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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侦查阶段中从宽的二维界定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从宽处罚”简称为“从宽”，指被告人所获得的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实体性结果。之前在审判阶段会运用到“从宽”这种方式，被告人能够获得从宽处罚是由于法官作出的从轻、减轻量刑或者免于处罚的裁判。就目前来看，尤其在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继开展试点之后，“从宽”的阶段已经扩展到了侦查与起诉阶段。而它的效果也从实体维度发展成为实体、程序维度共存的两种模式。 3.1.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在实体上的从宽维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按照法律所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以及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强制性措施不仅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种强制措施，还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搜查等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的处理可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可以对此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处理。侦查阶段对于“从宽”的界定应该结合侦查机关的特殊性与侦查活动的特点来设置。就实体上的“从宽”来看，主要体现在定罪与量刑的从宽。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办法》第9条规定了对于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且有重大立功或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需撤销案件的，办案的公安机关应层报于公安部，并由公安部提请最高检批准。 3 此条规定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且有重大立功表现或案件性质比较特殊，则案件有可能会被撤销。由此可见该规定的适用范围有些模糊，所以只要符合条件，无论是普通程序或是刑事速裁的案件都可适用，犯罪嫌疑人也可不再被追诉、定罪、量刑的惩罚。公安机关若撤销了案件，犯罪嫌疑人将不再被追诉，那么刑罚所具有的消极后果暂不会发生，所以其属实体性从宽。但这种形式的实体性从宽的正当性还存在争议。对于该规定，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这种情况下撤销案件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3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0条对撤案条件的规定都是相当明确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撤销案件问题上不具有自由裁量权，对于条件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侦查机关应作出撤销案件处理，而对于条件不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案件，侦查机关不得由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而擅自作出撤销案件处理。同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没有不起诉决定权，而只能提出不起诉意见 [ 3 ] 。因此，与犯罪嫌疑人对撤销案件和不起诉作为从宽条件进行协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是没有权利的。 对于侦查机关来说，在这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全面调取和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证据材料来为下一阶段的诉讼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决定奠定基础和提供依据。那么在侦查阶段结束前犯罪事实尚未完全查明且证据材料也有待完善，对犯罪嫌疑人最终的定罪结果和量刑幅度是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所以笔者认为侦查机关没有权利与犯罪嫌疑人就定罪量刑进行协商，在侦查阶段作出的涉及实体的处分都为时过早。因此，侦查阶段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实体法上的从宽是不适宜的。 3.2.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在程序上的从宽维度 所谓程序性的从宽，是让犯罪嫌疑人在实体裁决前人身自由暂时得到恢复，可通过强制措施的变更或审前羁押期限的减少来实现的一种模式。那么，对于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在程序上的从宽表现在强制措施的变更或程序上是否可以简化。 3.2.1. 强制措施的变更 第一，允许强制措施“从宽”。强制措施作为一种诉讼保障措施，是指公检法三机关为了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来进行限制或剥夺的强制性方法。强制措施也应当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来进行变更或解除 [ 4 ] 。强制措施仅限对人身自由权的剥夺或限制手段，与刑罚存在一定的区别，那么侦查机关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就强制措施从宽进行协商是有权的。此外，适用强制性措施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相当性原则和变更性原则。其中变更性原则是指强制措施的适用，需要随着诉讼的进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案件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的性质是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戒性，其目的如上所说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逃避侦查或审判，而进行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强制措施的从宽是应该被允许的。 第二，强制措施的体现。首先对五种强制措施进行简要分析。拘传是指依法强制公检法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在五种强制措施中力度最小，因此没有从宽的必要。监视居住在执行方式上不好把握，若限制太严可能成了变相羁押，若限制太松则无法监视，与取保候审相比其严厉程度反而过低 [ 5 ] ，执行上耗费司法资源，因此也不适于从宽。拘留是一种审判前的羁押，且羁押期限是确定的，期限届满后一般变更为取保候审或逮捕。以此看来，强制措施从宽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取保候审和逮捕。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权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对于逮捕的决定主体只能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则无权决定逮捕，且逮捕的批准主体只能是人民检察院。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侦查机关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从宽，因为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决定的前一步骤是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因此侦查机关自身是有权决定是否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的。再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或者变更逮捕措施并释放逮捕的人，但应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由此可见，侦查机关有权就强制措施的采用从宽。 第三，强制措施从宽的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以上五种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条件，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的强制措施从宽中的适用条件应当以此为基础，而且强制措施从宽应当在刑诉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也不得与刑诉法规定的适用条件相违背。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取保候审中的积极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且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逮捕的基本条件由三因素构成，证据因素之一要求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刑罚因素要求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危险因素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危险发生的。径行逮捕有三种情形，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 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二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 可能判徒刑以上刑罚 + 曾经故意犯罪；三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 可能判徒刑以上刑罚 + 身份不明。由此可见，取保候审和逮捕适用的罪责条件中有一定的重合范围，二者都提到的“社会危险性”，因此这可作为区分二者适用的标准。而强制措施可适用的从宽的范围即为除去径行逮捕后两种情形的案件，属于可适用逮捕也可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 由此可见，对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在强制措施从宽适用的案件范围可以是：有证据证明有其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身份明确而且无故意犯罪记录的案件，此类案件可以在选择适用强制措施时考虑取保候审而非逮捕，或者考虑将逮捕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3.2.2. 程序方面的简化 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强制措施从宽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取保候审和逮捕两方面。那么对于这两种强制措施程序上可否简化，笔者认为是不可行的。 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而且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在程序上，刑诉法对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人数、适用保证人的条件、保证人的条件、保证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保证金保证中的提交与退还、保证金数额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而且，取保候审只限制而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因此笔者认为在程序上不需要再适用简化。 逮捕在程序上表现为四个方面，包括一般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决定逮捕和逮捕的执行程序。公安机关只有提请批准逮捕和逮捕执行的权利，那么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更没有在程序上简化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