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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静态的研究取向 在自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倾向于将文化划分为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具有独立自主和个体主义的文化特点，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是这一文化类型的代表。而东亚文化则具有相互依存和集体主义的文化特点，如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是这一文化类型的代表。因此，研究者倾向于依据这种文化隶属性来进行自我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包含问卷调查、情境抽样等方法。 2.1.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研究自我文化差异的一种重要的方法，通常将同样或加以适当修订的问卷或量表等测量工具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研究对象加以施测，分析他们在同一心理构念上的异同。例如，自尊的文化差异是争论已久的问题。对自尊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展开的，测量工具使用最多的是Rosenberg自尊量表  (Rosenberg， 1965) ，以及Tafarodi等人(1995)编制的自我悦纳和自我能力二维量表，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自尊水平、来源和表现方式。将日本、中国、泰国的被试与美国的被试进行比较，发现具有集体主义文化隶属性的个体比个体主义文化隶属性的个体有较低的自尊水平(  Cai et al.， 2007 ;  Cai et al.， 2011 ;  Yamaguchi et al.， 2007 )，即使中国、朝鲜、日本等文化中的被试表现好于美国、加拿大西方文化中的被试，但后者报告他们的自我能力要高于前者(  Tafarodi & Swann， 1995 ;  Tafarodi et al.， 2011 )。但是在自尊的情感层面上东方文化下的个体并不比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消极  (Cai et al.， 2007) 。对53个国家的被试群体调查显示，虽然在控制了自我悦纳和性别之后，最具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比最具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个体报告显著较高的自我能力水平；但是控制了自我能力和性别后，最具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自我悦纳水平比最具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较低  (Schmitt & Allik， 2005) 。对马来西亚和英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比较研究也发现了这种自尊的文化权衡现象(cultural trade-off) (  Tafarodi， Lang， & Smith， 1999 ;  Tafarodi & Walters， 1999 )。 问卷调查的方法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由于文化标准和价值观等因素可能影响自我呈现的方式，问卷调查只能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某种心理现象在意识层面的表现，而内隐层面的表现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很难反映出来。如有研究发现，虽然在外显层面上，东方文化中人们的自尊水平低于西方文化中人们的自尊水平，但是东方文化中个体积极的自我评价却在内隐层面得以显现(  蔡华俭， 2003 ;  Yamaguchi et al.， 2007 ;  Kitayama & Uchida， 2003 )。研究者认为在具体情境中表达积极自我评价的可能性取决于三个因素：文化中主导的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标准，这一标准在当前情境中的凸显性，以及作出积极自我评价允许手段的可及性  (Kim， Chiu， Peng， Cai， & Tov， 2010) 。此外，跨文化比较必须满足构念等同，要求要考察的心理学构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相同的含义。使用相同的测量工具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进行测量要尤为注意这个问题。如，研究自尊的文化差异采用的Rosenberg 自尊量表，但是这一工具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编制的，而中西方文化背景中的自尊概念有很大的差异  (黄希庭，尹天子，2012) ，那么采用这个量表对中国人自尊进行的测量只能反映他们在这类量表上的反应，并不能测得中国人的自尊水平。 2.2. 情境抽样 情境抽样法基本的逻辑是通过激活一定的情境，相同的实验情境对不同文化中的个体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通过测量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的反应，进而揭示心理的文化差异。 情境抽样法在归因风格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如，给被试呈现图片，图片中一条鱼游在鱼群的前面，要求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被试群体对其行为作出归因。研究发现，西方人更倾向于做出人格特质归因，而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人更倾向于做出环境等外界因素归因。而且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更容易表现出自我服务归因偏差，他们更倾向于将好的结果归于内因，而将不好的结果归于外部因素  (Mezulis， Abramson， Hyde， & Hankin， 2004) ，而在某些亚洲文化中自我批评归因很普遍  (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 。在自我增强的研究中情境抽样方法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这类研究通常是创设一些成功或失败情境。对于成功、失败与自尊的关系，日本被试认为失败情境与他们的自尊有更大的关系，而美国被试认为成功的情境与他们的自尊关系更大，成功后他们的自尊变化更大  (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 。 2.3. 静态研究的缺陷 不同的文化有其主流的价值观，但是以文化隶属性为依托进行自我的文化效应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被试并不是被随机分配到某种文化中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文化群体中选取被试，让他们代表各自的文化，由于很多研究并没有对研究的被试群体进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独立型–互依型自我构念的直接测量，只是在研究前做出预设。而有研究者指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大和系统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不同文化的差异可能只是程度上的，并不是性质上的。在群体层面，欧裔美国人更具个体主义和较少集体主义，但欧裔美国人不比非裔美国人或拉丁美洲人更具个人主义，也没有比日本人和朝鲜人有更少的集体主义，在亚洲人中，只有中国人有更多的集体主义和更少的个人主义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对美国的四大种族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比较发现，非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个体主义分数较高，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表现出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  (Coon & Kemmelmeier， 2001) 。并且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价值观也具有地区差异。喀麦隆相对于个体主义者有更多的集体主义者，北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有更多的集体主义者  (Pirttil-Backman， Kassea， & Ikonen， 2004) 。在个体层面，在个体主义文化(北美)中，对民族身份高度认同者比低认同者有更高的个体主义，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印尼)中，高身份认同者比低身份认同者个体主义倾向较小  (Jetten， Branscombe， & Spears， 2002) 。这些研究显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者可以在社会水平和个人水平共存，二分法忽略了文化内的变异。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中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内涵和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如，在北美、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群体中发现了三种集体主义类型：家庭主义、伙伴关系和爱国主义，其中爱沙尼亚的集体主义最低，俄罗斯群体比美国和爱沙尼亚的集体主义更强  (Realo & Allik， 1999) 。 Markus和Kitayama (1991) 认为个人主义文化有更高概率的独立自我样本，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有更高概率的互依自我样本，这一观点得到了一定研究的支持(  Bochner， 1994 ;  Trafimow， Triandis， & Goto， 1991 )。但是有研究者对用独立型–互依型自我的理论框架解释观察到的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Matsumoto， 1999) 。对不同文化模式中的被试群体进行研究也发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与独立型-相依型自我构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Santamaría， de la Mata， Hansen， & Ruiz， 2010 ;  Sato & Cameron， 1999 )。而且独立我与相依我并不是截然相对的两个自我构念。如  Brewer和Gardner (1996) 指出相依型自我包含关系和集体两个不同的方面；对以色列不同子文化被试群体研究发现独立型自我包含四个维度，相依型自我包含六个维度  (Somech， 2000) ；  Kagitcibasi (2005) 提出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构念包含人际距离(独立性–联系性)和代理(agency，自治–他治)两个不同的意义维度，形成四种自我类型。  Kashima等人(2011) 认为，性别影响关系自我，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关系性，不受文化背景影响；而集体自我与城市化程度或自我脱离社区的活动有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因此，在研究自我的文化差异时，要采用相应的文化维度筛查工具，选取能够代表不同文化维度的被试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