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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孙绰的行为和心态 孙绰，出生于太原孙氏。高祖孙资是三国时期魏国重臣；曾祖孙宏官至南阳太守；祖父孙楚是“才藻卓绝，爽迈不群”( [ 1 ] ， p. 1539)的著名文学家，官至冯翊太守；叔父孙恂官至颍川太守。孙氏一族能文者甚多，孙绰家兄孙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 [ 1 ] ， p. 1543)，从兄孙盛“博学，善言名理”( [ 1 ] ， p. 2147)，孙绰更是“少以文才垂称”( [ 1 ] ， p. 1547)。 孙绰是东晋中期名士的重要代表，我们可以从其人、其事、其作品中看出其行为和心态，并从中窥探东晋中期士人行为与心态之一斑。 (一) 有文才而诞众多秽行 孙绰才学极高，《晋书·孙绰传》称“于时文士，(孙)绰为其冠”( [ 1 ] ， p. 1544)。《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亦载：“(许)询、绰并为一时文宗”( [ 2 ] ， p. 229)。 孙绰为庾亮作诔，袁羊评曰：“见此张缓”( [ 2 ] ， p. 225)，意思是说从此诔文中可以看出一张一弛的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孙绰文章功力之深。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的兰亭雅集，在当时的四十一位文人名士之中，王羲之作前序，而孙绰为之作了后序( [ 3 ] ， p. 99)，可见孙绰在东晋文坛的声望。 《语林》载： 孙兴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轻之。桓公后遣传教令作《敬夫人碑》 1 ，郡人云：“故当有才！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于此重之( [ 4 ] ， p. 583)。 孙绰担任永嘉太守，当地豪族轻视次等士族出身的孙绰。桓温让孙绰作《敬(郝)夫人碑》，这让郡人意识到孙绰有真才，于是转而敬重他。而桓温在郡人轻视孙绰的情况下，让其作碑文，说明桓温还是很欣赏孙绰才华的。 孙绰对自己的才华也颇为自信。支道林问他自比许询如何，孙绰回答：“高情远致，弟子蚤以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 2 ] ， p. 463)。他认为自己在情致高远方面比不过许询，但是在诗文方面，许询是比不上自己的。孙绰撰成《游天台山赋》后给范启看，并且毫不谦虚地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 2 ] ， p. 234)。孙绰自信自己的文章之美，甚至可以发出金石般悦耳的声音。范启本对《游天台山赋》不屑，并讽刺孙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 [ 2 ] ， p. 234)！后来一读之下，每至佳句，都说“应是我辈语”( [ 2 ] ， p. 234)。在人前不故作谦虚，自信飞扬，正是东晋时期个性解放的一种表现。 孙绰虽有才华，但品行却为时人不齿。《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记载孙绰“虽有文才，而诞纵多秽行，时人鄙之”( [ 2 ] ， p. 465)。《晋书·孙绰传》也载：“绰与(许)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 [ 1 ] ， p. 1544)。 《世说新语》记载：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 2 ] ， p. 743)。 孙绰使计谋与太原王氏联姻，既解决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又借机攀上了高门贵族，可谓煞费苦心。此事亦见孙绰之城府，因此被视为其“秽行”之一。 此外，《世说新语》有如下记载：孙绰欣赏伎乐时用蔡邕之笛打拍子，却将笛子打折( [ 2 ] ， p. 727)；他为王濛、庾亮作诔多含自己的深情寄托之词，以至于诔主后人都认为诔主与其关系还没好到那个程度，孙绰有阿谀之意；他高度评价刘惔却将褚裒惹怒，褚裒斥责他，孙绰回泣“卿当念我”，时人“咸笑其才而性鄙”( [ 2 ] ， p. 720)。这些都是孙绰“秽行”的证明。 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东晋时期门阀政治达到顶峰 2 ，门第之见根深蒂固。太原孙氏虽世代官宦，但仍不属于高门士族。孙绰虽然以其才华跻身名士之列，但那些高门世家内心还是看不上孙绰的。《世说新语》有这样一条记载：孙绰及其兄到谢安家借宿，谢安之妻刘夫人在隔壁听他们谈话。第二天谢安问刘夫人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 [ 2 ] ， p. 725)！意思是说亡兄(刘惔)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宾客。谢安听后非常惭愧。沛国刘氏和陈郡谢氏都是当时的名门贵族，所以他们轻视寒门出身的孙绰。而认为孙绰“性鄙”者就是当时的贵族。所以，我们在分析孙绰的个性和人格时，需要辩证地去看待。 (二) 嘲戏行为 孙绰性格直率，喜好讥讽。《晋书》记述了孙绰和习凿齿之间的一次唇枪舌剑( [ 1 ] ， p. 1544)：有一次两人共行，孙绰走在习凿齿前面，回过头来调侃习凿齿：“沙之汰之，瓦石在后。”意思是说洗米淘米，砂子和石子在后面。习凿齿乃饱学之士，自然听得懂孙绰的言外之意，于是便回将一军：“簸之飏之，糠秕在前。”簸米扬米，秕子和糠在前面。习凿齿也讽刺孙绰是无用之才。《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二人初次见面的事情( [ 2 ] ， p. 699)：孙绰去造访桓温，习凿齿也在（两人此前还不相识）。于是，桓温便让他们两人一起交谈。谁知，孙绰开口便说：“‘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这是《诗经·小雅·采芑》中的句子，原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动的荆州蛮族，不要与中原大国作对。习凿齿是湖北襄阳人，襄阳在古代属于“蛮荆”之地。孙绰引用这两句诗，对初次见面的习凿齿，开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玩笑。当然，习凿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这则是《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诗句。“猃狁”是周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讨伐，驱赶到山西太原一带，而孙绰原籍山西太原。习凿齿也巧妙地笑讽了孙绰。 遭受别人主动调侃时，孙绰也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孙绰在畎川建筑房屋，屋前种了一棵松树，孙绰亲自培土浇灌。邻居高柔嘲笑孙绰：“松树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绰回答：“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 2 ] ， p. 124)？据余嘉锡笺疏，这里高柔用孙绰祖父之名(孙楚)来戏弄孙绰，孙绰的回答也暗含了高柔祖父之名，但高柔祖父名已不可考。 以风趣之语相互戏谑、调侃实乃晋人炫耀自己的机警和才华的一种方式 3 。嘲笑戏弄可以不分场合、不分尊卑，外貌特征、行为举止甚至祖、父的名讳都可以作为调侃的对象。调侃者无所顾忌，被调侃者也泰然处之。《世说新语·排调》就专门记载了士人之间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和嘲弄。 (三) 结交名僧 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名士和名僧结交，玄理和佛理交融。《世说新语》多次记载孙绰和名僧的往来：北来道人和支道林在瓦官寺讲佛教经典《小品般若经》，竺法深和孙绰在场( [ 2 ] ， p. 191)。北来道人是指北方过江来的僧人，支道林、竺法深都是佛教名僧。王羲之和支遁是通过孙绰结识的( [ 2 ] ， p. 195)；孙绰和许询在白楼亭游玩谈玄的时候，支遁也在( [ 2 ] ， p. 424)；支遁询问孙绰对自己和许询的看法( [ 2 ] ， p. 462)；王坦之和支道林在西州讲法辩论，韩伯和孙绰也在其中( [ 2 ] ， p. 704)。 孙绰还为众多高僧写过赞、论，《高僧传》里面记载了孙绰对康僧会、竺昙摩罗刹、支孝龙、朱士行、竺法乘等名僧的评价或赞语共计20处 4 。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孙绰和沙门人士的往来。毕竟，如果不是相识甚至是深交，是没有办法写出全面中肯的评价的，而如果评价不够中肯全面的话，就不可能在《高僧传》中被频繁引用。 一些名僧在玄学上造诣也很高，如支遁对庄子《逍遥游》篇的注解，就让王羲之为之叹服。陈寅恪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 [ 5 ] ， pp. 91-98)中论证了支遁是依据《道行般若经》来释庄子《逍遥游》。将佛理引入清谈，给清谈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徐公持指出东晋时期的玄学已“由曹魏西晋时期的庄、老、易‘三玄’演变而为佛道融通的事实上的四玄之学”( [ 6 ] ， p. 512)。 (四) 纵情山水 从曹魏到西晋，北方士人主要接受的是老庄理论，玄学盛行。而老庄十分强调对自然的关注。正是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北方士人具有一种超然的、艺术的心境。当他们带着这种心境来到南方，把自己的家族在这里安顿下来，开始用老庄那种博大的、艺术的心境打量江南这块陌生的土地。和北方的粗犷不同，这里山清水秀、湖泊纵横、云雾缭绕，弥漫着一种神秘、幽深的气息。他们开始探索这片神秘的土地，并逐渐喜欢上了这片土地。 于是，游览山水成为名士风流的标志。谢安在出仕前和晚年致仕后都以游乐山川作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王羲之也经常和朋友在会稽附近赏观山水，兰亭雅集是一大证明。《世说新语·栖逸》云“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 [ 2 ] ， p. 572)。《晋书》记载孙统“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 [ 1 ] ， p. 1543)。孙绰也十分喜爱山水自然，曾经“游放山水，十有余年”( [ 1 ] ， p. 1544)。《世说新语·赏誉》记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 [ 2 ] ， p. 420)。在孙绰看来，如果不懂得欣赏自然山水之美，就没有舞文弄墨的资格。 东晋士人在纵情山水的过程中，以一种玄学的眼光去观照山水。孙绰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组，当百年之溢。……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 [ 7 ] ， pp. 73-74)。作者投身于山水自然来化解心中的苦闷郁结，纵情山水成为一种医治烦闷的手段。 (五) 偏安心态 《世说新语·品藻》载：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 2 ] ， p. 456)。 孙绰认为自己在才能和政务处理方面都比不上诸贤，但是却自诩在遨游老庄世界、不受俗务所扰方面，不输给任何人。 孙绰所说的“不与时务经怀”正是当时的一种处世风尚。经过老庄思想的长期熏陶，士人追求一种超脱的人生，只要有一处安身之地，便容易得到满足。当时的执政者有意实行无为而治的宽和政策，包容、兼顾各方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偏安心态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心态。 少数士人有收复中原的抱负，但常常遭致反对。庾亮想趁石勒刚死一举北进，蔡谟就曾上疏反对，认为敌寇十分强盛，应当“屈而避之”( [ 1 ] ， p. 2035)，此议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殷浩北伐，王羲之认为必败，写信加以劝阻。殷浩失败后准备再次北伐时，王羲之在写信劝阻殷浩的同时，又致意会稽王司马道子，希望他阻止殷浩北伐，他认为“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 1 ] ， p. 2096)！后来权臣桓温北伐，上疏请移都洛阳，孙绰在《谏移都洛阳疏》中提出的反对理由有：“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 [ 1 ] ， p. 1545)。长江可以作为天然防线，以守住江南。“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 [ 1 ] ， p. 1545)。自从丧乱以来，已经有六十多年，河洛地区早已荒废，百姓在江左地区已经深深扎根。“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踰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飧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 [ 1 ] ， p. 1547)。迁都就好比是从安乐之国赶赴习乱之乡。且先不论北伐、迁都的时机成不成熟，孙绰所说的这些理由都或多或少反映出江左人士只求维持现状、并带有一些贪图享乐的心理。北伐当然有风险，怎若偏安一隅安稳？这正是东晋士人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