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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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饭”是英语fan (粉丝)的音译，“饭圈”即粉丝的圈子。粉丝群体往往在网络上聚集，进行互动交流。近几年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饭圈发展更为迅速。粉丝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语言，即“饭圈”用语。人民网研究院将它定义为“源自偶像粉丝群体并形成固定用法的，有较为稳定含义的网络用语” [ 1 ]。 中国娱乐业发展势头旺盛，“饭圈”不断壮大，粉丝团体之间矛盾引发的激烈争吵数次引来路人围观；上网也是许多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休闲方式，“饭圈”用语则频频进入其他群体的视线，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本研究旨在以粉丝群体所用的网络语言变体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方法，根据调查结果并结合总结得出的“饭圈”用语的特征了解粉丝群体的社会心理，总结“饭圈”用语的影响，提出合理使用“饭圈”用语的建议，帮助“饭圈”进一步健康发展，保障互联网洁净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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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饭圈”用语的分类与特点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粉丝群体使用的网络语言——“饭圈”用语，是近几年来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而伴随而生的网络语言的一种变体。目前，关于“饭圈”用语的相关研究尚且不多，人们对其了解的程度尚且不深，因此，本文将对具有代表性的“饭圈”用语进行分类阐释，并总结其特征。 2.1. “饭圈”用语的分类 “饭圈”用语属于网络用语的一种，与网络用语一样，其标点符号、词汇和语法的使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规范性。实际上，“饭圈”用语的词汇的创造是有规律可循的，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见表1)。 各造词方式也会叠加使用，起到加强语义、模糊用词、强调情感立场等作用。如“爱豆”就是外来词idol (偶像)的谐音；“忙内”为韩语谐音词，意为某团体内年龄最小的成员；rnb (real nb，real取自英文，nb取自中文“牛逼”的拼音首字母，意为真厉害)。 2.2. “饭圈”用语的特征 从“饭圈”用语的词汇层面上来看，“饭圈”用语有三个特点：排他性、形象性、和经济性。 2.2.1. 排他性 对其他社会群体的人来说，“饭圈”用语的一些造词模式设定了语言知识和理解能力的门槛，增加了造词和理解的难度，其中很多词汇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熟悉的人士，“饭圈”用语表达清楚简单。正是由于圈外人难以理解，“饭圈”用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饭圈”这一群体的交流。 表1. “饭圈”用语的分类、阐释和例子 2.2.2. 形象性 “饭圈”用语也有部分词汇和表情符号的含义是简单易懂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饭圈”的交流正是因为这些词汇、表情和符号的运用增添了词义的准确性、使用的趣味性和广泛传播的可能性，使“饭圈”用语频频“出圈”，受到其他群体的追捧。 2.2.3. 经济性 与网络用语一样，“饭圈”用语的词汇短小精悍，些许汉字便能表达丰富的意思。很多情况下“饭圈”用语的很多词汇并不是刻意创造的，而是粉丝为了方便和快速打字，在用输入法打字时直接选择排序第一的词组。谐音词、缩写词等造词方式都体现了经济性这一特点。这种造词方式保障了打字的速度，但模糊用词可能会牺牲一定表达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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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饭圈”用语的影响 4.1. 积极影响 4.1.1. 增添汉语词汇活力 “饭圈”用语不但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其中不少词汇也强化了汉语词汇的形象性。“饭圈”产生新词的速度快，传播快，很多词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常用词，甚至收录汉语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数量。旧词新义使得汉语词汇的使用多样化，词汇意义更加丰富。“饭圈”用语灵活多变的表达方式比常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汉语不断焕发生机。很多受访者也表示“饭圈”用语十分有趣，幽默诙谐增添了生活的趣味。“饭圈”用语使汉语不断发展和进步。 4.1.2. 提供方言词汇交流平台 互联网为粉丝群体聚集提供了平台，虽然大部分粉丝都是年轻人，但来自不同的省市，会说不同的方言。方言影响着“饭圈”用语，如感jio (感觉)便来自方言谐音。人们可以通过“饭圈”用语粉丝了解各个地区的特色方言。 4.1.3. 产生归属感和凝聚力 现代社会里，关于人际关系的问题往往是许多人面临的难题，粉丝群体也不例外。许多粉丝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无人理解，而在网络平台里确有一群人与自己爱好相近，喜欢同一个偶像，使用同样的语言，这会让他们产生归属感与安全感。由此，“饭圈”用语的使用为粉丝群体减少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提供动力都作出了贡献。 “饭圈”用语在给粉丝带来归属感的同时也带来了凝聚力。粉丝团体往往以团体为单位活动，严格约束个人行为，力图以偶像的名义传播正能量。粉丝团体往往禁止个体粉丝在微博上做出不恰当行为而抹黑偶像，为净化互联网环境做出贡献；许多粉丝后援会还常常向广大粉丝筹集资金物资进行爱心捐赠。 4.2. 消极影响 饭圈文化作为亚文化的一种，符合亚文化具有抵抗性的特征，即居于次要位置的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存在矛盾，出现异端、越轨倾向 [ 6 ]。也就是说，作为饭圈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饭圈”用语存在着与主流文化不符的要素。既然作为亚文化，“饭圈”用语必然要被主流文化收编，其发展需要主流文化的引导 [ 7 ]。根据调查结果，大多数(242人)受访者表示“饭圈”用语存在弊端，需要规范。 4.2.1. 冲击规范汉语 “饭圈”用语中存在着大量缩写、谐音和一些完全有悖于汉语规则的词汇，不可避免地给汉字系统带来了一定冲击。虽然这是语言更新换代一定会经历的过程，但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加强对规范汉语的保护。 并且，“饭圈”用语中许多词汇的意义庸俗，用于讽刺、辱骂他人，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卷调查里许多受访者也认为“饭圈”用语需要引导。在引导“饭圈”规范用语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饭圈”用语有创意、生动形象、风格多元等优点，使之更加完善。净化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文化发展的负面用词。 4.2.2. 产生交流障碍 由于“饭圈”用语具有排他性，对于那些粉丝群体之外的人，“饭圈”用语很难理解，这样不仅微博平台上会有粉丝与非粉丝间的交流障碍，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饭圈”用语的粉丝也会与身边其他人出现交际不畅的情况，形成语言沟现象，严重还会导致社交问题。 因此，从粉丝自身角度出发，使用“饭圈”用语需要遵循礼貌原则。在使用“饭圈”用语时，要考虑场合、气氛、说话的对象是否合适；考虑他人想法，坚决杜绝使用辱骂性质的词汇。在不确定的场合下，不宜使用非正式的、小众的“饭圈”用语。 4.2.3. 造成语言暴力 实际上“饭圈”用语存在着许多攻击性强，带有嘲讽意味和辱骂性质的词汇。而“饭圈”存在着各偶像之间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粉丝群体之间的矛盾与骂战，“饭圈”用语则刺激了骂战的不断升级，甚至产生严重的语言暴力事件，不但伤害了当事人的身心健康，更恶化了互联网环境。 针对语言暴力问题，在规范“饭圈”用语的时我们希望粉丝个体能加强自我约束，正确使用这一充满生机与创造力的语言变体；粉丝团体能加强对成员的约束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从互联网大环境出发，各网络平台要加大监察和宣传力度，严惩语言施暴者，勿因话题热度带来的利益而忽视了互联网洁净环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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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巴赫金认为，“群体会产生跟群体相关的意义，最终会出现该社群独有的语言形式或类别……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社群在互动过程中会创造出新的交际表达方式” [ 8 ]。粉丝在网络上交往，在这过程中逐渐创造出属于她们独特的语言体系，这种语言称为“饭圈”用语，具有排他性、形象性和经济性的特点。“饭圈”用语也反映出粉丝们重视团体，偶像至上的心态。“饭圈”用语为现代汉语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其存在着许多不符合主流文化的内容，这就需要粉丝、粉丝群体和互联网大背景共同努力，对“饭圈”用语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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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一个随机参数激励下四维高速转子系统的非线性随机稳定性及随机Hopf分岔。转子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将系统受到的内部因素与外部随机风力影响用高斯色噪声代替。运用随机平均原理，将拟哈密顿系统收敛于一个一维伊藤随机扩散过程，然后运用最大李雅普诺夫指数法，来判断系统的局部稳定性，得到系统局部稳定的条件。然后通过FPK方程之解，即平稳概率密度来模拟系统发生Hopf分岔。 关键词 :转子系统，Hopf分岔，随机动力学，Gauss色噪声，随机平均原理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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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转子–轴承系统是旋转机械中最关键的部分，而在设计和运转过程中，能够保证大型旋转机械中转子的稳定性和实用性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旋转机械向高效率、高标准发展，研究了不对称双圆盘转子–轴承系统在油膜力下的非线性耦合动力学行为。分析了非解析径向椭圆转子–轴承系统的稳定性和分岔，在稳定性分析中，运用打靶法和轨迹预测跟踪算法研究了系统线性不平衡响应。文献考虑了参数随机分布特性的转子动力学与可靠性 [ 1 ] [ 2 ] [ 3 ]。本节主要分析一个随机参数激励下四维高速转子系统的非线性随机稳定性及随机Hopf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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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随机分岔分析 由Itô随机微分方程解得相应的FPK方程为： ∂ p ∂ t = − ∂ ∂ H [ a ( H ) p ] + 1 2 ∂ 2 ∂ H 2 [ b ( H ) p ] 式中 a ( H ) = m ¯ ( H ) ， b ( H ) = σ ¯ 2 (H) 因为当 H → 0 时， m ¯ ( H ) = 0 ， σ ¯ 2 ( H ) = 0 ，所以根据边界类别原理可得，左边界 H → 0 属于第一类奇异边界，进而可以得到漂移指数 α H 和扩散指数 β H ，以及特征标值 c H α H = 1 ， β H = 2 ， c H = lim x → x H + 2 a ( x ) ( x − x H ) α H − β H b ( x ) = − 3 2 ζ ( b 11 + b 22 ) + 3 2 ( c 11 2 D 1 a 11 + c 22 2 D 2 a 22 ) 则平稳概率密度函数为： f ( H ) = C H v 1 exp [ u 1 H ] v 1 = c H − α H = − 2 + ( − 3 2 ζ ( b 11 + b 22 ) + 3 2 ( c 11 2 D 1 a 11 + c 22 2 D 2 a 22 ) ) u 1 = 3 2 ( c 11 2 D 1 a 11 + c 22 2 D 2 a 22 ) 因此可得联合概率密度函数为： f ( q 1 ， q 2 ， p 1 ， p 2 ) = C ( 1 2 ( p 1 2 + p 2 2 ) + 1 2 ( a 11 q 1 2 + a 22 q 2 2 ) ) v 1                                                   × exp [ u 1 ( 1 2 ( p 1 2 + p 2 2 ) + 1 2 ( a 11 q 1 2 + a 22 q 2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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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数值模拟 下面主要分析随机Hopf分岔，通过模拟平稳概率密度函数 f ( H ) 和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f ( q 1 ， q 2 ， p 1 ， p 2 ) 的图像随着参数变化而变化。选定 b 11 + b 22 作为分岔参数，然后令 C = 1 ， a 11 = 0.2 ， a 22 = 0.3 ， c 11 = c 22 = 1 ， D 1 = D 2 = − 1 ， ζ = 1 。为了能够模拟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同样令 q 2 = p 2 = 0.2 。 图1. 当 b 11 + b 22 = − 9.67 时， v 1 = 0.01 系统平稳概率密度函数和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图2. 当 b 11 + b 22 = − 9.89 时， v 1 = 0.335 系统平稳概率密度函数和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图3. 当 b 11 + b 22 = − 11.67 时， v 1 = 3 系统平稳概率密度函数和联合概率密度函数 平稳概率密度函数与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图像如图1~3所示，当参数 b 11 + b 22 在−9.89附近变化时，平稳概率密度图像从单调递减变为单峰状函数，系统发生Hopf分岔；而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则随着的逐渐变大由单峰状函数变为火山口状，系统发生Hopf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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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在本文中，分析了一个非线性阻尼转子系统的随机稳定性及Hopf分岔。首先在一个四维转子–轴承系统中考虑了随机高斯色噪声，然后将高斯色噪声进行白化，再运用哈密顿系统理论对模型进行稳定性分析。在随机平均的过程中引入了极坐标变换，得到了伊藤随机微分方程的漂移系数和扩散系数，通过最大李雅普诺夫指数法，计算出该系统的稳定性条件；最后研究了系统随机Hopf分岔行为。在数值时，只考虑其中2个变量，另外2个变量令为参数的形式，得到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和平稳概率密度函数随着分分岔参数变化的图像，得以验证得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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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多词素词识别的早期阶段有基于形的而且是语义无关的词素分解过程，而字母顺序颠倒致词识别模糊效应(TL效应)也发生在词的早期形态信息加工阶段。通过在词素内部和词素边界两个不同位置上颠倒字母顺序并结合使用真假词缀等来考察TL效应，可以巧妙地探究多词素词识别加工中的词素分解过程。这种词素分解机制在中文字词识别中，似乎更应该有字词构成成分的自动化分解加工过程，而汉字与英文词的诸多认知差异来自于两种语言的构形特点，本文梳理了英文词中有关多词素词识别的早期加工研究和TL效应的应用，结合汉字的加工特点，提出通过考察大学生英文多词素词识别中的TL效应和检验这种机制迁移的可能性及需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多词素词，词素分解，TL效应，双语者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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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词素是词的最小意义单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构成的词叫多词素词，例如，英语派生词(如darkness)、复合词(如deadline)和屈折词(如listens)等都是多词素词。多词素词识别加工一直是词识别研究中的焦点之一，而近期不同语言多词素词的研究 [ 1 ] [ 2 ] [ 3 ] [ 4 ] 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观点：多词素词识别加工的早期阶段中存在词素分解过程。人们还发现，在词的早期形态信息加工阶段存在字母顺序颠倒致词识别模糊效应(transposed letter confusability effect，简称，TL效应)。本文先简单介绍词的这两个早期信息加工阶段方面的研究，之后，着重介绍人们在词素内部和词素边界两个不同位置颠倒字母顺序，或者，使用真假词缀等来考察TL效应和多词素词识别中的词素分解过程的研究。最后，笔者探讨了TL效应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利用TL效应探讨第二语言词识别的研究时需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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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多词素词的词素分解 关于多词素词的词素分解(以下简称，词素分解)有两种观点：基于形的和基于义的词素编码观点。基于形的词素编码观点认为，多词素词先自动分解为词素再激活整词表征 [ 5 ]。多词素词只有通过前词汇阶段的字母串分解过程，分解为词素之后，才能通达表征。这种前词汇分解依赖的只是词素的字形信息，与词素的语义无关。如派生词teacher需要分解为teach和er，而假派生词corner也是分解corn和er再通达整词表征 [ 4 ]。 基于义的词素编码说则认为，词素分解并非完全基于形。词素的分解过程不能回避词素的语义 [ 6 ]。语义透明词(如punishment)的识别过程中存在词素分解过程，但语义模糊词(如department)则只有整词表征 [ 7 ]。 可见，对涉及语义模糊的假派生词(如corner和department)，不同研究得到不同的结果。最近几年在短SOA (小于60 ms)条件下有关语义透明度影响的研究(见表1)表明，语义模糊词(如corner-corn)与语义透明词(如darkness-dark)之间差异不明显，说明，在多词素词识别加工的早期阶段(词呈现时间短于60 ms)存在基于形的且是语义无关的词素分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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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TL效应 书面词中，字母的相对位置与字母本身同样重要。例如，tea、ate和eat都由三个字母“a”、“e”和“t”组成，但由于字母排列顺序不同，这三个单词很容易区别开来。因为字母的编码包含其特定的位置信息 [ 8 ]，所以对tea中“t”的编码不同于eat中的“t”。然而，字母位置信息编码可能缺乏准确性 [ 9 ]，因此相邻字母顺序颠倒后形成的词或非词(如trial和jugde)会激活原词(trail和judge)。人们把这种效应叫做字母顺序颠倒致词识别模糊效应(transposed letter confusability effect，简称，TL效应)。 Table 1 13 experiments concerning semantic transparency during 2008 - 201 文献 语言 SOA 语义透明词 语义模糊词 词形相关词 透明词 模糊词 词形相关词 (darkness-DARK) (corner-CORN) (brothel-BROTH) 启动效应 启动效应 启动效应 Marelli et al. (2013) 英语 35 ms 613 637 642 38 17 1 Beyersmann et al. (2013b，实验3) 英语 40 ms 549 558 __ 25 22 __ Diependaele et al. (2011，，实验1) 英语 53 ms 592 612 636 36 15 1 Kazanina (2011，实验 1a ) 俄语 60 ms 647 640 671 32 21 2 Kazanina (2011，实验1b) 俄语 60 ms 629 620 642 36 19 4 Lehtonen et al. (2011) 英语 39 ms 607 634 653 32 20 10 Orfanidou et al. (2011) 希腊语 57 ms 710 719 __ 42 33 __ Duñabeitia et al. (2011，实验2) 西班牙语 50 ms 551 557 557 45 46 39 Quémart et al. (2011，实验1) 法语 60 ms 604 584 614 25 25 -5 Feldman et al. (2009) 英语 50 ms 632 652 __ 30 4 __ Kazanina et al. (2008) 俄语 59 ms 619 638 684 44 51 -12 Marslen-Wilson et al. (2008) 英语 36 ms 495 507 525 18 21 14 Marslen-Wilson et al. (2008) 英语 48 ms 493 513 539 36 23 9 McCormick et al. (2008，实验4) 英语 42 ms 597 618 620 20 18 3 表1. 2008~2013年间13项不同语义透明度派生词掩蔽启动实验研究 有些词(如silver)，其相邻字母顺序颠倒后仍是合法词(如sliver)。 [ 10 ] 选择了32组这样的词对(如silver-sliver)，相应设计了32组句子，并使用眼动技术研究发现，在句子阅读中，相对与其相邻字母顺序颠倒后是低频合法词(如sliver)的目标词(如silver)，被试对其相邻字母顺序颠倒后是高频合法词(如silver)的目标词(如sliver)，其阅读会明显抑制。不过多数情况下，一个词(如judge)内部字母顺序颠倒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词(jugde)。研究表明，判断这样的非词，较判断字母替代后产生的非词(如jupge)，前者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 [ 11 ] [ 12 ]。说明字母顺序颠倒非词jugde视觉上与真词judge相似性高，导致判断更加困难。同样，在掩蔽启动任务中，字母顺序颠倒的非词比字母替代非词更能促进原词(目标词)的词汇判断或命名 [ 13 ] [ 14 ] [ 15 ]。 研究者还发现，字母顺序颠倒发生的位置也很重要，词中间位置字母顺序颠倒产生的非词(如oeby)比在词首(如boey)和词尾(如obye)位置发生字母顺序颠倒产生的非词更容易使人迷惑 [ 16 ] [ 17 ]。这是因为词的首尾字母标志了单词的界限，在词的首尾发生字母顺序颠倒改变了词的界限，使形成的非词与原词的相似性降低，进而使TL效应减弱乃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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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TL效应与词素分解 TL效应发生在词识别早期的词形加工阶段 [ 18 ]。那么，对于多词素词来说，TL效应与词素分解这两个过程是否彼此有先后之分呢？一种可能是二者没有先后之分，TL效应发生过程和词素分解过程有可能相互冲突；另一种可能是TL效应发生过程和词素分解过程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因此，人们借助于TL效应，从词素边界、真假词缀等方面来考察词素分解过程。 4.1. 词素边界 单词素词识别中，首尾字母标识了词的界限。在多词素词中，词素的首尾字母也可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因此有研究在词素边界考察TL效应，进而推断词素分解过程：如果hoarder的识别是发生在词根hoard和后缀er分离后，那么词素内字母颠倒的非词(词素内TL非词) hoaredr对HOARD的启动效应可能就弱于跨词素边界的字母颠倒(简称词素间TL非词) hoadrer对于HOARD的启动效应。反之，如果字母及位置信息加工和词素分解是两个独立阶段，词素内和词素间的TL效应就不会有显著差异。 前几年的研究表明，词素间字母颠倒比词素内字母颠倒对词识别的干扰更小 [ 19 ] [ 20 ]。无论是真词复合词(如sunshine)还是非词复合词(如mayhem)，词素间TL非词(susnhine; mahyem)对目标词和目标非词命名的促进效应显著小于词素内TL非词(sunshnie; mayehm)的情形 [ 21 ]。 [ 22 ] 使用带后缀-er的英语派生词(如boaster)也得到相同发现。这两种不同位置的字母颠倒而产生的不同效应被称为边界效应(boundary effect)。 [ 22 ] 对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包括前缀和后缀的)派生词研究中同样发现了边界效应。因此他们和 [ 23 ] 认为，多词素词识别是经过词素分解过程的。 然而近几年有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证据，也就是没有发现边界效应。例如，词素间TL非词SPEAEKR和词素内TL非词SPEKAER对SPEAK有同样的促进效应 [ 24 ]。 [ 24 ] 发现前缀词素界限对TL效应没有影响； [ 25 ] 对西班牙语和英语前缀及后缀派生词研究以及 [ 26 ] 对英语后缀派生词研究表明，词素内TL效应与跨词素TL效应同时存在。 笔者认为近期实验和较早的研究结果之所以不同，可能有多重因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实验范式有关。出现跨词素TL效应的实验任务是词汇判断 [ 26 ] [ 27 ]。词汇判断任务本身会激活除字形以外的其他词汇特征(如语音)，而且词汇判断任务中，不能观察到对非词目标词的启动效应。当采用不受词的视觉相似和语音等词汇特征影响的掩蔽启动一致性判断任务时 [ 26 ] [ 28 ] ]发现操纵词素界限和TL效应无关，支持整词通达。 4.2. 真假词缀 假定多词素词识别过程中存在词根与词缀自动分解过程，那么派生词和真词缀派生非词(由warn和词缀-ish构成的warnish)词根中的字母顺序颠倒会引起TL效应，而在假词缀派生非词(由warn和假词缀-el构成的warnel)词根中的字母顺序颠倒不会引起TL效应。例如， [ 29 ] 发现，词根中有字母顺序颠倒的启动非词(简称TL非词) (如，wranish)比有字母替代的启动非词(简称RL非词) (如，whunish)对目标词(WARN)的启动效应大。而当词缀被替换成非词缀时(wranel)，这种启动效应就消失了。这说明启动词识别早期发生了词缀剥离，剥离后剩下的字符串(wran)激活原词(warn)并促进对目标刺激的判断，从而出现TL效应。假词缀派生非词(warnel)不能促进目标词识别，证实前者的TL效应源于词缀自动剥离。 [ 30 ] 在西班牙语派生词研究的实验中观察到了同样的词缀剥离现象。 如果加前缀的派生词确实是分解后再通达词义的，那么disobey应该分解为dis和obey，因此在词根首字母TL非词disboey应该比词根内TL非词disoeby更具有干扰性。然而 [ 29 ] 的实验结果没有显示出两者有不同之处，TL效应并未出现。在进一步的实验中，对于非词reobey，词根首字母TL非词reboey与词根内TL非词reoeby也没有差异，未呈现TL效应。研究者认为，TL效应消失，是由于词首字母在单词识别中存在视觉效应上的突出性，前缀的加入使其丧失标志词的身份。 母语者对真假词缀与TL效应相结合的研究中，前缀和后缀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有关后缀的研究结果一致支持词缀剥离论，即不管目标词是否是合法词，真词缀自动剥离词根，假词缀则不能被识别。而关于前缀的研究相对较少， [ 31 ] 通过实验证明只要词根前面有视觉符号存在，词根首字母的视觉突出性消失，字母顺序颠倒的位置效应便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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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二语学习者词素复杂词的识别研究的启示 TL效应作为研究多词素词早期识别过程中词素分解的一种实验理据，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然而遗憾的是，以双语者第二语言多词素词识别加工为内容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研究结果也缺乏一致性。 汉字作为表意式语言，不具备拼音文语言的形音匹配的线性结构。然而汉语单字复杂词 [ 32 ] [ 33 ] 和双字词 [ 34 ] [ 35 ] [ 36 ] 识别也存在分解加工。那么以中文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多词素词的识别过程中，是否存在母语的迁移？又或者发展了与母语者类似的加工机制？中文词识别过程中词素自动分解加工机制是否会迁移到其英语学习中呢？如果是，那么也可以在词素边界处颠倒字母顺序或使用真假词缀来考察其英文多词素词识别中的TL效应。然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是空白。如若在后续研究中，运用TL效应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复杂词的识别过程，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三点： 1) 实验任务：在TL效应与词素边界关系的研究中，早期研究发现了TL边界效应，但最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TL边界效应，也就是词素内和词素间TL效应都存在。在词素边界问题上，边界效应的出现与否，原因之一是因为实验任务–词汇判断。 2) 词频：词缀具有高频和凸显的特征。即使词素间字母颠倒摧毁了词缀结构，但词缀的高熟悉性有助于它的识别。比如，跨词素颠倒启动词worekr可以激活高频词缀er，词缀的识别导致词缀与词根的剥离，因此促进目标词worker的判断。 3) 解释：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更指向于词素内与词素间TL效应没有区别，笔者认为这说明了在早期词识别的过程中，除了分解假说，应该还存在整词识别这种可能。因为一个单词中两个字母的位置颠倒，被试在视觉感知这个词时可能会倾向于整词识别，而非分解识别。不独在拼音文中，在中文词的识别中，也存在整体到部分，和部分到整体的平行加工机制，认为汉字识别中存在整体和部分互相促进或干扰的混合加工方式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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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低度、中度及高度近视患者的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非接触式眼压计(NCT)测量值的正常眼压波动范围变化，并探索术后眼压(IOP)校正的新方法。方法：前瞻性病例研究。将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SMILE治疗近视和(或)散光的患者71例(142眼)纳入研究，分别分为低度近视(1)、中度近视(2)、高度近视(3)组，分别测量并记录手术前3天及术后6月24小时IOP、等效球镜度(SE)、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曲率(K)、3 mm与角膜横径(WTW)之比、角膜体积(CV)、中央直径3 mm范围内角膜体积(CCV 3mm )与CV之比、切削体积(ΔCV)，将术前与术后IOP、Pentacam校正眼压进行比较，统计术后NCT测量值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并通过阶段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术后IOP的表达模型。结果：术后眼压范围1组8~17 mmHg、2组7~15 mmHg、3组7~14 mmHg，双眼差为0~4 mmHg，昼夜IOP波动 < 6 mmHg，均较术前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降低(P < 0.05)。建立阶段性多元回归模型：1组术后NCT校正IOP值 = 0.374 × IOP 术后 + 4.955 × CCV 3mm 术后 − 7.331 (F = 26.150， P < 0.01)，调整R 2 = 0.528；2组术后NCT校正IOP值 = 0.496 × IOP 术后 + 4.005 × CCV 3mm 术后 − 4.698 (F = 42.370， P < 0.01)，调整R 2 = 0.584；3组术后NCT校正IOP值 = 0.597 × IOP 术后 + 4.498 × CCV 3mm 术后 − 3.302 (F = 40.019， P < 0.01)，调整R 2 = 0.690。结论：SMILE术后NCT所测得IOP值及昼夜波动范围、双眼差均较术前偏低。CCV 3mm 对SMILE术后IOP值的校正、指导术后用药具有重要意义，为SMILE术后IOP测值评价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近视，眼内压，昼夜波动，校正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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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青光眼是一类以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为共同特征的疾病，病理性的眼内压增高是其主要的危险因素，而大幅度的眼压波动是其视神经进行性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 [ 1 ] [ 2 ]。高度近视被认为是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危险因素之一 [ 3 ]。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SMILE)开启了角膜屈光手术的全新时代 [ 4 ]。因各种需求，低度、中度及高度近视的患者行SMILE术的越来越多了 [ 5 ]。SMILE术后中央角膜体积、角膜曲率、角膜生物力学等变化，使得术后IOP值较真实值偏低，不再适用10~21 mmHg参考眼压范围及双眼差 ≯ 5 mmHg、昼夜眼压波动 ≯ 8 mmHg的眼压评价标准 [ 6 ]。如仍按照原眼压参考标准，则低估青光眼患者随访过程中的实际眼压水平，延误青光眼的早期诊断和随访治疗 [ 7 ]。准确评估近视患者术后非接触式眼压计(Non-contact tonometer， NCT)测得眼压值(Intraocular Pressure， IOP)的正常波动范围对SMILE术后青光眼的诊治具有重要意义 [ 8 ]。本研究通过对低度、中度及高度近视患者SMILE术前、术后各IOP值与其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调整参考眼压波动范围，评价并校正SMILE术后IOP值，综合评估SMILE术后患者的眼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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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已通过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遵循赫尔辛基宣言，所有患者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确认书。将2018年5月~2019年5月在青岛大学附属眼科自愿接受SMILE矫正近视和(或)散光的患者71例(142眼)纳入研究。其中，女31例(44%)，男40例(56%)；年龄18~35岁，平均(22.2 ± 4.3)岁；角膜厚度500~595 μm，平均(546.4 ± 20.9) μm。。纳入标准：最佳矫正视力 ≥ 5.0，等效球镜度(SE) ≤ −10.00 D，柱镜度(DC) ≤ −5.00 D，1年内屈光度无进展，术前停戴角膜接触镜 ≮ 4周、角膜塑形镜 ≮ 3个月；角膜透明，角膜地形图无异常，预测术后角膜基质层厚度 ≮ 280 μm；术前IOP ≤ 21 mmHg，无青光眼、可疑青光眼、视野损害；无眼部活动性炎症或感染、白内障、眼底病等眼部疾病；无既往眼部手术史及外伤史；无糖尿病、甲亢、结缔组织病等全身疾病。分组标准 [ 9 ]：低度近视组(1组) (46眼) −1.00D ≤ SE ≤ −3.00D，中度近视组(2组) (60眼) −3.00 D < SE ≤ −6.00 D，高度近视组(3组) (36眼) −6.00 D < SE ≤ −8.00 D，各组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research objects in each grou 1组(n = 46) 2组(n = 60) 3组(n = 36) F P X ± S 范围 X ± S 范围 X ± S 范围 年龄(岁) 21.2 ± 3.3 18~30 22.8 ± 4.7 18~35 22.6 ± 4.6 18~34 1.936 0.148 SE (D) −2.64 ± 0.51 −1.00~−3.00 −4.28 ± 0.78 −3.25~−6.00 −6.86 ± 0.48 −6.25~−8.00 454.767 <0.001 CCT (μm) 543.4 ± 21.7 500~593 549.9 ± 30.4 501~595 554.3 ± 21.5 504~595 1.874 0.157 K(D) 42.70 ± 1.14 40.3~45.0 42.89 ± 1.37 40.3~45.2 43.16 ± 1.29 41.3~45.3 1.337 0.266 WTW (mm) 11.74 ± 0.35 11.1~12.6 11.62 ± 0.34 11.0~12.4 11.77 ± 0.34 11.4~12.6 2.825 0.063 CCV 3mm (mm 3 ) 3.91 ± 0.17 3.5~4.3 3.96 ± 0.23 3.5~4.6 3.98 ± 0.18 3.7~4.3 1.345 0.264 CV (mm 3 ) 60.82 ± 2.62 55.9~65.5 61.93 ± 3.36 56.1~70.7 62.29 ± 2.37 58.2~65.6 3.03 0.052 表1. 各组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及比较 2.2. 测量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SMILE术前常规检查，包括裸眼视力、普通验光、散瞳验光、24小时IOP、裂隙灯显微镜检查、角膜地形图和眼底检查等。随访时间为6个月，于术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复查裸眼视力、验光、24小时IOP以及角膜地形图检查。本研究采用术后6个月数据进行统计。 ① 视力测量：测量手术前后患者裸眼视力，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及五分记录法；NIDEK AR-1型电脑验光仪检查患者的屈光度，综合显然验光结果，换算成SE； ② 24小时IOP：采用日本NIDEK NT-510 NCT进行IOP测量，取一天中2:00、6:00、10:00、14:00、18:00、22:00 IOP作为患者的24小时IOP。测量时嘱患者放松、不要瞬目，注视指示灯，取连续3次测量的平均IOP，要求测量差值 < 3 mmHg； ③ 角膜地形图：采用德国OCULUS眼前节测量评估系统Pentacam观察角膜前、后表面形态，并记录手术前后角膜体积(CV)、中央角膜3 mm直径内体积(CCV 3mm )、角膜横径(WTW)、角膜曲率(K)。在半暗室内，检查前嘱咐患者眨眼使泪膜稳定，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进行统计； ④ 应用日本TOPCON SL-2G裂隙灯显微镜行眼前节观察，直接眼底镜及眼科A/B型超声诊断仪行眼底检查。 以上检查均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技师完成。 2.3. 手术方法 采用德国Carl Zeiss VisuMax飞秒激光手术系统完成SMILE，设定手术参数角膜帽直径7.8 mm、厚度120 μm，透镜直径6.7 mm、边缘处最薄15 μm，首先扫描透镜后表面并进行侧切，再扫描透镜前表面，最后扫描2 mm边切口，钝性分离并取出基质透镜。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技术熟练的医师完成。术后使用0.1%氟米龙滴眼液滴眼2周；0.5%左氧氟沙星滴眼液滴眼1周；0.1%玻璃酸钠滴眼液滴眼超过4周。 2.4. 统计学方法 前瞻性系列病例研究。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性数据采用Mean ± SD表示。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SMILE术前后24小时IOP值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术后IOP值与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检验；采用阶段性线性回归分析对术后IOP值与各影响因素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得到SMILE术后IOP值校正公式。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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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目前，SMILE术作为一新兴的手术方式，在治疗低、中、高度近视及散光领域是安全、有效、稳定、可控制的 [ 10 ] [ 11 ]。术中眼球结构及房水循环并未受到角膜屈光手术影响，术后眼压计测量值较术前偏低。Goldmann眼压计(GAT)仍被认为是眼压计测量的金标准。但是，GAT的IOP测量值受CCT等角膜参数的影响 [ 12 ]。NCT本质上是一个GAT，与GAT同样是依据Imbert-Fick原则设计，NCT测量眼压前无需进行表面麻醉，测量时无直接接触，特别适合应用于近视角膜屈光术后的IOP测量，故我们选用NCT进行测量。有研究发现，CCT等角膜参数对NCT可能比GAT的影响更大 [ 13 ]。之所以SMILE术后IOP测量值下降，是因为眼表面并非一个理想的平面，而本身存在一定的体积，由于术后角膜被切削部分基质变薄，角膜本身对于被压平的抵抗力变小了，相较术前压平相同面积角膜所需的力减小，使IOP测量值被低估 [ 14 ]，因此不能作为临床眼压参考依据。对于SMILE术后IOP的校正一直是研究热点，有研究公式示SMILE术后眼压 = NCT测量值 + 0.389 NCT术前 − 0.431球柱镜代数和 − 4.618 [ 15 ]。目前，SMILE术后IOP仍没有统一的校正标准。 病理性眼压增高是青光眼的主要危险因素，而大幅度的眼压波动是其视神经进行性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 [ 16 ]。SMILE术后中央角膜体积、角膜曲率、角膜生物力学等变化，使得术后IOP值较真实值偏低 [ 17 ]，不再适用10~21 mmHg的正常眼压范围及双眼差 ≯ 5 mmHg、昼夜眼压波动 ≯ 8 mmHg的眼压评价标准 [ 18 ]。本研究表明，低度近视、中度近视及高度近视患者，术前及术后一天中不同时间点的IOP均存在统计学差异，而且SMILE手术前后昼夜IOP峰值多出现在夜间，谷值多出现在下午及傍晚，故进一步证明了监测24小时IOP对于SMILE术后可疑青光眼及青光眼的及时诊治与随访非常必要。研究显示，术后眼压范围1组8~17 mmHg、2组7~15 mmHg、3组7~14 mmHg，术后双眼差为0~4 mmHg，术后昼夜IOP波动 ≯ 6 mmHg，均较术前有所下降。 SMILE术切口小，相当于制作了一个角膜帽，而不是需要掀开的角膜瓣，胶原纤维损伤明显减少，更好地保留角膜上皮、Bowman膜、前基质层的完整性，保持了角膜弹性 [ 19 ] [ 20 ]，可能减小术后IOP测量误差 [ 6 ] [ 21 ]。SMILE基质透镜直径为6.5~7.0 mm，并且对周边角膜形状及结构的改变明显低于LASIK，大大降低了角膜生物力学的改变，从而可能对降低IOP测量值误差起到一定的作用 [ 7 ] [ 22 ]。可见，SMILE与传统LASIK在手术的操作原理、角膜生物力学结构改变等方面都有所差别，故既往研究的LASIK的术后IOP预测公式并不可以同样地用以SMILE术后IOP测量值的评价。 在LASIK术后随访发现，角膜厚度与术前、术后IOP均相关，术前CCT、切削深度越大，术后IOP读数变化越大 [ 23 ] [ 24 ]。本研究发现，SMILE术前较大的IOP值、较大的CV、较高的SE、较厚的基质透镜、较小的角膜直径，得到的术后IOP测量值的变化较大。近视患者术前角膜体积各不相同，即使手术透镜体积一致时，术后角膜弹性也有差异，术后IOP测量值变化各有差别。 回归方程为： 1 组 术 后 NCT 校 正 IOP 值 = 0.374 × IOP 术 后 + 4.955 × CCV 3mm 术 后 − 7.331 ； 2 组 术 后 NCT 校 正 IOP 值 = 0.496 × IOP 术 后 + 4.005 × CCV 3 mm 术 后 − 4.698 ； 3 组 术 后 NCT 校 正 IOP 值 = 0.597 × IOP 术 后 + 4.498 × CCV 3 mm 术 后 − 3.302 。 根据SE等级划分为3组，通过患者术后IOP测量值及术后中央3 mm角膜体积大小即能校正各组术后IOP测量值，便于得到术后实际IOP，对术前不同屈光度等级的SMILE术后可疑青光眼的诊疗及青光眼的随访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前，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有研究学者认为SMILE术后会引起角膜滞后量(CH)、角膜阻力因子(CRF)等角膜生物力学因素的改变 [ 25 ]，而本研究并未考虑角膜生物力学因素对术后IOP测量的影响。此外，眼压计之间存在差异，对术后IOP的测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SMILE术后IOP的预测尚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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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术后IOP的评估应考虑角膜体积等因素影响。术后IOP测量值较真实值偏低，可能适用7~17 mmHg的参考眼压范围及双眼差 ≯ 4 mmHg、昼夜眼压波动 ≯ 6 mmHg的眼压评价标准。中央3 mm CV为SMILE术后IOP测量值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用来估算SMILE术后IOP测量值。SMILE术后IOP的校正仍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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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冲突性话语指的是在日常交际中，个人或群体间由于意见和观点的不同，常会出现争执、争辩、反驳等言语行为。对话句法作为新兴的研究方法，为认知语言学开辟了新路径。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立场三角”建立DFS模型(Dialogic Figure Stance对话图形立场模型)，以冲突性对话为语料，探索其对话句法结构及认知机制。研究发现，说话人在单位时间内越多采用冲突性共振。冲突性立场就越容易被建立，对话当中的冲突性就越强。 关键词 :冲突性对话，对话句法，DFS模型，认知机制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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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冲突性话语作为一种普遍且具有典型特征的语言现象，一直以来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冲突性话语产生于异议、辩论、争吵、批评、责备、质问等言语行为，源于交际双方在认识、态度、情感等方面的趋异，甚至对立 [ 1 ]。冲突性话语在人际交流中无法避免。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与思维同构。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人的思维和认知。冲突性话语中的语言是即时的、动态的，并且包含了强烈的情感，它能清晰地呈现说话人的话语策略，思维及逻辑规律。研究冲突性话语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对话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对话句法学(Dialogic Syntax，简称“对话句法”)由Du Bois于2014年正式提出 [ 2 ]，该理论解释了当说话人选择性地复用另一方之前的话语时所蕴含的语言、认知及互动过程。冲突性话语中往往高频次地出现话语的重复。本文将尝试基于对话句法理论，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为冲突性话语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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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冲突性话语的研究 国外冲突话语研究开始较早。20世纪80年代，Jacobs & Jackson等从言语行为和交际互动的角度认为语言中的辩论性话语既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也是一种通过它与他人进行言语的互动过程 [ 3 ]。Sheldon等学者探究了冲突的语言手段或策略，如摆脱冲突、缓和冲突、激化冲突的策略，并涉及它们的文化差异及男女性别差异等 [ 4 ]。Boxer于2002从语用学方面入手，认为当说话人威胁听话人的面子、身份、地位时，容易引发交际双方之间在情感、态度、看法、立场等的对立及言语行为上的对撞 [ 5 ]。国内对冲突性话语研究起步较晚，大多学者关注始于21世纪。赵英玲采用结构分析法，对汉语中冲突话语的启始话步、冲突话步及结束话步等进行分析 [ 6 ]。赵永青基于语料库，从社会语用的视角对英语多人冲突性对话进行研究 [ 7 ]。冉永平从语用学的角度，借助适应论对冲突性对话进行了分析 [ 8 ]。简而言之，冲突性话语的研究在国内主要涉及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和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Sacks的会话分析理论，主要分析了冲突性话语的语言特点、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策略。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许多学者从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角度研究了冲突性话语的产生、发展、结束及缓和策略，但大都着重描写此类对话的结构特征及语用效果，尚未见有学者通过对话句法研究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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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话句法 对话句法倡导“用语言建构语言”的思想，研究独立话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当一个话语相伴另一个话语出现时，语言的构型被部分重复使用，形成平行结构，产生配对感知，进而在言语事件中发生形式和意义的共振 [ 2 ]。前一个说话人话语中的词、结构和其他语言成分被后者有选择地再次使用，这种话语上的对应结构(alignment)在各个句法结构等抽象层面也带来了平行(parallelism)，也使得语言的形式、意义、功能等抽象特征可以通过句法成分来分析。传统句法学过分注重句层面的语法现象，忽视了言语，特别是日常对话中的交际实况，更无视交际中话语与话语之间的本质联系。而“对话句法学”将其拓展到语对层面，寻找问答对话中的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 [ 9 ]。 对话共振(resonance)是对话句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由同一语言成分的复用产生。对话共振的产生过程为：促发→选择→复用→平行→映射→亲缘性感知→共振。随着话轮的转换，对话中引起的共振又促发形成新的话语平行特征，产生共振循环 [ 10 ]。共振发生在语言中的各个成分之间：词素、词、短语、句式结构、乃至语音等各个成分。 对话句法的主要分析工具为对话图示(diagraph)。通过对话图示，我们可以简洁明了的看到对话共振的成分，清晰地看到两个或者更多话语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方便了我们分析对话共振的产生过程及其对对话开展的影响。下面是Du Bois给出的示例： JOANNE: It’s kind of like ^you Ken. Ken: That’s not at ^all like me Joanne. (引自：Du Bois) [ 2 ] 用对话图示的方法表示可为： JOANNE:It’skind of like ^youKen. Ken:That ’snot at ^all likemeJoanne. 通过对话图示的方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Joanne和Ken的话语有很明显的结构耦合。从词层面来看，两句话的代词、副词、动词都产生共振。短语层面，两句话都采用了系表结构和程度副词短语。语义层面，代词you和me都指的是Ken，it和that都是指代相同事务。此外，韵律上也存在共振，如句子的主重音以及音调。值得一提的是，形式上的共振带来了语用效果，前一句话的“Ken”是为了引起听话人的注意，而听话人采用了句型上的共振，以同样的人称代词进行回应，“Joanne”的使用达到了“讽刺”的语用效果，形式上的平行却体现了不同的语用效应。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的身体经验和认知密不可分，语言能力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 11 ]。冲突性对话在发生时体现了说话人大量的动态认知模式，对话句法的分析方法提供直接明了的话语分析途径。 对话句法作为认知–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对话句法学探析了对话中的话语建构机制，具有句法对话性、抽象概括性、自扩展理解策略应用和口语构式分析等主要理论特征。该理论拓宽了句法认知研究的范围，代表了当前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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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对话图形立场模型(Dialogic Figure Stance Model) 4.1. 图形背景理论 图形–背景理论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Robin) 1915年用“脸–花瓶幻觉图(the Face/Vase Illusion)”首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概述，下图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脸或两个花瓶，但不能同时识别脸与花瓶，其原因是人们感知事物时具有一种倾向，将事物感知为尽量完好、清晰、稳定的组织结构。Robin认为图形具有整体性、较小的、容易运动的特性，而背景则是一个参照实体，在认知框架中具有固定情景的作用图形和背景是同一认知框架内所设计的两个实体，图形具有鲜明、完整的形象，更容易感知，但图形有赖于背景，图形出现在背景之上，背景起着一种框架的作用，因此背景决定图形的判断。 图1. 脸–花瓶幻觉图 图1背景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重要理论之一，它从认知视角反映了人脑对现实语境和语义结构的认知运作，它涉及到说话人的观察视角和所要突显的对象二语言结构中图景与背景不同的选择，反应出不同的语义与语用理据，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语言不是一个先天就可以无限生成句子的自制系统，语言的运用不完全是语法规则制约的，语言知识是由人的经验结构和认知方式决定的。 4.2. 立场三角 立场三角由杜布瓦(Du Bois)于2007年首次提出(见图2)。“我们应用话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建立立场。立场能够评价(evaluate)相关事体，定位(position)社会行为者，在立场建立者之间产生离合(alignment)关系，介入社会文化价值的预设系统 [ 12 ] ”。立场三角不仅仅是一个用于呈现立场行为环节中的工具，它还展示了说话人之间多重互动的关系。立场三角揭露了互动当中立场的实现过程、理解过程及结果。立场建立是一个言语互动过程，参与者使用各种语言形式(语音、词语、句法等)去表达自身的立场。该理论可由立场三角(Stance Triangle)呈现。 图2. 立场三角 立场三角的三个节点分别代表立场行为中的三个实体，分别为主体一，主体二，以及(共享的)立场对象。两个主体通常指的是互动双方，立场对象通常为对话中的主题(人物、时间、话题等)。值得注意的是，立场三角中立场对象可以一直是固定的，也可随着对话的进行，或者为了维持对话的进行而改变。立场表达行为又含有三个子行为——评价(evaluate)、定位(position)和离合(align)。评价指的是立场主体导向立场客体，并认为客体具有某些特定性质或价值的过程。定位又分为情感(affective)立场和认识立场两个类型。情感立场指的是说话者在情感阶上选定一个位置，如喜欢、高兴等。另外，说话者不仅在情感阶上定位自己，还在认识阶上定位自己，实施认识立场行为。所以，定位主要是社会行为者在责任上的定位，并唤起社会价值的行为。离合是衡量两个立场之间，以及两个立场主体之间关系的行为。在Du Bois看来，某一立场表达行为实施的并不是某一单个立场子行为，三大子行为——评价、定位和离合并非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立场范畴，而是说话者一个立场表达行为的三个不同方面，也就是说互动参与者在话语活动中同时实施表达评价、定位和离合三个立场子行为 [ 13 ]。 4.3. 对话图形立场模型 在对对话句法、图形–背景理论及立场三角的回顾之后，我们发现这三种理论各自都不能很好的分析冲突性话语的认知机制。通过对话句法理论，我们可以观察话语进行时的过程，发现对话句法在说话人互动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对话共振能够连接起整个对话的过程。然而，我们并不能发现他在对话，特别是冲突性对话中的不同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图形–背景理论解释了为何事件中不同因素能够凸显而其它因素潜意识地不被考虑。但该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冲突焦点在对话中所以到的作用。立场三角解释了立场形成的方式，但是并没能解释话语如何使得说话人之间形成立场。 此外，这三种理论分别描述了冲突性对话形成时的不同层次。我们可以用图形–背景理论去分析说话人如何将话语焦点转向冲突性焦点，这个认知过程可以通过对话内容来体现。立场三角描述更进一步的层次，它揭示了说话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由于立场形成而改变的。对话句法描述冲突性对话的最深、最基础的层次，原因是对话共振既是立场形成也是促成立场的原因。只有当我们在这个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冲突性对话时，我们才能够对其认知生成机制有一个更好的理解。Du Bois认为将立场三角和对话图示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分析和理论上将会有很多潜力 [ 14 ]。通过对话句法，形成立场的话语间具体的共振关系可以很好的被描述出来，我们能够对更好地描述话语之间具体的相互关系。 为了更透彻的研究冲突性对话，作者整合了对话句法，图形–背景理论及立场三角理论，建立DFS模型，如图3。 图3. DFS模型 S1和S2代表了冲突性对话中的两个说话人。水平线条代表他们所说的话语，垂直虚线代表他们话语之间的对话共振。在第n次话轮之前，S1和S2讲出正常的话语，话语之间产生正常共振。倘若双方都没有谈及冲突性焦点，话语将会正常进行下去，由虚线表示。 在第n次话轮之后，任意一方说话人将谈话焦点转向冲突焦点(相当于立场三角中的客体)。此时，第一至第n轮话语为之后冲突性话语的背景信息。该说话人开始评价冲突性焦点，产生相应的话语，冲突性焦点定位说话人的立场。听话人在听到说话人的话语之后，说出的话语也对冲突性焦点评价，然后冲突性焦点定位其立场。此外，听话人会根据说话人的话语选择相应的语言形式。两者的话语此时就产生共振，这时的共振不同于一般的话语共振，作者将其命名为冲突性共振。冲突性共振是两个说话主体间对抗关系的体现。冲突性共振是冲突性立场形成的关键。 对话中的冲突性来自于冲突性立场的建立，过程如下：说话人(主体)在事件背景之下评价冲突焦点。评价的过程使得冲突焦点定位说话人对立的立场，即冲突性立场，冲突性立场三角得以建立。说话人分别用自己的话语对冲突焦点进行评价，但他们之间的话语会彼此产生共振。说话人彼此之间的对立关系由冲突性共振所表达，或者说由冲突性共振所促成。要想分析对话中冲突性形成的成因就必须得分析冲突性共振的特征。一方面，冲突性共振是冲突性立场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冲突性立场的形成。 以下面的对话为例(为了方便我们对中文语料的分析，我们将对话图示的呈现方法稍作了调整)。 对话双方之前的交谈内容为此时冲突焦点的背景信息，父亲对冲突焦点进行评价，儿子基于父亲话语产生冲突性共振，双方形成冲突立场。该立场的维系需要冲突性共振，如上表所示，整个句法结构相同，仅在“养、犊子”vs“叫、爹”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焦点共振，语用上加剧了对话双方的冲突。 在对冲突性共振的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冲突性共振不同于其他的对话共振。通过研究冲突性共振背后的规律，我们能够揭示冲突性对话中的句法、语义及语用规律，以进一步揭露冲突性对话的认知机制。我们在这里将冲突性共振分为三大类：句法，语义，语用冲突性共振，又将这三类分别次分出更小的类型(详见第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