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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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数字货币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新货币形态，数字货币价值和属性的争论凸显出根本性监管困境。数字货币借由互联网技术促进了交易发展，但是数字货币发展中的失范情形以及对金融秩序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这应该予以规范。特别是，数字货币监管者要认真考虑洗钱、逃税和网络犯罪等问题，这也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提升支付系统安全的关键所在。因此，一方面要制定相应法律规则防范和控制风险，另一方面要适当引导数字货币健康发展、稳定金融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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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做出全面部署，并对新时代下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在进行民商事活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制度不统一、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缺乏能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机制等问题，相关部门可采取构建统一有序的利益共同体、加快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解决民商事纠纷等措施，运用法治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建设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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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概况 1.1. 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发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不断深化，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共有64个参与国，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产生的争议和矛盾较为突出。想要在短时间内全面有效的解决65个国家的企业之间的民商事纠纷是不现实的。 2017年4月，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和律商联讯联合发布的《2016~2017年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显示，共有31%的被访企业在谈及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示曾经受到过法律的制裁。 1 从整体上来看，遭遇过民商事诉讼法律处罚的企业数量较多。 当前，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于解决企业民商事争议的机构众多，但现行的解决机制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没有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且沿线国家之间尚未形成一定的框架制度，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化合作组织，无法有效地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公平高效地解决民商事纠纷的迫切需求。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要想有效解决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大量民商事纠纷就必须从这样的时代背景出发，对症下药，治标治本。 1.2. 企业涉外民商事纠纷适用法律简要梳理 涉外民商事争议的解决途径主要有诉讼、仲裁和调解。国际上对于有关诉讼的公约主要有：1965年在荷兰海牙缔结的《民商事事项司法与司法外文书域外送达公约》(简称《海牙送达公约》)、1970年在荷兰海牙缔结的《民商事事项域外取证公约》(简称《海牙取证公约》)等，对于有关仲裁的公约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1958年缔结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简称《纽约公约》) [ 1 ] 。对于调解而言，各个国家对于调解的规定各不相同，常见于在专门的调解机构中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选择私力调解，即双方在私底下进行协商调解。 在我国，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的方法中最具权威性的公力救济途径是司法解决途径。司法解决途径即诉讼解决途径，由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法院来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系专门为涉外民商事诉讼所设法律规定。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采用的涉外民商事法律来看，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是很先进的，这也有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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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一带一路”战略下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机制的局限性 2.1. 解决民商事纠纷的能被广泛接受的机制较为匮乏 目前，加上中国总共有65个国家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范围横跨欧亚非大陆。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文化各不相同，导致“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解决纠纷的能被广泛接受的机制较为匮乏，主要的原因有：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适用各不相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不一，制定的法律也随国情的不同而相异。第二，有些国家的局势不够稳定，法治建设进程缓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格局动荡不安，有的国家正遭受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国内种族分裂，出现大量的政治冲突与碰撞。在这样严峻的形式下，很多企业对于一些好的资源项目进行投资时望而却步。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第三，现有的涉外条约在数量上和内容上都不够完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缔结的双边、多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在内容上规定不同一，在数量上极其有限。国际上通用的条约无法涵盖所有的国家。第四，现有条约无法解决新问题，沿线国家之间在诉讼解决争议方面的沟通不畅。国家与国家之间解决争议的双边、多边途径不畅通，导致企业之间缺乏诉讼方面的沟通。“总体来看，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构数量众多，但现有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解决民商事争议尚未形成有序状态，无法有效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公正、高效解决民商事争议的迫切需求，亟需进行配套机制完善与制度设计创新。” [ 2 ] 2.2. 日益增多的民商事争议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当下，中国的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之间产生了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推进发展，此类纠纷必然会日益增多。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现有的机制还不能满足企业试图及时有效地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吸纳了65个国家，关涉到的总人口约为44亿，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29% [ 3 ] 。这样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资本所产生的民商事争议数量也同样是惊人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员、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大量跨境流动势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民商事纠纷，这些纠纷解决的时效性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就有可能造成沿线国家间民商事争议积少成多，产生更深的矛盾。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解决机制的发展建立并没有与激增的民商事纠纷相配套。企业在投资建设过程中急需及时且有效的法律与制度的保障。 2.3. 缺乏一套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纠纷解决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上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的方式主要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种。“涉外民商事纠纷的诉讼解决主要涉及管辖权、法律适用、文书的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以及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几类法律制度。 [ 4 ] ”其中非诉讼解决的方式又包括自行协商、提交仲裁、第三方调解等。“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企业间发生争议的，可基于争议类型和自身情况、结合不同手段的优势和特点，自愿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但是现有的机制在实践中无法有效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公正、高效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的迫切需求，解决企业之间民商事纠纷尚未形成有序的状态，仍需进行配套机制完善与制度设计创新。从调解上看，调解协议效力有较大欠缺。在仲裁方面，沿线国家仲裁制度国际化水平不一，仲裁规则与程序、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制约了仲裁机制作用的发挥。对于诉讼，由于各个国家法律体系、社会局势、法律制度等相去甚远，导致现有解决机制无法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也导致这些解决机制无法及时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救济。此外，司法判决的“执行难”亦是当事人解决争议所面临的重大障碍，执行的制度和规定得不到大部分沿线国家的公认。因此，如何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能被大部分国家普遍接受的新争议解决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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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完善“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民商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措施 企业之间的民商事诉讼纠纷主要是指企业经营者在从事民商事活动中与合作方发生的纠纷而引起的诉讼。有关部门对这些纠纷的处理措施主要依赖于各个国家相关的法律要求，并且会参考合作双方在进行民商事活动时所签订的协议或合同。当然，除了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双方企业之间的权益之外，有纠纷的企业之间还可以私下进行调解，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解决纠纷。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以及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国，势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我国与涉外企业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最活跃的主体，仍受到多种负面因素的影响 [ 5 ] 。如何为企业创建或改善多种渠道解决问题的机制成为我们应当关注的重中之重。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为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奠定良好坚实的法律基础 [ 6 ] ，同时还要指明与之相对应的合作关系，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将这些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根据具体实际的问题去构思相对应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3.1.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法庭以推进统一规范的涉外法律制度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不断开展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与周边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传统的处理纠纷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形式的需要，反而会给我们当前的工作造成更大的困难。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我们急需一种全新的、统一有序的纠纷解决机制，去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特色大国的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7 ] 。“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各个国家希望加快发展的愿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合作发展平台，把中国同各沿线参与国的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准备工作有序建立后，中国可以主动提出与沿线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构建多边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多边法律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涉外诉讼案件的数量增加显著。诉讼机制作为“一带一路”司法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仲裁、调解相比，诉讼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公正性更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体系复杂多样，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东法系等并存。我国与沿线国家司法水平发展进程不一，司法合作的发展程度不均衡。鉴于各国现有的法律体制机制无法满足“一带一路”下企业对民商事纠纷的解决需求。因此，建立专门性的“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法庭成为众望所归。具体措施：可以参考201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简称SICC) [ 8 ] ，新加坡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之一，有很多共通之处值得借鉴。例如，在诉讼方面，SICC允许外籍律师参加诉讼，并设置了来自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国家的法官供企业选择，诉讼程序体现了鲜明的自治特征，有助于获得不同法系国家的认可。SICC作为新加坡最高法院的构成部分，其所做出的判决效力与最高法院等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维护了国际法庭的司法权威。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者，可以争取司法主动权，主动与周边沿线国家沟通将“一带一路”国际法庭设立在中国，但应充分尊重沿线国家意愿，最后还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3.2. 加强调解机构国际合作的同时增强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国际交流合作的加强是民商事调解机制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粤港澳商事调解联盟、内地-香港联合调解中心、中国-阿拉伯商事调解中心等合作平台的设立为跨境、跨国商事争议当事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渠道。完善“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调解机制需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民商事调解机构。为此可在国内推动有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民商事调解组织，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解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设立跨区域联合调解中心等合作方式不断提高我国商事调解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进而实现民商事争议及时有效的解决。 除此之外在拥有良好机制的基础上为使调解在“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优势和作用得以更好发挥，增强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保证调解结果终局性是关键，而完善机制衔接则是提升调解协议效力的重要举措。完善“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调解机制，我国可以从加强民商事调解组织与仲裁机构及法院的协调配合入手，一方面落实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通过将调解协议转化为仲裁裁决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另一方面依托诉调对接机制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执行，以弥补调解协议效力不足的缺陷，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以确保民商事争议有效得到解决。 3.3. 建立一套多元化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 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及时化解“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的现实需求和重要保障。2016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应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化发展，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充分尊重和支持中外当事人自愿选择争议解决方式，满足其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针对某一具体类型的案件纠纷制定多种(一般情况下为三种或者三种以上)解决方案。这种机制可以确保在纠纷发生的第一时间企业可以进行最有利的方案选取。在一种方案实施过程中若出现问题企业还可以及时采取其他种方案应急，以便高效且迅速的解决纠纷。这一举措的实施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八项要求相契合。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八项要求中的第八项明确指出要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措施。这种纠纷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存司法制度的高效利用与大力推广，有利于维护我国司法权利。这种全新的纠纷解决处理措施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要求相符合。从客观角度来看，这种全新的纠纷处理方式并不是对传统法律的挑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司法尊严的权利维护，更是对过去处理纠纷方式的一种延续与创造，这两种观念相互依存，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这也是本国经济体制不竭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结果。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经济政治层面上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富有远见的伟大战略构想，在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乃至国际的法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也有着重大意义。“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为我国在新的时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中国法治建设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大背景下，对于我国法律研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 9 ] 。如何有效地利用法治创新为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民商事活动保驾护航，如何构建一套公正、高效、实用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时代使命。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要从具体的问题中对症下药、大胆实践，充分借鉴现有组织，创新企业机制建设的同时统筹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与衔接，构建出兼具公正性、高效性与稳定性的多元化灵活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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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解江苏省市场销售淡水养殖鱼药物残留状况，在江苏省13个市采集了4种共493个淡水养殖鱼样品，分析了沙星类、非法染料类、磺胺类、杀虫剂类、镇静剂类和硝基呋喃类6大类共24种化合物的残留情况。结果表明，有7种化合物被不同程度的检出，检出率最高的是氧氟沙星，检出率达6.9%，检出率最低的是呋喃西林代谢物，检出率为0.4%；7种化合物被检出值范围分别为：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317.2 μg/kg~821.1 μg/kg)、孔雀石绿(1.3 μg/kg~64.0 μg/kg)、亚甲基蓝(16.8 μg/kg~60.2 μg/kg)、地西泮(3.44 μg/kg~22.6 μg/kg)、呋喃西林代谢物(0.85 μg/kg~1.4 μg/kg)。其中地西泮为镇静剂类药物，我国目前缺乏水产麻醉相关的法规，对鱼贩是否会过量、频繁地使用水产麻醉剂或其他镇静类药物，建议加强监管。 关键词 :淡水养殖鱼，药物残留，江苏省，市售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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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淡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呈逐年上涨的趋势，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7)》，淡水养殖面积为6179.62千公顷，比2105年增加32.4千公顷；其中淡水养殖产量为3179.3万吨，淡水鱼类产量为2815.5万吨，占淡水养殖总产量的88.6% [ 1 ] 。淡水养殖鱼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高度不饱和脂肪酸、糖类、维生素和无机盐，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食品 [ 2 ] 。但是，淡水养殖鱼会受到细菌性疾病的感染而给养殖户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应用抗生素类药物来控制水产养殖动物的各种细菌性疾病是国内外通行的对策，面对我国水产养殖动物细菌性病害频发的严峻局面，水产养殖者为了减少损失，多采用药物来防治鱼病 [ 3 ] [ 4 ] 。同时，新鲜活鱼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一些习性较为活泼的鱼还会冲撞水箱、与同类拥挤，造成伤亡和表面残损，并大量消耗氧气，引起整箱鱼类的缺氧。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施以低温、增氧等手段 [ 5 ] [ 6 ] ，人们还可以对鱼进行麻醉，目的是降低对外界的感知能力，降低新陈代谢 [ 7 ] [ 8 ] 。对鱼类进行麻醉是为了保证其经过运输后仍然鲜活，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应用，目前美国允许使用的水产麻醉剂为3-氨基苯甲酸乙酯甲基磺酸盐(MS-222) [ 9 ] [ 10 ] [ 11 ] ，澳大利亚和日本允许丁香酚在水产品中使用 [ 12 ] ，苯唑卡因在国外也使用较多 [ 13 ] 。然而，由于我国缺乏水产麻醉相关的法规，对鱼贩是否会过量、频繁地使用水产麻醉剂需要加强监管。 本研究对江苏省13个市的四种淡水养殖鱼共计493个批次样品中24种药物的残留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为监管部门识别并防范潜在的风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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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淡水鱼品种的选择 本研究通过考虑江苏省淡水鱼产量、居民消费偏爱程度以及国家食药总局、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的各类监督抽检及风险监测通报的结果，最终确定了江苏产量第一的鲫鱼、居民消费偏爱的黄颡鱼和被通报易检出不合格的鳜鱼及乌鳢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抽样数量分别为鲫鱼211批次、乌鳢128批次、鳜鱼93批次和黄颡鱼61批次。 2.2. 样品的采集 2017年7月至10月，在江苏省13个市的超市、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3种销售渠道采集淡水养殖鱼样品，根据淡水养殖鱼的产区(盐城、扬州、常州是全省鲫鱼养殖较多的城市)及消费量(南京、常州、南通有大型批发市场，水产品销售范围辐射广)，将全省5个有大型批发市场的市分为I类城市(南京、常州、扬州、盐城、南通)，其它为II类城市(苏州、无锡、镇江、泰州、淮安、宿迁、连云港、徐州)，抽检比例I类城市：II类城市约为2:1；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样品数量分别为104、276和113批次，各场所抽样数量比例分别为批发市场21.1%、农贸市场56.0%和超市22.9%。这493个淡水养殖鱼的地域和渠道来源分布见表1。采集回来的样品取出可食用部位，经匀浆法制样后，密封于封口袋，保存备用。 2.3. 检测项目和方法 根据以往水产监督抽检情况、本机构长期数据积累以及国外通报拟定，最终确定了6大类24个化合物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给监管部门提供数据支撑，因此在方法的选择上尽可能的选择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农业部公告。具体检测项目和使用标准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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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检测项目结果分析 表3列出了6种化合物的检出数量和具体数值。结果显示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检出数值最高，氧氟沙星和孔雀石绿检出数量较多，同时检出了镇静剂类药物地西泮和噻嗪类染料亚甲蓝。 Table 1 Sample numbers of 3 distribution channels in 13 citie 抽样地点 Location 销售渠道 Distribution channel 超市 Supermarket 批发市场 Wholesale Market 农贸市场 Farmers Market 连云港 10 18 无锡市 9 18 苏州市 9 18 南通市 11 10 35 镇江市 9 18 宿迁市 8 19 盐城市 9 12 33 扬州市 8 10 28 南京市 7 42 18 常州市 8 30 15 泰州市 8 19 徐州市 9 18 淮安市 8 19 总计 113 104 276 493 表1. 13个市3种销售渠道抽样数量 Table 2 Test items and method 类别 Type 检验项目 Item 检测方法 Test Method 沙星类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 GB/T 20366-2006 氧氟沙星 非法染料类 孔雀石绿及隐性孔雀石绿 GB/T 19857-2005 亚甲基蓝 SN/T 1974-2007 硝基呋喃类 呋喃西林代谢物 GB/T 21311-2007 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它酮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镇静剂类 地西泮 SN/T 3235-2012 驱杀虫剂类 六六六 GB/T 5009.19-2008 滴滴涕 敌百虫 GB 23200.94-2016 敌敌畏 磺胺类 磺胺嘧啶 农业部公告第1025号-23-2008 磺胺二甲嘧啶 磺胺甲基嘧啶 磺胺甲噁唑 磺胺地索辛 磺胺多辛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氯哒嗪 磺胺喹噁啉 表2. 检测项目及标准 Table 3 Numbers and values of positive item 检出项目 Positive Item 检出鱼种类及数量(个) Positive Type and Number 检出数值范围 Range/(μg/kg)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 黄颡鱼1、鲫鱼3 317.2~821.1 孔雀石绿及其代谢物 鲫鱼2、鳜鱼3、黄颡鱼4、乌鳢15 1.3~64.0 呋喃西林代谢物 鳜鱼2 0.8~1.4 亚甲基蓝 乌鳢3 16.8~60.2 氧氟沙星 黄颡鱼2、鳜鱼5、鲫鱼、9、乌鳢18 2.1~195.6 地西泮 鲫鱼5 3.4~22.6 表3. 检出项目的数量及数值 经数据分析得知，鲫鱼中检出地西泮、氧氟沙星、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的含量最高、乌鳢中检出孔雀石绿和亚甲基蓝的含量最高、鳜鱼中检出呋喃西林代谢物含量最高。 3.2. 地区抽检结果分析 表4列出了各个城市的样品检出率。结果显示各地的淡水养殖鱼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除淮安市没有检出外，其余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情况。 Table 4 Detection ratio of 13 citie 抽样地点 Location 抽样批次数 Total Number 检出批次数 Positive Number 检出率(%) Detection Ratio 连云港 28 5 17.8 无锡市 27 6 22.2 苏州市 27 8 29.6 南通市 56 13 22.8 镇江市 27 4 14.8 宿迁市 27 2 7.4 盐城市 54 6 11.1 扬州市 46 5 10.9 南京市 67 8 11.9 常州市 53 9 17.0 泰州市 27 4 14.8 徐州市 27 2 7.4 淮安市 27 0 0 表4. 13个市的检出率 3.3. 销售渠道结果分析 表5列出了各个销售渠道的样品检出率。结果显示批发市场的检出率为12.5%，相对较低，超市检出率为14.2%，农贸市场为15.6%，相对较高。 3.4. 淡水鱼品种结果分析 图1是4种市场销售淡水养殖鱼检出数量分布情况。由图1可知乌鳢检出36个数量最多、鲫鱼19个、鳜鱼10个和黄颡鱼7个。 3.5. 药物残留检出原因及初步分析 孔雀石绿可用于治疗鱼卵的寄生虫、真菌或细菌感染，据了解，孔雀石绿多在育苗时使用，对防治鱼苗的水霉病非常有效，可以保证苗种的存活率，但孔雀石绿在鱼体内消除缓慢，特别是其代谢物隐性孔雀石绿，鱼苗一旦使用，成鱼检出孔雀石绿的概率非常大 [ 14 ] ；氧氟沙星属人用药，目前仍不可用于水产动物细菌性疾病的防治，然而，由于其具有广谱抗菌性，抗菌性强，仍有不法商家会使用氧氟沙星 [ 15 ] ，且被监管部门关注较少，因此这两种化合物在本次研究中的检出数量最多。 恩诺沙星对鱼类的病原菌有较好的活性，抗菌力强，副作用小，广泛用于水生动物疾病的防治，环丙沙星是恩诺沙星在动物体内的代谢产物 [ 16 ] ；硝基呋喃类药物主要用于防治鱼类的细菌性和原虫性疾病，它们的原形药物在动物体内存留时间很短，很快就转化为分子量较小的代谢产物，而其代谢产物在动物体内残留时间较长 [ 17 ] ；亚甲蓝是一种噻嗪类染料，主要用于治疗细菌性疟疾，自从孔雀石绿被禁用于水产养殖后，亚甲蓝就成为一种替代品，用于治疗鱼类的水霉病和细菌感染 [ 18 ] ，本次研究中这几种化合物也有一定数量的检出。 地西泮是一种镇静剂 [ 19 ] ，可以降低鱼类对外界的感知能力，抑制应激，避免出现伤亡和表面残损，保证鱼类经过长途运输后仍然鲜活，本研究结果显示确实存在使用镇静剂类药物的情况。 Table 5 Detection ratio of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nnel 销售渠道 Distribution Channel 总批次数 Total Number 检出批次数 Positive Number 检出率(%) Detection Ratio 超市 113 16 14.2 农贸市场 276 43 15.6 批发市场 104 13 12.5 表5. 不同销售渠道的检出率 图1. 检出样品中不同种类鱼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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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493个淡水养殖鱼样品中，检出药物残留的样品数量为72个。本研究中的淡水养殖鱼样品中氧氟沙星检出数最多，磺胺类、六六六、滴滴涕和敌百虫没有检出。 2) 本研究检出地西泮药物残留样品5个，说明存在使用镇静剂类药物的情况。我国目前缺乏水产麻醉相关的法规，对鱼贩是否会过量、频繁地使用水产麻醉剂或其他镇静类药物，建议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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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当前，海水鱼类养殖业已进入了工业化发展新时期，从过去追求养殖面积扩大和养殖产量增加，向更加注重品种结构的调整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方向趋近。伴随着新的养殖品种不断推出，养殖设施工艺以及养殖技术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海水养殖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提质增效，生态优先。本文分析了当前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网箱养殖以及围网养殖三种养殖模式发展历程和现状，从设施工艺和养殖技术等方面对这三种养殖模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概括，并对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重点研究的相关主题进行了探讨， 以期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一步优化提升养殖工艺，促进海水鱼类人工养殖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海水鱼类，工厂化养殖，网箱养殖，围网养殖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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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健康饮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水产品因其丰富营养价值，逐渐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备佳肴，市场需求旺盛。目前我国可进行规模化养殖的海水鱼类主要有鲆鲽类、大黄鱼、河鲀、石斑鱼、鲈鱼、军曹鱼、鲑鳟鱼和鲟鱼等，养殖品种丰富。随着养殖业蓬勃发展，消费者与生产者已不仅仅满足于数量上的增长，还更加注重产品口感与品质，因此改善现有养殖模式，构建养殖新模式，提高其营养和品质，增加产品市场价值，成为当前水产养殖业的研究热点。水产养殖模式是指某一特定条件下，使养殖生产达到一定产量而采用的经济与技术相结合的规范化养殖方式，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网箱养殖和围网养殖是目前海水鱼类三大主要养殖模式。本文从养殖模式发展历程，设施工艺和养殖技术等方面对工厂化循环水、网箱和围网养殖模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概括，并对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重点研究的相关主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一步优化提升现有养殖工艺，促进海水鱼类人工养殖健康、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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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是指在室内海水池中采用先进的设备控制养殖水体的温度、光照、溶解氧、pH值等水环境因子，从而达到高密度和高产量的养殖方式。该种养殖模式处于高强度的生产状态下，具有生产效率高、占地面积少的特点 [ 1 ] ，是目前水产养殖重要组成部分。 2.1.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发展进程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丹麦的鳗鱼循环水养殖系统，即开始了循环水养殖研究，至20世纪末，我国在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设施和养殖装备上，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力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2003年国产循环水养殖系统在养殖生产上获得成功应用，这一养殖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受到了业界的普遍重视。近十几年来，工厂化循环水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发展，在政策支持、创新意识增强和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下，养殖育–繁–推一体化养殖结构不断趋于完善，经济效益也有了稳步增长。不少企业在鱼类工厂化养殖过程中引进了生物工程技术、纳米技术、微生物技术、膜技术和自动化等技术，构建了养殖鱼类生命维持和预警系统，并研发配套了一系列养殖应用软件，从而极大的提高了工厂化养殖自动化程度，使养殖用水循环利用率高达90%以上，初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信息化和管理现代化，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 2 ] 。 2.2. 工厂化循环水设施养殖工艺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主要分为全封闭式循环水养殖、半封闭式循环水养殖和流水养殖三大类。国内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是在普通流水养殖模式的基础上升级改造发展起来的一套较为完善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主要由物理过滤、生物净化过滤和杀菌、消毒增氧和自动投饵装置等几部分构成。 2.2.1. 物理过滤装置 微滤机、泡沫分离器和弧形筛是工厂化循环水最常见的物理过滤设备。外源海水经砂滤罐过滤掉水中颗粒、藻类、浮游动物和寄生虫等后进入车间，再经过微滤机、泡沫分离器和弧形筛再次过滤。我国微滤机最常用的网目规格为200目，筛缝间隙为0.25 mm的弧形筛可以有效去除循环水水中0.3 mm以上的固体颗粒，筛除率高90%，同时可以达到增加溶解氧、提高pH值、降低化学需氧量(COD)的目的 [ 3 ] [ 4 ] 。泡沫分离技术稳定，该技术可以有效去除养殖水体中的微小颗粒物质和可溶性有机物。 2.2.2. 生物进化过滤装置 生物净化过滤池及生物膜培养是循环水养殖系统关键设备。生物净化是由生物滤器表面的生物膜完成的，可以分解养殖水体中的有机质、氨氮、亚硝酸盐、硫化物及磷酸盐等有害物质，起到很好的杀菌、消毒、增氧效果。目前，国内外对于生物滤器中的反应原理以及化学反应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国内循环水养殖系统主要是以立体弹性填料为主的浸没式生物滤池，而国外循环水养殖系统则多运用柱子过滤器，移动床生物滤器以及流化砂床过滤器等。 2.2.3. 杀菌、消毒增氧装置 养殖废水经过微滤机后进入蛋白质分离器，除去水中蛋白质后进入微生物滤池处理系统，而后流入消毒设备。封闭式循环水养殖系统中杀菌、消毒主要依靠臭氧和紫外线，当紫外线波长为253.7 nm时杀菌效果最佳，而臭氧一般在1 mV/L以下。相对于臭氧杀菌装置，紫外线更易控制波长且无残留，所以紫外线装置使用较为广泛。增氧装置则根据生产需要选用不同规格增氧泵，将水和纯氧混合后射入混合罐中，保证养殖用水氧含量。 2.3.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应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雷霁霖院士根据北方沿海地理特征和产业现状首创了大菱鲆“温室大棚 + 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新模式 [ 1 ] ，随后随着工艺的提升，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逐渐在其他海水鱼类养殖中推广应用。鱼类是水生脊椎动物，其生长发育过程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下，过高的养殖密度，会对鱼类产生拥挤胁迫，影响鱼类生长，降低生产效益，因此根据鱼类摄食行为和生理特性选择最适养殖密度在生产中尤为重要。Suresh等研究表明，鱼类的生长率、存活率和食物利用率等均随着养殖密度的增大而逐渐降低 [ 5 ] 。王峰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处于快速生长期的半滑舌鳎为研究对象，设置4个密度梯度组，研究不同养殖密度对半滑舌鳎的生长及肉质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养殖密度降低，半滑舌鳎的生长速度、肥满度呈上升趋势，各养殖密度组的生长激素随养殖密度下降前期呈升高趋势，后期呈下降趋势 [ 6 ] 。乔伟等在大菱鲆不同密度养殖实验中，发现养殖120天之后，高密度实验组可达到60.07 kg/m 2 [ 7 ] 。同时发现，实验进行到第100天后，高密度组开始出现摄食状态不佳，少数大菱鲆开始出现伏底困难，并在接下来的20天相继出现10尾没有明显病症的大规格死鱼，同时氨氮、亚硝酸氮浓度开始缓慢升高，因此在研究进行到120天时结束。低中密度组最终养殖密度达到30.09 kg/m 2 、41.30 kg/m 2 ，两组大菱鲆摄食状态良好，氨氮、亚硝酸氮以及COD浓度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在李爱华、韩岑等人的高密度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实验中，也发现类似研究结果 [ 8 ] [ 9 ] 。由此可见，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下，在不同发育阶段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对提高经济效益甚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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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网箱养殖 网箱养殖于19世纪末起源于东南亚国家，上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由于其产量高、机动性强、见效快等特点，短短几十年间，在全国迅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近二三十年来，海水网箱养殖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了海水鱼类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 3.1. 网箱养殖发展进程 英国学者Malcolm CM Beveridge将网箱按作业方式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固定式、浮式、升降式和沉式。固定式网箱是将水泥桩或钢桩直接打入浅海海底，然后在其四周围上网衣，形成一个封闭的养殖区域。浮式网箱是目前生产实际中最普遍应用的一种模式，又可分为可翻转式网箱和非翻转式网箱，其中可翻转式网箱可通过翻转，有效的去除网衣上的附着污物；而非翻转式按框架材质又可分为刚性框架网和柔性框架网，刚性框架主要是由木材、玻璃钢等材料制作而成，柔性框架网主要由HDPE中空管或浮绳等有良好韧性的材料制成。升降式网箱能利用网箱的上浮与下潜的特性躲避海洋表层污染物或台风等恶劣天气对网箱造成的破坏。至今为止已研究出多种升降式网箱，其中HDPE中空管升降式网箱和钢结构升降式网箱应用最为广泛，前者是通过网箱框架中空管中水与气的交换改变浮力实现网箱的升降，后者是通过控制锁链的长度改变网箱的升降 [ 10 ] 。目前在实际生产中已开始实施应用沉式网箱，相关设施工艺有待改进和进一步提升。 3.2. 网箱养殖的设施工艺 网箱养殖设施主要由自动投饵系统、监控系统、鱼类分级和起捕装置、网衣清洗机、起网装备及其他附属设施组成。 3.2.1. 网线自动投饵系统 网箱自动投饵机是利用鼓风机作动力源，通过管道，使高速流动的空气把饵料吹送到网箱中央 [ 11 ] 。在管道出口处设一个凸起的障碍物，使高速流动的饵料因碰撞而分散，散开面积控制在4~5 m 2 。下料结构起初用电磁铁吸拉料门，但由于电磁铁经长时间使用，线圈易磨损而漏电，在生产中存在安全隐患，后期改用了偏心轮振动下料结构。控制器普遍使用定时开关机、间隔下料普通控制器。通过单片机控制器准确定时投喂时间和间隔时间，以适应摄食鱼的数量及规格变化的需要，减少饵料的浪费。 3.2.2. 网箱监控系统 网箱监控系统一种是光学监控，采用水下电视技术，在水质较优的情况下，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再将信号传输到显示器进行观察，这种方法直观且成本较低，但是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另一种声学监控则是通过声纳技术来监视或探测，然后将声音信号转换为数字和图像，以此判断网箱内的情况，但因其成本较高且技术尚未成熟，并未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 12 ] 。 3.2.3. 鱼类分级和起捕装置 箱养殖无论是养殖过程中，还是起捕时，都需对鱼的规格进行分级筛选，为了解决鱼类在养殖过程及出时的大小分选问题，国内外根据养殖鱼类品种开发出不同型式的鱼类规格分选装置。鱼类起捕方式主要有吊杆带抄网起捕和吸鱼泵起捕两种。起吊杆带抄网的起捕方式，需要较大的操作空间，适宜大规格网箱起鱼；而吸鱼泵起捕是采用压力学原理将鱼类连同水体一起输送，实现养殖鱼的起捕，其进鱼口的大小只取决于被捕捞鱼类的个体大小，不需要较大的操作空间，此种捕捞方式较为常用。因此，依据网箱规格和养殖鱼类品种的不同，所采用的起捕的设备和方式也不尽相同 [ 13 ] 。 3.2.4. 网衣清洗机 网衣上污染物的附着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同时也对网箱养殖有着巨大的危害。网衣上的污染物会导致网箱内水流不畅，且当饵料附着在网衣上，会加速网衣上的藻类生长，从而导致水质恶化，引发疾病。并且网衣受到大量负荷极后易破损，造成养殖鱼逃逸，因此需要使用专用洗网机进行清洗。洗网机按其清洗方式主要分为：纯机械毛刷清洗、射流毛刷组合清洗、纯高压射流清洗。纯机械毛刷清洗机又分电动式与便携式两种类型，电动式主要是通过电机带动毛刷对网衣进行清理；便携式采用柴油机提供能量，利用柴油机所产生的水动力驱动毛刷。射流毛刷组合主要是利用水泵将汽油的化学能转变为水流的机械能带来能量，而后转化为圆盘的转动动能，带动网刷。高压水射流水下洗网机，采用物理清洗方法，利用高压水流的能量对网衣进行清洗。 3.2.5. 起网装备 起网装备主要利用安装在大型工船上的吊机对网具进行起吊。在挪威有专业从事起网、换网和收获的工作。目前国内网箱的起网换网工作主要依靠手工完成，这极大限制了网箱养殖的网箱周长。国内对网箱起网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主要是在原有捕捞网具起网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即采用立式摩擦辊筒、蜗轮蜗杆变速机构及动力机构所组成的起网设备，这种起网机只适合于安装在船舶中，不易搬动，并对操作人员有一定的危险性，使用范围有限 [ 12 ] 。 3.3. 网箱养殖的应用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我国深海网箱养殖呈跨越式发展，截至2015年，我国深海网箱养殖面积为936.10万m 2 ，相对于2014年增长330.52万m 3 ；养殖量上，至2015年深海网箱养殖产量达10.57万吨，同比与2014年增长1.7万吨 [ 14 ] 。在我国辽宁、山东、江苏、福建、浙江、广西、广东、海南沿海8省均开展了深海网箱养殖，其中山东、广东、海南深海网箱的产量占比全国深海网箱养殖总产量的近80%，主要养殖的品种有鲈鱼、黑鮶鱼、大黄鱼、军曹鱼、石斑鱼、美国红鱼、鲷鱼等，且都是主流养殖品种。深海网箱养殖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技术科学。首先，深海网箱养殖的规划与选址综合了海洋科学、生态学和工程学等复杂的科学知识。不同海域的水体情况不尽相同，水域深度、海水流速、水体温度均会对网箱结构及养殖的品种有所影响。其次，深海网箱养殖是利用海洋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再生产的过程，从品种的选育到饲料的选择，再到鱼病的预防与控制、后期捕捞运输的方式，都需要配套完善的生产工艺，但我国在此方面的基础研究仍然很薄弱，相关工作应当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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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浅海围网养殖 围网养殖是指利用网衣等材料制成的围网，铺设在湖泊、水库、浅海大面积水域中，进行水产养殖的一种养殖模式。 4.1. 浅海围网养殖进程 围网养殖首先出现在淡水池塘，利用竹竿和网衣，将鱼类圈养在局部水域养殖，此种养殖模式即节省养殖空间，同时研究发现，在围网局部水域养殖鱼类生长性状要优于围网外大区域内鱼类。浅海围网养殖与网箱养殖的固定式有许多相似之处，相比其他养殖模式有着巨大的优势。浅海围网养殖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养殖模式，养殖面积小的也可达到6000~9000 m 2 ，养殖水体可达10，000 m 3 左右。因浅海围网所占的水体较大，围网内存在着大量自然海域中的活饵料，这些饵料能够弥补人工投饵的不足，使得养殖对象摄食营养平衡，同时由于其特殊的网衣构造，在围网内设置人工鱼礁，使围网内环境更接近于自然，因而此种养殖模式下养殖的鱼类品质要优于工厂化养殖 [ 15 ] 。此外，浅海养殖围网工程工艺完全可以抵御12级以上的台风，可有效避免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 [ 16 ] 。目前浅海围网养殖已初步构建了一套鱼、贝、藻多营养层次混合养殖模式，即鱼类放养、藻类吊养、贝类底播的多营养层次生态养殖模式。此种养殖模式实现了养殖投入品的循环利用，既保护了养殖海域环境，又提高了养殖的经济效益。 4.2. 浅海网围养殖设施工艺 4.2.1. 桩柱式围网 桩柱式围网养殖系统是浅海生态围网养殖系统的典型模式之一，系统主要由排桩和网片组成，由几十根桩柱均匀围成一个矩形或正八边形(桩柱为钢筋混凝土桩或钢桩，直径约为60 cm，直接打入海底以下5 m。桩柱间围网网衣大多采用PE网或超高分子量纤维网，有些围网也采用金属网。桩柱间围网高15至20 m，宽5 m左右，下缘完全固定，两侧系泊点间距0.5 m。 4.2.2. 岸联式围网 岸联式围网在结构上与传统围网有着显著的差异，一般依靠外侧海岛，在两个岛屿岸边之间进行围拦。根据实际海域，围网长度从100 m~1000 m不等，网高一般10 m左右。岸联式围网总体采用柔性围网技术。围网上端采用主-副绳，构建悬索式柔性固泊系统，主绳位于中间，两根副绳位于两侧，通过绳索折线型连接。网衣则采用大小尺度双层网衣结构，小尺度网衣的网目尺寸4 cm × 4 cm，大尺度网衣的网目尺寸为100 cm × 100 cm，两层网衣通过细绳紧密缝制在一起，成为整体。网衣系统上设置纵向和横向纲绳，用于传递波浪和水流荷载。围网底部布设铁链，作为配重，保持网衣与底部的密闭衔接。配重采用双层配重方式，底端配重以及距底端1 m位置中布设第二条铁链。底部每隔3~5 m打入一根桩，用于系缚网衣的底部，确保网衣不会在风浪和流的作用下脱离底部。在两侧上岸段，采用柔性橡胶护垫包裹网衣底部，并嵌入岩石缝隙之中，然后采用柔性橡胶将网衣与岩石缝隙紧密固定，避免网衣与上岸段岩石摩擦破坏 [ 17 ] 。 4.2.3. 浮绳式围网 浮绳式围网养殖系统主要由框架系统、网衣系统、贴底系统和系泊系统组成。网衣系统的材料一般为聚乙烯，采用双层网衣可以包围一定的流动水体，保证养殖对象的安全生长；系泊系统主要由桩或锚及系泊缆绳构成，起到固定围网和保证围网安全的作用；贴底系统由锚链和下纲组成，具有一定的抗拨性，可防止养殖对象从围网底部潜游走；框架系统主要由大浮筒、框架绳和装配绳组成，其主要功能是固定围网的表面形状，连接网衣，具有抵御风浪的重要能力。 4.3. 浅海围网养殖的应用 我国南方围网养殖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名贵海水鱼类大黄鱼养殖方面，通过在浙江台州大陈岛开阔海域构建大型围网养殖平台，“放牧式养殖大黄鱼”有效解决了在工厂化养殖条件下大黄鱼品质下降的问题，体型、体色和口感同野生大黄鱼无显著差别，既改善了品质，又显著提高了养殖效益。该模式中海水交换充分，养殖环境更加接近野生，鱼活动空间充分，可以捕食网内的天然饵料(鱼、虾、藻、贝等)，人工投饵率比网箱养殖低。缪伏荣研究表明，与传统网箱养殖的大黄鱼相比，浅海网围养殖的大黄鱼体色更接近于野生；脂肪含量较少；肉感与口感更胜一筹 [ 18 ] 。由此可见，浅海围网养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一种前景广阔的养殖新模式。但是浅海围网养殖区域远离陆地，网衣和日常附属设施维护要求严格；鱼类养殖精准化要求高；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比较高，同时水产养殖业者从业水平较低，普遍欠缺操作相关设备的必要知识技能，使围网养殖生产管理效率不高，同时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事件能力较弱，相关设施与工艺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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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综上所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网箱养殖和围网养殖模式各有优势与不足，其中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中部分关键水处理设备的稳定性和智能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选择合适养殖品种和降低工厂化循环水的生产成本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网箱养殖模式在网衣材料及配套养殖技术研发上，仍需进一步完善。围网养殖模式是当前离岸海水养殖开发最为重要的养殖模式，同工厂化和网箱养殖相比，围网养殖水体大，养殖对象活动空间大，生态环境更接近自然状态，养殖对象的品质更接近自然、生态，同时充分利用外海水域养殖容量高的优势，形成低成本、高品质养殖模式，是陆基工厂化集约型养殖向深远海生态型养殖的有效拓展途径，对推动渔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意义重大，应加大配套设备和养殖技术工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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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儿童期最为常见的神经及行为发育障碍之一(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在学习和生活等环境中均出现与同龄儿童不相符的注意分散、活动过多、冲动及控制力差等表现，有些ADHD严重影响学习，甚至出现人际障碍、品行障碍及情绪障碍等问题(Canu & Eddy 2015; Massetti， Lahey， & Pelham， 2008)。尽管从遗传学、环境因素、认知神经缺损理论及脑机制等不同角度，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较多研究，但是ADHD的病因还没有定论，尤其是缺乏有客观意义的病因学和病理学依据，对ADHD认知缺损本质的解释尚不完善，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促进自我控制的心理过程，与行为症状共同构成工作记忆、运动协调、思维运算、组织策略等功能，ADHD儿童的突出问题是持续注意、工作记忆和反应抑制等功能受损(Sergeant， 2000; Loo， Humphrey， & Tapio， 2007)。执行功能是个体在实现特定目标或者完成复杂任务时，以灵活、优化的方式控制多种认知加工过程协同操作的认知神经机制(Funahashi， 2001)，与ADHD儿童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以及行为调节存在联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未来的社会适应都有重要影响(Sonuga-Barke， 2003)。 ADHD存在特异性的选择性注意缺陷，表现出注意力和控制力障碍性的相关症状(姜荣环，王玉凤，顾伯美，2002)，注意分散、多动、冲动等症状。IVA-CPT将ADHD核心症状进行量化和标准化(Simoes， Novais Carvalho， & Schmidt， 2017)，通过视听混合信号的随机出现来测量视觉和听觉持续性反应控制的注意力，用来鉴别随机反应、冲动冲突和反应抑制(Kane & Whiston， 2001)，能够较好地反映出执行功能的优劣。目前，对于ADHD的执行功能和行为症状的关联性研究还很少见。本研究探索ADHD的IA型和CT型的执行功能与行为问题的差异性变异，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为ADHD的脑机制和临床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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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组：随机选取2015年6月至2017年8月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嘉兴市康慈医院心理科就诊的ADHD儿童，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诊断，符合DSM-IV注意缺陷条目 ≥ 6条和/或多动/冲动条目 ≥ 6条筛查ADHD，对筛查可疑儿童进一步询问病史，并由副主任及以上临床医师确诊，将ADHD分为注意缺陷型(predominantly inattentive type， IA型)，多动/冲动型(predominantly hyperactive/impulsive type， HI型)和混合型(combined type， CT型)。同时采用瑞文智力测验剔除精神发育迟滞儿童(IQ < 80)，排除脑损伤、有精神系列疾病和近期服用抗精神药物者。 所有研究对象签订知情同意书后，有42例ADHD儿童完成认知功能的持续性注意力测验和行为表现的父母用症状问卷、长处与困难问卷，其中I型19例，HI型4例，C型19例，年龄范围为6.02~11.78岁；男35例，女7例，性别比为5：1，年龄为8.29 ± 1.46岁，智商为101.81 ± 12.79。 对照组：ADHD儿童与对照组采用1:1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根据匹配原则，选择与ADHD儿童年龄相近(两组配对年龄相差3个月以内)、性别相同、智力水平相似(智商)、父母职业、父母学历、家庭经济收入等自然状况基本相似的正常儿童进行匹配，并对年龄、智商进行均衡性检验。同时剔除精神发育迟滞、脑损伤、有精神系列疾病和近期服用抗精神药物者。 对照组儿童共42例，年龄范围为6.03~11.82岁；男35例，女7例，性别比为5:1。均衡性检验年龄、智商均未见显著性差异(P > 0.05)。 2.2. 研究方法 2.2.1. 智商测验 采用联合型瑞文中国第二次修订版(Combined Raven’s test in China， Revision 2， CRT-C2)作为智商评定工具。CRT-C2测验实施简便，即可用于个体智力水平测量，也可用于人群测量。瑞文智力测验是由瑞文(J. C. Raven)设计的一种全部由图片组成的智力测验，其测验简便，方便比较，在国际心理学界、教育界和医学界得到广泛应用。智商(IQ)标准：智力缺陷(IQ ≤ 69)，低于平常(70~79)，边界(80~89)，平常(90~109)，高于平常(110~119)，超常(120~129)，极超常(≥130)。研究对象的入组标准为智商IQ > 80的正常水平。 2.2.2. 视听整合的持续性操作测验(Integrated Visual and Auditory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IVA-CPT) 采用美国Braintrain的IVA-CPT，通过反复的持续性的视听觉刺激信号的反应和控制操作，反映受试者的反应控制和注意控制等执行功能(王淑玉，赵丽，张秋河，2008)。通过4个认知变量：遗漏(靶目标遗漏数目)、错误(非靶目标反应数目)、反应时(反应速度及认知加工速度)、稳定性(测试前后反应时变化)反映受试者认知加工、反应控制、注意保持等能力，测验时间持续约20分钟，包括对目标或者干扰作出反应的500个刺激信息的反应。IVA-CPT进行结果判断的程序较为复杂，评价指标采用综合反应控制商数(FRCQ)，听觉反应控制商数(ARCQ)，视觉反应控制商数(VRCQ)，综合注意力商数(FAQ)，听觉注意力商数(AAQ)，视觉注意力商数(VAQ)。控制力商数用于评价视听刺激的“遗漏”情况，能够长时间维持刺激响应一致的能力，测试的全程过程中保持稳定的能力；注意力商数用于评价视觉、听觉刺激的“错认”情况并及时做出正确响应，对视听刺激的反应，持续注意保持的能力，认知加工速度、动作反应速度以及手眼耳等协调能力(Berger， Slobodin， & Cassuto， 2017)。 2.2.3. Conners父母用症状问卷(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 PSQ) PSQ由美国学者Conners编制的父母用儿童行为评定量表，由父亲或母亲填写，主要用于检测3~17岁儿童及青少年的行为问题，常用于评估ADHD儿童，用于评定ADHD儿童的行为问题以及辅助诊断手段(袁丁，罗学荣，张瑞岭，2001)。PSQ包括48个条目，采用0~3级评分：0分：没有此问题；1分：偶尔有；2分：经常有；3分：非常多。评价指标包括学习问题、品行问题、心身障碍、冲动/多动、焦虑和多动指数6个因子，可以全面评估被试儿童的行为问题。因子分值越高，反映出来的问题越严重。 2.2.4. 父母版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SDQ由家长根据对孩子近6个月的观察，用于评定3~17岁儿童及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Du， Kou， & Coghill， 2008)。问卷分为主体和附加题目部分。问卷主体部分25个条目，按0~2三级评分。0分：不符合；1分：有点符合；2分：完全符合；第7，11，14，21，25题需反向记分。包含同伴交往、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缺陷、亲社会行为5个因子。前4项因子之和为SDQ总分因子，得分越高，存在的客观困难程度越严重。问卷附加部分5个条目之和为SDQ影响因子，得分越高，精神困扰和社会功能损害程度越严重。 2.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一般描述性分析、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DHD的IA型、CT型和对照组间的两两比较的Q检验采用LSD比较。数值变量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P < 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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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ADHD儿童发病率高，注意散漫、活动过度、冲动易怒，严重影响注意记忆、工作学习、人际交往和运动协调等，存在认知功能、执行功能缺陷(Rodriguez， Gonzalez-Castro， & Cueli， 2016)。ADHD儿童的突出问题是持续注意、工作记忆和反应抑制等受损(Sergeant， 2000)。持续性操作测验(CPT)主要通过评估执行功能的持续注意和反应控制，基本不受主观因素的干扰(Simoes， Novais Carvalho， & Schmidt， 2017)，近年来成为衡量ADHD疗效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发现ADHD儿童较正常儿童的反应控制能力和注意能力均明显下降，IA型主要表现以注意能力下降为主，而CT型则表现出注意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双重下降。在症状表现上体现了执行功能与行为问题的一致性，IA型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玩橡皮，扣衣角，揪头发，走神发呆等，CT型还会增加控制力差的动作夸大和增多，跑来跑去，暴力行为等问题，让家长老师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SDQ factor and IVA-CPT comprehensive quotient in ADHD children (r SDQ 综合反应控制 视觉反应控制 听觉反应控制 综合注意力 听觉注意力 视觉注意力 SDQ总分 0.309 * 0.236 0.375 ** 0.233 0.201 0.312 * 同伴交往 0.342 * 0.384 ** 0.297 * 0.251 0.185 0.317 * 情绪症状 0.168 0.243 0.119 0.218 0.162 0.292 品行问题 0.205 0.210 0.154 0.184 0.245 0.155 多动缺陷 0.267 0.275 0.327 * 0.229 0.294 * 0.326 * 亲社会行为 0.185 0.115 0.231 0.157 0.164 0.258 表5. ADHD儿童与对照组SDQ因子与IVA-CPT综合尺度商数的相关性(r) 注： * P < 0.05， ** P < 0.01。 更为难以应对。 Gilbert等(2016)论证了CPT商数用于ADHD用于诊断和执行功能评估的作用。IVA-CPT能够发现视听刺激的程度，衡量维持刺激响应前后一致能力，测验过程中保持稳定能力；衡量对视听刺激的反应和持续注意保持，认知加工速度、动作反应速度以及手眼耳等协调能力。本研究发现IA型“错认”增多，保持警惕，识别干扰，注意集中和反应速度等功能缺损为主。CT型“遗漏”、“错认”均增多，相对IA型表现更严重，还会出现刺激响应难以一致，脑对刺激信息的反应抑制和反应控制等功能缺陷。本研究在Conners问卷和长处与困难问卷的行为问题分析结果也发现IA型和CT型均表现出严重的行为问题，由于对刺激信息处理的“遗漏”和“错认”导致多动注意缺陷和学习、品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会导致多动症状的强化，多动症状反过来促使学习、品行和人际交往问题的加重，进入了恶性循环状况。 ADHD可依据症状维度分为注意缺陷、多动/冲动和混合型，不同亚型具有不同的临床症状及行为问题特征(尚煜，李进华，闫承生等，2006)。ADHD儿童在整体自我形象、情感体验、自我评价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自我效能感较差，自我价值感以及具体领域的胜任感也较差，导致社会适应不良，甚至出现焦虑、抑郁和躯体症状等问题(赵方乔，沈惠娟，易阳，2016)。本研究发现ADHD儿童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多动指数、同伴交往、多动缺陷等方面均存在缺陷，IA型和CT型均表现出突出的行为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ADHD被认为存在脑干网状结构‐丘脑非特异性核团‐大脑皮质的调节功能缺陷，适宜调节和不利调节得不到合适的处理(Vinogradov， Fisher， & de Villers-Sidani， 2012)，出现脑功能连通性下降，干扰任务执行，出现执行功能缺损(Shi， Li， & Song， 2012; Silberstein， Pipingas， & Farrow， 2016)。IVA-CPT商数和PSQ、SDQ因子的相关分析中还发现，ADHD执行功能与行为症状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性，执行功能与行为问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依存关系，验证了执行功能与行为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理论依据。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干预ADHD的执行功能和行为问题，是我们康复治疗的新思路，提示我们在努力改善症状的同时，还要探索通过训练和强化执行功能来改善学校、生活和家庭中的行为症状，提高反应抑制、控制能力，促进康复，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