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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影响因素 由于无礼行为强度小、伤害意图模糊，因此无礼行为通常发生在有旁观者的情境下。虽然早期研究者注重研究无礼行为中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动态发展，近年来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向旁观者的行为转移，并将旁观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纳入到无礼行为动态发展的过程中(Mitchell et al.， 2015)。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4.1. 认知因素 4.1.1. 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指面对一个本质相同但描述不同的问题时，个体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判断。对于旁观者的行为，以往研究大多是在收益框架进行的，忽略了损失框架。Liu et al. (2017)的研究对比了在收益框架和损失框架下旁观者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在损失框架下，旁观者采取干预行为的几率和花费的额度都大于收益框架下的行为。当在同一框架中对比旁观者的惩罚行为和补偿行为时，在收益框架下，旁观者选择惩罚实施者的几率更大，但在损失框架下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补偿行为。此外，旁观者在补偿行为和惩罚行为中花费的额度也有类似的结果：在收益框架下，惩罚行为花费的金额大于补偿行为；而在损失框架下，补偿行为花费的金额更多。 4.1.2. 认知加工过程 行为可以分为直觉式(reflexive and intuitive)反应和反思式(reflective and deliberative)反应，一般前者的决策反应时较短，后者的反应时较长，但采用直觉式反应的个体会有更加强烈的不公平感，行为反应也会更剧烈(刘燕君等，2016)。以往研究发现，帮助、捐赠等利他行为大多基于直觉式反应(Hu et al.， 2015)，而惩罚更多的是反思式反应(Artavia et al.， 2017)，这说明旁观者的惩罚行为可能涉及更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在采取惩罚行为的决策过程中，旁观者面临的认知冲突更多。由于无礼行为强度低、意图模糊，也没有直接损害旁观者的利益，但惩罚行为需要损害实施者的利益，因此旁观者会面临自利动机与社会规范的冲突(Yang et al.， 2018)。另外，虽然惩罚实施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利他行为，但仍然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个体会思考是否有必要采取惩罚行为(谢东杰&苏彦捷，2019)。 由于存在认知冲突，个体需要通过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来应对冲突(谢东杰&苏彦捷，2019)。认知控制是指个体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实现未来目标的能力(Crone & Steinbeis， 2017)。来自脑电研究的证据显示，虽然违规行为引发的反馈相关负波(FRN)的波幅与共情水平存在相关，但FRN的波幅与旁观者最终的惩罚行为之间却没有显著的相关(Mothes et al.， 2016)。这说明，存在其他因素调节了消极情绪和惩罚行为之间的关系，认知控制可能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东杰&苏彦捷，2019)。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研究通过操纵与认知控制紧密相关的背外侧前额叶区域(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活动，并在有代价和无代价条件下对比个体的惩罚行为，证实认知控制确实抑制了自利冲动(殷西乐等，2019)。 4.1.3. 归因 旁观者无礼行为的归因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反应。不公平事件发生后，个体会思考后果的严重性、进行责任归因、衡量事件违反道德的程度。责任归因是指决定谁应该为事件后果负责。责任归因过程一般被认为是影响旁观者组织公平感的重要因素(Skarlicki et al.， 2015)，当旁观者认为实施者应该为事件负责时，旁观者才可能体验到不公平感并采取行为；但如果旁观者认为实施者就应该承受不公平对待，旁观者就不会产生不公平感。大量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组织公平，当人际公平受到损害时，旁观者体验到更强烈的道德愤怒和不公平感，这会使旁观者的惩罚行为更加强烈(O’Reilly et al.， 2016)。 4.2. 个人特征 4.2.1. 共情 助人行为是一种关注、关怀、解决他人需要的利他行为，在无礼行为中一般指向受害者。研究表明，对受害者产生共情是采取助人行为的主要驱动力(Patil et al.， 2018)。根据共情的定义(Decety et al.， 2016)，共情能够驱动帮助动机进而超越自私动机，且共情能力高的个体更可能帮助他人。Zhao et al. (2017)用大五人格(Big Five Aspect Scales)和HEXACO六人格特质来研究旁观者补偿行为的个体差异，发现存在分配不公平时，共情可以预测旁观者的补偿行为。但共情与旁观者惩罚行为的关系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研究结果。Leliveld et al. (2008)研究发现，高共情的人更多的倾向采取补偿行为，而低共情的人更倾向采取惩罚行为，但是Weng et al. (2015)的研究中，共情与旁观者惩罚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4.2.2. 正义感 正义感(justice sensitivity)也能够解释旁观者在惩罚行为上的差异。一般来说，旁观者的惩罚行为是一种关注不公平事件、为了维护社会规范而做出的利他行为，它指向的是违规者。从行为动机来看，旁观者选择惩罚违规行为实施者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对公正的偏好，抱有因果报应(retribution)的信念，威慑违规者(Tan & Xiao， 2018)。而正义感是个体对不公正事件的感知程度以及恢复正义的倾向性(Decety & Yoder， 2017)，也就是说，旁观者惩罚行为的动机与正义感有密切关系，这也得到了研究的证实(Lotz et al.， 2011)。 在面临惩罚实施者还是采取回避行为的选择时，正义感越强的个体越可能惩罚实施者(Lotz et al.， 2011)。而且，在面对违规行为时，正义感越强的个体情绪反应越强烈，道德愤慨的这种差别尤其明显，而且还中介了正义感和旁观者惩罚行为之间的关系(Lotz et al.， 2011)。当个体在个体能够选择帮助受害者时，这种中介作用仍然存在(Lotz et al.， 2011)。这些研究表明，正义感和旁观者惩罚之间可能存在稳定的正相关。 4.2.3. 道德认同 道德认同也会对旁观者的组织公平感产生重要影响。Mitchell et al. (2015)指出，作为一种以道德为中心构建的自我概念，道德认同能够加强伦理行为，削弱非伦理行为。因此，道德认同高的旁观者更有可能采取补偿行为，而不会采取惩罚行为。Mitchell et al. (2015)还发现，旁观者的道德同一性会调节他们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比如高水平的道德同一感会强化个体的道德行为(同事支持)，减少伤害行为(主管的偏差行为，同事排斥)。旁观者的道德认同越高，采取干预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O’Reilly et al.， 2016)。此外，旁观者的公正敏感性也被证明与组织公平感知存在负相关(Lotz et al.， 2011)。 4.3. 组织因素 4.3.1. 受害者人数 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责任的意识导致他们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当一个人面对任务时，他会清醒地认识到他的责任，而如果有许多人面对的话，就会形成责任分散的局面，导致旁观者产生一种观望的从众心理，造成“集体冷漠”的社会效应(Latané & Darley， 1970)。但Konis et al. (2016)操纵无礼行为受害者的人数，发现违规行为中涉及的受害者越多，旁观者对单个受害者的补偿力度就会越小。对于只涉及一个受害者的违规行为，旁观者认为事件的严重性大于涉及多个受害者的违规行为，也更加不道德。 4.3.2. 群体偏见 Liu et al. (2018)发现，群体偏见也对旁观者的补偿行为和惩罚行为有影响。如果旁观者将实施者视为内群体成员，他们惩罚实施者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如果旁观者将实施者视为外群体成员，虽然在采取补偿行为还是惩罚行为的几率上没有差别，但是旁观者惩罚的力度却大于对内群体成员的力度。但不论是对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补偿行为的几率和力度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4.3.3. 群体认同 Li et al. (2017)在跨文化情境下研究发现，旁观者对受害者和实施者所属群体的认同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公平感知。当群体认同较高时，旁观者更倾向于将无礼行为视为不公平的，进而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徐杰等(2017)也指出，如果旁观者与实施者的社会距离更近，群体认同更强烈，旁观者更有可能对无礼行为视而不见。 4.3.4. 组织地位 旁观者在组织中的地位也会影响他们对无礼行为的反应。以往研究显示，有权力的旁观者比没有权力的旁观者感受到更少的痛苦、同情和共情，也更少地体验受害者的感受，他们对于无礼行为的道德判断更加严格(van Prooijen et al.， 2010)。除此之外，有权力的旁观者认为自己具有影响他人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采取行动改变他人的行为，通过惩罚实施者的方式纠正他们的无礼行为。无礼行为让有权力的旁观者感受到地位和身份的挑战，进而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因此权力间接增加了他们支持受害者的行为。同时，如果组织中权利距离较高，旁观者地位较高的无礼行为实施者持有服从的态度，进而抑制自身的不公平感(Skarlicki et al.， 2015)。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中，有关旁观者行为的研究数量较少，涉及的相关影响因素也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研究旁观者的道德认知、道德情绪的产生机制，以及旁观者的人格、权力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同时还应该关注更多组织层面的因素，特别是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支持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探索干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