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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在线错时庭审模式面临的困境 3.1. 违背言词原则 纵观学界现有研究，有观点认为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不符合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 3 ]，也有相反观点认为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相对于缺席判决并不会影响直接言词原则的适用效果和作用发挥 [ 4 ]。通过整理直接言词原则的已有研究，直接原则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在场原则、法官直接参与法庭辩论原则、法官直接参与证据调查原则，法官应当以直接获取的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为基础作出裁判，除非确因法定事由，否则不得由他人代替作出裁判。言词原则则是指各诉讼参与人在开庭过程中应当以口头方式实施各类诉讼行为，表达各自诉辩意见，尤其在法庭调查环节，各方当事人应当采用言词方式让法官直接接触到承载证据信息的载体，以此来获取法官心证。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与直接言词原则两者之间是否存有不协调呢？对此，笔者认为应对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内涵加以考察。 第一，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符合直接原则的要求。普遍观点认为远程审判侵害直接原则中的在场原则，特别是远程审判中的证人作证 [ 5 ]。从技术发展和视频传输信息角度来看，直接原则中的在场面对面的内容实际上由同时同地转变为同时异地，其中这种面对面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这种同时异地模式中，法官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产生客观上的场域分离，然而这样的分离并没有使得法官无从得知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参加诉讼活动时的动作、表情、神态等等，通过现代视频传输技术，法官同样可以掌握这些情况。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庭审口头辩论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法官根据各诉讼参与人的表情、动作等身体姿态把握其陈述或申辩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获取法官最佳心证。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必然要求法官与各方当事人必须处于同一空间。从这一点来看，部分学者所持的远程审判仍然符合直接言词原则要求的观点似乎并非空中楼阁。利用视听传输技术进行的远程庭审实际上和传统意义上的法官与各诉讼参与人处于同一场域的庭审没有明显差异。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同样作为远程审判的一种类型，并不存在不符合在场原则的情况。并且，在线错时庭审模式无论是在法庭调查环节还是法庭辩论环节都没有除以上主体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干涉，仅仅有的是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的错时仍然没有改变双方当事人之间沟通以及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构造。因此，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也符合直接原则中的直接听取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直接裁判等方面的要求。 第二，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与言词原则存有冲突。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之间以“交互式对话框”的形式实现错时庭审，以文字交流取代远程审理中的双向视频传输信息方式。显然，这里的文字交流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书面语言，鉴于此，在线错时庭审实际上成为一种书面审理模式。按照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说，直接言词原则一般作为民事庭审基本原则，也被称为直接主义和言词主义。其中，言词主义的含义为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及各当事人必须采用言词方式进行，与书面主义形成对立关系。言词主义具有诸多优点，例如便于当事人之间以及与法官之间的沟通、利于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等，当然，言词主义也具有难以克服的弊端，例如以言词方式形成的庭审记录不便保存、对于复杂案件及其相关事项的表述存在一定困难等等 [ 6 ]。在德国民事诉讼学界对直接言词原则的解释中，言词审理的出现实际上就在于否定书面审理，在庭审中的体现则主要在于当事人之间以口头形式进行辩论，既有必要的口头辩论，也有任意的口头辩论。必要的口头辩论适用于对抗性的诉讼判决程序，否则相关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将因具有重大程序瑕疵而无法作为裁判基础，任意的口头辩论则适用于此外其他相关的诉讼审理活动，包括引述书状等需采书面形式所为的诉讼行为、书面程序、法官职权免除言辞辩论等情况，口头辩论具有整体性和同质性，同步电视会议并不影响言词主义的落实 [ 7 ]。在案件争议点的整理中，因为案件情况的不同而可能采取书面方式，也可能采取口头方式。即是说，对抗式诉讼判决程序并不必然属于必要的口头辩论，但证据调查程序则因言词原则要求属于必要的口头辩论 [ 8 ]。从以上可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言词辩论主要体现为必要的口头辩论程序，而法庭证据调查则是必要口头辩论的适用范围。适用必要口头辩论抑或任意口头辩论取决于案件具体情况，若案件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此类案件适用任意口头辩论，相反则适用必要口头辩论。 正如前文所述，鄞州法院探索的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仅适用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适合微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法庭调查环节与法庭辩论环节都是以错时的“交互式对话框”形式进行。因此，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的法庭辩论环节以“交互式对话框”进行的错时审理形式实际上符合言词原则的要求，原因在于这类案件的法庭辩论环节属于任意口头辩论适用范围，但是法庭调查环节却是必要口头辩论的适用范围，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的法庭调查环节以“交互式对话框”进行的错时庭审则与言词原则的要求相悖。故而从总体上来说，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与言词原则的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3.2. 与庭审法定顺序不符 按照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线错时庭审规程》规定，庭审全程细分为四个具体环节，在第一个环节中，双方当事人通过移动微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提交各自的诉辩意见并出示相关证据，在此基础上发表质证意见。在紧随其后的第二个环节中，各方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存在的问题相互发问，并相互就对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复，法官为查明案件事实，也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发问，各方当事人应就法官的提问进行回答。第三个环节，各方当事人针对对方提出的异议发表自己的辩论意见并就己方主张及事由作最后陈述。第四个环节，案件审理法官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调解，并在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的情况下进行线上调解。据以上可知，该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也不符合传统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庭辩论与调查的顺序要求。实际上，目前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定顺序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始于严格的法定顺序主义，期间经过自由顺序主义，再到现在的以诉讼责任承担为前提的法定顺序主义，也被学界称为适时提出主义。此时的法定顺序并非采用严格的证据分离主义，而是在证据结合主义下探讨的法定顺序主义，即按照不同诉讼阶段适时提出不同的攻击防御方法 [ 9 ]。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实际上是遵循一定顺序的，通常是按照原告先于被告的顺序依次展开，当事人在庭审即将结束前的最后陈述同样遵循这样的顺序要求。从域外法来看，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并未按照原告或被告的诉讼地位来确定何者先何者后的顺序，然而，这并不必然表示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中口头辩论程序的案件争议焦点整理与法庭证据调查程序没有法定顺序的要求。因为在大陆法系民诉体系的设计中，整个程序都是围绕先请求、后抗辩的顺序进行的 [ 10 ]，因为原告或者被告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负有不同的主张责任，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对其在诉讼中提出的反请求所依赖的要件事实应当承担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负担这种主张责任或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免于该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则应当进行相应的诉讼活动，例如提出证据以证明主张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不负担主张责任或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则无需实施某个诉讼行为或进行相应的诉讼活动。诉讼责任分配结果并不取决于各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和这种请求所依据的民事实体法为基础来进行明确的。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的民事诉讼理论，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应当依据各自的诉讼地位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其首次陈述则应当由承担诉讼责任的当事方进行，此行为之后由相对方当事人根据前者实施的立证等诉讼行为进行必要的防御。然而，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线错时庭审规程》中，关于各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环节与法庭调查环节陈述与发问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并没有做出较为清晰的规定，虽然这种制度安排不会导致对抗式辩论存在的价值降低而显得空洞，但却是不符合法系传统下民事诉讼庭审首次陈述的法定顺序要求。 3.3. 证人证言真实性、客观性难以保障 开展以各诉讼主体实施诸多诉讼行为为内容的诉讼活动，其目的在于发现案件事实，实现定分止争。而庭审中证人的出庭无疑对查明案件事实、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具有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人员许可后可以询问证人。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基于证人旁听庭审易受到庭审内容影响而产生认同心理并进而对自己提供的证言产生不必要的干扰的考虑，证人旁听庭审一度受到各类诉讼活动的禁止。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由于法官与各方当事人不处于同一场域，对各当事人参加庭审活动时所处的环境无从把握、无法控制，此种情况下如何避免证人旁听案件影响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如何防止串供及证人证言被污染，如何保证证人在线上较为随意的状态下作出真实性陈述以及线上证人出庭是否可视为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人出庭”并作为可靠证据予以采信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慎重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