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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文化主义”范式与60~70年代的新左派、新社会史与文化研究 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对同一时期的英国新左派理论与实践，英国新社会史学和战后新兴的史学、文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汤普森及其“文化主义”范式是60~70年代整个英国当代这些主要的社会政治与人文领域研究讨论的关键人物及范式之一，其产生的理论、政治与文化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4.1. 维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造成新左派理论界广泛回响 60年代初，第一波新左派运动衰落，政治上工党修正主义盛行，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攻击第一代左派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拿不出面对当下问题的社会主义有效策略。提倡的唯一方法，是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来改变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困”。从此，汤普森和安德森为代表两代新左派就展开了关于围绕社会主义理论、民族性和英国革命等问题展开了系列长达16年(1964~1980)的理论论战 [ 34 ] [ 35 ]。 一是关于对光荣革命及“英格兰特性”批判。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史家认为，英国有强大的经验主义与民粹主义历史传统，光荣革命实质上是贵族革命。即“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权力)结构而不是上层建筑”。 [ 36 ] 汤普森则认为安德森等人主要依赖法国大革命的模式来解释英国革命的结果。汤普森认为英国革命的积极影响时产生了一种“巧妙地使社会势力均衡的建制”。汤普森坚信，英国的革命意识存在于长期以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和清教主义的叛逆传统之中 [ 37 ]。二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论争。70年代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风靡欧陆年代。在社会史领域，安德森开始反对“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视角，主张“自上而下”视角应有重要地位，并引入欧洲的视角看待英国近代史 [ 38 ]。R.约翰逊则以调和人自居，极力主张二者对话，认为史学应结合理论与叙述，在不同抽象层面上运动 [ 39 ]。1974年，汤普森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阿尔都塞哲学本质及理论与历史关系、史家原则等问题继续发表见解。 [ 40 ] 他有力的证明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在本质上是反历史主义叙述。 4.2. “文化主义”影响一种60~70英国新左派运动的战略选择 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重要领导，在政治领域他就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更强调核武器的威胁。而其史学研究“文化主义”是人民阵线的产物。冷战来临后，新左派政治与史学研究实践息息相关。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的重要体现之一即是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指导下重视“自下而上”、“阶级经验”与“人民历史”的书写。在英国新左派理论与学术史上，它对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历史考察重建了18世纪后期开始的英国雅各宾大众激进主义文化的历史叙述，这种重视“经验”与平民“文化”的历史将“文化置于政治的中心地位” [ 41 ]，反映了战后英国新左派政治与学术群体内部一种重视经验、文化、情感与人类意志的作用及主体的道德自觉和人民的抵抗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倾向 [ 42 ]，“汤普森在他的研究中使理论和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当代现实相结合，从而使他的关于理论，现实及其进程的相互影响的观点深化了。” [ 43 ] 例如，作为“文化主义”范式的核心的“人民历史”观念，本质上要回到人、发展人，是对当时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种种暴行表现的愤慨。并以此确立他温和的非暴力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坚定的改革压力”以及民众价值观上主动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又如，“《形成》在文化条件下理解普通人民群众斗争，为共产主义编史学注入了新左派基调……”。 [ 44 ] 《形成》中许多问题都与汤普森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人阶级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包含新左派对于文化的讨论、威廉斯的著作，还有关于工人阶级富裕问题的解释、“无阶级”辩论等等的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现实问题。他的社会史著作揭示了下层阶级的政治意识与阶级斗争，这对于强调在学术的政治功用上人类动力的作用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第一代新左派与工人群众和最早的大学生积极分子紧密结合，他们在英国各地建立新左派俱乐部，讨论时事并支持核裁军运动。正如一位史家所言，在汤普森的指导下，“他们试图将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与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机结合并促进他们协调发展。” [ 45 ] 汤普森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公共知识分子，其“文化主义”范式与当时实践层面的英国新左派政治激进主义运动相呼应 [ 46 ]，从而推动了英国新左派运动发展。 4.3. “文化主义”范式推动60~70年代英国新社会史学的发展 4.3.1. “文化主义”与华威学派 汤普森“文化主义”研究模式在推动战后新社会史学派——华威学派成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汤普森的领导下，首先在研究主题上，中心研究的主题慢慢的从劳工史扩大到犯罪学、治安学、医学史、休闲和工业化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并重视一手英国文化史料教学。其次，在教学体制上，中心具备完善的教学与学生管理制度，提倡合作研究 [ 47 ]。其三是“文化主义”与中心的法律史研究。他(汤普森)的学生和追随者就开始运用他“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制造了一个号称“华威学派”的社会史流派。汤普森指导了第一部华威学派研究文集《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Albion’s Fatel Trees， Verso， 1975)的研究。第四是劳工史学的新发展。这一时期中心的劳工史学注重研究工业革命期间底层劳工及工会运动对政治、文化与社会的能动性，研究集中于工会工联与工人运动 [ 48 ]。 4.3.2. “文化主义”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兴起 汤普森的《形成》在历史工作坊运动(History Workshop)中的指导意义在于使工作坊真正成为了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拉斐尔·萨缪尔(Raphel Samuel)说，工作坊受益于“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在受到《形成》影响的历史见解下产生。”历史工场受到了文化主义范式影响，在关注大众经验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的影响下恢复被压迫者的经验，把他们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拯救出来。与《形成》主要关注工人阶级对民族的政治文化的主要贡献不同，作为新的研究客体的“经验”在工作坊内被无限地放大，以致“ 经验”在工作坊那里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工作与阶级关系，性角色与家庭生活，大众文化与教育。” [ 49 ] 并且，他们将汤普森留下的治史经验运用到地方史、口述史等研究的新领域中，促进了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向。 [ 50 ] 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进一步扩大了资料搜集的范围，从相片、广告、日记到记录、书信、回忆录，这些记录人民生活经验的史料获得了极高的关注。 4.3.3. “文化主义”与70年代的英国女权主义史学的兴起 汤普森的“文化主义”范式还影响了与工作坊相互呼应的70年代英国新女权主义史学。20世纪70年代是英国女权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女权主义史学家在批判中继承了汤普森的文化主义的总体思路。首先是对文化主义总体思路的接受。S.罗伯特姆(Shella Rowbotham)说：“多萝西和汤普森对于只谈革命的妇女史非常批判……我就会更倾向于考虑这些妇女组织，这些组织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成功地涉及了长时段的大量妇女。” [ 51 ] 汤普森夫妇的政治实践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影响了罗伯特姆，她把工人教育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寻求60年代末70年代那种反正统文化和激进主义兴起的时代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发展方向。对罗伯特姆而言，如《形成》和工作坊的成果一般，新的女权主义史学的意义在于：“在这种历史学中所隐含的意义是，研究女性地位与行动的可能性，虽然女性历史经验的结构仍然仅仅被间接提到。” [ 52 ] 其二是对汤普森研究路径的反思批判。女权主义史学家认为，汤普森的《形成》同样在工人阶级的研究中忽略了女性。她们认为，“由于不同的政治命令的启发，也促使我们拒绝我们前辈思想家并尝试做不同类型的工作，写不同的历史。” [ 53 ] 在汤普森的作品中，阶级意识最终属于创造了劳工运动的男性劳工群体，工人阶级女性处于次要地位，工人阶级女性表现对男性的支持。由此，女权主义史学家们开始重新反思汤普森等老一辈史学家研究路径。芭芭拉·泰勒(Babara Talor)直接受益于汤普森，她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划分与具有排他性的阶级观点的劳工运动相联系最终导致了丰富的和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无数损失。而现今的女权主义史学必须恢复这种乌托邦元素 [ 54 ]。 4.3.4. “文化主义”与60~7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兴盛 汤普森的“文化主义”范式还影响了战后英国新兴的史学，文学交叉学科——文化研究领域的面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文化主义”的借鉴吸纳主要是围绕“阶级经验”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史的书写。60年代，与威廉斯和霍加特一道，汤普森及其《形成》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60年代的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平民文化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阶级“经验”，均重视工人阶级流行文化及其社会关系表达意义的考察。在“文化主义”范式的影响下，60~80年代，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在霍尔与R·约翰逊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其研究重心从文学转向平民文化，在汤普森与威廉斯就“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还是“斗争方式”进行论战之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调整了研究方向，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传达，再生产和体验的‘符号系统’。进一步解构了“文化”的概念，在其后的研究中突出研究了工人阶级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价值倾向。霍尔一代更关注“文本中符号系统的分析”，当时伯明翰学派重视“文化与社会”路径结合的文化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史的过程中，借鉴了汤普森《形成》的“阶级形成”的观点，并广泛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分析 [ 55 ]。 应该看到，50年代英国进入了“丰裕社会”(Society of Affluence) [ 56 ]，经济繁荣，消费主义盛行。政治上的工党的右转与保守党联合的“共识政治”与“福利国家”盛行，社会文化上流行的是“无阶级”的看法 [ 57 ]，然而战后英国左派文化赓续了自30年代以来复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上的“人民阵线”、文化上的红色科学运动和史学上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等等)文化与实践的传统，加之，“五十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兴起了一种有惊人解放性的社会思想及性革命，这整个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种种控制手段的退让，引起了英国社会思想道德深刻的变化。” [ 58 ]，然而60年代的“英国病”的社会沮丧以及群众中兴起的“愤怒的一代”，种种青年流行亚文化的兴起又迫使广大新左派知识分子去批判反思，在史学领域以“人民的历史”与对工人阶级历史研究来应对这种“无阶级”衰落感和青年文化。并且，随着70年代英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文化的兴起，以及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群体批判以汤普森第一波新左派的纯粹“经验”主义并大力转向70年代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 59 ]，汤普森的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强调普通人民群众“经验”、“情感”、“文化”并与实践中抵抗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平民文化及文化霸权，由之强调人民群众的能动性、道德与浪漫因素、与自下而上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对战后英国50年代末的第一代新左派与形成的摆脱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控制倡导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在史学上一种回应，在维护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纯粹经验的强调的传统并有利于战后英国史学民主化与规范化的新突破 [ 60 ]。同时，由于轻视理论概括与总结，忽略女性劳工与更大层面的阶级内部差异，一味的强调“经验”与“文化”，“自下而上”而不是与“自上而下”视角相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种“理论的贫困”，影响第二代英国新左派运动实践与文化领域的挫折与“理论”的转向。然而，从战后英国史学乃至西方新史学的“文化转向”的趋势与宏观视角来看，这种“文化主义”范式对战后新史学发展仍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