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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文化与传染病防控的相互影响 文化分为智能文化、规范文化和思想文化，文化环境决定行为取向，行为对健康产生正向和负向关系 [ 9 ]。 欧洲： 1) 时代落后 而相比发生在21世纪的SARS，黑死病发生在14世纪。面对这场瘟疫，医生们感到手足无措，也无法理解，不清楚这场疾病的起源，更不知道应该如何治愈，他们的医学理论需要追溯至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时代，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动物会将疾病传染给人类，能做的只是让病人忏悔 [ 10 ]。 那个时候教会首先给出一个正式的官方解释：“上帝总是会降下神谕使子民们谨守他的意志，而他也总是会责难与惩罚那些凡人各个方面的无耻行为，因为这些都是早已存在的方式，他经常让瘟疫、悲惨的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的受苦方式涌起，并且用它们来恐吓、折磨烦人，这样就可以驱逐他们身上的罪孽 [ 11 ] ”。 所以在那个时候，病人的死亡被归之于罪孽，治疗手段则多为忏悔，对真正的医学、外科教会难以认同，虽然不加以制止，但是也并不去宣传和推广 [ 2 ]，这说明了医学教会对宗教教会的妥协。 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有些对于我们看来是很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是教会在疫病期间做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疾病的蔓延 [ 12 ]。 2) 人们开始对宗教进行新的思考 但在疫情爆发的中后期，科学开始取代宗教。比起中国认为道德是价值顶点，欧洲认为的是现实意义不大，重要的是死后的救赎，他们需要依靠上帝依靠信仰。如果他们的信仰没有救赎他们，那就是他们对上帝还不够虔诚。“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的观念和使用不人道的手段来残害犹太人的行为发生在黑死病疫情的前期，但因为宗教游行活动促进了病毒的传播，越来越多人失去生命包括神父，人们开始对黑死病的真正起源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对宗教有了更多的思考，开始重新考虑宗教真正的作用，从而打击教会促进宗教改革。与此同时，人们也对生命有了新的思考。施尔格·缪斯说过：“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黑死病带来的死亡使神学退去光芒，人类的光辉开始闪耀，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的到来，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非洲中西部： 由于目前埃博拉病毒还未研发完成，人们能做的也就是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来预防。但是非洲本身的社会特点和宗教节日聚会的浓厚氛围也有利于疾病的迅速传播，阻碍了切断传播途径。 1) 葬礼为主要传染源之一 非洲是个科学思想和经济技术都十分落后的地区，这有好处也有不利。不利是这会导致非洲处于一个不发展的困境与世界脱节，但好处是因为与外界联络不多，他们极好的保存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尽管其中一些是愚昧不合理的。 在非洲，火化尸体在非洲是禁忌的，所以所有尸体都是需要人工埋葬。所以埋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极大的被传染几率。西非人在亲友死去后会给他们举办葬礼，其中包括了擦洗，亲吻和拥抱等程序，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不会戴手套不会戴口罩而直接接触到尸体。埃博拉病毒会在尸体中继续存活，所以西非传统葬礼流程也就成为了主要的传染源之一。但由于这项风俗被极好地保存了下来，所以改变葬礼的形式也会变得极为困难。由此可见文化是西非人民很少采取防控措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2) 巫术土方影响至深 即使埃博拉出现在现代，在一个科学可以证伪迷信的时候，巫术影响着非洲文化与人民的生活。西非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巫术市场，那里售卖大量的人体和野生动物的尸骨。在当地人眼中，这些尸骨是治疗疑难杂症的良药。不仅如此，在非洲存在着大量的传统医师。他们不使用科学的医疗手段但是会对病人施法念咒语。虽然在外国人眼里，这看起来滑稽至极，但当地人对巫术深信不疑。当他们患病时，他们比起去正规医院接受先进的治疗，更愿意去巫术诊所。这不仅会耽误埃博拉病人的治疗，并且会通过近距离接触的巫术治疗将病毒传染给医师从而再传染给其他疾病的病人，扩大传染范围。 中国： 1) 忧患意识强 比起黑死病和埃博拉，SARS发生在一个科学较为发达和经济良好的地区，所以医疗因素对于疫情防控有很大的影响。但文化因素也其潜移默化地对防控产生了影响。因为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很强，才会有疯狂抢购板蓝根和其他药物的现象出现。在疫情初期，关于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醋和盐的谣言开始出现。根据媒体报道，广州白云制药厂生产的《板蓝根冲剂》零售价格由每盒2.8元上涨到6.5元，白醋由每瓶1~1.5元涨到15元；邵阳市抗病毒口服液由每盒7元涨到20元，白醋每瓶由2.5元涨到25元，长沙每500克食盐由原来1元涨到2元，攸县盐价最高的卖到7元，很多商店脱销。 2) 儒家思想 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其中一些思想已经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中国所推崇的儒学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同化思想”，儒学所提出的自由前提是要在条框之内，不允许标新立异。儒学提出的人权是抽象的、宏观的、集体的和社会的；它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是一种人性要求，而不是自然权利的要求；它将人权思想仅仅局限于道德义务中，并没有上升到人权的理论高度 [ 13 ] [ 14 ] 所以当国家要求居家减少聚众外出，群众会服从安排，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做违反规定的事。同时通过人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中国思想已经开放，并且政府也起到了领导防控作用。 3) 团结抗争精神 无论是古代神话故事“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等，还是近代的中国共产党精神，都在共同传递着一个精神：团结抗争。中国一直都在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已经刻入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对天灾，中国人民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可以赢得生存与发展。就像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冠状病毒爆发之际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所说：“中华民族是经历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把握，既要彻底战胜疫情，还要完成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如果说西方的信仰是基督教，但中国的信仰便是团结抗争带给我们力量。而这份精神也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抗疫胜利。在中国，从国家领导人制定全国抗疫方案传递信心到普通百姓自行居家隔离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对于抗议的决心。 综上所述，因为这三种传染病发生在不同时期，所以只能看出各个年代各个地区文化对传染病的影响。横向比较是不严谨的，因为在应对不同的挑战和问题时，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体现出不同的优势劣势。 参考历史上传染病的防控手段，再比较2020年爆发的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防控手段，即使会有时间的影响，也会发现它们十分相像，说明了文化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各个地区对于COVID-19的防控手段。 当COVID-19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传染病时，各个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防疫措施。中国武汉重灾区在疫情高峰之前采取了封城，武汉以牺牲经济交通人们的自由为代价，为整个中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与抗疫机遇。中国在COVID-19暴发的最初50天采取的控制措施，推迟了病毒传播到武汉以外城市的时间，并阻断了全国范围内的传播，避免了70多万例的感染 [ 15 ]。武汉封城实施了居家隔离，禁止公众集会，关闭娱乐场所，暂停公共交通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欧洲地区部分国家出台居家禁令，学校停课商店饭厅停业，希望减缓病毒的传播。世界总在发展，一些非洲国家也采取了部分封锁、呼吁勤洗手及保持社交距离等有效防疫措施，使得非洲感染人数会比此前预计的要少，疫情高峰也会延缓出现。这提示文化环境的支撑程度不断提升给传染病防控工作营造一种“软约束力”和“无形的保障”，促进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开展 [ 9 ]。 全球民众对口罩的使用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在经历2003年爆发的非典，对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中国对于防控疫情有了充足的经验。医护人员很快确认出病毒，政府很快出台了防疫措施，而民众也很快地服从指令—居家隔离与外出戴口罩。在欧洲和一些西方国家，疫情没有很快得到控制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防控措施的不配合，例如佩戴口罩。但这其实和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前不久，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一批研究生针对欧洲戴口罩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很多欧洲人从小就认为“口罩是重病以及医嘱时才需要戴的东西”。在欧洲民众的认知里，口罩是一个疾病的标志，所以在日常戴口罩的人会被视为异类。戴口罩在西方被视为个人行为，专门研究流行病的法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认为“‘外面有病毒，所以我戴口罩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凯克说，“而在亚洲社会，集体主义理性说，‘我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别人。’”这也说明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观念的不同。同时，在很多西方国家，戴口罩和别人交谈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戴口罩是件很平常的事情。由于欧洲民众崇尚的自由民主，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政府也无法强行干涉他们是否戴口罩。 无论是黑死病、埃博拉病毒、SARS还是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它们都给了我们一种思考：病原生物并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退缩，更不会自行绝迹 [ 16 ]。生物自然人类难以直接控制，而我们能做的只有是对传染病的防控手段形成自己的思考，并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为将来可能突然出现的新型传染病做好防控准备。 只通过文化了解传染病的防控手段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同样只通过疾病了解历史也是不完整不充分的。疾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疾病史还需要结合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发展空间，才能更有效地诠释历史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