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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晚清时期东林形象的正面转变及原因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朝的统治出现了极大的危机，清政府对于言论的把控力也随之削弱了。但是，当时的士绅长久处于政府的文化高压之下，对于结党及清议仍存在着恐惧。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批年轻的翰林，如张之洞、黄体芳和陈宝琛等，在光绪初年多次上折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时人便将这些人称为“清流”，他们上折言事的举动也被称为“清议”。 8 因为《明史》将东林称为“清流”，将东林议政称为“清议”，加之雍正、乾隆长期对朋党的打压，这些人对“清流”的称呼往往敬谢不敏。张之洞便曾言： 今日必无党祸，何也？有清议然后有党祸。(小人无以自容，尽去之而后快。)今也不然，毁誉杂糅，入主出奴而已。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疾之已甚，无往不复。)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总之，今日局面，文言之，则曰，相忍为国，质言之，则曰，模糊一片，闷气到底而已。(君子小人皆不得行其志，君子闷气，小人亦闷气。) [ 13 ] 张之洞认为当时没有清议和党祸，他被称为清流的说法自然也是无稽之谈。如果一直处于“君子不党”的大环境中，东林形象不可能大范围地发生改变。然而随着时局进一步败坏，政府腐败无能的刺激和西方政党制度传入的影响，却让这一环境发生变化。 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认为地大物博的中国败于日本，是因为中国不能凝聚每一份力量与日本进行对抗。他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 [ 14 ] 康氏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合群讲学，才能培育人才，进而挽救社会。此即他在“西方政治学说的启发”和中国传统的“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等主张的影响下，发展出了“合群立会的政治思想”，“其目的是开风气、求富强，为变法制造声势。” [ 15 ] 梁启超也提出：“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 [ 16 ] 常州学派对于群的阐释，也对其群学观点有所启发 [ 17 ]。 康梁二人的言行 9 ，与官方所认定的东林式清议 10 十分相似。因此康有为等人在论证合群立会思想和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时，客观上就会重新评价东林，塑造一个与清朝官方评论中不同的东林形象。 报刊是当时最先进、最快捷、最有效的舆论传播工具。梁启超在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指出报馆的重要性在于：“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 2 ] (p. 221)梁启超认为报馆如同耳目喉舌，有利于各类消息的传播，有助于国家“去塞求通”。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便选择报刊作为舆论阵地。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5年11月中旬，成立强学会。1896年1月12日，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强学会刊物《强学报》在上海创刊。《强学报》第一期刊登了《论会及荀子群学之》一文，该文利用欧阳修“君子有朋，而小人无朋”的观点和荀子之名来证明群学思想的合理性。这篇文章提出了与东林导致明亡不同的看法，即“前明之东林或以数百人而成一会，暨以十数万人而成一会攻之” [ 18 ]，明朝的败亡在于奸小之人集合更大的“会”攻击君子，君子因此不能为国效力，国家随之灭亡。 《强学报》出刊两期后，康有为和张之洞两人便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强学报》也因此被迫停刊 [ 19 ]。御史杨崇伊还以结党营私的名目弹劾强学会 11 。但以康有为为首的诸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 1896年11月5日，梁启超写成《论学会》一文。在文章中，梁氏指出“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在梁启超看来，学会是保存“先圣之道”的途径，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渠道。梁启超认为：“东林、几、复之大观，凡兹前模，具为左证。” [ 20 ] [ 21 ] (p. 31)因此，梁启超为论证学会的作用，大力指责清朝官方对于东林的评价，他直言： 学会之亡，起于何也？曰：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汉学家之言曰：今人但当著书，不当讲学。纪昀之言曰：“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呜呼，此何言耶？此十常侍所以倾李膺、范滂，蔡京、韩侂胄所以锢司马公、朱子，魏忠贤、阮大铖所以陷顾、高、陈、夏，而为此言也。吾不知小人无忌惮之纪昀，果何恶于李、范诸贤，而甘心为十常侍、蔡京、韩侂胄、魏忠贤、阮大铖之奴隶也。而举天下缀学之士，犹群焉宗之，伈俔低首，为奴隶之奴隶，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金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是率小人以食君子之肉，驱天下之人而为鳏寡孤独，而入于象驼牛马，而曾蜂蝗蚊蚁之不若，而后称善人。呜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 20 ] (p. 31-32) 梁启超大力谴责以纪昀为代表的清政府官方对东林的批评，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为小人辩护。梁启超还发挥欧阳修“君子有党”的观点，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 梁启超公开批评官方的根本目的是证明群学立会思想的合理性。事实上，此时由于政党观的引入，“党”字的含义已经出现了变化。时人认为“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 [ 21 ] “政党”中的“党”，其显然区别于古人所说的“朋党”中“党”。因此我们可以说至少对此时的梁启超来说，传统的朋党论已经没有什么束缚力了。 1898年3月8日，《湘报》 12 第二期刊登了皮锡瑞的一次讲义，这份讲义是皮锡瑞在湖南官绅共同创办的南学会 13 上的第一次讲义。皮锡瑞讲学的南学会以集会讲学为主要的活动。《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讲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辩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因此在讲义中，皮锡瑞首先肯定了讲学活动。他提出将明亡归罪于东林讲学的做法，是“不责备奸臣之禁讲学，侵害正人，反责诸公不应讲学力持清议，刻绳君子，宽纵小人。” [ 22 ] 在他看来，东林讲学的活动支撑了内忧外患的时局，后人对东林的评价有失公允。 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发起变法。因损害了各方的利益，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二人逃亡日本，南学会也受此影响被查封了。虽然变法失败，但康梁等人仍然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从报》。《新民从报》在“海内外影响广泛，仅在国内就有97个发行点，遍布49个县市。” [ 23 ] 1903年，《新民从报》第二十二号在介绍各国思想家时，称顾宪成为“明朝之大人物，为政治之后杰，东林经之先声。” [ 24 ] 顾宪成曾经因为他的东林身份，影响后人对他的学术评价 14 ，而此时却还特意要提及他的东林身份。可见，对于编纂《万国思想家年表》的编者来说，东林应该是较为正面的形象。这不仅因为群学思想，且在时局崩坏、世风日下的时期，人们对于东林的品行和道德的追求。梁启超《论私德》夸赞道：“东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义相属。” [ 25 ] 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对东林正面形象的塑造，并非是其主观的想法，更多的是出于论证自己观点的考量。报纸作为“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 26 ]。梁启超等人以报纸进行宣传，不仅扩大了他们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让他们笔下正面的东林形象流传更广。 1903年4月，陈世宜以匪石之名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在论述明朝历史的时候，他对东林评价道：“乌乎然，东林党者乃无规则、无用具之政学会也。”陈世宜批评东林以归修为名逃离朝政，在万历年间没能组织起“吾中国空前绝后之民会”，显然他已经把东林和学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在陈世宜心中，东林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吁嗟乎，东林！吁嗟乎，东林！伟然其人，巍然其地，竟随大明之江山以去。” [ 27 ] 1904年6月，《东方杂志》刊载了《论今日宜亟设宪法研究会节录》一文，这篇文章也将东林和学会相提，认为：“我国学会之发达，当明之季东林复社隐然以民党之势而持朝廷之重。”此文和梁启超的观点一致，不认同传统的朋党误国的观点，而认为“本朝禁纲严密儒者以立会结社为大戒”导致了“民气之衰靡，国势之不振” [ 28 ]。 在此时，黄宗羲笔下的东林形象也发挥着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合群立会”观点下，人们更能接受这一形象的东林；另一方面则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再发现 15 ，让黄宗羲的声望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梁启超阅读《明夷待访录》后，以“忧患余生生”之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黄梨洲》一文，将黄宗羲称为“中国的卢梭”，并将其与康有为、谭嗣同并称为“中国近世三大思想家” [ 29 ]。如前所述，黄宗羲专门写有《汰存录纪辨》一文为东林辩驳。而在他的《明儒学案》一书中，他对东林也不吝赞美： 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 [ 5 ] (p. 1375) 《湖北学生界》在介绍黄宗羲的时候，提到东林，认为“顾端文公、高忠宪组织东林书院，折陈时政，裁量人物，为政治上之潜势力，不让今日东西政党。东林之代表顾高二公君子者，兴起国民良风之导师也。” [ 30 ] 方表在《中国新报》上发表《论中国历史上之政治家》一文时，也受黄宗羲影响，对东林评价到：“前明之末，东林复社之流何尝不集徒立社造作清议，思以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而与一国之存亡相始终。” [ 31 ] 而时人利用东林证明自己思想的合理性之时，也在客观上塑造了一个正面形象的东林。1902年，陈怀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辨法》一文。他提出：“近代通人不惟不罪诛之、禁之、僇之之人，而转咎东林为亡明，令数千百辈有志之士蒙千古不白之冤而莫雪。” [ 32 ] 陈怀的目的虽然在于证明中国法律的问题，但是在他的笔下，东林成为了“有志之士”，而以往对东林的批评，则成为了东林蒙受的“不白之冤”。 在传统社会，君主忧惧大权旁落，因而极度忌惮臣子结为朋党，并以朋党亡国为由对本朝的朋党严厉打压。因此，士人在评价东林的时候也多受朋党论的影响。此时梁启超等塑造的正面的东林形象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的朋党观念的颠覆，更证明了在“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 33 ] 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滋长做某些自晚周轴心时代以来也许从未做过的事的要求，即：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 [ 34 ] 因此，东林形象向正面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黄宗羲对于东林的评价，才能够大范围的传播；群学立会思想才能够在知识分子之中得到广泛的认同 16 ；这也是各式各样的学会在20世纪初出现的根本原因。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制度已经不能够应对此时的危机。而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和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渴望，让传统的朋党论的束缚力不断减弱。因此东林形象才能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向正面转变，而不同于嘉靖、道光时期的常州今文学派的情况。 此外，时人对东林的同情，也是促使东林形象改变的原因之一。清政府因惧怕舆论逮捕士人的行为，以及戊戌六君子之死，都让当时的士人联想到了明末魏忠贤以东林为名残害君子的情形。 1903年7月，清政府组织经济特科考试，用以选拔人才。在日本留学生中，颇有声望的杨度参加了这场考试，并得到了第二名。但是，杨度却因在《支那教育问题》一文中“谈及满洲压制支那，反满的种族主义思想颇显激烈，在查办新党的谣言中，没敢参加随后的复试，就匆忙逃往日本” [ 35 ]。杨度被捕的流言也因此传出。虽然杨度被捕一事只是流言，但《国民日日报》却刊登了《捕杨度》一文。其将清政府抓捕杨度的行为，称为：“东林复社之续也” [ 36 ]，其后，沈荩在狱中被杖毙一事更是导致议论纷纷，舆论哗然 17 。时人发表《哭沈荩》一诗将沈荩被杀一事和天启年间东林被魏忠贤残害一事相提并论，直言“东林点将非无录，网尽清流付市曹。” [ 37 ] 杨度被捕的流言、沈荩被杖毙一事以及此后的《苏报》案 18 ，都加深了时人对清政府控制舆论的不满。这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和天启年间魏忠贤逮捕残害东林人一样的恐惧。当现实与历史呈现出相似的面貌，人们自然更容易接受一个正面形象的东林。 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舆论，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开始逮捕和绞杀有异议的士人。其还颁布了各式各样的法律法规，频繁的查禁报刊书籍，以及通过官方办报的方式来控制舆论。但是，清政府控制舆论的努力失败了，甚至由官方创办的《吉林教育官报》也称：“明季东林几复，其有造于国家社会者甚大，有非今日东西诸国政党之所能逮者。” [ 38 ] 虽然此时东林形象开始向正面转变，然而一个事物形象的完全转变却并非如此容易。在部分官方的评论中依然认为“东林逐而明亡”，将其作为防止朋党危害国家的典范 [ 39 ]。此外，传统的负面的东林形象依然发挥着影响。章太炎曾作《论东林误国事》一文。在文中，他认为“东林党”不仅没能阻止魏忠贤作恶，而且还因门户之见阻碍了国事，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 40 ]。 此外，在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过程中，东林也成为了革命派攻击改良派的工具之一。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1907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便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期望促进立宪活动的展开。马相伯受梁启超邀请参与其中。马相伯醉心教学，关心实事，希望通过教育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在社会上声望极高。因此，在马相伯出任政闻社总务员后，“立宪派党势大张”。章太炎作为革命党的中坚力量，和立宪派在许多观点上都有所不同。章太炎为劝导马相伯能够退出政闻社，给马相伯写了一封信。信中章太炎指出立宪党人和“东林党”人一样，“志不过升斗，借成名以取宠”不足为伍。章太炎还痛批东林： 昔明世东林复社，名为以道德相扶持，及其左右朝政，则自植渠帅以为首辅，延缘昏椓交通宫禁，苟可以利吾党者惟力是视，此先生所察知也 [ 41 ]。 章太炎认为东林是以道德标榜、唯利是图的“东林党”。其对于东林的批评，不仅是因为传统朋党论的影响，更多是出于他想通过贬低东林来批评“又愈在东林复社下”的立宪派。章太炎这样的举动，在他的《箴新党论》一文中也有所体现。在《箴新党论》中，章太炎甚至指责东林“内行点污，瞑瞒声色” [ 42 ]。 由上可见，在晚清东林的形象已经开始好转，但流传已久的朋党亡国的观点的影响依然存在。而在民国时期，在各种论调影响下的东林形象则更加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