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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同构句语义重构后意义选择的心理取向 3.1. 从“现象意”与“感受意”看 语义判定与语言感觉有关。徐盛桓指出，语句除了直陈意义和含意之外还有第三种信息，并把它叫做“感受意义”(quale sense) [ 27 ] 。他认为，“感受意”是“可感受的”，是“在读(听)者的意识中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通常“难于用语义锁定的感觉、情绪、氛围”。后来，他又将“感受意”称为“现象意”(phenomenal sense)，并进一步指出“现象意”是难于言喻的或难于确当表征的主观心理感受 [ 28 ] 。应该说“现象意”是显性的，而“感受意”是隐性的。朱德熙认为，“显性语法义”与“隐性语法义”是不一致的 [ 29 ] 。邵敬敏亦认为，“显性的句法关系和隐性的语义关系”之间具有对应规律 [ 30 ] 。其实，这就是句法与语义结构之间的一种“一表一里，一显一隐”的关系 [ 31 ] 。例如(8)就有一表一里的歧义现象： (8) Is your father a glazier? 句子表面上看是在问“你父亲是个玻璃工吗？”，而实际上是在埋怨“你别挡住我(的视线)好吗？”。因为在逻辑语法里，所有合语法的句法结构集合和语义结构集合之间有同构的关系(isomorphism)，但是，由于听者在理解语言时是一个跟踪–锁定的过程，即动态的过程，因此，听者从“现象意”进入到“感受意”时，其心理取向也会动态地随着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意义的判断和甄选，最后锁定语义含义。换言之，听者会使用自己的语言直觉来处理和判定言者的含义。Devitt认定，语言直觉产生于语言官能，是一种生理表现，恰如视觉与视觉判断产生于人类的生理系统一样( [ 32 ] [ 33 ] ， p. 484， 251)。“直觉”简单地说，也就是“判断”的另一种表达( [ 34 ] ， p. 26)。例句(8)尽管具有“表”“里”含义，但是对于听者来说，他/她的直觉能够助其准确识别出其真正的含义。 3.2. 从“视角内”与“视角外”看 Fillmore在Katz句子三种功能理论 4 的基础上提出考察语句功能的第四个维度：定位(orientation)和视角(perspective) ( [ 35 ] [ 36 ] ， p. 35， 36)。这种基于视角的考察，将语句的表达信息分成了“视角内”和“视角外”两个内容。这里的“内”与“外”，其实就是“意向内”和“意向外”的概念。人脑对于意义的识别常常会体现出一种意义的“利己”倾向，表现为意识活动中对对象的注意、过滤、选择、表征时的心理状态，并呈现判断、评价、表征的功能，常常表现为各种场景、以各种形式、用各种手段来最佳地贴近自我。所谓“贴近”可以是从即时即刻的心境到习得了的文化风俗习惯，抑或是一种从物质利益到一种思想情怀 [ 37 ] 。语言运用的意向性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关指的所在，是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统一。所谓“统一”，是指人观念地意识到自己意识的指向，并使这“指向”指向对象，根据所意识到的对象的情况使“指向”落到实处，这就使自我意识同对象意识统一起来。如(8)，说话者的指向非常明确，如果是在看电影或看球赛的语境下，这种“利己”的意会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同时，听者对于说者的指向也一定心领神会，会马上做出反应。因此，我们认为“意向性作为意识活动的一项核心内容，更是语言活动的开端和归属，认识是同意识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 38 ] 。 意向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涉及两个维度，即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从例(8)来看，如果给定的语境不清晰，会使听者产生错觉，导致其本意发生意外的变化。这正是语言意义的一个特性。因为如果意义被“遮蔽”或不明显，说话人的本意就会被误读，然后发生转移。这也是同构句最易于被误读的原因。这种易于误读的特性就给歧义、双关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同时也就解释了语境能使同构句产生语义重构的原因。 3.3. 从“形式因”与“目的因”看 根据Grice的“所言”与“所含”原则，“所言”是“形式因”，“所含”属于“目的因” [ 39 ] 。他阐述“所含”时，还将其分为规约含义、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 [ 40 ] 。这一学说的理论之源是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而这一结构理论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 [ 41 ] ， p. 130])。对于隐喻而言，最被关注的是后三“因”。根据张玮的观点，“形式因”对应“喻内行为(metaphorical locutionary act，简称MLA)”、“目的因”对应“喻外行为(metaphorical illocutionary act，简称MIA)”、“动力因”对应“喻效行为(metaphorical perlocutionary act，简称MPA)” [ 42 ] 。同时，他还认为隐喻认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隐喻感知”阶段和“隐喻推理”阶段。前者为隐喻交际的初始阶段，听话人只能对说话人话语中是否运用了隐喻进行初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位隐喻中的“喻标”(tenor，简称T)和“喻源”(vehicle，简称V)及其具体的所指；后者的隐喻性假设成为双方共享的交际资源与适切条件，并以此促成交际双方的隐喻表达发生关联，说话人的交际意图由此被听话人准确识解。“隐喻感知”须经历两个过程，一个是“隐喻初辨”过程，如：说话人说“Books are my food.”听者在听到“food”一词时会对其进行词义的“初辨”；然后进入到第二过程“隐喻定位”。“隐喻推理”亦须经历两个过程，一个是“隐喻参构”，一个是“隐喻关联”。如，说话人说“Mr. Smith has a pig head.”，听话人首先在脑海里闪现的是“pig”而不是“monkey”。“猪”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愚蠢的动物，因此，听者会将其与“愚笨”关联起来。至此，整个语言认知过程就算完成了。 此外，还有诸多学者对这种认知过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阐释。例如考夫卡在其《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对此类同构句型冠以“同型论(isomorphism)”概念，并采用“心物场(psychophysical field)”来对其进行全方位解释。在他看来，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物场，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而雷卿则借用Davidson的“属性二元论”及其“心智对物质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观点，把心与身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为“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事件是一个实体在特定时间里拥有或失去某种属性 [ 43 ] ；物质上相似的对象一定在心理上相似，没有物质的变化就没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属性附随相伴于物质属性。此乃“心物同型”论是也。 3.4. 从“移就”与“语义映射”看 同构句的语义重构及其判断还与“移就”和“语义映射”有关。所谓“移就(transferred epithet)”又曰“hypallage”，该词源自希腊语的“hypallassein”，表示内在或外在变化，“它是将修饰语从本应修饰的名词处移用到实际上不相干的另一个名词上”( [ 44 ] ， p. 85)，亦可理解为“把描述A事物的词语用到B事物上，是词语搭配的变异形态。移就的语义偏离或超常搭配突破了语言的逻辑规则，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并增加美学效果” [ 45 ] 。传统意义上的移就与认知视界中的隐喻具有同位素关系。Lakoff & Johnson提出评判隐喻的两个标准：1) 涉及的两个概念分属于不同认知活动域；2) 只涉及部分特征的运演( [ 18 ] ， p. 84)。据此标准可判定移就表述具有隐喻性本质。 首先，移就涉及两个语义场，每个语域均具有特殊的图式结构，例如： (9) 高考临近，做父母的一定要上紧孩子的发条 [ 45 ] 。 例(9)中出现两个语域，一个是“发条”，一个是“面临高考的孩子”。在“发条”语域的典型事件图式中，一般包括了“老式钟表”、“闹钟”、“无动力”等；而在“面临高考的孩子”语域中，其典型事件图式应该包括“压力大”、“精神紧张”、“沉着应对”、“学习效果不佳”、“懈怠”等因素。两域关联的实质是不同语义场的比较和对峙。不同语域间还存在用一个语域呈现另一个语域的关系。被说明的语域是靶域，阐明靶域的是源域。其次，移就并非简单地以源域概念代替靶域概念，而是有选择、有侧重地把源域映射到靶域上从而使靶域具有源域的某些属性 [ 45 ] 。不难看出，传统意义的移就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更表征着人类以某一语域经验表述另一语域的认知活动。移就表述将修饰A的修饰语挪移到修饰与其逻辑上并不匹配的B上，形成对立冲突，表面上是一种怪诞搭配，在语用上却是和谐相融的。移就在冲突中达到一致，这就是认知隐喻驱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