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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秦汉至宋元时期流放人口为神农架开发带来了新文化 秦汉至宋元时期，房州成为闻名于世的贬斥罪臣的流放之地，众多帝王将相及其眷属先后被贬迁于此，流放人口为开发该地区带来了新文化。 3.1. 秦汉时期两次大流放引来了众多的皇室贵胄 秦汉时期，神农架地区被称作房州、房陵。因其远离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又处于川陕豫鄂四省交界之地，境内林密山大，地势十分险峻，加上高湿、高温的气候，致使居住在此地的人容易生病和变得羸弱，所以被人们冠之为“瘴痍之地”、“流放之地”。基于此，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之一，仅史书上有明文记载被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14位 [ 4 ] 。房陵第一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始于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平定嫪毐叛乱后，将嫪毐等二十人斩首示众，并灭其宗族。“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 [ 5 ] ， p. 227)。《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帝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徙吕不韦舍人万于房陵”( [ 5 ] ， p. 2505)。根据史料可知，嫪毐余党达4000余家，吕不韦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童多达一万多户，可见秦朝时，多达几万人被流放到房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兵击赵，虏赵王迁。始皇帝迁赵王于房陵”( [ 5 ] ， p. 233)。此外，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朝消灭代国后，将代王也贬迁到房陵。由此可知，在秦朝强盛时期，房县已成为秦王朝流放各种朝廷命犯的主要流放地。由于流放到该地人口的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对流放地的治理，秦始皇在消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后，在此设置房陵县，属汉中郡所辖。《元和郡县志》谓：“初为防，后汉改防为房，以陵为名”。由此可知，汉承秦制，此地区依旧被称作房陵县。 房州的第二次大流放出现于两汉时期，据《汉书》记载，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高祖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因与赵相贯高谋反一事有关而受到牵连，被高祖免去诸侯王的高贵身份，废为宣平侯，不久被流放房陵。今房县城西百里有宣平侯张敖墓，这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除此之外，根据《汉书》记载，还有多位皇族贵胄被贬于此，具体如下：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济川王明坐杀太傅、中傅，废迁房陵。”( [ 6 ] ， p. 407)；“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济东王彭离常与亡命少年行动杀人，有罪，被废，废徙上庸。”( [ 6 ] ， p. 82)；“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常山王刘舜薨，子勃嗣立。武帝斥其庸。”( [ 6 ] ， p. 82)；“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常山王刘舜薨，子勃嗣立。武帝斥其父病时照顾不周，办丧事未尊守礼仪，被废，迁置房陵。”( [ 6 ] ， p. 417)；“(公元前70年)广川王刘去废迁上庸。”( [ 6 ] ， p. 2432)；“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6年)，清河王刘年，因图谋反叛被发配房陵。”( [ 6 ] ， p. 253)；“汉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广川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 6 ] ， p. 2433)；“汉元帝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河间王元，因滥杀无辜，被废，迁置房陵。”( [ 6 ] ， p. 294)；“汉哀帝建平三年(公元4年)，哀帝下诏废除东平王云王爵，废徙房陵。”( [ 6 ] ， p. 452)。 据史料可知，两汉时期，朝廷将多位皇室成员及其眷属流放到房陵县，也就是现今的神农架地区。数万人从都城迁至房陵，不但带来了人口的繁荣，也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使房陵无形中成了不是陪都的陪都。这对于当时的房陵来说，无疑是一个开发的绝佳契机，有力地推动了房陵县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进步，尤其是因帝王将相流放所带来的宫廷文化成为房陵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价值的重要成分。 除了各种流放人口外，秦汉时期的神农架还有一些历史名人的记载。据传西汉留侯张良，完成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的使命后，便“弃人间事，随赤松子游耳”，选择退隐到神农架。据《房县志》载“北有山曰送郎山，山之主峰名张公院。张公者，张良也。张公院在南山举场，离城百四十里，山峰独立，翠耸云霄，登眺则众山俱俯” [ 7 ] 。现今的张公院位于宋洛山中段的送郎山主峰，遗址犹存。此外，以“昭君出塞”闻名于世的 王昭 君来自神农架，其故乡位于神农架南坡的兴山县城。如今的兴山县仍有昭君亭，关 于王昭 君的各种芳闻轶事更是留传甚广。据说神农架的重要支流香溪河因 王昭 君曾在此浣纱洗脚，香气扑鼻而得名。 再看秦汉时期神农架开发的考古发现。1989年在松柏镇发现一古代墓葬，墓内所葬为一男一女。墓内清理出的残存器物有：五铢铜钱22枚，小五铢钱一枚，铜镜残片一件和完整的花纹砖70块。这座墓葬虽早已遭到破坏，随葬器物被盗，但墓壁和墓底保存较好，墓葬结构清楚。根据墓葬的形制、墓砖的纹饰以及出土的钱币分析，可以断定这座墓葬的时代为东汉([ 2 ] ， p. 129)。出土的铜镜残片中都有双蚺纹并见有铭文“位”字。此种铜镜完整时应为“位至三公”四字，多出自东汉末期，所以该墓葬属东汉末期墓葬。 1991年4月，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村发现了两座砖室墓葬。经过清理，M1出土陶器六件，其中壶一件、双耳罐两件、直腹罐一件、盂两件，多为泥质灰陶，部分黑陶。M2出土一件破碎陶罐、345支铜币、一件蒂形铜饰器、一件铜环、两件铜钗、两件银臂、一件银钗和银环。两座墓葬的建造方法，墓砖纹饰和尺寸基本一样，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两座墓属同一时代。出土的钱币中有西汉时期的半两钱和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和货泉，但大多为东汉时期的大五铢钱，还有汉灵帝时的四出五铢，因而专家推测这两座墓葬的时代应属东汉晚期( [ 2 ] ， p. 132)。 这两座汉墓的出土器物虽说不多，但出土的陶器、银器、铜器和部分钱币，在神农架还是首次发现。松柏汉墓和阳日镇墓葬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空白，为研究神农架的开发和汉代历史，无疑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依据。 3.2. 三国至隋唐时期流放人员的级别地位不断提高 三国时，神农架被吴国和蜀国管辖，从其行政建制可以得到体现。根据史料可知，三国在白帝城设巴东郡，巫县设建平郡，房陵设新城郡，上庸设上庸郡。巴东郡属益州，为蜀地。建平郡和新城郡属瓶州，为吴地。到了隋唐，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神农架。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改设房陵郡。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改光迁县为房陵县，为房州治，隶山南东道。 隋唐时期，贬徙到房陵的皇亲国戚人员，虽然不如秦汉那样众多、频繁，但被贬者者的级别之高、声名之隆、影响之巨，为史家所共识。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九月，唐太宗的爱子、《括地志》的编撰者、魏王李泰，因谋嫡失败，被贬迁均州郧乡县( [ 8 ] ， p. 6204)。关于李泰被贬于此，有考古发现予以证明。在神农架附近的郧县发现了李泰的家族墓群，墓主是李泰、阎婉、李欣、李徽。这些墓群和出土的文物对研究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根据《旧唐书》可知，公元686年，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贬为庐陵王，由均州(今丹江口市)迁到房州(今湖北房县)，被贬于此地长达近二十年。境内神农架山脉被命名为“皇界”，山脉的北麓均为庐陵王辖地。在此期间，他朝拜神农氏的行宫山宝洞，求老祖帮他反周复国出谋划策，神农老祖托梦于他。李显遂命薛仁贵的后裔薛刚为元帅，令其在神农架的大九湖秘密屯兵、练兵。经过长期准备，终于一举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改周为唐，李显于705年顺利登上龙位，年号为“神龙”，自命“应天景龙皇帝”。神农架被封为“景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与此同时，大赦天下，免去全国当年的租赋，免房州、神农架山脉北麓三年租赋。为了感念神农老祖指点庇佑的大恩，唐中宗下旨在山宝洞下建立神农塔 [ 9 ] 。由于庐陵王被贬于此，朝廷便在此为其修建了颇具规模的宫室。时隔一千多年后，考古专家于2006年7月在湖北房县化龙镇古城村发现了唐代庐陵王城址。出土了许多属于唐代的遗物，如唐代的铜镜和瓦当 [ 10 ] 。这是湖北首次发现唐朝的王城址，为研究唐代历史和唐代神农架区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实物资料。 至于历史上记载的薛刚屯兵于神农架大九湖，更是可以得到证明。在神农架，有关薛刚与纪兰英的轶事，可谓妇孺皆知。相传唐初名将薛仁贵后裔薛刚反唐失利后，为逃避官府追剿，率兵至神农架深山，试图据神农架天险养兵储粮，以便再度举兵。薛刚与在此落草为王的女将纪兰英结为夫妻。他们开荒种粮，广招兵马。为防唐王朝派官军进剿，他们在山口要隘等地修筑寨堡，在大九湖平川扎下带有字号的九个兵营，加上薛刚帅府所在地帅字号，大九湖共有十处营地。如今的大九湖，仍有许多“薛刚反唐”的遗址，大九湖乡各村庄的地名多沿用薛刚反唐时的兵营字号，如帅字号、一字号至九字号等。当年薛刚、纪兰英夫妇驻守的古寨，目前仍保存较好，被后人称作薛刚寨。该寨位于神农架官封乡官封村的紫竹河畔，考古人员在古寨西段的岩壁上，发现数十个方孔，岩边有破碎的瓦砾一堆，经考古人员认定，这是当年守寨军士所驻扎的营房遗址。根据现存状况来看，薛刚寨是迄今为止神农架发现的保存最为壮观的古寨。 除了庐陵王和李泰流放至此，流放房陵的皇室成员还有：唐太宗附马、房玄龄之子房遗爱，高宗将其贬为房州刺史；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9岁时转任房州刺史；城阳公主与薛瓘夫妇，七年后死在房州；广武王李承宏，665年贬为房州别驾；温王李重茂，714年任房州刺史，不久死于房州 [ 9 ] 。 这些考古遗址、现存古寨的发现与史书记载十分吻合，充分说明唐代的神农架在流放帝王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朝廷专门为流放帝王建造宜居宫室、兴修道路和饮水工程，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了当地的开发力度，刺激了当地经济的直接发展。 3.3. 宋元时期完善行政建制和管理措施，以有效管理外来人员 宋朝时期的神农架地区分属州、路管辖，元朝的神农架隶属于行省，具体行政建制如下： 唐代的兴山在今香溪滇，北宋时迁至今兴山县城；巴东位于今巴东县城，属于荆湖北路归州辖。房县和竹山属于房州，隶属于京西南路。四川大宁监(今巫溪)、巫山属于夔州路。 元代秭归、兴山、巴东属归州，属于湖广行省，房陵、竹山属房州，属于河南江北行省。大宁州、奉节届于四川行省。 关于该阶段的神农架地区的历史记载不多，但依然可以通过有限的文献资料找到开发该区的蛛丝马迹。据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五月，宋太祖赵匡胤之弟、秦王廷美，以“欲乘间窃发”获罪，迁居房陵 [ 11 ] 。324到了元代，流放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元史·刑法志》中所说：“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 12 ] 可见，流放地主要为“烟瘴”之地的湖广与苦寒闭塞的辽阳，而此处的湖广包含历史上的四大流放地——房陵县。 通过对秦汉时期的神农架、隋唐时期的神农架和宋元时期的神农架分析，不难发现此阶段主要是各种规模不同的流放活动。在此阶段，仅史书记载就有14位帝王被流放于此，与之相随，上千户的亲戚、门客、眷属也被贬迁到这片大山区。这种具有长时性、规模性的流放活动使得房陵无形中成为谪迁特区，这对房陵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刺激最为强烈。因为一批接一批的外来人员至此，物资供应和生活设施必须跟上需求，这就迫使和推动了种植业、垦荒业、畜牧业、手工业、作坊、水利、交通、商业、建筑等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行业不断发展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