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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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 3.1.1. 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和攻击性行为的相关关系 对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和攻击性行为三个研究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移情呈0.454的显著正相关，攻击性行为分别与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呈0.247和0.407的显著负相关。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和攻击性行为两两的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检验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values， empath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N = 462 平均数 标准差 家庭主义总分 移情总分 家庭主义总分 67.44 10.07 移情总分 50.16 6.87 0.454 ** 攻击行为总分 76.99 15.02 −0.247 ** −0.407 ** 表1. 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与攻击性行为相关关系分析(N = 462) 3.1.2. 移情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将研究的各个变量去中心化(武松，潘发明，2014)。自变量(家庭主义价值观)、中介变量(移情)、因变量(攻击性行为)对应的潜变量的项目得分合并取均值并中心化，得到新的变量—家庭主义价值观(中心化)，移情(中心化)和攻击性行为(中心化)。 根据上述的相关分析，可知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与攻击性行为三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备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为了验证本研究的主要假设，移情在家庭主义价值观与攻击性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用迫选法做回归分析，对移情进行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 Table 2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empathy between family value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N = 462 检验程序 回归方程 SE t R 2 步骤1 Y = −0.247X + e 1 0.067 −5.469*** 0.061 步骤2 M = 0.454X + e 2 0.028 10.922 *** 0.206 步骤3 Y = −0.079X + (−0.371)M + e 3 0.071 −1.649 0.170 0.104 −7.779 *** 表2. 移情在家庭主义价值观与攻击性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N = 462) 由表2可知，家庭主义价值观对攻击性行为的总效应c = −0.247显著(p < 0.001)，家庭主义价值观对移情的路径系数a = 0.454显著(p < 0.001)，家庭主义价值观和移情联合作为自变量对攻击性行为的路径系数b = −0.371显著(p < 0.001)，但是c' = −0.079 (p = 0.100)不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a、b、c显著，但c'不显著，因此移情在家庭主义价值观和攻击性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a∙b = −0.168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a∙b∕c = 0.682，即68.2%，中介效应解释因变量的方差变异为sqrt(0.167 − 0.059) = 0.108 (10.8%)。 3.1.3. 移情的中介效应的Amos结构方程模型 以移情为中介，构建家庭主义价值观影响攻击性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予以校正(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采用CFA检验结果发现，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χ 2 /df = 1.797，RMSEA = 0.042，NFI = 0.974，TLI = 0.982，CFI = 0.988，GFI = 0.979，AGFI = 0.961，SRMR = 0.0363，见图1。 图1. 移情在家庭主义价值观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 Table 3 Path coefficien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项目 Estimate Lower Upper SE P 移情<---家庭主义 0.597 0.496 0.690 0.059 ** 攻击性行为<---家庭主义 0.059 −0.121 0.268 0.120 攻击性行为<---移情 −0.602 −0.781 −0.428 0.110 ** 表3.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 由表3可知，家庭主义价值观对移情的路径显著，移情对攻击性行为的路径显著，家庭主义价值观对攻击性行为的路径不显著，因此，移情在家庭主义价值观与攻击性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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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与攻击性行为的相关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和攻击性行为两两相关，其中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移情呈正相关，以往的研究发现，子女高移情水平的养成，与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女的提出需要照顾关心家人的要求有关(Knight， Carlo， Basilio， & Jacobson， 2015)。家庭主义价值观要求个人在家庭成员需要时提供切实的帮助，同时与家庭成员在物理和情感上保持紧密联系(Lugo Steidel & Contreras， 2003)，这种要求一方面可以使个体养成为他人着想的同理心，进一步推己及人，如我国古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家庭作为至关重要的社会单位，是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魏华，周宗奎，张永欣，丁倩，2018)，是一个无价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和帮助的来源地(Miller， 1975)，良好和充满爱的外在环境也有助于个体亲社会倾向的发展。家庭主义价值观与攻击性行为呈负相关，验证了家庭主义价值观的保护性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古代文化中，重视家族的团结和谐，强调家中成员彼此荣辱与共、福祸相依、紧密团结，进而为了维护家族和谐养成忍耐自抑的行为倾向(杨国枢，2004)。“和”与“忍”这两种精神使得个体在解决矛盾中更少地诉诸于攻击，反而事事追求和谐和忍让。最后，个体的移情水平也是和攻击性行为呈负相关的，移情是个体由于理解了真实的或想象的他人的情绪而引发的与之一致或相似的情绪体验(罗峥，唐新纳，王雪，魏锦，2013)，攻击性行为通常会给他人带来痛苦、难受的体验，移情水平较高会对个体的攻击性行为产生抑制的作用，这是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的。 4.2. 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移情与攻击性行为的中介分析 无论是通过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三步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还是以移情为中介，建构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影响攻击性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都发现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移情、移情与攻击性行为间的路径系数显著，但家庭主义价值观与攻击性行为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家庭主义价值观通过移情对攻击行为的间接影响显著，表明移情在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影响攻击性行为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家庭主义价值观通过移情对攻击性行为产生影响符合中介效应模型。首先，家庭主义价值观对青年发展的保护性作用，足以可见，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家”是人从出生开始最先接触的环境，对于个体的心理行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赵郝锐，童辉杰，2015)。家庭义务的履行，家庭的支持进而养成的对家的依恋有助于个体亲社会因素的养成以及暴力、反社会行为的抑制。相反，拒绝的、冷漠的、忽视的家庭环境，不能为个体提供来自家庭的支持与忽视对其家庭义务的要求，可能更容易助长个体反社会的行为倾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主义价值观对于攻击行为的影响并不能直接实现，需要通过移情间接影响青年的攻击性行为，这也解释了一些家庭条件好，父母关爱多的孩子，成年后仍然有着较多的攻击性行为，家庭一味的溺爱、娇宠对孩子性格的养成可能适得其反，根据Baumrind (1978)的研究，溺爱型教养方式下的子女通常很不成熟，往往具有较强的冲动性和攻击性，并且缺乏社会责任感，合作意识差，很少为他人考虑。国内的研究也发现，家庭的溺爱导致孩子比较任性， 以自我为中心， 在处理矛盾冲突时， 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杜玉芳，张冬梅，2017)。在家庭对于孩子的塑造中，要着重孩子移情能力的培养，通过家庭的支持与关爱，同时也对个体提出履行家庭义务和承担家庭责任的要求，以此培养个体高水平的共情和观点采择的能力，这有助于个体养成冷静、平和的性格，对个体攻击性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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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青年家庭主义主义价值观、移情与攻击性行为两两相关，青年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移情显著正相关，与攻击性行为显著负相关，移情与攻击性行为显著负相关。 青年家庭主义主义价值观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符合中介效应模型，移情在家庭主义价值观与攻击性行为间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家庭主义价值观通过移情影响个体的攻击性行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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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对呼和浩特市三所高校的大学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分析，分析内容为大学生基本的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现状和手机成瘾指数以及二者是否存在关联。调查结果如下：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总体属于中偏上水平，其中关系需要维度最显著，自主需要维度居中，胜任需要维度最低但也高于平均值；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在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级中存在显著的差异，女生的心理需要满足程度显著高于男生，大一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年级，而其它三个年级没有显著差异；问卷中大学生手机成瘾者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5.4%，值得引起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和手机成瘾关系密切，呈负相关。 关键词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手机成瘾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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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动力的产生离不开需要和诱因，其中需要是动力产生的主要源泉，需要和动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心理学家Deci Edward L.和Ryan Richard M.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这是一种新型的动机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根据自己内在的需要和外界环境给予的刺激和信息的基础上，个体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自由的选择，也是一种经验的选择。而基本心理需要的提出源自于自我决定理论，因为自我决定理论的出发点是要满足内在需要。自我决定理论假设认为个体在做出某种决定时，会尽可能满足个体本身的追求和幸福，所以为了追寻积极的体验，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就必须得到满足。 目前大学生手机的成瘾现象已经开始有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还会降低他们的学习效率，所以分析手机成瘾背后的原因至关重要。大学生处于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具有人际关系、学业压力、择业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就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有着密切联系。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与个体主观幸福满意度呈正相关(Deci & Ryan， 2000)，也就是说当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即出现上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时，个体就会产生消极低落的情绪。为了减少这种负面的情绪，个体就会采取一些消极的方式去应对，例如网络成瘾，有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程度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万晶晶，2011)。基于此，本研究在对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和手机成瘾现象进行现状调查后，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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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1. 基本心理需要的定义与结构 基本心理需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一种内在需要，也可以把这种需要看做是一种营养基础，是促进个体心理潜能发展的营养素(Deci & Ryan， 1991)。因此我们看待基本心理需要时，就要像看待植物生长不可或缺的阳光、水，当做是我们成长发展的必需品。所以当基本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我们会体验到辛福感伴随着积极的情绪并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但当我们一旦缺少了基本需要或者心理基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会体验到消极的情绪，我们的心理系统也就得不到完整的统合和发展。 基本的心理需要包含三个与生俱来的方面，当三个需要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满足时，个体才会体验到最大的辛福感。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人类行为基本的胜任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其中胜任需要指的是个体对自己能否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的判断，从而可以体现自己的能力与才华的一种需要，与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同义。关系需要指的是个体希望与他人存在情感联系的需要，它体现在与他人交往中想要获得依恋、安全感以及亲密感。自主需要是自己主导选择权利的一种需要，它是指个体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执行决定，从而体会自我主导的感觉。这三种需要是个体在适应环境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我们心理健康发展的本质条件。 2.2. 手机成瘾的界定 手机成瘾又可以被称作手机使用的问题行为，是指手机使用频次增多，对手机使用时间安排不合理并且不受自己控制，从而造成对个体生理或心理产生不适的影响。对手机产生成瘾的具体表现有：第一当手机不在身边或超过一定时间不能使用手机时，个体会出现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第二在手机的使用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第三由于过度使用手机而产生对生活的不良影响，例如对学习和工作的不专心、活动时间减少等。 2.3. 基本心理需要和手机成瘾的相关研究 在引言中提到基本心理需要是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自我决定理论主要追寻的目标是个体的幸福，因此国内外对于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大多是和辛福感相关联。例如外国学者对工人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工人的基本心理需要与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工人的工作效率做出预测(Deci & Ryan， 1994)；国内学者在对自我效能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基本心理需要的作用(万晶晶，刘丽芳，方晓义，2012)，研究发现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较高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也会增强，会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在一些病理性网络使用与基本心理需要相关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个体通过网络的渠道能够体验到辛福感，从而弥补了基本心理需要的不足(甘启颖，2012；杨金，2015)。 随着科技创新的发达，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有一部智能手机，对手机产生依赖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对手机成瘾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重视。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对手机成瘾的主要原因是孤独感(刘红，王洪礼，2011)；还有研究表明在维持人际关系中手机起到重要因素(杨春红，2016)；在对社会支持的研究中发现了社会支持度越低越容易产生手机成瘾行为(葛续华，祝卓宏，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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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问题研究意义 通过对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现状的调查，可以了解大学生目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和对大学生活的满意状态；对手机成瘾问题行为的调查分析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而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的条件下去分析手机成瘾行为，是为了从问题行为的根本原因出发，从问题的开始去预防手机成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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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目的 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进行现状调查研究，分析其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关系，从而对手机成瘾这个不良行为做出有效的预防。 4.2.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从呼和浩特市选取的三所高校大学进行取样。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89份，有效率为94.5%。其中男生90人，占47.5%，女生99人，占52.5%；大一40人，占20.9%，大二49人，占25.9%，大三47人，占25.1%，大四53人，占28.1%。 4.3. 研究工具 4.3.1.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量表 本文采用由国内学者杨金等修订的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量表，是对Gagné编制的基本需要满足量表进行修订，信效度良好，对中国在校大学生更有针对性。该量表包含14个题目，其中包括胜任需要、关系需要、自主需要三个维度，量表采用7点记分，得分越高，则被试的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越高。 4.3.2.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 本文采用的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该量表被多数学者采用去诊断青少年或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问题，适合中国大学生的具体情况并且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量表一共有17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制，包含对手机使用的戒断性和失控性方面，对生活中会产生低效率和逃避性方面，如果被试者在对17道题目的回答中，有超过8道题目以上的肯定回答则被认为是对手机产生依赖或者成瘾。 4.4. 研究程序 本研究把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量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和本研究所要分析的一些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级等整合在一张问卷上，对呼和浩特三所大学在校大学生统一发放问卷。问卷指导语统一，不限定测试时间，被试匿名作答，回答完立即提交问卷。数据采用SPSS20.0进行处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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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 6.1.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现状调查 6.1.1.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总体情况 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总分以及三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平均分，其中关系需要维度得分最高，自主需要居中，胜任需要最低，从整体来看满足程度良好。经过进一步t检验的分析，关系需要的满足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两个个维度，自主需要随后，胜任需要最低，这一数据结果的显示和许多研究结果一致(谢梦怡，2013；杨金，2015；甘启颖，2015)。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该群体面对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等一系列问题，是迈入社会的过渡阶段。根据大学生心理需要现状研究表明(秦永超，2010)，友情需要和自立需要在18种需要中排在前四位，所以大学生更希望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自主选择的能力。大学生生活不同之前的学校生活，不再有繁重的学业，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相处，除了和父母相处外，更多包含了和大学室友的相处时间。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和庇佑，在融入一个小集体时，他们会更加珍惜和维护这段关系，从而体验了更多的亲密感。除此之外，随着大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成熟以及大部分大学生已经度过叛逆期，他们更加在意家庭的和谐，对父母和家庭成员更加关心，从而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综上，大学生在关系需要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大学生在能够很好的体验亲密感的同时，也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机会。不同于以往的教学课程，大学可以提供给大学生更多的选择范围，大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爱好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喜欢的课程或者是任课教师。在没有家长和老师的严格管束下，大学生可以自由的支配课余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他们选择的范围广泛，因此他们会体会到更多的自主选择能力，自主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越高。在大学中有各种丰富的社团活动以及演讲、辩论、歌舞等各种比赛，为大学生提供了发挥自己才华和能力的平台，从而体验到更多的自信，胜任感也会增强。 6.1.2.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性别差异 在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性别差异的比较中发现，女生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显著高于男生。根据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男强女弱深入人心，大学生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比如男生更加倾向于成就的实现，女生则更加倾向于关系的建立(景怀斌，1995)。自我实现或者成就需要的满足在大学生阶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容易实现，因此男生需要的满足程度较低，反而女生亲密关系的建立较为容易，满足程度较高。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观念影响着年轻人，女性地位逐渐提高，提供女性的权利以及选择越来越多，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越来越丰富，在自主需要和胜任需要中得到满足。因此从整体来看，女生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较好。 6.1.3.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年级差异 本文研究发现大一年级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显著高于其它三个年级，这说明年级的差异中，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存在不同。大一年级的学生从之前高中的学习环境转变为新鲜的大学学习环境，体会到更多的新异刺激，也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展现自己的平台，因此和以前相比，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提高。随着对新环境的熟悉和适应，高年级大学生的需要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新异变化，他们的需要层次也随之提高，一些现阶段的体验就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尤其对于大四学生来说，马上就要面临就业、学业深造等低年级没有面临的新问题，胜任、自主方面得不到需要的满足，因此高年级学生的基本需要满足程度要低于低年级学生。 6.2. 大学生手机成瘾调查情况 根据大学生对手机产生依赖的调查结果来看，不容乐观。随着新型科技的发展，手机的功能也多种多样，大学生作为具有高知识、高水平的年轻一代，具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并能迅速的融入新科技的发展，对大学生而言手机不再是简单的通讯设备，它的功能涉足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有地图功能、交友功能、美食功能、购物功能、游戏功能等等。正是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性，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要，所以造成对手机的依赖。大学生对手机功能、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体现出在对手机成瘾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普遍存在，应该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6.3. 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和手机成瘾的关系研究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均与手机成瘾指数呈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基本心理需要能有效地预测手机依赖，这与甘启颖的研究结果一致(甘启颖，2015)。从基本心理需要理论的假设来看，当基本的心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个体会产生消极的体验，从而会选择一些可以替代或者弥补的行为去降低消极感。而手机的一些功能恰好可以满足个体的一些基本需要，例如聊天软件、游戏等，所以可以通过对手机的使用来提高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在对基本心理需要一些类似的研究中也有发现，当需要满足程度较低时，存在一个心理补偿机制使个体通过采取其他的渠道来补偿心理需要满足的缺失，例如网络的成瘾行为(万晶晶，刘丽芳，方晓义，2012)；杨金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与病理性网络使用呈显著负相关，该结果说明当心理需要不能满足时，个体采用一种消极的自我防御方式去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综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当个体在生活中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较低时，可以用手机、网络等方式进行需要的弥补，但是这样会造成增加手机、网络的使用频率，手机成瘾、网络成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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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通过本文对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的调查发现，总体结果较好，满足程度高。这是因为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和朋友相处，有更多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还有更多有趣的课外活动……这些使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有了更好提高的可能性，所以在关系需要、自主需要、胜任需要这三个维度上得分均显著。还有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大学生中手机成瘾的问题呈上升趋势，然而手机成瘾背后的原因和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密不可分。手机或者其他电子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们平时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需要，所以造成手机等电子产品使用频率的提高。为了预防手机成瘾的现象，降低使用手机的频率，大学校园可以多举行能够吸引大学生的活动，这样不仅丰富了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也能满足他们的一些基本心理需要；此外还需要加强学生之间和对老师的沟通，增进情感的交流；还可以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育规划，引导他们正确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传播积极的学习思想，要杜绝手机成瘾等不良行为。所以通过探讨手机成瘾和基本心理需要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需要中去摆脱对手机的依赖，这个问题的研究，值得我们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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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窗术后并发症成因及解决办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2月~2015年2月间在我院骨科行后路开窗髓核摘除术、随访1年以上的28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临床资料，采用JOA评分，观察其术后近期及中期疗效。结果：术后随访1个月~3年(平均1.5年)，中期改善率为81.0%，优良率为89.3% (25/28)；远期改善率为85.7%，优良率为92.9% (26/28)。本组28例随访过程中6例(21.4%)发生硬脊膜、神经根黏连，5例(17.9%)出现原发节段椎间盘再突出，4例(14.3%)出现相邻节段椎间盘突出，2例(7.1%)出现腰椎节段性不稳定，1例(3.6%)发生继发性椎管狭窄。上述并发症均发生主要涉及患者局部瘢痕增生与腰椎生物学性状改变所引起的脊柱稳定性破坏。均经对症处理后好转。结论：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窗术疗效显著，但术后中、远期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术前应全面了解患者情况，综合查体、腰椎X片及相关影像资料，严格掌握患者手术适应症，合理选择正确的术式及入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窗术，并发症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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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腰椎间盘突出症(LIDP)是骨科常见病之一，好发于青壮年，多见于体力劳动者，发病原因系由外伤、劳损、寒冷等因素所致的髓核脱出神经根长期受压而引起神经损害。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行和医疗观念的改变，接受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窗髓核摘除术的患者逐年增加，但关于该手术的优缺点及并发症学界仍存有争议 [ 1 ] 。本文对2014年2月~2015年2月间在我院骨科行后路开窗髓核摘除术并随访1年以上的28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及探讨术后并发症成因及解决办法。现总结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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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间在我院骨科行后路开窗髓核摘除术并随访1年以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28例，均经CT确诊。其中男16例，女12例；年龄21~59岁，平均33岁；病程3个月~7年，平均3.2年。突出部位：L4~L5节段14例，L5~S1节段9例，伴轻度椎管狭窄5例。临床表现：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疼痛、跛行及脊柱侧弯，其中直腿抬高试验30˚以下者6例(21.4%)，足趾麻木无力者13例(46.4%)，无两便失禁的病例。 2.2. 排除标准 排除病例记录不完整及随访不成功或随访不到1年的患者，排除术后1个月以上无并发症发生的患者。 2.3. 疗效评定标准 按日本骨科学会(JOA) 1984年制定的腰腿痛疗效标准(正常总分29分) [ 2 ] ，分别对患者术后中期(术后1~12个月)及远期(术后12~36个月)疗效进行随访评分，分析其术后改善率及优良率。改善率 = (术后评分 − 术前评分)/(29 − 术前评分) × 100%，优：改善率为75%~100%；良：改善率为50%~74%；可：改善率为25%~49%；差：改善率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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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术后中、远期疗效 本组28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前JOA平均评分8分。术后随访1个月~3年(平均1.5年)，中期JOA评分25分，改善率为81.0%，优良率为89.3% (25/28)；远期JOA评分26分，改善率为85.7%，优良率为92.9% (26/28)。 3.2. 术后中、远期并发症情况 本组28例随访过程中6例(21.4%)发生硬脊膜、神经根黏连，5例(17.9%)出现原发节段椎间盘再突出，4例(14.3%)出现相邻节段椎间盘突出，2例(7.1%)出现腰椎节段性不稳定，1例(3.6%)发生继发性椎管狭窄。上述并发症均发生主要涉及患者局部瘢痕增生与腰椎生物学性状改变所引起的脊柱稳定性破坏。均经对症处理后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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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窗术后并发症原因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窗术后中、远期并发症主要为硬脊膜及神经根黏连、原发节段椎间盘再突出、相邻节段椎间盘突出、腰椎节段性不稳定及继发性椎管狭窄。其中硬脊膜、神经根黏连发生率较高为21.4%，多在术后6个月左右发生，主要表现为术后本已消失或缓解的症状再次出现或加重。 症状发生涉及手术操作粗暴、手术创伤过大、术后切口引流不畅等；原发节段椎间盘再突出问题较严重，仅此与硬脊膜、神经根黏，为17.9%，目前其发生原因尚不十分清楚，学者普遍认为与椎间盘切除不彻底有关 [ 3 ] ；相邻节段椎间盘再突出也是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占14.3%，原因涉及术后腰椎生物学性状改变所引起的上、下间隙椎间盘发生退变；术后腰椎节段性不稳定与继发性椎管狭窄不容忽视，各占7.1%与3.6%，发病原因可能与手术范围扩大导致术后腰椎不稳或滑脱及术后腰椎生物学性状改变导致椎管、神经根管容积减少等因素有关。 4.2. 腰椎间盘突出症后路开窗术后并发症处理 医师术前应全面认识和了解患者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特点，熟悉其腰神经根的形状与走行，术前按要求严格、细致进行全面体格检查并常规拍摄腰椎X片，辅以影像学资料，综合、认真分析后合理选择正确的手术适应症、术式及入路。术中严格无菌操作，正确定位，规范流程，注意解剖的细致性，确保取净髓核并严密止血，术后充分引流，加强对围手术期的精心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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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采用后路开窗髓核摘除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显著，具有损伤小、减压效果好、适应证广等特点，但术后中、远期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术前应全面了解患者情况，综合查体、腰椎X片及相关影像资料，严格掌握患者手术适应症，合理选择正确的术式及入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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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澳门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目不停增加，与此同时，发展障碍的儿童数目也越来越多，相对地澳门的早期疗育就有更大的需求。本文依据发展心理学的“生态系统理论”之观点，结合澳门的实际状况，提出发展迟缓儿童的“危险因素”及早期介入策略，以让澳门特区政府在制订早期疗育政策时作一个参考。 关键词 :早期介入，发展迟缓，早期疗育，危险因素，生态系统理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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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近十多年，澳门被发现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数目渐渐地增加。根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0学年至2013/2014学年之间，本澳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目从874人增加到1304人(澳门教育暨青年局，2010，2014)。之后2014/2015学年至2017/2018学年之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总人数达到2116人(澳门教育暨青年局，2018)。另外，根据早前澳门官方公布数据显示，由澳门特区政府的卫生局、社会工作局、教育暨青年局等统筹的医疗服务合作组，短时间内已接获1783宗疑似发展迟缓的早期疗育申请个案，当中有526宗确诊为发展迟缓并需接受介入治疗，于2016年成立的儿童康复治疗中心，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发现需轮候职业治疗的发展迟缓儿童达201人，需接受语言治疗的发展迟缓儿童达269人(力报，2017)。可见，澳门已经有越来越多儿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与早期疗育服务，有特殊教育需要、发展迟缓的孩子均在持续增加当中。 为何在澳门会有越来越多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发展迟缓的孩子？这可能与母亲怀孕间的生物因素、遗传等因素影响有关(董志文，李嵩义，2018)，也可能与本澳对相关诊断技术越来越高，出现本地化的诊断工具有关，但亦可能与这些学童在儿童阶段时期得不到足够的生活学习经验、生活刺激有关(董志文，2016a)。另外，加拿大的实证研究显示，儿童的语言、认知、智力等发展有可能与“表观遗传”(Epigenetics)有关，亦即是父母一辈、甚至祖辈等的生活习惯会有可能垂直地遗传给下一代，影响儿童的成长与发展(董志文，2016b)。由此可知，即使是遗传学中的“表观遗传”方面，环境对儿童的能力发展影响可能也是很大的。因此，研究者在本文中尝试从着重在环境的理论——“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的观点提出发展迟缓的“危险因素”，并就本澳状况给出对发展迟缓儿童的早期介入策略。为澳门特区政府在发展迟缓的早期疗育政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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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综合上述Bronfenbrenner所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可知，影响儿童发展的环境因素是十分多样及复杂的，像社会文化、价值观，以至家庭社经背景等环境也可能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那些不利的社会大众价值观、社经背景将可能是儿童发展不利、发展迟缓的“危险因素”。因此我们在做预防及介入前，按照Bronfenbrenner的理论，我们可能需要先通过一系列与家长、学校等相关人员的访谈、观察、记录等，找出该儿童是在哪一个环境系统出现状况，除了成人与孩子互动的“微观系统”、家庭与学校互动的“中间系统”等我们需要注意外，那些平时可能与我们无关的外围系统、巨观系统等，我们是否也需要加以留意呢？研究者认为，关注有关环境系统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必然的。 本文介绍的第一种方法：「混合早疗」训练模式(MMEI)，结合了Sameroff & Fiese (2003)曾提出互动疗育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 of Intervention)，明显是针对儿童所处的“微观系统”、“中间系统”而制订的策略。针对儿童所处的这些“系统”而制订的策略，目的是提高儿童与家长的互动性，改善家长与治疗机构、学校等的互信关系；第二种方法：准父母预防教育(PENP)，目的是使家长、社会市民大众对儿童发展有进一步的认知，让社会明白对儿童早期刺激的必要性，以尽量做到降低发展迟缓发生为目标，是“巨观系统”的一种介入手段；第三种方法：「危险因素」识别介入(RFII)，是结合了本文提出的MMEI方案、PENP方案的特点以及美国Head Start方案而进行的介入。目的是针对「高危险」环境家庭中的儿童进行的预防介入手段，尽量降低因多个“危险因素”而导致迟缓儿童的产生率，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围系统”及“巨观系统”的综合介入。 然而每位儿童的发展需要是独特的，我们社会要因应每一位迟缓儿童的发展，弹性地为儿童、家庭提供合适的支持。至于如何支持，则有赖于我们特殊教育相关持份者及特区政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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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进行逐步回归，从而得出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了解税收对于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 :逐步回归，财政收入，税收，税改制，SPSS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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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惊人，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湖南省而言，1978年湖南省财政收入为27.98亿元，2014年增加到了2262.79亿元，翻了近81番；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湖南省的税收收入从1978年的17.17亿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1438.52亿元 [ 1 ] 。税收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同时，自199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以及后来的营业税改增值税，通过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完善，为国家财政收入持续的增加、国家宏观能力调控的增强、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2 ] [ 3 ] [ 4 ] 。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之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政府统一全国税政，稳固了国家财政，为后来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为三大改造的逐步实现，对税收进行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加速了国有经济的发展；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为一些历史原因，税收发挥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机制，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税收作用日益扩大；而后在市场经济下，税收起到了组织财政收入、配置资源、调节需求总量、调节经济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保护国家权益、以及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故而，税收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聚焦于湖南省，以税收收入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地区税收收入的增长因素，为税收促进财政收入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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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湖南省税收收入的现状 2.1. 税收与财政收入的关系 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了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退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而非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包含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行政事业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专项收入、其他收入、上划中央“两税”收入(即增值税和消费税)、上划中央所得税、其他收入、公共财政收入等。表1是湖南省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情况数据，本文的数据选自于《湖南省统计年鉴2015》。 由表1可知，近年来，湖南省经济发展较快，财政收入作为地方经济的缩影持续增长，而税收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所占比例下降，但是总体还是呈现向上增长的趋势，以2014年为例，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64% (详见图1)。 Table 1 Financial Revenue of Huna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4 (unit: 100 million yuan 年份 财政 收入 非税 收入 各项 税收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 年份 财政 收入 非税 收入 各项 税收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 1978 27.98 9.68 17.17 61.37% 1997 137.16 2.72 105.75 77.10% 1979 28.63 - - - 1998 156.77 3.63 102.95 65.67% 1980 29.86 9.58 19.53 65.41% 1999 166.50 6.04 105.50 63.36% 1981 31.40 - - - 2000 177.04 8.60 111.57 63.02% 1982 30.33 5.11 24.48 80.71% 2001 205.41 19.35 124.45 60.59% 1983 29.27 2.25 26.16 89.37% 2002 231.15 14.16 148.61 64.29% 1984 32.85 2.74 29.12 88.65% 2003 268.65 14.69 173.15 64.45% 1985 39.19 1.61 36.83 93.98% 2004 320.63 21.99 218.70 68.21% 1986 47.65 4.08 42.26 88.69% 2005 395.27 32.67 267.87 67.77% 1987 54.38 4.37 48.36 88.93% 2006 477.93 155.19 322.74 67.53% 1988 56.54 −0.47 54.25 95.95% 2007 606.55 195.89 410.66 67.70% 1989 68.86 −1.48 64.88 94.22% 2008 722.71 236.40 486.31 67.29% 1990 70.07 −3.70 67.33 96.09% 2009 847.62 279.34 568.27 67.04% 1991 80.52 −0.91 74.14 92.08% 2010 1081.69 350.85 730.84 67.56% 1992 92.78 −0.78 84.90 91.51% 2011 1517.07 601.67 915.40 60.34% 1993 127.56 −0.66 116.31 91.18% 2012 1782.16 671.42 1110.74 62.33% 1994 85.89 2.70 65.04 75.72% 2013 2030.88 731.73 1299.15 63.97% 1995 108.16 2.74 78.05 72.16% 2014 2262.79 824.27 1438.52 63.57% 1996 130.36 2.30 88.00 67.51% 表1. 1978~2014年湖南省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图1. 2014年湖南省财政收入比例 2.2. 构建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我们主要从经济因素和国家政策因素对税收收入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数据的细分筛选，最终选定以下变量：人均GDP，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在岗职工数。其中这里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是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这里的年末在岗职工数主要指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其他经济类型的年末在岗职工。选取了这10个变量，我们对其分别用不同的符号定义，如表2所示： Table 2 Symbolic descriptio y 税收收入 x 6 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x 1 人均GDP x 7 金融业增加值 x 2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x 8 房地产业增加值 x 3 工业增加值 x 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 4 建筑业增加值 x 10 年末在岗职工数 x 5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β i 各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 ( i = 0 ， ⋯ ， 10 ) 表2. 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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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型分析 4.1.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分析 通过SPSS分析出的回归方程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年末在岗职工数。关于这几点因素，我们分别对其主要的含义以及影响程度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是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分析，其主要的意思是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生产货物或提供服务活动而增加的价值，为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扣除农林牧渔业现价中间投入后的余额。 根据回归方程模型可知，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产生负的影响，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了《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对于农民来说，农产品不用再缴纳税款；再加上“三农政策”的农业补贴等相应的国家政策，以及政府部门对于农、林、牧、渔业的投入，因此该因素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也较为合理。 4.2. 工业增加值分析 工业增加值表现为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建立资金流量的基础。 一直以来，工业是作为湖南省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为此湖南省划分了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圈，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大湘南经济圈，大湘中经济圈，大湘西经济圈。通过回归方程模型，我们发现工业增加值与湖南省税收收入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系数为0.125；工业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促进财政收入，该因素比较合理。 4.3. 金融业增加值分析 金融业增加值是指金融业的全部基层单位一定时期内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之和。而金融业是指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它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 通过回归方程模型，我们发现金融业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505，单就分析情况来看，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湖南省作为中部省份，金融业发展相对于沿海城市较慢，可以说，金融业是湖南省发展的“短板”之一，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金融业的发展做一个整体分析。图2是1978~2014年湖南省金融业的增加值情况： 图2. 1978~2014年湖南省金融业增加值情况 由该折线图2可知，湖南省金融业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2000年，金融业发展平缓，该阶段对于湖南省经济情况的影响甚微；二是2001~2010年，这十年间，湖南省金融业飞速迅速，虽然历经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总体还是保持向上的势头；三是2011~2014年，恰好2015年是我们国家的第“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湖南省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稳健货币政策，不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金融总量稳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 从金融业自身发展的情况来看，湖南省金融业总量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近年来湖南省省信贷支持重点突出，再加上金融业税收较其他行业高，因而，金融业增加值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还是存在的，算较为合理。 4.4. 年末在岗职工数分析 本文的年末在岗职工数主要指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其他经济类型的年末在岗职工。众所周知，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就业压力也逐步增大，因而，就业人数的增加会拉动经济的发展，从而增进税收，促进湖南省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反作用与社会经济，促进就业。 本文的回归方程模型，年末在岗职工数对于湖南省税收收入影响的系数是0.148，年末在岗职工数每增加1%，税收收入每增加0.148%，该因素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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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首先阐述了税收收入的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基础，进而分析了税收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经济的作用，利用《湖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筛选主要影响税收收入的变量，运用SPSS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得出了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4个因素，并对其做了相应的经济分析，因此，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为以下几点：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年末在岗职工数。这四个因素并列，相互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发展 [ 5 ] [ 6 ] 。 针对湖南省税收及经济发展，现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是对于本篇文章的建议，优点在于将影响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因素细分，而不是像以往的文章一样，笼统的把湖南省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因而本文研究的比较细致；而本文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对于各变量的选择的合理性考究，以及1994年的税改制和后来的营改增没有做深入的了解，这是需要考虑到的。 对于湖南省税收及经济发展的建议在于，恰逢2016~2020年是我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而湖南省“十三五”的首要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需要经济来拉动湖南省各行业的发展。 首先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比如三大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湖南省一直以来属“玉米之乡”，因而“第一产业”不会落后，我们可以加大“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湖南省地理区位的优势，与六省相连，促进经济交流，还可以借以带动“一带一路”的发展。其次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比例，可以加大民营企业的投资力度，增设工作岗位，进而拉动就业经济的发展。再就是完善税收征管体系，提高税收的增收率，防止“偷税、漏税”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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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介绍了细胞在接受MTOR、AMPK等上游信号刺激下，在多种自噬相关蛋白参与下如何形成隔离膜、并进一步延伸形成自噬特征性结构“自噬体”以及成熟的自噬体如何与溶酶体结合完成胞浆物质的降解和再利用的动态过程，并简述了翻译后修饰(包括磷酸化作用、糖基化修饰、泛素化修饰、乙酰化修饰及硫醇修饰)如何调控自噬的研究进展，指出自噬蛋白的翻译后修饰在细胞自噬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理解自噬蛋白中哪个氨基酸残基被修饰，以及证实这些修饰氨基酸在相关疾病的表达状态，将会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靶点。 关键词 :自噬，MTOR，翻译后修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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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细胞自噬(Autophagy)是一个进化保守的代谢过程，基于溶酶体自我消化损伤的细胞器、蛋白聚集体和胞浆组分(这种表述来源于希腊语，“auto”-self和“phagia”-eating)，从而形成自身营养池。当细胞处于饥饿或应激状态时，通过自噬实现能量和营养再循环以做出对不同应激的适应性反应。自噬受很多高度保守的自噬相关分子ATGs (Autophagy-related gene)调节，目前已被证实的有36个ATG分子参与自噬的发生。除了基本的“管家”功能外，还有一些刺激因素会诱导自噬发生，如细胞因子、应激、病原体、错误折叠或聚集的蛋白、损伤的细胞器甚至是蛋白合成的抑制 [ 1 ] [ 2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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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细胞自噬的过程 自噬的发生，从起始到自噬体形成经历一系列膜的动态变化。首先，各种胞浆组分包括受损细胞器被“隔离膜”结构包裹，随后，新月形的隔离膜不断融合、延伸，直到形成完整的双层膜细胞器——自噬体(Autophagosome) (图1)。 图1. 细胞自噬过程 酵母中的自噬体形成时Atg蛋白聚集到液泡膜附近的一个点，自噬体在这个特异位点形成，因此称它为自噬前体结构“PAS”(pre-autophagosomal structure) [ 4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是否存在PAS结构仍不确定。 隔离膜形成、组装中一个重要复合物是Class III PI3K复合物(由PIK3C3、p150、Atg14和BECN1组成)，其主要功能是产生PI3P (phosphatidylinositol-3-phosphate)，PIK3C3复合体招募一些PI3P结合蛋白后进一步招募两个泛素样蛋白连接复合物，Atg12-Atg5-Atg16L1和LC3/Atg8-PE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到隔离膜参与膜的进一步延伸 [ 5 ]。 在正常条件下，大部LC3/Atg8主要在细胞质中， 而当自噬被诱导发生时，LC3/Atg8则以LC3/Atg8-PE连接体形式定位于隔离膜两侧。LC3/Atg8可控制细胞自噬体的大小，因其始终存在于自噬体膜上，所以Atg8及其哺乳动物细胞同源物LC3的脂化水平被广泛用于衡量细胞自噬发生的指标。 目前的研究进展表明，多种细胞器和质膜为自噬体膜的形成提供了脂类或重要蛋白。Ktistaki课题组通过研究ZFYVE1证实了内质网是自噬体膜的来源之一 [ 6 ]。Lippincott-Schwartz和他的同事通过对LC3及ATG5的观察发现饥饿诱导的自噬体可以出现在线粒体位点上，认为线粒体也是自噬体膜潜在的来源之一 [ 7 ]。最近的研究发现将细胞从4℃迅速转移到37℃，诱导其发生内吞的过程中，许多质膜标志物与自噬体早期结构出现共定位现象，且质膜标志物与隔离膜、自噬前体和自噬体都密切相关，表明质膜在由隔离膜发展为自噬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8 ]。通过对酵母的研究发现许多低聚的高尔基复合物可通过参与高尔基-内体间的运输从而影响自噬体合成，因此高尔基体可能在酵母系统的自噬中发挥重要作用 [ 9 ] [ 10 ] ，但至今尚不清楚高尔基体是否在哺乳动物的自噬过程中发挥作用。有学者提出Atg9的穿梭可能为自噬体提供膜来源 [ 11 ] ，因此明确Atg9在穿梭中的具体作用可能为研究自噬体膜来源提供更多有用信息。近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Hamasaki的研究证实内质网-线粒体接触位点(ER-mitochondria contact site)是自噬体形成的起始位点，当内质网-线粒体的接触位点被破坏后，自噬体形成受到严重抑制 [ 12 ]。Ge的课题组认为ERGIC (ER-Golgi intermediate compartment)可能是自噬体形成的另一起点，非细胞实验证实内质网-高尔基体间隔是LC3B脂化过程的膜底物，细胞实验也证实了ERGIC对于自噬体的形成是必须的 [ 13 ]。Graef等的研究认为内质网的排出位点(ER exit sites， ERES)是自噬体合成的起始以及膜来源的位点，ERES产生COPII被膜小泡，并能相互融合，形成“内质网–高尔基体中间体”，介导蛋白从内质网到顺面高尔基体的运输，为phagophore成核、延伸提供特定膜来源或结构平台 [ 14 ] ，但具体有哪些关键分子参与这一过程尚不清楚，需进一步研究来确认。 完整的双层膜自噬体形成后，将内容物运送到溶酶体以完成最终的降解过程。来自酵母的研究结果显示，Atg8从自噬体外膜释放可作为它解聚自噬发生的起始因子进而准备融合的信号 [ 15 ] [ 16 ]。免疫电镜结果也表明多数Atg8只存在于成熟自噬体内膜上 [ 17 ]。目前哺乳动物细胞的LC3B从外膜的释放是否可以作为自噬体与内吞体或溶酶体融合的信号尚不清楚。但与隔离膜相关蛋白如ATG16L1和ULK1不存在于成熟的自噬体上，表明它们在与溶酶体融合前已经从自噬体上分离。其中的机制及其是否成为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的先决条件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因此，自噬体成熟是一个既复杂又受精细调控的过程。 溶酶体是细胞内降解蛋白质、脂质、糖类和核酸等的重要细胞器。各种来源的物质(胞外、细胞表面或胞内的底物)通过胞内一些相互关联的运输途径运送到溶酶体进行降解，其终末产物被循环利用。溶酶体功能受损将阻断各种底物的降解，导致废物大量堆积，引起溶酶体病变。 自噬体和溶酶体均是膜包裹的能够行使独立功能的细胞器，自噬体分布相对随机，而溶酶体常位于细胞核附近的中心位置。因此，自噬体要与它们融合，先要运动到它们所在的位点，这个过程受到细胞内骨架蛋白及相关马达动力蛋白的调控 [ 18 ]。当自噬体运动到目的地时，它就开始完成与溶酶体的融合过程。目前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基本都建立在对一般的胞内囊泡运输信号通路的基础上。此过程主要受Rab GTPases [ 19 ] 、膜融合相关的栓系复合物 [ 20 ] 和SNAREs蛋白 [ 21 ] [ 22 ] 的调节和控制。先是Rab蛋白定位于特异的膜结构上，然后招募一些栓系分子，这些栓系分子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将两种即将要融合的膜细胞器近距离联系起来。最终，SNARE蛋白组装到两细胞器膜接触的部位，促进两者的脂质双分子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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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和未来的方向 自噬蛋白的翻译后修饰在细胞自噬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大部分包含可修饰的丝氨酸、苏氨酸、赖氨酸或半胱氨酸残基的蛋白，在应对营养缺乏、生长因子剥夺、高氧、低氧等应激状态下，常会发生辅助修饰，从而决定生物学活性。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阐明，如在自噬蛋白中翻译后修饰是如何影响经典自噬或选择性自噬流的，翻译后修饰的细胞、组织特异性调节是如何获得的。理解自噬蛋白中哪个氨基酸残基被修饰，以及证实这些修饰氨基酸在相关疾病的表达状态，将会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靶点 [ 145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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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编制适合不同类型青少年群体的一般性态度量表。方法：245名青少年学生参与自编初始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382名异性恋青少年和359名同性恋网络社区青少年成员参与正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1) 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由肯定性、消极性、开放性、亲同性四个维度共18个题目构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3.37%。2) 该量表在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和女性以及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中的结构效度良好，并具有良好效标效度和公认群体效度。3) 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介于.58~.80 (异性恋群体)和.62~.73 (同性恋群体)，重测信度介于.62~.71。结论：青少年一般性态度量表信度效度良好，可用于青少年群体性态度的测量。 关键词 :青少年，大学生，性态度，性行为，同性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