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对于非理性因素的考察 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各类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行政行为还是其他各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其在各类行为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早已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率先对非理性因素(也称“动物精神”)在人类经济行为当中所发挥的功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在对影响人们消费倾向的若干主观因素进行分析时，凯恩斯指明了享受、短见、失算、慷慨以及炫耀心理等若干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的投资或储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 1 ] ， p. 85)。而在对长期预期状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凯恩斯则重点阐述了信心状态对于人们的投资行为以及市场的繁荣程度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以往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对“信心状态”这一概念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因为人们总是认为“信心状态”对于人们的投资行为以及“资本的边际效率”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然而凯恩斯则指出，“信心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会对人们的投资行为以及“资本的边际效率”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投资者对某一行业或某一市场的前景或未来收益充满信心时，其一般会对该行业或该领域进行投资，而在投资的早期阶段，资本的边际效率一定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只有在投资者数量过多且投资规模过大的后期阶段，资本的边际效率才有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而当投资者对某一行业或某一市场的前景或未来收益并不看好或充满忧虑、缺乏信心时，其便不会愿意向该行业或该领域进行投资，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会对资本的边际效率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 1 ] ， p. 115)。当人们的信心受挫或出现“信心崩溃”这一现象时，人们则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支出以及刺激消费等路径来为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而经济的转暖或复苏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重新拾回“被丢掉的信心”( [ 1 ] ， p. 124)。 此外，西蒙对非理性因素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他指出，人们总是能够在那些“理性的行为”之中找到一些所谓的“不连贯因素”，或者说，这些行为只是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理性的”某些片段，而在这些不同的片段之间，我们却很难从中找到一些十分明显的联系。换言之在不同的片段之间，往往存在着若干并不引人注意的“空白区域”，而这样一些“区域”的存在则为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在此基础之上，西蒙进一步解释了“非理性因素”之所能够产生影响的原因：首先，人们不可能以完备的知识和经验来对各类行为选择的最终结果进行预见，而知识与经验的“不完备性”则能够为“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其次，任何一种行为选择所能够引发的结果都只能在未来得以体现，换言之，这种行为选择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只有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上才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对该种行为选择所具有的价值进行预判时，我们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高于其实际价值(高估)或低于其实际价值(低估)的判断，而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凭借想象来弥补那些由知识或经验的“不完备性”所遗留下来的空缺。也就是说，在那些有限的理性因素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非理性因素总要上前对其进行“补漏”；最后，如果存在“绝对理性”，那么在其要求之下，人们必然要在全部的行动方案之中做出最优选择。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人们只能够想出全部行动方案当中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些行动方案则由于受到人们知识与经验的有限性的影响而未被纳入到决策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在人们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的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或者说人们在选择行动方案时总是会受到那种所谓的“有限理性”的影响，而在有限理性之外，我们必然能够发现“非理性因素”所留下的印记( [ 2 ] ， p. 78)。 在最近的十余年间，经济学界的众多研究者都开始格外关注“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在众多的文献资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与席勒所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在该书当中，两位作者对信心、公平、腐败与欺诈、货币幻觉以及“故事”这五类非理性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对“信心”这一因素进行分析时，两位作者指出，以往很多学者都认为“信心是理性”的，但经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信心的真正内涵往往要超越理性的范畴。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会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其所获得的信息，这种信息的处理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其所得到的结果的合理性，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之下，人们可能并不相信这些经过细致处理所得到的结果，或者说，人们最终的行为选择并不会以这些分析结果来作为选择的依据与基础。在某些时候，其行动的依据往往是那些它所相信但却并不一定或完全不合乎理性的事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便很容易看到“信心”这一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影响。在任何一个人为划分的经济周期之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信心”这一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经济较为繁荣的时期，人们对于经济的走势往往充满了信心，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更乐于进行投资并相信其投资行为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而在经济前景较为暗淡的条件下，人们的信心则会遭到动摇，而与其相应的投资行为也必然会受到较为明显的不良影响( [ 3 ] ， p. 16)。 在对“公平”这一因素进行分析时，两位作者则指出，以往的很多经济学家更加关注效率问题而非公平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关注效率而非公平的做法更加符合“理性人”假设所提出的具体要求( [ 3 ] ， p. 27)。然而事实却是，“公平”这一因素往往与其他的一些因素同等重要。在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将公平问题看得非常重要，如果交易活动中的任何一方在交易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那么该交易方便会认为这一交易过程对其而言是不公平的，在不公平现象产生时，处于不利地位的交易者往往会对这种交易行为持一种鄙夷甚至是排斥的态度，而在这种情形长期存续的条件下，交易活动必然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只有当任意一方的投入与其所获得产出大抵相当时，其才会认为这一交易活动是较为公平的。很多经济学家虽然都承认对于效率的追求本身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是在谈论公平这一问题时，这些学者却总是倾向于否定或无视公平所具有的激励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更加倾向于使用“理性理论”来对各类问题予以分析，而所谓的“公平理论”则往往很难“登堂入室”。然而，当我们对很多经济现象进行观察与分析时，都不难发现“公平”因素确实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对于失业问题所作出的解释，还是对于“总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所进行的考察，其间都无法忽视“公平”因素所产生的突出影响。而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将“公平”这一因素纳入决策视野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决策过程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增强不仅能够使决策活动自身的科学化水平在一定限度内得到提升，更能够使接下来所要开展的政策执行活动变得更为顺畅。 在两位作者眼中，腐败与欺诈同样是两类能够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非理性因素”。在美国于最近3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经济衰退当中，我们很容易见到“腐败”因素发挥作用时所产生的依稀影像。在90年代初的衰退现象中，不难发现“储贷协会”中所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间接造成了金融领域中的一些波动。而在21世纪之初所出现的经济衰退现象当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腐败”因素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在当时，一些企业通过“虚增利润”与“非法会计操作”等手段获取了巨额利益，而这些利益的获得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股市的崩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当我们对上述非法手段进行重新审视时，不难发现“腐败”因素才是隐藏在其背后的真正推手)。而在几年以后，次贷危机的产生也同样与腐败问题不无瓜葛。当然，“欺诈”因素在历次经济衰退之中也同样发挥了显著的不良影响，而且在多数时候，“欺诈”因素往往会与“腐败”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在上文所提到的前两次衰退现象当中，“会计造假”无疑是一些利益相关者所惯用的欺诈手段，而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现象当中，“直接放款人”与部分借贷者所做出的一些欺诈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 [ 3 ] ， p. 37)。 除此之外，“货币幻觉”这一非理性因素也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种所谓的“幻觉”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于一些经济现象的认知方式，更在一定限度内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结果。对于任何一个决策主体而言，只要其决策行为受到了“名义货币金额的影响”( [ 3 ] ， p. 59)，那么我们便认为“货币幻觉”在其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对于一个普通工人而言，(既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假如在通货膨胀率上涨2%的条件下其货币工资水平只上涨了1%，那么这名工人也会为名义工资的上涨而感到高兴。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当通胀水平下降3%，而其货币工资水平只下降1%或0.5%时，该工人也会为此而感到不满甚至是愤怒(尽管其实际工资水平较过去而言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这里“货币幻觉”这一非理性因素显然发挥了作用。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不论是在债务或工资合同当中，还是在会计报表当中)我们都很容易见到“货币幻觉”的身影。以会计账目为例，其在进行核算时往往只会依据资产的名义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进行计量，而在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以之为依据的决策活动中，决策者们一般也只能依据这些“名义价值”来做出判断。在这一过程当中，“货币幻觉”显然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存在则会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以之为依据的活动产生明显的偏差。 最后，两位作者还重点讨论了“故事”(也就是“交往或交易的历史”)这一非理性因素所产生的作用( [ 3 ] ， p. 75)。在经济活动当中，“故事”往往也会产生一些助推或阻碍的作用。当人们对一些“交易历史”进行观察并发现该类交易活动总是能够带来较多收益时，一些人便倾向于参与到该类交易活动当中来。如果这种“交易历史”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负面与消极的，那么便很少有人会为这种交易活动“掏腰包”。例如一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便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理所当然”的现象，在过往的交易历史当中，人们发现对于房地产所进行的投资往往能够带来较为可观的收益，在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通常就是那些“一夜暴富”的故事)的影响之下，很多投资者也都将大量的资金投向了房地产领域。然而在“房地产泡沫”逐渐破裂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投资者的“亏损”与“破产”，而这样一种现实则可以为后世的投资者提供一种参考与借鉴，也就是说，这种房地产市场亏损的故事又可以为下一轮的投资活动提供必要的参照。除此之外，“故事”与“信心”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那些好的故事(也就是较为积极的“交易历史”)往往能够使投资者们“信心倍增”，而那些不好的故事(也就是那些“收益欠佳”的“交易历史”)则会使人们的信心产生不同程度的波动。 在其他的一些学科当中，人们也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非理性因素”对于个体或群体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人才学当中，一些学者便对“品德”以及“个性”等“非理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 4 ] ， p. 96)。这些学者指出，在各类人才成长与成才的过程当中，“非理性因素”往往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下，“非理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要超过“理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品德是非理性因素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品德不仅会为各类人才的具体行为提供直接的、必要的规范与指导，还能够间接地通过这种规范后的行为来产生一种示范与感染的作用。一般而言，品德这一非理性因素还可以被具体划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思想政治品德(简称“思政品德”)，该类品德不仅会对各类人才的成长方向做出明确的规定，更会对这些人才“向谁学习”以及“为谁服务”等相关问题做出相应的解答，而这种规定与解答不仅能够帮助各类人才树立正确的成长与成才目标，更能够使其进一步明确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其二，职业品德，该类品德主要会对各类人才的职业情感与认知的形成以及职业行为与习惯的养成产生一定的引导与规范作用。其三，一般品德，该类品德会对人们在日程生活当中的各类行为选择起到一定的调节与规制作用。 其次，个性也是非理性因素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动机与兴趣还是性格与意志都可以被纳入到“个性”所指向的范畴之内。其一，动机是个性这一范畴当中一个重要因子，在人们的任何一种行为的背后，都不难发现动机这一因子总是在发挥驱动与刺激的作用，一个人的动机越是明确，其行为选择的指向性便越是清晰，一种动机的存续时间越长，其所能够产生的驱动作用便越是明显，对于各类人才而言，拥有一个正确且能够长期存续的动机往往是其能够走向成功的前提，如果其动机的指向出现问题或动机的存续时间过短，那么该类动机的驱动作用便会“大打折扣”。其二，兴趣是个性这一范畴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因子，与动机相类似的是，兴趣这一因子也可以对各类人才产生一定的驱动与助推作用。在兴趣这一因子的驱动之下，各类人才往往能够专注于某一事业或某项工作，而对于某项事业或工作的专注不仅能够使其更好的完成各项任务，更能够帮助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其三，性格也是个性这一范畴当中一个重要因子，该因子主要是指一种对于周遭环境所持有的较为稳定的态度以及一种习惯性的活动方式。在个体人才不断成长与成才的过程当中，性格因子往往会发挥出“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对周围环境始终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且习惯性的活动方式较为合理且积极的人才往往要比那些态度消极且活动方式不佳的人才更易于成功，而那些能够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来不断调整其活动方式的人才往往也会在各项工作当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其四，意志是个性这一范畴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因子，该因子在人才成长过程中往往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一般而言，“坚定的意志不仅能够帮助个体人才提升其对于时间的利用效率，更能够帮助其提升行动的自觉程度以及行为的连贯性”，这种利用率、自觉程度以及连贯性的提升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各类人才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与绩效水平，更能够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保持行为的合理性与坚定性，这些都可以为人才的成功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