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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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正义面对的现实问题 4.1. 正义在刑事错案中的迟到 刑事错案具有获得纠正的时间漫长、纠错的被动性等不符正义之处，有损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刑事案件中的民众朴素正义体现为：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因为此二种价值无法绝对兼顾，发生矛盾时，社会主义法治选择“不冤枉一个好人”，反映在《刑法》中就是疑罪从无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如果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错误怎么办？纠正错误应该是正义最基本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8)》白皮书显示，五年来，人民法院共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46起，涉及94人。2014年至2018年，各级人民法院共依法宣告4868名被告人无罪 [ 7 ]。 以上数据仅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正在多年苦苦申诉未获得无罪认定的案件仍然存有一定数量，既无法让申诉人服判，也没有宣告被告人无罪，年复一年的延后客观形成正义的迟到。即使是已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申诉周期普遍漫长。因为种种互相缠绕的原因，刑事错案的纠错具有一定被动性。不少刑事错案申诉成功的原因出于“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司法机关多是艰难、慎重的认定以上事实(见表1)。 4.2. 正义在民事诉讼中的低效率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应当对经济基础起到促进作用方为正义。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效率要求法治能够较为迅速的解决民事诉讼，案结事了，使原被告双方了结纠纷，继续民事经济活动。虽然法院系统“白加黑”，“5 + 2”全力以赴加班加点，但在民事审判的效率上却不乏无奈。首先是近年来民事案件数量激增，有些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一年要办理300件以上的民事案件。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增强“不平则鸣”，从反面提示，民事经济领域的正义实现仍需继续努力，同时“案多人少”也是影响民事审判效率的客观因素。近五年来，我国各级法院所受理的一审案件涨幅都在5%以上，近三十年来，我国案件增长超过三十倍。而相比爆炸式增长的案件规模，办案法官的数量却增长较为缓慢，1984年底我国有法官15万人，2010年为19.3万人，人数最多的一年为1993年达到27.74万人 [ 8 ]。 Table 1 Correction of some misjudged criminal cas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2012-present 序号 错案名称 罪名 羁押时间 纠错时间 纠错原因 1 聂树斌案 故意杀人、强奸 1995.4执行死刑2016.12平反 21年 真凶再现 2 乐平黄志强等五人案 故意杀人、强奸 2000.5~2016.12 16年 真凶再现 3 谭新善案 故意杀人 2004.12~2016.8 13年 长期申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4 陈满案 故意杀人、放火 1992.12~2016.2 23年 长期申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5 呼格吉勒图案 故意杀人 1996.6执行死刑2014.12平反 18年 真凶再现 6 黄家光案 故意杀人 1996.6~2014.9 17年 同案犯归案 7 念斌案 投放危险物质罪 2006.8~2014.8 8年 长期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8 高如举、谢石勇案 抢劫、故意杀人 2004.1~2014.7 10年 真凶再现 9 张氏叔侄案 强奸、故意杀人 2003.5~2013.3 9年 真凶再现 10 浙江萧山命案 抢劫、故意杀人 1995.11~2013.7 17年 真凶再现 表1. 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刑事错案的纠正情况(2012~今) 此外，部分案件虽然形式上结案，但当事人的纠纷依然没有得到实质解决。对此当事人或者产生“法律无用论”的思想，或者通过发动新诉讼、申请再审等方式继续追求其民事权利。这些客观而无奈的法治现象有必要让每一个具有责任感的法律人继续为“正义”奋斗。 4.3. 正义的“分化” 当今中国社会阶级分层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缺少社会整体层面上的最基本的共识，需要下大力气正本清源，形成和巩固共识。在对“正义”的理解上，民营企业侧重“经济自由”，行政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可能是不正义的；有产者重视“安全和保护”在正义中的表达，部分无产者渴望“均贫富”，存在一定的“仇富心理”。社会林林总总的“正义观”，或朦胧或清晰，都很片面。中国社会较为一致的是关于利益和正义的关系：社会各阶层和个体对“维护自身利益”非常敏感，个人利益变成了“正义”。“利益就是正义”的错解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利害观，缺乏是非观，甚至不惜利用虚假诉讼等手段追求非法利益。例如：在熊某与张某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案件中，被告张某的诉讼代理人周某伪造原告熊某诉状、假冒熊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起虚假诉讼，并伪造证据材料非法套取高额保险赔偿金 [ 9 ]。 4.4. “正义不能”的反噬 正在艰苦推进中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6 相关重大改革让法律职业共同体深刻体会到“正义”的追求绝非可有可无，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研究坚决不能止于抽象说教，应当接地气，体察“非正义个案”的苦难。假若不为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奋斗，没有任何阶层或个人能够凭借其财富、地位、智慧等免于付出代价。 4.4.1. 张扣扣复仇故意杀人案 2018年农历新年的前一天，张扣扣将王家父子三人杀害，杀人动机系为母报仇。其母在1996年8月的一场邻里纠纷中被王家伤害致死。年仅13岁的张扣扣亲眼目睹母亲死亡事件的发生。和王家发生纠纷时，王家父亲王自新的二儿子王富军和三儿子王正军(17岁)都在现场。但在经过警察调查之后，南郑县人民检察院仅将王正军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未对王自新及王富军在案件中参与的行为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定张母对案件的引发有一定责任，判处王正军七年有期徒刑。该司法审判未能对张扣扣形成法治信服与内心约束，长达22年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也未能改变张扣扣复仇的决心，张扣扣在其35岁时违法犯罪，故意杀害王家父子三人，因其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一审、二审均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张扣扣案的法治反思是：整体而言，游离于法治之外的个别正义表达方式(同态复仇等)对社会主义法治正义是有害的。当法治正义不能影响人的内心时，人们极有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个体的正义，继而打破法治正义的规则，甚至对法治正义产生颠覆。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应当追求消灭犯罪，决不满足于消灭犯罪的人。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部分源自“孝道”、“同理心”、“怜悯弱小”等民间朴素的正义观念。社会主义法治正义可以适当吸纳中国民间的朴素正义进而得到丰富完善。 4.4.2. 报复法官 2018年11月24日，田晓法官在法院附近被刑满释放的人员曾某持刀刺伤 [ 10 ]。此非独例，2017年1月26日，广西陆川已经退休的傅法官被其曾经审理过的一起离婚案件的当事人持刀刺死。2017年2月17日，江苏沭阳县法院副院长周龙被人开车撞倒并刺伤，行凶者动手原因是不服法院判决 [ 11 ]。法官手握正义天平，依照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和证据等进行审判，是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践行者。司法者受到威胁或攻击是对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极大威胁。 4.4.3. 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拉团结伙，或者渗透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形成“村霸”，或者侵蚀某一经济行业，控制市场，强迫交易。黑恶势力本质上是游离于社会主义法治调整之外的在野强权，奉行强力即正义的原始法则，极大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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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经济基础 5.1. 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基础的权威判断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研究社会主义法治的“正义”，根本方法是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基础和主要矛盾，继而观察、衡量法治如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解放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把握中国当代经济基础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运用法律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扭转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合理的情况，是能体现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方法进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基础作出了准确判断。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7 。 从深层次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总体生产力显著提高和局部生产力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能力尚待提高之间的矛盾；三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领域需要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供给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 12 ]。 5.2. 贫富差距导致阶层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年来比较突出的现象是贫富差距加大，人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过程中出现了财富、地位的差异化，贫富差距继而导致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差异化，出现阶层分化。阶层分化的例子包括政协将如企业高级管理者、律师、会计师等等传统体制不能涵括的人群定义为新社会阶层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带有鲜明的政治和阶级色彩。例如，关于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区分，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图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以党内资产阶级为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都属于此类 [ 13 ]。 1978 改革开放至今，高度集中、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被市场经济打破。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乃至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定义为起决定作用的协调机制。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机制和结果，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虽然社会主义法治被社会普遍接受，社会各阶层对“正义”的理解与追求存在变化与分歧：经济分配上的“正义”从早期的平均主义到后来的按劳分配，再到按多种生产要素分配和再分配；立法上从杀人偿命到死刑存废的争议，从欠债还钱到试图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提议，无不体现着“正义”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社会意识正在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主义法治正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正在应社会主义新时代变化而进行校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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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最基本内涵的探讨 6.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法治正义、集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具有历史正义性的政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被殖民被侵略，无数仁人志士献身寻找反殖民反侵略的路径。最终只有中国共产党通过历史的检验，解放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并通过改革开放超越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短短四十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理论正义性的政党。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具有正义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形成了体现正义的丰富执政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基本国情中上层建筑的集中代表，“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历史、中国中情下诞生的最大中国特色，在世界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事实证明：“一党执政”并不能从简单直接推导出“专治”或“非正义”。“多党执政”未必比更加优异。英国脱欧等西方政治闹剧所带来的无效率、资源内耗并不符合正义。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借鉴了大量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的集中体现，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正义提供了中国范式。 秩序是基本价值，正义价值的追求离不开秩序价值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归根结底是执政党的法治，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主导、推进的法治。失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失去了权力保障，失去了存在前提。而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内涵讨论不可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全面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来，为人民服务，继承、巩固和发展自身的正义性。 6.2. 刑事错案的纠正 刑事错案必须纠正的必要性不再赘述。对纠正刑事错案，实现法治正义更有价值的是揭示刑事错案中正义迟到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 刑事案件所认定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无法绝对契合，刑事案件证据不能良好满足证明标准。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侦查取证与理解、运用证据。由于刑侦科学的局限性、执法人员的差异性，造成取证瑕疵和对证据错误解读，从而导致逼真的还原事实非常困难。 2) 侦查机制和审判原则存在思维矛盾，程序正义与侦查力度存在矛盾。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工作进路是有罪怀疑，工作要求是“命案必破”，思维方式是假设有罪，寻找证据验证假设。程序正义要求在侦查过程中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等不法侦查手段。但侦查中的程序正义之潜在更高要求是公安机关必须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力量，用比诱供、逼供等更高明、更文明的方式来达到锁定犯罪人，查清犯罪事实的正义目的，若是无法侦查清楚，就意味着公安机关要承受失职的负面评价。然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配备在基层的司法资源尚不能满足程序正义的潜在要求。当主观主导下的侦查不能突破客观局限时，修改客观证据以完成工作任务就成为人性的诱惑。刑事案件在侦查取证第一环上的先天不足导致随后的检察院起诉、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无法获得良好的证据基础。 3) 刑事纠错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问题。对刑事错案启动再审程序非常艰难，申诉人在没有任何取证权力的情况下必须自证清白，承担举证的绝大部分成本和责任。这使得申诉人在侦查中坚持不做有罪供述、长年坚持申诉成为了影响审判者和社会公众判断其是否无辜，有罪判决是否正义的心证标准。刑事错案再审中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标准非常严苛，事实上已经从“疑罪从无”升格到“证明清白”、“找到真相”。 4) 刑事案件纠错与司法机关、人员的利益冲突。国内刑事错案得以纠错平反的促进因素大体包括三种：亡者归来，真凶再现，检院抗诉，从统计数据上看前两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作为法治正义的奋斗者，为何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普遍对刑事案件纠错存在保守心态？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深层原因之一是刑事案件错误的纠正与正义的实现需要司法机关或承办人以一己之力打破过往形成的既定格局，吃力不讨好，得罪其他司法机关和其他人的风险很大，正义实现的胜算很低。深层原因之二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功大于过，功过相抵”的传统免责理由深入司法人员内心。不可否认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承担了大量侦查、控诉、审判工作，为法治运行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干得越多，出错的几率越大。现有刑事错案的追责机制决定了一旦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被追究错误，其他工作成绩都会受威胁。这有损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利益。因此对于刑事错案，司法人员的自保心理、保守心理要大过正义感。 6.3. 诚实信用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继而是民法领域里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最基本内容。 正如腐败是政治的毒瘤，欺诈就是市场经济的毒药。在民事经济领域里不诚信绝对是违法和非正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没有参与市场经济的各主体的诚实守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会急剧增加，交易无法扩大，交易纠纷大量增加，最后导致市场机制崩溃。人们只有严格遵循诚实信用的民法正义，并升华为市场主体的内心信念，内化为行为习惯和行业惯例，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欺骗、投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诚实信用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基本内涵，能够使社会主义法治传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古训与诚实信用是契合的，当今仍应是企业把握市场正义界限的重要指引。西方文化虽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甚大，但西方的契约精神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中的“诚实信用”是相通的。诚实信用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的基本内涵，将极大帮助“一带一路国际倡议”争取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认同，也是中华民族融入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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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今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正在深水区里“摸着石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更是自2011年以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法治存在与发展的典例，中国法学将紧接地气地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研究，具有一定前瞻性地发展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理论，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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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智能汽车作为未来机动车的发展方向，在技术上已经取得较大突破，我国也大力扶持此类产品的研发。此类产品的普及同时对我国诸多法律制度带来了挑战，作为受害人基本保障的交强险制度也将遭受一定冲击。交强险在智能汽车环境下的覆盖范围、基本架构以及配套规定均面临着调整。应当认识到的是，交强险制度的改革应与技术发展阶段相适宜，在低级别阶段贸然更改基本架构难言合理，而在高级别阶段则可以引入车辆制造商投保构成“混合强制保险制”。在调整基本架构后，其追偿权、保险范围及责任限额等配合规定也应随之调整。 关键词 :智能汽车，交强险，挑战，改革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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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当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机动车领域，将汽车制造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汽车应运而生 [ 1 ]。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又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汽车，至2025年，我国将基本形成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 1 ，足见我国对智能汽车发展的重视。但同时不能忽略其对我国法律法规带来的冲击。智能汽车虽然安全性较于传统机动车有较大提升，但也难免发生事故侵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对智能汽车也尚未做出回应。基于此，本文从交强险在智能汽车普及环境下面临的挑战入手，为该制度提出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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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智能汽车类型及其对交强险制度的挑战 2.1. 智能汽车的类型及发展现状 自动驾驶技术根据为驾驶者分担驾驶任务的强弱进行了分级。目前全球不同机构 2 已依据不同标准对自动驾驶功能进行分级分类，其中国际较为认可的是国际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 International，下称SAE)于2014年提出的自动驾驶技术分级标准 [ 2 ]。SAE按照自动驾驶功能执行的不同义务将其分为L0-L5六级，具体分级标准见表1。 我国工信部于今年公示《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报批稿)》文件，对自动驾驶功能分级提出“中国标准”。该文件同样将自动驾驶功能划分为0~5级，标准更为细致精确，且将智能汽车入门标准提高到车辆能够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级别 3 ，是依照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现状制定的客观标准。但由于该标准尚处于意见征集阶段，本文仍采SAE制定的自动驾驶标准。 Table 1 Levels of driving automation from SA 等级 类型 动态驾驶义务 环境监控义务 激烈驾驶应对义务 L0 人工驾驶 驾驶人 驾驶人 驾驶人 L1 司机辅助驾驶 驾驶人/系统 驾驶人 驾驶人 L2 部分自动驾驶 系统 驾驶人 驾驶人 L3 条件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驾驶人 L4 高度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系统 L5 完全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系统 表1. SAE自动驾驶技术分级标准 据此标准，国际自动驾驶技术发展阶段大致处于L3级别，正在积极研发L4和L5级别的智能汽车。我国虽然研究起步较晚但研发进度较快，目前已处于L1~L3级别的研究中 [ 3 ]。 2.2. 智能汽车普及环境下交强险将受到挑战 引发各国对智能汽车研发热情的要点之一是智能汽车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4 ，但这并不代表不会发生事故。自2016年自动驾驶功能从封闭路测转为汽车商品上搭载的功能后，自动驾驶系统判断失误已致使多起交通事故 [ 4 ]。智能汽车即使拥有完美的软件与硬件配置，若使用维护不当、系统故障或遭受攻击仍会致使碰撞事故。即使是在完全自动驾驶环境下运行，智能汽车也会与行人等存在交互作用，依然存在事故风险。在这些事故背后，如何划分责任、保障受害者以及保障没有过错的驾驶人是将要面临的问题。交强险制度作为事故受害者权益的第一道保障，同时是智能汽车入市的关卡之一，势必会遭受一定的冲击。 首先，交强险是否覆盖智能汽车尚不明确。虽然我国曾在2019年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下称《交强险条例》)，但却回避了智能汽车的问题。智能汽车上路测试已是既定事实，经过不断测试与商业推广后其进入市场也是大势所趋，目前也有部分车型搭载了一定程度的自动驾驶功能 5 (或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智能汽车享有路权已经逐渐成为现实的今天，交强险是否要对其进行覆盖是首要问题。 其次，智能汽车虽然安全性较传统汽车已有所提升，但是一旦出现事故则可能难以归责。智能汽车事故侵权责任主体仍是研究难点，在责任主体难以确定的情形下，法律责任也无法实现 [ 5 ]，交强险作为责任保险也难以调整适用。目前有关智能汽车事故侵权归责的观点众多，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赋予机动车法律主体地位模式”、“类比其他责任归责模式”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混合模式” [ 6 ]。其中，“赋予智能汽车法律主体地位”参考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之规定 6 ，但在我国法律体系下可行性较低；“类比其他责任规则模式”主要类比劳务派遣责任与高度危险责任，前者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智能汽车的主体地位，后者则要求“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主体承担责任 7 ，此处“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主体只能是驾驶人，要求可能对事故完全没有过错的驾驶人承担责任也不甚合理。基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现状，智能汽车事故侵权的归责原则依然诉诸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混合模式”较为合理。若采取这一侵权归责原则，必然会冲击以机动车事故侵权责任为基础的交强险基本架构，交强险的基本架构需要慎重思考。 第三，如变动基本架构，交强险的其他相关规定将随之调整 [ 7 ]。首先，交强险保险人追偿权面临调整或扩充，传统汽车的动态驾驶义务主要由驾驶人承担，因此保险人追偿权的赋予基本基于驾驶人是事故实际责任人，智能汽车的动态驾驶任务逐渐从驾驶人转向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成为事故实际责任人的可能性下降，制造商或销售商基于产品责任成为事故实际责任人的可能性提高，在目前尚未赋予交强险保险人向制造商追偿权的基础上，此问题值得慎重思考；其次，智能驾驶环境下机动车事故的受害人范围可能扩大，事故车辆的车上人员甚至驾驶人都可能成为事故的受害人，目前我国《交强险条例》第3条明确将其排除出交强险的保险范围，延续此规定可能与制度目的相违背，是否扩大保险范围同样需要讨论；第三，总计12.2万元的责任限额 8 目前已很难实现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基本救济，智能汽车的机动车配件往往更为精密昂贵，该规定也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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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智能汽车环境下交强险改革前提 交强险覆盖范围、基本架构以及配套规定均因智能汽车普及受到一定挑战。明确交强险在智能汽车环境下的重构方案前应先对其是否应当覆盖智能汽车以及改革的宏观前提进行确认。因此本章将讨论交强险是否覆盖智能汽车及其改革的宏观前提，以此为基础讨论交强险的重构方案。 3.1. 交强险是否应当覆盖智能汽车 2017年7月，百度CEO李彦宏曾因乘坐智能汽车被开具罚单，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此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因为机动车驾驶人应为自然人，该智能汽车上路并不合法 [ 8 ]。时至今日已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汽车进行道路测试。为规制此类测试行为，国家出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规范其道路测试行为。北京、上海等地还依据当地测试实际情况制定了智能汽车测试的管理办法 9 。基于此，智能汽车在测试阶段是享有上路权的，进入市场后也应同样享有。 智能汽车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依据《道路交通法》119条之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我国并未明确限定机动车必须由人类驾驶员驾驶，只要符合上述定义的车辆基本可被视为机动车。结合智能汽车定义，其理应属于机动车范畴。其次，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条明确规定，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提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而机动车登记又是我国机动车上路的基本条件。因此为保障智能汽车上路，交强险当然应覆盖智能汽车。 3.2. 交强险改革的宏观前提 交强险作为我国机动车保险的基本制度，调整变革应当将宏观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国家整体促进智能汽车测试普及的背景下，交强险的设置不应与这一趋势相抵触，也不应与制度本身的设置目的产生抵触。 首先，交强险改革应当继续遵守对受害人基本救济的目的。《道路安全法》第1条规定，该法制定目的包括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而《交强险条例》第1条同样规定，该法目的在于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事故受害人的基本权益是我国交强险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智能汽车环境下这一价值取向也不应改变。尤其对于高级别的智能驾驶，往往是系统自身出现的运行错误或判断错误致使交通事故发生，这是产品缺陷的范畴，制造商或销售商应依据产品责任成为事故实际责任人。受害人如依据产品责任向制造商或销售商寻求救济，则可能因举证困难囿于诉讼之中，不符合法律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基本原则。 其次，交强险架构与设计应当顺应趋势，维持制造商的研发热情。目前智能汽车已经成为各国科技产业竞争的焦点 [ 9 ]，其中德国、日本更是对其《道路交通法》进行修订 10 ，力求为其生产的智能汽车测试与入市铺平道路，争取尽早占据自动驾驶技术领先地位，我国也相应出台文件 11 以表重视。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混合模式”下，制造商已承担较重的提示注意义务与合理设计义务，稍有不慎就可能承担产品责任，向受害者付出高额救济费用。交强险的改革方案中应当尽量避免赋予其过重义务，保持其研发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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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智能汽车的研究与普及，作为车辆上路基本条件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责任制保险却迟迟未对此类车辆的保险问题做出回应。交强险不应成为智能汽车上路的最后一关，因此笔者从智能汽车的定义、分级以及发展阶段入手，对交强险基本架构变革及配合规定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如表2所示。 Table 2 Reformation of the compulsory insuran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autonomous vehicl 智能汽车技术发展阶段 交强险的结构调整 配套规定的改革方向 追偿权 保险范围 责任限额调整 L1~L2级别阶段 (低级别阶段) 维持基本结构不变，覆盖范围扩大至智能汽车 赋予保险人对车辆制造商的追偿权 暂不改动。 车上人员的人身损害交由商业险处理 ①改为受害人责任限额； ②调整分项单元为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两项； ③提高整体限额。 L3~L5级别阶段 (高级别阶段) 改为“混合强制保险制”(制造商与所有人共同投保) 调整向机动车所有人追偿情形 扩大至车上人员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交由商业险处理 表2. 智能汽车环境下交强险改革方案 综合以上，在技术高速发展的如今，智能汽车对法律制度带来的挑战已经不容忽视，交强险制度如何应对新的风险与挑战，需要立法者慎重思考并尽快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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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利用2014年7月18日~9月16日中国科学院纳木错多圈层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研究站观测得到的10~160 cm土壤湿度数据以及美国气象环境预报中心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提供的气象再分析格点资料，通过线性趋势分析、M-K突变检验、小波分析、EOF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对纳木错及青藏高原土壤湿度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纳木错不同深度土壤湿度均存在明显的时间变化特征，各层土壤湿度存在明显的突变特征，同时纳木错土壤湿度还存在约4天左右的主周期。EOF分析表明西藏地区土壤湿度空间分布主要表现为中东部地区一致变化，而西南部和那曲北部地区呈反向变化的特征，纳木错流域土壤湿度则具有较一致的变化特征。相关分析表明青藏高原土壤湿度和地表温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纳木错土壤湿度与降水的相关性不显著。 关键词 :纳木错，土壤湿度，EOF分析，相关分析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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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土壤湿度可以影响陆地表面和大气之间的感热通量、潜热通量、辐射通量和动量通量交换，从而引起气候变化 [ 1 ]。因此，土壤湿度对于气候预测和气候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土壤湿度也是水文环境监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土壤湿度可获取相关水文信息，对于监测生态环境的变化具有重要价值。纳木错是西藏第二大湖，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纳木错流域涵盖冰川、湿地、高山冻土、季节积雪、湖泊、高寒草原等多种下垫面类型，是研究青藏高原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天然实验室。 土壤湿度对区域天气和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许多学者研究了土壤湿度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陈秀波等 [ 2 ] 分析了土壤中各种环境因子对四种不同红松林真菌群落组成的影响。王子龙等 [ 3 ] 分析了松嫩平原黑土融雪期表层土壤湿度时空变化特征。张文冉 [ 4 ] 研究了新乡市土壤湿度的变化特征及其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关系。王宇丹 [ 5 ] 使用多种土壤湿度资料讨论了不同季节滤波后土壤湿度的方差分布特征，分并对CESM模式模拟土壤湿度次季节活动的能力进行了评估。王健 [ 6 ] 对比分析了不同耦合指数计算的全球土壤湿度—温度空间分布，发现北美洲的中南部、非洲南部和萨赫勒、印度半岛和澳大利亚北部为主要的耦合热点地区。土壤湿度年际变率变大不仅可以导致近地层温度平均值和变率显著增加，还能够影响近地层温度概率密度分布的形状。此外，许多研究还就土壤湿度与温度、降水间的联系 [ 7 ] [ 8 ] [ 9 ] [ 10 ]、土壤湿度空间分布特征 [ 11 ] [ 12 ] [ 13 ]、土壤湿度年际变化特征 [ 14 ]、时间变化趋势 [ 15 ] 和周期特征 [ 16 ] 进行了深入分析，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平均海拔超过4000 m)，面积最大，地形最为复杂的高原，高原上的地–气间水分与能量交换过程对亚洲季风的形成和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17 ]。土壤湿度是陆气相互作用中的重要变量，其影响可持续数月，使得后期大气环流发生变化 [ 18 ]，因此，对青藏高原土壤湿度开展研究有助于更为科学地理解青藏高原气候学效应的物理机制。此外，青藏高原土壤湿度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但由于青藏高原土壤湿度观测资料的欠缺，相关研究还未深入开展，尤其对纳木错流域土壤湿度变化规律还需进一步开展研究。因此，本文采用中国科学院纳木错多圈层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研究站土壤湿度观测数据以及美国气象环境预报中心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再分析资料，通过线性趋势、M-K突变检验、小波分析、EOF分解和相关系数分析等方法，对纳木错及青藏高原土壤湿度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深入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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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研究所用的纳木错地区土壤湿度观测资料为中国科学院纳木错多圈层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研究站提供的2014年7月18日~9月16日深度为10 cm、20 cm、40 cm、80 cm和160 cm的逐10 min平均的土壤湿度数据，首先将逐10 min平均的土壤湿度数据进行平均，得到各深度上土壤湿度的日平均值，用以分析纳木错地区不同深度土壤湿度的日变化特征。采用美国气象环境预报中心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EP/NCAR)提供的再分析资料分析西藏地区土壤湿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其中土壤湿度再分析数据为0~200 cm之间的土壤湿度日平均数据，地表温度为0 cm深度再分析资料。 2.2. 方法 利用线性倾向估计法分析研究纳木错地区各深度土壤湿度变化趋势；采用Mann-Kendall (M-K)突变检验法对分析纳木错土壤湿度时间序列是否存在突变；采用Morlet小波周期分析方法研究纳木错流域土壤湿度变化的主要周期；使用经验正交分解方法(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EOF)得到西藏地区土壤湿度的时空变化特征；此外，采用相关分析研究土壤湿度和降水量和地表温度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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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纳木错站不同深度土壤湿度时间变化特征 3.1.1. 趋势分析 图1为2014年7月18日~9月16日纳木错地区10~160 cm深度日平均土壤湿度日变化曲线。由图可以发现，纳木错地区各层土壤湿度存存在明显的季节内变化，土壤湿度最大可达到96%，而最小仅为56%。在各深度土壤深度中，土壤湿度随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小，其中10 cm深度土壤湿度最大，160 cm深度的土壤湿度最小。土壤湿度还存在显著的逐日变化特征，且各层深度土壤湿度的逐日变化特征基本相同，均表现为8月17日前振荡增加趋势，之后又呈逐渐降低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各深度土壤湿度的线性变化趋势。由图可见，10 cm深度土壤湿度在三个月中存在一定的增加趋势，但线性倾向率较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图1(a))；20 cm深度土壤湿度总体上在2014年夏秋季期间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其线性倾向率几乎为0 (图1(b))；40 cm深度土壤湿度的线性倾向率为负，表明该深度土壤湿度存在一定的减小趋势(图1(c))；80 cm深度土壤与40 cm类似，同样存在一定的减小趋势(图1(d))；160 cm深度土壤湿度减少趋势是各深度中最明显的(图1(e))，但其线性倾向率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而言，2014年夏秋季期间，纳木错地区土壤湿度表现为随土壤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小的趋势，且土壤深度越深，土壤湿度降低越明显，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纳木错地区的土壤湿度没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的线性趋势。 图1. 2014年7月18日~9月16日纳木错(a) 10 cm， (b) 20 cm， (c) 40 cm， (d) 80 cm和(e) 160 cm深度土壤湿度日平均序列(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土壤湿度) 3.1.2. 突变分析 图2为纳木错地区不同深度土壤湿度M-K突变检验结果。10 cm深度处土壤湿度突变检验结果中，突变检验曲线在置信区间内未相交，表明10 cm深度的土壤湿度不存在突变现象(图2(a))。20 cm和40 cm深度上(图2(b)和图2(c))，土壤湿度突变检验曲线在置信区间内均存在两个交点，第一个交点位于在7月27日，第二个交点发生于9月7日，表明20 cm和40 cm深度土壤湿度分别于7月27日和9月7日各发发生了一次突变。在80 cm深度层(图2(d))，土壤湿度同样存在两个突变点，分别发生于7月28日和9月8日，较20 cm和40 cm深度土壤湿度突变时间推迟一天，表明深层土壤湿度变化较浅层土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到160 cm深度(图2(e))，两个突变点分别在7月29日和9月8日，但两次突变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而言，2014年7月18日~9月16日期间，纳木错地区不同深度处土壤湿度均存在突变，且土壤深度越深，土壤湿度发生突变的时间越晚，表明土壤湿度的变化随深度增加存在一定滞后性。 3.1.3. 周期分析 图3给出了纳木错地区10~160 cm深度土壤湿度小波周期分析结果。由小波分析结果(图3(a)~(e))可见，各层土壤都表现出几乎相同的周期，在头部影响区内，时间尺度为4天左右时频率信号非常明显，波动能量较大，且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在8~16天左右的时间尺度上也出现了频率信号的强中心，但该强中心并未处于头部影响区内，因此该周期并不是纳木错土壤湿度的主要周期。由此可见，纳木错地区各深度层土壤湿度的主要周期约为4天。 3.2. 西藏地区土壤湿度空间分布特征 前文对纳木错地区不同深度土壤湿度进行了研究，为进一步了解整个西藏地区土壤湿度变化特征，利用EOF方法对西藏地区表层土壤湿度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由西藏地区土壤湿度EOF分解结果(图4)可知，第一模态方差贡献率最大，达到56.6%，其空间分布表现为当西藏中东部地区为正相位时，西藏西南部和那曲北部为负相位分布，说明西藏中东部土壤湿度的变化趋势与藏西南部和那曲北部有相反的变化趋势(图4(a))，对应的第一模态时间序列表明，2014年8月15日之前为负相位分布，8月15日之后为正相位，对应西藏中东部地区(西藏西南部和那曲北部)前期时间较干(湿)，而后段时间较湿(干) (图5(a))。第二模态方差贡献率为17.1%，空间模态主要特征表现为西藏东西部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图4(b))，对应的模态时间序列表现为正负交替分布的特点(图5(b))。第三模态方差贡献率为12.5%，其空间模态主要特点表现为除西藏西北部和那曲东部外，其余地区土壤湿度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图4(c))，对应的空间模态时间序列表现为“正–负–正”交替变化的趋势(图5(c))。第四模态方差贡献率仅为4.6%，其空间场上表现为西藏中部与其余地区相反变化的趋势(图4(d))，对应的时间序列表现为干湿交替分布的特点(图5(d))。 图2. 同图1，但为M-K突变分析(UB和UF为信度0.05的显著性线，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M-K检验序列) 图3. 同图1，但为小波周期分析(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周期，色标代表小波功率谱) 图4. 西藏地区土壤湿度EOF分析空间分布。(a) 第一模态，(b) 第二模态，(c) 第三模态和(d) 第四模态(色标代表EOF空间系数) 图5. 西藏地区土壤湿度EOF分析时间序列。(a) 第一模态，(b) 第二模态，(c) 第三模态和(d) 第四模态 3.3. 与地表温度的关系 由于土壤湿度主要受温度尤其是地表温度的影响，因此，为解地表温度对土壤湿度的影响，计算了西藏土壤湿度EOF第一模态时间序列与地表温度间的相关系数(图6)。由图中可见，西藏几乎所有地区土壤湿度与地表温度之间均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且通过0.01的显著性检验，显著的负相关区位于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南部、西藏中部的纳木错地区，以及西藏东部的林芝地区，其相关系数均在−0.75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0.85。西藏北部地区以及西藏南部地区土壤湿度与地表温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相对较小，但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见，西藏地区土壤湿度与地表温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地表温度越高，土壤中水分蒸发越强，土壤湿度越小。 图6. 西藏地区土壤湿度EOF第一模态时间序列与地表温度相关系数空间分布(色标代表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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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采用多种气象资料和统计诊断方法，对纳木错及青藏高原土壤湿度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纳木错不同深度土壤湿度均存在明显的时间变化特征和突变特征，同时纳木错土壤湿度还存在约4天左右的主周期。 2) 西藏土壤湿度空间分布主要表现为中东部地区一致变化，而西南部和那曲北部呈反向变化的特征，纳木错流域则具有较为一致的变化特征。 西藏土壤湿度与地表温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负相关区位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中部纳木错，以及东部林芝地区。此外，西藏北部地区和南部也存在大范围负相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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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利用西南地区122个台站逐月降水量资料、Hadley全球海表温度资料以及NCAR/NCEP月平均再分析资料，通过线性趋势法、EOF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变化特征及其原因，结果表明：近50年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气候平均值为535.1 mm，整体呈增加趋势。EOF分析表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第一模态为南–北反向空间分布，第二模态为西南–东北反向分布，第三模态为西北–东南反向分布，且各模态时间系数均具有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相关分析表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的变化与低层冷高压、200 hPa西风急流、500 hPa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北低涡、850 hPa风场等多种因素有关。此外，西南地区夏季降水还与太平洋海温存在密切联系，前期冬季中低纬东太平洋海温和同期西太平洋海温偏高时，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偏多。 关键词 :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大气环流，海温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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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近几十年全球气温的快速上升，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发生的严重气象灾害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危害，降水异常的旱涝又会给人们生活、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生产带来了极大影响，而在全年的降水之中，夏季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大部分比例。因此，探讨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我国西南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青藏高原强大的热力和动力作用对其周边地区天气气候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南地区天气气候还受太平洋、南海以及孟加拉湾等海洋的影响，海洋蒸发为西南地区提供了丰沛的水汽来源。此外，西南地区地貌类型多样，地形复杂，同时受到多种季风协同影响，经常发生决定强降水，因此是我国降水最复杂的区域之一 [ 1 ]。 多年来，许多学者对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开展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熊光洁等 [ 2 ] 对西南地区的逐日降水资料分析之后发现，大致可以将该地区的夏季降水划成七个区域和五种类型，并且还发现了各个区域的降水类型都不相同。杜银等 [ 3 ] 研究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量的变化特征，指出南亚高压是影响西南夏季降水的重要环流。晏红明等 [ 4 ] 研究了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变化对西南降水的影响。殷方圆等 [ 5 ] 发现西南季风偏弱可能会造成西南地区夏季降水量减少。刘燕等 [ 6 ] 采用旋转经验正交展开方法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分为五个区域，并发现各区域都存在显著的年代际变化特征。李聪等 [ 7 ] 发现近60年来西南地区年降水量明显减少，且西南地区秋冬春季干旱连续增多可能是由于孟加拉湾季风结束较早导致。范思睿等 [ 7 ] 指出西南地区春季降水在1980年代后发生了突变。周秀华等 [ 8 ] 分析了西南周边地区夏季降水与季风活动的关系和夏季旱涝时期的环流背景。万云霞等 [ 9 ] 通过合成分析、主分量分析和趋势分析等探讨了云南秋季降水的变化特点和成因。齐冬梅等 [ 10 ] 指出我国夏季降水的旱涝分布与副高的位置变化和强弱有着紧密联系，并且在影响西南地区降水的天气系统中，副高是最主要的天气系统。张宇等 [ 11 ] 指出当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偏少时，南亚高压的位置偏东，副高和南亚高压都偏强。李露露等 [ 12 ] 发现在西南地区降水偏多年，副高脊线位置东缩，势力较弱，有利于副高南侧的西南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在西南地区交汇。陈忠明等 [ 13 ] 应用天气学和统计学方法，分析了1998年夏季西南低涡活动的主要特征，从而解释长江上游的暴雨大多与西南低涡有关；李国平等 [ 14 ] 对一次与西南低涡有关的四川特大暴雨过程进行了湿位涡诊断分析，结果表明暴雨变化趋势与湿位涡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位涡变率的正负转换对预报大暴雨的形成和减弱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张雪琦和白爱娟 [ 15 ] 应用非地转湿Q矢量理论，对2015年一次川东地区持续性暴雨进行了分析。 总体而言，以往关于西南地区降水的研究主要关注年降水量或各季节降水变化特征，而对于造成西南地区降水异常原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为进一步认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变化特征及其成因，合理安排西南地区工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本文分析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特征变化及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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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采用中国气象局提供的1969~2018年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四省)122个气象台站观测的逐月累积降水量资料、英国气象局哈德莱中心提供的全球海表温度(Surface sea temperature， SST)资料以及美国气象环境预报中心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NCEP)联合研制的水平风场、气温、位势高度和海平面气压月平均再分析数据。 2.2. 方法 采用线性趋势法分析1969~2018年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的年代际变化趋势。利用经验正交分解方法(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EOF)分析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EOF方法可将气象要素场分解为与时间或空间相关两个部分，其优点是可以较好反映出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前几个模态集中反映了气象要素场的主要信息，能最大可能解释气象数据的方差变化，该方法没有固定的函数形式，且展开收敛速度较快，可以对空间分布不规则的台站数据进行分解，因此是目前主流的气象统计诊断方法 [ 16 ]。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西南地区夏季降水与海温、海平面气压等不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区域平均值定义为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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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西南地区夏季降水量的时空变化特征 3.1.1. 年际和年代际特征 图1为西南地区区域平均的6~8月以及夏季累积降水量变化曲线所示。由图1(a)可知，西南地区6月降水量的多年平均值为173.2 mm，且近50年中，6月降水量的最大值出现在2016年，达到217.3 mm，最少的年份出现在1998年，仅为133.8 mm，二者相差83.5 mm。由线性趋势结果还可看出，6月降水量的线性倾向率为3.2 mm/10a，表明近50年来，西南地区6月降水量整体上有缓慢增加的趋势。西南地区7月降水量的气候平均值为189.6 mm (图1(b))，较6月增加16.4 mm，是夏季三个月中降水量最多的月份。近50年来，7月降水量最大值为237.2 mm，出现在1998年，最小值则仅有138.3 mm，出现在2011年，其50年间降水量的线性倾向率为0.77 mm/10a，同样表明西南地区7月降水在近50年中整体上有一定的增加趋势。西南地区8月降水量的多年平均值为172.3 mm (图1(c))，降水量最大出现在1993年，达到214.7 mm，1990年降水量最少，仅有99.0 mm，8月降水量的线性倾向率为−0.34 mm/10a，表明西南地区近50年来8月降水整体上呈线性减少趋势。进一步对西南地区夏季累积降水量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图1(d))。由图可见，西南地区夏季降水量的气候平均值为535.1 mm，其中降水最多的年份为1998年，降水量达到638.0 mm，降水最少的年份为1972年，仅有433.7 mm，其线性倾向率达到3.7 mm/10a，可见，西南地区夏季降水量整体上有增加趋势。 为分析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的年代际变化特征，以10年为一个年代，将1969~2018年分为第一(1969~1978年)、第二(1979~1988年)、第三(1989~1998年)、第四(1999~2008年)和第五(2009~2018年)共5个年代，分别计算其十年平均值。西南地区第一年代(1969~1978年)平均的夏季降水量(525.2 mm)最少，而第三年代(1989~1998年)平均的夏季降水量(539.6 mm)最多，二者相差14.4 mm。从年代际变化来看，西南地区夏季降水量在第一年代到第三年代际位增加趋势，而在第四年代突然减少，第五年代际与第四年代际差异不大。总体来看，夏季西南地区降水呈现年代际增加的趋势。 图1. 西南地区(a) 6、(b) 7、(c) 8月和(d) 夏季降水量及线性趋势 3.1.2. EOF分析 采用EOF方法对1969~2018年西南地区夏季降水进行分解，并取前三个模态进行分析。EOF分解前三个模态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6.3%、19.8%和10.0%，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6.1%。因此前三个模态可以代表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的主要时空变化特征。 EOF分解的前三个模态的空间分布见图2。由图2(a)可以发现，第一模态主要反映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南–北反向的空间分布，等值线负值中心主要在云南东南部和贵州东南部，而正值中心则位于川北广元一带，正负分界线分布在31.0˚N附近，等值线大致具有自北向东南方向递减的趋势，表明在夏季当西南地区北部降水偏多(少)时，南部降水偏少(多)。 第二模态(图2(b))主要反映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东北–西南反向的空间分布，负值中心主要位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地区，正值中心在重庆与贵州东部交界地区，正负分界线在云南与四川、重庆交界附近，即西南地区东北部夏季降水偏多(少)时，西南部降水偏少(多)。 第三模态(图2(c))主要反映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西北–东南反向的空间分布，负值中心位于黔东南地区，正值中心分别位于四川西北部与重庆北部交界处和云南西部陇川县，表明当四川、重庆和云南西部降水偏多(少)时，贵州和云南东北部降水偏少(多)。 图2. 西南地区夏季降雨量EOF结果(a) 第一模态，(b) 第二模态和(c) 第三模态 3.2. 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变化成因分析 3.2.1. 与大气环流的关系 图3为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指数与500 hPa高度场、850 hPa温度场和海平面气压场的相关系数分布。由降水指数与500 hPa位势高度场的相关分布空间图(图3(a))可见，相关系数在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为正值分布，正相关中心区域分别位于地中海、东亚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负相关中心则分布在新地岛以西地区，表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与相关区域对流层中层高度场变化有关。从降水与850 hPa温度的相关系数空间分布(图3(b))可见，北半球850 hPa温度场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指数基本均为呈正相关关系，正相关中心位于巴尔喀什湖、贝加尔湖和青藏高原以西地区，而西南地区东部存在部分较弱的负相关区，表明当巴尔喀什湖、贝加尔湖和青藏高原以西地区850 hPa温度场偏高(偏低)时，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偏多(偏少)。进一步分析西南地区夏季降水与北半球海平面气压场的关系(图3(c))。由图可知，我国东北地区、菲律宾、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地区海平面气压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指数呈正相关关系，而欧洲大陆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可见，表明当欧洲北部海平面气压偏低，中国东北、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地区海平面气压偏高冷高压活动频繁时，有利于冷空气南下，对应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偏多。 图3. 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指数与(a) 500 hPa高度场、(b) 850 hPa温度场和(c) 海平面气压场相关系数空间分布 3.2.2. 与海温的关系 海洋是陆地最主要的水汽来源，当海温升高时，大量的水汽、感热和潜热能量被释放到大气中，使大气环流发生变化，从而影响降水。计算西南夏季降水指数与同期和前期冬春季海温的相关系数(图4)。由西南地区夏季降水与同期海温相关系数分布图(图4(a))中可以看出，西太平洋地区大部分区域呈现为正相关，正相关中心位于西太平洋菲律宾附近洋面和澳大利亚以东，此外，南半球大西洋东部地区也存在正相关区，表明当夏季西太平洋和南半球东大西洋海温偏高时，西南夏季降水偏多。由于海温具有巨大的热容量，海温异常可对后期气候产生影响，因此进一步分析了西南夏季降水指数与前期冬季和春季海温的关系。从前期冬季相关系数分布(图4(b))可见，低纬东太平洋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区，表明当低纬东太平洋前冬海温偏高时，西南夏季降水偏多，这可能与前期冬季发生厄尔尼诺有关。此外，印度洋、中低纬东太平洋和大西洋也存在正相关区域。由西南夏季降水与前期春季海温的相关系数分布(图4(c))可知，中纬度太平洋为负相关区域，大西洋、印度洋、西太平洋和低纬东太平洋等地区为正相关区域。总体来看，当前期冬季大西洋、北印度洋和中低纬东太平洋区域海温偏高(低)，以及前期春季印度洋和低纬中东太平洋区域的海温偏高(低)，同时期夏季西太平洋区域的海温偏高(低)时，西南地区降雨偏多(少)。 图4. 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指数与(a) 同期夏季、(b) 前期冬季和(c) 前期春季海温相关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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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利用西南地区122个台站逐月降水量资料、Hadley海表温度资料和NCAR/NCEP再分析资料，通过多种统计诊断方法，分析了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变化特征及其原因，结果表明： 1) 近50年西南地区夏季降水气候平均值为535.1 mm，整体呈增加趋势。 2) EOF分析表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第一模态为南–北反向空间分布，第二模态为西南–东北反向分布，第三模态为西北–东南反向分布，且各模态时间系数均具有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 3) 相关分析表明西南地区夏季降水的变化与低层冷高压、200 hPa西风急流、500 hPa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北低涡、850 hPa风场等多种因素有关。 4) 西南地区夏季降水还与太平洋海温存在密切联系，前期冬季中低纬东太平洋海温和同期西太平洋海温偏高时，西南地区夏季降水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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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对深部煤层进行开采时，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的地层沉积结构会对顶底板的强度产生影响，当顶底板层理面发育时，更易发生破坏变形，进而引发工作面顶底板的垮落底鼓事故，严重威胁矿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破坏工作面开采设备。本文通过FLAC3D数值模拟的多节理和库仑摩尔本构模型对比分析工作面底板在层理发育时的破坏变形情况，得出：层理构造发育区域，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的结构强度较层理不发育地区要低。导致顶底板更容易发生破坏变形。在层理构造发育地区开采煤资源时，应注意加强对顶底板的水害防治与采空区的支护。 关键词 :煤层底板，FLAC3D，多节理模型，破坏变形特征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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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深部煤资源开采时，由于开采扰动会对采煤工作面顶底板产生扰动破坏，由于顶底板破坏变形，可能会引起工作面的垮塌事故，严重威胁矿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破坏工作面开采设备。目前大量学者针对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破坏变形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 1 ] - [ 13 ]，多数学者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破坏变形特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 [ 1 ] - [ 10 ]，其中部分学者基于多节理本构模型模拟分析了工作面顶底板层状地层的破坏变形特征 [ 1 ] [ 2 ] [ 3 ]。部分学者从实际开采工作面实例出发，结合数值模拟分析了工作面布设规格，顶底板岩性对顶底板破坏变形特征的影响 [ 4 ] - [ 10 ]。另有部分学者基于相似材料模拟对采煤工作面顶底板支撑应力分布特征以及不同构造环境中顶底板破坏变形特征进行分析 [ 11 ] [ 12 ] [ 13 ]。然而对于层理构造对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的破坏变形研究比较少，对于水平层理构造发育地区，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忽视其对工作面顶底板的破坏变形的影响。为探究地层沉积层理构造对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破坏变形的影响，本文基于FLAC3D数值模拟方法，采用多节理模型模拟地层层理构造，分析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的破坏变形特征，并与摩尔库仑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层状地层对采煤工作面顶底板的破坏变形的影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