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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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观测状况研究 3.1. 台站分布 3.1.1. 定点地壳形变观测 图2显示，四川地区的定点地壳形变观测台站主要集中在龙门山断裂带至三叉口及附近地区，在鲜水河断裂北段、安宁河–则木河中段、川东南地区、川西高原及攀枝花虽有分布，但很零散。定点地壳形变观测台站的分布，对龙门山断裂带的地震活动监控比较好，但对鲜水河断裂、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岷江–虎牙断裂、盐源–木里及川西地区等6级以上地震多发区的控制有欠缺。 3.1.2. 地下流体观测 地下流体观测台站分布显示(图3)，其主要分布在龙门山断裂中段、三叉口地区及安宁河–则木河中段及攀枝花地区，在6级地震频发的利店–玛璃断裂、莲峰断裂、岷江–虎牙断裂、鲜水河断裂中北段的观测台站较少。 3.1.3. 定点电磁学科观测 图4是四川地区定点电磁学科观测的台站分布图。该图显示，电磁学科的定点观测台站主要分布在龙门山断裂中北段，除西昌冕宁、西昌小庙、攀枝花及甘孜州甘孜县和道孚县外，其他区域也比较零散。电磁学科定点观测台站对四川5级以上地震监控能力均较弱。 图2. 四川地区定点地壳形变观测台站与M S ≥ 6级地震震中分布图 图3. 四川地区地下流体观测台站与6级地震震中分布图 图4. 四川地区电磁学科观测台站与5级地震震中分布图 3.2. 观测仪器 统计显示，目前四川已有的定点连续地球物理观测台站为155个，观测仪器330套。其中电磁台站共有42个，观测仪器75套，13种型号的观测仪器。定点形变台站共有43个，观测仪器74套，有14种型号的观测仪器。地下流体台站共有70个，观测仪器126套，25种型号观测仪器。另有33个台站有辅助观测，共55套辅助观测仪器。 综合四川定点连续地球物理观测仪器，共有60余种(表1)。 Table 1 Statistics of fixed-point geophysical observation in Sichua 学 科 观测台站(个) 测项(个) 仪器型号(个) 电磁学科 42 75 13 定点形变 43 74 14 地下流体 70 126 25 辅助观测 55 8 合计 155 330 60 表1. 四川地区定点地球物理观测情况统计 备注：辅助观测一般分布在各台站。 3.3. 观测环境 通过对四川定点连续地球物理观测台站直接与间接走访与调查研究，发现专业台站的35个台站中，干扰小、干扰少，相对观测环境比较好的有30个。观测环境严重受干扰的有甘孜地震台的温泉，松潘泉点的气氡、气汞观测，成都地震台的电磁观测等。市州应急管理局共有92个观测台站，观测环境总体良好。但攀枝花乌龟井地震台、凉山州的普格温泉等受干扰较为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地震观测环境越来越受基建工程、电磁环境、水资源等的影响，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越来越成为地震观测的一项重要工作。 3.4. 观测资料 3.4.1. 入库资料情况 对近3年的观测资料扫描后发现，专业台站的观测资料连续率均在96%以上，大部分资料连续率、完整率在99%以上，市州应急管理局的大部分资料连续率在90%以上(表2)。 Table 2 Statistics of continuity rate of fixed-point geophysical observation data in Sichuan are 所属 测项数(个) 连续率 专业台站 177 96%以上 应急管理局 153 90%以上 合计 330 平均93% 表2. 四川地区定点地球物理观测资料连续率情况统计 3.4.2. 资料映震情况 地震趋势预测方面，近几年在四川发生的中强以上地震几乎都发生在划定的年度危险区内，各学科的趋势异常较好地反映了震前的异常变化 [ 6 ] [ 7 ]。比如，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前，成都地震台地电阻率的趋势异常变化明显，较好地反映了这次地震前，该区域某一固定深度内固定探测体积内的岩层电阻率变化 [ 8 ] (图5)。短临预测方面，近年的攀枝花地震、姚安地震、芦山地震前，省内的定点地壳形变、地下流体观测等，10%~20%的观测资料出现了明显的短期异常。比如，2019年7月9姚安6.0级地震前攀枝花南山地震台石英伸缩仪NS分量整点值出现的异常变化 [ 9 ] [ 10 ] (图6)。四川地区定点地球物理观测资料为四川地区地震的中短期预测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图5. 成都地震台地电阻率的趋势异常变化 图6. 攀枝花南山地震台石英伸缩仪NS分量整点值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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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存在的问题 4.1. 观测台站分布不均匀 图7是自有记录以来，四川的中强以上地震震中分布图，该图显示，四川的5级以上地震主要发生在鲜水河断裂、龙门山断裂、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岷江–虎牙断裂、木里–盐源–宁蒗断裂、巴塘–金沙江断裂、理塘断裂、利店–莲峰断裂及宁南巧家附近区域。6级以上地震(图8)虽然也主要发生在以上区域，但在地点上更为集中。图1显示，四川的地震地球物理观测台站的分布主要集中于龙门山断裂、三叉口地区、鲜水河断裂南段及安宁河–则木河断裂交汇的西昌地区和攀枝花地区，其他比如理塘、巴塘及川东南地区虽然也有观测，但分布都比较零星分散，从地理位置上看，没有明显的规律。与地震活动分布相比，其关联性不强。四川地区地震地球物理观测台站有扎堆分布，存在监测与地震活动分布不配套的现象。 4.2. 观测仪器种类多，来源不统一，存在仪器老化、维修困难等问题 表1显示，四川定点连续地球物理观测仪器多达60余种，平均每个学科的仪器种类近30余种。一方面，观测仪器种类越多，观测原理、观测精度、观测所获得的信息均不一致，仪器来源不同、型号不同、精度不同，导致仪器观测资料的可类比性存在很大差异 [ 11 ] [ 12 ]。第二方面，部分台站仪器老化问题突出。四川的地震定点地球物理观测始于70年代。到目前，虽然大部分台站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但仍有部分台站因经费等各种原因，还在沿用70、80年代的模拟观测仪器。这些观测仪器，因运行时间长、无配件、仪器严重老化，精度低，有的虽然还能维持继续观测，但其观测意义已经不大。第三方面，所有的定点地球物理观测仪器，普遍存在稳定性差的问题。第四方面，存在维修困难问题。因仪器型号多，涉及生产厂家多，产品型号设备的通用性差，导致备机、备件的购置无法满足随时更换的要求。同时，现今仪器生产厂家不再提供仪器构造图纸，返厂维修周期长、维修成本高，部分仪器还因原研制单位不再生产、维修，造成仪器故障后无法恢复。第五方面，个别项目自购仪器或厂家赠送仪器，其观测原理不清楚，要用更这样的仪器来解决科学问题，显然不合适宜。 4.3. 观测环境复杂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铁、地铁、城市扩建、厂矿、水库、公路、 图7. 四川地区M S ≥ 5级地震震中分布图 图8. 四川地区M S ≥ 6级地震震中分布图 旅游开发以及房地产开发等对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影响日益增多，地震地球物理观测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甘孜地震台的地下流体、成都地震台的电磁观测、松潘地震台的地下流体、小庙地震台的电磁观测等等，均是直接受温泉开发、高铁、公路建设的严重影响，给该区域的地震监测预报带来了无法取代的损失。其次，部分观测资料还显示，其连续性、完整率均较好，但存在明显、长期的固定干扰源，这其实也是观测环境的潜在干扰造成的。 4.4. 现状与发展趋势不匹配 地震的孕育和发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就目前的观测水平而言，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其观测都方法都存在有震未发现异常和有异常而未发生地震的现象。因此，靠少量的前兆异常信息无法准确预报地震 [ 13 ]。为攻克地震预报难关，获取到地震前更多更有效的前兆异常变化信息，我国的地震观测已经开始朝着建设高密度、高精度观测台网和建立地震科学实验场的方向发展 [ 14 ]。但是，要建设高密度、高精度的地震观测台网和实验场，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地震系统的现状，是很难支撑以上的地震事业发展。但相信通过上下齐心协力和科学的顶层设计，逐步、分步实施，我国的地震事业会越来越好的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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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四川地区的地震定点地球物理观测状况研究，认为四川地区的地震定点联系地球物理观测存在以下特点： (1) 观测手段全，测项多。 (2) 观测资料质量高，具有一定的映震能力。 (3) 观测仪器类型多，同类型观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4) 观测台站分布不均匀，且观测环境复杂。 介于四川地区地震定点地球物理观测存在以上特点，为进一步作好四川地区的地震监测预报工作，本研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四川地区的定点地球物理观测： (1) 全面、科学评估四川地区地震定点地球物理观测情况。 (2) 结合地震活动、地震断裂带、现有观测，科学规划定点地球物理观测。 (3) 分步升级改造、优化现有观测，逐步建设规划观测。 (4) 加快地震定点地球物理观测向高密度、高精度和实验场的建设，让地震监测预报尽早尽快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5) 加强观测环境保护，为地震观测提供良好的观测条件，为地震预报提供可靠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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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遵守ERAS方案可以减少围术期应激反应及医疗并发症、费用，缩短住院时间，促进病人康复。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作为普通外科较为复杂的手术之一，存在术后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等问题，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及远期疗效也不理想，ERAS理念及路径在胰腺外科领域应用不多，相关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均很有限，导致临床对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开展加速康复外科的认可度、接受度特别是对于是否行术前营养支持、术后鼻胃管和腹腔引流管拔除时机，术后生长抑素使用与否等几个关键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使得一小部分患者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未能从ERAS项目中获益。本文针对PD特点，从术前干预、术中和术后管理三个层面详细阐述ERAS在PD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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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是一个循证、结构化、多模式的优化围手术期护理方案。ERAS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手术压力，维持生理功能能力，减少潜在的并发症，促进术后早期出院来促进术后恢复 [ 1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于1997年被首次提出，随着加速康复外科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前在结直肠外科、骨科、妇产科等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及广泛接受 [ 2 ]。2012年，外科强化恢复(ERAS)协会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强化恢复方案的实施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发表了首个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指南。随后，有研究表明ERAS原则在PD术后恢复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且最近日本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 3 ]。 当前，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icoduodenectomy， PD)是公认的治疗胰腺癌和壶腹周围癌的最好的术式，这是一个复杂的手术，术后住院时间长，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由于胰腺解剖位置的特殊性及组织生理学特性，PD术后患者内环境受到较大扰动，出现胰瘘、胆瘘、乳糜瘘、术后出血、腹腔感染、胃排空延迟等，围术期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率仍然较高。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近40年内PD的病死率得到显著的改善，1970年代PD的围术期病死率高达25%，而目前在高流量的胰腺中心病死率通常<2% [ 4 ]。但总体并发症率仍超过40%，主要以胰瘘、胃排空障碍为主，延长患者的康复时间，增加住院费用，甚至危及生命 [ 4 ]。如何减少PD术后并发症，加快患者术后康复成为胰腺外科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针对PD的特点，从术前干预、术中和术后管理三个层面详细阐述ERAS在PD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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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语 ERAS的优点已经在多个学科领域证实，本综述的结果也证实了ERAS在胰腺手术中的价值，因为它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缩短了住院时间和费用。但是本综述仍有几个局限性，因为目前大多数可获得的证据包括回顾性研究和相对较少的随机对照试验。很明显，对PD施行ERAS方案的盲法是不可能的，同时对患者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也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不同的中心在PD手术技巧上也可能不同，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偏差发生。因此，选择偏差可能会影响本综述的结果。未来应该对PD后的ERAS方案进行随机多机构试验，在分析中应该包括来自不同机构(包括高容量和低容量机构)的数据，并允许对方案中的单个元素进行详细评估，根据现有的最佳证据拟订ERAS方案，在循证医学指导下积极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纳入多方面的执行战略，围绕“以患者为中心”，将所谓的争议与关键问题消除，以便患者最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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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对比高粘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术与普通粘度骨水泥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OVCF)的临床效果。方法：2015年9月~2020年9月对行PVP治疗的60例老年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者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将患者随机化分为高粘度组(PVP使用高粘度PMMA骨水泥，30例)和低粘度组(PVP使用低粘度PMMA骨水泥，30例，(其中1例为分别使用高粘度和低粘度水泥注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比、体重指数(BMI)及手术节段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 > 0.05)。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进行疼痛评分，采用0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进行脊柱功能评分，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VAS评分、ODI，骨水泥静脉渗漏、椎间盘渗漏、椎旁渗漏等发生情况。结果：60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2~5年，两组平均随访时间无统计学差异(P > 0.05)。高粘度组VAS评分由术前8.2 ± 1.2分降低到末次随访时0.4 ± 0.6分，ODI由术前(58.7 ± 17.0)%降低到末次随访时(7.9 ± 4.6)%；低粘度组VAS评分由术前8.2 ± 1.4分降低到末次随访时0.8 ± 0.8分，ODI由术前(66.7 ± 11.5)%降低到末次随访时(8.4 ± 7.3)% (p < 0.05)。高粘度组骨水泥渗漏率(7.2%)明显低于低粘度组(36.3%)，p < 0.05。结论：采用高粘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术治疗OVCF，不仅可以达到与普通骨水泥椎体后凸成形术相同的临床效果，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椎间盘渗漏率、椎旁渗漏率，减少X线暴露时间及手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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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骨质疏松症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骨代谢异常和骨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和骨折风险增加 [ 1 ] [ 2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多见于老年人中的疾病，椎体压缩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常见并发症 [ 3 ] [ 4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OVCF)影响患者的正常活动，并且会引起胸腰段背部疼痛，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 5 ]。经皮椎体成形术(PVP)目前已成为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OVCF)保守治疗无效时的首选方法，最成功的微创技术之一，能够迅速缓解患者疼痛 [ 6 ] [ 7 ]，提高生活质量 [ 8 ]。但如何降低骨水泥渗漏学术界仍未形成共识 [ 9 ]。但是由于骨折椎体不同程度压缩，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PVP)和经皮穿刺椎体后凸成形术(PKP)这两种微创疗法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该类椎体骨折的治疗 [ 10 ]。普通PVP技术是在相对高压环境下将骨水泥注入压缩的骨折椎体，存在较高的骨水泥渗漏率 [ 11 ]。如果骨水泥渗漏到神经根部或大血管部，则可引起神经根和血管热损伤及压迫、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如何有效避免或降低骨水泥渗漏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难点。报道PVP中采用高粘度骨水泥可以减少渗漏，临床疗效满意 [ 12 ]，而骨水泥的粘度作为影响骨水泥性能的主要参数被认为是影响骨水泥渗漏的关键因素。Baroud等 [ 13 ] 通过动物模型研究发现，使用高粘度骨水泥行PVP可将高达50%的骨水泥渗漏率降低到10%。但这些研究均为回顾性研究或非对照研究，因此应用高粘度骨水泥的临床依据尚不明确。为此我们进行了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旨在比较分析PVP术中使用高粘度骨水泥和低粘度骨水泥治疗OVCF的疗效和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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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9月至2020年9月入住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OVCF患者60例，具备PVP或PKP手术指征且患者本人同意并经过伦理委员会同意。入选标准：1) 临床症状及体检与影像学检查完全吻合OVCF；2) 年龄大于60岁；3) 腰背部中重度疼痛，VAS > 5分；4) 病程大于2周保守无效。5) 经双能X射线骨密度(BMD)测定T值 ≤ −2.5，确诊为骨质疏松者。排除标准：1) 病理性骨折；2) 有精神障碍史、严重心肺疾病、长期服用激素史者；3) 全身或穿刺部位有感染者；4) 凝血功能障碍者；5) 随访期间失访者。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将病例随机分为高粘度骨水泥组30例(男6例，女24例：年龄56~84岁，平均71.3 ± 7.8岁)和低粘度骨水泥组30例，(男2例，女28例；年龄54~84岁，平均73.2 ± 6.4岁，其中1例为分别使用高粘度和低粘度水泥注射治疗)，所有手术由同一医师完成。 2.2. 手术方法 麻醉后，患者俯卧于手术床上，胸前及髂前上棘处垫枕，X线机透视确定伤椎椎弓根的具体位置并标记，术者双手重叠掌根置于伤椎棘突处缓慢用力按压，使脊柱过伸部位复位。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在C形臂X线机透视下，采用高粘度骨水泥PVP系统(Confidence美国强生)或低粘度骨水泥PKP手术系统(上海凯利泰)从骨折压缩较重一侧进行单侧穿刺，C型臂X线机透视见位置满意，调好PMMA骨水泥，持续C型臂X线机监视下注入椎体。 骨水泥注入量为2.0~5.0 ml。平均2.6 ± 0.9 ml，注入椎体前中l/3处。根据手术室环境温度，从混合到开始注射的时间普通骨水泥为4~8 min，而高粘度骨水泥为30 s [ 14 ] [ 15 ]，低粘度骨水泥组需待骨水泥固化后，拔除穿刺针；而高粘度骨水泥组在注射结束后即可拔除穿刺针。包扎伤口，手术结束。记录骨水泥使用量、X线暴露及手术(切开皮肤至伤口缝合结束)时间。术后密切观察患者情况，术后第1小时内每15 min患者血压、心率、氧饱和度1次，住院3 d，患者无不适，办理出院。 2.3. 术后评估 术后2天行脊柱X线片或CT检查，通过影像资料观察评估不同粘度骨水泥在椎体内分布情况及骨水泥渗漏(包括静脉渗漏、椎间隙渗漏、椎体外缘渗漏)发生情况。临床疗效判断：评估手术前后腰痛变化(视觉模拟评分法，VAS；0分无痛，10分严重疼痛)；0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有无改善 [ 16 ]。随访时均行脊柱X线片检查并评估邻近椎体骨折发生情况。 2.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PSS 18.0统计学软件分析。分别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配对f检验及Fisher精确检验，分析两组VAS、ODI及骨水泥渗漏率等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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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手术过程顺利，术中骨水泥注入量为2.0~5.0 ml，随访时间2~5年，平均3.7 ± 0.9年，两组平均随访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随访期间未出现邻近节段新发骨折。其中高粘度骨水泥组手术时间为(35.7 ± 5.4) min，术中穿防护服X线暴露时间为(22.4 ± 3.8) min，低粘度骨水泥组手术时间平均为(44.6 ± 6.7) min，暴露时间为(30.3 ± 9.7) min，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1. 临床疗效 两组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VAS评分和ODI见表1。两组患者末次随访时的VAS评分和ODI均较术前显著改善(p < 0.05)。术前及末次随访时VAS评分和ODI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Table 1 VAS score and ODI at preoperative and final follow-up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 组别 VAS评分 ODI (%) 术前 末次随访 术前 末次随访 高粘度组 8.2 ± 1.2 0.4 ± 0.6 58.7 ± 17.0 7.9 ± 4.6 p < 0.05 低粘度组 8.2 ± 1.4 0.8 ± 0.8 66.7 ± 11.5 8.4 ± 7.3 p > 0.05 表1. 两组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时VAS评分和ODI 3.2. 骨水泥渗漏 高粘度组：术后影像资料发现静脉渗漏5例(17%)，但无临床症状；术后X线片发现6例(20%)椎间盘渗漏；5例共(17%)椎体椎旁渗漏。骨水泥偏向一侧分布者2例(6.7%)，骨水泥同时接触上下终板者2例(6%)，见表2。 Table 2 Bone cement leakage after PVP in the two group 例数 静脉渗漏 椎旁渗漏 椎间盘渗漏 高粘度组 30 17% 17% 20% 低粘度组 30 36.3% 37% 40% 表2. 两组患者PVP术后骨水泥渗漏情况 注：与高粘度组比较，p < 0.05。 低粘度组：术后X线和CT检查发现，11例(36.6%)椎体出现静脉渗漏(图1(E))，12例(40%)椎间盘渗漏；11例(37%)椎体椎旁渗漏。骨水泥偏向一侧分布者6例(20%)，骨水泥同时接触上下终板者7例(23%)。 两组患者术后骨水泥静脉渗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椎间盘渗漏率和椎旁渗漏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2)；高粘度骨水泥与低粘度骨水泥同时接触上下终板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均未发现椎管内骨水泥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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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对于OVCF的老年患者，是老龄化社会中最常见的一种脆性骨折，一旦确诊即应该尽快行微创手术治疗，以迅速消除剧烈的胸背或腰背疼痛，使其早日恢复骨折前的生活状态，减少由于卧床等引起的并发症 [ 17 ]。患者大多数均在伤后7天内给予手术治疗，两组评分显示低粘度和高粘度骨水泥均能有效缓解腰背部疼痛及改善ODI，且两者具有相似的治疗效果。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术后对椎体的机械稳定性增强 图1. A图为同一手术患者同一时间不同粘度骨水泥在椎体内分布情况区别明显，高粘度分布均匀整体性完好未渗漏，低粘度可见分布不规则并椎旁明显渗漏，C图可见CT下高密度骨水泥椎旁渗漏，D图低密度水泥静脉渗漏，E图低密度水泥静脉渗漏，F图为低密度水泥椎间盘渗漏，G图为高密度水泥椎间盘渗漏 来缓解疼痛的机制相同 [ 18 ]。尽管术中使用低粘度与高粘度骨水泥治疗OVCF具有相似的疗效，但有学者研究表明低粘度骨水泥的渗漏和椎旁骨水泥渗漏率均较高粘度骨水泥高 [ 19 ]，图1中患者在同一主刀医师手术中不同椎体使用不同粘度骨水泥中渗漏情况有明显区别。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和影像设备的改善，有学者发现影响骨水泥渗漏的主要因素为骨水泥粘度，高粘度骨水泥可明显降低术后渗漏率 [ 20 ]。相比本研究中高粘度骨水泥静脉渗漏率明显较低(7.2% vs 22.4%)，且使用高粘度骨水泥，不增加手术程序，因此更易于操作。Habib [ 21 ] 等对高粘度骨水泥与低粘度骨水泥的渗漏及骨水泥分布均匀性进行体外实验比较，发现高粘度骨水泥在椎体内分布较低粘度骨水泥更均匀，并认为此可能为高粘度骨水泥渗漏率显著低于低粘度骨水泥的渗漏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组结果也表明高粘度骨水泥可明显降低骨水泥静脉渗漏率，且术后影像学检查示术后椎体内骨水泥分布较均匀，尽管本研究中，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相似。同时，高粘度骨水泥组的手术时间及透视次数均显著少于低粘度骨水泥组，对于局部麻醉的患者而言，高粘度骨水泥单侧手术可明显缩短患者俯卧位手术操作时间，改善手术舒适度，降低术中不适带来的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同时也可减少患者及术者术中的X线辐射量。高粘度骨水泥能降低骨水泥静脉渗漏，减少与静脉渗漏相关的并发症(如肺栓塞) [ 22 ] 从而使手术变得更安全。由于骨水泥在椎体内弥散方面，高粘度骨水泥明显优于低粘度骨水泥。这可能与高粘度骨水泥混合后液态期短、可操作时间长、瞬间高粘度、低流动性等独特性质相关，由于高压灌注泵的作用使骨水泥能均匀缓慢弥散至骨小梁间隙，操作简便、可控性强及渗漏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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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治疗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时，高粘度骨水泥和低粘度骨水泥具有相似的治疗效果，但高粘度骨水泥能够显著降低骨水泥椎间盘渗漏率、椎旁渗漏率和水泥静脉渗漏率。因此，高粘度骨水泥手术安全性更高，可作为治疗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的首选方法。但本研究病例相对较少、随访时间短，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信息收集偏倚，需要进一步增加病例量、延长随访时间及多方面研究，验证高粘度骨水泥术后的中远期疗效。另外由于高粘度骨水泥对伤椎椎体的均衡强化，是否会增加邻近节段再骨折的风险，还需进一步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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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背景：2型糖尿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常常共同存在，并且可以通过协同作用导致不良结局，不仅会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也会增加NAFLD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等风险。材料与方法：这是一项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我们共纳入261名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BMI分为肥胖组和非肥胖组。留取空腹血检测空腹血糖、空腹C肽、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等。结果：肥胖组的患者空腹血糖、HbA1c、空腹C肽、空腹胰岛素均显著高于非肥胖组(P < 0.05)。校正了性别、年龄、LDL、HDL、TC、TG后，Logistic回归显示，在肥胖组，空腹C肽的增加是发生NAFLD的危险因素(OR = 1.403， 95%CI (1.052， 1.871))，而在非肥胖组，没有观察到空腹C肽的增加与NAFLD之间的关系。此外，无论肥胖组还是非肥胖组，均没有观察到空腹胰岛素与NAFLD之间的关系。结论：随着空腹C肽的增加，肥胖型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NAFLD的风险增加，而在非肥胖型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没有观察到C肽增加与NAFLD之间的关系。C肽的分泌与肥胖型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NAFLD密切相关，但仍然需要前瞻性的研究探索C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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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中国的糖尿病患病率从1980年的0.67%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10.4% [ 1 ]。研究表明，高达70%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合并NAFLD [ 2 ]，而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5倍 [ 3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机制是肝细胞脂肪变性和肝细胞损伤 [ 4 ]。在NAFLD中，肝脏摄取和新生脂肪生成增加，而脂肪酸氧化的补偿性增强不足以使脂质水平正常化，甚至可能通过诱导氧化应激(尤其是线粒体功能受损以及过氧化物酶体和细胞色素氧化增加)来促进细胞损伤和疾病进展 [ 5 ]。 尽管NAFLD的病理生理学很复杂，但大量证据表明，NAFLD、胰岛素抵抗、肥胖症和T2DM经常并存 [ 6 ]。一方面，NAFLD增加了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病并发症(包括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另一方面，T2DM增加了NAFLD进展为肝硬化，肝细胞癌甚至死亡的风险 [ 7 ]。众所周知，胰岛素抵抗与NAFLD的发生密切相关。胰岛素可促进肝脏摄取游离脂肪酸和游离胆固醇，增加从头脂肪生成，促进肝脏中葡萄糖向脂肪酸的转化。因此，胰岛素抵抗导致高胰岛素血症，再加上循环中葡萄糖和游离脂肪酸浓度的增加，导致中性脂质在肝脏中过度积聚 [ 8 ] [ 9 ]。此外，胰岛素抵抗通常与慢性低度炎症有关，导致免疫细胞和脂肪细胞释放细胞因子，造成肝脏损害和肝脏疾病的进展 [ 10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外周胰岛素敏感性与肝内甘油三酸酯和内脏脂肪含量之间有非常强的负相关性，肝胰岛素抵抗可能先于外周胰岛素抵抗 [ 11 ]。而与胰岛素等摩尔分泌的C肽也被证明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在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关于空腹C肽与NAFLD的研究较少，为了探索空腹C肽与NAFLD之间的关系，我们开展了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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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参与者 这是一项回顾性横断面研究。纳入标准：在2018~2019年期间就诊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为2型糖尿病的患者；年龄18~80岁；性别不限，糖尿病病程 < 5年。排除标准：① 近期发生低血糖昏迷、糖尿病酮症、高糖高渗性昏迷、乳酸中毒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② 合并严重心力衰竭、严重肝病、恶性肿瘤的患者；③ 免疫功能低下者；④ 酗酒，乙醇摄入量女性 > 70 g/周，男性 > 140 g/周 [ 12 ]；⑤ 其他慢性肝脏病如自身免疫性、药物性肝病等；⑥ 乙肝、丙肝肝炎病毒标志物阳性的患者。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我们从电子信息系统中获取了2018年~2019年就诊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2型糖尿病的患者共261名。本研究获得青岛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数据采集 入院时测量患者的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等。BMI由身高和体重计算得出，BMI = 体重(Kg)/身高的平方(m 2 )。过夜禁食后收集血液样本检测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空腹C肽，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甘油三酸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高密度测试脂蛋白胆固醇(HDL-C)。根据BMI分为肥胖组(BMI ≥ 25 kg/m 2 )和非肥胖组(BMI < 25 kg/m 2 )。由超声技术人员进行肝脏超声检查。 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2.0， Chicago， IL USA)分析数据。连续变量表示为均值 ± 标准差。分类变量表示为相对比例(%)。p值 < 0.05被认为是显著的。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比较连续型变量的组间差异。卡方(χ 2 )测试用于比较类别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分析空腹C肽、空腹胰岛素与NAFLD的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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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 我们共纳入261名患者，肥胖组168名，39.5%为女性，平均年龄58.24岁；非肥胖组93人，49.5%为女性，平均年龄59.4岁，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肥胖组的患者空腹血糖、HbA1c、空腹C肽、空腹胰岛素均显著高于非肥胖组。两组之间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肥胖组的高密度脂蛋白显著高于非肥胖组(见表1)。 3.2. 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显示，在肥胖组，空腹C肽的增加是发生NAFLD的危险因素(OR = 1.403， 95%CI (1.052， 1.871))，而在非肥胖组，空腹C肽的增加与NAFLD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关联。无论是在肥胖组或非肥胖组，均未发现空腹胰岛与脂肪肝之间的关联(见表2)。校正了性别、年龄、LDL、HDL、TC、TG后，只有肥胖组空腹C肽的增加是发生NAFLD的危险因素(OR = 1.479， 95%CI (1.062， 2.059)) (见表3)。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 非肥胖组 肥胖组 P值 性别(女性) 49.50% 39.50% 0.135 年龄(岁) 59.4 ± 11.69 58.24 ± 12.27 0.485 收缩压(mmHg) 135.85 ± 17.447 142.72 ± 19.3 <0.05 舒张压(mmHg) 77.25 ± 9.686 82.86 ± 12.902 <0.05 吸烟(%) 20.40% 29.20% 0.142 饮酒(%) 25.80% 28.10% 0.568 空腹血糖(mmol/l) 7.01 ± 2.198 7.70 ± 2.44 <0.05 HbA1c (%) 8.53 ± 2.105 8.03 ± 1.704 <0.05 空腹C肽(ng/ml) 1.844 ± 1.029 2.88 ± 1.134 <0.05 空腹胰岛素(mU/L) 7.51 ± 8.993 13.75 ± 9.765 <0.05 甘油三酯(mmol/l) 1.99 ± 2.598 2.78 ± 4.526 0.127 总胆固醇(mmol/l) 4.81 ± 1.25 4.65 ± 1.46 0.414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2.82 ± 0.993 2.71 ± 0.982 0.368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1.31 ± 1.513 1.15 ± 0.262 <0.05 表1. 肥胖组与非肥胖组的一般情况 Table 2 Fasting C-peptide， insulin and fatty live 非肥胖组 肥胖组 OR (95%CI) P值 OR (95%CI) P值 空腹C肽(ng/ml) 1.131 (0.693，1.844) 0.623 1.403 (1.052，1.871) 0.776 空腹胰岛素(mU/L) 0.99 (0.925，1.06) 0.776 1.016 (0.984，1.05) 0.33 表2. 空腹C肽、胰岛素与脂肪肝发生风险 Table 3 Fasting C-peptide， insulin and fatty liver.(Adjustedforgender， age， LDL， HDL， TG 非肥胖组 肥胖组 校正后OR (95%CI) P值 校正后OR (95%CI) P值 空腹C肽(ng/ml) 1.027 (0.561，1.881) 0.93 1.479 (1.062，2.059) <0.05 空腹胰岛素(mU/L) 0.981 (0.895，1.076) 0.689 1.009 (0.975，1.045) 0.605 表3. 空腹C肽、胰岛素与脂肪肝发生风险(校正性别、年龄、LDL、HDL、TC、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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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功能逐渐衰竭，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为了更好的探索C肽与NAFLD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纳入了糖尿病病程小于5年的2型糖尿病患者。当BMI ≥ 25 kg/m 2 时，空腹C肽的增加是NAFLD的危险因素。而在BMI < 25 kg/m 2 的人群中并没有发现空腹C肽与NAFLD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肥胖组的C肽水平更高，这表明肥胖组的胰岛素抵抗程度更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肽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在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 13 ]。以往也有临床研究表明较高的C肽水平与NAFLD增加相关 [ 14 ]。一些关于肥胖和糖尿病人群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C肽与NAFLD存在关联 [ 15 ] [ 16 ]。一项纳入18，825名参与者的研究表明，空腹C肽、腰围、谷丙转氨酶是美国人群NAFLD的三个最重要的预测指标 [ 17 ]。但是目前尚没有进一步的研究阐明C肽在NAFLD发生中的机制。 生理浓度的C肽能够与细胞膜特异性结合，激活下游信号分子，发挥抗氧化、抗炎、抗凋亡的作用 [ 18 ]。已有的研究表明，C肽的缺乏会促进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C肽替代治疗已经在临床前动物实验中取得显著的疗效。在1型糖尿病患者和小鼠模型中，C肽替代治疗可以减轻蛋白尿，降低肾小球滤过率，从而发挥肾脏保护作用 [ 19 ]。C肽还可通过阻断VEGF的作用(抑制ROS、应力纤维形成，促进VE-钙黏着蛋白分解和降低内皮细胞通透性)来改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 13 ]。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较高浓度的C肽可能主动参与了炎症反应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 [ 20 ]。在2型糖尿病早期，C肽的分泌增加，C肽可以沉积至血管内皮，并通过启动或促进单核细胞迁移至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 21 ]。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推测C肽是一把双刃剑，C肽的缺乏和过多均会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C肽与NAFLD的关系可能也是这样。 在非肥胖人群中，C肽的增加并不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这与我们的推测相符合。以往有研究表明，1型糖尿病与肝脏脂肪变性的风险增加无关 [ 22 ]。但是尚且没有具体的理论依据阐明这种关系。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我们推测肥胖与C肽的过度分泌是T2DM促进NAFLD发生的重要因素。而在非肥胖的人群中，C肽的水平大多处于正常范围，因此我们没有观察到C肽的增加与NAFLD之间显著的关系。 此外，空腹胰岛素的增加并没有增加脂肪肝的风险，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样本量较小，另一方面可能与患者应用外源性胰岛素有关。在磁共振技术的支持下，有研究表明，甘精胰岛素的使用能够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肝脏脂肪负担 [ 23 ]。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关于外源性胰岛素与脂肪肝的关系仍然需要大规模的研究进行验证。 我们的研究仍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尽管肝活检仍是诊断NAFLD的金标准，但本研究中NAFLD的诊断是基于肝超声结果。其次，我们的研究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由于研究本身的局限性，需要前瞻性的临床试验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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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随着空腹C肽的增加，肥胖型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增加，而非肥胖型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没有发现C肽的增加与脂肪肝风险的关系。C肽的分泌与肥胖型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密切相关，仍然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探索C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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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仍是当今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但其发生和发展的分子机制的改变仍不清楚。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基因表达综合(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数据库下载基因表达微阵列数据GSE11830，例用edgeR软件筛选肿瘤组织及周围正常组织之间上调和下调最明显的20个差异基因。为进一步了解差异基因的功能及机制，我们通过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数据库及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 and Genomes， KEGG)数据库对这40个差异基因的进行功能及通路富集进行分析。此外，我们通过癌症基因组数据库(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下载NSCLC患者的临床信息，并对40个差异基因进行生存分析，发现5个上调基因及3个下调基因与NSCLC生存期影响较为显著。利用cBioPortal可视化工具对这8个关键基因进行基因突变及DNA扩增频率的分析，发现PKHD1L1、MME和IGSF10可能是NSCLC发生及影响预后的关键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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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背景 目前为止，肺癌仍是中国发生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新发肺癌220万人，其中中国新发肺癌82万人(https://www.iarc.who.int/faq/latest-global-cancer-data-2020-qa/)。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约占肺癌中的80% [ 1 ]，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及大细胞癌。相较于组织学分型，基因分型在NSCLC的诊断、治疗、预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存在驱动基因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服用与之匹配的靶向药物比以铂类为基础的双联化疗方案可明显改善预后 [ 2 ]，例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estic lymphoma kinase， ALK)融合突变的患者可以服用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kinase inhibitor， TKI)。但EGFR突变的患者占NSCLC患者的10%~30% [ 3 ]，ALK融合突变患者仅占3%~5% [ 4 ]，NSCLC的5年生存率也仅有23% [ 5 ]。目前已知的NSCLC的驱动基因仍只是冰山一角，与NSCLC发生发展过程相关的潜在基因仍需继续探索，以研究NSCLC更有效的治疗策略。 随着微阵列技术的快速发展，微阵列分析在获得和理解分子机制方面展现出巨大潜能 [ 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高通量平台分析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差异性基因。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从基因表达综合(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数据库中获取NSCLC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信使核糖核酸(message Ribonucleic Acid，mRNA)微阵列数据集，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取与NSCLC相关的关键基因，寻找与NSCLC预后相关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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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基因表达谱数据采集 在GEO (http://www.ncbi.nlm.nih.gov/geo)数据库中检索“NSCLC”，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所有组织样本均为人类NSCLC肿瘤组织及周围正常组织；微阵列或RNA测序数据应未mRNA；组织样本由权威机构测试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可。选择“表达谱芯片”、“智人”，下载发布日期较新且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样品数目相匹配的微阵列数据集GSE11830，其微阵列数据包含6例肿瘤组织样本和6例周围正常组织样本，所有数据均通过Affymetrix U33Plu2.0平台进行检测。 2.2. 数据预处理与寻找差异基因 首先下载GSE11830的平台注释文件，将基因名称与探针名称一一对应并删除不能相互匹配的探针，当多个探针对应同一个基因时取中位数作为基因的最终表达率。edgeR软件(版本：4.0.2，http://www.bioconductor.org/packages/release/bioc/html/edgeR.html)的limma包(版本：3.10.3，http://www.bioconductor.org/packages/2.9/bioc/html/limma.html)通过经典贝叶斯方法(topological map-matching， TMM)对微阵列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 [ 7 ]。使用Benjamini & Hochberg方法执行获得校正后的差异显著性(adj.P.Value)，选择差异显著性小于0.05且选择绝对对数(|logFC|)变化大于１作为阈值进行下面的分析。然后利用edgeR安装pheatmap包对微阵列数据进行差异分析，并选取上调及下调最显著的差异基因各20个绘制热图 [ 8 ]。 2.3. 功能及通路富集 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数据库包括生物学过程(Biological， BP)、细胞组分(Cellular Component， CC)、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 MF)，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 and Genomes， KEGG)数据库整合基因组学、生物化学及系统功能组学信息。通过Cluster Profiler软件包(版本：3.1， http://bioconductor.org/packages/3.1/bioc/html/clusterProfiler.html)将差异显著性小于0.05的40个差异基因的进行功能富集分析及通路富集分析 [ 9 ]。 2.4. 差异基因的生存分析及其肺癌中基因组变化情况 入癌症基因组数据库(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数据库，下载肺恶性肿瘤转录组分析基因表RNA测序数据(HTSeq-FPKM)，manifest以及样品数据，metadata数据及clinical数据中的JSON文件下载。例用下载的NSCLC患者的临床信息分析对40个差异基因进行生存分析，安装edgeR软件surviva包(版本3.2-7，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ival/index.html)及survminer (版本：0.4.8，https://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survminer/index.html)包对差异基因进行生存分析并选取绘制生存曲线 [ 10 ]，Kaplan-meier生存曲线用log-rank进行验证，将病人分为基因的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认为P值小于0.05有统计学意义寻找关键基因。癌症基因组学的可视化工具cBioPortal (http://cbioportal.org)提供可视化数据和多维癌症基因数据分析 [ 11 ]。本项研究中，我们从6531个样本中分析关键基因突变及DNA拷贝数目的发生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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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差异基因分析 从GSE11830数据集中，NSCLC肿瘤组织与周围正常组织之间差异最明显的20个上调基因为SERTM1、FLJ34503、LOC101928161、IGSF10、CLDN18、FCN3、CADM3-AS1、SGCG、LOC400568、PKHD1L1、TMEM100、BEX1、SLC6A4、EDNRB、MME、FABP4、CXorf31、SLC19A3、LINC00968、LINC00551；差异最明显的20个下调基因分别为LOC101929486、GJB2、RPRM、HCN3、C10orf91、FLJ13744、KRT6A、MMP7、MMP1、SPINK1、MSMB、MUC3B、FAM111B、PVRL4、CP、TOX3、C12orf74、GDF15、LINC01021、TMPRSS4 (见图1)。 3.2. 富集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差异基因的功能及机制，我们例用ClusterProfiler软件包对其进行富集分析。差异基因的GO富集分析显示，BP主要与老化、痛觉、多细胞生物过程、负生长调节相关；CC分析可见差异基因主要与膜筏、投影终端、神经细胞体、突触前相关；MF方面主要与激素结合、金属肽酶抑制剂活性、氯离子跨膜转运蛋白活性、蛋白酶结合相关(见图2(a)~(c))。KEGG通路富集分析显示四种重要的途径，包括血管平滑肌收缩，心肌细胞的肾上腺素信号传导，cGMP-PKG信号通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见图2(d))。 3.3. 生存分析 为探索差异基因与NSCLC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绘制生存曲线进行统计学分析。我们发现表达上调基因GDF15 (log-rank， p = 0.032)、IGSF10 (log-rank， p = 0.009)、MME (log-rank， p = 0.021)、PKHD1L1 (log-rank， p = 0.050)、SGCG (log-rank， p = 0.034)会降低NSCLC的OS，而表达下调差异基因FAM111B (log-rank， p = 0.002)、KRT6A (log-rank， p = 0.026)、RPRM (log-rank， p = 0.045)则会改善OS (见图3(a)~(h))。 图1. GSE11830数据集差异最显著的上调基因及下调基因。红色：高表达；绿色：地表达 3.4. 预后相关差异基因在肺癌中的发生频率 根据癌症基因组学cBioPortal获得的数据，在6531个样本中对8个与预后相关的差异基因进行基因突变类型及DNA扩增的分析，如图4所示。可见上调基因中，GDF15、IGSF10、MME、PKHD1L1、SGCGFAM基因发生突变或DNA扩增的频率分别为1.2%、12%、12%、15%、1.5%，下调基因FAM111B、KRT6A、RPRM发生突变或DNA扩增的频率为1.2%、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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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尽管近年来晚期NSCLC在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其5年生存率仍旧很低。微阵列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肿瘤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在NSCLC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筛选出差异最明显的20个上调基因和20个下调基因。通过富集分析发现差异基因通路富集主要位于血管平滑肌收缩，心肌细胞的肾上腺素信号传导，cGMP-PKG信号通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主要功能富集于细胞老化、多细胞生物过程、负生长调节等生物学过程，激素结合、金属肽酶抑制剂活性、氯离子跨膜转运蛋白活性、蛋白酶结合等分子功能，这些均显示差异基因与肿瘤发生或转移密切相关。此外，我们利用TCGA数据库下载NSCLC患者的临床信息，对40个差异基因进行生存分析，筛选出对NSCLC预后有明显影响的关键基因，其中包括5个上调基因和3个下调基因，表明这些基因与肺癌显著相关，可能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 图2.差异基因的功能和通路富集分析。(a) BP富集分析。(b) CC富集分析。(c) MF富集分析。(d) KEGG富集分析 图3. 差异基因在NSCLC中的预后生存分析。(a) GDF15; (b) IGSF10; (c) MME; (d) PKHD1L1; (e) SGCG; (f) FAM111B; (g) KRT6A; (h) RPRM 图4. 预后相关基因的基因突变及DNA扩增频率的可视化分析。 发挥了重要作用。例用cBioPortal工具研究这8个关键基因的突变或DNA扩增频率，其中PKHD1L1、MME和IGSF10的频率最高，分别为15%、12%、12%。 多囊肾和肝病1-L (polycystic kidney and hepatic disease-like1， PKHD1L-1)是一种蛋白质编码基因，它编码的纤维囊蛋白-L在细胞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活化的CD4+ T细胞及CD8+ T细胞中上调，被用作T淋巴细胞激活信号的启动子 [ 12 ] [ 13 ]，具有信号受体活性的功能。Zheng等证明PKHD1L-1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与之匹配的正常组织，可能是与甲状腺癌细胞的相关的抑癌基因，与肿瘤的增值、集落形成和细胞侵袭相关 [ 14 ]。与PKHD1L-1有关的疾病还包括大颗粒T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子宫内膜癌 [ 15 ] [ 16 ] [ 17 ]。我们的结果提示此基因可能与NSCLC的预后相关，可能是其潜在治疗靶点。 膜金属肽内切酶(membrane metalloendopeptidase， MME)是一种蛋白质编码基因，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II型跨膜糖蛋白和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抗原，也是是一种中性内肽酶，可在疏水残基的氨基侧切割肽，并使几种肽激素失活，包括胰高血糖素，脑啡肽，P物质，神经降压素，催产素和缓激肽。ＭＭE具有金属内肽活性、外肽酶活性等功能 [ 18 ] [ 19 ]，同时参与神经肽加工、蛋白质加工及水解等过程 [ 18 ] [ 20 ]。Benjiamin等证明MME是雄激素调控基因，存在转移的前列腺癌的原发组织中表达下调 [ 21 ]。MME通过PTEN结合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生长和转移 [ 22 ]，Osman等提出MME的缺失与前列腺癌的复发相关 [ 23 ]。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MME基因在肺癌中存在错译突变及DNA扩增，可能在未来肺癌的诊断和靶向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10 (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 member10， IGSF10)同样是一种蛋白质编码基因，与细胞分化、多细胞生物发育、神经元迁移的调节等过程相关，被证实影响大鼠骨肉瘤的发生发展 [ 24 ]。Ling等证实敲除IGSF10可激活整合素b1/FAK通路，从而影响肺癌细胞的增值和黏附 [ 25 ]。Wu等验证了IGSF10在乳腺癌组织中显著下调 [ 26 ]，Thutkawkorapin等提出IGFSF10可能与直肠癌和胃癌的发生发展相关，但仍需要进一步验证 [ 27 ]。 本研究从GEO网站中下载NSCLC肿瘤组织及与之匹配的正常组织的微阵列数据集，通过绘制热图对差异基因进行可视化分析，同时对差异基因的功能和通路进行富集。接着，我们TCGA网站的临床数据对差异基因进行生存分析从而筛检出与预后相关的关键基因。最后，我们通过cBioPortal中的数据库对关键基因的突变及DNA扩增频率进行统计。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一些局限性，我们无法评价GEO、TCGA及cBioPortal数据库的数据质量，同时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证实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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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示，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得出PKHD1L1、MME和IGSF10可能是NSCLC发生及影响预后的关键基因。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临床数据来证实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导探索NSCLC新的诊断及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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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背景：后尿道瓣膜是先天性后尿路梗阻的常见原因，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早期诊断有助于早期解除尿路解剖性梗阻。但是解除机械尿道后仍有部分患儿可能存在膀胱功能障碍、肾功能继续恶化、反复泌尿系感染等。方法：回顾总结既往后尿道瓣膜的文献，总结该疾病特点。结果：总结了发病机制、分型、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结局。结论：充分了解后尿道瓣膜的疾病发展，早期诊断、治疗有助于降低死亡率。解除解剖性尿路梗阻后，应根据尿动力、肾功能等进行个体化随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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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后尿道瓣膜是先天性后尿路梗阻(LUTO)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在新生儿中发病率约1/5000 [ 1 ]。同时，也是儿童尿路、肾脏先天性异常疾病中最容易导致慢性肾脏病的原因 [ 2 ]。目前尚未阐明梗阻的确切机制，但是很可能是因为男性尿道的正常胚胎发育在妊娠的9~14周内发生中断，导致后尿道腔被膜性皱襞阻塞。早期诊断后尿道瓣膜，有助于及时解除尿道机械性梗阻，从而保护肾功能。经尿道瓣膜切除术是治疗后尿道瓣膜的首选方式 [ 3 ]。但是解除机械尿道后仍有部分患儿可能存在膀胱功能障碍、肾功能继续恶化、反复泌尿系感染等。我将从发病机制、分型、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结局等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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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发病机制 正常男性胎儿，在妊娠的4~6周，泄殖腔分为肛直肠管和尿生殖窦。随后，中肾管进入头端膀胱尿道管的开口将尿生殖窦分为两部分，头端形成膀胱和骨盆尿道，尾端(生殖结节)形成阴茎尿道。尿道沟和皱襞随胎儿的生殖结节变长而产生。随着尿道海绵体部生长，它们向阴茎头的尿道板移动。整个尿道约在妊娠14周完成融合 [ 4 ]。后尿道瓣膜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述，可能是因为男性尿道的正常胚胎发育在妊娠的9~14周内发生中断，导致后尿道腔被膜性皱襞阻塞。学者们提出了几种男性尿道胚胎发育中断的形式：1) 持续存在尿生殖膜伴尿道管道形成异常；2) 尿道阴道襞过度生长；3) 中肾管插入异常，从前方插入泄殖腔，造成厚的融合性阻塞性皱襞 [ 4 ]。目前，后尿道瓣膜确切发病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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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分型 1919年，Young等人根据后尿道瓣膜的尸检报告系列，提出了传统的后尿道瓣膜分型，I型：位于后尿道、起源于精阜尾端的两个膜状结构，沿尿道两侧缘上升，附着于前尿道；II型：起源于精阜的膜状结构，附着于膀胱颈处；III型：位于精阜远端的隔膜，中央有孔 [ 5 ]。但是Dewan等人通过采用膀胱镜观察、放射学检查，评估解剖结构，对此此分型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后尿道瓣膜原因是与精阜相连的单一斜膜，被定义为先天性阻塞性后尿道瓣膜(COPUM)。并且区分了COPUM与Cobb环，Cobb环被定义为后尿道横膜引起的先天性尿道狭窄，其不与精阜相连 [ 6 ] [ 7 ] [ 8 ] [ 9 ]。但是目前临床上仍采用传统的分型，因为传统分型更有利于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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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病理生理 梗阻性的瓣膜是主要的病理改变。尿道机械性梗阻导致继发性的病理生理改变，其改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原发梗阻的时间和程度。 大概妊娠20周后，肾脏提供90%以上的羊水来源。适量的羊水对于胎儿肺部、骨骼发育有重要意义。胎儿期的后尿道瓣膜患儿，由于尿道梗阻，导致排尿减少、羊水减少。羊水过少会造成胎儿存在于较小的宫腔内，压迫胎儿，影响胸部正常生长，导致肺发育不良 [ 10 ]。重度羊水过少或肺发育不良会使胎儿死亡。 产后后尿道梗阻患儿。会因为尿道梗阻导致膀胱压力升高、膀胱壁肌肉增厚、小梁增生等，严重者可能形成憩室。部分患儿在瓣膜切除术后，仍存在膀胱功能障碍。在尿动力学中，可能出现肌源性衰竭伴溢出性尿失禁、膀胱过度充盈、膀胱容量小并且依从性差、膀胱逼尿肌过度活动等 [ 11 ] 。部分患儿因膀胱高压、输尿管发育不良使膀胱输尿管抗反流机制失调，导致输尿管扩张，这类患儿往往在解除尿路机械性梗阻后，膀胱输尿管反流得到缓解。但有部分患儿，膀胱输尿管反流或许是由于中肾管发出的输尿管芽的位置异常。肾脏的病理改变，包括肾积水与进行性肾功能损害。膀胱输尿管反流、膀胱内压力升高、输尿管芽位置异常均可以产生肾积水。肾功能损害是由于先天性肾发育不良和尿道梗阻。肾发育不良可能是由于胎儿早期受损或胚胎发育异常所致。肾发育不良为微囊性病变，主要发生在皮质区。诊断的组织学表现包括肾实质组织紊乱，胚胎肾小管和囊肿，以及间充质结缔组织。肾发育不良导致的肾功能损害是不可逆的，其最终导致肾功能衰竭。然而，尿道梗阻导致的肾功能损害是可能通过解除尿道机械梗阻而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