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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管子》关于贫富有度的措施 管子认为，“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 15 ]，就是说要达到社会的稳定，必须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重视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齐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管子十分反对贫富过度、两极分化的现象，要求政府“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 [ 16 ]，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 [ 15 ]。但在当时新旧权贵并行的复杂境况下，这一矛盾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政府也只能是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适度调节以缓和矛盾。对此，管子提出了许多行政、经济等手段对财富进行有效调节的措施。 4.1. 行政手段 4.1.1. 官山海政策 《管子》对富商巨贾的整治，主要是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运用行政手段将可以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产业收归国有，即“官山海”政策。也就是将森林、山海、湖泊等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人民如要经营需得到国家的许可，否则视为犯罪。“官山海”政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盐铁专卖”，即将盐铁的生产过程交给民间私办，由国家负责统一收购和销售，这样国家和人民可以利益均沾。此外还将冶铁业收归官营。因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铁矿的开采需要大量的人力，如《轻重乙》所说：“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不战，未见山海之利而内政败矣”。国家垄断铁制品的收入，就等于把铁制品的收入纳入国家财政范畴，形式上无征籍，其实是“无不服籍矣”。可见“盐铁专卖”政策既可以防止富商巨贾囤积居奇，同时又是富国强国之策。 4.1.2. 通过国家干预，抑富济贫 当桓公忧北郭之贫民，“尽屡缕之甿”，何以“唐园之利”的时候，管子主张下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 8 ]。就是行使政府的行政权利禁止百钟、千钟 [ 17 ] 的富足之家从事织鞋、种菜这些致富较快的行业，只让那些贫困的“北郭之贫民”去从事这些行业，以此保护贫民的利益，从而起到了抑富济贫的作用，达到“均贫富”的目的。此外，对于国内大量借高利贷而无力偿还的百姓，管子也利用行政力量变相豁免了他们的债务。《管子·轻重丁》记载，为了解决普通百姓巨额的债务，管子建议桓公要求朝拜贺献的人必须献上织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如此一来，美锦的价格大幅上涨，达十倍之多；而君主在“栈台”所藏的美锦便因政令的炒作而涨价十倍。随后，齐桓公大肆设宴，感谢高利贷者说：诸位曾把钱补借给农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国家非常感激。现在我珍藏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每匹价值万钱，我想用它来为贫民们偿还本息，使他们免除债务负担。高利贷者只得接受。这样，国家拿出不到“三千纯”的织锦，便偿还了四方之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 此外，在商业管理方面，《管子》也主张用行政手段限制私商活动，削弱私商的经济实力。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 18 ] 的原则，禁止他们的非法牟利，把商人控制在国家统一管理之下，使他们必须在服从国家利益的范围内经营。如管子设计了削弱私商实力的特殊办法，即用“藉号令”之法，以“国有枪星，其君必辱；国有彗星，必有流血……国且有大事” [ 19 ] 为由，以平价购买功臣巨商的粮食布帛，对不服从号召命令者，如阳城大夫，便免掉他的爵位以惩效尤，这样一来，功臣之家都争着动用积蓄，拿出财物来救济百姓，这就有效地削弱私商实力，散粮财于贫病孤老。另外，管子还强调国家控制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击私商活动，使他们无法投机倒耙、牟取暴利，使政府掌握商业活动的主动权，利归国家。“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 16 ]。 4.1.3. 整治吏治 《管子》治理贫富差距过大的另一做法是整治吏治，严禁官商勾结牟取暴利。从经济角度说，官商勾结是双方利益的需要。官商勾结问题在任何有商品经济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它不但引起严重的贫富差距，还会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马克思曾指出，“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通过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管子》认为官商勾结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行政官员的监督审查。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官吏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那么商人的财产最有可能满足官吏的欲望。同时商人也可能借此牟取更多的利益。“官爵不审，则奸吏胜” [ 20 ]。奸吏横行的后果是“奸吏伤官法”，“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德毁”。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就认识到了在“法伤”的情况下，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权力是无孔不入的。如果任由“奸吏伤法”、“货上流”，继而导致“官德毁”，必然会出现“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 [ 21 ]。甚至“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弒君之所自生也” [ 21 ]。《管子》认为吏治严明是治理“官”“商”勾结的关键，“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 [ 22 ]。 4.2. 经济调控 4.2.1. 进行税收调控，实现贫富均衡 《管子》对于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首次提出了根据贫富等次、财产多少征收租税的办法。他要求“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 [ 23 ]。通过辩识民之贫富以确定其租税高下，这便有效的调节了贫富不均现象。《管子》还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观点，即是根据土地肥瘠、年成好坏灵活地征收农业税。具体做法是“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征，岁饥不税” [ 24 ]。对于一些负担较为沉重的家庭，《管子》还规定减免他们的税收，“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 [ 25 ]。即规定年龄在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馈肉；八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农民生活，扶助了那些极度贫困、负担沉重的家庭，也为抑制贫富迅速分化提供了政策保证，是古代扶贫措施的一种体现。 4.2.2. 对大夫、富商“夺之以会” 管子对齐国“大夫裂壤而封，积实而骄上” [ 26 ] 的现象，以及富商合谋榨取民财的行为，提出“夺之以会”。具体做法是：“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 [ 26 ]。即政府适时买进卖出粮食，且始终控制三成的粮食，要求百姓向政府而不是大夫购粮，如此粮价就会回落。国君再以钱币收购大夫手里的粮食，使其不能抬高粮价。此外，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币而不用粮食，这样粮食就全都被国家掌握起来，君主便可以用十分之七的粮食贷给百姓，或赈济贫民。 4.2.3. 通过信贷救济，匡贫赈急 管子认为，在灾荒歉收年岁，国家政令无常，就会导致“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 [ 10 ]，即富商往往乘机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即使在平常年岁，也有因农民因体力智力差异、生产资本的不同而造成收入差异，若长期任其自然发展，贫富悬殊也会迅速加大。所以政府要“散积聚、均羡余不足，分财并利” [ 10 ]，使“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 [ 27 ]，由此避免富商操纵市场，剥削农民。 另外，《管子》还主张对极端贫困的人民发行货币贷款，称之为“环乘之币”。管子主张先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人民生产生活中急需货币的数额，然后为他们垫付生产资金和扶贫资金，即“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 [ 28 ]。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政府对平民的信贷扶持政策，提供周转资金以救急。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日常需要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贷，小户少贷。对于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这些粮食不够吃的人，也要借钱给他们，以满足其最低生活水平，免受高利货的剥削。管子还根据缺财少粮人口的数量和区域分布，“寄币于子者若干” [ 28 ]，使“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 16 ]。农民在获得国家贷款后便安心进行生产，等粮食收成后国家再以低价收回谷物，以抵还贷款。国家运用货币这种流通手段来调节粮价，稳定市场，有效地控制高利贷剥削，打击了商豪囤积牟取暴利的行为。 4.3. 社会保障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手段是由政府来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管子·轻重甲》中有“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即通过社会救济来招引天下的人民，巩固君主的统治。在实施社会保障之前，《管子》强调需要首先调查清楚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哪些人需要接受社会保障。然后“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 12 ]。管子认为若“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赈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 [ 4 ]，也就是说国家通过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的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使国家的战士不惜生命为国效力，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此外，管子还提到以工代赈以救济贫民，即“若岁凶早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 29 ]，也就是说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除了对贫苦百姓给予直接救济外，还可以修建宫室，这并不是为了国君的享乐，而是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即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公共就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