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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荆楚地区 荆楚地区，最早因楚国建于荆山一带而得名。按《荆楚文化志》，其范围涵盖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 47 ]，今言荆楚多指湖北、湖南，明时统为湖广布政使司所辖。湖广文风炽盛主要是在明代后期，前此每言湖广多推李东阳、李维桢。清人朱庭珍就说在“前七子”成名之前，李东阳已“首开先派” [ 48 ]。因李东阳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所以以他为宗主的这个流派一直被称作“茶陵派”。但是实际上，李氏家族世代行伍出身，洪武初其祖以戎籍隶燕山左护卫而家于京师，属金吾左卫籍，李东阳出生、入学、中举、登进士以及此后任职一直都是在京师(顺天府)，至正德十一年(1516)卒时，其在翰林三十年、入阁十八年，数十年未尝出都门，所以李东阳的活动其实很少涉及湖广地区，其宗派领袖、文坛盟主地位也多以宰执而为。京山李维桢名登“末五子”之首，是复古派后期的重要人物。据其《樠山社草引》云：“藩伯游太初部郢，与诸词人谈诗，选地得郡人吕姚州吉甫之樠木山房为社。”樠山，即樠木山，又称武陵山，在今湖北钟祥市。据其所言，“姚州与其里曾任子任父文学长卿、刘文学兆隆、吕文学伯明、沔费宪使国聘、金陵僧臞鹤、新安潘太学景升，后先入社”，人数较多，所赋诗作后辑为《樠山社草》。《题大吕元英册》又称吕伯明为茂才时，“辄与父叔及四方文士为诗社，每奏其诗，社中人逊不如” [ 49 ]，可知其社事活动亦较频繁。不过，李维桢二十二岁时(隆庆二年，1568)已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此后活动随其仕履主要在京师、三晋、维扬诸处，文学影响亦是秉继“后七子”而扩散至全国。 万历以后，荆楚之地文人辈出，文风隆盛。首先是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的发展史就是该派的结社史，从形成到发展壮大公安派先后组织过二十余个结社 [ 50 ]，依据这些结社活动在公安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万历十年(1582)至二十二年(1594)是公安派的兴起阶段。万历十年，袁宏道“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 [ 51 ]，当时袁宏道年龄较小，社事的实际主盟者为三袁的舅父龚惟学：“先生诛茆城南，号曰阳春社，一时后进入社讲业者如林。” [ 52 ] 除三袁外，入社的尚有多人：“先生与伯修、小修、李存斋、陕嗣宗、王以明、李子髯、呙又谷、侯豫亭、李秋实诸人结社。”( [ 53 ]， p. 万历十年壬午)阳春社开启了公安结社的先声，奠定了后来公安派发展的基础，可以视之为流派的萌芽。此后三袁结社之风大开，袁宏道、袁中道与“李元善、陕嗣宗、李存斋、王以明结六人社”，又与“王以明先生结社城南之曲”，“每乘月夜，泛游石浦河，步长桥，醉啸南楼”( [ 53 ]， p. 万历十四年丙戊)。袁中道、王承煃与王回等人结社课文之余画像于“壁上戏传其神”( [ 54 ]， p. 902)，又“偕回及豪少年二十余人，结为酒社”( [ 55 ]， p. 706)。袁中道“游武昌，与西陵丘长孺、大鄣潘庚生等结文酒之欢”，九月九日“大会词客酒人于洪山”( [ 56 ]， p. 610)。三袁外祖父龚大器致仕家居，“与诸子诸孙唱和，推为南平社长”，三袁俱入之( [ 55 ]， p. 701)。前期社事主要集中在公安县附近，属于地域性文人活动，并且当时复古之风仍炽，故而影响有限。 万历二十三年(1595)至二十八年(1600)是公安派的鼎盛阶段。十四年(1586)、二十年(1592)，袁宗道、袁宏道先后登第，二十三年春，三袁聚首京师，与汤显祖、董其昌等人结社都门，“焚香展帙，清言弥日”( [ 57 ]， p. 475)，公安派结社开始突破地域限制、走进全国的政治中心。二十六年(1598)冬，三袁再聚京师，复“与黄平倩、陶石篑、江进之、潘士藻、刘日升、顾天峻、李腾芳、吴用先、苏惟霖结蒲桃社于城西之崇国寺”( [ 53 ]， p.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参与该社的人员都是京中要员，三袁之首袁宗道也正在翰林供职，他们频频举会，“凡燕中名刹名园，拣胜而游”( [ 54 ]， p. 1163)，“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 [ 55 ]， p. 722-723)。蒲桃社的活动扩大了公安派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争取了大批文士的参与或支持，确立了继后七子之后的文坛领袖地位，它既是公安派鼎盛的促成因素之一，也是公安派鼎盛的重要标志。 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后公安派趋于维持与式微阶段。二十八年八月，袁宏道升任礼部主事，被差往河南，后请告回乡，袁中道随之离京。九月，袁宗道病逝，三位主将相继离去，京中社事开始衰落。三十年(1602)，京中发生排佛事件，黄辉因“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禅教”为“当途所深嫉” [ 58 ]，不久即移病告归，陶望龄“虽不挂弹章，实在逐中”，与“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借典试南中之机离开京师，葡桃社事遂解 [ 59 ]。此后，袁宏道、袁中道也多有结社，公安派活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如集“东南名僧”( [ 55 ]， p. 604)为香光社；“偕寒灰、雪照、冷云、诸生张明教入桃花源” [ 57 ] 481 为青莲社；“立堆蓝社于玉泉祠”，无迹老人、黄辉等人入之；“于三圣阁起华严会”，“三时念佛，二时诵《华严经》”( [ 54 ]， p. 1342、1232)；于金粟园作社，“得十余人，屏去尘劳，共来聚首”，“参禅者参禅，念佛者念佛”。这些社事多属参禅诵经一类，反映出公安派后期思想的流变和风靡全国的佞禅之风。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去世，袁中道成为派中砥柱，他曾游武昌“阑入酒社”( [ 55 ]， p. 677 ) ，抵金陵举冶城大社“大会文士三十余人于秦淮水阁”( [ 56 ]， p. 556)，入京师与钱谦益、韩敬“结社修业”( [ 54 ]， p. 517)于城西极乐寺，与杨鹤、龙膺等人举诗会于戚畹园，号为“海淀大会诗”，任职徽州府时还“大会松萝社诸君子”( [ 54 ]， p. 1362、414)。不过，袁中道的结社活动已属公安派之尾声，文坛地位渐为竟陵派主宰。 竟陵派的领袖人物钟惺、谭元春皆为湖广竟陵人，亦以里籍名派。万历二十六年(1598)，京山魏象先与王应翼应箕兄弟、谭如丝如纶兄弟等里中少年“为黄玉社，工苦为诸生业，兼称诗” [ 60 ]。黄玉社诸子与公安派袁中道及其子祈年、竟陵派谭元春咸相友善，成为两派因替的中介，竟陵派的一些重要文学思想即发端于此际。三十六年(1608)，钟惺游学南京，“与一时同志”为冶城社 [ 61 ]，适逢袁中道东游，亦集“海内名士”( [ 55 ]， p. 585)起冶城大社，二人首次会面，两个文学流派由此正式建立了联系。钟惺为冶城社的主要召集人之一，藉此扩大了交游范围和个人声誉，先后与游者如林古度、商家梅、谢兆申等皆有时名，两年后谭元春也来到南郡，加入酬唱阵营，竟陵派初露头角，文坛风气的转向已现征兆。 三十八年(1610)，钟惺中进士，同科韩敬、马之骐之俊兄弟、钱谦益、丘兆麟、陆梦龙、张慎言、冯汝京等皆为天下名士，这些“同籍兄弟”“退食多暇”而聚于私人园第，“饮酒赋诗”，结社唱和，林古度、王嗣经、缪昌期等并非同科之人也多参与其中，就连原属公安派交游圈的龙膺、丘坦、谢肇淛、沈德符、胡潜等人也都与之交往，一时四方才俊毕集，“说者谓不让琅邪、历下诸子” [ 62 ]，其中李流芳、闻启祥、宋献、应举、朱之臣等人后来都成为竟陵派的忠实追随者或密切交往者。时值袁宏道告楚，携落第的袁中道再次离开京师，半年后即病逝，公安派的发展遭受重创，而钟惺于此时进入京师，频繁唱和，广交诗友，竟陵派崛起已成必然之势。 四十二、三年间(1614、1615)，钟、谭编选《诗归》行世，竟陵声誉渐广。四十六年(1618)，钟惺考选仅得授工部主事，上疏改南，同年秋试谭元春再次落榜，亦弃去秀才之名，二人同聚南都、出游吴越，将竟陵派的活动推向高潮。是年中秋，后七子后期的中坚人物邹迪光游访南京，钟惺邀其与“后五子”之一的李维桢及诸多诗人同集俞园，赏月赋诗，显示了竟陵派的影响力。四十七年(1619)端午，在钟惺、谭元春等人的倡议下，唐宋派巨擘茅坤之孙元仪开午日秦淮大社：“其命题则以五日秦淮社集而兼赋投诗赠汨罗，其限体则以五字，而曰古曰律曰长律，兼举分举者听”。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社集活动：“其人则自卿公大夫以至有道、都讲、隐流、游士、禅伯、女彦，其地则自吴、越、闽、楚以至土著之俊，其年则自八十、九十以至八岁之神童，靡不操牍而至”，当时“客于金陵而称诗者靡不赴” [ 63 ]。借助如此盛大的集会，竟陵派开始领导南都文坛的风气，影响“巨大而深广” [ 64 ]。此后，钟惺、谭元春又数游茅元仪的乌龙潭新居，先后同游者有宋献、傅汝舟、冒愈昌、许延祖、潘之恒、林古度诸人。是年秋冬之际，钟、谭各自出游吴越，多与当地名流交游集会，其中谭元春游至杭州时，参与过闻子与创办的月会，“赋诗流传远迩” [ 65 ]，会中闻子与、李流芳、黄毓祺以及严调御兄弟皆为东南才俊，对于扩大竟陵派的影响意义重大，“钟伯敬体”声名远播。 天启四年(1624)，谭元春应试入京，次年钟惺病逝，竟陵派进入谭元春独自主盟的时代。谭元春广泛交结京中人士，仅所立长安古意社中就有“桐乡钱仲远、山阴张葆生、平湖马远之、武进恽道生、公安袁田祖、兴化李小有、阆中徐公穆” [ 66 ] 等人，竟陵派的文坛领袖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崇祯二年(1629)，谭元春率领四个弟弟参加复社的尹山大会，后来谭元春第三次就试京师时，与复社魁目杨廷枢、陈子龙、夏允彝、吴昌时等人恰好邸舍同巷，还有过直接交往。六年(1633)，包括张溥、张采在内的二十余位复社成员评点的《新刻谭友夏合集》刊行，将竟陵派的影响再度推向高潮。 明代湖广文风隆盛，文人辈出。今天可以考知的明代湖广作家仍然有700余人 [ 67 ]，最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共收明代作家3046人，其中湖广作家入选129人 [ 68 ]，像李维桢、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都是明代文坛的翘楚人物，杨涟、张居正的影响则主要在政治上，而江盈科、李腾芳、吴国伦、魏裳、杜濬、释如愚等成就与影响稍次的人物更是数量众多，万历以后形成的公安、竟陵两大文学流派，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直至民国时期仍见其遗响。文人群体相继开展的大量结社活动，显然在湖广地区文风兴盛、流派生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上述地区外，徽州(安徽)以汪道昆、王寅、潘之恒等为中心，松江(上海)以徐献忠、何良俊、徐孚远、陈子龙等为中心，山左(山东)以冯裕、王图鸿、赵士喆等为中心，越中(浙江)以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为中心，江右(江西)以陈际泰、艾南英、张世纯、罗万藻等为中心，岭南(广东)以孙蕡、梁有誉、陈子壮等为中心，在明代中后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文人群体。这些大大小小的文人群体，频繁进行会诗课文，酬唱赠答，与上述各地争衡文事，鼎足而立，共同构筑了明代文学的繁荣景象，塑造了明代文学的“地域性”品格，同时也奠定了清初文坛的地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