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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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CypA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5.1. CypA与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AS的斑块破裂、血栓形成及管腔狭窄等均可诱发血管阻塞，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阻塞的血管再通将使缺血的心肌发生不同程度再灌注损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一种炎性病变，主要与自由基作用、钙超载及白细胞激活有关。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有心肌梗死、心肌顿抑、收缩功能减退等表现。CypA以CDl47和PI3K依赖方式诱导单核细胞趋化、聚集和对内皮细胞黏附，提示CDl47及配体CyPA是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炎性介质。有实验表明，心肌细胞在缺血/再灌注或体外缺氧/复氧情况下CypA和CDl47的表达增加，CyPA可通过CDl47激活心肌细胞ERKl/2、p38MAPK、应激激活性蛋白激酶和Akt信号途径，并上调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提示通过这种自分泌机制CypA可以保护心肌细胞对抗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 [ 30 ] 。另有研究显示，CypA对膜Na + /Ca 2+ 交换蛋白的表达有重要作用，CypA的存在有助于细胞内Ca 2+ 浓度增加 [ 31 ] [ 32 ] ，因此CypA参与了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 5.2. CypA与血管再狭窄 目前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是冠心病治疗的重要手段，而血管再狭窄是术后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心血管危险性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冠状动脉再狭窄分三个过程：血管弹性回缩、新生内膜增生和早期血栓形成。Satoh K等的研究中发现 [ 13 ] ，CypA表达的增加与新生内膜形成时间平行，提示CyPA在氧化应激诱导的血管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血管壁CyPA表达的增加、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表达的增加和炎性细胞聚集引起血管重构。降低CyPA的表达对低流量血管的炎症反应及血管内膜的形成有保护作用，增加了管腔的直径和降低内膜/中膜的比率。血管平滑肌细胞特异性过度表达CyPA增加中膜同时也增加内膜区域，提示血管平滑肌细胞源的CypA以旁分泌的形式促进细胞的增殖及迁移，引起血管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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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与展望 亲环素A作为一种多功能的蛋白，在动脉粥状硬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冠心病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亲环素A的生物学功能及其作用机制，将为亲环素A相关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更好的指导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亲环素A将可能为冠心病的预防及治疗提供新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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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研究中枢性急性眩晕综合症(acute vertigo syndrome， AVS)是否存在威胁生命的事件。方法：自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所有中枢性AVS连续在一个ICU逗留的临床资料被纳入研究。入选标准为最初均以AVS为首发症状起病，并且后来都伴有危及生命事件的患者。结果：总共2466例成人危重症住入我院ICU，其中有25例以中枢性AVS为首发症状并后来伴威胁生命事件的患者，其患病率大约占ICU危重症患者的1.0%。这些患者的中位数年龄为60岁(23， 81)男：女之比为1.8:1。引起中枢性AVS的原因包括局灶性脑出血15例(60%)，脓毒性休克7例(28%)，脑梗塞2例(12%)。最频繁的威胁生命的事件是急性脑衰竭(24/25)。最常见的导致威胁生命的原因是病灶扩大(52.0%，包括早起血肿扩大8例，大面积梗塞2例，脑室出血进展2例，新缺血灶1例)，其次为脓毒性休克和继发性脓毒症事件(44.0%， 11/25)。所有威胁生命事件的病死率为64%。与生存组比较，非生存组的病灶扩大(68.8% vs. 22.2%， p < 0.05)、呼吸衰竭(93.8% vs. 55.6%， p < 0.05)、乳酸水平(5.3 vs. 1.3， p < 0.05)和序贯器官功能评分(6.9 vs. 3.4， p < 0.0001)明显高于生存组，而后续平均动脉血压(84.6 vs. 124， p < 0.0001)、GCS分(5.0 vs. 15.0， p < 0.0001)明显低于生存组的患者。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实，只有低GCS分与死亡的风险密切相关(RR = 0.784， 95%CI， 0.670~0.918; p < 0.005)。结论：中枢性急性AVS伴有威胁生命事件的患病率大约占成人ICU危重症的1.0%。而且发现只有低GCS分(<6分)是独立预报威胁中枢性AVS患者生命的事件，并伴有高死亡的风险。 关键词 :头晕，眩晕，中枢性急性前庭综合征，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器官功能障碍，预后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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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美国每年约有4万至8万名头晕或眩晕患者在急诊就诊 [ 1 ] 。在中国苏北的沭阳县人民医院，头晕或眩晕占神经科门诊缺血性卒中患者的30% [ 2 ] 。临床上，急性眩晕综合征(acute vertigo syndrome， AVS)又叫急性前庭综合征(acute vestibular syndrome， AVS) [ 3 ] [ 4 ] 。并且，AVS的原因通常被分为周围性和中枢性两大类。周围性AVS通常被认为是良性的，例如Meniere’氏病，前庭神经元炎，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等。但中枢性AVS病因复杂且可能存在差预后，最常见的原因是脑血管病。差预后可能与中枢前庭通路行程亢长，而且是行走在大脑和小脑，尤其是生命中枢的脑干之中有关。何况AVS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严重疾病事件 [ 5 ] 。更重要的是，中枢性AVS的通路并非是绝对孤立而行的，行程中也与其它神经结构/通路毗邻或伴行。当损害范围扩大到周边神经结构或通路时，最初孤立性AVS常可发展到“非孤立性”AVS的临床表现，甚至包括远隔威胁生命的神经症状和体征。因此，紧急评估和干预治疗，早期防止病灶扩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假设即使是短暂性中枢性AVS，威胁患者生命的事件并非罕见。因此，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中枢性AVS在ICU中的患病率及是否存在威胁生命的事件，以引起临床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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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研究设计 自2014年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所有连续在我院ICU逗留的中枢性AVS患者被选入当前的回顾性研究。纳入的标准包括：1) 急性头晕或眩晕为首发症状并持续时间至少超过10分钟的成年患者，2) 至少存在一个中枢性眩晕的危险因素，或有中枢前庭结构受累的影像学证据；3)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至少 > 2分，或有一个威胁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诊断。排除标准：1) 住院不到3小时即自动出院者，2) 非中枢性AVS者；和3) 急性头晕或眩晕在第一时间伴头痛或偏瘫的患者。这个研究是通过当地人民医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同意(2017-3)。知情同意书的获得是来自病人或其家属。 2.2. 研究方法 项目危重症在ICU的死亡风险是一个以沭阳县人口为基线的调查研究，这个危重症调查已被预先发表 [ 6 ] 。简单地说，自2014~2016年期间，我们对沭阳县人民医院ICU逗留的2466例危重症及其死亡风险进行了为期3年的回顾性研究。这个ICU附设该县唯一的转诊中心，几乎这个县的危重症都被送到了我们的ICU。我们检查了研究期间的ICU出入院数据集，然后我们检查了与其相应的电子病历，并对那些以急性眩晕综合征为首发症状的危重症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回顾性登记。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临床修订(ICD-10-CM)的主码，我们认定了眩晕综合征(H81.9)和中枢性眩晕(H81.4)。同时我们也把昏迷(R40.2)，心脏停搏(I46.9)，休克(R57.9)，呼吸衰竭(J96)等，作为认定威胁生命的事件的主码。为了评价AVS后患者是否存在威胁生命事件，我们参考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的诊断标准(单个器官评分范围0~4分，≥2分示存在器官衰竭，4分为严重衰竭)，例如：GCS ≤ 12分认定为脑功能衰竭，血清肌酐 ≥ 171 umol/L示为肾功能衰竭，总胆红素 ≥ 33 umol/L示肝功能衰竭，血压降低40 mmHg或需要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提示心血管功能衰竭，动脉血氧分压 < 300 mmHg或需要机械呼吸等于存在肺功能衰竭，血小板 < 100 × 10 9 /L提示凝血功能衰竭 [ 7 ] 。为了比较威胁生命事件的风险，我们把符合纳入标准的中枢性AVS病人分为生存组和非生存组两组。 2.3. 前庭结构及通路的相关定义 古老的前庭结构包括内耳、小脑、脑干的前庭神经核；新前庭结构包括丘脑–岛脑–皮质下的前庭通路以及各皮质前庭中枢 [ 8 ] 。人脑皮质前庭中枢主要位于岛叶和颞-顶皮质区域(图1)，但额叶和枕叶皮质也有同样的功能。这些前庭中枢不但是维持和处理人体平衡的重要器官，而且也对来自前庭通路的病理刺激非常敏感，并能迅速作出眩晕/头晕乃至平衡失调等感受反应。因此，所谓“急性前庭综合征”(acute vestibular syndrome， AVS)又叫急性眩晕综合征(acute vertigo syndrome， AVS)。这个研究纳入AVS的标准 图1. 前庭系统的皮质代表区在人脑中的分布 包括的一个主要条件是突发性头晕或眩晕，并伴下列四个次要条件中的1~2项：1) 头不能耐受运动；2) 平衡或共济不稳；3) 恶心或呕吐；或4)眼球震颤。短暂性AVS指每次发作时间 < 24小时；持续性AVS指持续性发作超过24小时。中枢性AVS指起源于桥脑前庭神经核的中枢前庭通路任何部位受累引起的AVS。因为中枢前庭通路在桥脑与两个大脑半球之间双边上行或下降并非总是绝对孤立的，它在行程中也会与其它神经结构/通路毗邻或伴行，当病灶扩大到周边神经结构或通路时，常可产生所谓“非孤立性AVS”的临床表现，甚至包括远隔前庭通路的威胁生命的神经症状和体征。我们定义病灶扩大是指脑血肿或梗塞在最初面积基础上新增1/3，或与新增病灶联合导致了急性脑功能衰竭。 2.4. 资料收集与评估 我们对下列数据进行了登记和评估：包括年龄，性别，发病到入院时间，体温，血压，心率，呼吸率，以及急性眩晕综合征的基本特征。实验室数据被记录在档：包括GCS评分，PaO 2 ，肌酐，胆红素，血清葡萄糖，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细菌学结果，心电图，脑扫描所见。同时也记录了CT的发现，包病损的部位、原因、以及大小。 AVS后SOFA或新器官衰竭被记录在案。我们计算了住院期间的最差SOFA评分。最后，我们也记录了入住ICU逗留和住院的天数，以及30天后随访的预后情况。生存和功能预后的评估是采用一个GOS评分。 2.5. 统计方法 采用Kolmogorov-Smirnow法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时两两比较采用LSD法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TamhaneT2法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IQR)和N(%)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 2 检验。影响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来自一个Cox逻辑回归模型。所有P值均为双向，具有显着性设定在P < 0.05。数据分析采用SPSS17.0版(SPSS公司，芝加哥，IL，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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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 在连续3年的研究期间，总共29例以急性头晕或眩晕为首发症和后续生命体征不稳的成年患者被送人了ICU。其中，我们排除了首发头晕伴头痛3例和眩晕的第一时间存在轻偏瘫1例。最终，25例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患者被选为研究对象。这些AVS的患病率约占同期住人ICU病人的1.0%。其年龄为23岁至81岁，平均年龄为59岁，中位年龄为60岁。男：女比例为1.8:1。所有患者从发病到入院的中位时间为2小时(0.5， 260.0)。高血压病(56.0%， 14/25)是这些AVS患者最常见的危险因素，随后为严重低血压7例(0%)，心脏病2例(0.8%)，烟雾病1例(0.4%)，白血病1例(0.4%)。 所有25例患者均以头晕或眩晕为首发症状，短暂性或反复发作性头晕或眩晕是其主要特征。伴平衡障碍14例(56.0%)，恶心或呕吐21 (84.0%)，眼球震颤1例(4.0%)。25例中枢性AVS患者的临床特征见表1。 3.2. 中枢性AVS患者伴威胁生命事件的特征 在我们这个以突发头晕或眩晕起病的系列患者中，最常见的病因是自发性性脑出血(60.0%， 15/25)，其次为休克7例(28%)，动脉硬化或心源性脑梗死2例(12%)。突发性头晕或眩晕在ICU最常见的前庭结构受损部位和威胁生命事件的特征见表2。 Table 1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central AVS (n = 25 表1. 中枢性AVS患者的基本特征(n = 25) 局灶性庭结构受损(18/25)的常见部位包括颞叶/岛叶出血4例，丘脑出血3例，脑干出血4例，枕叶出血1例，脑室出血2例，小脑出血1例，颞叶1例，丘脑梗塞1例。弥漫性前庭结构缺血性受损可见于脓毒性休克(7/25)和白血病1例。 在当前的系列中，中枢性AVS从发病到出现威胁生命事件的中位时间为3小时(0.1~336)。这些中枢性AVS最初发生最频繁威胁生命的事件是急性脑功能衰竭(24/25，包括严重嗜睡和昏迷)。病灶长大是导致脑衰竭的最常见原因(13/25)，包括早期血肿扩大，新梗塞或大面积梗塞(图2)，其次是脓毒性休克/继发性脓毒症11例。后续威胁患者生命的事件是急性呼吸衰竭20例(表3)。 3.3. 生存组与非生存组威胁生命事件的比较 中枢性AVS生存组与非生存组威胁患者生命事件的比较显示在表3。我们的结果表明，两组的年龄、 Table 2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AVS patients with life-threatening events (n = 25 表2. 中枢性AVS患者伴威胁生命事件临床的特征(n = 25) 图2. 急性岛脑梗死患者伴中枢性AVS和威胁生命事件的MRI-FLAIR Table 3 Comparison of life-threatening factors between patients with central AVS caused by survival group and Non-sur- vival grou 表3. 中枢性AVS生存组与非生存组威胁生命因素的比较 SOFA =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单个器官评分范围0~4分，≥2分示存在器官衰竭，4分为严重衰竭)；GCS =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量表3~15分，低分提示意识水平低下)；GOS = 格拉斯哥预后量表(量表1~5分，1分示死亡，2分示植物状态，3分示严重残疾，4分示轻中度残疾，5分示恢复良好)。 性别、入院时平均动脉压、血糖水平、脑功能衰竭事件、脓毒症/脓毒性休克事件、ICU和住院时间比较均无明显差异。然而，病灶长大(68.8% vs.22.2%， p < 0.05)，呼吸衰竭(93.8% vs.55.6%， p < 0.05)，血乳酸水平(5.3 vs. 1.3， p < 0.05)，SOFA评分(6.9 vs. 3.4， p < 0.0001)在非生存组明显高于生存组。而后续平均动脉压(84.0 vs.124， p < 0.0001)，GCS分(5.0 vs. 15.0， p < 0.0001)，GOS分(1.3 vs. 3.4， p < 0.0001)在非生存组明显低于生存组。 3.4. 预后分析 在30天的随访期间25例AVS伴威胁生命事件中，共死亡16例(64.0%)，其中有13例死在ICU，3例在出院后1~2天内死亡。因脑血管病病灶扩大，包括早期血肿扩大和梗塞进展死亡10例。此外，脓毒性休克死亡6例。GOS评分(没有病人失访)良好恢复占20%，中-重残疾16%，死亡占64%。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实，只有低GCS分与死亡的风险密切相关(RR = 0.784， 95%CI， 0.670~0.918; p <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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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人最古老的前庭结构位于内耳，而最丰富的前庭结构是在两个半球内 [ 8 ] [ 9 ] 。从内耳到小脑和丘脑，再从丘脑投掷到岛脑和两半球的皮质前庭中枢，这条通路的任何部分受损都可引起AVS，轻者表现头晕，重者表现眩晕和平衡不稳。在我们当前的系列，有12例脑出血和3例脑梗塞引起AVS被脑CT或MRI证实已累及小脑，脑干，丘脑，岛脑，大脑半球的颞叶/岛叶以及枕叶的前庭通路或结构，表明局灶性脑出血是引起中枢性AVS的常见原因。而有2例脑室出血也是以AVS为首发症状，它们都存在三脑室的明显积血和扩张，推测其前庭病理与第三脑室周边上行的前庭通路受压有关。剩下的7例脓毒性休克，虽然影像学只有3例证实前庭通路存在局灶性缺血损害，相信所有前庭受损的病理与感染和全脑缺血有关 [ 10 ] 。预先研究认为，头晕/眩晕在后循环的发生率比前循环更频繁 [ 11 ] 。然而，我们当前的结果证实，前循环和后循环的中枢性AVS的发生率基本是相等的。 早期血肿扩大或出血进展导致脑衰竭或脑疝是威胁脑出血患者生命的主要原因 [ 12 ] [ 13 ] 。尽管脑功能衰竭事件在当前的两组AVS中无明显差异，但我们的研究证实，病灶长大包括早期血肿扩大或新增梗塞，是威胁非生存组AVS患者生命有显著性差异的事件。这与预先的一些研究看法一致 [ 14 ] [ 15 ] 。 另外，预先的研究认为，严重低血压或低心输出量是引起神经并发症包括分水岭梗死或头晕的常见原因 [ 10 ] [ 16 ] 。在我们当前的系列中，有7例AVS伴有脓毒性休克，表明中枢性AVS的发病与低血压导致的全脑缺血有关 [ 10 ] [ 17 ] 。最新的国际共识已明确定义：脓毒性休克是脓毒症的一个特殊类型，其主要表现为深重的循环衰竭 [ 18 ] ，而且比脓毒症有更高的死亡风险 [ 18 ] [ 19 ] 。 我们现在的资料也发现，以AVS为起病的患者，由于继发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而威胁AVS患者生命的事件有11例，其中死亡7例(64%)。然而，与生存组相比，呼吸衰竭更可能是一个显著的威胁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这一点也被预先的研究已证实 [ 20 ] 。 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后续低平均动脉压、增高乳酸水平、增高SOFA分、以及降低GCS分是预报ICU患者差预后的几个高危因素 [ 18 ] [ 21 ] [ 22 ] [ 23 ] 。然而，我们当前的系列死亡率高达64.0%，经多因素Cox回归调节分析表明，只有低GCS分是中枢性AVS后威胁生命事件差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我们相信，中枢性AVS，即使病初意识清醒，一旦病情进展，就可能发展到深昏迷而威胁患者的生命。 我们承认这个研究也存在某些限制性，例如限制纳入ICU的急性AVS为研究对象有可能高估其威胁生命的事件和死亡率。除此之外，样本小也使得我们的研究结果难以排除某些混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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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中枢性急性AVS伴有威胁生命事件的患病率大约占成人ICU危重症的1.0%。ICU中的中枢性AVS可能潜在一种威胁患者生命的事件和存在高死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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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以某厂硅镇静钢Q235B为研究对象，采用CaO-SiO 2 系渣洗料，开发LD-渣洗-CC冶炼硅镇静钢的冶炼新工艺。通过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和能谱等对夹杂物的观察和成分分析，可以看出渣洗工艺在夹杂物的大小、数量、形貌及成分上可以达到原LF工艺冶炼钢水平，可以替代LF工艺生产Q235B硅镇静钢，满足节约成本、节省时间、提高产量的企业要求。 关键词 :硅镇静钢，LF，渣洗，夹杂物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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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较常规的硅镇静钢冶炼工艺为LD (转炉)-LF (钢包精炼炉)-CC (连铸) [ 1 ] 。其中LF造渣技术能够很好的完成脱氧、脱硫以及去除钢中夹杂物、降低有害气体、调整钢中成分和温度任务，但同时LF冶炼手段损耗了大量人力和能源，投入的成本过高 [ 2 ] [ 3 ] [ 4 ] 。因此，需开发一种不经LF直接进行连铸浇注的冶炼工艺，以便很好的实现企业节能及节约成本。 为探索研究这一问题，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钢种，本文以某厂硅镇静钢Q235B为研究对象，采用CaO-SiO 2 系渣洗料 [ 5 ] ，开发LD-渣洗-CC冶炼硅镇静钢的冶炼新工艺，通过新工艺与原工艺生产过程中钢液的显微夹杂物大小、数量、形貌、成分进行对比研究，给予企业生产出更高洁净度钢种提出理论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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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研究 2.1. 工艺介绍 实验中所研究钢种为Q235B。原工艺流程：LD-LF-软吹氩(8分钟)-CC，LF精炼渣成分如表1所示。新工艺流程为：LD-渣洗-软吹氩(8分钟)-CC，渣洗料在初炼炉出钢期间随钢流一同加入到钢包中，加入量为：3~6 kg/t钢，选用的渣洗料的成分如表2所示。 2.2. 实验步骤 2.2.1. 取样方案 ① 经渣洗工艺的软吹前、软吹后、中包、铸坯等工位分别取样，相应编号为ZX-1、ZX-2、ZX-3、ZX-4。 ② 经LF工艺的软吹前、软吹后、中包、铸坯等工位分别取样，相应编号为LF-1、LF-2、LF-3、LF-4。 渣洗工艺共实验5炉，本文以其中一炉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2.2.2. 样品制备 将取来的样品用线切割切成10 mm × 10 mm × 10 mm的钢样，然后进行镶嵌、磨制、抛光。 2.2.3. 分析方法 应用蔡司Axio Imager M2m金相显微镜进行夹杂物数量、大小统计，蔡司 EVO 18扫描电子显微镜和牛津能谱仪进行夹杂物的形状及成分的分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LF refining sla 表1. LF精炼渣成分 Table 2 Composition of slag washing materia 表2. 渣洗料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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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金相结果 将磨制抛光后的试样，放在金相显微镜500倍的物镜下观察，其成像为图1所示。为了实验统计的准确性，在钢样中随机挑选一区域，以4 × 4矩阵形式进行连续观察，然后利用软件再对所取得的16个成像进行钢样的夹杂物的统计和整理。 1) 夹杂物大小分布 两不同工艺中铸坯样夹杂物大小分布比例情况，由图2所示。两工艺中夹杂物大小范围在0 < d ≤ 1 μm所占比例最大，分别占24.7%和28.7%；夹杂物尺寸所占比例最小的为5 μm < d，分别占总数的比例7.3%和8.8%，可以看出二者的大小分布比例有一定的不同，但从整体比例的趋势上可以看出两者较为相似，渣洗工艺过程在夹杂物大小比例方面与LF工艺相当。 2) 夹杂物数量分布 两工艺中不同工序的夹杂物数量如图3所示，LF-1中夹杂物为1056个/μm 2 ，ZX-1中为935个/μm 2 ，原工艺比新工艺多121个/μm 2 ，这表明渣洗与LF精炼相比也能很好的去除夹杂物。 而且还可以看出经过软吹后，两工艺的夹杂物均有明显下降，但在中包中的数量有所上升，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钢流强烈的冲击力，中包的覆盖剂卷入钢中，造成钢水中夹杂物数量的升高，并且钢水从钢包到中间包期间，造成钢液被二次氧化。在铸坯工序中的夹杂物数量都有所下降，LF-4的夹杂物个数为745个/μm 2 ，ZX-4的夹杂物个数为519个/μm 2 ，LF工艺比渣洗工艺多226个/μm 2 ，可以看出渣洗工艺可以较好地去除夹杂物。 3.2. 扫描电镜结果 经扫描电镜观察和能谱仪成分分析，渣洗工艺的铸坯夹杂物形貌及成分如图4所示，LF工艺的铸坯夹杂物形貌及成分如图5所示。 渣洗工艺铸坯夹杂物主要以近球形的含SiO 2 复合夹杂为主，如SiO 2 -Al 2 O 3 -MnS、SiO 2 -MnO、SiO 2 -Al 2 O 3 -CaO-MnO等复合夹杂，其中复合夹杂中SiO 2 含量最高，Al 2 O 3 等含量较少。LF工艺铸坯夹杂物主要为SiO 2 -MnO-Al 2 O 3 、SiO 2 -Al 2 O 3 -MnS、SiO 2 -Al 2 O 3 -CaO-MnO复合夹杂物。从复合夹杂的成分分析来看，复合夹杂中仍以SiO 2 含量最高，但Al 2 O 3 所占含量比渣洗工艺的要高。由此可见渣洗工艺与LF工艺相比，所用渣洗料具有较好的吸附夹杂物作用。 3.3. 钢的成分分析 渣洗工艺与原LF工艺的具体成品成分如表3所示。表3中列出了5炉渣洗工艺和4炉LF工艺冶炼 图1. ZX-1的夹杂物分布 图2. 铸坯工序中夹杂物 图3. 各个工序单位面积夹杂物个数 图4. 渣洗铸坯夹杂物典型形貌及成分 Table 3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processe 表3. 不同工艺成品成分 图5. LF铸坯夹杂物典型形貌及成分 Q235B的具体成品成分，可以看出经过渣洗工艺的各个成分，特别是w[S]与LF工艺相比结果较为相似，可见渣洗工艺可以较好冶炼Q2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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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开发出采用CaO-SiO 2 系渣洗料的LD-渣洗-CC冶炼硅镇静钢的冶炼新工艺； 2) 渣洗工艺的夹杂物大小分布主要是d ≤ 1 μm最多，5 μm < d最少，整体尺寸分布比例与LF工艺趋势相似； 3) 渣洗工艺夹杂物以不规则和近球形的含SiO 2 复合夹杂为主，LF工艺夹杂物虽以SiO 2 复合夹杂为主，但Al 2 O 3 含量较高； 4) 与LF工艺的成品成分相比较，渣洗工艺与其相当，达到产品成分要求。 5) 渣洗工艺在夹杂物的大小、数量、形貌及成分上可以达到原LF工艺冶炼钢水平，可以替代LF工艺生产Q235B硅镇静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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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高炉装料制度是调整炉内煤气合理分布的主要手段，是高炉操作者不断探索优化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布料角度、矿批、料线、布料精度控制等几个方面入手，对京唐高炉在不同时期，不同装料制度下，高炉各冶炼指标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得出京唐特大型高炉装料制度应遵循以下几个方面：1) 采用中心加焦w型煤气分布布料；2) 坚持大矿批冶炼；3) 尽量减小料线深度；4) 降低炉料偏析。 关键词 :装料制度，布料角度，料线，低耗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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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首钢京唐两座5500 m 3 高炉是由首钢自行设计、安装的特大型高炉，分别于2009年5月21日和2010年6月26日建成投产。期间两座高炉根据原燃料质量的变化以及炉况的表现对装料制度多次做出大的调整。经过不断摸索和生产实践，装料制度的调整技术不断进步，摸索出适合特大型高炉的装料制度，使得炉况稳定性更加完善，煤气分布合理，利用率高，高炉各项经济指标处于国内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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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布料角度 2.1. 平台 + 漏斗型布料 京唐1号高炉开炉初期采用的布料角度(见表1)为平台 + 漏斗型，在调整过程中主要考虑焦炭平台、矿石平台的宽度和中心漏斗的深度。这种装料制度矿焦比比较均衡，边缘煤气能得到抑制，边缘温度小于100℃，中心温度适中，随着负荷增加，煤气分布从w型向倒v型发展，易得到较高的煤气利用率。但随着矿焦比升高，焦炭批重缩小，平台区焦层厚度变薄，使得料层透气性变差，压差升高，煤气分布会受到影响。这时需要增加中心漏斗深度，使得中心煤气更加发展才能确保高炉顺行。 从表1可以看出京唐1号高炉开炉初期采用的是边缘矿焦同角，通过调整边缘矿焦的圈数来调整边缘煤气，中心不布料，形成一定深度的中心漏斗。这种装料中心煤气比较发展，边缘煤气比较薄弱，能很好的保护炉墙耐材及冷却壁，同时能得到很高的煤气利用率。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煤气利用率基本在52%左右，也取得很好的经济指标。但随着负荷的增加，冶炼强度的提高，块状带焦炭层逐渐变薄，透气性变差，中心漏斗加深，边缘温度下降比较多，中心温度升高(见图1、图2)。 随着负荷增加，矿批增大，焦批缩小，边缘矿焦比逐渐加重，边缘温度从100℃降低到50℃左右。从2009年11月开始增加边缘焦炭圈数，但边缘矿石仍偏多，边缘煤气比较弱，中心漏斗加深，布料过程中料层之间的推挤作用以及球团矿易滚动的性质，非常影响中心煤气通道。尤其原燃料质量变差后，煤气稳定性差，管道频繁，高炉顺行状态明显恶化，装料制度要有新的突破。 2.2. 中心加焦倒v型煤气分布布料 2010年4月后随着原燃料质量下降，尤其是2高炉投产后，受焦炭产能的影响，焦炭碳化时间大大缩短，使得焦炭热性能下降，炉况表现逐步恶化，装料制度采取疏松边缘，打开中心的方法，逐步减少边缘矿石量，增加边缘焦炭量，中心焦炭缩小角度(具体见表2)。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效果不太明显，边缘稳定性差，中心煤气通路不顺畅，管道频繁，负荷一直无法突破。2010年9月开始采用中心加焦技术，在高炉中心形成馒头状的焦堆 [ 1 ] ，阻挡布料过程中矿石向中心滚落，从而形成稳定的中心煤气通道。中心加焦量基本在20%~30%，煤气稳定性有所提高，煤气分布变化主要表现：边缘煤气弱，中心气流强，有时表现过盛状态，见图3。 Table 1 Development of charging system for No.1 B 表1. 京唐1号高炉开炉初期布料变化 Table 2 Development of charging system for No.1 BF in 201 表2. 京唐1号高炉2010年布料变化 图1. 1高炉2009年10月十字测温 图2. 1高炉2010年3月十字测温 图3. 高炉2010年10月十字测温 从图3看，中心温度高，火盆大，有时第六点温度高于中心温度点，煤气分布基本呈倒V型，中心温度高，顶温也随着升高，炉顶打水量大大增加，对炉顶设备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 2 ] ：在高炉布料过程中，中心加焦技术主要使焦炭在中心堆积，形成一定区域的无矿空间，在这个区域内，煤气流量大、利用率低，降低整个高炉的煤气利用率，不利于高炉的燃料比降低。但实际生产过程中，取消或减少中心焦量对炉况影响比较大，易造成边缘管道频繁，炉内接受风量能力差，煤气利用率差，燃料消耗高。采用中心加焦倒v型布料后主要经济指标见表3。 2.3. 中心加焦w型煤气分布布料 在实践过程发现在现有的原料条件下单纯的依靠中心煤气一条通道是不够的。因为边缘相对中心来说面积大得多，如果适当在边缘打开煤气通道，那样势必会大大减轻中心的压力，同时能缓减炉内高压差的现象，提高高炉受风能力，稳定煤气流，提高负荷。在后期的调整过程向着适当打开边缘，稳定中心煤气的方向发展。主要调整过程见表4，为了调整的灵活性，装料调整由档位调节改为按溜槽a角角度调节。 从上表看出调整方向为逐步减轻边缘矿焦比，在保持中心煤气通道的同时适当发展边缘煤气。在调整过程中发现边缘矿焦平台过于靠近边缘，边缘焦炭比较多，在布矿过程中料面易向中心倾斜。同时布料角度过于靠近炉墙，由于炉料偏析作用，小颗粒炉料易在落点附近停留，造成边缘煤气不稳或过弱的现象。在后期调整过程中我们逐步往里缩角度，在同样矿焦比的情况下保证边缘有足够宽的焦炭平台，同时可以防止炉料偏析引起的小颗粒炉料过多的停留在边缘。通过调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保持了边缘、中心两股煤气流。高炉中心温度控制在500℃~700℃，边缘温度控制在150℃~180℃，煤气分布形态为W型，煤气利用率维持在49%左右。这个装料制度对原料变化的适应性比较强，同时煤气利用率也较好，2014年以后京唐公司高炉的布料角度调整基本成型，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技术指标(见表5)，各项经济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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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大矿批冶炼 很多的模型实验及高炉解剖已经证明：高炉内部的炉料在到达风口软融带之前，一直保持着炉喉的布料状态，具有明显的层次。京唐高炉属“矮胖型”高炉，炉料自炉喉降至炉腰、腹部位的过程中，矿焦层厚度变化明显。小矿批操作条件下，炉料到达炉腰、腹部位时，料层进一步变薄，同时考虑到炉料在下降过程中界面效应，矿焦层界面混杂程度会加大。扩大矿批的主要考虑是确保软熔带的“焦窗”稳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现随着焦炭负荷的逐渐增加，O/C增大、焦炭层厚相对变薄，使料柱透气性变差，为维持合理的煤气分布，矿焦批重也要随之扩大。同时在高富氧、大煤比喷吹的冶炼条件下，随着炉腹煤气量的大大提高，炉料下降速度也会提高，为扩大矿石批重创造了条件 [ 3 ] 。 3.1. 双装大矿批 随着对大高炉冶炼规律认识的提高，焦炭负荷逐步提到5.0，但为了能进一步提高负荷，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焦窗厚度(炉喉焦层厚度低于500 mm不利于获得合理的煤气分布) [ 4 ] ，不至于因为焦层太薄而影响透气性，需要扩大矿焦批重，首钢京唐2座高炉炉顶料罐有效容积80 m 3 。测量炉顶料罐实际矿石最大极限装入量为：矿批145吨矿加3.5吨小焦块，如用正常的装料方式：矿 + 焦的模式势必会影响进一步的扩矿批。通过优化上料程序以及提高皮带速度实现了“矿矿焦”装料模式为进一步扩矿批奠定了基础，2#高炉于2011年3月开始进行大矿批试验和摸索(表6)。 京唐2炉经历了长达6个月的实践和摸索，对大矿批提高煤气的稳定性、减少炉内“块状带”焦炭和矿石间界面效应、改善软熔带“焦窗”透气性、炉料在布料溜槽的受力和运动状态以及炉顶“空区”煤气 [ 5 ] 对炉料分布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基础研究工作，坚持了k↓k↓j↓的装料模式，通过调整装料制度、匹配A/B矿量等措施，矿批逐步提高到178吨/批，焦炭负荷达到5.50以上，双装大矿批被确定为京唐2炉的装料制度，经济指标大幅改善，典型的装料参数如表7所列。 Table 3 Main economic indexes of No.1 BF from April 2010 to Decembe 表3. 京唐1高炉2010年4~12月主要经济指标 Table 4 Consolidate charging system for No.1 B 表4. 1高炉装料制度的固化 Table 5 Main economic indexes of No.1 BF after 201 表5. 2014年后京唐1高炉主要经济指标 Table 6 Charging system for No.2 BF before March 201 表6. 2011年3月大矿批尝试前京唐2炉的装料制度 附：料线1.75米，焦批28.6吨，矿批142吨。 Table 7 Charging system of high batch weight for No.2 BF in October 201 表7. 2011年10月京唐2炉大矿批的装料制度 附：料线1.75米，焦批31.4吨，矿批178吨(A矿137吨，B矿41吨)。 3.2. 单装大矿批 虽然双装大矿批装料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但在实际运用中也有一定的弊端。k↓k↓j↓模式对上料能力有一定的影响，同时A/B矿加入的料线是不相同的，虽然布料角度相同，在炉内形成的料面堆尖是不相同的，由于布料偏析的作用，会形成双矿双中心的料面，对稳定中心煤气有一定的影响，对高炉负荷进一步的突破产生一定的影响。2012年9月10日1高炉检修7天更换炉顶大料罐，给1高炉调整单装大矿批提供了机会。至2012年11月矿批逐步增加到175吨，焦批30吨左右，大矿批的优越性逐渐体现出来，高炉上部煤气流稳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增加了煤气与矿石接触时间，改善煤气利用。同时增加了焦炭料层厚度，使软熔带焦炭窗的面积变大，随着料柱层数的减少，减少界面效应，有利于改善透气性，高炉主要经济指标得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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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料线 改变料线深度曾经是钟式炉顶布料的一个手段，对于无料钟炉顶来说，堆尖位置可用溜槽角度控制，所以找到适宜的料线后，一般不再变动，目前高炉料线控制一般在1~2米之间。但我们在实际生产中忽略了炉顶空区煤气流对炉料下落影响 [ 5 ] ：1) 小颗粒炉料和较轻焦炭颗粒受煤气流影响较大；2) 炉喉径向煤气流速差异较大，中心区域煤气流速远高于计算所得平均流速，对该区域炉料下落影响较大；3) 炉顶压力越高、料线越深对炉料布料轨迹影响越大。京唐公司开炉后料线深度定为1.8米，主要考虑到大高炉有效高度高，炉内料柱阻损大，压差高，适当增加了料线深度。开炉后按测算和实际测量角度布料，未考虑炉顶空区煤气流对炉料下落影响的影响，实际布料角度比测量角度大，对上部煤气调剂产生一定的影响。后期料线深度逐步调整到1.3米，可以大大减少炉顶空区煤气流对料流轨迹的影响。以后在大高炉生产中，有条件的尽量减小料线深度，充分考虑炉顶空区煤气流对炉料轨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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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布料精度的控制 由于炉料结构特性及粒度大小的差别导致入炉初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加于控制会加重炉料偏析和布料精度不准，尤其是在大矿批的冶炼条件下影响会更大。我们根据各种炉料特性通过固定料序、固定称量罐放料秒流量、固定多组罐延时等手段，最终可以确定各种炉料在皮带上的位置和料层厚度，进炉顶料罐后的各料层固定，获得稳定的布料初速V。降低炉料偏析的影响，布料精度达到±0.3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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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通过装料制度的调整和优化，京唐公司两座高炉均保持了长期稳定顺行，各项经济指标均处于全国一流水平。2016年两座高炉平均指标：焦比291.8 Kg/t，煤比191.5 Kg/t，风温1233℃，利用系数2.21。通过总结生产经验，在装料制度调整上得出一些心得体会： 1) 平台 + 漏斗型布料可以得到较高的煤气利用率，有利于低燃料比冶炼，但对原料条件要求比较高，特大型高炉采用中心加焦w型煤气分布布料有利于高负荷生产，高炉对原料变化的适应性比较强，即使料柱具有最大的透气性，又能充分利用煤气能量。 2) 大高炉炉喉、炉缸截面积大，为保证有一定厚度的焦炭层，必须坚持大矿批冶炼才能稳定高炉煤气，尤其是在高负荷冶炼条件下，大矿批才能保证软熔带有一定数量的焦窗，增强透气性，减少界面效应。 3) 双装大矿批“矿矿焦”装料模式扩矿批是一种可行的装料制度，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布料偏析的作用，会形成双矿双中心的料面，对稳定中心煤气有一定的影响。 4) 在大高炉生产中，有条件的尽量减小料线深度，充分考虑炉顶空区煤气流对炉料轨迹的影响。 5) 根据炉料特性，通过优化上料程序可以降低炉料偏析的影响，提高布料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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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探究喂食压力在父母喂养策略和儿童进食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使用喂养策略问卷、喂食压力量表、儿童进食行为问卷调查了497名三至九岁儿童的家长。结果发现：1) 父母采取的解释、强制、奖励、偏好策略都可以预测儿童饱足反应/进食慢(进食中易产生饱足感或进食时间较长)和情绪性厌食(情绪不好时减少进食)，强制策略还可以负向预测食物享受度；2) 喂食压力中介解释、强制、偏好策略对饱足反应/进食慢的预测；3) 以上结果具有跨年龄稳定性。 关键词 :儿童心理，进食行为，喂养策略，喂食压力，中介模型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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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随着物质资源不断丰富，可选择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多，儿童对于食物的挑剔程度也随之增长。近期研究调查了北京、广州、苏州等九个地区城市儿童，结果显示：有六成的儿童存在挑食行为(Volger， Sheng， Tong， Zhao， Fan， Zhang et al.， 2013)。挑食具体表现为：不愿意尝试新食物，对于食物有强烈的偏好(Taylor， Wernimont， Northstone， & Emmett， 2015; Wardle， Guthrie， Sanderson， & Rapoport， 2001)。研究表明，挑食可能导致微量元素和蛋白质缺乏等营养问题，还会造成体重偏低(Volger et al.， 2013; Xue， Zhao， Cai， Yang， Szeto， Ma et al.， 2014; Yong， Lee， Ke， Zheng， Ma， Gao et al.， 2015)。 父母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示范，或者通过控制孩子的饮食环境，来影响下一代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从而改善其体重和其他营养状况(Savage， Fisher， & Birch， 2007; Vollmer & Mobley， 2013)。有研究发现，父母自身规律的进食蔬果行为，及其提供蔬果的丰富程度，都会促进儿童进食蔬菜水果(Kaiser， Aguilera， Horowitz， Lamp， Johns， Gomez-Camacho et al.， 2015; Wyse， Wolfenden， & Bisquera， 2015)；反之，孩子则会较少进食蔬菜水果，较多进食零食(Jackson， Smit， Manore， John， & Gunter， 2015; Schrempft， Jaarsveld， Fisher， & Wardle， 2015)。除了父母所提供的饮食环境，父母鼓励孩子进食的方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父母希望将蔬菜作为儿童的零食，于是父母通过给蔬菜加上带卡通的包装来吸引儿童(Cravener， Schlechter， Loeb， Radnitz， Schwartz， Zucker et al.， 2015)。更重要的是，父母告诉孩子：他也可以选择燕麦条作为零食(燕麦条是一种儿童普遍喜爱的点心)，但是必须等待5分钟才能得到(这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食用燕麦条要付出额外的努力)。结果发现，孩子的蔬菜进食量相对于实验前有显著提高。 已有研究探讨了哪些与父母相关的因素能够影响孩子的饮食，其中多数集中于父母的特定行为(比如，给蔬菜加卡通的包装)。但是如果想要更加明确地了解父母对于儿童饮食模式的影响机制，就需要更加系统地考察父母的喂养实践。前人研究发现，特定喂养实践的有效性会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Kremers， Johannes， Hein， & Engels， 2003)。比如，尽管权威型和独裁型的父母，都会给孩子施加高控制，但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会进食更多水果，这说明了并非只有父母控制的强弱会影响儿童进食水果，父母施加控制的方式，比如是否提供关爱等也起到关键作用(Kremers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更加精准地区分了父母是如何影响儿童进食行为的，究竟是父母的行为本身，还是产生行为的强度和方式(比如父母行为是否体现高压的特征)。具体地，本研究主要考察父母施加喂食压力如何影响儿童的进食行为，并且区分了父母施加喂食压力的强弱与方式。 研究发现，直接施加喂食压力对改善儿童挑食行为没有作用，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Mitchell， Claire， Emma， & Caroline， 2013; Moore， Tapper， & Murphy， 2007; Powell， Farrow， & Caroline， 2011)。幼儿园的儿童被分成两组：一组的研究员在儿童正常进餐时间前，每隔一段时间就催促儿童喝汤；而另一组的研究员则不会催促。结果发现：随后在自由进食的情况下，那些之前受到过催促的儿童，对汤的评价比另一组更低，并且吃得更少(Galloway， Fiorito， Francis， & Birch， 2006)。这项研究指出：父母如果没有技巧地施加喂食压力，这将对摄取健康食物有负面效果。相似地，父母不适当的奖励也会降低孩子对于食物的喜好(Moore， Tapper， & Murphy， 2010; Newman & Taylor， 1992)，有可能是由于奖励同样施加了较高的喂食压力(Rhee， 2008)。但是，如果父母采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比如指导和监控，肥胖儿童就会减少进食不健康食品(Jani， Mallan， & Daniels， 2014; Rhee， 2008)。父母示范吃新奇食物，以及让孩子反复暴露于新奇事物，通过增加儿童对新奇食物的熟悉度和接受度，从而增加儿童对新食品的摄入量(Dazeley & Houston-Price， 2015; Momin， Chung， & Olson， 2014; Russell， Worsley， & Campbell， 2015)。父母各种的喂养策略(比如直接催促、奖励或示范)，其目的都在于让孩子增加进食不喜爱的食物，也就是说都可能施加一定的喂食压力(Antoniou， Roefs， Kremers， Jansen， Gubbels， Sleddens et al.， 2015)，但是由于施加喂食压力的方式和程度不同，所以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效果。 除了示范这种喂养策略，其他喂养策略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要求儿童进食不喜爱的食物，这就可能产生喂食压力，喂食压力又可能引起不良饮食行为，比如饱足反应/进食慢，情绪性厌食，以及食物享受度下降等(Mcphie， Skouteris， Mccabe， Ricciardelli， Milgrom， Baur et al.， 2011; Powell et al.， 2011; Webber， Hill， Carnell， & Wardle， 2010)。 本研究通过考察父母采取的喂养策略是否会由于施加了喂食压力而产生事与愿违的反作用，来判断这些喂养策略是否有效。本研究以父母针对挑食所采取的喂养策略为自变量，儿童不良进食行为作为因变量，父母施加的喂食压力作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模型以检验各种喂养策略的影响。由于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可能对儿童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儿童进食行为，因此只探讨与儿童BMI有关的进食行为。 根据文献综述和推理，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饱足反应/进食慢、挑食、情绪性厌食，与BMI存在负相关；情绪性暴食、食物享受度和食物反应性，与BMI存在正相关；饮料渴求度与BMI不相关(Kröller， Jahnke， & Warschburger， 2013; Oliver & Wardle， 1999; Spence， Carson， Casey， & Boule，2011; Webber， Hill， Saxton， Jaarsveld， & Wardle， 2008)。 假设2：解释、强制和奖励策略(而不是偏好策略)，会由于施加了喂食压力而导致饱足反应/进食慢，并且导致食物享受度下降(Mcphie et al.， 2011; Powell et al.， 2011; Webber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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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从广州市的一家幼儿园及一家小学中选取3至9岁儿童的父母作为被试。总共发放591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97份，回收率为85.45%。其中在幼儿园发放240份，回收194份(回收率为80.83%)；在小学发放351份，回收303份(回收率为86.32%)。 在497份有效问卷中，男性有277人(55.7%)，另有4名被试性别缺失。除11名儿童年龄数据缺失，其余486名儿童平均年龄M = 6.3 (SD = 1.6)，其中三岁组儿童共56人；四岁组儿童56人，五岁组儿童76人，六岁组儿童105人，七岁组儿童102人，八至九岁组儿童91人。 2.2. 工具 研究问卷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包括基本信息、儿童进食行为、父母喂养策略和喂食压力。 2.2.1. 基本信息 父母报告了儿童的性别、年龄、目前的身高体重、父母对孩子体重的担忧等变量。其中父母对儿童体重的担忧是采用Richard Boles等人编制的儿童喂养问卷(Child Feeding Questionnaire)中的3个条目进行测量(Boles， Nelson， Chamberlin， Valenzuela， Sherman， Johnson et al.， 2010)，包括“您有多担心孩子必须靠节制饮食来维持合适的体重”等问题，采用5点评分(从1代表“不担心”到5代表“非常担心”)，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 2.2.2. 儿童进食行为 采用JaneWardle等人编制的儿童进食行为问卷(Children’s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该量表为5级评分，其中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2、3、4分别表示其间的不同程度，要求被试从中选择与其子女实际情况最相符的选项(Wardle et al.， 2001)。问卷共有35题，7个维度，分别是饱足反应/进食慢(包括“很容易就吃饱了”等)，挑食(例如“一开始会拒绝尝试新的食物”)，食物反应(例如“只要有机会，大部份时间都在吃东西”)，对食物的享受度(例如“对食物很感兴趣”)，对饮料的渴求度(如“如果有机会，总是在喝饮料”)，情绪性厌食(包括“当不开心时，会吃得比平时少”等)，情绪性暴食(包括“当烦躁时，会吃得比平时多”等)，内部一致性系数在本研究中分别为0.87、0.80、0.83、0.68、0.84、0.83以及0.69(在前人研究中分别为0.80、0.91、0.82、0.91、0.90、0.75、0.72)。 2.2.3. 针对挑食行为的喂养策略 参考NatalieRigal等人(Rigal， Chabanet， Issanchou， & Monnery-Patris， 2012)设计的喂养策略问卷(feeding strategy questionnaire)，采用5级评分，其中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2、3、4表示其间的不同程度。该问卷询问家长为了让孩子吃他们不喜欢吃的食物而采取的策略，包括强制策略(例如“命令孩子去吃这些食物”)、解释策略(例如“告诉孩子，吃这种食物有益身体健康”)、奖励策略(例如“告诉孩子如果吃了，就能得到点心作为奖励”)和偏好策略(例如“混合到他/她喜欢吃的食物里”)这四个维度，共17道题目。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本研究中分别为0.97、0.95、0.96以及0.95 (在前人研究中分别为0.81、0.72、0.73、0.65)。 2.2.4. 喂食压力 采用RichardBoles编制的儿童喂养问卷(Child Feeding Questionnaire)中的喂食压力分量表(Boles et al， 2010)，包括：“即使我的孩子说‘我不饿’，我仍然会尝试让他/她吃更多的食物”，“我的孩子无论何时都应该把他/她碗里的食物吃完”等4道题目，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所有问题均采用5级评分。其中1表示“不同意”，5表示“同意”，2、3、4表示其间的不同程度。 2.3. 数据处理 根据儿童年龄和BMI指数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筛选，删除年龄数据缺失的11个数据，删除52个BMI值缺失的数据，以及10个BMI超出了±3个标准偏差的数据，其余变量中的缺失值均以均值代替。最终获得424个数据，其中238名男性(56.1%)，186名女性(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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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儿童进食行为与BMI之间的相关检验 儿童进食行为与BMI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如表1所示。饱足反应/进食慢(r = −0.226， Table 1 Descriptive data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s eating behavior and BMI (N = 424 表1. 儿童进食行为与BMI的相关、均值和标准差(N = 424) 注： ** p < 0.01， * p < 0.05。 p < 0.001)、情绪性厌食(r = −0.155，p = 0.001)、挑食(r = −0.155，p = 0.001)都与儿童BMI呈负相关。对食物的享受度则与儿童BMI呈正相关(r = 0.106，p = 0.029)。 3.2. 父母喂养策略对儿童进食行为的独立作用 在控制了儿童年龄以及父母对儿童体重的担忧程度后，父母的解释、强制、奖励和偏好四种喂养策略均可预测儿童的饱足反应/进食慢和情绪性厌食。另外，除了解释策略，强制、奖励和偏好策略均能预测儿童挑食行为。但是，仅有强制策略能够预测儿童的食物享受度，并且父母越经常使用强制策略，儿童的食物享受度越低。另外，儿童年龄仅对食物享受度有边缘显著的预测作用，表现为年龄越大，儿童食物享受度越高(β = −0.10，SE = 0.02，p = 0.05)。年龄对于其他进食行为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说明本研究的结果在较大年龄范围内具有普遍性(表2)。 3.3. 喂食压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深入探索父母喂养策略与儿童进食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喂养策略作为预测变量，与儿童BMI相关的儿童进食行为作为结果变量，父母喂养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利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喂食压力仅在在解释、强制、奖励三种喂养策略对饱足反应/进食慢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在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中，只有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表3)。此外，再后续检验中，加入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前后中介模型没有显著改变，说明本研究的结果在较大年龄范围内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