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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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探讨爱情和金钱对疼痛忍耐力的影响，我们招募61名健康的大学生进行冷压痛实验。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先测量被试的疼痛阈限和疼痛忍耐力。正式实验中，采用2(单身、恋爱)*2(爱情、金钱)被试间实验设计，分别测量不同情感状态的个体在不同奖赏条件下的疼痛忍耐时间。结果发现，单身组和恋爱组被试在疼痛阈限和疼痛忍耐力上并无差异。方差分析结果并无主效应或交互效应出现，但恋爱组被试为爱情忍耐的时间要长于为金钱忍耐的时间，单身组为金钱忍耐的时间要长于为爱情忍耐的时间。这种趋势暗示我们，爱情和金钱对不同情感状态的个体在冷压痛任务中的奖赏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关键词 :爱情，金钱，奖赏，冷压痛，疼痛忍耐力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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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浪漫爱情是一种个体强烈渴望与特定他人建立关系的状态(Hatfield & Rapson， 1987)。在恋爱早期阶段(通常为恋爱前六个月)，个体强烈思念自己的另一半，渴望与对方建立情感联结，在情感上依赖对方，并表现出精力旺盛等现象(García， 1998)。这些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指标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行为成瘾(Fisher et al.， 2016)。而到了恋爱晚期阶段，这些成瘾的特征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回归到平静、安全和平衡的状态中去(Stárka， 2007)。 行为和脑成像的实验研究发现，人们在忍受疼痛的同时观看恋人的照片或者恋人的名字能够达到疼痛减缓的效果(Master et al.， 2009; Younger et al.， 2010)，与此同时，大脑中与奖赏相关的脑区激活显著，包括尾状核、脑岛、前扣带皮层、伏隔核、外侧眶额叶皮层、杏仁核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等(Eisenberger et al.， 2011; Aron et al.， 2014)。这说明，爱情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呈现时，被试忍耐疼痛的能力有所提升。爱情这种社会支持，很可能作为一种奖赏，增强人们对疼痛的忍耐力。 浪漫爱情的很多方面都可能影响疼痛感知，包括奖赏系统激活、依恋/催产素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分心系统(Aron et al.， 2005; Fisher et al.， 2010)。上述研究所发现的浪漫爱情对疼痛的影响启示我们，浪漫爱情可能降低了被试的疼痛感知。那么，浪漫爱情是否能够增强被试对疼痛的忍耐呢？于是，我们考察，在冷压痛实验中，恋爱组与单身组被试对恋人/幻想恋人的心理表征是否对疼痛忍耐力的影响存在差异。 用于诱导实验室疼痛的方法有很多种，诸如压力的、热气的、机械的、电刺激的以及冷压痛(Iii et al.， 1998)。在上述所有能够诱导疼痛的方法中，冷压痛在心理和生理疼痛的治疗中应用最广泛(Mitchell et al.， 2004)。冷压痛任务在模仿慢性疼痛疾病上面有较好的信效度(Rainville et al， 1992; Edens & Gil， 1995)。在任务中，参与者被要求将他们的非优势手浸入冷水中。他们的痛觉感知从(1)感到压力(2)感知到疼痛(3)感觉到越来越冷，最后(4)极度痛苦。他们的手浸入冷水中的时间以及对疼痛的评分构成疼痛测量的因变量(Snyder et al.， 2005)。 我们假设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本身的疼痛忍耐力并没有差异，但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恋爱组(无论是在金钱任务还是分担任务上)比单身组有着更强的疼痛忍耐力，且恋爱组在分担任务上的疼痛忍耐力强于在金钱任务上的疼痛忍耐力，单身组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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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我们通过社交平台从西南大学招募了61名健康的学生(31男，30女；MA = 21.7岁，SD = 2.46)。在实验开始之前，所有的被试都通过了疾病排除问卷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未婚，受教育水平从大学一年级到研究生二年级。 2.2. 实验流程 实验开始之前，我们先让被试用右手填写基本信息，同时将左手放入室温水中(约25℃)。接着测量被试在冷压痛任务中的疼痛阈限以及疼痛忍耐力，之后根据被试填写的情感状态(恋爱中/单身)及实验目的，我们将被试分为四组：恋爱分担组、恋爱金钱组、单身幻想组、单身金钱组，参与2(单身、恋爱)*2(分担任务、金钱任务)的被试间实验设计。恋爱状态下的分担组与金钱组按照被试参与实验的顺序随机分配并尽可能使性别均衡，单身组同样如此。每个阶段填完相应量表以后，我们通过E-Prime程序向被试呈现指导语并辅以口头阐述，确保被试明白实验要求且准备好之后，请被试将左手以握拳姿势浸入冷压诱导仪(北京长流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中(水温为2℃ ± 0.1℃)进行实验。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水循环流动，实验完成之前不告知被试水温。每次被试将手从冷水中抽出以后立马让其左手放入室温水中，右手填写疼痛等级评定量表(采用数字评分量表，即Number Rating Scale，NRS)。被试左手放在冷水中的时长通过E-Prime程序获得，最长停留时间设置为6分钟。 2.2.1. 疼痛阈限的测量 被试填写完基本信息以后，测量被试在冷压痛任务中的疼痛阈限。 测量疼痛阈限时的指导语为：欢迎您参加此次冷水测试实验，当你准备好开始实验时，请按键盘上的S键并同时将您的非利手以握拳姿势浸入水中，当你有疼痛的感觉时，请立刻将您的手从水中收回，同时按键盘上的空格键，谢谢！ 被试将非利手从冷水中抽出之时立马让其放入室温水中，利手填写疼痛等级评定量表。 疼痛等级评定采用数字评分量表。被试在从0到10的数字排列中用圆圈圈出最能表达自己所感受到的疼痛等级的数字，作为该次冷压痛测试中的疼痛等级评分，0分表示一点也不痛，5分表示中等强度的疼痛，10分表示无法忍受的疼痛。 2.2.2. 疼痛忍耐力的测量 被试填写完疼痛等级评定量表以后，接着进行疼痛忍耐力的测量。 测量疼痛忍耐力时的指导语为：欢迎您参加此次冷水测试实验，当你准备好了以后，请按键盘上的S键并同时将您的非利手以握拳姿势浸入冷水中，并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水中。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多多少少的疼痛感，但这对您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请放心！当你感到疼痛剧烈无法忍受之时，请将您的手从水中抽出，并按键盘上的空格键，谢谢！ 被试非利手从冷水中抽出以后立马让其放入室温水中，利手填写疼痛等级评定量表，恋爱组则额外填写PLS量表(Hatfield & Sprecher， 1986) (激情恋爱量表，我们对恋爱组被试的PLS量表得分进行统计发现，PLS得分平均数为90.78，标准差为18.28，符合激情恋爱的标准)。 PLS量表(简版)包括15个项目，由Hatfield编制。这15个项目均是一些与有关伴侣的陈述，例如：有些时候她(他)的出现会让我激动得全身发抖。被试对每一个项目从1(完全不符合)到9(完全符合)进行评分，评分之和作为该量表的指标。 2.2.3. 爱情和金钱两种条件下的忍耐时长对比 为了考察冷压痛实验中，爱情是否会对被试的疼痛忍耐时长起到奖赏作用。我们设置了一项分担任务，要求恋爱组与单身组被试与他们的恋人/幻想恋人共同完成，同时设置金钱任务进行对照。我们假设，恋爱组(无论是在金钱任务还是分担任务上)比单身组对疼痛的忍耐时间更长，且恋爱组在分担任务上的疼痛忍耐力强于在金钱任务上的疼痛忍耐力，单身组则反之。 实验任务中，各组被试的指导语如下： 恋爱分担组：欢迎您参加此次冷水测试实验，我们假设停留在冷水中的时长是由您和您的恋人共同分担的，也就是说假如这个实验的时长设定为N分钟，你在冷水中停留a分钟，由您的恋人承受的时长则为N-a，如果您对此没有疑问的话，请按键盘上的S键并同时将您的非利手以握拳姿势浸入冷水中。当你感到疼痛剧烈实在无法忍受之时，请将手从水中收回，并按键盘上的空格键，谢谢！ 恋爱金钱组：欢迎您参加此次冷水测试实验，当你准备好了以后，请按键盘上的S键并同时将您的非利手以握拳姿势浸入冷水中，请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水中，您在冷水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得到的被试费将会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多多少少的疼痛感，但这对您的身体不会造成伤害，请放心！当你感到疼痛剧烈无法忍受之时，请将您的手从水中抽出，并按键盘上的空格键，谢谢！ 单身幻想组：欢迎您参加此次冷水测试实验，我们假设停留在冷水中的时长是由您和您未来的伴侣共同分担的，也就是说假如这个实验的时长设定为N分钟，你在冷水中停留a分钟，由您未来的生活伴侣承受的时长则为N-a，如果您对此没有疑问的话，请按键盘上的S键并同时将您的非利手以握拳姿势浸入冷水中，当你感到疼痛剧烈实在无法忍受之时，请将手从水中收回，并按键盘上的空格键，谢谢！ 单身金钱组：欢迎您参加此次冷水测试实验，当你准备好了以后，请按键盘上的S键并同时将您的非利手以握拳姿势浸入冷水中，请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水中，您在冷水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得到的被试费将会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多多少少的疼痛感，但这对您的身体不会造成伤害，请放心！当你感到疼痛剧烈无法忍受之时，请将您的手从水中抽出，并按键盘上的空格键，谢谢！ 被试非利手从冷水中抽出之时立马让其放入室温水中，利手填写疼痛等级评定量表。 2.3. 数据收集及整理 被试的疼痛忍耐时间(即被试的非利手从完全浸没在冷水中到从冷水中抽出的这段时间)通过E-Prime程序获得。使用excel表格对疼痛等级评定量表及PLS量表原始得分进行平行双录入，获得目标数据后再录入SPSS中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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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恋爱组和单身组在疼痛阈限和疼痛忍耐力上的对比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恋爱组和单身组的疼痛阈限和疼痛忍耐力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在疼痛阈限上没有显著差异，在疼痛忍耐力上也没有显著差异。见表1、表2。 3.2. 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在为爱情分担和为金钱忍耐的时长对比 我们对恋爱组被试和单身组被试在实验条件下的疼痛忍耐时长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并没有主效应或交互效应出现，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在两种任务中的忍耐时长见图1。 基于我们在方差分析中发现的交互作用的趋势(见图1)，我们分别对恋爱分担组*恋爱金钱组、单身幻想组*单身金钱组、恋爱分担组*单身幻想组以及恋爱金钱组*单身金钱组四对被试的疼痛忍耐时间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只有在将忍耐时间转换为对数形式以后，恋爱分担组和单身幻想组在疼痛耐受性上面差异显著，结果如表4所示。 3.3. 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在三次任务中疼痛等级评定对比 我们对两组被试在疼痛阈限测量和疼痛忍耐力测量时评定的疼痛等级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 Table 1 Comparation of pain threshold between love group and single group (N = 61 M(s) SD T df P 恋爱组(n = 32) 9.65 7.06 0.824 59 0.413 单身组(n = 29) 8.31 5.49 表1. 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的疼痛阈限对比(N = 61) Table 2 Comparation of pain tolerance between love group and single group (N = 61 M(s) SD T df P 恋爱组(n = 32) 44.41 58.92 1.737 37.415 0.091 单身组(n = 29) 25.38 18.20 表2. 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的疼痛忍耐力对比(N = 61) Table 3 The ANOVA results of love group * task type (N = 61 SS df MS F sig 恋爱状态 14232 1 14232 0.874 0.354 任务类型 8864 1 8864 0.544 0.464 交互作用 44691 1 44691 2.745 0.103 误差 928169 57 16284 表3. 2(单身、恋爱)*2(分担任务、金钱任务)方差分析结果(N = 61) Table 4 Difference of pain tolerance between love group and single group on share task (N = 31 M(对数值) SD T df P 恋爱分担组(n=16) 4.98 0.53 2.151 29 0.04 单身幻想组(n=15) 4.56 0.54 表4. 恋爱分担组和单身幻想组在疼痛耐受性上的差异(N = 31) 图1. 恋爱组与单身组在不同任务中疼痛忍耐时间的差异比较 现：恋爱组和单身组在两次测量中对疼痛等级的评定并没有显著差异。恋爱组在刚感受到疼痛时评定的疼痛等级为6.09 ± 1.75，单身组为6.48加减1.75，两者对比，t值为0.869，p = 0.388；恋爱组在实在无法忍受疼痛时评定的疼痛等级为8.31 ± 1.36，单身组为8.31 ± 1.11，两者对比，t值为0.007，p = 0.995。 我们对两组被试在实验条件下的疼痛等级评定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并没有主效应或交互作用出现。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无论在分担任务还是在金钱任务中对疼痛等级的评定均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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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不同实验目的下被试在冷压痛实验中忍受时长的差异 通过对三个阶段(疼痛阈限、疼痛忍耐力、为一定目的忍耐)被试疼痛耐受性两两对比发现，与被试刚刚感到疼痛时的阈限(9.01 ± 6.35 s)相比，被试能够尽可能长时间的忍耐冷水的刺激(35.4 ± 45.17 s)，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 = −4.664， p < 0.001)；与被试尽可能长时间的忍耐冷水的刺激(35.4 ± 45.17 s)相比，被试为了一定目的能够在冷水中呆的时间更长(112.7 ± 138.9)，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 = −4.749， p < 0.00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可以承受疼痛的时间更久。 4.2. 恋爱组和单身组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忍受冷压痛时长的比较 先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别对单身组和恋爱组的疼痛阈限和疼痛忍耐力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对疼痛的感知及忍耐力上面，恋爱组与单身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接着对为一定目的而忍的忍受时长进行方差分析，结果也没有发现恋爱状态与任务类型之间有何相互影响。只有将忍耐时间转换为对数形式以后，恋爱分担组(4.98 ± 0.53)和单身幻想组(4.56 ± 0.54)在疼痛耐受性上面才有显著差异(t = 2.151， p < 0.05)。我们从实验结果也可以看出，被试间疼痛忍耐时间的标准差太大。这种差异可能受我们测量工具的影响，恋爱组和单身组在为对方分担时付出的强度大小差异并没有显现出来。 Aron和Master (Master et al.， 2009; Younger et al.， 2010)等人以往的研究关注爱情奖赏对疼痛感受性的影响。观看恋人的照片能够显著减轻被试对固定疼痛强度的疼痛感受。而在此研究中所发现的并不是对疼痛感受性的降低，而是疼痛忍耐力的改变。一方面，可能因为实验工具的特殊性，被试在冷水中忍耐的时间长短会影响被试对疼痛强度的评定；另一方面，实验任务要求被试为另一半或者金钱付出的特殊性可能是导致该实验结果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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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我们发现，一定程度的动机水平会影响人们的疼痛耐受性，恋爱本身并没有对疼痛耐受性产生影响，但恋爱组被试为爱情忍耐的时间要长于为金钱忍耐的时间，单身组为金钱忍耐的时间要长于为爱情忍耐的时间。这种趋势暗示我们，爱情和金钱对不同情感状态的个体在冷压痛任务中的奖赏效果可能有所不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实验设计、改变测量工具及进行大样本施测后再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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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基于元胞自动机理论，将描述单一人群正常疏散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扩展至研究含有特殊行人时人群的疏散场景。基于对特殊行人(本文主要指行动不便的行人)的心理特性行为的分析，建立了含有行动不便行人时人群疏散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数值模拟研究了不同人群密度下，行动不便行人比例及其位置分布对大厅内行人疏散过程的影响，并对行人疏散过程中的时空动力学特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与正常人群的疏散相比，行动不便行人的加入对混合人群疏散效率的影响与人群总密度有关；低密度下，对人群疏散效率影响不明显，随着密度的增加，行动不便行人所占比例的增大则会导致混合人群的疏散效率显著下降；行动不便行人所在的位置会影响疏散效率，特别是高密度下，相对于行动不便行人的随机分布，将其置于一定范围内的特殊位置，与正常行人分开，会减少行人总体疏散时间。 关键词 :行人流，特殊人群，元胞自动机，疏散效率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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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拥挤或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安全问题逐年增加，行人的安全疏散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 1 ] 。一般情况，行人流疏散模型可以分为两类：宏观模型 [ 2 ] [ 3 ] 和微观模型 [ 4 ] [ 5 ] ，其中微观模型又分为三种：社会力模型 [ 4 ] [ 5 ] [ 6 ] ，元胞自动机模型 [ 7 ] [ 8 ] [ 9 ] [ 10 ] 以及格子气模型 [ 11 ] [ 12 ] [ 13 ] 。 元胞自动机通过模拟系统中个体微观行为特征，在个体间相互作用条件下，实现系统整体宏观行为特征的研究 [ 14 ] 。杨立中等 [ 15 ] 基于“地场”方法，引入“位置危险度”的概念来确定人员运动规则，再现了火灾发生时人员的逃生过程。郑美容 [ 16 ] 基于元胞自动机对人员疏散行为进行了模拟研究，为疏散策略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参考数据。林煌涛 [ 17 ] 对高校礼堂人群疏散进行了仿真，找出了礼堂人群疏散规律。王浩 [ 18 ] 建立了地铁站行人疏散仿真模型，并分析了地铁车站行人安全疏散的可靠性。张艳芬 [ 19 ] 建立了大型客运站应急疏散模型，并进行实例仿真研究，分析评价仿真结果，提出优化方案。姜子港 [ 20 ] 对某商场在紧急情况下人员的安全疏散进行了研究，重点讨论了借用防火分区防火门进行疏散对疏散效率的影响等。 上述研究对象及范围大多围绕地铁、体育馆、客运站、大型商城、室内等场所的一般性群体。事实上，特殊群体如踩踏事故的高发对象——中小学生群体、有听力视力障碍的人群、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或老人等，在面对突发事故，这些人群往往表现出异于一般行人的更为复杂的心理行为特征。田玉敏等 [ 21 ] 研究了特殊人群疏散行为，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特殊人群的疏散行为规律，以及根据人群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薛李生辉等 [ 22 ] 研究了考虑个体差异的改进人群疏散模型，发现了人群中处于弱势的老人和儿童，由于自身情况的限制，会对人群疏散效率产生影响。姜传胜等 [ 23 ] 研究了残疾群体与健康群体在疏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指出残疾人的存在很可能影响健康人群的疏散。然而，目前关于特殊人群疏散方面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 本文针对特殊人群中行动不便的行人，考虑其复杂的心理行为特征，建立了一般人群中含有行动不便行人时的元胞自动机模型。通过考虑行动不便行人的比例、位置分布等因素，对大厅内的行人疏散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讨论了以上因素对人群疏散效率的影响，模拟结果对行人疏散，特别是高密度下行人的分流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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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模型 模型如图1所示，将房间的尺寸 L × L 均匀划分为有限的二维网格，每个网格相当于一个元胞，元胞的尺寸大小为 0.4   m × 0.4   m [ 7 ] ，L表示房间的宽度，W表示房间的出口宽度。每个元胞或被一位行人占据，或为空。黑色部分为墙壁，绿色代表行动不便的行人，红色表示正常行人，出口位置为白色。 研究发现：行动不便行人如残疾人、老年人，相比正常行人，行动迟缓、步态缓慢、缺乏灵活性。 据此分析，采用摩尔(Moore)型邻居 [ 7 ] ，不考虑后退行为，正常行人和行动不便行人移动邻域分别如下：正常人在每个离散仿真时间步，可向摩尔(Moore)型邻居移动一个元胞的距离或者保持不动(图2(a))；行动不便的人在每三个离散仿真时间步，可向摩尔(Moore)型邻居移动一个元胞的距离或者保持不动(图2(b))。 行人移动方向的选择由转移概率来确定。 假设(i，j)为行人的坐标，(i 0 ，j 0 )为模型出口坐标，(x，y)为行人下一步移动坐标，行人(i，j)的移动邻域记为 S i ， j ，其中空元胞组成的集合记为 S ′ i ， j ，则移动概率如下： p i ， j = 0   ( x ， y ) ∉ S ′ i ， j ；(行人下一步移动位置不为空，则停在原位置) p i ， j = 1 / | S ′ i ， j | ( x ， y ) ∈ S ′ i ， j ；(行人下一步移动位置为空，则等概率选择方向移动) p i ， j = 1 ( i ， j ) = ( i 0 ， j 0 ) 。(行人在出口位置，则下一步一定移出系统)， | S ′ i ， j | 表示 S ′ i ， j 中元素个数。 模型更新规则如下：给定大厅内行人随机的初始分布；确定行人种类；根据不同行人各自的移动规则确定下一步移动目标，如果到达出口则移出系统；在此时间步内完成每位行人的位置更新；重复上述规则直到房间内的全部行人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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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模拟结果与讨论 初始时刻，行人以一定的密度随机地分布在系统中，并采用随机序列并行的方法按上述规则进行位置更新。数值模拟中，为了消除初始位置的随机性对结果的影响，系统的疏散时间T均为20个样本取平均的结果。如无特殊说明，参数设置如下： L = 20 ， W = 3 ， ρ = N / ( L − 2 ) × ( L − 2 ) ，N为行人总数，定义行动不便行人所占比例为n，则 n = M / N ，M为行动不便行人总数。 首先研究行动不便行人所占比例对疏散时间的影响。图3给出了行动不便行人所占不同比例下混合人群疏散时间T与密度ρ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在不同密度范围内，行动不便行人比例对疏散时间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相同密度情况下，只要人群中有行动不便的行人，都会降低整个混合人群的疏散效率，且随着行动不便行人所占比例的增加，疏散时间亦显著增加。这是因为行动不便的人移动速度远低于正常人，并且其所能够选择的方向也少于正常人。在低密度情况下，由于行人较为稀少，人与人之间的碰撞等相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行动不便的人对正常人的移动造成的影响也可忽略，所以不同人群进行疏散所需要的时间相差不大。但是，随着人群密度的增大，行动不便行人所占比例对人群疏散时间的影响逐渐明显，在高密度下，不同人群进行疏散所需要的时间相差巨大。例如：人群密度0.8时，正常人群疏散时间约为200 s，在人群中只要有行动不便行人，这一疏散时间将显著增加，当特殊人群比例达到0.8时，疏散时间则翻倍，增加到400多秒，可见行动不便的人在移动过程中速度缓慢，会对正常人的移动造成障碍。随着数量的增加，过多行动不便的人聚集在一起，还影响了正常人的移动速度以及方向的选 图1. 模型示意图 图2. 行人可选择的移动方向。(a) 正常行人；(b) 行动不便行人 图3. 行动不便行人比例n = 0，0.2，0.4，0.5，0.8，1下的疏散时间T与密度ρ的关系图 择，特别是当行动不便的人移动到出口，对正常人造成的影响更大。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行人疏散过程中的宏观行为现象，图4给出了高密度ρ = 0.7下不同行动不便行人比例时典型的时空演化状态斑图。在系统演化的初始阶段，行人均向着出口位置汇聚，并在出口形成拥堵瓶颈。全部为正常行人时，“成拱”现象更为明显，行人逐渐消散(见图4(a)~(c)所示)，该情况相当于行人在出口位置依次逃离。当人群中有特殊行人时，行动不便的人会形成移动障碍，影响正常人的移动，空元胞数量及连续的空元胞明显增多，行人无法有效地利用可移动的空元胞(见图4(d)~(f))，造成疏散效率下降。全部为行动不便行人时，该现象更为显著(见图4(g)~(i))。以上结果表明，特殊人群的加入会对人群疏散过程中的宏观行为特征产生重要的影响。 图4. ρ = 0.7时，行人疏散过程中的时空演化状态斑图(n = 0: (a) T = 40 s， (b) T = 100 s， (c) T = 190 s; n = 0.2: (d) T = 40 s， (e) T = 100 s， (f) T = 190 s; n = 1: (g) T = 40 s， (h) T = 100 s， (i) T = 190 s) 为了更细致地探讨特殊人群的加入对行人宏观动力学特性的影响，图5给出了ρ = 0.7下，正常人群中加入3个行动不便行人时，行人疏散过程中的时空演化状态斑图。可以明显看出，在行动不便行人周围，存在大范围的空元胞区域，这一区域可视为“真空”区域，考虑到正常行人的心理作用，实际生活中主观上一般不会紧挨行动不便行人，从而造成客观上空间利用率的下降，最终导致疏散效率的下降。 最后探讨行动不便行人所处位置对疏散效率的影响。我们考虑了5种位置分布(见图6)，分别为：case1代表行动不便行人在门口位置(即图6中A区域)，case2代表在靠近出口的墙角位置(即图6中B区域)，case3代表在房间的中间位置(即图6中C区域)，case4代表在远离出口的墙角位置(即图6中D区域)，case5代表随机分布。我们模拟了低、中、高三种密度下，行动不便行人比例为0.2时，人群疏散时间与行动不便行人5种不同的位置分布的关系图，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中低高三种密度下，将行人置于出口附近，会提高疏散效率。低密度下，特殊人群置于出口附近，疏散时间显然最短，但中高密度下，这一优势被弱化，将行人置于整个房间的中央和行人在出口附近，所需的总的疏散时间基本相同， 图5. ρ = 0.7时，行人疏散过程中的时空演化状态斑图。(a) T = 10 s；(b) T = 40 s 图6. 行动不便行人位置分布区域示意图 图7. n = 0.2，ρ = 0.1，0.4，0.7时，疏散时间T与case的关系图 这说明随着人群密度的增加，出口附近的行动不便行人对房间内的其他行人形成了阻碍，已到达出口附近的正常行人也不能顺利通过门口。此外，中低密度下，5种位置分布下的疏散效率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相比随机分布，将特殊人群置于区域D所需要的疏散时间最长。高密度下，可以发现，行动不便行人随机分布时对应的疏散时间最长，不利于人群疏散，正如图5分析时指出的，每一个特殊行人周围都有可能出现多个空的元胞，空间利用率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只要将特殊行人和正常行人分开，避免相互的干扰将有利于人群的疏散，特别是将行动不便行人置于出口附近或房间中央位置时，所对应的疏散时间最短，这说明当疏散开始时，若行动不便行人不能直接到达出口附近时，可适当引导这些行人先到房间中央，尽可能地避免干扰正常人群，为最优的疏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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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通过考虑人群中加入行动不便的人，建立了混合人群疏散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数值模拟研究了行动不便行人的加入对疏散效率的影响，并重点探讨了人群密度、行人不便行人比例及位置分布等因素对房间内行人疏散过程的影响。通过对疏散时间及典型时空演化斑图的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人群中加入行动不便行人将会影响行人总体的疏散时间。 2) 低密度下，行人不便行人对人群疏散效率影响不明显，随着密度的增加，行动不便行人所占比例的增大则会导致混合人群的疏散效率显著下降。 3) 高密度下，将行动不便行人和正常行人分开，会大幅提高疏散效率，且将行动不便行人置于出口附近或房间中央位置，对人群疏散最有利。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研究了特殊人群中的行动不便行人，且主要考虑行动不便行人与正常行人的速度差异。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模型，充分考虑行动不便行人的心理、行为因素及疏散场景的复杂性，如断电、场景内有障碍物等；此外，通过调研、实验等手段，获取实际环境中行人的信息来校正模型中参数，使模型能更好地反映和指导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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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脑出血急性期罹患脑梗死的现象鲜有报道，但其发病率高、可增加患者致残率或死亡率，并可能导致血管性痴呆、认知障碍，临床上需要重视。本文从脑出血急性期并发脑梗死的临床特点、发病机制、防治措施方面进行综述，旨在提高对脑出血急性期并发脑梗死的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 :脑出血，脑梗死，临床特点，发病机制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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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脑出血患者在急性期发生脑梗死的几率较正常人群明显升高 [ 1 ] [ 2 ] [ 3 ] ，提示脑出血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脑梗死发生，谓之脑出血相关脑梗死。据报道，脑出血急性期并发的脑梗死多具有在皮质下、散发、梗死灶面积小等临床特点 [ 4 ] [ 5 ] ，其发生机制可能与脑小血管病变 [ 6 ] 、血压下降、脑血流调节曲线受损 [ 3 ] [ 7 ] 等因素有关。因其多为亚临床起病 [ 4 ] ，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但多项研究表明其可增加致残或死亡风险，并可导致血管性痴呆、认知障碍等疾病发生 [ 2 ] [ 5 ] [ 8 ] [ 9 ] 。因此，研究脑出血急性期并发脑梗死的临床特点及发病机制，制定有效防治措施，具有深刻的临床意义。本文对脑出血急性期并发脑梗死相关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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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脑出血急性期并发脑梗死临床特点 早在1990年，LEON等 [ 1 ] 回顾性分析了300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搜集在脑出血起病1周内头颅CT扫描，发现有9例合并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病灶。2002年Toyoda等 [ 10 ] 报道了1例糖尿病肾病晚期的患者，在透析结束后出现了运动性失语、双侧眼球向右凝视麻痹、水平性眼震，发病当天急查头颅CT提示右侧脑桥出血，当时双侧大脑半球未见新发病灶，3天后进一步查头颅磁共振可见左侧额下回皮质及皮质下新发梗死灶，因该患者同时在颅内不同区域出现原发性出血和梗死而受到关注。2007年Chul等 [ 11 ] 对住院病人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6例患者在脑出血发病初期的CT扫描无新发脑梗死，10天内出现病情突然恶化或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症状改变，通过CT扫描或MRI确定有腔隙性或脑动脉供血区域的责任梗死灶，通过对这6例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分析、怀疑对该部分患者脑梗死的发生与脑出血有关。为了进一步证实脑出血和脑梗死相关性，Rajeev等 [ 2 ] 前瞻性记录了2006年12月至2011年3月1日住院期间的95例自发性脑出血患者的病例资料，通过使用西门子1.5T MR扫描仪中常规序列(包括DWI、ADC、FLAIR、T2/TSE，T1和T等)在脑出血急性期对患者进行检查，并对这些患者入院14天及出院后进行NIHSS评分及改良的Rankin评分，发现39例(41%)在脑出血后1~7.5天MR检查提示有代表新发缺血性脑梗死的低弥散信号，即ADC图低信号、DWI图高信号，且这些患者3个月致残或死亡风险更高。2009年Kimberly等 [ 12 ] 入组79名CAA (脑淀粉样血管病)患者作为实验组，同时收集55名有AD/MCI(老年痴呆症或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而无CAA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对他们的MRI的DWI序列进行回顾性横断面研究，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实验组和对照之间或DWI阴性和DWI阳性病例之间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CAA组患者中12例(15%)共有17处符合亚急性脑梗死的DWI高信号病灶，55例AD/MCI患者中有0例(p = 0.001)，有DWI病变的CAA受试者出血总数较高(22 vs 4， p = 0.025)，两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项研究显示了有脑淀粉样血管病的脑出血合并脑梗死患者，其脑梗死病变的出现与脑出血负担较高有关，且这些梗死灶多位于皮质和皮质下白质。为了更好的探讨脑出血急性期并发脑梗死的临床特点，Ravi等 [ 3 ] 对138例有磁共振检查资料(入院时或发病1个月时)的自发性脑出血患者进行前瞻性、纵向、磁共振成像研究，在基线(入院时)和1个月时收集所有受试者的临床、人口和MRI数据，发现基线时35%的患者、1个月时27%的患者有一个或多个代表新发脑梗死的DWI病变；通过与ADC值结合比较后显示，这些病灶均为急性或亚急性，可在脑出血病灶同侧、双侧或对侧。Shyam等 [ 4 ] 的研究显示，自发性脑出血急性及亚急性期出现的新发缺血性梗死灶无临床症状且75.5%位于皮质下白质或脑干。Kang等 [ 5 ] 则招募97名发病3天内诊断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发现26例(26.8%)患者共存在49处新发脑缺血病变，这些病灶多无临床症状且75.5%位于皮质下白质或脑干。目前，上述发现已经被认为是识别脑出血相关脑梗死的重要线索。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特征性的脑出血相关脑死的临床特点还会被逐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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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发病机制 脑出血急性期继发脑梗死的机制尚不明确。根据最近的研究，一些潜在因素与脑梗死相关，包括以脑小血管病为常见的代表患者血管条件的基础疾病，以及脑出血后血压管理不当、超过脑血流自我调节能力等原因。我们推理这些机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3.1. 脑小血管病 早在1971年Fisher CM的一项解剖报告 [ 13 ] 中指出35%的腔隙性脑梗死患者有脑出血病灶，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这一现象因不能很好解释。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Leon等的研究 [ 1 ] 利用高分辨率CT扫描，在300名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发病一周内发现9例(3%)有腔隙性脑梗死，引起人们对脑出血急性期合并脑梗死病因的思考。2011年Gregoire等 [ 6 ] 的一项旨在了解自发性脑出血与急性脑缺血相关性的研究，通过对114例脑出血患者(39例临床可能的脑淀粉样血管病)和47例年龄匹配的对照组进行MRI的DWI扫描，发现脑淀粉样血管病相关脑出血中并发腔隙性脑梗死的患者是其他类型脑出血的3倍，该研究以白质改变、微出血标记脑小血管病，通过与对照组对比分析，表明了腔隙性脑梗死是由闭塞的小动脉血管病变引起的。以高血压、脑血管淀粉样变等导致的脑小血管病在脑卒中中的致病特点开始受到关注。脑小血管病是指由于各种病因影响脑内小血管(包括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微静脉和小静脉)所导致的一系列临床、影像、病理综合征，该病常见病因为高龄、高血糖、高血压、脑血管淀粉样等，病理改变既可出现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血管壁变厚、血管管腔狭窄，又可致血管壁破坏、微小动脉瘤形成 [ 14 ] ，因此，在广泛血管病变的基础上的脑出血患者，易继发脑梗死。多项研究表明代表脑微出血的白质高信号与代表新发脑梗死的DWI病变相关 [ 3 ] [ 5 ] [ 6 ] [ 12 ] ，也有研究表明卒中病史与DWI病变相关 [ 15 ] ，这些可作为慢性脑小血管病的标记物，识别哪一类型的患者在脑出血后易继发脑梗死。 3.2. 降压及脑血流自动调节曲线的改变 脑出血多伴有血压升高，调控血压为脑出血后主要治疗方法之一 [ 16 ] ，已有大样本的临床随机试验显示，脑出血急性期强化降压治疗有利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 [ 17 ] ，但脑出血降压的时机及控制目标尚存争议。Shyam等 [ 4 ] 的研究收集了自2006年8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住院发性脑出血患者连续数据，并在入院28天内对其进行了DWI检查，使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DWI异常的潜在预测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脑出血后急性缺血性脑梗塞与积极降压有关。Rajeev K.等 [ 2 ] 的研究中也指出，脑出血后脑梗死的发生与血压过度下降相关，并可增加患者3个月的致残率及死亡率。在正常状态下，脑血流受到平均动脉压和脑灌注压的调节，脑血流在一定的脑灌注压下保持稳定，超过两个限值时会出现被动的压力变化，谓之脑血流自动调节，各种原因导致的血压下降，若超过大脑自动调节的下限，可以诱发脑缺血进而引起脑梗死 [ 7 ] 。再则，脑血流自动调节能力不是恒定不变的，会随着患者病理状况的改变而改变，据研究，脑血流自动调节上线及下限在慢性高血压中提高 [ 18 ] ，在急性脑损伤的环境中脑血流和脑灌注压呈线性响应 [ 7 ] ，因此脑出血后在没对患者脑血流自我调节能力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开始降压治疗，易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3.3. 其他机制和诱因 更多的脑出血相关脑梗死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Kim等 [ 11 ] 的病例分析中，两例因其梗死灶位于血肿同侧或血肿压迫的血管供血区域，推测脑梗死的发生与血肿本身或周围的水肿带对邻近脑血管的机械性压迫相关，但目前相关的实验室研究仅仅针对血肿周围缺血半暗带的研究，没有关于血肿导致的占位征与远离血肿的梗死灶相关性的研究，故该观点无法论证。而脑出血后局部血脑屏障破坏，血液释放血凝酶等神经毒性物质导致脑组织缺血是局部水肿带形成的原因之一 [ 19 ] ，根据2011年Kidwell等 [ 20 ] 的研究表明，多数脑出血患者急性期有偏离血肿部位的血脑屏障的破坏，那么脑出血后这些远隔的血脑屏障破坏是否可继发缺血性损害，为脑出血相关脑梗死的发病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其他的常见病因诸如中到大量脑出血、梗阻性脑积水导致的颅内压增高，降低脑缺血阈值，可归类于脑血流自动调节曲线的改变。又如Nagasaka等 [ 21 ] 的病例分析中提示的脑血管痉挛，可能与该病例存在脑室出血流入蛛网膜下腔相关，未合并有蛛网膜下腔积血或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症的脑出血，是否存在脑血管痉挛不得而知。亦有人观察到脑出血后脱水、高凝的状态有可能增加脑梗死的风险 [ 3 ] ，但也有相反的报告，因此脑出血相关脑梗死发病机制还需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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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防治措施 脑出血急性期继发的脑梗塞具有多位于皮质下、散发、梗死灶面积小等临床特点，这些病灶一般为亚临床起病(无临床症状但有影像学表现，即无症状性脑梗死)，那么是否就不需要重视这一临床现象？答案是否定的。前述Kang等 [ 5 ] 的研究显示，与脑出血一起发生的脑梗死可增加血管性事件的发生率及死亡率，Rajeev等 [ 2 ] 的研究亦显示，脑出血后继发的缺血性病灶与3个月的致残率及死亡率相关。而针对无症状性脑梗死的大样本研究，无症状脑梗死的患者发展成为脑卒中的概率为正常人群的4倍，且可引起或加剧认知功能障碍或出现抑郁状态 [ 8 ] [ 9 ] 。因此有效的防治脑出血相关脑梗死，具有深刻的临床意义。 但由于其发生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脑出血急性期并发脑梗死的防治尚无行之有效的方法。若占位征明显，尽早移除血肿可能会起作用，但若这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它不太可能逆转缺血性的进程。已有实验证据表明，神经保护剂(钙通道阻滞剂和n-甲基-d-aspartate受体拮抗剂)可以减少缺血性脑损伤，同样在免疫抑制动物体内，最初的缺血性损伤后脑水肿的数量也减少了，这些研究表明，药理学神经保护策略可以减少脑内出血后脑损伤 [ 22 ] 。 再则，推测脑出血相关脑梗死是在一定血管生物底物前提下、脑出血后各种理化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缺血性脑损伤，那么早期识别患者的血管条件尤为重要。目前临床上已广泛使用TCD、CTA、MRA等影像学技术评估颅内血管病变，而由于脑小血管病病变血管较小(血管直径多小于400 μm)，常规影像学手段对其缺乏特异性 [ 23 ] 。研究表明，脑小血管病以老年人高血压及淀粉样血管病相关的小血管病最为多见 [ 24 ] ，高血压脑出血多分布于丘脑、壳核、脑桥和小脑半球，而淀粉样血管病则多分布于脑叶和小脑半球；头颅CT可有脑白质病变，但缺乏敏感性，CT灌注成像可显示缺血和梗死组织的血流灌注；在MRI影像学上的表现主要有新发小的皮质下梗死、可能血管起源的腔隙、可能血管起源的白质高信号、血管周围间隙、脑微出血和脑萎缩，此外可以借助彩色眼底照相等手段了解眼底视网膜小血管以评估脑小血管硬化病变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动脉硬化性大血管病常合并脑小血管病 [ 14 ] 。以上均可作为早期识别脑小血管病的手段。 限制性降压被认为是防治脑出血后缺血性损害的有效措施。一项对超急性期脑出血患者进行的3 h内降压治疗研究表明，经规范化抗高血压治疗后的高收缩压值与不良的临床结局独立相关 [ 25 ] 。另一项研究针对中等出血体积的自发性脑出血患者24小时内进行积极降压治疗，发现血肿周围脑血流量并未减少，脑缺血事件也未增加 [ 26 ] 。但对于脑出血患者血压调节的范围，目前仍无定论。根据强化降压治疗疗效最大随机临床试验INTERACT2的结果指导，2015年美国AHA/ASA脑出血管理指南提出对收缩压介于150~220 mmHg、无急性降压禁忌的脑出血患者将收缩压紧急降至140 mmHg是安全的，可能改善患者预后，对起病时收缩压 > 220 mmHg者应在持续血压监测下积极予以静脉降压 [ 16 ] ，这条建议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该指南还建议根据患者脑血流自动调节能力将脑灌注压(cerebral perfusion pressure， CPP)维持在50~70 mmHg之间为宜，该范围可能会降低脑组织缺血缺氧及预后不良发生率 [ 16 ] ，谓之最佳灌注压(ptimal cerebral perfusion pressure， CPPop)，但该数据完全基于外伤性脑损伤患者的研究。Jennifer等 [ 27 ] 通过对重症脑出血患者床旁持续的脑血管反应性的评估来探究CPPop的观念是否可应用于脑出血患者，同时对于脑血流调节、CPPop及功能预后的关系进行初探；结果显示脑血管自动调节曲线在半数重症脑出血患者中均受损，血管反应性受损与90天功能预后较差显著相关，CPPop与90天功能预后无显著相关性，但在脑灌注压最接近最佳脑灌注压的个体患者中死亡率最低；研究还显示脑出血患者CPPop的中位数为83 mmHg，高于指南所推荐的临界值70 mmHg。因此，利用临床手段检测患者的动态脑血流调节能力及寻找患者的CPPop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对于脑出血特别是重症脑出血患者意义非凡。目前采用传递函数分析或相关分析法观察自发的血压变化引起的脑血流量改变有助于实现脑血流自动调节的监测，而诸多脑血流量间接参数的监测技术也在临床上被使用，如经颅多普勒测得的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颅内压测定、脑组织氧含量测定(无创的近红外光谱技术或脑实质探针技术)，简单便捷且无创的技术在脑血流自动调节监测中具有一定优势 [ 28 ] 。 血栓事件是脑出血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如何不增加再出血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抗凝剂，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 29 ] 。在一项非对照的研究表明，脑出血发病后第2天开始抗凝治疗的，血栓栓塞性疾病减少而再出血未增加脑 [ 30 ] 。2项小样本随机试验在脑出血发病后第4天或第l0天开始皮下注射小剂量肝素的患者中，与对照组相比，也未发现出血风险增高 [ 31 ] 。以上研究提示，预防性应用抗凝药物有降低脑出血后并发脑梗死的发生率的可能，但这还需权衡再出血的风险，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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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放射治疗作为局部晚期直肠癌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联合手术治疗可降低局部复发率，提高患者总生存率。近年来多项研究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放疗疗效、放疗方式、T3N0M0患者是否都需要放疗及放疗与手术时间间隔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本篇综述除讨论放疗的基本作用，并对上述研究热点做出总结分析。 关键词 :直肠肿瘤，放射治疗，进展期，同步放化疗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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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结直肠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2017年结直肠癌的新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为135，430和50，260例 [ 1 ] 。我国直肠癌约占结直肠癌的60%以上 [ 2 ] ，且就诊时大多数直肠癌患者处于局部病变进展期。手术切除是治疗直肠癌的基石，但单纯的手术治疗疗效较差，且局部复发率较高。 近年来，放射治疗(radiotherapy， RT)在局部晚期(T3或N+)直肠癌(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中已经成为标准治疗手段，放疗联合手术治疗可降低局部复发率(local recurrence rate， LRR)，提高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 [ 3 ] 。本综述在简要提及放疗的基本作用的同时，也将详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并对直肠癌放射治疗的研究热点做出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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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放射治疗基本作用 放疗作为辅助治疗的首要问题是能否降低LRR。1990年国家癌症研究所共识声明建议联合使用RT和5-氟尿嘧啶(5-FU)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 [ 4 ] 。共识声明基于一些国家随机研究 [ 5 ] ，结果显示辅助放疗联合5-FU为基础的化疗使盆腔复发率降低。目前放疗主要有两种方式：常规分割的长程放疗(long-course radiotherapy， LCRT)，总剂量为45~50 Gy，每次1.8~2 Gy，每日1次，每周5次，持续5~6周；短程放疗(short-course radiotherapy， SCRT)：总剂量为25 Gy，每次5 Gy，每日1次，连续5日。瑞典直肠癌试验 [ 6 ] 对比术前放疗组和单纯手术组，提示术前放疗对控制局部复发率有效(12% vs 25%， p < 0.001)，并且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率(46% vs 39%， p < 0.03)。 随着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在临床上的推广应用，LRR已显著降低，放疗的地位受到了冲击，手术前后是否放疗存在争议 [ 7 ] [ 8 ] 。荷兰直肠癌试验研究 [ 9 ] 对比单纯TME和术前SCRT + TME的疗效，结果显示术前SCRT + TME在II期和III期直肠癌中LRR显著降低(2% vs 8%， p < 0.05)，Stockholm TME研究也验证了相同的结果 [ 10 ] [ 11 ] [ 12 ] 。伴有高危因素的直肠癌患者仍推荐进行放疗，如环周切缘(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CRM)阳性、淋巴血管间隙浸润、较高的淋巴结分期、肠壁外血管浸润和低位肿瘤者。医学研究理事会CR07 [ 13 ] 通过对1350例患者的研究表明，对于可行手术的直肠癌患者，短期术前放疗与CRM阳性患者行术后选择性放化疗(chemoradiotherapy， CRT)相比，LRR降低(4.7% vs 11.50%， p < 0.0001)。术前放疗使局部复发的相对危险降低了61% (HR = 0.39，95% CI: 0.27~0.58， p <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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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放疗时机的选择 理论上讲，术前放疗具有生物学上的优势，完整的血管和较高的氧合状态可以提高放射敏感性，提高肿瘤切除率和保肛率，而术后放疗的益处包括局部复发高风险患者可以通过手术和/或病理发现来验证。近年来影像技术的进步使得术前临床分期更加准确，从而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的术前放疗也得到广泛应用。三项随机研究比较了术前同步放化疗和术后同步放化疗的疗效 [ 14 ] [ 15 ] [ 16 ] [ 17 ] ，两项试验因入组缓慢被迫提前终止。德国CAO/ARO/AIO 94试验 [ 16 ] 是其中最经典的研究，共纳入823例cT3-4或N +直肠癌患者，平均随访时间近4年，分别接受术前同步放化疗或术后同步放化疗，手术均采用TME。术前组剂量为50.4 Gy/28 f，术后组为50.4 Gy/28 f，瘤床补量540 cGy，两组同步化疗是5-FU静脉滴注(1000 mg/m 2 /d，d1-5，第1和第5周)，结果显示术前放疗组LRR较低(6% vs 13%， p = 0.006)，且保肛率高(19% vs 39%， p = 0.004)，急性和长期并发症发生率低，但两组DFS (68% vs 65%， p = 0.32)和OS(76% vs 74%， p = 0.80)无差异。另外两项随机研究也报道了术前放疗效果良好，但与德国CAO/ARO/AIO 94试验的某些方面有所不同，NSABP R-03试验 [ 17 ] 术前放化疗组与术后放化疗组LRR(10.7% vs 10.7%， p = 0.693)和保肛率(47.8% vs 39.2%， p = 0.22)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前者的DFS(64.7% vs 53.4%， p = 0.011)明显提高。而韩国研究报道了术前放化疗具有较高的保肛率(68% vs 42%， p = 0.008)，但LRR(5% vs 6%， p = 0.335)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 14 ] [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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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SCRT还是LCRT？ 较长的治疗时间和间隔时间将提供足够的时间使肿瘤明显退缩和降期，LCRT具有更高的保肛率，更高的分割数将促进正常组织和器官损伤的修复，降低并发症。一项波兰的随机临床研究 [ 18 ] 共入组200名T3-4中低位直肠癌患者，比较了术前短分割(5 × 5 Gy)和常规分割放化疗(50.4 Gy/28 f，同步5-FU化疗)的疗效，后组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较高(16.1% vs 0.7%， p = 0.017)，而LRR (15.6% vs 10.6%， p > 0.05)、DFS (55.6% vs 58.4%， p > 0.05)、OS (66.2% vs 67.2%， 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gan等 [ 19 ] 报道入组326名患者，研究设计与波兰试验相同，结果同样表明两组LRR(7.5% vs 5.7%， p = 0.51)、OS (74% vs 70%， p = 0.62)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一种治疗方式比另一种治疗方式要差，建议基于患者的病情和医生的偏好而定。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 20 ] [ 21 ] ，但肿瘤位于远端直肠并接近肛门括约肌，或者是局部晚期cT4或CRM阳性病变依然推荐LCRT进行保肛并完全切除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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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T3N0直肠癌患者是否都需要放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区分肿瘤的病理和临床分期。在病理分期T3N0肿瘤病例中，北美的三个随机研究数据汇总分析结果显示直肠癌术后辅助放疗可能过度，因为放疗对局部复发、无病生存或总体生存没有明显影响 [ 22 ] 。目前标准手术模式TME使LRR大大降低，一部分pT3N0M0直肠癌患者在单纯手术或手术联合化疗方面有很好的疗效。但对高危因素如CRM阳性、淋巴管浸润和分化差的患者实施放疗是合理的。而临床分期cT3N0M0肿瘤患者却截然相反。近年来，术前CRT后再行手术治疗被广泛用作LARC的治疗标准，只在一些欧洲国家推荐SCRT后行手术治疗作为首选治疗方案。目前，临床治疗是依据TNM的分期来指示下一步治疗方案，问题在于影像技术在肿瘤分期上的局限性，存在对肿瘤进行过高或过低的分期，会造成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瑞典直肠癌试验 [ 6 ] 提示Dukes B期患者术前放疗使LRR下降(11% vs 27%， p < 0.05)，存活率也增加(58% vs 48%， p = 0.004)。荷兰研究 [ 11 ] 表明术前放疗加TME显着降低II期患者的LRR(5.7% vs 1.0%， p = 0.01)。MRC-CR07研究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RT显著降低II期患者的LRR (6.4% vs 1.9%， p < 0.05) [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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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放疗与手术时间间隔 理论上新辅助放化疗后一定的时间间隔会使肿瘤缩小和降期，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更高的病理降期率和保肛率，但事实上一定的间隔期会使肿瘤进一步缩减和降期，并不会提高保肛率，周围正常组织有更多的时间从辐射损伤中修复，放疗并发症发生率降低，然而这种效果在临床上并不明显。且时间间隔过长会造成放射野纤维化改变，使手术切除更加困难，也会延迟伤口愈合。 Lyon 90-01 [ 23 ] 研究共纳入200多名可接受直肠指诊的cT2-3肿瘤患者，接受放疗剂量39 Gy/13 f，介于SCRT和LCRT之间，将患者随机分为短间隔组(2周后手术)和长间隔组(6~8周后手术)，结果长间隔组在T期显示更高的pCR (29% vs 15%， p < 0.05)，具有显著的缩小和降期效应，两组LRR均为9%，3年OS无统计学意义(78% vs 71%， p > 0.05)。Pach等 [ 24 ] 研究术前SCRT(5 × 5 Gy)患者手术时间间隔对疗效的影响，共154名患者入组，随机分至短间隔组(7~10天后手术)和长间隔组(4~5周后手术)，长间隔组患者降期率高于短间隔组(44.2% vs 13%， p = 0.0001)、保肛率(p = 0.627)、治愈性切除率(p = 0.132)、5年生存率(63% vs 73%， p = 0.24)和LRR (p = 0.11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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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小结 综上所述，放疗作为是局部晚期直肠癌综合治疗重要组成部分，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现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放疗方式、放疗时机、T3N0M0患者是否都需要放疗、放疗与手术时间间隔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仍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研究，进一步为我们的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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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为了探索南极大磷虾等南极不同生物来源可培养微生物的多样性。本研究对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采集的多个站位的南极大磷虾，以及海参、海绵、珊瑚、鱿鱼、海星、海胆、底泥等样品进行了细菌、真菌的分离培养，然后进一步开展16S rDNA鉴定和高通量测序分析。最终根据菌落大小、颜色、形态等特征的不同，共分离获得21株细菌，并未分离到真菌，可能样品保藏时间过久的原因。经鉴定得到3个门12个属的14株细菌，其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 4株，厚壁菌门(Firmicutes) 8株，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 2株。厚壁菌门(Firmicutes)中属芽孢杆菌属(Bacillus sp.)最多，有6株。通过NCBI的Blast检索系统比对，发现14株细菌的相似度均达到98%以上，推测这14株都是已知种属。同时，对RNA保存液保存的各个站点采集到的南极大磷虾中的微生物进行了高通量测序，遗憾没有得出结论。本次研究显示，南极地区具有丰富的微生物资源，并且大部分微生物也可以在普通环境生存。同时，丰富了框架拖网的生物来源的共附生可培养微生物的种类，为极地微生物资源的利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南极大磷虾，可培养微生物，16S rDNA，框架拖网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