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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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胎儿民事权利的实现机制 按照《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胎儿享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形主要是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但这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规定，其中还有一个“等”字。胎儿亦依法享有各种各样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胎儿享有的民事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胎儿因身体或者健康受到损害而于出生后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因亲权人被侵害而丧失抚养来源从而享有的抚养费给付请求权，以及请求生父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权等。胎儿的这些权利在其未出生时都无法亲自行使。其部分权利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可将其概括为胎儿在人格利益法律关系和纯获利益的法律关系中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 4.1. 应当把胎儿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奉行附解除条件总括保护主义的前提下，胎儿从受孕时起即取得民事权利能力，像一般自然人一样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胎儿就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按照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胎儿应当适用我国《民法总则》第二十条“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将胎儿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设立胎儿监护制度。在胎儿的民事法律活动中，应当像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一样，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民事权利，如代胎儿接受赠与、接受遗赠、接受继承、代为提起诉讼等。 4.2. 胎儿具有诉讼主体地位 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不仅是一种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同时也是一种程序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故而凡民事主体，都具有诉讼法上的当事人能力，胎儿当然亦不例外。涉及到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胎儿可以以原告的身份由其监护人代为提起诉讼。同时，胎儿的当事人能力中还应当包括被告的当事人能力，因为虽然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中只包括依法享有民事权利的能力，而不包括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胎儿利益的保护可以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在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制度之下的“胎儿利益”，在解释上应仅指胎儿的“实体利益”而不应当包括“程序利益”。当胎儿成为被告时，貌似胎儿处于一种不利益地位，但此种程序上的不利益地位是保护他人权益之必须程序，而于胎儿的实体利益未必有损。例如当胎儿以继承人身份参与了共同继承时，遗产于胎儿出生前就已分割完毕，而第三人认为其继承权遭受了侵害而提起诉讼，于此情形，作为共同被告的当事人当然应当包括该胎儿，该胎儿之遗产继承不能以剥夺他人的继承权为代价，即便最终被判决是胎儿应就其已经取得的遗产分出一部分给原告，也并不意味着侵害了其利益，因为此时的胎儿处于一种“无利益”状态，其并未丧失其固有利益。综上所述，胎儿的诉讼主体地位既包括成为原告的能力，也包括成为被告的能力 [ 8 ]。 4.3. 胎儿人身权利的实现 就人身权而言，除了因胎儿尚未出生这一自然事实所决定的不能由胎儿享有的人身权之外，在理论上，凡出生后所能享有的人身权，胎儿都一样可以享有，如胎儿享有身体权、健康权以及婚姻家庭中的一系列人身权利。 健康权作为人格权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在胎儿孕育的过程中，外界如果作用于母体的侵害往往会直接致使胎儿出生后出现身体机能不健全的情况。那么胎儿虽然未曾出生，但其在母体中的正常健康发育依然应当受到保护，由此胎儿得以顺利从母体降生并独立存活。 从胎儿在父母的婚姻家庭关系中所享有的人身权利上看，自受孕时起胎儿即应具有家庭成员的家庭关系地位。对自己的父亲，胎儿享有抚养费请求权。我国《婚姻法》第21条第2款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应适用于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母亲可以代胎儿向父亲主张抚养费。在父母离婚时，也应当按照“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胎儿的利益。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了夫妻一方的离婚补偿权，对于正在怀孕的妻方，有权请求对方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更好地保障胎儿在孕期的发育。总之，胎儿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就如同已出生的未成年子女一样，享有一系列的法律权利。 4.4. 胎儿人身权利的实现 在胎儿享有的财产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胎儿因身体或者健康受到损害而于出生后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因亲权人被侵害而丧失抚养来源从而享有的抚养费给付请求权。此外，还有受遗赠权、继承权等。 胎儿对其出生前损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附解除条件总括保护主义模式下，胎儿自母体受孕时起取得民事权利能力，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享有民事权利。并且胎儿是自然人的必经阶段，这种自然事实，侵权责任法应当给予充分考虑。当胎儿自身的身体权、健康权遭到侵害时，胎儿可以以原告身份起诉，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由其父母代其及时行使诉权。在国外立法上，《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在损害赔偿请求权上视为已经出生。” 胎儿享有抚养费给付请求权。当胎儿在出生前，胎儿未来的抚养人受到某种伤害导致死亡时，胎儿的被抚养权遭到非法剥夺，胎儿可以请求侵害人给付抚养费。在我国立法中，目前不支持这样的请求，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针对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是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我国的相关法律应该保证胎儿在出生后的被抚养权，假如这种权利被侵害，胎儿应该作为间接的受害人，享有抚养费给付请求权。 胎儿享有受遗赠权。我国《继承法》中规定了受遗赠人要想获得遗产，不能采用默示的方式，只能在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予以明示方可表示其接受遗赠，否则视其为放弃。由此推之，尚未脱离母体的胎儿不能够表示其接受或是放弃遗赠财产，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胎儿未来的法定监护人不可以拒绝代替胎儿去接受这些权益，也不能以任何手段损害胎儿的合法权益。此外，监护人应当妥善保管胎儿的财产，以善良管理人的身份对胎儿应有的财产予以合理保管，不得随意进行处分，在胎儿出生后应当予以转交。胎儿如果在出生时死亡，这些未付出就可以得到的利益应该返还，胎儿的原监护人不可以据为己有，如果胎儿在出生之后出现夭折的情况，这些利益应该作为胎儿的遗产，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继承。 胎儿享有继承权。不论是概括主义还是列举主义，凡是承认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例，基本上都明确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如《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出生。”《法国民法典》第725条规定：“只有继承开始时生存的人，或者已经受胎、出生时存活的人始能继承。”《日本民法典》第886条规定：“胎儿在继承上，视为已经出生。”我国1985年颁布的《继承法》中的相关规定，当进行遗产分割的时候，应该保留胎儿在继承方面的份额，如果胎儿在出生时死亡，则该保留的份额应该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继承处理。继承的财产归胎儿所有，胎儿是所有权人，胎儿的监护人代为管理财产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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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长期以来，对胎儿民事权益的保护一直被人们所忽略。对胎儿赋予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以及对胎儿的民事权利保护范围加以完善已经成为将来的立法趋势，这不仅符合世界保护人权主义的发展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在立法层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期早日构建完善的立法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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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乡村振兴是时代发展催生出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策略问题，而是一个宏观的整体把握。县市生成，明确了区域产业的发展，指出了乡村发展的关键。县市混同，混淆了产业分工，引发出乡村凋敝的原因。县市分置，重新厘清区域产业的发展，揭示出乡村振兴的方向。文章基于县市关系的规范，从宏观的角度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关键词 :乡村振兴，县市关系，县市分置，省直管县，大镇设市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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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该战略的布置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将我国的农村问题再次展现在大众视野中，不仅表达了国家对当下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还表达了政府要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摆在首要位置上的决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1月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其中，写在首位的就是要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要求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配合对该《意见》的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9月26日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在该《规划》第十一章关于“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的内容中，再次将“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放在了首位，“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次之。其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持续巩固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同时要严守耕地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完成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划定工作，确保到2020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5.46亿亩。 上述《意见》与《规划》的发布，对我国农村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社会期待并追求城镇化的背景之下，保护农村耕地从而振兴乡村的口号貌似与社会发展的意愿相背离，实则不然。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与乡村振兴的目标之间并不构成冲突，城镇化不是指盲目地将乡村并入城市，而是应当自始明确城市与乡村两域不同的发展目标，接受自然发展结果之下的城镇化，同时在农业经济形态稳固的县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县、市设立之初，并不是为了区分人口数量、区别资源分配等问题，而是国家为了发展不同的经济形态。县以农业为主，旨在发展农业经济，市以工业为主，发展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形态。因此，县与市的设置自始就承担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因为拥有相对健全的基础设施，配备较好的福利待遇等，导致各地纷纷开始开展“城镇化热”。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县市合并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的城镇化活动路径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农村耕地的减少。据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耕地面积就会减少650万亩 [ 1 ]。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面积仅为0.09 hm 2 ，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世界人均耕地的警戒线为0.053 hm 2 ，我国部分地区已低于警戒线的要求 [ 2 ]。城镇化造成的另一结果就是大批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匮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有调查表明，目前我国进城务工农民数量超过2.6亿人，平均年龄为37岁左右 [ 1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扩大，未来15年内不排除有约1亿人的人口流动方向契合城镇化的趋势，其中就包括5000万至7000万的农业劳动力。这意味着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问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既要解决农村耕地锐减的问题，又要眼见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城镇化的同时还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消费需求，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已迫在眉睫。为了实现该战略中强调的粮食安全保障目标，本文提出通过调整县市关系实现县市分置。县市分置的目的是加强对县的权力关注，稳固农业经济在县的发展优势，保证农业耕地的占有面积，吸引已进城务工的人员回归至农业劳动力，逐步提升县的农业发展水平，这与国家提出的保障粮食安全一脉相承。逐渐冷却盲目的“城镇化热”，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大镇设市为例)，回归县市设置的初衷，这既是实现县市在宪法意义上的理论回归，也是助力工农业发展的归位，明确县市之间不同的产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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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县市生成与乡村发展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基于历史的选择，中国形成了一种集权的政治体制，权力的配置不是基于分权的理念，而是基于分工的理念。分工的理念表现在区域发展方面，以县(农业)市(工商业)分置的形式彰显出来，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在认识县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引导权力在县市之间进行配置。 2.1. 县市生成与体国经野 县作为我国三级行政区划之一，自古以来对于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县的生成始于春秋时期。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是县制正式设置的开端。随着行政区划概念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说，县作为一级行政区是指行政地位与县相同的所有行政区划的总称，包括了县级市、市辖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矿区、林区、特区等行政区。但本文强调的县属于狭义概念，突出农业经济建设对于县级行政区的意义。而市最早是作为进行交易的固定场所出现的，秦汉时期，在大县城内几乎都有官府在指定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与居民所住的区域严格分开。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市的概念则出现得较晚，直至民国时期，法律才确立了市的建制。如今说起市，广义上分为三级概念，分别为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在我国台湾地区还有镇级市的存在(如彰化县下辖的彰化市)。 《周礼·天官·序官》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其中，“体国经野”中的“国”，是指王都、封国之都及古国之都，在其中居住的大小贵族和工商业者，称国人；而“国”的四周称郊，居住着周近族成员，亦属于国人；郊之外称野或遂，居住着外族成员或战俘，称野人或氓、萌。中国二千多年中央集权下的郡县体制，是“体国经野”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这其中，城市是作为政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呈现出来，因此，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城市产生，但城市从未独立地以区域的面目出现，而总是从属于某一级具体的行政区域。自古以来，中国因为以农业为经济主导，由此产生的“城市”，不是作为一个区域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监管中心存在的，对其正确地理解应为“城”和“市”或者“城郭”(“三里为城，七里为郭”)，其中，“城”是作为政区的治所所在，而“市”更多是作为物品的定期交换。中国漫长的郡县制，就是城市产生、发展最好的注脚。 2.2. 县市生成与产业分工 市最初以商品交易为限，后逐步成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县的发展历史则更为悠远，我国自古以发展农业为传统，从而奠定了县以发展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地位。因此，县市设立之初即承担了不同的责任。见图1、图2，海曙区、江北区、北仑区和镇海区是宁波市的老城区，其设立之初即承担了发展工业及重工业产业的责任。奉化市(2016年后撤县设区改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是宁波市下辖的县，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形态稳固，自始承担了发展农业经济的责任。通过对2006年至2017年宁波市部分区县的工农业产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县市本身的设立目的对其自身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区作为市的一部分，在工业产值比例上远超各县的水平。相应地，各县的农业产值也高于各区。 图1. 宁波市部分区县2006年~2017年工业产值比较(数据来源：2007年宁波统计年鉴、2018年宁波统计年鉴) 图2. 宁波市部分区县2006年~2017年农业产值比较(数据来源：2007年宁波统计年鉴、2018年宁波统计年鉴) 建国初期，县市的建制虽在我国已经确定下来了，但彼此之间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状态，这与当时县市之间的关系分不开。在当时，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直接管理下辖的县与市，因此县市之间呈现出一种“分治”的状态，从物理意义上而言，就显得彼此之间相对隔绝。此隔绝状态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制度。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时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是按照行政区、行政层次管理地区经济的，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界线相一致 [ 3 ]。为了满足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决定的作出与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城市资源更为丰富的原因分不开，在政策的作用下，由城市发展工业经济成为了各地GDP增长的不二选择。为了保障工业发展资源的充沛，我国选择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二元管理体制。此管理体制的确立，加大了限制社会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通的力度，资源分配以城市发展为先。同时，各地普遍利用农业发展成果来推进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县与市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分治、隔绝的状态。整体上而言，国家尽量避免市领导县的现象发生。在浓郁的时代特色与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下，乡村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彼此隔绝的状态也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深入人心。同时，国家为了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动力支持工业的发展，在制度层面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农业的措施，如政务院在1950年发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中明确提出了轻税稳定的农业税收政策，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政府还实行优惠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和收购政策，以保障农民的收益；同时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和物资供应，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一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1% [ 4 ]。国家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乡村农业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国内可能会出现忽视农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告诫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乡村在此基础上得以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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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县市混同与乡村凋敝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中，“市管县”的初衷，是想以“市”为中心，来带动“县”的发展，而实践中呈现出的却是市“吃”县、市“刮”县、市“卡”县等现象，以致城市发展注重的是“土地城镇化”，即从传统的间接经营土地变成直接经营土地，城市化热潮并没有给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3.1. 县市混同与市管县 市管县体制又称市领导县体制，是指以市作为一级政权来管辖周边部分县和县级市的体制，其中市对县级市的管辖在政策上属于“代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管县体制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之下迅速席卷了全国。首次试点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省份是辽宁省，在此之后，其他各省也纷纷尝试市管县的新体制。该体制试点的初衷，是为破除长久以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给乡村经济发展造成的壁垒，打破城市对乡村经济辐射的限制，希望借助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拉动县域经济的增长。为在全国大范围内推广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共中央于同年发布的《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肯定了辽宁等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改革的经验，认为该项体制有利于发挥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带动作用，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这一契机下，全国开始大范围的进行撤县设市、县市合并等活动，市管县体制加速了县市混同现象的产生。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99)2号文件发出的《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指出：“要调整地区建制，减少行政层次，避免重复设置。与地级市并存一地的地区，实行地市合并；与县级市并存一地的地区、所在市(县)达到设立地级市标准的，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其余地区建制也要逐步撤销，原地区所辖县改由附近地级市领导或由省直辖，县级市由省委托地级市代管。”至此，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得以全面确立 [ 5 ]。 3.2. 县市混同与撤县设市(区) 撤县设市(区)是指撤销县作为一级行政区的行政建制，将其变更为接受地级市管辖的县级市或市辖区，见图3。为了更为客观地反映撤县设市(区)对县市混同的影响，本文特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9年至2017年间的县数、地级市数、市辖区数的数据，见图4、图5、图6。不难看出，在短短数十年间，由于受到国家行政区划政策调整的影响，县的数目直线下降。相应地，地级市与市辖区的数目逐渐攀升。 图3. 撤县设市(区)示意图 图4. 1999年~2017年县数变化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5. 1999年~2017年市辖区数变化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6. 1999年~2017年地级市数变化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因此，县市混同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市管县体制上，还体现在撤县设市(区)的制度改革上。县市混同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业化进程之快，城市化发展被提上各地政府的议程。加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破除城市对农村经济辐射的限制，已然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目的。我们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启动市管县体制，或是开展撤县设市(区)活动，初衷是希望城市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共同进步，而不是单纯将其作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事与愿违，县市混同的弊端随着社会迭代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弊端尤为明显。市通过领导县剥削县域发展所需的资源，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县域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分配与合置，“市刮县”、“市挤县”的现象层出不穷，城乡差异在市管县体制中进一步扩大。同时，盲目撤县设市(区)后，县在名义上成为了某地的县级市或市辖区，貌似契合城镇化的趋势，但实际上仍在履行县的职能—以发展农业为基础产业，导致县域内工农业发展混乱，产业关注随波逐流，没有因地制宜。最终为我们所看到的局面是，县市混同的发展方式既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又制约了农村农业的发展。耕地沦为城市发展的土地，土地掠夺通过市管县、撤县设市(区)的方式“合理”地进行着，耕地流失现象具现；同时，农民向往城市而放弃传统的耕地事业，进城务工成为潮流，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农村人口比例失调。乡村在这样的打击之下逐渐走向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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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县市分置与乡村振兴 如上所述，县市混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市管县、撤县设市(区)、县市合并等，而县市分置是指权力关注下的县域调整方式，强调县脱离市的领导或市的代管。其中，省直管县是县市分置的典型形式。省直管县强调县从财政上先脱离市的管理，然后逐步实现行政体制上的脱离，最后实现省辖的模式。届时，省同时分管行政区域内的市与县，主要体现的是行政权力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除此之外，大镇设市是县市分置状态下的另一种结果。大镇设市强调的是县城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县下辖的镇作为县域内城镇化的集合，发展到一定的设市标准后，即可单独设市或与县合并设市。 改革开放以后，县与市都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其二者在考核上还是分别有所侧重的。例如城市更注重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而县政府的工作重点仍是农业，主要表现为“三农”问题。因此上级政府在对市和县进行考核时，侧重点并不一致。除此之外，市与县的本质初衷也有所区别，市政府可以从原来的“农业政府”名正言顺地转向工商业。但中央规定，地县党委、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 6 ]，县依然有其自身的发展目标。因此，通过省直管县与大镇设市的方式实现县市分置后，农业发展的要求则更为县所重视，县的发展不应再过分期待权力配置对区域划分的作用，而是应当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振兴，农村的耕地不再陷入因为“撤县”而带来的失地恐慌，粮食安全得以保证。 4.1. 县市分置与宪法回归 为发挥行政权力在县市分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浙江省是全国最早开展省直管县系列改革活动的省份。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强县扩权、县财省管等。到了2010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30个县作为省直管县改革活动的试点县。非试点县也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稳步开展省直管县改革的探索。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发布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正在我国循序渐进的深入。 县市分置体制的推行体现了宪法回归的意义。我国宪法第30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区域的划分，其中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第三款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换言之，我国宪法明确了市、县都隶属于省的管辖，它们处于同一层级，规范而言不存在“市管县”的行政隶属，“市管县”仅在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中作为特殊情形而存在 [ 7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管县体制改革，严格意义上而言超越了宪法的规定，无合法依据。除此之外，各省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而实行的撤县设市、撤县设区活动也缺乏具体的标准和依据。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只是笼统地概述了县区的权限，没有规定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的标准和依据。因此，在实际执行情况中，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没有受到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范，在制度层面仍缺乏一定的基础，导致各地政府对于县市区划的调整呈现出一定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落实好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不仅有助于约束县市之间随意的区划调整，达到县市分置的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宪法的理论回归。 4.2. 县市分置与城乡融合 本文认为，县市分置后的理想状态是改变县市混同的现状，将县市发展为区域中两种不同的聚集形态。其中，县包括了城市和农村，市也包括了城市和农村。但由于县市设立目的不同，会引导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的资源流动方向。理想结果是县以其城镇化发展结果反哺农村与农业，逐渐扩大农业在县中的产业占有量；市的农业经济则持续支持城市中心区域的延伸与拓展，最终实现县市完全两异的发展模式，见图7、图8。 图7. 县市分置后县的发展形态示意图 图8. 县市分置后市的发展形态示意图 县市各异的发展形态能够加快工农业归位的进度。县、市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经济基础不同。县下辖的乡以农业生产为主，市设立最初的目的是发展工业与工商业。县市混同带来最直接的结果是农业的凋敝，既包括耕地的流失，也包括农业劳动力的不足。有学者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省直管县影响农民收入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农业大县明显受益于省直管县政策的实施，落实该政策是农业大县走上农业强县的重要途径，省直管县的进一步开展须加强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和农业大县的试点工作 [ 8 ]。该结论的得出证实了县市分置改革思路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县市回归背后的意义是工业与农业的归位。在县市都面临着城乡融合境况的前提下，强调县域内城市对农村的反哺，鼓励市域内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使县逐步走向农业大县与农业强县，使市不断扩展其城市中心区域，方才符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要求。 大镇设市是县市分置背景下县城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说省直管县是通过行政权力的分配实现县市分置的目的，是一种主动型改革，那么大镇设市则是一种被动型改革，强调县下辖的乡镇各自发展。其中，乡以村为集合，重点发展农业。镇原则上也是以农业为发展对象，但不排除个别大镇以发展工商业经济为主，已具备小城市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乡镇的经济活力大幅提升，其内部形成了一批具有城市特征的大型市镇，从经济发展水平到人口规模都初具雏形。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部分乡镇的工业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本地的工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其乡镇规模可能已然超过了中西部地区的某些县级市。 大镇设市后反哺县农业经济，为县走上农业大县和农业强县争取更多资源。学界通说大镇设市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为县下辖市，二为切块设市。县下辖市即要求创制一级新的行政区划——镇级市，这在我国台湾地区存在。有学者提出现行我国设置行政区划的总体思路是减少层级结构，精简机构设置 [ 9 ]，故县下辖市不符合该思路，增加了行政负担。而切块设市是指大镇独立设县级市，本文提倡通过切块设市的方式实现县城镇化的目标。因此，在大镇脱离县财政之前，其工业化成果可通过财政化途径、产业化途径与城镇化途径实现对县农业经济的反哺 [ 10 ]，满足县农业的发展需求，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县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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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乡村振兴是国家基于时代背景提出的发展战略，将农村发展再次提上了国家议程。乡村振兴是与城镇化发展趋势并行不悖的战略要求。本文通过论证县与市之间的关系，得出适合乡村发展与振兴的结论：走省直管县与大镇设市的县域调整路径，通过县市分置回归宪法理性，立足于城乡融合的态势，培养县市为区域中两种不同的聚集形态，稳固农业经济在县域内的发展优势，保证农业耕地的占有面积，逐步提升县的农业发展水平，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中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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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鉴于当前心理健康服务由原来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逐步转向以“提高心理健康素质，增强心理抗压能力”为导向的趋势，本文概述了传统心理健康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互联网+下的新型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即以自助式服务、求助式服务和推送(主动)式服务为主要功能模块，借助于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而实施的新型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本研究对该模式提出的背景、模式的意义以及模式的工作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探索了该模式在日常状况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用特点。方法：应用该服务模式的3个主要功能模块——自助式服务、求助式服务以及推送(主动)式服务，分别对非疫情期、疫情恐慌期、疫情平稳期3个时期的职工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记录、归类及统计分析。结果：自助式服务模块非疫情期的访客对线上学习的需求为49.09%，高于疫情平稳期的23.26%；非疫情期的访客对线上测评的需求为23.92%，高于疫情高发期(16.02%)和疫情平稳期(20.30%)；疫情平稳期的访客对线上调适的需求为56.44%，高于非疫情期(26.99%)和疫情高发期(35.26%)；疫情高发期的访客对线上测评的需求为16.02%，低于非疫情期(23.92%)和疫情平稳期(20.30%)。求助式服务模块非疫情期的访客对网络咨询的需求为55.45%，高于疫情高发期(4.46%)和疫情平稳期(28.51%)；疫情高发期的访客对电话咨询的需求为95.54%，高于非疫情期(44.55%)和疫情平稳期(71.49%)。推送(主动)式服务模块与非疫情期的检出率(29.93%)相比，疫情高发期(86.36%)明显升高，在疫情平稳期(50.46%)又降低。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与非疫情期的跟踪率(82.42%)相比，疫情高发期(5.26%)明显降低，在疫情平稳期(55.96%)又升高。但，也未回到非疫情期的水平。非疫情期自助式服务模块与求助式服务模块的需求比疫情高发期的访客对求助式服务的需求分别增加了80.57%，对自助式服务的需求较非疫情期分别降低了92.93%。结语：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是借助于互联网而展开/提供的自助式服务、求助式服务和推送(主动)式服务，是传统心理健康服务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能采用“面对面”的服务方式)它也是唯一可采用的方法。其服务形式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与传统心理健康服务形式如何进行紧密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与实践。 关键词 :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互联网+，自助式服务，推送式服务，新冠肺炎疫情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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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心理健康服务是指运用心理学专业理论与技术为大众的心理健康和成长需求服务，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人们心理健康和谐发展，解决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我国系统的心理健康服务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长足的发展(王婧等，201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观念的日趋成熟与具体需求的转变，满足当前人们的心理需求也成了从事心理健康服务行业在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互联网+时代，应用大数据对人们心理状况进行心理健康维护，并对心理问题人员进行及时疏导与心理干预，这些对于心理健康的维护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如何利用互联网的资源和环境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当前迫切需要探索、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研究带着这样的问题，对目前国内互联网+心理健康服务开展了调查研究，在总结了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展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面对此次突发公共危机，人们无法直接面对面进行有效沟通的时刻，利用传统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做心理健康疏导或干预明显是不符合现状的，而互联网及线上的资源和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还应用互联网+下的新型心理健康服务模式，进一步尝试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心理健康服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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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综上所述：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是借助于互联网而展开/提供的自助式服务、求助式服务和推送(主动)式服务，在非疫情期是一个完整的“闭合式”服务环，是传统心理健康服务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当涉及到个体避免直接接触和保护自身安全性问题(例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能采用“面对面”的服务方式)时，它也是唯一可采用的方法。由于本次仅应用该模式对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期间做了总结分析，其服务形式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与传统心理健康服务形式如何进行紧密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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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背景：毒品成瘾者普遍存在着抑郁情绪，这种情绪也是吸毒人员难以戒除毒品，不断复吸的重要原因。因此毒品成瘾患者的抑郁产生机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而毒品成瘾者的抑郁与其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重要关系。目的：探究女性戒毒人员童年期创伤、成人依恋与抑郁的现状，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亲密关系经历量表、PHQ9抑郁症状筛查量表对某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259名戒毒人员进行检测。采取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方法有相关分析、回归分析，bootstrap法中介检验，P <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女性戒毒人员的童年期创伤中的情感虐待与童年期创伤总分均与成人依恋焦虑呈正相关(r = 0.27， P < 0.001; r = 0.16， P < 0.05)；童年期创伤各维度及总分均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 = 0.13~0.34， P < 0.05)；成人依恋回避与成人依恋焦虑也均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 = 0.14， P < 0.05; r = 0.34， P < 0.001)。成人依恋在童年期创伤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女性戒毒人员中，童年期创伤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成人依恋影响抑郁。 关键词 :女性戒毒人员，童年期创伤，成人依恋，抑郁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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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戒毒人员由于其自身所处环境以及其生存状态，其普遍存在着抑郁状况(林赟等，2011；Silveira & Jorge， 1999)。抑郁是指人们表现出心情低落、孤独、悲伤、不快乐等抑郁负性情绪。影响抑郁的因素很多，包括遗传疾病、物质滥用和生长环境因素等。在这些因素中，个体的过去经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个体存在某种程度的童年期创伤，即父母或其他成年长辈不能满足或忽视孩子的生理及心理需要，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辱骂贬低孩子或对孩子的情感不给予积极的反馈，那么个体很可能会发展出抑郁症状，有研究表明，早年经历过童年期创伤的个体，其自尊、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于常人(Yumbul， Cavusoglu， & Geyimci， 2010; Yoon， Cho， & Yoon， 2019; Harter， 1998)。也有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经历显著影响青少年或成人抑郁(凌宇等，2009；Hill， 2003；Mandelli， Petrelli， & Serretti， 2015)。 依恋不只是一种可以存在于父母和婴儿的关系，它同样可以存在于朋友乃至于伴侣关系中(Jones & Bowlby， 1970; Roche， Runtz， & Hunter， 1999; Fraley & Roisman， 2018)。成人之间的依恋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关系，是个体与社会联结的重要纽带。对于戒毒人员来说，依恋是影响其家庭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帮助戒毒人员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不仅能够帮他们更好地摆脱毒品依赖，更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此外，成人依恋与抑郁有着重要的关系，有研究表明，成人依恋可以显著预测抑郁(Heinze et al.， 2017; Murphy & Bates， 1997; Meredith et al.， 2007)。 显然，个体的依恋状况与其成长经历有关，那么在女性戒毒人员中，个体的童年期创伤与其成人依恋存在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否进而影响其抑郁状况，这是本研究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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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某省女子强制戒毒所戒毒人员为被试，去除因文化水平无法完成问卷作答的人员之外，共收集259份有效问卷，其中包含，233名汉族、26名少数民族；年龄在17~5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9.25岁；年龄标准差为7.66；独生子女占总人数的23.9%，非独生子女占总人数的76.1%。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1) 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CTQ由Bemstein等人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童年期的创伤经历(Bernstein et al.， 1997)。该量表分为五个分量表，分别为躯体虐待、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以及性虐待等，此外该量表还包含3个效度项目。该量表共28个条目，采用1~5级计分，去除掉效度项目后，分数越高代表童年期经受的创伤水平越高。该量表的中文版已经由前人进行修订，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赵幸福等，2005)。 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 ECR由Brennan等人编制(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李同归与加藤和生共同修订(李同归&加藤和生，2006)。修订版包含36个条目，7级评分，总量表包含两个分量表，分别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各有18个条目，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依恋越倾向于焦虑或回避。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中文版(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PHQ-9包含9个条目，0~3分4级评分(Kroenke & Spitzer， 2002)。该量表是目前国际通用抑郁自查量表，通过评估个体过去两周的感受来对其抑郁状况进行评估，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抑郁症状越高。PHQ-9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成年人群中的信度和效度已经得到证实(金涛，2010)。 2.2.2.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的方法有皮尔逊积差相关以及回归分析，其中中介效应采用回归分析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分析，抽样设定为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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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戒毒人员的童年期创伤、成人依恋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研究发现，女性戒毒人员的童年期创伤中的情感虐待与童年期创伤总分均与成人依恋焦虑呈正相关；童年期创伤各维度及总分均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成人依恋回避与成人依恋焦虑也均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见表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hood trauma， adult attachment and depressio 成人依恋回避 成人依恋焦虑 PHQ9 情感虐待 0.07 0.27 *** 0.30 *** 躯体虐待 −0.04 0.09 0.22 *** 性虐待 0.08 0.06 0.13 * 情感忽视 0.12 0.11 0.15 * 躯体忽视 0.17 ** 0.05 0.26 *** 童年期创伤总分 0.11 0.16 * 0.25 *** 成人依恋回避 0.14 * 成人依恋焦虑 0.34 *** 表1. 童年期创伤、成人依恋以及抑郁的相关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2. 成人依恋在女性戒毒人员童年期创伤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从相关分析可以发现，成人依恋与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成人依恋焦虑与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主要分析了成人依恋焦虑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在分析过程中，首先采用温忠麟等人(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第一步检验因变量对于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第二步检验中介变量对于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第三步检验因变量对于中介变量以及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然后采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运用bootstrap法，选择抽样5000次，对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自变量(童年期创伤)可以显著预测因变量(抑郁)；自变量(童年期创伤)可以显著预测中介变量(成人依恋焦虑)；中介变量(成人依恋焦虑)可以显著预测因变量(抑郁)，并且，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中介变量(成人依恋焦虑)之后，自变量(童年期创伤)与因变量(抑郁)之间的预测作用依旧显著，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的分析也发现，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这表明成人焦虑依恋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表3。 Tabl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adult attachment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depressio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R 2 F Β t 第一步 抑郁 童年期创伤 0.10 26.41 *** 0.14 5.14 *** 第二步 焦虑依恋 童年期创伤 0.02 5.19 * 0.26 2.28 * 第三步 抑郁 童年期创伤 0.18 27.62 *** 0.12 4.60 *** 焦虑依恋 0.08 5.11 *** 表2. 成人依恋焦虑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注 * P < 0.05； *** P < 0.001。 Table 3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adult attachment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depressio 效应值 标准误 95% CI 直接效应 0.12 0.03 [0.07， 0.18] 间接效应 0.02 0.01 [0.0007， 0.05] 表3. 成人依恋焦虑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的bootstra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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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对女子戒毒人员的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检验了成人依恋的中介作用，丰富了关于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结果表明，以女性戒毒人员为被试使用的童年期创伤量表评分和PHQ9抑郁症状筛查量表评分呈显著的正相关，并且二者在各个维度之间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经受过童年期创伤的女性毒品依赖者比未经受过童年期创伤的女性毒品依赖者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吸毒人员由于其生活经历以及社会的负性评价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低落、忧郁的情感。这与前人关于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的关系研究相符合(Wiersma et al.， 2009; Gaudiano & Zimmerman， 2009)。Heim等人(2008)指出，童年期创伤对抑郁的影响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的变化有关。人类早期的不良经历将导致中枢应激反应系统，特别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CRF)系统的敏感化，从而导致对应激的神经内分泌、自主神经和行为反应增强，以及HPA轴的动力学改变。而这种压力敏感性的增加将会降低个体在压力情境下产生抑郁的阈值，从而增加其成年后抑郁的发生概率。 在本研究中，女性戒毒人员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评分和PHQ-9量表评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成人依恋的回避维度和焦虑维度对女性戒毒人员的抑郁均具有正向的预测能力，成人依恋焦虑对于抑郁的预测能力略大于成人依恋回避，这与顾思梦在大学生群体中所取得的结果相一致(顾思梦，2014)。Bifulco等(2002)对抑郁高危社区女性的一项纵向研究中也发现，不安全型的依恋可以显著预测12个月后的抑郁。抑郁与个体的人际交往功能与认知功能失调密切相关，不安全依恋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功能失调态度(dysfunctional attitudes)，这种功能失调态度会使个体的自尊降低，并进而导致抑郁程度的增加(Roberts， Gotlib， & Kassel， 1996)。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成人依恋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成人依恋焦虑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童年期创伤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成人依恋焦虑影响抑郁。根据依恋的动态成熟模型理论(The dynamic maturational model of attachment， DMM)，依恋反应自始至终都是策略性的，个体有能力根据其亲密关系经历重新组织他们的依恋策略，当主要照顾者未能很好的照顾儿童，使其经历较多创伤时，儿童依恋的策略将越来越依赖于认知和情感的歪曲，即产生不安全型依恋(Purnell， 2010)，这种不安全型依恋策略本身就意味着不合理的认知与情绪状态，将降低个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继尔产生更多的负性认知与情绪，增加抑郁发生的风险。 毒品问题是一个全世界难题，也是各门学科致力于解释以及解决的问题。吸毒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直接影响到其戒毒的成效。本研究以女性戒毒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的关系以及成人依恋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深入地揭示了在这一群体中，童年期创伤对于抑郁的影响机制，可以为提升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借鉴，同时，也为戒毒工作中相关心理干预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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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女性戒毒人员中，成人依恋在童年期创伤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童年期创伤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成人依恋影响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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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致 谢 感谢河北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大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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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排土场的建设彻底破坏了矿区的生态环境，阻碍了植被恢复进程。本研究通过向排土场土壤中生长的油松幼苗接种外生菌根真菌牛肝菌-99和褐环乳牛肝菌，测定油松幼苗的生物量、叶绿素含量、光合指标和根际土壤酶活性的变化，探究将外生菌根真菌应用到排土场植被复垦中的可行性。结果表明，接种褐环乳牛肝菌后，油松幼苗的存活率、生物量明显提高；幼苗的叶绿素含量和光合指标明显升高；根际土壤酶活性显著提高(P < 0.05)，说明接种外生菌根真菌有助于排土场土壤中油松幼苗的生长，可以促进排土场植被恢复的进程。 关键词 :外生菌根真菌，油松幼苗，生长，根际土壤酶活性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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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煤矿资源开采形成的排土场，不仅破坏了当地的自然景观、造成土地生产率降低，而且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生境，以及空气、水源的长期性破坏 [ 1 ]。对退化区土地进行植被恢复的目标就是促进土壤形成进程、防止水土流失、积累有机质、促进微生物群落的形成、启动营养循环等 [ 2 ] [ 3 ]。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是目前在我国植被恢复的主要树种之一。 外生菌根真菌(Ectomycorrhizal fungi， ECM fungi)能够与绝大部分陆上植物形成共生关系，其有助于宿主植物抵抗来自生物与非生物的胁迫 [ 4 ]。它在营养循环、种间关系和维护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 5 ]。外生菌根真菌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增强植物对干旱、重金属等逆境环境的耐受力 [ 6 ] - [ 12 ]。 韩桂云等人的研究表明，接种菌根菌剂可以提高矿区泥岩中生长的植物的存活率，调控土壤条件 [ 13 ]。利用外生菌根真菌对排土场植被恢复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探究牛肝菌(Suillus collinitus)-99、褐环乳牛肝菌(S. luteus)对哈尔乌素露天煤矿排土场土壤基质中生长的油松幼苗生长及根际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探索外生菌根菌剂在矿区排土场复垦中的应用的可行性，为矿区退化土地的植被恢复提供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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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和方法 2.1. 材料 供试菌株和植物外生菌根真菌菌种由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闫伟教授馈赠，油松种子为本实验室保藏。 主要培养基Pach固体培养基和MMN液体培养基配方 [ 14 ]。 供试土壤：土壤于2019年5月采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哈尔乌素露天煤矿排土场。 2.2. 方法 菌剂的制备：用Pach固体培养基对菌种进行活化培养。获得活力旺盛的菌丝体后，于无菌环境将菌丝体接种到装有MMN液体培养基的锥形瓶中，在摇床上120 r/m培养15 d，温度为28℃，备用。 盆栽试验：试验于2019年5月30日至10月30日，在内蒙古大学菌根生物研究室进行。将挑选出的籽均匀、粒饱满油松种子以10% NaClO溶液浸泡15 min后，用无菌蒸馏水冲洗干净后催芽。于高13 cm、直径为10 cm装有1.5 kg土的花盆中，播种10粒萌发的油松种子，共设4个梯度：(1) CK：未接种菌剂；(2) M 1 ：接种菌剂牛肝菌-99；(3) M 2 ：接种褐环乳牛肝菌；(4) M 1 + M 2 ：牛肝菌-99、褐环乳牛肝菌(各2.5 ml)混合接种。未接种处理则注入5 ml灭菌培养基，作为对照。每处理重复5次。 培养条件为：水分控制在土壤最大持水量的75%~80%；光周期为14 L:10 D；培养温度为27℃；空气湿度为70%~80%。 2.3. 测定项目 生物量：每处理选取10株幼苗进行生物量的测定。 菌根依赖性及菌根侵染率：采用计数统计法测定菌根侵染率，并测定感染级数 [ 15 ]。将根剪成1 cm的根段，每处理随机选取50根段。 菌 根 依 赖 性 = 接 菌 植 株 的 干 重 未 接 菌 植 株 的 干 重 × 100 % 菌 根 的 侵 染 率 = 形 成 外 生 菌 根 的 根 段 数 观 察 的 总 根 段 × 100 % 光合指标：采用Li-6400P便携式光合系统测定仪和叶面积仪，于2013年10月25日上午9:00测定了植株的光合作用、叶面积等指标，并测定了幼苗的叶绿素含量 [ 16 ]。 土壤酶活性：将风干土壤过1 mm筛，备用。过氧化氢酶活性测定 [ 17 ]，单位为mg H 2 O 2 g −1 ；脲酶活性测定 [ 18 ]，单位为mg NH+ 4-N∙g −1 ∙d −1 ；蔗糖酶活性测定 [ 18 ]，单位为酚mg∙g −1 ∙d −1 ；碱性磷酸酶活性测定 [ 19 ]，单位为酚mg∙g −1 ∙d −1 。 2.4. 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的采集及分析通过Microsoft Excel (version 2007)和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0.0 for Windows)软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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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排土场的植被恢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排土场的建设彻底改变了矿区的土壤结构，土壤养分和土壤酶活性极低，不利于复垦植物的生长。 接种牛肝菌-99、褐环乳牛肝菌提高了排土场土壤中油松幼苗的存活率、生物量，促进幼苗的生长，增加植物体内干物质的积累，这与韩桂云等(2002)、王艺(2013)、张文泉等(2013)的研究结果相似。其中，褐环乳牛肝菌的促生作用较为明显，油松幼苗对其具的菌根依赖性较高。 接菌处理显著提高了油松幼苗的叶绿素a、叶绿素b、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了幼苗叶片中的光合色素含量。同时，两种外生菌根真菌还提高了幼苗的叶面积、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这与高悦等(2010) [ 21 ]、Choi DS (2005) [ 22 ] 和宋薇(2011) [ 23 ] 的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土壤酶活性常被用来表征土壤养分状况、微生物代谢活动等。退化土壤中土壤酶活性的变化可以反映土壤的熟化程度。本研究发现幼苗根际的土壤酶活性在接菌组中显著提高，其中过氧化氢酶活性提高率最高，为49%~104%，其次为碱性磷酸酶、蔗糖酶和脲酶。M 2 接种效果最好，对土壤酶活性的提高最显著。排土场土壤中生长的油松幼苗根际的土壤酶活性的提高，可以说明这两种外生菌根真菌有助于改善排土场土壤环境，促进土壤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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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接种褐环乳牛肝菌后，较对照比较，油松幼苗的存活率提高了30%~48%、生物量提高了30.92 mg~160.56 mg；幼苗的叶绿素含量提高了41%、50%、43%；净光合速率明显升高了86.35、75.03、47.72 μmol CO 2 m −2 ∙s −1 ；蒸腾速率分别提高了0.21~0.29 mmol H 2 O m −2 ∙s −1 ；根际土壤酶活性显著提高，脲酶活性提高率为16%~62%。过氧化氢酶的活性提高了49%~178.85%。蔗糖酶的活性提高了14.74%~74.55%。碱性磷酸酶的活性提高了31.95%~106.2%。说明接种外生菌根真菌有助于排土场土壤中油松幼苗的生长，可以促进排土场植被恢复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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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全球旅游业的兴起，中国旅游景区内的公示语的翻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信息服务的一部分，公示语译文的准确性对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景区的国际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对景区内公示语的错译、误译现象进行实地考察与纠错，分析错误原因并总结公示语产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因素，旨在提高黄山景区公示语英文翻译的准确性，保护城市和国家形象。 关键词 :公共标志，旅游风景区，翻译，游客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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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公示语是公共场所中一种向公众展示的特殊文体，是最常见的实用语言之一。它也是一种能够实现交际目的的语言风格，以道路标志、广告牌、商店标志、旅游景点标志等形式较为常见，文字通常短小精悍，简洁明了 [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公示语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旅游景区公示语是公示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在全球化浪潮下，对其进行规范的使用与精准的翻译正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中国旅游业正蓬勃兴起，景区国际知名度也日益提高，对旅游景区公示语的任何误用或误译无疑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跨文化需求的发展，景区公示语的受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反应与期望均被考虑，最终指导公示语版本呈现功能效应。基于此，本文以黄山景区为研究案例进行公示语的英译纠错与分析，以期获得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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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旅游公示语的介绍 公示语是“标识语”、“标志语”、“标语”的集合名词 [ 3 ]。《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一种“标志类型”，以告诉人们一些相关的信息或指导人们按照要求应该做什么。《郎曼当代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以发布信息或发出警告为目的，在公共场合使用的带有字母或图片的卡片或金属卡片” [ 4 ]。吕和发等 [ 5 ] 指出，旅游公示语是公示语以对外宣传或服务为主的、对公众开放的信息，有告示、说明、提示、展示、警示等含义，信息形式以文字和图形为主，为游客提供各种类型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公共信息和安全标识两大类。一般来说，它们简单易懂，能够帮助游客在短时间内获取最主要的信息 [ 6 ]。在公示语汉英翻译错误的分析和规范中，旅游形象标志是为了表达特定事物意义的最流行、最简单的形式 [ 5 ]。在某种意义上，旅游公示语的翻译往往传达出一种文化内涵。启发译者不能局限于翻译的文本层面，而应该考虑目标语读者在跨文化背景下感知情景的能力 [ 7 ]。旅游公示语的翻译在从原语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中，应更多地尊重读者的文化习惯和传统，使得翻译标准符合跨文化交际的功能 [ 8 ]，在原语的翻译中保持交际功能，并与目的语的表达文化和习惯保持一致 [ 9 ]。 旅游公示语具有说明性功能、情感性功能、信息性功能、指导性功能、表达性功能、称呼性功能、说服性功能、教育性功能等一系列功能 [ 10 ]。此外，好的旅游公示语还应具备跨文化交际功能，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需求，并注意使用礼貌原则，尽量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