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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2.1. “资源–社区”空间分异下乡村旅游地产权属性分类 “社区(community)”是乡村旅游研究的基础性概念，社会科学不同分支对社区的定义侧重点各有不同。例如，人文地理学者倾向于从空间集聚性角度定义社区；经济学者更注重社区的就业和市场属性，而社会学家在定义社区时则更侧重于社区内部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 [ 7 ] 。虽然各种有关社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多涉及空间、人、社会互动三个基本元素 [ 8 ] 。例如，Sproule (2002)将社区定义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并且认同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群人” [ 9 ] ，Shaffer (1989)指出社区是“生活在具有明确的地理、政治、社会、经济边界的环境背景中的一群人，他(她)们之间拥有可识别的沟通连带(communication linkage)，并通过沟通互动形成共同的目标” [ 10 ] 。基于上述研究，在旅游研究中，我们可以将社区理解为受到旅游发展活动影响的，聚居在同一地理区域，相互高度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村落、街区等形式。 “旅游资源(tour resources)”是存在于一定区域空间的可供旅游产业开发利用的潜在财富形态，是旅游开发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 11 ] [ 12 ] [ 13 ] 。长期以来，旅游学术界对旅游地形态的分类虽然存在不同的标准，但大多依托旅游资源的特点和性质，如按资源类型将旅游地划分为自然风光旅游地、农业旅游地、农事旅游地、民俗文化旅游地、聚落与建筑旅游地；按资源科技含量划分为现代型和传统型等 [ 14 ] [ 15 ] [ 16 ] 。作为旅游开发和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因素，旅游资源也是地方政府政府、社区居民、外来企业利益纠葛和权力博弈的焦点 [ 17 ] [ 18 ] 。本文以乡村旅游地“社区–资源”的空间分异为起点，分析不同“资源–社区”空间关系下乡村旅游地资源系统的产权属性，基于产权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对乡村旅游地分类。 如图1所示，在现实中，乡村社区和旅游吸引物资源的空间关系及其引致的资源系统产权属性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结合已有相关研究 [ 4 ] [ 19 ] ，本文基于社区与资源的空间关系及整个地区资源系统产权特点的差异，将乡村旅游地分为三种类型，即公共型(public-type)、私人型(private-type)、中间型(mixed-type)乡村旅游地。 2.1.1. 公共型乡村旅游地 此类乡村旅游地主要表现为居民社区与旅游吸引物资源在空间上相对，例如大型遗产景区、自然保护区周边的乡村社区通过提供住宿、餐饮、娱乐服务而形成的乡村旅游地。在这类形态的旅游地中，居民社区与核心旅游资源在空间以及产权结构上可以实现基本分离，社区既不构成资源的重要部分，也不与资源共享空间，因此，资源系统具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属性，在开发利用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具有非排他(nonexclusive)、非竞争(noncompetitive)的特点。因此，本文将这类乡村旅游地命名为“公共型乡村旅游地”。 2.1.2. 私人型乡村旅游地 这类乡村旅游地主要表现为旅游资源在乡村社区内交错布局，或成块状切割状分布，旅游吸引物资源具有明晰的产权边界。典型案例包括各种农家乐、乡村民宿聚集的乡村旅游地。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往往不具有大尺度的优质自然遗产或传统文化遗存作为核心旅游资源，而是通过点状的“微旅游环境”开发，实现对旅游市场的消费吸引 [ 20 ] [ 21 ] 。因此，在这类乡村旅游社区，旅游资源可分割性和“块状化”的社区布局保证其私人成本和受益能够较好地与社会成本和受益吻合，具有产权明晰、排他性和竞争性兼具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特点。因此，本文将此类乡村旅游地命名为“私人型乡村旅游地”。 图1. 资源–社区空间分异下乡村旅游地的产权属性 2.1.3. 中间型乡村旅游地 此类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与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具有高度重叠的突出特点。典型案例包括安徽西递、宏村，湖南凤凰城等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古村落、古镇、历史街区等 [ 22 ] [ 23 ] 。在此类乡村旅游地中，社区与资源在空间和产权上都存在高度重叠的关系，社区即是资源，资源即是社区，虽然古建筑等实物遗产可以通过交易实现产权的转移，而长久积淀的区域历史文化、传统生产生活场景作为旅游资源的核心则深深嵌入在社区之中无法剥离。这类乡村旅游地在现实中往往最为常见的形态，其资源系统具有有限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具有间于公共型和私人型之间的“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的属性 [ 24 ] 。因此，本文将之命名为“中间型乡村旅游地”。 2.2. 差异化产权属性下乡村旅游地治理结构选择 乡村旅游发展的本质是居民、游客、政府、企业等利益主体之间基于资源系统进行的涉及经济、环境、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重交易” [ 25 ] 。因此，合理的乡村旅游治理模式乃是在“交易成本最优化”基础上，对乡村旅游地各利益主体之间权、利、责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在乡村旅游地不同产权属性下，政府、居民、外来企业这三个核心利益主体在旅游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中具有不同的权利禀赋，呈现出不同的交易关系，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配以相应的治理结构，才能保障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平衡，实现旅游地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多重交易”的顺畅和可持续性 [ 26 ] [ 27 ] 。 2.2.1. 公共型乡村旅游地与政府主导模式 对于“公共型乡村旅游地”，旅游资源(例如大型自然遗产、自然文化保护区)是兼具“非排他”和“非竞争”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社区私自开发运营，或者外来资本开发运营均难以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平衡，根据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往往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和主导 [ 28 ] 。因此，在这一类型的乡村旅游地，政府在“多重交易”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禀赋，乡村旅游治理的更多地应采用“公平导向”下的政府推动路径，由政府将乡村社区、外来专业企业带入旅游发展的范围中，并实现管制和监督。因此，政府主导战略(government-led strategy)应是该类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的核心规则。 2.2.2. 私人型乡村旅游地与社区自组织模式 对于“私人型乡村旅游地”，旅游吸引物资源往往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可分割性资源和块状社区结构确保其私人成本和收益能够较好地与社会成本和收益吻合。因此，在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居民本身往往是旅游资源的直接承载者和生产者，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多重交易”中占据优势禀赋，因为在治理结构中应当充当主导性的作用 [ 12 ] [ 29 ] 。因此，在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居民主导(或村委会主导)下的自组织模式(self-dominance mode)可能是该类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治理安排 [ 30 ] 。与此同时，政府、外来企业也可以在基础设施提供、营销服务、产品补充等方面参与乡村旅游地的治理，但社区主导应当是该类乡村旅游地治理结构的核心原则。 2.2.3. 中间型乡村旅游地与多中心模式 对于“中间型乡村旅游地”，资源系统具有有限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具有准公共物品(private goods)的特点 [ 31 ] 。在这种条件下，乡村旅游组织模式采用单纯的政府主导、市场契约、村民自组织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根据Ostrom和Ahn (2003)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研究 [ 24 ] ，在这种具有“准公共物品”产权属性的乡村旅游地，一种介于市场和政府主导之间的，容纳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多中心(polycentric)”治理结构更为有效。具体而言，这种类型乡村旅游地的治理结构需要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外来专业企业之间形成一条相互协作、相互监督、共同参与的产业开发和旅游地管理框架，从而弥合旅游资源系统产权不清、利益纠葛的局面，在多方合作协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3. 整合框架模型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多维概念 [ 32 ] [ 33 ] ，包括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文化效益的协同共进 [ 34 ] 。因此，本文从旅游产业发展给乡村社区带来的“经济绩效”、“生态绩效”、“文化绩效”三个层面界定乡村旅游发展的综合绩效，对乡村旅游地治理结果进行全面的评价。 基于上文对不同“资源–社区”空间分异下乡村旅游产权属性的分析，以及“交易成本最优化”思路下治理模式选择的思考，本研究提出图2所示的整合模型，系统梳理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产权属性”、“治理优化”、“综合绩效”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具体而言，只有在把握特定乡村旅游地资源系统产权属性的基础上，配以相应的治理模式，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地方政府、本地社区、外来企业等利益主体各自的禀赋和优势，避免“权、利不清下”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恶性竞争，从而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地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协同共进的“良治”局面。 图2. 本研究整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