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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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城市应急能力建设的研究，最早出现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因城市频发突发事件导致的严重影响，我国相关领域学者也相继加入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工作中来。 2.1. 国外研究综述 美国的应急能力建设初期，大量学者以“911”等恐怖袭击事件为突破口，目的在原有的传统应急体制基础上探索出可以应对任何类型突发事件发生的一系列更为完整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应急能力评估相关研究美国开展时间早，2000年初就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探索指标选取的关键因素以及成功的应急管理所应具备的要素。 日本关于应急能力的研究与美国开展时间基本一致，法律法规构建方面：《日本防灾基本计划》、《灾害基本对策法》相继的出台，作为日本防灾减灾领域指导性计划。阪神大地震后，日本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助·共助·自助”的减灾理念，并通过文化活动的形式将这一理念渗透到人们生活当中。例如，自1995年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举办的年度重大事件代表汉字的活动，1995年因阪神大地震而定的“震”以及2004年和2018年重复当选的“灾”，“灾”字的重复当选表现出日本国民普遍的防灾减灾意识。 英国本身国土环境条件优越，巨灾风险较低，而且人口居住分散，极少发生群体性事件。且应急能力建设开展时间长，主要集中在社区的应急建设。具体建设内容包括：通过活动互动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自救互救知识、推广以“大社区”理念为核心的政府领导社区自治体系、将大数据融入到社区服务功能当中以及创立“社区应急方案模板”进一步完善社区的应急保障体系等。 2.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应急能力相关研究开始时间较晚，2003年非典过后是一个明显的增长阶段，其发展与我国应急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时间相吻合。首先应急能力评估方面：张海波、童星从应急管理的一般原理及体系特点出发，在注重整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风险识别和事件脆弱性进行应急能力评估，探索出适用于国家多层次的应急评估模型，实现应急能力评估模型与现实经验的完美结合 [ 3 ]。田依琳、杨青等认为应急能力评估过程复杂且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因此以系统理论为支撑，以层次分析法为手段，从而构建应急能力评估模型。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郑双忠、邓云峰、刘攻智等人在探索应急评估指标来源的基础上将应急管理体系指标分为一级指标18项(类)，二级指标76项(属性)，三级指标405项(特征)，方便评估过程赋值的同时为城市应急能力评估工作提供参考 [ 4 ]。社区应急建设方面：李菲菲、庞素琳等在分析典型案例的基础上，阐述社区应急建设的必要性，从解决社区现有无人管理、缺乏保障机制等问题出发，基于治理理论提出适用于我国的社区应急建设模式 [ 5 ]。庞宇通过对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技术层面的创新，探索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撑的社区应急管理新模式 [ 6 ]。应急救援建设方面：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陈秀万、杨凯欣等人运用空间信息技术、卫星定位技术、网络与移动信息技术以及系统集成技术等科技手段，以成都市为例探索系统的城市应急救援联动模式，使系统最大限度的发挥效能 [ 7 ]。邓军、李贝注重对矿山应急救援建设的探索，提出应建设多功能的创新型应急救援机制 [ 8 ]。康青春、马宝磊针对我国消防应急救援指挥体系提出问题，并具有针对性的在法律体系、救援设备、应急联动模式等方面。 综上，国外应急能力建设起步早，对应急能力的评估标准、应急理论的诠释理解和实际应急建设实施等方面成果颇丰。但是，国内现有应急能力建设研究注重对应急评估指标的选取及其模型的构建，较少与实际相结合，运用于某一城市的应急能力评估工作中的更是鲜有。且现有应急评估工作存在评估对象单一，缺乏系统的综合性应急评估框架等情况。与此同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急救援处置能力、信息传递沟通建设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阻碍城市应急能力的优化提升。城市应急能力的高低，与其应急能力建设得当与否密不可分。本文通过对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应急救援队伍的组成、应急物资的储备建设等方面对我国应急能力建设现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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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城市应急能力建设短板 城市突发事件种类繁多，灾情复杂，且可有效使用的空间资源、人力资源十分有限，因此，通过分析我国城市应急能力建设短板，寻找不足之处，并以此为切入点，落实情况、重点解决。暨期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缺点转变为优势。为此，本文在城市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筛选排查出应急能力的薄弱点和短板，总结整理后具有针对性的提出优化路径。 3.1. 缺乏应急设备开发和专业的指导人才 一方面，相比较欧美等一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我国可用于应急工作的设备种类较少，技术相对落后，自主研发、生产能力较弱，高精尖设备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应急设备中常用的基础设备为救援设备、通讯设备、医疗设备、消防抢险设备，此外还有适用于某一特定环境下的突发事件专用应急设备。例如，矿井专用后备电源装置、井上快速移动救援平台和新型氧气呼吸器；水上应急生命探测救援设备“夜通航”等。目前我国应急车载、机载等移动型基础应急设备数量占比较大，更为精密的数据监测平台、高空水下作业仪器、针对性较强的专业设备、智能辅助型设备相对缺乏，已投入使用的设备运行效率低，精确性不高，并且这类设备价格高昂对于中小型城市来说难以实现其应急部门的普及使用。另一方面，当应急设备足够科技化的同时暴露出缺乏与之匹配的专业指导、使用人员，只是单单增加高端应急设备容易造成的无人懂、无人会、无人操作的情况，导致设备闲置、浪费，因此需在提升硬件水平的同时应逐步强化配套的软件水平，培养应急设备的专业使用人才，使其二者相互匹配共同发挥作用，推动城市应急能力快速提升。 3.2. “信息孤岛”现象阻碍应急工作的顺利进行 “信息孤岛”问题是通过借用信息科学领域概念来解释应急工作中出现的信息孤闭如同孤岛的现象，是当今世界各国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的产物。在具体应急管理工作中为表现为突发事件的客观信息传递闭塞、信息关联脱节、信息共享滞后；部分应急人员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缺陷，曲解对突发事件客观性认知或盲目拒绝、相信某一信息来源都有可能影响应急信息分析和应急决策主体对信息表征及其价值的判断，导致错误理解、混乱理解相关信息的本质内容。我国应急信息化建设深度和广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明显的发展，且应急管理的多个部门层级分明，体系较为分散，都具有各自独立的信息获取途径，容易忽视其信息资源的使用、保存和共享，导致应急管部门长期对“信息孤岛”问题视若无睹未得到解决。应急管理信息的滞后传达、数据缺失、标准差异、瞒报漏报都会阻碍城市应急工作的顺利进行。 3.3. 城市单一应急管理体系导致的相关问题 应急反应框架运行情况展现出突发事件发生时城市的综合应对能力，是精确灾难情况，降低伤亡人数的一道关键程序。伴随着城市公共突发事件关联性、耦合性的逐渐增强，单灾种应急反应框架的“碎片化”、“条块化”、职权冗余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碎片化”和“条块化”侧重于从应急管理工作的整体性方面来讲，它们是我国传统城市应急管理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层级以及条块上的分散、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等问题；职权冗余指的是应急工作职务重叠、职能界定不清、职务执行过程繁琐拖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故而导致城市的应急能力水平停滞不前，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甚至呈现出倒退的趋势。2018年应急管理部的成立代表我国应急工作开始从单一向综合、业余向专业的转变，但仍要面临转型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与挑战。 3.4. 跨区域的综合型应急救援建设相对落后 城市规模庞大，不同区域存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上的差异，突发事件呈现出必然的差异性、多变性和不平衡性。传统应急救援无论是基地建设还是队伍组成，都存在职能单一、专业能力差、层级分工混乱以及资源成本浪费等问题，造成应急能力低下，不能满足政府以及社会的需要。为了迎合科学发展观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强化综合应急质量，全国范围内综合性训练基地陆续建成，跨区域作战的6个国家级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也即将投入使用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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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城市应急能力建设提升路径分析 4.1. 行动导向——前沿的应急能力建设观点 关于城市应急能力建设问题有不少学者都对此展开过讨论，逐渐涌现出大量的城市应急能力建设创新思想、创新方法，有些观点在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应急能力建设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一套适用于我国城市的应急能力提升路径。在中国知网上以“城市应急能力建设”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近年来很多新鲜的观点可供我们学习、参考、借鉴。例如，最近几年流行的韧性治理理念、协同治理理念、信息治理理念以及风险管理理念等，以及定量分析、模型套用、基于典型案例分析的城市应急能力建设方法。通过了解、运用这些前沿的观点，能够使城市应急能力做到与时俱进、充满活力，走在世界的前端，为我国城市应急能力注入新的灵魂，成为一切应急行动的指向观点。 4.2. 行动手段——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 情报收集、情报管理、情报应用作为全球竞争的新兴“武器”，可通过充分发挥应急管理、调度中心的信息整合、情报先导、数据统一、辅助决策作用从而推进城市应急的信息化治理，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城市居住人口复杂性、互联网用户繁杂性造就了城市复杂繁多的信息网络，因此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应符合城市的特有属性，在信息组织架构以及管理运行模式方面对现有的各类信息管理系统和情报数据系统进行梳理整合或体系化集成。但与此同时，应注意避免出现情报黑箱、信息冗余、数据壁垒、系统孤岛、信息重复利用等问题，保障信息的实时连贯性、共享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以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作为城市应急工作的行动手段 [ 10 ]。 4.3. 行动指南——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城市公共应急预案是指面对城市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通常建立在综合防灾规划之上 [ 11 ]。一般分为总体、专项、部门以及地方四种应急预案，并且以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预防为主，平战结合等五大条作为应急预案编制的基本原则。城市公共应急预案内容涵盖应急指挥系统的分配、应急救援队伍的组成以及应急保障体系和事后恢复系统的设置，完善重点应放在整体编制过程、演练评估细节、环节定期更新、部门衔接情况以及对原有预案的查缺补漏等。确保应急预案的真实使用性，杜绝出现“重编制、轻启动”的形式应急预案情况。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城市应急预案框架从而使相应应急行动可有效应对非常规情况下发生的突发事件，成为城市一切应急工作的行动指南。 4.4. 行动动力——畅通的应急联动协同 通过上文可知城市之间的联合协作对于突发事件的及时响应、快速救援至关重要，畅通的城际应急联动不仅对于应急管理者来说可以增强工作信心、有利于正确决策、指令的下达。而且对于应急救援人员来说，同伴的增加使应急能力综合强度上升，充足的人员数量、雄厚的应急资源，保障了其救援效率以及救援自信。畅通的协同合作在突发事件结束后的日常工作中，同样会产生一些良好的效果。例如，增进城市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加协同合作默契性、城市应急优势互补、城市应急方法学习从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城际合作打下坚实的常态化基础。因此，需不断优化、更新城市之间的协同通道，保证其交流、来往的顺畅无阻，以此成为各个应急参与部门的行动动力。 4.5. 行动约束——严谨的突发事件法律法规 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少不了法律制度对其的严谨把控。应急管理框架层级分明，指挥、传递、执行过程分工明确，但实际运行过程中仍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以及滥用职权等违规现象，严重影响应急秩序，易产生不良后果。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灾害应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约束下，对于指挥层级权限的界定、执行层级的监督等问题有了明确的规定，该法案的实施意味着应急管理工作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标志着我国“从单一性到综合性、从临时化到制度化”的综合化突发事件应对格局基本形成 [ 12 ]。 4.6. 行动后盾——健全的应急保障体制机制 应急保障机制是维护前期工作稳步推进，中期工作顺利开展、后续工作有序可循的重要运行机制。我国应急管理一案三制成形后，应急管理体系趋于完善，覆盖突发事件预警、响应、恢复全过程的应急保障机制也应运而生。其一注重强化实用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可立即投入使用，第一时间为应急工作保驾护航。其二注重提升针对性，具有针对性的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保障应急资源的高效利用，长效规范，精准投放。其三注重整体统一性，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建设具有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统筹协调的综合型应急保障形式。 4.7. 行动辅助——有趣的应急文化宣传活动 我国应急管理文化是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富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有利于应急工作因地制宜，准确把握规律。一方面，广泛宣传应急知识，大量组织以应急为主题的互动活动，营造良好的应急知识学习氛围。另一方面，使应急知识、应急文化活动充满科学性、趣味性，深入人心，打破传统以板报、传单、横幅等为载体的应急文化宣传形式，灵活运用互联网、新闻媒体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从而更好的提高全民危机意识、增强民众自救互救能力以及对应急全面的认知。以文化作为基石、以文化作为武器，通过思想意识、普及教育提升城市群众应急能力建设认知，将应急意识深深的树立在人们心中，使应急管理工作得到广大的认同感和拥护感、使人民群众成为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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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背景：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 EMS)是指子宫内膜组织(腺体和间质)异位至子宫体腔外生长。最常见于25~45岁育龄期女性，属于一种良性疾病，却有类似恶性肿瘤的远处转移和种植能力。按组织发生和临床表现不同可分为腹膜型、卵巢型、深部浸润型及其他部位的内异症4种。其中深部浸润型又可分为4型，第4型浸润至肠道，称为肠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直肠和乙状结肠是最易受累的部位，发生率约3.8%~37%，其次是小肠和盲肠。直肠、乙状结肠EMS患者轻则无明显临床症状，重者可引发腹痛、排便习惯改变或周期性便血等非特异性消化道症状，临床鉴别较困难，易误诊为肠道肿瘤。病例介绍：本文中一例病人即出现明显的便血症状后来我院就诊。两次内镜检查均考虑直肠肿瘤，行手术治疗后明确为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结论：结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极易与直肠肿瘤混淆的一种疾病，诊疗过程中，要详细询问病史及既往史，便血与月经周期的关系。术前行完善全腹CT及肠镜检查，必要时于超声内镜活检，仍不能明确诊断时，建议腹腔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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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介绍 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在临床中属于一种罕见疾病，可引起便秘、腹泻、肛门坠胀、大便习惯改变及周期性便血等临床症状，临床表现不特异，极易与结直肠肿瘤相混淆，肠镜阳性率较低，误诊率较高。本文通过回顾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一例，并进行文献复习，总结该疾病的诊断要点、治疗方法及误诊因素，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降低误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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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案例介绍 病人戈某某，女，45岁，因“右下腹疼痛1年，间歇性血便3月。”入院。病人于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下腹间歇性疼痛不适，呈隐痛，无恶心、呕吐，3月前出现暗红色果冻样大便，不伴粘液，有里急后重感及大便变细，无寒战、高热等不适。1周前于当地医院行肠镜检查，提示：直肠肿物。当地医院病理提示：送检组织慢性炎，部分腺体呈轻度非典型增生。请我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院病理科会诊：管状腺瘤。既往史、个人史均无特殊情况。查体：腹部平坦，肚脐下3~5 cm处压痛，有反跳痛，未及明显肿物。直肠指检：于胸膝卧位进指约6 cm，未及明显肿物。入院后于我院内镜中心行结肠镜检查示：直肠肿物，详见图1。病理仍未发现肿瘤细胞。追问病史，病人月经史与便血情况几乎同步。结合CT (详见图2)表现不排除有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病人腹痛逐渐加重，同病人及家属沟通病情，要求手术，随即我科联合妇科进行手术治疗，术中发现：肝、胆、胰腺、脾脏等未见明显异常，直肠与子宫关系密切，但未及明显癌性肿物，左、右卵巢分别可见一2 × 3 cm、7 × 4 cm大小囊性肿物，其中右侧已出现囊肿破裂。行直肠部分切除术 + 右侧附件切除。术中冰冻病理：直肠壁全层及肠周脂肪组织内见异位子宫内膜腺体及间质。右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并黄体囊肿。术后病理如图3。 图1. 患者术前内镜检查结果 图2. 患者术前腹部CT结果 图3. 直肠里面内膜腺体放大100倍镜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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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3.1. 形成机制及临床特点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原因，目前各种学说比较多，本文采用目前最主流的学硕：Sampson教授提出“种植学说”，此学说认为月经血中所含内膜碎片可以随月经血发生逆流，然后经输卵管管腔进入腹腔，从而种植于盆腔，并在种植部位继续生长、侵袭、蔓延，形成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 [ 1 ]。此外猕猴试验证实逆流入盆腔的经血，可形成子宫内膜异位病灶。人为因素包括宫颈及阴道部位的损伤、剖腹产、分娩、引产、流产、手术、腹腔镜等情况将子宫内膜带到身体其他部位异位种植的内膜。我国著名的妇科教授朗景和经过系列对照研究对此学说做了补充，即异位的内膜碎片形成病灶，需经过粘附、侵袭、血管生成等三个步骤 [ 2 ]。当结直肠受累时，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如腹泻、便秘、里急后重及周期性便血等不适，因此对于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必须与肠易激综合征、孤立性直肠溃疡综合征和直肠肿瘤进行鉴别诊断 [ 3 ]。 3.2. 诊断方法及鉴别诊断 CT平扫或者增强CT检查常用于诊断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及子宫腺肌病，但特异性较差，其中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可在CT检查上表现出特异性征象：囊内局灶性高密度灶，高度提示凝血块，液性部分不强化；另外CT引导下的穿刺性病理学诊断有利于确定肿物性质，术前对怀疑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进行常规增强CT等影像学检查也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 4 ]。此外，有学者通过对43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其中28例行MRI，研究结果显示，MRI诊断准确率为92.9%，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在用MRI诊断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时，因经期出血及月经周期等因素，容易混合新旧病灶有一定的误差率 [ 5 ]。 除影像学检查外，术前检测血清CA125值和抗子宫内膜抗体是临床诊断及检测内异症和卵巢癌的重要生化指标。但观察发现只有50%的早期卵巢癌患者存在血清CA125升高情况，内异症也会发生血清 CA125升高情况。血清CA125不能作为诊断内异症恶变的特异性指标，其风险评估临界值为43~165 KU/L，但最终确诊还需术后病理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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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对于结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人来讲，笔者认为应当从几方面引起重视：1) 仔细询问病史，尤其是月经和便血是否具有相关性，病人如果存在间歇性便血应详细完善检查，排除是否存在妇科疾病；2) 不能过度依赖内镜检查，本文中所讨论的这位病人，多家医院内镜中心的医师均认为肿物非常疑似恶性肿瘤，但病理均提示未发现肿瘤细胞，此时不能简单的以为没有取到恶性肿瘤细胞，需进一步完善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3) 影像学检查尚不能确定结直肠肿物时不可急于手术，请妇科会诊，目前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手段并不仅有手术这一种方式，还包括药物治疗、介入等治疗方式；4) 术前做好知情同意，像本例病人，出现明显的便血，且出现腹痛逐渐加重，出现腹膜炎表现，高度怀疑存在附件囊肿的破裂，应及时手术；术后告知病人需及时到相关科室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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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同意书 本病例报告资料搜集及发表已获得病人及授权人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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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本就资源紧缺的医院带来了重大冲击，主要原因是医疗人员短缺，人才匮乏。招聘难、配置难。本文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背景下，根据现在医院人员招聘和人才配置方面存在的招聘规划不科学、不合理，招聘渠道单一以及医院从事招聘方面工作的人员专业性的匮乏，提出医院应当深入思考，转变人员招聘和人才配置模式，完善招聘的准备、实施和招聘工作，注重人力资源规划，科学设计招聘方案，层层甄选人才，持续壮大医院的人才队伍，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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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招聘是指为了组织发展需要，对组织人员职务升降、调岗、职务晋升等产生的空缺补位而进行的内部和外部招聘活动 [ 1 ]。人员配置则是指组织采用科学方法，根据人岗匹配原则，将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有效结合，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近年来，医院越来越重视人员招聘和人才配置，它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十分重要，直接影响医院的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医院的人员配置和人才配置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改变了医院人才招聘、选拔、任用的传统方式和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疫情将持续成为常态化，在此背景下，医院如何高效开展人员招聘和人才配置工作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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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内容与意义 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是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打头阵环节，在医院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指导下，吸引符合医院发展条件的潜在人员，并通过科学选拔出优秀人员，提供待遇有保障、发展有前景的平台，确保医院人才队伍建设扎实，满足医院发展需求。 2.1. 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内容 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是分阶段完成的系统工程，包括招聘信息发布、候选简历筛选、岗位素质建模、素质测评、笔面试考核、人员录用等环节。其中，招聘信息发布主要围绕所空缺的岗位，选择合适的招聘信息发布渠道，根据各个岗位任职资格，发布招聘信息，解决候选人稀缺困境 [ 2 ]；候选简历筛选则是根据岗位要求，有效筛选候选简历，初步了解候选人的知识、能力结构，确定合格的入围人选；岗位素质建模则是构建岗位胜任力模型，科学衡量人岗匹配精准度；素质测评则是通过MBTI性格测试、心理健康测试等测试对候选人进行综合测评，为选聘提供参考，做到知人善用；笔试考核则是根据医院需求定制化设计笔试内容并组织实施，更清晰考核候选人综合及专业素养；面试考核则是通过精准高效的面试方式如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述职演讲等方式，并基于岗位胜任力设计面试试题，准确考察人岗匹配度，对面试官进行培训，客观公正评测候选人；在完成这一系列工作后，进入人员录用环节，完成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工作。 2.2. 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意义 人员的招募与人才配置是人力资源工作的前提，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在为医院提供人员补充的同时，为医院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血液，使医院充满生机和活力，有利于组织创新和管理革新 [ 3 ]；有利于提高医院的竞争优势，现代医院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一家医院拥有的人才决定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工作能否与医院发展实际需要相一致，对医院的竞争力，发展目标、发展规划、绩效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是一个双向选择，有利于塑造医院的形象，招聘不仅仅是招募人才，还可以向外界宣传医院的组织文化、管理模式、发展方向，从而树立医院文化品牌和医院形象，提高知名度，从何更好的吸引激励和留住更优秀、更合适的人才。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作为人力资源的一个环节，直接影响医院日常活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招聘和配置工作可以让员工更满意，配合更默契，工作效率更快提升，因此，招聘和配置工作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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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问题 在疫情的影响下，医院各项工作均受到较大影响，在医务人员本就紧缺的大环境下，医院人才队伍再次告急，给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带来了较大挑战。 3.1. 招聘规划不科学、工作混乱 当前，很多医院忽略了人力资源规划，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方案缺失，招聘计划不合理，招聘工作开展随意，盲目性较强。部分医院在人才流失后，未及时跟进岗位分析和有效规划，在人员补充中，因为时间匆忙，往往降低录用标准，导致招聘工作混乱 [ 4 ]。同时，由于部分单位提供的信息与应聘者信息不对称，资源规划缺少科学性，信息分布不对称，很可能会错过人才。 3.2. 招聘渠道、方法单一 医院作为公益事业单位，一直以来通过官网发布招聘信息，坐等应聘者上门，同时组织线下甄选，考察方式主要为笔试和半结构化面试，招聘方式单一，无法考察出应聘者真实能力 [ 5 ]。在今年2月份，人社部下达通知明令禁止现场招聘，大部分医院在上半年无法开展招聘活动。近几个月，疫情已演变为常态化，仍需不断戒备，这也给招聘工作带来的不小阻力。在此背景下，医院若坚持传统的招聘模式，人员招聘工作势必开展难，人才配置工作势必效率低。 3.3. 工作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升 医院的人力资源工作人员代表了医院的形象，但由于部分人员专业能力和态度认知不足，在人员招聘和人才招聘中存在较大问题，包括不专业、不尊重应聘人员等。在信息发布、简历筛选等环节，无一不需要工作人员细致和耐心；同时，有时候招聘者会根据自身喜恶评定，导致招聘不公平，降低医院的形象，流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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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有效解决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问题的对策 针对医院人员招聘与人才招聘中存在的问题，面对常态化的疫情，医院的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人员招聘与人才配置工作。 4.1. 做好准备工作，打好招聘与配置工作的根基 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前期准备工作。首先，医院应定期从人员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围绕环境分析、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人力资源供给分析、人力资源规划制定四个方面定期编制人力资源规划。其次，要进行充分的工作分析、编写规范和清晰的岗位说明书，并建立每个岗位的胜任力素质模型和知识技能标准。最后，科学拟定招聘需求，确保人员招聘和人才配置工作有序进行。 4.2. 强化实施工作，完善招聘与配置工作的过程 首先，规范招聘流程(见图1)拓宽招聘渠道，是提高招聘与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前提，是招聘工作开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图1. 招聘流程 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拓展多种创新型网络招聘渠道，针对80、90后人才，尝试微信、微博、专业论坛等当时招聘人才；针对高级人才，可通过参加医疗行业协会，接触重点人才，或者尝试猎头招聘方式。此外，通过不同类型的人才，选择不同的招聘渠道。首先，通过内部晋升、外部补充和猎头等方式完善管理人员招聘渠道；其次，尝试校企合作模式，通过校园、电视报刊和网络完善基层医护人员招聘渠道；最后，通过网络、现场招聘，接触劳务派遣公司等完善行政后勤人员招聘渠道。 其次，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科学甄选人才，建立人才库管理机制 [ 6 ]。在疫情持续的情形下，创新使用线上线下招聘，对工作人员的要求较高。因此，要加强对招聘人员和面试官进行培训，包括流程、评价标准等，保证专业性。针对各个岗位，通过胜任力模型和知识技能要求，科学筛选简历，丰富笔试试题，采用合适的面试方式，并利用心理测评、评价中心技术等测评方法全方位考察候选人。近年来，国内的医疗人员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因此，要建立人才库，将条件较好的求职简历列入人才库中作为储备，定理清理，并保持一定的联系，这样能第一时间补充到合适的人才。 最后，完善录用跟踪。在医疗行业中，良好的医德是必备的基础条件，因此要加强背景调查和试用期考核。在试用期结束后，正式聘用该员工，完成人才配置工作。 4.3. 持续跟踪评估，及时改进招聘与配置工作的不足 医院通过对整个招聘与配置工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可以避免错误再犯，也能帮助人力资源部门改进招聘工作 [ 7 ]。因此，要运用定性和定量方式对招聘和配置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定性方面，通过用人部门对招聘工作的评价和对新员工的满意度评价进行评估；定量方面，则可以通过对成本、完成时间、完成数量和完成质量四个方面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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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医院人员招聘和人才配置工作并不单一，而是一个持续系统的过程。医院人力资源工作人员要在工作中避免招聘过剩或不足的情况，面对持续常态化的疫情，要积极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结合传统工作方法，科学制定措施，高效完成人员招聘和人才配置工作，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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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利用决策树方法探讨和分析行为习惯和常见疾病协同影响颈动脉硬化的模式。方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查体并符合入组标准的人员573例，其中颈动脉硬化组329例，非颈动脉硬化组244例。收集人口学因素、行为习惯因素、伴发疾病因素、颈动脉超声指标等。采用卡方检验、t检验、logistic回归、决策树计算等方法，分析行为习惯和常见疾病协同影响颈动脉硬化的模式。结果：卡方检验及T检验显示年龄、吸烟、饮酒、高脂饮食、体育锻炼、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与颈动脉硬化的发生相关；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高脂饮食、高脂血症、体育锻炼、高血压与颈动脉硬化呈线性相关关系；决策树模型显示高血压是根节点影响因素，年龄、吸烟、体育锻炼、高脂饮食、高脂血症、糖尿病、饮酒等因素对颈动脉硬化的发生有不同的协同影响方式。ROC曲线下面积对比证实决策树模型优于logistic回归分析(p < 0.05)。结论：颈动脉硬化影响因素的决策树模型解释了不同因素的非线性协同效应或叠加作用模式，为高危人群早期识别和干预提供了一种工具，辅助疾病防控和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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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颈动脉粥样硬化(carotid atherosclerosis， CA)是反映全身动脉硬化病变的一个“窗口”，超声检测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是判断颈动脉硬化程度的可靠指标 [ 1 ]。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有高血压 [ 2 ]、吸烟 [ 3 ] [ 4 ]、糖尿病 [ 5 ] [ 6 ]、高脂血症 [ 7 ]、年龄 [ 8 ]、大量饮酒 [ 9 ] [ 10 ]、不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 [ 11 ] [ 12 ] 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肾功能不全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负荷具有累积作用 [ 9 ] [ 13 ]。由此可见影响颈动脉硬化的多种因素具有协同或累加作用，但行为习惯以及慢性疾病如何叠加影响颈动脉硬化发生或发展目前尚不清楚。 决策树是一种使用多种影响因素进行疾病预测的数据挖掘算法 [ 14 ]，可以发现多因素对疾病发生或发展的影响模式及推测结局等 [ 15 ] [ 16 ] [ 17 ]。 本文借助决策树算法，收集健康查体人员的人口学因素、行为习惯因素、伴发疾病因素、颈动脉超声指标等，分析这些因素对颈动脉硬化影响的各种协同或叠加模式，以期明确不同行为习惯和慢病状态下导致颈动脉硬化关键要素，辅助防治颈动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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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收集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健康查体并符合条件人员的问卷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根据颈动脉超声结果划分为颈动脉硬化组(CA) 329人，非颈动脉硬化组(non-CA) 244人。本研究已通过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受试者及家属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取得知情同意。 纳入标准：1) 年龄60~90岁；2) 听力、语言表达能力正常，能够配合问答及检查；3) 认知能力正常，无帕金森、痴呆等疾病。排除标准：1) 恶性肿瘤、风湿免疫疾病等治疗药物对颈动脉有显著影响的慢性疾病；2) 认知障碍，不能理解并正确回答问题；3) 疾病终末期。 颈动脉硬化诊断及分组标准：以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 < 0.9 mm为正常(非颈动脉硬化组)，1 mm以上且分叉处的厚度在1.2 mm以上定义为颈动脉硬化(颈动脉硬化组) [ 18 ] [ 19 ]。 2.2. 数据收集 问卷中一般人口学信息包括：年龄(60~90岁)、性别(男性或女性)、体质指数(BMI = 体重(kg)/身高²(m 2 ))；行为习惯及生活方式信息包括：吸烟习惯、饮酒习惯、饮茶习惯、高脂饮食、体育锻炼等(是或否)；既往病史包括：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等(是或否)。 各因素判定标准：1) 颈动脉硬化：通过医院工作系统查阅研究对象颈动脉超声获取数据；2) 高血压：① 非同一天3次测量，收缩压140 mmHg及以上和(或)舒张压90 mmHg及以上 [ 20 ]；② 已明确为高血压且正在接受降压药物治疗者。3) 糖尿病：① 空腹血糖7 mmol/L以上和/或餐后两小时血糖11.1 mmol/L及以上，或任意时间血糖值 ≥ 11.1 mmol/L [ 21 ]；② 正在进行降血糖治疗。4) 高脂血症：① 总胆固醇值 ≥ 6.2 mmol/L和(或)低密度胆固醇值 ≥ 4.13 mmol/L [ 22 ]；② 正在口服降脂药物治疗。5) 吸烟习惯：既往每日烟草消费量 ≥ 1支，时间持续1年以上者 [ 23 ]。6) 饮酒习惯：每周至少喝一次酒，如在节假日喝少量酒则属于不饮酒 [ 24 ]。7) 饮茶习惯：饮用各品种茶叶中的一种或几种持续1年以上 [ 25 ]。8) 体育锻炼：每周体育锻炼 ≥ 3次且每次持续30分钟及以上。9) 高脂饮食：每周食用高胆固醇或脂肪性食物(如油炸食品、奶油制品等)的时间 > 3天并持续半年以上 [ 26 ]。 本研究的调查员由老年医学科医生和研究生组成，开始调查前，必须对调查员进行标准化培训，熟悉掌握问卷内容及提问技巧。问卷完成后，由两名调查员分别录入数据，进行核对并编号存档。另外两名调查员负责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2.3. 统计学方法 连续变量采用均数 ± 标准差(SD)表示(见表1)，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见表2)和logistic回归(见表3)，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受试者资料均列入表格。决策树分析模型采用IBM SPSS Modeler 14.1纳入所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见表4，图1)。使用MedCalc ® statistical software构建颈动脉硬化决策树模型与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颈动脉硬化发生风险的ROC曲线对比图，观察曲线下面积(AUC)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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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年龄、吸烟、饮酒、高脂饮食、体育锻炼、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病史等变量是识别颈动脉粥样硬化高危人群的因素。其中高血压是最关键的变量，被选为树的根节点。本研究表明，有吸烟、饮酒、高脂饮食，无体育锻炼，有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史的年龄偏大人群较易发生颈动脉硬化。这些结果与最新的诊疗指南等相关文献的结论一致 [ 4 ]。 本研究中，有高血压病史比无高血压病史者更易发生颈动脉硬化。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的病情发展通常经历如下历程：最早由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高血压、高脂血症、高血糖等)造成内皮损伤并发生炎症，形成动脉硬化斑块 [ 27 ]。高血压是人群中风险最高的脑卒中危险因素，与血压正常者相比较，有高血压的人患脑卒中的危险要高4倍 [ 28 ]。高血压是致使动脉内膜–中膜厚度(IMT)增加及粥样硬化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危险因素，在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加速促进的作用，是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 29 ]。 无高血压分组中：1) 年龄 < 70岁的人群中，不吸烟者比吸烟者患颈动脉硬化风险低；2) 年龄 ≥ 70岁人群中，有体育锻炼者发生颈动脉硬化的概率更低；3) 年龄 ≥ 70岁且有体育锻炼人群中，有吸烟习惯者更易发生颈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首要危险因素是年龄，同时，高血压、不良膳食习惯、体力活动不足等危险因素显著加快动脉硬化的发展进程 [ 27 ]。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脉壁僵硬度增加，使动脉弹性减退，从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事件 [ 30 ]。吸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因素之一，同时也是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其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呈正相关。有学者 [ 31 ] 通过对7284例北京社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的横断面研究证明，吸烟对颈动脉硬化的作用是累积的，并可与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代谢紊乱及肥胖等可控因素相互影响。吸烟不仅参与了颈动脉硬化的形成和发展，并能加重高血压患者大中动脉硬化 [ 32 ]。运动能降低血压、改善内皮功能、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脂质代谢或降低体重 [ 33 ]。血管老化的发生在饮食习惯和体育活动方面是存在差异的，终生自愿有氧运动能够保护动脉免受衰老和高脂西方饮食的损害，保持血管功能，预防血管氧化应激和炎症的损伤 [ 12 ]。 有高血压分组中：1) 有高脂饮食人群更易发生颈动脉硬化；2) 无高脂饮食人群中有高脂血症较无高脂血症者更易患颈动脉硬化；3) 无高脂饮食且无高脂血症人群中，有糖尿病者较无糖尿病更易患颈动脉硬化；4) 无高脂饮食、无高脂血症及糖尿病人群中，有饮酒习惯者较不饮酒更易发生颈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高血糖等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窗口，高脂血症是动脉硬化的首要危险因素 [ 34 ]。脂质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膳食干预可有效控制血脂水平及颈动脉硬化，长期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 35 ]。多数研究认为脂质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 36 ]。有学者 [ 37 ] 发现，糖尿病患者其动脉硬化发生率较非糖尿病患者显著升高。临床研究已证实，2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并发症的患病率是非糖尿病人群的2倍 [ 38 ]。有文献显示，大量饮酒可以加重糖代谢异常并增高心血管系统风险水平 [ 10 ]；合并颅内动脉狭窄的卒中或TIA患者，饮酒可对未来卒中发挥保护作用，然而，大量饮酒、酗酒和急性酒精摄入可增加卒中和卒中复发风险 [ 33 ]。有学者对13，037例中国人的调查发现，饮酒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大量饮酒则可促进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 [ 39 ] [ 40 ]； ROC曲线下面积(AUC)揭示了哪种模型功能更好，精度更高 [ 41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决策树模型相比logistic回归模型有更大的预测精度。也就是说，该决策树模型在颈动脉硬化的诊断和筛查方面更有帮助。通过决策树模型更能直观形象的反映颈动脉硬化不同危险因素的致病特征，相比logistic回归模型，决策树模型可揭示各危险因素对颈动脉硬化发生的重要程度，具有什么特征的群体发生颈动脉硬化的百分比更高，这比仅分析哪些变量影响到结果更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而且避免了不同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而导致的有意义自变量的遗漏。应用影响因素对人群进行分类，可以找到发生颈动脉硬化概率的不同危险因素组合，以及保护因素的组合，方便指导临床工作，辅助临床诊断。 这项研究的局限性是本研究针对的是单一地区、单一医疗机构的特定年龄段的老年人群，纳入的影响因素仍然有限。另外，回顾性研究难以避免选择性偏倚及回忆偏倚。在未来，我们可以扩大研究规模，加入更多的影响因素，增加样本量，排除区域等未知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更普遍适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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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关注高龄、有高脂饮食、无体育锻炼、有吸烟、饮酒习惯、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病史的老年人群，开展有效预防、监测和治疗措施，控制颈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决策树模型能够直观展示各因素对目标疾病影响的非线性协同关系或叠加作用模式，有助于发现疾病高危人群，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对疾病防控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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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观察血管紧张素II 1型受体拮抗剂缬沙坦(Valsartan)对宫颈癌Hela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的影响及机制。方法：体外培养宫颈癌Hela细胞。采用不同浓度(0.1、1、10和100 μmol/L)的缬沙坦分别处理Hela细胞0、24、48 h，CCK-8法检测Hela细胞的增殖能力。缬沙坦(100 μmol/L)处理Hela细胞24 h后，采用划痕愈合实验和Transwell小室侵袭实验分别检测迁移及侵袭能力，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缬沙坦(10和100 μmol/L)处理Hela细胞24 h后，Hela细胞中Akt、p-Akt蛋白的表达情况。随后，在Hela细胞中加入Akt激动剂预处理1 h后，再加入缬沙坦(100 μmol/L)培养Hela细胞，采用cck-8法检测Hela细胞增殖能力，采用划痕愈合实验和Transwell小室侵袭实验，检测Hela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结果：使用缬沙坦(10和100 μmol/L)处理Hela细胞，能够抑制Hela细胞的增殖作用(p < 0.01)，缬沙坦(100 μmol/L)处理细胞后能够明显抑制Hela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p < 0.01)；缬沙坦(100 μmol/L)处理过的Hela细胞中p-Akt蛋白的表达量降低(p < 0.01)。Akt激动剂减弱了缬沙坦对Hela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的抑制作用。结论：缬沙坦对宫颈癌Hela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Akt信号通路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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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宫颈癌是危害女性身体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在全球妇女癌症中发病率位于第四位 [ 1 ]。据统计，晚期宫颈癌5年生存率不足40% [ 2 ]。因此，寻找抑制宫颈癌增殖及早期转移的方法及可能机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血管紧张素II (angiotensin II， AngII)通过与血管紧张素II 1型受体(AngII type 1 receptor AT1R)结合，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增加MMP-2、MMP-9的表达量，激活MAPK、PI3K/Akt等信号通路影响肿瘤的发生与发展 [ 3 ]。缬沙坦(Valsartan)是一种血管紧张素II 1型受体拮抗剂(ARBs) [ 4 ]，有学者研究发现，缬沙坦可以抑制宫颈癌细胞的增殖 [ 5 ]。既往研究发现，宫颈癌患者的疾病进展和预后与PI3K-Akt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相关，发生Akt高水平的磷酸化宫颈癌患者化疗后预后较差，生存期也较短 [ 6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缬沙坦(Valsartan)是否可以通过影响Akt、p-Akt的表达，继而影响宫颈癌Hela细胞的增殖、转移及侵袭等生物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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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细胞、试剂及器材 人宫颈癌Hela细胞株由青岛市市立医院肝胆胰细胞实验室馈赠；缬沙坦购自大连美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胎牛血清(FBS)，DMEM培养液，PBS缓冲液，0.25%胰酶-EDTA购自美国ThermoFisher公司；SDS-凝胶配制试剂盒、Akt激动剂、RIPA裂解液、蛋白酶抑制剂和PVDF膜购自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单克隆抗体鼠抗人Akt、p-Akt及单克隆山羊抗鼠抗体(辣根过氧化物酶)购自美国CST公司；单克隆抗体鼠抗人肌动蛋白(β-action)购自美国ABcam公司，6孔板，24孔板，96孔板，25 cm 2 培养瓶，Transwell细胞培养插件，Matrige胶购自美国Corning公司；CCK-8试剂盒购自日本同仁化学研究所；倒置显微镜购自日本Nikon公司；微孔板检测系统VersaMax (酶标仪)购自美国MolecμlarDevices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细胞培养及药物配置 宫颈癌Hela细胞株在含10% FBS、1%双抗(青霉素 + 链霉素)的DMEM培养液中，置于5% CO 2 、37℃和95%空气培养箱中孵育。每隔1~2 d传代一次，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进行实验。使用DMSO配置缬沙坦储存液，置于−80℃冰箱中保存备用，使用时用DMEM培养液稀释至合适浓度。 2.2.2. CCK-8增殖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的Hela细胞，调整每孔细胞数为5 × 10 3 个，接种于96孔板中，待细胞贴壁。稀释缬沙坦，终浓度分别为0.1、1、10和100 μmol/L，设置对照组(仅加入等体积DMEM培养液)。每组设置6个复孔，分别培养0、24、48 h后，每孔加入10 μLCCK-8试剂，继续孵育2 h。使用酶标仪测定450 nm处每孔的吸光度(OD)值。 2.2.3. 细胞划痕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Hela细胞，在6孔板中每孔接种5 × 10 5 个Hela细胞，然后置于培养箱中过夜，使用10 μL枪头在细胞中进行划痕，PBS冲洗细胞3次。实验组每孔加入含100 μmol/L缬沙坦的DEME培养液，对照组加入等体积的DMEM培养液，每组设置3个复孔，过夜。取划痕后0 h及24 h为时间点，置于倒置光学显微镜下拍照，实验重复3次。计算划痕愈合率。划痕愈合率(%) = (0 h划痕宽度 − 24 h划痕宽度)/0 h划痕宽度 × 100%。 2.2.4. transwell小室侵袭实验 将matrigel胶与无血清DMEM培养液以1:8的比例稀释并混匀，然后在transwell小室上室均匀平铺稀释的matrigel胶60 μL，置于培养箱中待其聚合成凝胶。取Hela细胞，实验组使用加入100 μmol/L缬沙坦的DMEM培养液培养24 h，对照组加入DMEM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为1 × 10 5 个/mL，各取100 μL加入transwell小室上室中，下室各加入含20% FBS的DMEM培养液600 μL。每组设置3个复孔，置于培养箱中培养24 h。取出小室，使用4%多聚甲醛固定30分钟。PBS清洗2次，使用0.1%结晶紫染色30分钟，PBS清洗3次。风干后，置于倒置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5个视野拍照并计数穿过小室的细胞数。每组设置3个复孔，实验重复3次，取平均值。 2.2.5. 蛋白质印迹法 分别用0、10、100 μmol/L的缬沙坦处理宫颈癌Hela细胞24 h后，收集各组细胞。使用RIPA裂解液冰上裂解细胞1 h，每10 min震荡混匀1次；在4℃条件下15，000 r/min离心20 min，收集上清液，获得总蛋白。采用BCA试剂盒测定总蛋白浓度。100℃沸水煮沸蛋白5 min，使其变性。待冷却后，上样，使用10%SDS-PAGE分离蛋白后进行转膜，将蛋白转移至PVDF膜上，用含5%脱脂奶粉室温下封闭1 h，TBST洗膜10 min × 3次。分别使用Akt、p-Akt及β-action一抗，4℃条件下摇床孵育过夜。TBST清洗3次，每次10 min。室温下孵育二抗2 h，充分洗涤后，滴入ECL发光液后置入暗盒中压片，并依次显影、定影。 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对比采用LSD-t检验，以p < 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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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缬沙坦对宫颈癌细胞增殖能力的抑制作用 CCK-8检测结果显示，缬沙坦对Hela细胞增殖的有抑制作用，且呈浓度依赖性，结果如图1所示，当处理24 h时，细胞OD值分别为(2.489 ± 0.082)、(2.143 ± 0.097)，48 h时分别为(3.128 ± 0.059)、(2.858 ± 0.113)，与对照组相比p值均 < 0.01。 图1. 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缬沙坦对Hela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 3.2. 缬沙坦对Hela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抑制作用 在划痕愈合实验中，结果如图2(a)、图2(b)所示，实验组Hela细胞迁移率为(18.13 ± 1.12)%，与对照组迁移率(36.14 ± 1.67)%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表明缬沙坦具有抑制Hela细胞迁移的能力。 进一步采用Transwell侵袭实验检测缬沙坦对Hela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结果如图2(c)、图2(d)所示，100 μL缬沙坦处理Hela细胞24 h后，对照组穿过小室膜的细胞数为(335 ± 20)个，缬沙坦处理组穿过小室膜的细胞数(267 ± 15)个。与对照组相比，缬沙坦处理组穿过小室膜的细胞数明显减少，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上述结果表明，缬沙坦对宫颈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图2. 缬沙坦(100 μmol/L)处理24 h后对Hela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100) 3.3. 缬沙坦抑制Akt信号通路的表达 采用Western blot检测不同浓度缬沙坦(10和100 μmol/L)处理Hela细胞24 h后，细胞中p-Akt的表达情况，结果如图3所示，与对照组蛋白相对表达量(2.62 ± 0.07)相比，实验组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58 ± 0.08、1.88 ± 0.05，但仅100 μmol/L缬沙坦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图3. 不同浓度缬沙坦处理Hela细胞后相关蛋白的表达 3.4. Akt激动剂减弱缬沙坦的作用 为进一步探讨缬沙坦是否通过Akt信号通路抑制Hela细胞的增殖，对照组(仅加入等体积DMEM培养液)，实验组1中仅加入缬沙坦(100 μmol/L)，实验组2中先加入Akt激动剂培养1 h后，再加入缬沙坦(100 μmol/L)，分别检测0、24、48 h时的吸光度(OD)值，每组设6个复孔，实验重复3次，取平均值。结果如图4所示，加入Akt激动剂明显消除了缬沙坦的作用。 图4. CCK-8法检测加入缬沙坦、Akt激动剂对Hela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 图5. Akt激动剂及缬沙坦处理24 h后对Hela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100) 3.5. 加入Akt激动剂对Hela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 同3.4处理Hela细胞，采用划痕愈合实验检测Hela迁移、侵袭能力，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Akt激动剂消除了缬沙坦对Hela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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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宫颈癌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目前治疗方式仍以手术治疗为主，中晚期可行放疗，辅以化疗及其它靶向治疗手段，但是对于有远处转移及复发患者的预后依然很不乐观 [ 7 ]。近年来研究发现，血管紧张素II与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血管紧张素II与肿瘤细胞中的AT1R结合发挥生物学作用，促进肿瘤细胞的血管生成、生长及转移 [ 3 ]。研究表明，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ARBs)在减缓肿瘤进展、血管生成和转移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在小鼠肺癌模型中，坎地沙坦可降低肿瘤血管的生成和肺转移 [ 8 ]，厄贝沙坦能显著降低大肠癌的生长、血管生成及肝转移率 [ 9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研究发现宫颈癌中表达AT1R，并且血管紧张素II可通过与AT1R结合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分泌促进子宫颈癌的增殖与侵袭能力，加入坎地沙坦则可以抑制这种作用 [ 10 ]。本研究通过CCK-8增殖实验证实，当缬沙坦浓度为10、100 μmol/L时能够抑制Hela细胞的增殖作用。在既往研究中，Wu等人发现，使用ARBs可以抑制膀胱癌细胞的增殖作用 [ 11 ]。此外，还有研究证明血管紧张素II可以促进乳腺癌细胞的粘附和迁移能力 [ 12 ]。并且在卵巢癌中研究发现，血管紧张素II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EMT)，从而增强卵巢癌细胞的转移性 [ 13 ]。在本实验中，使用100 μmol/L缬沙坦处理Hela细胞24 h后，通过划痕愈合实验和Transwell侵袭实验发现缬沙坦对Hela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PI3K-Akt信号通路在许多不同的细胞和组织中及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均呈现过度激活状态 [ 14 ]，Akt可被广泛的生长信号激活而发生磷酸化，生物学作用涉及细胞生存、增殖、迁移、代谢和血管生成等方面 [ 15 ]。临床研究表明，在宫颈癌患者中，高水平表达p-Akt的患者经过治疗后转移率升高，生存率降低 [ 16 ]。有研究表明，通过降低Akt的磷酸化水平，可以促进宫颈癌细胞的凋亡，抑制其增殖 [ 17 ]。本实验中，我们发现在100 μmol/L缬沙坦处理Hela细胞后，可以下调细胞中p-Akt的表达，而对Akt的表达无明显影响。这表明缬沙坦对Hela细胞的生物学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了Akt信号通路实现的。因此，我们进一步在缬沙坦处理组中加入Akt激动剂来印证这一推测。最终结果表明，加入Akt激动组中的缬沙坦的生物学作用被抑制，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以上结果表明，缬沙坦可以通过抑制Akt信号通路，从而对宫颈癌Hela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产生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细胞层面表明，抑制宫颈癌Hela细胞中的AT1R的作用可以影响PI3K-Akt信号通路的表达，从而抑制宫颈癌的增殖及侵袭能力。这提示我们AT1R可能成为治疗宫颈癌新的靶点，ARBs有望成为预防宫颈癌早期扩散及转移的辅助药物，但是肿瘤细胞的增殖及侵袭是多因素参与的结果，ARBs是否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对宫颈癌产生影响，在个体层面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生物学作用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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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又称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是一种病因不明，以免疫系统活化和血管内皮系统广泛损害为特征的急性自限性疾病。目前由于KD缺乏特异性实验室诊断以及特异性病理学特征，因此其诊断依赖于临床诊断标准的判定。不完全川崎病(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IKD)因临床表现不完全，容易被漏诊或误诊，未及时给予有效治疗，从而增加冠状动脉病变(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的发生率。本文就不完全川崎病的诊断和治疗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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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是一种病因不明，好发于儿童的急性血管炎性疾病。通常具有自限性，在没有适当治疗的情况下，发热和急性炎症表现可持续平均11日 [ 1 ]。冠状动脉病变(Coronary artery lesions， CAL)是其最严重的并发症，可形成冠状动脉瘤或冠状动脉扩张。未经治疗的KD患儿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达15%~25%，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儿童获得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经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治疗，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可降至4%左右 [ 1 ] [ 2 ]。据调查报道 [ 3 ]，近年来不完全川崎病(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IKD)病例逐渐增多，且相对于完全川崎病(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CKD)来说，因延迟诊断与治疗，更易发生冠状动脉病变，预后更差。因此，早期识别及诊断不完全川崎病并及时给予有效治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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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定义 疑似川崎病但并不完全满足诊断标准(即，发热 ≥ 5日，在以下５项川崎病的临床表现特征中仅具有２项或3项：1) 四肢变化：急性期掌跖红斑，手足硬性水肿；恢复期指趾端膜状脱皮；2) 多形性皮疹；3) 双侧球结膜弥漫性充血，非化脓性；4) 口唇充血皲裂，口腔黏膜弥漫充血，舌乳头突起、充血呈杨梅舌；5) 颈部淋巴结非化脓性肿大。)的患儿可能患有不完全川崎病。同时需除外渗出性结膜炎、渗出性咽炎、溃疡性口腔炎、大疱性或水疱性皮疹、全身淋巴结肿大或脾肿大 [ 2 ]。婴儿发热 ≥ 7日且无其他原因可以解释者需要考虑不完全川崎病的可能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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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流行病学 在日本、韩国、中国等东北亚国家，KD的发病率是美国和欧洲的10~30倍，但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发病率与日本一样高 [ 4 ]。日本和韩国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KD的发病率每10万 < 5岁儿童分别为308.0和194.7，中国北京采用问卷调查法结果显示为116.6 [ 4 ] [ 5 ]。近年来KD的发病率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内仍呈明显上升趋势，其季节流行性也较为显著。随着对KD认识的不断深入，发现IKD的病例逐渐增多，但其发生率尚不确定。韩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IKD的比例从2000~2004年的26.4%上升到2010~2014年的46.2% [ 6 ]。我国上海市的一项回顾性分析2013~2017年4452例KD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IKD占KD患者的比例为35.1% [ 7 ]。与年龄较大的儿童相比，婴儿中IKD更为常见，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未成熟的免疫系统导致对血管炎的反应减弱 [ 8 ]。川崎病很少见于青少年及成人，但相比于儿童，青少年及成人中不完全川崎病往往更加常见，国外的一项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150例KD患者中IKD的比例在10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分别为29%和59%，另有一项成人川崎病10例报告中6例满足不完全川崎病的标准 [ 9 ] [ 10 ]。国内相关研究发现，不完全川崎病患儿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汉族人群中BLK基因SNP位点与此相关 [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