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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明清两朝松溉罗氏宗族的耕读理念 从上一节可知，松溉罗氏宗族谱系严密且宗族建设活动频繁，是非常典型的继承式宗族。罗氏祠堂香火不断，族内秩序井然，与其族人依靠科举入仕，提升宗族影响力有直接关系。松溉罗氏族谱对于明清两朝获取科举名位的族人有详细记录：“先人科第名位，自志谅祖开科，鍪、勋、洪载、廷唯举发身科甲班班可考” [ 20 ]。 明代罗氏出有三名进士、七位举人及多名贡生。罗志谅为罗氏入川的第三代，其父亲辛苦耕耘，积累下百亩田产，为罗志谅读书进仕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永川县志》载其为“永乐六年戊子科”举人 [ 21 ]。 自罗志谅开科中举后，到明末兵乱前，松溉罗氏几乎每一代都有族人获得贡生及以上的功名。嘉靖《九江府志》提及松溉罗氏第五世罗鍪为“四川永川人，由举人正徳初任府学训导” [ 22 ]。 嘉靖《罗田县志》则记载松溉罗氏六世祖罗勋乃“四川永川人，进士以升去” [ 23 ] ，罗勋墓志上记载他为：“第丁未进士，授湖广罗田令” [ 24 ]。 与罗勋同辈份的罗洪载亦考有功名，“领正德已卯乡荐，明年庚辰成进士” [ 25 ]，“官至南京戸部尙书郎，品列儒林” [ 24 ] ，罗洪载之子罗廷唯，更是青出于蓝，万历《四川总志》记载罗廷唯考取进士，后来官拜御史 [ 26 ]，《永川县志》明确记载罗廷唯的谱系：“始祖胜二迁蜀之松溉镇，是为永川人。五世鍪，商州学正，生洪载，南京戸部员外郎，丈夫子五，长即公也” [ 27 ] ，与罗氏族谱完全契合。罗鍪、罗洪载、罗廷唯祖孙三代皆负有功名，可见其家学及族学渊源。 据《江津县志》载，松溉罗氏族谱“自其先牧谦先生创为之，厥后浒矶、贯溪、元素诸公皆相继增修” [ 28 ]。 传至第八世，松溉罗氏族人罗太易、罗周冕、罗环中于万历年间中举，而罗赓虞考中天启甲子科举人，罗世彦考中崇祯庚午科举人 [ 21 ]。 由于明末族人四处离散，其科举之路也暂时中断。直至清初，罗氏宗族得以休养生息，其后人才开始重新考取功名。第十四世族人罗奇英是罗氏宗族回籍后培养的第一个举人，罗奇英因为岁科考成绩优异，在二十岁成为廪生享受官府的津贴 [ 29 ]。 他又考中“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举人，任陕西清水县知县 [ 21 ] ，与其同辈份的罗文思则考中“乾隆戌午科解元” [ 30 ]。 罗文思入仕后升为直隶商州知州，最后还出任贵州石阡府郡守，山西巡抚蒋兆奎对其在商州的政绩评价很高 [ 31 ]。 在这期间，罗文思创编了《商南县志》、《续商州志》及《石阡府志》 [ 32 ]。 此后，罗氏第十五世族人罗万象于康熙丁卯年中举，出任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知县 [ 33 ]。 族谱记载，清代松溉罗氏一族出有四名举人，最后一名为罗泰莹，其考中“光绪葵巳科”举人 [ 33 ]。 尽管罗氏宗族回籍后没有族人考中进士，但贡生的数量较明朝却增加不少。这些贡生中也有人官至知县，譬如，贡生罗奇参就曾出任霍邱知县 [ 34 ]。 罗奇参之所以能出任知县与其考取的贡生类别有关，族谱上记载罗奇参为：“雍正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由内廷教习特发安徽省历任霍邱、怀宁、祁门等县知县” [ 35 ]。 拔贡生的考试十二年举行一次，每次只取两名府学生员、一名县学生员，数额很少。不同于其他类别的贡生，拔贡生“可参加特殊的殿试，或被任命为七品京官或各省知县” [ 36 ]。 与罗奇参情况相同的还有罗洪铸，罗洪铸为乾隆己酉拔贡生，后出任建始县知县 [ 37 ]。 其余的贡生中有不少曾担任过教谕、儒学督导、县丞及典吏等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采信松溉罗氏族谱的《科举名位纪》，其主要考取功名的族人谱系清晰，在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在科考方面，松溉罗氏宗族确实成绩斐然，可谓世代书香，而这些都得益于松溉罗氏素来秉持的传家理念。 罗氏族谱中收录有《试例十条》一文，内容多为罗勋对后世族人的训诫，其中第一条便是：“凡我族人以耕稼为定业，诗书为定习，克勤克俭不坠先志，六房当恪守先训，毋得不务本业，从事异端，族中有违者，以不孝论”( [ 15 ]， p.299)。“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在此处得以体现，罗勋对于偏离“耕读”主流意识形态的其他行业嗤之以鼻，他认为子孙不务耕读本业，即为不孝。 罗氏族人流散在外和归籍生息时都秉持耕读传统。譬如，明末时族人罗文第窜逃到仁怀，在深山中亦坚持“耕读”传家( [ 8 ]， p.28)。对于子嗣的教育，罗文第也毫不懈怠，其长子罗正相“幼从庭训，迨戊己兵燹，太元公逃奔其地，翰室公延之为师，授举子业，拮据治百家。言时虽饥馑流离，饿死载道，公犹得晏然读书” [ 38 ]。 罗文第为罗正相聘请了同族罗元素作为老师，教授科考应试的内容。清初归籍后，罗氏第十二世族人罗若纁告诫后人：“有子弟当教不可吝惜束脩，误了子弟，不能读者即耕，耕读两事系大根本” [ 39 ]。 清中期，罗文思的父亲罗缙在讲明家训时也强调“务以孝弟为先，耕读为本” [ 40 ]。 传至第十七代，罗奇英一脉仍有族人教诲子嗣“各以一业，或读或耕，类皆谨厚” [ 41 ]。 直至清后期，务农的罗泰兴仍“教子孙惟以耕读为本” [ 42 ]。 “耕读传家”的祖训让人联想到罗香林对客家文化的论述：“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这在过去为然，现在也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到可进可退，可行可藏的地步。这在社会遗业的观点看来，可说是一群迁民经过了生存奋斗而累积了无数经验的优者。他们之所以能有良好的发展，全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可为凭藉；他们在精神方面所以能乐生迈进，全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 [ 43 ]。 这一观点对于罗氏宗族同样适用，该宗族与客家人有着相似的迁居经历及生活环境，自元末以来屡次迁徙，生活的地区多是山区丘陵。明末清初之际，大量罗氏族人逃至贵州深山之中，而其原籍松溉紧傍长江，依山就势，属于丘陵地带。将读书作为立业根基，把务农当做安生本领，进可入仕，退可持家，这就是“耕读”的好处。“耕读”具有明显象征意义，士人将其视作立家之本，略有“政治正确”的味道 [ 44 ]。 罗氏宗族以“耕读”为家训并非是纸上空文，对于“耕”的部分，笔者按下不表，主要分析罗氏宗族重“读”的一面。 明清两朝，罗氏族学兴盛，不少族人开塾授课：明末兵燹后，文教未兴，罗若纁便“开塾闾里，诱掖族众，化诲乡邻”( [ 8 ]， p.30)；罗连魁“年七十犹为弟子师，乡人有三世业门下者”( [ 38 ]， p.400)；罗奇英回乡后聚众讲学，“一时从游甚伙，采芹食饩者数十余人，进士周梧罔、魏字川(魏月溪)皆出门下” [ 45 ]；罗奇参教学“崇正道而屏异端”，“门下诸生沐化雨而蜚声者，殆指不胜”( [ 38 ]， p.405)；罗豫施教二十余年，“作文必令根抵六籍，以故弟子中登贤书、列黉序者不一” [ 41 ]；罗吉昭“设馆四十余年，善诱后进，从其门者游泮食饩百余人” [ 46 ]。 罗氏族人培养出不少优秀学子，如罗奇英的门生中取得廪生资格的便有十余人，其中有两名甚至考中了进士。 罗奇英曾写过一篇《劝学箴》，规劝年轻学子重视学业，读书勤勉才能金榜题名：“学未精休怪试官之无情，文若佳自有朱衣之暗点” [ 47 ] ，他明确地将“学”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要求族人多读圣贤六经，百家诸书，主要专攻“举子业”。罗氏宗族对科举的重视可见一斑，其不仅在族谱中专门表扬有功名的族人，还利用蒸尝支持文教，赈济士子，以“兴学校而作育人才，助单寒而显名科甲” [ 13 ]。 作为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在制度上连接了“政”与“教”，是“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 [ 44 ] ，普通民众通过读书科考可以让自己跻身于“士”这一特权群体。张仲礼将这些获有功名的人统一称作绅士，作为“齐民之首”，绅士“所组成的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所受到的是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对待”( [ 36 ]， p.33-34)。而且，不仅绅士一人享有特权，绅士的家属也同样包括在特殊阶级之中，他们可以借助绅士的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 [ 48 ]。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一个宗族内出现多名绅士时，族众也为之沾沾自喜，因为功名不仅可以点缀门楣，彰显声望，还能实际地增长宗族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 参考张仲礼的研究，清代的知县任期相当短暂，地方官很难熟悉本县。以永川县为例，乾隆年间总共有四十位知县，平均下来，一名知县任期不过一年半而已，若要计算清代所有永川县知县的平均任期，结果会更低，这一现状下，地方官要管理地方社会，必须借助绅士的力量。绅士在地方事务中往往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受命于官府或者协助官府办事，也可以提出倡议，寻求官府的支持( [ 36 ]， p.57)。罗氏族谱中，族人调节地方纠纷，组织修建基础设施，赈济灾民及热衷慈善的事例俯拾皆是：罗豫善于仲裁事务，“戚里有争讼者得其一言，立为永释”；罗鉴以公正闻名于乡野，邑中议修板桥，时人皆言工程浩大，非罗鉴不能服众，“于是诸领袖诣门恳请，公以年迈辞，众请益坚，公始领诺，历五载而桥成” [ 38 ] (p.418)；罗吉昭重修文昌宫，设立惜字会及恤生会，每年印制善书以警惕世人 [ 49 ]；罗靖“奉诏输栗千石助官赈贷，朝廷立石以旌其义” [ 50 ]；遇有荒年，罗希素奉官方命令赈济百姓，“与同事捐资协办，设法给领有理有据，饥民赖以全活者不少” [ 51 ] ，罗希祖亦“捐粟于里济饥”，“割地与人作塚” [ 46 ] …… 宗族会将光宗耀祖的绅士记入家谱，确立他们在族内的模范地位。而这些拥有功名的宗族成员被推崇为族中领袖后，宗族建设活动便会蓬勃展开。譬如，清中期，罗奇英在考取举人后，潜心整理族中谱系，组织第一次族谱编修。而石阡府知府罗文思则倡议要修建宗祠，宗祠的形制根据罗文思的官秩而定，在松溉独树一帜。通过读书科考，罗氏族人还在地方建立起与士人交游的网络，《松溉罗氏族谱》收录不少达官显宦为罗氏一族撰写的序、行实录及祝寿文，侧面突显出罗氏宗族的显耀。正因为将族人所获得的功名，转化为了宗族自身的光彩，罗氏宗族在经历重建后，才能绵延不衰。科举制度将地方士绅、士绅背后的宗族及封建王朝上层意识形态整合在了一起。这一大背景下，宗族为了巩固地位，自然会为族人提供教育机会，“也许还培植私人关系，以及敦进学习风气，为的是尽可能让子孙获取功名” [ 52 ]。 罗氏宗族如此坚持耕读传家，是因为科举是时人走向上层阶级的通衢，而唯有重视文教才可牢牢地抓住科举进仕的机会，维持宗族的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