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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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 选用B 27 N 27 簇模型模拟h-BN单层，边缘的原子全部用H原子饱和，如图1(a)所示。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去掉一个中心N或B原子，可得到N及B空位的模型，分别为图1(b)~(c)。图1(d)~(f)分别用于模拟h-BN的椅式边位、N边位及B边位。 选用色散矫正的密度泛函方法(B3LYP + D3)，采用6-311G(d， p)基组进行计算。对所有的原子坐标进行全优化，并结合频率确认该结构没有虚频。计算采用Gaussian16程序包完成 [ 19 ]。 吸附能用公式(1)计算： E a d = E ( H 2 CO _ h-BN ) − E ( H 2 CO ) − E ( h-BN ) (1) 其中，E(H 2 CO_h-BN)代表甲醛吸附在氮化硼的总能量，E(H 2 CO)代表甲醛分子的总能量，E(h-BN)代表六方氮化硼的总能量。由此公式定义的吸附能负值表示热力学稳定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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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计算结果与讨论 3.1. 计算模型的优化结构 图1(a)为完整的h-BN单层结构，计算所得B-N键长为1.448 Å，与实验值1.44 Å [ 17 ] 接近。图1(b)、(c)分别为N、B空缺位结构。两个空缺位构型仍基本保持平面构型，并没有发生重构。在N空位构型中，三个相邻的B-B键长分别为2.273 Å、2.273 Å及2.291 Å。在B空位构型中，三个相邻的N-N键长分别为2.739 Å 2.739 Å及2.833 Å，与文献报道较为一致 [ 18 ]。图1(d)~(f)为椅式边位、N边位及B边位。从优化构型来看，椅式边位稍有变形：B-N键长为1.295 Å，与完整表面的B-N键长相比，缩短了0.153 Å，这可能是由于边位的B原子上有悬空键，更易与附近的N原子成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边位上的B-N键不再保持水平，其中的N原子相对于B原子略有上移。图1(e)为N边位的优化构型，边位的B-N键长为1.422 Å，与完整表面的B-N键相差不大。图1(f)为B边位的优化构型，相邻的两个B-N键长分别为1.371 Å及1.481 Å。 图1. 计算模型的优化结构 3.2. 甲醛在完美氮化硼表面及边位氮化硼上的吸附 图2给出了甲醛(H 2 CO)在完美及边位h-BN的吸附构型，表1给出了相应的吸附能。图2(a)为甲醛在完美h-BN表面的吸附结构。甲醛分子以垂直方式吸附于BN表面，吸附高度为2.939 Å，吸附能仅为3.4 kcal/mol，是较弱的物理吸附。 图2(b)为甲醛在N边位的吸附构型。甲醛分子中的羰基吸附在相邻的两个边位N上，形成五元环的吸附构型，并且形成的C-N及O-N吸附距离较短，分别为1.461、1.431 Å。吸附后甲醛分子的构型变化较大，C=O键长由气相的1.207 Å拉伸到1.457 Å。说明羰基上的双键已被破坏，原来的平面构型转变为三角锥形，因此吸附后C原子的杂化类型由原来的sp 2 转变为sp 3 杂化。从吸附能来看，甲醛吸附后放热69.6 kcal/mol，是强的化学吸附。因此N边位是较好的吸附位点。 图2(c)为甲醛在B边位的吸附构型。与N边位的吸附构型类似，甲醛在B边位也形成五元环的吸附构型，形成的C-B及O-B吸附距离分别为1.608、1.370 Å。其中B-O键长接近HBO 3 中的B-O键长1.361 Å [ 20 ]，因此可认为形成了较强的B-O键。吸附后甲醛中的羰基键长为1.474 Å，说明原来的双键已经被破坏，甲醛不再是平面构型。计算得到的吸附能为−131.5 kcal/mol，是非常强的化学吸附。因此B边位对甲醛的吸附能力比N边位更强。这可能是B边位容易形成稳定的B-O键导致的。 图2(d~f)为甲醛在椅式边位的吸附构型。其中，(d)是甲醛以O原子吸附在B位，形成的B-O距离为1.588 Å，甲醛中的C=O键长为1.233 Å，与气相相比相差不大，甲醛仍保持平面构型，可以推测此吸附的吸附强度不大。计算的吸附能为−17.9 kcal/mol，与上述边位的吸附能相比较弱，但仍为化学吸附。(e)是甲醛以C=O基吸附在两个相邻的BN结构单元的B和N原子上，形成六元环的结构。甲醛分子中的C=O键拉伸为1.358 Å，且吸附后变为非平面型，可以推测是较强的化学吸附，吸附能为−34.7 kcal/mol也印证了这一点。(f)是甲醛分子以C=O基吸附在BN的一个六边形结构单元上，形成四元环的结构。C-N及O-B吸附距离分别为1.459、1.399 Å，甲醛中的C=O键长伸长到1.456 Å，H 2 CO不再保持平面构型，说明吸附作用非常强烈，导致甲醛中的双键被破坏。吸附能为−55.5 kcal/mol，是较强的化学吸附。 图2. 甲醛(H 2 CO)在h-BN完整表面及边位的吸附构型 3.3. 甲醛在h-BN空缺位的吸附 图3为甲醛在氮化硼空缺位的吸附构型。图3(a)为甲醛在B空位的吸附结构，甲醛近似平行地吸附在B空位，但是吸附后甲醛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吸附高度为2.869 Å，吸附能为−4.8 kcal/mol，是弱的物理吸附。与B空位的吸附完全不同，甲醛在N空位的吸附构型如图3(b)所示。甲醛以C-O端吸附在空缺位的两个相邻的B原子上，吸附后甲醛的C=O键长削弱，拉伸到1.437 Å；形成了一个新的B-O键，键长为1.373 Å。因此，甲醛在N空位的吸附很强，吸附能为−75.6 kcal/mol。甲醛在两个空缺位的吸附完全不同，这可能是由于B及N缺位的电子结构完全不同引起的 [ 21 ]。另外，N空位容易形成B-O键，导致吸附更易进行。 图3. 甲醛(H 2 CO)在h-BN空位的吸附构型 计算表明，甲醛在h-BN的完整表面的吸附较弱，但是h-BN可能存在丰富的边位不饱和位及点缺陷位，使得H 2 CO容易在这些位置被捕获，形成稳定的化学吸附。在本文讨论的缺陷位中，B边位对甲醛的吸附能最大，其次为N空位，N边位，及椅式边位。虽然椅式边位的吸附相对较弱，但是，椅式边位可以提供丰富的吸附位点，使得H 2 CO容易在此位置吸附。从吸附构型来看化学吸附会导致H 2 CO的C=O削弱，C的杂化由sp 2 转变为sp 3 ，吸附后H 2 CO不再是平面构型。吸附过程中一旦形成B-O键，会导致能量下降，体系更为稳定，因此是形成化学吸附的主要驱动力。 从表1可以看出，稳定的吸附体系均伴随明显的电子转移。比如当甲醛吸附在B边位、N空位时，甲醛分子明显带负电，说明电荷由h-BN体系向吸附物种转移，导致较强的吸附作用。当甲醛吸附在N边位、椅式位1时，甲醛分子带正电，说明电荷由甲醛向氮化硼体系转移。因此不管电荷转移的方向如何，只要发生明显的电荷转移，将导致较强的化学吸附。 Table 1 The adsorption energy， adsorption distance and charges for H2CO on h-B 吸附位 吸附能(kcal/mol) 吸附高度(Å) q(H 2 CO) h-BN −3.4 2.939 0.01 N边位 −69.6 1.431 0.14 B边位 −131.5 1.370 −0.63 椅式边位1 −17.9 1.588 0.28 椅式边位2 −34.7 1.440 −0.15 椅式边位3 −55.5 1.399 −0.16 B空位 −4.8 2.869 0 N空位 −75.6 1.373 −0.7 表1. H 2 CO在h-BN的吸附能、吸附高度及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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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利用密度泛函B3LYP方法计算了甲醛在h-BN表面及缺陷位的吸附构型及吸附能。计算表明，甲醛在完整表面的吸附能力很弱，但是在不饱和位及缺陷位吸附较强，能形成有效的化学吸附。按照吸附能大小，甲醛在缺陷位的吸附由强到弱依次为B边位 > N空位 > N边位 > 椅式边位。因此有望设计以h-BN为基底的甲醛检测或消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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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考察沙盘游戏疗法对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复学高中生心理资本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低心理资本的高中生45人，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23人)和对照组(22人)。实验组进行沙盘游戏疗法干预，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干预。干预前后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进行测量。结果：干预前两组在心理资本上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干预后心理资本总分和各维度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对照组心理资本水平干预前后无显著变化，且韧性在干预后有显著降低。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可应用沙盘游戏疗法提高高中生的心理资本以帮助其更好应对外部压力，促进其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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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9年12月，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仅仅过去一个月世界卫生组织即宣布COVID-19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止2020年10月14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高达879万余人。由于其极强的传播性和较高的致死率，且缺乏特效药物，对公众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昌敬惠，袁愈新，王冬，2020)。针对中国网民的调查显示，一般性焦虑障碍的发生率为35.1%，抑郁症状流行率为20.1%，睡眠障碍为18.2%，且低年龄段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的流行率都要显著高于高年龄段者(Huang & Zhao， 2020)。作为易感群体，国内研究者迅速关注到了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调查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少年学生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都较低，且高中生的心理健康尤其堪忧(敦玥，2020；罗嘉仪，李华华，麦宝欣，2020；唐蕾，应斌，2020；朱小林，刘丹，闫芳等，2020)。尽管外部环境因素比如家庭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但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品质才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决定性因素。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心理资本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积极心理品质之一，且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不仅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熊俊梅等，2020)，而且还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业适应(陈秀珠等，2019)和问题行为(张利滨等，2018)。因此，提高青少年的心理资本水平以增强其应对外部应激事件的能力也是缓解疫情期间复学后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的重要切入点。为探索有效提高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心理治疗方法，本研究采用沙盘游戏团体辅导的方式对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复学高中生的心理资本进行干预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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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河南省洛阳某中学高二四个班级212名学生中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上得分低于2个标准差的学生即低心理资本水平的学生共45人。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23人，男生11人，女生12人；对照组22人，男生10人，女生12人。年龄13~16岁。经检验，两组被试在年龄、性别等基础资料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研究方法 2.2.1. 工具 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共26道题目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四个维度，7级计分方式。其中自我效能的题目有1、3、5、7、9、11、13，希望的题目有 15、17、19、21、23、25，乐观的题目有16、18、20、22、24、26，韧性的题目有 2、4、6、8、10、12、1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0.87。 2.2.2. 团体辅导方案设计 以往有研究者深入分析了高心理资本和低心理资本两者的初始沙盘特征，结果表明低心理资本者初始沙盘特征为自我意象和蓝色区域较少，沙盘主题以混乱、创伤为主(种文浩，2018)。不仅如此，研究还表明个人内在系统比如自我价值感和人际互动系统比如社会支持、家庭系统支持是促进个体心理资本增长的重要资源(Luthans & Youssef-Morgan， 2017)，本研究据以上研究结果制定团体辅导方案，具体干预方案见下表1。 Table 1 Sandplay group counseling progra 活动主题 目的 1. 认识“我” 主题：让自己认识自己，让他人认识自己 具体内容：引导每个成员选择某种代表自我的使用沙具介绍自己，增强对自我的认识。促进团体成员之间相互认识，彼此分享此时此刻对自我的感受。最后一同进行团体沙盘的制作、制定团体规则。 低心理资本者的自我意象往往是模糊的(种文浩， 2018)，通过让成员选择并使用沙具向他人介绍自己可以帮助他们明确自我意象，潜移默化地提升自我价值，增强自我效能，且在团体中彼此给与支持，提升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以最大化的发挥团体辅导的优势。 2. 怀抱乐观， 心存希望 主题：笑对当下，笑迎未来 具体内容：每个成员在沙盘中使用沙具呈现出当下令自己最烦恼的事情，并且沙盘游戏师引导他们多使用绿色植物的沙具，其他成员则一起帮助其发现每个消极事件背后的积极面。每个人制作关于未来的沙盘进行分享，团体成员互相为彼此提供支持，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和希望。 低心理资本者往往更加悲观即对事件更倾向于从悲观的视角进行解释，对未来的希望倾向也较低(熊猛，叶一舵，2016)。在沙盘游戏中游戏师通过引导成员使用象征生机与活力的绿色植物沙具并配合以其他团体成员的相互支持和鼓励，以期帮助个体增强乐观和希望。 3. 韧性无穷 主题：直击心灵，触底反弹 具体内容：沙盘游戏师首先讲解沙子作为沙具的意义，引导成员制作和分享以水为主题的沙盘，用“水”来代表坚韧、弹性、触底反弹等。鼓励成员相互分享自己的经历和领悟，通过具体的事例让成员感知何为韧性。 心理资本较低的个体对沙子的操作比较少，且也较少露出蓝色的水域，这暗示了他们不易触及心灵深层的滋养，不易获得充足的心理资源和动力(种文浩，2018)。通过团体沙盘的制作帮助成员意识到自身内部强大的自愈力量，提高其韧性。 4. 带着力量前行 主题：治愈 具体内容：首先让成员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特征，然后引导团体成员创作治愈主题的沙盘比如以温馨的家为主题，让成员发挥想象力丰富这一主题，彼此之间互相讨论和分享，以共同促进沙盘的完成。 在之前干预的基础上，帮助成员进一步巩固干预效果，综合提高其心理资本水平。通过引导成员制作治愈主题的沙盘，使其内心世界更加完整统一，明确自我价值，提高乐观和希望，强化韧性，最终提高心理资本。 表1. 沙盘游戏团体辅导方案 2.2.3. 研究程序 实验组的团体辅导由沙盘游戏治疗师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带领学生一起完成，从2020年9月中旬到2020年10月初，共进行4周，每周1次，共4次，每次1~1.5 h，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干预前后对两组被试进行心理资本问卷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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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采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分析，干预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各指标的前后测结果见下表2。通过t检验可知，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心理资本总分以及各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而干预后，干预组无论是在心理资本总分还是各维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也显著高于干预前。对照组在心理资本总分、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维度上干预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韧性维度上，对照组干预后的韧性显著高于干预前具有统计学意义(t = −3.56， p < 0.01)。 Table 2 The scor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 指标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心理资本总分 实验组 3.04 ± 0.56 5.23 ± 0.31 −19.12 0.000 对照组 2.91 ± 0.61 3.01 ± 0.71 −0.53 0.67 t 0.79 13.71 P 0.43 0.000 自我效能感 实验组 1.86 ± 0.53 5.14 ± 0.33 −24.23 0.000 对照组 1.82 ± 0.54 1.63 ± 0.33 1.41 0.17 t 0.29 35.73 P 0.77 0.000 希望 实验组 2.86 ± 0.56 4.48 ± 0.20 −13.25 0.001 对照组 2.83 ± 0.61 3.14 ± 0.44 −1.88 0.07 t 0.18 13.71 P 0.86 0.000 乐观 实验组 3.24 ± 0.63 5.58 ± 0.26 −14.94 0.001 对照组 3.25 ± 0.78 3.18 ± 0.27 0.39 0.70 t −0.05 29.74 P 0.96 0.000 韧性 实验组 2.09 ± 0.31 4.25 ± 0.28 −26.12 0.001 对照组 2.04 ± 0.31 1.36 ± 0.31 3.56 0.002 t 0.64 21.43 P 0.53 0.000 表2. 干预前后心理资本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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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知，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高中生的心理资本水平并无统计学差异，且都处于较低水平上；但干预后实验组高中生无论是在心理资本总分还是各维度上均较干预前和对照组有显著提升，说明沙盘游戏干预有效提高了高中生的心理资本水平。这一结果与刘杰瑞(2016)、王恩娜和彭贤(2017)以及种文浩(2018)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而且不同于前人研究对象为大学生，本研究的对象是面对更多学业压力的高中生，这进一步拓展了沙盘游戏对提升心理资本的应用群体范围。沙盘游戏疗法之所以提高了高中生的心理资本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本研究中设计的沙盘游戏强调个体在实现自我成长中的巨大潜能，重在引导个体积极面对和剖析问题和消极想法，引导个体进行积极的自我探索，发掘自身潜意识中的自愈能量(王恩娜，彭贤，2017)。其二，沙盘游戏疗法本身的游戏性质使得高中生可以在轻松无压力的氛围下自由表达和探索，降低其防御心理。其三，团体辅导自身所带的优势，比如团体为高中生宣泄疫情期间所积攒的负性情绪包括紧张、焦虑、抑郁等提供了宣泄出口，且团体也为观察学习创造力条件，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对同伴的依赖越来越多，同伴群体成为其重要的观察学习对象，同伴的行为和态度也为其提供了重要参考(沈丽丽，游达，满其军，2019；Uslu & Gizir， 2017)。从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上看，乐观维度提升效果最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乐观是一种积极的解释风格，容易受到情景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团体辅导的形式对其提升效果更加显而易见(牛更枫等，2015；Taylor et al.， 202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照组被试的韧性随着时间显著降低，这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并未得到完全控制，这种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应激仍然存在，而对心理资本水平较低且没有接受任何积极干预的高中生而言，超出了其能应对的水平，导致韧性下降，从侧面恰恰说明了对心理资本水平较低的高中生实施心理干预的必要性。综上，沙盘游戏疗法有效提高了疫情复学后的高中生心理资本水平，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手段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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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雅思写作是中国考生的短板，造成该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衔接手段使用不科学，导致其作文缺乏逻辑性。本文针对该问题，运用Halliday和Hasan的衔接理论，结合雅思写作评分标准，从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这几个方面对考官范文中衔接手段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启发中国考生重视衔接方法和手段，对其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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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雅思(IELTS)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英语语言能力测试，议论文写作是其四大组成部分之一，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我国考生2012~2016五年间的平均雅思成绩虽有小幅提升，但写作分数依然在听、说、读、写四项中最低 [ 1 ]。分析我国学生的雅思作文，可以看出其主要问题在于句子之间、段落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导致读起来不通顺、不紧凑，逻辑性不强。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英语教学“一直以句子为教学的重点，而非整个语篇” [ 2 ]。中国学者严萍也认为，汉语的文章注重“意合”而“形散”，而英语语篇则注重“形合” [ 3 ]。 本文以雅思考试写作中衔接的评分细则为依据，以Halliday和Hasan关于衔接手段的分类为理论工具，对雅思考官范文进行详细分析，使考生对雅思写作中主要的衔接手段有具体且较为系统的认识，最终增强考生的语篇意识并提高衔接方面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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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雅思写作评分标准简介(学术类)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雅思写作及其评分标准。“雅思考试写作(学术类)部分总共用时60分钟，考生需完成两篇作文的写作要求。在作文一中，题目中会给出一些视觉性的信息，如一个或多个互相关联的图表、图解或表格，考生需对这些信息或数据进行描述。…… 完成这部分内容成绩将文章字数不能少于150字，建议考生用20分钟完成。……在作文二中，题目中会给出一个看法、问题或议题，考生需就此进行论述。……文章字数不能少于250字，建议考生用40分钟完成。” [ 4 ]。不同于大学英语考试四、六级或托福的整体评分，雅思写作是分项式评分，即根据写作任务完成/回应情况、连贯与衔接、词汇丰富程度和语法多样性及准确性这四项评分细则分别给分，每个部分都是从0到9分，且比重相同 [ 5 ]。 下表是关于衔接和连贯从0到9分成绩的具体描述： 分析以上表格中的内容可知：评分标准的这一维度主要涉及信息和观点的组织安排、衔接手段和分段三方面内容。本文选择其中一个维度，对考官范文就衔接手段的几个方面进行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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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结合Halliday和Hasan的衔接理论，对雅思写作考官范文从衔接的几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无论使用哪种衔接手段，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文章的连贯性、清晰度及可读性。在雅思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向学生详细讲解评分标准，尤其是coherence和cohesion的具体要求，使其明白衔接在雅思写作中尤其重要；其次，教师需对文中所讨论的衔接手段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选择不同的衔接方法进行讲解：照应在雅思写作中使用较多，而替代和省略则使用较少；连接可以通过使用恰当的连词来表达句子之间的关系，考生需掌握各类连词，如：加合、转折、因果、时间等，以进一步提高英语写作能力；至于词汇衔接，在写作中应熟练掌握各种各样的词汇重述，以提高雅思写作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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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后悔是生活中极度常见的负性认知情绪，严重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本文在总结归纳已有文献基础上，对近年来后悔情绪心理研究加以整合，探讨了后悔情绪在未来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发展方向，未来应加强后悔情绪心理内部发生机制和后悔情绪心理干预研究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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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当今时代，已经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生活和教育水平极大提升的时代，同时，社会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就业机会，人们有了更多的物质可供选择消费。伴随着婚姻自由观的传播，青年男女也有了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择偶思想。在这个时代里，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闯进了人们的生活领域，也正因为此，更多人产生了比以往更为普遍的后悔情绪体验。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在体验后悔情绪的同时，后悔情绪往往可以唤起一些不同程度的其他负性情绪，如愤怒、焦虑、愧疚等(Gilovich， Medvec， & Kahneman， 1998)。Purvis等(2011)研究表明，长期的后悔体验，则会使人们沉浸在痛苦体验当中，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近年来，心理健康被大众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追求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因此，对于后悔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做一个梳理是必要的，接下来，将整合以往的研究并结合心理学领域的一些相关研究，对后悔的产生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对我们个体的心理影响，进行相关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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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后悔的概念 我国早在距今几千年的周代诗经《国风·召南·江有汜》当中，就已提及后悔，原句为：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有悔，辞海上把后悔定义为事后懊悔，百度百科上对后悔做了补充，认为是指对以前没有做的事情或做错了的事情感到难以释怀，心中总是惦记着，想着怎么自己当初没有去做，而不断地埋怨和懊恼。从我国的定义当中，可以看到，后悔是一种古而有之并伴随着负面情绪产生的一种负面情感体验。西方对于后悔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随后逐渐发展到各个领域当中，其中，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成果颇丰，1982年经济学家Loomes和Sugden从经济学角度定义后悔概念(Loomes & Sugden， 1982)，认为后悔是由于决策获得的现实经济收益不如其他决策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两者之间的差异比较而产生后悔，由此可以看出后悔是因为差异比较而产生，但这是基于经济学领域的角度而下的定义。在心理学领域研究后悔是基于反事实思维进行的。1982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首次提出“反事实思维”这个名词(Kahneman & Tversky， 1982)，即个体对过去事件加以心理否定并构建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此后，心理学对后悔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并日趋丰富。心理学家Zeelenberg将后悔定义为：当个体意识到或者想象出如果先前采取其他的行为产生的结果比原来采取的行为产生的结果更好时，就会产生后悔情感体验。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后悔是基于反事实思维上的认知比较，从而产生的一种认知消极情感。纵观中外的后悔定义，不难发现，后悔是一种认知负性情绪，是在反事实思维的能力下，进行认知比较从而对当前状态感到不满意的一种负性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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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后悔种类 纵观中外研究，后悔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具体如下：根据后悔的发生是因为作为还是不作为分为作为后悔和不作为后悔，根据后悔的持续时间，可将后悔分为短期后悔和长期后悔，根据后悔的性质可分为强烈式后悔和怀旧式后悔，以及按照后悔的产生是在决策导致的结果发生前后，可将后悔分为结果发生前的后悔——预期后悔，和结果发生后所体验到的后悔——体验后悔。 3.1. 作为后悔和不作为后悔 解释作为后悔和不作为后悔最著名的理论是Kahneman和Miller提出的标准理论(Kahneman & Miller， 1986)，该理论认为：同样的损失，由做导致的后悔感比不做导致的后悔感更强烈，这也被称为后悔的做效应，虽然做效应得到了很多的类似于故事法实验的支持；但是，Gilovich和Medevc (1994)针锋相对的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通过电话调查和访谈，发现在生活中绝大部分人他们的不作为后悔感比作为后悔感更强烈，由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时间性模型，以此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异，该模型认为，在短期后悔中，作为的后悔程度强于不作为后悔，而在长期后悔中，则刚好相反。 3.2. 短期后悔和长期后悔 正如上述所言，Gilovich和Medevc (1994)在提出后悔的时间性模型时，引入了时间用以解释作为后悔和不作为后悔的强度差异，他们界定短期和长期以一个周为界限，从而把时间和作为联系起来，形成了短期作为后悔强于短期不作为后悔和长期不作为后悔强于长期作为后悔的时间性模型。 3.3. 强烈后悔和怀旧式后悔 如上所述，后悔时间性模型把时间作为解释标准理论和时间性模型的差异原因，而标准理论的提出人Kahneman，他主张后悔情绪实际上有两种性质不同并且差异十分明显的状态，即强烈式后悔和怀旧式后悔。Kahneman认为正是由于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后悔状态，因此造成了做效应同后悔时间性模型的差异。 3.4. 预期后悔和体验后悔 根据结果产生前后感受到的后悔分为预期后悔和体验后悔。预期后悔通常是个体在决策过程当中或者选择结果还未发生前，个体会有一种害怕自己会后悔的预期结果所导致的，Zeelenberg等人(1996)提出后悔规避观点，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规避风险，而是规避后悔，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了后悔规避的存在：眶额皮层受损的病人不能预期他们选择的消极结果也无法报告后悔；在正常被试中却发现眶额皮层的激活可以调节后悔的强度，眶额皮层的活动性会随着预期后悔程度增加而增加(Camille et al.， 2004)。体验后悔则是在反事实思维的能力下对已发生的结果进行认知对比从而表示不满意而体验到的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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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后悔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后悔与决策上来讲后悔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身心健康的角度，去浅谈后悔对个体的影响。 5.1. 后悔的积极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适当的后悔体验可以提升个体的反思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使个体更好的适应生活(Beike， Markman， & Karadogan， 2009)，同时，后悔也可以从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的痛苦过程中得到成长。 5.2. 后悔的消极影响 但是，后悔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必然伴随着很多不利的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个体长期的处在后悔的状态中，会严重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Purvis， Howell， & Iyer， 2011)。此外，后悔作为一种负性情感体验也很容易唤醒诸如沮丧、失望、自责、愧疚、抑郁等负面情绪，Roese等人(2009)通过大规模的电话调查发现，较低强度的后悔就可以唤起沮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同时，后悔也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Purvis等人(2011)使用问卷法考察后悔与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后悔和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换句话说，后悔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也就越低。此外，长期后悔和短期后悔当中，Beike，Markman和Karadogan (2009)的研究表明，后悔情绪的强度并不会按照常理一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减弱，反而可能会增强，换句话说，虽然短期后悔或者轻微程度后悔可能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调节最终得以恢复平静，使个体得到一定的进步，但长期后悔并且程度较强的后悔带来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在作为后悔和不作为后悔当中，Zeelenberg等人(2006)探讨了后悔的不作为惯性，个体在体验到后悔过后会表现出较高的不作为惯性，由此可以试想，这种不作为惯性容易引发个体的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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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未来研究展望 纵观以往的研究，发现后悔从最初的哲学领域到经济学领域，又发展到心理学领域，可以说明，各界的研究者对于后悔还是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心理学领域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的研究最近几年做了很多，如有关于癌症患者手术后悔的研究，有关于互联网体验后悔的研究，有关于儿童的后悔发展研究，而且在神经科学仪器的利用上，对后悔的神经机制也有了新的进展，可以说，后悔在研究对象上有了一些扩张和进步。其次，后悔的研究方法还仍然大部分局限于情境故事法、问卷法，未来可以结合神经科学的仪器对后悔采用更多的实证研究。此外，近些年来对于责任这个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也有了更为清晰的界定，但后悔的内部心理发展机制仍不清楚，这一点和高红梅等(2013)看法一致，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悔的干预研究，因此关于后悔的干预及预防仍然较少。对于未来后悔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可以从内部发生机制和心理干预这两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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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研究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 ALL)患者的遗传学特征，分析影响患者疾病缓解和复发以及患者生存状况的因素。方法：收集2002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于青大附院初诊的Ph + ALL患者共81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遗传学相关检查、治疗方案等，分析不同遗传学特点和不同治疗方案患者的病情转归及生存状况。结果：81例患者中有46例(56.79%)患者为P210基因阳性，有34例(41.98%)患者为P190基因阳性，1例(1.23%)患者同时存在P190和P210基因阳性。在随访期内发生ABL激酶突变的患者有15例(18.25%)，P210融合基因组的突变率为10.87%，P190融合基因组的突变率为29.41%，二者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 = 0.036)。有42例患者在第一次诱导缓解化疗中加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该组患者的缓解率为69.05%，有39例患者在第一次诱导缓解治疗中单用传统化疗方案，缓解率为43.59%，二者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 = 0.021)。随访期内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有69例，其中伊马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为61.70%，达沙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为31.82%，二者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 = 0.021)。根据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分组，比较各组患者的生存曲线，其中伊马替尼治疗组和达沙替尼治疗组(P = 0.003)、随访期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组和未移植组(P = 0.010)的生存曲线不同。结论：在Ph + ALL患者中，P210比P190更多见。BCR/ABL融合基因为P190可能为ABL激酶突变的危险因素。第一次诱导缓解化疗即加用TKIs的患者比单用传统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有更高的缓解率。伊马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高于达沙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选用达沙替尼治疗、完全缓解后行HSCT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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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一种异质性的血液系统疾病，以骨髓、外周血和其他器官中未成熟的淋巴细胞增殖为特征。Ph + ALL患者占ALL患者的20%~30% [ 1 ]，Ph染色体阳性往提示预后不良，近年来TKIs的使用使该类患者的预后得到一定改善，但治疗过程中某些患者出现ABL激酶突变使患者面临更换药物的选择及预后的改变。目前，国内外对Ph + ALL患者的研究均有报道，但由于存在地域差异，不同种族间Ph + ALL患者的临床特点不同。本文收集了2002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于青大附院初诊的81例Ph + ALL患者的临床资料，重点回顾性分析了患者的遗传学特征及不同治疗方案患者的疗效及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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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资料 收集2002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于青大附院初诊的ALL患者共256例，所有患者经MICM诊断标准 [ 2 ] 确诊，其中Ph染色体阳性的患者有81例(31.64%)，阴性的患者175例(68.36%)。本论文重点回顾性分析该81例Ph + ALL患者的遗传学特征及疗效。对81例Ph + ALL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12~2117天。本研究中81例Ph + ALL患者的年龄区间为13~76岁，男性患者有41例(50.62%)，女性患者有40例(49.38%)。所观察病例一经确诊，在排除化疗禁忌后采用以VDP (长春地辛 + 蒽环类药物 + 地塞米松)为基础的诱导缓解化疗方案。其中有42例(51.85%)在第一次诱导缓解化疗中加用TKIs，余39例(48.15%)未加用TKIs，这39例患者中有35例在后续治疗中加用TKIs。所有加用TKIs治疗的患者中有54例(70.13%)选用伊马替尼，有23例(29.87%)选用达沙替尼治疗。在随访期内共有19例(23.46%)患者接受HSCT治疗。本论文所有信息的采集已经过患者同意，且严格保密，符合医学伦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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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分析方法及工具 应用IBM SPSS Statistics 24.0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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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4.1. 细胞遗传学特点 81例患者初诊时行骨髓染色体、基因检测，除Ph染色体阳性外，伴有其他染色体核型异常的有19例(23.46%)，所见其余染色体异常有-7，+8，-9，-16，-17，-18，-20，+X，-Y，idem，der (9)，der(12)，der(14)，der(16)，der(22)，del (20)，del(3)，add(20)，t(1; 2)，t(2; 16)，t(2; 5)，t(2:22)，t(8;9)。采用荧光定量PCR基因检测技术，有46例(56.79%)患者为P210基因阳性，34例(41.98%)患者为P190基因阳性，1例(1.23%)患者同时存在P190和P210基因阳性。随访期内所观察的81例患者中有15 (18.52%)例患者出现ABL激酶突变，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分组，分析不同临床特征的患者ABL激酶突变率的差异(表1)，发现P190融合基因组的患者ABL激酶突变率为29.41%，P210融合基因组的突变率为10.87%，二者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 = 0.036)。 Table 1 The difference of ABL kinase mutation rate among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临床特点 ABL激酶突变率(%) P值(χ2) 突变 未突变 性别 男 7 (17.07) 34 (82.93) 0.735 女 8 (20.00) 32 (80.00) 年龄(岁) <45 10 (26.32) 28 (73.68) 0.032 ≥45 5 (11.63) 38 (88.37) 白细胞计数(×10^9/L) <30 5 (12.20) 36 (87.80) 0.138 ≥30 10 (25.00) 30 (75.00) 血红蛋白(g/L) <89 g/L 9 (22.50) 31 (77.50) 0.362 ≥89 g/L 6 (14.63) 35 (85.37) 血小板(×10^9/L) <47 10 (25.64) 29 (74.36) 0.112 ≥47 5 (11.90) 37 (88.10) 骨髓原始及幼稚细胞(%) <82 8 (19.51) 33 (80.49) 0.816 ≥82 7 (17.50) 33 (82.50) FAB分型 L1 5 (20.83) 19 (79.17) 0.682 L2 9 (19.57) 37 (80.43) 未分型 1 (9.10) 10 (90.91) 免疫学分型 Com-B 12 (18.46) 53 (81.54) 0.891 Pre-B 3 (20.00) 12 (80.00) T 1 染色体核型 Ph+ 14 (22.58) 48 (77.42) 0.173 Ph+合并其他 1 (5.26) 18 (94.74) BCR/ABL P190 10 (29.41) 24 (70.59) 0.036 P210 5 (10.87) 41 (89.13) P190+210 1 诱导化疗方案 传统化疗 4 (10.26) 34 (89.74) 0.074 传统化疗+TKIs 12 (28.57) 30 (71.43) TKIs 伊马替尼 10 (18.52) 44 (81.48) 0.744 达沙替尼 5 (21.74) 18 (78.26) 表1. 不同临床特征患者ABL激酶突变率的差异 4.2. 缓解情况 所有患者经过诱导化疗1疗程后复查骨髓，有46例(56.79%)患者达CR，10例(12.35%)患者达PR，25例(30.86%)患者NR。第一次诱导化疗时加用TKIs的患者有42例，达CR的有29例(69.05%)，未加用TKIs的患者有39例，达CR的有17例(43.59%)，二者有统计学差异(P = 0.021)，随访期内获得CR的共有69例(85.19%)，有12 (14.81%)例患者在随访期内持续未缓解。 4.3. 复发及生存情况 在69例CR的患者中有36例复发，伊马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为61.7%，达沙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为31.82%，二者有统计学差异(P = 0.021)，且伊马替尼治疗组和达沙替尼治疗组患者的生存曲线不同(P = 0.031) (图1)，行HSCT治疗组患者的生存曲线和未行HSCT治疗组患者的生存曲线不同(P = 0.01) (图2)。 图1. 伊马替尼治疗组和达沙替尼治疗组的生存曲线 图2. 移植组和未移植组的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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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在ALL中BCR/ABL常见的亚型有P190和P210，本课题所收集患者中P210 (56.79%)比P190 (41.98%)多见，这与国内一研究结果相似，其所收集的49例患者中融合基因P190占38.5%，P210占61.5% [ 3 ]，此特点不同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其融合基因P190比P210更常见 [ 4 ]。1例患者同时存在P190和P210，该患者在达沙替尼联合诱导化疗1疗程后复查骨髓达CR，后续达沙替尼及化疗巩固维持治疗，随访1年余仍完全缓解状态。 BCR/ABL融合基因已经成为ALL患者治疗的重要靶点，目前一线的标准治疗方案是TKIs联合化疗，TKIs能够阻断BCR/ABL融合基因编码肿瘤蛋白的ATP结合位点，以阻止下游增殖信号通路的激活而发挥作用 [ 5 ]。在国外GRAAPH-2003研究中，45例初诊的Ph + ALL患者，在标准诱导化疗的基础上添加伊马替尼治疗，4年OS及DFS非别为52%和43% [ 6 ]。而在另一项LALA-94研究中154例新诊断的Ph + ALL患者，接受标准的化疗方案进行诱导治疗，4年OS及DFS均为20% [ 7 ]。UKALLXII/ECOG2993研究266例Ph + ALL患者的4年OS，比较无伊马替尼组、早期使用伊马替尼组、晚期使用伊马替尼组的结果显示早期使用伊马替尼联合化疗的诱导治疗4年OS更高 [ 8 ]。国外一长达13年的随访研究，28例Ph + ALL患者在给予HYPER-CVAD化疗方案联合伊马替尼治疗后，继续给予伊马替尼为基础的巩固维持治疗，结果提示治疗3个月达到深度分子学缓解(CMR/MMR)的患者5年DFS更高 [ 9 ]。还有研究显示移植前后接受伊马替尼治疗可以显著提高OS，且移植后立即启动伊马替尼维持治疗的患者5年DFS和OS更高 [ 10 ] [ 11 ] [ 12 ]。另外，坚持足量用药是长期疗效的保证，有人研究87例成人Ph + ALL患者治疗过程中使用伊马替尼的剂量强度(实际给予伊马替尼剂量与计划给予伊马替尼剂量的比值，IDI)对生存率的影响，结果显示IDI ≥ 90%组比IDI < 90%组的患者RFS及OS更高 [ 13 ]。综合上述研究表明早期、足量、全程使用伊马替尼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本研究中81例患者按照指南推荐于常规治疗阶段选用VDP为基础的方案诱导缓解化疗，其中42例患者在第一次诱导缓解化疗中加TKIs，该组患者的缓解率为69.05%，39例患者在第一次诱导缓解治疗中单用传统化疗方案，缓解率为43.59%，这同样说明早期加用TKIs可改善疾病的缓解状况。 第一代和第二代TKIs在靶向作用于酪氨酸激酶位点的顺序上有所不同，国外也有研究表明二代TKIs为基础的方案治疗Ph + ALL，OS及RFS均优于一代TKIs [ 14 ]。本例研究中随访期内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有69例，伊马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为61.70%，达沙替尼治疗组的复发率为31.82%，并且伊马替尼治疗组和达沙替尼治疗组患者的生存曲线不同，提示选用达沙替尼治疗可改善患者的生存状况。 尽管TKIs的广泛使用在Ph + ALL患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应答率，使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但TKIs的耐药仍是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发现与耐药相关的基因突变位点有100余种，有研究显示存在联合突变比单独T315I突变耐药率高20倍 [ 15 ]，突变之外的耐药因素亦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早期识别ABL激酶突变是预测疾病复发和耐药的有效手段，对指导预后和治疗方案的选择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中，有15例(21.74%)患者出现ABL激酶突变，P190融合基因组的ABL激酶突变率为29.41%，P210融合基因组的突变率为10.87% (P = 0.036)。提示P190阳性可能为激酶突变的危险因素。目前对有ABL激酶突变的复发性Ph + ALL患者有效治疗中，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可改善患者的预后，本例研究中，随访期内移植组和未移植组的患者的生存曲线亦不同(P = 0.01)，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可改善患者的生存。国外也有研究表明，即使在TKIs时代，HSCT仍是Ph + ALL患者的首选治疗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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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网络内和网络间的功能连接方法探索亚抑郁与临床抑郁患者脑功能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亚临床抑郁和抑郁症患者认知改变的神经基础提供更多的科学证据。方法：采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对抑郁组(26名)、亚临床抑郁组(25名)和健康对照组(25名)进行脑网络成分划分，划分为6个子成分网络，然后使用网络内和网络间的分析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并与抑郁量表评分结合进行探索性的相关分析。结果：楔前叶脑区与多个功能网络的网络内连接存在组间差异，是临床抑郁症和亚临床抑郁相对于健康人脑网络连接变化的重要节点。亚临床抑郁组的腹侧默认网络与右侧执行控制网络的网络间连接相对于对照组显著增强，且与亚临床抑郁组被试的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而临床抑郁症组无显著变化。结论：亚临床抑郁和临床抑郁症患者认知状态相关的功能网络变化发生在网络内、网络间静态连接的多个方面，并且与抑郁症状的变化存在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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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独立成分分析的方法，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讨论了亚临床抑郁被试和抑郁症患者相对于正常人脑功能网络的变化，包括静态网络内功能连接和静态网络间功能连接。总体来说，本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上的结果： 1) 从网络内连接的重要节点脑区这一层面看，在临床抑郁症和亚临床抑郁症群体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时，都发现了楔前叶脑区在LECN网络和vDMN网络内的功能连接下降，该脑区作为与自我认知和自尊程度相关的脑区，它与认知控制主要网络的网络内节点的功能连接的异常增高可能与抑郁时增加的内部反刍想法有关。该脑区在临床抑郁症和亚临床抑郁相对于正常人脑网络连接的异常变化，可能是与自我反刍相关的抑郁症状在脑功能持续性变化上所体现出的重要神经标志； 2) 在脑网络层面上，LECN是揭示临床抑郁症和亚临床抑郁相对于正常人脑网络连接变化的重要脑网络。该网络的网络内连接的变化与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揭示了临床抑郁症和亚临床抑郁执行控制能力下降可能与LECN网络中左侧颞下回、右侧颞中回和左侧岛盖部额下回等脑区的网络内连接的异常有关； 3) 在网络间连接层面上，vDMN与RECN的连接相对于正常人的显著增强可能是亚临床抑郁的特异性改变。这两个网络的网络间功能连接在亚临床抑郁组的异常增强可能调节了他们对悲观情绪的抑制控制能力，相关分析进一步显示，vDMN和RECN的连接越强，抑郁症状越明显，抑制悲观情绪的控制能力越弱。 总而言之，本研究发现了一些基于脑功能连接的亚临床抑郁被试和抑郁症患者在认知神经机制上的一致性和特异性，对此方面的后续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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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系统在人类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渐渐将机器人视为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伙伴，在与机器人的互动中也会表现出类似人际互动的行为与态度，如认为机器人是值得信任的。由于人们会在冲突情境中遵从自动化技术的倾向，从而产生了对机器人的过度信任。基于对人机过度信任的理解不同，研究者们在研究人机之间是否存在过度信任和过度信任的产生及其影响因素时，采用了不同的操作定义。本文总结了这些操作定义，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讨论了人机交互过程中的过度信任的影响因素和减少过度信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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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是某些脑力劳动中获得解放。基于人工智能的各种自动化系统，尤其是各种机器人在人类世界扮演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逐渐把自动化系统或者机器人当成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伙伴，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单纯的工具。在与机器人的互动过程中，人们会表现出很多类似人际互动中的行为与态度，会假设机器人是可以信任的，它们能够有效安全地执行相应的功能。由于自动化偏爱(automation bias)的倾向，人们很容易对机器人产生过度信任。自动化偏爱倾向指的是，在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遵从自动化技术(Mosier， Palmer， & Degani， 1992)。过度信任是技术盲从的一种形式。对机器人的过度信任可能发生在个体对某个行为带来的风险有误判的情况下。之所以会产生风险误判，是因为个体要么低估了信任破坏所带来的损失，或者是低估了机器人会破坏信任的概率；要么二者都低估了(Wagner， Borenstein， & Howard， 2018)。人机交互过程中的过度信任，使得人们开始容忍通常情况下不会接受的风险，从而威胁到个体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它变成了计算伦理中的一个核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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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人机信任与过度信任的概念 信任是建立与维持人际互动的基础。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信任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情形，即个体会因为他人的动作、行为或者动机而容易受到伤害。冒着受伤害的风险而接受他人的互动，是信任的本质。Wagner等人将人机信任界定为一种信念，是在冒着承担行为消极结果的风险的情形下，信任者认为被信任者会选择降低风险的方式来做出相应行为的信念(Wagner， Robinette， & Howard， 2018)。 虽然对人机信任的理解有很多共识，但关于人对机器人的过度信任，研究者依然会各持己见。基于对工厂自动化的研究，Lee and See首先提出，过度信任是超出了自动化系统功能范围的信任，其结果可能是导致流水线的崩溃，而过度信任自动化流水线的人是不会有风险的。机器人与工厂的自动化流水线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与人关联的密切程度更高，人们如果过度信任机器人可能导致机器人的滥用，从而对人身安全产生威胁。所以，过度信任应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情形，个体因为相信机器人能够行使其本身并不具备的功能而承受风险；或者个体因为预期机器人会减少风险而承受更多的风险(Wagner， Borenstein， & Howard， 2018)。 有很多父母对自动化的技术过于信任而让他们的孩子处于危险境地。Borenstein等人为了探讨对保健机器人的过度信任，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身体有运动方面残疾的孩子的父母，询问他们对于一种保健机器人即自动化外置机器骨骼的看法。结果显示，大部分的父母对自动化技术是不担忧的，之前都或多或少给孩子使用过类似的自动化设备。虽然有的父母会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但在意识到孩子可能会做出一些危险动作的前提下，父母们依然相信他们的孩子应该使用这种外置的机器骨骼(Borenstein， Wagner， & Howard， 2018)。这个研究指出，对机器骨骼的过度信任可能是因为虽然父母对机器人技术很熟悉，但他们并没有经验来估计使用机器人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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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过度信任的操作定义 由于对人机交互过程中过度信任的理解不同，研究者们在实证研究中会采用不同的操作定义。Itoh (2012)考察了人们是否会对自动驾驶系统过度信任。实验中采用的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ing Assist System)中的适用性巡航控制系统(Adaptive Cruise Control， ACC)。ACC系统可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使用安装在车辆前部的车距传感器持续扫描车辆前方道路情况，同时通过轮速传感器采集车速信号。当车辆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过小时，ACC系统可以使发动机的输出功率降低，并且控制刹车系统使车轮适当制动，从而与前方车辆始终保持安全距离。ACC系统对于减少驾驶员的疲劳很有用，可以适当减少追尾事故的发生。但是，常规的ACC系统不会对道路上静止的物体做出反应，所以在交通拥堵或者红灯停车的时候，ACC系统无法对前方停止的车辆做出制动反应，反而会发生追尾。实验中设计了不同的道路情况，主要包括了前方有静止车辆的路况，要求参与实验的人操纵安装了ACC系统的模拟驾驶器，考察在前方有静止车辆的时候是否会及时采取人工制动。实验开始的时候，被试都试用ACC系统，产生信任，然后再切换不同的路况。结果发现，被试在看到前方有静止的车辆的情况下也没有及时切换成人工制动，而是一直使用ACC系统，导致了追尾的发生。说明了被试对ACC系统存在着一定的过度信任。 Itoh (2012)对过度信任的操作化符合了Borenstein等人(2018)的界定，即个体因为相信机器人能够行使其本身并不具备的功能而承受风险是过度信任的一种形式。虽然ACC系统不能在前方有静止车辆的情况下自动减速刹车，但人们却相信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采取自动制动，从而将自己置身于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之中。 过度信任的另一种操作化的方法就是对机器人的盲从。Robinette等人(2016)考察了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人们是否会对机器人产生过度信任。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建筑物内部的场景，包括几个房间和走廊，使用人造烟雾和烟雾探测器模拟发生火灾的紧急情况，让机器人作为安全逃生的向导。一共有两种条件：一种是机器人按照最直接简短的路径引导人们走到出口的位置，即高效的条件；另一种是在导航的途中，机器人会进入一个空房间并在里面转两个圈，然后再走向出口，即迂回的条件。如果人们在迂回的条件下自己选择了直接的路径，而没有跟随机器人的引导，说明是不存在过度信任的。结果是所有参与者都按照机器人的指示走，即使是机器人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短暂的故障，或者是机器人引导导参与者进入塞满家具的黑暗房间，参与者仍然是跟随机器人的路线。Christensen等人(2019)重复了这个结果，并且发现即使机器人发出语音警告，说明机器人的感觉系统出现故障，仍然有参与者跟随机器人的指导去寻找出口。 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个体会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但他们相信机器人能够减少风险，根据Borenstein等人(2018)的概念，这也是一种过度信任。由于采用的实验情境都是紧急情况，而人在紧急情况下的心理状况与日常其他情境中可能是不同的，紧急情况下人们会信任任何可以降低他们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的信息源。所以，是否可以把紧急逃生过程中对机器人的盲从看作是过度信任，其实是值得讨论的。如果是非紧急情况下，人们还是盲从机器人，可能是支持过度信任的更好的证据。虽然实证研究做的不多，但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现象，新闻中会报道有人按照导航系统将车开进了河里或者开到了火车站广场，被救援之后依然会打开导航系统继续行驶。 除了以上两种操作定义之外，Booth等人(2017)采用了人们是否会给机器人打开门禁系统来测量过度信任。他们选择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实验是在一个大学有门禁系统的宿舍楼进行的。学校规定只有特定人员才允许进入到宿舍楼，陌生人是不能进的，不然会给学生们带来财产或者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Booth等人将一个机器人放在等待进宿舍的队伍中，然后观察有多少人会打开门禁系统，允许机器人进入宿舍。结果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将机器人带入宿舍内。作者认为这反映了学生们对机器人的过度信任，因为作者会推断说学生应该清楚机器人进入宿舍可能会对里面的学生造成安全威胁，但依然会让机器人进入。问题是，那些允许机器人进入宿舍的学生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机器人的潜在危险性，由于没有提供事后访谈的资料，是无法知道学生们当时的想法的。学生们让机器人进入的原因可能五花八门，也可能在那一刻并没有意识到机器人会带来威胁。Booth等人的研究与其说是探讨了过度信任，不如说是探讨了对机器人的信任，因为在这个场景中学生们既没有高估机器人的功能，也不可能产生机器人会降低已存在风险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