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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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中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展望 3.1. 信息技术将会加快追赶速度 从整体上看，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目前还是领先于世界，特别是在操作系统、芯片和软件技术等方面，优势更为明显，但是中国公司在平台方面，已经逐渐跟上来了，对操作系统和芯片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 2019年10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启动，募集资金将会大大超过一期；2020年8月4日，国务院又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指出：“聚焦高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和工艺技术、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集成电路设计工具、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应用软件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不断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未来，将真正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 3.2.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争取突破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美国最为核心的军工装备、航空航天和油气开采装备三块，除去航空产业以外，中国都有比较高的自主化程度，主要是以国企为主，民营企业参与比较少。当前，军工装备、航空航天、油气开采装备等领域都在不断的开放和吸引民营资本参与；未来，国企与民营企业的灵活组合，将是我国在这些产业方面的改革方向。自2018年开始，我国民营航天得到蓬勃发展，民营油气装备企业也在不断获得海外订单，这都是未来发展之路的积极探索 [ 3 ]。 3.3. 新材料领域下游带动上游产业发展 美国在新材料领域，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也不是绝对领先，材料最终还是要应用到下游产业的，具有下游产业带动上游新材料发展的特性。以电子科技为例，由于全球电子科技的制造企业已经大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电子科技所需要的新材料技术，以及对应的产业化能力，大多掌握在东亚经济体手中 [ 3 ]，所以，这是未来我国赶超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3.4. 生物医药产业有巨大市场和机遇 纵观中美生物医药产业，从相关数据来看，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大概还只有美国10%至20%的规模。虽然差距明显，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独有优势在于其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能力、资本市场的鼎力支持以及伴随人工智能兴起的庞大数据样本；而且，生物医药产业已得到国内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未来的大发展是值得期待的 [ 6 ]。 3.5. 新能源汽车中国前景光明 全球代表公司就是美国的特斯拉，但如果论产量，未来肯定还是中国最大，以比亚迪、蔚来为代表的一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在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在分工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制造技术当前是集中在中日韩手里，特别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给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光明前景，总体而言，美国未来在该领域很难做到技术领先了。 3.6. 新能源中国领先世界 从当前的实际水平和技术来看，中国已经开始超越美国。风电、太阳能发电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在清洁能源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并没有优势；核电领域美国起步较早，属于世界第一集团，但在核电技术上没有特别领先之处；另外，核电站的大规模建设以后可能就主要集中在中国。 3.7. 节能环保产业前途远大 这个产业美国并不占优势，各种环保节能设备，反而是日本做得比较好，这跟日本自然资源短缺有关系，而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对节能的动力没有日本大。另外，各种环境污染治理和工厂污染处理，美国在这方面也没有明显领先于欧洲和日本。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自然环境，节能环保产业在未来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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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 综上所述，美国在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领域明显领先的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产业，这也是七大产业里面利润最高、市场最大的产业，如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前四位都是ICT公司，分别是苹果、Ahphabet、微软、亚马逊，这4家公司市值稳定在5000亿美元以上，也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前十企业。当然，中国也在这些领域有了一定基础，有了向上冲击的底气。 除此之外，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我国与美国也有不小差距，比如高端的科研仪器仪表，还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虽然我国国产油气装备厂家现在也在和美国公司争夺市场，但总体看，油气开采装备方面美国还是领先我国较多 [ 3 ]。另外，就是美国的先进军工装备和航空航天了，我国在军工和航空航天领域目前在加速追赶。 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领域，我国除了新能源在份额上领先美国之外，其他方面总体还是处于落后位置；但中国上升趋势很快，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发展令人鼓舞。未来，中美在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会愈来愈激烈，中国的追赶速度也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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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2020年9月21日，国务院正式同意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锁定了长沙片区、岳阳片区和郴州片区，其中，湖南城陵矶新港区所在的岳阳片区的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是岳阳乃至湖南开放崛起的龙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通江达海的新增长极以及湖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本文以城陵矶综保区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综保区出口的产业构成、现状、发展前景，特别是目前存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未达到潜在水平，出口的商品处于价值链的下游，知识产权的监管不到位，农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突出，环境保护自觉性不强，质量管理体系未与国际接轨等六大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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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湖南城陵矶综合保税区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1.1. 城陵矶综保区概况 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的建立依托于中国最大的内陆港，素有长江八大良港之称的城陵矶港。城陵矶港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常年不淤不冻，港区自然岸线长度22公里，陆域面积269万平方米，水域面积405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的枢纽港，也是湘北地区的现代物流中心，是城陵矶综保区保税物流功能能够得以实现的最有力保障。同时，优良的港口条件、便利的运输方式也是城陵矶综保区的比较优势所在。2019年，湖南唯一的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岳阳城陵矶口岸累计到港汽车7616台，而通过城陵矶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汽车整车达到6778台，占到港汽车的88.99%。城陵矶港口为综保区的商品进出口提供了便利的物流渠道，综保区的存在与创收又能促进港口的资本形成与劳动力收入，二者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岳阳地区的GDP增长。 城陵矶综合保税区2014年7月经国务院批复设立，规划面积2.98平方公里，一期1.28平方公里，2016年8月封关运营，二期1.7平方公里，2019年10月通过国家验收。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结合自身比较优势所在，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略部署，坚持区内区外、国内国外多元发展，加工、贸易齐头并进的思路，重点发展进口粮食加工、进口肉类加工、进口天然橡胶加工、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和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五大产业。封关运营以来，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约120亿美元，是湖南省进出口贸易增幅最大、项目落地速度最快的综保区。先后进口粮食保税加工、区外企业委托加工、汽车平行进口综合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专项政策。 1.2. 城陵矶综保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首先对经济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经济发展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表现为各项经济指标的提高，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数值的增加；经济发展外延更广，除经济增长外，还包括技术进步、福利改善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城陵矶综保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增加出口贸易额直接拉动GDP数值上涨，其二是进口更多元的商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提高人民的效用水平。 表1给出了2014~2019年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于当年净出口的增加额除以当年GDP的增加额，表明一定时期内GDP每增长1%，其中有多大比例来自净出口，能够衡量在一段时间内，一国或者某一地区对外贸易能为经济增长做出多大的贡献。贡献率越接近1，则说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越重要。从表1中可以观察到，2016年前，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1.5%左右，而2016年8月城陵矶封关运营后，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跃达到8.3%，是2015年的4.5倍。在随后的2017年与2018年两年内更是分别达到了7.1%与10.2%，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贡献度呈稳中有升的趋势，因为综合保税区以及自贸区的存在，出口越来越成为岳阳市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Table 1 Contribution rate of net export to Economic growth of Yueyang city from 2014 to 201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 1.3 1.8 8.3 7.1 10.2 2.3 表1. 2014~2019年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岳阳市统计局。 1.3. 综保区进出口产业构成及原因分析 截止至2018年10月，城陵矶综保区共有注册企业266家，其中加工贸易类30家，商贸类220家，物流类16家，大部分企业实现了业绩“破零倍増”，业务涉及肉类、粮食、平行汽车、天然橡胶、陶瓷、石油、纺织品、电子元器件、日用商品等多个品类。2018年共签约7个大型加工贸易项目和综合服务项目，累计投资达17.75亿元。其中包含湖南省重点推选项目湖南正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离境退税商城——弘元新港悦购商场。 2019年岳阳市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5.43亿美元，其中约80%的贸易额由综保区贡献。因此，用岳阳市出口商品的结构作为城陵矶综保区出口商品结构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1.3.1. 一带一路战略带动机电产品出口 由图1可知，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占比高达43%，达到6.63亿美元，综保区内正昇电子的出口加工车间对此有着巨大的贡献。正昇电子在综保区内建造了一万平米的无尘车间，引进八套生产线，专门生产最新的电脑、手机等智能终端主板，年产值可达到二三十亿人民币。机电产品的大量出口的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兴基建，因而需要大量进口机电产品，这是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的推动器，也是岳阳市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1.3.2. 承接东南沿海转移的低端出口制造业 同时我们可以从图1中发现，岳阳市出口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仅占6%。这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有关。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土地使用权购置费用与环境成本的提高使得制造业成本增加，因此沿海加工、装配企业纷纷寻找新的发展之地。而中部地区较之西部地区劳动力工资更低，土地更便宜，政府给予了不少优惠积极招商，而多种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多种运输工具的发展也使得物流速度提升，物流费用降低。因此第二产业开始由东南沿海向中部转移。戴华仁，徐姝(2020)计算了中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几个主要城市第一、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分析发现中部地区城市群在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存在明确的转移可能 [ 1 ]。城陵矶综保区恰好地处华中地区，依托城陵矶港，水运发达，在承接沿海加工制造业方面有极强的优势，正是因此岳阳市出口商品多为加工制造业产品。 图1. 2019年岳阳市出口商品结构 1.3.3. 进口农产品加工借口岸优势发力 除了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外，城陵矶综保区还大量进口各类商品供人民消费，粮食与肉类产品的进口加工也是城陵矶综保区的主要功能。岳阳城陵矶进口粮食指定口岸为全国首批58个进口粮食指定口岸之一，已成为长江沿线除上海以外最大的粮食进口口岸。岳阳城陵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是湖南首个进口肉类的查验港口平台。 城陵矶综保区的存在使得岳阳市甚至湖南省长江中上游流域大宗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中心港和粮油储备、加工和集散中心的地位逐步凸显，并辐射带动了湖南省粮食物流业集聚发展。粮食与肉类的大量进口不仅仅能进口低成本的外国农产品带来具有很强的经济效益，还能为进口农产品的种类带来拓展的边际，增强消费者福利。更重要的是，粮食与肉类的加工与物流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能为当地甚至辐射带动外地劳动力的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盘，也是湖南实现有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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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城陵矶保税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未达到潜在水平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达到潜在水平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地区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进行出口时，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最大值。但由于各地的区位差异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难以确定一个固定值，因此一般选取临近地区作为潜在水平的比较标准。华中地区以15.4%的综合保税区的数量贡献17.1%的进出口总额，因此认为华中地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率为17%左右是合理的，但由表1可知，净出口对岳阳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从未达到过17%，说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低于同地区平均水平，还未达到潜在贡献率，综保区仍然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手段来鼓励出口。 当然，这里所谓的鼓励出口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减少进口的方式来提高净出口的绝对数值，减少进口来增加净出口的绝对值不仅牺牲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只能提高净出口的贡献值而不能带来生产力的进步，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粉饰太平。 2.2. 加工出口的商品处于价值链的下游 从图1以及上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城陵矶综保区出口的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仅有6%，高达94%的出口商品为技术含量低的加工制成品，具有高劳动密集度、低资本密集度的特征。技术含量低的商品往往意味着低附加值，而低附加值的商品代表着在贸易分工的价值链中，岳阳位于下游位置，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土地与环境资源但在利益分配时仅能获取1%~2%的利润总额。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城陵矶综保区主要进行加工贸易而否认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价值链的底端开始进行原始的资本与经验积累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城陵矶综保区正处于承接我国由东南沿海转移的加工型工厂的阶段，处于价值链的下游是发展应该经历的过程。 2.3. 知识产权的监督管理不到位 正如曹晓路，王崇敏(2020)的研究中提到，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系较分散，知识产权局、行政管理局与海关等多方各自的职权管辖范围内都有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职责。但由于管理机构众多，各知识产权保护机关间有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导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三不管”的真空地带和“抢着管”灰色地带并存的尴尬局面 [ 2 ]。同时，我国自贸区与综保区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是通过已经发生的案例归纳总结经验从而复制推广，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统一布局。但这种创新过于碎片化，缺乏全局性，对综保区内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纠纷不能很好地起到指导其进行解决的作用。但是在城陵矶综保区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对外进行加工贸易还是对内进行进口商品经销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知识产权方面被侵权或无意识侵权行为，产生的新问题要求法律予以回应。 2.4. 农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突出 陵矶口岸进口包括猪、牛、羊、禽肉、骨等20余个肉类品种，冻肉进口量连年增长，从2015年的854.3吨增至2018年的60000吨，四年增长七十余倍，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为提高通关效率，口岸简化了通关程序，从2017年4月1日起，进口肉类集装箱口岸查验比例由100%降低至30%，口岸实验室抽检比例由20%降低至2.5%左右。检验检疫程序的简化使得不法经营者找到可乘之机。仅在2019年一起被查处的牛肉走私案中，走私牛肉货主进口的过期牛肉量达到10.56吨。 我国农产品溯源查询系统发展起步较晚，2014年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农产品溯源查询系统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与数据处理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进口农产品溯源查询的需求。 2.5. 环境保护自觉性不强 湖南是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高发地区，宋伟，陈百明和刘琳(2013)涉重金属化工企业的排放与不合理的农药与肥料施用是造成湖南农业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 [ 3 ]。湖南地区在2017年已实现耕地重金属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区的全覆盖，但黄杰生，李继志(2020)对调研数据分析后发现，第三方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 4 ]。第三方治理效果不理想一方面是由于治理模式本身存在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生产者缺乏科学生产、保护环境的意识。 城陵矶综保区内的电子配件加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重金属废水进入城陵矶港，进入洞庭湖污染水体并进一步污染耕地。2020年湖南纪委对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调查后进行问责并实施专项行动加以治理。 2.6. 质量管理体系未与国际接轨 ISO14000是当前世界普遍接受的环境认证体系，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都需要这张“绿色通行证”。企业在建立起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评估后，会获得认证机构颁布ISO14001证书以证明企业通过了ISO14000体系的认证。城陵矶综保区内通过了ISO14000标准认证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上都未达到预期规模。2019年城陵矶综保区对欧盟、美国与的出口额达到了其总出口额的28.1%，因此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加剧，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非关税壁垒对这个企业实施制裁的大背景下，未通过ISO14000标准认证是综保区加工制造企业的未来发展的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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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如何应对解决措施及经济发展 3.1. 建立完善的人才管理机制 综保区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人才，引进与储备与综保区发展专业匹配度高的人才能为综保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人才主要可分为综保区职工与企业工作人员两大类，双方能够协同作用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综保区企业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综保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单独引进人才是不够的，还要留住人才，因此要提供足额的薪酬，设置合理的晋升机制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同时尽可能提高他们的城市归属感与个人成就感。除此之外，综保区内工作人员工作内容形式单一，单一的工作不利于维持工作人员的求知欲也不利于知识的更新换代，因此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增长的投资必不可少。为综保区内所有人员定期提供培训机会，规划出时间供他们进修，为学习设立专项资金都是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落地”措施。 大连保税区、海口保税区等保税区的门户网站中有信息公开、数据开放与疑难与解读回应等专栏，对吸引投资、留住人才与学术研究都有积极作用。而当前城陵矶综保区还未建立自己的门户网站，有意向的投资企业、就业人才与贸易伙伴获取信息成本高，难度大。因此城陵矶综保区应以其他综保区的门户网站为蓝本建立官方网页。 3.2. 完善农产品溯源体系 完善的农产品溯源系统是实现农产品高效率检验检疫，维护消费者权益，打击生产商与经销商钻法律空子的重要手段。田硕，史舟等(2020)论证了利用WebGIS、Node.js、数据库开发等技术，将大数据与云计算应用于进口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实现路径 [ 5 ]。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数据采集、信息共享、产品溯源、防伪验证与投诉举报五大功能可以整合到一个系统内，在农产品通关速度的同时对所有农产品进行快速查询其产地与检验检疫信息。 3.3. 推进综保区配套设施建设 想发展城陵矶综保区进口粮食加工、进口肉类加工、进口天然橡胶加工、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和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五大产业，有效发挥综保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等四大功能，配套的基础设施如智能物流体系、集货基地和支付结算系统都应配备完全，充实口岸的内涵，实现综保区资金流、货物流与信息流相互配比。为充分发挥城陵矶港在内河中转和喂给港的作用，应该充分对接水水、水公、水铁与水空四种联运型运输方式，提高转运效率，降低转运成本，实现枢纽、口岸、保税区的“三合一”。 还可以加快单一窗口的建设。“单一窗口”意味着对相关单据“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在2018、2019年，上海自贸区与武汉自贸区都对单一窗口政策进行了落地并已取得系列成果，要推进这些可复制成果在城陵矶综保区落地。 3.4. 发展国际结算型离岸金融业务 在城陵矶综保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力。考量综保区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为实现风险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统一，短期内城陵矶综保区应采取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模式，长期向渗透分离型模式发展。 3.5. 市内政策适应发展形势 岳阳市政府已出台的文件主要就保税加工进行了奖补政策，但对城陵矶综保区当前主营的整车进口、肉类进口和粮食进口并无具体的鼓励细则。政策的滞后性会打击城陵矶综保区某些行业发展的积极性，甚至带来资源错配，因此岳阳市政府应学习重庆与武汉市政府，对综保区奖补措施做到常审查，常更新。 3.6. 快速启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综合保税区创新体制 主要是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依托岳阳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平台优势，发展以肉类、冻品等为特色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打造中部肉类冻品跨境电商产业基地。依托岳阳市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保税展示展销等新模式，发展“旅游 + 跨境电商”，推进创新创业基地、众创空间、创客咖啡等跨境电商孵化载体建设。依托岳阳通江达海及区位优势，建设便捷的跨境物流通道，结合创新发展“海外仓”模式，培育长江经济带生态物流集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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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湖南陵矶综合保税区是岳阳开放型经济的主战场和主阵地，同时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发展来势强劲，要充分利用好口岸平台功能，开拓产品品类，进一步优化平台，提高风控意识，加大招商力度，做大做强贸易大市场，为岳阳开放型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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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家庭治疗模式是心理咨询的一个新视角，对解决相关心理问题有很大的意义。本文对家庭治疗的研究发展和家庭治疗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症状疗效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家庭治疗进行评述和展望。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提高进一步评估家庭治疗效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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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治疗技术(郑满利，2003)。是将所存在的问题或症状从个体转向关系的一种思考和实践的方式，通过改变家庭等系统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或消除存在的症状。家庭治疗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它代表着“人类问题观、行为理解观、症状发展观及症状解决办法的全新方式(Sluzki， 1978)。家庭治疗观是对过去观点的突破，它不只是关注个体人格特征和重复的行为模式，也不只是关注人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这种理论突破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主体的家庭上。正视家庭作为一个正在运转的交互作用系统，而不是其成员的总和，为理解个体功能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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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家庭治疗研究的发展历程 本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内外研究人员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家庭治疗的功效(余咪，董红，2013)。家庭治疗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渗透到了精神分裂症、心身症状、性功能障碍、成瘾、抑郁、焦虑、婚姻压力、亲子冲突等许多领域，吸引了具有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已由一种鲜为人知的治疗方法发展成为一门应用广泛的学问。 家庭治疗模式起源心理动力学，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家庭治疗受到后现代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与挑战，在经历发展的黄金期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余咪，2013)。研究者开始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Becvar & Becvar， 1995; Nichols， 1996)。科学一直是家庭治疗的核心部分。早期先驱者的研究从系统的角度集中在夫妻和家庭干预的有效性上(Pinsof & Wynne， 1995)。这项早期工作确立了家庭治疗作为一种在临床上有效的治疗方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研究议程从回答最初的结果问题(即确定它是否一般有效)扩展到评估在特定环境下具体临床问题的家庭治疗的更具体应用。这几十年的研究结果为家庭疗法的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证据基础(Sexton， 2011; Sexton et al.， 2013; Sprenkle， 2012)。家庭治疗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些人现在将其确定为家庭干预研究(Liddle， Bray， Levant， & Santisteban， 2002)，这是一种关注变化过程的家庭研究，试图找到哪些治疗干预和/或治疗方案在帮助家庭改变方面最有效。Sexton，Kinser和Hanes (2008)将干预研究定义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以了解实践，其结果，以及可能影响不同临床干预成功或失败的各种调节和中介变量”。干预科学研究对临床实践特别有用，因为它关注实践的“根本”问题：1) 这种干预/技术/实践是否奏效？2) 在哪里，用什么，为谁工作？在哪种环境下？有什么“问题”和哪种类型的客户？3) 它的效果如何？(产生这种变化的临床机制是什么)当与适当的客户有能力地实践时，研究者希望有心理治疗可以有很大的可能性产生那些寻求服务的人所寻求的改变。家庭治疗科学在其目前的方法学上也变得多样化，允许研究更复杂和更详细的结果和过程问题。例如，研究人员现在收集来自多个参与者的数据(例如父母和孩子)，并策略性地组合它们来回答过程问题，例如：父母和孩子在个体联盟得分上的差异是否可以预测家庭治疗中的退学(Heatherington， Friedlander， & Greenberg， 2005)。家庭治疗研究者也使用混合方法来研究语境影响和意义在塑造家庭互动中的作用(Weisner & Fiese， 2011)。这种方法的多样性是对研究家庭互动和变化过程的复杂性的回应。由于其性质，每一项研究都必须在多个时间点上考虑多个视角，以涉及多个结构。在必要性的驱使下，方法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产生临床有用发现的潜力。 家庭治疗是心理治疗理论中重要的、相对年轻的分支流派之一，它开创了以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为咨询对象的先河，临床实践表明，家庭治疗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均具有良好的疗效家庭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模式，是以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单位，着重的焦点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是与家庭、与家庭其他成员互动的结果，个人的问题不单单是个人问题，可能与家庭系统有关。所以家庭治疗的对象不只是病人本人，而是通过在家庭成员内部促进谅解，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病态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庭功能，产生治疗性的影响。儿童期、青少年早期干预是对患有精神疾病或有精神疾病风险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成功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治疗承认家庭关系、互动和家庭系统在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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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家庭治疗研究评析和未来展望 显然，家庭治疗是问题儿童青少年治疗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这个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家庭系统方法与儿童青少年的家庭的所有方面都是相关的。家庭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和生活的重要环境，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临床中发现，儿童青少年不少心理疾病的致病因素都与家庭有关。因此对儿童青少年做家庭治疗时，需要考虑家庭的结构、互动模式及家庭功能的特点。 未来研究者也可以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家庭治疗效果的阶段性纵向研究，为家庭治疗效果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同时，国外关于家庭治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十分成熟，这为家庭治疗在中国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要想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需要将它本土化。我国的家庭强调“家人一体”，代际间界限不如西方分明清晰，所以我们要以现象为出发点，而不能硬搬西方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概念。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家庭结构也有所改变，小家庭增多，更多地接受西方教育理念，但是具体到治疗当中，一定要注意个体差异性，才能发挥家庭治疗方法的效果。并且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国家，我们应该在学习和应用家庭治疗的同时，要有所创新，发展出适应我国不同民族特点的家庭系统治疗以提高解决不同民族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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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分离重评是重新评价的情绪调节策略之一，它是指模拟一个新的视角来改变刺激诱发刺激的心理距离和情绪影响。与其它类型的情绪调节策略相比，分离重评的有效应和多样性使其成为临床应用上的一个有前途的工具。然而，这种策略在各个研究中的术语和方法不一致使得文献的综合变得很困难。为了促进更加有效的研究，我们提出了在情绪调节更广泛的背景下对分离式重评进行分类；回顾一下这种情绪调节策略的效果，以及可能会对这种策略的调节效果产生影响的个体因素和背景因素，指出这种策略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从而更好利用这种情绪调节策略，充分发挥其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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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情绪调节被广泛定义为为了实现目标而对情绪反应进行监测、评价和修正(Thompson， 2010)。在人的一生中，研究最多的是“重新评价”，这涉及到从认知上重新构建我们看待事件的方式，以改变事件对于情绪的影响(Gross， 1998)，例如，想象受伤的人会没事的，救护车正在来的路上，或者想象一个人是喜极而泣，而不是因为悲伤(Ochsner et al.， 2002; Ochsner et al.， 2004)。需要注意的是，重新评价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调节策略，因此最近很多研究试图更精确地描述这一定义所包含的特定策略的有效性。而分离重评是情绪调节领域中的两种主要的重新评价策略之一(Ochsner， Silvers， & Buhle， 2012)。分离重评是指模拟一个新的视角来改变心理距离和刺激的情绪影响。这种“分离”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空间上分离、时间上分离以及客观上分离。例如，在考的不好的时候，想象自己10年之后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可以有效的降低痛苦。许多研究表明，分离重评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对于调节日常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研究表明时间式分离重评会减少被试对于真实世界压力源的情绪反应，而不仅仅是基于人工实验室的压力源(Bruehlman-Senecal， 2015; Yanagisawa et al.， 2011)。在回忆自己的抑郁经历的时候，采用分离重评的被试要比采用自我沉浸的被试更多的关注对于抑郁事件本身的回忆，这反过来导致了抑郁情绪水平的降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离重评组被试对于抑郁经历的反复出现的想法要比自我沉浸组更少(Bruehlman-Senecal， 2015)。 用解释水平理论(CLT)来定义分离重评 解释水平理论(CLT)认为，对事件采取一种时间上或心理上“分离”的视角，会导致人们不再强调具体的、可塑的和特定情境的特征，而是以其抽象的和总体的方面来表征事件(Liberman & Trope， 2008; Trope & Liberman， 2003)。人们对于压力事件的反应往往具有特定的、可塑的和具体的性质。例如，与考试成绩不佳相关的许多感受(如沮丧)和想法(如对特定学习行为的后悔)往往既受时间限制又受具体情况的影响。因此，对于特定的压力源采取分离重评，从“分离”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可能会提高一个人对这些事情是暂时的和相对不重要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可能会减少一个人目前的痛苦。解释水平理论(CLT)是独立于分离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与目前分离重评在情绪调节研究中的应用方式非常的契合。情绪调节文献中出现了四种形式的分离：空间式分离、时间式分离、客观式分离和假设式分离。每一种形式的分离都要求个体对情感内容产生一种新的、想象的视角，以某种方式增加或减少人与情感内容之间的距离。最常见的是，想象情绪诱发事件以某种形式的距离的增加，从而减弱情感反应(即向下调节)。对刺激采取或多或少的分离视角是分离的定义成分，在这个视角下对刺激产生的新评价有助于形成新的情感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分离重评也可以用来上调情感反应。除了单独使用这些形式外，还可以将分离重评与其他调节方法结合或混合使用(例如，在进行分离重评时进行深呼吸)。 从概念上讲，解释水平理论(CLT)认为心理距离是自我中心的，它的参考点是此时此地的自我。而一个对象可能从参考点被移出的方式不同——时间、空间、社会距离和假设。而解释水平理论(CLT)的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假设距离分别清晰的映射到分离重评的空间、时间和假设式分离形式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解释水平理论(CLT)的社会距离是否和分离重评的客观式分离相匹配。客观式分离重评通常包括一个明确的社交组件，即指导个体从观察者的视角看问题(Schardt et al.， 2010; Walter et al.， 2009; Winecoff， Labar， Madden， Cabeza， & Huettel， 2011)。虽然所有的分离重评的形式都涉及到模拟一个新的视角，但个体只是被指示采用某种客观的视角，这种从自我到他人的视角的转变导致了社会距离的增加，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问题只是这种形式的特点之一。另一个主要特征与观察者的性质有关，即观察者的中立性或客观性。在这种形式中，个体被指示以中立、客观的方式思考刺激，但不提及观察者的视角，这种形式的情绪调节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认为，中立与社会距离有关。当一个人感知到一个和自己是相关的、在情感上突出的刺激时，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强烈情绪反应。而当这个事件也与社会关系密切的其他人(家人、亲密的朋友)有关的时候，个体也可能和关系密切者产生一样的情绪(Zaki， 2014)。换句话说，我们假设较近的社会距离可能会损害客观式分离重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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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比较影响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效果的不同影响因素 分离重评技术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了解这些影响因素有利用我们最大化的利用分离重评，使情绪调节的效果达到最大化，下面我们将对可能会对分离重评的情绪调节效果的因素进行讨论。 3.1. 个体因素 认知的个体差异可能是情绪调节成功的个体差异的原因。因此，识别支持分离式重评的认知资源，并开发方法来评估这些成分中的个体差异，可以预测分离重评的调节成功与否。在这些因素中，有些与更加普遍的分离重评有关，而另一些则可能与分离重评的特定形式有关。未来的研究如果能通过比较来澄清某些分离重评策略是否以及在何种个体差异因素上比其它策略更有效，这将有助于对分离重评测量达到更广泛的理解，进而达到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效果的最优化。 很少有人做过区分分离重评的个体差异的工作，但是有关分离重评的表现与发展和认知能力的研究提供了这个方法的一般证明。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这些技巧的有效性在早期成长过程中会提高(White， Kross， & Duckworth， 2015)。相反，对于健康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分离重评的成功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Shiota & Levenson， 2009; Winecoff et al.， 2011)。时间式分离要求被试想象他们把最近发生的事件推迟到遥远未来(如几年后)的感受。然而，情景未来思维，即在事件发生之前“预先体验”事件并将自己投射到未来的能力(Schacter， Benoit， De Brigard， & Szpunar， 2015)，与潜在的情景记忆和执行功能一起要一直发展到青春期(Gott & Lah， 2013)。这证明，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果可能与一般的认知能力有关。此外，指导被试想象远离现实的场景，并且更多的关注事实，而不是情感细节(即空间式分离和客观式分离的结合)，从10~18岁开始，调节成功呈线性模式发展，此后逐渐减少(Silvers et al.， 2012)，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自发的分离冲重评和情绪反应之间的反比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White et al.， 2015)，这表明与个体发展有关的个体因素影响着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果。此外，依恋风格的差异反映了心理默认距离的差异，可能在决定分离重评对于个体的有效性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倾向于自我沉浸式处理的个体可能会受益于基于增加心理距离的技术，而那些倾向于远距离处理的个体可能会受益于减少心理距离的技术(Wang， Lin， Huang， & Yeh， 2012)。在其它的情绪调节方法中，视觉空间技能、心智化、共情、幻想和其它与观点采择相关的过程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分离式重评调节成功的更加具体的预测因素，但是这些关系还有待检验。 3.2. 背景因素 分离重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加合适。分离重评的调节效应可能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如情绪类别(恐惧、悲伤、厌恶)；存在竞争的、非调节的目标；调节的对象(个人记忆、电影、照片)；刺激的时间范围(记忆中、现在或预期)；以及情绪反应的强度。选择最合适分离重评的情境可以帮助个体最优化的利用分离重评。 虽然很少有研究关注与分离重评有关的情境因素，但是情感强度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一些证据表明，尽管分离重评可能对低到中等强度的反应有效，但是它可能并适合调节高强度的情绪反应(Sheppes， Scheibe， Suri， & Gross， 2011; Wisco et al.， 2015)。某些形式的分心可能降低在高强度的情绪反应方面更加有效(Sheppes et al.， 2011; Smoski， LaBar， & Steffens， 2014)，但是其它背景因素也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将注意力从令人不安的刺激中转移，牺牲精确的编码可能在一些真实世界的情况下是不适应的，比如对紧急情况的反应。另一方面，客观式分离被证明没有影响(Erk et al.， 2010; Richards & Gross， 2000)，甚至与自然反应相比，分离重评对记忆有积极的效果(Dillon， Ritchey， Johnson， & LaBar， 2007)。因此，在高情绪强度却仍然需要有效编码的情况下，采用分离重评可能比分散注意力更加可取。对这些因素和其他情境因素的进一步探索，将有助于更好的使用分离式重评和其他情绪调节方法。 3.3. 混合的情绪调节技术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认为把分离重评划分成不同的形式可能是确定其内在机制的关键信息，然而，为了达到调节效果的最大化，采用多种情绪调节形式或给个人一系列的选择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许多研究都是结合多种形式的分离重评的(Denny & Ochsner， 2014; Kim & Hamann， 2007)。我们将这些个体在多种调节技术中自由选择或同时进行使用多种情绪调节技术的方法程之为复合调控技术。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的探究哪几种形式相组合能够达到情绪调节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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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在健康和临床人群中，分离重评被证明可以达到情绪调节效果的。这些效果在自我报告的研究中得到了最普遍和最一致的证明。分离重评在与情绪调节有关的脑区上也找到了相应的激活。此外，脑成像技术也证明了分离重评与杏仁核激活的下降有关，而杏仁核激活下降正是情绪下调的重要的神经标记。研究也利用生理心理学对于分离式重评进行了评估，但是这些早期结果尚未为任何结论提供明确的支持，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只有少数研究直接比较了分离重评和其他情绪调节方法的效果，但是最初的研究结果普遍支持，在情绪强度适中的情况下，与其它情绪调节策略相比，分离重评是有益的。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比较不同形式的分离重评技术，检查相关的个体和背景因素，以及复合分离重评技术或者是分离重评技术和其它情绪调节策略相结合的情绪调节效果等，这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分离重评情绪调节策略有效性的边界条件，从而达到情绪调节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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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转化的角度看，情绪调节研究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情绪调节效果有效性的最大化。以上文献综述证明了分离重评在情绪调节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多样性，使该策略在未来有很大的应用前景。这方面的研究方向包括直接比较分离重评的不同形式的情绪调节效果，探讨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对于分离重评的影响以及研究几种形式相结合的复合分离重评情绪调节效果。此外，应该去进一步的探究分离重评的长期效果。在确定如何使情绪调节效果最大化时，需要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决定要调节的那个情绪反应是适应的还是不适应的，以及使用哪些技术。此外，成功的情绪控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带来负面的后果，比如不良的社会后果(Kragel & LaBar， 2014)。因此，增加心理距离来弱化情绪反应对于一个给定的场景不一定是最佳的，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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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研究采用跨期决策任务，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大环境下居民跨期选择的特点。结果发现，在非疫情环境中，相对于损失情景居民在收益情景中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在疫情环境中，居民对于收益损失决策情景之间选择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收益情景中，相对于疫情期间，居民在非疫情期间会偏好即时选项；在损失情景中，疫情非疫情环境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总之，在不同大环境下跨期决策存在显著差异，疫情环境下人在收益时更少选择即时选项，损失时则相反，这可能是疫情引发居民诸多负性心理及创伤体验，使得居民更豁达，面对跨期选择时没有明显的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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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中国的大国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提供了中国方案，生动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朱越，沈伊默，周霞，等2020)。2020年1月29日，全国30个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本报评论员，2020a)。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时间2020年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本报评论员，2020b)。截至2020年3月31日，我国已有确诊病例82，547例，死亡病例36，797例(本报评论员，2020c)。疫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2002年末暴发的“非典”疫情。截至目前，我国对新冠疫情采取的举措均已取得巨大成果，将疫情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尽可能降至最低，国内逐步进入疫情防控的平稳期。对民众而言，这次疫情带来的不只是对生命健康的威胁，还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国卫生心理学会，2020)。人们在面对疫情时，常见的负面情绪有焦虑、恐惧、抑郁等，严重时还会产生一些躯体的症状(赵源，刘鑫雨，朱传林，等2020)。有研究指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远不止生理上的损害，对精神心理的冲击将会持续更长时间(胡俊峰，侯培森，2005)。大量的疫情报道将造成人们疫情信息过载，给公众心理带来冲击和影响，使其感到恐慌、焦虑、担忧、抑郁等情绪(昌敬惠，袁愈新，王冬，2020)。 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是指与当发生在不同时间点(尤其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结果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赋予将来获益(或损失)更小的权重(Frederick， Loewenstein， Odonoghue et al.， 2002)。近年来，在跨期决策领域相继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探讨，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恐惧、情绪、应激、权力者、权力感、时间感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心理距离、思维方式、框架效应和风险等(方铖豪，宋锡妍，许书萍，等，2019；杨舒雯，2014；陈海贤，何贵兵，2014；李爱梅，彭元，熊冠星，2015；叶秋伶，2016；陶安琪，刘金平，冯廷勇，2015)。其中Pyone和Isen通过启动范式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发现积极情绪会使被试更具有前瞻性，有更好的自控和忍耐的能力(Pyone & Isen， 2011)。佘升翔、陈阳、陈璟和杨帆通过个体回忆诱发被试的恐惧情绪，发现相对于中性情绪组，恐惧情绪导致个体在跨期选择中忍耐力下降，偏好放弃将来更大的金额而选择能立即获得的小金额，意味着恐惧者在面对金钱选择时更注重当前利益(佘升翔，陈阳，陈璟，等，2017)。也就是说，在实验条件下，不同的情绪使得被试跨期选择偏向产生不同。 而在日常生活中，情绪无处不在，许多跨期选择正是我们在各种与决策任务无关的偶然情绪状态下做出的。目前，情绪影响跨期选择的研究主要基于效价维度探讨积极和消极情绪与跨期选择的关系(李晓明，谢佳，2012；王鹏，刘永芳，2009；Guan， Cheng， Fan et al.， 2015)，少有基于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下对人们的偶然情绪探讨跨期选择不同。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法探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居民跨期选择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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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和方便抽样法，招募重庆市、福建省城市居民共40人，年龄19~52岁，平均(33.43 ± 10.03)岁；男19名，女21名；学历小学及以下6名，中学15人，大学及以上19人；独生子女18人，非独生子女22人。所有调查对象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 (环境：疫情期间/非疫情期间) × 2 (决策情景：收益/损失)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环境为组间变量，自变量决策情景为组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在跨期选择任务中选择即时选项的百分比。 2.3. 实验材料 跨期选择任务常用来考察个体在跨期选择时的选择偏好或时间延迟折扣特征。本研究采用Liu et al.相同的研究范式，研究中二者金额差值率 [ ( ￥ R ′ − ￥ R ) / ￥ R ] 为：5%、10%、15%、25%、35%、50%、70%、95%，其中 ￥ R 为较小的即时兑现金额， ￥ R ′ 为较大的延迟兑现金额。 要求被试设身处地，想象该情景中自己的真实情况并作出的选择。具体如下：假设您完成了一份短期兼职工作，并将得到报酬，现在有两种领取报酬的方式供您选择(假设您不小心损坏了店铺的物品，需要您做出赔偿，现在有两种赔偿的方式供您选择……)。在获得情景时是一种今天立即拿到报酬，或是延迟一段时间后再领取，但报酬的金额会多于立即领取的金额。而在赔偿情景时是一种今天立即赔付，或是延迟一段时间后赔付，但赔付金额会多于立即赔付的金额。 选择任务包括两个维度：时间和结果。任务中给被试同时呈现两个决策选项，一个立即而小的金额选项(Sooner-Smaller， SS)和一个延迟而大的金额选项(Later-Larger， LL)，要求被试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我现在挣100元，一个月后赚105元”。延迟选项为“今天—一月后”，两个选项之间的金额差异为5%，10%，15%，25%，35%，50%，70%，95%。在收益(损失)的情景中，告知被试将领取(赔付)一笔金钱，有两种方式领取(赔付)这笔钱，一种是立即领取(赔付)一笔相对较少的金钱，一种是延迟一段时间后领取(赔付)一笔相对较多的金钱，实验时选择选项中数字表示领取(赔付)的金额，时间表示延迟的时间。 实验过程中，按决策情景收益与损失将实验分为两个区组(block)，随机呈现两个block，并对每个block内的试次(trial)同样随机呈现。每个trial的流程如图1所示。损失框架下的指导语与收益框架下的区别在于告诉被试，实验推出了两种失去报酬的方案让其选择。 图1. 实验流程图 2.4. 实验程序 跨期选择任务在指定计算机上进行实验，实验任务通过软件E-prime1.0进行编程。第一步先进行练习实验，让被试熟悉实验操作程序，再进行正式实验。第二步，在屏幕中间呈现一个白色注视点。第三步，向被试同时呈现两个跨期选项，要求被试在这一界面做出选择，选择右侧延迟而大的选项按J键，选左侧立即而小的选项按F键，按键后进行反馈(如图1)，持续时间为1000 ms。随后进入下一个trail。实验分为2个block，每种block下有16个trail，两个block随机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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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对被试选择即时选项的百分比进行环境(疫情期间/非疫情期间) × 决策情景(收益/损失)混合设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到如下结果：决策情景主效应不显著。环境主效应不显著。 环境、决策情景二元交互作用显著F (1，38) =，P < 0.05， η p 2 = 0.13 (见图2)。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得知，在疫情环境中，收益损失决策情景之间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在非疫情环境中，收益损失决策情景存在显著差异，F (1，38) = 6.80，P < 0.05， η p 2 = 0.15 ，即在非疫情环境中收益情景会更选择即时选项。在收益情景中，疫情非疫情环境选择存在边缘显著，F (1，38) = 3.30，P = 0.07， η p 2 = 0.08 ，即在收益情景中，疫情相对于非疫情会更少选择即时选项；在损失情景中，疫情非疫情环境选择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图2. 环境与决策情景交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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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为了探究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跨期选择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居民进行跨期选择任务，考察居民在不同情景下的跨期选择有何特点。结果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中，收益损失与决策情景之间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在非疫情的环境中，收益损失决策情景存在显著差异，即在非疫情环境中收益情景会偏好即时选项。 在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中，收益损失与决策情景之间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经历了疫情事件而对金钱等身外之物重视程度有所减弱有关。新冠肺炎是21世纪最严重的流行病，其铺天盖地带来的关于传染性、死亡等信息使人产生了负性心理反应。人的负性心理反应指的是由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决定的—个体遇到危害性事件会自然产生害怕的、防御的心理和行为。与负性心理反应相伴的负性心理，主要指因压力事件而导致的心理反应，有痛苦性质，包括痛苦、焦虑、担心等主观感受。有学者认为，其中主要包括抑郁和焦虑(Hardy， Woods， & Wall， 2003；黄丽，杨廷忠，季忠民，2003)。另外，由于危机事件导致了一定数量的人突然死亡，这会引起人们的心理痛苦，也应从创伤性角度考虑其影响(Hardy， Woods， & Wall， 2003)。研究创伤后成长的研究者们研究了多种不同创伤经历的被试，包括性侵犯(Frazier， Conlon， & Glaser， 2001)、艾滋病病毒感染(Schwartzberg， 1994)、以及癌症(O’Connor， Wicker， & Germino， 1992)。Tedeschi， Paric和Calhoun的研究表明，这些经历创伤的幸存者们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更看重生命内在价值的追求，而不再在意那些外在的价值(如追求金钱、名声和权力) (Calhoun & Tedeschi， 1998)。居民在经历了世界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而相伴随而来的心理痛苦对其跨期选择产生了影响，在实验中表现为收益损失与决策情景之间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对外在价值更少的看重。 本研究发现，相对于疫情环境，居民处于非疫情环境时面对收益会偏好选择即时选项。这或许是因为在涉及金钱的跨期选择过程中，金钱很大程度上是与目标有关的整体价值属性，拥有较高识解特征，即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有所增强，思维灵活度更高，对事物的评价更注重整体和目标相关的信息，在非疫情环境中的跨期决策中表现为更加关注选项的价值属性。所以当收益较小的时候，等待收益增长的时间和增长的收益被当作是一个整体，即使相对现在来说未来的收益增加了，但其绝对价值对于被试来说仍然是非常小的，从而愿意选择现在的较小收益而不愿意付出时间等待。 在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中，居民经历世界性重大危机事件从而带来了一定的心理痛苦，导致其更加看重内在价值，而对外在价值较少看重。相较于疫情环境，在非疫情环境中的居民更加看重外在的价值，在进行跨期选择时容易考虑到自身财富、时间精力等，因此会容易认为收益较少而不愿付出时间等待，更倾向于选择即时的较少收益。而处于疫情期间的居民，更加看重内在价值，当面对跨期选择时没有明显的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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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权力者在得失框架下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 在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中，收益损失与决策情景之间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 2) 相较于新冠肺炎疫情环境，非疫情环境中的居民面对收益情景会偏好选择即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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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X归X”是现代汉语中一种使用频率极高的表达形式，也是一个典型的构式。本文运用构式语法理论、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理论，从多个角度对构式“X归X”进行描写和分析。从形式上来看，构式“X归X”是两个变量“X”通过固定成分“归”连接起来构成的，且前后“X”的表达形式完全相同。从句法角度来看，该构式本身不具备独立成句的能力，在交际过程中需要充当句子成分，或者与其它分句连用才能保证其表达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从篇章语用功能上看，构式“X归X”具有语篇衔接功能，可以承上启下；是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叙述，在后续句中表达相反的结果，达到凸显强调的作用；在表达中先肯定别人的观点，再提出自己的看法，符合礼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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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X归X”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表达形式，如“朋友归朋友”“喜欢归喜欢”“漂亮归漂亮”。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构式“X归X”是两个变量“X”通过固定成分“归”连接起来构成的，且前后“X”的表达形式完全相同。Goldberg (1995) [ 1 ] 把构式定义为：“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结合体，且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组成成分或其他既有构式中严格推导出来时，C是一个构式。”从语义上分析，该构式表示让步性转折，委婉地表达一种否定的含义，整个构式的意义并不能从其构成成分直接获得，可见“X归X”是一个典型的构式。 目前，学界关于“X归X”结构的相关研究如下。汪人文(1998) [ 2 ] 在“‘X归X’格式初探”一文中对“X归X”的构成、类型及其特点、功能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董晓敏(1998) [ 3 ] 将构式“A归A”的复用式按语意内容分化为了同质对举和异质对举两种类型。郑贵友(1999) [ 4 ] 在“说‘X归X，Y归Y’”一文中表示能够进入该格式中X、Y位置上的成分都是实词性的，虚词通常不能进入该格式，该结构中的“归”含有“归于、属于”的意思，起到联系X、Y构成X项和Y项的作用。董淑慧(2006) [ 5 ] 在“‘A归A’的语义、语篇功能及偏误分析”一文中对“A归A”结构的形式特点和演成途径进行了讨论，并在语料大背景下考察了其语义功能、语义类型和语篇连接功能。周明强(2007) [ 6 ]，杨银萍(2013) [ 7 ]，张琰(2020) [ 8 ] 等也对该结构进行了探讨分析。 前人对该构式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本人在调查整理语料的过程中发现，该构式除了可以充当小句，也可以在句中充当谓语、宾语、定语等句法成分。此外，前人对于该构式的语用功能也几乎没有涉及。本文将从构式语法的角度，运用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理论对该构式进行探析，重点讨论与该构式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构式的构式义及成分分析；二、构式“X归X”的句法分析及对举形式；三、该构式的篇章语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