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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我国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我国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中引入了董事的信义义务，引入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董事进行不公平的自我交易的行为 [ 1 ]，减少因为董事滥用经营公司时所拥有的权利而对公司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我国公司的商业经营能力。但是，这些相关条文中的规定不够细致，尤其对于与相应的法律责任有关的各方面并没有进行详细的阐释，这使得限制董事的自我交易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少问题。 2.1. 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的类型 自我交易是典型的董事和公司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形式，想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采取合适的责任制度。现有的不同类型的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如下： 第一种是先补偿后赔偿责任。德国对于公司董事的自我交易要求董事承担包括年度补偿、年度赔偿等事后救济，这是为了适应德国现实的需求，也是为了实现对所属公司及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是一种概括性的补偿 [ 2 ]。具体内容将在第三章第一节详细说明。 第二种是无过错责任。在日本，出于个人私利而进行不公平的自我交易的董事需承担无过错责任，与此同时，决定进行交易的董事和赞同该决策的董事也要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这种类型将董事不公平自我交易中获得的利益看成公司损失的一部分。具体内容将在第三章第一节详细说明。 第三种是损害赔偿责任。通过合适的公平性识别标准来判断自我交易究竟是否公平，假如不公平，则以赔偿公司及第三人的损失作为承担责任的方式。我国《公司法》的一些法条中可以体现该种责任类型，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些法条需要进行全面完善，具体在下文中说明。 2.2. 我国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 分析我国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制度的现状需要以了解我国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的内容为前提，这有利于更深入全面的分析现状。 2.2.1. 关于我国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的法条内容 我国《公司法》中涉及到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的法条包括第20条、第21条、第148条、第149条，分别规定了股东滥用股权的赔偿责任、关联交易的损害赔偿责任、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归入权和执行公司职务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在我国董事进行不公平的自我交易行为，既要承担利益返还的责任，也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除此之外，我国《公司法》还在第151条中为公司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提供了一个救济途径，即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当董事会、监事会不积极履行职责时，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东为保护公司利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2.2. 《公司法司法解释(五)》中的相关新规定 现实中，以程序合法掩盖实质不公平的行为比比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将程序合法这一不当关联交易的单独免责事由予以排除，这是实质公正在关联交易中的回归。程序对于实体正义的保障效果并非百分之百，在程序作事前保证的前提下，将司法手段作为事后救济途径，应更加注意实体方面的审查，从而将事前的程序保障措施与事后的司法救济结合，确保关联交易的合法性 [ 3 ]。 2.2.3. 我国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分析 根据我国《公司法》现有的几条有关规定可以知道，实质公平是我国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立法者想要通过建立起自我交易行为与具体损害赔偿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达到立法目的，而不是像德国法那样进行概括性的补偿。 不过，虽然在新司法解释中，仅程序合法的关联交易的有效性被否定了，但是这并不是对程序规则的否定，程序规则对于交易的合法性仍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我国在理论上对德国的法律责任制度进行了积极探讨，但在立法上我国并没有釆纳它的补偿责任模式。我国在对董事自我交易进行规制时，只在立法上进行了粗略的原则性规定，包括事前产权规则和事后赔偿救济。然而，在我国“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这一条件难以达到的背景下，事前产权规则并不能够施展其应有的作用，因为股东会和董事会不可能完全摆脱董事的控制来有效运作。因此，合适的责任制度的健全对于规制我国公司董事自我交易意义十分重大。 2.3. 我国现行责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对自我交易进行规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财产权的保护。我国《公司法》中的现有规定并没能在限制董事不公平的自我交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还暴露了不少问题。正如邓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因为继受大陆法的传统并深受其影响，对于公司利益的理解是我国法律和理论上的不足，这间接造成了我国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规制中存在的两点问题，即公平性识别标准的缺乏和具体责任制度的缺乏。 2.3.1. 公平性识别标准的缺乏 我国公司法将批准董事自我交易的权利概括性地授权给了公司章程，出于常规化、可执行并节约资源的目的，通常会被授权给董事会，然而董事会并不能完全代表股东利益，批准权利主体需要得到规范以更好代表公司整体利益。 而我国《公司法》第124条规定仅适用于上市公司，这一条对董事的自我交易采取股东会批准的方法，忽视了股东大会召开的困难性与低频率性，该法条多流于形式，可行性不强需进行修改。《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否认程序合法作为关联交易有效性的唯一事由，这是对关联交易正当性认定的本质回归。 正如前文所说，事前产权规则的规制作用在我国并不能得到有效实现，因此，事后责任规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建立事后责任规则的核心就在于明确地对交易是否具有公平性进行判断。我国的《公司法》中就是因为缺乏详细的识别标准，所以无法实现根据过错程度和损失大小来判断的动态责任分配，极大地影响了董事自我交易法律规制的效果。只有建立起合适的公平性识别标准，才能发现不公平的自我交易，才能规制不公平的自我交易，真正实现交易公平，同时也实现效率平衡，减少事后通过司法裁判进行法律调整时可能会面临的尴尬局面。 2.3.2. 具体可行的事后责任制度的缺乏 我国公司法立法上缺少对于董事不公平自我交易责任的具体规定。首先，因为我国的公司制度一开始便是针对国有企业改革而设计的，所以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基本上以事前规则为主。《公司法》第16条第3款规定的关联担保表决权回避就是事前规则的典型代表。其次，除了事前规则以外，第20条、第21条中有关赔偿责任的内容也只是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在现实适用时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司法裁判消极甚至不公的现象。 一般来说，董事为个人利益谋划的行为更有可能发生在对于少数股东的法律保护相对薄弱的国家。如果有关事前调控的法律条文并不能得到预期效果的话，那么这些条文就与一张白纸无异。要想使之发生预期效果，则需要加上具体的事后责任制度来与事前规则相配合。 我国《公司法》中具体责任制度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 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 受登记制度的影响，现实司法裁判中更愿意将表面上具有行使权力的人作为责任主体。可是除了董事以外，其余与之相联系的间接交易主体例如董事关系人在和公司发生交易时，董事为了自己利益也有可能对公司造成不利。此时，究竟该将哪一个当成责任主体呢？或者，是否可以将两者都当作是责任主体呢？ 2) 责任内容的不清晰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了董事的相应义务，但是并没有规定董事在进行不公平的自我交易之后应承担的具体责任、责任后果以及具体的赔偿形式。具体比如说，归入权的行使时限不明确，有时过了维护合法权益的有效时限仍有可能不自知；相关的赔偿责任到底是独立的还是连带的也不明确，对于帮助者是否也应追究其责任不确定等内容也不清晰。对于具体程序方面，正当程序的效力、程序不正当的违反后果缺少明确的规定，其中尤为重要的披露制度也没有进行具体的规定。此外，第148条规定的“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一句中，“收入”这一词并不能清晰地区分出董事应被归入的利益，不涉及不公平自我交易的那部分该不该算入应被归入的“收入”呢？判断“所得收入范围”的标准也需要进行明确。 3) 责任实现的不易 尽管有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一救济途径，但高额的诉讼费用、沉重的举证责任、困难的利益受损主体认定等缺陷都影响着这一救济途径作用的发挥。我国《公司法》虽然对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诉讼并没有加以限制，但是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在持股时间和数量上有着严格的双重限制。同时，公司本身对于如何确保公司最大利益可能有其他的打算，比如说以维护公司对外形象为先、舍其自身利益以顾全整个公司大局等想法，都会大大地减少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被使用可能性，削减该制度的设置效果。正是因为股东对于该制度的实现积极性不高，实现的难度也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