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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国古代追求复兴的理想 盛极而衰和治极而乱，这是中国人观察自己的历史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人观察世界规律和世界各国的基本观点。荷兰、英国、苏联会衰落，美国也难以逃避历史必然规律，中国即便实现了复兴也难免再次衰落。但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说的，“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 [ 5 ]。人类在历史规律面前并非只能“听天由命”，相反，人类认识了历史规律就可以顺应历史规律，从而延长治世和兴盛，而且还可以在衰败之后实现复兴。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段话道出了中国人积极的历史观，那就是国家的兴盛首先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其次还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但最终要靠顺乎民心的国家政策。如果能做到这三条，也能衰而复兴。 2.1. “天时”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 6 ]。这样的话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看来实在荒谬，但其实现代人自觉高明不过是失去了童真。中国古人要表达的不过是：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小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大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世界的变化不仅是线性连续的，还会出现周期性的大循环；治国理政必须了解世界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千字文》开篇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天地高深幽远，宇宙茫茫洪荒。但天地万物始终运行变化：日月有升落圆缺，辰宿有斗转星移；寒气来临酷暑去，秋天收获冬天藏。换句话说，就像大自然有日出日落和四季变化，天下国家也有治乱变换和兴衰更替。“天运”其实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运行变化，人类社会当然也必然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渴望顺应“天运”变化是中国人最基本的诉求。中国人常说的“运气”、“国运”，都是指人类活动受“天运”的影响，人类必须“顺天承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天运”一方面使万事万物都不能避免兴衰存亡，另一方面又使万事万物都有可能复兴新生。 “天运”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天时”，《礼记•月令》就分别讲了每个月的节气、物候以及人事变化，万物都必须顺应这些时间节点才能生存和发展。比如“孟春之月”说“是月也，以立春”，“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这里说了立春天子要亲率官员到东郊迎接春神，要命令丞相发布体现天子仁德和顺的政令，举行庆典施与恩惠，遍及天下百姓。本月第一天是一年之始，所以天子要在元日这天向上天祈求五谷。在这天的第一个时辰，天子要亲自带上耒耜农具，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天子专门的田地上扶犁亲耕。这个月，天上的阳气下降，地上的阴气上升，因此天地互相和合交通，草木开始萌发律动，所以天子要命令天下准备农耕事宜。春耕才能秋收，如果天子不重视耕种，就导致经济崩溃和国家败亡。 顺应“天时”，最直接的要求是天子重视农事，引导民众也勤于农桑。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只要不违背农耕时节，那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渔网不放入池塘捕捞，那水里鱼鳖就吃不完；在适当的时间入山砍伐林木，那木材就砍不完。谷物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使老百姓养活生者和葬送死者都没有缺憾。老百姓养生送死没有缺憾，这就是王道的开始。所谓治国理政，其实就是引导民众“顺天承运”地生活。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子路问孔子如何治国理政，孔子回答说；“身先天下，劝民劳作。”子路要求说得再详细一点，孔子说：“不要倦怠。”今天看来，孔子这六字箴言正是治国理政的真谛。一个国家的衰亡往往是从倦怠开始的，尤其是从统治者懒政和民众懒惰开始的。国家初创之时往往国穷民困，全国上下还能勤俭治国。但是，随着国家富裕起来，从上到下逐步形成安逸享乐的风气，国家也就难免贫困衰亡了。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在决定退位时说：“来呀！你这位舜！上天的命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中正之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陷入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舜也这样告诫过禹。“天时”从长远来说就是“天之历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变天”。所谓“顺天承运”除了按照时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按照月令“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以外，就是按照“天之历数”顺应时代变化。尧舜禹都是能够顺应天时的圣人，他们之间是通过禅让完成政权交接。如果遇到不能“顺天承运”的暴君，就遵照“天之历数”进行“革命”。商汤灭夏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革命。《商书·汤誓》中汤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也就是说不是汤我要争权夺利，而是夏桀罪恶深重，上天命我汤杀之。夏氏有滔天大罪，我敬畏上天的命令，不敢不替天改正。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场伟大革命，《泰誓》记载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指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发出“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的号召。 “顺天承运”就会获得“天命”，反之就会发生“革命”。“革命”是替天行道推翻反动统治，是顺应民心诛杀独夫民贼。革命建立新政权是拨乱反正以正性命，是重振礼仪以复兴盛世。在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中，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应该顺应“天时”，也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2.2. “地利”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想去。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可去的地方就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那召我去的人，难道只是让我去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啊！”孔子想要在东方建立起一个西周式的社会，使文武周公之道重现于东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利观念，那就是认为东方的齐鲁大地更有利于实现复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想要住到夷狄居住的边远地区。有人说：“那里蒙昧落后，怎么办呢？”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居住在那里，怎么还能蒙昧落后呢？”显然，孔子试图把自己复兴西周盛世的理想寄托在边远地区和蛮夷之人，类似于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思路。 “地利”着重强调的是治国理政要“因地适宜”，《礼记•王制》有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但凡人居民情地材，必定因袭天地寒暖燥湿之异，广谷大川形制不同。民众生活在其中形成不同的风俗，表现为刚柔、轻重、迟速性情不一，酸、苦、甘、辛、咸口味不同，生产生活器械各有样式，衣服着装各有特色。王者在各地推行其礼乐教化，但并不改变当地风俗；统一国家政权，但并不否定因地适宜。中原和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共同构成天下五方居民，各有其天生秉性，这是不可否认和消除的。只有实行“因地适宜”的政策，让个地方的居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也才能实现国家衰而复兴。 “地利”从更广阔的范围说则是国家竞争或战争中战略要地。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宋史·李纲列传》则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西北有最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地利”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李鸿章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又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7 ]。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从路上交通到海上交通、从陆地竞争到海洋竞争转变的结果，未来的地利优势到底为何还尚待观察。 2.3. “人和” 《礼记•月令》说的：“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不要偏离了天体运行规律，不要自绝于大地生养之理，不要弄乱了人类相处的纲纪。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国家贫困，自相残杀。 所谓“人和”就是天地人和，也就是遵循天道、地理、人纪，实现《易经》说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或《中庸》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有始》)，人类应该学习天地化生万物之道，才能实现天地和合百物化生，才能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换句话说，天地合和就是风调雨顺，自然界万物就能生长发育。人类和谐就是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能够形成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局面，也就是使社会成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礼记·礼运》中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大道盛行的时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贤能的人被选出来治理天下，百姓彼此诚信和睦相处。人们不会只亲爱自己的亲人，也不会只关爱自己的孩子，所以老人都有人养老送终，青壮年的才智都能得到运用，幼小者的身心都能获得健康成长，鳏夫寡妇遗孤独老残疾久病之人都有生活保障，男人有职分，女人有归属。财货不会被随地丢弃，但也不必私藏于己。人力就怕没有地方使，但不会只为自己卖力。这样的社会没有人搞阴谋诡计暗算他人，偷盗窃取作乱为匪也都没有了，所以家家户户大门都有不用关，这就是人类最美好的大同社会。在禹之后，人们为人处世不再那么天公地道了，天下的基本单位变为家庭了，从此，个人都首先亲爱自己的父母，首先关爱自己的孩子；财富人力都成了私人所有之物，达官大人世代继承变为成规定礼，封地城郭开挖沟池加以固守；确立了礼义作为必须遵守的纲纪，用来摆正君臣关系，笃定父子亲情，和睦兄弟感情，和合夫妇爱情；也用来设立制度，划分田地里数，明辨贤能知勇，评定各自功绩。因此计谋和才用为之兴作，而兵争也因之而起。大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都是按照礼义选出来的夏商周三代英才，这六位君子，没有不谨遵礼的。用礼来彰显大义，用礼来考察信守，让百姓知道是非对错，为百姓示范仁爱宣讲礼让，让百姓言行举止有常规，如果有人不遵从礼义行事，掌权执政的就去职，人们认为这种官员是祸害。这就是小康社会。《礼记·礼运》讲的“大同”和“小康”，可以说是最高理想和最低理想，他们都属于政通人和的善治社会。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大道盛行，三代兴盛，这样的盛世我没有赶上，但历史上记载有这样的盛世，我有志于复兴这样的盛世。尧舜禹时代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三代之英”则是夏商周三代的杰出领导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孔子希望复兴那个政通人和的鼎盛时期。孔子并不是要搞复古主义，他只是就像我们今天说“梦回唐朝”，渴望复兴共享发展的盛世。这个愿望成为自古至今中国人最普遍的愿望，激励着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然向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但他其实立足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最低理想。没有“大同”的崇高理想就是迷失前进方向，陷入每个人每个家庭只为自己的利益斗争的恶性竞争，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和国家衰亡，小康生活的美好生活必将化为泡影。无视人们追求“小康”之家的生活目标，就会脱离社会现实，陷入消灭私欲和禁止谋利的狂热，最终必将挖掉社会和谐和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当然也就成了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