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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个体负有什么责任以及如何负责 对于脱贫攻坚这一系统性工作，每个人虽然需要保持久久为功的精神，但这一精神与我国“尽快脱贫、力争2020年全面步入小康”国之大计相悖。课题组成员通过对甘肃多地深度贫困区脱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以研究分析，从个体责任角度，认为内生脱贫力、扶智扶志依旧是尽快脱贫、有效脱贫、持续性脱贫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可供参考的对策性思考如下： 4.1. 如何担负个体贫困责任 首先，意识上个体不应逃避、推诿、指责，应好好反观审视自己应承担什么责任。先积极主动自我脱贫，再带领其他人脱贫，面对他人贫困不能再袖手旁观，要勇于指出且能主动帮助、解决并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贫困问题对集体性贫困是有责任的。彼得.辛格指出，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不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价值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讲，我们就应当去做 [ 7 ]。 其次，行动上克服懒惰行为，积极主动学习、引领大伙一起脱贫，分享、贡献自己的经验、智慧、技术等资源。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考察临夏州时强调的“要始终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发扬奋斗奉献的精神，聚精会神谋脱贫、锲而不舍打硬仗”。 4.2. 由个体责任的“点滴式”扶贫过渡到集体责任的“源泉式”脱贫 在扶贫路上，具有个体责任感的“点滴式”结对帮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比如陇南市现有3.3万名干部稳定对接10.9万多贫困户，实现了对贫困户的“源泉式”集体脱贫全覆盖。要想达到集体责任的“源泉式”脱贫，必须解决“社会排斥”式贫困，贫困人口有权利也需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但因为各种原因，贫困人口全部或者部分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和机会，没有享受到正当的权利和服务，被排斥在脱贫集体之外。底层的村民很多都是被动式参与，这与村干部的管理方式息息相关，他们或打压、或鄙视、或蛮狠不讲方法，导致村民们的权利、利益和资格被剥夺。“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 [ 8 ]。按照吉登斯的分析，“社会排斥”分为“非自愿排斥”(社会底层的排斥)和“自愿排斥”(社会上层的排斥)。无论哪一种社会排斥都会加剧被边缘化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陷入贫困。中国古语，人穷志短。贫困会让村民们本来试图从私人和隶属于政府的公共机构寻求帮助，往往会敏锐地感到缺乏发言权、脱贫能力等，面对无礼、侮辱和非人道对待时会表现的更加软弱无力。这很违背习近平指示的:“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志气、送信心” [ 9 ]。这些状况正是村干部或一小部分脱贫村民们个体责任缺失带来的集体脱贫责任观扭曲的表现，不能仅仅将贫困户给予“自然人”的角色，更应赋予“社会人”的权利。共同富裕，就是社会责任感的最好诠释，是中国特色社会贫困理论的鲜明特征，我们当以贯之，在脱贫攻坚战中“一个都不能少”。 4.3. 具备较好的个体责任感，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强化老乡们的文化脱贫素养， 做好精神脱贫，激发内生脱贫动力 第一，引领良好的脱贫意识。可持续造血机制重在“授之以渔” [ 9 ]。阿马蒂亚说：要过一个相当好的生活，有三点是最基本的，即健康、教育、资源占有。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指出，单靠政策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公民要有消除贫困的动力。 第二，培养基本的脱贫能力。能力脱贫机制的核心就是要打通贫困人口的精神和文化任督二脉，文化程度与脱贫程度正相关，农业技术讲座、致富技能培训等尚需再接再厉，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毛泽东：“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 [ 10 ]。如果贫困者自身没有脱贫的愿望，得过且过，自我放弃，不愿意通过努力来改变贫困的现状，就很难实现脱贫，会拖累整个脱贫工作。如临夏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74.15%；甘南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9.9%，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提高贫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早已成为必须，文化普惠、文化扶贫已成共识，力度还需强化。 4.4. 脱贫模式和政策的设计、制定与实施的可持续性发展当是贫困区脱贫的集体责任 201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 11 ]。它的目标任务就是：“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基础” [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按照过去三十多年年均减贫六百多万人的速度计算，七千多万人脱贫需要约十一年，即到二〇二五才能实现目标。所以，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地干，难以按期完成任务” [ 13 ]。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担当起集体责任，针对大多数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和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在2020年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难度较大的贫困群众，展开持续性集体扶贫，杜绝数字脱贫 [ 14 ]。同时，这些剩下的贫困人口，由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脱贫后返贫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采取不同措施，因人因户因村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 15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地区虽然地方贫困，但观念不能“贫困”，不能“安贫乐道”。有些深度贫困区拥有很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在绿色发展原则的指导下，探索脱贫开发与绿色发展互融的新路子，将这些“沉睡的资源”变成“流动的资本”，做到有节、有制地开发资源，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当是目前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无论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还是技术属性、经济属性，不同角度的阐释，可以帮助我们从多种思维角度去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理论体系。都不可否认的强调，这是政府、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呼声越来越高的绿色GDP，早该纳入国民经济、地方经济的核算体系，修改和调整考核、评价指标和体系迫在眉睫，它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重中之重话题。作为农村贫困区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与乡镇企业，对于脱贫成效可持续发展极度缺乏认识或根本就置若阁闻，对于家庭、村落、厂区的卫生、生态要求，为数众多的人认为是个人的事，作者认为这都是个体责任、社会责任意识缺乏的表证。很难设想，这方面的极度缺乏，脱贫成效可持续发展将如何持续?应该大力倡导个人和集体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于脱贫工作始终。不再出现第二个国家级风景区——湖北省赤壁市陆水湖、太湖等地因过渡开发旅游资源，追求GDP导致的水臭了、鱼少了等不可持续发展的恶劣生态问题。 我们已有的成功脱贫模式，如定点扶贫、产业脱贫、“三变”(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股权、农民变股民) [ 16 ] 改革下的农民股份合作组织(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 [ 17 ])、电商脱贫(“陇南模式”)、“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模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现在重点需要考虑应该如何衔接？如何协调发力？如何可持续性？如何大力培育高质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避免“水土不服”问题？贫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会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政府“转方式”、“调结构”而推进，各产业投入—产出良性循环，多渠道增加贫困户收入，缩短贫困“生命周期”，才会不断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精准脱贫可持续性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 18 ]。 4.5. 脱贫款、扶贫政策的执行质量监管具体举措 第一，加快推进县域、村域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以及信用企业评定活动，努力在县域实现农户和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全覆盖。推动建立信用评定与信用贷款的联动机制，不断加大征信宣传力度，提高各类县域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县域信用环境。 第二，实行差异化监管，改进脱贫激励措施。减小返贫率，增强政策的实用度与可行性。比如陇南通过两条富民线路增加了农民收入，一条路是积极拓展脱贫产业基地，成立专业管理合作社，扶持地区龙头企业，打造特色品牌实现脱贫举措；另一条路是大力发展花椒、中药材、核桃、茶叶等特色产业，实现标准化下的差异化、规模化发展。电子商务也是陇南乘着“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实现了电子商务和精准脱贫的深度融合。 第三，实行最严格的脱贫考核评估，避免钻政策空子的假脱贫。 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在并购重组及商誉的确认和计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大对评估机构的监管，重点关注形成高额商誉相关的评估报告，传导监管压力，督促评估机构严格履行评估程序，选取接地气的参数和方法，比如实地考察法、反馈法、本人签字法、大数据统计取证查验法等等。 第四，营造绿色金融生态环境。 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充分保障农民的农产品收入、劳动收入、土地流转等财产收入。建立起企业与合作社与农户(贫困户)利益纽带与联结机制，将农户(贫困户)植入产业链、利益链中，提高农户(贫困户)收入，增加市场风险抵抗能力。同时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权益，如在农地流转方面，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和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凌驾民意和侵害农民权益。 第五，完善落实倾向失能贫困人员的社会保障。对于先天缺陷、疾病、年老体衰等原因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已经无法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就需要政府制定人性化政策和社会救济等方式实现脱贫。 第六，感召、动员更多的力量，如志愿者。 个体责任，简言之就是每一个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养活个人，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 14 ]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