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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刻板印象是指某个社会群体与特定的属性、特征和行为之间的联系(Elena， Rosa， Bruce， & Juan， 2013)。根据意识参与刻板激活的程度，将其分为内隐刻板印象和外显刻板印象(Greenwald & Banaji， 1995; Nowicki & Lopata， 2017)。外显刻板印象很容易理解和表达，其加工过程是意识层面，通常通过自我报告、纸笔或面试形式进行评估。内隐刻板难以用语言表达，其加工过程在无意识层面，一般通过序列启动任务、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Go/Nogo任务等间接性的方式进行评估。传统观点认为内隐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是快速、有效的、不可避免的，不依赖意识的(Bargh， 1999; Devine， 1989)。基于内隐、外显刻板印象记忆机制差异角度，多重记忆系统模型认为内隐刻板印象拥有独立的记忆形态，具有自动激活且无须意识努力的特点(Tulving， 1985; Ward， 2013；贾磊，祝书荣，张常洁，&张庆林，2016)。而且，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内隐刻板记忆在信息提取、存储机制与外显刻板记忆存有明显差异(Binder & Desai， 2011)。基于以上研究，很容易将内隐刻板与意识完全对立。但是，多重记忆系统模型只是从语义记忆机制的角度解释刻板印象与意识关系，忽视了内隐刻板认知加工的作用。一些研究发现内隐刻板印象加工需要意识控制参与。具体来说，研究发现动机(Sinclair & Kunda， 1999; Fitzgerald， Martin， Berner， & Hurst， 2019)、目标(Monteith et al.， 2002; Moskowitz & Li， 2011)、策略(连淑芳&杨治良，2007)、注意力焦点(贾磊，祝书荣，张常洁，&张庆林，2016)等自上而下的意识控制会减弱、抑制或消除内隐刻板印象。所以，内隐刻板印象的认知加工与意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Bartholow et al. (2006)等人发现内隐刻板冲突控制是依赖于认知控制的，他们通过酒精摄入损害认知控制以达到排除认知控制的目的，对比饮酒组和控制组在启动go/nogo任务的中的表现，只在控制组中发现对刻板冲突的控制，说明对刻板冲突控制是依赖于认知控制的。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中启动刺激是可见的，并没有将意识和无意识条件分离开来，无法说明内隐刻板冲突控制在无意识条件下是否存在。基于以上研究，当前实验将启动刺激的呈现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种条件，就内隐刻板印象的冲突控制是否独立于意识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以下将对刻板冲突适应机制进行介绍。 内隐刻板印象常常使用序列启动任务进行研究(Kidder， White， Hinojos， Sandoval， & Crites， 2017; Wittenbrink， Judd， & Park， 1997)。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相匹配的情况被称作一致试次(congruent，C试次)，两者不匹配的情况被称作不一致试次(incongruent，I试次)。I试次较C试次的反应时(reaction times， RT)更长的现象定义为冲突效应。而且，先前经历的冲突经历会使得当前的冲突得到更好的解决(Botvinick et al.， 2004; Larson & Clayson， 2011; Fröber， Stürmer， Frömer， & Dreisbach， 2017)，即冲突适应效应(conflict adaptation effect)。冲突适应效应可通过控制实验组块间C和I试次的比例来实现，被试积累一定经验后对不同冲突比例组块产生持续的反应预期并自动调整控制策略以优化对大多数一致(mostlycongruent， MC)试次或大多数不一致(mostly incongruent， MI)试次的加工，也就是比例一致性效应(Logan， Zbrodoff， & Williamson， 1984; Panadero， Castellanos， & Tudela， 2015)。实验组块的I试次的比例越大，冲突适应效应越小；反之，冲突适应效应越大(West & Baylis， 1998; Schmidt， 2017)。统计上表现为冲突比例类型与一致性类型的交互显著(MC(I-C) > MI(I-C))。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为冲突控制研究提供高时间分辨率的电生理学证据。前人研究发现，Stroop任务的冲突控制主要涉及N450和SP两种脑电成分。大脑中前区的N450对当前任务中的冲突效应敏感(Larson， Clayson， & Clawson， 2014; Wang， Ulbert， Schomer， Marinkovic， & Halgren， 2005)，表现为I试次较C试次更负，对冲突有检测的作用(Suárez-Pellicioni， Núñez-Peña， & Colomé， 2014; Wang et al.， 2005)。随着I试次出现频率的增加，N450波幅的一致性效应减小(Larson et al.， 2014)。大脑中顶区的SP对先前任务的冲突效应敏感(Larson， Kaufman， & Perlstein， 2009)，冲突程度增加时，其波幅更大，扮演着冲突解决的角色(Lansbergen， Hell， & Kenemans， 2007；唐丹丹&陈安涛，2012)。冲突监测理论将冲突控制分为冲突监测和冲突解决两个加工阶段，其神经机制由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和背外侧前额叶(dorsal lateral prefronal cortex， DLPFC)组成。当先前冲突出现时，负责监测冲突的ACC将监测到的冲突传递给DLPFC，DLPFC调用更多认知资源对当前冲突进行自上而下的调节使之能被优化解决(Nick， Botvinick， & Cohen， 2004; Schmidt， 2017)。 启动任务的无意识条件可通过掩蔽操纵，掩蔽刺激可通过与启动刺激在空间和极短时间上的接连呈现来消除启动刺激的主观可见性。目前主要使用遮掩启动范式来研究意识和无意识条件下冲突控制，尽管如此，不同的实验设计和刺激呈现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Kunde (2003)认为只有在启动刺激被察觉时冲突效应才会减小，也就是说，对冲突的控制需要意识参与。但他们研究中两种意识条件启动刺激到目标刺激的持续时间(Stimulus-Onset Asynchronies， SOA)的设置不同，而SOA对启动效应的出现有决定性的影响(Chen & Spence， 2017; Klauer， Rossnagel， & Musch， 1997)，所以其结果不具有说服力。再者，当刺激数量有限时，可能会导致特定启动-目标组合与组块间一致性相混淆(Blais & Bunge， 2010; Bugg & Crump， 2012)。比如，如果在stroop中使用四种颜色词，每一种刺激物以75%的频率与相同色块出现，形成75%的大多数一致。被试可以依赖于项目特定的偶然性学习，预测启动刺激后的反应。在特定项目的基础上调整反应的行为不属于全局的、持续的反应控制策略，为了排除这种项目–特定的偶然学习(item-specific contingency learning)，可以扩大刺激集，并使所有的启动–目标刺激组合以出现频率呈现。所以，精细的实验设计对排除混淆因子的干扰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内隐刻板的冲突控制是否需要意识参与。实验采用掩蔽启动范式。通过在启动刺激前后呈现遮掩刺激操纵无意识条件。若内隐刻板的冲突控制需要意识参与，则仅在意识条件出现比例一致效应，即MC组块的RT(I-C)显著大于MI组块的RT(I-C)，MC组块的I和C试次N450波幅差异也显著大于MI组块的I和C试次N450波幅差异。若内隐刻板的冲突控制不需要意识参与，则在意识和无意识条件下的行为和脑电上均出现比例一致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