的发展都会产生积极影响(Laible， Thompson， & Froimson， 2012)。视障大学生家庭氛围与心理状况显著正相关，说明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家庭氛围融洽，父母给予儿童更多的自由空间，倾听儿童的意见，儿童会主动跟父母分享他们的秘密，儿童遇到问题会寻求父母的帮助，信任父母。融洽的家庭氛围下的儿童往往更加自信、乐观和愿意主动融入社会(李桂枝，王艺霖，2020)。 4.4. 教育方式 从亲子教育的角度分析家庭教育方式分为专制型、放任型和民主型三种。第一，专制型教育方式指家庭中父母是绝对的权威，儿童必须按照父母的要求行事，不可反抗。这种类型的教育父母打压儿童的自主性，形成父母包办一切的模式，使儿童成为一个听话的儿童，但儿童就会失去对事物的探索欲望，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变弱，其个性会变得懦弱和不自信，也不会主动参与社交。再者，儿童会因为父母的独断专行，形成表面顺从，但内心叛逆，容易被激怒，攻击性强的个性。第二，放任型教育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忽视型教育，忽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和情感反应，儿童得不到父母的反馈，就无法分辨自身行为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儿童认识不到边界的存在，没有合理的是非对错观，容易成为学校的欺凌者，也不会养成对社会规范的认知(杨剑兰，2019)。或是对儿童过度溺爱，只是单方面满足儿童的所有要求，不加以引导儿童在关键阶段所需要完成的成长任务，导致儿童养成极度自私、任性的个性，无法养成责任意识，最终会一事无成。第三，民主型教育方式指父母与儿童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儿童也可以参与家庭决策，父母会尊重儿童听取儿童的意见，给予儿童一定的自由，而不是父母绝对权威或者忽视儿童的需求，这种教育方式可以使儿童感受到自尊感和能力感。父母采用民主型教育方式最有利于儿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父母采用情感温暖、理解型的教育方式，避免严厉、惩罚，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社会化发展(李钋，2019；贾丽萍，邵建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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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儿童的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离不开家庭教育，父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自己最大可能给予儿童正确的教育方式，在儿童的每个阶段给予相对应的教育，使儿童最终实现“自我认同”(Schofield et al.， 2012)。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最好不要缺席，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高质量地陪伴儿童成长。对于单亲家庭的父母，无法给予儿童完整的家庭，那就更多地给儿童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和引导，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而不是过度关注或期望太高。对于儿童来说，经济条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父母是否给予足够的爱和支持。 家庭中的家庭结构、抚养方式、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都会对儿童个性与社会化发展产生影响(周久琳，范文贵，2019)。父母应当认真分析儿童的气质，为儿童提供一个温暖有爱、和谐民主的家庭环境，采取有效的教育原则和方法(肖莹莹，2020)促进儿童的个性和社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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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女性赋权”话题的社会关注度逐年升高。当今“她经济”背景下，针对女性消费者的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活动，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反映着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认同观。本文将用案例分析法解读2020年玉兰油OLAY超级碗广告“为女性创造空间”，从社会性别认同理论来探讨“她经济”时代女性广告形象的建构。广告中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印象被颠覆，女性也能从事一直以来男性主导的航天事业，广告塑造的女性应当有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从中国广告发展史来看，广告中女性形象从男性的辅助性角色慢慢向新时代独立女性角色过渡。双性化人格是最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式，女性广告形象应朝着双性化人格模式发展。 关键词 :社会性别认同，女性，OLAY，社会空间，双性化人格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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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她经济”时代的崛起，意味着广告营销活动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在这种潮流趋势下，诸如联合利华、宝洁这样的国际企业将营销关注点放在了塑造新时代女性形象上。日用品生产商宝洁一直致力于为女性发声，打破大众对于女性的传统性别认同观念。2020年P&G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年度冠军赛超级碗(Super Bowl)上投放广告“为女性创造空间”，为女性在更多的职业选择上争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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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会性别理论 2.1. 性别与社会性别 “性别”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中包含了生物学的基础意义，也包含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层面上的意义，因此有“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绕德江，程明等，2008)。生物学上的“性别”(sex)强调男性和女性形态和生理上的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是先天性的。“社会性别”(gender)是指自身所在的社会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是人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所产生的性别特征。 社会性别理论源起美国20世纪60年代，在女性解放运动中发展起来，为了解构男性话语，消除男性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不平等两性关系。1976年，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 Rubin)正式提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她将社会性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性别角色”和“性别刻板印象”等社会学概念被提出来强化社会性别分析的基础。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社会性别理论被不断地丰富。 2.2. 社会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包括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两方面的认同。斯卡夫(Schaffer)认为性别认同是指个体对自身性属性或相应作用的认知，这指的是生理性别认同。社会性别认同是指根据社会文化对男性、女性的期望而形成相应的动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并发展成性格方面的男女特征即所谓的男子特质和女子特质(林崇德，2002)，即个体被认同所属文化中的性别特质。美国心理学家卡根·杰罗斯(Kangan Jerome)把性别认同看作是个体感知自己符合固定文化性别模式的程度。 社会性别认同的刻板印象至今存在，究其根源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体现。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指出，在幼儿时期，社会性别文化和制度将男孩与女孩置于分离的领域进行熏陶和训练，通过两性的模仿、社会的奖惩等手段，个体的行为方式与性别定型观念取得认同，从而完成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使女性甘愿承受父权制统治(凯特·米利特，1999)。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关系不平等使得男性在很多领域以牺牲女性的权利为前提享受优待。女性不仅承受着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双重压力，在职场上，还面临或深或浅的性别歧视。以同样考核水平竞选同一职位，用人单位却以男性优先；工作分配上男性分到重要的工作任务，而端茶倒水发放文件这种杂事则轻而易举落到女性身上。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者提出“女性赋权”(Women’s Empowerment)概念，认为女性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该词。女性赋权，指通过女性自身以及社会的努力，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权利。 2.3. 女性赋权广告 主流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主要为漂亮的姑娘、贤惠的妻子、勤劳的母亲三类，不管是哪类女性形象，她们展现的都是明显的女性特质。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从广告创意入手提出黄金法则“3B”原则，即美女(Beauty)、婴儿(Baby)、动物(Beast)。对消费影响最大的则是美女，传统意义的女性特质在广告中被极致表现。 人类学家米德通过对原始部落的性别气质的观察得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气质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男人和女人通过社会化的训练才有了所谓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分析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双性化的生理和心理特点。1964年，Rossi提出了“双性化”(Androgyny)的概念，Androgyny源于希腊语andro (男)和gyny (女)，即“个体同时具有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应该有的人格特质”(Ashmore， 1990)。 随着女性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女性主体意识的提高，广告界也出现了女性赋权的现象。联合利华、宝洁这样的国际品牌推出女性赋权类广告，如多芬(Dove)的“真正的美女素描”(Real Beauty Sketches)，宝洁公司旗下女性护理品牌护舒宝(Always)的“像个女孩”(Like a Girl)。在铺天盖地物化女性的广告中，这类广告的出现强化了“女性赋权”在人们心中的意识。事实上，广告与女性主义已经结合衍生出了一个新词——femvertising，翻译成中文则是“女性赋权广告”。除了国际品牌迎合女性主义发展的社会趋势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femvertising”兴起的背后是“她经济”时代的崛起。 “她经济”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汉语新词之一，指的是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的提高，女性消费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圈和经济现象，女性推动经济的效果很明显，所以称之为她经济。她经济也称“女性经济”，这个概念最初由著名经济学家史清琪女士提出。她认为女性消费意识觉醒，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从女性视角来确定自己的消费群，研发新产品。女性市场的庞大促使企业细分市场，针对女性消费群体，把握她们的心理发展趋势，迎合并超越她们的内心需求。 上世纪至21世纪初女性广告形象发展从“摩登”女性形象到“贤妻良母”女性形象再到“职业边缘女性”与“魅惑女郎”形象并存。她经济时代的到来，让女性广告形象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通过对2007~2018 年间《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数据研究发现，当前女性广告形象呈多元化倾向，大致可分为去性别化(双性化)并挑战性别刻板印象、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平衡、强调独立人格和审美多元化(冯雯，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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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宝洁广告“为女性创造空间”的社会性别解读 “为女性创造空间”这则广告的背景是2019年NASA的“全女性太空行走”事件。广告开头，主持人提出了“航空中还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女性吗？这是谁提出的？人们针对还在问这个问题吗？”三个问题。广告中宇航员进入太空后发出“这里的空间超大，完全可以容纳进女性”的惊叹，并呼吁“当我们为女性创造空间时，我们就位每个人创造空间”。广告第16秒，喜剧演员莉莉·辛格(Lilly Singh)说出台词“许多空间在这里出现了！”广告第20秒，出现广告词“我们为女性创造空间，我们为每个人创造空间(We make space for women， we make space for everyone)。”“space”一语双关，既指太空，也指社会空间。广告结尾，OLAY表示在社交网站上同时启动同名话题活动，转推一个，OLAY便会捐赠1美元，给女性提供STEM领域的支持。 3.1. 女性的色彩消费 在广告中，红色是短片的主色调。红色彰显了短片中女性宇航员勇敢冒险、活力四射的特质。 有心理研究表明，在最初接触商品的20秒内，人对色彩的感知度为80%，形状的感知度为20%；20秒至3分钟内，人对色彩的感知度为60%，形状的感知度为40%；5分钟后，人对色彩的感知度和形状的感知度各为50%。人的第一感觉是视觉，而对视觉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色彩。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中，红色、白色、紫色等对比度高的颜色常被应用。OLAY的品牌色调就是红色与白色。 “如果价钱一样，不如选红裙子。”(阿姆斯特朗，科特勒，2017)红色对于女性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在化妆品领域。产品性能的体现是一方面，如阿玛尼唇釉红管的设计表现口红的特征，给人富有魅力的心理暗示；OLAY大红瓶面霜则表现了产品塑颜、让皮肤保持细腻红润有光泽的特点；又如雅诗兰黛红石榴套装，通过限量的红色表达产品条例、修护、滋润的功能。从色彩心理学和女性社会性别层面来看，红色代表热情、奔放、自信，而心理学上认为女性的心理特点为热情、情感丰富、细腻、爱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红色被认为是女性符号。21世纪的商品销售是女性消费时代，现代社会消费模式成为认同表达的重要方式。女性积极建立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认同，她们热爱挑战、充满活力、热情勇敢、自信而坚决，这一切特质在心理学上都是红色被赋予的性格内涵。因此无论在化妆品的包装上还是广告中，红色都被广泛地选择应用。 3.2. 女性感性诉求 “为女性创造空间”作为一则公益广告，感性诉求是最重要的考量。感性诉求通过营造理想化的意境，刺激受众的情感心理，引导受众产生情感向往和满足感。相比男性消费者普遍的理性消费特点，女性对商品或品牌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尤为看重，往往在情感因素的作用下诱发购买动机。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他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这则广告中，社会空间(space)击中了女性消费群体内心自我实现的需求，女性想要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空间，来实现自己不应被忽视的社会价值。 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中主张男女平权，女性实现了从家庭的私人领域向进入公共的社会领域的过渡，女性有了独立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主要拥有选举权、教育权和就业权。但这场改良运动并没有完全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为争夺女性的就业权。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说道：“一个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西蒙娜·德·波伏娃，2014)波伏娃认为女性“第二性”的地位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女性可以通过建构来参与到社会的塑造中，她主张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女性只有成为社会力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才能使男女的社会角色偏见消除。 这种现象在大众媒介中亦可见一斑。在现代中国广告中，男女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油烟机、洗护用具等家庭生活用品类广告的主角为女性，承担着“好太太”、“好母亲”的重要角色；汽车、数码产品等广告中塑造的职场精英人士多为男性。男女的社会空间仍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2013年，潘婷在菲律宾推出名为“光芒四射”(shine strong)的系列微电影广告，广告以不同职场女性身份展现职场女性的强大与闪耀，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全球点击过千万，引发社交媒体热烈传播。由此可见，女性消费领域，女性的社会空间是广告传播活动不可忽视的诉求点。 3.3. 两性社会空间 这句口号是广告最后的亮点：当我们为女性创造空间，我们就是为每个人创造空间。从品牌策略上看，这句广告词体现了OLAY的跨性别品牌延伸策略。如今化妆品领域不再是女性的专属，男性对于化妆品和护肤品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因此品牌在广告中不能忽视男性消费群体。如欧莱雅的男性面膜为男性群体构建了新的性别特征，男性也可以敷面膜而不娘，给男性塑造了新的性别认同。社会性别的概念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衍生出来，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键词“社会性别认同”能发现，对于社会性别认同态的研究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在全球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男性的社会空间也不能被忽视，对男性的刻板印象也应该消除。 性别刻板印象也叫性别偏见，是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固定看法或印象。人们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导致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空间的选择上面临很多的局限性。性别刻板印象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性别文化层面看，男性应该勇敢坚毅、大胆冒险，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温柔贤淑、细心感性；从社会角色层面看，男性担负养家的重任，拥有主导权、话语权，女性则要主内，承担贤妻良母的辅助性角色。男性和女性除了在工作和家庭上“被分工”，在工种上也存在偏见，男护士和女工程师面临着同样的生存空间限制问题。在其他某些方面，有时男性受到和女性同样的空间限制，有时甚至男性受到空间限制要多于女性。例如在穿着打扮上，女性不化妆就是对他人的不尊重，男性化妆则被认为过于精致而显得娘；女性着工装就是酷，而男性穿粉色衣服也会被认为娘。李银河老师在其著作《女性主义》中表示，男性对“男性气质”和女性对“女性气质”的焦虑同样久远，这种焦虑就是来自遵从性别气质规范的压力(李银河，2005)。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是对男女的双重压迫，这障碍了性别认同，不利于两性关系健康发展，甚至会引发家庭暴力、男女比例失调等社会问题。OLAY这则广告主旨是为女性谋求社会空间，倡导的女性赋权的核心要义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空间里的平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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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女性品牌的责任 4.1. 女性对女生的支持 广告结尾，OLAY提出“#为女性创造空间(Make Space For Women)#”计划，对于每条提到标签和标签@Olay Skin的推文，OLAY将向非营利女孩编程组织Girl Who Codes捐赠1美元(最高50万美元)，帮助女性提供在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和管理)提供经济支持，而这些领域通常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在女性科技工作者不被看好，被分配到的资源有限，在这则广告中OLAY不仅重新构建了女性形象，而且在网络社交平台发起公益活动，既扩大了“为女性创造空间”的传播范围，也为女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支持，在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增加用户粘性之外，也尽到人文关怀的社会责任，将品牌文化与社会文化为一体。 发展学家认为儿童成长阶段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性别认同。儿童从出生到适应社会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一个个体，需要根据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小到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大到兴趣爱好、社会分工。因此促进社会性别认同观念的进步从儿童的早期教育就应该开始。 OLAY不仅一直以来都关注成年女性的内心需求，传达女性群体的价值观，对女孩的关怀与支持也是品牌深刻的内涵。女性的社会分工在儿童时期培养兴趣爱好时就埋下了伏笔。唱歌跳舞不是女孩唯一的选择方向，编程科学也不是男孩的专属。资源一旦得到合理平等的分配，在社会某一领域男女平等的希望才会多一分，社会性别认同观念的刻板印象就会少一分。 4.2. 双性化人格塑造 男性特质也叫工具性特质，指社会普遍期望男性应有的特质，如自信、独立、果敢、好强、领导力；女性特质也叫表达性特质，指社会普遍期望女性应有的特质，如热情、敏感、温柔、有同情心。通过美国心理学家贝姆通过建立的性别角色调查表，即著名的BSRI (Bem’s Sex Role Inventory)可以发现，具有双性化人格的人心理最为健康，是当代青年理想性别角色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传播学者卜卫和刘伯红通过调查我国女性广告形象，指出无论是针对男性或者女性广告群体，广告形式总以商品+女人的形式出现(刘伯红，卜卫，1997)，以女性为招来，对女性角色定型，事实上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与实际的女性形象不符。卜卫认为大众传播中不同的性别和媒介之间的关系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卜卫，2001)。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主张媒体发挥引导作用，呈现和建构客观积极的中国女性形象，消除对妇女的偏见。OLAY这则广告中女性展现出了完美的性别特质——双性化人格。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不能单一遵循广告创意黄金法则3B里的“Beauty”原则，塑造只具有女性特质的女性广告形象，也有责任和义务树立健康、正确、先进的性别角色观念，建构多元发展空间的女性广告形象，引导社会性别观念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4.3. 商业广告公益化 当今广告学界将广告分为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两大类。商业广告公益化是基于商业广告并融入公益关怀的新的广告形式。比起商业广告，公益广告更容易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系加强交流。因此公益化的商业广告越来越被品牌重视，品牌官方账号也入驻网络社交平台，消费者能在上网时加深对品牌及其产品、售后服务、文化价值的认知。OLAY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的话题转发公益活动促进了品牌与女性群体之间的沟通，传播了品牌文化，加强女性消费者对OLAY品牌的认知、情感和忠诚度，也能更加深层次了解女性的精神需求，为之后营销战略的打造指明方向。 OLAY则广告虽然以传递公益精神和品牌理念为主，但仍属于商业广告范畴，它找到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的最佳契合点，将广告创意与公益精神完美融合。广告中出现了OLAY具体某款产品，但最终目的却不是为了促进产品销售，而是传达“为女性创造空间”的公益主题，传播正确的社会性别认同观念，引发消费者对这一社会领域的思考，唤起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情感连接。优秀的公益广告能起到“制造认同”的作用，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传递给受众引导他们接受并认同最终融入到这种媒介制造的社会体制中，品牌公益化的商业广告有着这种强大的使命，促使社会和企业良好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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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OLAY的“为女性创造空间”广告在表现形式和理念传达上都十分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将2019年NASA的“全女性太空行走”事件作为广告背景，契合当下女性的社会空间问题，呼吁为女性争取空间，融入品牌自身对女性消费群体的人文关怀。除了本身商业广告的公益化，OLAY更是将公益精神落到实处，发起了话题捐赠活动。本则广告不仅是只从女性群体出发，更是将格局扩大到两性文化上，同时顾及到男性群体和跨性别品牌延伸策略。 广告作为一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是自我构建的重要原料。女性品牌的女性广告形象不仅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认同有着指示作用，影响着女性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对男女社会性别的认知。女性的社会性别认同观在广告中不断进步，女性不再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女性形象也不该被商品化，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信、勇敢等特征在广告中越来越得到体现，在“她经济”时代，女性的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的潮流趋势下，女性的双性化人格在未来的广告营销活动中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表现。刚健与柔弱混合，威凛与妩媚并存，是最佳的心理人格模式。在未来的广告活动中，女性形象应该更加丰满而多元的，品牌从长远角度看，应该建构先进的女性社会性别形象和社会性别认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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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近些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盈利模式丰富多样，包括支付宝和P2P等。这无疑会给在传统金融中介机构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商业银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制约其发展的同时又推动了银行业的不断进步。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论述，通过Eviews10软件对相关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且得出网上银行交易规模与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都对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有着负向影响的结论，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道路提供借鉴。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盈利，实证分析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