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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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材料及方法 2.1. 实验材料 5月中旬，于吉林省肇大鸡山采集林下表层土壤，冷杉、色木槭、黄桦等倒木及根的腐烂部分，放入密封袋中，冷藏带回，4℃保存。 2.2. 仪器设备与试剂 2.2.1. 菌株 实验所用纤维素、木质素降解菌株均为本课题组筛选。 2.2.2. 试剂 EB (溴化乙锭)，SDS (十二烷基磺酸钠)，蛋白胨，葡萄糖，琼脂，氯霉素，甘露醇，酵母粉，琼脂糖等为生化试剂，其他为分析纯试剂。 2.2.3. 仪器设备 本文所用仪器设备见表1。 Table 1 List of instrument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及厂家 恒温培养箱 SPX-250BS-II，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恒温振荡器 IS-R3D3，美国精琪 PCR仪 K960，杭州晶格 凝胶成像仪 法国Alpha 基恩士超景深显微系统 VHX-2000，日本基恩士 超净工作台 SW-CJ-2D，江苏苏州净化 表1. 仪器设备 2.2.4. 溶液及培养基的配制 盐溶液：NH 4 NO 3 2 g，K 2 HPO 4 1.5 g，KH 2 PO 4 3 g，CaCl 2 0.01 g，MgSO 4 ∙7H 2 O 0.1 g，0.5 mol/L Na 2 EDTA (pH 8.0) 54 μL，H 2 O 1000 mL，完全溶解后，121℃湿热灭菌30 min。 石蜡培养基：将固体石蜡或液体石蜡用盐溶液配制成所需浓度，121℃湿热灭菌30 min。 YMA培养基：酵母粉1 g，甘露醇10 g，K 2 HPO 4 0.5 g，CaCl 2 ∙H 2 O 0.05 g，NaCl 0.1 g，MgSO 4 ∙H 2 O 0.2 g，搅拌至完全溶解，121℃湿热灭菌30 min。 2.3. 实验方法 2.3.1. 蜡质降解菌的富集 (1) 取土壤类样本(不过筛) 10 g，倒木类、腐根类样品剪成长度为约2 cm的小段后取10 g，加入100 ml盐溶液中，25℃，190 rpm震荡孵育20 min。 (2) 室温放置5 min，取上层混悬液10 mL，加入1%石蜡–盐溶液培养基中，25℃，200 rpm培养2~3 d。 2.3.2. 蜡质降解菌株的筛选与纯化 取富集液在以石蜡为唯一碳源的培养基上划线分离，25℃培养1~2 d。选取长势良好的单菌落，在YMA固体培养基上划线分离，25℃培养1~2 d，重复3次后，得到纯化的蜡质降解菌株。 2.3.3. 蜡质降解菌株的表征 (1) 蜡质降解能力的测定 取蜡质降解菌培养液(YMA)，按1%接菌量加入1% (v/v)石蜡–盐培养液中，25℃、200 rpm培养3~5 d。待培养液出现明显混浊后，加入4 ml正己烷，涡旋振荡30 s后，转入离心管中，8000 rpm离心5 min。将上清液移至称重的烧杯中，50℃水浴约10 min至正己烷挥发完全，称取烧杯重量，以灭菌水作空白对照，采用失重法计算降解率。 石蜡降解率 = (空白组烧杯重量 − 降解组烧杯重量)/空白组烧杯重量 × 100%。 (2) 对叶表面的腐蚀作用 秸秆表面不平整，且蜡质不明显，本文选择山梨的叶片进行试验。取新鲜山梨叶片，灭菌水清洗表面，吸去水份。将1 μL蜡质降解菌、纤维素降解菌的菌液分别接种于叶表面，在相邻处以等量灭菌水作为空白对照。叶片置于湿润的密封容器中，25℃避光培养7 d，在超景深显微系统中观察结果。 (3) 菌剂对秸秆的降解作用 称取7.5 g玉米秸秆粉于50 ml锥形瓶中，按表2将蜡质降解菌、纤维素降解菌、木质素降解菌的菌液(YMA， 2.5 × 10 6 CFU)及空白YMA培养基加入秸秆粉中混匀，25℃避光培养7 d后，按如下方法测定秸秆降解率。 秸秆降解产物中加入150 mL蒸馏水，105℃灭菌180 min，趁热抽滤。沉淀依次用无水乙醇、正己烷各提取两次。残渣经60℃干燥4 h后精确称重。采用失重法计算秸秆的降解率及相对降解率： 秸秆降解率 = (降解前秸秆重量 − 降解后秸秆重量)/降解前秸秆重量 × 100%； 秸秆相对降解率 = (实验组降解率 − 空白组降解率)/空白组降解率 × 100%。 Table 2 Proportion of straw-degrading bacteria agent 菌剂组成 菌液体积(mL) YMA体积(mL) 蜡质降解菌 5 15 木质素降解菌 5 15 纤维素降解菌 5 15 蜡质/木质素降解菌 5/5 10 蜡质/纤维素降解菌 5/5 10 木质素/纤维素降解菌 5/5 10 蜡质/木质素/纤维素降解菌 5/5/5 5 表2. 秸秆降解菌剂配比表 2.3.4. 蜡质降解菌株的核酸分类学鉴定 (1) DNA提取：将蜡质降解菌加入0.2% SDS缓冲液中，100℃处理10 min，上清中含菌体DNA。 (2) PCR扩增：以菌体DNA为模板，用细菌16S rDNA通用引物(27F：AGAGTTTGATCCTGGCTCAG，1492R：GGTTACCTTGTTACGACTT)，进行PCR扩增。反应体系(20 μL)：2 × UTaq master mix 10 μL，ddH 2 O 8.5 μL，上、下游引物(10 mmol/L)各0.5 μL，模板DNA 0.5 μL。 按如下程序进行PCR反应：95℃ 5 min；95℃ 20 s，55℃ 20 s，72℃ 1 min 40 s (30个循环)；72℃5 min。 (3) 电泳检测：取PCR扩增产物3 μL，于1%琼脂糖凝胶中电泳，在凝胶成像仪中拍照、记录。 (4) DNA序列测定：将扩增效果良好的PCR产物送至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DNA序列测定，测序引物为PCR扩增所用引物。 (5) 数据处理与分析 ① 测序结果经DNA MAN软件对位排列，用Editseq软件手动编辑，去除无效序列后，递交NCBI数据库进行BLAST分析，以同源性高的原则(>97%)对菌株进行鉴定。 ② 根据鉴定结果查阅该类微生物的特点、分布、致病性、应用价值等信息，分析其生物学特性，探讨该蜡质降解菌的安全性及可能的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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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3.1. 降解菌的分离与纯化 以蜡质为唯一碳源从土壤、倒木及腐根中分离出28株具有蜡质降解能力的菌株。菌落多为淡黄色，较小，表面平滑，边缘整齐(图1)。在秸秆降解菌的研究中，常用刚果红染色法和滤纸条崩解法筛选具有纤维素降解能力菌株 [ 21 ] [ 22 ]，采用PDA-愈创木酚选择性培养基筛选具有木质素降解活性的菌株 [ 23 ]。而对于蜡质降解的微生物研究较少，本文采用蜡质为唯一碳源的培养基对蜡质降解微生物进行筛选。 图1. 蜡质降解菌的分离与纯化 3.2. 蜡质降解菌株的表征 3.2.1. 菌株对蜡质的降解能力的测定 将筛选出的菌株接种于含有蜡质的液体培养基中，失重法测定各菌株的蜡质降解率。实验结果表明，28株蜡质降解菌中，降解率最高可达80% (表3)。其中可大量培养的降解率较高的菌株为L1-1，后续的研究均以此菌株进行。 3.2.2. 菌株对叶表面的破坏作用 将蜡质降解菌L1-1接种于山梨叶表面，7 d后观察对叶表蜡质的破坏作用。实验结果显示，空白对照组的叶脉清晰，叶表蜡质无明显破坏。纤维素降解菌区域叶脉较清晰，降解区域与其他区域稍有差异有轻微的破坏。蜡质降解菌组的降解范围内叶片颜色明显变暗，叶脉模糊，叶表被严重破坏，与空白组及纤维素降解菌组有明显差别，说明蜡质降解菌对叶表面有较强的破坏作用(图2)。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degradation rate of wax degrading bacteri 序号 菌株编号 降解前蜡质重(mg) 降解后蜡质重(mg) 相对降解率(100%) 1 L1-1 40 14.7 39.00% 2 L1-2 40 22.6 6.22% 3 L1-3 40 25.3 18.91% 4 L1-5 40 20.1 35.61% 5 L2-1 40 23.9 23.49% 6 L2-2 40 11.2 64.23% 7 L2-3 40 22.5 27.88% 8 L3-1 40 31.3 −22.27% 9 L3-3 40 22.1 13.67% 10 L3-4 40 22.1 13.67% 11 L4-1 40 21.4 11.20% 12 L4-2 40 29.7 4.97% 13 L4-3 40 26.0 16.63% 14 L4-4 40 22.5 27.82% 15 L4-5 40 29.2 −21.16% 16 L5-1 40 38.0 57.68% 17 L5-2 40 17.3 44.58% 18 L5-3 40 29.1 20.75% 19 L5-4 40 69.5 −188.38% 20 L5-5 40 29.0 −20.33% 21 L5-6 40 33.4 38.59% 22 L5-7 40 22.2 28.78% 23 L6-2 40 17.0 45.38% 24 L7-1 40 14.9 41.80% 25 L7-2 40 31.2 −21.88% 26 L7-3 40 4.8 81.25% 27 L7-4 40 18.2 28.91% 28 L8-1 40 21.6 30.78% 表3. 蜡质降解菌的降解率测定 3.2.3. 菌株对玉米秸秆的降解作用 将蜡质降解菌、纤维素降解菌、木质素降解菌制成单一或复合菌剂，进行秸秆降解试验，降解率测定结果见图3。研究显示，各组中的秸秆均有一定降解，多数菌剂的降解率在50%~60%间，木质素与纤维素降解菌组合的降解率可达70%以上。以YMA培养基为空白的相对降解率测定结果见表4。研究表明， 图2. 蜡质降解菌对叶表面降解作用 图3. 菌株的秸秆降解率 Table 4 Straw relative degradation of strain 菌剂组成 蜡质 木质素 纤维素 蜡 + 木 蜡 + 纤 木 + 纤 蜡 + 木 + 纤 相对降解率(100%) 1.7 −0.6 −5.8 6.3 3.5 30.4 −17.5 表4. 菌株的秸秆相对降解率 单一菌株对秸秆的降解率提升效果不明显，木质素降解菌与纤维素降解菌混合菌剂的秸秆降解效果最好，较空白组高30.4%，其次为蜡质降解菌与木质素降解菌组合。菌株混合后，菌种类型多样、菌群产酶体系更全面，菌系间通过协同作用而提高秸秆降解效果，如李静等用纤维素降解菌构建复合菌系，其降解能力高于单一菌株 [ 14 ]。段杰等人研究证实，高效降解菌系对玉米秸秆的降解失重率可达34.5%，高于各单菌株 [ 21 ]。 本文采用的降解率测定方法与文献报道的显著不同，首先在高温条件下用，通过水、乙醇、正己烷提取等一系列处理，将秸秆降解产物中水溶性、脂溶性物质除去，这些物质可以被其他生物体所利用，即为土壤提供有机质等营养物质，剩余的秸秆残渣主要为难溶解、难降解的物质。我们认为，这些难分解物质是否能充分利用才是秸秆微生物降解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3.3. 蜡质降解菌株的鉴定 以27F/1492R为引物扩增蜡质降解菌株的16S rDNA片段，PCR扩增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见图4，可见扩增产物条带清晰，大小1500 bp左右。 PCR扩增产物经DNA序列测定、整理后，进行 BLAST 检索，结果显示，蜡质降解菌株L1-1与金黄杆菌(Chryseobacterium sp)同源性高达99%。金黄杆菌属为革兰阴性、短小杆菌，无芽胞，无鞭毛，呈黄色或橙色菌落，为专性需氧菌，可以降解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 24 ]、甲烷 [ 25 ] 等，还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等作用 [ 26 ]。 图4. 蜡质降解菌的16S rDNA的PCR扩增 目前关于蜡质降解微生物特别是植物体表蜡质降解的研究较少，以富含长链烷烃的石油等为降解对象的研究较多 [ 18 ] [ 19 ] [ 27 ] [ 28 ]。在秸秆降解方面，主要集中于纤维素降解菌株的筛选，较早报道的纤维素降解菌是白腐菌 [ 29 ]，噬纤维菌、梭菌属、微球菌、纤维杆菌、假单胞菌、芽孢杆菌 [ 30 ] 等对秸秆也有降解作用。本文筛选出的蜡质降解菌单独应用，对秸秆降解作用有限，但与木质素或纤维素降解菌配合使用，可增强其秸秆降解效果，蜡质、木质素、纤维素混合菌剂的秸秆降解效果反而下降，我们推测可能是三种菌相互拮抗从而抑制了降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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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从林下腐殖土、倒木、腐根等材料中筛选筛选出28株蜡质降解菌，其中可大量培养菌株L1-1的蜡质降解率达39%，该菌株对新鲜叶表面蜡质层有较强的破坏作用，经核酸分类学鉴定为金黄杆菌属(Chryseobacterium)，具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降解及促进植物生长作用。蜡质降解菌与木质素或纤维素降解菌组合应用，可提高其秸秆降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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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通过分析湛江组薄层状黏性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比较标准贯入试验、土工试验、轻型动力触探试验等不同测试手段所得承载力特征值的差异，并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阐述在岩土工程勘察和地基基础施工时需要注意的问题，避免因人为因素影响而误判湛江组薄层状黏性土的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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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雷州半岛地区第四系早更新统湛江组属三角洲相沉积，与下伏下洋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自廉江市南部遂溪大断裂往南的整个雷州半岛均有分布，主要被中更新统至全新统地层所覆盖，地表出露比较零散，出露面积约586.91 km 2 [ 1 ]；岩性为黏土、粉质黏土、砾砂、粗砂、中砂、细砂、粉土不等厚互层，局部夹1~3层玄武岩；顶板埋深0.00~152.02 m，层厚0.00~254.00 m，其厚度自北向南逐渐增厚，从几米渐变为百多米；沉积韵律明显，从下而上可分为多个由粗至细的沉积韵律。而薄层状黏性土是湛江组具有独特性质的地层之一，其在湛江组地层中广泛分布，而且都是在湛江组上部出现，埋藏较浅，总体上东厚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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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薄层状黏性土特征及主要测试方法 2.1. 薄层状黏性土特征 薄层状黏性土的岩性为黏土和粉质黏土，薄层状黏性土之所以要与其它黏性土区分，是因为其发育较特殊的微结构——近水平微薄层理，少量层理不平整(如微波状层理、包卷层理、变形层理等)，层厚仅1~8 mm，且层面夹大量细砂和粉砂。该层是在水流缓慢、水深加大的情况下沉积形成的，沉积物以黏粒和粉粒为主，而其间受潮汐影响间歇性地沉积了大量的细砂粒和粉砂粒，但沉积砂粒不成层，因而形成薄层状黏性土特殊的内部层理特征 [ 2 ]。由此致使该类土体的空隙体积相对较大，其物理力学特性也就不同于一般黏性土。薄层状黏性土颜色以灰~深灰色为主，顶部常见杂色风化壳，一般呈可塑状，上部局部为软塑，下部局部为硬塑，呈中~高压缩性，局部夹铁皮层或间夹薄层中粗砂。一般在40 m深度范围内可见1~3层薄层状黏性土，顶板埋深0.30~66.40 m，单层厚0.20~36.50 m [ 3 ]，其孔隙比和液性指数普遍较大。 2.2. 薄层状黏性土力学性质测试方法 1) 土工试验设备及测试方法 薄层状黏性土现场采样一般采用XY-1型液压工程勘察钻机，泥浆护壁回转钻进至预定采样深度后清理残渣，然后采用TB75敞口薄壁取土器采取原状土样。对所取土样按照《土工试验方法标准》进行室内试验 [ 4 ]，其中：物理性质试验包括天然土重度、天然含水率、比重、天然孔隙比、界限含水率试验以及土样颗粒分析试验等；天然含水率试验采用烘干法，天然重度试验采用环刀法，土粒比重试验采用比重瓶法进行测试；界限含水率采用液塑限联合测定法测定，在含水率与圆锥下沉深度的关系图上取下沉深度为2 mm所对应的含水率为塑限，下沉深度为17 mm所对应的含水率为液限，取值以百分数表示，准确至0.1%。压缩试验采用全自动固结仪，试验高度为20 mm。用涂有凡士林的环刀切取原状软土，制成固结土样，放置在固结仪上，之后分别施加25、50、100、200、400 kPa的固结压力，采用快速固结法进行试验。 2) 标准贯入试验设备及方法 标准贯入试验是在现场测定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的方法之一，试验设备主要有：① XY-1型液压钻机；② 标贯试验穿心锤，质量为63.5 kg，落距为76 cm；③ 标贯试验触探杆，直径为f42 mm；④ 贯入器对开管，长度 > 500 mm，外径为51 mm，内径为35 mm；⑤ 贯入器管靴，长度为50~76 mm，刃口角度18˚~20˚，刃口单刃厚度2.5 mm。标准贯入试验测试方法：① 试验孔采用回转钻进，当孔壁不稳定时，采用泥浆护壁，钻至试验标高以上15 cm处，清除孔底残土后再进行试验；② 采用自动脱钩的自由落锤法进行锤击，并减小导向杆与锤间的摩阻力，避免锤击时的偏心侧向晃动，保持贯入器、探杆、导向杆联接后的垂直度，锤击速率小于30击/min；③ 贯入器打入土中15 cm后，开始记录每打入10 cm的锤击数，累计打入30 cm的锤击数为标准贯入试验实测锤击数(N)。标准贯入试验杆长校正击数(N′)由下式计算：N = αN′，式中：α为杆长校正系数，按《广东省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 15-31-2016)附录表L.0.1执行，当杆长大于39 m时，校正系数统一取0.52 [ 5 ]。 3) 轻型动力触探试验设备及方法 轻型动力触探试验是提供浅基础地基承载力的方法，也是检验基底是否存在下卧软层的手段，轻型动力触探试验一般适用于深度小于4 m的土层。试验设备主要有：① 穿心锤，质量为10 kg，落距为50 cm；② 触探杆，为直径φ25 mm的金属管，每根长1.0~1.5 m；③ 探头，为金属实心圆柱圆锥，其中上部衔接触探杆有6 mm长为圆柱状(直径f40 mm)、下部36 mm长为圆锥(锥角60˚)。现场轻型动力触探试验方法如下：① 根据场地情况进行选点开挖，挖至勘察设计确定的持力层；② 将探头和探杆安装好，保持探杆垂直，然后对该持力层连续向下贯击，穿心锤落距为50.0 ± 2.0 cm，使其自由下落；③ 及时记录贯入深度，记录每贯入30 cm的锤击数(N 10 )，在地层较硬、锤击数较多时，采用分段记录，以每贯入10 cm记录一次相应的锤击数，整理资料时按30 cm所需的击数作为指标；④ 当贯入30 cm的锤击数超过50击或贯入10 cm的锤击数超过30击时，即终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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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不同测试方法对承载力判定的差异性 4.1. 从区域数据看土工、标贯试验判定的承载力差异 以珠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监测(雷州半岛地区)项目 [ 6 ] 为例。 1) 软塑状态薄层状黏性土 土工试验：液性指数0.94~1.17 (平均值1.08)，孔隙比0.993~1.393 (平均值1.203)，按现行规范 [ 5 ] 查得其承载力特征值 < 100 kPa。 标贯试验：标贯实测击数在1~4击之间，平均值为2击，查得其承载力特征值 < 100 kPa。 2) 可塑–硬塑状态薄层状黏性土 土工试验：液性指数−0.24~3.26 (平均值0.70)，孔隙比0.176~1.740 (平均值1.090)，查得其承载力特征值为116 kPa。 标贯试验：标贯实测击数在3~26击之间，平均值为10击(经杆长校正后平均值为5.3击)，查得其承载力特征值163 kPa。 综上可知：对软塑薄层状黏性土，通过土工试验成果和标贯试验成果判定的承载力特征值相差不大。对可塑~硬塑薄层状黏性土，通过土工试验成果和标贯试验成果判定的承载力特征值相差较大，由土工试验判定的结果落在了软土范畴，很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4.2. 从场地实例看土工、标贯、轻探试验判定的承载力差异 以遂溪县镇村生活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 8 ] 为例，对6 m深度内薄层状黏性土进行承载力判定。 土工试验：液性指数0.43~1.00 (平均值0.80)，孔隙比1.205~1.274 (平均值1.241)，查得其承载力特征值为<100 kPa。 标贯试验：标贯击数在3~7击之间，平均值为4.7击，查得其承载力特征值143 kPa。 轻探试验：探测击数在4~35击之间，平均值为18.7击，查得其承载力特征值130 kPa。 很显然，由土工试验判定的结果偏差极大，与实际情况不符。标贯试验和轻探试验判定的结果比较接近，后者比前者略微偏小。 4.3. 承载力判定差异的原因分析 显然，针对薄层状黏性土层，以标准贯入试验、土工试验和轻型动力触探试验三种方法来判断的地基承载力有较大的差异。初步分析原因如下：1) 薄层状黏性土微薄层理面夹有大量细砂和粉砂致使其孔隙体积偏大，其微薄层理之间的空隙也是较好的含水微结构，当它处在饱水带时含水量较高，而其液限和塑限实验并无异常，因而含水量越大其液性指数也就越大。2) 虽然薄层状黏性土的孔隙比和液性指数都较大，但这并不代表其力学性质就一定会弱，因为其所含水分并非均匀地分布于土体之中，有相当部分水分是集中在层面之间的空隙中，它们在和黏土颗粒搅和之前，是不会影响土体抵抗外力的能力的，因此，由土工试验测出的孔隙比、液性指数来判定该层土的承载力会偏低。3) 标贯试验是在土体未经扰动的状态下进行的原位测试，按现行规范判定的承载力一般比较成熟可靠。4) 轻型动力触探主要用于基坑底部2 m以内土层的测试，由于基坑开挖对坑底表土极易造成扰动，而薄层状黏性土对扰动非常敏感，即坑底表土的承载力极易因扰动而降低，因此，在基坑底进行的轻型动力触探试验所反映的顶部1 m左右力学性质较差的情况应该与实际相符，但可能与基坑开挖前工程地质勘察所提供的结果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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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工程地质勘察及地基基础施工需注意的问题 1) 薄层状黏性土在浅部的软土部分由于厚度较小、分布范围不广，勘察过程中采用的原位测试、取样测试等手段对该软弱层容易跳空，在资料整理时往往会忽略该软弱层的存在。因此，遇到薄层状黏性土时，应严格按勘察规范要求进行相关试验，上部要加密测试手段以控制分层，并获取其相关参数。 2) 薄层状黏性土的工程性能虽然有别于一般的黏性土，但其状态以可塑状居多，可选作为多层建筑物的地基基础持力层。应注意其软弱部分的分布范围，尽量避免基础落在软弱土顶部附近，以防止地基基础产生过大沉降。 3) 对30 m以浅薄层状黏性土层，应以标贯试验成果为主判定其承载力。 4) 对30 m以深薄层状黏性土层，应结合标贯和土工试验成果综合判定其承载力。 5) 基坑开挖将薄层状黏性土直接暴露地表时，该层容易被扰动致使其承载力大幅降低。因此，基坑现场应对顶部2 m的薄层状黏性土层进行轻型动力触探试验，并根据触探成果修正其承载力。 6) 桩基施工会对薄层状黏性土产生一定的扰动而使其承载力有所降低，采用该层作桩端持力层时需通过试桩修正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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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诉讼上抵销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被告首次提出以自己的债权抵销原告作为诉讼请求的债权。诉讼上抵销应统一以抗辩形式提出，当抵销债权与被抵销债权为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或是无相同的事实基础，法院可以将两个债权分开进行辩论。当抗辩的原因事实较为复杂、需要评估鉴定、双方争议较大、经过举证质证后仍然无法查清事实时，法院基于该适度、合理的原则可停止在诉讼中对于抵销事由的审查，驳回被告提出的抵销性抗辩，被告可就抵销债权另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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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抵销可溯及至罗马法时代，具有简易清偿、减少交易成本、债的担保等功能，为各国民法所采纳。我国《民法典》第568条、第569条也作出相应规定。并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都出现被告于诉讼中初次利用实体法抵销权作为其防御方法，主张抵销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况。在诉讼中行使抵销权的这一行为衔接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实体法其具有实现抵销制度的功能，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于诉讼法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上抵销的行使没有相关规定，加之诉讼上抵销行使涉及的理论问题难度较大，因此导致我国多数法院在实践中以各种理由限制诉讼上抵销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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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诉讼上抵销的界定 被告在诉讼中行使抵销权的情形可以细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被告在原告起诉前，已经以主动债权就原告起诉的被动债权向原告发出抵销的通知，原告仍就被动债权起诉，被告遂在诉讼中主张诉之债权已在诉讼前抵销。第二种是被告在诉讼中才提出以其对原告的债权抵销原告的债权。第二种情形属于诉讼上抵销已无争议，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中关于诉讼中的抵销之理论探讨也主要是围绕这一情形进行 [ 1 ]。但是第一种情形是否属于诉讼上抵销，在我国学界有着不同意见。从以诉讼上抵销为主题的论文中对于诉讼上抵销的界定来看，有学者认为只要存在债务人虽曾在诉讼程序之前行使但遭到债权人的异议即构成诉讼上的抵销 [ 2 ]。同样，也有学者认为若作为被告的债务人重申在诉讼之前已经做出的抵销表示，以此主张作为原告债权人诉讼请求权利基础的实体请求权已经消灭，同样为诉讼抵销 [ 3 ]。不同意见认为，诉讼上抵销是诉讼中的抵销之意思表示，即被告在言词辩论时始提出抵销的主张。诉讼上抵销是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债权抵销对方作为诉讼请求的债权行为。在诉讼前或诉讼外当事人所实施的债权抵销则称为诉讼外的抵销 [ 4 ]。 在诉讼中重申在诉讼之前已经做出的抵销与在诉讼中首次行使形成权这两种情形的共同点在于，法院都要对抵销成立与否进行确认。认为两者情形性质相同，同属于诉讼上抵销的学者也以“抵销是否是在诉讼中首次提起，不影响诉讼抵销的效力。因为抵销是普通形成权，因而法院审理都是对其法律效果的确认”为理由 [ 5 ]。 但是两者存在的不同之处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两种情况分开来看待。第一点不同在于，前者被告做出两个行为，一是诉讼前向原告行使抵销权的民事法律行为，二是诉讼中向法院主张双方债权已经消灭的诉讼行为。因此从外表上来看属于不同的两个行为，有关两者的处理也应当分别考察 [ 6 ]。而后者情形是被告只做出了一个行为，但该行为涉及到了两种关系。一方面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又涉及当事人和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涉及法院对案件的处理。第二点不同在于，前者情形是被告将诉讼前已经行使的抵销权作为权利消灭的事实在诉讼中进行主张，而后者情形是被告在诉讼进行中向原告行使抵销权。以上两点是这两种情形存在的区别，对于前者，其法律性质、法院应审查的要件非常明确，属于纯粹的诉讼行为，并不关系到实体法与诉讼法的衔接问题，两者不应划分为同类行为。因此本文对诉讼上抵销的定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被告首次提出以自己的债权抵销原告作为诉讼请求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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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因此基于相似理念，再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情况，本文认为当抵销债权与被抵销债权为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或是无相同的事实基础，法院可以将两个债权分开进行辩论。但是在抗辩的原因事实较为复杂、需要评估鉴定、双方争议较大、经过举证质证后仍然无法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法院基于这一适度、合理的原则可停止在诉讼中对于抵销事由的审查，让被告就抵销债权另行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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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沥青路面反射裂缝及其衍生路面病害的根源在于路面结构内部，常规处治方式不能带来彻底的修复效果，不能抑制病害的发展。本文提出沥青路面病害综合处治方法，该方法以注浆技术为主，辅以辅界面防水、表面松散加固和表面功能恢复技术。它能够固结沥青路面的整体结构，延缓和解决路面内部裂缝的发展，快速提高沥青面层的荷载稳定性和封水能力。结合该方法，对病害处治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反射裂缝及汲浆处治后的路面弯沉指标得到了明显降低，平均降幅达到13%。基于注浆技术的沥青路面病害综合处治方法是一条有效的沥青路面病害处置方法，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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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高速公路路面95%以上采用半刚性基层的沥青混凝土路面，因为胶凝材料不同、基层温缩和疲劳特性的差异，在交通荷载环境下，容易发生反射裂缝，且成为一种常见病害形式 [ 1 ] [ 2 ]。这种裂缝和表面裂缝不同，源于路面结构内部，逐渐发展为结构性破坏，当外界或路面层间水分渗入后，可以引起后续的汲浆、沉陷、坑槽等病害表现 [ 3 ]。对这种反射裂缝的及时判断、处治时机的把握、处治方法的选择，会决定反射裂缝及衍生病害的处治效果。 在没有雷达等内部无损检测仪器检测的条件下，路面反射裂缝的发现要迟于它的形成，更多是通过表面裂缝、汲浆、坑槽等严重病害体现在路表的时候才被发现，且已是反射裂缝的中后期表现。目前，常规小型面积、非连续病害的处治技术中，多采用灌封料封缝、灌缝、挖补处理，面积较大或影响路面状况指数时，进行铣刨、加铺等中修养护工作。这些处治方式带来较大的人力和工作量，时间成本高，效率偏低 [ 4 ] [ 5 ]。一些局部病害的处理效果不良，治标不治本，病害会继续延伸。 根据沥青路面反射裂缝及衍生病害的病灶源头，以非开挖的处治理念，辅以界面防水、表面松散加固和表面功能恢复技术，本文开展了针对沥青反射裂缝的综合处治方法和工程应用研究，提出“三位一体”式路面病害综合处治技术体系，并通过无损检测设备对由该方法处治病害后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希望为反射裂缝及其衍生病害的防治提供一条有效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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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沥青路面病害综合处治技术 2.1. 基本流程 沥青路面病害综合处治理念涵盖注浆固本、表面松散加固或置换、路面功能恢复三个主要部分，图1为技术理念示意图。首先，当没有发生水损害或路面结构内部自由水较少的情况下，先通过新型高分子注浆材料进行结构内部注浆，对路面底部和半刚性基层松散结构和裂缝进行加固处理，所采用的高分子材料必须具有自我膨胀性能，以起到弥补微细裂缝的功能，且能够与缝隙表面以及土壤、矿物颗粒之间形成很强的粘接力，将原本的裂隙结构胶结成一个完整的受力整体，达到封堵和防水的效果。第二，当路面沥青混合料出现坑槽或因注浆材料膨胀产生路表松散时，将松散沥青面层进行换填或重新加固处理，所采用材料为高性能冷补料或者松散加固稳定剂材料等；这些材料可以在常温施工，强度上升快，可以大大提高施工效率和效果。第三，为更好的恢复路表的构造深度、摩擦系数、以及避免冷补料早期强度上升慢的的问题，采用预制式路面贴进行表面粘贴，达到封水、恢复路表功能的目的；当病害面积较大时，利用超表处技术 [ 6 ] 进行封层。另外，当路面内部自由水明显偏多情况下，应在注浆加固之前进行排水处理，利用空压机、注浆料进行内部排水处理，残余水份可以由注浆材料的吸附、反应而形成膨胀效应而充分利用。 这种病害综合处治方式最大优势在于，既能够固结沥青路面的整体结构，延缓和解决路面内部裂缝的发展，同时松散加固和表面功能恢复提高了沥青面层的荷载稳定性和封水能力。相对于普通灌缝处治，处治可以深入到病灶深处；相对于一般的坑槽换填，可以避免软弱沥青层的病害发展。图2为常见的处治方法效果图，反射裂缝的普通灌缝处理不能阻止汲浆的形成，内部病害仍然延续发展，后期形成坑槽；而坑槽的单独换填处理只能解决切口位置病灶，对于周围软弱沥青层没有效果，病害继续发展。本文提出的病害综合处治方式具有内部蔓延特点，可以将周围软弱沥青层进行统一加固，这就大大提高了路面病害的修复效果。 图1. 路面病害综合处治技术示意图 图2. 路面病害的普通处治方法的效果 2.2. 处治材料 路面病害综合处治技术主要包括三类材料产品，注浆材料、冷补料和表面功能恢复用的路面贴，当病害面积较大时，可以采用超表处进行快速处理。 1) 注浆材料 注浆材料采用高性能聚氨酯类注浆材料。聚氨酯浆材固化后的固结体中含有大量的氨基甲酸酯基、脲基等极性基团，浆液遇水后自行分散、乳化、发泡，立即进行化学反应，形成不透水的弹性胶状固结体，有良好的止水性能、有良好的延伸性、弹性及抗渗性、耐低温性，在水中永久保持原形；所释放的CO 2 气体带来二次渗透的效果 [ 7 ]。最主要的是，这种材料粘度、固化速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渗透系数大。本工艺中采用的聚氨酯注浆材料经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配方优化，性质稳定、水环境中粘结效果优良，可以用于路面结构内部的潮湿、复杂环境。表1为注浆材料的性质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polyurethane grouting materia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技术要求 1 粘度(25℃)，mPa·s A组分 223 ≤600 B组份 617 ≤1000 2 密度(25℃)，g/cm 3 A组分 1.26 1.22~1.25 3 固化时间，min 10 4 抗压强度(25℃)，MPa 7.0 ≥0.6 5 抗拉强度(25℃)，MPa 6.1 ≥0.4 6 起渗压力，MPa 0.8 ≥0.2 7 耐化学腐蚀 10%氯化钠溶液 不溶解 良好 石灰悬浮液 不溶解 5%亚硫酸 不溶解 表1. 聚氨酯注浆材料性质参数 2) 冷补料 冷补料基本物质组成包括沥青、压敏材料、合成矿料和其他化学组成，不含有挥发性溶剂。相对于溶剂型冷补料，它主要依靠行车荷载提升强度，初期强度高，不需要养生即可开放交通，在低温天气下也能使用。该材料在防雨、防晒条件下可以存放90天以上，密封袋装可以存放半年，远大于普通溶剂型冷拌的存储时间。 3) 抗滑路面贴 路面贴为一种工厂化生产的预制产品，图3为路面贴的结构示意图和实体照片。该路面贴厚度为3~4 mm，由高强加筋防裂布和磨耗功能层构成，后者为封水抗滑混合料层。表2为路面贴的技术指标。其突出性能在于低温弯曲性能，指标要优于AC-13混合料，弯拉强度和弯拉应变大幅度提升；抗滑、渗水、抗裂等技术指标满足我国夏热区、夏凉区的技术要求。 图3. 抗滑抗裂路面贴结构示意图 Table 2 Performance of pavement sticker 序号 技术指标 单位 路面贴 AC-13混合料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弯拉强度 MPa 7.34 5.47 / T 0715 2 弯拉应变 µɛ 0.00423 0.002659 / 3 构造深度 mm 0.86 0.7 ≥0.5 T 0961 4 摆式摩擦系数 BPN 76 79 >58 T 0964 5 平整度 mm 0.7 0.5 ≤0.8 mm T 0931 6 渗水系数 ml/min 34 0 <150 T 0971 表2. 抗滑路面贴的检测指标 2.3. 处治方法 1) 注浆工艺。可参照CJJ/T 260-2016《道路深层病害非开挖处治技术规程》 [ 8 ] 中相关技术要求和既有经验进行。操作前应对原路面病害进行调查和布孔设计，以确定注浆深度和注浆范围。布孔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孔洞位置位于病害区域，且深度贯穿病害发生区。对于反射裂缝以及位于反射裂缝上汲浆点，在实际注浆之前需将裂缝中积存的泥浆排出后再进行后续的施工工作，因此注浆孔的分布宜围绕反射裂缝30 cm内，呈之字型排布或是矩形排布(视现场裂缝走向情况而定)。对于挖补料处的汲浆点，需将注浆孔沿汲浆点等距进行梅花型布置。 2) 冷补料。注浆完成后，当原沥青路面拱起或松散时，应清理松散或周围薄弱的沥青面层，清理坑槽，撒布适量的乳化高粘沥青(固化沥青68%)作防水粘结层，填入冷补料。冷补料填充量适当高于原路面5~8 mm，采用小型压路机、小型振动夯或人工脚踩、铁锹拍实等方法压实。 3) 路面贴。根据病害面积，裁剪适当大小的路面贴；在冷补料表面喷洒乳化高粘沥青做粘层油，带初步破乳后，粘贴路面贴，应用示例如图4所示。即可对路面病害位置开放交通。当病害面积较大时，可参照T/CECS G:M52-01-2020《道路路面抗滑低噪超表处技术规》 [ 9 ]，利用抗滑超表处技术进行表面功能恢复，达到抗滑、封水的效果。 图4. 路面贴的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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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无损检测评价方法 对于道路隐蔽病害的检测与评价方法，目前主流的无损检测设备主要有探地雷达以及弯沉仪。探地雷达能够精确检测道路路面结构层厚度，并在此基础上对路面结构层所隐藏病害进行检测和分析，是一种高效的检测手段，具有无损、连续、快速、高精度、高分辨率、实时成像等特点。探地雷达主要工作原理是通过向地下发射无线高频电磁波，当电磁波遇到地下空间中不同介质时会发生奇异反射，由收发天线完成电磁波的发射和接收，然后将信号传递给主机，最后使用专业处理软件分析电磁波反射波形的变化情况来评价地下空间体存在状态和分布特征。 弯沉是表征公路路基路面整体强度的重要参数，虽然世界各国测试弯沉的设备和方法有所不同，但对弯沉基本概念的理解是相同的。弯沉定义一般是指路基或路面表面在规定标准车的荷载作用下轮隙位置产生的总垂直变形值(总弯沉)或垂直回弹变形值(回弹弯沉)，以0.01 mm为单位。针对落锤式弯沉仪(FWD)而言，弯沉是指与落锤重量对应的当量荷载使路表面产生的瞬时变形值。 落锤式弯沉仪较好地模拟了行车荷载的动力作用，目前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路面无损检测设备。FWD测定路基或路面表面所产生的瞬时变形，即测定在动态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动态弯沉及弯沉盆，并可由此反算路基路面各层材料的动态弹性模量，作为设计参数使用。所测结果也可用于评定道路承载能力，探查路面下的裂缝、空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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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工程案例 4.1. 依托工程 衡德高速连接衡水–德州，是沟通河北、山东两省之间联系以及改善晋煤外运和东西交通状况的重要通道。随着交通荷载增加，沥青路面发生反射裂缝、汲浆等病害；既有修补技术未能从结构内部改善路面的状态，次生病害仍在发展(图5)。为改善这一现状，2019年采用三位一体式病害综合处治技术。其中，底部处治通过高聚物注浆技术，将加固类浆液注入松散破碎的结构中去，整体提高路面的结构承载能力；面层修整主要是对注浆修复后的面层进行浅层挖补，后在处治区上铺以抗滑封水路面帖，做好防水巩固工作。 图5. 原路面反射裂缝及既有修补效果 4.2. 病害检测 在汲浆处治前，使用落锤弯沉仪对路面汲浆点附近的弯沉值进行测量。数据显示，根据弯沉的检测数据可以看出，在挖补料处以及唧浆点附近，弯沉数值相比较于未出现病害的路面区域有明显的升高，在数值上增加了大约一倍以上。弯沉值高表明该处已存在结构松散的状况，其主要原因多是由于雨水渗入原路面的裂缝，在行车动载作用下对面层甚至基层结构的冲刷破坏，长此以往，在造成路面结构松散的同时也形成了唧浆病害。，其主要原因多是由于雨水渗入原路面的裂缝，在行车动载作用下对面层甚至基层结构的冲刷破坏，在造成路面结构松散的同时也形成了汲浆病害。根据弯沉值的分布制订了布孔设计(见图6)。 图6. 汲浆位置的模量分布与布孔设计 4.3. 病害处治 完成钻孔后，于注浆孔内置入管壁有特定流出口的注浆管，管顶与带有防溢阀的注浆帽紧密连接。调试注浆设备至合适的注浆压力与物料混合温度。注浆压力宜控制在2 MPa左右。注浆顺序按照先中央后边缘的顺序，由病害中心逐渐向外侧注入浆液。注浆时应当采用单孔间歇多次注浆的方法，每次注浆需确保前一次的注浆浆液未达到初凝状态。注浆过程中随时注意观察裂缝周围路面的变化情况，当裂缝中有浆料冒出时或路面局部有抬升时，此时立即停止注浆。图7为处治过程照片。 图7. 路面病害综合处治过程 4.4. 处治效果评价 处治完成等待2小时候后，待高聚物固化强度完全后，再次于之前的测量点处测量路面弯沉值。将弯沉值的前后对比数值汇总于下图中，其中弯沉值的降低百分比按弯沉处治前后的差值除以处治前的弯沉值来计算。 图8. 路面病害处治前后的弯沉变化 检测数据可以看到，与病害处治前进行对比，处治后的弯沉值普遍有了明显程度的降低(见图8)。从弯沉变化程度可以看出，各点弯沉值下降了20%~40%，可以说明使用聚氨酯注浆材料处治汲浆病害是有效的，在排走底部泥浆的同时填补了原来的裂缝，使之前的受损结构固结为整体，恢复路面的承载力。 对试验路段的其它反射裂缝进行病害处治以及处治前后的弯沉检测，每条裂缝病害选取四处检测位置，如图9所示。相应的弯沉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 图9. 检测位置示意图 Table 3 Deflection value 桩号 弯沉值(0.01 mm) 平均降低 A B C D k62 + 200 处治前 115 106 129 120 20.6% 处治后 87 88 101 97 k62 + 660 处治前 171 202 132 147 −5.4% 处治后 189 239 109 162 k62 + 720 处治前 145 219 123 174 10.0% 处治后 141 197 102 165 k64 + 040 处治前 131 148 123 118 6.5% 处治后 133 110 128 111 k64 + 530 处治前 259 174 102 167 16.7% 处治后 189 104 101 150 k64 + 630 处治前 188 137 156 186 15.4% 处治后 160 126 121 157 k65 + 440 处治前 120 120 156 238 27.4% 处治后 88 95 94 185 k66 + 275 处治前 127 110 151 133 19.1% 处治后 105 107 102 101 k66 + 525 处治前 163 132 113 162 6.5% 处治后 131 148 123 118 表3. 弯沉检测值 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反射裂缝处的弯沉在处治后有了明显数值上的下降，平均降幅达到了13%，系注浆材料填充裂缝固化后带来的效果。透过数据中发现，有各别裂缝处的弯沉在处治后并没有出现了弯沉值明显下降的情况，表明该处存在局部部位处治效果不良的现象，推测主要原因为注浆过程不充分所导致，浆液不足以将路表下的裂缝与空隙进行填充，未能将受损松散处粘结为一个整体，致使该处路面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缺陷。对于此类情况，需要进行二次处治施工来完善修复效果。从检测数据中还可看到，对于病害位置处治后的弯沉值，尽管绝大部分有了明显的降低，但是当把每条裂缝病害进行横向对比观察，却发现这些病害处治后的弯沉数值大小不尽相同，部位区域的弯沉数值水平即便在处治后仍然处于一个较高的不良状态。推测主要原因系裂缝处于面层之下的位置是不同的，由于注浆材料固结体具有一定的塑性变形能力，因此当浆液完全填充固化后，更靠近面层的浅层裂缝填充体相对于深层的固结体对弯沉锤的回弹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固结体会吸收小部分动力势能转化为自身的弹性形变，反馈到数据处理后会出现弯沉数值相对较高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如若想对隐藏式病害有更加清晰全面的认识，除弯沉检测之外，还需同步结合利用其它无损检测设备(如探地雷达)进行辅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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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1) 针对沥青路面反射裂缝及其衍生病害，综合处治方法以注浆技术为主，辅以界面防水、表面松散加固和表面功能恢复技术。它能够固结沥青路面的整体结构，延缓和解决路面内部裂缝的发展，快速提高沥青面层的荷载稳定性和封水能力。 2) 相对于普通灌缝处治，综合处治方法可以深入到病灶深处；相对于一般的坑槽换填，综合处治方法可以避免软弱沥青层的病害发展。工程实践与检测表明，反射裂缝处治后的路面弯沉指标得到了明显降低，平均降幅达到13%。 3) 由于非开挖处治属于隐蔽工程施工，仅使用弯沉检测手段进行处治效果评价略显单一，为了能更清晰全面地分析病害处治效果，后续应当结合利用其它无损检测设备(如探地雷达)进行多维辅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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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为了研究土石混合回填土区小净距隧道群施工力学行为，依据依托工程地勘、设计和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确定比较合理的土石混合回填土和加固区参数，建立小净距隧道群施工过程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先开挖地铁区间左线隧道、再开挖区间右线隧道、最后开挖中间出段线隧道施工过程的围岩和支护结构变形和受力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选择的开挖顺序、施工和支护步序是比较合理的；隧道群中各分隧道的围岩拱顶竖向位移及洞群围岩拱顶竖向位移最终值均未超过洞群开挖过程中设计规定值，隧道最大主应力主要集中在二次衬砌，小于钢筋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各隧道围岩塑性区主要集中在隧道左、右边墙和隧道掌子面前方土体，塑性区的纵向影响范围约为10 m，与单模二次衬砌的长度相当；隧道初期支护的最大主应力、二次衬砌中部的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皆在容许范围之内，先行隧道的二次衬砌起到了很好地约束和承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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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土石混合回填土由作为骨料的碎石或块石和作为充填物的黏土或砂土等构成，是一种非均匀、不连续、内部构造复杂且无规律的地质体，其物理力学性质介于纯土体和破碎岩体之间。徐文杰等 [ 1 ] 从岩土力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土石混合回填土是指第四纪以来形成的，由具有一定工程尺度、强度较高的块石、细粒土体及孔隙构成且具有一定含石量的极端不均匀松散岩土介质。土石混合回填土的力学特性不仅取决于充填土体、碎石和石块本身的力学性质，也与土、石的相对比例，颗粒集配，碎石形态等密切相关 [ 2 ] [ 3 ]，国内外学者运用室内试验、现场原位试验、理论分析、数值模拟等研究方法，对土石混合回填土的物理力学性能 [ 4 ] - [ 19 ] 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外学者针对隧道群施工过程中围岩的稳定性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 20 ] - [ 26 ]，但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岩体或黄土中的隧道群的施工稳定性分析，针对土石混合回填土区的隧道群在施工过程中地层的应力分布、变形发展及卸荷规律的研究并不多。随着我国山地城市(如重庆、贵阳等)的不断扩张和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一些车站、区间隧道(含停车线隧道)不开避免地要穿越回填土地层。由于回填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和隧道群施工过程的复杂性以及隧道群围岩的稳定性差，土石混合回填土区隧道群施工力学行为及稳定性亟待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以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二期兰花路站–南湖路站区间范围为工程背景，开展土石混合回填土区隧道群施工力学行为及稳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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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工程概况 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二期兰花路站~南湖路站区间范围包含有区间正线左、右线、出段线以及十号线与环线联络线等地下结构工程。其中，区间正线(左、右线)长927 m，出段线长200 m，隧道开挖宽度8.764 m。隧道群中各分隧道之间相距非常近，其中左线隧道与位于中间的出段线隧道的净距约为5.35 m，出段线隧道与右线隧道的净距约为5.75 m，区间典型断面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隧道群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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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隧道群施工过程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为确定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二期兰花路站~南湖路站回填土区间隧道群采用暗挖法施工的开挖顺序、施工和支护步序是否合理。在Midas GTS软件中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先开挖地铁区间左线隧道、再开挖区间右线隧道、最后开挖中间出段线隧道施工过程的围岩及支护结构变形和受力特征，同时，指导工程有序施工。 3.1. 模型范围和边界条件 根据依托工程施工图设计资料，区间隧道断面为8.654 m × 8.660 m的马蹄形。地层岩性从上到下依次为素填土(36 m)、粉质粘土(2 m)和砂岩，围岩基本分级为V级。基于圣维南原理，考虑到隧道群各分隧道之间的间距非常近，左、右线分别自中心线向两边取约为5倍洞径45 m，模型水平方向取115 m，下层的砂岩层取40 m，则模型竖直方向取80 m，沿隧道轴向取96 m。模型采用四面体与六面体混合实体单元。建立的数值模型划分网格之后共有单元94，702个，节点53，123个。模型的边界条件为：模型的底部边界施加竖直方向的位移约束；左、右边界施加水平方向位移约束；模型的前后边界施加轴向的位移约束；模型顶部为自由面。隧道群整体模型及位置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隧道群三维数值计算模型 3.2. 围岩及支护结构参数选取 ①隧道超前加固区 隧道开挖前在掌子面进行帷幕注浆、超前大管棚和超前小导管注浆支护，超前大管棚支护在隧道围岩形成0.5 m厚的环状加固圈，超前小导管注浆支护在隧道围岩中形成厚度为1.5 m的环状加固圈。在模型中采用3D实体单元来模拟注浆加固区，以提高加固区参数来反映预加固效果。 ②喷射混凝土和钢拱架 初期支护钢拱架与喷射混凝土进行联合支护，采用等效刚度法将钢拱架的弹性模量折算给喷射混凝土。 数值模拟分析过程中假定岩土体为各向同性，采用Mohr-Coulomb准则，参考相关经验 [ 27 ] [ 28 ] [ 29 ] [ 30 ] 和现行规范 [ 31 ] [ 32 ]，围岩及支护结构的物理力学参数如表1所示。 Table 1 Parameters of surrounding rock and supporting material 部位 E(GPa) µ γ(kN/m³) c(kPa) φ 土石混合回填土 0.09 0.4 20 14.5 20 砂岩 3.76 0.2 25 1800 41 注浆加固区 0.7 0.26 22 200 30 初期支护C25混凝土 32 0.2 25 — — 二次衬砌C40混凝土 32.5 0.2 25 — — 表1. 围岩及支护材料力学参数 3.3. 隧道群开挖和支护方法 隧道采用预留核心土台阶法机械开挖。隧道群三线并行施工过程中掌子面相互错开，后进隧道开挖在先行隧道施作一个二次衬砌循环后进行。本工程先施工正线左线隧道，后施工正线右线洞室，待正线左、右线隧道二次衬砌完成后进行出入段线隧道施工。其中右线隧道开挖滞后左线隧道二次衬砌距离为10 m，出段线隧道滞后右线隧道二次衬砌距离为10 m，三线并行开挖掌子面里程控制要求如图3所示。单洞开挖前，先进行超前支护和全帷幕注浆加固。全帷幕注浆每一循环注浆长度为20 m，开挖15 m，保留5 m止浆岩盘，第一循环采用2 m岩层作为止浆墙。数值模拟开挖过程中，隧道群单洞开挖每循环进尺拟定为2 m，上台阶拱环掌子面超前上台阶核心土4 m，上台阶核心土超前下台阶开挖断面距离为4 m，为防止上台阶初期支护变形过大，在上台阶底部加设临时仰拱，上台阶临时仰拱拆除点与下台阶开挖面之间的间距也控制为4 m，据此向前循环开挖。 图3. 三线并行开挖掌子面里程控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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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隧道群围岩施工力学行为 4.1. 围岩位移 隧道群施工开挖过程中，围岩竖向位移云图随隧道群施工进度的发展变化如图4所示。 图4.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围岩竖向位移云图(单位：m) 由图4可以看出，隧道群在开挖过程中，左隧首次二次衬砌完成后，隧道群竖向最大位移为18.4 mm，地表沉降4.9 mm；右隧首次二次衬砌完成后，隧道群竖向最大位移为18.6 mm，地表沉降5.2 mm；中隧首次二次衬砌完成后，隧道群竖向最大位移为19.3 mm，地表沉降10.4 mm。隧道群中各分隧道的围岩拱顶竖向位移及洞群围岩拱顶竖向位移最终值均未超过洞群开挖过程中设计规定的围岩拱顶最大竖向位移20 mm的限值；地表沉降最大竖向位移值也均未超过洞群开挖过程中设计规定的地表最大沉降量30 mm的限值，洞群围岩处于稳定状态。 隧道群围岩位移随洞群的不断开挖而逐渐增大，最大位移为隧道群施工完成时中间隧道的拱顶处。最后施工的中间隧道对右侧隧道竖向位移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其对左侧隧道竖向位移的影响，中间隧道围岩竖向位移影响区与右侧隧道的围岩竖向位移影响区逐渐交汇相连形成相互影响区；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隧道群各分洞的水平变形均较小，以竖向变形为主。 4.2. 隧道应力 为了对隧道群开挖后围岩的稳定性进行评价，需要分析隧道群的应力情况及其演变规律。与位移分析的施工步相对应，隧道群对应施工步的最大主应力云图如图5所示。 图5.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围岩最大主应力云图 由图5可以看出，隧道群对应20、39和58施工步的最大主应力(压应力)分别为8.0 MPa、9.46 MPa和9.67 MPa，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二次衬砌，皆小于钢筋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4.3. 隧道围岩塑性区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围岩的塑性区和卸荷区随隧道群施工进度的演化发展如下图6所示。 图6.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围岩塑性区 由图6可以看出，隧道群在施工过程中，对应20、39和58施工步的塑性区分布特征为：当左隧道首次二次衬砌完成后，围岩塑性区主要集中在隧道左、右边墙和隧道掌子面前方土体。当右隧道首次二次衬砌完成后，左隧道围岩塑性区的范围减小，但其掌子面前方土体塑性区仍较明显；右隧道围岩塑性区主要分布在左、右边墙和掌子面前方土体。当中隧道首次二次衬砌完成后，左隧道围岩塑性区主要分布在隧道掌子面前方土体；右隧道围岩塑性区的范围减小，但其掌子面前方土体塑性区仍较明显；中隧道围岩塑性区主要分布在二次衬砌范围左右边墙围岩和掌子面前方土体。从围岩塑性区的纵向影响范围来看，约为10 m，与单模二次衬砌的长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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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隧道群支护结构力学行为 5.1. 初期支护应力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隧道初期支护最大主应力特征如图7所示。 图7.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初期支护最大主应力云图 由图7可以看出，第(20步)左隧初期支护最大主应力(压应力)为10.7 MPa，第(39步)隧道初期支护最大主应力(压应力)为11.35 MPa，第(58步)隧道初期支护最大主应力(压应力)也为11.35 MPa。中间隧道的施工对先建隧道(左右隧道)初期支护的最大主应力没有什么影响，说明先建隧道的二次衬砌起到了很好地约束和承载作用。 5.2. 二次衬砌内力 隧道群施工完成后，二次衬砌中部主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特征如图8和图9所示。 图8. 二次衬砌中部主主应力云图 图9. 二次衬砌中部最大剪应力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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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和建议 土石混合回填土区小净距隧道群的施工力学分析表明，隧道初期支护的最大主应力(压应力)在初期支护混凝土的容许范围之内，二次衬砌中部的主主应力和最大剪应力皆在二次衬砌钢筋混凝土的容许应力范围之内。后行隧道的施工对先行隧道初期支护的最大主应力影响较小，先行隧道的二次衬砌起到了很好地约束和承载作用。可见，在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二期兰花路站~南湖路站回填土区间隧道群采用暗挖法施工的开挖顺序、施工和支护步序较为合理，本文的分析结果对施工过程控制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隧道群中各分隧道的围岩拱顶竖向位移及洞群围岩拱顶竖向位移最终值均未超过洞群开挖过程中设计规定的围岩拱顶最大竖向位移20 mm的限值；地表沉降最大竖向位移值也未超过洞群开挖过程中设计规定的地表最大沉降量30 mm的限值。 2)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隧道最大主应力(压应力)主要集中在二次衬砌，小于钢筋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3) 隧道群施工过程中，各隧道围岩塑性区主要集中在隧道左、右边墙和隧道掌子面前方土体；后行隧道的施工使先行隧道的左、右边墙塑性区范围减小；隧道围岩塑性区的纵向影响范围约为10 m，与单模二次衬砌的长度相当。 4) 施工过程必须严格按设计施工，后行隧道必须在先行隧道完成单次二次衬砌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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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高管薪酬激励与管理层行为关系的文献研究主要从盈余管理、投资效率以及会计信息质量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包括探究货币薪酬与股权薪酬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加入企业所有制性质、高管权力占比、行业规模、行业类型，审计质量等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比较，为判断高管薪酬激励与管理层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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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导致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一是由于管理层并不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等导致管理者忽视股东利益，且信息不对称则助长了这种情况；其二是由于股东缺乏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不愿承担高额监督成本的股东对管理层行为更难以控制。因此，股东试图通过对管理层薪酬激励以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高管薪酬契约，使高管分享部分企业剩余，使高管行为与股东利益相一致。高管激励不仅是指高管薪酬契约而是指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其中包括显性的合同约定，还包括在职消费或者高管晋升的隐形激励方式。高管薪酬包括会计报表中的企业业绩所决定的薪酬如现金或津贴等货币薪酬或者是企业运营状况中所产生的股权激励薪酬如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养老金计划和递延薪酬。 当前对高管薪酬的理论比较丰富，包括最优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薪酬辩护假说、锦标赛理论、行为理论以及经理人市场理论。现有文献多从公司绩效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较少考察薪酬激励安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