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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动机抑郁个体情绪偏向及其对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3.1. 情绪偏向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情绪偏向是指个体渴望达到的情绪状态，即情绪调节目标(Tamir， 2009)，情绪调节的目的就是获得个体偏向的情绪状态(Gross， 2015; Mauss & Tamir， 2014; Tamir， 2016)。Tamir (2016)提出的情绪调节工具模型认为个体的情绪偏向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Millgram和Sheppes等人(2019)通过指导被试提高或降低消极情绪来操作情绪偏向，并且随后测量被试是否选择了反刍和分心的调节策略。结果显示当被要求提高消极情绪时，被试大多会选择使用反刍的调节策略，而在被要求提高消极情绪时，被试往往会选择使用分心的调节策略。 3.2. 动机对抑郁个体情绪偏向的影响 情绪调节工具模型认为个体进行情绪调节是为了达到偏向的情绪状态，是受到动机的影响，不同的动机会使个体产生不同的情绪偏向，进而影响个体采用何种情绪调节策略，即消极情绪偏向会使个体更多的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和更少的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解策略。该模型将个体进行情绪调节的动机分为两类，即享乐动机和工具动机。 追求享乐动机的个体通过增加即时快乐，来最大化快乐和最小化痛苦，从而获得情绪调节的直接益处，一旦获得偏向的情绪状态，享乐动机就得到了满足。但个体的行为并不只是以当下的快乐或痛苦为导向的，还取决于未来的目标情绪状态。当个体希望通过特定行为实现某种目标，进而达到偏向的情绪状态时，就会产生工具动机。工具动机旨在寻求未来快乐的最大化，获得情绪调节的潜在益处，这种动机会在获得期望的情绪状态后得到满足，包含行为动机、认知动机、社会动机、幸福动机以及额外动机。接下来，本文将从享乐动机和工具动机的角度，来解释抑郁症个体情绪偏向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3.2.1. 享乐动机对抑郁个体情绪偏向的影响 享乐动机包括正享乐动机(Prohedonic)和负享乐动机(Contrahedonic)。正享乐动机旨在直接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以促进整体的快乐平衡。有研究表明个体最常报告的情绪调节行为是增加愉快的情绪或减少不愉快的情绪(Gross， Richards， & John， 2006; Riediger et al.， 2009)。 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个体可能会减少即时快乐或增加即时痛苦，这就是负享乐动机。在情绪调节过程中，个体可能认为相对于更剧烈的疼痛，不太剧烈的疼痛可能是愉快的。因此，人们可能会更有动机去体验不太强烈的疼痛(Fredrickson， 2000)。研究表明，患有广泛性焦虑症的个体通常会保持焦虑，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他们避免更糟糕的恐惧体验(Borkovec， Alcaine， & Behar， 2004)。抑郁个体可能为了避免因情绪波动的落差而产生更大的痛苦，而选择更少的去体验积极情绪，并继续维持消极情绪，即使维持消极情绪一样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痛苦体验。 3.2.2. 工具动机对抑郁个体情绪偏向的影响 个体的行为并不总是面向即时的快乐或痛苦，很多时候是面向未来的最大化快乐和最小化痛苦(Higgins， 2011)。工具动机旨在未来获得所期望的情绪状态，包括行为动机、认知动机、社会动机、幸福动机和额外动机。 1) 行为动机对抑郁个体情绪偏向的影响 抑郁个体的情绪行为动机表现为通过采用一些下调积极情绪的策略，来维持较低的积极情绪水平，以防止情绪失控。个体可以通过调节情绪来塑造和调节相应的认知和行为，进而优化自己的表现(Forbes， 2011; Higgins， 2011)，而抑郁个体通常认为自己很难维持积极情绪，也不会从积极情绪中获益，当抑郁个体体验到积极情绪时，认为自己可能会在这种频率较低、不熟悉的情绪状态中失去行为控制，从而对此产生恐惧感，因此会试图减少对积极情绪的体验，避免因体验积极情绪而产生行为失控，进而保证自己行为表现的稳定。这种情况在其他情绪障碍疾病中也同样存在，例如Goldstein和Chambless (1978)提出的“对恐惧的恐惧”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对恐惧的恐惧在惊恐障碍的病理学原因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个体对焦虑体验和在强烈的焦虑状态中可能失去控制的情况存在恐惧。所以被诊断为惊恐障碍的个体会寻求避免高焦虑水平和相应的生理激活状态。因此，患有重度抑郁的个体同样会希望减少对积极情绪的体验，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在积极情绪状态中可能会失控。 2) 认知动机对抑郁个体情绪偏向的影响 患有重度抑郁的个体可能会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慢性悲伤和悲观思想是其自我意识的核心，并可能因此来寻求相应的情绪体验。与自我提升相同，自我验证也可以成为个体调节自身情绪的动机，自我评价较低的个体会更少的改变消极情绪状态(Wood et al.， 2009)，并且更可能去寻求消极情绪状态，因为这更符合他们的日常情绪状态(Ford & Tamir， 2014)。Curland等人(2020)通过网络的形式对227名有抑郁症状的个体进行干预调查，以了解抑郁症患者试图改善或不去改善自己情绪状态的原因，被试采用自由回答的方式报告是否选择尝试改变现状的原因和顾虑。调查结果显示抑郁身份(Depressed Identity)是阻碍抑郁个体尝试改善自身情绪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个体会认为慢性的和/或长期的悲伤状态是他们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因此更偏向于保持消极情绪状态，并且更少去体验积极情绪。 3) 社会动机对抑郁个体情绪偏向的影响 社会动机是指人们可能会为获得某种期望的社会利益而被激励去体验某种特定的情绪状态(Fischer et al.， 2004)。有研究表明个体在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时，会更倾向于寻求和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因为人们认为积极的人更具社会吸引力，更易于建立新的和(或)良好的社会关系(Diener， Wolsic， & Fujita， 1995)。 有研究发现，相较于正常个体，有抑郁倾向的个体会表现出更低的奖赏反应性和更高的拒绝敏感性(Goldstein et al.， 2020; De Rubeis et al.， 2017)。这种高拒绝敏感性高会使个体在面对潜在的拒绝时会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且对积极情绪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Leng， Qian， & Zhu， 2018; Setterfield et al.， 2016)。特别是在社会领域，这种低反应性和高拒绝性可能会使个体更少的去主动寻求和享受社交活动(Pegg， Arfer， & Kujawa， 2021)。Curland等人(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回避责任(Avoiding Responsibilities)也是抑郁个体不愿去尝试改善自身情绪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回避责任被定义为不想参加活动或者希望远离人群，其代表性的想法是“我可以用抑郁来与别人保持距离或当作借口”。因此在社交动机驱动的情绪偏向方面，相较于正常个体，抑郁症个体可能会更倾向于保持消极情绪状态，而不是去努力寻求积极情绪状态。 3.2.3. 额外动机对抑郁个体情绪偏向的影响 除了特定的目标动机，其他可以影响自我调节系统的变化和稳定的过程同样可以驱动情绪调节，例如惯性和习惯化。正如牛顿在第一运动定律中所定义的那样，惯性包括对变化的阻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保持当前的状态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这种状态，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做出改变这种状态所需的努力。在情绪领域，这意味着无论当前的情感状态是可取的还是不可取的，人们可能仅仅因为抵触改变而保持某种情感状态(Kuppens， Allen， & Sheeber， 2010)，即抑郁个体可能仅仅是熟悉和习惯消极情绪状态，而不愿去寻求和体验积极情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