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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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阿伦特的视野：公共性的复权 阿伦特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是“侵袭现代世界遍布于生活方方面面的总体危机。” [ 12 ]，但是危机的问题只涉及人的领域而独立于其他领域，换而言之现代性危机就是政治的危机，政治是危机开始的地方，研究理应从政治首先开始。这点与施特劳斯不谋而和。在阿伦特的视野中现代性危机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现象的危机，是现实世界中特定现象的危急时刻。而现象要求我们必须回到事情本身，所以阿伦特要求理解现代性问题，必须回归到现代性现象——政治事件本身去。在阿伦特看来政治不能和哲学混为一谈。哲学为了追求真理必然会抬高真理，基于事件现象的政治意见必然受到哲学贬斥，在这过程中无形的就降低了政治实践的价值。因为基于现象产生的意见是多元的，而政治是一个多元协商，查漏补缺的过程。哲学的真理可以作为多元的一个方面，但绝对不能代替多元意见。换而言之，政治的多元意见绝对不能被哲学的单个真理所湮灭。政治应该回归到政治事件本身，还原到政治活动中，而不是被哲学家所谓真理所取代。因为“哲学家往往试图远离经验的现实，躲到世界之后去建立纯粹的哲学，而结果往往是由于缺乏政治感后引起的道德与政治错误。” [ 5 ] 但是阿伦特的目光不仅仅注视于此，因为现代性危机不仅仅是政治事件现象的危机，危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阿伦特将目光汇聚于公共领域，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危机体现为公共性危机，其现实体现为政治的无意义。在西方近现代文明中，技术主宰世界“现代人用工具—目的的形而上学理性思考，政治的意义在工具理性中被摧毁” [ 13 ]。政治意义的丧失，直接导致公共领域的闭合，由此劳动、伦理、公共领域被剥离。 公共领域的沦陷意味着人被拋出于共同体之外，成为“暴民”(mob)和“大众”(mass)。“大众”是非政治的人，他们被剥离与传统共同体的联系，而人与共同体联系瓦解造成人的原子化、孤立化，这些孤立化、原子化的人成为共同体之外的“多余人”，这些“多余人”充斥着对国家和现代社会的不满，极易被意识形态所操控。阿伦特指出“只有暴民和社会精英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 [ 14 ] “暴民”领导者通过对“多余人”的迎合，加之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的结合，“暴民”与“精英”的联盟将“庸人”逼退到私人领域，极权主义运动不可避免。然而“极权主义体制忽视自然世界，蔑视其规则，他作为一种据斥了绝对文明的象征，是对西方理性主义自身危机发人深思的反省。” [ 15 ] 所以，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就是现代性危机的集中体现，而公共性危机是极权主义的内在根因，阿伦特创造性的将极权主义与政治现象结合起来通过对政治事件的解读来还原现代性危机，分析出“极权主义诞生于这种危机同时暴露出最清晰的征兆。” [ 14 ] 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是现代性危机根源，正是公共领域的沦陷诱发了平庸的恶。所以阿伦特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是重塑公共领域，阿伦特通过重新阐述古希腊城邦政治，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劳动与行动，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为现代政治哲学寻找意义，消弭公共性危机。要理解现代性危机必须要溯源的政治，寻找现代政治何时与古典政治意义发生断裂。然而对此问题的探讨必然无法逃避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理解，而且必须从古典政治的源头开始考察。 在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治是属于人的，政治以人的存在而存在，是人为了共同生活，或者说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然而在现代政治失去目的性成为工具，政治成为保障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稳定、获取统治权利、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在现代社会始终处于工具性的地位上，从而放弃了对幸福生活的追问。” [ 13 ] 总而言之，“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扭曲了政治原初状态，把哲学的尺度强加给政治” [ 16 ]。所以阿伦特认为政治哲学需要“推翻‘理性真理’对‘协商意见’的压制，在政治中排除‘理性真理’的专制，以谋求‘协商意见’复活” [ 16 ]。因为与古典政治比，现代政治是向下看的，其关注的是统治技艺和社会稳定，而不是公共领域和人的生活。现代政治的危机体现为公共性的危机，表征于政治意义的丧失。所以阿伦特寄希望于对公共领域的复权，建立一种以希腊城邦交往政治为原型的；拥有“复数性”、“平等性”、“差异性”、“多样性”的；以谋求人的共同美好生活的公共空间。 阿伦特的视野聚焦于公共领域，通过对政治的解构，得出极权主义通过“暴民”与“精英”的联盟攫取政治权利，将目光聚集于纳粹和斯大林极权统治，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来剖析西方现代性方案的阴暗底层，用交往理论和公共领域的思路深入分析，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如何一步步走向困境。并从政治哲学的起点探究现性问题，站在古典视域上给出一种解决方案。回答人类应该如何获得一种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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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视野交会之处——应对危机的方案：教育 危机在汉语中意味着：危险与机会并存，是指一种十分紧要的危险关头；也指一种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指即将发生祸害的临界状态。但是不可否认在危机中存在着挑战与机遇。而在西语中危机(crise)来源于希腊语“krinéin”，意为决定性的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危机意思绝不是灾难的发生而是灾难发生前的预兆以及选择，可能是危险也可能是机遇。所以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阿伦特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审视之后视野都交会在教育上。 虽然施特劳斯判断现代性危机是西方理性哲学的危机，是在马基雅维利对古典政治哲学反叛后，开出现代性方案后哲学的危机，或者说是思想的危机，所以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事件漠不关心，而要求重新开展“古今之争”要求回到“古典”要求回到问题产生的起源。但是阿伦特不同，虽然阿伦特也关注危机，但阿伦特强调的是现实政治事件现象的危机，通过对危机时刻的揭示，分析危机现象对人的整体的影响，促进我们思考现实。无论二人对危机的视域聚焦于何处，但二人殊途同归，视野的归宿都落脚到教育上来。 教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占有绝对地位。作为最早思考哲学问题的“智者”们其实就是传授“辩论术”的教育者，而大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是拥有自己的学园。所以教育一直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当代有人(杜威)把教育哲学看成是哲学本身。所以不难理解两个对古典价值维护，对古典传统消失遗憾，对古典思想欣赏憧憬的哲人会最终将问题视野聚焦于教育。 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生于同一个时代，同样的美籍德裔犹太人，同样的受慧于海德格尔，同样的活跃于美国学术界。二人无论是生平还是学术都有很多的相似点，所以二人一致认为“无论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教育都首当其冲，并且二人也都看到了教育在现代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危险” [ 5 ]。虽然二者都认为教育是政治哲学的一部份或者说教育是危机的起源或出路，但二者对具体的方式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阿伦特认为“教育的本质是诞生性(natality)，即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 [ 12 ]。“因为诞生性使创造性新事物成为可能，阿伦特并不是主张任意的去创造，不加限制的让新事物涌现。恰恰相反阿伦特所期待的新世界，必须要旧世界为参考。” [ 12 ] 教育在这里承担着新生命自身生存发展与世界延续发展的责任，但是这两种责任又不可调和：新生命自身发展需要抵御外部世界侵袭，外部世界又需要抵御新生命带来新思想的侵袭。新生命身上带着“崭新和革命的东西，教育必须是保守的，他必须保护这些新人新事，又负责将他们引入一个旧世界，因为新生命的行动无论多么革命，从下一代立场来看也终究是过时和即将毁灭的。” [ 5 ] 如何平稳的将新生命带入到旧世界中去，并且让旧世界接受新生命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想，而不是新生命新事物彻底摧毁旧世界。在阿伦特看来，教育是连接旧世界与新生命的桥梁，教育的任务就是调和新与旧，这就要求教育对过去有异乎寻常的重视。对过去的重视意味着“将过去本身视作典范(model)，视祖先为楷模(guiding example)，相信一切伟大都存于既往” [ 12 ]。而“典范”与“楷模”其本质就是一种根植于过去的“权威”。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写到：“现代世界的教育问题在于：教育本质上不能放弃权威或传统，但它又必须存在于一个既非权威所建构，又无传统可维系的世界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决地把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分开，尤其是和公共领域、政治生活领域分开，以便单独在教育领域中运用一种与教育相符的，但已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也不应在成人世界中要求普遍有效性的权威概念和对待过去的态度。” [ 12 ] 由此不难看出，阿伦特认为“侵袭现代世界的总体危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教育领域，教育危机引起的是政治困境”。换而言之教育的衰落引起的政治困境导致了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教育中，教育本真的丧失，使成为一种传播知识的媒介，“教育工作成为教学技法和花样翻新，从事繁琐的教育实验和无关痛痒的分析” [ 17 ]。教育成堆积理性知识的工具，忘却了教育最本质的意义——塑造人的灵魂。但是在阿伦特那里，教育是诞生性的，教育承载着新生命向旧世界过渡伟大责任，学校是新生命进入公共领域的桥梁。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新生命认清楚对这个世界所承担的责任。而教育的本质其实是建立对“世界责任”的保障。让新的生命不断的给旧的世界输如新鲜血液，让其免于毁灭，同时给予新生命改造旧世界的能力。但是现代教育恰恰相反只是将教育当成堆积理性知识的工具，忘却了教育最本质的意义——塑造人的灵魂。教育的衰落导致人的领域的危机，随之危机扩充至公共领域，成为政治危机进而成为整个时代的危机。 施特劳斯和阿伦特都将教育看成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教育成为其对现代危机逻辑思路理解的关键点。但是二者在对危机理解上有着本质区别，施特劳斯认为教育是自由的，自由教育本质上是文化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人，按照人的先天能力塑造完美品格、自身卓越和伟大气质的人 [ 18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民主制，其实质就是大众统治，但现实是“大众无法进行统治，只能接受精英统治” [ 18 ]。精英为了民主的平稳运行，塑造了一种美德：“即公共精神的贫乏” [ 18 ]，使民众沉溺于体育和幽默的庸俗文化之中，使其对选举的淡漠。正是这种“沉溺与体育和幽默的庸俗文化”之中“没有任何智力和道德可言的”的大众，却成为成为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正是这种庸俗文化的解毒剂，它要对抗庸俗文化的腐朽，要纠正其固有的只生产‘没有灵魂和洞察力的专家及没心没肺的酒色之徒’的倾向。自由教育是我们从大众民主向原始意义的民主攀登的梯子；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里创建贵族政治必然要付出的努力；自由教育召唤着大众民主社会中那些仍然用心聆听人类伟大思想的成员” [ 18 ]。 施特劳斯所谓回归古典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用古方法代替现代。施特劳斯希望的是建立一种古代式的精英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育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式真正的政治精英。通过柏拉图式的“高贵谎言”来治愈现代人“知性真诚”，通过古今之争将“所谓的‘真理和光明’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即引回到原初性的现实的政治世界” [ 3 ]，通过从“真理世界”向“意见世界”的回归和政治哲学来治愈哲学的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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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危机是现代人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危机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阿伦特认为现代性危机是极权主义通过“意识形态”对人的阶级对立分化，危机是政治事件的危机。二者虽然对危机形成的肌理分析不同，但是不难看出二者都认为危机源于哲学对政治的越界。正因如此二者对危机的解决具共同性特征：复返到哲学对政治越界的起点，无论是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的复返”，还是阿伦“公共性的复权”都指向了古典时代。虽然施特劳斯视野更聚集于哲学，而阿伦特更多汇集于政治，但并不妨碍最终二者都将目光汇于教育。认为教育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培育出的塑造完美品格、自身卓越和伟大气质的人可以治愈庸俗文化对现代大众的腐朽，要纠正其固有的只生产‘没有灵魂和洞察力的专家及没心没肺的酒色之徒’的倾向。阿伦特认为教育承载着新生命向旧世界过渡伟大责任，学校是新生命进入公共领域的桥梁。教育承担着使新生命认清楚对这个世界的责任。 但是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人与人的交流活动。如果说阿伦特意欲通过对世界的爱来保证其教育理论的切实性，那么施特劳斯通过培育绅士品格来治愈大众腐朽文化的倾向不免过于理想化，事实上用教育来解决现代性问题有一定的可行性，从思想领域来说完全行得通，但放入现实中要想仅仅靠教育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基本不可能，现实领域的问题只能在现实的实践中去解决。马克斯·范梅南认为，“教育是在具体的情境中不断进行实践的情境性活动，对它进行概括是违背其本性的做法” [ 19 ]。只有实践情景化的教学活动，才可以逼近教育本体，把握教育活动的核心以及教育的本性。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所提及的教育意义，并不在于彻底解决现代性危机，他们这里所提到的教育更多的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值得借鉴的生活方式：以传统之名，通过对恒久不变事物的追求做一个高尚有德之人，或是摆脱所有的偏见(préjuger)，真正地用判断(juger)的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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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落地实施国家《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能力(2018-2020)》、“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细则，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秉承“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坚持多措并举，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今年1月1日，医院创先推出了“全天候门诊”。该模式主要针对平诊患者，以“中午不休息、周末有专家、科室全覆盖”的服务模式，全面发挥优势资源，极大地满足了学生、上班族、边远农村、外地人员等各类人群的就医需求。实施“全天候门诊”以来，共增加23万余门诊接诊人次，周末专家出诊占比提高了33.11%，病人满意度提高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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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由于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患者到大医院就诊导致三级医院人满为患，改善三级医院门诊医疗服务，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成为医院管理者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 1 ]。国家《进一步增强医疗服务能力(2018-2020)》明确：进一步应用新理念、新技术，创新医疗服务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新需求。利用3年的时间，努力使诊疗更加安全、就诊更加便利、沟通更加有效、体验更加舒适，逐步形成区域协同、信息共享、服务一体、多学科联合的新时代医疗服务格局，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基层服务质量明显提升，社会满意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进一步增强。今年是收官之年，我院在2018~2020改善医疗服务能力工作中先后推出了“健康服务八大行动”“五位一体新模式”，今年推出“全天候门诊”服务模式，旨在落地落实增强医疗服务能力的要求，有效利用现有医疗资源，以改变门诊患者就诊“三长一短”的不良体验为出发点，不断提高患者就医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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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2019年1月1日~2019年8月31日实施前与2020年1月1日~8月31日实施后：当日接诊人次、完成复诊人次、周末专家出诊人次、患者满意度对比。 2.2. 方法 2019年患者反映突出的问题“周末专家少、取了报告当日不能完成复诊、中午看不到病、下午门诊结束得早”设计“全天候门诊”方案，实施效果与2019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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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施 1) 制定“全天候门诊”实施方案。我院是库区唯一一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距离主城区三甲医院近300公里，门诊就诊人群辐射城区及周边230多万人口，日接诊人次6000左右，其中农村及周边人口占63%左右。非急诊病人群中的学生、上班族选择中午和下午放学和下班后就诊。围绕这些特点推出“全天候门诊”。① 延长接诊时间，中午不休息。急诊仍然维持24小时接诊。调整门诊坐诊时间，即从原来的8:30~12:00，14:30~16:00，调整为：8:00~17:00的连续接诊模式，每天延长了4小时接诊时间。② 周末有专家。“全天候门诊”推出前，周末专家出诊占总出诊医生的9.6%，门诊接诊人次周走势呈下拉趋势。合理调配优质医疗资源，保障专家出诊的基本次数/周与工作量，并合理采取激励机制，使优质医疗资源得到合理最大化运用 [ 2 ]。③ 科室全覆盖。全院所有临床专科同时、同步启动“全天候门诊”运行；医技、行后、药房等围绕“全天候门诊”调整作息时间和人力资源调整。 2) 召开全员大会，统一“以患者至上”的认识，统一思想。 3) 重点沟通。门诊量大的专科、人力资源紧缺的专科、对新事物推进不积极的专科进行单独、重点沟通，达到“全天候门诊”全面同步启动运行。 4) 设计更新出诊医生排班模板，各专科不符合规定坐诊时间的排班不提交、不接收。在医生排班信息系统设定不符合要求的坐诊班不能在系统排班、无法正常坐诊。 5) 院领导带头。坐诊执行“全天候门诊”时间，亲自督导、收集运行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合理的激励与考核措施，转变员工服务意识，树立“患者至上”理念，不断提升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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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效果 1) 实施“全天候门诊”以来，增加了23万余接诊人次，当日复诊比例明显提高，极大减轻了患者因挂不到号、当日不能复诊而往返医院的经济负担和在医院的时间成本 [ 3 ]。表1中午时间段患者增加较突出，满足了农村和外地患者、学生、上班族的就诊需求。 Table 1 Number of visits extended from 1 January 2020 to 31 August 202 时间段 接诊人次 8:00~8:30 91，349 12:00~14:30 111，014 16:00~17:00 31，322 合计 233，685 表1. 2020年1月1日~2020年8月31日延长时间段的接诊量 注：1、此统计表时间段为2019年没有开通接诊的时间段。2、2020年2.3.4月疫情原因，较多专科中午时段没有病人。 2) 医生接诊时间增加，医患关系更加和谐，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更加有保障。姚峥等，接诊过程中，与患者充分交流，倾听患者对病痛的描述和诉求，全面、客观评估病情，告知患者病因，诊疗方案等，以体现对患者的尊重和人文关怀 [ 4 ]。胡梦等，曾对患者与医生的沟通时间作为患者满意度调查内容之一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医患沟通态度、时间都是影响门诊患者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 5 ]。 3) 周末专家出诊比例及接诊人次增加。表2周末接诊人次较原来增加19.62%，表3周末专家出诊占比较原来提高33.11%，专家是一个医院技术、一个学科的领头人，在技术上把关，在统筹全局上有话语权，在病人群体中有重要的影响力。专家号挂号难，挂取主任医师号别的患者就诊等候时间最长，挂号人次及占比主任医师最高，副主任医师其次，均说明患者对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医疗资源的需求较大 [ 6 ] [ 8 ]。 Table 2 Comparison of weekend visits (1.5.6.7.8 in 2019 and 1.5.6.7.8 in 2020 1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合计 2020年与2019年比较 2019年 周末接诊人次 3688 4622 5526 4799 4812 23，447 2020年 周末接诊人次 3749 6286 5965 5152 6896 28，048 增量 4601 增幅 19.62% 表2. 周末接诊人次比较(2019月1.5.6.7.8与2020年1.5.6.7.8) 注：2020年2.3.4月受疫情影响，故未纳入统计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expert weekend visits (1.5.6.7.8 in 2019 and 1.5.6.7.8 in 2020 1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合计 2020年与2019年比较 2019年 周末出诊人次 107 102 134 141 123 607 2020年 周末出诊人次 144 173 142 152 191 802 增量 201 增幅 33.11% 表3. 专家周末出诊比较(2019月1.5.6.7.8与2020年1.5.6.7.8) 注：2020年2.3.4月受疫情影响，故未纳入统计对比。 4) 病人就医体验提高。从患者等候时间、当日能否完成就诊、接诊医生服务态度、医患沟通几个方面，现场选择历史就诊病人100人进行问卷调查，对于调查没有达到要求者，重新选择患者，满足100人的有效调查，表4显示，与2019年同类项目进行比较，在“非常满意”项上较2019年均提高。 Table 4 Patient satisfaction scale (2019 and 2020 2019年(人次) 2020年(人次) 非常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等候时间 72 21 15 2 0 88 10 2 0 0 当日完成就诊 76 12 10 2 0 64 12 3 1 0 接诊医生服务态度 72 18 9 0 0 82 12 6 0 0 接诊沟通时长 66 20 8 6 0 75 15 8 2 0 表4. 患者满意度调查评分表(2019与2020) 注：分值权重：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较满意3分，不太满意2分，不满意1分。本统计为各维度的人次。 5) 门诊部把好“全天候门诊”运行的总开关和管理。 a) 科主任应统筹规划科室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教学、手术等工作安排，合理安排门诊，围绕“全天候门诊”和“以病人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b) 门诊部应加强坐诊医生排班把关管理，让“全天候门诊”运行落地有效，运行顺畅。在坐诊医生排班安排时，一是要全局把关，各时间段坐诊医生人力资源是否能满足病人需要，是否符合“全天候门诊”要求。二是要把好周末、节假日有专家的排班关。熊婷等，通过患者调查，患者就医时医疗技术是首位考虑因素 [ 8 ]。 c) 门诊工作以“全天候门诊”作全面调整。咨询、导医、标本采集与及时转运、门诊病人医疗文书审核盖章、医技检查预约与分诊等均应以“全天候门诊”为中心进行工作调整和安排，尤其是标本转运要及时，由原来的每30分钟转运一次调整为每10~15分钟转运一次，督导落实，保证时间、保证效果。 d) 门诊部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协调。中午门诊医生如果需要就餐，门诊部应主动协调订餐、送餐事宜，关注就诊信息系统运行、环境、温度等管理，让医生坐诊安心，病人就诊舒心。 e) 门诊部加强“全天候门诊”运行的管理和督导。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都要经历探索、磨合、推动过程，门诊部应按医院“全天候门诊”总体要求，拒绝阻碍“全天候门诊”有序推进的各种客观原因，比如医生人力资源不够、节假日休息等出不了中午和周末门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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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1) 进一步增强医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敬业精神。“全天候门诊”改变了往有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要加强其使命感培育、树立“病人至上”理念。 2) 不断健全制度。根据患者需要完善“全天候门诊”的运行机制，科学制定专家出诊比率、检验检查报告出具时间。制定完善合理的激励与考核指标等奖惩机制，处理好基本工作量和质量、超工作量任务和优质医疗质量、专家出诊与普通门诊占比的关系，达到既提高服务效率又有质的提升，既保证医疗质量又保证患者安全，将201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细化“建立健全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的精神以及今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保障相关政策进行综合考虑、贯穿其中，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 3) 做好多部门联动，合理用好人力资源。门诊服务模式创新，率先践行的是咨询与导医，导医队伍作为门诊的一支重要的健康服务力量，是医院与社会的接触窗口，能直接反映出医院的服务水平与管理效率 [ 3 ]。门诊人流量大，信息量和涉及面广，病人诉求各不相同，连续八小时作战很难将精力和情绪维持在最佳状态，需要适当休息，缓冲压力，保持最佳工作状态。咨询及导医人员职业成就感低，工作激情较难在高位维持，管理者要多关心、多疏导，这也是很多管理者在研究提高患者就医体验的同时，注重员工满意度研究的原因。提高门诊服务效率及患者满意度，除了导医、咨询人员精准导诊外，还要起好沟通、联络、反馈、帮助作用，凡与门诊患者诊疗服务相关的部门要同质化践行“全天候门诊”的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患者至上”的理念，畅通患者就诊和内部沟通流程，让患者舒适就医。 增强医疗服务能力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门诊作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重要场所，是患者诊疗过程中的首要环节，能第一时间反映出医院服务理念的总体思路，其服务质量代表了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创新门诊服务管理，提升门诊运行效率与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是医院管理者必须重视的问题 [ 9 ]。“全天候门诊”只是提高医疗服务能力的举措之一，尚需要同行不断探讨，共同履行“让老百姓有良好就医体验”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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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观察脊柱转移癌患者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PKP)后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到2019年8月采用PKP治疗的97例胸、腰椎转移癌患者。比较分析术前及术后1天、1个月和6月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及EORTC QLQ-C30生存质量表评分变化。结果：97例患者均成功实施PKP术，手术时间从35 min~95 min不等，平均手术时间为45.37 ± 27.42 min。9例术中出现骨水泥渗漏，但未压迫脊髓或者神经根出现神经症状。术后1天、1个月和6个月VAS评分、ODI指数、SDS评分、SAS评分、EORTC QLQ-C30评分同术前相比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PKP治疗脊柱转移癌可以显著缓解患者疼痛症状、改善抑郁和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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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临床资料显示，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越来越高，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其中恶性肿瘤晚期骨转移所带来的脊柱病理性骨折、高钙血症和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给此类患者带来严重的难以忍受的顽固性胸腰背部疼痛，使患者饱受折磨，生活质量极差 [ 1 ] [ 2 ]。因此提高此类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活的有尊严是急需解决的临床问题。 目前临床上对此类患者主要采用对症治疗为主的股息治疗方式，目的是提高患者癌症晚期生存质量，因此以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为特点的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PKP)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 3 ]。该手术属于微创手术，对患者生理及心理打击较小，不但能够在短时间内缓解患者脊柱转移癌所带来的疼痛，而且增加了脊柱强度和硬度，改善胸腰椎功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 4 ] [ 5 ]，但是对于临床疗效，尤其是对患者疼痛改善、心理变化的影响一直缺乏系统性评估 [ 6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脊柱转移癌患者行PKP术后，患者疼痛、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本研究通过西安红会医院和西安医学院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审核，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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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一般资料 对2015年1月到2019年8月西安红会医院接受PKP治疗的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共计97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53例，女性44例，年龄53~84岁，平均年龄65.46 ± 7.72岁。其中原发肿瘤分别为肺癌39例，前列腺癌15例，乳腺癌15例，肾癌7例，胃癌6例，肝癌6例，结直肠癌5例，宫颈癌2例，卵巢癌2例。 纳入标准：通过病理学和细胞学诊断明确；无神经根和脊髓压迫症状；胸、腰椎体溶骨性破坏为主病灶。排除标准：伴随神经根和脊髓压迫症状；成骨性改变病灶；无法耐受手术患者。 2.2. 手术方法 术前运用X线，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确定病变部位，累计椎体数量(图1)。肿瘤累及椎体数量较多时，由两名高年资医生术前讨论决定手术方案。所有患者均在全麻或者伴有心电监护支持的局部浸润麻醉下进行。手术取俯卧位，腹部垫空，摆好体位后C型臂X线机进行透视以明确伤椎部位，利用定位器定位椎弓根并标记。常规消毒铺巾，麻醉显效后，以标记点为中心取0.50 cm长纵行切口，依次切开皮肤、深筋膜，透视下经椎弓根进行穿刺，穿刺深度至椎体前缘后0.5 cm处，操作过程中依据术前检查确定病理检查部位。建立工作通道后将球囊扩张装置放入椎体，并在透视下推注碘海醇适当扩张(图1)。调制骨水泥，待骨水泥进入团状期后，经骨水泥推管推注骨水泥，推注过程严密监测患者心率，血压及下肢活动度。操作完毕后，拔出骨水泥推管和操作通道，逐层关闭切口。术后1天进行X线复查以确定骨水泥最终分布情况(图1)。 图1. 脊柱转移癌患者术前、术后影像学及病理检查。患者诊断为：胸10-腰1椎体伴前列腺癌转移。术前X线(A，B)和MRI (C，D)以确定病变的位置和数量。术后运用X线(E，F)进行复查明确骨水泥在椎体内安全扩散，没有外渗或神经压迫。病理检查(G，H)结合患者病情明确原发肿瘤类型为转移性低分化前列腺癌。病理放大倍数：×100 2.3. 观察指标 术前告知患者及家属手术主要目的及可能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术后是否需要止痛药讲患者分为三组，术后完全缓解，不需要止痛药；部分缓解，需要部分止痛药；术后无效，仍需要术前剂量止痛药。观察术前及术后1天，1月，6月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EORTC QLQ-C30生存质量表的变化情况，结合本实验关注点和实际情况选择量表中5个功能领域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这五个领域分别是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和社会功能 [ 7 ] [ 8 ] [ 9 ]。 2.4. 统计分析 所有计量资料数据采用SPSS 20.0进行分析，并用均数 ± 标准差( x ¯ ± s)进行表示，并进行t检验。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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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随着恶性肿瘤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恶性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肿瘤患者发生肿瘤转移的比例显著上升，其中就包括脊柱转移 [ 10 ]。如何提高此类患者的生存质量成为临床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目前针对此类患者，临床上首选的治疗方式是PKP，PKP不但可以缓解此类患者腰背部疼痛，还可以增强病椎椎体强度，使患者早期下地活动，预防骨质破坏引起的脊柱后突的形成，因此得到了脊柱外科医生的推崇 [ 11 ] [ 12 ]。Kassamali等研究发现，PKP治疗脊柱转移癌安全有效，并能显著缓解疼痛 [ 13 ]。Molloy等对228例脊柱转移癌患者采用PKP治疗，发现PKP能够有效缓解疼痛，提高了脊柱转移癌的生存质量，并且可以防止椎体坍塌造成的继发性脊髓损伤 [ 14 ]。我们也发现，PKP术后脊脊柱转移癌患者VAS评分，ODI指数均显著改善，说明PKP治疗脊柱转移癌患者镇痛疗效确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PKP治疗脊柱转移癌疗效确切，但是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往往伴随着严重的抑郁情绪和心理障碍，如焦虑症、抑郁症或恐惧症等，使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 15 ]。Chen等研究发现，脊柱转移癌患者经过PKP治疗后一般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均得到明显提升 [ 16 ]。林等对30例脊柱转移癌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无论PKP还是PVP均能显著改善脊柱转移癌患者的生存质量 [ 17 ]。另外有文献表明脊柱转移癌患者往往焦虑、抑郁更为明显，PKP术后患者的精神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 18 ]。因此全面评估PKP术后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心理显得十分有必要。目前临床上常用VAS评分和ODI评估患者疼痛的改变情况，使用简便患者依从度高 [ 19 ]。而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的评价，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在临床工作中应用最为广泛 [ 20 ]。最后EORTC QLQ-C30评分可以从多维角度评价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用于评价脊柱转移癌患者优势更为明显 [ 9 ]。在本研究中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PKP术后焦虑、抑郁均得到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和肿瘤患者心理健康概念的提出，恶性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不但要求治疗原发疾病、恢复正常生活能力，而且指出患者的心理健康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 21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1天、1月和6月患者的VAS评分、ODI指数、SDS评分、SAS评分和EORTC QLQ-C30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结果表明，严格把握手术指征，脊柱转移癌患者采用PKP治疗可以达到改善疼痛症状、改善患者的抑郁、焦虑状态，提高生活质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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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分析持续性心房颤动(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PAF)患者首次射频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影响因素，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60名于2018-07至2019-07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行射频消融术的PAF患者。根据患者1年内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n = 30)、非复发组(n = 30)。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持续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PAF患者射频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复发组的病程、术前左心房内径(left atrial diameter， LAD)、N端脑钠肽前体(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白蛋白、术后P波离散度、早期复发均显著高于未复发组，复发组的高密度脂蛋白显著低于未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病程、术前LAD、术后P波离散度共三个指标是影响PAF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1)。结论：病程、术前左心房内径、术后P波离散度可在一定程度上评估PAF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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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 AF)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胡大一等对我国29079例30~85岁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房颤年龄校正后患病率为0.65%，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增加，在>80岁人群中高达7.5% [ 1 ]。房颤患者发生缺血性脑卒中及体循环动脉栓塞的风险是非房颤患者的4~5倍，其年发生率分别为1.92%和0.24%，近20%的致死率及近60%致残率 [ 2 ]。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导管消融治疗在维持窦性心律和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优于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 [ 3 ] - [ 9 ]，随着导管消融技术的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房颤患者选择行导管消融术。然而研究显示单次导管消融术后1~5年复发率为11%~29%，重复消融后复发率为7%~24% [ 10 ]。因此如何预测房颤复发风险及减少房颤复发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房颤的发生、维持及复发机制仍无定论，有研究提示可能与多发子波折返、局灶激动、转子样激动、心房电重构与结构重构等因素有关 [ 11 ] [ 12 ] [ 13 ]。本研究分析PAF患者临床资料，探讨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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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收集自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所有行射频消融术的PAF患者共60例。其中男性40名，女性20名，复发组男性22名，女性8名，平均年龄62.400 ± 7.735岁，非复发组男性18名，女性12名，平均年龄60.500 ± 12.311岁。纳入标准：1) 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2) 无其他器质性心脏病3) 术前行经食道超声排除左房血栓。排除标准：1) 合并其他心律失常；2) 非首次行射频消融术；3) 有抗凝禁忌症；4) 严重慢性疾病；5) 预期寿命小于1年。根据1年内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30例与非复发组30例。 2.2. 研究方法 2.2.1. 术前准备 患者在术前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评估心脏情况，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排除左心房血栓，抽取静脉血化验。 2.2.2. 手术方式 患者取平卧位，连接多导电生理及CARTO三维标测系统，常规消毒双侧腹股沟区，给予局麻，穿刺成功后置入鞘管，送入冠状窦电极，房间隔穿刺成功后置入8.5F房间隔鞘，沿鞘送LASSO电极至左心房，应用swartz鞘行肺动脉造影，在CARTO系统指导下建立左房模型，行双侧肺静脉前庭隔离，观察30分钟，送LASSO电极至右上肺静脉、右下肺静脉、左上肺静脉、左下肺静脉，均达到双向阻滞。必要时加左心房线性消融，消融部位为左心房顶部或左心房峡部，终点为消融径线完整，达到双向阻滞。导管消融结束后心电监护如果仍为房颤律，则行同步电复律。 2.2.3. 术后处理及数据收集 所有患者术后均给予新型口服抗凝药抗凝治疗3个月，同时口服胺碘酮抗心律失常治疗3个月。收集患者术后1、3、6、12个月复查时的十二导联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检查结果，以及患者在术后1年内出现心慌等不适时的心电图检查结果。射频消融术后3个月内出现的房性心律失常多可自行恢复，因此将其定义为“空白期”，在此时间内出现房性心律失常不视为复发。将射频消融术3个月后出现房性心律失常，包括房速、房扑、房颤，持续时间大于等于30秒，定义为房颤复发 [ 10 ]。根据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与非复发组。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以a = 0.05作为组间比较的检验水准。对于描述性统计量，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 ¯ ± s 表示，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数(%)表示。 1)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t检验，不满足条件的则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2)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3) 多因素相关性分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选择向前模型分析，自变量为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结果用校正后的优势比(OR)和与之相应的95%可信区间(CI)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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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射频消融术后复发单因素分析 将60名患者根据1年内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和非复发组，由表1结果可得，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糖尿病病史、高血压病病史、射血分数、BMI、C反应蛋白(CRP)、促甲状腺激素(TSH)、CHA2DS2-VASC评分、低密度脂蛋白(LDL-C)、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肌酐(Cr)、尿素氮(BUN)等方面无明显差异(P > 0.05)，而两组患者在病程、术前左心房内径(LAD)、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NT-proBNP)、白蛋白(ALB)、高密度脂蛋白(HDL-C)、术后P波离散度、早期复发共7个指标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复发组的病程、LAD、NT-proBNP、ALB、术后P波离散度、空白期发作率均显著高于未复发组，复发组的高密度脂蛋白显著低于未复发组。 Table 1 Comparison of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or without recurrence [n (%)， x ¯ ± s 指标 未复发组(n = 30) 复发组(n = 30) c 2 /t/Z P 性别(男) 18 (60.0%) 22 (73.3%) 1.200 * 0.273 年龄(岁) 60.500 ± 12.311 62.400 ± 7.735 −0.716 # 0.478 糖尿病 3 (10.0%) 6 (20.0%) 0.523 * 0.470 高血压 14 (46.7%) 16 (53.3%) 0.267 * 0.606 病程(月) 29.800 ± 8.401 44.900 ± 10.476 −4.913 D 0.000 早期复发 10 (33.3%) 18 (60.0%) 4.286 * 0.038 P波离散度(ms) 57.520 ± 9.266 75.290 ± 7.916 −7.986 # 0.000 LAD (cm) 3.787 ± 0.610 5.070 ± 0.753 −5.373 D 0.000 EF (%) 53.800 ± 2.833 52.033 ± 4.951 −1.203 D 0.229 NT-proBNP (pg/mL) 848.20 ± 474.154 1250.700 ± 505.153 −2.890 D 0.004 BMI (kg/m 2 ) 25.562 ± 2.755 26.783 ± 2.965 −1.652 # 0.104 CRP (mg/L) 3.687 ± 1.276 3.723 ± 2.084 −0.244 D 0.807 ALB (g/L) 39.781 ± 2.518 41.474 ± 2.535 −2.596 # 0.012 TSH (uIU/mL) 3.327 ± 0.959 2.930 ± 1.808 −1.737 D 0.082 TC (mmol/L) 4.624 ± 0.860 4.461 ± 1.027 0.666 # 0.508 TG (mmol/L) 1.570 ± 0.325 1.535 ± 0.999 −1.434 D 0.152 LDL-C (mmol/L) 3.133 ± 1.223 2.558 ± 1.102 −1.833 D 0.067 HDL-C (mmol/L) 2.078 ± 0.592 1.707 ± 0.558 −2.321 D 0.020 CK (IU/L) 92.733 ± 11.399 92.103 ± 31.368 −1.117 D 0.264 CK-MB (IU/L) 16.433 ± 2.445 16.520 ± 3.902 −0.462 D 0.644 ALT (IU/L) 29.433 ± 5.946 33.607 ± 15.025 −0.970 D 0.332 AST (IU/L) 23.800 ± 4.350 26.700 ± 8.204 −1.104 D 0.270 Cr (umol/L) 81.700 ± 11.529 77.163 ± 13.974 1.372 # 0.175 BUN (mmol/L) 7.689 ± 3.920 7.599 ± 3.683 −0.096 D 0.923 LDH (IU/L) 218.933 ± 18.732 230.667 ± 48.318 −1.250 D 0.211 T3 (pmol/L) 5.013 ± 1.259 4.515 ± 0.821 −1.397 D 0.162 T4 (pmol/L) 17.728 ± 1.585 17.918 ± 1.934 −0.370 D 0.712 表1. 有无复发两组间各指标比较[n (%)， x ¯ ± s ] 注： * ：卡方检验； # ：t检验； D ：Z检验。 3.2. 射频消融术后复发Cox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单因素有差异的7个观察指标与PAF患者射频术后是否复发之间的相关性，寻求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选择向前模型，表2示：病程、术前LAD、术后P波离散度共三个指标是影响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1)。 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hether recurrenc 项目 b SE Wald OR 95% CI P 病程 1.840 0.859 4.584 6.296 1.168~33.931 0.032 LAD 2.348 0.875 7.205 10.464 1.884~58.110 0.007 P波离散度 2.538 1.135 5.002 12.661 1.369~117.112 0.025 表2. 是否复发logistic回归分析 b：系数估计；Wald：卡方值；OR：优势比；CI：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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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房颤因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而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射频消融是房颤最有效的治疗方式，然而其仍有较高的复发率，这给患者及术者都带来了较大的困扰。到目前为止，房颤的发生、维持及复发机制并没有明确定论。其中肺静脉异常电活动是近年来被公认的房颤重要发生机制，黄从新等通过大量的研究证实入心大静脉肌袖内的具有异常自律性的细胞，在特定的情况下，会自发的产生快速电活动，从而导致房颤的发生，这也为射频消融治疗房颤奠定了理论基础 [ 14 ] [ 15 ]。而既往的一些研究则认为，左心房与肺静脉的电传导重连是房颤复发的重要机制，另外非肺静脉起源的病灶也可能与房颤复发有重要关系。本研究共纳入60名PAF患者，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PAF病程、术前LAD及术后P波离散度是PAF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显示，PAF患者的病程、LAD均为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 16 ] [ 17 ]。虽然目前房颤的发生及维持机制并无定论，但多认为心房电重构与结构重构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18 ]。随着房颤的发生及病程的延长，心房的电重构与结构重构程度逐渐增加，而心房的电重构及结构重构又进一步促使了房颤的恶化，即著名的“房颤致房颤”理论 [ 19 ]。多发子波折返假说同样被广泛接受，当兴奋在心房内传导时，因心肌结构及功能受损，导致心房肌各部分的兴奋性、不应期及传导速度不同，兴奋波碎裂为许多小波，众多小波延不同的路径折返形成房颤。而当左心房扩大时，心肌各部分兴奋性、不应期及传导速度差异进一步增大，且可同时容纳的子波数量增多，也可容纳相对于正常心房过长的波长，进而导致房颤，增加房颤射频消融术后的复发率。Matsuo [ 20 ] 等研究显示，对于房颤病程大于5年的患者，通过射频消融转复窦律的概率较低。 此外，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P波离散度同样是PAF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同Amir [ 21 ] 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P波离散度是同步记录的12导联心电图中，不同导联中测定的P波最大时限与最小时限的差值，其反映了心房传导的不均质性。P波离散度越大，代表心房各部位间电活动差异越大，更容易引起心房电活动的折返，进而导致房颤的复发。 综上所述，PAF患者病程、术前LAD及术后P波离散度是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识别这些危险因素，对于具有高复发风险的患者应加强管理，进行术前评估，以避免术后复发。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可能出现信息偏倚，且样本量较小，需进一步增加样本量，进行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以进一步验证结论。本研究随访时间较短，未能对1年后的患者复发情况进行研究，需增加随访时间，以进一步探究远期复发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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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采空区的出现常常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危险，可能造成地面沉降、裂缝、建筑物基础设施等破坏。因此，为了避免采空区对地上的危害，需要进行采空区的探测工作。根据采空区与围岩层之间存在的电性差异，利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基本查明了采空区的位置、埋深及分布范围。结果表明，高密度电阻率法是采空区调查评价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探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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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出现地下采空区。采空区的出现使得周围岩体的原有应力平衡状态遭受破坏，上覆岩层失去支撑，产生了移动变形，直至破坏塌落 [ 1 ]。因而，利用科学合理的地球物理方法查明采空区的分布范围及填充状况，为采空区治理和地质灾害评估提供重要数据资料，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采空区给工程建设带来的安全隐患，具有显著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 2 ]。 目前对于采空区的探测有很多方法，比如采用浅层地震法、探地雷达法、高密度电阻率法、瞬变电磁法等多种物探技术，不同的物探方法其适用性不同。浅层地震发主要是利用采空区的周围岩层之间的速度和波阻抗差异来探测地下采空区，其探测深度大，但是费用较高；探地雷达法主要是通过发射高频的电磁波经过地下传导后接收到反射波的相关参数来推断地下介质，其主要适用于浅部探测；而高密度电阻率法以及瞬变电磁法主要是利用采空区同周围岩层的电性差异来探测采空区，但是由于采空区周围存在电磁以及金属物干扰，瞬变电磁法的数据就会受到较大影响。综上所述，高密度电阻率法是最佳的选择，其与常规的电阻率法相比较，高密度电阻率法具有点距小、成本低、效率高、采集密度大等优点 [ 3 ] [ 4 ]。 因此，在不同地质体以及工作目的方面，郑冰、柳建新、程庆、马志飞 [ 5 ] [ 6 ] [ 7 ] [ 8 ] 等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两部分或仅仅几种装置的探测效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的郑智杰 [ 9 ] 对不同装置类型电极距对岩溶管道的响应特征进行研究；赵志宇(2019) [ 10 ] 将高密度电阻率法应用于嘎海山水库水文地质勘探中；贾海磊(2018) [ 11 ] 将高密度电阻率法应用于堤坝渗漏抢险探测中；何清立(2016) [ 12 ] 等将高密度电阻率法应用于滑坡地质灾害勘查治理中。M. M. Nordiana (2014) [ 13 ] 分析了电阻率测量中组合数据的应用可能是提高浅层地下电阻率的有用策略。本文将通过高密度电阻率法对于采空区域进行勘探与评价，确定其形态、位置以及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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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地质概况及电性特征 2.1. 地质概况 工作区附近区域内基岩出露广泛，基本为太古代地层。还包括元古界甘陶河群南寺组第三段(P tn s 3 )，下部蛋青色厚–巨厚层状白云岩夹板岩、砂岩；上部砂岩、板岩夹少量白云岩。工作区内基岩以该层为主，该层为受辉长岩脉接触变质作用影响的区域，白云岩变质为滑石白云岩、钙质滑石岩，砂岩变质为石英岩。受侵入作用影响，该层产状变化较大，北侧产状倾向北，倾角为29˚~43˚；南侧产状倾向北东或北西，倾角50˚~80˚；未变质的白云岩岩溶较不发育，以小型溶隙、溶孔为主；第四系上更新统洪坡积层(Q 4 pl+dl )，黄土，局部夹砾石透镜体和埋藏土；底部砾石层。主要分布于台地地带，第四系厚度1~10 m不等，岩相变化较大；侵入岩(V)：辉长岩脉。工作区内辉长岩脉受构造控制，大致以顺层侵入南寺组第三段地层。根据开挖揭露情况，岩脉侵入并不连续，规律性较差。 地质构造本区构造单元属中朝准地台II级大地构造单元山西断隆( II 2 3 )，太行拱断束( III 2 11 )。对本区影响较大的地质构造有：紫荆关–灵山深断裂及定兴–石家庄深断裂。 2.2. 勘探区地球物理特征 2.2.1. 表浅层电性条件 本区复杂的地形条件会给野外高密度测线铺放造成困难，并且给资料处理时的地形校正增加了难度。浅表层第四系较薄，大多区域基岩出露，同时因人为破坏，造成地表条件多样化。整体来说浅层电性条件极差。 2.2.2. 深层电性条件 一般情况下地层在完整无破碎时其横向上电性相对均一、差异应较小，但如果地层出现破坏，那么地下电性条件将随之改变。本区主要地层为白云岩夹板岩、砂岩，部分地区为侵入岩(辉长岩脉)，因此在侵入岩以外区域，电性基本稳定。如出现侵入岩，那么呈现部分夹层状的相对电阻率变化区域。本区采空区主要为滑石采空区，以人工井巷开采为主，根据地层条件，滑石开采后，上覆地层以变形为主，因此本区采空区电阻率要高于周边围岩的电阻率。这一电性差异是我们利用电法寻找同一地层中采空及采空积水异常的基础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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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工作方法与技术 3.1. 工作原理 高密度电阻率法是以地下被探测目标体与周围介质之间的电性差异为基础，人工建立地下稳定直流电场，依据预先布置的若干道电极采用预定装置排列形式进行扫描观测，研究地下一定范围内大量丰富的空间电阻率变化，从而查明和研究有关地质问题的一组直流电法勘探方法。其原理与普通的电阻率法一致，区别于观测中设置了高密度的观测点。该方法主要是当人工向地下施加直流电流时，在地表利用仪器观测其电场的分布，将观测电流与电压值换算为电阻率值。而由于受到地形的影响以及地下介质的不均匀等，其测量的电阻率值并非是掩饰的电阻率值，实际为视电阻率值。通过研究实际视电阻率值的变化规律来确定地下目标体，从而解决实际的工程地质问题。 3.2. 装置的类型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装置类型由最初的几种到现在的目前的十几种 [ 14 ] [ 15 ] [ 16 ]。包括温纳装置、联合剖面装置、偶极装置、三极装置、微分装置、施伦贝尔1装置和施伦贝尔2装置等。各类装置都有其实际的优缺点以及相应的应用条件，合理选择相应的装置对于实际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温纳装置，其被公认为最稳妥的装置类型。 温纳装置对于电阻率的垂直变化比较敏感，一般用来探测水平目标体。其电极排列规律是：A，M，N，B (其中A，B是供电电极，M，N是测量电极)，AM = MN = NB为一个电极间距，随着间隔系数n由最大逐渐减小到最小，四个电极之间的间距也均匀收拢。该装置适用于固定断面扫描测量，其特点是测量的断面为倒梯形，电极排列如下：其工作方法装置见图1。 3.3. 仪器的选取与测线布置 本次高密度直流电阻率法使用了重庆地质仪器厂生产的DUK-2A高密度电法仪器，由DZD-2A多功能直流电法仪和多路电极转换器〈II〉组成。数据处理采用自主开发的直流电阻率测深处理系统。 工作区域内本次高密度电法主网度选择10 m × 20 m (点距10 m，线距20 m)，在东北部及东部边界地形限制区域，采用5 m × 20 m (点距，线距20 m)网格布设。总计布设剖面测线31条，测线长度25.86 km (图2)。 图1. 温纳装置示意图 图2. 高密度电阻率法测线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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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从本次剖面解释情况以及结合地质调查资料分析，工作区及周边共发现坑口13个，历史采坑4个，地表串珠状塌陷1个。从分布情况看，东部及南部坑口及采坑均分布较多，同时根据高密度解译情况，工作区内东部及南部采空区分布较多，与已知调查情况一致。东北部仅发现一个坑口，发现一地表串珠状的塌陷，同时高密度电阻率法解译采空区同样呈线状分布，与已知调查情况基本一致。因此本次的高密度电阻率法对于查明浅部采空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为该区采空区的后续治理及开发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基础资料。 5.2. 建议 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对采空区的分析均为静态和定性解释，同时受各种干扰因素影响，部分解译成果可能有所偏差，建议进行钻探验证及其它相应的地质工作，同时将获取的已知成果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验证情况及时对解译成果进行修正，提高资料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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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了解延安市宝塔区脑卒中高危人群及影响因素，为其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按规模大小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于2012年到2016年共抽取3个街道办事处、8个乡镇40岁以上居民53，389名。采用2012年卫生部脑卒中筛查方案中脑卒中筛查基本信息表和脑卒中高危人群风险初筛评估简表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该地区居民脑卒中高危人群及高危因素分布状况。结果：脑卒中高危人群检出率为12.30%，其中女性的高危检出率(13.63%)高于男性(11.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70~80岁的老人卒中高危检出率最高(18.99%)，且随年龄上升检出率升高；2012年~2015年间脑卒中高危人群总体呈稳步下降趋势，2016年脑卒中高危人群出现明显上升。在总人群筛查中危险因素的暴露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为：吸烟史、血脂异常及未知、缺乏运动、高血压、超重和肥胖、房颤、脑卒中家族史、糖尿病。男、女性危险因素中暴露率最高的分别是吸烟(39.20%)和血脂异常或未知(23.07%)。结论：延安市宝塔区脑卒中高危人群检出率较低，但呈逐年上升态势，应持续加强健康普查和健康知识普及工作，控制和改善危险因素水平，推动脑卒中防治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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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如今脑卒中仍是威胁我国国民健康的最大隐患，致残和致死率位列第一，有着高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几大特点 [ 1 ]。根据《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提要》显示，2018年有超过20%居民的致死因为脑血管疾病，即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卒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恶化和人民不良生活习惯的增多，脑卒中高危人群也不断扩大。国家卫计委在2016年发布的《脑卒中综合防治方案》中提到，以2020年脑卒中防病率增长速度降到5%以下为目标，其中指出要加大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力度。为响应健康中国2030，以延安市宝塔区为例，对53389名居民进行从2012到2016年为期5年的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了解延安市脑卒中高危人群分布情况和危险因素，为下一阶段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