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通过数值模拟计算，我们发现两栋前后串列的高层建筑之间存在显著的风荷载气动干扰。与单体建筑相比，串列高层建筑附近压力分布以及流场特性发生力很大变化。上游建筑所受气动干扰较小，而下游建筑受上游建筑的影响显著，尤其是迎风面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小于背风面压力的情况，从而致使顺风向平均阻力作用为负。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文学创作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和完成的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书信体小说是由一个或者几个人物写的书信来推进叙述的小说。在出现多个书写者的书信体小说中，作者可以通过各位人物作者的书信对于同一事件进行记录、描述以表达多种观点；也可根据情节需要变换人物作者的叙事方式，建立其所需的时间场。《危险的关系》是法国作家拉克洛的力作，作者凭借自己高超的写作能力，用175封信将整个复杂的故事内容近乎完美地表达出来，一封封看似不经意的信件不断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本文将借助叙事学理论中叙事时间对《危险的关系》进行赏析，共同领略书信体小说叙事时间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书信体小说，叙事学，叙事时间，情节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谈到书信要素，无外乎写信人、收信人、写信地点及日期，主体自然是书信正文内容。我们平日读信，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聚焦到信件具体内容上。 其中单封书信情感多大于载体，但当多封零散的书信被整编起来后，情况变得复杂：一种是书信集，整理者通常按照自然时间顺序排列信件，书信篇目之间只在某一特定阶段会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比如《爱眉小札》，徐志摩与陆小曼由相识、相知至相恋的过程，反映在当时的书信中便有一种内在的情感发展脉络。而在大多数文献资料汇编形式的书信集中，书信的编排缺乏必然的因果联系，多是随性而为的写作，且大多为后人所整理出版，诸如《毛泽东书信集》、《鲁迅书信集》、《梵高书信集》等。 如果说这种依据时间的编排方式相对客观，那么另一种形式书信体小说，则处处体现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尽管书信体小说中的书信基本也按照自然时间顺序排列，但更多时候作者予以精心设计，书信篇目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联系。有时，小说作者为了达到某种叙述目的——比如造成多位书写者之间的误会，使情节更为曲折或达到讽刺等叙述效果——会有意地安排时间空白或是打乱信件的时间顺序。在书信集中，书信往往只是书写者日常生活行动和思想情感的“记录”或是“注解”；而在小说，尤其是对现实生活如实仿制的小说作品如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里，人物的书信和对话常常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作因素，如《危险的关系》所述，“每一封信既是叙述的手段，又体现情节的发展” [ 1 ] 。一言以蔽之，书信集重在“编”，而书信体小说则重在“造”。 那么作者如何“造就”书信体小说？每封信之间有何种关联？作者又是如何巧妙安排叙事时间来推动故事情节呢？笔者希望能站在更为客观的角度研读文学文本，探求其文学性及价值，感受书信体小说艺术魅力；因此本文选取法国作家拉克洛的小说《危险的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为例，借助叙事学中叙事时间理论，基于小说文本对其叙事时间与情节进行分析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2. 《危险的关系》与叙事时间 《危险的关系》是法国18世纪作家肖德罗·德·拉克洛的代表作，讲述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Merteuil)和德·瓦尔蒙子爵(le Vicomte de Valmont)两位情场高手在巴黎社交界交手，害人终害已的故事。从一封封信中，我们读到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女塞西尔因瓦尔蒙变成沉迷性爱的傻瓜；同时，对塞西尔怀有深深爱意的年轻骑士投入梅尔特伊的怀抱；德行化身的都尔维尔院长夫人最终把她的虔诚奉献给瓦尔蒙的谎言。我们无奈地看着主人公们迅速堕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被处心积虑地摧毁。 《危险的关系》可以说是集书信体小说之大成，所涉及的人物关系、时间艺术远超过18世纪风行一时的其他书信体小说。全书共有13位人物通信，从17XX年8月3日至12月27日，不到150天的时间，总计书写175封信件。小说作者拉克洛通过精心设计安排叙事时间，将每几封书信起承转合组成一个小事件，事件和事件平行交错，高潮迭起。 文学创作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和完成的艺术。书信体小说同样是在时间的支配下进行。然而与其他被看为时间的艺术形式如音乐相比，叙事文的时间性更为复杂，其具有双重时间序列的转换系统。对这时间双重性，德国理论家们用erzählte Zeit (故事时间)和Erzählzeit (叙事时间)的对立来表示 [ 2 ] 。其中，“故事时间”指文本叙事中时间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自然的时间状态，遵循物理时间的线性发展脉络，而“叙事时间”则指叙事文本中事件所呈现出来的人为的时间状态，它是作者对故事事件进行重新编排加工后提供给读者的文本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书信体小说的内部叙事有其特殊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为经典叙事学所忽视的“人物作者”，如《危险的关系》中梅尔特伊、瓦尔蒙。他们使得小说出现了双重主人公——小说作者的主人公与人物作者的主人公。由于我们即将探讨的是书信体小说中小说作者拉克洛对于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所以本文不会细化到具体人物作者的写作行为。
system: [SYSTEM]

user: 3. 叙事时间与情节发展概览 要探讨书信体小说时间上安排，关乎到上文所提及“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并由此引出时序(order)、时距(duration)与频率(frequency)三个概念。 首先，叙事时序回答的是“什么时候”，通常用首先、其次、最后等时序词来表示。其间包含故事时序和叙事时序。其中故事时序按照实际发生而列，自然天成，固定不变；叙事时序则是人为的编排，变化多样。二者之间的对比在叙事文本中形成了顺叙、倒叙和预叙的时间排列方式。 书信体小说的叙事时间可以概括为“即时–倒叙”形式，即事件通常在事后得到讲述；与此同时，事件给人物带来的心理影响和情感反映却以一种即时的方式呈现出来，具有即时记录的真实效果。在这175封信中，信件内容多为人物作者记录当下情景，或是对当天甚至之前的事情进行复述及评论；这类信件逻辑清晰，写信目的即再现当时情景，比如小说第一封信——塞西尔将自己误把鞋匠当男伴的故事，及时告知修道院好友索菲；再如梅尔特伊为使瓦尔蒙嫉妒，在信件中讲述其勾引军官普雷旺并使其身败名裂；又如沃朗热夫人每天在照顾完受情伤而疯癫的院长夫人后，随即将院长夫人的身心状况告知罗斯蒙德夫人，均采用“即时–倒叙”的写作方式。 有的信件系同一天里不同人物作者书写，平静的表面下是风起云涌，当塞西尔正与索菲夸奖好友梅尔特伊，梅尔特伊已经同瓦尔蒙定约实施报复。我们选取8月20日那天的信件为例，20日共发出六封书信，涉及七个人物，五对关系，信件分别是塞西尔告知索菲为当瑟尼的事情为难；塞西尔致当瑟尼希望两人保持朋友关系；梅尔特伊致瓦尔蒙协商定约；瓦尔蒙复信梅尔特伊讲述自己行善的故事；院长夫人向沃朗热夫人讲述瓦尔蒙的行善事迹；瓦尔蒙向院长夫人表白。作者选取这一天让几位主要的人物同时展开自己的叙述，如此一来为小说读者提供了一幅共时的叙述场景。在这个共时的时间场景中，人物作者们为着自己的叙述目的向不同的人物作者发出信息，同时，每一个信息都带着行动指向性，都蕴含着故事情节将要发展的方向。尽管8月20日这个日期本身不重要，但将大部分情节线索的开端都系于这一天，还是表明了情节的集中性、复杂性和紧张性。随着书信的增加，故事情节也将进一步推进。 其次，叙事时距回答的是“多长时间”，考察故事时间在叙事时间中所占的时间比率，借用热奈特的说法，即“根据故事的时长(用秒、分、小时、天、月和年来测定)与文本长度(用行、页来测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 [ 3 ] 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长度之比，从而形成省略、概述、等述、扩述和静述这五种叙述运动。书信作者为了达到某种叙述目的，会通过不同叙述运动方法建立自己的时间场，从而强化自己的话语权。按照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话语一方面隐藏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欲望的语言，这两者借助话语实现自身，又必须在通往目的的过程中掩盖自身的存在。由此，为保全自己在事件中的主导性以及权威，书信作者在回述事件时总会掂量轻重，重新整理出利己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其中两种时间基本吻合的叫做等述，这种安排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和画面的逼真性等特征。在表现人物意识活动时也有明显的优势。它能够生动地记录人物的随意联想，使叙述显得混杂而又逼真；概述则叙事时间短于故事时间；扩述则相反，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叙述者缓慢地描述事件发展的过程和人物的动作、心理。尤为擅长描述人物的意识活动；省略指叙事时间为零，故事时间无穷大；静述相反，故事时间为零，叙事时间无穷大。 再次，叙事频率回答的则是“是否经常”。研究发生的次数与叙述次数的关系，包括一次叙述发生一次的事件、几次叙述发生几次的事件、多次叙述发生一次的事件及一次叙述发生多次的事件。其中“多次叙述发生一次的事件”更容易反映出事件的多样性和风格的丰富性，增加阅读的难度，调动读者参与的积极性。从叙事频率角度来说，书信体小说中的叙事频率往往呈现多向多次回放型。因此，有时我们会看到几位人物作者会就同一件事分别给各自的人物读者写信叙述自己对此事的看法，重大事件往往会被不同书信作者多次提及，这类信件的分析相对复杂。比如说贯穿全文的瓦尔蒙勾引都尔维尔院长夫人的剧情，梅尔特伊和瓦尔蒙两人大多数信件都在重提整个赌注的进展情况，属于高频话题；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们两人所谓的“爱情”展开的。总之，在组信式书信体中，每位书信作者都有自己的时间观，并从自己的聚焦点出发，对同一故事的进程进行自己的编辑，这样一来，同一故事就得到不同主体多次叙述，信息量增加的同时，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的表达中呈现出不同状态，情节也得以往纵深方向发展。
system: [SYSTEM]

user: 4. 叙事时间与情节发展分解 以下我们将以小说《危险的关系》中瓦尔蒙最终征服都尔维尔院长夫人事件为例，作叙事时间具体分析。该事件来龙去脉共涉及五位书信作者，分别是梅尔特伊、瓦尔蒙、都尔维尔院长夫人、罗斯蒙德夫人及昂塞尔姆神甫，同一事件，五个视角，叙述侧重点出现极大偏差。 事件首先要追溯到10月25日昂塞尔姆神甫致信瓦尔蒙，帮助他约好了下星期四前往院长夫人府邸拜访。信件中除了提及约定时间与地点，神甫大篇幅用于劝导。在神甫的时间场，叙事重点集中到救赎本身。叙事时序上采用倒叙的手法；叙事时距上采用概述故事结果，叙事时间多于故事时间。拉克洛之所以这样安排昂塞尔姆神甫的措辞，一是神甫并不知道两人的暧昧情史，信息完全不对等，只是听信瓦尔蒙一面之词帮其安排见面；最主要是神甫的职业习惯让他不由自主地进行规劝，单纯地想要拯救信徒。这封信是昂塞尔姆神甫在本书中的唯一书信，不料却成为了院长夫人悲剧的直接推手，点燃导火线。在神甫通知瓦尔蒙的同一天，原本已不太冷静的院长夫人当晚更是迫不及待地给罗斯蒙德夫人写信讲述这一约会，罗斯蒙德夫人待她亲如其母，同时也是瓦尔蒙的姑妈。这封信内容毫无逻辑性，却生动地体现出院长夫人内心难以按捺的狂喜却又极度纠结，徘徊在情感与理智之间。 自此直到下星期四，拉克洛没有再安排任何往来信件，形成一个巨大的时间空白，中间发生的林林总总我们毫不知情，可谓吊足读者胃口。那么事情是如何连贯起来的呢？拉克洛将整件事情设置在10月29日瓦尔蒙致梅尔特伊的信件里再现。读者读完那封信后会恍然大悟。故事情节也就此进一步往前发展。 瓦尔蒙的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上万字，十分骄傲地向梅尔特伊讲述院长夫人最终委身自己的全过程。信件第一句写道“我战胜了她，这个高傲的胆敢自认为可以抗拒我的女人！” [ 4 ] ，之后详尽描写了两人的对话、推搡等等细节。在这封信中，瓦尔蒙为建立自己的时间场，炫耀不易的胜利果实，展现自己的智慧魅力：叙事时序上采用顺叙法，事件脉络简单清晰；叙述时距上采用等述法，再现事件的始终，一吐几个月以来内心的隐忍；中间偶尔插入叙述者自己的评论，然而自我评价与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使整件事更显荒诞与龌龊。 接下来一封信是罗斯蒙德夫人10月30日回复院长夫人10月25日的信件，由于写上一封信引起疲劳，罗斯蒙德夫人的风湿痛复发，所以时隔五天才回复。这封信大篇幅地称赞院长夫人的英勇与执着。然而事实是在这五天内，事态发展之迅速恐罗斯蒙德夫人所不能料及，院长夫人早已沦陷。罗斯蒙德夫人的信件采取的叙事方式如同神甫，由于不了解事件始末，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更多地是赞扬院长夫人兑现允诺，没有做一点同她身份名誉不相称的事儿，信件时差让事情变得更加荒诞不经与讽刺味十足！ 10月31日时梅尔特伊回信瓦尔蒙，仅仅时隔一天，这与她平时回复很慢不同，这封信短小精悍，没有直接提及瓦尔蒙的“英雄事迹”，但话中有话，字里行间处处显现这位原本冷静理智的女人浓浓的醋意，她在信中说道“我有时自负我能一个人代替整个宫廷的妃嫔，但是我从来没有同意充当其中的一人” [ 5 ] 。 关于这件事情还有一次信件来往，分别是院长夫人11月1日致罗斯蒙德夫人承认自己的爱意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以及罗斯蒙德夫人11月4日回信表示理解但希望院长夫人还是不要陷得太深，两人要继续保持联系。由于都是同一事件的复述与评价，在叙事上书信者行文采用静述方式，叙事时间无穷大，将每位书信作者对此的态度显露无遗。总的来说，罗斯蒙德夫人较为冷静地看待整个事情，反衬出院长夫人的单纯与轻信。此外，这些信还与其后瓦尔蒙出轨后各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复信叙事时间安排，拉克洛使小说中的两条故事线索出现碰撞并最终走向高潮。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拉克洛把故事打碎，线索拆成一截截再编织，留下时间空白，使得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让读者自行想象。而这些书信时间空白期间正是现实中事件的发生，书信只是对先前事件的转述与评论。 不同书信作者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与感知，信的时差使情节呈现出一种戏剧性的讽刺：比如瓦尔蒙讲述行对善事件的各方态度；钥匙事件成功挑拨塞西尔和当瑟尼的感情，引起了塞西尔的一系列变化；被当作德行楷模的院长夫人沦陷瓦尔蒙后，好友罗斯蒙德夫人还称赞她的英勇与执着。一部分人明白，一部分被蒙在鼓里，反讽意味十足，而真相就是在书信作者们的信件中无意披露的，情节前呼后应，不断编织成一个大网。比如，读者就是通过当瑟尼致罗斯蒙德夫人的信件，了解到各位主人公的最终结局的。此外，有的信件不仅是整体事件的重复描写，甚至是一些用词的重复提及。比如，梅尔特伊因为嫉妒瓦尔蒙爱上院长夫人的事实，同时对他信末采用“那件大事”的说法很是敏感，在回信中大肆嘲讽，这些小细节累积起来最终触怒了瓦尔蒙，导致两人决裂。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语 总体来说，书信体小说通常以描绘人物内心世界为主，其实从叙事方法来讲，就是如何记录时间的问题。书信时间不仅是显性地写在书信末端，而且隐性地藏身于字里行间。在书信文学中，拉克洛书信体小说《危险的关系》的结构编排与书信剪辑，可以说是远胜于任何一本通常以联篇累牍的说教与没完没了的滥情为主的同一体裁作品。 拉克洛将叙事时间与情节发展两者巧妙进行处理，尤其在于某些相同事件的叙述时间差，书信作者描写的是自己当下的状态，收信人所得到的信息是滞后的信息，甚至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信件；而滞后信息及没有收信的情况，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时间巧合，事实上都是作者巧妙设计；以此达到戏剧性、讽刺性的效果，使得小说人物之间“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甚至是“危险”，从而深刻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如今，尽管书信随着网络时代到来没落，但书信体文学作品天然可以架设迷局，其叙事魅力永存。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斯图亚特·霍尔被喻为“文化研究之父”，他所建构的“文化表征”理论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融入表征概念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表征理论，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同时，以表征为内核思考其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发挥的作用，不断地反思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 关键词 :文化的表征，符号，话语，权力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斯图亚特·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与思想集大成者，被喻为“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所建构的“文化表征”理论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因时而变，结合他所处时代的情况和变化——由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的整合过程，不断地反思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就霍尔的理论而言，“文化表征”是其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核，表征涉及到意义的生产、符号的编码、消费的解读等一系列社会文化运作方式，对于洞察和探寻社会生活领域内发生的诸种文化事件、文化的运作方式、文化的功用和地位、文化身份及文化霸权等问题，确不失为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system: [SYSTEM]

user: 2. 文化、表征与意义 在《表征：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的前言部分，霍尔首先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表征与文化有何关联。“文化”向来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难以解释的概念之一，有很多不同的界定方式。对文化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雷蒙·威廉斯将文化概括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主要指向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第二种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即作为智性与想象作品的文化；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 1 ] 。威廉斯对第三种文化的解释，影响最为深远，“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超越了利维斯的精英主义传统，将文化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文化走向民主化和大众化，消解和模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然而，威廉斯倾心文学形式批评的研究方式，使其不能从更加具体、实际的社会化角度阐释文化方式和文化实践，无法回答“文化如何被建构”、“如何解释文化差异”、“文化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霍尔提出“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 [ 2 ] 的概念，认为文化指涉的是“共享的意义”，即不同群体同属于一种文化，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包括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在这层意义上，文化指涉社会成员之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其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对事物所言、所思和所感，即我们对事物进行表征，意义才能得以彰显。而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这里有两个相关的意义，“其一是表征某种事物即描述或模拟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形构出来；其二是指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 [ 2 ] ，这一描述性的界定，同时指出表征的表层意义和内涵指涉。继而，由此引出表征过程中的两个“表征系统”：第一个“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概念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这个系统使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到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由此，将事物、概念、符号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展示语言中进行意义生产的实质属性，这就是表征的整个意指实践过程。 就其外延而言，表征是对客观世界的象征符号；就其内涵而言，表征不是单纯的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一种文化建构，具有意指实践的功能。各种事物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意义并不存在人、物、事之中，也不在符号/语言之中，意义是被构造出来的，即“在表征的过程中生产意义”，以此形构我们的“共享的意义”和文化。表征的最终指涉是通向文化的表征，而文化是表征理论中最核心的要义，两者是两位一体的表述。表征和文化实是一种/一组意指实践，其本质性议题是“意义的给予与获得”。
system: [SYSTEM]

user: 3. 文化转向/从语言到文化：从语言学到符号学 霍尔把语言的意义表征的运作方式概括为三种途径，分别是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三种途径。在第一种反映论途径中，意义被看作是置于现实世界的个体、人、观念或事件中的，语言如同“镜子”一般单纯地反映或模仿已存在于彼和固定于世的真相的方式运作的理论，如同“模仿论”；第二种意向性途径认为说者、作者通过语言把他/她的独特意义强加于世界，语言的意思即作者认为各种事物的应有之义。这一理论有很明显的缺陷性。语言无法成为完全私人的游戏，若社会成员间用完全私人的语言表达自己，则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语言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社会系统”。第三种途径是构成主义途径，认为“意义是构建出来的”。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社会成员使用他们文化的、语言的各种概念系统和表征系统建构意义，使世界具有意义，并向他人传递有关这世界的丰富意义。霍尔明显地倾向第三种解释，认为构成主义的方法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分析的方法受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巴尔特的符号学以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 霍尔对表征、意义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阐述首先借助于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对索绪尔而言，意义的生产依赖于语言：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包括两个因素，一个称作能指，另一个称作所指，两者对产生意义都是需要的。他们不仅具有符号的任意性，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由所处的文化和维系表征的语言信码所决定。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作为一个系统的成员，在于系统的其他成员的关系(区别性关系)中被定义，马路红灯所意指的不是“红”或“红性”的特质，而是红与绿的区别。这一语言内的差异性标志，对意义生产是基础性的，即“能指间的各种区别承载着意义”。同时，符号的任意性也意味着一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完全受制于历史，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之中生产出来的能指和所指关系都有所不同。因而，不存在单一的、不可变的、普遍的“真实意义”。语言的非精确性和意义的历史性“滑动”，使“意义的获得”必须包括一个积极的解释过程，因此，在霍尔看来，读者在生产意义方面上与作者同样重要，每个被寄予和编入意义的能指都必须有接受者从意义上加以阐释和解码。 索绪尔将语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语言系统(langue)中的一般规则和信码，它来源于社会和成员间共享的文化信码，属于语言的“深层结构”；第二部分是使用语言的各种行为或表述，称之为言语(parole)，作为语言的“表层”。每个说者、作者只有与其他语言使用者在共享的语言系统中进行言语的表述，他们才能进行有效和有意义的交流。对言语的“科学地”研究只能依赖于封闭有限的结构性语言系统。 索绪尔的狭义语言学被广泛应用到各种文化对象和实践后，产生了以巴特尔为主要标识性人物的符号学方法及其文化转向(从语言到文化：从语言学到符号学)。潜藏于符号学方法背后的基本支撑点，即“所有文化客体都传送意义，而所有文化实践都依赖于意义” [ 3 ] ，文化对象和实践需要利用各种符号(像语言一样运作)，用一种符号学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巴尔特对能指与所指的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放在表征如何在第二个更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运作的。巴尔特将文化对象和实践的表征分析，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意指层，第二个层次称为含蓄意指层。能指和所指及其关系构成第一个层次上的意旨(这一层次是单纯的、基础的、描述性的层面)之后，反身作为能指又成为第二层次的部分，产生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复杂精妙的信息和意义。第一层次是索绪尔称为符号的语言学层面，后者是转向更广泛语义上的文化层次。因此，巴尔特认为表征“自身作为一个系统，包括表示成分(能指)、被表示成分(所指)以及使构成者与后者(词义)相结合的过程”。巴尔特又从衣着、图像、广告等文化现象进行符号学分析，提出“神话”概念，认为“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作为第一层次的语言符号在经过元语言(第二层次)神话化之后，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意旨功能”，这实际上是对事物的歪曲。第一层次的语言符号就不再是单纯的、具有广泛一致性意义的符号(直接意指层)，而是被赋予了基于社会和意识形态信息后呈现出看似“单一”、“明确”、“自然”的文化符号(含蓄意指层)。而巴尔特对神话的分析，目的在于还原或解释符号中被简化、被歪曲、被自然化了的背后信息和意识形态。
system: [SYSTEM]

user: 4. 话语转向/从语言到话语：话语、权力和主体 霍尔在吸收索绪尔和巴尔特的理论遗产的同时，也清晰地看到语言学和符号学方法的不足。“符号学似乎将表征过程局限于语言中，把它当作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系统……在符号学方法中，主体从语言的中心移开了。” [ 4 ] 霍尔在批判符号学方法的基础上援引另一个理论后援——米歇尔·福柯的知识社会学，将表征当作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来源，重视主体，社会实践和权力关系。语言–符号学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具有结构性的和相当静止的系统；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更倾向于把表征当作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来源，置于一个更开放的、以更内在的方式与社会实践和权力问题相关联的系统中。 霍尔通过三个话语概念串联起福柯及其话语表征理论：话语概念；权力与知识的问题；主体问题。 首先，福柯的关注点从“语言”转向了“话语”，他研究的不是语言，而是作为表征体系的话语。话语涉及的是“语言对知识的生产”。话语不单纯地指涉语言学概念，它涉及语言和实践。在福柯看来，话语构造了话题，并界定和生产了我们知识的各种对象。它控制着一个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它还影响着各种观念被投入实践和被用来规范他人行为的方式。福柯像符号学家一样，是一个“构成主义者”。但是他与符号学家不同，他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话语关心知识和意义的生产，意义和意义实践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因此，话语的概念不涉及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涉及意义从何而来。其次，霍尔理清了福柯关于权力的主要论述：知识总是和权力相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形式，后者隐含于前者中并被应用；与权力相联的知识一旦被应用于现实世界，就具有现实的效应，并且有权使其自身“真实”；因此，真理不在权力之外，而是“此岸世界之物”，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理的体系。关于权力的观念，福柯融入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内核，认为权力是循环的，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在公共政治领域，还是在家庭的和性的私人领域中)。霍尔称福柯将权力的实际运作以毛细血管运动与宏大的、总的权力金字塔相联系，因而，霍尔在文化研究中极力倡导建立一种微观政治学模式。再次，霍尔认为，福柯对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一个有完全意识的人，一个自主而稳定的整体，行为和意义的独立的真正来源——持深刻批判的态度。福柯认为“语言言说我们”，主体是在话语内产生的，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服从于由话语指涉的权力和知识的处置。此外，福柯从阿尔都塞对“个体”与“主体”的辩说中延伸出“主体–位置”的话语建构，认为主体被主宰于话语，个人只有在认同话语所建构的位置中，使自己受制于其规则，并因而成为其权力/知识的主题，才能获得意义。同时，随着工作的进展，福柯愈加关注“主体”问题，从“缺席的在场者”发展出“他者”的概念，对后来的“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后殖民文学研究等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中不是最早关注“表征”这一概念的人，但他对“表征”概念做出了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融入表征概念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表征理论。同时，以表征为内核思考其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发挥的作用，如对“文化的循环”的开创以及对文化身份、后文化霸权、等研究，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后殖民文学理论中“接合理论”、“族裔散居理论”、“文化身份认同理论”以及“差异的政治”和“表征的政治”等主题特质的认识。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水土流失是我国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不仅影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引起江河淤积、洪涝灾害频发等。水土保持是针对水土流失所进行的预防和治理措施，是维持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生产建设的重要手段，对保护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水土保持效益是水土保持技术方案及政策可行性评价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对进一步推进水土保持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近些年来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方面研究的分析，明确了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的基本方法及内容，如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评价模型的确定，旨在为今后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水土保持效益，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水土保持是指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减轻洪涝、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保障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或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术措施主要有工程措施(山坡防护工程、沟道治理工程、山洪和泥石流排导工程、小型蓄水工程)、生物措施(植物措施或林草措施，主要包括水土保持造林、水土保持种草、封育治理、固沙造林、固沙种草)和耕作措施(农业技术措施或农艺措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拦渣工程、斜坡防护工程、土地整治工程、防洪排导工程、降水蓄渗工程、临时防护工程、植被建设工程、防风固沙工程等8类。水土保持效益评价即是对已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给人类自身及其生态环境等带来效果的分析与评价，分析其是否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大小。 我国自1995年水利部颁布“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1995，简称“95”国标，后在2008年又进行了修订GB/T15774-2008)以来，水土保持效益计算才步入规范化。总的来说，水土保持效益包含的内容主要有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大方面。目前，研究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根据系统理论与系统工程方法建立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这是传统的和较为常用的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方法；第二类为非系统工程方法，即用一个具体的指标描述水土保持对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又以经济效益指标较为常见，当然也可以基于一些其他的具体指标。大部分学者用的最多的是第一种方法，即通过筛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模型，针对一些已开始发挥水土保持效益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分析评价，以判断所采取措施的适宜性和优劣性，以期作为以后布设水土保持措施的经验。
system: [SYSTEM]

user: 2. 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的目的 我国水土流失呈现流失面积大、分布范围广，流失强度大、侵蚀严重区比例高，流失成因复杂、区域差异明显等三大特点，水土流失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降雨、地形、土壤等能对水土流失调控起到重要作用的自然因子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并先后大面积推广了以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为主导的水土流失治理方法，其中主要有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等 [ 1 ] 。1993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水土保持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只要存在着水土保持活动，人们就会对水土保持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判定，以评判水土保持措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以及水土保持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否达到满意程度。因此，水土保持效益评价伴随着水土保持理论发展和实践的整个过程。 水土保持效益的分析与评价是衡量水土保持措施适宜与否、合理与否，以及到位与否的标杆，是检测对保持水土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贡献的大小，是对水保工作的一种肯定，对水保工作者的一种鞭策与鼓舞。通过效益评价可查明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识理解水土保持措施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机理及其区域适宜性，为制定修编进一步的治理规划方案提供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3.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与评价现状 3.1.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及前苏联地区对水土保持及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的科学研究开展较早，早期的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侵蚀控制与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评估水土保持措施在保持土壤肥力与提高农业产量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合理配置水土保持措施。1914年，美国密苏里大学米勒(M. F. Miller)教授首先建立了侵蚀小区，开始较系统的土壤侵蚀研究 [ 2 ] ，系统的小区试验证明了水土保持措施保持土壤的效果。Trimble (1999)、Walling (1999)等人根据水文观测与河流断面测量数据建立包括坡面侵蚀、河道冲淤与净输出等项的泥沙效益 [ 3 ] [ 4 ] 。另外刘孝盈(2006)对田纳西河、密苏里河及科罗拉多河的长期水文观测表明，20世纪30年代起各流域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程后，土壤侵蚀减少了38%~55% [ 5 ] 。德国的Authacheer等 [ 6 ] 提出了Cultivaim方法，利用该方法完成了对德国西南部地区水土保持效益的评估，评估了水土保持措施带来的农业经济效益。2005年Hernandez等通过测量不同试验块钾、磷、碳、氮等元素的含量，研究在贫瘠沙土上的橄榄园的水土保持效益，结果显示，有草本植物覆盖的地块碳、氮含量较高，说明了水土流失治理效果较好 [ 7 ] 。2007年Lambert等以经济指标和自然环境指标建立了水土保持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对水土保持效益进行了评价 [ 8 ] 。2009年Carter等通过检测作物轮作各阶段的耕地生物指标(C、N含量、植物寄生生物密度、生物多样性)和耕地物理状况指标(容积密度)来评估水土保持效益。 3.2. 国内研究现状 1987年水利部颁布了涉及效益计算的“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D238-1987)；1995年水利部颁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1995，简称“95”国标)，推动了水土保持效益计算的规范化。2008年，水利部顺应水土保持工作的新形势，修订颁布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15774-2008，简称“08”国标) [ 9 ] 。此外，为推动分析评价我国水土保持综合效益工作的进展，一些水保工作者和相关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效益评价的方法。如李智广等 [ 10 ] 利用前人选用的相关指标，按照指标含义进行分析与归纳，采用频数统计法选择了治理程度、土壤侵蚀量、人均粮食产量、人均收入、土地生产率、林草覆盖率、劳动生产率、产品商品率、资金产投比、地表径流模数以及投资回收期11个频度 ≥0.44的指标构成其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王军强等 [ 11 ] 在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与典型小流域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9个指标(治理度、林草覆盖率、土壤侵蚀模数、人均纯收入、劳动生产率、资金产投比、人均粮食、粮食单产、农产品商品率)作为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贾宁风等 [ 12 ]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3方面入手，构建了一个具有3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董仁才等 [ 13 ] 结合当前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新特点，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以生态系统功能、蓄水保土效益、环境保护程度、社会进步程度、经济发展能力和管理调控机制6个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康玲玲等 [ 14 ] 根据水土保持项目实施后可能引起的区域生态要素变化的实际，探讨了土壤理化性质、水质、林草植被盖度和小气候变化的计算方法与评价方法。此外如国铭 [ 15 ] 、闫超 [ 16 ] 、陈晓安 [ 17 ] 、杨睿 [ 18 ] 等对生产建设项目(主要由人为引起)水土流失防治的效益进行评价与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4. 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计算与评价 4.1. 水土保持效益指标体系的建立 水土保持效益指标体系的建立历来争议颇多，但大都是根据治理区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及经济状况等，结合近期所开展的水土保持治理对当地的水土资源、生态、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大小确定的一系列指标集，指标体系建立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水土保持综合效益的评价。根据多年来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并根据国家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总结归纳列出了目前应用相对比较广泛的一些指标体系，供相关人员参考。目前常用的生态效益评价指标有：治理程度、土壤侵蚀模数、林草覆盖率、能量产投比、径流模数；常用的社会效益评价指标有：土地利用率、劳动力利用率、人均基本农田、人均粮食产量；常用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有：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资金产投比、投资回收期。以上13项指标是人们在结合多年的水土保持治理经验并结合一些数学统计方法(如李智广等 [ 19 ] 的加乘综合指数法和关联度分析法、韩冰等 [ 20 ] 的累计贡献率法等)确定下来的。 4.2. 水土保持效益指标权重的确定 水土保持效益的计算首先是要建立指标体系，其次就是要确定各指标体系的权重。所谓指标体系的权重就是各指标在效益评价过程中的比例亦即贡献率大小。目前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层次分析法、熵权法、专家估测法等。层次分析法(APH)最早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 L. Satty)于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 [ 21 ] 。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主观赋值法，因具有逻辑性、系统性、简洁性与实用性等优点，而成为系统分析常用的方法，特别适用于处理多目标多层次的系统问题和难于完全定量分析与决策的复杂问题，它可以将人们的主观判断用定量形式表达和处理，是主观与客观、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建立层次结果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等步骤来完成。熵权法 [ 22 ] 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熵权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熵权法是一种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决定权重。专家估测法(有些专家又称之为德尔菲法)是指先由各专家独立给出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在计算其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作为评价权重；专家估测常依法召集若干有经验的专家开会，通过集体讨论研究，最终取得一致意见的一种方法。专家预测法主要用于哪些难以用数学模型定量化的因素，或在缺乏足够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具有某方面专业知识、经验丰富、富有创造性和分析判断能力的人进行定量估计。 4.3. 水土保持综合效益的计算与评价 水土保持综合效益的计算是根据上述确定的各指标值及其权重加权求和的过程。由于各指标的量纲不同，因此各指标的观测值不能直接加和，而必须首先经过标准化后将其无量纲化，转化为水土保持经济价值或者水土保持评分值，再根据效益评价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水土保持效益评分值或经济价值的加权平均数之和，即为水土保持综合效益。常用的标准化方法有分级评分函数、正比例函数、线性函数、分段函数和非线性函数法等。 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是根据已经计算出的效益值结合一些评价模型，定性或定量地分析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所带来的效益(这种效益包括正效益也包括负效益 [ 23 ] )。结合专家打分和一些统计软件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水土保持效益的等级(良好、较好、好、一般、差、较差等)，并根据治理区域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情况，定性描述加定量计算来分析评价水土保持效益。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语 水土保持的综合效益是评价水土保持各项措施的有效尺度和客观标准，是评价水保技术方案及政策可行性的基本原则和科学依据。本文较为系统的总结了近年来水土保持效益分析评价方面的一些方法，主要包括评价指标集的建立，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和评价模型选择的一些基本条件，以期为今后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提供借鉴，为水土保持相关部门制定规范、决策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 21世纪的今天，随着3S(GIS、RS、GPS)技术的不断完善并在水土流失治理中的广泛应用，水土保持效益评价也由多数的静态评价转向更为精确的动静结合评价。然而，在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的等级、效益类别(如正负效益)划分，以及研究尺度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对水土流失的治理也不应仅局限在小流域范围内，应该借助先进的3S技术，在综合效益评价过程中把视野放宽，把整个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综合效益的评价。其次也期待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能够给予支持，为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奠定基础，建立一套适合社会经济发展、学科进步要求的定量化的指标体系。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通过对生物质开发利用技术的研究，结合现有的生物质转化方法，介绍了生物质在固化、液化、气化及生化转化方面的技术特点和研究方法；简述了费托合成技术的不足与改进措施；指出在现有技术下生物质能的发展方向；得出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技术对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生物质，固化，液化，气化，生化转化，费托合成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初步核算得到的数据显示 [ 1 ] ，中国2015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2.6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消费总量的66.0%，石油占17.1%，由此得出，化石能源仍然在能源消费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受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生物质能技术，作为新世纪缓解化石能源供应不足，应对环境恶化的重要措施。生物质能是绿色植物通过自身的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然后将储存在生物质内的能量通过多种方式转化为常规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燃料。
system: [SYSTEM]

user: 3. 总结 生物质制取燃料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缓解由于能源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提供清洁高效的生物燃料而成为新一代能源物质；结合所需燃料的性质，利用不同的生物质转化技术可以得到不同种类的生物质燃料；通过对生物制能技术的研究开发，还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资源优势转化。由于我国的生物能源产业还处在初级阶段，吸取国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结合自身的发展要求，生物质能开发技术将成为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时型和心理健康、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某大学314名在校学生为被试，共收回298份有效问卷。采用清晨型/夜晚型问卷(MEQ)调查被试的时型，一般健康问卷(GHQ-12)测量被试的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控制量表中文版(SCS)和拖延量表(PS)测量被试的自我调节能力。结果：MEQ问卷平均得分(49.41 ± 8.07)，GHQ-12问卷平均得分(25.73 ± 5.00)，SCS量表平均得分(55.97 ± 8.74)，PS量表平均得分(42.12 ± 6.49)。各个量表分数之间均有显著相关(r = −0.6~0.78， p < 0.01)，年级与MEQ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 < 0.01)。回归分析显示，PS总分、SCS总分和年级对MEQ总分的预测作用显著(R 2 = 0.24)，SCS的分量表健康习惯和节制娱乐、以及年级能显著预测MEQ总分(R 2 = 0.34)。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自我调节系数在心理健康与时型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年级和自我调节能力可以预测时型，心理健康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能力影响时型。 关键词 :心理健康，自我调节，时型，中介效应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现代人有一种新的“疾病”——睡眠拖延症，也就是时常地熬夜晚睡。Czeisler的研究发现，由于入睡时间的推迟，我们在工作日的睡眠时间比50年前缩短了1.5个小时  (Czeisler， 2013) 。这一状况对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来说尤为明显，熬夜已然成为一种“新常态”。 受生物钟制约，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相对一致又不尽相同，有些人偏爱早睡早起，在早晨进行身体与智力活动最有效率，这些人被形象地称作“百灵鸟”，即清晨型(morningness)；有些人则偏爱晚睡晚起，在下午或晚上的感受和表现更好，这些人被形象地称作“猫头鹰”，即夜晚型(eveningness)；而我们大多数人则处于这两种情况之间，叫做中间型(neutral)  (宋晶晶，郑涌，2014) 。这种人们在昼夜节律上表现出的个体差异现象被称作时型(chronotypes)。对时型的测量，目前基本采用自评式问卷。其中，最常用的是Horne和Ostberg编制的清晨型/夜晚型问卷(Morningness/Eveningness Questionnaire， MEQ)  (Horne & Ostberg， 1976) 。 自我调节被定义为对心灵的功能、状态和内在心理过程的控制，包括人们避免诱惑或达到目标的行为方式  (Digdon & Howell， 2008) 。国外已有研究表明，与其他时型相比，夜晚型的人更可能出现睡眠不规律的情况，社交节奏也更容易紊乱，如吃饭不定时等  (Carney et al.， 2006) 。同时，夜晚型的人更容易使用咖啡因、酒精、尼古丁、槟榔等物质，并且也更容易增大这些物质的摄入量  (Gau et al.， 2007) 。可以合理猜测，夜晚型的人可能存在普遍的自我调节困难。本研究将考察自我调节对时型是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对自我调节的测量  (Digdon & Howell， 2008) 一般采用Tuckman编制的拖延量表(Procrastination Scale， PS)  (Tuckman， 1991) ，以及Tangney，Baumeister和Boone编制的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  (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 ，谭树华和郭永玉修订了自我控制量表的中文版  (谭树华，郭永玉，2008) 。 一般认为，晚睡对身体健康不好，那么时型与心理健康又有什么关系呢？心理健康涉及医学、心理和社会等不同领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概念。1946年的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为心理健康下过一个定义：“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力及情感方面上，在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为最佳的状态”  (康钊，200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夜晚型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危险因素  (宋晶晶，郑涌，2014) 。抑郁症患者与健康被试的对比研究发现，前者属于夜晚型的人数著高于后者  (Drennan et al.， 1991)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研究中，Susman等人用儿童行为量表的测量结果显示，夜晚型的男童有更多的注意行为问题  (Susman et al.， 2007) 。目前，对心理健康的测量通常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12 Items， GHQ-12)来调查。此外，心理健康与自我调节也存在相关关系。Bakker和Ormel的研究表明，面对家庭的困境，自我调节能力强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更加良好  (Bakker et al.， 2011) 。沈莉、向燕辉和沃建中以高中生为被试，发现自我控制和心理健康均能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  (沈莉，向燕辉，沃建中，2010) 。朱千和潘贵书对医学院大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力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朱千，潘贵书，2014) 。由于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尚不明确二者直接的因果关系。 前人研究显示，心理健康、自我调节与时型之间均存在两两相关关系。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与时型之间的预测作用，进一步考察自我调节在心理健康与时型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综上，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用清晨型/夜晚型问卷(MEQ)调查被试的时型，用自我控制量表(SCS)和拖延量表(PS)调查被试的自我调节能力，用一般健康问卷(GHQ-12)调查被试的心理健康。研究假设一：自我调节与时型存在相关关系，并且自我调节对时型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研究假设二：自我调节在心理健康与时型间存在中介效应。
system: [SYSTEM]

user: 2. 对象、方法与工具 2.1. 方法与对象 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通过问卷星编辑并发放问卷(问卷见附录)。共发放314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98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4.9%。在298份有效问卷中，男性被试89人，女性被试209人；大一的被试65名，大二103名，大三85名，大四及以上45名。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1.11岁(SD = 6.87)。被试均了解调研目的并自愿无偿参与。收集到的问卷数据采用SPSS 21.0进行数据分析。 2.2. 工具 2.2.1. 清晨型/夜晚型问卷 清晨型/夜晚型问卷(Morningness/Eveningness Questionnaire， MEQ) [ 3 ]，用来衡量被试的昼夜偏好，量表的中文版由张斌、郝彦利和荣润国修订  (张斌，郝彦利，荣润国，2006) 。MEQ共19个的问题，包括人们平时喜欢的睡觉时间，起床时间，从事各种活动的最佳时间等。问卷可能的分数范围是16~86分，分数越高表明更偏向清晨型。根据被试的量表总分，可以将被试划分成绝对清晨型(70~86分)、中度清晨型(63~69分)、中间型(50~62分)、中度夜晚型(43~49分)和绝对夜晚型(16~42分)  (张斌，郝彦利，荣润国，2006) 。MEQ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英文原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Smith， Reilly， & Midkiff， 1989) ，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2.2.2. 拖延量表 拖延量表(Procrastination Scale， PS)  (Tuckman， 1991) ，用于测量被试推迟完成任务或难于进行时间管理的倾向。在本研究中，6名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对该量表进行了翻译，并且进行了小范围试测，对不恰当的项目进一步修正。PS包括16个陈述句，采用4点计分，从1 (完全不符合)到4 (非常符合)。量表可能的分数范围是16~64分，被试的分数越高表明拖延越严重。Tuckman证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Tuckman， 1991) 。在本研究中P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 2 /df = 3.21，RMSEA = 0.09，GFI = 0.87，IFI = 0.85，TLI = 0.82，CFI = 0.85。问卷的信效度都达到了可接受的统计学标准，说明中文翻译结果良好。 2.2.3. 一般健康问卷 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12 Items， GHQ-12)  (李永鑫，申继亮，张娜，2008) ，广泛用于心理健康的测评，由于其兼具有效性和简便性的特点，已被翻译成10余种语言应用于不同的国家。该量表共12个项目，其中6个正向题，6个反向题，采用4级计分，从1 (从不)到4 (经常)，可能的得分范围是12到48分之间，被试的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研究表明该量表在我国应用时也有很好的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  (杨廷忠，黄丽，吴贞一，2003) 。 2.2.4. 自我控制量表 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 SCS) [ 8 ]，采用由谭树华和郭永玉修订的中文版。SCS中文版共有19个项目，包含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5个维度，均采用5点评分，从1 (完全不符合)到5 (非常符合)，可能的分数范围是19~95分。该量表信度良好，英文原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均为0.89  (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 ，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重测信度为0.85  (谭树华，郭永玉，2008) 。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年级和自我调节对时型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Digdon和Howel提出采用拖延量表(PS)，以及自我控制量表(SCS)来测量自我调节[ 4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显示，只有SCS量表能够显著预测MEQ的问卷总分。而本研究发现，拖延情况和自我控制能力均能显著预测时型，即拖延情况越严重，自我控制能力越低，时型越倾向于夜晚型。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被试均为大学生，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所以拖延行为会直接导致熬夜晚睡的情况。而自我控制能力低的大学生，不能合理安排时间，并且难以抵御诱惑，容易牺牲健康、放纵娱乐，因而也会使睡眠时间后延。由于拖延量表和自我控制量表均能测量自我调节能力，由上述结果可知，自我调节能力可以显著预测时型，即自我调节能力越差，时型越倾向于夜晚型，自我调节能力越好，时型越倾向于清晨型，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经验相符。此外，年级对时型的预测作用同样显著，可能是因为越到高年级，毕业找工作的压力越大，需要处理的事越多，因此睡觉时间普遍向后延迟，但具体的影响因素可以作为后续研究进一步设计变量来探究。 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自我控制量表中的健康习惯和节制娱乐对时型的预测作用显著，这可以理解为拥有健康生活习惯以及合理控制娱乐活动的习惯的大学生更倾向于早睡早起。Carney，Edinge，Meyer，Lindman和Istre的研究发现，不规律的睡眠或社交行为在夜晚型的人身上更加明显，即夜晚型更可能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Carney et al.， 2006) ；而我国也有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熬夜原因主要是娱乐活动，如玩各种电子产品、K歌等  (李佳欣，2014) (黄小靖等，2015) 。这与本研究的结论基本符合。目前，尤其是国内，对影响时型的心理因素研究比较少，且主要停留在对问卷数据的描述上；而晚睡熬夜确实是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因素对时型的心理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加深。 4.2. 自我调节在心理健康对时型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如引言所述，综合前人的研究，心理健康、自我调节与时型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自我调节在心理健康与时型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心理健康通过影响自我调节进一步影响时型。这一结果表明，如果个体处于较低心理健康水平且自我调节能力较差，那么他的时型类型偏向于夜晚型的可能性会相对增高，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一致。宋晶晶和郑涌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时发现，可能夜晚型的人更容易患有各种精神疾病[ 2 ]。也就是说，心理健康可能会影响时型，本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通过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一种可能的作用路径是通过自我调节进一步影响时型。朱千和潘贵书的调查显示，心理健康水平与自我调节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朱千，潘贵书，2014) ，说明心理健康与自我调节直接可能存在相互影响，这也佐证了本研究的结论。 从低心理健康水平、低自我调节能力和熬夜倾向可能性的关联性，我们可推知较低心理健康水平大学生的时型变化过程。由于这类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为了释放精神上的压力，他们更可能为了获得短时的快感而放纵娱乐，表现出较低的自我调节能力，无法高效地处理生活工作中的各种事件，致使任务堆积，不得不延迟睡眠时间，导致夜晚型时型的形成。国外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夜晚型的人更冲动，喜欢冒险和追求刺激  (Adan et al.， 2010) (Caci， Robert， & Boyer， 2004) ，他们更追求短期利益  (Gunawardane， Custance， & Piffer， 2011) ，而忽视了长远的健康，这些证据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大学生发现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都更多地习惯于“刷夜”、“熬夜”的生活方式，结合我们的研究发现来看，这两者或许不无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1) 清晨型/夜晚型问卷、自我控制量表、拖延量表和一般健康问卷的总分及分量表分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人口学变量中，仅年级与清晨型/夜晚型问卷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2) 年级、拖延和自我控制能显著预测时型，进一步具体分析发现，年级以及自我控制量表中的健康习惯和节制娱乐能显著预测清晨型/夜晚型问卷总分； 3) 自我调节在心理健康与时型的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颜面部外伤的急诊整形修复处理效果，总结临床经验。方法：对116例颜面部创伤患者应用整形美容外科原则和技术治疗，观察面部瘢痕、形态等，判断其临床效果。结果：116例患者中113例伤口Ⅰ期愈合，早期开展的3例有愈合不佳，行Ⅱ期处理后亦达到甲级愈合。平均随访6个月，均无明显瘢痕增生、挛缩，无继发畸形，无需后期整形，患者对治疗效果满意。同时与传统普通缝合的107例患者愈合情况进行比较，发现I期愈合率有统计学差异，整形修复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应用整形美容外科技术对颜面部创伤进行修复，能有效地减少继发瘢痕，明显提高I期愈合率，最大限度地恢复患者颜面部容貌，减少投诉。 关键词 :急诊，整形修复，颜面部外伤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当前，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可以说人类对美的追求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早在十几年前的发达国家，颜面部皮肤软组织外伤的整形美容急诊处理已经作为常规。颜面部的外伤直接对容貌及心理造成消极影响，在保证生命体征正常情况下，对急症皮肤软组织创伤做Ⅰ期美容整形缝合治疗。因为面部急诊清创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愈合后的面容 [ 1 ] 。为此，近期我院急诊科开展面部创伤的急诊整形修复处理，共治疗颜面部创伤患者116例，临床随访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