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4.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边界条件 4.1. 个体边界条件 4.1.1. 自我需求 在社会互动中，自我呈现方式对不同自尊水平的人的影响不同。Jang等(2018)的研究表明，与低自尊的Facebook用户相比，采用真实自我呈现的高自尊用户会报告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然而积极自我呈现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并不会因为其自尊水平而存在差异。这是因为高自尊的个体对自身的真实自我更有信心，并认为自己比低自尊的人更有社会吸引力，社交网络的真实自我呈现满足了高自尊用户对与能力感的需求(Brown et al.， 2001)。 受欢迎的需要(need for popularity， NFP)是指为了显得受欢迎而去做某些事情的动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印象管理目标(Utz et al.， 2012)。研究表明，与低NFP的个体相比，NFP高的个体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更容易受到自拍观看行为的影响，频繁的自拍观看行为会使得高NFP的个体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Wang et al.， 2017)。进一步分析表明，高NFP的个体渴望在社交媒体上寻求人气，因此会更注意到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拍，产生更频繁的自拍观看行为。此外，高NFP的个体更加认同自拍的行为，因此，自拍观看行为对高NFP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加明显。 4.1.2. 自我呈现策略 关于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策略的分类有较多种，概念并不统一，而不同策略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略有差异。其中最为常见的分类是Kim和Lee (2011)提出的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或者策略型和真实自我呈现(Jang et al.， 2021)。Kim和Lee的研究表明，积极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程度更大。例如，当Facebook用户积极的自我形象通过自我呈现得到更好的保留和肯定时，他们的幸福感就会提高。积极错觉理论(Positive Illusion Theory)也可以解释这一结果，即对自我偏差或强化的认知可以帮助人们应对自我威胁的情况，进而提高感知幸福的能力(Taylor & Brown， 1988)。由于真实自我表露在社会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真实自我呈现更多地通过感知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Joinson， 2001)。另一项关于Facebook上自我呈现的研究表明，自我呈现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到呈现主体与呈现对象间关系亲密程度的调节：对于关系较弱的朋友，个体在使用策略性自我呈现时会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对于关系紧密的朋友，策略性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对幸福感的影响没有差别(Jang et al.， 2021)。 上述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策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主要差别在于正向预测作用的强弱。然而，不适当的自我呈现策略(如虚假自我呈现、自恋型自我呈现和消极内容自我呈现)则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的影响。Wright等人(2017)在研究中发现社交网络中存在虚假自我呈现策略(false self-presentation)，主要包括说谎和不诚实的点赞这两种行为，这种虚假自我呈现行为与个体的焦虑、抑郁、压力等水平呈正相关。此外，有其他研究者发现了呈现虚假的自我会导致个体较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Michikyan et al.， 2015)。Jang和Kim (2020)的研究发现，较为孤独的女性倾向于在社交网络中使用自恋型自我展示(Narcissistic self-presentation)，即一种试图通过自拍照或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来展示自我、表现出自我夸大和自我推销的特点，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的自我呈现方式。这种自恋型自我呈现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双通道的，其一是通过自我差异的作用对主观幸福感有消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根据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hypothesis)，在社交网络中越是呈现自恋型的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差异越大，个体会感受到更低水平的幸福感；其二是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自恋型自我呈现对社会支持有直接影响，而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此外，有研究发现，与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不同，在社交网络中呈现自己的消极情感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消极事件等消极自我呈现会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Bevan et al.， 2014; Liu et al.， 2006)。 4.2. 情境边界条件 4.2.1. 个体情境：生活压力事件 个体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事件会影响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Stiles (1987)的表露发热模型(fever model of disclosure)指出，当人们感到痛苦时，他们倾向于呈现更多的信息，即个体在压力情境下可能会更频繁地进行社交网络的自我呈现。根据自我呈现压力缓冲效应(stress-buffering effect; Derlega et al.， 1993; Kahn & Hessling， 2001; Zhang， 2017)，自我呈现可以保护人们免受生活压力的严重困扰，缓解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在面临更多压力生活事件时，在社交网络上更多进行亲密和积极自我呈现的个体会体验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更多进行真实自我呈现会导致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下降(Gibbs et al.， 2006; Zhang， 2017)，这是因为坦率地谈论自己可能会暴露自己的缺点或消极特征，让他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靠的伴侣或朋友。因此，在面生活临压力事件时，真实的自我呈现可能不利于呈现者本人；相反，它还可能导致亲密和陌生人的错误判断和拒绝(Coates et al.， 1979)。 4.2.2. 社交情境：社会信任 在社交网络中进行自我呈现时，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感知非常重要，社会信任是这种关系感知的一个集中体现。Fukuyama (1999)认为，社会信任是在一个社会团体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社会信任以共同规范为基础，以个体隶属社会团体为前提。研究表明，个体在网络互动过程中对他人的看法影响了积极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于高度社会信任的个体，积极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会显著的高于低社会信任个体(Kim & Baek， 2014)。如果个体对伙伴有积极的期望，则更倾向认为伙伴会相信和接受积极的自己，这会使个体的心情愉悦，因为这预示着其自我呈现的成功。反之，如果个体认为其他人可能不信任自己的意图，拒绝自己积极呈现的自我，会导致个体的心理挫折(Nicole et al.， 2006)。 4.2.3. 文化情境：个人–集体主义 除了个体生活情境和社交情境，文化情境也影响着个体在网上展示自己或看待他人的方式，进一步影响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方式。文化价值观代表着民族文化的核心，影响着个人的交际行为(Gudykunst， 1997)。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不同导向的民族文化在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方面有所不同(Gudykunst， 1997; Hofstede， 1980， 2001; Triandis， 1995)。研究表明，在个人主义国家，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广度不能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Verduyn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7)，而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强度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Brailovskaia & Jürgen， 2019；毛良斌，2020)。此外，与积极自我呈现相比，真实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更大(Hongliang， 2017)；在集体主义国家，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广度能够显著地积极影响主观幸福感(Kim et al.， 2014; Lee et al.， 2011; Wei & Gao， 2017)，而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强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Chai et al.， 2019)，积极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高于真实自我呈现(Hong， 2018)。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文化差异可以通过独立-依赖型自我构念解释。Triandis (2001)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背景下，个体的思想与行为文化差异一致。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更加看重独立型自我构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强调自我实现，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看法来组织自己的行为(Heine & Lehman， 1992)，因此真实呈现个性和自我独特性更有意义，就更能提升主观幸福感；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更多展现依赖型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关注别人的评价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Markus & Kitayama， 1991)，因此相比于真实呈现，展现自己积极的一面能够收获更多正面的评价与反馈，进而体会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提升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