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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分析 4.1. 新中国出生院士群体的成长特点与人格特征 1) 就读名校，师从名师，留学海外 在本研究的35位中科院院士中，第一学历毕业于985或211院校的占74%，从最终学历来看，毕业于国外院校的院士占多数(54%)，毕业于国内985或211院校的占40%；绝大部分(86%)的院士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71%的院士都师从著名导师。说明就读名校、师从名师和国外留学背景对新中国出生的院士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从师从杰出导师的比例来看，新中国出生的院士与1899~1930年间和1930、40年代出生的院士比较接近；而有留学经历的比例与1899~1930年间出生的院士相当，但大大高于1930、40年代出生的院士(其比例为31.71%) (郑剑虹，潘枫，2014)。就读名校，师从名师是不同时期出生的中国院士的共同点，但有无留学经历对院士成长的影响可能不如前两者来得大，上述研究发现，新中国出生的院士近一半有在国外一流机构工作过的经历，但也有超过一半的院士在国内的一流机构工作而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对1957名长江学者的研究亦发现，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出国留学的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与未留学的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MD = 3.095， P = 0.633; MD = −0.590， P = 0.136)。总之，名师对个体成长成才的影响是巨大的，国外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他们大都是在以前拥有此项荣誉的指导者指导下学习或工作，例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姆生共培养了8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卢瑟福共培养了11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郑剑虹，潘枫，2014)。 2) 变动工作单位多 上述研究表明，新中国出生的35位院士在其职业生涯中，80%的人至少都有变动一个单位，对工作单位变动次数与评上院士时长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r = −0.237)，即工作变动次数越多，评上院士所花费的时间越短。有研究表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其受聘前流动的人数占总流动人数的96.5%，且绝大多数都表现为向上流动，即向综合实力更强或学科实力更强的高校流动(王帆，郭洪林，张冉，2015)。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太过频繁的工作变动对长江学者等杰出人才的成长亦有不利的一面，而首次在顶级机构工作则对长江学者的成长有显著影响(萧鸣政，唐秀锋，2018)。工作变动次数对杰出科学人才成长的影响可能与变动的单位性质有关，如果向科研实力和条件更好的单位变动，可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新中国出生的院士变动单位多作为一种事实，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可能不在于变动次数，而在于变动的方向，即向上流动。 3) 基本都拥有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略大 我们所研究的新中国50、60年代出生的35名院士全部拥有博士学位，这与“文革”后恢复学位制度，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有机会去西方留学深造有密切的关系。35名院士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为31.23岁，比我们先前研究的1889~1930年间出生的35位院士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29.9岁要大(郑剑虹，潘枫，2014)，我们目前对出生于30、40年代的41名中国院士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他们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最大，为35.23岁。1889~1930年出生的院士有很大的比例在本科期间就到国外留学，绝大部分(85.7%)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因此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最小。而1930、40年代出生的院士在新中国50、6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此时期我国取消了学位制度，因此，这一时期出生的院士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最低，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也最大。新中国50、60年代出生的院士大部分也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高达86%的人有国外留学经历，但因受“文革”的影响，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居上述两者之间。总体上看，我国上述三个不同时期出生的院士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都要比国外科学家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大(平均26岁) (郑剑虹，潘枫，2014)，这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家的独特之处，明显受到了时代环境的影响。 4) 家庭规模大，大都来自农村家庭 本研究发现新中国出生的院士，近三分之二(63%)的家庭为大家庭，即拥有三个及以上的兄弟姐妹，同样，也有近三分之二(63%)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这是与旧中国出生的院士大都来自城镇家庭的最大不同之处(郑剑虹，潘枫，2014)。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国家鼓励生育，虽然60年代提出计划生育的号召，但并未严格执行，导致人口迅速发展，当时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大家庭。来自农村的院士占据多数的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教育免费以及招生政策在某一时段内向农民子女倾斜，即农民的孩子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受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这是那个时代的优势和特色。同时，我们在查阅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也发现，出生于农村的院士几乎都提到艰苦的成长环境磨练了他们的意志，锻炼了他们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塑造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勤奋的品质。正是在农村生活学习过，他们身上从小锻炼出来的这种顽强意志对未来的成长成才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5) 人格特征只涉及做人和做事两个方面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一般涉及对己、对人和对事这三个方面的态度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儒家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反映了这三个方面的人格修养进阶过程。但公众对新中国出生院士群体的人格二因素结构的认识显然与传统中国人的人格所涉及的三个方面不符。这可能是因为新中国出生的院士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青年，此前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因此，公众认为这一批人虽然后来评上了院士，但他们与老一辈院士相比，缺乏更高的创造性、才智和自信心，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缺乏对自己文化和自身能力的信心，才华和创造性有限。 4.2. 影响新中国出生的院士群体成长的因素 1)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出生顺序(特殊的家庭地位)、家庭氛围、家庭出身、家庭文化环境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从本研究的35名新中国出生的院士群体来看，家庭出身、家庭结构、家庭氛围以及出生顺序对其成长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家庭文化环境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则不明显。“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的谚语可以说在我们所研究的35名院士身上得到了体现。近三分之二的院士来自农村贫寒家庭，说明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是影响我国杰出科学家成长的主要因素，这与我们先前对旧中国出生的院士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而与国外的同类研究结果不同，国外的杰出科学家大都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郑剑虹，潘枫，2014)。我国科学家在家庭出身方面的这种较为独特的现象可能与中国传统上对“寒窗十年无人问，金榜题名天下闻”的励志故事的宣传和赞美有关，“虎瘦雄心在，人穷志不短”的民间谚语亦激励着万千寒门学子奋发向上的斗志。 从家庭结构和家庭氛围来看，本研究的35名院士大都来自大家庭，亲子关系和同辈关系亲密友善，家庭和谐。学术界对家庭环境氛围与孩子的心理健康、人格、学业成就、犯罪和行为问题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对家庭环境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不良的家庭环境是影响大学生社交和焦虑状态的危险因素(朱孔香等，2003)；对中学男生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亲密度的得分越高、矛盾性得分越低，则中学生违纪、攻击性的得分越低(周燕燕等，2005)；家庭氛围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对高考生和高考状元的调查研究发现，拥有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是高考尖子生和高考状元的共同点，几乎所有的高考状元在谈到学业成功的因素时，都把家庭的和谐温馨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张寿松，2004)。因此，家庭和谐可能是影响我国杰出科学家成长的最重要变量之一。 2) 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作为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国家稳定性、时代发展水平等，有研究表明，科学家与文学家相比，其创造性更容易受时代和生活环境的影响(郭有遹，2002)。个人的成长往往与时代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深受影响，科学家也不例外。我们所研究的35名杰出科学家生于新中国，成长于新中国，他们的童年没有面临战争的威胁，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虽然他们都经历了十年“文革”，但在改革开放后，他们都有机会走出国门，接受西方高等教育。他们的求学历程分别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文革”前、“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几年，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高涨，国家稳定，工农地位高，个体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即使“文革”十年取消高考，国家的求学政策却能向农民子女倾斜，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他们有机会凭借自身的努力考上大学和出国深造，可以免费上大学和公费留学，不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因此，50、60年代出生的中国院士能够留学海外，师从名师，几乎都获得博士学位，其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和平均时长也明显短于30、40年代旧中国出生的院士。他们的成长特点明显地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