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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费尔巴哈“不自觉”的感性本体悖论 4.1. “实践”范畴的缺失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与纯粹唯物主义者的抽象物质本体的基础上，抽象重构了“人本”与“物质体体”，但却没能构建出真正的新哲学，而是复归为旧哲学体系中，根源在于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即人的实践范畴的缺失。因此，这就造成他首先不懂得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的主体，物质世界是实践活动的客体。其次，他仅把人的本质抽象为类直观，不懂得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后，他把社会本质看作是类联系即泛爱，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一方面，费尔巴哈不懂得，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个体存在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最基本的前提，解决人类衣食住行的前提条件，是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根本条件和根本标志。这种具有最初决定性的活动便是“物质生产实践”；而个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为协调各种关系而形成的活动便是“交往实践”( [ 6 ] ， pp. 97-103)，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与社会的本质，是与自然界的机械运动与动物界的本能活动相区别的人之真正特殊性，即人懂得运用“物种尺度”和“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与交往。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实践的偏见，他更不能看到实践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界、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人作为主体运用两种特殊的尺度来改变物质世界的自在属性使之变为属人世界，在这过程中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是同一运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一运动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与自为世界，体现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真”的维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美”的维度。因此，马克思批判到“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的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费尔巴哈之所以复归为旧哲学体系根源在于“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即人的实践范畴的缺失。 实践范畴的缺失，使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同时缺失了历史向度、自然与社会之维。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单个人的固有的抽象物”，也就是个人的现实情感、理智、意志等；而这些单个人的情感之共性，如性爱、同情等，就是人类本质，即一种内在地、无声地将所有人纯粹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性联系。这种关于人本的个性与共性，本身体现了现实与抽象的矛盾。不通过实践对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也就使得人与物没有“历史进程”与“普遍联系”。而事实上，一方面，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与物都是不断变化与发展的生命过程：个体的过程作为更宏大过程的部分，遵循着“自然发生——自我保存——熵增灭亡”的发展路径：“生成和灭亡意味着事物存在的过程从属于更大的过程，是更大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一个部分( [ 7 ] ， pp. 78-83)”。；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从其现实性上看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整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抽象的类本质(情感共性)，而是基于“世俗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马克思进而指出，作为类本质的感情是社会的产物，甚至连同宗教感情本身也只能是社会的产物，并不存在孤立的人的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孤立的、纯粹自然的情感共性。 4.2. 新与旧的“矛盾统一体” 黑格尔哲学崇拜“理性”这种实体，宗教哲学崇拜“上帝”这种实体，而费尔巴哈把真正的“本体”从他们那里解救出来，即又装在“爱”的佛龛里供奉起来，因此还是不得不回到形而上学的泥潭里去。于是他从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出发又回到了另一种形式的“黑格尔唯心主义”那里，从而使他具有某种唯心主义倾向；他从上帝手中夺回“人”，却又把人扔回动物堆里，再建立“爱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把它们重新束缚起来。因此，费尔巴哈不自觉地背叛了自己预设的本体论承诺，使自己走向矛盾的对立面，这就是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不自觉”的感性本体的悖论。 费尔巴人本唯物主义的在本体问题上的矛盾表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仅仅从直观的形式出发来理解人。在批判黒格尔将人作为抽象思想客观后，费尔巴哈致力于研究感性客观，但却没能理解“感性”本身，亦即没能理解“现实”与“对象”本身。人的活动及其对象性，被排除在人本学论域之外。其中一个最主要证据就在于，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提出人的真正活动仅仅是理论活动，这其实与黒格尔哲学所研究的思想客观已然相去不远；同时，他又把实践片面地理解为“犹太人式”卑劣的商业活动，而不是人类改变世界的本质力量，因此，费尔巴哈误解实践的革命性与批判性，也就看不基于实践人与自然双重改变，从而使得作为本体的“人与物”没有变化，沦为抽象的与非历史的存在，这与他一生宣扬所要研究的“感性客观”自相矛盾。 马克思说到“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 [ 8 ] ， pp. 138-140)”。费尔巴哈想要研究与“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其哲学体系从预设的感性的人本与唯物的本体出发，因为不懂得革命的批判性的实践及其活动的意义，而通过把人与物重构为抽象实体，这样的实体，亦即一些无规定性的逻辑范畴，与抽象思辩的绝对精神在本质上已变得没有区别了。从批判黑格尔和鲍威尔等的思辩哲学和宗教神学过程中产生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不合理性”，于是费尔巴哈宣扬的人本唯物主义“新哲学”在其最高的成就上走向了其反面，成为“新与旧”的矛盾统一体。 4.3. “实践人道主义”的出场语境 费尔巴哈“理论的人道主义”试图通过对神的扬弃将“人的本质还给人本身”，但又囿于“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人本思想的核心，却用“实践”本体化解了人本唯物主义中“人本”与“物本”在现实与抽象之间的矛盾，因而，马克思将自己的“人本学”明确地称之为“实践人道主义”。“实践”不仅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更是一种与“科学唯物主义”相并立的“人文关怀”，因为实践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对象性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中，人与物同样是一种生命，本质上是具有辩证性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主张中最本质与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费尔巴哈主张的抽象的“人本”或“唯物”，而是一种“生命视野”，而这种生命视野又具有极为明显的“实践指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从始至终都是围绕人与自然的生命现象，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生命活动即劳动的异化性质等来剖析私有制的罪恶；整个手稿中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控诉私有财产对生命本质的异化，而要扬弃这种异化，则只能依靠共产主义的历史实践。 马克思认为，现实人道主义首先是要从“神”那里解救出“人”，这一步正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的工作成果，然而它的缺陷在于遗留了一项更为重要的“未尽事业”，即没有把人的本质还给现实的个人，而是又献祭给了“爱的宗教”。因此，费尔巴哈建立的人道主义并不彻底：“他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而正确的做法则是“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去理解，再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 9 ] ， p. 57)”。据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用革命实践排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两大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人道主义，实现对“生命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对全体生命本质的现实占有。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束缚于它重建的“爱的宗教”，最终沦为一个抽象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这种人本学忽视了“人–实践–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即实践对人与自然的双向改变)，因而不仅没有真正关照到人类生命的本质，也忽视了对自然的伦理关怀。总之，对生命的抽象态度抹杀了生命的有机联系、无视生命的历史过程，不了解生命的辩证性质。因此，它只是“半截子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初级形式。费尔巴哈囿于抽象的类本质而看不到市民社会的根基，其哲学的历史功绩仅在于完成了人道主义的第一步，其本体悖论必然要找到解决之道，这就成为马克思“实践人道主义”出场的理论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