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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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第一代溴脱氧尿苷 目前针对BrdUrd产生的抗体提供了检测掺入DNA中的BrdUrd的免疫化学方法。Gratzner等人发明了BrdUrd和IdUrd的抗血清，用于允许荧光检测掺入BrdUrd的S期细胞。Gratzner等人描述了一种单克隆抗BrdUrd，它随后将成为研究DNA合成的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免疫化学方法沿着两种不同的技术发展：流式细胞术(FCM)荧光方法和显微镜方法，包括图像分析。Gratzner和Gratzner等人将掺入的BrdUrd和前向光散射的荧光染色结合起来以获得流式细胞术双变量分布，其用于计算Sphase细胞的百分比。Dolbeare等人结合抗BrdUrd-FITC荧光与测定结合BrdUrd和碘化丙啶荧光来量化总细胞DNA含量 [ 6 ] [ 7 ] [ 8 ] [ 9 ] 。用BrdUrd脉冲标记的样品的顺序分析允许推导细胞周期参数和相持续时间。这成为评估增殖细胞中细胞动力学和标记指数的进一步工作的流式细胞术基础。与此同时发展，Raza等人开发了在载玻片上的肿瘤组织切片中掺入BrdUrd的免疫化学染色方法。这些技术成为肿瘤切片，切片和细胞离心涂片制剂中掺入的BrdUrd的大量后续定量的标准方案。 Miller等人允许对掺入DNA的卤代嘧啶类似物进行免疫化学定量。通过用溴尿苷蛋白或碘尿嘧啶蛋白免疫小鼠来产生单克隆抗体。将从免疫动物分离的脾细胞与小鼠骨髓瘤细胞融合，以产生产生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 [ 10 ] 。最初通过ELISA测定筛选这些抗体，然后针对掺入卤化嘧啶类似物的细胞进行测试。目前，至少20种单克隆抗BrdUrd或抗IdUrd抗体是可购买的。大多数抗体属于IgG1亚型，并且与BrdUrd和IdUrd以及可能的CldUrd交叉反应。几个例外包括来自Caltag的Br3，由Vanderlaan和他的同事描述，其与BrdUrd和CldUrd反应，但是对于IdUrd的反应性低，并且Bakker等人描述了来自SeraLab的大鼠单克隆。因为对BrdUrd和CldUrd具有反应性，但对IdUrd几乎没有反应性。研究人员将B-75抗体染色与Becton Dickinson B44抗BrdUrd结合，在高盐浓度条件下，它不与CldUrd结合，因此允许CldUrd和IdUrd的特异性染色而没有交叉反应性 [ 11 ] - [ 17 ] 。 最近Jensen等人证明了通过单克隆抗体ABDM和B-44将溴尿苷掺入RNA，但不是通过IU-4掺入RNA。Peters等人在兔体内抗血清抗5-氟-2’-脱氧尿苷-5-单-磷酸(FdUMP)，可在水溶液中检测0.1至5.0皮摩尔范围内的FdUMP，并可识别类似物与靶酶胸苷酸合成酶和叶酸辅助因子结合的三元复合物。固定剂用于免疫组织化学测定掺入的BrdUrd的早期技术使用70%乙醇，冷丙酮或冷甲醇作为固定剂。这些溶剂允许稳定抗原如BrdUrd的组织化学染色，但通常导致核，细胞质和膜抗原的免疫化学染色减少。需要同时染色一些其他细胞抗原以及BrdUrd，需要使用固定剂，以在将BrdUrd暴露于抗体所必需的苛刻变性条件下稳定抗原-抗体复合物。Houck等人在0℃下使用0.5%多聚甲醛30分钟，然后在室温下再使用30分钟以将结合的德克萨斯红抗Thy1.2固定在小鼠胸腺细胞的表面上。相比之下，Lokhorst等人仅使用冷的70%乙醇固定细胞离心涂片制剂，然后用4M HCl处理30分钟，能够获得BrdUrd和细胞质免疫球蛋白的双荧光免疫染色。部分地，通过上述两个报道获得的差异可以存在于干燥载玻片制剂上的免疫球蛋白蛋白质与流式细胞术分析中悬浮细胞的变性性差异。对于小鼠肠中的隐窝标记，Schutte等人发现交联剂如福尔马林和戊二醛在固定后产生了隐窝细胞染色强度的急剧增加。他们用胃蛋白酶固定后消化组织，然后进行DNA的酸变性。Cottell等人在盐水中结合甲醛/戊二醛作为小鼠胚胎组织的固定剂。将组织嵌入蜡块可视化是通过抗生物素蛋白–生物素过氧化物酶或免疫金银，其给出最敏感的信号。Hanazono等 [ 18 ] [ 19 ] [ 20 ] [ 21 ] 人采用固定在福尔马林和高碘酸盐-赖氨酸-多聚甲醛中的组合来固定子宫组织以嵌入聚酯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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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第二代溴脱氧尿苷 BrdUrd的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检测都要求使DNA变性以使BrdUrd可用于抗体结合。在用于流式细胞术分析的Gratzner方法中，使用HCl，其也快速水解RNA。在室温下使用HCl，这是一种较温和的条件，但是在某些类型的细胞或福尔马林或多聚甲醛固定的组织中不能使DNA变性。通过流式细胞术测量的灵敏度取决于信噪比(S/N)，根据使用的固定剂和变性方案，信噪比可能会有很大差异。Sasaki等人研究了绿色荧光与HCl在22℃下长达1小时的S期，可达到的最大S/N比。Williamson等人表明，即使低浓度的HCl也可以产生足够的DNA变性，从而可以确定某些组织中的标记指数，而其他组织则需要更高的浓度。在50%甲酰胺存在下在80℃下细胞的热变性产生了S/N比的显著增加，但G1峰的变异系数为3~5 [ 22 ] 。 Magaud等人比较了稀NaOH，HCl，在85℃下在柠檬酸中的热变性，和甲酰胺加热在几种组织类型上，这些组织已被切成低温恒温器切片并用丙酮固定在载玻片上。他们对第二抗原(HL-II，Ki67，CD8，细胞角蛋白)使用免疫过氧化物酶染色，然后进行变性程序。他们得出结论，热甲酰胺方法对BrdUrd的形态学保存和免疫荧光染色都给出了优异的结果。通过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处理然后进行核酸外切酶III处理，可以避免热变性或酸水解。然而，对于高亲和力抗体(IU-4)而言，该技术似乎比使用低亲和力抗体如IU-1或IU-2更有效 [ 23 ] [ 24 ] [ 25 ] 。Dinjens等人表明，与抗BrdUrd组合的外切核酸酶III和EcoRI孵育可用于固定在福尔马林，乙醇，戊二醛，Carnoy’s Bouin’s或Zamboni’s固定剂中的样本，并且产生更好的染色，DNA损失比HCl更少。Humbert等人，在EcoRI/ExoIII组合之前使用HCl，能够在细胞上同时获得PCNA和BrdUrd的荧光染色，用于共聚焦显微镜检查。Gonchoroff等人使用DNAse I来部分消化DNA，从而消除了恶劣的变性条件。Toba等人报道了用表面表型抗原的藻红蛋白偶联抗体，BU-1 FITC-antiBrdUrd (含有核酸酶)和7-氨基-放线菌素作为DNA染色剂对人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三重染色的方法。Takagi等人用DNAse I处理载玻片处理载玻片，用DNAse I处理载玻片，然后用核酸外切酶III处理细胞。Schutte等人使用温和蛋白酶处理，然后进行HCl处理，以在福尔马林固定切片中观察BrdUrd。他们发现在戊二醛固定的组织中需要高浓度的胃蛋白酶。Wilson等人回顾了这种方法在临床材料中的应用，特别是对于实体肿瘤，因为小于20 mg的小活检样本足以产生足够的细胞核用于通过FCM分析动力学参数。Hayashi等人表明蛋白酶处理允许在福尔马林中预先固定数周至数月的切片中可视化BrdUrd。Van Erp等人在一步中将胃蛋白酶处理和酸水解相结合，得到良好的双变量分布，对人类包皮角质形成细胞和人骨髓细胞的细胞损失最小。比较了上述大多数方案用于对脆弱的杂交瘤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分析。用联合胃蛋白酶HC1处理获得了最佳的BrdUrd/DNA双变量直方图。 Magaud等人比较了稀NaOH，HCl，在85℃下在柠檬酸中的热变性，和甲酰胺加热在几种组织类型上，这些组织已被切成低温恒温器切片并用丙酮固定在载玻片上。他们对第二抗原(HL-II，Ki67，CD8，细胞角蛋白)使用免疫过氧化物酶染色，然后进行变性程序。他们得出结论，热/甲酰胺方法对BrdUrd的形态学保存和免疫荧光染色都给出了优异的结果。通过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处理然后进行核酸外切酶III处理，可以避免热变性或酸水解。然而，对于高亲和力抗体(IU-4)而言，该技术似乎比使用低亲和力抗体如IU-1或IU-2更有效。Dinjens等人表明，与抗BrdUrd组合的外切核酸酶III和EcoRI孵育可用于固定在福尔马林，乙醇，戊二醛，Carnoy’s Bouin’s等人固定剂中的样本，并且产生更好的染色，DNA损失比 HCl更少。Humbert等人在EcoRI/ExoIII组合之前使用HCl，能够在细胞上同时获得PCNA和BrdUrd的荧光染色，用于共聚焦显微镜检查。Toba等人报道了用表面表型抗原的藻红蛋白偶联抗体，BU-1 FITC-antiBrdUrd (含有核酸酶)和7-氨基-放线菌素作为DNA染色剂对人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三重染色的方法。Takagi等人用DNAse I处理载玻片处理载玻片，用DNAse I处理载玻片，然后用核酸外切酶III处理细胞。Schutte等人使用温和蛋白酶处理，然后进行HCl处理，以在福尔马林固定切片中观察BrdUrd。他们发现在戊二醛固定的组织中需要高浓度的胃蛋白酶。Wilson等人回顾了这种方法在临床材料中的应用，特别是对于实体肿瘤，因为小于20 mg的小活检样本足以产生足够的细胞核用于通过FCM分析动力学参数。Hayashi等人表明蛋白酶处理允许在福尔马林中预先固定数周至数月的切片中可视化BrdUrd。 Van Erp等人在一步中将胃蛋白酶处理和酸水解相结合，得到良好的双变量分布，对人类包皮角质形成细胞和人骨髓细胞的细胞损失最小。Migheli等人比较了来自大鼠脑胚胎的福尔马林和多聚甲醛固定切片上的乙醇钠，甲酰胺，HCl，并且发现仅HCl有效地检测增殖的脑细胞。Thoolen等人使用450瓦微波在塑料嵌入组织上用45秒微波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先前用氯仿处理以溶解塑料，在60℃下用HCl洗涤10分钟。微波方法似乎是非常规的，在345个染色罐中的载玻片上进行孵育，染色溶液的温度将达到接近沸腾的温度 Kaufman和Robert-Nicoud等人使用了一种没有HCl水解的新技术。他们用pH8.3的Tris缓冲液中的亚甲基蓝氧化溶液处理乙醇固定的大鼠成肌细胞，随后用抗BrdUrd，抗肌动蛋白或抗2-巨球蛋白和Ho33258染色细胞。在Darzynkiewicz及其同事最近的一篇出版物中，Li等人使用含有BrdUrd的DNA的选择性光解，然后用由外源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TdT)催化的生物素-洋地黄毒苷-缀合的脱氧核苷酸标记链断裂。Larsen等人介绍了几种消除细胞悬浮液组织化学处理离心的简短方案。作为无洗涤技术，其通过在染色过程的每个阶段添加各种试剂来进行。最近的洗涤技术结合RNase，去污剂和EDTA或柠檬酸盐裂解细胞以提供细胞核，然后加入DNase I以打开DNA或1M HCl以使DNA部分变性 [ 26 ] 。用Tris缓冲液中和HCl，并将悬浮液与抗体和碘化丙锭一起孵育。这些无洗涤技术避免了离心，导致大多数细胞或核聚集。Landberg等人使用该方法研究了几种淋巴细胞系中的各种核抗原和DNA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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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第三代溴脱氧尿苷 Beisker等人，使用先前的组蛋白提取技术，然后在100℃蒸馏水中变性，发现FITC-抗B. BrdUrd荧光与BrdUrd掺入的持续时间成正比。当使用饱和浓度的抗体时和当用添加的胸苷进行BrdUrd标记以降低取代的BrdUrd的密度时，超过10，000秒。Hoy等人报道，在热变性期间，悬浮液中的细胞密度，变性液体的pH，细胞悬浮液的体积和DNA变性的长度是影响化学计量的因素。分析由于DNA修复而导入的BrdUrd进入G1细胞，检查变性时间，变性温度和DNA修复时间，以获得化学计量染色。在90℃变性15分钟的长修复时间(24~48小时)产生化学计量结果，即在非计划合成期间的BrdUrd掺入与紫外辐射水平或所用化学诱变剂的浓度成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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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展望 核苷系列药物的重要性是勿容置疑的，我们要加快核苷及衍生物的开发与生产。由于天然核苷的多样性，为了防止体内酶对各种特定的核苷酸片段的降解，需要在核苷或核苷酸的不同部位引入保护基或进行结构修饰；而且为了治疗不同的疾病或者抵抗与防止病毒与肿瘤细胞的抗药性，发展特殊结构的核苷类药物，就必须对核苷碱基核苷键构型等多方面进行改造，变换，开发出多种千变万化的适应治疗多种疾病的核苷类药物。为了促使中国核苷类药物及其中间体的快速发展，就应该主要从核苷碱基及核苷的保护与修饰方面去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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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马克思认为合作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而现实中其不同的主导功能决定了如何通向“过渡点”。本文首先从学理上分析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接着分别描述西方国家和中国合作社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主导功能的演进轨迹，并揭示其内外部原因；最后分析影响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宏观政策与文化因素)，从而为我国合作社实践正确把握其本质属性和功能变化规律及演进走向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内在逻辑，外部条件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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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合作制度是西欧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合作社出现伊始曾寄希望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合作社的经典模式是由社员自愿联合组成，并带有一定公益性的平民自助组织。当今世界各国除了传统合作社外，还出现了股份合作社等多种合作形式。本文研究的合作社功能主要是指在学理上按学科分类的几大基本功能，即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从合作制度出现至今，合作社在受到不同的社会气候及生存土壤的影响下，其主导功能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因此，廊清中外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轨迹，揭示其内在逻辑，客观认识其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对于遵循我国合作社的主导功能变化规律，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把握其正确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研究的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并不是以往意义上以时间前进顺序而发生的递推性改变，而是指在不同时间阶段及不同社会背景下，合作社因受不同主导理性的影响而使其主导功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本文深入分析了中西方合作社主导功能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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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学理逻辑 本文所指的合作社主导功能是指在学理上依据不同的主导理性所引领的几大基本功能，即社会功能、 图1. 决定合作社主导功能的学理逻辑框架图 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而非其他引申或衍生的功能。在合作社的发展史中，其主导功能的演变必然受不同阶段主导理性的影响而存在着侧重于政治或社会或经济的倾向。对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学理逻辑我们可以描述为图1所示。 由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微观组织受主导理性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形态，进而又会影响微观组织的主导功能。 由图所示，三种不同的主导理性决定了合作社会有完全不同的主导功能。 当政治理性占主导时，所产生的产权制度以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主要的组织形态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此时，该组织的主导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注重国家或者是整体的利益。同时还兼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 当以社会理性为主导时，产生的产权制度主要以个体所有或共同占有为主，合作制是该组织主要的组织形态，其主导功能以社会功能为主，注重社会效益，以为社员服务为宗旨，当然它也延伸出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 当经济理性占主导时，在该理性下产生的产权制度主要以独立法人产权为主，组织形态主要以公司制(股份制)为主，主导功能是经济功能，注重经济效益。此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 以我国大陆为例，新中国成立至今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主导理性的不同，其所引领的主导功能也有一定的变化。 20世纪五十年代，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因此，国家的政治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出现了大面积的国家所有制(国企)和集体所有制，组建互助组、合作社并快速转为人民公社，有利于稳定政权，其主导功能也偏向于政治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制取代了“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家庭经营单元的小而全、分散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呈现出弱势形态。“小农”们为了改变现状，自发地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合作社。组织起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形态的社会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社其主导功能偏向于社会功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进入高速运转期，以企业为依托的合作社及股份合作社大量涌现，就国家层面而言，更偏重于通过组织合作社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经济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社的主导功能偏向于经济功能 [ 1 ] 。 又以我国台湾为例，台湾第一家合作社“台北信用组合”于1910年产生。合作社较快速发展是在1913年“台湾产业组合规则”颁布后，其中大多以信用合作社为主。1946年国民党将农业会改组为农业合作社和农会，有关经济与金融业务由合作社负责，农业方面的由农会负责。可见，台湾近四十年的合作社发展明显带有被日本“殖民”性质。 1949年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以后，一心要反攻大陆，面对大陆的“合作化高潮”，蒋介石政府政治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农村经济如何发展完全处于“政治迷茫期”，于是在20世纪50~70年代中期，台湾的合作社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发展的状态。 1974年“台湾当局”提出“加速农村建设”的号召后，这一阶段的合作社其主导功能偏向于社会功能，农业合作社又快速发展起来，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农业经营，也促进政府政策实现。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当局”希望通过组织合作社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经济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合作社的业务拓展到更多的领域。发展至今，台湾的合作社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经济地位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发展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三种主导功能并重的类似于日本的“信用组合”的综合型经济组织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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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轨迹 3.1. 空想社会主义时期欧洲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于16世纪的初期，流行于19世纪的西欧。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黑暗，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想就在于希望组建“合作社”以消除等级差别、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从而构建起一种“平等和谐”的社会 [ 3 ] 。罗伯特·欧文设想的“新和谐公社”试图通过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公社内共同占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昂立·圣西门幻想构建一种“实业制度”，人们可以互相联合协作，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平等，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沙利·傅立叶设想的“和谐社会”将建设功能多样的合作社区，由此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剥削，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各阶级的融合 [ 4 ]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所主张并亲自实验的合作社，是服从于实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政治目标的，其主导功能是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并重。 3.2.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欧洲是合作社的摇篮。19世纪下半叶欧洲掀起了一股建立合作社的风潮。在英国，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面对资本家残酷的剥削，部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尝试组织合作社进行联合劳动，以改变工人的经济地位。1844年，世界上第一家消费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产生了，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社内成员解决生活困难。在德国，其农业改革过程中农民不但土地和金钱被大量掠夺，而且还受到来自高利贷者的大肆剥削。为了帮助农民解决生活、生产以及资金上遇到的困难，德国于1864年建立了第一家信贷合作社，1867年制定了第一部综合性的《合作社法》，目的在于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合作社也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以保障农民各项权益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合作制生产“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地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 [ 5 ] 。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这一时期合作社比较突出的是社会–政治功能。 3.3.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都比较成熟。多数学者将合作社视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认为劳动者联合可以有效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在法国，1902年经济学家季特被选为法国联合会会长后起草的《合作主义纲领》中体现了公平互助，实现人的发展。为了解决国内比较突出的农村经济问题，1932年后法国的合作社主要向金融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转变。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于超前而失败，列宁便对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制定了“在合作互助的基础上，农民自愿的前提下，以商品经济为纽带”来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新经济政策” [ 6 ] 。在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作社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合作理论家萨皮罗主张通过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来组织合作社，使它们可以在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张晓山，苑鹏，1991)；其后新制度学派代表人诺斯主张“通过合作社建立市场均势，检验市场竞争效率” [ 7 ]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上半叶前期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是社会功能，但其后则逐渐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3.4.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明显地变化。德国20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社呈现出规模扩大的趋势，而在运营上有开始向“企业”转化的势头。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一代农民合作社”，社员可以通过缴纳资金入股入社，在产权结构上类似于普通“股份制企业” [ 8 ] 。Royer (1999)年指出，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参与了基本制度的变革(如与公司合资运营等)。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合作社也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其功能由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为主导逐渐地转向了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3.5. 进入新世纪后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势必影响西方国家合作社的发展态势。合作社的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其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则愈来愈向“公司化”方向演进。在澳大利亚，部分合作社为了获得更大利润，以股份制方式加大融资，表现出向股份公司制转变的特点。在德国、丹麦等国，合作社实际上相当于公司，而合作社的运行模式更多的是以公司运营的方式去经营。美国的合作社自建立以来，就注重商业经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合作社越加注重经济效益，于是出现了大量股份制的合作社。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合作社已经普遍是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3.6. 日本合作社的主导功能集社会、经济和政治功能为一体 日本合作社主导功能的演变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初，“产业组织”作为日本农协的雏形出现。其“农协”组织正式创建于1947年，目的是为了有效克服“二战”给农村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政府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来恢复国民经济。同年成立的《农业协同组合法》目的是促进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经济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到20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农协”组织建设的基本完成，国内绝大部分农民加入“农协”。20世纪七十年代，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农协”组织以推动农村与农业综合发展。到20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日本政府提出要增加农民效益，进一步提高“农协”的市场竞争力。到九十年代，为了扩大“农协”规模，增强“农协”实力，对基层“农协”实行了合并。发展至今，日本“农协”对于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9 ] 。因此，与欧美国家普遍以经济功能为主导不同，日本合作社始终是一种互助型经济综合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集社会、经济和政治功能为一体的主导功能逐渐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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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轨迹 4.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导功能是以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为主 我国的合作事业是受到西方合作社运动的影响而逐步产生的。在“五四运动”前就有了合作社的影子，“五四运动”后相继出现了信用、消费、生产等方面的合作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合作社理论家、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都力图推动我国合作社的起步与发展，并做了不少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合作社的雏形“华洋义振会”成立于1920年，其直接目的在于有效解决当时华北的严重旱情问题，而实践中对于解决社员经济困难、减轻高利贷的剥削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1941年该会并入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 [ 10 ] 。著名合作社学者梁漱溟认为，合作社的组建有利于弱者联合起来防卫和自救；他还主张中国的合作社应该“一面系于政府，一面系于社会运动” (梁漱溟，1937)。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及对合作社积极作用的认识是国民党发展合作社的理论前提。孙中山认为合作社可以振兴实业和减轻剥削。国民政府1934年出台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1935年成立了合作司，并给予合作社一定的资金支持。国民政府发展合作社对于稳固政治、促进经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泽东1930年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界定了合作社是为群众所组织的经济实体，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综合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困难。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上，毛泽东说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而办”的。总体看，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推动成立的合作社，大多数都是以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为主。 4.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导功能是社会-政治功能并重转向以政治功能为主 新中国面对着国家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的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和稳定国家政权的有力措施，我国的合作社运动便同时肩负着这双重使命。1950年，刘少奇指出“合作社的目的就是为了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 [ 11 ] 。195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毛泽东强调了农业互助的重要意义，预示了农业合作的光明前景。由此，我国的合作社运动便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在农业生产领域，初期主要以互助组为主，并尝试创办初级合作社；到1955年初，初级社在全国范围内已普遍建立；同年下半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的浪潮。与此同时，在流通领域，组建起了遍布城乡的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在金融领域，建立起了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以乡镇为单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伴随着“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特点，使我国的供销合作社成为执行国家统购统销的国营商业企业，出现了社员非自愿入社的现象。1962年，供销合作社资金全部收归国有，由民办转为官办；信用合作社也交由人民银行领导和管理。可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家主导理性的变化，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国初期，合作社是以社会-政治双重功能为主导；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合作社逐渐转变为以相对单一的政治功能为主导。 4.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导功能是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广大农民在基本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发展合作社便成为了自发选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效应以及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家庭小户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市场环境，为了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费用，全国各地农民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于是，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大地又出现了一次小高潮。到20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大量的农民专业协会，它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主要为社员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受当时股份公司大发展的影响，不少合作社中开始注入了股份制的因素，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经营宗旨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1994年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肯定了股份合作社形式的地位，强调要尊重农民意愿与探索，正确引导股份合作制健康发展，对于发展股份合作社的方法与途径等提出来非常明确的要求。统观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合作社，虽然数量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虽然获得了宏观政策的支持，但尚无法律上的保障。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合作社的主导功能偏重于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 4.4. 进入新世纪：主导功能是以经济功能为主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来自世界市场的巨大压力，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世界化和专业化。2007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典，对于规范、引导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随着信息化、市场化的发展，我国受到当代西方合作社理论和股份制制度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倡导将合作社作为一种企业型组织来经营。唐宗焜(2007)认为，合作社首先是企业，它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企业经济活动来实现的。陈明星(2009)认为，为了有效加快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应该支持龙头企业 + 合作社，实行入股分红，利润返还的机制等。在这一时期，主要的组织形式有三种类型：以大户或能人牵头的合作社；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合作社，实现农户和企业双赢；股份合作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出资和经营。在宏观政策和学者观点引导下，这一阶段我国的合作社越来越显现其经济属性，所以主导功能很明显地突出了以经济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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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小结 本文以不同时期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为切入点，对国内外各个阶段合作社的主导功能做了细致研究。笔者在对文章进行深入剖析的过程中，依据当时国内外的社会状况、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从内在逻辑和外部条件(即宏观政策和文化影响)等方面入手，对国内外合作社主导功能的形成及演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其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揭示了国内外合作社主导功能的运行轨迹。最后可大致得出，合作社的主导功能的大体走向是由社会–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发展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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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通过对2005~2014年云南省能源效率进行测算，揭示其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进一步为云南省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以及云南省能源行业整体协调发展提供可参考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 从时间角度来看，云南省总体能源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提升，但地州间的能源效率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 从空间探索结果来看，云南省能源效率的空间俱乐部现象并不显著，即云南省地州间能源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 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中电力消费水平、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云南省能源效率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影响程度的加深不太利于云南省能源效率的改善，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不太显著。 关键词 :能源效率，时空差异，影响因素，DEA模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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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在世界金融、环境和能源等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把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作为当前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将提高能源效率作为解决能源矛盾的重要出路 [ 1 ] [ 2 ]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国家能源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从整体层面进行评估，还需要从区域格局变化来把握，以便在进行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时才会具有更为明确的针对性和更为良好的可操作性 [ 3 ] 。总体来看，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家层面和省域尺度，区域城市尺度的能源效率研究相对较少。对能源效率空间格局的研究多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多采用OLS回归模型、Tobit模型、VEC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等。对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实证为主，集中于检验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水平、能源消费结构、政府干预和城市化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方向和程度 [ 4 ] [ 5 ] [ 6 ] 。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立足于地州层面，研究云南省16个地州2005~2014年能源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云南省制定有效能源消费战略提供参考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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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模型方法及指标数据 2.1. DEA模型 DEA方法是用数学规划模型来评价相同类型的评价单元(DMU)是否技术有效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 [ 7 ] ，其理论基础来源于Farrell提出的包络思想 [ 8 ] 。DEA方法的第一个模型(即CCR-DEA模型)在1978年由Cooper、Charnes和Rhodes三位著名运筹学家首先提出 [ 9 ]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DEA理论日趋完善，方法也逐步成熟。DEA方法最早于80年代末被魏权龄引入中国 [ 10 ] ，之后国内许多学者都对DEA方法进行了拓展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管理学、评价技术中重要的分析工具，并在许多研究领域中进行了成功的应用。 DEA方法的第一个模型也是最基本模型是CCR-DEA模型，这是一种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假设有n个独立的决策单元： min θ ， γ θ s . t − y i + Y γ ≥ 0 θ x i − X γ ≥ 0 其中，X表示投入向量，Y表示产出向量，i表示城市，γ表示常数向量，θ表示能源效率值，取值范围在0 < θ ≤ 1；当θ = 1时，城市位于最佳效率前沿面上，决策单元有效；当θ < 1时，城市能源效率存在损失，决策单元无效。 2.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构建云南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及能源消费三大指标。 劳动力：考虑云南省人均教育水平的数据无法获取，而且考虑到人力资本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生产过程最终转化为物质资本，资本存量的指标部分涵盖了人力资本，因此本文仍采用就业人员数度量劳动力资源。 能源：能源投入指标选用云南省16个地州能源消费总量，该指标主要通过《云南省统计年鉴》及《云南省能源统计年鉴》查询所得，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资本存量：资本投入指标主要选用资本存量指标。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相对复杂且多变，本文基于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先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K i ， t = I i ， t + ( 1 − δ i ， t ) K i ， t − 1 其中， K i ， t 表示i城市在t年的资本存量， 表示i城市在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 δ i ， t 表示i城市在t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 K i ， t − 1 表示i城市在 t − 1 年的资本存量。 2.3. 结果分析 云南省16个地州2005~2014年能源效率模型设定为投入产出双向、规模报酬不变的DEA-CCR模型。在此基础上，应用DEAP.2.1进行测度分析。测度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value of Yunnan provinc 地区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均值 排名 昆明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1 曲靖 0.77 0.76 0.76 0.74 0.74 0.73 0.71 0.71 0.68 0.53 0.71 9 玉溪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1 保山 0.82 0.81 0.81 0.75 0.73 0.71 0.75 0.77 0.78 0.44 0.74 6 昭通 0.83 0.83 0.83 0.79 0.75 0.71 0.70 0.70 0.71 0.46 0.73 7 丽江 0.65 0.67 0.67 0.64 0.64 0.60 0.54 0.53 0.54 0.42 0.59 15 思茅 0.79 0.80 0.80 0.77 0.74 0.70 0.69 0.68 0.69 0.33 0.70 10 临沧 0.88 0.94 0.94 0.92 0.94 0.92 0.91 0.89 0.90 0.30 0.85 4 楚雄 1.00 1.00 1.00 0.95 0.89 0.89 0.90 0.91 0.93 0.57 0.90 3 红河 0.70 0.70 0.71 0.68 0.68 0.67 0.67 0.68 0.69 0.51 0.67 12 文山 0.80 0.79 0.78 0.75 0.74 0.70 0.73 0.75 0.77 0.44 0.72 8 版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60 0.96 2 大理 0.98 0.96 0.96 0.79 0.81 0.83 0.85 0.86 0.87 0.53 0.85 5 德宏 0.76 0.76 0.76 0.75 0.74 0.70 0.66 0.66 0.63 0.36 0.68 11 怒江 0.83 0.70 0.67 0.67 0.66 0.65 0.65 0.66 0.62 0.40 0.65 14 迪庆 0.81 0.79 0.76 0.72 0.69 0.63 0.61 0.60 0.60 0.43 0.66 13 全域 0.85 0.84 0.84 0.81 0.80 0.78 0.77 0.78 0.77 0.52 0.78 表1. 云南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值 从表1云南省2005~2014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全域均值变化来看，其整体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再从云南省16个地州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均值排名来看，昆明和玉溪一直处于前沿面上，其次是西双版纳除2014年处于非前沿面上，其余年份均在前沿面上。怒江和丽江排名较为靠后，综合效率值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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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云南省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地域差异性是影响省内地州间能源效率驱动因素统一性的主要原因，不同地区能源效率变化的诱因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以云南省各地州能源效率(EE)为因变量，以人均GDP的对数(ED)、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IS)、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GDP的比值(GE)、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OP)、地方电力消费总量与总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ES)、国有企业员工与就业人数的比值(ML)、从事自然科学人员数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TE)共八项指标为自变量，以云南省各地州2005~2014年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动态 [ 11 ] 固定效应下的面板回归模型。通过运用Stata软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得到云南省各地州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经改进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得到了较大的改善，除产业结构占比和对外开放水平未通过在0.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t检验，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改进后模型中变量符号均与预期相符合。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变量的分析。本文分析结果如下。 Table 3 Dynamic pan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Yunnan province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Z统计量 p EE (−1) 0.642 *** 0.1 6.4 0.00 IS −0.02 0.11 −0.18 0.86 GE −0.104 *** 0.014 −7.44 0.00 OP 0.008 0.0511 0.16 0.88 ML −0.102 * 0.0575 −1.77 0.08 ES 0.536 *** 0.096 5.63 0.00 ED 0.0962 *** 0.0269 3.57 0.00 TE 1.52 *** 0.125 12.11 0.00 CONS −0.652 *** 0.206 −3.17 0.00 Wald chi2(8) = 19896.54 prob > chi2 = 0.0000 表3. 云南省各地州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注： *** 、 **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数据来源于笔者根据Stata软件计算结果整理所得。 1) 产业结构(IS) 产业结构(IS)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但产业结构对云南省能源效率的影响很不显著。目前云南省第二产业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在整个云南省国民经济中仍占有较大比例。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云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0.412，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比重的0.155和0.433；2005年云南省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0.41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0.397，不难发现云南省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比较慢，第二产业居高不下，这是云南省产业结构(IS)对其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2) 经济发展水平(ED) 云南省各地州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效率的相关系数为0.0962，并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云南省各地州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且人均GDP每提升1%就能够促进能源效率增长0.0962。 3) 能源消费结构(ES) 能源消费结构对云南省能源效率影响重大。从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如果电力消费占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增加1%，则云南省能源效率相应提升0.536，它表明以电力消费为主的能源消费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这与期望一致。 4) 政府影响力(GE) 云南省各地州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能源效率地相关系数为−0.104，并且通过了5%水平下地显著性检验。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每增加1%，能源效率会相应减少0.104。 5) 市场化水平(ML) 市场化水平对云南省能源效率的影响与政府影响力对云南省能源效率的影响相一致，均存在消极的作用，这与预期一致，同时市场化水平与政府影响力水平也可相互印证。具体即国有企业员工占就业人员每增加1%，云南省能源效率相应降低0.102%，进一步说明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会造成能源效率出现损失。 6) 技术水平(TE) 云南省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正，这与预期一致且通过看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云南省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依靠技术进步，但国内众多学者对这一结论众说纷纭，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驱动作用变得较为复杂。 7) 对外开放水平(OP) 对外开放水平对云南省能源效率呈现不显著的细微积极作用，其原因主要是云南省为打造南亚东南亚经济辐射中心，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外开放拓展了地区资本积累的渠道，对能源效率的提升由间接影响。国际贸易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多渠道的，不仅对东道国具有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而且还具有间接的外溢效应—技术扩散、人力资本提高和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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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云南省地州间能源效率在逐年提升，但地州间能源效率差距也在逐渐加大，且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同时，研究还得到云南省地州间能源效率水平与各地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影响力水平、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等影响因素有密切关系。据此，本文立足于前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1) 减少政府干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云南省可通过适量减少地州财政支出，减少地州政府对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能够在能源消费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能源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化。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则可以更好发挥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适当减少国有企业规模，让市场更具有活力，能源相关企业能有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 2) 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云南省整体能源效率相对较低，但具有丰富的太阳能、水能和风能等清洁资源，政府可通过出台支持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加大其开放投资力度，逐步提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云南省为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也应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例如实施“煤改电”政策、积极开发油电混合动力技术等，提升电力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这对于云南省整体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都有积极意义。 3)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健全协调发展机制 技术水平的提升是解决云南省能源效率整体偏低的根本途径，而人才引进又是提升技术水平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引进人才的待遇，形成激励机制。同时考虑到云南省地州间能源效率差异的逐年拉大，健全协调发展机制势在必行。具体可构建地州间能源效率互助协助平台，通过先进设备共享、技术和人才援助等方式，发挥地州间比较优势，推动红河、怒江等云南省能源低效率地州发展进程，在地州间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作用下，共同打造适合地州间能源效率整体协调提升的新“云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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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近年来，杭州致力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而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感知最敏锐和深刻，因此本文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并获得297份有效样本，以期得到企业对于杭州市商业环境的看法。调研结果表明：被调查企业对杭州市政府服务、外贸服务、金融服务、市场状况、创新能力等较为满意；同时，政策法规、税负水平、劳动力状况等方面则有待提高和优化。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对金融服务、政务服务、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满意度比民营和外资企业更高。最后，针对上述不足和短板，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期提升杭州市整体营商环境。 关键词 :营商环境，问卷调查，所有制，杭州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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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营商环境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指企业在开设、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营商环境包括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等 [ 1 ] 。并且，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民营和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带动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集聚，是促进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依托 [ 2 ] 。 目前，城市营商环境相关研究中，利用宏观经济及行业数据进行的研究较多 [ 3 ] [ 4 ] ，但是微观基础上从不同所有制企业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同时，在民营经济占据市场绝对主体的杭州，民营经济的活力，民营企业的动向，就是杭州营商环境、经济发展质量的风向标。因此，在微观数据的基础上，从国有、民营以及外资等不同所有制企业角度出发评价杭州市营商环境，尤其辨别出对不利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营商环境因素，有利于丰富并拓展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方面的理论研究，同时有助于明确杭州营商环境的不足因素，对于将杭州建设成为新一线、国际化城市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首先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及杭州市实际情况设计问卷，并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发放问卷开展调查并获得297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其次，对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具体要素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处理，得出调查对象对杭州市营商环境整体评价，并且归纳总结出，企业对营商环境较为满意的方面，并提炼出不利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的环境因素；第三，针对上述不足和短板，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期提升杭州市整体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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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调查问卷设计 根据现有研究及杭州企业所处环境具体情况，并且在征求专家学者及从业人员的基础上制作了杭州市营商环境调查问卷，问卷形式设定为李克特7点量表(Likert scale)上。问卷中测量变量涉及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两个主要方面，包括政务服务、法律保障、外贸服务、税负水平、金融服务、市场状况、劳动力状况、创新能力等8个方面，具体细化为20个问题，每个问题描述之后会有“1-7”来对其进行评价，选择的数字越小，表明受访者对越“反对”该描述，即对该因素满意度越低；选择的数字越大表明越“赞同”该描述，即对该因素满意度越高。杭州市营商环境相关测量变量及具体问题见表1。 Table 1 Measurement variables and problem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Hangzho 测量变量 具体问题 编号 内容 制度环境 A.政务服务 A1 A1.注册企业的程序非常便捷 A2 A2.缴税程序非常便利 A3 B2.土地管理质量有利于企业经营 B.法律保障 B1 B1..司法程序质量有利于企业经营 B2 C1.解决合同争端的法律成本并未给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B3 C2.杭州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非常完善 C.外贸服务 C1 D1.外汇核销程序非常方便 C2 D2.出口退税政策有利于企业经营 C3 D3.进出口贸易程序非常便捷 D.税负水平 D1 E1.企业所得税率有利于在杭州经商 D2 E2.企业增值税水平对在杭州经商没有负面影响 市场环境 E.金融服务 E1 F1.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非常有利于企业经营 E2 F2.银行提供的信贷额度非常有利于企业经营 E3 F3.信贷担保机构服务非常有利于企业融资 F.市场状况 F1 G1.企业所处产业的聚集程度很高 F2 G2.企业所处市场规模有利于企业经营 G.劳动力状况 G1 H1.高素质人才充足 G2 H2.劳动力成本较高 H.创新能力 H1 I1.高质量研发机构的数量充足 H2 I2.大学和产业合作研究进展良好 表1. 杭州市营商环境测量变量及具体问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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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优化营商环境对策建议 4.1. 优化政府配套服务 杭州政府应继续深入政务改革，简化办事过程，便利企业经营程序。一方面，使“最多跑一次”改革覆盖全市；另一方面，大力发挥网络平台作用，增加网上服务项目，减少现场办理环节，提供企业相关的商事登记便利措施，部分事件实现网上办理，使“最多跑一次”简化为“一次都不用跑”。同时，政府网站及时更新办理各项事务所需全套材料，并提供简单易懂的服务指南，提高办事效率，并提高部门间信息共享能力，减少企业重复性填报。 4.2. 落实企业税费减负政策 一方面，应开展企业负担情况调查研究，组织相关部门以民营企业、创新性企业为重点，集中开展企业负担现状调研活动，针对当前企业承担的各种不合理负担，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现场考察和调阅各种资料等形式，收集整理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及相关政策措施建议。依据调研结果，落实惠企减负政策，制定出台关于深化企业减负担降成本的相关政策，开展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自查清理和涉企中介服务收费专项督查，适当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降低用能成本，最终实现企业减负。 4.3.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为了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完善金融市场功能，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其一，要有健全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灵活的市场价格调整机制，能够真实、及时地反映资金供需对比状况和资源的稀缺性；其二，金融市场化需要有足够多的、行为规范的金融服务供应者，改变金融市场寡头竞争的格局，提高金融市场竞争性，较为充分的竞争，能够规避垄断利润、市场分割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其三，创建担保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商业性担保机构、担保业务中介机构提供信息服务，对于信用记录良好的私营企业，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其进行信用担保，为其提供更为充裕的经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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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根据京沪深三地的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对三地5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进行了盈利等级划分，并建立了随机森林盈利能力分类模型。结果表明：京沪深三地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等级数量分布均衡，且随机森林模型精度较高，可以有效预测三地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等级。基于以上结论，针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对于该行业的未来成长以及房地产公司如何提高盈利能力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 :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随机森林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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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盈利能力能够体现企业利用现有资源获利能力，其强弱能体现一个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通过对盈利能力分析能够了解目前企业的运行状况、发展状况以及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所以，盈利能力分析对于企业及其所在行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几年，虽然房地产行业发展有所波动，但仍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随着中国城镇化以及人口流动加剧，对住宅的需求将逐步加大，因此对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现状有一个更好地了解，才能对行业发展有更好地把握。京沪深三地在中国属于发达地区，房地产企业众多，发展迅速，把握这三地的房地产企业发展可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关于企业盈利能力的研究，国外开始的较早。Venkatraman和Ramanujam (1987) [ 1 ] 认为企业盈利能力是一个包含三种绩效模式的多维度结构：财务绩效；商业绩效，包括与增长和份额相关的部分，以及与公司来来地位相关的部分；组织效能，包括与质量相关的部分，以及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部分。Robert Kaplan和David Norton (1992) [ 2 ] 提出的平衡记分卡提供了一个关注管理过程的框架，其最大特点就在于不仅仅是各种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综合体，而且通过因果关系将盈利能力评价的四个方面紧密地联系起来。Akhmedjonov和Balciizgi (2015) [ 3 ] 研究了资本规模对土耳其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用到了最小二乘等分析方法，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明显的影响关系。 国内学者侧重于利用各种方法建立盈利能力评价体系，比如利用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提取指标的主要信息。种镇国、莫中杰(2010) [ 4 ] 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房地产上市公司2009年反映盈利能力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较为准确地分析出了房地产行业的盈利水平。王曼舒、刘晓芳(2013) [ 5 ] 通过对14家上市银行在2008~2010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面板分析，通过回归模型得出了净息差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影响较小的结论，并指出银行要提高盈利能力除了做到降低成本外，还要优化收益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发展质量。也有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多方面综合评价盈利能力的大小。王吉恒、王天舒(2013) [ 6 ] 以万科三年的财务数据为例，通过层次分析法建立企业盈利能力评价体系，为盈利能力指标赋予权值，进行了实证分析。 目前，利用盈利能力分类模型进行分析的较少，同时在研究范围方面，多以某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例进行分析或者对于某地区的部分企业进行分析，很少有学者将京沪深三地的房地产上市公司放在一起做实证研究。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随机森林对京沪深三地5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5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行一个等级划分；然后，用随机森林训练一个盈利能力分类模型；最后，由盈利能力分析结果，为房地产行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