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system: [SYSTEM]

user: 5. 脑电神经反馈的机制理论 对于脑电神经反馈是如果在大脑中实现对于大脑活动的自我调节，目前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本文将会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叙述。第一个是操作学习理论，操作学习理论是斯金纳基于经典条件理论的修改，也是生物反馈训练的基础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偶然的反馈或者奖励强化了正确或者期望的大脑反应时，对于大脑活动的控制就会进行，在脑电神经反馈中，运用区别性的反馈刺激把不同的大脑活动进行区分，并且通过正反馈的形式不断强化大脑对于这种正反馈的反应(Beatty & Legewie， 1977; Fetz， 2007)。操作学习理论强调神经反馈过程中前额叶脑区以及纹状体通路对于不同反馈刺激的选择性参与作用，认为这个通路是神经反馈中自我调节活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Gruart et al.， 2015)。第二个理论是双重加工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这个理论从被试摸索神经反馈调节策略的过程，结合前馈和反馈学习的过程来对神经反馈学习进行解释。在双重加工理论中，如果被试能够在摸索的过程能够找到有效控制反馈信号的策略，会继续对其进行强化加工使得对这个策略的使用成为自动化的过程，而对于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策略的被试，只能通过加工反馈信号来引导大脑的学习，或者无法学习对信号的自我调节，因此造成了在神经反馈训练中的不同效果(Lacroix & Gowen， 1981)。在双重加工理论中，研究者认为对于无法找到有效策略的被试，需要通过在有明确指示以及没有明确指示下交替进行神经反馈训练。第三种理论是意识学习理论(Awareness Theory)，该理论认为神经反馈信号提供了被试意识到的大脑活动的信息，这导致了对这些有效信号的自主控制。与操作性学习理论不同，意识学习理论强调了对强化物的意识才是强化偶然反应的重要因素，只有当个体意识到这些信号中包含大脑活动的信息时，才会把反馈信号作为强化物与大脑活动连接在一起(Keefe & Francis， 1978)。但是意识学习理论缺乏具体的脑活动机制，并且在后续的研究中被认为对于反馈信号的意识并不是控制大脑活动所必需的。第四种理论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lobal Workspace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脑电神经反馈中对于神经活动的学习控制是通过反馈信号作为刺激引起大脑汇总广泛而全面的分布而实现的(Ros et al.， 2014)。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是基于大脑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动态稳定性的一个系统，一旦大脑内部稳态的临界线被打破，大脑就能在多个相互排斥的状态之间进行临时交替。而在神经反馈中，认为反馈信号对于大脑的刺激是检索与反馈信号相联系的生理活动机制，受到反馈刺激后，大脑会通过全脑的广播机制寻找合适的局部适应反馈事件的单元。因此这个广播信号则是一个全局的信息，但是只有与反馈信号对应的神经活动所在的单元才可以对这个全局信号产生响应。这种理论还认为这种广播信号同样是以不同频段的振荡活动信号而进行发送的，产生反馈刺激生理活动对应的源头能够通过振荡活动中传递的信息而对这个信号做出响应。在响应的过程中，全局工作理论基于赫布学习的理论，认为能够对全局信号进行响应的活动会被一致性的突触捆绑在一起，从而使全发射局信号的神经元群落和响应信号的神经元群落形成相互连接的状态，在一定时间之后就会加强彼此的联系，从而使得这些神经元群里偶读连接更容易出现形成更为稳固的连接通路(Andreas et al.， 2012)。而Sitaram等研究者(Sitaram et al.， 2016)则综合了基于视觉反馈刺激的神经反馈研究，提出了神经反馈的三网络机制，分别是神经反馈控制网络、神经反馈学习网络以及神经反馈奖赏加工网络。神经反馈控制网络包括外侧枕叶皮层(lateral occipital cortex， LO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后顶叶皮层(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PPC)以及丘脑(thalamus)。这些脑区在控制网络中负责不同的功能，外侧枕叶皮层作为视觉皮层所在的脑区以注意的方式对视觉刺激进行控制，而背外侧前额皮层以及后顶叶皮层则负责对执行策略进行控制，这种对任务的控制会受到丘脑的调节，丘脑通过调节皮层唤醒程度来调整背外侧前额叶以及后顶叶皮层对于任务的执行。神经反馈的奖赏加工网络则是由前脑岛皮层(anterior insular cortex， AI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三个脑区组成，其中前扣带回以及前脑岛皮层都是凸显网络的成分，它们通过协同作用能够参与反馈与奖赏的有意识感知，对反馈信号的奖赏信息进行加工，而腹侧纹状体则是参与到无意识的奖赏与反馈加工中。而最后一部分则是神经反馈的学习网络，包括背侧纹状体(dorsal striatum， DS)，这个脑区被认为参与到反馈引起的学习机制活动中。综上所述，对于脑电神经反馈大脑活动的机制，有大量的理论以及元分析进行了论述，但是仍然无法得出具体的活动机制。
system: [SYSTEM]

user: 6. 总结 脑电神经反馈作为神经反馈的主要形式具有广泛的应用，不仅能够用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以及退行性疾病的恢复中，还可以应用于提高健康个体的认知能力的巅峰表现。除此以外，由于其灵活而直接作用于大脑活动特征的机制，脑电神经反馈作为实验操纵条件用于研究特定神经活动对于认知功能或者行为表现的作用机制(Ole et al.， 2011)。在未来的发展中，脑电神经反馈能够在特征的个体化上需要巨大的发展空间，与传统实验中实验组使用相同的训练特征不同，机器学习技术、脑电量化技术以及脑电溯源技术能够使得神经反馈训练脑电特征的提取更为灵活以及个性化，同时也有效地加强了对于眼电伪迹、肌电伪迹、全脑容积效应伪迹的控制。而结合其他脑成像技术的脑电神经反馈模式，也能够克服神经反馈模式中空间分辨率不足的问题，并且能够获得更为精确与高阶的特征指标。因此，脑电神经反馈在未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广大的发展潜力以及空间。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高分三号(GF-3)是我国第一颗民用C波段多模式SAR卫星，已在微小地表形变探测中展现出一定潜力。为验证GF-3提取冰川流动等大尺度位移的可靠性，本文选取5景条带模式GF-3影像，采用像素偏移追踪技术(POT)测量了喜马拉雅山脉热姆冰川2018年的流速场。结果显示热姆冰川粒雪盆区域流动速度最大，约为1 m/d，而在消融区流速最高到达30 cm/d，从冰舌上端至末端流速逐渐变缓。结合研究区气候和地形资料，分析发现外界温度变化是控制热姆冰川流动快慢的主要因素，同时局部地区流速受地形影响。选取与GF-3邻近时期拍摄的5景Sentinel-1A影像为数据源，利用POT进行热姆冰川同时期运动速度估计，发现两者估计的流速差值标准差为±1.58 cm/d，表明GF-3影像可作为冰川运动信息提取的一种重要数据源。 关键词 :高分三号，热姆冰川，冰川运动，像素偏移追踪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近年来全球冰川面积不断萎缩，冰川消融和退化加剧 [ 1 ]。相对于地球两极冰川，发育在高寒山区的山地冰川受当地气温影响更加敏感，是气候变化的天然指示器 [ 2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世界“第三极”是除南极和北极以外冰川发育最为集中的地区，是长江、黄河、印度河、塔里木河等10多条亚洲大江大河的源头，因而被称为“亚洲水塔” [ 3 ]。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的研究结果显示 [ 4 ] [ 5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极”地区更是全球变暖最强烈的地区，研究显示自上世纪以来该地区每10年升温高达0.3℃~0.4℃，升温幅度是同期全球其他地区平均值的2倍，“亚洲水塔”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失衡演变。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部分冰川已呈现出快速退缩状态，大量冰川末端形成由于融水聚集而成的冰碛湖，导致冰川泥石流与冰川洪水频发，危及区内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 [ 6 ]。 流动性是冰川的主要特征，冰川运动速率变化与冰川的形态、物质分布状况、水热力条件和气候变化都有着密切关系。因此，针对冰川运动速度变化进行监测能够为冰川运动状态研究和潜在风险评估(如冰川跃动和冰碛湖溃决)提供重要线索 [ 7 ]。受制于极端气象和艰险的地形条件，冰川运动速度测量很难通过现场作业手段(如GNSS和埋置花杆测量)进行，而遥感监测凭借大范围、多尺度、高效率、低成本等优势，是目前冰川流速测量主要的技术手段。根据数据源类型，利用遥感技术监测冰川运动可主要分为基于光学遥感和雷达遥感两种途径 [ 8 ] - [ 13 ]。其中，喜马拉雅山地区常常云雾遮挡严重，无云或少云干扰的光学数据难以获取，为利用光学遥感影像测量冰川运动带来了困难。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成像是一种主动遥感技术，拥有不受云雨影响，全天候全天时获取数据的特点，近年来已成为冰川运动监测的主要手段 [ 14 ] [ 15 ]。利用短时间重访(一般1周以内)的SAR影像组成干涉对，采用两轨法差分干涉技术(Differential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DInSAR) [ 16 ] 和多孔径干涉测量技术(Multiple Aperture Interferometric， MAI)基于SAR相位信息提取冰川表面视线向/方位向运动已在数个冰川得到成功应用 [ 17 ]。但是，由于SAR干涉测量易受相位失相干影响而无法有效测量大尺度位移，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基于SAR强度影像采用像素偏移追踪技术(Pixel Offset Tracking， POT)测量冰川表面运动速度 [ 18 ]。 目前国际上用于监测冰川运动的SAR卫星主要有ALOS-1/2、Sentinel-1A/B、TerraSAR-X、RadarSAT-2等 [ 19 ] [ 20 ] [ 21 ]。高分三号(GF-3)卫星是我国发射的首颗C波段多极化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高分辨率、大成像幅宽、辐射精度高、多成像模式和长时工作的特点 [ 22 ]。与ALOS-1/2、TerraSAR-X、RadarSAT-2等商业卫星相比，GF-3数据具有高性价比的优势；与免费的Sentinel-1A/BSAR数据相比，GF-3精细模式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目前GF-3影像已在地表形变监测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应用潜力 [ 23 ] - [ 30 ]，然而在大尺度位移诸如冰川流速场提取方面应用较少 [ 31 ]。本文选取喜马拉雅山脉干城章嘉峰地区最大的山地冰川——热姆冰川为研究对象，首次基于GF-3 SAR强度影像采用POT技术测量了该冰川的季节表面运动速度，并通过与基于Sentinel-1A SAR影像提取的该冰川表面运动场对比，验证和评估了GF-3 SAR数据应用于冰川运动调查的可行性。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区域概况与SAR数据 热姆冰川(Zemu Glacier)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东端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东坡，是印度锡金干城章嘉峰地区最长的冰川，为表碛覆盖型冰川。根据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2014年发布的冰川编目目录，热姆冰川面积约77.27 km 2 ，高差3113 m，以树枝状山谷冰川最为发育，冰川自多个粒雪盆向冰舌流动，坡度渐缓，冰舌呈东西走向。受青藏高原明显变暖影响，冰舌表面发育有多个小型冰湖，该冰川融水是提斯塔河(Tessta River)的重要水源补给，其运动特征对维持提斯塔流域生态的稳定和调节河流径流供水具有重要意义 [ 32 ] [ 33 ]。热姆冰川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其中白色实线为国界线，右上角为热姆冰川放大图。 图1. 热姆冰川地理位置与卫星SAR影像覆盖情况 本文选取覆盖研究区于2018年拍摄的5景GF-3SAR数据(http://dds.nsoas.org.cn/mainIndex.do)进行热姆冰川运动速度提取，影像覆盖范围如图1红色矩形边框所示。GF-3 SAR数据成像模式为精细条带2模式，极化方式为HH极化，距离分辨率为2.25 m，方位分辨率为4.75 m。由于缺乏同时期的地面实测数据，为了验证GF-3数据监测结果可靠性，本文选取与GF-3同期拍摄的5景Sentinel-1A升轨SAR数据(https://search.asf.alaska.edu)作为验证数据，其成像模式为干涉宽扫描模式，极化方式为VV极化，距离分辨率2.34 m，方位分辨率为13.99 m。表1展示了所用SAR影像的参数，可以看出GF-3干涉对垂直基线均数十倍于Sentinel-1A垂直基线，这可能是由于GF-3卫星相对较差的卫星定轨参数导致。另外，本文基于英国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所气候数据CRUTS4.03提取了研究区的气温资料，以分析热姆冰川运动和气温变化的关系。 Table 1 The SAR image pair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related main parameter 卫星 主影像获取时间 从影像获取时间 时间基线/d 垂直基线/m GF-3 2018/03/10 2018/04/08 29 1566.92 GF-3 2018/05/07 2018/09/29 145 1764.23 GF-3 2018/09/29 2018/11/26 58 836.21 Sentinel-1A 2018/03/07 2018/04/12 36 72.22 Sentinel-1A 2018/05/06 2018/09/27 144 10.86 Sentinel-1A 2018/09/27 2018/11/26 60 32.57 表1. 本文使用的SAR影像匹配像对及其主要参数
system: [SYSTEM]

user: 3. SAR像素偏移追踪技术 考虑研究区内较大的地形起伏，以及GF-3 SAR像对较长的空间基线，本文拟基于GF-3影像的强度信息采用像素偏移追踪技术(POT)获取热姆冰川表面运动场。POT技术首先将前后时相的两景影像进行精确配准，然后通过搜索窗口寻找强度互相关系数搜索峰值确定偏移量，最后将偏移量分解到方位向和距离向，得到两景影像获取时间段内冰川在方位向和距离向的位移量。POT技术获取的结果除了包含地表位移产生的像素偏移，还可能包含两景影像轨道参数误差、地形起伏误差和电离层扰动误差等。其中，由于电离层误差一般在两极地区影响较大，尤其对长波段(L波段)影响严重，考虑到本文研究区域位于中低纬度区，冰川往往具有大尺度位移的特征，电离层误差可忽略。因此，POT估计的偏移量可表达为： D offset = D def + D orbit + D top (1) 式中 D offset 为主从影像偏移量， D def 为地面位移引起的偏移量， D orbit 为卫星轨道和成像姿态不一致引起的偏移量， D top 为地形起伏引起的偏移量。 为消除影像轨道不一致的影响，本文根据冰川边界以外的稳定点偏移估计量，构建二阶多项式轨道误差改正模型。此外，由于GF-3卫星重复观测时轨道不一致导致影像空间基线较长，研究区域地形起伏大，地形引起的偏移量不容忽略。因此，本文引入30米SRTM DEM作为辅助数据，以提高影像配准精度，减小地形起伏带来的影响 [ 34 ]。该过程首先建立主从影像与SAR坐标系下的DEM之间映射关系，生成初始配准查找表，得到研究区由于地形影响引起的偏移量；然后利用重采样获得具有相同成像几何的主从影像，进一步使用图像互相关方法获取两者的配准多项式，据此精化配准查找表；最后根据精化配准查找表重采样从影像，改善轨道定位不准确引起的偏移量误差。结果显示GF-3方位向和距离向影像配准精度均在1/15个像元内，保证了POT估计结果的精度 [ 35 ]。 本文使用的5景GF-3影像中，获取时间为2018/03/10和2018/04/08的2景影像覆盖范围接近，而与其它3景影像覆盖范围相差较大。为避免影像配准失败的情况，选取获取时间为2018/03/10影像为主影像与2018/04/08影像进行匹配，其余影像均与获取时间为2018/05/07的影像配准，其中由于获取时间为2018/04/08和2018/05/07的影像因空间基线过长(超过3 km)难以配准，本文未能测量相应时间内热姆冰川表面流速。针对与GF-3影像邻近时间获取的5景Sentinel-1A影像，皆以2018/03/07影像为主影像进行配准。为避免Sentinel-1A/相邻burst之间出现明显相位跳变现象，基于DEM、精密轨道数据以及burst重叠区相位信息进行精确匹配，使其方位向配准精度达到0.001个像元以内。在精确配准完成后，即可通过搜索窗口寻找强度互相关系数搜索峰值得到偏移量。考虑小窗口能精细估算得到高空间分辨率的偏移量，本文将GF-3数据的搜索窗口(距离向×方位向)设为80 × 80像元，将Sentinel-1A数据搜索窗口设为200 × 40像元。
system: [SYSTEM]

user: 4. 冰川运动结果与分析 由于GF-3卫星和Sentinel-1A卫星轨道方位角稍有差异(分别为10.8˚和10.1˚)，为了交叉验证基于两种卫星SAR数据估计的冰川表面流速场，本文将POT获取的方位向和距离向位移量进行合成转换至水平方向。图2(a)~(c)展示基于GF-3影像三个像对获取的热姆冰川二维水平流速图，图2(d)~(f)为基于Sentinel-1A影像获取的二维水平流速图。 图2. 基于GF-3与Sentinel-1A SAR影像获取的热姆冰川二维水平流速图 观察2018年热姆冰川表面流速(图2)，发现该冰川积累区与消融区运动速率差异较大，粒雪盆区域运动速率快于冰舌区域，热姆冰川最大位移速率分布于粒雪盆区域，约1 m/d，在冰川消融区内运动速率分布于0 cm/d~30 cm/d，冰舌区域运动速率自冰舌上端至末端大致呈自快到慢的趋势。为更准确地评价热姆冰川表面运动时空特征，沿冰川中线选取剖面线PP’ (总长度14.34 km)提取了冰川时序运动变化曲线，其中P点位于冰川粒雪盆，P’点位于冰舌末端(见图2)。图3展示了基于GF-3和Sentinel-1A 6个SAR像对测量的沿PP’热姆冰川表面流速(单位：cm/d)，其中红、绿、蓝实线为GF-3测量结果，相应颜色虚线表示基于Sentinel-1A测量结果，黑色实线表示沿剖面线高程变化。根据图3可以看出，基于两种卫星SAR影像获取的冰川运动速率分布大体一致。从空间分布来看，冰川表面运动速率大致随海拔升高不断增加，与世界众多其它针对山地冰川运动监测的报道一致 [ 12 ] [ 14 ]。同时，冰川表面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其中5月至9月冰川运动速率最快，9月至11月次之，3月至4月最慢。 在各观测时间段内，基于GF-3影像提取的热姆冰川表面运动场沿剖面线平均运动速率分别为1.65 cm/d、10.52 cm/d和2.65 cm/d；基于Sentinel-1A影像提取的表面运动场沿剖面线平均运动速率分别为2.14 cm/d、11.35 cm/d和3.44 cm/d。GF-3三个像对测量的平均速率均小于Sentinel-1A三个像对结果，可能主要是由于：1) 卫星平台成像参数不同，两种数据成像时间不完全一致；2) 对于时刻处于运动的冰川，影像不同的匹配误差对偏移量估计带来一定影响。虽然整体上GF-3和Sentinel-1A速率变化趋势较为吻合，但是沿剖面线上Sentinel-1A速率较GF-3波动较大，推测是因为Sentinel-1A影像相对于GF-3影像空间分辨率较低，并且影像信噪比较低，导致提取的冰川位移噪声较多。 深入比较图3展示的不同SAR像对测量的冰川表面运动速率，发现剖面线9~14 km不同时间段的冰川运动速率差异较大，但在冰舌末端冰川运动速率差异较小。其中，在9~14 km段2018/05/07~2018/09/29时段日平均速率比2018/03/10~2018/04/08时段高约8 cm/d~28 cm/d。分析光学遥感影像发现沿剖面线9~14 km段对应冰川两侧分布的多个子粒雪盆，是冰川支流向冰川主干汇入位置，冰川结构受到复杂应力条件随时间快速发生变化，导致各像对在此位置较为明显的速度差异。为了探究热姆冰川整体运动快慢与气温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气候数据CRU TS4.03获取了研究区2018年3月至11月每月平均气温(图4)，其中5月至9月平均气温最高，为4.28℃，9月至1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2.03℃，3月至4月平均温度最低，为零下5.6℃。结合6个SAR像对估计的平均运动速率，发现气温与冰川运动速率变化呈强烈正相关。因此，可以推测外界温度是控制热姆冰川运动快慢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局部地区表面流速受地形条件影响。 图3. 沿剖面线PP’冰川运动速率及地形变化 图4. 基于6个像对估计的热姆冰川平均流速与2018年3月至11月年内气温变化图 由于非冰川基岩区较为稳定，理论上基岩区偏移量为0，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基岩区运动速率来评估像素偏移追踪技术的误差 [ 36 ]。本文通过在研究区基岩区选取两块区域(图2(a)红色矩形A、B区域)，并对其抽稀得到约800个像元的运动速率，对两种卫星SAR影像6个时间段的对应像元分别统计分析，图5(a)~(c)展示了基于GF-3影像获取的基岩区偏移估计速率直方图，图5(d)~(f)展示了基于Sentinel-1A影像获取的基岩区偏移估计速率直方图，均值与标准差统计结果参见表2。可以看出，基岩区的位移均值和标准差相对于测量得到的冰川运动速率均可以忽略，其中GF-3和Sentinel-1A 6个时间段内基岩区速率均值为0.42 cm/d、0.43 cm/d、0.51 cm/d、0.69 cm/d、0.28 cm/d和0.33 cm/d，标准差分别为0.24 cm/d、0.23 cm/d、0.08 cm/d、0.46 cm/d、0.20 cm/d和0.19 cm/d。同时为了定量分析各观测时间段内GF-3与Sentinel-1A数据获取的热姆冰川运动速率差异，通过对两种数据对应时间段剖面线上约500个像元的运动速率进行统计并做差，得到差异均值分别为0.49 cm/d、0.84 cm/d和0.79 cm/d (平均0.71 cm/d)，差异标准差为±1.23 cm/d、±2.10 cm/d和±1.40 cm/d (平均±1.58 cm/d)，可以看出两种卫星SAR影像的像素偏移追踪误差接近，交叉验证了基于GF-3影像监测热姆冰川表面运动结果的可靠性。 Table 2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velocity in bedrock area of study are 卫星 数据对 均值(cm/d) 标准差(cm/d) GF-3 2018/03/10~2018/04/08 0.42 0.24 GF-3 2018/05/07~2018/09/29 0.43 0.23 GF-3 2018/09/29~2018/11/26 0.51 0.08 Sentinel-1A 2018/03/07~2018/04/12 0.69 0.46 Sentinel-1A 2018/05/06~2018/09/27 0.28 0.20 Sentinel-1A 2018/09/27~2018/11/26 0.33 0.19 表2. 基岩区偏移估计速率均值与标准差 图5. 基于GF-3与Sentinel-1A影像获取的基岩区偏移估计速率统计直方图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本文选取了5景GF-3影像和5景Sentinel-1A影像，利用像素偏移追踪技术获取了喜马拉雅山脉干城章嘉峰地区热姆冰川表面运动场，结合高分辨率地形和气温资料，从不同时空尺度分析了2018年热姆冰川动态变化特征。基于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从空间分布上，热姆冰川高速流动区集中在粒雪盆区域，最高约1 m/d，沿冰舌上端至末端冰川表面流速大致由快至慢变化，末端流速明显减缓，冰舌运动速率分布于0 cm/d~30 cm/d，冰川运动速率随海拔升高呈加速趋势。在时间分布上，热姆冰川表面流速呈显著季节性变化。 2) 结合研究区气温与不同时间段冰川运动速率分析，发现运动速率变化与温度变化呈强烈正相关，表明外界温度是控制热姆冰川运动快慢的主要因素。在不同时间段，在剖面线9~14 km段冰川运动速率差异较大，但冰舌末端冰川运动速率差异较小，其原因可能是剖面线9~14 km段冰川两侧分布较多粒雪盆，冰川支流汇入，应力条件复杂导致。 3) 两种SAR卫星影像监测得到的冰川运动速率基本一致，沿剖面线运动趋势相似。经统计，GF-3和Sentinel-1A提取热姆冰川速率分布差值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71 cm/d 和±1.58 cm/d，交叉验证了基于GF-3影像监测热姆冰川表面运动结果的可靠性。 4) GF-3影像具有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率、大幅宽和高性价比的优势，可为冰川运动变化监测提供重要新的数据选择，在冰川流速场测量监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与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星载SAR卫星相比，高分三号周期化获取数据能力仍有不足。但随着我国更多星载SAR卫星的发射，国产SAR数据规模化应用条件得到满足，国产SAR数据将在地表环境变化监测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摘要：美国励志电影《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讲述了主人公威尔从一个封闭自我的问题青年，到接受心理咨询，寻找真我，实现“个性化”历程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心灵。本文借助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具体剖析了威尔的自卑情结、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以及自性原型等无意识内容以及威尔在心理咨询师尚恩的帮助下实现个性化的过程，旨在促进个体发展心理健康、实现个性化。 关键词 :《心灵捕手》，荣格分析心理学，威尔，个性化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心灵捕手》简介 威尔(Will Hunting)出生在波士顿一个贫寒家庭，自幼便被父母遗弃，换过三个寄宿家庭，经常被醉酒的养父殴打，在暴力与虐待中长大，灰暗的童年让他形成了强烈的自卑感和攻击性。威尔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清洁工，凭借其在数学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他轻易地解答了数学系郎博教授(Prof. Gerald Lambeau)在公布栏写下的高端数学难题。郎博教授珍惜这个世间罕见的数学天才，把他从看守所保释了出来，并请心理医生尚恩(Sean Maguire)对他进行辅导。在尚恩心理辅导下，威尔破碎的人格得以重建。在这过程中，威尔遇见了心爱的姑娘思凯兰(Skylar)，两人相识、相恋。当思凯兰因为学业需要搬去加州，邀请威尔一起前往，威尔由于害怕被再次抛弃，主动选择结束这段恋情，留在自己同伴身边，继续做体力工作。尚恩点破了深藏于威尔内心的自卑情结，威尔摘下自己的面具，面对自己的阴影，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是爱与被爱，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推开了朗博教授介绍给他的高薪工作，开着他的死党查克(Chuck)送给他的车，赴往加州，勇敢地去追寻心中所爱。 在威尔从拒绝袒露荆棘包裹的内心，到有勇气去追逐爱情和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过程中，数学教授郎博、死党查克、女友思凯兰以及心理咨询师尚恩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心理咨询最后，威尔终于在意识层面认识到“那不是我的错”，从而成功地将情结纳入并整合为意识的一部分，实现个性化历程。
system: [SYSTEM]

user: 2. 心理分析理论 卡尔•荣格是瑞士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集体潜意识理论。荣格心理学又称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荣格看来，人的心理有三个层面，表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也称自我(ego)；中间是个人潜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ness)，主要内容是情结；最深层是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其中包括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与阿尼姆斯、自性等原型(杨韶刚，2017)。原型(archetype)，“它源自于远古时代，必然是一种凝结或沉淀，同时也是某种反复出现的心理经验典型的基本形式”(C. G.荣格，2016)，即是一种来源于远古时代，逐渐积累沉淀而形成的受潜意识决定的心理内驱力，它常常不受意识的控制，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行为。“自性”(self)是荣格提出的所有原型中的核心原型，代表着一种整体人格(total personality)，它的特点是能够潜在地把一切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内容和特性都结合在一起，使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杨韶刚，2017)。“自性”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真我”或者“自我本质”，是将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自性”是对由远古时代长期积累下来各种人格本质的统称，是对已存在的人格状态的静态描述，寻找自性，就是解决“我是谁”这一人生命题。 如图1所示，荣格心理模型的三层面及其联系，将能够使个体更加了解自身心灵深处的秘密，为个体实现“个性化”历程提供了可追寻的路径。“个性化”(individuation)这一概念由荣格提出，“个性化意味着成为一个单一的、同质的存在。就‘个性’包含着我们心灵深处的、最终的和无与伦比的独特性而言，它也含有成为一个人自己的自性的意思”(C. G.荣格，2016)。荣格把个性化的形成过程比拟为中世纪炼金术士通过精馏和提纯将贱金属冶炼为贵金属(黄金)的化学过程。“炼金术士认为这门艺术的本质，一方面在于分离和分析，另一方面在于合成与合并”(安东妮·史蒂文斯，2007)，炼金术士对贱金属进行精馏的过程，可以被比作个体不断地对自我进行心灵的“分解”；而炼金术士对混合在一起的贱金属进行不断提纯的过程，则是指将不同的精神成分过滤并提取其有益部分融入个体可感知的意识之中的过程，即进行心灵的“整合”。可见，实现个性化要求把理性的意识与非理性的潜意识整合为一个人格的整体，使之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中，而这种整合的力量就是“自性”。 图1. 荣格心理模型三层面及联系
system: [SYSTEM]

user: 4. 结语 虽然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天才少年的故事，但威尔的个性化历程具有普遍性。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创伤性事件，这些创伤性事件或许会阻碍我们个性化的进程，会让我们失去实现梦想的勇气。面对过往创伤，不要封闭自己的内心，接受自己不可控的部分；必要情况下，借助一定的外力(专业心理医生、值得信赖的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去帮助自己找寻真我，关爱自己，确立自我的价值认同感，从而从心理和行动两个层面改变自己。就像炼金术士不断冶炼并提纯金属的过程，个体需要在人生“炼金”的过程中，不断地整合自我并将有益精神成分纳入意识层面，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实现自我价值。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初中生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的关系，采用自我描述问卷与道德判断测验对390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男生一般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均显著高于女生；担任职务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SDQ总分均显著高于未担任职务的学生；未担任职务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好于担任职务的学生；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判断能力。最后，结合研究结果给出对应教育策略。 关键词 :自我概念，道德判断能力，初中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自我概念是个人对自己的印象，包括对自己存在的认识以及对个人身体能力、性格、态度、思想等方面的认识，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郑钧和&邓京华，1993)。自我概念量表的编制经历了两个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单维结构的测量工具(Rosenberg & Simmons， 1972)，之后，由于Shavelson等人提出了一种有层次的多维度的自我概念模式(Shavelson， Hubner， & Stanton， 1976)，多维量表开始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是Harter (1982)编制的“儿童能力自知量表(The Perceived Competence Scale for Children)”以及Marsh，Smith和Barnes (1984)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对自我概念的研究仅限于对量表的修订、信效度的检验、跨文化研究及部分实证研究(陈国鹏&崔丽娟，1997；陈国鹏，朱晓岚，叶澜澜，&唐永明，1997)。如Gilman，Laughlin和Huebner (1999)以及Guerin，Marsh和Famose (2003)分别用美国被试和法国被试均证明了自我描述问卷的良好效度、Chung和Watikins (1992)验证了中国版自我描述问卷的良好信度与效度；Watkins和Cheung (1995)研究了自我概念的文化差异；仅有一些实证性研究涉及自我概念的性别与年龄差异(Marsh， Barnes， Carins， & Tidman， 1984)、自我概念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Marsh， Parada， & Ayotte， 2004)、以及对身体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的研究(程龙，曾李萍，&何秋华，2010；单益娟，2019；孙延林，刘立军，方森昌，董玲，王湖，&刘耘，2005；汪利纳，2013；王雅丽，2011；杨彩云，2012；张海利，李宁波，王祥宇，王景冉，&郭池，2017；张立新，2016；张玉强&徐晓飞，2010)，但多限于体育领域(孙延林，张晓，吉承恕，&胡咏梅，2004；汪利纳，2013)。 科尔伯格将道德判断能力定义为：“个体基于内心道德准则对哪些是道德的行为做出决策和判断的能力，并且能够经过判断付诸于实践的能力(Lind， 2002)”。现存的对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5种，分别为对偶故事法、两难故事法、莱斯特的确定问题测验(DIT)、明尼苏达道德研究小组编制的DIT-2以及道德判断测验(MJT，徐江，2011)。本研究将采用认可度与使用度最高的MJT进行测验。 利用MJT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现状与学校教育、家庭背景等道德影响源之间的关系(张静，2011)、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王云强，郭本禹，&吴慧红，2007；吴永钦，2011)、道德判断测验的C分数在年级、性别上的差异(杨韶钢&吴慧红，2006)以及MJT的跨文化(Moon， 1986)及效度研究(Mouratidou， Chatzopoulos， & Karamavrou， 2008)。 有研究认为，自我意识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基本依据，而且对个体的人格形成、道德行为调节、道德观念内化和自我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我意识把人的愿望、爱好、欲念、习惯、利益结合成统一的体系，构成个体的内心世界，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方式，而道德判断能力就体现在道德情境的行为表现中。目前，自我意识与道德判断能力的关系仅得到了初步研究。展开来说，徐景俊自编的“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影响因素”问卷，将自我意识与同伴关系合并为“自我同伴”因子，并证实这一因子对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徐景俊，2006)。但其研究对象为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自我意识对正常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单独作用仍未可知。狭义的自我概念是自我意识的重要内容，广义的自我概念等同于自我意识(孙圣涛&卢家楣，2000)。初中生正处于“心理断乳期”，自我评价表现出独立性和依附性、具体性和抽象性、原则性和批判性以及一定的稳定性，他们道德发展也趋向成熟(林崇德，2009)。因此，本研究目的为探究初中生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的具体关系，以期为初中生道德能力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建议。
system: [SYSTEM]

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45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最终有效问卷为390份，问卷有效率为87%。以390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79人，占45.9%；女生211人，占54.1%。初一132人，占33.8%；初二138人，占35.3%，初三120人，占30.9%。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概念 自我描述问卷(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II型的使用范围是7~10年级的中学生，可根据需要向两端延伸。共包括102道题，分为11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8~10题)，其中三个测量学业自我概念，即语文、数学和一般学校情况；七个测量非学业自我概念，即体能、外貌、与异性关系、与同性关系、与父母关系、诚实–可信赖和情绪稳定性；另一个是一般自我概念。每一题都有6个答案供选择，即完全符合、符合、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依次记1~6分。被试在某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在此分量表上表现越不好。很多研究报告都证明了该量表的良好信效度，例如我国学者陈国鹏和崔丽娟1997年研究表明，全量表稳定性系数达0.94，各分量表稳定性系数在0.66~0.71之间(陈国鹏&崔丽娟，1997)。在本研究中SDQ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15。 2.2.2. 道德能力判断 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为德国心理学家Lind编制的一种关于道德判断能力的测量方法。我国已经有研究者对该测验进行了必要的跨文化效度验证。其重要效度指标，即偏好的顺序性、准简单结构以及认知–情感平行都符合修订标准(吴慧红，2005；吴永钦，2011)。该测验由工厂风波和医生的困境两个两难故事构成。每个故事的后面有13个问题，要求被试在“−4”到“+4”的9级评定量表上做出相应的判断(杨韶钢&吴慧红，2006)。最后，以计算出的C分数作为道德判断能力的指标，现在普遍认为C分数划分等级指标具体为：1~9分为较低；10~29分为中等；30~49分为较高；50分以上为非常高(张静，2011)。在本研究中MJT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91。
system: [SYSTEM]

user: 3. 结果 3.1. 自我概念、道德判断能力在性别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初中生自我概念、道德判断能力在性别上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生与女生在SDQ总分以及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两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在一般自我概念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一般自我概念显著高于女生；在道德判断能力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道德判断能力好于女生，见表1。 Table 1 t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self-concept and moral judgment abilit 男生(M ± SD) 女生(M ± SD) t p 学业自我概念 103.26 ± 20.67 101.60 ± 22.97 0.75 0.457 非学业自我概念 179.62 ± 27.07 181.78 ± 28.35 −0.77 0.445 一般自我概念 27.54 ± 19.30 22.54 ± 17.08 2.71 * 0.007 SDQ总分 309.84 ± 43.26 311.25 ± 51.73 −0.29 0.771 C分 15.74 ± 9.80 12.38 ± 8.15 3.65 *** 0.000 表1. 自我概念、道德判断在性别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 注：***表示p < 0.001， **表示p < 0.01， *表示p < 0.05，下同。 3.2. 自我概念、道德判断能力在是否担任职务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初中生自我概念、道德判断能力在是否担任职务上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担任职务和未担任职务在一般自我概念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在SDQ总分及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两个维度上差异显著，担任职务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SDQ总分均显著高于未担任过职务的学生；在道德判断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未担任职务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好于担任职务的学生，见表2。 Table 2 t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osition or not on self-concept and moral judgment abilit 是(M ± SD) 否(M ± SD) t p 学业自我概念 116.51 ± 18.60 96.19 ± 20.44 9.28 *** 0.000 非学业自我概念 188.63 ± 25.59 177.24 ± 28.09 3.78 *** 0.000 一般自我概念 23.94 ± 16.00 25.22 ± 19.30 −0.68 0.497 SDQ总分 335.12 ± 43.81 299.79 ± 45.92 7.09 *** 0.000 C分 12.56 ± 7.40 14.55 ± 9.73 −2.21 * 0.028 表2. 自我概念、道德判断在是否担任职务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 3.3. 初中生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的关系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初中生SDQ总分与道德判断能力的相关不显著，但一般自我概念维度与初中生道德判断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见表3。 3.4. 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之间的关系，以一般自我概念为自变量，道德判断能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呈显著的线性关系，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20.6%的变异性，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 = 0.226x + 8.328，其中y代表道德判断能力，x代表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见表4。 Table 3 An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junior school students’ self-concept and moral judgment abilit 变量 1 2 3 4 5 1学业自我概念 — 2非学业自我概念 0.437 *** — 3一般自我概念 0.07 0.08 — 4 SDQ总分 0.793 *** 0.884 *** 0.085 — 5 C分 0.063 −0.02 0.454 *** 0.012 — 表3. 初中生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的相关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general self-concept on moral judgment abilit 自变量 因变量 R 2 ∆R β t p 一般自我概念 道德判断能力 0.206 0.204 0.454 10.01*** 0.000 表4. 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回归分析
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男生一般自我概念高于女生。同样使用自我描述问卷，王振宏的研究也发现一般自我概念维度存在性别差异，但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以及SDQ总分均不存在性别差异(王振宏，2001)。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进入青春期以后女生自我评价降低(黄希庭，余华，郑涌，杨家忠，&王卫红，2000)，男生的核心自我评价略高于女生(李蓓蕾，高婷，邓林园，陈珏君，&倪虹，2019)。而杨晓燕(2003)却发现高中生的自我概念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很可能因为初中生和高中生自我概念的年龄特点不同，高中生的自我概念更加稳定、深刻，初中生的自我概念水平偏低、波动性较大，性别差异也可能更为突显。采用同样的被试群体，咸大伟(2008)使用Piers-Harris儿童自我概念量表的调查结果显示，初中生的自我概念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可能源自不同量表的测验结果具有不一致性(杨晓燕，2003)。 其次，本研究发现初中男生的道德判断能力显著高于女生。这与杨韶钢和吴慧红(2006)、金戈(2009)、张静(2011)的结果不一致，他们的研究并未发现道德判断能力的性别差异。文献分析发现，前人的研究均未对初中这个年龄段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单独分析，较大的被试年龄范围可能掩盖了原有的差异。这几个研究的被试取样范围不同，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差异。而道德判断能力在性别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初中阶段个体的自我体验有很强的自尊感与成人感(Mouratidou et al.， 2008)，而男生比女生更要求独立与高自尊，相对来讲男性也比女性对成就和名誉更加向往，这不仅是由于社会压力带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父母教养方式带来的结果。所以在我国的大背景下，男性更需要独立性和自主性可能使得男性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优于女性。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担任职务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SDQ总分均显著高于未担任过职务的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担任班级职务可以让学生更清楚的了解自己，形成更准确的、更清晰的自我评价及自我意识(邵颖，2014)。因此，在提高初中生自我概念方面，可以让学生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或班级职务。另外，父母有意识的进行自我概念的相关教育也会提高子女的自我意识，初中生更高的自我认识水平有助于他们了解自己的优缺点，取长补短来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劣势。同时，未担任职务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好于担任职务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担任班级职务的学生在认识事物和观察事物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规则化、表面化特点，还未培养出良好的鉴别、判断能力(李丹，宗利娟，&刘俊升，2013)。家长和教师可以帮助担任职务的学生更加明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提升自我判断能力，发展良好的道德判断能力。 目前，初中生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的直接关系并未得到重视。本研究发现，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判断能力，徐景俊发现“自我同伴”可显著预测情绪与行为障碍初中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徐景俊，2006)。一般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与情感的把握，对于个体的道德描述也必须同时包含认知和情感两个成分(张嘉江，2015)，这是二者存在相关及回归关系的基础。而且，研究结果还发现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并未呈现显著相关，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道德判断很可能是自我概念在个体面临道德任务时的具体表现。同时，初中生正处于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飞跃期(魏俊彪，胡春博，&王体明，2008)，相比于其他年龄群体，他们会更加关注自我认知与情感的变化，其一般自我概念对道德判断的预测作用得以突显。该结果提示，初中生可以通过建立清晰、明确的自我概念，从而提升道德判断能力。 结合本研究结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初中生的道德判断能力。首先，父母教养方式层面。教养方式是指父母传达给儿童的对儿童的态度有很大影响，并由家庭的行为所表达出的情感气氛的集合体(崔凯，2007)，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滕兆玮，2005)。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更容易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沟通环境，也更有利于父母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那么，父母也就更容易引导子女关注社会民生和当代生活，从而形成健康积极的道德判断倾向。其次，学校教育层面。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开设道德相关的德育课程、组织主题班会等帮助学生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进而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责任感和民族意识；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或班级活动上多设置道德两难情境，使学生认识到做人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做到“先成人，再成才”，同时培养学生的班级集体荣誉感，形成彼此尊重、帮助的良好班级氛围，这也可以帮助学生增强道德判断能力。最后，社会层面。从社会大背景下来说，成年人应该为初中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互帮互助，形成有序、关爱、和谐的社会风气。社会相关机构也应该利用社会德育资源开展相关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能力。社会媒体也应多报道一些乐于助人的积极人物，从多层次来影响中学生从而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初中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判断能力。
system: [SYSTEM]

user: 5. 结论 (1) 男生一般自我概念与道德判断能力均显著高于女生。 (2) 担任职务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SDQ总分均显著高于未担任职务的学生；未担任职务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好于担任职务的学生。 (3) 初中生一般自我概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判断能力。
system: [SYSTEM]

user: 摘 要 本文主要采集了2010~2018年发表的中国废弃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经济效益文献数据，分析了10种能源转化途径的成本、收入和利润。其中，6种废弃生物质能源转化途径表现盈利。作物秸秆生产固体成型燃料的成本利润率最高，达46.59%；其次为畜禽粪便生产沼气、秸秆直燃发电以及作物秸秆气化发电，成本利润率分别为41.88%、40.85%和38.89%；第三为林业剩余物生产固体成型燃料，成本利润率为17.84%；最后为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略微盈利，成本利润率是6.01%。另外4种途径则亏损，作物秸秆、餐饮垃圾和污水污泥生产沼气亏损最严重，成本利润率分别为−41.50%，−39.63%和−35.90%；作物秸秆生产燃料乙醇亏损较少，成本利润率为−18.17%。综上，建议优化国家配套政策，加强废弃生物质能源化技术研发和创新，促进生物质能源行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 :畜禽粪便，餐饮垃圾，污水污泥，燃料乙醇，生物柴油，成型燃料，沼气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system: [SYSTEM]

user: 1. 引言 废弃生物质种类多、资源丰富 [ 1 ]，其能源化利用不仅可以促进石化资源替代，还能减轻环境污染、有效降低碳排放，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 [ 2 ] [ 3 ]。很大部分废弃生物质被废弃或者处理方式不当 [ 4 ]，引起很大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化循环利用途径持续受到国家重视 [ 5 ]。经济效益是废弃生物质能源化工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对废弃生物质经济效益分析文献较多，但是，都是对单一废弃物种类和单一能源化途径的分析，未见对不同废弃生物质种类的不同能源化利用途径经济效益系统梳理。本研究将根据对作物秸秆、林业剩余物、畜禽粪便等主要废弃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途径进行经济效益评价分析和横向比较，为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和政策制订提供基础信息和决策依据。
system: [SYSTEM]

user: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范围和有关定义 本研究针对作物秸秆、林业剩余物、畜禽粪便、餐饮垃圾、废弃油脂和污水污泥等废弃生物质，分析了10种能源化利用途径的经济效益，包括秸秆生产燃料乙醇、生产成型燃料、直燃发电、气化发电、生产沼气，以及林业剩余物加工成型燃料、畜禽粪便生产沼气、餐饮垃圾生产沼气和生物柴油、污水污泥生产沼气。经济效益参考技术经济学定义，成本包括原料成本和生产运营成本。原料成本为生产中购买废弃生物质原料及收储运成本，生产运营成本为能源转化过程中的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期间费用是指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固定资产折旧、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 [ 6 ]，未考虑税收和贷款利息等。收入按照产品市场价格不含副产品收益，利润为收入和成本的差值，成本利润率为能源产品利润占成本的百分比。 2.2.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文献查阅获得中国企业实例或模拟研究报道，主要从2010~2018年间发表和出版的原创性研究报道中采集原料成本、运营成本、收入和利润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按以下规则筛选文献：1) 所报道的废弃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研究范围符合本文的研究范围；2) 所用的技术经济学定义符合本文所述定义；3) 废弃生物质原料可收集性较好，能源产品已规模化或有规模化生产潜力，生产工艺有代表性；4) 经济分析数据完整且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