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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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主要典型经验分析 为了保障实验区建设工作有序开展，从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与组织机构、健全全社会联动机制、强化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实验区建设的支撑条件、实施公众科学文化普及行动等多途径构建了健全的实验区工作机制和保障体系，形成了典型经验。 4.1. 建立以区委、区政府为核心，以各级政府和区内企业为基础的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策支持系统 成立了东丽区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领导小组，由区长任组长，亲自领导实验区工作。相关部门一把手为成员，各位区领导分工负责所管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每年承担1~2项全区性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用于指导全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组织、协调实验区工作。由分管副区长具体负责，区科委主任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专门组织、协调实验区工作。各成员单位安排专兼职人员，负责实验区沟通联络、宣传教育、项目管理和信息处理等日常工作。实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使在各部门分散进行的可持续发展工作，相互衔接，相互支持。同时，建立了实验区工作例会制度，每一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实验区工作汇报，讨论研究实验区重点示范项目建设和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协调和检查各部门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4.2. 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到政府决策管理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化资源结合机制 为了强化实验区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近年来在政府的综合计划、规划以及行业专业计划、规划中，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遵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充分体现实验区总体规划的内容和要求。强化实施可持续发展工作目标责任制，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年度目标，列入各部门、各级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员的任期责任制，实行年度考核。健全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专家咨询制度，广泛联络了一批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热心实验区建设，有一定协调组织能力的专家进入咨询机构，为东丽区的可持续发展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保证，尽可能减少发展和建设的成本。积极探索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化资源结合机制，注重发挥企业的作用，引导企业关注社会事业；加大对实验区的支持力度，不断拓宽实验区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增强区域资源的投入积极性和投入力度。 4.3. 强化区域科技创新，积极引进与培养各类人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围绕《关于建设创新型城区的意见》(津丽党发[ 2006 ]21号)和《东丽区关于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建设创新型城区的有关政策》(津丽党发(2006)22号)的要求，在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转化吸收、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科普教育等方面，制定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先后出台了《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津丽党发[ 2009 ]7号)》(2009年)，《东丽区关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10年)，《东丽区关于引进和鼓励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2011年)，《东丽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试行)》(2011年)、《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2012年)、《东丽区创建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措施》(2013年)和《东丽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2013年)等多项规章制度，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和人才引进。以东丽区“122”计划为工作主线，组织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科技招商、科技金融创新等工作，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4.4. 转变政府职能，探索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东丽区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探索公共服务机构的构建。从“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切入，一是解决政府部门“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问题，梳理政府职能部门职责，依法规范政府职能部门权限，整合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将原由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回归政府部门管理，把政府部门从办事业中解脱出来，使政府部门集中精力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统筹能力和管理水平；二是解决事业单位人、财、物、事的管理问题，建立新型的管理体制。使公共资源更多地、更好的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使领导机关的职责更多地放在推进社会发展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4.5. 全民动员，提高公众参与实验区建设的积极性 通过多种方式将“政府战略”转变为“公众战略”。一方面，加强了可持续发展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多次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培训，新闻与宣传部门加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行动的宣传；教育部门在学校教育中加入了可持续发展知识教育，从而激发公众积极自觉地投身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来，形成了实验区建设强大的合力和推动力。另一方面，建立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决策与管理的机制。鼓励民众个人和社会团体，对可持续发展决策管理提供建设性意见和监督批评，建立可持续发展决策与管理信息公布制度和人民群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执法监督制度。此外，加强了企业工会组织建设，健全工会在劳动就业、职业安全卫生、职工扶贫、职业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发挥工人在技术创新、控制污染、节能降耗方面的作用，加强了对农民的科普知识宣传及科学技术教育，在新生农民中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引导农民重视生态平衡，使用新技术、新品种、新材料，生产“绿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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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作为特大城市和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武汉市如何更有效快速地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武汉市城区生活垃圾产量、环卫情况、垃圾处理处置现状、垃圾处理现有项目等方面入笔，综述了武汉市生活垃圾的收运处理情况，整理了目前已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垃圾卫生填埋、垃圾水泥窑协同处理项目。分析发现，武汉市生活垃圾年增长率为14.7%，在“五焚烧，两填埋，一综合”的垃圾处理布局下，垃圾焚烧率高达95%，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基于武汉市发展的特色与趋势，浅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卫生填埋，焚烧，水泥窑协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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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城市日常生活中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武汉市，作为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全国七大中心城市之一，2014年以市区常住人口979万跻身16个特大城市行列，又于2015年2月获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目前，武汉市生活垃圾以焚烧为主，卫生填埋所占比例不足5%。新的垃圾处理格局的形成，既是对垃圾无害化的高度重视，也是对科学高效技术的迫切需求的体现。当前，在湖北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下，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处置显然已占据重要地位，如何更有效快速地做到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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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武汉市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2.1. 武汉市生活垃圾的产量与分类 随着武汉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年产量逐年增加。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武汉统计年鉴分析，目前，全市日产近7300吨生活垃圾，年产量为264万吨[ 1 ] 。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垃圾处理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报告》中公布的数据，生活垃圾中，餐厨等有机垃圾约占30%，灰渣等无机物占10%，可回收垃圾约占25%，其他类占35% [ 2 ] ，见图1。 由图可知，武汉市的生活垃圾中无机物含量低，垃圾热值较高，适用于焚烧法处理。可回收垃圾占总量的1/4，无机垃圾仅10%。由此可知，武汉市急需大力实施垃圾分类回收，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垃圾资源化和减量化。 2.2. 武汉市生活垃圾收运管理现状 目前，武汉市划分为7个中心城区，即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6个远城区，即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4个开发区即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新区开发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垃圾收运的执行依据为《武汉 图1. 武汉市城区生活垃圾组分比例 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武汉市道路清洗保洁机械化作业规程》等。武汉市按照《市城管局管理印发<2011年全市环卫文明规范作业检查考评办法>的通知》，对17个政府所在地垃圾收运管理情况实施考核。 环卫设施方面，全市现有各类垃圾容器约15万个，环卫垃圾收运作业车辆约4136台，其中市、区城管部门1912台，街道环卫部门1661台，社会环卫公司563台。全市现有垃圾中转站92座，详见表1。全年生活垃圾清运量264万吨，平均7300吨/天。 在垃圾收集方面，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方式主要有混合收集、分类收集、专门收集[ 3 ] 。混合收集由于操作简单，运行费用低，成为武汉市目前最主要的收集方式。2014年“两会”过后，武汉市开始着手彻底清除垃圾当街转运点，采用改装后的封闭垃圾车，加设接收污水装置，杜绝污水滴漏；全市建成近百座地埋式垃圾转运站，使垃圾转运从地上转移到地下。这种运输处理垃圾方式在武汉市的应用，也是“创建卫生城市”中的重要一环。 据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垃圾转运的程序是：① 垃圾桶——板车——小型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场；② 垃圾桶——后装式压缩车——垃圾处理场；③ 钩臂式垃圾箱——小型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场。2013年5月，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新建的一种大型绿色固废转运中心，日处理量为800吨，处理能力全省最大、全国第五，被称为武汉环保垃圾处理“超级站”。自试运行以来，技术渐趋成熟，处理效果较好。在该中心进行垃圾去水和压缩处理后，垃圾体积变小，转运途中不会滴漏污染，到垃圾处理场后更易焚烧。而挤出的垃圾污水，则通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国家三级标准后，流入市政污水管网，真正实现垃圾全程100%无害化处理。“超级站”如果在每个区进行推广，武汉的垃圾转运体系流程将变为：垃圾桶(垃圾箱)——大型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场。但是，尽管建成后效果不错，但是由于占地面的较大，一次性投资较大等难题，全面推广仍需较长时间。 据报道，2003年前，全市垃圾处理厂运行维护费用仅为2元/吨，2007年以后，垃圾处理场运行维护费用达到15元/吨，2014年“焚烧时代”的垃圾处理成本为60元/吨左右。处理成本的增加，亦是伴随着垃圾无害化处理程度而增加的。 2.3. 武汉市城区清洁卫生情况 根据武汉市2014年统计年鉴中关于武汉市城区清洁卫生情况的数据，见表2，武汉市生活垃圾的清运量由2012年的225吨增长到264吨，生活垃圾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4.7%，高于国家平均水平10% [ 4 ] 。 Table 1 Table of solid waste transfer station in Wuha 名称 常住人口(万人) 垃圾中转站(个) 合计 979万 92 江岸区 90 8 江汉区 68 2 硚口区 83 2 汉阳区 58 3 武昌区 120 7 洪山区 105 6 青山区 49 7 东西湖区 45 2 汉南区 11 2 蔡甸区 41 13 江夏区 64 11 黄陂区 87 3 新洲区 84 10 表1. 武汉市垃圾中转站一览表 注：数据来自武汉市城环委。 Table 2 Sanitary conditions in Wuhan Cit 项目 2013年 2012年 清运生活垃圾量(万吨/年) 264 22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 (座) 7 6 无害化垃圾处理能力(吨/日) 10600 7722 生活垃圾处理量(万吨/年) 264 22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万吨/年) 264 21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95.11% 表2. 武汉市城区清洁卫生情况 注：数据来自武汉市统计局(2014)。 2013年新增一座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即新沟垃圾焚烧发电厂。至此，武汉市生活垃圾的焚烧率达到95%，几乎进入垃圾“全焚烧”状态。生活垃圾的处理力度也达到了“清运多少，处理多少”的水平。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上，武汉市已由2012年95.11%上升到100%，达到全部无害化处理。可见，武汉市人民政府对垃圾的处理的重视程度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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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武汉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 从武汉市的市政设施量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看，武汉市在生活垃圾处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武汉市清洁度显著提高，市民对环卫的满意程度也逐年增加。就垃圾“三化”原则而言，武汉市已基本实现了垃圾“无害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化”。但是，在“减量化”上，武汉市仍任重道远。下面，将从武汉市的管理体系、经费设施、技术水平、信息公开、宣传教育五个方面，浅谈武汉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问题与建议。 4.1. 管理体系 尚未建立垃圾分类处理体系。除医疗废弃物外、餐厨垃圾、建筑垃圾有明确分类外，其他垃圾尚未建设专门的处理设施体系。垃圾分类回收，是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最有效途径，源头分类应成为现阶段生活垃圾分类的首选模式。尽管武汉市曾多次推行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都收效甚微。杭州、台北等城市具有先进科学的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和经验，武汉市应该多多借鉴其成功经验[ 11 ] 。 法律和相关管理方案，是促进垃圾科学处理的重要依据。奖惩机制，执法力度，监督方式将直接影响市民的行为习惯。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垃圾处理处置场规划和建设中的作用，确保污染严重的项目不能立项[ 12 ] 。 责任人管理模式。城市政府是环境管理的主导者，应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和垃圾分类的类别，对单位和个人不按规定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等行为设定了罚则[ 13 ] 。事实上，部分居民即使按规定投放垃圾，但垃圾并没有分类运输，使得此类居民对垃圾分类失去信心。垃圾分类不仅需要政府领导，居民配合，环卫工人的责任心与知识体系也是垃圾分类流程中的重要环节[ 14 ] 。这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按规定承担各自的责任。 4.2. 经费与设施 经费不足给垃圾处理带来新的压力。由于财政投入有限和物价上涨因素，致使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处理等环节经费缺口较大，影响了垃圾处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垃圾处理设施也给垃圾“三化”处理造成一定困难。环卫部门准备不足，垃圾车的配置数量不足，分布不合理等问题亟需解决。 4.3. 信息公开 就焚烧而言，焚烧方式在实现垃圾减量化的同时，但其可能产生有毒气体二恶英，其底渣和飞灰须经二次处理。垃圾焚烧的场址选择引发群体事件的报道屡见不鲜，政府部门不应对此置之不理。市民对政策和信息的了解不足亦导致市民对政府项目缺乏信任，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及时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征求意见和建议是不容忽视的举措。 4.4. 技术水平 国外的垃圾焚烧技术已发展成熟，进而转向更为科学环保的垃圾处理技术。武汉市于2013年开始进入“焚烧时代”，起步较晚，经验不足。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重点扶持科研单位等途径，逐步推动武汉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处理产业发展。例如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技术成熟、可行，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随着我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政策、体制等方面问题的改善，加之经济与环保并肩发展，水泥行业在固体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或将大有发展。 4.5. 宣传教育 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系统工程。政府必须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如教育培训、主题活动、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再者，配合教育系统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知识纳入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内容，系统地进行宣传教育，使学生从小树立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意识，养成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习惯。最后，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对全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企业及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相关人员可以学习相关法规、规章和办法标准，提高从业人员对垃圾处理的认知[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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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目前，武汉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7300吨/日，年增长率约为14.7%，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到100%，环卫设施逐年增加，管理水平提高明显。在“十二五”规划的要求下，武汉市已实现“五焚烧、两填埋、一综合”的垃圾处理布局。“焚烧时代”的到来，使得武汉市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提前完成国家《“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目标(90%)，焚烧比重达到95%。垃圾焚烧产生的供电量达200万度/日，节约40万元人民币，节能减排效果突出。此外，垃圾水泥窑协同处理项目是武汉市垃圾处理的创新点，处于国家领先水平，二期工程完成后，其水泥窑协同处理率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为13.7%。堆肥技术已经成为过去，卫生填埋逐渐被焚烧技术取代。在未来五年，武汉市需逐步提高垃圾分类回收源头治理的能力，多多借鉴国内先进的生活垃圾管理处理的运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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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高校环境教育新模式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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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人们意识到进行环境教育，提升大众的环境意识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理念，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福建省植被覆盖率达61%以上，长久以来，福建省将生态文明大省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环境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高校环境教育方面。分析福建省环境教育现实问题，结合福建省具体情况，提出高校环境教育发展的“三元空间”模式，以期助力福建省高校环境教育发展。 关键词 :环境教育，三元空间，绿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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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提出 “环境教育”的概念最早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会议强调环境教育是利用跨学科的方式，在各级正式和非正式教育中、在校内和校外教育中融入环境保护的理念。环境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环境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知识、环境理念、环境实践。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将环境学与环境教育当成专业学科引入到高校以及中小学课程中去。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教育概念的界定，我们认为环境教育是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企事业单位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向大众传播环境知识与技能、培养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而进行的一系列行动的总和。环境教育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组织；环境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使得人们具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学会与环境和谐相处，明白环境教育“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做”三大问题，切实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的有机统一。高校环境教育就是突出高校在环境教育理念探索与工作实践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高校在科研与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更好地指导环境教育实践，通过“教室–校园–宿舍”三大空间维度的有机结合将环境教育分别贯穿于“校园”、“教室”与“宿舍”的综合环境教育体系中去，充分体现其多元一体、立体化、互动联动的特点，形成“校园–教室–宿舍”三大空间内的共同影响，积极带动全校师生引导全社会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去，最终达到环境教育的整体空间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但近年来，“PM2.5、雾霾天气”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了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必须进行环境教育，通过环境教育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关系，切实做到“五位一体”协同发展。作为林业大省，福建省在环境方面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发展优势，但近年来全省环境水平正在逐步恶化。2010酸雨出现频率为43.0%，较上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2011年酸雨出现频率为43.9%，较上年上涨0.9个百分点；2012年酸雨出现频率为47.4%，较上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2013年全省区市优、良天数比例为99.4%，较上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2013年酸雨出现频率为48.0%，较上年上升了0.6个百分点；2014年，福建省环保厅检测23个城市中有16个城市出现酸雨[ 1 ]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福建省环境状况正在逐步恶化，环境教育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地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了国家任务的层次，充分说明了环境问题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治理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作为福建省环境教育的主阵地，高等院校积极探索环境教育有效模式对于推动全省环境教育的不断发展，建设环境大省意义重大。宏观层面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环境教育政策，更好地协调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微观层面可以促进各行动主体之间资源的有效结合、相互协调，充分发挥行动参与者的能动性，更好地落实好环境教育政策，达到宏观层面政策制定与微观层面政策落实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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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福建省高校环境教育现状 2.1. 取得的成就 福建省将生态文明大省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身优势条件，就环境教育及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多样化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61.36%，水土流失面积比重下降到6%，城市规划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5%以上，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提高到20以上，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 ] 。福建省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活动，促进生态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全民形成了较强的生态环境报护意识和绿色消费观念。在整个探索过程中，福建省高校承担着环境教育理论研究和环境教育实践调研的责任，高校在理论指导下大胆尝试，理论基础与实践调研相结合，积极深入地方考察实际情况，为当地环境保护做出长远规划，为环境教育工作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引领带动整个社会环境教育的发展。截至2014年，福建省已经拥有14所国家级绿色学校和97所省级绿色学校，区、市、县级绿色学校1554所。长泰、南靖、德化、南安、永春、泰宁等6个县(市)通过国家生态县(市)考核验收。泉州、厦门命名为省级生态市，39个县命名为省级生态县。 2.2. 存在的问题 福建省在环境教育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探索过程中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为了更好地了解现阶段福建省高校环境教育的现状，我们选择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州职业技术学校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简单的社会调查。首先，小组调查人员在各大学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针对大家关心的环境教育问题进行非结构式访谈，通过这种方式将开放问题封闭化并制成问卷。其次，选择福州大学随机发放50分问卷进行试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进一步完善问卷。最后，在得到各学校教务处的同意与支持下，以全校学生为抽样框，从中计算机随机选取100名学生进行集中填写形式的问卷调查。在整个问卷调查过程中，我们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以确保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整个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56份。与此同时，访谈人员对各校教学办部分老师进行半结构化访问，了解了更深层次的信息。通过对问卷数据与访谈进行分析，总结出当下福建省环境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环境教育整体不平衡 环境教育整体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各学校之间因本身定位不同(985、211、普通本科、专科)，环境教育投资不平衡导致在师资设施等诸多方面的欠缺与不足。针对学生对所在大学环境情况的看法这一问题，我们分别对福州大学(211)、福建师范大学(重点本科)、福建工程学院(二本)、福州科技职业技术学校(专科)进行问卷调查。福州大学学生认为学校环境情况好以上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69.2%，认为差、非常差的占到30.8%；福建师范认为学校环境好以上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54.5%，认为差、非常差的占到55.5%；福建工程学院认为学校环境好以上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42.6%，认为差、非常差的占到57.4%；福州科技职业技术学校认为学校环境好以上的人数占到总人数17.7%，认为差，非常差的人数占到总人数82.4%。对每个学校学生对于本校环境水平求均值，对比数据发现学校学生对本校环境情况满意度与学校教育水平呈正相关，深入分析可以得出211，重点本科在师资，设施资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普通专科类学校一般采用自主办学模式，资金来源单一，可以利用的资源也相对较少。这就使得了不同学校环境教育水平的差距较大，从而导致了高校环境教育整体上的不平衡。 2.2.2. 高校学生环境意识淡薄 目前，福建省高校环境教育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高校学生的环境意识相当薄弱。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有44.9%的人认为当下环境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意识薄弱，在问到是否了解绿色学校的概念时，只有12.6%的人非常了解，23%的人不了解。在日常生活购物中，48%的人没有使用纸质购物袋的习惯，只有18.8%人会选择使用纸质购物袋。在日常活动中经常参加环保活动的学生只占到30.9%，16.6%的学生从不参加，31.7%的学生偶尔参加。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环境意识仍然很薄弱，不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利害关系，不知道该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更无须谈何为环境教育，如何正确进行环境教育等相关问题。 2.2.3. 教育理念亟待更新 高校环境教育理念腐朽陈旧，缺乏一定的创新，不能适应新时代环境教育的新要求。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学生对一些基本的环境知识了解得相当薄弱。在回答“您认为在高校开展环境教育工作有意义吗？”这一问题时，仅仅只有38.5%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开展环境教育很有意义，有41%的人认为意义一般，还有20%的受访者认为没什么效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除了前文提到的重视程度较低外，环境教育理念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学校在环境教育中还是按照老理念教育学生，理论方面“空喊口号”现象比较严重，而缺少理论的创新和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忽视环境教育并且环境教育理念滞后，由此可见，创新环境教育理念是今后环境教育工作努力的重要方向。 2.2.4. 环境教育缺乏实践性，参与程度较低 无论是在校外环境教育、还是学校环境教育，福建省总体的环境教育方式缺乏实践性，受教育者实践参与水平较低。当被问到“你参加环境保护或环境教育的宣传活动吗？”这一问题时，有48.3%的学生很少参加环保活动，其中16.6%的学生从不参加环保活动。换句话说，目前环境教育的方式缺乏较强的实践性，学生对发生在身边的环境现象不够关心，高校学生的环保实践活动也存在着很大问题。 目前的环境教育活动脱离高校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实践需要，许多学校对于学生参与实践、助力环保的愿望没有积极的引导，更没有积极的采取行动。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财力去开展与就业率、考试无关的环境教育。一方面，在学校管理领导层排斥甚至放弃环境教育心理的影响下，绝大部分的学校就很少甚至从不进行环境教育方面的任何工作；另一方面，教师对环境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只有很小部分的教师会在课堂上主动穿插环境知识，这与很大部分学生对环境知识的渴求形成了太大的反差。 2.2.5. 环境教育投入不够 通过走访高校主管部门发现，全省高校环境教育投入，大体上包括资金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人力上，由于师资培训机制不健全导致高校缺乏足够的人员从事环境教育工作；在物力和财力上，则主要表现为政府在环境教育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环境教育资金匮乏、相关配套设施不健全。福建省自开展环境教育工作以来，虽然政府和社会投入到环保方面的经费在连年增加，但是总体上主要是用在污染治理和改进技术方面，对于环境教育的专项投入严重不足。 2.3. 问题存在原因 高校环境教育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评估和反馈，需要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与各环节统一协调共同发挥作用。第一，福建省的环境教育只是笼统的以提高受教育者环境意识为目的，缺乏成体系的理论指导，各实施主体间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责任不清，职责不明；第二，各个主体只重视某一环节，缺少环境教育的整体把控，缺乏一套系统的行动安排；第三，高校环境教育形式化严重，缺乏持续性。 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已经成为发展福建高校环境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障碍，纵观福建省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和现实问题分析，借助深入的实际调研，我们发现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环境教育运行模式是目前解决福建环境教育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探索建立一套成体系的环境教育运行模式就成为今后解决环境教育问题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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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校“三元空间”环境教育模式的提出 3.1. 内涵分析 环境教育是理念与实践的统一，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的前提，有效的实践是环境教育的目的，理论与实践分离是当下我国环境教育的主要缺陷。基于环境教育基本理论，从目前福建环境教育的现实出发，我们提出“三元空间”高校环境教育模式，以期推动福建环境教育的飞速发展。所谓“三元空间”环境教育模式就是指将环境教育分别贯穿于“校园”、“教室”与“宿舍”的综合环境教育体系。其特点是：多元一体、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体化、互动联动，形成“校园—教室—宿舍”三个空间内的共同影响，最终达到环境教育的整体空间效果(如图1)。 在对福建省环境教育现实问题的分析基础上，结合福建省具体情况，我们提出了“三元空间”模式，该模式提出了多元一体、环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全方位、立体化的互动联动教育体系，对与解决当前环境教育问题有重大意义。 首先，三元空间模型弥补了传统高校环境教育不足。传统的环境教育局限于某一部分，就某一个问题来进行环境教育，缺少从整体上的动态把握，“三元空间”模式突出了环境教育的整体性；其次，立体化的互动互联教育体系创新了环境教育的形式。传统的环境教育多是授课式、灌输式的普及环保知识，并未真正起到环境教育的目的，环境教育缺乏实践性。“三元空间”模式提出的“校园、教室、宿舍”一体化理念，将环境保护理论教育与生活实践密切的结合在了一起，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最后，“三元空间”模式为我国环境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三元空间”模式借鉴卢卡斯模型，提出在环境中进行情景化教育，最终实现受教育者自身环境综合素质的提升。该模式的创新体现高校的在环境教育的带头作用，高校大学生走向社会后是各行各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行动者，他们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动对未来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将产生重要影响， 进入新世纪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的两难局势，我国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道路，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面对新政策，新形势，高校必须要做好带头示范作用，担负起环境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重任。“三元空间”模式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种新型的、适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环境教育模式，为我国的环境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3.2. 高校“三元空间”环境教育模式构建的可行性 3.2.1. “三元空间”环境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多中心理论是创立福建“三元空间”环境教育模式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是以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夫妇为核心的公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提出并发展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取材于美国 图1. 三元空间模式图 现实的公共行政实践，但是也加入了必要的理想化成分，因此可以称为是一种理想类型[ 3 ] 。多中心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宏观的国家层面的公共经济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微观层面的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问题。当然也可以借用多中心理论分析福建省高校环境教育的模式创新问题，并依此而提出“三元空间”环境教育模式。 3.2.2. 福建“三元空间”环境教育模式构建的现实依据 1) 基于教育者活动空间视角 从受教育者一生的生存和活动空间而言，受教育个体一般在家庭，社区或学校某一场所或场所之间活动。具体来说，个体从家庭出生，接受家庭环境教育的熏陶和教育，步入学校参与“绿色学校”环境教育的活动并接受“绿色学校”系统化的环境教育。与此同时，每一个个体从学校回到家庭、进入社会某一领域或进入某个社区工作或生活，这样每位个体会同时受到家庭和社区的环境教育计划实施和教育实践的影响。而高校大学生群体，其生活特点是经常出入于校园、课堂、宿舍之间，“三元空间”模型可以涵盖大学生在校所有活动区域，使学生无时无刻的接受环境教育，与其说“三元空间”模式是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不如说是对学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2) 基于高校环境教育意义视角 环境教育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议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能源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我国已经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福建省作为森林大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一直是全国的典范，但仍存在很多问题，环保意识还未深入人心，尤其是作为人才摇篮的高校缺乏环境教育体系建设。如何探索出符合福建省特色，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的高校环境教育理念还需要在不断地探索摸索中前进。 3) 基于环境教育发展的视角 2014年4月28日，福建省2014年环境教育工作会议在福州市召开，在总结过去一年环保总体情况的同时，也对未来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新的安排规划。省环保厅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环境工作要积极整合资源、开拓创新，要加强横向联系、上下联动、充分整合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在以后的环境教育工作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重视运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活动。同时还要加强文化、教育、社会团体、公众和环保NGO组织的横向联合，凝聚社会力量参与环保[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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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束语 201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我们的现代化，不能让车水马龙的喧嚣、雾霾围城的迷惘，淡漠了田园的乡愁，湮没了绿色的生机。“新四化”增至“新五化”，强调的正是将生态文明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9 ] 。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于进行系统有效的环境教育，通过环境教育提升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而环境教育的实施需要充分发挥高校的带头示范作用，“三元空间”模式的提出，弥补了以往环境教育存在的缺陷。“三元空间”模式的提出是我国高校环境教育的一次创新性探索，它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知识，为下次实践积累经验，最终助力我国高校环境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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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利用1981~2014年郴州市10个气象站的逐日气温实测资料以及汝城站逐日降水资料，采用滑动平均、Mann-Kendall与Morlet小波分析等统计诊断方法对汝城县34年的气候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汝城县的年均气温总体上经历了从降温到增温的过程，气温突增是从1996年开始的，年均气温呈现4年及11年的准周期变化特征。2) 汝城气候冬暖夏凉，为湖南省气候舒适期最长的城市，夏季平均气温为24.9℃，冬季平均气温为7.7℃。3) 汝城县年降水量线性趋势不明显，以2~5 a的年际周期为主，可分为一个多雨期和两个少雨期。4) 汝城县降水主要集中在春季和夏季，异常降水主要出现在21世纪。 关键词 :汝城县，气候特征，气温，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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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全世界热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温显著上升，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了0.74℃ ± 0.18℃ [ 1 ] 。过去50年的增温几乎是过去100年的两倍[ 2 ] 。近百年来我国气温上升了0.5 - 0.8℃，比同期全球的增温幅度略高[ 3 ]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东部季风区降水变化显著，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降水明显偏多，而东北、西南及华东北部等地降水明显减少[ 4 ] -[ 8 ] 。湖南省区域气候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旱涝灾害、高温等极端事件频繁出现[ 9 ] 。 汝城县(图1)地处南岭山脉北麓，位于湖南省东南部，与广东、江西两省接壤，有“毗连三省，水注 图1. 汝城县地理位置图示 三江” (湘江、珠江、赣江)之美称，其气候的垂直变化和地域差异比较明显，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汝城县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春暖多变，夏无酷热，冬少严寒，无霜期长。近年来，汝城县的气候变化特点是气温不断升高，暖冬频繁出现，21世纪后极端降水显著增多。因此对汝城县的各项因子进行分析和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对近34年汝城地区气候变化进行分析，探讨其气候变化规律及特征，为短期气候预测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同时对本地农林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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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资料为1981~2014年湖南省郴州市各市县地面气象台站的逐日气温实测资料以及汝城县地面气象台站逐日降水资料。文中将逐日资料进行了气候分析，其中季节划分为：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月~次年2月)。 分析气象要素时选用5年滑动平均及线性倾向估计等分析气候趋势，运用离差系数及降水距平百分率表示气温或降水变化的稳定度，采用Morlet小波分析降水量、气温在不同时段上的震荡周期，Mann-Kendall方法分析气候变化的趋势及突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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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气温的变化特征 3.1. 年均气温变化趋势特征 图2为汝城县1981~2014年的年均气温变化曲线，表明汝城县34年来气温呈上升的趋势，线性估计其气温变化率为0.305℃/10 a。34年的年均气温总体幅度不大，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年际及年代际特征，影响着当地的林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条件。90年代以前(除1987年)的年均气温都低于多年均值，表现出较冷的特征。1981~1989年气温呈上升趋势，1990-1995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996年后气温则呈稳定上升趋势。冷年多出现在80年代，最冷年出现在1984年，年均气温为15.7℃。暖年多出现在90年代后期及2000年以后，最暖年为1998年，年均气温17.7℃，高于多年平均温度0.9℃。 图3利用Morlet小波对汝城县年均气温进行了分析，由小波实部图(图3左)可知，年均气温呈明显的多尺度气候特征，主要存在3~5 a和9~12 a的周期震荡，这与小波方差图(图3右)中的峰值周期相一致，尤其4 a左右周期最为显著，其次为11 a左右的周期。在年际变化上，3~4 a的周期在80年代前期明显，并逐步向4~5 a的周期转变，1984~2004年4~5 a周期十分明显，2004年后周期震荡开始减弱，2010年以后4~6 a的周期显著。年代际尺度周期以9~12 a的周期为主，2007年后周期不明显。可见汝城县的气温变化表现为显著的年际尺度和年代际尺度的变化特征。 3.2. 平均气温的突变特征 图4给出了年均气温的M-K突变检验图。UF曲线的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汝城县在34年的时间尺度上经历了降温到增温的变化过程，80年代中期有一明显的降温过程，而后气温开始上升，目前仍处于增温的趋势。UB与UF线交于1996年并处于0.05信度区间，并且与图3中1997年左右的小波实部图不论是年际尺度还是年代际尺度上都由负位相转变为正位相相对应，说明汝城县的年均气温存在增暖的突变现象，气温突增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9年以后这种增暖趋势均超过了显著水平0.05临界线，甚至超过0.001的显著性水平(U 0.001 = 2.56)，表明汝城县增温趋势非常显著，并且由小波系数正值范围预测此增暖趋势会持续10年以上。 3.3. 平均气温的季节变化特征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年平均气温以0.04℃/10 a的倾向率上升，而汝城县年平均气温以0.305℃/10 a的趋势增加(表1)，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季都有明显的增温趋势，其中春季和冬季增温更为显著， 图2. 近34年汝城县年均气温的年际变化 图3. 1981~2014年汝城县年均气温的小波分析图(左：小波实部 右：小波方差) 图4. 汝城县年均气温的M-K突变检验曲线图(UF、UB为正、逆序列统计量，A、B为显著水平α = 0.05的临界值) 气温倾向率达0.384℃/10 a和0.577℃/10 a，夏季与秋季气温倾向率低于年平均气温倾向率，增温较小。冬季的离差系数最大，春季次之，夏季最小。即冬季温度增幅较大，而夏季气温比较稳定。说明近34 a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冬季气温增温幅度较大，其次为春季增温的贡献。 表2对湖南省郴州各市县各季气温进行对比分析。整个郴州地区气候温暖适宜，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为16℃~18.5℃ (除桂东县)，与全省平均气温一致，春秋季各站温度相差不大，秋季比春季气温略高。湖南省夏季平均气温为26℃~29℃，郴州地区仅桂东(23.6℃)和汝城(24.9℃)夏季气温低于26℃。桂东县尽管夏季温度不高，但其年平均温度15.8℃，为全省年平均温度最低区，其四季温度普遍偏低，而汝城县冬季平均气温位于全市第五(排名前四的县市夏季平均气温均在26.8℃以上)，为7.7℃，说明汝城县气候冬暖夏凉，适宜人类居住。汝城县气候舒适期为196 d，比长沙市长63 d，比株洲市长53 d，比避暑胜地南岳衡山长41 d，是目前湖南省气候舒适期最长的县城[ 10 ] ，这与汝城县独特的地形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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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利用逐日气温和降水的实测资料和统计方法分析了汝城县1981~2014年的气候变化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 汝城县34年来气温呈上升的趋势，线性估计其气温变化率为0.305℃/10 a。冷年多出现在80年代，暖年多出现在90年代后期及2000年以后。年均气温经历了从降温到增温的过程，气温突增是从1996年开始的，并且呈现出4年及11年的准周期变化特征。 2) 汝城县气温的上升主要是冬季增温的贡献。汝城气候冬暖夏凉，夏季平均气温为24.9℃，冬季平均气温为7.7℃，为湖南省气候舒适期最长的城市。 3) 汝城县年降水量的线性变化趋势不明显，但相邻年份间降水量差异较大，以2~5 a的年际周期为主，可分为一个多雨期和两个少雨期。1981~1991年为第一个少雨期，1992~2002年为多雨期，2003~2014年为第二个少雨期。 4) 汝城县降水主要集中在春季和夏季，占全年降水的70%。80年代的异常降水主要出现在初期和后期；90年代秋末和初春异常降水事件较多；21世纪异常降水事件显著增加，多年出现降水异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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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利用1957~2014年甘肃中北部4个台站逐日降水资料，分析了第一场透雨发生的气候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第一场透雨出现日期在空间上从南向北推迟，区域性平均第一场透雨日期集中出现在5月，平均日期在5月中旬，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旬；区域性平均第一场透雨无显著的气候特征趋势，但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初期至2000年代后期迟于6月以后；1960年代中期至1970前期、1980年代、2010年以后普遍偏早于4月下旬，有提前的趋势；透雨与春季降水有显著的负相关，透雨偏早，则春季降水偏多，特别是4月、5月降水偏多；前期1月亚洲中高纬500 hPa高度距平场呈“− + −”、甘肃中北部经向风距平场出现偏南风，则透雨偏早，反之偏迟；上年5~7月大西洋中北部、欧洲中西部、西西伯利亚OLR增强(减弱)，对应的甘肃中北部透雨偏迟(早)；透雨的年际变化从南向北增大，均方差会宁26 d，靖远31 d，景泰35 d，白银41 d，这就决定了其预测难度大，稳定性差。 关键词 :第一场透雨，气候特征，因子，甘肃，中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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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甘肃中北部位于青藏高原东北侧，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过渡区[ 1 ] [ 2 ] ，是中国西部雨季开始最迟的地方。春季4~5月，正值冬小麦返青、拔节、春小麦及大秋作物播种、出苗的关键生长期，特别是4月下旬至5月中旬，春小麦进入出苗以后的分蘖、拔节生长发育阶段，对水分的要求较高，而某些天气过程所带来的降水往往能满足这个要求，通常气象上把一次降雨能够将干土层全部淋透就叫透雨，透雨来临迟早与否对当年旱作农业丰收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因此，第一场透雨受到许多地方气象服务的重视，被列为气候预测的一个专题项目。因其变化规律复杂，制约因素多，是气候预测的一个难点。目前，有关春季降水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3 ] -[ 6 ] ，对透雨的分析，大多数是对个别年份发生的第一场透雨的天气学特征分析，也有少数有关透雨的时空变化规律研究，如乜国妍等[ 7 ] 分析了青海省东部地区春季降水量、第一场透雨与雨季及春旱的关系；白玲等[ 8 ] 对宁夏中卫市2011年的首场透雨进行了成因分析；李辑等[ 9 ] 分析了辽宁省春播期第一场透雨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然而，对于透雨前期影响因子的研究不多见。为此，我们使用白银市辖区4个台站近58年的逐日地面降水资料，分析甘肃中北部透雨的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子，对于气候预测、防灾减灾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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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方法 1) 白银市4个气象站1957~2014年逐日降水资料，资料由甘肃省气象局提供，已经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2) 环流特征量资料，是间接利用高度场网格点的高度值组成的区域综合资料[ 10 ] ，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网站，多年来一直在气候分析和气候预测中广泛应用[ 11 ] -[ 13 ] ； 3) NCEP/NCAR北半球2.5˚ × 2.5˚网格点500 hPa高度场、射出长波辐射(OLR)再分析资料，该资料数据可靠，在科学研究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14 ] -[ 16 ] 。 第一场透雨出现日期的定义：某站年内首次日降水量 ≥ 10.0 mm或连续2日降水量 ≥ 15.0 mm。区域性平均第一场透雨日期的定义：区域1/2或以上的站同时达到的日期，如果各站开始时间不一致，则取各站的平均值。 统计各站的第一场透雨日期序列，因为各站透雨最早出现在3月份，因此从3月开始，把3月1日记为1，3月2日记为2，……，依次类推，5月10日记为71，5月20日记为81……，建立各站第一场透雨日期序列。统计甘肃中北部1957~2014年区域性透雨时间序列，运用线性趋势分析，Mann-Kendall (M-K)突变分析、滑动T检验(MTT)、MHAT小波等方法[ 13 ] 分析透雨的分布特征和变化特点。 计算透雨与降水、环流特征量、500 hPa高度场、经向风、OLR的相关系数，分析影响透雨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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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第一场透雨出现日期的空间特征 第一场透雨(表1)出现的平均日期，从南向北推迟，会宁出现在5月上旬，靖远出现在5月中旬、白银、景泰出现在6月上旬。区域内最早出现日期3月上旬至中旬，最晚到10月才出现。 甘肃中北部的4个站，在同一旬中，3站以上出现透雨的有11次占19%，2个站有38次占65%，4站都不在同一旬的有9次占16%。即出现2站以上的区域性平均透雨占84% 从3月下旬开始，统计各旬透雨出现的频率，从图1可见，北部的景泰、白银两站5月上旬至6月中旬出现的频率较高，一般旬频率在10%以上，5月中旬出现的频率最高；靖远的透雨主要出现在5月，其中上旬频率最高；南部的会宁4月中旬至6月上旬出现的频率较高，其中4月中旬最高。80%的透雨，景泰、白银、靖远出现在5月中旬以后，会宁则出现在3月下旬至5月中旬。 区域平均第一场透雨日期为5月17日，有1年(1967年)出现在3月，有12年出现在4月占21%，有13年出现在6月及以后占22%，集中出现在5月(32年)占55%，5月中旬频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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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第一场透雨日期的时间变化 第一场透雨日期年际变化从南向北增大，景泰均方差41 d，白银、靖远均方差分别为35 d、31 d，而会宁透雨年际变化较小，均方差为26 d。符合降水少变率大的特点。 Table 1 The date of the first soaking rain in north-central region of Gansu province (1957~2014 站名 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m 平均日期 最早日期 最晚日期 景泰 104.05 37.18 1630 06.04 03.13 (1997) 10.02 (1991) 白银 104.18 36.55 1710 06.07 04.12 (1989) 09.07 (1982) 靖远 104.68 36.57 1400 05.17 03.10 (1972) 08.11 (1961) 会宁 105.08 35.68 1740 05.02 03.13 (1978) 06.25 (2009) 表1. 甘肃中北部第一场透雨出现的日期(1957~2014) 图1. 甘肃中北部4站透雨出现在各旬的频率(%) 4.1. 年代际变化 用区域性平均第一场透雨日期序列分别与景泰、白银、靖远和会宁各站第一场透雨日期序列求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21、0.43、0.81、0.41，除景泰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其余各站都通过了99.9%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区域性平均第一场透雨日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分析其年代际变化特征(图2(a))，可以发现，近58 a甘肃中北部第一场透雨日期的气候趋势不明显，平均开始日期在5月中旬。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初期至2000年代后期迟于6月以后；1960年代中期至1970前期、1980年代、2010年以后普遍偏早于4月下旬，相对平均出现日期有提前的趋势。从较长周期演变来看(图2(b))，区域性透雨经历了3个“+ −”波动阶段，随时间波动周期变长，目前正处于偏早的阶段。 4.2. 气候突变 从M-K曲线图(图2(c))看出，甘肃中北部透雨表现出明显的突变特征，UF和UB在1981年之前围绕0线波动变化，起伏不大，1981年之后两者分开，UB急剧下降至1992年突破显著线，1995年以后又上升到显著线以内，但UF于2009年接近而未超过显著线，之后下降；用滑动T检验(MTT)方法检测的结果是1992年发生突变；从小波分析图(图2(b))上也可看出，1992年附近发生了突变。每一种统计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综合三种统计方法，确定区域透雨突变年份为1992年。但突变显著期较短(1992~2009年)。 进一步检测春季气温的变化，发现1992年开始春季发生突变增暖。因此，透雨发生突变的原因可能与气候变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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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透雨日期与降水量的关系 计算各站及区域透雨日期与3~5月降水量的相关系数，3月各站都是较弱的负相关，说明3月降水与透雨无关系；各站4月、5月、春季降水和透雨日期都是显著的负相关，都通过了99%的显著性检验，特别是南部的会宁，4月、5月、春季降水和透雨日期的相关系数分别达−0.51、−0.56、−0.70，通过了99.9% 图2. 甘肃中北部第一场透雨日期的年际变化(a)、小波分析(b)和MK突变分析(c)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透雨偏早，4月和5月的降水都偏多，春季降水也偏多，反之亦然。全区域最早平均透雨出现在4月上旬初，所以，如果4月出现了透雨，则4月、5月降水偏多；从图3也可以看出，对区域来说，透雨日期与降水的年际振荡方向相反，5月中旬前出现透雨，则5月区域降水偏多的可能就大，5月下旬后出现透雨，则5月降水偏少的可能就特别大。把透雨的年际振荡与出现日期相结合，可以作为一个预测指标。即透雨偏早，5月降水有可能偏多，反之，透雨偏迟，5月降水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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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透雨的影响因子 6.1. 透雨与环流特征量的关系 计算甘肃中北部透雨序列与74项环流特征量的相关系数(为了建立预测方程，独立检验2007~2014年，用1957~2006年的透雨资料计算相关系数，N = 50 a)，诊断影响甘肃中北部透雨的环流系统。通过计算发现，影响甘肃中北部透雨的环流特征量主要有副高、极涡和径向环流指数(限于篇幅，表1只列出相关最高的特征量)。 从表2可以看出，同期影响透雨的环流特征量，以4月最好，通过了99%的显著性检验。主要是与 图3. 甘肃中北部区域性平均第一场透雨日期与5月降水的时间演变(a)及其两者的关系(b)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circulation indices and the first soaking rain in north-central region of Gansu provinc 环流特征量 环流序号 滞后时间 相关系数 显著水平α 大西洋副高强度指数 19 004 +0.40 0.01 北美大西洋副高强度指数 21 004 +0.36 0.01 北非副高脊线 24 002 +0.51 0.001 103 +0.49 0.001 太平洋副高北界 44 211-205 +0.46 0.001 205-106 −0.53 0.001 大西洋欧洲区极涡面积指数 49 004 +0.36 0.01 北半球极涡面积指数 50 004 +0.42 0.01 北美区极涡强度指数 53 306-107 −0.50 0.001 大西洋欧洲环流型W 58 001 −0.38 0.01 亚洲经向环流指数 64 001 +0.49 0.001 表2. 甘肃中北部第一场透雨与环流特征量的相关系数 *：滞后时间101表示预测年的前1年1月，001表示预测年当年1月，……等等。 大西洋副高强度的正相关以及与极涡面积的正相关。当大西洋副高强度越强，极涡面积越大时，极区的冷空气就容易南下，甘肃中北部地区的透雨开始得就越早。 前期的高相关(相关系数 ≥ 0.50)主要有：北非副高、北美副高、北美区极涡强度、大西洋欧洲环流型和亚洲经向环流指数，通过时空遥相关影响甘肃中北部地区的透雨。对于透雨的气候预测具有指示性意义。 6.2. 透雨偏迟年与偏早年高度场的合成分析 在甘肃中北部区域透雨开始日平均序列中，挑取开始最迟的前10年依次是1961、1959、2001、1970、2000、1976、2009、1979、2007、1980年，均出现在6月以后，比常年(5月中旬)偏迟半月以上。透雨开始最早的前10 a依次是2002、1991、1989、2014、1968、1981、1983、2010、1958、1977年，均出现在4月，比常年偏早半月以上。以下做亚欧500 hPa高度场及其经向风场的合成分析。 同期4月，欧亚范围内，透雨偏早年(图4(a))与偏迟年(图4(b)) 500 hPa高度距平场呈相反分布，特别是在中国范围内，透雨偏早年高度距平场呈“西负东正”分布，500 hPa经向风距平场为大片的正距平(图4(c))，表明新疆脊减弱，东亚槽减弱，有利于甘肃中北部偏南风增强；透雨偏迟年高度距平场呈“西正东负”，我国中西部经向风距平场为大片的负距平(图4(d))，表明新疆脊增强，东亚槽加深，有利于甘肃中北部偏北风增强。 前期1月高度距平场、经向风距平场。欧亚范围内，透雨偏早年(图5(a))与偏迟年(图5(b))的环流有一定的差异，亚洲中高纬度距平场呈相反分布，透雨偏早年500 hPa高度距平场呈“− + −”分布，中国中东部500 hPa经向风距平场为大片的正距平(图5(c))，表明新疆脊减弱，东亚槽西部减弱，有利于偏南风增强；透雨偏迟年高度距平场呈“+ − +”分布，北疆–甘肃中北部经向风距平场为大片的负距平(图5(d))，表明新疆脊增强，东亚槽西部加深，有利于偏北风增强。 6.3. 透雨与OLR的关系 用1975~2006年北半球OLR资料(n = 32)，与透雨序列进行前期至同期的相关分析，发现上年5月~7月存在连续、稳定的高相关区，相关系数在0.50以上。其中5月在大西洋中北部(32.5˚N~42.5˚N， 20˚W~40˚W)，中心最高相关系数0.63 (图6(a))；6月此高相关区东移到欧洲中西部(45˚N~55˚N， 20˚E~40˚E)，中心最高相关系数0.63 (图6(b))；7月此高相关区又东移到西西伯利亚(50˚N~60˚N， 80˚E～100˚E)，中心最高相关系数0.61，另外在菲律宾以西有一个−0.52的相关中心(图6(c))。表明，当上述区域5~7月的OLR增强(减弱)对应甘肃中北部透雨来得迟(早)。 利用这一关系，预测2007~2014年透雨相对平均日期的变化，其准确率为7/8 = 87.5%，具有预测的参考价值。 图4. 同期4月500 hPa高度场及距平的叠加(单位：gpm) ((a)偏早年、(b) 偏迟年)和经向风距平(单位：m/s)合成(c) 偏早年、(d) 偏迟年) 图5. 前期1月500 hPa高度场及距平的叠加(a) 偏早年、(b) 偏迟年)和经向风距平合成(c) 偏早年、(d) 偏迟年) 图6. 甘肃中北部区域透雨与前期OLR的相关系数((a) 前期5月；(b) 前期6月；(c) 前期7月 (图中相关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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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论 1) 甘肃省中北部第一场透雨，从南向北推迟，各地集中出现期也是从南向北推迟。区域性透雨集中 出现在5月。 2) 区域性透雨无显著的气候变化趋势，但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初期~2000年代后期迟于6月以后；1960年代中期~1970前期、1980年代、2010年以后普遍偏早于4月下旬，有提前的趋势。受气候变暖影响，1992年出现了突变。 3) 透雨与春季降水有显著的负相关，透雨偏早，则春季降水偏多，特别是4月、5月降水偏多。 4) 前期1月亚洲中高纬500 hPa高度距平场呈“− + −”、甘肃中北部偏南风距平，则透雨偏早；反之偏迟。为透雨的预测提供了前期信号。 5) 同期影响透雨的环流特征量，以4月最好，主要是大西洋副高强度的正相关以及极涡面积的正相关。前期的环流特征量主要有：北非副高、北美副高、北美区极涡强度、大西洋欧洲环流型和亚洲经向环流指数等；另外，上年5~7月从大西洋中北部、欧洲中西部、西西伯利亚有显著的正相关区，表明这些关键区OLR增强(减弱)，对应甘肃中北部透雨偏迟(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