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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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动力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节研究结构在静力及超越概率为10%和2%人工波作用下的合内力，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结构的受力最不利部位，并将结构受力最不利部位的合内力与对应部位的静内力进行比较，得到地震荷载引起结构受力最不利部位的内力增幅，以便工程实践参考应用。地震荷载引起内力增幅的计算式为： (3) 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中震时的时程曲线，大震的计算结果则通过表格形式给出最大值。 4.1. 柱端合弯矩 沿结构纵向第5根柱子上端在静力作用下的弯矩最大(27.7 KN*m)，在中震时合力作用下该柱上端合弯矩时程曲线见图9，最大值为99.4 KN*m，图10为柱端的合弯矩幅值变化曲线。上考虑结构的对称性， 图8. 静力作用下侧墙与板交接处弯矩 图9. 柱端弯矩时程曲线 图10. 柱端合弯矩幅值变化曲线 以柱端弯矩为例，表3给出了其在静力与合力下的弯矩。由表3及图9可见： 柱子为轴向受力构件，静力时柱端弯矩较小，而地震作用下，由于结构的剪切变形，柱子两端相对位移增加导致柱端弯矩有较大的增幅。考虑到静荷载时柱端弯矩太小，计算得到的增幅太大，故此处为给出柱端弯矩的增幅值。 Table 3 Absolute moment values at column up ends under static and resultant load 柱子数 静力弯矩 合力弯矩 中震 大震 1 0.26 96.93 109.51 2 0.05 163.85 204.84 3 1.46 172.27 219.59 4 2.74 140.87 161.90 5 27.73 99.43 121.80 表3. 柱子上端在静力与合力下的弯矩绝对值(单位KN*m) 4.2. 边墙的合弯矩 图11为结构边墙与板结合处沿纵向各单元弯矩时程的变化曲线，对比图8，图11并将静力与合力时的幅值提取出来可得： 1) 曲线形状基本一致，表明静力与合力下弯矩最大值的位置一致，均位于边墙与顶板结合处； 2) 边墙弯矩平均增幅为：中震时上端为43.9%，下端为85.3%；大震时上端为48.7%，下端为92.1%。 4.3. 板的合弯矩 静力及动力计算结果表明：结构顶板的弯矩最大，因此这里给出合力下顶板的计算结果。考虑结构的对称性，图12为结构顶板两个跨边(左跨左边、左跨右边)在地震过程中的弯矩最大值沿车站纵向的变化曲线，由图6~8及图12可见： 1) 曲线形状基本一致，表明静力与合力下弯矩最大值的位置一致，跨边的最大值位于底板与左边墙结合处； 2) 跨边弯矩平均增幅为：中震时左端为59.0%，右端为207.2%；大震时左端为60.5%，右端为157.2%。 4.4. 结构变形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第3根柱顶端与底端横向相对位移最大，其时程曲线如图13所示，可见最大相对位移为1.58 mm，大震时则为2.34 mm。另外，柱顶端的位移大于柱底端的，也间接说明了在横向剪切地震波作用下，柱上端横向变形较大，因此结构浅埋对抗震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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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构抗震性能评价 地下结构与地表结构地震响应特点的本质区别在于地表结构的地震响应受惯性力支配，而地表结构在地震时的惯性力效应很小，地下结构的破坏主要是周围地层的变形强加在结构上。因此，评价地下结构的抗震性能应以结构变形为主。目前我国的相关规范均是借用了地表结构的变形限值，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中规定地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的限值为1/250。基于上述3.4小节得到的结构在中震和大震时的变形值，得到结构在中震和大震时的层间位移角分别为1/1899和1/1282，均远小于规范限值。另外，上述内力计算结果也远小于C40混凝土的相关强度值。因此，从结构受力和变形两角度来看，结构在中震和大震时均有良好的抗震性能，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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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论文结合某实际地铁车站结构，建立其三维数值计算模型，计算分析了其在不同幅值的当地人工波 图11. 边墙与板结合处弯矩幅值变化曲线 图12. 顶板跨边弯矩幅值变化曲线 图13. 中震时第3根柱端横向相对位移时程曲线 作用下的地震响应规律，给出了地震荷载引起的结构内力的增量以及结构变形，并从结构受力和变形两个角度初步评价了结构的抗震性能。结果表明该车站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能满足规范相关要求。论文研究方法和成果对相关工程的抗震设计和分析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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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创设“两段式不间断”审理模式，旨在解决外部干扰和权力寻租问题，但此制度目前刚步出试水阶段，收效如何，能否在人民群众范围内产生公信力，操作流程上衔接如何，是否能充分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庭宣判率的提高是否会因过于追求效率而牺牲公信力和公正等，二审检察人员在行使监督职能时都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关键词 :“两段式不间断”审理模式，刑事二审上诉案件，检法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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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2015年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创设“两段式不间断”审判模式，依托“靠机制保障公正，用制度创造公信”的改革理念，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为根本标准，受到了市委、市政法委的好评。该制度实行伊始，仅适用于民事案件，随着实践不断推进，后全面适用于二审案件中，即刑事二审上诉案件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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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创设及沿革 2.1. 首创——民事二审“即审即结”机制 2015年3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民事二审速裁案件即审即结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旨在充分发挥庭审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积极探索“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案件的可能，确保公正裁判。其所称即审即结机制是指在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后，将双方当事人传唤至法院，实行即时随机分案、即时开庭审理、即时合议、即时当庭宣判的民事二审速裁案件审理工作机制。 “四即时”机制在全国法院系统属于首创，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民事审判庭试行月余时间里，即收案达近二百件，即时宣判率近80%，总体而言效果不凡。推行该机制，要求审判人员、辅助人员认真做好分案前的准备工作，高度重视合议庭庭前会议工作，进一步提高庭审质量，做到独立自主判断、充分合议以及即时宣判工作和定期宣判案件的监督指导工作。 2.2. 发展——“两段式不间断”审理模式 2015年6月，在即审即结机制推行三个月之际，天津二中院民商事二审速裁审判庭摘牌，从此正式开始了“两段式不间断”审判模式的实践与成果累积。 “两段式”是指，将立案到宣判的案件审理流程分为两个阶段。从立案到分案前为第一阶段，即庭审前准备阶段，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全部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法官不再介入分案前准备工作，由传统的从分案到结案由一个合议庭完成，变为庭审前准备工作与案件审理由审判辅助人员和法官分别完成。分案后至宣判之前为第二阶段，即案件的审理阶段。“不间断”是指案件审理各个环节不间断进行。该阶段主要包括分案、庭前准备会议、开庭审理、合议、宣判等环节，各环节无缝衔接、连贯进行，让人为干扰和权力寻租无缝可钻。 在“两段式不间断”审理模式创设伊始，依然遵循“即审即结”机制的案件范围，即将民事二审案件全部纳入，而未规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同时，庭前准备工作的项目中包含诸如调解撤诉工作等，亦不属刑事二审案件职责范畴。 2.3. 推进——引入刑事二审案件 2015年7月23日，笔者作为二审检察员依法出席张某某、庞某某犯盗窃罪不服上诉一案二审法庭，庭前，审判长首先告知本案适用“两段式不间断”模式审理，并当庭展示案件立案及分案情况，随后正式进入案件审理程序。经合议庭当庭评议，认为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最终采纳了我院的出庭意见，当庭宣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此案为契机，该审判模式全面适用于刑、民二审案件当中。 2015年9月，天津二中院印发《“两段式不间断”审判模式二审案件实施办法(试行)》，在对案件范围的规定中正式将全部二审案件(包括刑事二审案件)纳入该审判模式，仅发回重审后再上诉案件除外。该办法规定了由立案至分案、结案的全部流程，各项流程中操作的具体内容，详细对每一步骤规定了工作要求，并设置了评查制度以保证案件完成质量。自此，刑事二审案件正式在制度上、规定上被纳入“两段式不间断”审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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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内涵解析 3.1. 特点 二审案件即审即结机制，是天津二中院的首创，旨在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推进审判工作务实、廉洁、公正、高效。出台该机制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即分、即审、即议、即判，做到审判流程环环相扣，让当事人和法官在开庭前没有机会进行接触，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案件的可能。该机制的特点可以用“2、1、3”来概括：2个“不知”，开庭前当事人不知道案件将由哪个合议庭、哪些法官审理，法官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审理什么案件、哪个案件；1个“对接”，对于少数不能即时宣判的案件，无缝对接到层级监督指导机制、专业咨询会议机制或者审委会议决机制；3个“效果”，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消除当事人合理怀疑，提高审判效率。 3.2. 庭前准备阶段 分案前的准备工作属于审判辅助性事务，由专职审判辅助人员完成，具体包括：根据案件难易程度进行繁简分类，程序性材料审查，实体材料审查，案件背景情况核查，制作阅卷笔录，根据阅卷情况，告知当事人应在庭前提交证据、代理人委托手续等其他释明事项，组织交换证据，进行调解，预估庭审用时、排期预定法庭、制作送达传票，梳理案件争议、重点、难点，列明案件法律依据，及时向庭长汇报准备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突发情况等。 对案件进行系统审查后，庭前辅助人员负责为庭审排期，确定开庭时间后告知当事人及检察机关。 3.3. 案件审理阶段 分案前的准备阶段与案件审理阶段遵循“不间断”的原则，尽量缩短时间间隔，确保两阶段之间信息对接及时、准确。 开庭当日，由专门人员使用分案系统随机组成合议庭，而后一键分案，通知合议庭成员参加庭审。负责分案前准备工作的人员在随机分案后及时将案卷及相关材料交由案件合议庭。开庭前，合议庭召开庭前准备会议，由庭前准备人员即负责阅卷的审判辅助人员向合议庭成员充分、如实汇报案件情况，合议庭听取汇报后拟定审理方向和思路。 庭前准备会议结束后，即时开庭，审判长向当事人告知“两段式不间断”审判模式适用情况，并将立案、分案信息向当事人展示。庭审活动原则上不中断进行，宣布休庭时，告知当事人将在审判区内开展即时评议，要求当事人等候，除规定的几种情形外，均应当庭宣判。宣判后，合议庭向仍有异议的当事人进一步阐明裁判结果，以防出现缠访等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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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可行性展望 5.1. 价值肯定 新刑诉法修改前，大部分刑事二审案件是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的，带来的弊端有很多方面，难以保证诉讼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且违背了程序参与和程序公开原则，使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参与二审审理活动。由此可见，二审开庭审理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都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天津二中法在积极落实“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的原则上，创新制度体系，使开庭审理走向模式化，系统操作化，其实践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尽管在操作中暴露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次非常科学、有价值的探索，为二审开庭审理创设了新的制度思维模式。 5.2. 路径选择 19世纪德国关于刑事诉讼改革的讨论中，对一审和二审的关系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果对所有证据都要重新听审，那么二审就像一位画家在暮光中绘制一幅风景画，用以检查在白天充足阳光下完成的另一幅作品的准确性 [ 6 ] 。尽管开庭审理是体现审判公开公正最理想的方式，但如果一味强调对所有二审案件都开庭审理，则与法院现状和诉讼效率相冲突。如果能够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一审程序的审判质量，促进法检工作的程序衔接，并对上诉状进行模板式的改革，使二审司法机关有效判断案件开庭审理的必要性，进一步完善审判人员的考核管理机制，摆脱“数据控”的追求开庭率的思维模式，相信能够使二审的庭审模式愈发走向完善，成为改革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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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役水闸运行多年，在外界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建筑物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水闸的安全运行，有必要对病险水闸进行除险加固。本文根据沭新闸工程的实际状况，拟定不同加固设计方案，借助三维有限元软件ABAQUS对不同加固方案闸室结构的应力场进行分析，验证加固方案的合理性，分析结果表明，反拱底板的填平、加撑梁等加固措施能大大降低闸室结构的拉、压应力，对水闸的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除险加固，有限元，反拱底板，撑梁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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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沭新闸工程建于20世纪70~80年代，为了节省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水闸底板结构采用反拱式底板，这种结构虽然能充分发挥混凝土的抗压性能，大大节省了钢筋等建筑材料 [ 1 ] ，但是，反拱底板其内力主要为轴向压力，在均布荷载作用下，轴向压力一般不起控制作用，起控制作用的是反拱底板由于地基变形而产生内力，从而导致底板开裂，也就是说反拱底板对地基不均匀沉降较为敏感，降低了水闸的整体稳定性及其可靠性，同时，经过多年运行，闸室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沭新闸底板、闸墩多处出现裂缝，同时经过承载能力分析可知，底板、闸墩在地震荷载作用下，其承载能力不满足要求，严重影响了水闸的安全运行。因此，有必要对该类闸进行加固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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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闸室原结构形式 沭新闸底板采用四孔一联整体式反拱底板，两端悬出，作为岸墩底板，沭新闸原闸室结构形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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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同加固方案闸室应力场比较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沭新闸加固方案中填平反拱底板与增加混凝土撑梁对闸室结构应力场影响，分别考虑以下三种情形：1) 反拱底板、无撑梁闸室结构应力场分析；2) 填平反拱底板、无撑梁闸室结构应力场分析；3) 反拱底板、加撑梁闸室结构应力场分析；4) 填平反拱底板、加撑梁闸室结构应力场分析。通过这四种闸室结构形式结构应力的分析比较，从而验证反拱底板的填平以及正拱桥顶板脚增设撑梁对水闸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够清晰直观地反映出此次加固方案对闸室不同部位的应力变化情况，现将上述四种情形在不同工况下闸室结构的应力场用柱状图表示，设计工况拉压应力场见图18、图19，校核期拉压应力场见图20、图21，地震期拉压应力场见图22、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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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反拱底拉应力较大，底板的底层与面层以及闸墩在水压力等荷载作用下受到较大的拉应力，易导致底板产生不同程度的裂缝，影响水闸安全性。 2) 反拱底板填平可以减小闸墩与底板的拉压应力，尤其对底板的应力影响比较明显，反拱底板填平是从其本身结构特点进行加固，有效地改善了闸室底板的应力状态，但是对闸墩的应力场影响不太明显。 3) 在拱脚处增设撑梁，撑梁的作用主要影响闸墩与底板的主拉应力与主压应力，撑梁的存在分担了闸墩与底板在受到水压力等荷载作用下的弯矩，主要承担了闸墩的拉压应力，但对底板的应力影响不太明显。 图18. 设计期拉应力场(Pa) 图19. 设计期压应力场(Pa) 图20. 校核期拉应力场(Pa) 图21. 校核期压应力场(Pa) 图22. 地震期拉应力场(Pa) 图23. 地震期压应力场(Pa) 4) 反拱底板填平，同时增设撑梁能够相互弥补上述两种加固方案的不足，能最大程度上改善闸室结构的应力状态。 因此，在这类水闸的除险加固时，将反拱底板填平，以及在正拱桥拱脚处增设撑梁，对增加整个闸室的整体结构安全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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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钦州北部湾中心主塔楼为研究对象，利用刚性模型测压风洞试验详细研究了该方形截面超高层建筑表面的极值风压分布特性、塔楼主体的风荷载以及风致加速度响应，并将试验结果与荷载规范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极值负压为幕墙设计的控制风压，荷载规范对建筑立面中心区域的极小风压系数的取值偏于不安全，对拐角区域的取值偏于保守；塔楼主体的基底弯矩等效静力风荷载由平均风荷载控制；风致加速度响应表现为明显的横风向效应。本文所获结论可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层建筑，风洞试验，风压分布，风荷载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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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工程概况 钦州北部湾中心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主城区，项目规划设计为超高层主楼、高层附楼、裙楼的城市综合体。超高层主塔楼平面设计为43.6 m × 43.6 m方形布局，高220 m，采用框架核心筒结构。高层附塔楼平面设计为48.4 m × 21.2 m长方形布局，高83 m。图1为项目的效果图。由于钦州属于强/台风地区，为了保证该项目在使用阶段的抗风安全性，对主塔楼进行了刚性模型高频压力积分试验。基于风洞试验结果，本文对该超高层建筑物表面极值风压分布特性、塔楼主体风荷载分布以及顶部楼层舒适度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与商业结构分析软件提供的结果及荷载规范建议值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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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风洞试验 2.1. 试验设备及测量系统 试验在湖南科技大学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的大气边界层风洞试验室中进行。该风洞为直流单试验段风洞，截面为4.0 m × 3.0 m (宽 × 高)的矩形，试验段的风速在1.0~30.0 m/s内连续可调。试验过程中，风速测量采用澳大利亚TFI公司的眼镜蛇三维脉动风速测量仪，压力测量采用美国Scanivalve公司的Hyscan-1000电子扫描阀测压系统。 2.2. 风场模拟 试验开始之前，采用二元尖塔和粗糙元来模拟大气边界层平均风速和湍流强度分布。根据该高层建筑物周围的地貌情况，并结合我国《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 [ 1 ] 中对地面粗糙度的分类规定，在本次试验中模拟了相应的B类地面粗糙度风场，平均风速剖面指数α = 0.15。图2为流场调试后得到的B类地面粗糙度的平均风速剖面和湍流强度分布剖面。 2.3. 试验模型及测点布置 测压试验模型采用ABS板制作，几何外形与实际建筑保持相似。主体模型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试验中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形和振动现象，可以保证压力测量的精度。风洞试验的模型缩尺比均为1:300， 图1. 效果图 图2. 平均风速剖面及紊流度剖面 满足堵塞度 < 5%的要求 [ 2 ] 。0˚风向角来流时，测压试验模型整体布置如图3所示。 为获取建筑物的表面风压，在主模型表面上共布置了471个测点，沿高度共设置15层(图4)。建筑物顶部为外露的玻璃挡板，为获取外、内表面压力差，在该处布置了28对双测点，分别同步测试外、内表面的风压；2~14测点层每层布置28个单测点(图5)。每个测点埋设外径为1.2 mm、内径为1.0 mm的 图3. 风洞试验模型布置图 图4. 测点分层图 不锈钢管，测压管垂直于建筑物外表面，并保证与模型表面平齐。测压孔与电子扫描阀之间采用PVC管连接，PVC管的长度控制在1 m以下，以保证测量压力的可靠性 [ 3 ] 。 2.4. 试验工况 为考虑周边建筑物对主塔楼表面风效应的干扰作用，刚性模型测压试验分两种情况进行：第一种情况为单体(不考虑周边建筑物的影响)；第二种情况为所有建筑(考虑周边建筑物的影响)。不同情况下，均以每个风向角为一个工况，风向角从0˚~360˚变化，顺时针变化，变化间隔为10˚，同时增加了45˚、135˚、225˚、315˚的试验结果，试验一共有80种工况。试验时取参考点高度为70 cm，对应大气边界层风场原型的高度为210.0 m。试验控制风速为12 m/s。试验过程中，不同角度下各测点风压时程采样频率为332 Hz，采样时间为30.12 s，即每个测点在每个风向角下记录了10，000个风压时域信号数据。 图5. 标准层测点布置图 2.5. 数据处理 模型试验中符号约定以压力向内(压)为正，向外(吸)为负。表面各点的风压系数由下列公式给出： (1) 式中： 是试验模型上第i个测压孔所在位置的风压系数时程， 是该位置上测得的表面风压时程， 和 分别为参考点处测得的平均总压和平均静压。外露的玻璃挡板处的内外风压处理方法参考文献 [ 4 ] 。 对风压系数时程 进行数学统计即可得到平均风压系数 和脉动风压系数 。极大风压系数 和极小风压系数 可以分别用平均风压系数和脉动风压系数的代数和来表示： (2) (3) 其中： 是峰值因子。由于脉动风常近似作为高斯过程考虑 [ 5 ] ，所以本文假设脉动风压也是高斯分布，取峰值因子g = 3.5，符合实际工程需要。 通过对不同测点层的风压结果进行积分，便可得到各测定层的风荷载时程。在一阶线性振型的假定下 [ 6 ] ，根据随机振动和结构动力学理论，可得到结构的均方根位移响应： (4) 相应的脉动风引起的各层等效静力风荷载： (5) 式中 是峰值因子，本文取2.5，具有99.38%保证率 [ 7 ] 。建筑结构各楼层最大等效静力风荷载等于平均风荷载与脉动风引起的等效静力风荷载之和，最小等效静力风荷载等于平均风荷载与脉动风引起的等效静力风荷载之差，即： (6) (7) 结构楼顶高度z的加速度响应 的功率谱与相应的位移相应功率谱有如下关系： (8) 因此加速度均方根响应可如下式计算： (9) 结构楼顶加速度峰值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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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3.1. 极值风压分布特性 极值风压是幕墙设计关注的重点。为了讨论周边建筑物对主体建筑表面极值风压分布的影响，图6和图7分别绘出了全风向角下主体建筑在无、有周边建筑物干扰情况下的极大风压系数和极小风压系数分布的等值线图。 3.1.1. 全风向极大风压系数 无周边建筑物干扰时，从图6(a)可以看出，各立面的极大风压系数沿高度的变化规律相近，在建筑物的中上部及立面拐角区域较大，表现为较大的压力，该区域的极大风压系数均匀分布在1.4附近，与荷载规范建议值1.45~1.47 (150 m~200 m高度范围内)接近。中下部的压力相对较小，大多在1.1~1.2之间。在南立面的下部中间区域风压变化剧烈，数值也减小到0.9，这主要是由于受到高度较低(83 m)的附楼的遮挡作用。在顶部外露的玻璃挡板处，气流表现为强烈的三维绕流效应，极大风压系数最大达到1.93，约为规范建议值1.44的1.34倍，应该引起幕墙设计人员的重视。 有周边建筑物干扰时，从图6(b)可以看出主体建筑各立面的极大风压系数沿高度的变化规律与无周边建筑干扰时基本一致。局部区域的风压等值线变化加剧，这可能与扰动作用下气流的脉动增强有关。中上部的极大风压系数维持在1.5左右，比无周边建筑干扰时略有增加。 3.1.2. 全风向极小风压系数 无周边建筑物干扰时，从图7(a)可以看出，主体建筑各立面的极小风压系数沿高度方向没有明显的 图6. 全风向角下极大风压系数分布等值线图。(a) 无周边建筑物；(b) 有周边建筑物 图7. 全风向角下极小风压系数分布等值线图。(a) 无周边建筑物；(b) 有周边建筑物 变化规律。各立面在靠近拐角区域的极小风压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而在靠近立面中心区域则有逐渐减小的趋势，这主要与拐角区域气流的加速分离导致脉动风压增加有关。根据我国荷载规范的建议 [ 1 ] ，可估算出150 m~200 m高度范围内幕墙立面中心区域的极小风压系数在−1.45~−1.47之间，拐角区域的极小风压系数在−2.03~−2.06之间。将试验结果与规范建议值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我国荷载规范对立面中心区域的极小风压系数的取值偏于不安全，对拐角区域的取值则偏于保守。 有周边建筑物干扰时，从图7(b)可以看出各立面的极小风压系数的绝对值在下部区域略有减小，这可能是由于受到周边建筑物的遮挡作用。靠近中上部的极小风压系数相对无周边建筑物是变化不大，仅在局部区域的极小风压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增加，这可能跟上游建筑物的尾流干扰有关。总的来看，各立面的极小风压系数的绝对值均要大于相同位置的极大风压系数，这表明极小风压是幕墙抗风设计的控制压力。 3.2. 等效静力风荷载 等效静力风荷载是风工程研究人员和结构工程师之间的纽带 [ 8 ] 。对于超限超高层建筑，结构工程师通常需要利用风洞试验提供的等效静力风荷载对主体结构的强度和刚度进行验算，并形成超限审查报告提供给全国超限高层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图8给出了有周边建筑干扰时50年一遇基本风压作用下钦州北部湾中心主楼基底弯矩等效静力风荷载随风向角的变化规律。由于荷载规范未能直接给出钦州地区的基本风压，因此风荷载的计算参照钦州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资料 [ 9 ] 取50年一遇基本风压为0.54 kN/m 2 。结构的动力特性由设计部门提供，第一阶振型为X向平动，自振频率为0.375 Hz；第二阶振型为Y向平动，自振频率为0.426 Hz；第三阶振型为扭转，自振频率为0.490 Hz。考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结构阻尼比取0.05。可以看出：1) 在X、Y以及Z三个方向上，最大和最小等效静力风荷载均与相应方向上的平均风荷载随风向角的变化规律一致，这说明总的等效静力风荷载主要由平均风荷载控制，脉动风荷载的贡献较小。2) Mx、My随风向角的变化规律与三角函数随角度的变化规律类似。由于建筑物的截面为方形，Mx的等效静力风荷载绝对值最大发生在270˚风向角，数值为2.41 × 10 9 N，My的等效静力风荷载绝对值最大发生在180˚风向角，数值为2.43 × 10 9 N，两者数值相近。3) Mz的数值大多为Mx或My的5%以内，但在个别角度由于脉动风的不对称性加强，Mz的等效静力风荷载绝对值也能达到相应角度下Mx的27%，需引起结构工程师的重视。 对于外形规则的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师可根据荷载规范中对相关系数的规定，结合商业结构计算分析软件预先计算各楼层的风荷载。考虑到风洞试验提供的Fx(180˚)和Fy(270˚)最不利结果均发生在正交方向，与结构计算软件计算风荷载时一致。图9给出了50年一遇基本风压作用时最不利风向角下X和Y方向楼层风荷载试验结果与有限元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1) Fx的试验值随楼层高度的变化规律在大部分楼层均与PKPM值吻合较好，数值比PKPM结果略微偏大；由于顶部三维流和风洞底面的影响，顶部和底部试验结果与PKPM值差异较大。2) Fy的试验结果随楼层高度的变化规律与Fx基本一致，但相对Fx而言，Fy的试验结果比PKPM结果大，这与周边干扰有关。 3.3. 风致加速度 与结构的安全性相比，超限超高层建筑在风荷载作用下的使用性更加引人关注。我国《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 10 ] 规定，高度不小于150 m的高层建筑结构应具有良好的使用条件，要满足相应的舒适度要求。即在10年一遇的基本风压作用下计算的顺风向和横风向楼层顶部加速度：住宅和公寓不超过0.15 m/s 2 ，办公楼和旅馆不超过0.25 m/s 2 。图10给出了10年一遇基本风压作用下由风洞试验得到的顶部楼层风致加速度随风向角变化曲线。可以看出：1) X向加速度最大值发生在90˚和270˚风向角，Y向加速度最大值发生在0˚和180˚风向角，均表现出明显的横风向效应。2) 扭转向加速度相对X和Y向较小，这与建筑的截面为方形对称截面有关。3) X向加速度最大值为 0.123 m /s 2 ，Y向加速度最大值为0.109 m/s 2 ，均满足高规的限值要求。 图8. 基底弯矩等效静力风荷载随风向角的变化规律 图9. 最不利风向角下楼层风荷载随高度变化曲线图 图10. 顶部楼层风致加速度随风向角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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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风洞试验是评估超限超高层建筑风荷载的常有效方法。本文以钦州北部湾中心主楼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该方形截面超高层建筑表面极值风压系数、主塔楼风荷载及风致加速度的特性。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极值风压为幕墙设计的控制风压。荷载规范对立面中心区域的极小风压系数的取值偏于不安全，对拐角区域的取值则偏于保守。 2) 基底弯矩等效静力风荷载由平均风荷载控制。Mx、My随风向角的变化规律与三角函数随角度的变化规律类似。由于脉动风的不对称性，个别角度Mz的等效静力风荷载绝对值也能达到相应角度下Mx的27%，需引起结构工程师的重视。 3) 对于方形截面的超限超高层建筑，PKPM可以较好地估算楼层风荷载，但周边建筑物的存在也会导致PKPM计算的结果偏小。因此，有必要对通过风洞试验来评估周边建筑物的干扰作用。 4) 水平方向加速度表现明显的横风向效应，方形截面的扭转加速度相对水平方向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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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章综述了有关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的病理生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进展，提出从领域特殊性的角度来理解强迫症的病理机制。通过引证归纳的领域特殊性研究，分析了强迫症认知偏差的领域特殊性特征，并提出假设：强迫症患者的认知偏差可能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认知偏差是对任务效价评估的程度误差；第二类认知偏差是对任务类别判断的错误。本研究聚焦于第二类认知偏差的论证。本文最后提出了关于强迫症的第二类认知偏差的实验研究假设：与健康对照相比，1) 强迫症患者在“获利”情景中的信号检查指标：报告标准(C)趋于宽松，分辨率(d’)较低；2) 强迫症患者在“获利”和“避害”两种任务情景中的信号检查指标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 :强迫症，归纳推理，领域特殊性，信号检测理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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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一种神经症，具体表现为强迫性地重复某个动作或某种观念(Bloch et al.， 2008; McGuire et al.， 2015)。关于强迫症病因的解释主要有：其一，认为强迫症是特定神经联结的固着，因此，治疗是针对特定大脑组织的损毁以消除强迫性症状(Eng et al.， 2015; Del Casale， Rapinesi， & Brugnoli， 2015)；其二，强迫症的症状是相应认知障碍的表达(Rosa-Alcázar et al.， 2015; Jonsson， Kristensen， & Arendt， 2015)。这两个方面的解释都面临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困难，关于强迫症的干预和治疗也进展较为缓慢(Abramovitch & Coopermen， 2015; Olatunji， Davis， Powers， & Smits， 2013)。本文结合归纳领域特殊性假设，从认知偏差的角度来分析强迫症的认知表达，进一步从领域特殊性认知逻辑的角度提出关于强迫症的新的病因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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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强迫症的身心界定 根据DSM-5的诊断标准 1 ，强迫症包括强迫性思维和强迫性行为。强迫性思维是指个体常常会感受到重复性、持续性、闯入性和不必要的想法、冲动或意向，大多数情况下个体会因此而被诱发焦虑或痛苦体验。强迫行为则是指：重复的行为(例如，洗手、排序、核对等)或重复的精神活动(例如，祈祷、反复默诵特定的字词等) (Bloch et al.， 2008; McGuire et al.， 2015)。 许多强迫症个体还伴随非理性信念，诸如对责任和危险的过度敏感、完美主义、不能容忍不确定性、过分重视思维的影响(比如，认为产生一些坏的想法和实际做出坏的行为是一样严重的)以及对控制的过分需求等。 Modell等(1989)提出强迫症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可能是：在正常情况下额叶尾状核–苍白球–丘脑系统通过GABA对丘脑实现抑制性调节，这种调节通过额叶眶回–丘脑间的连接的兴奋性来实现；强迫症发病是由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调节失衡，即额叶–纹状体–苍白球–丘脑系统调节不足而眶回–丘脑系统过度兴奋。这一假说得到了脑成像结果的支持。有研究表明，未治疗的强迫症患者在上述脑区的代谢水平较高；而经过包括药物、手术以及行为治疗成功的患者在相应脑区的代谢则降至平均水平(孙伯民等，2003；Jung et al.， 2006; Eng， Sim， & Chen， 2015; Abramovitch & Coopermen， 2015；史继红，张敬悬，2015；Del Casale et al.， 2015)。 根据这个假说，神经外科手术通过干预额叶—丘脑通路或毁损眶额皮质来恢复两个系统的平衡，从而达到治疗强迫症的效果。目前，针对难治性强迫症，医学上采取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定位立体定向双侧内囊前枝损毁术进行治疗(孙伯民等，2003；Jung et al.， 2006)。临床结果表明这样的手术对于消减强迫症症状有一定效果，但也伴随有术后高热、缄默、大小便失禁等副作用，还会引起短期的认知功能障碍，病人仍需要进一步的药物治疗以恢复功能(占世坤，孙伯民，2012)。术后的长期(12至24个月)观察结果显示，部分病人(17个被试中的8人)的认知功能障碍能够恢复(Jung et al.， 2006)。 近年来，关于强迫症与认知功能障碍关系的研究日渐增加(Emmelkamp & Aardema， 1999; Gwilliam et al.， 2004; Rachman， 2007; Yilmaz， Gençöz， & Wells， 2008；姜英杰，王溢涵，2009；张众良，张仲明，李红，2010；Dimaggia et al.， 2011；刘泱慧，位照国，刘铁榜，2014；Hezal & McNally， 2015)。研究者强调，强迫症的主要诱因是功能失调性信念(Dysfunctional Belief)，包括：1) 对危险发生可能性、负性事件后果的严重性，以及个人责任的扩大认知；2) 过度的完美主义和不能容忍不确定性；3) 对控制感的过度需求；4) 思想–行动混淆(Thought-Action Fusion， TAF)。关于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这些功能失调性信念使得强迫症患者对闯入性思维做出不适当的评价，进而发展成强迫性思维。闯入性思维是强迫症的认知机制解释中的一个核心概念(Hezal & McNally， 2015)。闯入性思维是一种自动化的、个体难以接受的思想、表象，以及行为冲动，它广泛地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但是对强迫症患者会产生极度的困扰。这种困扰主要来自患者对闯入性思维的错误评价：闯入性思维是危险的，会造成严重的负性后果；必须要控制闯入性思维，否则就会有严重的负性事件发生；如果不能消除闯入性思维，那么就要对负性的后果负责。于是，患者做出一系列的努力来消减这种困扰。而这种努力反而使得闯入性思维变成了强迫性思维。研究者发现，对闯入性思维的负性评价与强迫症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相关(Moritz et al.， 2010; Hezal & McNally， 2015)，且这一相关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Yilmaz et al.， 2008)。 进一步，有研究论证了强迫性行为是患者消减闯入性思维困扰的应对策略(Moritz et al.， 2010; Hezal & McNally， 2015)。例如，通过反复检查火炉以消减发生火灾担忧的困扰。于是，关于强迫症病因的解释被导向了认知问题。Szechtman和Woody (转引自：张众良等，2010)提出了一个基于安全动机的强迫症解释模型，见图1。 该模型的核心是个体的安全动机。个体从环境中获得关于背景安全性的信息，以此启动“安全动机”；安全动机激活“安全防卫程序”，并进一步激发“安全防卫行为”。安全防卫引起的满足感可以消减安全动机的强度，于是相应的安全防卫行为就会适时停止。在这个循环中，如果：1) 从安全防卫行为到满足感的通路被阻断；2) 从安全防卫程序到安全防卫行为的通路被阻断，都会引起强迫症症状。通路1)阻断会引起强迫性行为；而通路2)的阻断则引起强迫性思维。 不同意见则认为，安全动机模型不能有效区分强迫症与其他神经症，如广泛性焦虑症，也不能很好地预测或评估各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的有效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强迫性行为难以停止，有时又很容易停止(张众良等，2010)。 综上，强迫症本身的症状表现复杂，并且易与其他神经症如焦虑症混淆；尽管存在针对强迫症的多种治疗手段，但效果均有其局限性(Olatunji et al.， 2013; McGuire et al.， 2015; Rosa-Alcázar et al.， 2015; Jonsson， Kristensen， & Arendt， 2015)。本文认为，这些困难可能源于关于强迫症发生机制的领域一般性解释。因此，需要从领域特殊性的角度来考察强迫症的认知机制。 图1. 强迫症的安全动机模型(Szechtman & Woody， 2004， 2006。转引自：张众良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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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归纳推理的领域特殊性与强迫症的认知偏差 归纳推理是个体从个别例证中形成一般性原理的认知加工过程，是有机体进行学习、获得新知识的必要认知基础(蒋柯，2015)。有研究认为，归纳推理是有机体通过进化而获得的一系列专门化的适应性应答机制，环境中的特定情景会激活某一个专门化的应答机制。有机体正是通过启动不同的专门化应答机制来适应环境的多样性要求(蒋柯，熊哲宏，2010a，2010b)。 O’Connor和Robillard等人1995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强迫症患者的演绎推理能力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在做归纳推理时，更少参考前提的多样性证据(Simpson et al.， 2007; Liew & Hayes， 2013)。本研究认为强迫症在以下两个特征上体现出与归纳推理的联系。 第一是重复性的反应模式。重复出现的行为或思维模式是强迫症的典型症状，而这种重复性的反应模式正是归纳推理的结果。归纳推理的功能就是在环境因素中寻找一致性特征，并针对这些一致性特征做出稳定的、甚至是刻板性的反应。根据进化心理学的最新解释，这种能力是有机体必不可少的适应性(蒋柯，熊哲宏，2010a)。在这个意义上，强迫症的某些症状表现——例如，对环境中危险性因素以及事件负性后果的过度认知——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适应性表达。这样的反应模式可以让个体免于很多危险。 此外，归纳推理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重复性来获得经验的提升。重复会让个体在类似情景中的反应越来越准确，对情景因素的控制力也越来越高。这正是强迫症的认知特征之一，即对控制感的追求。 第二是消除不确定性的努力。强迫症认知障碍之一是完美主义倾向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厌恶。强迫症患者正是通过诸如排序、数数、反复核对等强迫性行为来降低不确定性体验。这种倾向也是归纳推理的特征。归纳推理本身是一种不确定性推理。但是，如果我们检查到的正面例证越多，且没有出现反例，那么结论确定性就越来越高。因此可以认为，强迫症的重复性行为正是对归纳推理结论的确定性检验。 如果重复的行为模式，以及对确定性的追求等都是归纳推理的特征，是具有适应性意义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病态化转变呢？ 临床上对强迫症进行诊断时，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特征：症状表现、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以及社会功能损害，这四个条件是相互关联的。如前所述，单纯的强迫性行为或强迫性思维也常见于健康人，但这些表现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导致了“社会功能损害”时才会被诊断为强迫症。因此，这四者中“严重程度”以及“社会功能损害”是强迫症疾病诊断的关键指标。 设想有一个电子触发的点火装置，当这个点火装置出现在不同的工作任务中时，人们对它的可靠性程度的检验也会不同。如果它只是一个售价一块钱的一次性打火机，那么普通人在做选择时可能试一两次发现它可以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点火装置出现在太空火箭上，在轨道调整时为推力火箭点火之用，那么制造者事先对它进行上万次的检验也被视作正常。但是，如果一个人购买一次性打火机时也对它进行上百次的检验就会被视作不正常。从归纳推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个体希望通过有限次数的尝试而获得一般性的结论，即，这个点火装置是可靠的，即，接下来的每一次、或某一次点火将会是成功的。有关归纳推理的研究表明，个体在不同类型的推理任务中对确定性水平的要求不一样，所采用的推理“逻辑”也不同；这就是所谓归纳推理的领域特殊性(周强，蒋柯，2009；蒋柯，2015)。依据归纳推理领域特殊性假设，可靠性检验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任务的重要程度与对确定性的要求成正比；第二，不同的任务对应于不同的检验策略。 既有的研究立认为强迫症患者的认知偏差是对任务的重要性程度做出了错误的评估(Gwilliam， Wells， & Cartwright-Hatton， 2004; Rachman， 2007; Yilmaz， Gençöz， & Wells， 2008; Dimaggia et al.， 2011; Hezal， McNally， 2015; Rosa-Alcázar et al.， 2015)。本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强迫症症状还可能是由于患者对任务类型做出了不恰当的区分。 既有的研究立足于认知机制的领域一般性假设，仅仅从任务的重要水平来解释强迫症患者的认知偏差，所以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时强迫性行为难以停止，有时又很容易停止；为什么某些情景能诱发强迫症状，而另一些看似相似的情景却不会(McGuire et al.， 2015)。本研究提出，引入领域特殊性观念可能会为强迫症的认知机制解释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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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强迫症认知偏差的分离假设 领域特殊性是指：有机体的心智不是均质、单一的反应机制，而是由若干独立的、专门化的机制组成。例如，个体求偶时使用的机制与抚养下一代时使用的机制是不同了，并且这两套机制之间可能是信息封闭的(巴斯，2015)。研究显示，人的归纳推理机制至少存在两套相互独立的“逻辑”系统。一套是“获利”情景下的归纳“逻辑”，其特征是对环境变化信息敏感，个体在类似情景中不会轻易地形成一般性的、固定的反应模式；另一套是“避害”情景下的归纳“逻辑”，其特征是忽略部分环境信息，即个体仅仅依靠有限的证据就会形成一般性的、固定的反应模式，并且恪守这套反应模式(周强，蒋柯，2009；蒋柯，熊哲宏，2010a，2010b；蒋柯，2015)。例如，“守株待兔”和“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推理格式都是： 前提：有一个P是Q。 结论：所有的P都是(或，下一个P也会是)Q。 所不同的是“守株待兔”描述了获利情景下的归纳推理，即，如果今天在树下能够捡到一只兔子，那么今后每一天都会在树下捡到兔子；而“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描述的则是避害情景下的归纳推理，即，蛇是很危险的动物，那么所有和蛇相像的东西都是危险的。但是，人们在使用“守株待兔”时显然是贬义的；而“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其认可与同情。这表明，人们对获利情景中的重复性行为持否定态度，而对于避害情景中的重复行为则是认可的。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重复性行为会被诊断为强迫症，有的却不会。 如前述例子，对太空火箭的点火装置做上万次的检验是正常的；而对一次性打火机检验上百次就则是不正常的。火箭的点火装置一旦失灵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是“避害”任务；而一次性打火机纵使失灵其损失也微乎其微，所以它不属于“避害”任务。如果人将“避害”情景中的策略迁移到非“避害”情景中，就会被诊断为病态。 综上，关于强迫症认知偏差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是对任务重要性程度的判断误差；第二种是对任务情景的识别偏差。传统观点强调第一种认知偏差，并据此提出若干干预和训练手段。如前所述，这些干预手段的效果并不明显。本研究提出，强迫症患者的第二类认知偏差患可能才是导致强迫症状的根本原因。 对任务情景的认知偏差即是个体对利害关系的评估发生了混淆。“获利”和“避害”是相对立的认知情景，个体会表现出有相应的归纳推理特征，个体在两种情景中的注意偏向、信号识别特征等(蒋柯，2015)。具体而言，在“获利”条件下，个体会更多地关注反例，对信息的分辨率较高，归纳推理结论的比较谨慎，对结论的推延控制较严格；在“避害”条件下，个体往往忽略反例，对信息差异度的分辨率较低，比较轻易地将归纳推理的结论外推到更广的范围。据此，我们不难理解，在“避害”情景中，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刻板性重复检查行为，比如，反复检查煤气炉是否漏气等。但是在“获利”情景中，重复行为则会因为对刺激的精确分辨而得到有效控制，即，重复行为会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前文指出，强迫症患者有可能混淆了“获利”和“避害”两种任务情景，并不适当地将“避害”情景中的归纳推理策略应用于各种非“避害”情景，从而导致患者在所有任务情景中均表现出过度的重复行为。所以，个体是否表现出强迫症状可能与个体在面对特定任务时选择什么样的归纳“逻辑”有关。因此，基于任务类别识别认知偏差的假设，对强迫症的干预应注重注意偏向、知觉以及信号识别等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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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如果强迫症的认知偏差是领域特殊性的，那么，识别患者的认知偏差类型就尤为重要。之前针对强迫症认知偏差的测量工具主要功能在于识别患者的第一类认知偏差，也就是区分强迫症患者和健康人在同样类型的认知任务中的表现水平差异。归纳推理领域特殊性研究的结论显示，在“获利”和“避害”情景中，与归纳推理相关的信号检查指标有显著差异，在“获利”情景中，报告标准(C)、分辨率(d’)等信号检查指标都趋于严格和敏感，在“避害”情景中则相反(蒋柯，2015)。于是，本研究假设，强迫症是因为患者混淆了“获利”和“避害”两种任务情景。强迫症患者是将“避害”情景下的归纳“逻辑”不恰当地迁移到了“获利”情景。操作性假设是：强迫症患者在归纳推理任务中的信号检测指标与健康人群相比：1) 强迫症患者在“获利”情景中的信号检查指标：报告标准(C)趋于宽松，分辨率(d’)较低；2)强迫症患者在“获利”和“避害”两种任务情景中的信号检查指标没有显著差异。 相应的研究将能够：1) 为归纳推理的领域特殊性假说提供临床证据；2) 丰富强迫症认知机制解释的理论；3) 进一步衍生出强迫症的信号检查诊断标准和诊断工具；4) 拓展强迫症认知治疗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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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对平原大省河南地区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相关参数的不定性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对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必要的统计分析，可以为相关规范的修订提供一定参考，亦可为相关企业的质量控制给予指导。 关键词 :扣件式脚手架，可靠性，统计分析，平原地区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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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层、超高层、大跨建(构)筑物和大型桥梁、立交桥等工程大量出现，造成其中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构)筑物多形成高梁厚板的情况，而其庞大的施工荷载则对传统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支模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装拆方便、组合灵活、经济实用、可重复使用，是我国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脚手架形式。但是近年来由于扣件和钢管的质量难以保证，支模架设计与搭设不科学等问题导致支模架在施工时坍塌的事故不断发生。 对于目前我国规范中广泛采用的基于可靠性理论的设计方法，结构或构件抗力的相关统计参数对结构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影响抗力的因素很多，因此对结构或构件的抗力进行直接统计目前难以实施。而在国际上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对影响到结构或其构件抗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利用数理统计的计算方法得到该类结构或其构件的抗力统计特征值。我国《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中抗力的统计分析正是采用该方法。扣件式钢管脚手架作为一种临时结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对中原地区(主要是河南省)部分施工单位所使用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构件几何尺寸、扣件的质量的不定性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情况对一些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 [ 1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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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调查范围及调查目标 项目课题组在调查时，首先对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这一脚手架形式在河南地区的应用形式、范围、特点及加工状况等基本情况作了一定的调查，并对国内外的一些钢管脚手架形式也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的来看，扣件式钢管脚手架仍然是中原地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脚手架形式。本文对中原地区(主要是河南省)部分施工单位所使用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所使用的钢管的构件几何尺寸、扣件的质量、扣件抗滑能力等关键指标进行调查。 随着河南地区房地产市场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筑施工行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河南省内的施工企业数量众多，由于资金、设备、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不同的施工企业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规模也差别较大。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规模偏小小，施工设备非常有限，技术水平低下，因此对这类企业进行调查不能代表河南省实际的施工水平。因此我们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规模较大的几家施工企业作为主要的调查对象。这些施工企业主要包括：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豪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述这些公司的施工设备及施工水平基本能够代表河南地区主要建筑施工企业整体目前的实际施工水平，调查中选择上述4家企业的9个工地进行实地调查，施工中所采用的扣件式脚手架照片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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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设计调查方案 对于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而言，影响脚手架结构承载力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跨距、排距、连墙件的 图1. 施工中采用的扣件式脚手架及节点。(a) 全景；(b) 连接节点 布置方式及间距、立杆截面面积及步距、扣件的质量、抗滑能力等。为保证调查中可以得到影响结构安全性的核心参数，确保调查参数的有效性，在制定结构参数进行实地调查前，首先对影响结构抗力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连接节点如图1(b)所示。 3.1. 分析核心影响因素 钢管的几何尺寸对钢管脚手架结构的可靠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设计阶段的抗力计算及安装阶段结构几何外形与安装内力两个层次。如果从设计阶段的计算考虑，截面几何尺寸的偏差对结构或构件的抗力会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对于脚手架立杆稳定性的设计表达式为 [ 3 ] [ 4 ] ： 式中，A——脚手架立杆的毛截面面积，是与截面几何尺寸直接相关的随机变量。 ——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系数，由考虑脚手架整体稳定因素的换算长细比λ 0 查表得到。而 式中，l 0 ——脚手架大波失稳时的半波长度或连墙件的竖向间距，由脚手架的搭设方式确定。而i—回转半径，也是与截面几何尺寸直接相关的随机变量。对于脚手架中钢管的强度和稳定性来讲，其几何参数的随机性，对构件设计的可靠性有很大影响。但是直接统计截面面积和回转半径的统计参数并不合理，也不现实，难以操作。但是由于截面面积或回转半径都属于导出量，构件的截面面积A、回转半径i都可以表示为壁厚t以及直径D的函数。所以可以通过统计钢管的壁厚、直径的统计参数，然后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得到截面几何特征的统计参数。从施工操作的角度来看，几何尺寸的较大偏差也会引起安装困难，并明显改变结构及构件的受力状态，在构件中引起较大的初始安装应力，同时也会显著造成结构的稳定性降低，进而影响到结构及构件的可靠性。同时调查中考虑对钢管两端面切斜偏差、钢管外表面锈蚀深度、钢管弯曲程度等相关参数同时进行量测。 除了钢管的几何尺寸之外，脚手架钢管之间的连接主要依靠各类扣件，主要包括：直角扣件、旋转扣件和对接扣件。由于扣件质量减小，会必然导致扣件抗滑能力降低，从而使脚手架整体承载能力降低，因此在调查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各类扣件质量的测定，间接的判定扣件的抗滑能力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对于部分工地也采用抽样检测的方法，直接测定扣件的抗滑能力。 而跨距、排距、连墙件的布置方式及间距、立杆步距等因素主要是由施工方案所决定的，不便于进行对比分析，因此调查中考虑较少。 3.2. 确定调查参数及制定统计表格 项目组在制定表格的时，对上述核心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考虑，同时考虑到调查时现场实施的可能性，同时参考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和相关的一些手册，对表格的项目进行筛选归类。最终确定表格的主要内容包括：钢管直径、壁厚、两端面切斜偏差、钢管外表面锈蚀深度、钢管弯曲程度及扣件质量等。在调查实施的过程中，以每一个工程项目的一批脚手架构件作为调查对象。例如：扣件式脚手架钢管几何尺寸调查的表格形式如表1所示。 3.3. 实施调查统计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得到扣件式脚手架的主要统计参数，项目组在调查中采取现场实测与历史资料调阅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实施过程中，考虑调查统计表格的有关内容，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 1) 实地量测：为了准确得到施工工程项目现的场第一手资料，对“四建”、“城建”、“天工”、“豪瑞”等几家公司正在进行施工的工程进行了跟踪调查，对钢管的截面尺寸及扣件质量进行了现场实测，获得大量的有效参数。这也是此次调查中采取的最主要的方式。测量工具选择方面，考虑到数据准确性与测量精度，在测量长度高度、弯曲度等较大尺寸时，选用了较高精度的钢卷尺、钢板尺，而在测量直径、厚度等较小尺寸时，选用了游标卡尺以保证测量的精度，对于两端面切斜偏差则需要用塞尺进行量测。对于扣件质量，则采用便携式弹簧秤进行质量测定。考虑到这部分调查数据为实地调查，准确度及可信度较高，因此这部分数据的分析结果也可以用来对其他两种方式得到的数据进行校核。 2) 调阅资料：查阅并整理前述施工单位所保留的相关历史资料，因为按照《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脚手架构件在进场前，一般要求做构件的质量检查，而检查结果要作为历史资料存档。而这部分存档资料对于我们的调查统计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所以在调查过程中，项目组对相关施工单位的近年来进行的主要工程的历史资料档案也进行了调阅并进行整理，也得到了大量的有效数据。 3) 问卷调查：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难以保证对相关施工单位的每批脚手架构件都全部进行现场实测。调查时为了确保每批次脚手架构件测量数据的保持连续，我们在现场实测调查的同时，也给各个项目的施工工地发放了一定数量的问卷调查表，方便工程项目中的质检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但是我们考虑到项目组调查目的和工程中例行质量检查的目的不同，对这部分数据主要起参考和校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