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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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核心筒技术的采用 从目前的资料与部分施工现场图片看，雕塑采用了近年来在建筑领域广泛采用的核心筒技术。核心筒的全称是“钢–混凝土组合框架–核心筒结构”，建筑领域的学者简练概括了这种技术的优点：“钢–混凝土组合框架–核心筒结构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种结构体系，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具有结构自重轻、建筑使用面积大、施工周期短、基础造价低等优点。” [ 5 ] 除了上述优点，核心筒技术还大幅改善了构筑物的抗震性能。而后者是历史上很多巨型建筑、雕塑毁损的首要原因，比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巨像就在建成不久后因地震垮塌。另外，由于《团结雕像》还要承载游客观光的功能，从地面达到位于双眼处的观景平台远远超出了人类体力极限，必须设置电梯。这已经被早期的巴黎艾菲尔铁塔和2012年落成于伦敦的《伦敦轨道塔》的成功证明。这样一来，核心筒能够容纳电梯井道及通风井道、电缆井道等其他配套设施，就成了巨大优势(见图2)。 《团结雕像》主要利用精心设计的钢质框架承载构成人物形象的青铜外板，尽管目前没有具体资料介绍青铜成型工艺，但目前施工现场照片判断，结合约22，500吨的总用铜量，和雕塑小稿的写实程度，推断使用的是青铜铸造工艺。相比于锻造工艺，青铜铸造能够更好还原泥塑小稿的肌理，提升雕像写实程度。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造价高昂。截至2018年3月29日，国内普通电解铜比较有代表性的价格在一吨57，400元左右，也就是说，仅计算最廉价的铜材料本身，22，500吨青铜价格就超过1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照作为艺术品的青铜铸造价格就更为高昂。早在文艺复兴时期，“青铜像的价钱是大理石雕像的十倍。” [ 6 ] 紫铜板锻制、不锈钢板锻造、钢筋混凝土浇筑技术等都是利用材料学和工艺学的新知识以降低大型雕塑造价的探索与尝试。在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如前苏联在列宁颁布《纪念碑宣传法令》后，因为财力有限，大量使用木材、玻璃钢等非永久性材料创作纪念碑，直到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才改为永久性材料(见图3)。 图2. 雕像核心筒进度 图3. 青铜表皮安装工艺 《团结雕像》施工中很有特色的一点是发动民众捐献废旧不用的铜、铁农具、工具来帮助筹集材料，为塑像“添砖加瓦”。募集金属活动从2013年10月31日持续到2014年1月26日，据称遍及印度近70万个村庄。募集的总量约为175吨。这些农具将被融化从而为雕像制造钢铁框架。就活动本身的象征意义而言，显然具有积极作用，激发了民众对雕像的身份认同，也具有一定意义的可循环属性。不过从具体数量看，相对于雕像总体金属用量不过九牛一毛。而且民间废旧金属种类、金属成分、使用年限、用途均不同，对它们归类、清洗、储存、融化再浇铸成材的成本怕是远远超出了175吨钢铁的市价。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青铜原材料存在被盗毁的可能性。众所周知，青铜配合铸造工艺，具有良好的还原能力，能够展现雕塑家最细腻的肌理处理，自古就得到广泛应用。但也正是由于其还原能力本身以及铜材料的昂贵，青铜雕塑也一次次成为破坏行为的受害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古罗马征服希腊后，用大理石复制了大批希腊青铜雕像，并将原作融化以作他用。我们熟悉的《掷铁饼者》《垂死的高卢人》等名作均在此列。只是随着20世纪诸多古希腊青铜雕塑真迹的“出水”才有所改观，人们才得以从《安提克瑟拉的年轻人》和《宙斯像》上一窥希腊古典雕塑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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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较为独特的尺度 尺度是人们衡量巨型人体雕塑成就的主要指标之一。《团结雕像》全高182米，加上58米的基座，总高度240米，一旦建成将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远远超过目前中国河南鲁山县尧山佛泉寺的中原大佛(120米)。人们也许会对一座三、四百米高的建筑习以为常，可能只有828米高的哈利法塔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惊叹。但人体雕像不然，英国雕塑家摩尔认为人会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件事物是否巨大：“现实中物体的体积大小有一种情感上的意义。我们把每一件事都和自己的身长联系起来，我们对体积大小在情感上的反应受到了下述事实的制约：即一般人的身高均在五尺和六尺之间。” [ 7 ] 所以，只要是比一般人体型更为庞大的巨型雕塑就会对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更不必提巨型人体雕塑。 英国学者福赖恩在《人体雕塑》中强调赞助者主观宣扬意图对雕塑体积的影响，但这种论点只是在部分案例中可以得到证实，还有许多巨型纪念性雕塑的尺度是由所处位置的空间形式决定的，要么需要适合建筑的尺度，要么需要与空旷的室外空间保持一致，要么需要与比较空旷的室内空间保持一致。比如美国的《拉什莫尔国家纪念碑》中，四尊美国总统头像之所以在20米的高度，就是要与所处山峰的体积相对应。 但是在《团结雕像》的例子中，完全的主观意图和环境决定尺度因素都起了作用。有资料显示，182米是与古吉拉特邦的议会选区数量相匹配。这样一来，可以认为这座巨型雕像尺度并非科学决策的产物。当然，如果赞助者有充裕的资金，他人也并无苛责的理由。但雕像与基座要呈现合适的比例关系，过高的人体雕塑会造成担负博物馆等具体功能的基座不能达到最佳尺度，浪费在所难免。不过从旅游经济的角度看，在理想条件下巨型雕像会对旅游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见图4)。 图4. 《团结雕像》于2018年10月31日正式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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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 综合人物、地点、资金、材料、工艺、尺度等几乎所有因素来看，《团结雕像》的顺利建成是坚定的政治支持，较为充裕可靠的资金流，核心筒等较为先进的建筑施工技术与经验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由于国情等因素没有选用新型造型方式，传统写实技法结合青铜铸造外壳带来工程量与成本的激增，对艺术领域的形式与观念创新并无太大启迪。虽然作品在没有大幅度延期和超支的情况下最终顺利建成。但有一点目前还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就是全寿命期的维护与运营成本。由于尺度、高度、材质等因素综合作用，雕像的维护较为困难，日后运营中收回成本甚至盈利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对中国而言，《团结雕像》的借鉴意义相对有限，如何立足国情，探索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的巨型雕塑建设模式更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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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将大量中国政治文化著作带至欧洲，构成了东学西渐中的文化思潮，这其中又以法国为核心。此时，正值法国启蒙运动兴盛时期，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成为法国政治思想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内部产生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他们以各自的政治理想为立足点，带有偏向地筛选中国政治文化，运用中国政治思想服务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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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启蒙运动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大变革。这一进程中，法国思想家为批判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汲取了传教士所带入欧洲的中国世俗政治文化，或从正面，或从反面，对法国的政治现状进行了抨击。国内外学者关于东学西渐思潮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已有研究，但重点多集中于传教士的中介作用、中国文化对思想家的启迪及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演变等方面，尤其是国内学界对中国政治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冲击研究不足。本文从启蒙思想家如何在正反两个方面运用中国文化批判法国社会现状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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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法国东学西渐思潮的兴起 17至18世纪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在东方，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整体来看，此时的中国虽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但其仍在国家规模与社会文明规范方面保持着泱泱大国的形象。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不但不比他们落后，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先进。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及思想界相对活跃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大变局，刺激了儒学士人对宋明理学的反叛，顾炎武、王夫之等提出了崭新的政治思想，活跃的思想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同时期的西方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经历了冒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文艺复兴、激荡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后，又出现了开民智的启蒙运动，并爆发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开辟道路的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欧洲正处于文化鼎盛的时代，尤其是法国在欧洲的整个科学技术界、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颇具典型意义。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正如火如荼，民主和理性的思想也传播开来，并崇尚独立精神与自由学术，对异域文明中的文化因素持开明的态度。 东学西渐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则应首推入华传教士。欧洲自从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以来，传教士便成为惟一一种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启蒙运动前后，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而传教士则肩负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宗教改革后，耶稣会士为了传教的目的来到东方，先后在印度、日本和中国活动，中国最后成为耶稣会士在东方的最大传教区。自此，传入欧洲的不仅是商人带回的精美中国工艺品，还有耶稣会士传回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国思想文化。 耶稣会士比商旅更加详细地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思想文化以及国家政治，即商旅将物质强大的中国带回欧洲，耶稣会士将文化繁荣的中国带回欧洲。为了获得士大夫的好感，取得立足之地，这些传教士入乡随俗地认真学习和钻研四书五经。同时，为让更多欧洲人了解中国，他们着手翻译、诠释儒家经典，把它们介绍到西方。“欧洲最早的中国儒学和理学概念，出现在最早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著作中。罗明坚第一次向欧洲人介绍了Luzi (儒子或儒士)，称他们为一类‘圣人’……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于1615年由金尼阁用拉丁文文本刊行于世，1616年便出版法文版，随后于1617年和1618年再版。法国人通过此书了解到了有关中国儒学的更多真实情况。” [ 1 ] 另外，“‘四书’”正式译成拉丁文，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的成果。两人合译《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二人又合译《论语》。” [ 2 ] 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最终在18世纪形成了一阵“中国热”，而法国则是欧洲“中国热”的核心地区。 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法国从瓷器、玻璃等建筑装饰，到政治思想与自然观和道德观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法国在对华贸易的发展方面仅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媒介却具有宏伟的影响” [ 3 ]。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罗明坚与利玛窦对中西方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外，传教士还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作品带入了法国，诸如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6)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于1735年在法国出版，直到19世纪末期都被看作是中国知识问题手册。影响较大的还有杜赫德与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合著的《耶稣会士书中国书简集》，其内容来源于在中国的传教士本人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之事，给欧洲带去了最直观的中国形象。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并附有《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号称十八世纪法国最大的汉学家宋君荣(Antione Gaubit)也曾译过《诗经》、《书经》、《礼记 》、《易经》等经典 [ 4 ]。这些著作共同构成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文献资料。 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关键角色，他们采取了“合儒”策略，即利用中国文化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以此争取西方社会对其工作的认同。“礼仪之争”开始后，传教士出于的压力，希望通过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途径以争取欧洲知识界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此撰著了大量报告、书信和著作，来宣传其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和业绩，这在客观上又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中国热”潮流和东学西渐的势头。正如法国学者伊莎白尔·拉瑟拉所言：“传教士们为了向上级陈述自己不同寻常的做法，不得不对自己周围的形势发表感想，因而在欧洲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这为欧洲学者最初‘客观地描述’中国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启蒙哲学家们进行政治及道德沉思时，这些著作就成为他们的参照物，它们组成了当时的中国的肖像。而且这一情况维持很久，直到 18 世纪末。” [ 5 ] 自此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再限于通过不可靠的传闻来获得这个东方国家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关于传教士的贡献，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指出：“耶稣会传教士以他们的方式完成了伟大的业绩，他们在中国第一次在源头上探求了这一宗教现实，研习了那里的宗教典籍。通过内容丰富的描述，他们将中国的信仰和思想的知识介绍给了西方。” [ 6 ] 在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法国的流行不仅是法国“中国热”的表现，同时体现了法国人对中国政治思想的高度关注，并将这种关注度延伸到了法国思想界。18世纪的法国正身处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思想家们对社会改革方案各抒己见，中国政治思想的传入为其研究法国社会启蒙理想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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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解读 法国在流行“中国热”的同时，自身也正在经历着启蒙运动。法国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相遇，不仅吸引了其社会、经济、艺术与文学领域的注意力，而且也引起了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极大兴趣。启蒙运动的基本任务是批判封建制度与宗教神学，所以启蒙思想家不仅在社会文化领域诉求理性，而且在政治领域也要求通过政治改革以改变社会现状。在这一背景下，耶稣会士将璀璨的中国政治文化带入了启蒙思想家的眼帘。以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卢梭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从各自的启蒙理想出发，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了正反两面的分析与解读，并以此来反对法国的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 3.1. 正面的解读与倾向 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为推崇中国政治文化的是伏尔泰。他不是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但其却是使大众相信中国拥有古老历史并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第一人，并且是“第一位从中国古代史中得出它包括所有结论的人” [ 7 ]。伏尔泰在肯定了中国历史后，指出即使拥有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不曾记载过盖亚传说等内容，进而对《圣经》提出质疑，批判宗教神学的荒谬。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具有理性的开明君主专制，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儒教”为核心，其提倡的“礼”，即伦理道德是中国政治体制得以维系的纽带。“礼”使得中国政治以一种“家”的形式而存在，整个国家可视为一个大家庭。伏尔泰认为，在中国式开明专制中，皇帝作为政治体系的最顶端，其权力也要受到“礼”法的制约，其行为则必须以“儒教”的“礼”法为标尺，遵守“民贵君轻”的思想，以百姓谋福祉为目的，以国家社稷为重。此外，皇帝应接受谏官对皇帝在生活以及国家治理决策个方面提出建议或者意见，同时，那些挥霍国家财产、滥用权力并残害百姓的皇帝则会被人民所推翻。 魁奈是除伏尔泰之外对中国极具赞美之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写有专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此书被认为是“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魁奈也因此书的发行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认为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建立在符合自然法的伦理道德之上，这种伦理道德具体上指代孔子的“儒教”文化。虽然中国皇帝是专制君主，但其是开明的专制君主，而不是独裁、残暴、专横的统治者，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也体现在中国政府在选官制度及官员日常管理方面的严苛。政府任用官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朝廷官吏会定期接受考察，并根据其任期内的表现给予奖惩。此外，魁奈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经济繁荣强盛都归因于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并以此为据力主重农主义。伏尔泰和魁奈等人在东学西渐思潮中所吸收到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融入进了法国启蒙思想之中，“‘自由、平等、博爱’孕育于启蒙时代，包含了现代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三种价值观，而这三种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归因于伏尔泰和魁奈对中国文化的倡导” [ 8 ]。 伏尔泰通过考察中国历史，对“儒教”推崇备至，并强烈赞扬中国以“礼”为核心的开明君主专制制度。魁奈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是物质和道德相结合的产物，两人均将中国政治文化范式视为社会政治改革的理想国。伏尔泰和魁奈等法国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有其原因所在。“众所周知，18世纪的欧洲，处处充满了神学、教会和封建专制这些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急需一剂强心丸拨开这份阴霾。” [ 9 ] 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宽容精神，经传教士的粉饰之后，传至欧洲。这种不信神启、寻求真理的精神，为欧洲思想界反对专制和教会提供了思想力量。 3.2. 反面的解读与倾向 孟德斯鸠自青年时期就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他记录下与朋友对话、书信往来中以及阅读时有关中国的人、事、物，并进行评论和批注。不同于伏尔泰与魁奈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盛赞，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批判大于赞扬。“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共三十一章，其中有二十一章五十三节提到中国，且言语间以抨击攻讦为主，从方方面面论述了中国的各种弊病，希望诸位同胞能够引以为戒。” [ 10 ]。 孟德斯鸠反对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美化，并将中国看作专制国家的典型，“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 [ 11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历史能够佐证其观点，中国历史上更迭的二十二个朝代，均实行专制制度，而每一个朝代的倾覆无一例外都与统治者的懒惰与骄奢有关。此外，他认为中国将法律、习俗融为一谈，即“礼”与法融为一起，是一种即专制又危险的现象，因为如此安排既囊括了非理性因素，又禁锢了人们思想。风俗中含有太多不理性的因素，并带有个人意志，立法的合理性应该遭到质疑。同时，在这种“礼”法之下的百姓无需自我思考，只要听从命令就可以了，在遭受压迫时难以产生反抗意识。 相对于上述三位思想家而言，卢梭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讨论较为零散。他主要批判以“儒教”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文化是带着“假面”的文化。卢梭将中国政治文化看作是矫揉造作的文化的表率，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国政治文化所带的面具。卢梭认为中国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所组成的风尚，如果真的是美好的，那么受此风尚教化的人民应该是聪明自由的，是不可征服和被奴役的，但其从中国历史中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况。 孟德斯鸠和卢梭对中国政治文化所持有的批判态度，最终目的都是借批判中国的政治文化来折射法国现实社会的弊端。例如，卢梭曾在《新爱罗伊斯》中借主人公之口指责中国的园林设计破坏了自然之美。他们引用中国政治文化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增添说服力，为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提供了一份有力的反面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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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运用 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对东学西渐思潮的运用，实质是对外来文化分析和借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启蒙思想家始终立足于本国文化，立足于启蒙运动的任务，立足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中国政治文化的发现为政治思想家填补了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上的空缺。同时，也为政治思想家各自的政治理想提供了真实存在于现实社会的范例，使其政治理想不再是空想。这种借东方文化资鉴欧洲文化的思考方式不仅推动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也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 启蒙思想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文艺复兴运动帮助近代欧洲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获得了古典遗产，解放精神后，欧洲人开始质疑现有政治权威和宗教神学，社会改革的呼声不断涌现。启蒙运动时期，当他们的眼光重新转回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试图在其中挖掘适用于启蒙运动的理论时，却发现古典传统文化己经不适应启蒙运动的发展要求。但他们从传教士带回的中国书籍中寻找到了打破宗教神学的思想，“17和18世纪欧洲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接触对世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 [ 12 ]。此后，法国政治思想家开始转向欧洲以外的文化，也就是借助东方的思想文化来汲取新的力量。 法国政治思想家在耶稣会士传回欧洲的儒家经典著作与专著中，发现了圣人孔子以及“儒教”学说。孔子的发现对于政治思想家具有重要意义，就18世纪的法国社会现状而言，如何对国王进行教育并使其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正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思考理想社会的热点话题。他们在孔子的儒家学说中看到了一种完全独立，并先于西方文明完成进化的文明，即使是孟德斯鸠和卢梭也不否认儒家思想不同于基督教，前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高度完备的道德体系 [ 13 ]。该体系是法国思想家在现有欧洲体系和古典文化中所不曾见到过的。按照耶稣会士的观点，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宗教而存在，服务于国家制度，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要遵守这一文化宗教的礼仪。此类观点得到了多数政治思想家的认可，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文化逐渐成为其共识，而这也正是他们在思考社会启蒙思想过程中寻找的内容。另外，“欧洲学者很早就出于自身需要，把自己早期对现代社会的理想追求强加到了中国身上” [ 14 ]，这些思想家以自己的理想为蓝图，将其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观植入进了传入欧洲的中国政治思想中。 耶稣会士的著作证明了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虽然历经多轮朝代更换，却从未受到过任何宗教的影响，人们信仰的圣人孔子更是一位无神论者。这恰是政治思想家所需要的异于罗马希腊的，未曾受过宗教干预的政治文化。“法国近代主要思想家们清晰地认识到宗教不能替代伦理道德，从而坚定地推动伦理道德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还原世界本来面目，因此，儒家君子观和孔子思想的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 15 ] 所以，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与卢梭对中国政治文化的阐释始终没有离开孔子的儒家文化，解读儒家文化成为其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他们对中国的赞扬或批评也始终围绕儒家文化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展开。东学西渐思潮中儒家思想的发现对于法国政治思想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法国政治思想家希望在承认公民自由的基础上限制国王权力，进而克服对专制主义的畏惧，协调专制与自由。东学西渐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为思想家们提供了不同于欧洲的政治体制范例，至少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思想家眼中，中国模式可以作为映射自身不足的载体。“受人尊敬的历史，稳定的行政机构和风俗，以及统治精英的容忍和智慧，让中国被视为一个‘开明专制’的典范，一些政治思想家将其看做解决社会动荡与冲突的模板” [ 16 ]。基于此，在伏尔泰提倡建立“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理性中，中国政治文化充当了正面的例证；而孟德斯鸠在推翻现有君主专制，建立君主制度的启蒙理想上，中国政治文化充当了反面例证。 18世纪，中国文化进入欧洲视野时，国内正值“康乾盛世”。中国整体上处于君主贤明、政治稳定、农业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状态，科举制更新了各社会阶层人员，与法国奢靡的封建贵族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加之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的渲染。这就抓住了伏尔泰与魁奈的目光，他们相信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自己寻找的乌托邦，而孟德斯鸠与卢梭则注意到中国皇帝一人独揽国家大权，并混淆了法律与风俗的情况，认为这正是自己所批判的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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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商旅将物质的中国带入欧洲，传教士则将文化的中国带入欧洲，最终在欧洲形成了以法国为中心“中国热”。适时，法国正进行启蒙运动，政治思想家肩负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两大任务，中国政治文化为其提供了新的政治范例，他们以各自的启蒙理想为立足点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解读。法国启蒙思想家在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褒贬不一的态度。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释中国政治文化，其宗旨从未改变，即运用来自东方中国的政治文化来反思自身文化，进而批判法国社会现状，完成反叛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启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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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而CSR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潜在影响。我国绿色创新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颁布了大量环境法规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使得CSR本身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被忽视。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9~2017年中国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专利数据集，实证分析了CSR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CSR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此外，组织惰性会负向调节CSR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而法制环境会正向调节CSR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本文为理解CSR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绿色技术创新，组织惰性，法制环境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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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全球环境保护主义在过去十年急剧抬头，绿色创新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起的“绿色经济倡议(GEI)”，推动了全球范围在刺激经济的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绿色经济产业。同年，为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并实现工业体系的可持续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绿色增长与生态创新(Growth and Eco-innovation)”计划。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使低碳经济发展备受关注。2015年10月，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绿色和创新放在了重要位置。绿色创新是实现国家、产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 1 ]，因此深入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2 ]。 已有文献从环境规制 [ 3 ]、政府补贴 [ 4 ]、对外开放 [ 5 ]、投资风险 [ 6 ] 及资源与能力 [ 7 ] 等多个视角探讨了影响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这些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都是基于非社会伦理视角进行探索，鲜少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伦理视角关注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绿色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都反映了三重底线，同时贡献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进行绿色创新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基于自律的CSR是企业进行环保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 8 ]，而环境伦理是CSR重要组成部分 [ 9 ]。因此，考察CSR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国外已有研究看，CSR是否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还存在着争议。Demirel和Kesidou (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对三种绿色创新行为(EPO、整合清洁生产技术、生态研发)产生显著的影响 [ 8 ]。Jimenez-Parra等人(2018)认为，CSR可能推动追求环境目标的创新的采用 [ 10 ]。Song和Ren (2019)认为，企业通过履行CSR能够帮助企业产生环境能力，吸引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与资源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 11 ]。Poussing (2019)通过卢森堡的实证数据研究发现，整体的CSR对绿色创新没有影响，而战略性的CSR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 12 ]。以上CSR与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因此，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来说很可能缺乏普遍适用性。 现有研究大多只考察了影响因素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很少关注多个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相应、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目前国外一些研究对CSR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得到不一致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没有考虑不同的条件。权变理论认为管理实践应该随着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因此，本文将整合知识资源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CSR表现是否能促进绿色创新产出。再从权变理论出发，探究CSR表现对于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9~2017年中国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专利数据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整合视角出发，考察了CSR表现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整体的CSR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此外，组织惰性会负向调节CSR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而法制环境会正向调节CSR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 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 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国内CSR的经济后果研究。国内已有CSR的经济后果研究普遍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技术创新等进行探究，本文进一步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视角补充了国际前沿“CSR-企业经济后果”研究问题的实证证据；2) 国外对于CSR与绿色创新的研究大多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论证，本文从中国知识产权局手工整理的绿色专利数据进行研究论证，更具说服力，可供国内绿色创新相关研究使用；3) 本文的研究不仅关注CSR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更从权变理论出发，探究了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对于其影响的调节效应。 后文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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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CSR与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指绿色技术创新 [ 13 ]。绿色技术是指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定义的绿色创新涉及范围最广，包括了与环境相关的污染物处置和与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并对所有相关技术的专利分类号进行了说明，可供研究者使用。关于绿色创新的前因变量，虽然已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利益相关者压力、基于产品和生产流程改进的绿色能力、环境战略规划能力等因素都会提高绿色创新，但鲜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CSR)经常被用作一个综合术语来描述与企业责任相关的各种问题 [ 14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体现了对现有法律义务的严格执行，而且体现了治理与管理、战略、政策和程序、社会环境关切、劳动和尊重人权的自愿融合，这源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透明对话。当企业对其行为的后果和影响负责时，企业社会责任也会发挥作用。先前的研究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竞争力、可持续性和创新 [ 15 ] [ 16 ] [ 17 ]。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CSR表现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关系。 本文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知识资源观等多视角整合下探讨CSR表现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CSR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第一，面对国内国际的环境压力，为了满足社会期望、满足公众需求，CSR可以填补政府能力和资源的空白。因此，许多成功的企业已将CSR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以造福社会并增强其竞争优势 [ 18 ] [ 19 ]。随着环境的恶化，履行绿色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从而企业应该将可持续作为核心价值进行创新行为 [ 20 ]，通过履行CSR将更好地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第二，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成功的企业取决于其管理与利益相关者联系的能力，而这些联系是创造价值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CSR在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和外部对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利益相关者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时，公司可以利用其资源来调整其能力和组织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可以制定清晰的环境愿景，并投入资源实现其环境目标，从而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第三，从顾客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实现顾客价值的重要手段。由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从环保企业购买绿色产品，因此企业应意识到创造绿色形象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绿色创新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 21 ]。第四，绿色创新需要较高的知识技术含量和资源基础，CSR可以帮助企业整合内外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和资源的支持 [ 22 ] [ 23 ]，帮助企业发展、整合、建立和重新配置其绿色创新能力，以符合环境法，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 [ 24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CSR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 2.2. 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 GILBERTE认为组织惰性主要有两种类型：资源刚性和惯例刚性。资源刚性指的是企业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难以调整自己的资源投资模式；而惯例刚性则是企业难以调整自己的组织流程或做事方式去响应变化 [ 25 ]。由于企业利用CSR来获取外部知识，并利用这些外部知识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企业的相关组织流程与组织惯例的调整，因此组织惰性中的惯例刚性会调节CSR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 已有研究认为，当企业的企业年龄越长的时候，嵌入在企业内部的组织流程和组织惯例等变得越加刚性或越加难以改变。当企业成立年限越长，企业管理层的认知思维就越加固化，从而使得这些内部的组织流程和组织惯例更加难以得到改变。组织惯例通常被认为是整合知识基础的机制，因此当企业年限越长的时候，即使企业能从外部获取到新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依然还是会以陈旧的或者过时的方式被整合利用，最终导致企业绿色创新过程的效率大大降低。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企业年龄会负向调节CSR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2.3. 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通过有效使用自身资源和才能可以创造出持续的竞争优势 [ 26 ]，而创新活动就是为了实现竞争优势的创造资源和才能。相较于传统技术创新而言，绿色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项复杂的知识活动，涉及绿色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循环生产、排污处理和节能等不同技术领域的知识在组织内创造、整合与扩散，具有内容动态多样、研发过程复杂系统、技术难度大、不确定性高等特点 [ 27 ]。而法制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尤为重要，法律系统可以有效地保护外部投资者，减少内部人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 法制环境越好，投资者保护和产权保护越好，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和风险更大，那些降低组织绩效和研发效率的研发“粉饰”行为就会得到有效遏制，从而保证研发投入的有效性。因此，良好的法制环境可以促进CSR所吸引的投资更好地运用到绿色技术创新上，增加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法制环境会正向调节CSR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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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9~2017年在润灵环球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授权数据，考察了CSR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影响机制下的内外部作用边界，即组织惰性和法制环境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1) CSR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CSR表现越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越多。CSR表现越好的企业，能够抑制企业的短视行为，建立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容易获得外部关键的知识和人才等资源，给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界和内部环境，从而推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2) 组织惯例通常被认为是整合知识基础的机制，因此当企业年限越长的时候，即使企业能从外部获取到新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依然还是会以陈旧的或者过时的方式被整合利用，最终导致企业绿色创新过程的效率大大降低。3) 法律系统可以有效地保护外部投资者，减少内部人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良好的法制环境可以促进CSR所吸引的投资更好地运用到绿色技术创新上，增加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 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遭受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目前，政府正在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在今天这个环境时代，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制定一个应对重大环境挑战和严格的新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绿色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管理者应该关注环境政策，采取有利于和加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CSR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有利于企业本身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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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其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多重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32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相关分析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社会支持和主观满意度相关不显著。2)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能通过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中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且该中介作用包含了三条路径——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1)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提高其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间接影响；2) 大学生消极应对并不一定带来消极的后果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未来时间洞察力，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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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未来时间洞察力(Future Time Perception， FTP)是个体对未来对人生剩余时间的知觉，是从受限的未来到开放的未来的一个单维结构(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对人类的认知、动机和情绪具有重大影响(Carstensen， 2006)，是时间洞察力的一部分。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于维持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宋其争，2004)。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吴明霞，2000)，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部分。丁新华、王极盛(2004)指出主观幸福感可以作为个体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衡量指标。在许多解释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影响机制的理论中，由Carstensen于1987年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al 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以下简称SST)能够为探究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提供一个良好的理论解释框架(Carstensen， 1987)。该理论认为个体对未来生命中所剩时间的感知是个体动机的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目标的优先性选择。知觉到未来时间充足时，优先选择以获取知识为目标，就更有可能选择那些为未来做准备、能拓展个人视野的目标，并广泛地社交、扩大交际圈(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因此未来时间洞察力高可以给个体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更多的朋友，更广的社交圈子；二是获得更多应对未来的信息和知识(梁群君，武碧云，林妙莲，李放，郑雪，2017)。 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Thomas， 2001)。时间洞察力对个体社交的影响，未来时间洞察力高的个体有更多的朋友，因此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影响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研究表明社交圈子越大，其中包含的成员数量越多，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越大(Platt， Keyes， & Koenen， 2014)。并且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个人资源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获得高水平幸福感不可或缺的因素(Gallagher & Vella-Brodrick， 2008)。宋佳萌和范会勇(2013)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总体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压力事件下偏爱或习惯采用的应对策略的总和，一般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方面(解亚宁，1998)。黄希庭等(2000)的研究认为，应对是个体为缓解心理压力而做出一系列的认知与行为上的努力。一方面，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个体获得的信息和知识的影响，可能影响到个体的应对方式，宋其争(2004)的研究发现一般未来洞察力高的大学生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策略水平更高。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个体认知的影响，使个体采取有益于未来收益的积极行为，积极应对方式就是一种有益于未来收益的行为方式，而抑制个体采用逃避、发泄、破坏等暂时获益的消极应对方式。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均表明，个体面对压力源时采用不同性质的应对方式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积极有效、直接面对问题的应对往往有助于问题解决，而消极或者回避问题的方式做了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不良的心理状态(Chen， Cheung， Gray， & Lee， 2004; Margaret et al.， 1998)。对于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佟月华，2004)，也有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张建人，黄懿，2007)。 同时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他人或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一般或特定的支持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帮助个体应付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Margaret et al.， 1998; Thomas， 2000)。因此良好的社会支持会为个体提供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信息，使个体更可能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王桢，陈雪峰，时勘(2006)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能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积极应对。但过去的研究只分别单独研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缺乏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逻辑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根据上文所述，本研究拟构建一个包括未来时间洞察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多重中介模型，该模型有双重中介和链式中介模型构成，假设模型如图1。 图1. 多重中介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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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到有效问卷325份，其中男生110份(33.8%)，女生215份(66.2%)；大一68人(20.9%)，大二70人(21.5%)，大三104人(32.0%)，大四83人(25.5%)；年龄介于17~25岁之间，均值为20.78岁，标准差为1.606。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时间洞察力 采用Lv & Huang (2016)编制的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该量表共28个项目，由未来消极、未来积极、未来迷茫、未来清晰、未来坚持和未来计划六个维度所构成，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该量表各维度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6~0.88，重测信度为0.71~0.86，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各分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0~0.90。 2.2.2. 主观幸福感 采用Campbell， Converse和Rodgers (1976)的幸福感指数量表的中文版，测量个体当前体验到的幸福程度，此量表包括两个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由8个题项组成，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情感的内涵；而后者仅有1个题项，共9个题项，1~7级评分。本研究只采用该量表的总体情感指数来代表个体的主观幸福程度，而生活满意度则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本研究中总体情感指数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1，分数越高代表个体情感体验越好。 Diener， Emmons， Larsen和Griffin (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共包含5个题项，1~7级评分，该量表从不同的角度测量个体对于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题项示例：“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接近我的理想状态”“我满意我的生活”。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 将总体情感指数的标准分加生活满意度标准分作为主观幸福感得分。 2.2.3. 社会支持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社会关系的3个维度共10个条目：分别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采用四点评分方式，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8。 2.2.4. 应对方式 采用解亚宁(1998)编制的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量表测量个体在遇到应激时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该量表共包含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方面，采用4点计分法，从1表示“不采取”到4表示“经常采取”。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5。积极应对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6，消极应对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7。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Hayes (2013)的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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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效应(周浩，龙立荣，2004)。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发现在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6.66%，小于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性别、年龄和年级与所有研究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他变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积极应对、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未来时间洞察力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因此不再分析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variabl 变量 M (SD) 1 2 3 4 5 1积极应对 2.93 (0.39) 1 2消极应对 2.39 (0.45) 0.21** 1 3未来时间洞察力 3.51 (0.54) 0.43** −0.20** 1 4主观幸福感 4.04 (1.09) 0.44** −0.04 0.685** 1 5社会支持 33.8 (5.68) 0.38** −0.03 0.33** 0.40** 1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结果 3.3. 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多重中介 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6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该方法可以对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整合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未来积极时间洞察力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47，p < 0.01)、积极应对(β = 0.28，p < 0.01)和社会支持(β = 0.26，p < 0.01)；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积极应对(β = 0.38，p < 0.01)和主观幸福感(β = 0.23，p < 0.01)；积极应对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15，p < 0.01)。 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分别计算95%的自信区间，结果如表3所示。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产生的总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说明两个中介变量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中介效应由三个间接效应构成：第一，由未来时间洞察力→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0.052，占总效应的7.57%)；第二由未来时间洞察力→社会支持→积极应对→主观幸福感(0.012，占总效应的1.70%)；第三，由未来时间洞察力→积极应对→主观幸福感(0.046，占总效应的6.72%)。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多重中介模型，见图2。 Table 2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β Bootstrap下限 Bootstrap上限 t 社会支持 FTP 0.32 0.10 0.32 0.21 0.42 6.03*** 积极应对 社会支持 0.48 0.23 0.27 0.16 0.37 5.08*** FTP 0.33 0.23 0.44 6.41***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0.72 0.51 0.16 0.08 0.25 3.76*** 积极应对 0.14 0.05 0.23 3.09** FTP 0.58 0.49 0.66 13.04*** 表2. 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resul 间接 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 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110 0.026 0.064 0.166 15.98% 间接效应1 0.052 0.018 0.022 0.094 7.57% 间接效应2 0.012 0.005 0.004 0.025 1.70% 间接效应3 0.046 0.019 0.015 0.090 6.72% 表3. 中介效应结果 图2. 多重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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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较高，并且在多重中介模型中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这与前人研究是一致的，庄妍，张典兵(2015)对其解释为未来时间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支配现在把握未来，这种对自身发展的掌控感，能使其对当下的生活状态产生较高水平的幸福感体验。 4.2. 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多重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不仅通过直接路径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还通过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产生间接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高未来时间洞察力能使个体的拥有更多朋友，交际圈子更大。大规模社会网的人在两方面都占优势：不仅在网络中潜在的社会支持提供者多，而且每个成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大(贺寨平，2001)。社会支持能够影响主观幸福感，良好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维持个体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虽然处于交际圈外围的人与亲属和挚友相比关系较弱，但Granovettor (1973)认为弱关系可以将信息传递给不熟悉此信息的另一群体的人，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交际圈越大，获得的关于解决问题的信息就越多，成为个体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这种环境资源是个体应对方式所依赖的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叶一舵，申艳娥，2002)。 积极的应对方式在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表明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大学生主要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主动适时的解决问题、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体验到较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和期待能够促使个体采用更积极的行为，这些积极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行为同时也提高个体的满意度和积极情绪。 4.3. 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洞察力、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持和主观满意度相关不显著。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高能抑制个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以往研究也发现，未来取向会抑制消极的应对方式，从而提高个体活力和自我控制感，促使个体主动寻求缓解不良情绪方法(Chua， Milfont， & Jose， 2015)。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王桢，陈雪峰，时勘，2006)。消极应对主要通过回避、发泄、破坏等手段应对碰到的问题，无法从社会支持当中得到帮助(满丛英，吴贤华，2019)。本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与张建人，黄懿(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消极的应对方式并不是一定带来消极的后果，相反这种应对方式有时的确可以使人放松，心情变得愉快，缓解所承受的压力。不同的应对方式在不同时间和情景，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结果(解亚宁，1998)。 4.4. 建议与不足 本研究结果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可塑性(Lang & Carstensen， 2002)，可以通过设想美好未来，提升个体的未来时间洞察力(Shipp， Edwards， & Lambert， 2009)。因此，学校应当引导大学生关注未来，建立对未来美好的信心和期待。其次，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大学生应关注社会支持，学校应当鼓励开展社团和学生会等活动锻炼大学生社交技巧，增加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机会。然后，学校要引导学生在面对压力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学会利用社会支持网络提供的信息，主动适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如面对压力时采用符合现实情境的解决办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问卷调查法，会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其次，被试在男女性别分布上不太平衡，并没有发现研究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最后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未来研究可以纵向追踪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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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提高其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间接影响；2) 个体消极应对并不一定带来消极的后果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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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火山岩屑砂岩是外围盆地勘探中常见的岩性，相对于常规砂岩具有成熟度低、物性差等特点。本文采用岩石薄片鉴定、铸体薄片鉴定、扫描电镜分析、毛管压力曲线测定等手段，深入剖析了火山岩屑砂岩的储层特征及影响因素，认为：沉积相控制了储油岩层的形成和分布，母岩类型决定了成岩演化和蚀变性能。三角洲平原、前缘亚相具有常规低渗储层特征，前三角洲亚相具有致密油储层特征；中性火山岩的母岩类型决定了成岩演化中容易压实、碳酸盐化、溶蚀等特征；油气以赋存于颗粒溶孔中为主。这些认识将指导辽河外围其他类似区块火山岩屑砂岩的勘探。 关键词 :陆东凹陷，九佛堂组，火山岩屑砂岩，储层影响因素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Yangtze University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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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陆东凹陷是辽河外围盆地勘探较早的凹陷之一，九佛堂组是主要油气富集层位，其油源丰富，周边地区物源供给充足，构造发育，具有形成构造及岩性油藏的良好条件 [ 1 ]。近年来前人对陆东凹陷九佛堂组层序地层格架、沉积相、油藏特征，乃至油气地球化学特征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该区储层物性差，有效层段薄，完钻探井几乎每口井都见到荧光以上级别油气显示，但获工业油流井仅27口 [ 2 ]，储层段单井产能低，含水高。因此，从微观手段入手，开展陆东凹陷九佛堂组碎屑岩岩性及储层特征研究，对于该区微观储层的研究，前人也有一定的涉入，如刘太勋等对陆东凹陷库伦塔拉洼陷下白垩统储层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地区储层成岩作用强，成岩作用影响了储层储集性能 [ 3 ]。王来斌等研究陆东凹陷后河地区下白垩统储层特征，认为沉积相带和成岩作用是影响储层物性的主要因素 [ 4 ]。但都没有深入剖析成岩作用强的原因，及导致储层含油饱满、采出程度低的原因。因此，本文从系统的微观测试分析入手，深入剖析研究区碎屑岩储层影响因素，以期深化对这套碎屑岩储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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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域地质背景 陆东凹陷位于开鲁盆地陆家堡坳陷东北部，是开鲁盆地的一个次级负向构造单元，是在海西褶皱基底上发育起来的中生代凹陷 [ 5 ]。早白垩世以断陷为主，而晚白垩世则以坳陷为主 [ 6 ]。陆东凹陷基底岩性由石炭、二叠系轻变质粉砂岩、结晶灰岩组成，其上依次覆盖下白垩统义县组、九佛堂组、沙海组、阜新组、上白垩统及新生界第三、四系等 [ 7 ]。义县组期火山活动强烈，主要为一套火山岩；九佛堂组期，以沉积作用为主，火山喷发作用相对减弱，但仍然有一定量的火山岩喷发，形成了一套以陆源碎屑岩为主、夹薄层状凝灰岩的岩层。构造上，陆家堡凹陷呈北东–南西向展布，其中成“东南断西北超”的断裂格局，二级构造带主要由交力格洼陷、三十方地洼陷和中央构造带等组成，见图1。凹陷东南部边界大断层控制了沉积中心的分布和沉积的展布，由于边界断层活动，凹陷南侧发育扇三角洲、近岸水下扇体沉积，或局部形成浊积扇 [ 8 ]。 图1. 陆东凹陷下白垩统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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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岩石学特征 根据岩心观察、岩石薄片分析表明，陆东凹陷九佛堂组碎屑岩储层主要以长石岩屑砂岩和岩屑长石砂岩为主，碎屑以中性火山岩岩屑、长石为主，极少量石英；火山岩岩屑以安山岩为主，次为闪长岩，少量流纹岩、花岗斑岩、花岗岩等；填隙物成分以碳酸盐为主，次为泥质；碎屑颗粒分选中等–差，粒度变化较大，有粗砂岩、中砂岩、细砂岩、不等粒砂岩、砂质砾岩、粉砂岩等，碎屑形态多为次圆–次棱角状，颗粒间多为点–线接触，胶结类型为孔隙式，反映短距离搬运、快速沉积的特征。不同粒度火山岩屑砂岩成分有明显变化，碎屑粒径由大到小，碳酸盐及粘土增多，交代作用变强，见图2。 图2. 不同类型砂岩岩性特征。(a) 中粒长石岩屑砂岩，白云石交代碎屑，h19，1847.88 m，微观照片，正交偏光100×；(b) 细粒长石岩屑砂岩，白云岩交代碎屑及粒间填隙物，hep1，1633.11 m，微观照片，正交偏光50×；(c) 白云岩化极细–粉砂岩，白云石交代碎屑及填隙物强烈，1631.1 m，微观照片，正交偏光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