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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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概述 2.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概念 学界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目前学界较为主流观点是从法律的立法目的出发予以认定，一方面新法虽然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单列但并不意味着只受互联网专条的规制 [ 1 ] ，对于该法的传统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仍然适用；另一方面新法的列举式条款是对于目前互联网领域内具有典型性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归纳总结，所以应当与传统不正当竞争与以区分。于是根据上述内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市场主体进行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只不过发生该行为的领域是互联网或者是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其二是互联网经营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利用技术手段扰乱市场竞争的新型竞争行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主体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技术性，前者只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传统的不正当竞争，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渠道其本质上还是原来的欺诈、混淆手段，而列举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含的技术性更为复杂，提供的服务产品本身技术性侵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也更为巨大，例如猎豹与优酷的不正当竞争案，猎豹浏览器通过相关技术对优酷的广告播放功能予以过滤破坏，会影响其广告收入并造成其完整性运行功能性问题的出现。 2.2. 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评析 其一网络链接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对他人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使用深层链接或是加框链接技术从而进行强制跳转、增加加框网站访问量的行为。深层链接技术是指突破网站原有的浏览顺序或链接，直接将特定的网站弹出或强制跳转。深层链接会使得其他商业广告无法在网页中弹出，网民无法浏览其他广告注意力几乎被该链接掠夺。加框链接则显得更为高明，加框链接会使得他人网页在框内得以呈现，但是广告则会变成自己的商业广告。加框链接等于空手套白狼，借助他人网页内容增加自己的点击率和收入，同时由于加框链接的存在导致他人网页点击率的下降损失。 其二是软件干扰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网络经营者开发的网络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软件会对其他软件的正常使用进行干扰，根据互联网专条的规定，干扰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该软件。干扰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影响软件基础功能的运行，最明显的就是腾讯诉360不正当竞争一案，360开发的QQ保镖会对腾讯的基础功能进行更改，破坏其功能完整性 [ 2 ] 。该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突出特性就在于各种技术性干扰，影响了其他软件的正常运行与基础功能完整，但是同类软件或具有利益相对性的软件会有相应的干预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也并不是所有的干扰都可以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这就需要结合软件本身性质与干扰程度予以认定。 其三恶意不兼容不正当竞争行为，相较于上述两种行为恶意不兼容则显得更为恶劣，直接对其他网络服务予以排斥，二者处于有你没我的状态，且主观上已经脱离原本正常竞争的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排除对方的竞争以获得不正当市场竞争优势。根据法条可以分析得出该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主观上具备恶意，第二是客观上出现网络产品不兼容的现象。此种竞争模式下被大众习惯使用的网络产品、服务在竞争中处于碾压的优势地位。360安全卫士与金山网盾同属杀毒软件而360相较于金山具有较大的用户优势，2010年360通过技术设置与金山网盾不兼容导致大量用户卸载金山网盾属于恶意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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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专条的不足 3.1. 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立法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专条的出现是大势所趋，是立法者正视目前互联网领域传统不正当竞争正逐渐淡出而新型不正当竞争日益涌现的现象，提出的具有针对性、建设性条款。能够有效解决互联网领域执法者无法可依而司法者泛化适用一般性条款的问题，推动互联网市场的稳定发展。然而互联网专条因其条款设计及表述引发诸多争论，具体有以下几点问题： 其一列举式条款瑕疵较多，首先列举类型不到位现有三款列举条款都是基于维护经营者权益站在经营者角度出发而设立的专门条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确是需要调整经营者竞争行为对其予以行政干预，但是其保护的法益还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稳定，需要兼顾消费者用户和经营者的权益。且目前三项列举都是根据已有著名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例予以提炼得出，其规定较为明确具体导致在实践适用上会使得许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纳入此三项列举条款。所以从类型化上也应当具备从消费者和维护市场运行机制角度出发的列举类型，从而包容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免造成兜底条款或模糊性条款泛化适用。其次是列举条款表述不清，例如第一项影响用户选择的用语就存在较大问题，“影响用户选择”是一个成功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所必然具备的，这不应当成为判断是否成为不正当竞争的依据。正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多的是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样，我们应当考虑的是该经营者是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影响用户选择 [ 3 ] 。其次列举的三项具体情形皆因站在经营者角度都未考虑但书条款的设置，例如“未经经营者同意”是否是唯一性呢，显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法益应当考虑其他合理性情况。最后是与反垄断法十七条仍有一定交叉，其原因在于能够以恶意不兼容影响用户二选一势必是具备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的，只有在互联网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才可以限制其兼容自由，但这属于反垄断法调整的问题 [ 4 ] 。反垄断法十七条就专门规定了拒绝交易的情形，与上述的恶意不兼容存在一定的交叉。 其二兜底性条款过于笼统，学界对于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条款争议颇多，认为该兜底条款难以发挥兜底作用。前三项的表述上都是具备较为明显的否定性用语或消极条件，兜底条款使用的其他妨碍、破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用语很难体现其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法益。互联网市场上的竞争体现在争夺网络用户的注意力，那么势必会对其他经营者的网络产品或服务产生至少是妨碍的影响。例如两家作同类型网络服务的经营者他们互联网竞争的常态可能就是不断使用自己的技术性手段来抢夺同一批网络用户的青睐，如果依照兜底条款规定简单粗暴的不允许对其他经营者产生妨碍、破坏，那么互联网市场正常的竞争也不复存在，更谈不上技术革命创新，也就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最初保护市场的法益目的了。 3.2. 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施行至今已有一年多，在法律适用上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认定恶意不兼容无明确执法标准，如上文所述恶意不兼容与反垄断仍有一定的交叉且主观上判断是否具有恶意是个难题。执法过程中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需要满足两个必备条件，经营者具备主观恶意并且对其他经营者实施不兼容行为。主观恶意与否需要从客观行为予以判断，应当如何从技术层面根据其行为来判断经营者是否具备恶意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该条款没有但书或其他合理情形的豁免，总不能因为经营者出现不兼容就认定其具备主观恶意吧。因为根据目前互联网竞争的现状，为抢夺固定领域用户的注意力和持久关注，势必会展开技术互攻实现自己的市场利益最大化。何种情况属于善意的不兼容，对于恶意不兼容发起者予以反击是否也归属该条行为，这些都是需要制定相关使用判断标准予以细化以方便执法人员的理解执行。 然后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上缺乏专门的执行机构，根据2018年凤凰新闻的报道由于“执法主体分别执法，尺度不一，职责不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实效” [ 5 ] 。报道反映的就是目前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归属多个行政主体调整规制，各个机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原因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赋予其他部门的规制权 [ 6 ] 。但是互联网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没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行政主体无法掌握其不正当竞争的实质。继而会出现不符合行业规定的执法尺度，会打击互联网竞争积极性，并且多个执法主体联合执法会导致经营者选择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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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完善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4.1. 完善互联网新型竞争行为专条 4.1.1. 出台相关法律解释对互联网专条予以细化说明 上述互联网专条的问题是在于法律条款的设置和表述上，所以应当由中央机关根据立法原意和实践反馈出台高层次的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互联网专条各款内容予以说明。首先列举性条款中表述不清的用语予以解释说明，例如“影响用户选择”应当与正常互联网竞争吸引用户注意力继而用户自主选择语义区分，解释说明何种程度的技术行为是属于影响用户选择。同时应当考虑互联网用户意愿，对于网络链接等列举式条款的豁免情况予以说明，在考虑保护经营者权益的同时也给与用户消费者以选择权。其次对兜底性条款予以细化，兜底条款应当是总结列举式条款特性和一般条款的基础性，条款内容既要细致的能够反映正当与不正当竞争的界限，又要较为宏观的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其他妨碍、破坏”的表述实在无法给与人较为清晰的概念，毕竟互联网竞争尤其是同类网络产品无法丝毫不妨碍竞争对手。所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需要将二者予以区分，可以对于妨碍、破坏的程度设立级别，超过何种级别的算是妨碍、破坏或是以几个典型案例经营者的妨碍、破坏行为来以案释法。最后是明确与反垄断法边界，恶意不兼容这条与反垄断法十七条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不兼容需要经营者具备一定程度的市场支配地位，但是该经营者利用支配地位实行不兼容则涉及到反垄断反调整范畴 [ 7 ] ，法律解释需要出台详细规定对二者的界限予以区分，说明何种情况归属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并且对于反抗不兼容经营者的自助救济性行为，也应当在法律解释中予以定性说明，若允许反抗则应规定反抗程度。 4.1.2. 增设互联网专条列举式条款 虽然根据目前的立法模式，前有一般条款总领后有兜底式条款兜底，列举式条款无须穷尽市面上所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一般性条款与兜底式条款都难以全面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列举式条款就是互联网专条的重头戏，需要兼顾经营者和用户消费者权益。目前列举三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都是从经营者视角出发，维护的更多是经营者权益，消费者的意愿和选择权在条文中无从体现。并且难以将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部分归类列举的三项不正当竞争行为，更何况这三款条文自身存在表述不清等问题。增设列举式条款意义在于能兼顾经营者和消费权益，保障弱势消费者用户对于互联网产品的选择权防止强势经营者动辄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来限制消费者选择自由 [ 8 ] ；能更多的涵盖互联网信息不正当竞争行为，具体明确的行为要件使得执法过程的把握不会有较大的误差，可以减轻一线执法人员适用一般性条款或兜底条款的适用压力。 4.2. 建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政执法体制 4.2.1. 制定行政规制明确认定“恶意”执法标准 对于恶意不兼容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其认定难点在于如何判定经营者主观具有“恶意”，其主观恶意需要通过其客观行为作依据，这就需要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将一个主观概念具象化。之所以通过行政规制明确是因为行政执法人员直接接触不正竞争案件，便于收集整理大量案例并从中摸搜行业规律，能够更直观的了解构成恶意的相关技术因素。其次由于行政机关的设置，上级部门的行政规章制度对执法人员而言具备更强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避免行政人员对其过度解读引发执法权滥用情形。该行政规制判断“恶意”与否应当考虑三个因素，针对主体、损害利益、影响正向与否。不兼容是针对不特定主体产生的还是针对特定主体产生的；损害的是实施主体自身的经营利益，还是消费者的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 [ 9 ] ；产生影响对于互联网竞争的正向性还是反向性。若是大部分因素都是消极性如针对不特定对象肆意不兼容，不仅损害自身利益更多伤害用户权益，且造成互联网竞争反向性影响就可以考虑为主观“恶意”。 4.2.2. 建立专门的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 目前对于互联网不正竞争设立专门机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探索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执法新机制的尝试也不断推进，例如前往江苏调研互联网领域相关案例，在浙江启动“市场监管互联网执法办案”试点工作。所以总结上述两省实践可以得出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下设置专门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管理机构，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确定专门的执法主体并且严格其执法职责，同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协调区分之前各部门监管界限，通过此等方式确定执法主体后也能促进执法尺度的统一，从而更好的维护互联网领域正当竞争秩序。同时根据浙江试点经验可以建立互联网执法办案平台，该平台具备所有线上纠纷解决功能，案件全过程都可以在线上处理包括纠纷和解、调解、证据的传送，探索建立一个高智能高效律的平台执法纠纷解决新机制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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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使得我国互联网竞争有法可依，推进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的大阶段跨进。但是很可惜由于互联网专条自身的不足难以完全调整复杂多变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执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和适用困难。我们可以立足于完善立法规定、出台法律解释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不断丰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管理机制，推动互联网市场竞争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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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商标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商标权在民事权利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而在法律加大对商标权人的权利的保护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商标权滥用的限制。虽然我国《商标法》第4条、第32条和第44条第一款对商标权的滥用有所限制，但却没有细化其要件导致在司法实务中的使用困难。而目前随处可见的商标恶意抢注现象就是没有合理限制商标权的滥用的最直接的表现。商标抢注人往往通过其抢注的商标向商标使用者索取高额使用费或者以此抢注商标换取高额的和解费用，这种现象有违商标法保护商标权利的立法本意，并且也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相背离。本文旨在从商标恶意抢注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商标法中对于商标权利滥用制度的缺失，并提出对应的建议，以求通过对于制度的完善对遏制恶意抢注现象有一些帮助。 关键词 :商标权，权利滥用，商标恶意抢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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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商标恶意抢注问题的提出 1.1. 商标权滥用的定义 凡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都将会有其边界，一旦超越这一界限，权利将会脱离法律原本想要达到的效果，甚至造成损害他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效果。民法赋予公民民事权利，民事主体就有不得滥用权利的义务。而商标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商标实务中，无论是法律还是行政法规，都对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维护正常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作出了许多正面的规定，有效地保障了商标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良好运作。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提到的是，随着商标在市场竞争中影响力的不断壮大，法律对商标权的大力度的保护促使了许多人开始不正当注册商标来谋取利益。而法律文本往往具有滞后性，对出现在商标法律实务中的新问题总是难以及时地调整，这就导致与权利保护相比，忽视了权利滥用问题的存在，这也是导致目前商标大规模恶意抢注的内在原因。 商标法有其立法的目的和本意，从商标法第1条就可以得出，商标法立法的最主要本意在于保护商标专用权，促进社会生产、促使商品的经营者能够确保其商品或者服务的品质过关，保护其商品的商誉，最后促进消费者、经营者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者利益得到同时的保障，并且共同发展。而一般意义上的商标权的滥用，往往都是只注重了自己对于商标权的所享有的权利，而忽视了其他商标使用人和公平的社会市场竞争秩序。当然在这其中也存在是否为恶意之分，所谓的在商标权上睡大觉的行为权利人往往是没有恶意的，其表现一般为不作为，而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人却是存在恶意的主观想法的，客观表现为去恶意注册商标的作为行为。但不论是否为恶意，都违背了商标法立法的宗旨，超出商标法所保护的范畴，均是对商标权的滥用。 对商标权利的滥用的法律判断，主要是从4个方面的入手的，分别是主体、主观、行为和后果。首先，在主体上行为人必须是商标权人或者许可使用人。其次，行为人是主观上带有恶意使用商标的故意。再次是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作出了限制正常市场交易的行为。最后是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他人正当权利或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据此，判断是否为商标权的滥用的依据貌似已经大致清晰了，但其实在对于判断的滥用的细节上商标法还存在着不少的缺失，最明显的便是表现在对恶意抢注的判断这块，下文也将以此为切入点，具体阐述限制商标权滥用制度的瑕疵。 1.2. 恶意抢注限制困难问题 综上文所述，商标权的滥用可以分为不带恶意的不作为和存在恶意的作为行为两种，而由于目前存在更频繁，对正常市场竞争危害更大且更为典型的是恶意的作为行为，所以本文主要以商标恶意抢注问题为主要视角，来谈我国商标法中对商标权滥用问题在具体商标实务中的适用难问题。 我国商标法用来限制商标权滥用的表述主要出现在商标法第4条的前半部分、第32条和第4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笔者看来，从这3条法条在商标法中各自存在的章节来看，商标法主要是想从商标注册的前中后三个时间段来对商标权的滥用加以限制。具体来讲，按照第4条前半句的表述，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想要注册商标，必须是以将商标投入到生产经营中的需要为前提的，这一条从商标注册前在原则上对注册商标的前提加以说明，以表明商标法对那些不是以该前提为目的而注册的商标是不予保护的，主要是从事前来限制商标权的滥用。接下来是为于商标审查与核准这一章的第32条，这一条规定，申请的商标不得损害在先权利，同时规定了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进行不正当的抢注是不被允许的。这里对恶意抢注行为进行了直接规定，由于它位于商标的审查核准阶段，所以这是商标法试图在事中对商标权的滥用进行限制。最后是第44条的第1款的规定，该条位于第5章注册商标宣告无效一章，规定了以欺诈或者不正当手段注册的商标应当予以确认商标无效。这一条很明显是对限制商标权滥用的事后的救济规定。对此，李扬老师认为，商标法第4条未能从原则层面上起到限制大规模抢注商标的作用，而第44条在第4条未在注册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试图在事后在商标权确权场面中亡羊补牢，起到大规模扼杀商标恶意抢注的效果是极为不现实的 [ 1 ]。 笔者认为，法条貌似从前中后三个时期对商标权的滥用甚至细化到恶意抢注进行了限制，但是在实际的商标实务中存在适用困难的情况，分别来讲，首先是第4条中虽然规定了注册的前提必须是将商标用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但却没有细化如何定义“生产经营”，这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因为难以判断是否是用于生产经营而无法认定对于商标权的滥用。而商标法第32条和第44条第一款的问题是差不多的，第32条中虽然前半段中对于有一定影响力这一表述目前已经有了相应细化的判断因素，但对于后半段中不正当抢注中的“不正当”的解释还是没有细化，同样的，第44条第一款中的“其他不正当”手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对于如何判断“恶意”这一因素。在(2017)浙0110民初18627号拜耳公司诉李庆商标恶意抢注一案中，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提到了对于“恶意”这一因素的判断，但仅仅是根据案件事实运用主观能动性进行判断，没有相应的商标法对于“恶意”的相应条款，最后是引用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对案件进行认定，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商标法对于“恶意”的判断缺乏清晰的认定条款，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对“恶意”这一关键因素的细化标准，将导致限制恶意抢注的规定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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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各国各地区限制限制抢注的制度借鉴 2.1. 美国《兰哈姆法》 美国目前的现行的有关于商标法的规定被收编在《兰哈姆法》中，位于第15编的第22章中。其中对于限制商标权的滥用的规定，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法条中。第一条是第1051条(a) (3)的(B) (C) (D)款，这三款规定在申请人注册商标时，必须首先对该申请书中的内容进行确认，并保证陈述的事实是准确的，接着是必须保证对该商标的使用是用于商业的，最后是具认证人所知并且相信，没有其他商标权人在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商标，使用该商标不会引起混淆或者导致消费者误认。对于这一条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在受理商标申请时，要求申请人提供两份材料，一份是认证声明，另一份是申请材料，而当我们关注到法条对于这两份文件描述时，可以很明显的注意到，对于认证声明的说明无论是在顺序还是篇幅上来论其重要程度都大于申请书。而另外一条位于法典的第1120条，这条主要说明了当申请人虚假注册商标或者不正当注册商标后，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中规定一旦出现了虚假注册或者欺骗性说明的情况，申请人应当在民事诉讼中向受害当事人赔偿上述行为的后果造成的所有的损失。 就美国《兰哈姆法》的这两款规定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是从两个时段来限制商标权的滥用，分别是注册前的认证和申请以及权利滥用后的救济。而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美国的商标法对申请人在对商标提出注册申请时，往往被要求提供十分详细的材料，特别是对认证书这一材料，并且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是需要对其认证书和申请书进行形式和实质上的两个方面的审查，确定无误后才能通过申请，这使得商标在注册申请之初有必须经历严苛的审查，尽量从源头杀死权利的滥用的可能。另外一点是当事后权利滥用发生时，对于权利滥用人的惩罚也是相当沉重的，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这对于权利滥用人来讲无疑是承受了巨大的侵权成本。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规定在日本的商标法中也有所体现，日本商标法79条将以欺骗方式注册商标纳入了诈骗罪的范畴中，也是想以较重的制裁来限制商标权的滥用。 2.2. 《欧盟商标审查指南》 欧盟对于商标权滥用的限制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文件中，分别是《欧盟商标指令》、《欧盟商标条例》以及《欧盟商标审查指南》。这三个文件相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文件，其不同点在于在认定恶意抢注中的“恶意”有着相对详细的规定。但《欧盟商标指令》、《欧盟商标条例》只是有所提及，大多体现在实务案例的适用中，而《欧盟商标审查指南》对如何认定恶意给出了几大参考因素，分别是：第一，商标注册的时间前后。第二，商标的混淆可能性。第三，目标商标的知名度。第四，诚实信用原则的判断。其中对于第四点诚实信用的判断还给出了相应的参考因素 [ 2 ]。当争议商标所有人存在商标“搭便车”的情况、注册的目的仅仅为限制其他市场主体使用该商标或者为了延长未使用商标的宽限期而重复申请其已经通过申请的商标等将被认定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法的适用。 笔者认为《欧盟商标审查指南》对于“恶意”的认定标准对于我国应对目前的商标恶意抢注现象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法中的细化的规定，以法律原则去限制商标权的滥用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方式，下文也会就此展开具体的阐述。 2.3. 我国台湾地区《商标法》 我国台湾地区的商标法在限制商标权滥用方面也有着一些值得借鉴之处。法条的表述主要体现在第5条和第63条第二款以及第五款的规定。第5条规定商标的使用必须是有营销的目的：1) 将商标适用于商品、商品包装；2) 持有、陈列、贩卖、输入输出带有商标商品；3) 将商标用于服务；4) 将商标用于与商品相关的广告或者商业文书。除此之外，以其他媒介方式使用商标的行为也可以被认为是对商标进行了营销性使用 [ 3 ]。笔者认为这一法条对我国商标法第4条解释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它可以用来解决目前第4条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无法较为明确的解释何为“生产经营”的问题。并且这个条文另一个可取之处在于事先预见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承载商标的各种新的媒介体，因此在立法者撰写法条时，在第5条的最后一款阐明了以数位影音、电子、网络等其他媒介方式使用商标的皆可以视为是在生产经营中对商标进行了使用。 而第63条第二款规定了没有正当事由从未使用或者停止使用满3年的，其注册的商标可以由商标机构依照申请或者职权依法废止。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商标权滥用的在权利上睡大觉的行为，是为了防止权利人注册了商标却不使用，或者注册的商标不是用于商业经营，恶意地仅仅为了不让其他市场主体使用商标。值得注意的是本条的第五款，这条规定了商标在实际使用时会使公众产生误导的，也可以以申请或者职权对目标商标进行废止。笔者认为这条规定对于遏制商标的恶意抢注有着较大的限制作用，因为恶意抢注者往往是想大量在先注册国内外他人有一定知名度但还未注册的商标，等到商标的使用者想要注册时向其收取大量使用费用或者诉讼和解费，但在消费者心中商标的权利人和实际的经营者并非一个主体，这个时候依据第五款的规定可以对商标的注册进行废止，让恶意抢注者花费大量时间和注册成本抢注的商标失去意义，从而打击恶意抢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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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规制恶意抢注的立法建议 3.1. 适当加大实质性审查 目前我国商标法对商标审查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商标法第10条至第13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商标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对于形式方面的审查，一旦形式过关，申请人就可以轻易使自己想要注册的商标获得批准。这样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于商标权的滥用特别是在商标的恶意抢注方面。如果在商标申请时没有关注到恶意抢注的可能，后期要以宣告商标无效的方式对抢注加以限制是十分繁琐并且困难的 [ 4 ]。所以笔者认为，商标审查阶段适当加大对于申请商标的实质性审查，包括了解商标在市场中的知名度、消费者对于该商标的反映情况等等都可以对在商标申请阶段就扼杀商标恶意抢注提供帮助。另外，对于在实质审查过程中可以多一些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任何民事活动都应该遵循之。面对如今商标权滥用尤其是恶意的抢注情况的频发，细化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是十分有必要的。在对于商标的实质审查中也可以加入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审查，加大恶意申请人的注册负累，从而抑制抢注现象的发生。这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细化规定，可以参照上文所述的《欧盟商标审查指南》的规定。 3.2. 细化对于“生产经营”和“恶意”的认定标准 第一部分也已经提到，商标权的滥用无法有效的遏制，第4条和第44条中规定的“生产经营”以及“恶意”的难以认定是根源 [ 5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这两个关键判断因素的细化规定是有必要的，而且笔者认为可以以列举式的法条形式对两者加以规定。先从“生产经营”说起，我国台湾地区的商标法就是列举式的典型，正如上文所讲，其商标法第5条列举了4种不同的情况可以被认为是在“生产经营”中使用，并且其在最后一款中还做了兜底规定，认为一切不同媒介的方式对于商标的使用都适应本条的规定。基本从大的方向上对何为“生产经营”中的使用做了细化规定，可以用来解决因无法解释“生产经营”而难以遏制商标恶意抢注的行为。而对于“恶意”的认定方面，我国商标法的规定过于零散，分别规定在商标法的各个不同部分，如第13条、第15条、第30条以及第45条等等。这样的规定过于碎片化，在司法实务的运用中可能存在难以准确适用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针对目前这种对于恶意抢注不得不重视的情况下，对于“恶意”认定的标准的具体化立法是有必要的。这点可以参照《欧盟商标审查指南》的规定，也是以列举式对何为“恶意”作出相应的具体的规定，并且在最后加入兜底条款以便以后针对新的情况的发生。并且在其中也可以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对何为“恶意”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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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随着商标实务的不断发展，除了市场竞争欣欣向荣之外，从中突显的商标权滥用的问题也不得不引起商标法的关注。商标权的滥用尤其是大量的恶意抢注行为并非商标法立法之初之本意，将会对公平的市场竞争带来严重危害，必须予以制约 [ 6 ]。商标法必须与时俱进，细化对限制商标权滥用方面的考量因素，明确各方面的实际适用标准，不给权利滥用人利用商标法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本文针对应对当前限制商标权滥用规定的缺失，结合各国各地区的相应做法，对我国商标法在条文中可以细化的部分予以说明，希望可以为我国解决商标权滥用问题提供一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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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历经数世纪的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下孕育的澳门刑法具备独特的研究价值，1996年的《澳门刑法典》是葡萄牙所代表的欧陆刑法和传统中式刑法思维的折中产物，更是西方理性思想和中国伦理道德的交融结果。透过研究文化变迁与澳门刑罚制度发展的互动，实质是以社会和刑法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澳门刑事立法中犯罪圈的划定变动现象，进一步探寻其变化趋势，以求对刑法的革新和实施作出一定贡献。 关键词 :文化变迁，澳门刑罚制度，犯罪圈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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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马克思曾说：“法律应以社会文化为基础，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在长达数世纪的中西文化交融和碰撞中孕育的澳门刑法具备其独特的研究价值，1996年的《澳门刑法典》不仅是葡萄牙所代表的欧陆刑法和传统的中式刑法思维所达成的平衡，更是西方理性思想和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产物。本文以文化角度看澳门刑罚，实质是以社会和刑法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文化对刑法发展的意义为中心，对法律制度的变化做追根溯源的解析，以求对刑法的革新和实施作出一定贡献。 本文将先对文化变迁与法律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论述，后引入文化变迁下犯罪圈的界定范围的波动现象，进一步探讨文化与刑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迁移所致的澳门刑法中的去罪化与入罪化现象做比较分析的研究，最后将阐述笔者对于文化变迁视角下澳门刑罚分析结论，并对澳门刑法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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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化变迁与法律发展的互动 2.1. 文化与法律之关系来源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因其出生的年代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程度，最初意志耕作、培育，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发展等意思也被容纳在内，从此文化这一概念便愈加庞杂和混沌。最早对于“文化”作出界定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指出：“‘文化’在人类社会是一种使社会赖以存在的观念和能力，一种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的‘复合的整体’。” [ 1 ] 而后，随着社会形态雏形初现和稳固其结构的需要，一部分文化从“文化”这一整体中抽离而出，成为了作为阶级统治者所用以统治的“知识”。这一部分知识进而逐渐演变成了法律，而后在约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并解释为“法律文化是指那些为某些公众或公众的某一部分所持有的针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观念、价值、期待和态度” [ 2 ] ，至此法律与文化的被确定为密不可分且互相影响的关系。 2.2. 文化之于法律的基础性功能 传统的中国社会观念中，扎根的最深的当属礼教文化，而礼教文化的参考典型即儒家思想。儒家所传达的“克己复礼为仁”、“为政以德”等，将道德和礼教作为优先的价值选择嵌入了中华传统文化并得以流传。随着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确认后，其作为一种价值观被进一步传播并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进而上升为了法律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一演变过程，实质上类似于习惯法的形成，均是以一种文化认同为基础，延伸到的法律层面。因此在文化与法律这一关系中，文化起着基础性的重要功能，文化作为多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产物，借法律的形式加以表达，法律的制定往往反映了文化的历史背景。对此梁治平教授概括：“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可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法律同时也可以作为体现价值和目的的一种符号” [ 3 ] ，因而对于法学研究中，全然将法律和文化相隔实则是一种极其狭隘且不合理的分析方法，揭示了法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性。 2.3. 法律对于文化之反馈作用 法律与文化的关系，是可以用法律阐明文化，也可以用文化去阐明法律 [ 4 ] ，所以法律和文化间并非单向性的指导关系，而是双向性的互动关系。法律对于文化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当某种法律制度在某一地区被加以实施时，伴随着法律的实施时间，其效力所及的范围内的文化会因此产生改变。而这种现象大致可分为本国法的实施对文化的反馈和外来法的实施对文化的反馈两种，随着世界各地区间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同时也伴随着不同地区的法律的进入。 以1997年“投机倒把罪”的去罪化为例，导致了商业文化的改变，从原先的被视为犯罪行为的倒买倒卖，演变成了一种最基本的经商手段，使得商业文化开始走向自由化。而作为以继受外来法确立了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钦定宪法大纲》，授权以民的思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萌芽 [ 5 ] 。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民主法律，也同时作用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 因此，法律与其产生的历史以及时代的社会、经济、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潮流紧密相连。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其共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同样对共同文化的历史产生着作用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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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文化发展对犯罪圈的影响 3.1. 犯罪圈的起源 犯罪圈是刑事立法时所产生的衍生概念，是指法律所设定的应受刑法制裁的行为的范围，即法律上予以犯罪化的行为的范围。因此概念则包含了所须予以入罪化的行为的犯罪性质、社会危害性以及须进行入罪化的犯罪行为的数量。 犯罪圈模型的建立以人们对于何种行为是犯罪的认识为基础，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思想，将犯罪定义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问题进一步变为对于犯罪化的正当性追问，若法律公正性由其所具备的权威自证，则会导向暴政，那么此时法律仅仅具有形式合法性显然不足以证明，因而需要求证于其内在实质的正当性。这时问题便转向了以何种标准去界定犯罪，与犯罪一线之隔的是道德，即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认同体，并且这种界限常不明确。正是这一细微的“不定性”，使得对于新产生的行为的性质界定留有余地，多种犯罪界定学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法律的滞后性。犯罪圈的划定在刑事立法上具体表现为去罪化和入罪化的过程，而这两个过程背后的推动力则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于立法选择权的影响，既存的主流文化影响着犯罪圈的划定。 3.2. 澳门刑法中的犯罪圈 处于南海之滨的澳门，自古至今所形成了两种并行主流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和葡萄牙文化。因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居澳华人完整的接纳和传承了礼教、风俗、宗教以及法律文化。此种文化下，触犯礼教是重罪，强调阶级地位的不平等性和集体权利，直至1909年澳葡政府颁布的《华人风俗习惯法典》中都可见一斑。而在葡萄牙法律所处的欧陆法系，天主教被称为国教是整个葡萄牙乃至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支柱，宗教信仰因成为了大部分民众乃至统治者的信仰核心后，教会法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其法律支柱。 1854年《葡萄牙刑法典》的延伸，其不顾文化的巨大差异的照搬法律以至于使此种法律移植实质上转化为了一种法律殖民。澳门刑法文化开始变为以葡萄牙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一巨大改变直接大范围的改变了澳门刑事犯罪圈的范围，原先的可以处以绞刑的子不孝父一夜之间变为无罪，原先的伦理本位被扭转到了权利本位，立法基础开始变为社会契约论等现代法精神为导向，原先不被重视的宗教犯罪因葡萄牙天主教的中心地位被定位重罪等，均大幅度改变了犯罪圈的范围和划定标准，立法基础开始变为社会契约论等现代法精神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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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澳门刑法的入罪化与去罪化历史 4.1. 澳门刑法之入罪化 4.1.1. 《动物保护法》 澳门动物的保护措施始于1957年的市政条例中对于食用犬、猫的行为处20元至200元罚款，这一惩罚机制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2013年9月民政总署宣布将法案命名为《保护动物法》，2014年10月24日澳门《动物保护法》获立法会一般性通过。在最初的法案中，是以行政处罚的方式作出最高澳门币10万元的行政罚款而并未对虐待动物的行为做刑事立法的规范。在听取收集民意后立法会修改了法案规定，将虐待、遗弃动物、非法目的宰杀等行为的惩罚上升到了刑事立法，最高可处3年监禁，罚款澳门币2000至10万元不等。 《动物保护法》的出台和澳门本地人民的道德认知以及民俗传统均密不可分，若放在物质积极匮乏的时代或有特定文化的地区，动物保护的刑事立法则很难实现，假设在食物不充足时，怎会有人去保护可以用来充饥的猫狗。如今江苏徐州的沛县，狗肉文化仍然盛行，其传承自汉高祖时期，因刘邦吃过樊哙烹饪的狗肉后，人们便开始竞相购买。具备狗肉文化的地区，若想依民意来通过依法保护动物并不现实。因此《动物保护法》的出台缘自澳门地区的文化习俗以及对于主流道德的认同的推动。 4.1.2. 非法博彩罪 仅有20几平方公里面积的澳门，早在2012年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统计中博彩收入就已达到3041.39亿元澳门币，并一直保持着每年10%的增长速度，已超过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第一大赌城。澳门博彩业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澳门已经有了庄家自行开设的赌档，但并非完全合法，直至1847年澳葡当局贸易衰败后，政府的收入日渐拮据，才实行公开招商开设赌场以求从其中征收赌饷来增加收入。1930年澳门开始设置了博彩专营权，从此博彩成为澳门地区合法的支柱产业。博彩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使得潜在犯罪人不断浮出水面，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澳葡政府就制定了地9/77/M号法律，旨在通过处罚非法博彩行为，禁止非法博彩及娱乐场所从事高利贷活动 [ 7 ] ，但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网络博彩等属于非法形式的博彩尚未出现。随着澳门的博彩业发展，为了与其他法律衔接 [ 8 ] ，澳门政府进行了新一轮立法，制定并颁布了8/96/M号法律《不法赌博法》，废止了9/77/M号法律。本法将不法博彩行为分为三类：一、与幸运博彩有关的不法行为，二、与彩票或互动博彩有关的不法行为，三、其他相关的不法行为 [ 8 ] 。 8/96/M号法律的出台是澳门地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所必定带来的产物，不断出现的新型博彩手段和飞速增长的人均收入水平，使原先的法律无论是在惩罚力度还是规范范围均对于非法博彩犯罪已经无法起到预防和禁止作用，因此这一刑事立法上的变化并非与澳门刑法典中所体现的宽和性特点相抵触。博彩业作为整个澳门地区的经济支柱，属于澳门刑法所必需保护的重要法益，澳门博彩文化的扎根和博彩文化与现代科技的交融，既促进了博彩业管理机制的转型，也使得博彩领域的犯罪圈呈现出向外扩大和严厉的趋势，以更加全面、有力的保护在澳博彩的经营者和个人的合法利益。 4.2. 澳门刑法中之去罪化 4.2.1. 危害宗教罪 1886年《葡萄牙刑法典》第二卷分则所涉犯罪共分为七编，其中第一编中首部规定便是危害宗教和滥用宗教职能犯罪，可见葡萄牙身为教会国家对于宗教的推崇，其长期奉行政教合一体制，通过这种立法来维护天主教国家的统治地位。1886年签署的政教协定使得葡萄牙刑法附上了宗教色彩，将天主教直接推向了国教的地位。 1886刑法典中宗教犯罪的大致分为不尊重天主教和罗马教廷以及拒绝信奉或背弃王国宗教的行为，所配置的法定刑最高可达8年的隔离监禁并处3个月至3年不等的罚金，以及中止高达20年的政治权利的附加刑。但在1940年葡萄牙与梵蒂冈所达成的政教分离协议后，天主教退为传统宗教的地位，宗教信仰自由逐渐为民众所重视，因此到1971年葡萄牙通过的《宗教自由法》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政教分离体制也确立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权，至此宗教犯罪完成去罪化进程。 4.2.2. 堕胎罪 在澳门延伸适用的1886年《葡萄牙刑法典》，因当时葡萄牙国情属政教一体化，因而在作为一国之根本的法律中也无不体现其宗教色彩。作为国教的天主教，主张赎罪观因此极力反对杀人，《天主教法典》1398条中规定：“设法堕胎而既遂者，应受自科绝罚”，而绝罚属于天主教内的最高惩罚，将被逐出教会并且死后直接下地狱。由此可以体现天主教认为堕胎是一种犯罪，自受精卵开始便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因此堕胎属于这种意义下的一种杀人行为，应当被严厉禁止。这种思想体现在了1886年《葡萄牙刑法典》中，中断怀孕因侵害胎儿或母体的生命或健康，以堕胎罪的罪状纳入刑法打击之列。以至于在1996年生效的《澳门刑法典》中仍以“侵犯子宫内生命罪”保持着这一法益保护理念 [ 7 ] ，“未经孕妇同意的堕胎行为构成堕胎罪，怀孕之自愿中断行为，则由专有法例规范之”。而对于堕胎行为的具体规范则在“专有法例”中体现，其为澳督所核准颁行的刑事法令第59/95/M号法令《规范自愿中断怀孕法律制度》，完整的阐明了可惩罚性事由和阻却违法的规定。 堕胎行为的部分去罪化过程，推动的直接动力是原本宗教严格的思想统一的价值观的解放，人们对于权利保护和行使的重视，主流价值观从一边倒的保护胎儿权利向保护孕妇权利倾斜，逐渐达到了合理的平衡性，这与内地堕胎完全自由的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并没有完全抛弃原本的传统文化，而是部分继承了传统中华、宗教双重文化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将其映射到法律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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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本文所列举的澳门刑罚制度的部分变化，体现的是澳门刑法文化中道德观与理性价值所占据比重的变化趋势。澳门文化经历了从原先的单一性的中华传统礼法模式，过渡到双重性的中葡文化交融发展，最后又转向葡国文化的全面移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在澳门回归之后中葡文化在此回流到原先的中国文化为主导兼具葡式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文化变迁只是一个引发一系列社会各方面变化的导火索，而最为直观化的体现则是立法的变化。当一种观念经普遍认同并上升成与普通多元文化相区别的主流价值观后，群众对于犯罪行为的宽容度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也就引导着对于犯罪行为的认识和刑事应惩罚性的界定。在澳门的日后发展，其文化将进一步与内地接轨，澳门刑罚制度也定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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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实验利用照度计对宁夏地区银川二代日光温室内部不同区域进行全年不同季节、每日不同时区光照强度监测，通过一年连续监测统计出该型温室在宁夏地区的光照年变化规律，为宁夏设施蔬菜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补光不足与能源浪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关键词 :温室，光照，分布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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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本研究针对宁夏地区目前规模化建设的银川二代日光温室结构特点以及我区光照特性，开展该型温室不同季节内温室不同部位光照分布及光照强度、周期变化研究 [ 1 ] 。根据研究结果，针对各种蔬菜设施的建筑结构，设备以及环境工程技术所创造的环境状况特点，阐明各种形成环境特征的机制 [ 2 ] ；通过环境调控与栽培管理措施，使蔬菜与设施的小气候环境达到和谐、完美的统一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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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供试温室 试验在宁夏彭阳县温沟育苗基地日光温室中进行。日光温室长80 m，宽7.5 m，实际应用面积为600 m 2 ，温室东西走向，周围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温室中耕层为砂壤土，下层为未经挠动的天然土。日光温室覆盖无滴聚乙烯薄膜，外层覆盖复合保温被，复合保温棉被每天早上8:00掀起，下午5:20左右放下盖严，温室没有补温装置。日光温室脊高3.6 m，后墙高3.0 m、厚1.0 m。 供试材料为辣椒，在冬季日光温室内的小气候调查期间，辣椒株高在30 cm~60 cm之间。日光温室按畦种植，每畦两行，行距为50 cm，株距为40 cm，共34畦，每温室定植1400左右。 2.2. 测试方法 光照强度用NYZ-91型照度计测定，量程为0~199 klx，精度2%，工作环境为0℃~40℃，0%~85%RH。主要数据测定自2017年4月份下旬至12月上旬。测定过程分别选择典型晴天和阴天，在温室中四个方向每个方向设置三个录点，共9个位置观测，观测垂直距离距地面1.5 m (如图1所示)。记录同时监测当天室外无遮挡情况下日照强度。 图1. 温室采光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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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注：以下图表中系列1~9代表图1中相应检测的1~9的点；横坐标1~12代表一年中1月~12月份；纵坐标代表光强，单位：LX。 由图2可以得出，1、4、7、8点位(温室后墙部位)在一年中晴天早上9点期间光照强度波幅较大，与温室前部、中部在每年1月~6月期间曲线变化正好相反，进入下半年后温室前中后光照强度变化一致。温室东西光照强度无差异，温室后墙部位与前部、中部有差异。 图2. 光照季节变化(9点)晴天 由图3得出，温室内从东至西，从南至北分布的9个观测点在每年晴天中午12点时的光照强度变化曲线基本一致，光照强度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内(30，000 Lux~50，000 Lux)，在7月至9月间由于夏季太阳高入射角的出现，造成设施内各观测点光照强度出现一个跃升。温室东西光照强度无差异，温室前后无差异。 图3. 光照季节变化(12点)晴天 由图4可以得出，1、4、7点位(温室后墙部位)在一年中晴天下午5点期间光照强度波幅较大，与温室前部、中部在每年1月~6月期间曲线变化正好相反，进入下半年后温室前中后光照强度变化一致。温室东西光照强度无差异，温室后墙部位与前部、中部有差异。 由图5可得出，1、4、7三个记录点(温室后墙部位)在每年1月5月间光照强度均高于温室其他部位，6月~12月期间温室各观测部位变化一致。此图说明在阴天早上9点左右温室前、中部为需要补光区，温室后补光照强度较为良好。温室东西光照强度无差异，温室后墙部位与前部、中部有差异。 图4. 光照季节变化(17点)晴天 图5. 光照季节变化(9点)阴天 由图6可得出，在阴天中午12点时设施内部各观测点光照强度变化总体趋势一致，曲线在每年2月份和8月份出现两个波峰，在每年9月份和10月份出现一个波谷，说明阴天条件下2月、8月光照强度较其他月份良好，而阴天条件下9、10月份光照强度较弱，需要加强补光。温室东西光照强度无差异，温室后墙部位与前部、中部有差异。 由图7可知，在阴天下午5点的各个观测点变化呈现的趋势为：1、4、7三个点(温室后墙部位)在1月~6月期间变化趋势与其他部位相反，7月~12月期间整体温室各部位光照强度变化一致，在9月~10月各观测点光照强度出现波谷。温室东西光照强度无差异，温室后墙部位与前部、中部有差异。 图6. 光照季节变化(12点)阴天 图7. 光照季节变化(17点)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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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结论 在晴天情况下，中午12点时温室9个观测点光照强度变化趋势一致，与室外光照强度变化相一致。但是早上9点与下午5点的光照强度变化规律性一致，呈现出两个变化阶段，1月~6月早上9点与下午5点在1、4、7观测点(温室后墙部位)光照强度高于2、5、8 (温室中部)与3、6、9观测点(温室前部)；7月~12月温室前中后三个部位光照强度变化趋势一致。 在阴天情况下，中午12点时温室9个观测点光照强度变化趋势一致，与室外光照强度变化相一致。早上9点1月~6月1、4、7观测点(温室后墙部位)光照强度高于温室前部、中部，下午5点1月~6月1、4、7观测点(温室后墙部位)光照强度低于温室前部、中部变化趋势相反，整体平均光照强度后部低于前部与中部。9个监测点在7月~12月温室前中后三个部位光照强度变化趋势一致。 所以，依据温室光照强度年变化规律可以得出：宁夏设施补光在阴天条件下应该着重在1月~6月进行，根据温室各点光强变化的不同上午补光以温室中部、前部为主，下午补光以温室后部为主。由此，在今后的设施补光设备安装时可以考虑温室前中后部位单独控制安装方式，以达到高效生产的同时节能降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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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简要阐述水资源不足和肥料利用率低是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对国内外缓/控释肥研究、保水剂以及保水剂对肥料的复合技术研究进行了重点阐述，论述了应用保水剂的优点及国内肥料双向调控的产业化发展前景和方向。 关键词 :养分，缓释，促释，双向调控，前景和方向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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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表明，在提高作物单产中，化肥所起的作用占40%~60%。但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氮肥利用率为40%~60%，磷肥为10%~20%，钾肥为50%~60%。我国研究表明，氮肥当季利用率为30%~40%，磷肥为10%~20%，钾肥为35%~50%。每年损失的氮量相当于1900多万t的尿素，折合人民币380多亿元 [ 1 ] [ 2 ] [ 3 ]。 然而，常规化肥的损失不仅是肥料资源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损失的肥料已经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后果。氮肥以硝酸盐淋失损失和径流损失到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地下饮用水污染，进而影响人类健康 [ 4 ] [ 5 ] [ 6 ]。磷肥更易引起江河湖海水质富营养化。 因此，提高肥料利用率、减轻或免除肥料污染，发展持续、高效农业是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提高肥料利用率有两大途径：一是改进施肥技术，强调因气候、土壤、作物特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施肥方法、施肥时间、施肥量等；二是研制新型肥料，着眼点是实现对肥料养分释放的调控。缓/控释肥料近年来成为肥料创新研究和技术革新的热点，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重视 [ 7 ] [ 8 ] [ 9 ] [ 10 ]。 控释肥料是一种同时调控不同元素比例的静态平衡和供肥过程动态平衡的技术载体，即把平衡施肥的概念主要是动态平衡的概念运用于肥料生产中，根据作物不同时期的需肥量来调节其养分释放速率的肥料。它是一种调节养分释放速度的新型肥料，其养分释放速度可以通过物理、化学及生物技术手段来调控，实现促释或缓释的双向调节，使肥料中营养元素的供应与作物对养分的需求基本同步，实现动态平衡 [ 11 ] [ 12 ]。 在农业生产中，除了肥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和投入外，水分也是农业生产极为关键因素，正如农谚所曰“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因此，在农业生产中水分是研究和农田管理中极为关心的因素和措施。 我国就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300 m 3 ，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被列为世界第13个贫水国。单位耕地面积占有水量仅为19，500 m 3 ∙hm −2 ，只为世界平均的1/2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会报告)。我国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80%，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仅为发达国家的40%~50%。在灌溉水的生产效率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节水农业技术，每立方米水生产粮食已超过2 kg，而我国不足1 kg [ 13 ] [ 14 ]。因此，发展节水农业不仅是缓解我国水资源紧缺矛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农业社会经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多年来，我国在早地农业和节水农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理论到技术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水肥耦合调控技术就是通过对土壤肥力的测定，建立以水、肥、作物产量为核心的耦合模型和技术，合理施肥，培肥地力，“以肥调水，以水促肥”，充分发挥水肥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作物抗旱能力和水、肥利用效率，可在不增加施肥量和灌溉水的条件下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并改善生态环境 [ 15 ]。无论是旱地农业、还是灌溉农业，作物生产都需依赖水肥关系的协调发挥。因此，水肥的协调供应对作物增产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水肥耦合调控技术是总结了我国北方旱地农业20余年研究经验得出的水肥互作科学结论。 在旱地农业中发展起来的节水保墒技术也是节水农业的重要节水技术，而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高吸水树脂(Super water absorbent polymer)在农业上的应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化学节水保墒技术。高吸水树脂是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百倍至千倍以上水分的高分子聚合物，同时高吸水树脂还能够吸附一定量的养分。国内外研究表明，保水剂和肥料合用能够促进植物对一些养分的吸收 [ 16 ] [ 17 ]。保水剂能够起到延缓养分释放的作用 [ 18 ] [ 19 ]。这些研究为保水剂和肥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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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外缓/控释肥研究现状 缓/控释肥的发展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中期，自从1948年美国的K. G. Clart等人合了世界上第一个缓释缩合肥料尿素–甲醛后，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缓/控释肥料的研究和应用 [ 20 ]。目前，美国和日本在控释肥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均居世界领先地位。以聚合物包膜的控释肥悄然升起并迅速发展。从全球缓/控释肥料生产现状看，己成功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缓控释肥料品种主要为脲甲醛、草酰胺(化学合成型)、硫衣包膜尿素及聚合物包膜肥料。 中国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国内在李庆逵主持下研究了磷矿粉包裹碳酸氢铵，但未能产业化。这以后，又有北京农科院和郑州工业大学等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广州氮肥厂研制成功涂层尿素并在全国推广，九十年代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对磷铵和复合肥进行包膜及混合控释研究，取得中试成功。 80年代郑州工业大学开发成功包裹型复合肥Luxecote及Luxuriance，90年代该产品有了较大地发展，产品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 21 ]。华南农业大学新肥料资源研究中心利用工农业废弃物和矿物制备包膜和非包膜缓释和促释控释肥料已经进行工厂中试，并取得中试和田间试验成功。 在控释肥应用方面，1989年以来，控释肥料的消费量平均年递增4.0%。2000年美国，西欧和日本控释肥料的消费量达61.5万吨。美国、西欧控释肥料的非农业市场占主导地位，大部分控释肥料使用到特种观赏园艺植物；而日本主要消费在蔬菜和水稻上 [ 22 ]。而我国在蔬菜和草坪等植物上的应用仅限于研究性及示范性 [ 23 ] [ 24 ]，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推广使用，原因是价格高，难以被农民接受。 目前缓/控释肥料应用主要在非农业方面，即经济作物和高尔夫球场，主要原因为：一是缓/控释肥料成本高，主要是缓/控释材料价格高；二是缓/控释肥料的控释材料功能单一，仅限于控制养分的释放，如普通树脂和塑料只控制养分的释放时段，不具有附加功能；三是缓/控释肥料在土壤含水量低于田间持水量35%~40%时，其养分释放受到严重影响，使得肥料效应因土壤水分储备不足而难以发挥，从而制约缓/控释肥料的应用。 2.2. 控释肥的缓释与促释的双向控释研究 目前缓/控释肥在国内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生产和应用，但是，大多数产品属于缓释和长效肥的范畴，着眼点主要是在缓释方向上，即把速溶性肥料通过包膜和非包膜的方式来调控养分释放的模式(释放速率和释放时间)与作物吸收养分的规律相一致。控释途径多为包膜型和非包膜型物理控释，而肥料则多集中在尿素、磷铵等速溶性肥料的控释研究 [ 25 ]，对钾和枸溶性磷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包膜控释肥主要是通过物理包裹达到养分缓释目的，而非包膜控释肥则是通过添加阻溶物质、抑制剂以及对养分吸持和其它非包裹机制控制养分的释放。国外包膜肥一般都用人工合成的高分子聚合物作为包膜材料，养分控释效果较好，但成本高。华南农业大学新肥料资源研究中心采用工农业废弃物等有机物和经改性后的矿物等新材料以及用常规设备进行包膜，在降本增效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非包膜控释氮肥可分为化合型和混合型两大类。化合型氮肥均是通过化学合成作用，其工艺过程需要复杂而昂贵的设备，因而受到种种约束。混合型非包膜氮肥研究起步较晚，现在研究较多的是非包膜控释尿素和碳铵等 [ 26 ]。 养分调控的方向，除了缓释外，还有促释，如磷矿粉、骨粉之类肥料，释放速度太慢，需要促进释放，才能满足作物需求 [ 27 ]。国外有学者 [ 28 ] 认为控释磷肥包括直接使用的磷矿粉以及烧制磷肥等。国外某些磷矿粉的直接施用已成规模，摩洛哥磷矿粉直接施用的效果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此外，澳大利亚，德国，拉丁美洲的很多地方在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都有磷矿粉的直接施用 [ 29 ]。而近几年提高磷矿粉直接利用效果的一个研究亮点就是用非金属材料以及工业生产的活性有机废料处理磷矿粉，用有机、无机活化材料制备的改性磷矿粉在南方酸性土壤上己表现出明显的增产效果 [ 30 ]。 利用活化剂活化(促释)磷矿粉制备改性磷肥则是直接利用磷矿粉的又一新思路。廖宗文等研制出了改性磷矿粉并从其矿物结构的变化及水溶性磷的增加等方面阐明了增效的机理。魏静等以沸石、膨润土、糠醛渣为活化剂，研究了不同活化剂在含Na + 较高的盐化潮土中对磷矿粉的活化作用，结果表明沸石产地不同对同一磷矿粉的增效作用不同，且沸石对磷矿粉的活化作用随土壤性质而异，膨润土作为活化剂也可促进磷矿粉中磷的释放。膨润土与磷矿粉充分混匀接触，在一定的水分、温度条件下，磷矿粉中的Ca 2+ 被代换吸附，充填在膨润土晶层间隙中，使其周围出现一个低钙的环境，有利于磷矿粉的溶解。廖宗文等证明了沸石与膨润上对磷矿粉有增效作用 [ 31 ]。李淑仪等在沙田柚上施用有机活化剂的研究表明，采用活化技术可使磷矿粉的肥效超过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 [ 32 ]。 目前国内外对磷矿粉进行活化的研究报道甚少，在摸索配方和效果方面的初步工作，已显示出较好的效果，但对其结构和性能要深入研究，十一五支撑计划中，已把促释列为重要技术内容，这表明促释技术的重要性已受到重视，成为控释肥研究中的新领域，今后将有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