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4. 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培养研究 4.1. 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培养的理念 通过总结现在中小学信息化教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发现了学校对教师信息化素质培养的忽视或者未将培养工作落到实处的不足。为更好的理解中小学教师信息素质培养的内涵，各学校在制定培养方案是应遵循以下几点理念。 开放性理念 [ 7 ]。教育信息化时代带给学生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应该具备开放性的教学理念。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思想，不以学生课程成绩作为评判学生学习能力强弱的唯一标准。信息化教学给教师创造了更具开放性的教学环境，而新时代的中小学学生也是个性鲜明群体，中小学教师应该利用好这个特点，积极转变自身教学理念，遵循个性化教育思想，在教学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因材施教，积极引导，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发掘每个学生的自身亮点加以重点培养。从而形成学生自身能力和特长的群体多元化发展，保持其对自身兴趣探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思想，需要基础教育教师对此加以实践，落到实处。 交互性理念。主要体现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线上教学的交互性远不如传统的课堂教学。没有与学生面对面，就无法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如举手发言、精神状态、面部表情等去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接收情况。线上教学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模式，资源更加丰富。但是要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也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保持交互，利用线上提问、设题抢答、视频讨论等方式增强课堂师生的交互，以便教师掌握学生知识的接收与理解，掌控教学节奏。除了线上教学，在一般的使用PPT或者视频教学的课堂中，也存在相同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与学生的交互，保持教师讲授与学生接收在同一频率。通过提问、讨论等方法与学生保持互动以确保学生课堂学习的有效性。 启发性理念。启发性教学原则是八大教学原则之一，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是一个通过教师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来引发学生进行解决问题的独立思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体现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性，也能体现学习的主体性。信息化的教学环境带给教师更多的机会从多角度进行学习的引导，符合实践启发性教学原则客观条件的要求，中小学教师应该抓住这一特点，从身边实际案例出发，通过多媒体教学环境的优势多角度的引导学生进行多思路的思考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小学是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培养的重要阶段，拓宽学生视野和思维是中小学教师的重要关注点，因此，中小学教师应对如何利用时代优势来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做深入的思考。 实践性理念。在传统教学中，对学生的培养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学生课本知识的学习，考试成绩的提高等方面，培养的主要是学生的应试能力。近些年，国家不断进行教育改革，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工作，明确提出现当代的教育应当积极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人工智能课程的学习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动手操作的机会，中小学教师应合理安排学生的实操课时，借助这个机会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拓展学生思维。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和勇于实践的精神。结合信息化建设探索新型开放的教学模式。 持续性理念。相关教育部门及学校在对老师进行信息素养培养时，应当树立起一种长期机制。学校的教育信息化是一步一步逐渐建设起来的，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学校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硬件设施和理论知识都在不断的更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小学教师要做好长期备战的准备，保持一种持续性更新自身知识储备的理念，来跟上教育信息化改革发展的步伐。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借助相关教育部门或学校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规范中小学教师信息化素质培养的体系，确保中小学教师团队的信息化素质健康发展 [ 8 ]，达到学校教育信息化变革的有效进行的目的。 4.2. 关于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培养的的建议 面对信息化不断发展所带来的教育变革，中小学教师应积极思变，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和自身角色，努力提升自我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以应对教育改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了解了目前中小学在施行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针对中小学教师信息化素质的培养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 教育部门制定有关于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测评机制 通过对中小学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问题的分析，得出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的培养应该逐步规范化的结论。要想把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培养工作落到实处，首先从相关教育部门的层面而言，在积极建设中小学教师素养培养体系的过程中，相关教育部门应当制定出关于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评价机制，给出测评标准。定期对各个学校开展信息技术培训，通过相应考核以了解培训工作的落实情况。从教育部门到教师自身，形成自上而下的教师信息化素质培养的体系，有利于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整体水平的有效提高，从而强化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提高师资力量。 2) 学校层面要均衡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投入 基础设施方面，根据学校自身特点与能力，合理配备，为教师提供坚实的环境基础。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单一的购买设备，还要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以确保设备的正确利用、维护及更新。教师信息素养培训方面，除了定期对教师进行信息技术相关的知识与能力的培训以外，还要具备相应的对基础设备选择和更新的理念，加大教师外出调研的投入，鼓励教师深入市场调研，掌握市场教育设备的发展动向，以便教师按需所取，恰当的进行教育装备的选择和更新。 3) 教师自我的理念转变和能力提升 首先是教学理念的转变。信息化时代正在促进学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中小学从硬件设施的更新到教学模式的转换促使着教师教学理念的改变。教学理念是教师对教学活动的基本态度和观念。换句话说，教师持有的教学理念直接影响着教师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理念，打破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创新，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学习态度是当代中小学教师应该关注的重点。 其次是教师自身能力的提升。教育信息化2.0带来了一大批“校园智能”，智慧教室、人工智能、教育管理和评价云平台等，这些都是以互联网和编程语言为基础，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技术操作，都体现出一定的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性。由于教学环境的专业性，教师需要定时更新自身的信息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能力 [ 9 ]。保持自身知识的时效性，确保能有效发挥出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作用，以更好的提高教学和管理的效率。除了对信息技术知识的学习，中小学教师还应该注重自身科研能力的提升。身为一线教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了解程度更加深入。学生的综合信息和总体素质情况是教育改革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源，一线教师应该利用好自身优势，积极探索优化的中小学教学模式，为教育改革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语 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长期工作，面对当前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应当重视教师信息化素质培养及长期机制，教师应注意积极配合教育信息化改革，提高自身信息化素养，使自身在学校信息化建设中发挥实际的作用，转变传统教学方法和观念，努力探索适应现代化教育的教学模式，不断探索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以使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能够真正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以使得自身能更好地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礼乐文明构建了先秦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生态，但礼并非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恒久存在，其产生、稳定与衰亡都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因此，作为文本层面的礼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笔者经观察发现，《仪礼·聘礼》的文本在仪节上多能于《左传》记事中得到证实，但行礼的主体却有着明显差异；《聘礼》的精神在于“礼尚往来”，而春秋时期的诸侯聘礼，却多成为以弱事强的外交手段。由此或可推知，《聘礼》文本的形成，确经过了儒家学者的理想化编写。 关键词 :朝聘礼，《聘礼》，《聘义》，《左传》，春秋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礼记•曲礼》即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祈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 1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晏婴的话：“礼之可以为国野久矣，与天地并” [ 1 ]。无论是政治秩序、文化传统、伦理观念，礼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礼建构了春秋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礼并非作为一层不变的抽象理念而存在，它与社会历史的变迁密切相关，春秋时期所盛行的礼，随着社会的大变革，而逐渐衰落了，顾炎武《周末风俗》篇有言：“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飨，而七国则无其事矣……”由此出发，本文试以春秋时期聘礼的施行为例，从礼的角度出发，对聘问礼典进行梳理，明晰礼仪，阐发礼义，探讨礼制；从史的角度出发，勾勒聘礼在春秋的衰亡历程及其原因。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 2 ]。对于春秋时代的人来说，夏礼与殷礼已经由于社会的变动而不能清楚地言说论证了，我们今天来认识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与礼仪，更存在着文献不足的巨大障碍。然而儒家经典，传承了春秋时期以礼治国社会的基本信息。曹元弼明确说：“六经同归，其旨在礼” [ 3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的《三礼通论》中亦言：“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 [ 4 ]。研究先秦的礼离不开六经，研究六经同样离不开礼，六经是儒家阐发礼学思想的主体，其虽然涵盖了古代学术的诸多领域，但就整体而言，其中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那就是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认识春秋的礼，必须藉助五经的文献基础。其中，礼书与《左传》是本文探讨聘礼的主要依据，《仪礼•聘礼》记载了完整的聘礼礼仪，《礼记•聘义》是对聘礼礼义的阐发，《周礼》之中也有很多关于聘礼的说法。而《左传》则更是我们了解春秋时期朝聘礼的基本史料。
system: [SYSTEM]

user: 2. 朝聘之为礼 朝聘是先秦时期盛行的大礼之一，在五礼中属宾礼，《礼记•经解》说：“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 [ 1 ]，《礼记•聘义》有“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凌，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 1 ]，可以说，朝聘之礼在周代天下共主的封建体制下，聘礼是天子诸侯之间保持紧密联系、“交邻国有道”的途径之一。那朝聘有什么区别呢，《左传》中所记诸侯国之间的朝聘事件就是很重要的依据，其中关于朝的有： 滕候、薛候来朝。(隐公十一年) 虢公、晋候朝王。(庄公十八年) 曹文公来朝。(文公十一年) 杞桓公来朝。(文公十三年) 杞伯来朝。(成公四年) 公如晋，朝嗣君也。(成公十八年) 邾宣公来朝。(成公十八年) 仔细观察的话，这些“朝”的人身份都是诸侯国君，而关于聘的记载有： 齐候使夷仲年来聘。(隐公十八年) 晋候使荀庾来聘。(成公三年) 宋华元来聘。(成公四年) 晋士燮来聘。(成公八年) 楚子使薳启疆如齐聘。(襄公二十四年) 晋候使韩宣子来聘。(昭公二年) 而这些称“聘”的人身份都是卿大夫，从上述史实我们可以得知，诸侯亲行谓朝，使卿大夫行谓聘。这是朝聘礼的一个基本区别，其余关于朝礼的细节却无可征寻了。聘礼的详细礼仪，我们还是能够见到的，《仪礼•聘礼》即是关于聘礼的具体描述，至于朝礼，现存《仪礼》十七篇并无记载。
system: [SYSTEM]

user: 3. 聘礼的仪节 《礼记•昏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飨。”左传•昭公十六年》：“三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飨之。子产戒之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恭恪’” [ 1 ]。可见，聘礼是非常庄重的。 因识见不同，学者对《仪礼》篇章的分节各有详略，所标题目亦不尽相同，《聘礼》的分节亦是如此。如贾公彦的《仪礼注疏》就将经文分为三十九个仪节，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就分之为四十三个，胡培翚《仪礼正义》将其分为三十三个仪节，总的来说，从“命使”、“授币”至“宾介卒”、“小聘”，详细的说明了聘礼在执行过程中细节，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就不进行详述了。 下面主要说《左传》记载与《聘礼》的仪节之间互相发明的地方：一、“命使”，即任命使者，命使又分为三个步骤，命使者，戒上介及戒众介，《聘礼》云：“君与卿图事，遂命使者……既图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马戒众介” [ 1 ]，是使者从众卿中选出，上介为使者之副，由大夫充任，助使行礼，众介四人，皆由士充任，故又称士介。在《左传》中，聘使多为各国之卿，如昭公三十年，郑游吉云：“唯嘉好、聘飨、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 [ 1 ]，行聘礼这样庄重的事情是应带卿来出使的；而使者出聘，也有使者相随助其行礼，如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聘于郑，伍举为介” [ 1 ]，伍举正为大夫。由上所述，以卿、大夫为聘使、上介，《聘礼》所记在《左传》之中却有其事，而在具体的仪节上，《聘礼》详记命使、介的礼节过程，如使者再拜稽首，宰命司马戒众介等，而《左传》则略记其事而已。二、“过邦假道”，出使过程中若途径其他国家，则聘使一行到达该国国境时，要向该国借路。《聘礼》云：“若过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郑注：“至竟而假道，诸侯以国为家，不敢直径也” [ 1 ]。在出聘的途中，如果需要途径他国，则派众介去通报借路，这是假道之礼，《左传》中同样对此礼的行事进行了记载，如成公八年“晋候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 [ 1 ]，莒虽然是小国，晋使仍然行礼而过，可见，假道之礼是春秋诸侯邦交的通例，无论聘问、征伐，凡过他国皆需要行假道之礼。当然也有不依此礼而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的记载，如宣公十四年时，楚庄王使申舟取道于宋以聘齐，故意使其不假道于宋，宋国的华元就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忘也，忘一也” [ 1 ]，于是杀掉了这个使者，宋国不惜亡国的风险也要杀掉不行假道礼的申舟，可见过邦假道乃关系国家尊严的大事，诸侯对此礼也极为重视。三、“聘飨”，这是聘礼的正礼，这个内容关系到了聘礼后来的衰落。以辞玉这个环节为例，《聘礼》说：“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纳宾……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郑注：“圭，挚之重者，辞之亦所以致尊让也” [ 1 ]。也就是说当宾掩好衣服，拿着圭，将行聘礼的时候，主君要对宾用圭做礼物推辞一番，然后才把宾引入宗庙。执玉行礼是先秦的传统，在《聘义》的结尾，有孔子论君子如玉之言，而聘礼所用圭璋璧综四器亦国之所宝，特别以圭璋为信瑞，因此其授受之礼也最为慎重。春秋时期，诸侯亦有聘问辞玉之事记载，文公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蔽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侥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蔽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 [ 1 ]。 对此，胡培翚就认为是“辞玉之礼春秋时犹有存者” [ 1 ]。 可以说，《聘礼》所言诸侯间行聘问礼节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左传》一书当中基本可以找到对应的事件，只是两书所记各有侧重点，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当时各国之间行聘礼以修好的图景。
system: [SYSTEM]

user: 4. 聘礼之为用 行聘礼一般有三种形式，即天子聘诸侯，诸侯聘天子及诸侯之间的互聘。据张亮的研究，西周时期聘礼的主要内容是天子聘诸侯，其事在金文中常用省、宁等表示。诸侯遣使聘问天子的情况并不常见，诸侯多亲自前往宗周觐见天子，诸侯之间的互聘活动也不显着 [ 5 ]。那么从西周到春秋，聘礼的主要对象是发生了一个转变的，正如前文第一节引用《聘义》所言，聘礼是“天子之所以养诸侯”的，即其礼实施在西周时期是以周天子为主导的，但随着王室的衰微，聘礼的施行主体渐渐变成了诸侯。在在《左传》中出现的朝聘约175起，其中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只有18起，其馀都是诸侯国之间进行的。另外，在宣公十年以后，再无周天子遣使聘诸侯的记载。《左传》宣公九年有：“春，王使来征聘。”在当时，诸侯聘周者少，周王甚至有征聘之使。以鲁国为例，终春秋之世仅四次聘周，而隐公桓公之世，天子来聘者五，却未见鲁国有报聘之使。顾栋高就认为：“由鲁以知天下，而王室之微，诸侯之不臣，概可见矣” [ 1 ]。其实，聘礼恐怕本以天子聘诸侯为主体，诸侯对周天子要尽的职责应该是朝贡。诸侯假王命以征伐他国常常以不朝、不贡为借口，如郑庄讨宋以其不王，齐桓伐楚责其不贡，但未见诸侯因不聘而被兵者，表明当时对于诸侯是否聘王并无礼制约束。 天子对诸侯行聘礼主要是为了统筹协和诸侯，那么当聘礼的主体转变成了诸侯之间时，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现大致归纳为六个方面： 1) 诸侯新立，其他诸侯国使者前来，或者本国出使他国进行通报，前者一般是国君亲临，依前文所说，叫做“朝”，后者一般派使者通报，叫做“聘”，例如： 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文公十一年) 公如晋，朝嗣君也。(成公十八年) 齐候、卫候，郑伯如晋，朝嗣君也。(昭公十二年) 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成公四年) 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襄公四年) 2) 他国使者来聘，有报聘之礼：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襄公四年) 季武子如晋，报宣子之聘也。(襄公九年) 3) 向他国求助，或拜谢他国帮助： 晋士鲂来聘，且拜师。(襄公七年)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襄公二十九年) 4) 与婚娶有关： 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昭公元年) 5) 重修旧好，参加盟会： 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成公十四年) 6) 他国有灾，表示慰问的： 叔公如楚聘，且吊败也。(昭公七年) 我们从上面的分类来看，诸侯行聘礼的时期，人们对聘礼的认识更加的务实，正如《左传》文公元年所说：“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缘，好事邻国，以卫社稷” [ 1 ]，可以说朝聘作为诸侯国间加强联系，稳固自身国家的一种外交手段，是春秋时期的主流。
system: [SYSTEM]

user: 5. 聘礼的转变与衰落 《礼记•曲礼》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 1 ]。然而到了春秋中期，诸侯争霸的局面逐渐形成，诸侯聘礼有了新的变化，不在遵循“礼尚往来”这一理念。首先，霸主成为聘礼的主要对象，中等诸侯国成为聘礼的主体，诸侯往聘霸主是聘礼的主要内容。城濮之战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此役之后，诸侯纷纷主动朝晋，以鲁为例，《左传僖公三十年》云：“东门襄仲将聘于周，遂初聘于晋” [ 1 ]。 《仪礼•聘礼》文本的制定贯穿着“礼尚往来”的原则与精神，自郊劳至于赠贿，可以说是自始至终都严格遵循着一施一报的原则。但以《左传》观之，春秋时期聘礼的实施情况明显与此不同。首先，以鲁国为例，据顾栋高统计：“内大夫出聘五十有二：如齐十六，如晋二十四，如楚一，皆着其以弱事强也。如宋五，如陈，如卫，如邾各一，报聘也” [ 6 ]。而王克宽统计：“经书诸侯来聘三十一：齐聘者五，晋聘者十有一，宋、卫聘者各四，陈、郑、秦、吴聘者各一，楚聘者三” [ 7 ]。从上述统计数字中可以得知，仅对于鲁国而言，出聘齐国十六次，而齐聘鲁仅五次；出聘晋国达二十四次之多，而晋聘鲁却不过十一次。而且鲁聘晋目的多为修好、释怨、拜谢等，对比晋对鲁的“召公”、“征师”，可以看出晋于鲁常有征而来。这种大国和小国之间聘问报施的不平衡，正是聘礼在霸主政治的体系下，逐渐演变成为“以弱事强”的向霸主贡赋的表现。而小国与大国之间的这种厚往而薄来的朝聘关系，逐渐成为小国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到了定公十五年，胡子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 [ 1 ]。可以看出，到了春秋晚期，小国逐渐不堪这种不平等的外交礼仪，对原本为了诸侯修好的聘问之礼形成漠视的心态，朝聘礼也就渐渐的变质而衰落了。
system: [SYSTEM]

user: 6. 结语 西周的朝聘之礼，本为天子协和诸侯所立，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聘礼十分稀疏，在政治上也不占重要地位；诸侯之间的聘礼日益频繁，且深受霸主政治的影响。春秋前期，聘礼主要发生在邻国之间，春秋中期，诸侯往聘霸主是聘礼的主要内容，聘以致贡赋的局面逐渐形成，聘礼演变为霸主剥削的工具，成为小国的负担。春秋晚期，随着霸业的衰落与小国的不堪重负，诸侯之间的聘问活动明显减少。《聘礼》文本书写中的精神原则与《左传》记事中实际情况的差异，其实也可侧面证明《聘礼》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确实经过儒家学者整齐划一的编写，并掺入了理想化的成分。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目前，我国老龄化趋势快速发展，养老产业必然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本文首先从养老之困入手，阐述了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养老的严峻形势及成因，以及未富先老与传统养老模式之间的冲突。紧接着，描述了我国养老产业的现状和意义。然后问题聚焦到我国养老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供需不平衡，相关政策不够完善，供给较匮乏，缺乏专业人才，拉动经济增长不明显等缺陷方面。最后，面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养老产业以为理性为主导，明确政府职能，丰富产品供给，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全方位产业链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养老产业，问题，对策建议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也一直是我国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和研究热点，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广泛且深远，最为突出的就是使得我国的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更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人口老龄化指的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人数达到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人数达到人口总数的7%。21世纪初，我国老龄化规模就已经达到了国际的老龄化社会标准，这也预示着在这个崭新的世纪里，我国将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老龄化挑战。但换个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剧虽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大型考验，也是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
system: [SYSTEM]

user: 2. 养老之困：人口大国的养老的严峻形势及成因探索 2.1.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得知，我国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26%，有1.78亿；65岁以上人口占比8.87%，有1.19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到2013年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316亿人，2015年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5.5%，有2.124亿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0.1%，有1.38亿。伴随着老年人数不断上涨的是0~14岁年龄人数的不断下降，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老龄化日益严重，老年抚养比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4年的10.7%经过11年的时间，到2015年时已经达到了14.3%。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 1 ]。 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拿我国的代表性城市上海举例，上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进入了老龄化阶段，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省份，也是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的省份。目前，我国老龄化年均增速约为3.0%，人口增速约为0.6%且人均寿命与上世纪相比显著提高，2018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4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9%，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给我国的发展制造了巨大的挑战 [ 2 ]。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国老年人普遍的朴素养老期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老人们有了更多的养老诉求，产生了更加个性化的养老产品和服务需求，他们不仅希望老有所养，更希望老有善养。 2.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探析 人口转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实现，同时，人口转变也是人口再生产行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生育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口转变过程。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就不难发现，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不仅有自然的转变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人为因素，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利有弊，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论述了，但毋庸置疑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的的确确推动并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进程，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国民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 我国人口转变的过程表现为明显的三个阶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一表现主要出现于解放前；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这一表现主要出现于解放后；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一表现主要出现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 国民生育率的变化和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受如计划生育等国家政策的影响，还与人们的生育观念息息相关。而人们的生育观念又极大的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生育意愿成反比关系。结合我国国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老龄化发展状况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剖析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产生影响的机制应该是：一个家庭在决定是否生育前将会考虑生育这个孩子所要付出的所有成本以及这个孩子未来可以为这个家庭所创造的价值。正是处于对这两方面的理性考虑，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国民主动转变生育观念，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生育率也因此降低。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从微观角度而言，经济的飞速发展势必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崛起逐步取代第一产业，这就使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家庭的生育成本也因此增高；从宏观角度而言，政府部门职能的逐步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使生育福利不断降低，从而使得家庭的生育成本不断增加；另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对女性来说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育后的就业困难也成为促使生育观念转变的一大因素。 2.3. 未富先老与传统养老模式之间的冲突 现阶段我国老人主要的养老模式还是以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为主 [ 3 ]。而养老支出主要是在老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阶段，从图1中可以看出，老年人最主要的三大消费方面就是饮食，衣物和医疗保健。在这个阶段，老人们对药品，医疗，医疗护理服务的需要都非常的大，在老年人的整个消费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如果老人的养老储备金或者养老金不足以去支付这些费用，子女的负担就会大幅度加重，从而拉低整个家庭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图1. 我国老年人生活消费比例
system: [SYSTEM]

user: 3. 现状描述：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老年人对“老有所养”这个词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追求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并且愈发注重养老的“质量”问题。 [ 4 ] 所以，养老行业中大大小小的养老企业不能再沉浸于过去固有的从业思维中，当然，也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养老产业需要立足于当下，找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产业发展之路，并且不断与时俱进，在注重发展速度的同时兼顾发展质量，提供更优质，更有保障的养老服务。 中国作为一个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国家，老龄化对我国的发展存着多重压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老年人口逐年增加，老龄化趋势严重；二是出身率不断降低，加剧了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三是我国老龄化现象出现过早，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完全契合，形成“未富先老的状态”，而这一状态又反过来“倒逼”养老产业的发展 [ 5 ]。 养老产业虽然是一个夕阳工程，但却是一个朝阳产业。我国养老产业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2013年养老元年距今已过去17年，2013年国家正式确定“养老既是事业，也是产业”。2018年中国养老产业规模已达6.57万亿元，2021年预计将达到8.81万亿元。由于我国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养老的需求也愈发增加，现阶段发展模式的养老产业已经无法满足大部分老人的个性化养老需求。 而我国目前已有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都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已难以满足我国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养老机构有2.98万个，这些养老机构普遍集中在大型城市，但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中低端养老产业稀缺，中小型城市的养老机构还尚未普及。老年产业所提供的服务仍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无求，也尚未形成一条完整，优质，科学的产业链，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道阻且长。 经济发展速度，人口结构等都是影响一个地区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性差距，养老产业也受此影响形成了地区性的老龄化程度差异，养老产业发展水平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老龄化水平也要比中西部地区严重，养老产业发展也要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的中部省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及东部地区，但老龄化发展速度明显要比东部地区快，而经济水平落后随之而来的养老产业发展落后使得中部地区的养老形势非常严峻。在这里，养老需求非常旺盛，但单纯依靠政府推进的养老体系和养老设施已经难以满足中部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但是社会资本才刚刚进入养老产业，尚未普及，并且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也有待完善，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化运作。对比而言，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偏低，人口老龄化严峻程度轻于中东部地区，甚至有个别省份还尚未进入老龄化，因此老龄化产业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处于停滞状态。已有的养老体系也只能通过国家的支持做到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实现了国家提出的如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不得少于三十张，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等要求，但城乡之间，中部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三大养老服务平台的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
system: [SYSTEM]

user: 4. 意义探究：我国发展养老产业的意义 养老产业虽然是一个夕阳工程，但却是一个朝阳产业，养老产业作为一个近年来新兴的综合性产业，包含多种产业内容，已经发展成为老龄化这一时代背景下最为核心的命题。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养老产业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即将成长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我国老年人口快速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老年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推动养老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养老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其市场占有率将会不断的增加，消费群体将会不断的扩大，并且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亮点，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深层次发展。在如今经济快速发展，老年人口激增，老龄化产品，服务需求量迅速增长形势下深入研究养老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我国养老产品，服务的供需矛盾，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产业发展道路，使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更有保障。 回顾我国建国到现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大不如前，经济增速已经逐渐放缓。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老龄化的背景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发展体制不够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全力贯彻。在这些背景下老龄化愈发严重，传统的养老体系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也无法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发展养老产业就成了缓解这些困境的重要手段，并且我国政府也已经高度重视这一产业的发展。 每个产业的产生和发展都存在一定的阶段和周期。不管是什么产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都是缓慢且艰难的，当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后才会渐渐步入正轨，出现迅速的发展状态。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产业还正处在急需政府大力支持的产业起步阶段，身处养老产业中的企业自身也应当认真研究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养老产业市场。 发展养老产业在满足老年人对养老产品，服务需求的同时还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并且对优化产业结构，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研究养老产业的实践意义在于：研究养老产业有助于引导和培养养老企业的发展，从而不断完善和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并因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养老产业，对缓解国家就业压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五服制罪”是中国法律上的一个重要传统，两汉肇其端，晋律载其文。“五服制罪”是指依据丧服中展现亲属亲疏关系的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来判断犯罪双方的亲属关系，从而判以与常人不同的处罚，这是古代“礼”与“法”互动的典范。“五服制罪”之所以形成于晋并绵延于清，一方面是因为“礼”与“法”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汉魏以来儒学的兴盛、丧服学的繁荣和制律官员的儒家化对“五服制罪”著录于文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准五服制罪”，礼，法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瞿同祖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援引了清代《刑部通行章程》中这样一个案例： 王重义物故无嗣，妾王赵氏只生有一女，遂以胞侄王必俭兼祧。必俭摔伤王赵氏身死。……直隶总督考虑的结果，题将王必俭比依妻之子殴死父妾以凡人论，斗杀者绞监候律办理。刑部以服制图并无兼祧子为兼祧父妾之服，刑律内亦无兼祧子殴死父妾作何治罪明文。若按子殴死生有子女之庶母，便当拟斩；按殴死期亲尊长之妾拟断则以凡论拟绞，出入甚巨，无法判决，以服制的问题属于礼部，只得片行礼部查明大宗子兼祧小宗，与兼祧父妾有无服制，应否照殴死庶母分别有无子女治罪，或照殴死期亲尊属之妾办理。 [ 1 ] 以今论之，凡判罪定罚，致人死者必以死偿命，毋需多言，但究古代情境，竟大有不同。王必俭致王赵氏身死，事例清楚无疑，官方却仍“无从判罪，大为踌躇”，究其原因所在，在于“无服制”。以至于一小妾身死，而刑礼两部为之商榷数次，足见“服制”于清判罪之重要性，刑部所谓“服制攸关之案，必先定服制，乃可科以罪名”者，是其证也。 此处所谓“服制”者，即是丧服制度之服叙制度也，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根据服丧者与服丧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将亲属按亲疏划为五等，并以五个级别的服饰作为区分，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其对应的亲疏关系逐级式微，身份渐次降低。五服制罪，即是按照丧服制度所规定的两者之间的服制来判定其亲疏关系，进而判定罪罚，此举有其深厚的思想来源，《礼记·王制》载：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 [ 1 ]。这种做法基于古代宗族家长制，主要是为了维护孝道礼义，以达到劝民以德的目的。
system: [SYSTEM]

user: 2. “五服制罪”释义 所谓五服制罪，是古代特用于亲属之间罪行判定的一种法律条例，即针对亲属间犯罪，依照亲属关系之远近来判决罪罚之轻重，而用以判定亲属亲疏的依据，是古代丧服的服叙制度。丧服从狭义上讲，即是古者生者为死者服丧所衣之服；广义上说，即是指包括服饰制度、服叙制度和守丧制度在内的丧服制度。而古代五服制罪所依照的标准，是丧服制度中的服叙制度。 从文献上讲，历史最早完整论述丧服服饰、服叙、守丧制度的，是《仪礼·丧服》及《礼记·丧服小记》，此二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后秦汉至唐未遑多变，但“唐代服叙制度开始走上了大刀阔斧改革的道路” [ 2 ]。唐代服叙流变主要发生于太宗、高宗及玄宗时，总体特征就是低服叙向高服叙上移。但无论如何变革，丧服之制始终被作为儒家正统经典为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所推崇。虽然关于具体的服叙制度记载各书略有不同，但是总体大致上说是相同的。丧服服叙是由丧服服饰和守丧时期两部分组成的。丧服服饰之不同划分了服叙的“等”，因丧服服饰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故服叙制度也称为“五服制” [ 2 ]。依据服丧者与服丧对象关系不同按亲疏划为五等，对应以上五个级别的服饰，其相应亲疏关系逐级疏远。 为行文简要，这里只厘清一下丧服之五服，以言明服叙之“等”。 其一为斩衰服。斩衰服的组成部分即《仪礼·丧服》所记：“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者。”斩就是割，割布为衣，粗麻为带，简衣陋裳以示哀情之甚也。适用对象据《仪礼·丧服》：“父，父为长子，女子子在室为父，妻为夫，诸侯为天子，君”。斩衰服一般适用于最直接的亲亲、尊尊关系，在家即为父子、夫妇，在外则是君臣等，足见斩衰服之重。 其二为齐衰服。《仪礼·丧服》记：“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三年者。”其中与斩衰服不同的部分是“缨”、“杖”、“带”的质料，相较于斩衰完全的陋朴，齐衰只能说是简朴。“齐衰次于斩衰，也以粗麻布为衣，所不同的是衣服的边缘整齐，有别于斩衰的毛边，故名‘齐衰’” [ 3 ]。《仪礼·丧服》依服丧期之不同，齐衰服分为齐衰三年、齐衰期和齐衰三月，我们仅以齐衰三年为例。《仪礼·丧服》：“父卒则为母，继母如母，慈母如母，母为长子”，这里的服丧关系可以概括为子为生母、继母、慈母以及母为长子等，但子为生母、继母、慈母服齐衰三年是有前提条件的，即父已卒。可见齐衰依然是极重之服，其所适用的关系也极紧密，仅次于父子、夫妻、君臣之间的关系。 其后为大功。《仪礼·丧服》记“大功布衰裳，牡麻绖、缨、布带”，与斩衰、齐衰相比，大功稍约简。与之相应，其所对应的亲属关系也较疏远一些，《仪礼·丧服》：“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从父昆弟，侄，丈夫妇人，报，为人后者，为其昆弟，嫡妇，庶孙，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等，与斩衰、齐衰等适用的父母关系相比，大功的适用关系便疏远一些，为姊妹、侄孙等。 其次为小功服。《仪礼·丧服》载“小功布衰裳，牡麻绖，即葛，五月者。”可知成人小功服由衰裳、牡麻绖组成，其服饰进一步简化，所适用关系也进一步疏远。《仪礼·丧服》：“从父姊妹、孙适人者，为人后者，为其姊妹适人者，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从父昆弟、庶孙、姑姊妹、女子子适士者，大夫之妾为庶子适人者，为外祖父母，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从母，丈夫妇人，报”等，小功服的适用亲属范围进一步扩大，其关系便更复杂也更为疏远。 最后为缌麻服，缌麻为五服之末，最为轻简。《礼记·大传》：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瞿同祖认为“很明显的所谓亲属团体，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断的” [ 1 ]，可见缌麻服所适用的确实是极疏远之亲属。《仪礼·丧服》：“缌麻，三月者。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孙之妇，庶孙之中殇，从祖姑、姊妹适人者”等，与前四服相比，缌麻服确是最为轻简之服，其所对应的亲属关系也最为疏远，适用的亲属范围也相应的更大。 总而言之，除君臣关系外，五服在家族内总的来说是依据血缘关系亲疏决定的，由斩衰、齐衰、大功、小功至于缌麻，服制渐次轻简。一方面血缘关系的亲疏决定了服制的等次，另一方面服制的等次也展现了其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所相应的权力和义务。中国自古以来便极端重视血缘关系构成的宗族，宗族生活也是古人生活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中“亲亲”是亘古不变的原则。敦睦和协是维持这个血族团体团结的必要条件，是伦理上的积极要求，所谓亲九族是。法律上则支持此种伦理，根据伦常的原则，对于亲属间的相犯制定了不同于常人的规则 [ 1 ]。而用以表现和衡量伦常关系的，便是丧服制度，简约言之便是“五服”。服制的范围即亲属的范围，同时服制的轻重亦即测定亲属间亲疏远近的标准 [ 1 ]。因而“五服制罪”便是指通过罪行两方的“五服”关系来衡量其血缘关系，进而在此血缘关系的背景下，再对具体的罪行做不同常人的处罚。
system: [SYSTEM]

user: 4. 魏晋“准五服制罪”法律成文 虽然“礼”、“法”具有内在统一性，但是“五服制罪”是如何打破汉承秦法以来法的同一性，又为何是在晋朝在法律上最终成文？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思想上对于秦法的反思，汉魏以来为礼法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是学术上儒学尤其是丧服学的兴盛，为五服制罪准备了成文的素材和基础；最后是政治上的儒化，为五服制罪地制定创造了直接的条件。 秦行峻法，再世而亡，汉承秦法，不免对“法”有些反思。汉人认识到，仅仅依靠绝对的法家治国是难以长久的，法家只重视制度之功效，而对于制度背后之精神缺乏足够的重视。“在汉儒看来，法制，尤其是偏重刑罚的‘律’若失却了礼的精神，就等于丢失了灵魂” [ 2 ]。正因为丢失了这种灵魂，使秦政成了孔子所述“嫚令谨诛，是为贼也”的最好例证。出于对秦法的这种反思，汉儒逐渐开始了“礼法融合”的新尝试。 汉代礼法融合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立法以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为指导；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引经决狱，体现礼所提倡之精神 [ 2 ]。汉代的“礼法融合”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政治上儒者地位的提升，贤良博士的设立、白虎观会议的举行使得儒门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儒者可以直接参与到政治当中，制法自然也会受到儒者的影响；其次汉儒以经治天下，在法律判决也有直接的参与，最典型的例子即“《春秋》决狱”，董仲舒“《春秋》之义，父为子隐”，以为养父庇子之罪“不当坐”。 在这种“礼法融合”的背景下，对于儒门“礼”的推崇必然要超脱对于法家“法”的坚持，儒门的孝悌精神必然会突破法家的同一性，汉宣帝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不成罪成为定律 [ 2 ]。由此为晋时五服制罪成文奠定了思想基础。 儒学于汉，尤为殊盛，立五经博士，使有学者进于官，又召开石渠阁、白虎观，论定五经，立“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策，使天下学者，莫不读经书，求儒学。《仪礼》位列五经，自然极受重视，丧服作为《仪礼》重要内容，又为人伦重制，在当时自是“显学”。 两汉之时，丧服著作频出。西汉时，戴德着《丧服变除》，对丧服服饰变除制度进行一番梳理，至东汉郑玄注《仪礼》、《礼记》，又着《丧服经传》与《三礼图》，使丧服制度进一步完善，其后又有阮湛着《三礼图》、马融着《丧服经传注》等，都对丧服制度做了专门的研究。汉时丧服著作频出，既是由于秦火以后，典籍不存，也是当时学术的需要，将丧服制度从礼书中独立出来撰着研究，足见当时丧服学之盛。 魏晋代汉，又倡“以孝治天下”，因此“丧服”之热，更胜前朝。所谓“《丧服》一卷，卷部盈握，而争说纷然” [ 10 ]，足见当时丧服学之盛况。丧服学的极大繁盛，既弥补了秦火以后典籍的缺失，也为丧服制度在法律上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对“准五服以制罪”成文的直接促成原因应是晋朝政治之儒化。 首先是中央统治者对于“孝”的推崇，魏晋以孝治天下，把“孝”提高到一个极高的地位。有时为了护佑孝道，不惜破除法律，为孝子屈法以激劝天下。晋咸和二年勾容令孔恢罪至弃市，诏曰：“恢自陷刑网，罪当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为恻然，可悯之” [ 1 ]。怜悯罪犯家有老小待养，竟然免其罪行，可见晋时统治者为了推崇孝道，不惜破除法律的局限。 晋时对于孝道的推崇，有一重要原因在于统治者司马氏本身即是儒学大族。“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的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 [ 11 ]。正因为统治者本身的儒学背景，使得刑律一事，颇受儒学的影响。 除开统治者本身对于儒学的推崇，制律一事，最受制律者的直接影响。本来官、吏殊分，制律为法吏之事，至汉时官吏多受儒学影响，已近相同，在行政事务便多受儒学影响。更至于魏晋，官员进一步由儒生组成，儒家精神进一步彰显。晋律主要是由贾充、郑冲、荀顗等儒家主义者制定 [ 12 ]。郑冲与何晏着《论语集解》，荀顗通三礼，识大仪，皆当时名儒，由儒者制律，为“准五服以制罪”成文创立了直接的条件。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礼”与“法”从来都是两个不可分离的话题，礼以倡善，法以惩恶，善恶相依，礼法也是。礼、法的提出都是为了治国，目的是相通的，只是在具体的手段上二者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能代表着礼、法的完全对立。 “礼”、“法”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具体代表之一便是中国法律上“五服制罪”的传统。“五服”是指丧服中亲属为逝者所服的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种服饰，由斩衰至缌麻，之间的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后世便依据亲属之间的五服关系来判断其亲疏。“五服制罪”便是指依据“五服”关系来判断犯罪双方的亲疏关系，进而判以与常人不同的处罚。“五服制罪”在汉时便肇其端，最终成文于晋。汉时儒学昌盛、礼法相融的社会思想背景为“五服制罪”奠定了思想基础，汉晋时丧服学的繁荣为“五服制罪”准备了学术素材，最后晋朝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儒者制律的事实直接促进了“五服制罪”被作为一条法律原则著录于文。“五服制罪”便是在“法”的层面上对“礼”的遵守和保护。“礼”是“法”的判决依据，“法”是维护“礼”的保障，“礼”与“法”在“五服制罪”中得到完美统一。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最基础和最重要内容，为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版的统编教材在识字模块的编排上做出了新的调整，对识字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也向教师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教师要根据新教材中先学汉字后学拼音、采用较多的传统蒙学识字篇目、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相结合以及向学生渗透多种识字方法等特点，分析教材，把握学情；采用培养学生初识汉字的兴趣，树立学好汉字的信心；吸取传统蒙学读物的识字经验，养成学生诵读的习惯；把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相结合；能够基于学生的学习策略，高效识字；同时渗透多种识字方法等多种教学策略，培养学生自主识字的能力。 关键词 :统编教材，小学语文，识字教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识字作为小学的主要学习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在第一学段的目标与内容就提出要让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 [ 1 ]。新教材自2019年秋季学期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以来，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喜爱。但同时，笔者从课堂观察中发现，仍有部分教师没有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不能充分利用新教材的特点教学。这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扼杀了学生的识字兴趣。因此广大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新教材的特点，把握教材编者的意图，及时更新教学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2. 统编教材识字内容的编排特点 2.1. 先学汉字后学拼音 先识字后拼音，幼小衔接，放缓坡度 [ 2 ]。相较于其他版本，统编教材最重大的改变在于调整了识字和拼音教学顺序，变为了先识字后拼音。首先，基于“汉文化”，汉字才是语文的根，而拼音只是帮助识字的工具，这一点不能本末倒置。教材将汉字“天 地 人”放在开篇的位置，而不是一串字母符号，就是为了加深学生的第一印象：汉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拼音只是拐杖不是目的。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和家长教育意识的提高，大多数小学生在入学之前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触过一些简单常用的汉字。在一年级开篇的识字单元中，《天 地 人》、《口 目 耳》、《日 月 水 火》等课文，学生学习起来也是得心应手，降低了一上小学就学习拼音的难度。因此，通过先学习简单的汉字不仅增强了学好汉字的信心，还为更进一步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采用较多的传统蒙学识字篇目 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教科书之中，是统编版新教材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从一至六年级教材的封面，还是课文中随处可见的国画插图，以及诵读文本选材的来源都能够印证这一特点。汉字作为意蕴深厚的表意文字，再加上数千年来文化的浸润、涵养、生发，几乎每个字都成为了一个“文化信息库”。在古代，就有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等为代表的集中识字的经典之作 [ 3 ]。虽然古人没有学习过拼音，但是他们擅长熟读精思；仍然掌握如此多的汉字，可见“三百千千”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宝库。统编教材就借鉴和发展了我国传统识字教学的经验，在识字单元和诵读文本以及语文园地的日积月累中安排了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诗、对对子和名言警句等传统文化经典内容 [ 4 ]。 2.3. 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相交替 统编版教材沿用的以往教材的优点，安排了集中识字板块与随文识字交替进行 [ 5 ]。一方面，在一、二年级的识字单元中，集中识字是围绕专题组织教材内容，充分体现整合；具体到每一篇识字课文都有主题，例如有以象形字、动物、四季、传统文化、植物和量词为主题等等，学生学习起来也更加系统。另一方面，在随文识字的过程中，课文生词不断地复现，同时将识字教学与具体生动的情境相结合，更加符合学生识字的心理，提高学生识字的效率。 2.4. 向学生渗透多种识字方法 统编版教材有意安排了“多元识字”的内容如拼音识字、看图识字、联想识字、生活识字、查字典识字等等。这些方式方法是前人们基于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识字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教学中，教师要理解和尊重教材，并有意识的将识字的方法和识字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在小学阶段的学习吸收能力是很强的。学生要在低年级就认识和掌握一系列的识字方法，才能在中、高段的识字学习中游刃有余；教师从而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论 综上所述，识字教学既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要借鉴传统文化的识字经验，让学生感受原汁原味的汉字文化；巧用识字频率和学生的学习策略，帮助学生识记；同时要注重传授识字方法，指导学生自主识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统编版教材的识字特色，帮助学生打好汉字基础，奠定良好的语文学科素养。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综合有关研究结果，概要介绍了都市农业概念的来由和内涵，概述了国内外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台州发展都市农业的条件。同时，结合台州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现有农业产业现状、分布特点及发展趋势，就种植业和畜禽业、沿海渔业、美丽海岸带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盘活土地要素资源等在发展台州都市农业中的布局或推进重点作出初步构想。本文还提出了发展都市农业需协调好与城市建设、城市生态、城市食物保障、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关系。最后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都市农业的内涵将不断丰富，功能将不断增强，遵循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推动都市农业的发展也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 关键词 :台州，都市农业，条件分析，构想，协调关系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都市农业的内涵与发展模式概述 1.1. 都市农业的内涵 都市农业是科技、社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而产生的一种农业类型，如何将农业融入城市并长期存在是其关键所在 [ 1 ]。“都市农业”这个概念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后引入美国，英文意思都市圈中的农地作业 [ 2 ]。FAO定义的都市农业是指城市范围内或城市附近，旨在提供居民安全优质农产品和优美和谐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局部性的农业种植。在国内，许多学者往往也把都市农业称为城市农业 [ 3 ] [ 4 ] [ 5 ]，城市农业不仅包括大都市农业，而且还包括广大的中小城市区域内的农业；其实较之都市农业，城市农业的概念则更准确 [ 5 ]，金国峰认为 [ 6 ] [ 7 ]，城市农业范围应包括以城市，或者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区、城郊及其辐射圈。胡传铃认为，城市农业包含了一般的农村大田生产、城郊农业、城市园林及农产品加工等功能的一种农业综合发展形态 [ 8 ]。翁鸣认为，都市农业生产区域的边界并不明显 [ 9 ]，在产出形态上，不仅生产鲜活农产品，而且还包括提供优美和谐的生态环境和旅游服务等，在产业结构上，有传统的第一产业结构和一、二产业融合或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结构。总之，都市农业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且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发展、深化。 1.2. 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 1.2.1. 国外都市农业的主要发展模式 都市农业首先在欧、美和亚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兴起 [ 10 ]，且因各自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不同，在产业体系发展方向和侧重点方面也不相同，欧洲的都市农业是以德国、法国、荷兰为代表，侧重于生态产业体系形态，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美国的都市农业则是以生产性功能为主，主要是为居民提供农产品，在城市群之间分布着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家庭农场，采取市民乐园、社区互助等形式与消费者连接；另外，美国都市农业所发展的社区农园、市民农园、教育农园等还具有社会功能、生态涵养功能和教育功能等 [ 11 ]。而以日本、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都市农业是各项产业并举、相互兼顾，充分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及装备，把都市农业的生产管理融入到城市生态环境的创建之中，在为居民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优化；相应的日本都市农业是以观光型、设施型和特色型三种模式为主 [ 12 ]，并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休养交流功能、福祉保健功能、环境保全功能、教育功能、保持绿地空间和历史文化传承功能和防灾功能 [ 13 ]。 1.2.2. 国内都市农业的发展及主要模式 近二、三十年来，国内的都市农业发展也呈现出模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局面。一般认为，国内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都市农业的研究与实践，当时都市农业在上海、广州和北京等一线城市渐渐兴起 [ 14 ] [ 15 ]。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就有学者提出了都市农业，例如，黎成忠于1989年提出，都市农业是一种环保农业、娱乐农业、育才农业、科技导向农业 [ 16 ]。此后，方志权、蒋和平、俞菊生等 [ 17 ] [ 18 ] [ 19 ] [ 20 ] 都对都市农业进行了阐述。近年来，王晓君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对都市农业的定义后认为 [ 15 ]，都市农业的内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一是在区位特征上，都市农业是位于城市边缘地带。二是在业态特征上，都市农业是一种高级农业形态，其科技化、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高；并在对北京、上海、南京等10个大中城市的都市型农业的现状、做法及运行模式做了系统深入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归纳提出了国内大中城市都市型农业发展的8种典型模式，即以北京为代表的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以上海为代表的供给保障优先模式，以南京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带动模式，以深圳为代表的科技创新驱动模式，以青岛为代表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沈阳为代表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以西安为代表的农业园区引领发展模式和以成都为代表的机制创新驱动模式。目前，北京都市农业的生产结构调整全面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布局更加合理；基础性产业发展出现新走向：蔬菜产业以完善产业链为主线进行产业融合发展；粮经产业通过整合资源集约利用，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畜牧业调减做精商品性养殖，稳步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水产养殖业则是全面痩身健体，打造精品、高端、生态农业 [ 21 ]，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得到了不断推进 [ 22 ]。上海市则提出了2018~2020年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23 ]，至2020年，全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实现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生产环境更加清洁有序，绿色供给能力明显提高。近年来，不仅北京、上海、广州 [ 24 ] [ 25 ] 等大都市的都市农业在发展，其他一些相对较小城市的都市农业也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 [ 26 ] [ 27 ] [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