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人口流动频繁，北京以其区位优势和劳动力需求吸引着外来农民工涌入从事低层次体力劳动。笔者受1996年唐灿学者《性骚扰：城市外来女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文章启发，对外来女民工这一群体的性骚扰问题现状产生深厚研究兴趣，想对同一研究群体，限定北京范围，通过时间跨度对比，来探究时隔24年北京外来务工女民工性骚扰现状是否发生新变化、产生新问题。并引导社会对底层弱势女民工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助推外来女民工受性骚扰问题改善，推动外来女工性骚扰防止保护制度发展和立法建设。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区域人口流动的大发展，北京一直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劳动力需求，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涌入从事较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农民工”又称“进城务工人员”，词义解释是指户籍地在乡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经济发展及城市化发展的特殊群体，也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自身和社会的多种原因，他们往往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与男农民工相比，女民工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中之弱” [ 1 ]。为避免歧义，本文所指的北京外来女民工，做广义解释，是指从农村来到北京、具有低学历、低收入、从事较低层次体力劳动的女性群体本项目选取214名北京外来务工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年龄自18~60岁不等。 本项目成员以204份调查问卷为定量，分别在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等13个区域，针对外来从事低层次工作的女民工发放，获取群体大数据，进行综合归纳理论分析。并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名女民工进行要点式或剧本式提问，深入探索被性骚扰女民工内心感受及此对问题解决的看法观点。其中调查对象年龄自18~60岁不等，具有低学历、低收入、从事较低层次体力劳动几大特点： 1) 低学历表现为：研究样本中26%为初中、小学学历，41%为高中学历，17%为大专学历，仅有16%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低学历使其在对性骚扰认识较少，在受到性骚扰侵害时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想要维护权益时，对维权途径知之甚少(见图1)。 2) 低收入表现为：研究样本中月平均收入5000元及以下的占69%，5001~7000元的占17%，7001元及以上收入的仅占14%，对比2019年北京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8847元，研究样本中绝大多数处于北京市月平均工资收入以下，明显属于低收入群体(见图2)。 3) 从事较低层次体力劳动表现为：研究样本职业调查中占比较高的是销售人员及餐饮、酒店服务者，合计33.34%，其它研究对象分散从事于美容服务行业、工厂工作、家政服务、前台、收银、保洁、快递服务等。从事技术水平较低的体力劳动使其社会地位相对弱势，更容易受到性骚扰侵犯以及更容易被忽视其权益(见图3)。 图1. 本项目调查对象学历统计 图2. 本项目调查对象收入统计 图3. 本项目调查对象从事行业统计 本文为探索北京外来务工女民工性骚扰现状及问题，引导社会对底层弱势女民工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助推外来女民工工作环境性骚扰问题改善，推动外来女工性骚扰防止保护制度发展和立法建设。向外来务工女民工普及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和维权意识，增进弱势群体对社会人文关怀的感知度，增进对现存法律、制度的信任感。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中面对性骚扰，女性消极忍耐和粗暴报复的处理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特作此研究。
system: [SYSTEM]

user: 2. 性骚扰界定 2005年新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其第四十条提出：“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是“性骚扰”一词第一次正式为我国法律所承认，但该法并未对何为性骚扰作进一步的界定。近年来一些地方法规相继对其界定，但仍不免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使得实践中的惩治空泛和无力。所以如何界定性骚扰，便成为预防和规制性骚扰行为的首要任务。 鉴于性骚扰的界定，是讨论北京外来女民工性骚扰问题的边界和前提，所以项目研究选择将性骚扰界定放在第一步，从界定“一般性性骚扰”出发，总结出“北京外来女民工性骚扰”的特殊性。 2.1. 一般性性骚扰界定 2.1.1. 性骚扰行为人主观意愿 1) 性本质 性骚扰行为人具有宣泄性冲动，寻求性满足的欲求。行为人的言行方式，具有性本质、性色彩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性暗示、性挑逗、性要求乃至性接触等行为。性骚扰中的“性本质”，使其根本区别于等同样与性有关的“恶意拍摄、传播他人裸照”“造谣他人私生活混乱”等打击报复、人格侮辱行为。不能因某一行为与性有关，便和性骚扰强行关联，应该充分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满足性需求的主观状态。 2) 区别于情欲 性骚扰中的性冲动、性色彩，区别于人际关系中情欲的表达。性骚扰行为人的主观愿望不是出于主观欣赏、建立美好关系的情感，而是为了寻求满足个人的性生理、心理需求。并肆意地认为这是“可以”的，不考虑被骚扰者主观意愿，将被骚扰者单纯客体化，这是性骚扰与情欲主要区别。人际交往内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就是因为如此，人际关系或感情的建立，才是一种艺术，从而培养出人的爱、信任和了解 [ 2 ]。但如果将性骚扰一词做泛化处理，模糊了情欲和骚扰之间界限，将强化日常生活中“性是不可言说的，性是不能指涉的，性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特殊领域，性是我们都应该远离的”这一封闭观念。 2.1.2. 被骚扰者的主观评价——“不受欢迎” “骚扰”一词强调对被骚扰者主观意愿的违背，“不受欢迎”是所有文化中性骚扰的共同特征，是有别于你情我愿调情行为或两情相悦恋爱行为的关键。不受欢迎的单方追求行为，明知不受欢迎仍一再邀约，如打电话、送物品或盯梢等，使对方感到困扰、冒犯的，也可认定性骚扰。 但该行为具体是违背受害人意愿？还是不受欢迎？笔者更倾向于采取后者。“违背受害人意愿”是受害人的主观标准，应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明确表示拒绝，或当事人是在被胁迫等情况下发生。“不受欢迎”，一方面考虑受害人主观感受，同时甄别时引入理性人客观标准结合个案情况综合判断，相对于违背受害人意愿的绝对主观标准，标准更客观，受害人举证责任也相对减轻。 2.1.3. 侵犯客体——性自主权 性骚扰与“性”有关。谈到性骚扰问题时，“性”是不能绕开的话题。合法的“性”是愉悦的、美好的，非法的、侵犯他人的“性”是被谴责的。然而无论是性骚扰的相关研究还是民众的观念中，只是单纯的否定“性”，“性”是不可言说的。进一步来讲，是受到性侵犯较多的女性对“性”仍然没有对性有正确的认知，男性能够愉快地谈论“性”，而女性不能。这与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文化中对女性道德要求较高，男女地位不平等有关。处理性骚扰问题，首先要正确地认识“性”，认识到“性”是一种权利，即“性自主权”的提出。 “性骚扰侵害的是性自主权。性自主权就是自然人自主支配自己性利益的具体人格权。它表明，每个自然人都享有性的利益，只要到达一定的年龄，自然人就有权对自己的性利益自主支配，任何人不得干预和侵害” [ 3 ]。对于“性利益”的理解，笔者认为其既包括身体利益，即：自然人保持自身性器官完整性、安全性的，不受他人强制触碰、抚摸的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即：既然人自主选择性交对象、享受自主性行为带来的精神愉悦、以及以自身性纯洁为内容的精神满足感。前文已经提到，性骚扰行为是骚扰者违背被骚扰者的意愿实施的与性有关的行为，显然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构成了对性自主权的侵犯 [ 4 ]。 2.1.4. 行为后果上：不同于性暴力、性犯罪 性骚扰中的“骚扰”行为从行为手段及其后果上都明显区别于性暴力、性犯罪。从程度上来区分：骚扰指使不安宁，扰乱，危害程度相对较轻，对被骚扰者不造成或不明显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而性暴力，是使用强制的力量或武力进行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具体表现为猥亵、强奸、殴打等，会对被害人身体精神造成严重伤害。 综上笔者认为，一般性的性骚扰行为应当界定为：行为人主观上为宣泄性冲动，满足性欲求，向被骚扰者做出的侵犯被骚扰者性自主权、为普通大众所不欢迎的，但又不同于性犯罪的性意涵行为。 2.2. 界定性骚扰考虑因素 2.2.1. 顺应时代变化 在研究性骚扰过程中，不免对“性骚扰”一词追根溯源。此词由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凯瑟琳·A·麦金农提出，并强调“性骚扰”与性别歧视有关。 笔者认为，对性骚扰的定义，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凯瑟琳·A·麦金农提出“性骚扰”一词时，是20世纪70年代，此时因为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多重社会因素影响促进女性就业率，女性可以进入工厂、从事文员等工作，但是反对女性从家庭走入社会的呼声高居不下，有些期刊刊登了诸多文章来警告公众，妇女进入工作场所的不良影响……，大众对从家庭进入社会的新群体——女性存在质疑 [ 5 ]。 在当时大众对女性工作能力质疑的情况下，一些性骚扰是基于性别歧视产生的——基于对女性能力质疑产生的，需要对进入社会的新群体女性进行保护。而在如今，女性进入社会已经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事情，性骚扰也不再局限于工作场所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2.2.2. 根基于国家文化习俗 受国家传统习俗和礼仪的影响，不同国家的人对性的问题有不同的思维习惯和处理方式。西方人见面相互拥抱或贴面是一种礼仪，我国男女之间相互拥抱或者贴面就很有可能构成性骚扰。所以，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性骚扰行为必须考虑这种涉及性的行为是否背离本国传统习俗和一般礼仪所形成的正常的行为范式 [ 6 ]。 2.3. 聚焦北京外来女民工性骚扰特殊性 鉴于本项目研究对象为北京外来女民工，在界定该群体所受性骚扰时，不仅要满足以上“一般性骚扰”的主要特征，还应充分考虑该种性骚扰行为“侵犯主体”“侵犯客体”的特殊性。 1) 侵犯主体特殊性 北京外来女民工具有低学历、低收入、从事较低层次体力劳动、外来人员等特点。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面对性骚扰行为时不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想要维护权益时，对维权途径知之甚少。该类群体从事的较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决定了其相对较低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外加无依无靠的外来人身份，使其更容易受到性骚扰行为人的侵犯。所以，该类群体受到性骚扰侵害时，因其主体特殊性，更应该受到特殊保护。 2) 侵犯客体：性自主权 + 就业权 + 生存权 + 平等权 受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漂泊异乡来京务工的女民工，“谋求生计”、“减轻家庭负担”是其来京务工的主要目的，所以当性骚扰行为影响其职业、生存环境的安全性时，性骚扰行为的侵犯客体就从单纯的性自主权，延展到了外来女民工的就业权、生存权。 此外，性骚扰行为人如果基于来京务工女性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加放纵侵害行为的发生，则该类骚扰行为，就涉及到了侵犯客体的平等权，是对北京外来务工女性身份、地位的歧视。
system: [SYSTEM]

user: 3. 北京外来女民工性骚扰问题现状 3.1. 受性骚扰侵害女民工占比大 本社会调查研究以204名北京外来女民工为调查对象，在回答“是否遭受过性骚扰？”的问题上，有107位女民工承认自己遇到过性骚扰，占比52%，超过半数(见图4)。曾听说或者亲眼目睹过周围人遭受过性骚扰的占到百分之75%，相比自身遭受过性骚扰的人数比例又上升百分之25% (见图5)。“基于相同群体的被访谈者回答”，其原因可能与性骚扰私人化、隐秘性有关，更多遭受过性骚扰的调查对象因性别观念不够开放或者个人贞操感，耻于向调查者承认自身受到过性骚扰。所以“曾听说或者亲眼目睹过周围人遭受过性骚扰”占比的百分之75%，可能更接近于现实中真正受到过性骚扰女性的比例。 图4. 关于“是否遭受过性骚扰”问题回答统计 图5. 关于“是否听说/亲眼目睹周围人受到过性骚扰”问题回答统计 3.2. 骚扰对象来源——职场相关人员和陌生人是两大群体 图6. 骚扰者身份统计 骚扰对象占比最高的是陌生人占比82.4%，最少的是熟人占比12.8% (见图6)。结合后期访谈研究，陌生人占比较高，有两方面原因：1) 是因为北京因其经济、社会发展，吸引大量外来人员，人口交融程度高，人与人之间是陌生人概率更高；2) 陌生人之间更容易缺乏道德约束，男性性骚扰行为人更愿意向陌生女性下手。熟人占比少的原因有三，一是熟人间男女如果均有发展亲密关系的意愿，就不存在性骚扰之说，二是男性单方真正想发展亲密关系，更多情况下会尊重女性意愿，实施性骚扰的往往是违背女性意愿的，不受欢迎的行为，并非真正想要发展成为亲密关系。三是熟人社会存在道德约束。 此外，通过该表也得出，性骚扰对象来源中职场相关人员合占比74.25%，占性骚扰来源的比重较大(见图6)。职场性骚扰问题不容小觑，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当性骚扰行为侵犯客体就从单纯的性自主权，延展到了外来女民工的就业权、生存权，所以更应该对外来女民工职场性骚扰做出重点防治。 3.3. 性骚扰行为发生地点——公共场合为主 图7. 性骚扰行为发生地点统计 经数据统计，本项目调查中，“公共交通工具”是性骚扰行为高发地，占比65.60%，超过一半。因为公共交通工具普遍拥挤，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人与人之间的难以保持正常距离，这为性骚扰行为人提供了作案环境。其次，偏僻无人的区域，发生性骚扰的概率占比41.60%，将近一半。其往往因缺少监控设备、治安管辖不到位，也是性骚扰的易发地(见图7)。 “人靠衣裳马靠鞍”，一个人的身份背景、社会地位虽然不和衣着打扮呈绝对关系，但普通从事较低体力劳动、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外来女民工，往往衣着打扮、个人风貌方面具有某些特征(本观点不包括全部外来女民工)。公共区域内，性骚扰行为人在同样不知道被骚扰者身份地位等情况下，在选择目标对象时，往往依靠的就是外在特征的判断，所以容易向衣着朴素、面貌朴实、经济社会地位没有依靠的外来女民工下手。笔者认为这种肆无忌惮，基于对北京外来女民工较低地位的判断，从而放纵侵害行为的发生的性骚扰行为，侵犯客体就涉及到了平等权，是对北京外来务工女性身份、地位的歧视。 此外，有39.2%的女性在工作场所遭受过性骚扰工作场所值得探讨和反思的，是在样本总量中，受到性骚扰的女性其中，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不仅是蔑视同事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不尊重对方最起码的社会地位， 而且侵犯了他人的劳动权利，客观上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工作情绪、状态和效果，破坏了劳动者正常的就业环境，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3.4. 性骚扰行为形式多样 图8. 性骚扰行为形式统计 骚扰形式多样，以身体、言语、图片信息形式为主。此外还包括被偷拍、被偷窥、被跟踪、露阴癖等。其中语言性骚扰是“时常”发生的最多情况，未遇到过语言性骚扰的少之又少仅占总对象的3.2%。“偶尔”发生占比最高的是身体上的性骚扰，紧随其后的是“收到淫秽信息、图片”，可见互联网也成为性骚扰行为的高发之地(见图8)。 3.5. 外来女民工受到性骚扰应对方式较为主动 直接拒绝警告占53.43%，41.67%的受侵害对象会选择报警，24.02%的会选择向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只有2.94%和0.49%的受侵害对象会消极地选择“沉默”和“逆来顺受”配合对方(见图9)。这与1996年唐灿学者所作同类群体调查——《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相比，面对性骚扰行为时，选择消极忍耐沉默的外来女民工比例明显降低，说明随着时代进步，外来女民工逐渐从传统贞操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倾向于选择直接反抗，向外界求助，向法律求助。“报警”仅次于“直接警告”后的第二种应对方式，超过“设法躲避”和“委婉告知对方停止性骚扰”，访谈过程中也发现被访者更愿意向警方求助，并报有较高期待，但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性骚扰行为的规制，和民众理想认知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图9. 本项目调查对象受到性骚扰后反应统计 3.6. 性骚扰行为对侵害外来女民工的影响较大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impact of sexual harassment on victim 选项 小计 比例 身体觉得不舒服 115 56.37% 自身认同感降低 48 23.53% 怀疑是自身原因 35 17.16% 工作环境安全感降低 122 59.80% 影响周围人对自身看法 78 38.24% 事业受影响 60 29.41% 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影响 76 37.25% 降低从业信心 65 31.86% 没有影响 9 4.41% 其他 6 2.9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4 表1. 性骚扰行为对调查对象造成的影响统计 前文关于性骚扰对象来源结果显示，职场人员合占比74.25%，可得之，职场性骚扰是性骚扰类型中的典型。在性骚扰行为对侵害外来女民工影响的调查中，有59.8%的外来女民工认为性骚扰行为会使得自己“对工作环境安全感降低”，占侵害影响比例最大。同样印证前文职场性骚扰对外来女民工毒害之深。此外，性骚扰行为还会对北京外来女民工造成“爱情观”、人生观、价值感受到影响”、“降低从业信心”、“影响周围人对自身看法”等影响(见表1)。
system: [SYSTEM]

user: 5. 为解决北京外来女民工性骚扰问题域外法律制度参考及借鉴 性骚扰并不局限于工作与职场，外来女民工可能也面对着来自其他方面的性骚扰，但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为女民工，所以更侧重于她们在职场中的性骚扰困境。该部分我们将介绍一些国外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定，主要针对于职场性骚扰。 5.1. 美国 美国是最早对职场性骚扰进行立法的国家，始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其相关的法律法规都较为完善。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的第七章的就业歧视条款中规定：“即下列行为对于雇主来说是不合法的雇佣行为：1) 基于某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原始国籍而使某人未受雇佣或拒绝雇佣或遭到解雇或者在其工作补偿、合同条款、劳动条件、雇佣特权等方面基于歧视性对待。2) 基于某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原始国籍等对雇员和求职者进行不合理的限制、隔离、划分，这种行为会剥夺或可能剥夺个体的雇佣机会，或者对雇员的地位造成不利的影响。” 1980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性骚扰行为制定了专门的法规。1988年EEOC制定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性骚扰政策指导原则》(the EEOC Policy Guidance on Sexual Harassment)，1990年又制定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有关性骚扰最新议题之政策指导原则》(the EEOC Policy Guidance on Current Issues on Sexual Harassment)来取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性骚扰政策指导原则》，旨在加强对于职场性骚扰相关议题的定义及澄清具有争议性的相关问题。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立法判决中承认性骚扰就是对联邦反歧视法的违反，并且认为雇主不制止其监管人员对其他雇员的性骚扰行为，在法律上也应受到处罚 [ 10 ]。 在一步步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得出了：“如果雇主没有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或者没有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或者在接到被骚扰者反映之后没有采取行动，不能有效地制止事情的继续发生，雇主就要承担赔偿的后果。”的规定，此外，在经过一系列有关案件的审理判决，美国最高法院于1998年6月作出决定，设立新的标准，这个标准规定：雇主有义务对本单位的管理人员不正当的、与性骚扰有关的错误言行负责，哪怕单位并不知道这些管理人员的行为。如果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下属或同事进行性骚扰，并因此影响到被骚扰者的正常工作，都被视作是很严重的事情，单位必须严肃对待。但同时，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为了激励雇主采取措施防止侵害行为，并激励雇员避免或减轻损害，最高法院在Faragher一案中认定，尽管雇主应当对上级员工的骚扰行为承担替代责任，但是他可以提出以下抗辩理由：1) 雇主已经及时合理地采取措施防止和纠正任何性骚扰行为2) 雇员没有合理地采取由雇主提供的防止和纠正措施或避免损害。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职场性骚扰民事诉讼中被告是雇主，而不是实施了具体性骚扰行为的行为人，除非雇主是自然人且实施了性骚扰行为。 5.2. 日本 日本也属于对性骚扰立法较早的国家之一，在日本，性骚扰并不局限于一部独立的专门法，同时相关内容也渗透到了其他的法律，例如劳动法和民法，在其中都有着很明确的规定，并且这些内容相互呼应，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保护体系。 1) 《两性雇佣机会均等法》 日本在1986年制定了《两性雇佣机会平等法》，但未在该法中提及职场性骚扰的防治规范，直到1998年在对该法进行大幅修正之际，才将相关的条款列入，但内容规定的仍相当简略。修正后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将性骚扰界定为是在性方面之言语、行动而引起的问题。并且增加了经营者负有防范性骚扰的义务的规定。该法第21条第12项明确规定：“雇主必须在雇佣管理上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避免其雇员中的女性在工作中因为对性骚扰言行作出的反应而接受不公的劳动条件或因此损害女性的工作环境” [ 11 ]。这条法律实际上明确在日本确立了事业主在防止性骚扰问题上的雇主责任。 2) 《劳动基准法》 该法规定，如果女性受雇者因拒绝或反对性骚扰行为，而造成薪资上被歧视的后果，则雇主很有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 3) 《民法》 依据日本《民法》，被控从事性骚扰行为者以及雇主均有可能就性骚扰行为负担法律责任。但是，当雇主在任用受雇者以及对受雇者的监督管理尽到相当注意时，或者即便采取相当之注意该损害仍不可避免发生时，雇主得以免除代理法之责任 [ 12 ]。 4) 《刑法》 除了民事法律层面，日本还将性骚扰问题纳入了刑法的范畴。 《刑法》第223条的规定，即以告知对方要加害于其生命、身体、自由、名誉及财产的方式进行胁迫，或使用暴力逼迫他人做非义务性的行为，或妨碍他人行使权利，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上司利用自己的职位优势，以“不给其分派工作”之说法胁迫女性下属屈从于其不正当的性要求，就是犯罪。 5.3. 我国港台地区 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则较早地开展了对性骚扰的立法活动。1995年，香港立法当局在英国的《性别歧视法》基础上制定了《性别歧视条例》，并于同年7月实施。在《性别歧视条例》，性骚扰被纳入法律诉讼的范围。香港《性别歧视条例》第四十六章第1条规定：在雇佣过程中的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应该依本法目的而视为其雇主所从事的行为，无论从事该行为雇主是否知晓或者批准。但是，第四十六章第3条规定：如果雇主采取合理的措施去阻止雇员为此行为或在受雇佣过程中描述该行为，则雇主可以进行抗辩。为使这些有关性骚扰的性别歧视条例得以实施，香港当局于1996年成立了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法定的机构，负责执行性别歧视条例，致力于消除性骚扰等违反平等机会行为。 台湾地区2002年1月16日通过了“两性工作平等法”，在第三章专门规定了性骚扰的防治，第13条规定：雇主应防治性骚扰行为之发生。其雇用受雇者30人以上者，应订定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并在工作场所公开揭示。雇主于知悉前条性骚扰之情形时，应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第一项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之相关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制定。 我国台湾地区“两性工作平等法”又分别在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第32条等规定了性骚扰防止条款。其立法的主要旨意在于：1) 保障两性的工作平等；2) 在于明确雇主在性骚扰事件中的相关责任。规定雇主负有“提供员工免于受性骚扰工作环境之义务”，以及“采取反性骚扰之各项措施”。同时该法还规定了极为严重的行政处罚，以公权力促使雇主采取性骚扰防治措施。再有，该法精心设计了多元化的申诉渠道以充分服务于性骚扰事件的相关各方，能够利用多方的救济资源。提出商业联合会，比如各种各样的商业会所，获得性骚扰的信息并就此问题对他们的员工进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 13 ]。我国台湾地区“两性工作平等法”中性骚扰防治义务的主体除了企业雇主外还包括我国机关单位、学校及军队等，适用主体广泛。 我国台湾地区在性骚扰防治义务主体上涵盖之广及对雇主可以行政罚款的规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今后我国将形成职场性骚扰的预防责任、赔偿责任和惩罚责任三位一体的性骚扰雇主责任制度。
system: [SYSTEM]

user: 6. 北京外来女民工性骚扰防治措施 6.1. 宏观：我国性骚扰法律制度探索 1) 明晰性骚扰界定 性骚扰概念的界定是防治性骚扰行为有法可依的根本。本项目社会调查阶段，被调查者对性骚扰概念认知各不相同，可见在性骚扰概念上如果缺乏明确界定、缺性骚扰主客观构成要件，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就容易造成性骚扰概念上的泛化和窄化，从而影响被骚扰者实际维权，所以应当从立法层面明晰性骚扰界定，为司法认定提供支撑。 2) 性骚扰单行立法 没有单独立法，性骚扰法条散落于各部门法，如同散落的珍珠，却没有办法串联成完整的项链。前文已经具体论述各部门法对性骚扰行为规制的局限，我国大陆性骚扰问题由来已久，笔者认为性骚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对性骚扰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单独制定一部法律进行规制。 3) 明确性骚扰案由 由于独立案由缺失，性骚扰案件在过去通常以“一般人格权纠纷”、“人格权纠纷”、“名誉权纠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等案由立案。案由不同，聚焦的问题也会有差异。比如在以名誉权纠纷为案由的案件中，法院的关注点主要是原告的名誉是否被损坏，如果受害者的名誉判定为未受损害，那么即便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存在，受害者仍可能会因为名誉权未被侵害而输掉官司。笔者认为应当明确性骚扰案由，由于本文界定性骚扰行为侵犯客体为性自主权，所以可以考虑以“性自主权纠纷”立案。 4) 关于部分类型举证困难解决途径的实践探索 鉴于程度较轻、危害后果并不严重，难以取证类型的性骚扰行为存在，例如“一次性触摸被骚扰者身体”，部分被骚扰者主观上除了内心感受不舒服以外，没有寻求救济的需求，对于部分想要寻求救济的被骚扰者，存在举证困难。项目组成员对此有以下见解： 可以在证明性骚扰行为发生时，采用“一对一的多次”，和“一对多的少次”两种证明方法。此时，“一对一的多次”是指一个性骚扰行为人反复对一个被骚扰者实施多次轻微的性骚扰行为。基于是对同一性被骚扰者实施的性骚扰行为，该行为较为隐蔽，且侵害在前，被骚扰者没有取证准备，想要维权，可以有意在第一次轻微性骚扰发生后，留意并提防，收集证据，完成举证。 “一对多的少次”，是指一个性骚扰行为人对多个被骚扰者实施的轻微的性骚扰行为。例如，本项目访谈过程中，被访谈者提到：一些男性是性骚扰的“专业户”“工厂里的女性他都要摸一下，虽然摸一下没什么，但是心里会不舒服。此种类型的性骚扰行为，单个被骚扰者难以完成举证，可以通过被骚扰者人数上的聚集，证明该行为的发生，减轻了性骚扰的证明难负担。 6.2. 中观：个人意识和社会观念转变 1) 提高女性防范意识 性骚扰行为侵害的是女性的性自主权，性自主权本质上可以上升到人权，我们生而为人，有必要从自身做起捍卫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防治性骚扰，最应当首当其冲保护性自主权不被侵犯的就是自己。外来女民工应当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捍卫自身权利，为防治性骚扰建起第一道红线 [ 14 ]。 2) 尊重农民工群体，禁止歧视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经济发展及城市化发展的特殊群体，也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自身和社会的多种原因，他们往往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与男农民工相比，女农民工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中之弱”。由于绝大多数女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其从事的职业往往游离于城市社会主流职业之外，在就业方面也面临着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性骚扰行为人对北京外来女民工的性骚扰，如果基于来京外来务工女民工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放纵侵害结果的发生，那么该类骚扰行为，侵犯客体就涉及到了平等权，是对北京外来务工女民工身份、地位的歧视。要预防该类事件发生，应当观念上强化尊重农民工，保护特殊女性的意识。 6.3. 微观：聚焦外来女民工性骚扰问题防治措施 6.3.1. 预防 1) 设施环境：增设监控设备 鉴于性骚扰行为是对被骚扰者性自主权的侵犯，其侵害程度上相比于性暴力、性犯罪侵害程度更轻，不容易对被骚扰者造成直观、可见的伤害，在没有第三方视角的情况下，性骚扰行为人和被骚扰者，很难证明有无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举证难”一直是被骚扰者维权的一大困境，而本调查结果显示：性骚扰行为65.60%发生在公共交通，41.60%在偏僻区域，39.20%在工作场所，所以笔者建议出于现代科技客观条件允许，可以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前提下，在隐蔽区域、公共场所增设监控设备，一方面更大程度上预防性骚扰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从基础设施上为性骚扰举证提供实际保障 [ 15 ]。 2) 加强对性骚扰相关培训与宣传 调查结果表明，分别有77.45%和77.51%的北京外来女民工，需要被“提供性骚扰相关法律知识教育”和“传授性骚扰举证方法”。笔者认为工作单位作为外来女民工主要社会活动场所，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组织员工进行性骚扰培训，使其对性骚扰行为认知，增强防范意识，了解救济途径，及时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3) 明确规章制度 用人单位应当结合相关法律、主管部门对性骚扰防范的相关规定和本单位特点，在反对职场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中，对性骚扰的防治、申诉、处置和惩治办法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并加以公示，使得全体员工明确知晓性骚扰行为界限和违规后果，约束其自我言行，为员工营造性别平等，反对职场性骚扰的工作环境。 6.3.2. 处置 1) 建立性骚扰受理投诉、解决性骚扰纠纷机制 要求用人单位建立健全性骚扰行为受理与调查处理机制，设立专门组织负责处理，明确受理、调查、认定、处理等程序。要求相关组织在接受到性骚扰投诉后，立即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和纠正措施。同时，处理过程中，履行保密义务，注意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保护，将性骚扰行为人和被骚扰者分开，避免对被骚扰者造成二次伤害 [ 16 ]。如果认为事件的性质严重，行为人涉嫌违法或者犯罪，应协助受害人保存相关证据，帮助其提起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心理辅导、情绪支持 本项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对于性骚扰的受害者，需要提供哪些帮助”的问题上，被调查者呼声最高的是“提供心理辅导，情绪支持”，占总量的80.88%。该诉求与北京外来女民工特殊的主体身份和社会环境有关。该群体背井离乡，来京务工，从事较低层次体力劳动，文化水平受限不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或受传统性观念束缚耻于谈性，内心无法排解，更容易在受到性骚扰侵害时，产生心理压力，需要心理辅导和情绪支持 [ 17 ]。 3) 将性骚扰行为纳入职工档案 本项目调查结果显示，“将骚扰者行为纳入其个人档案”是调查群体对性骚扰行为人期待最高的惩罚措施，占比百分之八十。纳入个人档案，使性骚扰行为人在入职、考核、晋升等多方面受到影响。该种惩治手段主要由用人单位作为，被侵害女民工不用专门采取其他方式便可实现，也不用担心时间、精力成本的消耗。同时，实行该种惩治手段时，也应当考虑用人单位实操成本，及对性骚扰行为人的影响程度，不违反我国《民法典》要求用人单位“采取合理措施”的程度要求。 4) 法律援助 鉴于北京外来女民工较为劣势的经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作为维权的必要基础，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联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等应当在必要时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无监督技术通常依靠数据的概率密度分布来检测异常数据，在该类异常监测模型中，具有低概率密度的对象被认为是异常对象。然而，对高维数据的密度分布建模是困难的，这使得从高维数据中检测异常数据的问题变得极具挑战性。最先进的方法被称为‘两步走’框架，该框架首先对数据应用降维技术进行降维，然后在低维空间进行异常检测来解决此问题。不幸的是，低维空间不一定保留原始高维数据的密度分布，这损害了异常检测的有效性。在这项工作中，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高维数据异常检测方法，称为AEDE (AutoEncod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odel)。核心思想是结合核密度估计(KDE)的密度估计能力和深度自编码器的表示学习能力，以便可以学习能够有效分离异常数据的概率密度分布。通过在自编码器的训练过程中使用概率密度策略，AEDE成功地整合了两部分的优势，即深度自编码器和概率密度模型。本文使用四个公开数据集进行的实验表明，在检测异常方面，AEDE模型明显优于最新方法，F 1 得分提高了3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无论是在网络安全领域 [ 1 ]，机器制造业领域 [ 2 ]，信息系统管理领域 [ 3 ] 和医学领域 [ 4 ]，异常检测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基本问题。无论是高维数据还是多维数据，异常检测的核心都是密度估计。通常情况下，正常数据的数量较大，并且符合一定的分布，异常数据的数量较少且离散分布，所以普遍认为异常数据处于低密度区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异常检测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和突破 [ 5 ]，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的维度不断增加，由于维度诅咒的存在，对高维数据进行异常检测仍然是一个挑战。随着数据维度的增加，传统的方法越来越难以在数据的原始空间进行密度估计，并且随着维度的增加，噪声和无关因素也越来越多，这对检测结果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 目前解决该类问题最好的是一个叫做两步走 [ 6 ] 的框架，该框架先对数据进行降维，将高维数据降低为低维数据，然后在低维空间进行密度估计 [ 7 ] [ 8 ]，但是，仅当正常实例和异常实例在数据的较低维空间中是可分离的时，它们才有用，因此要确定正确包含用于区分异常与正常数据的特征的低维表示仍然很困难。近来，深度学习在异常检测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9 ]，流模型 [ 10 ]，循环神经网络 [ 11 ]，自编码器 [ 10 ] 及其一系列变体广泛的应用于高维数据异常检测领域，例如对抗性自编码器 [ 12 ]，变分自编码器 [ 13 ] 等等，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输入数据编码为低维表示，然后通过最小化重构误差将低维表示解码回原始数据空间。这些模型旨在通过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来获得潜在数据空间中原始数据的核心特征，而不会产生噪音和无关特征。最近的几项研究已将此结构应用于实际问题，例如ALAD [ 14 ]，AnoGAN [ 15 ] 等，但该类模型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AnoGan使用对抗性自编码器来检测图像数据中的异常，但是该模型仅利用重构误差进行异常检测，而没有充分利用低维表示。ALAD同时考虑了基于双向GAN的数据分布和重构误差，从而得出了异常检测任务的对抗性学习特征，尽管如此，ALAD仍然仅使用基于对抗性学习特征的重建误差来确定数据样本是否异常。但是，现实世界的数据不仅可能具有高维，而且缺乏清晰的预定义分布(例如GMM)。DAGMM [ 16 ] 在异常检测中结合了深度自编码器和高斯混合模型(GMM)，在对输入数据的密度分布进行建模时，GMM中还需要手动调整参数，这对检测性能会产生严重影响。 在本文中，提出了一种深度自编码核密度估计模型(AEDE)，这是一种深度学习框架，可解决高维数据集异常检测中遇到的上述挑战。一方面，AEDE使用深度自编码器来获得数据的低维表示。由于变分自动编码器同时考虑了重构误差和潜在数据空间中数据的分布，因此在低维空间中保留了高维数据的密度分布。具体来说，AEDE仅利用正常数据来训练深度自编码器，因此潜在空间中的数据分布仅针对正常数据，可以将其与异常对象区分开。另一方面，AEDE使用核密度估计模型 [ 17 ] 训练数据的概率密度分布。与DAGMM需要手动指定混合高斯模型的数量不同，AEDE可以对任意分布数据进行建模。当自编码器将输入数据编码为低维表示时，同时又将输入数据的关键特征保留在潜在数据空间中时，具有高密度值的数据更有可能是正常对象，而低密度值的数据则被认为是异常对象。
system: [SYSTEM]

user: 2. 模型设计 图1. 模型框架 本文所提出的深度自编码器核密度估计模型的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AEDE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压缩网络和概率密度估计模型。第一部分是压缩网络，在压缩网络中，AEDE通过深度自编码器对输入数据进行压缩，以获得其在潜在数据空间中的低维表示和重建误差，并将这些低维表示和重建误差一起提供给概率密度估计模型；第二部分是概率密度估计模型，概率估计模型采用高斯核密度估计来获取数据的低维表示，并学习数据概率密度分布。 2.1. 深度自编码器 原始数据在潜在数据空间中的低维表示是通过深度自编码器得出的，自编码器包括编码器和解码器两部分。编码器是具有权重和偏差θ的神经网络，它的输入是高维数据 ，其输出是低维表示z。本文将编码器表示为q θ (z|x)。解码器是另一个具有权重和偏差ϕ为神经网络，将解码器表示为p ϕ (x|z)。编码器通过非线性转换，将高维数据转化为低维数据，而解码器通过这个逆过程，将低维数据转化为高维数据。 对于给定的输入数据 ，深度自编码器按以下方式计算其低维表示 ： z = q ( x ， θ ) ， (1) x ^ = p ( z ， ϕ ) ， (2) 这里的 是原始数据的重建数据。 深度自编码器的损失函数如下： l ( θ ， ϕ ) = ‖ x − x ^ ‖ 2 (3) 该损失函数被称为重建误差，用来衡量原始数据和重建数据的相似程度，相似程度越高，重建误差越小。 2.2. 概率估计模型 在概率密度估计模型中，本文使用深度自编码器学习到的低维表示来对输入数据的概率密度分布进行建模。对于概率估计模型的选择，本文选择核密度估计模型。 对于 个输入数据 x ^ 1 ， x ^ 2 ， ⋯ ， x ^ n ，通过深度自编码器模型来获得输入数据的低维表示 z ^ 1 ， z ^ 2 ， ⋯ ， z ^ n ，对于自编码器的输入数据，本文通过核密度估计模型计算得到的概率密度估计函数如下： f h ( S ) = 1 n ∑ i = 1 n K h ( s − z i ) = 1 n h ∑ i − 1 n K ( s − z i h ) (4) 其中s是变量，而K是核函数，而h (h > 0)是一个称为带宽的平滑参数。在核密度估计模型中本文采用高斯核函数。 2.3. 训练策略 本节主要介绍压缩网络和概率密度估计模型的训练过程，见表1，训练样本由 x i ( i = 0 ， 1 ， 2 ， ⋯ ， n ) 表示。 Table 1 ADAE training proces 输入：训练数据 x i ( x 1 ， x 2 ， ⋯ ， x 3 ) 。 输出：ADAE模型。 1. θ，φ←编码器解码器参数。 2. for i from 1 to epochs do ▷压缩网络： 3. z i = q ( x i ， θ ) ； 4. x ^ i = p ( z i ， ϕ ) 。 5. l o s s f u n c t i o n = ‖ x i − x ^ i ‖ 2 。 6. θ，ϕ←采用SGD更新参数。 7. 固定参数θ，ϕ 8. for from to do ▷训练概率密度模型： 9. z i = q ( x i ， θ ) 。 10. f h ( S ) = 1 n ∑ i = 1 n K h ( s − z i ) = 1 n h ∑ i − 1 n K ( s − z i h ) 。 表1. ADAE模型训练 θ和ϕ是编码器和解码器的参数，epochs是训练轮数，z是低维表示， x ^ i 是通过解码器获得数据的重构，使用随机梯度下降(SGD)更新参数θ和ϕ，最后，获得概率密度分布函数 f h ( S ) ，以模拟训练数据在潜在空间中的分布。第一行初始网络参数，2~5行训练神经网络，得到低维表示，第6行采用随机梯度下降进行优化参数，然后固定参数，8~10行训练数据的概率密度分布。 2.4. 测试策略 本节主要介绍模型测试过程，见表2，测试样本由 y j ( j = 1 ， 2 ， 3 ， ⋯ ， m ) 表示。 Table 2 ADAE testing proces 输入：测试样本 y j ( j = 1 ， 2 ， 3 ， ⋯ ， m ) ， 异常比例α。 输出：异常数据。 1. for from 1 to m do: 2. z j = q ( y j ， θ ) 。 3. for from 1 to m do: 4. f ( z j ) = f h ( z j ) 。 5. t h r = s o r t t h r ( f ( c ) ， α ) 6. for j from 1 to m do： 7. if f ( z j ) < t h r then: 8. y j 是异常。 9. else: 10. y j 不是异常。 表2. ADAE训练过程 在测试过程中，通过训练好的密度估计模型计算每个测试数据的概率密度，通过异常比例确定阈值，高于阈值的判定为正常，低于阈值的判定为异常。1~2行通过自编码器获得数据的低维表示，3~4行是通过训练样本得到概率密度分布，计算每个输入数据的密度值看，第5行是对密度值进行排序，得到阈值，6-10行是根据阈值判断数据是否异常。
system: [SYSTEM]

user: 3. 实验结果 在本节中，通过在四个公共数据集上与五个目前最先进的算法进行比较，评估本文提出的模型在异常检测中的有效性和鲁棒性。 3.1. 数据集 这四个著名的公共数据集是：KDDCUP，Thyroid，Arrhythmia和KDDCUP-Rev。六个对比算法分别是：OC-SVM [ 18 ]，DSEBM，DSEBM，AnoGAN和ALAD。实验采用的四个数据集的详细信息如表3所示。文中异常数据的比例如表3所示。 Table 3 Data sets descriptio 数据集 数据对象数量 数据维度 异常比例 KDDCUP 494，021 118 0.2 Thyroid 3772 36 0.025 Arrhythmia 432 274 0.15 KDDCUP-Rev 121，597 118 0.2 表3. 数据集描述 3.2. 评估策略 本文使用平均精度，召回率和F 1 分数来量化结果。精度和召回率定义如下： P r e c i s i o n = | G | ∩ ​ | R | | R | 和 R e c a l l = | G | ∩ ​ | R | | G | ，其中G表示数据集中的真正的异常集，R表示方法报告的异常集。F 1 分数定义如下： F 1 = 2 ∗ P r e c i s i o n ∗ R e c a l l P r e c i s i o n + R e c a l l 。基于异常率α，可以确定阈值以识别异常对象。平均准确率是预测对的样本数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召回率是样本中的正例有多少被预测正确了，而F 1 分数是通过准确率和召回率计算得到的。 3.3. 有效性评估 该章节是AEAD模型在四个公开数据集上与最新的算法进行性能评估实验，表4显示了AEAD和所有对比算法运行20次后，取得的平均精度，召回率和F 1 得分。 Table 4 Effectiveness evaluatio Method KDDCUP Thyroid Precision Recall F 1 Precision Recall F 1 OC-SVM 0.7457 0.8523 0.7954 0.3639 0.4239 0.3887 DSEBM-r 0.8744 0.8414 0.8575 0.0400 0.0403 0.0403 DSEBM-e 0.2151 0.2180 0.2170 0.1319 0.1319 0.1319 DAGMM 0.9297 0.9442 0.9369 0.4766 0.4834 0.4782 AnoGAN 0.8786 0.8297 0.8865 0.0412 0.0430 0.0421 ALAD 0.9427 0.9577 0.9501 0.3196 0.3333 0.3263 AEDE 0.9840 0.9655 0.9710 0.7934 0.7849 0.7891 Method Arrhythmia KDDCUP-Rev Precision Recall F 1 Recall Precision F 1 OC-SVM 0.5397 0.4082 0.4581 0.7148 0.9940 0.8316 DSEBM-r 0.4286 0.5000 0.4615 0.2036 0.2036 0.2036 DSEBM-e 0.4643 0.4645 0.4643 0.2212 0.2213 0.2213 DAGMM 0.4909 0.5078 0.4983 0.9370 0.9390 0.9380 AnoGAN 0.4118 0.4375 0.4242 0.8422 0.8305 0.8363 ALAD 0.5000 0.5313 0.5152 0.9547 0.9678 0.9612 AEDE 0.8461 0.8333 0.8396 0.9890 0.9889 0.9890 表4. 有效性评估 该章节是AEAD模型在四个公开数据集上与最近的算法进行性能评估实验，表4显示了AEAD和所有对比算法运行20次后，取得的平均精度，召回率和 得分。本文遵循ALAD(用于训练的整个官方数据集的80%)和DAGMM(占整个正常数据集的50%)中的设置。在KDDCUP和KDDCUP-Rev实验中，AEAD通过随机抽样获取50%的数据用于训练，其余50%保留用于测试，并且仅将“正常”数据中的数据样本用于训练模型。在Thyroid和Arrhythmia的实验中，随机抽样获取80％的数据用于训练，其余20%保留用于测试，并且仅将正常类别的数据样本用于训练模型。 从表4可以看到，在四个数据集上，AEAD的平均精度，召回率和 得分均明显优于所有对比方法。在KDDCUP数据集上与最新的ALAD相比，AEAD的标准 得分提高了2.09%，在所有平均精度，召回率和 方面均超过了所有对比算法。此外，AEAD的效果明显优于最新的DSEBM，DAGMM和ALAD方法，Thyroid和Arrhythmia的标准 得分分别提高了31.09%和32.44%。对于高维数据中的异常检测，OC-SVM无法获得良好的结果。这是因为OC-SVM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使用正常数据在高维空间中找到决策边界，但是当数据的属性过多时，不相关的冗余属性可能会对OC-SVM的结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尽管DSEBM考虑了重构误差和能量误差，但它忽略了潜在表示，这可能是本文提出的模型和DAGMM性能优于DSEBM的主要原因。AEAD优于DAGMM的原因可能归因于AEAD采用核密度估计来建模数据的概率密度分布，而不是高斯混合模型。核密度估计模型优于高斯混合模型，因为高斯混合模型是参数估计，而KDE是非参数估计，它允许拟合数据的函数形式为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或约束的情况下获得数据的分布。此外，高斯混合模型还需要手动选择混合高斯模型的数量，这在缺乏领域知识的情况下非常棘手。对于AnoGAN，它采用对抗自编码器来恢复每个输入数据的潜在表示，并使用重构误差和判别分量作为异常准则，但AnoGAN并未充分利用低维表示。尽管ALAD可以模拟分布，当实验数据足够多时，它的数据很好，但它也忽略了潜在表示的考虑。AEAD优于所有对比算法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AEAD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概率密度感知策略，该策略仅相对于正常训练样本的学习概率密度分布来估计每个输入数据的密度值，这种策略有助于有效地分离出潜在数据空间中密集分布的异常。
system: [SYSTEM]

user: 4. 总结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计划探索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有效半监督异常检测方法，我们还研究了针对大型高维数据的更有效的无监督异常检测。本文所提方法适用于全局异常检测，当知道异常的比率时，可以取得良好的结果。我们的下一步是探索如何改善模型从而适应高维数据的局部异常检测，使其不仅能够在海量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模拟数据的分布，并且在小规模数据下，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探讨高校大学生生命教育内涵范畴，并以高校辅导员育人视域为视角，通过调研大学生的生命态度、观念和生命教育需求情况，探讨高校辅导员对于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具体实施路径，以此提高大学生对于生命的认识，培养大学生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进而帮助他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树立正确生命观念。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生命教育，是直面生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育，其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尊重生命、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与天人物我之间的关系，学会积极的生存、健康的生活与独立的发展，从而实现自我生命的最大价值 [ 1 ]。我国生命教育体系建设起步较晚，直至2010年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 2 ]，才明确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表明生命教育开始获得国家政策的重视和认可。而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学生生命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高校各方的重视。
system: [SYSTEM]

user: 2. 高校大学生生命教育内涵 2.1. 认识生命、理性看待死亡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基础 传授生命知识是生命教育的基础，也是培养高校大学生尊重与珍惜生命的前提。部分大学生对生命个体的认识、对死亡的认识存在一些问题。创造生命价值要以生命存在为基础 [ 3 ]，大学生对生命的认知最终会影响他对待生命的方式，因而加强大学生对生命的认识，使其意识到对生命的尊重与幸福紧密相关，将有利于帮助其树立健康的生命观念。 只有当一个人看清自己有限人生的尽头时，才能将其视为组织生活所有可能性的统一点 [ 4 ]。对死亡的了解和认知可以帮助大学生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从而理性地看待死亡。通过对死亡的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将死亡看成生命的一部分，更加坦然看待，这也是让大学生更好地珍惜活着的时候，珍惜自己和身边的人的前提与基础。 2.2. 珍视生命、学会接纳自己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关键 自我肯定与珍视生命是构成积极生命观念的关键，因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关键就是在于让学生在尊重自己和尊重生命的基础上，热爱自己与珍惜生命。不懂得欣赏和珍爱生命，将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素质提升与全面发展，甚至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在生命教育中需要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不完美，在不完美中接纳与肯定自我，可以有效缓解消极情绪，增进积极情绪，激发内在潜能与动力。 引导大学生从不同角度审视生命，既珍爱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又尊重其他生命，不断发掘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关键。 2.3. 培养能力、创造爱与联结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重点 生命个体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生存能力、抗压抗挫能力、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实现社会责任的能力。对于高校大学生生命教育而言，需要培养学生保护生理生命、独立生存生活的能力，还应包括学习知识技能、动手动脑的能力，以及学会爱人爱己、做人做事、构建和谐关系的能力。 生命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爱与智慧的全人生命教育 [ 5 ]。人类生命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在大学这个三观塑造与成长成熟的关键阶段，需要帮助其在各种关系之中创造爱与联结，通过爱自己、爱他人与被爱的关系的体验和塑造，提升大学生个体生命爱的意识和爱的能力，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与天地间建立美好的共融关系，这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重点。 2.4. 树立信念、丰盈自我价值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核心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 [ 6 ]。一个拥有理想信念的人才更能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才能不轻易停下，才能走得更远。一个人想要面对众多诱惑与选择依旧初心不改，历经种种困难与障碍依旧勇敢前行，走过世间千山与万水依旧斗志昂扬，也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做支撑。当代大学生容易出现信仰缺失、内心浮躁、价值观扭曲、空虚焦虑、钻牛角尖等现象，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坚持帮助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培养正确三观，用理想信念作为尊重与热爱生命、创造生命价值的有力保障。 有部分大学生处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游手好闲的状态，缺乏一定的自我价值感，容易感到空虚与麻木。一个拥有强烈自我价值感的人更容易珍视生命，也更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自我价值感的培养需要用理想信念支配思想和行动，不断拼搏向上、甘于奉献。因此高校需要在生命教育中引导大学生将个人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从而获得诗意盎然的人生体验，丰盈人生价值。
system: [SYSTEM]

user: 3. 高校大学生生命教育现状 为更好地了解高校大学生的生命态度、观念和生命教育需求，开展了线上调研，共发放了来自东华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北京林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生的问卷101份，其中有效问卷100份，覆盖大学一年级至研究生二年级学生。 3.1. 生命态度调研 在“喜欢自己吗”问题中，8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喜欢”或“还行”，7%的受访者表示“不太喜欢”或“完全不喜欢”，可见大部分学生可以肯定与热爱自己，但仍有少量学生对自己的接纳程度还有待提高。对于“认为自己足够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吗”中，7%的受访者表示“不太足够”或者“完全不够”，表明仍有部分学生的生命热爱程度不够乐观。同时两个问题对比发现，学生自我接纳程度与珍视生命程度密切相关(见图1)。 针对现实生活中最困扰的问题，选择最多的选项是“学习压力大”，其次是“自己能力差，怕没有未来”，“人际关系紧张”和“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紧接其后，说明对大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职业发展的规划、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发掘对生命的热爱都至关重要(见图2)。 此外，数据显示，12%的受访者有曾经或现在看心理医生或者服用相关药物的经历，29%的受访者表示“身边的朋友或认识的人有发生过自杀等极端行为事件”，说明有少数大学生个体已经存在“生命困顿”或“心理危机”等现象，该群体亟需高校及时关注与帮助。在“对自己而言，生命观念形成受什么因素影响最大”的排序问题中，家庭教育以平均综合得分3.33位列第一，其次是学校教育(见图3)，而选择“学校教育”作为首位的也有20%，比例仅次于家庭教育，可见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图1. 对自己和生命生活热爱程度 图2. 现实生活最困扰的问题 图3. 影响生命观念形成的因素 3.2. 生命观念调研 在生命认识方面，87%的受访者表示“世间万物的生命都很宝贵”，表示大部分大学生对于生命的认识还是较为正确与客观的，但仍有3%认为“只有人类的生命宝贵，动植物的生命不重要”，4%认为“只有自己和在乎的人的生命宝贵，别的生命不重要”，不可否认部分学生对生命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见图4)。针对“如何看待死亡”，73%的受访者表示“坦然接受”，可以正确、理性地的看待生死；另有20%表示“忌讳谈到死亡”、“非常恐惧死亡”，7%表示“死亡是生命的对立面”或“生命可以简单轮回”，可见仍有部分大学生对死亡存在错误的认知(见图5)。 图4. 对生物生命的观念 图5. 对死亡的观念 在看待生命的意义方面，“挑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选择项占比高达80%，其次有64%的受访者选择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对社会有贡献”，60%选择了“知识与能力完美结合”，大部分大学生可以在坚定理想信念和奉献自我中找寻生命的意义，而仍有21%选择了“吃喝玩乐单纯享受”，还有6%认为“没有意义”，这也需要高校关注(见图6)。 图6. 对生命意义的观念 在“觉得以下哪些内容会对热爱生命更有帮助”问题上，选择人数最多的选项分别为91%的“学会接纳自己，学会爱自己、爱他人”、84%的“被爱，拥有和谐的关系”、75%的“树立理想信念，拥有信仰”、69&的“生存生活能力提升，拥有自我价值感”和40%的“学习有关生命与死亡的知识”，这对高校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了思路。 3.3. 生命教育需求 在开展生命教育必要性方面，82%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在高校开展生命教育，76%的受访者表示辅导员是有必要在平时工作中适当进行生命教育的，而仅有4%持消极态度，可以认为在高校全覆盖进行生命教育具有必要性。 在“希望辅导员进行生命教育的途径”问题上，选择最多的分别为“一对一谈心谈话(60%)”、“主题班会(53%)”、“组织班委开展班团活动(38%)”以及“微信群转发相关信息等线上渠道(30%)”。与此同时，在“认为辅导员开展哪种生命教育形式更有效果”方面，59%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双方一对一交流与沟通”、其次是34%的“辅导员单方面一对多表达与传授就好”及31%的“组织班委开展班团为单位的多对多的活动”，最后是“让我倾诉与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好”。可见学生对于生命教育的形式需求方式各不相同，有希望线上、线下单方面接受教育的，也有希望和辅导员一对一深入沟通的，还有认为集体活动比较有助于敞开心扉与解决问题，这就要求高校辅导员开展生命教育不能千篇一律，而要因人制宜。
system: [SYSTEM]

user: 4.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重要落实者 大学阶段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逐渐形成、生命个体逐渐走向成熟、完成人类社会化的关键时期 [ 7 ]，在如今社会局势变化下，高校大学生会面临各种生命困境，高校教育就是要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脉搏，有效地进行引导。而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 [ 8 ]，是和学生接触最为密切的一线教师，理应担当起生命教育的重任，将生命教育渗透到日常工作管理中，以此提高大学生对于生命的认识，培养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进而帮助大学生寻找生命的意义、自我价值和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
system: [SYSTEM]

user: 摘要 由于社会生活、工作节奏越来越快，许多人没有足够的时间与金钱去请私人教练或者去健身房健身。个人进行自我锻炼的时候，难免会有动作不规范的情况存在。众所周知，养成正确规范的仰卧起坐动作有助于提升身体协调度，肌肉系统、神经系统等形成正反馈，达到增强体质，巩固锻炼成果。仅仅依靠自身来进行动作及时纠正显然不太现实。针对以上现象，本文开发设计出一套动作训练纠正系统，通过识别用户行为动作来判断用户健身动作是否标准，以此纠正健身动作的不规范甚至错误，提升健身效果。本项目以Python作为开发语言，以SQLite为数据库，用PyQt实现用户界面，调用OpenCV函数库并结合TensorFlow框架实现特征点提取。最终可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健身动作管理及指导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