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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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支持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的研究 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训练提高了个体学业表现。通过工作记忆广度任务训练发现，训练提高了儿童的阅读成绩，且对患有阅读障碍的成人被试也同样有效，训练后提高了他们的阅读速度(Loosli， Buschkuehl， Perrig， & Jaeggi， 2012; Horowitzkraus & Breznitz， 2009)。此外，工作记忆训练也可以提高数学和计算能力。用复杂工作记忆任务对轻微智障青少年进行训练，Molen等(2010)发现训练提高了被试在简单算术任务上的成绩，并且伴随着工作记忆能力的提高。类似的结果也见Holmes等(2009)。工作记忆训练之所以能提高个体的阅读、数学等学业能力，很可能是由于工作记忆能力对个体学业能力发展的高预测作用(Hitch et al.， 2001; Alloway et al.， 2009)，正因如此，训练提高个体工作记忆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学业表现。 甚至有研究发现工作记忆训练能够提高一般认知能力或流体智力(Gf)。流体智力是一种推理和解决新异、抽象问题的能力，它不依赖于先前的知识和技能。一般认为，流体智力是学习和新技能获得的基础，其水平能有效预测个体在学业、事业等方面成就(Deary et al.， 2007; Gottfredson， 1997)。工作记忆是流体智力和执行功能的核心(Ackerman et al.， 2005; Friedman et al.， 2006; Jaeggi et al.， 2008; Garon et al.， 2008)，提高工作记忆特别是工作记忆刷新能力可以提高个体的流体智力。大多数研究者采用N-back任务这样一种提高工作记忆刷新能力的任务进行训练，都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果。Jaeggi等人(2008) 用双重n-back任务训练后发现，训练组流体智力成绩相较于控制组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流体智力的提升与训练后工作记忆提高量相关，该研究同时发现工作记忆训练对流体智力的提升存在剂量效应，训练的时间越长则流体智力提升越大(相似的结果也见Rudebeck等(2012)和Stephenson & Halpern (2013))。综合这些研究者的观点，训练之所以提高个体的流体智力，一方面是由于训练任务本身的适应性特点使得执行加工持续性参与，这引起g相关加工(即流体智力所需相关加工)而使被试最低限度地使用自动化和特定任务策略，另一方面，训练任务(n-back)和迁移任务(Gf)享有某种共同重要的认知能力(注意控制)，迁移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训练促进了个体的注意控制能力。实验中所使用的n-back训练任务涉及刷新新信息代替旧信息的过程，这启动注意转换机制，使经过训练的个体注意控制能力提高并迁移到流体智力任务表现中。最近，元分析的方法被应用于探究工作记忆训练的远迁移效应。元分析是对具有相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独立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定量综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因此，通过元分析，可以进一步整体把握工作记忆训练的远迁移效应。Au等(2015)对采用N-back任务训练的相关工作记忆训练研究进行了远迁移效应的元分析研究发现，训练产生了很小但显著的智力远迁移效应。与此一致，Karbach和Verhaeghen (2014)对老年人群体(60岁以上)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进行元分析，结果表明训练在流体智力上的远迁移效应处于中等水平。 总之，持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有效观点的研究者相信，仅仅几周的工作记忆训练能提高实验室量化测量的重要认知功能(Au， Buschkuehl， Duncan， & Jaeggi， 2016; Au et al.， 2015; Jaeggi et al.， 2008; Jaeggi， Buschkuehl， Jonides， & Shah， 2011)。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训练对老年人提高认知能力、改善认知功能都非常有效(Karbach & Verhaegh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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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质疑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的研究 然而，质疑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的声音一直存在。少量的研究支持远迁移无效的观点。Redick等人(2013)用适应性的视听双重n-back任务训练，将视觉搜索作为控制组任务，采用多种智力测量方式(如，瑞文高级(RAPM)，瑞文标准(RSPM)，卡特尔文化公平测验(Cattell Culture-Fair Test)，折纸(Paper Folding)，未发现训练提升流体智力的结果。类似的研究也未发现远迁移效应(Harrison et al.， 2013; Thompson et al.， 2013)。与Jaeggi等人(2008)发现工作记忆训练能远迁移到个体流体智力的研究不一样的是，这些未发现类似远迁移结果的研究，他们的实验设计中包含了积极控制组，并采用多种后测测量方式，而Jaeggi 等人的研究里并不设置积极控制组且对流体智力的测量只采用了单一的流体智力测量(瑞文高级(RAPM)或难度更高的Bochumer Matrizen-Test (BOMAT))。可见，实验设计以及测量方式的不同或许是造成这些研究之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鉴于这些与前人研究不一致的结果，元分析方法试图进一步综合考察工作记忆训练的远迁移效应。主要分别以Au和Melby-Lervåg等人的元分析为代表，对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是否稳定出现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虽然Au等(2015)以及Karbach和Verhaeghen (2014)在他们关于工作记忆训练的元分析中发现训练产生了很小但显著的智力远迁移效应(如前述)，但由于这两者的元分析过程中存在纳入文章的偏差，如Au 等选取的文章限制于Google Scholar和PubMed数据库，忽略了Psych INFO和ERIC中符合纳入分析标准的三篇文章，而Karbach等人的元分析中甚至还包含了无控制组的文章，因此，这种偏差会误导训练的真实结果。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在规避了Karbach等人元分析中基线差异、控制组、极端值等问题后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训练远迁移效应很小并接近于0 (效应值g = 0.05)，统计上不显著。这样的结果与他们前面那篇元分析的结果相一致：Melby-Lervåg和Hulme (2013)的元分析发现，训练并未对计算、阅读、词语解码等产生远迁移效应，在非言语能力上虽发现了显著的即时远迁移效应，但不持久。而且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分别重新计算了Au等(2015)元分析中包括的所有文章效应值(g = 0.13)和增加几篇符合筛选条件的文章后的效应值(g = 0.10)，发现结果与Au等(2015)的计算结果(g = 0.24)不一致。 以上元分析结果的不一致，与元分析研究的筛选标准、文章纳入、控制组等变量有关，具体将在文章下一部分详细介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偏倚”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般能搜索到的已经发表的文章几乎全都是有阳性结果的文章，阴性结果的文章相对较少(不易发表)。如果考虑到“发表偏倚”，工作记忆训练效益会更小或不存在。因此，持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无效观点的研究者相信，工作记忆训练只能产生短暂的近迁移，无有力证据表明训练能产生远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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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远迁移的进一步争议和解释 现有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激化了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的争议，以Au和Melby-Lervåg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基于元分析结果，围绕积极控制组的设置、效应值计算、基线差异等问题展开争论，进一步探讨远迁移效应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 4.1. 积极控制组的设置 Melby-Lervåg和Hulme (2013)在元分析研究中，比较了有、无积极控制组对训练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控制组的使用在结果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据此认为控制组设置会带入霍桑效应从而混淆真正的训练效应。Au等人(2015)做了相同的分析，结果却显示积极控制组和消极控制组远迁移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含消极控制组的研究远迁移效应显著大于含积极控制组的研究。他们据此提出，不是控制组设置混入霍桑效应而是其它混淆变量影响远迁移结果。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很快质疑了Au等人的上述观点，认为Au等(2015)的结果恰恰说明了控制组设置带来霍桑效应；实验时如果没有设置积极控制组，则有可能不是训练而是被试的期待造成了训练效果；设置积极控制组才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特定认知训练产生的效益。此外，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还指出Karbach和Verhaeghen (2014)元分析中训练组与积极控制组远迁移效应差异并不显著的结果(p = 0.056)，认为必须考虑控制组设置才能探讨训练的实际效应。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对Au等(2015)纳入的文章再次元分析发现含积极控制组和含消极控制组的研究的效应量差异显著，再次表明了积极控制组设置对远迁移效应的影响。 面对质疑，Au等(2016)回应到，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误解了组内效应值(积极控制组或消极控制组前后测差异标准化计算的效应)和组间效应值(训练组/控制组后测计算的效应)的涵义。组内效应的比较体现霍桑效应，组间效应的比较则反映迁移效应。Au等反驳称，控制组设置带来霍桑效应的理想数据如图1(a)所示，但他们的元分析结果如图1(b)所示，这一结果并不支持工作记忆训练效应是由霍桑效应导致的解释。Au等进一步提出，是其它因素而不是霍桑效应造成了有、无积极控制组效应显著差异的结果，含消极控制组研究的效应值显著更高与训练组超常表现有关，但具体的解释尚不清楚，特别是在考虑到含消极控制组研究的训练组效应值仍显著高于含积极控制组研究的训练组效应的情况。此外，Harrison等(2013) 和Redick等(2013)的研究采用了积极控制组，但积极控制组的表现没有超过消极控制组，也不符合霍桑效应理想数据模型。因此，Au等人反驳称，工作记忆训练的霍桑效应并不是由控制组设置而是其它因素造成。 图1. 霍桑效应理想数据(a)与元分析实际数据结果(b) (修改自Au等，2015) 4.2. 效应值(Effect Size)的计算差异 Melby-Lervåg和Hulme (2013)在他们最初的元分析文章中使用gain score计算训练效应值，即： Gainscore = ( ( Post Treatment − Pre Treatment ) − ( Post Control − Pre Control ) ) / SD PooledPre [Post Treatment ：训练组后测均值；Pre Treatment ：训练组前测均值；Post Control ：控制组后测均值；Pre Control ：控制组前测均值；SD Pooled Pre ：前测联合标准差] Au等(2015)使用Post ES的计算方法，即： PostES = ( Post Treatment − Post Control ) / SD Pooled [Post Treatment ：训练组后测均值；Post Control ：控制组后测均值；SD Pooled ：联合标准差] 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指出，有必要将个体水平上的基线差异纳入效应量的计算，gain score的计算方法理论上有更强的检验力。Au等(2016)则认为，Post ES是在假设被试的基线差异不显著的前提下，将训练后两组的后测差异平均值标准化所计算出的效应量，且该计算方法在许多研究中得到应用(如，Dunst， Hamby， & Trivette， 2004; Higgins & Green， 2011)。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反驳称，不考虑基线水平差异的效应值计算会误导训练真实结果。Au等(2016)回应称，虽然使用Post ES的计算方法，但他们的研究中基线水平无显著差异，且用gain score的方法重新计算，得出的效应量和用Post ES计算的结果几乎是相同的(g post ES = 0.241; g gain scores = 0.239)；他们据此驳斥，是元分析数据编码和组织过程中不同的决策(多重训练组的效应值计算、文章纳入偏差、Gf的定义)而不是不同计算方式导致的结果差异。 4.3. 个体基线水平的差异 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认为，认知训练研究中被试分组非随机化和小样本会导致各组显著的基线差异，他们以Von Bastian等(2013)的研究为例指出，在不考虑基线差异的情况下，智力远迁移效应增加0.1个标准差；在考虑基线差异的情况下，远迁移效应减少0.4个标准差。此外，Karbach和Verhaeghen (2014)的元分析基于小样本(5~12个研究)进行效应分析，会产生严重的结果偏差。Salminen等(2012)的研究发现低基线组前后测改变存在显著差异，高基线组则没有显著差异。事实上，多项研究发现基线水平较低的被试在训练后改变大于高基线水平被试(朱祖德，段懿行，&王穗苹，2017; Chein & Morrison， 2010; Jaeggi et al.， 2011; Schmiedek， 2010)。因此，Melby-Lervåg和Hulme (2016)强调，没有考虑基线差异会给出严重错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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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远迁移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面对当前领域内激烈的争议，我们有必要对远迁移是否存在进行深入地讨论。目前，可以较为肯定的是，远迁移效应在较年轻的被试群中更稳定。Yvonne等(2012)训练老年被试和年轻被试的工作记忆，发现训练使年轻被试在瑞文推理、Stroop任务上的远迁移效应更大。Salminen等(2016)和Borella等(2014)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另外，工作记忆训练在特殊人群中的远迁移效果通常较为明显。对ADHD儿童、中风病人、阅读障碍、轻微智障以及工作记忆能力低下的被试进行工作记忆训练的研究发现，训练不仅减缓了症状，还提高了推理、阅读以及计算的成绩(Holmes et al.， 2009; Klingberg et al.， 2005; Loosli et al.， 2012; Mj et al.， 2010; Westerberg & Klingberg， 2007)。此外，适当的动机影响远迁移效应。比如，Foroughi等(2016)发现，激发安慰剂组被试想提升认知能力的内部动机，其流体智力在训练后的提高幅度相当于标准智力测验的5到10个点，但控制组的表现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另外，Jaeggi等(2014)的研究发现，金钱奖励(外部动机)也影响远迁移效应，没有或适当的金钱奖励促发远迁移效应。最后，认为智力可塑的信念也影响远迁移效应(Jaeggi et al.， 2014)。可见，已有研究中存在一些未控制的混淆变量，可能是不同研究之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Holmes et al.， 2009; Mj et al.， 2010)发现，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不在训练后即时发生，而在训练后测间隔一段时间的测试中才出现，即可能存在“延迟迁移效应”。但相关的证据仍不足，今后的研究可作进一步探讨。 理论上，工作记忆训练产生远迁移效应是有可能的。在有关远迁移效应的理论解释中，目前较为合理的是PRIMs (Prim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lement)理论(Taatgen， 2016)。该理论假定，当被试进行某特定任务训练时，训练过程中会提高被试的一般认知技能，这种提高了的一般认知技能可在完成其它任务时再次使用，从而提高被试在其它任务中的表现。这个理论为解释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机制提供了参考。它强调训练任务与迁移任务之间存在部分重叠，具体来说可能是存在相同的算法，但又不完全相同。训练强化了这些算法的使用，可以理解为提高了认知技能，这种技能正好也是完成迁移任务需要的，进而产生了迁移。举例来讲，工作记忆训练提高了工作记忆能力，这种提高的一般认知技能正好也是推理、解决新异问题所需，因此能够产生对流体智力的远迁移。按照该理论模型，工作记忆训练的远迁移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只是由于研究中没有控制好混淆变量的影响，才造成有关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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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研究展望 针对目前各研究之间不一致的结果和元分析存在的争议，未来需要做更多的探索。具体地，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设置积极控制组，一方面考察实验中存在的混淆变量，即是否存在安慰剂效应，以解决目前关于设置积极控制组与否的争议。另一方面，还可以考察训练任务属性对训练迁移效果的影响。有些研究(Jaeggi et al.， 2008 ; Jonides， 2004)指出，训练任务和迁移任务要具备共同的加工基础，迁移效应才会发生。一般认为，领域一般性的训练任务会迁移到未经训练的任务上，而领域特定性任务则有局限，只迁移到领域特定性的任务上，未来的研究可从训练任务属性产生不同迁移效果这方面进一步研究，加深对迁移机制的理解。另外，个体差异对训练迁移效果的影响也应该引起重视，如：被试动机、个体基线差异等。以往的研究显示，诱发被试动机的方式一般有反馈、奖励以及训练程序的有趣性(例如：采用游戏的形式)，不同的动机特征也会对训练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Katz et al.， 2014)。未来在实验设计上可将被试动机作为变量，探究动机对迁移效应的影响。很多研究已经表明，通过工作记忆训练使工作记忆能力提高，都与中央执行系统有关(Baddeley， 1992; Baddeley， 2001; Swanson & Berninger， 1996; Westerberg & Klingberg， 2007)。因此今后重点训练中央执行系统，或许能显现训练的最大远迁移效应。此外，追踪研究也很有必要，目前对迁移效应持续性的探究还比较少且还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果，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是否有效，对其效应持续性的评估必不可少。总之，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探究相关混淆变量对迁移效应的影响，为充分理解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的有效性提供证据和思路。 另外，研究者在未来还需要回归到基础性研究，清楚地理解和探明工作记忆的加工机制、工作记忆各成分的可塑性，以及这些成分如何影响其它认知能力。此外，根据前面提到的PRIMs理论，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效应更可能是由于训练任务和测试任务之间所涉及的认知能力的重叠程度，今后在实验研究中可采用测量学的方法对两者所涉及的认知能力的重叠程度进行测量。就工作记忆训练提升智力而言，未来可以从研究工作记忆各成分与智力的关系，充分利用相关和回归的方法，测量两者在共同成分上的重叠程度，并探究两者重叠程度对迁移效应有没有预测作用以及多大程度上进行预测。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远迁移产生的机制，丰富重叠度迁移理论的实证依据。 最后，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在神经方面提供更多的证据。虽然以往的研究发现，工作记忆训练的行为改变伴随着神经机制的改变(Metzler-Baddeley， Caeyenberghs， Foley， & Jones， 2016; Olesen et al.， 2004; Thompson， Waskom， & Gabrieli， 2016)，但探究远迁移效应神经机制的研究不多。Greenwood和Parasuraman (2016)对认知训练远迁移神经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他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注意控制脑区对迁移的关键作用。但工作记忆训练远迁移的神经机制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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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通过研究初中生气质类型特点、时间管理倾向对网络成瘾的预测关系，对预防和矫正初中生网络成瘾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初中生气质类型特点、时间管理倾向与网络成瘾及其关系进行调查分析。结果：1) 男生和女生的网络成瘾平均值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初中生网络成瘾总分不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2) 时间管理倾向和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3) 初中生身上的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和抑郁质气质类型特点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相关；4) 时间管理倾向在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时间管理倾向在初中生气质类型特点和网络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气质类型，初中生，网络成瘾，时间管理倾向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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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现代社会，随着网络的普及化，网络成瘾的人数呈几何级数迅速激增，与此同时，网络成瘾的低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学习效率和健康成长，过度使用互联网会对青少年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如社交孤立和打乱日常生活(Young， 2009)。初中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及时有效的制止和预防，将会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Kandell， 1998)。本研究从初中生个体行为着手，探讨其网络成瘾倾向与其气质类型特点、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研究时间管理对网络成瘾倾向的气质类型差异，通过研究探讨气质类型特点对网络成瘾的预测关系，针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初中生采取合理的预测手段。 这些年来，对网络成瘾者个性及认知特征的研究在整个网络成瘾研究领域中占绝大部分。已有相关数据证明，气质类型与网络成瘾倾向有较高相关。Lee和Jung (2012)提出人格特质，特别是气质类型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联系。刘连龙&胡明利(2008)的研究表明，初中生气质类型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刘连龙&胡明利，2008)。王健&张芝(2007)的研究表明，社交娱乐活动的动机和满意度与网络成瘾有关，依赖、羞怯、抑郁和低自尊都与网络成瘾有关。朱传文(2014)的研究已经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所谓的时间管理，指的是个体对时间提前做策划，把什么时间段干什么，做好安排，根据规划，时间才能被合理的利用，做好时间管理，可以让我们合理安排时间，也能督促自己做好每一件事情。回归分析表明，时间监控和时间效能感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朱传文，2014)。气质类型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技校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存在显明的气质类型差异，时间监控观维度与时间效能感维度存在明显的气质类型差异(谭红秀，景贤艳，刘中明，张然，萧永宁，&薛思敏，2013)。个体具有的时间管理倾向能力越强，越不容易形成网络成瘾。那么，针对于我国初中生群体，时间管理倾向是否对不同气质类型个体产生相同的影响，换言之，初中生的气质类型是如何通过时间管理倾向进而影响网络成瘾，这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证实。 综上所述，为了解当下初中生网络成瘾现状，了解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网络成瘾的倾向性，明确网络成瘾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的了解网络成瘾现象，丰富对于网络成瘾的研究。本研究从初中生个体行为入手，探讨其网络成瘾倾向与其气质类型特点、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研究时间管理对网络成瘾倾向的气质类型差异，时间管理倾向对于网络成瘾倾向的预测作用。把结论应用于实践中，可以使教育工作者深入了解网络成瘾者的具体原因及其特征，针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初中生采取合适的教育方式和干预措施，以期对预防和矫正初中生网络成瘾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使初中生远离网络成瘾，合理安排时间，为初中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提供可靠的心理学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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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抽取山东省滨州市某中学和山东省潍坊市某中学的初一、初二、初三学生250名，进行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255份。在发放问卷之前，首先与学校领导和老师沟通联系好，利用学生下午第四节课外活动时间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发放问卷与说明指导语的主试均为心理学本专业学生，问卷用时20分钟。共获得209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82%。其中女生98人，男生106人，初一118人，初二49人，初三42人。 2.2. 工具 2.2.1. 气质类型量表 采用北师大的教授等人译定的气质量表(Jerry M. Burger著，陈会昌等译，2000)。共四种气质类型，包括胆汁质、粘液质、抑郁质、多血质，本量表共60个项目，每十五道题的得分相加得到在一种气质类型上的分数，无反向计分(陆运青&王建忠，1995)。由于每个被试在每种气质类型上面都有相应的得分，本研究探讨四种气质类成分与时间管理、网络成瘾的关系。本量表采用+2、+1、0、−1、−2五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该种气质类型成分越高(陆运青，王欣，&刘毅伟，1994)，本量表的信度为0.980。 2.2.2.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采用黄希庭教授等人编制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黄希庭&张志杰，2001)。本量表共34个项目，三个维度，它们是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感和时间效能感。其中，时间价值感包括10个项目；时间监控感包括24个项目；时间效能感包括10个项目。本量表采用1~5五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越高，本量表的信度为0.963。 2.2.3. 网络成瘾量表 采纳陈淑惠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1999)，本量表共26个项目，分为五个维度，分别为强迫性上网维度、戒断反应维度、耐受性维度、人际与健康问题维度、时间管理问题维度。无反向计分，各个维度所对应的题目得分相加即为被试在该维度的得分。本量表采用0~3四级计分，得分越高，网络成瘾越严重。本量表的信度为0.910。 2.2.4. 数据处理 运用spss22.0和amo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积差相关、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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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初中生气质类型特点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研究发现，初中生气质类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和粘液质四种气质类型特点在初三学生身上表现的比较明显。 初中生身上的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和抑郁质气质类型特点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相关，其中，抑郁质气质类型特点和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得分越高，越容易形成网络成瘾；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上的得分越高，越不容易形成网络成瘾。多血质气质类型特点与网络成瘾不存在显著相关。对于多血质的初中生而言，影响他们形成网络成瘾的原因更大一部分是由于后天因素，而不是遗传。 4.2. 时间管理倾向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研究发现，初中生时间管理倾向表现为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时间管理倾向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时间价值感存在明显年级差异；这与前人得出的结论“男女不同性别会影响到初中生的时间管理，男生的时间管理与时间意识明显低于女生，且达到显著水平”不一致(黄希庭&张志杰，2001)；与郭传慧“性别对时间管理倾向及其子维度的影响小(郭传慧，2011)”的结论相同，将来的研究可以将地区差异相关因素作为研究方向，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男女生的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因素。 网络成瘾及其五个分维度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与Madhusudan M(2018)的结果不同，但是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其中，强迫性上网、戒断反应、人际与健康问题的年级差异显著，即强迫性上网维度、戒断反应维度、人际与健康问题维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进一步分析，得到从初一到初二学生网络成瘾程度呈上升趋势，且初一到初二的网络成瘾上升速度大于出二到初三网络成瘾的上升速度，我国初一学生刚刚从小学阶段进入中学阶段，生活学习方面还不能适应，更容易对虚拟的网络世界产生依赖。该研究结果是否实用于不同教育背景之下的西方国家，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时间管理倾向与网络成瘾存在负向相关且关系极其显著。也就是说，时间管理能力越强的初中生，越不容易形成网络成瘾。 4.3. 初中生气质类型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 研究发现，初中生的多血质气质类型特点、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抑郁质气质类型特点与网络成瘾存在正向相关且关系极其显著。初中生在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和抑郁质气质类型特点上的得分越高，时间管理倾向越好。 4.4. 初中生气质类型特点、时间管理倾向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时间管理倾向在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可以通过时间管理倾向有效预测网络成瘾。对于不同气质类型特点的初中生而言，通过对其时间管理倾向的加强可以有效降低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对于儿童教育，父母应该培养儿童的感受性、灵活性，提高其时间管理倾向。 教育事业可着力于提高初中生的时间管理倾向，特别是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较高的个体，这对于降低整个社会网络成瘾的发生率具有较大意义。该中介效应还可推广于临床，帮助临床医生将干预措施与相关的人格特征相匹配(Staiger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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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初中生气质类型可以有效预测网络成瘾。抑郁质、胆汁质正向预测网络成瘾，初中生人格特质中抑郁质气质类型特点、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越高，越容易形成网络成瘾；粘液质反向预测网络成瘾，初中生人格特质中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越高，越不容易形成网络成瘾。 初中生气质类型可以有效预测时间管理倾向。初中生在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和抑郁质气质类型特点上的得分越高，时间管理倾向越好。时间管理倾向在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粘液质气质类型特点、胆汁质气质类型特点可以通过时间管理倾向有效预测网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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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多倍体肿瘤巨细胞(PGCCs)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癌细胞亚群，常含有单个巨大的细胞核或多个细胞核，且细胞核通常不规则。与普通二倍体肿瘤细胞相比，PGCCs细胞周期、增殖方式、分化能力、形态、大小、染色体异常、致瘤性、抵抗放化疗等方面均不相同。过去常认为PGCCs处于有丝分裂的阻滞期并且处于细胞凋亡的边缘，是无法存活的，因此不被重视。但是最近研究发现，PGCCs不仅是可生存的，而且具备胚胎干细胞样特性，通过不对称分裂产生子代细胞，进行多向分化，且在肿瘤耐药、上皮间质转化和侵袭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就PGCCs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和思路。 关键词 :多倍体肿瘤巨细胞，多向分化，耐药，上皮间质转化，侵袭转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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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恶性肿瘤是指肿瘤细胞处于去分化状态，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多个基因组DNA拷贝(多倍体)的巨型细胞，被称为多倍体肿瘤巨细胞(PGCCs) [ 1 ]。PGCCs是一种特殊的非典型癌细胞亚群，主要存在于实体肿瘤中，含单个巨大细胞核或多个细胞核，细胞核通常不规则。病理学家张诗武等 [ 2 ] 将细胞核体积与二倍体肿瘤细胞核的比例≥3的细胞定义为PGCCs。PGCCs通常被认为是基因组不稳定性的中间产物。在形态、大小、染色体异常、致瘤性、抗放疗和抗化疗方面，PGCCs与普通二倍体癌细胞均有显著不同 [ 3 ]。这类细胞在体外培养过程中常被发现，但是过去不被重视，通常认为PGCCs是处于有丝分裂的阻滞期并且处于细胞凋亡的边缘的细胞，是不分裂且不能生存的。然而，最近研究发现，这些大的癌细胞不仅是可生存的，而且还可以通过不对称分裂产生具有癌症干细胞样特性的子代细胞 [ 1 ] [ 4 ]。研究表明，四倍体细胞促进癌细胞存活并促进转化，在放射治疗、化疗和RAS致癌基因激活后，在衰老的成纤维细胞和癌细胞中观察到，多倍体肿瘤巨细胞出芽产生子代细胞而再生。多倍体可以促进衰老诱导的复制障碍，促进肿瘤的进展，甚至会导致转移 [ 5 ]。多倍体比二倍体有多重优势，例如，与有丝分裂的细胞相比，PGCCs具有灵活性，对高度结构化的组织破坏性较小。此外，PGCCs基因组拷贝数增加，它们通常产生基因的相互作用、表观遗传变化、基因表达水平以及DNA重组，这些基因表达变化可能是癌细胞生命周期至关重要的因素，进行高效的DNA复制，更能适应肿瘤微环境的低氧和其他刺激，产生子代细胞更加高效，所有这些机制都可以协同工作，促进快速的恶性增长 [ 4 ]。PGCCs促进了实体瘤的异质性并具有癌症干细胞的特性，PGCCs的数量通常随着病理分级和分期程度增高而增加 [ 1 ] [ 2 ] [ 3 ] [ 4 ] [ 6 ] [ 7 ] [ 8 ] [ 9 ] [ 10 ]。大多数的PGCCs都存在于坏死区域周围以及在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之间的浸润边界，这些地方的肿瘤细胞处于低氧微环境中 [ 8 ] [ 9 ]。PGCCs通常在高级别癌症、化疗或靶向治疗后被发现，而且通常随着肿瘤分期、分级和治疗而增加 [ 11 ]。然而，由于对PGCCs的生物学功能研究较少，PGCCs只在病理学家阅片的时候经常被发现，并没有引起肿瘤学家的广泛关注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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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PGCCs形成机制 2.1. PGCCs不是细胞衰老状态 传统认为多倍体细胞是细胞的衰老状态，而多倍体诱导则被认为是一种肿瘤抑制机制，因为多倍体细胞被认为不能进行有丝分裂。S Zhang等对HEY、SKOv3和MDA-MB-23形成的PGCCs进行β-Gal染色未发现阳性染色，表明PGCCs并不处于衰老状态 [ 7 ]。研究已经证明PGCCs通过出芽产生子代细胞，而子细胞出芽则与衰老逃避有关 [ 1 ]。PGCCs可以通过形成一个非整倍性的后代来逃离衰老，这种后代具有增殖能力，且对抗癌治疗具有抗性，研究表明，紫杉诱导的有丝分裂和胞质分裂失败可以激活衰老程序并导致衰老PGCCs的形成，同时促进重新编程和基因组重组以产生新的耐药癌症细胞 [ 11 ]。 2.2. 组蛋白表观遗传调控可能在PGCCs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PGCCs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有多个DNA拷贝，流式细胞术和荧光原位杂交(FISH)揭示了单个PGCC中多个DNA拷贝的存在 [ 2 ]。但尚不清楚这些DNA在遇到组蛋白时如何组织成核体的。卵巢癌细胞系HEY和SKOv3在使用CoCl 2 处理以后形成PGCCs，通过蛋白质组分析HEY和SKOv3及其PGCCs，PGCCs中下调最显著的是参与核苷生成的组蛋白H1链蛋白家族。不同类型的组蛋白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表达在HEY-PGCCs中则显著升高，在SKOv3-PGCCs中，磷酸化的H2AX，三甲基-H3和H1.3的表达比普通SKOv3细胞要高。这些结果有力地表明，组蛋白介导的表观遗传调控可能在PGCCs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 4 ]。 为了确定PGCCs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分子机制，N Niu等对二倍体HEY细胞进行H1B、Aurora A和γ-tubulin染色后使用共聚焦扫描显微镜进行观察。在有丝分裂期间，H1B被高度表达并与染色体共定位在细胞的中间平面上，在中心体的纺锤体极中发现了Aurora A，而且在排列的染色体两端都很容易看到中心体γ-tubulin。而在PGCCs中，没有发现任何纺锤体样的结构，而α-tubulin形成了一个微管状结构，围绕着伴有出芽的巨大细胞核。在一些细胞核中，只有零星的H1B阳性颗粒散在，这表明染色体并不是用组蛋白组装的。此外，没有Aurora A表达。出芽的细胞在横切面上由红色荧光标示的不连续的α-tubulin组成的微管网状结构围绕，在纵切面上，由微管状编织结构所围绕，并由纤细的纤维桥连接。此外，细胞核也分裂成大小不同的子核，它们连接到一个纤细的染色质桥上。这一过程并不涉及中心体的组装，因为缺乏γ-tubulin染色 [ 5 ]。 2.3. 常见诱导剂及产生方式 PGCCs可以通过失败的细胞周期(核内复制)或细胞融合产生 [ 2 ] [ 3 ] [ 4 ] [ 12 ]。核内复制有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被称为核内周期，它由交替的DNA合成期(S)和间隙期(G)组成，在有丝分裂期(M)或细胞分裂期间没有染色体分离。另一种形式被称为核内有丝分裂，在这种情况下，细胞执行一种失败的有丝分裂，姐妹染色单体不会完全分离或细胞不会完全分裂，然后重新进入S期以产生多核细胞 [ 11 ]。核内经历多轮DNA复制，而无有丝分裂，是一种进化上保守的方法产生多倍体细胞，在人滋养层细胞(为了满足胎儿发育的高氧需求)以及巨核细胞(产生血小板)中很常见。在癌症患者中，某些抗肿瘤化疗药物可以增加巨细胞的形成，这些细胞通常被认为处于有丝分裂的阻滞期，随后是细胞凋亡阶段。由于PGCCs绕过耗时且有序的有丝分裂事件，因此可以进行快速更新和繁殖 [ 4 ]。 2.3.1. 氯化钴(CoCl 2 ) 一种化学缺氧模拟剂，可以选择性地杀死普通二倍体细胞，通过核内复制或细胞融合来诱导PGCCs的形成 [ 2 ] [ 4 ] [ 6 ] [ 7 ] [ 9 ] [ 12 ]。CoCl 2 通过稳定低氧诱导转录因子1α (HIF-1α)来模拟缺氧，CoCl 2 处理所得PGCCs中HIF-1α的表达上调 [ 7 ] [ 11 ]。张诗武等研究发现低氧诱导因子HIF-1α及其已知的靶标STC1在人类卵巢癌细胞系HEY和SKOv3的PGCCs中被上调 [ 4 ]。CSL是典型的Notch信号传导的关键蛋白，CSL的缺失导致常氧条件下的缺氧反应，导致HIF-1α稳定不降解以及PGCCs产生，这表明在产生PGCCs和癌症发展方面，Notch信号通路起了关键作用 [ 11 ]。 2.3.2. 紫杉醇(PTX) 一种有丝分裂抑制剂，通过抑制细胞分裂和诱导细胞凋亡而广泛应用于治疗癌症患者。紫杉醇处理的细胞在有丝分裂的纺锤体组装、染色体分离和细胞分裂等方面存在缺陷。紫杉醇稳定微管聚合物，使细胞周期阻滞在G2-M期，阻碍有丝分裂的发展，从而形成多倍体肿瘤巨细胞PGCCs [ 1 ] [ 10 ] [ 11 ]。 2.3.3. 中度剂量放疗 Puck和Marcus根据人类HeLa宫颈癌细胞株暴露于电离辐射中，发现基因毒性刺激可以引发巨细胞生成。细胞在接触到中度剂量的电离辐射(例如，8 Gy)时观察到了类似的巨细胞形成。缺乏野生型p53功能的癌细胞暴露于电离辐射中，孵育3天后会导致大量多核细胞(超过50%)产生 [ 13 ]。 2.3.4. 细胞融合 为了确定细胞融合是否与PGCCs的形成有关，S Zhang等分别将标记为eGFP或RFP的普通HEY细胞混合培养，然后用CoCl 2 进行处理，荧光显微镜观察发现黄色荧光(指示细胞融合)清晰可见。在MDA-MB-231和SKOv3细胞中也观察到PGCCs的形成，这些细胞也被标记eGFP和RFP。融合生成的PGCCs几乎占PGCCs总数的10%~20% [ 7 ] [ 11 ]。 2.3.5. 核内复制 N Niu等用α-tubulin与eGFP融合表达，histone-2B与红色荧光蛋白(mCherry)融合和荧光泛素化细胞周期指标(FUCCI)标记卵巢癌细胞，并利用活细胞成像技术对PGCCs的纺锤体和染色体动力学的时空变化进行了跟踪。他们发现，用单剂量(500 nM)的PTX处理，幸存下来的细胞形成了PGCCs。而在单个PGCCs中观察到大量分裂的子核，核膜在巨核和子核中都被检测到 [ 5 ]。 2.3.6. JNK和Yorkie通过抑制CycB促进核内复制 虽然化学药物可以诱导PGCCs形成，但是PGCCs产生的分子机制还不清楚。Bojie Cong等12 [ 14 ] 前期研究发现在果蝇的上皮细胞中，内吞基因Rab5突变导致细胞核扩大。并发现“肿瘤抑制因子”(neoplastic tumor-suppressors)基因，如Rab5、VPS2、erupted (ept)或avalanche (avl)导致PGCCs的产生12 [ 14 ]。Rab5缺陷细胞的遗传分析表明JNK和Yorkie的协同激活，通过内源复制产生多倍体巨细胞。分子机制：Yorkie上调Diap1，Diap1与JNK协同下调G2/M细胞周期素CycB，从而诱导内复制。有趣的是，由RAS激活和细胞极性缺陷诱导的恶性肿瘤也由PGCCs组成，这也是由JNK和Yorkie介导的CycB下调所产生。令人兴奋的是，通过阻断内复制，从这种恶性肿瘤中消除多倍体巨细胞，强烈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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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PGCCs的巨细胞周期-不对称分裂 3.1. 巨细胞周期 细胞周期代表细胞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精确地复制遗传物质并将其分配给子细胞。细胞周期的适当调节是真核生物正常发育和预防瘤变的最基本机制。最著名的细胞周期是有丝分裂，包括DNA合成期(S)、中间间隙期(G)和分裂期(M)，将复制的DNAs分布到两个相同的子细胞。然而，在正常的发育和器官形成过程中，细胞可以通过核内复制细胞周期：只有S/G期，没有有丝分裂，或者进入有丝分裂，但不能完成胞质分裂 [ 5 ] [ 11 ]。通过核内复制细胞周期进行持续的DNA复制必然导致多倍体基因组和细胞体积的增加，从而产生单核或多核的巨细胞。核内复制细胞周期在果蝇和植物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包括巨核细胞、肝细胞和胎盘在内的几种哺乳动物细胞、器官 [ 5 ]。N Niu等用PTX处理了卵巢癌细胞系HEY、SKOV3和OVCAR433，采用活细胞成像技术实时追踪染色体、纺锤体和细胞周期的动态，最长可达31天。数据表明，使用PTX处理的癌细胞可以进入一种缓慢的自我更新状态，并形成PGCCs，然后恢复到非多倍体生长 [ 5 ]。 PGCCs的增长和分裂涉及到一个多步骤的程序过程，称为巨细胞周期，有四个明显但重叠的阶段，起始阶段，自我更新阶段，终止阶段和稳定阶段，通过这个过程，PGCCs产生新的癌症起始细胞 [ 5 ] [ 11 ]。巨细胞周期的1) 起始阶段，失败的有丝分裂/胞质分裂激活了核内复制，使细胞逃避衰老/凋亡；2) 自我更新阶段，多倍体细胞自主生长，发育成卵裂球致密融合样、桑葚胚样和囊胚样的结构，并产生内细胞群样的干细胞。3) 终止阶段，多倍体生长结束，内细胞群样干细胞芽生出小型胚胎样干细胞。4) 稳定阶段，这些在不同发育层次捕获而获得了遗传、表观遗传突变的干细胞将逐渐获得有丝分裂的能力，达到稳定的二倍体核型，并发展成不同级别的肿瘤细胞(肿瘤异质性)，包括生殖细胞瘤。 去分化的程度根据刺激类型、刺激持续时间和细胞类型而不同：巨细胞周期的时间越长，结果越接近细胞的原始阶段，更大层面上发展潜力成不同级别、类型的肿瘤 [ 1 ]。巨细胞周期可能代表了一种基本的细胞机制，以启动基因组重组，并产生新的肿瘤起始细胞，以应对化疗引起的刺激，并导致疾病复发 [ 5 ]。 3.2. PGCCs细胞周期缓慢 ElF-2α是在缺氧微环境中蛋白质翻译的关键因素，在普通卵巢癌HEY和SKOv3细胞中高表达，而在CoCl 2 诱导的PGCCs中表达显著降低，表明PGCCs蛋白合成率降低，即PGCCs周期缓慢 [ 4 ]。为了进一步描述PGCCs周期性质，S Zhang等将PGCCs荧光染色PKH26 (通常在快速分裂的细胞中快速丢失)。他们在体外和体内监测了来自PGCCs的子细胞。首先，PGCCs和子细胞被PKH26染色并观察了5天。PGCCs在第5天展示了持续的荧光，而在子细胞中，荧光基本消失。进一步使用nocodazole (一种细胞周期抑制剂)来抑制子细胞的生成，荧光PKH26染色在第10天之后仍然保持在PGCCs中。在体内，裸鼠皮下注射3000个染色PKH26的PGCCs，并在注射28天后观察肿瘤冰冻切片。在肿瘤组织中观察到一些带有红色荧光的PGCCS，但大多数肿瘤细胞已经失去了荧光，证明了PGCCs在体内周期缓慢 [ 7 ]。 3.3. 细胞周期蛋白 PGCCs的形成涉及到细胞周期调节蛋白的失调。蛋白质激酶的表达，包括磷酸化的AKT (p-AKT(Thr308))、蛋白质激酶C (PKC)、磷酸甘氨酸激酶1 (PGK1)、p38和有丝分裂激活蛋白激酶(MAPK)，在使用CoCl 2 处理前后不同。HEY-PGCCs的p-AKT (Thr308)，PGK1和p38的表达最高，而HEY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高表达PKC和MAPK。在SKOv3-PGCCs中，PGK1的表达高于对照细胞，而对照SKOv3细胞的p-AKT (Thr308)、PKC和MAPK的表达则高于其PGCCs。HEY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与对照细胞相比，TSG101，CDK6和Chk1的表达水平更高，而伴或不伴出芽的PGCCs的c-myc、FOXM1、FBW7和cyclin A2的水平比对照细胞要低。FOXM1和Chk2在SKOv3-PGCCs和其对照细胞中显示了相反的模式 [ 4 ]。S Zhang等发现，cyclinE和 cyclinD1的表达在HEY-PGCCs比普通HEY细胞中明显升高，伴有出芽的HEYPGCCs表达CDK2和cyclin B1最高。在SKOv3细胞中，CDK2和cyclinD1的表达在PGCCs中增加，但在PGCCs中，cyclinB1、cyclin E和 CDK4表达的水平比对照SKOv3细胞要低。这些结果表明，PGCCs表达涉及细胞周期调节的蛋白质，不同于亲代细胞 [ 7 ]。Hongcheng Lv等用CoCl 2 处理HEY，WB分析显示，PGCCs比对照HEY相比上调cyclin E、SKP2，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显示PGCCs比对照HEY相比上调stathmin [ 12 ]。 此外，Hongcheng Lv等 [ 12 ] 对80个石蜡包埋的浆液性卵巢肿瘤组织样本，包括21例伴有转移瘤的原发性癌(第一组)和相应的转移瘤(第二组)，26例没有转移的原发性癌(第三组)，12例交界性浆液性囊腺瘤(第四组)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发现cyclin E、SKP2和stathmin的表达水平随着卵巢肿瘤的恶性程度而增加，且转移瘤的表达水平最高。N Niu等发现有丝分裂相关的蛋白，包括stathmin、Histone 1.2、Histone 1.5、Aurora A和Aurora B，在PGCCs中下调，并在子细胞中重新表达，Cyclin D1在PGCCs中有明显的上调，在HEY、SKOV3和OVCAR433卵巢癌细胞三种细胞系的子细胞中都显著下调，证明在PGCCs中有丝分裂机制被关闭，亲代巨细胞中分离出来的子代细胞中重新恢复有丝分裂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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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PGCCs分裂方式 4.1. 不对称分裂(出芽) PGCCs通过不对称分裂产生子细胞，这是一种被称为去多倍体化的分裂过程。细胞不对称分裂通常发生在低等真核生物、植物和病毒中，包括分裂、出芽和类似于破裂样的分裂方式 [ 2 ]。在PGCCs中有两种不对称的细胞分裂模式：出芽和破裂，可以单独或一起发生。出芽通常发生在PGCCs的分支上，而包含多个细胞核的PGCCs的胞体通常破裂，随后是大量小子细胞的释放 [ 7 ]。 4.2. PGCCs的DNA传输 S Zhang等在HEY、MDA-MB-231和从人类卵巢癌原始培养中获得的PGCCs中，通过Hoechst 33342染色以追踪PGCCs的分支，观察到分支上的DNA运输，并提出PGCCs的分支可以作为DNA传输的容器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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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肿瘤干性 6.1. 甲基化组蛋白转移酶(EZH2)表达 EZH2是一个组蛋白的赖氨酸N-甲基转移酶，在胚胎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许多类型的肿瘤干细胞中也很重要，Li Zhang等 [ 9 ] 在PGCCs中检测发现EZH2表达上调，并检查了它与人类浆液性卵巢肿瘤恶性等级的关系。他们对80例石蜡包埋的浆液性卵巢肿瘤样本进行了分析，EZH2的阳性染色定位在肿瘤细胞和癌症相关的成纤维细胞CAFs的细胞核中。转移性癌细胞EZH2染色指数最高，而交界性浆液性囊腺瘤则是最低的，并显示出在浆液性卵巢肿瘤中EZH2随恶性程度增加而表达增加的趋势。 用荧光激活细胞分选术检查肿瘤干细胞标记ALDH1、CD133和CD117的表达，显示ALDH1-FITC表达在HEY-PGCCs比普通癌细胞高，CD133和CD117表达在HEY-PGCCs而普通癌细胞未检测出，这表明PGCCs表达肿瘤干细胞标记物 [ 1 ] ，这在紫杉醇处理的乳腺癌细胞系MCF-7中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 10 ]。姚开泰团队采用流式分选CD133 + 鼻咽癌细胞CNE2，发现CD133 + CNE2细胞中有部分细胞为PGCCs，而CD133 - CNE2的鼻咽癌细胞中则没有PGCCs [ 15 ]。表明PGCCs肿瘤干细胞的其中一个类型。 6.2. 致瘤能力 S Zhang等发现单个PGCC具有形成球状体的能力。他们连续稀释PGCCs，在24孔板的每一个孔的基质胶中种3~5个PGCCs。单一的PGCCs可以在基质胶中于接种后的第五天形成球状体。用石蜡包埋球状体然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它们对CD44和CD133是阳性的 [ 7 ]。他们也发现PGCCs具有高致瘤性。他们通过连续稀释分离出单个PGCC，并将其注入老鼠体内。由此产生的肿瘤被切除并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与各自的对照组相比，注射HEY、SKOv3和MDA-MB-231的PGCCs形成的肿瘤表现出间叶细胞的变化。就致瘤性而言，注射了由单一PGCC形成的球状体的6只裸鼠均形成肿瘤；注射了10个HEY PGCCs的4只老鼠有3只形成了肿瘤，但是注射了10个普通细胞的4只老鼠没有形成任何肿瘤，注射100个普通细胞的4只老鼠有一只形成肿瘤，注射1000个普通细胞的4只老鼠有2只形成肿瘤。肿瘤的形成能力也在小鼠NOD. CS17-Prkdc SCID中得到进一步确定。在注射后的第25天，注射了一个HEY PGCC的4只老鼠中有3只形成肿瘤，相比之下，注射了10个普通细胞的4只老鼠中只有1只形成肿瘤，但是在注射了100个和1000个普通细胞的4只老鼠中有4只形成肿瘤。注射了一个SKOv3 PGCC的12只裸鼠中有7只形成肿瘤，注射了一个MDA-MB-231 PGCC的12只裸鼠中有8只形成肿瘤。因此，注射单一PGCC后的肿瘤形成率比注射10个、100个或1000个对照普通癌细胞后的肿瘤形成率要高。 然而张诗武等 [ 10 ] 发现，PTX处理MCF-7形成的PGCCs比对照MCF-7细胞明显失去致瘤性。他们对6周龄的雌裸鼠注射对照乳腺癌细胞系MCF-7和紫杉醇处理的MCF-7细胞(每组5只老鼠)。两个月后，接受MCF-7注射的小鼠肿瘤平均直径为0.8厘米。然而，接受紫杉醇处理的MCF-7注射的小鼠，只有3只在注射后3个月形成直径为0.5厘米的肿瘤结节，肿瘤在静止状态下持续2个月，没有进一步增长的迹象。对这些肿瘤的组织学检查显示，对照MCF-7形成的肿瘤有丰富的上皮和很少的间质，而由紫杉醇处理的MCF-7细胞形成的肿瘤上皮细胞密度显著减少，周围是丰富的细胞外基质和胶原蛋白。此外，MTT实验分析显示，与对照细胞相比，紫杉醇处理后的MCF-7细胞生长速度有所下降，woun-scratch方法显示MCF-7在紫杉醇处理后迁移能力下降。 6.3. 上皮–间质转化 上皮–间质转变(EMT)被认为与肿瘤干细胞样细胞的产生有关。上皮–间质转化(EMT)导致了主要的分子变化，包括上皮细胞标记的丢失和间质细胞标记的过度表达。张诗武等 [ 4 ] 将人类卵巢癌细胞系HEY和SKOv3用CoCl 2 处理，将对照组的普通HEY、SKOv3与PGCCs和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进行免疫组化及Western blot分析。与对照HEY和SKOv3细胞相比，单独的PGCCs和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具有较低的细胞角蛋白表达和更高的vimentin表达。Western blot分析表明，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表达Snail，Twist-2和Slug最高。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证实，与HEY细胞系的对照细胞相比，PGCCs有更高的N-cadherin和claudin的表达，另一种与EMT相关的蛋白质ZEB1，在HEY PGCCs和对照HEY细胞中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些结果表明，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变成了间叶细胞样的，一种肿瘤干细胞样的表型。Fei Fei等 [ 2 ] 将乳腺癌细胞系MCF-7和MDA-MB-231用CoCl 2 处理，用Western blot来比较在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PGCCs和对照乳腺癌细胞之间E-cadherin、N-cadherin和vimentin的表达水平，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此外，Fei Fei等 [ 2 ] 对167例石蜡包埋的乳腺肿瘤组织样本进行了分析，样本包括伴有淋巴结转移的52例原发性乳腺癌(第一组)和相应的淋巴结转移性肿瘤(第二组)，52例没有转移的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第三组)，11例良性乳腺病变患者(第四组)。E-cadherin (P = 0.000)、N-cadherin (P = 0.000)和vimentin (P = 0.000)的表达在这四组中有显著差异。第二组N-cadherin和vimentin的表达水平最高，以及E-cadherin的表达水平最低。且IHC染色显示这些蛋白质的表达与乳腺肿瘤淋巴结转移有关。Dan Zhang等 [ 6 ] 用CoCl 2 处理结肠直肠癌(CRC)细胞系LoVo和HCT116并进EMT分析。Vimentin在对照LoVo细胞中是阴性的，而在PGCCs中是阳性的，与对照细胞相比，E-cadherin在CoCl 2 处理后的LoVo细胞中表达下降，而N-cadherin正好相反。此外，Western blot分析表明LoVo和HCT116细胞在CoCl 2 处理后的PGCCs及出芽的子细胞中EMT相关蛋白(Twist、Slug和Snail)的表达水平增加。Dan Zhang等 [ 6 ] 在石蜡包埋的结直肠癌标本中也进行了Vimentin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表明，在高分化的结肠癌中是阴性的，而在中分化、低分化的结肠癌及间质中是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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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侵袭、转移 张诗武等 [ 4 ] 用CoCl 2 处理HEY和SKOv3细胞系，所得PGCCs中上调最显著的两种蛋白质是以涉及入侵和基质重塑而著名的两种蛋白酶cathepsin B和cathepsin D4。他们研究了在PGCCs和对照细胞中几种转移相关蛋白的表达。cathepsin B在HEY PGCCs中表达最高。伴有出芽子细胞的HEY PGCCs表达osteopontin、annexin A2、HMGB1和14-3-3 epsilon最高。PGCCs比其对照HEY和SKOv3细胞表达integrinβ2更高。此外，在SKOv3 PGCCs中，HMGB1的表达要比对照细胞更高，对照SKOv3细胞中Osteopontin和annexin A2的表达略高于PGCCs。此外，肿瘤组织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来源于HEY PGCCs的肿瘤组织cathepsin B细胞质阳性，而大多数由注射对照HEY产生的肿瘤细胞cathepsin B细胞核阳性，这表明形成PGCCs可能涉及这些蛋白质的亚细胞定位的变化。 Dan Zhang等 [ 6 ] 认为来自血管或淋巴管中的肿瘤栓子常由PGCCs和其子细胞形成的。由于子细胞具有较高的迁移和侵袭能力，伴有出芽子细胞的PGCCs可以侵入这些管腔形成肿瘤栓子。研究发现，在27.45%高分化，50%中分化和90.20%低分化的结直肠癌组织间质中存在伴随出芽的PGCCs。此外，卵巢癌间质中存在伴随出芽的PGCCs其预测淋巴结转移的准确率为85.71% (18/21) [ 12 ]。 此外，多倍体巨细胞的产生对于果蝇恶性肿瘤的生长和侵袭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YAP信号促进了小鼠肝多倍体细胞分裂和肿瘤的发生，并与人类肝细胞癌的发展有关 [ 14 ]。以上数据表明，多倍体的形成可能是肿瘤起始、复发和转移的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