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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与网络欺凌行为和受害有关的风险因素 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s)是理解欺凌和网络欺凌如何产生的概念框架。它侧重于研究个体的个性特征如何与环境或系统相互作用，以促进或防止欺凌、受害和犯罪的发生(Bronfenbrenner， 1977; Espelage， 2012; Hong & Espelage， 2012)。该框架包括个人、同辈、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 3.1. 个体因素 3.1.1. 性别 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研究中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非常多，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对于男性和女性参与网络欺凌是否有差异仍存在分歧(Kowalski et al.， 2014)。一些研究发现在网络欺凌的发生率或受害率方面，女性和男性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Hinduja & Patchin， 2008; Slonje & Smith， 2008; Smith et al.， 2008; Ybarra & Mitchell， 2004a)。但另一些研究报告了网络欺凌行为的性别差异。例如，Wong等(2014)在一份来自香港的青少年样本中发现，参与某种形式的网络欺凌行为的男性多于女性。其他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实施网络欺凌，但女性更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Sourander et al.， 201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性别差异取决于网络欺凌发生的方式，例如，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成为电子邮件攻击的目标，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被短信欺凌(Slonje & Smith， 2008; Juvonen & Gross， 2008; Smith et al.， 2008)。 3.1.2. 年龄 与性别问题一样，年龄研究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与传统欺凌类似，网络欺凌在青少年中非常普遍。有研究发现网络欺凌在五年级后增加，在八年级时达到顶峰(Williams & Guerra， 2007)。然而，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年龄差异取决于网络欺凌发生的方式。具体地说，Smith等(2008)观察到，短信、图片和即时通讯欺凌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没有显著差异。此外，网络欺凌在成年人中也很常见(Balakrishnan， 2015)。一项研究发现，在高中时遭受网络欺凌的人在大学时也极有可能成为受害者(Zalaquett & Chatters， 2014)。Balakrishnan (2015)对马来西亚17~30岁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39.7%的被调查者在过去的6个月里曾遭受网络欺凌。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联合会(AMWU)随机抽取的成员样本中，存在通过电子手段(尤其是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欺凌的现象(Askew et al.， 2012)。 3.1.3. 心理因素 与网络欺凌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共情，自恋，自尊，抑郁以及焦虑等。Renati，Berrone和Zanetti (2012)研究发现低水平的共情与更严重的网络欺凌行为相关。同样地，Brewer和Kerlaske (2015)发现网络欺凌行为与高中生低水平的共情显著相关。其他研究人员区分了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并指出，认知共情水平越低，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预测能力就越强，而情感共情则相反(Baldry et al.， 2015; Del Rey， Lazuras et al.， 2016)，但低情感共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Del Rey， Lazuras et al.， 2016)。Ang和Goh (2010)对396名新加坡青少年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无论男女，认知共情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在网络欺凌中的得分高于认知共情水平较高的青少年。Peterson和Densley (2017)在一份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关于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研究的综述中指出，低共情是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Kowalski等人(2014)发现自恋与网络欺凌行为有关，其核心特征是利用他人谋取私利；Chen等(2016)表明，自恋是造成青少年网络欺凌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此外，研究人员发现抑郁、焦虑和自尊也与网络欺凌受害者有关。Kowalski和Limber (2013)发现实施网络欺凌并成为其受害者的人在抑郁和焦虑方面的得分更高，在自尊方面的得分更低，这可能是那些参与网络欺凌的人学习成绩较差的原因。并且，与没有参与网络欺凌的青少年相比，网络欺凌者对学校的承诺更低，更不喜欢学校，成绩也更低(Kowalski & Limber， 2013)。一项针对捷克中学生的研究表明，与受害者和没有参与网络欺凌的学生相比，网络欺凌者的自尊水平较低(Bayraktar et al.， 2015)。Chen等(2016)也发现高自尊与网络欺凌行为负相关。 网络欺凌的经历也与不良的心理功能有关(Wong et al.， 2014)。例如，Fletcher等人(2014) 发现，网络欺凌者虽然在与同龄人的社会交往中没有困难，但心理问题更多，生活质量更差。Bauman等人(2013)将自杀与网络欺凌事件的直接后果联系起来。一项针对10~25岁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研究发现，在网络欺凌事件后，3%的受访者有自杀想法，2%的受访者有自残行为(Price & Dalgleish， 2010)。研究人员认为，人们缺乏对欺凌者自身行为的理解，以至于他们可能参与了一种网络欺凌行为，这种行为迅速升级，成为一个比他们预期更大的问题。这些人参与网络欺凌，同时也是网络受害者。与传统的欺凌者/受害者相似，这一亚群体的心理负面影响更大(Kowalski et al.， 2012)。 3.1.4. 价值观 参与者对欺凌行为的道德认同和他们不仅参与网络欺凌而且也参与身体和言语欺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Williams & Guerra， 2007)。Walrave和Heirman (2011)观察到，长期使用网络欺凌的个体倾向于将其行为对他人的影响降到最低。与其他类型的攻击行为一样，欺凌者可能会进行道德脱离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将自己的攻击行为重新定义为在意图上更善意，在后果上更无害，或者是由受害者应受谴责的行为引起的(Kowalski et al.， 2014)。以往关于传统欺凌的研究发现，欺凌者比受害者或没有参与欺凌的人更有可能进行道德脱离(Menesini et al.， 200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个体有脱离道德的倾向，人们会认为他们更有可能实施网络欺凌。 Bauman (2010)对Bandura (1986)的社会背景下的道德脱离进行定位扩展时，指出青年社会化的技术世界可能是一个促进道德脱离的社会环境(第808页)。有学者发现，道德脱离能够积极地预测网络欺凌的发生(Pornari & Wood， 2010)。高水平的道德脱离增加了参与者报告参与网络欺凌的可能性，而高水平的敌对归因偏见增加了成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Almeida等(2012)发现，道德正当性与网络欺凌行为有关，但只在7至9年级的青少年中存在。 3.2. 同伴因素 除个体因素外，同伴因素也与青少年网络欺凌受害风险相关。Twyman，Taylor和Comaux (2010)发现，之前遭受过同龄人伤害的儿童更有可能参与网络欺凌。有研究发现，较低的同伴支持与较高的网络欺凌受害率相关(Espelage et al.， 2012; Ybarra & Mitchell， 2004a)。认为自己没有同伴支持的年轻人比有同伴支持的年轻人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Fridh et al.， 2015)。一项包含中学生在内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更大的社会孤立是网络欺凌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Baldry et al.， 2015)。总的来说，网络欺凌更有可能发生在同龄人也参与了网络欺凌的实施，这种影响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有记载(Burton， Florell， & Wygant， 2013; Hinduja & Patchin， 2007; Peterson & Densley， 2017)。 3.3. 家庭因素 与网络欺凌研究有关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的监督和支持。虽然网络欺凌主要发生在家中，但父母往往被排斥在子女的许多网络活动之外，子女很少告诉父母他们参与了网络欺凌(Mishina， Saini， & Solomon， 2009; Subrahmanyam & Greenfield， 2008)。因此，父母通常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参与了网络欺凌(Dehue， Bolman， & Vollink， 2008)。然而，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有很强的影响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使青少年不参与越轨活动(Hinduja & Patchin， 2013)。大量研究表明，与不参与网络欺凌的儿童相比，作为欺凌者或受害者参与网络欺凌的儿童受到的家长监督和支持有限(Low & Espelage， 2013; Fanti， Demetriou & Hawa， 2012; Wade & Beran， 2011; Wang， Iannotti & Nansel， 2009; Ybarra & Mitchell， 2004b)。一项在美国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样本研究中发现，父母的低支持与网络欺凌的实施有关(Wang， Iannotti， & Nansel， 2009)。此外，有研究发现网络欺凌受害者与他们父母的联系程度较低，父母对互联网活动的监督程度也较低(Kowalski et al.， 2014; Ybarra & Mitchell， 2004a)。Low和Espelage (2013)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父母监督程度越低，网络欺凌的比例就越高。 3.4. 学校和社会因素 虽然网络欺凌本质上是一种网络现象，但学校文化可以影响网络欺凌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率(Monks et al.， 2016)。较低的教师支持和缺乏明确的反网络欺凌规则的学校更容易发生网络欺凌(Baldry et al.， 2015)。学生对学校安全的认知也与网络欺凌行为有关。学生在学校里感到越安全，他们就越不容易受到网络欺凌(Baldry et al.， 2015; Bottino et al.， 2015)。学生自身对学校的归属感也会对网络欺凌的实施产生影响。学校归属感低的人更容易受到网络欺凌(Baldry et al.， 2015)，而学校归属感高的人更不容易受到网络欺凌(Chen et al.， 2016)。总体而言，消极的校园氛围是从小学到大学发生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Guo， 2016; Souza et al.， 2017)。 对于已就业的成年人来说，工作场所的压力会导致网络欺凌的实施(Vranjes et al.， 2017)。虽然目前对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工作场所的网络欺凌问题仍然探索较少(Giumetti et al.， 2012; McCarthy，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