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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愚”之疑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易从字面理解其为愚民思想，但从孔子一贯的思想、言行来看则非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孟子等后学亦没有“愚民”之色彩；从“民”之角度剖析，众人资质、性格、喜好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圣人对其教化亦有其差，所谓“因材施教”是也，不可谓之“愚民”；圣人治理天下是潜移默化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体现儒家思想之高尚内涵与境界，即有圣人之奉献，而百姓受其光辉不自知、不必感恩戴德之意。 2.1. “愚民”之说不符合孔子思想 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解为“愚民”之说不符合孔子思想，亦与孔子之言行大相径庭，对此，笔者意欲从教育、政治、思想，以及后人对其思想的继承发展等角度剖析孔子的思想，还原孔子这一表达的真实意涵。 关于教育，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有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二贤人。孔子打破了贵族阶级垄断教育的情况，使得平民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从他率先提出有教无类表现出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篇》)，学生带点干肉就给予教诲，不分身份地位。而对于“有教无类”，不仅打破地位加之于教育的枷锁，其进一步引申为“因材施教”，亦是孔子教育之一大特色，通过读《论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在教育学生时，面对不同学生的同一问题，往往根据学生的资质与性格特点给予不同的解答。同时，孔子亦有“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篇》)之精神，教导别人从不厌倦，这也与孔子“仁”“礼”之言行相呼应。若孔子赞同“愚民”，不会如此兢兢业业、不知疲倦的教授他人。 在政治方面，孔子“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之言，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原则，若是孔子赞同“愚民”，便只要制定刑罚、约束民众，使他们行为规范即可，不需要让民众认识到犯罪可耻。但实际上，孔子是极其重视民众思想之塑造的，他从国家角度，一方面提倡“礼”，即以约定俗成的规则或制定相应的措施，从外在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孔子以“仁”为“礼”之基础，即以“仁”这一内在核心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且宣扬“仁”之思想，教化民众，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不仅提高了民众素质，也更利于社会的发展。 孔子的“仁”之思想极具代表，是儒家思想之精华。孔子尽管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仁”，但从其日常言行中时时能够感受到“仁”之存在。“仁”就是“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也有“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篇》)之言。“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篇》)孔子认为能实行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这五种品德，就是个仁人。所以说，孔子的“仁”更多的是一种内在道德、精神境界。以此来看，孔子之思想不仅注重外在制度的约束，以及“孝悌”等外在道德行为之表现，还着重内在之精神，因此着重人之内在精神、有着仁爱思想的孔子赞同“愚民”是难以想象的。 从历史上看，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主张“民本”“仁政”“王道”。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滕文公上》)，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王道”是其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若是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孟子的著作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体现，后人也会对其有所论述，而我们看到孟子是极其重视“民”的。且儒家对民众进行德化政治，顺应民心、开启民智等作法亦难以将孔子与“愚民”联系起来。 2.2. 从“民”之角度剖析其非“愚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是指普通民众。普通民众有什么特征呢？《论语》言：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君子”“小人”有两种意涵，一是从政治上论述，二是从道德上阐释。这里显然从政治上论述，“君子”指在位者，“小人”指普通民众，也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孔子认为，君子小人皆需“学道”，在位者施行的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的君子之道，普通民众在礼乐教化的引导下，在君子人格耳濡目染的影响中，容易接受规范与领导。正如子游所言，君子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小人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这是说教育是有用的，只是对不同的人作用有所不同。 孔子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则不然。张敬夫对此亦有论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 [ 7 ]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朱熹解释，“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当然，既习矣而犹不识其所以然，所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 7 ]。普通民众认知能力有限，良师益友的引导也不一定能使他解其义，更何况不学思悟之凡夫。晚清学者文廷式曾说：“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政教之异，非愚民之说也。可使由之，盖法令无不能从；不可使知，则知识各有所限。此民之所自取，圣人特因之而已。” [ 8 ] 也就是说，“民”之素养决定了在位者“不可使知之”。 因此，圣人化育民众是有差别对待的，但并不是愚弄群众，而是根据他们自身的资质用适当的方式加以引导，这可以理解为“因材施教”。 2.3. 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并非“愚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 9 ] (《礼记·学记篇》)意即君子化育民众，形成好风俗，须由教学入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九：“《语》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则圣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术欤！” [ 10 ] 即圣人治理天下是潜移默化、悄无声息的。 就此而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阐释为：民众，能够让(引导)他们这样做(君子之行)，而不必让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谁带给他们的)。这体现了圣人教人之法，即用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春风化雨等方式使民众朝好的方向发展，至于是否让民众知道自己是如何趋善避恶的就没那么重要了，也就是《朱子家训》所言“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表达的至善真义；亦有圣人只为平天下、不汲汲于名利的意味在其中。 《礼记·经解篇》：“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 9 ] 礼对教化的作用是微小的，它能在邪恶尚未形成时就多加防备，使人们不知不觉趋于良善、远离罪恶。孟子也认为，“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尽心上》)，百姓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也不知道谁使他这样，但这就是个好结果，这就是圣人的作用。 对于孔子来说，不管是从个人修养、治国为政角度上讲，还是从君子、在位者身份而言，修养自身、践行善举都是尽己所能，之后再慢慢扩充，影响他人，不必大肆宣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孔子并不在意自己是否声名远扬、为人所熟知，他关心的是自己能否真正教育学生、化育民众，使儒家思想发挥发展、落到实处，从而带给社会好的影响，给人以积极正向的引导。 笔者认为，不求闻达、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高尚内涵与境界，这也与儒家思想内涵相契合。有人批评儒者重名，或许他们追求清名，渴望被认可，但其根本还是希望政治清明、民众安康、国家富强，而不是时时要百姓对自己感恩戴德；同时，一定的声名对儒者教化群众、影响社会产生正向助力。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非“愚民”，只是圣人不落形迹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