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3.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之探讨 社会主义是不是本身就代表一个方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就是共产主义吗？当然会有人这么去理解，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是从思想理论看，“社会主义”源自个体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主观构建的理想社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不同个体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二是从现实看，叫做“社会主义的国家”各有各的作法，如，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又如，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朝鲜有朝鲜的社会主义方向，中朝两个“社会主义”的分歧远远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分歧；三是即便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到底是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在实践中、在问题导向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而构建的修正的共产主义？所以，很有必要探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个命题。 3.1.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拷问 3.1.1. 可以归纳和演绎的社会主义 可以归纳和演绎的社会主义是指以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苏联、南斯拉夫、东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等，都具有这个鲜明特征。这类社会主义既可以归纳也可以演绎，即有这个特征的就叫社会主义，没有这个特征的不叫社会主义，姓“资”姓“社”泾渭分明。可以归纳和演绎的社会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做了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启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革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不是原来那种本本、教条的可以归纳和演绎的社会主义了。 3.1.2. 不可以归纳和演绎的社会主义 一提起社会主义，人们很自然地追溯到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托马斯·莫尔虚构的国家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绝对的宗教宽容，但不容忍无神论，有秩序和纪律，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而并非自由的社会。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全单照收托马斯·莫尔所虚构的社会主义。从16世纪~17世纪的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杰拉德·温斯坦莱，到18世纪的让·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到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再到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等流派，“社会主义”从思潮到实践的共同社会基础是社会矛盾激化对立，共同的情感基础是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悲悯，共同的目标是改变残酷现实，构建一个理想社会。然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每一个人心目中预设的理想社会无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众多思想家、实践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形形色色的，内部分歧甚至斗争也非常严重，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评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德国纳粹也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因而，不同思想者的社会主义、不同实践者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归纳与演绎。比如，我们难以从当前叫做社会主义的国家归纳出社会主义的共性，也不可以从当前的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抽取一个本质属性，用其本质属性去演绎推理出哪个国家就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民间也有人认为北欧是社会主义，可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社会主义”完全是由领导集团自己命名。因而，现在如果还以“社会主义”作为斗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不大合时宜，历史上也发生过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发生过纷争(可谓社会主义斗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中国特色”这个前缀，本身就意味着既不去归纳，也不去演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国情，在实践中、在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中自主构建的。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理想的理想主义向理想的现实主义跨越 “理想的理想主义”和“理想的现实主义”是日本学者山胁直司在《“全球—地域”公共哲学的构想》一文中提出(见《21世纪公共哲学的展望》(2009年版)第1~30页)。笔者认为，将“理想的理想主义”套用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则属于“理想的现实主义”再恰当不过。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现了由“理想的理想主义”向“理想的现实主义”转型(如表5)。 关于“理想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山胁直司是这么描述的：“理想社会(应该)的追求→现实社会(存在)的误解乃至轻视→对理想社会(应该)实现可能性的(超)乐观主义” [ 6 ]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的确具有这个特征，尤其是受苏联模式和“冷战”国际背景的影响更加强化了脱离现实的超乐观主义。 Table 5 Ideal and Realistic Structural Model (modified by Yamawaki Naoshi 理想 现实 理想 理想的理想主义：乌托邦 理想的现实主义 现实 现实的理想主义 现实的现实主义：太儒主义 表5. 理想与现实结构模型(据山胁直司修改) “理想的现实主义”即是“理想社会(应该)的追求→现实社会(存在)的分析→理想的实现可能性(能够)的深思熟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回归现实，重视现实，着眼现实，使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理想密切对接现实，在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中逐步现实理想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拷问并没有给社会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理性地给了一个否定式的回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采取“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检验和摸石头过河的实践办法来化解无谓的争论，正是邓小平同志的务实，注重夯实实践基础避免空谈理想，从此，中国共产党人边实践边总结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 2015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伦敦金融城演讲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 [ 7 ] 。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摆脱了与现实脱节空谈理想的教条主义，实现了由理想的理想主义向理想的现实主义跨越。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探讨 据前文论述，“社会主义”并不代表一个确定的方向。当我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并非使人们感觉方向更加清晰，而是更加令人模糊得摸不着北，甚至于有人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搬出“本本”、“教条”疯狂制造话语霸权，往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引，不禁令人产生走回头路的疑虑和恐惧，好在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到“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可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很有必要、非常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有也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并且必须表达得更加准确、没有争议。 实际上，上文的论述也基本表达了笔者所要表达的“方向”意涵即：1) 在公私观念上，到底是坚守“二元对立的公私观”，把实现“公一元化”，消灭私有制作为终极目的，还是转变为“动态辩证的公私观”，让多种所有制长期共同发展，党和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使好公权力、践行公权力的公有上，实现公与私的动态辩证发展？2) 在哲学原则上，是坚持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亦或长期游移于模糊状态，造成思想领域的信息不对称？3) 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是以消灭资本为终极目标(也许正确表述叫“消灭剥削”，但消灭剥削必然消灭资本，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的)，屏蔽全球化，重新固步自封，还是不断壮大资本，通过资本运作参与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4) 在主体互动模式上，是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体系，诱导人们去追求“彼岸”，还是单纯从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出发，构建依靠信任支撑的“反脆弱”的动态有机的体制机制。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够含糊其辞的，含糊其辞反而会出现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是内部本身就有“意识形态”巨大争议与对立；二是从外部压力看，人家更容易抓理论体系内部自相矛盾的“软肋”而指手画脚，使我们处于“挨骂”的尴尬境地。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讨论共产主义和以价值观定义理想社会的问题。 3.3.1. 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 关于共产主义，我们是要去构建一个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一个修正的共产主义？ 如果是构建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那就翻出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对照本本，依葫芦画瓢，无视以前我们共产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来不去对接现实、联系实际，不断地从文本到文本反复循环引证，制造出各种各样陈词滥调的教条，进行空洞说教，到一定的时候，再来一次“公一元化”运动，消灭资本，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有人解释“左”和右就是这样比方的—“好比十月怀胎，早产就是‘左’，迟产就是右”。看来，以前的“左”只是没到时候，早产了，我们还要再来一次不早不迟、不“左”不右的公一元化运动？因此，人们担心以“共产主义”之名重走老路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把共产主义当成理念来经营，那就要不断地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中总结教训、修正错误、更新观念。比如，1) 公共基础设施就是“共产”；2) 怎么确保每一个公民能够平等地分享自然资源的权益——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3) “共产”的目的就是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共享”理念就与共产主义的要求一致；4) “非公”经济体也创造社会财富并纳税，本身就具有公共属性，如果没有丰富多彩的社会财富及不断增加的财政税收，人民还共享什么？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消灭“非公”；5)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手段使私人财富在消费、流转、继承过程中部分地转变为公共财富，通过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使民众能够更公平地分享公共财富……这些不是共产主义理念是什么？坚守理念、贴近现实、转变观念，共产主义就不会是虚无飘渺的东西。 3.3.2. 关于以价值观定义理想社会的思路 前文分析的结论是，不宜再以二元对立的“公”与“非公”作为定义社会主义的边界，而应该坚持“公”与“私”的动态辩证发展，通过“活私开公、公私共济”做大公共财富蛋糕，在主体的动态互动中运作好公权力、实现好“公共性”，这就必然涉及社会主义在动态发展中重新定义的问题。笔者认为，以可识别的价值观定义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思路。 西方哲学讲的“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然而，客体满足主体需要属性之“价值”不能推理出纳粹必然是恶，却可以证成疯狂侵略和杀戮是希特勒追求满足自身需要的“应该” [ 8 ] 。我们讲的价值观肯定不能遵循这样的逻辑。 其实，政治哲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要解决好主体间的关系问题，如阶层关系、劳资关系、交易关系、民族关系、组织间关系(包括国家间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乃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等等。这些都不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应该直接从主体间关系善这个角度定义“价值”和“价值观”。主体间关系善的价值，要求主体善待主体，它既反映出主体自身的“善”(爱、怜悯、仁慈、友善)，也构建有序的“善”的主体间关系及和谐的社会状态。这类价值不可能由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之类的价值定义推论出来，其逻辑起点只能是“待人如己”、“推己及人”，这正与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一脉相承。所以，理想社会就可以从这类价值出发进行建构，如确立平等、自由、公正、诚信、友善、尽责等为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示范性的价值观，当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通过这类价值观去设计制度体系(民主、法治就是实现这些价值观的制度性手段)，进而导向行为，实现了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应该朝这个方向定义。如果以基于主体间关系善的价值观定义的社会主义伴随中国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日益完善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那么以中国为蓝本社会主义就可能重新成为新的既可以归纳也可以演绎的社会主义，这何尝不是中国给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