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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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扁球壳的非线性屈曲对其在工程中的应用影响很大。但其屈曲程度很难确定。本文中我们考虑在均布载荷作用下圆底扁薄球壳的非线性屈曲问题，该问题的控制方程为 D d d r 1 r d d r r ⋅ d w d r − N r ( r R + d w d r ) − q r 2 = 0 (1) r E h d d r 1 r d d r ( r 2 ⋅ N r ) + d w d r ( r R + 1 2 d w d r ) = 0 (2) 边缘固定夹紧时，边界条件为 r = a 处， d w d r = 0 ， w = 0 ， r ⋅ d N r d r + ( 1 − μ ) ⋅ N r = 0 (3) r = 0 处， d w d r = 0 ， | N r | < + ∞ ， | w | < + ∞ (4) 其中R为球壳中面的半径，h为壳体的厚度， N r 为径向薄膜内力，a为扁球壳圆底的半径， M r 为径向弯矩， μ 为材料的泊松比，w为中曲面的挠度，E为弹性模量，q为横向载荷强度， D = E h 12 ( 1 − μ ) 。 为了得到这类问题的屈曲程度，研究人员应用了很多方法，如S. Way等人 [ 1 ] [ 2 ] 利用幂级数法求解了圆底扁球壳非线性稳定问题；赵伟东 [ 3 ] 等人用打靶法分析了扁球壳在热–机械荷载作用下的稳定性；刘人怀 [ 4 ] 等人采用改进的迭代法讨论了双层网状扁球壳非线性弯曲问题；顾淑贤 [ 5 ] 用三次B样条函数和迭代法得出均布荷载作用下周边固定圆底扁球壳轴对称弯曲问题的解；侯朝胜等人 [ 6 ] 用配点法计算了夹层圆板和夹层扁球壳的非线性弯曲问题；叶开沅 [ 7 ] 通过修正迭代法得到周边固定的圆底扁薄球壳临界载荷的二次近似解析解。本文中我们将运用以上方法不同的方法——Adomian分解法研究该扁球壳的非线性屈曲问题的新近似解。 Adomian分解法对于求解非线性微分方程有其独特的优点，相比传统摄动方法，Adomian分解法不再需要小参数，且对非线性微分方程中的非线性部分用Adomian多项式代替，从而简化原非线性方程。所以Adomian分解法被广泛应用到许多非线性微分方程边值问题中，如段俊生等人 [ 8 ] [ 9 ] 把Adomian分解方法应用于分数阶微分方程组以及高阶非线性微分方程的边值问题；Wazwaz [ 10 ] [ 11 ] 把Adomian分解方法应用于变系数的高维初始边界值问题、具有初始值和边界条件的Lane-Emden方程；温颖等人 [ 12 ] 结合分段技术与Adomian分解法求解了三角形区域二阶偏微分方程的边值问题；云银山等人 [ 13 ] 基于Adomian分解法，提出一种新算法解决矩形区域非线性微分方程边值问题；李丹丹等人 [ 14 ] 基于Adomian分解法，求解三角形地下水域上补给效应模型的Dirichlet边值问题；刘慧等人 [ 15 ] 基于Adomian分解法考虑了边界简单铰链支撑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 本文中，借助Adomian分解法的优点，将研究扁球壳非线性屈曲问题的新近似解。具体内容如下：第二节利用Adomian分解法计算了该圆底扁球壳问题的新的解析解；最后一节我们确定了无量纲载荷与中心挠度的特征曲线，并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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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首先二次近似解对应的该圆底扁薄球壳的特征方程，即无量纲载荷P二次近似为 P ≈ P 0 + P 1 由(23)和(25)可知P与 W 0 的特征方程为 P = − 2 135 ( 1 + μ ) ( 73 μ − 173 ) W 0 3 + 2 135 k ( 1 + μ ) ( 82 μ − 227 ) W 0 2 + ( 16 3 − 1 36 k 2 ( 1 + μ ) ( 11 μ − 35 ) ) W 0 在图1中根据本文结果绘出的 k = 2 ， 6 ， 16 ， 20 ， 26 对应的P-W 0 曲线，其中取 μ = 0.3 。这些特征曲线与文献 [ 7 ] 的特征曲线是一致的。 图1. 各种k值下的特征曲线P-W 0 (二次近似) 因为无法得到该边值问题的精确解，所以我们使用如下余函数作为误差分析函数，分析得到的近似解。 E r r o r 1 = d 2 d ρ 2 ( ρ ⋅ φ ) − 3 ( 1 − μ 2 ) ⋅ S ⋅ φ − 3 4 P E r r o r 2 = d 2 d ρ 2 ( ρ ⋅ S ) + 1 2 [ φ 2 − ( k 2 ) 2 ] 误差函数 E r r o r 1 与 E r r o r 2 在区间 ρ ∈ ( 0 ， 1 ) 上的曲线图在图2、图3中给出。本文中通过2-范数的平方 ‖ E r r o r 1 ‖ 2 2 与 ‖ E r r o r 2 ‖ 2 2 来表征近似解的精度。特取 W 0 = 0.2 时，一阶、二阶、三阶近似解的误差分析如下表1所示。不难看出，随着阶数的增加，误差越来越小，进而说明了得到的结果的有效性。 Table 1 Precision of approximate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order 阶数 ‖ E r r o r 1 ‖ 2 2 ‖ E r r o r 2 ‖ 2 2 1 4.25487 × 10 −6 0 2 4.74073 × 10 −12 7.25526 × 10 −17 3 2.00221 × 10 −17 1.04952 × 10 −21 表1. 不同阶数下近似解的精度 图2. W 0 = 0.2 时， E r r o r 1 曲线(三次近似) 图3. W 0 = 0.2 时， E r r o r 2 曲线(三次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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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伪”来考察人性并由此展开对社会历史观的探析是先秦哲学的重要思路。提到“伪”大家更多关注到荀子的“化性起伪”，而庄子哲学中的“伪”往往被忽视。两人对“伪”字的解释突破了历史的局限，并赋予“伪”全新的“人为”含义。《庄子》将“虚伪”和“人为”紧密相连，重点在于突出“伪”的虚伪特性，而《荀子》特别注重“伪”的“人为”内涵。基于“伪”两者展开的人性论和社会政治思想学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解释学方向，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庄子》强调“伪”与“道”背离而《荀子》强调“伪”和“性”的不同；庄子强调回归自然本性而荀子从“伪”约束“性”走上隆礼重法的道路；通过对“伪”的诠释，庄子最终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而荀子由此走上了改变人性的社会治理之路。一个“伪”字，充分展现了两人哲学观的不同，两者对“伪”的不同诠释对我们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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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伪”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如“恭俭惟德，无载尔伪”(《尚书·周书·周官》)；再如“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尚书·周书·周官》)，这两处出现的“伪”字都与“德”字相对，指的是欺伪诈骗，都提倡“德”，强调“德”的重要性并且摒弃“伪”行。战国时期出现的“伪”字，如“大司徒之职，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周礼·地官》)，可以看得出来，“伪”的意思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里出现的“伪”需要用礼仪来教导，意思依旧是欺诈虚伪。虽然意思没有改变，但是从这三处文献记载来看，对于“伪”，人们的行为意识逐渐增强，与“德”相对应到用“礼”的制约，人们更强调用人为的力量去约束“伪”。 通过“伪”来考察人性并由此深入到对社会历史观的探析是了解先秦哲学的重要切入点。“伪”在《庄子》和《荀子》中有着不同于古文“虚伪”的含义，出现了“人为”的意思，这可以说是从《尚书》到《周礼》中“伪”的人为意识进一步增强的体现。“伪”字在《庄子》全篇中一共出现了17次，在《荀子》中一共出现了44次。后者所用“伪”字较为集中的出现在《荀子·性恶》篇中，除了此篇，“伪”在其余各篇中一共加起来出现了17次。这可以说是庄子和荀子对“伪”字解释的一个巧合。在《庄子》中“伪”的两个含义“虚伪”和“人为”并没有完全脱离关系，并且“虚伪”就等同于“人为”；而在《荀子》中，“伪”字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人为”的意思。同样都有“人为”的含义，两者的价值观确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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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定位与升华：诈巧虚伪与化性起伪 3.1. 庄子用“伪”——诈巧虚伪 《庄子》中出现的“伪”主要是用来对儒家的代表人物和社会行为的评价，如“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庄子·盗跖》)，这里的“伪”指的是虚假、虚伪，并且直接用“伪”来定义孔子。《庄子》对孔子的评价还有类似的说法，如在此篇中“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庄子·盗跖》)，此处的“伪”是对儒家行为的评价。《庄子》中对“伪”的使用从定义孔子本人到定义孔子的行为，认为孔子的行为是对天下君主的迷惑，是虚伪的且不利于国家的统治。除此之外，《庄子》将“伪”与“真”和“实”相对：“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庄子·盗跖》)；“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庄子·列御寇》)这里的“真”是对儒家虚伪行为的摒弃，“实”指的是《庄子》“自本自根”的道。总之，无论是直接用“伪”来定义儒家还是将“伪”和“真、实”相对立，提到“伪”的目的都是对孔子的儒家哲学的批判。这深刻反映了儒家和道家两种哲学在本质上的不同走向。 除了简单的定位，庄子用“伪”进一步深入到对孔子“仁义礼制”的批判。“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庄子·知北游》)“道无方则非彼也，故不可致。德在我非外也，故不可至。德则无为，而仁可为也，仁则所厚，而义可亏也。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则相伪而已” [ 12 ]。《庄子》对道、德、仁、义、礼进行了区分，“道”是不可招致的，“德”是不可以到达的，“仁”是可以作为的，“义”是可以亏损的，“礼”是相互虚伪的。《庄子》认为，表现出来的“仁”、“义”、“礼”都是表面功夫，并非出自人的本心，所以虚伪相欺。《庄子》在此处的表达充分借鉴《老子》，“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认为“礼”是“道”虚华而祸乱的开端。“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庄子·徐无鬼》这里也认为“仁义”的结果会适得其反，所以属于虚假的行为。再如“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庄子·盗跖》)《盗拓》中满苟得列举了儒家的一些行为如：尧杀长子、舜流放母亲、汤放逐桀、武王杀纣、王季越位、周公杀兄等，通过这些事例来说明亲疏无伦常、贵贱无仪则、长幼无顺序，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儒者伪辞”，对儒家的仁义和墨家的兼爱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会导致五伦六位没有区别。这些都和《庄子》提倡的“性”相违背。“缮性于俗，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庄子·缮性》)。“性脩反德，德至同于初，而缮之于俗” [ 10 ]。用世俗的学问来修治本性，以求复归本初，用世俗的思想来迷乱情欲，以求获得明达，这种人被称作闭塞愚昧的人。“礼乐偏行而一之于外，则道德之理滋远，而不能无冒，冒则必失其性，此天下之所以乱也” [ 13 ]。礼仪普遍强加推行，天下就大乱，把德行强加给别人必然违失自然本性。庄子论礼乐，出于仁义忠信，仁义忠信出于道德，而道德出于“性”。因此用仁义道德来改造百姓，改变“其初”，与“性”之间形成矛盾和冲突，这是对百姓的蒙蔽，自然不被《庄子》提倡。 由上可见，《庄子》对“伪”给予了全面的否定，“伪”在《庄子》中指的是人为的虚伪、虚假，《庄子》中“伪”的使用是对孔子本人及其言行和开创的仁义礼制学说的批判。 3.2. 荀子用“伪”——化性起伪 在《荀子》中“伪”被直接赋予了“人为”的含义，这一含义在《性恶》篇中被反复强调：“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对于“其善者伪”《荀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证。首先，《荀子》进行了正面论证：“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从”在这里“通‘纵’，表明放纵” [ 14 ]。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发生暴乱，而人为的礼仪可以归治天下。《荀子》从“性”出发，以“伪”为落脚点，将自己的人性观与政治理论巧妙的结合。《荀子》中对“善在人为”的观点不止一次的进行正面论证：“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同上)，《荀子》中举例说明依据人的本性就不会有谦让，有了谦让就必然违背人的本性，这证明了“性恶论”观点的同时，也引出了“善在人为”的结论。“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同上)，《荀子》从“性”出发，看到“性恶”，引出了“伪”，强调“礼仪”的重要性，最终落脚于“化性起伪”。《庄子》将“伪”与“虚伪”结合起来，“虚伪”与“人为”结合起来。《荀子》与《庄子》不同的是直接跳跃过了“虚伪”，将“性”与“伪”相连，把“伪”直接定义为“人为”，从而将“人为”落实到社会治理层面。因为在《荀子》的哲学中，没有礼仪就会秩序混乱，所以人如果只有本性，不对本性进行改造悖乱就会存在。 其次，《荀子》也从反面对“善在人为”进行了论证。“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荀子》表明，如果去掉礼仪法治，去掉刑法，天下会大乱。这可以说是《荀子》换了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伪”给社会带来的力量，通过反面的论证将“伪”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再次凸显。“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同上)《荀子》用反面论证的方式再次强调，如果真的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合乎法度、遵守社会秩序，那么要圣王做什么？要礼仪又有什么用？这是对“人性本恶”的观点的再次肯定，是对人性的改变在于“人为”的观点的再次强调。 最后，荀子从善恶的关系说明行“善在人为”。“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荀子从对立的角度说明了“善”、“恶”、“伪”的关系，一般人想为“善”都是因为本性为“恶”，自己本性中拥有的东西就不会向外寻求，并由此推出“人性恶”和“善在人为”的结论。 无论是从正面或反面论证，还是从善恶关系入手进行论证。《荀子》始终都将“伪”赋予“人为”的含义，起于人性，鉴于性恶，最终落脚于“化性起伪”。通过提出学习和教化的主张，依靠仁义礼智来约束和改造人性，让人性符合文明与道理，这样才能够天下大治，而邪恶的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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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自由与秩序：性情回归与价值转向 4.1. 评庄子之“伪”——性情回归 《庄子》对“伪”的定义与使用，始终离不开他“自本自根”的道论体系和“逍遥游”的人生观。庄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神秘的精神实体“道”。“道”在天地之前，自古以来就独立自存，神秘主义的“道”不能用感性来察觉它，也无法用理性知识来把握，只能靠主观直觉去体会。“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庄子·知北游》，这样一来庄子的“道”就是天下万物的总根据，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则和依据。对于世界的理解我们就需要以“道”为基础，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对世界本原“道”的理解的基础上去遵循“道”，我们才能适应和把握世界的变化。这一切都是遵循本性而又自然而然的。在“自本自根”的“道”之外强加一个“人为”的作用而与大道背离，这便是“伪”，因此《庄子》对“伪”始终采取的都是批判的观点：“伪”是对天地之道的背离、“伪”是对自我纯真本性的摒弃、“伪”是建立人为基础上的虚假、“伪”是对仁义礼智的批判。 在《庄子》中，“人为”是“伪”在行动上的定义，“虚假”则是行动上对“伪”的价值判定。“伪”因为有了“人为”的参与而被赋予了“虚假”的内涵，因此在《庄子》中“伪”的两层含义始终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正是这种巧妙的内在关联，构成了庄子哲学的特色。 庄子的一生消极厌世，对人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幻想摆脱一切外物和肉体的束缚，从而追求一种个人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用庄子的话说就是“无待”、“无己”、“无功”、“无名”。“无待”指的是真正的自由，一切条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束缚和限制都没有，是对外在束缚的摆脱；“无己”则是摆脱内在的主观限制，达到肉体和精神上的真正自由；“无功”指的是不求功名安逸而逍遥；“无名”表达了不追求外在名利从而探索内在本真。因此，庄子对“伪”的否定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仁义礼制”干预了“无待”和“无己”，背离了大道之真和自然而然的纯真本性。 庄子对“伪”从头到尾采取的都是批判的态度，“伪”的出现和《庄子》本体论和人生观相悖，庄子也通过对“伪”的诠释来表现出回归自然、回归本性、追求自由的真性情。庄子一直用否定的眼光去评判和看待“伪”，提倡走上至真的“道”，摒弃人为的虚假、虚伪的行为。庄子对“伪”的诠释，是庄子性情的回归，更是庄子哲学价值观的真切体现。 4.2. 评荀子之“伪”——价值转向 荀子的人性论是其社会政治观的基础，而“伪”则是荀子社会政治观可以建立的桥梁。荀子对“伪”的解释始终和“性”有关，“伪”和“性”有着不同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特质。“伪”与自然的本性不同，人的本性为“恶”，“性”必须靠“伪”这种人为的力量才能改变。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制度的建立需要依靠“伪”。“伪”的价值和作用在连接着“性”和“隆礼重法”中得到深刻的体现。也正是因为“伪”作为桥梁的中间属性，所以“伪”在《荀子》中出现了根本的价值转向，改变了人恶的自然属性，通过后天的教化有其通过礼仪和法则约束并引导人们弃恶扬善，这深刻改变了“伪”字在战国前期和《庄子》中广泛使用的虚伪、虚假的含义，使“人为”成了“伪”的核心思想，且赋予“伪”一种强有力的执行力，“隆礼重法”就是执行力的外在体现。这对人性有了一个制约的同时，也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方法。 荀子不是从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社会治理的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属性中寻找；不是从先验的人性和道德中探索社会治理的起源，而是从实际的社会需要中去构建有礼有法的社会。因此，荀子把“礼”和“法”等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看成检验尺寸的法度，检验权衡的标准，检验曲直的绳墨，检验方圆的规矩。荀子的“法”和“礼”有着同等的社会制约作用，但在对人行为的规范上有强弱之分，以“礼”为先，“法”以辅之。而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荀子从“伪”出发，在“礼”和“法”中走上了一条寻找社会治理的道路。他讲的“礼”已经不同于儒家讲的礼，而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生活之上更建立在社会物质基础之上，并更多的涉及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完全具备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可以把人按照不同的等级和不同的需要划分出不同的团体并赋予人们不同的社会职能。荀子讲的“法”也不同于法家的“法”，而是加上了“德”的色彩，依靠法治的同时强调德治，认为德治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法治不过是社会治理的手段。荀子正是以自己创设的以“礼”和“法”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道路诠释着“伪”的“人为”内涵。 在对“伪”的执行中，荀子始终不忘对“德治”的强调，突出“圣人”连接“性”和“伪”的作用，“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圣人通过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教化，制定出人为的礼义，并在礼义的基础上制定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以此来维护封建的等级秩序。荀子不仅提出了一套社会治理的方法，更为这套方法提供了一个行为主体，从而引导人们融入社会治理，走上社会治理的道路。当然，按照荀子的理论，圣人可以治理国家但是圣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自身的知识能力深刻认识“礼”和“法”的社会效力，并通过长期的生活经验将自我教化融入社会实践最终应用于社会治理。可见，荀子将性、伪、隆礼重法、内圣外王紧紧地完美的串联在一起，从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治理体系。 由此可见，荀子对“伪”的解释出现了根本的价值转变，不再是单一的与“德”和“诚”相对应的价值观，而是在赋予“伪”一个“人为”的内涵后，将“伪”充分的纳入到政治哲学的领域，通过“伪”构建起对社会制度和人社会行为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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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庄子》和《荀子》都出现了基于“人为”基础上的“伪”这一范畴，但是两者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庄子》中的“伪”与本真的“道”背离，与真实的“性”相区别；《庄子》中的“伪”主要用来定位儒者及其行为，强调有人为参与的必定背离真实的本性，因而《庄子》中“伪”的两层含义“虚伪”和“人为”本质上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庄子对“伪”的态度是批判、摒弃，面对“伪”庄子寻求自然之道，体悟真实性情，追寻自在的逍遥境界。在《荀子》中“伪”与“性”有区别的同时也保持着特定的联系；荀子的“伪”完全建立在“人为”的特定内涵上，因而荀子“化性起伪”，通过“隆礼重法”让“其善者伪”。让“伪”有了社会建构层面的价值内涵。 一个“伪”字深刻地表现出庄子和荀子哲学价值观的不同。同为“人为”之“伪”，庄子寻求的是一种内在的自然本性的回归，荀子寻求的是一种外在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张力；庄子改变自我，荀子改变社会；庄子寻找内心的归属，荀子寻找社会的安定。今天我们面对“伪”，可以充分借鉴庄子和荀子的态度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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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养育二孩双亲照顾者主观幸福度在照顾者负担、社会支持、情绪方面中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5月~2020年12月在我院儿保门诊就诊的二孩夫妇100例，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照顾者负担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二孩照顾者进行评定，并分析照顾者主观幸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对于养育女孩的双亲照顾者焦虑情绪反应评分高于男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男孩双亲照顾者对支持利用度及正向体验高于女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男、女孩双亲照顾者在抑郁情绪、照顾者负担、主观幸福感及社会支持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养育二孩家庭照顾的过程中，生养女孩的双亲照顾者焦虑情绪过高，男孩带来更高主观正向体验，对其的支持利用更高，抚养女孩的成长过程应受到多方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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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5年我国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适龄生育夫妇为主体迎来了生育高峰。当前，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以家庭为主，由于3岁以下婴幼儿具有更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幼儿照护离不开家庭，作为幼儿照护者双亲，与此同时，父母本身也需要健康、情感、财务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支持 [ 1 ]。双亲作为幼儿照护者在面临这些压力因素时，其对自己所面临的养孩负担，得到的社会支持显得非常重要，在养育二孩的过程中得到的幸福感，有助于改善自己的不良情绪。 目前对二孩照顾者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主观幸福度在照顾者负担、社会支持、情绪中所起的影响作用未见报道。故本研究对养育二孩夫妇的主观幸福度进行调查，分析情绪、社会支持、家庭负担等因素对家庭幼二孩养育者影响的因素，为进一步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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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20年5月~2020年12月对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儿保中心门诊就诊100例二胎夫妇作为调查对象。二胎夫妇确定标准：自述已经生育过二个健康孩子。纳入调查标准：均为自然受孕，二胎幼儿夫妇。排除标准：1) 年龄小于20岁及大于45岁；2) 夫妻双方和幼儿患有恶性肿瘤、严重躯体疾病、精神异常等疾病；3) 夫妻双方拒绝本调查研究。 该研究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获得调查者的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测评工具 1) 自制的调查问卷。包括已抚养孩子数、年龄、照顾者身体状况、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家庭经济(人均月收入)、每天照顾时间、每天与其他家人联系时间等。 2) 分别采用焦虑量表(SAS)、抑郁量表(SDS)对每位人选者进行自评调查。主要根据其近1周来的情绪体验，一般在10 min左右完成。SAS与SDS各有20项，每个项目按1~4级评分 [ 2 ]，其中10个为正向陈述，反向评分，另10个为反向陈述，正向评分。20个项目中各项分数累加即得到粗分，粗分 × 1.25等于标准分。焦虑、抑郁评定的标准分界值为50分，分值越高，焦虑、抑郁倾向越明显。标准分在50分以下为正常，50~59分提示轻度焦虑或抑郁，60~69分提示中度焦虑或抑郁，70分以上提示重度焦虑或抑郁 [ 3 ]。SAS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759。SDS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750以上。 3)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测评：由Kozma等在1980年编制的，测定入组者主观幸福感。该量表包括正孩情感(PA)、负孩情感(NA)、正孩体验(PE)、负孩体验(NE) 4个维度，共24个条目，项目的记分为，回答“否”记−1分，“是”记1分，总分在−24至+24之间，总分为0~48分，低主观幸福感 ≤ 12分，中等水平主观幸福感13~35分，高主观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重测信度为0.758 [ 2 ]。 4) 照顾者负担量表(Zarit Caregiver Burden Interview， ZBI)：国外学者Zairt等设计此量表，由王烈等引进汉化，量表包含22个条目，分为个人负担(12个条目)和责任负担(6个条目) 2个维度，另有一个条目反映照顾者所感受到的总的护理负担。每道题分值是0~4分，总分0分(没有负担)~88分(最大负担)，分值越高，负担越重，其负担严重程度划分为0~19分为无或很少：20~39分为轻度负担；40~59分为中度负担；60分以上为重度负担。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信度较高，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均较好 [ 4 ]。 5)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 5 ]：此量表由肖水源编写，共10条目，3个维度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社会支持利用度(3条)。社会支持总分为10个条目之和，总分反映个人社会支持程度。分量表评分越高，表明其支持资源好、有良好的支持体验且较好地应用支持资源。 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因素间无交互作用时，组内比较行LSD检验，组间两两比较行LSD-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和百分比表示，组问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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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1) 向二孩父母发放家庭情况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100名幼儿中，平均年龄为(14.67 ± 3.88)月，幼儿父母亲平均年龄(30.56 ± 5.17)岁。双亲均为双亲家庭，文化程度为初中占22.00%，高中及大专者占36%，本科占(32%)本科以上占10%。双亲月收入1000~3000元者占12%；3000~5000元者占57%；5000元以上者占31%。双亲照顾者每天照顾时间为24小时者占29%，每天照顾时间为12小时者占44%，每天照顾时间为8~4小时者占27%。双亲照顾者每天与家人联系时间为10分钟以上者占29%，与家人联系时间为6~9分钟以上者占29%，与家人联系时间为4~5分钟以上者占29%。男孩及女孩双亲照顾者一般人口学资料，统计学无差异P。见表1。 Table 1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of parenting familie 项目分类 二胎男孩 二胎女孩 χ 2 P 幼儿年龄(月) 13.05 ± 3.69 16.50 ± 4.04 0.356 0.456 父母年龄(岁) 28.33 ± 4.67 31.82 ± 5.46 −1.318 0.207 父母职业 2.857 0.582 企事业 16 (16%) 13 (13%) 公务员 11 (11%) 9 (9%) 农民 12 (12%) 8 (8%) 自由职业 15 (15%) 12 (12%) 无业 1 (1%) 3 (3% 文化程度 0.157 0.5 初中 12 (12%) 10 (10%) 高中或大专 17 (17%) 19 (19%) 本科 21 (21%) 11 (11%) 本科以上 5 (5%) 5 (5%) 家庭收入 1.5 0.472 1000~3000 5 (5%) 7 (7%) 3000~5000 25 (25%) 32 (32%) >5000 18 (18%) 13 (13%) 全职照顾 6 0.112 是 15 (15%) 10 (10%) 否 40 (45%) 35 (35%) 父母每天照顾时间 1.5 0.472 24小时 16 (16%) 13 (13%) 12小时 20 (20%) 24 (24%) 8~4小时 19 (19%) 8 (8%) 表1. 育儿家庭情况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2) 男、女二胎孩子父母照顾者焦虑、抑郁情绪及负担的比较： 提示在承担照顾抚养负担两个孩子的家庭里，男、女孩照顾负担无明显差别，其产生的心境变化中，养育女二孩的双亲焦虑情绪高于男孩，产生的抑郁情绪在男、女孩无差别，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parents’ caregivers of male and female on second-childre 因子 男孩照顾者(n = 55) 女孩照顾者(n = 45) T P 焦虑评分 39.05 ± 6.99 50.83 ± 4.84 −3.739 0.003 ** 抑郁评分 49.25 ± 4.2 53.90 ± 6.59 −1.555 0.148 照顾者负担 17.60 ± 5.78 24.17 ± 3.45 0.023 0.329 表2. 男、女二胎孩子父母照顾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比较 3) 男、女二孩父母照顾者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提示夫妇双方在面临养育两个孩子时不同于养育一个孩子，在父母亲产生的主观幸福感里，男孩对父母产生的正向体验超出女孩，女孩低于男孩，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aregivers of second childre 因子 男孩照顾者(n = 55) 女孩照顾者(n = 45) T P 正孩情感 5.00 ± 1.73 5.33 ± 1.22 −0.157 0.881 负孩情感 5.00 ± 0.50 5.33 ± 0.82 0.277 0.791 正向体验 10.00 ± 0.00 7.67 ± 2.16 2.646 0.046 * 负向体验 3.25 ± 1.25 2.93 ± 1.50 0.549 0.601 主观幸福感总分 11.25 ± 2.50 7.00 ± 2.94 1.635 0.297 表3. 男、女二孩父母照顾者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4) 男、女二孩父母照顾者社会支持的比较 在社会支持评定方面，提示夫妇双方在获得外界的社会支持后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不同于养育第一胎孩子，养育男孩者对支持的利用度会更高，女孩低于男孩，见表4。 Table 4 Comparison of social support of parents caregivers of second childre 因子 男孩照顾者(n = 55) 女孩照顾者(n = 45) T P 社会支持评定总分 40.66 ± 6..02 35.40 ± 10.39 1.283 0.220 客观支持 9.16 ± 1.94 8.40 ± 2.95 0.626 0.541 主观支持 22.50 ± 4.51 20.6 ± 6.65 0.68 0.508 对支持的利用度 9.00 ± 0.89 6.10 ± 2.37 2.836 0.013 * 表4. 二胎孩子照顾者社会支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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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2015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适龄生育夫妇为主体迎来了生育高峰。夫妇双方在养育两个孩子时面临工作、育儿、家庭等矛盾压力不同于养育一个孩子。家庭作为幼儿生长发育及生活的主要环境，是提供儿童心理情感支持、生长发育、智力发展的重要场所，父母的养育技巧、行为模式、婚姻、家庭经济以及父母本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幼儿良好的成长环境产生影响。 Epstein Miller I.W.等 [ 6 ] 认为：家庭在运作过程中如果没能实现其各项基本功能就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出现各种临床问题。虽然有养育第一胎孩子的经验，若家庭解决问题技能不足，如面对二孩生病所产生的经济压力、合理的日常生活规划、获得家庭及外界的支持等方面远不同于养育第一胎孩子，作为幼儿家长尤其是低学历、低收入母亲，有的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放弃工作，或不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甚至面临照护孩子和职业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在家庭生活中承担养育孩子父亲角色的爸爸，除面对家庭的压力，还有来自社会的、工作、家庭收入等方面的压力，也相对比母亲要多。对于二胎夫妇，尤其是其家庭结构重新调整，在家庭中需要肩负更多的责任，当角色发生冲突时，会给个体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不可避免地对父母产生影响，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影响自己的幸福感 [ 7 ]。因此对于养育二孩的父母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对促进育儿家庭良好情绪氛围，对幼儿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养育二孩过程上，孩子实际的日常需求给父母带来了挑战。大家庭、朋友和邻居提供的社会支持对健康结果的影响次于密切合作的直系家庭，家庭功能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健康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 8 ]。照顾婴儿可能会对年长父母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 9 ]。本研究结果提示养育女孩的双亲照顾者焦虑情绪过高，养育男孩的正向体验好于女孩，把来自社会的支持多投向男孩，这可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因此抚养女孩的成长过程应受到多方面关注及提供良好的社会及家庭生活环境，促进其健康成长。 本文不足之处是有效随机样本量过少，未分别对父亲和母亲养育者进行比较，会对本研究结果产生混杂偏倚，影响结论。将来的研究应增加样本量，对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各种因素进行干预，探讨双亲照顾者主观幸福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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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形式开始承担起传递信息的任务，电影便是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电影能够作为反映文化与交流的载体，而电影的预告片也是电影制作过程中十分有效的一种宣传与吸睛方式。近些年来语言学领域中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电影预告片的分析。《花木兰》是由迪士尼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木兰辞》改编的真人电影。本文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视角下，以Kress & 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与听觉语法为主要理论框架，对《花木兰》预告片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以说明其如何以多种模态的联合构建将中国传统故事的价值观进行了美国式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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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语言符号作为单一模态所主导的交流早已不能满足当代人们的沟通发展，许多拥有多种模态的语篇文本(如图片、海报、广告、视频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也使得语言符号与其他多种符号(如声音、图像等)能够互相影响、共同构建意义。Hallida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为语篇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Kress和Van Leeuwen将Halliday的语言元功能理论扩展到了视觉模式，提出了著名的视觉语法(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 1 ]。在1999年，Van Leeuwen又在其书《Speech， Sound， Music》中进一步提出听觉语法。近些年来随着电影产业的飞速发展，也由于电影越来越被看作是文化和交流的载体，国内外许多专家人士开始以电影作为文本，结合视觉语法以及听觉语法进行一系列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李战子(2003)首次将多模态分析理论引入我国。李妙晴分别于2007与2008年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阳光灿烂的日子》进行了多模态话语分析 [ 2 ] [ 3 ]。除了电影以外，电影预告片作为一种常见的电影宣传手段，将精华片段，经过安排剪辑，制造出令人难忘的印象，而达到吸引人的效果，这一文本也逐渐被语言学家学者所关注。周媛(2013)以《国王的演讲》预告片为例进行了多模态试听视角下的试听动态赏析 [ 4 ]；杨洁(2015)对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预告片进行了多模态分析 [ 5 ]。但其中大部分还是将视觉语法与听觉语法以及其中各种模态所产生的效果分别分析，少有将多种模态如何共同协作产生效果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将着力于分析多种模态如何协同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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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理论框架 多模态语篇分析倡导用兼容的分析框架研究构成话语的各种符号模式，探讨多种符号模式间的搭配如何能够产生新的整体意义 [ 6 ]。Kress和Van Leeuwen打破语言分析和图像分析的界限，将功能与法扩展到包括视觉模态和空间物体在内的多模态语篇，从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tafunction)、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tafunction)和构成意义(compositional metafunction)三个方面，常使用一种对语言和图像都是用的语法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 7 ]。Van Leeuwen在1999年出版的《Speech Sound Music》一书中阐述了如何将声音作为一种一般符号进行分析。Van Leeuwen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在不同的领域研究语言、声音与音乐，从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交流关系。因此他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基础上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他发现了声音与图像之间的相似点从而构建了听觉语法。他认为声音应该被分为三个方面：声音角度(sound perspective)、旋律(melody)以及语音质量(voice quality)。 但这些模态语法都不是在文本中独立存在的，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其文本效果起着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德禄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提到了各个模态的语法之间的关系，分为互补性的和非互补性的两大类。互补性包括强化和非强化两类 [ 8 ]。强化关系是说一种模态是主要的交际形式，而另一种或多种形式是对它的强化；非强化关系表示两种交际模态缺一不可，互为补充的关系。 非互补性包括交叠、内包、语境交互三类。交叠是指两种或多种模态同时出现，但他们之间没有相互强化或补充关系；内包是指两种或多种模态对于整体意义的表达没有新的贡献，只是给予更加具体的信息；语境交互是指两种交际模态的情景有共同实现交际意义的特点。 本文笔者将视觉语法与听觉语法结合起来，分析其共同作用下对《花木兰》全球首版预告片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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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木兰人物形象塑造分析 花木兰，中国古代巾帼英雄，忠孝节义，代父从军击败入侵民族而流传千古。然而我们从这部电影预告片中却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部预告片的一开始就是木兰骑马的场景，说明木兰本身就并非一个传统女性形象，而更偏向一个自由洒脱的人物形象。在父母亲告诉为其找了很好的婆家之后，从木兰的神情动作也可以看出她内心对此安排并不高兴。高潮部分四个品质的对比展现以及画外音所说的内容，都在表达木兰实际上的选择，虽与传统上认可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行为大相径庭，但同样拥有那些传统的女性品质。女性不仅仅是有贤良淑德的一面，也可以英勇善战，有自己的追求与抱负。预告片后半部大量的兵营以及战争画面更是表现了木兰身为一名女性，却也可以做到许多男性也很难做到的事情，甚至做得更加优秀。 因此，在这部预告片中很少表现木兰替父从军、报效国家的忠孝两全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可以不受世俗眼光所左右去做自己认为正确之事的独立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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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花木兰》预告片中价值观的转换 预告片开端部分最后一句台词也是这部分的中心台词是“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结尾部分的台词是“It’s my duty to fight.”这两句话形成了明显的首尾呼应及对比。第一句的重点是us，而第二句的重点是my。从us到my的转换也体现出中美价值观最为明显的一个差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预告片的开始木兰的命运或是未来是被家人安排好的，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以及成为怎样的妻子。而这也正是家人们认为的“最好的安排”，体现出封建社会一个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与地位。而木兰虽不情愿，但也认为这是有利于家族的事情。当然这里的“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属于一语双关，一方面的荣耀是家族的幸福，也就是遵守家人的安排成家做一名贤惠的妻子，另一方面的荣耀是预示着后续发展，木兰替父从军并成为一代名将为家族和国家带来了荣耀(预告片中没有明显指出)。因此无论是哪种寓意，更多的侧重点都是为“我们”——家族或是国家带来荣耀。 而反观预告片的最后一部分，木兰目光坚定，面对朝她奔来的敌军也大义凛然毫不退缩，同时出现那句“It’s my duty to fight.”这次不再是为了家族和国家，而仅仅是“我自己的责任”，使木兰这个形象更加的独立。再配合片头木兰骑马的场景，可以说是木兰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自己选择想要完成的事业，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个人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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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在多模态语篇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利用好不同模态之间的关系使不同的模态相互配合，从而构建动态多模态话语的整体意义，因为不同的模态体现的意义属于同一个交际事件，需要整合为一体才具有交际意义 [ 10 ]。因此本文将《花木兰》电影首版预告片分为三个部分，在动态多模态视角下分别分析其各个模态之间交互关系及其意义。并且通过其人物形象塑造及价值观转换的分析，解释了美国电影制作公司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故事进行西方化以及现代化的改编。从画面音乐等方面来看，这次预告片比起多年前的同名动画电影更加贴合中国背景，笔者也观看了一些海内外观众的反应视频以及评论，不少海外观众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将这次影片看作是一次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从传统的忠孝形象以及集体主义到现在的独立女性形象和个人主义，更符合西方人的价值观，也更能吸引当代青年人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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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发展起来，该理论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也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翻译加以审视，并对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目前，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于外宣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征鲜明的劳动号子在对外传播方面，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以劳动号子《军民大生产》的英译为例，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对劳动号子的英译策略的选择加以探讨，阐述了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于劳动号子这类文本进行翻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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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第三届亚洲翻译论坛举办之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也取得了各类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也正如张益学者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在看到生态翻译学所取得的成绩时，更应该注意当下生态翻译学在实践运用方面的不足，其发展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 1 ]。 劳动号子，也叫“号子”，是一种由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作演唱的民歌，它通常直接伴随体力劳动并和劳动节奏密切配合，也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劳动相结合又相碰撞而产生的最早的精神、艺术之花。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劳动号子的外译渐渐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本文拟通过剖析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于劳动号子外译工作方面的合理性，进一步探讨关于劳动号子的英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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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我国学者胡庚申最先提出的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也可以说是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与环境和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而“翻译学”研究的是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经过国内外译界近20年的研究，现已成为一套完整的跨学科研究理论，它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和选择”学说为指导，把译者视为翻译活动的中心，即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 2 ]。 生态翻译学顺应了当今中国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之中的“生态平衡发展”的要求，把翻译过程理解为一个涉及译者、译本、译入文化及译出文化的生态融合过程，每个要素和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翻译过程。生态翻译学是“生态学”与“翻译学”两门学科相结合而衍生的产物。王宁学者也曾提到，“翻译概念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本间语言层面的语符转换，或是一种机械的复制活动，而是以文化篇章为翻译单位的文化交流行为。” [ 3 ]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与读者互联互动的整体，是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原文与译者选择交替循环的过程”；翻译原则是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是“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翻译评价标准包括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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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于外宣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的呼唤 [ 4 ]，也使得外宣翻译具有了当代的文化适宜性。随着对外宣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单纯从语言学角度或是仅仅局限于文本不能很好地对一些翻译现象进行解释。因为外宣文本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较多，若是译者不能够将其考虑在内，就很难将文本的信息真实的传达给读者，从而对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交流产生负面影响。 生态翻译学理论“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外宣翻译新的途径，对于深入研究外宣翻译具有深远意义。 在外宣翻译中，译者需要发挥“主体”作用，需要积极主动地去适应本土文化身份，对翻译资料进行筛选和对源语言深入理解，使译出文本与译入环境基本达成一致；并且在翻译时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和适当的文化视角。翻译本身就是在不断地调整和换置，因此译者的文化身份也需要不断调整，从而做出最优的选择与最佳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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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劳动号子的特点及对外传播意义 劳动号子早在原始时代人们开始从事集体劳动时就已产生，早期的劳动歌调子比较固定，歌词比较单一，有的则只是咳嗬、哎嗨的呼呐声，在劳动中起着号令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劳动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呼喊号令，而且还描写劳动的过程，表现与劳动者的思想感情相关的生活情态和风俗特征，不仅能够反映各地的社会生活现象，同时也很好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在劳动当时抒发的真情实感，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热爱。 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劳动者创作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动号子，如江苏的秧歌号子，四川的川江号子，上海的上海港码头号子等。同时，还根据不同的工种和传唱环境，大体上分为搬运号子、工程号子、农事号子、渔船号子和作坊号子五大类。此外，还有开山号子、爬坡号子、插秧号子、榔头号子、入囤号子、夯号、打桩歌、辘轳歌等多种形式。 劳动号子的歌唱方式，分领唱、和唱两部分，前者称“头号子”音调明亮、抑扬，具有咏唱性特点；后者称“吆号子”，二者形态呼应、对比鲜明，“一领众和”是最常见、最典型的表达方式。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领唱部分常常是唱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其音乐比较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常上扬，或比较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的特点；和唱的部分大多是衬词或重复领唱中的片段唱词，音乐较固定，变化少，节奏型强，常使用同一乐汇或同一节奏型的重复进行，曲调优美流畅、节奏明快规整，通常表现出欢快高昂的气氛。 如今，劳动的歌声渐渐被轰隆隆的机械声所代替，劳动号子逐步退出人民的生活。但作为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中国的劳动号子代表了有声的民族文化和劳动民歌文化的传承，闪烁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朽光辉，理应在外宣翻译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对外传播中国善意、共享中国智慧的重要媒介，让世界重见它的风采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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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劳动号子英译策略 考虑到英语是当今世界应用最广的语言，劳动号子的英译策略研究无疑是此类研究的重中之重。《军民大生产》是一首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革命歌曲 [ 5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日寇的围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对此，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实行生产自救，当年就开荒3.4万亩。此歌曲取材于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具有鲜明的劳动号子特征。按照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我们可以运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尝试对其加以英译。结果如下： 例： 解放区呀么嗬咳， 大生产呀么嗬咳 军队和人民，西里里里嚓啦啦啦/嗦啰啰啰太 齐动员呀么嗬咳。 Work， work， work， dear comrades; Work， work， work， dear friends; Whether you are revolutionary soldiers or peasants; Work hard for our liberated districts! 变工队呀么嗬嗨， 互助组呀么嗬嗨， 劳动的歌声西里里里嚓啦啦啦索罗罗呔， 满山川呀么嗬嗨。 Sing， sing， sing， dear comrades; Sing， sing， sing， dear friends; Whether you are Party members or civilians; Sing happily for our new lives! 妇女们呀么嗬嗨， 都争先呀么嗬嗨， 手摇着纺车吱咛咛咛吱咛咛咛嗡嗡嗡嗡吱儿， 纺线线呀么嗬嗨。 Weave， weave， weave， dear sisters; Weave， weave， weave， dear grandmas; Our troop needs more clothes and shoes;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又能武呀么嗬嗨， 又能文的呀么嗬嗨， 人问我什么队伍，一二三四， 八路军呀么嗬嗨。 Brave， brave， brave， our soldiers; Clever， clever， clever， our cadres; They are in one heroic troop; Eight Route Army! 5.1. 语言维转换 语言维转换即“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 2 ]。中文属于汉藏语系，英文属于印欧语系，二者在字形、语音、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译者要适应原文的语言特征和语义，而译文要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劳动号子是民歌的一种，又与劳动又紧密联系，所以它的音乐性格、节奏、音乐材料、歌词创作、曲式结构及歌唱方式都伴随劳动方式与劳动强度的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无论哪一种劳动号子，都表现为直接、简朴的表现方法和坚定、有力的音乐性格。 以上面的《军民大生产》为例，整段要表达的仅有一个意思：解放区军民行动起来，开展大生产，译文为了劳动号子的文体需要，加以改写，没有了原词的“嗬咳”等反复吟唱的叠词，代之以“Work”、“sing”等反复出现的实词，同样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毕竟在艰辛的集体劳动中，劳动者们必须齐心协力、勇敢坚定，只有这样才能战胜一切困难，最终完成劳动任务。因此，劳动号子当中就很少有柔弱、纤细、曲折的成份，它的性格特征则是坚定、豪迈、粗犷的。 5.2. 文化维转换 文化维转换即“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 2 ]。翻译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还涉及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国和英语国家在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翻译时要在文化维上进行适应性转换，融入源语文化的生态环境中，并使译文适应目的语文化生态环境。 仍以上面的《军民大生产》为例，不难看出译文的文化传达：保留了原词根据地男女老少努力支援抗战的内容，又增加了对八路军干部战士的歌颂。劳动号子蕴涵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主要体现为该文化内的人格精神的群体特征。面队艰难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者以坚毅不拔的精神一如既往，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是一种思想的高境界性，体现的是一种积极、上进的精神追求。 5.3. 交际维转换 交际维转换即“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 2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其很多行为都是带有交际意图的。原作者在创作原文本时，必定带有某种交际意图。 仍以上面的《军民大生产》为例，由work到sing再到weave，由根据地人民到八路军干部战士，层层递进，很好地深化了主题，联络了歌者的感情，符合原词“一领众和”的风格，轻松实现了歌者与听者的交流互动。劳动号子的歌声具有号召力，体现了一种团结协作的精神。由于音乐节奏与劳动节奏相吻合，歌声一起，参加劳动的人都要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同时用力。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情绪和鼓舞劳动士气的劳动号子反映出一个劳动群体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所必需的团结和协作的精神，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劳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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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束语 翻译之道与其艺术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劳动号子要想走出国门，就需要翻译工作者站在生态学的高度，充分考虑译文在全新的语言环境中的可接受度，不拘泥于物象，发掘出超然于物象之外的美感与涵义，在尽力不改变原文含义的基础上，让不同语言文化下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有相同的感受，从而实现充分的文化交流，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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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做了初步的阐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个客观物质过程；生产力、分工和普遍交往是促进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共产主义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势；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更有助于我们站在全球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足共同利益，谋求合作共赢、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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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集中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在《形态》整个文本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形态》中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在整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也占据重要地位，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首次集中阐发 [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 2 ]。身处新时代，尤其是在当下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风险日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重新学习和解读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精神，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的发展，尤其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