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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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重大疫情因其具有突发性、强传染性及暂无有效药等特点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对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家国情怀”“保护环境”等价值观以及职业倾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卫晋丽，宋乃庆，王春婵，2020)。在全国各地陆续落实新高考改革后，要求学生也要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应对改革中出现的紧迫问题(刘静，2015)。除了现实因素以及升学压力外，在自我发展上，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主要发展任务是寻求角色同一性，一种“知道自己会去什么地方的感觉”(埃里克森，1998)。这一阶段个体的自我觉察程度、生涯觉察程度与其未来的生涯决策及发展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李金碧，2005)。因此，面对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高中教育除了为高等教育输出人才、为不能升学的学生做好职业准备外，还要为全体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做准备打好基础(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10)。 “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tion)最早由Super提出，它突出了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并使人们将注意力从为生涯决策做准备的“生涯成熟度”(career maturity)转向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和工作条件做准备的生涯适应力(Super， 1981)。在此基础上，Skorikov等人(Skorikov & Vondracek， 1997; Skorikov & Vondracek， 2007; Savickas & Porfeli， 2012)将其进一步发展，认为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应对生涯中的任务、问题、转折甚至重大事件时的心理资源，并将其划分为生涯关注 (career concern)、生涯控制(career contro1)、生涯好奇(career curiosity)和生涯自信(career confidence)四个维度。可以说，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水平是个体对于可预测的生涯任务、所参与的生涯角色、面对的生涯改变以及生涯情境中不可预测的生涯问题的准备程度。 目前我国大陆关于生涯适应力的研究主要在大学生群体，针对中学生的研究较少并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 通过人口统计学变量考察青少年生涯发展现状；2) 从某个或某几个变量的关系中探究青少年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比如自我概念、自我同一性、社会或家庭支持等。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通过性别、年级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考察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发展现状的研究多数未得到一致结论。在性别与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的研究方面，总体来说，男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在不同程度上显著高于女生。刘慧(2011)对国内多所中学的学生职业心理调查发现，男生在职业决策上的自信程度显著高于女生，且男生具备更丰富的职业相关知识。吴淑婉(2008)对台湾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研究发现，男生生涯自信水平显著高于女生。从年级/年龄的角度看，有学者(苏萍，1984；李文仰，1996；Crites， 1965; Achebe， 1982; Lokan， Boss， & Patsula， 1982)通过对中国、尼日利亚、加拿大等不同群体的生涯规划能力、生涯成熟度与年级的关系研究认为，个体的生涯规划能力、生涯成熟度随年级的增长而有所提高。也有研究者(Bakar & McCracken， 2006; Hartung， 1997; Hirschi， 2009)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学阶段的年级、年龄增长与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无显著差异。虽然年级与生涯发展的相关并无一致结果，但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而言，似乎生涯发展有随年级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除个体因素外，也有研究从家庭的视角来探讨其对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发展的影响。赵小云和郭成(2010)面向大学生群体，发现家庭社会阶层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也越高，但两者的相关关系并无显著差异。李婕、陆丽萍(2017a)以北京市某中学学生为对象，考察了家庭社会阶层各因子(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但未将各因子整合成家庭社会阶层这一变量来探究。除了家庭社会阶层这一因素外，杨熹(2017)在考察中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社会支持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时发现，情感温暖维度以及社会支持对于生涯适应力有显著正向预测效果。在中学生群体中，生涯适应力有关家庭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多数未产生一致结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综上所述，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对国内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的研究。基于此，针对人口学变量对生涯适应力影响不一致的问题，本研究将以江苏省某中学为例，结合自编问卷从个人及家庭两方面考察他们的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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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苏州市某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其中高一261人(男生139人)、高二215人(男生110人)、高三254人(男生121人)年级。为更方便高中学生进行线上测评，研究者在下午放学时间向该校所有在校学生发放《中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链接，要求其在规定时间段内提交。其中有效问卷730份，回收率%，有效率99%。 2.2. 研究工具 自编《中学生生涯规划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人口学变量、家庭社会阶层、生涯规划状况三部分，其中，家庭社会阶层计算方法如下：选择的指标包括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年收入包括少于10万、10~20万、20~30万、30万元以上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4分。受教育程度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4分。父母职业则采用陆学艺(2002)的十大社会阶层划分方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10分。最后，借鉴王艳丽、郭永玉、杨沈龙(2017)的计算方式，所得分值越高，说明家庭社会阶层越高；生涯规划状况部分则围绕“升学”这一主题，参考有关高中生涯教育的研究(刘静，2015；李金碧，2005)，从高校/专业规划、升学政策信息、学校生涯支持三个方面进行调查，以学生对主要问题的选择为指标进行分组。 《中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采用Savickas和Porfeli (2012)编制，由Hou等人(2012)修订成的中文版。该问卷4个维度(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共24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很小的能力”，5代表“非常有能力”。所有项目计算均分后，分数越高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系数为0.978。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采用对统计方法主要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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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生涯适应力在性别、年级与成绩方面差异显著 总体看来，本研究发现在生涯适应力的各维度上，生涯关注的得分最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017)。在Super (1981)看来，高中生处于生涯发展的试探期与过渡期，他们意识到要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一定的思考和准备，比如“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命题。但是，中学生在逐渐摆脱对自我的空想，明晰生涯选择，并尝试对未来做出决定时，仍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迷茫与不自信。尤其面临“高考”这一重要的升学任务，他们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学业上，对于对未来职业的关心程度可能稍显不足，这也就表明了在现实情况下，中学生总体上对生涯有较高的好奇心、自信心以及探索的热情，但对于未来具体要做什么或从未来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涯发展即生涯关注上的得分均较低。 在性别方面，除生涯关注、生涯自信纬度外，中学生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其他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国内外关于性别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对此，有学者(赵小云，2012)猜测可能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但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性别对生涯适应力无显著影响(Luzzo， 1995)，而多数国内研究则显示性别在生涯适应力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优于女生(杨钢，谢平，寻丽琴，2019)，本研究结果也支持国内研究的观点。社会或家庭的传统观念对男女社会性别角色期待不同，男生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吴淑婉，2008)，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男生较女生而言，需要在生涯适应力上进行更加积极的准备。 在年级方面，中学生在生涯适应力及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除了生涯关注纬度仅为高一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三外，在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其他纬度上，均表现为高一、高二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三。这与部分研究结论一致(李婕，陆丽萍，2017b；Rottinghaus， Day， & Borgen， 2005；邓碧会，邓维，李兢，2008)，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随年级增长而增长。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对高中的新生活充满向往，对未来充满憧憬，这种健康的“希望感”会促使个体更清晰地设定目标，更具自信心与动机，也会创造替代性的选择路径(Snyder et al.， 2006)。因此，在生涯好奇、生涯自信等纬度上，高一学生的分数显著高于高三学生。 在成绩的年级排名方面，成绩排名越靠前，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以往相关研究较少并且结论并不一致，今后可进一步补充。李婕，陆丽萍(2017b)对超常和普通中学生生涯适应力的调查结果显示，两者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未出现显著差异，表明是否具有超常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与生涯适应力没有直接影响。勾晓晴，臧爽(2018)探究护理本科生的自我设限和学习动机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发现，学习动机与生涯适应力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学生的学习动机高，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也高。从生涯混沌理论的角度看，中学生的生涯发展具有主动适应性、初值敏感性、生涯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往往自主性也相对较高，更加灵活地应对问题，因此，在生涯适应力上表现出更高地分数(陈宛玉，叶一舵，2018；文芳，2014)。 4.2. 生涯适应力在生涯规划的三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在高校/专业规划、升学政策信息以及学校生涯支持方面思考程度越深，了解越多在生涯适应力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显著较高。这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主动参与有效教育活动的程度影响个人的学习与自我发展(Kuh et al.， 2006)。如，冯建华(2019)通过对高中生进行“工作坊模式”辅导，将学生作为主体，由“专业领域专家”及“推动者”引导并带领学生参与、探索、分享和建构个人生涯成长过程，在自主探索过程中帮助学生充分认识自我，了解各种职业并采取有效的决策行动，从而科学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Magolda等(2012)在一项追踪研究中发现，青少年正处于自我主导力发展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阶段，开始不满意外部权威对自己的定义并认识到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做计划。当个体更多参与、体验各项活动时，有助于个体打破原来的平衡模式，在逐渐倾听内在的声音的过程中，建构属于自己的内在认知体系。在面对今后不确定环境时，能够更多地运用内部资源思考自己的未来，并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谭海燕，2017)。 正如生涯建构理论强调的，个体职业发展的实质是主观自我与外部世界相互适应的动态建构过程，由于人格特征、面临的生涯任务及解决策略不同等因素，生涯建构的内容与结果因人而异(Savickas， 1997; Savickas， 2013；关翩翩，李敏，2015)。当个体能够主动思考或积极应对当前的生涯任务时，其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也就不可同一而论了。 中小学阶段的生涯教育更多以升学教育或升学指导为主(细川俊夫，1978)，多数学校的生涯教育围绕提高学生职业观为核心，以推进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或过渡。这提示我们，学校可以多组织相关的活动，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搭建高校与高中沟通的桥梁，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不同高校/专业。了解升学政策信息，支持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发展。 4.3. 生涯适应力在家庭因素上的差异分析 在本研究中，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涯适应力无显著差异，但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了生涯自信这一纬度外，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低，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其他纬度得分越高。这与以往部分研究结果一致(谢雅萍，2008)。首先，这可能是样本量大小不一致造成的，在本研究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家长人数较少(4.7%)，高中或本科学历的家长人数最多(56.58%)，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控制样本量大小来验证结果。 其次，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不仅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还包括父母的工作能力和职业技能。父母能否将自己的教育信念融入到教养行为之中，以及对教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水平，这些都对孩子的未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李宏利，张雷，2005)。Hill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理想与抱负水平与父母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究其原因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的生涯发展有更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又会内化于父母教养行为之中。父母受教育程度高，越倾向于采用温暖、理解的相对“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在亲子关系中会尊重孩子意见、进行平等沟通(林磊，1995；李彦章，2001；Bryant， Zvonkovic， & Reynolds， 2006)。这种积极的模式鼓励孩子倾听内在的声音，在自我发展上更加独立自主。因此，表现在生涯适应力上，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会给予学生更多的空间思考未来的发展，较少控制或限制学生的生涯好奇或探索。 此外，“地位实现模型”(Blau & Duncan， 1967)认为，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影响了社会分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目前的职业地位影响最大，获得的职业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从而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地位(李玉杰，2009)。可以说，受教育水平越低，越能够感受到自身发展的限制以及社会的压力，也就越能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母亲往往以“过来人”的经历在孩子身上寻找一种“补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比较高，对其生涯发展格外关注，以期待他们能够实现“名校梦”“出人头地”。从另一方面来看，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母亲无形中获得了一定的家庭资本，给孩子带来更高的生涯自信。 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学生开展生涯教育时，不仅要重视学校的生涯指导，也要注重家庭对生涯教育的关注与重视，尤其是母亲在其中的影响力，同时积极发挥父亲的角色，鼓励父母双方已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学生的生涯教育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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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通过自编的生涯规划状况问卷、青少年生涯适应力量表，从个人与家庭两个方面考察中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结果显示，生涯适应力在性别、年龄、成绩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家庭因素上差异不显著。本文推测，这可能是各组受到样本量不一致影响，可以进一步控制各组的样本数量改善研究。此外，基于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主导力发展水平可能与家庭教养方式或学生的自我主导力有关，今后可以在这两方面深入拓展，以更好地补充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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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在性别、年级、成绩方面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 2) 家庭社会阶层对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影响不显著，但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其存在显著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学生的生涯关注、生涯好奇以及生涯适应力总分发展水平越高；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助于学生的生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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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究影响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选取在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528例患者进行研究，分为单支病变组(n = 182)、两支病变组(n = 232)、多支病变组(n = 114)，应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年龄、体重指数、吸烟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慢性肾功能不全、脑卒中等冠心病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影响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 两支病变、多支病变患者年龄、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比例均高于单支病变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支病变患者吸烟史及高血压病史比例均高于单支病变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冠脉病变支数其余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2)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因素分析示两支病变、多支病变患者年龄、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比例均高于单支病变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支病变患者吸烟史及高血压病史比例均高于单支病变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其余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年龄、吸烟史、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独立相关(P < 0.05)。结论：性别、吸烟、糖尿病史、血脂异常史是目前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主要影响因素，尤其是男性患者，严格控制血糖、血脂、戒烟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应该得到重视，加强控制高危因素，避免或减缓冠状动脉病变的进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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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CHD)是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疾病，且每年发病及死亡的病人数量逐步增加 [ 1 ]。由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技术的革新及新型材料的使用，介入手术治疗的成功率提高且并发症降低，冠心病患者进行PCI治疗的人数在近年来呈井喷式增长 [ 2 ]。影响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原因至今仍未完全弄清楚，在冠心病发生发展的众多危险因素中，其中最主要的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及吸烟，其次是肥胖、肾功能异常及脑卒中等因素，还有一些不能改变的因素，如家族遗传史、年龄、性别(男性)等 [ 3 ] [ 4 ]，均考虑可能是影响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因素，现将目前常见冠心病危险因素研究进展大致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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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2月31日期间因急性冠脉综合征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接受PCI治疗的冠心病患者共528例进行研究。 2.2. 入选及排除标准 高血压诊断采用ISH高血压指南标准，为连续2次在静息状态下收缩压(SBP) ≥ 140 mmHg和/或舒张压(DBP) ≥ 90 mmHg，或有明确高血压病史 [ 5 ]；2型糖尿病诊断采用2019年ESC联合EASD糖尿病诊断标准，为餐后8 h空腹静脉血糖 ≥ 7.0 mmol/L和/或餐后2 h静脉血糖 ≥ 11.0 mmol/L或有明确2型糖尿病史 [ 6 ]；吸烟史按WTO标准：平均吸烟量达到1支/天，累计时间超过6个月或者6个月以上，长期吸烟但戒烟短于半年者为吸烟史阳性；但现在已戒烟 < 20年均视为吸烟 [ 7 ]；TC > 5.20 mmol/L为增高，LDL-C > 3.12 mmol/L为增高 [ 8 ]。 2.3. 冠状动脉造影及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评价 所有患者经桡动脉或股动脉行选择性左、右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并按照Judkin’s法进行多体位投照，冠状动脉造影报告由2位心内科介入医师独立作出诊断，如遇到结果不同，将由第3位更高年资医师独立作出分析，心内科介入医师对患者的其他数据采用盲法。冠状动脉病变评价采用改良的Gensini评分系统 [ 9 ]：在冠状动脉8个主要节段中，将每1个节段中最重的狭窄病变计入评分系统，并对其中病变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进行测定，植入支架的标准为左主干冠状动脉中任何狭窄 ≥ 50%或其他冠状动脉中 ≥ 70%。根据心脏主要血管分为：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及右冠状动脉。根据冠状动脉血管病变数分为单支病变、双支病变和多支病变 [ 10 ] [ 11 ]。 2.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1.0版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所有统计数据均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 ± s )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5. 伦理许可 该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委员会要求，伦理审批件号：QYFYWZLL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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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单因素分析比较 两支病变、多支病变患者年龄、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比例均高于单支病变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支病变患者吸烟史及高血压病史比例均高于单支病变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病变支数其余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Table 1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分组 单支病变组(182例) 两支病变组(232例) 多支病变组(114例) P1 P2值 年龄(岁， x ¯ ± s ) 60.4±9.5 64.4±11.4 64.6±13.2 0.001 0.025 BMI ( x ¯ ± s ) 23.5±4.3 24.2±2.8 24.8±3.1 0.120 0.012 性别(男，%) 66.5(121) 65.1(151) 53.5(61) 0.825 0.437 吸烟史(%) 29.7(54) 28.9(67) 83.3(95) 0.794 <0.01 糖尿病病史(%) 13.2(24) 39.7(92) 53.5(61) 0.041 0.008 高血压病史(%) 67.0(122) 67.2(156) 56.1(64) 1.901 0.049 血脂异常史(%) 39.6(72) 64.2(149) 68.4(78) 0.048 0.037 家族疾病史(%) 37.4(68) 38.4(89) 33.3(38) 1.015 0.364 脑卒中病史(%) 8.2(15) 7.8(18) 7.9(9) 1.689 1.547 慢性肾功能不全史(%) 7.1(13) 8.6(20) 8.8(10) 1.782 1.846 表1.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单因素分析 (年龄和体重指数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其余用卡方检验两两比较。P1：两支病变组与单支病变组比较；P2：多支病变组与单支病变组比较； X ¯ ± S ：均数 ± 标准差。) 3.2.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冠状动脉病变血管支数为因变量，将上述冠状动脉病变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比较中P < 0.10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有序Logisitic回归分析模型，年龄、体重指数、吸烟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纳入回归模型，年龄、吸烟史、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独立相关(P < 0.05，表2)，而体重指数及高血压病史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无关(P > 0.05)。 Table 2 Ordere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 patient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c 2 值 OR值 95%Cl P值 年龄 0.781 0.312 6.417 3.518 (1.003， 2.684) 0.016 吸烟史 1.702 0.612 6.357 4.862 (1.608， 17.584) 0.048 高脂血症史 0.854 0.427 5.142 2.015 (1.048， 3.217) 0.024 糖尿病病史 1.578 0.751 3.562 4.517 (1.591， 13.136) 0.037 表2.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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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分析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吸烟史、糖尿病病史及血脂异常史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独立相关，且年龄每增加一岁，患者患多支病变的OR值是原来的3.518倍(95%Cl: 1.003~2.684)，c 2 = 6.417，P = 0.016；有吸烟史的患者患有多支病变的OR值是没有吸烟史的患者的4.862倍(95%Cl: 1.608~17.584)，c 2 = 6.357，P = 0.048；有高脂血症史的患者患有多支病变的OR值是没有高脂血症史患者的2.015倍(95%Cl: 1.048~3.217)，c 2 = 5.142，P = 0.024；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患有多支病变的OR值是没有糖尿病病史患者的4.517倍(95%Cl: 1.591~13.136)，c 2 = 3.562，P =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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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随着医疗诊断水平及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冠心病已成为当今社会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最常见心血管疾病之一 [ 11 ]。动脉粥样硬化的存在，无论其病变血管阻塞程度如何，都代表着冠状动脉疾病的发展，并且可能随着的时间延长给患者带来心脏事件风险 [ 12 ]。因此，在这些患者中必须进行积极的危险因子控制和二级预防药物的预防性治疗，从而可以达到显著减少这种风险的目的 [ 13 ]。 年龄是不可控制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本研究提示年龄是冠状动脉粥样病变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冠状动脉粥样病变形成和发展是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目前我们只能加强对可控危险因素的控制，可能对降低冠心病发病率起到积极作用。肥胖引起血糖不易控制、胰岛素抵抗、血压波动和血脂调节异常等，造成多种冠心病危险因素相互叠加促进发展，引起心血管病的发病及增加患者的病死率 [ 14 ]。此外肥胖与血脂异常是相辅相成的，血脂异常在冠心病发病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血脂异常史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独立相关 [ 15 ] [ 16 ]，但体重指数不是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独立危险因素，吸烟可降低冠状动脉内皮细胞依赖性血管扩张功能，增加血小板聚集性，增高纤维蛋白原，导致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水平增高，被证实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戒烟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小动脉血管顺应性，改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从而改善大小动脉僵硬度，降低血小板聚集及改善血小板的氧化还原功能，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 17 ] [ 18 ]。本研究显示吸烟史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独立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吸烟会加快冠脉血管病变的发展，造成血管病变更加复杂。吴蕊等 [ 19 ] [ 20 ] 研究表明，糖尿病是冠心病患者PCI后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尤其对于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再狭窄风险更高，本研究显示，糖尿病病史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独立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的来说，我国医疗卫生人员对相关因素及指南的认知水平仍然不够，但危险因素知晓率控制情况方面均较前有明显提高，患病患者中老年患者仍占绝大部部分，并且大多患者合并有多种疾病，老年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不够，造成治疗药依从性差，此外也受患者自身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的制约，各级医疗机构应加强医护人员的宣传教育与全民健康教育学习，加强对患者的随访和指导，督促患者长期规范化治疗，也应重视对医生专业知识的培训，尤其是要加强对相关指南与共识的学习和应用，落实冠心病的规范化治疗和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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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及时应对企业日常IT运维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工作强度大，效率低、沟通渠道单一且服务质量迫切需要优化等问题，烟草公司在ITI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技术的基础上来建立了一个适应动态业务管理需求的智能信息运维服务一体化管理平台。该平台主要包括了对不同类型的事件管理、核心问题的管理、知识与资源管理、版本管理以及日志管理等多个功能，并通过ITIL模型将核心业务过程进行了组织与融合，为事件和问题的自动入库、跟踪、分析、处理以及预警等功能提供了完整的处理机制。应用结果表明，通过系统对IT资源的统一调度与共享，提高了IT运维工作的效率，并实现了IT资源全生命周期的运维管理规范化与共享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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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企业IT运维管理往往面对着企业复杂的业务模型与管理功能驱动下的多功能集成的需求，所生成的应用软件系统的结构复杂且灵活性较差，无法适应企业业务流程的快速变化与需求的动态变更，其滞后性往往需要通过软件产品定制升级或系统补丁的方式来解决 [ 1 ]。特别是在网络与大数据环境下，企业决策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发生故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 [ 2 ]，缺乏有效的IT运维管理已成为保障信息系统应用效果的关键因素，如何快速、及时地针对企业管理系统中出现的故障和问题进行有效地分析以及方案解决已成为企业迫切的管理需求。 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ITI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最早由英国CCTA (中央计算机与电信管理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经过多年的改进与优化而逐步形成的一套IT服务管理标准和规范 [ 3 ]。本文针对陕西省烟草商业企业工作的实际需求，通过梳理IT资源类别和运维管理工作流程，运用ITIL方法建立面向烟草商业企业的IT运维管理平台，并通过该平台的应用显著改善信息中心IT运维工作现状，简化工作流程、降低工作强度，实现IT运维信息化、标准化和痕迹化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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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IT资源以及ITIL管理的核心逻辑 定义1：IT资源是指为支持管理决策业务所涉及到的各种与信息化管理相关的资源要素，这些资源要素主要包括了：软件、硬件、网络以及人力等四个方面的核心资源，可形式化地表示为： R = 〈 S A ， H W ， N W ， P W 〉 (1) 其中，SA是企业中所有软件资源所形成的集合，即 S A = { s 1 k i ， s 2 k i ， ⋯ ， s n k i } ，且 s n k i 表示属于第k i 个分类下的第n个软件资源，且软件资源的主要分类包括：驱动软件、补丁软件、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这四种主要类型，同时，利用不同类型的软件资源所生成的数据也同步形成了企业的核心资产，同时，这些涉及到企业业务过程的大数据资源，也是IT运维管理过程中核心的管理对象。 HW是指企业中所有IT硬件资源所形成的集合，即 H W = { h 1 T i ， h 2 T i ， ⋯ ， h m T i } ，且 h m T i 表示第T i 个分类下的第m个硬件资源。一般地，企业硬件资源主要分为：移动终端、主机和服务器三大类，且不同类型的硬件资源不仅为企业软件资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载体；此外，硬件资源还包括了相关的配件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企业的核心固定资产资源，并成为了IT运维管理所涉及的核心业务对象。 NW是指企业中所有的网络资源所形成的集合，即 N W = { N 1 W i ， N 2 W i ， ⋯ ， N F W i } ，且 N F W i 表示第W i 个分类下的第F个网络资源。一般地，网络资源主要包括：无线设备、网线以及交换设备(如交换机和路由器)等三大类，从而利用这些网络资源将硬件与软件资源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为企业的IT运维提供了基础的运行环境保障。 PW是指企业中与IT运维业务中所涉及的人力资源所形成的集合，即 P W = { p 1 R i ， p 2 R i ， ⋯ ， p u R i } ，且 p u k i 表示第R i 个分类下的第u个人才资源。一般地，人才资源的主要也可以分为：企业用户、IT运维人员、IT管理员这三大类，考虑到不同类型的人员所具有的不同的职责与权限，可以实现或区分他们对不同IT资源的使用能力与状态，并从操作过程中获得所存在的问题或者异常事件，从而进一步来触发IT事件的管理与管理过程的动态交互。 为了有效地将IT资源进行协同管理，ITIL从事件出发，将运维全过程分解为：服务支撑以及服务提供两个方面。其中，服务提供过程的核心在于定义服务质量的水平(SLA)，从而确定需要达成的服务目标；而服务支撑则是为了达到服务质量的目标，通过服务台(Service Desk)所获取的各类用户事件来驱动整个IT运维过程的管理。例如，在问题管理的过程中，一方面，利用已有的服务资源对问题进行总结以及解决方案的呈现；另一方面，通过在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变更控制，同时进行系统更新与问题解决，从而实现系统版本的统一升级。这种基于事件驱动的问题处理方式中，解决方案库的完备性与业务过程的管理规范程度将直接决定了服务的质量与效果，ITIL整体服务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ITIL服务支持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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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基于ITIL的应用元模型 ITIL模型本质上是将IT资源在业务过程中进行管理优化的一个动态策略和过程，即在优化IT资源的基础上，达成IT服务水平的提升。因此，结合IT资源的形式化概念，本文提出了一个ITIL元模型的基础概念： 定义2：ITIL元模型是由运维管理资源模型、运维过程模型以及运维服务模型三个子模型构成的企业应用体系结构模型。它可用 三元组来形式化表示。其中R、P、S分别表示运维管理的资源模型、运维过程模型和运维服务模型，且运维管理的资源模型R如定义1所描述。 定义3：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通过对IT运维业务过程的进一步抽象，形成了以服务台为中心，以配置管理为基础的事件触发、问题识别、需求变更和版本发布的一个完整的业务过程管理体系。 其中，事件触发是指用户针对IT系统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的服务质量下降或是服务中断等的突发事故进行报告，并触发的事件记录与响应过程。在用户个人信用的保障前题下，通过对故障事件进行初步分析调查，抽取出相关的问题，并针对问题进一步利用知识库中的知识项来辅助进行故障问题的诊断、解决处理和故障恢复，最终实现对用户所确认的故障事件进行完整的修复为止，整个事件处理流程在不同类型的人员协作下，在服务水平协议SLA的要求下，在尽可能的最短时间内解来决并恢复中断的服务，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水平以及用户的满意度水平。 由于用户现场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事件，具有突发性和表面性，可能隐藏着背后的根源。因此，针对事件中的核心问题抽取和识别，则是问题管理功能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即从事件发生的现象到对事件发生的问题根源的挖掘，结合知识库来形成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因此，整个过程往往从问题的识别开始，经过对问题的分类和诊断，一方面与知识库建立连接，从中直接获取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在知识库无法有效提供方案时，可以进一步与专家资源进行在线请求与沟通，实现问题的解决，同时将解决方案进一步优化到知识库中，从而对整个IT服务提供闭环的管理与支持能力。 由于基于知识库的问题发现以及解决方案匹配为IT运维服务过程的优化与变更提供了新的机制，为适应硬件环境和系统软件变化所引发一些新的故障或问题，往往也会需要对IT运维管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设备性能检测与调优进行管理，其中包括了：软件的启动项、资源服务项以及软件系统的安装和卸载等管理过程中的局部特征的修改与优化。这也为整个IT运维系统的管理升级提出了新任务，因此，变更 图2. ITIL元模型的基本结构与内部交互关系示意图 管理是在问题管理的基础上，针对从事件中所发现的问题导致原来服务内容进行变更记录与任务的分派，通过对变更项的更新与迭代，实现系统的自我更新与优化，所完成变更的新版本通过版本管理过程来进行发布与记录，从而提升了IT运维的基准能力与服务的持续改进能力。 定义4：服务模型(Service Model)是指根据企业IT运维过程管理以及服务水平的设计要求，来建设IT运维的核心知识库、配置库以及资源库，从而形成了企业运维全过程的服务支撑体系，另外，资源库与IT资源模型相关联，一方面对IT资源的分类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为知识库提供了主题分类的客观依据，因此，一旦当故障或事件发生时，基层管理员的应急保障能力对日常运维工作是否高效至关重要，除了针对应用系统做适应性维护外，通过对主题内容的识别，提高内容检索的效率与质量。 因此，ITIL元模型中通过三个子模型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能够持续互动与协同的优化系统。如图2显示了整个ITIL元模型的基本结构与内部的核心交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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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ITIL的企业运维服务优化策略 4.1. 基于IT过程的资源分配策略 由于企业用户根据不同的权限可以操作和使用不同类型的IT资源，其中包括：软件、硬件或网络资源，因此，在实际的运维过程中，当用户进行咨询或者提出问题时，主要还是针对其个人具体可以授权操作的这些IT资源，因此，需要对每一个用户与相应的IT资源进行关联和分类管理，当用户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时，则可以快速地获取该用户所具有的IT资源信息的详细情况，形成用户–资源轮廓模型。 其次，在IT资源中存一个特殊的资源，即专家资源，这些专家具有不同类型IT资源的专业服务能力，并能够提供针对性的咨询与问题解决服务，即需要针对这些专家进行分类，并在事件或者问题发生后，在系统服务与支持能力不足时，能够提供有效的个性化的专业服务。 第三，在整个过程的管理中，一旦事件或问题等到解决，则对软件资源的版本进行了更新，这同时意味着对系统中的IT资源进行了新的更新，例如：增加了新的补丁，或者新的驱动，甚至是全新版本的软件、硬件或者是网络的相关资源。因此，IT资源模型与过程模型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且过程模型为IT资源模型的更新提供有效的驱动力。 4.2. 基于IT服务的资源主题分类策略 由于IT资源的配置与版本数据不仅需要存储在配置数据库中，而且也需要存储到资源库中，为了提供高效检索机制，这些IT资源则以不同的分类策略来进行存储，实验表明：以资源主题来进行分类的策略往往具有更佳的效果，并且该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任务： 任务一：完成对所有IT资源主题的建模以及数据的分类存储，即根据定义1中的资源类型以及经常出现问题的类型进行统一建模，形成对整个企业IT资源的分类管理。 任务二：利用IT资源主题对知识库中的内容进行重新分类管理，即知识库中的“问答对”将会以主题的方式来进行存储，即知识库中的前件(IF条件语句)以及后件(Then操作执行语句)所形成的知识规则对通过主题分类的方式存储来提高分析与知识推理的过程。而针对特定领域下的知识库构建可采用基于规则的决策树模型来实现。 任务三：利用专家资源对已有的知识库以及知识推理过程进行评价，从而获得一个利用专家来进行知识库持续优化的机制。 4.3. 基于IT过程的服务主题分类策略 在用户发生故障并启动一个事件时，可以根据事件的主题类型从知识库中快速地检索，由于知识库的建立采用了基于主题规则的决策树模型，因此，可以根据决策树中的条件进行快速地决策判断。同时，一旦知识库中的知识规则无法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时，系统则通过两种辅助方法来保障用户问题的解决： 方法一：根据所发生的故障或者是事件的主题分类，系统自动推荐相关领域中的专家资源，从而可以获得专家对事件的服务支持。 方法二：用户也可以将所发生的故障或事件发布中系统提供的企业互动空间，从而利用社交网络中全部用户的群体智能来进行协助问题解决。 在此基础上，将专家提供的问题解答，以及在社会化交流网络中所获取的最优方案，重新组织并形成一个新的知识，通过对系统知识库的动态更新来实现知识的扩充与服务能力的提升。 综上，通过将企业内部与外部的IT资源、运维过程以及服务能力的动态集成与持续优化，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资源集成策略，从而降低了在系统运维管理过程中的复杂程度，并提高了IT运维管理的可扩展性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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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基于ITIL元模型和多策略融合的烟草行业智能运维一体化管理平台 5.1. 基于ITIL元模型的运维一体化平台需求框架 在上述IT元模型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烟草公司运维管理业务过程的实际需求，本文在采用B/S分布式系统环境构的基础上，建了一个面向烟草行业IT运维一体化管理的智能服务平台，通过将运维系统中的相关硬件资源与设备、软件资源和各种系统以及网络环境等IT核心资源进行分类，并建立起一个利用IT服务台提供非接触式服务的一个远程运维的管理体系，从而实现网络事件与故障的及时响应与处理、系统运维过程中的问题与知识库中的知识的匹配、配置管理与版本变更管理等功能的具体实现。其中，整个系统的核心的功能如下： ①软件资源的运维管理功能：其中主要包括了省级卷烟营销平台、资金监管系统、OA系统、财务NC系统、V6系统以及其他业务应用系统的运维管理功能。同时，还包括了不同功能的自动还原，以及控件调优与开启兼容模式等操作功能。 ② 硬件资源的运维管理功能：为不同类型的硬件设备资源提供的自助式的驱动工具平台服务。并对利用设备的不同属性信息可以进行快速的组合式查询以及设备状态信息的自动采集，例如，可以按品牌、型号、选择操作系统类型的查询，来实现驱动资源的自动匹配与下载安装服务。 ③ IT服务台(Service Desk)管理功能：为所有终端用户提供IT服务与技术支持的统一接口，它不仅可以降低对IT运维管理人员的依赖，同时，可以将IT运维服务过程进行扁平化，建立面向用户需求与问题快速影响的IT服务台，从而为解决IT运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的服务入口与功能保障。 ④ 基于内网的IT远程服务：针对内网用户对软件补丁的自动修复的需求，通过将软件自动分发功能来实现软件补丁自动可以分发到分布式网络环境下的上百台计算机上，从而提升IT运维的效率与质量。 ⑤ 系统故障与异常事件登记功能：针对企业内部的网络环境以及硬件资源存在的故障以及异常事件进行登记，并可以通过对故障问题与异常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操作情况等特征进行快速的查询与管理。同时，系统可以自动测算出不同类别的故障与事件的平均恢复时间，形成有效的服务水平模板(SLA)，实现在故障以及事件的分级管理能力。 ⑥ IT运维知识库管理功能：建立帮助文档知识库便于用户针对故障和问题进行知识查阅与快速的问题解决。同时，针对西安烟草的IT运维管理人员，提供相应的知识储备资源，例如提供IBM POWER小型机和各类服务器做系统管理员的AIX、windows server等系统平台、磁盘阵列与RAID技术、网络存储的备份/容灾以及数据库做性能调优的相关资源，从而为提高IT运维服务能力提供基础。 综上，在ITIL元模型的基本结构与交互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烟草公司的核心需求，本文设计了一个一体化IT运维智能服务平台的完整框架，整个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IT运维一体化平台的整体需求框架 5.2. 一体化IT运维智能服务平台的实现 该平台基于J2EE开发环境，采用了经典的B/S架构模式，对企业中的硬件设备资源、软件系统资源以及网络资源等核心的IT运维管理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并根据IT运维的整体流程形成了一个完成的功能体系，其中，包括软件、硬件以及网络故障的运维管理、IT服务台务与配置管理以及企业知识库等功能。不仅利用企业IT服务台实现了运维过程的精简与扁平化处理，提升了整个服务质量；同时，也使得平台的兼容性、可扩展性和个性化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一体化IT运维智能服务平台的实现界面如图4所示。 图4. 一体化IT运维智能服务平台的实现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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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相关工作 由于IT服务的水平与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发展的系统保障能力与异常风险的控制能力，迫切需要对企业的传统IT运维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与支撑技术升级 [ 4 ]。由于传统的IT运维过程与企业的业务过程无直接关系，一旦出现问题和异常，往往采用救火式与被动式管理来实现故障与问题的解决，文献 [ 5 ] 提出了针对IT运维的绩效评价与成熟度的评估的策略，并指出ITIL通过流程的方式将业务过程与IT运维进行了整合，从而为IT运维的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献 [ 6 ] 则提出了一个基于ITIL可验证的ITIL实施项目模型(ITIL-IPM)，将ITIL的实施过程与服务过程相结合，并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来促进基于ITIL的服务管理实现。另外，在传统的ITSM的实施基础上，人们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采用自动问答(QA)的方式来进一步提高ITSM的工作质量与效率，但是由于自然语言的灵活性以及样本数据和短问句文本中抽取关键语义词的技术尚不完善，因此对现有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 7 ]，这也为IT服务的未来研究开辟了新的工作要求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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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在ITIL流程建模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ITIL元模型的基础框架，并结合烟草企业在IT运维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业务中的实际需求以及迫切需要改进的管理机制，建立并研发了一个一体化的IT运维智能服务平台，以适应动态业务管理需求。该平台主要完成了基于ITIL全过程的事件触发、问题抽取与匹配、版本变更与配置统一管理以及知识库管理等核心功能，并利用ITIL元模型实现了核心功能之间的信息融合，从而为异常事件以及故障问题的自动记录、分析挖掘、跟踪处理以及智能预警等功能提供了基础保障。实际应用表明：该平台能够实现对不同类型的IT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统一调度与管理。 另外，在IT服务台的设计过程中，为了提高服务的准确性以及质量，传统的方式均采用人工服务，例如各种呼叫中心或者服务台，这种方式不仅需要对人工进行长期的培训以及系统服务能力的配合，同时，由于面对大量的常见问题而使得人员长期无暇顾及到关键与核心问题的梳理与解决，特别是新技术所引起的新问题。因此，未来进一步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通过对内容语义的理解与内容生成，来自动地识别用户意图，并提供或生成针对用户问题的相关解决方案，这将是本文下一步进行深入研究与优化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IT运维服务平台的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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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实时定位与环境的三维重构已经成为越来越活跃的研究课题。随着增强现实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设备了解自身位置与周围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重要。增强现实想要实现追踪、物体识别，实现虚拟数据与现实场景相结合，就必须得到精确而可靠的位姿估计和周围详细的三维场景。相对于其他诸如谷歌眼镜等专用于AR的设备，智能手机作为当前应用范围最广的设备，在智能手机上实现实时定位与制图就变得非常重要。本次研究针对这种情况，基于当前最先进的单目视觉SLAM算法之一ORB-SLAM上实现了智能手机平台上的实时定位与三维重构，并对ORB-SLAM算法进行针对于Android上的优化，使应用可以在近年的智能手机硬件上进行实时定位与三维重构的效果，并且在ORB-SLAM的基础上实现了半稠密的三维重建，可以获得周围环境的轮廓信息而不是地图上稀疏的散点。应用获得到的结果可以用于物体识别与导航以及更有意义并且更加丰富的AR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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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前智能手机作为应用最广的装置之一，在硬件上已经允许提供AR (Augment Reality)必须的三维场景。但是AR应用要想实现跟踪，物体检测的功能，就必须获得世界的详细的三维场景，而且由于显示场景总是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要求算法能够快速地进行场景的更改和修正。所以获取周围环境信息与当前位置是智能手机上实现增强现实应用的必要条件。原本一直活跃在机器人领域的SLAM算法进入AR的视野。 同步定位建图(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简称SLAM)最早由Randall Smith和Peter Cheeseman等人于1988年提出 [ 1 ]，最早被用于机器人定位问题。SLAM可以描述为未知环境中估计移动传感器的位置，与此同时进行周围三维环境的重建问题。 2014年提出的ORB-SLAM算法(Oriented FAST and Rotated BRIEF SLAM，简称ORB-SLAM) [ 2 ] 在PTAM的基础上加入了闭环检测 [ 3 ]，闭环 [ 4 ]，以及在大规模时的误差调整方法 [ 5 ]，以此构成一个新的SLAM系统。ORB-SLAM系统克服了PTAM的主要不足，但是由于ORB-SLAM仍然基于特征点，所以依然只能得到稀疏的地图点。 跟ORB同时提出的直接SLAM算法LSD-SLAM (Large-Scale Direct Monocular SLAM，简称LSD-SLAM) [ 6 ]，实现了一个实时的半稠密SLAM算法。这种方法使用直接图像对齐结合基于滤波的半稠密深度图估计。同样使用直接方法进行追踪的还有2010年提出的DTAM (Dense Tracking and Mapping，简称DTAM) [ 7 ]。与LSD-SLAM不同的是DTAM是一个生成稠密地图的SLAM算法。 在LSD-SLAM提出后不久，ORB-SLAM的作者对LSD-SLAM半稠密原理 [ 8 ] 进行修改，得到了一种适用于宽基线帧之间的半稠密重建方法 [ 9 ]。由于它的半稠密方法是在宽基线帧之间的，它的理论上的误差必定小于窄基线帧之间的计算。并且通过新的融合方式和对异常点严格的检测标准，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 对于现今的SLAM算法来说，可以根据它所生成的地图密度分为稀疏，半稠密和稠密三种。其中稀疏地图SLAM主要用于定位，基本丧失了外界环境的形状信息，优点是速度很快，修正和使用的时候速度都很快，当前很多基于特征的方法都是使用的这种制图。稠密建图会将图像中的所有区域的形状及纹理都展示出来，但是由于点的数量过于庞大，需要在当前最高性能的GPU上工作。而半稠密建图综合了稀疏建图速度快和稠密制图具备形状和轮廓信息的特点，在产生具备大部分形状信息和高纹理区域地图的同时摆脱对GPU并行计算的依赖，使用CPU并行计算生成地图。显然半稠密的地图可以得到更多的环境信息，用途更多。 目前的AR设备主要是智能手机和其他专有设备，智能手机相对于专用设备来说更加普及，更加廉价。但是目前在智能手机上的SLAM算法能够达到实时性要求的并不多。本实验的目的是实现智能手机上的实时定位与三维建模功能。智能手机的实时定位功能基于最新提出的ORB-SLAM算法。ORB-SLAM目前作为最新的SLAM方案之一，还没有将其移植到手机上的先例。但是ORB-SLAM公布出的开源算法中并没有之后加入的半稠密的功能，只能得到稀疏的点云。稀疏的地图只在追踪相机的位置的时候有用，不能提供给AR应用提供场景的有效信息。 主要工作是完成了智能手机上基于ORB-SLAM算法的实时定位功能，并且优化ORB-SLAM在智能手机上的运行效率。之后根据论文 [ 9 ] 中半稠密的原理实现了基于ORB-SLAM满足性能要求的半稠密三维重构。 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1) 将ORB算法移植到Android手机上，优化算法在Android上的实现效果。 (2) 在Android平台上重建ORB-SLAM的输入输出部分，改进在Android上的运行效率。 (3) 根据论文 [ 9 ] 独立实现满足性能需要的基于ORB-SLAM算法的半稠密建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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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算法设计 目的是在Android实现满足实时性要求的半稠密SLAM算法。总体任务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1) 选择合适的SLAM算法，SLAM算法是整个项目的核心模块，通过摄像机输入连续的图像在确定摄像机位置的同时建立周围环境的半稠密的三维模型；2) SLAM算法向Android平台的移植，这里包含在Android上获取SLAM算法需要的参数，获取Android摄像机的产生的图像作为输入，以及Android的应用层与算法所在的Native的交互。 2.1. SLAM算法的选择 最新的SLAM算法有很多种，像LSD-SLAM、DPPTAM [ 10 ]、DTAM和ORB-SLAM，繁多的SLAM系统各自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陷。DTAM使用的直接法，但是由于直接生成稠密地图的原因，需要的运算量非常大，需要GPU参与并行运算，移植到Android程序上比较困难。DPPTAM与LSD-SLAM的原理一致，都是直接使用图片像素进行的相机位姿的修正，最后生成半稠密的地图，包含了场景中高梯度的区域。一般高梯度的区域就包含了场景中主要的形状信息。但是对于直接法SLAM来说，由于其涉及到每个像素的实际位置，需要的相机参数信息非常严格。由于手机平台的限制，在手机上只能算出相机内参的理想值，并且得不到畸变参数。畸变参数只有通过标定获取，对于用户来说，进行相机标定是不现实的。排除了直接法SLAM，就只能使用基于特征点的SLAM应用来减小相机畸变参数的不准确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选择了最新的基于特征点的SLAM算法ORB-SLAM算法，在它的基础上实现半稠密算法，获取包含场景三维形状的地图。 2.2. 基于ORB-SLAM的半稠密 ORB-SLAM的半稠密算法是一个适用于宽基线的半稠密算法。它只使用关键帧进行半稠密算法的计算，对于任意两个关键帧之间，在极线上搜索同名点，逐像素计算高梯度区域内点的逆深度，然后使用卡方检验滤去异常值，使用方差的倒数计算逆深度的加权平均值。最后将改点投影到相邻的关键帧上，寻找投影点附近的兼容点，只有找到兼容点的邻近关键帧的数量大于某个阈值时，才会保留改点。 基于ORB-SLAM半稠密的实现是按照ORB-SLAM半稠密论文Probabilistic Semi-Dense Mapping from Highly Accurate Feature-Based Monocular SLAM [ 11 ] 中的原理进行的，为了加快程序的运行速度，对中间有些细微的地方做了修改。以下是方法的大致步骤： (1) 对于每一个关键帧，进行逐像素的计算高梯度区域的逆深度。每一个像素计算在N个邻近关键帧上的极线，沿极线搜索改点的同名点，根据同名点和逆深度计算出一个逆深度的假定值。这样对于一个关键帧上每个像素就得到了N个对应于邻近关键帧的假定值。 (2) 每一个逆深度假定值都符合应当是一个高斯分布。在不考虑相机位置计算误差的情况下，这个高斯分布只受图像噪声、视差和匹配错误的影响。 (3) 由于在关键帧上的极线很宽，在图像上的搜索区域就会很大。为了处理相似像素点和梯度等值线区域造成的错误点，我们从N个假定值中得到其中一个最大数量的相互兼容点的子集，对这个子集中的逆深度进行融合。每一个在逆深度图上的逆深度都应该符合一个高斯分布。 (4) 由 [ 11 ] 中提到的正规化步骤，将上几步得到的点与周围点进行平滑调整。将一个像素点的逆深度设置为周围点的加权平均值。 (5) 在每个关键帧的深度都已经计算出来后，对于每一个点将其投影到他的邻近关键帧上。比较投影点与周围邻近点的一致性，邻近关键帧中一致点数量较少的时候，认为该点是异常点并删除该点。对于存在较多数量关键帧的邻近点数量，将深度设置为优化后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