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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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吸附式海水淡化实验简介 2.1. 吸附式海水淡化实验装置 实验所用的带有回热回质循环的吸附式海水淡化系统(专利公开号CN105967258A)如图1所示，吸附/解吸的过程由床A和床B交替进行。回质和回热过程通过阀门的切换完成。真空泵用于保持系统的真空度。 图1. 吸附式海水淡化系统图 本文设计的吸附床采用翅片管式换热器。并填充颗粒状细孔球形硅胶，粒径 0.5~1.5 mm。吸附床中主要构成材料为硅胶29.17 kg，紫铜7.77 kg，铝合金5.27 kg，铝18.13 kg。其比热容分别为0.920 kJ/(kg∙K)， 0.384 kJ/(kg∙K)，0.903 kJ/(kg∙K)，0.896 kJ/(kg∙K)。 横管降膜蒸发器选用不锈钢管作为换热管。蒸发器管内为解吸出来的水蒸气，管外为海水。两者之间通过热交换，水蒸气凝结为水，部分海水汽化为水蒸气。 2.2. 实验流程 在一个完整循环开始时，床A刚完成解吸处于较高压力，床B刚完成吸附处于较低压力。此时两床气体管路连通，两床间的蒸汽压力平衡，床A压力降低，促使吸附剂中的水分解吸；床B压力升高，促使吸附剂吸附水蒸汽。随后，两床间的液体循环流动，实现两床间的回热：床B被加热，床A被冷却。紧接着，床B通入热水进行解吸，蒸汽进入降膜蒸发器的冷凝管，所放冷凝热使管外海水升温并部分汽化。与此同时，床A通入冷水进行吸附，由海水汽化产生的蒸汽进入床A，直至吸附接近饱和。未蒸发的浓盐水排放至浓盐水箱，冷凝管内冷凝产生的淡水进入淡水收集箱。整个过程中，床A与床B交替通冷热水。表1是吸附式海水淡化系统的设定运行参数。 2.3. 数据测量 本实验台需要测定并记录的数据包括三类：温度、压力、流量。除吸附/解吸床的进出口温度及流量由热量表测量外，其余温度数据均由PT100温度计测量。压力由真空压力表测得。实验数据以人工记录为主。图2是是所研制实验装置的实物图。 对制取的淡化水水质检测包括色度、pH、总硬度、挥发酚类等14项指标。并将检测结果与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其他传统海水淡化技术所产淡化水的水质对比。 图2. 吸附式海水淡化实验装置实物图 Table 1 Set running parameters of the absorption desalination syste 温度(℃) 流量(m³/h) 热水入口(解吸) 85 1.17 冷水进口(吸附) 30 1.68 海水喷淋 30 0.18 热水进出口温差(℃) 5 冷水进出口温差(℃) 5 加热/冷却时间(s) 780 回质时间(s) 30 回热时间(s) 90 表1. 吸附式海水淡化系统的设定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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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在系统进入稳定运行时海水温度30℃，海水喷淋量为180 L/h，热水入口温度为83℃，冷却水入口温度为27℃。系统采用780 s的加热/冷却时间、30 s的回质时间和90 s的回热时间，完整循环时间30 min。 3.1. 系统各部分压力变化 在实验进入稳定运行阶段，系统内各部位压力在一个完整的循环里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如图3所示(循环开始时，A床吸附，B床解吸)。 图3. 完整循环中各部位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从图3可以看出，吸附床的压力始终大于降膜蒸发器蒸发侧压力，这是由于吸附床吸附水蒸气，促使降膜蒸发器蒸发侧的海水蒸发进入吸附床。另外解吸床的压力一直大于降膜蒸发器冷凝侧压力，这是由于降膜蒸发器冷凝侧的水蒸气与蒸发侧冷海水换热，使得冷凝侧的压力低于解吸床的压力，同时促使解吸出来的水蒸气进入降膜蒸发器冷凝侧而被冷凝，产出淡水。这种压力变化驱动吸附式海水淡化循环不断进行。 3.2. 系统各部位温度变化 系统各部分温度变化如图4所示，回热循环结束时A床温度升高至44℃，B床温度降低至55℃，表明回热循环从解吸床回收了一部分热量至吸附床，节约了冷量和热量。 根据吸附床材料的总热容，以及回热过程A床温度升高13.2℃，B床降低13.2℃，可得每个回热循环回收热量1356.4 kJ。从吸附/解吸过程中间阶段到末段(6~13 min)，冷热循环水进出口之间的温差已经降至0.3℃~2℃之间，而吸附/解吸床与冷热循环水之间的温差仍比较大，尤其是解吸床与热水循环水之间的温差，在10℃~12℃之间，表明吸附床翅片与硅胶颗粒之间的导热能力没有达到最佳效果，吸附床的换热性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3. 产水量变化规律 图5为系统产水量变化。系统的产水量为5.7 kg/h。在回质阶段(13~14 min)，解吸床压力降低，会发生二次解吸；吸附床压力升高，会发生二次吸附。这部分被二次解吸/吸附的水蒸气将在下一个循环阶段进入降膜蒸发器冷凝侧，冷凝成淡水并被收集，相当于二次吸附/解吸的水蒸气在下一个循环阶段被计入产水量。在回热阶段(14~15 min)，系统回收了一部分热量，节省了冷量，但从图5可知，回热过程并不能提高系统的产水量。在系统稳定运行阶段，，系统的最佳循环周期为20 min，当循环周期超过20 min时，周期越长，系统的单位时间产水量就越小。 3.4. 淡化水水质分析 实验所得淡化水的水质关键指标检测结果，如表2所列，同时给出了该检测结果与国内已经运行的典型海水淡化设备所产淡化水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限值的对比。 图4. 完整循环中各部位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Table 2 Main indicators for water production of absorption desalination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other methods and drinking water standar 检测内容 单位 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限值 检测结果 吸附式海水 淡化实验 装置淡化水 大港电厂 MSF (多级闪蒸) 装置淡化水 国华沧东 电厂MED (低温多效) 装置淡化水 嵊泗县 SWRO (反渗透) 装置淡化水 天津科委SWRO (反渗透) 装置淡化水 色度 度 15 5 <5 <5 <5 0 pH / 6.5~8.5 6.98 6.5 6.7 7.04 6.5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000 13 <10 <10 238 308 总硬度(以碳酸钙计) mg/L 450 10 <1 1.02 14.5 26.09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mg/L 0.002 0.0059 <0.002 <0.002 <0.002 未检出 钠 mg/L 200 0.78 0.29 0.42 - - 铝 mg/L 0.2 0.0156 <0.025 <0.025 <0.010 <0.03 铁 mg/L 0.3 0.00633 <0.002 <0.002 <0.3 0.019 铜 mg/L 1 0.00759 0.030 <0.002 <0.010 - 氯化物 mg/L 250 <1.0 0.53 0.73 110 38.09 硫酸盐 mg/L 250 1.60 0.10 0.15 6.22 0.328 硫化物 mg/L 0.02 <0.01 <0.01 <0.01 - - 硼 mg/L 0.5 0.011 <0.020 <0.020 0.72 0.46 氟化物 mg/L 1.0 1.47 <0.01 <0.01 <0.010 0.205 表2. 吸附式海水淡化淡化水主要指标与其他方法和饮用水标准的对比 图5. 完整循环中系统产水量随时间的变化 制取的淡化水中挥发酚类超标，污染来自海盐预杀菌过程微量有机物转化为挥发类物质。而挥发酚类又能够随蒸汽挥发进入吸附床，并在降膜蒸发器的换热管内冷凝进入淡水收集箱，因此导致淡化水中挥发酚类浓度超标。淡化水中氟化物超标，原因在于当地工厂排放的废气中含有的氟化物进入淡化水收集设备，对制取的淡化水造成污染。对比结果表明，吸附式海水淡化技术作为蒸馏法海水淡化技术中的一种，其淡化水的各项特征与传统的蒸馏法海水淡化所产淡化水的特征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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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设计并研制了吸附式海水淡化系统，并通过实验研究了该系统运行性能。系统稳定工况为：热水入口温度、冷却水入口温度、海水温度和海水喷淋流量分别为83℃、27℃、30℃和180 L/h，采用780 s的加热/冷却时间、30 s的回质时间和90 s的回热时间，循环周期为30 min。在上述条件下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1) 系统的产水量达到了5.7 kg/h。系统的单位时间产水量与循环周期时间有关，在循环周期超过20 min时，循环周期越长，系统的单位时间产水量就越小： (2) 系统采用回热循环虽不能增加系统单位时间的产水量，但可以回收部分热量，降低单位产水量的能耗。每个回热循环回收1356.4 kJ热量； (3) 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对比，除挥发酚类和氟化物外，制取的淡化水主要指标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的要求，各项特征与传统海水淡化技术所产淡化水的特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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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讨论药动学/药效学(PK/PD)的参数AUC/MIC的定义、单位的混乱局面。方法：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作数理推导并与国内文献进行比对。结果与结论：AUC/MIC的定义和单位国内外文献有三种，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在使用该参数时，必须给出是哪一种定义和单位，以便实验室、临床上进行操作。 关键词 :药动学/药效学，AUC/MIC，AUIC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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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药动学/药效学(PK/PD)的参数可以指导临床制定最佳给药方案。对于抗菌药物，它可以使其达到更高的疗效并防止疗程中细菌产生耐药性。与浓度依赖性抗菌药物杀菌活力有关的PK/PD主要参数，国内外一致认为是AUC/MIC(AUIC)和C max /MIC。 我国高等学校药学专业第8版规划教材《临床药物治疗学》 [ 1 ] 称：AUC/MIC (AUIC)即血清抑菌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指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图中，MIC以上的AUC部分，一般以0~24小时AUC与MIC的比值表示。氟喹诺酮类属于浓度依赖性药物，AUC 0~24 /MIC与细菌学疗效最为相关，当AUC 0~24 /MIC ≥ 100和(或)c max /MIC > 8时可发挥出良好的细菌学的疗效。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一般用AUC/MIC或c max /MIC作为预测参数。 药学专业的《临床药理学》教材也指出 [ 2 ] ：万古霉素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者，当AUC 0-24 /MIC > 400时可取得满意的临床和细菌学疗效。 供临床药学专业用的《临床药理学》 [ 3 ]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 [ 4 ] 规划教材都指出，PK/PD主要参数AUC/MIC(AUIC)是时间依赖性且PAE较长的抗菌药的疗效评价参数。 早年《中华医学杂志》曾报道 [ 5 ] AUC/MIC的实验计算值，《中国药学杂志》 [ 6 ] 也不断报道AUC/MIC (AUIC)的有关内容。 本文对AUC/MIC、AUIC参数的定义、表达形式及它们的量纲试作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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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AUC/MIC AUC/MIC是药物动力学中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time curve)与最小抑菌浓度(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之比的英文缩写，AUC/MIC有的写为AUC 0~24 /MIC、AUC 0~24 /MIC 90 、AUC/MIC(AUIC)等多种形式。两个缩写之间的斜线国内外文献一致认为代表“比”、“相除”。“AUC/MIC”许多文献都用“AUIC”简化符号表达。 2.1. AUC的计算公式和单位 1)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的数值计算方法计算AUC面积的公式是 [ 7 ] ： (1) (1)式中，n为实验中从时间t 0→∞ 测定的次数，c为血药浓度。 2) 从计算公式可以看出，AUC 的单位应是“浓度 × 时间”。浓度的单位可以是质量浓度也可以是物质的量浓度；时间可以是任意时间单位，如小时(h)、分(min)等。浓度与时间的具体单位，可以随意选取，往往是人为设定的。 2.2. MIC的单位 MIC是抑制细菌生长所需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的缩写，单位是质量浓度(如：mg/L)或物质的量浓度(如：mmol/L)，MIC常常和抗菌药物的最低杀菌浓度MBC一样用来表示抗菌药物的抗菌活性。 2.3. AUC/MIC 1) AUC/MIC是药时曲线下的面积AUC与MIC或MIC 90 之比，从2.1、2.2知，AUC和MIC单位是不同的。假定浓度(质量浓度)取mg/L为单位，时间取h为单位，对AUC/MIC的单位进行化简，则： (2) (2)式导出的单位和国外文献 [ 8 ] 2002年报道的AUC/MIC单位、AUIC单位是一样的，都是时AUC 0-∞ /MIC 90 间(h)。但是文献 [ 8 ] 作者在2005年又发声否定这个时间单位，说是无量纲的量 [ 9 ] 。 文献 [ 5 ] 给出了AUC 0-∞ /MIC 90 的实验计算值，AUC单位是取“mg∙h/L”，MIC的单位是取“mg/L”。AUC 0-∞ /MIC 90 的单位应该是“h”，但是文献 [ 5 ] 没有给出单位。 2) 国内几乎所有文献都只给出AUC、MIC各自的单位，而不给出AUC/MIC的单位。例如文献 [ 10 ] 的表中(图1)的环丙沙星，一天口服两次，每次500 mg，AUC 24 是14 μg∙h/ml，MIC 90 是2.00 μg/ml，AUC 24 /MIC是14除以2.00 = 7.0，在7.0下面，没有给出单位。按照上述(2)式化简，单位也应该是7 h。 3) 全国基层医疗机构抗菌药物合理利用培训的课件中，说AUC/MIC (AUIC)是指24小时内AUC与MIC的比值(见图2)，单位是SIT −1 h [ 11 ] 。SIT是serum inhibitory titre缩写，该缩写代表血清抑菌滴度(或浓度)，其倒数为SIT −1 ，因此AUC/MIC(AUIC)的单位是SIT −1 h。这一单位是来自很多国外文献。 在化学和免疫学词典及专著中，滴度即效价，两者通用。滴度的倒数是稀释度，如果按照这一说法，AUIC的单位应该是“稀释度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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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AUC/MIC (AUIC)的定义与单位 1) AUC/MIC (AUIC)是参照抗菌药物的最低杀菌浓度BIC除以AUC即AUC/BIC (AUBC)的形式而导出的 [ 12 ] 一个量。 2) AUIC大多数文献认为是AUC/MIC的简写，查阅国外文献 [ 8 ] [ 9 ] ，AUIC的定义至少有3种，最初的定义是血清抑菌滴度(SIT)的倒数值对时间的作图的曲线下面积；数年后的定义是浓度-时间曲线图中，MIC线以上的AUC除以MIC；又过几年后被定义为AUC总面积除以MIC。这3种定义国内外文献中都有，极其混乱。国内外教科书及杂志都在广为使用这个参数，到底属于哪一种定义，无法判定。例如文献 [ 2 ] 说“万古霉素AUC 0-24 /MIC > 400时可取得满意的临床和细菌学疗效”，AUC 0-24 /MIC是什么定义，400是什么单位？这是一个模糊数字，无法理解和应用。文献 [ 8 ] 指出，为避免进一步的混乱局面，建议使用AUIC参数时应该有实测的滴度数据且给出其定义，并且不提倡AUIC (AUC/MIC)这样的书写形式。 3) 根据文献 [ 8 ] 给出PK/PD参数MIC、AUC、AUC/MIC、AUIC的量纲，列表如表1。 文献 [ 8 ] 与文献 [ 9 ] 同是一个作者，前者是2002年发表的文献，后者是2005年发表的文献。文献 [ 9 ] 更新AUC/MIC、AUIC均为无量纲量。 图1. 氟喹诺酮类的AUC 24 /MIC的比值表 图2. AUIC是24 h内AUC与MIC的比值，单位SIT − 1 h Table 1 Dimension of each PK/PD parameter given in literature [8 MIC AUC AUC/MIC AUIC 量纲 Dimensions 浓度 concentration (e.g. mg/l or mg/ml). 浓度 × 时间 Concentration × time (e.g. mg.h/l or mg.h/ ml). 时间 Time (e.g.h). 时间 Time (e.g.h). 表1. 文献 [ 8 ] 给出的各PK/PD参数的量纲 物理量按照其属性分为两类：一类物理量的大小与度量时所选用的单位有关，称为有量纲量；另一类物理量的大小与度量时所选用的单位无关，则称为无量纲量或量纲1的量。不可能某个量今天是有量纲的量，明天又变成无量纲的量。 2007年Toutain等人认为把AUC/MIC确定为无量纲量是欠妥当的 [ 13 ] ，2014年Mark G. Papich指出AUC/MIC正确的单位(correct units)是时间，但是有时候单位不写出来 [ 14 ] 文献 [ 13 ] 给出下列公式： (3) 式中fu是游离药物的分数(0~1)；F是生物利用度(0~1)。 (3)式中AUC/MIC如果没有单位，则等号两边的单位化简，不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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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1) 我国高校药学专业规划教材《临床药物治疗学》、《临床药理学》等指出药动学/药效学(PK/PD)的参数AUC/MIC可以指导临床制定最佳的给药方案，有的给出了AUC/MIC定义，有的没有给出，但是都没有给出该参数的单位。 2) AUC/MIC的定义很混乱，直到现在国际上还没有定下来文献 [ 8 ] 中三个定义选择哪一个。 3) AUC/MIC的单位，按照AUC与MIC的比、相除的推导，应该是“时间(h)”；不可能是无量纲的量。这是因为AUC、MIC这两个量不是同一类别的量，单位不同，化简后得不到量纲1的量(即无量纲量)，这是数学、计量学上的基本原理。 4) 国际上抗感染药物PK/PD术语标准化的讨论尚未统一AUC/MIC参数定义和量纲标准。高校教材、科技书刊、网络文献等使用AUC/MIC参数时，必须给出定义和单位。否则，实验室和临床上无法操作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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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采用总体幸福指数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UCLA孤独量表对重庆411名老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幸福指数、社会支持和孤独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对老年人幸福指数水平的预测中，社会支持比孤独的预测能力更强，占两变量总方差的76.99%。研究表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可能是促进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孤独，社会支持，幸福指数，优势分析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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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幸福指数是对幸福感进行数量化，可以用来评定个体的主观幸福程度。提高幸福指数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具有衡量社会进步，人民生活质量和监督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即“从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经济状况，向关注民众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方面的追求，以新的视角去审视人们的物质需求、生活质量、经济状况、生存环境与社会环境转移，其核心和基础是以人为本”(黄希庭，李继波，刘杰，2012)。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怎样使老年人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影响老年人幸福指数的因素众多，其中社会支持、孤独与幸福指数的关系受到了国内外不少研究者的关注(Chen & Feeley，2013；王大华，佟雁，周丽清，申继亮，2004)。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指的是个体从家庭、亲人、朋友、同事等组织单位中获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帮助和支持，它反映了一个人和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及这种联系的质量(Blumenthal， Burg， Barefoot， Williams， Haney， & Zimet， 1987)。研究表明，孤独是老年人群体中存在的一个主要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情感上的孤独和社会交往上的孤独，是老年人对自己在社会交往的数量和质量的主观感受(Peplau， Russell， & Heim， 1979)。 关于孤独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主要的理论模型：外部因素模型和内部因素模型；外部因素模型认为社交网络的缺乏是孤独的根源；内部因素模型认为是个体的性格和心理原因导致了孤独(Singh， 2015)。社会支持是个体处在危机之中可以获得的资源支持，这种支持同样地也可以来自他人、群体和社区(Lin， Dean， & Ensel， 1981)。这一观点与缓冲模型的说法是一致的(郭素然，吴思为，冯晓伟，2014)。孤独与社会支持之间关系密切，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个体的孤独感(Kearns， Whitley， Tannahill， & Ellaway， 2015)。在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中，孤独常常是作为社会支持影响幸福指数的中介变量而存在(Hombrados-Mendieta， García-Martín， & Gómez-Jacinto， 2013)。社会支持除了通过影响孤独间接影响幸福指数外，还会直接对幸福指数产生正性的影响(孔风，王庭照，李彩娜，和娟，王瑾，游旭群，2012；吴捷，2008)。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在探讨孤独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指数的影响中，还需进一步探讨这两个变量的主次之分，探讨哪个变量对幸福指数的预测更强。只有了解影响老年人幸福指数最重要的因素，才能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策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孤独和社会支持重要性的探讨，可以采用优势分析(dominance analysis)，该方法可以确定一个多元回归方程中各个预测变量在总的预测中所占的比例(Budescu， 1993)。本研究以重庆地区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变量进行优势分析，探讨孤独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指数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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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调查对象 根据方便取样原则，在重庆范围内调查了411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70.84±6.59岁。其中男性被试168名，女性被试243名。 2.2. 调查工具 2.2.1. 总体幸福指数量表 老年人的幸福指数采用刘杰、李继波和黄希庭(2012)编制的城市幸福指数量表所得到的数据。总体幸福指数量表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满意度；该量表共四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α系数为0.888。 2.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Blumenthal，Burg，Barefoot，Williams，Haney和Zimet (1987)编制，由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翻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来测量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有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该量表采用七点计分法，共有12个题项。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在中国的人群适用性研究中表现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整体量表的α系数为0.9，可以用来进行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测量(陈维，卢聪，杨晓晓，&张进辅，2016)。 2.2.3. UCLA孤独量表 采用Russell，Peplau和Ferguson (1978)编制，由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翻译、修订的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s)孤独量表测量老年人的孤独感。该量表采用四点计分法，共20个题项。高分表示孤独程度高(刘红，王洪礼，2011)。该量表所有题项中均没有出现“孤独”一词，这对减少被试的反应偏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王登峰，1995)。UCLA孤独量表在我国中老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问卷的α系数为0.90左右(邓丽芳，郑日昌，2005)。 2.3.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由于老年人视力退化和受教育普遍偏低的特殊性，此次调查采用一对一调查的方式，所有老年人均在主试的帮助下完成调查。调查员为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在调查前经过了标准化的培训。调查员均会说重庆本地话，确保与老年人沟通顺畅。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剔除无效问卷。完成数据录入和整理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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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老年人幸福指数、孤独和社会支持得分的描述统计 将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的总体幸福指数(以下简称为幸福指数)、孤独总分和领悟社会支持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具体数值见表1。结果表明，老年人幸福指数和孤独感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女性获得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男性。 3.2. 两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 对老年人幸福指数、UCLA孤独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具体值见表2。 数据显示，老年人幸福指数、UCLA孤独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中等程度相关，相关性显著。领悟社会支持与其各维度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635~0.888之间，相关性显著。 3.3. 孤独和社会支持影响老年人幸福指数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为考察孤独(X 1 )和社会支持(X 2 )预测老年人幸福指数(Y)的相对重要性，采用层级回归计算当变量X1、X2分别加入到不包含变量自身的各个子模型后所产生的增值贡献(ΔR 2 )。具体结果见表3。 优势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完全优势于孤独。并且，孤独占已知方差的23.01%，社会支持占已知方差的76.99%。这一结果表明，在预测老年人幸福指数水平时，社会支持比孤独的作用更强。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 T test of Happiness Index， PSSS and UCLA (N = 411 男性(n = 168) 女性n = 243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t p 幸福指数 3.98 0.57 4.02 0.64 −0.721 0.471 孤独总分 37.68 9.14 36.37 8.08 1.536 0.125 领悟社会支持总分 63.08 11.98 66.30 11.20 −2.766 0.006 表1. 老年人幸福指数、孤独总分和领悟社会支持总分的性别差T检验(N = 411) Table 2 Th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Happiness Index， PSSS and UCLA (N = 411 平均值 标准差 总体幸福指数 UCLA孤独量表 幸福指数 4.00 0.61 UCLA孤独量表 36.89 8.53 −0.376 *** 领悟社会支持 65.00 11.60 0.575 *** −0.425 *** 表2. 老年人幸福指数、孤独和社会支持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 = 411) 注： *** p < 0.001。 Table 3 Value-added contribution，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and the total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the prediction variable 子模型中的自变量(X) R 2 增值贡献(ΔR 2 ) X 1 X 2 空集或K = 0时，平均贡献 0 0.141 0.331 X 1 0.141 — 0.211 X 2 0.331 0.021 — K = 1时，平均贡献 — 0.021 0.211 X 1 X 2 0.352 — — 总平均贡献 — 0.081 0.271 表3. 各预测变量的增值贡献、平均贡献和总平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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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城市幸福指数问卷中的总体幸福指数作为评价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指标是合适的。因为，该问卷中总体幸福指数量表不仅包含了对个体总体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还包含了要求老年人从横向和纵向进行比较，能够比较全面地测量他们的幸福指数状况。 4.1. 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性别差异 老年人幸福指数与性别的相关性不大，这与很多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邢全超，王丽萍，徐巧鑫，巩临惠，2010)。老年人孤独感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也印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刘靓，徐慧兰，宋爽，2009；闫志民，李丹，赵宇晗，余林，杨逊，朱水容 等，2014)。而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则存在性别差异，女性获得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男性。这一结果与国内外部分研究的结果相吻合，这可能是由于女性更具同情心和人际敏感性，更希望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也更加能够感受到外界的关心和支持(张书朋，张庆垚，李彩娜，2015)。 4.2. 社会支持和孤独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幸福指数的变化与正性、负性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有关(Diener，1984；刘杰，黄希庭，2015)。而孤独是在老年人群体中常见的一种负性情感(Singh， 2015)。孤独感会增加老年人的负性情感，从而降低了其幸福指数。 良好的社会支持会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Tian，2016；李洁，姚迪，刘晓芹，2015)。因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既能够使个体保持良好的情绪体验，从而较好地维持身心健康，又能够通过调节其他因素，使压力事件对身心的消极影响得到缓冲，保护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李远，谭小林，曹国兴，张代江，文晏，赵科，2013；李志勇，吴明证，2010)。 社会支持比孤独更能对老年人幸福指数作出预测。这是因为，增加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能有效地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吴捷(2008)的研究表明，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产生的孤独情绪越少，社会支持越强有力越能减缓老年人的孤独感；反之，缺乏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在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后会感到孤立无援，无计可施，便会产生孤独的情绪体验。因此，降低孤独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便是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正如有研究表明，通过体育锻炼能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陈爱国，殷恒禅，颜军，2010)。其原因是，老年人在加强体育锻炼的时候，会增加外出活动的频率和与他人、集体组织进行交往的机会。这也表明体育锻炼可以成为老年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从而获得新的社会支持并且会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指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幸福指数，而且还可以通过调节自尊、心理控制源等心理变量，间接影响幸福指数水平(Kong，Zhao，& You，2013；李志勇，吴明证，2010)。老年人群体由于其年龄和生理方面的特殊性，在遇到较大的生活事件时，相比年轻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和接受。在自我调节能力下降的时候，良好的社会支持便体现出了其强大的作用。从家人、朋友以及其他组织机构获得的社会支持会在老年人遇到压力事件时起到缓冲的作用，缓解压力事件对其身心的影响，从而保障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李远，谭小林，曹国兴，张代江，文晏，赵科，2013)。社会支持还能够通过减少老年人的重大负性生活事件，维持老年人的良好情绪和身心健康实现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提升。这些也是优势分析中，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指数预测能力强于孤独的原因。 4.3. 提升老年人幸福指数的可行措施 既然提升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加他们的幸福指数并且能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可行措施来提升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如居家养老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居家养老能够使老年人得到更多的亲人们的关爱和陪伴，这对提升他们的社会支持有很大的帮助。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因此，社区组织也应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爱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社会交往活动，如组织老年人旅游、跳坝坝舞以及下棋、打麻将等，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特别要主动关心那些性格内向，将自己封闭在家庭中的老年人。让他们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多与外界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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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运用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和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对49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自我同一性对大学生社交回避与苦恼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1) 大多数大学生处于同一性扩散地位，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的三个维度间存在年级间的显著差异，过去的危机和现在的自我投入对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有正面作用；2)大学生的社交回避与苦恼均为中等偏下水平，性别存在显著差异，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地位的学生的社交苦恼与回避比其它地位显著地低，处于同一性扩散——积极延缓中间地位的大学生社交回避与苦恼程度较其它地位的要高；3) 社交回避与自我同一性的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和将来的自我投入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交苦恼与现在的自我投入、将来的自我投入意愿呈显著负相关；4) 现在的自我投入在社交苦恼与社交回避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也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过去的危机在两者间不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社交回避，社交苦恼，自我同一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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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同一性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于1963年提出，在对自我同一性的讨论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整合和动力的功能，认为自我同一性能提供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观一致感和连续感，提供组织和整合不同行为的框架，为社会比较提供基础，给个体明确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以及生活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此后，众多学者对自我同一性进行了研究。日本学者加藤厚在马西亚的基础上提出自我同一性的三个维度，分别是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和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同时他也区分出六个自我同一性地位，分别是同一性形成地位(A地位)、同一性形成——权威接纳中间地位(A-F地位)、权威接纳地位(F地位)、同一性扩散一积极延缓的中间地位(D-M地位)、积极的延缓地位(M地位)和同一性扩散地位(D地位) (张日昇，2000)。 大学生处于青年晚期，相比高中生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和更强烈的危机体验(张日昇，1993)。文竹等人(2013)研究指出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正处于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自我同一性状态对其心理健康水平、学业成就、职业生涯规划等多方面都可能有着深刻的影响。国内的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及其与存在焦虑、网络成瘾、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等的关系(雷丽君，2012；韩晓峰，2004；刘县兰，2015；尚珺，吴国来，2014)。刘县兰(2015)研究发现大学生同一性发展危机可能导致孤独、抑郁、社交障碍、网络成癒等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尚珺等人(2014)认为自尊、依恋和同伴关系等均能影响自我同一性。 Youniss等人(1994)在他的社会联结理论中指出，自我同一性地位的形成与发展是个体在社会背景下对自己的认同与定位。社交对于个体心理健康发展和人格完善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一些研究指出，大学生社交问题广泛存在，而大学生社交问题最主要集中在社交回避与苦恼(Albano， Marten， & Holt， 1995)。Watson和Friend (1969)首先提出社交回避及苦恼这一概念，意为社会场合中的回避和苦恼感受，表示个体在社会交往场合中，不得不交往时回避的行为和内心苦恼的情绪体验。一些研究指出，大学生社交回避与苦恼受年级、月生活费、生源地、性格、人格、父母亲教养方式及文化程度、生活负性事件等因素影响(代金芳，董杉，王声湧，2011；尹训宝，孙宏伟，刘晓芹，2010)。盛红勇研究发现(2010)心理健康总分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存在显著性正相关，王艳芝(2007)也指出领悟社会支持是影响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个体内部的重要心理因素。由此可见，社交回避与苦恼的影响因素既有外部条件，如经济、出生地和父母教养等，同时也有内部因素，如人格和羞怯心理等。 不良的自我同一性状态与大学生的社交障碍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指出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可以预测其社会适应，并通过自我适应间接影响其人际适应(黄华华，刘少英，徐芬，2014)，亦研究者有进行自我同一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关系的探讨。如胡金生(2009)从个人认同、社会认同和形象认同角度出发，发现自我同一性的确定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存在明显关联，其中社会认同对社交苦恼的预测作用最为明显。 自我同一性概念多元，不同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框架也多有不同(韩晓峰，郭金山，2004)。本研究采用加藤厚的自我同一性研究框架，从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和将来的投入愿望出发，探索不同自我同一性地位大学生在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之间的差异，以及运用中介调节模型探讨自我同一性的对社交的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一方面横向拓宽自我同一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研究，另一方面比前人更加深入探索两者影响的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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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抽取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9个学科类别共523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491份。其中，男生211份，女生280份，年级分布从大一到大三。 2.2. 研究工具 2.2.1. 加藤厚同一性地位量表 该量表由加藤厚于1983年编制，国内学者张日昇教授在1989年对其进行修订。整个量表分三个维度分别是“现在的自我投入”、“过去的危机”和“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共有12个项目，采取6点计分，１分为“完全不是”，6分为“完全是”。3个分量表尺度的分值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决定6种同一性地位。其中，“现在的自我投入”指的是为认识自己、实现自我并达到某一目标而倾注全力；“过去的危机”指的是对于各种与己密切相关的问题，诸如社会身份、职业、价值、理想、政治信念等是否有过迷茫或疑惑不解的时期；“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指的是具有对人生理想和将来的生活等付诸努力的高度意愿。在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752，一般来说α系数大于0.7就证明该量表信度良好，因此本研究量表适合于研究。 2.2.2. 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 该量表由Watson和Friend于1969年编制，含有28个条目，包含社交苦恼与社交回避两个因子。其中14条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条用于评定社交苦恼，采用“是否”答题方式，得分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越明显。研究表明，该量表适合我国适龄大学生(彭纯子，范晓玲，李罗初，2003)。本研究中以内部一致性系数作为信度指标，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87，社交回避分量表α系数为0.793，社交苦恼分量表α系数为0.826，因此本研究采用的量表信度可靠。 2.3. 统计程序 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录入、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运用SPSS 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模型的Bootstrap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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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在自我同一性地位的研究中，数据表明大多数的大学生还没有达到自我同一性地位确立的状态，而大部分大学生还处于同一性扩散状态，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张日昇，1993)。大部分的大学生还未能够达到同一性形成地位，也就是大多数大学生还没有体验过或者战胜高水平的发展危机或努力寻求最符合自身的前进方向和价值观。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权威接纳中间地 图2. 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的中介模型 位，也就是在体验中等程度的发展危机之上，现在进行着高水平的自我投入。埃里克森强调虽然个体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存在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和发展，但是自我同一性形成和发展是持续终生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时段是青春期晚期或是成年早期，青少年早期的个体大部分处于都无法达到同一性获得状态，而是处于同一性扩散、延缓或者早闭状态(张日昇，2000)。对于自我同一性三个维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过去的危机和现在的自我投入对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具有正面影响。现在的自我投入水平越高，证明个体正将自我积极投入到所处环境中，不断与外界环境接触，获得各种反馈与信息那么个体对于自己未来计划越久越清晰，越明白自己未来要成为怎样的人；具有较高过去的危机水平的个体意味着在过往中个体面对过较大的矛盾和问题，无形中这些经验使得个体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越清晰。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类似(刘县兰，2015；王艳芝，2007)，不存在年级、感情状态的显著差异，但存在性别间的显著差异，女生的社交苦恼要显著地高于男生，也就是女生在社交过程中面临着比男生要多的苦恼。不同自我同一性地位的社交回避苦恼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地位的大学生的社交回避水平比其它地位的大学生要低，这就意味着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后，人生意义明确，生活更具有乐观的基调时越就越乐意参加社交活动。分析也得出同一性扩散——积极的延缓中间地位的社交回避与苦恼比其它地位的学生都要高。同一性扩散——积极的延缓中间地位意味着一方面学生的现在的自我投入水平不低于同一性扩散地位，另一方面其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水平也不高于处于“积极的延缓地位”。他们处于比较矛盾的状态，既不消极对待现实，但也没有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交回避苦恼也就形成割裂。 中介模型的结果显示社交苦恼可以直接对加重社交回避程度，社交苦恼是伴随社交活动产生的一种苦恼感受，若大学生在社交中体验到这样一种负面情绪越强烈，自然就越不喜欢社交活动，越会抗拒回避社交场合。同时社交苦恼也可以分别通过现在的自我投入和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进而增加社交回避的程度。社交就其自身而言是人际间交流思想、交换信息、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会活动。社交是人们实现自己，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的途径，而现在的自我投入指的是个体为认识并实现自我而倾注全力，因此学生在社交中产生苦恼情绪，就会导致其在社交中认识自我产生不适感，对于自我的社交探索失去兴趣，其在社交上的努力程度也将降低，进而也就越回避社交活动。中介检验结果也揭示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也在社交苦恼与社交回避关系中的起部分中介作用，但是作用较小。社交苦恼可以通过降低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进而增加社交回避程度。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指的是具有对人生理想和将来的生活等付诸努力的高度意愿，而具有越严重社交苦恼情绪的学生在社交生活上投入意愿就越低，而社交投入意愿越低也将使学生越加回避社交活动。 诚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在自我同一性方面本研究只考虑加藤厚的自我同一性的三个维度，而自我同一性概念多元，不同研究者根据不同的自我同一性取向，划分不同的维度，编制了不同的工具，本研究未将其它自我同一性纳入研究范围。另外本研究的大学生样本来自的是重点高校，因此未能深入探究不同层次高校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在其社交回避与苦恼关系中的作用的区别。展望未来，研究可以根据不同的自我同一性维度划分，采取不同的工具，对于样本的选取可以考虑不同层次高校的大学生，以期更全面深入探究自我同一性在社交回避与苦恼的关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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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大多数大学生处于同一性扩散地位，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的三个维度间存在年级间的显著差异，过去的危机和现在的自我投入对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有正面作用。 2) 大学生的社交回避与苦恼均为中等偏下水平，性别存在显著差异，处于自我同一性确立地位的学生的社交苦恼与回避基本比其它地位显著地低，处于同一性扩散——积极延缓中间地位的大学生社交苦恼回避程度较其它地位的要高。 3) 社交回避与自我同一性的过去的危机、现在投入和未来投入意愿都呈显著的负相关，社交苦恼与现在投入、将来投入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4) 现在的自我投入在社交苦恼与社交回避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也在社交苦恼与社交回避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但过去的危机在两者间不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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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主要对民族认同的概念、模型和实证研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民族认同的早期概念主要从情感、认知成分进行定义，后期概念的定义增加了行为方面的内容；民族认同的测量量表基本上都是基于自我确认、民族态度、民族归属感和民族涉入这四个维度，并有少数量表仅用于特定民族；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型都大体经过消极到积极的过程；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民族认同对幸福感、健康有调节作用。未来研究需要对民族认同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理清，并对民族认同的测量进行统一，以进一步探索民族认同的作用。 关键词 :民族认同，测量方法，发展模型，调节作用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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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民族认同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民族问题，美国少数民族群体要求在社会上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并爆发了民族运动。由此，民族认同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有关民族认同研究的数量不断增加。关于“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的界定，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理论，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提出过自己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解。 社会学家Tajfel是民族认同研究的早期人物之一，他强调民族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Taijfel， 1981)。民族认同是从对社会群体关系的认知中分离出来的，并且与这种关系认知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情感联结。而许多民族认同研究者都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Phinney (1990)在总结和分析前20年的民族认同研究后，提出民族认同的定义应该包含以下四个部分：本民族的自我认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积极的态度(positive attitude)和民族卷入(ethnic involvement)，该定义包含了态度、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的内容。Carla. J.等(1998)则指出民族认同并没有行为成分，仅仅是一种认知，这种认知有三个内容：一是对本民族的信念，二是对本民族的态度，三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承认。 国内有研究者指出，民族认同首先是对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同，其次是民族的自然文化认同，可以反映人们对以文化联系起来的群体归属，从而带来了相互之间的亲近感(贺金瑞&燕继荣，2008)。史慧颖(2007)指出，民族认同是在多民族国家里，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民族身份的统一。由于民族身份是社会身份(群体身份)的一种，因此可认为社会认同的理论和结论普适于民族认同。王希恩(1997)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为某一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并在认知上与该文化保持一致，对该民族有较高的依恋情感，常常分享该文化；这一概念分别对应了认知(与文化保持一致)、情感(依恋)和行为(分享)三个方面。而张诗亚(2005)指出民族认同就是找到本民族的独特精神，这种独特精神对该民族非常重要，就像是一个人的独特性。这一说法暗示并强调了民族认同的情感支持作用，认为个体通过民族认同可以获得自豪感、价值感、安全感以及尊严。 民族认同概念在研究之初侧重情感、认知成分，随后的学者在定义过程中又加入了行为的成分。目前研究者对民族认同的定义都有一定的共识，即民族认同有认知、情感、行为共三个成分，只是注重的方面有所不同。其中Phinney提出的民族认同的定义得到较多认可，并根据该定义编制了民族认同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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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民族认同的模型构建 研究者根据相关概念，对民族认同的结构做了进一步探索，构建其发展模型，编制测量工具。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根据相关民族认同理论和工具探索民族认同的功能与作用，并反过来促进民族理论的发展。 2.1. 民族认同的测量 关于民族认同的测量，主要有问卷法，访谈法，实验法，田野调查等方法。目前使用较多的方法主要是问卷法。其中，使用较多的问卷主要有Phinney (1992)编制的民族认同量表(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MEIM)。该量表使用四点记分，总共14个项目，包含三个维度：归属感和对本民族的态度，民族行为与习俗，探索和承诺的民族认同。MEIM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且有效的问卷(Umana-Taylor et al.， 2006)。 Umana等人在2004年指出，在Phinney的民族认同理论中，肯定(affirmation)和实现(achievement)是民族认同中两个独立的方面。但在量表编制中并未对二者进行区分，因此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矛盾。他们针对这一问题，开发了民族认同量表(Ethnic Identity Scale)。该量表有三个分量表：探索(exploration) (7个项目)、决心(resolution) (4个项目)、肯定(affirmation) (6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4 =完全符合)。MEIM和EIS量表并非只适用于某一个少数民族，对所有少数民族群体都适用。 但是，MEIM量表偏重行为成分的测量而忽视了情感，认知成分(史慧颖，2009)，在此基础上，史慧颖编制了具有更普遍性的适合国内现状的民族认同测量问卷。该问卷分为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两个分量表，其中，本民族认同问卷包含本民族文化认同，本民族归属感和本民族社会认同共三个维度，13题；中华民族认同量表包含社会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归属感两个维度，11题。问卷使用5点记分，其中本民族认同量表信度为0.78，中华民族认同量表信度为0.77，总量表信度为0.87。由于该量表既能测量本民族认同，也能测量中华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所以该量表在国内的民族认同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例如，龚丽娟(2009)发现，彝族大学生整体认同状况积极，既有较高的本民族认同，又有较高的中华民族认同;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呈高度正相关，且本民族认同高于中华民族认同。另外，还有中国学者编制了针对某一特定民族的民族认同量表，如万明钢等在2004年编制了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量表(TUEI)。该量表根据Jackson的认同发展模型编制，有三个维度：主流文化认同(7个项目)、消极的民族认同(9个项目)、积极的民族认同(6个项目)，共22题。 2.2. 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型 Cross (1971)最早提出了民族认同模型，他认为非洲裔民族认同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前遭遇(preencounter)、遭遇(encounter)、沉没-浮现(immersion-emers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当非洲裔民族处于前遭遇阶段时，就会有意或无意贬低非洲裔群体，同时重视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旦进入遭遇阶段，非洲裔一方面会经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并对他们以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造成挑战；另一方面非洲裔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并重新解释自己周围的世界。在沉没-浮现阶段，非洲裔开始形成了一种自豪感，但是对非洲裔群体的内化的积极态度仍然是很细微的。在模型的最后一个阶段——内化阶段，非洲裔原有的认同与新形成的认同之间已经不存在冲突，他们内心反黑情绪变得更加机动、灵活，也获得一种安全感。 1975年Jackson建立了非洲裔认同发展模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该模型与Cross的模型较为相似。与Cross模型的第一阶段前遭遇阶段一致，Jackson的第一阶段——被动接受阶段(passive-acceptance)，指个体全部接受、服从主流文化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包括自我价值观。第二个阶段——主动抵制阶段(active-resistance)，个体不再接受主流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而是拒绝和抵制它们。在第三阶段——重新定位阶段(redirection)，这一阶段的个体开始尝试确立自己的目标，甚至组建非洲裔机构和社团，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孤立的时期。随后个体减少了对非洲裔的愤怒，并且认同了他们和他们的文化。最后的内化阶段(internalization)与Cross模型的最后阶段相同，非洲裔个体的内心都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并且对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态度和看法都趋于理性。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关注非洲裔以外的少数民族——美籍华人。Sue等人(1971)是最早提出美籍华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的学者。他们将其分为三类种类型：第一类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他们同化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抵制外来文化，始终坚信老旧和传统。第二类美籍华人大学生则积极地融入白人的社会，试图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少数民族的消极态度，但这样可能会产生自恨的心理，这种类型叫做边缘人(marginal person)。第三种类型是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他们已经形成了积极的民族认同观，对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具有清醒的认识。 Helms (1981)提出的白人认同发展模型是最详细的。她指出该模型发展需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种族主义的抛弃，第二阶段是重新界定非种族主义。Helms进一步将这两个阶段分为六种具体的民族认同状态(racial identity statues)，分别是接触(contact)，指没有种族意识，更对偏见和歧视没有概念；崩溃(disintegration)，个体开始陷入两难境地，坚信自己是非种族主义者，却无法做到与少数民族联姻，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重整(reintegration)，个体为了缓解内心冲突带来的焦虑，接受了主流文化的观点——白人优越的信念，认为少数民族低人一等；假性独立(pseudo-independence)，是第二阶段的开始，个体开始理解、接受少数民族，但仍存在种族主义；沉没–浮现(immersion-emersion)，开始对种族主义有了新的理解，真诚面对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并积极地加入反种族主义活动中去；最后一个阶段是自主(autonomy)，个体不再对自身的种族主义有内疚，承认民族和文化差异，重视多元文化。 不管是非洲裔、亚裔还是白人的民族认同，其发展都是由消极到积极，并最终能够理智地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另一文化的关系。对民族认同发展阶段的划分，不仅有利于认清民族认同，还有利于实践工作的开展，例如在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心理咨询或健康辅导过程中，就可以根据其认同发展模型进行有效并有针对性的指导。但现有的民族认同模型都是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甚至是同一个群体有不同的模型，模型与模型之间难以进行比较。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发展通用的民族认同模型，有利于对各群体进行横向比较，进一步了解民族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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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 3.1. 民族认同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陆续发现民族认同与个体幸福感有关。杨宝珊(2009)以817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结果发现民族认同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随后有学者探索民族认同的某一成分与幸福感有何相关，Syed等人(2013)研究发现，在民族认同的双因素模型中，参与性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探索与幸福感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不仅如此，民族认同还与自身健康有一定相关，Schmidt等人(2014)对22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民族认同感、同伴关系、团体关系得分较低的学生，其幸福感的得分也更低，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的天数也更少。 3.2. 民族认同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有研究发现民族认同调节了歧视对于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Yip， Gee， & Takeuchi， 2008)。Zhang等(2009)对年轻的非洲裔妇女进行研究，发现民族认同具有调节作用。民族认同感高的非洲裔妇女，在观看带有理想的苗条形体的音乐视频时，表现出更小的体像障碍和瘦身驱动力。 Holmes等人(2009)以欧裔和非裔美国少年为被试，发现民族认同在他们的自我价值、社会目标和进攻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民族认同对欧裔美国少年的进攻行为和自我价值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但预测非裔美国人的进攻行为时，民族认同和支配性社会目标，报仇倾向的社会目标的直接主效应不显著。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民族认同也和幸福感有关。Molix和Bettencourt (2010)发现民族认同是幸福感的预测因子。Smith和Silva (2011)通过对民族认同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元分析发现，维持一个高水平的民族认同与幸福感有积极相关。在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幸福的研究中，也有研究发现民族认同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朝鲜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总分对心理幸福感有较强的预测作用(石晓帆，2012)；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张爱萍，2012)。目前研究都显示了少数民族幸福感和其民族认同存在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