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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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图论起源于18世纪哥尼斯堡七桥问题，瑞士数学家Leonhard Euler在1736年发表了一篇解决七桥问题的论文，该论文被认为是图论的第一篇论文，Euler因此也被誉为图论之父。1936年匈牙利数学家König出版了第一本图论专著《Theory of Directed and Undirected Graphs》，标志着图论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离散数学重要的分支之一，图论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主要研究某一集合元素间可用拓扑图形表示的二元关系。根据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不同，图论已衍生出许多分支，如拓扑图论、代数图论、随机图论、结构图论、模糊图论、极值图论、超图论等。图谱理论作为代数图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与群论、矩阵论、组合数学、多项式理论、线性代数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研究图的组合性质和图相关矩阵(如邻接矩阵，拉普拉斯矩阵，无符号拉普拉斯矩阵，距离矩阵)的代数性质之间的关系。 一个图的邻接矩阵的特征值称为图的特征值，图的所有特征值的多重集称为图的谱。1978年Cvetković D. [ 1 ] 第一次提出了图的主特征值的概念。若图的邻接矩阵A的特征值 λ 存在一个特征向量x，满足x与元素全为1的向量e不正交，即 e T x ≠ 0 ，那么就称 λ 为图的一个主特征值。Cvetković D.在文献 [ 1 ] 中提出问题，如何刻画恰有 k ( 2 ≤ k ≤ n ) 个主特征值的图。对于一个连通图G，因为其邻接矩阵是不可约的，故由著名的Perron-Frobenius定理可知G的最大特征值为主特征值。更一般的，恰有一个主特征值的图为正则图 [ 1 ]。已经有一系列论文对于恰有两个主特征值的图进行了刻画，如Cardoso [ 2 ]，Hagos [ 3 ]， Hayat [ 4 ]，Hou et al. [ 5 ] [ 6 ] [ 7 ]，Lepović [ 8 ]，Shi [ 9 ] 等，然而这项工作还远未完成。2012年Godsil C. [ 10 ] 猜想：几乎所有图的全部特征值均为主特征值，2016年O’Rourke [ 11 ] 证明了这个猜想的正确性，该结论说明主特征值对于刻画图及研究图的性质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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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预备知识 定义2.1 [ 12 ] 对于n个顶点的图，其邻接矩阵定义为 A = ( a i j ) n × n ，其中 a i j = { 1 ， 若 v i 和 v j 相 邻 0 ， 其 它 。 由上述定义可知邻接矩阵为实对称矩阵且主对角元素为0。 定义2.2 [ 12 ] 路图 P n 表示从一个顶点 v 1 出发，依次将新点 v i 与 v i − 1 ( i ≤ n ) 相连所得到的图。 定理2.3 [ 13 ] 路图 P n 的特征多项式为 φ 0 ( x ) = 1 ， φ 1 ( x ) = x ， φ n ( x ) = x φ n − 1 ( x ) − φ n − 2 ( x ) ( n ≥ 2 ) 。 推论2.4 当 n = 2 k 时， φ n ( x ) 为偶函数；当 n = 2 k + 1 时， φ n ( x ) 为奇函数。 证明： k = 0 时结论显然成立， k = 1 时， φ 2 ( − x ) = − x φ 1 ( − x ) − φ 0 ( − x ) = x φ 1 ( x ) − φ 0 ( x ) = φ 2 ( x ) ， φ 3 ( − x ) = − x φ 2 ( − x ) − φ 1 ( − x ) = − x φ 2 ( x ) + φ 1 ( x ) = − φ 3 ( x ) ，成立。 k = 2 时， φ 4 ( − x ) = − x φ 3 ( − x ) − φ 2 ( − x ) = x φ 3 ( x ) − φ 2 ( x ) = φ 4 ( x ) ， φ 5 ( − x ) = − x φ 4 ( − x ) − φ 3 ( − x ) = − x φ 4 ( x ) + φ 3 ( x ) = − φ 5 ( x ) ，成立。 以此类推，n为奇偶的情况可交替证明，故结论成立。 定义2.5 [ 14 ] 星形树 S ( n 1 ， n 2 ， n 3 ， ⋯ ， n k ) 表示将一个顶点 v 分别与路 P n 1 ， ⋯ ， P n k 的一端相连所构成的图，见图1。 图1. S ( n 1 ， n 2 ， n 3 ， ⋯ ， n k ) 定理2.6 [ 14 ] 对于正整数m，星形树 S ( 1 ， 1 ， m ) 的特征值为： S p e c ( S ( 1 ， 1 ， m ) ) = { 2 cos ( 2 k + 1 2 m + 4 π ) : k = 0 ， 1 ， ⋯ ， m + 1 } ∪ { 0 } 定义2.7 [ 12 ] 若图G的顶点集可划分为两个非空子集X和Y，使得图G的任一条边都有一个端点在X中，另一个端点在Y中，则称图G为二部图。 推论2.8 [ 12 ] 若图G为二部图，顶点集可划分为X和Y，其中它们的阶数分别s和t，则其全部特征值关于原点对称。进一步若特征值 λ 对应特征向量 x = ( x 1 ， ⋯ ， x s ， y 1 ， ⋯ ， y t ) T ，则 − λ 对应特征向量 x ′ = ( x 1 ， ⋯ ， x s ， − y 1 ， ⋯ ， − y t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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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红树林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在净化海水、保护海岸带、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对湛江市麻章区后头村独立红树林区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实地样方调查、无人机解译和表土孢粉的采样分析，判断该区域红树林群落的主要类型和空间分布以及与表土孢粉组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红树林区域中无瓣海桑、蜡烛果、海揽雌、木榄为主要树种。2) 通过无人机解译的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反应红树林区域主要树种和群落分布特征。该方法适用于较小红树林区域的研究，并具有一定优势。3) 表土孢粉的组合能正确地反应红树林植被的组成和主要优势种类。结合三种方法的研究对比，可以更准确地反应红树林群落的特征，弥补单一研究方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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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红树林泛指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受周期性潮水淹没的耐盐性常绿灌木林或乔木树林 [ 1 ]。红树林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是国际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生态保护的重要对象，已成为近年来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环境资源热点之一 [ 2 ]。作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湿地系统在防风消浪、促淤护岸、防灾减灾、净化海水等涉及海岸和近海生态系统等社会、民生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 3 ]，红树林的有效保护对环境与人类益处极大。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增强，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对环境破坏程度大，大面积围海造田、滥伐滥砍使得红树林面积骤减，此外，外来物种横行及病虫害威胁使红树林种群多样性急剧下降，中国37种原生红树植物和半红树植物中有50%的种类已处于不同程度的珍稀濒危状态。因此，有必要准确地获取红树林的空间分布、群落构成及生长态势，进而对红树林的整体特征进行多时空尺度的监测。 由于红树林分布在潮间带浅滩，传统的野外实地调查受到淤泥以及潮汐作用的干扰，采样难度大，并且难以对红树林空间位置进行准确的定位 [ 4 ]。遥感技术可以获取大范围内的数据，能够进行周期性观测，并有着其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及其时相特征的多样性等优势，已经成为监测区域乃至全球的主要使用方式 [ 5 ] [ 6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易受天气影响，红树林零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导致利用卫星航天等遥感平台对大区域红树林资源进行精确调查所需要遥感数据较多、影响采集难度大且费用极高 [ 7 ]。国内对于红树林演替历史的研究大多采用基于Landsat TM图像、SPOT HV图像解译结合实地考察结果、当地相关文献记载来重建红树林演替历史以及探讨其机制。近年来兴起的低空无人机成本低、数据采集灵活、图像空间分辨率较高，具有实时获取影像资料的能力，因此在探测区域较小的低空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 无疑，上述方法均只能获得短时间尺度(如近20年来)的红树林演替历史。如要重建百年尺度上的红树林演替历史，基于红树林孢粉的分析，只能通过红树林沉积物分析的古生态学手段。孢粉因其外壁含有耐高温、氧化和酸碱腐蚀的孢粉素，使之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可以很好地保存下来 [ 8 ]，加之其具有产量大、种类丰富等优势，成为最直接、最可信的古环境和古植被代用指标之一，在正确认识和恢复过去环境和植被变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9 ] [ 10 ]。王开发等最早对国内红树林花粉形态做了系统的描述，指出表层孢粉可以反应当地红树林群落构成 [ 11 ] [ 12 ]；Mao等对海南岛东寨港、清澜港表层孢粉研究，得到相同的结论，红树林孢粉可以作为古植被，古环境的指示标志 [ 13 ]；Li对广西英罗湾表层花粉分布做了系统的描述，探讨红树林植被与现今花粉的关系，并发现红树植物花粉不容易扩散离开源区，大多在原位沉积，红树花粉可以较好地反应红树植被的群落特征 [ 14 ] [ 15 ]。张玉兰对海南岛周边近海表层孢粉进行研究，表明近海表层沉积物孢粉组合与周边植被组成存在一定差异，松属花粉具有超代表性，对于正确反应植被群落特征存在误差 [ 16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仅用表层孢粉的方法来反应红树林群落的分布特征，很少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对比校正，缺乏实际数据的验证，而且主要研究大范围区域的红树林，对于小区域红树林的研究少之又少，所以本文选取小尺度红树林研究区，由于花粉自身容易受到风力和流水等外力作用发生迁移，并且一些花粉在指示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上缺乏说服力，因此采用实地样方调查和无人机解译来校正孢粉分析方法带来的误差。 本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后头村会境庙东侧的红树林片区为研究区，通过无人机航拍获取高分辨率像片，并且使用拼接的影像和目视解译方法提取红树林空间分布信息，进一步选取典型研究样地，并对红树林种类进行分类，找出主要的红树林优势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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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后头村会境庙东侧的红树林片区一块相对独立的红树林地为研究区域(图1)，该林地周边为农田以及乡村，东部邻近通明海。地理位置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度地区，在北纬21˚2'37''~21˚2'26''，东经110˚11'42''~110˚11'31''之间，属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终年受海洋气候调节，年平均气温23.4℃，年平均雨量1395.5~1723.1 mm，年平均日照时数1714.8~2038.2小时，最冷月平均气温在12℃以上，极端最低气温大于0℃，常年无冬，4月到9月为多雨季节，8月雨量最多，10月到次年3月雨量较少 [ 17 ]。该红树林研究区面积约为51，360 m 2 ，长大约为313 m，宽约为164 m，属于港湾红树林类型，其中群落面积最大的是海桑群落。 图1. (a) 湛江红树林研究区域图；(b) 红树林样方区域及表层孢粉采样图 该区域的红树林植物有无瓣海桑、蜡烛果(桐花树)、海揽雌(白骨壤)、木榄、海漆、卤蕨等。其中最主要的四种红树林树种依次是无瓣海桑、蜡烛果、海揽雌和木榄。根据红树林的组成类型，外貌和结构等特征，可以划分为海桑群落、桐花树群落、白骨壤群落以及木榄群落，两个及以上群落混生为过渡群落，如海桑群落 + 桐花树群落，白骨壤群落 + 木榄海漆群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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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野外样方调查 选取研究区域内典型样地(5 m × 10 m)的样方作为红树林树种分类研究区，并对样方区域内的红树林植物进行每木检尺，记录红树林树种名、红树林树高以及冠幅等。红树林区域样方的具体位置如图所示。 3.2. 基于无人机遥感的红树林资源调查 在红树林片区中，选用了易于操作，携带方便，起飞、降落不受场地限制，具有精准悬停能力的大疆Inspire 2无人机系统 [ 18 ]。飞行器型号为T650A，重3440 g，最大上升速度5 m/s，垂直下降速度4 m/s，斜下降速度4~9 m/s，最大水平飞行速度26 m/s，最长飞行时间27 min。本次研究拍摄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区域内红树林以海榄雌、蜡烛果、无瓣海桑和木榄为优势种。 3.3. 孢粉采样及其实验室处理 在2019年2月对红树林研究区域采集表土孢粉样品，从西北向东南一共设置五个孢粉采样点，表层取样的采样点在1 m 2 × 1 m 2 小样方内，分别取样方内四角及中央的表土混合样，带到河北水文地质研究所孢粉研究室进行分析。在实验室对孢粉的提取采用酸碱–重液悬浮法，每个采样点的样品称重10 g，并加一片石松孢子片剂测定孢粉浓度，加入10%稀盐酸除钙、洗酸、除沙，加入10%的氢氧化钾除有机质、洗碱等处理之后，重液离心进行悬浮，吸取悬浮液体，获得孢粉浓缩物，最后加入甘油保存和制片 [ 19 ]。使用Leitz光学投射显微镜进行鉴定和统计，每个孢粉样品统计数目在300粒以上，在鉴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中国植物花粉形态(第二版)》 [ 20 ]、《中国蕨类植物孢子形态研究》 [ 21 ]、《中国热带亚热带被子植物花粉形态》 [ 22 ] 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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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结果 4.1. 样方调查结果 经过野外实地调查，样地区域包括海榄雌、蜡烛果、无瓣海桑和木榄这4种优势红树林树种，也包括裸地、水体等其他植被地物类型。其中无瓣海桑数量最多，共37棵，海揽雌10棵，蜡烛果8棵，木榄1棵。无瓣海桑大部分高度在1.7 m左右，树冠宽度在1.5 m左右，最大的一棵高度达6 m，树冠宽度4.8 m；海揽雌整体高度在1.1~2.2 m之间，树冠宽度在0.6~2.3 m之间；蜡烛果高度在1.6~1.7 m，树冠宽度0.8~1.5 m；木榄高度2.4 m，树冠宽度1.7 m。各个树种之间分布紧密，具体分布状况如图2所示。 4.2. 无人机调查结果 使用大疆Inspire 2无人机对红树林区域进行航拍，获得高分变率影像(图3(a))。图中包括红树林植被、裸地和水体。利用卫星影像对红树林区域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四个角进行定位配准，测得具体的经纬度，使用ArcGIS软件对无人机航拍影像加入坐标及投影，通过目视解译的方法提取红树林空间分布信息，划分主要树种的空间分布情况，并计算出其面积(图3(b))。 图2. 红树林样方树种分布图 图3. (a) 红树林研究区无人机航拍图；(b) 红树林各树种空间分布及面积图 通过使用无人机航拍，在红树林区域中，无瓣海桑、蜡烛果、海揽雌、木榄为主要树种。无瓣海桑群落主要分布在区域中部以及西北部，在四个优势树种中高度最高并且占据面积最大，面积约为12，430 m 2 ；蜡烛果群落主要分布在红树林区域四周边缘，面积约为6464 m 2 ；海揽雌群落主要分布在红树林区域中部及西南部，面积约为5160 m 2 ；木榄群落分布在西南部，面积最小，约为1184 m 2 。 使用无人机对样方区域树种及棵树进行解译，其中海揽雌6棵，蜡烛果3棵，无瓣海桑12棵，木榄1棵。与实地考察结果对比，无人机解译的总棵数与各个树种的总棵树少于实地考察的棵树，其主要原因为大树冠对相对较小的树冠的遮挡作用以及无人机航拍清晰度的问题，但是无人机解译可以较为准确的反应出红树林区域的树种类型以及优势树种。 4.3. 孢粉分析 孢粉采样点1：孢粉中以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约为43%，草本植物花粉和蕨类植物孢子分别约占19%和30%，组合中红树林花粉约占总数8%，以海桑(约3%)、红树(约1%)和卤蕨科(约2%)为主要红树林花粉，还有少量的白骨壤、秋茄树花粉等。 孢粉采样点2：孢粉中以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约为39%，草本植物花粉和蕨类植物孢子分别约占27%和16%，组合中红树花粉约占总数18%，以海桑最多，达到10%，还有海漆(约2%)以及少量的白骨壤、秋茄树、红树、桐花树和卤蕨科花粉等。 孢粉采样点3：孢粉总浓度在五个采样点中最低，其中孢粉中以草本植物花粉占优势，约为38%，木本植物花粉和蕨类植物孢子分别约占25%和27%，组合中红树林花粉约占总数10%，以海桑(约8%)为主要红树林花粉，还有少量的白骨壤和木榄花粉等。 孢粉采样点4：孢粉中以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约为37%，草本植物花粉和蕨类植物孢子分别约占27%和29%，组合中红树林花粉约占总数7%，以海桑(约2%)和卤蕨科(约3%)为主要红树林花粉，还有少量的秋茄树和桐花树花粉等。 孢粉采样点5：孢粉总浓度在五个采样点中最高，其中孢粉中以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约为39%，草本植物花粉和蕨类植物孢子分别约占29%和23%，组合中红树林花粉约占总数9%，以海桑(约6%)为主要红树林花粉，其次是秋茄树花粉(约1%)，还有少部分白骨壤、海漆花粉等。孢粉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孢粉分析结果 4.4. 多种方法对比 实地样方调查的结果最为准确，但是耗时长，人力投入多，对于大范围红树林区域的调查该方法并不可取；无人机解译的方法耗时少，简单便捷，但是受天气影响大，对于统计树种具体棵数也会存在一定误差；孢粉分析可以重建红树林的演替过程，反应红树林植被的组成，但孢粉个体极小，容易受到风力和水动力影响，在具体反应红树林的空间分布上会存在误差。通过三种方法的对比研究，相互校正得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 红树林优势种类 海揽雌 蜡烛果 无瓣海桑 木榄 样方数量(棵) 10 8 37 1 无人机解译(棵) 6 3 12 1 孢粉占比(%) 9 5 54 2 群落面积(m 2 ) 5160 6464 12，430 1184 表1. Main species and number in quadrant 出无瓣海桑、蜡烛果、海揽雌和木榄为红树林区域主要树种(表1)，孢粉分析中海漆花粉、红树花粉占比也较大，但在实地样方调查和无人机解译中并非主要树种，可能是因为海漆花粉和红树花粉产量较高的缘故，也存在外来花粉输入的可能性。多种方法的相互结合，适用于小尺度的红树林研究区域，其优势可以对研究结果互相补充支持，提供更加可靠的红树林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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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红树林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已成为重要的保护对象。通过对湛江市麻章区后头村会境庙东侧的红树林片区的调查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该红树林区域中，以海桑群落、蜡烛果群落、海揽雌群落和木榄群落为主，其中无瓣海桑为绝对优势树种，其次是蜡烛果、海揽雌和木榄。 2) 通过无人机解译的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出红树林区域的主要树种和红树林群落的分布特征，但是在红树林具体树种棵树的解译上存在误差。在较小的红树林区域内研究红树林的空间分布和群落构成可以通过无人机的方法来实现。 3) 红树林表土孢粉研究表明，表土孢粉的组合可以正确地反应红树林植被的组成和主要优势种类。红树林花粉中无瓣海桑最多，其次是蜡烛果、海揽雌、木榄、秋茄和红树花粉等，样方调查和无人机航拍解译的结果为无瓣海桑是占绝对优势的红树林种类，蜡烛果、海揽雌、木榄也为主要红树林种类，与表土孢粉研究的结果较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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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应用液质联用技术和UNIFI分析软件对截叶铁扫帚的化学成分进行快速地定性分析。方法：在正负模式下采集数据，使用UNIFI数据处理系统进行识别，结合碎片离子、在线数据库系统和查阅相关文献，对主要的碎片离子峰进行结构确证。结果：本次实验共推断出82个化学成分。结论：该方法快速简便地分析出了截叶铁扫帚的化学成分，为下一步研究截叶铁扫帚的物质成分与作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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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截叶铁扫帚为豆科(Leguminosae)胡枝子属(Lespedeza)植物的干燥全草，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多以全草入药 [ 1 ]。现代药理实验研究表明，截叶铁扫帚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抗卵巢癌、保肝等多种生理活性。文献报道 [ 2 ] - [ 15 ] 截叶铁扫帚的化学成分有黄酮类、木脂素类、酚酸类、糖类、挥发油、苷类、苯丙素等。但尚未有应用LC-MS对截叶铁扫帚化学成分进行研究的报道。 液质联用技术操作简便，检测灵敏度高，分离能力强，简单迅速。目前主要应用于环境检测、中药多组分分析、中药体内代谢物分析、质控研究等领域中。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截叶铁扫帚的药用价值，探索其生物活性的物质基础，为截叶铁扫帚的质量控制研究、临床应用、资源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为明确截叶铁扫帚化学成分，本文采用液质连用方法对其醇提物进行化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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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仪器 2.1. 药材 截叶铁扫帚购于同仁堂贵阳药店，经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徐冉老师鉴定为豆科植物截叶铁扫帚(Lespedeza cuneata (Dum. Cours.) G. Don.)的干燥全草。 2.2. 仪器与试剂 超高效液相色谱(H-Class Acquity， waters， USA)、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Xevo G2-XS Qt of waters， USA)、UNIFI科学信息系统(1.8， waters， USA)。 乙腈、甲醇(HPLC、默克、德国)，甲酸(LC/Ms、赛默飞、中国)，蒸馏水(屈臣氏、中国)，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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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黄酮及其苷类的鉴定 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化学成分中一类常见的化学成分，在胡枝子属中发现了黄酮类、黄酮醇类、异黄酮类等成分，多以成苷的形式存在。在本研究中发现了32个黄酮类化合物，如异荭草素、阿福豆苷、红蓼素、黄芩苷等。与糖结合成苷的化合物在质谱中以糖基的断裂为主，如峰9的[M+H] + 为727.2076，采用元素分析得出分子式为C 32 H 38 O 19 ，有[M+H-Ara] + 577.154、[M+H-Ara-Glu] + 413.085等碎片离子，皆为母核结构失去糖基后的碎片，结合Chemspider数据库搜索碎片离子进行匹配，推断出峰9为王不留行黄酮苷。 峰44与峰37在正模式下均观测到[M+H] + 为287，两个峰分析出的分子式为C 15 H 10 O 6 ，且在UNIFI数据库中匹配的化合物误差在5 ppm以内，对二级质谱图进行分析，发现两者的碎片有所不同，峰44的碎片有153和137，而峰37则出现了118与119的碎片，和文献 [ 16 ] 对比判断出峰44为木犀草素，峰37为异黄芩素。峰5在负模式下观测到的m/z为447.0947，在质谱信息中可观察到脱去一分子葡萄糖后再中性丢失H 2 O得到268的碎片以及发生RDA裂解的133碎片，可以确定糖连接在A环上，其裂解途径如图3，结合文献信息 [ 17 ] 确定为红蓼素。 图3. 红蓼素的裂解途径 4.2. 苯丙素及其苷类的鉴定 苯丙素类化合物是截叶铁扫帚中另一类重要的化学成分，包括木脂素类和香豆素类，本实验共鉴定了18个化合物，其中有3个香豆素类和3个木脂素类化合物，观察发现均出现了CO或者CO 2 的中性丢失。74号峰在ESI + 观测到[M+NH 4 ] + 262.1433，分子中有丢失213的碎片，推测其结构中有正丙烯结构，对比文献 [ 18 ] 判断74号峰为蛇床子素，峰20在正模式下有m/z为399.103的碎片，判断结构中有糖基相连，且质量数误差为0.1 ppm，通过在线数据库搜索，得到峰20的化学名为1，3-dihydroxy-D-glucopyranoside。 4.3. 醌类化合物的鉴定 目前在截叶铁扫帚中发现的醌类化合物较少，本次研究中鉴定6个醌类化合物，分为苯醌、奈醌和蒽醌三类，此类化合物与黄酮类化合物的质谱裂解有相似之处，都有CO碎片离子的出现。在负模式下8号峰根据分子式以及结构式等对应数据库中的化合物为2，5-二甲基苯醌，再通过一二级质谱图在线搜索，发现二级质谱中有CH 3 的碎片，综合分析后鉴定8号峰为对二甲基苯醌。54和62号峰在ESI + 的保留时间接近，且分别有167和151的碎片，推断这两个峰可能为同一类化合物，并且相差一个氧，再结合文献 [ 19 ] 判断54号峰为大黄素，62号峰为1-羟基-3-甲氧基蒽醌。 4.4. 萜类化合物的鉴定 综合保留时间、特征碎片离子和质谱裂解规律共推断出14个萜类化合物，主要有单萜、环烯醚萜、三萜等。因萜类化合物母核结构较多，无特殊裂解规律，常因每一种化合物的结构不同而有不同的裂解方式。36号峰准分子离子峰为[M+Na] + ，推断出分子式为C 11 H 16 O 3 ，二级质谱有丢失正丙醇碎片，结合文献 [ 20 ] 和数据库判定36号峰为黑麦草内酯。峰13在ESI + 观测到的m/z [M+Na] + 409.1825，分子式为C 19 H 30 O 8 ，裂解碎片为[M+H-Rha-OH] + 207.138，在此基础上再中性丢失H 2 O，得到189.127的碎片，查阅文献 [ 21 ] 鉴定为roseoside。 4.5. 其他类化合物的鉴定 本次研究鉴定了其他类化合物11个，其中包括糖类如蔗糖、景天庚酮糖等，有机酸如天师酸、2-羟基-丁二酸以及儿茶素等，嘌呤类如鸟嘌呤、腺苷等。11号峰在低能量区可观测到准分子离子峰[M+H] + 291，高能量区有139.039、123.043、153.055的碎片，为C环的1，4和1，3的断裂形成的碎片，综合文献 [ 23 ] 分析出11号峰为儿茶素。峰1在ESI - 模式下[M-H] − 341.109，分子式为C 12 H 22 O 11 ，在负模式下糖发生裂解，分析碎片[M-H-Glu-H 2 ] − 177、[M-H-Fru-CH 2 -H 2 0] − 129等，结合文献 [ 24 ] 鉴定为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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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数据分析采用了waters的UNIFI分析软件，结合已知文献建立化合物数据库，并充分利用chemspinder在线数据库，根据化合物二级质谱并结合化合物结构特点，正模式下共推断出82种化学成分。该方法快速简便地分析出了截叶铁扫帚的化学成分，为下一步研究截叶铁扫帚的物质成分与作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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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维新变法之后，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主干力量，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有着全面、科学、创新的认识，他的新闻舆论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新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以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舆论之仆与舆论之母》两篇著名的议论文章为主要文本材料，考察梁启超的新闻舆论思想，同时阐述当代中国新闻舆论观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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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当代新闻舆论工作对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的继承 1) 明确舆论与舆论领袖之关系 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中，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了舆论与舆论领袖之间的三种关系：敌、母、仆。所谓“敌”，是说舆论领袖要先站在错误舆论的对立面，成为它的“敌人”，然后想办法抵抗、推翻它；所谓“母”，是说舆论领袖应该积极引导新的舆论，顺应时代的声音和趋势；所谓“仆”，是指舆论领袖要服从和服务于舆论，以成就新的事业，维护民众的利益。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大勇”、“大智”、“大仁”的思想，唯有具备这三种品德，才能真正处理好与舆论之间的关系。 “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并非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只有履行了做“仆人”的义务，才能够享受做“母亲”的权利。从哲学角度而言，梁启超正是看到了二者的同一性，“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并不能将二者区分开来。 当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也继承了“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的思想。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我们的新闻舆论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导向，顺应舆论，利用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对社会问题进行发现、修正和改善，这便是做好了“舆论之仆”。以疫情期间“李文亮医生”事件为例，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听取民众意见，吸取经验教训，成立专案组对李文亮事件前因后果展开调查，并在事后给李文亮追授奖章。这一行为体现了党和政府在互联网时代对舆论的重视，此后该事件的社会舆论和影响逐渐减小，也维护好了人民的利益。 对于需要凝聚社会力量，发扬团结精神的事件，我们党也做好了“舆论之母”。例如先前讨论十分热烈的“中美经贸摩擦”，众多主流新闻媒体在报纸、电视、客户端等诸多平台发表了报道。鞭辟入里的新闻评论，《新闻联播》节目上的“国际锐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力而正义的发声……这都是执政党在进行舆论的营造和引导。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纽带，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是重要内核。通过引导舆论，中国人的精神和力量得以集中，在面对他国无理的欺侮和恫吓之时，我们才更加勇敢无畏。由此可见，舆论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舆论“能载舟，亦能覆舟”。处理好舆论与舆论领袖之间的关系，对于发挥好舆论的作用有着关键影响。 2) 健全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 进入Web2.0时代，舆论相比前世代有了截然不同的特点。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如今，“公民新闻事业”已然兴起，每个人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观点，每个人都成了新闻记者。网络平台中的舆论往往带有批判性、公开性、非理性等特点 [ 8 ]，舆论在更大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网络秩序产生了负面效应。在这种传播背景下，舆论的意见领袖即“舆论领袖”的表现极为关键。而关于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梁启超的文章中早有论述。 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常识、真诚、直道、公心和节制是健全舆论不能缺少的要素，它们是健全舆论的根本 [ 9 ]。作为新闻工作者，除了做好报道新闻等基本工作之外，也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社会瞭望塔”的职能，弘扬正能量和主流价值观，提高政治认同和道德素养，助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 当今中国的舆论领袖是各大主流媒体，而这些新闻媒体大多为“党媒”，属于受党和政府领导的事业单位。对于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我们党始终保持高度重视。从管理体制上而言，由当地的党委主管，党委宣传部直接分管；从人才选拔上而言，具有较高的学历要求，且在政治审查方面也较为严格；从运行机制上而言，我国媒体采取的是“社长负责制”或“主编责任制”，即由该媒体的“一把手”负责全局，主要是政治方向上的把控和引导。因此，我国对于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十分严格，很难出现违反道德、违反政治方向的现象。可以说，梁启超对舆论领袖“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的希冀，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 3) 强调舆论对政治宣传的作用 舆论的作用和功能广泛，如传递信息、促进沟通、社会监督、危机预警等。而对当政者，或称执政党而言，其政治宣传的功能更为突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说道，“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由此可见，梁启超更强调舆论的政治作用。 维新变法之后，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致力于政论写作，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拉开了中国政论报刊的序幕。此后，诸如康有为《中外纪闻》、严复《国闻报》等层出不穷，它们都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政论性报刊。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成为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他在该报上系统地论述维新变法的主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以说，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开启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因而这些报纸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性，那些文章所引起的社会舆论也为政治宣传造了势。 然而，舆论要为政治宣传而服务并不代表民意的缺失。在我国，新闻舆论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舆论工作既要接受党的领导，也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党性与人民性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坚持了党性，就是坚持了人民立场和人民性 [ 10 ]。因此，将舆论工作与政治相联系，也是我们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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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语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在新闻学、新闻工作领域也颇有建树。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鲜明地指出了报纸和新闻在启迪民智、政治宣传、民主革命方面的作用，指出了办好报馆的几大要素。在《舆论之仆和舆论之母》一文中，他建设性地提出了舆论对于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并就健全舆论的方式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思考。在科技日益发达、传播愈加容易、民意逐渐活跃的今天，任何小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引起轩然大波的导火索。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做好舆论工作对于党的思想宣传和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激烈碰撞，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作为舆论领袖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必须更新传播观念，创新工作方式，真正做到“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 11 ]。 学习历史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借助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导当下、展望未来。梁启超作为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新闻舆论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新闻研究、新闻工作意义匪浅。通过对《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等文章的研读，本文对梁启超的新闻舆论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解读。借助比较研究的手法，本文发现了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对当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深远意义，力求为现在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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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时代的发展下，“网红营销”这种销售模式渐渐流行，作为新兴的销售方式其培养“网红效应”“流量影响”依靠直播平台而形成的全新产业链，对于传统销售模式而言优势明显，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虚假宣传、冲动消费、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本文对网红营销模式进行分析，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补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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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国内情况概述 新型冠状性肺炎持续一年多，对线下的经济活动有明显的打击，许多门店因无法支撑房租等压力纷纷倒闭。但在此期间，互联网用户的线上购物交易额显著提高，不仅用户通过直播的购物方式满足了购买需求，而且卖家也凭借网络获得经济收益。许多网红也从中发现商机，利用自己的流量影响做起了带货直播。这种网红营销模式已经对全球的经济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消费者有线下转向线上的购物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专家预测水平。研究表面，在疫情爆发的5~8月份英国和欧盟的网购人数增加了129%。因为与线下购物相比，网购更加便捷，安全且选择性更多 [ 1 ]。 新冠疫情虽说是影响了线下经济的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的现有的消费转型，互联网用户的网上购物时间普遍提高，而且各平台的直播时长也大幅增加，这些都是对网络经济的一大推动力。 目前在国内网红营销的销售模式中，购物平台都在寻找合作，取长补短。“两微一抖”、快手、腾讯的qq看点无一不将流量用于提高购物和销售的转化率。(图1)放大自身优势结合直播营销，抢占直播带来的红利，为平台打开商业化的大门。在这种模式下产生了无数”网红“他们充当起代言人或者推销员的角色，直播就是他们的得力助手。 图1. 2020年两大平台日均活跃用户 2013年8月阿里巴巴旗下淘宝联手微博正式推出“微博淘宝版”，这款产品是镶嵌在淘宝后台的微博体系此番合作大大提高了用户购买的便利性，弥补了微博自身商业化的不足，扩大了淘宝的广告渠道，也方便了淘宝众多的中小卖家在淘宝之外的平台获得流量从而进行销售产品。 许多“网红”通过微博转发抽奖、赠送优惠卷等活动，达到小规模宣传的目的。微博的优势在于它强大的社交性和数据记录，用户在转发带有优惠信息的活动时，也充当了宣传者。自淘宝与微博联手后“网红营销”便成为电商结合社交的新模式。“微博淘宝版”设置了数据中心，提供商情监控、影响力分析、粉丝分析等功能。平台商家可以通过分析大数据更好的把握粉丝的消费需求和未来的消费趋势，从而有针对性的投放广告。而用户也可以在娱乐放松的同时获得感兴趣产品的上新和优惠信息。 类似于微博的宣传模式，目前火爆的抖音短视频APP也在网红营销上大放异彩。抖音APP是今日头条旗下的一款音乐创意社交软件，在2017年开始走红，其内容以短视频为主，依靠自身推荐的算法，将可能感兴趣的视频推荐给用户。平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而所推送内容也不局限于媒体的投放，大多来源用户的原创作品，在此模式下，用户因上传视频而走红，当用户获得大量粉丝后大多数人便会选择走上带货这条路，将自己拥有的热度及时的用于卖货，获得佣金，直播便是主要渠道。边看边买的电商直播互动购物目前已经进入国内的互联网潮流，“秒杀”、“10秒售空”在顶流直播间时常出现。这对商家和直播推销者来说无疑是很好的销售模式。 目前网红、直播平台和购物平台的合作关系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年度框架合作模式、个案合作模式、佣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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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年度框架合作 年度框架合作模式指平台与一些网红达成合作，让网红常年在线上为平台进行代言，来增加顾客在平台上的消费量。例如，淘宝与李佳琪、薇娅等一些网红主播形成了年度框架合作；抖音与罗永浩等一些网红主播形成了年度框架合作。 年度框架合作对平台直播有以下好处。 第一，网红的这种身份，本质上就是品牌效应，他们的名字就是具备强大号召力的品牌。这个效应的外化就是流量。电商平台最为看重的就是流量，这是一切变现能力的基础，流量越大，吸粉能力越发强大，所带来的购买量也就越大。年度框架合作模式不仅可以稳定平台一定的客流量，甚至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例如，2020年3月5日李佳琦单场直播，直播总流量(观看人次)达到5200万，直播带货了40个单品，平均每个单品的流量就达到了130万，且这130万人都是精准流量，是培养品牌粘连性的目标人群。罗永浩2020年4月1日在抖音直播，官方数据，观看人数4800万+，带货销售91万件，带货率为1.9%。 第二，最近一份全球社交媒体研究《Wave X-Remix Culture》揭露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个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时代，绝大多数网民对网络上看到的东西缺乏信心。当粉丝的认知和决策受到质疑的时候，她们会本能地去接近和模仿她们关注的KOL (意见领袖)，因为她们相信KOL可以给她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和帮助。网红主播在充分了解粉丝的需求前提下，使直播内容更具有有针对性。在观看网红直播带货过程中，消费者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倾诉。在这种驱动下，消费者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伙伴关系、真实自我和售后体验存在感越强，消费者越能感受到一种与网红心理、情感、意向的可接近感。个人依恋、品牌忠诚和他人评价认同感越强，消费者越能对其所在粉丝社群表现出归属感或依恋感，进而增强消费情感。通过这种方式，主播就可以通过影响粉丝的消费态度及行为来实现变现。例如，李佳琦直播了一款ISDIN怡思丁抗光老防晒霜，销售额达2300万元销售额，占当月店铺25.7%销售额，占整体品牌25.2%销售额。3月5日薇娅直播了一款博朗小闪电激光脱毛仪器，直播销量3000台，成交均价1899元，合计贡献了570万销售额，销量环比增长153%。 但是，年度框架合作模式也有一些弊端，首先，年度框架合作模式将平台和主播捆绑在一起，两者的利益十分密切，但是平台只看主播带来的流量及利益，不重视产品质量以及主播的虚假宣传。当主播推销的产品出现问题，平台也将承受巨大的损失。因为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建立非一日之功，是长期培育的结果。如果消费者从直播间购买的产品出现一次质量问题，信心立即受损；多次遭遇质量问题，消费者将放弃关注。 其次，媒体研究机构UM对来自81个国家的5.6万名互联网活跃用户跟踪调查，评估了全球范围内网民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调研发现，只有8%的人认为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真实可靠；如果是“网红”等高影响力者发布的消息，“可信赖”的比例下降到了4%。全球范围内，仅42%网友相信网络博主、视频播客上分享的商品推荐及评价信息。这说明多数消费者并不信任主播的意见，这不利于平台的销售。 针对这些弊端，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首先，从平台角度来看，平台应该严加重视主播推荐的产品质量以及主播推销的产品是否符合其言论，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力度、完善诚信评价机制。例如，当主播推销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或是虚假宣传时，平台对其进行罚款。对每一场主播推销的产品进行抽查检测，以此来提高产品质量。 其次，从政府角度来看，法制部门应针对直播电商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引导其良性发展；相关监管部门要严厉打击虚假营销行为，提高侵权成本。对平台的直播宣传进行监督，一旦出现虚假宣传，可以对平台进行惩罚，这样平台会更加重视其宣传所在的问题。 最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应对直播营销存在理智且客观的消费观，不应冲动消费，也不应拒绝一切主播的推荐。看到主播有虚假宣传或是收到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应及时向平台反馈。 总体来看，年度合作框架合作模式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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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佣金模式 3.1. 佣金模式的应用 如图2，佣金带货模式，主要分为纯佣金模式和“佣金+”模式。纯佣金模式是指商家先提前发布商品招募主播，等主播把货卖出去，再从利润分成主播，无需提前支付费用。而“佣金+”模式即在佣金的基础上增加一笔额外的服务费，也称之为“坑位费”。如某一主播标价10，000 + 20%即指直播前需要先支付10，000坑位费，直播后还需按照销售额的20%支付给主播佣金。 图2. 佣金带货模式 前者这种看似安全低成本的纯佣金模式，实际不利于商家的长远发展。没有服务费，产品质量，品牌，价格也不突出，很难获得网红大V的青睐。而门槛低也意味着带货主播质量不能得到保证，销量，知名度也很难获得质的飞跃。而后者的“佣金+”模式更能迎合多方的需求。带货主播在佣金+坑位费的双重趋势下，才能更积极更无后顾之忧地投入选品卖货之中，而商家也能获取更优质的服务。不同的主播拥有的流量不同带货能力不同，坑位费，佣金也是不同的。据调查像李佳琪，薇娅，雪梨，烈儿宝贝这种顶级主播坑位费大概为60万，销量佣金为30%左右。尽管找网红主播带货佣金极高，但效果也是显著的。李佳琪曾5分钟卖出15000支口红，“口红一哥”实至名归，2018年双十一更是以九位数的成交额收官，坐拥直播界半壁江山。又如笔者兄弟公司的一款速食火锅，前天晚上找了淘宝第一女主播薇娅带了一次货，几分钟内迅速售罄，直播间价格也不算低，单价29.8元，5万份，几分钟内卖了近150万元的货。笔者兄弟感慨，要是多备点货，10万+也是轻轻松松！透过直播的现象级数据，网红带货能力可窥一斑。“佣金+”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带货主播，部分网红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但“佣金+”模式中也存在竞争激烈、恶意哄抬坑位费、监管不力等问题。 3.2. “佣金+”模式存在的问题 1) 带货翻车，销售额抵不了坑位费 众所周知，明星知名度高，自带粉丝流量因此明星收取高额坑位费更为明显。在MCN机构和直播运营公司看来，收取坑位费合情合理。但许多卖家却不愿意买单。在他们看来，支付高额坑位费是为了换取高销售量和高销售额，但现实确是交了高额坑位费，带来的销量却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在明星直播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此前，有品牌方在网上控诉自己公司参加了汪涵的“顺德专场直播”，当时缴纳了10万的开播费，当天成交了1323台，但是退款却多达1012台，实际仅卖出了311台，退款率高达76.4%。因为出现了大批退款，被平台警告虚假交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佣金+”模式，主播等级，佣金，坑位费三分六等，直观反映了二八原则现象泛滥成灾。主播生态圈内，流量和口碑是直播间销量和热度的保障，带货能力强的网红，粉丝粘性往往也强，卖家也更青睐选择有粉丝基础的网红来带货，这便是主播圈“二八原则”现象泛滥成灾的原因。头部主播往往是商家即使入不敷出也要争抢的对象，甚至还掌握着自主选择商家的权利，而中尾部主播更多的是被动选择。 从2020年双十一淘宝直播热度排行榜总体看来，中小主播较头部主播而言在热度、带货量、成交额等层面都是无法比拟的，网红直播带货存在马太效应是毋庸置疑的。直播带货圈到处都是坑，商家在选主播时，不应盲目追求主播的流量、热度，带货能力强和粉丝规模大并不能划等号，并且网红主播在选择合作商家时，符合自身调性的品牌产品才应该摆在首位。 2) 带货主播缺乏责任意识，存在虚假营销 随着直播行业水涨船高，在高额佣金的驱使下，谁也无法忽视这一份红利，网红直播带货表面上虽给商家和网红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这份红利背后也慢慢暴露出了圈内浮躁的现象，一些商家或主播涉嫌夸大宣传推销，“名品”变赝品，“好货”变“水货”，误导了不少消费者 [ 2 ]。因此直播翻车、投诉等事件越来越多“网红倒卖三无产品”“网红种草面膜烂脸”等一系列翻车事件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眼红头部主播优秀的带货成绩和高额佣金，不惜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通过直播间恶意刷单等行为来提升“身价”。 3.3. “佣金+”模式未来应遵循的发展路径 1) 实行科学分级，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首先，主播佣金等级不应仅仅只看其热度，粉丝量，更应考虑其专业素养，选品能力，解说水平，成交额，退货率，翻车率，粉丝口碑等综合因素通过算法进行多维度考量。提高主播带货准入门槛，加强主播培训化教育，最大程度上避免“主播带货翻车”事件。术业有专攻，平台应对不同的主播进行方向区分，进行个性化培训，提高主播选品，鉴品，解说能力。其次出具相应的升降级考核标准，调动主播积极性，引导良性竞争。 2) 增强主播责任意识，建立平台自律机制 传统的佣金模式属于“给钱就办事”，显然这一模式存在较大的问题。带货主播应树立责任意识，对于一些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三无产品应自觉自律拒之门外。产品质量是商家的生命线更是决定主播生命周期长短的关键因素。维护好消费者的利益，对得起粉丝的信赖，才能长效发展。 3) 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引导良性营销 “佣金+”属于新模式，对这方面的监管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恶意哄抬“坑位费”现象，主播带货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售后维权困难，此类问题的监管仍存在争议。又如，对“直播带货”的有效监管手段也非常缺乏。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职业主播带货行为的连带责任，强化其合规自律意识。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通过大数据采用人工智能开发“直播带货”的违法违规行为监测系统，从而构建有效的监管机制。 随着直播圈越来越下沉市场发展，和大数据的普及，网红营销将迎来下一个高潮。尽管由于兴起时间较短，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总体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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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个案模式 4.1. 个案合作模式的应用 个案合作模式是指主播或MCN机构与商家合作，商家支付主播固定的佣金，主播在电商平台完成单次直播带货的一种合作模式。该模式虽较为少见，但市场上还是存在，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与弊端 4.2. 个案模式的优势 个案模式的优势主要是带货者的优势。优秀的带货者可以带动产品的销售额。 对于许多小商家来说，与KOL的个案合作可以看作是一次机遇。虽然费用较高，但是可以增加产品在消费者前的曝光度，并且头部主播能通过其影响力，大大拉动销量，效果大大好过比传统的线下广告。而优秀的产品和产品供应链又可以反哺带货者的个人品牌及形象，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 4.3. 个案模式的缺点 个案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如图3。 图3. 个案模式的问题 4.3.1. 主播对商家供应链的掌控能力较差 相比于年度框架合作，个案合作做一次直播推广收一次的钱，主播与商家的合作时间短，难以对商家的供应端有客观完整的了解，容易出现虚假宣传、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售后不完善等问题，这些是消费者在直播中购买产品后发生客诉的主要问题。而产品供应端出现问题，会极大影响主播个人形象以及降低在她们消费者心中的可信度，因此该种模式很考验主播团队的选品以及品控能力。比如2019年10月29日，李佳琦在直播带货不粘锅时，鸡蛋在不粘锅中处处粘锅，场面一度尴尬。随后，“李佳琦在直播带货不粘锅时现场翻车”迅速登上热搜，引起网友的热议和与质疑。而后商家回应出现该情况是因为李佳琦操作不当所致，产品本身不存在问题。这也侧面反映出即使是头部主播，由于和商家的合作时间较短，在选品环节也没能严格把控，不能保证每件商品的质量如商家所描绘那般，推荐的产品可能也并没有经过详细认真的测试，因此极容易出现“货不对板”的情况。要想减少该情况发生，主播及其团队必须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对所选产品进行深入了解并多次测试使用，以保障产品品质。此外，还需要有关部门更加完善的规范制度以及加强监管力度，才能共同保证消费者的的权益 [ 3 ]。 4.3.2. 销量达不到预期 个案合作主播和商家的合作也没长期合作的稳定，因此得到的产品优惠力度可能相对较小。而在直播带货行业中，价格的排他性和优惠力度是头部网红直播带货的关键条件，因此销量可能达不到预期。此外，固定的佣金模式也不如佣金与提成混合的合作模式对主播的激励性大，因此主播若对该产品领域不擅长或者不是顶流，那么该场直播将很难达到预期销量。但如果主播主攻一类产品，则可能更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快手的侯文亮在一次直播中创造了销售288辆新车的记录，几乎相当于当地一家老牌4S店十几名销售顾问一个月的总销售任务。这得益于他的专业知识。他的粉丝量不及李佳琦的零头，但他每天浏览汽车论坛，撰写车评，发布汽车类短视频，直播回答买车和养车问题，积累用户并形成了自己的用户流量池，最终打造了直播团购卖车的独特带货能力。 4.3.3. 粉丝具有偶然性、黏性低 因为每次个案合作的商家不同，主播直播的产品也不同，容易导致主播的定位不够清晰精准，从而粉丝不稳定，不容易沉淀。 该模式没佣金混合模式灵活、没年度框架模式稳定，因此在行业中不那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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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在2020年，很多商家都选择了结合线上线下的营销方式。网红营销模式在销售效果上已经大大超过线下销售业绩。媒体和品牌以及将网红运营带到战略流程当中去。在日益碎片化的大数据媒介环境下，用户的消费行为日益多元化多元化。同时，年轻用户的购买习惯越发地被重视。在未来几年里，网红经济势必将继续走高，对于媒介和品牌来说，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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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其研究对人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989年以来，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经历了持续发展和转型。尽管如此，对于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轨迹的计量研究仍处于相对缺乏的状态。本研究围绕“教育社会学”进行基于Citespace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包括关键词共现与时区图分析、突现词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等，并通过Excel进行了发文量分析与作者机构分析，将该学科领域的知识基础整体提炼，进一步对该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最新研究发现、演化发展路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全面把握。回顾近三十年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研究量持续上升，但因核心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群体尚未形成故仍处于基础建设阶段。从研究成果上看，我国教育社会学三十年来的研究重点关键词以教育公平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为主，并辅以许多多元化的研究领域。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教育社会学及其相关领域知识，并据此把握这门学科在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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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教育科学和社会学中，教育社会学是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它以社会科学的原理为基础，对教育问题、现象及教育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在中国，伴随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教育事业也随之深入发展壮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因而教育和社会之间的结果关系、和社会以及社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学校自身组织结构的关系显得极其重要。作为教育科学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在经历了近30年的停滞之后，伴随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进行了重新发展，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也随之迈入发展、重塑的历史新进程。在相关各方力量的积极努力之下，教育社会学获得较快发展，目前已经较为稳定及成熟。尽管如此，从相关研究上来看，我国对于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的全面回顾；从现实需求上来看，进一步梳理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阐述并分析这门学科的研究热点问题，这对我们把握该学科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极为有益，有助于为未来研究明确方向。 文献计量学作为当前国际趋势下科学研究的评价方法，它是将文献计量特征和文献系统二者作为研究主要对象，利用统计学以及数学等多方相关计量方法，进而对特定的某个学科领域的科技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和趋势展开分析评价并进行探索预测的一门图书情报学学科。随着国内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知识信息可以通过文献可视化、可视化和解释提供丰富和直观的知识内容的研究关键词、研究作者、研究机构等等，以便清楚地把握当前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地图集。 在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就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回顾。早在2002年，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的李长伟教授与曲阜师范大学的杨昌勇就对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20~30年来的发展停滞与沉沦进行了深刻反思 [ 1 ] [ 2 ] [ 3 ]。在随后的几年里，吴康宁、钱民辉、刘精明、程天君等人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分析了了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对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的中国化以及发展历程做出了相应的回顾与展望 [ 4 ] [ 5 ] [ 6 ] [ 7 ]。与此同时，国外的学者也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历史、重建与发展进行了分析回顾 [ 8 ] [ 9 ]。 尽管如此，在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中，对于该学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的研究较少。孟香对我国教育社会学1999至2018年的发文量、作者以及研究机构进行了分析，但并未运用关键词与聚类分析 [ 10 ]，故缺少对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分析。相似的，王菲与赵翠兰对我国1999至2018年的教育社会学CSSCI论文进行了分析，但学科研究重点并未被指出 [ 11 ]。此外，也有学者对国际教育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期刊进行了分析 [ 12 ] [ 13 ] [ 14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文献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在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应用较少，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揭示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存在着缺少对研究重点、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的综合分析。本文将基于研究文献的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补充。 借助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与Excel，本文对收集到的期刊进行分析，解读当前研究热点、研究作者和出版机构，同时对当前国内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进行交叉解读，为进一步深化国内教育社会学研究提供总结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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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自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库(CNKI)，检索主题为“教育社会学”。尽管王有升在回顾中国建国以来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时将1979年改革开放作为学科重建的标志 [ 15 ]，但通过检索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其“教育社会学”为主题的文献在1979年至1989年期间的文献很少且发表年份不连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我国教育社会学重建与发展的重要节点应为1989年，故我们将时间线设置为“198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共得到963条文献。经过剔除与清洗不相关的文献后得到906条文献。通过在运用知网的文献分析功能，我们得到了我国教育社会学年度发文量、机构与作者发文量以及被引前十的文章。 进而，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了关键词共现与时区图分析、突现词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Citespace软件作为一种文献计量工具，在特定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与机构、发表的期刊和高频被引文献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可视化效果。近年来，Citespace在国内外各个领域的文献计量学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经CitespaceV (5.6.R2版)数据处理，并设置时间切片为1年、Top N阈值为50，得到相应计量可视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