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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儿童内–外群体偏好的影响因素 4.1. 儿童内–外群体偏好与情绪情感 我们把复杂的人类情绪称为次级情绪，把更原始的动物情绪称为初级情绪。研究发现，儿童在内群体中比在外群体中更多经历次级情绪。有意记忆在内群体和次级情绪之间的关系比在外群体与次级情绪之间的关系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故儿童更偏爱其内群体而不是外群体。对于初级情绪来说，没有这样的差异  (Gaunt， Leyens， & Demoulin， 2002) 。 情绪的效价也会影响儿童的内–外群体偏好。心境一致性模型可以预测积极心境与社会目标评估之间的关系。虽然心境一致性模型预测积极的心境可以使我们对他人的判断朝积极方向发展，但这个观点已经受到研究者的挑战，在一定的条件下，积极心境却使我们对他人的判断朝消极方向发展。有研究发现，高兴的人相比中性或消极心境的人更多地依赖于消极刻板印象  (Lount et al.， 2010) 。积极情绪似乎能够提升儿童对认知捷径(比如，刻板印象)的信赖度。当判断被告的罪行时，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比在消极情绪下更多地依赖于刻板印象  (Bodenhausen， 1994; Krauth-Gruber， 2000) 。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积极情绪促进整体注意，而消极情绪促进局部注意  (Fredvickson et al.， 2005) 所造成的。那么，情绪效价的影响效应到底出现在刻板印象认知加工的哪一阶段呢？  Huntsinger等(2010) 研究发现，情绪效价的影响效应出现在刻板印象激活阶段。相对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减少了那些认为平等主义目标可以实现的被试的刻板印象激活，却增加了那些认为平等主义目标不可以实现被试的刻板印象激活。 此外，移情与群体偏好也有密切关联。  Masten等(2010) 研究表明，在那些报告感受到更多社会性焦虑和情境压力的儿童中，具有更强的内群体认同感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移情偏好(移情偏好指相比外群体，个体同情内群体程度的指标)，即更偏向于同情内群体成员。共享的群体认同感和压力事件的分担是促进移情发生的重要因素。只有感觉到社会性威胁和更多社会性焦虑的个体的内群体认同感与移情偏好才显示相关。情绪移情能力和认知移情能力的交互作用可能影响社会性焦虑个体的移情加工过程。理解这些加工过程怎样解释社会性焦虑与移情偏好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的一大研究方向。 4.2. 儿童内–外群体偏好与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相对于儿童的成长而言，不是一个稳定的变量。很多低社会地位的家长试图改变家庭现状，而高社会地位的家庭也可能会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生变故。年幼儿童对社会地位认知有限，但对年长儿童及青少年来说，社会地位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认为，儿童对群体的态度由群体社会地位决定  (Nesdal et al.， 2004) 。认知和情境因素共同影响儿童对群体相关信息的加工过程，那么低地位群体儿童在保持文化认同感方面与高地位群体儿童有何区别？低地位群体儿童又遇到哪些挑战呢？社会认同理论(SIT)认为低社会地位群体成员在评估他们的内群体和自身时和高社会地位群体一样，无论是在外显测验还是内隐测验中都会表现出内群体偏好。但近年来的研究结论大多与SIT的理论假设相悖，发现低地位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有着积极的态度  (Jost， 2001) 。  Jost，Pelham和Carvallo (2002) 使用IAT研究了重点学校(高地位)与普通学校(低地位)学生的群体态度。在实验所区分的不同群体中，存在显著的地位效应，高地位群体学生比低地位群体学生显示出更强的内群体偏好和更少的外群体偏好。普通学校学生中显示出内隐外群体偏好的人数是重点学校学生的两倍多。  Nosek等(2002) 和  Olson等(2009) 认为非裔美国儿童在外显测验上会偏好内群体，但是在IAT上却没有显示出内群体偏好。低地位个体比高地位个体更可能把刻板印象特征联系到自己身上。在低地位群体成员中，刻板印象内化与内隐的外群体偏好相关联  (向玲，赵玉芳，2013) 。 针对上述结论的解释，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简称SJT；  Jost et al. (2004) 的观点认为个体在受到诱发的前提下，即使涉及到个体自身所处的群体，也会认为现存的的社会地位或身份是合情合理的，即认为低地位群体成员存在外群体偏好。SJT预测低地位群体可能更愿意与高地位外群体的成员进行交往与合作，而非他们自己的内群体成员。按照SJT，如果非裔美国儿童内化了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是合理化的这一观念，他们应该会表现出内群体偏好的下降。而且这种系统合理化的动机是内隐的、无意识的。低地位群体儿童会无意识地降低他们对内群体的评价。可见，SJT可以更好地解释儿童的群体偏好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低地位群体成员可能已经将社会不平等内化，所以表现出来的外群体偏好是对权威的服从  (Jost & Burgess， 2000) 。 4.3. 儿童内–外群体偏好与同伴关系 对于同伴关系如何影响儿童内–外群体偏好这一问题，  Nesdale等(2010) 研究了同龄内群体的拒斥或接纳是否会影响儿童对外群体的态度。研究测查了7岁和9岁两个同龄内群体的儿童外群体偏好的同伴拒斥效应。研究1中，在和一个低地位的外群体竞争之前，儿童假装他们受到内群体成员的接受或拒斥，结果表明，被拒斥的儿童相比被接受的儿童显示出更多的焦虑，更不喜欢内群体，但是在外群体的喜好方面无差异。研究2中，受到初始内群体接受或拒斥的儿童由一个新群体接纳。结果显示，被拒斥的儿童相比被接受的儿童更不喜欢初始内群体，但是在他们对新群体的喜好程度上无差异，都有增加的趋势，同时他们的焦虑水平也无差异。可是，被拒斥的儿童相比被接受的儿童表现出外群体偏好。总之，受到同龄内群体接纳的7岁和9岁儿童对待初始内群体和新的内群体的态度是积极的，对待外群体的态度是消极的；相反，受到同龄内群体拒斥的7岁和9岁儿童对待初始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态度是消极的，对待新的内群体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7岁和9岁在拒斥条件下对待外群体的态度比在接纳条件下更消极。究竟哪些因素来调节内群体拒斥或接纳与外群体偏好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查。 同时，内群体拒斥或接纳是否能够对儿童的焦虑、自尊有预测效应？  Nesdale等(2010) 研究发现，被同龄内群体拒斥的儿童在没有表现出外群体偏好时，他们的焦虑水平仍然会很高，但是当他们表现出外群体偏好时，他们的焦虑水平大幅度下降，和那些被内群体接纳的儿童没有区别。同龄内群体的拒斥短期内不会使儿童自尊降低，通过同龄内群体接纳的干预方法，可以在短期内消除由同龄内群体拒斥所导致的焦虑和不安。  Bernsteim等(2010) 研究认为，人们对社会拒斥都是敏感的。排除了被试的特质自尊、性别或特质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后，被拒斥的被试报告了减少的积极情绪、满足感及增加的消极情绪。为了进一步澄清同伴关系、情绪(如焦虑)与内–外群体偏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需测量在同龄内群体拒斥和接纳条件下儿童情绪状态(如焦虑水平)的连续变化分数。 此外，  Kawabata和Crick (2008) 发现跨种族和同种族的友谊关系都对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两者的作用不同。研究支持了跨种族友谊与社会适应有特殊关联这一假设，表明种族偏好期望与较少的种族间互动交流相关。  Rowley和Burchinal (2008) 发现三到五年级非裔美国儿童拥有更多的内群体朋友(更少的外群体朋友)与跨种族交流过程中期望出现更多的歧视相关联，对外群体关注度的增加与歧视期望的减少密切关联。 4.4. 儿童内–外群体偏好与社会规范 儿童内–外群体偏好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研究大多集中在内群体社会规范对群体偏好的影响效应上。  Jasinskaja-Lahti (2010) 研究发现，只有当内群体规范支持消极态度的表达时，非主流群体(在社会中占非主导地位的由少数人所组成的人群)成员的消极交往经验与对主流群体(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由多数人所组成的人群)的消极态度密切相关。非主流群体个体的交流质量对外群体态度的影响效应比主流群体个体更为强烈。研究还表明，无论是对于主流还是非主流群体的青少年来说，积极的内群体规范和愉快的个人交往经验在积极外群体态度的形成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积极的内群体社会规范可能比积极的群际交往对于外群体态度的形成更重要  (Binder et al.， 2009) 。对于非主流群体的青少年来说，积极的社会规范在影响他们应对消极群际交往经验方面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Tausch et al.， 2009) 。  Nesdale，Maass，Durkin和Griffiths (2005a) 研究表明，当内群体规范为接纳而非排斥的情况下，7~9岁儿童对外群体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当然，内群体规范的服从也可能会加剧儿童对外群体的拒斥。同时，外群体偏好可能通过对外群体威胁的认知而加强。 Chen等(2002) 研究探明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集体优先观念(集体主义观念)与内群体偏好存在相关。当内群体表现比外群体更好时，集体优先观念与内群体偏好正相关。可是，当内群体和外群体表现都好或都坏时，集体优先观念与内群体偏好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4.5. 儿童内–外群体偏好与群体信息 已有研究表明，群体信息的可利用性、群体信息的威胁性、群体成员行为的暗示性及成败的可能性等群体信息均对儿童内–外群体偏好存在某种程度的影响。  Nesdale等(2010) 调查了群体信息对6、8、10岁儿童内–外群体态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儿童对内群体的评价比外群体更为积极。儿童评定内群体时不受信息可利用性的影响，但在评定外群体时却受到信息可利用性的影响。内、外群体的评定差异在两群体都有信息利用或都无信息利用时最大，在内群体无信息利用但外群体有信息可利用时最小。 群体中的威胁信息与线索可能也会影响儿童的群体态度。过去的研究显示群体特色受到威胁可以加强内群体同质性(对内群体面孔比外群体面孔的认知更差)。  Wilson和Hugenberg (2010) 研究调查了群体特色受到威胁是否影响面孔认知，发现白种美国儿童的种族特色受到威胁导致同种族面孔认知能力的削弱。同跨群体效应的社会认知模型预期一致，群体特色受到威胁的被试表现出强的内群体同质性。然而，控制组儿童(没有受到威胁的被试)在面孔记忆方面表现出相同的可观察到的外群体同质效应。  Miller (2010) 研究发现，发出危险信号的背景线索已经显示增加了群体间认知中自我保护偏好的可能性。威胁相关因素的出现增加了外群体分类的趋势。白种儿童在归类生气表情的黑人男性目标图片时，比归类其他目标图片时的准确率更高，反应时更快；然而在归类同样表情的白人男性目标图片时准确率相对更低，反应时更慢。  Schaller和Park (2003) 表明，黑暗(一种增加危险性的信号线索)增强了白种儿童对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外群体种族(非裔美国人)消极的刻板印象。 此外，群体成员行为的暗示性及成败的可能性等群体信息也与儿童内–外群体偏好紧密相关。  Otten和Moskowitz (2000) 认为相比行为由外群体成员做出，且行为暗示的特质为消极时，儿童更可能把一个内群体成员做出的具有积极暗示特质的行为与暗示特质归为一类。研究结果支持积极的内群体刻板印象的存在，但是不能表明就会相应地存在消极的外群体刻板印象。  Lewis和Sherman (2003) 研究表明，一个内群体成员的失败可能消极地影响到对整个群体的认知评价，从而威胁到与这个群体相关联的积极社会认同。研究表明内群体偏好只有在目标个体有可能成功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当目标个体有可能失败的时候，儿童甚至会显示出对外群体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