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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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分析方法 为得到各种成矿环境中闪锌矿微量元素的含量，采用ICPMS溶液分析法分析了38件样品。在稀释之前，这些样品经过碎样，精心挑选和研磨，准备进行分析，ICPMS溶液分析法实验流程如下： 将所有的聚四氟乙烯实验器皿按顺序进行清洗。将约5 mg闪锌矿粉末溶于2 ml 16 N HNO 3 中，将装有闪锌矿粉末溶液的PFA烧杯放在130℃的热板上一整晚。然后再将样品放在用酸清洗过的12 ml聚碳酸酯离心管中，用18.2摩尔水稀释。所得溶液用包含一种内部标准混合物的1.3% HNO 3 进一步稀释，总稀释系数约为60，000。分析和漂移校正的过程如Eggins et al. (1997)所述 [ 76 ]。该方法使用天然岩石标准进行校正，内部漂移使用内部标准(Li 6 ， Ni 61 ， Sr 84 ， Rh， Sm 147 ， Re， and U 235 )、外部漂移监测和积极的冲刷多方面结合进行校正。与Eggins et al. (1997)的方法的不同之处是：1) Tm，In和Bi没有使用内部标准。2) USGS标准W-2被用作校正标准。W-2的首选浓度主要是通过对合成标准的分析和同位素稀释分析的文献调查得出的。3) W-2的溶解加入了额外的Zn、Ag、Cd、In和Pb，以便使这些元素的浓度与预期的闪锌矿类似。 本文样品在墨尔本大学地球科学学院Agilent 7700x ICPMS仪器上进行分析，其中氧化铈低于0.9%。每一同位素重复4次实验，每次100次扫描。停顿时间是10毫秒。 样品的冲洗时间长达6分钟，使用的溶液为5% HNO 3 与0.5% Triton X-100和 0.025% HF。样品吸收时间长达100秒，使用5% HNO 3 和2% HNO 3 溶液。每测试6到8个样品即对漂移监测器进行一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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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讨论 5.1. 不同成因类型矿床闪锌矿中Ga和In的分布情况 作者计算了不同成因类型矿床闪锌矿中Ga和In含量的平均值，如图5。Ga在热液矿床闪锌矿中的含量最高，其次是层控型矿床。而In同样在热液矿床闪锌矿中含量最高，其次是SECEX型和矽卡岩型矿床。由于热液矿床是一种相对广泛的成因类型，因此这类矿床中闪锌矿Ga和In含量均很高。 图5. 不同成因类型矿床闪锌矿中Ga和In的分布直方图(ppm，括号中为样品数) 5.2. 不同工业类型矿床闪锌矿中Ga和In的分布情况 图6. 不同工业类型矿床闪锌矿中Ga和In的分布直方图(ppm，括号中为样品数) 作者计算了不同类型矿产闪锌矿中Ga和In含量的平均值，如图6。Ga在Ag矿床闪锌矿中的含量明显最高，其次是Pb-Zn-Cu矿床。而In在Sn矿床闪锌矿中含量最高，其次是Pb-Zn-Cu矿床。Pb-Zn-Cu、Au、Sn和Ag四类矿产普遍含Ga和In高。 5.3. 元素相关性与置换 图7. 不同成因类型矿床闪锌矿中In-Ga关系图(虚线Ga/In = 1:1) 不同成因类型矿床中Ga/In分布情况如图7。有些矿床类型Ga/In趋势明显。在SEDEX矿床中Ga/In < 1 (图7(F))，热液型、矽卡岩型、VMS矿床中大部分样品的Ga/In < 1 (图7(A)，图7(B)，图7(E))。而在MVT与层控型矿床中Ga/In > 1 (图7(G)，图7(D))。 图8. 不同工业类型矿床闪锌矿中In-Ga关系图(虚线Ga/In = 1:1) 图8显示的是在不同工业类型矿床闪锌矿中Ga/In的分布情况。在不同工业类型矿床中Ga/In的趋势不是非常明显，大部分样品点比较分散。但是Pb-Zn-Cu、Cu和Sn矿产闪锌矿大多数样品Ga/In < 1，表明三类矿产中In含量大于Ga。 图9. 闪锌矿样品中Cu-Ga(A)与Cu-In(B)关系图(虚线Ga/In = 1:1) Ga和In都与Cu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图9)，缘于(Ag， Cu) + + Ga 3+ ↔2Zn 2+ [ 10 ] 和Cu + + In 3+ ↔2Zn 2+ [ 3 ] [ 10 ] 的置换机制。In/Cu相关性远低于1，可能是由于某些样品中黄铁矿的存在造成的 [ 77 ]。Cu + + In 3+ ↔2Zn 2+ 对In的富集非常重要，可形成不同颜色的条带状硫铟铜矿(CuInS 2 )，可以很容易通过显微镜在闪锌矿晶体中发现 [ 3 ]。 图10. 闪锌矿样品中Ag-Ga(A)与Sn-In(B)关系图(虚线Ga/In = 1:1) Ag矿床中富Ga，且Sn矿床中富In，Ga和Ag、In和Sn的相关性如图10所示。Ga与Ag呈现正相关，证明(Ag， Cu) + + Ga 3+ ↔2Zn 2+ 置换的存在 [ 10 ]。而In与Sn的正相关关系则是闪锌矿–黄锡矿固溶体存在的证据 [ 10 ]。 Ga与Co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图11(A))。可见富Co的闪锌矿其Ga含量低，但是还未找到相关的置换机制。而In与Zn的负相关性(图11(B))也是由于Cu + + In 3+ ↔2Zn 2+ 置换机制的存在。 图11. 闪锌矿样品中Co-Ga (A)与Zn-In (B)关系图。(虚线表示(A)-1:1，(B1)-100:1，(B2)-1:2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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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1) 热液矿床中富集Ga和In。Ga还富集在层控型矿床中，而SEDEX和矽卡岩型矿床In含量较高。 2) Ag矿床富集Ga，而Sn矿床中In含量较高。Ga与Ag、In与Sn的正相关性分别证明了置换机制(Ag， Cu) + + Ga 3+ ↔2Zn 2+ 与闪锌矿–黄锡矿固溶体的存在。 3) Ga/In比率可以用来判断矿床成因类型：Ga/In > 1为层控型及MVT矿床；Ga/In ≈ 1为网脉状矿床；Ga/In < 1为热液、矽卡岩型、VMS和SEDEX矿床。 4) Ga、In与Cu的正相关性，缘于(Ag， Cu) + + Ga 3+ ↔2Zn 2+ 和2Zn 2+ ↔Cu + + In 3+ 置换机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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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在比较法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我国民法尚未确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是采用“重大误解”制度来实现与域外法“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一样的规范功能。“重大误解”作为民法上一个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一直以来都饱受“粗糙立法”的诟病，实务中的适用还是需要从价值层面出发对其进行还原。在合同领域，表意人是否有权基于“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合同，法条规范同样模糊不清。意思自治、信赖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利益均衡是构成重大误解规则的运作原理。在个案中，各原理所占比重是不同的，若要判定“重大误解”下的合同效力问题，就需要对其四者进行动态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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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意思自治是民法领域一项重要的原则，贯穿于整个民事法律关系之中，“盖只有在健全、无瑕疵之状态下所形成之自我决定才值得尊重，契约方能确保约定之法律效果之正确。” [ 1 ] 为了救济当事人的意思瑕疵，重大误解制度应运而生，成为了当事人合同自由、意思表示真实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也承接《民法通则》中的重大误解条款规定重大误解是合同可撤销的类型之一。重大误解的发生以“合同关系”为典型。误解方主张撤销合同，从而可以从和自己意思相悖的合同关系中挣脱出来，相对方则面临着合同关系破裂，自己为合同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现实困境。如何理解重大误解，在重大误解发生下的合同关系中如何衡量双方的利益，是立法者、司法者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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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大陆法系中的“错误制度”与“重大误解”之分 意思自治作为民法上一项重要的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于在违背真实表示意愿下制定的合同，都给予了一定的救济措施，使错误表意人从“意思表示瑕疵”合同中挣脱出来。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均没有“重大误解”这一概念，都以“错误制度”规定民事领域的误解。对于重大误解制度和意思表示错误的差异，我国学术界看法不一，认为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制度与德国法上的错误在含义上是基本相同的，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 [ 2 ]。 (一) 以“特里尔葡萄酒拍卖会案”看意思表示 关于意思表示错误最著名的案件莫过于“特里尔葡萄酒拍卖会案”。特里尔是德国一个著名的生产葡萄酒的地方，对当地并不熟悉的甲一天偶然走到了一个地下室酒馆，他并不知道那里当时正在举办一场葡萄酒拍卖大会，在场者举手则视为应价，甲在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向熟人招手，拍卖师随即将甲的行为视为应价，由于在场的并没有其他人应价，拍卖师认为甲应当拍下这瓶葡萄酒。德国民法界认为该案讨论的重点便是判断甲的行为是否构成意思表示，我国民法界亦遵循的这一做法。无论是大陆、英美法系上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或者是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基石都是“意思表示”。 (二) 德国民法典中的“二元论”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错误制度”的规定是大陆法系的杰出代表。《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规定，表意人所作意思表示的内容有错误，或者根本无意作出此种内容的意思表示，如果可以认为，表意人如果知悉情事并合理地考虑其情况后即不会作出此项意思表示时，表意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错误的类型主要是通过意思表示的不同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意思形成阶段，表意人在这个阶段形成的错误，是对做出意思表示的原因产生的错误，称之为“动机错误”。第二阶段是表意人考虑如何将内心意思表露于外的阶段，这一阶段内心意思与外在表示产生偏差的错误称为“内容错误”。第三阶段是表意人在第二阶段考虑后选择表示符号的阶段，这一阶段形成的错误称为“表示错误”。表示错误与内容错误在实践中难以区分，故可以将其统一视作为一种类型。第四阶段是在意思表示传达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误，如果表示不是当面做出的，则存在因传达人的过错使相对人接收到的信息与表意人的客观意思不符的情况，此种错误称为“传达错误”。第五阶段是处在相对人对意思表示的理解阶段，这一阶段是相对人自身的原因导致其对表意人的真实意思理解错误，称之为“受领错误” [ 3 ]。所谓的“二元论”，实际上就是区分意思表达上的错误和意思形成时的错误，即区分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 《德国民法典》认为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但其第119条第2款设置了一个法律拟制，将其作为动机错误的例外，“关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视为关于意思表示的内容的错误。”以德国法为代表的二元论以“意思主义”为基础，其优点在于划分阶段条理清晰，同时缺点也很明显，仅根据意思表示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导致实务中将判断错误类型视为主要任务，过于狭隘。 (三) 我国民法上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 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借鉴了前苏联社会主义民法的理论及立法实践经验，苏联法学家诺维茨著的《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一书中，就用误解来代替错误 [ 4 ]。原苏俄的民法典中第57条的规定基于实质性误解而实施的法律行为，因误解而行动的一方可以起诉，该行为宣布无效。前苏联的民法学说认为，误解不能是一般的误解，而是非此误解不足以使人订立合同的误解。我国民法移植了前苏联的这一“重大误解”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9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可以撤销或者变更合同。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去掉了“行为内容”这一说法，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明年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沿用了该款条文，并未做修改。我国学界大多数学者将其视为中国版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意思表示错误的原因在表意人方面，而误解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原因在表意人的相对人方面。笔者认为，中国的“重大误解制度”在立法上有别于大陆法系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其不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进行阐述，而是将其归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一类。但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与德国法上的“错误制度”是功能相当的，致力于纠正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出现的各项错误，尽可能地维护当事人真实无误的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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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 目前，我国各部法律对于重大误解的规定还是比较粗略和笼统的，属于不确定性概念，究竟何为重大误解，其具体表现有哪些模糊不清，重大误解在司法实务中的统一判断标准为何，规定的仍然过于宽泛和粗糙。笔者认为，成立重大误解除了要满足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所要具备的要件外，还需满足以下三个要件。 (一) “重大”问题的认定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交易行为具有复杂性，参与人又受到生活经验、知识水平、思维能力等的限制，对某一民事行为的客观因素做出错误的判断与预估是合乎常理的。出于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和善意相对人、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并不是所有的意思表示瑕疵都能影响合同的法律效果，错误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得到救济。我国将其规定为“重大”，所谓重大，指这种误解足以影响合同的目的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民事行为内容在客观上给误解人造成较大损失，即行为内容履行的结果对误解人显失公平，一般人如果处于表意人的地位，假使不是由于错误，就不会作出那样的意思表示 [ 5 ]。我们可以从误解的客体和误解的后果两方面来对“重大”进行认定。 关于误解的客体，我国《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规定中列举了如下几种：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一般而言，合同的主要内容即行为、标的物、对方当事人往往会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在实务里的特殊情况下，对标的物的包装、履行地点、方式、期限的误解也可能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导致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也可能适用重大误解 [ 6 ]。但对于合同主要条款之外又不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则不应该适用重大误解。 关于误解的后果，“重大误解”规则设立的本意就是保护误解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使其免于承担合同的不利后果，是交易安全原则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让步。如果误解人并不因错误的意思表示而遭受不利后果，则贸然撤销合同则是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极大破坏，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原则。 (二) “误解”是表意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下产生的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错误制度的设计并没有涉及到表意人的主观状态，即便表意人存在重大过失也不影响其撤销权的行使。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撤销权的规定是表意人需主观上无过失 [ 7 ]。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误解都是表意人在生活经验、知识水平、思维能力等缺失的情况下，未尽到一个谨慎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下导致的。对表意人轻微的过失而造成的误解给予救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不区分过失的程度就容易造成合同双方利益失衡的结果。如果表意人明知自己的意思表示可能存在判断错误的风险，则表意人存在对不利后果放任的故意，其应该对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如果表意人在商事交易中没有尽到一个理性人应该尽到的足够的注意义务，则他应为自己的重大过失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综上，重大误解在赋予表意人撤销权的同时要兼顾意思自治原则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此外，受领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同样也会影响重大误解的认定。若受领人出于故意，即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引起表意人的重大误解，则属于欺诈的调整范围，而不构成重大误解。 (三) 误解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不利后果 法律制定“重大误解”预设的条件是误解导致了合同的订立，若误解不存在则不会在该种条件下订立合同，误解人不愿意承担因误解而产生的合同效果。若该误解的产生并不足以导致重大不公平结果且误解人愿意承担误解的不利后果，则不存在重大误解适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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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合同效力的判断——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的平衡 本节将民事法律行为中的重大误解框定在合同的背景下，着重讨论重大误解下合同的可撤销性。若在司法实践中一味地认定为是“重大误解”而判定撤销合同，从误解人的利益出发，确实符合意思自治原则中的“意思表示真实”，但对于受领人来说，若受领人对误解人的错误不知情或者不应该知情，则破坏了受领人对合同的信赖利益，不利于交易安全。交易安全不仅仅代表着个人利益，更牵涉到国家交易市场的稳定，故立法者、司法者不会一味地迁就误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何判定撤销与否的界限，成为最大的难题。笔者在参考德国意思表示形成阶段和“重大误解”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综合意思自治、信赖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利益均衡四项原则，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分析。 (一) 错误表意者可以撤销合同的情形 1) 受领人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种情况是指，受领人明知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错误，仍然受领错误的意思表示并促使错误合意的达成。民法上并不要求受领人有辨别表意人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的义务，但根据民法上的诚信原则，当意思表示的受领人知道或者稍微尽到注意义务就能发现表意人意思表示错误，则应当及时提醒表意人。此种情况下，如果受领人出于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则交易安全不应当被保护，错误表意人可以撤销合同。 2) 双方共同产生错误认识。此种情况也称为“共同错误”，指缔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与缔约相关的特定事项具有相同的不准确认识 [ 8 ]。若双方在意识形成阶段均无意识地对交易内容达成了错误认识，则交易基础不成立，合意失败且无法补正，双方当事人应该撤销合同并且重新进行合意。 3) 表意人无过错。这点在前文也有所提及，即表意人无法避免地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错误意思表示的做出不在表意人的管控范围之内在法律上不具有苛责性。这种情况下，交易安全要适当地让步于意思自治，合同处于可撤销的情形。具体情况有传达人故意的传达错误，使受领人接收到的意思表示完全中断于表意人原始的意思表示，即便表意人尽到了最高的注意义务，依旧无法避免传达人给表意人强加的错误意思表示。该项标准可以作为合同可撤销的兜底条款。 (二) 错误表意人无法撤销合同的情形 1) 无害的错误。即“误载不害真意”，即错误的意思表示已经被受领人识破，受领人透过错误的意思表示外观领会了表意人的真意，那么双方达成的合意就脱离了表示的束缚，不论意思表示如何，始终以表意人的原意为准。在此种情况下，合同不需要被撤销。因为表意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收到侵害，也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 2) 法律认识上的错误。又称法律效果上的错误，指表意人对于意思表示所导致的法律效果产生的认识错误。我国既有民法理论基于“二元论”立场，倾向于将法律错误归入动机错误，不以之为可撤销合同的事由。不过，目前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主张引进德国法上的法律效果错误概念，用以解释我国法上的行为后果的错误；行为后果的错误既包括内容错误，也包括法律效果错误。在我国法的框架下，法律效果错误原则上应准予撤销。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辩证看待。罗马法谚有云：不知法不为抗辩。推定社会交往中的每个人都知法，并应为自身所做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表意人知道自己的意思表示会在合同上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可，法律效果的错误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合同可撤销的条件，但是也有例外，缔约时的法律也是事实状态的一部分，若因为对法律效果的认识错误而导致合同结果显示公平，法律也可以适当给予救济。 3) 传达者无意的传达错误。与之相对的是传达者故意的传达错误，这点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属于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但是若传达者属于无意，则法律后果相反，表意人对传达者的选任具有一定的管领控制力，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过失，此时应该保护善意相对人、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基于对交易安全的考量，合同不应该被撤销。但是表意人对于有重大过失的传达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4) 当事人错误。指实际受领人并非表意人实际欲与之发生交易关系的受领人。一般情况下，意思表示错误针对的都是标的物，很少对当事人产生误解。是要当事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就不会对交易安全造成影响。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因为当事人的错误而撤销合同。存在的例外是，受领人的身份、资质等因素会导致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表意人如果知道受领人不是其想要交易的对象就不会与之签订合同，这种情况下，误解具有“重大性”，法律应该准许撤销。 5) 动机错误。动机错误是指表意人在意思表示形成阶段产生的错误，“二元论”严格区分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德国民法典》中不包括动机错误，我国民事领域也普遍认为动机错误不是撤销合同的情形。理由在于，一方面，表意人不得将其对现实情况的设想正确与否的风险转嫁他人，另一方面动机并不影响合同效力的实现和交易的安全 [ 9 ]。《德国民法典》上将具有重要性质的动机错误作为可撤销的情形。但是笔者认为，在实务中，裁判者也应该综合考量动错误对交易安全的影响。 6) 表示错误。表示错误处于表意人将内心意思表露于外的阶段，但他的表达与内心实际想表达的存在背离。实务中应该严格控制表示错误对于合同的撤销，因为表示行为是全程由表意人管领控制的，受领人即使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也无法轻易得知表意人所作的意思表示是否遵循内心真意，他只需站在一个理性人的角度判断即可。因此，相比于受领人，表意人对于错误的意思表示有更大的过错，应该对这种过错承担责任，而受领人在合同中的信赖利益更值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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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我国民法领域的重大误解制度实际上就是比较法上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只是重大误解侧重于研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侧重于研究表意人的内心真意。从《民通意见》到《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民法典》，关于重大误解制度的设计始终蜻蜓点水，过于粗糙。笔者认为，关于重大误解可以参照比较法上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研究，但是需要摒弃错误制度中以“意思表示”为中心的思想，加入对交易安全和信赖利益保护的考量，兼采“表示主义”和“意思主义”作为立法价值，从而应对民事合同领域的各种错误类型，判断表意人是否具有撤销权，构建我国特有的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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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利用简单迎风差分格式和自适应网格方法相结合求解拟线性奇异摄动方程两点边值问题，通过等分布弧长控制函数而产生自适应网格，得到自适应差分格式的关于摄动参数ε一致的一阶误差估计，最后数值算例验证数值解的一阶一致收敛性，表明该方法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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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奇异摄动问题在流体力学和地球物理学等领域中应用广泛。考虑拟线性守恒型奇异摄动方程的两点边值问题： T u ( x ) : = − ε u ″ ( x ) + b ( x ， u ( x ) ) ′ = f ( x ) ，     x ∈ ( 0 ， 1 ) (1.1) u ( 0 ) = u ( 1 ) = 0 (1.2) 其中 ε 是一个很小的摄动参数， 0 < ε ≪ 1 。假设 b ∈ C 1 ( [ 0 ， 1 ] ∗ ℝ ) ， f ∈ C [ 0 ， 1 ] ，且存在常数 β 和 β ¯ ，使得 0 < β < b u ( x ， u ) ≤ β ¯ ， ∀ x ∈ [ 0 ， 1 ] ， ∀ u ∈ ℝ 成立。则问题(1.1) (1.2)存在唯一解 u ∈ C 2 [ 0 ， 1 ] 。解在边界 x = 1 处有一个变化很剧烈的指数边界层，用许多数值方法都不能有效逼近问题的准确解。因此我们使用自适应网格方法，即采用等分布控制函数来自适应地生成网格，进而在边界层区域处放置相对较多的网格点，来保证计算出来的解是更好的近似解(见 [ 1 ] )。 文献 [ 2 ] 通过等分布数值解的弧长实现自适应移动网格，证明了问题(1.1)在这种自适应移动网格下的简单迎风格式求解结果是一阶收敛的。文献 [ 3 ] 讨论了在Sakhvalov-Shishkin网格上求解比问题(1.1)更一般的拟线性奇异摄动方程，建立带权的混合差分格式，估计解误差和导数误差，最终得到二阶收敛的解和导数及其误差估计。文献 [ 4 ] 采用一阶和二阶差分格式离散了问题(1.1)，得到依赖于数值解差商的后验误差估计。文献 [ 5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可调节控制函数的自适应方法，数值实验结果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对于非守恒型线性奇异摄动方程，文献 [ 6 ] 中利用误差校正方法将高阶不稳定格式和标准迎风格式差分格式联合起来，改进了其精度。文献 [ 7 ] 又对文献 [ 6 ] 进行改进，利用Richardson外推技术得到了一个更精确的逼近解。文献 [ 8 ] 讨论了自适应网格方法求解齐次线性非守恒型奇异摄动方程。 考虑拟线性守恒型奇异摄动方程的两点边值问题(1.1)，鉴于自适应差分方法克服了层适应差分方法需要预知准确解情况的缺点，本文通过简单迎风格式与等分布数值解弧长相结合求得数值解，证明该方法是一阶收敛的且关于摄动参数是一致的，数值算例验证一阶一致收敛性，表明该方法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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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值算例 例1. 考虑拟线性奇异摄动问题 { T u ( x ) : = − ε u ″ ( x ) − ( e u ) ′ + π 2 sin π x 2 e 2 u = 0 ，     x ∈ ( 0 ， 1 ) ， u ( 0 ) = u ( 1 ) = 0. 此方程的准确解为 u ( x ) = u A ( x ) + O ( ε ) ，其中 u A ( x ) = − ln [ ( 1 + cos π x 2 ) ( 1 − 1 2 e − x 2 ε ) ] . 对于不同的 ε 和N，得到相应的误差 e : = ‖ u A − u N ‖ 和收敛阶 r : = log 2 max | u i − u i N | max | u i − u i 2 N | ，如表1。 例2. 考虑线性奇异摄动问题 { T u ( x ) : = − ε u ″ ( x ) − ( u + x 4 u 2 ) ′ = f ( x ， ε )   ，     x ∈ ( 0 ， 1 ) u ( 0 ) = u ( 1 ) = 0 ， 等式右边的 f ( x ， ε ) 是由下面的准确解u所决定的： u ( x ) = ( e − 1 ) e − x ε − e + e − 1 ε 1 − e − 1 ε + e x . 通过表1和表2中的数值结果可以发现，收敛阶r随着N的增大在逐渐趋于1，所以选取适当的初值，在自适应网格上简单迎风差分格式求得的近似解和准确解之间的误差满足一阶收敛的估计，并且与 ε 的取值无关。 Table 1 Numerical results of Example 1 using the adaptive simple upwind difference metho N ε = 10 − 5 ε = 10 − 8 e r e r 8 0.1706 0.6849 0.1706 0.6850 16 0.1061 0.8653 0.1061 0.8589 32 0.0582 0.9230 0.0585 0.9298 64 0.0307 0.9300 0.0307 0.9313 128 0.0160 0.9555 0.0161 0.9565 256 0.0083 0.9685 0.0083 0.9719 512 0.0042 0.9724 0.0042 0.9792 1024 0.0022 0.0021 表1. 用自适应简单迎风差分方法求解例1的数值结果 Table 2 Numerical results of Example 2 using the adaptive simple upwind difference metho ε = 10 − 5 ε = 10 − 8 N ‖ u i N − u ‖ ∞ r N ‖ u i N − u ‖ ∞ r 8 0.1779 0.9249 8 0.1779 0.9249 16 0.0937 0.6987 16 0.0937 0.6987 32 0.0577 0.9137 32 0.0577 0.9137 64 0.0306 0.7068 64 0.0306 0.7066 128 0.0188 0.9937 128 0.0188 0.9937 256 0.0094 0.9897 256 0.0094 0.9899 512 0.0047 0.9693 512 0.0047 0.9695 1024 0.0024 0.0024 表2. 用自适应简单迎风差分方法求解例2的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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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自2012年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以来，惩罚性赔偿能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就一直存在讨论与争议。民事公益诉讼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民事公益诉讼现有责任承担方式以补偿性赔偿为原则，对公益侵害人以及社会公众尤其是潜在侵害人的威慑不足，导致公益维护效果差。同时现有实践中还存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不统一、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及刑事罚金之间关系不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使用及管理方式缺乏秩序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明确惩罚性赔偿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合法地位；提出针对性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式；区分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及刑事罚金的性质不同；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基金账户等。以此构建并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遏制公益侵害事件频发，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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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惩罚性赔偿以其补偿、惩罚、遏制等功能正好能弥补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的不足，达到加强民事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是解决如今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食药品不安全事件频发困境的利器。因此深入研究民事公益诉讼现有责任承担方式、及时分析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适用存在的争议、理性分析相关制度构建中的问题，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完善及制度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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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合理性 2.1. 弥补民事公益诉讼现有责任承担方式存在缺陷 现有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预防性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此预防性责任是针对个案侵害公益行为后果扩大的预防，正在进行或仍在延续的侵害的停止、已有妨碍的排除、实施的危害公益行为的消除，但并不包括对公益侵权人未来将会作出的行为和社会其他人行为的预防)；第二类为恢复性责任，即恢复原状，第三类为赔偿性责任，即赔偿损失；第四类为人格恢复性责任，即赔礼道歉 [ 1 ]。可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是以补偿为原则，即以补偿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原则，公益侵害人并没有付出超过损失的利益，甚至对于某些公益侵害人来说，所付出的赔偿远低于因侵害公益而获得的经济收入。民事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现有的责任承担方式看似填补了公共利益的损失，但没有超出实际损失的惩罚，公益侵害人的违法行为就没有受到真正的制裁。并且民事公益诉讼本身带有取证难、鉴定难、执行难等一系列困难，即使胜诉也不能全面得到补偿。而社会公共利益一旦被侵害，所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和众多消费者权益受损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可见目前我国规定的民事公益诉讼责任的承担方式存在一定功能缺失。 而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 2 ]。在英美侵权法理论中，惩罚性赔偿能削弱侵权行为人的经济基础，防止他们重新作恶，并且防止社会上其他人模仿行为人的行为 [ 3 ]。因此惩罚性赔偿通过加重行为人的违法成本，来削弱人们的从利心理。而使法律的权威，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得到有力的维护。因而惩罚性赔偿的惩罚、补偿、制裁、遏制功能正是对补偿性赔偿威慑力不够，对公共利益维护力度不够的弥补，惩罚性赔偿能最大化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2.2. 协助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等”外领域探索与扩大 我国正在积极探讨扩宽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探究“等”外领域。其中的第一个探索就是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例如重庆市第五分院办理的唐某侮辱四川省救火英雄一案和浙江省办理的陶伟平名誉权纠纷一案，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公益侵害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种责任承担的方式存在缺陷。首先对公益侵害人的惩罚、遏制不够，其次不能引起社会公众对英烈保护的重视。但如果在此类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不仅能让英烈保护案件有很好的社会效果，而且能很好发挥遏制此种行为的功能。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等”外领域的探索远不止英烈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联合相关单位着手对互联网公民信息、妇女儿童权益、扶贫、国防军事等领域探索公益诉讼实践。而惩罚性赔偿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可以帮助我们积极探索新的受案范围，对新类型案件中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强有力的保护。 2.3. 促进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和发展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法律法规中有关民事公益诉讼的内容相对分散凌乱。一项制度的兴起完善不仅依靠其本身，还有制度中的规则，与制度相关的配套机制都非常重要。而惩罚性赔偿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通过对不法行为人处以赔偿惩罚，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以及震慑潜在的不法行为人，不仅能提升民事公益诉讼的威信力，也能促进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的完善。让惩罚性赔偿成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武器，分析其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结合，将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完善在实践方面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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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困境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起步晚，本身也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示范性案件仍不够多、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零散制度多系统性构建少等问题。但目前更紧迫的问题是惩罚性赔偿已经出现在了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只是在司法实践中，各个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存在不小的出入，导致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混乱。 3.1. 惩罚性赔偿金无合理计算标准 美国公民诉讼中的民事罚金按天计算并规定最高限额，有的州还规定了民事罚金总额的上限，有的州则规定了民事罚金按违法次数计算并具体规定了一次违法时应该支付的金额，而如何算一次违法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主张。而德国“穷尽不当利润之诉” 1 中不当利益金的计算则是由经营利润扣除商品生产或提供劳动的费用及销售费用来计算，而经营利润则可通过账簿、决算报告等确认。而我国则没有惩罚性赔偿金的统一计算标准，不仅存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的实践差异即计算的基数、赔偿倍数适用上并不统一。并且由于没有对应的法律支撑，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还只能按照相关的消费者私益诉讼的有关规定进行判决，导致“无法可依”的情况。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就存在损害鉴定难的困境，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该如何确认。而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本就无法将名誉的损害具化为经济损失，又该采用何种标准来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无合理的计算的标准，那么惩罚性赔偿就无法落到实处，在案件的审理和诉讼程序的推进上都会造成一定的阻碍，惩罚性赔偿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倘若在设定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中不考虑公益侵害人的责任承担能力，忽视个案情况的不同，造成无法执行的后果，这样的判决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不仅不能弥补受害消费者的损失，也会打击经营者生产积极性。同时部分案件中法院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惩罚性赔偿金数额上进行了酌情减少，却没有进行详细说明，那惩罚性赔偿金是否可以酌情减少？酌情减少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惩罚性赔偿金能否酌情减少影响着最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认和判决，其在立法和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 3.2. 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及刑事罚金性质混淆 关于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关系，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并不统一。部分法官以性质不同为由，拒绝在惩罚性赔偿金中抵扣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而部分法官则判决在惩罚性赔偿金中抵扣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对于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是否可以与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相抵扣的问题，不同法院进行了不同说理，这是因为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认定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罚款系行政处罚的方式，而刑事罚金系财产刑，属于一种刑罚方法，这两种都是公法意义上的赔偿。而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虽然具有维护公益的作用，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基于民事法律关系作出的私法上的赔偿，与前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性质，所以不能抵扣 [ 4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作用都是给违法行为人以处罚，都具有一定的威慑、遏制作用，其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且若将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上缴国库，其性质将发生转化，事实上与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类似，就可以按照《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按照“性质相同的金钱罚，一般采用轻罚在重罚中折抵”抵扣 [ 5 ]。而性质认定的争议，不仅会影响到惩罚性赔偿金能够抵扣的问题，还影响惩罚性赔偿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定位以及确立。 3.3. 惩罚性赔偿金管理使用方案秩序缺失 实践中有大部分案件，并没有说明如何对惩罚赔偿金进行管理分配。而有说明的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方案主要有三种，一是上缴国库；二是交给检察机关管理使用，但却没有进一步说明用于什么地方；三是划入专门的赔偿金管理账户。第一种上缴国库的方式，其本质在于惩罚性赔偿金最终归国家所有，不仅从认识的角度上看忽略或者抹杀了惩罚性赔偿金的救济性质，而且也直接改变了其用途与功能，即惩罚性赔偿金完全上缴国库以后不仅将无法对受损公共利益进行恢复，事实上赔偿金也变为了对公益侵害人单纯的罚款。第二种方式则是扩宽了检察机关的职权，且大多数判决中并未说明检察机关将如何分配惩罚性赔偿金，不利于赔偿金使用的透明化以及公众的监督。第三种方式将惩罚性赔偿金划入专门的管理账户，可这个账户的管理者可能是行政机关、可能是法院、也可能某个社会组织，管理者并未同一，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有专款专用于受损公益的补救及修复，也有用于承担民事公益诉讼的支出，还有笼统用于某一方面公共利益的保护。这都不利于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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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路径 4.1. 确立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地位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只有将惩罚性赔偿确立为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诉讼请求的提出、法院的判决才真正有法可依。而目前我国没有民事公益诉讼法律，民事公益诉讼的各项规定分散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在民事公益诉讼法律整合汇编以前，可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将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并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计算方式等规则纳入司法解释中。让实践中的案件有法可依，也便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与完善。 4.2. 设立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计算规则 损失可以具化的民事公益诉讼，例如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都可以采用“弹性倍数”赔偿标准。为何规定“弹性倍数”而非确定一个不可更改的“法定倍数”，比如参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的惩罚性赔偿，确立一个明确的数额标准。因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规则涉及到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惩罚性赔偿金过低，对公益侵害人来说，就失去了惩罚、制裁的作用，对社会一般公众来说就失去了威慑作用。可惩罚性赔偿金过高，公益侵害人无力承担，只会违背法律过罚相当的原则。因此惩罚性赔偿金的“倍数”应该综合个案中公益侵害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公益侵害人的获利情况、侵害行为的社会影响等综因素来确立。 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采取“弹性倍数”计算规则，应该以公益侵害人的销售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而非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涉及不确定的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对所有消费者的支付价款进行统计计算。因此以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在实践中无法操作，则可用公益侵害人的销售价款来替代。公益侵害人的销售价款由单价乘以销售数量来确定，销售数量的确定可通过公益侵害人的账簿、销售记录以及自认得来，也可依照行政机关及公安机关查明的公益侵害人的违法犯罪情况来确立，这在实践中是可以操作且比较合理的方式。同时考虑个案中公益侵害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公共利益损害程度；来确定合适的“倍数”，最终得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的数额进行酌情减少或增加，主要的考量因素是公益侵害人自身的责任承担能力、曾受过的行政罚款及刑事罚金。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中，确立惩罚性赔偿金基数时，可以依托环境公益诉讼中已有的一套赔偿数额计算方法来确定。《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规定了环境损害类型及其具体数额的确定。生态环境损害类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应急性处置费用，环境修复费用，服务功能损失，检验、鉴定费用或其他合理费用。其中，可以环境修复费用 2 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在此基础上参照综合考虑上述裁量因素确立惩罚性赔偿金的倍数及最终数额 [ 6 ]。 损失无法具化的民事公益诉讼，例如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还有我国将要探寻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等。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的损害以及对其亲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往往难以具体的以数字计算，但许多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行为着实恶劣，且其言论或行为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确实需要惩罚性赔偿来对这种行为作出消极评价，威慑被告及潜在的违法行为人 [ 7 ]。为了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使用，可以规定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综合考虑公益侵害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其侵权行为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深度、其自身的责任承担能力来提出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金。 4.3. 明确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及刑事罚金关系 首先明确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关系。虽然三者皆有威慑和遏制功能，但确是三种独立的责任承担方式，依据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关系判断且作出，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解决的是民事法律纷争。且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裁，而惩罚性赔偿金带有补偿救济受损公共利益的目的，三者区别明显。第二，已承担过的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不能在惩罚性赔偿金中抵扣，但可参照德国“穷尽不当利润之诉”中，若损害赔偿金和刑事罚金先于不当利益金，那么在计算不当利益金的时候就需要酌情减少，同样当公益侵害人已受到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后，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时就可以酌情减少。 4.4 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基金账户 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不应该是上缴国库或者交由检察机关代为管理分配。为了发挥惩罚性赔偿金的最大效用，应当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基金账户来对惩罚性赔偿金进行管理分配。民事公益诉讼以公益保护为核心，就是说公益保护是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价值标准，是这项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为了保证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能作用于受损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一个独立运行的专业制度来确保惩罚性赔偿金的利用。 而民事公益诉讼基金账户中的资金分配可以采用分阶段式的使用。第一阶段，惩罚性赔偿金首先应该用于受损公共利益的修复。第二阶段，当受损公共利益得到恢复后，剩余的资金可以用于支持民事公益诉讼的进行。虽然我国不能像美国那样用物质奖励机制来提高公益诉讼提起的积极性，但用民事公益诉讼基金预付为诉讼花费的必要费用将激励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因此在民事公益诉讼调查、起诉及鉴定的资金来源上，应充分发挥民事公益基金的效用，减轻财政收入的专项支持负担，保证民事公益诉讼法定起诉主体诉讼行为的顺利实施 [ 8 ]。同时民事公益诉讼基金账户可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宣传，提高全民的懂法、守法意识是对公共利益维护的高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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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惩罚性赔偿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将会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一大利器。同时惩罚性赔偿事关民事公益诉讼的公信力，一项制度的加入也需要多方考量、认真设计，否则不仅不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反倒事倍功半，引起公众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反感。因此要明确惩罚性赔偿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设置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规则，区别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及刑事罚金的关系，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使用，为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提供可行的方式与支持。尽管我国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之路略显曲折，但只要以我国实际现状为基础不断发展与实践，惩罚性赔偿必定助推我国民事公益诉讼进入下一个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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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为了缓和严格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的冲击，也为了保障诉讼效率，民事诉讼法实质上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通过从诉讼后果和私法负担上双管齐下，更加合理地适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对实践中出现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予以解决，细化与明确当事人因逾期举证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采取增加律师费用来更好地发挥该制度对逾期举证行为的约束与威慑作用、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且采用分层原则构建逾期举证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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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设置举证时限，旨在落实举证责任之需要、促进当事人适时提出证据，防止证据突袭、促进诉讼，防止诉讼延迟以及保障诉讼判决的稳定性。从各国的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限制证据提出的时间是证据制度发展的趋势。举证时限制度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限制证据提出的时间；二是关于逾期举证的后果。其中逾期举证的后果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问题。最初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证据失权为逾期举证后果。但由于该制度与在审判实践中举证时限设置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相距甚远 [ 1 ]。因此，为了保障实体正义，修改后的举证时限制度中规定对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进行分层设置，并且还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诉讼效率应该如何保障呢？为此民事诉讼法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虽然该规定在一定程度可以提高诉讼效率，但是法条中并未对该损害赔偿制度的性质进行界定，该制度应该如何具体运行在法条中也并未有更进一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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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赔偿制度产生背景 《证据规则》刚开始实施时，各个法院出于尽快建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考虑以及与传统诉讼模式“划清界限”的心态，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逾期证据都采用了较为严格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过于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带来的许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体系中，我国逾期举证制裁体系是由证据失权与训诫、罚款、民事赔偿一同构成，用民事赔偿来约束逾期举证行为。 (一) 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 《证据规定》的出台使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初步成立，并且在其中规定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是证据失权。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举证时限制度对于当前司法实践是过于超前的，特别是证据失权过于严苛的法律后果，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受到普遍民众的质疑。传统文化中就无处不在地透露我国民众对实体正义的追求，但是对于程序正义的观念从古至今都始终缺乏，因此民众质疑对于建立程序正义观念之上的举证时限制度也是无可厚非。在一个案件中若当事人有真实且合法证据存在时，但仅仅因其未在规定的时期内举证，就要有可能承担败诉这样的不利后果，普通民众对于这样看似为了追求程序正义而抛弃实体正义的做法有所不解甚至于难以接受。尤其对于在案件事实认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性证据来说，若被法院认定为逾期举证而不予采纳，导致败诉的结果，这样违背实体正义的诉讼结果是不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所以这种以程序正义换实体正义的做法在不要具备程序理念传统的中国人心中是不被接受的。其次，举证时限制度也受到实务部门的排斥。作为法院而言，虽然证据失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很大程度上避免法院的一个案件重复多次开庭，但是对于长期追求客观真实为审判目标的，和以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目标的法官来说，他们对于证据失权制度也无法完全接受，尤其当他们明知逾期举证的关键性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会带来决定性影响时。因此在规定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决定是否失权而不是必须失权时，法官往往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从宽把握，避免做出失权的选择。不过举证时限制度对减少证据突袭、降低诉讼成本、保障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一定作用 [ 2 ]。因此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该规定和以往的规定一样都确立举证时限制度，但是不同的是该规定对逾期证据不再仅仅采用“简单粗暴”的证据失权，而改为由法院责令逾期当事人说明理由，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逾期理由进行裁量，最终决定采纳证据或证据失权，法院在采纳逾期证据的同时，应当视情况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进行训诫、罚款或者使其承担赔偿责任等。 (二) 证据失权的正义性思考 举证时限制度核心是证据失权，但是其正义性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饱受争议，本身证据失权与会造成实体公正的落空 [ 3 ]。促使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证据进而避免诉讼的拖延，促进诉讼和提高诉讼效率是设置举证时限最重要的目的。由此可见设立该制度最初目的的正义性是无可争辩的，但如果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超过举证时限的唯一后果仅仅是证据失权，那么当事人逾期举证将被视为自动放弃举证的权利，而后法院对该逾期提出的证据也不再组织质证，尤其是当涉及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关键性证据，那么很有可能做出的判决与案件事实完全相反，违背客观真实和实体正义。从这一角度来看设置证据失权制度作为逾期举证的唯一后果的正义性是有待商榷的。从维护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相比美、德等西方国家他们对于程序正义的追求更甚于我国，但西方国家也并未真正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我国证据失权的制度在当事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缺失。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举证时限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为了缓和严格证据失权制度对实体正义的冲击，也为了保障诉讼效率，民事诉讼法实质上引入了为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通过从诉讼后果和私法负担上双管齐下，更加合理地适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对实践中出现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予以解决，细化与明确当事人因逾期举证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采取增加律师费用来更好的发挥该制度对逾期举证行为的约束与威慑作用、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且采用分层原则构建逾期举证赔偿制度。改造目前的举证时限制度，用费用制裁替代证据失权并以民事赔偿制度约束逾期举证行为，是走出困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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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逾期举证赔偿的合理性 我国证据失权制度为了防止实体正义受到损害，若逾期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有密切关系，法院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采取训诫、罚款等处罚替代证据失权。以上规定是为了保障实体正义，但是程序正义也不能被完全忽视，为此法条规定了逾期举证也将受到训诫、罚款等处罚，并有可能向对方当事人赔偿其因此而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从制度设计上看，为了防止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的逾期举证造成诉讼延迟进而影响诉讼效率，让逾期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将视情况对其实行训诫、罚款、赔偿、证据失权等制裁措施，这也不失为对逾期举证一种有效的应对办法。 (一) 逾期举证赔偿的理论正当性 首先，过错责任原则是几乎所有国家的侵权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人只在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时，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我国侵权法也不例外。过错理论包含三阶层理论体系：事实构成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 [ 4 ]。逾期举证损害赔偿符合过错理论的构成要件：1) 事实构成该当性，当事人逾期举证这一行为是在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选择的，并不存在被胁迫行为也不是无意识的行为，因此逾期举证符合侵权的行为条件。2) 违法性，指的是逾期举证违反了我国诉讼法规定符合形式违法要件，并且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实质违法要件。3) 有责性，一方面指的是作为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其明知应当在合理法院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举证，但仍逾期举证，对此明显存在过错，并且逾期举证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已经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程序必然存在责任能力。 其次，从纯粹经济利益适度保护理论出发分析用逾期赔偿制度来约束逾期举证行为的合理性。在民法纯粹经济利益属于民事权益的一种，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也称纯经济损失，“只是使受害者的钱包受损” [ 5 ]。对逾期举证行为所遭受纯粹经济损失的一方当事人来说，该损失的原告是明确的，是利于保护的。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是一种直接的相对关系 [ 6 ]，也就是说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处于一种相对关系，那么当然一方当事人在实行逾期举证行为时完全可以预见到另一方当事人因诉讼迟延而导致其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由于双方的近因性强 1 ，对于因此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是容易被接受的。我国《民诉法解释》中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十分宽泛了，但是当事人如果还是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并且明知自己的逾期举证行为会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故意实施侵害行为，即其主观状态是故意的，那么则被侵犯的纯粹经济利更应予以保护。 (二) 逾期赔偿制度的作用合理性 在我国新举证时限制度中法院以制裁、赔偿损失等惩罚措施来部分地替代证据失权后果。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以制裁、赔偿替代证据失权的优点在于两点：其一，能够起到消除违法结果的作用。逾期举证的证据被法院接受后，不仅对方当事人需要多支出费用，对于法院而言也需要多支出费用包括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增加。因此为了能够起到消除违法后果，额外支出的诉讼费用以及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应当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并且这样也能起到督促当事人按时提交证据、预防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的作用。其二，以惩罚措施替代失权的方案可以做到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即能够让有权利的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让其损失能够得到赔偿。采取逾期证据让法院在案件真实的基础上做出裁判，裁判结果既让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也更符合我国长久以来的价值观念又不背离程序正义的实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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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目前逾期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民诉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一方当事人逾期举证造成另一方当事人增加交通费、住宿、误工等费用的，可要求一方当事人赔偿。但是由于在司法解释中对于赔偿的性质、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的程序等没有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与偏差，使得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逾期赔偿的适用较少，从而使得该制度对于约束逾期举证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 (一) 逾期赔偿法律性质问题 我国学术界对于逾期举证损害赔偿是强制制裁措施抑或是一种诉讼请求，一直以来颇有争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也并未进行详细的规定，进而导致审判实践中适用混乱。《民诉法解释》第102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在审判实践中对于逾期赔偿的性质以及适用的判决刑事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是一种制裁措施，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经法院审查属实后用决定形式作出，另一方当事人对决定内容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属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诉讼请求，适用普通侵权诉讼程序，最后该适用判决、调解等文书形式作出处理。 为了厘清逾期赔偿的性质问题，我们必须厘清逾期举证行为究竟是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抑或是侵权行为。逾期举证行为，从法院角度来看而逾期举证导致诉讼延迟无疑是一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但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如果一方当事人的逾期举证行为导致另一方当事人增加费用或造成损失的，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该行为构成侵权，对于另一方当事人遭受的这种损失可以称之为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从上文纯粹经济利益适度保护理论 [ 7 ] 出发分析用逾期赔偿制度来约束逾期举证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那么逾期举证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逾期赔偿在适用时是从当事人角度出发，那么逾期举证行为作为一种侵权行为，作为约束侵权行为的赔偿制度应该是作为一种侵权诉讼。 (二) 逾期赔偿的程序问题 对于逾期赔偿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的救济途径的争议，当一方当事人要求逾期举证一方当事人承担相应费用损失时，法院是应在本案诉讼中一并解决还是另案解决？由于法条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定，因此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直接以类似于训诫、罚款的制裁方式在本诉中使用决定书形式直接由逾期举证一方当事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但是对于这种由法院直接审查后确定责任方式，逾期举证当事人对于赔偿责任是否成立、损失是否合理等缺失抗辩权。还有的学者提出将逾期赔偿作为一项新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并入本诉中一并处理，但是该做法缺乏法理依据，新的诉讼请求应当是基于同一事实或者同一诉讼请求提出的，但是逾期赔偿并不属于新诉讼请求涵盖的范围。因此，为了达到约束逾期举证目的又能保障逾期举证当事人的异议权利，需要更加合理设置逾期举证损害赔偿程序。 (三) 逾期赔偿的范围 我国新举证时限制度调整后除规定证据失权外，逾期举证后果还包括其他惩罚，如罚款、训诫，赔偿因逾期举证给对方当事人增加的额外费用等。我国法律未规定具体罚款标准，但规定逾期举证罚款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款进行处罚，规定罚款数额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自由心证确定具体的罚款数额，但是每个个案中会因为法官的社会经验、判断标准不同，而会出现对相似程度逾期举证惩罚力度不一的情况。法官根据实际情况是正确的，在罚款数额范围内确定具体罚款的做法，因为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当事人经济条件存在差异，法官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罚款数额，具有合理性。而在逾期赔偿上，因逾期举证最大的受损方是另一方当事人，虽然2015年《民诉司法解释》规定，在逾期举证案件中，受损方可要求逾期举证方赔偿因其逾期举证而增加的就餐费、住宿费、交通费以及误工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等。从该条款来看，涉及对受损方赔偿范围仅明确规定了交通、住宿、就餐以及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而且还限定在因逾期提供证据而导致的这些必要费用，但这些费用并非在每个逾期举证的案件中都能够产生，且这部分费用所占诉讼费用比例很少，由此可以看出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逾期举证能请求赔偿的范围很小甚至没有，并且作为诉讼费用数额较高的律师费并未明确规定在其中。因此，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因其逾期提交证据而所承担的惩罚范围、力度均小，在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不能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亦不能预防当事人逾期举证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