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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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对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实习绩效的影响及其教师胜任力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法，使用校外导师指行为问卷(EAMQ)、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实习绩效问卷(PPQMMHE)和心理健康教育硕士胜任力问卷(CQMMHE)对74名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生的校外导师指行为、实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进行了评估。结果：1)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在性别、学校类别、就职经历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年龄、实习时长的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P > 0.05)。2) 校外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之间的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r = 0.23~0.70，P < 0.05)。3) 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适配合理，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对实习绩效的总效应为0.68 (P < 0.01)，中介间效应为0.59 (总效应的87%，P < 0.01)。结论：性别、学校类别、是否有就职经历、年龄、实习时长等人口学因素对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没有影响；校外导师指导行为主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的中介作用对他们的实习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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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开办本质是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需求与心理健康教育自身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的培养必然要充分满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对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要求。而教育实习是培养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 1 ]，而衡量教育实习效果的重要指标是实习绩效，即实习期间的工作绩效 [ 2 ]。因此，教育实习绩效可以定义为实习研究生以自身生理、心理特征、个人能力为基础，将规范的教育教学行为作为手段，所产生的教育教学效果。 在教育实习期间，不同于校内导师以学术研究为侧重点的指导行为，校外导师指导是依托于实习所在的学校环境(职场环境)的指导行为 [ 3 ]。在实习期间，校外导师利用自己丰富经验、资源和娴熟技能的资深对缺乏经验但有发展潜质的研究生提供的支持，是影响实习绩效的重要外部因素 [ 4 ]。基于Lankau和Scandura师徒关系的社会学习理论 [ 5 ]，在校外导师和实习生的关系中，就是学生感受到来自校外导师的指导，向导师学习，不断地观察和模仿，可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体现出导师指导行为有效性的过程。既往研究发现，胜任力是影响工作绩效的重要内部因素或内在的心理资源 [ 6 ]。Liu等人认为，胜任力之所以能够影响工作绩效，能区分工作绩效的优劣，在于胜任力是基于工作情境的能够产生高效率或高绩效所必需的个人潜在特征 [ 6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Byrne等人和Pan等人认为，校外导师指导行为以实习生的职业胜任力为中介，对实习生的工作绩效起到正向影响 [ 3 ] [ 7 ]。但这一理论迄今仅在企业领域得以研究和验证，能否适用于教育领域尚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 纵观既往研究，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任力、教育硕士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及其三者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探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教师胜任力、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丰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任力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理论发展，同时，充分响应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对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的需求。这有助于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的培养更具实践性，有利于优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选拔机制，也可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硕士更好地规划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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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网络调查方式，自2020年3月至4月期间，募集了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生76名。最终有效被试74名，有效率97%。被试年龄26.24 ± 2.05岁(22~33岁)。男生34名，女生40名；双一流高校生22名，非双一流高校生52名；有就职经历者26名，无就职经历者48名。校外实习时长3.55 ± 1.43月(2~12月)。 2.2. 方法 2.2.1. 评估工具 校外导师指行为问卷(Extramural Advisor’s Mentoring Questionnaire， EAMQ)。本问卷基于Noe的两维度理论 [ 8 ]，在杨英的导师指导行为量表 [ 9 ] 基础上修订而成，共17个条目，包含专业支持和心理支持两个分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对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因素进行测量。EAMQ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0，专业支持、心理支持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7、0.81。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胜任力问卷(Competency Questionnaire for Postgraduat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QPMHE)。本问卷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实际情况在徐建平编制的《教师胜任力测验》 [ 10 ]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问卷共50个项目，包含个人特质、关注学生、专业素质、人际沟通、建立关系、信息搜集、尊重他人、理解他人、职业偏好、测谎等10个分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知识、能力、价值观等因素进行评估。本问卷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1，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在0.76~0.83之间。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实习绩效问卷(Practice Performance Questionnaire of Postgraduat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PQPMHE)。本问卷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实际情况在强麟的《工作绩效问卷》 [ 11 ]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问卷共20个项目，包含任务绩效和情境绩效(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两个分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对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的实习绩效进行评估。本问卷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两分量表的Cronbach’s α都为0.81。 2.2.2.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5.0和AMOS24.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结构方程对数据进行分析，人口差异采用t检验，α < 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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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问卷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共有23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公因子方差解释百分比为23.28%，低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评估、教师胜任力的基本情况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评估的基本情况见表1。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在3个量表上的得分的性别差异、是否双一流的差异、是否有就职经历的差异都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评估与年龄(r = −0.05~0.17，P > 0.05)、实习时长(r = −0.06~0.19，P > 0.05)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评估的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中，这些人口学变量无需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ssessment of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n = 74 教师胜任力 导师指导行为 实习绩效 个人 特质 关注 学生 专业 素质 人际 沟通 建立 关系 信息 搜集 尊重 他人 理解 他人 职业 偏好 心理 支持 专业 支持 任务 绩效 情境 绩效 最小值 2.67 3.00 2.40 3.00 2.00 2.75 2.00 1.67 2.33 1.00 1.00 3.00 3.93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7.00 6.55 χ ¯ 3.70 4.19 4.02 4.14 3.66 3.95 3.99 3.87 3.94 3.52 3.51 5.09 5.38 SD 0.44 0.42 0.47 0.38 0.62 0.43 0.62 0.71 0.63 0.62 0.61 0.88 0.60 表1.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评估结果的描述统计分析(n = 74) 3.3.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之间的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校外指导行为的专业支持分量表与教师胜任力的关注学生分量表的相关系数不显著外(r = 0.13，P > 0.05)，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三者其余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显著(r = 0.23~0.70，P < 0.05)。见表2。 3.4. 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结构方程的IFI = 0.910、CFI = 0.905、GFI = 0.836、RMR = 0.024，表明结构方程适配合理。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对实习绩效的总效应为0.68 (P < 0.01)、直接效应为0.09 (总效应的13%，P < 0.05)；对教师胜任力的直接效应为0.65 (P < 0.01)；对实习绩效的间接效应为0.59 (总效应的87%，P < 0.01)，表明教师胜任力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r 教师胜任力 导师指导行为 实习绩效 个人 特质 关注 学生 专业 素质 人际 沟通 建立 关系 信息 搜集 尊重 他人 理解 他人 职业 偏好 心理 支持 专业 支持 任务 绩效 情境 绩效 个人特质 1 关注学生 0.36 ** 1 专业素质 0.59 ** 0.52 ** 1 人际沟通 0.53 ** 0.78 ** 0.72 ** 1 建立关系 0.52 ** 0.28 * 0.48 ** 0.49 ** 1 信息搜集 0.46 ** 0.45 ** 0.66 ** 0.58 ** 0.47 ** 1 尊重他人 0.39 ** 0.53 ** 0.47 ** 0.43 ** 0.30 ** 0.50 ** 1 理解他人 0.45 ** 0.36 ** 0.54 ** 0.45 ** 0.33 ** 0.33 ** 0.39 ** 1 职业偏好 0.45 ** 0.42 ** 0.37 ** 0.33 ** 0.25 * 0.37 ** 0.42 ** 0.59 ** 1 心理支持 0.48 ** 0.30 ** 0.33 ** 0.27 * 0.26 * 0.34 ** 0.47 ** 0.55 ** 0.70 ** 1 专业支持 0.42 ** 0.13 0.25 * 0.23 * 0.31 ** 0.25 * 0.24 * 0.47 ** 0.46 ** 0.76 ** 1 任务绩效 0.58 ** 0.27 * 0.51 ** 0.43 ** 0.36 ** 0.42 ** 0.46 ** 0.49 ** 0.40 ** 0.37 ** 0.34 ** 1 情境绩效 0.37 ** 0.53 ** 0.39 ** 0.49 ** 0.32 ** 0.36 ** 0.48 ** 0.58 ** 0.55 ** 0.54 ** 0.41 ** 0.48 ** 1 表2.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的相关矩阵(r) 图1. 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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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首先探讨了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在人口学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是否双一流高校生、是否有就职经历、年龄实习时长等人口学因素对教师胜任力、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都没有影响，这和既往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 6 ] [ 12 ]。例如，黄玲莉的对工程硕士研究发现，性别和实习时长对实习绩效有明显影响，而学校类型(985/211或非985/211)并没有对校外导师指导行为、胜任力、实习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 13 ]。可能的原因在于，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在校学习期和实习期都比较短，这些人口学因素的潜在影响尚未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样本量较小的缘故，未能充分体现出群体的特征。因本研究是首次探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在人口学方面的特征，基于前述局限，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校外导师指导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实习绩效，而且影响他们的教师胜任力，并通过教师胜任力间接影响实习绩效。校外导师在实习期间给予实习研究生的专业支持和心理支持越多，研究生的实习绩效就越好，不仅体现在工作绩效方面，也体现在情境绩效(如人际促进、工作奉献)方面，就是说，由于得到了来自校外导师的专业和心理两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效果提高了，而且人际关系协调与合作、敬业爱岗与主动奉献方面也会有明显的提升。校外导师对实习绩效的影响，在既往同类研究中也多有发现，例如，Bozionelos发现，剔除初始职级的影响，指导行为可以显著预测客观的职业进步 [ 14 ]；Allen等人发现，客观绩效指标与职业类型的指导行为更相关，而角色榜样等心理类型的指导行为与满意感等主观绩效更相关 [ 15 ]。 本研究也发现，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随着校外导师指导行为水平的提升而提高，说明校外导师的指导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实习效果，而且通过指导，可以提高研究生的职业胜任力，这是对研究生未来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专业素养。具体来说，得到校外导师更多积极的心理支持和专业支持的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首先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专业素养、教师人际往来、学校氛围的理解更为深入，更容易产生正向反馈。接受到悉心专业指导的实习研究生，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接触得较多，会有更多学习、创新的热情和机会，教育教学能力也提升得较快。其次，更多的指导意味着更多的交流互动，从而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利于建立良好关系。校外导师指导涉及到对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的介绍和经验的分享，积极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传播，有助于实习研究生增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业认同感，认识到提升职业道德和以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为导向的重要性。因此，通过校外导师的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提升。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既往研究结果 [ 16 ] [ 17 ] [ 18 ]。 而且，从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来看，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对研究生的实习绩效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小，而通过教师胜任力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占主要作用的。对于校外导师指导行为而言，心理支持的作用比专业支持的作用更大，心理支持比专业支持更有利于促进能力和工作绩效的提升 [ 7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任力对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 1 ] [ 19 ]。因此，结果提示，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期间，校外导师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他们的教师胜任力培养上，而不是简单或直接的关注他们的实习绩效。 综上，本研究没有发现性别、学校类别、是否有就职经历、年龄、实习时长等人口学因素对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的影响；校外导师指导行为主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的中介作用对他们的实习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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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更好地了解老年教育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趋势，本文将CNKI数据库中关于老年教育的501篇核心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 space软件工具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总结了20年间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研究发现在老年教育研究领域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分别是老年教育、老年大学、老年人、老年学校、人口老龄化、教育供给、中高龄人群、第三年龄大学、学习需求等相关词汇。并基于关键词分析厘清了近年来老年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在老年大学、老年学习需求、老年教育基本理论、老年人群四个方面。最后本研究提出了该研究领域内的不足与改进建议，对老年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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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且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包括研究者的注意，老年人口剧增，在这种老龄化大背景下研究老年教育问题成为重要课题。老年教育在老年人发展、老年人社会性适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性的研究回顾可以明晰老年教育发展的现状、明确老年教育的研究热点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因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运用Cite Space对老年教育研究领域内高水平文章的发文数量、发文机构、期刊分布、研究作者、关键词等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探析我国高水平研究领域内老年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趋势与不足，以期提高我国老年教育研究质量，为解决我国老年问题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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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为了探究我国老年教育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高质量的研究，本研究对老年教育研究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本研究数据样本来源于CNKI数据库中北大核心与CSSCI期刊。研究以“老年教育”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截止到2021年7月3日，共检索到530篇文献，经过手动剔除无效样本和cite space除重后，最终选取有效样本文献501篇。在cite space中依次进行作者、关键词等的可视化分析，生成相关的知识图谱，此外还引用了CNKI的部分结果。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cite space软件系统由陈超美博士开发，被广泛应用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分析。本文将501篇样本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入cite space进行老年教育领域的可视化分析。cite space不仅可以进行文献的来源分析、作者分析、关键词分析，还可以将上述分析结果可视化。其中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可以了解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突现更是有助于我们梳理某研究领域的研究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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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老年教育研究问题及展望 4.1. 研究问题 总体来看，虽然老年教育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叶忠海教授对理论的深度探究等，但是整个老年教育领域的发展水平并不高。首先，从研究机构和作者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属于单人研究，互相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典型的合作关系尚未出现。其次，老年教育的研究主题太过泛化，并没有统一的体系。各种研究都是局限于狭隘的主体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研究体系。第三，老年教育总体上并未得到核心期刊的重视。对比基础教育来说，老年教育的发文量极少。这也使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及时得到关注和进一步发展。尤其并没有老年教育的专门期刊。个别开设老年教育专栏的期刊例如继续教育研究等也并不固定。 4.2. 研究展望 首先，打造学术研究共同体。分散的研究作者使得老年教育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不能进一步发展，学术共同体的打造不仅能开阔研究视野，也能激发新的研究思路，进一步促进老年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二，老年教育应当扩大视野，形成广泛的研究体系。老年教育具有极强的学科交叉性，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必须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增设高质量的老年教育期刊和专栏。期刊与专栏的数量少不利于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导致了老年教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数量少。因此，有能力的期刊多增设专栏，提供优质平台能够更好的促进老年教育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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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1982年至今，党中央在两大时间阶段共出台23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根据时间段划分我国“三农”政策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农村改革探索时期、农村改革的放缓与政策间断期、城乡统筹发展时期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发展时期。虽然各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但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同，政策的着力点也发生转变，在新时期形成了新的政策重点、新的政策导向和新的政策布局。探索党的“三农”政策的演变，总结政策发展规律，得出了三点经验总结：“三农”政策要坚持问题意识和服务导向；“三农”政策要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三农”政策只有尊重农民利益，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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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三农”问题也贯穿我国改革历程的始终。针对不同时期的“三农”难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政策，大体经历了农村改革探索时期、农村改革的放缓与政策间断期、城乡统筹发展时期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加强对于党的“三农”政策的梳理，根据中央一号文件中党的“三农”政策的演变走向，科学总结其中的经验与启示，对于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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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中央一号文件中党的“三农”政策的经验启示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中党的“三农”政策的演变走向，科学总结其中的经验与启示，对于进一步解决我国当前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4.1. “三农”政策要坚持问题意识和服务导向 我国的“三农”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直接影响着国家发展大势，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三农”问题。“三农”政策只有坚持问题意识，坚决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才能得到根本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是针对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现实状况而出台的指导政策，政策的核心在于肯定、完善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农业农村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矛盾格外突出，农民持续增收异常困难。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在21世纪重新出台中央一号文件，这一阶段“三农”政策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同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体化的政策。具体政策遵循不同矛盾进行调整。党的“三农”政策的演变也主要表现在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具体政策的调整中。针对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政策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对于农业政策来说，当农业经营方式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时，党中央出台政策支持农村兴起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解决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矛盾。当农业经营充分发展，农业生产受科技制约时，一号文件又出台促进农业生产研发、推广的政策，并给予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解决农业科技水平低的状况。此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出，中央一号文件改变“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的政策，提出“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在村民自愿下进行有序的出租、转让和买卖。对于一号文件中的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也是如此，关注主要矛盾，重点解决广大农民呼声强烈的问题。因此，“三农”政策服务导向明显，突出解决农村工作中的短板、矛盾。这也体现了我们党的问题意识，关注农村工作中的突出难题，抓住问题，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4.2. “三农”政策要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三农”问题属于世界性难题，成功地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23个中央一号文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转换，时间跨度大，发展环境复杂，不同政策需要随着实际状况的变化进行必要且恰当的调整。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众多政策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据统计，历次中央一号文件中基本都会涉及的政策有：完善农业责任制、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这种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文化道德素养的提升，农业农村农民进步发展会有新的需求和矛盾，一号文件必须有所创新，突破阻碍“三农”发展的政策限制，实行新政策，满足农业农民的需求。如，党中央肯定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土地承包期要在十五年之上。针对城镇化快速发展下农村人口流动大的问题，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加强对于流动党员管理的政策要求。在农村耕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积极保护农业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在财政补贴政策方面，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第一次提出生态补偿制度，扩大了财政补贴的种类。这些政策上的创新是“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结果。 4.3. “三农”政策只有尊重农民利益，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 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三农”政策时必须尊重农民利益，以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变迁的历程，就是在尊重和认可农民的首创精神下谱写出的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鲜活篇章。23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不同背景下出台各有侧重，但精准把握农民需求并保护农民的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是贯穿全程的初心和使命。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1982年到1986年的5个一号文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善了农业生产关系，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为7.3%，粮食总量年均增长速度为4.9%，解决了8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民收入增长极为迅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这5个一号文件，重点解决了农村体制上的阻碍，推动了农村生产力大发展，进而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和思想动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改革的重心转向工业和城市，从1987年开始，涉农中央一号文件中断。这一时期，党中央通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对“三农”发展提出了政策支持，但是政策力度、强度远远不够。这也进一步造成农村发展动力不足，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21世纪初，我国城乡矛盾突出，农业生产总量下降，农民增收困难。“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应运而生，鼓励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此后，党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式，重新出台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此时，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政策多是惠农富农强农政策，非常重视尊重农民利益。首先，在“多予”方面，包括一系列财政支农政策，政策要求提高对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补贴，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农民增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多方面财政支持。其次，在“补短”方面，完善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改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不足的状况，满足农民的多方位需求。通过多举措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弥补城乡居民差距过大。完善农村自治制度，使农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等。这些政策为农村进步提供了资金、政策上的支持，以尽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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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恩格斯曾在诸多著作中研究和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称其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确立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但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1859年到1876年中所有关于达尔文的往来书信可以看到，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经历了推崇、质疑、批判三个阶段，恩格斯对达尔文论的认识具有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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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恩格斯心中，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的发现已“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 [ 1 ]，为了强调这一点，恩格斯还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比较，“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 1 ] 可见，达尔文在恩格斯心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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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推崇：破除“历史目的论”迷雾 恩格斯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两周(1859年11月24日)后，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称“至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 [ 2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目的论过去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驳道，而现在被驳道了 [ 2 ]。”马克思在一周后的回信中表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唯物史观)提供了自然基础 [ 3 ]。”并在三个月后致拉萨尔的信中称赞“(《物种起源》)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目的论’以最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他的合理意义” [ 4 ]。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还处在初期阶段，目前的任务是打破由基督教“创世论”衍生出来的“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寻找能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提供自然依据的理论。而达尔文在自然领域创建的物种渐进变革思想——进化论，不仅打破原有僵死的、固化的、永恒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还为社会领域的形态更替与制度变革——破除“历史目的论”的迷雾——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这一时期，恩格斯虽然意识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相似性，但并未将其作为主要的关注点，而是将重心放在进化论对于打破“历史目的论”的迷雾所具有特殊意义上。恩格斯在1865年3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书信中谈到第一次读达尔文著作时，他也曾经由于达尔文“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而感到惊奇”，但恩格斯首先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在自然领域确立的渐进变革思想，因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还将经济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没有意识到到它是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政治经济学还未从历史目的论的迷雾中走出。” [ 5 ] 对此，恩格斯批判到“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 [ 5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也不过是历史的产物，且这种经济形势中还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恩格斯后期在《自然辩证法》中进行了更详细的阐释，“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这种新的社会生产组织的形成意味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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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怀疑：忽视“市民社会”历史性 恩格斯在深入研究了达尔文进化论中所包含的三大理论——变异遗传理论、生存竞争理论、自然选择理论后，表示“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只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我认为达尔文使用的证明方式(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的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 [ 7 ]。”在这一时期，达尔文不仅将马尔萨斯人口论从社会界搬到自然界，由此确立了生存竞争理论，还将这一理论从自然界再搬到社会界，强调生存竞争理论对人类社会同样有效。对此，恩格斯批判到，达尔文的这种做法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还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概括在单一的生存竞争理论中，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永恒的经济制度，使得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目的论”的迷雾中。 3.1. 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公式将人类社会理论搬到有机界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将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萨斯人口论的相似性这一点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反对达尔文将人类社会理论搬到有机界。恩格斯在1875年12日致彼得·拉普罗维奇·拉普罗夫的书信中表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 [ 7 ]。”对此，马克思也持相同的立场。马克思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书信表示“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他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 [ 8 ]。” 达尔文之所以需要借鉴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理论，目的在于解释物种变革的内在动力，达尔文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偶尔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按当时对各种动植物生活方式的观察，我已胸有成竹，完全能够正确估价这种随时随地都发生着的生存斗争的意义。于是，我头脑马上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在这种生存斗争条件下，有利变异必然趋于保存，而不利变异应该趋于消亡，其结果必然导致新物种的形成。于是，我终于形成了一个能用来指导我工作的理论” [ 9 ]，达尔文的“工作的理论”就是物种发展演化的理论。达尔文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生物演化的机制和动力理论来源，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理论。 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市民社会的经济竞争与生物学领域的生存竞争似乎是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已，且经济竞争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使把生存竞争论只限定在生物领域，恩格斯也认为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即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 [ 7 ]。” 3.2. 批判达尔文又将生存竞争理论从有机界搬到人类社会 在同一片书信中，恩格斯批判达尔文将“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和效力” [ 10 ] 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达尔文为了证明生存竞争理论在人类社会中的有效性，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永恒的经济制度，“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 [ 10 ]。” 恩格斯认为不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因为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且“人类的生产在一定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是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嘉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任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 [ 11 ]。”生产包含两个层面的目的：生存与生活，生活层面的生产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内容。同时，恩格斯也指出这一层面生产活动也蕴含着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与危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能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 [ 12 ]。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在生活层面显然不具有任何解释意义，恩格斯认为“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 12 ]。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后，意识到生存竞争理论存在一定的不全面性，尤其是生存竞争理论社会化后将市民社会永恒化和自然化后，会使人忽视市民社会的历史性与有限性，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唯物史观、阐释社会阶级形态变更的出发点是相背离的，也会使得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趋向平面化与单一化。对此，恩格斯指出，当人类超越市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一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完全不适用了” [ 11 ]，并指出“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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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批判：奠基“辨证唯物主义” 19世纪50年代后期，恩格斯为了系统地整理、建立和阐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及出版《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对当时各门自然科学成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恩格斯在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后，对达尔文进化论有了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将达尔文进化论作为辩证自然观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石，在《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章节中引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关内容作证自己的观点，还在《反杜林论》中对生存竞争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和精细的批判。 4.1. 承认生存竞争现象的普遍性与理论的历史意义 首先，为了洗刷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普遍误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原原本本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及理论原理：达尔文在人工培育中发现，同种的动植物由于培育者的意志产生了变异现象，自然界也有同样的现象。 其次，恩格斯在面对当时科学家、哲学家对达尔文生存竞争理论的普遍批判——生存竞争这一观念起源于马克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细致的解释，“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 [ 13 ]。”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天真不在于盲目接受马克萨斯的学说，而在于没有看到生存竞争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 [ 13 ]。” 恩格斯承认生存竞争对于物种进化理论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委婉地指出，生存竞争理论不具有解释所有变异现象的能力，尤其是个体变异现象，也不具有永久的解释有效性。但也强调，这个不足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科学家所共有的缺点，达尔文生存竞争理论虽然有缺点，但启发了人们对物种变异的兴趣，也推动了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承认，达尔文进化论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理论对于自然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物种进化过程的讨论和研究。但恩格斯对于将达尔文进化论从自然界搬到人类社会，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斗争关系合理化的做法持批判态度，称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 [ 14 ]，无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 14 ] 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固有的矛盾。 4.2. 进化论为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石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劳动再从猿到人转变构成中的作用〉一节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视角阐释人的发展，“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 [ 15 ]。”同自然界的发展演变一样，我们的祖先从猿转变为人也经过了漫长的演化。人类历史也不是凭空出现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自然界中一步一步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而来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 16 ]。”达尔文进化论不仅合理解释了人类历史起源问题，还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提供了依据。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要揭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规律，还必须从起源中、过程中揭示其前提的起源，否则就是不彻底的。虽然恩格斯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应当归功于马克思，并将其称为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但我们不能因为恩格斯谦虚地称自己为“第二小提琴”，就忽视了恩格斯在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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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S)作为脑卒中的关键高危因素可显著增加脑卒中的患病率及死亡率。众多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和脑卒中及代谢综合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将脑卒中和代谢综合征视为一个复合的整体，综述代谢综合征相关性脑卒中患者的肠道菌群对其疾病的影响以及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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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15年来，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且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均持续高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 [ 1 ]。据统计，我国脑卒中的发病风险为39.9%，相当于每5个人中就有2个是脑卒中患者，同时每年大约有196万人死于脑卒中 [ 2 ]。导致脑卒中发病的危险因素包括不可干预性和可干预性两类，不可干预性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遗传等；可干预性危险因素主要包括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心脏病、抽烟、饮酒、缺乏运动等，是卒中预防及降低发病率的主要干预对象。MS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多种代谢危险因素在个体内的集结状态，主要包括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 [ 3 ]。相关研究显示，41%的脑血管病患者同时患有MS，且脑卒中合并MS患者的死亡率是不合并MS患者的5~6倍 [ 4 ] [ 5 ]。既往研究都特别重视MS的核心机制胰岛素抵抗，而近些年来随着学者们对肠道菌群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肠道菌群与MS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6 ]。本文将脑卒中和MS视为一个复合的整体，综述MS相关性脑卒中患者的肠道菌群对其疾病的影响以及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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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肠道菌群及肠道菌群失调 肠道菌群是指分布在整个胃肠道的微生物群落，主要由两个优势细菌门组成，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约占总数的90%以上，其它的次优势菌门包括变形菌门、放线菌门和梭杆菌门等 [ 7 ] [ 8 ]。肠道菌群能够通过对抗病原体、调节机体代谢、参与肠道屏障及免疫系统的形成，维护机体的内环境稳态及健康，因此又被称为内分泌及免疫器官 [ 9 ]。 正常生理状态下，肠道菌群与机体保持着一种互利互惠的动态平衡。人本身的遗传基因、生活习惯、以及罹患各种疾病等因素都会引起肠道菌群的改变。微生物紊乱主要表现在肠道微生物群在种类、数量、比例、定位和生物学特性的变化 [ 10 ]。肠道菌群的组成与变化可以和人类的许多疾病联系起来，例如菌群失调不仅会导致腹泻、便秘等消化系统的功能紊乱，还可通过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多种途径引起全身性的病理反应，影响肠外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肾病、免疫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总之，肠道菌群和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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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代谢综合征与脑卒中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俨然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因此，研究脑卒中的预防及控制，形势异常严峻。MS作为包含脑卒中多重高危因素的聚集症候群，引发了人们对慢性代谢性疾病以及危险因素聚集的关注和重视。Kazlauskienė等 [ 11 ] 研究表明，MS患者发生卒中的风险为非MS患者的2倍多，并且随着危险因素的增加，脑卒中的发病风险会逐渐增大。同时脑卒中合并MS患者卒中复发的风险比非MS患者高43% [ 12 ]。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MS的各个成分之间相互作用，促进机体代谢紊乱加重，导致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一步促进脑缺血的发生、缺血性脑组织面积的扩大以及阻碍血管再通的进程，影响脑卒中的发生及复发。因此，针对MS各成分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是脑卒中预防和治疗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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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菌群失调与代谢综合征 MS作为一组复杂的代谢紊乱症候群，不仅是脑卒中的独立高危因素，也是复发性脑卒中的强预测因子。尽管过去关于MS的定义有很多个标签，且代谢异常成分尚未完全统一，但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代谢综合征是指人体内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通常表现为肥胖、高血糖、高血压等。 4.1. 菌群失调与肥胖 肥胖作为MS的始动因素，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因此针对肥胖症病因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涌现。肠道菌群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影响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Zuo等 [ 13 ] 2011年在国内开展的一项关于肥胖人群肠道菌群的临床研究表明，肥胖组产气荚膜梭菌和拟杆菌的含量较正常组明显降低。相关的动物实验也是层出不穷，一项经典的动物研究表明，在同种富含脂多糖饮食的情况下，遗传性肥胖小鼠、瘦小鼠和野生型小鼠相比，肥胖小鼠的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的丰度相对增加，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降低 [ 14 ]。另外，学者们也注意到，尽管无菌(GF)小鼠的热量摄入较高，但它们似乎对高脂饮食喂养所导致的体重增加具有抵抗力，因为它们的体重远不及常规小鼠。有趣的是，通过对GF小鼠进行粪菌移植研究表明，与接受瘦供体移植的GF小鼠相比，接受肥胖供体移植的GF小鼠的体重增加更多，这表明肥胖表型可通过菌群移植而传播 [ 15 ]。总之，上述研究均支持肠道菌群改变和肥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菌群失调是肥胖的“因”还是“果”尚无明确定论。 近年来，肠道菌群以及菌群来源的脂多糖(LPS，又称内毒素)介导的慢性低度炎症在肥胖症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LPS是革兰氏阴性菌外膜的主要成分，也是典型的炎症诱导物质 [ 16 ]，可引发代谢性内毒素血症。高脂饮食使血浆LPS水平增加5倍 [ 17 ]。另外也有研究提出肠道菌群可通过内源性大麻素(eCB)系统参与能量稳态、食欲调节、胃肠动力和炎症反应的调节，在肥胖及相关代谢内毒素血症中发挥作用 [ 18 ]。 4.2. 菌群失调与糖尿病 临床中90%~95%的糖尿病患者为2型糖尿病(T2DM)，其本质是进行性胰岛β细胞功能丧失及胰岛素抵抗引起的一组糖代谢异常的多因素疾病，受遗传、饮食及多种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事实上不论是关于糖尿病的动物实验还是临床试验，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在T2DM的发生发展中有着密切的联系。Li等 [ 19 ] 对比40只T2DM组SD大鼠和正常组SD大鼠发现，T2DM组SD大鼠肠道内的大肠杆菌和肠球菌明显高于正常组，而T2DM组的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明显低于正常组。通过给糖尿病小鼠补充益生元来改善肠道菌群失调情况后发现，患者的葡萄糖耐量和低度炎症反应明显改善 [ 20 ]。另一项临床研究表明 [ 21 ]，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T2DM患者的肠道菌群状态为中度肠道生态紊乱，肠道内一些产丁酸盐的细菌丰度普遍降低，如罗氏菌属、柔嫩梭菌等。多种条件致病菌丰度增加，如梭菌、梭状芽孢杆菌等，同时一些硫酸盐还原反应、抗氧化应激等微生物功能也有所增强，进而引起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升高 [ 22 ]。 尽管肠道菌群失调诱发T2DM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学者们普遍认同的一个机制是肠道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CFA)系统，它是由结肠中的菌群发酵膳食纤维和抗性淀粉所产生，主要包括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 [ 19 ] [ 23 ]。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肠道中产SCFAs的菌群减少，进而导致SCFAs的含量下降 [ 24 ]。SCFAs能够通过多种机制引起胰岛细胞功能受损，导致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和胰岛素抵抗。它主要的作用机制包括：1) SCFAs可通过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CRs)家族调控胰腺β细胞分泌胰岛素以及肠上皮L细胞分泌PYY和GLP-1，导致糖代谢和脂代谢异常。2) 肠道中低水平的SCFAs导致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的抑制作用减弱以及诱导T细胞转化为调节性T细胞的能力减弱，引起促炎因子(如IL-8、TNF-α)和抗炎因子(如IL-10)的分泌失衡，导致慢性低度炎症，加速糖尿病的进程 [ 25 ]。 4.3. 菌群失调与高血压 高血压是公认的脑卒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关于肠道菌群参与血压调节的报道早在1982年就有相关研究提出 [ 26 ]，近年来更是有大量研究阐述了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影响高血压的进程。Yang等 [ 27 ] 进行的一项动物实验表明，与正常小鼠的对比发现，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以及慢性血管紧张素II输注导致的高血压大鼠模型中，均观察到肠道菌群的数量及丰度显著降低，F/B比显著增加，且产乙酸盐和丁酸盐的菌群丰度减少、产乳酸盐的菌群体丰度增加。临床研究显示 [ 28 ]，在高血压前期和高血压人群中，微生物丰度和多样性均显著降低，并且进一步发现了可能对高血压前期及高血压人群最具有鉴别能力的菌群——普雷沃氏菌，肠道菌群分布的差异揭示了高血压前期和高血压人群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深刻变化，暗示了肠道微生物在高血压发展中的意义。 既往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调节肠道代谢、胃肠和肾脏离子转运以及盐敏感性来影响血压，这些机制当中研究的相对较为透彻的为短链脂肪酸系统(SCFAs) [ 29 ]。血液中的SCFAs主要通过作用于血管平滑肌细胞上的嗅觉受体78 (Olfr78)和蛋白偶联受体41 (Gpr41)这两种受体来影响血压，SCFAs作用于Olfr78升高血压，作用于Gpr41降低血压。正常情况下，升压和降压作用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当菌群失调，SCFAs含量异常时，平衡被打破，导致血压的异常。另一个关键的菌群代谢产物胆汁酸也可直接与宿主相互作用而影响血压。初级胆汁酸在肠道内经菌群加工成次级胆汁酸后，可通过激活胆汁酸受体、法呢样X受体(FXR)等来影响心血管功能 [ 30 ]。其次高盐饮食也可通过诱导肠道菌群依赖的辅助性T-17细胞导致高血压 [ 31 ]。 尽管肠道微生物群是一个新的不断发展的领域，但目前的证据强烈支持肠道菌群在人体代谢及神经系统中的整体作用。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宿主的能量代谢、胆汁酸代谢、胰岛素抵抗、食欲调节及肠道屏障完整性等，每一条途径都可能为菌群干预的精准靶向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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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菌群失调与脑卒中 肠道菌群与脑卒中的交流是一种双向通讯信号通路。众多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作用于脑卒中的发生发展过程。除了上文所描述的作用机制外，肠道菌群还可通过其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TMAO)影响血小板高反应性和介导泡沫细胞形成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增加脑卒中的风险性 [ 20 ]。Benakis等 [ 10 ] 研究表明，经过抗生素预处理后的脑卒中小鼠脑梗死面积减少60%，说明肠道菌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抗炎作用来影响脑卒中的预后。另一方面，卒中后大脑也可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肠道菌群。其中一种途径是中风后应激反应导致肠道蠕动减少，菌群失调。另外，应激反应还可通过作用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增加肠道通透性，从而导致肠道菌群易位增加，引发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卒中后感染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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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粪菌移植 到目前为止，益生菌和益生元是使用最广泛的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而改善代谢失衡的策略，但很多新近研究支持粪菌移植(FMT)是调节肠道菌群更为有效的方法。FMT疗法是将健康供体的粪便制剂注入患者的胃肠道内，直接改变受者胃肠道的菌群成分，以恢复肠道菌群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 32 ]。FMT以能够有效治疗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而闻名，目前被实验性用于治疗胃肠疾病(如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等)以及胃肠道以外的疾病(如慢性疲劳综合征、帕金森病等) [ 33 ]。一项通过FMT疗法治疗代谢综合征的临床试验表明，受试者的胰岛素敏感性在接受治疗后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 34 ]，但迄今为止，关于FMT治疗脑卒中的临床案例尚无报道，仅有部分动物实验表明FMT可改善脑卒中的预后。除此之外，FMT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FMT的长期效果尚不明确，可能会引起传染病的传播，以及腹泻、发烧等一些轻微的症状 [ 35 ]。因此，针对FMT安全性、有效性及可行性的评估仍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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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对肠道菌群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在慢性代谢性疾病以及脑卒中的预防和治疗中的价值也逐渐地凸现。以肠道菌群为靶点的新兴治疗方法：抗生素干预、微生态制剂以及粪便菌群移植等治疗方式给MS以及脑卒中患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尽管如此，肠道菌群与脑卒中合并MS之间的作用机制仍未完全阐明，以肠道菌群作为治疗靶点的临床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在人类脑卒中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是未知的，未来仍需要我们用大量的动物及临床研究来探索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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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已经造成了全球大爆发、大流行，新冠肺炎患者的研究和临床观察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主要靶点是肺。雾化吸入作为一种以肺为主要靶器官的直接给药方法，在治疗呼吸系统相关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针对于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态势，雾化吸入用药的优势尚未被有效利用，本文旨在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对雾化吸入用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期间雾化吸入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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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已经造成了全球大规模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其为大流行 [ 1 ]。据报道，有症状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表现为发热、干咳、气短和肌痛。死亡率主要源于急性肺损伤、呼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等关联疾病。死后评估的病理报告描述了双侧弥漫性肺泡损伤，伴有水肿、肺细胞脱落、透明膜形成和大量肺栓塞 [ 2 ] [ 3 ]。它的初期症状常表现为咳嗽和发热，大约8天后，20%的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大约10%的患者会出现肺部炎性浸润 [ 4 ] [ 5 ]。大约25%的住院患者在症状出现后的第10~12天出现ARDS [ 5 ]。新冠肺炎患者的研究和临床观察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主要靶点是肺 [ 6 ]。雾化吸入作为一种以肺为主要靶器官的给药方式，具有起效快、用药量少、局部药物浓度高、应用方便及全身不良反应少等众多优点，已被作为呼吸系统相关疾病重要的治疗手段 [ 7 ]。目前，针对于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态势，雾化吸入用药的优势尚未被有效地利用，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雾化吸入途径也被认为存在着增加COVID-19传染的风险 [ 8 ] [ 9 ]，本文旨在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对雾化吸入用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期间雾化吸入用药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