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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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Schmitt (1996)最早将公正作为一种稳定人格特质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他后来将公正敏感性(Justice sensitivity)定义为“个体能够觉察到不公正的难易程度和对所知觉到的不公正做出相应反应的强烈程度”(Schmitt， Gollwitzer， Maes， & Arbach， 2003)。Schmitt等人认为公正敏感性包含4种成分：受害者公正敏感性、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施害者公正敏感性(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受害者公正敏感性(victim sensitivity)”指自己遭受不公正对待时能够做出抵抗的行为倾向，“旁观者公正敏感性(observer sensitivity)”指当看到他人遭受不公正对待时能够出来制止不公正发生的行为倾向，“施害者公正敏感性(perpetrator sensitivity)”指当有机会通过不公正的方式让自己获利时主动选择放弃的行为倾向，“得利者公正敏感性(beneficiary sensitivity)”指在一定情景中被动获利时主动选择放弃的行为倾向。Schmitt等人在对德国被试的研究中发现性别、地域等人口学变量影响个体公正敏感性(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但是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对国内公正敏感性人口学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人的公正敏感性特点，为公正感的培养和提高提供参考。 公正判断(Justice judgment)是指个体对事件公正与否所做出的判断，是个体经过复杂认知加工方式(Jasso， 1994; Sabbagh， Dar， & Resh， 1994)或快速无意识的方式(Ham & Bos， 2010; Ran， Aarts， & Ferguson， 2005)所做出公正与否的评估，是一种认知过程，而公正敏感性是一种人格特质，两者在内涵上不同。但是两者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已有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会影响公正判断以及与公正有关的情绪和行为反应(Gollwitzer & Rothmund， 2011; Hiel， Cremer， & Stouten， 2008)，而公正敏感性作为一项稳定的人格特质(Schmitt et al.， 2010)，也可能会对公正判断产生影响。又如，有研究表明，公正敏感性高的个体在不公正事件被公正处理后觉察到更多公正感，对该事件的公正性给予更高的评价(Baumert & Schmitt， 2009)。但是目前关于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不同角色卷入下个体对不公正事件的情绪和评断不同(Mikula， 1994; Mummendey， Linneweber， & Loschper， 2010)，但目前对于角色卷入影响公正判断的直接研究不足，因此本研究探索角色卷入对公正判断的影响。 Schimitt提出在不公正事件中通常包含受害者、施害者、旁观者和得利者四个角色卷入(involvement of roles)，即场合-特异(occasion-specificity)的观点效应。已有研究表明不同角色在同一事件中常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如关于特权的研究表明，当个体享有特权时会感觉内疚，并将自身视为一个施害者(Gollwitzer et al.， 2001)。在角色和视角对攻击性(Mummendey， Linneweber， & Loschper， 2010)以及公正行为(Mikula， 1994)的研究中发现，日常对不愉悦事件的评判常取决于观察该事件的视角。因此有理由假设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受不同角色卷入的影响。 本研究关注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的关系，并关注角色卷入对公正判断的影响以及对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关系的影响，同时分析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本研究假设：① 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正相关；② 角色卷入是影响公正判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关系的重要因素；③ 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在重要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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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随机抽取北京市部分高校的大学生400名，被试家庭所在地涵盖全国32个省份的城市和农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54份(男生184份，女生17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5%。去除极端数据6个，剩余数据348个，有效数据率为87%。所学专业包括自然科学(168份)和社会科学(102份)，被试年龄17~27岁(M = 20.12， SD = 1.7)。 2.2. 研究工具 2.2.1. 基本情况问卷 问卷包含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学校、专业、生源地省份及城市、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亲职业、父母亲文化程度等。 2.2.2. 公正敏感性测量 公正敏感性采用Schmitt等人编制的公正敏感性量表(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测量本变量。该量表包括4个分量表，各包含10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1-很不符合，5-非常符合)，信度均大于0.94 (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 。结合文献相关内容对英文量表进行翻译，并通过试测对中文翻译后的量表进行可阅读性测验，结果显示译后的量表可用于中文为母语的人群进行公正敏感性测量。研究中数据分析显示，受害者、旁观者、得利者、施害者公正敏感性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1、0.70、0.76、0.77。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 = 0.93。 2.2.3. 公正判断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故事评价法测查被试的公正判断。研究者通过访谈法了解和搜集在大学生群体的认知中现存的不公正事件和现象，并请专家对所选内容进行判断，得到具有较高内容效度的公正判断故事。研究者在故事中设置了旁观者、受害者、施害者和得利者四种不同的角色，采用漫画形式列举10件不公正现象，要求被试在所设置的角色中对不公正事件进行5点评分(1-极不公平，5-很公平)。包公正判断故事涉及特权、分配不公、惩罚不公、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等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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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关注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的关系，结果表明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存在低水平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支持已有研究结论，即作为稳定人格特质的公正敏感性影响个体公正判断(Gollwitzer & Rothmund， 2011; Hiel， Cremer， & Stouten， 2008)，而不同角色卷入下个体对不公正事件的情绪和评断不同(Mikula， 1994; Mummendey， Linneweber， & Löschper， 2010)，表明角色卷入是公正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也证实了角色卷入影响公正判断。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角色卷入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的关系。当个体作为旁观者时，公正敏感性量表总分与公正判断显著相关，表明个体在旁观者角色卷入状态下公正敏感性可以预测公正判断。但是，当个体作为不公正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即个体作为不公正事件的受害者、施害者或得利者时，公正敏感性对公正判断不具有预测作用，可以推测个人是否获益是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相同角色卷入下的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相关关系，只有得利者公正敏感性和得利者公正判断显著相关，表明角色卷入不是唯一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关系的因素，也提示我们个人在不公正情景中是否获益是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之间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社会科学类学生均显著高于自然科学类学生，该结论符合斯诺(2003)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诸多方面迥然不同。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思维是一种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思维，而自然科学思维则不以人为价值评价标准(饶世权，2009)。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实际是关注个体是否受到公正对待的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思维更容易拥有较高的公正敏感性并做出正确的公正判断。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显著高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整体呈现出经济状况越好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越低的趋势。这一结论也支持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郭永玉，周春燕，2014；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公正敏感性西部显著高于东部，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东部优于西部的现状发现，经济越发达公正敏感性越低，这种差异与Schmitt et al. (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研究结果显示南方被试公正敏感性量表得分显著高于北方被试得分，南北方人之间的集体主义倾向差异为或许是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已有研究表明，南方人比北方人集体主义倾向更强(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而集体主义倾向更强的个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正敏感性(如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更高(Wu et al.， 2014)。Vliert等人研究还发现气候不舒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个体集体主义更强(Vliert， Yang， Wang， & Ren， 2013)，因此公正敏感性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公正敏感性女性显著高于男性，Schmitt对德国被试的研究中也有相同发现(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他同时还发现：被害者公正敏感性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受教育水平越高施害者公正敏感性越低。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社会情感和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童年和青春期是公正敏感性稳定和分化的重要时期(Bondü， Hannuschke， Elsner， & Gollwitzer， 2016)，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因此未出现显著的年龄和学历差异。 本研究发现收入差别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表明经济状况是造成个体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的主因。李静(2014)、杨沈龙(2014)的研究也发现，低社会阶层者常感到不公是因为他们更多知觉到自身经济困境中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公正判断在性别、地域、城乡差异不显著，说明性别、地域、城乡并不是影响公正判断的主因。本研究结果表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公正判断的影响超过性别、地域、城乡差异。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虽然本研究发现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的相关关系，但是未经过严格的实验检验其因果关系，在未来可以采用实验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中还发现角色卷入对公正判断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由个体在不同角色卷入中的利益得失决定并未得到检验。本研究中采用的故事评价法选取的不公正故事所涉及的公正范围有限，不能涵盖比较广的公正范畴，这提示在以后研究中可以设计涵盖范畴更广的公正判断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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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显著正相关，公正敏感性可以正向预测公正判断，这种预测受角色卷入的影响。 2) 角色卷入是影响公正判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3) 公正敏感性女性显著高于男性，社会科学类学生显著高于自然科学类学生，西部学生显著高于东部学生，南方学生显著高于北方学生，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显著高于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 4) 公正判断在学科性质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会科学类学生显著高于自然科学类学生，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显著高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性别、地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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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政治技能是一种有效的社交能力，指在工作中理解他人并为实现个人或组织目标去有效影响他人的能力。领导者政治技能对于员工和组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是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组织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领导者政治技能对员工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提出领导者政治技能可以有效提高下属绩效，并且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可正向中介领导者政治技能对下属绩效的积极作用。为证明上述假设，在两个时间点收集了来自某大型跨国医药企业179名员工和其领导的配对数据，分析结果印证了上述假设。这一结论对于领导特质的研究和中国管理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技能，员工绩效，信任，领导成员交换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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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组织中的政治(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长久以来吸引着学者的关注。学者Pfeffer (1981)和Mintzberg (1983)首次将政治视角引入组织研究中 [ 1 ] [ 2 ] ，他们提出组织是政治的竞技场，要想在这一竞技场中脱颖而出，个人的工作技能和努力程度是一方面，敏锐的嗅觉、领悟力和必要的策略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后者即政治技能。 政治技能最初来源于社会影响力领域的研究，它是指个体能够准确理解周围的环境、并根据这种理解去影响他人从而实现个人目标或组织目标的能力 [ 3 ] 。政治技能在说服他人、操控事态和协商谈判中均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是个体在组织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讲，高政治技能的个体可根据多样的情境和变化的环境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并通过有意表现出真诚来获取他人的支持和信任，从而有效地影响和控制他人。因此，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政治技能和高个人成就基本呈现正相关 [ 4 ] [ 5 ] 。 尽管政治技能这一概念被反复探讨，但是之前关于政治技能的研究大多把普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只是集中讨论了政治技能如何影响员工的个人表现，比如员工的政治技能对于他们在面试中的表现、与周围同事的关系以及对领导的印象管理效果的影响等等 [ 6 ] 。相比之下，鲜有研究直接关注领导者的政治技能。相比于普通员工的政治技能，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可能对于组织整体绩效的提高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者的关注。具体有如下原因。第一，从层级结构来说，领导者作为组织中处于较高层级的成员，往往对于下属有着直接而且显著的影响力，他们的政治技能具有很强的传导作用，很可能会改变下属的工作态度、体验和绩效等等。第二，从工作性质上讲，相比于社交位置相对边缘、工作内容较为单一的普通员工，领导者处于社交网络的中心，面对着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需要应对更多类型的工作任务，因此，能否根据不同的情境调整行为、感知并协调好各方关系对于领导者而言尤为重要。第三，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角度讲，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更加强调关系和人情 [ 7 ]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政治韬略和权谋手腕一直被看作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素质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对于组织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可作为领导者胜任力模型中的重要指标。综上，领导者政治技能在中国情境中更具有效性，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话题。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重点关注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及其对于员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笔者提出，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对于其下属的绩效的提升有着积极效果，并且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提高员工对领导的信任以及改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这两条路径来实现的。 本文的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将员工层面的政治技能研究延伸到领导层面，探究了领导者政治技能对员工的影响。这拓宽了政治技能这一概念的研究范围，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政治技能影响作用的挖掘。第二，本研究从员工心理感受和领导员工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了领导者政治技能影响个体绩效的中介机制，为政治技能的研究贡献了新的视角。第三，政治技能这一概念是在198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但事实上，组织政治和人际关系的视角在中国一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背景，因此本文在中国情境下开展实证研究，对中国领导者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效管理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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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 本研究样本来自三家大型跨国医药企业，我们先和调研单位的领导者进行了沟通，讲述了本次调研的内容和目的，在获得了公司领导者支持后，我们在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帮助下开展调研。研究采在两个时间点采集数据：在第一个时间点，由员工评价直接上级的政治技能；在第二个时间点，由员工评价对领导的信任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由领导评价员工绩效。我们在第一次共发放员工问卷213份，回收198份，第二次发放员工问卷188份和对应的领导问卷39份。考虑到领导对不同下属展示出的政治技能可能有差异，以及不同的员工可能对领导政治技能的感知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在员工层面进行数据分析，去除掉没有完成两次问卷的员工样本和缺乏领导评价的样本，我们最终获得了179对员工和领导的匹配数据，员工平均年龄为31.41岁，男性占51.22%。领导平均年龄为38.74岁，男性占比61.29%。 3.2. 测量 量表均采用国际已发表的通用量表，请英语专业的研究生按照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进行了完善，并对量表内容根据中国的情境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这种定量的研究的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国内的管理学研究。研究中所用量表均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 1) 领导者政治技能 采用Ferris等人(2005)编制的18条目的政治技能量表。样题如“我总是出于本能地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来影响他人”。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75 [ 3 ] 。 2)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 根据Scandura和Graen (1984)开发的7条目量领导部属交换关系量表 [ 14 ] 。样本题目如“我的直属领导非常了解我”。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95。 3) 员工信任 采用Robinson和Rousseau (1994)开发的量表，共7个条目，样本题目如“我非常信任我的领导” [ 15 ] 。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85。 4) 员工绩效 采用Sparrowe等人2001年开发的4条目量表，量表内容如“这个员工的工作非常有效率” [ 16 ] 。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90。 控制变量。我们控制了领导和员工的年龄(岁)、性别(1 = 男性，2 = 女性)的影响，因为领导的年龄和性别可能影响其在组织中的地位，从而影响下属的信任以及下属与领导关系的建立，同时以往研究也发现员工的这些统计学变量可能会影响到其工作投入进而影响到其工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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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果 我们首先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已检验测量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结果显示我们的4因子模型(领导者政治技能、员工信任、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员工绩效)具有最优的拟合结果(c 2 = 1280.01， GFI = 0.91， TLI = 0.90， RMSEA = 0.08)，优于3因子模型(领导者政治技能、员工信任 +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员工绩效，c 2 = 3337.00， GFI = 0.64， TLI = 0.62， RMSEA = 0.17)、二因子模型(领导者政治技能、员工信任+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员工绩效，c 2 = 4006.86， GFI = 0.55， TLI = 0.53， RMSEA = 0.19)、和单因子模型(领导者政治技能+员工信任+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员工绩效，c 2 = 5448.39， GFI = 0.37， TLI = 0.33， RMSEA = 0.22)。 表1是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表，从表1中可以看出领导者政治技能与员工信任(r = 0.23， p < 0.01)正向相关，领导者政治技能也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r = 0.20， p < 0.01)正向相关，同时员工信任(r = 0.42， p < 0.01)以及领导部属交换关系(r = 0.31， p < 0.01)分别也与员工绩效正向相关。表中结果初步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tudy variable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 员工性别 1.49 0.50 - 2. 员工年龄 31.41 4.22 −0.09 - 3. 领导政治技能 5.66 0.89 0.02 −0.12 (0.75) 4. 员工信任 5.73 1.13 0.00 0.07 0.23 ** (0.85) 5.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 5.09 1.26 0.16 * −0.09 0.20 ** 0.32 ** (0.95) 6. 员工绩效 5.15 1.18 −0.02 −0.14 0.42 ** 0.42 ** 0.31 ** (0.90) 表1.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N = 178， * p < 0.05， ** p < 0.01。 假设1提出领导者政治技能与员工绩效正向相关，我们在Stata 14.0中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领导者政治技能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员工绩效(b = 0.57， p < 0.01)，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假设2和假设3提出员工信任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分别中介了领导者政治技能对员工绩效的积极影响，我们在Stata 14.0 中构建了整体的路径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领导者政治技能分别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员工信任(b = 0.28， p < 0.01)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b = 0.26， p < 0.01)，同时员工信任(b = 0.35， p < 0.01)和领导部属关系(b = 20， p < 0.01)也分别能够正向影响员工绩效。进一步地，我们检验员工信任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通过Sobel检验我们发现，领导者政治技能通过员工信任对员工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b = 0.10， 95%置信区间 = [0.02， 0.18])，同样领导者政治技能通过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对员工绩效的间接效应也显著(b = 0.05， 95%置信区间 = [0.01， 0.11])。综上所述，假设2和假设3得到支持。 图2. 路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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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提出在中国情境下，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对于员工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通过对三家大型医药企业的多时间点、多数据源的样本分析，本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一方面，高政治技能的领导能使得员工对其品格产生正面的评价、对其个人产生积极的情感，建立起认识信任和情感信任；另一方面，高政治技能的领导能使员工感受到领导对员工的善意并使员工产生同领导建立高质量交换关系的意愿，从而有助于高领导部署交换关系的形成。更信任领导、处在更好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中的员工会有更强的工作动力和心理资源，更有可能表现出高水平的绩效。综上，我们得出结论，通过提升员工对领导的信任、改善领导部属交换关系，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可以有效提高员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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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讨论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一是，本研究将政治技能的研究对象从一般员工扩展到领导层面。以往对于政治技能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于员工政治技能的探索，鲜有研究关注领导者的政治技能。一方面，领导作为团队的核心人物，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任务情境，其政治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领导者来说，政治技能也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必要的胜任元素。因此，本研究将对政治技能这一概念的研究扩展到领导层次，扩充了政治技能的应用和研究范围，将领导者与政治技能这两个概念相结合，首次提出了政治技能在领导者身上所彰显出的独特效果。二是，我们探究了领导政治技能影响下属绩效的内在机制，发现对领导的信任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正向中介了领导的政治技能和员工绩效的关系。我们从领导成员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解释了领导者政治技能这一领导者特质如何通过改变下属和领导的关系影响了下属绩效。三是，本文将政治技能这一提出于西方的概念应用于中国情境，发现了在强调关系和人情的中国情境下，领导者的政治技具有积极的作用。西方对于领导者的研究中，常常强调领导的真诚(Authentic)和透明(Transparency)的概念， 因而对领导者政治技能这一概念的效果讨论结论难有统一结论。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高权力距离、高人际敏感度的文化环境和规则和伦理有许多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发现，领导者的政治技能对员工和组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此次研究结果为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者政治技能正名。一是，通过对领导者政治技能积极效果的关注，本研究结果提醒了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者，除了应加强对自身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关注和培养以外，还应对自身的政治技能等软素质加以重视，这些软素质会显著的影响领导和下属的互动关系，从而影响到每位员工以至于整个团队的总体绩效。二是，在企业层面上，在这一研究结果也提醒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关注领导队伍政治技能的建设，在选、用、育、留等各个阶段加强对于领导者政治技能的重视。例如，在领导者选拔过程中，应重视考察领导者在社会机敏度、人际影响力、交往能力和表面真诚等方面的素质，确保团队的领导具有较高的政治技能；对于在任的领导，应注意对其政治技能的培训和提升，等等。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方向和机会。一是，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的研究方法，虽然采取了不同时间点的数据，但依旧无法排除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法或纵向追踪的方法，进一步确定因果关系。二是，本研究只关注了员工信任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这两个中介机制，然而领导者的政治技能还可能通过其他中介影响到下属绩效，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更多的中介机制。三是，本研究只采取了中国样本，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这一研究复制在西方文化样本中，以验证其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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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有关心理资本及创业意愿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创业心理资本和创业意愿成熟量表，对研究生创业心理资本与创业意愿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调查结果发现，1) 研究生创业心理资本在性别、专业、年级上没有显著差异，在生源地方面，自信乐观、善于交际以及心理资本总体差异明显。2) 研究生创业意向与创业心理资本的两个维度即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及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自信乐观、坚韧进取子维度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真诚奉献的具有反向预测作用，大学生创业心理资本作为核心构念正向预测力最强。 关键词 :研究生创业者，心理资本，创业意愿，心理资本结构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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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青年创业视为促进经济竞争力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一种方式。许多研究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要鼓励创业，以使它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竞争取得有利地位 [ 1 ]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的创业活动迅速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型国家的本质是依靠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高，创业无疑是其中最具贡献力的活动之一。从广义上讲，创业活动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有效完善市场体系，为国家走向经济繁荣提供保证，从狭义上讲，创业有助于开发潜能，最大程度的实现个人价值和阶层提升。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降低了创业创新成本，为释放人的创造力提供了极大空间，使得大量本科生、研究生也纷纷投入创业大军。研究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培育的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高端后备人才，也是我国未来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高校不仅应当培养能够做科研工作的学术性研究生人才，同时也应加强对研究生创业意识的培养，加强创业教育。 作为预测创业行为最有效的指标，创业意愿受到国内外创业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认为自我效能，社会网络，家庭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创业意愿的强弱，但是作为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之一的心理资本未得到重视。心理资本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表示个体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状态，是包含乐观、自我效能、希望、韧性等的一种高阶积极构念。本研究将对研究生创业心理资本与创业意愿的关系进行探索，为研究生创业教育和培训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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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2.1. 心理资本内涵、结构和测量的研究 2.1.1. 心理资本的内涵 心理资本源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2004年，心理资本之父Luthans将其概念化，发展至今，它已经拥有坚实的理论框架和深厚的实证经验。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的状态，被定义为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一般说来包含四个维度，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弹性 [ 2 ] 。学者们普遍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种类状态 [ 3 ] ，相比短暂的积极情绪这样的纯状态，它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相对更大的稳定性，而对比大五人格这样的人格特质，心理资本又是可以发展的 [ 4 ] 。因此，心理资本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 [ 5 ] [ 6 ] 来进行开发。心理资本与员工期望态度、行为、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有着广泛的联系 [ 7 ] 。 2.1.2. 心理资本的结构 随着心理资本的概念被应用在更多领域和更广泛的国家地区，最初的四维度模型已经不能满足研究需要，学者们在不同的情境下扩展了心理资本的内涵，逐渐形成多维度论，新增的心理资本结构大致可分为四个领域：认知(创造力，智慧)，情感(幸福，情感流动力，幽默)，社会(感恩，宽恕，情绪智力)，和更高的强度(真实性，灵性，勇气)。目前心理资本结构的研究还在发展之中，Luthans认为，凡是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的心理要素和状态都是潜在的心理资本维度。 研究表明，总体心理资本比其组成成分更高的与绩效结果相关 [ 8 ] 。因此，心理资本可能具有协同效应，即整体可能大于其部分的总和。 2.1.3. 心理资本的测量 最广泛使用的测量问卷是由Luthans等人开发的四维24项目心理资本问卷(PCQ)，问卷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主要国家文化中的表现出不变性 [ 9 ] 。只有12个题目的简单版本的问卷(PCQ-12)也显示出较好的适用性 [ 10 ] 。然而鉴于问卷普遍存在的局限性，有研究者开始陆续使用隐性心理资本问卷(I-PCQ)来减少社会期许偏差和欺骗现象 [ 11 ] 。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测量本土化进行了探讨。侯二秀 [ 12 ] 根据扎根理论对知识型员工的心理资本结构进行了探索，由此开发出了一份针对性量表；柯江林 [ 13 ] 等人结合中国组织文化背景，得出心理资本包括事务型心理资本(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坚韧顽强、奋发进取)与人际型心理资本(感恩奉献、包容宽恕、谦虚沉稳、尊敬礼让)，并对新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积极探索，其编制的问卷得到了国内学界广泛认可。 2.2. 创业心理资本研究现状 伴随着新创企业井喷式出现，创业环境越发变幻莫测，创业者需要在严峻的商业形势下，承受压力，快速决策。因此创业者的心理资本很可能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心理资本。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创业心理资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3年开始，国内有关研究陆续出现，学者们对创业心理资本的结构、测量、开发策略等进行了探究。刘素婷 [ 14 ] 定性分析了创业心理资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高娜和江波通过文献分析、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了创业心理资本结构模型，包括积极成长、主动应对、热情创新、敏锐卓越、自我效能、社交智慧和乐观希望七个因素，并设计实施了体验式创业心理资本提升策略，取得了满意的成效 [ 15 ] 。张爽 [ 16 ] 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研究生创业心理资本结构模型，并设计发放问卷探究了研究生创业心理资本的现状和特点。 基于此，本研究将创业心理资本界定为正在或潜在创业者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 2.3.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是“一个潜在创业者在实行创业前的主观信念和心理状态，他们打算建立一个企业，并有意识地计划在未来某个时间这样做 [ 17 ] ”。Krugger等人认为，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的有效预测指标之一。当前对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个体与环境两个角度展开。个体因素包括性别、专业背景、学历、年龄、工作经历、个人以前创业经历等人口特征变量，也包括主动性人格、大五人格、独立性、控制点、冒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等特质变量，以及自我效能感等状态变量; 环境因素包括父母创业背景、学校创业教育、政府创业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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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研究生创业能够刺激创新、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因此，了解研究生的创业意向对于激发他们的创业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后续行为的良好预测，并制定针对性的培养方案。本研究认为，研究生心理资本在性别、专业、年级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在生源地差异上，大城市的学生在自信乐观和善于交际以及心理资本总体上的得分明显更高，农村较其他生源地的同学得分更低。研究生创业意向与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及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自信乐观、坚韧进取、真诚奉献子维度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特别地，大学生创业心理资本的正向预测力最强。 因此，在预测研究生未来的创业意向乃至创业行为时，应考虑自信乐观、坚韧进取、真诚奉献这三个因素。在设计研究生的创业教育和培训项目时，也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开发研究生的创业潜力。 4.2. 管理启示 目前国内的大学教育仍然过于注重考试和考试成绩，而忽略对研究生社会技能和心理能力的培养。尽管各类大学生创业设计、竞赛如火如荼，无疑为弥补了一些传统教育的缺陷，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创业心理资本的组成成分——自信乐观、坚韧进取、善于交际、真诚奉献，在大学创业教育中几乎未曾体现。教育制度与市场需求的这种差异，是研究生追求自主就业的一大障碍。这就要求对课程进行全面的改革。培养年轻人独立思考和行动、承担风险、社会交往等多方面能力。同时，教师也可以接受培训。提高教师、创业教育指导老师对创业心理资本的敏感度，在为学生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的同时，使他们具备在创业实践中充分运用知识的能力。 4.3. 研究局限 在这项研究中还有几个局限性。1) 本研究只测量了性别、专业、年级等人口统计学差异。研究生创业心理资本问卷虽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但省略了部分内容。例如，我们没有考虑学业成绩作为变量。因此，建议未来的研究人员增加人口统计变量的范围。2) 数据来源于北京地区的研究生，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分析结果可能缺乏普遍性。希望未来的研究人员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其他省份检查研究结果。3) 未探究创业心理资本与创业成功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对乌干达384名企业家的研究显示心理资本是创业成功的重要预测因素，并探讨了创业者应如何利用心理优势达到自己的创业目标 [ 28 ] 。希望有后续研究者能再本土情境下完善这一理论，让创业心理资本发挥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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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体系宏伟，观念独特，构思巧妙，建制恢弘，且皆反传统，当自不待言。仅就其物道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与范式对传统哲学的革命而言，就具有巨大的历史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 :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哲学领域，爱因斯坦革命，开创性价值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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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读高懿德教授一百六十余万字的鸿篇巨制《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感到异常震惊。这部著作不仅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而且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的哲学世界观及其相应的思想范式，不免使久浸于传统中的学人无所措手足。但藉此反思以往，却令千年迷梦一朝梦醒。《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体系宏伟，观念独特，构思巧妙，建制恢弘，且皆反传统，当自不待言。仅就其物道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与范式对传统哲学的革命而言，就具有巨大的历史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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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哲学宗旨的历史开创性 古代哲学把哲学定位于理性地把握世界终极本质的学问，即定位于研究世界存在本体的学问，近代哲学将哲学定位于探讨人类认识何以可能的学问，现当代哲学则把哲学定位于对实证科学知识的实证分析和理解上。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凌乱的哲学观。但“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提出的30多种哲学观分别从各自片面的角度出发认定着哲学的本体或本质，自然各有其片面的合理性及相应的缺陷”，“但所有这些界定，始终没有把握到哲学自我的真正本质和本体，大多片面和表面地理解了哲学” [ 1 ] 。 笔者认为，《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在历史上首次发现和确证了真正的哲学观，即“哲学在广义上，它是人类理性地把握世界统一性的理论思维或理性精神活动及其历史过程的总体和整体，包括其中的各个部分和环节，及作为其系列成果的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此而言，它是历史上所有哲学家们历史活动的总体；从狭义上说，它则是这种历史活动总体所要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即对世界统一性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理性把握，形成关于世界统一性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哲学世界观理论。” [ 2 ] 在笔者看来，对哲学宗旨的这种认识，不仅是对哲学宗旨的真正理解，也对历史上的哲学本质观的拨乱反正。哲学不像具体科学那样去关注和研究世界各领域的具体现象和规律，而是关注和研究整个世界的统一性存在现象和逻辑。哲学与宗教都关注世界万物存在的统一性现象，但宗教是对世界统一性存在现象的虚幻的、非理性的认识，哲学则力图做到对世界统一性存在逻辑的理性把握。但是，迄今为止的各种哲学观及其哲学，都没有自觉地把握住哲学的这一宗旨和使命，而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它。物道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宗旨的拨乱发正，第一次使哲学自觉地把握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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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哲学思想的历史开创性 传统哲学一方面把“道”看作是高于物的世界的创造者，从而把道视为世界的本体和本质，并以此来理解世界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把人与世界对立起来并把人视为世界的中心来看待世界的统一性。 《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指出：“传统哲学将‘物’、‘道’分离且将‘道’置于‘物’之上的虚假逻辑，也违反了世界万物与其存在之道之间道在物中、物高于道、物本而道用的真实关系，从而造成了对世界的‘物’‘道’关系位置的错置，影响了对世界统一性的正确把握。因此，为了把握真实的世界万物与其存在之道的统一性关系，必须把颠倒过的物道统一性关系再重新颠倒过来，还世界万物与其存在之道关系以真相。” [ 2 ] 在《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看来，“物”是构成世界的唯一实体和主体，人不仅是物之一，而且与物是平等的主体，道则不过是物的构成和存在方式，整个世界是由物借助于自身之道相互结合而构成的统一体，世界的统一性即在于万物存在之道的统一性。 笔者认为，对于世界统一性的这种全新的理解，在历史上无疑是一种首创，并且是对以往哲学世界观的颠覆性认识。以往的哲学认为世界是基础和根本是道即逻各斯，世界的统一性在于道(即逻各斯)的统一，物在其中不过是傀儡。《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颠覆了这种认识，全面地演绎了一种与其相反的世界的物道统一性逻辑。这种逻辑认为，物是道的主体和根本，道只是物的存在方式，世界本身的统一直接体现为万物之间存在形态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借助于万物存在之道的统一实现的，从而，物之道的统一只是万物与世界统一的中介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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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思想范式的历史开创性 在哲学范式上，《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认为，“总体而言，传统哲学始终以人为中心以自然为边缘，以道为本体以物为末体，并以片面性的哲学思想原则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统一性。这种思想范式导致了对世界统一性把握的极大片面性和失真。要全面地把握世界万物存在的真实统一性，就必须彻底克服传统哲学的上述范式和弊端，按照世界万物存在的物体道用、物种平等、万物一体等本然逻辑，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统一性，确立起以物本道用、物种平等、万物一体等关于世界万物存在统一性基本构成原则为基本哲学思想原则的‘物道主义’哲学范式。” [ 2 ] 《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所阐述的“物道主义”世界观的基本逻辑同时也确立起了相应的哲学思想范式。“‘物道主义’之名，为其作为阐述世界万物存在的统一性在于它们存在之道的统一性这一最高原理的哲学思想范式和相应的哲学思想系统之谓，其基本内容就是对世界万物存在之道之统一性逻辑的系统阐述，而这种统一性逻辑，既是世界万物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存在之道，又是世界万物个体存在的基本道，简言之，就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本道或普遍道。显然，对于这样一种立足于世界万物存在之道去把握世界万物统一存在之道所达到的关于世界万物存在基本道或普遍道的思想范式与学说系统，冠以‘物道主义’之名恰如其分。” [ 2 ] 在笔者看来，物道主义作为哲学思想范式，不仅是传统哲学所没有的，而且是对传统“道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哲学范式的否定和颠覆，因而具有历史开创性意义。传统哲学是“道本物末”与“人本主义”的思想范式。这类思想范式是根本错误的世界观。世界在本质上是物本道末主义的，是万物平等的，而非道本物末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物道主义的这种世界观恰恰是对传统主流哲学世界观和思想范式的根本否定，因而具有颠覆传统和开创未来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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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学理逻辑的历史开创性 《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中说： “既往哲学的第四大根本缺陷是学理逻辑架构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和分离。” [ 3 ] “既往哲学在学理上呈现为形而上的本体论与形而下的现象论的相互分离、对立与排斥。古、近代哲学的主体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现、当代哲学的主体是形而下的实证哲学。形而上鄙夷形而下，形而下拒斥形而上。” [ 3 ] “‘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认为彼此皆为片面和极端，论证了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形而上下学’才能真正把握世界万物万象的统一性存在逻辑。书名中的‘形而上下学’一词，既点明了新哲学独有的学理逻辑架构之特点，又标示着其对以往哲学学理逻辑架构的彻底颠覆与革命，及其同以往哲学学理逻辑架构的根本区别。” [ 3 ] 笔者认为，古近代哲学的学理逻辑是形而上学，现代以来的哲学是形而下学即实证哲学，在哲学史上这两种逻辑是对抗而分离的。物道主义哲学这种形而上下的学理逻辑，从根本上否定和克服了古近代形而上学与现当代形而下学的片面性，而将它们融合为一体辩证的思想形式，从而具有颠覆传统开辟未来的历史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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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颠覆传统与开创历史 在笔者看来，《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所实现的这种历史开创性，可以说完全符合它给自己所下的下述论断： “本著名为《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是一部理论(理性)地把握世界(万物)统一存在逻辑的体系化哲学世界观，可以说这一书名，就是这一哲学理论的名称，它既准确、全面地指明了这一哲学世界观体系的反映对象、基本内容及其最基本的思想原则、思想范式和学理逻辑，同时也标示了其与既往所有哲学形态在这些方面的根本区别，同时，它还标示着这一哲学体系是对既往哲学形态的颠覆性变革和革命。这种哲学革命，亦如同物理学领域相对论对经典物理学的爱因斯坦革命一样，是在哲学领域展开的物道主义对一切既往哲学传统的爱因斯坦式的革命。可以相信，这种哲学革命也必将引发人类的整个文化和生活领域的相应性质的革命。” [ 3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由爱因斯坦进行的相对论对古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的根本性变革，被成为物理学领域的爱因斯坦革命。这场革命先后延续了30多年，根本性地改变了物理学对物质、运动、空间、时间、因果性等基本思想，也根本性实现了从绝对论到相对论的物理学思想范式的根本转换，由此而带动了20世纪整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革命，为人类文明开辟了新纪元。笔者相信，《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所阐释的物道主义哲学的思想观念、思想范式和学理逻辑，既是与以往所有哲学形态在这些方面的根本区别，“也是在哲学领域展开的物道主义对一切既往哲学传统的爱因斯坦式的革命” [ 3 ] ，而且，“这种哲学革命也必将引发人类的整个文化和生活领域的相应性质的革命。”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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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在三角形网点上的Lagrange插值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了四面体网格上的Lagrange插值，给出了三元多项式构成的空间中的适定结点组定理，构造出了四面体网格上的Lagrange插值公式，并对所给公式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 :四面体，多元Lagrange插值，适定结点组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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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多元函数插值是一元函数插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插值工具和被插值对象的多元推广，多元函数插值是计算数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见文献 [ 1 ] )近年来，人们发现二元插值(见文献 [ 2 ]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在解决某些科学计算问题时，常常涉及到多元函数插值问题。(见文献 [ 3 ] )经过很多学者在多元插值和逼近的研究，(见文献 [ 4 ] [ 5 ] [ 6 ] [ 7 ] [ 8 ] )我发现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常常会遇到与四面体网格有关的插值，而怎样将四面体网格划分和插值就成了难题。本文就将介绍如何在四面体上进行网格划分，如何选取适定结点组和如何在四面体上进行Lagrange插值进行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四面体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立体图形之一，在很多机械模型中都会出现。例如：对机械零件进行四面体网格划分确定精度，对不规则的零部件进行四面体网格划分和插值计算，所得结果比其他算法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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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发展绿色经济是长株潭实现两型社会的必要渠道，生态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对于绿色经济的评估，是比较合适的方法。本文以长株潭“3 + 5”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建立全要素生产框架，将经济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与生态效率纳入统一模型中，运用Meta-US-SBM模型测算了各市2006~2016年的生态效率及其子效率，再根据各市子效率的结果分析其生态效率高低的成因。实证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长沙处于明显领先地位，与其他各市差距明显。长株潭城市群经济效率较高，经济发展整体良好，且趋势稳定；在环境效率下，长株潭城市群各市均具有上升趋势，但与经济效率相比相对平缓；而能源效率方面，整体较低，需要重点对待。 关键词 :长株潭城市群，Meta-US-SBM模型，生态效率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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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长株潭一般指长株潭城市群，其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是中部经济崛起发展的重要引擎，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愈发凸显。作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寻求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对长株潭来说已经迫在眉睫。生态效率是利用生态资源最大化地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是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各种评价区域绿色发展的指标中，生态效率作为一个综合性强、概念明晰、容易测度的指标，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借鉴Huang [ 1 ] 的全新DEA模型——Meta-US-SBM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并且针对经济效率、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分别运用投入或产出导向测度模型，以解决异质性技术、全面识别性、可传递性和跨期可比性以及非期望产出等问题，从而全面、准确地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各市生态效率高低的具体原因，并提出建议对策。不仅为城市群的绿色发展量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效率提升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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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生态效率最初是由德国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 [ 2 ] 提出。此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联合会(WBCSD)等相继对生态效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与拓展。而对这些概念的总结广为接受的是Seppala [ 3 ] 的解释：“生态效率是单位环境压力或者成本所对应的产品和服务价值，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反映了一个公司、产业或者经济体的总产出。”这一概念注重以最少代价或者冲击来最大化地获取经济价值。而伴随着绿色经济的崛起，生态效率也已成为研究者和企业家的热点与重点。 自李丽萍 [ 4 ] 等(2000)将生态效率概念介绍到中国后，周国梅 [ 5 ] (2003)、诸大建和朱远 [ 6 ] (2005)等较早地从循环经济角度介绍和分析生态效率，吕彬和杨建新 [ 7 ] (2006)介绍了生态效率方法研究与应用。而有关研究主要从企业(如张炳 [ 8 ] 等，2008；陈晓红、陈石 [ 9 ] ，2013)、生态园(如商华、武春友 [ 10 ] ，2007；武春友、孙源远 [ 11 ] ，2009)、行业(王飞儿、史铁锤 [ 12 ] ，2008；毛建素等 [ 13 ] ，2010)以及区域(陈傲 [ 14 ] ，2008；罗能生 [ 15 ] 等，2013；李胜兰 [ 16 ] 等，2014；成金华 [ 17 ] 等，2014；李佳佳 [ 18 ] 等，2016)等层面展开，区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增长很快。 现有文献对区域生态效率的评价以及影响因子分析已经有了丰厚的成果，但是与新兴的城市群概念结合并不多，除了付丽娜 [ 19 ] 等(2013)少数研究者之外，鲜有探讨。但随着国家发展重心逐渐下放到各区域城市群，城市群生态效率的评价与分析是值得研究与探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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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06~2016年湖南8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Meta-US-SBM，对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及其子效率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自2006年以来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效率在观测期间整体上升，这说明其发展模式呈现出优化趋势。其中长沙的领先地位显著，且具有不断拉开差距的态势。长沙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具有的优势与现实相符，但其与其他城市越来越大的差距也意味着各城市的锁定效应明显，追赶效应较弱。各市的生态效率路径依赖较为明显，呈现出梯度收敛现象，难以出现跨阶段的发展。因此，各市需要找准自己的薄弱环节，因地制宜地采取策略发展好其绿色经济。而长沙在保证自己发展的同时，需要发挥其核心作用，扩大其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其他城市的绿色发展。 2) 长株潭城市群的各市子效率显示的特征各有不同，也意味着各城市的优先发展模式不同，需要重点考虑的短板也不同。在能源效率方面，虽然长沙、株洲等城市相对较高，但与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相比较，都处于明显劣势，各市均需要重点对待，在注重资源开发的同时，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引进人才等政策是可行的方法。另外需要严格控制企业，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的能源使用行为，避免在资源丰富环境下的浪费行为。 3) 从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效率来看，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整体良好，但2008年金融危机对各市影响显著，使其有着明显的负效应，但是在此之后各市恢复良好且趋势稳定。各城市需要保持好上升态势以靠近长沙的发展速度，形成追赶效应来促进整体发展。再者，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绿色经济，各市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并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以打造健康、可持续的城市群生态环境，促进各地区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 在环境效率下，长株潭城市群各市均具有上升趋势，但与经济效率相比相对平缓。各市应该效仿长沙、常德，积极建立环保意识、做好城区规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并对污染企业进行适当关停以及整体改良。株洲的环境效率虽然落后但近年来一系列改革使得上升显著，这也说明了株洲政府的积极政策效果明显，各市政府需要学习株洲，积极开展环保工作，为优质的绿色发展助力。 5) 总体上，本文建议应注重各区域和资源、环境、经济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趋于技术创新能力和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培养和凝聚人力资本；以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理念，整合资源、保护环境，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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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新生儿尤其早产儿因为发育不成熟，免疫力低下，再加上PICC等侵入性诊疗措施多，广谱抗生素使用等因素并存，真菌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病房。真菌感染缺乏特异的临床表现，早期诊断困难，病死率、致残率高。本文就NICU新生儿PICC相关的真菌感染现状、发病机制、诊断、预防及治疗做一综述。 关键词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真菌感染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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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因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且各种侵入性诊疗措施较多，真菌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病房。真菌感染已成为NICU院内感染的第3位常见原因，极低出生体重儿真菌感染的发病率为1.6%~9%，而超低出生体重儿则高达10%~16%，死亡率约20%~60% [ 1 ] [ 2 ]，其中念珠菌最常见 [ 3 ] [ 4 ] [ 5 ]，国内研究也显示非白念珠菌为新生儿真菌感染的主要致病菌 [ 6 ] 。NICU为便于各种药物及肠外营养的输注，多需要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ICC)，因此真菌已成为PICC相关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之一。尤其早产儿PICC使用率更高，真菌感染概率更高，且早产儿真菌感染后临床表现多数不典型，早期诊断困难，病死率、致残率高。本文就NICU新生儿PICC相关的真菌感染诊治进展做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