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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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神经导航系统与神经内镜的联合应用 脑室内的囊肿等占位增大可引起颅内压增高、梗阻性脑积水，对于有症状的患者可通过脑室镜行囊肿切除术或者囊肿壁造瘘术，Zhao，Peng等的研究结果示脑室镜的手术效果优于非脑室镜手术 [ 7 ] [ 8 ]；将脑室镜和神经导航系统结合用于侧脑室囊肿造瘘术或囊肿切除术，神经导航系统为脑室镜规划到达病变的最佳路径，术者可从最佳视角观察囊肿与周围结构的关系，顺利完成囊肿切除或囊肿壁造瘘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 [ 9 ]；此外，三脑室底造瘘术，脑室镜需穿过室间孔，手术难度较高，特别在室间孔狭窄的患者手术中，脑室镜能否从最佳角度进入室间孔对手术的成败起决定性的作用，神导航系统可为脑室镜规划最近、最佳穿过室间孔的路径，为术者提供最佳手术视角 [ 10 ]。黄宝华等将神经导航系统与脑室镜结合应用在经鼻蝶单鼻孔入路垂体瘤切除术中，在肿瘤的切除率和术后激素恢复方面效果显著 [ 11 ] [ 12 ]；Youssef等曾做过将神经导航系统与神经内镜联合应用在松果体区肿瘤活检术方面的尸体研究，神经导航有助于定位相对于中线和横窦的关键孔的位置，有利神经内镜顺利经过中线区域的小脑上池安全到达松果体区域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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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神经导航系统与皮层电刺激的联合应用 脑功能区胶质，手术治疗切除病变的同时应注意神经功能的保护，尽可能全切病变的同时保护神经功能对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神经导航有助于精确定位病变位置，为手术规划最佳手术路径，但肿瘤对脑组织的推移可能导致神经纤维传导束及大脑皮质功能区移位；皮层电刺激测绘是当前的金标准功能测绘技术，可准确反应大脑皮层功能区的位置 [ 14 ]，手术当中应用皮层电刺激器可实时反应脑功能区与病变关系；骆飞等用神经导航联合皮层电刺激实施皮层功能区精确定位，保护大脑皮层功能区及其传导束 [ 15 ]，有效的避免了术后神经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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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神经导航系统用于神经外科穿刺术 脑室系统出血的患者，及时有效的脑室外引流可迅速降低颅内压，缓解或预防血凝块引起的急性脑积水，降低死亡率，改善患者预后，但对于大量脑室出血的患者，脑室积血过多，脑室穿刺很可能将引流管置于血凝块中，不能达到有效的脑脊液引流，且反复穿刺会进一步加重脑损伤、增加出血风险，李显伟等将神经导航用于脑室穿刺外引流，并与传统脑室外引流术作比较，发现具有精准、创伤小、术后并发症低等优点 [ 16 ] [ 17 ] [ 18 ]；此外，对于梗阻性脑积水导致脑室系统变形或畸形的患者顺利的脑室穿刺是手术成功的关键，神经导航的应用可使引流管脑室端置于良好的位置及深度保证术后引流效果，改善患者的预后并发症少 [ 19 ] [ 20 ]。脑脓肿穿刺引流术，准确的手术定位可减少穿刺脑组织带来的损伤，适宜的引流管尖端位置及深度有利于脓液引流，王加充等应用神经导航系统对脑脓肿进行手术，提高了手术的可靠性、准确性，同时减少手术的并发症，有利于脓肿消退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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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颅脑是3维立体空间，传统神经外科手术依靠颅脑体表骨性解剖标志物定位，但近几年随着精准医学、精准外科、微创外科等概念的提出，神经外科手术有了更高的要求；神经导航能辅助精确定位，为手术规划最佳路径，对神经外科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其可与多种设备联合应用，未来的神经外科势必向更精准的方向发展，神经导航系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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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CIRI)是脑缺血患者恢复血流灌注时常见的病理生理现象，其发病机制涉及多个环节，主要与能量代谢障碍、Ca 2+ 超载、氧化应激、炎症反应等机制有关。微小核糖核酸(miRNA)是一种近年来发现的存在于真核生物中的非编码调控RNA，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在转录后水平上调控基因的表达。近期研究发现，相关miRNAs参与CIRI的发生发展过程。本文将概述CIRI发病机制，综述相关miRNAs调控CIRI进程的作用，为CIRI的防治提供新的靶点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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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缺血性脑血管病是临床多见的脑血管疾病，约占全部脑血管病人的70%~80%，使缺血脑组织尽早恢复血液灌注，重新获得血氧供应是临床上的首要治疗原则。但闭塞的脑血管再通后，往往加重原有缺血脑组织损伤，这种现象被称为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CIRI) [ 1 ]。微小核糖核酸(miRNA)是一类长约21~22个核苷酸的小非编码RNA，可以结合靶信使RNA (mRNA)的3’-非翻译区(UTR)，并在转录后水平对基因的表达进行负调控 [ 2 ]。据估计，miRNA调控人类30%以上的基因编码 [ 3 ]，目前miRNA对mRNA的具体调控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miRNA能够通过特定机制对mRNA特定靶点的沉默作用在细胞和组织中调控基因的表达。研究表明 [ 4 ]，CIRI时，多种miRNAs的表达发生变化，并通过改变关键信号元件调控CIRI的病理生理过程。本文对CIRI机制及miRNAs在调控CIRI中的作用作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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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CIRI的病理生理机制 2.1. 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 OS)是指体内氧化与抗氧化作用失衡，倾向于氧化，导致中性粒细胞炎性浸润，蛋白酶分泌增加，产生大量氧化中间产物。氧化应激是由自由基在体内产生的一种负面作用，并被认为是导致衰老和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 5 ]。CIRI后，活性氧簇(ROS)的产生与清除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造成ROS过度产生，从而导致氧化应激诱导细胞损伤。研究发现 [ 6 ]：ROS的过度产生，会导致：① 蛋白质、核酸过氧化，蛋白质降解、核酸断裂，膜结构破坏；② 血管内皮细胞严重受损，血管通透性增加；③ 兴奋性氨基酸在突触间隙内含量明显增加；④ 破坏线粒体，导致能量生成障碍；⑤ 产生血栓素A2使缺血区血管痉挛，血小板聚集，加大梗死面积；⑥ 介导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等。 2.2. 能量代谢障碍 脑血流供应丰富，当脑缺血时，血流量减少，缺血区脑组织血氧供应减少，只能通过糖的无氧酵解获得能量，而无氧酵解途径ATP产生减少，导致脑组织代谢需要的营养物质缺乏，线粒体及其他细胞器受损，进一步加重缺血区域脑组织损伤 [ 7 ]。脑缺血再灌注后，ATP产生不足，钠钾泵活性下降，导致细胞内Na + 浓度增高引起细胞毒性脑水肿，造成神经损伤 [ 1 ]。另外，脑缺血再灌注期间，细胞内钙超载、自由基和游离脂肪酸的大量生成以及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均可引起线粒体通透性转换通道开放，造成线粒体能量合成障碍，导致神经元死亡。 缺氧缺血情况下，线粒体DNA受损，使呼吸链复合物电子传递完整性受到破坏，主要是呼吸链复合物活性受损，使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依赖性复合物途径被过度利用，自由基生成增加，超过了细胞本身的清除能力，导致细胞凋亡，因此线粒体DNA的表达紊乱可引起能量产生进行性衰竭，导致细胞死亡 [ 8 ]。 2.3. Ca 2+ 超载 Ca 2+ 是细胞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正常情况下，由于细胞膜对Ca 2+ 的低通透性和钙泵作用，使得细胞外Ca 2+ 浓度是细胞内的10，000倍。脑缺血缺氧后，细胞内Ca 2+ 浓度明显升高，引起细胞损伤即Ca 2+ 超载 [ 9 ]。Ca 2+ 超载是各种原因综合的结果。Ca 2+ 在CIRI中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它通过激活多种Ca 2+ 依赖酶，包括蛋白激酶C、磷脂酶A2、磷脂酶C、环氧合酶、钙依赖型一氧化氮合酶、钙蛋白酶和各种蛋白酶和内切酶，导致多种损伤事件 [ 10 ]。其次，当发生CIRI时，细胞外大量的Ca 2+ 涌入细胞内，触发线粒体摄取Ca 2+ ，使Ca 2+ 聚集在线粒体内，Ca 2+ 可抑制ATP合成，使能量生成障碍 [ 11 ]。 2.4. 炎症反应 近年研究结果表明 [ 12 ]，造成CIRI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脑缺血局部组织再灌注后的炎性反应。炎性反应过程中有许多炎性介质和炎性细胞的参与，炎性细胞浸润后可产生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黏附分子等大量的炎性介质。参与大脑炎症反应的炎性介质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NF)和白细胞介素(IL)等。 在CIRI的过程中，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发挥着重要作用。脑缺血发生后，TNF-α表达即升高，再灌注后，TNF-α的特异性受体表达明显升高。有报道称，如果抑制TNF-α表达，可减轻缺血性脑损伤 [ 13 ]。TNF-α使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促进脑水肿的发生，导致细胞凋亡和坏死。中枢神经系统内，几乎所有的细胞都能合成IL-1β，脑缺血再灌注时，IL-1β含量明显升高，使得细胞内Ca 2+ 升高，引起脑细胞损伤；使得谷氨酸水平升高，加重CIRI。 2.5. 细胞凋亡 脑缺血缺氧发生后，脑缺血半暗带的细胞损伤主要通过细胞凋亡途径进行，因此神经细胞凋亡是CIRI的重要环节。神经元凋亡主要有三种途径：① 线粒体介导细胞凋亡。线粒体是一个储存器，储存了多种促凋亡蛋白，当脑缺血发生时，促凋亡蛋白释放到胞浆，与凋亡蛋白激活因子形成复合体，激活Caspase9，引起连锁反应，使细胞凋亡 [ 14 ]。② 死亡受体介导细胞凋亡。死亡受体是一类跨膜蛋白，其胞外和胞质区各有一段富含同源半胱氨酸的区域，有水解蛋白的功能，称为“死亡结构域”。典型的死亡受体包括Fas和TNFR1。Fas的死亡结构域和Fas相关蛋白(FADD)结合，启动caspase级联反应，导致细胞凋亡 [ 15 ]。TNFR1通过和TNF-α受体死亡结构域(TRADD)结合，导致caspase级联反应诱导细胞凋亡。③ 内质网介导细胞凋亡。内质网是细胞内Ca 2+ 的主要储存库，通过对Ca 2+ 浓度的精确调控影响细胞凋亡，同时，相对高浓度的Ca 2+ 可以激活钙依赖性蛋白酶，作用于线粒体，影响通透性和膜电位，促进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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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综上所述，特异性miRNAs通过调控凋亡相关通路、氧化应激、能量代谢、Ca 2+ 超载、炎症反应、自噬相关蛋白等参与CIRI进程。miRNAs广泛参与CIRI的发生发展过程，相关miRNAs被发现，将进一步在基因水平揭示CIRI的病理生理过程，为CIRI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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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体育特色小镇作为体育产业新兴增长点，提升小镇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围绕影响体育特色小镇竞争力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策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政府行为和发展机遇六方面因素展开分析，提出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竞争优势构建的对策，认为联动生产要素，集聚资源整合力、拉动消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完善关联产业，培育产业驱动力、厘清自身定位，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顶层设计，构建全局引导力、把握发展机遇，打造品牌效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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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型，作为朝阳产业的体育产业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竞争优势也日益明显。而体育小镇作为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应凸显竞争优势。2016年特色小镇的培育工作在全国开始开展；2017年全国掀起体育特色小镇热潮，首批确立96个体育特色小镇试点名单。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稳步推进建设一批规划科学、特色突出、产业集聚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特色小镇的培育与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城镇化率提高、全民健康实现的重要载体，然而体育特色小镇作为产业新形态，如何提升小镇竞争优势是关键 [ 1 ]。基于此，从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出发，围绕影响小镇竞争力的因素展开分析，提出我国小镇竞争优势构建的对策，以期为小镇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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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体育特色小镇竞争力的评判标准 体育特色小镇作为体育产业与关联产业的缔造者，其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中愈发重要，竞争能力代表一定的发展水平和内在潜力。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波特“钻石模型”理论，用于分析国家某种产业所处的竞争地位和具有的竞争力，为国家产业提供经济学分析范式。决定产业竞争力大小有六个要素，分别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同业竞争，政府行为和发展机遇。前四者为基本要素，后两者为辅助要素，共同建构“钻石模型”(如图1) [ 2 ]。六要素相互整合、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产业竞争力的动态系统。波特“钻石模型”作为比较成熟的竞争力分析框架，能为我国小镇的竞争力构建优势对策，因此本文借助波特“钻石模型”对小镇的竞争力进行分析。 图1. 波特“钻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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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体育特色小镇的竞争力分析 3.1. 生产要素 根据波特“钻石模型”理论，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五大要素 [ 2 ]。体育特色小镇培育所需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天然要素、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天然资源的充沛、地理位置的优越是小镇赖以开发的独特载体，但小镇作为体育产业新型态，在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源上匮乏，体育特色小镇的高效运作离不开小镇设计、体育项目开发、运营模式的构建，对于经营开发者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要求。基础设施是小镇发展定位与运营的物质保障，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物质基础，这些要素可直接影响体育特色小镇的竞争力。 3.2. 需求条件 市场需求与供给条件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是产业竞争优势的另一要素。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与其收入水平具有直接的联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体育消费额度越高，在健康方面的支出也逐渐增多 [ 3 ]。小镇的建设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内在需要。随着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体育文化逐渐积淀，居民体育消费观念发生转变，体育用品消费市场扩张。2015~2018年，我国体育消费市场稳步增长，2018年我国体育消费达到9105.3亿元。近几年居民对体育用品的消费需求也有明显的变化，虽多以实物类消费为主，对于体育旅游、体育康养等服务类型产品的需求也愈发提升，并且更为重视体育消费产品的品质、服务与体验感。 3.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由于人们消费需求的不同及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小镇作为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的新型态，满足了人们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小镇作为独立单一的业态无法实现长久盈利，跨界融合、共生发展也是其发展的有效路径。国外小镇发展历史悠久，在小镇设计、运营模式上较为成熟，体育拉动的旅游消费、培训消费、文化产品消费、产品与服务消费，远远大于体育运动本身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与旅游局联手推动“体育 + 旅游”产业模式就是以体育为先导，促进相关产业整体消费 [ 4 ]。体育小镇的旅游产品设计与发展，应该谨记特色原则，避免放诸四海皆可的“充数型”旅游产品，在设计中结合当地的体育运动项目特色、历史文化特色、生态风光特色，最终汇成特色鲜明的体育旅游产品体系。 3.4. 企业策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我国现有的体育特色小镇主要有四种类型，不同类型小镇的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休闲型体育小镇以休闲娱乐集体验为一体，提供多样化户外休闲运动项目。一般来说，休闲型体育小镇通过参观、体验等多种方式吸引游客参与其中，并提供一个或多个相应的运动项目；同时，利用小镇的生态人文环境融合运动项目打造体育旅游资源，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产业型体育小镇主要涉及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服务业、体育竞赛表演业等业态，结合多个产业链环节，形成融合发展的产业聚集区。赛事型体育小镇以体育赛事为载体，进行赛事承办或赛事直播等服务，同时也提供休闲体验活动，将运动比赛与旅游休闲结合，延伸发展与赛事有关的服务。康体型体育小镇主要凸显优良的康养环境，以运动项目为载体，以康养为目标，结合多元化方式形成的康体型小镇。 3.5. 政府行为 小镇在培育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的支持和投入，涉及生产要素、政策文件等多方面。自小镇孕育以来受到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一方面出台了相关利好政策文件，描绘了小镇的整体发展方向，《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对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总体发展方向，明确了开发的基本条件，基本原则中提出“坚持产业立镇”进一步规范、扶持特色小镇及特色小城镇的发展。另一方面，提供人财物力资源，保障小镇整体运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小镇的发展。国务院46号文件出台后，体育产业凸显出强大的内生性动力，带动一批小镇搭乘政策东风在全国试行。基于此，政府还应做好体育特色小镇的宣传工作，宣扬小镇浓郁文化、秀美环境，树立良好形象。 3.6. 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三次产业迅猛发展，尤以体育产业市场规模日益扩大，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性产业。从经济层面上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年1月20日发布的我国2018年体育产业总产出为2.6579万亿元，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1%，表明我国体育产业具有良好发展态势 [ 5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大健康时代的到来，为体育特色小镇带来契机。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大背景下，体育运动在体育特色小镇的建构下，逐渐趋向于全民化、大众化、休闲化，体育产业上升成为健康产业的中流砥柱，拉动着小镇发展。从技术层面上看，数字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可提升劳动生产率，缓解降低劳动成本，运用高端先进技术优化产品和服务，提升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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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时代提升体育特色小镇竞争力的对策 4.1. 联动生产要素，集聚资源整合力 体育特色小镇的构建，最主要的是要形成产业生态系统，首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科学规划小镇板块设计，围绕小镇自身的产业定位，加强小镇的运营机制等，着力推进小镇规划、运营、统筹等一系列工作，提升员工服务意识。再者，发挥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职能，集聚资源提高供给 [ 6 ]。在体育特色小镇规划设计初期，地方政府要以当地特色生态禀赋和文化底蕴为重点，以长远发展的目光为出发点，科学做好各项规划设计工作，引入适合本地区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打造具有浓郁地域文化气息的体育小镇。相反，并不是盲目复制，避免建造同质类体育特色小镇。最后聚集高级生产要素，争取引入现代化仪器设备以及运动基地，寻找体育研究机构合作，引进体育专业人才，开设专业体育组织等要素，标准化运营场馆等其它设施，将体育元素与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与运营深度融合，实现体育小镇有活力，产品服务有保障，品牌认知有延伸，体育消费有提升 [ 7 ]。 4.2. 拉动消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 现今，我国经济水平不断上升的同时居民休闲时间与收入水平也越来越充裕，人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稳步推进建设一批规划科学、特色突出、产业集聚的小镇 [ 1 ]。当前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消费需求与理念也在发生转变，不断增加用于体育旅游、体育休闲、体育康养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正是由于人们多元化以及个性化需求，促使体育特色小镇与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融合，供给高质量产品与服务。需求与供给推动产业不断融合，拉动体育消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 4.3. 完善关联产业，培育产业驱动力 体育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以产业融合为驱动，培育小镇离不开关联产业，“体育+”已经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路径，体育特色小镇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休闲健身产业等融合发展而来的新兴业态，具备跨界融合的特质和基础 [ 8 ]。继续推动小镇跨界融合，需要立足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体育强国的时代潮流，多域联合、全域联动，发挥多重产业带动作用。小镇的规划、建设要以特色产业作为引擎，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整合区域链。一方面，带动体育休闲等相关业态融合发展，联动上下游产业链，打造体育产业生态圈。另一方面，在进行小镇定位、打造的同时，要实现体育特色小镇与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联动发展，提升地方各区域体育服务供给能力，为全民健身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贡献。 4.4. 厘清自身定位，提高核心竞争力 培育体育特色小镇首要核心就是明确小镇的自身定位，这是建设小镇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所在。小镇根据产业定位不同，其开发模式也不同。体育特色小镇的规划和设计，关键在于“特”，首先，特在“产业”，以产业带动小镇发展，特色产业融合旅游产业是当今小镇发展趋势 [ 9 ]。其次，特在“形态”，特色小镇依据自身定位，具有不同的建筑风格、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综合三者塑造小镇独有风情。再者，特在“功能”，以不同小镇的产业基础为依托进行生产和服务功能；以休闲旅游、观光体验刺激文化、服务、居住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后，特在“机制”，首先多种机制引导小镇发展，其次政府把控方向、提供支持；再者企业整合资源、运作管理；最后居民积极参与、日常监督。明确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定位，以产业、形态、功能、机制为出发点，以体育服务为主体，发挥地域优势，融合民俗文化，结合特色运动项目，提高核心竞争。 4.5. 发挥顶层设计，构建全局引导力 明确政府在引领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发挥顶层设计的重要意义。第一，在小镇初建之时，应根据小镇的生产要素、文化底蕴等进行科学规划，避免重形式化与过于理想化，科学规划生产要素，挖掘内在文化底蕴。自2016年起国家高度重视小镇的培育与发展，小镇搭乘政策的“便利东风”，如火如荼地建设着，但当前由于管理体制的缺失，小镇逐步房地产化，利用开发小镇为由，挖掘体育特色小镇房地产红利问题 [ 10 ]。第二，在小镇建设中时，按照建设规模与之相契合，是小镇长远发展的基础堡垒。《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明确了小镇的开发条件，具有产业基础和生态资源禀赋，范围为3平方公里左右，集聚高端要素，聚焦特色之处，打造的新型区域平台。地方政府要依据建设规模做好小镇建设相关政策和审批服务工作。第三，在小镇建成之后，完善监管、考核力度和管理体制是确保小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4.6. 把握发展机遇，打造品牌吸引力 当前，由于小镇具有可复制性，搭乘政策东风存在建设高速、同质同化等问题，各地方特色小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同化 [ 11 ]。品牌作为体育特色小镇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体现，体育特色小镇要依据区域产业生产要素，开发区域极具潜力的的特色产业，防止出现同质化与地产化的小镇。小镇的品牌体系主要是由精品赛事、体育旅游、康养等组成。因此，小镇的品牌建设需要结合短期小镇的天然资源与长期小镇经营能力进行系统整合，开发最具特色的产品服务，打造具有经济、文化与体育融合的多重价值品牌。构建全方位服务平台，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别具一格的服务体系也是增进小镇品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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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体育特色小镇是新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增强小镇的竞争力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依据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小镇的竞争优势由六方面要素合力构建。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必须联动生产要素，集聚资源整合力；拉动消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完善关联产业，培育产业驱动力；厘清自身定位，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顶层设计，构建全局引导力；把握发展机遇，打造品牌吸引力。小镇作为体育产业新型态的重要载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逐步向产业集群化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小镇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打造竞争优势、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小镇的着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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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前国内建设工程领域内，发包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拖欠承包人工程价款、强制承包人垫资施工的情形屡见不鲜。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下文中简称“优先受偿权”)作为《合同法》第286条赋予承包人实现工程价款债权最有力的武器，却在权利主体上进行了严格的限缩性把握，其仅承认与工程所有人即发包人签订有效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此这般，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债权的实现并不能得到充分保护。虽然现行法对实际施工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问题采消极态度，但从法理角度来看，赋予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以及明确实际施工人可通过代位权制度主张优先受偿权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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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而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之一。因此，劳动力属于相对过剩的生产要素。同时，土地与资金的稀缺性奠定了发包人天然的优势地位，发包人相对于承包人、实际施工人等主体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与更高的缔约地位 [ 1 ]。这也导致了施工行业成为了薄利行业，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情形的出现。除此之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有鉴于此，即使违法分包、转包、挂靠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当中的约定请求支付工程价款。不可否认，这种淡化合同效力对工程款支付影响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违法现象的扩张。 另外，在我国建筑行业市场违法分包、转包等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工程价款债权因在整个资金流的末端，其实现相较于总包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与此同时，实际施工人工程款债权关乎广大农民工工资利益，对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建设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债权更应当被着重保护。目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为了加强保障农民工利益，对实际施工人工程款债权已经进行了特殊规定，其中第26条专门规定实际施工人可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直接主张欠付的工程价款，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17条又明确否认了实际施工人为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主体。 总的来说，实际施工人这一角色在目前的建筑行业市场普遍存在，并且在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存在。其因代表了广大农民工利益而得到了立法上的特殊保护，被赋予了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权。但保障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债权实现的一大重要权利“优先受偿权”目前却并未被肯定，那么实际施工人究竟是否应当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在现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实际施工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前提下，其是否可以通过代位的方式来主张优先受偿权呢？鉴于挂靠与违法分包、转包情形有本质区别，且涉及情形较为复杂，本文暂不作讨论，本文中“实际施工人”仅指违法分包人与转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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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际施工人主张优先受偿权之完善建议 3.1. 赋予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 首先，如上文所述，目前司法机关认定实际施工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理由多数并不成立。按照目前司法解释的口径，实际施工人被赋予了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优先受偿权作为工程价款债权的从权利既然可随主债权移转，理应同时赋予实际施工人，这也是公平公正原则的应有之义。 合同法第286条所创设的优先受偿权之理论基础系我国从实际国情出发，为保障弱者利益而施行的公共政策，建设工程价款虽然是财产权，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建筑工人的工资及福利，因此需要予以特殊保护。既然立法目的如此，优先受偿权作为工程价款债权实现最重要的保障更应当赋予直接代表弱者利益的实际施工人。另外，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513条、《德国民法典》第648条第1款和《韩国民法典》第666条将不动产工程承揽人作为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唯一权利主体。该类将承揽人作为优先受偿权主体的立法技术建立在增值理论之上。该理论认为：“既然债权人的行为使债务人的财产得以增加或避免了债务人财产的减少，那么就债务人财产的增值部分而言，债权人在该增值部分就应当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增值观念为不动产优先受偿权制度提供了理论机理，他有效地解释了对债权人提供优先受偿权保护的合理性。” [ 5 ] 域外立法目前就笔者了解并不存在无效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为实际施工人这一概念，但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实际施工人正是增值理论中为不动产增值的直接主体。依据《合同法》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债权成立的条件系工程质量合格，与施工合同是否有效并无关系。究其本质，以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情形的有无来对施工合同效力进行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工程质量，严格建筑行业准入标准，确认责任主体。因此，在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承建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否认其获取工程款权利已无必要，一定程度上其此时的地位与承包人并无二致。依据增值理论实际施工人应当享有优先受偿权。 3.2. 明确实际施工人可代位主张优先受偿权 如上文所述，实际施工人通过代位权制度主张优先受偿权在法理上是可行的，至于我国代位权制度所规定的代位客体为“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亦应结合建设工程领域中对实际施工人的着重保护进行扩张性解释。笔者认为，可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25条的理解适用及司法实践中，明确实际施工人可代位行使的权利包括优先受偿权，从而使得实际施工人主张优先受偿权拥有直接的依据。 但对于代位权行使后的法律效果笔者并不认同我国目前所实行的“直接清偿”制度，即《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20条之规定，债权人向此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在经人民法院确认后，将产生直接消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效果。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施工人代位主张工程工程款得到人民法院支持时，通常会判令发包人直接向实际施工人旅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但实际施工人通过代位行使优先受偿权而取得的工程款应当归属于与发包人签订有效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实际施工人不得直接受偿，其仍然应依普通债权另行主张。 首先，从理论上讲代位权在法理上属于债的保全，它不是请求权，而是以行使他人权利为内容的管理权 [ 6 ]。这种增益的管理系债权人代债务人的位向此债务人行使债权，从而增加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提高债务人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受清偿的可能性，其法律效果应直接地归属于债务人。质言之，债权人只能代位行使债权，而不能代位接受清仓。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并不能因其提起了代位权诉讼就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种将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先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做法名之为入库规则 [ 7 ]。” 其次，实际施工人代位主张优先受偿权与承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一大不同即权利主体数量的不同。承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其系唯一的权利主体，在其对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后所得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后可进一步依据合同约定等向下游分包清偿分配。但若在违法分包的情形下，即可能存在多个实际施工人，若以先到先得的机制对提起代位诉讼的实际施工人直接清偿，难免在众多实际施工人之间难以维持平衡，可能会造成实际施工人受偿的不均衡。实行入库原则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无论任何实际施工人代位提起诉讼，通过优先受偿权取得工程款，该部分款项仍还纳入承包人的责任财产，进而提高所有实际施工人的受到全面清偿的可能性。 综上，赋予实际施工人代位主张优先受偿权，系在债务人怠于向次债务人主张的情形之下对实际施工人的救济，实际施工人并不能因此而直接受偿。 3.3. 完善工程担保制度从而实现对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债权的保护 换一种角度，从保护优先受偿权保障的利益出发，通过完善工程担保制度同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债权的保护。 最早关于建设工程担保的法律规定源于美国国会l935年通过的“米勒法案(Miller Act)”。该法案规定，当签订10万美元以上的联邦政府工程合同时，总承包商必须提供全额的履约保证及付款保证，以保证其正常履约并按时支付工人工资、分包商及材料设备供应商的费用。许多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的行业组织在标准合同条件中均制订有建设工程担保的相关条款。如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颁布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1987年第4版)其中第10条就是关于履约担保(Performance Security)的规定 [ 8 ]。 在我国，自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首次发布年度工作要点以来，工程担保制度的推进工作一直是建筑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9年的“继续推行工程担保、保险制度”、2010年的“推动工程担保制度发展”，到2019年的“加快推进实施工程担保制度”，工程担保制度建设工作持续推进。但我国工程担保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政策引导与市场运作尚未达成和谐统一。工程担保市场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现象也要求主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创新监管机制。当前，我国工程担保法律尚处于缺位状态，散布在各项法规中的相关条文不足以完全规范工程担保行为。《工程担保合同示范文本》作为试行文件，也亟需修订与更新。 笔者认为，可效仿美国对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进行强制性规定，履约担保可覆盖对农名工工资支付的担保，这样能够较大限度地保障实际施工人工程款债权的实现。工程担保的形式目前已经发展的较为丰富，承包人可通过银行保函、担保公司保函、保证保险等方式提供担保，该等方式均相较保证金制度大幅减轻了承包人的负担。工程担保制度既是工程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重要措施，又是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的主要支撑；是利益约束机制，也是信用保证机制，其推进与发展是未来的趋势，应当在健全该机制的过程中，着重考虑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债权，切实达到保障农民工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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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家庭在ASD儿童早期干预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早期干预研究与实践的重心逐渐从职业治疗师转向自闭症儿童的原生家庭成员。一方面，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原生家庭成员，父母在ASD儿童早期干预过程中具有极高的参与水平，能够及时发现ASD相关症状并能早于职业治疗师对ASD儿童进行早期干预，有助于自闭症儿童的治疗；但在另一方面，父母参与ASD儿童的早期干预活动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包括经济压力、情绪压力、自信力决策力及身体健康受损、专业素养欠缺等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扬长避短，体现父母在ASD儿童早期干预上的独特优势，是今后早期干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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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闭症，也称孤独症，其全称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以下简称ASD)，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由美国儿童精神病学家Kanner于1943年首次报道。近几十年来ASD出现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ASD的患病率仅为0.3‰到0.5‰；2000年上升至6.7‰；至2006年，ASD患病比例上升至9.0‰ [ 1 ]；2014年3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岁儿童中ASD患病率已经发展到14.7‰；截止2017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估计得出全球每160名儿童中有1名是自闭症儿童。在当前时代，ASD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罕见病症，它已然超过了儿童白血病和艾滋病数量的总和。而在自闭症的干预治疗当中，早期干预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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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ASD儿童早期干预的重点转变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ABA模式为主的早期行为干预的推广普及，美国学界已得出了一个普遍共识：早期干预能够极大限度预防ASD儿童的发展性问题，并产生积极长期效果 [ 2 ]。对于早期干预的具体操作而言，目前的研究和实践呈现出了“发展并维持以家庭为中心”的趋势，逐渐开始将ASD儿童的父母转变为治疗师的角色(co-therapists)，并使父母在早期筛查、干预实施过程、干预效果维持等各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 [ 3 ]。 Petermann等人 [ 4 ] 将早期干预定义为：为发展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跨学科服务，这些服务项目致力于促进儿童发展，弥补现有发展问题，减少潜在发展滞后并防止发展障碍等进一步额外，限制其他致残因素，并促进适应性家庭功能的恢复，其目标在于为家庭提供针对儿童的发展性治疗服务以及相应的支持和指导。 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对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为教师或治疗师主导，家长仅仅是被动陪同，参与程度极为有限。而到了20世纪以后，学界开始愈发重视家庭，尤其是家长在早期干预中的作用和意义。美国学者Simpson对目前影响自闭症干预方法模式的理论流派进行了系统性的划分，主要分为三类：教导主义模式、发展主义模式、以及自然主义模式 [ 5 ]。其中，人际关系发展干预明确要求家长每周有固定时间一对一形式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密集训练，近几年关注较多的早期干预丹佛模式中，同样强调ASD儿童家长的融入，早期社会交往项目则是由进过专业人士培训指导后，由家长完全实施干预的项目，该项目认为不能仅仅把家长参与作为实现对自闭症幼儿干预的目标，而应把家长与自闭症幼儿共同作为干预目标 [ 6 ]。 近几十年来，随着早期干预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不断开展，家长在早期干预计划和服务的实施中地位逐渐提升，并使得提供早期干预的方式从以机构为中心转变到以儿童为中心，最后演变为以家庭为中心，强调对家庭的支持，提倡家长执行式干预(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在家庭中心取向的干预模式中，专业人士与ASD儿童家长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实施干预的过程中不再以专业人员为主导，而是让家长与专业人员建立合作关系，并向以家庭成员为干预的实施主体转变 [ 7 ]。2014年，美国国家自闭症干预专业发展中心(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已经明确地将家长执行式干预作为自闭症循证实践的27种干预方法之一，并将其界定为家长通过系统培训并运用个性化干预手段来改善ASD儿童的沟通社交能力，减少各种行为问题。家长执行式干预需要满足两个实施条件：其一，家长是实施干预的主体；其二，必须经过系统培训后，家长才能对儿童展开干预训练 [ 8 ]。家长以及家庭参与已经成为自闭症早期干预的研究热点之一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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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家长与家庭参与 当前许多学者发现在ASD儿童的早期干预中，家长承担着最重要的角色：家庭往往是儿童异常情况的最早发现者，同时也是寻求早期干预的核心力量。关于儿童成长与发展的许多理论均显示家长在儿童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对于ASD儿童的干预来说，家长更是具有其他人员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目前，已有许多循证研究可以支持家长参与对ASD儿童早期干预的重要作用。 3.1. 家长及家庭参与的理论依据 学者Sameroff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儿童发展的早期作用交互模型 [ 10 ] 中指出，儿童的发展并不是个体自身或外界环境某一项因素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儿童的自身发展与其家庭和社会所带来的经验之间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产物，在儿童的早期发展当中，家庭因素的影响占据着绝大部分。而后，Sameroff等人 [ 11 ] 还指出家庭是儿童成长环境中的必要部分，其既影响儿童，又受到儿童的影响。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其所获得的经验部分取决于父母的信念，价值观和人格，部分取决于家庭内部交流方式以及隔代历史，还有部分取决于所处文化的社会化信念，控制力量和支持。 布朗分布伦纳 [ 12 ]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所作专著中提出了影响较为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他指出了影响个体发展的五大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大系统，时间系统，认为每个系统都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体的发展。家庭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是和个体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分。在家庭生态系统中，家庭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其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这些网络关系与家庭外的系统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家庭内部的相互影响十分密切 [ 13 ]。 Rosin [ 14 ] 在20世纪90年代强调了在家庭早期干预中，家长与专业人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与家长建立合作关系并有意义地让其不同程度参与早期干预并根于其参与方式和程度提供多种选择，可以使干预成果惠及儿童、家长、服务提供人员、项目管理者乃至社区。将家长的观点融入早期干预过程的每个方面，将会帮助以ASD儿童的家庭为中心的发展，并使其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一种有活力的服务。 在家庭早期干预的具体实施当中，存在一个基本原则：尊重家庭照顾特殊儿童的中心地位和活跃角色 [ 15 ]。家长作为早期干预的委托人，存在三种方式：一、通过建立在家长培训模式基础上的拓展性培训，令家长在接受培训，教育孩子时，对家长的知识和态度产生积极影响；二、通过提供信息和支持方式，为家长提供符合需求的信息和支持系统，并通过该方式降低参与者的抑郁和压力水平，提高家庭的应对能力；三、以家庭需要评估为基础，进行个别化干预，强调帮助家长获得需要的服务以及技能，用以帮助ASD儿童及其家庭整体的适应和发展 [ 16 ]。目前，针对ASD儿童进行的所有综合干预均强调家长在干预中积极且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设计了不同形式的家长参与的途径 [ 17 ]。 3.2. 家长在早期干预中的优势 在ASD儿童的早期干预中，家长作为ASD儿童的监护人，相对于从事早期干预的专业服务人员来说，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家庭对儿童的成长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ASD儿童的家长既是ASD儿童的早期发现者，也是他们发展成长的最大影响者。 在ASD儿童的家庭中，核心家庭、扩大的核心家庭和单亲家庭占绝大多数 [ 18 ]。目前针对ASD的检测手段耗时仍然较长，从最早被怀疑到最终确诊，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间隔 [ 19 ]。然而，目前实践呈现出的ASD儿童干预趋势中，均在强调需要对ASD儿童尽可能早地进行干预 [ 6 ]。相对于医疗机构和早期干预的专业从业人员，长期与ASD儿童相伴的父母具有的独特的优势，能够及时并持续地对ASD早期的儿童进行干预活动。研究表明，当家长掌握了一定的筛查、干预和维持技能后，在12个月前对有ASD症状的婴儿进行鉴定和登记已成为可能 [ 9 ]。 作为与ASD儿童关系最为亲密的人群，在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中家长们的参与意识强烈，家庭层面参与态度水平最高 [ 20 ]。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中，家长参与涵盖了家庭层面、机构层面、社会层面多个层次，包括在家庭中以康复治疗和补偿为目的对子女实施的早期干预与教育，与康复机构从业人员和学校教师的合作与沟通，在社会上为子女的康复和教育争取更多的权益等 [ 20 ]。 美国综合干预方案的发展历程以及所呈现的特点表明：没有哪一种方案比其他方案更适合于所有自闭症幼儿，并且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综合干预均强调在干预过程之中实时跟进并进行发展性评估，以此监控ASD幼儿的发展情况，便于根据评估结果做出适当的调整 [ 6 ]。在此过程中，ASD儿童家长更便于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长期有效的观察，并通过相应的辅导培训来针对自己的家庭状况设计并实施更为有效的个性化干预方案。而采用适当的、能满足ASD儿童特征与发挥其优势的干预，结合家长的积极配合，综合干预就能取得积极良好的效果 [ 21 ]。 3.3. 家长积极介入在ASD儿童早期干预中的实践 许多对家庭治疗的实验研究已经证实了家庭教育环境对ASD儿童的有效干预 [ 22 ]。在2000年，Kaiser等人 [ 23 ] 的研究便已发现：对自闭症家长进行个人培训后，能够使自闭症儿童自发性语言和与家长的互动次数显著增多。Mcconachie与Diggle的实验 [ 24 ] 也显示，对ASD儿童的父母的支持和培训将会有利于改善ASD儿童的交际行为；而增进孕产妇对ASD相关知识的了解能够促进其与幼儿之间的互动。Lang ‎[ 25 ] 发现，家长执行式干预不仅能够促进儿童行为技能的泛化和维持，同时还能够减轻家长压力，并有效改善家庭生活质量。 一些由家长参与或实施的较为个性化的疗法同样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效。Kasari等人 [ 26 ] 将对父母回应(Parental responsiveness)这种在干预过程中父母或者干预者对儿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需求做出及时、恰当反应的能力的干预作为一种重要的干预目标，并给予额外支持，结果显示这将有益于维持并影响对儿童的早期干预效果。此外，Shapiro等人 [ 27 ] 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音乐疗法和父母教养方式的改进，发现其有利于提高亲子关系的质量。Brown和Woods [ 28 ] 发现，家长执行式干预能够使自闭症儿童的语言沟通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单字沟通的频率增多。 对于特殊儿童本身特点来说，儿童的年龄将会影响家长参与。特殊儿童年龄越小，参与水平越高。另外，特殊儿童家长参与程度子女早期干预态度、行为和父母教养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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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家庭干预的实施阻碍 虽然家长对ASD儿童的早期干预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是对ASD儿童的家庭来说，其面临着包括经济、情感、健康等在内的多方面压力 ‎[ 29 ]，这些压力限制着家庭作用的发挥，也制约着ASD儿童的家长参与进行早期干预的效用。已有调查结果显示：ASD儿童父母的压力源和家庭负担包括：照看人手不足；经济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低；教育负担重；缺乏自由时间；无法接受康复等等 [ 19 ]。这些因素将会影响到ASD儿童父母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从而影响到对ASD儿童的干预效果。对家庭成员来说，要良好地适应ASD儿童到来所产生的影响着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于ASD儿童家庭来说，经济始终是一个高额负担。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ASD儿童的抚养成本(19，582.4元/年)要远高于肢体残疾儿童(6410.1元/年)以及智力残疾儿童(6391.0元/年)，相对于后两类特殊儿童，ASD儿童的家庭有着较大的经济负担 [ 30 ]；在2015年，ASD儿童的预计耗费要远高于肥胖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中风和高血压等 [ 31 ]。因此，许多ASD儿童的家庭均存在经济困难 [ 19 ]。除了ASD儿童教育训练支出较大之外，经济压力另一个影响因素源于ASD儿童的家庭中，家长无业存在比例较高 [ 32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首先，学龄前的ASD儿童需要专职陪护人员，并在机构接受干预训练；其次，对于部分程度严重的学龄ASD儿童，家长需要应特殊教育学校要求需要全程陪护其接受教育并参与校外的干预训练；再次，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部分家长还需照顾其余子女，无法参与工作；最后，部分家长难以接受ASD儿童，自身心理状况不佳，因身心不健康而无法工作 [ 29 ]。此外，家庭收入除了会限制对ASD儿童的治疗手段之外，还会对父母教养效能感产生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月平均收入在6001-9000元的父母在亲职技能知识、效能感总体上显著高于3000元以下收入组 [ 20 ]。这使得低收入ASD儿童家庭在儿童的高额抚养和康复训练负担以及精神状况减弱中难以为继。 除了经济层面之外，精神和情绪上的影响同样是ASD儿童家长需要面临的一大困难和挑战。对于ASD儿童的家庭来说，儿童的确诊年龄和家长对其行为问题的担忧程度将会影响到家长对自己是否能够引导干预小组做出决策的胜任力和自信心。此外，ASD儿童还会直接导致家长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 [ 33 ]，并产生亲职压力 [ 34 ]，影响到日常工作等各类社会活动。 在社会层面，不够完善的相关社会服务也会影响到ASD儿童家庭的早期干预和儿童自身的发展。早期干预过程中，其他ASD儿童家长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ASD家庭中，他人的理解以及经济上的帮助是家庭十分需要的支持 [ 35 ]。然而，虽然部分家长的参与行为积极，家庭层面参与水平高，但受时间不充裕、培训机会不多等因素影响，家长的行为与态度间仍存在差距 [ 20 ]；另一方面，ASD儿童家庭所获取的相关服务严重不足，甚至存在非政府组织向家庭提供的支持要多于政府组织的情况 [ 29 ]。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帮扶措施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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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目前在ASD家庭当中，父母对ASD儿童的抚养和干预的参与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但随着对ASD儿童早期干预重心向父母的转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注意力投向该领域。如：沃顿幼儿项目提供家长倡导权利的培训，以此来增强家长维护ASD幼儿合法权利 [ 36 ]；Kim等人 [ 37 ] 也指出，为了能更好地为残疾儿童及所在家庭提供服务，残疾儿童个人的干预计划应当与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计划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借此提高个人与家庭两方面的生活质量。 当前，ASD领域的关注者较集中、稳定，且主要来自于高等院校 [ 9 ]，社会各界也已开始注意到了ASD儿童这个愈发庞大的群体的社会需求。2011年，英国开始改革本国特殊教育需要体系(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授予自闭症儿童家长更多的控制权，希望以此确保自闭症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服务。从2015年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自闭症之声共同合作，开始在中国推广“自闭症家庭康复训练——CST项目”计划，强调ASD儿童的父母和家庭对孩子成长发育的重要影响，其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培训提高自闭症儿童父母科学干预能力，一方面使得ASD儿童服可以独立为自己的孩子实施康复训练，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帮助改善自闭症儿童家长们身心健康状况，构建积极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于家庭来说，ASD儿童往往会给家庭成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家长培训的潜在好处不仅仅在于增加了ASD儿童父母的相关专业技能，还能让父母重拾信心，减少育儿压力。Rogers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早期干预过程中，家长对系统培训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而通过此种干预方式，家长们能够更加积极配合实施培训人员的工作 [ 38 ]。 在ASD儿童中，家长积极参与早期干预的实施，除了可以发挥出父母这个身份的独特优势，增强早期干预效果之外，还能够通过对ASD儿童的干预效果之外，有效缓解父母在养育ASD儿童的过程中受到的负面影响。Mcconachie和Diggle发现增加孕产妇对ASD知识的了解在促进其与孩子之间的互动的同时，能有效减少孕产妇的抑郁症症状 [ 24 ]；ASD儿童自身的进步、家长的成长也都能够促进ASD儿童家长的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而家庭成员良好的沟通氛围以及明确、合理的家庭角色分工均能够有效保证早期干预的实施和家庭的健康运行 [ 35 ]；大量研究表明还发现，游戏疗法有利于增加亲子互动，减轻父母的育儿压力及抑郁情绪 [ 39 ]；而家长执行式干预能够对ASD儿童社交沟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对家长的家庭互动、情绪需求及相关支持方面的满意度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上产生积极效果 [ 40 ]。总的来说，为自闭症家庭提供专业的服务，提高家长的教育干预能力，有助于促进整个家庭的持续发展，是当前自闭症家庭干预的重要内容。因此，对自闭症儿童实施家长执行式干预的研究显得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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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重要的基础医学课程之一，针对温州医科大学的学生人数较多，理论课大班化难于改变的实际情况，对分课堂为理论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整合了传统教学模式和国外小组讨论式教学模式的优点，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的培养，同时降低教师重复性机械教学，增进师生互动了解，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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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研究人体正常组织和胚胎的微细结构及功能的医学基础课程，是医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的医学形态学科。一直以来，组织胚胎学理论教学采用的是传统教学，属于被动灌输式学习，不利于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的培养。近年来，各种新型教学模式层出不穷，包括慕课、翻转课堂、PBL、对分课堂等等。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学生多，课时数多，教师重复性机械性教学多，我们对比分析这些教学模式，认为“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更适合我们的教学现状。我们对2020级本科生同时采用传统和对分课堂，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他们对这些教学方法的反馈。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生赞成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对分课堂是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基于我国高校课堂教学的“基本国情”提出的一种课堂教学新模式 [ 1 ]。它整合了传统教学模式和国外小组讨论式教学模式的优点，核心理念是把1/2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讲授，1/2时间分配给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式学习，并且把讲授和讨论时间错开。先课堂讲授，然后学生课后进行内化吸收，再有备而来参与讨论。简称为“PAD课堂”：讲授(Presentation)，内化吸收(Assimilation)和讨论(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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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分课堂在组织学与胚胎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本校2020级全科医学专业本科学生148人(一个理论教学班)。 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人卫第9版。 2.2. 对分课堂的设计和实施 根据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和要求制定教学内容，选取教材10个章节内容(四大基本组织、免疫、内分泌、消化管、消化腺)进行对分课堂探索。对分课堂具体设计如下：1) 第一节课是课堂讨论，这个环节是对分课堂最重要的一环。讨论分为4个环节：小组讨论、教师抽查、自由提问和教师总结。学生课堂分组(4~6人/组)讨论上次课教师已讲授的章节(10~20分钟)，以“亮考帮”的形式对这个章节的知识点进行讨论，互相切磋学习，共同解决问题。老师巡回督促所有学生认真参与，但不参与讨论。讨论后，教师随机抽查3~4个小组，分享刚刚小组讨论的内容，或提出未解决的问题。然后，请全班自由发言，向教师提问，教师给予解答。最后教师总结，提炼出学生需要深化的，易混淆的重难点。结束第1节课。2) 第二节课教师讲授新的章节，同样的教学内容，只有原来一半的时间进行讲授，不可能细致覆盖，而是引导性的、框架式的讲授，依据教学大纲仅讲授各章节的重点和难点。3) 最后是课外内化吸收，学生通过课堂上教师讲授获得基本框架，理解重点、难点，大大降低了课后的学习难度，要求学生课后阅读教材，完成对分作业“亮考帮”—包括“亮闪闪”：以思维导图等形式，精炼总结免疫系统的重要知识点；“考考你”：把自己弄懂，但是其他同学可能觉得困惑的内容，用问题的形式表述出来，挑战同学；“帮帮我”：自己不懂不会的内容，用问题的形式表述出来，在讨论时求助同学。对分作业可以展示在钉钉班级群上，老师和所有同学都可以查看回答。 2.3. 教学效果评价 在讨论课过程中，利用钉钉等APP加强与学生交流沟通，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针对性的给予解答。课程结束后，利用问卷的形式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的步骤及教学效果等方面调查学生的意见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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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发放问卷148份，收回148份。结果显示如下。多数学生认为相对于传统课堂，对分课堂对提高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分析解决能力的培养有帮助，课后思维导图作业对及时巩固学习效果有帮助(见表1)。为了进一步的改善对分课堂教学效果，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让学生对课堂各环节进行评价(见表2)。 Table 1 Evaluation of grade 2020 undergraduates of General practice medicine on PAD clas 调查内容 很有帮助(%) 比较有帮助(%) 无帮助(%) 提高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35.6 62.7 1.7 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9.7 67.8 2.5 思维导图作业对学习 34.7 49.3 16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31.3 65.8 2.9 表1. 2020级全科医学本科生对对分教改课堂的评价 Table 2 Students’ evaluation of all parts in the PAD clas 教师授课节奏 快(4%) 比较快(46%) 适中(49%) 较慢(1%) 喜欢的环节(多选) 自由讨论(72%) 提问环节(51%) 老师总结(88%) 讨论环节状态 自己看书(10%) 认真听他人讲(29%) 主动讨论(61%) 课后内化时间 30分钟内(30%) 30~60分钟(53%) 1~2小时(12%) 2小时以上(5%) 喜欢哪种课堂模式 传统课堂(34%) 教改课堂(66%) 表2. 学生对教改课堂各环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