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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建构“言说行动” 本文主旨在探讨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 1906~1975)论述公民以公共领域(public realm)为平台的“行动”(action)，暨行动所延展出“言说行动”(speech act)的意涵。事实上，鄂兰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特定称之为“言说行动”的专词。本文审思鄂兰原著，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后，设定以“言说行动”意涵来体现其公共领域之政治性，源于几项依据： 1) “言说行动”原是语言学界发展出来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叶成为学术专词，此概念另扩展“话语即行动”(utterances are actions)以及“展演式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的意涵。但言说/语言所牵涉到行动/行为的联动，在西方早已有悠久的理路，为西方知识社群长期所探索；而论及言说与政治性、公共性的联结，此意涵实可远溯至古希腊时期，希哲苏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柏拉图(Plátōn， 429~347 BC)、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 384~322 BC)师生间的对话与辩证，以及他们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雄辩和说服。鄂兰崇敬希哲言语表意的自由，将言说视为是品德、勇气、责任的表现，这为她界定“人之境况”(human condition)在“行动”这个层次的角色，具有相当的启发 1 。 2) 鄂兰设定人之境况所体现之“行动的生命”(vita activa)，有三项生命的样式：劳动(labor)、制造(work)、行动，其中只有行动能和言说结合，也唯有行动能跟其他人产生互动( [ 1 ]， p. 7)；人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并同言说，进而创造与提升人自身的价值。人透过行动与言说所产生的价值，认知了“我是谁”(who I am)，更重要的是，“言说使人成为政治性的存在”(speech is what makes man a political being) ( [ 1 ]， p. 3)。人之政治性表现，反映鄂兰受到亚里士多德界定生命内容的影响——致力于城邦事务的政治生活 2 。 3) 原本希哲时期美好的人之境况，并非仅仅只是参与政治生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发展，私领域成为人类生活的重心，人最终为了劳动和制造，成为工具人(homo faber)，如同柏拉图所说的工具器物(instrumentalizer) ( [ 1 ]， pp. 153-158)。希哲时期美好的人之境况，后来还能保全阵地的，仅存“献身城邦事务”(注释2)；因此，鄂兰将亚里士多德对美善与生命永恒的追求，回归到“沉思的生命”(vita contemplative)予以安顿，那已成为哲思。再将献身城邦事务与政治生活，转化为“行动的生命”之“行动”( [ 1 ]， p. 16)。然而，鄂兰并非区分“行动的生命”和“沉思的生命”的高下，而是交待这是历史的转变，以及两者分别代表外显与内隐的活动。她持续保留了人类实质生命的“行动”意义，透过言说为触媒，开辟一个让人可以透过言说表达的场域——公共领域，镶嵌公共与多元(pluralism)的元素(相对于劳动与制造的单调性)于其中，从根本上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人平等而独特的差异(equality and distinction) ( [ 1 ]， p. 175)。人之独特性又透过语言和行为而展现，每个人在公共领域都扮演其特定的角色(agent) ( [ 1 ]， p. 184)，是行动者也是演员(actor)。 那么，如何建构鄂兰之“言说行动”？究其政治哲学论述，透过几项要素串联。 首先，确认公共性(publicity)。鄂兰的公共性界定，是指公开出现、所有人可见闻的最大可能的公共性(widest possible publicty)，这构成实象(reality)，以及公共领域具有将人整合于关注共同事务的社区性质( [ 1 ]， pp. 50-58)。诚然，鄂兰理想地预设行动所关注者是为共通事务，对于人之立场与观点的差异，倾向本能的认知与接纳，将焦点放在共同关注的“对象”(object)，以此作为最大可能的公共性( [ 1 ]， pp. 50-58)。公共领域的事物既是人尽皆知与所见，有联结亦有分隔，言说行动与沟通互动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因而让公共性象征人类的创造。至于对于人与人沟通所形成“我众”何以重要，本文审思鄂兰在检视过往与未来所存在的鸿沟时，认为她指出“‘公众(public)’这项资产的消逝，不再于历史环境或现实逆境，而是没有意识公众出现或实际存在的法统，因为历史并不对其未来给与担保”( [ 2 ]， p. 6)的论点，即在呼吁“公共自由”(public freedom)的消逝；能为此解套的，便是言说与行动。 回顾言说的公共意涵，在西方具有深刻的思络，诸如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分析自我与他者的互动、维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1951)探讨私语言的不可互动性，以及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海德格尔所重视的相互主观认证(intersubjectism)等，皆意指语言的功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批判语言学也强调语言暨语言能力在互动的情境中才能够学习，语言结构是响应社会结构的产物。类似的情形，鄂兰从“人之境况”延展出言说行动的政治性效益，初始建基于个人行动为开端，公共展现(public appearance)为历程，最终目标在避免极权主义再兴。更明确地说，鄂兰把极权和暴力视为一体，暴力令人沉默；但是，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存在，原本就拥有言说的动力( [ 3 ]， p. 19)！ 3 简言之，当人若非受制于极权政治领域(political realm)而噤声，那么受制于私域生命如劳动与制造，变得汲汲营营于生活的事务，丧失思考，不再言说，失去改变“不好”现状的动力，同样不再是自由。 其次，坚持自由(freedom)。前述鄂兰设定人以行动向公共领域展现自己开始，即表示人拥有自由，而行动本身是政治性质的，因此自由可说是等同于政治。就鄂兰的历史观察，她人认为“只有在危机或革命时期，[平时]很少成为政治行动之直接目标的‘自由’，实际上[正是]人类共同生活在政治组织的理由” 4 ；换言之，“政治的理由就是自由，其经验的场域即行动”( [ 3 ]， p. 28; [ 4 ]， p. 146)。这让我们看到鄂兰的务实性，她所指的自由与行动乃是配套措施，并非泛指自由意识，行动就是实践性(praxis)；同时也可以看到鄂兰崇敬的希腊城邦(polis)，乃是将政治视为重要且尊荣的，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透过言说与行动的自由，将自己展现为政治生活的一个角色。鄂兰或多或少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采取行动就是自由的表征。鄂兰还说：“自由作为行动固有的本质”(freedom as inherent of action)，在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的“技巧”(virtù)概念给予最佳的说明，因为那是人走向世界之前不需伪装即存在的( [ 4 ]， p. 153)。那么，究竟这个“技巧”所指为何？鄂兰指出：那是“精湛的技艺”(virtuosity)，一种归因于表演艺术(permorming art)的“卓越”(excellence)，这区隔了制造的创作艺术(as distinguish from creative art of making) (ibid.) 5 。鄂兰当是将表演与自由挂钩，表演是行动的另一代名词，自由则与生俱来；她肯定人都有表演的本能，并合理化行动就是表演，表演即是卓越。 再者，认知权力(power)。鄂兰的权力观，出现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也出现在论及暴力与革命的论述中 6 。在论及人之境况的行动时，鄂兰即已指称行动是唯一可以和人产生互动，并且需要以言说来表态的一种活动；行动亦是自由的，自由让人在公共领域中发挥“权力”，这是公共领域赖以存在的依据，象征言说行动者展现于其中的潜在空间，而且只有当言说和行动不分开的情形，权力才能实现( [ 1 ]， p. 200， 204)。在论革命时，鄂兰重申行动是唯一要求展现多元性的；而权力是人能相互关联的唯一特质，藉由承诺和守信结合于根本的行动中，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之中，可说是人类最高的能力( [ 3 ]， p. 175)。在论述暴力时，鄂兰以相当篇幅说明权力、力量(strength)、武力(force)、权威(authority)与暴力(violence)的差异( [ 5 ]， pp. 142-146)，再为“权力代表人的能力”(power corresponds to the human ability) ( [ 5 ]， p. 143)定位；权力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被施予的，而是待发挥的，而且是找到展现的平台。这再度呼应了鄂兰所主张：权力显然是“我能”(I-can)，而且这是自我(ego)，无论是现今或过去，对于自身是受束缚还是需求的一种自知力。“当‘我能’(I-can)与‘我愿’(I-will)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自由才能应验”(only where the I-will and the I-can coincide does go freedom come to pass) ( [ 2 ]， p. 160)。如此看来，权力作为人的潜在能力，实与自由靠拢，同时透过“言说行动”方能展现。最后，权力虽存在每一个个体中，但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向广众开放的空间，人的权力也当是人集结在一起才能以尽事功的，是以群体之名而赋权的(empowered by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 to act in their name) [ 5 ]。 最后，鄂兰“言说行动”的实践以公共领域为平台，同时确立公共领域的政治性与公共性无法分立之原则，人的价值是为政治而行动；当人判断何者为众人共同拥有的时候，便开始与他人共享世界和经验，行动者即演员，可彰显自由与权力。此意味个体觉醒自身可以改变什么的期望，也是个体不再挟制在仅仅只为了谋生而活动的私域中，能进阶到将自己推向外界的公域，展现权力与自由，建构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领域。鄂兰的权力观指涉公民所创发的力量，这便超越了人民单纯享有权利(rights)的被动态，转而体现为公民自主走向公共领域的主动态。若再将此意涵援引来解释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现象，如此一来，民主化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兴盛的结果，也是原因；公民社会发达促使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从封闭、控制、极权，走向开放、自由、多元与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