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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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数值实验 本文提出了求解均衡约束优化问题的算法，在这一节我们将对这个算法进行数值试验，利用MATLAB软件算法进行了数值实验，通过实验说明这个算法具有有效性和可行性. 算法中的矩阵 B k 是Lagrange函数 L ( z ， μ ) = f ( z ) + ∑ j = 1 m μ j g j ( z ， μ ) 的二阶Hessian阵的近似估计。矩阵 B k 采用BFGS公式修正： B k + 1 = B k − B k s ^ k ( B k s ^ k ) T s ^ k T B k s ^ k + η ^ k η ^ k T s ^ k T η ^ k ， 其中 s ^ k = z k + 1 − z k ，   η ^ k = θ k γ ^ k + ( 1 − θ ) B k s ^ k ，这里 γ ^ k = ∇ L z ( z k + s ^ k ， μ k ) − ∇ L z ( z k ， μ k ) ， θ = { 1 ，       s ^ k γ ^ k ≥ 0.2 s ^ k T B k s ^ k 0.8 s ^ k T B k s ^ k s ^ k T B k s ^ k − s ^ k γ ^ k ， 否 则 . 分别选取参数 ξ = 10 ， ε 0 = 10 ， B 0 为 ( n + 2 m ) × ( n + 2 m ) 的单位阵. 问题1 min       f ( x ) = 1 2 x 2 + 1 2 x y − 95 x s .t .           0 ≤ x ≤ 200 ，                   0 ≤ w ⊥ y ≥ 0. 问题2 min       f ( x ) = 1 2 [ ( x 1 + x 2 + y 1 − 15 ) 2 + ( x 1 + x 2 + y 2 − 15 ) 2 ] s .t .           0 ≤ x ≤ 10 ，                   w = N x + M y + q ，                   0 ≤ w ⊥ y ≥ 0 ，                   ( x ， y ， w ) ∈ R 2 × R 2 × R 2 . 其中 q = ( − 36 − 25 ) ，   M = ( 2 8 / 3 5 / 4 2 ) ，   N = ( 8 / 3 2 2 5 / 4 ) . 问题3 min     f ( x ， y ) = 1 2 ( x 1 + 3 y 1 − 4 y 2 − 5 ) 2 + ( x 2 − 15 8 y 1 + 3 y 2 − 9 ) 2 s .t .         0 ≤ x 1 ≤ 10 ，                 0 ≤ x 2 ≤ 10 ，                 0 ≤ y ⊥ [ ( 0 − 1 − 1 0 ) T x + ( 3 − 15 8 − 4 3 ) T y + ( 10 6 ) ] ≥ 0. 问题4 min       f ( x ) = 1 2 x T x + e T y s .t .           A x ≤ b ，                   w = N x + M y + q ，                   0 ≤ w ⊥ y ≥ 0. 其中， M ∈ R m × m ， N ∈ R m × n ， A ∈ R p × n 分别为随机产生的矩阵，矩阵M严格对角占优的，是P矩阵，其非对角线上的非负向量 q ∈ R m ， b ∈ R p 是随机产生的，对于单位向量 e ∈ R n ， A ， b 满足 A e < b 。 表1和表2是算法3.1的数值实验结果。 Table 1 The numerical experiment results of problem 1 - problem NO ( x 0 ， y 0 ) k ( x ∗ ， y ∗ ) f ( x * ， y * ) ‖ d z k ‖ 1 (0， 0) 13 (93.33333333333336， 26.66666666666664) -3.266666666666669e+003 9.300000000000003e-012 2 (0， 0) 7 (5.00000000000006 9.99999999999994，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1.262177448353619e-029 1.010000000000000e-008 3 (0， 0) 3 (5.00000000000000， 9.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0 2.500000000000000e-009 表1. 问题1~问题3的数值实验结果 Table 2 The numerical experiment results of problem NO. ( p ， m ， n ) 初始点 迭代次数 最优值 ‖ d z k ‖ 4 (30， 30， 50) (ones， zeros) 48 6.376485162e-016 4.207400000e-8 4 (50， 60， 50) (ones， zeros) 56 4.721785683e-014 1.621502153e-6 4 (100， 60， 60) (ones， zeros) 72 8.190904715e-016 3.100586202e-6 表2. 问题4的数值实验结果 在表1和表2中，NO.表示问题的编号， ( p ， m ， n ) 分别表示x的维数，m表示y的维数，n表示约束的个数。 ‖ d z k ‖ 表示终止时， ‖ d z k ‖ 的对应值。数值实验表明本文的算法3.1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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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乃至全球当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语篇分析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语言学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对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更具有其应用价值。本文从系统功能语篇分析的视角窥探金庸小说的语言及诠释文学语篇如何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来体现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加深对作品和创作手法的认识，揭示小说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气质。 关键词 :系统功能，语篇分析，金庸小说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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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中国侠文化规模庞大、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作为当代知名武侠小说家、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与其作品无疑是中国侠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金庸小说自觉摆脱了旧武侠小说的格局弊端，为武侠小说带来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新格局与新气象(邱香华，2019)。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侠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目前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虽多，但通过考察金庸小说研究的时间脉络和研究角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文学、美学、文艺批评、文化研究等方面来审视金庸小说，突出其文学和史学地位的，单纯从语言学视角来研究金庸小说的论著尚不多见。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语义系统网络，语言系统是一个意义潜势。功能语法下的语篇分析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语言学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对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更具有其应用价值。如何将金庸小说语言的描述和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侠文化研究在新的透视角度下得以阐释是一件值得探索的事情。语言是文学创作的素材，而文学创作又是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语言学与文学两者之间有相切的边缘区域，有必然的关联；文学作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1 ]。本文试图从系统功能语法语篇分析的视角分析金庸小说作品的语言，诠释文学语篇如何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来体现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加深对作品和创作手法的认识，揭示小说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扩大金庸小说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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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功能语篇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 Hasan， 1976)把语篇视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认为语言的本质上是一个语义系统，并通过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提供意义潜势。语篇作为使用中的语言是语言系统意义潜势的现实化。我们把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理论指导的语篇分析称为“功能语篇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 2 ]。国内已有很多学者(如胡壮麟、黄国文、彭宣维、朱永生等)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语篇分析的理论指导。黄国文认为“功能语篇分析”是一种可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语篇分析理论，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语篇分析的一个根本任务是把篇章与篇章背后的潜势(即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对语言本质的研究应把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人们总是通过完整而系统的语篇来完成交际的目的和意义的表达。因此，在进行语篇分析时除分析语言本身外，还要探究语言是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起作用的，是如何体现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的 [ 3 ]。哈桑(1985)强调语言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必要性，提出文学语篇分析应侧重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功能。由于语言是建构意义的社会符号系统，通过分析作者选择的语言结构，可以找到语言形式与意义或功能之间的联系，从而阐释文学语篇的意义，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鉴赏其的意义和艺术价值。因此，语篇分析有助于深人理解话语的隐藏含义，并对特定语篇的作用和意义做出解析，语篇内涵可在表达中得到解读，语篇分析就是实现“实际性的意义诠释”的过程 [ 4 ]。笔者通过对语篇分析的三要素：语篇、情景语境和读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分析如何把语篇分析理论关于词汇“误用”和衔接语篇的分析融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融入到探讨中国文学语篇的语言特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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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作为中国侠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金庸与其小说无疑是贯穿始终的热点话题。作为一门适用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可在汉语研究中广泛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对汉语进行系统的描述和阐释。同时，当汉语事实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发生冲突时，亦可反思该理论框架的修正，使之愈加完善，这对汉语研究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都有积极的意义。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视角，研究分析了金庸小说语言的词汇运用和语篇衔接与连贯，认为以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纯理功能为核心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普遍性、适用性和实用性等角度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语言和社会之间问题的框架，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我们将始于对汉语语法的描写研究的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于中国侠文化之经典的金庸小说中来，窥探金庸小说的语言及诠释文学语篇如何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来体现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加深对作品和创作手法的认识，揭示小说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气质，必将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土化进一步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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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在阐述C语言的特点以及数据库技术的重要性之后，简述了二者在设备过程控制应用中的结合性和广泛性，着重就系统开发中碰到的数据库的接口技术进行详细解析，并通过一个示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其应用领域。 关键词 :C语言，数据库，接口技术，开发应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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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微电子技术、计算机硬件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以它的速度快、精度高、又具有逻辑判断能力的特点在过程控制方面可有较多的应用。例如：监测报警系统、医疗图像系统、指纹鉴别系统、电脑记分系统以及生产控制系统。此类系统基本要求是具备较高程度的实时性、可靠性和智能性。 使用C语言开发这些系统是很好的选择，其原因是C语言具有代码量小、运行速度快、功能强大的特点 [ 1 ] 。例如同样都是办公软件，用C语言编写的WPS的安装文件只有50 MB左右，而Word的安装文件超过500 MB。为了实现运行速度快和功能强大，操作系统也大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 [ 2 ] 。 数据库系统是为适应数据处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数据处理的核心机构。计算机的高速处理能力和大容量存储器提供了实现数据管理自动化的条件。数据库因其结构化、共享性、独立性的特点使得开发的系统可以智能分析和全面高效。所以在系统开发中使用C语言 + 数据库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选择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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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过程控制处理系统的基本结构 传统的过程控制处理是先采集以此为依据的数据，再通过专业人员分析判断做出相应的决策，最后实施对应的处理。这种以人工为主的传统处理模式存在很大的弊端。例如：数据不便保存、因疲劳引起的误判和误动、处理周期长以及不便交流等，尤其是在长时间、快速、反复精确处理的要求环境下，此类问题就更显突出。 以计算机为主体的过程控制处理系统可以较完善地解决这些问题。通常，一个完善的系统要有各自功能独立的子系统组成，子系统不仅是软件模块还可以是具有独力处理部分功能能力的计算机。它的大体模式是用先将数据采集进计算机，而后根据需要不断地采集分析判断控制输出。配上局域网又可以实现主机控制分机、主机汇总统计以及主分机间和分机间的交流等功能 [ 4 ] 。 因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和通讯带宽的提高，实时性的要求一般均能满足。为满足可靠性的要求，针对不同操作系统的特点，在主控机上可采用Windows平台，以便可视化软件的开发应用。在分机上可采用Dos平台，目的是降低成本和提高可靠性(避免断电后Windows的维护，复电即可工作)。Dos平台上，C语言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它既像高级语言一样面向用户解题过程，又像汇编那样可以对机器硬件进行操作 [ 5 ] 。如，进行端口I/O操作，位操作以及地址操作等。许多操作系统都是用C语言来写的。所以针对系统的硬件控制、数据采集以及多功能模块的特点可以选择Borland C++。 本文着重就过程控制类项目的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进行解析和证明，诸如：C语言与数据库如何结合？在编程时如何用C语言写与读带结构的数据库格式文件？并提供了摸索调试后可用的接口代码，最后用一个实际完成的系统加以证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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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C语言中的数据库接口 为提高整个系统的智能性，实现主机对分机的监控、调配和统计，分机应将所处理的数据以数据库的格式传送给主机，所以在C语言中要以相应格式读写文件。 广为流行的应用软件系统dBASE和FoxBASE是带结构的文件，数据库文件由文件结构和数据两部分组成。文件结构采用的是二进制存储方式而数据部分则是以ASCII方式存储。库文件结构部分描述库文件的概况：建立或修改日期、数据记录个数、库文件结构长度、记录长度等。 C语言具有很好的底层控制能力，也有丰富的函数可以调用，但因为各种文件结构上的差异，故无这些带结构文件的读写函数。如何在C语言中编写dBASE和FoxBASE带结构的文件也是件很繁琐的事，笔者在开发过程中经过反复分析、调试最后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好地实现了带结构的数据库文件的读与写，为日后方便使用现整理如下： 3.1. 接口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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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英汉互译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对等的情况，语态方面的不对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类。英语被动语态在转换成为汉语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一些不通顺，不对等的情况，进而产生翻译腔较为浓重的译文。本文从英汉被动结构的表现形式出发，探讨英汉被动的差异，进而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 :被动语态，英汉差异，翻译方法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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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英汉互译时，常常会出现结构不对等的现象，语态则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由于英文受严格的语法规范的限制，因而产生了被动语态这一语法内容，由此也体现了英语语法的严谨与工整。中文因不存在相应的组成结构，更倾向于通过词语或意义的角度来体现被动含义。因而在英译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翻译腔较为严重，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情况。而将英语的被动语态转换为汉语中的“被”字句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做法，无论通顺与否，“被”字句似乎成了翻译被动语态的最佳选择，但是这一做法是不恰当的。被动语态的翻译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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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英汉被动的实现形式 首先要对英语的被动语态和汉语表示被动的形式做一个简单的了解。Bache和Nielsen对被动语态有着这样的规定： In English， a sentence in passive voice is a sentence in whic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edicator contains a form of the auxiliary be followed by the -ed participle form of the main verb and in which the subject prototypically performs the participant role DONE-TO [ 1 ] . 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被动语态的谓语部分由系动词加动词的过去分词构成，二是句中的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也就是动作的对象。 例： Brand loyalty is weak and buy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swayed by prominent. 该定义较为清晰地描述了英语结构被动句。而在英文中，还有一类句子，虽不含被动的语法结构，仍体现出被动的含义，也就是意义被动句。这类句子常用来体现事物所处的状态和其所具有的性质，动作的意味相对较弱。但句中仍然体现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施受关系比较明确。 例： (1) This cake sells well. (2) Cotton feels soft. 不论是结构被动句还是意义被动句，其实质都是施动性(agency)。 而汉语中，王力曾提出，凡叙述词所表示的行为为主位所遭受者，也就是谓语所叙述的行为施于主语，是为被动 [ 2 ] 。 例： (1) 他被人欺负了。 (2) 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3) 这个文案是由我起草的。 刘宓庆认为汉语不具备屈折语式的动词形态变化体系，因此，用传统的印欧语语言学的范畴概念来观察，汉语不存在语态范畴。但是汉语是采用词汇化的手段来表示被动性 [ 3 ] 。 在用词汇化的手段表示被动时，首先会出现一些有一定标志的被动句，如介词标志型被动句，即在句中含有“被、给、叫、让”之类的介词，或是“被……所，为……所，叫/让……给”之类的介词结构，也称为“被字句”。“被”字原意由“遭受”衍生而来，所以其本意仍包含着一些不幸的色彩。现代汉语中，“被字句”的适用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是需在被动句主语所表达的实体，由于外界的影响，产生了一系列异常的状态，以及位置或情绪的变化。通常表现为：受事 + 介词标志 + 施事 + 动词 + ……的形式。 例： 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还有动词标志型被动句，即句中含“挨、受、遭”之类的动词，“受……所”的动词结构，这类动词标志在句子中起到了助动的作用。 例： 他受到了领导的批评。 最后还包括其他标志的被动句，即句中含有“是(由)……的”，“……的是”，“加以”等标志词。描写事物过程、性质，状态时，通常用“是(由)……的”，“……的是”，“加以”与句中动词形成动宾词组，表示加强理性行为。 例： (1) 财富是人民创造的。 (2) 上次接我的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先生。 (3) 这个问题要加以研究才能解决。 汉语中也存在意义被动句。多用于句中主语无生命，非生物，无行为能力，实际施动者未出现，谓语动词与受事主语的支配关系非常明显。 例： 早在几天前，他的辞职信就写好了。 还有另外两类句式看似不含被动的意味，但在翻译时也不应忽视。一类是处置式，表示施事支配受事的行为，以“把”字句，“将”字句居多。王力认为被动式和处置式的形式虽不同，而其所叙的行为却大致相同。譬如一件事，在主事者一方面看来是一种处置，在受事者一方面看来往往就是一种不如意或者不企望的事 [ 2 ] 。因此，多数被动式是可以改为处置式的，朱德熙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汉语的被动句与“把”字句关系密切，绝大多数“把”字句去掉“把”字以后就是一个站的住的被动句 [ 4 ] 。 例： (1) 他把花瓶打碎了。 (2) 奋斗可以将理想转换为现实。 还有一类是无主句，这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句型。汉语无主句没有主语，形式上一般没有施事者，但行为及受事者却很明确。英语被动句以强调受事者作为其成句的主要出发点，因此二者所强调的部分不谋而合。所以无主句这一特殊句式在英译汉时也不可忽视。 例： 必须做完七页家庭作业。 译：Seven page’s homework must be fi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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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被动形式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差异 3.1. 结构形式 英语是“形合”语言，被动语态作为“形合”的主要体现，以动词形式的改变为最终实现形式，形式标志在英语中十分严格，以“be + V-ed”形式出现，有时则以意义被动句来体现。汉语是“意合”语言，屈折语式的动词形态变化体系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其被动语态借助的是词义的变化，被动通常体现于或暗含于词语中，如“被”、“给”、“让”、“叫”等，或是意义被动句中，有时也通过特殊的句式来实现，如“处置式”“无主句”，所以汉语被动语态的实现形式更趋多样。 3.2. 使用范围与频率 在英语中，结构被动句使用范围很广，没有感情色彩的限制，体现出一种客观的态度，在科技或是新闻文体中广泛使用。而在汉语中，“被”字源出自于“遭受”，带有不幸的消极意义色彩。在发展过程中虽然这种消极色彩在淡去，但仍表示受事主语发生了某些异常状态或者变化。因此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对使用频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对FLOB (英语母语语料库)，LCMC (汉语母语语料库)汉语被动句式对比分析实证研究时，肖忠华及其团队发现英语母语中被动句式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汉语母语中被字句式使用频率的10倍 [ 5 ] 。 但就意义被动句而言，英语中，意义被动句仅与一些表示“位移”“运转”等意义的动词连用，如：“This machine runs well.”或是在表达某些状态时与一些不及物动词连用，但总的来说使用仍然受到限制，范围十分有限。而汉语中则没有类似的限制，不论是使用范围还是频率都要比英语广得多。 3.3. 施事不明的句型选择 施事不明时，英语中需要用被动语态结构，将受事置于主语的位置，而汉语中可以直接用无主句来表达没有施事的情况，这时主语空缺，形成“动词–受事”结构，句子仍保持主动形式。 例： The success of improvement and rectific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deepened reform. 译：搞好治理整顿也离不开深化改革。 有时，在施事不明的情况下，汉语可以选择通称或者泛称做主语(如人们，有人等)，而英语更长采用“it”做形式主语的结构。 例： (1) It is said that … 有人说 (2) It is reported that … 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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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翻译方法 我们在翻译英语中的被动语态时，可以采取下面的几种方法： 4.1. 译为标志型被动句 4.1.1. 译为介标型被动句 增加汉语中的介标型被动词“被、给、叫、让”，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翻译消极情况的句子中，如下例所示： 例： When we were first captured， my mind was a haze of fear and confusion. 译：我们刚被俘时，我的脑袋一片混乱，又害怕又不解。 4.1.2. 译为动标型被动句 例： Qualcomm， which has long sold key communication chips to Apple but has been excluded from its latest models， has filed a series of patent suits against the smartphone giant in multiple countries. 译：高通(Qualcomm)一直向苹果公司出售关键通信芯片，但却遭苹果公司最新产品排除在外。高通(Qualcomm)已在许多国家对这家智能手机巨头提起了一系列诉讼。 4.1.3. 译为其他标志型被动句 例： (1) This issue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to work out the best solution. 译：问题将进一步加以讨论，以求取得最佳解决方案。 (2) It is crystal clear: What’s been schemed for in his plan is power rather than money. 译：很清楚，他的这个计划图谋的是权而不是钱 [ 6 ] 。 4.2. 调适 汉语中标记型被动句使用有所限制，同时使用标记型被动句也会产生行文不够流畅，不够简洁的情况。维内和达贝尔内曾指出，当产生的译文符合目标语语法，但是语言表达不够自然时，就可以采用调适的方法。 4.2.1. 调适为意义被动句 将英语中的结构被动句调适为汉语中的无标记被动句，即意义被动句，用主动结构表被动含义。 例： (1) In some places， the sediment covering these deposits of frozen water and methane has been eroded away， leaving whitish mounts of what looks like dirty ice rearing up out of the seafloor. 译：有些地方，覆盖在这些甲烷水合物矿藏表面的沉积物已经腐蚀殆尽，留下的白色物质在海床上凸起，像脏兮兮的冰块。 (2) Once the use of chairs was democratized (particularly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s in the UK)， this coincided with a slow change in our working patterns. 译：当椅子开始普遍使用时，(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和1832年英国宪章运动之后)，这一趋势与人们改变工作方式的缓慢进程相一致。 4.2.2. 调适为主动句 汉民族喜欢从施事的角度叙述事情，英美民族爱从受事的角度叙述事情 [ 7 ] 。因此，可以将英语的被动语态调适为主动句，即“施事 + 动词 + 受事”的情况。 例： Scientists have discovered that energy may be created from matter and that matter， in turn， may be created from energy. 译：科学家发现，物质可以产生能，相反，能也可以产生物质 [ 8 ] 。 有些施动者在英语的被动句中进行了省略，这是因为其不言自明，在译为汉语时则要进行必要的补充，加上“有人”、“大家”、“我们”等不确定的主语。 例： When asked how is she doing， she said， “I’m watching TV.” 有人问她在干嘛，她说：“我在看电视。” 4.2.3. 调试为处置式 这种情况通常适用于句中出现了施事者的情况。 例： His aim is to spread deep learning into many hands， so that it may be applied in as diverse a set of fields by as diverse a group of people as possible. 译：他的目标是向更庞大的人群传播深度学习技术，尽可能由更多样化的人群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更多样话的领域。 句中“a group of people”为施事，出现在句中可以考虑将其译为处置式，产生的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4.2.4. 调适为无主句 这种情况适用于当句中施动者不需要或难以言明时。 例： (1) In the end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and which proved acceptable both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mmonwealth countries which were most affected by Britain’s decision. 译：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既能为英国政府所接受，又能为英国决策影响最大的英联邦国家所接受。 (2) Energy consumption must be given careful consideration when the automobile is to be manufactured. 译：要制造汽车，就必须考虑能耗问题。 英语中的意义被动句在翻译时可以与中文的意义被动句对应起来，因此不作更多讨论。 例： These air-conditions sell like hotcakes. 这些空调十分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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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总之，英语的被动语态在翻译时不能简单地与汉语的“被”字句画上等号，而是需要与汉语中表示被动的形式进行同步的思考，在具体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最终形成恰当的、通顺的译文。因此，英译汉时，被动语态的译法必须得到关注，原文中的被动结构，不应成为限制译文通顺流畅的因素，在形成原文的过程中，汉语的表达习惯也需要得到重视。这样才能使译文更加通顺，表意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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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图像等多媒体内容的爆炸式增长，在线Web图像的语义场景检索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传统的研究工作聚焦在基于单概念的图像检索上，未能很好检索含有复杂语义场景的图像。为解决语义场景Web图像检索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深度学习的语义场景图像检索方法(SSIR)。首先，使用一个多模态CNN训练网络作为概念分类器；其次，通过计算语义概念之间的依赖关系来精炼概念的语义分数，以进一步增强分类器的场景识别能力；最后，为提升对稀疏场景概念的检索性能，应用梯度下降算法来补偿在真实应用中不平衡图像集上语义概念的频率差。在MIR Flickr 2011标准图像数据集上对比了其他传统方法，结果表明我们的语义场景检索方法性能更优。 关键词 :语义场景图像检索，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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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Web 2.0/3.0时代，社交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互动”是图像等社交多媒体最重要的传播特征和要求，用户常常自由地给予这些Web图像共享的文本社交标签(社会化标签) [ 1 ] 或者用户评论。这样的多媒体内容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亟须有效的检索方法帮助人们寻找到目标多媒体内容。Web图像往往伴随着若干个文本标签，它们是由图像用户即兴给定的关键字或者文本描述符，可能部分或者间接地描述了图像的内容，是带有高噪音的弱语义信息，存在着语义表达不完整、语义错误、语义歧义、语义重复等问题，所以其不同于由专业人士给出的强语义标注或者类标签。一个直截了当的图像检索方法是直接在图像社交标签上执行图像检索，然而图像社交标签往往在语义上是高噪音的，并且可能并不会直接地与图像内容有关联，从而导致较低的图像检索性能。如图1所示，在测试图像I中存在一些带下划线的社交标签例如“remember_dreams_come_true”和“bravo”并没有直接描述该图像I的视觉内容，而训练图像的社交标签例如“Houston”和“Barco”仅部分描述了图像内容。虽然这些噪音文本社交标签不适宜直接用于图像查询概念，但是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额外的、有价值的低层文本特征即文本模态数据以用于图像的监督学习。 对于在线图像检索，传统的单模态方法要么仅使用了图像模态数据 [ 2 ] ，要么仅使用了文本模态数据 [ 3 ] 。由于文本模态数据例如社会化标签可以用来增强多概念图像检索的性能，因此一些多模态跨模态检索方法 [ 4 ] 研究了图像与文本等多个模态数据之间的关联以提升图像检索的性能。然而，这些传统的方法聚焦于基于单概念的图像检索而较少考虑多概念语义场景图像检索场景，这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因为用户使用检索系统的时候往往提交多概念的语义场景检索请求。为了处理语义场景图像检索，传统方法在单概念检索系统上执行多概念语义场景检索任务，这在一些场景中可能是低效的，这是因为多概念场景有其独特的视觉外观特性，这难以仅仅依靠单概念分类器去识别。于是，进一步研究语义场景图像检索有用且有必要。 近年来，卷积神经网络(CNNs) [ 5 ] 作为一种重要的深度学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基于单概念的图像检索。CNNs占据了很多检索测试基线的排行榜，这表明通过CNNs学习到的深度特征能较好表征图像的内部结构。因此，考虑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去提升语义场景图像检索的性能。我们提出的方法SSIR整合了两类分类器：1) 多概念场景分类器(有助于整体场景识别)；2) 单概念目标分类器(有助于单概念识别)。从实 图1. 语义场景图像检索示例图 验结果看，这种设计能显著提高分类器对多概念语义场景的判断识别能力。具体来说，首先，设计一个多模态CNN以识别多概念语义场景。每个CNN分为卷积块层与全连接分类器层。学习时，图像(视觉模态)与关联文本(文本模态)被分别送入各自模态的卷积块层与全连接分类器层。全连接分类器层包含两类分类器，即适合单概念识别的单概念目标分类器以及有助于整体场景识别的多概念场景分类器。第二，语义概念之间的依赖关系被用来计算概念的语义分数，以进一步增强分类器的判断识别能力。假若一个概念c与其关联概念们以较高的频率共现在图像集中，一旦发现关联概念们频繁出现，c的预测分数值将被提高。最后，通过融合运算，SSIR方法整合了视觉模态和文本模态的预测分数值。为改善对稀疏概念的检索性能，应用梯度下降算法来补偿在真实应用中不平衡图像集上语义概念的频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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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和评价 3.1. 数据集 评价实验采用了公开数据集MIR Flickr 2011 [ 10 ] 。它包含有18，000张图像，每张图像含有3~26个标注，单词表V含有99个语义概念。每个图像I与其关联的文本标签T组成了多模态图像，即图像文本对(I， T)。采用随机抽样，8000张图像作为训练集，余下10，000张图像作为测试集，约70%概念频率低于平均概念频率。很明显，这是非平衡图像数据集，增大了场景识别难度。当一幅图像I包含Q中所有的单概念c i 时，则I是相关的，否则I是不相关的。采用平均准确率均值(MAP)分数作为性能评价指标，所有指标值越高表示场景检索性能越好。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由于MIR Flickr 2011数据集中的概念最高频数是11，因此设定公式(1)的参数t = 11。s控制计算V * 的计算开销，经验设置s = 200。于是，V * 含有15，970个场景多概念。为测试语义场景检索性能，我们构建了检索测试集Q * ：所有的单概念 c j ∈ V 加入Q * ；随机生成500个双概念场景查询；随机生成500个三概念场景查询；随机生成500个四概念场景查询。这样，Q * 共计包含1599个语义场景查询。 表1列出了与最新图像标注方法的对比实验结果。对于被比较的传统单概念检索方法，采用公式(10)和(12)计算语义多概念估值。 Table 1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of semantic scene image retrieva 检索方法 全部概念 双概念 三概念 四概念 GResNets [ 11 ] 0.23 0.25 0.18 0.17 DANE [ 12 ] 0.22 0.24 0.16 0.18 AlexNet串联并联 [ 13 ] 0.18 0.21 0.15 0.15 VGGNet-Dropout [ 14 ] 0.18 0.20 0.15 0.14 VGGNet + KNN [ 15 ] 0.18 0.21 0.15 0.14 VGGNet + SVM [ 15 ] 0.18 0.21 0.14 0.13 MKL [ 16 ] 0.16 0.19 0.13 0.12 Autoencoder [ 17 ] 0.19 0.23 0.16 0.15 DBM [ 17 ] 0.20 0.23 0.16 0.16 SSIR (Ours) 0.26 0.28 0.24 0.23 表1. 语义场景图像检索性能比较 从该表中可见，我们的SSIR方法超越了其他对比方法，获得了更好的场景检索性能。与表中最好的对比检索方法GResNets比较，提出的SSIR方法的全部场景概念MAP提高了13%。一方面，多概念场景分类器有助于识别语义场景，另一方面，概念间语义依赖关联性更能准确判断多概念形成的语义场景，缓解误判率。在图像检索任务中，这两种类型的相关性都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的SSIR方法可提高图像检索的性能。此外，应用梯度下降算法来补偿在真实应用中不平衡图像集上语义概念的频率差，缓解了稀疏场景概念的误判率，所以，在不平衡数据集MIR Flickr 2011上，我们的SSIR方法具有更好的场景检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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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受到世界瞩目。十九大报告的提出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向世界展现了积极自信的中国形象。在树立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这一过程中，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以框架理论为指导，以十九大报告的日译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将其分为框架对等、框架不同、框架缺失三种不同情形，并由此提出直译、意译、增减译、直译加注四种对应翻译方法，从理论角度为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框架理论，日译，十九大报告，文化传播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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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世界重新部落化，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特色政治话语、文化的传播是重要环节，如何克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将中国更自信、更全面地展现在世界面前，是翻译界值得持续关注探讨的话题。 201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备受世界瞩目。十九大报告的日文翻译(以下简称“日译”)相较其他政治文件的日译更具权威性，不仅为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国特色文化翻译传播提供了范本，且翻译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笔者研究。 迄今为止，框架理论在国内翻译领域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界，日语界的研究尤为少见。因此，本文以框架理论为立论基础，以十九大报告的日译为研究对象，对日译中不同情况的整理及对应的翻译方法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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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框架与框架理论 语言学中的“框架”概念，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对记忆的研究。最早将“框架概念”引入语言学的是美国语言学家C. J. Fillmore [ 1 ]，菲尔莫尔(Fillmore)在不同阶段对“框架”定义不断修订改进，逐渐从语言构式向认知构式转换。 1975年，菲尔莫尔提出了“框架”概念，并将“框架”定义为“语言选择的任何系统”，包括词汇组合、语法规则、语言范畴的选择 [ 2 ]；次年，他从认知角度提出，“框架”是一个表征各类体验的概念工具，语言系统用于语言交流的解释以及过程的理解 [ 3 ]；1982年，菲尔莫尔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框架理论 [ 4 ]，并将“框架”定义为由概念组成的系统，其中任一概念的理解都需以理解整个系统结构为前提 [ 3 ]；1985年，他用“特定统一的知识网络或对经验连贯、一致的图解” [ 2 ] 这一概念定义“框架”，认为“框架”与某些经常发生的情景相关，人们通过原有“框架”理解新的经验 [ 3 ]；1992年，他提出“框架”是“词汇蕴含概念的知识预设” [ 2 ]，他与Atkins指出，意义的确定必须以反映理解者经历、信念和实践的背景知识体系为参照 [ 3 ]；随后1994年，菲尔莫尔提出除词典所列出的客观意义外，文化背景、生活经验、百科知识、宗教信仰等在确定词汇意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必须把词汇放在特定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 2 ]。 在框架理论下，我们在理解语言时，需要通过相应的语境，对大脑相关的认知域以及知识框架进行激活，经过概念的整合从而获得意义 [ 3 ]。不同语境下所激活的框架以及获得的意义也会有所差别。例如，在中日两个文化语境下，面对数字“九”，汉语文化背景下激活的是“九五至尊”、“长长久久”的框架，日语文化背景下激活的则是“苦难不幸”的框架，获得的两种意义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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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框架理论下的翻译研究 框架理论侧重从人们的心理认知过程，探索语言在概念框架中的形成和理解，可用于分析词语、单句，甚至语篇的翻译过程 [ 3 ]。在框架理论下，我们可以将翻译简单理解为寻找能够激活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的语言表达式的活动 [ 5 ]。框架是基于文化，约定俗成的知识构型，文化差异是框架最显著的特征 [ 6 ]。由于框架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经验归纳、结构和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因此，框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 [ 4 ]。框架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在跨文化翻译传播过程中，特别是翻译传播例如中国特色政治文化这类某国独有的特色文化时，框架理论将成为一个切入点，帮助译者完成翻译活动。 框架理论目前在国内翻译领域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翻译研究，在众多方面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英译的相关研究中，汪立荣(2005)根据框架或框架成分的多寡异同分成三个层面，提出英译汉时应根据语境灵活把握、严谨辨别语言所属框架类别以及框架成分间的协调关系进行翻译 [ 1 ]；植耀莹(2018)围绕文化框架理论下网络流行语的英译，将文化框架分为“一方文化特有框架”和“框架成分同中有异”两种情况，提出了框架转换及框架文化成分调整两种策略 [ 5 ]；姜艳会(2014)运用框架理论，对影视字幕中的英汉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框架替换、框架移植、框架调整三项翻译策略 [ 7 ]。相较而言，框架理论下的汉日互译研究十分有限，仅见郭帅(2016)提到，在翻译中国特色新词时，框架成分更换、增添、框架层次调整和框架移植等将是十分有效的翻译策略 [ 8 ]。 笔者认为，框架异同及框架成分分析，同样适用于中日对译研究，英汉翻译研究者提出的框架理论下的翻译策略，对日语翻译策略的分析、运用亦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十九大报告日译为切入点，以框架理论为基础，从框架对等、框架不同、框架缺失三个维度，通过分析具体翻译案例，总结十九大报告汉译日中采用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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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框架理论下的中译日翻译方法 综合以上分析，可从十九大报告日译中，提炼出“直译”、“意译”、“增减译”、“直译加注”四种翻译方法。 框架对等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从目标语中找到对应的框架，采取直译的方法进行翻译。例如“发展中国家”可直译为「発展途上国」，“共赢”可直译为「ウインウイン」。 框架不同的情况下，在目标文化需要原文框架中另一个框架成分来激活时，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进行替换翻译。例如，在翻译“牛鼻子”时，“牛鼻子”若直译为日语，读者将难以理解，以日语中相关的“关键”框架替换汉语中的框架，将原文意译为「要諦」完成翻译；当原文框架与目标框架不对应，或框架对应而框架成分不一致，可以调整框架或框架成分来进行应对。具体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表现为增译或减译，即添加词语或减少词语来达到框架一致。例如“世界民族之林”由于日语对应框架成分不包含“林”，所以通过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世界の諸民族」。第二类表现为结合语境选择恰当词义进行翻译。例如“进军”与「進軍」，前者导引的是“社会发展”框架，后者导引出的是“战场战争”框架，此时为避免误解，应将“战场战争”框架调整为“社会发展”框架，即在“进军”一词中的“军队前进”、“人们向某个目标前进”两个意思中，选择“人们向某个目标前进”这一词义，得到「突き進む」这一译文。 在框架缺失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直接将原文框架移植到目标语的语言文化中，以译文为载体，实现框架所包含文化元素的跨文化移植 [ 8 ]。将“中国梦”直译为「中国の夢」、“四个全面”直译为「四つの全面」，将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语言或意象直接移植到目标语中，同时利用注释、释义等方式对原文框架背景进行一定补充说明，帮助理解。通过广泛传播，逐渐被他类语言文化接受后，便可直接采用直译法，激活目标语读者的框架信息，不需要背景知识的解释说明即可理解，从而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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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通过框架理论，笔者对现有的十九大报告的日译文本，进行较为清晰且系统化的分类整理，进而探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方法。通过分析十九大报告的日译，可得出日语翻译中存在框架对等、框架不同、框架缺失三种不同情况，针对不同情况，可通过直译、意译、增减译、直译加注四种方法灵活应对。框架理论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式与思考角度，同时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帮助更多译者更好地从事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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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文本可读性研究对学术英语写作教学至关重要，不仅关乎学术知识、思想理论的传播与交流，还是衡量学术论文写作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鉴于文本可读性受词汇和句法难度的影响较大，本文将着重探讨词汇复杂性和句法复杂度与学术论文文本可读性的直接关系，并为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提出适时性建议。 关键词 :文本可读性，词汇复杂性，句法复杂度，学术英语写作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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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文本可读性(Text Readability)是指文本阅读的难易度、文本的表述风格以及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也有人直接将“可读性”定义为“写作中遣词造句的方式引起的阅读的难易程度” [ 1 ] 。而评估文本复杂性的语言指标早就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学者们试图通过量化影响文本可读性的语言因素，继而测定文本的可读性。林铮 [ 2 ] 在探讨英文可读性测定的可能性时总结了五个语言因素，即单词难度、句子难度、文章上下文的联系、文章提供信息的清晰度以及文章意义的复杂性。尽管后三个语言因素都是比较模糊的概念，无法精确测定，但上下文的联系、文章的意义都与句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上下文联系密切、信息清晰度高的文章，其句子难度相对较低，文本可读性相对较高。而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研究也证实，词、短语、句子的大小影响着读者的阅读程度 [ 3 ] 。由此可见，单词与句子的难易程度是衡量文本可读性的重要指标。 作为衡量阅读难度的标准之一，文本可读性对于阅读教学、阅读教材编排有重要意义。教学领域相关的研究者们也试图通过对教科书文本的可读性进行评估，以甄选出对于学生而言难度最适宜的语言教材 [ 4 ] [ 5 ] 。此外，学者们还致力于研究文本可读性高的文章的文本特征，试图建立文本可读性的语言识别标准，进而用于指导学生的各类文章的写作，以提高其文章的可读性。 在诸多写作类型中，学术论文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媒介，其文本的可读性对学术知识及思想的传播与交流起着重要作用。而词汇复杂性和句法复杂度作为书面语产出的两大关键语言指标，能有效预测学术写作质量。就词汇层面上而言，学术语篇较多使用低频学术词汇，且学术词汇的使用存在学科差异。Brown和Yule [ 6 ] 早在1983就将期刊论文的写作质量与句法结构关联起来，提出“期刊论文句法特征，如从句、名词化结构等”也值得关注。而学者们在处理句法复杂度与文本可读性的关系时主要会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措施：一种是精简化，即在写作中大量使用简单句法结构(如短句、并列句等)以提高论文的可读性 [ 7 ] ，但是相应地，精简化使学术论文显得不那么正式；另一种是复杂化，即在写作中大量使用复杂句法结构(如名词化结构、从句等)，这有助于呈现期刊论文的书面语复杂性特征，但是大大降低了论文的可读性 [ 8 ] ，这类复杂难懂的论文虽然彰显了高超的学术水平但实则不利于知识传播 [ 9 ] 。 虽然鲜有学者研究词汇复杂性与文本可读性的关系，并且学者们对如何处理句法难度与可读性的关系还尚未得到一致的定论，但都基本认可词汇和句法难度对文本可读性有着直接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文本可读性的研究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词汇复杂性及句法复杂度对学术论文文本可读性的影响，并适时给出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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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本可读性研究概述 文本难度的概念一直都是交流与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个世纪起，已有学者 [ 10 ] 采取了更系统、更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与文本难度相关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研究如何帮助读者去理解更难的文本，或者帮助读者找到适合自身水平的，难易度适宜的文本材料。其中，与文本难度相关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读者因素(可称之为主观因素)与文本因素(可称之为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读者因素是指读者个人的阅读兴趣、态度、动机，智力水平，知识储备以及阅读经验等，这些与读者相关的因素都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导致文本的可读性会因人(即读者)而异。文本因素则是指与文本自身难度相关的因素，不以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其中词汇和句子是文本可读性分析不可缺少的两大维度。对于这些与文本难度相关的因素，研究者们试图将所有影响阅读难度的、可量化的因素综合起来，制定的一个评价文本难易程度的公式(该公式被称为可读性公式)。这样，可读性公式作为一种“预测性手段”可以更客观、便捷、经济地评估文本的难易程度。 1921年，Thorndike在The Teacher’s Word Book一书中提出了常用词词表，该表按字母顺序排列出了10000个单词，研究发现这些单词广泛的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随即该表也成为了英语的标准词频表，继而为可读性公式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前提。1923年，Lively和Pressey根据Thorndike提出的词表来衡量句法难度(词表中所包含的词)和语义难度(每句中的单词数目)，从而制定了第一个可读性公式 [ 11 ] 。在这以后的可读性公式研究大多都是以其为模板增删变量；1928年，Vogel和Washburne使用了回归方程的方法，将多个语言变量纳入可读性公式。该公式及其研究方法一度成为可读性研究领域的典范 [ 12 ]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评估英文文本阅读难度的可读性公式已超过100个 [ 13 ] ，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目前，大多数的文本可读性公式都将句子长度(即句子中的平均单词数)以及音节数纳入计算。其中常用的公式主要有：针对成人的Flesch公式，便于个人使用的SMOG公式，估计文本等级的The Gunning Fog公式以及用于评价书本的新Dale-Chall公式等。现今，可读性公式已被应用于多个领域中。例如，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可读性公式对教材进行评估、定级，直至今日，所有领域的教材都要求与一定的可读性公式的语义和句法参数相匹配 [ 11 ] 。美国相关机构还制定出各种具有特殊目的的可读性公式，应用于保险条例、合同文本等应用性文本的难度评价上 [ 12 ] 。如Wallace et al. [ 14 ] 就曾使用可读性公式来评估药物PL的清晰度。除此以外，由于语言之间已知的结构和统计差异，使用相同的语言指标评估不同语言的文本是不可能的。Curto et al. [ 15 ] 及其研究团队试图开发可读性自动分类工具来协助选择适合欧洲葡萄牙语的阅读材料。王蕾 [ 16 ] 则对可读性公式的内涵以及英、汉母语可读性公式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分析，并探讨了创制对外汉语可读性公式的可行性和其研究方法。 在英语教学研究中，起初可读性公式多用于教材评估以及阅读教学。例如，辜向东和关晓仙抽取了大学英语四、六级阅读测试材料以及大学英语阅读教材，用Flesch可读性公式计算了其可读性，研究表明CET阅读测试较好的遵循了可读性公式；孙哲露等人 [ 17 ] 也选用了Flesch可读性公式，对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1至选修8中的课文进行了可读性计算，探讨了高中英语课文可读性级别的变化区间，并对教材编写者提供了建议。后来，可读性预测也渐渐成为了篇章写作的“过滤器”。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作者们及时地对文本的可读性进行检测，继而进行修改，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研究者们也试图基于文本可读性为篇章写作在词汇以及句法结构的使用上提出可行性建议。近年来，文本可读性研究开始关注期刊论文可读性与引用率、写作质量之间的关系。如Stremersch et al. [ 18 ] 发现期刊论文的可读性与其引用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即论文越难理解，其引用率越高；Sawyer et al. [ 19 ] 发现获奖论文的文本可读性更高。除此以外，相关研究还发现，文本可读性受句法影响较大，并且可能存在学科差异。Hartley & Benjamin [ 20 ] 对比了心理学期刊论文结构式和非结构式摘要的文本可读性，结果显明结构式摘要平均长度更长，文本可读性更强，更易于读者理解；Metoyer-Duran [ 21 ] 发现图书馆学专业更倾向于接受和发表文本可读性较弱的论文；吴雪从句法复杂度观测语言特征对文本可读性的影响发现，期刊论文的可读性的确存在学科差异，不同学科论文的句法复杂度差异较大，对文本可读性也有较大的影响。吴雪分别选取了理工科和文科国际期刊英语论文各240篇，数据结果显示理工科学科期刊论文比人文学科文本可读性更强。 下文笔者将会分别论述词汇复杂性和句法复杂度对文本可读性的影响，并为学术论文写作及其教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