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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秩序建构的路径 建构现代秩序，首先从领域分离开始，即：“力量转移–结构转型–利益博弈–多元–整合凝聚，最终才走向秩序构建” [ 16 ] 。在现代化进程中，它是以市场经济所塑造的经济结构与以市民社会所培育的社会结构相辅相成、共同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 1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说，“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利分离开来，而在中世纪晚期的统治形式之中，它们原本是整合在一起的” [ 17 ] 。比如说，在西方即使国家政权开始动摇，坚固的市民社会结构依然可以承载社会秩序。而在中国却不行，中国市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性要大于西方，而自主性却低于西方社会。因此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性而言，最迫切的任务是推进“领域分离”和“结构转型”，构建出一个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结构，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新型社会结构。 4.1. 力量转移 “社会历史发展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动态呈现就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主导力量的转移与变迁。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其中的主导性力量自然也就不同” [ 18 ] 。因此，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的更替，直接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力量的转移。比如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农业社会走向商品经济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社会就从对“人的依赖关系”走向对“物的依赖”再转向对“商品和雇佣劳动的依赖”。从对人的依赖转向对物的依赖再走向自由个性的过程，就是从权力力量主导社会历史转向资本力量主导社会再走向能力力量主导社会。从力量转移上看，行政权力经资本权力走向人的自主创新能力，或由权力驱动到物质驱动再到创新能力驱动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是权力驱动型社会；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是物质力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而当前，中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论断，创新能力将成为“力量转移”中主导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创新性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从“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向“信息化”社会过渡，对“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大，资本统治与权力统治共存。权力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权力思维和物化思维的盛行，致使个体普遍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整个社会创新性不足。同时，在时空压缩的影响下，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很多问题。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需要执政党纯洁作风、严明纪律、高超本领，以行政力量进行社会整合与管理。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经济、物质驱动力。能用经济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强制手段处理，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问题就不用政府过多干预。同时，还需运用知识、思想与创新的力量。用现代化的知识来管理社会，不断加强思想引导和创新管理方式。特别要注重挖掘思想的力量，运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整合行政力量与市场资本力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4.2. 结构转型 当社会的力量转移后，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既逐步形成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型政府三者之间的新型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独立，主要依附于政治力量，社会结构是政府管制型的传统社会结构。而现代化进程，一定意义上是领域分离过程，分离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说，现代化的过程是结构转型的过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结构均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特别是经济建设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而这些变化取之于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型。随着领域的逐渐分离，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所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在市场经济领域，结束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转变，使市场机制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在社会组织中，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社会组织也开始发挥应有作用；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现在中央所提出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加强社会建设’、‘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反映我国正在发生结构转型的趋势” [ 19 ] 。社会结构转型，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排列组合，形成“混合型结构”。比如说，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出现，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就发生了改变，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必然要利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领域就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混合性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的出现，必然使公民参与在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在社会领域，就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社会组织为参与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转移”和“领域分离”，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混合结构”。“社会结构转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由于它所内含的某种宏观社会学的描述性意义已经具有了普遍的理论解释力。该解释传达的信息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性改变，包括社会基本制度或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之显形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与道德信仰之隐形结构的革命性改变” [ 20 ]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创造制度条件，释放制度活力，健全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21 ] 。 4.3. 利益博弈 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力量的转移和结构的转型，必然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就产生多种价值利益的博弈。正如孙立平所言，“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 [ 22 ] 。人民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由此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卢梭早在1749年写下的断言就警醒我们“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想是感情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近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 [ 23 ] 。利益博弈本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满足人自身需求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当绝对的致富欲和贪欲占统治地位时，就会产生冲突，“冲突不可避免地由诸如财富、权利、声望及其他产品的不平衡配方引起的，人民总是力争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占有的稀缺资源的数量。而那些已占有较多资源的人，总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常常使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强制手段控制自己的地位。但是又因为受控制的人并非乐意总处于屈从和被控制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冲突” [ 24 ] 。诚然，在利益博弈中，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弱势群体的产生，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为人民的“安全网”。只有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对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才能提高，社会对立情绪才能缓解。而在利益博弈之中，需要一个“裁决者”顾及大家，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不能由自主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行为自身满足的，因此，应当由一个超越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和确定社会利益” [ 25 ] 。而这个裁决者就是法律。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强法制建设，建设法制国家。在“面对不同群体利益诉求，面对利益最大化期许，唯以利益博弈思维处之，进而形成有效方法、对策、机制等，才能使各方面找到利益平衡点，才能使问题的解决不会越出理性的范畴” [ 26 ] 。 4.4. 多元整合 随着利益格局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必然由一元走向多元。因此，现代化建构过程中，就不能排他性的一元论，而因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包容思想的多元性，并在整合凝聚中建构符合大众的核心观念。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如果只有‘多’而没有‘一’，必然分化；如果只有‘一’而没有‘多’，必然僵化” [ 27 ] 。而事实上，分化和僵化都应避免，因在“竞争的合作”中，倡导主旋律，尊重多样性。特别是在两级格局打破后，世界进入多极化趋势，这种趋势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多极化，各种思念观念和意识形态都充斥着主流思潮。 伴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思想意识形态必然也跟着发生转变，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唱响主旋律，倡导宽容并蓄，理性引导舆论，适度管理网络，在整合凝聚中发展“正能量”。在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人民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 [ 28 ] 。而在整合凝聚价值观的同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基本思想；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要反映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要最大限度地表达社会共识；要便于传播和记忆” [ 29 ]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方面，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处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矛盾上犯了错误。无论在何种制度的国家，社会意识可以“多元化”，这是社会意识充满活力的内在表现，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一元化”。如今，我国的现代化建构仍然处于结构转型期。在思想意识建构中，我们面对内外合力的冲击，对外我们受到西方的“普世价值”的挑衅，对内我们受到“儒化”思潮的干扰。因此，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中，既要坚持主旋律，包容各种思想交锋、交流和交融，避免思想僵化的同时，也要具有主导性，引导社会各种思潮求同存异，避免分化。而避免僵化、分化的关键是打破既得利益，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