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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兴衰治乱和传统现代的对立 汉朝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中国自秦汉以来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多次王朝兴衰更替，但是，君主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长期停滞的国家，中国历史根本就算不得是历史。与之相反，西方则经历从古代、中世纪到现代，并引领世界进入现代化。因此，西方是现代世界的开创者，其他地区则是追随者或者接受者。“西方的兴起”由此成为一个论证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故事。 3.1. 中国千年停滞？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那个新生的东西，凭藉勇敢、力量、宽大，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的地位，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这里所谓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 [ 8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历史连兴衰循环都算不上，它既没有兴盛也无所谓衰退，它只是在像小毛驴拉磨兜圈子。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它只是无数字重复着王朝更替的无聊故事。 所谓“非历史”和“没有任何进展”，主要的意思是中国君主专制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人其实是“非人”，没有主观的自由，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没有创造历史进步。黑格尔曾说：“在东方的国家生活里，我们看到一种实现了的理性的自由，逐渐发展而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这是‘历史的幼年时期’。……在我们西方完全属于主观的自由范围内的种种，在他们东方却自全部和普遍的东西内发生。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 [ 9 ]。黑格尔说的“理性的自由”既指中国人“听天由命”而不敢“征服自然”，也指中国人顺从“君主专制”而不敢要求“民主自由”。所以，尽管他承认“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 10 ]。所谓“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当然就是指西方开创的现代民主自由以及科学技术对东方的冲击，只有在此基础上东方才开始摆脱历史的循环而获得历史的进步。 在西方，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它认为中国尽管单从书籍记载的时间来说可谓“历史悠久”，但从文明进步来说却是“历史循环”，其中根本原因是中国缺乏发挥个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主观的自由”，只有个人自觉适应自然规律、专制君主和社会道德的“理性的自由”。黑格尔对中国人的评价也代表西方的主流观点，那就是中国人只懂得顺应“历史循环”，缺乏“自主创新”。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历史”和“中国人”(还有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东方)只是“西方人”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局外人，只能依靠西方文明和本国的的结合才能带来现代化。应该说黑格尔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从而中国历史的评价有其深刻的方面，对于中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有积极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 [ 11 ]。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评价中国时所要表达的决不是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进步的善意，而是要论证西方文明相对包括印度、中国文明在内的整个东方的优势，实际上起到了为欧洲帝国主义对东方殖民主义侵略和剥削辩护的作用。近代德国涌现了众多“思想深刻”的“大师”，比如黑格尔、韦伯、尼采、海德格尔等等，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全面论证西方文明优越性，甚至德意志民族或日耳曼人的优越性。但是，他们晦涩难懂的思想终究使德国迷失正确的历史方向，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都和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息息相关。他们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其中一些人还是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或者至少是白人至上主义实际的理论创始人。他们挖空心思地想要彻底否定东方，尤其是黑格尔特别卖力地否定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孔子。黑格尔不仅认为中国历史是“非历史”，他也认为孔子的哲学是“非哲学”，他实际上认为中国人甚至东方人是“非人”。如果孔子能够反驳，他大概会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很多德国哲学家其实不过是“素隐行怪”而已，而真理往往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和“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毫无疑问是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能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家，很多人读不懂他们的思想，读懂了的人多半成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甚至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者或纳粹主义者——因为他们思想中确实包含这些因素，甚至是这些因素的原创者。否定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观点一定要彻底批判，它源头就在德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因此这里毫不客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2. 中国人缺乏历史主体性的谬误 黑格尔批评中国只有适应环境的理性的自由，没有改造环境的主观的自由，但德国大文豪歌德曾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总结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 12 ]。歌德确实是德国文明的最杰出代表，他没有黑格尔那样的偏执的，而有类似孔子的中庸平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其实也包含着西方文化的片面性。他能认识与自由相对的“节制”的价值，而且正是这种节制造就了中国文明维系千年甚至永恒长存。因为处于一百年的强盛中就敢于否定和嘲讽一千年的强盛，那是多么猖狂和可笑的浅薄之徒！ 1926年11月11日，胡适在剑桥大学发表题为《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的演讲，完全否定了威尔士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提出“中国文明在公元7世纪已经到了顶点了，唐朝就是中国文明成就最高的时代”的观点，他反驳的理由是7世纪没有印刷的书籍，雕版印刷是9世纪开始的，而大规模的印书要到10世纪才有。唐代的绘画艺术也远不如宋明时期诗意的理想主义山水画，唐朝也没有史诗、戏剧和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是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唐朝其实毫无原创性，整个国家被佛教控制。但是，临近7世纪末，中国人创立了禅宗，开始了一场佛教汉化运动。到了10、11世纪，禅宗压倒了其他教派，由此彻底摆脱了印度宗教的束缚，为宋代本土世俗哲学的复兴铺平了道路。自宋以下新儒家哲学的复兴又进一步偏离了佛教的神秘主义，重新关注人生、社会与国家问题。17世纪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朱熹尤其是王阳明的“宗教”色彩进一步被抛弃，理性主义在顾炎武那里已经开创出“科学的”时代——用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做研究。胡适承认中国在这些世纪比不上西方，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如此紧迫的需要，因此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乐天知命的习惯，总是用悠闲得多的方法应付我们的问题。当时的中国人甚至觉得西方人走得太快了，就像后来英国人觉得美国人过分匆忙。胡适相信，中国能够在人生与文明的一切方面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且能够稳健地解决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它可以证明自己在一个新文明、新训练下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 [ 13 ]。事实说明胡适的辩驳和预见都是完全正确，今日中国非但不是停止不前的反而是日新月异的，中国的发展速度甚至让西方感到惊心动魄。 稍微有点历史知识，或者说稍微愿意客观看待历史事实的人，就会承认说中国历史是“非历史”是毫无道理的。中国最初是一个国土和人口都很小的国家，后来发展为广土众民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也不能不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历史悠久的中国就像一棵千年古树，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国家就像离离原上草。如果站在欧洲立场看中国，即便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容易看不到它的变化。“一岁一枯荣”的小草嘲笑“万古长青”的古树，就像“翱翔蓬蒿”之间的斥鴳嘲笑“绝云气，负青天”的大鹏。中国人是一个追求“天长地久”的民族，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民形成了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思想，这种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认识，又使人们体会到社会发展无限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并且由此最终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族类的不朽” [ 14 ]。中国还处于弱势，但中国经历过强盛，中国人知道国家兴衰的规律，因此绝不至于表现“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丑态。 其实兴衰治乱的循环完全不是停滞不前，恰恰相反，兴衰存亡的重复是世界发展变化的科学规律，发展进步只能体现在兴衰存亡中。不论人还是物，“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 15 ]，甚至地球和太阳本身也不能幸免；“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并且遭受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会怎样呢？” [ 16 ] “发散道宇宙空间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某个时候自然研究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的炽热气团的主要困难便消除了” [ 17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 18 ] “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 19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的“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就是可以指导现代科学的中国传统哲学。天体运行循环往复，万物发展兴衰反复，完全不是迷信，而是真正的科学。倒是那些嘲笑东方“天运循环”世界观、迷信西方“长盛不衰”的人，却不得不面对西方衰落的现实。而且，英国、德国、法国衰落了还会“循环”回来“复兴”？美国真的能够代表西方“长盛不衰”吗？想想古希腊、马其顿、罗马吧，充满傲慢和偏见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必定要绝望！ 中国普通民众都能理解，人不能要求只有白昼没有黑夜，也不能指望只有兴盛没有衰亡。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活，这就是所有人的生活常态，即便日新月异的生活也不是没有循环反复。而且，即便再有创新创造能力，人最终也难免一死，但子孙后代会延续新生命。同样的，再强大的国家终究会衰亡，但如果顺应天时就能获得复兴。“时光的流逝”都使世间一切难逃衰老和灭亡的命运，但“时光的流逝”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时光的轮回”。“时光的轮回”又让世间万物死而复生并且生生不息，就像《青春舞曲》唱的，“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虽说“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但是，又如《愚公移山》所言，“虽我死之，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此，尽管“时光易逝难追回，往事只能回味”，但是人类并非只能任由命运摆布，世界各国完全可以像“时光轮回”一样实现“衰而复兴”。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天运”就是客观规律规律，如果能够认识和掌握就能实现人类的自由。但是，如果人类违背和违逆客观规律，以为可以摆脱兴衰存亡的规律就只能是更快地自取灭亡。德国为了实现强大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不是自取灭亡吗？德国又何曾成为像英美一样的具有全球主导性影响的国家？ 3.3. 西方创造世界历史？ 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建立在近代以来西方始终保持领先的基础上，正如全球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指出的，“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 [ 20 ]。确实，随着东亚地区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的快速发展，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1970年首次出版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可以说首次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开创了全球历史视角，一经问世即赞誉如潮，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到1998年就已经出第7版。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仿佛再次论证了西方文化推动历史进步的独特优势，西方开启了意识形态的狂欢，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再次甚嚣尘上。过去并不关注历史的政治学者福山，率先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宣布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开创自由民主历史，所有人最后都将追求民主自由普适价值。更加权威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双聘教授大卫·兰德斯(David S. Landes)，他丝毫不想隐瞒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他抱怨全球主义者要求“我们不应当将欧洲的领先‘实质化’，即不应将它与欧洲的体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用欧洲人的‘有’对比非欧洲人的‘没有’而加以解释”，他指责“反欧洲中心论的这种想法是根本反智的，而且也违背事实”，他强调“西方技术领先的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大家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因为了解这一个为什么，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 [ 21 ]。这是要用西方当前的发展优势论证欧洲中心主义，但必须面对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欧洲衰弱了呢？欧洲曾经落后怎么说呢？他们的回应就是完全否定欧洲曾经落后，也不相信欧洲或至少西方会衰落。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1800年之前中国文明领先于西方，西方从1500年左右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崛起，西方领先优势不过是200来年的事情，在此之前顶多可以说多个文明中心彼此独立发展。但是，大卫·兰德斯作为所谓的一流经济史学家，却可以直接宣布“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好坏都有。这一传播部分地来自西方的支配地位，因为知识等于力量；部分来自西方的传授；部分来自模仿。散布是不均衡的，而且西方许多榜样遭到拒绝，被视为侵略” [ 22 ]。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公元纪年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西方文明领先，其他地区的文明进步由对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决定。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完全不一样(在这点上，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企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教徒，等等” [ 23 ]。与之类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中，简洁明了地宣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没有西方民主自由政体和文化 [ 24 ]。学习西方文化就能向西方一样走向富强，不学习西方文化就会永远落后，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的历史结论。言下之意，西方由于制度和文化优势，好像就能永续强大。对于这类人，在西方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散失之前，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历史铁律将证明：正是这种充满傲慢和偏见的西方中心主义，让西方加速散失目前的优势。 比较理性的历史学家如保罗·肯尼迪，也是真正深入研究了历史而不是以历史为幌子的历史学家，就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世界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至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用俾斯麦的名言说，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 [ 25 ]。如今，苏联已经解体了，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为欧盟，但英国又脱离了欧盟，欧盟前景并不乐观；日本已经接连经历几个“失去的十年”，几乎没有人会再预测“日本第一”了；美国仿佛取得了对苏联的绝对胜利，但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政治社会矛盾，都让世界看到一个问题重重的的美国。上帝会保佑某一个国家并让它永远强大吗？真正有学养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相信的，顽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是不会改变的。至于早已经历了多次兴衰存亡历史悲喜剧的中国人，他们早就熟悉盛极而衰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