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2. Z[x]中素理想分类 1) ℤ ⊂ ℤ [ x ] ， ℤ 中的素数 p 是其中的素元，当然是 中不可约的。看成 ℤ [ x ] 中的元素时，在 ℤ [ x ] 中也是不可约的。所以其生成的理想看成 ℤ [ x ] 的理想时也是 ℤ [ x ] 中的素理想。所以{(p)│p是素数}是 ℤ [ x ] 中的素理想。 另外，由于 ℤ [ x ] 是整环，所以零理想是 ℤ [ x ] 中的素理想。代数几何中将 ℤ [ x ] 中的零理想看成 ℤ [ x ] 的广点(generic point)。 2) 如果 g ( x ) 是 ℤ [ x ] 中的不可约多项式，则由它生成的主理想 ( g ( x ) ) 是 ℤ [ x ] 中的素理想。 再来细究 ℤ [ x ] 中的极大理想 M ，也就是在什么情形下，商环 F = ℤ [ x ] / ( M ) 是一个域。我们先来考虑域F的特征char(F)。熟知一个域的特征是0或者一个素数q。首先我们来说明域 F = ℤ [ x ] / ( M ) 的特征char(F)不可能是0。这是因为 ℤ ⊂ ℤ [ x ] ，如果 char ( F ) = 0 ，则有 F ⊃ ℚ ，这显然不对，因为分数跑到整数之外了，故域F的特征只能是素数q。 可以做作自然同态映射 F = ℤ [ x ] / ( M ) 到 F ¯ = ℤ q [ x ] / ( M ¯ ) ，实际上就是通常的整系数一元多项式模q映射，其中 M ¯ 是 M 在 ℤ q [ x ] 中的系数模q的自然像。显然域 F 到 F ¯ 的自然同态是满同态。由于 ℤ q [ x ] / ( M ¯ ) 是域，这样理想 M ¯ 是整环 ℤ q [ x ] 的极大理想，因而是素理想。顺便说一句，因为有限整环是域，所以整环 ℤ q [ x ] 的素理想与极大理想本质上是一回事。注意到 ℤ q [ x ] 是有限域 ℤ q 上的一元多项式环，抽象代数里基本结果告诉我们，域上一元多项式环是欧几里得整环，从而是主理想整环，也就是 M ¯ 是整环 ℤ q [ x ] 中的一个不可约多项式。任取此多项式在自然同态下的一个原像，容易用反证法证明该原像是 ℤ [ x ] 中的一个不可约多项式，至此我们已经证明了 ℤ [ x ] 中的极大理想 M = ( q ， f ( x ) ) 。 3) ℤ [ x ] 中的极大理想形如 M = ( q ， f ( x ) ) ，其中了 q 是素数， f ( x ) 是 ℤ [ x ] 中的一个不可多项式，且 f ( x ) 模q是 ℤ q [ x ] 中的不可约多项式。 上面实际就给出D. Munford名著 [ 7 ] 中Example H的一个严格初等证明。
system: [SYSTEM]

user: 3. Z[x]的Krull维数 十九世纪末德国学派将代数集的维数定义为其函数域的超越次数，而上世纪40年代以来至今代数几何里采用的Krull维数：即函数环中素理想列的最大长度。 设P是环R的素理想，则素理想列 P = P 0 ⊋ P 1 ⊋ ⋯ 的长度上界称为P的高度，记为 h t ( P ) 。对任一个理想 I ⊊ R ，称 inf I ⊂ P h t ( P ) 为理想I的高度 这里的P是R中素理想。R中素理想列的长度的上界称为环R的Krull维数，记为dim(R)。 由上节直接的讨论，我们知道 ℤ [ x ] 中的素理想列长度达到上确界2的链为 0 ⊊ ( q ) ⊊ ( q ， f ( x ) ) ，这里 是 ℤ [ x ] 中的不可约多项式，且多项式 f ( x ) 模 q 后是 ℤ q [ x ] 中的一个不可约多项式。这样就有 ℤ [ x ] 的素理想列长度上确界为2。也就是整环 ℤ [ x ] 的Krull维数是2。我们这里给出的是最直接的方法来计算 ℤ [ x ] 的Krull维数。交换代数里面有更一般的结果，那涉及很专业的交换代数方法与技巧，有兴趣的可参看 [ 8 ] 推论10.12。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为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规划、执行与评估一组竞争战略，使台湾地区私立大学能在高度竞争的高等教育产业中达成办学目标。本研究以台湾地区私立静宜大学为例，评估该校竞争力。本研究采用的战略工具为：竞争态势矩阵(CPM)；外部因素评估矩阵(EFE)；内部因素评估矩阵(IFE)；威胁–机会–劣势–优势矩阵(SWOT)；战略定位与行动评估矩阵(SPACE)及总体战略矩阵(GSM)；量化战略规划矩阵(QSPM)。根据本研究各个矩阵分析结果，最后提出数项战略供该大学参考执行。 关键词 :战略规划矩阵，高等教育，战略管理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绪论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面对信息科技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等环境因素影响，面临内外部的压力与冲击如下：1) 国际化：自2002年加入WTO后，面对来自国际的强大竞争，包含欧美名校来台湾设分校、国外远距离函授、远距教学的竞争影响；2) 信息化：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学习等在教育上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多元学习的方式与管道；3) 普及化：台湾地区的大学数量迅速成长，导致学生之平均素质下降、大学经费不足、学历贬值、高学历高失业等问题；4) 少子化：台湾超低出生率导致大学招生潜在人口减少，使得私立大学较以往更加面临招生竞争的冲击；5) 终身化：终身学习的理念已蔚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潮流，国人对于终身学习以及回流教育的需求增加 [ 1 ] 。另外在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教改下，台湾地区大专院校数量快速增加，从1991年50所快速上升至2016年为163所 [ 2 ] 。近年来台湾地区大专院校的学生人数在1991年为61万多位，至2016年增为约130万，大专院校学生人数经过12年间成长1倍。台湾地区大专校院招生名额总量在2015年为39.6万人，新生注册人数33.2万人，整体平均注册率84.2%，公立学校注册率91.1%高于私立学校之81.1% [ 3 ] 。 台闽地区出生人数由1981年的414，069 (出生率22.97‰)下降到2015年213，598 (出生率9.10‰)，出生率为世界最低地区之一。在学校供给快速上升、学生需求逐渐下降情形下，近年指考录取率节节升高，2016年录取率已达97.1%并且有6所私立大学注册率不到50% [ 4 ] 。在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市场供过于求下，学校必须能提出适当战略应对激烈的竞争态势，否则将面临退场命运 [ 5 ] 。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部长吴思华表示10年内台湾地区的大学数量应减少60所为适当。加入WTO后必须开放国外大学在台湾设分校，也开放国外学生进修，教育市场竞争激烈(见表1) [ 6 ] 。 以台湾地区的研究型大学龙头台湾大学为例，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近日公布2017~2018年世界大学排名，台湾大学排名从2016年167名跌到198名，创该排行榜以来最低。高等教育特刊是根据教学与学习环境、研究数量与声望、研究报告的被引用率、国际展望与知识转移等13项指针进行调查 [ 7 ] 。教学及研究两项指标计入“校经费(占2.25%)”与“每教师的研究经费(占6%)”，台湾大学分数分别较去年大幅降低。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机构研拟开放国内绩优大学在境外特区与外国大学合作设立分校，积极迈向国际化。大学经营战略除教学、研究与服务三大项外等，还必须涵盖设备、师资、学校风评、学习风气、升学率，以及就业率等 [ 8 ] 。相对而言，大陆部属73所高校目前公布2017年度预算，第一名的清华大学233亿人民币(约新台币1048.5亿元)，而台湾大学去年总收入约160亿元，清华大学预算约是台湾大学的6.55倍 [ 9 ] [ 10 ] 。 Table 1 Freshmen registration rates of daytime schoolings in colleges in Taiwan 201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从医疗卫生支出结构以及我国政府与的医疗支出与其他国家的支出结构比较分别展开研究，分析我国医疗卫生支出中的结构问题。发现医疗保障支出开始在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显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向需求方倾斜，政府卫生政策从供给方为主向需求方的重大转变；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各省份投入极不均衡；按全国三个区域平均分配来看，三个区域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最低。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仍占有较大比重，而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长幅度要远低于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长幅度。国际比较中，中国中央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很低，除了在中央和地方支出结构上存在负担结构失衡，在省级、市级政府以及地级、乡镇级政府负担结构上同样存在此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政府卫生支出，支出结构，国际比较，供需结构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卫生资源是卫生事业发展和保障人类健康的基本元素，也是社会公平的保障，对卫生资源的投入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各国学者认为政府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承担着最主要的责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随着我国卫生总费用规模迅速增长，已经缓解了我国卫生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随后却出现了医疗卫生支出结构失衡的问题，国家在医疗卫生投入中资源分配不合理、使用不合理，导致部分区域资源过剩而浪费，有的区域却资源短缺，逐步出现供需错位、发展缓慢等问题。
system: [SYSTEM]

user: 2. 数据选取及说明 政府卫生支出是指各级政府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拨款。本文使用的卫生支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以及WHO的《世界卫生统计2015》。
system: [SYSTEM]

user: 3. 政府医疗支出结构比较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3.1. 政府卫生支出的使用结构 从政府卫生支出的使用结构来看，1990~2014年的25年时间里，各项事务支出的资金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随着国内一系列医疗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快速增长，增长率也是大幅度提高，1991年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增长率是7.7%，2014年其增长率是11.7%，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率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48.9%，1991年医疗保障支出的增长率是13.7%，2014年其增长率是12.0%，医疗保障支出的增长率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64.8%。1990~2014年上述四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6.4%，122.5%，121.4%，118.7%，图1给出了1990~2014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分布百分比堆积图。 图1显示，尽管与其他三项支出相比，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比重逐年减少，从1990年的65.6%降到了2014年的40.2%，下降了24.4个百分点，但是医疗服务支出在医疗卫生总支出中仍然占有较高比重，仍是政府卫生支出的重要部分。其次，医疗保障支出2006年之前基本没有出现较大程度上的增加或较少，2006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较大程度增长，在2008年首次超过医疗服务支出在政府卫生支出中所占比重，2011年完全超过了医疗服务支出占比，开始在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显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向需求方倾斜，政府卫生政策从供给方为主向需求方的重大转变 [ 1 ] 。
system: [SYSTEM]

user: 3.2. 政府卫生支出的分配结构 从政府卫生支出的省际分配结构来看，2015年各省份卫生经费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最高的省份(西藏)达到45.80%，最低省份(上海)仅有5.50%，前者是后者的8倍，其中卫生经费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低于10%的省份有5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而这5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在全国各个省份的财政收入中又位于前列，虽然财政收入较高，但这5个省份在医疗卫生的投入上却占有较低比重 [ 2 ] 。从人均政府卫生支出看，各省份投入同样极不均衡，其中人均卫生支出最高的省份西藏为1938.3元，最低的辽宁仅为654.5元，最高者几乎是最低者的3倍，虽然北京、天津、上海医疗卫生支出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较低，但其人均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是比较高的。 图2中，从2010年到2015年东中西部各区域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从2010年以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都呈现出稳步上升，东部地区从2010年的人均441.94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人均986.89元，年均增长109元；中部地区从2010年的324.39元增长到2015年的804.28元，年均增长96元；西部地区在2012年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有了一个急剧上升达到了1545.52元，2014年又落回了正常水平，开始稳步上升。总体来看，三个区域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最低。 图1. 政府卫生支出百分比堆积图 图2. 各区域人均政府卫生支出(2010~2015年)
system: [SYSTEM]

user: 3.3. 各级政府卫生支出的负担结构
system: [SYSTEM]

user: 3.3.1. 中央和地方政府卫生支出负担结构 规模上看，中央与地方财政卫生投入均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由图3可以看出，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总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远高于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总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表明我国医疗卫生支出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从1991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财政卫生投入从1991年的141.76亿元增长到2015年11，868.67亿元，后者是前者的83倍；同期中央卫生财政投入从8.77亿元增长到84.51亿元，增长了8倍。但是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卫生支出责任来看，1991~2015年的25年中，地方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与比重远高于中央政府 [ 3 ] 。地方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25年里一直高于97%，2013年以来已经达到了99%，而中央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2.59%下降到2015年的0.71% [ 4 ] 。
system: [SYSTEM]

user: 3.3.2. 省级和市级政府卫生支出负担结构 此部分从省级和市级层次对政府卫生支出的负担结构进行分析，分别选取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几个省份从省级和市级进行分析，将全省政府卫生支出分成省级和市级两部分(市级以下全部归为市级卫生支出)。以东部地区选取山东省和广东省为例。 如表1所示，2015年山东省省级医疗卫生支出为250，374万元，市级医疗卫生支出为6，763，947万元，后者是前者的27倍，市级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远高于省级政府卫生支出；2015年广东省省级医疗卫生支出为3，403，400万元，市级医疗卫生支出为5，780，200万元，后者是前者的1.7倍。两个省份的市级医疗 图3. 中央、地方政府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支出比重的百分比堆积图 Table 1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in Shandong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in 201
system: [SYSTEM]

user: 1.1. 特质焦虑 焦虑障碍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精神障碍，其发病率约为10%~20% (Manassis， 2000)。因此，与焦虑相关的研究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中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焦虑障碍主要有两种类型：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其中，特质焦虑是指一种一般性的人格特点，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担心和不安。高特质焦虑的人群在一般情况下也保持着较高的焦虑水平，是临床焦虑障碍的“易感人群”(McNally， 200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高特质焦虑个体的认知加工机制，并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成果。 使用时间分辨率较高的ERP技术，Bar-Haim et al. (2005)的研究发现高特质焦虑的个体对威胁性面孔投入更多的注意。此外，其他的研究者发现高特质焦虑个体在知觉负性图片时表现出较大的N1波幅(一个早期的ERP成分)，这表明他们投入了更多的注意资源(Weinberg & Hajcak， 2010)。 大量的研究者也采用了空间分辨率较高的fMRI技术来考察高特质焦虑个体。最近，有研究者记录了20名高特质焦虑个体在安静状态下的各个脑区活动，他们使用局部一致性分析方法来探索脑区活动的一致性(Qiu et al.， 2011)。结果发现，与非焦虑者相比，高特质焦虑个体的双边角回、左内侧前额叶皮层等脑区的一致性较低，这说明他们加工社交相关情绪的认知功能和感知自我相关的心理表征有严重缺陷。此外，研究者发现，高特质焦虑个体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脑岛等脑区存在异常激活(Freitas-Ferrari et al.， 2010)。
system: [SYSTEM]

user: 1.2. 情绪和疼痛预期 人类社会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以往的社会性经验有意识地形成自上而下的预期。研究发现，与人类预期加工有关的脑区主要是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比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Ran， Chen， Cao， & Zhang， 2016a)。社会预期主要包括：情绪预期和疼痛预期。 Onoda et al. (2008)发现情绪预期事件在前扣带皮层、腹外侧前额叶皮层以及杏仁核等脑区诱发了较为强烈的激活。最近的一项ERP研究却发现预期情绪刺激较不预期情绪刺激而言诱发较大的神经活动(Gole， Schäfer， & Schienle， 2012)。除情绪预期，疼痛预期也是研究的热点。有研究者探究了疼痛预期与实际感受到疼痛之间的时间长短对被试疼痛知觉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长的时间等待会加强被试的疼痛知觉(Clark， Brown， Jones， & El-Deredy， 2008)。最近的研究者采用听觉线索诱发疼痛预期，结果发现大脑的内侧和外侧疼痛神经通路在个体的疼痛预期加工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Morton， El-Deredy， Watson， & Jones， 2010)。
system: [SYSTEM]

user: 1.3. 问题提出 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并未考察特质焦虑与预期之间的关系(Freitas-Ferrari et al.， 2010)。因此，当前研究考察了高低特质焦虑个体的社会预期加工。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社会预期主要包括情绪预期和疼痛预期。因此本研究采用线索-靶子(cue-target)范式考察了高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的情绪预期和疼痛预期加工。
system: [SYSTEM]

user: 2. 实验1
system: [SYSTEM]

user: 2.1. 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2.1.1. 被试 采用中文版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中的特质焦虑问卷(李文利，钱铭怡，1995; Spielberger， Gorsuch， Lushene， Vagg， & Jacobs， 1983)对30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依据被试特质焦虑分数的分布选取前后各27%的被试分别作为高和低特质焦虑组。从高低特质焦虑组中分别随机邀请30名被试(高特质焦虑组：20名女性，10名男性；平均年龄：19.53 ± 0.90；低特质焦虑组：22名女性，8名男性；平均年龄：20.53 ± 2.54)参加当前实验。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特质焦虑组被试的特质焦虑分数显著高于低特质焦虑组被试的特质焦虑分数(p < .001)。
system: [SYSTEM]

user: 2.1.2. 刺激材料 实验刺激图片来自于中国面孔情绪图片库(CFAPS) (Wang & Luo， 2005)，正性和负性面孔图片各40张，其中一半面孔是女性，另外一半是男性。正性和负性面孔图片在情绪效价上差异显著(正性：5.89 ± 0.81；负性：2.87 ± 0.50；t (78) = 20.03，p < .001)，但在唤醒度上不显著(正性：5.92 ± 1.40；负性：5.89 ± 0.24；t (78) = – 0.11，p = .914)。所有图片均制作成尺寸大小相同的灰阶图片。此外，图片的空间频率、对比度、亮度等物理属性均相同。每一张图片的视角是2.8 × 3.7度，分辨率为72像素每英寸。
system: [SYSTEM]

user: 2.1.3. 实验程序 实验中，被试坐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中，眼睛距电脑屏幕90 cm。该实验中的每8个试次组成一个组块，每一个组块之前会出现一个词语(“高兴”、“生气”和“不知道”中的一个)。出现“高兴”和“生气”词语的组块为预期组块，也就是预期条件。在高兴组块中，目标面孔是高兴面孔的概率较大。在生气组块中，目标面孔是生气面孔的概率较大。而出现“不知道”词语的组块为不预期组块，也就是不预期条件。在不预期组块中，高兴和生气面孔出现的概率相同。 在每一次实验中，首先会在电脑屏幕的中央出现一个500 ms的注视点，紧接着出现一个500~1000 ms的空白屏。然后出现一张面孔图片(目标刺激)。之后空白屏再次呈现1000~2000 ms。被试的任务是对面孔表情进行判断。实验者告诉其中的一半被试，如果目标面孔是高兴表情，就按压电脑键盘上的“1”键，如果是生气面孔表情，就按“2”键。另一半被试被告知在键盘上执行相反的按键反应。在正式实验前，被试需要完成相应的练习实验。
system: [SYSTEM]

user: 2.2. 结果
system: [SYSTEM]

user: 2.2.1. 反应时 将平均反应时进行2(预期：预期，不预期) × 2(面孔表情：高兴面孔，生气面孔) × 2(特质焦虑水平：高特质焦虑，低特质焦虑)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如表1)。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预期主效应显著，F(1， 58) = 4.41， p = .040， η p 2 = .07，在预期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M = 1047.59，SD = 426.83)显著短于不预期条件(M = 1105.74，SD = 459.11)。此外，预期与面孔表情交互作用显著，F(1， 58) = 6.90，p = .011， η p 2 = .1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个体识别预期高兴面孔(M = 978.49，SD = 501.36)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其对不预期高兴面孔(M = 1117.17，SD = 549.61)的识别(p = .001)，但对预期和不预期生气面孔的识别差异不显著(预期生气面孔：M = 1116.69，SD = 535.87；不预期生气面孔：M = 1094.37，SD = 489.14；p = .607)。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system: [SYSTEM]

user: 2.2.2. 正确率 将平均正确率进行2(预期：预期，不预期) × 2(面孔表情：高兴面孔，生气面孔) × 2(特质焦虑水平：高特质焦虑，低特质焦虑)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如表1)。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预期与面孔表情交互作用显著，F(1， 58) = 14.94，p < .001， η p 2 = .2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个体识别预期高兴面孔(M = 98.00，SD = 3.32)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其对不预期高兴面孔(M = 95.11，SD = 4.40)识别的正确率(p < .001)，但对预期和不预期生气面孔识别时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预期生气面孔：M = 95.89，SD = 7.30；不预期生气面孔：M = 96.77，SD = 4.67；p = .303)。重要的是，预期、面孔表情、特质焦虑水平三者交互作用显著，F(1， 58) = 4.16，p = .046， η p 2 = .07。深入分析发现，低特质焦虑被试在识别不预期生气面孔(M = 96.57，SD = 5.65)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其对预期生气面孔(M = 94.46，SD = 9.20)的识别(p = .013)，但高特质焦虑被试并未表现出这种差异(不预期生气面孔：M = 96.98，SD = 3.53；预期生气面孔：M = 97.33，SD = 4.41；p = .840)。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system: [SYSTEM]

user: 3. 实验2
system: [SYSTEM]

user: 3.1. 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3.1.1. 被试 采用中文版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中的特质焦虑问卷(李文利，钱铭怡，1995；Spielberger et al.， 1983) 对30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依据被试特质焦虑分数的分布选取前后各27%的被试分别作为高、低特质焦虑组。从高低特质焦虑组中分别随机邀请30名被试(高特质焦虑组：21名女性，9名男性；平均年龄：19.67 ± 1.09；低特质焦虑组：22名女性，8名男性；平均年龄：20.47 ± 2.27)参加当前实验。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特质焦虑组被试的特质焦虑分数显著高于低特质焦虑组被试的特质焦虑分数(p < .001)。
system: [SYSTEM]

user: 3.1.2. 刺激材料 实验目标刺激是经过评定的没有歧义的疼痛-非疼痛的图片，疼痛和非疼痛图片各40张(Meng et al.， 2012)。疼痛和非疼痛图片在情绪效价上(疼痛图片：5.93 ± 0.72；非疼痛图片：2.13 ± 0.47；t (78) = –28.06， p < .001)，在唤醒度上(疼痛图片：p < .001；非疼痛图片：3.26 ± 0.45；t (78) = –17.39，p < .001)差异均显著。所有图片均制作成尺寸大小相同的图片。此外，图片的空间频率、对比度、亮度等物理属性均相同。每一张图片的视角是2.8 × 3.7度，分辨率为72像素每英寸。 Table 1 Mean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RT) measures for each condition in experiment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生态正义来创新生态政治，以绿色GDP与有机农业来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以有机教育来革新生态文化，虽然其生态思想在重铸生态文明家园的过程中彰显出一定价值，但依然存在局限及不成熟之处。因此，坚持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反思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不仅有助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更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三重维度，中国参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奠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生发于后现代有机系统科学、发展于全球性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动态，自其在世界舞台“出场”以来，就一直在不断诉说着打造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愿望与情结。有机马克思主义以生态正义、绿色GDP、有机教育、审美艺术、生命共同体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整体文化转向中的新的组成部分。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其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三重维度构筑的生态思想，作为一种走向生态文明家园的建设性方案是否包含着“乌托邦”色彩，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态思想中所流露出的对中国积极打造生态文明的认可赞许仅仅停留于泛泛之谈还是有理有据，甚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想对中国有何借鉴以及从中国获得了哪些坚实有力的参照，从而进一步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这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都会对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性生态文明带来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试从这方面做些探索。
system: [SYSTEM]

user: 2.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观与中国“制度自信” 有机马克思主义首先以破除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为己任。资本主义崇尚个体与自我，攫取自身最大利益的逻辑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放在了相互对立中，从而也将其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割裂的二元对立制度本性一步步暴露。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不正义制度本性正在使资本主义自身乃至整个星球的发展难以为继，如何在生态正义的理念指导下使人类适宜居住的绿色星球重新焕发青春，获得可持续发展便是重要而紧迫的。 面对这样一个植根于“个人主义”，将生态资源乃至人类本身都置于自由市场中加以衡量，从而把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目标确立为财富的创造与增殖的经济政治体系，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它的制度本性是不公平、不正义。在这种制度中生活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富人——认为建构人类社会的最佳方法就是把社会建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 [ 1 ]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把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家庭、社区、生态系统，甚至这个星球——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易买卖，以致市场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以“‘全球化市场’主宰人类社会和这个星球 [ 1 ] ”是会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的，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在愤懑批判“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一种低级的劣等体制 [ 1 ] ”的同时积极以“生态正义”来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星球。有机马克思主义借用《美国环境百科全书》中关于“生态正义”的定义表达了自身的理论主张，即生态正义既“指对传统平等理论不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论有关平等和环境的总体态度”，又“指对环境的关切与多种社会平等的连接 [ 2 ] ”。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生态正义既是关涉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正义，又是包含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正义。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作为自然界中一种高级的物种不应沉浸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应当在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使自然界中不同的种际能够在自身合理价值的发挥中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稳定。因而人类要与这个星球的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使自身在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自然的内在价值中打造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了价值，而且即使在人类消失以后，世界上还会有价值。迄今，我们知道，现在发现的最大价值在人的经验中，但是万物皆有价值这一事实表明，人类应该在计划他们的活动时与其自身一道来衡量这些价值 [ 3 ] ”，惟其如此，人类才能力图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积极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而当谈及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应当在时间与空间的不同维度上加以具体把握，否则就会落入“错置具体性谬误 [ 4 ] ”的陷阱。所谓在时间上把握人与人的生态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注重实现代际正义，即现在的人不应当过度消耗子孙后代的资源，因为很多自然资源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再生的了。而资本主义国家最富裕群体们仍然执拗的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的错误偏执正是在向子孙后代借一笔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资源贷款，并且“一个只寻求正义而忽视其行为对未来产生影响的社会不可能真正获得正义，因为这样的做法将非正义施加于未出生的子孙后代——剥夺他们获得体验的丰富性的机会，甚至让他们无缘经历同样的生命历程 [ 5 ] ”，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正义在代际层面得到重视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在空间上理解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生活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不应当以损害其他国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来促进自身的不正义发展。以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他们不砍伐自己国家的森林来获取木材资源，他们不勘探自己国家的地质来开采石油资源，他们不将生产的废弃物甚至有毒有害物品排放在自身的国境之内而是丢弃在第三世界国家之中，他们正以诸种以邻为壑的不正义行为展开对其他国家生态环境的肆虐践踏。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于正义而不顾就会滋生怨恨，这样的社会只能依靠暴力手段进行掌控，这样的结构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不稳定的 [ 5 ] ”，而这也就促使人们“在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需要由法律进行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维护全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 [ 1 ] ”。惟其如此，这种空间上的生态不正义行为才能得到制止，国与国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义也才能真正确立。 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本性中认识到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的事实，但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参照中又看到建构生态文明家园的希冀。中国共产党自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之后，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又以“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展开积极推进。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气候大会巴黎大会以及G20的开幕式上率先垂范，签订并执行《巴黎协定》，并以《“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强力措施助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基于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赞叹道，“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正式成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重要部分”；“在十八大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强调要优先发展生态文明。他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 1 ]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正义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性，看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结合的过程中所彰显的力量所在，因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我们更愿意把社会主义定义为——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 1 ] ”。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囿于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牢笼中实现其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是渺茫的，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看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正义以及为了广大人民谋求共同福祉的制度本性正是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参照后得出的实际结论，所以这样的制度正义本性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坚定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system: [SYSTEM]

user: 3.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观与中国“道路自信” 一直囚困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机械发展观的资本主义固步自封的给自己加上了“无限制经济增长神话”的“华丽之冕”，但其已经久久罹患了“GDP拜物教”以及“唯GNP是从”的沉疴，所以这种错误的甚至危险的GDP观以及GNP观正教唆着他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滥采滥伐，正怂恿着他们对落后国家进行疯狂掠夺。而正是资本主义这些不公平、不正义的残暴行为引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如果GDP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破坏、穷人日益增多，忽视教育、文化和生活质量为代价，那么，这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吗 [ 1 ] ？”加之GNP的生产与计算模式“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 [ 4 ] ”，其也“越来越无法引导国家作出谨慎的行为 [ 4 ] ”。由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存在，必须充分估计污染造成的GDP和GNP方面的损失，也就是说，必须要实现GDP和GNP的绿化，走向绿色GDP。 也正是在绿色GDP的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身的生态经济主张，并以有机农业等具体设想展开了其对生态文明的重建。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GDP是在其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绿色GDP是把包含了26项指标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在做了对自然虚数——“对农作物的损害；物质损失；清洁被污染产品的费用；等 [ 4 ] ”——与社会虚数——例如由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犯罪率，等——的扣除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衡量积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评价体系。显然，绿色GDP是一种努力降低对社会与自然的损耗甚至不可修复性破坏，从而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绿色GDP的开发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人们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弊端与“唯GDP论英雄”的局限性提供了有效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GDP依然残留着偏重发展数量、忽视自然价值以及漠视主观审美感受等瑕疵，这就促使并提醒我们在对它的反思性借鉴中要保持审慎的辩证批判精神。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农业的具体设想展开生态文明的重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农业作为人类生命存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这个星球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资产阶级推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后，农业的发展便沦落为工业革命的附庸。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遗憾地指出，作为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基本生产模式的“家庭农场、有机农耕或粮食生产本地化 [ 1 ] ”正在失去其生存的空间，因为“资本家把工业化生产模式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的做法，对土壤保护、作物轮作，尤其是对历史上依赖于小型农业社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 1 ] ”。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以韦斯·杰克逊对有机农业的实践向农业正在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反驳：即只有那些“中等规模农业的作物轮作、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等传统的耕作方法”才真正能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奠定基础。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应当是与保护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传统农庄与农耕方法为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提供了具体的选择方案 [ 1 ] ”，因而只有本地化的、小型化的有机农业才是与生态社会的和谐发展相积极吻合的。所以正是因为看到了小型农庄或地区性农业社区的生态经济优势所在，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发出了“请记住，人类历史上最有机的社会经济系是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 [ 1 ] ”的吁求。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提出采用有机农业的方式来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在美国社会遭到挫败后将有机农业的做法推广向全世界，尤其注重在中国加以变相“兜售”的行为，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辨识与甄别。有机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基本上是本土的。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必须关注特定的场所，相对小的区域必须是相对自给自足的 [ 6 ] ”。基于这样的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当然会坚定不移的反对将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技术产业化的基础之上，突出强调科学技术的运用会给生物多样性、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为中国的农庄经济是未来生态经济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希望所在。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企图“把脱离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共同体的本土经济发展看作生态文明的未来，本质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脱离全球化的地方生态自治，这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 [ 7 ] ”，因而在中国也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生发根基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借助“有机农业”走向生态文明的构想虽然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却能够为其打造生态经济，重铸生态文明家园提供有效的参照与借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推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助力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高速奔跑多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犯下的重重错误也在当下中国的舞台上一步步上演，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驶向资本主义当年面临的诸多瓶颈时期。而为了有效避开资本主义所不慎跌入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塔西佗陷阱”，平稳度过“人口红利”衰退的难关，顺利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中国共产党本着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的原则，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剂猛药，借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把准了脉搏，开出了合理药方，从而能够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东风助力中国这艘巨轮再次扬帆远航，驶向生态文明。因此，这样的实事求是的经济改革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参照与借鉴的。除此之外，李克强总理最近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更是在农业领域以“有机”实践的方式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效借鉴。在这份具有关键性指导意义的《意见》中，李克强总理本着尊重农民意愿、守住政策底线的原则提出了“三权分置”的格局，推动我国农业实现了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二次飞跃与第二次“有机”发展。它不仅展现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的利益，更有利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革是真真正正的在中国的有机语境中扎根于中国的有机土壤，使我国的农业成为有助于打造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机农业”，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基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农业发展的不断调整中，我们有理由增强并不断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以中国传统的财富观为基础，从社会群体融合的视角出发，采用实验法，探讨道德与贫富身份在贫富群体心理融合中的作用。方法：有643名和310名社会人士先后参加了两个系列实验，两个实验分别操作了一般情境下和贫富冲突情景下主人公的贫富身份与道德水平，考察被试对不同贫富身份主人公的心理融合。结果：贫富群体心理融合中，贫富身份和道德的主效应显著，道德的贡献度更大，道德与贫富身份交互影响人们对贫富群体的心理融合，在高道德条件下，人们对富人的心理融合高于穷人，而在低道德条件下，人们对富人的心理融合低于穷人，即出现了“富人道德极化”现象。 关键词 :贫富群体，心理融合，中国传统的财富观，道德极化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拉大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不小影响，贫富差距问题会影响社会心理。贫富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冲突(梁栋，2005；竹立家，2010)。贫富群体心理融合是指贫富两个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相互认同、彼此接受和愿意和谐共处的心理准备状态(王新波，2009；杨金花，金盛华，2017)。贫富心理融合会从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来，贫富心理融合程度高，表现为个体愿意认同、接纳贫富群体，对贫富群体有更高的评价、更愿意帮助对方、也愿意与之相处，是良好贫富关系的一种体现，也能促进贫富群体之间的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1.1. 贫富心理融合与道德 贫富群体心理融合不好的表现就是仇富心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研究者通过观察和系列实验的方法对不同社会阶层者的道德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高社会阶层者(富人)的道德低于低社会阶层(穷人)，富人比穷人更容易犯违规、欺骗、撒谎等不道德的行为(Piff， Stancato， Côté， Mendoza-Denton， & Keltner， 2012)。《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990名被调查对象进行了一项关于“青年人眼中的中国富豪”的调查，66.7%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是“很差”或“较差”，仅有3.95%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富人整体品质“好”或“较好”。文章认为，中国富人身上最缺失的三种品质是：社会责任感、合法致富和有爱心(王蕾，2007)。这表明，民众眼中的富人阶层道德缺失，具体表现为：1) 致富手段不合法：人们对富人财富的来源存在质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曾做过调查，了解人们对财富合法性的认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受调查者中只有5.3%的被调查者回答“有很多”(李素芳，2005)。富人的致富手段不合法体现出富人阶层的道德缺失，是引发仇富的一个重要原因。2) 富人自我膨胀、自恋、嚣张炫富，对穷人的冷漠和歧视态度。一些富人自己过着挥霍享受的生活，却对弱者漠不关心，有些富人用一种居高临下、高傲的姿态看待他人，蔑视社会低层次劳动者(如农民工、清洁工等)，更有甚者，不尊重他人的生命，自我膨胀严重(邵远红，2010; Piff， 2014)。3) 富人社会责任感淡漠：许多富人还存在偷税漏税，不热心慈善事业，产生了一种唯我论的社会认知倾向，表现得更加自私(Piff， Kraus， Côté， Cheng， & Keltner， 2010; 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 Andreoni， Nikiforakis， & Stoop， 2017)，此外，一些富人的捐助行为并没有显示出诚意，而将慈善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棋子，甚至有些富人还在慈善事业上出现赖账行为……这些都表明，富人没有承担起先富带动后富的责任来，社会责任感缺失、道德缺失，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情(Piff， Stancato， Côté， Mendoza-Denton， & Keltner， 2012)。
system: [SYSTEM]

user: 1.2. 贫富与道德：中国传统的财富观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富观，关注贫富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system: [SYSTEM]

user: 1.2.1. 儒家：财富与道德的对立 儒家传统思想中将富与仁(道德)对立开来，认为富人是为富不仁的，如“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财富和道德有时可能是冲突的，不能同时兼顾。所以，人们会认为富人可能没有坚守道德，是“无商不奸”或者“为富不仁”的，是被人们所唾弃的(付敬东，2012)。 儒家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遵守道德法则的君子，在致富过程中要照章办事，不能违反道德，那样才能成为一个被他人认可的“君子”，否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他所获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许鸣，林海兰，2011)。此外，儒家思想还提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要求穷人能够安贫乐道，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自尊；而富人在获取财富之后也要尊重他人，遵守道德法则，不能骄傲自大，不能违反道德规则(陶塑，2010; Tao， Ha， & Yuan， 2016)。
system: [SYSTEM]

user: 1.2.2. 道家：贫富与道德的统一 老子的《道德经》中讲，“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道德经》)。”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每个人都有无限追求财富的欲望，而且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人为什么有能力去知足呢？这就是人通过理性的思考所认识到的满足。也就是说知足不是欲望的真正满足，而是通过人的理性活动，为欲望确定了一个外在的界限，使人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而这条界限恰巧就是孔子所说的道德法则。老子所说的知足，是一个理性的人能为自己颁布的道德法则。只要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道家都是赞赏的。道家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是予以肯定的，道家的财神就是保佑大家发财致富的。但必须注意，道家特别强调不能取不义之财(尹志华，2010)。一个富人要想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要做到坚守道德，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尤为重要。而对于一个穷人而言，也不必为没有财富而难过，只要自己能够坚守道德规范，能够做符合道德的事儿，同样可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也会获得持久永恒的快乐。 杨金花和金盛华(2017)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人们对穷人和富人群体的心理融合，结果发现，道德因素在人们对穷人和富人的心理融合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人们对同一阶层和不同阶层的互动和认知是动态的(Côté， Kraus， Carpenter， Piff， Beermann， & Keltner， 2017)。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聚焦贫富群体的道德问题，通过设置非冲突情景和冲突情境，探讨贫富心理融合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对穷人和富人的心理融合。
system: [SYSTEM]

user: 2. 实验1：非冲突情境下，贫富身份与道德对贫富心理融合的影响
system: [SYSTEM]

user: 2.1. 研究方法
system: [SYSTEM]

user: 2.1.1. 被试 共643名社会人士，年龄大于18岁，不限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
system: [SYSTEM]

user: 2.1.2. 材料 自编富人和穷人的简短介绍，道德维度高低水平的介绍材料。
system: [SYSTEM]

user: 2.1.3. 实验设计 采用2(贫富身份：贫，富) × 2(道德：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的操作是通过阅读一段材料，材料包括对主人公职业、住所(操作贫富身份)和他周围人对道德水平的评价。因变量为被试对材料中主人公的心理融合程度，有3个测量指标：对材料中主人公的整体印象、交往意愿和助人意愿的评定。
system: [SYSTEM]

user: 2.1.4. 实验程序 研究者通过Qualtrics调查软件生成实验的网络链接，每个实验条件生成一个网络链接地址，被试是被随机分配到4种实验情境中。首先，被试被告知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如何对他人形成印象。向被试呈现一位目标人物的信息，内容包括从事的职业、住所、周围人对其道德的评价。为了确保实验操纵是否成功，询问被试材料中的细节问题。紧接着询问被试感知到目标人物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然后让被试完成因变量心理融合的测量(包括整体印象、交往意愿和助人意愿)。所有的评价都是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的形式。最后请被试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致谢。
system: [SYSTEM]

user: 2.2. 结果分析 对数据进行整理，整理方法如下：1) 删除未完成测验的被试数据；2) 删除操作检查(细节问题)回答错误的被试数据；3) 删除选择同一选项的被试数据。最后得到505名有效被试。采用spss19.0对实验数据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和简单效应检验。
system: [SYSTEM]

user: 2.2.1. 操作检查 将被试对目标人物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感知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对目标人物的贫富身份评价存在显著差异(t (503) = −83.738， p < 0.001， Cohen’s d = 7.467， M ( 穷 ) = 1.764， SD = 0.679， M ( 富 ) = 6.534， SD = 0.596)，表明对目标人物的贫富身份操作成功。
system: [SYSTEM]

user: 2.2.2. 心理融合分析 对因变量心理融合三个指标整体印象、交往意愿和助人意愿进行2 × 2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贫富身份的主效应显著( η p 2 = 0.033)，道德的主效应显著( η p 2 = 0.252)，贫富身份与道德的交互作用临界显著( η p 2 = 0.015) (见表1)。 紧接着，分别对因变量心理融合的三个指标进行分析说明，见表2。 1) 整体印象评定 对整体印象的评定中，贫富身份的主效应不显著，道德的主效应显著(F (1， 501) = 152.033， p < 0.001， η p 2 = 0.233)，贫富身份与道德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501) = 7.564， p = 0.006， η p 2 = 0.015)。 对道德的主效应分析表明，人们对高道德者的整体印象显著高于低道德者(t (503) = 12.162， p < 0.001， Cohen’s d = 1.084， M ( 高 ) = 5.066， SD = 1.145， M ( 低 ) = 3.722， SD = 1.328)。对贫富身份与道德的交互作用 Table 1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morality and poor-or-rich status on psychological compatibilit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中国政府审计制度作为权利约束的重要制度设计，以其科学性、专业性、严谨性和严肃性为出发点，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保护者角色履行其监督、检查、核查、报告、处罚、移送等职责，为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和科学保障。但是，制度相对于现实必然存在相对的滞后性，政府审计制度运行至今，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管理、经济建设等要求之间还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亟待解决、补充和完善。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与公告的审计结果相关的部门及我国政府审计制度的改革问题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场审计风暴。为此，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审计制度理论角度尤其是财务管理的专业化层面研究总结出了很多适应我国国情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方法。本文就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作者本身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启发，通过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政府审计制度的相关问题提出对策，以期为我国政府审计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审计制度，问题，对策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2. 政府审计体制概述 2.1. 我国政府审计体制的建立 审计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设立独立的审计机关，对财政财务收支的监督的力度较弱，主要依靠财政、税务等部门结合其职责范围内的管理进行监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建设转移到经济建设。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客观上要求建立完善的经济监督制度，规范国家财经法纪，健全国家经济监督体系 [ 9 ] 。1982年修改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审计监督制度，第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挂牌成立，随后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普遍设立了审计机构 [ 10 ] 。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标志着我国国家审计进入一个新阶段。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我国政府审计的框架基本构建完毕。2006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进行修改。2014年2月2日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我国审计工作基本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及法制化，审计的内容范围、审计的职责权限、审计的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得到进一步确定。 2.2. 政府审计的目标与功能 政府审计目标是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监督和评价。真实性是指反映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 [ 11 ] 。合法性是指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是否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效益性是指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实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真实性是基础，只有确保了真实的反应会计信息，审计机构才能有效揭露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规范被审计单位的相关经济活动，促进其管理水平提高，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真实、合法、效益的统一。政府审计旨在依据审计规范和客观事实进行审计，全面揭露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倡廉，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其主要功能是：揭露、抵御和预防。揭露违法违规、经济犯罪等行为，揭示体制障碍、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通过处理处罚、提出审计建议等方式促进健全制度、规范机制、防范风险，以审计监督对影响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风险进行预警，发挥审计的免疫系统作用 [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