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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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浙江省以丘陵山地为主，地质灾害多发，随着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建设用地日趋紧张，如何在地质灾害防治中一体化开发利用逐渐演变为一个新课题。因此本文在浙中地区地质灾害防治现状基础上，分析地质灾害防治与开发利用一体化思路，多方面研究一体化具体举措及效益，并举以实例，最终得出防治与利用一体化要以安全性为基础，以经济性为依托，以协调性为原则以克服地质灾害治理与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多种矛盾，在地质灾害防治端口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效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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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前言 浙江省山地和丘陵占70.4%，土地资源十分缺乏，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发展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城镇建设用地也日益紧张。但大部分小城镇地质环境恶劣，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不得不在地质灾害易发区或存在灾害的区域寻找建设用地。 因此城镇建设中，将地质灾害治理与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采取合理的国土整治工程，进行地质灾害开发性治理逐渐演变为一个亟需解决的新课题，既可以有效地整治国土、治理地质灾害，又可以增加城镇地质环境容量、拓展城镇发展建设空间，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地质调查所就开展了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球科学资料在区域性规划和决策方面的应用等调查研究工作 [ 1 ]。21世纪以来，美国、欧洲等国家逐渐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研究目标的工作思路，环境地质研究在气候与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和保护、城市环境地质、环境健康、生态系统等领域不断完善和深化 [ 2 ]。罗向奎等面对地质灾害防治与开发利用的问题，通过分析相关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形成因素，明确如何积极防治与利用 [ 3 ]。翟克礼等提出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开发利用要从地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入手，以积极有效的防治方式，提高相关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国家以及人们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 [ 4 ]。马宁昕等从阐明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的基本内涵及内在关联性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在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重点针对如何有效防治地质灾害、充分利用地质环境进行简要分析研究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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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浙中地质灾害的防治现状 浙中区域地质灾害常见的有：滑坡、崩塌、泥石流与地面塌陷，其中前三者最为常见，约占总量的90%以上。地质灾害大多发生在汛期梅雨季节，地质灾害与降水量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金华市地质灾害及隐患点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市曾发生地质灾害及隐患点709处，其中滑坡308处，泥石流192处，崩塌168处，地面塌陷41处。从地质灾害数量看，滑坡隐患最多，泥石流和崩塌次之，地面塌陷数量最少，分别占隐患总数的43.4%、27.1%、23.7%、5.8% (图1)。从规模上看，地质灾害隐患点以中、小型为主。 2017~2019年，在金华市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三年清零”行动中，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共完成综合治理隐患点400处，其中工程治理227处，避让搬迁173处，搬迁人员1159人，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共610处。截止2019年底全市仅存隐患点57处，地质灾害隐患数量大幅度降低。 现阶段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地质灾害防治与开发利用一体化相结合的考虑程度较低，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为了更好治理地质灾害，需要在从灾害治理和开发利用两方面进行一体化综合考虑。 图1. 截至2020年地质灾害类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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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地质灾害防治与开发利用一体化 3.1. 定义 地质灾害防治与开发利用一体化，指需要将地质灾害防治和开发利用同时考虑，在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同时做好开发利用，将两者的防治方案和开发利用方案统筹考虑，有机结合。 3.2. 必要性 浙中山地具有以下特点：灾害点多发、治理费用昂贵和城镇建设用地短缺。为了有效解决城镇建设用地短缺的问题，需要在地质灾害中、低易发区或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寻找建设用地。另一方面，地质灾害虽然都是处在用地条件不好的边坡地带，但只要措施得当，对灾害采用治理与利用一体化措施后，取得的效益可以平衡灾害治理的投入。 这就要求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时，将利用方案和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统筹考虑。此课题是城镇用地发展的全新领域。针对复杂的地质环境条件，做到充分发挥其优越性，避免不利因素，同时加强对地质环境的保护，保持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必将有助于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6 ]。 3.3. 总体思路 对地质灾害治理中一体化开发利用的分析，需要从整体考虑某片地质灾害用地的使用需要付出的代价与效益之间的平衡、灾害的治理成本与灾地利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方面的综合平衡 [ 7 ]。 对于治理工程成本投入方面，需要从城市规划统筹、治理方案比选、资源整合开发、生态环境调控四方面考虑地质灾害治理代价与利用后产生效益的平衡关系(图2)。 对地质灾害治理中产生的开发利用效益方面，一般分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方面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石料资源、旅游资源等；社会效益方面包括避让搬迁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区居民的居住环境等；生态效益方面包括改善地质环境等。 图2. 一体化可行性研判结构图 3.4. 具体举措 3.4.1. 城市规划统筹 城市总体规划应从宏观政策层面进行系统分析，可与地质灾害治理与开发利用一体化一并考虑。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之前，首先应进行地质环境调查，对现状危险性展开评估，同时，城市规划还必须对某些城市建设可能诱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建设项目进行慎重而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以免引起城市地面沉降、山体崩塌甚至整个城镇地质环境的破坏 [ 8 ]。统筹考虑内容可以延伸为城市地质结构与地质填图、城市资源结构、城市缓变性或突发性地质灾害和城市遥感地质等 [ 9 ]。 如金华市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充分结合各地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利用前期的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现状调查工作，明确地质灾害类型，确定致灾因素、灾害规模、灾害特征、影响范围、危险程度，摸清了地质灾害的基本情况，制作出地质灾害分布图，在调査的基础上根据灾害的危险性程度，划定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并实施分类管理和应用：地质灾害危险性高易发区原则上予以避让，中、低易发区采取相应的灾害治理措施达到安全评估标准后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对于避让的地质灾害，制定合理的开发强度，以及划定合理用地的边线；对于要治理后利用的地质灾害则需对利用的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进行合理的限制，以及制定合理的灾害治理方法控制，达到根治灾害且利用也不会引发灾害的目的 [ 7 ]。 3.4.2. 治理方案比选 地质灾害的类型具有多样性，诱发地质灾害的因素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地形条件、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气象因素等。针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方案比选，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要综合考虑多种致灾因素，不适宜孤立进行，采取多种措施，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减灾效果。如针对滑坡地质灾害，可采用“削方减载 + 挡墙工程 + 锚杆格构梁工程 + 随机锚杆工程 + 排水工程 + 生物工程 + 防护工程 +监测工程”的综合治理方案。 制定治理方案，需考虑隐患点所处山体地形条件、地质构造、坡脚是否存在居民房屋、潜在隐患体的方量、隐患体地层岩性等。同时需将开发利用方案统筹考虑地质灾害治理方案，以实现整体方案利益最大化。 3.4.3. 资源整合开发 地质灾害一体化防治开发能缓解政府部分的资金压力，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 经济效益：通过综合治理，能拓展发展空间，产生用地指标，或结合开发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等。如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在进行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时，可一并考虑工程涉及土石方产生的矿产资源收益。再如旅游资源方面，如重庆洪崖洞传统街区，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记载了重庆的城市演变，是古重庆作为军事要塞和码头文化的代表。该区域处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根据综合判断，对该区域采用治理与利用一体化的方法，在保全原有地形地貌的基础上，既治理了地质灾害，又重新打造了重庆吊脚楼形象，同时减轻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压力，使其继续作为对外展示山地吊脚楼建筑的窗口 [ 7 ]。 社会效益：地质灾害防治与利用一体化，在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同时，可结合新农村建设、美丽民居打造等措施，增加百姓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通过开发资源带动产业，拉动就业，如形成一些新的特色旅游资源、教育资源。例如灾害遗址、地质遗迹、灾害地质文化公园等 [ 10 ]。2008年以后，围绕汶川地震带开辟一条新的旅游线路，通过对汶川地震震中原貌、地震断裂带的、堰塞湖等的参观和讲解，科普地震知识和防震技巧，缅怀罹难的同胞和牺牲的英雄，感受以人为本、众志成城的抗震精神 [ 11 ]。 生态效益：无论哪种一体化治理方案，最终防治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打造是不可忽缺的一部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息息相关。通过治理，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和保护，环境资源得以开发利用。 3.4.4. 生态环境调控 为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实现人地和谐的目标，一体化还需考虑生态环境协调性。例如，广西西林县的“Y”字型绿带模式，该模式以驮娘江、花贵溪为基础。“Y”字型的生态廊道将城市与山地隔开，形成人地和谐的空间模式，既丰富了西林县人民生活，又增加了选择的多样性 [ 12 ]。在尊重原有的地形地貌时，同时也要注意交通线路的建设布局，交通线路的选取要遵循着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思想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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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案例 4.1. 案例一 金华市婺城区罗芳桥滑坡治理 金华市婺城区罗芳桥滑坡地质灾害发生于2015年12月，面积约0.022 km 2 ，北西侧以山谷坳沟为界，南侧以山体鞍部为界(图3)。依据滑坡地质环境特征，结合一体化开发思路，治理方案以超越山脊线夷平式开采为主，采用“削方减载 + 挡墙工程 + 锚杆格构梁工程 + 随机锚杆工程 + 排水工程 + 生物工程 + 防护工程 + 监测工程”的综合工程对雅畈镇罗芳桥滑坡进行治理(图4)，工程治理费用约637万元。该方案充分考虑该滑坡点比邻县道的交通优势，依据滑坡地形地貌特征和村土地利用规划，结合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工作的要求，因地制宜，科学设计。 图3. 雅畈镇罗芳桥滑坡治理前现状图 图4. 雅畈镇罗芳桥滑坡治理剖面图 图5. 雅畈镇罗芳桥滑坡治理后现状图 该滑坡通过实施工程治理，罗芳桥村新增16.8亩建设用地(图5)，可以用于农村村民建房，整合原来村的建设空间，为村庄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及安置全域化整治搬迁户等各项用地需求提供了保障，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工程治理，产生宕渣195，375 m 3 ，治理工程产生宕渣处置款共2，930，625元，所获收益用于工程治理或居民避让搬迁费用；通过工程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并且使原先裸露的开挖边坡恢复植被生态，增加约9亩绿化面积(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management cost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benefi 治理成本 开发利用效益 工程治理 建设用地 石料(宕渣) 环境效益 637万元 16.8亩 293万元 恢复绿化9亩 表1. 治理成本与开发利用效益统计表 4.2. 案例二 浙中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开发一体化模式 浙中地区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与政策整合，实现全盘规划，区块式发展，链条型互动，形成工作合力，同时注重地质环境治理和保护。按照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要求，实施避让搬迁项目，加大废弃宅基地、空闲地、零碎地等建设用地复垦力度，解决建设用地碎片化问题；加大工程治理项目和搬迁项目建设用地挖潜力度，增加用地和空间指标来源，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如2017~2019年期间，金华市婺城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三年清零”行动，期间通过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节约集约土地共约160亩；再如婺城区雅畈镇南干村矿地综合利用项目通过综合整理，土地复耕后新增耕地455亩，所产生的石料和耕地资源经济效益达4.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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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地质灾害防治与开发利用一体化是城镇集约用地的一种地质灾害治理思路，在对灾害治理与利用中一定要以安全性为基础，以经济性为依托，以协调性为原则。通过地质灾害治理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克服了地质灾害治理与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多种矛盾，在地质灾害防治端口真正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效应，在实际工作中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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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钠与锂具有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质，且资源丰富，钠离子电池作为最有前途的锂离子电池替代品之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于转化反应的铁氧化物FeO x (a/g-Fe 2 O 3 和Fe 3 O 4 )具有成本低、比容量大等优点，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综述了FeO x 材料的合成工艺、电化学性能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最后，对FeO x 材料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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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增大了能源的需求量，也增加了对不可再生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随之产生的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温室效应等问题将严重威胁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和普及是解决上述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然而，可再生能源受限于自身的随机性、间歇性和地域条件等因素，转化的电能融入电网困难，因此，发展大规模储能技术已经成为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必然途径。 钠具有与锂相似的电化学性质，且资源丰度高，易于开采。因此，钠离子电池(SIBs)在大规模储能设备和动力电池中更具市场优势，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增加，SIBs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潜在替代品成为新能源领域的研究热点 [ 1 ]。铁氧化物FeO x (Fe 2 O 3 和Fe 3 O 4 )具有储量丰富、成本低、理论容量高(Fe 2 O 3 为1007 mAh∙g −1 ，Fe 3 O 4 为926 mAh∙g −1 )和无毒性等特点，是SIBs负极材料的理想选择。但是在钠离子嵌入/脱出过程中FeO x 体积变化较大，易导致电极材料的粉化失效，造成比容量严重衰减，影响循环和倍率性能。以往研究表明制备纳米/亚微米材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缩短钠离子的扩散距离，增加电解质与电极的接触面积。还可以通过调控铁氧化物材料的维度和构建不形态的微纳米结构(多孔、中空、核壳等)，减少体积变化，增加活性反应位点，改善锂/钠离子扩散动力学条件。此外，电压滞后是过渡金属氧化物负极材料普遍存在的另一重要问题，限制了电池的能量效率。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改善FeO x 的导电性以及抑制体积膨胀的方法，钠离子的扩散机制，以及电压滞后形成机理和改善方法进行了探讨。本文从FeO x 的尺寸和形貌(三维空间尺度)出发，详细分析了FeO x 的结构特征和电化学性能，为FeO x 电极材料的结构优化研究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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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语与展望 铁氧化物材料由于具有容量大、成本低、无毒和环境友好等优点，作为极具潜力的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之一获得了研究人员的青睐。尽管通过优化纳米结构(减小尺寸，制备多孔、空心、核壳结构)能够发挥微/纳米结构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改善铁氧化物的电化学性能；然而，仅通过优化结构很难完全解决铁氧化物的本征电导率低、纳米颗粒容易团聚、结构稳定性差和电压滞后等问题，因此制备高性能碳基铁氧化物复合材料是其发展趋势。此外，粘结剂是影响铁氧化物材料电化学性能的重要因素，开发具有低电阻、高电化学稳定性和强结合强度的粘结剂是改善铁氧化物性能的另一发展方向。通过已有研究可知，铁氧化物材料中钠离子扩散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设计和制备结构合理的纳米材料，提高钠离子扩散性，是钠离子电池铁氧化物负极材料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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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研究采用母亲协同教养问卷、希望感问卷、家庭功能问卷和问题性网络使用问卷对558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考察留守儿童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以及家庭功能和希望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母亲积极协同教养负向预测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母亲消极协同教养正向预测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2) 希望感在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希望感在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母亲协同教养、希望感、问题性网络使用三者关系密切，希望感在母亲协同教养和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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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已向低龄儿童侵蚀。中国互联网信息调查中心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留守儿童网络使用问题成为社会研究的热点。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PIU)是指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学习和工作等方面带来不良影响的过度网络使用(Anderson， Steen， & Stavropoulos， 2017; Beard & Wolf， 2004)。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作为我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相比于一般儿童，更易受到网络的侵害(范兴华，方晓义，2010；王琼，肖桃，刘慧瀛，胡伟，2019)。较高程度的PIU还可能会导致违法犯罪，成为发展隐患(王东梅，张立新，张镇，2017)。探讨留守儿童PIU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PIU发生机制的社会–心理–生理模型(刘树娟，张智君，2004)，造成PIU的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生态系统理论也指出，家庭因素对儿童的发展最为直接(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家庭因素影响儿童PIU (Liu， Fang， & Deng， 2012；蒋敏慧，万燕，程灶火，2017)。对于留守儿童群体而言，大多是父亲外出务工，母亲居家照顾儿童，由于父亲存在陪伴的缺失、教育精力不足等问题，父亲的影响被削弱，母亲承担更多责任，在留守家庭中母亲的协同教养行为对留守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值得关注。母亲协同教养指母亲所表现出来的支持或破坏父亲教养目标或行为的统称(McHale， Kuersten-Hogan， Lauretti， & Rasmussen， 2000)。研究指出，消极协同教养能够预测儿童更多的问题行为(Baril， Crouter， & McHale， 2007)，积极协同教养对问题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卢富荣，张彩，刘丹丹，2019)。PIU作为一种新兴的问题行为(Manuel， Erika， & Carmen， 2016)，很可能会受协同教养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1：母亲积极协同教养负向预测留守儿童PIU，母亲消极协同教养正向预测留守儿童PIU。 母亲协同教养还可能通过儿童自身的希望感对儿童PIU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积极的教养行为有助于儿童形成和维持高希望感(Thompson， 2009；向碧华，曹健，尹霞云，刘俊升，2016)。以往研究多是单独考察父母的教养行为对一般儿童希望感的影响，但对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父亲的缺失，母亲的协同教养更为重要。根据PIU的作用机制，除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希望感能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杨新华，朱翠英，杨青松，黎志华，谢光荣，2013)。希望感是预防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重要心理资源。因此，希望感对留守儿童PIU行为可能具有预测作用。在留守家庭中，希望感在母亲协同教养与PIU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提出假设2：希望感在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除此之外，母亲协同教养还可能会通过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对留守儿童PIU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功能的影响因素(McFarlane & Bellissimo， 1995)。同样作为教养行为的协同教养可能对其家庭功能也存在影响。而在留守家庭中，更具代表性的母亲协同教养可能影响其家庭功能。家庭功能是指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交流、成员之间彼此的情感联结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对留守儿童而言，家庭层面发生较大变化，家庭功能可能对其PIU有着独特影响(Wu， Wong， & Yu， 2016)。据此提出假设3：家庭功能在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希望感作为个体的内部因素，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与行为的发展至关重要(黎志华，2013)，良好的希望感有助于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从而减少行为问题(问题性网络使用)发生的可能。而家庭功能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因素(颜剑雄，程建伟，李路荣，2015)，也会对个体的行为发展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拟同时考察个体内部心理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对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影响，将希望感与家庭功能放入同一模型，有助于综合全面的揭示影响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因素，加深对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发生发展机制的整体认识。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通过构建模型，探讨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功能和希望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留守儿童PIU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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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安徽宿州市选取558名留守儿童(根据留守儿童的界定，以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且持续时间超过半年为标准)，平均年龄为9.77岁，其中，男生358人(65.1%)，女生192人(34.9%)，未填写性别人数为8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母亲协同教养问卷 采用刘畅等(2017)订的父母协同教养问卷青少年评定版(母亲版)，提取母亲协同教养部分。该问卷包括4个维度，29个项目，四个维度分别为团结、一致、冲突和贬低。其中，团结和一致为积极的协同教养，冲突和贬低为消极的协同教养，计分方式为7点记分，从1表示“从不”到7表示“总是，所有题项均采用正向计分的方式。原问卷中母亲协同教养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0，0.94，0.93，0.94 (刘畅，2019)，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母亲协同教养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5。 2.2.2. 家庭功能问卷 采用程玉洁，邹泓(2011)修订的家庭功能总体评定量表，量表为单一维度，共6个题目，计分方式为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5分，例如“我的家是和谐融洽的”，“家中每个人都为家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分数越高，表明总体家庭功能越好。原问卷中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在0.70~0.85之间(程玉洁，邹泓，2011)。本研究中，家庭功能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2.2.3. 希望感问卷 采用Ybasco及其同事(1996)编制的儿童希望感量表，该量表适用于7~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由两个维度，6个项目组成，奇数题测量方法思维，偶数题测量动力思维，计分方式为8点计分，1表示“绝对不符合”到8表示“完全符合”。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向碧华，曹健，尹霞云，刘俊升，2016)。本研究中希望感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2.2.4. 问题性网络使用 采用Zhou & Wu (2017)修订的儿童问题行为核查量表，计分方式为0~2的3级评分，0表示“没有”，2表示“时常”，该核查表主要包括攻击行为、自杀意向、饮食行为、睡眠问题、服药行为、网络或移动通讯工具使用和相关的正向行为等7类。原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 (Zhou & Wu， 2017)。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网络或移动通讯工具使用这个指标，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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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项目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7个，第一个因子旋转前解释的变异量为31.60%，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母亲协同教养、希望感、家庭功能和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相关 由表1可知，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与儿童希望感、家庭功能显著正相关；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与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显著负相关；母亲贬低与儿童希望感、家庭功能和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母亲冲突与问题性网络使用显著正相关，与家庭功能相关不显著；儿童希望感、家庭功能与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显著负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table between mother’s coparenting， sense of hope， family function，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 M ± SD 1 2 3 4 5 6 7 1) 母亲团结 30.42 ± 12.40 1 2) 母亲一致 44.38 ± 17.19 0.79 ** 1 3) 母亲冲突 19.58 ± 11.39 0.36 ** 0.44 ** 1 4) 母亲贬低 18.36 ± 11.89 0.35 ** 0.35 ** 0.73 ** 1 5) 希望感 37.83 ± 8.84 0.42 ** 0.38 ** 0.09 * 0.04 1 6) 家庭功能 23.97 ± 5.52 0.39 ** 0.33 ** −0.03 −0.06 0.53 ** 1 7) 问题性网络使用 1.90 ± 1.52 −0.13 ** −0.11 ** 0.11 * 0.08 −0.21 ** −0.21 ** 1 表1. 母亲协同教养、希望感、家庭功能和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相关表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下同。 3.3. 母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预测作用检验 以母亲协同教养作为自变量，问题性网络使用作为因变量，建立直接效应模型，模型拟合指标为[χ 2 /df = 4.11， CFI = 0.98， TLI = 0.96， RMSEA (90%CI) = 0.08 (0.05~0.11)， SRMR = 0.03]，模型拟合良好。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能够负向预测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β = −0.22， p < 0.001)；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能够正向预测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β = 0.22， p < 0.001)。 3.4. 希望感和家庭功能在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母亲协同教养作为自变量，希望感和家庭功能作为中介变量，问题性网络使用作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模型整体拟合指标为[χ 2 /df = 4.48， CFI = 0.97， TLI = 0.93， RMSEA (90%CI) = 0.08 (0.06~0.10)， SRMR = 0.04]，模型拟合良好(见图1)。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希望感和家庭功能(β = 0.55， p < 0.001; β = 0.55， p < 0.001)，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希望感和家庭功能(β = −0.20， p < 0.001; β = −0.30， p < 0.001)，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β = 0.18， p < 0.001)；希望感显著负向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β = −0.14， p < 0.001)。 图1. 模型图 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量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家庭功能在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与儿童PIU之间、在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和儿童PIU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分别是−0.02和0.01，95%的置信区间分别是[−0.09， 0.05]、[−0.03， 0.05]，家庭功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希望感在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和儿童PIU之间、在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和儿童PIU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分别是−0.08和0.03，95%的置信区间分别是[−0.16， −0.02]、[0.01， 0.07]，希望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另外，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对PIU的直接预测效应为0.18，占总效应的84%，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对PIU的直接预测效应更为显著。 Table 2 The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and the value of mediating effec 路径 效应值 效果量 95%置信区间 积极协同教养–问题性网络使用 −0.11 51% [−0.26， 0.02] 消极协同教养–问题性网络使用 0.18 *** 84% [0.06， 0.29] 积极协同教养–家庭功能–问题性网络使用 −0.02 9% [−0.09， 0.05] 积极协同教养–希望感–问题性网络使用 −0.08 * 36% [−0.16， −0.02] 消极协同教养–家庭功能–问题性网络使用 0.01 5% [−0.03， 0.05] 消极协同教养–希望感–问题性网络使用 0.03 * 14% [0.01， 0.07] 表2. 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及中介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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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 本研究选取留守儿童，考察了母亲协同教养与其PIU的关系，拓展和补充了已有研究。研究发现，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负向预测留守儿童PIU，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正向预测留守儿童PIU，这与之前研究基本一致(Baril， Crouter， & McHale， 2007)。陈泳如，胡佳佳(2012)的研究也发现，消极的教养行为往往与问题性网络使用相关。在留守儿童家庭中，当母亲表现为积极协同教养行为，比如与父亲进行更好地沟通，采用恰当的方式解决问题，营造更加温馨和谐的家庭。留守儿童便不需要通过网络来满足其内在自我需要，自控能力较高，其出现PIU的概率也会随之减少。而当母亲表现为消极的协同教养行为，对父亲的教养行为表现出不配合，不支持父亲的教养目标时，儿童自我需求得不到更好地满足，便会更加依赖网络世界。 此外，研究还发现，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对PIU的直接预测效应为0.18，占总效应的84%，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更多的是直接影响留守儿童PIU。即当母亲表现为消极的协同教养行为，与父亲的教养行为存在冲突或者矛盾时，儿童便会去网络世界寻求寄托。 4.2. 希望感在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希望感在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PIU之间中存在中介效应。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赵娜，凌宇，陈乔丹，滕雄程，2017)。已有研究也表明，高希望感的留守儿童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行为问题的发生(杨新华，朱翠英，杨青松，黎志华，谢光荣，2013)。本研究支持了该结果。此外，以往研究并没有探讨希望感在母亲协同教养行为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母亲协同教养可以通过希望感影响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方面的空白。根据希望的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的希望感是在早期以及当下与环境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母亲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情感支持，对儿童产生更大的影响。当母亲表现为积极的协同教养行为时，例如，积极主动地让儿童与父亲进行聊天互动，思想和行为上与父亲达成一致，那么留守儿童就会形成较高的希望感来应对留守状况，因此能够合理健康的使用网络，较少的出现PIU。 4.3. 家庭功能在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在母亲协同教养与儿童PIU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尽管家庭功能影响个体发展，但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其家庭功能的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袁宋云，陈锋菊，谢礼，彭媛媛，吴宇航，侯倩文，2016)。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存在一些缺失，由于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务工，家庭功能的发挥会受到阻碍，如缺少父母关爱、家庭气氛冷清、家庭亲情淡薄等，造成留守儿童对家庭功能的感知处在很低的水平，所以家庭功能的作用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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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母亲积极协同教养负向预测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母亲消极协同教养正向预测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2) 希望感在积极的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希望感在消极的母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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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观察耳穴注射在治疗突发性耳聋上的疗效。方法：我科自2017年8月~2019年6月，对收治的95例突发性耳聋患者进行了分组研究，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常规药物治疗，并加以高压氧治疗，1次/日，10天为1个疗程。治疗组在上述基础上联合耳穴注射(取听宫穴、翳风穴、外关穴)，隔日1次，5次1个疗程。结果：实验组有效率为91.67%，对照组有效率为78.72%，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5)。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说明临床上在常规药物治疗、高压氧治疗基础上联合穴位注射具有协同效应，明显提高了疗效，且患者使用该治疗，在严格把握穴位注射及高压氧禁忌症的情况下，该联合治疗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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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突发性耳聋是耳鼻喉科常见急性疾病，患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患者的听力一般在数分钟或者数小时内下降至最低点，少数患者在3天以内，可同时或先后伴有耳鸣、耳闷胀感、耳周皮肤感觉异常、眩晕、恶心、呕吐等，除前庭功能受损症状外，无其他脑神经症状。该病病因多样，可能是病毒感染、内耳微循环障碍、免疫性疾病等所致 [ 1 ]，故治疗方法及用药各不相同，目前治疗主要为扩血管、改善内耳微循环、激素、营养神经及高压氧等。我科自2017年8月~2019年6月，对收治的95例突发性耳聋患者进行了分组研究，探讨了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耳穴注射治疗突发性耳聋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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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患者均为初次、单耳发病，病程 < 3 d，入院前未接受相关药物治疗。排除了耳毒性药物中毒、听神经瘤、梅尼埃病、化脓性迷路炎、窗膜破裂、脑血管意外、大前庭水管综合征、颅内肿瘤、严重肝肾疾病、血液病、合并糖尿病或风湿免疫疾病、妊娠期等疾病。无明显高压氧治疗及穴位注射禁忌症。 实验组48例，其中男28例，女20例；年龄18岁~60岁，平均(38.9 ± 8.4)岁；耳聋部位为左耳26例，右耳22例。纯音测听均提示为中、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或全聋(以气导250~4000Hz平均阈值为标准)，其中≤60 dB 19例，≤90 dB 24例，>90 dB 5例。 对照组47例，其中男25例，女22例；年龄19岁~58岁，平均(37.3 ± 8.7)岁；耳聋部位为左耳24例，右耳23例；纯音测听均提示为中、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或全聋(以气导250~4000 Hz平均阈值为标准)，其中≤60 dB 23例，≤90 dB 21例，>90 dB 3例。 两组患者血、尿常规、血液流变学、内听道CT及声导抗检查鼓室均正常。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常规予以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20 ml + 5%葡萄糖250 ml，静脉滴注，1次/d，共10天。地塞米松10 mg + 0.9%氯化钠100 ml静脉滴注，1次/d，共3天，3天后逐渐减量至第5天。ATP 60 mg + 辅酶A100 u + 维生素C 2 g + 5%葡萄糖250 ml静脉滴注，1次/d，共10天。甲钴胺片0.5 mg口服3次/d，共10天。加以高压氧舱治疗，采用加压多人氧舱，每次治疗压力为0.2 MPa以内，稳压后面罩吸氧60 min，其中每吸氧30 min间隔休息10 min，1次/d。连续10天为1疗程。 治疗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耳穴注射：选取听宫、翳风、外关3个穴位，选用2 ml注射器1支，逐一吸取天麻素注射液1 ml、维生素B12注射液1 ml，混合均匀后，刺入听宫穴，平均进针深度约1.5 cm，回抽无血后，缓慢注入药液0.5 ml。拔出针头，按压止血后，再刺入翳风穴，平均进针深度约0.2 cm，回抽无血再缓慢注入药液0.5 ml，按压止血。外关穴穴位注射同翳风穴。穴位注射，隔日1次，5次为1个疗程。 所有病人10天后复查听力，评价疗效。 2.3. 疗效标准 依《突发性耳聋诊断依据和疗效分级》中的疗效评定标准分为4级 [ 2 ]。痊愈：受损频率听力恢复至正常或达健耳水平，或达此次患病前水平。显效：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提高 > 30 dB。有效：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提高在15~30 dB之间。无效：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提高不足15 dB或下降。总有效 = 痊愈 + 显效 + 有效。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观察比较两组的有效率。计数资料采用c 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 ¯ ± s 表示，行t检验。对单项有序资料，采取等级资料秩和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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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实验组有效率为91.67%，对照组有效率为78.72%，经过等级资料秩和检验，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 0.0158，有统计学差异(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48 6 (12.5) 17 (35.42) 21 (43.75) 4 (8.33) 91.67 * 对照组 47 2 (4.25) 11 (23.40) 24 (53.19) 10 (21.28) 78.72 表1. 两组疗效比较[n(%)] 注：与对照组比，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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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突发性耳聋是指72 h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至少在相邻的两个频率听力下降超过20 dB，临床表现主要是突然一侧听力下降，常伴有耳闷胀感、耳鸣等，有的会出现眩晕或头晕 [ 3 ]，是一种常见的耳科疾病，发病率呈每年增加趋势，有研究报道每10万人群中就有5~20人患有本病 [ 4 ]。任何年龄均能发病，50~60岁患者多见。但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通宵熬夜等原因，突发性耳聋越来越年轻化。明显的劳累、情绪过于激动、精神紧张、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心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天气变化等亦可能与突发性耳聋有一定关系。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其致病因素和临床表现形式多样。只有10%~15%的突发性耳聋患者在发病期间能够明确病因，另外有1/3的患者病因经过长期的随访评估后，予以推测或者确认。其中内耳微循环障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内耳微循环出现障碍时，会导致组织缺氧、水肿、血管内膜肿胀，从而进一步导致血流减慢、淤滞，内耳最终因缺血、缺氧而遭到损害 [ 5 ]。其他可能致病因素包括膜迷路积水、病毒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等。 祖国医学对突发性耳聋也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突发性耳聋在中医里归属于“暴聋”范畴。对突发性耳聋病因的认识，中医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火热上扰致聋学说、风邪致聋学说、五运六气学说、气滞血瘀致聋学说、脏气厥逆致聋学说等 [ 6 ]。该病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有可能会成为永久性听力损失，特别是青少年患者，会对其对其学习、生活、心理造成很大困扰。治疗上，过去常以扩血管、抗凝、营养神经、改善内耳微循环、激素等药物治疗 [ 7 ]，治疗效果令部分患者不满意。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医疗设备更新换代和提升，高压氧治疗在临床治疗中逐渐成熟起来，亦逐步被大多数患者所接受，并常规用在治疗突发性耳聋方案中。研究表明高压氧可通过如下几方面发挥作用：① 高压氧能明显提高血液及组织细胞的血氧分压、血氧含量和组织氧储量，增加血氧弥散距离和范围，可促使组织器官的侧支循环的建立，从而使耳蜗血氧供应增多，改善内耳听觉器官的微循环；② 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渗出，从而减轻组织细胞因缺血缺氧所致的水肿状态；③ 高压氧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和降低血液粘稠度，缓解血液的高凝状态；④ 防止毛细胞病变和坏死，促进听觉细胞的功能恢复；⑤ 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抑制炎性因子释放。有研究显示，高压氧亦能增加胰岛β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对于血糖的降低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高压氧对各种原因引起的突发性聋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同时，早期开展高压氧治疗，最好是患者发病2周内治疗，才能有效逆转局部的有害反应，避免组织的永久性损伤 [ 8 ] [ 9 ] [ 10 ] [ 11 ] [ 12 ]。 同时，在药物和高压氧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耳穴注射治疗突发性耳聋，亦逐渐在临床应用起来。穴位注射是临床上认可的疗效佳、安全性高的治疗方法，它将药物与中医学的腧穴–经络理论相结合，以充分发挥经–穴和药物对疾病与人体的综合效应，进而达到防治疾病的方法。在本次研究中，联合穴位注射治疗，穴位选择听宫穴，其位于耳旁，耳门穴稍下方，属手太阳小肠经穴位，手太阳经为直接循行于耳的经脉，其旁有耳颞神经、面神经、颞浅静脉、颞浅动脉等，该穴位可聪耳通窍，为治疗耳聋、耳鸣的要穴。翳风穴是手少阳三焦经的常用腧穴之一，其下有耳大神经、耳颞神经、颈外动脉、颈外静脉、面神经干等重要血管和神经，现代常用于治疗面神经麻痹、腮腺炎、神经性耳聋、三叉神经痛等，是治疗耳聋、耳鸣的主穴 [ 13 ]。外关为手少阳之络，八脉交会穴之一，通阳维脉三焦经，通于耳窍，有清热解毒、解痉止痛、通经活络之功。现代研究表明针刺可加强对穴位的刺激，引起耳部血管舒缩，并显著降低暴聋患者的血浆粘稠度以及红细胞压积等指标，通过改善红细胞聚集状态，提高红细胞变形能力，加快耳部血液循环，从而改善内耳微循环，促进炎症消退，进一步减轻内淋巴水肿 [ 14 ]。针刺听宫、翳风、外关等三穴，通过激发经气，达到“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从而发挥调节脏腑、气血功能，收获散内热、行气活血、开窍通络之功效 [ 15 ]。 穴位注射既有针刺的临床疗效，又具备药物刺激穴位的作用。本研究所选天麻素注射液可以恢复大脑皮质兴奋以及抑制过程之间的平衡失调，具有活血化瘀、镇静、安眠、通络止痛的作用，维生素B12是营养神经药，有营养、调节、维持耳周围神经系统正常功能的作用。两种药物合用注射于听宫、翳风、外关等三穴，既可提高药物的靶向性，又可提高靶点的有效药物浓度，可发挥明显的治疗效果，同时联合高压氧改善组织缺血缺氧状态，进一步有利于治疗药物进入病损组织，充分发挥药物疗效 [ 13 ]，提高治疗总有效率。而且穴位注射操作比较简便，对使用场地及设施要求不高，临床医护人员通过培训后，均可以掌握此项操作技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说明临床上在常规药物治疗、高压氧治疗基础上联合穴位注射具有协同效应，明显提高了疗效，且患者使用该治疗，在严格把握穴位注射及高压氧禁忌症的情况下，该联合治疗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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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盆腔血肿是剖宫产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单纯西医保守治疗效果不佳，手术治疗又为患者难以接受，临诊观察到在西医保守治疗的同时结合中草药口服及中药膏局部外敷，往往能取得满意的疗效，现报道生化汤加减治疗剖宫产术后盆腔血肿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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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病例介绍 患者，女，36岁，2020年11月6日初诊，2020-11-01本院行剖宫产术，术中见胎盘粘连，予人工娩出胎盘，术中术后情况平稳，术后予以抗感染治疗，自11-02日至今患者反复发热，最高达38.8℃，今为剖宫产术后第5天，妇科彩超：子宫前壁下段切口处见2.7 * 4.7 * 2.0 cm的低回声，边界清，与宫腔相通；子宫前壁下段切口处前方与膀胱壁之间可见6.5 * 8.7 * 2.6 cm的无回声，边界清，内见密集光点及絮状光带回声，周边网膜回声增强；子宫前方腹腔内见0.93 cm的液性暗区；宫腔宽0.62 cm，内回声不均，内未见明显异常血流信号。考虑盆腔血肿。现患者仍有发热，体温达37.5℃，查宫底脐下一指，阴道见少量血性恶露，无异味，舌质暗，苔白腻，脉弱。中医辨病属“产后发热”范畴，辨证气虚血瘀、营卫不和，治以补气活血，和营退热，予生化汤加减(当归15 g，川芎10 g，黄芪20 g，党参15 g，桃仁6 g，益母草15 g，炮姜6 g，黄芩12 g，金刚藤15 g，败酱草15 g，枳壳15 g，枳实15 g，厚朴10 g，丹皮15 g，冬瓜子20 g，薏苡仁20 g，白芷15 g，金银花15 g，赤芍12 g，乳香6 g，没药6 g，柴胡12 g)，并配以中药消炎膏外敷腹部(避开手术切口，将大黄、芒硝按1:4比例混合研碎食醋调和热敷)，治疗期间给予抗生素预防感染。 二诊：2020-11-11，剖宫产术后第10天，患者近两天最高体温达37.1℃，复查妇科彩超：子宫前壁下段切口处见2.4 * 2.9 * 1.9 cm的低回声，边界清，与宫腔相通；子宫前壁下段切口处前方与膀胱壁之间可见4.3 * 2.7 * 1.6 cm的无回声，形态不规则，内透声差，内可见分隔光带，与前壁下段切口关系密切。守上方疗法继续连用7天，停用抗生素。 三诊：2020-11-18，剖宫产术后第17天，复查妇科彩超：子宫前壁下段切口处见2.2 * 2.3 * 1.6 cm的低回声，边界清，与宫腔相通。患者盆腔血肿已消，子宫切口愈合不良，予以中药口服3周(当归15 g，川芎10 g，益母草15 g，桃仁6 g，川牛膝10 g，黄芪20 g，乳香6 g，没药6 g，血竭3 g，土鳖虫10 g，白及10 g，三七粉3 g)。1月后电话随访患者，复查B超未见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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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讨论 剖宫产术可高效迅速地帮助孕妇分娩，主要应用于有妊娠期合并症或者难产等情况，手术产可及时救治产妇和胎儿，降低死亡率以及严重并发症可能，目前因对阴道自然分娩的恐惧，更多的孕产妇直接选择手术分娩，但手术分娩也存在很多不足，如出血量较自然分娩多，发生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也高，剖宫产术后盆腔血肿便是其中一种 [ 1 ]。血肿是指由于各种因素导致血管破裂，溢出的血液积蓄后分离周围组织，继而形成充满血液的腔洞 [ 2 ]。盆腔血肿的形成主要与患者自身情况以及手术操作有关，患者自身营养不良、子宫收缩乏力会导致宫腔残余积血不易流出，子宫切口血液渗出；手术操作切口位置选择及缝合不当、术中止血不彻底等，都有可能导致手术创面持续出血形成血肿 [ 3 ]。患者一般于术后1周内出现临床症状，如体温反复升高，有下腹压痛感，血常规指标如白细胞升高，B超检查盆腔有液性暗区，提示有血肿。盆腔血肿轻者导致患者下腹疼痛，重者患者可出现情绪焦虑，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 4 ]。血肿的大小和稳定性决定了处理的方式和预后，根据患者的生命体征选择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若血肿较大伴严重出血，需立即手术止血，为患者难以接受，大多血肿为局限性，可首选保守治疗。中医并无盆腔血肿这一病名，根据其临床特点可归属于“产后发热”、“产后腹痛”、“瘢瘕”等范畴。产后病具有“多虚多瘀”的特点，因产后机体亡血伤津、元气受损、瘀血内阻，瘀血不祛，新血不生，而血更虚；血虚气弱，气不行血，则瘀愈甚，故中医学认为剖宫产术后盆腔血肿因产后气血不足，血脉受损，血液不循常道，溢于脉外，离经之血积存形成血肿。故治疗以补虚化瘀为主，该患者合并有发热之象，故辅以清热之功，予以生化汤加减，生化汤出自傅山所著的《傅青主女科》，是妇女产后常用良方，具有养血活血、清热解毒的功效。方中重用当归为君药，主要用来补血和血，调经止痛，使瘀血去而新血生，当归中的阿魏酸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促进血红蛋白和红细胞的生成，改善外周循环、减少血管阻力 [ 5 ]；川芎和桃仁共为臣药，川芎性善行窜，既能活血化瘀，又能行气通滞止痛，为“血中气药”，川芎嗪可调节机体造血细胞及基质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促进造血细胞增生，还能抑制血小板聚集 [ 6 ]；桃仁活血祛瘀，其含苦杏仁甙，有抗凝之效，能改善血行障碍以及血流阻滞 [ 7 ]，两者相辅相成；炮姜温经散寒，止痛，亦有止血的功效，研究显示炮姜具有较强抑制血小板聚集、镇痛抗炎等作用 [ 7 ]；黄芩、金银花、柴胡和营退热，具有广谱抗菌作用 [ 7 ]；加用枳壳、枳实、厚朴理气行滞止痛，三者含有的黄酮类、挥发油具有免疫调节、抗血小板聚集、抗炎抑菌等作用 [ 8 ] [ 9 ]；党参、黄芪补益气血，扶正补虚，黄芪总黄酮和总皂苷能抑制自由基产生，抗机体衰老，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党参多糖能明显增加巨噬细胞数量，提高纤维蛋白溶酶活性，增加红细胞及血红蛋白含量，改善血流动力学 [ 10 ]；败酱草、薏苡仁、冬瓜子、金刚藤加强清热解毒、祛瘀散结之效，败酱草能提高网状细胞和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加血清溶菌酶的水平，加速抗体形成 [ 11 ]；薏苡仁蛋白和挥发油能对抗部分真菌，能抗炎、调节免疫 [ 12 ]；冬瓜子乙醇提取物也具有良好的外周镇痛作用及解热作用 [ 13 ]；金刚藤的活性成分能抑制炎症 [ 14 ]；乳香、没药都含有挥发油，具有活血消肿生肌之效，发挥抑菌作用 [ 7 ]；白芷所含的挥发油和香豆素类发挥解热、镇痛、抗炎的作用 [ 15 ]，既能解表退热、又能散结止痛；丹皮、益母草、赤芍加强清热化瘀之效，三者均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有抗凝血活性 [ 7 ]。在予以汤药口服的同时配以中药膏外敷腹部，将大黄、芒硝按1:4比例混合研碎食醋调和热敷，大黄可清热泻火解毒、凉血活血祛瘀，善通达气血，可活血而不妄行，化瘀而不伤正，使瘀血得祛，新血得生；芒硝因含有硫酸钠，故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能散滞化瘀、消肿止痛；两药合用外敷可促进血肿软化吸收。 随着剖宫产技术的应用，并发症发生率也在上升，提高剖宫产操作技术，可减少盆腔血肿的发生，血肿感染严重可导致子宫切口坏死裂开、大出血、继发全身感染，甚至需切除子宫等严重后果。因此，早期识别，及时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治疗术后盆腔血肿的有效手段，临床显示在抗生素及局部理疗的同时配以中药口服、中药膏外敷治疗等中医方法，可明显促进血肿的吸收，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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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根据2021年汉江水华应急调查监测及仙桃水质自动监测等数据，分析汉江水华发生和发展规律。1月12日以来汉江仙桃断面水华相关指标迅速上升，1月18日出现水体颜色异常(呈淡褐色)，1月20日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由于实施生态调度及天气等影响，水华相关指标持续下降，至2月1日基本恢复正常，全过程监测结果显示本次应急生态调度具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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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自1992年2月汉江中下游首次发生硅藻水华以来，水华的发生频率由多年一次增加到几乎每年一次，发生的范围由潜江以下江段逐步向上游推进到钟祥(兴隆水库库区)以上，发生的持续时间也有所延长。汉江中下游水华整体呈现加重趋势，严重威胁了沿江的水生态环境安全 [ 1 ]。基于此，国内许多学者围绕汉江中下游水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王俊等 [ 2 ] 分析了2018年汉江水华的发生成因，并提出了严控污染输入、优化水量调度方案、完善管理机制等治理对策。夏瑞等 [ 3 ] 系统检测了可能导致汉江河流型水华暴发的多要素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变化差异，发现汉江下游藻密度的变化相对于营养盐和水文情势要素更加敏感，是导致河流型水华暴发的主要驱动因素。尹魁浩等 [ 4 ] 采用WQRRSQ生态模型模拟汉江水质，并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入运行后汉江水华的发展变化情况。总的来看，水华的爆发机制一直是汉江流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 5 ]。 2021年1月18日，长江委水文局汉江仙桃段江面出现水体颜色异常，呈淡褐色，疑似发生“水华”。长江委水文局启动应急监测预案，立即开展仙桃市饮用水水源地断面、宗关水厂水源地取水口断面等应急采样水质分析和现场调查。19日开始分别在汉江中下游的皇庄、沙洋、兴隆坝上、泽口、仙桃大桥和宗关水厂等6个位置进行了跟踪取样监测等工作，取得了19日以后的水华变化过程资料。 在2020年，仙桃水质自动站已实施了更新升级改造，新增了叶绿素、藻密度、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检测仪器；更新了5参数仪器(水温、溶解氧、pH值、电导率和浊度)及总磷、总氮共7项参数，该自动监测站共有11项监测参数，本次“水华”期间收集到了主要参考指标(溶解氧、pH值)变化的全过程。 本研究通过对汉江水华相关监测指标变化过程、采取的生态应急调度措施以及天气变化等进行分析研究，揭示了2021年基于生态调度下的汉江水华的变化规律，主要为以后优化汉江水华应急调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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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自动监测指标分析 根据仙桃水质自动监测站监测资料，2021年1月12日以来，该站pH值和溶解氧呈快速上升趋势，溶解氧数据过饱和程度日趋加强，有较明显的“水华”预警特征。 水温在13~15日呈快速升高过程，变化幅度近2℃，之后又缓慢上升(见图1(a))；pH值和溶解氧于12日开始出现波浪上升，其中pH值于19日达到峰值，溶解氧于17日达到峰值，两者均于2月1日基本恢复正常(见图1(b)和图1(c))。说明汉江仙桃断面从2021年1月12日起随着水温的快速升高，藻类开始生长繁殖。18日水体感官性状明显异常，出现水华迹象。 根据图1(d)所示，2021年1月12日以来仙桃断面表征浮游藻类生物量的指标叶绿素a浓度迅速升高，1月15日突破30微克每升警戒值，1月18日超过了60 μg/L，1月20日达到峰值79.58 μg/L，之后仙桃断面叶绿素a浓度持续下降。 图1. 仙桃段面各监测要素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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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应急监测指标分析 选取武汉宗关水厂、仙桃大桥、泽口、兴隆水库坝上、沙洋、皇庄6个汉江干流控制断面，开展连续应急调查采样监测工作(皇庄和泽口断面1月25日开始采样)。断面布设见图2。 本次重要控制断面连续应急监测涉及关键要素指标共分现场监测和实验室监测两大类共12项，现场检测参数主要包括气温、水温、pH值、溶解氧、溶解氧饱和度、叶绿素、透明度。实验室分析参数为藻密度、浮游藻类定性定量、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 合适的气温和光照是促进水体藻类生长的关键限制因素。连续监测期间，汉江中下游河段天气晴好，最高气温超过10℃的天数有14天。如图3所示：汉江下游仙桃断面1月份水温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波动上升，再波动下降的趋势，其中1月14日最高温达到18℃，气温变幅达到19℃，对于藻类生长较为有利。 根据应急监测结果，各监测断面浮游植物优势种为小环藻和冠盘藻。1月18~23日，皇庄–沙洋–兴隆水库坝上–泽口–仙桃大桥–武汉宗关水厂断面藻密度基本呈现沿程增大的趋势；在1月24日丹江口水库加大下泄前，1月23日沙洋、兴隆水库坝上、仙桃大桥、武汉宗关水厂4个断面藻密度处于本次连续应急监测的峰值。24日丹江口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后，加上汉江中下游以阴雨天气和气温降低等有利条件，汉江中下游藻密度呈现整体波动降低趋势，与1月23日监测数据相比，29日沙洋断面藻密度降幅为75.9%，兴隆水库坝上断面藻密度降幅为86.9%，仙桃断面藻密度降幅为68.4%，武汉宗关水厂断面藻密度降幅为62.0%。根据技术规范(HJ1098-2020)中水华程度分级标准，1月29日，皇庄–沙洋–兴隆水库坝上–泽口–仙桃大桥–武汉宗关水厂断面均达到“无明显水华”标准。图4变化过程表明，与其他断面相比，实施生态调度措施初期，沙洋和兴隆水库坝上水华程度改善效果更加明显；中后期基本一致。应急监测期间，各断面水生态指标数据对比见表1。 图2. 汉江水华应急监测控制断面布设图 图3. 2021年1月份仙桃气温变化过程 Table 1 Comparison of emergency monitoring data of water ecological indicator 监测项目 日期 皇庄 沙洋 兴隆水库坝上 泽口 仙桃大桥 武汉宗关水厂 藻密度 (10 6 个/L) 01.18~19 —— 5.85 6.02 —— 9.28 8.38 01.21 5.82 9.06 9.08 10.31 14.55 18.96 01.23 —— 10.01 18.03 —— 17.11 20.05 01.24 —— 6.19 8.19 —— 15.20 17.40 01.25 3.23 7.66 8.10 7.20 11.34 14.66 01.26 0.89 3.34 5.16 4.32 8.57 12.72 01.27 2.42 1.70 5.34 4.62 10.12 7.72 01.28 2.31 1.68 4.37 4.64 6.00 8.82 01.29 2.02 2.43 2.36 2.78 5.40 8.06 优势种 01.18~29 小环藻冠盘藻 小环藻冠盘藻 小环藻冠盘藻 小环藻冠盘藻 小环藻冠盘藻 小环藻冠盘藻 表1. 水生态指标应急监测数据对比 注：根据目前的监测手段，优势种初步判定为小环藻和冠盘藻，具体结果以后续电镜监测结果为准。 图4. 各监测断面藻密度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