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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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例儿童木村病合并肾脏损害的临床特征，诊断，治疗及预后，旨在对儿童木村病的诊疗提供一定的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一名5岁男孩临床表现为肘部和腋窝淋巴结肿大，实验室检查表现为嗜酸性粒细胞和免疫球蛋白IgE显著增加，根据淋巴结病理切片，诊断为木村病。治疗起初用醋酸泼尼松治疗2周后，肿大的淋巴结完全消退，在泼尼松减量过程中，该患儿出现木村病复发，改用环孢菌素A，在随后的1年随访期间，症状逐渐显著改善。结论：针对木村病的治疗包括手术切除皮下肿块和药物治疗。尽管糖皮质激素是药物治疗的首选药物，但在糖皮质激素不敏感或不耐受的儿童中，免疫抑制剂如环孢菌素A可能是首选的替代药物。 关键词 :木村病，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淋巴肉芽肿，淋巴结，环孢菌素A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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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木村病(kimura’s disease，KD)又称嗜酸性粒细胞性淋巴肉芽肿，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罕见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发生在年轻和中年亚洲男性 [ 1 ]。自1937年以来，全球仅有400多例报道，儿童患者罕见，仅有个例报道 [ 2 ]。该病的主要病理改变是炎性细胞浸润和血管病变 [ 3 ]，并于1948年以Kimura的名字命名 [ 4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一例我院2016年收治的一名最初表现多发性淋巴结肿大患儿的病例报告，并回顾了该病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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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临床资料 2.1. 一般资料 患儿男，5岁，2016年12月因“右腋窝和肘部大量肿块4个月”就诊于我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体格检查见右侧腋窝3 cm × 2 cm的肿块，无肿胀和疼痛，触摸柔软。B超发现数枚肿大的淋巴结，范围从0.8 cm × 1.0 cm到1.5 cm × 0.8 cm，有明显的皮层和髓质边界，位于右耳和右腋窝区域。右上臂有一个2.8 cm × 1.5 cm低回声结节，具有明显的边界和不规则的形状。手术切除后，送检病理检查，肿块含有不同的细胞成分，包括小的成熟淋巴细胞，原始和不成熟的淋巴细胞，以及少量嗜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内皮细胞。诊断为慢性反应性淋巴结炎。在9个月后(2017年9月)，患者在手术切口部位出现新的肿块，表现为瘙痒，多发性皮疹和局部皮肤色素沉着增厚(见图1(C))，再次入住我院。体格检查见0.5 cm × 0.5 cm的肿块位于手术切口发生的肘窝右侧，双侧腹股沟处还有两个肿块(见图1(A)~(B))。复查患儿病理切片发现多个淋巴滤泡，具有不同的生发中心，淋巴滤泡和滤泡间区域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以及滤泡间区和血管周围的嗜酸性脓肿，纤维组织和血管增生(见图2(A)~(D))，该患者被诊断为木村氏病。 图1. 淋巴结肿大和特应性改变。(A) 右腹股沟淋巴结，3.8 cm × 1.3 cm；(B) 左腹股沟淋巴结，3.5厘米 × 1.1厘米；(C) 多发性皮疹和局部皮肤增厚，右侧大腿区域有色素沉着 图2. 淋巴结中的病理发现。(A) 观察到淋巴滤泡增生和可见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和血管增生(H & E染色，×100)；(B) 嗜酸性粒细胞浸润(H & E染色，×400)；(C) 溶解的卵泡和嗜酸性微粒(H & E染色，×400)；(D) 卵泡外周可见纤维组织和血管(H & E染色，×100) 2.2. 辅助检查 血细胞计数显示，白细胞计数(WBC)为9.61 × 10 9 /L，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为39.8% (3.82 × 10 9 /L)，远高于正常范围(0.05~0.5 × 10 9 /L)。其他实验室检测包括免疫球蛋白IgE浓度2450 IU/mL(正常 < 200 IU/mL)，尿蛋白定性检测中的尿蛋白+，24小时尿蛋白定量20 mg/kg/天，EBV-DNA定量为4.5 AU/mL (正常 < 2 AU/mL)和EBV核抗原IgG > 46.12 AU/mL(正常 < 2 AU/ml)。调节性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显示，总T细胞(CD3 +) 80.26% (正常61.1%~77%)，T辅助/诱导细胞亚群(CD3+ CD4+) 62.14% (正常31.5%~41.6%)，活化B细胞25% (正常3.0%~11.7%)。血生化，粪便，肺炎支原体抗体，结核分枝杆菌T-SPOT，变应原，胸部CT以及腹部B超检查没有阳性结果。 2.3. 治疗及转归 患儿以2 mg/kg/dPO的初始剂量接受醋酸泼尼松治疗，一周后，患儿症状改善，并继续以相同的治疗方式直至出院。在每周随访期间，泼尼松的剂量逐渐减少。治疗3个月后，肿块消失，肿大的淋巴结变小，嗜酸性粒细胞减少至0.34 × 10 9 /L (6.8%)，免疫球蛋白IgE水平降至578 IU/mL。然而，患儿出现糖皮质激素有关的副作用如青光眼和高血压，随后醋酸泼尼松剂量减少至2.5 mg/d同时加用卡托普利(12.5 mg， bid， PO)用于控制高血压。三个月后，颈部和腋窝淋巴结肿大，皮疹再次出现，患儿被诊断为木村氏病复发，给予环孢菌素A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中国杭州)，初始剂量为4 mg/kg/d。为了预防环孢菌素A的副作用，环孢素A血药浓度控制在150~200 ng/mL之间。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后，增大的淋巴结和皮疹消失，尿蛋白转阴。在1年多的随访期间，患儿没有再次复发，与环孢素A相关的副作用没有出现，末次(2018年12月)复查时肝功没有异常，尿素氮及肌酐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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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木村病是以长期存在并表现为反复无痛性的头颈部皮下软组织肿物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罕见的，临床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以淋巴结、软组织及唾液腺损害为主的慢性免疫性疾病 [ 3 ] [ 5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免疫系统在其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 6 ]，但木村病的病因尚不清楚。大多数木村不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Th2细胞增加，免疫球蛋白IgE，IL-4，IL-5，IL-6和IL-13升高 [ 7 ]。由于木村病主要发生在亚洲人后裔，所以这些人可能存在一致的致病基因。Yang [ 8 ] 对木村病患者的穿孔素基因编码区进行测序分析发现，木村病患者有穿孔素基因突变，但确切机制尚不清楚。其他原因如肿瘤，昆虫叮咬，寄生虫和感染 [ 9 ] [ 10 ] 也有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患者表现为荨麻疹，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增多，血清免疫球蛋白IGE显著增加，淋巴细胞亚群中T辅助细胞和活化B细胞增加，表明患者可能有I型过敏反应。 木村病很罕见，主要发生在男性与女性比例为3.5:1-11:1的亚洲人中，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的患者占所有病例的70%，患有木村病的儿童非常罕见。从2001年到2011年，在中国 [ 11 ] 报告了49例木村病，只有4例年龄小于14岁。病变多发生在头颈部淋巴结和/或皮下软组织，尤其是耳后和腮腺和下颌下腺区域。腮腺区占60.5%，其次是眼眶，颧骨，下颌，下颌和上臂区域 [ 12 ]。偶尔也报道了鼻背，肱骨，纵隔，肺，肠系膜和足跟区的发现 [ 13 ] [ 14 ]。表现为无痛性肿块，活动度可，边界不清，与周围组织粘连。一些患有木村病的患者局部皮肤粗糙，有增厚，脱屑，色素沉着，皮疹，瘙痒，如本例所示。全身症状包括发热，哮喘，荨麻疹，其他过敏反应和血管炎，如雷诺现象和嗜酸性粒细胞性脂膜炎。文献报道的其他症状包括过敏反应，如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和特应性皮炎。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木村病可能与特应性过敏有关。 与木村病相关的肾脏损害并不少见，约12%~16%患有肾脏损害，其中59%~78%患有肾病综合征，肾损害的病理改变包括微小病变型肾小球肾炎，系膜增生型肾小球肾炎和膜性肾病，一些以肾脏损害为首发症状的患者易被误诊为肾脏疾病 [ 15 ]。Liu [ 16 ] 报道了8例肾病综合征的木村氏病，其中5例尿蛋白水平与皮下结节的大小呈正相关，提示木村病可能是肾病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在Konishi [ 17 ] 报道的一例木村病中，免疫球蛋白IgE水平升高，同时在组织活检中肾脏IgE，IgG沉积明显，这表明木村病可能导致肾脏损伤。当肾功能损害早于皮损的发生时，可能会发生误诊和不恰当的治疗。本报告中患儿24小时蛋白质水平达到20 mg/kg，尽管不符合肾脏损害的标准(150 mg/24小时)，但潜在的肾损伤可能性很高。逐渐增加的免疫球蛋白IgE水平和皮下结节也需要密切关注肾功能，以防止发生不可逆的肾损害。 木村病的诊断主要基于受影响组织的病理结果和实验室检查。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胞的绝对值和百分比升高，免疫球蛋白IgE显著增加，血清TNF-α，IL-4和IL-5水平的升高。影像学检查，即CT，MRI等对于木村病的诊断不是特异性的，而是提供病变或肿块的位置和大小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组织病理学改变包括淋巴结中具有反应性生发中心的滤泡增生，增生性小血管，病变部位的成熟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偶尔形成嗜酸性微小脓肿。 木村病发病率低，病因不明，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临床表现不典型，易被误诊。目前的治疗包括手术，糖皮质激素，化疗和放疗。对于局部病变，手术治疗是首选，但大多数肿块难以完全切除，这使得术后复发的可能性很高。该患儿首次被误诊，手术切除肿块后，未用药时出现复发。Hong [ 18 ] 报道21例接受手术的木村氏病患者中，有5例在随访期间复发，但随访期间放疗联合手术无复发。糖皮质激素是治疗木村病最常用的药物，并且可以显著减少局部淋巴结病变。但是其副作用限制了其长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该患儿在治疗三个月后出现了青光眼和高血压，减少糖皮质激素后导致复发。环孢素A，霉酚酸酯和他克莫司作为免疫抑制剂主要用于肾脏受累的患者，Shao [ 19 ] 在木村病合并IgA肾病的患者中报道，用霉酚酸酯和厄贝沙坦治疗一个月后肾功能保持稳定。该患儿在第一次复发后，应用糖皮质激素出现激素相关副作用，减量后出现第二次复发，应用环孢素A (4 mg/kg/d)后可以达到良好的疗效。放疗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推荐剂量为26~30 Gy，在一些回顾性分析发现，小剂量的放疗联合手术后可以提高治愈率 [ 20 ] [ 21 ] [ 22 ]。然而，放疗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有不可逆的不良影响 [ 23 ] [ 24 ]。 大多数木村病患者预后良好，但有报道称，一名木村病患者出现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 25 ]。EB病毒(EBV)被认为是与某些恶性肿瘤发展密切相关的病毒。EBV感染本身并不是肿瘤的指导原因，但它可以诱导癌基因，抑癌基因和免疫功能缺陷的异常表达，这可能随后引发和促进EBV相关肿瘤的发生 [ 26 ]，EBV阳性的木村病患者预后差于EBV阴性的患者。在患者对糖皮质激素不敏感或不耐受或患有肾功能损害的患者中，预后通常较差，Rajpoot [ 5 ] 报道，一名呈现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类药物治疗不敏感的肾病综合征的亚洲男孩在治疗5年后发展为木村氏病并进展至终末期。Shao [ 18 ] 报道，1例未经系统治疗的木村病患者6年后出现IgA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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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如果患儿临床表现为头部和颈部出现肿块或淋巴结肿大，为单纯多发性淋巴结肿大而无明确原因证实与其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或免疫球蛋白IgE水平显著升高相关，则应将木村氏病列入鉴别诊断。手术切除，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单独或联合应用可作为儿童患者的治疗。对于对糖皮质激素不敏感或不耐受的儿童，可选择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A可以获得持续和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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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脾肿瘤临床少见且发病率低，脾脏血管淋巴管瘤与脾脏的其他良性肿瘤鉴别较为困难，且全脾切除术的并发症众多，为了更大程度的保留脾脏的功能，建议首选腹腔镜下脾部分切除术。 关键词 :脾血管淋巴管瘤，脾部分切除，病例报告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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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脾肿瘤在临床上较少见，发病率不足1% [ 1 ]，脾脏常见的良性肿瘤主要包括脾错构瘤、脾血管瘤、脾淋巴管瘤。其中脾错构瘤最罕见，其在脾切除术中发生率约3/20万。脾血管瘤、脾淋巴管瘤和二者混合型较错构瘤为常见，其发生基础多为先天性发育异常引起。由于脾脏的良恶性肿瘤临床鉴别较为困难，因此主张一经发现，即应施行全脾切除术。我科于2019年9月23日收治1例脾脏巨大血管淋巴管瘤患者，并行腹腔镜下脾部分切除术，现病例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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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摘要 患者女性，28岁，自述于2019年9月19日健康体检时发现脾肿物，大小约7 cm * 6 cm，未诉腹部特殊不适，于2019年9月23日就诊我科。查体：腹部平软，无胃肠型及蠕动波，无腹壁静脉曲张，右上腹压痛，无反跳痛，脾肋下可触及，质软，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正常。既往体健。术前上腹部CT(平扫+强化)提示：脾实质内见类圆形低密度病变，边界清，增强检查强化不明显，边界呈分叶状，大小约6 * 6.4 cm (图1)。肝胆胰脾彩超示：脾脏大小形态可，被摸光整，实质内探及大小约64 * 63 mm低回声包块，边界尚清，回声不均，无明显血流信号。血常规：血红蛋白120 g/L (参考范围：115~150 g/L)参考，血小板：224 * 10 9 个/L (参考范围：125~350 * 10 9 个/L)；肝功能：谷丙转氨酶10.4 U/L (参考范围：7~40 U/L)，谷草转氨酶17.6 U/L (参考范围：13~35 U/L)；肾功能：肌酐51.1 umol/L (参考范围：53~97 umol/L)，尿素3.98 mmol/L (参考范围：2.90~8.20 mmol/L)，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1.00 ng/ml (参考范围：0~20 ng/ml)，CA19-9 4.01 KU/L (参考范围：0~37 KU/L)。其与各项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图1. 上腹部CT (CT平扫) 术中腹腔镜探查：见脾脏下极肿瘤约6 * 6 * 6 cm，质地软，边界清楚，决定行腹腔镜下脾部分切除术(图2)，术中血压未见明显波动，血气分析未见明显异常，出血约200 ml，手术顺利。术后病理报告为脾脏血管淋巴管瘤，免疫组化：CD31 (血管+)，ERG (血管内皮+)，D2-40 (脉管+)，MC (−) (图3)。术后患者发烧，最高38.3℃，复查血常规：白细胞15.21 * 10 9 /L (参考范围：3.5~9.5 * 10 9 /L)，中性粒细胞13.86 * 10 9 /L (参考范围：1.8~6.3 * 10 9 /L)；C-反应蛋白105.5 mg/L (参考范围：0~5 mg/L)，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物理及药物降温治疗，体温逐渐控制。上腹部CT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患者对症治疗，于术后5天拔除引流管出院，总住院天数7天。随访1个月，患者恢复良好，复查未见明显异常。 图2. 切除的标本 图3. 患者组织病理检查：免疫组化*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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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脾脏是体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内含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约占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 [ 2 ]。同时脾又是一个免疫器官，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免疫学特性，其原发性肿瘤的发生率较低，良性肿瘤发病率约为0.14%，恶性肿瘤发病率低于全部恶性肿瘤的0.64% [ 3 ]。脾在临床中常见为继发性病变，如门静脉高压症、某些造血系统疾病引起的继发性脾功能亢进 [ 4 ] 和外伤引起的脾破裂等。脾血管淋巴管瘤是较罕见的肿瘤类型，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现在多数研究表明与先天性发育异常有关，且脾血管淋巴管瘤患者的发病人群多为青壮年。脾恶性肿瘤可表现为左上腹部不适，疼痛，还有些患者伴随贫血、发热，消瘦等恶病质 [ 5 ]。良性肿瘤则常无特殊表现，实验室检查能判断脾功能变化，但无法定性，且无特殊肿瘤标记物，诊断主要靠影像学检查。B超检查呈低或无回声的单发或多发结节状密度影，也可以表现为脾均质性增大。脾脏肿瘤也可侵及邻近器官，如左肾包膜、胰腺、肝脏、胃大弯及左膈肌等，CT扫描或MRI检查显示脾脏明显增大，CT呈低密度改变，MRI在T1加权相呈中低信号，T2加权相呈高信号。 治疗上，一经确诊，常行全脾切除术。由于脾脏扮演的“淋巴器官”和“免疫器官”的角色，必然导致全脾切除术后带来众多的并发症。常见的有腹腔内大出血、膈下感染、血栓–栓塞性并发症(多与术后血小板骤升有关)等。患者通常术后会出现发热的症状。造成脾切除术后发热的原因有感染因素及非感染因素，最常见的有免疫功能低下、感染、术后创伤应激反应、胸腔积液、胰尾损伤、门静脉血栓形成、脾热等 [ 6 ]。因此在手术过程中，应严格手术操作，熟练开展手术。术后应用抗生素，观察腹腔引流液的量及色泽，观察血小板量的变化，以做好脾切除术后发热的预防及治疗工作。鉴于全脾切除术的并发症众多，故对脾损伤和某些脾疾病而有保留部分脾适应症者，应尽量选择脾部分切除。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腹腔镜脾切除术已成为脾切除的首选术式及标准方法 [ 7 ]。腹腔镜技术手术损伤小，患者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成为了脾切除的首选治疗方案。术前应充分评估保留脾脏的体积，有文献报道，行脾部分切除术时只要保留原脾脏体积的1/3即可弥补脾脏正常功能 [ 8 ]。术中注意要点：1) 原位游离病侧脾脏，充分游离病侧脾脏后方间隙，建立脾后方隧道，健侧半脾不予游离，避免残脾缺血或扭转。2) 二级脾蒂的精细分离是手术成功的关键。特别是脾静脉的分支血管壁薄，易损伤出血，同时钛夹夹闭易滑脱，而缝扎止血困难，建议用hemolok夹子。3) 断脾时，一般沿缺血线用超声刀从浅到深游离。少数患者近脾门处脾断面血管交通支较多，可用切割闭合器离断，这样既可减少出血，又可缩短手术时间 [ 9 ]。脾部分切除术既保留了脾的部分功能，又保留了部分记忆性B细胞，这部分细胞所分泌的IgM在机体的抗感染免疫中有着十分重要作用，术后并发症少。因此应该成为以后脾血管淋巴管瘤的首选治疗方法。 临床上，脾脏血管淋巴管瘤与脾脏的其他良性肿瘤鉴别较为困难，可以从稳定或缓慢生长进展到侵袭性增强的状态 [ 10 ]。因此，为了更大程度的保留脾脏的功能，建议首选腹腔镜下脾部分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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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列车自动驾驶(ATO)技术在我国高速铁路与城际铁路已经得到应用，为研究ATO驾驶模式对车站追踪间隔的影响，基于京沈客专ATO测试试验，收集了调度所实时CTC数据、随车记录数据及车载ATO数据，利用mathlab对车载ATO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得出列车运行VS曲线，将VS曲线分解到列车车站出发及到达各个环节，分析ATO与人工两种驾驶模式下车站出发与到达各个环节的时间。对比人工驾驶模式，ATO模式下控车更加精准，ATO驾驶模式下的出发追踪间隔较人工驾驶模式更短但压缩效果不明显；如果ATO系统在进站信号机前不设置固定限速、进站走行阶段不采取降速策略，到达追踪间隔较人工驾驶模式可以实现压缩。 关键词 :高速铁路，ATO驾驶模式，人工驾驶模式，出发间隔，到达间隔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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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迅速，运营里程居世界首位，各项新技术在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得到了应用，其中就包括动车组自动驾驶(ATO)技术。ATO技术之前在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 [ 1 ] [ 2 ] [ 3 ]，近年来已开通运营的莞惠城际、佛肇城际等城际铁路均运用了ATO技术 [ 4 ] [ 5 ] [ 6 ]，在京张高铁等高速铁路中该技术也将在逐步推广运用 [ 7 ] [ 8 ] [ 9 ] [ 10 ]。ATO与人工两种驾驶模式在操作中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列车牵引制动时机及性能发挥程度不同，进而导致进出站列车速度不同，影响车站间隔时分 [ 11 ] [ 12 ]。为满足高速铁路高标准运营要求，有必要对两种驾驶模式的车站间隔时分进行分析研究。本文以京沈客专朝阳站至新民北站段的ATO与人工测试试验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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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处理 2.1. 数据来源与用途 本次分析以调度所实时CTC数据、车载ATO数据及随车记录数据为基础，以车载ATO数据作为分析车站间隔的主要数据来源，试验车型均为搭载300T列控系统的CR400-BF。通过对照上述数据的列车运行关键节点来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数据分析用途：1) 分析测试列车的速度、间隔；2) 对比两种驾驶模式下的VS曲线，分析两种驾驶模式的差异；3) 对比研究ATO与人工两种驾驶模式下进出站各个环节的时间、速度差异。 2.2. VS曲线生成 车载ATO所记录的运行里程、速度、ATP限速等时空轨迹数据中存在很多数据冗余，需要通过数据清理、轨迹压缩、轨迹分段等预处理方法转化为校准数据，然后利用mathlab仿真生成VS曲线，便于后续对比分析。 生成后的VS曲线见图1和图2所示： 图1. 北票站列车出发VS曲线示意图 图2. 北票站列车到达VS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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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出发间隔 3.1. 出发间隔分析方法 列车出发间隔是指自前行列车由车站发出时起，至由该站同方向再发出另一列车时止的最小间隔时间，它包括前行列车从车站出发至出清第一个闭塞分区时间和办理后行列车出发作业时间 [ 13 ]。 根据测试随车观察及调度所CTC记录数据，ATO与人工两种驾驶模式下的列车出发进路办理流程与时间相同，且ATO模式下司机仍需完成与人工模式相同的操作流程(如确认信号、仪表等)，才能按下ATO按钮发车 [ 14 ] [ 15 ]，因此两种驾驶模式下的列车出发作业附加时分均相同。故本次研究以列车从车站出发至出清第一个闭塞分区(一离去)的走行时间差异来对比ATO与人工驾驶模式下的出发间隔差异。 如图3所示，将列车从车站出发至出清第一个闭塞分区的走行时间分解为三个部分：F1、F2和F3。其中，F1表示列车启动至车头越过出站信号机时间；F2表示列车车头越过出站信号机至车尾出清逆向进站信号机的时间；F3表示列车车尾出清逆向进站信号机至列车车尾出清一离去时间；F1+F2+F3表示列车自启动至列车车尾出清一离去总时间。 3.2. 出发间隔测试结果分析 根据测试情况，共收集到上下行方向各站有效出发样本94个，其中ATO样本30个，人工驾驶样本64个。根据ATO与人工驾驶VS曲线，结合列车出发各个环节时间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平均值统计数据后分析发现： 图3. 列车出发各环节示意图 1) ATO模式下，列车咽喉区(出站信号机至逆向进站信号机)平均走行时间较人工模式少0.8~7.4 s，列车出清一离去的平均时间较人工驾要少0.5~8.7 s。根据随车观察记录，ATO驾驶模式下列车牵引功率使用系数达到100%，较人工模式高，因此，ATO模式下的出站运行速度更高，走行时间更短。 2) ATO驾驶模式出发时间更稳定，更短。人工驾驶受司机驾驶经验及熟练程度的影响，列车在咽喉区及一离去运行速度差异较大，出发时间长短不一，波动较大。结合测试计划中司机分配情况，驾驶经验丰富的司机出发所用时间与ATO模式较接近，而其他司机出发所用时间较ATO模式相差较大，最大可相差10~3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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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到达间隔 4.1. 到达间隔分析方法 列车到达间隔为前行列车车尾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至同方向后行列车车尾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止的最小间隔时间。列车到达间隔包括办理后行列车到达作业时间和后行列车由正常运行速度降至规定速度进站，车尾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的时间 [ 13 ]。 根据现场测试实际情况，ATO与人工两种驾驶模式下的列车到达作业附加时分均相同 [ 13 ] [ 14 ] [ 15 ]，因此本次分析不考虑到达附加作业时分。为有效对比两种驾驶模式下的到达间隔，本次研究对列车从ATP降速点运行至站内停稳的关键过程进行分解，对比分析ATO与人工两种驾驶模式下ATP降速点运行至站内停稳各个环节走行时间的差异，以判断ATO驾驶策略对列车到达间隔的影响。 如图4所示，本次研究将列车进站过程分解为三个部分：T1、T2和T3。T1表示列车自ATP降速点运行至车尾出清进站信号机的时间；T2表示列车车尾出清进站信号机至车尾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的时间；T3表示列车车尾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至停稳的时间；T1+T2表示列车自ATP降速点运行至车尾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的时间；T1+T2+T3表示列车自ATP降速点运行至列车停稳的总时间。根据调度所CTC所记录的联锁办理过程及现场测试记录数据分析，前方列车在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后，即可为后行列车办理接车进路 [ 16 ] [ 17 ]，因此仅对比列车自ATP降速点运行至车尾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的时间(T1 + T2时间)即可分析两种驾驶模式到达间隔的差异。 4.2. 列车到达间隔测试结果分析 根据测试情况，共收集上下行方向各站有效到达样本107个，其中ATO样本37个，人工驾驶样本70个。根据ATO与人工驾驶VS曲线，结合列车进站各环节的数据以及随车记录观察情况对比分析发现： 图4. 列车到达各环节示意图 1) 本次测试中，ATP限速点至进站信号机的运行过程，人工驾驶模式曲线趋向一致，而ATO驾驶模式由于接受运行计划时机问题导致列车为寻求正点到达车站，其速度曲线存在降速与不降速两种场景 [ 18 ] [ 19 ]。一是ATO接收运行计划后，后续区间运行时分偏紧，列车不降速仍以较高速度运行进站，该场景ATP限速点至进站信号机的走行时间较人工驾驶模式压缩4 s。二是ATO接收运行计划后判断后续区间运行时分较为富裕，ATO调整驾驶策略，以正点到达为目的，提前降低列车的运行速度进站，该场景ATP限速点至进站信号机的走行时间较人工驾驶模式增加3.9~19.1 s。 2) 进站信号机至出清反向出站信号机的列车平均运行速度，ATO模式比人工模式高。ATO模式下列车的咽喉区走行时间更短，平均可缩短3.7~21.3 s。 3) ATP侧向进站限速自道岔中心里程开始，进站信号机通常在最外方道岔100 m之外，而ATO驾驶模式中，由于考虑了乘客舒适度因素 [ 20 ]，进站信号机外方设置68 km/h的固定限速，导致列车实际运行曲线与ATP曲线距离较远，不利于压缩到达走行时间。 4) 综合上述因素，在本次测试中，部分场景ATO驾驶模式较人工驾驶模式到达走行时间缩短3.2~16.4 s，部分场景ATO驾驶模式较人工驾驶模式到达走行时间较增加1.5~13.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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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对比人工驾驶模式，ATO模式下控车更加精准，列车可以贴近ATP曲线运行；ATO驾驶模式下的出发间隔较人工驾驶模式更短但压缩效果不明显；根据试验数据及生成的VS曲线对比分析，如果ATO系统在进站信号机前不设置固定限速、进站走行阶段不采取降速策略，到达追踪间隔较人工驾驶模式可以实现进一步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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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缺血性脑血管病(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CD)患者血清胱抑素C (Cystatin C， CysC)与颈动脉斑块性质及颈动脉狭窄程度的关系。方法：选取完善头颈部CT血管造影(CTA)的ICD患者128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其CysC水平。根据研究对象的血清CysC中位数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低CysC组(n = 66，CysC浓度≤0.95 mg/L)和高CysC组(n = 62，CysC浓度>0.95 mg/L)，然后比较两组患者的颈动脉斑块性质和颈动脉狭窄程度。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血清CysC水平与ICD患者颈动脉斑块性质和颈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结果：高CysC组钙化斑块的比例较低CysC组低(c 2 = 18.636， P < 0.05)，混合性斑块和脂质斑块的比例均高于低CysC组(c 2 = 7.326， P< 0.05; c 2 = 11.291， P < 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高CysC组和低CysC组斑块总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 3.185， P > 0.05)。高CysC组轻度狭窄比例较低CysC组低(c 2 = 20.243， P < 0.05)，中度、重度或闭塞比例均高于低CysC组(c 2 = 7.212， P < 0.05; c 2 = 7.819， P < 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高CysC组和低CysC组颈动脉狭窄总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 1.671， P > 0.05)。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显示，ICD患者颈动脉斑块稳定程度、颈动脉狭窄程度均与血清CysC呈正相关(r = 0.450， P < 0.05; r = 0.376， P < 0.05)。结论：ICD患者颈动脉斑块性质、颈动脉狭窄程度与血清CysC水平相关。高CysC水平会增加不稳定斑块发生率，加重颈动脉狭窄程度。 关键词 :胱抑素C，斑块性质，颈动脉狭窄，颈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脑血管病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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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脑卒中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死亡原因。我国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每年新发脑卒中病例约200万，其中缺血性脑血管病(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CD)约占70% [ 1 ]。研究表明，约30%的ICD与颈动脉狭窄程度和斑块破裂有关 [ 2 ]。颈动脉狭窄每增加10%，患ICD的风险会增加26% [ 3 ]。颈动脉粥样硬化(Carotid atherosclerosis， CAS)是发生颈动脉狭窄的基础，是ICD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颈动脉斑块脱落引起的颅内动脉栓塞和颈动脉狭窄导致脑血流远端灌注不足是CAS引起ICD的主要机制。血清胱抑素C (Cystatin C， CysC)是一种重要的内源性组织蛋白酶抑制剂，也是早期反应肾功能状态的理想内源性标记物 [ 4 ]。CysC与半胱氨酸蛋白酶失衡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 5 ]。研究证实，高水平的CysC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 [ 6 ] [ 7 ] [ 8 ]。目前关于血清CysC水平与ICD关系的关系尚不确切，CysC与CAS的相关性仍未阐明。本研究搜集了128例ICD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分析血清CysC水平与颈动脉斑块性质及颈动脉狭窄程度的关系，为探讨CysC与ICD之间的联系提供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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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自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128例ICD患者。纳入标准：符合《中国脑血管疾病分类2015》中ICD的诊断标准 [ 9 ]；经头颅MRI及CT确诊；完善头颈部血管CT造影；无意识功能障碍。排除标准：合并出血性脑卒中者；合并血液系统疾病者；合并恶性心律失常者；合并心、肝、肾功能不全者；合并肿瘤者；对造影剂过敏者；合并妊娠者或哺乳期女性。所有ICD患者的CysC平均水平为(1.04 ± 0.34) mg/L，中位数为0.95 mg/L。根据血清CysC中位数水平 [ 10 ]，将患者分为低CysC组(n = 66，CysC浓度≤0.95 mg/L)和高CysC组(n = 62，CysC浓度>0.95 mg/L)。低CysC组和高CysC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平均年龄及是否合并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见表1。本研究取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使用德国西门子双源CT进行头颈部CTA检查。嘱患者取仰卧位，采集其头颈部扫描定位像。经肘正中静脉注入对比剂碘海醇90~100 ml，注射流率为3.5~4.5 ml/s。扫描延时时间启动后，设定触发阈值为110 Hu，进行横断面扫描，扫描过程中保证患者头颈部绝对制动，扫描的范围为主动脉弓至颅顶下2 cm。采集研究对象空腹状态下的静脉血5 ml，4℃条件下3000 r/min离心10 min后收集上层血清。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公司)测定ICD患者血清CysC水平。颈动脉狭窄程度标准参照北美症状性颈动脉内膜切除试验法(North American Symptomatic Carotid Endarterectomy Trail， NASCET)，即根据CTA颈动脉内径缩小的程度划分为轻度狭窄(血管狭窄程度<50%)，中度狭窄(血管狭窄程度50%~70%)，重度狭窄或闭塞(血管狭窄程度>70%) [ 11 ]。根据斑块的Hu衰减值将颈动脉斑块分为三类：脂质斑块(CT值≤50 Hu)、混合性斑块(CT值50~119 Hu)及钙化斑块(CT值≥120 Hu) [ 12 ]，三者的稳定性依次增强。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   x ¯ ± s 、例(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或c 2 检验，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ICD患者血清CysC与颈动脉斑块性质及狭窄程度的相关性；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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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两组ICD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低CysC组患者66例，其中男性35例，女性31例；高CysC组患者62例，其中男性37例，女性25例；两组患者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 0.574， P > 0.05)。低CysC组平均年龄(69.17 ± 7.20)岁，高CysC组平均年龄(71.15 ± 10.34)岁，两组ICD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363， P > 0.05)。低CysC组ICD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分别为29例、25例、22例，高CysC组ICD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分别为31例、27例、25例；两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c 2 = 0.472， P > 0.05; c 2 = 0.426， P > 0.05; c 2 = 0.672， P > 0.05)。低CysC组和高CysC组ICD患者一般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ICD patient 组别 性别 年龄(岁) 平均年龄(岁) 高血压(例) 糖尿病(例) 血脂异常(例) 低CysC组(n = 66) 男(n = 35) 53~83 67.20 ± 7.308 16 14 10 女(n = 31) 56~83 71.39 ± 6.494 13 11 12 高CysC组(n = 62) 男(n = 37) 45~85 68.70 ± 8.553 14 15 13 女(n = 25) 54~93 74.76 ± 11.798 17 12 12 P值 0.449 - 0.209 0.492 0.514 0.412 表1. ICD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3.2. 两组ICD患者颈动脉斑块性质比较 两组患者颈动脉斑块性质比例比较，高CysC组钙化斑块的比例较低CysC组低(c 2 = 18.636，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混合性斑块和脂质斑块的比例均高于低CysC组(c 2 = 7.326， P < 0.05; c 2 = 11.291， P < 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高CysC组和低CysC组斑块总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 3.185， 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carotid plaque properti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ICD patients/cases (percentage 组别 钙化 混合性 脂质 合计 低CysC组(n = 66) 36 (54.5) 14 (21.2) 7 (10.6) 57 (86.4) 高CysC组(n = 62) 11 (17.7) 27 (43.5) 22 (35.5) 60 (96.8) c 2 18.636 7.326 11.291 3.185 P值 0.000 0.007 0.001 0.074 表2. 两组ICD患者颈动脉斑块性质比较/例(百分率) 3.3. 两组ICD患者颈动脉狭窄程度比较 两组患者颈动脉狭窄程度比例比较，高CysC组轻度狭窄比例较低CysC组低(c 2 = 20.243，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度、重度或闭塞比例均高于低CysC组(c 2 = 7.212， P < 0.05; c 2 = 7.819，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高CysC组和低CysC组颈动脉狭窄总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 1.671， P > 0.05)。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carotid stenosis degree between two groups of ICD patients/cases (percentage 组别 轻度 中度 重度或闭塞 合计 低CysC组(n = 66) 30 (45.5) 15 (22.7) 11 (16.7) 56 (84.8) 高CysC组(n = 62) 6 (9.7) 28 (45.2) 24 (38.7) 58 (93.5) c 2 20.243 7.212 7.819 1.671 P值 0.000 0.007 0.005 0.196 表3. 两组ICD患者颈动脉狭窄程度比较/例(百分率) 3.4. ICD患者血清CysC水平与颈动脉斑块性质及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比较ICD患者血清CysC水平与颈动脉斑块性质及狭窄程度的相关性，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ICD患者血清CysC水平与颈动脉斑块性质、狭窄程度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50 (P < 0.05)、0.376 (P < 0.05)。见表4。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erum CysC and the property of carotid plaque and the degree of carotid stenosis inpatients with IC 相关性 P值 r值 斑块性质 0.000 0.450 狭窄程度 0.000 0.376 表4. ICD患者血清CysC水平与颈动脉斑块性质及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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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ICD是神经科的常见疾病，也是最常见的卒中类型，其发病率、致死率及致残率较高。ICD主要症状体征包括：面部、手臂或腿部突然麻木、无力；突然意识不清、失语；突然出现视力障碍；突然头晕、行走困难；突然出现原因不明的严重头痛 [ 13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肥胖、尿酸、同型半胱氨酸、超敏C反应蛋白等因素均可促进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并增加患ICD的风险。CAS是ICD发生的首要危险因素，约30%的ICD与颈动脉狭窄有关 [ 10 ]，狭窄的基础为CAS。硬化的斑块进展可导致血管狭窄；另一方面，在多种诱因下，不稳定斑块破裂导致血栓形成，也会进一步加重血管狭窄，甚至堵塞血管。目前，ICD的主要治疗方式有药物、血管内介入及外科手术 [ 14 ]。 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病是一组以动脉壁细胞外基质重构和基质金属蛋白酶、丝氨酸蛋白酶及半胱氨酸蛋白酶诱导细胞外基质降解为特征的炎症性疾病 [ 15 ]。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是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血管平滑肌细胞迁移增殖和血管内膜增厚。最近的研究发现CysC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 16 ]，与CAS的发生、发展和预后有关 [ 17 ]。据报道，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CysC水平是降低的 [ 18 ]。相反，炎症细胞因子刺激血管壁外的细胞分泌CysC进入循环。因此，CysC在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中呈代偿性增高 [ 19 ]。随后由于CysC大量消耗而水平下降，导致组织蛋白酶活性增加，加速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 19 ]。 血清CysC是一种高效的内源性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它可以在人体所有的有核细胞进行转录和表达 [ 20 ]，具有细胞增殖和调节炎症反应的生物学功能 [ 21 ]。CysC通过抑制单核细胞迁移 [ 21 ]、调节半胱氨酸蛋白酶的活性和影响中性粒细胞的迁移，降低酶和激素前体的活性，维持血管壁蛋白酶和抗蛋白酶分泌的动态平衡，参与血管壁细胞外基质的产生和降解 [ 10 ]，对于维持血管壁完整性和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颈动脉内皮细胞损伤后，单核细胞变成巨噬细胞，CysC表达受到抑制，组织蛋白酶在激活的单核细胞上过表达，半胱氨酸蛋白酶与其抑制剂CysC之间的失衡可能加速细胞外基质降解，单核/巨噬细胞向内膜迁移，从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 8 ]。CysC还增强中性粒细胞的趋化作用和吞噬作用，参与炎症反应，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合成和释放组织蛋白酶，导致半胱氨酸蛋白酶表达增加，从而促进受损动脉弹性组织的分离而加重血管壁的损伤，大量CysC被消耗以抑制组织蛋白酶的过表达 [ 22 ]，机体的代偿机制导致其它血管合成更多的CysC [ 20 ]，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清CysC水平升高，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负荷增加，斑块形成增加 [ 23 ]。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CysC组钙化斑块的比例较低CysC组低(P < 0.05)，混合性斑块和脂质斑块的比例均高于低CysC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高水平的CysC可增加不稳定斑块的发生率。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高CysC组轻度狭窄比例较CysC组低(P < 0.05)，中度、重度或闭塞比例均高于低CysC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高水平的CysC可加重颈动脉狭窄程度。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ICD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发生率、颈动脉狭窄程度与血清CysC水平呈正相关(P < 0.05)。 综上所述，血清CysC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存在相关性，其水平可能作为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物。CysC浓度越高，颈动脉斑块越不稳定，颈动脉狭窄程度越重，这可能增加ICD的发病率。本研究通过CTA显像技术评估ICD患者的颈部斑块性质及狭窄程度，较颈部血管超声更为全面、准确。多项研究 [ 24 ] - [ 31 ] 也表明CysC可能是ICD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着眼于ICD新的预测因子，分析血清CysC与颈动脉斑块性质及颈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为ICD的防控提供参考。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有限，为单中心研究，因此ICD患者的选择可能存在偏倚，故其结论还需要更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来证实和完善。此外，本研究尚未完全阐明CysC与CAS相关的病理生理机制，这有待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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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分析近期百日咳的临床发病特征、并发症、合并其他病原感染及预后情况，对提高百日咳的发病特点、病情变化、并发感染、合并症及预后的认识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病历资料完整的96例百日咳患儿为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0~3个月，3.1月~1岁，1.1~4岁，4.1~10岁。采用回顾性分析比较主要临床症状与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病原学检查、并发症、治疗及病情恢复情况。结果：96例百日咳患儿中，男52例(54.2%)，女44例(45.8%)，>3月龄的64例(66.7%)，≤3月龄的32例(33.3%)，发病季节1~3月份32例(33.3%)，4~6月份18例(18.7%)，7~9月份11例(11.5%)，10~12月份35例(36.5%)。城市38例(39.6%)，农村58例(60.4%)，有明确接触史的5例(5.2%)，行免疫接种的53例(55.2%)。各年龄组鸡鸣音、声音嘶哑、呕吐、窒息、肺部啰音无差异，青紫、发热有差异。未接种疫苗的患儿鸡鸣样回声、青紫的发生较已接种疫苗明显升高，而痉咳性咳嗽、声嘶、呕吐、窒息的发生与已接种疫苗的患儿无明显差异，未免疫接种患儿痉咳时间延长。白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比率在各年龄组间无明显差异。PT-IgM阳性的37例(38.5%)，各年龄组比较P < 0.001；PT-IgG阳性的29例(30.2%)，PCR阳性的87例(90.6%)，各年龄组比较无差异。支气管炎27例(28.1%)，肺炎62例(64.6%)，肺实变6例(6.3%)，肺不张4例(4.2%)，局限性肺气肿11例(11.5%)，各年龄组比较无差异。并发感染病原体中以支原体、腺病毒、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感染较多，且存在几种病原体混合感染。其他并发症中以心肌损害、肝功能损害、呼吸功能和心功能不全为主。予以红霉素、阿奇霉素治疗，并发肺部与其他病原体感染者联合阿莫西林舒巴坦、美罗培南等治疗，临床治愈91例，好转2例，自动出院3例。平均住院12.4 ± 5.3天。结论：百日咳发病近几年再现，本研究对临床变化、并发症、并发其他病原体感染等进行了分析，对提高百日咳的新发病特点、病情变化、并发感染、并发症的认识提供参考作用。根据临床特点综合分析，利用血清学、百日咳核酸检查确诊，综合治疗，有效治疗并发症是关键。 关键词 :百日咳感染，并发感染，并发症，预后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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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百日咳主要是由百日咳鲍特菌感染引起，临床主要表现为痉挛性咳嗽或痉咳伴有鸡鸣样回声，病程一般较长，典型病程可达3月，故称百日咳(Pertussis or Whooping Cough)。百白破联合疫苗(diphtheria， tetanus and pertussis combined vaccine， DPT)在儿童中广泛接种后其发病率和病死率明显下降。但在美国等地，百日咳仍每3~5年爆发一次 [ 1 ]，近10年来，许多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百日咳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出现了“百日咳再现(pertussis re-emergence)” [ 2 ]，并呈现年长儿和成人百日咳患病率增加的流行病学特点，也成为婴幼儿感染百日咳的主要传染源 [ 3 ] [ 4 ]。十年间来百日咳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重现(resurgence)，主要累及婴儿和青少年 [ 5 ]。百日咳的临床表现受患儿年龄、疾病进程等多种因素影响 [ 6 ]，部分病例不典型的临床表现、局限的病原检测及医务工作者认识不足，导致早期误诊、漏诊率高。百日咳并发症在小婴儿中主要有呼吸暂停、肺炎以及抽搐发作；在较大儿童中并发症主要是肺炎，其他包括脑病、肺动脉高压、高白细胞血症、蛛网膜下腔和脑室内出血、硬膜下和硬膜外的出血、舌系带溃疡或者撕裂、鼻出血、黑粪征、结膜下出血、横膈膜断裂、脐疝和腹股沟疝、直肠脱垂、呼吸暂停(无呼吸)、肋骨骨折和强直发作等；在百日咳病人中，多重或者昆合病原的共感染，包括细菌和病毒 [ 7 ]。本研究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感染科近期收治百日咳患儿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发病特征、辅助检查、合并其他病原感染、并发症的情况，对提高百日咳的发病特点、病情变化、并发感染及合并症认识提供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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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病历资料 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感染性疾病科2018年与2019年2年收治的病历资料完整的96例百日咳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患儿的住院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住址、病程、住院天数、出院诊断、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病原学检查、并发症、治疗、病情恢复情况。按年龄分为0~3个月，3.1月~1岁，1.1~4岁，4.1~10岁，分别进行分析，比较其相关临床特点等。 2.2. 病例的诊断条件 具有下列四项之一者为纳入病例：1) 阵发性痉挛性咳嗽；2) 咳嗽后伴有呕吐或青紫，严重者有结膜下出血或舌系带溃疡；3) 新生儿或婴幼儿有原因不明的青紫或窒息；4) 持续咳嗽≥14 d，且能排除其他病因。收集的病例同时符合以下至少1种检测结果者为确诊病例：① 咽拭子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检测阳性；②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单份血抗百日咳毒素(PT-IgG) ≥ 80 IU/ml且3年内无疫苗接种史或过去1年内未进行免疫接种的疑似百日咳患者，PT-IgG水平62-125 IU/mL可诊断为百日咳感染 [ 8 ]；本研究以确诊病例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征得病人同意及经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3. 方法 实验室检查标本采集：患儿入院当天采集咽拭子1份及2~5 ml静脉血，分离血清，血清和咽拭子置于−20℃冰箱保存待检。PCR检测：使用NucliSens easy MAG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提取咽拭子标本DNA，按仪器操作说明书进行，筛选实验检测百日咳插入序列区域(IS481)基因，特异性试验检测百日咳PT基因，结果判断：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扩增产物，经紫外线荧光检测，筛选试验在137 bp处扩增到特异条带，并且特异性试验在191 bp处扩增到特异条带判断为标本PCR检测阳性 [ 9 ]。ELISA抗体检测：采用ELISA方法进行百日咳单份血标本抗PT-IgG或IgM抗体检测，检测按照说明书操作，血清样品用稀释液1:100稀释，检测设空白对照1孔，阴性对照2孔，分别设抗PT-IgG、IgM抗体阳性对照2孔。微量板孔用灭活百日咳鲍特菌抗原预包被，每孔加稀释后血样品100 μl，37℃温育30 min。温育结束后洗涤，每孔加入TMB显色剂100 μl，37℃反应30 min，避光显色。反应结束后，每孔加入终止液100 μl。用酶标仪测定：波长405 nm，参考波长630 nm。试剂为德国维润公司提供。其他病原学的血清学检测按照相应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9.0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组间计数资料以χ 2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以 x ¯ ± S D ，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IQR)描述，采用秩和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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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人类是百日咳鲍特菌的唯一宿主，感染通过飞沫传播，发病率无明显性别差异，而我们收治的96例中患儿中男52例(54.2%)，女44例(45.8%)，>3月龄的64例(66.7%)，≤3月龄的32例(33.3%)。有的研究认为百日咳流行无明显季节性 [ 10 ]。我们收集的病例显示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但第1~3月份、10~12月份发病率较高，分别为33.3%、36.5%。城市38例(39.6%)，农村58例(60.4%)，农村比城市发病率高。百日咳患儿中疫苗接种者53例，占发病者55.2%。 百日咳潜伏期约6~20天，多数病例接触病原后7~10天发病。典型病程可分为3个阶段：卡他期、痉咳期和恢复期。痉咳期可出现特征性咳后鸡鸣样回声；恢复期患儿若感染呼吸道病毒，阵发性痉咳可再现 [ 11 ]。我们收治的患儿均有咳嗽、痉咳表现，伴咳后鸡鸣样回声20例，年龄越小鸡鸣样回声越明显，声嘶2例，呕吐23例，青紫9例，窒息5例，肺部闻及啰音74例，发热3例，各年龄组鸡鸣音、声嘶、呕吐、窒息、肺部啰音无差异，青紫、发热有差异，但可以看出鸡鸣音、青紫、窒息年龄越小越容易发生，发热考虑并发其他感染引起。 百日咳的临床表现受年龄、既往感染史，免疫状态以及是否接受过被动免疫及抗菌药物治疗多方面因素影响 [ 12 ]。根据我们收治的病例发现未接种疫苗的患儿鸡鸣样回声、青紫的发生较已接种疫苗明显升高，而痉咳、声嘶、呕吐、窒息的发生与已接种疫苗的患儿无明显差异，免疫接种患儿在治疗期间的痉咳时间较未接种者明显缩短。 辅助检查及其他病原检测发现：百日咳患儿的白细胞计数年龄越小增高明显，但我们收治的病例中白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比率在各年龄组间无明显差异。PT-IgM阳性的率为38.5%，各年龄组比较P < 0.001；PT-IgG阳性的率为30.2%，PCR阳性率90.6%，各年龄组比较无差异，但可以看出PCR的阳性率最高。影像学检查显示：支气管炎、肺炎、肺实变、肺不张、局限性肺气肿各年龄组比较无差异，但并发肺炎62例占64.6%。在百日咳的患儿中检测到支原体、腺病毒、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感染较多，且存在几种病原体混合感染和肺炎、肺不张、肺实变、局限性肺气肿几种病变复合存在的情况，可能与百日咳患儿的免疫力抵抗力降低易导致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肺炎等并发症有关。其他的并发症较常见于心肌损害、肝功能损害、心肺功能不全等。给予隔离及合理治疗后百日咳并发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基本都能治愈，住院期间、随访无死亡病例。 在免疫规划、疫苗覆盖率高的时代仍然出现了“百日咳再现”，而且百日咳的流行病学发生改变，目前考虑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1) 国外学者指出，由于对百日咳的认识及诊断水平的提高，使得百日咳主动监测系统更加完善 [ 13 ] [ 14 ]；2) 国外有研究表明，目前流行的百日咳菌株的粘附素、百日咳毒素及其启动子区域存在基因突变，这可能导致疫苗效力降低或加快疫苗诱导的免疫力下降 [ 15 ]；3) 有研究认为无细胞百日咳疫苗不能诱导永久免疫 [ 16 ]，但其在百日咳的流行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4) 自然感染后的免疫保护和疫苗诱导的免疫保护能力的下降是导致百日咳再现的原因 [ 17 ]，但其对再现的影响有多大仍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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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利用动脉血质子自旋标记成像技术(Proton spin labeled Perfusion Imaging of Cerebral Arterial Blood， ASL)技术，探究一级侧支循环数目与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术后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和过度灌注状态发生的相关性研究。方法：通过患者病例资料，获得患者术前、术后1.5 s的CBF的改善率，患者脑内一级侧支循环动脉的数目，患者术前术后临床表现。利用统计学分析患者一级侧支循环动脉数目与术后CBF改善率和术后过度灌注状态的发生的相关性。结果：28例患者颈动脉狭窄均得到改善。患者术侧、健侧1.5 s的CBF改善率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术侧改善率明显大于健侧(P < 0.05)。术侧一级侧支循环数目与1.5 s CBF改善率的表达呈正相关(r= 0.593， P < 0.05)；一级侧支循环数目与过度灌注状态的发生之间表达呈正相关，(r = 0.653， P < 0.05)。结论：患者一级侧支循环动脉数目越多，术后CBF改善越明显，发生过度灌注几率越大。 关键词 :一级侧支循环动脉动脉，血质子自旋标记成像，脑血流量，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