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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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试验现象 构件在加载初期，材料基本处于弹性状态，荷载–位移曲线基本呈直线上升；当荷载加至15~20 kN时，构件开始发出较为明显的开裂声音，同时荷载–位移曲线不再保持直线变化；最终箱型梁构件主要呈现三种破坏形态，第一种为梁底受拉破坏，图3(a)，典型试件为XL3、XL4、XL7；第二种为腹板和翼缘均发生受拉破坏，图3(b)，典型试件为XL5、XL6、XL8，这些试件的主要特征为翼缘板较薄且同时腹板也较薄，当试件承受荷载时，胶缝连接处有较大的正应力，且随着荷载的增加，挠度逐渐增大，试件梁下部线条被不断拉长产生较大形变，从而导致腹板被拉裂；第三种为腹板与翼缘交界处错层，图3(c)，典型试件为XL1、XL2，这两个试件的主要特征为翼缘较厚，当试件承受荷载时胶缝连接处产生较大的剪应力，从而导致胶结失效，出现错层；图3(d)，实心梁构件的破坏形态则为脆性受拉破坏。 图3. 构件破坏形态 3.2.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列于表3。其中包括构件开裂荷载，极限荷载，极限挠度与计算所得的抗弯弹性模量。所有试件的荷载–位移曲线见图4。 从图4中可以分析，试件的破坏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内试验梁基本呈现出完全线弹性工作状态，挠度增长速率稳定。到达第二阶段时，梁表现在为弹塑性工作状态直至破坏。随着荷载的增长，试验梁刚度逐渐退化，挠度增长明显，此时梁内部木纤维已经逐步产生损伤，发出细碎的撕裂声。随着外荷载的增加，裂缝持续发展，试验观察分析，一旦木纤维拉断声响变得密集，梁很快便形成肉眼可见的裂缝，并迅速贯穿受拉区跨中底板，造成脆性破坏。对于大部分梁试件而言，完全弹性工作阶段可以持续达到破坏荷载的80%左右，且梁进入第二阶段时虽然荷载–位移曲线斜率有所减小，但是并不十分明显，可见其刚度退化不多，典型代表有XL3、XL4、XL5、XL6、XL8。对于少数梁而言，由于存在初始缺陷，在进入第二破坏阶段之后曲线斜率明显减小，挠度增长速度快，刚度大幅度退化，典型代表有XL1、XL2、XL7。 Table 3 Test result 编号 I × 10 7 (mm 4 ) P cr (kN) P u (kN) ω (mm) E (MPa) XL1 2.67 19.17 29.51 47.35 8155 XL2 2.64 17.32 28.37 45.11 8318 XL3 2.51 17.62 26.83 35.89 10409 XL4 2.45 16.29 26.02 37.02 10029 XL5 2.26 15.36 22.42 34.22 10136 XL6 2.15 16.30 21.57 35.37 9922 XL7 2.45 17.69 24.85 49.95 9738 XL8 2.45 18.82 28.91 27.74 10444 SXL 2.81 20.46 42.14 53.38 9805 表3. 试验结果 注：I—试件截面惯性矩，P cr —开裂荷载，P u —破坏荷载，ω—挠度，E—弹性模量。 图4. 荷载挠度曲线 3.3. 腹板厚度对抗弯性能的影响 通过XL1与XL2、XL3与XL4、XL5与XL6的试验结果进行腹板厚度对于箱型梁抗弯承载能力影响的分析见图5。 图5. 不同腹板厚度构件荷载–位移曲线对比图 相同翼缘厚度、不同腹板厚度的箱型梁构件的荷载位移曲线形状以及平滑程度基本相同，且LVL箱型梁抗弯刚度随着腹板厚度的减小而减小，随着箱型梁腹板厚度的减小，试验梁的极限承载能力减小，其减小幅度较小，对比XL1与XL2、XL3与XL4、XL5与XL6，其减小幅度分别为：3.9%、3.0%、3.8%。抗弯刚度在初期基本维持稳定不变，随着荷载的增加逐渐减小。 3.4. 翼缘厚度对抗弯性能的影响 通过XL1、3、5与XL2、4、6的试验结果进行翼缘厚度对于箱型梁抗弯承载能力影响的分析见图6。 图6. 不同翼缘厚度构件荷载–位移曲线对比图 相同腹板厚度、不同翼缘厚度的箱型梁构件的荷载应变曲线形状以及平滑程度基本相同。随着箱型梁翼缘厚度的减小，试验梁的极限承载能力减小，其减小幅度相对较大，对比XL1与XL3与XL5、XL2与XL4与XL6，其减小幅度分别为9.0%与14.9%、8.3%与15.7%，从整体趋势而言，箱型梁的抗弯刚度会随着翼缘厚度的减小而减小；抗弯刚度在试验初期基本维持稳定，随着荷载的增加逐步出现刚度退化的情况。对于XL2而言，在试验初期其抗弯刚度就与XL4的抗弯刚度相差不多，这是由于XL2节点处存在初始缺陷，导致其抗弯刚度的退化。 3.5. 跨度对抗弯性能的影响 通过XL4、7、8的试验结果进行不同跨度对于箱型梁抗弯承载能力影响的分析见图7。 图7. 不同跨度构件荷载–位移曲线对比图 相同空心率、不同跨度的箱型梁构件的荷载位移曲线形状基本相同，但抗弯刚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上图可以看出，随着箱型梁跨度的增大，试验梁的抗弯刚度将减小，对比XL8、XL4、XL7，其减小幅度分别为4.0%和2.9%；XL7的抗弯刚度最小，XL4次之，XL8最大。由此可见，箱型梁的抗弯刚度会随着跨度的增大而减小，相较于XL8，XL7的抗弯刚度减小53.3%，XL4的抗弯刚度减小33.4%。 3.6. 箱型梁的平截面假定 图8. 典型箱型梁跨中截面承受荷载与应变的变化关系图(XL4) 随着外荷载的逐渐增加，LVL箱型梁跨中的挠度变形逐渐增加，梁截面的应变同样逐渐增大。各级荷载作用下的LVL箱型梁跨中截面上应变沿截面高度的分布示意图如图8所示。由图可知，在加载过程中，随着荷载的增加，LVL箱型梁跨中截面上的应变沿高度基本保持线性比例关系，符合平截面假定。图中可知，试件接近破坏时，受拉区木纤维的最大拉应变达到了4000 με左右，受压区木纤维的最大压应变达到了4300 με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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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理论分析与讨论 4.1. 挠度计算 挠度是结构正常使用极限设计的重要参考指标。木材由于其抗弯刚度较其他材小，往往当其达到限定挠度时其极限承载力还远未达到，因此在进行箱型梁结构设计的时候，挠度变形控制应作为重要设计要点。 LVL箱型梁挠度计算公式为： ω x = 23 P a 3 48 E I (1) 式中： ω x ——理论挠度；P——弹性阶段的承载力；a——加载点到支座的距离，本文中为1/3；EI——构件抗弯刚度。 根据木结构设计规范中表4.2.7的规定，木结构中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为1/250。表4中， ω 表示挠度实测值， ω x 表示理论挠度。根据式(1)推算出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构件的承载力P，并从荷载—挠度曲线中找到P所对应的挠度值即为在正常使用阶段的试验挠度值 ω ，得到 ω x / ω 的值。 表4为箱型梁挠度规范允许值与实测值对比，从表4可以看出，箱型梁的试验挠度与理论挠度吻合良好，其误差控制良好均在10%以内，能够满足实际工程的需要。 Table 4 Deflection measured values and allowable values of specification 编号 ω (mm) ω x (mm) P (kN) ω x /ω XL1 7.56 10.8 8.37 1.43 XL2 8.67 10.8 8.27 1.25 XL3 7.72 10.8 7.87 1.40 XL4 8.76 10.8 7.68 1.23 XL5 8.92 10.8 7.08 1.21 XL6 7.67 10.8 6.74 1.41 XL7 12.31 12.0 8.53 1.52 XL8 7.89 9.6 6.82 1.22 SXL 10.64 10.8 8.81 1.02 表4. 挠度实测值与规范允许值 4.2. 极限承载力计算 LVL箱型梁的破坏形式呈现为脆性破坏，主要由木纤维拉断所导致，因此本文中LVL箱型梁极限承载力采用极限应变法进行计算分析。在计算中假定构件符合平截面假定，且假定木材受拉时为理想的弹性体，受压时为理想的弹塑性体，采用的胶合木材本构模型 [ 24 ] 见图9，则其应力应变关系如式2、3所示。 受压区： σ c = { E ε c ，       0 ≤ ε c ≤ ε ce f ce ，       ε ce ≤ ε c ≤ ε cu (2) 受拉区： σ t = E ε t (3) 图9. 胶合木材应力–应变曲线 箱型梁受弯时，若其到达破坏时一直保持在线弹性状态，受压区高度 h c = h 2 ，则极限弯矩： M u = W f tu (4) 若箱型梁破坏时已经进入塑性状态，则其截面的应力应变分布见图10。 图10. 实心梁截面的应力应变分布示意图 图中：h c 为梁受压区高度、h p 为梁塑性受压区高度。将梁截面划分为塑性受压区、弹性受压区、受拉区三段，并引入高度系数，分别为 α 、 β 、 γ ，则塑性受压区高度为 α h ，所产生的拉力为F 1 ；弹性 受压区高度为 β h ，所产生的压力为F 2 ；受拉区高度为 γ h ，所产生的压力为F 3 。令 m = ε tu ε cu = f tu f cu = γ h β h 。 { F 1 = f cu ⋅ δ ⋅ b F 2 = f cu ⋅ ( α h − δ ) ⋅ 2 d F 3 = 1 2 ⋅ f cu ⋅ β h ⋅ 2 d F 4 = ( γ h − 2 δ + δ 2 γ h ) ⋅ f tu ⋅ d F 5 = f tu ⋅ δ ⋅ b − f tu ⋅ b ⋅ δ 2 2 γ h (5) 由力及截面力矩的平衡求得箱型梁极限弯矩为： M u = F 1 ⋅ ( α h + β h − 1 2 δ ) + F 2 [ β h + 1 2 ( α h − δ ) ] + F 3 ⋅ 2 3 ⋅ β h     + F 4 ⋅ 2 3 ( γ h − δ ) + F 5 ⋅ [ γ h − 3 γ h ⋅ δ − 2 δ 2 3 ( 2 γ h − δ ) ] (6) 将LVL箱型梁极限弯矩计算值M u 与试验实测值M相比较(表5)，可以看出，梁极限弯矩计算值与实测值较为吻合，误差范围为仅有2.3%~4.8%，证明此理论公式适用于LVL箱型梁的设计模型。 Table 5 Comparisons between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ultimate bending moment 编号 m M u (kN∙m) M (kN∙m) M u /M XL1 1.008 13.76 13.28 1.037 XL2 0.979 13.38 12.77 1.048 XL3 0.975 12.44 12.07 1.030 XL4 0.969 12.16 11.71 1.038 XL5 0.905 10.32 10.09 1.023 XL6 0.916 9.99 9.71 1.030 XL7 1.028 12.81 12.43 1.031 XL8 0.957 12.02 11.56 1.040 表5. 极限弯矩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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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通过控制箱型梁腹板厚度、翼缘厚度、跨度的变化设计了八根箱型梁和一根实心LVL梁，并对其进行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从试验结果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各箱型梁试件在加载过程中出现响声的荷载相差不多，基本都处于15 kN~20 kN之间，箱型梁出现响声之后不久试验梁即将破坏；实心梁达到响声荷载之后试验梁仍然能够持续承载一段时间才至破坏荷载。对于箱型梁而言，其翼缘厚度对于承载力的影响比腹板厚度对于承载力的影响更大；当箱型梁截面尺寸固定时，随着箱型梁跨度的增大，试验梁的抗弯刚度将减小； 2)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当其达到受弯极限承载能力，出现梁底受拉破坏时，其挠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规范所规定的允许挠度值，达到了允许值的3~5倍。分析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破坏值与承载力极限状态破坏值的比值P/P u ，对比不同跨度的箱型梁，发现跨度越大，P/P u 值越大；对比箱型梁和实心梁，发现同跨度下实心梁的P/P u 值远大于箱型梁，说明箱型梁较实心梁而言能够更大限度的利用材料的性能。 3) 结合试验现象和荷载位移曲线，发现箱型梁设计中，腹板和翼缘厚度取值非常重要，合理的取值范围将大大提高箱型梁受弯性能；试验发现，当翼缘厚度取为1/5h、腹板厚度取为1/3~5/6δ时，箱型梁的抗弯弹性模量较大，破坏形态也更符合常规木构件的破坏形态，具有较好的受弯性能。 4) 在计算中发现，抗拉强度与抗压强度的比值m大致会随着空心率的增大而减小，可见空心率的大小会影响着箱型梁内部的应力分布。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旋切板胶合木箱型梁拥有较好的受力性能及较高的利用率，是一种能够适用于建筑结构的工程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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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相比，我国在教育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亟需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和如何保障教育公平近年来一直是社会热门话题。本文结合近五年的国家数据年鉴(2014年~2018年)，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两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对东西部的教育经费、学校设施、师资力量和弱势群体教育机会等进行对比分析。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基于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从经济、政策和社会这三方面对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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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和社会都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关注人的发展就需要关注教育的发展。教育公平不仅是教育领域的研究话题，也是社会公平的子概念，在现有的关于教育公平研究中，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公平是相对的和客观的，教育公平的内涵和特征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教育公平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反映，其核心原则是教育机会均等 [ 1 ]。 西方社会对教育公平的研究起步很早，已经深化到教育质量和教育结果的高度上。科尔曼认为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无限接近的机会均等，并不是绝对的均等；胡森将教育机会均等的内涵总结为起点均等论、过程均等论和结果平等论 [ 2 ]，麦克马洪在讨论教育公平问题时强调教育公平不仅需要关注同一时代的，还需要关注代际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公平成为社会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重点话题，现有的研究已经从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基于近年来有关教育公平的有关研究，结合国家数据年鉴，从经济、政策和社会因素这三方面对教育不公平现象和原因进行剖析，并从经济、政策、社会这三个维度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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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教育不公平的原因探析 3.1.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东西部教育差距的拉大 据国家统计网统计的GDP数据中，2019年，前5名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均为东部地区，而排名后三名的分别是宁夏、青海、西藏。东部与西部的整体贫富差距依旧存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免除了学杂费，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依旧存在多一个人在家就多一个劳动力的观点，并且有些贫困人家依旧无法承担上学的几百元费用。老少边穷地区适龄子女的入学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控辍保学”的标语在西部山区依旧随处可见。经济原因甚至成为西部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拦路虎，早点步入社会、早点为家庭减轻负担的心声使得这群孩子被迫中止学业。 3.2. 城乡发展差异导致了城乡教育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教育质量，近年来，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聚心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学校标准化建设、教育帮扶、教育创强、教师支教、城乡互助共同体等一系列措施，努力改善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基本解决了乡村孩子的入学问题 [ 10 ]。虽然乡村学生的入学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其与城市学校的差距依然存在，这种差距既表现在办学条件上，又在教育理念、教育管理、师资力量、校园文化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说，城乡教育的差距说到底就是教育软实力的差距。 3.3. 政策执行不到位阻碍了教育公平 教育政策执行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经费投入不均方面，近年来，义务教育经费是都是从政府财政经费中支出，由政府统筹管理，并且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按比例进行分配，而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条件比较落后的贫困地区分配的财政拨款有限，只能维持的日常运转，在改善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缺少足够的支持。基层政府领导由于对其承担的责任认识不到位，依赖于市场在经济中的调节，导致教育经费投入不均问题严重，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普通群体教育和弱势群体教育之间的差距形成了马太效应，严重阻碍着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3.4. 重男轻女思想等社会因素的阻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性别不平等，部分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依旧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直接导致男女生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一些家庭甚至会剥夺女性的受教育权。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5岁及15以上的文盲人口种，男性占比2.52%，女性占比7.29%。在受教育程度统计表中，我国未接受完义务教育(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共291，456人，其中男性占46.6%，女性占53.4%；未能接受初中教育的女性比男性多13.4% [ 8 ]。可见与男性相比，我国女童教育依旧存在低入学率、高辍学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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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导向，并且同属社会公平范畴，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对教育理想的美好追求 [ 11 ]。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教育投入与教育质量的关系，据研究表明，教育与教育质量之间呈正比 [ 12 ]，这就要求政府首先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就国库司最新的数据统计，2019年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8，874亿元，其中教育科目支出34，913亿元 [ 13 ]，占比约14.6%。相比2012年财政性支出达到4%是一个质的提升。其次，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大环境，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将适龄儿童接受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作为目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特别要以大力提高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教育水平为重心，进一步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大环境就需要切实解决好城乡教育的不平等，社会需要构筑关心关爱农村教育的良好氛围。还要为农村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扶贫工作是精准扶贫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发挥着“授人以鱼且授人以渔”的长效扶贫功能，是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有效手段。教育扶贫已经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重要的获致性特征，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 14 ]。 另外，需要完善相关法规保障教育公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可以帮助学校建设、引起设备和加强教师培训，但是对于改变贫困学生的家庭却微乎甚微。可以建立健全更完善的法规，加强对贫困学生的补助，缓解家庭的教育压力；其次，针对贫困地区的入学分数线可予以自主划线的优惠政策，教育条件落后的农村和西部地区要想在短时间内赶上非常困难，教育公平强调相对性，对教育落后的地区实施补偿性的原则更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为了均衡这种教育不公现象，我们应当对落后地区的学生给予一定的高考加分或者按照一定比例的录取名额；另外，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教育也是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个重点，各地政府根据当地残疾人数量和分布，开设特殊学校，增加普通高校对残疾学生的录取名额，让更多残疾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大力扶持特殊教育教育学院，保证师资力量，为残疾人提供更系统全面的教育 [ 15 ]。解决好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贫困儿童、孤残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入学问题，保证所有儿童都能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最后，社会媒体应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中央的教育经费和地方财政拨款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满足落后地区和残障学生的教育发展需求。这就需要社会的力量。社会上基金会的捐助、企业和个人的捐助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的不足，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我们需要将这种正能量持续传播并放大。媒体可以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进行专题报道，甚至可以拍成纪录片进行网络推广，将弱势群体的生活学习情况带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的关注。在信息化的时代中，正确的舆论宣传是公益资助的眼睛，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并促使教育公平。 总之，我国中小学教育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方面存在教育不公的问题，教育更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息息相关，只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改进乡村教育、振兴西部教育等多方面共同着手，一定能够推进我国教育公平建设，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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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社交焦虑是目前常见的焦虑形式之一，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出发，梳理发现社交焦虑者对于自我的感知方式和认知评价更加消极，情绪体验也以消极情绪为主，行为更倾向于回避，且更可能产生病理性行为。目前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方法主要集中在注意偏向训练、网络认知行为治疗和团体心理辅导，未来可进一步探明社交焦虑者的内隐自我态度和外显自我态度的差异，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机制也需要引起重视，并且可从内隐自我态度的角度进行社交焦虑的干预研究。 关键词 :社交焦虑，自我态度，干预，内隐态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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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 SA)是最常见的焦虑形式之一(Fernández， Pedreira， Boccia， & Kaczer， 2018)，指不合理的和过分的惧怕人际互动以及自己在社交场合的表现，具体体现为在社交场合中强烈的紧张不安、苦恼的情绪体验以及回避社会交往的行为倾向(潘朝霞，张大均，潘彦谷，胡天强，2018)。社交焦虑进一步发展，进而损伤个体的社会交往功能，称之为社交焦虑障碍。社交焦虑现象在人群中普遍存在，有调查显示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占总数的16.4% (李朝霞，杨孝，2008)。联合国2010年调查显示，焦虑障碍的流行率高达73% (Jorm， Patten， Brugha， & Mojtabai， 2016)。由于社交焦虑现象在人群中的高发生率，其带来的对心理健康的负性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正是由于社交焦虑的普遍性以及危害性，使得在了解社交焦虑的形成与维持基础上，寻找社交焦虑的干预方法变得更加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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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社交焦虑者的自我态度 2.1. 自我态度的概念及其测量方式 自我态度是个体将自我作为评价对象，从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方面来表达自己的心理倾向。拥有积极的自我态度的个体往往在社交情境中能有更多的积极体验。自我态度是个体对自己的态度。态度是通过评价特定主体的喜恶程度表达出来(Eagly & Chaiken， 1995)，其分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学者吴明证(2005)认为内隐态度是无意识的、自动激活的；而外显态度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约束，所以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们对态度对象的反应可否进行自我意识与自我识别。 当前对自我态度的测量因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的性质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外显态度指人们对某件事情表达自己的想法、观点，这种想法与观点是受个人意识控制的，经过了人们的自我反思。对于外显态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自我报告的形式，也有通过观察个体外部的生理指标，如心率、呼吸等来推断人们对事物的态度。由于外显态度会受个体认知与环境的影响，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内隐态度。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是研究内隐态度的经典范式之一。这一范式是由Greenwald，McGhee和Schwartz (1998)提出。IAT测验是一个反应时任务，反映了记忆中概念之间的联系强度。它的基本原理是：当概念刺激和属性刺激联系的较为紧密时，被试对它的反应会比较一致且反应时也较短；相反，当这两个概念刺激联系不太紧密时，被试对它的反应会出现不一致，因此整个反应的反应时也会延长(Levey & Martin， 1975)。 2.2. 社交焦虑者自我态度的特点 社交焦虑者自我态度的突出的特点为其对自我的负性评价多。态度的ABC模型指出，态度包含了情感(Affective)、行为(Behavior)、认知(Cognitive)三个成分(Baron et al.， 1988)，因此，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对社交焦虑者的自我态度进行介绍。 认知成分反映的是对特定对象的评价信念或感知方式，高社交焦虑者在对刺激的注意分配中存在注意偏向，对威胁性社会刺激的注意分配不同于中性刺激(Mogg & Bradley， 2018)，自尊感更低，对自我是否有价值会采取更消极的态度，自我接纳水平更低(张伟玲，2016)。此外，研究发现自我浸入式反思和自我聚焦冗思内容能引发高强度社交焦虑水平(李莹，毕重增，2020)，因此，高社交焦虑者会将注意资源集中在自身，引发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并将事件结果进行内归因。 情感成分体现的是特定对象的自身感受与内在情感，焦虑本身就是一种负性的情感体验，高社交焦虑者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李朝霞和杨孝(2008)对湖北省两所高校大学生进行交往焦虑量表测验发现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得分明显高于常模；高社交焦虑者会有更高的负面评价恐惧，会体验到更多的恐惧情绪(彭顺等，2019)。 行为倾向成分指主体的行为准备和行动意图与实际的、外在的行为不同，社交焦虑水平更高的个体，会有更低的人际信任，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社会排斥，以及更多的社交回避行为(贾彦茹等，2019)，而且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网络过度使用存在显著正相关(彭顺，张湘一，张红坡，胡祥恩，2020)，因此，高社交焦虑者更倾向采取消极的社交应对方式。 可见社交焦虑者在对于自我的感知方式和认知评价更加的消极，情绪体验以消极情绪为主，行为更倾向于回避，且更可能产生病理性行为。 2.3. 社交焦虑者自我态度的理论解释 对于社交焦虑者的自我态度，Rapee和Heimberg (1997)提出了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来解释社交焦虑者的认知过程和行为表现。该模型认为，在社交情境中，社交焦虑个体会将自己作为对象加以认识，以形成自我心理表征，同时会将另一部分注意力投注到外部潜在的威胁性信息中。使社交焦虑症状得以持续和恶化的，正是对自我表征的关注以及对外界威胁性信息的关注。在收集完外部和内部的信息后，社交焦虑个体会将自己的行为表现和他们所认为的他人对自己的期待相比较，并认为自己达不到他人所期待的标准，从而产生更加强烈的焦虑症状。 该模型从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外界环境的认知两个角度解释了社交焦虑的产生和维持的原因，目前对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以及干预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在对外界环境的认知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负面评价恐惧等因素(彭顺，汪夏，牛更枫，张红坡，胡祥恩，2019)；而在对自我的认知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自尊、注意偏向等因素(张亚利，李森，俞国良，2019；赵鑫，张鹏，陈玲，2014)，很少有研究者从自我态度的视角来看待社交焦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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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社交焦虑者自我态度的干预 目前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方法有很多，其中涉及改善社交焦虑者自我态度的干预方法主要集中在注意偏向训练、网络认知行为治疗和团体心理辅导等，除此之外，还有个体咨询的方法。 3.1. 注意偏向训练干预社交焦虑 注意偏向训练(Attentional Bias Training)是对个体的注意偏向加以改变或矫正的系统化训练程序(Schmidt， Richey， Buckner， & Timpano， 2009)。研究发现注意偏向训练不仅可以缓解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临床症状，还能有效降低普通人群的社交焦虑水平和压力环境下的焦虑唤醒(Schmidt et al.， 2009)。更重要的是，注意偏向训练是基于电脑操作，其成本低廉容易推广且无药物副作用，可以成为社交焦虑人群干预的重要手段(邢采，杨苗苗，2013)。注意偏向训练对社交焦虑干预的有效机制在于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解除(Heeren， Lievens， & Philippot， 2011)，对于其中的具体机制，赵鑫等(2014)指出注意偏向训练最可能是引导被试形成了对威胁性刺激注意解除、注意再分配和注意再解除的循环注意加工系统，进而使被试的注意不断由威胁性刺激转向非威胁性刺激来减缓社交焦虑。 3.2. 网络认知行为治疗干预社交焦虑 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治疗(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CBT)可以为没有机会接受有效治疗的社交焦虑个体提供有效的干预(Andrews et al.， 2018)。ICBT已经发展成为常见的治疗SAD的心理治疗方法，其疗效得到国内外研究结果的支持(陈雪，李敏，何璐娜，尚进，王忆军，2012; Kishimoto et al.， 2016)。关于网络认知行为治疗对社交焦虑的有效机制，温旭等人(2020)就发现有支持小组的ICBT对低领悟社会支持个体干预效果更好，而无支持小组的ICBT对高领悟社会支持个体干预效果更好，验证了社会支持在ICBT干预社交焦虑中的作用。缑梦克等人(2019)从文化视角强调了ICBT在我国应用时应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并强调要注重文化因素(如羞耻等)开发出针对性更强的ICBT课程。 3.3.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社交焦虑 团体辅导，全称表述为团体心理辅导，是心理辅导的一种形式。樊富珉(2005)在研究中指出“团体辅导”这一概念，它指向更多的是人际交互作用，在活动整体创造的氛围和结构下，自我观察、自我学习、认识自我、改善人际关系并探索自我发展之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社交焦虑的有效性在不同类型的团体辅导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证明，郑秋强和罗越昕(2019)选用大学生被试验证了音乐治疗团体辅导可以减缓个体焦虑情绪，同时对改善个体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效果；邬思亮等人(2019)发现接纳承诺疗法团体心理辅导可能有助于降低社交焦虑大学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及经验性回避。黄海量等人(2015)通过元分析验证了团体辅导治疗大学生可以增强有网络依赖大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改善其强迫与焦虑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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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综上，社交焦虑作为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心理机制及干预方法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社交焦虑者的自我态度方面有着突出的特点，在认知、情绪以及行为方面会有更多的消极体验。目前社交焦虑的干预方法形式多样，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社交焦虑者的自我态度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明，尤其是对其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比较。虽然前面已经论述了社交焦虑者在自我态度上具有典型的负性倾向，但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作为态度的两种不同成分，社交焦虑者的内隐自我态度和外显自我态度是否有区别，这两种态度对于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又是否有所不同，这些也是值得去探讨的，并且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 第二，对于社交焦虑的自我态度干预方法很多，但对于干预方法的有效性机制探讨却不多。无论是注意偏向训练，还是网络认知行为治疗，亦或是团体心理辅导，对于社交焦虑的有效性虽然都得到了研究证实，但对于有效性的内部机制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这对于进一步揭示社交焦虑的形成维持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帮助对比各种干预方法，找到更加高效便捷的社交焦虑的干预方式。 第三，社交焦虑的自我态度干预方法中，以内隐自我态度作为切入点的干预研究很缺乏。目前对社交焦虑的自我态度干预主要集中在对外显态度干预，达到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改善，而外显态度比较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干扰，选用内隐自我态度作为干预对象可能更有效。而且已有研究者使用评价性条件反射(Evaluative Conditioning， EC)作为改变个体的内隐态度的实验范式(Weeks & Howell， 2012)，为社交焦虑的内隐自我态度干预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未来研究可作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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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物质资本与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关系，并分析感知压力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为制定有效改善大学生睡眠状况的干预措施提供思路。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广州市某医科大学52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物质资本量表、感知压力量表等进行调查。结果：受试大学生PSQI总分为(5.88 ± 2.83)，约22%的大学生存在睡眠问题(PSQI ≥ 8)；物质资本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感知压力，同时物质资本负向预测大学生睡眠问题，感知压力正向预测大学生睡眠问题。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说明感知压力在物质资本与睡眠问题间中介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08，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57.14%。结论：物质资本与感知压力是大学生睡眠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提升家庭物质资本及降低感知压力水平，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睡眠质量。 关键词 :物质资本，感知压力，睡眠质量，大学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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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晚期和成年早期的特殊时期和人生的转型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学生怀揣着成熟独立的期望，寻求新的社会角色，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学业、就业、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睡眠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较大(黄建双，2017；张孝义，闵思宇，王瑞乐，黄宝珍，杨琪，2017)。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中国人睡眠质量及科普报告》显示，中国人群中有38.2%的人存在着睡眠问题，其中大学生作为睡眠问题的高发人群，睡眠问题的发生率高达42.90% (宋海龙，2013)。研究表明，长期的睡眠障碍会导致大脑及机体功能紊乱，引起神经衰弱、内分泌失调、记忆力和抵抗力下降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这些将会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产生不良的影响(陈彦，2015；徐妙哲，张丹丹，张红坡2016)。同时，睡眠质量也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晚睡、熬夜等不良睡眠习惯会增加患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疾病的发生机率(童萍，吴承红，2012)。近年来大学生“开夜车”、“修仙”、睡眠不足而猝死的新闻屡屡发生，这应当引起我们对大学生睡眠问题的充分重视。因此，进行大学生睡眠问题的相关研究，加深对当下大学生睡眠质量状况的了解，是必要且富有现实意义的。 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是衡量经济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家庭投资理论指出，物质资本丰富的家庭能够为个体成长提供充足的资源，能够为其身心健康提供重要保障，相反，物质资本匮乏则可能会导致个体成长过程中产生身心健康问题(张文新，王美萍，Fuligni，2006)。来自前人的大量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匮乏是引发大学生睡眠质量低下的重要危险性因素(韩悦，赵梦娇，2018；涂薇，夏春，2019)。例如，涂薇和夏春等人(2019)的调查研究发现，经历过物质资源少、生活环境差等早期贫困经历的大学生睡眠质量显著低于无早期贫困经历的大学生(杨秋月，王锋，胡丹丹，夏红芳，章进，张淑，朱长才，2011)。王慧慧、赵胜林等人(2017)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大学生对经济问题上的担忧和焦虑，容易对自身的睡眠产生不良的影响，导致不能够适时入睡，睡眠质量低等问题(王慧慧，赵胜林，2017)。类似的，杨秋月等人(2011)的调查结果表明，经济状况会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大学生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学费和生活费，长此以往会因过度压抑、紧张焦虑而影响到睡眠质量(戚东桂，刘荣，吴晓茜，庞静，邓江波，王爱国，2007)。基于以上文献，不难推断家庭物质资本与大学生睡眠问题存在密切关联，但两者之间是否还存在一些关键心理中介机制，目前尚未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感知压力可能是物质资本与大学生睡眠质量关联的重要中介变量。 感知压力是指个体对内、外部压力事件的主观感受，Lazarus和Folkman (1984)认为，个体感知压力产生的关键在于个体对客观刺激的评估和应对(Lazarus & Folkman， 1984)。教育研究者们提出，来自物质资本匮乏家庭的大学生们在承担着学习压力、人际压力、就业压力的同时，还承担着较大的经济压力，生活压力(严由伟，刘明艳，唐向东，林荣茂，2010)。较多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物质资本匮乏是大学生压力知觉的重要来源之一。例如，刘玉梅等人(2005)通过对河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60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研发现，来自贫困家庭大学生各种类别的压力感及总的压力感都高于非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其中排在首位的是家庭经济物质匮乏所造成的压力，包括因经济原因限制个人发展和家庭经济困难(刘玉梅，2006)。汪明春等人(2011)对500名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压力知觉紧张感维度和失控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城市的、非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汪明春，朱玉梅，2011)。王鹏程(2018)提出，家庭承担着更多的经济负担时，会导致大学生各方面的压力感知较多；农村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相对落后，会导致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压力感知水平大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尤其是在经济压力方面(王鹏程，2018)。据此，我们推测，家庭物质资本的高低与大学生压力知觉的高低具有直接正向关联。 另外。睡眠干扰过程理论指出，感知压力造成过度的情绪唤醒会引起大脑神经元异常兴奋，不利于睡眠。此外，压力感知增加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分泌，导致个体睡眠生理过程紊乱和睡眠结构改变，从而进一步导致大学生睡眠质量降低(陈芳蓉，2010；Brand， Beck， Kalak， Gerber， Kirov， Puhse， Hatzinger， & Holsboer-Trachsler， 2011；傅海虹，巴音贺希格，张媛，2014)。例如，李新宇等人(2019)对浙江某高校2806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睡眠质量与压力感知显著负向相关，进一步的回归效应检验表明压力感知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支持了“压力大，睡眠差”的生活经验(李新宇，魏新益，陈海德，高崚峰，李伟健，2019)。张妍等人(2014)对一个581名硕士生样本群体的研究发现，压力知觉较大的个体，其心理上感受到的困惑、威胁或挑战更大，更容易处于紧张或失控状态，引发大脑过度兴奋等强烈的心身反应，进而导致无法入睡或夜间易醒等睡眠问题的产生(张妍，李飞，王志寰，钟思嘉，史倩，2014)。徐慰等人(2013)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知觉到的压力，可能将其关注点带到过去或将来的持续担忧中，从而导致更多睡眠问题的产生(徐慰，张倩，刘兴华，2013)。 综上所述，物资资本与大学生感知压力存在显著负向相关，同时感知压力与大学生睡眠质量存在密切关联，本研究提出，感知压力在物质资本与大学生睡眠质量关联中的中介效应假设，探究物质资本、感知压力与大学生睡眠质量三者的关系(研究框架如图1)，为大学生的睡眠健康提供一定的启示意义。 图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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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采取线上问卷星和线下派发问卷等方法对广州市某医科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调查。共回收问卷530份，剔除缺失数据与极端异常数据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25份，有效应答率为99.1%。其中男生140人(26.7%)，女生385人；参与者中13.6%为大一学生，25.2%为大二学生，27.5%为大三学生，33.7%为大四学生；专业方面，16.8%的参与者为医学生，43.6%为理工科专业，39.6%为文科专业；年龄跨度为18~25岁，平均年龄为20.85 ± 1.2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睡眠质量问卷 采用Buysse等学者1989年编制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量表进行评定，由刘贤臣等人将其修订为中文版并在中国人群中验证具有良好信效度(Buysse， Reynolds， Monk， Hoch， & Al， 1991；刘贤臣，唐茂芹，胡蕾，等，1996)。PSQI量表采用18个自评条目对被试最近一个月的睡眠质量进行评定，包括主观睡眠质量、睡眠障碍、睡眠效率、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使用睡眠药物以及日间功能紊乱。每个成分按0~3分等4个等级进行计分，累计各成分的计分可得PSQI总分，分数范围为0~21分。以PSQI总分 ≥ 8作为睡眠质量问题的临界值，PSQI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2.2. 物质资本量表 采用由Griskevicius等人(2011)编制的物质资本量表，该量表由韩悦、赵梦娇等人(2018)在中国人群中进行验证(韩悦，赵梦娇，2018)。该量表共包含4个条目，分别为“我有足够的钱买我想要的东西”，“付账的时候我不需要担心”，“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的家庭有充足的钱”，“相比于学校的其他孩子，我觉得我比较富裕”。被试针对这4条陈述表达自己的赞同程度，采用1~7级计分，评分越高，表示其物质资本越高。本次研究中物质资本量表 Cronbach’ s α系数为 0.79。 2.2.3. 感知压力量表 采用由Cohen等人(1983)编制，王振等人(2015)年修订的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 (王振，王渊，吴志国，陈丹丹，陈珏，肖泽萍，2015)。该量表共10个题项，主要评估个体近一个月内失控感和压力程度。其中危机知觉因子包括6个消极描述的条目，应对能力知觉包括4个积极描述。每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 = 从不，5 = 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感知压力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3. 统计分析 首先采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核心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Pearson相关系数。接着采用Mplus 7.4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物质资本、感知压力与睡眠质量三者的中介路径回归系数。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对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95%置信区间(CI)。检验水准为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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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结果 结果表明，受试大学生PSQI总分为(5.88 ± 2.83)分，总体睡眠质量一般。以PSQI ≥ 8分作为睡眠问题的检出标准，约22%的大学生被检测出睡眠问题，其中女生睡眠问题检出率为25%，男生睡眠问题检出率为15%。女生的睡眠问题检出率略高于男生。对各睡眠问题的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24%的大学生主观报告较差或很差的睡眠质量；68%的大学生报告每晚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30%的大学生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入睡比较困难；76%的大学生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约5%的大学生报告睡眠效率较低；91%的大学生报告存在程度不等的日间功能障碍，通常包括白天困倦疲乏、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等表现；5%的大学生有使用催眠药物的情况。 3.2. 物质资本、感知压力与睡眠质量的相关分析 对物质资本、感知压力和睡眠质量三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物质资本与睡眠质量(r = −0.11， p < 0.01)、睡眠障碍(r = −0.11， p < 0.01)、日间功能障碍(r = − 0.11， p < 0.01)及PSQI总分(r = −0.11， p < 0.01)均为显著负相关，说明大学生家庭物质资本的情况越好，睡眠问题的发生率越低。同时，感知压力与睡眠质量(r = 0.29， p < 0.01)、入睡时间(r = 0.20， p < 0.01)、睡眠时间(r = 0.10， p < 0.05)、睡眠障碍(r = 0.23， p < 0.01)、催眠药物使用(r = 0.16， p < 0.01)、日间功能障碍(r = 0.42， p < 0.01)及PSQI总分(r = 0.38， p < 0.01)均为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学生压力感知程度越高，睡眠问题发生可能越多。最后，物质资本与大学生感知压力呈显著负相关(r = −0.19， p < 0.01)，说明大学生家庭物质资本越高，其报告感知压力水平越低。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and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material capital， perceived stress and sleep qualit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睡眠质量 - 2. 入睡时间 0.52 ** - 3. 睡眠时间 0.19 ** 0.08 - 4. 睡眠效率 0.23 ** 0.29 ** 0.33 ** - 5. 睡眠障碍 0.36 ** 0.32 ** 0.12 ** 0.16 ** - 6. 催眠药物 0.19 ** 0.16 ** 0.11 ** 0.16 ** 0.19 ** - 7. 日间功能障碍 0.40 ** 0.23 ** 0.16 ** 0.15 ** 0.28 ** 0.12 ** - 8. PSQI总分 0.73 ** 0.69 ** 0.45 ** 0.55 ** 0.58 ** 0.40 ** 0.63 ** - 9. 物质资本 −0.11 ** −0.02 −0.06 −0.04 −0.11 ** 0.03 −0.11 ** −0.11 ** - 10. 感知压力 0.29 ** 0.20 ** 0.10 * 0.07 0.23 ** 0.16 ** 0.42 ** 0.38 ** −0.19 ** - M 1.07 1.09 0.77 0.32 0.86 0.10 1.67 5.88 3.71 2.73 SD 0.69 0.91 0.61 0.62 0.57 0.47 0.88 2.83 1.45 0.51 表1. 物质资本、感知压力与睡眠质量的相关矩阵及平均数、标准差 注： * p < 0.05， ** p < 0.01。 3.3. 感知压力在物质资本与睡眠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检测物质资本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结果见图2。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c 2 /df = 5.04，CFI = 0.882，TLI = 0.848，RMSEA = 0.042。物质资本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睡眠问题[β = −0.12，p < 0.05]。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将压力感知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图3。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为：c 2 /df = 5.07，CFI = 0.855，TLT = 0.824，RMSEA = 0.049，模型拟合良好。由图3可见，物质资本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感知压力(β = −0.15， p < 0.01)、压力感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睡眠问题(β = 0.53， p < 0.01)。但物质资本与大学生的睡眠问题的直接预测效应发生明显下降(β = −0.06， p > 0.05)，说明感知压力变量的加入减弱了物质资本与睡眠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支持了感知压力在物质资本与睡眠问题间中介效应的存在。 采用无偏差校正Bootstrap法进一步对中介效应量进行验证，并评估95%置信区间，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为[−0.15，−0.02]，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说明中介效应成立，中介效应值为−0.08，占总效应的57.14%。 图2. 物质资本对睡眠问题的直接效应模型图 图3. 压力感知在物质资本对睡眠问题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Table 2 Bootstrap analysis of significance test of mediation effec 路径关系 间接效应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物质资本→压力感知→睡眠问题 −0.08* −0.15 −0.02 表2.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注：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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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近年来，大学生群体的睡眠问题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热切关注，本研究从家庭物质资本及感知压力角度，探讨大学生睡眠问题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大学生睡眠质量提供一定启示。本研究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睡眠问题的发生率为22%，这一结果与前人结果较为接近，说明大学生睡眠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徐妙哲，张丹丹，张红坡，2016；白雪，朱亚鑫，王子琪，王东博，曲波，2017)。另外，女生群体的睡眠问题发生率高于男生，研究者提出这可能与女生情绪波动较大，相比于男生更为多愁善感以及关注自身状态，也可能与女生特殊生理期对身体的不适影响有关(张尚孝，张勇，杨晓燕，宁丽，2016)。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睡眠问题。另外，物质资本还可通过感知压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其中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量的57.14%。 物质资本对大学生睡眠质量的直接预测效应表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其报告的睡眠问题越少，这与前人的研究发现一致(王慧慧，赵胜林，2017)。有研究者提出，来自物质资源匮乏家庭的大学生个体对负性事件的抗挫心理阈限要低于非物质匮乏家庭的大学生，更容易因为负性事件产生挫败感(周淼泉，2015)。同时，相比于物质资源匮乏的大学生，物质生活条件好的大学生拥有更丰富的生活资源，在面临决策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机会，遇到生活变故和困难时有更大的物质支撑和心理弹性。而来自物质资源匮乏家庭的大学生，由于物质层面的不足，常常会更难有效处理各种困难；也可能因为物质压力、兼职等情况导致生活质量下降，无法保证睡眠时间；因为渴求摆脱现状、寻求改变而过分苛求自己(李新宇，魏新益，陈海德，高崚峰，李伟健，2019；程兰，龚德英，祁红，2016)。面对这些众多的不利因素，贫困大学生的抗压和抗挫能力稍弱，就容易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的下降等睡眠问题发生。 这一结果提示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们，要切实关注家庭物质资源匮乏的大学生群体。因为物质资本匮乏，不仅仅是造成大学生睡眠问题质量低下的重要风险因素，睡眠问题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健康及情绪问题，这些问题积重难返，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学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物质资本匮乏大学生的帮助，需要从经济和心理两方面同时入手。首先，经济方面可以通过加大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发放力度与覆盖面，帮助物质匮乏大学生解除学业经济负担的后顾之忧，同时在学校各部门增设一些适合学生参与的勤工俭学岗位，尽量缓解贫困生的经济压力；心理方面则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心理资本入手。前人研究表明，建立强大的心理资本能够缓解物质资本匮乏对大学生带来的不利影响(廖军和，李志勇，欧阳儒阳，左春荣，李相南，沈丹琦，2015)，能够帮助其建立积极的心理信念，从而有信心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切实改善大学生的睡眠质量。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物质资本可以通过感知压力对大学生睡眠质量产生间接预测效应，且加入感知压力这一中介变量后，物质资本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量大大降低。这说明，物质资本能影响大学生睡眠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或者说真正原因，首先要通过提高其压力感知水平，继而才导致睡眠问题的产生。这一结果与余青云、张静(2018)和鲍振宙等人(2016)的研究发现一致，即物质资本匮乏等外界环境因素，由于个体感知压力或歧视等内在心理因素的差异，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若贫困个体对压力的感知并不十分敏感或明显，睡眠问题也并非必然发生；反之，当贫困个体压力感知水平较高，睡眠问题的发生概率才会增加。这一结果启示我们，要缓解物质资本匮乏对大学生睡眠的不利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要改变个体的内在心理差异。 教育研究者们可以通过积极心理学的关注视角来帮助物资匮乏大学生改变压力事件下的不合理信念，从而有效降低或缓解物质资本匮乏带来的压力感知和睡眠问题(李昂，谢念湘，2015；肖柳婷，2016)。还可以鼓励同学们通过运动等方式，帮助其建立健康的合理信念及控制信念，从而有效地缓解负性情绪和应对压力，减少睡眠问题(张春雷，张守伟，肖坤鹏，2016)。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个体的一些积极特质如感恩、控制感等能够显著降低物质贫困对其压力感知的影响(喻承甫，张卫，李董平，2010；廖军和，欧阳儒阳，左春荣，李相南，苏永强，2015)。因此，帮助大学生建立上述一些积极心理品质，可以降低个体的压力感知，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压力应对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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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通过之前钻孔及本次施工钻孔，从下组煤层底板至峰峰组顶面隔水层以及奥灰顶部岩层相对隔水层两个方面来分析计算，综合考虑了永红井田下组煤的有效隔水层。通过分析计算得出了下组煤层底板有效隔水层厚度区间值为45.88~64.32 m，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下组煤层底板突水危险性进行了评价，得出了永红井田全区突水系数小于0.06 MPa/m，表明其突水威胁性小。 关键词 :下组煤层，奥灰顶部，相对隔水层，有效隔水层，突水系数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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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浅层煤炭资源逐渐的开采枯竭，一些煤田逐渐开始开采下组煤层，而下组煤层往往会受到奥陶系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的威胁。因此，国内外学者为了能够更好地解放下组煤层煤炭资源，开始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结合当前的先进技术与理论，从下组煤层底板突水机理、预测与防治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 [ 1 ] [ 2 ] [ 3 ] [ 4 ] [ 5 ]。通过文献分析研究，发现这些研究观点主要集中在奥灰水水压在传导中的变化对煤层底板的作用大小，把奥陶系灰岩层当作含水层，往往却忽略了其岩层本身的隔水性，尤其是在对下组煤突水性评价时，简单地认为下组煤层埋藏越深，其奥灰水的压力越大，突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随着下组煤层的开采及水文地质勘探的揭露，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下组煤底板至奥陶系灰岩顶部，岩溶裂隙不发育可能能够作为隔水层。例如，在白海波 [ 6 ] 等人提出下组煤层奥陶系峰峰组顶部存在隔水层并可作为隔水关键层的观点后，牟林、唐鑫、李春意、施龙青等开展了奥陶系峰峰组顶部隔水层的成因理论和隔水性能测试等研究 [ 7 ] [ 8 ] [ 9 ]。从地层运动的角度来讲，在加里东期，华北煤田奥陶系顶界面以下的岩溶型风化壳，经成熟的风化产物充填，在晚古生代地层沉积、充填和压实胶结作用下形成隔水层 [ 10 ] [ 11 ]。本文以沁水煤田永红煤矿为例，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不仅仅分析研究奥灰顶部隔水层厚度，而且也分析研究了下组煤底板至奥灰顶界面的隔水层厚度，二者叠加后获得下组煤底板开采的有效隔水层厚度，最后对下组煤层底板突水危险性进行了评价，旨在为安全开采受奥灰岩溶水威胁的下组煤层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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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井田概况 永红煤矿隶属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区划属山西省沁水县嘉峰镇，位于沁水煤田东南部，井田面积为9.3398 km 2 ，批准开采3号~15号煤层，生产规模120万t/a，开采深度由+450 m至+230 m；主要含煤地层为二叠系山西组和石炭系太原组，主要可采煤层为3号、9号、15号煤层。由于长期开采，3号煤层资源量已接近枯竭。为了实现永红煤矿可持续长远发展，需要15号煤开拓延深工程，而其开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煤层基底奥灰岩溶含水层的威胁，为了尽早实现永红矿区15号煤带压安全开采，本研究对永红煤矿下组煤开采底板的隔水性能进行了分析，为15煤的安全开采提供一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