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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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临床表现 垂体腺瘤出血和坏死会导致鞍内压力增加，进而会对邻近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压迫，产生头痛、视力视野障碍、眼肌麻痹、恶心呕吐和垂体功能低下等症状 [ 1 ] [ 2 ] [ 8 ] [ 9 ] [ 10 ] [ 25 ]。头痛是急性卒中最突出的症状，超过80%的患者出现头痛，通常表现为眶后头痛，但也可以是双额部头痛或弥漫性头痛 [ 2 ]。肿瘤出血导致体积增加，对视神经、视交叉以及动眼神经等周围结构产生压迫，从而产生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眼肌麻痹等症状。据相关文献报道，50%~70%的卒中患者存在视力下降，30%的患者出现视野缺损，另外有10%的患者出现失明 [ 8 ] [ 12 ]。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畏光、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容易误诊为脑膜炎。若垂体腺瘤卒中继发梗阻性脑积水，患者还可以出现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 [ 7 ] [ 10 ] [ 14 ] [ 26 ] [ 27 ]。垂体激素缺乏是垂体腺瘤卒中的另一大特征，特别是垂体前叶激素缺乏。几乎所有的PA患者都有生长激素缺乏，约50%~80%的患者会出现皮质醇缺乏，30%~70%和40%~75%的患者表现为甲状腺激素缺乏和性激素缺乏 [ 26 ] [ 27 ]。垂体腺瘤缺血性卒中可能具有独特的内分泌学特点。我们对26例垂体腺瘤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垂体功能进行了评估，发现垂体腺瘤缺血性卒中最常发生垂体-性腺轴功能低下，其内分泌学特点为患者术前泌乳素和睾酮水平的急剧下降 [ 28 ]。此外，临床上约25%~50%的患者无以上典型临床表现，但在影像学或组织病理学检查中可发现肿瘤出血的证据，因此被称为亚临床垂体腺瘤卒中(Subclinical pituitary adenoma apoplexy， SPAA) [ 1 ] [ 29 ]，往往容易被忽略而延误诊断与治疗。 1995年王任直等 [ 29 ] 根据肿瘤卒中后对周围结构的影响和病情缓急及严重程度将垂体腺瘤卒中患者分为四种类型：I型：暴发性垂体腺瘤卒中；II型：急性垂体腺瘤卒中；III型：亚急性垂体腺瘤卒中；IV型：慢性垂体腺瘤卒中(见表1)。其中对于III，IV型垂体腺瘤卒中因其临床表现多不典型或缺如又称为SPAA。2011年Rajasekaran [ 1 ] 等基于意识水平、视力、视野和眼外肌功能等临床症状提出了垂体卒中的评分标准(见表2)。以上对于临床医师进行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判断患者的预后提供了帮助。 Table 1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of pituitary apoplexy [29 分型 临床表现 暴发性垂体腺瘤卒中 指出血迅猛，出血量大，直接影响下丘脑。此时，病人均伴有脑水肿及明显颅内压增高，出血后3 h内即出现明显视力视野障碍，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直到昏迷死亡。 急性垂体腺瘤卒中 指出血比较迅猛，出血量较大，已累及周围结构，但未影响下丘脑，也无明显脑水肿及颅内压增高。临床表现为头痛、视力视野障碍、眼肌麻痹或意识障碍，在出血后24 h内达到高峰。 亚急性垂体腺瘤卒中 出血较缓慢，出血量小，对周围组织结构影响较轻。可有头痛，视力视野障碍或肌肉麻痹，使原有垂体腺瘤症状轻度加重，无脑膜刺激征及意识障碍，常被病人忽略。 慢性垂体腺瘤卒中 出血量小，无周围组织结构受压表现，临床上除原有垂体腺瘤的表现外，无任何其他症状，往往是CT、MRI检查或手术时才发现。 表1. 垂体腺瘤卒中的临床分型 [ 29 ] Table 2 Pituitary apoplexy score (PAS) [1 临床表现 分数 意识水平 GCS评分：15分 0 GCS评分：8~14分 2 GCS评分：<8分 4 视力 正常 0 单侧受累 1 双侧受累 2 视野 正常 0 单侧受累 1 双侧受累 2 眼外肌功能 正常 0 单侧受累 1 双侧受累 2 表2. 垂体卒中评分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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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影像学特点 由于垂体腺瘤卒中的病理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单纯性出血、单纯性梗死、出血合并梗死，其中单纯性出血和单纯性梗死少见，以出血合并梗死多见，所以影像学上主要表现为出血合并梗死的混合特征 [ 3 ]。垂体腺瘤出血性卒中在CT上多表现为鞍区高密度或等高密度影。MRI通常为T1WI等信号内合并高信号，其中瘤组织为等信号，出血或呈暗褐色泥沙样改变的肿瘤组织为T1WI高信号；陈旧血、血凝块多为T1WI高信号，T2WI为高信号或等、高混杂信号，少数陈旧性血为低信号 [ 3 ] [ 30 ]。瘤内出血可以位于肿瘤中心，也可位于鞍内、鞍上或整个鞍区。对于坏死、囊变，T1WI为低信号，T2WI为高信号。其中，囊变多表现为边缘光滑，部分囊壁在T1WI上还表现为高信号，可能是由于其周边有较多的新生肉芽组织和毛细血管所致 [ 31 ]。另外，Arita等人 [ 32 ] 首次发现，急性期垂体腺瘤卒中患者的蝶窦黏膜增厚，以蝶鞍下方最为明显，可能是由于蝶窦黏膜上皮层肿胀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蝶窦黏膜增厚并不表示感染性鼻窦炎，也不是经蝶窦手术的禁忌证。垂体腺瘤缺血性卒中在CT及MRI平扫缺乏诊断的特异性，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在垂体动态增强MRI上，肿瘤周边“环形强化征”伴瘤内斑片状强化的影像学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诊断价值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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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国内外学者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病史、影像学表现、术中所见等方面提出了垂体腺瘤卒中的诊断标准 [ 1 ] [ 2 ] [ 8 ] [ 10 ] [ 29 ]。首先，关于急性垂体腺瘤卒中的诊断标准：1) 病程中有突发头痛恶心呕吐和(或)视觉障碍，眼外肌麻痹和意识改变等病史；2) CT和(或)MRI检查提示垂体肿瘤，密度和(或)信号不均匀；3) 术中证实垂体瘤内有陈旧性出血。其次，关于亚临床垂体腺瘤卒中的诊断标准：1) 病程中除原有垂体腺瘤的临床表现外，无急性垂体腺瘤卒中病史；2) CT和(或)MRI检查提示垂体肿瘤，密度和(或)信号不均匀；3) 术中证实垂体瘤内有陈旧性出血。以上标准主要适用于出血性卒中以及出血合并缺血性卒中，对于单纯缺血性卒中，由于临床罕见，其诊断依据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对于动态增强或增强MRI提示垂体腺瘤瘤周环形强化伴瘤内斑片状强化，内分泌检查提示泌乳素及睾酮水平急剧下降的患者，应高度怀疑垂体腺瘤缺血性卒中 [ 28 ] [ 33 ]。结合上述垂体腺瘤卒中的诊断标准，对于发生卒中前已经出现垂体腺瘤的症状的患者，诊断并不困难。而对于发病之前无症状的患者不易立即做出诊断，易被误诊为脑膜炎、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疾病。因此，任何疑似垂体腺瘤卒中的患者，除了进行影像学检查外，还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神经系统查体，并对包括所有垂体激素在内的实验室指标进行全面分析，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误诊与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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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治疗与预后 对于垂体腺瘤卒中采取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目前意见尚不一致 [ 1 ] [ 2 ] [ 25 ] [ 26 ] [ 27 ]。一般情况下，对头痛症状轻微、无视觉症状、无意识改变或有严重合并症的患者通常采取保守治疗；而对有明显视觉症状，意识改变，神经系统状况迅速恶化的患者采取手术治疗。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方式，对于出现垂体功能低下的患者，早期给予激素替代治疗是关键 [ 11 ] [ 25 ] [ 27 ]。由于皮质激素缺乏可导致急性肾上腺功能不全，威胁病人生命，因此对所有怀疑垂体腺瘤卒中的病人都应适当补充类固醇激素，提高机体的应激反应能力 [ 28 ]。部分学者认为垂体腺瘤卒中后可自愈，特别是不伴有明显视觉或其他神经功能障碍者，自愈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主张保守治疗 [ 34 ]。而对于出现意识障碍、视力迅速下降的患者，如果在症状出现后24小时至72小时内到医院就诊，都应行急症手术进行减压 [ 8 ] [ 27 ]。Mehmet等 [ 35 ] 认为，在卒中后6天到8天内接受早期手术患者的视力视野改善更明显。对于发生卒中的垂体腺瘤，肿瘤往往质地较软，并且内部有出血和坏死，更加易于切除。而神经内镜可以提供良好的照明，具有视角大、可近距离观察的优点，能够更清晰地显示深部结构。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垂体腺瘤卒中手术应首选神经内镜下经蝶入路，与开颅手术相比，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Dubuission等 [ 10 ] 认为神经内镜下经蝶手术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视力、视野，降低卒中的致残率和死亡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卒中后垂体功能低下。 无论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多数患者的视力水平在治疗后都有显著改善 [ 1 ] [ 2 ] [ 9 ] [ 10 ] [ 36 ]。经手术治疗后，74%到94%的患者视野和(或)视力缺陷较术前有所改善，68%到100%的患者眼肌麻痹症状改善 [ 14 ] [ 37 ]。由于大多数患者术前存在不同程度的垂体功能障碍，术后垂体功能低下的改善率从12%到23%不等，患者需要长期的激素替代治疗 [ 36 ]。Ayuk等人 [ 27 ] 的研究表明，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对卒中患者垂体功能低下的改善率并无显著差异。对于垂体腺瘤卒中患者保守治疗与手术治疗的远期疗效，还需进一步研究随访。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方式，定期复查MRI和垂体内分泌激素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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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8. 总结与展望 综上，垂体腺瘤卒中是一种表现为严重头痛、视力丧失、眼肌麻痹和垂体功能减退的临床综合征，排除已知的垂体腺瘤卒中诱发因素至关重要。垂体腺瘤卒中治疗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发病时间。对于存在意识障碍、视力下降及垂体功能低下的急性垂体腺瘤卒中，应首选内镜手术治疗。垂体腺瘤卒中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可能有多种机制共同参与了垂体腺瘤卒中的发生。体内未知的基因、细胞因子、蛋白质可能参与了垂体卒中的出血和梗死的发病过程，未来需要进行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方面研究。此外，还需纳入大样本的临床资料，研究分析垂体腺瘤卒中的诱发因素。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垂体腺瘤卒中的发病机制，继而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降低垂体腺瘤发生卒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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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抑郁反刍是个体把自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抑郁的症状、原因和后果上的一种被动的、重复的反应模式，在情感障碍的维持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抑郁反刍与季节性和非季节性抑郁症有密切联系。抑郁反刍是通过增加消极的思想内容，干扰有效的问题解决，减少社会支持等机制对抑郁症产生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针对抑郁反刍与各种影响机制之间的关系、抑郁反刍的认知行为疗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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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抑郁反刍被发现在许多情感障碍的维持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抑郁症。抑郁反刍(depressive rumination)被定义为一种反应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体反复地、被动地关注悲伤症状以及这些症状可能的原因和结果(Nolen-Hoeksema， Wisco， & Lyubomirsky， 2008)，它强调消极的思想内容和持续的自我关注相结合(Mor & Winquist， 2002)。这种重复思考的方式或过程使个体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情绪状态上，因此抑制了更具适应性的行为或思想的产生(Nolen-Hoeksema， 1991)。反刍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 styles theory， RST)假设(Nolen-Hoeksema， 1991)，对抑郁情绪的反刍反应会放大悲伤情绪并导致更长的抑郁周期以及各种情绪障碍(Nolen-Hoeksema et al.， 2008; Wahl et al.， 2019)。据此，本文从抑郁反刍与抑郁症的关系、影响机制以及矫正手段入手，分析抑郁反刍在抑郁症这种情感障碍中的跨诊断因素作用并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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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抑郁反刍与抑郁症的关系 研究发现，抑郁反刍与抑郁症有强烈且持久的联系(De Raedt， Vanderhasselt， & Baeken， 2015)。具体表现为：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抑郁反刍与抑郁的严重程度相关(Treynor， Gonzalez， & Nolen-Hoeksema， 2003)，并可以预测抑郁症发作的初始时间和持续时间(Nolen-Hoeksema， 2000)；在非抑郁个体中，更高的反刍水平同样可以预测抑郁症的发生(Nolen-Hoeksema et al.， 2008)，并且高反刍水平是重度抑郁症康复患者再次复发的评估指标(Ronold， Joormann， & Hammar， 2020)。自这些初步的结论以来，后续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重复验证了抑郁反刍与抑郁症相关关系的合理性(Lo， Ng， & So， 2021; Miller， Borowski， & Zeman， 2020)。此外，目前研究者探讨的关注点在于抑郁反刍的两个因子即体验性反刍(reflection， R)和评价性反刍(brooding， B)与抑郁症的关系。其中R因子指的是，用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来思考当前情况的一种倾向，专注于解决问题，目的是减轻自我的抑郁症状(Treynor et al.， 2003)。B因子是指从自我批评的角度审视当前的痛苦，是一种焦虑地或沮丧地思考，而且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Treynor et al.， 2003)。因此，B因子被认为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消极情绪的策略，而R因子被认为是一种适应性的应对消极情绪的策略(Joormann， Dkane， & Gotlib， 2006)。在心理测量研究中，B因子在当前状态和纵向研究上都与抑郁水平呈中度正相关关系(Treynor et al.， 2003)。相比之下，R因子的效应却是混合的。一些纵向研究发现，在控制了B因子的初始水平之后，R因子单独地预测了抑郁症状的增加(Hasegawa， Koda， Kondo， Hattori， & Kawaguchi， 2013; Padilla Paredes & Calvete Zumalde， 2015)。然而，另外一些研究结果却认为，R因子与积极的应对策略有关(Marroquín， Fontes， Scilletta， & Miranda， 2010)，并且还可以预测抑郁症的减少(Arditte & Joormann， 2011; Eisma et al.， 2015)。以上有关R因子非一致结果的部分原因可以由性别和年龄来解释。具体来说，对于年幼的儿童R因子预示着抑郁症状的增加；然­而，对于稍大一些的孩子或者成年人来说，R因子可以预测抑郁症状的减轻。此外，R因子预测男孩的抑郁症状总体上有所减轻，但对女孩则不然(Verstraeten， Vasey， Raes， & Bijttebier， 2010)。 季节性情绪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是指一种以季节性抑郁症复发为特征的疾病，是重度抑郁症的一种亚型。这种抑郁症通常以疲劳、睡眠增加、食欲、体重增加为特征，此外还有典型的情感和认知症状(Magnusson & Partonen， 2005)。现有研究表明季节性情绪障碍和抑郁症在抑郁反刍方面有类似的联系(Rohan， Sigmon， & Dorhofer， 2003)。一项纵向研究报告，在控制了秋季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之后，诊断为季节性情绪障碍个体的反刍反应方式预测了冬季症状的严重程度(Young & Azam， 2003)。此外，Hannesdóttir等人研究发现，季节性情绪障碍与状态反刍(state rumination)和消极的抑郁倾向呈正相关关系(Hannesdóttir & Jónsdóttir， 2020)。另一项研究表明，受季节变化影响的个体在SAD的活跃期会产生更多的抑郁反刍、自动思维和功能失调(Rohan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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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抑郁反刍对抑郁症产生影响的机制 综上所述可知，抑郁反刍与季节性和非季节性抑郁症紧密相关，那么它是抑郁症的直接原因吗？如果不是，这种消极的反应方式是通过什么机制对抑郁症产生影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抑郁反刍是通过增加消极信息的加工偏向，干扰有效的解决问题，减少社会支持等机制对抑郁症产生影响。 3.1. 抑郁反刍增加消极信息的加工偏向 消极信息加工的偏向性，包括优先注意消极信息、延迟从消极内容中分离、消极解释不明确的信息和回忆更多的消极信息，这些偏向都会增加消极思考的频率和可及性，从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得以维持，导致了更多的以及更长时间的抑郁状态(Everaert， Koster， & Derakshan， 2012)。例如，特质反刍倾向高的大学生在词汇决策任务中表现出消极解释偏差这种倾向可能会加剧消极情绪，并可能成为未来抑郁症认知行为干预的目标(Mor， Hertel， Ngo， Shachar， & Redak， 2014)。 3.2. 抑郁反刍干扰有效的问题解决 抑郁反刍也会妨碍有效的解决问题。心理学家通常认为问题解决分三个阶段：1) 定义或评估问题；2) 产生和选择解决方案；3) 实施所选有效的解决方案(D’Zurilla & Goldfried， 1971)。有证据表明，抑郁反刍会损害这三个阶段。 首先，抑郁反刍导致了大量的消极和无望的评估感知。在一项研究中，在诱导反刍和分心两种实验条件下，参与者被要求列出他们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三个问题(比如家庭、人际关系、工作、学校)，然后对每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与分心状态或无焦虑状态下的焦虑者相比，反刍状态下的焦虑者会认为他们的问题更严重，更难解决(Lyubomirsky， Tucker， Caldwell， & Berg， 1999)。其次，反刍条件下的临床抑郁症患者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如分心条件下的有效(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 1995; Watkins & Moulds， 2005)。最后，抑郁反刍也会降低实施解决方案的意愿。原因可能是，抑郁反刍降低了个体为改善消极情绪而参与愉快事情或者分散注意力事情的意愿；另外，研究人员推测，高反刍者可能有失败的问题解决经验或者经历过抑郁症，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他们对问题解决的信心下降(Ward， Lyubomirsky， Sousa， & Nolen-Hoeksema， 2003)。总的来说，抑郁反刍的人很可能会质疑他们解决方案的能力，从而不去行动，长此以往随着消极情绪的持续，加速了抑郁症状的产生。 3.3. 抑郁反刍减少社会支持 Nolen-Hoeksema提出抑郁反刍对人际关系起反作用，这可能导致社会支持减少(Nolen-Hoeksema et al.， 2008)。事实确实如此，2010年Puterman等人研究发现，反刍者通常会感知到较少的或更差的社会支持以及更大的社会孤立感(Puterman， DeLongis， & Pomaki， 2010)。另一项研究同样给该观点提供了证据支持，认为抑郁反刍水平预测了未来社会支持不满的感知增强(未来九个月内) (Flynn， Kecmanovic， & Alloy， 2010)。抑郁反刍减少社会支持的原因可能在于抑郁反刍带来的长期痛苦，加剧了个体认为自己需要更多他人帮助或建议的认知，借助于他人或社会的支持来减轻内心的困扰。然而，如果反刍者没有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例如，没有足够的人可以咨询/施助者没能起到实际作用)，抑郁反刍者可能会对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感到更加的不满。这反过来导致了更多的抑郁症状(Flyn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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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总结和展望 4.1. 明确反刍思维与各种影响机制之间的关系 本文回顾了抑郁反刍与抑郁症的研究，包括季节性情绪障碍。文献有力地表明，抑郁反刍维持并加剧了悲伤情绪和抑郁症状(Hosseinichimeh， Wittenborn， Rick， Jalali， & Rahmandad， 2018; Spasojević & Alloy， 2001)。此外，抑郁反刍对抑郁症产生影响的机制也得到了实证支持。首先，抑郁反刍与各种消极信息的加工偏向有关，如优先注意消极信息、延迟从消极内容中分离、消极解释不明确的信息以及回忆更多的消极信息(Krings， Heeren， Fontaine， & Blairy， 2020)。这些类型的消极思想倾向调解了抑郁反刍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其次，抑郁反刍与问题解决能力不足有关。其表现为，对问题的负面评价较多，解决方法的有效性较低，以及实施解决方案的意愿降低(Hasegawa， Kunisato， Morimoto， Nishimura， & Matsuda， 2018)。然而，实施解决方案的意愿较低是否反映了个体对解决方案的信心下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抑郁反刍和较差的社会支持感之间的联系可能反映了，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和面临的人际压力相互作用导致了更大的人际冲突或伤害(Flynn et al.， 2010)。以上这三种机制可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例如，消极信息的加工偏向可能会损害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反过来可能促使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下降。同样，社会支持感的下降可能引起社会排斥或冲突(McLaughlin & Nolen-Hoeksema， 2012)，从而再次加重各种消极思维和抑郁情绪。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应该探索其各种机制的相互作用，以便更好地理解抑郁反刍对认知、情感机制的有害影响。同时，将反刍思维与其他已知的抑郁症预测因素结合起来继续探索。 4.2. 以抑郁反刍为干预目标提高抑郁症治疗效果 抑郁症和抑郁反刍关系的研究证据表明，抑郁反刍是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的心理风险因素，对抑郁症的治疗可能受益于识别和破坏内心的认知循环即反刍思维。因此对抑郁症的治疗可以借助治疗反刍思维为首要目标。研究结果表明，以反刍为中心的行为疗法(Rumination-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RCBT)，基于正念训练的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元认知疗法(Metacognitive therapy)，认知偏差矫正(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CBM)，认知控制训练(Cognitive control training， CCT)以及自我系统疗法(Self-Systems Therapy)，这些成功地针对反刍思维为治疗目标的方法可以提高抑郁症治疗的有效性并明显改善患者的治疗结果(Spinhoven et al.， 2018)。 由于本文所回顾的文献内容和研究结论，人们可能会认为抑郁反刍是抑郁症独有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抑郁反刍也可以预测其他的临床精神疾病，比如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攻击行为等。此外，抑郁反刍只是反刍思维的一种类型，具有独特的机制。RST主要适用于抑郁症，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反刍思维的重要理论，比如Martin等人在1989年提出的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 (Martin & Tesser， 1989)。因此，关于抑郁反刍与抑郁症的研究只是反刍思维领域的部分内容，未来关于反刍思维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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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研究旨在用不同面孔类型的方式阈下呈现威胁刺激和中性刺激，探讨阈下不同线索刺激对返回抑制影响的不同。实验以扭曲面孔作为威胁刺激、中性面孔作为中性刺激，并将自我和他人面孔作为两种不同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 线索有效时被试平均反应时均长于线索无效时，其中自我扭曲面孔返回抑制量最少(13.84 ms)，其次为自我中性面孔(17.14 ms)、他人扭曲面孔(18.56 ms)，他人中性面孔(23.00 ms)返回抑制量最多。2) 面孔威胁类型主效应显著，F(1， 37) = 4.57，p < 0.05，η 2 = 0.11，其中扭曲面孔作为线索时被试对靶刺激的反应时间比中性面孔作为线索时更长。3) 线索有效性主效应显著，F(1， 37) = 18.93，p < 0.001，η 2 = 0.34，说明在各种线索刺激下都出现了返回抑制现象。4) 其他主效应、交互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阈下呈现以扭曲面孔为代表的威胁刺激在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两种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吸引被试的注意，其中自我威胁刺激最吸引注意；返回抑制现象是一种“盲信机制”，但也会受线索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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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 IOR)是指当线索与靶子之间的时间间隔超出250 ms时，人们对出现在线索位置的靶子(即线索有效)反应变慢的现象(Posner & Cohen， 1984)。刺激出现在线索化位置和非线索化位置时被试反应时的差异量是衡量返回抑制现象的数量化指标，即返回抑制量，也叫返回抑制效应量。返回抑制现象具有很重要的进化学意义，在万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个体为了能够有效寻找生存资源或及时躲避危险必须迅速准确地发现新异刺激，因此需要抑制自己对先前位置或事物的注意，避免注意资源的浪费。不过如果先前的刺激是与生存有关的威胁性刺激时，个体的注意力会本能地在该刺激上停留更多的时间，利于进行进一步加工和判断。 目前对于返回抑制现象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一些研究发现线索和靶子刺激的性质对返回抑制现象没有影响，不管呈现什么线索和靶子，返回抑制现象都会出现且效应量相互之间没有差异(王丽丽，罗跃嘉，郭亚桥，张庆林，2010)，因此他们认为返回抑制现象是一个盲性机制(blindness mechanism) (Lange， Heuer， Reinecke， Becker， & Rinck， 2008)。在Taylor和Therrien (2005)的研究中，使用不同情绪面孔的简笔画作为线索，结果发现面孔的情绪对返回抑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也有很多的研究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返回抑制现象会受实验材料的影响，是一种“适应性机制”(Taylor & Therrien， 2008; 王敬欣，贾丽萍，白学军，罗跃嘉，2013)，如果情绪刺激(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出现在个体之前注意过的位置，返回抑制现象就会减小甚至消失(吴晓刚，施亮，李乐源，潘发达，2017)。王敬欣、贾丽萍、张阔和张赛(2013)的研究中发现不同情绪面孔作为靶子时，面孔图片的情绪效价会对返回抑制现象产生不同影响，而不同情绪面孔图片作为线索时返回抑制现象不会受到影响。由此可见，目前对于返回抑制现象的研究结论尚存在争议。 近期有研究者将返回抑制的研究焦点转向阈下，阈下刺激所包含的生物性意义没有意识层面的参与，能够得到自下而上的加工(邓晓红，张德玄，黄诗雪，袁雯，周晓林，2010)，而阈上呈现的线索由于进入了意识领域，从而易受到自上而下注意的控制和干扰，使得刺激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不能完全显示在结果中(裴冠雄，尚倩，2016)。而且Sapir、Jackson、Butler、Paul和Abrams (2014)认为，返回抑制现象代表一种视觉搜索的感知过程，其本身就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由此可见，以阈下呈现刺激的方式来研究返回抑制现象可能是更为符合返回抑制生物学意义的。此外相关研究也证明，返回抑制现象在阈上和阈下刺激中有不同的表现(邓晓红等，2010)。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核心思想，人类对于威胁性刺激十分敏感，比如蛇、蜘蛛、枪支等，而对于直接威胁到自身发展和生存以及价值感的刺激，即自我威胁刺激则本能性得更为敏感且有更多的关注，这对人类具有很重要的生存价值(Rubenking & Lang， 2014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取线索靶子范式，通过在线索位置阈下呈现自我相关和他人相关的威胁刺激、中性刺激，即自我和他人的扭曲面孔、中性面孔，主要探讨阈下威胁刺激是否会对返回抑制现象产生影响，以及自我威胁刺激、他人威胁刺激、自我中性刺激和他人中性刺激对返回抑制影响的不同。研究假设阈下威胁刺激会对返回抑制现象产生影响：比起阈下呈现的中性刺激，被试对于阈下呈现的威胁性刺激有更多的注意偏向，其中自我威胁刺激最吸引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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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实验设计 三因素被试内设计。第一个因素为面孔威胁类型，两个水平为威胁刺激(扭曲面孔)和中性刺激(中性面孔)；第二个因素为面孔自我相关性，两个水平为自我相关刺激(自我面孔)和陌生他人刺激(他人面孔)；第三个因素为线索有效性，两个水平为线索有效与线索无效。 2.2. 实验被试 随机招募大学生40名，其中女生35名、男生5名，平均年龄为21.47 ± 0.53岁。 2.3. 实验材料 中性面孔图片：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随机挑选若干中性情绪的面孔图片，作为他人中性面孔图片。实验开始前收集所有被试高清免冠证件照一张，使用Photoshop软件将图片处理为灰白，并将亮度调至原图的20%。随后仿照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面孔图片的处理方式，截去头发、耳朵等多余的部分，只留下被试的额头、眉毛、眼睛、鼻子、嘴巴、下巴等部位，作为自我中性面孔图片。最后将图片像素统一调为350 × 467。 扭曲面孔图片：使用Photoshop和其他相关图片处理软件对自我中性面孔图片和他人中性面孔图片进行液化处理，画笔从左眼拖至鼻尖拖至上唇中部并稍稍回勾，液化力度为70%，画笔大小值为80，使面孔呈现为扭曲状态但是仍可以辨认。最后将图片像素统一调为350 × 467，见图1。 图1. 实验材料示意图 2.4. 实验程序 使用Eprime2.0编制实验程序。每个试次首先呈现注视点250 ms；其次是中央线索化，即将注视点变粗变长，确保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此处，呈现时间为500 ms；之后对两个外周方框的任意一个线索化16ms；随后线索消失，依旧呈现注视点，时间为200 ms；然后中央线索化，为了避免被试对呈现时间形成定势，呈现时间设置为100~300 ms，这里的中央线索化是为了确保注意从线索位置上解除，使被试更易于将注意转移到靶刺激；再次呈现注视点150 ms；最后呈现靶刺激，即在任一方框中央呈现一个黑色实心正方形。若靶子出现在左侧方框则被试要用左手迅速按下F键，若出现在右侧方框则被试要用右手迅速按下J键(实验流程参见图2)。要求被试既快又准的反应。 图2. 实验流程示意图 被试阅读指导语后首先进行16试次的练习，结束后进入正式实验。正式实验设为三个组块，每个组块间设休息时间。一个组块包括80个试次，一共240个试次。实验中各种类型线索图片随机呈现且出现次数相等。实验全部时长为十五分钟左右。正式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在线索呈现时看到了什么刺激，看得是否清楚，以此来了解线索是否做到了阈下呈现；随后直接呈现实验使用的自我与他人扭曲面孔，询问被试是否能够分辨，了解被试是否能够将扭曲面孔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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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实验结束后对被试的询问了解到，大多被试在实验中感觉有图片一闪而过，并没有看清面孔的相关属性，个别被试表示似乎有看到自己的面孔，但并没有感受到其他面孔刺激，这说明面孔刺激基本都做到了阈下呈现。所有被试都能分辨自我和他人的扭曲面孔，这说明对扭曲面孔的处理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对数据初步分析发现所有被试的反应正确率均大于99%，因此不再对反应的正确率进行单独分析。剔除错误反应的数据和平均数正负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后得到有效数据共38个。 返回抑制量是衡量返回抑制的数量化指标，具体是指在线索化位置和非线索化位置上被试反应时的差异。被试在各种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标准差和返回抑制量见表1。 Table 1 Mean response time (M ± SD) and IOR (ms) of different stimulus under cue-validity and cue-invalidit 刺激类型 线索有效 线索无效 返回抑制量 自我中性面孔 378.57 ± 72.32 361.43 ± 74.47 17.14 自我扭曲面孔 374.36 ± 73.10 360.52 ± 69.29 13.84 他人中性面孔 385.26 ± 75.76 362.26 ± 79.10 23.00 他人扭曲面孔 376.54 ± 72.97 357.98 ± 68.46 18.56 表1. 线索有效和无效时不同刺激类型的平均反应时(M ± SD)与返回抑制量(ms) 据表1可知，线索有效时各种刺激类型的平均反应时均长于线索无效时，其中自我扭曲面孔返回抑制量最少(13.84 ms)，其次是自我中性面孔(17.14 ms)、他人扭曲面孔(18.56 ms)，他人中性面孔(23.00 ms)返回抑制量最多。 对38个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2 (面孔威胁类型) × 2 (面孔自我相关性) × 2 (线索有效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威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37) = 4.57， p < 0.05， η 2 = 0.11，其中线索是扭曲面孔时靶子的反应时(371.88 ± 11.5 ms)显著大于线索为中性面孔时靶子的反应时(367.35 ± 11.05 ms)。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显著，F(1，37) = 18.93， p < 0.001， η 2 = 0.34，其中线索有效时被试对靶子的反应时(378.68 ± 11.5 ms)显著大于线索无效时被试对靶子的反应时(360.85 ± 11.33 ms)。其他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此外对比主效应发现，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对结果贡献率最大，面孔威胁类型的主效应次之，面孔我相关性的主效应对结果贡献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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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使用自我与他人中性和扭曲面孔为线索刺激，主要探究具有生物进化意义的威胁刺激在阈下呈现时对返回抑制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自我扭曲面孔返回抑制量最少，他人中性面孔最多，自我中性面孔和他人扭曲面孔居中。这说明与中性刺激相比，自我威胁刺激最能够吸引个体的注意，与假设相符合。重复测量结果发现面孔威胁类型主效应显著，被试对扭曲面孔的反应时显著大于中性面孔，这说明阈下呈现的威胁刺激与中性刺激相比能够有效吸引注意，符合实验假设。前人研究揭示刺激阈上呈现时个体对扭曲面孔存在注意偏向，本研究揭示刺激阈下呈现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人类对威胁自身的刺激有本能的注意偏向，威胁刺激能够不受意识控制而强有力的争夺个体的注意资源。 人类在进化过程形成许多利于自己生存的本能，比如对危险刺激的下意识躲避、对负面情绪的无意识觉察等等。生理学研究发现大脑对威胁性刺激的加工涉及很多神经区域，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杏仁核。杏仁核作为是情绪评价和学习的中心，是一种对社会威胁刺激的探测器(Pedersen， Tugan， & Larson， 2018)，甚至无需有意注意的参与就能激活情绪刺激(Silvert & Funes， 2016 实验结果还发现刺激的线索有效性主效应显著，且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对结果贡献率最大，这说明实验出现明显且稳定的返回抑制现象。返回抑制现象本身具有强烈的进化适应性色彩，尽管实验中线索刺激材料并不相同，但是返回抑制现象却稳定的出现，这表明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种“盲信机制”。但是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扭曲面孔和中性面孔的返回抑制量存在不同，说明返回抑制现象并不是完全“盲信”，会受到线索性质的影响。由此可见，返回抑制现象存在其“盲目性”，同时也具有“适应性”。 此外实验结果并没有发现面孔自我相关性对返回抑制有显著的影响，说明被试在识别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时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前人研究发现人类存在自我面孔识别优势效应(self-face advantage)，这指个体识别自我面孔时在反应时、正确率等都显著优于识别其他面孔的现象(程蕾，黄希庭，2016)。这是因为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分别代表与自我有关的刺激和与自我无关的刺激，这两种刺激对被试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机制。研究者提出自我面孔的内隐积极联想理论，认为自我面孔能够激发自我概念积极的方面，因此自我面孔识别存在显著优势。但若积极的自我概念受到毁坏或威胁，那么优势效应就会因而减弱，甚至消失(Ma & Han， 2010)。在本研究中，自我扭曲面孔与他人扭曲面孔所引发的注意偏向没有显著差异，正是由于自我扭曲面孔损坏了个体的面部形象，使个体积极的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因而削弱了自我面孔识别优势效应。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激发被试的自我概念威胁后，自我面孔识别与重要他人面孔识别相比，其优势的确消失，但是与陌生他人面孔识别相比，该优势仍然存在(Ma & Han， 2010)。 最后，三个自变量相互之间没有出现显著的交互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有研究表明自我面孔识别中存在左手效应，这是指由于自我面孔的主导脑区位于大脑的右半球，所以在实验中只有使用左手反应时，被试才会对对自我面孔反应更快(Amir， Elias， Klumpp， & Przeworski， 2003; Ma， & Han， 2009)。本实验中被试反应时左右手兼用，有可能是造成自我和他人中性面孔识别时没有差异的原因。有研究表明若要自我面孔对实验的任务产生更强烈影响，必须使面孔位于注意的中心(Devue & Brédar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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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阈下呈现以扭曲面孔为代表的威胁刺激在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两种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吸引个体的注意、争夺注意资源，其中自我威胁刺激最吸引注意。返回抑制现象是一种“盲信机制”，但也会受到线索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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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一种干预轻度老年痴呆患者认知功能的新思路——园艺疗法。首先，介绍了这一思路的两个背景：第一，未来我国患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将逐渐增多；第二，园艺疗法正在成为一种针对老年痴呆症的新型干预手段。然后，介绍了园艺疗法的两个理论基础：注意力恢复理论和压力缓解理论。并且对通过园艺疗法干预老年痴呆患者认知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梳理；提出当前研究存在三个问题：数量不足、方法不严格、深度不够。最后，提出未来的两个研究方向：关注园艺疗法对轻度老年痴呆认知功能的影响、关注园艺疗法对轻度老年痴呆大脑结构的改变。希望本文可以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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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未来我国患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将逐渐增多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9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2.54亿，占总人口的18.1%。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报告显示：预计到2049年，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31%，即，每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是老年人(魏钰，董知洋，虞雯，黄秋韵，李树华，2020)，且从现在到未来的30年间，中国将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老龄化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将增多，最常见的便是老年痴呆症(Dementia)。老年痴呆症包含多种类型，例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血管性痴呆症(Vascular dementia， VD)、额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等。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比最大，约占三分之二。老年痴呆症主要病理特征为：β-淀粉样蛋白异常沉积形成老年斑(Senile Plaques， SP)和过度磷酸化Tau蛋白聚集形成的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 NFTs)，临床表现为渐进性认知功能障碍及行为能力的欠缺，这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目前全球至少有5000万老年痴呆症患者，到205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达到1.5亿左右。我国目前老年痴呆症患者约有1000万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到 2050年老年痴呆症患者预计达到4000万人。2018年全球治疗及照料费用已达万亿美元，我国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可以推断众多的患者家庭在承受着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Weidner & Barbarino， 2019)。 1.2. 园艺疗法正在成为一种针对老年痴呆的新型干预手段 由于老年痴呆症的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无特效药(宋博雅，2020)。因此如何维持和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提高其晚年的生活质量，未来将成为我国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国家老龄研究所指出，目前无药物或其他干预措施能完全治愈，只能减缓疾病症状、管理疾病行为，且药物治疗有过度依赖的风险和不良反应，因此近些年研究者们开始将关注点转向非药物治疗，园艺疗法(Horticultural Therapy， HT)便是一种重要的非药物治疗手段。园艺疗法又称“园艺治疗”，美国园艺治疗协会(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AHTA)对其的定义为：对于有身心需要改善的患者，用参加园艺活动和栽种植物的过程来提升个人对心理、生理、社会和教育等方面适应。 多篇综述性研究发现通过园艺疗法对老年痴呆症患者进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Blake和Mitchell (2016)对2014年12月前发表的15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研究具有三种代表性的主题，分别是：痴呆症患者的情感健康、自我认同、参与水平。综述发现园艺治疗总体上是有益的，它提高了痴呆症患者的福祉(Blake & Mitchell， 2016)。除了专门通过园艺活动，绿色的环境、增加与自然的互动也可以提高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基于此，英国的养老院正在积极尝试开展“绿色痴呆护理”(Barrett， Evans， & Mapes， 2019)。Soga等人(2107)对检验园艺效应(包括园艺疗法)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元分析，22个2001年后发表的案例研究显示，园艺活动对身体、心理和情感健康的广泛结果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为园艺对公共健康的益处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与园艺治疗相关的还有一种称为“护理农业”的新方法，荷兰和挪威采用了这种基于自然的创新护理理念，改变了传统的老年痴呆症护理方法(de Bruin et al.， 2020)。护理农业除了面向痴呆症患者，还服务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和问题青年。该方法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户外空间(如农家院、蔬菜园、围场)、农场和伴侣动物、日常生活刺激等。但该方式仍然存在一定的危险，例如烹饪、照料动物和使用机器等活动可能涉及安全和健康风险，卫生情况可能会降低，过敏和跌倒的风险可能会增加。相较而言，一般的园艺活动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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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基础 2.1. 注意力恢复理论 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一个人注意力集中的能力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长时间注意力高度集中会引发情绪激动，工作失误等。自然是人类进化的环境，天生迷人，因此不需要使用定向注意，自然环境可以促进人们疲劳精神的恢复(Scopelliti & Vittoria Giuliani， 2004)。该理论阐释了自然环境有利于注意力集中的原因，并且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实验验证(谭少华，郭剑锋，赵万民，2010)。 2.2. 压力缓解理论 压力缓解理论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和生理具有积极影响，可以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从而避免注意力下降。特定环境的视觉特征会引发特定的审美、情感响应，情感功能。安宁愉悦的自然环境(甚至自然影像)会对人的注意力、情感、行为有积极的作用。因此，该理论认为自然环境通过减少个体感知到的压力间接恢复个体的注意力(谭少华，郭剑锋，赵万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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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现状 3.1. 研究发现 目前的研究集中在通过园艺疗法研究老年痴呆患者的情绪情感、心理健康，发现园艺疗法具备积极的效用(Volicer， Simard， Pupa et al.， 2006; Lee & Kim， 2008; Edwards， Mcdonnell， & Merl， 2013; Blake & Mitchell， 2016)。然而认知受损是阿茨海默病和相关痴呆症最早出现的症状之一，认知受损会对个人的整体健康和福祉产生深远影响。从轻度认知障碍发展为痴呆，其核心就是认知能力的下降(Anon， 2019)。因此有必要对认知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重点介绍。 Pedrinolla等研究者(2019)对参加了为期6个月园艺疗法的163例中度痴呆患者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评估认知状况，发现得分相差近2分，患者认知能力得到了改善。有综述性研究针对园艺疗法对认知功能影响的对照试验进行元分析，结果表明园艺疗法显著改善了认知功能。除此以外，社会隔离是痴呆症的前兆或者一部分，社会隔离可能导致认知活动不活跃，表现为认知下降速度更快(Molano， 2017)。园艺活动为老年痴呆症患者提供了延续原有技能和爱好、回忆和感官刺激的机会(Jarrott， Hye， & Relf， 2002)，患者可以更多地与人交流、合作，增加了其人际交往的机会和范围，通过相互分享和交流园艺活动中的经验和收获。除了一般的人际关系，美国堪萨斯州州立大学心理健康机构认为园艺疗法可以通过治疗师与病人之间分享对植物的经验，互动所创造出来的环境有助于调解病人的神经官能障碍。多项研究表明园艺活动似乎增加了痴呆症患者及其周围人群的社会互动数量(Jarrott & Gigliotti， 2010)，当植物和园艺作为谈话和回忆的提示时，这些互动显得特别积极。这段时间被描述为积极的、愉快的、与他人享受的时间(Blake & Mitchell， 2016)。 园艺疗法的活动形式可以提供丰富的刺激，使社交互动成为可能，改善患者的身体和认知功能，具有积极的治疗效用(Hewitt， Watts， Hussey et al.， 2013; Thelander， Wahlin， Olofsson et al.， 2008; Park， Yamane， & Yamaki， 2008; Jarrott & Gigliotti， 2010)。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当代医疗保健系统应该将园艺疗法视为改善患者认知功能的重要干预措施，政府和决策者应该将园艺疗法视为预防认知障碍人群认知功能下降的重要工具(Tu & Chiu， 2020)。 3.2. 研究问题 虽然园艺疗法本身至今已有数百年发展历史，但通过园艺疗法进行老年痴呆症的认知干预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显示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数量不足。我国相关研究数量非常有限，美国、英国等老龄化更突出的国家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近些年也开始关注这一趋势，但我国大陆地区却鲜有相关的研究作为参考(Goto et al.， 2016; Barrett， Evans， & Mapes， 2019; de Bruin et al.， 2020; Yoo & Lee， 2020)。作为世界上老年痴呆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我国迫切地需要开展相关的研究，发展和推广非药物治疗手段，提升患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降低老年痴呆患者护理的费用，为家庭和社会减轻负担。 第二，研究方法不严格。一些研究者在进行综述时发现，部分研究的方法质量不高，主要体现为被试数量少且缺乏较大规模随机对照的研究(Wang & MacMillan， 2013; Tournier & Posta， 2014; Kim， 2020)。由于方法学问题，报告质量水平不高且存在异质性，使得园艺疗法的研究证据不足，但不排除园艺疗法可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有效方法(Kim， 2020)。 第三，研究深度不够。针对老年痴呆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园艺疗法对老年痴呆患者认知神经机制影响的研究较为匮乏。老年痴呆的生理改变主要体现在大脑重量、大小和突触密度降低，导致突触活动和复杂性降低；神经营养因子表达减少，特别是海马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表达减少；海马、黑质、纹状体通路和丘脑中的神经递质减少，海马中的变化尤其明显；神经发生减少，特别是在齿状回(Burgener， Jao， Anderson， & Bossen， 2015)。如果研究可以证明园艺疗法在认知神经层面减缓痴呆症状，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其作用的机制，为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信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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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研究展望 4.1. 关注园艺疗法对轻度老年痴呆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依据老年痴呆患者中阿尔兹海默症群体的临床发展过程(Alzheimer’s and International， 2018)，早期临床特征主要有：失忆(无法记起人名、地点、事件等)、语言问题(想不起某个词、经常拼错词语等)、难以做简单的事情(上厕所、洗澡等)、时间空间障碍(迷失方向、看不懂时间等)；中期会出现更深的认知障碍(偏执妄想以及睡眠问题等)；最后会出现非认知上的症状，如情绪障碍和行为变化(抑郁等)。这提示研究者未来可以将研究重点放在园艺疗法对于早期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上，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认知功能受损是老年痴呆患者的主要特征，有必要重点研究和改善这一方面；第二，园艺治疗要求患者具备基本的行为活动、人际相处能力，因此更适用于早期的老年痴呆患者，对于中期和后期的患者可能治疗作用不足。 4.2. 关注园艺疗法对轻度老年痴呆患者大脑结构的改变 大脑可塑性被描述为大脑改变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以允许中枢神经系统获得新的信息，学习新的技能，建立新的神经元网络来响应环境刺激，并从脑损伤中恢复。虽然可塑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但目前的文献表明，老年大脑的神经可塑性不会消失。有研究证明一些外部刺激可以抵消衰老和痴呆相关病理的影响，从而增强可塑性并保护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Mora et al.， 2007)。园艺治疗中涉及的丰富多样的刺激(例如，身体活动、认知刺激活动、社会参与、环境丰富)是认知功能的保护性因素，通过园艺疗法或可改变老年痴呆患者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园艺疗法对轻度老年痴呆患者大脑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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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四史”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来源于“四史”教育的政治性，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培养和强化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和培育科学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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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 [ 1 ]。新时代开展“四史”教育，对整合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巩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理清历史脉络，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进而强化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完善社会主义信仰体系具体建设性作用。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以“四史”教育推动意识形态建设，有利于丰富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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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四史”教育的内涵与本质 “四史”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当中，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四史”教育不同于其他的历史教育，其特殊意义在于所承载的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政治文化积淀，带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价值取向，对统领全民族向心力和提高文化自信心尤为关键。“四史”教育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课题，审视“四史”教育的内涵和本质，对于发挥“四史”教育的功能，推动“四史”教育朝着科学化、理论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是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积极组织建党活动。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弱小逐步走向强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近百年的“三座大山”，实现了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变革。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华丽的篇章。 2.2. 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党和人民一同攻坚克难、艰苦创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实践和成功案例。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积贫积弱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根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和贡献。 2.3.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推进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历史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是人类发展史上独特而又重大的创举。我国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折，在推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伴随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并由此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 2.4. 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交相辉映 “四史”中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时间跨度最长的，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为了从源头上明晰社会主义从哪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只有追根溯源，才能更深入理解中国是怎样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融汇在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中，深入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以更加宏观的视角解读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彰显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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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四史”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 3.1. “四史”教育作为具有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教育，其教育的目的带有明确的政治性 旗帜鲜明讲政治，从历史中了解党的发展历程，明确党的执政地位，继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政治属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当下，是“四史”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四史”教育的政治性决定了“四史”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意识形态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导” [ 2 ]。“四史”教育是党领导下的文化教育事业，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范围广、程度深、内容精等特点，对统筹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现实意义。 3.2. “四史”教育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承载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党的领导是“四史”的灵魂，近百年党的光辉历史和文化传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党的文化话语体系，确立了“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推动各领域统一战线，蕴含着全民族的价值追求。新时代开展“四史”教育，重温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有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向导，对唱响时代主旋律，整合意识形态资源，提高辨别和抵制不良意识形态影响的能力，构建更加坚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软实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