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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评议与启示 由 张建 君教授所著的《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一书 1 的一个较为成功之处，在于“中国思路”与“中国方法”之创设；同时该著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特征，而能基于现实域、又立足在国际的比较中清楚地说明“本土”与“国际”两大发展主题，将“中国经验”提升为来自中国发展的“全球化道路的理论”。 [ 3 ] 由此看来，该著系统化的阐述可提炼之处有这么三点： 第一，首创“中国道路全球化”理论术语，建立“历史进程”与“经济实践”的相辅相成的实体性联系。一般人认为，中国道路和全球化之间乃是“个别”和“一般”的逻辑关系，其实不然。借助马克思的工作用语，它应当是从“个别”上到“一般”的实践意味。所谓一般，盖指“总体”规定：既指的是“实践总体”，也指的是“理论总体”。关于“全球化”，马克思持有的观点一向是：“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如果说社会主义重在建设，那么，世界史则是这一建设行动的极为重要的载体。资本具有内在的否定性：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然而，中国道路所体现者中国经济模式对“全球化时代”的应有贡献以及世界命运“却后余生”的力量引领。所以，中国不可能像霸权国家那样，开辟殖民地和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更不会推销无原则的以引发“金融危机”为特征目的之经济自由主义，而旨在提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发展的崭新模式。 犹如 张 教授所言，“中国复兴，最最紧要的就是要坚决抛弃‘中国就是天下’的狭隘理念，认真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始终走在全球化的前列。”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研究的要旨固然在于：“探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侧重于中国经验、中国视角和中国策略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亦必须体认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乃由“中国智慧”推动，所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深层次解决全球共生之生产体式问题。换言之，它的战略构想乃是：与全球齐飞，包容而非遏制；与周邻共缘，互系而通变。此是合作共赢发展之道，追求的是“命运共同体”而非霸权利益。所谓“百舸争流式取利之德”在于开放包容的发展的大视野，在于“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知行合一的国际交往主张，在于生生不息的绿色GDP观以及全球生态文明的“天人合一观”。 一言以蔽之，“中国道路的全球化传播和扩张，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持续健康发展，全球化是中国不可能绕开的发展挑战和崛起机遇，中国的发展就是要将这种全球化的挑战转化为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而不是无所作为、甚至放任自由，这就使得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研究要凸显中国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一种实践的联结，更是一种人类命运的有机共同体的联结，从而，它彰显道路的本质规定性。 第二，以切入“机理”的理论勇气初创“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工具与框架。“中国道路全球化”是动态的语义，而落笔于“进程”二字。因为“当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美国利益全球获得、美国模式全球推广的时代。美国是名符其实的全球霸主，居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地位。”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然则，中国进程就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范畴，其间充满“道路的辩证法”。“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在经济理论方面已经拓展了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认识和转型经济新规律；在制度变革方面已经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框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正在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与发展的崭新现代化道路。”全球化让你放眼看世界。 于是面对这样一个巨型的时间体和空间态，历史和现实的对接必然落实为“复合性的研究方法”，以致，落实为从逻辑到理论的工作路线图；说细致些，就是以逻辑工具迫近活生生的这个具有复杂性规定和丰富性形态的“巨型对象”，形成关于“进程”的理论化认知。为此， 张 教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工具箱：“所谓专门性的分析工具就是要针对全球化发展的实质性制度安排和最新发展趋势提出适于全球研究的分析工具。”该著中， 张 教授集中提出并阐述和运用了两个专门性的分析工具：一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理论假说，二是财富指数化分析工具。盖因“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最能反映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假说”，以及“现代经济的根本特点就是社会财富的指数化积累”。具体而言，前者能够综括地分析中国模式所面对的全球化复杂性因素，例如，“在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假说中，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微观层次制度安排市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金融要素既受到微观价格机制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又作为市场体系的高级演进形式独立发展，在中观和宏观层次分别受到企业组织形式的规范和全球金融秩序构建影响，其运行机制和全球化发展具有很大的独特性，最能反映经济和技术融合成长的特点，又具有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如果不能对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加以专门性的研究，则很难就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得出有前瞻性、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有利于显示“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贫富差距最直接地表现为货币占有指数上的差距，这种财富占有和积累形式的最大风险就是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一运行性状与特征，例如根据这个工具的刻画，可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快速的经济衰退过程，但其破坏程度取决于财富指数化的虚高程度”，因而，“弥补财富指数的过程，则意味着实体经济长期缓慢的恢复和发展，平衡财富指数虚高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缺口，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据此形成对全球化“理论总体”的把握，即它不应当被称之为“美国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是全人类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 这些内容包括：其一，必然认识到，“全球化是基于非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帕累托改进”，因此，“借助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形成全球各国平等合作的对话平台，推动全球国家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促进中国复兴的重要基础。”其二，中国倡导全球合作、全球共享，但强调：“制度效率源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及文化积累特征。”其三是必须强调“制度是个复杂问题”，因此，它关切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强度导致合作模式的可行性”，而“发展模式的成功源自嵌入全球化的阶段性进程”。其四是认识到全球化就制度而言，整体经历了“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制度形成”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道路正是经历了这样复杂的正、反、合发展历程，具有非常深邃的实践内涵值得深入探讨。”最后是肯定“全球化发展依旧是崭新的道路”，因为“全球化的最大真理，就是共同发展。”但也需要认识到，“全球化机遇与危机同时并存”(重要的不足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缺乏成功范例”)，为此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浪潮中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全球化浪潮中的模式兴起与危机冲击”等等发展现象，形成对“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的通透性认识。 总而言之，“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全球化是自变量，中国道路是因变量；中国的积极作为，将使得21世纪的全球化凸现出中国元素和制度影响，使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具有典型的东西互动、和谐共享的发展特征。如果背弃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封闭落后的结局。”由此可以肯定，它的实质应当就是“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理论框架”。 第三，以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理性的回归”，深度把握中国道路全球化在发展进程中的转型升级，纾解实践难题。 张 教授以“中国模式”如何应对“大智移云”时代的议题开局，启智醒目，可谓开卷有益、开卷有理！他以浪漫的笔调写道：“21世纪，伴随大智E云的时代特征，直将宇宙看秭米，使得人类清晰地看到我们共处一个地球村的世界景象。”“全球化正在以其独特魅力祛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隔膜、猜忌与敌意，推动一个美己之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到来。尽管战争、仇杀、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结盟与背叛仍然在全球上演，但人类最终将走向公平正义、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共享发展的全球化正道。”这其实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力(发展)维度之所系。人类生产力的豪迈性的发展，使“全球化生产关系”作为现实对象迫近教科书中，成为理论家、实践家不得不直面的工作规定。 要之，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是中国所需要审慎对待的全球化挑战。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发展，既取决于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有效创新，也时刻要直面金融全球化的危机冲击。”“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金融自由化，在现代经济中财富指数化积累方面，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事实上为强者和弱者、富者和贫者提供了不公平的博弈机制和转移通道。”以及在我们急于推进全球化事业时，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和尴尬：“全球化，在当前之所以又被称为美国化，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超霸地位，而且是因为美国在其民主制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方面的输出；这都强化了美国攫取全球财富的能力。”因此，当 张 教授这样说时，是指示了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关系维度”。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许多的困惑”，“如制度的南橘北枳、福利社会的不同绩效、财富指数化现象的社会威胁……”等等。冷静观察事实，仍然需要借助对国别的“宏观细审”，立足方法创新，推进研究方法的本真化与综合化，于是有了对诸多模式立足经验比较研究基础上的甄别与对话。 结论是，放眼“全球化”的发展依然是“有机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多重路径的意蕴在于促成“有机生产方式”之实践域，这是一种特别的“结构蕴涵”，从而，有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的术语转换。显然，这是学术规范的中国元素的不断纳入，是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学术坐标系”的研究升级。于此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实践的姿态”出场，包括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以及“建立国家主导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造就内源经济的新发展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的共享式全球化道路”等等，这些内容无不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方面的特征，无不体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国实践与大国担当。 总之，这是一个“与全球化共舞”的时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需要“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全球化“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通过坚定地走开放发展与变革求新的道路，必将能够获得各国的尊重与世界的认同！关键是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并非众国中的一国。因此，直到19世纪，中国人民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单位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活动。他们是带着世界主义的传统而进入现代的。”这种传统对于世界的将来终会有所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的贡献，也必将是中国的贡献，因为中国人的胸怀从来都是：“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最后，说一点方法论上的思考。大国须有理论。从新时代、全球化的实践中提炼理论，这是引领、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个“大国重器”。然则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业已有效连接了中国和世界 2 ，连通了中国生产和物流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乡村乡镇)和世界大市场，它将有可能使世界真正成为“新地球村”。一句话，“一带一路”不仅存在于国家领导人的倡议里，存在于国家的外交政策里，存在于大公司的战略里，存在于学者的课题研究里头，而且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早就融入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民间先行者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提升的实践中；很显然，只有这样的“一带一路”，才配得上是扎根大地和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规定)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赵月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