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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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理学中一般把情感中像愤怒、悲哀、恐惧等这种短暂、急剧地发生的情感称为情绪，也包含那种即使程度不强，但相同症候反复呈现的状态或一般情感状态(彭聃龄，2001)。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管理正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注意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特点，积极地培养健康的情绪体验，抵制负面情绪对自身的不良影响，从而建立一个科学的情绪调节机制。 在心理学中，对情绪管理的干预方式一般包括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两类，团体辅导是以集体开展的辅导方式，针对团体成员普遍存在的问题，使团体成员相互支持帮助，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罗金艳， 2013)。有学者研究发现，现在的大学生的主体情绪状态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诸如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对大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Bados， Greco， & Toribio， 2013; Manstead， Dosmukhambetova， Shearn， & Clifton， 2013; Vaughn， Drake， & Haydock， 2016)。另外，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情绪体验上也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女生更多的体验到焦虑、恐惧、自卑等情绪，而男生则更多的体验到骄傲、兴奋等情绪。总的来说，男女生相比，女生的负面情绪如抑郁等较男生多(Hyde， Mezulis， & Abramson， 2008; Kessler， McGonagle， Swartz， Blazer， & Nelson， 1993; Salk， Petersen， Abramson， & Hyde， 2016; Thapar， Collishaw， Pine， & Thapar， 2012)。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有必要引导大学生进行健康的情绪管理。 目前，关于情绪管理或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情绪管理与身心健康。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Davidson， Putnam， & Larson， 2000; DeSteno， Gross， & Kubzansky， 2013; Gross， 2002)，目前已有研究证实，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够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相反则会起破坏作用。(2) 情绪管理与家庭。(3) 情绪管理和各种障碍。(4) 情绪管理和生理反应。Demaree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看令人愉快的录像会表现更多的积极情绪表达，而看令人厌恶的录像则会表现出更多消极的情绪表达。即说明了可以通过了解各种生理反应来理解情绪调节。 团体对人们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帮助那些有类似问题和困扰的大学生时，团体心理训练是一种经济而有效的办法。团体心理辅导适用面广；效率高；成效好；每个成员既是“求助者”，又是“助人者”，能够在分享中获得多重学习(潘赛，2010；许若兰，韩才义，曾兵，2009)。 大学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阶段，大学生们要实现从青年期向成年期的关键转变，需要应对各种人生课题，但由于大学生心理不太成熟，自我情绪调控和自我行为约束能力较弱，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不能成功应对，甚至会产生如自卑、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体验(Bados et al.，2013；Manstead et al.， 2013；Vaughn et al.，2016)。大学生是高压力群体，情绪困扰是大学生在压力状态下的常见的心理反应，情绪管理策略的构成成分最丰富，采用频率也最高。因此，大学生更需要对不良情绪的引导、控制和管理。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会用科学健康的方式排除不良情绪，积极乐观的面对大学生活，以便今后更好的适应社会工作环境，实现更好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 本研究将团体心理训练和情绪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共选取了60个大学生并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有关情绪管理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对其进行辅导，旨在探讨情绪控制的团体辅导活动是否能够有效改善大学生的情绪状态，从而帮助他们更好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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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1) 被试选取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西南大学随机发放100份问卷，经过问卷结果进行数据统计，选出得分相对较低的60名同学进行研究(男同学均分 < 124.78；女同学均分 < 130.94)，其中30名(男女生各15名，M 年龄 = 20.5)作为实验组，另外30名(男女生各15名，M 年龄 = 21)作为对照组。实验组需要参加团体辅导活动，对照组不参加活动，但是要求其同时与实验组接受后测。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是Schutte等人在1998年根据Mayer和Salovey 1990年的情绪智力模型开发出来的情绪智力量表(EIS)中文版(Schutte et al.， 1998)，全问卷共有33个题项，可用于评估人们对自己以及他人情绪的感知、理解、表达、控制和管理应用的能力。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重测信度为0.78。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方式，被试根据自己的符合程度来选择数字(1 = 很不符合，5 = 很符合)。本调查的数据比较标准选用斯科特等1998年编制的情绪智力量表测试结果为常模，因为它是量表第一次使用后所得的结果，所以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常模：以男均分 = 124.78；女均分 = 130.94)。得分越高，代表情绪智力水平越高。 该量表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情绪知觉：1、5 、9、15、17、19、22、25、26、29、32、33 自我情绪管理(调控情绪)：2、6、7、10、12、14、21、28 他人情绪管理(理解情绪)：4、11、13、16、24、30 情绪利用(运用情绪促进思维)：3、8、18、20、23、27、31 其中第5、28、33三项采用逆向记分的方法，其余项目皆为正向记分。 情绪智力是精确的知觉、评估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情绪感知)；接近或产生促进思维的情感的能力(运用情绪促进思维)；理解情绪和情绪知识的能力(理解情绪)；调节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调控情绪)。 3) 研究程序 被试前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随机选取的100名同学进行测试，测试工具为情绪智力量表(EIS)。 筛选被试：选出得分较低的60名同学进行研究(男同学得分 < 124.78；女同学得分 < 130.94)，其中30名作为实验组，另外30名作为对照组。并记录前测的数据。实验组需要参加团体辅导活动，对照组不参加活动，但是要求其同时与实验组接受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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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团体心理辅导的实施 1)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本研究采用的是团体心理辅导方法，总共包含8项小活动：第一次为“破冰之旅”，设计该环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各成员互相认识，形成一个和谐融洽的团体氛围，以便我们后续工作的开展。第二次为“心情小曲”，通过听舒缓的音乐可以让成员放松下来，仔细回溯自己最近的情绪状况并进行交流。第三次为“情绪自觉”，让成员对自己目前的情绪状况进行初体验，预期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第四次为“视频欣赏”，通过真实的情景表演让成员更加逼真地体验自己的情绪状况，并和他人进行交流探讨如何调节不合理情绪。第五次为“放松治疗”，教给成员一些切实可行的放松方法并让他们进行训练，直接提高情绪调节能力。第六次为“科学引导”，通过科学的理论传授，帮助成员从本质上理解不良情绪以及如何调节不良情绪。第七次为“展望未来”，让各成员对自己的学习进行总结，互相分享各自的学习体会和所得，并树立对后期情绪调节的自信。第八次为“被试后测”，通过对成员的问卷测量，用数据来证明团体心理辅导的积极意义。这八次活动分四周完成，每周一次(每周三下午)，每次两项活动，每次3个小时。具体活动内容见附录。 2)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以常模标准：男均分=124.78；女均分 = 130.94为基准，对团体辅导以后的结果进行实验组和控制组情绪智力得分的对比。 将问卷数据统计出来之后，筛选出60名同学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后测分数进行对比以及将实验组前后两次测验的分数进行对比分析，分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相关样本t检验，最终得出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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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团体辅导活动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分数增长幅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3 < 0.01)，这表明实验组在接受团体辅导之后得分有了显著上升，而对照组则没有，即证明了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作用。 从表2可以看出，实验组接受团体心理辅导之后的后测得分与对照组的后测得分有着显著性差异(P = 0.000 < 0.001)，这表明是否参加团体心理辅导具有显著的不同效果。 从表3可以看出，实验组在接受团体心理辅导的前后测分数有着显著性差异(P = 0.000 < 0.001)，这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对实验组的情绪调节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Table 1 The growth difference in scor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fter group counselin 组别 增长均值 t p 辅导后 实验组 15.25 −14.130 0.003** 对照组 3.00 表1. 团体辅导之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得分增长差异t检验表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Table 2 The difference in scor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fter group counselin 组别 均值 t p 辅导后 实验组 138.00 −11.760 0.000 *** 对照组 114.75 表2. 团体辅导之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分差异t检验表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Table 3 The difference in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group counseling in experimental grou 辅导前后 均值 t p 实验组 辅导前 116.55 −12.566 0.000 * ** 辅导后 133.00 表3. 实验组辅导前后得分差异t检验表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综上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出团体心理训练对提高大学生情绪控制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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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与思考 1) 大学生情绪控制的重要性 大学生是建设国家的接班人，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在今天，知识和技能还只是一种有型的资本，而强烈的进取心、顽强的意志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合作精神才是一种无形的、宝贵的力量。但是，随着现在社会对大学生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大学生无法发挥出自己的真实能力，经常被一些负性情绪困扰，所以大学生的情绪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未来教育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将就是教会学生如何积极有效的调控以及支配自己的情绪，从而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人生。 2) 团体心理辅导与情绪控制的关系 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情绪的波动总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外界环境、活动本身的趣味性和挑战性、辅导者的自身情绪及组织方法、学生自身因素、与同队友之间的关系等等。在团体辅导活动，不同成员的情绪状态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必然会出现情绪波动的现象。另外，由于团体活动的主体不仅仅是成员个人，还包括他人和团体，所以在活动过程中，这三者之间一定会存在相互感染的状况。通过前人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通过加强身体锻炼来诱发健康积极的情绪体验，这些积极的情感可以有效缓解诸如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消极心境(Hogan， Catalino， Mata， & Fredrickson， 2015; 배준용， 김영식， 박대권， & Park， 2013)。 大学生在团体环境中通过团队活动的体验来克服失败的恐惧以及逃避的心态，产生成就感，形成高峰体验。借助其他成员的帮助来完成一个个任务，和同学们互相探讨，互相交流，从而帮助自己突破自我极限，和其他成员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团体活动重要的是改善心境，相互信任、支持和鼓励，团队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成员在面对问题时要调节自己的情绪，以正确的心态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与其他人合作，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 在一个团队中，一个成员的表现必然会对其他成员的情绪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所以，要想使整个团队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队长的领导。不仅如此，我们成员之间也应该相互理解，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在开展团体心理活动的过程中，最后的结果其实是次要的，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积极地去体验每个成员的情绪状态以及情绪变化，这样，我们的活动才会更加具有意义。团队在这样的过程中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每个成员在体验之后可以增强自身素质，学会与人合作、交流，从而去调节自身的不良情绪。 3) 团体心理辅导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团体辅导活动能够为成员提供一个安全放松的环境；为成员提供了探索和成长的机会和良好的社会活动场所，创造了一种信任、温暖、支持的团体氛围；同时它也为成员提供了分享、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辅导活动中，每个成员都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所以对于问题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而在团体辅导中，信息的提供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种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多元信息，无疑为团体成员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开启了他们的思路。 团体心理辅导通过设计一系列的活动，让大学生在体验活动的过程中感受自己的心理变化，通过高峰体验来促进他们心智的完善。团体辅导的成功不仅仅是在于按照规则完成了项目，更重要的是通过完成任务的亲身体验，使每个成员都能够重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 团体心理辅导就是这样通过设定特定的环境和活动规则来使学生潜藏的负性情绪显性化，使他们能够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的克服困难、战胜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增强自己的情绪调控能力；团体心理辅导以其新颖的教学内容、独特的学习方式，以及丰富有趣的教学方法来促进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的形成，培养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最终达到完善学生的人格的效果。 4) 开展团体心理辅导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去积极营造舒适轻松的团体氛围。在活动开展的初始阶段，我们可以多安排一些热身活动或者播放一些舒适轻缓的音乐，促进指导者与成员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融洽的合作关系。同时在进行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我们可以积极结合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为案例，以便引起学生的共鸣。同时，我们采取“听故事、说故事、评故事”的形式，这比单纯的说教效果要好得多。另外在团体心理训练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尊重每位成员的性格特点和情绪困扰问题，真正关心成员的成长，帮助成员解决实际问题。 5) 建议 团体心理辅导对改善大学生情绪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随着当今大学生的压力日益加重，学校应该帮助学生积极克服困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咨询平台，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同时学生自己也应积极主动的寻求指导和帮助，从而有效解决自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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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实验组接受团体辅导活动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分数增长幅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3 < 0.01)，这表明实验组在接受团体辅导之后得分有了显著上升，而对照组则没有，即证明了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作用。 2) 实验组接受团体辅导活动之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情绪智力测试分数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0 < 0.001)，这表明是否参加团体心理辅导具有显著的不同效果。 3) 团体辅导之后，实验组的前后测分数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0 < 0.001)，这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对实验组的情绪调节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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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以98对(196人)双薪夫妇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双薪夫妇婚姻质量的特点，并采用分组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验了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对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 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都对婚姻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2) 婚姻质量在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上存在显著差异；(3) 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分别对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这些结果说明，成人依恋是影响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双薪夫妇，家庭结构，家庭周期，成人依恋，婚姻质量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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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市场，截止2011年底，超过90%的中国成年女性参加正式就业，占全国总劳动力的45% (Li & Angerer， 2014)。这直接导致双薪夫妇变得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尤为突出，据统计，中国的离婚率已从2002年的.9‰攀升至2015年的2.8‰ (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因此，考察双薪夫妇的婚姻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及维护婚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研究表明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有显著的影响。成人依恋(adult attachment)是成人与婚恋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结，一般表现为把婚恋对象作为寻求和保持亲近的目标以及作为寻求保护和支持的对象。中西方研究均发现婚恋模式(回避和焦虑)会对婚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杨吟秋， 2007; Meyer， Jones， Rorer， & Maxwell， 2014; Mohammadi， Samavi， & Ghazavi， 2016)，不少学者还探讨了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中介因素如负性情绪(Davila， Bradbury， & Fincham， 1998)、情绪控制(Feeney， 1999)和解决冲突行为(Marchand， 2004)等的作用以及调节因素如宗教信仰、宗教应对方式(Lopez， Riggs， Pollard， & Hook， 2011; Pollard， Riggs， & Hook， 2014)和归因风格(Gallo & Smith， 2001)等的作用。 据此，我们先提出假设1：双薪夫妇的成人依恋(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婚姻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由于成人依恋不仅会影响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体验、行为和家庭生活，还会随着个体所处的境遇改变而改变(刁春婷，刘华山，2012)，因此，在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过程中，夫妻婚恋相关的家庭因素很可能会对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关系产生影响。但目前相关的研究中，基于中国双薪夫妇的不同家庭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对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关系的深入研究较为少见。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整合了对中国双薪夫妇婚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的家庭因素，通过将调节因素纳入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框架中，来探索家庭因素对双薪夫妇婚姻质量影响以及这些家庭因素是如何调节双薪夫妇的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 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指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即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模式。在本研究中，家庭结构主要分为以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和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再加上丈夫的父母或妻子的父母所组成的“主干家庭”(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虽然夫妻独立生活正成为主流，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仍有不少夫妻是和父母(夫或妻的，以下父母概念如没有特别说明，皆为夫或妻的父母)住在一起。一方面，有研究表明，需要护理父母的夫妇报告了更低的婚姻满意度和更不平等的婚姻角色感(Bookwala， 2009; Suitor & Pillemer， 1994)。另一方面，国内一项关于家庭结构和婚姻质量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的主干家庭结构，核心家庭结构中的夫妇其婚姻满意度和稳定度在一定程度上更低，可能原因是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父母对子女婚姻能给予工具性支持有关(陈永生， 2008)。韩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夫妻和其父母的交流中既会提供也会接受经济、工具和情感等方面的支持，并且夫妻与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的交流模式可以显著预测夫妻的婚姻质量(Kim， Zarit， Fingerman， & Han， 2015)。综上可以发现，夫妻的婚姻质量和其父母间的相互支持有关(Lee， Zarit， Rovine， Birditt， & Fingerman， 2012)。主干家庭中父母能提供更多更直接的工具性支持，因此夫妻的婚姻质量会相对更高，但这种家庭中的父母对夫妻关系也有更多更直接的情感支持需求和情感介入，因此这种情况下夫妻的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会更强。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就中国双薪夫妇而言，主干家庭中的夫妻婚姻质量显著高于核心家庭中的夫妻。 假设2b：家庭结构能调节双薪夫妇的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且主干家庭中夫妻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强。 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或简称“家庭周期”，用来描绘多数家庭从结婚及子女出生再到子女独立与终老的过程。根据不同的理论模型，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家庭周期的阶段划分法，如Glick (1955)的六阶段划分法和Duvall (1988)的八阶段划分法。本文主要按照Glick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型，根据初婚、初婚初育间隔、生育最后一个子女、第一个子女离家、最后一个子女离家、丧偶和死亡等重大生命事件，并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扩展、扩展完成、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六个阶段，又由于本研究的研究群体是主要是双薪夫妻，故家庭周期只取形成期、扩展期、扩展完成期、收缩期及收缩完成期。关于家庭周期和婚姻质量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例如，有研究表明婚后未育阶段的年轻夫妻婚姻满意度较高，然而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婚姻质量水平明显下降(Claxton & Perry-Jenkins， 2008)；Gorchoff等人发现，随着最后一个孩子离家，夫妻的婚姻质量又开始上升(Gorchoff， John， & Helson， 2008)。也就是说夫妻婚姻质量随着家庭周期的发展大致呈U形(Bouchard， 2014)。此外，有研究发现当家庭周期由形成期过渡到扩展期时，孩子的出现会使配偶双方都感到疲劳、沮丧以及更少的时间和精力留给伴侣(Ventura， 1987)，说明在孩子出生后夫妻对婚姻关系的关注下降，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的作用也可能也会因此降低。随着家庭收缩至收缩完成期孩子的离开，此时夫妻的情感关注度和亲密度会上升，但由于工作角色的适应、年龄和角色约束降低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从正面改善婚恋关系(徐安琪，叶文振， 2002)。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3a：中国双薪夫妇的婚姻质量在家庭周期的形成期到收缩至收缩完成期阶段中是先下降后上升的。 假设3b：家庭周期调节了双薪夫妇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且随着家庭周期的逐渐成熟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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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及程序 本研究样本选取中国双薪夫妇，即已婚并且双方都有稳定收入的夫妻，他们来自上海、深圳、江西、江苏等多个不同城市。通过网络招募和滚雪球等方式共收到213份问卷，由于部分被试配偶没有完成问卷填写或者填写时间远低于正常所需时间，对以上问卷进行剔除，共获得196份(98对夫妻)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2%。其中夫妻婚姻持续时间5年以下80人，5~10年56人，10年及以上82人；被试年龄30岁以下71人，30~50岁96人，50岁以上29人。 2.2. 测量工具 (1) 被试基本信息。被试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持续时间、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具体而言，年龄分为29岁及以下(36%)、30~39岁(25%)、40~49岁(24%)、50岁及以上(15%)；文化程度分为本科及以上(47%)、专科(31%)和中专及以下(22%)；个人年收入分为2万及以下(13%)、2~5万(50%)、6~9万(26%)和10万及以上(11%)；家庭结构根据双薪夫妇家庭中共同居住的长辈(男方父/母、女方父/母)个数，将没有同长辈共同居中的夫妇家庭命名为“核心家庭”，长辈个数为1个的家庭命名为“主干家庭1”，长辈个数为2个及以上的家庭命名为“主干家庭2”，三种类型比例分别为25%、35%和40%；前面已提到本文按照Glick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取形成期、扩展期、扩展完成期、收缩期及收缩完成期，由于样本量分布原因，本研究将家庭周期分为“形成期”、“扩增至扩展完成期”、“收缩至收缩完成期”，三类别比例分别为15%、55%和30%。 (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由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文版。量表包括36个条目，分为依恋回避(如：我倾向与不跟恋人过分亲密)和依恋焦虑(如：我担心我会被抛弃)两个维度，问卷采用7点计分法，从1 = 十分不赞同到7 = 十分赞同。被试根据自己与配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维度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依恋回避(焦虑)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为：χ 2 /df = 2.06，CFI和GFI分别为.80和.86，RMSEA = .07，量表信度系数α为.84。 (3) 中国人婚姻质量量表。由程灶火等(2004)编制，问卷包含90个条目，分为性格相容(如：我配偶对我很宽容或迁就)、夫妻交流(如：与配偶交谈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化解冲突(如：我不满意配偶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如：我有时希望配偶别乱花钱)、业余活动(如：我的配偶似乎缺少时间和精力与我一起娱乐)、情感与性(如：我们常试用新方法提高性乐趣)、子女与婚姻(如：我爱人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亲友关系(如：我认为配偶与他家里关系过于密切)、家庭角色(如：我不满意我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生活观念(如：我们有共同的家庭观念和生活态度)10维度，较好地测量了婚姻质量的不同层面，本土化的修改也使得量表更适合对中国被试。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 = 确实如此到5 = 绝对不是，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分数越高婚姻质量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为：χ 2 /df = 1.77，CFI和GFI分别为.98和.94，RMSEA = .06，量表信度系数α为.95。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并且由同一被试提供信息，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未旋转的主因素分析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8%，总的方差解释量为66.83%，第一因子解释量占总解释量29.63%。根据Podsakoff等(2003)提供的临界标准，即得到多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量不超过40%，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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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1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显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与婚姻质量都存在显著负相关(r = −.58，p < .01; r = −.34，p < .01)。为了进一步了解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以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为自变量，婚姻质量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分别对婚姻质量有显著影响(β = −.55，p < .001; β = −.28，p < .001)。据此，假设1得到验证。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main variable 1 2 3 1. 依恋回避 1 2. 依恋焦虑 .11 1 3. 婚姻质量 −.58 ** −.34 ** 1 表1. 主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注：N = 196； * p < .05， ** p < .01， *** p < .001 3.2. 不同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的婚姻质量的特征 对婚姻质量得分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核心家庭(308.86 ± 47.59)、主干家庭1 (325.13 ± 37.40)和主干家庭2 (332.47 ± 43.95)等不同家庭结构间存在显著差异(F (2， 193) = 4.86，p < .01)。事后分析发现，核心家庭中夫妻的婚姻质量得分显著低于主干家庭1和主干家庭2中的夫妻，而主干家庭1和主干家庭2无显著差异，假设2a得到验证。形成期(344.17 ± 42.01)、扩展之扩展完全期(323.69 ± 39.93)和收缩至收缩完成期(313.83 ± 47.86)等不同家庭周期的婚姻质量也存在显著差异(F (2， 193) = 4.99，p < .01)。事后分析发现，家庭周期处于形成期的夫妻婚姻质量显著高于扩展至扩展完成期和收缩至收缩完成期，而扩展至扩展完成期和收缩至收缩完成期无显著差异。假设3a得到部分验证。 3.3. 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对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调节作用检验 本研究假设成人依恋(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的对婚姻质量有直接的负向影响(在上述结果中已证明假设成立)，现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家庭结构和婚龄分别在这一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根据温忠麟(2005)关于在AMOS中进行分组比较的策略，采用如下做法：先将各组的结构方程回归系数限制为相等，得到一个χ 2 值和对应的自由度。然后去掉这个限制，重新估计模型，又得到一个χ 2 值和对应的自由度。前一个χ 2 减去后一个χ 2 得到一个新的χ 2 ，其自由度就是两个模型的自由度之差。如果χ 2 检验结果是统计显著的，则调节效应显著。以家庭结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1和主干家庭2)为组间变量，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分别为自变量，婚姻质量为因变量，探讨家庭结构的调节效应。需要说明的是，为避免共线性问题，在此之前先将研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中心化。模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对模型所有结构方程系数限制为相等后，依恋回避的χ 2 /df为2.83(p < .001)，依恋焦虑的χ 2 /df为1.97(p < .05)，卡方值改变量均显著。据此，可以说明家庭结构对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婚姻质量的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假设2b调节效应得到验证。 类似模型用来检验家庭周期的调节效应。以家庭周期(形成期，扩展至扩展完成期，收缩至收缩完成期)为组间变量，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分别为自变量，婚姻质量为因变量。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对模型所有结构方程系数限制为相等后，依恋回避χ 2 /df为2.54 (p < .01)和依恋焦虑χ 2 /df为2.47 (p < .01)，卡方值改变量均显著。据此，可以说明家庭周期对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婚姻质量的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假设3b调节效应得到验证。 表4为最终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结果显示，总的来说，主干家庭2中双薪夫妇婚恋依恋(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比核心家庭更强。随着家庭周期的成熟，依恋回避对婚姻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而依恋焦虑对婚姻质量的影响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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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中国双薪夫妇婚姻质量的特点 虽然大多年轻人认为婚后独立于父母生活可以减少婚姻矛盾，但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看，核心家庭 Table 2 The constrained and unconstrained models of family structur χ 2 df RMSEA CFI GFI △χ 2 △df 依恋回避 限制模型 263.94 152 .06 .92 .80 非限制模型 210.32 132 .06 .94 .84 模型比较 56.62 *** 20 依恋焦虑 限制模型 231.39 152 .05 .94 .82 非限制模型 192.03 132 .05 .95 .85 模型比较 39.36 ** 20 表2. 家庭结构调节的限制模型和无限制模型 注：N = 196； * p < .05， ** p < .01， *** p < .001 Table 3 The constrained and unconstrained models of family life cycl χ 2 df RMSEA CFI GFI △χ2 △df 依恋回避 限制模型 292.78 152 .07 .90 .82 非限制模型 241.97 132 .07 .92 .80 模型比较 50.81 *** 20 依恋焦虑 限制模型 295.41 152 .07 .89 .80 非限制模型 245.62 132 .07 .92 .83 模型比较 49.79 *** 20 表3. 家庭周期调节的限制模型和无限制模型 注：N = 196； * p < .05， ** p < .01， *** p <.001 Table 4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final mode 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1 主干家庭2 婚姻质量←依恋回避 −.50 *** −.34 ** −.83 *** 婚姻质量←依恋焦虑 −.22 −.36 ** −.52 *** 形成期 扩展至扩展完成期 收缩至收缩完成期 婚姻质量←依恋回避 −.77 *** −.59 *** −.51 *** 婚姻质量←依恋焦虑 −.15 * −.34 *** −.36 ** 表4. 最终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和相关系数 注：N = 196； * p < .05， ** p < .01， *** p < .001 的夫妻婚姻质量显著低于主干家庭中的夫妻。可能原因是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双薪夫妇都忙于工作，对家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减少；而在主干家庭中父母能分担一些家庭职能，如承担家务劳动、帮助抚育孩子等，可以有效解决双薪夫妇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婚姻关系中，从而获得更高的婚姻质量。 从家庭周期的角度来看，处于家庭形成期的夫妻其婚姻质量显著高于扩展至扩展完成期和收缩至收缩完成期，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Bouchard， 2014; Claxton & Perry-Jenkins， 2008)。但本研究中双薪夫妇的婚姻质量在家庭扩展至扩展完成期和收缩至收缩完成期的差异并不显著。虽然与本研究预期不符但结果也得到部分研究支持，如伊庆春(1991)以台北夫妻样本研究发现，婚姻调适的模型随着家庭周期的循环呈下降趋势；另一项针对台北已婚妇女的研究也显示，结婚年数与婚姻调适呈负相关(谢银沙，1991)。本研究结果可能原因是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双薪夫妇，他们的孩子离家独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以至于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此外还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例如西方夫妻在婚姻中能更及时地针对问题进行沟通调节，而中国人更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并选择忍耐，这可能也是造成双薪夫妇在家庭周期由扩展至扩展完成期过渡到收缩至收缩完成期而婚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重要原因。 4.2. 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成人依恋的两个维度(回避和焦虑)均与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研究一致(Meyer et al.， 2014; Mohammadi et al.， 2016)。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对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以往研究主要集中研究依恋与婚姻质量关系中个体的情绪、归因和行为等因素对关系的影响。本文将夫妻依恋和婚姻质量至于家庭背景中，以家庭结构，家庭周期两个典型的家庭因素为调节变量，揭示了不同家庭情况下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影响的大小。这表明，核心家庭中配偶的依恋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比主干家庭中的影响总体是更小的；随着家庭周期成熟，依恋回避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是逐渐减小的，而依恋焦虑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却是逐渐增大的。 4.3. 实践启示 首先，婚后与父母同住虽然对婚姻质量的提高有直接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与父母同住会使得依恋对婚姻质量的负向影响增强，从而间接降低婚姻质量；其次，随着家庭周期的循环，孩子的到来会使夫妻的婚姻质量下降，同时如果夫妻表现为高依恋焦虑，会使得婚姻质量进一步降低。本研究对于揭示双薪夫妇的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及其调节机制有着重要的理论作用，同时，本研究对于改善婚姻质量和维护婚姻的完整性具有一定的应用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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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核心家庭夫妻的婚姻质量低于主干家庭夫妻的婚姻质量，家庭周期处于形成期的夫妻婚姻质量显著高于扩展至扩展完成期和收缩至收缩完成期。 (2) 成人依恋对婚姻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结构和家庭周期能够对成人依恋和婚姻质量的关系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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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让727名大学生完成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问卷、他人评价问卷和反思评价问卷。结果：(1) 男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他人评价得分显著低于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得分(F (2，996) = 61.39， P < 0.01)；女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得分无显著差异，反思评价得分显著高于自我评价得分(F (2，999) = 3.44， P < 0.05)；(2) 男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有显著相关(r = 0.69， P < 0.01)，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关系不显著(r = 0.09， P > 0.05)；反思评价能够预测自我评价48%的变异量；(3) 女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反思评价之间两两显著相关(r = 0.30~0.66， P < 0.01)；反思评价在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之间有调节作用(β = 0.09， t = 2.11， P = 0.035 < 0.01)。结论：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评价不受女大学生评价的影响；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评价受男大学生评价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受女大学生自身反思能力的调节。要结合男女大学生性别角色评价的特点引导其性别角色健康发展。 关键词 :大学生性别角色，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反思评价，关系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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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性别角色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而获得的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反映了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适当期待，随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同(刘电芝，黄会欣等，2011)。众多研究表明，性别角色双性化是最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蔡华俭，黄玄凤，宋海荣，2008；王中会，2009)，双性化大学生自我价值感最好、社交能力最强、心理健康水平最佳，是最好的性别角色类型(毕重增等，2013；贾凤芹，陈双，冯成志，2014；卢勤，2010；王金生，刘电芝，刘金光，2011)，社会、家庭和学校都应该引导大学生的性别角色朝双性化发展，避免或减少大学生性别角色异性化、刻板化和未分化等情况出现(陈军，2015)。要引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性别角色，就需要了解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发展现状。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大学生双性化、单性化和未分化的比例大约为各三分之一(刘电芝，黄会欣等，2011)，性别角色异化者在大学生中占少数(陈军，2015)，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在减弱但依然存在。 大学时期是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的关键期，认知因素在这一时期是关键因素(付迎春，李娇丽，牛宏伟，2008；徐振华等，2010)。贝姆的性别图式理论认为性别图式是个体对有关性别信息组织和加工的基础，个体对性别相关信息的加工会受到社会文化等的影响，强调了个体信息加工对性别差异的影响(SL， 1981；王中会，张建新，2007)。Mead (1934)认为个体自我的发展既会受到具体他人(specific other)的直接影响，也会受到泛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影响(赵月瑟(译)，1992)。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加工过程会受到家庭、学校、同伴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异性他人则是影响大学生性别角色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学生对异性他人关于性别角色的认知会影响其性别角色形成。关于他人因素对个体知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探讨自我评价(self-appraisals) (个体对自身的评价)、他人评价(others’ actual appraisals) (个体对他人的评价)和反思评价(reflected appraisals) (个体推断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三者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目前，关于三种评价方式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观点，在针对不同个体进行的研究中，得出的观点也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自我评价直接受他人评价的影响，一项研究发现，对于个体的某一个特殊领域(例如：学业、运动、音乐等方面)，他人评价对自我评价有显著的影响(Nurra & Pansu， 2009)。第二种观点认为，自我评价并不受他人评价的影响，而是受反思评价的影响(Asencio， 2001; Trouilloud， Amiel， Philippe， & Huguet， 2011)。在一项对美国混血黑人种族认同的研究中，结果发现，混血黑人认为自己是黑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别人将自己看成了黑人(Khanna， 2010)；另一项对中学生学科(数学、科学)成绩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认为学科的重要性和胜任度的反思评价能够预测他们在这两个方面的自我评价(Bouchey & Harter， 2005)。第三种观点认为，他人评价会通过影响反思评价进而影响自我评价(Kinch， 1963；岳彩镇，黄希庭，2012；岳彩镇，黄希庭，彭玉，廖翌凯，2008；胡春梅，岳彩镇，何华敏，2014)。有一项纵向研究是针对青少年的体育能力，结果发现：父母评价通过反思评价会间接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评价，如果控制了反思评价变量后，父母评价对青少年自我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Bois， Sarrazin， Brustad， Chanal， & Trouilloud， 2005)。 那么，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男女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评价有什么样的特点？本研究希望通过探讨大学男生和大学女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之间的关系，了解大学生对性别角色评价的特点，为引导大学生性别角色健康发展、维护其心理健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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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在重庆市某高校选取大学生共727名，男生344名，女生383名。共发放问卷2181份，收回有效问卷2181份问卷，有效率100%。其中，性别角色自我评价问卷、性别角色他人评价问卷、性别角色反思评价问卷各727份。 2.2. 研究工具 采用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50)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ex-role inventory: 50 items)，包括男性化分量表(16个项目)、女性化分量表(16个项目)和中性化分量表(18个项目) (刘电芝，黄会欣等，2011)。在本研究中，选取该量表的男性化量表和女性化量表作为大学生对男(女)大学生群体性别角色进行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的工具。其中，男性化量表主要是对男性特质的描述，包括领导力、男子气、理性、大度四个维度，说明了中国男性所扮演的“工具性角色”；女性化量表主要是对女性特质的描述，包括同理心、女子气、勤俭心细三个维度，揭示了中国女性的“表达性角色”。采用“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7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对男(女)性格特质的描述越认同。在本研究中，男性化量表和女性化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和0.84。 2.3. 研究程序 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主试由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在调查开始前，将男女生分到不同的教室，同时完成问卷。主试按照对性别角色进行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的顺序向被试逐一发放问卷。每一种评价方式问卷发放后，马上陈述并强调指导语，请被试对该评价方式下的群体性别角色进行评价，所有人填完后，马上回收问卷，再统一发放下一种评价方式的问卷。施测过程约30分钟。 三种性别角色评价方式的指导语概要如下： 女大学生问卷填写指导语：性别角色自我评价问卷(我认为女大学生在以下性别特质方面的特点如何)、性别角色他人评价问卷(我认为男大学生在以下性别特质方面的特点如何)、性别角色反思评价问卷(我认为在男大学生眼中女大学生在以下性别特质方面的特点如何)。 男大学生问卷填写指导语：性别角色自我评价问卷(我认为男大学生在以下性别特质方面的特点如何)、性别角色他人评价问卷(我认为女大学生在以下性别特质方面的特点如何)、性别角色反思评价问卷(我认为在女大学生眼中男大学生在以下性别特质方面的特点如何)。 2.4. 数据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通过SPSS18.0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主要使用了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在处理数据时，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数据为男(女)生对自身性别群体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数据；他人评价的数据上，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他人评价数据为女大学生对男大学生群体性别角色评价的数据，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的他人评价数据为男大学生对女大学生群体性别角色评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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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大学生性别角色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间的差异 对不同评价方式男大学生性别角色评价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事后多重比较，发现：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三种评价方式得分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他人评价得分显著低于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得分(见表1)。 对不同评价方式女大学生性别角色评价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的三种评价方式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反思评价得分显著高于自我评价得分(见表1)。 3.2. 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间的关系 对男大学生性别角色三种评价方式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69) (见表2)。 Table 1 Difference among self-appraisals， others’ actual appraisals and reflected appraisals on the undergraduates’ gender- role (M + SD 自我评价 他人评价 反思评价 df F 男生性别角色评价得分 82.31 ± 15.93 70.69 ± 14.75 83.05 ± 17.63 (2996) 61.39 ** 女生性别角色评价得分 66.64 ± 13.44 67.53 ± 13.63 69.3 ± 12.92 (2999) 3.44 * 表1. 大学生性别角色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及反思评价的差异(M ± SD) 备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Table 2 Relationship among self-appraisals， others’ actual appraisals and reflected appraisals on the undergraduates’ gender-ro 男生① 男生② 男生③ 女生① 女生② 女生③ 男生① 1 女生① 1 男生② 0.14 1 女生② 0.30 ** 1 男生③ 0.69 ** 0.09 1 女生③ 0.66 ** 0.64 ** 1 表2. 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及反思自我评价间的关系 备注：①代表自我评价，②代表他人评价，③代表反思评价。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对女大学生性别角色三种评价方式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及反思评价间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间的相关系数r = 0.30，自我评价与反思评价间的相关系数r = 0.66，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间的相关系数r = 0.64) (见表2)。 3.3. 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反思评价对自我评价的回归分析 由于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与反思评价存在显著相关，因此采用回归分析考察反思评价是否能够预测自我评价。结果表明反思评价可以解释自我评价 48%的变异量(见表3)。 3.4. 女大学生性别角色反思评价对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检验 研究指出，反思能力强的个体更愿意进行自我评价，不害怕他人批评，更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更好地认识自我(姚林群，2014)。鉴于已有研究，我们假设女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反思评价在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之间有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反思评价在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首先对三类评价方式的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生成“他人评价 × 反思评价”作为交互作用项。最后，以自我评价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检验反思评价的调节效应：第一步进入主效应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第二步再进入交互作用项，判断反思评价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结果见表4，交互作用项“他人评价 × 反思评价”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β = 0.09， t = 2.11， P = 0.035)，并且引入交互作用项后新增解释量ΔR2达到显著水平(ΔR2=0.46，P = 0.035)，说明反思评价能够调节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解释反思评价对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反思评价得分平均分和标准差将研究对象分为高反思评价组(平均分以上一个标准差)和低反思评价组(平均分以下一个标准差)。分析在高、低反思评价情况下，他人评价对自我评价的预测情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高低反思评价组，随着他人评价得分的增加，自我评价得分情况变化是不同的。在高反思评价组，随着他人评价得分的增加，自我评价得分有所增加；在低反思评价组，随着他人评价得分的增加，自我评价得分有所降低。可见，高反思评价的个体，他人评价能够正向影响自我评价；低反思评价的个体，他人评价会负向影响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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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间的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男大学生他人评价得分显著比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低，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得分差不多，这说明男大学生对“自身男性特质的评价”和想象中“女大学生对自己的评价”比女大学生对他们男性特质的评价高。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男生的男性化发展较为平稳，男性化的性格特质更有利于保持男性的自尊(刘电芝，余捷婷，黄会欣，2011；吴荣先，Levant，2001)，因此，男大 图1. 反思评价对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调节作用 Table 3 The reflection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role evalu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self assessmen 变量 R R 2 ΔR 2 F B β 男生性别角色的反思评价 0.69 0.48 0.48 304.34 0.62 0.08 表3. 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反思评价对自我评价的回归分析 Table 4 The results of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the reflective evaluatio 因变量 步骤 变量 B(β) ΔR 2 df F 自我评价 1 他人评价 −0.20 (−0.21) 0.45 *** (2331) 138.35 *** 反思评价 0.83 (0.79) 2 他人评价 × 反思评价 0.01 (0.09) 0.46 * (1330) 4.47 * 表4. 检验反思评价调节作用的结果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学生对自身男性特质的评价较高。同时，社会赋予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定位，与女性化者相比，男性化者被赋予更高的期待与社会评价(苏彦捷(译)，2003)；女大学生对男大学生的评价低于男大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可能就是由于女生对男生的男性化特质赋予了更高的期待。 女大学生的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得分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女大学生对自身女性特质的评价和男大学生对他们女性特质的评价是差不多的。女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得分差异显著，反思评价得分显著比自我评价高，这说明女大学生对“在男大学生眼中自身的女性特质”评价比“女大学生对自身女性特质”评价高，女大学生认为在男大学生眼中他们更有女性特质。刘电芝等的研究发现，女大学生由于恋爱、婚姻等问题，要受到社会压力和异性评价的影响，向传统性别角色回归的趋势显著，这就说明女生在性别角色的发展过程中，会思考男性对他们的看法，希望男性对他们的女性特质做出好的评价(徐振华等，2010)。 4.2. 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的关系 男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有显著相关，与他人评价关系不显著，回归分析表明反思评价可以预测自我评价。这说明男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评价并不会直接受到现实生活中女大学生对其性别角色评价的影响，而是受到“自身认为在女大学生眼中男大学生的性别角色特质”的影响。 女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反思评价之间都有显著相关，调节作用检验表明反思评价在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之间有调节作用，反思评价能够调节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之间的关系。这说明女生会受到现实生活中男大学生对其性别角色评价的影响，但是男大学生的评价对其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女大学生的反思能力。反思评价得分高的女大学生，会受到他人评价(在男大学生眼中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的正性影响；反思评价得分低的女大学生，会受到他人评价的负性影响。 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女大学生对性别角色的评价是存在差异的。男大学生不会受到现实生活中异性评价的影响，而是受到想象中异性评价的影响；女大学生会受到现实生活中异性评价的影响，其受异性评价影响的程度和自身的反思评价能力有关。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要求的发展，社会对男生的要求没有显著的变化，对女性的双重性别角色要求越来越突出，女生性别角色的发展较男生来讲更易受到社会的影响(刘电芝，余捷婷等，2011)。 本研究结果提醒我们，要帮助男大学生建立合适的性别角色，就应该引导他们关注生活中女大学生对其男性特质的看法；女大学生在性别角色的发展过程中会受到男大学生现实看法的影响，但是受影响的程度与其反思能力有关，因此，要帮助女大学生建立合适的性别角色，就要培养和提高女大学生的反思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接受男大学生对其性别角色评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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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他人评价得分显著低于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得分。 2) 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反思评价得分显著高于自我评价得分。 3) 男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和反思评价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并且反思评价能够预测自我评价。 4) 女大学生性别角色的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及反思评价间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并且反思评价能够调节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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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以通信行业某呼叫服务中心为典型案例，在对该企业文化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文化理念体系。首先，随机抽取该呼叫服务中心部分在职基层员工和管理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分析他们在企业文化现状、企业文化类型、对企业文化的满意度以及员工的性格这几个方面的数据；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相关文献以及前期的相关资料，提取并设计出该呼叫服务中心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最后，为这一文化理念体系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关键词 :呼叫服务中心，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构建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