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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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阶段的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重。据统计，在1999~2008年的10年时间里，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159.68万人增加到607.6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5%增加到23.3% [ 1 ] 。高校扩招让更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但由于只是一味的追求扩招，也引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最为突出。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但在中国这个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国家，大学毕业生还是属于“高阶劳动力”的范畴，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就业质量的好坏，不单单是毕业生个人生计前途的问题，从长久的发展来看，甚至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自扩招以来，由大学毕业生求职数量远远超出招聘岗位数量而导致的“知识失业”问题日益凸显。而且，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据麦可思《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4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33%)与2013届基本持平。其中，本科院校数据为23%，高职高专院校为42% [ 2 ] 。《报告》进一步显示，频繁离职不利于毕业生以后的职业发展，而且调查数据显示“跳槽愈多，收入越低”，造成这种就业的不稳定现状的原因就是就业的质量不佳。因此，只是从是否找到工作来评估毕业生的求职结果是不够的，毕业生找到工作的质量更为重要。对就业情况的关注，不应仅仅停留在就业率这一单一指标上，而应更加关注就业质量的指标值。再者，在合理评价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基础上，如果能进一步确定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无论对于在校生合理安排四年学业还是对于高等教育工作者制定相关决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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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分析模型的建立 2.1. 分析步骤 为了建立分析模型，我们首先确定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并收集问卷打分，接着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通过灰关联分析法确定出指标的重要性排序，最后完成模型的建立。 2.2. 评价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的确定 在科学、突出和可操作性三个基本原则的指引下，为了能比较全面和综合地评价大学生就业质量，结合相关文献 [ 3 ] [ 4 ] 把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成四个主要方面：1) 聘用条件2) 工作环境3) 劳动关系4) 发展空间。具体见表1。 2.3. 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的确定 大学生就业的质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大学生合理安排学业及相关工作者制定相关措施提供指引，使他们能够有的放矢，有效提高就业质量。因此本文对影响指标的选取主要侧重于具有可塑性的指标，而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因素不去进行研究，我们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尽可能保持不可变因素的比例平衡从而消除其影响(比如一些文献研究显示，性别对就业有很大影响，但这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本文收集数据过程中保持性别比例的均衡，以消除其对结果的影响)。结合相关文献的讨论 [ 5 ] [ 6 ] 本文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 专业知识素养2) 非专业知识素养3) 非知识性因素(见表2)。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es system tabl 就业质量A 类别 关联指标 聘用条件B1 劳动报酬 C1 工作时间C2 工作稳定性C3 工作环境B2 物理环境D1 安全环境D2 心理环境D3 劳动关系B3 劳动合同E1 保险E2 切身相关事务参与度E3 发展空间B4 进修机会F1 专业相关性F2 晋升机会F3 表1.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Relational indexes system tabl 类别 代号 关联指标 专业知识素养 专业课平均成绩 专业知识应用能力 非专业知识素养 英语能力 计算机能力 其它认证证书 非知识性素养 就业取向清晰度 求职行为 相关非智力因素 社会关系 表2. 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关联指标体系 其中专业知识应用能力通过实验课和相关知识竞赛成绩测量，英语能力通过四、六级成绩测量，计算机能力通过等级考试和学生取得的其它认可的计算机相关证书测量，其它认证证书通过对企业招聘人员调查对大学生取得的一些相关证书进行评分测量，就业取向清晰度采用Wanberg等2002年编制的职业搜寻清晰度问卷 [ 7 ] ，求职行为采用Blau (1993)编制的求职行为问卷 [ 8 ] ，相关非智力因素采用美籍华人刘永和修订的《卡特尔16种人格测验》A + B本进行测查。 2.4. 调查问卷的设计和收集 为了收集到客观可靠的数据，本次研究问卷不采取传统的打分式问题，而是设计客观问题收集客观实际的就业特征，然后再根据客观数据进行打分，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为了能收集到真实可靠的数据，本次研究采用的是网上不记名答卷，给各位答卷者一个无心理负担的答卷环境，这样收集上来的数据才能更贴近事实。本次研究选取了广东海洋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五所院校2014届毕业生进行研究。因为就业受到所学专业的影响，而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分别进行研究，参照麦克思《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高就业率组选取：财务管理，软件工程；而低就业率组选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2.5. 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 [ 9 ]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解决多目标、多指标的复杂大系统的有力工具。用AHP分析问题大体要经过以下四个步骤： 步骤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表1。 步骤2：构造判断矩阵。针对上一层次某因素(指标)而言，两两比较本层次有关的各因素(指标，方案)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得到判断矩阵 ，其中 ，且满足 ， ， 表示关于上一层因素而言，第 个指标(因素)相对于第 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它由Saaty的1~9标度给出。 步骤3：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在所给定的判断矩阵 中，理想状态为对于所有的 ， ， ， 成立。但实际判断中，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结果，这种不一致程度在一定范围内不影响指标的序关系，可以通过下式检验： 其中 为矩阵 的最大特征值。若 ，则通过检验，否则应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 步骤4：权重的获得。当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时，其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对应指标(因素)的权重向量。 2.6. 通过灰关联分析确定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指标重要性排序 通过上述过程，我们已经可以得到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评价向量，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本研究将采用灰关联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排序。灰关联分析(Gray Relational Analysis， GRA)是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利用灰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与传统的函数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相比，灰关联分析对数据要求较低(允许数据为非典型分布)、计算量小、分辨率高、可以同时对多个对象进行评价且能够向被评价对象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 首先，我们将对不同专业的数据进行集结，将第 个专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总体评价值记为 ，将第 个专业第 项影响指标数据记为 ，那么本文所构建的指标序列为 (1) 为参考数列， 为比较数列， ， 为分辨系数，一般在0.1~0.5间取值。那么第 个专业的与第 项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指标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2) 第 项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的关联度的计算公式为 (3) 本文应用灰关联分析方法，主要是获得各指标得分与总体评价得分的灰关联度，从而得出不同指标对总体评价的影响权重，即得到各指标对总体评价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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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例研究 3.1. 数据来源 综合有关文献的研究结论，就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因素为研究对象，本文设计了以“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与影响因素分析”为题的问卷，选择广东海洋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五所院校财务管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四个专业2014年毕业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本次研究的问卷采用的是网上不记名答卷，使收集的数据更具真实性与代表性。本次共收集的问卷328份，有效问卷286份，其中财务管理71份，软件工程73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69份，工商管理73份。 3.2. 计算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 对收集上来的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在根据分析整理出来的数据对表1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做出判断矩阵。首先，从表1第二层的因素开始，对每一层的因素两两比较相对于上一层因素的重要度，由比较结果构造成判断矩阵，直到最下层。首先，先构成判断矩阵A-B 通过计算W = (0.39， 0.14， 0.08， 0.39)。CI = 0.01 < 0.1，既一致性检验通过。符合要求同理做出判断矩阵B-C 判断矩阵B-D 判断矩阵B-E 判断矩阵B-F 由上述结果，我们可以计算综合重要度，即计算各指标对评价目标的权向量。劳动报酬的综合重要度 = 0.39 × 0.67 = 0.261。同理可算出其他指标的综合重要度，得出指标综合重要度的向量 = (0.261， 0.039， 0.090， 0.076， 0.042， 0.022， 0.020， 0.020， 0.040， 0.094， 0.055， 0.241)。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劳动报酬和晋升机会对就业质量的综合重要度是最大的，其次是工作稳定性，物理环境和进修机会。 有了上述权重，根据每个专业毕业生的每项指标的平均分，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专业学生的就业质量的最终评价得分，从而形成下一步中的参考数列 。 3.3.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 对收集上来的问卷数据进行整理，无纲量化处理后得到下表3。 根据公式(1)到公式(3)，运用MATLAB软件对表7的数据进行计算，关联系数结果如下页的表4所示。 由公式(3)可计算出各指标与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的关联度向量R，得到 从而得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在重要性从大到小的排序是：英语能力，专业课平均成绩，计算机能力，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就业取向清晰度，相关非智力因素，求职行为，社会关系，其他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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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利用广东省几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分析法及灰关联分析方法，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评价模型，通过评价 Table 3 The original data tabl 指标 专业 财务管理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0.715 0.618 0.813 0.826 0.732 0.710 0.694 0.735 0.812 0.706 0.726 0.835 0.656 0.768 0.803 0.668 0.510 0.468 0.432 0.530 0.621 0.685 0.531 0.635 0.661 0.520 0.513 0.608 0.632 0.632 0.540 0.538 0.684 0.468 0.426 0.612 0.812 0.768 0.813 0.835 表3. 初始数据表 Table 4 The relational data tabl 关联系数 专业 财务管理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0.5448 0.4363 1.0000 0.9281 0.5920 0.6669 0.4938 0.5373 1.0000 0.6519 0.5716 1.0000 0.4267 1.0000 0.9207 0.4101 0.2777 0.2790 0.2336 0.2757 0.3781 0.5831 0.2916 0.3673 0.4347 0.3189 0.2790 0.3384 0.3921 0.4605 0.2984 0.2810 0.4756 0.2790 0.2308 0.3424 表4. 关联指标与就业质量的关联系数 模型获得了就业质量分析的参考数列，进一步通过参考数列和各影响因素的灰关联分析，确定了各影响因素的排序。结果显示：英语能力，专业课平均成绩，计算机能力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结果对大学生合理分配四年学习时光及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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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董事会独立性是董事会充分发挥治理功能的关键条件，但是研究保险公司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治理影响的文献却并不多见。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备性，选用美国上市保险公司2009~2015年的有关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寿险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绩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非寿险公司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无论是寿险公司还是非寿险公司，公司的领导权结构与财务绩效之间都呈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董事会独立性，财务绩效，公司治理，美国保险公司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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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与文献回顾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保监发〔2006〕2号)、《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22号)等文件可知，董事会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承担着战略决策和监督管理的职责；董事会独立性是董事会充分发挥治理功能的关键条件。董事会独立性是指董事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在决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公正、不偏颇于任何一方利益的价值取向，它既独立于股东个体又独立于管理层。 董事会独立性对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实现全体股东价值增值，并保护全体股东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王斌，2006 [ 1 ] ；龚朴和严也舟，2009 [ 2 ] ；董南雁和孙永权等，2012 [ 3 ] ；邓文文，2015 [ 4 ] )。学术界对董事会独立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非常多，但是没有达成共识。多数文献认为外部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Pearce和Zahra，1992 [ 5 ] ；Daily和Dalton，1993 [ 6 ] ；赵晓鹏和郝亚玲，2015 [ 7 ] )，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独立董事因其更高的客观性而更能有效地行使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从而降低公司所面临的代理成本；二是独立董事由于有专业背景和广大资源关系网，能够帮助董事会提高决策的质量。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比如Bhagat和Black (2002) [ 8 ] 、宛庆(2011) [ 9 ] 、崔倩和刁雅菲(2015) [ 10 ] 、裘丽娅和郭贤贤(2015) [ 11 ] 、郭琪(2016) [ 12 ] 等学者都认为两者不相关；王华和黄之骏(2006) [ 13 ] 、Cabrera-Suárez和Martín-Santana (2015) [ 14 ] 等认为两者呈负相关关系；Barnhart等(1994) [ 15 ] 、李汉军和张俊喜(2007) [ 16 ] 、王一羽(2015) [ 17 ] 等认为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此外，胡铭(2003) [ 18 ] 、Mu和Chien (2013) [ 19 ] 等认为两职分离能够提高公司财务绩效，理由是两职分离可以降低公司组织结构的代理成本；而Arslan和Karan等(2010) [ 20 ] 、蒋峦和胡刚等(2012) [ 21 ] 、李晓(2015) [ 22 ] 认为不同领导权结构与业绩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异，甚至认为两职分离并不能有效提高公司的绩效。 本文认为以上研究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理论，代理理论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可以减少公司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的业绩和价值，而管家理论认为公司经理层是公司资产的一个好管家，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偷懒者；二是不同学者选用的数据不同，国家、时间、行业等都存在差异；三是不同学者采用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不同，有的学者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有的学者采用每股收益等。 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文献是以多个行业为研究对象，很少对某一特定行业或组织的董事会有效性进行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剔除了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的样本数据，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研究结论在保险业是否适合。而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经营的长期稳健性、产品的无形性和专业性、公司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众多等(王清川，2011) [ 23 ] 。保险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保险公司董事会设计的内容和要求与一般企业不同，因此很少有关于保险业董事会独立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 本文拟从美国保险市场实际数据入手，实证检验保险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为我国保险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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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与选择 目前，我国上市保险公司数量较少，非上市保险公司的数据获取难度很大，而美国保险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上市保险公司较多，所以本文选择美国上市保险公司(不含保险中介公司、保险服务公司、再保险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对保险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本文将时间段选为2009~2015年。数据来源为彭博资讯(Bloomberg)。寿险与非寿险分类依据为彭博行业分类标准。剔除有缺失数据的样本和有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441个样本，其中寿险公司128个，非寿险公司313个。 2.2. 模型及变量说明 关于董事会独立性的衡量指标，Mishra和Nielsen(2000) [ 24 ] 以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百分比、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工作年数、外部董事任期的异质性和外部董事的相对任期4个指标来表示，而刘曼琴(2005) [ 25 ] 以外部董事的比例、外部董事的任命、公司的领导结构和董事会子委员会的设置来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外部董事制度是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体现，具有监督公司管理层、促进公司战略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作用(柏丙林，2005 [ 26 ] ；项冶，2013 [ 27 ] )。外部董事可分为关联外部董事(简称“关联董事”)和独立外部董事(简称“独立董事”)，前者与公司有关联，比如商业伙伴、律师等，后者除董事职位外与公司再无关联，比如高校学者等(Baysinger和Butler，1985 [ 28 ] ；Byrd和Hickman，1992 [ 29 ] )。因此，外部董事与独立董事不完全等同，但是众多以董事会构成反映董事会独立性的文献通常选择外部董事比例或独立董事比例，本文对此不加区分。除此之外，公司的领导权结构(即董事会主席与CEO两职合一或两职分离)也是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独立董事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BIP)和领导权结构(D-LS)作为董事会独立性的代替指标。 企业财务绩效的衡量指标比较多，主要有ROE(刘曼琴，2005 [ 31 ] ；谭卓、缪柏其和方世建，2008 [ 32 ] )、ROA、托宾Q值(许娟，2013 [ 33 ] )、市场增长率、每股收益(高明华和马守莉，2002 [ 33 ] )、经济增加值(于东智和池国华，2004 [ 34 ] )等。在财务绩效衡量指标中，净资产收益率(ROE)是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指标(刘建军，2008 [ 35 ] )，因此本文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代替指标(表1)。 此外，以公司类型(TYPE)、公司规模(SIZE)、董事会规模(BS)、资产负债率(D-A)作为控制变量，并建立以下模型： Model 1：ROE = f(SIZE， D-A) Model 2：ROE = f(BIP， SIZE， BS， D-A) Model 3：ROE = f(BIP， BIP*BIP， SIZE， BS， D-A)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本年年初净资产 + 本年年末净资产)*2] 解释变量 独立董事比例 BIP 独立董事数量/董事总数 领导权结构 D-LS 虚拟变量，两职合一取1，两职分离取0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用总资产Asset的自然对数来代替 董事会规模 BS 用董事会人数来代替 资产负债率 D-A 总负债/总资产 公司类型 TYPE 虚拟变量，寿险公司取1，非寿险公司取0 表1. 变量定义 Model 4：ROE = f(D-LS， SIZE， BS， D-A) Model 5：ROE = f(BIP， D-LS， SIZE， BS， D-A) Model 6：ROE = f(BIP， D-LS， SIZE， BS， D-A，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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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建议 董事会独立性是董事会充分发挥治理功能的关键条件。本文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和回归分析方法对2009~2015年美国上市保险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美国上市寿险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绩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非寿险公司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 无论是寿险公司还是非寿险公司，公司的领导权结构与财务绩效之间都呈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 寿险公司最优独立董事比例为70%~80%，非寿险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不应低于40%。 美国保险市场是一个竞争比较充分、制度相对完善的市场，而我国保险市场并不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独立董事比例非常低 1 [ 38 ] ，因此，对于我国保险公司来说，提高董事会独立性，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管理功能，仍然是当前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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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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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提起“缘”这个词，“缘”一词最初仅为佛教用语，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缘”的概念，是儒释道三家综合作用的产物。“缘”的结构分为单一型和二分型两种。中国人说“缘”的特点很多，总结起来有“泛缘主义”“事前归因”和“功能主义”三大特点。笔者从向内和向外的两个角度，又将“功能主义”细分为“保护功能”和“交往功能”。 关键词 :缘，文化心理学，中国人，本土心理学，天命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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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缘”在中国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本土概念(翟学伟，1993)中，缘是中国人为人处世基本模式中的总体原本，从根本上解释人际关系的为什么；在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中，缘又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因果归因方式，影响着个体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及态度(杨国枢，1982)。缘具有多种功能，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人际关系及其互动方面的集中体现。以往研究多从“缘”的含义、分类、功能及现代化等角度进行论述，本文试从缘的来源、结构及特点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新一轮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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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缘”的文化心理来源 2.1. 佛教“缘起”思想 “缘起”是佛教哲学中的一个固有概念，其定义可见于《杂阿含经》卷十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意思就是：一切事物的产生皆是由因缘和合所致。一颗小树能否长大成材，是由其因(种子)和其缘(其他条件如空气、水、阳光)所决定的；一个人的贫穷富贵、今生际遇，也是由前世轮回或之前造业所决定。这一切事情的发展即今生的遭遇，都是自己过去所作，今生所感。 作为佛教用语的“缘”之所以可以广泛传播，很大功劳要归于我国本土文化领导者——儒家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态度。东晋之后，儒家知识分子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接受佛教，并且在创作中也常常模仿佛教用语(白宏钟，2004)，这些知识分子作为文人名士，一旦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引用佛教用语，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模仿。由此，佛教用语便在平民百姓中大为流传，作为佛教教义的“缘”也日益广泛流布。中华民族处于佛教文化熏陶上千年，其教义“缘”也随着时间发展逐渐深入人们的心灵，历久弥传并延续至今。 2.2. 儒家“知天命”思想 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宿命观，宿命观作用于人际关系，便形成了“缘”(杨国枢，1982)。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缘”，除了上文佛教讲的“因果铸就”之意思以外，还含有宿命主义色彩。这种色彩，便是受到儒家“天命观”思想影响。孔子曾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大象传∙大有》也讲：“惩恶扬善，顺天休命”。传统中国人向来对“天”抱有一种敬畏感。 中国人不仅敬畏天，也相信天。他们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力量，不仅可以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每个人身上的“缘”。天意难以揣测，“缘”在人们心中也同样不可琢磨。因此，人们将“缘”看作是上天的安排，建立与“天”的联系，遵循上天的旨意，在面对问题时便更能做到心平气和，坦然处之。这正如季羡林(2006)所说：“信缘与不信缘，对情绪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信缘，胜可不骄，败可不馁，绝不胜则王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由此，“缘”的文化心理内涵上，便抹上了一笔“宿命主义”色彩。 2.3. 道家“顺乎自然”思想 道家讲求“无为而治”，“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即对待事情的时候，即不主动，也不消极，而是应该顺应自然的发展。 庄子曾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时之遍，命之行也”，李道存在其《中和集》中表述：“身、心、世、事，谓之四缘。一切世人皆为萦绊，推委顺者能硬之。常应常静，何缘之有？”即在道家思想者的眼中，一切事情的发展背后，也存在着“天”“命”等作用，但对其态度上，道家则强调似是而非的态度。这种态度便是既不否定，也不主动，既不过于强调，也不避而不谈。就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询问两个人能否走到一起，很多人都会回答说：“随缘咯”；而在工作学习中，我们也喜欢说：“看缘分。”其实，这些“缘”的心理内涵，都是受到传统道家“顺乎自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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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缘”的文化心理结构 3.1. 单一型结构 缘的单一型结构是指将“缘”视为一个整体概念。即在研究“缘”的概念时，并没有将其不同层面做具体划分，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含义、特点及功能。 杨国枢(1982)将“缘”定义为“命定的或前定的人际关系”，在分类中，其按照时间长短将“缘”分为缘分(命定的或者前定的持久性的社会关系)和机缘两种，但是这两种“缘”在本质上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层面，即只强调“冥冥之中”和“天意命定”的作用。李沛良(1982)也阐述了类似的观念。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应对社会变迁和生活压力的方式之一便是将宿命能动化，但是其并没有把“缘”这个概念给抽离开来，而只是认为“能动性”是人适应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途径。 3.2. 二分型结构 王邦雄(2004)认为“缘”与“份”是相互联系而实则独立的概念。他最早提出“缘”的概念中含有一种积极、理性的成分——“份”，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明确地从“缘”概念中抽出了“分”这种概念。本文将从“缘分二元论”和“关系互动中缘运作的心理适应历程模型”两方面进行阐述。 3.2.1. “缘分二元论”来源及发展 张思嘉、周玉慧(2004)最早出“缘分二元论”这个词。随后，李新民、陈密桃(2009)二人便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把“缘”这一个整体概念，抽离成了“缘”与“分”两个基本构面。他们认为“缘”和“分”实际上是两种归因方式，一种是人应该“顺天通命”；另一种则是“操之在己”。 Lee等(2009)用“缘分风格”来解释了“缘”在人际关系中的宿命观，并将缘分风格划分为互动型和顺从型两种：互动型相信缘分可以自己再创造；顺从型则相信缘分是前定的。 3.2.2. 关系互动中缘运作与心理适应历程 徐欣萍(2012)从“缘”的心理起源、“缘、分”不同角度及“认命”、“知命”两种结果提出了关互系互动中的缘运作与心理适应历程模型。如图1。 图1. 关系互动中缘分运作与心理适应历程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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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缘”的文化心理特点 4.1. 泛缘主义 中国人喜欢将各种不可解释的关系的发生都归咎为“缘”，而这种不可解释的关系跨度，小到一面之缘，大到血缘至亲；好到天作之合，坏到造化弄人，都可以见其踪影。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一日夫妻，百世姻缘”、“千世修得共枕眠”之类的话，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将长期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归咎于“缘”的具体表现。不仅在稳定的关系中，人们喜欢将关系的产生归咎于“缘”，其实，在短暂的人际互动，中国人也很喜欢将其归于“缘”。那些短期的同船、同考、买卖交易、医生病人之间的关系，谚语中常说“一面之缘”“遇合有缘”等，都是体现。 黄光国、杨国枢(1971)曾提出一个概念叫“社会取向”，社会取向包含两个主要成分，即团体(家族)取向和他人取向。团体取向使中国人努力维护家族的团结与和谐，他人取向使中国人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努力建立别人对自己的好印象。其实，归结到底，团体取向和他人取向都是为了和谐人际关系的维护。也就是说在我们用“缘”去解释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中的关系时，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取向。 4.2. 事前归因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将某种长期或短期的人际关系的有无或好坏归之于缘分或机缘，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归因历程”(杨国枢，1982)。而与西方观点不同的是，除了同样注重事后归因，在中国人“缘”的归因过程中，事前归因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Stephen Mann和Cheng (2012)， Chen (2009)认为缘观念的信任与否及强度与恋爱关系满意度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在西方关系发展理论中，Knee等(2003)将Dweck的内隐理论应用于人际关系中，进而提出人际关系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 of relationships; IRP)。Stephen Mann， Cheng (2012)认为“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但他们都只强调了“事后归因”的作用。在中国，一对恋人的结合最初可能并不是自由恋爱发展然后组建家庭，很可能是经由间接的媒介如媒婆介绍，朋友撮合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双方彼此还未真正见面前，当事人也会形成“有缘”或者“无缘”的感受。这种“缘感”就是事前归因。这种事前归因对双方见面后的交往产生巨大作用。如果当事人在见面之前形成“有缘”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便会减少第一次会面时的焦虑感，“完成预先接受对方的心理准备”。反之，则会紧张、焦虑，甚至减少与其交往的几率。这种“有缘”“无缘”是无法用西方人际关系理论中两人之间性格相似或者互补概念来解释，而且这种感觉也并不随着交往的时间和频率发生很大改变，因此，可以说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归因方式。 4.3. 功能主义 前面讲中国人“泛缘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一种“关系取向”。其实说的不够完整，因为“缘”除了向外具有维护关系和谐的功能之外，向内还具有保护功能。中国人说“缘”常常会不自觉的带有一定目的，即达到保护或促进交往的目的，这里总结为功能主义。 4.3.1. 保护功能 缘作为一种固定的外在因素，将事情的产生与发展归之于它会减少我们内归因的焦虑、自卑、失望等不适感，由此，将缘视为人际关系的原因，对内不但具有自我保护的作用，对外还有保护他人的作用。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特征来看，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生计经济一直都是农业。而农业以不能移动的土地和缓慢生长的作物为对象，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整套稳定的农业生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维护家族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其实并非取决于个人意志，而是大都由家族或他人安排、决定或影响。将这种其他人“安排”的关系归于缘，当事人会比较容易接受、容忍，安于他人的安排，不轻易脱离即存的人际网络，因而对角色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稳定有极大的帮助。而将关系结果里的好坏归于缘，当事人就比较不会去怪罪实际安排决定或影响此项关系的他人，因而也易于维持人际和谐，保护他人。 当关系成功或失败之后，“缘”便是一种有效的自我防卫与社会防卫方法(defense mechanism) (杨国枢，1982)。人们会将某种关系的成功归因于较好的缘，而不是归因较好的个人性格或行为，这样便不会因为自己的成功，而使得别人自责或嫉妒，愤怒避免伤害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直接的保护作用是：以缘解释婚姻的成功，可以表现谦虚的美德，获得社会称赞。不好的关系，归因于坏的缘，而不是自己不好的性格或行为，这样即不过分责怪自己去，也不必责怪他人去。前者便是一种自我防卫或保护的方法，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护的方法。 4.3.2. 交往功能 “缘”除了能减少焦虑不适感，达到自我保护与保护他人的目的之外，在人际互动中，缘还能达到促进或减少交往的功能。 首先，缘有一种自我预言成真的作用。在交往过程中，有缘与无缘本就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事情，而一旦交往双方产生“有缘”的感觉，那么当事人便会感觉得到一种“有保证”的好关系。这种“有保证”的好关系便会使得交往双方陡增对对方的好感、加大互动频率并努力的维护双方之间的关系。而一旦产生“无缘”之感，便也会相应减少互动频率，拉开关系。由此将交往的过程归于“有缘”“无缘”，其实间接还是满足了自身需求的交往的意愿。 其次，“缘”会使交往双方在事前形成“神交”感，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事前归因”。这种在会面前便产生的“有缘”或者“无缘”之感同上文一样，也会有自我预言成真，增进或减少交往的作用。 最后，将关系互动的开始或者结果归于缘会有减小压力、增加人际吸引的功能。不管在真实情况下是否产生缘感，单将“缘”这个词拿出来，“相聚就是缘分”、“有缘才坐在一起”、“遇见你是我的缘”这种话语都会起到减小压力、促进交往的作用。从人际吸引的角度看，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除了有个人特质(个人温暖、能力、外表)之外，还有相似性、互补性、熟悉性等。而归咎于“缘”，正是增加了我们在人际吸引中的熟悉性和相似性，拉进彼此的心理距离。 4.3.3.“缘的功能主义特点”模型图 笔者根据以上内容，总结出“缘的功能主义特点”模型图，如图2所示。 图2. 缘的功能主义特点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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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心理自立主要表现在个体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等5大类特质。本研究采用夏凌翔和黄希庭编制《青少年大学生自立量表》，随机抽取重庆主城地区的高职院校学生396名，其中男女生比例约1:1，对其心理自立能力状况做了测查。结果表明：男女性别学生在人际责任，人际开放，个人主动上有差异，表现为男生比女生更主动。 关键词 :心理自立，自立，性别差异，高职院校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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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立(self-supporting) (夏凌翔，黄希庭，2006)是个体从自己过去依赖的事物那里独立出来(黄希庭，李媛，2001)，自己行动、自己作主、自己判断、对自己的承诺和行为负责的过程(黄希庭，李媛，2001)，心理自立是自立的核心，它与自尊、依赖、职业选择等关系密切，近年来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牛丽，2010)。包括学会学习和情绪自主两个方面，学会学习中包括的因素有创造性学习、有效学习、目标管理和成果评定，心理自立主要包括情绪自立、认知自立、社会交往与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心理自立具有独立性、主动性、成熟与健康、坚韧性、道德性、开放性、灵活性等特性。 根据学者(夏凌翔，2003)的研究，大学生心理自立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结构；可以划分为“核心特质”、“基本特质”两个层次，核心特质层次包含“自主性”、“自控–社会性”两个维度，基本特质层次包括“自我坚信”、“自我负责”、“目标管理”、“自我抚慰”、“开放包容”、“自我认识”、“自我做主”七个维度。并成功编制了《大学生心理自立问卷》，该量表具有良好地信效度，可以作为评价大学生心理自立的适宜工具(夏凌翔，2003)。 目前关于大学生心理自立的应用研究多集中于关系的探讨，比如：关于大学生自立人格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研究(夏凌翔，2011)发现：大学生的自立人格特质能显著的负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的使用，即，越不自立的个体越容易出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强迫性上网、网络成瘾等)；研究还发现自立人格有利于个体对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在大学生自立人格与心身症状的关系研究中发现：自立人格特质对9种心身症状(SCL-90)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自立人格特质越高的个体越不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身症状。人际自立特质可以抵御抑郁(张冉冉，夏凌翔，陈永，2014)，在大学生心理自立与职业成熟度的相关研究中发现，高职学生心理自立水平的高低与职业成熟度息息相关，心理自立是职业成熟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戴馥璟，刘飞，2013)，同时也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有研究显示(夏凌翔，张冉冉，高尚，2013)低人际自立的个体更容易受消极情绪词汇的影响，更消极，而高自立水平的个体更积极。同时，人际自立特质对大学生的情绪管理策略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夏凌翔，高昕，夏欣，2015)。 由此可见，有关心理自立的相关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关系研究，心理自立能力水平高的个体更适应社会、有更好的心理适应水平。 大学生是心理学家们广泛关注的群体，大学时期是个体成长成人进入社会前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身心发展特点是：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情绪是半外露、半隐蔽性；高度的兴奋、激动性、紧张性及冲动性(夏凌翔，黄希庭，2006)。个体从中学进入大学，将获得在成人世界里生存所具备的心理特性，其中心理自立是这些特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青少年在生活自理、卫生习惯、应付紧急事件技能、心理维护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培养和训练被弱化，特别是家长对他们的弱化。导致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无法很快适应大学生活，自理能力差等现象；其次，从中学进入大学这个阶段，他们必须学会善于独立思考，形成健全的人格，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具备心理自立能力；同时还应该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态度，学习相应的社会行为规范，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为选择职业和就业做准备，并树立起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发展自我的信心(夏凌翔，钟慧，2004)。 自立自古以来就是健全人格的基础(夏凌翔，黄希庭，2006)，并且是我国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客观情况是我们的自立教育并不成功。因此，在新时期进行自立教育、提高学生的自立水平是严峻的客观形势所迫，它也是我国学生的人格教育、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夏凌翔，黄希庭，2006)。 1.1. 自立人格结构 根据夏凌翔博士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自立人格主要包括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5大类特质，同时青少年大学生的自立人格特质有在人际与个体两大领域分别聚焦的特性或倾向。青少年大学生的自立人格也就可以被建构为涉及人际自立与个人自立两个方面的共10种特质(夏凌翔，黄希庭，吴波，2007)，即人际独立、人际主动、人际责任、人际开放与人际灵活以及个人独立、个人主动、个人责任、个人开放和个人灵活。 在维度关系与层次结构方面的假设是：青少年大学生的自立人格是一个10因素的一阶结构。即，自立人格所包含的10种特质是相对独立的(黄希庭，2003；夏凌翔，黄希庭，2007；黄希庭，李媛，2001)。即：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不是二阶因素；人际自立与个人自立也不是二阶因素。特质论中的基本特质一般都是相对独立的(夏凌翔，黄希庭，2008)，例如大五人格中的5个人格因素，卡特尔提出的16种人格因素都是相对独立的。从自立人格所包括的10种特质来看，它们都是比较基本的人格特质，多数特质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夏凌翔，黄希庭，2008)。 1.2. 自立人格结构的含义 青少年大学生自立人格结构中的人际自立、个人自立以及它们各自包含的5种特质的界定如下： 人际自立就是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人际交往问题中形成的带有人际色彩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特征(夏凌翔，黄希庭，2008；夏凌翔，黄希庭，2004；夏凌翔，黄希庭，2006；夏凌翔，2006)。人际独立就是能自己从事基本的人际活动；人际主动就是主动与人交往；人际责任就是对人忠、信；人际灵活就是不刻板的坚持人际交往的原则与方式，能够权变、现实地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以维护交往各方的需要、利益和面子；人际开放就是积极容纳他人。 个人自立就是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个人生活问题中形成的非人际色彩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特征(夏凌翔，黄希庭，2008；夏凌翔，黄希庭，2004；夏凌翔，黄希庭，2006；夏凌翔，2006)。个人独立就是能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个人生活问题；个人主动就是自发、自觉、及时的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个人责任就是行为严谨；个人灵活就是不刻板的坚持已有的东西(如规则、思想、计划等) (夏凌翔，黄希庭，2008；夏凌翔，黄希庭，2004；夏凌翔，黄希庭，2006；夏凌翔，2006；张妙清，2002)，能权变、现实地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个人开放就是乐于接纳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思想等新事物。 通过夏凌翔博士等人的多年研究获得了有意义的自立人格结构，这就初步证明自立人格确实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格特征，对于自立人格的内容古今学者以及当前公众都有比较一致的认识。根据相关研究的结果，将自立人格界定为一种综合性的人格特征是合理的。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通过学生工作和学生日常管理，我们知道学生各自的发展和各方面的能力是有差异的，那么他们的心理自立能力情况如何呢？所以本研究希望通过对高职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对其心理自立能力进行初步探索。 本文从自立人格结构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等5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这5各方面又分为：人际独立、人际责任、人际主动、人际开放、人际灵活、个人责任、个人主动、个人独立、个人灵活、个人开放等10个维度。来探讨高职大学生心理自立的各纬度表现及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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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工具 《青少年大学生自立人格量表》，该量表是由夏凌翔博士与黄希庭教授在提出的自立人格理论的基础上编制成的一个人格测量工具。 2.2.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来自重庆主城地区的职业院校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含重庆，四川，西安，广州，安徽，河南，山西，云南，甘肃，新疆等)。发放问卷420份，回收问卷396份，其中男被试189名，女被试207名，男女生比例约为1:1，年龄分布在18~22岁之间；这些被试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只有少部分是单亲家庭和几代同堂；统招生和单招生人数分别为213人和183人。 2.3. 数据分析 数据管理与统计均采用 SPSS 19.0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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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使用SPSS19.0软件统计分析男女被试在自立人格结构的独立性、责任性、主动性、开放性、灵活性等五个方面的人际维度和个人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男性被试：M 人际责任 = 2.26(0.59)，M 人际开放 = 2.76(0.76)，M 个人主动 = 3.07(0.64)；女性被试：M 人际责任 = 2.48(0.56)，M 人际开放 = 2.39(0.68)，M 个人主动 = 3.18(0.55)。 进行独立样本检验见表2，发现：男女被试在自立人格结构的人际责任维度，Sig(双侧) 人及责任 = 0.013，在0.5水平上差异显著，男生的人际责任维度得分高于女生；人际开放维度，Sig(双侧) 人际开放 = 0.000，在0.5水平上差异显著，男生的人际开放维度得分高于女生；个人主动维度，Sig(双侧) 个人主动 = 0.056，在0.5水平上呈现边缘显著。从该结果数据来看，男生的主动性高于女生。 Table 1 The mean valu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 男 女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人际独立 2.56 0.83 2.70 0.76 人际责任 2.62 0.59 2.48 0.56 人际主动 2.85 0.49 2.87 0.51 人际开放 2.76 0.76 2.39 0.68 人际灵活 3.37 0.72 3.42 0.73 个人责任 2.79 0.61 2.68 0.58 个人主动 3.07 0.64 3.18 0.55 个人独立 3.33 0.57 3.38 0.55 个人灵活 3.04 0.68 2.97 0.73 个人开放 3.41 0.66 3.31 0.54 表1. 男女被试分别在相应特质下的均值和标准差 Table 2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under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 t df Sig. (双侧) 均值差值 人际独立 −1.78 394.00 0.075 −0.14 人际责任 2.49 394.00 0.013 0.14 人际主动 −0.40 394.00 0.692 −0.02 人际开放 5.08 394.00 0.000 0.37 人际灵活 −0.60 394.00 0.549 −0.04 个人责任 1.74 394.00 0.084 0.10 个人主动 −1.92 394.00 0.056 −0.11 个人独立 −0.85 394.00 0.399 −0.05 个人灵活 0.98 394.00 0.330 0.07 个人开放 1.62 394.00 0.107 0.10 表2. 男女被试分别在相应特质下独立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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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通过对重庆主城地区的职业院校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心理自立能力在个体主动性上有差异，表现为男生比女生更主动。 但是该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高职院校男女大学生的心理自立能力存在差异，存在怎样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被试的调查范围，比如：调查研究整个西南地区、甚至全国高职大学生的心理自立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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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自从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实施以来，在面对家里有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新环境下，头胎儿童对此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状况已成为研究新热点。家庭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的环境氛围等都是儿童早期社会能力习得的重要因素。父母成功协调其教养方式是头胎儿童面对同胞关系转型的关键，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儿童来说是一个保护因素，破坏性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对头胎儿童的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困难型气质特征的头胎儿童更有可能在弟妹出生后产生反抗的心理，此类特征的儿童社会适应与社会互动能力较差。也有研究发现，弟妹的出生也有助于促长头胎儿童的亲和力和合作性行为，提高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 关键词 :头胎儿童，气质，社会能力，父母教养方式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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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从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来，该政策使很多家庭迎来二胎的出生，进而引起了头胎儿童的心理变化以及一系列的行为与情绪反应，即在面对家里有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新环境下，头胎儿童对此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状况已成为研究新热点。有国外研究发现，对于面对弟妹出生后的反应，大部分头胎儿童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焦虑、攻击性行为和行为问题(Stewart et al.， 1987)。关于“二胎”家庭的研究，国外各学者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其观点之一就是“二胎”是一个压力事件，对于头胎儿以及其所有的家庭成员来说，“二胎”的出现都会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和心理威胁，这也会使头胎儿童与父母产生各种消极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Stewart， 1990)。因此，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所产生的一个家庭新环境与新刺激时，头胎儿童会因为这些新环境与新刺激产生的压力和威胁而表现出行为问题和心理不适应(Kramar， 200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胎”的出现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出现的压力被看作是常规的(Wagner， 1998)。该观点强调家庭经历的“二胎”这一正常的发展阶段对于头胎儿童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也更有可能是给头胎儿童带来加速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将第二个孩子出生视为一个常规的发展阶段，即头胎儿童也会加速成长和发展这一观点，也有研究的支持，早期的国外研究也发现，弟妹的出生能够促使头胎儿童快速增长(Dunn & Kendrick， 1981)。 综合已有的研究发现，对于处在二胎环境下的头胎儿童的气质、社会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各有相互独立的研究，但在对于头胎儿童的气质、社会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一问题上，目前并没有系统的研究，并且没有深入的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国的相关研究更是几乎没有，这或许和我国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然而随着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出现，越来越多家庭都有机会养育二胎，因此，关注二胎环境下头胎儿童的气质、社会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能够让父母重视头胎儿童的气质特征与社会能力发展，并且改善其教养方式，使头胎儿童在转向同胞关系时减少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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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头胎儿童的气质研究 2.1. 气质的概念 气质，是人在心理活动时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具体表现在行为速度、强度、灵活性和指向性等方面，它是指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在行为和规律上的个体差异(Damon & Eisenberg， 1998)，并且始终贯穿于儿童的整个童年(Stifter， Putnam & Jahromi， 2008)。气质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特征，但教育方式、生活环境、父母个性、遗传等都对儿童的气质发展产生影响(Lemer， 1985)。 2.2. 气质的类型 Thomas等人将儿童的气质分为4种类型：(1) 平易型(easy)：指生物活动有规律，对新刺激(陌生人、物、景)的反应是积极的，对环境的改变适应较快。情绪反应温和，心境积极，看到陌生人常带微笑。醒后很愉快，不哭吵，能接受新事物。(2) 困难型(difficult)：生物活动无规律，成人难以掌握他们的饥饿和大小便规律。对新刺激的反应消极、退缩和回避，环境改变后不能适应或适应较慢，情绪反应强烈且常为消极反应。醒后未睁眼就哭吵，遇到困难后大声哭叫，心境消极。(3) 缓慢型(show up to warm)：指对新刺激的反应不强烈且常为消极反应(如回避)，活动水平低，反复接触后方可慢慢适应。与困难型不同的是，这些儿童无论是积极反应还是消极反应都很温和，生活规律仅有轻度紊乱，心境消极。(4) 平均型(intermediate)：他们的各项反应都属于中等水平(Thomas & Chess， 1977；林崇德，2015)。有国外研究发现，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在面对二孩降临时，表现出更多的粘人、退缩行为、外化等问题，并且与弟妹建立更为消极的关系(Brody， 1998; Kolak & Volling， 2013)。 2.3. 头胎儿童的气质 同胞关系是指核心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心理关系(王文婷，2014)，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在面对转向同胞关系即家里有第二个孩子出现时都有不同的反应，例如，在弟妹出生后的14个月里，因为母亲把更多的关心放在弟妹身上，困难型气质儿童更可能会对此产生反抗的心理。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往往是在舒缓、平静上是低水平，在负面情绪、愤怒上是高水平，这也与儿童消极的照看婴儿弟妹紧密相关(Dunn & Kendrick， 1982; Volling， Herrera， & Poris， 2004)。有些儿童的气质特征，比如消极反应，似乎对于环境的改变更加敏感，以及更容易受到其环境改变的影响(Belsky & Pluess， 2009; Ellis， 2011)，并且在面对向同胞关系过渡这一时期会加剧其不良发育状况的风险因素。有研究报告指出，带有高反应性气质的儿童在面对弟妹出生有着更多的困难(Thomas， Birch， Chess， & Robbins， 1961)。因此，将气质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头胎儿童在经历全面开放二胎政策这一时期的行为以及情绪反应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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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头胎儿童的社会能力研究 3.1. 社会能力的概念 社会能力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一项重要技能，对个体后期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Rose-Krasner， 1997)。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社交活动中取得人际成功，表现出恰当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能力的本质内涵(Chen & French， 2008; Rose-Krasner， 1997)。因此，社会能力也是指儿童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适应、有效的行为的一种能力(Rose-Krasner， 2009；陈斌斌，李丹，陈欣银，陈峰，2011)。 3.2. 社会能力成分模型 各种社会行为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相关或者嵌套的关系(Reynolds & Kamphaus， 2003)。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了社会能力的成分模型，以研究社会能力的不同水平。Cavell等人(1990)提出，社会能力包含三个成分：社会适应、社会表现和社会技能。每个成分下又包含若干个维度，社会适应包括学业适应、情绪适应、身体健康适应等；社会表现包括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应用技能发起行为的有效性，例如个体的反应策略，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社会效力的行为方式的表现便是攻击策略和顺从策略；社会技能是指个体的外显行为和社会认知的总和，如信息加工技能、人际交往技能等。Cavell等人的三成分模型是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阐述社会能力，因此这个模型有利于我们全面的认识社会能力。 3.3. 头胎儿童的社会能力 尽管有些儿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表现出痛苦的迹象，但本质上他们也对刚出生的弟妹感兴趣，并且经常协助、照顾他们(Dunn & Kendrick， 1982; Gottlieb & Mendelson， 1990)。这显然有助于促长头胎儿童的亲和力和合作性行为，提高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帮助照顾婴儿可能会增强头胎儿童的自豪感和愉悦感(Brazelton， 1992; Canter & Cater， 1993; Caplan & Caplan， 1977; Heins & Seiden， 1987; Reit， 1985; Samalin， 1996)。此外，早期的经验与照顾可能会促进头胎儿童的社会理解能力，因为他们接收到的是再一次的编码和应对情感体验的机会(Dunn， 1998)。这个机会成为关心他人的需求和福利，这可能会促进儿童的换位思考能力的发展(Howe & Ross， 1990)和社会理解能力的发展(Dunn & Slomkowski， 2010)。因此，当头胎儿童面临第二个孩子出生，即家庭的新环境与新刺激对头胎儿童的社会能力是否会有影响，是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下应该关注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