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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警觉–回避的双加工模式 基于已有的研究发现(Fraley et al.， 2000; Niedenthal et al.， 2002)，防御性排斥并非是一个单通道加工，而是一个包含对威胁早期警觉与晚期注意解离回避的双重加工模型(Derakshan， Eysenck， & Myers， 2007; Chun et al.， 2015)。回避者这种警觉回避的注意模式符合不同加工阶段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模型的作用假设(Bartholomew， 1990)，二者运行于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Sonnby-Borgström， & Jönsson， 2004)。早期阶段的注意警觉性可能反映了一种焦虑的自我模型(Bartholomew， 1990)。这一模型与消极情绪和自我脆弱感相关，使回避者在信息加工早期快速鉴别潜在威胁，主要在无意识条件下运行。而在晚期意识加工阶段则受回避模型的调节抑制，这一模型与积极自我相关，促使回避者抑制对威胁相关情绪信息的加工，从而保持着自我依赖和积极的自我印象。 3.1. 早期自动化加工阶段的注意警觉 高度的警觉是成功回避负性信息的一个前提(Calvo & Eysenck， 2000)，Sonnby-Borgström和同事(2004)发现尽管回避者在共情量表上得分更低，但在自动化加工水平表现出与非回避者相似的对生气面孔的表情模仿反应，这一结果显示出回避型个体的依恋系统对焦虑相关信息的敏感性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在无意识条件下运行。Niedenthal与同事(2002)发现了回避型依恋者在渐变任务(morph task)中比安全型更晚知觉到愤怒表情的变化，意味着回避者对外界情绪信息的警觉关注占据了认知资源，而对情绪面孔的变化不太敏感，显示出在自动的初级加工阶段对负性情绪信息的警觉性。Maier等人(2005)采用知觉阈限任务(perceptual threshold task)考察个体对社会性情绪信息的识别，发现回避型依恋者在识别以愤怒为代表的负性情绪面孔阈限值低，表现出一种警觉探测。一项研究采用情绪线索任务(Emotional cueing task)，在刺激呈现时间100 ms时，轻蔑表情无效提示条件下回避者反应时显著长于安全组被试，表现出对威胁相关表情的注意警觉(Chun et al.， 2015)。 更多的研究者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探讨回避者早期警觉加工的电生理证据。Fraedrich等人 (2010)使用情绪oddball实验范式考察了回避型依恋母亲与安全型依恋母亲的面孔情绪加工特征，发现回避型母亲在观看婴儿情绪面孔图片时相比安全型母亲出现了更负的N170成分。N170是一种面孔敏感的特异性成分(Halit et al.， 2004)，更负的N170成分反映了对面孔的注意警觉，这一过程激活了更多的信息加工资源(Minsi zheng， 2015)，显示出回避型母亲对婴儿情绪面孔更早的觉察。Zhang等人(2008)采用向后掩蔽范式发现无论阈上还是阈下呈现刺激，回避型个体对情绪面孔出现了更少的N2波幅以及更大的P2波幅。N2波幅反映了对面孔的结构编码，而P2波幅则受对面孔情绪内容感知的调节(Eimer & Holmes 2007)，这一结果可解释为更高的情绪唤醒减弱了面孔的结构加工，显示出回避者更少的精心的结构编码以及受到情绪内容唤醒更大的影响(Zhang， Li， & Zhou， 2008)。回避者在情绪信息加工早期阶段的敏感性反映了一种适应进化的对环境威胁与奖赏的优先反应，而这种对环境的早期敏感性则是回避者成功探测威胁的前提。Dan (2012)发现在面对愤怒和中性面孔时，只有回避型个体出现了显著差异的C1和P1成分，C1和P1反映了最初的注意加工，代表着基于粗略视觉特征的视觉情绪刺激加工相关的早成分潜在机制(Rellecke et al.， 2011)，这一发现显示出只有回避者在信息加工早期阶段具备区分威胁与非威胁刺激的能力，表现出对威胁情绪信息的警觉和相关焦虑的敏感。 3.2. 晚期控制加工阶段的注意抑制 知觉偏差发生在信息加工的早期阶段，使回避者快速鉴别潜在的威胁，随后对其进行回避(Niedenthal et al.， 2002)。根据这一假设，回避者的防御策略是一个次级的，需要认知努力的信息加工晚期的策略(Sonnby Borgström， & Jonsson， 2004)。有证据显示回避者难以回忆起依恋相关经验(Edelstein， 2006)，Fraley等人(2000)的研究证明这种提取困难来自于信息加工最初的注意或编码过程的认知资源限制投入。Dewitte (2011)同样报告了回避者对消极情绪的注意抑制。表情模仿任务中回避者在生气面孔呈现时间为56 ms时出现与非回避相似的皱眉反应，而在生气面孔呈现时间为2350 ms时出现“反转的微笑”，这一结果被解释为认知控制阶段对消极情绪的调节抑制。类似地，Suslow等人(2010)采用情绪启动技术发现了依恋回避与对悲伤面孔的情绪反应呈负相关，高回避导致对悲伤情绪面孔的冷漠反应。悲伤表情传递着对方的失望、沮丧以及对支持的需要，对于回避者而言，这样的渴望关系趋近的信号则无疑意味着对保持自我独立的威胁，因此对其抑制加工。这些研究为回避型的注意抑制以及抑制的特异性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更多的研究采用情绪Stroop任务检验了个体对情绪信息的注意特征。Mikulincer等人(2002)使用stroop任务考察依恋表征可及性的差异，结果发现在威胁启动条件下，威胁情境下回避者抑制了依恋相关信息的加工。Andriopoulos和Kafetsios (2015)同样发现在依恋系统未激活状态和阈下激活状态下回避者抑制了对依恋相关词汇语义的注意，但在阈上激活状态却报告了干扰效应的增加。研究者将这一结果解释为一种认知回避，即对相关刺激注意转移导致了任务反应时延长。尽管这一解释符合回避者一贯的回避应对风格(Avero et al.， 2003)，但结合Edelstein和Gillath (2008)所报告的对依恋相关信息的回避抑制仅出现在处于关系状态个体身上的结果，处于关系之中被看做一种依恋系统的长期的阈下激活状态(Kafetsios & Andriopoulos， & Papachiou， 2014)，依恋系统激活状态对注意抑制具有调节作用。阈下激活反映了一种低认知负荷条件，确保了去激活策略的成功运行，而阈上激活可能引发回避个体强烈的消极情绪以及相关的消极想法，个体需要额外的认知资源来抑制这些想法，意味着一种高认知负荷条件。 控制加工阶段的脑区激活模式进一步阐明了回避者注意抑制的神经基础。非安全型个体在进行情绪词stroop任务时对消极情绪词汇表现出如右半球额上回(right hemisphere Superior Frontal Gyms)、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areas， DLPFC)以及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等认知控制相关脑区激活的增加(Warren et al.， 2010)。尽管没有对不安全类型做出具体区分，但这一研究初步提供了非安全个体在进行情绪抑制加工的脑区激活证据。类似的激活模式在Vrtička等人(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当被试被要求自发观看积极或消极的社会情境图片，观看消极情境图片时前额叶以及前扣带回区域活动增加，反映了高度的认知情绪冲突与增加的抑制调节。在被要求使用抑制策略时，回避者观看积极社会情境图片时在辅助运动区以及尾状核出现激活的增加，显示出强烈的调节努力以及抑制策略的成功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