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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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辽宁在国家重大工程急需的重大装备研制方面居国内领先，但与国际顶尖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原始创新不足，共性理论与关键技术亟待突破。引入协同创新助力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为机械专业所设置的协同创新培养了各学科交叉型人才，促进了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改革机械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体系，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是根据行业需要设置专业课程，构建新的教材结构，根据技术发展进行课程改革，更新机械技术人才的知识层次。其次根据学生兴趣改变教学模式，将新的教育方法和手段用于创新工程改革，探索自主发展的激励机制，为机械专业创新人才创造并整合教育资源。对于打造机械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协同创新，制造，工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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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所谓创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创新人格，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取得创新成果，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某一工作上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了创新贡献的人 [ 1 ] [ 2 ] [ 3 ]。以笔者所在辽宁省来看，辽宁是国家重大装备产业基地，辽宁省被誉为“共和国的装备部”，曾创造不胜枚举的国内第一。辽宁在国家重大工程急需的重大装备研制方面居国内领先，但与国际顶尖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原始创新不足，共性理论与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 4 ] [ 5 ]。本文针对机械类专业本科生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提出了以创新创业课程设计、创新创业大赛、设立创业协同基地为主要内容的机械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知名的装备研发和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对引领辽宁区域发展、驱动东北工业振兴、助推全国产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 6 ] [ 7 ]。 新工科复旦共识提出：国家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网络强国、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以及工业4.0的快速展开，急需培养大批新兴工程科技创新人才。2017.4.8“天大行动”中的新工科六问提出：问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工科专业新结构，问技术发展改内容，更新工程人才知识体系；问学校主体推改革，创新工程教育方式与手段；问学生志趣变方法，探索新工科自主发展激励机制；问内外资源创条件，打造工程教育开放融合新生态；问国际前沿立标准，增强工程教育国际竞争力。而现有工科特别是机械类专业培养体系的问题：教学、实践内容与企业实际脱节，实践基地建设落后，教师队伍工程实践经验欠缺，工科教学理科化，学生创新训练和国际化视野不足。由此而导致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不足，培养的学生难以满足重大装备制造人才培养需要 [ 8 ] [ 9 ] [ 10 ]。基于此，通过校企资源的协同，探索教育教学资源的综合利用，改进培养体系不足，建立面向重大装备制造的培养模式成为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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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协同创新促进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实现 2.1. 建立创新协同中心以促进机械类创新人才的培养 创新协同中心包括大连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东北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辽宁省高校以及大连起重重工、北方重工、沈鼓、格劳博机床、徐工等国有大型企业。目前已建成的FMS柔性制造系统运用了融机械、电气、电子及计算机等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技术，把不同领域和层次的知识与能力组合在一起，以机械工程自动化为基础，以现代工业装备控制为特色，以信息为媒介，以集成为手段，代表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和潮流；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可完成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现代装备控制、工业网络通讯、和虚拟制造等一系列教学科研活动，对教学科研能力提升、高素质本科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创新中心包括大连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东北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辽宁省高校以及大连起重重工、北方重工、沈鼓、格劳博机床、徐工等国有大型企业。中心汇聚了机械工程、材料工程、动力工程等重大装备制造领域的相关优势学科，形成了重大装备制造学科群。培养了各类学科交叉人才，促进了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系列大直径掘进装备，高性能轴承设计、装备制造中的力学、测控技术、高性能材料制备、连接技术等。典型应用比如国内最大煤巷TBM掘进机、国内最大盾构机主轴承、船舶、通信、高铁、仿生制造、增材制造。获得了诸多奖励如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辽宁省科技发明二等奖等。其中的国内首台煤巷TBM掘进机，仿生功能表面制造如图1、图2所示。 2.2. 以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以培养创新类机械人才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核心理念，以学生的需要出发，一切为了学生，并以此为最高追求，做好顶层设计，整体建构人才培养模式。以学生为本，就要以学生发展为着眼点，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 以学生为本，就要真正追寻学生的兴趣、特长，将他们的优点发挥到极致。面对生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的特征，如何推动所有的学生走向成功，是高校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中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交流。这是由于教育教学不符合他们的兴趣，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学生学习是被动的。只有 图1. 煤巷TBM掘进机 图2. 仿生功能表面制造 符合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风格、学习兴趣，教学才能对学生起到积极的作用，学生才能够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上继续建构自己的心理图式。不研究学生、不针对学生的教学是单向的、无意义的教学。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做一个专家型教师，去探究、追寻学生的兴趣和基础，去激发学生的热情，推进个性化教育，师生共同建构学习的愿景，最终使得学生成为自主的学习者，高校教学要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此外，以学生为本，还要实现几个重大转变：以知识传授为主转向以能力培养为主；以单一课堂教学转向校内校外全方位育人；从传统的教学方式转向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等等。 2.3. 制定协同创新实验班培养方案以培养创新人才 针对现有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建设基于重大装备设计制造的协同育人培养体系，因此制定协同创新实验班培养方案。面向重大装备设计制造，在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基础上，与企业专家协同制定强化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特色如下所示，贯穿四年的创新能力提升：以开放性创新项目和典型重大装备创新项目为载体，将其贯穿于四年课程与实践教学全过程；项目引导的实践能力训练：个性化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新思维、团结协作、理论与实践融合等工程必备的能力和思维方式。 对于大一学生，开设导论课程启发创新思维。机械创新导论采取的主讲教师 + 校内专家 + 企业专家的专题教学模式，用机械工程前沿知识和工程项目实例激发学生对机械专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同时，导论课中学生2~3人组建创新小组，每组配备一名创新设计导师，自主选择特色创新项目。对于大二学生，注重科创竞赛牵引能力培养。新设《机电实践基础》课程，以智能小车制作为目标，每名学生需完成从机械结构设计、软硬件控制到小车制作的全过程，锻炼学生的机电一体化设计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对于大三学生，为使学生掌握并综合运用机械工程的基础知识，选择多个典型产品或案例，将其贯穿于设计、制造、测控等课程的整个知识体系，实现专业基础课的全案例教学。对于大四学生，以典型重大装备(例如隧道掘进机、高端压缩机、巨型起重机、新能源汽车等)设计制造中的实际工程问题，建立可扩展的创新任务库。采用高校教师 + 企业导师的多元化指导教师团队，以及课堂 + 实验室 + 企业的多场地融合教学。毕业设计环节，重大装备创新实验班学生必须选择源于企业实际项目的题目，企业导师集中指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并建立了符合专业认证体系的毕业设计评价方式。 依托重大装备制造企业，协同建设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立以企业导师为主导、项目引导式的生产实习教学模式。例如，在起重重工实习过程中，企业提出“起重机效率优化”、“风电齿轮箱制造”等多个项目，学生4~5人一组配备企业导师，实习结束时以对项目问题的思考及解决方案进行答辩，由校、企导师根据日记、报告及答辩情况综合打分。依托协同企业，建设符合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理念的实践基地。采取与实践基地相结合的方式以达到培养全新机械专业创新人才。 2.4.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水平促进机械类创新人才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离不开高水平教师队伍，机械类创新人才培养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采取如下措施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首先是校企协同培训，提高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副高级职称申报基本条件中，要求必须具有半年以上企业实践经历，并安排青年教师到企业短期实践学习，专任教师被要求必须有在企业工作或拥有半年以上企业实践经历。其次引进企业专家，共建校企融合工程。主讲教师多元化，与企业协同建设了多门校企融合的创新实践类课程，大力邀请企业专家，参与多门机械类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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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为了优化提高现有的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机械类创新人才，必须引进创新的理念。只有创新才能培养各类学科交叉人才，促进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开放性创新项目和典型重大装备创新项目为载体，将其贯穿于四年课程与实践教学全过程。由此可以打造世界级别的装备研发和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对引领辽宁区域发展、驱动东北工业振兴、助推全国产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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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调查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关系和同胞间的关系状况及其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方法：采用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为江西省乐安县的8个留守儿童家庭的孩子与主要抚养人。关注问题为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关系和同胞间的关系。结果：留守儿童与其主要抚养人和父母之间均缺乏有效的情感交流，关系亲密度较低，且养育者存在明显的同胞间差别对待情况，同胞间相处的冲突较多。结论：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关系与同胞关系的问题并不孤立于家庭系统存在。 关键词 :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关系，同胞关系，养育者差别对待，家庭系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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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其父母长期外出且无特殊情况父母通常不会回家，因而不能经常与父母相见的儿童。研究表明，亲子依恋关系(Parent-child attachment)与同胞关系(Sibling relationship)是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两大重要且基本的因素(吴庆兴&王美芳，2014)。 亲子依恋关系是儿童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基础，当这一关系受损时，儿童更易产生心理行为问题(王文忠，胡宇涵，&徐金灿，2007)。而养育者的不当养育方式，如长期与孩子分离、情感拒绝等，是导致儿童无法与其养育者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重要原因(Bowlby， 1982)。 同胞关系对儿童的发展同样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儿童时期的同胞冲突与学校问题、欺凌、物质滥用以及问题内化症状有关(Bank， Burraston， & Snyder， 2004)。而养育者差别对待(Parental differential treatment)是同胞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Tamrouti-Makkink et al.， 2004)，即养育者更多地偏向子女的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而造成的同胞间差别养育(Plomin & Daniels， 1987)。在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文化是养育者差别对待的重要原因(张克中，陶东杰，&江求川，2013)。 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并是不孤立存在的。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中一个子系统的问题可能会投射到其他子系统(Kaczynski et al.， 2006)。而留守儿童家庭受农村“大家庭”结构的影响，加之父母外出，其他人代替履行抚养职责的原因，可能具有更加复杂的家庭系统，因而想要更全面地研究留守儿童的家庭成长环境，则应关注如父母婚姻关系等更多子系统，并有机地看待系统间的联系。然而，以往对留守儿童家庭关系的研究大多仅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家庭关系状况，而缺乏从完整的家庭系统视角看待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关系与同胞关系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针对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关系与同胞关系状况，采访了江西省乐安县的多个留守儿童家庭的孩子与主要抚养人，试图全面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关系状况及其不同家庭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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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对象 本次调研选取了江西省乐安县的8个留守儿童家庭中的主要抚养人及家中最年长的孩子。其中5个家庭来自浯塘村，1个家庭来自航桥村，2个家庭和来自南边村。受访者的详细信息将在结果部分进一步呈现。所有受访者均获得了一份纪念品作为报酬。 2.2. 研究材料 本次调研访谈针对的大致内容为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关系和同胞间关系的状况及其分别可能受到的其他家庭子系统的影响。参照前人相关研究，对家长、孩子分别采用了不同自拟的亲子依恋关系、同胞关系的访谈提纲。其中，考虑到留守儿童的特殊家庭关系，亲子依恋关系这一方面包含留守儿童与其主要抚养人(多为爷爷、奶奶)及其父母的关系，主要考察其交流状况与亲密度；而同胞关系这一方面则主要涉及抚养者的同胞间差别对待与偏爱情况及同胞间的亲密性与冲突情况。 2.3. 访谈过程 本次调研采用深度访谈法，访谈方式为半结构化访谈。访员与受访者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见面，按照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在约定好的特定时间和地点对受访者进行提问。访谈时长控制在1小时左右。 在访谈开始前，访员会告知访谈者访谈过程将会录音，并且向受访者保证访谈内容只被用于科学研究，不会暴露其个人信息，征得访谈者同意后开始访谈。 2.4. 资料整理与访谈编码 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录音誊录成文本并进行校对，利用现象学呈现和类属分析的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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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建议 4.1. 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关系的“去情感化” 从对以上8个留守儿童家庭的访谈来看，多数家庭中的孩子与父母及主要抚养人的亲子依恋关系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由于见面时间过少、养育意识不足等原因，主要抚养人和父母与孩子之间或是交流与沟通很少，或是其关系集中于如养育者所说的“吃的层面”与“给钱”等。我们认为这种亲子沟通仅停留在基本信息与物质层面，而缺乏关爱与支持的模式是“去情感化”的。而分析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子依恋关系的影响因素，寄养、父母离婚、家庭成员重大疾病等家庭重大事件可能对于亲子依恋关系存在较大的负性影响。 正如H大孙女所说，家长“和小孩子聊什么”，留守儿童可能已经认同并内化了父母与主要抚养者与其关系模式的“去情感化”，而这一关系模式很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其他人际关系模式的构建造成不良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即便在访谈中表达了对父母的不满情绪，仍主要集中于物质层面。首先，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Maslow， 1943)，由于物质基础的匮乏，留守儿童在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尚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自然会对父母抱有更多物质层面的期望。另一种可能的推测是，在缺乏情感关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预期养育者并不能给予足够的关爱，因而选择将这种需求转嫁到对父母物质层面支持的不满上，以保护自己遭受来自养育者的情感拒绝。 4.2. 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养育者差别对待及其对同胞关系的影响 更多的偏爱男孩与同胞中较小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的养育者差别对待的较为明显的模式。而其中，重男轻女文化确实对养育者差别对待产生了影响。在受访7个有男孩的家庭中，6个家庭(BCDEFG)的情况均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为年龄最小的孩子，表现出明显的“见男而止”生育法则，即最低要求是生育一个男孩后停止生育(陈再华，1993)。在这个家庭结构中，家中的男孩同时还具备“年龄更小”的优势，从而加剧了养育者的偏爱。 在传统文化中，家中的长子长女往往被期待承担了一定的“家长”责任，特别是对于父母不在家中的留守儿童家庭来说。而在我们对同胞关系的访谈中，的确存在年龄较长的孩子管教年龄较小的孩子的现象，然而其不恰当的行为方式却往往成为同胞间关系冲突的导火索。可能的推测是，年长的孩子在不被养育者偏爱的情况下，利用“家长”的角色期待对被偏爱的年龄较小的同胞进行严厉的管教甚至是暴力，以释放心中压抑的攻击性。 除养育者赋予同胞中年长的孩子管教弟弟妹妹的责任外，留守儿童同胞关系之间的边界不清，还体现在留守儿童养育者差别对待行为中的“连带惩罚”与“双重标准”，这些方式均可能不利于孩子的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ion)，即个体在家庭中维持独立自主与情感联结之间的平衡的能力(吴煜辉&王桂平，2008)。而这种同胞间责任界限模糊的关系模式，可能将影响留守儿童在其他人际关系中体验到亲密感与独立性的能力。 4.3. 家庭系统视角下各家庭子系统间的关联 从访谈结果来看，留守儿童家庭的亲子依恋关系可能对同胞关系存在影响，如留守儿童养育者的偏爱与差别对待本身反映亲子关系的问题，而这也可能是同胞间关系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如G大孙女承担过多的对弟弟的管教责任以及其间不当的管教方式，虽然表面反映出同胞关系问题，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抚养人养育责任的缺位。与从同时，通过访谈中情况的推测，父母的婚姻关系问题及其他重大家庭事件，也可能对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如有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将直接影响着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Gottman & Katz， 1989)，因而父母在婚姻关系中的问题也可能通过此路径影响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更进一步，如重男轻女文化对同胞关系的影响，可能其背后是整个家庭的动力作用。 总之，对于家庭情况较为特殊的留守儿童家庭而言，某一特定家庭关系的问题，可能反映出的是其他家庭子系统的问题。 4.4. 对留守儿童抚养者的建议 对于留守儿童的养育者而言，应充分认识到各家庭子系统间的联系，如在处理同胞间冲突时，应避免单纯的“问题解决”导向，而应反思是否存在养育者差别对待与父母婚姻冲突的影响，并在亲子依恋关系与父母婚姻关系上“对症下药”。 此外，留守儿童的养育者应尽可能提高家庭成员的自我分化水平，以避免不同家庭子系统间问题的延伸。养育者应明确告知孩子无需为父母的婚姻问题承担责任，同时还应意识到养育者本身应承担的养育责任，而不是让同胞中年长的孩子成为年幼孩子的“养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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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编制测量中国大学生恋家心理的工具，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通过文献分析、调查、访谈等方式编制中国大学生恋家问卷初始版，按照问卷编制的标准化流程，总共选取73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所得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确立最终问卷结构。结果：正式问卷共18个题目，包括3个维度，分别是情感联结、联系频率和家乡喜爱，三维度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6.63%;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为0.90，3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在0.78~0.87之间；总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84，3个因子的分半信度在0.79~0.88之间；总问卷重测信度为0.77，3个因子的重测信度在0.66~0.72之间。结论：本研究编制的问卷结构清晰，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中国大学生恋家心理的有效测量工具。 关键词 :中国大学生，恋家，问卷编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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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家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且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家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Moore (2000)认为，家是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如安全、控制感的地方。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安土重迁”、“天伦之乐”、“落叶归根”等成语，更是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中国人对于“家”的情感。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进步，社会人口变得日益趋于流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学习、工作的原因离开了自己的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人们对家的思念也日益增多，继而体验到了恋家的感受。 恋家可以被定义为实际或预期的因为要与家和亲人分离而产生的痛苦，同时伴随着强烈怀念先前环境并渴望回到先前环境的感受(Eurelings-Bontekoe， Vingerhoets， & Fontijn， 1994)。据估计，50%到80%的人都有过恋家的体验，其中10%~15%的人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Fisher， 1989; Stroebe et al.， 2002)。大学生处于两个环境(家和大学)转换的过程中，出现恋家的情况是普遍且正常的。适度的对家的依恋，可以给个体以充分的安全感、爱和归属感，有利于保持个体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培养家庭成员的责任感，促进家庭的和谐团结(李海青，2007)。但是当恋家的感受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且程度严重时，则会影响人们的冒险和进取精神，阻碍大学生活的展开，从而影响学业进步，影响人际交往，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又会加重学生恋家的感觉，在大学生心理咨询中，此类问题时有发生，严重者甚至出现抑郁和学业中断的情况。 一些学者开发了恋家感受的测量工具，但它们大多来自于西方的研究，研究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恋家的感知和行为方面，Fisher (1989)用邓迪搬迁清单(The Dundee Relocation Inventory， DRI)测量了学生从家到学校这个过渡过程中所产生的恋家情绪。它包括24个项目，涉及了与恋家有关的认知和感受。但是DRI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是专门为测量学生和寄宿儿童的恋家情绪而开发的，因此，它不能应用于其他的情境，例如搬迁，医院准入和外出度假等。Eurelings-Bontekoe，Vingerhoets和Fontijn (1994)开发了恋家决策树(Homesickness Decision Tree， HDT)用来识别恋家的存在。这份问卷由九个项目组成，包括认知和行为表现。它的部分题目来自于DSM-4中关于重度抑郁症的标准。Archer等研究者(1998)基于恋家的分离模型、应变模型以及恋家的行为表现，编制了新的恋家量表(Homesickness Questionnaire， HQ)，该量表测量了学生对恋家体验的感知和行为，例如“我每周都和家人沟通”、“我在大学里过得很好”。该量表共包含两个维度：第一维度是“对大学的厌恶”，第二维度是“对家的依恋”。为了确定恋家体验的程度，Verschuur等人(2004)编制了一个包含6个方面的问卷，该问卷涉及童年、成年、假期或搬家等情境中的恋家经历，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将恋家程度从轻微到严重划分为五类，第一级是“被试从未体验过恋家或只体验过一点”，第五级是“被试在童年和成年时都有过恋家经历，搬家后也会反复感受到恋家”。其二，在恋家的影响因素方面，Eurelings-Bontekoe，Vingerhoets和Fontijn (1994)为了确定那些与恋家有关但与抑郁症无关的独特性影响因素，初步构建了“家庭易损性量表(Homesickness Vulnerability Questionnaire， HVQ)”，研究发现，有些性格因素似乎是恋家所独有的，例如，刻板、渴望社会支持、不自信和内向等。Eurelings-Bontekoe等人(1995)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又编制了含有29个项目的问卷，用来衡量易产生恋家情绪的影响因素，分为5个分量表，分别为外向、强势、刻板、早期的恋家经历和自信，被试群体为应征军人和女性等特殊人群。为了扩大上述研究的被试群体，防止结果可能存在偏差，Verschuur等研究者(2001)将被试群体扩展为荷兰人的随机样本，编制了新的“恋家易损性量表(HVQ)”，该量表共有7个分量表：早期恋家经历(共5题)、自信果断(寻求他人意见的频率，共6题)、外向性(共13题)、刻板(共25题)、支配(共17题)、疏远(共11题)、情感表达/寻求社会支持(共8题)。其三，在恋家的应对方式方面，Thurber和Weisz (1997)针对儿童群体编制了一个“恋家应对方式问卷”，研究表明，最常用且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体育活动。以成年女性为被试，基于应对(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和应对方式检查表(Folkman & Lazarus， 1980， 1985)这两份评估应对压力的认知和行为策略的调查问卷，Tilburg，Vingerhoets和Heck (1997)编制了成人恋家应对问卷(Adult Homesickness Coping Questionnaire， AHCQ)。该问卷包括4个分量表，分别为：社会支持(14个项目)；积极思考/分散注意力(16个项目)；精神逃避(10个项目)和转向宗教(4个项目)。 虽然国外已经存在一些用于测量恋家的量表，但是对于中国大学生这个群体，仍旧没有合适的测量工具。由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差异，中国社会具有更为浓厚的对家的情感，非常重视家人之间情感上的联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家的意义比别的民族更加独特和深刻。我们首先可以发现，“家”对于我们而言更为抽象，可能并不仅仅是挡风遮雨的房子或者一起生活的家人，除此之外还包含着一些情感意义，人们对家较高的依恋水平与家以及家所包含的人物、情感体验和功能有关(池丽萍&苏谦，2011)。除此之外，中国人恋家的现象往往更加的普遍且意义更加的积极，中国人对家的依恋，源于中国千百年来对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传承(孙月姣，2014)。中国人向来恋家，几乎凡事以家为重是中国人的一套主要的本土心理与行为，也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复杂的本土文化形象，更可以说是中国人之社会取向的首要成分(杨国枢，2004)。韦政通(2003)把中国人的重家心理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他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是以家族为社会活动的中心。麻国庆(2009)说“在中国，个人隐藏于家中，个人的身份以家来代替，家成为个人身份外在化的符号”。所以即便人们离家在外，也始终挂念着自己的家，对于在中秋节，春节等节日一家团圆的重视更是将中国人的恋家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虽然恋家在各国都会出现，但是恋家这一现象在中国必将具有更独特的含义和表现。因此本研究在充分借鉴以往相关测评工具及其理论的基础上，编制了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恋家问卷，用于更好的测量中国大学生的恋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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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问卷条目收集与整理 首先，通过开放性调查，邀请山东、北京等地的10名大学生回答自身对“恋家”的看法，同时描述“恋家”的心理感受以及行为表现。将所得信息进行归纳整理，使其书面化，条理化，简洁化。然后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量表，对其中的题目进行借鉴改编，通过专家指导和小组讨论，最终初步编制了包含21个项目的初始问卷。 将21个项目随机排列，采用Likert5点计分，分别对应“完全不符合 = 1”“不太符合 = 2”“不确定 = 3”“比较符合 = 4”“完全符合 = 5”。 2.2. 调查对象及调查过程 样本1：随机选取北京、山东等地的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421份，回收有效问卷399份，问卷有效率为94.77%。被试平均年龄为22.79 ± 2.95岁；男生143人(占35.8%)、女生256人(占64.2%)；独生子女232人(58.1%)、非独生子女167人(41.9%)；农村93人(23.3%)、城镇115人(占28.8%)、城市191人(占47.9%)。该样本用于问卷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Cronbach’s α信度系数检验。 样本2：随机选取北京、山东等地的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2份，问卷有效率为97%。被试平均年龄为22.63 ± 2.72岁；男生121人(占41.4%)、女生171人(占58.6%)；独生子女170人(58.2%)、非独生子女122人(41.8%)；农村58人(19.9%)、城镇92人(占31.5%)、城市142人(占48.6%)。该样本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效标效度分析。 样本3：选取北京某高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40份，回收有效问卷39份，问卷有效率为97.5%。被试平均年龄为19.54 ± 1.41岁；男生14人(占35.9%)、女生25人(占64.1%)；独生子女22人(56.4%)、非独生子女17人(43.6%)；农村16人(41.0%)、城镇11人(占28.2%)、城市12人(占30.8%)。该样本用于重测信度分析。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9.0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信度检验。用AMOS21.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考察其拟合指数c 2 /df、CFI、GFI、NFI、TLI、RMSEA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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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中国大学生恋家的结构模型 本研究通过对初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和多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保留有效题目18个，问卷各因子依次为情感联结、联系频率和家乡喜爱，这3个因子能较全面反映大学生的恋家程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包含3个因子的问卷各项拟合指标较好，表明编制的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显示，本研究编制的问卷各因子及总分与相关工具总分间存在显著相关，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对于问卷信度指标的考核，本研究主要对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分半信度系数和重测信度系数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三类信度系数均较为理想，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指标。 对于情感联结维度，主要是测量大学生对家与家人的情感体验，比如在家里时的感受，与家人相处时的心情等，这部分题目带有较为明显的情感色彩，包括“和家人在一起，我感觉很放松”、“我认为家能给我安全感”等8个题项，联系频率维度包括5个题项，主要涉及与家和家人接触的频率，更侧重于现实层面的行为表现，例如：“我希望每天和家人联系”、“只要有时间，我就想回家”。最后一个维度是家乡喜爱，该维度包含的题目都是对于家乡的评价和感受，比如：“我喜欢我的家乡”等5个题项。 虽然对本问卷的数据分析表明这是一个较好的测量工具，但是该问卷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是对比国外目前应用的问卷，本恋家问卷缺乏对现在所处的新环境的评价，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针对这方面进行探索补充；其二是虽然在问卷编制的过程中查阅和借鉴了国内外的研究，但是更侧重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表现，也就是更侧重自下而上的建构而非自上而下的建构，这种建构方式的优点是更加贴近事实本身，但也更容易偏离理论指导(姜永志，2018)。其三是该问卷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大学生，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扩大其适用群体。 4.2. 中国大学生恋家的现状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生恋家得分呈现近似正态分布，这说明目前绝大部分中国大学生的恋家状况良好。他们既不过分恋家，完全依赖家人，一味的从家人身上索取关爱，同时又与家人维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对家人和家有着积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因为自己是家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家人和家也是他们可以依赖和寻求帮助的对象。 从人口学数据来看，男女两性在恋家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恋家总分、情感联结维度以及联系频率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此研究结论与国内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徐亮等人(2011)用大学生母亲依恋问卷对重庆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女大学生往往对母亲有着更强的依赖，遇到事情更容易向母亲求助。徐杰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亲子沟通中，女生的状况要好于男生：女生更愿意与父母沟通，并在沟通过程中感到更加的放松。刘文俐和凌宇(2015)的研究也表明女生较男生有着更强烈的地方依恋。此外，本研究结果也与西方相关研究一致，Verbrugge (1985)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恋家。Archer等研究者(1998)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男女大学生在恋家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女大学生对家的依恋程度更高。那么为什么女性会比男性更恋家呢？时蓉华(1992)指出，男女两性在情感体验的深刻、细致与稳定性方面存在区别，女性与男性相比，情绪敏感性更高。也有研究指出这可能体现了情绪加工方式的性别差异，女性对情绪事件显示出更快的回忆速度以及对情绪线索存在更强的敏感性(Gur， Gunning-Dixon et al.， 2002)。另外，男性由于在教育过程中长期被灌输“独立”、“坚强”、“男儿有泪不轻弹”等思想，于是更加不容易依恋他人，同时，由于这些观念的存在，男性被试在进行作答时也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不愿意表露自己的恋家感受，因此在问卷的得分上呈现出了女性比男性更加恋家。 对于恋爱状态来说，恋爱半年以内大学生的恋家程度要显著低于单身和恋爱半年以上的大学生。根据Erikson (1963)的心理发展理论，大学生处于成年早期，面临着亲密对孤独的冲突，有着强烈的爱与被爱的需求，体验爱情的实现是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所以虽然个体最初的依恋对象是父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恋对象可以逐渐转移到家庭之外的其他人(Gorrese & Ruggieri， 2012)。因此，恋爱半年以内大学生恋家程度降低的可能原因是，热恋的状态使得他们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亲密关系之上，对家和家人的依恋变为对恋人的依恋，而随着激情的慢慢褪去，恋家的感受又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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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是关乎学生成长成才和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为通过实证方法研究探索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本研究自编《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量表》并使用该量表开展研究。经信效度检验，量表信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量表中包括愉悦感、参与度、厌倦感和注意力集中度等4个因子，共计27个题目。使用量表对342名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处于中等水平(M = 3.29)，呈正态分布；课堂学习兴趣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但男生的厌倦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女生；文科学生相对理科学生而言在课堂上体验到更多的愉悦感；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985院校学生相对于211院校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愉悦感，而普通院校学生有着更高的课堂厌倦感，表现出更多的逃课和隐性逃课行为。 关键词 :大学生学习，课堂学习兴趣量表，学习兴趣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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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学习兴趣对大学生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学习兴趣可以促进注意的保持和知识的掌握，促进智力发展和学业任务更好的完成，并且兴趣更能起到促进人们进行终身的学习的作用(薛小丽，2008)。但目前而言，我国大学教学中对学习兴趣的培养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兴趣培养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当代中国，近一半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都有过或多或少的逃课经历(李介&王雄雄，2006)。开展对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研究，对推动高校加深对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培养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意识，把握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状况，以及为高校制定提高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方案提供科学参考，从而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对大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科学的研究工具欠缺。对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影响因素和培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已有深入开展(徐炳吉，2006；李秀杰，2009；吴婉秋，2009；任晓红，2010)，但目前对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实证研究很少。除黄湘自编《大学生对军事理论课程的学习兴趣水平的评定量表》用来研究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上的学习兴趣情况(黄湘，2013)，以及邓锐使用自编《大学生计算机学习兴趣问卷》对大学生计算机学习兴趣进行研究之外(邓锐，全惠云，&史滋福，2008)，使用符合科学标准的测量和评估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实证研究缺乏。且上述研究均为针对某一具体学科的学习兴趣水平测量，尚无普遍适用于常见学科的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测量工具。 本研究在借鉴过往研究基础上，编制普遍适用于大学生各学科课堂学习兴趣的《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量表》的测量工具，并使用该量表对全国高校大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兴趣现状，及各类型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上的差异表现进行细化研究。通过本研究既能为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研究提供测量方法和工具，也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大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兴趣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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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设计 2.1. 量表设计及信效度检验 学习兴趣的定义和包含的维度是大学生学习兴趣量表设计的重要内容。关于兴趣和学习兴趣的内涵，Smith (1985)通过研究提出了兴趣评价模型中，发现兴趣包含高愉悦性、高注意行为和适当的确定性。高愉悦感和高注意行为是兴趣区别于其他积极情绪的重要特征。兴趣的核心评价结构由高愉悦感和高注意力构成(Ellsworth， 1988)。学习兴趣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所产生，学生心理上的爱好和对学习内容追求的趋向性(胡象岭，1996)。Krapp (2000)等将兴趣分为两种：情境兴趣和个人兴趣。情境兴趣持续的时间较短，情绪体验较浓烈，可对个体的注意偏好系统产生短时的、强烈的影响，是一种注意唤醒状态。情境兴趣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学生注意力的保持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Hidi， 1990)。结合以上学习兴趣的界定，且考虑可观察和可量化的角度，本研究将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定义为：大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情境中产生的、由内在动机驱动的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内在表现出积极的情绪状态、高度的注意力指向和集中于课堂学习内容；外在行为表现出积极投入参与课堂学习，较少表现出课堂消极行为。 本研究的测量题项，根据Smith & Ellsworth兴趣模型以及课堂学习兴趣的概念界定中情感上的愉悦体验、注意力的指向与集中和投入课堂内容而少表现出消极学习行为等方面进行编制(Smith， 1985)，并借鉴《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课堂学习兴趣》(黄湘，2013)，以及《课堂参与量表》(张旭，2014)。在此基础上，对1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对题项做相应修改，形成《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量表》的测量题项。 初步设计完成问卷的题项后，经过3位专家审阅和对随机抽取的120位受访者进行了预测试，利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过项目分析，对原问卷中不符合条件的5个题目予以删除，剩余35个题项。 经检验，量表KMO值为0.89，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因子，以求得初始负荷矩阵，再用斜交旋转法求出最终的因子载荷矩阵，在保证KMO值大于0.7的情况下，删除因素负荷值小于0.3的项目和归类不当的项目共8个题项，剩余27个题项。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愉悦感、参与度、厌倦感和注意力集中度。4个因子总解释方差的贡献率达64.15%，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通过分半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愉悦感、参与度、厌倦感和注意力集中度4个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3到0.91之间，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量表的结构为：(1) 基本情况部分，包括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专业类型、学习兴趣所指向课程的成绩。(2) 问卷中题目分布为：愉悦感10项(如：我在这个课堂当中获得了很多乐趣)、参与度8项(如：我通常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厌倦感4项(如：上课时我经常打瞌睡)、注意力集中度5项(如：上课时我注意力非常集中)，其中厌倦感题项反向计分。问卷采用里克特量表的五点计分方式。根据感知质量的符合程度设置的选项有：1非常不符、2比较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 2.2. 数据获取 本研究量表发放采取随机抽样方式，面向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类型的高校大学生进行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90份，回收后对无效问卷进行剔除，剩余有效问卷342份。有效回收率为87.7%。研究样本具体情况见表1。 Table 1 Composition of sampl 名称 类别 人数 名称 类别 人数 性别 男 152 年级 大一 75 女 190 大二 48 学校类型 985高校 58 大三 41 211高校 88 大四 48 普通高校 196 研究生 130 专业类型 文科 153 理科 112 工科 76 表1. 样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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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与讨论 4.1. 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水平 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处于中等水平(M = 3.29)，基本呈现正态分布。这与从过往研究结论相符，大学生的课堂投入度处于一般水平，有待提高(屈佳琦，2017)。在当代中国，近乎一半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都有过或多或少的逃课经历(胡象岭，1996)。有60%以上的大学生在课堂上有睡觉、走神、聊天或者做其他与课堂学习无关的事情等现象，真正认真听讲的大学生占比不足40% (吴淑娟，2006)。大学生课堂消极行为普遍存在，课堂学习兴趣水平有待提高。 根据自身观察体验，结合前期对大学生的访谈，了解到当代就读于各不同层次大学的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不高的现象存在较为普遍。课堂学习兴趣水平较低的学生，在课堂上较少感受到接受新知识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在行为上表现为较低的课堂参与、较低的注意力集中度，以及逃课、迟到和早退等。 4.2. 男女大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比较 男女大学生之间在厌倦感因子上差异显著。经事后检验发现男生相对于女生表现出更多的厌倦感，具体表现为男生出现更多逃课、睡觉和上课做与本节课程毫不相关的事情等行为。这与屈佳琦女生的课堂行为投入水平高于男生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屈佳琦，2017)。 一般认为，在大学中女生相对男生有更高的课堂学习兴趣。但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在性别上的差异并不显著。男生在课堂上体验更多的厌倦感，这与男生较女生更多的在课堂上睡觉、做与课程不相关的事情，甚至逃课等行为的事实相符。根据观察和访谈了解到，在上课座位的选择上，女生往往选择听课视听效果最好的前排座位且逃课和隐性逃课行为较男生少。女生的上课学习的认真投入程度和成绩均好于男生。但只有较少女生是因为课堂学习兴趣驱动而去认真学习。一般女生认真学习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因为面子问题而努力提高成绩。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女生认真听讲是为了取得好成绩，争取奖学金。 4.3. 不同专业类型的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比较 不同专业大学生课堂参与程度和兴趣存在差异显著，工学专业学生课堂参与最低(高慧斌，2014)，文科专业的大学生在面对新知识的学习时，相比于理工科和艺术类的学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屈佳琦，2017)。在本研究中也发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文科类大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显著高于理科类的大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水平。文科类学生相较于理科类学生，在课堂体验到更高的愉悦感和更低的课堂厌倦感。这可能与课程性质本身有关系，文科类的大学生的课程具有更高的趣味性，相对来说更能吸引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4.4. 不同年级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分析 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水平在年级上差异不显著。在课堂厌倦感因子上不同年级的学生存在显著的差异：研究生的课堂厌倦感显著低于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其他分组之间无显著差异。研究生相对于大三和大四的学生而言，更少有逃课、睡觉或走神等现象发生。可能与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大学生自身更加成熟有关。也可能与研究生多为小班教学，在课堂人数规模上少于本科生有关。 4.5. 不同层次院校的大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比较 985院校、211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的课在课堂上体验到的愉悦感和厌倦感存在显著差异。经过事后检验发现，985院校的大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到得愉悦感显著大于211院校的大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到的愉悦感。在课堂上体验到得厌倦感上，普通院校的大学生体验到得厌倦感显著高于985院校和211院校。这与现实中普通大学中有更多的学生在课堂上有睡觉、走神、迟到早退、甚至是逃课的行为发生的现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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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果与讨论 研究编制的《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量表》，包括愉悦感、参与度、厌倦感和注意力集中度4个因子，信效度符合科学要求。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处于中等水平(M = 3.29)，呈正态分布；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水平与课程成绩呈现显著正相关；男生比女生的课堂厌倦感更高，逃课及隐性逃课(看手机等)行为更多。但在愉悦感、课堂参与度和注意力集中程度上，未发现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专业类型大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文科学生相对理科学生而言在课堂上体验到更多的愉悦感；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大三和大四学生相对于研究生，体验到更多的厌倦感；211院校学生比985院校学生体验到更少的愉悦感，而普通院校学生有着更高厌倦感，表现出更多的逃课和隐性逃课行为。 本次研究编制了对大多数大学学科普遍适用的《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量表》，并对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整体水平和各人口学变量分组上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得到相应结论。但本研究未对课堂兴趣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课堂兴趣的干预方法等进行深入探讨，而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可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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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小微企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就业情况、发展创新的社会主力军。但是随着社会资本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小微企业的发展之路上也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企业运作无处不需要资金的参与，只有资金的注入，企业的各项运营活动才能有序进行。而融资的成功与否决定一个企业能否存活于金融市场。本文主要分析大连地区小微企业融资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对策。 关键词 :小微企业，融资，对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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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的，不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GDP也翻了几倍不止，通过这几十年的年的发展，中国从贫穷落后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大城市的经济也是突飞猛进，但就在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中，大连的经济却在不断走下坡路，GDP甚至还出现负增长。1995年大连GDP总量位居全国第12名，二十年的时间里下滑至26名，这样的成绩在沿海城市中可是“独树一帜”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连的经济倒退如此严重？ 我国东北地区主要经济产业是发展重工业，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影响了全球贸易交易量，基础建设规模大打折扣，东三省大部分重工业建设工厂停工停产，面临倒闭。大连市作为东北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港口运输络绎不绝，受经济环境影响，码头交易量大幅下降。其他港口(如营口港)的增加对大连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大连，小微企业是推动区域经济转型的首要动力。但是由于各种外界因素的冲击，再加上部分产业落后，产能过剩余等原因，使得小微型企业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继续保持这这种现状，融资问题难以解决，大连市经济可能会呈现下滑态势。 随着大连地区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于自身能力、文化水平等原因，他们在城市就业的首选是小微企业。并且大连的小微企业每年都要给6万人左右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 2019年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小微型企业外部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和产品需求下降。即使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为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但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仍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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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连市小微企业发展现状 在改革开放之后，东北资源日益枯竭，人才流失、科技落后等问题使东北地区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但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能够推动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经济指标展现出回暖的迹象 [ 1 ]。 据调查了解，大连市多家小微企业总体运营情况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逐年增长，近年趋于稳定，但是部分企业比如餐饮业受企业总体数量的增长，企业竞争压力大，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信息技术、物流管理相关企业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发展前景巨大，在网购旺季等特定节日下，月经营业利润短时间会大幅度提升。在走访的十几家企业中，不到10%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发展前景巨大，能维持稳定的经营运作；将近70%的企业营业利润增长指数趋于稳定；同时也存在一些企业经营状况较差，亏损严重，甚至濒临破产的情况 [ 2 ]。这就说明大连市小微企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仍旧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帮助其提升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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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小微企业融资三大“难题” 3.1. 融资难 对于外部融资，由于“麦克米伦缺陷”，银行更倾向于向规模大、实力强、信用好的企业放贷，因此对于规模小，信誉低的小微企业而言，就很难从银行筹集到资金。小微企业在从银行融资这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劣势，属于弱势群体。有调查数据表明，在大连地区被调查企业中由于“资金紧张”造成企业生产困难的占32%，有22%的企业融资还是以从银行贷款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其次为自有资金，占比为6.4% [ 3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家出台大量红利政策不断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提高大连地区小微企业贷款额度的情况下，银行仍然需要担保行业为小微企业进行担保。而对于内部融资，由于受企业规模的影响，资金无富余供给，导致企业来自内部的资金不足以维持发展。 3.2. 融资贵 在中国，小微企业长期面临较高的真实融资成本，其贷款利率通常按基准利率上浮20%~50%，而民间借款利率近年来更是始终高于15%。如此显著的利差会导致恶性循环，也令中介成本缺少主动调节的动力机制。 我国的名义GDP增速在最近10年从20%左右的高点降至10%以下。但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果以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更是始终高于6%，并且投资人和银行往往会向企业索取较高的风险溢价。在这种环境下，小微企业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成本压力。 大连市小微企业融资的成本主要是由银行存款利息和第三方收费即政府行政机构收取的各项费用以及中介机构收取的各项费用构成。其中政府行政机构收取的各项费用包括公证费、登记抵押费和工商查询费等；中介机构收取的费用包括担保费(通常为评估金额的l%~3%)、抵押物评估费(通常为抵押物金额的0.1%~0.25%)、审计费(通常为资产比例的4%)等 [ 4 ]。这些第三方设计项目比较繁杂且费用较高，再加上审批过程繁琐，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这无疑是在无形中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3.3. 风险高 由于大连市小微企业自身发展规模较小，日常财务管理体制不健全，金融机构不能为小微企业提供全面服务，信用与风险评估难度将延长企业融资时间，大大增加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如果资金流动出现缺口，贷款合同不能如约履行，那么小微企业的信用声誉将受到严重影响，使之后的一系列融资相关活动陷入恶性循环 [ 5 ]。 小微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融资都比较困难，在大连，一些非正式融资成为小微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由于这些非正式融资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管，相关法律不完善，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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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 4.1. 小微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拓宽融资渠道 小微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影响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因素之一。小微企业建立规模较小，员工素质不够高，尤其是财务人员，对于如何筹资渠道和方式以及企业的资金需要量没有一个明确的掌握，导致小微企业的资金很难周转。随着国家财政制度、银行信贷制度发展越发完善，其他金融机构及企业乃至居民个人都可成为小微企业融资资金的供给者。企业融资的方式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的权益性融资。另一种是发行公司债券或者从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的债务性融资 [ 5 ]。除了通过股票、债券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选择贴现、租赁和补偿贸易，所以小微企业可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获取资金。 小微企业自身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融资困难的现状：一是小微企业应该提升自身的素质，完善自身的财务管理体制，规范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二是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市场变化，制定一些稳中求进的经营战略，从自身的专长着手，走新发展之路。三是扩展企业经营业务范围，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自身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制定一系列防范措施，并且努力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定期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例如每月、每季度等)，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风险和信用评估成本，从而降低放贷成本。四是及时了解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调整资本结构，促进资产比重平衡，找自家准产品定位，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五是除了通过股票、债券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选择贴现、租赁和补偿贸易。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 4.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近年来，政府先后出台了《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扎实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大连市扩大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大连市小微企业融资培育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特别是在鼓励自主创业，帮助小型微利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减轻小微企业融资负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好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的工作，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一是政府进一步台相关政策，鼓励银行从其他的业务活动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的资金供给。设立专项基金用于鼓励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积极尝试金融工具的创新和研发，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二是强化政府服务功能，从大连市各金融机构遴选专业人员成立小微企业融资顾问小组，与大连市各区形成一对一帮扶，即一个小组负责一个区的小微企业融资咨询工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三是通过搭建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合作平台，邀请主要银行、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股权投资机构等加入，鼓励金融机构降低小微企业贷款门槛，简化贷款程序，贷款效率。 4.3. 健全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深化小微企业的信用意识 小微企业的信用是金融机构是否愿意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一大考虑要素。因此健全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于小微企业进一步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几点可以作为建立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依据。 1) 考虑非财务信息的影响。一方面，小微企业财务系统有待完善，传统评级模型并不适用于现代小微企业，企业自身应尽快补缺财会信息。另一方面，企业为获取融资，提供虚假信息，使得金融机构评估企业风险及信用难度的难度系数加大。所以在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中，应有意识考虑企业的非财务信息。 2) 小微企业自身偿债意愿。通常一个企业的信用取决于一个企业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偿债能力是一个客观指标，也是传统信用评级主要考虑的指标。而偿债意愿是主观指标，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理念。企业是否能偿还贷款，就是这两个指标的叠加；叠加的结果越高，就说明企业偿还贷款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时可以参考企业管理者在该行业的个人信用评价 [ 6 ]。 3) 小微企业的特点。小微企业的行业界定较细，行业间差异比较突出，所以同一个信用考察评价指标的可参考性不同，因此除了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和销售(营业)增长率等基础指标，还应考虑该符合企业特点的一些特殊指标如制造业的成品库存周转率、产品开发收益率，服务业的用户满意综合指数、投诉处理率等。 4) 小微企业的信用历史。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也需要持续完善的信息。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记录小微企业的信用历史，提过给金融机构使用，并且鼓励小微企业主动进行信息公示 [ 7 ]。 大连市政府应主导小微企业的信用评定和监管，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大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通过网络整合来推动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工作职责和权限，对于欠款或拖延的，执法机关严厉查处。财税机关要取消违约小微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将其计入小微企业信用等级档案，通过提高小微企业的信用违约成本的方式，深化小微企业的信用意识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