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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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木卫一火山活动——自转动能通过潮汐机制驱动构造运动的实例 天文学家Peale (1979年)最早预见到木卫一上可能有潮汐作用引起的火山爆发。之后不久，“旅行者”1号发现木卫一表面有多处火山喷发，喷发物抛射的高度达450多公里。使我们对潮汐在行星构造运动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 15 ] 。 1999年10月10日，“伽利略”号探测器在最靠近木卫一的位置上掠过，又一次观测到木卫一表面的火山活动。 2001年2月，夏威夷岛上的Keck II望远镜(10米口径具有自适应光学系统)对木卫一进行了观察。从2月20日开始的3天里，木卫一火山喷发经历了从开始至高峰的所有阶段。熔岩喷射高达数千米，从火山口流出的熔岩温度达到1200℃左右，与地球上火山喷发的熔岩温度相同。流出熔岩的面积达到1900平方公里，比地球上所有喷发火山的总面积还要大。 天文学家一致认为，这些石质星体上发生的剧烈火山活动是强烈的潮汐作用引起的。 具有能量量纲的Doodson常数表征了星体间潮汐作用的强度 [ 5 ] 。 D = ( 3 / 4 ) G M ( a 2 / c 3 ) (2) 式中：G为万有引力常数，M为施加引力的星体质量，c为星体间平均距离，a为承受潮汐作用星体的半径。 根据上式，木卫一受到的潮汐作用强度要比地球受到的潮汐作用大2800倍！如果地球也经受如此强大的潮汐作用，地球上就会火山喷发与大地震活动持续不断。 地球上的潮汐作用来自日、月引潮力。月–地间距离近，月球的引潮作用比太阳要大一倍多。 月亮对地球施以引潮力，地球同样对月球施以引潮力。根据(2)式，月球上的潮汐作用要比地球大60倍！ 月球同样是一颗石质星球，实际上更像一颗类地行星。根据“月质学”研究，月球也有自己的地质演化过程 [ 16 ] 。 月球上也有“陆”和“海”这样的一级构造单元。月陆和地球的大陆一样，由比重较小的壳层物质组成。月海和地球上的海也很相似。地球大洋的洋底由玄武岩组成，月海盆地也是被玄武岩熔岩覆盖。 据天文学研究，12亿年前的元古代，月球离地球仅18，000公里，只有现在的20分之1 [ 17 ] 。当时月球受到地球对它潮汐作用强度比现在要大的多得多。强大的驱动力，导致快速的演化，最终结果是月球相对于引潮天体–地球停止了转动。地球引力使月球在月地连线方向隆起，但月球的形变峰不再转移，每日潮起潮落的潮汐运动终止，构造演化过程随潮汐作用消失而停止，月球成为一颗死寂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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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华北地区震情紧张。作者当时在市高中教物理，被抽调到市地震办。次年又发生唐山大地震，人员伤亡的惨烈情况震动了全国。减轻地震灾害，攻克地震预报难关是当年地震工作者共同的奋斗目标。地震和地球科学都是观测(观察)科学，实现地震的科学预测和预报，一是需要研制出对地震孕育有密切关系的物理量(应力应变)灵敏、精确、可靠的观测仪器；二是要搞清地震孕育与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力源。 在地震系统众多同志支持下，我们小组研制的钻孔应变仪已在全国布设五十多套，其中距汶川最近的一套，记录下了震前550天中海量的异常应变前兆信号 [ 18 ] - [ 23 ] 。按照中国地震局有关专家的说法：“池顺良小组研制的YRY-4型钻孔应变仪，实现了历史意义的技术突破，将‘四分量’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登上了国际钻孔应变观测的制高点” [ 24 ] 。 地震的孕育与发生，是构造运动的产物。搞清构造运动的动力来源，对了解地震孕育与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十分重要。 寻找驱动大地构造运动的推动力，说明构造运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构造演化过程，首先须要找准这个系统耗散的是哪种能源。 地震活动是构造运动的表现，全球地震释放能量存在明显纬度效应表明，大地构造运动依赖的主导能源是地球自转动能。 近代西方地球科学根据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猜想、以霍姆斯(A. Holmes)地幔对流假说为驱动机制、地球放射性衰变热能为驱动能源学术观点引导下，探寻全球大地构造运动动力学理论的探索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板块运动机制至今仍未确定。 全球地震活动释放能量存在明显的纬度效应，说明大地构造运动与地球自转存在关联性；木卫一上的火山活动让我们认识到潮汐作用能够引起石质星体的构造运动。而潮汐作用消耗的是星体的转动能。 地球科学主流仍在继续探讨地幔热对流动力机制。 有几份矿物学关于金刚石在地幔中生成，在生成的数十亿年中，所处环境压力与温度均无大的变化的文献。金刚石作为最硬的矿物，给出了上地幔并无对流发生的铁证 [ 25 ] [ 26 ] [ 27 ] [ 28 ] 。 一些中国科学家则开始了对地球自转能驱动大地构造运动的探索工作，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够揭开全球大地构造运动背后隐藏的动力学奥秘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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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致 谢 由地球自转动能提供内动力、太阳辐射能提供外动力、地壳深部热积累为运动触发因素的“大地构造和海陆起源的内波假说”得到许厚泽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动力大地测量开放实验室的大力支持。作者向刘东生、任纪舜、杨文采三位院士请教问题，获益良多。 作者衷心感谢他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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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祁东话，属于中国七大方言之一的湘方言。以往学者的研究只重在从语音层面来对方言进行分析，鲜有运用认知隐喻理论来研究特定汉语方言语料，本文将选取50个带有隐喻色彩的祁东方言词条作为语料，从源域的词性出发，利用汉语分词与词性标注软件MyTxtSegTag进行标注，查看本体、空间、结构等概念隐喻的分布特点。研究发现，祁东方言词汇中三大隐喻数目差异明显。祁东方言中的概念隐喻中分布特点：在词性分布中，动词在各大隐喻的分布比较平均，名词在结构隐喻中比重高于本体隐喻，形容词倾向分布在本体隐喻中，副词较集中在空间隐喻中，象声词集中在结构隐喻。从各大词性概念隐喻的分类中，结构隐喻略多于本体隐喻，日常生活和劳动活动是各类隐喻的源头，带着湖湘特色的农耕文明，彰显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祁东方言显示出来的隐喻特点表明人们在了解方言的本质上，还需了解该地域的事物特征和人们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 关键词 :祁东方言，认知，概念隐喻，特点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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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祁东方言调查简介 祁东县位于湖南偏西南部，属于衡阳市的一个县，地处衡阳西南部、湘江中游北岸，祁东人民把县内的方言自称祁东话，祁东方言属于老湘语分区衡阳片区。祁东在历史上和祁阳同属一个县，1952年祁阳奉政务院令析出第5~10区置祁东县，祁东县从祁阳县划分出去后，祁东话主要流传于衡阳市祁东县、永州市祁阳县、金洞管理区；永州市冷水滩区东部的部分乡镇；云南省临仓地区部分人群；德宏自治州部分人群，使用人口两百余万 [ 1 ] 。 祁东方言内部比较统一，除了县境内的边缘地带，说的话与祁东县城官话没有很大差别，本文选择以县城6公里的白鹤铺镇的话作为祁东方言的代表点。笔者的家乡就是祁东县白鹤铺镇。本文所用的语料主要通过1992年版的《祁东县志》，网络百度贴吧对于祁东话的相关网页，街头和集市场合随记随听，向父母收集的语料，笔者的父亲是祁东白鹤镇人，母亲是祁东官家嘴镇人，他们都具备“活语料”身份。 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少之又少，在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研究总共23篇，如湖南大学谭丁凤硕士学位论文《祁东方言语音比较研究》，贵州大学李文君硕士学位论文《祁东语法研究》，但是前人研究都集中在语音和语法上，鲜有从认知角度对祁东方言进行相关解释和分析，本论文有助于对祁东方言中的概念隐喻特点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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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概念隐喻与汉语方言研究 自1980年，Lackaff和Johna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隐喻不仅属于语言更属于思想和活动，我们日常思考和活动所依赖的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性的” (Lackaff， 1997)。近年来，隐喻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隐喻研究被推倒空前的地位，“隐喻至上”日益成为当今语言研究的一大特色 [ 2 ] 。 现在国际上认知隐喻研究主要面临两大课题。首先应该对英语以外的语言的隐喻系统做大量的研究，以求证明不仅在英语中，而且在其他语言中，抽象思维都是部分通过隐喻来实现的。其次是有关隐喻概念系统的普遍性或相对性。一方面人类的认知活动植根于日常的身体体验，而不同民族的身体体验却是相同的，因此有理由假设普遍性的隐喻概念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身体体验不能独立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之外，我们也有理由推论在不同文化的隐喻概念系统中应该存在差异。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隐喻概念系统的同和异，却是亟待扎扎实实的对比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 3 ] [ 4 ] 。 概念隐喻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更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成为我们认识世界、表述世界的重要手段。因此，对方言话语中的概念隐喻进行系统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笔者发现，虽然我国学者在隐喻理论分析和完善上有所成就，但是通过大量语言材料来验证隐喻理论略显薄弱，且主要语料集中在汉语与外语，其切入点局限于中西对比隐喻差别。 而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彼此可以交流，但又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 3 ] 。职业、阶级、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地域性和社会性差异都会在方言中有所呈现。因此，将方言作为一种语料来研究隐喻，将有效修正上述缺陷。而目前，国内认知隐喻研究尚未将方言列为语料，结合网络贴吧的祁东方言以及县志中的相关语料，组成50个词条，充分考虑到语料采集中的普遍特征，语料获取过程中的有限性和合理性，以此扩大样本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少之又少，在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祁东方言的调查研究总共23篇，如湖南大学谭丁凤硕士学位论文《祁东方言语音比较研究》，贵州大学李文君硕士学位论文《祁东语法研究》，2017年国家语保工程湖南点立项，本人作为祁东人参与由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主持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项目“祁东”点的工作，但是前人研究都集中在语音和语法上，鲜有从认知角度分析祁东方言的进行相关解释和分析，事实上祁东方言语料语料丰富多样，对其进行归纳整理，本论文理论上有助于对从隐喻认知角度，理解其生发机制与形成原因，通过对祁东表征与隐喻的剖析，解读祁东方言背后的社会心理、价值认同等问题。 本文将从不同词性切入，利用汉语分词与词性标注软件MyTxtSegTag进行标注，分别考察祁东方言在L & J概念隐喻中的空间，实体，结构隐喻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从施喻域中主体地位出发，研究隐喻的基础——相似性，包括客观经验相似性和主观经验相似性，在祁东方言隐喻认知机制中所起的作用，最终得出认知视角下祁东方言中概念隐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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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祁东方言承载着人们群众集体生活的结晶 [ 13 ] 。透过对祁东方言中的概念隐喻研究，祁东方言的隐喻特点主要表现在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认知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在所有隐喻中空间隐喻对人类的概念形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多数抽象概念都是通过空间隐喻理解和表达。 祁东人的传统思维特征比较注重形象，习惯从直觉出发，运用类比，联想，形象等方式去观察和思考问题，祁东方言中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构造出来的词语，这样的词语具有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直观性，能产生形象性的艺术效果。 隐喻的认知思维，可以为了解祁东地区传统民俗文化提供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俚语背后的语音内涵，让语言更有感染力，通过学习一种方言表面下的隐喻意义，可以理解该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事物的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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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一种语言借入外来意义时，不仅借入词汇，同时还借入搭配。分析说明了源语言搭配系统和借入语言的搭配系统对借入的搭配以及其中搭配词语选择的限制作用。认为借入搭配的原因在于填补语义上的空白，借入搭配时，词语的选择会考虑词语常用程度以及语言的经济性等。 关键词 :搭配，借义，词义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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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不同语言接触时，词语经常互相借用。而借入词语，自然会借入意义，而借义时大多不是孤立借入一个词，有很多时候受到搭配影响。 词语的借入，可以音译，也可以意译。王力 [ 1 ] 认为“汉语在接受外语影响的时候是尽量利用意义来进行的”。其中的音译词语，学界多归入外来词，而意译词则偏向于不归入外来词，但多有争论(胡开宝 [ 2 ] )。音译词语以外的借词，多称为外来概念词(郭晶萍 [ 3 ] ，张小平 [ 4 ] ) 1 ，包括意译词(如computer：电脑)和直译词(如football：足球)，因本文考察语言接触中引入外来意义时搭配起到的作用，所以采用借义词来指称意义外来的汉语词语。包含一般所说的外来词以及上述提到的外来概念词。 外来词的研究集中在1) 外来词的定义和种类；2) 外来词的特征和汉化；3) 外来词的源流考证(胡开宝 [ 2 ] )，这些研究多从外来词本身着手，不注重外来词所在的语言环境，大多仅就词本身展开讨论。其中对于外来词进入汉语以及随后的融入汉语的过程的研究 2 ，八九十年代侧重描写，从语音、语法、语义、构词等角度详尽说明了外来词进入汉语系统后的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研究从理论角度结合外来词借入和演变的客观现实情况，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如认知角度(李艳，施春宏 [ 11 ] )。这些研究也多不涉及引入外来意义过程中的词语的语言环境，自然也不包含作为一种语言环境的搭配。 任何词语，总是在实际使用中才能实现词语本身的各种属性，如语音、语义等。汉语在借用外来意义的时候，借入的词语自然不可避免地在使用中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其中源语言搭配、目标语言搭配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搭配，本文所述的搭配，强调作为语言环境的搭配，指和某一词语共现的词语。那么，搭配系统在借入外来词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源语言中的搭配系统和借入语言的搭配系统在词义借用过程中又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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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源语言环境和搭配的影响 借入的外来意义在进入汉语时，源语言词语在源语言中的使用范围通常会影响借入词语在汉语中的使用范围。一般，在借义词彻底融入汉语，发生词义变化之前，源语言的使用范围和目标语言的使用范围是一致的，其使用范围可能大到专业领域范围，也可能小到搭配词语。 2.1. 保留源语言搭配的系统性 在借入过程中，源语言中某一概念并不一定使用单个词语表达，对于使用搭配表达的概念，借入时也常常将整个搭配甚至整个搭配系统同时借入。在一些专业领域，由于汉语对应概念的整体空缺，借入时常常将这一领域中一整套表达方式借入，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也自然而然的进入汉语。借入后形成“借义词 + 源语言搭配词语常用汉语汉译”的结果。如电脑领域： operating system 3 ：操作系统 run software：运行软件 run program：运行程序 click mouse：单击鼠标 click menu：单击菜单 click button：单击按钮 write program：写程序 write software：写软件 write code：写代码 又如经济领域： soft landing：软着陆 hard landing：硬着陆 hard currency：硬通货 currency system：货币体系 bubble economy：泡沫经济 这些词语，在相应的领域语言环境下，保持了和源语言相同的意义以及搭配关系。也就是说，汉语借入外来概念时，不仅仅是单个词语孤立的借入，而是成系统的整体借入，为了满足整个概念系统的表达，对应借入了源语言中的成套的搭配系统。 2.2. 保留源语言搭配的特殊性 有些源语言的搭配仅在特定语言环境下或以特定搭配的方式存在，借入后也需要特定的语言环境和特定搭配。例如：著名的“for dummies”、“Complete Idiot’s Guides”书系的名称中，dummy (笨蛋)和idiot (白痴)隐喻为“零基础的学习者、初学者”等意思，但词典不单独立义项，汉语引进时直译为“傻瓜书系”。无论是英语的dummy、idiot，还是汉语的“傻瓜”，都不具有“零基础的学习者”的含义，只是在这个特定语言环境中具有了临时搭配义，借入汉语后这个含义也要求与英语相对应的语言环境和搭配。又如，blackhumour，black comedy对应为“黑色幽默(喜剧)”；surfthe net，surf the web对应为“网上冲浪”也属于此类，“黑色”和“冲浪”脱离开特定的搭配都不具有在搭配中负载的意义。其他的例子有generation gap (代沟)、bottle neck (瓶颈)、cat’s walk (猫步)、rule of the game (游戏规则)、flea market (跳蚤市场)。 这一类保留特殊性的例子中，因为汉语的对应词搭配起来不具有对应的含义，在发生词义变化之前，汉语对应搭配中的词语所负载的意义显然不宜认为具有单独的特定意义，所以借入的其实是搭配的意义而非词语的意义。black humour，black comedy中的black单独用不具有“荒谬”的意义；“for dummies”、 “Complete Idiot’s Guides”中的dummy、idiot单独用不具有“零基础的学习者”的意义，在词典中也不单独立义项，他们对应的汉语词语“黑色”、“傻瓜”离开搭配环境后也都不具有对应的比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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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汉语语言环境和搭配系统的影响 A. P. Cowie [ 14 ] [ 15 ] 划分的开放搭配(Open collocation)指两个构成元素可以自由重新组合，如fill/empty/drain the sink/basin/bucket。由于不同语言的对应词并不一定具有完全对等的概念，在源语言搭配中搭配的含义等同于搭配词语字面意义的组合(语义透明)，但换成了目标语言环境之后，搭配词语并不一定对应，借入过程中，汉语的语言环境和搭配系统对借入后的汉语搭配具有一定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意译和直译的选择上以及汉语对应搭配中搭配词语的选择上。 3.1. 汉语词语义位是否空缺的影响 借入汉语后，对应的汉语搭配分两种情况，一是和源语言搭配相同，汉语搭配的意义等于搭配词语的字面意义的组合，如air disaster (空难)、purchasing power (购买力)、declare war (宣战)、team spirit (团队精神)、breakrecord (打破记录)等，因为含义对应，可以产生一些汉语没有的搭配；二是和源语言搭配不同，汉语搭配的意义不能直接等同于搭配词语的字面意义的组合，这是因为汉语对应词具有源语言词语的某个含义，但未必具有源语言词语在搭配中所负载的含义，这一类造成两种后果： 1) 对应汉语搭配中的词语逐步具有了源语言搭配中负载的特定含义，甚至长期使用后与之搭配词语也变得丰富。如problem child中的problem表示“找麻烦的；成问题的；惹乱子的” 4 ，对应的汉语词语“问题”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还没有这一义项，《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才出现并单独立义项，而且衍生了“问题少年、产品”等说法。类似的例子还有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中的“中心”、green building (绿色建筑)、green revolution (绿色革命)中的“绿色”、grey market (灰色市场)、grey area (灰色地带)中的“灰色”。这种情况尽管借入时是借入搭配，但显然已经脱离开源语言的影响，融合进了目标语言。这一过程可以总结为借入搭配→长期大量使用→搭配词语意义范围扩展(具有源语言搭配中的含义)→词典立项。 2) 对应汉语搭配中的词语长期使用后也没有具有源语言搭配中负载的特定含义，依然保持在特定搭配的特定含义状态。如visit website中的visit和汉语的“访问”对译，汉语借入英语搭配“访问网站”，但类似的visit library是不能对应汉语的“访问图书馆”的。产生这种差别主要在于汉语中是否有相应的搭配，“访问网站”借入了英语的概念，是新产生的搭配；而“访问图书馆”这种“访问 + 地点”的搭配本来就有，并且哪些地点可以出现在“地点”的位置也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不会受到“访问网站”这种新的搭配的影响。相对于上一种情况，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借入搭配→长期大量使用→搭配词语意义范围受限(不单独具有源语言搭配中的含义)→词典不立项。 3.2. 汉语中相同的对应概念的影响 如果借入的概念汉语中本来就有合适的表达，一般不会有系统的借入。相对于专业领域成系统的借入外来概念，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方面多不会成系统的借入，主要的原因在于两种发达成熟的语言不太可能在表示客观世界的某一方面的普通概念时完全没有交叉。这种情况下，源语言的搭配系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汉语里有对应的合适的表达，直接意译就可以了，另一部分没有的概念或不常见的概念，则有可能使用直译借入搭配。如pocket作形容词，表示“衣袋；口袋；兜”，引申为“小、袖珍”，如pocketbook、pocket dictionary、pocket knife、pocket money。其中只有pocket book借入时可直译为“口袋书”，其余则由于本就有合适的汉语表达(“袖珍词典”、“小刀”、“零花钱”)而没有直译。而且，“口袋”一词在汉语里也没有形成“小”的意义。 3.3. 汉语经济性的影响 借入外来概念时借入的搭配如果搭配词语分别意译，借入后汉语搭配起来不够经济或意义不精确、不准确，则或者直译搭配词语借入，或者意译整个搭配。例如dry wine表示“无甜味的葡萄酒”，这是分别意译两个词语，无疑表达不够简洁，而根据词汇的一般规律，越常用的词语越短，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汉语直接使用dry的常用对译词“干”，构成汉语搭配“干葡萄酒”。进而汉语词汇“干”还获得了新的含义，表示“没有甜味的”，但仅限于构成“干红、干白、干酒”等。soft drink (常用“软饮料”，多不说“不含酒精饮料”)也属此类。又如win-win，如直译为“赢赢”，足够简洁，可惜不够准确，也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因为汉语单字动词重叠表达“短时、尝试”，会引发歧义，借入时使用意译“双赢”、“多赢”来表达。 3.4. 避免歧义的影响 借入外来概念时，有时直译或意译均可进入汉语搭配，但搭配后可能不易理解或引起歧义，则选择容易理解或没有歧义的。如engine可音译为“引擎”或意译为“发动机”，和“汽车”搭配“引擎”或“发动机”都可以，但对于searching engine这个概念，英语里两个词语的语法关系很明确，没有歧义，而和汉语词“搜索”搭配时，一般只说“搜索引擎”，不说“搜索发动机”。因为“搜索”和“发动机、引擎”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动宾关系也可以是定中关系，产生了歧义，相对于意译的“发动机”，“引擎”对于汉语母语者比较陌生，使搭配固定在其中一种意义上。类似的音译意译差别还有modern (摩登：现代)、copy (拷贝：复制)、motor (马达、摩托：电动机)等。 3.5. 领域区分 多种搭配均可进入汉语搭配时，各种搭配可能会各司其职，用于不同领域。如virus，本来汉语就有消毒的说法，但在英语里kill virus，直译过来用“杀毒”表示，“消毒”专用于医疗领域，“杀毒”即可用于医疗领域，也可用于电脑领域。又如bull意译为“多头”，直译为“牛”，bull market可意译为“多头市场”，多用于专业领域，直译的“牛市”在非专业领域更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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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词汇的借用过程中，意义的借用是最核心的部分。借入的形式，除了词语之外，还有搭配。源语言的搭配和借入语言的搭配在词义的借入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语言接触中借入的外来概念不仅限于词语，还包括整体借入的搭配甚至搭配系统。而之所以需要借入搭配，则和借入词语的原因类似，借入语言中或者没有这种意义，或者有近似的但不够精确，需要采用新的形式来表达。如上文中电脑领域借入的搭配以及“黑色幽默”、“写程序”等属于汉语中没有的意义；“干啤”、“双赢”等则属于后者。 其次，源语言语言环境和搭配以及借入语言的语言环境和搭配会对借入搭配的形式、意义产生综合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外来概念来说，采用哪些词语搭配起来表达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大体说来，源语言为借入语言限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限于音译意译的选择和对译词的选择；借入语言的词义系统、语言本身的特性如经济性、常用性等限定了进入搭配的词语的可能性。 再次，构成借入搭配的词语本身的长期大量使用，是词义在语言环境或搭配中的实现，搭配也即外来意义的使用为词义的演变提供了现实基础，限定了词义演化的可能性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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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译本的副文本内容是解读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态度的重要资源。本文通过研读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描写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翻译策略以及自我翻译的评价，探究译者不同的翻译观。论文认为不同译者所处不同的历史语境，翻译动机、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等会有所不同，且同一译者的翻译观也处于动态变化中。 关键词 :理雅各，辜鸿铭，《论语》英译，副文本，翻译观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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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根据杰拉德·热奈特(Gerald Genette)，副文本(paratext)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题词、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 [ 1 ] (p. 5-12)。译本中的副文本信息量丰富，已经成为翻译研究者的重要资源。“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副文本是将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 [ 2 ] (p. 171)。分析翻译者的翻译思想或者翻译观、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离不开对译本副文本的仔细研读 [ 3 ] (p. 133)。肖丽(2011)指出“译本的副文本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反映出译本在目的语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生产和接受机制” [ 4 ] (p. 17)。耿强(2016)对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进行文献综述，认为“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承载中西翻译思想最主要的方式” [ 5 ] (p. 106)。 何为翻译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自我意识到翻译目的、翻译任务所需信息，对完成翻译任务能力能够自我评价，并具备确保和评价译文是否充分与恰当的相关能力” [ 6 ] (p. 100)。译者在实践中形成的自我观念就是译者的翻译观，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它既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 [ 7 ] 。译者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价值取向)、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自我翻译的评价是翻译观的核心要素。透过译本的分析或许可以推断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但是借助译本的副文本我们可以更加清楚验证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态度、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 儒家经典堪称世界文化珍宝，不少大家学者对儒家经典翻译情有独钟。仅仅《论语》的译本不下40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理雅各(James Legge)和辜鸿铭(Ku Hungming)的译本。理雅各的《论语》译本收录在他的《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译本中有较长篇幅的序言、绪论，每页译文下还有大量的脚注。辜鸿铭的《论语》译本(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中也附有大量序言、注释和评述等。这些丰富的副文本内容是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的重要媒介，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 [ 8 ] (p. 69)。本文通过研读理雅各与辜鸿铭所译《论语》译本的副文本，对比描写两人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翻译策略以及自我翻译评价等4个方面，探究译者翻译观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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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翻译动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不管这动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职业的，审美的，或兼而有之 [ 9 ] 。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十九世纪英国传教士和著名汉学家，自幼对文学有浓厚兴趣，专攻过哲学、宗教与神学，1839年开始东方传教工作，后逐步研究和翻译中国儒家经典。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他陆续将“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译入西方，以《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集卷出版，至今仍被西方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中国经典》 (第一卷)序言指出理雅各接触中国经典之作是因为“只有完全掌握了中国的经典，研究了思想领域的中国圣人，了解中国人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根源，他才能履行好传教士的职责” [ 10 ] (p. vii)。如何帮助西方传教士了解传教对象及其文化，从而推进传教工作，成了理雅各解读和翻译中国经典的直接动机。 《中国经典》 (第一卷)序言和绪论交代了《中国经典》翻译出版过程、译者查阅文献、孔子生平以及孔子学说等情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认识原作的权威地位” [ 10 ] (p iv)绪论部分提及了理雅各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评述，“孔子的学说只能强迫人们不去做错误和伤害人的事情。从优先性角度来说，上帝认为‘这只是法律和预言家的事’，普遍的真理更早地存在于上帝的启示中” [ 10 ] (p. 110)。以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思想为参照，理雅各对儒家思想的评述隐藏着深层次的动机：熟悉儒家“圣经”所包含的内容，以更有利的地位来评判中国人的道德思想，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思想。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耶稣取代孔子，但传教工作伴随侵略而来，遭到儒家思想的强烈抵制，他选择的不是对抗与暴力，而是理解与调和 [ 11 ] (p. 38)，只不过他的理解与调和始终离不开当时的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对他的烙印。 辜鸿铭(1857~1928)，晚清著名学者，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文学。他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对欧洲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将我国典籍如《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是近代中国翻译儒家经典的先驱。 翻开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序言，他的直接翻译动机跃然纸上：源于对理雅各译本的不满。“译者文学素养比较粗糙，又完全缺乏批评洞察力和文学领悟力，最后只是作为汉学家、老学究，对中国儒经的理解是一堆死知识” [ 12 ] (p. vii)。在他看来理雅各的“译著中所展示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 [ 12 ] (p. viii)。 顺着序言往后读，更深层次的翻译目的也不难发现“希望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抽出时间来读一下我们的译本，借此检讨一下他们对中国人的成见，改正这些先入之见，修正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态度，进而改善两国关系” [ 12 ] (p. x)。为求中华文明谋求与西方文明平等的地位，辜氏希望通过儒经英译活动，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本来面目和真实价值，透过西方文明对中华文化的有效理解，劝化西人放弃殖民政策和外交欺凌 [ 13 ] (p. 126)。 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序言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秉着平等尊重、还原中华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动机，促成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被理解被尊重和接受；相比之下，理雅各的翻译动机是出于职业需要，希望西方的传教士对东方儒家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有利基督教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其目的并不是让西方读者接受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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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文化态度 译者的文化态度包括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 [ 14 ] (p. 21)。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大量采用中英文混排的形式进行脚注(字词解释、文化对比和评价)。比如，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译文：The man can enlarge the principles which he follows; those principles do not enlarge the man. 译者在脚注中对“道”进行考证解释并评价“那种价值很遥远，站不住脚，并不能提升人”。理雅各在译本脚注中对孔子言行有一些消极评述，表明其对孔子德政思想及其文化持有怀疑与不认同态度，这源于译者站在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义和思想文化框架下，以自认为更优越的视角来评判中国儒家人文思想。 总体上讲，出自对其传教士职责的坚定信念和出自对西方文化思想及基督教义的自信，理雅各对源语文化的态度是基本尊重相同，对“异质”元素却仍无法做到包容，存异尚难，因此他“对中国经典的解释和翻译工作是基于一个基督教信徒的理解，但他坚信耶稣高于孔子，并曾多次慨叹孔子缺乏宗教精神” [ 15 ] (p. 15)。 辜鸿铭《论语》译本的脚注达86条之多，多次引用西方文学、哲学名家名言警句，其中直接引用歌德6次，华兹华斯3次，卡莱尔2次，伏尔泰、丁尼生、席勒、爱默生等作家各1次，同时还引用旧约的《诗篇》 [ 16 ] (p. 56-57)。 脚注中还出现将原文的事物与西方事物进行类比解释，如将颜回注释成“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pure， heroic， ideal character， 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 (孔子的福音师约翰，孔子非常喜欢的一位善良、勇敢和理想的人物)。这种注释方式不但是为了印证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通性，还充分反映出辜鸿铭对中国儒家文化充满自豪，认为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思想道德文化应是相通相融的，他不惜借用西方人觉得亲切熟悉的形式使儒家经义传播效果更好，并接受或认同中国人的思想。 关于“他者”的文化态度，贝尔曼(Berman， 2000)提出“以异为异”的翻译伦理， 提倡尊重差异。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论语》译本当中都力求真实译介东方文化，但两人对待他者的文化态度以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态度并不一样。理雅各倾向于让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他对中华儒家文化思想不完全认同并隐藏“西方中心论”式的一丝偏见，尽管“后期理氏对儒家文化精髓和要义更深入地认识和具有更包容的心态后，理雅各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已由嘲笑变为尊重，对儒教趋向于宽容和理解的过程” [ 17 ] (p. 21)。 而辜鸿铭出于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在真实呈现儒家经典文化的同时，还非常期待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得到西方读者认同，认为两种文化是能够平等对话的，尽管他借用西方人熟悉的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中国文化相对于其它文化体系的独特价值。黄兴涛在辜鸿铭传记中总结他“意图通过儒家经典翻译求得西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理解和尊重，即希求他们不要怂恿和支持中国放弃传统儒家文明的理想，一味‘西化’” [ 18 ] (p. 45/52)。 今天随着世界的交流深度和广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译者认识到理想的东西方文化态度应是“对话、互渗、共生、和谐、平等的东西方关系” [ 19 ]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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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翻译策略 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策略。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是给目的语读者介绍中国人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因此“忠实传递”可以保证最大程度地呈现中国儒家经典信息。他的译本体例格式由“序言”、“绪论”、“译文正文”、“附录索引”等四部分组成，这种研究式训诂注释能为目的语读者最大化提供相关背景信息，是忠实的传递。“研究 + 翻译”的模式，也恰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兼汉学家在接触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时比较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 [ 20 ] 。 《中国经典》译本全称是《中国经典—译文，评论、训诂注释，绪论，及丰富的索引》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从一个侧面说明译文只是一小部分，评论、训诂注释，绪论，及索引的信息量将会大大超过译文。 辜鸿铭所译《论语》译本为了能在英语读者中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倾向于向读者靠拢，寻求的是归化策略。在译本序言中他强调：“我们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此外，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们都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词。最后，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 [ 12 ] (p. viii)。 辜氏《论语》英译本标题的副标题为“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译本)，其用意凸显：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文本内容，对文本内容有亲近感，他在译本中会加入一些欧洲作家的引言来进行阐释，甚至“为了消除读者的陌生感和古怪感，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词” [ 12 ] (p. viii)。 积极靠拢目的语读者，翻译策略更倾向于归化，甚至大量借用《圣经》典故，以“以西释儒” [ 21 ] (p. 11)。如，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辜鸿铭的译文：Confucius remarked， “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 contains three hundred pieces. The moral of them all may be summed up in one sentence: ‘Have no evil thoughts.” 副文本注释中对《诗》进行了解释“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 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 in the Bible of China”(被称为诗歌中的经典，是中国“圣经”中所谓的五大经典著作之一)。晚清的主流翻译策略是“译意不译词” [ 22 ] (p. 37)。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译语读者的文化需求，用西方人熟悉的话语和宗教阐释儒家文化，凸显其价值和普适性，辜鸿铭“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为那些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更是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并为消除西方对东方文化隔阂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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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自我翻译的评价 《中国经典》多次重版，展现了理雅各译本既对读者有吸引力，也是世界各方面对他在古代中国学术认知的一个充分见证 [ 23 ] 。《中国经典》第一卷序言里有一段话隐约表明译者对自我翻译的评价，即“力求翻译、注释和推理首先能让自己满意”、“希望译本能够帮助那些传教士和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生，能够成为受益者心中最为重要的译本” [ 10 ] (p. ix)。译者对《中国经典》译本所寄予的高期望和严要求，反映出译者对译本是非常满意的。 理雅各的一部分家书涉及到他翻译中国经典的心路历程，可算是一种外副文本，其中提到过他对自我翻译的评价：我已经具有足以胜任将其翻译成英文的中文学术水平，这是五到二十年辛勤钻研的结果。这样的努力是必需的，这样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就可以认识这个伟大的帝国了，而且特别是我们传教士给这里的民众传教，也需要充分的智慧，这样才能够获得长久的结果。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未来的传教士们的工作，如果所有儒家经典都能够翻译出版并且还附有注解的话 [ 24 ] 。 辜鸿铭在其译本序言开始就对理雅各的译本表达了不满意。敢于批评已经影响广泛的译本，足以说明辜鸿铭对自己的翻译是很自信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论语》里的关键词“义”、“礼”、“仁”的含义，揭示中国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可视作为其《论语》译本的外副文本之一。在该书中他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做出了一些评价“理雅各博士已经完工了，其结果是一打吓人的卷册。无论质量如何，单从工作的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在这些浩繁的译著面前，我们谈论起来都有点害怕。不过坦白地说，这些译著并不能让我们满意” [ 25 ] (p. 27)。对他人译著的不满意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辜鸿铭非常认可自己的翻译、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以及语言表达的文采。他的《论语》译本封面上标有汉字“斯文在兹”，亦可看出他对译文中文采传达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自我文学素养和翻译功底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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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 译本的副文本包括序跋、注释、封面与标题，以及与翻译内容相关的译者的书信和专著等。这些文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能辅助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译者历史语境下的翻译目的、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心路历程等。凭借译本的副文本，我们可以解读译者的翻译观，如翻译目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自我翻译的评价，也可以挖掘译者、赞助人、原作者、评论者各主体之间暗藏的主体间关系。 本文以辜鸿铭和理雅各所译《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为对象，从翻译动机、文化态度、翻译策略和自我翻译评价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两位译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观。研究发现，辜鸿铭希望通过译介《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促成中华文化被西方世界认同和接受，认为两种文化应相通相融，故多采用归化策略，其缺陷是忽略了中国文化相对于其它文化体系的独特性。理雅各则希望通过翻译中国经典协助西方传教士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虽尊重相同，基本做到忠实传递，但有时却难逃“西方中心论”的一些偏见，对东方文化难以做到平等对话。随着理雅各对儒家文化精髓和要义更透彻理解和态度包容，后期他对待孔子儒家思想也更为尊重和宽容。总而言之，不同译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他们的翻译观是不一样的；同时，同一译者的翻译观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辜鸿铭和理雅各的儒家经典译作留给我们不变的启示就是中西需要不断保持沟通、理解、互动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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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针对企业生产原料调运过程，建立多品种货物且供需未匹配情况下需求可分割的大规模送取货车辆路径问题的数学模型，以运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提出基于车辆运输效率的启发式算法构造初始解，并采用变邻域搜索算法对初始解进行改进。测算结果表明基于运输效率的启发式算法对实际运输费用降低20%左右，加入变邻域搜索算法后对初始解有3%左右的改进。 关键词 :车辆路径问题，需求可分割，同时送取货，变邻域搜索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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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车辆路径调度是物流配送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其直接影响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客户对物流环节的满意度及服务商的物流成本。以某烟草工业企业生产原料调运过程为例，该企业拥有多家卷烟厂，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原料采购后就近存放到各厂，各厂生产的卷烟品牌多达十几种，通常需要利用其它卷烟厂的原料。运输车辆从原料供应仓库所属卷烟厂的车场出发，根据生产需求将一定的原料运往有需求的卷烟厂原料仓库之后便空车返回所属车场。这种两点往返的单一送货方式带来严重的车辆空载问题，造成了运力浪费。本研究旨在将卷烟制造厂两点往返送货的原料调运过程优化为整个网络中的联合运输，以达到提升车辆利用率、减少调运车辆数、降低调运成本的目标。在联合调运网络中，每个卷烟厂原料仓库可以同时有取货需求和送货需求。每个原料仓库库存有限供应，一个仓库中某种原料的需求可能要由多个供应仓库同时供应才能满足的情况。因此，每个仓库的需求允许分批满足；各仓库之间的供需匹配关系未知。该联合调运问题可称为存在多品种货物且供需未匹配情况下，需求可分割的送取货车辆路径问题(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Split Delivery and Split Pickup， VRPSDSP)。 车辆路径问题自1959年被Dantzig和Ramser [ 1 ] 提出以来，一直是优化调度研究中的热点，并衍生出诸多分支，需求可分割的车辆路径问题与送取货车辆路径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两个分支。需求可分割的送取货车辆路径问题结合了需求可分割的车辆路径问题(Split Delivery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SDVRP)与同时送取货车辆路径问题(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Simultaneous Delivery and Pickup， VRPSDP)的特征。SDVRP问题由Dror等(1989) [ 2 ] 提出，并且证明了在客户需求可分的情况下对客户进行分割运输，总运输距离和派车数量都能得到优化。VRPSDP问题由Min (1989) [ 3 ] 首次提出，指客户同时具有送货需求与取货需求，且当车辆服务客户时，必须同时执行送货、取货两种操作从而确保每个客户只被服务一次。在VRPSDSP问题中，客户节点既有送货需求又有取货需求，而且送货量和取货量都可通过多次运送满足。Mitra (2008) [ 4 ] 构建了该问题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问题模型，并提出两种启发式算法。针对供需已匹配的情况，Nowak等(2008) [ 5 ] 把研究问题命名为可分批的送取货问题，用运输网络的边来表示送取货问题之间的关系，且整个运输网络仅由一辆车来完成集配货任务。Nowak等(2009) [ 6 ] 研究了在多辆车的情况下，货物大小、种类以及取送货点数量等对分批运输效果的影响。Sahin等(2013) [ 7 ] 结合禁忌搜索算法与模拟退火算法求解有多辆车的VRPSDSP问题，实验结果证明在允许分批运输的情况下，车辆运输里程能够得到有效降低。Chen等(2014) [ 8 ] 研究了有多品种货物的VRPSDSP问题，考虑原料无限库存，并采用局部搜索算法求解。 本文针对存在多品种货物且供需未匹配情况下需求可分割的送取货车辆路径问题，考虑每种原料的库存量有限，构建数学模型，首先采用嵌入锁定策略的基于车辆运输效率的启发式算法获得初始解，再采用嵌入局部搜索算法的变邻域算法进一步优化初始解，得到最终优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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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变邻域搜索算法求解MUPVRPSDP问题 变邻域搜索算法由Mladenović和Hansen [ 9 ] 在1997年提出，并被广泛运用于求解大规模车辆路径优化问题。本文首先采用基于车辆运输效率的启发式算法(TEBA)获得当前解(初始解) S，然后通过六类不同的邻域结构从第一个邻域结构开始对当前解S进行扰动以获得邻域解S'，再采用局部搜索获得可行解S。如果S优于S，那么S = S，重新回到第一个邻域结构，即 β = 1 ；否则当前解不变，并随机选择下一个邻域结构继续计算，即 β = r a n d (   ) % β max + 1 ；当 β = β max 时，再从第一个邻域结构重新开始循环。一旦程序循环次数N = 1000或者当前解连续未改善次数N' = 500停止程序，返回全局最优方案。 3.1. 基于车辆运输效率的算法(TEBA)构造初始路径 某烟草工业企业每月运输成本以吨公里为单位结算，对于相同的运输量，车辆运输里程越短，相应运输成本越低。Chen等(2014) [ 8 ] 提出基于车辆运输效率的启发算法(Heuristic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Based Algorithm， TEBA)，该算法的核心在于寻找使运输总量与运输距离之间的比值(δ)最大化的解决方案。本研究在运用TEBA之前先锁定各需求仓库需求量最大的原料供需匹配对，确保需求仓库中需求量最大的原料最先由距离最近的仓库供应。锁定操作如下： 步骤1：先将所有仓库按原料需求总量由大到小排序，生成需求仓库序列 A = { D 1 ，D 2 ， ⋯ ， D n } ；再将各需求仓库的原料按需求量由大到小排序，生成需求仓库原料序列 B ( D i ) = { r 1 ，r 2 ， ⋯ ， r m } 。 步骤2：按顺序选择需求仓库，如D 1 ，针对D 1 中需求量最大的原料r 1 选择距离最近的可供应仓库标记为S 1 ，形成S 1 -D 1 供需匹配对，以此类推，对A中所有需求仓库都按需求最大的原料形成供需匹配对，共n对。 步骤3：根据库存量、需求量和车容量决定所有供需匹配对中的原料配送量，更新库存量、需求量，并计算剩余车容量。如果剩余车容等于0，将匹配与供应仓库所在的车场连接起来形成初始解中的一条路径。如果存在剩余车容量大于0，则步骤4。 步骤4：判断匹配对中是否存在其他原料的供需匹配关系，若存在，重复步骤3，直到无法再分配任何原料。更新库存量、需求量和剩余车容量。 步骤5：锁定步骤4所得的匹配对，即将该匹配对视为一个虚拟仓库，该虚拟仓库的库存及需求由原匹配仓库的库存、需求及车辆剩余车容量共同决定，举例说明见表1、表2。表1为供需仓库的库存及需求，假设剩余车容量为Q，则锁定后的虚拟仓库的库存及需求如表2所示。如此形成虚拟仓库集合C。 Table 1 Examples of inventory and demand in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 供给仓库 原料 库存量 需求量 需求仓库 原料 库存量 需求量 S 1 5 0 D 3 3 0 2 0 3 4 0 3 3 4 0 5 8 0 4 0 2 6 0 4 表1. 供需匹配中的库存及需求举例 Table 2 Examples of inventory and demand in virtual warehous 虚拟仓库 原料 库存量 需求量 1 min{5，Q} 0 2 0 3 3 min{4，Q} + 3 0 4 0 5 5 8 0 6 0 4 表2. 虚拟仓库库存及需求举例 然后，按照TEBA算法构造初始解，步骤如下： 步骤1：假设初始可行解的目标值无限大：C TEBA : = 1000000。 步骤2：生成初始子路径sub-route：从虚拟仓库集合中选择一个虚拟仓库点，再任选一个不包含于该虚拟仓库中的其他仓库，所形成的sub-route即o-i-j-o。基于sub-route，通过步骤3~7产生最优的初始解S。 步骤3：从当前线路中第一个原料仓库的第一种原材料开始依次向后面的需求仓库配送原料。然后，计算对应的δ值，选择该值最大的子路线和匹配方案，并把插入当前子路线的仓库从剩余的仓库集合中删除。 步骤4：如果剩余仓库集合中还有仓库可以插入到当前子路线中，执行步骤3；否则，把该子路线作为可行方案中的一条路线，形成新的原料仓库集合(包含虚拟仓库)，执行步骤5；如果整个网络中的所有原材料需求都已满足，则执行步骤6。 步骤5：从新的原料仓库集合中选取一个虚拟仓库、一个其他仓库，形成新的初始子路线。按步骤3中的匹配思路一样分配各种原材料的供需数量，计算δ值。同样计算所有可行子路径的δ值，选择该值最大的子路线，转向步骤3。 步骤6：获得原问题的可行方案，并停止计算。 步骤7：如果C TEBA > C(S)，则C TEBA = C(S)，S即为初始路径。 3.2. 邻域结构 由于供需配对关系S-D是决策变量，所以改变其中一条路线访问工厂的顺序，进而会改变其它路线工厂的供需配对关系和访问顺序。在变邻域算法中构造6类不同的邻域结构：随机删除部分S-D组合，删除一条路线内与某个客户相关的部分S-D组合，删除一条路线内与某些种类原料相关的所有S-D组合，删除某些线路内与某一种原料有关的所有S-D组合，删除某些路线内与某个客户相关的所有S-D组合，删除与某个客户有关的所有S-D组合。 3.3. 局部搜索算法 初始解经上述邻域结构扰动生成多个邻域解的同时会产生新的送货需求，为此，需要采用局部搜索算法来改进邻域解，从而满足新需求并获得可行解。局部搜索算法如下： 步骤1：对被删除的S-D组合，更新S-D中需求客户与供应客户的原料需求量和剩余库存量，生成新的需求仓库集合和供应仓库集合。同时，判断是否存在空路径，即该路径只剩下车场和第一个供应仓库，若是，则删除该路径。 步骤2：对于需求仓库集合D中仓库i对于原料r的需求量d ir ，在剩余车容量和最大运输时间限制内，基于供应表可通过如下三种方式满足。 步骤3：如果存在供应仓库能一次满足需求d ir ，那么供应仓库之后为可行插入位置；若存在多个可行插入位置，选择增加成本最小的位置作为插入点。 步骤4：如果某条路径中同时存在多个供应仓库，虽然各供应仓库的库存量都小于需求量，但总量可以满足，则最后一个供应仓库之后为可行插入位置；若存在多条路径存在该可行插入位置，选择增加成本最小的位置为插入点，并且各供应仓库的供应量按照“越近越多”的原则进行分配。 步骤5：如果所有路径中的供应仓库库存量都不能满足需求量，则按照运输成本最小(运输效率最高)的原则重新建立一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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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验结果 利用某烟草工业企业2016年1~6月每月的实际调运数据测算，对实际调运费用、初始解求解结果、变邻域搜索算法求解结果三者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其中GAP 1 为实际调运费用与基于车辆运输效率 (TEBA)求解的初始解之间的差距， GAP 1 = ( C ( S init ) − C ( 实 际 ) ) / C ( 实 际 ) × 100 % 。GAP 2 则为初始解与基于变邻域搜索的启发式算法求解的优化解之间的差距， GAP 2 = ( C ( S init ) − C ( S best ) ) / C ( S init ) × 100 % 。 Table 3 Comparison of test result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平均 C(实际) 651，214 371，345 575，237 641，238 382，576 574，451 532，677 C(S init ) 483，325 257，725 484，433 493，484 309，808 533，629 427，067 GAP 1 25.78% 30.59% 15.78% 23.04% 19.02% 7.106% 20.219% C(S best ) 480，413 241，365 463，205 476，866 299，870 507，288 411，501 GAP 2 0.602% 6.374% 4.382% 3.367% 3.207% 4.936% 3.811% 表3. 测试结果对比 由表3可以看出，基于车辆运输效率(TEBA)的方法得到的初始解效果远远优于实际调用费用，平均每个月的费用可以节约20.219%；变邻域搜索算法稍优于基于车辆运输效率(TEBA)方法，其平均每个月的费用在初始解的基础上可以节约3.811%。可见，基于锁定策略的车辆运输效率(TEBA)的方法已经可以取得较好的结果，加入邻域局部搜索算法后，变邻域搜索算法得到的解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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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以多生产点卷烟生产企业原料调运现象为背景，研究了大规模、多品种且库存有限情况下需求可分割的同时送取货车辆路径问题。从供应链的整体性出发，考虑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影响，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以最小化车辆运输吨公里为目标，使建立的模型符合企业实际情况。设计了变邻域搜索算法，第一阶段，结合车辆路径选择以及路径上的原料供需匹配关系两方面决策目标，构建基于车辆运输效率的启发式算法，获得问题的初始解。第二阶段，借助六种邻域结构，建立基于变邻域搜索的局部搜索算法，改进初始解。实验部分将每月实际运输成本以及优化后的运输成本分别与基于车辆运输效率构建的运输成本相比较，结果证明基于运输效率的启发式算法对实际运输费用有明显改善，加入邻域局部搜索算法后对初始解有一定的改进。本文优化方案要求同一仓库允许被多次访问但仅能被同一车辆最多访问一次，没有考虑同一辆车多次访问同一仓库点的情况，但这类情况在企业实际物流运输中比较常见，需要做更深一步的研究。此外，各仓库节点时间窗等约束也是未来研究考虑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