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5. 研究结论与转型路径选择 本文以陕北能源富集区榆林和延安为例，分析了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计算陕北地区整体以及榆林和延安的“资源诅咒”系数，发现陕北地区2000~2015年这16年时间内，始终处于“资源诅咒”的困境。同时从“资源诅咒”系数的大小可以判断陕北地区“资源诅咒”现象较为严重，榆林相比延安“资源诅咒”更为严重。其次，根据2000~2015年这16年的样本数据对能源开发在经济增长中的直接及间接作用进行了模型估计，回归结果显示：能源开发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通过传导机制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直接阻碍作用；在间接作用中，通过“荷兰病”效应发挥的阻碍作用最大，占比甚至超过了30%。最后，对比榆林和延安两市的“资源诅咒”效应，发现相比延安市，榆林市的“资源诅咒”效应更为严重，具体而言，榆林市对教育和科技的挤出作用及政治弱化作用大于延安市，而延安市的“荷兰病”效应相比榆林市更加明显。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陕北作为国家战略意义层面的能源化工基地，以年均20%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经济奇迹。近年，陕北经济之所以放慢，主要是因为以能源为基础的产业放慢所致，其中，榆林靠煤炭化工，延安靠“油”主沉浮，陕北地区迫切需要摆脱对煤炭、石油等产业的严重依赖，找到促进区域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科学发展思路。 陕西省发改委2016年12月印发《“十三五”陕北转型持续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十三五”是陕北把握新常态、加快转型持续发展的关键期。结合规划的内容和本文的实证结论，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利用好资源禀赋优势，推进能源深度转化。陕北以能源一次开发为主，精细化工技术缺乏，不利于能源产业技术的改进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煤炭回采率平均不到30%，远低于国家《煤炭工业技术规范》要求的75%，乡镇煤矿、油田的煤炭、原油回采率更低，分别为10%和30%。当地经济应以能源化工高端化为发展方向，应提高原煤分值利用效率，进一步拉动煤炭产业链向精细化延伸。把高碳的原煤转化为低碳化的半焦、煤焦油和煤气产品，提高原煤的使用价值，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2015年8月，全国首套百万吨级煤间接制油国家示范工程在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投料试车成功，年产约400万吨优质油品和高端化学品。此外，投资144亿元的靖边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一期项目已于2017年9月开工，榆林市开工在即的重大能化项目还有5个。这7个高端重大能化项目，总投资达2600多亿元，对榆林市的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接下来陕北地区应以这7个项目为引导，进一步有效扩大高水平产能。 第二，适度控制资源型产业的规模，扶持制造业的发展。本文实证研究表明陕北地区“荷兰病”严重，因此政府应有计划地将资源税收入和资源型产业的其他收入拿出一定比例，用来支持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资源型地区产业的多样化和稳步发展，避免资源枯竭或资源价格回落带来的经济衰退。结合延安的特色旅游资源和榆林的光伏资源，将旅游业及环保产业作为特色经济进行培育，用来补充陕北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的不足。 第三，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资源丰裕的陕北地区同样面临人力资本不断被挤出的局面，这样会挫伤科技创新的动力。当地政府必须加强教育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一方面应加强基础教育和劳动者的再培训，另一方面应设计优惠政策来吸引外来技术人才，这样通过内在培养和外在吸引来积累宝贵的人力资本，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提升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开发质量，提高利用效率，而且有助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第四，加大制度建设，提高反腐倡廉水平。逐渐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有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完善现有的招标、拍卖、挂牌和公示制度，落实社会听证、媒体监督机制，加强社会公众对官员的监督，为广大的民众提供广泛而有效的监督渠道，以减弱腐败对陕北经济的负面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的：了解包头市大学生的创业意向现状及其与心理资本的关系。方法：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和《大学生创业意向量表》，对包头市三所大学的410名学生进行调查。结论：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处于中等水平。男生、学生干部、家人有创业经历、家庭能承担创业资金、接受过创业教育课的个体有更高的创业意向。心理资本的各维度与创业意向的各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心理资本的水平会影响创业意向的程度，心理资本越高的个体会有更高的创业意向。 关键词 :创业意向，创业目标意向，创业执行意向，心理资本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在校大学生高达3699万人，应届大学毕业生834万人，相比2018年增加了14万人，堪比史上最难就业季。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而大学生自主创业无疑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积极可行的方法。目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率仅为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5%，难以应对高校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极其重视关于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这既是国家战略，又体现了当前大学生的内在需求。自2013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多项创业优惠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断激发广大青年的活力和创造力。要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帮助学生们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心理资本是一种可以开发可以测量的心理能力，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工作绩效、学习成绩等方面均有积极的影响 [ 1 ] 。自2009年起，国内外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创业意向，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但是，目前针对心理资本和创业意向的研究比较少，基于本土文化的研究更少。基于上述原因，通过分析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现状并分析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来帮助提高包头市大学生的创业热情，缓解包头市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综述 2.1. 创业意向综述 “创业意向”一词最早由国外学者Bird (1988)提出，他认为创业意向是指创业者追求自己特定的目标，与此同时投入大量的注意力、精力，并且付出自己的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Bird等人在研究中发现个体的创业意向对其创业行为有很强的正向预测作用 [ 2 ] 。国内学者高俊鹏(2018)的研究表明了男生的创业意向显著高于女生 [ 3 ] 。在学历上创业意向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不同，考虑可能与被试的选取、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陈美君(2009)研究发现学历的高低与创业意向呈现反比关系 [ 4 ] 。在专业方面创业意向的研究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陈丹和王文科(2012)发现经管类学生的创业意向最高 [ 5 ] ，李海垒(2012)认为理工类专业的学生创业意向高于非理工类 [ 6 ] ，孙聪(2018)发现不同的专业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 [ 7 ] 。在家庭背景方面，蒲春阳(2010)认为家庭的创业背景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创业意向 [ 8 ] 。 2.2. 创业意向与心理资本关系综述 “心理资本”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Glodsmith等正式提出，他们把心理资本定义为那些能使个体产生积极效率的心理特征。Luthans等学者将心理资本划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前人已在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方面做过一定的研究，王佳慧(2016)发现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存在中等相关关系 [ 9 ] 。吕兆华(2012)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与就业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 10 ] 。李海翔(2012)对西安高校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及其创业意愿进行了分析，发现心理资本会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 [ 11 ] 。但在此篇论文中对创业意向的研究只从目标意向方面进行了研究，而对执行意向方面有所忽视。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可测量可提高的心理量，对个人的毕生发展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那么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量或许也会对创业意向方面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创业之初会有资金紧张、缺乏经验的情况，更加需要一个好的心理资本作为支持。在本文中，将把创业意向分为创业目标意向和创业执行意向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并研究创业意向及其两个维度与心理资本的相关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假设 假设一：包头市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在不同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二：包头市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及其各维度与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3.2. 研究被试 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3所高校大学生，共发放450份问卷，有效问卷410份，其中包医147份，科大132份，师院1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11%。 3.3. 研究工具 创业意向量表采用李海垒等于2011年编制的大学生创业意向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创业目标意向和创业执行意向。题项分布：第1至6题是创业目标意向维度，第7至12题是创业执行意向维度 [ 12 ] 。采取7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不符合”、3代表“有点不符合”、4代表“说不清”、5代表“有点符合”、6代表“比较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 心理资本量表采用张阔于2010年所编写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自我效能(α系数0.86)、韧性(α系数0.83)、希望(α系数0.80)和乐观(α系数0.76) [ 13 ] 。该量表共26题，其中共有5道反向计分题。采取7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不符合”、3代表“有点不符合”、4代表“说不清”、5代表“有点符合”、6代表“比较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 3.4. 统计方法 将纸质原始数据资料录入SPSS，采用SPSS21.0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5. 讨论 5.1.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的调查结果讨论 包头市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均值得分都在中值4以下，这一点与蒲春阳(2011)孙聪(2012)的结果一致，可以看出包头市大学生的创业的热情不是很高，而且标准差很大，极大值和极小值分别为42分和6分，说明被试的想法不是很统一，相差较大，很多大学生都没有下定决心进行自我创业。有的大学生有创业的想法，但缺少和谐的创业环境与很好的创业支持系统。研究发现包头市大学生的创业执行意向均分高于创业目标意向均分，说明当有很好的环境与支持时，大学生的“行动力”高于“心动力”，他们会有更高的创业行动力和创业热情。 5.2. 包头市大学生心理资本的调查结果讨论 包头市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均高于中值4，心理资本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且在希望和乐观维度有较高得分，且在这两个维度上极小值高于另两个维度，说明包头市大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生活乐观积极向上，而韧性得分最低，有些同学做事难以持之以恒，这也是现代很多人的通病。彭佳慧(2016)认为采用自陈式问卷，被试会因为社会期望对自己有更加积极的评价。 5.3.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现状分析 5.3.1.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在性别上的分析 包头市男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及创业目标意向显著高于女生，男生更加有创业的想法，因为在社会中往往会给予男生更高的评价，生活中获得的机会也多于女生，就业方面也比女生更有优势，同时成功的企业家里男性居多，导致男生会更有创业的想法。高俊鹏(2016)认为此结果的产生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有关，女生更倾向于稳定的工作。但是发现男生的“执行力”并没有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男生也只是有更多的创业想法，但是却没有比女生有更高的执行的想法。 5.3.2.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在是否为学生干部上的分析 学生干部的创业意向及创业目标意向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这一研究结果与麦上锋(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 [ 14 ] 。考虑学生在担任学生干部时，经常与老师、同学和学校各部门接触，能够很好的锻炼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因此能力会得到提高，当有能力时就会想要有更大的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想要通过创业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有更高的创业想法与“心动力”，但在执行上面仍有所欠缺。 5.3.3.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在家人是否有创业经历上的分析 家人有创业经历时被试的创业意向及创业目标意向、创业执行意向显著高于没有经历的被试，这一结果与蒲春阳(2011)的研究结果相反，考虑和年代有关，现在的创业宣传与政策远远好于2011年。本研究的结果考虑是当家人或亲戚朋友在创业时展现的坚持与努力等品质，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被试，使被试有更高的“执行力”，家人创业所获得的成功也会催化被试有更高的创业想法，因此被试有更高的“心动力”，当有了有过创业经历的家人的领悟社会支持，被试的创业意向会更高。 5.3.4.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在家庭能否承担创业资金上的分析 当家庭能承担创业资金时，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及创业目标意向、创业执行意向会更高一些，家庭能为学生的创业想法提供资金支持，让学生的创业想法没有后顾之忧，这无疑会让学生除了心动于创业的想法，更加的有创业的行动力。而孙聪(2018)研究家庭收入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发现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研究中发现，家庭年收入最高的个体具有最高的创业意向。 5.3.5.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在是否接受过创业教育课上的分析 接受过创业教育课的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及创业目标意向、创业执行意向显著高于未接受过的，结果支持了麦上锋(2016)和蒲春阳(2011)的假设，创业教育课会让学生了解创业的原因、方法和优点，促使大学生更想去创业，并加大学生创业的执行力。 5.3.6.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在民族上的分析 在民族变量上，被试的创业意向无显著差异，一方面原因是被试接受的教育背景相似，对于创业大致有相似的想法，各民族并无显著地区别，另一方面原因是在此次调查中，汉族占绝大多数，被试分布不均衡，会影响研究结果。 5.3.7.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在其他变量上的分析 在有无兼职经历变量上，被试的创业意向无显著差异，一般兼职较辛苦，兼职也不会助长被试创业想法。在是否参加过创业大赛变量上，被试的创业意向也无显著差异，参加创业大赛过程较繁琐，参与者需提出自己的商业设计方案，方案有可能还被驳回，导致被试对创业失去兴趣，与未参与者想比，并无更大的创业想法。在年级变量上，被试的创业意向无显著差异，说明在创业教育方面还不够深入，学生到了毕业时，仍没有更高的创业意向。在学历变量上，被试创业意向不存在显著差异，被试大多为本科学历，选取样本不够，导致在学历变量上无显著差异。在生源变量上，被试的创业意向无显著差异，学生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并有相同的教育环境，生源地的差异并不会影响被试的创业意向。在专业类别上，被试的创业意向不存在显著差异，预想经管类学生创业意向会更高，却发现教育类学生的均分最高，经调查，教育类学生为包头师范学院学生，该学校有专门的创业教育课，因此导致此结果。在父母职业类型上，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均分比较上，发现父母职业类型为经商时，创业意向得分最高。讨论发现，被试所处的家庭环境或学习环境会影响被试的创业意向。 5.4. 包头市大学生创业意向与心理资本的关系讨论 包头市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越强大，创业意向就会越高。并且自我效能、韧性、希望与乐观四维度均与创业目标意向、创业执行意向两维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心理资本较强的大学生有可能在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后，就会选择去创业。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就像是一颗埋在内心深处的种子，只要外部条件适宜，这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今后发展的每一步奠定坚实基础。因此，要注重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培养，借此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从长期发展来看，大学生自主创业比直接找工作更有发展的空间。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论、建议 6.1. 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包头市大学生中：1) 创业意向处于中等水平。2) 男生、学生干部、家人有创业经历、家庭能承担创业资金、接受过创业教育课的个体有更高的创业意向。3) 心理资本会影响创业意向的程度即心理资本越高，创业意向越强。 6.2. 建议 学校应积极进行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将创业教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提高学生创业意向，响应十九大号召；学校要注重对学生职业生涯的指导，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多举办创业比赛，来完善学生创业教育体系；学校也可采用学生干部轮班制，让每位同学拥有学生干部体验，提高自我效能感，提高各方面能力，提高创业能力与意向。与此同时政府应积极提出创业优惠政策，呼吁社会中更多的人创业，同时也可提高大学生创业的热情。媒体也应加大宣传女企业家创业成功案例，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创业。 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可塑性都很强，教育部门可以积极开发和培育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学校要多注重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通过开设心理咨询中心来帮助学生进行心理建设；多举办可提高学生心理资本的活动或竞技比赛；学校可开设团体辅导课来帮助学生积极践行能提高心理资本水平的方法。通过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来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向。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在国家提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环境下，高校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创业行为的产生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可由创业意愿进行影响。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是否愿意创业，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大学生创业意愿进行实证研究，了解合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关键词 :大学生创业，计划行为理论，教育，创新创业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不少大学生在毕业后放弃就业，而是选择创业作为其职业。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与日俱增。据统计：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20万人。急剧膨胀的毕业生数量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极其严峻，而创业则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它在减少应聘人数的同时，又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产品新服务快速成长，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为了提升未来应届生的创业比例，探究在校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相关影响因素。
system: [SYSTEM]

user: 2. 文献综述 2.1. 理论综述 本次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计划行为理论TPB。计划行为理论是Icek Ajzen在Ajzen和Fishbein (1975， 1980)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的继承发展得出，因为Ajzen通过研究发现，个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因此，他将TRA予以扩充，增加了一项对自我“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的新概念，从而发展成为新的行为理论研究模式——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 1 ] 。计划行为理论把个体的行为意向和个体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个体的意向通过引导，而产生了可被预测出的个体行为。该理论对个体行为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理性行为理论的延伸，在原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对自我“感知行为控制”的新理念。原始理论认为个体的实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行为意愿决定的，而影响行为意愿的关键因素有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行为意愿指的是个人对于采取某项行动的主观概率的判定，体现了个人对发起某项行为的意愿程度；行为态度是指个人对该向行为的主观感受，包括对其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它是由决策者本人对行为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和对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决定的；主观规范定义为个人在决定是否采取某项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即对个体做决定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如亲人、朋友、老师等)对决策者本人的期望。理性行为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人是理性的，在实施某项行为前会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以及最终结果的价值和意义。这便隐含着一个信息，表明人有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然而，个体与外界是不断联系的，每项行为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所以需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环境变量，使之对行为的研究更加精准。 阿耶兹(Icek Aizen)认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意志控制力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完全在意志控制之下的行为，另一端是完全不在意志控制之下的行为，而人类大部分的行为落于此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因此，他于1991年在《计划行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感知行为控制”理念，该理念反应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是个人对其行为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受到控制信念与感知促进因素的影响。控制信念包括决策者对个人能力、外部资源与机会的感知，而感知促进因素指的是对上述资源重要程度的估计。当个人认为自己的能力足够匹配，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预期阻碍愈少，则对行为的控制力越强。 2.2. 问题综述 创新创业的一切都离不开高等教育培育的创新型人才，更离不开高水准、高质量研究型大学对国家理论创新领域上所给予的巨大支持。由麦可思公司发布的《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跟踪数据显示2017届大学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的比例为2.9%，与2016届、2015届基本持平，从近三届的趋势发现，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呈现平稳发展态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主创业率仍有较大差距。在国家政策及高等教育的环境下，大学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中，是否有创业的意愿，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研究合肥地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3. 模型构建与理论假设 3.1. TPB模型构建 计划行为理论表明，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了行为意愿，继而影响了行为。个体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支持越大，感知行为控制力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强，越可能采取某项行动，反之，可能性越小。这三个要素的含义虽然各不相同，但三者来源于共同的信念基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 [ 2 ] 。作为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预测行为的理论模型，TPB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今我国针对大学生创业颁布了很多激励政策，创新创业教育在各大高校深入推进，我国的青年创业者队伍在逐年增加，已经达到了非常庞大的数量。本研究基于TPB理论，以安徽省已经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对大学生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初步形成以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子理论模型 3.2. 模型理论假设与因素分析 3.2.1. 创业态度 对于简单的公式，可以直接以文本方式输入；对于复杂的公式，可以考虑使用公式编辑器，或者将公式制作成图片后插入文中。编辑公式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减号与连字符的区别，前者较长，后者较短。March Van Gelderen等人对大学生创业态度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对创业态度的直接表现为创业具有挑战性、独立性、工作量的避免 [ 3 ] 。吴凌菲从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国情为出发点，发现创业者态度直接影响创业者是否会选择创业，国内外验证结果相符 [ 4 ] 。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1：在校大学生对创业的态度与积极，创业意愿便越强烈。 3.2.2. 主观规范 注意Brayfield和Kolvereid在创业意愿创业事件模型中证实创业意愿受到创业者主观规范的影响 [ 5 ] 。Bulter & Herring的研究发现如果某个体的父母参加了创业活动，那么会对个体本人的创业意愿产生很大影响 [ 6 ] 。齐昕的实证也表明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家人和朋友的态度影响了本人的创业意愿 [ 7 ] 。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2：在校大学生创业的主观规范支持越大，创业意愿越强烈。 3.2.3. 感知行为控制 感知行为控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Ajzen认为感知行为控制作为评价行为难易程度的指标，可以决定行为能否发生或是否继续。Brayfield、Krueger & Dickson研究发现创业者对创业难易程度的认知会影响创业意向与创业风险的承担能力。李永强、齐昕等人发现提升创业的感知行为控制力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 8 ] 。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感知行为控制越强大，创业意愿越强烈。 3.2.4. 行为意愿 Thompson的研究发现创业意愿的强烈直接影响到个体实施创业行动的可能性。Krueger也发现创业者的行为意愿是直接预测行为的最好指标 [ 9 ] 。
system: [SYSTEM]

user: 5. 研究结论及讨论 5.1. 研究结论 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中，参加创业教育课程，参加与创业有关的沙龙、社团、活动，参加与创业有关的竞赛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没有较大的影响。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会对创业意愿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其中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为主要影响因素。 5.2. 讨论 1) 目前阻碍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学生实际开展创业活动的人不多，学校应该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投资、引入更加专业的创业师资团队、创办更有意义的创业活动。 2) 不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同学，对个体创业的支持度都较小，这也是多数大学生不进行创业的主要原因，即得不到别人的支持。社会应该加大对创业的宣传以及支持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创业，鼓励更多的人创业。 3) 40%的同学认为企业家的工作对他有吸引力；49%的同学认为成为企业家对自己的好处大于坏处，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同时，54%同学在有机会和资源的条件下愿意去创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缺乏机会以及资源，同时这也是导致他们不愿意去创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对合肥两所高校的在校生的实证调查，可以发现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可以解释在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研究表明在校大学生创业行为态度影响最大，而阻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最关键要素是感知行为中的创业的解决问题能力、资金问题、社会资源问题。但创业的主观规范的影响不大，证明现在在校大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高校和政府应该多出台对大学生创业有利的政策并对大学生进行资金扶持，对其进行相关的训练，才能让大学生投入于创新创业，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荀子继承了孔子“乐教”思想的主旨，并且在“乐”的起源、“礼乐”结合及“乐”对人内心情感的影响方面，大大演化和发展了孔子“乐教”思想内容。荀子“乐教”思想基本代表了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流。 关键词 :荀子，墨子，乐教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荀子对墨子“非乐”思想之批判：“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墨子是生活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墨子出身微贱，其弟子也多来自社会下层，墨子思想学说较明显地代表了“远鄙郊外之臣”“四鄙之萌人”和“农与工肆之人”的思想和利益。墨家学派的思想既有关怀社会和民众利益的特点，又有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特别关注现实功利和实用性的思维倾向在墨家艺术思想和关于“乐”的理论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墨家学说不可避免呈现出“蔽于用而不知文”的价值缺憾。“非乐”是墨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墨子的十大主张之一。 墨子的“非乐”思想是在“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随着春秋末期以来愈演愈烈的“礼坏乐崩”，一直承担着政治、道德教化功能的“礼乐”已经越来越形式化，“礼乐”的政治、道德及宗教功能逐渐消解、淡化，而其审美愉悦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在墨子时期，生产力低下，战事频仍，“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状况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墨子认为美乐甘食、华文安居都是奢靡的事，类似“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的浪费劳力、资财、耽误农事、影响政务的乐事，皆为“为乐，非也”之列。墨子对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主要针对儒家所一直漠视的音乐审美与社会功利问题，批评了儒家注重社会政治、道德教化和个体心性修养而对如何促进国家富强、如何解决民生疾苦缺乏关注的片面性。在西周以来传统“礼乐”观的巨大裂变中，墨子的“礼乐”批判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教化观念激烈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从乐器的制作、音乐的演奏、音乐的欣赏、乐人的供养以及音乐欣赏的结果等几个方面对当时上层社会的音乐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性批判。在整个批判过程，直接的现实功利成为其“礼乐”批判的唯一标准，音乐艺术因为不能使“国家治”、“财用足”而遭到墨子的否定甚至禁绝。“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从“非乐”走向了“禁乐”，这是墨子“礼乐”批判的最后结论。 总体看，墨子所非之乐，是东周后期统治阶级用以铺张奢靡之乐和儒家所要恢复的西周“礼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墨子“非乐”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客观而论，墨子“非乐”非得确实有些过分，他几乎把所有的音乐等艺术活动都视为无利于社会的消极因素而主张全面禁止，这显然是片面的。《淮南子·说山训》中说道：“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这件事在《史记·邹阳列传》中有“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的记述，其他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墨子对音乐活动的偏激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荀子反对墨子的“非乐”思想，充分肯定了音乐存在的合理性。墨子指责音乐活动劳民伤财，使“国家乱而社稷危”，为害无穷。而荀子则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依据，批驳了墨子的禁欲主义观点。他指出，“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导致国乱财匮的决非音乐活动，而是由于“群而无分”，背离了“礼义”，在于欲求的“无度量”。因为声色欲求无度则争，“争则乱，乱则穷。”音乐活动是正当的，关键在于应以“礼”约束之，使之遵守社会规范，使“乐”成为“道”的体现，发挥其“明道”、“治人”的作用，亦即“仁义礼乐，其致一也”。“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若此，则音乐不但不会危害社会，反而能改变人的本性，化性为伪，使人们“群而有分”，欲求适度，增强伦理道德意识，促进社会的和谐统一。他斥责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认为“非乐”不但不利于治理国家，反而会使“天下乱”。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论 总之，荀子不仅继承了孔子“乐教”思想的主旨，并且在“乐”的起源、“礼乐”结合及“乐”对人内心情感的影响方面，大大演化和发展了孔子“乐教”思想内容，又在对墨子“非乐”进行回击批判的同时完善了自己的音乐思想，重新形成较完整的“乐教”思想体系 [ 5 ] 。荀子“乐教”思想基本代表了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流。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为了探讨公众对于拟建核电站的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全国范围内拟建核电站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公众理解科学理论为基础确定了与拟建核电站的公众接受度相关的因素。结果发现作为“表面心理学”因素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作为“深层心理学”因素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而感知知识却不能。当公众不了解核电站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来评估利益和风险，而不是通过基于具体事实的纯理性推论。 关键词 :公众接受度，拟建核电站，感知知识，情感认同，社会信任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核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并已成为改变全球能源结构和减少温室效应的主要解决方案之一。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测，全球核电仍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前景，并集中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中国的核电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截至2018年初，有38座核反应堆投入运营，容量为36吉瓦，35座正在建设中。根据“核电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到2020年，在役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分别为58吉瓦和30吉瓦。 然而，核电发展过程并不总是平稳的，容易受到灾难性核事故的影响(如福岛核事故)。以往的研究认为，核事故可以显著改变公众对核能的看法 [ 1 ] [ 2 ] 。福岛核事故导致全球公众对潜在核危机的恐慌现象，中国也难以幸免 [ 3 ] 。经过两年的中断后，中国在2013年重启了核电生产工作，也相继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抗议和抵制。比如，2013年7月，在中国核工业园区龙湾工业园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告期内，广东江门县级市鹤山爆发了抗议当地建设核燃料厂的公众抵制活动，政府最终取消了该项目。2014年，广西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江山半岛旅游度假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向当地政府提出的请求，就是要求终止当时正在计划的白龙核电项目。2016年8月，连云港市公开抵制核废料循环项目，导致当地政府暂停该项目的初步工作。 上述案例表明，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已然成为影响核电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影响拟建核电能否顺利完成。根据文献调研，之前的实证研究更多地关注公众对正在运行的特定核电站的接受程度与影响因素 [ 1 ] [ 4 ] [ 5 ] ，以及公众对核能的广泛认知 [ 6 ] [ 7 ] 。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关注初步规划阶段公众对于拟建核电站的接受度来补充现有研究空白，并旨在探讨当公众对拟建核电站还不了解时影响核电接受度的相关因素。
system: [SYSTEM]

user: 2. 文献综述 2.1. 理解公众接受度：基于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视角 “公众接受度”这一术语已被广泛用于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领域以理解公众感知和行为。关于公众接受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公众理解科学理论(PUS)。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口号，并迅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缺陷模型是PUS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它假设公众拥有“缺乏”的知识而科学家拥有“足够”的知识。由于缺乏知识，公众总是对新技术持敌对态度 [ 8 ] 。缺陷模型将知识视为解释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缺陷模型的启示是为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应提高公共科学素养。 随后的学术文献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缺陷模型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过分简化影响公众理解科学的因素 [ 9 ] [ 10 ] 。杜兰特(1999)指出，将正式知识视为理解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唯一因素是非常局限的，他进而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民主模型，聚焦于包括知识、价值观、权力关系和信任在内的更广泛因素。民主模型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平等对待，并强调了公众参与对促进公众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作用。 2.2. 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直接因素 核电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公众接受度这一观点已被普遍认同 [ 1 ] [ 2 ] [ 11 ] [ 12 ] [ 13 ] 。以往研究提出，促进核电技术发展不仅能降低能源价格，还能降低传统能源产生的碳排放水平，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 1 ] [ 2 ] ，而后者更易被公众感知和评判。此外，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可被视为一种创造更多就业和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甚至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 [ 14 ] 。因此，核电的感知利益和公众接受度具有正相关性 [ 11 ] [ 15 ] 。尽管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核电的感知风险仍然是影响公众接受度的最重要因素。许多实证研究指出，感知风险与核电技术的接受度呈负相关 [ 2 ] 。核灾难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之一就是在感知风险增加的同时，核电公众接受度下降 [ 1 ] [ 2 ] [ 11 ] 。 2.3. 知识、情感和信任：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间接因素 除了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这两种“表面心理因素”直接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之外，考虑到个人倾向各异，有必要识别和探究作为“深层心理因素”的间接影响因素。根据文献综述，本研究得出三种最重要的深层心理因素：知识、情感和信任。 先前研究提出，知识水平可能会影响核电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并进一步影响公众接受度 [ 16 ] [ 17 ] 。更多的核能知识可以提高公众接受度 [ 6 ] ，包括核能发电、核电运行和核辐射风险等方面的知识。研究发现，对能源问题更了解的人通常更有可能支持核能发展，而不是反对或不发表意见。还有研究认为，核电的知识水平与感知风险负相关 [ 18 ] ，与感知利益正相关 [ 16 ] 。然而，知识在公众接受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议。许多学者提出，由于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和信息，大多数人无法正确评估与技术相关的风险和收益 [ 19 ] 。因此，公众主要依靠专家作出判断。此外，最近的研究指出，关于知识的两种不同测度——感知知识和评估知识——在评估知识和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带来的结果可能会不同 [ 8 ] 。虽然核电知识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并不确定，但大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知识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知识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是由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所中介的 [ 2 ] [ 19 ] 。 还有学者指出，核电的感知利益和风险还会受到情感的影响 [ 2 ] 。根据“情感启发式理论”，人们主要利用自己的直觉来评估有害事件 [ 20 ] 。之前的研究发现，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与个体的情感认同有关 [ 20 ] 。如果人们喜欢某项活动，他们倾向于将与活动相关的风险视为低，而将收益视为高。如果人们不喜欢某项活动，他们会做出相反的感知评判，即高风险和低收益。许多学者还将情感认同视为可以应用于人们对核能的特定态度的一般态度 [ 21 ] ，并指出，不情愿接受核电与消极情感认同有关 [ 22 ] 。 社会信任是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缺乏全面的技术知识，难以了解相关技术灾害的可能性，所以公众必须依靠社会信任来评估核电风险和利益 [ 19 ] [ 23 ] 。社会信任的核心含义是“人们愿意依赖那些负责任地做出决策，并在技术、环境、医学或其他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采取行动的人” [ 19 ] 。社会信任可以增强感知利益并削弱危险废物处理 [ 24 ] 、化学工厂运营和食品辐射技术 [ 25 ] 等领域的感知风险。Siegrist (2000)提出，公众对新技术或危险设施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感知到的利益和风险。对科学家、企业和监管机构的信任都会对感知到的利益和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以前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信任与感知风险负相关并与感知利益正相关的观点 [ 2 ] 。在核电领域，社会信任的对象包括政府实体 [ 1 ] 、核电企业、科学家 [ 19 ] 和媒体 [ 5 ]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模型(图1)，其中感知知识、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是自变量，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是中介变量，核电公众接受度是因变量。 图1. 概念模型
system: [SYSTEM]

user: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一项旨在调研中国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大规模调查问卷，问卷量表基于李克特5点评分法(5 = 强烈同意/接受，1 = 非常不同意/拒绝)对变量进行测度，其中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居住地与核电站之间的距离作为控制变量。针对目标受访者的调查问题设置如下：“您家附近是否建有核电站？”该研究从选择回答“听说要建设”的受访者中抽取样本，并将在核电站周边的居民划分为0~5公里，5~20公里和20~40公里三个不同地理位置。调查于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304份。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1。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 特征 内容 人数 百分比 居住地与核电站的距离 0~5公里 23 7.6% 5~20公里 137 45.1% 20~40公里 144 47.4% 性别 男 226 74.3% 女 78 25.7% 年龄 20岁以下 20 6.6% 21~30岁 93 30.6% 31~40岁 119 39.1% 41~50岁 61 20.1% 51岁以上 11 3.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 6.6% 初中 36 11.8% 高中(或中专、技校) 86 28.3% 本科(或大专) 159 52.3% 研究生及以上 21 6.9% 月平均收入 2000元及以下 34 18.5% 2001~5000元 65 35.3% 5001~8000元 45 24.5% 8001~10，000元 26 14.1% 10，000元以上 5 2.7% 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 109 35.9% 农村居民 195 64.1% 表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本文运用IBM 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 [ 26 ] 。基于上面提到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带有中介变量的假设模型。
system: [SYSTEM]

user: 5. 讨论 与以前关于公众接受已经投入运行的核电站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选择关注处于早期规划阶段的核电站，以期确定影响当地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因素。Wolsink (2007)认为 [ 27 ] ，当项目处于选址和规划阶段时，公众对此类项目的接受程度始终较低。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我国爆发的核电站选址公众抗议活动也揭示了当地在选址过程中公众接受核电的重要性。鉴于此，本文对全国范围内拟建核电站地区的公众接受核电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 of model 模型5a 模型5b 模型5c 因变量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感知风险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感知风险 核电公众 接受度 常数 3.824** 3.928** −0.094 3.905** 4.028** -0.179 自变量 感知知识 0.036 情感认同 0.349** −0.275** 0.414** 社会信任 0.448** -0.043 感知风险 −0.2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2 0.078 0.118 0.118 0.135 0.141 0.06 表6. 模型5回归结果 注：n = 304；**p < 0.01。 以前的研究表明，公众在不同的邻近范围内表达了对公共风险设施(包括核电站)不同程度的接受度 [ 1 ] 。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证实，居住在选定核电站附近的人比那些居住更远的人更不愿意接受核电。此外，公众更愿意接受更大地理范围内的核电站，即在省内和全国范围内。这一发现符合“不在我家后院”(NIMBY)的概念：人们总是反对在他们可接触到的区域建设公共风险设施，因为个人需求和自我保护通常优先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特别是对那些陌生的、不了解的事物 [ 28 ] 。通过对感知利益和风险的重要性评估，可以发现，当地公众表现出“同质”倾向。 虽然感知利益和风险可以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但这一系列判断仍然与公众利用科学理性来理解核电的能力明显不同。通过对上述深层心理因素的研究发现，公众对核电的接受主要受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的影响，而不是感知知识。知识在公众接受公共风险设施方面的作用是有争议的。虽然以前的研究提出知识可能会使公众更加明智，但在实践中，公众并不认为他们对核电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公众缺乏仅通过知识预测核电利益和风险的能力，而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情感以及对社会中其他更权威声音的信任。 基于此，当公众对核电站不了解时，他们难以用完全理性的方式理解核电，很大程度上受到情感和信任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自2013年中国重启核电建设以来，政府开始在地方一级开展核电领域的公众参与活动，这些宣传被认为会影响普通公民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 [ 29 ] 。一方面，地方政府为推动核电的重要性认同做出了巨大努力，并试图通过这一行动加强公众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增强了核电站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并通过披露相关信息、举办听证会、开展公开讨论以努力增进公众对核电的信任，最终提高公众接受度。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语 6.1. 研究结论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两年后，中国政府恢复了核电发展，并将核电视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满足日益增长的廉价高效电力需求的替代方案。依据“十三五”规划 [ 30 ] ，从2016年开始，中国每年将建设6~8座新核电反应堆，这预示着不少城市近期将成为核电站的候选地。未来核电站建设的规划过程复杂而漫长，尤其需要政府、企业、科学家和公众之间持续的互动。本研究对全国范围的拟建核电站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核电站尚未建成，受访者居住的地点越近，他们的接受程度就越低；在较大的地理范围(省和国家)中，公众对核电站的接受程度高于当地核电站；公众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会对核电接受度产生影响，而公众的感知知识水平则不是特别相关。当公民不了解核电站的相关知识时，更倾向于通过对政府或科学家的情感认同和信任来评估核电站带来的利益和风险，而不是通过基于具体事实的纯理性推论。特别是受目前政府资助的公众参与活动的影响，这些活动侧重于动员和参与，所以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的感知风险和利益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变化。 6.2. 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先前研究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民主模型的认识：公众很难理解和掌握模糊不清的核电知识。而增强社会对政府决策或制定决策的个体的信任，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些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 1) 政府应向公众提供更多实际利益，并增加未来核电项目的预期效益 [ 31 ] 。减少未来核电运营项目的燃料和电力价格，同时带动相关行业，在工厂选址阶段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在整个工厂的建设和运营阶段采取经济激励 [ 32 ] 。 2) 虽然研究显示在统计上对于核电的感知知识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并不能断定它是不重要的。大多数公众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核电信息，但他们不会自动接受这些信息，也不会自动拒绝这些信息。所以政府开展科普工作，以可理解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信息和知识 [ 10 ] 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都是有利的，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核电运行的基本原理和风险。 3) 政府应有效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组织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相对容易地影响舆论。特别是政治动员作为一种可靠的政策工具，可以鼓励舆论与政府的计划和目标保持一致。此外，建立一个标准和可靠的程序也是体现政府和核电企业信誉的好方法 [ 33 ] 。非营利组织可以在扩大社会信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34 ] ；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也可以增进社会信任，如通过信息披露 [ 17 ] [ 35 ] 、公众参与 [ 36 ] 等方式。随着公众对参与政策制定提出更多要求，具有公开听证会和有组织的公开讨论 [ 37 ] 等特征的公开决策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公众对政府、科学家和核电企业的信任，特别是在核电站的规划阶段。 6.3. 研究局限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如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索规划阶段公众对核电站的真实了解。当公众对核电知识不了解时，试图尽可能多地考虑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变量。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测量每个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然后进行了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然而，这种研究设计意味着无法充分研究回归模型中不同类型的知识、情感或信任。第二，先前的研究已经指出，评估知识而不是感知知识，更能够预测与当前科学立场一致的风险认知 [ 8 ] 。在调查问卷中，对知识水平的测量仅是一种感知知识，与评估知识相比，可能无法精准测量科学知识水平，并会影响检验结果。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测量评估知识和感知知识的不同影响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管子》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一部关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巨著，其在涉及到经济管理方面的诸多材料中，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即“贫富有度”。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散见于《管子》各篇章中关于“贫富有度”思想的语句，发现《管子》认为“贫富无度”的主要原因是富商巧取豪夺以及统治者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调节政策，因而国家要在经济、行政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实现“贫富有度”。 关键词 :《管子》，贫富有度，收入分配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管子》作为一本较早关注经济问题的古代著作，学界对其研究多集中在货币思想、富国富民思想、宏观调控思想等领域。但近年来学界关于研究其“贫富有度”思想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边树本、崔建文 [ 1 ] 先生从思想基础、社会根源等方面简要探析了“贫富有度”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主要在国家干预、税收调控、商业管理等方面。翟建宏 [ 2 ] 先生则简要分析了贫富有度的必要性。安文、何晓晴、李圣英 [ 3 ] 等学者从多方面论述了《管子》贫富有度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总之，学术界关于《管子》贫富有度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试图深入探析《管子》一书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弥补前人研究之缺漏。
system: [SYSTEM]

user: 2. 齐国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根源 齐国自西周开始一直实行着严格的奴隶制等级制度，占人口极少数的奴隶主控制着大量土地，尤其是在铁制工具使用后，奴隶主占有的私田数量更甚，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齐国又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富商大贾不停地积聚财物，生活豪华，甚至富可敌国。“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 [ 4 ]，达到“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 [ 4 ] 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人却长期从事繁重的劳动，他们遭受着高额税赋和高利贷的双重盘剥，贫困难以度日，“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 [ 5 ]，齐国竟有三千家穷人借债，共借粮三十万钟，利息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百不等，这说明当时齐国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这容易加重社会矛盾，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统治。 关于贫富分化的原因，《管子》认为，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富商、贵族巧取豪夺 《管子》认为，春耕十日，夏耕十日，秋收十日，冬除田二十日，均会引起人们对生产资料的迫切要求，“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 [ 6 ]，奸商往往趁机在此时对农民所必需的物资高抬物价，囤积居奇，榨取农民的利益以获利。而“末作奇巧者，一日作五日食” [ 7 ]，于是就会有大量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最终导致“田荒而国贫矣” [ 7 ]。此外，齐国还有大量贵族世袭大量的田产，农民只能为他们劳作，遭受剥削。管子说“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 [ 8 ]。人民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先受到商贾的盘剥，低价把农产品卖给他们，犹如一国之中有两位国君向人民征税。 2.2. 政府失职 《管子》认为，农民尽力耕作生产，政府发行货币以利流通，如果二者各尽其能却还出现农民饥馁与卖子之事，则说明国内出现了大夫、商贾兼并钱财的事情。例如，“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 [ 9 ]，即在谷价上涨十倍时，大夫、商贾勾结一起，售出谷物，买进万物，获得九倍赢利。等到谷物价格返回，再高价售出万物。于是，币与谷之轻重贵贱，皆操之大夫，国家财富的十分之九会落入大夫手中。此外，管子提出，年岁的丰歉和赋税征课的缓急都会给贵族与商贾合谋榨取人民资财提供良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 [ 10 ]。如果国家无论丰年还是歉年，不分谷物的贵贱都一样征税，不实行丰年多收和歉年少收的政策，对赋税征收数额进行合理调整，农民在丰年就不得不贱价出售粮食，在歉年又被迫高价购买粮食，两次赋税都会借助高利贷来完成。贵族、商贾自然趁机贱买贵卖，囤积粮食，兼并资财，百倍其本谋其厚利。对此，管子提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力，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财并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乡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 10 ] ”也就是说，管子认为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等是人君亦即政府的责任，如果人君只知道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算不上市国家得治。 2.3. 个人智力不同 由于人的智力和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即使每个人拥有相同数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经营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 10 ]。也就是说，管子认为，即便每人分得的土地相同，强者可以守的住而弱者守不住；即便每人分得的财产相同，智者可以守住，财产可以保值增值，甚至获得十倍的利润，而愚者却连本金都收不回来，二者可以相差百倍。 总之，《管子》把齐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富商的剥削、政府失职以及民智的差异等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管子对社会贫富差距形成的认识较为深刻，但由于其所处的阶级以及时代的限制，他并没有揭示出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原因——奴隶主土地占有制。管子主张“贫富有度”，即社会的贫富差别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不能出现“甚贫”、“甚富”现象，一旦出现，政府就要采取措施制止，以保证社会稳定。
system: [SYSTEM]

user: 3. 贫富悬殊的危害 首先，《管子》认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 [ 11 ]。贫富分化若愈演愈烈，势必会引起政局动荡，国家危亡。“贫富无度则失” [ 12 ]，“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 [ 13 ]，“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不齐也” [ 10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如果百姓过于富足，衣食无忧，则可能会轻爵贱禄，就会减少对国君的依赖性，就不能为君所用，甚至一些富商巨贾可以凭借经济实力对抗中央，这就不利于国家稳定；如果百姓长期处于贫穷状态无法改变，他们就会为了生存无所顾忌，甚至犯上作乱。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说，《管子》认为贫富过于悬殊会扼制农业的发展，影响农民从事生产的热情。管子认为，农业在“百业”中利润最为微薄，而从事工商业赢利最大，如果放任百姓追逐暴利而忽视农业，便会动摇国家之本，后果是危险的。《治国》说：“今以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而且商贾之利与国家之利存在着严重冲突。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获利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商人获利多了，就会侵害国家的经济利益。 再次，贫富差距过大的危害还表现在社会道德方面。《管子》非常重视经济因素对道德的影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14 ]，说明道德的维持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这一点与20世纪西方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人作为社会人，个人的道德状况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有必然的联系。对个人来说，“衣食足”作为维护个人道德的物质要求需要社会和政治的介入；而“荣辱和礼节”的道德标准则是一种社会标准。因此一个甚贫者的社会道德水平一般是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