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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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分析 3.1. 超声振动对熔覆层外观的影响 图2所示为两种情况下熔覆层外观形貌。无论有无超声振动，金属均熔化良好，周围无浮渣，但无超声振动的熔覆层表面有明显金属液体流动不连续造成的阶跃性不平，而施加超声振动后表面光滑平整，宽度均匀。图3所示为两种情况下熔覆层的断面情况，由图可看出：超声振动对熔覆层宽度影响不大，高度变化也不明显，但同步超声振动后，熔池深度明显增加，占比由无超声振动时的0.23/0.48增加到了0.26/0.46。熔池深度的增加是由于超声振动使熔覆层受热均匀且较多的激光能量随着振动传入基体，基体材料熔化量增加，熔覆层金属液体和基体实现了良好的冶金结合。且从图可看出：有超声振动的熔覆层中气泡数量明显减少，这是因为超声振动的空化效应使空气炮在高温高压下溃破从而产生致密的熔覆层组织 [ 6 ] [ 7 ] [ 8 ] [ 9 ]。 图2. 熔覆层外观 图3. 熔覆层断面 3.2. 超声振动对熔覆层组织及TiC分布的影响 图4、图5所示分别为无超声振动和同步超声振动时熔覆层显微组织。由图4可看出，无超声振动时，熔覆层底部有大量TiC聚集，但在熔覆层中部和上部，全为均匀的团絮状组织，几乎看不到任何片状TiC成分；但在图5中同步超声振动后，无论是在熔覆层底部、中部还是上部，片状TiC都较为均匀的分布在整个熔覆层中，且越接近顶部，TiC分布越均匀，这将会明显提高熔覆层硬度。这是因为：无超声振动时，在熔覆结晶过程中，由于熔覆层各个材料密度的不同，添加的TiC析出相会下沉或者上浮，造成其在熔覆层中分布不均。同步超声振动时在熔池中产生的空化作用可以增大熔体黏度，缩短凝固时间，从而使添加剂的上浮或者下沉难度增大，均匀化了TiC在熔覆层中的分布。图6所示为扫描电镜下TiC在熔覆层中的分布，有超声振动时TiC的分布更均匀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3.3. 超声振动对熔覆层显微硬度的影响 图7所示为有无超声振动时依次从熔覆层底部到顶部的显微硬度变化图。由图可看出：无超声振动时，由于片状TiC主要集中在熔覆层底部，所以在距基体较近的地方硬度偏大，在熔覆层中部到靠近顶 图4. 无超声振动时熔覆层组织 图5. 同步超声振动时熔覆层组织 图6. 熔覆层中TiC分布 图7. 熔覆层显微硬度 部时硬度急剧下降，而在最顶部硬度又突然增大，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TiC增强相的不均匀分布。同步超声振动后，熔覆层硬度从底部到顶部基本均匀增大，没有出现忽大忽小的不规则变化，最顶部显微硬度达到了1376 HV，这是因为超声振动的空化作用使TiC增强相在熔覆层中均匀分布，但由于熔覆层从上到下吸收的激光能量依次减弱，所以有硬度的小幅度变化 [ 15 ] [ 16 ]。 3.4. 超声振动对熔覆层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为了验证超声振动对熔覆层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在立式WWM-1型万能摩擦磨损实验机上进行摩擦磨损测试。实验前将试件用酒精清洗后置入电子天平(精度0.001 g)测量其重量。实验过程加载力50 N，对磨副转速60 r/min，实验时间设定为30分钟和60分钟，实验结束后，使用超声清洗试件表面金属粉末，再次置入天平测量实验后的重量，通过前后质量差计算失重量比较摩擦磨损性能。每组实验重复3次结果取平均值，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两种熔覆层摩擦磨损失重量 由图可看出经过30 min摩擦磨损后，未施加超声振动的熔覆层其失重量为0.022 g，而同步超声振动的熔覆层失重量为0.013 g；经过60 min摩擦磨损实验后，两种熔覆层的失重量分别为0.038 g和0.025 g，说明同步超声振动后熔覆层的耐磨性大大提高。 使用金相显微镜对试样磨损处的区域进行观测，分析其磨损形式，如图9所示。实验中摩擦副表面发生相对滑动时，由于存在黏着效应，二者所形成的粘着节处会发生明显的剪切断裂，被剪切的材料会脱落形成磨屑。从图9(a)、图9(b)可看出未同步超声振动的试件经30 min、60 min摩擦磨损实验后磨损较为严重，出现了较深的沟壑，这是因为摩擦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粘着磨损，粘着磨损严重时会使一部分转移的材料分离，形成磨屑，磨屑进一步摩擦进一步加大磨损量，因此出现较深的沟壑。图9(c)和图9(d)为有超声振动时试样磨损处的显微图片，从图可以看出，磨损区域整体较为平整，没有出现较大的沟壑情况，磨损区域较为光滑平整。因此，超声振动可明显提高熔覆层的耐磨性，这主要是由于超声振动扰乱了熔池内金属流体的流动方向，促进元素扩散，使增强元素再熔覆层内分布更加均匀，且超声波的空化效应使经历细小密集，同时，超声辅助可抑制熔覆层中孔隙和裂纹的产生。 图9. 不同实验时间磨损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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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在H13钢表面激光熔覆TiC增强Cr12MoV，通过无超声振动和同步超声振动两种方式分析了超声振动对熔覆层在外观、显微组织、TiC分布和显微硬度等方面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 超声振动可明显改善熔覆层表面质量，时其更加平整光滑，且熔覆层宽度和熔池深度均增加； (2) 超声振动的空化作用使熔覆层中TiC增强相的分布均匀化，改善了熔覆层显微硬度忽高忽低的情况，整个熔覆层硬度均明显高于基体(850 HV左右)，在熔覆层顶部硬度最高值可达1376 HV。 (3) 通过摩擦磨损实验发现，同步超声振动后在不同时间后熔覆层的耐磨性均高于无超声振动的熔覆层；通过金相显微镜观察摩擦磨损实验后的熔覆层发现无超声振动时试件表面发生了严重的粘着磨损，出现了较深的沟壑，而同步超声振动的试件表面磨损区域相对平整光滑，这说明超声振动可明显提升熔覆层的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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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文明互鉴”是指世界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21世纪主要的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取得不俗成绩，但是也有值得提高和改进的地方，本文在梳理这些外译项目的成就与不足时，也从文明互鉴角度阐释了中国图书外译的出路：完善对外“走出去”的项目建设，加强与国际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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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文明互鉴，作为2019年十大流行语之一，是指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该说法源于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内容：“文明应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提出了四点“主张”，为加强文明互鉴递交了“中国方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世界不同文明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创造出各自的丰富成果。文明多样性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源源动力，而文明相互借鉴交流是人类共同进步繁荣的重要桥梁。从文明互鉴视角看，中国图书外译项目为世界搭建了一个了解中国学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好平台。本文梳理近些年的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成果与不足，并从阐释对外推介图书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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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成果 21世纪国家和地方政府启动了各级各类外译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向世界推介出一批优秀的中国原创图书，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种、五中全会精神的重大选题图书、聚焦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作品，聚焦厉建设小康社会的图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等名家名作和现当代优秀图书。 这些图书外译项目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社科办层面，主要的外译项目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启动，以推介学术著作为主，译为外文在国外主流渠道发行，至今已经立项1222个(吴碧宇2019) [ 1 ]，资助25种语种，重点资助英，法，俄，阿拉伯，西班牙文5种。中宣部层面，启动的外译项目主要有八个，选题以非学术著作为主：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于2009年启动，主要资助中国优秀外向型图书翻译并向世界发达国家与主要地区推广，至今已立项1634个，资助42种语种；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于2014年启动，主要资助中国图书翻译并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至今已立项2226个，资助56种语种；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在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下组织实施的，旨在让优秀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向海外介绍中国，至今已资助70部作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工程两个项目俗称“两个工程”：前者起源于2004年中法文化年，正式启动于2006年，主要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翻译费用，2009至2019年间立项3459个，资助超过50个语种，后者为前者的加强版，于2009年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至2017年立项105个，资助16个语种，两个项目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无相关的官方数据；2013年中宣部授权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主要资助1978年以来正是发表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前者在2014至2016年间共立项59个，结项出版26个，后者至2019年共立项130个，出版结项97个，资助26种语种，且于2019年成为专项并入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地方启动的外译项目其选题更侧重于宣传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图书，以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例：上海市学术精品外译项目于2013年启动，资助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在海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计划资助英，法，西班牙，俄，德，日，韩，阿拉伯文8种语种，但于2014年终止，因此共资助图书仅6本；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于2015年启动，支持优秀外籍译者译介中国作品，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至2019年共资助24本图书，资助9种语种。这些外译项目所取得的成绩见表1。 Table 1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projects in the 21st centur 部门单位 项目名称 启动时间 立项成果数 资助语种数 备注 国家社科办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0 1222 25 / 中宣部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2009 1634 42 /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 2014 2226 56 /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 2016 70 / “两个工程” 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 2006 3459 50+ 2009~2019 中国文化著 作翻译工程 2009 105 16 2009~2017 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 不详 不详 不详 / 中国作家协会 外译项目 中国当代作 品翻译工程 2013 59 (结项26) 2014~2016 中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对外翻译工程 130 (结项97) 26 2019年并入 中国当代 作品翻译工程 地方政府 上海市中华学术外译精品 2013 6 8 2014年终止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2015 24 9 2015~2019 表1. 21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立项成果 由表1可知，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的数据缺失最严重，可见此项目的关注度不高，为确保研究的完整性与严谨性，本文再对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根据相关新闻信息，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由中宣部组织实施，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该项目由两个板块构成：对外出版项目(多为文学作品翻译为外文在海外出版推广)，对外展览项目(多为画册等展示类作品)。对外出版项目又是由两个板块构成：对外任务类出版与对外采购类出版，见图1。对外推广项目申报的作品需要能传播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及中国价值。全国各地皆可填报申报表申报，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并报中宣部领导批准后，通过的项目得以在海外推广。(信息来源：河南大学新闻网) 图1. 对外出版与展览项目构架图 根据网络信息，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有不俗成绩。2019年959个项目申报，其中46个入选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数据来源：女性之声百家号)；2020年受理项目共1268个，其中对外出版项目申报1071个，展览项目申报197个，经过审核，最后立项147个对外出版项目(51个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96个对外采购类出版项目)，8个展览项目。(数据来源：河南大学新闻网)可见表2： Table 2 The declaration and selection data of the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nd exhibition in 2019， 202 年份 项目 2019年 2020年 申报数目 入选数目 申报数目 入选数目 对外出版项目 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 959 46 1071 51 对外采购类项目出版 / 96 对外展览项目 / 197 8 表2. 2019， 2020年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申报及入选数据表 Table 3 The selected books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in 201 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 数目 入选图书(部分) 出版社 对外出版项目 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 7 “‘一带一路’这五年的故事”系列 外文出版社 《南海的历史与主权》 新星出版社 《绿色传奇·塞罕坝》 中国画报出版社 《外宣参考》 北京周报社 《新中国70年》大型画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对外采购类出版项目 6 《世界听我说》 外文出版社 《外国记者写中国》 华语教学出版社 《骑龙游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关键词”之治国理政篇，新时代外交 篇，改革开放篇，“一带一路”篇(第二版) 新世界出版社 对外展览项目 对外展览项目 1 《中外5000年文明互鉴》 中国画报出版社 表3. 2019年中国出版发行事业局入选图书数据 以中国外文局出版发行事业局，2019年有14个项目入选，其中对外出版项目13个(对外任务类项目7个，对外采购类项目6个)，展览项目1个，可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版发行事业局入选的图书中，入选对外出版项目的图书远远多于入选对外展览项目的图书；此外，部分入选的图书中多数是从政治层面谈中国历史与中国建设，由此进一步证实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设立的目的在于传承中国故事。 综上所述，总体而言各外译项目自实施以来成果丰硕，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两个工程”中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中的对外出版项目立项数目十分庞大，可见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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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出路 基于中国图书外译的成效与不足，本文认为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有以下两个出路： 完善对外“走出去”的项目建设。在作品申报通知层面，由于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总体而言宗旨都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因此同一年不同项目的宗旨阐述可以保持一致，但对于每年的政治文化热词，政治导向，相关部门需及时洞悉，并对申报书做出及时修改，体现外译项目的与时俱进与时代地位。在外译项目多样性层面，文明互鉴对于学术外译的依赖度会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逐渐上升，所涉及的领域也会有所增加，除了文学，还有音乐，影视等诸多方面，因此可以在不同领域设立独立的外译项目，网罗各领域的外译人才。在外译项目质量层面，可以适当提升资助标准，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外译团队，共同实现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已经终止的项目如上海市学术精品外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可以重新启动，增加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途径与机会。 加强与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与权威机构的合作实际上也是对于译介作品质量的保证，权威出版社对于译者资质以及译文质量都有着较高要求，因此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粗制滥造”的现象，而译作质量的提升更能促进与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两者相辅相成。对于已经与国际权威出版社签订合作出版合约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而言，拓宽译介途径，增加合作的出版机构，帮助译介的作品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受众，让世界人民知晓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对文明互鉴的贡献；而对于尚未与国际权威出版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协议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项目，注重译作质量而非单纯注重译者资质，争取与国际主流出版社达成长期协议，提升项目的地位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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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受近年来时代热词“文明互鉴”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启发，因而从文明互鉴角度探讨中国图书外译。首先，根据近年来成立的中国图书外译项目讨论中华学术外译的成果，深入研究了受关注较少的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得出外译成果丰硕且外译在文明互鉴中的地位之高，同时也填补了大众对这些项目认识的空白；之后根据知网文献，发现学界从外译角度对文明互鉴的研究少之又少，这是外译目前的困境，同时通过与其他占据学界研究主流的领域进行对比总结中国图书外译的不足；最后基于成果与不足，提出中国图书研究图书外译的出路，能为项目建设与学界研究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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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汉纳·鄂兰以“行动的生命”界定人之境况三样式——劳动、制造、行动。其中“行动”是唯一无须中介，直接和他人产生互动，并且和多元性对应的活动；也是个人启动新事务的天赋能力。行动演示的空间在公共领域，行动者如同演员，必须以言说来揭示“我是谁”，同时“言说使人成为政治性的存在”。此思维其实反映鄂兰将亚里士多德献身城邦政治事务的行为视为美德，更是实践。公共领域是鄂兰高度原创性的概念，但此一空间并非无条件的存在，需要仰赖人以行动去建构。事实上，鄂兰并没有设定“言说行动”的术语，然而，文章捕捉鄂兰赋予行动与言说重任，乃试图撷取其论著扣连“行动”所延展并界定的显著概念，诸如公共性、自由、权力、思考等，进而建构其公共领域的“言说行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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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本文览阅鄂兰论著，试图忠实且系统地呈现其原著内容，以建构鄂兰公共领域之“言说行动”意涵。其言说行动的目标，是对人之角色的期望，抑或是对人存在为世界性(worldliness)的拔脱 11 。鄂兰“言说行动”证成的根本，在人采取行动，将天赋拥有的素质发挥出来，并透过公共领域的平台，以言说达成政治性的存在；人脱离私域，以行动和言说将自己推向世界，个体展现自我如演员，进而创造不朽(immortality)。“言说行动”不仅仅是人的执行，其表征的背后蕴藏人的特质，这些特质是驱动力；“自由”是驱动力之一。“为了自由，人必定设法从生活的需求解放出来”( [ 4 ]， p. 28)、“自由是行动固有的本质”( [ 2 ]， p. 153)。人自由主动进入公共场域，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透过言说与他人互动，不落于单一。“言说行动”因而表现为多元性，人不仅认知彼此的“独特性”，更同时在扮演行动者、演员，以及观看者的多重身份中流转，展现自我的同时，亦看见他者。行动并非鲁莽，是受到本能意志(willing)与权力表现欲的趋使，如此“权力”是“言说行动”的另一驱动力；权力概念是鄂兰对数个相似却区隔的概念，如力量、武力、权威、暴力等，几经定义之后，所蒸馏出人之条件的要素。鄂兰的权力观和公域挂钩，因为公共性的意涵即在于公众可见闻，且为共同关注的政治参与；人无法做出未经公共的他人所认可的行为，此论述逻辑在杜绝未经多元检视而存在的极权主义。因此，“权力是人能相互关联的唯一特质，藉由承诺和守信结合于根本的行动中，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之中，可说是人类最高的能力”( [ 3 ]， p. 175)。 建构鄂兰“言说行动”的概念架构，本文以“思考”(thinking)概念收束。鄂兰“言说行动”的底蕴，当回归最根本的趋动力——“思考”。切莫忘初衷，鄂兰崇仰的是亚里士多德之“沉思的生命”——关心美善、献身政治事务、如哲学家关怀事物之永恒(eternity)。然最后还能保留的仅“献身政治事务”；鄂兰以人之境况三样式的行动，借代为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又必然透过言说表达。前期论著《人之境况》开辟了行动的理想型(ideal type)，《论革命》则省思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结果，益加赋予行动重责大任，认为行动要能发挥到建立好的政治体制，鄂兰针砭革命后的体制已丧失所有人行动的意义，甚或不再存有总体的快乐。鄂兰另以“判断”(judgment/judging)当作行动的根基。在最后的论著《心灵的生命》，她将人的内心活动区分为思考、意志和判断。关于思考与判断的关系，她以意识(consciousness)和良知(conscience)来形容；“如果思想——意即我们内在无声的对话——体现了我们意识中同中有异，一分为二的情境，从而产生了良知这个副产品；那么判断——所谓思考解放作用下的副产品——可以说实现了思考活动，使得思考得以在现象世界中彰显出来。”( [ 17 ]， p. 239)。思考如同“言说行动”的触媒，如果思考能体现良知，那么，判断就与良知靠拢，言说行动便于理、于良知，有所依据。 鄂兰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在一个专访的纪录片当中 12 ，以强烈的辩证式说法展现。她说：“想法并不危险，危险的是思考；我认为不思考则更危险。”(There are no dangerous thoughts， thinking itself is dangerous. I think non-thinking is even more dangerous) (2005)。此辩证式论点是鄂兰以“邪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指称纳粹执行者之不思考所犯下罪行的表示。“邪恶的平庸”是鄂兰创发的用词，其后的半个世纪，人们对此比喻，进行过无数次道德与政治的辩论；此一创新用语，甚至让鄂兰面临“平庸的”对待之挫折与排挤。鄂兰真正的用意，并非为纳粹行径找平凡的下台阶，她的论述仍在于紧扣对人之为人的特质，以人之放弃思考所产生的恶果，就是让极权统治者能以陈腔烂调(cliché)寄托于其中。因此，她说：“邪恶是表面现象，要抗拒邪恶就要思考，避免被日常事务的表象所迷惑；去接触日常生活以外所存在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人愈肤浅就愈有可能屈服邪恶，这就是邪恶的平庸性。”。当鄂兰批判人之不思考，如同纳粹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像个邪恶平庸的小丑时，其比喻乃意指人之欠缺思考，所呈现平庸混沌如“非人之条件”。“思考是最自由纯粹的人类活动” [ 19 ]。 如此，想法只是如同日常生活的一般念头，思考才是人准备“上演”的动力，思考会带来冲击甚至颠覆，它因而是危险的(力量)；然而，如果放弃思考，反而陷入“工具性的思维”(instrumental thinking)，便要承担被宰制的风险。鄂兰政治哲学论述的启端(第一本论著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回应欧洲极权主义存在的手段，即控制人的创新与思考，结果演变成极端的邪恶。相对的，她经常以古希腊城邦政治为念，强调人之价值；鄂兰的论述方式倾向透过建立与解释许多相对或相仿的概念，再以纯粹化特定的概念意义，来建构论理。看待鄂兰的论述当展以开放容纳的思维，不在于追究其逻辑，而在于掌握其立论的盘石。以本文试图建构其公共领域之“言说行动”意涵的思辨历程来说，便发现鄂兰创发了其论述的语言转向，微观经验体会与宏观历史史实，交错辩证，论述远近交织，并经常以唯一(the only)定格其论述要义。据此，或许可以说，其“言说行动”是思考的外衣，当我们视“言说行动”与公共领域的联动关系为理所当然之际，亦无须预设行动者的理性与否；因为，自由的展演代表公众权力，公众之多元与独特俱存，就不至于落入绝对独夫式的暴力。即使鄂兰还是声明“思考不可避免的带来破坏，对已建立的标准、价值与规范有所侵蚀”( [ 18 ]， p. 175)；但一如她借着苏格拉底似乎说过的——“我所激起的思考之流，若将您从睡梦中摇醒，使您全然清醒而有生机；但您可能会发现，除了困惑什么都无法补捉，那么您所能做的，就是跟其他人分享您这样的经验。” [ 18 ]。 最后，鄂兰的论述并不在于索求认同，较多的是将自己当作演员，展演她希望如是的。在某种程度上，鄂兰的学理可能阻隔了他者与她处于共通历史思维进程(progression)的层次，也或许鄂兰定位自身为“沉思的生命”者，处于浪漫而理想的视界中，期许美好的、人道的与道德的“人之条件”。但事实上，鄂兰思维的后坐力，近年来反而益加显现，学界拾回鄂兰思想，重新强化其论述对当代思维的重要，对反思当代政权与世界民主发展、观察民主萧条现象，以及民主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批判思维，无疑是赖以为据的好素材。教育领域的研究，学者重申“和鄂兰一起批判鄂兰”(think with Arendt against Arendt) 13 的立场，试图从鄂兰的思维找到与补足其思想应用于教育的意义；特别是鄂兰的教学式权威(pedagogical authority)的概念，引发教育界反省主流教育，进而促使对民主社会提供真切的思辨 [ 20 ]。此外，鄂兰敏锐指陈之当代政治生活最深刻的问题、困惑与危机，这些现象至今并未消失；甚至极权统治的遗序并未全然消失，当今国际政治问题如难民与人权议题，实反映出国家统治权的崩坏；鄂兰的政治哲学观为人们点亮批判的视角。总之，鄂兰独树一格的政治哲学思维是划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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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斯波斯基(Spolsky)语言管理理论，即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三方面指导下，本文探究了父母学历与收入对代际间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英语教育为例，大学本科生为对象，收集参与者父母的学历与收入，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实践情况以及其子女对未来家庭语言规划等信息。数据分析后发现，父母的学历和收入不仅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父母对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家庭收入还与子女对其语言意识的继承意愿略呈正比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存在代际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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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 [ 1 ]。家庭语言政策是家庭域中微观级别的语言政策。普遍观点认为父母是家庭语言政策的主体，而以父母学历与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被认为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语言管理理论，以英语教育在家庭语言政策的体现为例，以本科生及他们的父母为调查对象比较两代人的家庭语言政策是否存在相关性，并探究父母学历与收入对代际间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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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基础及创新点 2.1. 研究基础 斯波斯基(Spolsky)指出，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意识(language ideology)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三个成分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费士曼(Fishman)提出“语言管理域”概念，斯波斯基将其细分并总结了十大生活中常见的语言域，家庭域处在社会终端。家庭域的语言政策也可以从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 2 ]。 语言自然代际传承和语言使用的代际关系是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热点。研究视角一般是方言，如余玮奇(2011)对苏州市第二代外来人口语言变体选择的研究 [ 3 ]、或民族语，如邬美丽(2008)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的比较 [ 4 ]、王莲(2019)对贵州台江苗族家庭语言政策的调查 [ 5 ]，以及由于移民等原因形成的双语、多语家庭中的语言政策，如俞玮奇等(2020)对上海韩籍家庭语言政策的考察 [ 6 ]。 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被认为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因素。许多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子女的教育越积极，比如有更好的语言教育意识，有条件给孩子报补习班，有耐心陪孩子学习，有更多的参与度等等。周贝、肖向一和刘群(2018)对杭州市学龄前儿童家庭语言政策调查得出结论，从学历上说，家长学历越高，对孩子的英语和普通话期望值更高 [ 7 ]。 父母和子女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关系目前也有较多研究。父母普遍被认为是家庭语言政策中的主体，如毋庸置疑，家庭语言的规划者和执行者是家长 [ 8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儿童的能动性和家庭语言规划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指家长和孩子之间消解了规划的主体中心和主客二元对立现象，强调亲子之间的交互主体性 [ 9 ]。还有观点认为父母的语言意识对儿童语言使用状况的影响在儿童社会化程度逐渐增高的过程中逐步削弱，儿童自身的语言意识会逐渐增强并促使他们调整自己在特定语境中使用某种语码的比率 [ 10 ]。 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还需要从代际间家庭语言政策的比较出发，进一步探究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代际家庭语言政策的关系。 2.2. 研究创新 无论子女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主体性如何，他们在成为父母后也会成为自己核心家庭中语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子女多大程度会认同父母制定的家庭语言政策并愿意沿用到自己未来的家庭中？父母的学历与收入是否会是子女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继承度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若将代际比较的关注点放在家庭语言政策本身，同时探究父母学历和收入对其的影响不失为一个新颖的研究角度。 另外，家庭教育对子女的英语学习十分重要，但由于家长自身条件限制，英语仅仅是家庭外语教育选择时的语言对象，而非使用对象 [ 8 ]，以英语为例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并不多见，还需要更多关于英语教育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 本文比较两代人对英语教育方面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试图探究家庭语言政策的代际关系以及父母学历与收入对其的影响，有利于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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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基于研究目标，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父母的学历与收入是否影响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有什么影响？第二，父母的语言政策与子女对未来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是否存在一定代际继承关系？第三，父母的学历与收入是否会影响这种代际关系？ 3.2. 问卷设计 研究选择问卷作为收集数据的工具，采用线上问卷，通过QQ、微信等平台以链接形式向本科生群体发放，回收问卷512份。所有题项均设为必做题，故回收问卷均无漏答题目的现象。此外，根据相似题中答案是否相互矛盾以及答案是否重复或呈现明显规律性手动筛出42份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70份，有效率为91.8%。 问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题，包括参与者家庭月收入及父母其中一人的学历。第二部分为父母一辈的家庭语言政策信息；第三部分是从子女角度出发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反馈，如子女是否认同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第四部分调查子女对未来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 语言意识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 [ 2 ]。本文选取对下一代的语言期望及教育方式两个角度代表两代人语言意识方面的家庭语言政策。语言实践，即对语言库中各种语言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 [ 2 ]。本文选择语码转换频率即父母与子女在日常交流中英语表达出现的频率这一具体现象为代表。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 [ 2 ]。语言管理方面，选取父母给予子女英语学习上的五类帮助措施，即报名辅导班或雇佣外教，购买纸质的英语阅读材料，播放影音资料，应用网络上的教育资源，以及提供去英语国家旅游、学习的机会代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语言管理，将题目设为多选题。 父母学历及家庭收入的题目设计为选择题；涉及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的部分题目选项均设计为7级或5级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形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为7或5个等级。5级量表选项相对较少，参与者感受更加直观，填写方便；7级量表敏感度高，反应出的结果更加细致，信度和效度更好。两种量表各有特点，在分析时又可以互相转换，因此混合使用。 3.3. 数据分析 首先对问卷进行效度分析，KMO值为.697，问卷具有一定结构效度。再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为三个维度，符合预期。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7.238%，说明这三个维度足以提取大部分信息。再对此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出维度一信度系数为0.704；维度二为0.680；维度三为0.766，在可接受范围内。 数据分析使用SPSS23.0及SPSSAU软件，量表题用Spearman相关系数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相关系数的大小得出变量间相关性大小。分别从三方面检验两代人家庭语言政策的相关性以研究代际关系。 分析父母学历及家庭收入与家庭语言政策制定和继承的关系时先按父母学历再按家庭月收入各分为人数较均衡的三组，按照父母学历从低到高分为：高中以下，高中或中专，本科、大专及以上三组。其中高中以下学历的父母有157人，占比33.40%；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父母有113人，占比24.04%；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母有200人，占比42.55%。按照家庭月收入由低到高分为：5000元以下，5000元到10，000元，10，000元以上三组。其中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有112人，占比23.28%；5000元到10，000元有189人，占比40.21%；10，000元以上有169人，占比35.96%。数据分析时同样使用相关性分析检验变量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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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父母学历与收入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4.1. 父母学历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Table 1 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practic 学习期望 语码转换 父母学历 0.182** 0.317** 表1. 父母学历与父母语言意识及语言实践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经检验，父母的学历与语言实践及语言意识均呈正相关。其中，父母学历与父母对子女英语学习的期望以及在家中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的频率分别存在系数为0.182及0.317的正相关关系(见表1)。由此可见，父母学历与语言意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不紧密，而与语言实践的相关度更为可观。另外发现，父母的学历越高，子女对父母英文水平和发音的认可度也越高。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积累的文化资本丰富，多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灵活选择和语言转码，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相比，陪伴孩子过程中的教育投入方面会更占优势 [ 5 ]。学历较高的父母更有能力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从而在家庭中语码转换的频率越高，语言实践越好。 语言管理方面研究父母学历与其为子女提供报班、书籍、影音、网络、出国这五方面帮助的关系，发现父母的学历会对报辅导班、提供影音资料及提供出国机三项产生影响，而对是否向子女提供书籍和网络资源影响不大。表现为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为子女提供报班、影音及出国帮助的概率也在提高，如报班比例在三组当中分别为27.39%，48.67%，54.50%呈递增趋势(见表2)。而为子女提供书籍、网络方面的帮助在三组学历的父母当中都有相似且较高的比例。比起相对容易获得的学习资源，为女子提供报班、影音及出国帮助的门槛可能会更高些，学历高的父母更愿意使用多种语言管理措施帮助子女的英语学习。同时发现，学历高的父母相对有更高的收入和更积极的家庭语言意识。正如高SES (Socioeconomic Status)父母一般受教育程度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职业和经济收入。他们不仅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学业上有利于孩子发展的早期安排”比较有条理，而且有足够的能力给孩子提供多种有利于语言学习的硬件设备，包括购置多种多样的阅读资料和学习设备，雇用高素质的看护人员，或者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种语言培训班 [ 11 ]。 综上，学历会影响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在制定家庭语言政策时，父母学历与语言实践呈正相关，与语言意识呈低度正相关。学历较高的父母语言管理也更加积极，而学历对是否为子女提供英语参考书和网络资源这类容易获得的学习资源的程度影响较小。 Table 2 Cross (chi square) analysis of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language practic 题目 名称 父母学历(%) 总计 χ² p 高中以下 高中、中专 本科、大专 报班 否 114 (72.61) 58 (51.33) 91 (45.50) 263 (55.96) 27.526 0.000** 是 43 (27.39) 55 (48.67) 109 (54.50) 207 (44.04) 总计 157 113 200 470 书籍 否 38 (24.20) 39 (34.51) 53 (26.50) 130 (27.66) 3.724 0.155 是 119 (75.80) 74 (65.49) 147 (73.50) 340 (72.34) 总计 157 113 200 470 影音 否 105 (66.88) 67 (59.29) 100 (50.00) 272 (57.87) 10.401 0.006** 是 52 (33.12) 46 (40.71) 100 (50.00) 198 (42.13) 总计 157 113 200 470 网络 否 75 (47.77) 59 (52.21) 97 (48.50) 231 (49.15) 0.577 0.749 是 82 (52.23) 54 (47.79) 103 (51.50) 239 (50.85) 总计 157 113 200 470 出国 否 151 (96.18) 101 (89.38) 161 (80.50) 413 (87.87) 20.605 0.000** 是 6 (3.82) 12 (10.62) 39 (19.50) 57 (12.13) 总计 157 113 200 470 表2. 父母学历与语言实践的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4.2. 家庭收入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Table 3 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practic 学习期望 语码转换 家庭收入 0.174** 0.194** 表3. 家庭月收入与父母语言意识及语言实践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家庭收入与父母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均呈相关度较低的正相关。相关性分析显示，收入与对父母对子女英语学习的期望以及父母在家中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的频率分别存在系数为0.174及0.194的正相关(见表3)，但由于相关度都较低，说明家庭月收入对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方面存在较小的积极影响。 语言管理方面，发现与父母学历对语言管理的影响相似，家庭收入也会对报辅导班、提供影音资料及提供出国机会这三项产生影响，而对是否提供书籍和网络方面的帮助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收入对是否为子女提供出国学习英语的机会影响较大。家庭收入由低到高组别的父母送子女出国的比例分别为1.79%，6.35%和25.44% (见表4)。月收入小于5000元的家庭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父母为子女提供出国机会，而大于10，000元的家庭中为子女提供出国机会的父母多于四分之一。由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没有经济压力，更倾向于通过家庭投资方式促进儿童语言发展 [ 12 ]。家庭收入较高的父母更擅长使用多种语言管理方式，且更有能力支持子女去英语国家感受英语环境。 综上，家庭月收入也是父母制定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月收入对父母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影响程度较低。语言管理方面，家庭月收入较高的父母中愿意让子女出国学习英语的比例更高。与学历类似，家庭收入对父母为孩子提供较易获得的学习资源的程度影响不大。 Table 4 Cross (chi square) analysis of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parents’ language practic 题目 名称 家庭收入(%) 总计 χ² p 5000以下 5000到10，000 10，000以上 出国 否 110 (98.21) 177 (93.65) 126 (74.56) 413 (87.87) 45.282 0.000** 是 2 (1.79) 12 (6.35) 43 (25.44) 57 (12.13) 总计 112 189 169 470 表4. 家庭月收入与出国学习的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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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语言政策的代际关系 经相关性检验得到，子女一辈语码转换的频率与父母一辈语码转换频率无相关性，语言实践在普通家庭中或不存在明显的代际继承。语言管理方面的继承关系使用SPSSAU中多选题对多选题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两代人语言管理措施方面也无明显相关。 探究两代人对下一代英语水平期待值的相关关系，发现在英语水平期望方面二者存在相关系数为0.308的正相关关系。可以看出两代人对下一代英语水平的期待值或许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关系，即子女一辈在制定这方面家庭语言政策时可能会受到父母语言政策的积极影响。对子女学习期望较高的父母，其子女对下一代的学习期望也可能会较高，反之亦然。 教育方式方面，子女与父母在教育方式方面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民主式0.324，放任式0.382，打骂式0.562。说明对下一代的英语教育方式也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关系。另外研究发现，民主式教育更容易得到子女的认同。子女对父母教育方式的认同度与父母使用民主教育方式的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度为0.426。 虽然大多数研究证明代际之间的教养方式具有一致性，但有一些因素会对育儿方式的传递产生影响 [ 13 ]。两代人的语言意识存在正相关关系，子女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母语言意识方面的家庭语言政策，而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不存在代际相关性。汪卫红、张晓兰(2017)认为，全球化对劳动力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些认识进而转化为他们(父母)规划子女语言发展的指导思想 [ 14 ]。研究发现，子女一辈有更积极的教育意识和更好的英语能力，科技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获得教育资源的途径，这可能是两代人对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方法规划产生差异较大的原因。因此后续仅对父母学历与收入对语言意识代际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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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父母学历与收入对语言政策代际关系的影响 6.1. 父母学历与语言意识的代际关系 分析不同学历的父母与其子女在语言意识上的相关度，得到高中以下学历的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的语言意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75。高中、中专学历的父母相关系数为0.261，而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母相关系数为0.313。虽然在学历层次最高的本科、大专及以上组中父母与子女在语言意识方面的相关系数是最高的，但高中、中专学历层次的相关度会比高中以下学历的相关度更低，各个学历层次的父母在与子女语言意识方面的相关度相差不大。说明父母学历高低可能不是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继承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王甫勤、时怡雯(2014)对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的研究得到，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 [ 15 ]。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期望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子女对自己的学习期望。而在家庭语言政策的代际关系方面，研究表明父母学历与家庭语言政策的继承性不存在正相关，并非父母的学历越高，家庭语言意识的继承度越高。父母学历主要影响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子女是否愿意继承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与父母的学历高低关系不大。 6.2. 父母收入与语言意识的代际关系 家庭语言意识方面的语言政策继承度与父母的学历虽然关系并不明显，却与家庭月收入大小约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各收入家庭中语言意识的代际相关关系，得到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的语言意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38；家庭月收入5000到10，000元的家庭相关系数为0.289；10，000元以上家庭的相关系数为0.331。家庭收入越多，子女与父母语言意识的相关系数也会越大，说明两代人语言意识方面的继承关系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较粗略的正比关系，较高收入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意识更容易被子女继承。 本研究通过对家庭月收入按照人数进行较为简略的分组得出初步结论，家庭收入与语言意识的代际相关度大体呈正相关关系。家庭压力模型理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会带来较大经济压力，引发家庭矛盾及父母负面情绪，并伴随父母教养行为缺失或教养方式消极等现象 [ 12 ]。高收入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意识更易被子女继承，这可能与较高收入家庭中父母语言政策更加积极有关，同时家庭收入与父母的语言意识也存在低度的正相关。具体还存在哪些中介因素的影响还值得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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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父母的学历和家庭月收入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他们对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首先，父母的学历和家庭月收入都会对自身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起到较低程度的积极影响。其中父母学历与语言实践的相关度最高，原因在于学历越高的父母自身英文水平也越高，从而更愿意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而在语言管理方面，家庭收入较高、学历较高的父母会更愿意采用多种措施去帮助子女的英语学习，收入较高的家庭更有能力支持子女去英语国家学习英语。 父母和子女两代人在语言意识方面的家庭语言政策存在继承关系。在规划未来的家庭语言政策时，子女一辈语言意识会受到父母一辈语言意识的积极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会影响语言意识的代际继承关系，高收入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意识更有可能被子女继承，而父母学历与家庭语言政策的继承性不存在类似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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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青少年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压力和逃避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421名青少年的有效数据，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与逃避、网络成瘾存在显著负相关；压力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1.43%。结论：自我同一性扩散是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不但起直接影响作用，而且通过压力和逃避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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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网络问卷收集平台以及两所学校共收回525份数据，剔除无效样本后的有效数据为421份。问卷内有四道指定选项的题目，即“为了确认您是在认真作答，此题请直接选择第一个选项”，有两道及以上选择其他选项的问卷即视为无效样本。另外，连续相同作答超80%以上，同样视为无效问卷。 被试信息如表2所示，其中男生217人(51.54%)，女生204人(48.46%)；农村学生268人(63.66%)，城镇学生153人(36.34%)；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以及高三年级学生分别185人(43.94%)，176人(41.81%)，30人(7.13%)，15人(3.56%)，3人(0.71%)，12人(2.85%)。 Tab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 属性 性别 生源 年级 男 女 农村 城镇 1 2 3 4 5 6 n 217 204 268 153 185 176 30 15 3 12 百分比% 51.54 48.46 63.66 36.34 43.94 41.81 7.13 3.56 0.71 2.85 表2. 被试信息 2.2. 研究材料 2.2.1.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Revised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R)，由陈淑惠等人 [ 30 ]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V， DSM-IV) [ 31 ] 中对各类成瘾症的诊断标准，及临床个案观察与访谈结果的基础上，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基础上修订而成。采用四级评分法(1 = 极不符合，4 = 极为符合)，共26道题目。分为两个分量表和五个维度，其中网络成瘾核心症状分量表包括强迫症状、戒断症状、耐受症状三个维度；网络成瘾相关问题分量表包括人际与健康问题和时间管理问题2个因素人际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两个维度。总分越高，则表明成瘾程度越严重。本研究采用研究者根据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方法提出的CIAS-R的最佳分界线，即总分 ≥ 58分为初步筛查出的潜在网络成瘾者，≥68分则确诊为网络成瘾者 [ 32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 2.2.2. 自我同一性测试问卷 采用心理学家加藤厚 [ 17 ] 编制的自我同一性测定量表。该量表含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3因子，各由4项目组成，共12个项目。采用六级评分制(1 = 完全不是，6 = 完全是)，根据测试者的3因子得分，判定其自我同一性所属的地位。共有同一性确立、同一性确立–权威接纳中间、权威接纳、积极的延缓、同一性扩散–积极的延缓中间、同一性扩散地位6种自我同一性 [ 33 ] [ 34 ]。另外三因子总分越高，同一性状态越好。在本研究中，三因子间相关系数范围为0.28~0.55之间，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1，分半信度为0.74。 2.2.3. 逃避 采用《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Davis Online Cognition Scale， DOCS)的逃避与退缩分量表 [ 9 ]，共7个项目。该量表用于分析网络使用者的非适应性认知，是一种七级自陈量表(1 = 最不赞成，7等于最赞成)。分数越高代表网络成瘾程度越深，如被试单一维度上的得分过24，则被视为网络成瘾。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2.4. 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 采用王勍 [ 35 ] 编制的《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该量表将学业压力分为成绩目标压力、外在环境压力、挫折压力、竞争压力四个维度。共25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1 = 没有压力，5 = 压力很大)，分数越高代表学业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 2.2.5. 自编人际压力量表 自编中学生人际压力量表，将人际压力分为学校人际压力、家庭人际压力两个维度。共10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1 = 没有压力，5 = 压力很大)，分数越高代表人际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表3)。 Table 3 Research material 量表 维度 题目数 计分 内部一致性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修订版 5个：强迫症状、戒断症状、 耐受症状、人迹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 26 4点计分 0.95 加藤厚(1983)自我同一性测试问卷 3个：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 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12 6点计分 0.61 (克隆巴赫α) 0.74 (分半信度) 王勍学业压力问卷 4个：成绩目标压力、外在环境压力、 挫折压力、竞争压力 25 5点计分 0.96 自编人际压力量表 2个：学校，家庭 10 5点计分 0.91 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 (逃避与退缩分量表) 7 7点计分 0.82 表3. 研究材料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对收集的有效数据使用SPSS 22.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分析，同时使用AMOS 22.0进行模型拟合与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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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自陈报告的问卷法来收集数据资料，结果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过程中强调问卷匿名性，部分题目反向计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等措施进行事前程序控制。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36 ]。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5个，按照降序排列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6.81%，远小于临界值40.0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同一性总分与逃避、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人际压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学业压力、人际压力、总压力、逃避以及网络成瘾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见表4。 Table 4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ariabl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 SD 1 2 3 4 5 6 7 8 1同一性：现在 16.88 3.66 2同一性：过去 15.88 3.03 0.31 ** 3同一性：将来 17.33 3.67 0.55 ** 0.28 ** 4同一性总分 50.08 7.98 0.83 ** 0.65 ** 0.82 ** 5学业压力 74.69 26.34 −0.13 ** 0.18 ** −0.02 0.00 6人际压力 19.01 12.26 −0.18 ** 0.10 * −0.15 ** −0.11 * 0.70 ** 7压力 93.70 36.02 −0.16 ** 0.17 ** −0.06 −0.04 0.97 ** 0.85 ** 8逃避 19.98 9.03 −0.31 ** 0.07 −0.27 ** −0.24 ** 0.24 ** 0.26 ** 0.26 ** 9网络成瘾 52.27 15.35 −0.30 ** 0.09 −0.27 ** −0.23 ** 0.33 ** 0.33 ** 0.35 ** 0.54 ** 表4.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注：N = 421。**.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中介效应检验 以自我同一性为自变量，网络成瘾为因变量，压力与逃避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AMOS 22.0进行模型检验，标准化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压力与逃避在自我同一性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该模型拟合程度良好，GFI = 0.96，CFI = 0.91，IFI = 0.9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不仅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还通过压力和逃避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压力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同一性对网络成瘾的总效应为−0.35，其中直接效应为−0.17，间接效应为−0.18。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因此压力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表5)。 Table 5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 路径 效应值 比值 自我同一性→网络成瘾 −0.17 48.57% 自我同一性→压力→网络成瘾 −0.03 8.57% 自我同一性→逃避→网络成瘾 −0.14 40.00% 自我同一性→压力→逃避→网络成瘾 −0.01 2.86% 直接效应 −0.17 48.57% 间接效应 −0.18 51.43% 总效应 −0.35 100%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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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检验了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以及压力和逃避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对提出的模型进行检验的路径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不仅可以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还可以通过压力与逃避间接影响网络成瘾，这一结果符合研究假设。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逃避、网络成瘾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相关性显著，压力与逃避、网络成瘾也显示显著正相关，这与Huang [ 21 ] 和Davis等人 [ 9 ] 的研究结果一致。 自我同一性与压力的关系却稍显复杂。在本研究中，自我同一性总分与人际压力呈现显著负相关而与学业压力无关。相似地，在一项对高中生学业压力易感性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学业压力易感性与积极的延缓地位、权威接纳地位以及同一性扩散地位呈正相关而与同一性确立地位无关 [ 37 ]。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压力的性质不同造成的。相比较而言，学业压力更多的是一种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压力，也会受到其他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成绩排名、学习环境等 [ 35 ]。而人际压力具有情境性和主观感受性的特点 [ 38 ]，更容易受到个体人格特质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不仅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还通过压力和逃避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压力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自我同一性扩散的青少年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也更有可能采取逃避的应对方式，而互联网的匿名性、便利性以及逃避现实的三个特点 [ 2 ] 使得互联网成为一致绝佳的逃避方式。因此自我同一性扩散的青少年更容易发展网络成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本研究中自我同一性通过压力预测网络成瘾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但效应量(−0.03)稍小。一方面，自我同一性(个体的个人特质)与压力(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即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影响着青少年对于压力的感知、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同时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也会受制于青少年所面临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自我同一性影响网络成瘾的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尝试性地将压力与逃避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压力的作用方式。 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影响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研究为网络成瘾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其次，本研究也为预防和缓解中学生网络成瘾提供了新的思路，帮助青少年形成自我同一性有助于减少网络成瘾，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最后对逃避这一非适应性认知进行干预，帮助青少年学习采取积极的压力应对方式，能够减少自我同一性扩散这一风险因素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青少年，其中初中生占92.87%，结果可能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其次，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的调查研究，无法控制额外变量，也无法直接得出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