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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区域市场一体化 1.1.市场一体化的概念 提及市场一体化，就不能不提及经济一体化。很显然，市场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就连本文所研究的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其实也只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一部分。 20世纪30年代，“经济一体化”的概念首次在欧洲被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的两卷本著作《重商主义》使用。这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内的经济其实也是存在分割的。 随着时间发展，国际一体化理论逐渐形成，而其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 1950)的《关税同盟问题》的出版。他提出了贸易创造效应(成员会停止生产低效率产品转而进口其他成员同种高效率产品)和贸易转移效应(由于关税差别，成员会停止进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转而进口其他成员的低效率产品)来衡量一国加入一个关税同盟的利弊。 此后大量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诸如要素市场、政策以及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但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涉及到很多国际贸易方面的概念，如关税和汇率，所以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比较有限 [ 1 ] 。 马克拉伯(Machlup， 1975)则提到了国际间的市场一体化，认为这意味着任何市场元素都可以适度流动 [ 2 ] 。事实上这个定义也可以套用到国内市场一体化上。因此综合前述观点，本文认为，所谓市场一体化，是指各区域之间、各产业之间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规则一致，最终表现为价格合理、资源配置的高效利用。 对“一体化”这个概念有两种理解角度，一种是一个状态，另一种是一个进程。对京津冀地区来说，一体化更多的是一个进程，因为它远没有达到“一体”的境界。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个子进程就是市场一体化，其重点在于一个市场内部要打破壁垒、互通有无，以及市场之间要结构合理、互相支撑。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如前文所述，可以分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个关注点。 1.2.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1.2.1. 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在区域经济学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方法是非常多样的。不同的方法，选取的角度不同，所获得的有关一体化的信息也不尽相同。 巴罗回归模型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由巴罗(Barro， 2000)提出，利用它以及邹检验(Chow test)可以检验被研究的各地模型中的系数有无结构性差异 [ 3 ] 。若计算出的F统计量的值超过特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该地区不可视为一体化地区；若计算出的F统计量的值没有达到特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该地区可视为一体化地区。显然，邹检验只能进行定性测度，即是否一体化，而测不出具体的程度。该方法出现在国内李郇、徐现祥(2006) [ 4 ] 和李冰、余冬根、吴树华(2014) [ 5 ] 的研究中，他们各自分析了长三角和京津冀的市场一体化，发现两地区的还是存在市场分割的。 还有一些方法的基础是国际贸易学中的引力模型。贸易中的引力模型的概念以及所包含的思想源自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两物体之间引力的相互作用与两个物体的质量大小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远近成反比。在贸易中，“引力”被替换为“贸易量”，“质量”被替换为“经济总量”，距离的概念则保持不变。人们直觉上会认为，经济总量越大的国家间的贸易量越大，而距离越短的国家间贸易量也会越大。廷伯根(Tinbergen， 1962)用经验分析证实了这种直觉：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换句话说，贸易规模确实受到双方经济总量以及距离这些变量的影响。 建立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主要方法是贸易流量法。麦卡伦(McCallum， 1995)基于引力模型，提出地区间的贸易流量除了与地区生产总值、地区间的距离相关，还与边界效应相关，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间市场流量增加则市场一体化程度加强 [ 6 ] 。他在这个研究中采用了加拿大省际和国际贸易流量数据对加拿大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量。该方法在国内利用较广，行伟波、李善同(2010)就利用2002年中国各个省的投入产出表估计出了省际贸易流量数据，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地区间贸易结构以及省与省之间的边界效应。 但引力模型是有缺陷的，多年来已经遭受了一些质疑。其最主要的缺陷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有很多，而引力模型在解释变量之外缺乏必要的控制变量。 还有一些方法是不建立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不从贸易的角度进行测度，如生产法——借助产出结构、生产效率等手段衡量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程度。许心鹏(Xinpeng Xu， 2002)利用误差构成模型(error-com- ponents model)，把国内各省的产业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国家宏观影响、产业自身影响和本省影响。在这个研究中他用了1991~1998年的数据分析认为，长期来看，产业自身对产业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94%，而短期内产业自身和本省的影响分别为48%和35%，这意味着尽管长期来看中国省际经济是区域整合的，但目前还不充分 [ 7 ] 。 近年来，从价格角度运用断点回归(RD)研究边界效应的文章也逐渐增多，如黄新飞、陈珊珊、李腾(2014)对长三角十五个城市的研究 [ 8 ] 。在采用断点回归时，边界就是断点，在以这个断点为中心的小临域内，可以认为断点两边的地区在各方面(无论是可观测还是不可观测)都没有系统性差异 [ 9 ] 。因此如果断点的系数显著，那么两地就有显著的价格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只可能是断点造成的。此方法的好处是可以运用微观数据，因此计量更可靠；缺点与贸易流量法等围绕边界效应展开的方法一样：无法将一体化作为解释变量或者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所以本节所列方法(巴罗回归模型邹检验、贸易流量法、生产法、断点回归)都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整体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方法，它们不能衡量区域中的个体介入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因此无法将一体化作为个体的解释变量或者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1.2.2. 对个体介入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测度 在测度个体介入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时，可以采用相对价格法。它是在京津冀地区商品市场整合程度研究中最常被采用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如果几个地方的市场是整合的，那么各地的市场价格应该趋于一致。当然异地价格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其中的差异由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4)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中的交易成本来解释。这个模型还表明，i地的价格 与j地的价格 既可同升同降也可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 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均可以认为两地之间市场是整合的。 相对价格法在国外有广泛运用，国内首次运用此方法是桂琦寒等(2006)在研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是趋于分割还是整合时。他们在研究中对相对价格 的形式进行了改造，采用其一阶差分形式： 然后他们将9类商品(k) 61对相邻省市(i， j)17年(t)的数据代入。由于关注的是差异，所以对其取绝对值得到 。 在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些固定效应，即差异 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商品k的自身的异质性，即有的商品的价格敏感度就是高于或低于其他商品；另一部分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其中代表固定效应的第一项必须剔除，否则会导致差异被高估。桂琦寒等(2006)以及上一节提到的一系列测度京津冀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文献都用到了帕斯利和魏(Parsley & Wei， 1996)的去均值法(de-mean) [ 10 ] ：首先计算商品k在t年所有相邻城市对的均值 ，它可以表示为： 其中，显然固定效应在加总再平均之后是不发生改变的，所以可以做差除去： 此时 不与商品异质性相关，而纯粹与外界环境——如市场环境——相关。接下来，为了求某个特定地区i相对于其他n − 1个地区的分割或者一体化指数，先对t年i、j两地的m种商品价格差异求方差，可得： 对t年i地与其他n − 1个地区的方差和求平均数(即均方和)可得： 它可以作为i地在t年与其他n − 1个地区的分割指标 [ 11 ] 。如果把它取倒数，就可以得到与之相反的一体化指标 [ 12 ] ： 1.3. 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影响市场一体化的第一大因素是经济技术水平。 首先，个体经济会从技术与分工的角度影响个体介入市场一体化。陆铭、陈钊、严冀(2004)在收益递增的假设下，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他们认为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了较大的份额，因此会选择一体化；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但却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因此会拒绝一体化。他们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会对他们的一体化选择造成影响 [ 13 ] 。 其次，个体经济会从产品流动的角度影响个体介入市场一体化。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会有较高的产出，因此需要更广阔的市场来消费这些产品；而且经济水平高的地区消费能力也高，会需要更多、更差异化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会希望产品无论是内流还是外流都更顺畅，从而有意愿促进一体化。 针对这一观点，柯善咨、郭素梅(2010)也证实个体经济增长(生产总值)对对内开放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 14 ] 。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行政。当一个地区存在国有企业时，它就有动机去分割市场。马骥(2008) [ 15 ] ，柯善咨、郭素梅(2010)，张应武(2012) [ 16 ] 都提到，国企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担负着稳定就业的任务。因此，地方的国有经济成分越高，进行地方保护、分割市场的动机就越强；出于相同的原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越大，进行地方保护、分割市场的动机也越强。 第三个因素是基础设施，具体而言是通讯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前者影响着信息流、资金流的流通，后者影响着物流、商流的流通。因此基础设施越发达，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 第四个因素是对外开放程度。对于这一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方式，学界是有争议的。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这种作用是正向的。庞赛特(Poncet，2002) [ 17 ] 与马骥(2008)经过经验分析都认为，较多参与国际贸易的省份，其融入国内地区间一体化程度也较高。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这种作用是负向的。柯善咨、郭素梅(2010)通过经验分析认为，对外开放使各地区易于在国际分工中实现比较优势，并获得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减少了对国内其他地区的依赖。所以，对外开放对于对内开放可能有替代作用，即可能有负效应。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这种作用是非线性的。陈敏等(2007)则通过经验分析认为，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会加剧国内市场的分割，但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 18 ] 。 第五个因素是地理距离，显然相聚越远的地方越不可能构成一个整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