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2. 湖南绅士创办时务学堂的动因与文化之争的时代背景 湖南维新派的学习西方首先是从器物文化开始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大多数湖南绅士看来是中国“技不如人”，而不是整个政治体制出了问题，最多是文化教育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必须作有利于挽救时局的改革。只有少数激进维新派已经看到了中国制度文化也有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地方，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问题，这种看法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加深，但在最初他们还是把着力点放在转移人们的文化观念方面，毕竟一种新思想、新文化的植入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因此，选择从器物文化入手更容易为湖南士人阶层所接受。谭嗣同在《上江标学院》书中说得很明确，“为今日湖南计，非开矿无以裕商源，非制器无以饬军政，而开矿、制器诸事，随在与算学相资，故兴算一节，非当世之远模，抑亦湘省之亟务”( [ 1 ] ， p. 182)。他的这一看法与湖南地方官吏陈宝箴，江标等人不谋而合。甲午战争前后，湖南天灾人祸不断，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立有殊勋的湘军将领家族手中。连年的反洋教、拒洋务，更是社会动荡不安，水旱灾害，使湖南粮价飞涨，战后赔款，湖南每年要负担70万两，湖南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而要举行新政，更是处处需款，因此，开辟财源就成了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当务之急。他首先推行的新政措施就是兴办近代工商实业，他的这一措施获得了湖南绅士的广泛支持。湖南绅士刘镇、张通典、邹代钧、朱昌琳等积极投身于湖南的矿业建设；谭嗣同、熊希龄、王先谦、蒋德钧等绅士则投身于内河航运业和争取粤汉铁路从湖南经过的活动；绅士王先谦、张祖同、熊希龄、刘国泰、杨巩等投资于近代的制造业。“由于外患的刺激，湖南官绅力图挽回利权、富国强兵，对兴办工商实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使素以仇视洋务出名的湖南风气渐开”( [ 2 ] ， p. 79)。 近代企业的设立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湖南新式技术人才从哪里来。1896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股东蒋德钧向公司负责人王先谦、张祖同、熊希龄建议在公司下面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后由王先谦领衔上报湖南巡抚陈宝箴，获得批准，湖南时务学堂由此建立。 最初时务学堂办学的宗旨与当时的洋务学堂并无区别。陈宝箴在1897年9月公布的《为招考湖南时务学堂学生示》一文中强调：“查泰西各学，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辅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习熟，即由本部院考选数十名，支发川资，或咨送京师大学堂练习专门学问，考取文凭，或咨送外洋各国，分往水师、武备、化学、农学、矿学、商学、制造等学堂肄业，俟确有专长，即分别擢用。其上者宣力国家，进身不止一途；次者亦得派称[充]使馆翻译、随员，及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帮办；即有愿由正途出身者，且可作为生监，一体乡试。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矣”( [ 3 ] ， p. 1239)。从这里不难看出陈宝箴的办学目的依然是造就“以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人才，可见1897年上半年以前的湖南“维新事业”，还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文化范畴。陈宝箴、江标还没有具备推进政治变革的文化心理，直到1897年下半年黄遵宪、徐仁铸、梁启超等人相继进入湖南之后，才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引入湖南，湖南的维新运动才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始向制度文化的方向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如《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一文中所言：“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指1897年夏天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羽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 [ 4 ] ， p. 164)。可见，时务学堂是在器物文化变革的声浪中诞生的，是在洋务派绅士所认可的范围内安静的降临，尚带着浓重的洋务学堂的气息，如果不是素有民权思想的梁启超前来主持时务学堂，在课堂上暗中灌输民权、平等学说，它就不可能发出那样耀眼的政治光芒，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 时务学堂最初的动议创设是作为湖南实业事功发展的附属部分而出现的，这必然会局限它的发展，何况王先谦等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绅士抱定的看法为现今当务之急是“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这可能是激进维新派熊希龄所不满意的事情，因此，他建议将制造公司中的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分开。商议结果为：由汤聘珍主持轮船公司，后又推张祖同专办；王先谦负责宝善成公司；熊希龄独办时务学堂。 熊希龄独办时务学堂后，就取消了把时务学堂办成工艺学堂的打算，在征得陈宝箴及部分官绅同意后，决心办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学堂。于是，邀请激进维新派谭嗣同、“染明治新政，主变从西法”( [ 5 ] ， p. 410)的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是湖南官员中唯一亲身到过日本、欧、美等国，眼见最开阔，思想最新的人，当时湖南官绅一致认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非达人时贤，且学贯中西者不足以孚众望”( [ 6 ] ， p. 75)。黄遵宪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得到了湖南官绅的一致赞同。 湖南时务学堂于 1897 年 9 月 24 日 正式招生，报考人数多达4000人，但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0名，比原计划录取60名还差20人。时务学堂在它易名之前，总共招收了3批学生，第2批招生于 1898 年 3 月 22 日 ，共录取内课生(兼学中西文的学生) 30名，外课生(专学中文不学西文的学生) 18名，附课生(成绩教差、年龄较大的学生) 7名；第3批招生于1898年5月，共录取内课生46名，外课生52名，备送北洋生10名。时务学堂3期合内、外、附课诸生共计203名，住堂肄业者为116人( [ 6 ] ， p. 85)。基本上都是年纪较小，拥有低级科举功名，可堪造就的人才。 由于《时务报》负责人汪康年不愿意放梁启超、李维格等人入湘，后经湖南官绅的多方交涉，梁启超、李维格于1897年11月14日到达长沙，同来的还有梁启超聘请的中文分教习韩文举与叶觉迈，李文格聘请的西文分教习王史。梁启超因为主张维新变法，又以主编《时务报》而名盛一时，因而，他们受到了湖南官绅的热烈欢迎，或宴请，或邀游岳麓山，“宾客盈门，款待尤渥”。就连王先谦也放下了大名士的架子，与张祖同“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 [ 7 ] ， p. 73)。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梁启超等人入湘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湖南之士气，为变法维新提供一个试验基地和变法样板。早在北京强学会遭封闭后，梁启超就有赴湖南开一片新天地的想法。1896年4月2日，他写信给汪康年，认为湖南居于天下的中心，而且士气旺盛，民气可用，又有思想开放、敢作敢为的陈宝箴在这里担任巡抚，是个有所作为的地方，这可能是上天不想灭亡中国的好兆头吧。并说如果汪康年的《时务报》不能顺利创刊，他就不能再等，只好舍痛割爱，转赴湖南，投奔陈宝箴，希望汪康年能利用与陈三立、邹代钧的关系，帮其从中介绍( [ 8 ] ， pp. 1831-1832)。他在上海时就对入湘办学宗旨有过规划，并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商议出四种办法：“一渐进法；二激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主，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启超主张采用第二、第四两种办法。康有为“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 [ 9 ] ， p. 88)。因此，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后，就按照他原定的办学宗旨，对时务学堂的教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时务学堂的教学活动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教师讲授，二是学生作札记、教师批答，三是师生讨论(问答)。全部教学活动的核心在于，从政学至上的观点出发，借助《春秋》、《孟子》等儒家经典，发挥西方的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向学生灌输政治激进主义，为变法维新、改良政治创造条件( [ 10 ] ， p. 103)。他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里，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其办学宗旨。他制定的“学约十章”：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治世，十曰传教。这些条目，从形式上来看，与传统的儒家教育好象没有什么两样，仍旧把“内圣外王”的个人修身功夫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企望通过个人自我的内心修炼，达到符合圣人的人格规范，再以“内圣”开出“外王”，培养出合乎时代要求、为国建功的人才。但在实际上是在继承儒家思想精华的同时，更多的强调了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无疑是对“康学”的继承和发挥，是与今文经学、变法维新密切相关的。很显然，梁启超是想借助传统文化的外衣，来宣传他所醉心的民权革命学说，培养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的变法人才，这就是其用意所在。 梁启超早在《时务报》任主笔时，就曾经有意识地宣传过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但是因为与张之洞和《时务报》创建诸人早有约定，不敢在报上发表有损于朝廷的过激言论，因此梁启超在宣传其师的政治主张上，还不敢大张旗鼓，显得比较隐晦和克制。但是，到了时务学堂，他就象放飞的鸟儿，没有了约束，故而敢于放言高论，毫无顾忌。梁启超在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的时候，就提出“推孔教以仁万国”( [ 11 ] ， p. 24)，有意鼓吹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把孔子作为维新变法的活标本，要人民加以效仿。在其所撰写的《读西学书法》中，梁启超更是要求学生深刻理解乃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真正含义，强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教主，孔子改定的儒家六经是历朝历代治国兴邦的经典著作，东汉以来所畅行的所谓古文经学并不是儒家的正宗，而是刘歆的伪造，东汉以来以训诂名物为基本特征而至乾嘉时代鼎盛一时的所谓汉学也并不是儒学正统，而是儒学的变异与无聊。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三代以后中国君权日尊，民权日衰，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而导致这一恶果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凡此种种激烈言论，势必与正统学说发生冲突，开启新旧势力之间的争论”( [ 12 ] ， p. 672)。 时务学堂中最为激进、最有争议的观点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学生所作的读书札记和教师的批语之中。梁启超启发式的演讲和“笔锋常带感情”具有异端倾向的文章，深深的激荡着学生们的思想，学生们在打开了西学门径之后，看到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心中的澎湃之情不言自明，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跃然纸上，因此学生的札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激烈的异端倾向。而梁启超的批语更强化了这种情感意识，引导着学生对自由、民权、平等的深思。梁启超就曾在学生提及民权学说的札记中借题发挥，将《春秋》大同之说比拟于西方的民权思想，并且声称如果汇集六经中有关民权的文字，那一定是浩如瀚海，他强调君主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是“孔子绝大精义”，臣民也有自主之权，这是平等的真谛。他认为应以《孟子》为宗旨，以泰西为楷模，救民患，重民权，达民隐，开民智，做到“上下有议院，君民有国会，官商有公司”( [ 10 ] ， p. 127)；对于学生们札记中提到的议院、西法，梁启超也大加赞赏。在他看来，西人所实行的“一切更张制度”，中国的圣人早就说得很详细，想得很周到了。“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再如公法，“公法之源，惟理与例。愚以为《春秋》之旨，亦不外此理例二字。”再如弭兵，“此孟子半生精力，一片苦心，处处有民胞物与之怀，欲以王道救中国，且欲以王道救地球也。”而“美国瑞士，便是不言兵而国自强”( [ 10 ] ， pp. 135-136)。他认为议院思想中国虽古已有之，但没有从思想转化为现实，那是因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时间太长，扼杀了其成长的生机；梁启超对于学生札记中提到的废除跪拜式的旧礼仪问题也深表赞同，强调如果不先废除跪拜礼仪，君主端拱于上，群臣俯首于下，就没有平等议事的可能，维新变法也就无从说起，这不仅会令外国人耻笑，更无法建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政治体制；对于学生们札记中提到的象征改朝换代的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敏感问题时，梁启超也是直抒己见，毫不回避，声称“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生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 13 ] ， p. 549)；他进而指出政教是国家强大，种族兴盛，人民幸福的关键。国家可以易姓改号，种族可以进种改良，但和平、博爱的儒教精神不能中绝。相反，儒教就是要以这种精神征服世界，达到大同的理想境界。要解救国民的现实苦难，也需要从政教入手，为此可以不惜牺牲保国的目标——推翻满清统治。 梁启超之所以在时务学堂的教育中，煞费苦心的披上儒学的外衣，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中找寻改革的依据，把西方的先进制度附会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既是中国冷酷的现实政治所逼，又是岭南文人飘逸浪漫的个性和富于想象的乌托邦理想的体现。梁启超等人知道，在儒家文化被强烈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不可能离开孔孟之道奢谈任何改革，而只有将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因子和现实的变革措施联系起来，才能为变法维新争取合法地位，不至于有“离经叛道”之讥乃至革职杀身之祸。岭南知识分子的“思想又总是溢出或突破现实划定的可能性极限，飘游于玄思冥想的乌托邦之域”( [ 14 ] ， p. 217)，作为岭南知识分子的梁启超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面前，“烂漫”而富有人文哲思的梁启超，不仅仅承受着亡国灭种的痛苦，更有一种书生救国的强大精神压力。作为一个剧变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敏锐地觉察到儒教价值观念所受到的根本冲击，在滚滚而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面前，传统的儒学文化有些力不从心，穷于应付，从而产生一种“文化认同危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为济世救民，必须通权达变，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目的，使得梁启超既不沉溺于儒家文化昔日的辉煌，在回忆先人的丰功伟业中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胶着于国家、百姓的眼前得失，更不考虑个人的生死荣辱，而是执着于中西文化的综合、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梁启超许多言论的字面上看，他是要唤醒整个国民的纯粹良知与道德心，实则其目的在于培养出一个道德高尚的知识阶层作为改革的生力军( [ 14 ] ， p. 260)。所以，他对时务学堂倾注了极大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