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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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果测试及性能分析 6.1. 测试概要 测试是软件生产周期中必不可少的阶段。在软件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很多的漏洞，通过软件测试，可以对生产过程中漏洞，进行检查、调试以及修改。本节将会介绍该幼儿字母学习微信小程序测试环境以及测试范围。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即本机数据库、服务器以及开发工具搭载的手机模拟器。其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如表7所示，应用服务器配置如表8所示，客户端配置如表9以及表10所示。 图12. 自定义导航栏效果图 Table 7 Database server configuratio 名称 性能参数 CPU (英特尔) Intel(R) Core(TM) i5-7300HQ CPU @2.50 GHz (2501 MHz) 内存 16 G 硬盘(可用空间大小) 1 T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10家庭版(64位) 应用软件 MySQL5.7 机器网络名 网络4 局域网地址 192.168.1.2 表7. 数据库服务器配置 Table 8 Application server configuratio 名称 性能参数 CPU (英特尔) Intel(R) Core(TM) i5-7300HQ CPU @ 2.50 GHz (2501 MHz) 内存 16 G 硬盘(可用空间大小) 1 T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10家庭版(64位) 应用软件 Tomcat 机器网络名 网络4 局域网地址 192.168.1.2 表8. 应用服务器配置 Table 9 Customer service terminal configuratio 名称 性能参数 CPU (英特尔) Intel(R) Core(TM) i5-7300HQ CPU @ 2.50 GHz (2501 MHz) 内存 16 G 硬盘(可用空间大小) 1 T 操作系统 IOS 应用软件 iPhone模拟器 机器网络名 网络4 局域网地址 192.168.1.2 表9. 客服端配置(IOS) Table 1 0 Customer service terminal configuration (Android 名称 性能参数 CPU (英特尔) Intel(R) Core(TM) i5-7300HQ CPU @ 2.50 GHz (2501 MHz) 内存 16 G 硬盘(可用空间大小) 1 T 操作系统 Android 应用软件 Android手机模拟器 机器网络名 网络4 局域网地址 192.168.1.2 表10. 客服端配置(Android) 经大量测试后得以验证，本小程序在iOS以及Android系统中都可以顺利运行，兼容性良好。 6.2. 性能分析 6.2.1. 性能需求 在性能测试中，该系统表现良好，功能的响应时间符合要求，服务器负载符合要求，能承受50~60个用户同时访问系统，支持并发量不大的数据传输。 在功能测试中，该系统各个模块的各个功能都能正确的运行，界面显示正常，不存在乱码、提示不友好等，基本可以满足幼儿学习需求，为其提供较为稳定的服务。 6.2.2. 安全保密需求 本软件应具有的安全及保密功能，包括： 1) 防止非授权用户登录。 2) 防止非法数据侵入。 3) 密码存储及乱码传输。 6.2.3. 部署需求 后端采用集中部署，可部署在Windows系统或者Linux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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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束 在认真调研市场和理解开发需求后，根据调查结果和需求设计出了一框基于Uni-APP + Spring Boot + Mybatis的微信小程序。前后端分离，业务逻辑条理清楚、结构完整，功能健壮、完善。整体系统性能稳定性高、可移植性强、功能响应时间也符合具体要求。从设计思想来讲，从听说读写等方面设计功能，符合幼儿的喜好以及能符合学习的要求，是本系统最大的特色。在功能实现上，深入贯彻详细设计时的结构分层和逻辑思想。在个人中心模块中，实现了登录、购买课程以及发布评论的功能，只有在登录后才能使用其他功能。在课程学习模块中，实现了视频学习、读音学习、书写练习以及认知练习功能，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功能。在每日课程模块中，实现了记录用户练习题库的索引，方便用户下次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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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背景：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是一种罕见的血管生成肿瘤，目前尚无公认的有效治疗方法。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肝移植、肝切除术、射频消融、化疗和观察。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我们医院用于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5例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的病历资料。结果：患者均经术后病理或细针穿刺活检确诊。其中1例肝脏弥漫性病变的患者接受了肝移植，并在最后一次随访中无复发存活；1例患者接受肝切除术作为初始治疗，在随访期间出现复发；1例患者接受了射频消融术，并保持无病；其余2例患者选择了随诊观察而不治疗。1例接受肝切除术的患者术后32个月内因肿瘤复发去世，1例观察未治疗患者随访21个月后拒绝治疗而去世，其他患者在治疗复发病灶后未出现明显的疾病活动。随访截至2019年12月，平均随访时间为42.6 ± 28.8个月(15~82个月)。结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治疗有多种方法。考虑到其惰性临床特点，评估病变行为的初步观察可能有助于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对于观察期内病情进展的患者可以考虑手术或肝移植。然而，由于我们的样本量很小，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分析最佳治疗方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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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背景 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是一种罕见的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主要发生在肝脏。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一至二，而死亡率在40%至65%之间 [ 1 ] [ 2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被认为是一种低度恶性肿瘤，其临床病程介于血管瘤和血管肉瘤之间。大多数患者都涉及两个肝叶，肝右叶比肝左叶更容易出现病灶，一些患者在确诊时还出现肝外转移病灶，包括肺、骨和局部淋巴结等 [ 1 ]。临床需要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目前，世界各地的研究报道了各种治疗方法包括肝移植、肝切除术、射频消融术、化疗和观察 [ 3 ]，但还没有已知的有效治疗方法。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我们医院用于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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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患者和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于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5例经术后组织病理学或细针穿刺活检确诊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患者。纳入标准：经术后组织病理学证实或细针穿刺活检确诊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无严重的心肺疾病。对所有患者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获得以下数据：人口统计学特征、体格检查、血液检查结果、治疗、组织病理学和无病/总生存率。在确诊后1个月，对患者进行每3个月一次评估，直到最后一次随访(2019年12月)。每次随访时进行体格检查、血液检查和影像学检查，观察结局分为有疾病生存、无疾病生存和死亡。无病生存期的计算是从确诊时到复发时，而总生存期的计算是从确诊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以较早者为准。 本研究的所有参与者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为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这项研究得到了该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根据《赫尔辛基宣言》的指导方针获得了研究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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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5例经诊断并治疗的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所有患者的临床基本特征见表1。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0.6 ± 16.1岁(27~70岁)。其中3名患者接受了治疗(包括1名男性和2名女性)，而其余2名患者(包括1名男性和1名女性)通过活检确诊后选择了观察而没有任何治疗。在3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2名患者存在弥漫广泛性肝脏病变，其中1名患者接受了肝移植，另2名患者接受肝切除术作为初始治疗。 接受肝移植的患者(患者1)在15个月的随访期内，未出现明显的肿瘤进展，也没有在肝移植后接受辅助治疗。接受肝切除的患者(患者2)在术后进行了7个周期的多西他赛化疗后，随访32个月后因肿瘤复发而去世。第三名患者(患者3)的手术标本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切缘阳性，术后18个月复查增强磁共振成像(MR)显示肿瘤复发，进行了射频消融术，消融后进行的对比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显示病变区域无明显增强，患者在随访期间无疾病生存。 在最后一次随访中，选择观察的2名患者中均未出现明显的肿瘤进展，他们继续每3个月接受一次随访和影像学检查。其中1名患者(患者4)表现为弥漫性肝脏受累，影像学提示肺转移，该患者拒绝接受肝移植或索拉非尼化疗，存活了21个月。另一名患者(患者5)在随访82个月时进行的CT扫描显示右肺上叶可疑转移，在随访结束时仍存活。 Table 1 Clinical data of hepatic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patient 患者 年龄 性别 随访时间(月) 肿瘤数量 转移 病理学 治疗方法 复发 死亡 F8-R-Ag CD31 CD34 1 56 男 15 >5 淋巴结 (+) (+) (+) 肝移植 / / 2 56 女 32 >5 / (+) (+) (+) 肝切除 + 化疗 (+) (+) 3 27 女 63 3 / (+) (+) (+) 肝切除 + 射频消融 / / 4 70 女 21 >5 肺转移 (+) (+) (+) 观察 / (+) 5 44 男 82 3 肺可疑转移 (+) (+) (+) 观察 / / 表1. 所有患者的临床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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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Ishak等人最早报道了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 [ 4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表现出多种临床表现，包括从无症状到门脉高压。在目前的研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因体检发现的非特异性肝脏病变来我院就诊。超声、计算机断层扫描和核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检查中经常观察到多个肝脏肿块，常诊断为肝动脉粥样硬化 [ 5 ]。计算机断层扫描可以充分发现肝脏病变，大多表现为低密度 [ 6 ]。76%的患者在增强扫描中有均匀的增强 [ 5 ] [ 7 ]。CT扫描可以检测血流不良病变周围的区域，该区域通常血流丰富，导致格里森囊收缩，这是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诊断的线索之一 [ 8 ]。在目前的研究中，所有患者在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上都表现出低密度的肿块，尽管增强特征不一致，这是一种诊断线索(图1)。在核磁共振成像中，大多数病灶在T1加权像上表现出低信号强度和周边暗边缘，在T2加权像上表现出高信号强度(图2) [ 1 ]。钆酸增强磁共振成像和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也可以在肝血管瘤和血管肉瘤的鉴别中发挥重要作用 [ 9 ] [ 10 ]。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诊断主要依赖于内皮分化标志物的免疫组织化学证据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的结果，因为这种病变的临床和生物学特征类似于血管瘤和血管肉瘤 [ 11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显示出浸润性生长模式，上皮样细胞、树突细胞和中间细胞散布在富含透明质酸的基质中(图3) [ 1 ] [ 12 ]。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可以显示血管生成标记物如ⅷ因子相关抗原、CD31和CD34阳性，而细胞角蛋白表达阴性 [ 13 ] [ 14 ]。ⅷ因子相关抗原、CD31和CD34的报告阳性率分别为100%、86%和94% [ 1 ]。在本研究中，所有患者的三种标志物均呈阳性(图4)。 图1. 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腹部增强CT图像(箭头)。A、肝实质散在分布的多发低密度结节性病变，动脉期累及右肝叶及左肝内节段。B、C静脉期(B)和延迟期(C)不均匀强化的多发低密度病变 图2. 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的MRI扫描图像(箭头)。A、T2加权MRI显示多发低信号病灶。B、动静脉期，多发高信号病灶。C、门脉期多发性病变伴轻度至中度不等高信号。D、冠状面图像显示肝脏多发病灶 图3. 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纤维组织异常增生伴血管样形成，散在肿瘤上皮样细胞(×200) 图4. 病理检查发现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A、免疫组化显示肿瘤CD31阳性(×200)。B、免疫组化示肿瘤CD34阳性(×200)。C、免疫组化显示肿瘤F8-R-Ag阳性(×200)。D、免疫组化示肿瘤Vimentin阳性(×200)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治疗必须考虑到涉及的肝叶、病变的数量和大小以及是否存在肝外病变。然而，由于肿瘤的罕见性以及对全球缺乏最佳治疗共识，因此没有单一有效的治疗方法。Mehrabi等人报道，肝移植是目前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其次是不治疗的观察、化疗或放疗以及肝切除 [ 1 ]。 肝移植适用于有多个不可切除病灶的患者，无论有无肝外病变 [ 15 ] [ 16 ]。肝移植后的5年生存率为50%~89% [ 15 ]。在一项涉及149名接受肝移植患者的欧洲研究中，平均生存期为7.6年(2.8~14.4年)，复发的危险因素包括大血管侵犯和肺门淋巴结侵犯。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7.1%、88.6%和74.4%。另一项涉及59名患者的欧洲研究表明，血管侵犯是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肝移植后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而不是淋巴结侵犯或肝外病变 [ 15 ]。总的来说，如本研究所观察到的，由于肝的多中心性，肝移植已作为治疗的选择。 对于单叶可切除病变或有以下表现的病变的患者，R0完全切除术一直是首选治疗方法 [ 17 ]。先前的研究表明病灶数量 < 10个、肿瘤直径 < 10厘米和肝外病灶 < 4个是肝脏切除的有利因素 [ 18 ]。另一项研究提到肝移植应严格限于单叶受累的患者 [ 19 ]。Mehrabi等人 [ 20 ] 还报告了3名患者，他们在肝移植后出现复发并存活超过100个月。然而，肝切除复发率高于肝移植。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于病变大于10厘米的患者，肝切除复发的预后比肝移植复发的预后差。同时，射频消融或化疗可作为术后复发的辅助治疗。 关于化疗，皇家马斯登医院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化疗后中位生存期的持续时间可达9.8年，α-干扰素和5-氟尿嘧啶联合治疗可达到良好的效果 [ 18 ]。此外，使用免疫抑制剂或哺乳动物雷帕霉素抑制剂可以使患者受益 [ 21 ]。在一项二期临床试验中，索拉非尼化疗可延长约33.5%患者的生存期超过6个月 [ 22 ]。然而，一些学者报告说，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对化疗不敏感，或者对化疗的反应不如肝移植 [ 23 ] [ 24 ]。即使在目前的研究中，多西他赛治疗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效果，患者最终出现复发。这说明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可能对一线化疗药物不敏感。另一名拒绝索拉非尼治疗的疑似转移患者存活大于15个月，没有明显的疾病进展，这说明了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具有不可预测性。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确诊后单纯观察的患者，临床病程依然不可预测。Makhlouf等 [ 2 ] 报告了一名存活27年的患者。另一方面，据报道2周是诊断后最短的存活时间 [ 1 ]。在本研究中，通过每3个月随访，其中1名患者在撰写本手稿时仍存活且状况良好。这些结果倾向于支持对具有影像学稳定性疾病的患者进行单纯观察的作用，并且我们认为诊断为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患者应大约在1~3个月的初始阶段进行观察，以评估疾病的生物学行为。如果肿瘤迅速增大(如3个月内增大 > 3厘米)，应接受适当的治疗。此外，如果有弥漫性或进行性疾病进展的证据，应考虑肝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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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是一种罕见的血管源性恶性肿瘤，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无特异性。影像学特征容易导致误诊。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诊断是困难的，主要取决于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目前用于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治疗方案包括肝移植、肝切除术、射频消融术、化疗和不治疗的观察。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考虑到其惰性的临床特点，初始观察可能是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管理的关键步骤。如果病变在观察期内有进展，应酌情安排肝移植或肝切除。然而，由于我们的结果受到小样本量的限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收集更多的证据，以帮助对这种罕见的肿瘤进行恰当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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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比较球囊扩张支架与自膨式支架治疗侧支循环欠佳的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1年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中国20家医院2013年9月至2015年1月接受球囊扩张支架或自膨式支架的258名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合并侧支循环不良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患者基线特征及临床疗效进行评估。结果：总体平均狭窄程度由支架植入前的83.73 ± 10.40%降至支架植入后的8.5 ± 7.96%。自膨式支架治疗的患者接受全身麻醉的比例高于球囊扩张支架治疗的患者(81.5% VS 62.7%， P = 0.001)，且手术时间更长(93.53 ± 24.11 min VS 68.09 ± 16.74 min， P < 0.001)。使用自膨式支架治疗的患者需要更长和更大直径的支架(分别为14.44 ± 3.09 mm VS 9.67 ± 2.57 mm，P < 0.001，3.06 ± 0.47 mm VS 2.69 ± 0.27 mm，P < 0.001)。自膨式支架患者的残余狭窄率高于球囊扩张支架患者(11.36 ± 8.26% VS 5.99 ± 6.48%，P < 0.001)，两组中使用自膨式支架的患者再狭窄发生率高(11/124 VS 21/112，P=0.027)，且再狭窄程度也较球囊扩张支架高(36.2 ± 18.33 VS 48.5 ± 24.51%， P < 0.001)。1年随访期间，两组出现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死亡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分别是P = 0.722、0.105、0.725、1.000)。结论：对于严重颅内动脉狭窄且合并侧支循环不良的患者，进行支架植入术相对安全。球囊扩张支架较自膨式支架的手术时间更短，发生再狭窄的机率及再狭窄程度更低，但两者1年随访结局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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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2019年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中国最新死因调查发现，卒中高居榜首 [ 1 ]，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即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Intracraninal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ICAS) [ 2 ]，2005年WASID试验发现对于颅内动脉狭窄程度达70%的患者，即使行积极的内科保守药物治疗如抗血小板、调脂等，2年内再发卒中发生率仍高达20%以上 [ 3 ]。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血管内支架植入术相对安全，已成为治疗重度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治疗手段 [ 4 ] - [ 9 ]。 临床中常用的颅内支架包括Apollo球囊扩张支架和Wingspan 自膨式支架，迄今为止，比较球囊扩张支架与自膨式支架治疗重度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疗效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作为前瞻性单臂多中心临床研究，比较了接受球囊扩张支架治疗与自膨式支架治疗的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预后的差异，为将来血管内支架植入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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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收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等20家医院2013年9月至2015年1月接受球囊扩张支架或自膨式支架的颅内动脉重度狭窄合并侧枝循环不良患者。 1、入组标准 1) 年龄18~85岁；2) 根据血管造影术(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测量责任血管狭窄率70%~99%；3) 临床存在缺血性脑血管病症状，末次症状发生在90天内；4) 靶血管区存在血流灌注不足；5) 患者及家属均同意手术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血管内治疗前14天内，根据以下任何一种方法对靶血管区进行血流动力学评估：1) 灌注计算机断层扫描(CTP)示靶血管区脑血流较对侧减少30%；2) 美国介入和治疗神经放射学学会/介入放射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ventional and Therapeutic Neuroradiology/Society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collateral vessel grading system， ASTIN/SRI)侧支循环评估系统评分 < 3分；3) 单光子发射CT扫描或磁共振成像(MRI)血流动力学示低灌注改变；4) 经颅多普勒超声示收缩期峰值速度 ≥ 200 cm/s，侧支血管 ≤ 1支。 2、排除标准 1) 近3周出现急性脑梗死；2) 病变血管严重迂曲，长度大于15毫米，血管直径小于2 mm；3) 高分辨MRI证实非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4) 合并颅内动脉瘤、颅内肿瘤、动静脉畸形；5) 栓塞导致急性动脉闭塞的患者；6) 基线改良Rankin评分大于3分。 2.2. 研究方法 2.2.1. 支架类型选择 支架类型由手术者根据其个人经验和病变血管情况进行选择。通常选择Apollo (Microport)球囊扩张支架治疗Mori A型病变或动脉路径较直的患者，对于路径迂曲或Mori C型病变或近端/远端直径之间显著不匹配的病变的患者，首选球囊预扩张并同时放置自膨式支架(Wingspan ， Boston Scientific)治疗。 2.2.2. 术前管理及手术方法 术前给予至少5天阿司匹林(100毫克/天)联合氯吡格雷(75毫克/天)双联抗血小板，或在术前临时口服氯吡格雷300毫克。麻醉方式根据手术者的经验和患者情况决定，手术全程肝素化。用Seldinger穿刺法穿刺右股动脉，将导管(Cordis Corporation， Miami Lakes， FL， USA)推入颈内动脉或椎动脉，微导丝(Transend， Boston Scientific， California)通过病变位置，将球囊扩张支架跨狭窄段放置，自膨式支架通过Gateway球囊预扩张继而放入支架，利用血管造影术复查即刻结果。术后24小时内复查颅脑CT，排除颅内出血等并发症。术后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Sanof Winthrop Industry)，持续3天。 2.2.3. 术后管理及随访 患者出院后均执行术前双抗方案3个月(阿司匹林100 mg/d联合氯吡格雷75 mg/d)，后需终身服用阿司匹林100 mg/d，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实施积极的药物治疗以达到以下目标：合并高血压患者，积极平稳控制血压，收缩压 < 140 mmHg，合并糖尿病患者收缩压 < 130 mmHg，低密度脂蛋白 < 70 mg/dl (1.81 mmol/L)或至少降低50% [ 10 ]。由1~2名受过专项训练的专业神经科医生分别在在受试者术后1月、3月、6月、1年进行随访，随访期间，对出现类似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患者，需进行颅脑MRA或CTA等明确原因，1年后对所有随访患者复查颅脑DSA或CTA。 2.2.4. 统计分析方法 连续变量采用标准差或用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平均值或中位数，分类变量用频率来表示。两组间连续变量的差异采用t检验或秩和检验进行检验，分类变量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检验法进行检验，计算并记录准确的P值，P < 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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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近年来，球囊扩张支架(BMS)和自膨式支架(SES)用于治疗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 11 ] [ 12 ] [ 13 ]，在本研究中，支架植入术一年随访期后，出现安全事件的总发生率为12.28%，明显低于SAMMPRIS试验及VISSIT试验的终点事件发生率，且本研究纳入的患者均合并侧支循环不良，很难在药物治疗中得到良好的疗效 [ 14 ]，这也证实了支架植入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近年来，由于SAMMPRIS研究及VISSIT研究存在局限性，使得支架治疗后的临床预后不佳，而本研究对其进行了改进，使得终点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SAMMPRIS试验及VISSIT试验。1) 在本研究中，患者入组标准更为严格，我们主要选择侧支循环欠佳，且血管狭窄程度重的患者(狭窄程度 > 70%)，这些患者很难从药物治疗中受益 [ 15 ]，且存在脑卒中复发的极大风险；2) 积极排除急性脑梗死的患者，有研究表明，最后一次缺血事件和手术之间的推荐时间间隔是三周 [ 14 ] [ 16 ]，2019年也有研究提出14天内植入支架可能增加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 17 ]，严格的手术时机显得尤为重要，旨在保证斑块的稳定，极大限度地减少穿支卒中的发生 [ 18 ]；3) 严格的围术期准备，本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在手术前至少接受过5天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或服用负荷量氯吡格雷，这为术前积极的药物治疗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也为我们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4) 研究的另外一个优点在于可供神经科医生根据患者血管情况选择不同的颅内支架；5) 手术医师丰富的支架植入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本研究中进行支架植入术的医生都具有丰富的支架植入经验，这也为实现良好的临床结果打下了基础。 研究发现，使用自膨式支架的患者更容易接受全身麻醉(81.5% VS 62.7%， P = 0.001)，考虑可能是因为使用自膨式支架的患者手术时间更长，而影响手术时间的因素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用自膨张支架的手术操作更复杂，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步骤简易，可一步完成，而自膨式支架植入步骤较复杂，需球囊预扩张继而释放支架；应用自膨式支架的患者血管常较曲折，解剖结构更复杂，也相应增加了手术时间。 支架内再狭窄(In stent restenosis ISR)是影响颅内动脉支架植入术的主要原因，再狭窄即在先前支架区或邻近区域出现 > 50%狭窄 [ 19 ]，有研究表明，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与颅内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复发缺血事件的发生有明显相关性 [ 20 ]。目前支架内再狭窄机制不明，考虑可能与血栓形成、内膜过度增生、血管重构相关 [ 21 ]，内皮损伤和内皮功能失调以及新生内膜增殖是ISR发生的共同特征和基本机制。理论上来讲，球囊扩张支架的刚性及高充气压力更容易引起血管损伤、负性重构，使内皮损伤加剧，更易发生再狭窄，但是本研究发现相比于球囊扩张支架，自膨式支架的再狭窄率更高，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 可能与自膨式支架的特点相关，有研究表明与自膨式支架的高柔韧性相关，使得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容易向重塑血管的内部突出 [ 22 ]；2) 自膨式支架残余狭窄程度高，有研究提出残余狭窄率高是再狭窄的危险因素之一 [ 23 ]，球囊扩张支架可即刻扩张管径，迅速达到血管的再通，减少残余狭窄。本研究中球囊扩张支架的残余狭窄明显低于自膨式支架，恰恰降低了再狭窄的发生率，更有研究达到6月内再狭窄率为0%的奇迹 [ 24 ]；3) 自膨式支架径向力小，很难达到血管的贴合，不能有效对抗血管的弹性回缩力，导致再狭窄的发生。 球囊扩张支架具有径向支撑力高，刚性强的特点，可明显降低残余狭窄，降低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同时球囊扩张支架柔韧性差、弹性小，使得球囊扩张支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 球囊扩张支架存在较高的径向支撑力，对血管壁压力大，容易造成血管的损伤，造成夹层、出血等风险；2) 球囊扩张支架直径选择不当会导致过度扩张或支架与血管壁的贴合不良 [ 25 ] 目前可以通过亚最大球囊慢膨式血管成形术有效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 [ 26 ]，而自膨式支架具有较低的径向力，所以对血管壁压力小，极大地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3) 球囊扩张支架质地较硬，柔韧性差，很难通过曲折血管。研究发现球囊支架适用于动脉路径较直和Mori A型病变，自膨式支架适用于动脉路径迂曲、Mori C型病变或近端/远端节段之间直径明显不匹配的病变 [ 16 ]，临床上通常根据病变血管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支架；4) 球囊扩张支架通过球囊即时扩张狭窄血管，达到血管再通，球囊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产生挤压，引起斑块移位，容易出现穿支卒中，而自膨式支架的较小径向力降低了斑块的压缩力 [ 27 ]，有效降低了穿支卒中的发生风险。2020年有研究提出球囊扩张支架多阶梯释放技术治疗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是可行的，可有效降低残余狭窄、穿支卒中、血管损伤的风险 [ 28 ]，我们期望有更多随机对照研究出现，充分降低球囊扩张支架的局限性。 有研究发现，病变血管位置也能影响患者预后，有系统回顾的数据包括31项研究和1177例有症状的、高级别的颅内支架治疗，显示前循环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后循环(6.6 vs.12.1%， P < 0.01)前循环发生并发症的风险较后循环低 [ 22 ]，为了规避血管位置对本研究造成的偏倚，我们研究了本研究中椎基底动脉与大脑中动脉的预后，发现二者相比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这也进一步证实两组研究的可比性。 本研究发现在1年随访期间，两组随访结局无显著差异，多项研究发现球囊扩张支架和自膨式支架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22 ] [ 29 ]，本研究与以上研究结果不谋而合。球囊扩张支架与自膨式支架各具优势，两者长期预后无明显差异，临床上需针对不同的病变合理选择合适的支架类型。 本研究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该研究非随机双盲研究，存在一定偏倚，即手术者的支架选择存在偏好；其次，该研究虽然是全国多中心研究，但手术者的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期待更多随机、双盲的大型临床试验展开，为支架研究提供更多的循证学依据。 对于有严重颅内动脉狭窄且合并侧支循环不良的患者，支架治疗可能预后更好，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在本研究中，球囊扩张支架较自膨式支架发生再狭窄的机率及再狭窄程度均低，但其1年内随访结果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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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同意书 参与研究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不侵犯患者利益，符合伦理委员会要求，已通过伦理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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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弥漫性肺泡出血(DAH)患者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ANCA相关性血管炎(AAV)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比较分析。方法：选取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SLE-DAH和AAV-DAH的病例，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对比分析。结果：DAH患者共计42例，其中SLE-DAH组患者22例，AAV-DAH组患者20例，两组患者在性别(χ2 = 23.100， P = 0.000)、年龄(t = −2.625， P = 0.015)、原发病确诊到DAH病程时长(z = −2.051， P = 0.040)、C3下降值(z = −5.001， P = 0.000)、血WBC计数(z = −2.166， P = 0.030)、抗SSA/SSB抗体(χ2 = 12.099， P = 0.001)、抗心磷脂抗体测定(χ2 = 8.984， P = 0.003)、Coomb’s试验(χ2 = 8.984， P = 0.003)、胸腔积液(χ2 = 4.582， P = 0.032)以及多浆膜腔积液(χ2 = 6.018， P = 0.014)，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咯血或痰中带血、呼吸困难、发热、肺部听诊啰音、肺部感染、低蛋白血症、PLT计数、24小时尿蛋白升高值、动脉血氧分压值无统计学意义(P > 0.05)。SLEDAI评分为：12~27，平均17.91 ± 4.40，伯明翰系统性血管炎活动评分(BVAS)为：15~36，平均21.30 ± 5.71。两组患者使用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环磷酰胺、吗替麦考酚酯、机械通气、血浆置换等治疗，死亡率皆小于50%，但患者死亡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弥漫性肺泡出血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和ANCA相关性血管炎都可以出现的一种危重并发症，但是在两种不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又有不完全一致的表现形式。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若患者存在咯血、呼吸困难、血红蛋白急骤下降等表现时应考虑弥漫性肺泡出血可能，也要考虑继发于自身免疫病的情况。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患者的生存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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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弥漫性肺泡出血(Diffuse alveolar hemorrhage， DAH)是以咯血、呼吸困难、进行性Hb下降以及影像学显示双侧弥漫浸润影等为特征性表现的一种罕见疾病，在风湿病中，常见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以及ANCA相关性血管炎(ANCA-related vasculitis， AAV)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当中 [ 1 ] [ 2 ] [ 3 ]。虽然DAH较为罕见，但是一旦出现将危及患者生命，目前国际上尚无规范统一的诊疗方案，患者的早期诊断，积极治疗可能会降低患者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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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本研究的SLE患者符合199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关于SLE的诊断标准 [ 4 ]，AAV患者符合1993年Chapel Hill共识会议上系统性血管炎分类标准 [ 5 ]。目前在国际上DAH的较为统一的诊断标准(至少符合以下4条诊断标准中的3条)：1) 胸部症状：咳嗽，咯血，呼吸困难或低氧血症；2) 在无明确出血源的情况下，Hb下降 ≥ 1.5 g/L；3) 胸部影像学显示新的浸润；4、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可见含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或为血性。同时符合SLE (或AAV)和DAH的患者分别被诊断为SLE-DAH和AAV-DAH。需除外严重凝血障碍(国际标准化比率 > 3.5)，支气管扩张，急性肺水肿或肺栓塞等疾病 [ 2 ] [ 6 ] [ 7 ] [ 8 ]。 2.2. 方法 收集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且符合上述诊断标准的患者资料，对SLE-DAH组和AAV-DAH组之间的临床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其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等辅助检查、治疗方案及预后等。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 ± s)表示，两组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两组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及Fisher精确概率法。P < 0.05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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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及分析 本研究对近8年就诊于我院的SLE-DAH和AAV-DAH患者临床诊疗特征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两研究组之间的临床诊疗特征比较为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项来自中国的回顾性研究表明，SLE-DAH的患者年龄介于9岁~62岁之间，25/29名患者为女性 [ 6 ]，而AAV-DAH组患者年龄偏大，且更有可能是男性 [ 9 ]。在本研究中，SLE-DAH组全部为女性患者，年龄介于16~76岁，AAV-DAH组患者年龄在16~84岁之间，其中14例为男性患者，两研究组之间比较，SLE-DAH组较AAV-DAH组患者更易出现在中青年女性，这可能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在育龄期女性发病率高有关，且SLE-DAH组患者从原发病到出现DAH首发症状的时间与AAV-DAH组患者相比是有差异的，前者较后者时间长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咯血，急性Hb下降和胸部影像学出现新的浸润组成了DAH的经典三联征 [ 1 ]。DAH的临床表多种多样，但是约1/3的患者最初可能不会出现咯血症状 [ 9 ] [ 10 ]，这与本研究类似。DAH的及时识别可能是取得更好预后的重要一步，呼吸困难、低氧血症，咯血、Hb值下降及弥漫性肺泡或间质浸润等临床表现的出现可提示DAH，特别是在疾病活动的患者中 [ 11 ] [ 12 ]。本研究中，患者发病时全部出现贫血及Hb值的下降，部分患者出现咯血或痰中带血、呼吸困难、发热等临床症状，且全部病例排除肺结核等疾病。两组患者症状比较，咯血或痰中带血、呼吸困难、发热、肺部听诊啰音、肺部感染、低蛋白血症无统计学意义。DAH患者的影像学表现，特别是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可支持DAH的诊断 [ 10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胸部CT可见新发的双侧散在或弥漫浸润影，部分患者可见胸腔积液甚至多浆膜腔积液。两对比组之间，SLE-DAH组胸腔积液及多浆膜腔积液例数均多于AAV-DAH组且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SLE-DAH患者较AAV-DAH患者更易合并浆膜腔积液，也可能与原发病相关。。 之前的一些研究对DAH定义很模糊，在一项欧洲血管炎研究小组针对387例ANCA相关性血管炎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中，他们通过咯血和/或肺部浸润诊断DAH [ 13 ]。支气管肺泡灌洗(BAL)检查可用于DAH患者的确诊，经支气管镜肺活检(TBLB)或手术活检也可诊断DAH，但是活检的诊断率仍然不理想，而手术的风险往往大于益处 [ 10 ]。在本研究的两组患者中，大部分患者有肺部感染征象。DAH与肺部感染加重之间难于鉴别，虽然BAL检查可以鉴别肺部感染，但是因为检查本身有侵袭性且有院内感染的风险，所以BAL检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6 ]。 PLT计数减少和C3低下可能是DAH的独立危险因素 [ 1 ] [ 14 ]。在两组化验指标中，SLE-DAH组患者更易消耗补体，且更易累及血液系统，可能与原发疾病相关；虽然在本研究中，PLT计数减少在两组之间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并不能就此说明PLT计数减少和DAH之间无关。SLE-DAH组可能与抗SSA/SSB阳性的继发干燥综合征相关，目前仅一篇文献提及抗SSA抗体可能是SLE患者DAH的潜在预测指标[ 8 ]。抗磷脂抗体也可能与DAH的发生相关联 [ 13 ]，一项来自韩国的研究表明，SLE疾病活动指数高(SLEDAI > 10)是DAH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 15 ]，中国的一项研究中表明，DAH的发展和ANCA相关性血管炎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 16 ]，在此次研究中，SLE疾病活动指数(SLEDAI)评分和伯明翰系统性血管炎活动评分(BVAS)普遍较高，这表明疾病的高活动度可能与DAH的发生相关。 目前DAH在SLE中的治疗与AAV-DAH相似，DAH患者应该尽早应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联合诱导治疗 [ 17 ] [ 18 ]，血浆置换可用于治疗对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和环磷酰胺治疗反应差的患者，利妥昔单抗(RTX)也可用于治疗DAH，其主要作用机制是CD20 B淋巴细胞耗竭相关 [ 12 ] [ 19 ]。机械通气是DAH呼吸道管理的重要方面 [ 6 ] [ 20 ]，在一些病例报告中还描述了其他治疗方案，包括活化因子VII疗法以及体外膜氧合(ECMO)等，但是上述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并未明确 [ 20 ] [ 21 ] [ 22 ] [ 23 ]。吗替麦考酚酯联合糖皮质激素也可用于DAH的治疗 [ 9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比较，使用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环磷酰胺、吗替麦考酚酯、机械通气、血浆置换的两组患者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单人冲击2次及以上、单人次总冲击量 ≥ 3 g也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尽管近期DAH患者的死亡率有所降低，但是各报道中死亡率仍然在0%~92%之间(平均约50%) [ 21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死亡率均低于平均水平，SLE-DAH组和AAV-DAH组的死亡率分别为40.91%和35.00%，但是两组患者死亡率无统计学差异。值得强调的是有研究表明，DAH患者的肺部感染及感染导致的死亡率较高，所以在DAH发病的早期就应该使用广谱抗生素进行积极的抗感染治疗 [ 8 ] [ 20 ] [ 24 ]，在本研究中，所有病例积极应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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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综上所述，免疫系统疾病作为弥漫性肺泡出血的重要元凶之一，尤其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和ANCA相关性血管炎中是不可忽视的。弥漫性肺泡出血是一种少见且危险的并发症，早期诊断，积极治疗可能会降低其死亡率，支气管镜检查及支气管肺泡灌洗(BAL)检查可用于确诊弥漫性肺泡出血，但是需要经过专业临床医师依据患者具体病情权衡利弊后决定是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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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执行控制包括抑制、转换、更新等心理功能，对口译信息加工和认知精力分配具有重要调节作用。通过梳理口译经验与执行控制双向效应的相关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了口译经验对于译员的执行功能有总体提升作用，而译员的执行控制也对口译水平有显著预测效应。但是前期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主要原因包括人口背景、二语经验和口译经验等因素造成的组内异质性、实验任务的多样性以及口译经验与实验任务的不匹配性。因此未来研究在加强研究设计的同时应关注影响译员认知优势出现的关键调节变量。鉴于口译经验中大量的语言、加工和社会语境控制需求，持续推进该研究范式不仅会对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做出积极贡献，而且有助于厘清口译经验与执行控制互动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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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执行控制(executive control)，又称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或注意力控制(attentional control)，是调节目标驱动行为的通用认知过程 [ 1 ] [ 2 ]。长期训练可提升执行控制：音乐家、运动员以及包括口译员在内的双语者都被证实形成了可迁移的执行控制优势 [ 3 ] [ 4 ] [ 5 ] [ 6 ] [ 7 ]。 执行控制主要包括三大功能：①抑制干扰的能力(抑制)；②转换心态的能力(转换)；③更新工作记忆表征的能力(更新) [ 2 ] [ 8 ]。另有学者将执行控制分为：①抑制能力；②工作记忆和③认知灵活性 [ 1 ]。两种“三分法”都包含“抑制”功能，而“转换”与“认知灵活性”只是命名差异，只有“更新”与“工作记忆”在测量指标上有差异。 Diamond认为①工作记忆是②抑制能力和③认知灵活性的基础，②抑制能力基于①工作记忆，③认知灵活性则依赖于①工作记忆和②抑制能力( [ 1 ]， p. 149)，三种基础功能支撑着计划、推理和解决问题等高级功能( [ 1 ]， p. 151)。Miyake等人也认为三大认知功能之间“和而不同”(unity and diversity)，相关性的基础源于三者都需要“工作记忆来保持任务目标和其他相关信息处于激活状态”( [ 8 ]， p. 88-89) [ 2 ]。Friedman发现“抑制”是共有的执行功能(a common executive function)，与“更新”和“转换”的表现都高度相关 [ 9 ]。 虽然上面的“三分法”将工作记忆视作执行控制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口译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巴德利工作记忆模型却把执行控制纳为工作记忆的子系统 [ 10 ] [ 11 ] [ 12 ]。巴氏模型包括4大子系统：①语音回路(存储和演练语音信息)；②视觉–空间画板(存储和演练视觉和空间信息)；③中央执行器(执行控制)；以及④情景缓冲区(连接长期记忆，可缓存超出① ②容量的信息) [ 12 ]。因此，在口译研究中，工作记忆被定义为“负责信息短期储存、维护和加工，以及对整个认知过程进行管控和协调的机制”( [ 13 ]， p. 443])，即执行控制隶属工作记忆。 执行控制与工作记忆事实上密不可分：1) 完成工作记忆任务需要目标导向的执行控制；2) 完成执行控制任务也需要任务相关的工作记忆 [ 14 ]。本文暂不深究执行控制和工作记忆的术语交叉，按照 [ 2 ] 的“三分法”对抑制、转换和更新三大执行功能进行评述，而口译经验与工作记忆的双向效应述评参见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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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抑制 抑制功能一般通过Flanker，Stroop，Simon，Antisaccade，Attention Network Task (ANT)等心动任务来测试。在口译抑制优势相关研究中，表征指标包括冲突条件(incongruent)下的反应时和准确率以及冲突条件与一致条件(congruent)或中立条件(neutral)的差值效应(“一致效应congruency effect”，如Simon Effect， Stroop effect等)。效应越小、反应时越短、准确率越高，抑制优势越大。 在前期研究中， [ 16 ] 未发现职业译员在Simon任务上具有抑制优势。 [ 17 ] 也没有发现学生译员在Flanker任务中具有抑制优势。在 [ 18 ] 的纵向研究中，一个学期的口译训练并未促进译员在Stroop任务上形成抑制优势 [ 19 ]。在Stroop任务中未发现职业同传译员比高水平双语者更具优势 [ 20 ]。在ANT和Stroop任务中都没有发现口译员比多语者更具优势。 [ 21 ] 在Flanker和Simon任务中没有发现职业译员比二语教师或单语人士更具优势。 [ 22 ] 甚至发现，与笔译学生相比，口译学生在ANT任务中的一致效应更大、准确率更低，而且口译训练对警觉网络的提升效果低于笔译训练，说明口译学生相对于笔译学生具有抑制劣势，而且口译经验对于抑制功能的提升作用不如笔译经验；另外， [ 23 ] 在硕士课程开始之前也没有发现口译组比对照组在ANT和Simon任务中具有优势。 前期也有六项研究发现了一定程度的译员抑制优势：1) [ 24 ] 发现新手译员在二语Stroop任务上的表现明显好于专家译员和双语对照组，说明译员年龄或技能阶段可能会对抑制优势的出现产生影响。2) [ 25 ] 发现职业译员在Flanker任务(中立和冲突条件下)的反应时与口译经验呈负相关，说明口译经验越丰富，抑制控制的时间成本越低，抑制优势越大；但另一方面，口译经验与更简单的Antisaccade任务准确率却没有相关，说明任务难度可能影响译员抑制优势的显现。3) [ 26 ] 发现学生译员在ANT和Simon任务上的准确率高于不平衡的双语者，但相比平衡双语者则没有优势，说明被试的二语水平对抑制控制具有调节效应。4) [ 27 ] 比较了二语水平较高的两组(高频转换组 + 低频转换组)和二语水平较低组在Flanker和Simon任务中的表现，发现高水平 + 高频转换组具有抑制优势，而高水平 + 低频转换组则没有，说明转换频率可能也是抑制优势出现的重要调节变量。5) [ 22 ] 发现，虽然口、笔译学生在ANT任务中的冲突反应时短于专业译员，但是专业译员的准确率高于学生组，说明在职业译员的认知策略中，准确率是比反应时更重要的标准，因此策略取舍可能会影响抑制优势是否出现。6) [ 28 ] 胡敏霞和宋婷婷(2020)基于61名口译专业硕士学员在改良版Simon和Anti-Saccade任务上的认知表现，使用逐步回归模型发现两个抑制任务的准确率和反应时能显著预测学生译员25%以上的口译水平分数变化，说明抑制能力在口译技能发展中扮演重要作用，指向了口译经验与抑制能力关系的另一方向。 综上，关于抑制功能和口译经验的关系，译员年龄、技能阶段、二语水平，转换频率、任务难度、认知策略等因素会影响译员抑制优势是否出现；同时更好的抑制能力能够预测更高的口译水平。再者，部分研究存在样本不足和组间的年龄差异过大等缺憾。如 [ 16 ] 的组间年龄就存在较大差异，单组样本也不足20人(译员组16人、36.3岁；双语组16人、25.7岁；单语组16人、2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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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转换 转换功能的测试通常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任务转换模式(如颜色/形状Color-Shape Switching；加法/减法Plus-Minus)、字母/数字排序(Letter-Number Sequencing)和心理不应期(Psychological Refractory Period， PRP)等双重任务模式。表征指标包括任务不同条件下的反应时、准确率以及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和混合成本(mixing cost)。反应时越快、准确率越高、转换成本和混合成本越低，转换优势越大。 首先，在WCST任务中， [ 16 ] 发现，尽管译员组获取的规则总数与双语组和单语组无显著差异，但是译员组发现规则的速度和准确率都优于双语组和单语组。 [ 17 ] 发现，拥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的本科口译学生比双语学生(口译组年龄约大于双语组1岁)在WCST上表现出了更强的转换能力，而拥有两年口译学习经验者在WCST上的表现则优于拥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者。 [ 29 ] 发现，与普通二语学习经验相比，一年的口译学习经验显著促进了口译学生在WCST上的转换能力发展。 [ 30 ] 发现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的英语专业学生在WCST上的错误率显著低于未开始口译学习的英专学生。 第二，在PRP双重任务上， [ 31 ] 和 [ 32 ] 都发现，同传组比控制组(仅有交传和笔译经验，但没有同传经验)的反应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协调和转换能力更强。由于两个对比组都具有口译经验，所以这两个研究揭示的是转换协调对于同传复杂信息加工的重要意义。 第三，在颜色/形状转换任务中， [ 32 ] 发现，同传组在混合成本(mixing cost)上显著低于控制组(交传 + 笔译)，但在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上无差异。 [ 20 ] 的研究结果与 [ 32 ] 类似：职业译员组也是在混合成本上低于多语组，但在转换成本上无差异。不过， [ 18 ] 却发现半年的口译学习显著降低了口译学生的转换成本，然而普通双语及笔译学习则没有该效应。 [ 30 ] 发现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的英专学生在转换成本上显著低于未开始口译学习的英专学生，但两组在混合成本上无差异。 [ 33 ] 发现：1) 本科口译组仅在单价(univalent)的颜色/形状任务上展现了转换成本优势，而在双价(bivalent)任务上无优势(单价刺激是指仅包含颜色或形状的刺激，而双价刺激是同时包含颜色和形状的刺激，后者难度更大)；2) 只有二语水平较高的译员组才显示了边缘显著的混合成本优势，说明任务设计、二语水平及其两者的交互效应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 最后，在手语口译中， [ 34 ] 发现4个学期的手语口译训练显著增强了学生译员在WCST、倒数数字广度和心动速度上的表现，但对字母–速度排序的任务转换速度无效应。 [ 35 ] 还发现，虽然阅读广度和倒数数字广度都能显著预测前测和后测的口译成绩，但是任务转换和WCST分数不具备显著预测效应。 综上，关于转换功能和口译经验的关系，前期研究也存在混合结论，其中凸显了口译模态(同传、交传、手语)、口译经验(口译学生、职业译员)和任务指标(转换成本、混合成本)等因素的调节效应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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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更新 更新功能通常通过n-back (如2-back的字母或数字)任务来测试。表征指标包括更新任务中的反应时和准确率。反应时越快、准确率越高、更新优势越大。 横向研究方面， [ 25 ] 发现职业译员的口译表现分数与更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具体表征为2-back字母任务中准确率更高的职业译员在数字口译上的分数也更高，但更新准确率与数字以外的其他口译表现指标无显著相关，说明更新能力与数字口译存在密切关联。 [ 36 ] 也发现同传译员在2-back上的更新能力优于一般双语者。但另一方面， [ 21 ] 在2-back上没有发现职业译员比二语教师或单语人士更具优势。而且在口译训练开始之前，学生译员也并不具备更新优势 [ 23 ]。 纵向研究方面， [ 18 ] 对比一学期前后的口译、笔译和英专本科生，发现口译训练能显著促进更新能力，而笔译或二语(英语)训练则只产生了边缘效应或无效应。 [ 37 ] 复制了一学期口译训练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更新能力的提升效应，而且一学期前、后测的更新能力都能显著预测学生的后侧口译成绩。 [ 38 ] 再次确认了一学年前、后测的更新能力都能显著预测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后侧口译成绩，但口译组并未在一学年后出现显著优于对照组的更新能力提升效应。这三个研究来自同一研究小组，说明了学习时长(半年、一年)和学生背景(英专、非英专)都会对更新功能的变化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