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3.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随着“全球结社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社会组织的兴起源于政府和市场失灵，政府高额财政赤字和难以满足差异化的公民需求。由于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会出现普遍的“搭便车”现象。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成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 在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强调上，主要集中在强调社会组织对民主转型、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促进公民间的结社和公共精神的产生，有利于民主政治中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托克维尔和帕特南，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没有权利和志趣为目的进行结社，他们的独立将遭受到威胁，若没有日常结社的习惯，文明本身要受到威胁 2 。帕特南对意大利民主制度绩效长达数十年研究，得出公民结社传统是促进制度绩效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养成公民间的合作和团结的习惯，从而产生公共精神，提升社会责任感，生成社会资本 3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关于城市社区草根组织的研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总体上仍较少。从既有研究上来看，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上可以从草根组织重要性、发展困境和出路、个案观察中的策略研究和自主性发展问题四个方面，这些研究兼具规范研究和个案观察，特别是个案的探讨对城市社区草根组织的日常实践进行了更具体地分析和讨论。如有学者对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社区门自管会这个城市的草根组织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这正是因为门栋自管会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和民意表达的作用，有效改善社区治理的绩效，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由科层制向多元网络结构转型的过程 [ 20 ]。 社区草根组织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和生长是真正有利的，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看，社区公共空间不仅只是单单的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而且是独立于公共部门和市场外的广泛公众参与，而社区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中的各种社会组织，通过联合社区中的分散居民，使社区中的组织形态、公共权力结构得以改变 [ 21 ]，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基层治理秩序。草根组织作为城市居民社区群体自发性的一种组织表现形式，象征着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共治共享的愿望和能力不断加强，这些草根组织对于在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反映居民利益和需求，维护和实现着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 社区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 城市社区草根组织作为扎根于城市社区的社会性组织，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政府的外部支持和城市社区居民内部的积极组织成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往往会因为外部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内部因掣肘素的影响，陷入种种发展的困境中。因此，一些学者对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相应的解决措施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组织内部困境和外部困境两个类型。 草根组织内部的失灵造成了组织困境，由于管理理念落后，管理制度不规范，发展基础薄弱，居民参与意识不强，监督机制欠缺等原因，导致社区草根组织定位不准，资金短缺，人才缺少，信任不足等一系列困境，从而导致草根组织处于失灵状态，既需要政府加强社会组织的外部责任，又需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内部责任，优化内部管理的运行机制，从而解决城市社区的草根组织失灵问题 [ 22 ]。同时，管理理念的滞后，缺乏专业性指导，也导致了社区草根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类似地，管理制度和法律体制的缺陷，经费不足，志愿者参与人数不足，社区草根组织的内部管理程度低下，社区草根组织的管理水准不达标等，是限制草根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障碍。因此为突破进一步发展掣肘，应建立起有利于城市社区草根组织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的法律环境 [ 23 ]，同时要拓宽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建设的资金来源，寻求各种资金渠道，为草根组织提供资金保障和制度保障。 草根组织面临的外部困境主要是合法性和资源获取障碍。从“合法性机制”的规制性维度、规范性维度和认知性维度三个维度出发，学者分别对社区草根组织的合法性遭遇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认为从三个维度各自来看，由于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及社区草根组织自身存在的诸多限制或不足，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同时，由于三个维度之间彼此还存在着张力，进而诱发了新的合法性危机。法人资质是获取自主发展资源的重要渠道 [ 24 ]，主动的合法化、获取政府资源和扩大自主性成为草根组织普遍的选择 [ 25 ]，部分草根组织前期的组织建构和资源获取对政府产生依赖，这种依赖后期使草根组织容易被行政力量所俘获 [ 26 ]。 2.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 社会组织的形成方式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体制机制 [ 27 ]。草根组织在一定地缘关系内以居民需求和兴趣为动力产生的自下而上的自我服务型组织，具备微型化、非法人化与泛娱乐化特征区别于以合法性和专业性介入的社区社会组织，草根组织在社区空间中的自主性是由社区制度安排、社区经济和物质环境相互影响下的结果。社区多元行动者有着不同的利益与目标，在社区内形成了对立与冲突、合作与妥协的复杂关系，对它们行动的分析也就需要更多地考虑理性计算、策略选择、文化情感、社会网络等因素 [ 28 ]。草根组织的策略选择是围绕自主性发展需要展开的，大多数草根组织选择合作获取发展的途径，边缘性草根组织也许会采取不合作保持自身独立性 [ 29 ]。 在社区实践中，草根组织互动的主体主要是居委会、居民、物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其中主要互动主体是居委会和居民。身份地位和资源限制成为社区草根组织自主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合作被视为不同主体和级别组织的最佳行动策略，互惠成为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条件，而对于这种合作互惠机制称为“互赖式治理结构”，即为一种基于利益相互依赖而形成的合作互惠治理机制 [ 30 ]。草根组织为了获取社会合法性必须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社会活动的开展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同意 [ 31 ]，社会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成为草根组织选择策略的基础，不同发展程度的草根组织在差异化的外部环境下选择不同的行动策略，从而构建出多元化的社区规则体系。 3. 草根组织的自主性问题 自主性包括组织的目标认同权，主营业务，人事安排，活动领域的自主性、活动地域的自主性、运作过程的自主性 [ 32 ]。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意味着该组织具有自己的管理能力，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行事，并能够决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方式。自主性包括组织目标的认同权、主营业务的人事安排、活动范围的自主权、活动范围的自主权、运营过程中的自主权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自主性分为三个部分：政治活动的自主性，志愿运动的自主性和管理的自主。其中，政治活动的自主性主要是在社区内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倡导政治行为等活动，对于提倡型社会组织来说，自主是其活动开展的关键特点；志愿活动的自主性主要是指社区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组织进行各种公益活动；而管理活动的自主性，主要指行为策略和技术水平的自主性，涉及到社会组织通过多种策略创造出的自主性。社会组织自主性意味着组织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来行事，自行决策自身目标以及决策方式 [ 33 ]。草根组织的自主性也同样是分为对外的行动自主和对内的规则自主方面，但这种自主性是与多主体进行互动后产生的特殊的自主性，其中资源交换以及环境因素塑造着草根组织的自主性。 社区草根组织在成长的不同时期面临着自主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早期的发展中需要自主性的扩展，主要是组织建构和资源获取等方面，在发展的后期面临着被社区居委会“控制”的风险，这个自主发展过程和合法化过程都是一种资源获取过程。王阳亮把中介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规则与秩序建构的过程总结为组织化与利益整合、政治精英与资源嵌入、规则与秩序的自主性三个方面的嵌入内容，得出组织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维度下的分析框架，包含了组织自我发展和嵌入发展的过程 [ 34 ]。双向嵌入模型中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分为三个互动层次，政府–社会组织的嵌入为政府购买服务产生和嵌入性监管产生的政治关系嵌入与政治结构嵌入，社会组织–社区嵌入性为“邻里嵌入”和“社区文化嵌入”，分别产生以“专业性”和“对话性”为主导的社区互动逻辑 [ 35 ]，包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产生的社会组织互动逻辑，草根组织在基层社区中的互动逻辑以社区为边界，存在地域性差异和嵌入层次的区别。不论是自主建构规则和行动，草根组织的发展方向在宏观上与政策环境、组织环境以及公民环境存在着重要联系，在组织发展上以资源获取不同形成不同的主体互动逻辑，由此产生不同的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