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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律师会见权的规制与完善 4.1. 从法律上完善程序规范机制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是保障人权，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帮助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的犯罪嫌疑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实现了法律援助。以广东省为例，广东各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会见权，广东省检察院颁布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意见(试行)》规定，律师的会见次数不少于两次，并对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安排以及场所安排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保证会见的私密性，规定确保会见权的行使及会见权作用的发挥。此外，广东各地方也陆续出台可操作措施，如《韶关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律师工作的意见》创新性地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即使通知看守所，以便于律师行使会见权。此外，为了保证会见的质量，律师还可以获得电子卷宗。中山市公安局、看守所与司法局规范律师会见管理，增加律师会见场所，完善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指引和规范。但是这些意见与措施法律位阶较低，难于解决会见权的实际困难，有必要从《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行政法》等规定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法律责任及程序性制裁条款，完善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 4.2. 建立网络会见程序配套线上监督 律师会见权是辩护律师行使权利的基础，影响着辩护权其他职能的发挥，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普通刑事案件律师会见权不需审批，不被监听及无限次会见，实现了会见权的法律保障。但是有些基层司法机关法治观念淡漠，可能任意曲解并规避法律，有必要建立网络视频图像全程监督的科学会见，在相对私密的会见场所，依据安全保障级别采取措施以防范危险事件发生。具体的可操作措施为：第一、完善会见技术、物质保障：1、资源保障：打造虚拟诉讼服务中心，主要分为有线通讯工具为基础的“线上法院”、法院网为基础的“网上法院”、移动智能设备的“掌上法院”。例如：把网络预约，会见受理安排等相关工作输入系统实现联网一体化，有条件的地区配合远程视频安排会见，保障会见资源有效使用，实现网络监督和评价。广东省的12368诉讼服务热线自从开通以来受到了各方好评，“线上法院”的服务不仅便于沟通，还大大地提高了会见的效率，会见的反馈情况将计入审判人员的个人考核标准。通过此类一系列的虚拟诉讼服务，可以开源节流，最大限度进行资源利用，使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2、环境保障，会见只有在适合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以北京为例，优化会见环境成为了北京市看守所保障会见的重要举措，扩大接待室，增建、改建独立会见室。鉴于资源的限制问题，目前在全国范围推广独立会见室模式的成本较高，但是保证会见环境相对独立是有条件做到的。会见的硬件是会见权行使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的规定中可以体现：凡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获得充分的会见保障，包括获得适宜进行会见的环境。私密的环境与安全保障在实践上是存在一定矛盾的，看守所也应当完善会见安全保障的配套措施。具体来说，看守所可以建立安全等级制度，根据被会见对象以及案件的基本情况，评估律师会见时安全保障工作的难易度确定从低到高的安全等级，并对应相关等级制采用不同的安全措施，例如：是否需要采用械具等。3、时间保障。推广北京、上海等地开展的网络预约会见模式，原则上不对会见时间进行限制，高峰时段根据具体的人数在工作时间内平均分配会见时间。律师会见无特殊情况应当在日常工作时间内进行，有条件的看守所配置以远程视频会见的方式节省会见的成本，提高会见效率。4、设立法治文明窗口，规范看守所窗口服务工作，提高监管民警的法治理念。公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名、案件情况、强制措施，预防侦查人员在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向其收集证据等违法行为，保证侦查机关依法办案，为双方提供平等的服务。第二、构建会见的全程监督体系：1、驻所检察室监督制度，律师申请会见时将申请副本抄送驻所检察室，由驻所检察室对看守所安排律师会见的情况进行同步监督，检查司法机关是否按规定批准律师会见，是否在法定时限内批准会见，不批准会见的理由是否于法有据，是否对异地律师采用快速审批通道。2、会见情况反馈制度，律师可以直接向驻所检察室反映会见实情，对会见程序进行监督和评价；驻所检察室负责接受律师的申诉、控告，对律师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及时监督纠正，将会见保障情况适时通报相关部门。例如，河南禹州市检察院通过发放案件侦查活动评价表，及时获取对侦查活动的建议、意见，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善。 4.3. 完善行业监管创建信用评级体系 律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维护司法正义的职责，“与当事人相比，律师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负有更大的责任” [ 9 ] 。律师介入侦查活动、审判过程，能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其在忠于其当事人的时候也同样为司法程序的正义与稳定负责。美国费里德曼教授曾以“椭圆论”为比喻：在律师的辩护工作中有两个中心，其中一个是法律人的责任，即维护法律运作的秩序，另一个则是维护其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这两种中心构成了律师“椭圆形”的辩护工作 [ 10 ] 。因此，要规范律师会见权必须保障，第一、加强律师的自我约束意识：由律协负责组织，将律师的素养提升、纪律意识教育作为长效化机制。第二、构建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管体系：建立律师行为管理记录制度，律师若出现违规行为，情节轻微的，看守所记录在册，并定期通报相关部门；情节严重的，驻所检察室通过影像记录对情况核查，情况确实属实的可建议提起调查，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建议决定是否启动调查程序。当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录音录像资料，其作用仅限于在调查律师会见是否违规违法，是否需要对律师进行职业纪律处分时使用，不得擅自将录音录像资料提供给与案件侦办有关的机关。第三，创建律师信用评级系统：诚信是当今每一个社会人的名片，诚信更是律师开展诉讼业务的基础。北京、上海、海南等地在数年前已经启用律师信用电子查询系统，但因数据缺失，信息滞后导致系统的运用不广泛。应当尽快解决技术问题，完善律师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律师诚信制度可以加强律师自律，也可以加强对律师的执业行为的社会监督。所以来源于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看守所与委托人提供的会见信息都可作为律师信用的评级标准之一。 4.4. 缓解控辩职能冲突打造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 会见权的保障与规范涉及会见权与侦查权之间冲突，是控辩双方各自职能的不同所决定的。但是控辩双方在维护法律与正义的价值取向层面是一致的，双方同属于法律职业人员，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当中，共同肩负着维护法律公平公正的责任。持久的接近和经常的接触作为相互提携和肯定同样也意味着相互妨碍和否定——作为现实的可能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可然律 [ 11 ] 。保障与规范会见权，需要从缓解控辩双方的职能冲突入手，增强彼此的交流与互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第一：培育、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即是一个群体或社会以法律为其联结纽带或生活表现 [ 12 ] 。我国的学者普遍将其解释为法律职业群体，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等。许多法治国家普遍推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培养模式，通过这种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加强法律职业人员对彼此工作的理解，例如：让负责控诉的侦查人员深入了解律师的业务，体会其业务的难处，也使职业律师能了解侦查人员的职责与立场。通过这种培养缩小双方之间的差距，排除偏见消除误解。最终达到强化彼此的认同感，领悟法律职业者共同的使命，形成群体共生的效果。第二：加强各方交流。例如：让负责控诉的侦查人员深入了解律师的业务，体会其业务的难处，让律师了解侦查人员的职责与立场，缩小双方之间的差距，排除偏见消除误解，领悟法律职业者的共同使命。建立检察院、司法局、律师协会定期研讨机制，加强交流与沟通，开展公安与司法部门的信息合作项目，共享律师执业信息，方便看守所查验律师执业证，构筑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常态互动机制，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透明执法。第三：开展公安部门与司法部门的信息合作项目，共享律师执业信息，提高看守所查验律师执业证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