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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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例应用 4.1. 应用《导则》测算土壤流失量 4.1.1. 参数的选取 按照《导则》10.1.3，用环刀对弃渣场区、施工生产区及其余防治分区的挖方、填方段采集土样。采用手测法对照附表B.1确定土类，对照附表B.2确定土质各粒级含量。土样自然风干后过20 mm筛测定砾石含量δ；烘干后测定含水率和土体密度。现场采用目估法确定植被的盖度和郁闭度。利用卫星影像图和施工图纸量测：计算单元水平投影坡长、面积、汇水面积、宽度、坡度。采用历史影像获取原地貌植被类型和水土保持措施类型。径流系数采用主体工程设计文件取值0.65。降雨量数据来源于当地气象局。上方来水总量采用汇水面积、径流系数及降水量乘积计算而得。上方来水总量除以宽度即为上方单宽次来水总量W，单位为m 3 /m。根据现场调查确定各计算单元扰动起止时间。土壤可侵蚀性因子K根据《导则》附表C.1得出，测算区域横跨犍为县和沐川县，所以土壤可侵蚀因子分别取0.0071和0.0069；参照《导则》附表C.1确定项目所在县的降雨侵蚀力因子R取值。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增大系数N取2.13。其余指标取值详见附表1。 4.1.2. 参数的选取 各防治分区扰动后土壤流失量、原地貌土壤流失量、新增土壤流失量测算结果见表3；扰动后土壤流失量减去扰动前土壤流失量得出新增土壤流失量1；新增土壤流失量2采用公式(2)、(3)直接测算。 由表3可知，直接作差得出的新增土壤流失量1全部为正值，各防治分区扰动后的侵蚀模数与工程实际扰动强度较相符(见表4)，但采用公式(8)得出的原地貌侵蚀模数偏小。本次测算中引起原地貌侵蚀模数偏小的主要是受公式中B的影响，植被的盖度和郁闭度所对应的B值过小。 对于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的新增土壤流失量通过公式(2)、(3)单独计算出的新增土壤流失量2大于扰动后的土壤流失量，表示该类型防治分区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负数，计算结果不合理。经分析发现，原地貌植被类型为非农地的计算单元，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正值，但侵蚀模数过小为39 t/(km 2 ∙a)，主要是因为《导则》中对于扰动前植被覆盖因子B 0 取值过小；对于农地的计算单元，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负值，主要是因为《导则》中扰动后植被覆盖因子B取值过小，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增大系数N取值过大共同引起的。 4.2. 应用传统类比法测算土壤流失量 由表3可知，直接作差得出的新增土壤流失量1全部为正值，各防治分区扰动后的侵蚀模数与工程实际扰动强度较相符(见表4)，但采用公式(8)得出的原地貌侵蚀模数偏小。本次测算中引起原地貌侵蚀模数偏小的主要是受公式中B的影响，植被的盖度和郁闭度所对应的B值过小。 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oil erosion in different control zone 根据防治 分区划分 根据土壤流失类 型二级分类划分 根据土壤流失类 型三级分类划分 扰动后土壤 流失量(t) 原地貌土壤 流失量(t) 新增土壤流 失量1 (t) 新增土壤流 失量2 (t) 路基工程区 工程开挖面 上方有来水工程开挖面 77，310.76 170.11 77，140.65 - 工程堆积体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 22，519.89 100.63 22，419.26 - 互通工程区 工程开挖面 上方有来水工程开挖面 742.62 49.48 693.14 - 工程堆积体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 1505.02 12.65 1492.38 - 附属工程区 一般扰动地表 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 3108.67 51.20 3057.47 5973.35 施工生产区 一般扰动地表 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 6967.73 99.92 6867.81 12，390.30 施工便道区 工程开挖面 上方有来水工程开挖面 65.25 3.00 62.26 - 工程堆积体 上方有来水工程堆积体 16.14 0.09 16.05 -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 15.59 0.59 15.01 - 弃渣场区 工程堆积体 上方有来水工程堆积体 49，392.11 102.10 49，290.01 - 合计 161，643.79 589.76 161，054.04 - 表3. 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量测算结果 Table 4 Soil erosion modulus in each control are 防治分区 侵蚀模数[t/(km 2 ∙a)] 路基工程区 互通工程区 附属工程区 施工生产区 施工便道区 弃渣场区 扰动后侵蚀模数 43，449 7128 6939 8304 3335 41，044 原地貌侵蚀模数 116 194 144 122 122 95 表4. 各防治分区土壤侵蚀模数 Table 5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oil erosion in different control zone 根据防治 分区划分 根据土壤流失类 型二级分类划分 根据土壤流失类 型三级分类划分 扰动后土壤 流失量(t) 原地貌土壤 流失量(t) 新增土壤流失量1 (t) 路基工程区 工程开挖面 上方有来水工程开挖面 16，320.97 1719.22 14，601.74 工程堆积体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 37，633.81 3814.82 33，818.99 互通工程区 工程开挖面 上方有来水工程开挖面 2119.53 222.62 1896.91 工程堆积体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 4562.63 374.77 4187.86 附属工程区 一般扰动地表 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 9683.27 1124.83 8558.43 施工生产区 一般扰动地表 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 16，336.03 2064.86 14，271.17 施工便道区 工程开挖面 上方有来水工程开挖面 681.18 70.45 610.74 工程堆积体 上方有来水工程堆积体 24.41 2.15 22.26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 64.22 5.65 58.56 弃渣场区 工程堆积体 上方有来水工程堆积体 42，537.27 3249.19 39，288.09 合计 129，963.32 12，648.57 117，314.75 表5. 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量测算结果 4.3. 测算方法对比 对由表3、表5可知，受面积因素影响较大，两种方法测算出的原地貌、扰动后和新增的土壤流失量大小顺序基本相同，土壤流失重点区域均为路基工程区。 项目现场植被覆盖度均超过90%，原地貌土壤流失量较小，但类比法测算出的各防治分区原地貌土壤流失量偏大，与项目现场实际情况不符，相比之下导则测算结果更能反应项目区的实际情况。根据土壤流失类型三级分类划分对比可以发现：上方有来水的情况下《导则》测算出的扰动后土壤流失量和新增土壤流失量1结果普遍大于类比法，无来水情况下正好相反，说明《导则》能够反映上游来水产生侵蚀这一重要因素，更贴近实地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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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5.1. 结论 1) 土壤流失量的测算步骤：先将项目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扰动单元；再对扰动典型以抽样方式确定典型扰动单元；现场查勘并进一步细分典型扰动单元为计算单元；最后根据各计算单元的土壤流失类型三级分类选取测算公式，测算土壤流失量。测算公式中的参数能够反映计算单元占地类型、坡度、坡长、土壤类型、质地、砾石含量、气象、汇水面积、植被、原地貌水土保持措施等因素，较采用数学模型、试验观测等直接赋予侵蚀模数的方法，能够较为准确的测算扰动区域的土壤流失量。 2) 采用《导则》测算出的扰动后侵蚀量与工程实际扰动强度较相符。但应用植被破坏型一般扰动地表土壤流失量公式测算各防治分区原地貌土壤流失量结果过小。计算整理结果显示，原因是《导则》中提供的植被盖度和郁闭度所对应的B取值过小，建议进一步复核不同盖度和郁闭度下B的取值。 3) 原有植被为农作物情况下，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新增土壤流失量测算公式测算出的新增土壤流失量大于扰动后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出现明显错误。计算整理结果显示，《导则》中提供的扰动前植被覆盖因子B 0 取值过小，引起原地貌植被类型为非农地计算单元新增土壤流失量过大，原地貌土壤流失量过小；另扰动后植被覆盖因子B取值过小，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增大系数N取值过大共同引起原地貌植被类型为农地计算单元新增土壤流失量过大，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负值，测算结果不合理。 4) 通过与传统的类比法对比可以发现，《导则》测算出的土壤流失量能反映扰动区域的实地情况，测算结果准确度高于传统类比法。 5.2. 建议 《导则》中提供的参数N实测方案所需时长为至少两年，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在生产建设项目中某一地点保留两年以上的监测小区，我们建议须通过专门的研究实验，针对不同扰动方式和强度来确定赋予不同的N值，后续研究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校正《导则》中的B和B 0 取值，以提高《导则》测算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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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对腐蚀薄包层光纤布拉格光栅折射率传感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利用该理论进行了折射率测量的实验研究。首先在理论上，基于光纤三层结构模型，分析了Bragg波长与光纤直径的关系，同时计算了不同光纤直径下，Bragg波长与环境折射率的变化关系，得到不同直径的薄包层光纤光栅的折射率响应曲线。模拟计算结果表明，Bragg波长与环境折射率变化呈非线性关系，直径更小的光纤传感器拥有更高的灵敏度，在1.333~1.462的折射率范围中，腐蚀到纤芯的薄包层光纤光栅折射率传感器灵敏度约为22 nm/RIU，这是在理论上，该类传感器在特定折射率范围内的最大灵敏度。随后在实验中，通过对一个布拉格光纤光栅分三个阶段腐蚀，得到了三个不同直径(32 μm， 14 μm， 8.45 μm)的薄包层光纤布拉格光栅折射率传感器，记录了腐蚀过程中反射光谱的变化，并分别进行了折射率传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1.33300~1.42789的折射率范围内，传感器的平均灵敏度分别为0.246 nm/RIU、1.319 nm/RIU，6.332 nm/RIU，考虑到0.02 nm光谱分辨率，计算得到的折射率分辨率值为0.08 RIU、0.015 RIU、0.00316 RIU。最后，对于理论与实验结果存在微小的差异，即理论模型没有能够预测Bragg波长红移这一趋势，本文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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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折射率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之一，可间接地反映物质的许多物化特性，对折射率的精确测量在生物、化学、食品、环境等众多领域中至关重要 [ 1 ]。光纤布拉格光栅(fiber Bragg grating， FBG)自1978年问世以来，很快就在通信和传感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2 ]。在传感领域，从最基础的温度和应变传感开始，到土木工程和航空船舶领域的拓展应用，再到高温强电强辐射环境中的实时监测，直至折射率传感领域，FBG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 3 ]。在众多光纤折射率传感方案中，FBG折射率传感方案除了拥有着光纤本身抗电磁干扰、结构简单灵活的天然优势，又有着其独特的特点：结构上，FBG折射率传感结构易于制成反射式的探针，使得折射率测量操作非常便捷。解调方式上，FBG折射率传感是波长解调，具有远高于光强解调的稳定性，其他方面的特点包括反射波半高宽小，便于复用构成分布式传感网络等等。 众所周知，普通的FBG对环境折射率并没有明显的响应，要作为折射率传感器，需要对FBG进行额外的加工处理。1998年，瑞士皇家物理研究院的Asseh等人首次提出光纤布拉格光栅折射率传感方案 [ 4 ]。他们将一根FBG直径腐蚀到11 μm，当环境折射率接近光纤包层折射率时，最大折射率分辨率可达10 −5 RIU (refractive index unit，折射率单位，无量纲)。通过化学腐蚀使FBG直径减小的方法，成本低，操作简单，一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低成本制备微结构光纤的主要方法之一。其缺点是腐蚀通常用到的HF酸溶液属于危化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对操作人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为此在2001年，Schroeder等人首次提出侧面抛磨FBG方案，同样可使光纤倏逝场暴露在环境中，使得FBG的共振波长即Bragg波长与环境折射率相关，但侧面抛磨光纤需要特定的精密仪器才能保证抛磨质量 [ 5 ]。腐蚀法和抛磨法可实现直径为微米量级的FBG折射率传感器，而随着光纤微纳加工技术的发展和微纳光纤的提出 [ 6 ]，研究人员开始用拉锥法和飞秒激光微纳加工技术制作FBG折射率光纤传感器，低至几百纳米的微纳FBG得以实现更好的传感性能，满足高灵敏度高分辨率的应用场景 [ 7 ]。然而，上述FBG折射率传感器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共同的缺点，即机械强度过低，重复利用次数有限。 薄包层FBG折射率传感器指仍然保留光纤包层的FBG折射率传感器，相比于腐蚀到只有纤芯的FBG，具有更好的机械强度和化学稳定性，在我们之前测量染料溶液浓度的工作中，已经证明了其在折射率传感中具有现实意义 [ 8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薄包层FBG折射率传感器进行一个从理论到实验的全方面的研究。首先在理论上论述了薄包层FBG折射率传感的原理，分析了在光纤三层结构模型下，Bragg波长与光纤直径的关系，同时计算出随着环境折射率的变化，不同直径的FBG的折射率响应曲线。之后在实验中，通过对一个FBG进行三个阶段的腐蚀，得到三个不同直径的薄包层FBG折射率传感器，记录了腐蚀过程中反射光谱的变化，并将每个阶段的FBG用于甘油溶液的检测。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但也存在微小偏差，对这一微小偏差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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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薄包层FBG折射率传感原理和仿真 FBG是一种能够反射特定中心波长的光无源器件，特定中心波长即布拉格(Bragg)波长λ B 由下式给出： λ B = 2 n eff Λ (1) 其中，Λ为光栅周期，n eff 为纤芯模的有效折射率，在普通的单模光纤中，纤芯模的能量主要分布在纤芯中，其有效折射率几乎与环境折射率无关。当光栅所在区域的光纤直径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纤芯模能量分布发生变化，模场范围扩大到纤芯之外的环境当中，使得纤芯模有效折射率受到环境折射率的影响，从而引起Bragg波长的移动。通过监测Bragg波长的移动，就可以得到环境折射率的变化情况，这就是FBG折射率传感的原理。 为定量分析Bragg波长与光纤直径以及环境折射率的关系，需要从光纤的色散方程出发，求解不同参数下n eff 的变化，进一步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Bragg波长的变化情况。对于薄包层FBG，光纤包层仍然存在，应当采用如图1所示的光纤三层结构模型，其色散方程为 [ 9 ] { [ J ^ m ( u ) − Y ^ m ( u ′ c ) ] [ K ^ m ( v ) − J ∧ m ( u ' ) ] [ J ^ m ( u ) − J ^ m ( u ′ c ) ] [ K ^ m ( v ) − Y ^ m ( u ' ) ] = J ^ m + 1 ( u ′ c ) Y ^ m + 1 ( u ′ ) J ^ m + 1 ( u ' ) K ^ m + 1 ( u ′ c ) ( β < k 0 n 2 ) [ J ^ m ( u ) − K ^ m ( w c ) ] [ K ^ m ( v ) + I ^ m ( w ) ] [ J ^ m ( u ) + I ^ m ( w c ) ] [ K ^ m ( v ) − K ^ m ( w ) ] = I ^ m + 1 ( w c ) K ^ m + 1 ( w ) I ^ m + 1 ( w ) K ^ m + 1 ( w c ) ( β > k 0 n 2 ) (2) 其中 Z ^ m ( x ) = Z m ( x ) / x Z m + 1 ( x ) (Z代表贝赛尔函数J，Y，I，K)，     c = a / b u = a ( k 0 2 n 1 2 − β 2 ) 1 / 2 u ′ = b ( k 0 2 n 2 2 − β 2 ) 1 / 2 w = b ( β 2 − k 0 2 n 2 2 ) 1 / 2 v = b ( β 2 − k 0 2 n 3 2 ) 1 / 2 (3) 这里，光波模式的传播常数 β = ( 2 π / λ ) n eff ， J m ， Y m ， I m ， K m 分别为第一类、第二类Bessel函数及修正的第一类，第二类Bessel函数；a、b分别为纤芯与包层半径，n 1 、n 2 、n 3 分别为纤芯、包层以及环境折射率。该色散方程为带有贝塞尔函数的超越方程，仿真计算时采用标准的Coning SMF-28单模光纤参数：a = 4.15 μm，b = 62.5 μm，n 1 = 1.4681，n 2 = 1.4628。考虑到纤芯模的传播常数 β > k 0 n 2 ，本文采用公式(2)中的第二个公式，并将其化解以便用vpasolve函数进行数值求解。 图1. 光纤三层结构模型 图2给出了n eff 与光纤直径变化(125 μm~8.4 μm)的理论关系曲线，考虑到实验中是通过氢氟(HF)酸溶液腐蚀减小光纤直径，计算时采用的环境折射率n 3 = 1.38，这是浓度为40%的HF酸溶液的折射率近似值。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光纤包层减小的过程中，n eff 在直径范围125 μm到20 μm之间基本保持不变，当包层直径减小到30 μm左右，n eff 开始减小，对应Bragg波长的蓝移。当光纤包层几乎完全消失时，n eff 的变化量约为2.5 × 10 −3 。对于中心波长在1550 nm附近，周期约为530 nm的FBG来说，对应的Bragg波长的蓝移量为2.65 nm。利用此特性可实现对腐蚀过程中光纤直径的监控和控制。 图2. 纤芯模有效折射率与光纤直径的关系，环境折射率n 3 设定为1.38 图3给出不同直径光纤下的n eff 与环境折射率(1.333~1.462)的关系，从图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有，第一，n eff 随着环境折射率的增加而增加，并在模拟的整个折射率范围内与之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反映到Bragg波长的变化，根据 λ B = 2 n eff Λ ，波长随着环境折射率的增加而发生红移；第二，对于直径一定的光纤，n eff 在环境折射率大的范围内有更高的折射率灵敏度；第三，光纤直径越小，其n eff 对环境折射率的灵敏度越高，且包层直径的减小对于折射率灵敏度的提高，也是非线性的。这体现在图中光纤直径为125 μm和35 μm时，两条曲线重合在一起，n eff 对环境折射率几乎没有任何响应。而当光纤直径继续减小，折射率灵敏度迅速提升。在光纤直径减小到16 μm时，n eff 开始出现折射率敏感，当光纤直径为8.3 μm时，光纤包层被全部腐蚀掉，此时n eff 在模拟的折射率范围内增加了约2.7 × 10 −3 ，若FBG周期为530 nm，则对应的Bragg波长变化为2.862 nm，在1.333~1.462的折射率范围内，平均灵敏度约为22 nm/RIU。这是薄包层FBG折射率传感器在此折射率范围内的最大理论灵敏度。 图3. 不同光纤直径下纤芯模有效折射率与环境折射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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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从光纤三层模型出发，理论模拟了光纤包层直径减小时纤芯模有效折射率的变化情况，得出不同包层直径光纤下，纤芯模有效折射率与环境折射率变化的理论关系曲线。并得出薄包层FBG在1.333~1.462的范围内的最大理论灵敏度约为22 nm/RIU。 实验中将一根FBG分三个阶段腐蚀，得到三种不同直径的薄包层FBG折射率传感器FBG1、FBG2和FBG3，并将其用于甘油溶液的折射率传感。实验结果表明，在1.333~1.42789的折射率范围内，FBG1、FBG2和FBG3的平均灵敏度分别为0.246 nm/RIU、1.319 nm/RIU、6.332 nm/RIU，考虑到0.02 nm光谱分辨率，计算得到的折射率分辨率值为0.08 RIU、0.015 RIU、0.00316 RIU。理论与实验结果存在微小的差异，即理论模型没有能够预测红移这一趋势。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其解释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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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plasma， PRP)是将全血经过离心之后获得的血小板浓缩物，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生长因子，比如转化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表皮生长因子，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等。而这其中多种生长因子都有促进组织生长修复的功能。本文对富血小板血浆在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前后交叉韧带损伤方面进行综述，为临床上膝关节常见多发疾病的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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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富血小板血浆(platelet-rich-plasma， PRP)是将全血经过离心之后获得的血小板浓缩物，研究发现 [ 1 ]，PRP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生长因子，比如转化生长因子-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等等。而这其中多种生长因子都有促进组织生长修复的功能，利用PRP注射到受损组织，可达到促进损伤修复的疗效 [ 2 ]。这之前的综述大多数集中于PRP对各种创面治疗等领域的研究，对PRP在膝关节临床常见多发疾病的治疗方面研究报告目前较少。本文对富血小板血浆治疗KOA、半月板损伤、前后交叉韧带损伤方面进行综述，目的是为临床上膝关节常见多发疾病的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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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 KOA是一种以膝关节软骨退行性病变和继发性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疾病。KOA症状往往进展缓慢，随着时间逐渐出现膝关节疼痛、肿胀、僵硬、畸形等，导致患者活动不灵活，严重者可进展为完全无法行动。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肥胖进程的发展，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OA)的发病逐渐日趋年轻化，这也日渐成为困扰患者的问题之一。膝关节软骨的破坏，是KOA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促进软骨的修复便成了其治疗的关键。目前多数KOA患者仍旧选择保守治疗，方式包括口服氨基葡萄糖、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口服非甾体抗炎药缓解疼痛等治疗。但随着国内外对PRP促进组织修复的进一步研究，近年PRP在KOA治疗上的疗效，愈发得到认可。Christensen等 [ 3 ] 研究认为PRP中的生长因子可能对软骨修复组织的质量产生显著的影响。Cugat等人 [ 4 ] 公布了利用CN-Biomatrix治疗的2例全厚度膝关节软骨损伤，CN-Biomatrix是一种自体制成的支架，由透明软骨芯片与半固体状态的富含血小板的混合生长因子凝块组成。随访证实患者膝关节功能良好，疼痛缓解，后期随访膝关节核磁共振成像显示软骨缺损得到充分填充，没有明显的骨水肿。同时Cugat等人通过富血小板血浆基质植入(PACI)技术的研究，也表明PACI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法，适用于年轻、活跃的全层软骨或骨软骨缺损患者。然而，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和比较试验，以进一步提供证据，并有可能扩大PACI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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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半月板损伤 半月板是位于组成膝关节的两块主要骨骼之间的由弹性软骨构成的C形缓冲结构。半月板可以起缓冲作用，从而防止关节面软骨受冲击造成的损伤。半月板损伤可分为：① 外伤性损伤：当膝关节屈曲时，由于旋转，内外侧半月板可随股骨发生前后运动。当这种矛盾运动超出正常范围时，就可能发生半月板的撕裂。② 退变性损伤：由于年龄和运动因素，如过多地步行等，都可能对半月板产生频繁的刺激和发生超正常生理范同的摩擦负荷，从而使半月板由发生组织变性和微小的破损等病理变化逐渐加重为达到撕裂程度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主要的症状有：① 疼痛：多为受到外伤后所导致的膝关节撕裂样、绞痛样疼痛，疼痛发生的范围常局限在半月板损伤的一侧。随着受伤后时间的延长，疼痛逐渐呈现缓解。但伴随着再次活动时，疼痛又会加重，但疼痛总体程度上较前缓解；② 肿胀：受伤当时或几小时后，患者可出现膝关节的肿胀，有时出现皮下淤血。皮下淤血是由于韧带受损伤，发生了出血从而淤积在皮下的结果。肿胀是由于当半月板遭到创伤时，进一步会使关节腔滑液的分泌增加、局部渗出增多，最终发展为膝关节的肿胀；③ 弹响：膝关节在屈曲或伸直活动时，可闻及关节内的响声，这大多是因为半月板损伤后，其完整性遭到破坏，在膝关节活动时，无论是与其上方的股骨还是下方的胫骨，都会发生过多的摩擦，从而会造成膝关节弹响的发生；④ 交锁：是指损伤后半月板结构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在膝关节的屈曲、伸直活动时，破裂的半月板伴随移位常会卡在股骨髁间窝，导致膝关节不能完全伸展，即患者在走路时突然感到膝关节不能屈曲或伸直，这就是“卡住”的现象，临床上也称之为交锁现象。当通过反复屈曲或伸直来活动膝关节后，这种现象可以得到缓解。目前半月板损伤的治疗以保守治疗和关节镜下手术治疗为主。而保守治疗手段较陈旧且局限，愈后效果不敢保证，最终有可能加速最终演变为KOA [ 5 ]。近些年来随着对PRP研究的深入，有研究 [ 6 ] 发现PRP中所含的生长因子，可以诱导细胞迁移，并最终促进半月板的自身细胞的增生，这也为PRP在半月板损伤的治疗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同样Dai WL [ 7 ] 也通过研究指出PRP联合关节镜下半月板修整缝合术和单一关节镜下半月板修整缝合术的术后效果，在术后6~12个月时的效果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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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前后交叉韧带损伤 交叉韧带可分为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前交叉韧带起于股骨髁间窝外后部，向前、内、下止于胫骨棘前侧。后交叉韧带起于股骨髁间窝内前部，向后、外、下止于胫骨棘后侧。前交叉韧带防止胫骨向前移位；后交叉韧带则防止胫骨向后移位。它们与膝关节内其他结构共同作用，来维持膝关节的稳定性，使人体能完成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下肢动作。目前大量的临床数据表明，在治疗交叉韧带的损伤中，关节镜下交叉韧带的重建术得到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 [ 8 ]。但同样随着PRP在膝关节疾病治疗的研究进展深入，其在交叉韧带损伤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近年来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研究发现 [ 9 ]，PRP中所含的转化生长因子-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可刺激膝关节局部和周围成纤维细胞的生长，为重建术所需要的自体或异体移植韧带的存活，创造有力的条件。有研究 [ 10 ] 发现，关节镜下交叉韧带重建术联合PRP治疗交叉韧带损伤，在对比单一手术联合生理盐水组的疗效，在术后3月、6月、12月的膝关节MRI中，信噪比(signal/noise quotient， SNQ)明显更低，这也就意味着手术后疗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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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我们总结PRP在膝关节各种临床常见多发疾病治疗中的研究，是为了更好解决患者的疾患，同时也为我们的治疗方案选取，提供了一种思路。通过研究我们也可以发现，PRP中所含的大量生长因子在膝关节受损组织的修复方面，扮演着类似催化剂的角色，可以更快地促进受损组织的生长修复。但同样我们也看到，在某一种疾病的研究中，PRP治疗最终的愈后及疗效，依然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这也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进一步的基础医学研究、扩大临床样本量的选取等，来证实PRP治疗在膝关节疾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最终实现全面掌握PRP治疗的适应症与禁忌症，造福更多的临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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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石墨烯作为具有优异电化学性能的导电碳材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当中。本文作者利用电沉积方法制备了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并研究了所制备复合材料的形貌与电化学、动力学性能，同时讨论了不同电沉积时间对其形貌和电化学性能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电沉积时间为30分钟的条件下，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表现出较高的首次库伦效率、较优的倍率和循环性能。经过对比发现，石墨烯层均匀的包覆在石墨颗粒表面，同时形成的网络结构将石墨颗粒之间进行了桥连是其电化学性能提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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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石墨(graphite)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结构稳定的负极材料，具有低生产成本、较高的电化学性能和较高的安全性能等优势 [ 1 ] [ 2 ] [ 3 ]。然而，随着人们对便携式电子设备需求的增加，石墨材料较低的能量密度和较差的倍率性能已无法满足实际的应用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有许多对石墨进行表面改性的方法被广泛研究，如电沉积、表面掺杂与化学修饰等 [ 4 ] [ 5 ] [ 6 ] [ 7 ]。然而，现有的改性方法依然存在着工艺复杂、沉积不均匀等问题。因此，如何得到一个稳定且均匀的镀层是是现如今该领域的一大挑战。 石墨烯作为一种导电性能优异的碳材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表面改性当中。一方面，石墨烯可以作为缓冲材料，减少一些结构不稳定材料(如Si，金属氧化物等)在嵌锂/脱锂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 8 ] [ 9 ] [ 10 ]；另一方面，石墨烯作为导电网络可以提高所修饰材料的导电性和界面电荷的快速转移能力，从而减少充放电过程中造成的不可逆容量损失 [ 11 ] [ 12 ] [ 13 ]。在本文中，为了提高石墨材料的首次库伦效率，倍率以及循环等电化学性能，采用电沉积方法制备了不同时间条件下的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graphite/rGO)复合材料。利用FE-SEM、TEM等方法来分析复合材料的微观形貌。在此基础上，研究对比不同条件下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电化学与动力学性能，并进一步探讨其储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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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实验 实验中使用的人造石墨是由课题组将无烟煤在2800℃下高温煅烧得到，氧化石墨烯由课题组内通过Hunmmers法制备得到 [ 14 ]。在搅拌30 min，超声30 min后，配置10 mL 1 mg mL − 1 的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备用。电沉积使用的装置如图1所示，将1 g人造石墨与配置好的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置入不锈钢滚筒中，通电后转动滚筒保证电沉积的均匀性。通过设置不同的电沉积时间(15~60 min)，得到了不同还原氧化石墨烯包覆量的石墨材料。抽滤后，将材料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110℃下干燥12 h。以N-甲基吡咯烷酮(NMP)为溶剂，将活性物质、聚偏氟乙烯(PVDF)、乙炔黑以8:1:1的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涂敷在厚度为9 μm的铜箔上，110℃真空干燥后切成直径为12 mm的圆片备用。在充满氩气的手套箱内以上述圆片为工作电极，直径15 mm、厚度0.45 mm的锂片为对电极，以1 M LiPF6的碳酸乙烯酯(E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二甲酯(DMC) (体积比1:1:1)混合溶剂为电解液，以Celgard 2325膜为隔膜，组装CR 2025扣式电池。 随后，对所制备的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电化学与动力学性能进行表征：使用德国Zeiss Ultra 55场发射扫描电镜(FE-SEM)观察分析样品的表面微观形貌；使用LAND-CT2001A型中国武汉蓝电生产的电化学工作站对上述电极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使用JOEL JEM-2100F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样品第一次嵌锂/脱锂后的表面微观结构变化；使用PGSTAT 302N瑞士万通公司生产的电化学工作站在0.01~3 V范围内的伏安循环(CV)曲线，0.1~100 kHz频率范围内的电化学阻抗谱图(EIS)以及0.5 V电压下的恒电位阶跃曲线进行了测试。 图1. 电沉积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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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Graphite/rGO材料的形貌分析 如图2所示，为石墨材料与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FE-SEM图。相较于未经处理的石墨材料(图2(a))，被还原氧化石墨烯修饰后的石墨材料颗粒表面出现了石墨烯片层。当电沉积时间为15 min时，如图2(b)所示，石墨表面分布有少量的石墨烯片层，而当电沉积时间为30 min时，如图2(c)所示，薄纱状的片层石墨烯片层均匀的包覆在石墨颗粒表面，同时形成的网络结构将石墨颗粒之间进行了桥连。而在图2(d)中，对应电沉积时间为60 min，还原氧化石墨烯层明显变厚，说明此时氧化石墨烯已经过量。此外，如图3所示，为氧化石墨烯、石墨与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FTIR图谱。原材料中的特征峰强度较为微弱，而在复合材料中1730 cm − 1 处，代表氧化石墨烯的羧基中的(C=O)的特征振动峰出现在其FTIR图谱中。说明在电沉积过程中复合材料中的氧化石墨烯被部分还原。 3.2. Graphite/rGO材料的电化学性能分析 如图4(a)所示，与石墨相比，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具有较高的首次库伦效率，其中，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30 min)材料的首次库伦效率高达81.1% (表1)。不同电沉积时间的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如图4(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与石墨相比，石墨/还原氧化石 图2. 石墨与电沉积时间分别为15 min (b)，30 min (c)，60 min (d)的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扫描电子显微照片 图3. 氧化石墨烯、石墨与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FTIR谱图 墨烯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充放电比容量。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30 min)在0.1 A∙g − 1 电流密度下的平均可逆储锂比容量为(397 mAh∙g − 1 )，高于石墨的储锂比容量(302 mAh∙g − 1 )。由此可知，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中由还原氧化石墨烯形成的导电网络可以为材料提供一些额外的储锂位点。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倍率性能表现也优于石墨，在0.1、0.2、0.5、1 A∙g − 1 电流密度下，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平均可逆比容量分别为397 mAh∙g − 1 、308 mAh∙g − 1 、203 mAh∙g − 1 、78 mAh∙g − 1 。倍率性能测试完成后，将电流密度设置为0.1 A∙g − 1 ，如图4(c)所示，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30 min)表现出更好的循环稳定性；并且相较于石墨，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材料在循环后具有更高的比容量，这是由于rGO的包覆为材料表面提供了更多的储锂位点。在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中，还原氧化石墨烯形成的导电网络有利于维持材料结构的稳定性，同时也有利于为材料颗粒之间提供更好的电接触。 图4. 石墨与不同电沉积时间的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a) 在0.1 A∙g − 1 电流密度下首次充放电过程中电压与比容量的关系曲线，(b) 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c) 0.1 A∙g − 1 电流密度下的充放电循环曲线 Table 1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y of graphite and graphite/rGO 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B Anodes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y/% graphite 70.3 graphite/rGO (15 min) 77.6 graphite/rGO (30 min) 81.1 graphite/rGO (60 min) 75.8 表1. 石墨与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首次库伦效率 为了进一步探究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首次库伦效率高的原因，对两种材料第一次充放电后的TEM图像进行了分析(图5)。可以看出在经过第一次嵌锂/脱锂后，石墨形成的SEI膜厚度约为20 nm，而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形成的SEI膜约为5 nm，远小于石墨材料。这说明rGO的包覆有助于在首次充放电过程中形成更薄的SEI膜，从而减少不可逆容量损失，提高锂离子电池的首次库伦效率。 图5. (a) 石墨，(b) 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首次嵌锂/脱锂后的TEM图 为了探究石墨与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储锂机制，对两种材料的前3次充放电循环CV曲线进行了分析。如图6(a)所示，在第一次充放电过程中，石墨的CV曲线在0.92 V处出现SEI膜形成对应的峰，而在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第一次充放电中(图6(b))，该峰位得到了抑制。而且，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充放电循环中的CV曲线具有更好的重叠性，这表明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包覆增强了材料的导电性，这有助于减小电池极化，并提高锂离子嵌入脱出时的可逆性。 图6. (a) 石墨，(b) 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作为负极材料在0.01 mV s − 1 扫速下的CV曲线 图7(a)~(b)所示为未经处理的石墨和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分别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时的奈奎斯特曲线。图7(c)为使用Nova软件建立的对应等效电路图，高频处的半圆对应电荷转移阻抗(R ct )，中频区对应的是电荷转移过程中的极化电阻(R e )，低频内的斜线对应Warburg阻抗Zw，对应的是锂离子扩散过程。根据该等效电路图拟合得到石墨和改性后的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R ct 分别为121 Ω和94.2 Ω，这说明rGO的包覆可以有效提高复合材料的导电性，同时加速充放电时的界面电荷转移能力，进而提高材料的倍率性能。图8是石墨和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恒电位阶跃曲线，根据公式1，可以计算得出锂离子扩散系数(D)，并列在表2当中。与石墨相比，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表现出更高的D值，这是由于包覆在石墨表面的rGO对电极表面与电解液的浸润性有改善作用，锂离子在材料内部的扩散能力得到了提升。 ln i ( t ) = ln ( 2 n F A D ( C ∞ − C 0 ) / r ) − π 2 D t / 4 r 2 (1) 图7. (a) 石墨，(b) 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EIS (奈奎斯特曲线图)及其拟合曲线，(c) 对应的等效电路图 图8. 石墨与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在0.5 V下1000 s的恒电位阶跃曲线 Table 2 Kinetic values of graphite and graphite/rGO 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B Anodes R ct /Ω D/cm 2 s −1 graphite 121 1.65 × 10 −10 graphite/rGO 94.2 2.21 × 10 −10 表2. 石墨与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动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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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通过电沉积方法制备了均匀性较好的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并研究了不同电沉积时间对其表面微观结构和电化学性能的影响。对比石墨材料与所制备的石墨/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证明了还原氧化石墨烯层的包覆不仅可以提高材料的导电性，同时表面形成的网络结构将石墨颗粒进行了桥接，通过电沉积还原氧化石墨烯包覆后的石墨材料的电荷传递电阻减小，锂离子扩散系数增大。此外，还原氧化石墨烯的包覆导致材料生成了更薄的SEI膜，因此，这种改性后的复合材料可以提供更高的首次库伦效率、倍率与循环等电化学性能。综合考虑制备方法的简洁性以及所制备材料良好的电化学性能，有望提高其在实际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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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冠状动脉疾病是世界范围内致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冠心病的再灌注治疗和药物治疗成功地降低了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率和全因死亡率。然而，冠心病患者在初次发作后仍有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重大风险。因此，对冠心病患者进行个体化风险预测，以识别预后不良的冠心病患者，对优化高危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心肌梗死(MI， Myocardial Infarction)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衰的主要原因，随着冠心病发病率的逐年上升，心力衰竭患者逐年增加，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年度死亡率高达60%。心血管系统是甲状腺激素作用的重要靶器官，在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重大疾病的发展及预后中甲状腺激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fT3作为主要的生物活性激素，通过基因组和非基因组途径，在提高心率和心脏收缩力以及降低全身血管阻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中，多种因素导致周围循环中T4向T3转化减少，从而导致低血清T3浓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血清T3的降低与左心室功能不良有关，并作为慢性心力衰竭(CHF， Chronic heart failure)患者预后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本文综述了甲状腺激素在心梗后心衰中的作用进展，希望为心梗后心衰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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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冠状动脉疾病是世界范围内致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冠心病患者在初次发作后有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重大风险 [ 1 ]。因此，对冠心病患者进行个体化风险预测，以识别预后不良的冠心病患者，对优化高危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心肌梗死(MI， Myocardial Infarction)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衰的主要原因，随着冠心病发病率的逐年上升，心力衰竭患者逐年增加，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年度死亡率高达60% [ 2 ]。低T3综合征是一种以正常甲状腺激素分泌时周围T4向T3转化减少为特征的疾病 [ 3 ]。充血性心力衰竭(CHF， Chronic heart failure)患者甲状腺激素代谢改变，经常导致低血清T3浓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血清T3的降低与左心室功能不良有关，并作为CHF患者短期预后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 [ 4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甲状腺激素在心梗后心衰的作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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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心梗后心肌的病理生理改变 心肌缺血和/或梗死会严重损害心脏最基本的功能：收缩和舒张功能 [ 5 ]。在急性心肌梗死(AMI，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时，左室收缩力下降，导致每搏量和血压下降，从而加重冠脉低灌注状态，导致心肌细胞缺血坏死程度加重。在AMI后的亚急性期或慢性期，左室的结构改变可适应血流动力学/神经体液紊乱，包括梗死部位的愈合和瘢痕(纤维化)、残余存活心肌的机械伸展和偏心肥厚 [ 5 ] [ 6 ] [ 7 ]。另一方面，在AMI后心脏，左室舒张率降低，特别是在心率较快交感神经活动增加的情况下，由于收缩间肌动蛋白–肌球蛋白结合解耦，可能出现不完全舒张，在这种情况下，左室舒张末期可能不能完全放松，导致左室舒张末期舒张压升高和舒张壁应力升高，从而导致左室重构 [ 8 ]。在AMI后，心肌细胞大量坏死和凋亡，会导致肾素-血管紧张素及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从而导致大量促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导致过激的炎症反应以及过度的氧化应激。大量研究表明，AMI后活性氧的主要来源包括线粒体代谢、NADPH氧化酶(NADPH oxidase)和黄嘌呤氧化酶，另外，心肌梗死后抗氧化剂的部分减弱，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减低，导致氧化还原失衡和脂质过氧化增加，从而加重心肌损伤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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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甲状腺激素在心血管系统中的作用 心脏和血管系统是甲状腺激素作用的重要靶器官，甲状腺激素在调节血管生成、心脏保护、心脏代谢和心肌细胞再生过程的分子机制中至关重要，可调节损伤后心功能的恢复和左心室重塑。两种主要的甲状腺激素T4和T3是甲状腺对促甲状腺激素(TSH，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刺激的反应而分泌的。T4和T3均有生物学作用，但T3被认为是活性激素。甲状腺激素的代谢是由一种叫做脱碘酶的酶来调节的，I型(DIO1)和II型碘甲状腺氨酸脱碘酶(DIO2)导致由前体T4产生甲状腺外T3。DIO1在肝脏和肾脏中活跃，产生总循环T3的15%~20%，而位于垂体、大脑、棕色脂肪组织和心脏的DIO2活动负责其余三分之二的T3产生，DIO3分解两种甲状腺激素并终止它们的作用 [ 10 ]。在心脏疾病中，如心力衰竭或急性心肌梗死，细胞内心肌细胞环境受到缺氧的影响，进而导致的炎症。缺氧和由此引起的炎症反应降低了心肌细胞的去碘酶活性，再加上血浆T3水平降低，导致细胞内T3生物利用度降低。此外，缺氧条件下DIO3基因表达增加导致T3降解为不活跃的代谢物 [ 8 ]。因此，在许多心脏情况下，心肌细胞的细胞内环境表现为T3可用性降低，从而导致代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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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甲状腺激素在AMI中的临床研究进展 急性心肌梗死后，活性氧和氧化应激在心力衰竭的进展中起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治疗替代，甲状腺激素(TH， Thyroid hormone)显示心肌梗死后的心脏保护作用，包括减少氧化应激。在急性心肌梗死中，疼痛发生后72小时内，TH水平变化迅速，在24~36小时期间变化最大，在多达20%的AMI患者中观察到低T3综合征，T3一定程度的下调与更高的心功能损害和更高的炎症反应相关 [ 11 ]。Brozaitiene的研究发现，与T3正常患者相比，低T3组患者有更严重的心肌损伤、炎症标志物增加更高、更长的住院时间和更高的住院死亡率 [ 12 ]。AMI后左室整体和局部功能在13周内逐渐恶化，瘢痕组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心脏的功能参数会减低，而甲状腺激素可以抑制此类情况的发生，从而改善心功能 [ 13 ]。 多项研究发现，AMI患者fT3/fT4比值是1年全因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fT3/fT4比值对于心肌梗死患者预后的预测作用优于单独的fT3、fT4及的单独的GRACE评分 [ 14 ] [ 15 ]。She研究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FT3、T3、TSH与心脏射血分数(EF)以及NT-proBNP均呈正相关，表明血清FT3、T3、TSH水平与心功能中度相关，提示T3水平是急性心肌梗死期间改善心功能的潜在治疗靶点，但在2年的随访过程中发现T3和FT3对AMI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MACE均无明显影响 [ 16 ]。Brozaitiene的研究也表明，年龄、NYHA级别、NT-proBNP、fT4和fT3/fT4比值是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而NYHA级别、NT-pro-BNP、fT4、fT3/fT4比值仍然是心脏相关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 [ 17 ]。De Castro研究发现在心肌细胞中主要表达的toll样受体(TLR)为TLR2、TLR3和TLR4，在心肌梗死后，TLR4参与了心室功能障碍和心力衰竭的进展，TLR4可以启动炎性通路，促进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促进炎症和纤维化，导致病理性心脏重塑，T3和T4可减少促炎蛋白质TLR4的表达，同时也可降低了黄嘌呤氧化酶的表达，抑制炎症及氧化反应，改善了左心室的功能和形态学参数 [ 18 ]。多项研究数据显示，甲状腺激素改善梗死大鼠主动脉中的血管生成信号，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的增加，同时还发现AMI后心肌组织中甲状腺素受体增加，这表明甲状腺激素可促进新生血管形成，从而改善心室重塑 [ 19 ] [ 20 ]。本研究证实，甲状腺激素的使用促进了右心室氧化反应参数的改善，降低了过氧化氢水平，恢复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 [ 21 ]。此外，激素增加了右室内皮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表达，阻止了VEGF水平的降低 [ 22 ]。 甲状腺激素对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功能的改善以及心室重构的抑制作用已被多项研究所证实，但对于AMI后发生低T3综合征是否使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以及患者是否能从其中获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研究发现，在基线时使用L-T4替代治疗的HF患者和随访时使用L-T4治疗的HF患者均增加了全因死亡和MACE风险，因此本研究并不支持已知HF患者从L-T4替代治疗中获益的假设，一种解释可能是用L-T4替代的患者不耐受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因为他们潜在的心力衰竭病情没有分级，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接受L-T4治疗的患者整体病情可能较未接受治疗的患者差，而这些未测量的混杂因素都会对研究结果有偏倚 [ 23 ]。室壁运动积分指数(WMSI， Wall Motion Score Index)常用于临床评估左室功能不全程度，也是评估心肌损伤程度的间接指标，在的研究中发现WMSI除了可以评估坏死范围和左室扩大程度外，还具有预后作用，研究发现口服低剂量T3安全且能减少WMSI，改善局部功能障碍，对AMI患者的预后有益 [ 11 ]。Rajagopalan研究表明，在心肌梗死小鼠中给予低剂量T3 (5~8 ug/kg/d)口服，持续2个月后，T3组小鼠与对照组相比较，2个月的时间内其射血分数显著且持续改善，其1个月和2个月收缩期末体积分别显著降低29%和31% (P < 0.05)，这些数据表明T3可防止心肌梗死后心功能恶化，改善心脏几何形状 [ 24 ]。甲状腺激素会提高心率，增加受损心肌的氧耗，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心肌损伤，这是临床中使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最担心的问题。Vanessa研究表明卡维地洛与TH联合给药可改善AMI后氧化还原平衡和心脏功能，这种联合给药可以预防心肌梗死后心功能障碍和氧化还原失衡，同时也可抑制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所带来的潜在的氧耗增加的风险 [ 25 ]。Zhang研究表明，AMI组小鼠给予T3以及美托洛尔处理过后与对照组相比，抑制了炎症因子的释放以及梗死面积的扩大，改善心室重构 [ 26 ]。Teixeira研究证明，使用低剂量的T3和T4激素治疗并没有改变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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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果与展望 目前多项研究都表明AMI后血清T3、FT3浓度会有所下降，并且T3、FT3与NYHA分级、NT-pro-BNP等都是预测心梗后心衰的独立预测因子。AMI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的持续降低往往预示着更严重的炎症反应及心室重构，提示这类患者的预后不佳。甲状腺激素的缺乏可导致许多不良的心血管影响，如心排量减低、血管阻力增加、损伤修复延迟、免疫紊乱等，但另一方面，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会增加心肌收缩力及心率，从而增加氧耗，并有可能诱发心律失常，增加潜在风险。许多研究表明小剂量的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对短期内减少受损心肌的炎症因子释放，减轻氧化应激反应，抑制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及改善心功能具有有益作用。对于甲状腺激素替代剂量的安全范围仍没有明确的界限，此外，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的持续时间以及其潜在风险都没有明确的研究数据支持。未来，对于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我们需要多中心、多样本的前瞻性研究。希望为心梗后心衰患者可以提供诊断和治疗的新思路，改善此类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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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结肠癌腹壁转移1例，结合相关文献探讨该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诊治过程。该患者首发症状为腹壁转移癌，其诊断主要依靠穿刺活检病理，经PET-CT与肠镜检查后确诊为横结肠癌合并腹壁转移，治疗上则以手术为主、化疗为辅，术后持续随访患者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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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结直肠癌在我国近几年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据2018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病死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分别位居第3位、第5位，而结肠癌好发于升结肠、降结肠与乙状结肠，横结肠癌相对少见，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 [ 1 ]。横结肠癌的早期症状不典型，包括消化不良、腹痛、腹胀、血便、粘液便等，难以引起患者重视，或因误诊、漏诊而延误治疗。横结肠癌常见的转移途径包括淋巴转移、血行转移、直接浸润、种植转移等，其中血行转移以肝转移、肺转移、脑转移较为多见，腹壁转移极为罕见。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以腹壁转移癌为首发症状的横结肠癌1例，旨在总结其术前诊断及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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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概况 患者为62岁男性 1 ，因“下腹肿物3月”于2020年10月19日入院。患者入院前3月自扪及下腹肿物，位于耻骨联合上方，质韧，大小约3 cm，位置固定，无压痛，肿物表面皮肤毛发分布正常，无瘙痒、红肿、破溃、渗液等异常。患者后于我院肿瘤科门诊就诊，盆腔增强CT (如图1所示)：左侧前下腹壁见直径36 mm软组织肿块影，转移可能性大，髂血管走行区、腹股沟淋巴结未见肿大；腹部超声示：下腹壁探及3.5 × 1.8 cm肿物，形态不规则，边界模糊，内探及短线样血流信号。患者于我院超声介入科行腹壁肿物穿刺活检，组织病理示：纤维组织内见低分化腺癌浸润，遂收住入院。患者自发病以来饮食睡眠好，大小便正常，体重近半年无明显增减。家族史：父亲因“高血压”去世，母亲因“车祸”去世，2姐1兄2弟2妹均体健，否认家族中有传染性疾病或遗传倾向疾病。个人史：适龄婚育，吸烟史40余年，20支/天，饮酒史40余年，酒精40 g/天。 患者入院诊断为：腹壁低分化腺癌转移，血常规、肝肾功及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均未见异常，血凝常规：D二聚体1280 ng/mL，其余血凝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行PET-CT检查(如图2中箭头所示)：横结肠中段见4.0 × 4.5 cm肿物摄取增高，考虑横结肠肿瘤；左侧前下腹壁见3.5 × 1.7 cm不规则团块，摄取增高，考虑腹壁转移。遂行结肠镜检查(如图3所示)：横结肠中部见一不规则溃疡，大小约4.0 × 5.0 cm，底部凹凸不平，边缘周围隆起，周围肠粘膜粗糙不平，局部管腔狭窄，取活检后组织病理结果为中分化腺癌。考虑患者系横结肠癌并腹壁转移，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行手术。术中见：肝脏、胆囊大小质地正常，腹腔内未见腹水，壁腹膜未见异常，升结肠未触及肿块，横结肠中段触及4 × 3 cm质硬肿块，侵至浆膜；下腹梭形切口切开腹壁，于皮下组织内触一灰白色质韧肿物，大小约4 × 2 cm，边界不清。遂行横结肠癌根治术 + 腹壁肿物切除术。 图1. 腹壁转移癌增强CT影像 图2. 腹壁转移癌PET-CT影像 图3. 横结肠癌灶肠镜下影像 术后石蜡病理结果(如图4、图5所示)：1) 横结肠中分化腺癌(溃疡型，3 × 3 × 0.7 cm)，侵及浆膜下，D2-40及CD31脉管癌栓(+)，S-100示神经侵犯(+)，Topo2 (I级)，MLH1(−)，MSH2(+)，，MSH6(+)，PMS2(−)，PD-1(−)，未累及远、近手术切缘、环周切缘及肠系膜切缘，网膜组织内见癌浸润(2.2 × 1.8 × 0.5 cm)，并见淋巴结3枚，其内未见癌转移(0/3)；2) 腹壁结节低分化癌(大小4 × 4 × 0.4 cm)，CDX-2(−)，CK20(−)，SATB2(+)，结合免疫组化结果，符合肠腺癌转移，未累及四周皮肤切缘、基底切缘及表面皮肤；3) PCR荧光探针法：KRAS(−)，NRAS(−)，BRAF(−)。患者出院诊断为：横结肠腺癌T4N1M1，术后恢复良好，截稿时患者已于我院肿瘤科行“奥沙利铂”方案化疗1周期，化疗期间出现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症状，未见其他化疗副反应及肿瘤复发迹象。 图4. 横结肠癌灶 图5. 腹壁转移癌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