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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卷首序及凡例所见光绪《续修蓝田县志》的编篡思想 吕懋宏所撰光绪《蓝田县志》序称，光绪《蓝田县志》的编纂，“自道光十九年以前，守旧志而遵循之。自道光十九年，续新志而附益之。卷帙次第、条例后先，一仍其故。譬诸承家，旧志垂为典章，而新志奉为约束者也。譬彼行远，旧志导夫先路，而新志步夫后尘者也。”( [ 3 ]， p.3)也就是说，光绪《蓝田县志》的编纂，对于道光十九年以前，仍旧沿袭的是旧志的体例，而道光十九年以后，则采用的新志的体例。《凡例》说：“蓝田志存者有雍正八年之李志，嘉庆元年之马志，马志中按语多称旧志，即李志也。今志于马志按语之可存者存之，直称马志以别于马志之称李志为旧志。”( [ 3 ]， p.6)据此，则此处所谓旧志，应当包括雍正“李志”和嘉庆“马志”。新志则当为吕懋勲主编的光绪《蓝田县志》(以下简称“吕志”)。那么，相对于旧志，吕志表现出哪些新的变化呢？ 2.1. “图、表、志、传，缺一不可”的编纂思想 吕志特别重视地理图表的运用，用一卷的篇幅，专门用地图描述蓝田地理。《凡例》说：“方志以地理为主，地理以图为主。前志卷首载《县治》一图，略具形似，非地理家法也。今志仿《图经》例，以图冠首，别为一卷。”( [ 3 ]， p.6) 吕志也不是对所有内容都采用地图来展示，而是有所选择的。《凡例》说：“县境错入邻域，参差不齐，有长方勾股圭形等，势惟开方之法足以明之，故于县境全图、二十里图、诸山图、道里图皆用开方。水势曲折历涧而注，非开方所能尽，故诸水图不用。”( [ 3 ]， p.7)清魏源《圣武记》卷六：“利玛竇、南怀仁诸地图，开方计里，眉灿星臚。”( [ 4 ]， p.260)清冯桂芬《绘地图议》：“今江南州县有鱼鳞册，犹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绘图不知计里开方之法，图与地不能密合，无甚足用。”( [ 5 ]， p.23)大抵开方即是绘图过程中求算面积。也就是说，吕志中的县境全图、二十里图、诸山图、道里图全部是用计里开方的技术方法绘制的，地图的精确性大为提高。 至于各个河流地图，则不用开方。另外，对于县内建筑作图，也仅限于县署、学宫和书院三类重地，其他则一概不专为绘图。至于军事要塞，虽无专图，但在县境全图有详细注明。 对于志中各图，吕志也有相应的注释。相对于旧志，这自然是一种创新。不过，编者谦虚的认为，对地图做注释，看起来像是新创，实则是继承前人而来。《凡例》说( [ 3 ]， p.7-8)： 图必有注，昉于大易之系辞也。郑樵谓辞以系名，盖系于易象之后，即图注之所由起。春秋公羊家言比事属词，属词亦系词之义。春秋无图而有谱，太史公书历引周谱，谱与图名异实同，故属词即周谱之图注也。《三辅黄图》《遁甲开山图》诸书久亡，其散见于唐宋人所引者，皆当日之图注，故今志图后之注虽创实因。 古代方志的编纂有所谓地理一派，有所谓历史一派。地理一派更重地图的运用，历史一派则更重纪传体的运用。吕志折中其间，对地理地图和历史的志、传兼而用之。《凡例》认为，“夫州县方志，于古属外史，所掌其在史部也，属地理门。图经者，地理门中之一种也。方志之例，宜以图经为主，而参用史法，俾纪纲法度”( [ 3 ]， p.5)。编者这样做的理由，是认为方志虽然属于历史，但与地理密切相关，所以，应当以地理图经为主，而参用史法。尽管编者充分估价了地理图经在方志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十分重视历史方法，仍然采用了传统史学的表、志、传的体例。《凡例》所谓“图、表、志、传者，缺一不可，夫然后可为信史”( [ 3 ]， p.5-6)。这句话清楚的表达了编者史地融合的方志编篡思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一种历史地理融合的体例，但在本质上仍旧是偏重于历史的。在编者看来，志书根本上还是历史书，地理地图的大量使用，不过使得志书更加详瞻可信而已。 2.2. 裁撤合并，务使志书体例优化规整 吕志的编纂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在雍正李志和嘉庆马志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来。因此，吕志对前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于这一点，《凡例》有十分详细的说明。《凡例》说( [ 3 ]， p.10-13)： ■前志首载天文，循俗例也，并引填星掩铖、熒惑入东井二事以为蓝田征应，似矣，然占法统言在秦不在蓝田，因桓温破符健、沈田子破姚泓皆在蓝田，遂谓二星专主田，可乎？今一概从删，特作《地平高弧线表》以明授时之准。 ■沿革、纪事分二门，杂记中又散著大事，非例也。今以年经月纬之法合为一表，庶览者梨然。 ■职官选举，前志但录履历，非传非表，大类花名卯册。兹特更正。其有事可祀者入循吏列传，无事者入表以存其名。 ■山川有图复入土地志者，县境山川皆有名于古，见于史，与各地理家书图只能辨方位不能溯古迹也。土人所呼之名于古不合，志中叙次一主俗名而以古名证注其下，盖流俗沿讹不自今始，专列古名反滋疑怪矣。 ■古迹风土等自来志乘者各自为门，今皆统诸土地志以省繁冗。 ■辋川名胜最多，今以前岁已作《辋川专志》将附诸县志后，故今志古迹等但列其名而不详叙以免重复。 ■功令赋役全书十年一修，因革损益不书，与旧同也。道光十九年赋役全书初成，故志田赋全采之，不厌其详。 ■学宫书院皆有图，复作学校志者，造士之方图难书载，汇为一志，以昭郑重。 ■古者学与庙分，有事则祀先圣先师于学而已。元明以来学与庙合，至今已成定制。吕泾野志高陵、乔三石志耀，入文庙于祠祀，不入于学校，意在存古，不自知其违今也。志于文庙有学宫图即以建置为图注，而学校志但载规制，庶于古今两不戾。 ■寺观本宜入土地志，今以类相从附祠祀后。 ■艺文、金石，前志所无。不惮搜罗，以補其阙。 ■前志于各传分门太多，且有毫无寔事而以雷同之言，类乎考语亦为一传者，皆不合例，今使各以类附，不入传，亦不没其名。 ■前志以苏晋、荣察入艺苑传，非也。今改入列传。韩干、施璘两人占艺苑一门，不成篇目，故亦入列传。 ■前志方伎只赵胡一人，不成篇目，亦无可从之类，而杂记中所载有名僧道甚多，不入正志，亦非例也。考前史如佛图澄、鸠摩罗什、元奘、张果、林灵素之流皆入方伎传，魏书之释老志、元史之释老传，尤为得体，今志遂从此例。 ■节孝妇已蒙旌表者全入列女传，其未旌而已合例者，近人修咸宁长安二志皆备载之。穷乡僻壤，苦节能甘，无力上达，遂至湮没，是采访者之责也，俟核其真确以次续入。 ■前志征引甚博，凡涉县事，虽稗官野语无不罗载，今一一刊正以明史例。 吕志的结构安排体现了编者的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见识。例如，旧志卷首一般多用天文分野叙说本地地理，而新志弃不用，直接用《地平高弧线表》取代。由于《史记》《汉书》中的天文分野出自战国晚期的阴阳五行家言，内中多有迷信以及牵强附会之说，而历代志书沿用不改，此实固陋。吕志代之以高弧线表，这无疑需要非凡的见识。学宫、书院固已有图，但吕志又不避繁冗，做《学校志》，目的是“以昭重视”，表达了作者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艺文、金石旧志所无，编者“不惮搜罗，以補其阙”，也是一个创举。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 2.3. 重视实证，不妄立说 中国方志名目虽繁，篇幅虽长，但大多都有抄袭正史、重复雷同，以致史料价值降低之弊。在这方面，吕志做的是比较好的。吕志序言称：“袁君生长乡邦，谙练故实，病夫灞产各源，旧说轇轕，已乃徒步裹粮，蹇裳被莽，由委穷源而正之。昔人云百闻不如一见，此尤足信。”( [ 3 ]， p.3)因为编者是当地土著，熟悉蓝田地理掌故，因此能纠正陈说之谬，而其正谬之法，则是“徒步裹粮，蹇裳被莽”的实地考察，而不是坐在书斋里编书。实地考察，是中国史学家、地理学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 6 ]， p.1750)。郦道元“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 [ 7 ]， p.1)，徐霞客一生游历三十四年，遂有《徐霞客游记》，诸大师皆能身亲实践，亲眼观察地理风物，补人知识之阙。吕志虽不及以上诸人伟大，但也做了大量实地考察，纠正了许多谬说。《凡例》又说：“无本之说不可以示后，凡所征引皆标出处，或有讹误后人得辨而正之。”( [ 3 ]， p.6)所谓“无本之说”，即是没有根据的附会不可信之说，对此，编者也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吕志书中“凡所征引，皆标出处”，对于俗间讹误，也一一辨析纠正。吕志《叙传》说：“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必核其实，志岂可徒行其名乎？必博采故老，访询舆评，而后其行为有据，其事为足徵。”( [ 3 ]， p.737)这种考据家风，已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点。 2.4. 受到乾嘉考据学的影响 就方志发展史而言，清代方志的发展到达了新的高峰，方志编篡思想也呈现百花齐放状态，清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派，考据学派最讲究的是“征实考信”，考居家们的考证大致不出名物、史地之范围，而地方志作为“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典籍，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 [ 8 ]， p.8-9)。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给了考据学家一片施展拳脚的乐园，因此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到地方志的编篡之中，并以编篡地方志为自己平生之功绩。于是清代出现了一批方志学大家，诸如戴震、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积极参与地方志的修著，使清朝地方志蔚然可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戴震为首的方志地理学派和以章学诚为首的方志历史学派。 戴震认为，编篡方志首先应注重地理沿革，他强调“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古今沿革，作者首以为重”，例如他所修《汾洲府志》的篇目中：卷一为地图、沿革表、沿革；卷二为星野、疆域；卷三、四为山川；卷五为城池、官署、学校；卷六为关隘(险要的关口)、营汛(军队驻防地)、驿铺；卷七为户口、田赋、盐税；卷十三到十六为人物；卷十七到十九为科目；卷二十到二十一为烈女；卷二十七到三十四为艺文。《汾阳县志》的篇目为：卷一为沿革，疆域；卷二为山川、城池、官署；卷三为赋税、学校；卷四为人物，孝义；卷十一至十四为艺文。疆域沿革都放在方志编篡的目录之首，显示其重要地位，因此这两部志书都充分体现了戴震重视沿革的修志主张( [ 9 ]， p.19-22)。而章学诚则始终主张“六经皆史”、“方志乃一地之史”，他认为编篡方志应该根据“志为史体”的基本原则，遵循《史记》等古史书的纪传体例，以皇家纪年，典籍法制，人物传记为重点，并且为方志设计了一个“三书四体”的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做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四体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做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例如章学诚所修的《永清县志》中纪两篇；皇言纪第一，恩泽纪第二；表三篇：职官表第一，选举表第二，士族表第三；图三篇：土地图第一，建置图第二，水道图第三；书六篇；列传十篇。一共二十五篇，完美的落实了“三书四体”理论内容。章学诚方志编篡思想和理论对当时修志之人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不少地方以《永清县志》为模式编篡地方志。以此而论，则光绪《续修蓝田县志》“图、表、志、传，缺一不可”的编篡思想，也不戴、章二人的影响。至于吕志所标榜的“无本之说不可以示后”以及“凡所征引，均注出处”的做法，也明显受到了乾嘉考据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