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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证分析 4.1. 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变化趋势 图1~图3分别反映上海、江苏和浙江用水量变化趋势。 1) 从时间视角来看，江苏用水总量从2000年的445.60亿m 3 增加到2005年的514.76亿m 3 ，从2010年的548.99亿m 3 增加到2015年的572.50亿m 3 ，2000~2015年16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68%，其中，第一产业用水量所占比重最大，4个年份都在40%以上，2000年将近60%，第二产业用水量次之，第三产业用水量最小。 图1. 2000~2015年上海用水量变化情况 图2. 2000~2015年江苏用水量变化情况 浙江用水总量从2000年的201.15亿m 3 下降到2005年的196.15亿m 3 ，从2010年的193.74亿m 3 下降到2015年的180.60亿m 3 ，2000~2015年16年期间，年均下降率为0.72%，其中，第一产业用水量所占比重最大，4个年份都在45%以上，2000年超过60%，第二产业用水量次之，第三产业用水量最小。 上海用水总量从2000年的108.38亿m 3 增加到2005年的119.55亿m 3 ，从2010年的125.07亿m 3 下降到2015年的103.00亿m 3 ，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用水量所占比重最大，4个年份都在60%以上，2000年达到70%以上，除2000年外，第三产业用水量大于第一产业。 2) 从空间视角来看，江苏用水总量在4个年份最大，浙江次之，上海最小。其中，三次产业用水量都是江苏最大，第一、三产业用水量浙江次之，上海最小，而第二产业却是上海次之，浙江最小。 图3. 2000~2015年浙江用水量变化情况 4.2. 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时间差异的效应分解 利用公式(4)~(8)将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总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分解为人口效应、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 1) 在2000~2015年期间，江苏用水总量累计增加了126.90亿m 3 ，其中，收入效应 Δ W I n c 和人口效应 Δ W P 分别达到875.53亿m 3 和45.70亿m 3 ，前者是后者的19倍，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强度效应 Δ W I 和结构效应 Δ W S 分别达到−479.95亿m 3 和−314.38亿m 3 ，前者是后者的1.5倍，表明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抑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基于中国每五年制定实施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事实，将2000~2015年划分为三个子时间段：2000~2005年(“十五”时期)、2005~2010年(“十一五”时期)和2010~2015年(“十二五”时期)，三个规划期用水总量分别增加了69.16亿m 3 、34.23亿m 3 和23.51亿m 3 ，用水总量增加量逐渐缩小，“十二五”时期增加量最小，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贯彻实施密切相关。收入效应 Δ W I n c 和人口效应 Δ W P 都是正值，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始终是用水量增加的推动因素，尤其是前者。强度效应 Δ W I 和结构效应 Δ W S 始终是负值，表明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用水量增加的抑制因素，尤其是前者。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对用水量的促增作用完全抵消了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用水量的促减作用，最终导致用水量增加。 2) 浙江在考察期内用水总量累计下降了20.55亿m 3 ，其中，收入效应 Δ W I n c 和人口效应 Δ W P 分别达到281.07亿m 3 和34.32亿m 3 ，前者是后者的8倍，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强度效应 Δ W I 和结构效应 Δ W S 分别达到−223.10亿m 3 和−112.84亿m 3 ，前者是后者的2倍，表明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抑制用水总量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三个规划期用水总量分别下降了5.00亿m 3 、2.41亿m 3 和13.14亿m 3 。收入效应 Δ W I n c 和人口效应 Δ W P 都是正值，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始终是用水量增加的推动因素，尤其是前者。强度效应 Δ W I 和结构效应 Δ W S 始终是负值，表明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用水量增加的抑制因素，尤其是前者。与江苏不同的是，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用水量的促减作用大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 Table 1 The driving effect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water us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0 to 201 省份 效应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00~2015 江苏 Δ W P 17.48 20.44 7.78 45.70 Δ W I n c 284.12 335.57 255.84 875.53 Δ W S −112.31 −119.99 −82.08 −314.38 Δ W I −120.13 −201.79 −158.03 −479.95 Δ W 69.16 34.23 23.51 126.90 浙江 Δ W P 13.41 17.69 3.21 34.32 Δ W I n c 114.38 95.32 71.37 281.07 Δ W S −46.67 −39.86 −26.30 −112.84 Δ W I −86.12 −75.57 −61.42 −223.10 Δ W −5.00 −2.41 −13.14 −20.55 上海 Δ W P 19.08 24.88 5.56 49.51 Δ W I n c 47.71 41.92 35.25 124.88 Δ W S −7.71 −13.37 −16.69 −37.77 Δ W I −47.91 −47.91 −46.19 −142.01 Δ W 11.17 5.52 −22.07 −5.38 表1. 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总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分解结果 对用水量的促增作用，引致用水量出现下降。 3) 上海在考察期内用水总量累计下降了5.38亿m 3 ，其中，收入效应 Δ W I n c 和人口效应 Δ W P 分别达到124.88亿m 3 和49.51亿m 3 ，前者是后者的2.5倍。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强度效应 Δ W I 和结构效应 Δ W S 分别达到−142.01亿m 3 和−37.77亿m 3 ，前者是后者的3.8倍，表明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抑制用水总量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三个规划期用水总量变化量分别为11.17亿m 3 、5.52亿m 3 和−22.07亿m 3 。收入效应 Δ W I n c 和人口效应 Δ W P 都是正值，表明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始终是用水量增加的推动因素，尤其是前者。强度效应 Δ W I 和结构效应 Δ W S 始终是负值，表明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用水量增加的抑制因素，尤其是前者。 由于强度效应 Δ W I 和结构效应 Δ W S 在三次产业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用水量控制策略也应有所侧重。表2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差异。 在2000~2015年期间及其各子时间段，整体上看，江苏、浙江强度效应 Δ W I 始终是负值，表明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有力抑制了用水量增加，强度效应 Δ W I 在第二产业内部最显著，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上海强度效应 Δ W I 在第二、三产业内部始终是负值，且在第二产业内部更显著，第一产业仅在2005~2010年为负值，其他时间段都为正值。 结构效应 Δ W S 在三次产业内部差异的分析过程与强度效应不同，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即第一产业比重逐渐缩小，第二、三产业比重逐渐扩大。结构效应 Δ W S 在某产业内部为负值时，表明该产业比重下降，从而促进用水量下降，对第一产业的政策启示是降低比重，但是完全不适用于第二、三产业，因此，本文仅仅分析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的大小。长江三角洲地区结构效应 Δ W S 在第一产业内部始终是负值，表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普遍促进了用水量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对用水量下降的贡献逐渐缩小，主要因为下降下界的存在。 Table 2 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 of driving effect of water use in Yangtze River Delt 省份 效应 Δ W S Δ W I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江苏 2000~2005 −127.91 15.94 −0.34 −36.86 −57.72 −25.55 2005~2010 −126.67 4.74 1.94 −20.14 −158.00 −23.65 2010~2015 −85.32 2.28 0.95 −78.05 −55.06 −24.91 2000~2015 −339.89 22.96 2.55 −135.06 −270.78 −74.11 浙江 2000~2005 −50.18 2.56 0.94 −37.91 −32.54 −15.67 2005~2010 −41.86 −0.50 2.51 −28.84 −32.15 −14.58 2010~2015 −27.37 −2.70 3.77 −18.25 −27.75 −15.42 2000~2015 −119.42 −0.64 7.22 −84.99 −92.44 −45.68 上海 2000~2005 −11.42 4.27 −0.56 4.58 −48.74 −3.75 2005~2010 −10.49 −3.99 1.11 −0.95 −37.81 −9.14 2010~2015 −8.40 −11.11 2.82 0.35 −35.89 −10.66 2000~2015 −30.31 −10.82 3.36 3.98 −122.44 −23.55 表2. 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变化驱动效应的产业差异 4.3. 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空间差异的效应分解 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个年份，上海用水总量都是最小，因此，以上海为参考对象，分别测算江苏与上海、浙江与上海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驱动效应。基于公式(10)~(14)，将用水总量空间差异分解为人口效应、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分解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1) 江苏与上海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驱动效应分解：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江苏用水总量比上海分别多337.22亿m 3 、395.21亿m 3 、423.92亿m 3 和469.50亿m 3 ，差距逐渐扩大。其中，人口效应 Δ W P R 1 − R 0 和结构效应 Δ W S R 1 − R 0 始终是正值，表明江苏与上海相比，人口规模更大，产业结构比较低级，是江苏用水总量大于上海的推动因素。收入效应 Δ W I n c R 1 − R 0 始终是负值，表明江苏与上海相比，人均GDP较小，抑制了江苏用水总量与上海的差距拉大，不过其绝对值呈递减特征，说明两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动用水总量差异的作用逐渐缩小。强度效应 Δ W I R 1 − R 0 在2000年和2005年为正值，在2010年和2015年为负值，表明江苏产业用水强度由高于上海转变为低于上海，有利于缩小两个地区用水总量的差异。 2) 浙江与上海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驱动效应分解：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浙江用水总量分别比上海多92.77亿m 3 、76.60亿m 3 、68.67亿m 3 和77.60亿m 3 。其中，人口效应 Δ W P R 1 − R 0 和结构效应 Δ W S R 1 − R 0 是正值，表明浙江与上海相比，人口规模更大，产业结构比较低级，是浙江用水总量大于上海的推动因素。收入效应 Δ W I n c R 1 − R 0 和强度效应 Δ W I R 1 − R 0 始终是负值，表明浙江与上海相比，人均GDP较小，产业用水强度更低，对浙江用水总量大于上海起到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