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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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航天精神的来源 在航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航天人始终将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涵贯穿到整个航天工程的伟大实践，在艰苦创业、铸造辉煌成果的同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航天精神，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与完善。作为航天事业发展实践的产物，航天精神也是对我国航天人员精神面貌的体现，是对其工作精神的凝练。 3.1.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航天精神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文化自诞生以来，多次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发生过大规模碰撞，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若烟海、博大精深，得以让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学习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激荡中沉淀下来，为整个中华民族提供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 1 ] 。航天精神是在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对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的继承，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丰富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展现。 航天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和体现，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涵。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身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会锻造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民族精神是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漫漫历史长河，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实践的发展，民族精神能够注入新的内涵，愈加完善。发展以传承为基础，航天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从其产生的特殊环境、历史渊源来看，航天精神融于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祖国的需要就是行动的指南，众多航天人员爱国如家，投身航天工程的建设，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支撑航天人的首要精神力量就是爱国主义，他们有着建设强国的坚定理想信念，航天精神正是爱国主义在航天事业的具体体现，是对民族精神的完美呈现。 3.2. 发展于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实践 航天精神在实践中孕育，为实践所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哪个国家能建立航空航天的领先地位，它就迟早能控制全球，走在国际前沿。新时代，航天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现，各国在航天领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竞赛，大力建设航天工程，先后成功发射卫星与载人航天飞船，使得航天事业飞速发展，国防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航天强国，为新时代航天事业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中国航天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要迈的更大，走的更远。如今，我国已突破掌握空间出仓、空间交会对接及航天员中期驻留等载人航天领域重大技术，北斗导航系统到“天眼工程”，再到实践十三号高通量通信卫星，更是绘出了一幅由航天高科技支撑的美好画卷。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航天精神随着航天事业的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 航天事业的奋斗史是航天精神发展的力量之源。航天工程属于尖端科技聚集的高科技事业，具有风险大、挑战大、难度大的特点，虽然我国航天事业起步艰难，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每一步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面对逆境，中国航天事业仍旧攻坚克难，突破了一项项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对航天技术垄断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中国航天事业开始起步，第一颗人造卫星计划开始实施，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相关部门的协同下，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揭开了航天事业发展新的篇章。如今，经过一代又一代航天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航天事业长足发展，“长征”号、“神舟”号、“嫦娥”号和“天宫”号等成果令人瞩目，极大的增强了航天事业的国际影响力。所有这些无不证明，航天精神始终蕴含在航天工程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蕴含在航空航天的优良传统中，发展于祖国航天事业的伟大实践。 3.3. 形成于航天人员工作精神的凝练 航天精神凝结了几代航天人的心血，是对其工作精神的凝练。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航天精神，是对中国航天人员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团队逐步形成，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勇敢地肩负起攀登科技高峰的使命。中国航天人始终以强烈的责任心一丝不苟搞钻研，在铸造世界一流航天工程的过程中，占领航天科技的制高点，展现航天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中国航天工程的建设，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再到如今的“探月工程”，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实现，圆了中华民族飞天揽月之梦，得益于中国航天人自主创新精神的发展。面对航天工程这一重要领域，科技人员坚持高起点发展，瞄准航天科技发展前沿，进行卓有成效的自主创新，时刻注意汲取航天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新观念，展现了新时期中国航天人强大的创新能力，使中国的航天工程建设一次次突破极限。 航天精神的形成离不开航天人员的无私奉献。航天精神所表现出来的乐于奉献的品质是无数中国航天人忘我牺牲的真实写照，推动了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为导弹事业、神舟号试验飞船、月球探测等重大工程奉献了一生，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浩瀚无垠的太空。如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航天特种熔融焊接工高凤林，为我国多发火箭焊接心脏，多次谢绝外界高薪，刻苦专研，为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航天人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是航天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甘当人梯，用自己的伟大行动与令人惊叹的智慧培育新人，使航天事业一次次取得历史性突破，不断向前发展。航天精神正是对航天人员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辞辛劳和无私奉献等品质的概括与总结、凝练与升华，成为激励一代代航天人创造新的伟大成就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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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总之，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之初，就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航天人不忘初心，谱写了航天事业的壮丽篇章，凝练出了内涵丰富并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航天精神。航天精神凝聚了几代航天人的心血与智慧，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而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人们不断创造辉煌的精神动力。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格局，更要深入了解航天精神的思想内涵，挖掘其当代价值，将航天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牢记使命，在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建设航天强国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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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全球气候不断上升，湖泊富营养化状态不断加剧，污染物质在沉积物，间隙水以及水生生物三相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交换，重金属污染物在这三相之间的地球化学行为对水环境和生态安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研究了蓝藻水华爆发时太湖沉积物中重金属Cd的形态变化。研究发现铜绿微囊藻的生长改变了不同深度沉积物中的氧化还原电位，提高了Cd从沉积物内部向水体系中扩散的速率，加大了沉积物中可还原态以及酸溶态Cd的释放。 关键词 :沉积物，铜绿微囊藻，Cd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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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作为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沉积物重金属的地球化学循环中起重要作用。因为沉积物经常包含有机和无机矿物胶体，它们可以有效地吸附重金属。同时，在环境条件例如水流动扰动和厌氧的发生，重金属会重新进入水体，造成二次污染 [ 1 ] 。泥沙对湖泊的各种物质储存的地方，也是湖泊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重要场所。不仅如此，沉淀物是主要的生活场所，底栖生物的食物来源，它们的污染物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甚至会造成生物死亡。因此，研究湖泊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及其潜在生态风险，对正确评估湖泊生态环境质量及区域自然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蓝藻在世界上分布最广，即便是在极端环境下，仍能够生存，具有强抗逆性。蓝藻是唯一的原核生物藻类，由于其细胞结构与光合细菌相似，又被称为蓝藻。因为生理生化的特性有所差异，蓝藻与其他藻类的吸附效果有所不同。目前，有多种重金属的蓝藻吸附研究。生物对重金属的选择性吸附和吸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细胞壁的性质。藻类有多种吸附重金属的方式。一方面，藻类细胞壁带负电，具有较大的面积和粘性， 粘度是由酸性粘多糖或果胶引起的，其能够吸附小颗粒和金属离子。另一方面，许多与金属离子结合的官能团(羟基、羧基、氨基、酰胺、磷酸等)都由细胞壁可以提供。同时，蓝藻还可以通过将金属离子与外多糖络合来降低重金属对藻类的毒性 [ 2 ] 。Jian-Zhong Chen [ 3 ] 等研究了固定化的铜绿微囊藻在吸附柱中对重金属铅、镉、汞离子的吸附潜力，显示了高的去除率：对铬和汞的去除率达到90%，对铅的去除率达到80%，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微囊藻是一个潜在的吸附剂材料作为去除污染物中重金属在解决方案。在国内林荣根 [ 4 ] 首先运用缸式及柱式吸附方法研究了两种大型褐藻对溶液中Cu和Cd的吸附能力，以探索生物吸附法去除工业废水中重金属的可行性。陶梅平 [ 5 ] 的研究表明活藻对重金属也有较强的吸附能力。陈镜伊等 [ 6 ] 的研究表明蓝藻在生长期和复氧期可以有效降低沉积物中Cd的含量。 目前，对湖泊系统沉积物–水界面的污染物迁移转化国内外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吸附解析动力学、营养元素的赋存形态、界面结构与特征、环境因子影响等方面。都是基于两相之间的研究，很少考虑到生物相的作用。在湖泊系统中，水华蓝藻随着环境的变化有其独特的生理过程，与此同时藻的生长变化也能对环境有所影响。藻在不同季节的生长过程中，微囊藻的活性变化很小，表明微囊藻细胞在不同生理生长期都具备富集、携带污染物的能力。水华蓝藻爆发迁移过程必然对湖泊系统中重金属的迁移和形态变化造成影响。 因此，本文对藻的生长过程对沉积物中重金属Cd的形态变化进行研究，以期得到认识水华条件下Cd元素在水–沉积物–铜绿微囊藻迁移转化规律提供科学依据，为重金属污染治理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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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仪器及试剂 本实验主要使用以下仪器，如表1： Table 1 Main experimental instrumen 仪器名称 型号 多参数水质仪 DZB-701 离心机 TOL-60B 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仪 ZEEnit700 分光光度计 UV-2500 光照培养箱 GXZ-450A 灭菌锅 LDZX 表1. 实验主要仪器 重金属分析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溶液配制所用水均为去离子水，玻璃、塑料瓶等器皿均在10%稀盐酸溶液浸泡48 h后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烘干后使用。 2.2. 实验材料 2.2.1. 沉积物采集及预处理 实验所用沉积物是于春、夏两季分别采自太湖梅梁湾。利用抓斗采泥器在4 m 2 区域内采集表层(0~10 cm)的沉积物约30 L。沉积物采集后过1 mm筛，冷藏保存，在使用前于−20℃下保存一周。采集的水样过0.45 μm滤膜，去除浮游植物，冷藏保存。 2.2.2. 铜绿微囊藻的培养 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 FACHB 905)在使用前培养到对数级，购自中国科学院淡水藻类种子库。铜绿微囊藻的培养条件为：光强45至60 lx，暗为14:10，温度为25℃，一天摇多次。培养基采用BG-11培养液。培养液成分见表2和表3。 2.3. 实验方法 如图1所示，实验在圆柱形有机玻璃柱(内径8 cm；高55 cm)中进行，另外制作一托盘杯(外径8 cm；高12 cm)能刚好嵌入有机玻璃柱中。实验开始时在玻璃杯中添加沉积物至10 cm高处，将杯体放入柱中后虹吸法小心加入1.8 L BG-11培养基，土水比设置为1:4。加入对数期藻液，加入量使水柱中初始光密度(OD680)为0.05，另设若干对 照组不添加藻液。将有机玻璃柱置于光照培养箱中培养，培养箱条件设置为：光照强度为40~60 lx，光暗比为14:10，温度25℃，实验周期21天。 Table 2 Preparation of BG-11 medium stock solution 瓶号 药品名 培养液(g/L) 母液(g/L) 配1000 mL培养液所需母液体积(mL） 1 NaNO 3 1.5 150 10 2 K 2 HPO 4 0.04 4 10 3 MgSO 4 ∙7H 2 O 0.075 7.5 10 4 柠檬酸 0.006 0.6 10 5 柠檬酸铁 0.006 0.6 10 6 Na 2 CO 3 0.02 2 10 7 Na 2 EDTA 0.001 0.1 10 8 CaCl 2 ∙7H 2 O 0.036 18 2 9 A5培养液 - - 1 表2. BG-11培养液的配制 Table 3 Preparation of A5 stock solution 药品名 培养液(g/L) 母液(g/L) MnCl 2 ∙4H 2 O 1.86 × 10 −3 1.86 ZnSO 4 2.22 × 10 −4 0.222 Na 2 MoO 4 3.9 × 10 −4 0.39 H 3 BO 3 2.86 × 10 −3 2.86 CuSO 4 ∙5H 2 O 7.9 × 10 −5 0.079 Co(NO 3 ) 2 ∙6H 2 O 4.94 × 10 −5 0.0494 表3. A5培养液的配制 图1. 实验装置图(图中长度单位为：cm) 2.4. 实验指标及测定方法 沉积物中重金属Cd总量的测定：利用三酸消解法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沉积物Cd总量。 沉积物中重金属Cd形态测定：采用BCR连续提取法对沉积物中重金属形态进行了分析 [ 7 ] 。形态分为水溶态、可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B1)、铁锰氧化物结合态(B2)、有机/硫化物结合态(B3)和残余态(B4)。使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各形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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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沉积物中Cd的含量和形态 沉积物采集时上覆水温度为20.5℃，pH值为8.16，DO为5.81 mg∙L − 1 ，上覆水Cd质量浓度为0.065 μg∙L − 1 ，叶绿素a为65.24 mg∙m − 3 。实验开始时沉积物Cd的背景含量2.54 mg∙kg − 1 ，含水率约为65%。Cd的各种形态含量列于表4。酸溶态(B1)含量为0.64208 mg∙kg − 1 、可还原态(B2)含量为0.56967 mg∙kg − 1 、可氧化态(B3) 0.54643 mg∙kg − 1 及残渣态含量为0.7849 mg∙kg − 1 。分别占总量的25.25%、22.40%、21.49%、30.86%。残渣态Cd在沉积物中含量最高，有机和硫化物结合态、碳酸盐结合态及铁锰氧化物结合态Cd含量相差无几。 Table 4 Results analysis on the fraction of cadmiu 形态 含量/mg∙kg − 1 比例 B1 0.64208 25.25% B2 0.56967 22.40% B3 0.54643 21.49% 残渣态 0.7849 30.86% 表4. 沉积物中Cd的形态分析结果 (B1：酸溶态，B2：可还原态，B3：可氧化态)。 3.2. 铜绿微囊藻生长对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水深0处(此处氧化还原电位即上覆水氧化还原电位)定义为水–沉积物界面处，在实验开始时，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是相同的，不同深度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变化如图2所示。加藻组和对照组的上覆水氧化还原电随时间均呈上升趋势，最大值分别为：255 mv、305.5 mv。加藻组的上覆水氧化还原电位在实验周期内都低于对照组，最大差值出现在第15天，差值为105 mv，对照组上覆水氧化还原电位变化不是太大。在0~2 cm深度区间两组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都随时间呈上升趋势，0~1 cm区间加藻组和对照组最大值分别为：179 mv、255 mv，最大差值为81 mv，1~2 cm区间最大差值为82 mv。以上两个区间加藻组氧化还原电位均小于对照组。加藻组都处于弱还原状态而对照组都处于弱氧化状态。在0~3 cm深度区间两组都表现出氧化还原电位随深度增加而减小的趋势，3 cm深度以下区间氧化还原电位随沉积物深度变化不大。但两组之间的同深度差值随时间变化略有增大。 水环境中氧化还原电位控制因素有很多，上覆水中pH值、溶解氧浓度、和沉积物中硫化物和有机质含量和微生物活动都能够影响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 [ 8 ] 。水柱中溶解氧浓度和pH值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上覆水氧化还原电位的改变。研究表明，水中的溶解氧浓度与氧化还原电位有关，溶解氧浓度升高，氧化还原电位也会随之升高，pH值越低也能够导致氧化还原电位升高 [ 9 ] 。在本实验中加藻组上覆水氧化还原电位低于对照组上覆水氧化还原电位，可能是由于加藻组pH值较高的影响，且实验表明，pH值对氧化还原势的影响大于溶解氧，同时由于藻类的生长抑制了水体其他微生物的生长，这就导致了水体中氧化还原电位的差异。沉积物中的氧化还原电位主要受到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的多少和代谢活动强弱 图2. 不同时间不同深度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图中负数表示沉积物深度) 的影响，有机质可以为微生物活动提供碳源和代谢活动的电子接受体从而加强微生物的活动 [ 10 ] 。加藻组沉积物由于藻类生长死亡下沉等原因有机质含量高，微生物活性的增加降低了氧化还原电位，改变沉积物中氧化还原条件能够作用沉积物–水界面的重金属释放 [ 11 ] 。 3.3. 铜绿微囊藻的生长对沉积物中Cd形态的影响 实验结束后测定了表层沉积物Cd各形态的变化，结果如图3所示。实验结束后与初始沉积物相比，空白组和加藻组表层沉积物总Cd质量均有所下降，分别为初始值的88.6%、83.8%。Cd的主要结合形态，酸溶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均受到较大影响。残渣态Cd质量浓度最高且变化较小，空白组、加藻组分别为初始值的95.5%、94.3%。酸溶态空白组、加藻组分别为初始值的82.9%、75.1%，可还原态空白组、加藻组分别为初始值的90.4%、73.7%，可氧化态空白组、加藻组分别为初始值的82.9%、87.7%。加藻组与空白组相比，酸溶态和可还原态Cd加藻组均比空白组减少较多，说明铜绿微囊藻对这两种形态Cd影响较大。 由图4可知本实验材料沉积物中酸溶态Cd最易释放，该形态释放量最多。加藻组可还原态释放量大于对照组，这是由于藻类生长给沉积物创造了一个还原环境。可氧化态释放量对照组大于加藻组，一方 图3. 实验结束沉积物Cd各形态含量 图4. 实验结束Cd形态 面因为对照组处于弱的氧化环境，另外一方面加藻组沉积物中有机物增多，加大了有机物结合的Cd的释放。沉积物中残渣态Cd含量高难于释放，加藻组残渣态Cd释放量大于对照组，可能是由于结合在晶格的金属被藻吸附带出沉积物。 在水生态系统中藻类生长可以改变上覆水及沉积物环境条件影响重金属迁移，另外一个方面藻类可以对重金属进行吸附富集，影响重金属在界面的交换通量。本实验中加藻组上覆水pH、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均不同与对照组，加藻组pH呈碱性，对照组pH为中性；加藻组沉积物呈还原态而对照组呈弱氧化态。在藻类的生长和死亡过程能够产生大量有机质，为微生物提供碳源，以改变系统的微生物活性和结构，这些都对沉积物金属的释放作用产生一个复杂的耦合效应。因此藻类生长对重金属在水环境体系的迁移产生重要影响。 3.4. Cd在沉积物–水界面的迁移机制 由图5和图6可知铜绿微囊藻对上覆水镉形态影响明显。在本实验中加藻组上覆水溶解性Cd质量浓度大约为总Cd质量浓度的30%，对照组上覆水Cd浓度基本上都是溶解性Cd。藻积累的Cd后可以向更高级生物链转移，增加Cd的毒性危险。富集重金属的水华蓝藻可以随着水流发生漂移至另外一个区域，导致重金属发生迁移影响环境安全。 图5. 对照组不同时间上覆水Cd形态百分比 图6. 加藻组不同时间上覆水Cd形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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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根据上述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蓝藻水华爆发生长及死亡过程都对沉积物中Cd含量及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不同深度沉积物中的氧化还原电位环境受到铜绿微囊藻的生长的影响，氧化还原电位环境改变增加了Cd从沉积物内部向水系扩散的速率，增加了沉积物中还原性和酸溶性Cd的释放。 2) 蓝藻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强于普通藻类，蓝藻的细胞壁与植物的细胞壁不同，它的主要成分是肽聚糖，其可以络合大量的金属离子。重金属离子也可以被蓝藻分泌的胞外物质吸附络合。藻体死亡后同样能吸附大量的重金属。在自然条件下，蓝藻吸附的重金属很难再次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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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对桐花树根际海泥的真菌进行分离和鉴定，以期了解该区系的真菌组成结构。通过春季、夏季和冬季不同时期的采样，采用了涂布平皿法，对样品进行分离计数及纯化，并通过对纯化菌株的形态学特征来鉴定其在属水平上的分类学地位。研究结果表明，3个时期的样品分离共获得54株真菌菌株，分属于5个属。分别为曲霉属Aspergillus、枝顶孢霉属Acremonium、青霉属Penicillium、侧齿霉属Engyodontium和枝孢霉属Cladosporium。统计结果显示，桐花树根际海泥的真菌以春季样品分离的菌株数最多，有22株，其次是夏季有20株，最少的是冬季只有12株。桐花树根际海泥的真菌第一优势属为曲霉属，分离频率占总分离菌株数的53.7%；第二优势属为枝顶孢霉属和青霉属，分离频率均为16.7%；第三优势属为侧齿霉属，分离频率为14.8%，第四优势属为枝孢霉属，分离频率为5.6%。了解桐花树根际海泥真菌的种群结构，掌握其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对桐花树的保护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海洋真菌，桐花树，鉴定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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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红树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在力的生物资源库，是世界上典型的海陆两栖生态系统，具有净化水质、防风消浪、固岸护堤、促淤保滩、丰富物种多样性等生态价值，具有极大的生态意义、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 1 ]。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 (L.) Blanco)为紫金牛科蜡烛果属真红树植物，是一种灌木或乔木，广泛分布于海南、福建、广东、广西、浙江、香港、澳门等地，生态作用最重要的关键物种，在近海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 2 ]。桐花树因其特殊的生长环境，其化学成分和生理活性方面都具有很多特殊性。有研究显示，桐花树叶片中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7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还含有15种微量元素、8种挥发油化合物、10种脂肪酸，使其具有较多的药理活性 [ 3 ]。桐花树湿地系统主要通过物理作用、化学作用及生物作用对各种污染物加以吸收、积累而起到净化作用，尤其对降低重金属污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红树林植物桐花树等6种植物中分离到35株具有抗细菌活性的内生真菌，这无疑对桐花树林病害防治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 4 ]。 近年来，由于人类对红树林资源的认识不足，把大量的红树林资源改造利用，使得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红树林的病害和虫害也日益严重，已成为威胁红树林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 [ 5 ]。在红树林植物群落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真菌资源，它们参与有机物质的分解和无机营养物的再生，能降解海洋环境中的污染物和促进海洋自净，在海洋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生态系统的改变，红树林真菌的生态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非致病性真菌对红树发生了侵染性，导致了病害的发生 [ 6 ]。因此，很有必要对红树区系的真菌组成结构进行研究，为桐花树真菌性病害的发生及早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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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采样 采样地为广东省湛江市高桥红树林保护区(109˚45'23.64E， 21˚34'09.91N)。分别设置春(3月份)、夏(7月)、冬(11月) 3次采样，用铲子采集根际(根部0~1 cm范围内)土壤样品，装入密封采样袋中，带回实验室，置于4℃的冰箱内保藏待用。 2.2. 真菌分离 2.2.1. 培养基 孟加拉红培养基(Rose Bengal Agar)：蛋白胨5 g，葡萄糖10 g，磷酸二氢钾1 g，硫酸镁(MgSO 4 ∙7H 2 O) 0.5 g，琼脂20 g，1/3000孟加拉红溶液100 mL，蒸馏水1000 mL，氯霉素0.1 g。 制作过程：上述各成分加入蒸馏水中溶解后，再加孟加拉红溶液。加入培养基中，分装后，121℃灭菌20 min。倾注平板前，另用少量乙醇溶解氯霉素加入培养基中。 PDA培养基：琼脂20 g、葡萄糖20 g、马铃薯200 g、蒸馏水1000 mL。 制作过程：将马铃薯去皮，然后称取200 g切成小块，放入锅中，加海水1000 mL，加热煮沸，持续20 min，煮至马铃薯熟而不烂。趁热用两层纱布在量杯上过滤，取滤液，补充海水至1000 mL。将滤液倒入锅中加热，并加入葡萄糖，一边搅拌一边加琼脂粉，待琼脂粉20 g完全溶解后，将煮好的培养基分装入锥形瓶中，塞上塞子，瓶口用报纸紧紧包住，放入高压蒸汽灭菌锅中灭菌30 min。 2.2.2. 分离 采用稀释涂布法对样品进行分离。称取土壤样品1 g加入到pH为8.46的99 mL土壤样品中，充分混匀后将制成10 −2 、10 −3 和10 −4 土壤稀释液。分别吸取各稀释液100 μL，放入孟加拉红培养基(Rose Bengal Agar)平板中，涂布，盖好，用保鲜膜封口，然后置于28℃恒温培养箱培养5~7天。记录菌落数，并对单菌落用PDA进行分离纯化。 2.3. 菌株的鉴定 将纯化菌株接入PDA培养基中，28℃培养3~5天，肉眼观察菌株菌落特征、用尼康显微DS-Ri2进行产孢结构以及分生孢子等形态特征的观察及拍照，并进行分析。参考《真菌鉴定手册》 [ 7 ] 和《半知菌分属图册》 [ 8 ] 进行归属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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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时期分离真菌菌落数 试验结果表明，从桐花树根际土壤样品中3次采样分离纯化共得到了54株真菌，并分别编号。其中以春季分离得到的菌落数最多有22株，其次是夏季有20株，最少的是冬季有12株。土壤样品的稀释度为10 −2 可以获得较高的菌落数，10 −4 的基本分不到菌(见表1)。 Table 1 Number and strain number of fungal colonies in rhizosphere soil of A. corniculatum at different period 采样时间 10 −2 10 −3 10 −4 总数 菌株编号 春 13 8 1 22 A1.1; A1.2; A1.3; A1.4; A1.5; A3.1; A3.2; A3.3; A3.4; A3.5; A4.1; A4.2;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6.1; A6.2; A6.3; A6.4 夏 11 8 1 20 B1.1; B1.2; B1.3; B1.4; B2.1; B2.2; B2.3; B3.1; B3.2; B3.3; B4.1; B4.2; B4.3; B4.4; B4.5; B5.1; B6.1; B6.2; B7.1; B7.2 冬 7 5 0 12 C1.1; C1.2; C1.3; C2.1; C2.2; C2.3; C3.1; C3.2; C3.3; C4.1; C5.1; C6.1 表1. 不同时期桐花树根际土壤真菌菌落数及菌株编号 经过分析，分离的54株真菌中，有28株为曲霉属Aspergillus，第一优势菌株，占了此次实验所分离得到的总菌株数的53.7%；18株菌株为枝顶孢霉属Acremonium，是第二优势菌群，占所分离到总菌株数的16.7%；8株菌株为青霉属Penicillium，占所分离得到的总菌株数的14.8%；还有3株菌株为枝孢霉属Cladosporium，占所分离得到的总菌株数的5.6% (见表2)。 Table 2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fungi in rhizosphere soil of A. corniculatu 种类Genus 该属菌株出现次数Times 该属菌株出现频率Frequency (%) 曲霉属Aspergillus 28 53.7% 枝顶孢霉属Acremonium 9 16.7% 青霉属Penicillium 9 16.7% 侧齿霉属Engyodontium 8 14.8% 枝孢霉属Cladosporium 3 5.6% 表2. 桐花树根际土壤真菌种群结构 3.2. 菌株的形态鉴定 3.2.1. 曲霉属Aspergillus PDA培养基培养，3~4天长满整个培养基，菌落呈绒状、絮状或者毡状，黑色，菌丝有横隔，分生孢子梗不分枝，其顶端膨大成圆形、椭圆形或者棍棒状。在顶囊表面呈辐射状长满一层小梗，瓶状。瓶状小梗顶端产生成串的球形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梗生长在足细胞上(见图1)。 图1. 菌株A5.2曲霉的菌落形态以及显微形态。(a) 菌落形态；(b) 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c) 足细胞；标尺 = 10 μm 3.2.2. 枝顶孢霉Acremonium PDA培养基培养，一个星期长满整个培养基，菌落平铺于培养基表面，白色絮状，4天后表面粉末状明显，之后菌丝逐渐平粘于培养基表面。分生孢子梗无色，光滑，基部宽，1~2个隔膜，向顶渐尖，孢子大小为15.7 μm，在菌丝顶端着生一团孢子，在菌丝的分枝处或非枝条顶端没有孢子簇(见图2)。 3.2.3. 青霉属Penicillium PDA培养基培养，3天长满整个培养皿，菌落呈绒状、絮状、绳状、束状等不同的形态，青绿色，成熟后菌落表面呈粉末状。青霉的菌丝体产生长而直的分生孢子梗，上半部分产生对称或者不对称的扫帚状分枝，着生几轮小梗，小梗顶端着生成串的球形至卵形的绿色分生孢子(见图3)。 3.2.4. 侧齿霉属Engyodontium PDA培养基培养，15天长满整个培养基，菌落多为洁白色，绒状、棉絮状。成熟后的菌落有些表面带有小滴液珠，孢子为圆形、镰刀形等，孢子梗既有对生、又有轮生，还有是在单边生长，每一小梗都是顶端才着生孢子(见图4)。 图2. 菌株A1.4枝顶孢霉的菌落形态以及显微形态。(a) 菌落形态；(b) 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标尺= 10 μm 图3. 菌株B2.1青霉的菌落形态以及显微形态。(a) 菌落形态；(b) 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标尺 = 10 μm 图4. 菌株A1.2侧齿霉的菌落形态以及显微形态。(a) 菌落形态；(b) 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标尺 = 10 μm 3.2.5. 枝孢霉属Cladosporium PDA培养基培养，10天左右长满整个培养基，枝孢霉菌落的颜色呈橄榄绿黑色，培养基由橙色变成黑色，质地较硬，菌落呈绒状、絮状等。分生孢子梗簇生，都是连在一起像一条链那样生长，暗褐色，不进行分枝或者偶分枝，有隔膜，平滑，基部细胞稍稍膨大。分生孢子链生，头球形、卵球形，无隔膜，平滑或具刺，浅褐色(见图5)。 图5. 菌株C4.1 枝孢霉的菌落形态以及显微形态。(a) 菌落形态；(b) 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标尺 = 1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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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桐花树根际海泥的真菌种类存在多样性，不同时期的样品分离获得的菌株数不一样。分离获得的54株真菌菌株，分属于曲霉属Aspergillus、枝顶孢霉属Acremonium、青霉属Penicillium、侧齿霉属Engyodontium、青霉属Penicillium和枝孢霉属Cladosporium。其中曲霉属为第一优势属。统计结果显示，桐花树根际海泥的真菌以春季样品分离的菌株数最多，其次是夏季，最少的是冬季。 4.2. 讨论 据报道，我国南海海域的丝状真菌有曲霉、青霉、枝顶孢霉、枝孢霉等 [ 9 ]，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一致。别外，有报道样品来自广东湛江湾的海水真菌多样性Shannon指数达2.75，物种优势度变化范围为30.90%~0.02%。枝孢属的优势度最高，为湛江湾优势种群，其次是青霉属、侧齿霉属、曲霉属、枝顶孢属等 [ 10 ]。这与本研究结果曲霉属为第一优势属不一致，可能是枝孢属更适合在水体生存，而曲霉属对水体底层的海泥有更强的适应性。本研究结果显示，春季分离的菌株数最多，说明海洋微生物与陆地微生物有共同的季节感应性，春季温度回升，生理活性增强，生长繁殖速度加快，因而数量增多明显；冬季温度降低，生理活性减缓，生长繁殖受到抑制，因而数量减少。 据报道，曲霉和青霉为陆地及海洋常见菌，一般营腐生生活，极少引致植物病害；而枝孢霉为陆地植物的常见致病菌 [ 11 ]，也是红树植物的条件致病菌 [ 12 ]。因此，了解桐花树根际海泥真菌的种群结构，掌握其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对桐花树的保护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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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透镜取出术(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SMILE)和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femtosecond laser-assisted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 FS-LASIK)治疗近视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的差异。方法：进行荟萃分析，使用MEDLINE、EMABASE、中国知网、Cochrane图书馆检索有SMILE和FS-LASIK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的报告。分析内容包括术前和术后3个月角膜滞后量CH和角膜阻力因子CRF。使用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文献质量评价量表评价报告的质量。采用RevMan5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在这项荟萃分析中，最终只包括6项研究，771只眼，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术前SMILE组和FS-LASIK组相比较CH和CRF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WMD， −0.12; 95% CI， −0.31~0.06; P， 0.19; WMD， −0.05; 95% CI， −0.29~0.19; P， 0.69)。术后3个月CH，国外组，两种手术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9; 95% CI， −1.02~1.41; P， 0.75)。中国组，两种手术方式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3; 95% CI， −0.16~0.41; P， 0.75)。术后3个月CRF，国外组，两种手术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1; 95% CI， −2.53~−2.31; P， 0.93)。中国组，两种手术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MD， 0.26; 95% CI， 0.06~0.47; P， 0.01)。结论：这一荟萃分析表明，SMILE和FS-LASIK术后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RF国外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国内组SMILE优于FS-LASIK。 关键词 :飞秒激光小切口透镜取出术(SMILE)，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FS-LASIK)，角膜生物力学，角膜粘滞阻力(CH)，角膜阻力因子(CRF)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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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FS-LASIK)和飞秒激光小切口透镜取出术(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SMILE)已经成为屈光手术的主流。与传统的LASIK比较，FS-LASIK的优点在于飞秒激光制瓣更精准，减少了制瓣并发症的产生 [ 1 ] 。SMILE利用飞秒激光在角膜基质内精确切割并制作一个透镜，机械分离后取出透镜，无需制瓣，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制瓣的并发症。大量研究也表明了SMILE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2 ] [ 3 ] 。 角膜滞后量(Corneal hysteresis， CH)和角膜阻力因子(Corneal resistance factor， CRF)是反映角膜生物力学的两个指标。CH反映角膜粘滞性，即角膜吸收和分散能量的能力大小。CRF包括粘性阻力和弹性阻力，是角膜对外力作用的整体反映。眼反应分析仪(Ocular Response Analyzer， ORA)是进行角膜生物力学的检查的方式之一。 SMILE和FS-LASIK术后角膜生物力学较术前都有下降 [ 4 ] [ 5 ] 。研究两种术式术后角膜生物力学变化特点，有助于指导进行手术方式的选择。 本研究旨在分析SMILE与FS-LASIK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的特征性改变，对比阐明两种屈光手术方式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特点。 为了量化SMILE和FS-LASIK术后CH和CRF的变化，我们进行了荟萃分析，并比较两种手术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的稳定性。 1.1. 资料与方法 1.1.1. 纳入标准 有可能纳入该荟萃分析的文章是在2011年至2018年7月出版的SMILE和FS-LASIK术后角膜生物力学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 1.1.2. 排除标准 无眼部或全身系统可影响角膜生物力学稳定性的疾病，无统计所需基本数据和再版文章。此外，如果不满足一个或多个纳入标准，文章被排除在外。 1.2. 方法 1.2.1. 检索策略 两个研究者(秦洁，杨路)利用以下电子数据库独立搜索文献：MEDLINE、EMABAS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Cochrane图书馆。还进行了手工检索书目。所有发表的和互联网可访问的文章被考虑。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与第3名研究者研究讨论。检索年限2011年至2018年7月。为了获得最大的灵敏度，免费文本和词库术语的搜索策略包括“SMILE”、“FS-LASIK”和“角膜生物力学”。文献类型为随机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对出版物没有语言限制。这种荟萃分析是按照MOOSE报告规范 [ 6 ] [ 7 ] 中描述的预定协议来执行的。 1.2.2. 数据提取 使用标准化表格从每篇文章中提取数据：1) 一般数据：标题、作者、发表日期、资源；2) 结果。荟萃分析中包含的6个试验提供了适用于定量统计分析的可比数据。 1.2.3. 质量评价 因本文最终检索到的文献均为队列研究，所以通过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评分，超过5分被纳入该研究。 1.2.4. 数据分析 利用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RevMan 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CH和CRF以加权均数差和95%可信区间进行统计量分析。使用卡方检验(X 2 )值检验和I 2 检验 [ 8 ] 的Q统计量对所有荟萃分析进行异质性评估。I 2 估计在考虑异质性的所有数据中总方差的百分比。作者建议使用25%、50%和75%来表示低、中或高水平的异质性。因本文纳入文献较少，故都用随机效应模型。若异质性较高，则进行亚组分析。通过漏斗图来评估发表偏倚。P值小于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 9 ]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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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结果 2.1. 检索结果 总共有34篇潜在相关的文章被识别和筛选以检索。系统回顾后，只有6项研究最终纳入荟萃分析(表1)。6项研究均为队列研究。研究包含的进展如图1所示。其中两个试验是在国外进行的，4个在中国。在荟萃分析中纳入了771只眼睛。随访3个月。CH和CRF是两项评价指标，我们在我们的荟萃分析中评估了这些结果。每一项研究的特点列于表2。纳入文献流程见图1。 Table 1 Literature included in meta-analysi 题目 作者 杂志 年期 1.小切口透镜取出术和Q值引导角膜屈光手术的生物力学比较 张君等 国际眼科杂志 2016， 16(4): 638-641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orneal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 Surgically Induced Corneal High-Order Aberrations after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and Femtosecond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 Wenjing Wu， et al.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15 3. Comparison of Corneal Biological Healing After Femtosecond LASIK and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Procedure Lei Xia， et al. Current Eye Research 2016， 41(9): 1202-1208 4. Corneal biomechanics after small-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versus Q-value-guided femtosecond laser-assisted in situ keratomoleusis Jun Zhang，et al. Journal of Current Ophthalmology 2016，28:181-187 5. Evaluation of femtosecond laser in flap and cap creation in corneal refractive surgery for myopia: a 3-year follow-up Elmohamady MN， et al. Clinical Ophthalmology 2018: 12 935–942 6. Comparison Between Q-Adjusted LASIK and Small-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for Correction of Myopia and Myopic Astigmatism Esraa El-Mayah， et al. Eye Contact Lens 2018 Jul 17 表1. 纳入荟萃分析的文献 Table 2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on in documentatio 作者 国家 出版年份 术式 例数 平均年龄 研究类型 质量评分 张君等 中国 2016 SMILE FS-LASIK 100 100 18~40岁 队列研究 6 Wenjing Wu， et al. China 2015 SMILE FS-LASIK 75 75 24.25 ± 5.38 24.28 ± 5.24 队列研究 6 Lei Xia， et al. China 2016 SMILE FS-LASIK 64 64 25.15 ± 4.42 23.65 ± 3.87 队列研究 6 Jun Zhang， et al. China 2016 SMILE FS-LASIK 80 80 / 队列研究 6 Elmohamady MN， et al. Egypt 2018 SMILE FS-LASIK 35 38 24.43 ± 4.91 23.84 ± 4.75 队列研究 6 Esraa El-Mayah，et al. Egypt 2018 SMILE FS-LASIK 30 30 29.53 ± 5.37 27.40 ± 4.95 队列研究 6 表2. 纳入文献的研究特点 图1. 纳入文献流程 2.2. 偏倚评价 本文纳入的研究均为队列研究，NOS评分均大于5分，质量较高。漏斗图结果分析发表偏倚，提示无明显发表偏倚(图2)。 图2. 漏斗图 2.3. Meta分析结果 1) CH是评价角膜生物力学的一个指标。结果显示，术前各研究间异质性较低(I 2 = 23%)，但纳入文献较少，故用随机效应模型，SMILE组和FS-LASIK组相比较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2; 95% CI， −0.31~0.06; P， 0.19) (图3)。在术后三个月的随访中，各研究间异质性较大(I 2 = 86%)，用随机效应模型，SMILE组和FS-LASIK组相比较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7; 95% CI， −0.20~0.54; P， 0.36)。Elmohamdy MN和El-Mayah E的文章研究对象为非洲埃及人，其余4篇文章的研究对象为中国人，故以人种不同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亚组分析。中国人亚组和国外亚组SMILE组和FS-LASIK组异质性降低，但仍较大。中国亚组I 2 = 63%，国外亚组I 2 = 83%。国外组，两种手术方式术后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9; 95% CI， −1.02~1.41; P， 0.75)。中国组，两种手术方式术后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3; 95% CI， −0.16~0.41; P， 0.75) (图4)。 图3. 术前CH 图4. 术后3 m CH亚组分析 2) CRF是评价角膜生物力学的另一个指标。结果显示，术前各研究间异质性较低(I 2 = 45%)，但纳入文献较少，故用随机效应模型，SMILE组和FS-LASIK组相比较CR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05; 95% CI， −0.29~0.19; P， 0.69) (图5)。在术后3个月的随访中，各研究间异质性较大(I 2 = 89%)，故用随机效应模型，SMILE组和FS-LASIK组相比较CR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8；95% CI， −0.33~0.69；P，0.49)。以人种不同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亚组分析。中国人SMILE组和FS-LASIK组无异质性(I 2 = 0%)，国外组异质性较大(I 2 = 97%)。国外组，两种手术方式术后CR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0.11; 95% CI， −2.53~−2.31; P， 0.93)。中国组，两种手术方式术CR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MD， 0.26; 95% CI， 0.06~0.47；P， 0.01) (图6)。 图5. 术前CFR 图6. 术后3 m CRF亚组分析 2.4. 并发症 6项研究有4项研究明确提到无并发症发生。另2项研究，提到两种手术都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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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 角膜滞后值CH及角膜阻力因子CRF与中央角膜厚度呈中度以上的正性相关关系 [ 11 ] [ 12 ] ，与角膜形态有较强的相关性，同角膜中央前表面高度呈较弱的负性相关关系，说明角膜中央越凸出，角膜生物力学特性越弱 [ 11 ] 。因此，角膜屈光手术后，角膜生物力学都会有所下降。角膜生物力学降低，会引起角膜扩张。越来越多的医生重视角膜屈光手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的改变。SMILE无需制瓣，切口小，无瓣的并发症。FS-LASIK制瓣更精确。两种术式，都降低了角膜厚度，所以都会引起角膜生物力学的下降。从理论上讲，SMILE手术不制作角膜瓣，不需要切断角膜前部胶原纤维，利用飞秒激光在角膜基质层内特定深度切割出一定大小和度数(厚度)的微型凸透镜或凸柱透镜，并经过角膜周边微小切口取出 [ 13 ] ，角膜完整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SMILE手术比FS-LASIK术后生物力学应该更加稳定，是目前认为术后角膜力学特性改变最小的屈光手术 [ 14 ] 。 许多学者对SMILE组和FS-LASIK组术后CH和CRF进行了对比。两个均来自张君 [ 15 ] [ 16 ] ，CH和CRF在SMILE组和FS-LASIK组术后均无差异。Wenjing WU等 [ 17 ] 和Elmohamady等人 [ 18 ] 的研究认为CH和CRF在SMILE组和FS-LASIK组术后均有差异。Lei Xia [ 19 ] 等和El-Mayah E [ 20 ] 等的结论认为CH在SMILE组和FS-LASIK组术后无差异，但CRF在两组术后有差异。因此，我们进行了荟萃分析，以阐明CH和CRF在MILE组和FS-LASIK组术后有无差异。 Meta分析显示，术后3个月整体分析SMILE组和FS-LASIK组相比较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后，国外组和国内组术后3个月两种术式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即使亚组分析后，两亚组间异质性仍较高，可能与纳入文献较少有关，还需要大样本的meta分析去证实。术后3个月整体meta分析，SMILE组和FS-LASIK组相比CR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国外组，两种手术方式术后CR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国组，两种手术方式术CR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S-LASIK角膜切削厚度越大，CH和CRF等变化越明显，生物力学降低与角膜切削厚度有关 [ 21 ] [ 22 ] ，角膜切削厚度与术前等效球镜度数有关。SMILE手术对术后1年生物力学的变化量和患者术前球镜度数相关，患者近视度数越高，角膜生物力学改变越大；与术前球镜度数和柱镜度数之和相关，近视和散光的程度越深，患者生物力学改变越大；与透镜厚度成正相关，透镜越厚，对角膜生物力学的影响越大 [ 23 ] 。SMILE和FS-LASIK两种手术，中国组CR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猜测可能和中国组近视度数较深，所以切削深度更大有关。由于纳入的6项研究，有1项研究没有术前中央角膜厚度，有两项研究无术前等效球镜，所以本Meta分析没有按术前等效球镜度数和术前角膜厚度进行分组分析，对结果可能造成一定影响。 有研究 [ 21 ] 认为，飞秒激光形成的角膜瓣越厚，改变角膜生物力学的幅度越大。在FS-LASIK组，4项研究中瓣厚100 um，另2项研究瓣厚分别为90~110 um、100~110 um，有研究 [ 24 ] 表明，在猪眼模型中，瓣厚低于100 um左右，CH和CRF无显著改变，故本研究没有按角膜瓣厚度进行分组。有4项研究光区均为6 mm，另两项研究没有记录光区大小，故也没有对光区分组分析。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 在这项荟萃分析中只参加了少量的试验；2) 观察的时间短；3) 纳入的文献都为队列研究；4) 我们不能尝试获得未发表的结果。偏倚不能完全排除；5) 没有对患者按术前近视程度进行分组分析；6) 因为应用Corvis ST进行角膜生物力学测量的文章较少，所以本研究纳入的都是ORA对角膜生物力学进行测量的文章，只测了CH和CRF，纳入的生物力学指标较少，不能反映角膜形变参数，没有全面反映出角膜生物力学特性的改变。 本meta分析系统地分析了SMILE手术组和FS-LASIK手术组术后角膜生物力学有无差异的问题。即使有局限性，我们认为这种荟萃分析的结论在临床上对于治疗的考虑是有用的。 SMILE手术组和FS-LASIK手术组术后角膜生物力学有无差异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可能是多中心试验和更长的随访时间的研究，以更好地评价MILE手术和FS-LASIK手术的益处和安全性。 在进行本研究时，发现查得的文献多为国内文献，国外文献很少，体现出我国在SMILE和FS-LASIK领域在世界的引领作用。本研究对指导角膜屈光手术医生在生物力学方面注重什么，有一定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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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中国考生最多的国际语言考试之一：雅思考试在中国影响力很高。有关雅思考试的研究很多，但是针对互动参与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论文从考生的角度出发，探讨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的互动参与性，重点研究考生对雅思考试呈现的背景知识的看法，探索了雅思考试在多大程度上预期到背景知识在考试中的占比以及多大程度上预期到考生背景知识的现有储备。经过半结构化面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定性采访调查，本论文发现雅思考试对考试背景知识的比重和考生的想法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同时对考生背景知识的预期也需要增强，并且给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雅思考试，考生看法，互动参与性，背景知识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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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不论是在一般考试，还是高风险考试，在考生、考试互动参与的过程中，背景知识一直是语言测评学家关注的主题、也是考试有效性的重要元素 [ 1 ]。同时，早期和近期的研究成果都表示，考试中呈现主题的背景知识一定要对所有考生都体现出公平性 [ 2 ]。语言测评学中也指出，背景知识在考试中是一定要体现的或者至少对于此类知识考试中是无法规避的 [ 1 ]。而对于考生来说，如若现有知识和考试体现的知识互动较强，那么极有可能考生的参与度会较高，进而考试的表现很可能会更好；而反之会较差。但是，在近阶段的语言测试的研究中，对于雅思考试背景知识的调查、尤其是考生对于背景知识看法的调查非常少。 因此，本论文旨在调查一个和考试有效性(usefulness)相关的问题，即考试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到了测试中的背景知识(topical knowledge)的比重，同时考试在多大程度上预期到考生对于此类背景知识的了解。本论文选择了国际英语语言能力考试——雅思考试做研究，同时对参加这门考试的考生做了半结构化面试，调查他们对于此考试的背景知识的看法。第一部分会简要介绍雅思考试。第二部分会介绍背景知识的近阶段的研究结果。第三部分讲解定性调查和调查结果。第四部分会给出相应的建议。最后进行论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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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考试介绍 雅思考试是全世界广受认可的语言测试，根据2018年数据，已经有350万考生参考 [ 3 ]。雅思考试旨在测试希望前往英语国家学习或工作的考生的英语水平 [ 4 ]。大部分的考生都参加学术类考试，即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去英语国家读书 [ 5 ]。在英国来说，近1476所高校需要雅思成绩作为新生的英语语言能力的证明，国际学生需要达到一定的雅思成绩才可以被英国的大学录取 [ 3 ]。其中，英国的国际学生中有超过32%来自中国 [ 3 ] [ 6 ] ，并且中国的学生为了考取合格的雅思成绩不遗余力地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进行准备 [ 7 ]。因此，中国考生对于雅思考试的看法值得研究调查。但是事实上不论是境外期刊如“Language Testing”，“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Language Testing in Asia”，还是国内的期刊如《中国考试》、《考试研究》等，对于雅思考试的研究非常少，从这个层面看，对雅思考试的背景知识调查研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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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背景知识 背景知识是考生的现有知识和考试篇章中体现的知识的一种互动形式(interactiveness) [ 1 ]。即考试中，尤其是考试的输出项(如口语和写作部分)被何种背景知识所呈现出来，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强或减弱考生和考试之间的互动性。更进一步来说，如何让考生在考试的时候很大程度融入这项考试所引出的社会性的行为也是考试的一项重要任务 [ 8 ]。不仅如此，近期对写作考试的研究表明，不论是英语水平高还是水平低，考生如果回答含有较强的背景知识的题目的考试，考生的写作从语言运用、结构还有主题开展的几个方面的成绩都会受到影响，分数都会有相应的降低 [ 8 ] [ 9 ] [ 10 ]。而对于雅思考试来说，其官方网站指出，呈现出考试题目的背景知识不会有偏向性，即整体上对所有考生是公平的 [ 11 ]。即便如此，由于考生人数庞大、考试风险度高、考生背景千差万别，关于考生对此考试的背景知识的看法应该被调查 [ 11 ] [ 12 ]。因此，如此众多的中国考生的声音需要被听到，需要了解考生如何看待背景知识并且考生对于背景知识和考试本身的看法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