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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作为“学战”场域的外语 何时始习外语，涉及张之洞对中西学的态度，只是向来未受关注。其在《劝学篇》提出“中学堂”始习外语，但其时张氏的学制构想尚未铺开，不知其所谓“中学堂”具体所指。《江楚会奏变法折》主张外语应到高等小学始习；张氏在湖北的实际办学中，普通中学堂始设外语；《奏定学堂章程》明定中学堂始设外语课程。从学级名称来看，就何时始学西文，张之洞似有过在高等小学堂与中学堂之间的摇摆，但如若隐去学级名称，而把各学级对应的学龄作为参照，则会发现这种摇摆不但不存在，而且还能显现张氏的某种坚持。 《江楚会奏变法折》设计15岁入高等小学，《奏定学堂章程》设计16岁入中学堂，湖北的文普通中学明定招收15岁至24岁的学生，这样看来张之洞对于何时始习外语是有定见的，且一贯限定在十五六岁之后。学生何时习外语看似无关紧要，但张之洞却有着很深的文化考量，因为这牵涉到中西学的先后问题，而先后问题折射的就是主次问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即强调“不必早习洋文”，要求必至高等小学毕业后始可兼习，他认为其时学生年仅十五六岁，口舌仍属灵便，并不为迟 [ 6 ]。实际上对“不必早习洋文”的坚持，除年龄、口舌等因素外，张氏更看重学习中文与西文的次序，他深知中文与西文的背后，分别代表着中学和西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即瞩目“循序”问题。鉴于“先入者为主”的事理，张氏力主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庶几“有其益而无其害”，这即“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的循序原则 [ 5 ]。但是洋文在当时涉及外交、游学、教案等时务，又不得不讲求，故《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中学堂著重在外国语”，并在学时上向外国语倾斜，“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 [ 3 ]。为了化解既要固中学根柢，又须讲求外语的矛盾，张氏提出“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和“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的纲要，其认为小学堂学生年幼，当以圣经根柢为主，故各科均以汉文讲授，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而“方今世界舟车交通”，不通洋文势必有碍交涉、游历、游学，又不可不讲求，因而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务必勤习洋文，其钟点也是除经学外最多的 [ 9 ]。在这一张一弛之间，显现出张之洞调和中西却又以中制西的苦心孤诣。 何时始习“洋文”，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张之洞却看到其背后“通中外、消乱贼、息邪说、距诐行”的大关节 [ 10 ]。在张氏看来，外语已不再仅是其字面意思——外国语言文字那么简单，其背后裹挟的是汹汹而来的西学。张氏在《劝学篇》主张“中学堂”习外语，虽不明“中学堂”具体所指，但如若考虑到其极力强调的“循序”原则及后来的学制规划，当可推定学生不会小于十五六岁。 在“舟车交通”的清末，与交涉、游历、游学有重大关系的外语，其实用性和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因而一般而言，外语似应早习为宜且越早越好，“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表面上，张之洞在何时始习外语的问题上亦有过摇摆，但实际上其一贯秉持“不必早习洋文”的原则，且限定外语的学习不能早于十五六岁。这表明张氏并不因时势所需所迫而动。在学外语的问题上，比起口舌、年龄等条件，张之洞更着意于中学与西学的先后问题，这与《劝学篇》的“循序”思想吻合，更是其“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主张在学制上的落实。除“洋文”外，癸卯学制规定历史、地理课程先中国后外国的教学次序，同样是其“循序”思想的实践。先中文后西文，先中国次外国，实际就是要先中学后西学。其背后除了蕴涵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合理性外，更有张之洞欲尊中学，置中学于西学之上，甚至借中学固根柢，激发忠爱的隐隐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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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学战”思潮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时隐时现，不过中西文化的竞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晚清学堂是文化争夺的重要舞台。张之洞在制定晚清新学制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区隔中西，但从整个新学章来看，西学在学堂还是占据了主动地位，而中学虽落下风又不甘示弱，进而造成晚清“新教育”中西学兼容、竞争的纠葛关系。 分科治学本非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但也存在划分学术门目的痕迹，故西方分科观念梯航而来时，便成为张之洞解决学堂容纳中学的思想资源。在张之洞早年的论述中，中学的范围不限于“经史子集”的范畴，规划学制之初，也曾想把名目繁杂的中学名目嫁接到学堂。不过在其地方的办学实务和后来的学制规划中，张氏早已突破了想在学堂为中学留下更多空间的初衷，而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检视中学的知识体系，经过删改、调整、重组后，中学被建构成包含修身(伦理)、经学、史学、国文等学科的统系。从不主分科到分科教学，不仅导致学科名目上的更替，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学知识之间原有的联系和“不分家”的传统，由此造成授受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断裂，引发新旧教育过渡上的连锁反应。 中西学科目在学堂中的数量相当能说明问题。《劝学篇》构想中西学的科目相差无几，与其尽可能保留中学的设想若合符节，不过以西方分科标准分割中学后的癸卯学制，其呈现出西学科目渐增，而中学科目基本保持原状且始终限于经学、史学、国文的特点。不难看出，西学占据着学堂的主导地位。 不过张之洞在肄习外语的问题上，通过限定始习学龄企图挽回中学的颓势，以与西学抗衡。在“舟车交通”的清末，外语与“时务”相关，似应早习为宜且越早越好，“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不过张之洞却主张“不必早习洋文”，限定十五六岁之后始习外语。在习西文的问题上，张氏更看重学习中文与西文的次序。先中文后西文的制度背后，是贯彻“中体西用”先中学后西学的实践，其深知中文与西文的背后，分别代表着中学和西学，这与《劝学篇》的“循序”思想吻合，更是其“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的主张在学制上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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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理性经济人”和“行为目标最大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假设，始于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括和提炼，究其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和理论范式的塑造，着重体现在以“假设–演绎”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简要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本文指出：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并固化了由边际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的“理性”假设和“最大化”目标，二者共同体现了一种机械式的均衡思想，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有力地反驳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理论的根本假设，其承认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同时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第二，借由“Allais Paradox”指出“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此，“社会人”的行为目标不仅仅以经济利益为最终归宿，而是会体现出兼具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社会人”，行为目标最优化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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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古典经济学简述及边际革命 1.1. 古典经济学的产生 十七世纪中叶，为摆脱封建主义，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现，经济学家开始探讨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一过程始于英国的威廉·配第，直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范畴和学科的正式确立。这期间，由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将经济学庸俗化发展至顶峰，其标志就是《国富论》的诞生。《国富论》虽处于庸俗经济学的发展时代，但其对后继经济学的影响却是极为久远，它的确是可以比肩《资本论》的经济学巨著。若抛开作者各自的阶级立场，可以说，它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自由宣言”，反映了各自所代表阶级的呼声。 斯密的《国富论》被经济学界冠以盛誉，更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起源。存在一种误解，即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笼统地认为是一门研究市场的学问。事实上斯密给后世所带来的遗产并不是被肆意夸大的“看不见的手” [ 1 ] ，这只“手”只是给分析这些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被称为“市场”的平台以及自由主义的观念，被主流经济学所继承的正是有效市场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想，《国富论》开篇讲分工，通篇的陈述是以分工和交换展开，包括贸易(可视为扩大了的分工——国际分工)，而其内容——通过研究人类劳动行为与价值形成的微观关系——实则为之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1.2. 边际革命产生源自“价值悖论” 对“价值”这一概念的讨论，自英国的配第、斯密到李嘉图、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这一段时间的学者们对价值、价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概念的分析十分混乱，均未走出“斯密教条” [ 2 ] ，即“社会三收入”说。直到马克思将这些古典学者们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综合，劳动价值论才算在马克思这里正式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详细地、科学地分析了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科学地论证了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以及劳动的内涵；全面论述了价值形式和价值转化形式理论，并确定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 [ 3 ] 。 但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对于斯密所提的“钻石与水”的价值问题 [ 1 ] 也未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基于此，以解决这一价值悖论问题为目的，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掀起的“边际革命”，为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问题的考量提供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并形成了边际主义学派，对后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基础及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根据周志太(2007)的研究，边际学派可分为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两类，其中心理学派可视为以门格尔的“主观效用决定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数理学派则是以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为代表。边际主义心理派提出了从效用的角度刻画人们对商品价值的主观感受(即偏好)。这也是其留给后继经济学最大的两个遗产：其一，完全理性的假设；其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地，边际主义数理派也对后继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两个重要的假设：其一，均衡(事实上是作为模型设定的假设而言)的思想；其二，最大化的行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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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关联：假设及方法论 2.1. 新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 20世纪30年代，马歇尔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学派的理论进行整合，将经济学的研究划分为宏观和微观视野，形成了分析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此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古典主义时期，后又经过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等，经济学的分支逐渐增多，这些学派和学者们所做的贡献，通属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对西方经济学界以及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不可小觑。事实上，奥地利学派(边际主义心理派)由于其研究导向的方法论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侧重于以“理性假设”和“最大化目标”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在Holcombe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丝毫没有提到维塞尔等背离以演绎为主的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论深受边际学派的影响，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假设方面，其也做了相应的发展。 2.1.1. “经济人”假设 现行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备受推崇的。微观经济学开篇提到“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可谓是和奥派的“理性”一脉相承，二者均强调作为经济社会中的活动主体——人的行为前提必然具备完全理性。区别在于，奥派对于理性(以米塞斯为例)的阐述是，人的行为总是先验地符合一定的公理，至于这一行为导致的结果以及结果的大小均不予考虑，而理性不是人在行动时所秉持的前提，而是在行动开始到行动结束这一过程中(即行为本身)人们自由选择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能力或手段。而我们又看到微观经济学中给定了另一个其自认为和“理性人”假设等价的概念——“经济人” [ 4 ] 。事实上，这一提法是比“理性人”更为合理，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面对决策行为时，将其对各种方案的选择看作是仅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凝结。这对于新古典模型而言，的确是有利的：一个以经济利益为起点(亦终点)的人，其行为被赋予一种“确定性”，因此为迎合模型需要的最大化解(其自认为是最优解)也可以由此得到确定。 2.1.2. 微观基础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分析经济问题的行为载体——消费者、代表性厂商等，包括凯恩斯在其宏观经济视域内大力推崇的调控经济的行为载体——政府，均是以个体为单位出发，最后落脚在经济运行上。而当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意欲寻找其微观基础，这并不是说明宏观经济学受到重视，方法论个人主义根基受到动摇，恰恰相反，它更加固化了这一基础 [ 5 ] 。 宏观之所以需要微观基础，这凸显出其所秉持的方法论以及所宣扬的意识形态 [ 6 ] 。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强调市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如何过渡到宏观经济学，此举便很巧妙地突出了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分析经济问题过程中的纽带作用，即个体行为在市场的作用下会自发而不自觉地将社会整体福利推向最大。其二，突出方法论。宏观经济学想要探索微观基础，为什么微观经济学却不思考其宏观基础呢？这就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更加侧重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更倾向于利用微观经济学相关理念来作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手段，微观经济学着重研究市场中的个体行为，如消费者行为、厂商行为等。这就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所坚持的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依然是“个体主义”。 2.2. 行为经济学——“看不见的挥舞的手” 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硬核” [ 3 ] 的批判，各种“非主流经济学”兴起。以行为经济学为例，其兴起于上世纪中叶，发展至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的正确性一直是国内外主流经济学者所探讨和批判的问题。其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尚不完善、更被视为“异端”的一门学科，或者说一种方法，对于我们比较主流与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科之间的异同，探讨现实社会的经济现象却有无法替代的解释力。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假设前提已经框死了“理性”，且以模型语言当做刻画经济变量、经济指标的工具，依靠模型并不能反映人类的主观心理因素，因此，行为经济学家们从现实角度出发，发现按照理性这一先验标准不足以解释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由于人类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各种反理性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二者既竞争又互补。 2.2.1. “有限理性”前提 而行为经济学中的“行为”，其前提不仅坚持人的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的假设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事实上，在当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假设均为有限理性。这一提法更为正确，因为“有限”二字，不仅承认人的理性，而且允许人的非理性。如果只是“非理性”的假设，那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其所表述的行为是有结果的，但是对于这一行为结果的评价是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那样唯利至上，这一结果的评价会将人们的非经济效益(如个人心理体验、社会效益考量等)考虑在内。 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也只有短短的几段话，却被后来的鼓吹资本主义、鼓吹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大力渲染。塞勒将这一“看不见的手”发展为“看不见的挥舞的手”(“Invisible Handwave”) [ 7 ] ，这一改变突破了原本经济学所坚持的完全理性这一局限，但是，这一改变未动其根本，即以塞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们，依旧相信市场的力量，只是由于人们在市场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导致了市场或多或少的出现了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因此即使是行为经济学家们，在其理论中也较少涉及效率问题，而转向研究导致效率不达的原因，如贫困、公平问题、奖惩机制等。 2.2.2. 还原论和本体论 还原论有多种解读方法，而威尔金森所指出的适应于行为经济学的“版本”称为“解释性的和层级的”还原论 [ 8 ] 。按照层级还原论的观点，每一种现象可被低于该层级的观点来解释，且在每一层级上的解释都是恰当的，只不过所用到的学科和解释方法不同。行为经济学的还原论和本体论实质上是相通的，在解释经济现象的方法上，可以认为，本体论就是还原论的最低层级——人类本身的行为，也就是可还原到的最后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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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有限理性”引致“最优行为目标” 3.1. “有限理性”与“利他主义”的冲击 理性是作为人们行动的前提，还是手段，甚至是目标，这是经济学各流派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理性是在“论造成分工的原由”一章中，其认为理性是指人性中存在一种无法深入解释的先验原则指导人们做出交换行为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没有很强的功利性的 [ 1 ]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说法体现了一种“价值中立”的命题。马克思曾说过，“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 [ 9 ]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一致认为人是具有完全理性的，他们产生各种经济行为均是出于利己动机，即使得自己的行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完全理性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签之一。 据此，行为经济学对这一“前提”所做的更正就是将理性拓展为有限理性。现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如融合进金融、法律、公共政策等领域，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基于并冠以“行为”的学科。但是，回归到这一类研究的前提，面对理性还是非理性，我们仍不能区分。但是，有一点可以借鉴并肯定，就是卡尼曼所说的“均值回归”效应 [ 10 ] ，我们姑且可以将非理性当做人们实现目的的即时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短期内可以是非理性的，这不失为一种合理地假设，但是从长期来看，终会回归到理性这一“平均值”上来，毕竟我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去行动，这一目标如果不是理性导向的，那就没有值得我们去行动的意义。像阿克洛夫和席勒所指出的在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欺骗行为 [ 11 ]，“欺骗”这一现象隶属于“非理性”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理解为，欺骗的人的确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只不过采用非理性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理性的预期目标。因此，“欺骗”是理性导向的行为。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是理性的，但不是完全理性的，一切不理性的行为或现象均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性的目标而经历的即时(短暂)过程。 出于一个理性的行为目标，对这一目标的评价，可以通俗地划分为利己和利他两种不同的倾向。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中，会不经意地将理性和自私划等号，这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人总是以自身利益作为行动的基点和归宿，这就引出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标签——完全自利。同样地，行为经济学对此也做出了回应，即人是有限自利的。有限自利，这说明人们的行动结果不一定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捐款。人们在捐款的时候，明明损失了实际的经济利益(金钱)，但是人们却觉得很满足，这就是一种特殊的、主流经济学所有模型中都无法刻画的变量，即心理效益。当然，对捐款这一行为效果的评价，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行为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皆能解释得通，却皆又解释不清。因为这要求结合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属性，这一概念属于马克思所探讨的范畴，即承认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马克思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马克思笔下的人的社会关系是其理论分析的基础，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其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逻辑是围绕“社会”这个基本面展开分析和论述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且人们的所扮演的角色行为引致的外部影响也是出于其一定的目的，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人的内部去分析引致行为的原因，只在人的外部层面——社会上去分析一切行为关系。 对利他主义的分析是当前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不仅强调利他主义的个体内因，更强调了个体与群体之间通过制度这一载体的互动作用 [ 12 ] 。按照贾根良教授的观点，演化经济学是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 13 ] ，这一说法的合理之处在于演化经济学所秉持的假设与所谓理性之上的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区别，且在方法论层面，也突破了“个人主义”这一局限，从这两方面来看，它的确触及并且有能力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 3.2. 最大化的目标不一定最优 由一个理性目标我们引出对目标的评价，即利己或利他。但不论是利己还是利他，我们会首先说这个人实现了他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其认为对自己而言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仍是符合理性(合理)的，从这里，可以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和“最大化的目标”是等价的。需要区分的是，最大不等于最优。鉴于边际主义心理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完全理性假设，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是对其最有利的反击，即将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中；而边际主义数理派的均衡思想和最大化目标，更多的是体现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而对于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目标和社会整体经济行为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与否。 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效用论，所出现的第一个模型即是期望效用理论(EUT)模型。按照EUT和厂商成本理论，我们知道消费者的行为目标是使效用最大，厂商的行为目标是使成本最小，这二者均是对各自来说目标的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其着眼于对损失问题的探讨。“阿莱悖论”有力地反驳了这一命题 [ 10 ] 。 “Allais Paradox”： ① 收益 A：100%获得100。 B：10%的几率获得500，89％的几率获得100，1%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 根据EUT，EU(A) = 100，EU(B) = 0.1U(500) + 0.89U(100) + 0.01U(0) = 139。U(A) < U(B)，若根据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应选B。但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A而不是B。 ② 损失 C：11%的几率获得100，89%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 D：10%的几率获得500，90%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 根据EUT，EU(C) = 0.89U(0) + 0.11U(100) = 11，EU(D) = 0.9U(0) + 0.1U(500) = 50，U(C) < U(D)，若根据损失最小化原则，应选C。但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D而不是C。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收入测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确定性效应，即人们做出决策时，他们对结果所确定的现象过于关注。在测试损失时，主要影响因素是损失厌恶。总之，面对收入，目标不会有任何损失(基于损失厌恶，因为有1%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越确定，风险越小越好。面对损失，如果人们知道他们一定会损失，那么他们会选择赌一把(因为可能有“10%的几率获得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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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束语 基于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础作用不可忽视，而行为经济学可以补充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解释不到的心理效应和经济行为之间的缺陷。此外，新古典经济学惯以模型来刻画理论，而且受Friedman的影响，从“不着边际”的假设开始，“一本正经”地做预测，这不仅忽视了假设的特性和其重要性，也是对预测结果的一种“不负责任” [ 14 ] 。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和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解释均是属于即时分析，并企图通过这种对特殊性的分析拓展为一般性公理，这无疑存在缺陷。即便是行为经济学能够在假设层面有所突破，即拓展为“有限理性”，但仍旧走不出方法论困境——个体论。相对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相对完善，其方法论基础体现为整体主义和唯物史观，但是其研究的范畴仍属于社会范畴(人的外部因素)。因为经济关系需要放在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中去考量，可以说经济关系依附于社会关系，并以社会为载体显现出来，这也是马克思区别于西方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分析的方法论优势。因此，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兼具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个体和整体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能够真正为现行社会作出解释，而不是依赖模型去重释“过去”以及预测“未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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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大禹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虽然关于“大禹”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但“大禹传说”研究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崇高的地位。“大禹”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更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精神。“大禹传说”作为一种民间故事，其流传历经千年，流传的故事版本也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对“大禹治水”的动态研究，揭示了“大禹”文化的变化发展历程，凸显了“大禹传说”研究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 :大禹传说，历史变迁，动态研究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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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古就有“禹兴于西羌”的说法，历朝文献广泛记载其事迹，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被大家所熟知。历经各朝各代，大禹传说有一个发生、流变、定型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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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禹治水的历史地域变迁 詹子庆教授 [ 1 ] 认为，《尚书·禹贡》中对大禹治水的范围描述的尤为详尽。由于《尚书》为儒家“五经”之一，因此，该书中的治水范围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其他文献的区域则变化颇多。顾颉刚认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 [ 2 ] 。大禹是治水的主角，他的传说更是维系中华文明和中华土地的纽带，即使中华版图变迁，他的影响力仍然不间断地流传着。先秦时期，大禹治水的范围由黄河中上游向下游地区不断变化并随之扩大。后来，又向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发展。《墨子》中记录的大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如山西、河南等地。这些地区又与《诗经》中的大禹甸山的传说相呼应。由此，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周王朝及其主要的诸侯活动的地区最为活跃。《孟子》中两次提到了关于大禹治水：“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渚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有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将《孟子》与《墨子》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大禹治水的地域已经扩大到全国的范围，不再集中于周王朝和其诸侯国的活跃范围。在当时，南方被逐渐开发，疆土扩展，大禹治水的传说进一步扩大，也将这些新开发的区域并入大禹治水的区域中。汉代，随着大一统的到来，疆域极度扩张，南北文化频繁交流和融合，贾谊《新书·修政语上》记载“大禹……，……，……登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泗五湖而定东海，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在贾谊的认知中，大禹的成绩，不仅仅是疏导涝灾，而是使得全国的水路得以畅通，他的贡献被扩大，这与大家对大禹的崇拜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随着人类的迁移，版图的扩大，大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后来《禹贡》的地位不断上升，被奉为“古今地理志之祖”，并逐渐发展成为后世讨论大禹治水路径的主要依据。后世学者论起大禹治水也多以此所记录的作为最终依据。虽然传说大禹治水足迹遍布全国，但关于大禹传说起源地有四点佐证：一为大禹生于石纽；二为大禹娶涂山氏；三为大禹东别岷江；四为巫山神女神话，由此亦可以认为大禹治水的历史始于羌。许多历史学家也认可“禹兴于西羌”的说法，如段渝先生认为，大禹出生于岷江上游地区的事实有历史文献，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资料为证，“可谓信而有征”，也将大禹治水的传说源头放在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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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封建时期经典文献与民间叙事中“大禹”地位的历史演变 大禹的传说来源于先民对先夏时期历史的记忆。古代每一时期的叙述者都认为自己所叙述的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是真实的，而当时的接受者很少对大禹传说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双方共同的民族认同感，默认了“大禹”的历史地位。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录了大量大禹治水传说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还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的基本面貌，为我们研究当时人们对待大禹的态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水经注·江水》记载：“大江又东，左得侯台水口，讲浦也，大江右得龙穴水口，江浦右迆也，北对虎江。又洲北有龙巢，地名也。昔禹南济江，黄龙夹舟，舟人五色无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养民，生，性也；死命也。何忧龙哉?’，于是二龙弥鳞掉尾而去焉，故水地去名矣。”《水经注·沔水》记录了禹在太湖治水：“太湖之东，吴国西十八里，有岞山。俗说此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进近吴。又东及西南有两小山，皆有石如卷笮，俗云禹所用牵山也” [ 3 ] 。那些明显来自于民间传说的词如“虎洲”，“龙巢”等更给大禹传说来源于神话传说添加辅证。由此也证明了大禹传说在当时的普遍性，被当作史事记载流传。同时，“鲧腹生禹”，“御龙开河”，“化熊治水”等这些神奇的传说反映了先民从原始角度下认识的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些表达包括了真实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包含了那些幻想出来的奇幻情节，共同构成大禹传说的基本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历史的推进流传千古，并不断变化，形成不同的版本，却共同反映了当时当地民间对于“大禹传说”和“大禹”的态度。而后，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大禹成为了一位具有传奇性质的帝王。讲述者不断地将各种符合社会功名心理的美好品德加注在他的身上，使其不断完美、完善，使“大禹传说”成为带有历史追忆性质的故事，更使大禹成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帝王。庞大的记叙体系，汇集了各种流传的关于“大禹”的故事，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大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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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近代研究中“大禹”历史地位的转变 研究表明，大禹真正进入系统的学术研究视野是在20世纪初期的“疑古”潮时期。20世纪初，人们开始引进西方文学里的神话学，来研究本土的神话传说。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辩派”的学者就提出对以大禹传说为代表的一系列传说各时期的记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累层历史观”的说法。顾颉刚先生在1923年4月《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中提到：“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他最先是怎么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以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有敷土的样子，所以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该说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轰动一时。当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大禹是有迹可循、证据确凿的君王，我们不能用神话的角度去揣摩他。顾颉刚先生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又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提出：“禹不是周民的祖先而被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被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唯有天神才能如此……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灶神。”正式提出了大禹为神话传说人物的这样一种说法。1939年6月，丁山先生在《禹平水土本事考》一文中提出“禹为山川之神，即为山川之神……其神格为雨神，因祷雨山川故事，乃演为山川之主。”1950年，丁山先生在专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再次对大禹传说进行考证，在“洪水传说”中明确表示大禹是古代“辟地”的大神。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新鲜的血液加入研究大禹文化的队伍中来，许多新颖的观点被提出，使得大禹传说的研究空间被极大的拓展开来，进入21世纪以后，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献，如上博楚简《子羔》、《容成氏》等，给理清大禹传说提供了有力依据。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的看法是：大禹是一位贤明帝王，同时也是夏王朝家天下的开辟者，大禹也一直被当作帝王的典范被社会加以推崇和被人们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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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大禹传说的存在意义和文学意义 第一，大禹精神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对封建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普通民众的底层生活都存在着巨大影响，各国家和民族的神话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家和该民族的独特性，能够更深刻的解读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第二，大禹神话是我们民族的根，换句话说，研究这些传说就是研究其流传进程和内里包含的文化底蕴。所以总的来说，研究大禹文化有助于人们更好的了解民族精神，更好的传承我们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丢失了神话，那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是一场道德灾难。中国在上世纪经历了太多磨难，作为一个多民族栖息的国家，我们更不能丢失灵魂，丢失民族精神。第三，大禹传说的内涵丰富多样，不仅涉及到了神话学还涉及到了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内容，并且在上个世纪对大禹的研究中更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新方面，新元素的加入，大禹传说也呈现遍地开花的美好结果。 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于他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变化，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是我们要看他的变化的情状，把所有的材料依着时代的次序分了先后，按部就班地看他第一时期如何，第二时期如何……这是做得到的，而且容易真的” [ 4 ] 。大禹作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也反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大禹出于西羌，所以他不仅是华夏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也是不同地区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华夏共同意识的河流。大禹传说对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古代神话文学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当前人们传承大禹精神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共同生存，求团结发展的民族精神，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和民族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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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束语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大禹传说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存在。不同的学者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对同样问题的解释也存在差异。常金仓先生曾说：“在不少历史学家的笔下，他们仍是史前的政治领袖和文化人物，而在原始信仰领域一直杂厕于神鬼妖怪之中，或者他们自身就是非人的怪物。”由于传说在历史变迁中得到历史学家、文学家甚至艺术学家、宗教学家的改造和扩充，使得其中的许多情节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将传说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去梳理，才能正确、理性地看待大禹传说，综合各种学科，突破单一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全面地认识大禹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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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利用1971~2013年西沙永兴岛地面常规观测资料，同时结合气候趋势、Morlet小波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西沙群岛地区冬季风强度指数及其与气温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冬季风强度指数(WMI)在1971~2013年主要呈现波动状的下降趋势，其回归系数为−0.395(m∙s −1 )/10a，趋势系数为−0.615，通过了99.9%的显著性检验。2) 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上升趋势，且WMI与平均气温、最低气温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0和−0.38，有较好的负相关关系。3) WMI在20~22 a较大时间尺度上经历了正–负–正–负的交替，在10~12 a的时间尺度上的周期振荡最为明显，在2~4 a的小尺度上，也有更多WMI偏强和偏弱期的循环交替。4) WMI偏强年份东亚大槽强度比偏弱年份要强，蒙古高压在WMI偏强年份较偏弱年份要强。 关键词 :冬季风指数，气温，Morlet小波分析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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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东亚冬季风是亚洲季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时间长、区域大，是北半球冬季最为活跃的大气环流系统。冬半年中国广大地区的天气特点也主要受东亚冬季风影响，同时会带来低温、雨雪和冰冻等灾害 [ 1 ] [ 2 ] [ 3 ] 。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东亚冬季风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李崇银等 [ 4 ] 早在1987年就指出东亚冬季风的强异常是El Nino爆发的一个重要机制。郭其蕴 [ 5 ] 研究了近40年(1951~1990)冬季风的变化，论述了其与中国气温的异常密切相关。施能 [ 6 ] 曾指出东亚冬季风强盛时，下一年我国夏季的江淮流域容易偏涝。徐建军等 [ 7 ] 利用了海平面气压场资料计算了近百年东亚冬季风的强度指数，揭示东亚冬季风有着突发性和周期性。陈文玉等 [ 8 ] 认为，亚洲地区季风的异常，不仅会影响到本地区的降水和旱涝状况，而且关系到全球环流的异常。 在研究东亚冬季风的时候，前人从不同角度定义了东亚冬季风强度指数，如海-陆气压差 [ 1 ] 、区域平均经向风 [ 9 ] [ 10 ] 、纬向风 [ 11 ] 、水平风速 [ 12 ] 和东亚大槽 [ 13 ] [ 14 ] 。它们都可以很好的反映东亚冬季风环流异常，但是由于这些指数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它们所指示的冬季风强弱年份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不同指数所适用的研究区域也不相同。三沙市永兴岛位于南海中部海域，是我国地理位置最为偏南、纬度最低的测站之一，本文主要利用永兴岛1971年至今的观测资料，引入适用于该区域的冬季风强度指数，研究其变化趋势和周期性，以及对该地区气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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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及分析方法 2.1. 资料选取 西沙永兴岛气象站(16.83˚N，112.33˚E)始建于1957年，但是地面风向和风速等资料在1971年以后才有较完整的观测，因此本文选用时间年限为1971年1月~2014年2月共43年地面气象台站的最大风向、最大风速和日平均气温等逐日观测资料进行分析，资料均来自三沙市气象局。此外为了分析西沙群岛冬季风强度指数(WMI)异常年份大气环流的特征，本文还用到了NCEP/NCAR再分析资料，是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利用观测资料、预报模式和同化系统对全球从1948年到目前的气象资料进行再分析形成的格点资料 [ 15 ] ，经纬网格距为2.5˚ (经度) × 2.5˚ (纬度)，而且该资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候诊断分析和数值模拟之中 [ 16 ] [ 17 ] [ 18 ] [ 19 ] 。 2.2. 分析方法 2.2.1. 冬季风强度指数 本文定义冬季(12月~翌年2月)西沙永兴岛观测的，日最大风速的风向方位角在1~4之间，最大风速的平均值作为西沙冬季风强度指数(WMI) [ 20 ] 。 2.2.2. 气候趋势系数方法 为研究西沙群岛冬季风强度指数WMI近43年来定量的变化程度，并可对其进行统计检验，本文利用施能等 [ 21 ] [ 22 ] 的研究方法，计算了气候趋势系数r xt 。该趋势系数定义为n个时刻(年)的要素序列与自然数列 1 ， 2 ， 3 ， ⋯ ， n 的相关系数： r x t = ∑ i = 1 n ( x i − x ¯ ) ( i − t ¯ ) ∑ i = 1 n ( x i − x ¯ ) 2 ∑ i = 1 n ( i − t ¯ ) 2 其中n为年数。x i 是第i年要素值，x为其样本均值。r xt 值为正(负)时，表示该要素在所计算的n年内有限性增(降)的趋势，且符合自由度n − 2的t分布，从而可以检验这种气候趋势是否有物理意义，还是一种随机振动。 2.2.3. Morlet小波函数分析法 气候变化具有多时间和多空间尺度特性，包含了多层次的突变，小波分析基于平移和伸缩的不变性，具有正则性、局部性等良好的性质。小波变换分析方法将时间序列引入频率、时间和空间来描述，因此，特别适合对信号进行多尺度分析。Morlet小波分析具有多分辨率分析的特点它优于传统的Fourier分析，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多尺度气候分析研究 [ 23 ] [ 24 ]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Morlet小波(实部)变化系数的大小代表某一尺度波动振幅的大小，反映它所对应时段时间尺度的周期性是否显著，小波系数正负分别表示该时段要素为偏多期和偏少期，小波系数零值线对应要素气候突变(转折)期。此外本文分析中还用到回归分析、11年二项式平滑、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 [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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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分析 3.1. 西沙冬季风强度、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 图1给出了1971~2013年WMI的年际变化及其去趋势变化，去趋势的概念见3.3小节。由图1(a)可以直观地看到，WMI在过去近40余年来主要呈现波动状的下降趋势，其回归系数为−0.395 (m∙s −1 )/10a，趋势系数为−0.615，通过了99.9%的显著性检验(表1)，下降趋势十分显著，这样的研究结果与前人的基本一致 [ 25 ] 。对比不同年代WMI的变化特点(表2)可知，WMI在上世纪70年代为7.338 m/s，2011~2013年平均为6.041 m/s，下降了1.297 m/s，下降率为17.7%。 图1. 西沙群岛冬季风指数年际变化(a)及其去趋势变化(b) Table 1 The annual variation trend of WMI and temperature in Xisha Island 平均值 均方差 回归系数 趋势系数 显著性(%) WMI (m/s) 6.562 0.817 −0.395 −0.615 99.9 平均气温(˚C) 23.889 0.605 0.242 0.509 99.9 最低气温(˚C) 22.344 0.599 0.261 0.553 99.9 表1. 西沙群岛WMI和气温的变化趋势 回归系数单位：WMI，(m·s -1 )/10a; 气温，ºC/10a Table 2 The average value of WMI and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times in Xisha Island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13 WMI (m/s) 7.338 6.689 6.335 6.042 6.041 平均气温(˚C) 23.475 23.684 24.175 24.128 24.199 最低气温(˚C) 21.956 22.127 22.503 22.659 22.781 表2. 西沙群岛WMI和气温不同年代的平均值 注：2010年代只为4年。 在WMI呈下降趋势的同时，西沙海域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上升趋势。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2˚C/10a和0.261˚C/10a，趋势系数分别为0.509和0.553，均通过了99.9%的显著性检验，上升趋势十分显著。对比而言，最低气温上升更为明显。WMI与平均气温、最低气温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0和−0.38，有较好的负相关关系，均通过了99%的显著性检验。冬季风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海陆之间存在热力的差异，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背景下，海洋和陆地升温的幅度存在一定的差异，Hansen等 [ 26 ] 研究表明，冬季东亚高纬度地区陆面的升温幅度，大于中国海及临近海面的升温幅度，促使东亚海陆气压梯度存在降低的趋势。WMI下降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图2)。 图2. 西沙群岛冬季风指数与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年际变化 3.2. 西沙冬季风强度的周期变化特征 以1971~2003年西沙海域WMI距平为时间序列函数，并利用Morlet小波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小波变换。由图3可见，WMI在20~22 a较大时间尺度上经历了正–负–正–负的交替；在10~12 a的时间尺度上也有明显的周期振荡，且最大正负值中心出现在此区域，说明这一尺度的波动强度大 [ 27 ] ；80年代到90年代，8~9 a的时间尺度有周期振荡；在2~4 a的小尺度上，则有更多WMI偏强和偏弱期的循环交替。 图3. 西沙永兴岛冬季风强度指数Morlet小波变换系数实部 3.3. 冬季风异常年份气象因子的特征 在长时间序列中寻找异常时间点的分析，有必要去除序列中内在的波动引起的趋势成分。所谓去趋势分析，就是先除去序列中的趋势，再对序列进行特征研究，方法可参考文献 [ 28 ] 。图1(b)为西沙海域WMI去趋势分析结果，从图中可以发现，WMI异常偏弱年份有1997，2000和2003年，而异常偏强年份有1982，1999和2005年，下面分别选用2003年和2005年作为WMI异常偏弱和偏强年份进行分析。图4(a)和图4(b)分别给出了2003年和2005年东亚地区冬季500 hPa位势高度场分布。图中表明，冬季WMI异常年份东亚地区500 hPa均表现为大槽的形势，但相比而言，偏强年份东亚大槽强度比偏弱年份要强，而且WMI偏强时，西伯利亚东部到日本北部地区有一明显低涡出现，中心值可达515 hPa。而WMI偏弱年份这一地区没有低涡中心出现。 图4. 东亚地区2003年(a)和2005年(b)冬季500 hPa位势高度场分布(单位：dagpm) 图5分别给出了冬季WMI偏弱和偏强年份海平面气压及其与气候值差值分布。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WMI偏弱时东亚中高纬地区海平面气压明显偏弱，与气候值相比最多可偏弱4 hPa，但我国西部局地有弱的偏高地区，蒙古高压中心值可达1035 hPa左右。相比而言WMI偏强时，东亚中高纬地区海平面气压明显偏强很多，与气候值差值最高可达10 hPa，另外在青藏高原上有以海平面气压偏弱区，中心为−4 hPa。WMI偏强年份蒙古高压中心值可达1037.5 hPa，比偏弱年高了2.5 hPa。 图5. 2003年(a)和2005年(b)冬季海平面气压(等值线)及其与气候值(1983~2012年)差值(阴影)分布(单位：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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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利用1971~2013年西沙永兴岛地面常规观测资料，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该区域较为适用的冬季风强度指数及其气温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冬季风强度指数在1971~2013年主要呈现波动状的下降趋势，其回归系数为−0.395 (m∙s −1 )/10a，趋势系数为−0.615，通过了99.9%的显著性检验。 2) 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在1971~2013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上升趋势，趋势系数分别为0.509和0.553，均通过了99.9%的显著性检验。WMI与平均气温、最低气温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0和−0.38，有较好的负相关关系。 3) WMI在20~22 a较大时间尺度上经历了多–少–多–少的交替；在10~12 a的时间尺度上也有明显的周期振荡，且最大正负值中心出现在此区域，说明这一尺度的波动强度大；80年代到90年代，8~9 a的时间尺度有周期振荡；在2~4 a的小尺度上，则有更多WMI偏多和偏少期的循环交替。 4) WMI偏强年份(2005年)东亚大槽强度比偏弱年份(2003年)要强，而且西伯利亚东部到日本北部地区有一明显低涡出现，中心值可达515 hPa。WMI偏弱年份这一地区没有低涡中心，但有低值区域出现。WMI偏弱时东亚中高纬地区海平面气压明显偏弱，偏强时海平面气压明显偏强，另外WMI偏强年份蒙古高压中心值比偏弱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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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流域水文过程在不同时空下表现出不同的规律和特征，使得对水文过程进行概化描述的水文模型也具有明显的时空不均匀性。以福建闽江建溪流域为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下应用新安江模型，应用基于Monte Carlo法和Sobol敏感性分析法，比较研究参数的敏感性及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新安江模型的模拟精度随时间尺度增大先增高后降低；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确定的敏感参数主要有KE、KI、CI、CG、N和NK，参数敏感性随时空尺度改变而规律变化；随着时间尺度的增大，KE、KG和CI的敏感度降低，N和CG的敏感度增强；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CG敏感度降低，时间尺度的改变对KE、CG的敏感度影响减弱。 关键词 :新安江模型，参数敏感性，时空尺度，降雨径流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Wuhan University.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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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水文现象属于综合性的自然现象，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水文尺度是指水文过程及其观测或模拟的特征时间或特征长度，一般包括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 [ 1 ] [ 2 ] 。不同水文尺度下水文过程表现出的规律和特征也不同 [ 1 ] 。作为描述各种尺度中水文特性及其变化的水文模型，它具有尺度特征和高度的时空变异特性 [ 3 ] 。在研究同一水文现象时，若采用的时间尺度或空间尺度大小不一致，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研究不同时空尺度下水文模型参数敏感性程度具有理论和应用价值。 目前敏感性分析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局部敏感性分析和全局敏感性分析。局部敏感性分析易于操作，但只能评价单个参数对模型输出的影响，受“异参同效”现象影响较大；全局敏感性则考虑了参数的相互作用及共同响应，适用于复杂系统的研究分析 [ 4 ] [ 5 ] 。常用的全局分析法有多元回归法、RSM、LH-OAT、Sobol、Extend FAST、GLUE等方法 [ 6 ] 。罗智峰等 [ 7 ] 分析了DHSVM模型DEM在多尺度下的洪峰、洪量、地表、地下径流等水文要素和参数敏感性的响应，发现网格大小对水文过程影响很大，并且模型参数在不同尺度下的敏感性也不相同。常晓栋 [ 8 ] 等运用Sobol法分析不同量级洪水情景及不同预报精度评价标准下SWMM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发现参数敏感性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均不同，并且随洪水量级增加，参数相互作用逐渐减小。齐伟 [ 9 ] 等使用Sobol’方法对TOPMODEL模型单个参数和参数组合对洪水模拟指标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参数单独作用的影响较小，土壤下渗指数衰减速率和下渗滞时组合对纳西效率系数、径流总量相对误差和洪峰相对误差影响显著。 本文以建溪流域及子流域为研究对象，对不同时间尺度(1 h，3 h、6 h、12 h和24 h)和空间尺度(按照河流等级由低到高依次选取武夷山站、建阳站和七里街站)，先采用Monte Carlo法定性分析新安江模型的敏感参数，再利用Sobol敏感性分析法定量表述参数的敏感程度，并研究敏感度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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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区域和数据 建溪是闽江上游三大溪中最大的溪流，发源于武夷山的仙霞岭，由崇溪、南浦溪和松溪三大水源组成。位于北纬26˚31'~28˚31'，东经117˚31'~119˚00'之间，河道全长635.6 km，整个流域面积为14，787 km 2 ，约占闽江流域总面积的27%。该流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空气湿润，降水充沛，年平均降雨量约为1800~2200 mm，年径流量为164亿m 3 ，约占闽江总流量的1/3。 本研究收集了2000年至2013年1h时段的降雨、径流和蒸发资料，通过数据处理得到时间间隔3 h、6 h、12 h、24 h的数据。建溪流域的水文站点空间分布以及子流域分布如图1所示，全流域内共有8个水文站，16个雨量站及3个蒸发站。研究所选区的武夷山站、建阳站、七里街站分别位于上游二级支流、上游一级支流和干流。以上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福建水口水库和福建省水文局的整编资料及水文年鉴，数据来源较为可靠，无明显质量问题。 图1. 建溪流域水文站点及子流域的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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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安江模型和敏感性分析方法 3.1. 新安江模型 赵人俊等 [ 10 ] 建立了一个降雨径流模型，即新安江模型，其特点是蓄满产流，认为在湿润地区只有当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时才产生径流。新安江模型广泛应用于国内外湿润半湿润地区，实际应用效果较好。 新安江模型的计算主要包括蒸散发计算、分水源计算、产流计算、汇流计算，共涉及到15个参数。可依据物理意义将这些参数划分成四类，各类别下的模型参数以及各参数的不同物理定义如表1所示。 3.2. SCE-UA算法 SCE-UA算法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段青云博士于1993年提出的一种全局优化算法 [ 11 ] 。它结合了随机搜索算法，确定性搜索算法，聚类分析及生物竞争演化等方法的优点，能够迅速高效地搜索到全局最优解，被广泛应用于水文模型中。本研究中将以均方误作为目标函数，采用SCE-UA全局优化算法进行参数率定。 3.3. Sobol敏感性分析方法 Sobol法于1993年被首次提出，是一种基于方差分解的全局敏感性定量分析方法。它的关键思想就是通过分解，将目标函数的总方差分解成单个参数的方差和参数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方差 [ 12 ] 。Sobol能够精准地定量描述单个独立变量的敏感性以及参数之间相互作用带来的敏感性，其原则是当参数的一阶敏感度、总敏感度超过0.1即为敏感参数，并且数值越大越敏感 [ 13 ] 。近年来学者们广泛使用Sobol法，分析复杂水文模型中参数及参数间相互作用的敏感性问题，Tang等 [ 14 ] 综合比较了四种参数敏感性分析方法，发现Sobol方法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实现性，能有效分析集总式水文模型的参数敏感性及参数之间相互作用。 以建溪流域及子流域为研究对象，横向采用不同时间尺度(1 h， 3 h， 6 h， 12 h， 24 h)，纵向依据河流等级采用不同空间尺度(武夷山站、建阳站、七里街站)，对新安江模参数敏感性进行分析比较。评价指标分别采用径流模拟过程的纳西效率系数(NSE)和水量相对误差(RE)。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Xin’anjiang model parameters and its physical significanc 参数 物理意义 下限 上限 KE 蒸散发能力折算系数 100 200 X 上层张力水容量 0.01 0.4 Y 下层张力水容量 0.2 0.6 C 深层蒸散发折算系数 0.6 1.3 WM 张力水蓄水容量 0.1 0.8 B 张力水蓄水容量曲线方次 10 80 IMP 不透水面积比例 1 1.5 SM 表层土自由水蓄水容量 0.01 0.45 EX 自由水蓄水容量曲线方次 0.01 0.45 KI 壤中流出流系数 0.01 0.1 KG 地下水出流系数 0.15 0.2 CI 壤中流消退系数 0.7 1 CG 地下水消退系数 0.97 1 N 纳什单位线参数 0.5 12 NK 纳什单位线参数 0.8 25 表1. 新安江模型参数分类及其物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