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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通过传播人民中心思想和家国情怀提高学生道德品行和政治觉悟 1917年，毛泽东致黎锦熙老师的信中说自己“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 [ 6 ]。学生最大的困惑和痛苦通常并不是学业本身的困惑和痛苦，而是关于自身与国家、社会和他人关系的困惑和痛苦。学生不仅仅想要成为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人，更渴望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和道德品行受称赞的人。现在学生中出现“抑郁症”甚至发生自杀的悲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对国家、社会、他人的作用，而只是一味地为了学习成绩而互相竞争，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通常不能像专业课一样为学生“授业”，帮助学生在相应行业就业甚至自主创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使命是向学生“传道”和“解惑”，帮助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行、树立正义的政治立场、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借用为北宋张载的话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事业。 2.1.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 7 ] 人天生本性善良，受环境影响变得不同；如果不进行教育，善良天性就会改变；教育的根本，就是教人专心向善。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明确提出：“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 8 ] 只有首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才能真正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观点。“人之初，性本善”既是中国教育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政治的立足点。 毛泽东的母亲信佛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 [ 9 ]。青年毛泽东曾经对佛学很感兴趣，随着知识增长和阅历丰富，毛泽东后来不再随母亲信佛。但是，母亲虔诚的佛教信仰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善念 [ 10 ]。像母亲这样的普通群众的宗教信仰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尊重和理解，正因为如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北大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他还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 [ 11 ] 共产党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能够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本身就是善的表现。宗教在播散善的种子、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天仍然值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发掘和利用。 发展青年毛泽东善良本性和正义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典经书和传奇小说。他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 12 ] 这些传奇小说塑造的造反英雄，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确立了正义感，激励他为受剥削受压迫者奋斗终生，甚至还给予他与强权斗争的智慧。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可能在毛泽东为农民起义的英雄叫好时已经萌发。虽然毛泽东自己说不喜欢经书，但正是四书五经让毛泽东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找到了共鸣，他实际用中国古代的“大同”来阐释自己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共产党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结果，只有扎根中国大地、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才能真正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引领教育作用。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只是理论武器，它还必须是一种关爱人民大众的炙热情感。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慧根”，也就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就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修养，也不可能真正确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2.2. 教导学生树立止于至善的志向 当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而是对人民的信仰，是在科学认识世界本源和趋势的基础上确立的崇高理想。《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 14 ] 意思是说为学之道首在寻找光明的德性——它是不同于细枝末节的大本大源，其次还要在明德指引之下，不断改进自己，最后达到至善境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探寻人类发展的“至善”境界。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可以说就是共产党人的“至善”境界。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如此方能“一干树立，枝叶扶疏” [ 15 ]。他感叹大多数人“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正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 [ 16 ] 因此之故，“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 [ 16 ] 即便有教立志者或有志者，其实也不过是“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 17 ]。用今天的话来说，求学首在立探求宇宙真理的大志，其次在真理指引下向着大志向不断努力，最后完成志业、实现真理。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通过早年求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最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选择学校时曾说，湖南师范“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 [ 18 ]。大学当然需要专业技术教育，但是只有专业技术教育不够。这就像果农只是种果树获得丰收并不会满足，他还需要体验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快乐、自然的美妙。如果他被迫年复一年地像奴隶一样劳动，如果劳动的果实完全不属于他或很少属于他，他就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也很难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如果他始终都不能改变这一切，他就会觉得人活着完全没有意思。他可能选择革命，或者选择自杀。也就是说，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源问题，专业知识是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手段，是末。只有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才能心神安定、泰然自若，才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指引人成为正人君子的“明德”。思想家是探寻和践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君子，政治家则是以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思想治国理政、经世济民，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传播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每个人的人生指导。 2.3. 坚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中国人历来从自我、家庭、国家、天下的逻辑关系来思考人生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离开这种模式而照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追求，就会使学生完全迷失方向。当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包含封建家长制的色彩，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否则就可能不自觉地宣扬了封建主义的糟粕。 每个人的教育其实都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父母很容易影响子女——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反面的。毛泽东曾向美国人斯诺回顾自己的家庭时说：“我的母亲是一个慈善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 19 ] 显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情感，其实早在家庭当中就已经萌芽了，尤其是受了母亲乐善好施和关爱穷人的影响。后来，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儿女都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家庭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庭。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完全赞同父亲贩卖大米牟利的生意，毛泽东就可能成长为一个大米商，也就是成为一个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家。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只关心自己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也关心别人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很显然，毛泽东认为主要是母亲教会了他关心别人家的生活。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还说了几件影响了他一生的事，其一是他上小学时长沙饥荒民众游行示威被斩首示众，其二是彭铁匠领导哥老会起义被斩首，其三是“吃大户”运动扣留了他父亲贩卖的大米，他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 20 ]。别人家没饭吃了，别人家的父亲被砍头了，别人家抢了自己家的大米了，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冲击了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一个人的不幸会带来一个家庭的不幸，无数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就是整个国家的不幸，这些不幸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 21 ] 正是从身边的一家一户、各家各户的不幸遭遇，让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不幸，从此，毛泽东逐步确立了为劳苦大众斗争的信念，形成了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 当然，毛泽东知道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国家和社会，只有靠很多人共同努力才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热心寻找“同学”——志同道合的学习者。他说：“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 22 ]。他甚至曾为此贴出征友启事，别人以为他是找女朋友，其实是“要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 23 ] 很显然，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已经确立为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而奋斗的志向，他就不会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也不会成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革命领袖。从人的善良天性出发，到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再到整个国家，最后到世界和宇宙，这就是人的思想境界提升的必然路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近代以来，曾经作为中国社会细胞的家庭受到最大冲击，以“私塾”为主的家庭教育则彻底被冲跨。从此，家庭就几乎成为“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词，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是，正如毛泽东自己看到的，在反对父亲这个“执政党”的斗争中，“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 24 ] 对于穷人劫去一船米，父亲气得不得了。毛泽东在感情上也是“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 25 ]。家庭教育如今大致被公认为是私人的事情，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眼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个层面，缺失了家庭层面。但是，家庭教育是影响最深远的关键环节，正如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如果鼓励子女把父亲当作束缚自己的革命对象，学校必然难以培养热爱国家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做到像毛泽东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了，但是，如果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小家而努力，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呢？家庭是联系个人和集体或者私利和公益的根本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急需认真思考继承和发展传统“家教”或“齐家”的历来经验，否则国家治理必定在私人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之间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