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SYSTEM]

user: 4. 讨论 4.1. 长子与次子的幸福感高于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的幸福感总分、精力分、紧张或松弛分均显著低于长子，精力分、心情忧郁或愉快分、紧张或松弛分显著低于次子。从分数上看，独生子女的幸福感总分略低于末子，但差异并不显著。成年独生子女的幸福感不仅相对于其他出生顺序没有优势，反而他们的幸福感更低。该结果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成年人逐渐脱离父母的扶持，同胞支持对成年人的幸福感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非独生子女童年期的家庭竞争经验有助于提高他们成年后的社会适应水平，有助于提升总体幸福感。 4.2. 末子的幸福感低于长子与次子 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和末子的幸福感分数差异并不显著。同时，末子的紧张或松弛因子分显著低于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overall score of general well-being and scores of different factors for female subjects’ in different birth order ( x ¯ ± s 独生子女 长子 次子 末子 F值 总体幸福感 75.82 ± 14.870 84.23 ± 13.240 86.29 ± 11.151 80.20 ± 8.073 4.798 对健康的担心 9.18 ± 2.760 9.25 ± 2.372 8.18 ± 2.186 8.48 ± 2.535 1.150 精力 16.93 ± 4.739 19.60 ± 3.685 21.29 ± 2.889 18.60 ± 2.972 6.897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6.39 ± 2.060 7.40 ± 1.823 7.76 ± 1.348 7.20 ± 1.291 4.061 心情忧郁或愉快 14.72 ± 3.975 17.08 ± 3.285 17.35 ± 2.827 16.32 ± 2.996 4.858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13.11 ± 2.457 13.48 ± 2.160 13.65 ± 1.656 13.68 ± 1.145 0.607 松弛或紧张 15.48 ± 4.537 17.43 ± 3.809 18.06 ± 4.534 15.92 ± 2.871 2.920 表3. 不同出生顺序女性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 x ¯ ± s )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overall score of general well-being and scores of different factors for male subjects’ in different birth order ( x ¯ ± s 独生子女 长子 次子 末子 F值 总体幸福感 79.02 ± 14.465 80.53 ± 11.776 78.21 ± 14.266 78.50 ± 10.060 0.171 对健康的担心 8.58 ± 3.165 9.79 ± 2.409 9.00 ± 3.073 9.50 ± 2.203 1.388 精力 18.11 ± 4.401 18.06 ± 3.455 17.79 ± 4.590 17.67 ± 3.773 0.071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6.83 ± 2.146 6.62 ± 2.060 5.63 ± 1.832 6.50 ± 1.383 1.725 心情忧郁或愉快 15.55 ± 3.667 14.68 ± 2.716 16.00 ± 3.682 15.78 ± 4.152 0.766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13.51 ± 2.267 13.53 ± 1.895 12.89 ± 2.580 14.11 ± 1.711 0.988 松弛或紧张 16.21 ± 4.426 16.85 ± 3.878 16.84 ± 4.549 14.94 ± 2.623 0.988 表4. 不同出生顺序男性被试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 x ¯ ± s ) 长子和次子，即末子的紧张程度高于长子和次子。只有长子和次子在原生家庭中是有弟弟妹妹的，他们小时候会有照顾更小孩子的经验。萨洛韦(1999)也曾多次强调童年照顾弟妹的经历对人的后天心理发展的影响。因此长子和次子成年后开始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更显从容。而对从小受到更多宠爱的独子和末子来说，成年后接踵而来的各种挑战与他们童年时的幸福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导致他们适应社会的难度也相对更大。 4.3. 长子与次子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出与Fullerton等人(1989)一致的结果。长子和次子在幸福感总分和因子分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Fullerton等人的研究对象是17~23岁的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我国城市成年居民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差异。学生时期的青年人在经济上仍然可以依靠父母的支持，此时，他们的幸福感可能和人格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在我国大城市中，房价、物价较高，成年人面临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压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抵消人格的影响。 4.4. 不同出生顺序女性的幸福感差异显著 本研究发现女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是非常显著的，而男性并不显著。Salmon， Cuthbertson和Figueredo (2016)在研究不同出生顺序个体的亲社会性差异时也提到了将女性单独作为研究对象时差异更显著。在不同的出生顺序研究中都发现了女性的心理差异比男性显著，或许是因为女性对家庭关系更加敏感，也可能是女性对心理因素的觉察力和敏感性较男性更强。 4.5. 大城市成年女性长子、次子的幸福感高于独生子女和末子 除了对健康的担忧因子外，在总体幸福感总分和其它因子分上，长子和次子的分数均高于独生子女和末子。这些差异在幸福感总分、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心情忧郁或愉快、紧张或松弛等因子分上是显著的。而长子和次子之间、独生子女和末子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幸福感差异。从人格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人格的内外向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林洪冰，2013)，更加内向的长子(Klein， 1984)幸福感应该低于更加外向的末子(Saroglou & Fiasse， 2003)。因此，人格差异并不能解释本研究的结果。人格的发展是持续一生的(费尔德曼，2013)，即便是在人格相对稳定的成年期，人格也是处在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中。并且随着社会文化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不同出生顺序人群的人格差异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社会适应性的角度则更容易解释本研究的结论，独生子女和末子具有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不需要在家里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相对来讲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小一些，而长子和次子在家庭中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这对他们成年后适应社会是有帮助的。由此推论，我国大城市不同出生顺序女性幸福感差异的主要来源很可能与童年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相关，她们的幸福感与社会适应关系较大，可以进一步考察工作压力与大城市成年女性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4.6. 对家庭教育的思考 传统观念认为孩子得到更多父母的宠爱幸福感会更高，但这种幸福感能否持续到成年阶段呢？本研究的结果恰恰表明那些孩提时期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的长子和次子的幸福感反而高于享有更多关爱的独生子女和末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父母在子女童年时期给予更多责任与控制，对他们寄予一定的期待，会促进子女发展一些适应性的生存能力，这些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成年期遇到的不同境遇，进而使他们的幸福感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在幸福感多个维度上表现出的劣势可能反映出缺乏社会支持对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拥有同辈的支持与陪伴，在童年期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对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 4.7. 对总体幸福感的出生顺序效应原因的探讨 综上所述，从个体发展角度来看，童年期的家庭结构与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会功能的发展，而在本研究中，更进一步发现这种早期的社会能力发展会影响到个体成年后的总体幸福感水平，尤其在精力因子方面的影响尤为显著。人际关系是幸福感重要的影响因素(周正怀，2010；吴鲁平，谈杰，2009)。儿童在早期经历更多的人际互动与社会交往活动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举例来讲，在童年生活中，小到玩具的分配，或争抢、或智取、或谈判获得，亦或分享或让与，孩子可以习得出不同的财物处理方式，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成人后获取社会财富的手段。受到更多父母保护的独生子女或末子可能只需要哭闹便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而这种方式在成人世界里是不适用的，反而不大受宠的长子和次子更容易在早期便学会如何理性地应对得失。在未成年期，这种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在幸福感上的反映并不突出，因为在该时期，父母、老师的支持以及家庭和学校的保护在未成年的社会适应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成年之后，个体需要依靠自身能力适应社会时，更适应社交环境的成年人表现得压力更小、更轻松，精力更加旺盛。社会竞争也是成年生活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多子女家庭环境不仅可以提供给孩子更多的同辈互动机会，也让孩子们处于一个天然的竞争环境之中，这些都对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来自家人的社会支持或可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比如在中国大城市里，很多成年人毕业之后会依靠家庭关系找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或者帮助解决一些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而同胞的社会支持更多反映在情感与分担家庭负担方面，比如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些工作上的麻烦不便告知父母，有些婚姻中的困扰无法和伴侣讨论，他们可以向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倾诉，如果来自父母方面的家庭负担过重，同胞手足更是直接分担了部分责任。在认知能力方面，有同胞弟妹的长子和次子都较其它出生顺序的孩子更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学习不仅停留在学校里，在家庭中教弟妹学习语言，帮助辅导功课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主动学习形式。他们可以在教导弟妹时获得成就感和父母的认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他们获得更多的是积极的刺激，即认可和赞许，而不是惩罚和威胁，这种积极强化使得他们更有动力和兴趣去学习，甚至可能为了教导弟弟妹妹而在学习中更加努力。Rohrer等人在他们2015年的研究中也再次验证了排行靠前的子女智商更高这一出生顺序效应。认知能力作为社会适应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影响着成年人在大城市中的心理适应性，尤其是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在当今以创新为发展主题的大城市中更加突显。这种能力对个人所体验到的幸福感也必然产生影响。 当然，本研究结果还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性格的内外向对个体的幸福感也有预测作用，被认为更加内向的长子的幸福感分数可能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仍然观察到了总体幸福感上的出生顺序效应，说明童年家庭教养模式对成年后的总体幸福感是有影响的。 4.8. 与以往研究的比较及本研究的新发现 本研究和同样采用了《总体幸福感量表》的洪培琼(2012)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即独生子女的幸福感低于非独生子女。当然，也有研究者发现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虽然低于非独生子女，但差异并不显著(张丽芳，唐日新，胡燕，徐德淼，2006)，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将非独生子女的不同出生顺序区分开来进行比较。在本研究中，末子的幸福感得分虽然也高于独生子女，但他们的分数是比较接近的。Sulloway在他的研究中也强调了父母对待不同出生顺序子女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出现了人格的差异，长子形成内向性格，而次子偏外向，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Fullerton的结论，但并不足以解释本研究的结果。虽然这并不能说明成年人的总体幸福感受不再受到人格因素的影响，但可以看出在成年阶段，社会能力和社会支持系统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较未成年期有所提升。 本研究新的发现在于：1) 区分了非独生子女中不同出生顺序的幸福感差异。末子的精力分显著低于次子，松弛或紧张分显著低于长子，在幸福感总分和除对健康的担忧以外的因子分上，末子的分数较长子和次子也略低，只是差异并不显著；2) 发现大城市成年人群中不同出生顺序人们的幸福感差异。国内以往研究大多针对青少年、大学生及成年早期人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70岁以内的老年人，能够考察在幸福感上的“出生顺序效应”是否会持续到更大的年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