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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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隐名股东的认定 2.1. 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学说争议 对于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目前主要存在三个学说，分别是实质说、形式说、区分说。持实质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因代持股协议是基于双方合意的行为，只要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应当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即由隐名股东取得股东资格。这种观点虽然有利于保障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但对于与公司交易的相对人来说，很难得知名义投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交易相对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既不符合商事外观主义，也不利于维护交易市场的秩序 [ 1 ]。形式说是指仅从商事外观进行判断，只有在股东名册上完成登记的名义出资人才是公司股东。该种学说虽然保护了第三人及公司的权益，维护了商事登记制度的公信力，但实际投资人股东权益的完全丧失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 2 ]。区分说则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内外部的法律关系，即代持股协议仅对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对公司外部法律关系不产生影响，优先保护交易相对人以及债权人。《公司法解释(三)》中所规定的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显名化的程序需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与《公司法》中股权转让的规则相呼应，维护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和性。所以《公司法解释(三)》的该条规定更加偏向于形式说，不利于实际出资人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区分说更能平衡各方的利益。从对内角度来看，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那么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应当以代持股协议为准，而不能以公司的招股意向书或者工商登记材料来确定双方关系。从对外角度来看，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者双方达成的约定并不能对抗外部的第三人，即坚持商事外观主义以保护商事登记制度公信力。此点可于《公司法解释(三)》体现，第26条规定，债权人要求有出资瑕疵的名义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时，名义股东以其非实际出资人为由抗辩，人民法院不以支持。名义股东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实际出资人追偿，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2.2. 股权代持效力的认定 《公司法解释(三)》中明确了代持股行为合法地位，但不意味着所有代持股行为就当然有效。代持股协议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并未直接明确代持股协议的规定，而是规定当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来确定代持股协议的效力。因为代持股协议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行为，属于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达成合意的一种意定行为，而不是法定行为。所以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其合法性。虽然《公司法解释(三)》对其明文规定，但只是确认了其合法地位，并不意味着所有代持股行为均合法。确认代持股协议合法有效是股权代持相关争议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代持股协议未出现《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否具有隐名股东资格，否则只能认为代持股协议无效，自然也就不具备隐名股东的资格。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隐名股东的成因，如为了规避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外商出资后由境内人代持股，此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法规中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认定是否无效应当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关于两者的区分，目前通行的学说是三分法：第一，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中一项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即此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合同继续履行将会导致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将其视为效力性规定；第三，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同时继续履行合同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仅会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属于取缔性规定(管理性规定) [ 3 ]。 2.3. 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 代持股协议是证明双方存在代持股关系最直接的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实际出资人出于对名义出资人的信任或者由于实际出资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而未与实际出资人签订代持股协议。这就需要法院确认双方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所以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即为实际出资人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是否确实作为投资款项使用等 [ 4 ]。法院在面对一方主张是实际出资人的情况，均以《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即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主要裁判依据，是否存在代持股协议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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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隐名股东权利问题 3.1. 隐名股东的显名化 上文阐述了如何对隐名股东进行资格认定，由于我国目前获得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仍需满足一定的形式要件，即符合《公司法》第32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将股东的姓名及出资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中，只有记载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才可以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该规定使名义出资人当然具备股东身份，而实际出资人并不列于股东名册中，所以不具备股东身份的形式要件。 因此，隐名股东要获得股东身份，显名化成为实际出资人在确认股东资格时会一并提出的诉讼请求。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隐名股东显名化严格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的规定，仅有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同意，才可以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此处虽有司法解释规定提供了解决途径，但规定并未细化，导致案件容易产生争议和分歧。如该规定中的“同意”是指默示还是必须明示？实际出资人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或行使其他股东权利，其他股东未提出异议，是否属于默示同意？在《九民纪要》未出台前，法院对此判决存在较大争议，有的法院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和性的角度，不认同其余股东无异议即视为同意。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其他股东既然明知隐名股东作为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且未提出异议，那么就可以视为其他股东同意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身份。 《九民纪要》出台后，对隐名股东显名化做出了规定。只需实际出资人证明过半数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予以支持。此处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一般指实际出资人通过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列席股东会、委派董监高等方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由名义股东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同时名义股东向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披露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并表明实际股东权利由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收益也由实际出资人取得。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在知悉后并未表示反对，此时应当认为其他股东认同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第二种是由实际出资人跳过名义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实际经营活动的决策中来。名义股东仅在涉及到形式合法的问题时出面，剩下的时候均由实际出资人参与公司管理而其他半数以上的股东对此未提出异议。那么可以认为其他股东认可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隐名股东身份得到显名化。 即使《九民纪要》将其他股东默示作为实际出资人获得股东身份的途径，但仍存在不少缺漏。 第一，《九民纪要》虽有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信、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作用。但是，《九民纪要》本身不属于司法解释，并不能直接作为法官的裁判依据。且《九民纪要》不具有稳定性，其会随着法律的变化或者最高法院主流观点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并不能对隐名股东的案件形成稳定的预期。仍然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隐名股东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兼顾公司内外部各方的利益，改善营商环境。 第二，不论是《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还是《九民纪要》中都只提及过半数与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的情形，而未明确若出资人未获得过半数或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同意没有取得股东资格，其权利应该如何得到救济。 3.2. 隐名股东的具体权利问题 除了隐名股东显名化取得相应权利外，隐名股东是否具有其他权利。本文主要探讨隐名股东提出执行异议的权利以及隐名股东的知情权。 3.2.1. 隐名股东的知情权 第一，隐名股东知情权的认定涉及到主体资格的界定以及实际出资者和名义出资者权益的平衡。知情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权利，能使股东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加强对公司的监督，从而更切实保护自身的权益。隐名股东是否同股东一样享有知情权？关于隐名股东的主体资格界定由于学界仍存在一定争议，所以应用到司法实践中时会造成各个法院理解不同而做出不同判决。但由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间存在着意思自治，且隐名股东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那么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隐名股东理应享有知情权。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根据《公司法》第32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中的股东可行使股东权利。那么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实际出资的隐名股东虽未记载于股东名册中，隐名股东也能行使股东权利 [ 5 ]。 第二，隐名股东的知情权范围没有清晰的界定。股东的知情权包括查阅、复制权和质询权。查阅、复制权作为了解公司经营情况的基本权利，隐名股东也享有该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但查阅的内容应根据隐名股东的类型有所区别。如会记账簿属于公司内部资料，若是完全的隐名股东应该以披露自己实际出资人的地位或者显名化作为查阅会记账簿的前置程序；反之，若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的身份知情，那么隐名股东可申请查阅会记账簿。质询权指股东可请求董事会或监事会对会议中相关问题进行说明的权利，是保障股东知情权的又一重要途径。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质询权？首先，质询权制度是为了使股东能够获得真实的信息，保护股东的切身利益，那么就不应该对质询权的行使主体做过多的限制，否则该制度只能流于形式。其次，若将隐名股东理解为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和委托人，公司董监高为受托人。那么隐名股东和董监高建立的信托关系使其具有了对公司事项行使质询权的权利 [ 6 ]。 第三，如何完善隐名股东知情权诉讼制度，将对隐名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落到实处。若仅有实体法的规定而没有相配套的程序法，那么权利保护也只能停留纸面。当隐名股东行使知情权受到阻碍时，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比如可在双方协商或司法部门指定的地点进行查阅，隐名股东可对需要查阅的内容提前申请，以保障知情权的行使 [ 7 ]。 3.2.2. 隐名股东的执行异议权利 从现状看，由于在隐名股东关系中，涉及主体较多，法律问题、关系复杂，所以立法价值没有一个定论，司法解释中逻辑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反映到具体问题上来看，当名义股东被其债权人申请冻结所代持的股权时，隐名股东披露和名义股东的代持股关系，以自己为实际出资人提出执行异议，是否能得到法院支持。从目前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来看，为了维护商事登记制度的公信力以及商事交易的秩序，隐名股东申请执行异议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笔者认为，在兼顾维护各方利益平衡、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稳定、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以及防止恶意规避法律行为等原则的前提下，法院仅在名义股东的债权人违反了《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的情况下，即债权人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存在，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法院可支持实际出资人的执行异议 [ 8 ]。其余情况仍需考虑商事交易秩序等因素，所以隐名股东的执行异议权利基本仍处于无保障的状态，亟待法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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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代持股作为一项商事习惯将会长期存在，立法机关对此在法律上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回应，与其说是立法机关对其遗忘，不如说是立法机关对于代持股这项商事习惯的审慎与尊重。但是现存法律法规在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状况时，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况，所以对代持股相关规定作出进一步的细化，平衡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公司以及第三人等各方权益是现状对法律法规的一种倒逼改革。如何设计出一套既能平衡各方利益、定分止争，又能对社会公众行为规范有指引作用的纠纷解决机制，既是现实生活对法律完善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提升营商环境，维护商业秩序良好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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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近年来，由于监理市场良莠不齐，导致整个行业盈利能力大大降低，部分企业面临较严重的生存危机。为适应工程品质化提升的发展需求，监理企业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本文回顾了工程建设项目监理制和代建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探讨了“监理 + 代建”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通过工程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发现当前“监理 + 代建”模式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SWOT分析，探讨了“监理 + 代建”模式推行后对监理企业转型发展的积极因素，综合分析监理企业转型升级的预期效果。最后，以宁波某公路项目“监理 + 代建”模式试点成效分析，解析新模式带来的实施效果，为监理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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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59年，国际通用的FIDIC条款中关于工程监理的要求做了详尽规定，明确界定工程监理为咨询业。代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建设经理制(CM制)，建设经理作为业主的代理人，代替业主负责可行性研究、设计和施工阶段的监督 [ 1 ]，提高工程质量，严格把控工期，直至竣工验收后交付使用。 国内工程监理制推行以来，随着工程建设项目的高速增长，监理企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整个工程建设的发展进程中，监理的工作非常重要，推动了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进度、投资等有效控制，保障了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随着监理行业规模日益壮大，监理企业良莠不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建设工程法律法规、标准不完善，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服务能力和盈利能力明显下降，监理企业生存发展压力增大，急需寻求转型发展方向。 代建制自2004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作为项目管理的创新模式，在试点项目上取得了较好成效，国家鼓励代建制的开展，鼓励由专业有资质的管理机构进行设计施工并监督。代建制在发展中，委托方与被委托方权责不清；代建单位、监理单位没有明确分工，造成项目现场指导混乱，进度质量受到影响，且代建服务计费标准无明确规定等问题，制约着代建制的发展。 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相关意见，强调工程监理企业服务主体多元化，转型创新发展，各地纷纷开展“监理 + 代建”项目管理新模式试点 [ 2 ]。“监理 + 代建”模式的创新，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在试点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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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监理和代建的理论分析 2.1. 监理发展相关理论 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对工程建设实施专业化的监督管理。 监理模式发展历程和现状 监理制度发展如图1所示。 图1. 监理制度发展历程 制度不完善，取费标准低，人才严重流失，这是监理企业的现状。监理行业的管理不规范，收费标准不满足监理企业发展，得不到相应的经济效益。想更好地生存下去监理企业无序压价，低价中标，不断降低利润空间，影响整个市场秩序的维持。利润空间的降低只能从监理成本中扣除，必然导致监理人员投入的减少，不能配备相应资质的合格的监理人员，不利于监理工作的有效开展，监理服务达不到预期效果。且目前工程监理范围仅为施工阶段，旁站成为了大家对监理的主要认识，和监理“咨询服务”的本质不符合 [ 3 ]。 2.2. 代建发展相关理论 2.2.1. 工程代建制概念 代建制是指建设单位通过招标或指定等方式选择代建单位，包括专业的项目管理公司，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监理单位等，按照合同约定对项目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专业管理，严格控制项目质量、安全、投资等，提高项目建设质量，项目竣工验收后交付的制度 [ 1 ]。 代建制主要应用于政府投资的非盈利目的项目，在代建期间，投资和建设管理方式分离，形成约束机制，代建单位对投资管理和实施工作项目提供专业的管理 [ 4 ]。 2.2.2. 代建模式发展历程和现状 代建制起源于美国，当时在美国代建制的说法为建设经理制(CM)，我国实施代建制的最早城市是福建厦门。从1993年引入代建制模式以来，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作为代建制的实施项目，政府委托一些有实力的工程公司管理项目。2001年7月，厦门开始全面推行代建制，政府的投入增加，并规定重点工程建设必须实施代建制，代建制快速发展，管理效果显著。此后，在的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区陆续开展代建制试点。2004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和实施” [ 2 ]。 我国代建取费低但履约保证金高，取费制度考虑不全面，且代建制在项目管理中法律地位还不够明确。代建取费标准一般不超过项目总投资2%，而银行履约保函为项目总投资3%~10%，目前相关试行办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业主和代建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范围，在执行阶段出现问题容易相互推诿，代建单位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代建单位参与工作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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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监理 + 代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代建+监理”管理模式是代建单位同时承担代建和监理任务。“代建+监理”单位的选择与代建单位的选择方式上差别不大，都是由建设单位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监理 + 代建”模式是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参与前期项目策划、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管理、招投标管理，并在施工阶段对项目质量、进度、安全等管理，直至竣工验收使用交付 [ 5 ]。 3.1. 运作方式和各方职责 代建单位组建代建指挥部，在原代建模式组织架构基础上中，将总监理工程师纳入领导层负责人之一，指挥长、总工、总监在各领域管理。 原监理模式中总监办是独立机构，“监理 + 代建”模式中将组织架构进行了合并，总监办与综合部、财务处、合约部、政治监察部等并列作为代建指挥部的职能部门，原项目办与原总理办存在职权交叉、重复的部门合并简化，实现职责分明、监管有序。 代建指挥部通过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各职能部门职能明确、分工细致，对其直属分部直接下达工作指令，并对分部工作给予支持和指导 [ 6 ]。 3.2. 传统模式与监理 + 代建模式对比 传统管理模式中，由监理单位、代建单位受业主委托开展工作，具有专业的管理水平，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履行职责，管理项目的建设过程。现阶段，暴露出一些问题。存在多头管理、指令不一；代建和监理机构设置重复，管理职能重叠、交叉，资源浪费，管理效率不高。 监理 + 代建模式基于传统管理模式上实现了创新，代建和监理重叠职能的合并，展现了多种优势： 1) 提高管理服务的质量，助于工作目标的实现 代建与监理一体化从项目前期，工作范围几乎覆盖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储备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施工图设计内审，介入项目前期发现施工图纸存在的漏洞，及时改正能够减少施工变更，提高设计的合理性，确保项目使用目标和投资目标的实现；在施工阶段，减少矛盾，避免多头指挥有利于调动各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实实在在地节约项目建设管理成本 比起代建、监理分别发包，“监理 + 代建”一体化在招投标流程上仅需进行一次招标，相比减少了招标服务费用；与传统模式相比，企业只需配备一套管理机构，机构人员同时行使项目管理和监理，可统筹调配，管理人员数量上相较传统模式减少得多，减少管理成本的支出。对项目投资控制更有效，把关注点落在决策和设计阶段，设计阶段后的投资影响程度呈曲线下降。初步设计阶段对投资影响高达95%，技术设计阶段对造价的影响程度也达到了75%。而传统监理模式中，监理只参与施工阶段或把重心放在施工阶段，“监理 + 代建”一体化后监理活动落实到全过程，参与到施工之前，对于决策和设计阶段的质量和进度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实实在在能够做好投资控制。 3) 简化管理工作流程，加快建设工期进度 对工程项目建设流程熟悉的专业管理人员可介入到项目管理前期阶段，协助办理相关前期建设手续，提升前期工作的落实成效，缩短前期工作所需的时间；“监理 + 代建”一体化不再进行监理单位招标，节省了招标时间；将项目管理与施工监理工作进行了合并，优化了项目组织，简化了内部工作界面，使工程项目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减少传统工作模式中不必要的上报、反馈等中间环节，以免管理单位之间存在职责交叉、重叠、相互推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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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监理 + 代建模式应用研究 4.1. 应用项目介绍 宁安高速公路项目总长163.87公里，起始于宁都县，终于安远县。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80公里/小时，路基宽24.5米，投资概算109.77亿元。项目于2015年1月开工建设，2017年 1月建成通车。 4.2. 试点主要做法 江西省高速集团委托江西交通咨询公司作为宁安高速公路项目的代建单位，由该公司统一负责建设管理和工程监理工作。该公司具有公路工程监理甲级和咨询甲级资质，参与多项高速公路项目代建中，具有丰富实践管理经验；井睦高速公路项目的也是一体化模式的公路项目试点，当时该工程的“代建+监理”单位也是由江西交通咨询公司中标，具有成功运营经验。 江西交通咨询公司组建项目现场管理机构，保留传统模式下项目办设置合同履约处、政治监察处，综合行政处、财务处、征地拆迁处，保留了各部门的原相应职责 [ 7 ]。将代建模式下工程管理部与监理模式下总监办的职责合并，成立总监办，是一体化模式中的职能部门。总监办下设立工程部、安监部、材料部及测试部，测试部管理检测单位中心实验室。监管部对各施工标段进行现场监督管理，具体负责工程质量、进度、安全等工作。各标段的试验检测工作由通过招标选定的检测单位进行试验检测，工作安排服从相应监管部的安排。 改革后组织架构避免代建管理和监理间的职能重合，使权责进一步明晰，实现有机的融合。 4.3. 应用成效分析 1) 简化了组织管理机构，管理权责更加清晰，构建了新型项目管理体系，克服了传统项目管理体系的不足，减少代建单位和监理单位机构的重复设置，避免管理与监理间的职能重合。 2) 管理效能得到提升。在项目试点过程中，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精简，工作效率明显提升，执行项目方案的力度增强。原传统模式中施工单位将技术方案、工程款支付申请等材料先报监理，再报项目法人的程序简化，直接由代建单位负责，代建单位同时承担项目管理和监理职责，便于统筹协调。 3) 项目建设管理机构与监理机构合二为后，还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原传统模式下共需要管理和监理人员398人，监理代建一体化模式下综合人员224人(其中包括检测单位65人)，有效地降低了管理成本 [ 7 ] [ 8 ]。 4.4.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该试点项目的“监理 + 代建”模式的应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1) “监理 + 代建”模式管理机制、实施规范还没有正式有效的管理文件。政策的相对滞后让“监理 + 代建”模式没有规范可以使用，一定程度上使该模式在发展进程放慢脚步，代建、监理无法更深入地融合。 2) “代建+监理”模式组织架构一体化的融合，虽然改善了监理和代建分开发包模式中多头管理的现象，但一体化下仍存在着部分工作职责的重叠，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目前也没有相关政策和意见的出台来支撑实现一体化管理程序真正简化。 3) 缺乏足够的综合性管理人才，在“代建+监理一体化”模式下，对监管人员的要求较高，监管人员既要承担项目管理工作保证质量和进度，又要履行监理的监督职责，现有的多数人员不具备综合性，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当出现多重问题时无法很好地解决。 针对以上的问题，建议的改进措施如下： 1) 国家急需出台“监理 + 代建”模式的规范和文件，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代建与监理单位合并后，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稳步推进。 2) 明确代建监理一体化管理的机构设置、管理人员配备的数量、资格、经验等要求、职责分工等方面的要求。 3) 培养综合性管理人才。搭建员工培训的平台，开展相关培训。由经验资历丰富的工作者作为培训讲师，机构内部人员参与培训，加强和统一讲解者对新模式进行广泛讲解并分享自己在新模式中的工作经验，加强内部人员对新模式理解和认识，形成一套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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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监理企业转型升级分析 5.1. 监理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监理行业内存在恶意竞争，监理的工作职责本质与初心偏离，目前社会对监理企业存在认可度普遍较低，企业信誉度在社会市场受到损害，企业利润低，监理需要对自身重新定位。“代建制”全面推广普及，代建单位由项目管理公司，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化企业参与竞争，扩展自己的业务服务。随着工程的发展，大量实例证明项目管理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需要的是项目全过程的管理服务，而不仅仅是部分管理。根据上文图3.2项目各阶段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图显示，对工程造价的影响阶段主要在于决策和设计，而实施阶段影响程度小，所带来的控制效益并不显著。我国监理企业目前不是全过程的项目监督管理，通常只介入到项目实施阶段的监督活动，没有介入前期的决策和设计阶段的范围。监理企业人员素质低，市场份额占比少，企业利润不如意成为当今许多监理公司的烦恼。迫于现状的压力，监理企业必须创新建设管理模式转型升级是十分必要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成效显著，监理企业务必要以改革和创新为重要抓手，加速完成企业的转型升级。当今市场形势下，缩小强制监理的范围，取消强制监理，让市场自主选择，这一说法也被提上日程。目前国家正试点取消强制监理制度，北京，上海、厦门作为试点开始推出取消强制规定。国家政策和市场形势使得监理企业要转型升级来谋求发展，进一步提高企业生存能力 [ 9 ]。 5.2. 监理企业转型发展的SWOT分析 5.2.1. 优势 1) 处理问题公正。 监理单位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公平公正，监理行业有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作为执行工作的原则，执行手段科学化，有效监督。在监督管理中将实际情况严格、准确地出具监理报告，处理问题公正能保障工程施工阶段的质量。 2) 实践经验丰富。 监理企业的人员组成丰富，来到监理企业从业的人员先前参与过政府管理部门、设计、勘察、施工单位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从其他工程项目管理所需专业的单位转业而来的，具有多年的现场实践经验作支持，在项目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程监督管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3) 安全意识高。 监理人员熟悉项目中的安全管理，对施工过程进行严格监督管理，保障设备、材料、人工能够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对其严格评估、监督，工程施工中的不容忽视的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安全生产检查在监理工作中严格执行，监理人员督促加强项目人员的安全意识，并组织排查安全隐患。监理人员能够较好地控制工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具有较强的安全和风险意识，保证施工安全 [ 10 ]。 5.2.2. 机遇 1) 国家不断推出政策支持。 国家陆续颁布的新政策，是监理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和支持。如201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关于促进工程监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意见》，加快企业转型的步伐，国家政策的支持对监理转型发展中是一种机遇。 2) 市场需求驱动。 WTO协议中表示工程监理服务对外开放后，允许外资在中国设立独资或合资的工程监理企业。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后对新的工程监理环境比较陌生不够熟悉，相关政策也不了解，为了更好更快地生存发展，外资企业会寻求国内监理企业的帮助，并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合作的方式使双方得到进步，在合作中监理企业能够扩展业务，并要求提高自身竞争力，市场需求的驱动促进监理转型改革。 3) 信息技术的新兴发展。 信息技术便捷了信息的沟通交换，能够快速有效搜集工程信息，并能将搜集到的工程信息有效分析组合。企业内部可以通过信息化技术事实监控工程，并对企业人员进行快速管理。新兴的信息技术提高管理的质量，同时能够降低管理过程的本本，如新兴的BIM技术，在完成设计阶段的同时并对监理全过程有效管理。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监理企业。技术和知识的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助于监理企业的转型升级。 5.3. “监理 + 代建”对监理企业转型的适用性和预期效果 监理企业转型发展影响因素中业务范围单一、取费低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目前监理 + 代建模式的出现能够较好地调整监理企业该方面的现状。在监理 + 代建模式下监理企业同时执行代建和监理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监理企业在该模式下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如实践经验丰富，在工程管理方面有较好的经验。凭借优势作为代建方管理好项目，又执行着监理的职责，同时扩展了业务。“代建+监理”模式可将项目管理费和工程监理费合并，可在原先代建费+监理费的基础上取上下限70%-80%，有效解决了监理取费低造成的企业生存难题；且“代建+监理”模式所配备的管理人员数量较传统模式直接减少了部分，减少管理成本的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监理企业在“代建+监理”模式中获得了合理的利润，可缓解人才流失的现象。“代建+监理”模式是可行的选择。 监理企业转型升级有相关政策的支持，出台的相关政策提出引导监理企业和监理从业人员转型发展，鼓励监理代建一体化。政策提出引导监理企业逐步向代建、咨询、可行性研究、设计和监理一体化方向发展，拓展业务范围，鼓励代建单位统一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和监理工作 [ 6 ]。“监理 + 代建“模式也能够成为监理企业转型发展的方向。 对于监理企业来说，“监理 + 代建”模式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有利于企业转型发展。监理企业比设计单位管理经验更加丰富，比施工单位监管力度强，更加客观公正。且大多招标中要求投标单位以监理资质为主，说明监理单位在“监理 + 代建”模式实施过程中的具有主体地位。“监理 + 代建”建设管理模式是监理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出路，是有效途径。 在实施效果上期望监理企业能够较好地发挥其专业优势，同时可以缓解监理企业利润低，难以生存的严峻问题，并提高监理人员的实际能力、专业水平；能够职权分明，解决代建单位与监理单位职能交叉，简化组织架构，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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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试点工程案例分析 6.1. 项目概况 试点项目全长4.34公里，改建后由27米双向4车道拓宽至40米双向6车道，道路两侧管线下地、立杆拔除，沿线景观绿化提升，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总投资约30，500万元，其中建安费约为18，500万元。2016年11月28日正式开工，2018年2月14日通车。 6.2. 监理 + 代建模式实施效果 1) 明确了职责边界，有效提高管理效益。 项目开始实施后结合建设管理模式特点将原有的代建、监理单位的重叠部门进行了整合，减少了传统模式中部分职责交叉的问题。实施“监理 + 代建”管理模式前，按原传统模式估算项目管理单位需要配备管理人员约16名，监理单位需配备监理人员约12名，而实施一体化后，代建单位配备监管人员20名，减少了人员的投入，企业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2) 落实了管理模式，提升监理管理水平。 相对于传统模式，“监理 + 代建”管理模式下中各部门之间加强了联系，传统监理模式中监理人员参与施工阶段，在“监理 + 代建“模式中监理企业从设计阶段贯穿含保修阶段，监理方的权利和业务范围得到充实，回归了监理的本质。宁波市斯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在项目前期审核预算清单疏漏，减少了后期因此造成的变更，进行了有效的投资控制，避免了后期不必要的程序，切实提升监理工作的落实成效。 3) 发挥了专业优势，有助于目标实现 除了施工单位之外，监理单位最接近施工现场工作，熟悉工程建设流程，“监理 + 代建”实施单位及主要负人为现场管理经验较强的单位及人员，实践经验丰富，对现场出现的情况能够及时处理，把控能力强，切实提升公路工程的质量，确保公路工程的施工进度更能够提升其安全性能保障施工活动的质量、安全性、工期、投资等效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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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总结 近些年来，由于监理市场良莠不齐，导致整个行业盈利能力大大降低，工作质量大打折扣，企业发展“瓶颈”效应凸显，部分企业面临较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更好地服务工程建设，适应工程品质化提升的发展需求，监理企业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经过多个试点项目，总结提升，摸索出了一套适合监理企业转型发展的“监理 + 代建”一体化模式。 1) 通过分析“监理 + 代建”模式的工作界面和运行方式，该模式职权分明，管理效率高，降低管理成本，并借鉴公路案例中的经验，总结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2) 监理企业业务单一是较制约的监理企业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拓展业务范围，促进监理企业转型发展是有效途径。而“监理 + 代建”模式恰能扩展监理企业的业务，满足监理企业转型发展的需求，并能与监理企业进行较好的融合。 3) 通过试点项目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发挥了监理企业专业优势，明确了职责边界，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压实了管理责任，提升了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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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海洋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也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大力建设和发展海洋。而在这种情况下，海警进行海上维权执法的任务越发重要。但是实践当中，我国海警在执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通过对涉及海洋法律规范、海警执法环境、海警执法活动的探究，分析海警在进行海上维权执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最后，为了提高我国海警的执法水平，对于海警在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要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建设专业海警队伍，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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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海警执法的历史与现状 海上执法是指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由海警等执法主体在国家领海及有权管辖的相关海域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行为。 1.1. 海警的发展过程 在2013年国家机构改革之前，我国的海上执法任务由中国海监、中国海事局、中国渔政、边防海警和海上缉私警察五个不同的执法队伍管理。这五个执法队伍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国家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五个执法队伍根据自己的专业和管辖范围，共同进行海上执法，容易出现同一违法行为多个部门争相处理，或者违法行为没有部门愿意处理，出现事故几个部门互相推脱责任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集中海上维权执法的力量，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国家在2013年进行改革，将这五个部门的队伍进行整合，重新组建了国家海洋局，在进行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时，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进行执法，精简了执法队伍，有效避免了权责不清的情况出现。但是，基层的执法队伍并未进行整合，仍然由海监、海事和渔政三支执法队伍共同进行海上维权执法。2018年，出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把归属于中国海警局的海警队伍划归到武警部队 [ 1 ]。同时，为了避免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管理职能与执法职能混杂的情况，把由国家海洋局负责的海洋管理工作划分给了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大大提高了执法队伍的执法效率。在中央的海上执法队伍整合完成之后，基层海上执法队伍也开始进行精简。 而在改革完成之后，海警的职能也发生了改变。最初海警的职能主要包括海上犯罪刑事侦查、海上治安管理、打击海上走私犯罪等刑事职能。在2013年进行机构改革后，海警的职能从原先的海上治安管理、海上犯罪刑事侦查等刑事职能转变为在保留原先刑事职能的范围上增加了海洋渔业管理、保护海洋环境、海上缉私等职能，从原先的着重打击海上各类犯罪行为到改革后进行海上各项维权执法任务 [ 2 ]。而2018年，为了推进改革，进一步提高海警执法的权威性，出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从法规层面明确了海警的职能。 1.2. 海警执法的实践 在改革完成之后，海警队伍接受武警部队的领导指挥，统一执行海上各项维权执法任务，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国海警在维权执法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果。2017年，中国海警在海上维权执法总航程70余万海里，共办理海上治安案件5000余件，参与海上救助行动349起，查获涉嫌走私案件891件，扣押物品价值约40亿元，重重打击了海上走私行为。2017年，海警还增加了在渔业执法监督上的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规作业行为和涉渔刑事犯罪。2017年一年，海警查处违规作业渔船3011艘，扣押三无渔船365艘，刑事处罚209人，维护了海洋渔业资源和渔民合法权益。2017年，中国海警重点查处破坏海洋资源环境案件，全年处理重大海洋行政违法案件702件，收缴罚款近35亿元。 2018年，中国海警开展“碧海2018”专项行动，推进建设海洋生态文明，2018年一年共处理639起案件，收缴罚款6934.4万元。同时，中国海警局集中力量开展“海狼”和“蓝天2018”项目，严厉打击海上走私等违犯罪活动，为维护我国海洋治安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中国海警深入开展涉海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海上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成功侦破了海上违法犯罪案件1600余起。同时，中国海警持续加强对渔业的执法监管，重点整治敏感海域，查处各类违规作业渔船600余艘，保护了我国海洋的渔业资源和渔业秩序。2019年，中国海警积极开展海上救援，实施海上救助361起，救助遇险船舶48艘，救助人员251名，保障了人民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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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海警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海警在海上执法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就的同时，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2.1. 缺乏系统的海洋法律规范体系 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一套系统有效的海洋法律规范体系是海警等执法主体进行海上执法活动的依据，应该包括海洋的开发、管理与维护各个方面。但我国目前并没有一套独立系统的海洋法，容易导致海警在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或者面临依据的法规内容相互冲突的情况。 我国目前并没有独立的海洋法，现行的海洋法律法规大多效力层次不高。正是因为缺乏独立的海洋法，导致相关的海洋法律法规缺乏上位法的指引，低层次的海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可能存在内容重复甚至冲突，也可能导致立法内容出现空白，某些海洋活动缺乏法律法规的引导和规制。 我国目前涉及海洋开发、管理与维护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等法律法规。但从近些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的海洋争端来看，我国在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权益维护方面缺乏更加细致，更加有效的法律规定来维护我国正当的海洋权益。 我国涉及海洋的法律法规原则性较强，内容上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容易给海警等执法人员在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带来困扰。比如《渔业法》第20条规定了，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施肥、使用药物，以此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但对于“科学”、“合理”的标准缺乏具体的说明，容易造成执法人员执法时难以确定具体标准。 目前，海警等执法机关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主要适用的是之前根据“五龙治海”体制而制定的相关法规。在我国实行海警改革之后，我国实行海上执法的主体和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组建海警局时的时候，并未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导致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全适应改革后的执法体制 [ 3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中规定，中国海警局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行使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的执法职权。但在缺乏配套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海警在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难免出现缺乏法律依据或者相关规定海警无法适用的情况，对海上执法造成阻碍。 2.2. 缺乏专业的海警执法队伍 在进行海警改革之后，海上的执法任务由海警履行。但海警是由改革前各部门的执法人员组成，这就容易造成海警执法队伍参差不齐。之前在部门执行任务的执法人员只需要了解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而在机构改组成立海警局之后，由海警负责海上各类执法任务，执法范围的增加要求执法人员具备更加专业的素质 [ 2 ]。考虑到海上特殊的环境更加增大了执法的难度，执法人员在进行海上执法时除了需要考虑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理，还需要考虑海洋特殊环境带来的困难，比如海上交通不变，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或者如果违法人员将证据扔到海洋，再次获取证据的难度较大。同时，海上维权执法的任务处理时间长，处理难度大，人员发展上升空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导致执法人员的流失。 海警改革后，我国海上执法任务从“五龙治海”变成了海警局统一执法。海警局由之前各执法部门整合而成，但由于改革之前各部门各司其职，在改革后整合为一个整体，难免出现权属不明，职责不清的情况，这就使得海警执法的效率打了折扣。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普及，处理海上违法行为时难免需要高科技技术人员支持。虽然《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给予了海警处理刑事案件的权限，但海警局缺少技术侦查部门和刑事勘验部门也是事实 [ 4 ]。 中国海警局在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执法不仅包括中国公民，还包括了外国公民、船舶。在涉外案件的处理中，难免需要与外国执法部门进行交流与合作。同时，区域间的海上联合执法活动也要求执法部门与外国执法部门能够友好合作，共同处理海洋事务 [ 3 ]。这时具有良好外语能力与沟通能力的执法人员将会对海上违法行为的处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2.3. 缺乏统一的海上执法程序 在海警局组建完成之后，海警局承担了海上综合执法的任务，包括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海上治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渔业管理、海上缉私等各个方面。而由于之前我国的海上执法任务由不同的部门执行，使得我国缺少一套协调统一的执法程序，而在海警局组建完成之后，海上执法的任务范围有所增加，现有的程序法无法完全适应改革之后的海上执法体制。 我国现行的海上执法程序中程序性规范主要集中在部门规章之中，法律效力较低，同时相比高位阶的法律具有不稳定性，容易造成执法程序不统一，同样的执法内容可能在不同部门法律规章之中有着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可能相互重复甚至冲突。这就会导致海警等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知道该适用哪条程序性规范，相对人也无法预测执法人员的行为和结果，容易影响海警执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另外，海上执法程序内容有待完善。在《渔业行政处罚规定》中，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渔业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的情形，但忽视了行政处罚的程序。虽然在没有具体规定情况下，可以参照其他法律中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但考虑到海上执法的特殊环境，有时难免难以适用。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中，对于海关调查收集证据规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办理，忽略了海洋这一独特环境下毁灭证据和收集证据的难度。 2.4. 缺乏有效的海上执法监督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形成了外部有人大、司法机关和公众监督，内部有内部监督的监督体系。但海警在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环境特殊，海洋并不像陆地那样有人居住，很少会有第三人在场。这就导致在对海上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时，缺乏外部监督，只能依靠来自系统内部的监督。而在改革之后的海洋管理体制也导致了监督效率不高。改革之后的海洋管理体制使得进行海洋管理和海上执法的队伍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体制，海警属于现役体制，比如资源管理部、渔业部等部门可以对海警进行海上执法的指导，但不能对其实施监督 [ 1 ]。 通过系统内部对海上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主要是通过检查案卷的方式。而这种监督方式就导致无法在海警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进行有效的监督，只能在执法完成后通过就检查案卷的方式监督海警在执法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不当的行为。这种单一的监督方式并不利于监督效果最大化。而考虑到海上这一特殊环境，交通受自然因素影响大，不确定因素较多，违法痕迹和证据难以保留，如果实行有效的监督方式，可能造成海上执法成本提高，监督风险较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不公正的执法行为，影响海警执法的公正性，引发公众对海警执法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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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完善海警执法的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而一支训练有素、执法公正的海警队伍对于建设海洋强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提高海警的执法水平，更好地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3.1. 完善海洋法律规范体系 一套完善的海洋法律规范体系是海警进行海上执法活动的保障，不仅能够帮助明确海上执法主体和执法措施，还能够为海上执法提供执法依据。同时，海洋法律规范体系也是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保障。诸如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已经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海洋法律，美国涉及海洋的法律规范多达140多部，其中还包括以海岸警卫队为执法主体的法律，比如《海岸警卫队法》和《海岸警卫队成立法案》。这些法律法规在赋予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管辖权的同时，还为他们进行海上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海岸警卫队除了可以依据以海岸警卫队为执法主体的法律，还能依据其他涉海法律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比如美国的《海岸带管理法》为他们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执法提供了法律支持，《海洋保护、研究和禁渔区法》为他们进行海上渔业执法提供了法律支持，《海上违禁药品管理法》为他们在打击海上毒品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 [ 5 ]。而我国《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中也提出了在条件成熟时，有关方面应当及时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审议。 目前海警局已经组建完成，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制定和修改涉及海洋的法律法规，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海洋法律规范体系，避免出现涉海法律空白。由于我国在海警改革之前，海上执法活动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这也就导致了相关的法规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法律规章之间缺乏协调性，难免出现相互冲突或者多头执法的现象。而在海警组建完成之后，可以对这些法规进行修订，将能够适应海警执法活动的法规整合，相互冲突以及无法适应海警执法现状的规章进行修改和废除。同时，由于海警在海上进行执法活动的需要，之前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将海警写入执法主体之中，在海警局组建完成之后，相关部门可以针对海警的性质、执法环境的特殊性等，制定专门关于海警执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把海警列为合格的执法主体，给予海警执法的资格，让海警在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可以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出现因为法律法规未把海警纳入执法主体导致海警执法行为无效的后果出现。 3.2. 组建专业的海警执法队伍 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海警队伍需要对海警进行专业的培养。由于海警在海上进行执法活动，执法环境特殊，需要海警熟悉船舶的操作与维护，熟练掌握涉海的相关法律知识，熟悉海上维权活动，具备执法所需的相关技能，因此除了在学校里，对海洋执法专业人才进行专业教育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海洋执法人员实践能力的培养。比如可以借鉴国外优秀的培养方法，在假期里让学生通过参与海上维权执法的实践，让学生熟悉了解海上执法维权的环境以及自己需要掌握的技能。 除了通过学校培养海警等海上维权人员时，还可以通过选用警校毕业生或者警察使海上维权队伍更加专业，比如勘验人员和侦查人员从警校毕业生中进行挑选可能比直接由海警学校培养效果更好。由于在海上进行维权执法时，难免出现需要使用武力进行威慑或者武力执法的情况，因此海上维权执法队伍可以招募现役或退役海军。 考虑到海上维权执法活动对象难免出现外国船舶和公民，抓捕海盗或跨国罪犯，进行海上救助，更是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在培养海警等海上执法人员时，还可以加强与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海警队伍的专业性 [ 4 ]。 3.3. 制定统一的海上执法程序 在海警组建完成之后，原来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的海上执法任务都统一由海警执行。但是并没有制定配套的海上执法程序规定。原来的海上执法任务由渔业部等部门分别管理，对于执法的程序也由各部门规定，效力层次较低，缺乏统一的执法程序规定。相比之下，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拥有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海上执法程序规范。而且，对于海岸警卫队在进行海上执法活动时的执法程序规定比我国更加具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执法程序规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美国相关部门会在一段时间后对这些规定进行审核，判断是否需要取消或者修改，之后重新装订成册 [ 5 ]。这为提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执法效率提供了保障。 为了配合海警执法，我国有必要制定海警维权执法的程序规定。在对海警执法程序进行制定时，要考虑到海警维权执法的特殊环境，对于违法行为，海警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在哪种情况下海警可以使用武力，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原先各部门制定的法规，可以进行梳理和完善，能够适用于海警执法的规定可以保留，对于不适用于海警执法的规定进行修改，避免出现规章中同一违法行为导致不同处罚规定，形成统一的执法程序规定。同时，在制定程序性规定时，要注意规定的可操作性，避免出现原则性规定过多，导致海警在进行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时无法适用相关规定的情形。 3.4.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能够避免发生权力滥用、滋生腐败等现象，是保证执法人员公正执法的重要方式。在海警组建完成之后，海警承担了海上各项维权执法任务。但由于管理部门和海警属于不同体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比如海警针对渔民在禁渔期出海捕鱼作出处罚的行为，渔业部可以进行指导，但无法对其进行监督。而海洋这一特殊环境，导致海警在进行海上维权执法时难以受到公众的监督制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海警执法监督机制。 为了有效监督海警执法的过程，在缺乏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一名海警执法过程中对执法过程录音录像，在执法行为完成之后，由上级部门通过录像检查海警在执法过程中是否有不当的行为。海警的执法过程可以向社会公开，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同时，还能让公众感受到执法的公正。同时，海警队伍内部应当完善程序审批、责任追究制度，比如对于海警在维权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的行为进行检查，要充分考虑任务的危险性、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和使用武力的程度，据此判断海警是否滥用武力。对于海警在维权执法过程中因为不当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严格追究责任并进行赔偿，以此树立海警公正执法的理念 [ 6 ]。 21世纪，国际舞台风云变幻，海洋的战略位置越来越凸显，打造一支执法公正、训练有素的海警队伍，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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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铁隧道日益增加，隧道下穿越建筑物的情况日益增长。当盾构隧道下穿越建筑物时，容易导致地表的过度沉降，进而影响周围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造成建筑物开裂甚至发生倒塌。本文主要分析了隧道施工对建筑物的影响方式和扰动控制指标，并以常州轨道交通2号线红梅公园站–五角场站下穿越建筑物为例，分析了利用MIDAS/GTS NX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不同类型建筑物在隧道开挖过中的沉降变化，得到了如下结论：1) 隧道施工对建筑物的影响方式主要包括地表不均匀沉降、地表曲率变化和地表水平变形三类；2) 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土体受施工扰动的主要控制因素包括应力状态的改变、含水量及孔隙比的变化、土体结构性部分破坏和化学成分分离与混合四类；3) 本工程隧道下穿越建筑物时，随着离隧道中线距离增加，沉降减小，而隆起逐渐增加，在整个开挖过程中，地表变形呈现隆起–沉降–稳定的三阶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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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城市地铁隧道的建设日益增长。在城市中进行地铁盾构隧道开挖时，容易导致地表的过度沉降，进而影响周围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造成建筑物开裂甚至发生倒塌，对周围的建筑物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 1 ]，如南京地铁1号线施工过程中，造成了邻旁一幢房屋变形开裂，其中最大裂缝宽度达到20 mm [ 2 ]。因此，对盾构隧道下穿越建筑物施工引起的地面变形和沉降控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盾构下穿越建筑物施工引起的地面变形和沉降研究主要基于监测数据和数值模拟开展。Peck [ 3 ] 在总结和分析大量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地层位移是由地层损失引起的，提出了地表横向沉降量经验公式。尹旅超等 [ 4 ] 整理了适用于地铁的25件关于盾构隧道的58例实测数据，给出了地表最大沉降量和地层条件的关系。徐方京 [ 5 ]、刘招伟等 [ 6 ] 基于地铁施工实测值分析，提出了描述盾构推进中沉降计算的经验式，包括地表影响范围、沉降与隆起预估法、纵向沉降、前方与侧方土体水平位移预估等。杨晓杰等 [ 7 ]、李曙光等 [ 8 ] 以实际隧道工程为例，运用FLAC3D数值软件，对隧道开挖引起的地层沉降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实测数据对比。杨福麟等 [ 9 ] 以武汉地铁某区间隧道施工为研究背景，采用有限元模拟软件MIDAS/GTS模拟隧道断面开挖的过程，分析了因隧道开挖所引起的地面沉降，并根据隧道施工过程中地面和临近建筑物的沉降情况，优化施工预处理方案。由此可见，目前对于盾构下穿建筑物的研究大多关注具体工程的建设引起的地面沉降问题，对于盾构穿越施工的扰动控制研究较少，并且考虑的建筑物类型有限。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以常州轨道交通2号线红梅公园站–五角场站区间为背景，针对土压平衡盾构隧道下穿越重要建筑物施工，分析了盾构下穿越建筑物施工微扰动变形控制指标，并利用MIDAS/GTS NX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不同类型建筑物在隧道开挖过中的沉降变化，为类似工程施工参数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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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况 常州轨道交通2号线红梅公园站–五角场站区间线路出红梅公园站后侧穿水门桥、在建月馨苑地下车库，下穿京杭运河及驳岸后进入五角场站。沿线分布有水门派出所、常州市儿童医院、太平兴国石经幢(文物)、御和苑、东坡公园、2~3层房屋等主要建筑物。区间隧道埋深9.6~20.0 m，最小曲线半径R = 320 m，线路中线间距12~16 m，最大纵坡坡度25.1‰，如图1所示。 图1. 红梅公园站–五角场站区间线路图 本工程采用中铁装备CTE6440E-0660复合式土压盾构机，该盾构机的特点是可以向土仓及开挖面内加注各种添加剂，改良土质，保证盾构机安全、高速推进；螺旋机设计有双闸门系统和应急闸门系统，能够有效防止因下穿地层含水量大造成出渣喷涌现象；拥有自动导向测量系统，能够方便，直观，精准的控制盾构掘进姿态，具有先进的功能特性。同时，可针对本工程的地质条件情况以及覆土厚度，选取主动保护措施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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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隧道施工微扰动变形控制标准 3.1. 隧道施工对建筑物的影响方式 施工不可避免地对周围土体产生扰动，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和变形对建筑物的影响程度，除地层特征以外，还与建筑物的基础与结构型式、建筑物与隧道的相对位置，以及地表变形性质和大小有关。一般情况下，隧道开挖对建筑物的影响有以下几种方式： 1) 地表不均匀沉降 地表过量的不均匀沉降将导致房屋基础开裂，相邻框架荷载增加，引起多层或高层建筑的倾斜等危害。地基允许的不均匀沉降，对于砌体承重结构由局部控制，对于框架结构和单层排架结构由相邻柱基的沉降差控制，对于多层建筑和高耸结构由倾斜值控制。 2) 地表曲率 由于地表曲率变化造成对建筑物的损害程度较大，在负曲率(地表相对下凹)的作用下，建筑物的中央部位悬空，使墙体产生正“八”字裂缝和水平裂缝。如果建筑物长度过大，则在重力作用下，建筑物将会从底部断裂，使建筑物破坏；在正曲率(地表相对上凸)的作用下，建筑物的两端将会部分悬空，使建筑物产生倒“八”字裂缝，严重时会出现房架或梁的端部从墙体或柱内抽出，造成建筑物倒塌。 建筑物因地表弯曲而导致的损害是一种常见的隧道开挖损害形式，这种损害与地基本身的力学性质有关，更与开挖引起的地表变形有关。 3) 地表水平变形 地表水平变形有拉伸和压缩两种，它对建筑物的破坏作用很大，尤其是拉伸变形的影响，建筑物抵抗拉伸变形的能力远小于抵抗压缩变形的能力。由于建筑物对地表拉伸变形非常敏感，位于地表拉伸区的建筑物，其基础侧面、底面均受来自地基底外向摩擦力作用，基础侧面受来自地基底外向水平推力作用，建筑物抵抗拉伸作用的能力很小，不大的拉伸变形足以使建筑物开裂。地表压缩变形对于其上部建筑物作用的方式也是通过地基对基础侧面推力与底面摩擦力施加的，其力的方向与拉伸时相反。一般建筑物对压缩具有较大的抵抗能力，但若压缩变形过大，同样可以对建筑物造成损害。 可见如果隧道施工中要尽量减少对邻近建筑物的损坏，则要对地表不均匀沉降、地表曲率以及地表水平变形进行严格控制，但实际施工中控制这三种地表变形量主要通过控制地表沉降来进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建立较为简单可行的控制标准，先得知建筑物的极限拉应变和容许倾斜率，再通过建筑物的极限拉应变和容许倾斜率反算地表沉降基准值，以地表沉降基准值为评价标准来确定建筑物是否受到损害。 3.2. 土体扰动控制指标 地下工程下穿越施工要从地下天然原状土中穿过，将不可避免地对周围土体产生扰动，进而引起土体变形，导致地面建筑物倾斜、开裂乃至坍塌。在施工过程中，不同的施工工况，都不同程度地对土体产生扰动，土体受施工扰动的主要控制因素有： 1) 应力状态的改变 在下穿越工程的隧道或地下洞室掘进中，隧洞不同位置土体所受的应力不同，因而土体的应力状态即可作为衡量土体扰动的标准之一。 2) 含水量及孔隙比的变化 施工过程中的工程降水、以及可能遇到的暴雨等引起的地下水位升降，均使土体含水量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土体强度、承载力的变化。含水量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土体的压缩性变化，从而使地面产生差异沉降。实践表明，随着含水量的增加，土体的压缩性增加，不大的应力增量将产生可观的沉降，导致地面沉降增大，地表出现裂缝、危及相邻建(构)筑物的安全。 天然的土体大多具有结构性，在沉积过程中，土体内可能形成一些大的孔隙，施工过程能够对这些大孔隙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土体孔隙的改变直接影响着土的密实度、抗剪强度、承载力、固结状态及渗透性。 3) 土体结构性部分破坏 土结构性与土的形成过程有关，既与土的沉积环境、各种沉积力、土颗粒性质及土颗粒表面力、以及沉积后各种地质力的作用有关。土结构性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最终产物。从广义上讲，其对土的力学特性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灵敏度很高、结构性很强的土体，当受到外来因素的扰动时，土粒间的胶结物质以及土粒、离子、水分子所组成的平衡体系受到破坏，土的强度降低和压缩性增大，其内部结构和应力状态均会发生变化。扰动改变了土体的应力和应变状态，压缩指数随扰动度增加而减少，结构性软土压缩指数随扰动度增加而减少的幅度较大，结构屈服应力随扰动度增加而减小，二者之间基本呈线性关系。 4) 化学成分分离与混合 在顶管施工中，为了将盾构与土体之间的干摩擦变为湿润摩擦，减小摩擦阻力，常采用注浆处理。注浆还可以起支撑作用，在注浆压力下使隧洞变得稳定；同时可以改良土质，通过泥浆向管道周围土体的渗透作用来改良不好的土质。注浆这种处理方法将改变土体原有的化学成分，对地基土形成有利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