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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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 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见表2)。结果表明，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与性别，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性伴侣数量，随意性伴侣数量，性传播疾病感染史，伴侣性传播疾病感染史，性开放态度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n = 885， r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 2首次性行为的年龄 0.003 - 3饮酒问题 −0.007 −0.044 - 4性伴侣数量 −0.056 −0.208** 0.051 - 5随意性伴侣数量 −0.044 −0.173** −0.003 0.599** - 6性传播疾病感染史 0.007 −0.028 0.013 0.114** 0.153** - 7伴侣性传播疾病感染史 0.013 −0.018 −0.025 0.034 0.029 0.824** - 8性开放态度 0.073* −0.159** −0.036 0.140** 0.085* −0.028 −0.087** - 9拒绝使用安全套 −0.142** −0.078* −0.005 0.100** 0.115** 0.082* 0.069* −0.127** - 表2.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矩阵(n = 885， r) 注：*p < 0.05，**p < 0.01。 3.2. 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通过性别，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性伴侣数量，随意性伴侣数量，性传播疾病感染史，伴侣性传播疾病感染史，性开放态度这些影响因素来预测使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的使用情况。 在该回归模型中，已验证研究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96)。回归容忍度均大于0.1，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 = 7.93，p < 0.001，R 2 = 0.06，调整R 2 = 0.05。纳入模型的自变量中，性别，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性开放态度对使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结果见表3。性别的斜率是−19.58，表示女性使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的预测值比男性低19.58次，即在使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总次数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Table 3 Regression equation coefficient significance tes 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 B (β) SE t (df = 7) p (常量) 168.245 32.640 5.155 *** <0.001 性别 −19.581 (−0.126) 5.102 −3.838 *** <0.001 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 −2.956 (−0.076) 1.321 −2.239 * 0.025 性伴侣数量 3.082 (0.047) 2.735 1.127 0.260 随意性伴侣数量 4.160 (0.072) 2.395 1.737 0.083 性传播疾病感染史 23.861 (0.051) 28.005 0.852 0.394 伴侣性传播疾病感染史 6.175 (0.012) 31.515 0.196 0.845 性开放态度 −16.369 (−0.140) 3.942 −4.153 *** <0.001 表3. 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中介调节模型 以性开放态度为自变量，首次性行为年龄为中介变量，性别为调节变量，使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为因变量建立中介调节模型，见图1所示。性开放态度显著负向预测首次性行为的年龄(t = −0.48， p < 0.001)，性开放态度与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不显著(t = 1.61， p = 0.11)，首次性行为年龄显著负向预测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t = −0.48， p < 0.01)，性别显著正向预测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t = 2.05， p < 0.05)，性开放态度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负向预测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t = −2.77，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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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伴侣数量与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与过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大约20%的性活跃的大学女生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三个或更多的性伴侣(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2011)，有多个性伴侣的人与有更少性伴侣的人相比，报告至少一次无保护措施性行为的可能性高7.55倍(Ashenhurst et al.， 2017)。女性的性伴侣数量和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之间关系密切，Oncale和King (2001)发现，在试图说服伴侣进行无套性行为的女性中，有40%的人报告有5个或更多的性伴侣。 一项对235名年轻异性恋女性的研究表明，近一半(48.5%)的女性曾拒绝与男性伴侣使用安全套，而被诊断患有性传播感染疾病的女性比没有性传播感染史的女性更有可能拒绝使用安全套(Wegner， Lewis， Davis， Neilson， & Norris， 2018)。有过拒绝使用安全套经历会增加感染或传播性传染疾病的风险，有性传播感染诊断史的人也可能是由于他们以前的性行为而感染性病，另外，如果之前的性传播感染诊断史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经历，那么就有可能会减少其今后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的次数，同时，这一研究结果显示，性传播感染的诊断史与过去使用较多数量和种类的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有关(Wegner et al.， 2018)。女性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的过程中，遭受性受害和性传播感染的风险尤其高，而男性的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行为(尤其是强迫性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与性暴力和性传播感染风险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Stappenbeck et al.， 2019)。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自己和伴侣性传播疾病感染史与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图1. 性开放态度与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的中介调节模型 开放的性态度与进行危险的性行为，如多个性伴侣、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以及性行为前饮酒有关，进而增加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感染概率(Chen， Elliott， & Shuang， 2018; Kassa et al.， 2016; Mazeingia et al.， 2017)。并且，以往在香港和美国进行的研究显示，开放的性态度对男性和女性从事危险性行为都有显著影响(Luquis， Brelsford， & Rojas-Guyler， 2012; Weeden & Sabini， 2007; Yip et al.， 2013)。同时，另一项研究表明，性别在性行为和性开放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性行为经历，并且性态度比女性更开放(Fisher， 2007)。这也说明了，性态度越开放，越有可能发生更多次数的性行为，以及更多参与危险性行为。Weeden和Sabini (2007)的研究显示，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性行为和态度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的研究显示，首次性行为年龄、性伴侣数量和性行为中“勾搭”伴侣的数量与性态度密切相关。本研究以性开放态度为自变量，首次性行为年龄为中介变量，性别为调节变量，使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为因变量建立中介调节模型，更进一步探究了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针对大学生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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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与性别、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性伴侣数量、随意性伴侣数量、性传播疾病感染史、伴侣性传播疾病感染史、性开放态度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以性开放态度为自变量，首次性行为年龄为中介变量，性别为调节变量，使用拒绝使用安全套策略为因变量建立中介调节模型中，首次性行为年龄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都存在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大学生群体的安全性教育的预防与干预的实际工作，更应该注重大学生性开放态度及性相关健康行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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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进化心理学认为，宽恕的心理机制是为了应对同种侵犯的适应性问题而演化出来的。宽恕的心理机制对侵犯者的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进行评估，并在综合考虑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之后做出是否宽恕的决策。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一些研究探讨了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对宽恕的影响，建立了宽恕心理机制的模型，还发现了宽恕心理机制对道歉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的定义和测量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宽恕的心理机制的内在过程及其相应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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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宽恕的心理机制是进化而来的 进化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一种新的范式，是基于进化论解释人类心理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元理论，为整合心理学各领域的知识提供了概念框架(Buss， 2005)。进化心理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的心理是为了应对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生存和繁衍的适应性问题，提高适合度(fitness，代表了生物个体成功地生存和繁衍的概率)，由自然选择塑造而成的，而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和繁衍的问题纷繁复杂，各种问题差异巨大，需要人类处理不同类型的信息，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为了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人类进化出了许多心理机制(psychological mechanism)，这些心理机制专门解决特定类型的适应性问题(Buss， 2005， 2009， 2015)。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作为有机体内部的一组决策规则，必须是解决了进化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生存和繁衍的特定问题。心理机制通过接受小部分特定的信息，向有机体预示它正面临的适应性问题，根据其决策规则将信息转换为生理活动、其他心理机制所需的信息或者外显行为，来形成特定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Buss， 2015)。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机制帮助有机体成功地生存和繁衍，所以它们才得以存在于现存的有机体身上。 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宽恕的心理机制(forgiveness)就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McCullough， Kurzban， & Tabak， 2013a)。具有社会性的物种普遍存在着同种个体间侵犯的现象，通过侵犯同种的其他个体，侵犯者可以获得食物、配偶和领地等提高自身适合度的收益(Cluttonbrock & Parker， 1995)。远古人类也要应对来自同种个体的侵犯(Pinker， 2012)，为了防止再次受到侵犯，受害的一方可以选择报复做出侵犯行为的一方(McCullough et al.， 2013a)，然而宽恕也是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比较常见的应对方式(De Waal & Pokorny， 2005; De Waal， 2000; McCullough， 2008)。宽恕可以给受害者带来几个方面的好处。首先，虽然受害者可以通过报复侵犯者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但是由于侵犯者也可以反过来报复受害者，使得受害者蒙受更大的损失，所以这样不断的相互报复会使得两败俱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而选择宽恕可以避免“冤冤相报”的循环。不仅如此，报复还可能会破坏长期的、建设性的关系，从而使受害者不能在将来得到侵犯者的帮助，比如侵犯者是受害者的朋友或者亲属，受害者选择报复，可能会破坏他(她)与侵犯者的关系，甚至与侵犯者反目成仇(Burnette， McCullough， Van Tongeren， & Davis， 2012; McCullough， 2008; McCullough et al.， 2013a)。因此，为了避免报复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受害者可以选择宽恕侵犯者。研究者通过计算机仿真实验发现，在多轮囚徒困境博弈中，当两个参与者都采取“针锋相对”(tit-for-tat)的策略(参与者在第一轮游戏中选择合作，之后的每一轮中的选择合作还是背叛取决于上一轮中另一位参与者的决定) (Rapoport， Chammah， & Orwant， 1965)，只要出现一次背叛，最终会导致参与者陷入相互背叛的循环，进而降低双方的收益。如果采取“慷慨的针锋相对(generous tit for tat)”的策略(参与者在第一轮游戏中选择合作，之后如果上一轮游戏中另一方采取合作，则本轮中参与者采取合作，反之如果另一方采取背叛，则本轮中参与者有可能采取合作，也有可能采取背叛) (Wu & Axelrod， 1995)，就会降低陷入相互背叛的循环的可能性(McCullough et al.， 2013a)，因而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对人类的亲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为了维护亲密关系，关系中的双方必须宽恕对方危害较小的侵犯，否则由于受害者往往夸大自己所受的伤害，他(她)会给予侵犯者更大的伤害，这会使侵犯者感到不公平，并更大程度地报复受害者，于是双方便陷入了报复升级的循环(Fitness & Peterson， 2008)，最终使他们都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亲密关系中的人比非亲密关系中的人更能宽恕彼此的小的侵犯。总之宽恕对维护有价值的关系、避免报复不断升级以及避免化友为敌都有积极的作用。面对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反复发生的来自同种个体的侵犯，人类进化出了宽恕的心理机制，来应对这一适应性问题，从而更好地维护人际合作，提高自身成功地生存和繁衍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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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宽恕的心理机制的决策过程 进化而来的宽恕的心理机制为了应对同种个体侵犯的问题，必须将特定的输入信息转换为有机体关于宽恕的决策，这样的输入信息得到加工从而计算出剥削风险(exploitation risk)和关系价值(relationship value)。在计算出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之后，宽恕的心理机制对它们的大小进行比较，进而决定是否宽恕。如果计算出的关系价值大于剥削风险，则宽恕的心理机制更倾向于宽恕，反之当剥削风险大于关系价值时，宽恕的心理机制倾向于不宽恕。剥削风险是指侵犯者在未来可能给受害者造成的适合度损失的可能性，关系价值指受害者与侵犯者持续交往而带来适合度增加的可能性(Billingsley & Losin， 2017; Burnette et al.， 2012; McCullough， 2008; McCullough et al.， 2013a; McCullough， Luna， Berry， Tabak， & Bono， 2010; McCullough， Pedersen， Tabak， & Carter， 2014; Petersen， Sell， Tooby， & Cosmides， 2012)。 对剥削风险的评估取决于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侵犯者再次侵犯受害者的意愿，另一方面是侵犯者是否有造成侵犯的能力(McCullough et al.， 2013a)。例如，假设一位受害者遭到了侵犯，但侵犯者无意做出侵犯，并且在没有他人强迫的情况下表示自己以后绝不会再次侵犯受害者，那么侵犯者很大可能上不会再做出侵犯(Fehr， Gelfand， & Nag， 2010; McCullough et al.， 2010; McCullough et al.， 2006)。再比如，在侵犯发生之后，侵犯者对受害者表示同情、道歉、做出补偿或者后悔，也表明侵犯者不愿再对受害者造成侵犯(Gold & Weiner， 2000; Nadler & Liviatan， 2006)。因此，受害者更愿意宽恕那些无意间、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或者没有意识到行为后果的情况下造成侵犯的人。但是侵犯者的上述表现不一定准确反映了其真实的想法，口头道歉可能是假装出来的(Frank， 1988)，因此道歉的可信度就成了受害者需要考虑的因素(Henrich， 2009)。例如，侵犯者不仅向受害者道歉，还做出了相应的补偿来弥补侵犯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King-Casas et al.， 2008)，或者侵犯者允许受害者报复自己(Matsumura & Hayden， 2006)，甚至是通过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歉意(Syme & Hagen， 2019)，都能反映侵犯者对维护和受害者关系的强烈意愿，因此是更可信的道歉。而且脸红也是表明侵犯者愧疚的重要线索，受害者认为那些在侵犯之后脸红的人比那些不脸红的人更具有同情心而且更值得信任(De Jong， Peters， & De Cremer， 2003)，因为脸红往往标志着侵犯者的愧疚有强烈的生理唤醒，说明产生了较强的惭愧情绪，所以这样的表现反映了侵犯者不愿再伤害受害者。除了上述的与判断侵犯者意图有关的信息之外，如果有信息显示侵犯者不再有侵犯的能力，那么受害者也会更愿意宽恕侵犯者。比如在部落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会放下武器，表明自己放弃了侵犯的能力，而胜利的一方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不再伤害他们(McCullough et al.， 2013a)。总之侵犯者在主观上没有侵犯意图，表现出后悔、惭愧或者向受害者真诚地道歉都标志着侵犯者有较低的剥削风险。 进化而来的宽恕的心理机制还要计算维持与侵犯者的关系会在将来给受害者带来多少收益，即剥削风险的大小。如果受害者还能在未来从他(她)和侵犯者的关系中获得好处，那么受害者会倾向于宽恕侵犯者。进化心理学假设宽恕往往与亲密(closeness)、承诺(commitment)以及依恋(attachment)有关(McCullough et al.， 2013a)，而这些反映了关系价值。来自多个实证研究的结果都表明，人们更愿意宽恕那些与自己的关系较为亲密的人(Finkel， Rusbult， Kumashiro， & Hannon， 2002; Karremans & Aarts， 2007; McCullough et al.， 2010)，这正是由于在亲密关系中双方更容易获得长期的互动带来的好处，而与不太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难以获得较大的收益。如果受害者认为继续维持和侵犯者的关系可以帮助自己达成一些重要的目标，那么受害者对侵犯者的关系价值的评价也会更高(Ohtsubo & Yagi， 2015)。虽然亲密关系可以通过交往建立起来，但是寻找可靠伙伴的过程本身也要付出代价(Hruschka & Henrich， 2006)，所以维持现有的亲密关系往往是更好的做法，受害者也就倾向于宽恕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侵犯者。 宽恕的心理机制通过对相关信息进行加工，评估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的相对大小，使个体做出是否宽恕的决策，在心理测量上这样的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在某些动机上的变化。起初有研究者认为宽恕是受害者对侵犯者在三种动机水平上的变化，包括1) 对侵犯者实施报复的动机水平的降低，2) 回避侵犯者的动机水平的降低和3) 对侵犯者表达善意的动机水平的提高，并根据这一模型编制了包含报复、回避和善意三个维度的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Inventory，简称TRIM-18)来测量宽恕(McCullough et al.， 2013a; McCullough et al.， 1998; McCullough & Root， 2007; McCullough， Root， & Cohen， 2006; McCullough， Worthington， & Rachal， 1997)。然而被试在人机侵犯动机量表的各维度分量表上的得分具有较高的相关性(McCullough et al.， 2006)，这意味着假设的三个维度无法被区分开。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宽恕的各个维度可以被整合为一条敌意到友善(hostility to friendliness)的态度连续体(attitudinal continuum)，而宽恕就是被试在这一态度连续体上向友善端的变化(Forster et al.， 2019)。神经影像学研究也表明，宽恕是对报复的抑制。作为情绪管理、控制冲动以及其他抑制活动的脑区，背外侧前额叶(dlPFC)，可能还包括腹外侧前额叶(vlPFC)和背侧扣带回(dACC)，参与了对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和纹状体(striatum)活动的抑制作用，前脑岛与憎恶等负性情感的体验有关，纹状体和渴望回报有关，两者会在受害者遭到侵犯时被激活，即它们的活动反应了受害者的报复动机。与抑制活动相关的脑区抑制了与报复相关的脑区的活动，从而下调了负性情感的体验和对奖赏回报的渴求(Billingsley & Losin， 2017)。所以来自心理测量和神经影像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宽恕和报复可以看成是同一个态度连续体上的两个极端，抑制报复就意味着宽恕。宽恕的心理机制就是通过比较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大小而决定在宽恕态度上的倾向性，进而使个体是宽恕还是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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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展望 长久以来，临床心理学家们将报复视为一种“疾病”，将宽恕视为对报复的“治疗”，围绕这一思想，大量的研究旨在验证宽恕使人们摆脱创伤的经历和报复的情感，从而给人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好处(McCullough et al.， 2013a)。随着研究的深入，心理学家们发展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宽恕(Worthington， Rueger， Davis， & Wortham， 2019)。其中，进化心理学理论没有简单地将报复看成是一种“疾病”，而认为报复和宽恕都是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用来应对同种侵犯这一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性问题，前者是受害者为了使侵犯者受到惩罚而不敢再做出伤害，后者则是受害者为了避免破坏与侵犯者的关系，期望侵犯者在将来可以给自己帮助。宽恕的心理机制在决定是否宽恕侵犯者时要加工侵犯者有关的信息，计算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并且在综合考虑两者之后做出宽恕与否的决策。当受害者认为关系价值高而剥削风险低时，他(她)倾向于宽恕侵犯者；当受害者认为剥削风险高而关系价值低时，他(她)更倾向于不宽恕侵犯者。无论做何选择，受害者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适合度(McCullough et al.， 2013a)。自然选择过程让那些有利于生存与繁衍的心理机制留存下来，而正是因为宽恕的心理机制有利于解决同种侵犯的适应性问题，提高个体的适合度，所以才普遍存在于人类个体之中。 围绕着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在宽恕的心理机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研究者们进行了许多研究，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主要问题是，现有的测量工具还不能很好地测量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研究者们开发了各不相同的测量工具对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进行测量(Burnette et al.， 2012; McCullough et al.， 2014; Ohtsubo et al.， 2018; Ohtsubo & Yagi， 2015; Smith et al.， 2020)，但是发现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已有的测量工具无法将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分离开来，这也可能是由于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而导致的。还有研究比较了三种不同的工具所测得的关系价值，均发现了它们可以显著地预测宽恕(Smith et al.， 2020)，这表明关系价值的测量工具还可以进一步整合。总之将来的研究要探索更加有效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测量方法，使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测量有统一的标准，同时还要探索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之间的关系，理解两者如何相互作用。 比起如何测量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这一问题，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该如何定义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在测量工具上的多样性反映了研究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Tan等(2018)对宽恕的心理机制进行建模时将与侵犯行为直接相关的线索区别于受害者所感知到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认为这些线索是用来评估信号检测过程中的证据强度，而把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作为两种信号检测的决策错误的犯错代价，并假设宽恕的心理机制存在着评估证据强度和选择判断标准两个子过程，这样就把原本属于剥削风险的侵犯者的道歉和伤害意图等线索分离了出来，使得从定义上来看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不再受到侵犯者的道歉和伤害意图的影响，然而Ohtsubo和Yagi (2015)的研究又表明道歉和侵犯者的主观意图都影响了受害者感知到的剥削风险和关系价值。因此将来在对宽恕的心理机制进行建模时还要在模型中纳入这种关系，而不是将这些线索独立于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对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定义不够明确还表现在目前的研究基本上只考察了侵犯者的伤害意图、侵犯的严重性(或者表述为侵犯者是否值得责备)、侵犯行为发生的次数以及侵犯者的道歉对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影响(McCullough et al.， 2014; Ohtsubo et al.， 2018)，但是影响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因素众多，还有亲缘关系、交往历史以及依恋关系(McCullough et al.， 2013a)等等相对独立于侵犯的较为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到底如何影响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进而影响宽恕还有待将来的研究去探索。 部分研究者认为，和剥削风险、关系价值一样，受害者与侵犯者之间的情感也对宽恕起到了作用。Ohtsubo和Yagi (2015)发现了在控制了以关系的工具性作为操作性定义的关系价值之后，亲密感也可以显著地预测成本高昂的道歉，这可能是由于亲密感提高了侵犯者向受害者进行社会交换的意愿而导致的，并且关系的工具性引发了侵犯者的愧疚感(sense of guilty)。Smith等(2020)的研究发现同情在关系的工具性对宽恕的影响中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以上结果可能意味着受害者是否做出宽恕，侵犯者是否做出道歉，都会受到彼此之间的情感的影响。然而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虽然情感看上去代表着“非理性”，与计算适合度得失的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理性”相对立，但是情感本身是演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有助于远古人类解决生存和繁衍的适应性问题，而宽恕的心理机制必然要包含情感(McCullough et al.， 2013a)，情感通过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影响到了宽恕决策。因此将来的研究要探索情感到底如何影响了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进而影响宽恕。 进化心理学关于宽恕的心理机制的理论还需要用于宽恕的神经机制的研究。现有的有关宽恕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还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宽恕”概念的复杂性，二是研究方法上的困难。进化心理学有关宽恕的心理机制的理论可以对解决两个问题有所帮助，因为该理论解释了宽恕是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明确了宽恕的功能，对宽恕的心理机制的决策过程也做了阐释，因此神经科学可以采用进化心理学对宽恕的定义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Billingsley和Losin (2017)认为现有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实验法，研究的宽恕只发生在实验室人为匹配的单次关系(one-shot relationship)的陌生人之间，并没有考察诸如亲人、情侣、朋友之间的宽恕，而且这些范式所产生的也只是损失少量金钱这样的侵犯行为，没有涉及到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更严重的侵犯，所以将来的研究需要像已有的进化心理学关于宽恕的研究那样考察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发生的、严重的侵犯行为所涉及的宽恕，还能用上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量表等测量关系价值和剥削风险的方法，以及测量宽恕的人际侵犯动机量表。除了上面两个主要问题之外，考虑到宽恕的心理机制可以运用信号检测论和错误管理理论加以诠释，那么宽恕的心理过程可能存在着对决策后果的不确定性的感知。未来研究可以将宽恕决策可能涉及到的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前岛叶作为与不确定性的感知相关的脑区(Loued-Khenissi， Pfeuffer， Einhäuser， & Preuschoff， 2020)在宽恕决策中的激活是否与个体感知到不确定性有关。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索的问题包括：伴随人的发展宽恕的心理机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宽恕的心理机制为什么存在个体差异；怎样将进化心理学有关宽恕的理论从只涉及两人的互动关系运用到群体的互动关系当中(McCullough， Kurzban， & Tabak， 2013b)。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理解宽恕这一广泛存在于人类以及其他物种中的现象，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研究人际甚至群体间冲突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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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以桥门式起重机起升机构的能耗分析为研究对象，依据键合图理论建立了一种适用性广泛的键合图模型。归纳出相关零部件建模所需的键合图元，不同型号起重机机构进行参数替换后直接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还提出了一种对各阻性元件阻尼参数进行估算的方法，并经仿真实验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桥门式起重机各零部件能效对整体能效的影响因数计算公式，得到起升机构各零部件对整体能效具体影响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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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起重机械作为一种高能耗特种设备，在港口、船厂、堆场及仓库等场所被广泛应用，涉及的工业领域包括能源、电力、交通、造船、冶金以及石化等。其中桥门式起重机具有自重大、作业频次高等特点，其油耗和电耗较高，存在的能源浪费的问题比较严重，而起升机构是桥门式起重机使用最频繁的工作机构也是能耗最大的工作机构。因此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联合武汉理工大学对舟山地区起重设备进行测试调研，深入研究桥门式起重机能耗变化规律，找出起升机构各部件对整体能效的影响因数，有利于有针对性而高效地提升起重机能源利用效率。 针对起重机能效问题，叶伟提出“灰箱理论”的桥式起起重机能耗检测方法，直接对三大机构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进行测量，从而计算得出各机构的效率，并作为各部件的能效影响因数 [ 1 ]，但该方法严重依赖于对功率的实测不具有普遍性的参考价值。陈瑞峰以桥式起重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起重机的机械机构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对桥式起重机能耗的评价和分级 [ 2 ]，但该方法较为简易，准确性难以保障。 也许多研究人员根据键合图理论建模，并在诸多领域解决了机械的动力学、能耗问题。Lee等以液压挖掘机为研究对象，依据键合图理论对液压起重机进行建模 [ 3 ]，文中提出了通过其它数据间接计算未知参数，并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进行参数拟合的方法，该方法过于依赖数据的数量与准确性。Luo等依据键合图理论，以啮合刚度和扭转刚度为主要指标建立了谐波齿轮、行星、太阳轮子动力模型，并通过仿真实验解决了行星齿轮组的扭转运动状态问题 [ 4 ]。王艾伦等提出以键合图理论对多种能量耦合的机电系统进行建模，解决了部分机电系统建模复杂且精度无法保障的问题 [ 5 ]。任福深等运用键合图理论建立了水龙头旋扣和轨道钳系统的键合图模型，通过20-Sim软件进行动态仿真，并通过实验数据与仿真数据的对比验证了键合图模型的准确性 [ 6 ]。刘升等以重型车为研究对象，探究复杂工况下的传动系统能量损耗，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数学模型，然后基于键合图理论对整个系统进行了能量流分析后，建立了整个传动系统的能耗模型 [ 7 ]。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许多研究也在机电系统的键合图理论建模领域中展开 [ 8 ] - [ 12 ]。 由于桥门式起重机起升机构中涉及电能、机械能等多种形式的能量传递、转化过程，一般的建模方法很难针对这样的系统建立出一个统一的能耗模型，而键合图理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本文根据键合图理论对桥门式起重机起升机构进行建模求解，并探究其中各部件的能效影响因数大小，模型参数来源于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在舟山地区的调研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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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键合图理论概述 2.1. 键合图理论基本概念 系统键合图遵循能量守恒原则，采用键合图理论中所约定的元件符号并按一定规则对系统能量流进行完整地描述，该理论对系统能量流具有较高的还原程度。键合图理论中所约定的基本元件符号称为“键合图元”。键合图元进行能量流动的窗口称为“通口”，通口的数量等于该键合图元处能量流动方向的数量，通口可表示为键合图元旁的一根线段。相邻的两个通口连接起来则称为“键”，键代表两个键合图元之间存在能量的流动，这种传递功率的键又称为“功率键”，键表示为连接两通口的半箭头，箭头方向为能量的流动方向。图2所示的电机键合图模型就包含了键合图元(Se、I、R、GY、1、0)、通口和键三种元素。 键合图理论中将各种物理量归类为四种广义变量：势变量 e ( t ) 、流变量 f ( t ) 、广义动量 p ( t ) 和广义位移 q ( t ) 。势变量和流变量被合称为功率变量，它们的标量积等于功率 P ( t ) ，即： P ( t ) = e ( t ) f ( t ) (1) 其积分形式表示一条键内流过的能量 E ( t ) ，即： E ( t ) = ∫ 0 t e ( t ) f ( t ) d t (2) 广义动力 p ( t ) 定义为势变量的时间积分，即： p ( t ) = p 0 + ∫ t 0 t e ( t ) d t (3) 广义位移 q ( t ) 定义为流变量的时间积分，即 q ( t ) = q 0 + ∫ t 0 t f ( t ) d t (4) 表1列出了几种功率交换范畴中的势变量和流变量。 Table 1 Potential variables and rheological variables in several power conversion categorie 范畴 势e(t) 流f(t) 机械平移 力分量F(t) 速度分量v(t) 机械转动 力矩分量T(t) 角速度w(t) 液压系统 压力分量p(t) 流量Q(t) 电系统 电压E(t) 电流I(t) 表1. 几种功率变换范畴中的势变量和流变量 2.2. 基本键合图元 基本键合图元分为一通口、二通口和多通口三类。一通口元件具体分为五种：阻性元件R、容性元件C、惯性元件I、势源Se、流源Sf。阻性元件R消耗能量，反映元件势变量和流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容性元件C储存能量，反映元件势变量和广义位移之间的线性关系；惯性元件I储存能量，反映元件势变量和广义动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势源和流源用来描述外部与系统的能量关系，当势、流源的势变量与流变量的标量积为正，元件表示能量源，反之表示负载，其中势源包含确定的势变量，流源包含确定的流变量。 二通口元件的作用是在系统内部进行能量的转换，其输入与输出可以具有不同的能量形式，如电动机作为二通口元件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而减速器作为二通口元件输入输出均为机械能。二通口元件又可分为变换器与回转器两种，变换器按既定规则将势变量变换为势变量、流变量变换为流变量；回转器按既定规则将势变量回转为流变量、流变量回转为势变量。二通口元件在输入与输出两个通口处势、流标量积相等。 多通口元件用来表示系统某一物理效应中能量形式相同、数值相等的势变量或流变量，分为共势结(0-结)与共流结(1-结)两种。与共势结连接的每根键上势变量相等，流变量代数和为0；与共流结连接的每根键上流变量相等，势变量代数和为0。将各类键合图元的名称、符号与特性方程整理为表2。 Table 2 The names， symbols and characteristic equations of various bonding primitive 一通口元件 名称 阻性元件R 容性元件C 惯性元件I 势源Se 流源Sf 符号 特性方程 e ( t ) = R 0 f ( t ) e ( t ) = 1 C 0 q ( t ) f ( t ) = 1 I 0 p ( t ) e ( t ) = e f ( t ) = f 二通口元件 名称 变换器MTF 回转器MGY 符号 特性方程 { e 2 = m e 1 m f 2 = f 1 { e 2 = r f 1 r f 2 = e 1 三通口元件 名称 共势结(0-结) 共流结(1-结) 符号 特性方程 { e 1 = e 2 = e 3 = ⋯ = e n ∑ i = 1 n a i f i = 0 { f 1 = f 2 = f 3 = ⋯ = f n ∑ i = 1 n a i e i = 0 表2. 各类键合图元的名称、符号与特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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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起升机构的键合图模型与参数分析 3.1. 起升机构建模 桥门式起重机中起升机构消耗的能量是整体能量消耗中最大的一部分，起升机构主要包括电动机、联轴器、制动盘、减速器和卷筒等零部件，其结构简图如图1所示。首先依据键合图理论将起升机构各零部件(电机、联轴器、制动器、减速器等)的物理特性转化为适当的键合图元，并根据其中相同的流、势变量结合为各零部件的键合图模型，最终再将各部件之间连接起来成为整体键合图模型，各零部件连接端口处功率相等。 I) 电动机的键合图模型 对于三相异步电机，以可变势源Mse表示电机的三相输入电压U a 、U b 、U c ，以恒势源Se表示输出端负载；绕组电阻R a 、R b 、R c ，转子的摩擦阻尼用阻性元件R表示；电路电感L、转子转动惯量用感性元件I表示；电机内电能向机械能的转换用回转器GY表示。由于定子单相电路中电流相等，故每相电源的势源Mse、电阻R、电感I和回转器GY用共流结(1-结)连接；三相电源用共势结(0-结)连接，向转子输出流变量，由共势结特性方程可知输出流变量为三相电源输出流变量之和；转子转速只与同步速及转差有关，视其为确定函数，可将转子负载转矩Se、转动惯量I和摩擦阻尼R用共流结(1-结)连接起来。最终建立的主轴电机键合图模型如图2所示。 图1. 起升机构示意图 图2. 电动机键合图模型 II) 联轴器的键合图模型 对联轴器建模时，联轴器的摩擦阻尼用阻性元件R表示，转动惯量用惯性元件I表示，工作时产生扭转变形的刚度用容性元件C表示。阻尼和转动惯量与转速有关，以共流结连接；扭转刚度与转矩有关，以共势结连接。 III) 制动器的键合图模型 制动装置属于典型的开关类元件，需要采用非连续键合图建模的方法进行建模。当制动盘与轴无接触时，摩擦力为零，可以用值为零的势源来表示；当制动盘与轴接触时，摩擦力与作用在轴上的正压力有关，可以通过调节阻性元件MR来表示，建立其键合图模型如图3所示。通过信号键来控制布尔变量 u 1 、 u 2 是否生效，当布尔变量 u 1 生效时， u 2 为零，接入系统的为调整阻性元件MR，N为作用在轴上的正压力，设制动盘与轴之间的摩擦因素为 μ ，则MR的组成关系式可表示为： F R = μ ⋅ N (5) 当布尔变量 u 2 生效时， u 1 为零，接入系统的为势源Se。根据功率结型结构的特点，图3的状态方程可表示为： e = u 1 F R + u 2 S e (6) 图3. 制动盘–轴键合图模型 IV) 减速器的键合图模型 减速器各级轴、齿轮的转动惯量用惯性元件I表示，齿轮与轴承的阻尼用阻性元件R表示，轴的弹性形变用容性元件C表示，以共流结连接惯性元件与阻性元件，以共势结连接容性元件，TF转换器来表示齿轮传动比。 图4. 起升机构键合图模型 最终，将电动机、联轴器、制动器、减速器的键合图模型连接起来，加上主要由卷筒组成的吊具系统，成为起升机构整体键合图模型，如图4所示。吊具系统结构较简单，由一个阻性元件和惯性元件经共流结连接即可，用势源SE表示负载。 3.2. 键合图元参数分析 I) 阻性元件R 整体键合图模型中的阻性元件包括电机定子电阻以及电机转子、联轴器、制动器、减速器、吊具系统的摩擦阻尼。电路部分的电阻可以查阅电动机表获取，对于机械部分的摩擦阻尼，本文基于键合图理论，采用一种估算摩擦阻尼系数的方法。根据阻性元件定义，阻性元件R反映势变量和流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式(7)描述： e = R ⋅ f (7) 功率键合图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各功率键可用式(8)表示： P = e ⋅ f (8) 由式(7)、(8)可得： P = R ⋅ f ⋅ f = R ⋅ f 2 (9) 则阻尼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R = P f 2 (10) 其中P为各部件的摩擦损失功率，f等于各部件的转速。 本文在桥门式起重机标准工况进行研究，因此高速轴转速取额定转速，低速轴转速取高速轴转速除以传动比，损失功率由各零部件的传动效率计算得出，传动效率可根据起重机设计手册选取。 II) 惯性元件I 整体键合图模型中的惯性元件包括电机定子电感以及电机转子、联轴器、制动器、减速器、吊具系统的转动惯量。转动惯量可根据厂家提供产品样本查寻获取，也可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电机转子、联轴器、制动器、减速器可视为实心圆柱，转动惯量计算公式取： J = ρ π d 4 L / 32 (11) 其中 ρ 为材料密度，取ρ 钢 = 7.8 × 10 3 kg/m 3 ；d为旋转体直径(m)；L为旋转体长度(m)。 卷筒可视为两端开通的薄壁圆柱，转动惯量计算公式取： J = ρ π d 4 L / 16 (12) III) 容性元件C 起升机构中通过轴来连接的部件，应添加容性元件C并以共势结相连，系数可取轴的扭转刚度。 IV) 电源Mse 电源以可调势源Mse表示，取其数值等同于我国工业用电电压形式，电压表达式为： U = 311 sin 100 π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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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仿真实例分析 4.1. 键合图模型验证 为验证键合图模型的精度与准确性，本文选取一台桥门式起重机为样机，针对其起升机构进行能耗实测，并将样机参数输入图4所示键合图模型进行仿真。样机设备型号如下：电动机类型为JZR 2 型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联轴器为CL型齿轮联轴器；制动器为YDWZ 200~800液压电磁制动器；减速器为ZQ型标准卧式减速器。样机各参数如表3所示。 Table 3 Bond graph model parameters of hoisting mechanis 名称 键合图元 参考值 单位 定子电阻 R 3.1e−01 Ω 电机电感 I 1.5e−02 H 电磁转矩 GY 6.8e−02 Vsrad −1 转子阻尼 R 2.4e−01 N∙m∙s/rad 转子转动惯量 I 1.717 kg∙m 2 联轴器阻尼 R 1.0e−02 N∙m∙s/rad 联轴器转动惯量 I 2.4e−02 kg∙m 2 制动器阻尼 R 8.5e−01 N∙m∙s/rad 减速器阻尼 R 5.6e−01 N∙m∙s/rad 减速器转动惯量 I 1.25e−01 kg∙m 2 吊具系统转动惯量 I 0.68 kg∙m 2 吊具系统阻尼 R 3.5e−01 N∙m∙s/rad 轴的扭转刚度 C 1.0e−05 mN −1 表3. 起升机构键合图模型参数 将键合图模型输出能耗值与实测能耗值进行对比，得到键合图模型相对误差，如表4所示。 Table 4 Model validation result 负载重量(t) 仿真结果值(kW) 实测值(kW) 相对误差 1 1.0 1.32 1.49 11.4% 2 4.5 2.59 2.84 8.9% 3 8.5 5.68 5.96 5% 4 9.5 6.23 6.68 6.7% 表4. 模型验证结果 分析模型验证结果中误差来源如下： 1) 测试实验的机型都是港口在用机型，部分机型使用时间较长，导致零部件的效率降低，因此能耗较大； 2) 仿真分析中是标准工况下进行的计算，例如运行速度，仿真模型中一直按额定速度设定，而在实际工况并非标准工况，运行过程并非匀速，平均速度一般会比额定速度低； 3) 实例分析中还存在另一个现象，随着负载的增大，仿真结果和实测值相对误差反而降低。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机器的最佳使用状态，并不是负载越低，设备的效率就越高，而是达到设备的最佳使用工况时，设备才处于最高的使用效率。 4.2. 起升机构零部件能效影响分析 本文所建键合图模型可以通过控制阻性元件参数变量(对于各零部件耗能部分)，来探究起升机构各零部件能效对整体能效的影响。具体方法为单独控制某一零部件(如电机)的阻尼参数不断增加，记录该零部件的能源利用效率与起升机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以两种效率之比来表示该零部件对起升机构能效的影响程度。 初始状态下，电机输入功率为16.76 kW，电机输出功率为13.74 kW，联轴器输出功率为13.74 kW，减速器输出功率为8 kW，吊具输出功率为6.51 kW。该模型中能量的损耗集中出现在各零部件内部，能量在零部件间传递无损耗，易得各零部件的损耗功率等于上一个部件输出功率与该部件输出功率之差，各零部件的能源利用效率等于上一个部件输出功率与该部件输出功率之比。 电机输入功率不变，不断增加电机阻尼，记录电动机输出功率及起升机构输出功率，结果见表5。根据仿真结果计算电机能效与起升机构整体能效，绘制反映两者关系的影响关系图像，如图5所示。 Table 5 Result table of motor control experimen 序号 电动机输出功率(kW) 起升机构输出功率(kW) 1 13.74 6.51 2 10.03 5.27 3 7.00 4.11 4 3.96 3.09 表5. 电动机对照实验结果表 图5. 电动机–起升机构能效影响关系 依据同样办法对联轴器、减速器、吊具系统的阻尼进行控制，记录各零部件在不同阻尼下的输出功率与整体输出功率，计算各零部件能效与整体能效，最终整理出联轴器、减速器、吊具系统能效与整体能效关系如图6所示。 图6. 各零部件–起升机构能效影响关系 为了进一步量化各零部件对起升机构的影响，提出各机构对整体能效影响系数b的计算公式： b = ( B 3 − B 1 A 3 − A 1 + B 4 − B 2 A 4 − A 2 ) / 2 = ( B 3 − B 1 ) ( A 4 − A 2 ) + ( B 4 − B 2 ) ( A 3 − A 1 ) 2 ( A 3 − A 1 ) ( A 4 − A 2 ) (13) 式中B 1 、B 2 、B 3 、B 4 分别为第一、二、三、四次对照实验中的起升机构效率值；A 1 、A 2 、A 3 、A 4 分别为第一、二、三、四次对照实验中相应的零部件效率值。 计算出B 1 、B 2 、B 3 、B 4 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能耗影响系数如表6所示。 Table 6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components on energy consumption of hoisting mechanis 名称 电动机 联轴器 减速器 吊具系统 影响值 0.252 0.149 0.262 0.337 表6. 各零部件对起升机构能耗影响系数 由此可知对起升机构而言，各零部件对起升机构整体能效影响大小依次为吊具系统效率、减速器效率、电动机效率和联轴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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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总结 1) 本文建立了一种可以适用各种型号桥门式起重机的起升机构键合图模型，对于不同型号的桥门式起重机只需将各键合图元参数替换为样机真实参数即可进行仿真实验。 2)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各阻性元件阻尼参数进行估算的方法，并在分析过程中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3) 本文提出了桥门式起重机各零部件能效对整体能效的影响因数计算公式。 4) 本文经本模型计算得出了桥门式起重机起升机构中各零部件对整体能效影响系数，由大致小依次为：吊具系统效率0.337、减速器效率0.262、电动机效率0.252和联轴器效率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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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采用了热脱附–气相色谱法测定了汕头市部分典型印刷企业废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产生、排放浓度，从原辅料、生产工艺、处理方式等角度剖析了汕头市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现状及特点，结果表明：汕头市印刷行业主要使用环保型原料，其中使用DJC无苯油墨产生VOCs浓度最低，平均为28.7 mg/m 3 ；平版印刷方式较凹版印刷产生的VOCs浓度更低，平均分别为106 mg/m 3 和204 mg/m 3 ；近半企业采用活性炭吸附或者UV光解 + 活性炭吸附的组合技术作为治理技术，但采用RTO炉焚烧技术处理效率最高，达95%以上。建议选用环保型原辅料、加强过程控制并针对废气特点采用适宜治理技术来系统解决印刷业VOCs污染防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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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是指101325 Pa标准大气压下、任何沸点低于或等于250℃的有机化合物。VOCs可在大气中形成光化学烟雾，对环境和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它和氮氧化物已成为目前国内环境空气质量首要污染物臭氧生成的两大主要前体物，此外，VOCs通过复杂的光化学反应，生成颗粒物二次有机气溶胶，也成为PM 2.5 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VOCs防治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许多发达国家都颁布了相应的法令来控制VOCs的排放，已成为大气污染控制中的一个热点 [ 1 ] [ 2 ] [ 3 ] [ 4 ]。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臭氧和PM 2.5 的重要元凶VOCs纳入减排指标。从不同行业排放量看，印刷行业是最大的VOCs排放重点行业之一，该行业大量消耗印刷油墨、胶黏剂、清洗剂等有机溶剂含量较高的原料，如未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必将在生产过程中排放众多VOCs污染物，其中乙酸乙酯、甲苯、二甲苯、丙酮等多类物质具有毒性，对人体呼吸系统、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这类物质也具有较强的光化学活性，可引发光化学烟雾、有机气溶胶和近地层臭氧浓度过高等，导致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恶化。 汕头作为印刷企业较为集中的城市之一，从原辅料、生产工艺到VOCs治理方法整个链条基本覆盖了当前我国印刷行业的相关技术，因此对其典型印刷企业废气中VOCs的排放以及治理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建议将可为国内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参考作用。本文采用Tenax管吸附采集典型印刷企业废气处理前后的VOCs，应用热脱附–气相色谱法测定VOCs浓度水平，结合各印刷企业的具体特点和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和归纳汕头市印刷行业废气中VOCs的污染分布特征，剖析整个生产、处理链条中各类原辅材料、不同印刷方式、各类治理技术的优缺点，并提出相应的污染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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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与方法 2.1. 采样 本文采用Tenax采样管吸附法采集VOCs样品，采样时将老化后的Tenax空气采样管与大气采样器相连，首先使用便携式仪器对废气VOCs进行预测定，根据预测定VOCs浓度高低并确保采样管不会穿透，在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个以上样品，每批样品采集一个现场空白。采集完成后迅速将采样管两端用聚四氟乙烯帽密封、用铝箔包好，运输过程中低温、避光保存。本文分别采集了每个印刷企业处理前后的样品，采样位置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 2.2. 仪器与试剂 本文使用热脱附–气相色谱仪对采集样品和标准系列进行测定，仪器测试条件见表1和表2。 Table 1 Testing condition for gas chromatograp 仪器 色谱柱 柱温箱升温程序 检测器条件 赛默飞气相色谱仪(Trace1300) TG-WAX (30 m * 0.25 mm， 0.25 μm膜厚) 40℃保持2 min，再以5℃/min升到 100℃保持2 min，再以10℃/min升到160℃保持2 min，再20℃/min升到230 FID检测器 温度：280℃ 空气流量：350 ml/min 氢气流量：35 ml/min 尾吹流量：40 ml/min 表1. 气相色谱仪测试条件 Table 2 Testing condition for thermal desorptio 仪器 热脱附进样条件 热脱附PerkinElmer (TurboMatrix650) 传输线温度：180℃ 吸附管脱附温度：300℃，脱附时间：3 min 脱附流量：40 ml/min 老化温度：350℃ 表2. 热脱附测试条件 2.3. 实验方法 2.3.1. 标准曲线制作 配制浓度梯度为5.00、10.0、20.0、50.0、100、200 μg/ml的混合标准溶液，取6支经老化好的Tenax管，用微量注射器分别取1 μl混合标准溶液注入空白Tenax管中，用50 ml/min的氮气吹扫吸附管2 min，迅速取下吸附管，用密封帽将吸附管两端密封，得到含量为5、10、20、50、100、200 ng的校准系列吸附管。 2.3.2. 样品的分析 将采样好的吸附管放于热脱附分析仪样品架上，编辑好进样方法和序列进行热脱附和分析。 2.4. 质量控制 1) 采样前抽取20%的吸附管进行空白试验，当采样数量小于10个时，应至少抽取2根。空白管中浓度应小于检出限，否则应重新老化。 2) 每次分析样品前应用一根空白吸附管做系统空白试验，系统空白应小于检出限，否则应重新老化。 3) 每12 h应做一次校准曲线中间浓度校核点，校准曲线中间浓度校核点与校准曲线相应点浓度的相对误差应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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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汕头市印刷行业主要使用环保型原料，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量均较低，其中使用DJC无苯油墨产生VOCs浓度最低。2) 凹版印刷方式产生排放的VOCs均高于平版印刷方式，应重点监管或进行优化调整为其他更清洁的生产方式。3) 各种处理技术均有优缺点，应综合考虑废气组成、浓度、风量、原辅材料及设施投入成本选择适合的处理技术。综合而言，建议选用环保型原辅料、加强过程控制并针对废气特点采用适宜治理技术来系统解决印刷业VOCs污染防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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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科技项目 2016年度汕头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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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唐山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伴随近年来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唐山海岸带区域成为承接京津和唐山市钢铁、化工等重点企业的重要场所。本文在详细野外踏勘的基础上，在河流入海口、曹妃甸湿地、南堡、乐亭等工业区、京唐港等港口、祥云湾旅游区以及人工岛等不同部位，采集了丰富的表层沉积物样品。利用XRF、AAS以及ICP-MS对样品进行主量、微量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分析。研究显示，由于人工岛、港口防波堤等大型海洋工程的建设，改变了原有的沉积条件，促使局部水动力条件发生改变，造成冲淤条件失衡，原本淤积海岸侵蚀加剧，泥质沉积区沉积物粒度增大，出现粉砂、砂质堆积。该特征在曹妃甸港、京唐港、打网岗等地表现最为明显。微观上，工业化进程导致微量元素发生迁移或积聚，重金属污染有加剧的趋势，其在滦河口、陡河口、曹妃甸港、京唐港等观测点偏高，在湿地、围海造地区偏低。启示快速工业化进程可能造成某些元素在新的沉积环境条件下富集，也有可能在特定环境中因受到稀释而含量降低，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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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海岸带通常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典型的海陆交互作用特征，成为人类生产最为活跃，居住最为密集的区域。迄今为止，占全球陆地面积仅为10%的海岸带区域，生活着全世界近60%的人口 [ 1 ]。在地质演化过程中，海岸带沉积物是诸多元素迁移转化、物质循环的载体和归宿。海岸带的发展变化除了受到陆地、海洋、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之外，现代人类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可对其产生更为直接、深远的影响。对海洋及海岸带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诸如港口航运、围海造地、海岸工程等施工与建设，均可破坏原有沉积条件之平衡，从而对海岸带资源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 [ 2 ] [ 3 ] [ 4 ] [ 5 ]。Hornberger等对旧金山湾不同时期沉积物的重金属含量研究显示，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变重金属含量也表现出差异性 [ 6 ]。Lee等对Humber河口沉积物来源追踪显示沉积物的重金属垂向分布受污染物的历史输入、河口堆积与再悬浮的共同控制 [ 7 ]。Palanques综合对Besos河前三角洲地区近十年的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分析得出重金属含量变化与工业化、人口增长和能源消费相关联 [ 8 ]。 唐山位于渤海西岸，是河北重要的能源、钢铁、港口、重化等工业集中分布区，也是国家级曹妃甸科学发展示范区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区域，目前仅曹妃甸工业区就已完成围海造地310 km 2 。因城市、工业、农业的发展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唐山海岸带因人为因素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自然因素 [ 9 ]。尤其渤海湾沉积物中Cu、Cd和Pb等重金属含量日益积聚，重金属污染形势日趋严重 [ 10 ] [ 11 ] [ 12 ]。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唐山市产业调整的进程，唐山滨海区域承接了首钢、华润等来自京津的产业项目100余个，海岸带环境承载压力不断上升。海岸带复杂的海洋物理、化学和海洋动力条件，制约着水体中的悬浮颗粒物的沉积过程及重金属元素的迁移方式，因此，探讨快速工业化进程背景下海岸带沉积环境的变化，有助于实现研究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