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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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以“阜宁师范小学”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本研究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探讨了网络媒体所建构的中小学教师形象及其话语策略以及中小学教师污名化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发现，在“阜宁师范小学”事件中，网络媒体通过标题、谓语指示策略、互文性等手段将中小学教师群体塑造成“残暴专横”“道德缺失”的形象。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角色、网络媒体的偏见性报道等因素与中小学教师的污名化和社会对教师的信任危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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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教师形象是教师群体的行为方式、精神面貌、生存状态等给人们留下的整体性印象。“园丁”“水桶”“灯塔”“春泥”等事物常常被用来暗喻教师形象，教师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1 ]。然而，近年来教师体罚学生、腐败乱收费的负面新闻频频出现。一直以崇高光明形象示人的教师不再权威，教师的正面形象受到严重的冲击。 教师形象的构建不仅与政策、文化、教师职业身份、社会道德取向有关，话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兴起，不同阶级的民众通过自媒体平台广泛参与到教师形象话语的构建中，网络媒体更是担任着大众传播的角色。然而一些网络媒体对近年来教师相关事件进行不客观、不公正报道，极易助推大众对教师群体污名化。因此，研究网络媒体对教师形象的话语构建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它可以消解大众对教师群体的污名，另一方面它可以减轻家长、公众对教师以及学校的信任危机，避免二者逐步走向对立的局面。 批评话语分析是意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语言研究。许多语言学者已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对群体形象构建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刘文宇和王英杰(2018)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探究报纸如何用话语建构“海归”身份 [ 2 ]；刘文宇和李珂(2017)从社会认知的视角，探讨老年人身份在我国主流报刊与微博中的话语建构差异 [ 3 ]；姚晓东和李春宇(2018)通过分析由于媒体叙事话题聚焦偏颇而造成对乞丐的再边缘化效应 [ 4 ]；朱桂生和黄建滨(2018)以刘永伟“肾失踪”事件的相关报道作为分析对象，说明媒体在建构青年医生群体时使用的话语策略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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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理论基础及研究来源 1.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从语言学角度对话语实践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 [ 6 ]。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具有多样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有：费尔克劳的社会文化分析法，福勒的批评语言学，沃达克的语篇—历史法，以及梵·迪克的社会认知分析法。费尔克劳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任一一个话语都是由语篇、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构成 [ 7 ]。沃达克认为话语策略是为实现特定目的，在语言使用方面运用的方法。话语策略可以分析话语中形象的建构方式 [ 8 ]。 2. 研究来源 2020年9月3日，盐城的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疯传：盐城阜宁师范附属小学一位老师将该校六年级一位男生打死。几大网络媒体随后对这一尚未调查证实的事件进行报道，当日其他一些网络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进行了转发。一时之间，网络媒体平台的评论区充满了对该名教师的指责谩骂和对该名学生的同情，公众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学生与学生家属，并且强烈要求对该名教师采取措施。次日，阜宁县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经现场勘察、走访调查同班级同学、法医检验，查明任课老师并无殴打等体罚学生的行为，学生的具体死亡原因还有待病理检验。本研究采用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对该事件报道的文本作为语料，从语言层面探究网络媒体如何误导公众形成中小学教师“残暴体罚学生”的认知。 3. 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依托费尔克劳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融合沃达克的话语策略理论，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进行话语探究。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①在微观层面，网络媒体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小学教师形象？②在中观层面，网络媒体是如何利用话语策略操纵话语实践来建构中小学教师形象？③在宏观层面，哪些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了网络媒体对中小学教师形象的构建？ 本研究分别从微观文本层面的文本标题、话语实践中观层面的谓语指示话语策略和互文性分析来解构网络媒体语言的操纵过程，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研究网络媒体对中小学教师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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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一） 文本分析 对新闻标题的分析能够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提醒公众对由修辞手段搭建的“话语陷阱”有所警惕。研究显示，网络媒体关于阜宁师范小学事件报道的许多标题，如：“江苏12岁男童在校死亡：老师称只摸一下就死了！浑身多处青紫外伤”“江苏阜宁：12岁男孩在校疑遭殴打致死，涉事老师：就说摸一下”“12岁男孩被老师摸一下？全身浑身是伤死亡，家长质疑调监控被阻止”“被老师摸一下就死了？学生学校昏迷当晚去世”“江苏12岁男童在校昏倒！全身青紫送医不治，校方：摸一下就会死？”“开学两天学校发生命案，浑身伤痕累累？老师称：摸了孩子一下而已”等，都含有带有恶意的内容预设。从上述新闻标题来看，报道此次事件的新闻内容预设为：12岁男童受伤死亡是发生在学校；该名男童曾遭教师殴打体罚，致其死亡；教师隐瞒、拒不承认曾殴打体罚学生的事实，狡辩只是摸了学生一下；事后学校袒护教师罪行。显然，上述标题的内容预设极其容易诱发社会大众对涉事教师及学校的恶意揣测，例如：无辜学生遭受教师体罚致其身亡；学生家属质疑孩子死亡原因，学校袒护教师并拒绝帮助查验等。此类带有恶意内容预设的新闻标题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事件尚未查明之时，网络媒体新闻标题中的恶意内容预设将会传递给社会大众，污名化教师这一群体，使得大众读者形成相应的阅读预设。长此以往，社会公众受此类阅读预设的影响，将会形成对中小学教师群体“暴虐专横”无意识的认知，从而失去对中小学教师及学校的信任，甚至可能导致二者之间的紧张对立。 (二) 话语实践分析 引语是指直接引用别人的话语来描述某个事件。虽然引语可以增强文本的客观性，但是引语的选择却暗含文本生产者的立场态度 [ 9 ]。研究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的报道，发现“说话人”多为死亡学生家属，然而当事人的另外一方，即涉事教师和学校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可以说，文本生产者向社会公众报道的事件描述全部是由学生家长一方的话语构建出来的。例如：(1) 死亡学生亮亮（化名）家长称，“中午回来的时候都好好的，没想到人突然就没了”(2) 家属在其遗体上发现多处青紫伤痕，胳膊，脖子，嘴巴和耳朵上都有伤痕，怀疑遭到老师殴打。(3) 亮亮家属认为，老师殴打亮亮是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亮亮昏倒之后，学校就是找教导主任救助，没有第一时间将亮亮送到医院，错过了救治时机，是导致其死亡的次要原因。研究发现，文本生产者采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向读者呈现了学生家属“极度气愤”以及对事情“无法接受”的场面。文本生产者采用互文性策略将家长口中教师的“残暴专横”以及学生家属的“极度气愤、投诉无门”无限放大。这些引语极易煽动社会公众的情绪，引起读者的共情，使得社会公众义愤填膺，群体讨伐教师，从而造成了对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污名化。 话语策略可以帮助作者以语言的形式实现一定的目的。沃达克在对奥地利的种族歧视问题进行研究时，提出五种话语策略：提名策略、谓语指示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化或淡化策略。谓语指示策略是指通过在谓语中使用带有否定意义或肯定意义的修饰语，实现对社会活动者正面的褒义或负面的贬义 [ 8 ]。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在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进行报道时，均提及学生死亡的原因。“学校找教导主任救助，没有第一时间将学生送到医院，错过了救治时间。”“学校当时没有及时拨打120救治，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没有第一时间”、“错过了”、“没有及时拨打”、“耽误了”四个动词都含有否定意义。此类带有否定意义动词的使用，将会使学校这一主体被赋予负面的评价。因此网络媒体将学校及教师彻底归结为此次突发事件的责任方，即学校及教师是造成在校学生死亡的“元凶”。其次，搜狐视频和腾讯网也提到“江苏12岁男孩开学第二天死亡，生前被老师教训”“一名男孩开学第二天突然死亡，生前遭到老师殴打”。带有否定意义的谓语动词——“被教训”“遭到殴打”的使用，将学生塑造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形象。“教训”“殴打”此类动词的受事者为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施事者均为教师。在此次事件中，学生确为受害者，但是施加伤害的人暂时是未知的。在话语策略的作用下，教师却被建构为“施暴者”形象。 (三) 社会实践分析 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产生话语偏见，话语偏见又反过来维系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 10 ]。在“阜宁师范小学”事件中，教师被网络媒体构建成“残暴”“道德缺失”的形象。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首先教育与每一位个人和家庭都息息相关，网络媒体关于教师的报道尤其是关于教师的负面报道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关注欲望 [ 11 ]。因而中小学教师的负面事件一出现就会立刻成为社会热点事件。而由于教师负面事件报道所引发的社会公众对教师的讨伐与谴责等社会反响又会作为新的信息源被进一步传播。教师负面事件个案从而被网络媒体传播成普遍存在的负面事件，个别教师的行为不当或道德缺失则被上升捆绑为整个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缺失，中小学教师群体从而被污名化。 其次，我国主流媒体长期大量宣传高尚的正面教师形象，社会公众就会对中小学教师群体存在更高的社会期待。教师被塑造成道德上的完美象征，加之中小学教师传道授业青少年群体这一职业因素，因而一旦出现中小学教师的负面事件，社会公众就会表现出更低的容忍度，往往群起义愤填膺，甚至有些社会公众不顾真相与事实证据，只单纯为了发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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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本研究以搜狐视频和腾讯网对“阜宁师范小学”事件的报道为语料，以批评性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从微观文本层面、中观话语实践层面以及宏观社会实践层面，对网络媒体建构中的中小学教师形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小学教师污名化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网络媒体使用带有恶意内容预设的新闻标题引发社会关注，其次网络媒体使用谓语指示话语策略建构中小学教师“残暴专横”“道德缺失”的负面形象；再者搜狐视频和腾讯网皆采用互文性策略，将学生家长对中小学教师的控诉之声放大，同时中小学教师在网络媒体报道中的“失语”加深了中小学教师的污名化程度；最后教师形象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因为教师的职业角色，社会公众对教师更高的道德期待是形成中小学教师污名化的社会因素。此外，网络媒体为博得眼球，将一些尚未证实的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也对中小学教师的污名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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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单通道盲信号分离是欠定盲分离的极端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本文简要分析了单通道盲分离的特点和优点，总结了单通道盲分离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了单通道盲分离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并进一步讨论了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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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近二十年来，盲信号分离(Blind Source Separation， BSS)广泛应用于语音、图像、生物医学、机械以及通信等领域，其主要任务是在未知源信号和混合参数的条件下，仅利用观测信号估计出源信号 [ 1 ]。特别是在雷达、通信等信号处理领域，盲信号分离可以实现时频混叠源信号的提取与分析，大幅提高对频谱拥挤、碰撞等复杂电磁环境的适应能力，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盲信号分离的一般数学模型如下： x ( t ) = A s ( t ) (1) 其中， x ( t ) = [ x 1 ( t ) ， x 2 ( t ) ， ⋯ ， x M ( t ) ] T 是观测信号， s ( t ) = [ s 1 ( t ) ， s 2 ( t ) ， ⋯ ， s N ( t ) ] T 是源信号， A = ( a i j ) M × N 是混合矩阵。当观测信号数目大于源信号数目时，即 M > N 时，问题称为超定盲分离；当观测信号数目和源信号数目相等时，即 M = N 时，问题称为适定盲分离；当观测信号数目小于源信号数目时，即 M < N 时，问题就变成欠定盲分离。对于超定和适定的盲分离问题，独立分量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被认为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方法。对此，国内外的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 1 ] [ 2 ] [ 3 ] [ 4 ]，发展并成功应用了各种有效的ICA算法。 但是实际中，由于复杂环境中源信号数目未知且受设备条件限制，单通道盲信号分离问题更为常见。此外，在实际应用中大多数系统希望采用单通道接收设备还有以下原因。 1) 多通道设备使得系统复杂，体积庞大，价格昂贵；而采用单通道接收设备的系统结构简单且成本低； 2) 多通道设备存在阵列误差的影响，例如各通道幅、相不一致性，通道间互藕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分离性能；而单通道设备不存在这些问题； 3) 实际环境中信源数目是未知的而且有可能动态变化，很难事先确定好接收通道的数目； 4) 特别地，在非合作通信中，单通道设备较多通道设备体积更小，具有更好的隐蔽性，从而能提高战场生存力和适应力。 基于以上原因，必须专门研究单通道盲信号分离方法。所谓单通道盲信号分离(Single Channel Blind Source Separation， SCBSS)，就是只有一个观测信号，即式(1)中 M = 1 ，SCBSS是欠定盲分离的一种极端情况，此时信号模型变成 x ( t ) = a 1 s 1 ( t ) + a 2 s s ( t ) + ⋯ + a N s N ( t ) = ∑ i = 1 N a i s i ( t ) (2) 虽然式(2)形式简单，但是SCBSS是信号处理领域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因为这是一个极度病态的问题，假设观测信号采样点数为K，那么就需要仅通过K个已知量去估计 K × N 个未知量。 既然SCBSS是一个病态问题，为此必须首先对它进行可分离性分析，即是否能够实现单通道盲分离？在可行的前提下，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实现盲分离？国内外研究人员已经分别从信号分量变换域上的可分离性和信号分量概率分布决定的可分离性对SCBSS的可行性进行了证明，文献 [ 5 ] 和 [ 6 ] 对于问题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总结，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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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与展望 近十年来，经过各个领域研究人员共同的努力，单通道盲信号分离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对于日益复杂的信号环境以及不断拓展的应用领域，其仍然是一项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工作，未来依然有很多研究工作亟待解决。 1) 现有的盲信号分离方法大都假设信源数目是恒定的且已知，实际情况中，信源数目很可能是未知的且动态变化，现有的估计信源数目的方法如AIC，MDL等需要较长的数据且信噪比适应能力较差。利用Bayesian-MCMC方法可实现信号数目和参数的联合估计，但是计算过程相对较为复杂。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源信号个数估计的方法。 2) 对于基于模型的分离方法，都需要事先提供信源信号的训练数据，通过学习算法获取信号模型参数，这在实际中并不总能满足，特别是对于未知的源信号，能否仅仅利用观测数据估计信号模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此外，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兴起，基于数据驱动的模型学习与分解方法正在成为下一个研究热点。基于不同类别神经网络对数据进行分解，并在分解得到的基空间中完成源信号分离是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对样本数据的收集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对于基于循环平稳的多周期时变滤波器方法，需要已知其中一个源信号的循环频率作为滤波器设计的先验信息。事实上，在循环频率未知的条件下，问题就转化为循环频率的估计和信号分离两个问题，同时实现信号分离和循环频率参数估计也是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4) 对于时频重叠严重的多个源信号，现有的时频分析，循环平稳滤波等方法均失效。最直观的解决方法是找到一个新的变换域，在这个域上各个源信号相互不重叠，从而通过构建这个变换域上的维纳滤波器实现信号分离。这也是解决单通道盲分离的本质方法，一旦找到，分离效果一定非常理想。 5) 基于单频分量假设的方法一般要将长时间信号分割为多段，对每一段进行单频参数估计和信号分离，因而存在将不同段分离结果进行拼接或者配对的问题，现在通常用的方法是利用相位的连续性进行拼接和配对。当信号的瞬时频率相差不大时，这些约束条件将很难保证拼接的准确性。对于非平稳信号的分离问题，如果采用基于SSA的单通道ICA算法，也需要将单通道观测分割为近似平稳的多段数据分别进行分离，也存在上述类似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实现多段分离信号的准确配对和拼接。 6) 应该进一步研究如何借助不同信号自身的内部特性，将单通道观测转换为多通道观测，将欠定的问题向适定的问题转化，从而可以利用各种成熟的ICA算法予以解决。 7) 对于数字通信信号，通过解调获取源信息序列是最终目的。如何能利用数字通信信号的有限字符效应等特点直接从混合信号中恢复出源信号的信息序列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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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本文对单通道盲分离问题的优点和特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对电磁信号领域的单通道盲分离方法进行了分类总结，并对单通道盲分离未来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实际上，以单个信号为对象的传统信号识别和参数估计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信号环境，而单通道盲分离作为重要的预处理手段，可以保证传统信号处理方法的有效性。虽然单通道盲分离解决困难，但由于其巨大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正在吸引不同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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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浮生六记》为清代文人沈复所著，有“小红楼梦”之称。本文以《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和雪莉·布莱克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刘宓庆翻译美学为理论基础，从形式系统、非形式系统两个层面对比分析两个译本的审美再现。对比分析显示：两个译本在形式系统层面的审美再现策略与方法上差异性不显著，审美再现的效果也难分伯仲，但在非形式系统层面，二者显示差异较大，布莱克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改写之处较多，充分发挥了译者作为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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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1763~1825)所著的自传体散文，虽多日常生活描写，但却展现了清代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社会生活图景，素有“小红楼梦”之称。《浮生六记》目前仅存四记，分别是“闺房记乐”、“坎坷记愁”、“闲情记乐”以及“浪游记快”。作者沈复平生喜欢游历，擅长诗书画及盆艺等，娶舅家女芸为妻，与其趣味相投，伉俪情深，中年却遭遇妻亡子死，遂为《浮生六记》追忆半生落魄，兼哀悼亡妻。1936年，林语堂在《<浮生六记>序》中写到：“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艺评论等”( [ 1 ]， p. 19)。俞平伯赞其“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 2 ]， p. 98)。1935年，林语堂陆续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下称林译)，连载于《天下月刊》和《西风月刊》。196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汉学家雪莉·布莱克《浮生六记》英译文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 (下称布译)。 目前CNKI网上(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15日)检索到的翻译美学视角下《浮生六记》的研究成果大约有15篇，代表性的有：刘菲菲 [ 3 ] 分析了林译本在语言、风格、文化等方面的审美再现；杨梅 [ 4 ] 结合林语堂美学思想，从语言、文化和艺术三个层面探讨了翻译过程中如何尽量保持原文的模糊美；赵蔓青 [ 5 ] 对林译本和布译本的语言风格进行了对比研究，探讨了审美主体的美学素质，阐明提高译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是审美再现的关键。总的说来，目前《浮生六记》英译研究不算少，但多集中于林语堂译本，对布莱克译本的研究以及从翻译美学视角对林译本与布译本进行审美再现比较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刘宓庆教授的翻译美学理论，以林译和布译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个层面对两个译本的审美再现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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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刘宓庆翻译美学思想 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翻译美学”这一概念，认为“翻译绕不开美学”( [ 6 ]， p. xv)。方梦之《译学词典》中对翻译美学的描述是：“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 [ 7 ]， p. 296)。尝试对翻译美学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学者包括傅仲选、奚永吉、毛荣贵、刘宓庆等，他们的理论探讨都基于中国传统文论与译论，同时借鉴了西方分条缕析的方法。《翻译美学导论》 [ 8 ] 集中反映了刘宓庆的翻译美学思想，可以说，在翻译美学研究方面，贡献最多的是刘宓庆教授( [ 9 ]， p. 16)。 刘宓庆认为翻译美学涉及到审美主体(译者)、审美客体(原文)、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原则标准以及审美再现等等。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是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 [ 10 ]， p. 210-213)。前者主要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及句段等层级上的审美信息。后者主要包括意象、意境、意蕴，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也称为“模糊集”。翻译审美主体受制于审美客体，但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审美主体可充分发挥其情、知、才、志，实现译文的最佳可读性。刘宓庆将翻译的一般标准分为最佳可读性、一般可读性、基本可读性、无可读性等( [ 10 ]， p. 40-42)。所谓“最佳可读性”就是传统译论中的“雅”，而钱钟书的“化境”在刘宓庆翻译美学体系中就是“翻译者最大限度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翻译的客观制约性得到抑制或克服”( [ 10 ]， p. 46-47)。 刘宓庆认为翻译是语际间意义的对应转换，而意义具有多维性，包括概念意义、语境意义、形式意义、形象意义、文化意义等，其中就包含着审美维度的意义( [ 10 ]， p. 34-35)。翻译涉及到从形式到内容、从语音到语义、从达意到传情、从语言到文化的多层次、多方位语际转换。英汉属于不同语系，汉语中承载某种意义的语言形式在英语中往往找不到对应的形式，但却存在着完成类似功能的、英语所特有的形式。因此，印欧语系间的对等标准不完全适用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代偿才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双语转换手段”( [ 10 ]， p. 141)。所谓“代偿”就是以一种强势功能代替、补偿、弥补某种弱势功能( [ 10 ]， p. 147)。汉语不是屈折语，没有英语中时态、体、数等变化，但汉语词汇可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比如英译汉中用“着”、“了”、“过”等助词来替代英语的时态意义。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原则是“审美代偿”，分为“非代偿式转换”、“部分代偿式转换”、“代偿式转换”三种类型。“非代偿式转换”是指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部分代偿式转换”包括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和动态模仿。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就是通常所说的充分发挥译语优势，在不悖于原语文本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将难以模仿的部分加以代偿。动态模仿就是取以上二者之长，成为一种综合式的模仿，一切取决于优选和择善从优。因此，动态模仿也称“优选模仿”即“功能代偿”。“代偿式转换”是指重建或改写，属于创作手段，是一种最高形式的变通，也是翻译原创的一种代偿形式。重建的优势是可以完全摆脱原语的形式束缚，按目的来安排体式，达到译者预期的最佳优化( [ 8 ]， p. 25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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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散文翻译在于再现原文的“真”、“情”、“美”，王国维有“造境”与“写境”之说，言其为理想与写实之分别。翻译中因为文化、审美差异的阻隔，汉语原文中感动读者的意象组合所营造的美的意境不一定能触动读者，甚至不为他们所理解，因此，在翻译中依据原文之境，用译语适当“造境”是可以接受的。《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的比较分析表明，在形式系统方面的审美再现上，林语堂译本与布莱克译本很难说谁优谁劣，而布莱克译本在非形式系统层面上的处理是值得借鉴的。为了再现原文读者能够体会而译文读者未必能够领会到的原文的模糊朦胧之美，布译采取了部分改写的方法，增加了画面感，很好地实现了审美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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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意义研究一直是英国语言学的聚焦点，作为英国语言学界的中心人物，Firth强调，描述语言意义是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学术界普遍认为，他在语言学领域的两大突出贡献是提出情景语境思想和研究语言意义的方法。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和讨论，梳理Firth在意义研究理论模型、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方面提出的观点，以期对未来的意义研究给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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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论文《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中，Firth [ 1 ] 明确提出语言学在本质上是对“社会过程中语言事件”的研究，这一观点也直接驳斥了Saussure [ 2 ] 的“结构形式主义”(structural formalism)理论。他认为Saussure简单地把语言看作是“置于不同分类下的语言符号”(a system of signs placed in categories)是不恰当和不科学的，而其后发展出的生成语言学结构形式主义(structural formalism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也是把语言过于简化的结果。Firth同样不赞同Chomsky把语言抽象成一系列系统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即使人能够系统地说话，他们所说的内容也不会构成系统 [ 1 ]。Firth认为语言学是对在社会语境中实际发生的语言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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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情景语境理论 “语境理论”是Firth语言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其中以“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最为重要。Firth从人类学家Malinowski的理论中继承了这一概念，并赋予其新的意义。Malinowski [ 3 ] 将情景语境解释为实际发生的事态，是“一系列按顺序发生的关于物、案件或问题的事件”。Firth则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展为更抽象的概念，即将情景语境解释为用来描写语言事件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构成物虽然在不同的语法范畴内有所区别，但具有相同的抽象内涵，所以同属一个关联范畴组” [ 4 ]。推动语言发生作用的情景语境将以下几个范畴相互联系： A. 参与者的相关特征：参与者以及其性格： I) 参与者的言语行为； II) 参与者的非言语行为； B. 相关事物(object)； C. 言语行为的影响。 [ 4 ] Firth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理论固然能够指导未来研究，但他并没有给出足够清晰的解释。显然，范畴的规定取决于能否确定有相关性的特征，但Firth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这样就引出了以下2个问题： A. 若无法区分情景中的偶然特征和典型特征，也就无法进行排除和总结，从而确定情景中的典型因素； B. 若无法界定相关特征的范畴，就无法在众多语言事件中确定典型语言事件。 明确情景语境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如何体现是Firth语言学理论的中心问题。通过解释他自己对这一构成物的描述，我们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它的范畴指具有同一抽象内涵的范畴(category)，例如语法范畴，但构成物位于不同层面(level)。语言层面是按照一个标准(single scale)进行划分的，这个标准可以是音系上的，也可以是情景语境上的，只要它作为一个语言事件能够传递意义，并且没有任何描述上的不连续性就可以成立。所以所有的语言表达都是意义表达。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情景语境是对社会层面分析的简单抽象，也是形成表达意义方法层级的基础。只靠随机在一个层面上的一种分析是无法得到意义的表达方式的。把语言进行抽象，然后应用于包含不同范畴的情景语境中，描写语言学像不同波长的光线一样分散开来各自发展，最后形成具有不同研究领域的大范围学科。这样理解的话，描写语言学可以看作是研究方法系统，语言事件的意义也可以看作是不同专门研究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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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语言的两种意义 Firth和Chomsky在语义观上是相悖的，前者把意义看作是语言在各个层面上的固有特征 [ 2 ]，而后者认为语言的语法和意义是独立存在的，两者的最大分歧在于Firth认为语言学的目的在于说明意义。我们首先要明确，Firth把意义(meaning)和功能(function)看作同义词。他认为语言有两种“意义”，即既有“情境意义”，又有“形式意义”或“内部意义”(internal meaning)。 形式意义是首先由Firth提出的新表述，这个意义有以下几个层次：词汇层(“搭配”层)、语法层和语音层。 在词汇层面上，Firth认为语言不仅在语言项(linguistic item)层面上具有意义，语言相互联系也会产生意义，所以词的部分意义体现在如何与其他词搭配。而所谓搭配，就是词和与之连在一起的词的选择。比如若是把“naked”和人的五官进行搭配，人们会说“naked eye”而不会说“naked ear”或者“naked mouth”。Firth [ 5 ] 在论文《Modes of Meaning》中提到，由搭配产生的意义是组合层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与单个词的意义没有直接联系。如果这样理解意义，只把它看作是词的组合共现关系(co-occurrence)，与词的本义无关，我们应该可以扩大词的适用范围并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许多新造词的意义就可以这样理解。如“green hand”中的“green”在与“hand”搭配后失去了原意，产生了新的意义。 在语法层上，Firth用名词“数”的语法范畴在解释形式意义。在英语中，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之分；但在斐济语中，名词有单数、双数、小复数和大复数之分。也就是说，英语中的单数与复数相对，而斐济语中的单数与双数、小复数、大复数相对，这就体现出了形式意义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 在语音层上的形式意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英语中的元音有20个，其中/a:/就与其他19个元音相对；日语中有5个元音，ぁ就与其他4个元音相对。/a:/与ぁ发音相同，但在两种语言里两者的形式意义是不同的。 他对语言的“情景意义”的理解在论文《The technique of semantics》中有所体现：“我主张把意义或功能分解成一系列组成部分。每个部分中的功能都可以被定义为某种语言形式的使用或与语境相联的某种语言成分。那么，意义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语境关系的复合体，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就各自处理在适当语境中的有关组成部分 [ 6 ]。” 在规定语言功能时，他提到“语言是处理人和事的方式，是能使自己和他人行动的方式”，所以他首先赞同并借用了Hymes [ 7 ] 提出的一些语言功能，例如赞同、鼓励、认可、反对和指责。同时他给语言增加更多功能，例如许愿、祝福、诅咒、夸耀、申诉、挑衅或为了伤害、惹怒对方，或者表达赞赏、倾慕和仇恨等。 Firth认为，意义本质上是发生在语言任一层面上的共现关系的功能，并把这种功能统称为“语境”(context)。共现关系是由情景语境中的纲要式构成物(schematic construct)决定的，它把语言形式和外在因素联系起来，并与语言项的内在共现关系中的语境因素相联系。在论文《The technique of semantics》中Firth [ 6 ] 这样解释：意义可以看作各种语境关系的复合体，语音、语法、词汇以及语义在合适的语境下与这个复合体中的成分产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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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Firth认为，语言学的目的在于确定一系列作用于语言形式的语境因素，以使语言能够产生交际作用。所以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存在于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本身，还对未来的语用学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虽然Firth并未明确提出“语用学”(pragmatics)这一术语，但他提出了语义学(semantics)，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Firth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核心：语言描述的所有层面上都有意义，并且意义与语境的共现关系功能相联系。无论是研究社会情境、语音还是词汇，不同的语言研究分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即语境中的语境，从语境开始一路往下研究。同时他给出了分析具体语境的方法，即将实际话语事件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让每一个语境中的语境(context within context)在更大的语境中产生功能，使每一个语境能够在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 4 ]。但Firth并没有给出关于文化语境的更多解释，例如文化语境的构成或它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是什么，所以如何将语境置于合适的位置仍然是一个问题。另外，他虽然提到了不同层面上的共现关系，却没有解释这些关系如何联系。最后，在语言学发展方面，Firth认为语言研究会分散开来逐渐衍生出不同分支，具有同一类型特征或遵循同一语境规则的分支逐渐融入到同一学科中，但由于Firth把几乎所有不同类型的联系都用“语境”来命名，这些融合就都显得太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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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确定信效度良好的适合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工具，了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现状，探讨大学生生命教育对策。方法：首先验证尹美琪的生命意义感量表对大学生被试的适合性，然后以重庆市大学生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最后进行分析讨论与对策探讨。结论：1)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测量问卷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适合对大学生进行研究。2)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具有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但在专业、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对策：建构高校生命教育体系、在大二年级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开展生命教育团体心理咨询与辅导、开展生涯规划课程教学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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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Frankl第一次将哲学范畴中的生命意义概念引入了心理学范畴，并从这个理论形成了他个人的“意义治疗”(何忠强，杨凤池，2003)。Frankl (1992)认为每个人生来就具有追求生命意义的本能，指引个体持续不断的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在人生不同阶段所追求的自我实现是不同的，这种本性驱动着去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在追求生命意义过程中受到的挫折将是导致某种心理疾病的原因。后续有不少学者对生命意义感展开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Steger (2009)认为从心理活动和行为的产生方面来说，生命意义包括认知和动机两个维度。认知维度是指个体从概念或者知觉上对自己的生命含义和价值理解的信息加工过程，称为“拥有意义(present of meaning)”，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理解的结果。动机维度是指激发个体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断努力的内部动力，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称为“追寻意义(search for meaning)”，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目标去努力寻找的过程。总之，生命意义感主要指的是人们基于个体自身过去的经验，用来解释自己对生命含义的认知，并对自己生命中能赋予自己价值感、成就感目标的追求过程。 在大学生活里，学生的自由时间相比于高中生活明显增多，很多大学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整天无所事事，厌学逃学，一边宅在寝室里高呼“无聊透顶”，一边又荒废着自己的学业(陈艺华，叶一舵，王丽馨，2012)。谭华玉，黎光明(2019)研究发现：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无聊状态直接互相预测。显然，大学生们在面临诸多压力与诱惑的情况下，会出现“困惑”、“冷漠”、“郁闷”等不良的心理状态，这也成为近几年来不断传出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之一(李英，王丽敏，杜娟，2007)。国内学者谢杏利等(2012)研究发现选择自杀的大学生生活目标很模糊、生命意义感缺乏。生命意义感缺乏是指个人面对生活时不知该如何度过，陷入迷茫，体验到负性消极情绪，甚至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表现出对生命不负责任的想法与行为。大学生正处于一个心理社会性发展、价值观困惑的时期，也处于解决亲密与孤独的矛盾阶段，当他们获得爱与归属感，心理逐渐成熟时，才能顺利过渡到人生的下一阶段，因此如何在大学阶段给予学生们适时适合、有针对性的生命教育，就成为了当代教育学者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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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的 调查了解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现状，以便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预防不良事件发生。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和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1000份问卷，对回收问卷进行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901份，回收有效率为90.1%，研究对象分布情况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N = 901 变量 类别 男 女 总人数 百分比 专业 文科类 65 309 374 41.5 理工类 168 359 527 58.5 年级 大一 65 184 249 27.6 大二 58 289 347 38.5 大三 88 115 203 22.6 大四 22 80 102 11.3 家庭居住地 城市 55 146 201 22.3 城镇 65 210 275 30.5 农村 113 312 425 47.2 独生子女 是 98 213 311 34.6 否 135 455 590 65.4 表1. 研究对象分布情况(N = 901) 2.3. 研究工具 生命意义感量表(PIL)1964年编制用于测试个体对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的感知程度，包括个体是否在朝着目标努力这一过程的觉察。Crumbaugh和Maholick以弗兰克林的意义治疗理论为编制基础，共同编制出了20个条目的这个问卷，目前该量表已成为测量生命意义感最常用的量表，被广泛应用(刘丽君，2009)。后来该量表经过台湾学者尹美琪(1988)的修订，证实PIL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由于其时间比较久远，故不能直接使用。因此，本研究首先考察生命意义感测量问卷PIL的信效度和各项指标的拟合度是否符合测量学的要求，检验该量表在重庆市大学生样本中运用的适合性。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向重庆师范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的在校本科生共发放600份尹美琪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PIL，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由施测者进行指导语解说，施测结束之后立即回收问卷，尽量避免被试误解答题方式和废卷的产生。收回有效问卷518份，有效率为86.3%。采用SPSS19.0和Amos21.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运算分析。结果表明：1) PIL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9，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α在0.72~0.76之间，说明生命意义感量表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2) 总问卷与生活态度、生活目标、生命价值、生活自主这四个维度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在0.74~0.87之间；生活态度、生活目标、生命价值、生活自主各维度之间相关系数在0.46~0.62之间，说明生命意义感PIL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3) 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问卷的各项指标数值显示本研究使用的生命意义感问卷拟合度良好，模型可以接受。 因此，本研究采用经过适合性检验验证，信效度和问卷拟合度良好的尹美琪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PIL，包括生活态度(个体对生活的感受)、生活目标(对当前生活目标的掌握度与实践感)、生命价值(个人对自己生活价值的肯定)、生活自主(个人的自主性)四个维度，供20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的方式，调查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各维度得分相加为总得分，总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就越高。本量表总得分在20~140分之间，得分小于92分表明个体生命意义感较低，得分介于92~112分表明个体生活目标及意义尚不明确，得分高于112分表明个体生命意义感较强，具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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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分析与讨论 4.1.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水平 本研究得知，被调查的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总分为94.95分，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属于中等偏低水平，这与刘阳和陈鹏(2012)及王佳一(2013)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从各维度的得分来看，具体表现为生活态度得分最高，其次是生命价值、生活自主，生活目标得分最低，说明大学生有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但对生命的价值是不清晰的，生活的自主性差，特别没有目标感。具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及意义的大学生只有99人，仅占11%，这提示我们大部分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有待于提高。根据以往对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研究，可能是由于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充满活力，觉得生活多姿多彩，而大学生活与高中生活不同，社团活动和文体娱乐活动增多，大学生对生活有很高的期待。但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没有了在高中时代那么既定的强烈目标——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加上在大学期间他们没有制定一个规划好的目标，而可自由支配时间很多，面对空余时间，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空虚感，导致大学生的整体生命意义感水平不高。 4.2.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在各人口学变量的差异 4.2.1. 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生命意义感总分、生活态度、生活目标和生命价值均存在显著的差异，男生显著高于女生，这与王佳一(2013)的研究基本一致。分析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与社会对男性的期望更高的思想有关。在社会的普遍观念中，男生比女生要负有更多的责任，且社会对男生的标准也更高，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也会更加激励起男生的斗志，体会到更强烈的责任感，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人生意义。虽然目前在倡导男女平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重视这一客观现象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在就业应聘中，这种在社会大环境中透露出来的对女生的某些不认可也会导致女生的生命意义感降低。另一方面，女生天性比男生敏感脆弱，在应对方式上更容易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男生在面对社会赋予他们的更多责任时，会更加努力去寻找自己的目标，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女生相对于男生更感性，在面对恋爱中若得若失的心情及就业压力时，可能会抱有害怕疑虑的想法，而社会对女生这一性别角色也存在诸多约束的情况，这可能也是造成女生生命意义感比男生低的原因之一。 4.2.2. 年级差异 本研究表明，在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上不同年级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赵广兵(2012)研究结果相近。研究表明，无论是生命意义感总分或各个维度上，大一年级的学生都有较高的得分，甚至显著高于其它年级，而大二年级无论总分或各个维度上几乎都显著低于其它年级。这提示我们，大二年级是我们进行生命教育的关键年级。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因为新生刚脱离高中严格的管束，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时间，认识新的朋友，接触新的事物，希望能在大学里有一番自己的成就，因此在达成生活目标方面，总是期望能达成自己的理想。到了大二年级，在认识到自己与其他人的能力差异之后，就会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有了冲劲，没有了管束。随着学习难度的增大，学校教授内容可能也与社会上实际工作内容的脱节，学生会处于一种不知道怎么学习的状态。到了大三年级，由于面临实习、就业或考研的问题，学生会积极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反思自己大二生活对时光的浪费，考虑到自己的就业或考研，不得不努力上进，以更好的生活态度、生活自主去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与生命价值。 4.2.3. 专业、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生命意义感总分、生活态度、生活目标、生命价值和生活自主的得分在专业类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可以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不管学习哪一门专业，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拥有一技之长，努力认真都可以有立足之地，所以就使得专业上的不同类别在生命意义感上就没有了显著差异。 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如专业类别一样，在总分及各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这与赵广兵(2012)等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结果相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水平受个体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多，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迅速，使得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孩子，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差别。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现在社会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父母也更注重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是否独生子女不会影响孩子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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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对策探讨 第一，建构高校生命教育体系。该体系是以学校为主导，以学生个体为中心、以心理咨询与治疗机构为保证，相互配合、通力协作的高校生命教育体系。建议老师、家长给予更多的支持与陪伴，培养学生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中随时会出现的难题，正视死亡，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学会处理困难挫折事件，终能为大学生的生命意义带来正向的改变。 第二，在大二年级开设生命教育课程。高钰琳(2010)在某高校大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人的优逝》上进行生命教育授课的方法，对学生的生命意义感选用生命态度量表分别进行授课前后的调查，发现生命教育课程可有效引导大学生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林蓉，罗列，李小芳(2020)进行了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课程教育的实效性研究，发现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课程教育实效性显著，生命教育课程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这提示我们，在大二年级开展生命教育课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第三，开展生命教育团体心理咨询与辅导。柴丹、宋旭红(2014)认为生命教育团体活动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积极的作用。以“生命意义感量表(修订版)”为评估工具，在目标班级里随机选取两个班级进行实验。实验组每周两次进行生命教育团体活动，持续6周，包括独特生命、和谐生命、感恩生命、珍惜时间、充实生命、放飞生命主题。研究结果表明，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活动能够有效的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明白自己的责任，珍惜生命。刘慧瀛(2020)研究了生命意义团体心理咨询对大学新生心理症状的影响，发现生命意义团体心理咨询能够改善大学新生的心理症状。可见，生命意义团体心理咨询与辅导对大学生生命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开展生涯规划课程教学与咨询。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的生活目标感很低，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及职业生涯缺乏明确的规划，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学与咨询是让大学生探索自己的生涯追求，明确自己的方向与目标，激发自己的学习动力，朝着自己理想的目标去努力。目前，很多高校都开展了大学生生涯规划教学，但是否真的让大学生们明确了自己的生涯目标，还需要进行检验和咨询辅助。让每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女生群体从进校开始就有明确的生涯目标，并按照目标管理的原理与方法，协助和督促学生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是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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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生命意义感量表的适用性检验，然后对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和对策探讨，得到如下结论： 1)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测量问卷PIL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以作为进一步测量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工具。 2) 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性别维度上，男生在生命意义感总分、生活态度、生活目标和生命价值上均显著高于女生，而在生活自主变量上性别差异不显著。在不同年级维度上，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主要表现为大一年级大学生显著高于其它年级，而大二年级最低。另外，不同专业、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差异不显著。 3) 建构高校生命教育体系、在大二年级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开展生命教育团体心理辅导、开展生涯规划课程教学与咨询，将是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重要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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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确立为哲学使命后，人类对“自我”探索的序幕自此揭开。自我是科学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我观”则是影响自我的更为本质的存在。文化心理学指出，文化与人的心理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由此，文化在自我研究中的重要性被提到了首位。对自我的科学研究源于西方心理学，但其理论忽略了人的文化心理，也没有真正进入到自我观的研究中。自我观受制于个体所处的文化圈的意义解释系统，是个体长期在社会文化模式的影响下，内化文化价值观后的一连串的系统观念自我，它指导个体有关自我的各种信念、价值、理想与知识的想法与行为，从而影响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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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的心理包括生理机能、心理机能和文化心理三部分，生理机能以及由此而发展的心理机能，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低级心理机能。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如意识、思维、想象、语言等，则是文化建构而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人所特有的心理内容。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的心理之所以会产生差异，正是由于不同文化建构出来的文化心理的不同，就如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 1978)所说：高级心理过程首先发生于社会的世界，就此而言，文化不是个体心理的衍生物，相反，个体心理是文化“发明”和建构出来的。 自我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自我观”是自我心理学研究的新主题，是某一特定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观念(idea of the self)。简单地说，自我观是由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与信仰理想等观念组织而成，指的是各个文化或社会团体之成员所特有的对“自我”的看法，其与团体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社会脉络息息相关，主要包含了一整套与自我有关的、统整的想法或信念，及与自我相关的行为实践(陆洛，2007)。自我不是自我观，自我的重要维度如自我概念、自我体验及自我行为皆受自我观制约。社会文化与人的心理相互影响，在某一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的个体，为了更好地适应该文化环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习得该文化体系下的价值观及其思维和行动模式，建构起符合该文化体系的自我观，并以此去理解和评判其他文化。因此，对自我的了解必须深入其背后的自我观，而对自我观的了解则应该基于特定、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深入探讨自我观与文化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完善当前西方心理学的自我研究，揭示文化对自我观的影响及自我观对的重要作用，并促进多元文化群体的理解和交流，适应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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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不同于“自我”的“自我观” 根据以上国内外有关自我观的研究述评，我们了解到“自我”不是“自我观”，“自我观”不同于“自我”。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自我观则是影响自我的更为本质的存在，它与个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自我观是由个体对自己的身份与角色的观念构成的，而个体对自己的身份与角色的观念是在其所处的文化影响下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自我观受文化影响而不断变化和重塑，个体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与周围他者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对自我观的形成和动态发展过程具有重要影响。 自我观与文化的互动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当文化发生变动时，自我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的自我观的建构是为了适应文化的变动。不同的文化中建构起来的自我观存在差异，通过对自我观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强调“文化”与个人人格心理特征密切相关，“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大”。美国人类学家博阿兹在《文化模式》的序言中提出：“个人在文化中生存，文化是个人在其中生存。”在不同的文化中，自我观存在着差异。自我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个体所处的环境中有意义的他人、物质和对象、观念、信仰和价值等方面的内容互动的结果(庄孔韶，2015)。可见，自我观是一个在个体与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和发展的动态概念。 目前的自我研究中关注最多的“自我概念”是较为表层的有关自我的知识，在后现代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影响下，自我的研究走出了传统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范式，更接近本质的自我。台湾心理学者陆洛(陆洛，2007)认为，自我观是文化价值观内化的自我体系，是文化特有的自我观念。自我观是超越了任何个体的琐碎细致的自我知识，环绕着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与理想组织而成，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抽象但也最为统整的建构，具有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意涵。陆洛构建了“个人取向/社会取向”的“双元文化自我观”，并在自我调节方面发展了“折衷自我”的理论(陆洛，2003)。但“折衷自我”体现的这种动态性和整合性，并不能深层次解释自我观的运作，需要进一步对自我观的文化内涵做深入研究。 彭彦琴，杨宪敏(2009)认为，西方心理学将自我视为精神发展的核心，以自我为立足点来研究自我，中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倡导对自我的超越，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不仅表现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独立自我/依赖自我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惟我”与“无我”的差异。这种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是自我意识动态发展的不同轨迹，而对于“自我观”是什么，并无明确清晰的阐述。 有关自我观的内涵，除陆洛外，其他学者并没有关注或进行解释。陆洛对自我观的解释接近本质的自我：首先，自我观是一种抽象且统整的建构，是与文化核心价值有关的“作为一个人”的建构；其次，自我观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文化价值观内化的自我体系；最后，自我观是超越于自我之上的指导体系。他把自我观看成是对“自我”本身的想法、信念及行为，超越了个体琐碎细致的自我知识，且这种指导体系在“调节各项心理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并没有进一步阐述，并且不能揭示文化与自我观的动态关系。 总之，自我观是个体的文化心理建构，是其文化内化形成的系统的观念自我，这种系统的观念自我有一种的巨大的主导性力量，它主导个体有关自我的各种信念、价值、理想与知识的想法与行为，从而影响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文化是一个个个体组成的社会所构建，没有个体所参与的文化，个体不可能去接近他的潜在的那些东西，文明的任何成分归根结底都是个体的贡献(露丝·本尼迪克特，2009)。文化本身蕴含着个体主动性和能动性的结果，而个体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贯穿于个体创造文化和文化再次影响个体本身的过程。由于个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同一文化环境下对个体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然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个体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同一个群体中仍呈现出集体的行为范式和统一观念。因此，人的自我与文化的动态关系得以展现。 其次，文化心理学将人的文化心理作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的文化心理是不同文化建构的结果。人的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是文化加工心理内容的内在“模板”，而文化是进行加工的外在“素材”，文化与生理机能、心理机能的结合形成人的心理内容。因此，离开了历史、地域、语言、价值、伦理、规范等社会/文化因素，自我观将失去建构的基础。个体的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是与生俱来的，具有普同性，而在不同文化中建构的文化心理具有特殊性，正是由于文化心理，使得不同文化圈中的个体的自我观有所区别，从而形成不同的意识与行为。 从以上对于“自我观”概念的解释，“自我”与“自我观”的差异昭然若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自我”，是“客我”的各种面相，“自我观”主要是我国学者提出的概念，是自我的本质，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是自我存在的核心指导体系；自我是基于西方文化下以个体为主体的分析式研究，而自我观是跨文化视野下，文化心理学衍生的整体式的本质自我的概念；自我观可以指导自我，自我是自我观的内容与表现。 区分自我与自我观，对自我观的研究具有根本性意义。成熟的自我观可以有效指导协调人的自我及言行，反之，人的自我和言行将失去内在的指导，迷惑于外部的刺激而无法有效抉择，久而久之会产生各种自我的问题，包括心理健康的问题。每个人自我观的发展与成熟，主要与其所处文化环境有关。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外在的文化环境通过其文化模式作用于个体后建立个人的自我观。文化模式是客观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模式是通过无意识与意识的方式内化为个人的自我观，从而支配与指导自我及其心理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