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7. 自残式冷暴力——“弱者受害”的同情观 如果人与人的交往不是基于共同的道德、信仰或认同，而是基于彼此的物质利益追逐，人际关系不再是基于对人本身的神圣情感，而是基于彼此成为欲望满足的对象，那么贪婪就取代了礼让、卑鄙就取代了高尚、粗暴就取代了文雅。人们不再信仰同一个宗教，不再遵守同一个道德，不再具有同一个理念，不再维护同一个利益。没有了至高无上的上帝或者天子，我们处在一个“诸神之争”和“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是非标准就变得模糊。正是基于这个假设性基础，人们订立契约、构筑法律规则便很必要。当纠纷最后得不到或者当事人自认为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时候，当事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往往会不惜铤而走险以某种“作秀”的方式来吸引社会各方面的眼球，以获得社会大众心理上的同情从而逼迫某些机构显身来主导纠纷的解决。颇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跳桥秀”式的冷暴力，这种冷暴力通过传媒的报道不但绑架了民意，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更是对人们利益的一种减损。“面子所辐射的解决过程从头至尾体现连续的逻辑关系”[ 5 ] 。从面子观的角度分析，此等极端之行为，是当事人权衡再三以丢面子来换取实质利益之最后一搏。在法学理论上，这种“冒险或冒死”吸引他人眼球的行为无法列入自力救济之范畴，但在潜意识中又不得不承认其确实是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客观上有时还真的解决了连法院强制执行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人有伤及同类的怜悯心及对弱者的同情心。对于不顾一切以自身生命为代价的向社会发出呼声之极端行为，人们不会首先去指责这种极端的冷暴力，而是想当然地给予同情，继而指责相关部门的失职，并将此等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归咎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出于维稳的需要，往往在息事宁人的心态下满足了作秀者应有的利益甚至过分的一些利益需求。只要有一件类似的事情成功，将会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仿效行为，进而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用冷暴力解决纠纷是无奈之举，试图以生命为代价换回最后救济的微弱可能。实用理性的心态也总是驱使着“有效”的维权途径，将非理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当成了常规的救济途径。社会并不缺乏纠纷解决机制，暴力维权折射出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是社会所应重视和解决的。作秀的背后体现着对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不信任，对其他方式效率的不满意，其解决途径也只能通过完善其他救济制度。
system: [SYSTEM]

user: 8. 结语 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并非是保护纠纷某一方的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没完没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秩序。在具有多种方式可选择的情况下，非诉讼的社会解决纠纷途径才是最主要的，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司法解决方式成为了最后、不得已的途径。 因此，注重程序还是注重实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有人指出中国法现代化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在文化传统方面一大障碍就是：中国法缺乏形式理性，或者说中国法具有反形式倾向。因此，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推行法治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中国法形式化或制度化的过程[ 35 ] 。“纠纷解决直接关系到冲突的控制、民众权益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展示了法从静态向动态、从书本向现实的转化，体现了法的实现及其社会效果，是对立法和司法制度的现实检验”[ 36 ] 。除当事人协商和解、作秀的纠纷解决方式之外，其他的解决方式均有外力甚至国家公权力的引入。在相关的纠纷解决方式中，有可能涉及到对前期别的方式的评价。而作为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 4 的处理主体，应当对前期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解当事人的传统文化观念，正确引导当事人对待之，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当事人的权益。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凭仗中国民族、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37 ] 。对私权主体的尊重，归根结底就是对个人独立人格、自主和自由的尊重，是对民主和自治理念的尊重。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自顿悟的原型启发理论提出并得到验证后，研究发现了原型激活的自动化加工与关键启发信息提取的控制加工机制，以及顿悟的原型启发的脑机制。而针对影响顿悟的原型启发的因素的研究发现，睡眠、情绪和动机以及不同类型的“原型”材料都会影响个体的顿悟。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后续研究应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到实践，以期找到提升个体顿悟能力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顿悟，原型启发理论，影响因素
system: [SYSTEM]

user: 1. 顿悟问题解决的相关理论 顿悟(insight) (灵感的出现)通常被定义为在一个概念的形成或一些类型的知识的展现过程中的一个突然出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会引导个体解决问题 (Kounios & Beeman， 2014) 。 顿悟的认知机制一直以来是顿悟问题解决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除了顿悟认知机制的原型启发理论外，目前对顿悟的认知机制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表征转换理论(the representational-change theory)、进程监控理论(progress-monitoring theory)、原型启发理论、外显内隐交互理论(the explicit-implicit interaction theory) (邢强，张忠炉，2013) 。 在以Simon和Kaplan为代表的表征转换理论看来，顿悟可能是转换表征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解除抑制或分解组块 (Knoblich et al.， 1999) 。而在进程监控理论看来，顿悟发生在标准失败之后 (MacGregor et al.， 2001; Ormerod et al.， 2002; Chronicle et al.， 2004) ， Ormerod和Chronicle (2001， 2002) 认为个体会依据将要达到的问题目标状态，确定某种内在标准(criterion)来监控每一个局部行为(手段)的有效性，一旦个体发生标准失败时(criterion failure)，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动力(driving force)，促使他去解除抑制，寻找其他的解题方法。外显内隐交互理论则将顿悟看成是外显和内隐知识交互作用的产物，即顿悟是外显加工和内隐加工的综合，顿悟发生的过程既包括一般的认知加工过程，也包括特殊的加工过程 (Helie & Sun， 2010) 。 而我国学者张庆林等则从怎样才能成功解决问题的角度，提出了顿悟的“原型启发理论”。该理论认为顿悟问题解决的核心过程是“原型激活”和“原型启发”。“原型”，是指能对目前的顿悟问题解决起到启发作用的认知事件，它可能是实验操纵中主试提供的“原型问题”在被试头脑中的表征，也可能是被试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还可能是被试在解决当前顿悟过程中发现的有启发作用的线索。而原型事件中所包含的对于解决当前顿悟问题最具决定性和指导性的启发信息才是解决顿悟问题的关键，被称为“关键启发信息”。而“激活”则是指将原型事件(及其关键启发信息)与当前问题形成联系，并指引当前问题空间的启发式搜索，促使问题的成功解决。“启发”，是指将原型事件的关键性启发信息用以指引当前问题空间的启发式搜索，从而促使当前顿悟问题的顺利解决 (张庆林，邱江，曹贵康，2005) 。 同时， 张庆林等(2005a) 提出了原型启发研究的二阶段实验范型，即在第实验的第一阶段先选取顿悟问题若干，并让被试“学习”顿悟问题(源问题)的答案，学习过程中包含若干与答案无关的干扰项目；然后在第二阶段让被试进行顿悟问题(靶问题)的限时测试，以考察被试在测试阶段能否“激活”有关的“事件”(先学习的有关答案)。但是，传统的研究范型中只会向被试提供一个源问题，其所能操作的信息有限，无法就源事件中到底哪些属性被被试激活进行准确探究，也无法探究源事件中的哪些属性会影响关键启发信息的激活，也就不能发现这些属性被激活后会对后面的靶问题的解决产生怎样的影响 (吴真真，2010) 。针对以上传统研究范型的局限， 邢强等(2006) 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型：“多个源问题(不同型的) + 一个靶问题”的研究模式，通过对实验材料的深入分析，界定源问题中包含的不同的关键启发信息类型，再通过控制不同类型的关键启发信息，来探讨在问题解决者进行认知操作的过程中是否可以从涵盖不同类型关键性信息的多个源问题中激活其中的一个关键启发信息，这种原型激活的能力以及从所激活的原型中获取关键性的启发信息的能力可以作为衡量个体顿悟能力的重要指标。
system: [SYSTEM]

user: 2. 顿悟问题解决的原型启发加工机制 围绕顿悟，人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论，目前关于顿悟研究的争论之一就是顿悟问题解决是外显的搜索还是内隐的激活 (邢强，张忠炉，2011) 。表征转变理论认为，在表征转换过程中，限制解除和组块分解是内隐的或者无意识的过程 (Öllinger & Knoblich， 2009) 。进程监控理论则认为顿悟问题解决是外显地搜索答案的过程 (MacGregor et al.， 2001; Ormerod et al.， 2002; Chronicle et al.， 2004) ，外显内隐交互理论(EII)理论则认为顿悟是外显加工和内隐加工的综合 (Helie & Sun， 2010) 。 而顿悟的原型启发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己经得到了一些实验验证的基础上，就顿悟问题解决的加工机制是自动的(即内隐的)还是控制的(即外显的)，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张庆林等(2005b) 采用两阶段实验范型，考察大学生在解决九点四划这类顿悟问题的过程中是否会激活先前学习的源事件，以此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启发信息对个体解决九点问题的作用机制。研究通过实验结果以及对口语报告的分析发现，内隐学习组与外显学习组中正确解决九点问题的人数百分比的差异并不显著，这证明原型中所包含的启发信息的激活，可能主要是自动加工的结果。 但是这个实验并没有探索原型事件激活是自动加工还是控制加工的结果，是否具有内隐的、无意识的特点。所以 曹贵康(2006) 通过考察四等分问题解决过程中原型事件及其启发信息的激活是自动加工还是控制加工的两个实验，一方面发现了原型事件及其所包含的启发信息的激活是顿悟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发现原型的激活和原型中所隐含的启发信息的激活，具有不同的加工机制，即原型的激活是自动加工的结果，而原型中所包含的启发信息的激活是控制加工的结果。 但是，上述的实验中无法准确探究出源事件中到底哪些属性被被试激活后，帮助了被试解决后面的靶问题，所以 吴真真等(2008， 2009) 创立了研究顿悟问题的新型材料——字谜库，并且进一步为每条字谜建立了难度、原型启发量等指标体系，同时采用了“多个原型字谜学习–多个目标字谜测试”两阶段实验范式，考察学习的原型字谜的不同类型的指标对原型启发效应大小的影响。结果发现，学习的原型字谜的数量多少对原型启发效应的大小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学习的原型字谜的难度和启发量指标对原型启发效应的大小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原型字谜的激活是一种自动加工，原型字谜中所隐含的关键启发信息的激活是一种控制加工”的观点。 因此，顿悟的原型启发理论认为，从顿悟问题解决的整个过程来看，个体对“原型问题”的表征往往是无意识的，但是个体却是有意识地对“原型问题”的特点进行总结提炼，以获得可以解决顿悟问题的关键启发信息，所以顿悟问题解决中的原型激活是自动加工(即内隐)的过程，而原型中的关键启发信息的激活则是控制加工(即外显)的过程。
system: [SYSTEM]

user: 3. 顿悟的原型启发脑机制 顿悟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自21世纪首次借助脑成像技术对解决字谜任务过程中顿悟一瞬间的大脑活动状况进行研究以来，目前针对顿悟问题解决的脑机制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以顿悟的原型启发理论为指导，邱江(2007)等采用“一对一”以及“多对多”的学习–测试二阶段实验范型，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来探讨字谜问题解决中顿悟的脑内时程变化以及大脑激活情况，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顿悟问题(字谜)解决的脑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在字谜解决的早期，有无顿悟字谜所诱发的脑电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原型激活可能主要发生在字谜出现后的1400 ms左右，因为字谜的成功解决(有顿悟)在1400~2000 ms内导致了左侧额中回/扣带前回的更强激活，这可能与原型激活以后，被试利用启发信息，突破思维定势，形成新异联系的认知过程有关；随后在2000~2500 ms内，字谜的成功解决诱发了强烈的情绪体验，导致了扣带后回的明显激活。 Luo等人(2011) 也采用“一对一”的学习–测试二阶段实验范型，考察了有关原型字谜和靶字谜的三类实验条件：有共同字词条件、无共同字词条件和基线条件下的脑内时程变化，却发现靶字谜出现后的300~500 ms以及1000~1300 ms内无共同字词条件比有共同字词条件均诱发了更负的ERP成分，可能反映了在解决顿悟问题时的思维定势的打破；900~1700 ms内有、无共同字词条件比基线条件诱发了更正的ERP成分，可能反映了新异联系的形成过程。 因为在 罗劲等人(2004) 关于顿悟的fMRI研究中，观察到了左侧额叶和左侧额中回的激活，所以 Qiu等(2010) 采用“多对多”的学习–测试范式，选取若干配对字谜(原型字谜–靶字谜)作为实验材料，采用fMRI技术考察了原型激活促发顿悟的大脑激活情况。同时鉴于“Aha”情感体验一直被用作判断是否发生顿悟的标准之一，被视为顿悟的重要成分，而不是顿悟的副产物 (Bowden & Beeman， 2007; Bowden et al.， 2005) 。 Qiu等(2010) 同时考察了原型激活促发“啊哈”的顿悟体验效应的大脑激活情况后，发现(No-aha：成功解决的简单字谜)而言，Aha条件(成功解决的靶字谜)显著激活的区域有楔前叶(precuneus)、左侧额下/ 中回(left inferior/middle frontal gyrus)、枕叶下回(inferior occipital gyrus)和小脑(cerebellum)。因此， Qiu等人(2010) 认为楔前叶与情景记忆的成功提取(原型激活)有关，左侧额下/中回与形成新异联系和打破心理定势(原型中所包含的关键性启发信息的利用)有关。 这些研究从顿悟的时间进程和脑神经基础两方面对顿悟的大脑机制进行了丰富的探讨，并形成了有关人类解决顿悟问题的“顿悟脑”的神经框架。这些研究表明，顿悟脑主要由外侧前额叶、扣带回、海马、颞上回、梭状回、楔前叶、楔叶、脑岛和小脑组成。就各脑区的功能而言，外侧前额叶主要负责顿悟难题思维定势的转移和打破，扣带回则参与新旧思路的认知冲突以及解题进程的监管，海马、颞上回和梭状回组成了“三维一体”的专门负责新异而有效联系形成的神经网络，楔叶和楔前叶组成的“非言语的”视觉空间信息加工网络则负责问题表征的有效转换，认知灵活性和顿悟相关情绪体验则依赖于脑岛，反应相关手指运动的皮下控制则依赖于小脑 (沈汪兵等，2012) 。
system: [SYSTEM]

user: 4. 影响顿悟的原型启发的相关因素 影响顿悟的因素有很多， Kaplan和Simon (1990) 认为以往研究中的顿悟问题都涉及到问题表征的转变，顿悟与问题表征以及问题空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 Ormerod和Chronicle (2001， 2002) 则认为影响顿悟问题解决的因素主要有各种抑制因素和思维定势(constraints)，以及个体试图寻找其他解决方法的驱动。 顿悟的原型启发理论在已经得到一系列实验的验证的基础上，针对解决顿悟问题的过程中影响个体原型启发的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因为 Mazzarello (2000) 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睡眠有助于激活个体的顿悟，所以依据己有的研究， 龚正霞(2011) 选择有午睡习惯者的被试，采用“1对1”以及“8对8”(即“学习8个原型–解决8个科学问题”)的“学习–测试”两阶段实验范式，通过“科学发明问题”进行研究，以被试的“原型激活率”及“问题解决正确率”来考察午睡剥夺情况下午睡剥夺组与正常午睡组在激活原型及原型中的关键启发信息上是否有差别。结果发现，正常午睡组比午睡剥夺组原型启发效果更好，即午睡剥夺对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是存在影响的。 而 李文福等(2015) 采用同样的实验范式，选取高启发量与低启发量的两类科学发明问题材料，考察午睡剥夺对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时发现，午睡剥夺处理范式和材料启发量高低在原型激活率和问题解决率上主效应均显著，交互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午睡剥夺会影响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对启发信息应用和原型激活两个加工过程的影响实现的。 作为促使个体潜在的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的创造性行为和成果的重要动力因素，情绪和动机可能对个体的原型启发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为了揭示情绪对原型启发的影响， 陈丽(2008) 采用先让被试学习原型字谜、接着对被试进行正负情绪诱导、然后再让被试进行目标字谜测验的三阶段实验设计，探讨了正负效价的诱发情绪对汉语字谜原型激活的影响。结果发现，难度高的目标字谜的测试中没有发现不同效价诱发情绪对汉语字谜原型激活的不同影响；但是在难度中等的目标字谜的测试中，正性情绪对汉语字谜原型激活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负性情绪对汉语字谜原型激活没有显著影响。 为了考察动机和情绪对原型启发的影响， 李亚丹等(2012) 也以汉字字谜为材料，考察不同竞争水平(高、中、低竞争和无竞争)情境下诱发的不同效价情绪对个体顿悟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的影响。结果发现，竞争水平对字谜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有显著影响，低强度竞争水平最有利于靶字谜问题的解决，中等强度和高强度下效果次之，无竞争条件下个体顿悟问题解决的效果最差。同时不同效价情绪对靶字谜问题解决的原型启发也有显著影响，和负性情绪以及中性情绪相比，正性情绪下被试解决靶字谜的正确率更高，并且竞争水平与情绪效价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这表明竞争和情绪这两种动力相关因素在原型启发中所起的动力作用并不是独立的。 “原型”，作为在个体的顿悟问题解决中起到启发作用的认知事件，势必会对个体的顿悟问题解决产生影响。所以，为了考察“原型”对个体顿悟问题解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针对“原型”的“有无”，“原型”的“位置”，“原型”的“类型”等方面对个体顿悟问题解决的影响展开了研究。 邱江(2007) 等通过选取中国传统的正确答案均为一个汉字的字谜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发现，靶字谜的难度以及源字谜的启发量对于字谜的成功解决都有显著的影响，而 魏青青等(2015) 以企业经营管理案例为实验材料，探讨经营情境中创造性思维的原型启发效应，结果也发现，有原型条件下比无原型条件下被试解决创造性问题的正确率更高，反应时更短，即原型对解决经营管理情境中的创造性问题具有显著的启发效应。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原型”材料对原型启发的影响， 邢强等(2013b) 以四点、九点等空间顿悟问题为实验材料，探讨诱导对顿悟问题解决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无诱导组相比，诱导组被试问题解决的成绩更好；与动态的视觉诱导相比，静态视觉强诱导条件下被试问题解决的成绩更好。 赵燕梅(2013) 通过操纵原型材料中的冗余信息、标识有无考察了原型材料中的冗余信息对原型激活的影响。结果表明，冗余信息对原型的激活有显著性干扰影响，且随着冗余信息的增加，干扰影响也随之增加，原型的激活率显著降低；同时标识对原型的激活也存在显著性影响，相比无标识，有标识情况下，被试的原型激活率更高；而且冗余信息和标识存在交互作用，说明冗余信息能起到干扰作用很可能主要由于冗余信息掩盖了原型中的关键信息。 在随后的研究中，为了考察原型的位置效应以及个体的认知风格对个体顿悟问题解决的影响， 赵艳晓(2014) 通过正确率和反应时来考察场独立个体和场依存个体的顿悟问题解决能力。结果发现对于顿悟问题解决，场独立个体的成绩要优于场依存个体的成绩，而“先问题，后原型”的实验范式更有利于顿悟问题的解决，并且原型的位置和个体的认知方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5. 总结与展望 对于顿悟等带有无意识性质的创造性思维，研究者们往往认为无法进行清洗深入的研究。但是按照原型启发理论的理论假说却可以深人探讨过去认为无法测量的无意识加工过程，突破了关于创造性思维研究的“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的研究维度，开创了“原型激活能力”的新研究方向 (张庆林，邱江，曹贵康，2005a) 。 但是无论什么研究，只有应用于实践才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所以，随着顿悟问题解决的研究的深入，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提升个体的顿悟能力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方向。 陈爱玲等(2015) 在顿悟原型启发理论的基础上，以个体顿悟过程3阶段——思维定势破除、原型激活和获取关键性启发信息为切入点，借助信息技术，协同运用创造学、可拓学与TRIZ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构建了顿悟的信息模型和思路搜寻路径，并通过教学实践证明，该方法能达到加速思维定势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顿悟必然性的目的。 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个体的睡眠状态、情绪以及动机，“原型”的不同特征等因素都对顿悟问题解决中的原型激活的影响，这也为我们提高个体的顿悟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个体的自身状态，帮助个体运用“原型”的不同特征来帮助提升个体的顿悟能力。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在发展顿悟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开始更多的针对提升个体顿悟能力的研究。我们可以在顿悟的原型启发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心理学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技术，通过帮助不同群体解决各类顿悟问题，观察不同方法提升个体顿悟能力的效果，以期寻得提升个体顿悟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科学有效的方法，助力社会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泪道阻塞是眼科常见疾病，常引起溢泪等症状，可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泪道阻塞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泪道置管术具有简便、有效、微创等优点，在泪道阻塞性疾病的治疗中应用越来越广。本文就泪道置管术的具体方法和置管类型等方面展开综述，其中详细介绍顺向置管术、逆向置管术、泪小管置管术及置管的类型和选择。 关键词 :泪道阻塞，泪道置管，泪小管，鼻泪道，手术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泪道阻塞是眼科常见的泪器疾病[ 1 ] ，泪道系统的先天阻塞通常是覆盖于鼻泪管鼻侧末端的Hans瓣发生膜性阻塞，患儿多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被发现有溢泪症状 [ 1 ] ，通常药物治疗和早期探通对先天性鼻泪管阻塞(NLDO)患儿有效率较高 [ 2 ] ，而探通无效者可再行手术治疗 [ 3 ] 。成人泪道阻塞性疾病多发于成年女性和中老年人，常见原因有炎症、外伤、泪道中存在结石，较易形成泪囊炎，临床的主要表现是溢泪，泪囊部皮肤潮红、糜烂，如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对眼球构成潜在威胁，给患者生活质量带来严重影响 [ 2 ] 。其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泪道置管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泪道置管术是指将泪道引流管放置在泪道阻塞、断裂的部位上，主要用于治疗膜性泪道各段的炎性阻塞和同时有骨性泪道中等以下狭窄者，以及上泪道的外伤断裂者，可以和泪道激光、内窥镜和吻合术联合应用。国内的临床习惯常常以引流管名称和引流管要留置的泪道部位命名泪道置管术，包括泪小管引流管(泪小管)置管术，鼻泪管引流管(鼻泪管)置管术，全泪道引流管(全泪道)置管术 [ 4 ] 。其共同治疗机制是将引流管短时间留置在阻塞部位，支撑泪道，维持其正常解剖结构，待到取管后，泪道仍能保持开放，使泪液顺利排出 [ 5 ] 。本文主要介绍其在泪道阻塞性疾病中的应用。
system: [SYSTEM]

user: 2. 置管方法介绍及应用 2.1. 现代顺向置管术 起源于20世纪后期，是使用专用置管工具把外径为1.0 mm以下的引流管，顺向或者逆、顺方向相结合地牵拉引流管穿越泪点和全泪道，并把引流管留置于全泪道内 [ 4 ] 。在欧洲和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眼科普遍应用。早期是将一根直径为1.0 mm以下导管，从下泪点经泪小管插入泪道直至鼻腔，导管上端暴露在下泪点处。经临床医师不断改进，发展为具有代表性的Ritleng、Crawford泪道插管系统 [ 6 ] 。具体操作如下： Ritleng泪道插管 [ 7 ] ，适合于各种泪道阻塞患儿：麻醉后常规上下泪点扩张及泪道探通。从上泪小点将中空的探针插入泪小管，将连接有泪道硅胶管的聚丙烯软引导系统插入Ritleng泪道探通针内，用Ritleng泪道钩经过下鼻道将导丝从鼻腔钩出。将探针从泪道拔出，并将软引导系统细段经过泪道探针凹槽轨道中退出，之后顺鼻腔将引导导丝牵出；硅胶管随之滑入泪道，从鼻腔引出。采用同样的方法将硅胶管经过下泪小点、泪小管、泪囊、鼻泪管从鼻腔引出。该术式成功率高，出血少，效果明确 [ 8 ] [ 9 ] 。Ritleng泪道插管手术对于探通无效的先天性鼻泪管阻塞(CNLDO)低龄患儿有较好的疗效 [ 5 ]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治愈率随年龄增长、探通次数的增加有明显下降趋势，单纯膜性鼻泪管阻塞较复杂性鼻泪管阻塞治愈率更高 [ 7 ] 。该术式的不足在于 [ 8 ] ：对于复杂难治病例，Ritleng泪道探针难以通过狭窄或闭锁的泪管，即使通过，泪道软管亦很难自鼻腔弹出，需要借助镍肽记忆钢丝系统，以及有经验的术者钩取软管，对于骨性狭窄或无骨性泪道结构者则手术不易成功。 Crawford泪道插管：主要部分由两根伸展性能好，尖端成橄榄叶形的不锈钢探针和连接硅管组成 [ 10 ] 。手术方法：扩张上下泪小点，通过标准探针探开泪道的阻塞部位，将Crawford探针的两末端分别从上、下泪小点插入鼻泪管至鼻内。使用专用钩将探针的尖端橄榄叶部分钩住，连带硅胶管一起拉出鼻腔，在鼻腔外打结，硅胶线结自行缩入鼻腔。该方法手术效果明确，适用于各类泪道插管手术失败者和大龄患儿。主要不足在于Crawford式插管盲目钩取球头金属引导系统时易造成下鼻道组织出血现象 [ 11 ] [ 12 ] 。 泪小管置管：临床上很多慢性泪囊炎患者合并泪小管阻塞，通过泪囊鼻腔吻合术可以将泪囊炎的症状减轻，但不能解决患者的泪溢症状，故常用泪囊鼻腔吻合术联合泪小管阻塞插管术治疗伴泪小管阻塞的泪囊炎。泪小管探通及置管方法 [ 13 ] ：在上泪小管探针引导下仔细探查上泪小管或泪总管在泪囊部开口位置，探针探通下泪小管，并放置硅胶管。“工”字形切开鼻粘膜，使硅胶管的一端从前鼻孔引出，另一端从下泪点引出，固定硅胶管。或用泪道内窥镜下激光泪道探通术，环形置管 [ 14 ] 。该联合手术方法疗效确定，可避免分次手术 [ 14 ] [ 15 ] 。 顺行法泪道插管术操作较简单，使用器械和对组织损伤均较小 [ 16 ] 。 2.2. 现代逆行泪道置管术 现代的逆行泪道置管术是使用置管工具将外径为2.5~3.0 mm的鼻泪管或全泪道引流管的牵引线从鼻泪管下口导引进入泪道，并在泪道内逆行穿出泪点，再拉牵引线将引流管沿鼻泪管管腔逆行拉进泪囊，或者将全泪道引流管的泪小管引流管段拉出上泪小管，剪去上端牵引线和下端从鼻孔露出的引流管 [ 4 ] 。以鼻泪管引流管(鼻泪管)置管术为例，具体步骤为 [ 17 ] ：病人平卧位，麻醉后将泪囊冲洗干净，充分扩张上泪点后用探通导引针探通泪道，固定针体于9字朝前位置，下送针芯伸出鼻前孔。将引流管的牵引线穿入针芯，向上拉针芯回至原位，再连同针体提拉至牵引线被拉出泪点。从下泪点冲洗泪道，剪断露出鼻外的引流管及牵引线，结束手术。成功的泪道探通是进行逆行置管的前提，传统泪道逆行置管术的操作难点是没有鼻内镜辅助钩出导线，需要经验或五官科医师配合。凭感觉用取线钩钩取引线易反复操作而损伤鼻黏膜 [ 18 ] 。随着内镜技术的兴起和发达，泪道置管术也从原来的盲插改进为与鼻内窥镜应用相结合。与单纯泪道置管相比，鼻内窥镜下逆行置管治疗慢性泪囊炎更符合眼部生理，损伤小，临床效果显著 [ 19 ] [ 20 ] 。 多项国内的临床观察证实：逆行泪道插管治疗泪道阻塞性疾病，办法简便，效果明确：解除泪道阻塞；重建泪道，恢复导泪功能；防止再阻，疗效持久；手术创伤小，相比其他手术方法，治疗后面部无瘢痕；操作简便，费用低 [ 21 ] ，适合基层医院临床推广 [ 22 ] [ 23 ] 。但是，要求术者对泪道的生理解剖结构较熟悉，术中熟练准确地操作，否则极易出现泪点劈裂或泪小管撕裂、肉芽增殖及假道形成、拔管困难或断端残留等并发症 [ 21 ] [ 24 ] 。 2.3. 改良术式 随着泪道置管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医师对手术的操作难度、安全性，患者的可接受程度等均越来越高，于是在原有泪道置管术基础上，不断有改良术式出现。 传统的泪道逆行插管的牵引线为丝线，用力牵拉时易拉豁硅胶管，且丝线体积小，不能扩张支撑泪小管、泪总管，故对含有泪小管、泪总管阻塞的病例效果差。将腰穿针内丝线改成记忆金属丝，有记忆功能的探通导针可以准确地将粗引流管从隐蔽的鼻泪管下口置入泪道，同时有良好的顺应性 [ 17 ] 。另有改进的一体化设计的牵引线及植入管，其抗拉豁能力明显增强，且缓慢牵拉时管口变细，更易植入，可用于多种泪道阻塞疾病。经过改进的一体化设计的类Y型硅胶管，其固定性、引流特性、易植入方面更好 [ 25 ] 。 另一方面，传统泪道逆行插管术，硅胶管的制作及插管过程较繁琐 [ 26 ] ，穿线导管由鼻腔向泪道的逆向抽拉会使患者感到极度不适而产生恐惧。应用泪道激光加典必殊眼膏注入疗法有效率为80%，但在基层医院不易广泛普及。改良的泪道插管术利用0.5 mm直径的牙用不锈钢丝芯的坚硬度，外套聚乙烯麻醉导管套，在已扩张探通的泪道内缓缓插入再抽出不锈钢丝芯即完成插管。此法简单易行，取材方便，价格低廉，患者痛苦少，容易接受。
system: [SYSTEM]

user: 3. 置管类型的选择 置管技术在早期探索阶段，曾有猪鬃、马尾、禽翎、金属等材料 [ 4 ] ，现代置管术主要置管类型简述如下： 3.1. 硅胶导管 其优点有：1) 该管有刻度可确定置入泪道的深度；2) 弹性好，直径适宜刺，激性小长期保留无副作用；3) 插入泪道时黏膜组织损伤少 [ 27 ] 。不足：由于硅胶导管质软，插管相对有一定难度；长时间留置可引起细菌寄生 [ 22 ] 。包括球头硅胶管 [ 28 ] [ 29 ] 、环形硅胶管 [ 30 ] [ 31 ] 、类Y型硅胶管 [ 31 ] 。 3.2. 硬膜外导管 优点有：1) 经济实用，取材容易；2) 导管上标有刻度，使用方便；3) 导管末端钝圆光滑，不损伤黏膜组织。不足：若长期置管，弯曲部分易使下泪点裂伤，但拔管后易恢复 [ 16 ] 。 目前研究表明，硅胶导管置管与硬膜外导管相比，手术有效率更高，更具临床推广价值 [ 32 ] 。也有研究提示：U型硬膜外导管插管术治疗泪小管阻塞，Y型硅胶管植入术治疗鼻泪管阻塞，U型硬膜外导管联合Y型硅胶管治疗全泪道阻塞，可明显降低复发率，为临床医生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 33 ] 。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结与展望 泪道置管技术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到现在，已发展的较为成熟，在泪道阻塞性疾病的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激光手术等的联合使用使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不论顺行或逆行泪道置管术式，均有各自特点和适合治疗疾病范围。随着手术模式和配套设备的演进，对置管材料和置管类型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鉴于个体的泪道狭窄部位、狭窄程度、鼻泪道粘膜的愈合情况，以及泪道内慢性炎症情况的各有不同，我们预测未来的研究将向更为个性化的定制置管方向发展，如针对性的对狭窄部位进行支撑、如何在泪道置管后使泪道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还能有效保持药物浓度、如何在持续放置泪道置管后最大程度的恢复泪道粘膜的舒缩功能等。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根据1978年~2012年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度数据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得出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都在迅速增长，吉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指标的可量化性选取11个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可测指标，建立了分布滞后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影响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各因素及其关系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政府必须从多方面多角度提供相应政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要加大新型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导致收入不均等–经济衰退–收入不均等的恶性循环。根据模型结果及分析给出缩小吉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联立方程模型，分布滞后模型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导致在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可能导致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极端行为发生。随着吉林省经济不断的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得尤为紧迫。 收入差距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早期的研究通常通过建立单方程模型来处理，而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往往错综复杂，规律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影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靠单方程描述不够，需要考虑用一组方程加以说明，所以近年多通过联立估计方程来研究经济问题。Lundberg和Squire (2003) [ 1 ] 建立联立方程，同时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现实的经济现象中，经济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自身前期或其它指标当期或前期的影响，因此需要将滞后变量引入方程来解决指标的滞后影响。陆铭和陈钊(2005) [ 2 ] 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龙翠红(2011) [ 3 ] 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2000~2008年我国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教育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相结合可以很好的解决单方程和滞后变量的问题。 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联立方程模型与分布滞后模型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影响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建议。
system: [SYSTEM]

user: 2.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农村居民纯收入可归纳为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归纳为：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得到的转移性收入，以上四类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四种来源在统计口径上基本一致，可进行比较。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文章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研究城乡的收入差距。 2.1.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并趋于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数据上来看，1978年吉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2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82.00元；截止至2012年，吉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为20，208.0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为8598.17元，二者分别增加了70倍、47倍，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之快。 由图1，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大致相似，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3年，收入水平幅度变化不大，主要是由于当时我国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社会经济发展不足；第二阶段是1993~2000年，吉林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速加快，其中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较前一年增长了36%，1994年吉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增长率较前一年增长了32%，8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6.60元增长到6280.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由784.00元增长到2253.40元，分别增长了3.1倍和2.9倍。出现如此快速增长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吉林省经济蓬勃发展，各类企业成长迅速，从而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阶段是2000~2012年，这一阶段居民收入水平以10%左右的速度稳定增长，并有持续发展的趋势。 图1. 吉林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2.2. 吉林省城乡收入绝对差增大但收入比相对稳定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吉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大致相同的趋势增长，但是由于城镇和农村各自的增长基数不同，增长的速度也有所差异，因此二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从二者的绝对差可以看出，从1978年的235.93元到1992年的1222.17元，2000年的3146.25元到2012年的14，403.11元，前后相差14，167.18元，增长的倍数分别是5.1倍，2.6倍和4.5倍。从图2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以指数的形式增长。而从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折线可以看出两者之比则渐趋稳定。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率先得到改革，国家也相应提高了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以及加大了对农民的扶持力度。而城镇改革相对滞后，收入变动相对不明显。因此这一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1.59变为1984年的1.03。1985年，城镇开始进行改革，城镇经济进入发展时期，到199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趋于平稳。1992~1995年，新兴的第三产业异常活跃，并且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进入21世纪后，城乡收入比最高上升到2.77，在城乡居民收入较平稳发展的背景下，两者的绝对差却不断增大。 2.3. 近10年吉林省城镇收入的相对水平比农村高 从2001年~2012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都要比我国平均水平高。并且，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2倍。如图3所示。特别是2003年~2010年，吉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吉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比一直处于0.9~1.1倍之间。
system: [SYSTEM]

user: 4. 政策建议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吉林省现阶段维持经济的增长是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理论上降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减缓或抑制作用，但是并不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本质措施。如果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手段调节收入差距，不仅能够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受教育水平，更有利于经济速度的快速增长。相反，如果任由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那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加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收入不均等—经济衰退—收入不均等的不良循环。因此，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吉林省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 根据前面的模型分析提出如下几条建议： 1) 群体的城市化。提高城市化水平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加重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各方压力。工业化进程也同样制约了吉林省粮食优势的发挥，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同样制约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居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大中城镇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小城镇公共服务建设仍然由乡镇财政负担，这也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现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中相对富裕的家庭到城镇发展并且定居，而文化程度低、没有专业技能的贫困人群则长期留在农村。这又促使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在生产机制自发调解下，资本从农业向工业流动，结果形成了对工业的投资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农业资本转为工业资本 [ 21 ] 。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还需同时兼顾到弱势群体。 2) 农业政策的调整。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长期分化所带来的后果，一旦形成，就很难依靠单一力量来消除。政府应该适当提高财政支农比率，尤其是对农业新技术、新领域的支持，增加对于农业尤其是农业创新发展的投入。因此政府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出，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逐步增加。另一方面也要调整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支出，引导和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上资金从农村流入城镇，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马太效应”，高素质人才的流动同样如此，高校的毕业生首选的就业方向都是城镇，很少问津农村的资源需求 [ 21 ] 。 3) 合理的再分配。在保证吉林省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合理调节社会的分配格局和分配关系，用经济手段对过高收入加以限制，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进行提高。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与税收政策，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刺激农村居民进行消费。 4) 提高素质，公平教育。逐步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吉林省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统筹全省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等信息资源，建立健全省市、县乡(镇)、村及重点地区的一体化信息网络服务体系，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意识，开展各种技能讲座和培训等，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对市场信息的敏感性，更好地融入到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浪潮中去。劳动力素质越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越具有竞争力，面临的就业机会越多，获得就业岗位的能力越强，所能获得的劳动收入越多 [ 21 ] 。另一方面，政府应针对不同层次农民和各类专业户的需要，充分发挥现有农林院校和科研机构等部门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持续为农民提供科技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帮助农民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意义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全面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而中共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对共产国际的这些政策进行了婉拒和抵制。 关键词 :共产国际，中共，争论
system: [SYSTEM]

user: 1. 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分歧 1.1. 皖南事变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但中共与共产国际仍保持着一种融洽的关系。到了皖南事变前后一段时间，这种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皖南事变前夕，苏、德关系因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的成立而日趋紧张。为了确保东部边界的安全以全力应付德国，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更加重视和大力支援南京国民政府，欲借蒋介石的力量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这种做法虽然支援了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成为皖南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0年秋，国际形势处于新的变动时期。苏、英、美反法西斯阵线及德、意、日法西斯阵线为了各自的利益，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有了不同的变化。9月，德、意、日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使日本开始实施南下或北上计划。日本开始改变策略，对蒋介石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本的战略扩张严重威胁了英、美的利益与安全，压力最大的是苏联。为此，苏联继续给中国以贷款及物资等大量援助，斯大林还亲自致电蒋介石，表示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英、美及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更加助长了蒋介石加强反共的气焰，其正如中共在1941年4月18日所指出：“自去年9月27日三国同盟条约后，国民党认为国际形势于他们有利，认为日美斗争尖锐化，日本已不敢攻华，美国必积极援华，而苏联亦非借重他不可，遂放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造成皖南事变。”[ 1 ] 。 此时国共关系的继续恶化引起了中共的高度警惕。中共初步拟定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的具体方案，并以此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则认为中共这种政策过“左”，夸大了投降和分裂的危险。对此，中共一方面不断向共产国际进一步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一方面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此次投降危机已被制止，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 2 ] 。 1.2. 皖南事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施压 皖南事变发生后，季米特洛夫又一再来电给中共，同意“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件(即皖南事变)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传”[ 3 ] 的观点，要求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只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还要求中共为缓和与国民党的关系作某些让步。 共产国际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他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坚持必须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中共的方针应该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 [ 2 ] ，即必须“以攻势打退攻势”，然后才能谈得上逼蒋抗日。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作了妥协。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保证决不会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他又约见周恩来，答应提前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中共有理有节的斗争，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system: [SYSTEM]

user: 2.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中共对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指示的抵制 2.1. 中共对苏联战场的积极支持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全局出发，认为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能够为苏联在远东地区建立屏障，能够使苏联解除后顾之忧，能够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从而能够集中主力对付德国法西斯，因此对共产国际支持苏联的指示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号召中国人民“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 4 ] 7月7日，中共在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在反法西斯战争方面“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并相应提出了“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 [ 5 ] 等10大任务，即中共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 4 ] 。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以日本可能撕毁《苏日中立条约》，从背后进攻苏联为借口，要求八路军迅速对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日本采取牵制行动。中共充分理解援助苏联的必要性，表示将作出一切努力来援助苏联。毛泽东等于6月30日命令八路军加紧制定破路和收集情报两项计划，以迟滞日军可能的攻苏行动。7月2日，毛泽东等电告彭德怀：如日本进攻苏联，八路军须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这种配合主要是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和战术的。 2.2. 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错误指示的婉拒 然而，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和要求并不是完全盲从。苏联方面根据日军调动的情报，几度呼吁中共派部队去袭击日军集结地。中共拒绝了这种脱离实际的要求，并请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并转告联共(布)中央：中共已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对日军采取大规模行动则不太可能，这是因为日军和八路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方人力、物力、弹药日益困难，所以中共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蛮干，则存在着中共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个结果对苏联对中共都是不利的。 1942年5月，苏联再度得到日本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消息后，再次紧急呼吁中共派八路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牵制日军。6月1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指责中共还没有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目前的局势绝对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并从自己方面避免发生一切可能导致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的做法” [ 3 ]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还派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化名孙平)，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飞赴延安，敦促中共与国民党结束内战，联合行动。这些都说明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共“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 [ 6 ] 。此后，苏联数次要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并几次与中共磋商八路军行动问题，但都没有结果。中共明确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防止反共为辅；想方设法渡过目前的困难，再才有可能采取一些大的军事行动。
system: [SYSTEM]

user: 3. 中共与共产国际争论的焦点 如上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保卫苏联”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意见分歧，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彼此的战略出发点不同。 3.1. 共产国际以苏联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战略是为了苏联本国利益的需要而无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了“保卫苏联”，不顾中共的实际困难，不考虑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脱离实际地要求中共动用全部武装力量，采取冒险行动，这正是“苏联利益中心”的实质。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认为国民党力量比中共力量强大，是中国抗战的主体力量，抗战胜利后只能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中心的中华民国。在他们看来，“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的领导政策真叫人吃惊！” [ 6 ] 。因此他们认为，向国民党作出让步，竭尽全力保卫苏联是中共不可推卸的天经地义的选择。 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对各国党的特殊条件和利益考虑得更少。他们认为，目前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一切可能的行动来支援苏联、保卫苏联、打击苏联的敌人。只有保证苏联取得胜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才有可能 [ 7 ] 。在他们看来，各国党无条件地服从“保卫苏联”的需要，才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否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从上述观点出发，在苏德战争之初，苏军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苏联周边的所有被德军占领的国家的共产党不择手段地去“向兵工厂、仓库、油库(油、汽油等等)、飞机场放火、摧毁并破坏铁路、电话电报系统，不让敌人运输军队和军需品(或任何物资)”，“采取一切方法恐吓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 [ 8 ]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成败的确关系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然而不能以此断言，只有保证苏联的利益才能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以至要求中共不惜牺牲本民族和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来维护苏联的利益。片面强调苏联一国的利益，就使得苏联能够在“世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世界无产阶级保卫祖国”的所谓国际主义口号下，推行其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共产国际的错误恰恰在于使国际主义变成为了一国利益而牺牲别国利益的挡箭牌，使国际共运遭到民族利己主义的侵蚀，助长了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恶性发展。 从上可见，在是否保卫和支援苏联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与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在如何保卫苏联、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在实践中发生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坚持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正确地和策略地处理了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协调了“保卫苏联”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其既非国民党所攻击的不要祖国的“国际主义者”，又不是季米特洛夫所认为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历史证明，中共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3.2. 中共以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中共的战略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其战略目标是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中共认为，由于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 2 ] 。由于中国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在客观上已经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然而这种援助必须顾及当时的具体形势和具体条件，要作长远打算，坚持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敌后根据地，否则便成了不顾民族利益的冒险主义者。从这种认识出发，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 [ 4 ] 。 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1940年秋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实力损失严重，加之日军集中力量对八路军进行军事报复，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实行“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并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政策。另一方面，中共面临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顽固派、日军及伪军三股势力的夹攻，抗日敌后根据地进入了空前困难时期，八路军的人数和根据地的面积、人口都大为减少，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八路军以落后的装备为“保卫苏联”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势必遭灭顶之灾，这正好中了蒋介石集团“借刀杀人”的诡计。而正是由于中共有力地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国革命才避免了这种灾难性后果。 1941年7月，苏联为防止日本从东线进攻，以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突破日本军队的集结，破坏铁路，断绝这些地区的交通。但此时中共正处于严重困难局面，日本以在华的64%的兵力扫荡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配合日寇进攻陕甘宁边区，加上边区遭到水、旱、虫灾，抗战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在优势敌人的包围下同敌人决战，只能得到被敌人歼灭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苏联实行战略上的配合，具体行动上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决不贸然行动。这些都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前，荆江水道地形测量的船台平面定位基本利用网络CORS模式进行，但其测量成果属于CGCS2000坐标系，只有将其转换到BJ-54坐标系中，才能保证资料的连续性和可利用性。因而，不同坐标系统间转换参数的正确求解的方式与方法是CORS技术应用的关键。本文结合长江中游荆江河段水道地形测量，讨论分区坐标转换的方式方法，为类似工程测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 :坐标系统，分区转换，转换模型，精度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1. 绪论 在网络CORS测量与应用中，采用GPS接收机观测获得的是CGCS2000地心坐标系坐标，而我国长期连续性观测工程项目，采用的仍是BJ-54坐标系统，两类坐标不仅坐标原点不一致，而且相应的各坐标轴之间不平行，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必须进行坐标转换。 当测绘项目类似于长江这种狭长的带状工程，且距离过长时，项目仅统一求取一个转换参数时，其转换精度以及CORS测量作业的精度将会降低。本文以长江中游河道地形测量为例，详细论述带状测量中，基于网络CORS坐标系统下进行分区转换的方法，为类似工程测量提供参考。
system: [SYSTEM]

user: 2. 坐标系统转换 2.1. 坐标转换方法 坐标系统的转换[ 1 ] 包括同一椭球体之间和不同椭球体之间的转换两种方式，其转换的一些过程及方式见图1。 其中，基准转换的情况可能有以下几种： 1) 测区只有有限等级控制点的参心直角坐标系(X， Y， Z)。这种情况下，要根据实地情况标定地方坐标。 2) 测区已经有足够控制点的WGS84或CGCS2000坐标和地方坐标，并且有精确的相对位置关系。 3) 测区只有足够控制点的地方坐标，相对位置关系精确，但没有WGS84或CGCS2000坐标。这种情况下，可利用RTK测量方法。 坐标转换通常要满足下面几个条件： 1) 应有足够的控制点。一般地，平面控制至少三个；高程控制应根据地形地貌条件，控制点会更多(一般达到6个以上)，以确保拟合精度要求。 2) 控制点的控制范围和分布的合理性。控制范围应以能够覆盖整个测区为原则。一般情况下，相邻控制点之间的距离在3 km~5 km，分布的合理性主要是指控制点分布的均匀性。 3) 控制点之间应具备相互位置关系精确的两套系统的坐标，以确保转换关系的正确性。 2.2. 坐标转换模型 坐标转换的模型多种多样。本文采用基于布尔莎模型的七参数转换方式[ 2 ] 。七参数法是两个椭球间的坐标 图1. 坐标转换的过程及方式 转换，是一种较为严密的坐标转换。七参数法包括布尔莎模型，一步法模型，海尔曼特等，即X平移，Y平移，Z平移，X旋转，Y旋转，Z旋转，尺度变化比，七参数的控制范围较大(一般大于50 km 2 ) [ 3 ] [ 4 ] ，求解七参数需要3个以上具有所需两种椭球下的两套已知坐标成果，且已知点组成的区域应在测区内均匀分布，能够覆盖整个测区，这样七参数的转换效果才会较好。布尔莎模型见公式1 [ 5 ] 。 (1) 其中，m为尺度比参数； 为旋转参数； 为平移参数。 2.3. 分区坐标转换 利用GPS进行带状工程测量，采用当地坐标系统时，根据测区跨度及测量精度的要求，需要对带状工程进行分区求取转换参数[ 6 ] ，分区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分区要以项目的地形高低起伏、转折以及公共点的分布情况等合理划分。保证公共点能控制整个测区。 2) 如果区域范围不大，测量区域最远点距离小于30 km (经验值)，可以用三参数，即X平移，Y平移，Z平移，而将X旋转，Y旋转，Z旋转，尺度变化K视为0，所以三参数只是七参数的一种特例。 3) 局部区域坐标转换采用七参数法比较合适，带状工程一般按照50 km进行分区即可满足大比例尺测图的需求，范围较大时可采用多项式回归模型以提高转换精度。 4) 采用分区求解转换参数时，相邻分区应不少于2个重合点，并进行精度统计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