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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是意大利的思想家、革命运动者，意大利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他批判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国家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葛兰西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主义左派市民社会理论家，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葛兰西创造性地提出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指导意大利的革命实践，也对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义 [ 3 ]，对后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3.1. 创新性提出国家概念公式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葛兰西的创造性地将市民社会从经济基础领域抽离出来，划归入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代表了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领域。他把国家分为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即“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 [ 4 ] 著名的葛兰西国家概念公式。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而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民间的社会组织结构，通过学校、教会或是学术团体来传播社会的价值观，取得市民的认同和获得感。葛兰西摒弃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传统观念，突破性地将二者融合起来归纳到国家的范畴下 [ 5 ]。从社会结构来看，市民社会在国家体系中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越是发达，那政治社会所代表的国家强制力就会被削弱，更多依靠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公式是与传统国家的治理存在区别的，它开创了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还开扩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3.2. 市民社会领域的归属性及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创新性地赋予了市民社会领域的独特内容。他确定了市民社会的归属问题，不属于经济基础领域，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范围中，也是从根本上确定了领导权斗争的主战场即意识形态领域。这个市民意识形态化，改变了人们对市民社会范畴的理解。回到二十世纪的西欧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想要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达到人类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改变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注重改变市民头脑中的固有观念，特别注重掌握造就市民意识的文化组织：新闻机构、教会、学术行会组织等的组织机构的意识形态，以此与资产阶级开展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领导权的斗争。 葛兰西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读通过社会来融入市民社会的范畴中。葛兰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中得出启示：之所以革命失败，是因为西方国家存在一个极为稳固的市民社会，而这个市民社会中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认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发展的基础，这让本就力量弱小的工人运动无力撼动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就导致了革命失败。因而，要采取文明领导权革命斗争的策略，发挥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作用 [ 6 ]，取得成功。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策略，在市民社会范围中，实现了将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了总体性的、社会实践的、具有物质特征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扩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界定范围，也从而扩大了人类解放思想的狭隘界限。他指出，就市民社会的本质来说，是全部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的整合，当市民社会被赋予了文化领导权的理解之后，市民社会便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方是否取得胜利的核心所在，可见对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掌控性是极为重要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个集合融合构成国家的完整大集合，市民社会的隶属于及其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策略是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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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今天，即使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距离我们一个世纪多之久，但市民社会体现的内涵和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古到今来，市民社会思想始终是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聚焦点。深刻分析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深入认识现代国家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新时代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重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运作关系 [ 7 ]，从而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1. 实现新时代下政治清明、人民当家做主 自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助力于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国家治理得到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更加健全，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8 ]。葛兰西认为国家是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的，一方面，我国发挥市民社会的监督与督促作用，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及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国家要更好地巩固统治权和领导权，就要发挥好市民社会的作用来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使得人民真正获得认同感和获得感，真正当家做主。另一方面，发挥政治社会的主动促进作用，我国加快改善政治社会的职权现状，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站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立场上，主动倾听人民的心声，转变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服务人民的作用而不是强化统治人民，规范并改善社会组织的作用，真正做到以人民利益为主。促进了我国在新时代下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保证好人民当家做主。 4.2. 促进新时代下经济繁荣、创新经济领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中不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来考察市民社会，它以一种总体性思维打破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界限，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市民社会的整体架构中。从市民社会来看，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领域境况，要努力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放眼于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和现代网络电商业的发展，也要注重文化的作用，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及事业，要努力达到十四五时期奋斗目标的具体举措之一：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下摒弃传统经济决定一切的想法，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文化产业开端并繁荣发展，以此带动其他行业一齐创造经济效益。让文化在经济领域下开花发芽，深化经济领域中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时代下经济繁荣、创新经济领域，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4.3. 推动新时代下文化建设、科学大众多样化发展 “市民社会”范畴是葛兰西通过社会来解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他注重文化领导权在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并将市民社会划归到上层建筑的范围。这是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新时代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文明程度新提高，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道路，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道路；抓住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培养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人民价值观上的深刻认同，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坚定文化自信意识，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科学大众多样化发展。我们加强文化建设，重视文化工作领域的领导权，发挥文化正能量作用，反作用于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在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中，一方面，提高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公正评价他们的劳动价值，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文明、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 [ 9 ]。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国家是具备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注重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健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我国在新时代下要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挥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4.4. 坚持新时代下社会和谐、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在市民社会理论中，葛兰西认为治理统治好一个国家需要核心力量的指导、大众力量的认同以及中介力量的支持与引导，很明显，我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众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中介力量则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因而在社会民生建设中，要坚持好核心力量的指导–坚持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种民生方面的政策方针要符合大众力量的认同，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更重要的是发挥中介力量的作用，合理分工、系统组织来整合社会职能，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比如：实现更加充分高质量就业，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积极的举措。以此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脱贫攻坚战持续，改进好社会治理方式。在新时代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幸福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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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将市民社会归于上层建筑的领域，而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范畴，进而又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是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转型，既具有一定的积极方面也有其局限性。我认为文化性基础是重要的，在当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固然重要，但是经济基础领域也同样是我国各个方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同等对待。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让我们更加认清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工人的隐蔽方式，以资产阶级文化灌输的方式来引导劳动人民为其进行无休止的劳作——剩余价值的生产。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而言，丰富了我国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并启发我们重视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侧重教育宣传文化的作用并非强制性灌输，用科学的先进的民族的文化思想引导人们，结合我国的社会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价值性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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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和哺乳类众多，为了弄清保护区的鸟类和哺乳类的种类组成，更新保护区的鸟类和哺乳类种类名录，采用文献法、访问法和样线法对保护区的鸟类和哺乳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保护区鸟类和哺乳类共有273种，它们隶属于26目80科，其中鸟类17目58科212种，哺乳类9目22科61种。保护区的鸟类和哺乳类的区系组成都以广布种为主，但区系成分上呈现了过渡的特点。保护区鸟类和哺乳类共有53种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IUCN物种红色名录中有19种；在CITES附录中有36种。此外，共有10种鸟类和哺乳类属于中国特有动物。加强基础研究、宣传教育、加大巡护力度和探索社区共管是保护该保护区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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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木论保护区)地理位置特殊，其植被是典型中亚热带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 1 ]，木论保护区划分为三块区域，即核心区(面积5482 hm 2 )、缓冲区(面积1647 hm 2 )和实验区(面积1840 hm 2 )。保护区毗邻贵州的茂兰保护区，两个保护区都已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 2 ]。长期以来，随着对木论保护区调查的深入，一些新鸟兽记录不断被发现，如洞穴生存的金管鼻蝠Murina huttoni [ 3 ] 和其他一些洞穴脊椎动物 [ 4 ]；此外，一线护林员不断目击和记录一些保护区未记录过的种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查就是采了用全天候的红外相机技术辅助手段，如实地记录了一些未见过的鸟类和哺乳类照片，包括一些珍稀濒危动物种类，与过去记录相比，保护区的鸟兽的种数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本文整理并更新了保护区鸟类和哺乳类的种类，为今后保护区管理的有效性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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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调查方法 2.1. 文献法 查阅已经发表的文献和虽未正式发表，但作为重要资料存档的相关的科学考察报告，整理出已有的动物种类，作为调查的参考。 2.2. 访问调查 以保护区范围内自然村(屯)中以前的老猎户为主要采访对象。访问的内容主要是了解他们见过的鸟类和哺乳类，以及他们认为的变化情况。在访问的过程中，我们把鸟类和哺乳类的图册给他们辨认。在完整地收集到访问资料的基础上，调查组成员在1:50，000地形图上勾画出大致的分布区。 2.3. 野外调查 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调查木论保护区的鸟类和哺乳类(除翼手目之外)的种类。以护林道为主，兼顾保护区内的喀斯特阔叶林、喀斯特灌丛、农田耕地、村落等各种生境，野外调查样线布设于保护区内的各种生境中。每一条样带由2名调查人员组成，调查小组以1.5~2 km/小时的行走速度沿着事先确定的样带前进，行进过程中做好观察记录笔记。主要观察记录样线两侧鸟类和哺乳类的种类、实体数及其活动痕迹(包括声音、羽毛、巢、卵、足迹、尿迹、卧迹、粪便等)。由于本次调查只关注种类组成，样线调查的其他记录数据，如距离样线中线等不做记录。设置的调查样带长度约为5 km，单侧观察距离为50 m。 样点法主要在行进困难时采用。在调查区域内按照随机原则布设样点，各样点间的距离不少于200 m。样点的半径根据不同条件而定，一般设置半径为50 m。调查时以样点为中心，观测记录样点四周鸟类种类、个体数、到样点中心的距离等信息，能判断是来回飞的鸟类，只记录一次。每个样点观测记录时间不少于10分钟。 2.4. 红外自动数码照相法 红外自动数码照相法主要用于野外调查很难见到实体、种群数量稀少、活动规律特殊的物种，如兽类、雉类和地栖的鸟类 [ 5 ]。在调查区域按照哺乳动物对生境的选择特性布设自动照相机。采用公里网格法 [ 6 ]，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均安装红外相机。采用国内红外相机监测规范 [ 7 ]，相机的设置采用拍摄3张照片再拍摄视频的方式，视频的拍摄时长设为10 s。选择适宜安转的地点，将红外相机用铁丝拧好牢牢固定在树干等自然物体上，避免相机无故脱落或者被非工作人员拿走。相机安装的高度宜0.3~0.8米，相机选择全天拍摄模式。相机安装完毕后，安装后记录相机的经纬度、海拔、在保护区内的位置、小生境、坡向等生态因子等相关信息 [ 8 ]。 2.5. 数据处理 调查结束后，逐一检查样地记录表格和数据有无差错，将数据按具体种类进行分类，按软件或程序要求录入计算机。红外照片拍摄的动物名录与其他方法相互验证，最后整理出完整的鸟类和哺乳类名录。鸟类的分类系统采用郑光美 [ 9 ] 的系统；哺乳类的分类系统采用周放等 [ 10 ]。保护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划分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2021年第3号公告)公布的保护名录进行 [ 11 ]；IUCN名录的划分依据 [ 12 ]；CITES的划分依据 [ 13 ]。动物区系的划分参照张荣祖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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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陆生脊椎动物种类 木论保护区的陆生脊椎动物迄今为止记录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共有273种，隶属于26目80科，其中兽类9目22科61种(包括了洞穴中的翼手目Chiroptera 3科12种)，鸟类17目58科212种。 鸟类区系成分中，三区广泛分布的种类最大，占62.7%，华南–华中区占16.9%；华中区比例较少，仅为4.0%，华南区和西南区成分比例接近，各占7.3%。因此，木论保护区鸟类的区系为华中区和华南区的过渡性质。哺乳类的区系最显著的特点是华中–西南–华南三区广泛分布的种类占有绝对的比例，达85.0%，华中–华南区占5.0%，华南区特有的成分所占的比例也为5.0%。因此，木论喀斯特哺乳类的区系成分是各区的交汇点。 3.2. 珍稀的鸟类和哺乳类 保护区受威胁的珍稀物种多(附表1)，在2021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木论保护区目前记录到的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3种，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在IUCN物种红色名录中，共有19种物种被列入，包括3种极度濒危(CR)物种、2种濒危(EN)物种，11种易危(VU)和20种近危(NT)物种。在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中，被列为附录I的物种有6种，附录II有25种，附录III有5种。 在红外相机辅助调查中，首次拍到记录到木论保护区有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的分布，这是首次在桂西北方向记录到这个物种的分布；此外，红外相机照片显示，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数量多，占所有野生动物照片的34.5%、而仙八色鸫Pitta nympha、绿翅金鸠Chalcophaps indica和鹰类等的照片占到了所有相片的5%~10%左右。因此，保护区内珍稀动物的种群有一定的种群数量。 3.3. 保护区鸟类和哺乳类的特有性 木论保护区中，中国特有的鸟类有白颈长尾雉、灰胸竹鸡Bambusicola thoracicius、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黄腹山雀Parus venustulus、乌鸫Turdus merula、蓝鹀Emberiza siemsseni等6种；中国特有的哺乳类有臧酋猴Macaca thibetana、华南兔Lepus sinensis、小麂Muntiacus reevesi、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等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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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木论保护区陆生野生动物面临的主要威胁 木论保护区原生性的喀斯特森林面积较大，栖息地质量较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护区周边有不少的居民，他们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生活相对困难，主要经济来源靠种养。居民劳作和家畜家禽对森林的破坏，产生了更多的边缘，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一定的破坏。其次，野生动物，包括猕猴(Macaca mulatta)、赤腹松鼠(Collosciurus erythraeus)、野猪(Sus scrofa)等，损害农作物较为严重，降低了当地群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愿，对野生动物的伤害时有发生。第三，木论保护区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有狩猎的传统，在保护区内狩猎的现象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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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保护管理措施 要保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首先首先需要继续深入地开展本底数据的调查和资源监测，包括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监测 [ 15 ]，掌握珍稀濒危种类的种群动态；其次，要加强对木论喀斯特森林的保护力度，至少维持现有的巡护频率，减少人员对保护区内部的干扰；第三，加强社区的宣传教育，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捕捉；第四，加强社区共管的建设，建立新型的保护区与社区的和谐新模式，减少对保护区的不利影响 [ 16 ]；第五，争取技术和资金的扶持，开展一些替代生计的培训和前期项目启动所需的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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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抱孙不抱子”在中国社会既是传统，也是文化，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生活节奏的加快，“隔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渐渐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祖辈、父辈和孙辈三者之间的代际差异而引起家庭成员对教育权利的争夺，即家庭话语权的下移，从而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以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和实地观察法为研究方法，通过对X社区祖辈角色地位、父辈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以及第三代儿童的心理行为案例的分析，结合齐美尔的冲突理论思想，研究发现当代城市中隔代教育的问题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不足、亲子之间情感交流少，其主要影响因素为祖辈在家庭教育中角色地位不稳定，父系家长在家中“无作为”，在教导孙辈的过程中参与度较低，而为避免更多的中国城市家庭陷入这一困境，促进和谐家庭关系的建立，我们应当以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角度介入城市家庭中，以此为基础提出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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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隔代教育，在过去多代同堂的传统家庭中屡见不鲜，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家庭教育多以隔代教育为主。当代社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变迁，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2010年至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超过了1000万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隔代教育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研究，照看孙辈的老人占比66.47%，全国有58％的家庭在帮助照管孙辈 [ 1 ]，显然“隔代教育”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家庭教育的主要模式。在生活领域，这一问题也被不断地搬上荧幕，如“虎妈猫爸”、“淘气爷孙”和“小别离”等。笔者所在的X社区处于城中村，社区中大多数都是外来务工家庭，经前期问卷调研和入户访谈发现，其中祖辈跟随父辈一起生活的隔代家庭占比较大，祖辈们“甜蜜的负担”在城市社区中也确实普遍存在，隔代教育对城市家庭造成的困扰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差异，然而很多人却对这一现象习以为常，忽视了中国城市隔代教育对家庭关系变化的影响，故本文将围绕“隔代教育”这一现象，以祖辈、父辈和孙辈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为研究问题，旨在探讨分析祖辈因角色地位的不同会对家庭关系产生怎样的效果？父辈如何在家庭教育关系中起到自己的作用？导致隔代教育家庭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以及我们应如何尽量避免或缓解因隔代教育引发的家庭矛盾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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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回顾 通过在中国知网等平台上查阅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对于隔代教育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专注于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研究重点以农村地区的隔代教育为主，而关于城市中的隔代教育著作比较少，同时因“代际差异”的存在，亲子教育和祖辈教育在教导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在教育观念、目标、方式、内容等方面，这些也是直接导致隔代家庭关系产生矛盾的重要因素。 2.1. 教育观念 随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年轻一辈的父母学历水平较之以前有着很大的提高，他们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教育观念上也有了新的认知。张琦妍，李丹(2015)认为年轻父母会遵循科学育儿，他们会为此进行系统性的学习，而老人家对现代提倡的科学育儿理念完全是陌生或是排斥的，他们甚至会埋怨年轻父母没事找事 [ 2 ]。 2.2. 教育目标 第三代作为家族的延续，祖辈和父辈对于他们有着各自的期望，关于第三代的教育情况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标准”。谭淮(2019)认为祖辈更期望着一个学习成绩优秀、听话、合群与身体健康的小孩，父辈家长则是期待着自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全面发展、能够自我引导的、有个性的、身心健康的人 [ 3 ]。 2.3. 教育方式 在教育方式上，父辈家长要优于祖辈家长 [ 4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父母比较倾向于选择民主型教学，注重与孩子之间的平等关系，而这也体现出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 5 ]。与父辈家长的民主型教学不同，祖辈们认为严厉教育才能够教导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吴晶晶(2016)在研究中也证实了祖辈的惩罚很大程度上起着正相关的作用 [ 6 ]。 2.4. 家庭教育内容 “以孝治天下”的中国传统说明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仍然依靠着家庭伦理本位的精神理念维系。随着中国进入现代体制后，家族宗族机制虽有所解体，但家庭对于中国人而言仍是最重要的，家中长辈在教育晚辈时仍会强调传统伦理。王一涛、冉云芳(2013)在进行研究时也发现，相比较于学习教育，祖辈们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传统伦理观教育 [ 7 ]。相对而言，父辈家长对于伦理道德的教育反倒没有祖辈家长那么重视，在代际性冲突影响下，儿童的道德教育已经出现道德传承断裂和道德认同分化的现象 [ 8 ]。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农村地区的隔代教育研究较多，相对来说，城市地区的隔代教育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也只是针对独生子女或失孤家庭等特殊家庭的研究，而对于其他普通家庭来说，关于隔代教育的研究就更少，但是城市中的隔代教育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城市中的隔代教育被忽视，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目前学者对于隔代抚养的关注集中于对儿童身心发展等方面。这给予我们一个启示：隔代教育中不是只有孩子才是关注的重点，祖辈们的角色地位也很重要，故在对隔代教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要关注祖辈群体，需要全面分析家庭成员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实现全员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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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城市家庭中祖辈的角色地位 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主干家庭中的祖辈在面对孙辈的教育时似乎一直处于一个总教导者的地位，但是，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关于孙辈的教导权其实还是紧握在父辈尤其是孩子的母亲手中。这种看似手握“重权”但其实权力被“架空”的行为极易引起两者之间的矛盾。造成祖辈在教育孙辈过程中角色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祖辈依附其子女生活。在城市中，部分祖辈是随着其子女迁移到新环境中，他们原有的“交际圈”、生活方式等都会有所改变，在新的环境中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家庭中他们对于孙辈教导的话语权也会随之降低。二是现代化家庭的教育方式都是启智化，而祖辈们已有的学识明显跟不上家庭和社会的需要，父辈也不会将孩子全权交给祖辈来教育。三是祖辈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花费在教导孙辈当中。对于年纪较轻的祖辈们来说，大部分都是刚退休状态，此时的他们更乐于选择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整日困于家庭琐事，所以这类祖辈在教育孙辈时会主动的“退居二线”。 3.1. 祖辈在家庭中的“依附性” 从解放前传统时期到当代，亲代义务、责任和亲情付出不仅没少，而且还有强化的趋势 [ 9 ]。在城市主干家庭中，通常是祖辈女性承担主要照料孙辈的责任，也多是祖辈女性跟随其子女从原居住地前往城市生活，在未真正适应新环境之前，祖辈的所有依靠都来源于自己的孩子，即父辈群体，任何事情的决策也多是由二代进行抉择。尽管祖辈在日常生活中与孙辈相处的时间相较于父辈来说会多出很多，但是在面临孙辈的教育问题时，祖辈们并未拥有多少话语权利，此时的他们与其说是一个决策者还不如将之定性为执行者。 刘奶奶原居住于农村，为了更好地照顾孙子，她跟随着儿子到了城市生活。儿子为了给孙子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工作上，所以，小孙子的一切事务基本上都由刘奶奶一人负责，刘奶奶独自照顾孙子的生活、辅导其作业等。最近，刘奶奶随着孙子入学，其心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她感觉自己可有可无，关于孙子的学习教育基本上都是由儿媳来做决定，自己完全插不上手，在家中只能做做家务和接送孙子上下学。 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社会中，冲突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而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家庭冲突也是随处可见，案例中刘奶奶随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城市生活，对于周围的新环境感到很陌生，脱离自己熟悉的圈子，其基本行为都要依赖于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在孙子上学以前，基本上是由刘奶奶一人全权照料，独自操办所有关于孙子的事情，在迁往城市尤其是在孙子上学之后，刘奶奶由原来的主要教导者渐渐过渡到协助者的角色，这让她感觉自己在家庭中好像没有了“地位”，心里落差很大，对于儿媳擅自做决定的行为也表现得很不满。故因为祖辈和父辈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极易导致家庭产生矛盾冲突，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祖辈与父辈之间的关系。 3.2. 祖辈们的“落后性” 无论祖辈们的学历有多高，学识有多丰富，一旦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记忆力肯定会有所减退，而且，随着新时代教育体制的改革，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对于家长教育的一种挑战。虽然在这期间，家庭角色功能的转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作用并非一定是消极的，也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必然引起家庭有机系统的解体。即当祖辈们自身能力不足时，父辈家长为了不阻碍到孩子的成长会主动担当起规划孩子未来的责任，而祖辈则也会自然而然的转变为“保姆”的角色，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 3.3. 当代祖辈家长的“自由性” 当一个家庭中出现第三代的时候，家中的资源会不自觉地倾向第三代儿童，全体家庭成员的目光也总是会不自觉的放到孙辈身上，为了孙辈获得更好的成长，祖辈们会做出一定的“牺牲”，但这个“牺牲”并不是强制性的，祖辈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父辈的安排，而是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拥有自主选择的可能。这一方面既体现出祖辈家长作为一个“自由人”所拥有的权力，也从另一方面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祖辈中的这种“自由性”让他们在教育孙辈的过程中可以随时切换自己的角色地位，当他们选择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他们也会将自己主动置于边缘地位。这种看似“不负责任”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会加重父辈家长的负担，极易让父辈家长产生不满，从而导致一代和二代家长之间的关系因为矛盾而产生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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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二代家长的“平衡术” 在家庭结构中，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是以“男主外，女主内”为分工，女性似乎就是默认的、一直处于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角色地位。而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上大放异彩，家庭事务也不再只是女性一个人的责任。与此同时，因为城乡家庭代际关系模式的差异，在城市隔代教育中，年轻父辈家长不仅注重第三代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对其的教育重视程度也不甘落后，常常把教育孩子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让祖辈父母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导致祖辈们的家庭地位不断下降，此外在城市家庭中，关于如何更好地教导孩子，二代家长大致做出了以下两种选择：一是父亲在工作的同时兼顾孩子的教育，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决策者和陪伴者的角色。二是母亲选择在家中办公，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保证家庭的经济来源，还可以与孩子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4.1. 新形势下的父系家长 说到儿童时期是谁陪伴在身边最长时间这一问题，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人物都是自己的母亲，再问到父亲呢？仔细一想，好像印象中并没有父亲的影子。以上多是85、90年代孩子对于父亲的记忆。而随着时代的变迁，85、90这两代人也从孩子转变为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复刻自己的童年，父系家长也从一定程度上做出了改变。 唐爸家中有两个孩子，哥哥和妹妹，目前一家人居住在城市，家庭成员中有奶奶帮忙照顾孩子，但因为家中有两个小孩，且奶奶腿脚不便，所以平时多是由唐爸在工作之余教导孩子，奶奶照料妹妹，妈妈全职工作。因为工作的灵活性，唐爸有了更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社区的亲子活动也多是由唐爸带孩子进行参与。 作为一名父亲，案例中的唐爸主动承担在家庭中的责任，这不仅能够让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媳妇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即父系家长在家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家庭结构的稳固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反当男性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时，家庭琐事、教育孩子的责任一定会分担到祖辈女性和父辈女性手中，因两者之间没有关于血缘的羁绊，她们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就难以调和。而男性若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家庭中时，在婆媳关系中及时察觉到问题，就能够减少婆媳之间的摩擦，扮演协调者角色，让两者之间“距离产生美”，从而可以有效维护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 4.2. “为母则刚”之全能型妈妈 传统的家族等级制度主要由性别、辈分和年龄这三个原则构成，其中性别原则决定着妇女的从属地位，辈分和年龄的原则使得妇女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晚辈的尊敬和赡养，长期以来，妇女一直处在父权制体系的最底层，属于最弱势的一方，但随着父权制的改变、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男女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年轻女性开始改变自己的地位，其角色地位在家庭中有显著的提高，女性再也不是“家中黄脸婆”。在城市家庭中，85、90后的年轻母亲的经济实力甚至比家中男性都强，所以她们在家中的话语权较高。这一类型的女性与传统女性不同，她们不会将自己困在家庭中，她们更渴望、也更加相信自己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而这也让她们积极寻求各种资源协助自身达到家庭与工作“理想化”的状态 [ 10 ]。 连阿姨，今年64岁，现与自己孩子居住在X社区中，日常生活主要是照料自己的孙子，接送孙子上下学，有时候也会参与社区的活动。连阿姨透露出自己目前因为儿媳妇的决定不能过多干涉小孙子的教育问题，她为此而感到很“无力”，以至于她对于孙子的教育也不想干涉过多，只安安心心接送孩子上下学，做好家务事。 在此案例中，引发连阿姨产生“无力”感受的原因是：对于孩子的教导权被孩子的妈妈一手掌握了，她的教育地位只能处于边缘处。当连阿姨在权力争夺战中处于劣势时，她基本上无缘于孩子的人生规划，她觉得她自己的价值没有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体现出来。由此，她和父辈家长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从该案例也可以看出，在城市，祖辈父母入住父辈家庭的大部分原因是为了照顾第三代，但是实际上对于第三代的教育权却被牢牢地控制在年轻父辈手中，有关孩子的活动被分为两个部分：吃喝拉撒和教育。前者一般是祖辈做的，后者是年轻父辈做的，以女性为主。对于教育第三代孩子这一点，大部分的祖辈们都很清楚，主要是父辈的责任，即使孩子父母因工作繁忙对孙辈的教育有所忽视，祖辈们也不认为自己可以胜任教育孩子的重担。通过对X社区居民的面对面访谈和长期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城市中的年轻母亲更加注重科学化地教导孩子，大部分母亲都会提前给孩子的人生做相应规划，主动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让孩子进行系统性学习。X社区针对社区母亲的类似需求，通常会根据她们的业余时间提供相应的家庭教育知识讲座等。这些社区资源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缓解年轻母亲因家庭和工作带来的压力。如社区中的“四点半”课堂有助于母亲们获得“喘息”机会，通过将孩子交给社区中的专业社工辅导作业等，她们可以获得更多时间来处理自己的工作。 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家庭对理想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对母亲的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11 ]。年轻女性在此情形下自愿或非自愿让自己成长为一位“超人妈妈”，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这对形成亲密的亲子关系有积极促进作用。 城市父辈群体通过把家庭作为个人最主要、并且往往也是唯一具有直接重要意义的集体单位的话语表达，对伴随着城市个体化的进程，老年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充满了无奈，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祖辈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庇护，他们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改革后中国现代生活中的全部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祖辈们相比父辈们更依赖于家庭，主要是子女。依赖即是不平等的源头之一，祖辈们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也在逐步丧失，让渡给了父辈一代。值得注意的是，隔代教育中家庭成员的参与更加强调平衡，对家庭而言，平衡是与平等同等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平等强调客观的一面，而平衡强调主观感受，如果希望家庭关系能够在隔代教育中保持和谐的话，平衡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代际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其家庭成员内部的关系也不仅仅限于教育权力上的平等，它还涵盖角色地位与家庭关系之间的协调，而这也正是今天已婚85、90后们的家庭关系矛盾所体现出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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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三代娃娃的“内心戏” 第三代孩子作为家庭核心，他们延续的不仅是血缘，还承载着祖辈、父辈的期待。第三代的健康成长日益成为城市家庭奋斗的核心理想，作为权力个体的家长或家庭主导者总是认为他们是为了孩子做牺牲，但我们也会听到饱受娇宠的第三代表达出“我这么听话，努力学习，还不是为了父母吗？”的无奈情感，言外之意，“小皇帝”们也认为他们在为家庭作牺牲。在二孩政策之前，城市家庭中多是以独生子女为主，其在家中的地位犹如“小皇帝”、“山大王”，家里的资源也都向其倾斜。然而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以及三孩政策的提出，当家中多出一个弟弟或妹妹时，全家人的注意力渐渐转向最小的孩子身上，尤其是祖辈父辈们对大孩的关注度也会渐渐降低。此时，大孩的心理落差是很大的，并且极易对自己的弟弟或妹妹产生嫉妒的情绪，进而影响到家庭关系和谐。所以无论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孩家庭，隔代教育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区别在于两者会因此产生的心理与行为差异。 5.1. 多子女家庭 5.1.1. 角色地位的变化 二孩以及三孩的出现对于原先家庭结构有直接影响，家庭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其影响的不仅是父母的育儿观念和方法，同时还会给大孩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冲击 [ 12 ]。这缘于大孩的家庭地位受到挑战，不再是家中第三代的唯一，父辈和祖辈给与的关爱也会被对半拆分到年龄更小的孩子中，大孩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取而代之的是“你是哥哥或姐姐，要让着弟弟或妹妹”。长此以往，大孩就会产生消极抑郁情绪。 5.1.2. 启智化的影响 儿童期是儿童形成个性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好奇心非常强烈，他们不会将问题停留在表面，往往会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在他们进入学校之后对于认知也掌握了基本的方法，思维明显变得更加活跃，有了自己的思考判断。此外儿童期亦是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期，当父母在某些事情上以敷衍的态度对待儿童期的孩子时，他们内心会产生怀疑，长此以往会对两者间的亲子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 蓝蓝是社区“四点半”课堂的常客，一周内除了需要上兴趣班之外，基本上每天都会到社区的服务中心进行报道。蓝蓝在社区中显得“很活跃”，在社工给其他小朋友辅导功课的时他会特意做出一些动作来引起社会工作者的注意，经常同其他小朋友起争执。 社会工作者通过事后了解，发现蓝蓝家中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其弟弟年龄较小，蓝蓝奶奶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加关注弟弟，而他的父母则因为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他们。从某一次蓝蓝与其母亲的通话中，了解到蓝蓝与母亲之间的感情不是很亲密，其甚至都不敢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对母亲表达出来。由此案例分析可知，儿童期孩子多敏感、质疑，在家庭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在面对类似情况时，我们需要敞开心怀，将他们当作成年人来进行对话，给他们平等、尊重与信任，以此缓和亲子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 5.2. 独生子女家庭 5.2.1. “独行者”的孤独 “羡慕其他家庭有兄弟姐妹，感觉很幸福”，这道出了很多独生子女上的心声，因代际差异过大，隔代教育家庭给独生子女带来的孤独感更为严重。与农村地区的多代同堂不同，城市中以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为主要家庭结构，除去在学校、外出聚会等时间之外，独生子女与同辈群体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在一定程度上，其产生的孤独感、消极情绪等相对非独生子女而言也更强烈，其孤僻性格的养成也更加明显。 5.2.2. 压力山大“小皇帝” 不同于多孩家庭中，因有多个孩子会出现角色地位不平等的情况，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完全就是家中的“小皇帝”，全家的资源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倾斜的。虽说独生子女在家中会得到家庭成员的各种宠爱，但其同时也承担着巨大压力，获得的爱与压力是成正比的。家中长辈将自身期望都寄予到晚辈身上，所以各种补习、兴趣班等压榨着独生子女的生活娱乐时间，无形之中削减着独生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时间与互动频率，从而也极易引发亲子关系的冲突。随着社会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视，二代家长们也必须要开拓新的“领域”，学习如何与孩子相处的同时给他们提供高质量的陪伴，降低他们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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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 当代冲突理论产生之前，历史上的许多社会学家的理论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冲突思想，但对当代冲突理论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是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三位大师的社会冲突思想，本文主要是在齐美尔冲突思想的基础上来探讨城市隔代教育的家庭关系问题。通过对以上案例的研究分析，可发现：祖辈和父辈间对于第三代教育过程中的权力使用存在争议；父辈对于孙辈的行为表现视而不见，成为孩子最亲密却又疏远的存在。 6.1. 权力视野：孙辈教导权的纷争 群体之间的冲突愈是不激烈，冲突就更有利于促进群体(家庭)的整合。在城市主干家庭中，关于孙辈的教导权归属问题是引起祖辈和父辈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时他们会因为质疑对方的教育方式而选择“冷战”。而关于教导权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依附子女的祖辈群体而言，他们关于第三代，即孙辈的人生规划基本上是处于边缘地位的，缺少话语权的，此时，能够做出决定的权力者是孙辈的父母。 6.2. 关系视野：亲密却又疏远的父母 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冲突群体各方的团结紧密程度、情感投入程度及对冲突的理解程度密切相关。儿童期的孩子正是处于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期，他们对于父辈和祖辈的一些行为会进行过度解读，形成自己的判断，并对此做出相应的语言与行为表现，而父母反馈给他们的信息则会影响他们对父母情感的判断。在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倡导对孩子的关爱、陪伴孩子，确实也有很多父母为了陪伴自己的孩子而做出一定的改变。但是他们的陪伴大部分仅仅只是表现在空间上的一个低质量的陪伴，孙辈其实想要的是父辈像祖辈一样耐心地与其交流互动，产生情感共鸣与理解，而大多数的父辈并没有与孙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陪伴与互动，这种形式上的陪伴因为不能及时觉察孙辈内心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亲子关系，以至于和孩子形成一种亲密却又疏远的关系。 6.3. 理论反思：亲子矛盾的成因 基于案例中的现象，无论是围绕教导权的纷争还是围绕亲密关系困扰，其背后原因可有以下几种解释： 6.3.1. 沟通不足 在家长和家长之间，因为中国人大多数都比较内敛，在遇到问题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通常不会直接进行表达，只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想法，而当对方未充分领悟时，家庭矛盾冲突就会因此产生。所以，经常性的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对于孩子与家长之间，因为父母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大人物”，他们有可能会在无形中给孩子们带来压迫感，以至于孙辈根本不敢向自己的父辈提出要求，也不敢和父母诉说内心的真实想法，进行更多对话。 6.3.2. 缺少信任 冲突不仅是利益的反映，更是敌对本能的反映。很多时候祖辈的教导权被孙辈的父母收回就是因为父辈对祖辈不够信任，他们会质疑老一辈人的教育方式是否还符合当今社会、符合科学教育的需求。当他们心中存疑的时候，势必会选择将祖辈“边缘化”，由自己教育孩子，而祖辈因为自己的教育方式遭受质疑也会感到不满，随着祖辈话语权的改变，其教导权也渐渐被剥夺，这种直接否定、不认可祖辈的方式直接导致城市隔代教育过程中亲子矛盾的产生。 6.3.3. 家庭地位的不平等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祖辈一直是隔代教育中的“主力军”，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父辈在家庭教育中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是一种新的家庭地位转换。但在孙辈的视野中，他们并不能理解祖辈和父辈之间的这种地位变化，以至于当问题产生时，他们并不知道该听从祖辈还是听从父母。 6.4. 对策建议：社区工作者的协助 尽管在隔代教育中能够让祖辈和孙辈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和谐，祖辈也能够在教育中获得一定的成就感，但有时祖辈们也会感到力不从心，自己的教导方式不被子女们所理解，担心子女埋怨孩子出现问题归咎于自己教育不当。故可想而知祖辈们具有提升自身教导能力的强烈需求。在笔者实践的过程中，曾经有居民表示，在带孙辈时不会过多干涉自己子女的教育方式，一般情况只会照料孙辈的日常生活，也有居民会主动到社区寻求社工帮助，提出自己的烦恼，希望社工能够帮助他们答疑解惑。因此对于如何促进中国城市隔代教育的家庭关系和谐，笔者认为可以借助社区的力量，通过社区工作者对社区隔代教育家庭中祖辈、父辈与孙辈的针对性服务与协助，让隔代教育家庭关系在积极沟通与理解互动的基础上达到相对平衡与和谐。 6.4.1. 社工对祖辈的协助 首先，社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祖辈们对于隔代教育的看法，通过数据分析祖辈们在教导孙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筛选出其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其次，社工通过主动与祖辈们进行访谈，在访谈的过程中预估祖辈们的需求，了解祖辈们和孙辈的沟通情况；最后，通过观察法，在社区举办相关亲子活动，社工在观察参与社区活动中的多是哪一类人群，如果是爷孙一起参加活动，社工可以根据观察判断其家庭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隔代教育家庭，在以后的入户走访中可以重点观察他们需不需要协助。在充分的了解了祖父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需求之后，社工可以利用自身所学知识(如个案、小组、社区工作)帮助祖辈们解决烦恼。毕竟有些问题是祖辈们自身意识不到的并且自己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协助。 6.4.2. 社工对父辈的协助 首先，社工通过主动上门走访的形式了解社区中各个家庭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明晰父母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只是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不注重与孩子的交流，对于将孩子交给祖父母教导是否更加认同？其次，对于主动上门寻求社工帮助的家长，社工要了解其对于教导孩子的价值观，根据不同的家长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同时需要告知其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先从最主要的问题着手，学会与孩子沟通理解是关键。 6.4.3. 社工对孙辈的协助 有时候孙辈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需要一个旁观者去纠正他们。但是，需要谨记的是，此旁观者不能够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姿态去进行教导。孩子们在成长到了一定的时期后会有所谓的“叛逆心”，当你越想教导他的时候，他就越是要与你反着来。所以，社工在介入隔代教育中的第三代孩子时，面对孙辈群体要懂得利用相应的技巧。 6.4.4. 社工与学校进行联合 社工可以与第三代孙辈群体的就读学校进行联系。换言之，在学生时代，孩子们在学校停留的时间是除了家里以外最长的，最熟悉孩子在学校是何种状态的非班主任莫属。社工通过与孩子的班主任进行沟通交谈，可以了解孩子的交友情况、学习情况、自身的品行等等。同时通过班主任与家长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可以从侧面评判这一家庭关系是紧张抑或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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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隔代教育”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一直存在于各个家庭中，每个时代的隔代教育都会因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问题。现如今社会中比较关心教育问题的父母主要以85、90年代的这两辈年轻群体为主，他们的学识、思想都在与时俱进，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特别强，也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做出改变，特别是在城市中生活的父母们。城市家庭中多以父辈为主要教育者，他们不会将教导权全部交由祖辈们，在发现祖辈的教育方式产生偏差时，家庭关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父辈作为孙辈与祖辈之间的中间人，应同时兼顾两者的感受，其可以在借助沟通交流方式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通过冲突整合作用与祖辈们及时止损。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用旧有的观念去评判，旧有的研究也要与时俱进，隔代教育也需要用不同的理念去重新审视，需要祖辈与父辈之间多一些沟通、对话以及彼此宽容，同时也需要相互尊重、理解彼此的观念差异。除了关注教养者之外，作为被教育的三代儿童也值得我们重视，他们的行为反应往往是最好的检验隔代教育影响的一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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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技术已经融入到社会工作生活各个方面。新媒体的出现为高校宣传教育工作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高校宣传教育工作应转变思想认识，紧跟时代步伐做好官方新媒体平台，把握新媒体宣传教育的先机。高校要想做好做强做实宣传思想工作，就需要不断创新互联网宣传思想和宣传方式，把新媒体宣传教育方式贯穿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宣传思想工作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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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媒体是基于数字通信技术，把互联网作为载体，以智能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网络输入设备为终端，充分满足用户的信息消费需求。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和之前传统传播方式相比，新媒体具有实时性、开放性、交互性以及便捷性等特点，传播形式灵活且多元化。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将极大地丰富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载体，拓宽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平台，同时因为微博、微信、官方网站以及学习强国等新媒体技术软件的广泛应用，使新媒体技术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中的优势日益凸显，不断增强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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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媒体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发展现状及基本特征 互联网领域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涌现了多样化的新兴媒体。就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而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传播模式，加快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传播速度，拓宽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传播视野。同时新媒体也以其独特的优势不断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相互交往的模式。 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过程中，尽管仍然将报刊杂志等传统模式作为高校宣传工作的重要的载体，但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高校宣传思想文化信息的传播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新媒体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即刻传播分享等特点，使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传播形式变得灵活且多元化。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局限性，高校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将最新的新闻资讯和思想文化精神第一时间传递给在校师生以及外界社会，同时也能在最短时间得到相应的反馈。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新媒体工作者往往会借助新媒体社交软件，充分发挥通讯社交的优势，形成属于高校自身宣传的文化圈。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下载自己需要的资源，自己拥有的信息和资源也可以随时分享到互联网，以达到资源的最大的共享。新媒体宣传逐渐成为高校新闻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阵地。高校宣传文化不仅能够为校师生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提供便捷，而且也对学生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校师生可以借助校园网络随时随地获取相关校园资讯，同时也可以借助新媒体对于现实社会发生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交流互动。在高校宣传工作中，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不仅能够增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便捷性，同时对于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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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媒体对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教育部和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鼓励并支持高校新媒体的发展 [ 1 ]。但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技术亦是如此，合理运用即可发挥其积极作用，反之则易受到其负面影响。 3.1. 新媒体给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新机遇 3.1.1. 利用新媒体拓展高校党建平台 当前，我国正处于信息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高校宣传工作应结合时代发展潮流，将新媒体与党建工作有机结合，是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创新和增强党建工作的必由之路。新媒体所具有的便捷性、共享性以及即时性等特点，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更加便利的学习方式。基层党组织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实现高校党建工作的信息化、网络化，极大的拓展了高校党建工作的传播平台。 3.1.2. 利用新媒体加强思政工作建设 高校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掘新媒体的教育潜能，让学生真正地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主人，使高校思政工作在新媒体因素的融入下更具有时代特征。在高校宣传工作中，新媒体技术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进行思政教育的文化宣传，同时也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将高校的最新咨询通过动态视频进行宣传，不仅使宣传内容生动形象，而且也能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进一步增强高校宣传文化工作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3.1.3. 利用新媒体助推高校德育建设 新媒体的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高校的德育环境，新媒体整合了传统的网络媒介，为大学生提供了相对开放的自由空间，也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德育工作的开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尤其是微博、微信、学习强国以及抖音等宣传媒介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为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带来的新的机遇，使高校活动中的教育教学、专题报道以及典型事迹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宣传，使新媒体技术成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宣传手段。 3.2. 新媒体给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新挑战 3.2.1. 对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网络环境提出挑战 新媒体条件下，人们对新技术的热情较高，能够迅速适应新媒体等网络环境，同时也习惯了新媒体信息的泛滥传播，在这些泛滥的信息背后同样也伴随着很多负面的、虚假的信息。特别是新媒体中多元价值观的泛滥发展，使信息参与者在面对海量信息的时候，容易被负面消所牵动，从而给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造成很大程度的困扰，这也成为了新媒体条件下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盲点。 3.2.2. 对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管理机制提出挑战 伴随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网络监管缺失、以及网络生态不成熟等问题，这些对于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管理机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高校要不断的整合社会化思潮，对于网络中出现的许多宣泄式和情绪化的不良言论，要及时的做出干预处理，构建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逐步完善校园信息检测和预警系统，从而进一步提升学校信息化管理水平。 3.2.3. 对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提出挑战 新媒体的发展给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思想文化工作者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利用新媒体的能力素质。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知识结构单一、基础知识不够扎实、新媒体技术运用的技能不熟练、缺乏主动运用新媒体的动力等，因此，加强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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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机制建构 4.1. 整合完善高校现有新媒体平台 高校新媒体宣传平台主要包括学校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微博以及报纸等，这些平台既是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载体，又是具体的展示窗口。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我们既要充分吸取传统媒体的宣传优势，又要积极挖掘新媒体的特点和优势，将新旧媒体灵活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优势互补的形式，逐渐建设具有互动性强和传播效果广的新闻网站、官方微博、手机报刊等多种党政宣传的新媒体平台 [ 2 ]。同时，高校还可以积极利用新媒体个性化传播、内容形式多样以及展示方式丰富等优势积极引导社会公众。与此同时，高校借助新媒体及时关注学生集中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广泛争取意见和建议，并及时运用舆论进行积极引导，第一时间站在舆论制高点发布权威信息，使学生的意见能够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回应，从而不断地增强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时效性。 4.2. 拓展高校宣传思想文化新空间 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它更应该深入的体现在宣传内容和宣传观念的创新上，要紧紧围绕着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针，把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要结合时代发展，深入挖掘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不断夯实精神力量的文化厚度，让新时代的学生能够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感受到人民的信仰，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希望。高校应借助新媒体树立文化自信，充分挖掘当代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拓展高校宣传思想文化的工作思路和工作路径，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 4.3. 创新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管理机制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迅速，任何事件在舆论的引导下都有可能瞬间成为热点话题，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与此同时，为了促进高校新媒体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高校应建立舆情监测体系与引导机制，及时做好应急网络的危机预案 [ 3 ]。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高校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从整体上把握主流文化的传播方向，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的接受性。同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落实校园重大事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是高校思想文化工作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尤其在当前网络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网络宣传极易受到外部势力的消极影响。因此，高校应针对这一情况，积极建立新闻公开和发布制度，创设健康积极的网络交流环境和网络传播渠道，由专业的新媒体管理团队负责进行信息的整理和发布，从而提高舆论管理过程的规范化、制度化与人性化。 4.4. 加强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建设 高校宣传思想文化队伍不仅要掌握熟练的新媒体技术，而且要在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夯实自身理论基础的同时，坚决做到不传播对社会不利的负面新闻和不实言论。高校要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建设纳入高校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准确把握队伍思想动态和学习需求。高校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在一定程度影响着高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效果，因此在高校新媒体工作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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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民法典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提示对方注意条款的内容，从合同法规定的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限制其责任条款扩展到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显然，民法典对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义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免责条款作为格式条款的内容又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会不会因为民法典时代格式条款提示内容的变化而改变，实务中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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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也是最早出现的格式合同，其格式性根据我国《合同法》以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指的是合同主要由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协商的条款构成，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没有具体协商该类条款的可能，一般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司法实践中，很大比例的保险合同纠纷是因免责条款的问题而产生争议。随着民法典对于格式条款部分的修订，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是否因此产生影响？笔者试着提出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