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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们都是“二次元”：新部落与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传统的亚文化族群通过区隔化使特定类型的亚文化成员凝聚在特定的社群中 [ 22 ]。Philip K. Bock将社会内部的社群视为相互分离的、以共同兴趣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群体，群体内部的个体被限制在特定的社区、家庭、民族、阶级或等地为群体中 [ 23 ]。青年亚文化内部各自形成了类型丰富多元、边界清晰的区隔化亚文化族群，每个社群中又会分化出小圈子。譬如，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作为国内著名的二次元爱好者聚集地之一，拥有动画、番剧、音乐、舞蹈、游戏、鬼畜等十多种亚文化类型，每种类型又细分为数个子类型，例如音乐细分为电音、翻唱、VOCALOID·UTAU 1 等。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群体的“抵抗”是寻求认同的过程，即个体将自我身份与其他身份相互融合，不同的风格就成为了划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标志 [ 3 ]。个体的身份认知和对亚文化社群的认同，是社群成员之间相互支持、互动交流的情感基础，也是维系社群存在和延续的纽带；社群则为成员提供交流的空间，并为个体提供群体归属感，同时也将那些不同(亚)文化类型的其他社群归为“他者”，从而形成区隔化的社群。在詹姆逊看来，群体间的关系是不自然的，是斗相互争或暴力冲突的关系，唯一积极或宽容的相处方式是相互分离，每个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 24 ]。 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场景空间的流动性特征愈显，亚文化空间正被重构为一个新的互动场域。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辖域化了的欲望生产即是社会生产 [ 25 ]。互联网生产场域将亚文化解辖域化，使亚文化的仪式抵抗或追求快感享乐的欲望得以释放，并源源不断地在青年群体的自我表达中形成了多元丰富的亚文化类型。另外，政府的主导、主流文化的包容和商业资本的收编，使青年亚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大卫·钱尼(David Chaney)指出，亚文化社群表现出的某些变化趋势改变着既定的文化区隔 [ 26 ]。 第一，互联网时代，社群的认同机制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开放性的本质相违背。任何接入互联网的个体和群体都构成网络空间的主体，无法完全孤立地存在。亚文化社群处于共同的互联网场域中，信息与文化的互联互通终将打破区隔化、孤立封闭的状态。第二，全球化浪潮及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兴起，商业资本利用成熟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收编亚文化，将后者打造为文化产业；亚文化社群的抵抗意义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中逐渐被消解。第三，互联网技术重构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将整个世界连为整体，唤醒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共同体意识，区隔化的亚文化社群内部的族群意识弱化，群体认同危机渐显，等级结构和“鄙视链”逐渐瓦解，各个亚文化新部落之间形成相对平等的关系，共同体意识构建着兼容并蓄的价值理念。青年亚文化社群正在演变为以共同兴趣爱好维系着的扁平化、无阶层等级的亚文化新部落；个人的身份建构和群体认同不再是维系社群的纽带。短暂的解辖域化之后，青年亚文化便处于再辖域化的过程，由“游牧民”们联结的“新部落”与“根茎”式的亚文化共同体成为新的亚文化生态。 新部族群体是松散的、不断变化的通常比较短暂的联盟，以成员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为中心，以情感为纽带 [ 27 ]。马菲索里在“the time of tribe”中写道：“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被一种移情的‘社会性’所取代的倾向，这种‘社会性’由一系列的氛围，情感和情感所表达” [ 28 ]。个体成员的共同兴趣爱好是维系亚文化共同体的纽带。广义的兴趣爱好还包括文化特征、行为习惯、情感理念、价值观、方法工具等相近的同类聚集 [ 29 ]。青年亚文化也发展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区隔化的亚文化社群正在走向联合，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趋于融合，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结界”被突破。 首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使亚文化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亚文化类型越来越丰富。2018年，中国IG战队在电子竞技赛事“英雄联盟职业联赛S8赛季全球总决赛”中夺冠，这一在中国电竞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不仅是电竞游戏界的狂欢，也成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共同的集体记忆。 对于个体而言，亚文化社群的解体则使个体褪去了限定的身份认同，成为离散化的主体，也即在部落间流动的“游牧民”。“游牧民”的身份更为多元，不再囿于某一特定的亚文化社群或领域，而是根据自身的兴趣，在各个亚文化新部落自由流动，并与多个主体展开线下或线上的交流互动。某个个体可能既有“宅男”的标签或“up主”的身份，同时也可能在参加线下的亚文化兴趣社团，甚至参与Cosplay表演。互联网去中心化和超域化的本质打破了社群或“小圈子”的藩篱，亚文化新部落之间的联合，促逼着青年亚文化群体不再以阶级、性别等世俗标签聚集，而是基于彼此之间共同的兴趣和情感，从个体的身份建构和认同转向了对亚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与认同。中国亚文化社群正在由破壁走向融合，亚文化共同体正在成形。 其次，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从抵抗与收编的角逐走向了兼容并蓄、协同发展。“火星文”曾是属于“90后”世代的风格独特的亚文化，就是将繁简中文、日文、韩文等文字符号通过组合、拼贴等形式创作的表意链断裂的符号文本，解构了原有文本的所指意义。“火星文”鲜明地表现出抵抗的风格，尤其是对“垮掉的一代”这一标签的象征性抗争。但“火星文”等非主流文化被主流社会规训，并使之丧失合法性，最终归于沉寂。然而近年来，亚文化群体所创作的网络流行语逐渐被主流媒体接受并报道，如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报道并评论了“佛系青年”、“杠精”等网红词汇；每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经典语录都会由“段子手”们迅速整理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主流媒体报道的词汇如“命运共同体”等，也被亚文化群体所接受和传播。此外，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议题上，亚文化与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步调趋于一致。在“帝吧出征”、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等事件中，中国青年群体彰显了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 最后，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得以贯通，亚文化从赛博空间走进日常生活。始于2004年的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简称“ChinaJoy”)在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已连续举办十六届，展会内容包括电子游戏竞技、动漫、网络文学、Cosplay等，现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亚文化展会。2016年，虚拟歌姬洛天依首次“冲破次元壁”，登录湖南台春晚。虚拟偶像从网络场景走进日常生活场景，意味着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物理界限的贯通，极大地拓展了亚文化的生产空间。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到，基于相互肯定即本质意志之上的，把关系作为整体及团体的结合，就是共同体；共同体可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结合的范畴 [ 30 ]。当人们彼此肯定和认同广义上的亚文化时，亚文化共同体便存在着。在亚文化共同体中，青年群体的互动方式有如下几种： 基于兴趣的分享是建构亚文化共同体的方式之一 [ 22 ]。网络的开放性使分享行为随处可见。在国内知识问答社区“知乎”中，不仅有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针对某一专业领域问题的回答，亚文化领域相关的问题也常常登上热榜。网民在无私贡献和分享自己的知识时，也参与到亚文化的传播中，使更多人了解亚文化。“安利”、“种草”等网络流行语也成为青年群体普遍的行为方式，当人们看到性价比高、物有所值的商品或是网络上有趣的内容时，便“强烈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经由网络社交媒体的分享行为或信息的共享互动，使亚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通过分享式传播，亚文化不仅跳脱出类型的限制，形成了亚文化共同体的生产实践空间，也使得更多潜在的“游牧民”加入“新部落”，并建构着对亚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 个体间跨“部落”的协作过程也是建构亚文化共同体认同的过程。2019年，哔哩哔哩弹幕网于除夕举办了“拜年祭”，形式类似于主流媒体的春节联欢晚会。时长236分钟的“拜年祭”中，不仅包含二次元歌舞、鬼畜、动画等亚文化类型，也包括音乐剧、聊天访谈等节目。在形式上亦有模仿主流春晚，如开场表演、主持等环节一应俱全。目前2019年“拜年祭”已有近4000万播放数，约140万条弹幕。“拜年祭”从制作到播出环节，需要各个兴趣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普通网民共同参与协作，网民发表的弹幕、评论等也构成了“拜年祭”的组成部分。总之，分享与协作是互联网精神的本质，跨时空、跨领域、跨社群的分享与协作打破了小圈子的壁垒，助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是后亚文化时代最主要的文化参与实践形式。 趣缘成为共同体形成的直接契机和形式 [ 31 ]。当某个热点事件发生时，将会形成某种聚集，形成了“美学共同体”或“钉子共同体” [ 32 ]。一旦亚文化圈内的有“大事件”发生，则这一“大事件”受到的关注和传播的范围不再仅限于某一亚文化小圈子的范畴，而是引来青年亚文化群体的集体围观，就像古代部落举行的仪式，吸引着分散各地的游牧民前来参加。例如，IG战队夺冠后，网民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所到之处均留下了与“IG”相关的弹幕、评论、帖子等，在一些视频网站和微博中出现了“刷屏”的现象。另外，“今夜，我们都是XX”句式的流行，也彰显着亚文化话语已不再是小圈子式的话语，而是转向了宏大叙事，体现着亚文化共同体的意识。新部落成为了亚文化群体的临时归属。当某一事件的热度下降后，聚集而来的“游牧民”又四散而去，在下一个“仪式”举办之前，进行着日常的生产消费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