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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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与创新，网络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高级持续性攻击成为网络空间面临的严重威胁。攻击过程精心策划，攻击方法错综复杂，常导致严重的数据泄露或者系统破坏。攻击者不断改变现有攻击方式，开发新型攻击工具，无法通过恶意程序签名实现实时检测，单纯依赖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和反病毒软件已无法阻止这些攻击。急速增长的网络攻击催生了威胁情报的诞生。 Gartner将威胁情报生命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定向、收集、处理、分析、传递、反馈。其中威胁情报分析对于安全态势的评估、威胁预测及防御系统的提升至关重要。威胁情报通常是多源异构的海量数据，必须对掌握的情报进行多源信息融合、挖掘有用信息、关联分析、推理预测，才能使威胁情报发挥出真正的价值，有效地推演预测未来的安全态势、攻击者身份和攻击手段，从而帮助安全人员给出恰当的应对防护措施。 网络攻击的目标对象已经从传统的网络领域逐渐扩展到以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大数据平台、卫星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新型网络应用环境。针对此类新型网络，应用环境的安全防护也是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所强调的工作内容。本文研究如何将威胁情报技术引入到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防护中。 传统通信卫星经过长年发展，已积累了一定的网络安全技术基础，包括物理层及链路层抗干扰技术、信源及信道加解密技术等。但伴随宽带卫星网络在我国的正式应用，卫星网络的应用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安全环境也面临巨大挑战，主要体现在： (1) 卫星通信网络结构由简单变复杂，与IP技术高度融合； (2) 卫星通信网络规模由较小规模变为超大规模，百万量级的在线用户容量将是常态； (3) 卫星通信网络业务不再受带宽制约而变得更加丰富； (4) 通信设备面临新一轮的技术更新； (5) 卫星通信网络面临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多信息类型与传输协议的威胁。 目前通用的网络安全技术多围绕地面网络展开，而卫星通信网络的应用在多个领域已经开始探索，单纯使用原有网络安全技术不足以满足其网络安全需求，近年来陆续发生了一系列相关的安全事件，印证了卫星通信网络安全机制的缺陷。针对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防护工作，引入威胁情报相关技术，有利于帮助防御系统及时掌握面向卫星通信网络及系统的安全威胁和风险，增强精准性安全防护和主动防御。 本文第二章对卫星通信网络进行简要介绍，第三章介绍威胁情报的定义、分类及技术现状，第四章提出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技术架构，第五章阐述针对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分析挖掘技术，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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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卫星通信网络 卫星通信是安置在地球上(包括海陆空)的无线电通信站之间利用卫星作中继站接收、转发、反射无线电波，在两个或多个地球站之间或手持终端或航天器之间的通信 [ 1 ]，主要包括卫星固定通信、卫星移动通信、卫星直接广播和卫星中继通信四大领域。卫星通信网络是以具有星上处理功能的卫星为主要通信实体，结合相关地面网络操作控制中心、地面网关和地面用户组建的互联互通的卫星群体网络 [ 2 ]。 卫星通信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中继接力站(通信卫星部分)和终端站(地球站部分)。通信卫星是用于信息通信的人造地球卫星，分为空间平台和有效负荷两部分，空间平台主要包括卫星的控制、监测等，有效负荷是设在空中的接力站，由天馈线和通信转发器组成；地球站包括基带设备、射频设备、天馈线设备、监控设备等。卫星通信的主要原理是将卫星发射到赤道上空3600 km处的对地静止轨道上，利用卫星上的通信转发器接收由地球站发射的信号，并对信号进行放大变频后，转发给其它地球站，从而完成两个地球站之间的传输。卫星通信具有频带宽、通信容量大、通信距离远、通信时不受复杂地理条件的限制、通信质量高和系统可靠性强等特点，在军用和民用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卫星通信网络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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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威胁情报 3.1. 威胁情报相关定义 威胁情报的概念提出之后，很多机构或学者都曾对威胁情报的定义进行阐述。目前工业界和学术界对威胁情报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常被引用的是Gartner公司给出的定义 [ 3 ]：“威胁情报是关于IT或信息资产所面临的现有或潜在威胁的循证知识，包括情境、机制、指标、推论与可行建议，这些知识可为威胁响应提供决策依据”。Forrester公司认为“威胁情报是针对内部和外部威胁源的动机、意图和能力的详细叙述，可以帮助企业和组织快速了解到敌对方对自己的威胁信息，从而帮助提前威胁防范、攻击检测与响应、事后攻击溯源等能力”。SANS研究院给出的威胁情报的定义为：“针对安全威胁、威胁者、利用恶意软件、漏洞和危害指标所收集的用于评估和应用的数据集” [ 4 ]。i SIGHT认为：“网络威胁情报是关于已经收集、分析和分发，针对攻击者和其动机、目的和手段，用于帮助所有级别安全和业务员工用于保护其企业核心资产的知识” [ 5 ]。 3.2. 威胁情报分类 目前，针对威胁情报的分类多种多样，本文摘取有代表性的三种分类方法介绍如下： 3.2.1. 基于使用对象的分类 Chismon等人 [ 6 ] 根据威胁情报针对的使用对象的不同，将威胁情报划分为四类：战略情报、运营情报、战术情报、技术情报。战略情报主要面向高层管理人员，包括大环境下或大背景下的攻击来源、攻击危害、攻击者使用的资源与能力等宏观信息，主要是关于攻击趋势、财务影响以及可能影响高层决策的信息；运营情报是关于针对组织即将发生攻击的信息，由高级安全人员使用，例如安全经理或事件响应团队的负责人；战术情报主要面向安全分析人员或安全响应人员，通常被称为战术、技术和程序(TTP)，是关于威胁参与者如何进行攻击的信息，帮助安全响应人员确保应对当前情况准备对应的防御战术；技术情报则为安全人员或安全设备可以直接操作或读取的情报，如具体的远控域名、恶意IP、恶意样本哈希值等。 3.2.2. 基于应用场景的分类 基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威胁情报可以分为：归属情报、检测情报、指向情报和预测情报。归属情报根据行为证据指向特定攻击者，解决威胁行为人是“谁”的问题；检测情报识别在主机和网络上观察到的安全事件，解决威胁行为是“什么”的问题；指向情报帮助预测哪些用户、设施或者网络实体可能成为定向攻击的目标，解决威胁行为针对“谁”的问题；预测情报通过行为模式来预测威胁事件的发生，解决威胁行为接下来会“怎样”的问题，与态势感知密切相关。 3.2.3. 基于数据类型与价值密度的分类 基于情报的数据类型与价值密度，威胁情报可以分为情报数据、情报信息、情报知识三层。情报数据包括样本、IP指纹、域名解析记录、WHOIS信息、数字证书等，特点是数量巨大，更新频率相对较低；情报信息包括样本\IP\域名\URL\邮箱等的黑白类信誉以及C&C远控信息，特点是经过分析研判，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情报知识包括安全事件报告、攻击手法TTP、黑客组织画像等，特点是量少，价值最高，非结构性强，主要由人工分析挖掘而成。 3.3. 威胁情报挖掘分析技术现状 (1) 数据提取与治理 威胁情报来源广泛，数量庞大，价值密度低，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并从中提取有价值信息有助于情报分析工作。研究人员将Map Reduce体系结构引入到威胁情报的数据治理 [ 7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威胁情报进行分类。Graf R等人利用深度自编码器挖掘情报中潜在的语义信息，实现自动化网络事件分类 [ 8 ]。Noor U等人 [ 9 ] 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高级威胁指标的提取，高级威胁指标(TTP、软件工具和恶意软件等攻击模式)在网络威胁归因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在非结构化的技术报告中无法实现自动化的机器读取，因此通过建立针对高级威胁指标的通用词汇表，利用语义搜索技术从技术报告中直接提取高级威胁指标。 (2) 情报分析 利用关联分析、时间序列、流数据分类等技术来进行威胁情报分析，有助于从复杂的海量信息中提取出高价值的威胁特征 [ 7 ]，挖掘出信息之间的隐藏关联，从而更清晰地了解攻击者的攻击手段或当前的整体安全态势。王通 [ 10 ] 使用本体模型对威胁情报进行关联分析，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直观地展示威胁情报的要素与关系；吕宗平 [ 11 ] 利用获取到的威胁信息对选取的特征属性计算信息熵，通过频繁模式挖掘进行关联分析；卿斯汉 [ 12 ] 通过对网络蠕虫行为模式的分析，提出一种基于网状关联分析的网络蠕虫预警方法。 (3) 攻击溯源 目前大多数威胁情报分析模型都是基于攻击链模型和钻石模型 [ 11 ]。攻击链模型根据攻击者对攻击目标系统入侵的不同阶段划分，将各个阶段按顺序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攻击过程，基于攻击链模型的威胁情报分析通过还原攻击的每一个阶段来还原整个攻击过程；钻石模型建立的基本元素是入侵事件，每个事件都有四个核心特征，即对手、能力、基础设施及受害者，通过连线来代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布置成菱形。也有学者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来帮助预测威胁源 [ 9 ]。 针对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防护工作，引入威胁情报技术，需要能够为情报的不同使用对象提供相应的情报内容，同时也要能够根据应用场景、数据类型需求及价值密度需求，提供相应维度的威胁情报，因此在威胁情报分析中，要能够依据各个标准对情报进行分类，并能够综合利用治理、分析和攻击溯源等技术手段，对卫星通信网络中收集到威胁情报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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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面向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技术架构 将威胁情报应用于卫星通信网络的防护系统中，面临着以下主要挑战：一是需要广泛且可信的威胁情报来源，利用掌握的威胁情报实现安全事件的提前告警、威胁预测、风险评估等。二是卫星通信网络的拓扑架构存在动态性，诸多地面用户终端具有移动性、可扩展性的特点。三是威胁情报数据的鲜活性问题。互联网中每天包含了百万级甚至数亿的危害指标，但是根据调查 [ 13 ]，57%的受访专业人士表示获得的威胁情报大多数已经过时，而且大多数可用的商业和开源威胁情报产品并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 [ 14 ]。四是威胁情报的针对性问题。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防护需要大量针对特定设备(如VSAT终端设备、信关站设备等)的威胁情报，及时掌握相关设备的漏洞隐患和新型攻击方式，这方面的威胁情报数据极为缺乏。 威胁情报分析过程需要自动化分析与人工分析相结合，才能更深地挖掘出情报价值，卫星通信网络已经呈现与IP技术高度融合的趋势，其网络边界的特殊性、协议特殊性和传输特殊性都是现有安全技术没有深入覆盖的研究领域，对于卫星通信网络中的威胁情报分析专业人才也较为缺乏。 卫星通信网络安全需求与传统的地面网络安全需求是一致的 [ 2 ]，包括：可用性(卫星网络即使受到攻击，仍然能在需要时提供有效的服务)、机密性、完整性以及身份认证(应能对通信中的对等实体和数据来源进行鉴别，如空中卫星应能够鉴别地面或终端的合法性)与访问控制。如图1所示，依据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对新型通信网络的安全要求，围绕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需求，将威胁情报技术架构分为四个层次，即：数据采集层、数据治理层、分析验证层、安全保障业务层。下面详细介绍技术架构的每个层次。 4.1. 情报采集层 情报采集层主要负责从各种数据源采集威胁情报数据。根据卫星通信网络保护对象的特点，将情报数据分为通用威胁情报和专项威胁情报两类。 通用威胁情报主要包括恶意文件、恶意IP/域名、漏洞信息、攻击组织等。通用威胁情报可以来自系统内部产生的威胁信息，同时国内外有很多开源或商业威胁情报平台可以提供此类情报，国外的威胁情报提供方包括AlientVault OTX、RSA Netwitness Live、Blue coat、SANS等，国内有微步在线、360网络威胁中心、绿盟、Freebuf等。 专项威胁情报主要包括卫星通信网络专用设备、协议、应用服务相关的威胁情报，例如VSAT终端设备被植入的恶意文件、信关站设备的安全漏洞等。此类情报依赖于专业人员的分析，可以通过对相关网页、论坛、博客等网站进行信息爬取获取对应信息，更主要的是通过专项的漏洞挖掘和渗透测试工作，挖掘分析卫星通信网络专业设备、网络协议及应用服务所存在的漏洞、恶意文件等情报要素。 4.2. 数据治理层 数据治理层负责对采集的多源异构威胁情报数据进行清洗、标准化、标签、融合、质量管理等工作。 数据清洗是对采集到的威胁情报数据进行筛选，清除重复数据、噪声数据和无效数据，并对数据准确性进行验证。数据标准化对异构的数据进行统一格式化处理，形成标准格式、统一维度的威胁情报数据，便于存储和分析使用；数据标签是根据数据来源、类型、时间、影响对象、地区、行业等维度对威胁情报数据进行标记，作为后续自动关联分析的基础 [ 15 ]；数据融合是利用多源融合技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归并和关联，解决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冲突信息等；数据质量管理是对生成的各类威胁情报及其原始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反馈和管控，以期不断提高威胁情报数据对于卫星通信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实际效果。 图1. 面向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技术架构 4.3. 分析验证层 分析验证层一方面采用关联分析、数据分类等数据挖掘算法和新型人工智能算法，对威胁情报要素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其中，关联分析对威胁情报的各个维度进行关联，发现其中的相关性，进而实现事件分析、攻击溯源等，例如通过对关联预警信息中的IP、域名、漏洞信息等，可以掌握安全事件的上下文，从而制定响应措施；数据分类即对威胁情报根据使用对象、应用场景、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进行分类，以满足不同人员、使用场景的业务需求；新型人工智能算法典型的如深度学习、增强学习等神经网络算法，对于提高隐含知识发掘、深度关联信息发掘、威胁情报智能推理、未知威胁预测能力等具有显著效果。 另一方面，分析验证层通过搭建卫星通信网络的模拟仿真环境，对采集到的各类威胁情报数据(如漏洞隐患、恶意样本文件等)以及分析预测结果进行仿真环境验证，以确认其对实际网络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支撑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保护实战工作。 4.4. 保障业务层 基于威胁情报数据的采集、治理、分析，为卫星通信网络提供指挥调度、实时监测、态势感知、事件处置、等级保护等安全保障业务支撑。指挥调度是依据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策略，围绕当前安全状况、资产状况、网络威胁状况、漏洞隐患状况等，通过分析、研判、会商，提出安全决策，指挥相关模块完成安全保障工作；实时监测是利用威胁数据对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分析，发现或预测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安全事件；态势感知是在实时监测的基础上，对卫星通信网络的总体安全态势进行评估展示，并感知重要威胁、重大漏洞的威胁形势；事件处置是根据预定的应急预案，针对监测发现的安全事件采取有效的处置措施，及时弥补安全漏洞，消除安全事件影响，恢复系统正常运行；等级保护是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围绕等级保护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开展卫星通信网络及应用系统的安全定级、备案、建设、整改、委托测评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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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分析挖掘技术 本章基于前面所给出的威胁情报技术架构，针对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需求，阐述以下三类关键技术的核心内容。 5.1. 威胁情报大数据治理 卫星通信网络覆盖范围广泛，网络攻击形式复杂，威胁情报数据的来源异构多样，数据的种类繁杂、数量庞大，需要对威胁情报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存储管理和治理工作，提高威胁情报数据的准确性、有效性和鲜活性，同时保证威胁情报数据的安全，避免数据被越权使用。 大数据治理技术已在金融、电信、能源等行业中得到了应用，国内外学者针对数据治理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 16 ]，提出了很多数据管理模型，综合考虑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质量管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需求。 大数据治理技术种类多样、功能各异，不同技术的相互融合会带来更好的效果，目前主要有四种大数据治理模式： (1) 元数据治理模式以元数据治理为核心，同时融合数据标准治理和数据安全治理，以确保元数据管理服务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2) 质量治理模式通过质量检验指标的制定与维护、数据质量告警、质量问题的分析和管理等，实现对数据的绝对质量管理与过程质量管理； (3) 安全治理模式，利用数据加密工具、数据脱敏工具、数据库安全工具、数据防泄漏工具、数字水印技术、身份认证技术等保障企业数据的安全； (4) 主数据治理模式通过对业务数据的整合、管理，提供数据建模、数据地图、数据集市和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 面向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大数据治理要有效融合上述四种治理模式，从而对威胁数据进行系统化的治理，有效支撑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保障工作。 5.2. 业务驱动的威胁情报挖掘 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行业包括金融、电信、能源、医疗、教育等都面临着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搜集威胁情报，通过挖掘分析来感知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网络威胁，将会对各个行业的网络安全防护工作至关重要。 卫星通信网络所使用的终端设备、信关站设备、网络协议及相关业务应用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卫星网络用户的业务种类繁多、需求不同、通信内容繁杂，因此针对卫星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威胁、攻击方式、攻击组织、攻击资源等情报要素也必然与其他行业不同，需要结合卫星通信网络中威胁情报使用者的业务特征和安全需求，采集符合卫星业务安全需求的威胁情报，设计适合的威胁情报分析流程及挖掘算法，结合业务特征进行情报挖掘，才能使威胁情报在卫星网络安全保障中发挥实战作用。 5.3. 基于人工智能的威胁情报分析推理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多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包括制造业、零售业、金融业、教育业等等。人工智能技术是充分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的有效手段 [ 17 ]，有研究人员将人工智能应用到网络威胁情报的分析中，可以实现对威胁情报的智能推理，并对其发展的态势进行推演，有利于提升系统的安全防御能力。 在大规模、大容量、IP融合化应用的卫星通信网络中，依靠人工推理远远无法实现及时地安全决策和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威胁情报的处理速度，根据卫星网络安全状况的实时监测数据，根据威胁情报要素建立卫星网络安全知识图谱，直观展示网络中重大安全事件或威胁源的信息，利用MapReduce和Spark实现基于人工智能的图谱推理算法，实现对未知安全威胁及行为的预测，这方面的典型技术有卷积神经网络(CNN)、递归神经网络(RNN)、长短时记忆网络(LSTM)等，利用此类神经网络技术对卫星通信网络中的大量威胁情报进行快速学习、迭代和智能推理，能够为安全事件的监测发现、应急处置、预警预测提供准确、及时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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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当前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形势以及目前的威胁情报相关技术，提出了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技术架构。将威胁情报引入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防护工作，可以全方位掌握威胁信息，对当前的网络安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预测未来即将发生的威胁。针对卫星通信网络的威胁情报工作，情报数据的挖掘分析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包括对已有数据的关联分析、数据挖掘、质量评估等技术。为了实现自动化的威胁预警和智能推理，需要将大数据治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手段与现有的挖掘分析技术相结合，以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防护需求为驱动，提高威胁情报的准确性、鲜活性，重点关注卫星通信网络专业设备、协议、应用服务等相关情报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从而有效提高卫星通信网络的安全防护和主动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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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互联网+”在各个行业引起了根本性的变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金盾工程”一期建设为契机，大力加强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但随着用户群的快速增大，原有数据库和业务系统的承载服务能力难以满足需求；地区之间和业务系统之间的应用差异也对业务能力的拓展延伸提出了新的需求；同时，平台中的丰富信息资源价值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本文针对交通便民服务云平台二期项目，提出整合交警部门六合一违法数据、电子警察拍照数据、车驾简项数据等大量交通管理信息资源的整体方案，重点研究如何采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技术，依托警务大数据平台构建数据支撑和一网贯通的公安窗口在线服务平台，提供以民生应用为主的7大类26项“互联网 + 交通管理”便民服务，打造了“大数据+ 为民服务”体系，构建数据支撑和一网贯通的公安窗口在线服务平台，深入挖掘了公安大数据的社会价值、管理价值、民用价值，实现基于“大数据 + 智慧服务”体系在交通管理的场景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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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当前，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推动力的产业革命崭露头角，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方面的突破，消除了自然的限制，消除了不同层级、不同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社会经济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发展。 “互联网+”所带来的变革与发展已获得各级政府的高度认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很好地契合了交通运输技术点多、线长、面广、移动性强的突出特点，“互联网 + 交通”开始引领智能交通的发展，并在某些应用场景取得突破，如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出行信息服务更加关注到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与体验；在线支付使得出行服务与消费体验融合的更为紧密；5G技术的日趋普及，促使自动驾驶技术正在走向成熟。 为顺应“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时代要求，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拓宽服务群众渠道，依据“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群众零距离”的总体思路，本文重点研究如何采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技术，依托警务大数据平台，整合内外信息资源，加强设计和功能开发，构建数据支撑和一网贯通的公安窗口在线服务平台，提供包含“机动车交通违法查询、违法图片查询、非现场违法自主处罚、决定书实时在线缴款、答题赢积分、驾驶证累积记分查询”等7大类26项“互联网 + 交通管理”便民服务，深入挖掘了公安大数据的社会价值、管理价值、民用价值，丰富公安机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大数据 + 为民服务”体系的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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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交管便民服务信息化现状 2.1. 建设使用现状分析 近年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金盾工程”一期建设为契机，大力加强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交通管理信息化工作成效显著，交通管理主要业务基本实现了信息化，以主要数据库和业务系统为重点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信息系统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规范执法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成为交通管理工作发展进步的强大推力 [ 1 ]。 2015年，某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已建成并上线交警服务APP的一期项目，各级群众利用APP查询违法等信息逾亿次，安全学习答题417万条次，自主处理违法178万条次，处理轻微事故快处快赔900余起，办理驾考预约30万次，办理驾驶证自主审验学习22万人次，办理车检预约4460人次，缴纳罚款48万笔，不仅服务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更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其主要功能如表1所示。 Table 1 Main function modules of traffic police service AP 平台 应用系统 内容 平台 应用系统 内容 管理平台 图片审核 历史记录解绑、黑名单处理、 流程文字审核 移动平台 预约管理 车辆年审，驾驶证考试，异地考试， 注销约考 快处快赔 第三方上报接口对接 网银缴款 优化交款流程 用户建议 用户历史咨询记录 自主选号 车牌在线选号 查询工具 快速查询结果 拥堵指数 路况出行早知道 非税管理 展示信息调优 快处快赔 交通事故的 短信管理 短信上下行状态查询 违法处理 在线办理 APP管理 APP公告、首页Banner管理 路况出行 景区热度、灾害预警、交通管制 违法举报 举报信息、受理举报流程管理， 第三方上报 在线学习 驾驶证学习、驾驶证审验学习、 答题赢积分、驾驶人信用积分查询 其他管理 违法查询、号牌管理、注销约考、 远程查验、培训学时、自主学习 其他应用 移车提醒、法律法规、违法举报、 扫一扫、修改联系方式、开四停四 表1. 交警服务APP主要功能模块表 随着一期平台使用推广中，用户群的快速增大，原有数据库和业务系统的承载服务能力难以满足需求，需要进一步扩大；地区之间和业务系统之间的应用差异，也对业务能力的拓展延伸提出了新的需求；同时，平台中积累的越来越丰富信息资源价值，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交通管理、公安工作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潜力巨大。 2.2. 重点提升需求分析 随着公安信息化工作的全面推进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整体提高，数据规模和业务量快速增长，应用需求呈现多样化，对业务功能、系统关联、信息利用、数据质量、信息服务水平、信息化工作机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深入的需求 [ 2 ]，交管便民服务云平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重点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 完善现有系统功能，加强手机客户端功能建设。目前，业务工作对信息化的需求越来越高，部分系统功能、数据质量、系统关联性等已不能满足业务工作要求。所以网站管理的程序需要新增功能，手机端需要开发新应用功能，以方便用户使用；同时，需要进一步新增和优化部分原有功能。 (2) 加强系统的数据关联设计，提供更为丰富的接口服务。一期系统应用中，核心软件安全性和关联软件应用需求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为满足应用需求，关联了部分软件，但信息安全保障存在隐患；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从整体上对信息系统的数据关联、接口服务等进行规划设计。 (3) 提升并发处理能力，保障数据存储安全：近年来，数据丢失的信息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应用规模的扩大对信息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3 ]，而一期平台系统从安全管理到技术防范都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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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平台整体设计 全国驾驶人与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快速上升，截止2019年12月，全省机动车保有量超过800万辆，机动车驾驶人已经超过1027万人，传统业务窗口的处理模式很难满足目前人、车、路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群众办理各项交通管理业务时会耗费大量时间，为完成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便民理念，本期项目建设的交通便民服务云平台二期项目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必需的功能软件，系统将大大减少群众排队处理业务的时间，提高群众对交警的满意度，增强贵州交警的科技力量与便民服务成效。 2020年初，提出建设交通便民服务云平台二期项目，将结合使用需求整合交警部门六合一违法数据、电子警察拍照数据、车驾简项数据等大量交通管理信息资源，预计存储50亿左右数据，存储量50 T左右，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建立海量数据存储中心；同时业务系统将新增42项功能，升级6项功能，优化15项功能。并通过采用省级集中建库，覆盖全省全部交通参与者；预计全省使用人数超500万人，最高并发量约2000人左右。 3.1. 系统整体架构设计 交管便民服务云平台的主要用户为广大群众，主要应用需求集中在交通违法信息查询、驾驶证累计积分查询、车辆信息查询、预约年审以及事故快处快赔等 [ 4 ]。实际场景下，60秒内能处理访问请求5000次左右，比对峰值每秒100次以上；因此，系统要满足简单事务处理(包含交通违法信息、驾驶证累计积分查询等)响应时间小于等于3秒，支持存储容量大于等于10 TB，单次备份数据量大于等于1 TB，数据备份时间小于5小时。 本平台分为管理层、数据接口层、通讯服务层、业务应用层四层架构。其中管理层主要利用后台管理系统对软硬件进行统一管理，保障系统平台安全平稳运行；数据接口层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公安交通管理集成指挥平台”、“公安各大数据资源库”联动，数据源主要包括车辆和驾驶人信息、人口信息、在逃人员信息、超载超限车辆信息、警情信息等数据；通讯服务层通过自定义消息通讯协议，实现警务终端和后台数据交换；业务应用层即公安交通移动执法平台应用软件的功能，主要包括移动警务执法、布控预警、警情处置、综合信息查询及各环节工作效率考核、智能识别等功能。 移动警务需要在外网和公安内网间建立稳定、安全的业务数据通道，采用移动专网 + 安全平台的模式构建网络架构，并在移动外网与公安内网建通过网闸实现低安全级向高安全级信息的单项流动保护。 3.2. 管理平台功能需求 管理平台是移动警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平台数据接入、后台服务、基础配置、用户认证、终端定位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控、管理 [ 5 ]，对业务流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分析，为各个警务部门提供了统一、实时、高效、直观的可视化应用环境，具体功能包括如表2所示。 Table 2 Function module table of cloud platform management background for traffic convenience servic 序号 功能模块 新增模块提供功能描述 1 单位车辆绑定审核 提供单位车辆绑定驾驶证的列表查询，提供管理员对信息的审核功能， 提供管理员对信息的统计导出功能 2 非税对账及交款管理 提供非税无数据后台自动推送数据功能、对账功能，增加银行对账文本的批量 对账功能，增加通过决定书查询交款状态功能 3 强制更新机动车/驾驶证 通过手机号、车号、驾驶证号，强制从公安网同步更新数据的功能 4 自动清理异常绑定关系 定时清除公安网中车辆/驾驶证状态注销/转出的数据 5 后台文章维护 文章录入/修改/删除/置顶等功能，统计文章点击数时间/地区统计 6 OAuth2.0认证 符合OAuth2.0认证规范的交警第三方授权登录功能 7 违法举报后台移交优化 提供违法举报二级移交功能，可将信息从支队向大队进行移交处理 8 交通事故信息查询管理 事故简项信息查询，事故进度情况查询 9 车驾管手机号码管理 结合通信运营商进行实名比对，解绑手机号码不修改本人的数据 10 新增其他管理 包括一键申领合格标志管理、全民共治管理、疑难业务处理窗口管理、 交通违法自助终端管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管理、 跨省小型汽车(非营运)异地检验委托管理、在线申诉管理、“快处快赔”管理 表2. 交通便民服务云平台管理后台功能模块表 3.3. 移动终端功能需求 移动终端APP是移动警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一线民警提供实时、便捷、准确的信息服务，强化实战能力、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实现指挥中心与前线民警的互联互通，从而达到快速协同指挥的目的，为实现定量精准勤务效率考核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 6 ]，具体功能如表3所示。 Table 3 Mobile front end function module table of traffic convenience service cloud platfor 序号 功能模块 新增模块提供功能描述 1 优化用户体系管理 新增用户注册，修改密码，忘记密码相关功能，新增结合电信运营商进行身份证号 与手机号的实名认证比对，集成OAuth2.0认证规范SDK 2 优化交款流程 根据财政返回情况，自动发起非税数据推送，优化交款成功后界面显示， 优化用户查询交款状态流程 3 优化联系方式功能 新增通过实名认证后才能修改联系电话功能 4 优化微信公众号查询 在微信公众号上，新增车辆违法查询，驾驶证累积记分查询功能 5 优化数据传输安全性 通过底层库发送加密后的数据，避免被抓包软件抓包 6 优化图片上清晰度 新增上传原图逻辑，图片更加清晰，避免压缩后图片质量收损 7 优化自主处罚限制逻辑 根据业务办理情况，增加自主处罚前的校验规则 8 优化手机号码解绑 结合通过运营商进行实名比对，解绑手机号码不修改本人的数据 9 新增文章推荐栏目 提供文章录入，修改，删除，置顶等功能 10 新增支付宝服务功能 集成支付宝第三方授权登录，新增支付宝城市服务罚款缴纳功能 11 新增功能模块 新增一键申领合格模块、全民共治模块、优化意见反馈模块、车驾管疑难业务处理窗口功能模块、交通事故办理信息查询功能模块、交通违法自助处理终端功能模块、自助申领检验合格标志功能模块、网上申请跨省小型汽车(非营运)异地检验委托功能模块、在线申诉功能模块、高速公路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功能模块 12 新增OAuth2.0认证 符合OAuth2.0认证规范的交警第三方授权登录功能 表3. 交通便民服务云平台移动前端功能模块表 3.4. 第三方接口设计 本平台独立运行部分已经包含了基本条件和功能，但用户可能根据工作的需求，需要扩展更多的资源，第三方接口就是扩展新的功能的一个中间桥梁。主要包括4类接口，分别是向警务终端推送预警消息的预警消息接收接口、向第三方系统提供警务终端的定位信息的GPS定位信息查询接口、向第三方系统提供警情事件推送以及事件处置过程查询的警情事件处置模块接口，及第三方系统可利用该接口查询各单位执法数据的执法数据考核查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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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平台亮点分析 4.1. 显著提高识别成功率及服务能力 利用OCR技术，通过扫一扫方式秒级智能识别车牌号、VIN码、驾驶证、驾驶证芯、身份证、行驶证，减少查询录入工作量，提高效率；通过车辆、驾驶人查询，可自动关联查看人口库、在逃人员库、吸毒人员库、假牌套牌库、被盗车辆库等其它业务系统的人、车信息，快速识别人、车非正常状态；可与省厅人脸识别系统对接，利用终端实时采集人脸图像，反馈人口身份识别等信息。 4.2. 缉查布控报警联动应用快速响应 与公安网集成指挥调度平台联动，能实现嫌疑车辆的预警、反馈等业务，较少中间调度环节，路面警员可通过APP终端实时接收集成平台推送的布控车辆预警信息，急时进行签收、反馈，提高车辆查处效率。 4.3. 有效提升系统整体安全保障能力 系统采用一机一卡一号模式，即一台警务终端机对应一张内置卡和一名警员号，有效实现对移动警务终端和民警的一一对应管理，保证移动警务终端使用的安全性。 采用终端防丢失措施防止移动警务终端丢失后非法用户通过终端使用APP系统，后台可实现远程上锁功能，可远程控制锁定，有效避免移动警务终端非法使用；同时可通过警务通GPS定位信息查找丢失位置。同时结合账号密码有效期控制措施，可分别设置账号和密码的有效期，实现对移动警务终端信息的有效更新，保证使用的安全性；并通过APP与后台服务数据通讯支持TLS/SSL消息加密方式，保障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4.4. 掌上指挥系统能有效拓展交警指挥中心实战业务 针对交警支队已建有指挥中心现状，为更好拓展指挥中心应用成果，通过掌上(移动)指挥中心APP系统建设，为指挥中心管理人员、各级交警单位领导和管理人员提供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查看、交通监控视频的实时调阅、应急事件的指挥中心与路面民警的联动指挥调度、各类交通数据的情报分析展示等数据查看等移动端应用，提高交警指挥中心业务开展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1) 一路一档的设施基础信息管理和应用。以城市道路基础信息为基础，通过GIS技术，建立城市道路路段、路口基础信息和路段路口关联设施(电警、卡口、视频、信号机、诱导屏、检测器等)基础信息。通过手机APP可快速查看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分布情况；通过与指挥中心设施运维管理系统对接，可实时监测设施运行状态等运维信息。 (2) 一员一档的指挥调度应用。通过APP终端设备定位，结合警力机构、警员基础档案信息，采用即时通讯等技术，实现移动终端APP间、移动终端APP与掌上指挥管理平台之间实时消息交互，利用移动端掌上指挥中心应用，路面民警可实时接收后台下发的警情任务，并通过即时通讯功能与后台、其周边警力进行联系和反馈警情任务，并在任务组内成员保持沟通。在整个调度任务处理过程中，交警可以利用移动掌上指挥中心及时与指挥中心进行处警信息的反馈，包括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 (3) 丰富的交通情报分析应用。通过对车驾管、违法、事故、警情、过车、道路通行态势(拥堵、缓行、畅通)分析等各类交通大数据的实时抽取、分析，同时接入实时路况视频、路况快照，使交通管理者实时准确掌握交通动态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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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效益分析 5.1. 经济效益分析 利用互联网手机客户端打破服务时空限制，节约行政管理成本。以APP和微信手机终端为主要内容的阳光警务平台，将传统的车驾管、违法处理、事故处理等窗口服务变为线上服务，将全面提高执法系统综合业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减少冗余工作环境，优化工作程序，节省执法成本、降低行政经费支出。 依托运用大数据理念，把“互联网+”思路嫁接到交通管理服务中，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合理优化工作流程，压缩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缩短工作手续办理时间，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零距离服务群众”。 5.2. 社会效益分析 系统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打造了“大数据 + 为民服务”体系，构建了数据支撑和一网贯通的公安窗口在线服务平台，深入挖掘了公安大数据的社会价值、管理价值、民用价值，全面提升了“互联网+”时代公安机关为民服务的能力水平，不仅服务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更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 把科技创新成果运用到提供自主预约驾驶证考试时间的功能，线上查询交通违法等具体工作中，能够进行违法自主处罚，为有意向考取驾驶证的朋友带来了方便，驾驶员还可以进行答题积分，累积的积分可以处理轻微的交通违法。真正解决了驾照考试难排队、审车人多排队难、驾驶证记分不够用的三大问题，提升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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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采用2011~2018年发生环保约谈城市和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从企业环保投入视角来考察环保约谈的微观效果及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约谈促进了当地企业的环保投入水平，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此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法制环境较好、市场化水平较高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中，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环保约谈在微观企业层面效果的相关研究，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环保约谈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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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环境政策的执行主要依靠地方政府 [ 1 ]。但由于环境问题具有信息不对称，长期治理见效以及环境绩效与经济增长难以兼得等特点，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政策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且效率不高的问题 [ 2 ] [ 3 ] [ 4 ]。为破解这一困局，环保部于2014年颁布了《环境保护约谈暂行办法》(环发[ 2014 ]67号) (后文简称环保约谈)。不同于以往强调“督企”约谈，环保约谈制度明确了地方政府是地方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意识，对地方政府忽视环境保护行为形成了有效的震慑 [ 5 ] [ 6 ]。那么环保约谈制度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针对这一议题，部分学者对此展开了细致地探讨。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环保约谈对提高政府环境治理效率 [ 7 ] 和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 8 ] [ 9 ] 等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上述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宏观地区层面，较少关注对微观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对企业环保行为的探讨能够更为细致地揭示环保约谈制度的执行效果 [ 10 ]。理论上，当面临来自中央政府较大环境治理压力时，地方政府会将该压力传递给微观企业，促使其参与环境治理，以保证环保任务的完成 [ 11 ]。那么环保约谈是否“确实”促进了企业的环保行为？此外，我国区域间制度环境差异较大，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环保约谈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采用2011~2018年发生环保约谈城市和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约谈能够促进被约谈城市企业环保投入，在发生环保约谈的城市，其上市公司的环保投入水平更高，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地区的法制环境、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会调节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法制环境较好、市场化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中，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本文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了环保约谈制度的执行效果，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较多的探讨了环保约谈制度对于空气质量和地方环境治理效率两个方面的影响，但是对于微观企业层面关注较少。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来检验环保约谈对于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更为细致的探讨了环保约谈制度在企业层面的执行效果，为进一步完善环保约谈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第二，本文较为全面的考察了地区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对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异质性影响。已有研究注重研究企业的产权性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较少关注不同制度环境的影响作用。考察地区不同制度环境对环保约谈与企业环境的异质性影响，有利于进一步考察政策执行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部分；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部分；第五部分研究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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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 环保约谈制度设立的背景 环保约谈制度作为一种行政监督和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约谈制度在环保领域的具体运用，属于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环保约谈制最初重点在于“督企”，即对造成污染问题的企业进行约谈问责。在此过程中，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较多关注企业的治污责任，忽视了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放松对污染企业的治理，而缺乏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和追责，导致环境治理效果并不显著 [ 5 ]。2014年5月国家环保部正式出台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环发[ 2014 ]67号)，标志着环保约谈制度的成立。环保约谈制度由“督企”转为“督政”，从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环境管理目标、环境影响、环境执法等方面对约谈范围进行了限定，使直接公开地约谈地方政府一把手有了政策依据。截止到2016年底，国家环保部已经对31个城市主要负责人就整个地区的环境问题进行约谈，并将约谈的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本文认为环保约谈能够促进企业的环保投入。根据制度理论，组织需要不断适应法律和规制的要求，并按照社会期望的方式形式，以便获得合法性及维护获得资源的渠道 [ 12 ] [ 13 ]。出于政治压力(目标)的考虑，政府往往会对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让企业承担一定的政治目标或者社会任务 [ 14 ] [ 15 ]。环保约谈制度的确立，明确了地方政府是地方环境治理的主体，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加大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压力，给予地方企业一定的环境治理震慑压力 [ 16 ]。企业作为地方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面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需要通过环保投入、绿色创新等环境保护治理方式满足政府的要求和公众的期望，进而获得合法性和竞争优势 [ 17 ]。环保投入作为一项特殊的企业投资，从短期来看，环保投入的主要受益方为社会而非企业。企业进行环保投入不仅会挤占企业的其他项目的资金，而且也会增加生产成本 [ 18 ] [ 19 ]。但随着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保投入已经成为企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 20 ]。对企业来说，提升环保投入对于企业的形象和企业提高财务绩效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期来看，企业采取提高环保投入这一做法有助于企业积累声誉资本和道德资本，增强其合法性以获得更多资源 [ 21 ] [ 22 ]。因此，面对环保约谈后地方政府治理的压力和企业自身获得合法性的动力，环保约谈能够促进企业的环保投入。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环保约谈能够促进被约谈城市企业的环保投入。 2) 产权性质、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天然差异 [ 23 ]。因此，企业与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问题进行博弈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环境污染问题严峻，环境治理在政府目标体系中占较大权重，政府部门必然会加大环境管制，面对来自政府环境诉求的压力，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代理人需要承担更多的政策负担与社会负担 [ 24 ]。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付出有着不同的行为与动机，国有企业的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 [ 25 ]，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认同与支持，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会更高 [ 26 ]。当地方政府面对中央环保约谈的治理压力时，政府更为直接有效的将环境治理压力转移到国有企业中，环保约谈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当中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相较于非国有企业，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 3) 地区法制环境、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地区法制环境作为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 [ 27 ]。因此，不同地区法制环境的差异可能会对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关系产生影响。若地区的法治环境较差，企业违规的成本就会变得较低，不能及时对企业失责行为进行惩处，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就会增加 [ 28 ]。当地区法制环境较好时，企业面临的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科学，监督机制较为健全，对于社会各个主体的行为的约束力也越大，更有助于规范企业的行为 [ 29 ]。环保约谈制度过程的公开，加大媒体的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使得企业在较好的法制环境中将会对环保约谈制度的反应更加迅速。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相较于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 4) 市场化水平、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地区绿色水平的提升 [ 30 ]。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水平对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在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对较多，政府在追求经济绩效时甚至会制定保护性政策吸引可能成为利税大户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到当地投资，不利于环境政策执行 [ 31 ]。在市场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政府和公众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关注度更高，企业受到媒体关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利益相关者能够更及时、更有效的获取企业环保表现方面的信息，一旦企业出现环保违规行为，企业受到的环保治理压力就会增加 [ 32 ]。环保约谈制度约谈过程公开，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大大增加。因此，企业面对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多重监督压力，更有动力去进行环保投入。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 假说4：相较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 5)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对企业的环境表现产生影响 [ 28 ]。因此，在考虑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不可忽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低时，当地的政府可能更关注地区的经济建设，相对于企业的污染，更注重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环保约谈对于企业环保投入的积极影响。当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一方面该地区所受的污染就可能越严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区的群众都可能会增加对经济因素以外的需求，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责任 [ 33 ]。另一方面，较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为区域内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增强企业经济实力，企业更有经济实力去进行环保治理 [ 34 ]。因此，环保约谈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企业环保执行的行为要求就越高，企业越有实力进行环保投入。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5： 假说5：相较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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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约谈的共有31个城市，包含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等17个省份。其中，衡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张掖市以及河北省的邢台市尧县、任县等6个城市环保约谈内容与污水废气无关；承德市、驻马店市、保定市以及资阳市等14个城市没有上市公司或者有上市公司但是没有公开的环保投入数据。因此，本文选取了安阳市、昆明市、沧州市、临沂市、无锡市、马鞍山市、郑州市、德州市、安庆市、济宁市和咸阳市共11个城市，涉及5个省份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便于比较环保约谈新政实施效果，再加之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2014~2016年发生的环保约谈作为准自然事件，选择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最终选取的是2011~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1072个数据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包括：1) 环保投入数据取自上市公司年报在建工程科目的明细项中，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支出，如脱硫项目、脱销项目、污水处理、废气、除尘、节能等项目数据进行加总；2) 样本企业中上市公司的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于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1%分位数的Winsorze处理。 (二) 估计模型和变量 1. 平衡性检验结果(表1) 本文将被约谈地区所在城市上市公司作为处理组，同省份未被约谈的其他城市的上市公司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其匹配对照组。为了保证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参考Shipman等的方法进行平衡性检验 [ 35 ]，可以看出相比匹配前，匹配后的实现组和对照组的各个匹配变量标准化偏差大幅度下降，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的绝对值在匹配后均小于5%，表明各匹配量达到非常接近的程度，且T检验的P值都大于0.1。因此。本文所选用的匹配变量与匹配方法是恰当的。 Table 1 Balance test result 变量 处理 均值 偏差率(%) 偏差降低比率(%) T-test 处理组 对照组 t P > |t| soe 匹配前 0.398 0.495 −19.4 100.0 −2.11 0.035 匹配后 0.401 0.401 0.0 −0.00 1.000 size 匹配前 22.705 22.508 16.9 29.8 1.91 0.057 匹配后 22.689 22.551 11.8 −0.97 0.334 flow 匹配前 0.559 0.474 11.8 23.0 1.33 0.184 匹配后 0.557 0.491 9.1 0.75 0.457 age 匹配前 12.587 11.133 23.2 93.0 2.56 0.011 匹配后 12.526 12.423 1.6 0.13 0.895 first 匹配前 39.243 36.189 20.2 98.1 2.25 0.025 匹配后 39.197 39.255 −0.4 −0.03 0.976 leve 匹配前 0.464 0.501 −17.6 66.4 −1.95 0.052 匹配后 0.463 0.450 5.9 0.50 0.617 roa 匹配前 0.047 0.052 −3.5 −15.4 −0.39 0.699 匹配后 0.049 0.043 4.0 0.36 0.719 board 匹配前 2.116 2.154 −22.0 63.8 −2.48 0.013 匹配后 2.117 2.103 8.0 0.65 0.518 cash 匹配前 7.039 7.107 −10.1 86.6 −1.13 0.258 匹配后 7.042 7.033 1.4 0.11 0.912 表1. 平衡性检验结果 2. 模型设定 本研究中的被约谈城市时间并不一致，这样被约谈城市的上市公司在时间上也存在差异，所以采用更广泛的DID，即根据约谈时间设置虚拟变量talk，城市被约谈前talk = 0，约谈当年及以后talk = 1。通过构造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来实现双重差分，本文检验环保约谈制度政策净效应的模型设定如下 ‎[ 7 ] ‎[ 35 ]： epi i t = β 0 + β 1 talk i t + α x i t + r t + u i + ε i t (1) 其中，epi为企业环保投入数量，i代表各个城市的上市公司，t代表年份。talk it 为政策虚拟变量，反映某个约谈城市上市公司i在t年被约谈，在政策冲击不是一个同一时间点的DID中，不再有统一的政策实施年份，而是允许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政策实施年份。X为相应模型的控制变量，控制一些对于影响企业环保投入的相关变量。β为常数项，β 1 为模型系数，度量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净影响，提高为正，反之为负；r 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u i 代表各城市的个体固定效应；ε it 估计干扰项。其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经营现金流量、股权集中度、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等。 3.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环保投入(epi)。本文参考沈洪涛(2017)、王云(2017)的研究，环保投入水平用环保投入取自然对数表示 [ 20 ] [ 36 ]。 2) 解释变量：根据约谈时间对约谈城市的上市公司设置虚拟变量talk，城市被约谈前talk = 0，约谈当年及以后talk = 1。 3) 调节变量：法律制度环境(law)，借鉴本文借鉴王兰芳的做法，使用樊纲、王小鲁等报告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来衡量法制环境 [ 37 ] [ 38 ]。市场化水平(market)以公司总部所在省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衡量，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 37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city_GDP)，借鉴宋献中(2017)的做法用城市人均GDP来表示 [ 33 ]。 4) 控制变量：本文以企业规模(size)，产权性质(soe)，企业年龄(age)现金持有量(cash)，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资产负债率(roe)、董事会规模(board)和股权集中度(first)为控制变量。具体见表2： Table 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 变量符号 变量名 变量说明 epi 企业环保投入 用公司财务报表中“在建工程”附注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年度在建工程借方增加额的自然对数 talk 环保约谈 虚拟变量，如果该城市被约谈，之前取值为0，约谈当年及之后取值为1 size 企业规模 平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soe 企业性质 企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age 企业年龄 公司已上市的年份数 roa 总资产收益率 企业当年总资产收益率 leve 资产负债率 企业当年资产负债率 flow 经营现金流量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 first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企业股票发行总数 board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cash 现金持有量 年末货币资金金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 law 法制环境 樊纲和王小鲁市场化指数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来衡量法制环境。 market 市场化水平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各地市场化指数评分来衡量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 city_GDP 经济发展程度 城市人均GDP 表2. 变量定义及说明 4. 技术路线图 下图1是本文的技术线图。 图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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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4年环保部推出的环保约谈作为外生事件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以是否被约谈的来衡量环保约谈政策的效果，采用2011~2018年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环保约谈对企业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影响政策的企业性质，地区制度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在何种情境下环保约谈的效果更加显著。研究发现：1) 就整体而言，环保约谈有效的提高了被约谈地区的企业的环保投入。即与未被约谈地区企业相比，环保约谈显著地的促进了被环保约谈地区企业的环保投入，且在国有企业中促进效应更为明显。2) 在异质性方面，地区的制度环境会调节环保约谈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具体而言，相对于法制环境较差，市场化水平较低和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环保约谈在法制环境较好、市场化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对其上市公司环保约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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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研究启示 本文的政策其启示在于：1) 继续深化环保约谈制度，加强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意识，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有效性；约谈过程继续公开，加大社会监督力度，给予企业层面较大的政府和社会压力，有助于促进企业的长期环保投入这一可持续发展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解决环境政策执行困境，提升环境治理水平。2) 正确对待制度环境带来的环保约谈的差异化影响，对于不同制度环境的地区，采取差别化措施。善于利用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积极的为企业营造良好的企业营商环境，引导企业参与环保治理行动。制度环境与企业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更好的促进政策的执行，形成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入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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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不同施肥处理以及不同比例的秸秆还田对麦田土壤养分的变化特征，为小麦种植提供科学建议。结果表明，不同秸秆还田处理下对土壤全氮含量影响不大。相比CK，NPKS处理在0~20 cm土层有效磷增加了7.4 mg/kg，20~40 cm土层增加了1.2 mg/kg，40~60 cm土层的有效磷含量为15.8 mg/kg，较CK增加8.3 mg/kg。速效钾在0~20 cm和40~60 cm土层厚度的含量较CK增加55.7 mg/kg、22.9 mg/kg，但差异并不显著。说明秸秆全量还田与化肥配施(NPKS)有助于土壤养分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