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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共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高度欢迎 3.1. 遵义会议前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共的“婆媳”、“老子党”关系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方针，共产国际不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在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直接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21年的历史。其期间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对各国党(自然也包括中共)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8 ] 。可以说，中国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共产国际。从总的上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也有不少错误。中共所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共之间存在着“婆媳”关系和“老子党”关系。由于共产国际铁的组织纪律，中共不得不服从于(在苏联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大量档案资料表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莫斯科发给其驻华代表、中共乃至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领导人的电报、信函，绝大多数直接出自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另外有—部分是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后，再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出的，真正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发出的指示，只有一小部分。中国学者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作过一个统计：从1923年至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平均下来1年作出147.6个决议，也即平均2.5天作出1个决议。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地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从大的决策(如指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指导国共合作，对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时注意什么问题，等等)。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以后，中共已经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 9 ] 。 3.2. 遵义会议后中共对共产国际“依附”关系的逐渐脱离 总之，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5 ] ，必须不断加强自律和他律的相互结合，必须不断地构建、完善和疏通党员、群众的意见表达渠道，才能使社会气氛逐步平和，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不仅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正确处理了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而且还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的清理与消除了它的消极影响。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及其实质，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8年秋，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要着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10 ]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号召全党“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1939年到1940年间，毛泽东又接连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把这种经验教训上升为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理论，这就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在抵制和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误中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采取了既坚持又斗争的原则，分清是非，又严于责己、保持团结的方针。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和1944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充分体现了这种方针。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主要批评了建党以来，尤其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在谈到历史上党内右倾和“左”倾错误时，一般没有涉及到共产国际，只是在一些问题上正面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更不能以此来否认共产国际的错误，并作为为共产国际错误辩护的理由和依据。恰恰相反，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共勇于承担责任，绝不是简单地把错误推给共产国际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共党人在政治上的成熟。 3.3. 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高度欢迎 中共对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之感。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后，中共于1943年5月26日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 11 ] 。 1943年5月26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名义，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4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功劳。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的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2 ] 。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的革命斗争事业有很大的功劳，那么，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毛泽东认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12 ]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中共“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12 ]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党自身的建设，而无须共产国际这个领导中心了。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与共产国际的有关决定中的论述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明确，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