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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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重点不再是强调总量和速度增长，而是转变为调结构、稳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新常态下的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评价指标体系也需要不断补充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既要反映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行为和经济效应，还要与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智慧农业相结合，更重要的是遵循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保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性。遵循上述原则，本文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行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经济社会效应和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可持续性三方面构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我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连续15年大丰收，8年来粮食产量稳居全国第一位，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十分具有代表性。通过本评价体系计算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从起步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并逐年提高。黑龙江省在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金融服务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在农业新业态培育、农业增效和农业服务型产业方面还存在差距。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主要障碍因子是农产品加工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值。提升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水平，还需要大力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综合产出率，尤其要提升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将休闲农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还要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流通信息、农产品质量保障、农产品运输加工等方面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在新业态方面要通过智慧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现代农业产、供、销精准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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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基于产权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般理论，本文分析了不同资源–社区空间关系下乡村旅游地的产权属性，将乡村旅游地分为“公共型”、“私人型”、“中间型”三种类型。探讨在不同产权属性下，乡村旅游地采用何种治理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环境、文化绩效共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了一个理论整合模型。文章以杭州龙坞村、山沟沟村为例，对两个乡村的旅游业治理模式及其综合绩效进行了案例对比研究。案例实证研究的结果基本支持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即产权属性分析是乡村旅游治理结构优化的基础，只有使治理结构符合资源系统的产权特征，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治”目标。 关键词 :产权属性，乡村旅游，治理结构优化，综合绩效，可持续发展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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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支持和促进农民就业创业，逐步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近年来，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脱贫致富以及传统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效 [ 1 ] [ 2 ] 。乡村旅游兼具经济产业与公共治理的双重属性，被证实是繁荣农村经济、改变农村单一经济模式、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各地政府无一例外地将乡村旅游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并在乡村旅游的规划和治理方面表现出主导性角色 [ 3 ] 。然而，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过度开发、不当经营导致不少乡村旅游地出现环境退化、生态破坏、文化流失等问题，一些环境类似、资源特色雷同的乡村旅游地运营绩效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 4 ] 。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旅游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应有的功能，是摆在学界和业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乡村旅游发展涉及旅游经济、城乡互动、乡村振兴等诸多主题，是个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需要把握乡村旅游在不同资源特点和文化、经济、环境系统背景下不同的发展规律与演进路径，继而配以因地制宜的治理制度，才能达成优良的综合绩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 5 ] 。因此，除了优质的自然、文化资源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合理的治理结构安排，以及制度规则下对人力、物力以及无形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决定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 6 ] 。本文综合运用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基于乡村旅游地“资源–社区”空间关系及其引致的资源系统产权属性对乡村旅游地进行分类，探究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构建了乡村旅游地“产权属性–治理优化–综合绩效”的整合模型。此外，文章选取浙江省杭州市周边两个类型相同的乡村旅游地(西湖区龙坞村、余杭区山沟沟村)进行实证研究，比较两个乡村在不同治理制度下居民、游客所感知的综合发展绩效差异，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并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实践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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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概况 本文选取浙江省杭州市的龙坞村、山沟沟村作为案例地。“龙坞村”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距杭州市中心15公里，全村人口约2100人，面积14.3 km 2 。该村全域和周边布局大片茶园，呈现出一幅清新自然的茶村风光。龙坞村从2003年起开始开发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业，成为国内较为知名的乡村旅游地。“山沟沟村”位于杭州市西郊余杭区，距离杭州市区45公里，全村人口约2800人，占地面积15.3 km 2 。作为典型的林地山村，山沟沟村自2003年起开始开发旅游业，成为以自然风光、农家民宿、纯美山村为主题的旅游地。 上述两个乡村区位临近，目标市场雷同，且几乎同时开始发展旅游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旅游经济体系，在我国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和治理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个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基本相同，但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治理结构，因而在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可持续潜力方面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差别。从以往相关研究 [ 22 ] ，以及游客网络评价来看，山沟沟村整体比龙坞村在旅游发展方面表现更好。本文以这两个乡村旅游地作为案例，比较两者在治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两者在乡村旅游发展综合绩效方面的差异。 3.2. 调研过程 研究团队于2017年5月~6月间对两个案例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主要分两步进行。首先，对两个乡村的部分居民(包括参与旅游经营和未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外来企业经营人员、游客等利益主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详细了解案例地旅游发展脉络和问题所在；其次，设计调查问卷，对案例地的农户、旅游者进行抽样调查。两地以农户为单位各发放问卷55份，回收有效问卷101份(龙坞村48份，山沟沟村53份)；面向旅游者各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274份(龙坞村116份，山沟沟村158份)。居民和游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1.8%、91.3%。 3.3. 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 问卷由研究简介、受访者背景信息、乡村旅游发展感知绩效三部分组成。具体上，居民问卷通过“经济收入”、“环境质量”、“生活干扰”、“文化保护”、“持续支持”五个问项(V1~V5)，从居民主观感知的角度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综合绩效进行度量。游客问卷通过“整体满意度”、“重游意愿”、“推荐意愿”三个问项(T1~T3)对旅游者感知的乡村旅游地综合绩效进行衡量。上述问项均采用李克特5点法计分(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本文主要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 T-test)的方法对两个案例地的问卷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统计分析使用SPSS 22.0软件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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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案例分析结果 4.1. 两个乡村旅游地的产权属性分析 龙坞村和山沟沟村均表现出居民社区与旅游资源相互重叠、交错的空间特点。具体而言，龙坞村的主要旅游资源为“茶文化”，包括遍布社区及周边的茶山，居民采茶生产生活场景，以及传统茶村的民俗文化；以此类似，山沟沟村的旅游资源也由遍布社区内部和周边的山水风光、山村传统民俗、农事劳作场景等要素构成。整体而言，在这两个乡村，旅游资源系统即包括大尺度的公共资源，又涵盖居民自身承载的文化和实物资源，呈现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交错的复杂产权属性。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图2)，龙坞茶村和山沟沟村均属于资源–社区高度重叠下的“中间型乡村旅游地”。 根据以往研究对“准公共资源”治理困境的分析 [ 24 ] ，对于中间型乡村旅游地，政府主导或私有化的治理方式均可能将引起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和资源破坏问题。针对这类思资源系统，最有效的治理结构是将公共部门、私有部门多主体以平等、协同的身份纳入治理框架，即所谓的“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 [ 31 ] 。通过访谈和资料回顾，可以发现，相较于龙坞茶村，山沟沟村在旅游发展中的治理制度更加符合“多中心”的特点。 4.2. 案例地治理结构比较 4.2.1. 龙坞村治理结构：自组织模式 龙坞村的治理结构具有典型的“自组织模式”特点，即“社区/居民主导”在其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鲜明的特点。龙坞村自2003年开发旅游业以来，治理模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龙坞村通过村委会自发组建了“游客服务中心”，负责市场宣传和村内资源的整合。在这一阶段，“游客服务中心”作为社区居民的全权代表对外整合营销，对内引导和鼓励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在初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随着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各种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乡村建筑的违章问题引发了村民与村委会的激烈矛盾。 由于无法厘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谁说了算”的问题，冲突一经开启便无法缓解，甚至导致了上访、信访事件的发生。2008年，社区主导的“游客服务中心”瓦解，龙坞村旅游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以个体经营农家乐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地(即村民各自主导)。经过几年的发展，这种“私有化”的旅游治理模式导致了村民之间过度竞争、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旅游者访谈中，不少游客对龙坞村过度商业化的氛围感到不满，部分游客甚至提出“龙坞茶村是个骗局”。 4.2.2. 山沟沟村治理结构：多中心协同 与龙坞村不同，山沟沟村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形成了外来企业、本地社区、地方政府相互协同、合作、监督的治理格局。2003年，山沟沟村引进了外部企业，投资3000多万元对山村周边环境和设施进行建设优化，成立了“杭州山沟沟旅游度假公司”，对山沟沟村实行景区化运营。与此同时，本地农户基于当地特色民俗和传统村落资源，自主经营农家乐和民宿，形成了与公司景区相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随着参与旅游经营的本地农户数量的增加，2005年，在村委会的主导下，山沟沟村成了“山沟沟农家乐协会”，负责协调、促进本地农家乐和民宿经济的发展，同时代表居民与外来公司就旅游发展利益分配、重大问题沟通协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山沟沟村形成了一个包括外来企业、本地社区、当地政府之间协同共治的“多中心”格局，其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山沟沟村多中心治理示意图 在这一“多中心治理”结构下，外来企业为山沟沟村提供营销和宣传工作，吸引外部客源，不断推进景区的建设和优化；农家乐协会负责协调社区内部关系，规范本地农家乐经营管理，组织业务培训、技术咨询、信息交流；当地政府为当地提供政策和制度支持，将山沟沟村的宣传营销纳入本地政府工作范畴，同时监督促进各方保护生态环境、传承本地文化、维持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企业、社区、政府三方之间形成了相互信赖、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良性关系，使山沟沟村的旅游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和谐之像。 4.3. 问卷数据分析 在案例地定性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调研问卷，分别从本地居民、旅游者主观感知的视角对龙坞村和山沟沟旅游发展综合绩效进行对比实证分析。问卷统计结果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perceived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 问卷题项 龙坞N = 48 山沟沟N = 53 差值 T检验Sig. V1 旅游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4.13 4.28 0.15 0.52 V2 旅游发展中环境得到很好维护 3.54 4.02 0.48 0.03 V3 旅游发展对生活负面干扰较少 2.98 3.77 0.79 0.00 V4 本地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3.44 4.04 0.60 0.00 V5 我支持本村旅游业继续发展 4.00 4.22 0.22 0.63 V 综合绩效总评 3.62 4.07 0.45 0.02 表1. 本地居民感知综合绩效的对比分析 表1的分析结果显示，山沟沟村的居民样本对本地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绩效”、“生态绩效”、“文化绩效”方面的评价均值均高于龙坞村居民。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进一步显示，两个村的居民在“环境保护(V2)”、“生活干扰(V3)”、“文化保护(V4)”以及整体综合评价(V)方面问项上的评分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T > 1.96，P < 0.05)，这说明山沟沟村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绩效感知显著地高于龙坞茶村居民对本地旅游发展绩效的感知。 Table 2 Comparison of tourists’ perceived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 问卷题项 龙坞N = 116 山沟沟N = 158 差值 T检验Sig. T1 我对该地旅游体验很满意 3.23 4.33 1.1 0.00 T2 我未来还会来这里旅游观光 3.61 4.23 0.62 0.00 T3 我会推荐家人朋友来这里旅游 3.44 4.05 0.61 0.00 T 综合绩效总评 3.43 4.20 0.77 0.00 表2. 旅游者感知综合绩效的对比分析 表2对旅游者问卷数据的分析结果与表1基本一致，山沟沟村的旅游者对“整体满意度(T1)”、“重游意愿(T2)”、“推荐意愿(T3)”以及整体综合评价评分的均值均高于龙坞茶村的旅游者，且两个样本各个问项之间均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2.58，P < 0.01)。这说明在旅游者眼里，山沟沟村的旅游发展综合绩效显著优于龙坞村。 综上所述，虽然龙井村和山沟沟村具有类似的资源系统产权属性，但由于采用不同的治理结构安排，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两个乡村在旅游产业的综合绩效方面表现出了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山沟沟村由于采用了符合其“中间型”产权特点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其旅游发展的绩效更好，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更大。这一结论对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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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产权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对乡村旅游地产权属性进行了情境化分析，探讨了在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采用何种治理模式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协同共进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案例比较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启示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产权属性分析在乡村旅游治理优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旅游发展的本质是政府、居民、企业、旅游者等利益相关主体针对乡村旅游资源系统而进行的“多重交易”。资源归谁所有？谁在资源开发中具有话语权？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治理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把握乡村旅游资源系统的产权属性，进而配以因地制宜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各利益主体“权”、“利”、“责”的协调与统一。本文提供的理论框架为乡村旅游地的产权属性分析提供了逻辑基础，对推进该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均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衡量乡村旅游发展质量需要对多维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如何衡量乡村旅游治理的结果，即综合绩效，对于评价、优化乡村旅游地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证实，乡村旅游的“良治”不仅在于经济收入的增加，也不仅关乎居民对生活的满意，而是包括经济绩效、环境绩效、文化绩效等要素的多维体系。因此，应当通过多主体、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来衡量乡村旅游发展的绩效，只有各维度协同共进才能真正表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发挥旅游业在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全面振兴方面的综合效用。 第三，多中心治理结构在乡村旅游治理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在现实中，完全符合“公共型”、“私人型”产权属性的乡村旅游地并不多见。大多数乡村旅游地资源与社区具有相互重叠的特点，因此普遍具有“中间型”产权属性。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上均证实一个容纳政府、企业、居民的“多中心治理”架构对于这类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由于能够实现关键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充分利用和发挥政府、企业、居民各自的资源禀赋，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协同共进。山沟沟村乡村旅游发展“良治”的案例说明，这一新型的治理结构在我国当前以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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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已经施行了4年有余，到2020年底这一政策将自动失效，届时稳岗补贴政策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目前学界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从国际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国内失业保险制度发展的需求入手，展开论证，以大数据为依托，从失业保险大量结余、失业保险发挥“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政府落实稳岗补贴政策的视角论证稳岗补贴政策的必要性，并通过稳岗补贴政策的实际效果进一步证明其必要性。 关键词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必要性，预防失业，促进就业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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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主要目标是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从20世纪初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伴随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失业人员激增，对失业保险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目标将促进失业者尽快找到新的就业岗位涵盖在内。在2008年之后，中国开始寻求经济体制转型，但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失业问题而导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失业保险仅仅保障基本生活和促进就业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中国开始从源头出发关注失业问题，逐步形成了“保障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三位一体的失业保险制度框架。而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正是中国探索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的产物。 2014年11月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稳岗补贴政策正式在全国施行，该通知明确规定稳岗补贴的发放执行到2020年底。到期后这一文件将会自动失效，届时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将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值得探究。本文旨在为想研究稳岗补贴政策但又对其时效性和必要性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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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国内外学术界研究进展 2.1. 国内学术界研究状况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较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才标志着我国具有现代社会保险特征的失业保险制度终于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关于失业保险预防失业的研究更是近几年才为学者们所关注。 在改变失业保险制度体系方面，郑功成在2002年就提出了失业保险制度要改变以往消极被动地向失业者提供收入补偿的传统保障模式 [ 1 ] 。对于政府应在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方面，绝大多数国内学者持肯定意见。比如：刘燕斌认为实现失业保险向就业保障的转变是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作用对于改善就业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 2 ] 。郑秉文 [ 3 ] 和吕学静 [ 4 ] 都认为应当从法律层面赋予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功能。谭金可和王全兴认为就业保障取向下的失业保险法不仅要着眼于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而且要着眼于预防失业和支持新增就业 [ 5 ] 。 在如何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方面，学者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普遍认为政策需要灵活性。比如郑功成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失业保险的征缴费率、减免企业的失业保险基金、提供就业补贴和技能培训等措施，同时辅以半日制或非全日制的就业方式灵活预防失业 [ 6 ] 。刘燕斌更多从去产能的角度考虑，认为应根据地区差异化设计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职业培训计划，大规模开展技能培训，充分提高职工的技能水平、转岗业务能力和创业能力 [ 2 ] 。 在研究稳岗补贴政策成效方面，刘燕斌从我国去产能就业安置取得明显成效的实证角度出发，认为稳岗补贴政策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 7 ] 。王爽则出于对失业保险参保积极性和稳岗补贴政策普及率都不高以及稳岗补贴申报程序复杂等方面的考虑，认为稳岗补贴政策仍面临诸多挑战 [ 8 ] 。 2.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对于失业问题，国外学术界主要从政府干预和市场自发调节两个角度进行探讨。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失业率。比如以庇古、托宾和希克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市场失灵才会引起失业，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市场将自发地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分配以满足生产的需要，进而实现充分就业，即不存在失业。而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市场，所以需要通过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失业率，依该学派的观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用来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从而降低失业率。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以供求理论为基础，认为是有效需求不足使得供给量减少，进而导致的失业，主张政府积极干预，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或增加货币供给量等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扩大劳动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 [ 9 ] 。 以阿瑟·拉弗、万立斯基、保罗·罗伯茨、罗伯特·蒙代尔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则认为是供给不足导致的失业，该学派主张通过大幅度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公司所得税来增加就业。基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又提出了人力政策理论，即政府通过提供职业训练、就业信息、消除就业歧视等措施使劳动者与就业机会更相适应，从而降低失业水平。而货币学派主张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失业问题 [ 9 ] 。 历经多次金融危机洗礼的西方国家，逐步认识到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已经形成了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三位一体的失业保险制度。如日本现行的雇佣保险制度十分重视企业在解决失业问题中的作用，通过提供援助金的形式，鼓励企业扩大雇用范围、雇用就业困难者、进行职工的职业培训 [ 10 ] 。德国通过提供短时工补偿、恶劣天气补贴、生活费用补贴等措施，保障其国内就业岗位的稳定，进而达到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目的 [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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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我国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的由来 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它主要规定了满足条件的四类人(宣告破产的企业的职工；濒临破产的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企业辞退的职工)如何领取待业救济金，这是一项单纯的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规定。 1993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仅在救济范围、保障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改善，并未增加更多的功能。 1999年1月，国务院通过颁布《失业保险条例》后，才新增了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功能。 2005年11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次将失业保险的支出范围扩大到可用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支出等支出项目。 2006年1月，劳动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适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7省、直辖市列为开展适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这些试点地区的失业保险基金可用于《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规定的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支出。通过试点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形成了之后2014年出台的稳岗补贴政策。试点时间暂定三年，试点工作结束后国务院每年还都会出台延长试点时间的通知。 2008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通过“五缓四减三补贴”的方式减轻困难企业负担，这也是我国政府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要从预防失业的角度推动失业保险工作。 2014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我国第一个具体落实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的全国性政策正式出台。此后，我国失业保险相关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变成了“预防失业，促进就业”。 由此可见，稳岗补贴是国务院为了更好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功能，同时激励企业更多地承担稳定就业的社会责任，对采取在职培训、转岗安置、轮班工作、协商薪酬、待岗发放生活费等措施从而将裁员率控制在上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以下，且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企业，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其相应的稳定岗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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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于宏观视角下的稳岗补贴政策必要性分析 稳岗补贴政策作为全国性政策，需要从宏观角度考虑研究其必要性。本文选取的三个衡量标准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稳岗补贴政策的实施增加了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途径，对于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的利用率、缓解失业保险基金大量结余问题具有一定的帮助，因而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的变化情况可以反映出稳岗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其次，稳岗补贴政策实施的根本目的就是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因而稳岗补贴支出规模的变化情况可以体现出政策是否必要。最后，稳岗补贴政策统筹协调实施的载体是各个省级政府，各省级政府均有依据本省情况制定稳岗补贴具体实施办法的权利，因而研究省级政府对待稳岗补贴政策的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政策的必要性。 4.1. 基于我国失业保险基金存在大量结余视角的分析 自1986年失业保险建立以来，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失业保险金一直大量结余，这反映出我国失业保险金利用率低下，本文研究2010年至2018年相关数据(见图1)，资料显示，近八年来我国失业保险结余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一增长趋势在2010至2015年间尤为明显，尽管2016年制2018年的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失业保险基金总量仍保持正增长，且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要远远高于当年度稳岗补贴支出几十倍，失业保险基金整体呈现出一种低效率、不经济、高风险的状态。这表明我国失业保险在发挥降低失业率、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等功能方面仍大有可为。 2015年正是稳岗补贴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伊始之年，由图1可以看出稳岗补贴支出与失业保险基金当年结余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尽管失业保险基金当年结余减少可能是由于失业保险费率降低、稳岗补贴支出增多、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支出增多等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但由于稳岗补贴采取的是先支后补制(即当年度发放的稳岗补贴补的是去年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且经统计，很多地方政府在执行稳岗补贴政策时，大多将支出的比例定为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因而失业保险费率与稳岗补贴支出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即无论失业保险费率如何变化，稳岗补贴支出都会随其变化，在整体的收入分配中占据一定比例。且随着稳岗补贴政策的深入落实，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享受到稳岗补贴政策的实惠，当且仅当全部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都被纳入稳岗补贴政策的惠及范围时，失业保险基金在发挥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方面将会有一项固定支出，届时政府只需调整稳岗补贴的支出比例，便可大大增加对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的调控能力。因此稳岗补贴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需长期持续推动其扩面落实工作。 图1. 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当年结余及全国稳岗补贴支出随时间变化折线图 [ 12 ] - [ 21 ] 4.2. 基于失业保险发挥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视角的分析 上文已提到过我国政府已认识到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失业保险主要通过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稳定岗位补贴、技能提升补贴、东部7省市扩大基金支出范围试点以及各地其他政策补贴等方式发挥其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功能。笔者调研了2010年以来官方统计的相关数据(见图2)，可以看出我国失业保险基金在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方面的支出比例从2010年至2017年一直维持在50%左右，而稳岗补贴支出占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支出的比例自2015年实施以来至2017年也逐渐稳定在45%左右，将这两个数据分开比较，一方面可以减小误差，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直观地体现出稳岗补贴在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未来稳岗补贴支出在失业保险支出中将会继续占据一定比例，稳岗补贴政策继续施行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4.3. 基于政府落实稳岗补贴政策视角的分析 省级政府在落实稳岗补贴政策时发挥最主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贯彻国家的决策部署，另一方面又要督促市、县两级抓紧将政策落实到位，因而研究省级政府的做法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政府对稳岗补贴政策的重视程度。本文选取河南省为样本，研究了2014年国务院决定实施稳岗补贴政策以来河南省的一些具体做法(见表1)。 通过比对不难看出，河南省十分重视稳岗补贴工作，于2015年初步形成了落实国家政策的相关文件，并于之后的三年里不断从政策适用范围、裁员率计算方法等方面完善了这一政策，下发的文件一年多于一年，尤其是2018年下发了9个与稳岗补贴政策相关的文件，足见其重视程度。同时为了契合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简政放权等改革要求，河南省将稳岗补贴政策向贫困企业延伸，不断简化稳岗补贴的申领程序，将最初申报需要的几十页材料简化为一张申请表，为企业减轻很多负担。在这一切的背后，既有中央的大力支持，又有基层政府看到稳岗补贴政策红利后的努力。从实用性来看，稳岗补贴政策是我国结合自身特点、适应当下国情的产物，完善和发展稳岗补贴政策很有必要。 图2. 当年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支出占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及稳岗补贴占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支出百分比变化折线图 [ 12 ] - [ 20 ] Table 1 Compilation of policies relevant to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post stabilization subsidies in henan provinc 发行年份 文件编号 意义 2015年 豫人社[ 2015 ]3号 落实国家政策，河南省稳岗补贴政策初步成型。 豫人社[ 2015 ]30号 结合河南省实际，扩大了政策适用范围，简化了申请使用条件，统一了补贴项目和标准，规范了申请审批程序。 2016年 豫人社失业[ 2016 ]2号 明确了企业申报稳岗补贴如何界定时间，一企多户如何申报稳岗补贴，劳务派遣企业和人事代理企业的申报资格。 豫人社函[ 2016 ]90号 明确了补缴企业享受稳岗补贴政策的原则。 2017年 豫人社办[ 2017 ]84号 明确了稳岗补贴要重点向贫困县市倾斜，进一步加大了稳岗补贴政策的执行力度。 豫人社办[ 2017 ]193号 进一步明确了稳岗补贴的适用范围。 豫人社办函[ 2017 ]262号 进一步明确了稳岗补贴裁员率的计算方法。 2018年 豫人社办函[ 2018 ]76号 督促稳岗补贴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落实。 豫人社办函[ 2018 ]111号 全面深入落实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 豫人社办函[ 2018 ]131号 制定“一降三补”(含稳岗补贴)惠企惠民活动方案。 豫人社办函[ 2018 ]236号 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简化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领程序。 豫人社文[ 2018 ]225号 明确了欠费补缴企业申报和计算稳岗补贴年度及金额的原则。 豫人社文[ 2018 ]234号 进一步明确了困难企业享受稳岗补贴的原则。 豫人社函[ 2018 ]441号 加大了稳岗补贴等失业保险惠企政策的宣传力度。 豫人社办[ 2018 ]162号 进一步简化了裁员率的计算方式，放宽了劳务派遣企业申请稳岗补贴的适用范围。 豫人社办[ 2018 ]164号 进一步明确了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哪些人员可以享受稳岗贴。 表1. 河南省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相关政策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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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我国稳岗补贴政策实施的效果 一项宏观政策必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实施效果，对于稳岗补贴政策而言，覆盖面的大小意味着政策是否受到受众的欢迎，推行是否顺利；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则是反应稳岗补贴政策成功与否的最直观数据。 5.1. 稳岗补贴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 由于过去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缺陷，给人留下了不失业就用不着失业保险的刻板印象，在稳岗补贴政策施行之初，响应者寥寥。但随着各级政府宣传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稳岗补贴政策带来的好处，政策知悉率和申报率逐年增加。截止到2018年，稳岗补贴政策惠及职工人数已经比2015年政策施行之初增加了3倍，且发展趋势依然迅猛(见图3)。稳岗补贴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是企业和职工，其规定的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保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等支出，不仅可以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也可以增加职工的职业技能，还能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增加竞争力，这是稳岗补贴政策扩面的活力之源。 5.2. 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降低 稳岗补贴政策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时更好地发挥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激励企业承担稳定就业的社会责任”作为出发点，因此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能直观反映出稳岗补贴政策成功与否。结合图1~3可以看出，随着稳岗补贴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降低。从实证的角度看，在我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结构性失业压力持续增加的当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稳岗补贴政策功不可没。 图3. 全国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惠及职工人数及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折线图 [ 18 ] [ 19 ] [ 20 ] [ 21 ] 由此可见，从政策效果来看，稳岗补贴政策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我国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方面的空缺，其对于降低城镇登记失业率、缓解企业负担、保障参保职工应有权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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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语 总的来说，尽管稳岗补贴政策在适用范围、发放比例、政府监管等方面尚有不足之处，但无论从世界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还是从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需求来看，都有其必要性。尤其是它的施行使得数十万企业和数千万职工受益，足见其在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减轻企业负担、保障职工权益、降低失业率、促进劳资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的一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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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辅导员的心理健康关系到高等教育发展的稳定性。因此，辅导员的心理健康应引起个人和高校的重视。本文通过访谈调查辅导员心理压力状况，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有效干预措施，以期提升辅导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心理压力，积极心理学，干预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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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教育部在2014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中对高等学校辅导员的职业定义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 [ 1 ] 。作为活跃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线的骨干力量，高校辅导员不仅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还要处理琐碎繁杂的事务，同时还面临着个人社交和职业发展方面的巨大压力 [ 2 ] 。作为学生工作的一线骨干，辅导员需要长期与学生接触，其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关系到其本职工作是否能有效地开展，更密切关系到学生的心理认知状态和情绪调节能力。虽然大部分辅导员面临多种压力，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却相对良好，表明他们能合理调控自己的压力，维持自身的心理健康。压力之后个体能继续维持良好心理健康状态甚至能发展得更好，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因此，关注辅导员心理健康，分析其心理压力产生的原因，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干预措施，提高辅导员心理健康水平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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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校辅导员心理压力状况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变革、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张、学生教育成长、自身发展等多方面因素都给辅导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 [ 3 ] 。有关辅导员心理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也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有研究提出高校辅导员总体压力感偏高，且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 [ 3 ] ；还有研究显示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任务复杂，职业发展渠道不畅也是辅导员压力的重要来源 [ 4 ] 。笔者对44名高校辅导员进行开放式访谈调查，了解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压力状况，结果也发现辅导员普遍感觉有压力，排名前三的压力来源分别是学生安全问题、事务性工作、个人发展。此外，身份地位边缘化、各种考核、兼顾家庭和工作等方面也是辅导员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部分辅导员出现情绪资源耗尽、对学生态度冷漠、工作消极等表现，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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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高校辅导员心理压力产生的原因 辅导员群体普遍年龄偏小，多数是刚毕业的学生，缺少工作经验，因此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 [ 4 ] 。辅导员心理压力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1. 学生安全稳定管理带来的职业风险 高校学生安全稳定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互联网的高度发展，给辅导员的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辅导员不仅要防范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学生思想的侵蚀，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注意各类突发性事件。现在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抗挫折能力弱，很容易因各种事件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辅导员整天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 3 ] 。很多高校都要求辅导员要24小时开机，学生有突发情况要随叫随到。并且辅导员作为学生安全稳定的直接责任人，一直处于紧张的应急状态中 [ 3 ] 。这些都无疑给辅导员的心理带来较大的压力，容易导致其心理健康状态受到影响。 3.2. 高强度的工作负荷 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很多高校辅导员和学生的比例远超教育部规定的1:200。学生数量增多，相应的工作量也增加，辅导员不仅要负责学生党建、招生就业、社团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贫困生资助等工作，还要接受各种工作考核。同时，辅导员还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者、心理疏导者、就业指导者等多重身份角色。繁杂的工作任务，多重角色的冲突，给辅导员的心理也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 3 ] 。 3.3. 辅导员职业的高要求与实际地位的差距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辅导员的能力素质直接关系到学生工作的效果。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对辅导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辅导员队伍要专业化、职业化，不仅要具备完成日常工作所需的知识能力，还要有处理学生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要具备心理学知识，了解国家形势与政策，为学生进行就业规划和指导。但是，当前社会对辅导员队伍的高标准要求与辅导员本身所得的社会地位、幸福指数确是不匹配的，这也容易导致辅导员群体心理失衡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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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辅导员心理压力的调适方法 通过访谈调查发现，虽然大部分辅导员都表示压力很大，但他们并未表现出心理问题，表明他们都能采用合理的方式进行调节。在笔者的调查中，大部分辅导员会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与亲朋好友诉说、运动、睡觉、提升自己等方式进行自我调节。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关注个体潜能和积极心理品质，主张个体自身对问题的积极解决，从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美国积极心理学家赛里格曼主张积极心理学应研究积极主观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社会环境 [ 7 ] 。因此，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有效的压力调节方式，对提升辅导员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4.1. 培养辅导员积极的心理认知，增加积极情绪体验 同一件事，看待的角度不同，由此产生的情绪状态也不同。因此，辅导员可以学习心理学相关知识，掌握一些自我调适的技巧。培养积极的心理认知，让他们能积极看待工作中的压力，客观评价自我并悦纳自我，树立健康的自我意识，以便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压力，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 8 ] 。 4.2. 增强辅导员的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是能帮助个体在面对压力和逆境时成功应对并发展良好的人格特质。心理弹性与压力密切相关，心理弹性能缓解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心理弹性高的个体比心理弹性低的个体知觉到的压力和痛苦更少 [ 9 ] 。因此，提高辅导员心理弹性是维护辅导员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辅导员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可能发生的各种消极事件，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能一帆风顺，要正确看待这些消极事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应对，在挫折中积累经验，不断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只有提升自己的心理弹性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收获更多。 4.3. 社会、学校和家庭要为辅导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方面，在社会上增加对辅导员职业和角色的认同，提高辅导员的社会地位，让辅导员获得职业认同感；另一方面，学校要给辅导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畅通晋升渠道，让辅导员在工作中得到相应的回报，在岗位上看到发展的希望。同时，家庭成员也要为辅导员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亲朋好友的关心与支持能有效缓解辅导员在工作中面临的心理压力。 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出发，培养和提升辅导员自身积极心理品质，构建社会、高校和家庭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增强辅导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未来研究可以关注高校辅导员心理弹性的结构和测量，对辅导员心理弹性的培养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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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科学主义研究范式是心理学发展的主流，于是认知神经科学成为当仁不让的带头学科。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特性是必要的，是它脱离哲学母体的理由；但是，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的本质是信息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心理学，仅仅适用于初级的心理过程(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它会对心理现象高级过程(包含心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机制)的认识造成偏差，忽略心理过程的人文科学特性；这就是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习近平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六个基本特性：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本文作者认为，其中的“原创性、时代性”是首要的、根本的；如果我们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实践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重新研究心理学的对象、性质、范畴、方法、范式与知识框架，必然揭示出心理学的“普遍意义”。本文阐述当代心理学突破局限与瓶颈的“学科信息化”途径。 关键词 :心理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瓶颈问题，学科信息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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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19世纪强调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导向之下，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与“思辨”的哲学心理学划清界限，使得心理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而后心理学逐步踏上了严格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的路途。 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仅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因为，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比，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的确较短；但是从古希腊开始，很多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探讨心理学现象的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一直是在哲学的孕育下产生和发展的，没有哲学的心理学就很难有科学的心理学，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物理学是科学心理学的基础那样。新的科学心理学则正是在实证主义哲学观的指导下，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心理现象进行客观的、精确的研究，才使研究结果达到了高度的有效性和精确性，并因此而巩固了心理学的科学地位 [ 1 ] 。 但是，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导向的心理学，必然走不出太远，因为它只能“看见”心理现象的“物质特征”，看不见心理现象的“信息特征”；它的研究方法局限于物理学的“数量化”、“公式化”、以及“肉眼可见”的实验方法。在本质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大脑和神经只是载荷“心理过程内容”的物质载体，其作用和珠算的“算盘”、智能手机的硬件没有区别。所以，尽管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繁杂的分支学科，比如内容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等等，但是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认知神经心理学逐渐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主流，以至于模糊了心理学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界限，心理学自己“迷失”了。本文的中心是讨论当代心理学克服瓶颈的“学科信息化”道路、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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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当代心理学的发展现状 2.1. 学派众多 在当代心理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传统心理学的影子，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心理学学派，如认知神经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认知心理学以认知活动(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认知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计算机的“输入–处理–输出”的模式进行研究，即用信息处理、综合整体的观点去研究人的复杂认知过程 [ 2 ] 。在这个重大的进步之中，也包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这就像“信息”可以被看成是与“物质”平等的、甚至更为重要的基础概念，也可以看成是物质和能量的一个“属性”，其逻辑思路和理论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人类的本性、潜能、经验，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现象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在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现象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并不是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在心理学中的简单转移，而是对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的继承和超越 [ 3 ] 。 超个人心理学重视对人性的研究，强调人的本性是精神；主张以超自我、超时空的一是现象为研究对象；提倡开放性的多元化方法论，重视对不同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如要求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运用，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注意东方智慧和超个人研究的整合 [ 4 ] 。 文化心理学是一门采取人文主义取向的综合学科，李炳全教授曾归纳了它的基本观点：重视人性，复兴人文精神；运用文化研究范式，反对主流心理学的“经验-理性”的范式；强调文化差异性，坚持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是社会的建构，互动是心理的源泉，话语是建构的中介，但还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积极心理学主张开发人的积极潜能，培育一个身心健全的完人。 2.2. 缺乏统一的科学范式 荆其诚(1990年)曾对心理学的现状做了概括：心理学形成了两大阵营。从整体来看，心理学被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机械主义的阵营，它把人看出被动的整体；另一个是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阵营。前一阵营统一在研究心理的生物机能，利用动物实验作为探讨人的心理活动途径，把实验方法作为普遍接受的方法；后一阵营的工作联系到人的社会性，用调查、观察以及实验来建立自己的理论 [ 5 ] 。 在冯特开创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范式的同时，布伦塔诺遵循理性主义的传统，主张“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应当强调的是心理的过程，而不是其生理的内容”，他提出每一种心理“意动”都指向一个自身之外的对象，称之为心理过程的“意向性”。在布伦塔诺的众多的学生中，弗洛伊德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一个。他跟随布伦塔诺选修了他的唯一一门非医学的课程。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和当代存在主义心理学中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布伦塔诺。斯密斯认为，布伦塔诺对于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可以将其称之为“布伦塔诺学派”。斯密斯说：“一群布伦塔诺的学生……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欧洲大陆20世纪所有最重要的哲学运动” [ 6 ] 。 但是，由于物理学发展十分成熟并极大地造福于人类社会，在其巨大而辉煌的光环笼罩之下，不符合自然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布伦塔诺研究范式，只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那些反对用研究“物”的方法研究“人”的抗议之声被浩荡的学术主流所淹没。而且，能够与自然科学(即研究对象的物质属性的科学，物质科学)相抗衡的信息科学到21世纪初才发展成熟，人们才认识到“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用”，在社会成员不可须臾地离开智能手机、网络和电脑的时代，信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被确立起来，布伦塔诺的研究范式才能够得到信息科学的论证与解释，才能够结束心理学没有统一的科学范式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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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瓶颈及其产生的根源 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 当代心理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分裂和破碎；(2) 如果用认知神经科学来统领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这门科学的发展轨道，这必然也会走向取消心理学的学科本体性对象的道路，从而使之沦为“没有心理的心理学” [ 7 ] ；(3)以实验为主导的心理学模式并不适用于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应用的目标是援助那些具有心理障碍的患者或求助者。心理学援助一般包含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自立咨询和心理辅导面临的都是特殊个体的来访者，不能用数理统计的方式将心理问题加以信息化，必须依靠人文心理学的方法论来进行心理辅导。因此，我们提出在心理援助中更加需要人文心理学起作用。从冯特以来，科学心理学一直作为发展的主流，也被打上了自然科学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心理学也怀疑人文心理学的科学价值，致使人文心理学的发展严重受到阻碍。从当今科学发展来看，多数主流期刊都需要量化的数据，使得质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较少，人文心理学被边缘化了。 造成心理学分裂和破碎、面临瓶颈问题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1)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研究取向。人本主义取向尊重人的需求，强调研究人自身的价值，这些与自然科学取向不同的“他者的声音”显然未能引起主流心理学的重视。在自然科学取向占据了优势的地位，成为“强势话语”的条件下，人文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当然地成为了“边缘群体”。正是因为主流心理学在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导致当代心理学诸多的困境和问题；(2) 刚刚从哲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不能不必然地走上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因为，以物理学为首的自然科学，采用数量化与公式化的研究方法，研究自然界物质的对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造福于全社会，所以人们崇拜和迷信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人类的心理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在研究自然现象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应用到心理现象的研究时就出现了问题 [ 8 ] 。(3) 心理学中的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不可能得到自然科学的认同，而信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没有建立和完善。哲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等，加入到心理学的研究之中，虽然丰富了心理学的方法论，但是由于缺少统一、规范的科学范式，没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机糅合各学派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取向，这样必然会形成多种不同的观念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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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心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途径——学科信息化 4.1. 什么是“学科信息化” “学科的信息化”术语是苗东升提出来的。他认为，“XX学”与信息学的交叉与结合，产生“XX信息学”和“信息XX学”。其中，“信息XX学”的研究对象还是“XX学”的传统内容，但以信息科学技术为工具手段进行归纳整理；“XX信息学”则改变了研究对象，即以“XX信息” (如物理信息、化学信息、生物信息等)为研究对象。 2015年2月，李宗荣为“信息心理学丛书”的第一本《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写出丛书的“总序”，《论信息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引下的学科信息化》，认为“信息心理学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信息化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们把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信息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观应用于当代心理学的现状、困境、成因和出路的分析，得到了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理论前提、理论假设、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框架的新认识，提出了从整体上把握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新思路。” 4.2. 信息科学以独有的时空观、科学观，世界观、方法论为“武器”，着力矫正科学主义 对心理学数百年的误导和扭曲 我们认为：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需要两组“三个步骤”。一般地说，第一组中的三个步骤是：(1) 介绍理论信息学概念和原理；(2) 先做“理论心理学”的信息化；(3) 再做“应用心理学”的信息化。具体地说，首先需要掌握理论信息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科学观，在心理学中学科信息化的过程作为工具和手段，再思考“理论心理学”中的概念、原理与方法问题，最后把这些成果运用到“应用心理学”学科之中。 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第二组“三个步骤”是：(1) 话语体系的信息化；(2) 学术体系的信息化；(3)学科体系的信息化。即在实施第一组的三个步骤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中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工作顺序：先研究其中的话语问题，再研究学术思想，最后是学科体系。 我们构建信息心理学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它的“话语体系” (即基本概念体系)。首先，我们提出信息心理学自己的基础概念：“信息人”，即“信息人假说”：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是基因遗传的载体；但是，在心理学、文化学的意义上，人的本质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的、信息的复制与生成的系统。在信息人概念的基础上，按照有别于“生物人” (物质人)研究的“逻辑思路”，在五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对象取向，主体取向，主客关系取向，符号–意义取向，问题取向)上，分别提出关于信息人的组成、结构、功能、机理的基本概念，围绕着“信息人”将基本概念体系展开。 第二个步骤，构建信息心理学的“学术体系” (即核心理论体系)。在信息人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信息人的“结构原理”，包含“三大要素”、“结构与动力三角形”，证明它与文化三角形的和电脑三角形的“拓扑学一致性”；我们提出信息人的九大“功能原理”；信息人的“调控原理”；信息人的“人格理论”等。 第三个步骤，构建信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 (即完整的知识体系)。在信息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从心理物理学、心理生物学走向心理信息学”的历史的逻辑的过程。把全部心理学的“学科”分为四个层次：心理学哲学、理论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哲学是在信息哲学指导下对整个心理科学的抽象与反思；理论心理学是对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综合与提炼，包含哲学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基础心理学主要包含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精英心理学等，它们研究心理过程的信息特征与规律，不大关心理论的实际应用；应用心理学具体研究特定的心理过程，注意解决其实际问题，比如跨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等等。 4.3. 将理论信息学信息化的成果普遍化，当代心理学发展瓶颈将不复存在 一旦心理学有了“学科信息化”之后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我们就有了关于心理学的正确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基本概念、主要方法、知识框架，心理学就有了自己的“科学范式”，当代心理学发展遭遇的“瓶颈”问题就不复存在。李宗荣在攻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的时候，运用理论信息学和信息世界观解决了“理论心理学”的概念和原理的问题，在2018年10月出版了《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然后李宗荣把“信息心理学”的经验推广到“法学”、“伦理学”、“传播学”、“语言学”，都获得预想的成功。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特色哲学社科科学应体现“六性”》中提出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有六个基本特性：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创性、时代性”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如果我们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纠正“物理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误导，实践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就可以建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说：“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在心理学的领域中逐步地解决这个“不太相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