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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魏晋时期襄阳习氏家族在文化上的贡献 魏晋时期门阀大族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而且某一地区的门阀士族通常垄断了地方州郡的管理权，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襄阳习氏家族作为襄阳当地旧有的宗族富豪，并且习氏一门成员皆以文采出众，这就决定了以习凿齿为代表的习氏家族，在襄阳地区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在文化方面也充当着当地的精神指向标。 3.1. 魏晋时期习氏家族著名人物 在史籍《襄阳耆旧记》和《晋书》中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襄阳习氏的主要成员为习宇、习嘏、习凿齿、习辟强等四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习凿齿，其所著《汉晋春秋》记述史事上至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汉愍帝，该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开创了新的著述形式，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氏家族四人，习宇、习嘏和习辟强的生平处事在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并不多见，最广为人知的则为习凿齿。 习宇，为习温之子。习温是三国时期襄阳籍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为官清正廉明，在朝三十年，不以权势自居自傲。其子习宇在历史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记载，也是与习温的严格教育紧密相关的。《襄阳耆旧记》记载：“(习温)长子宇，为执法郎。曾取急归，趋车乘道，宾从甚盛。温怒，杖宇，责之曰：‘吾闻生于乱世，贵而能贫，始可以亡患。况复以侈靡竞乎’”。从习温因习宇的奢侈行为而对其进行责罚来看，除了习温本人的高尚情操，也显示了作为“文化世家”的习氏家族在家风教育上的严格要求。 习嘏，在《襄阳耆旧记》卷二《习嘏传》中对其的描述是这样的：“习嘏，字彦云，为临湘令。山简以嘏才有为学，转为征南功曹，涖官，止举大纲而已，不拘立法，时人号‘习新妇’，简亦器之，转为记室参军”。由记载可得知，他受到大将军山简的器重，从临湘县令提至征南功曹，又转为记室参军。习嘏是一个极富才学的人，不论是征南功曹还是记事参军，都归属于文职类的官职，表明习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在子孙后代的学识修养方面极为重视。 习凿齿，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得桓温器重，《北堂书钞》卷73《设官·别架·在本境十年》条，注引《晋中兴书·(襄阳)习录》记载：“习凿齿，刺史桓温甚器之，在州境十年” [ 9 ] 。后因得罪桓温，借由脚疾解职回到襄阳。其作为习氏家族一名代表性成员，也是魏晋风骨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习氏宗祠的七言通用联中所述的“史笔擅春秋之誉”和“斑流管馨，擅荆襄之秀”均是对习凿齿才华及人品的赞誉。习凿齿其人，博学洽文，以能文著称，让他在史学史上留名的是其所著的《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而在文学史上，他则以所著《襄阳耆旧记》留名，该书是研究襄阳古代中国人文的重要历史文献，为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 习辟强，为习凿齿的长子。在《晋书·习凿齿传》记载：“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 [ 8 ] 。习辟强也有三子：习安邦、习安国、习安民。其中习安国回到襄阳继承宗祀，令二子留在了白梅(今江西新余白梅村)。自此，习氏家族分为两支，一支在江西，一支在湖北。对习辟强的才学的探讨中，黄慧贤先生曾在其《对习凿齿卒年及其著作的检讨和蠡测》中大胆推测习凿齿的遗稿《习凿齿集》即为习辟强所整理，成书在东晋中期，其中包括了《习凿齿集》五卷本的残篇：论文两篇，奏疏一篇，书札三篇和铭文一篇 [ 10 ] 。 3.2. 习凿齿及其著述《汉晋春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氏家族中，以习凿齿最为扬名。《晋书》卷82《习凿齿传》中记载：“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 [ 10 ] 。习凿齿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源于其所著史学巨著《汉晋春秋》，及提出的“以晋继汉”的独特史观，对后世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早年，习凿齿受大将军桓温的器重，《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指桓温)甚器之”。因而屡加升迁，《晋书》中记载习凿齿：“累迁别驾”。别驾，是刺史的佐官，总理众事。甚至当桓温带兵打仗时，习凿齿不是在随主出征，就是在后方全权处理军机要事。总而言之，习凿齿在青年时期，仕途的顺风顺水是与桓温的赏识是分不开的，而习凿齿也曾说“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以此来表达对桓温的感谢。 但随后，战功赫赫的桓温凭借着两次北伐战争的胜利，在朝廷内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对晋室怀有觊觎之心，操纵废立，意图篡权。桓温是东晋极其罕有的富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有着极高的军事建树。历史上身居高位，心怀异心，意欲取王位而代之的将领并不少见。对于习凿齿而言，他所追求的王道“正朔”观念，以及强烈的正统史观，决不允许臣子对正统政权造成威胁，即便是再有作为的臣子。在这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曾受桓温知遇之恩的习凿齿选择以文人的方式去进行抗议。习氏在病中毅然执笔书写了《汉晋春秋》。 《四库总目提要》中提到：“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 [ 11 ] 。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中尊曹魏为正统，使其直接传承于东汉，而习凿齿则认为曹魏一朝为篡逆，将曹魏排斥于正统之外，晋朝司马氏虽然为曹魏所禅让，但仍应继承汉祚方为正统，并且将以司马昭平蜀作为“汉亡而晋始兴”的标志。《晋书·习凿齿传》认为习氏著述的动机是“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 12 ] ，以此来警示桓温。《晋书·习凿齿传》对此评价是：“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 [ 12 ] 。习氏的这种“正统”政治历史观对后世史学界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汉晋春秋》，历代史学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南宋史学家裴松之对《汉晋春秋》极为重视，并对其流传和保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所作的注中，以“习凿齿曰”的形式，提供史论16条，展现了习氏史论在探讨人君之道、君臣关系、和人际交往方面极为鞭辟入里。对于习氏因刘备为汉室宗亲，而以蜀汉纪年以奉大统的议论，裴松之极为赞同：“臣松之以为凿齿议论，惟此论最善”。另一个赞同习凿齿“正统观”的史学家是唐朝史学理论家刘知己，他称赞习氏“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他认为习氏的“正统观”是直书的典范，不吝赞美。 史学家们作为当世大儒，在接受了习氏的“正统观”后，将所感所悟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影响当世知识分子群体对某些事情的思考，会使许多知识分子接受这一种思想。而自古以来，文人、官宦不分家，他们的思想流传甚广，会间接对政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了部分上层知识分子能够以自己的作品间接影响政治环境，也会有从政的知识分子主动地借习氏思想来为统治阶级稳定其统治环境。南宋大儒朱熹力主习凿齿的“正统观”，并在其所著《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下，习氏的“正统观”在后世学术界形成了部分共识，甚至对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比如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笔者以蜀汉为正统的视角的创作，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朱熹对习氏观点的推崇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宋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偏安一隅，政治环境与东晋颇有相似，习凿齿的“正统观”成为南宋君臣用来稳定社会的工具，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朱熹在其《资治通鉴纲目》中进一步将“正统论”发挥到极致。 另外，也有人从稳固统治的方面对习氏“正统观”持反对意见。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中倾向于对史事的评价不应该以道德或地域作为标准去衡量，而应该由后人自己分辨善恶得失。在司马光所在朝代的立场上，北宋上承五代后周，与三国中魏之地位相似，因而司马光不取习氏之史观，则有其现实意义。 历朝历代的史学大家对习凿齿“正统观”的不同见解，无不基于所处朝代的政治需要。习凿齿所传达的“以晋继汉”的思想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密不可分。但不同于其他史学家以“正统观”维护当朝统治的行径，而习氏则是为了警示当权者，不要僭越失职，体现了习凿齿不畏强权的高尚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