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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德国与意大利：在道歉与和解之间 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跪在华沙犹太区纪念碑前的照片已经成为德国决心为战时罪行赎罪的象征 [ 32 ]。然而在70年代，这以插曲引起过许多争论：因为在一个既不愿意也不准备支持任何悔恨叙事的社会中，勃兰特的姿态被视作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有争议的道歉姿态 [ 33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在二战结束后，首先是西德，然后是统一后的德国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和赎罪。德国人在他们的纪念馆和纪念碑中直面历史和大屠杀；他们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了解到1100万被杀害的灵魂；他们与领导人的震动人心的演讲一同低头忏悔侵略、暴政和恐怖。 [ 2 ] ”尽管这一过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似乎被历史学家自然地视为理所当然，但德国人的Vergangenheitbewaltigung (直译为“克服过去、反思历史。”)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 [ 1 ]。这是一个促使德国和意大利人民接受“将世界带入一场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责任的过程，一个漫长而充满问题的过程 [ 34 ]。在欧洲，幸存者的故事发挥了“让人民了解战争悲剧”的关键作用 [ 35 ]。他们的故事有助于形成一种基于共同经历和情感共鸣的叙事方式，而这种叙事方式是建立对于战争新认知的首要“粘合剂” [ 36 ]。口述历史是迄今为止传递记忆最有效的方式。利用记忆将知识代代相传，是非常古老的做法。谈论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今天很难区分历史和记忆。当历史学家开始处理二战这一浩劫般的历史时，历史与记忆难以区分的问题便出现了。首先，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通常会感到羞愧。他们试图强迫自己忘记所遭受的一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拒绝分享他们的经历，甚至拒绝将他们的经历与在家乡幸存的亲属分享 5 。因此，这一时期撰写个人回忆和与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缓慢。不过，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后，幸存者们陆续决定发声。历史学家、摄影师和艺术家开始用文字和图像来帮助幸存者“讲述过去不能提起的事。 [ 37 ] ”将记忆转化为促进社会和解的强大动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今天大家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程度有所了解 [ 38 ]。分享历史亲历者的经历有助于个人叙事的“社会化”，而这种信息的传播被认为是创造、支持与和解叙事相关集体记忆的唯一可能途径 [ 35 ]。尽管历史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重新解释，但在德国与意大利幸存者的证词传递着“大屠杀并不是无迹可寻的，是真实发生过的 [ 39 ]。所有受害的男女老少都有名字、面孔、家庭和梦想。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人。当然单一的故事并不能代替历史，幸存者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信息 6 ，因此与历史叙事相关的媒介便承担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博物馆和纪念馆就有助于弥合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距，帮助各国反思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 [ 40 ]。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是德国为纪念和缅怀大屠杀中多达600万犹太受害者而建造的众多纪念场所之一，它于2005年5月10日落成 [ 41 ]。建立这个项目的推动力来自于历史学家BerhardJäckel和记者Lea Rosh在1987年提出的一项倡议。在德国统一以及德国议会和政府从波恩迁往柏林之后，是否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的问题演变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德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而这是一场有关历史的、根源性的辩论 [ 35 ]。德国议会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决定投票建造纪念碑，因为直到1999年6月25日才批准了继续建造纪念碑的决议，这便证实了这场辩论的复杂性质。 同样，意大利也对纪念场所进行了投资以加强集体记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其中，佛索利营地是纪念场所中的一个。佛索利营地是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佛索利村(Fossili)的一个拘留营。1942年作为战俘营创建，后来变成了犹太人集中营、然后是警察和中转营、德国的劳工收集中心，最后变成了难民营。据估计，有2844名犹太人经过这个集中营，其中2802人随后被驱逐出境。“难民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现实。过去，外界对这里的了解因为参观人数少而极其贫乏。直到90年代，奥斯维辛成为了“完美的参观地”。奥斯维辛被视为象征，是与驱逐、丑陋和种族灭绝有关的一切的代名词的现实产物。但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参与却没有被记录下来。”佛索利基金会主任MarziaLuppi解释说 7 。通过将佛索利转变为一个记忆之地，意大利成功地重新定位了与自身战争责任有关的整体叙事，最终阻止了对战争责任进行否定的历史趋势 [ 42 ]。“佛索利营地在证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合作于大规模驱逐的问题上，提供了更完整的档案文件。” 8 在冲突刚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都表现出有限的自我反思迹象 [ 43 ]。受害者的观念普遍存在，自我批判的愿望极为微弱 [ 44 ]。意大利大使塞尔吉奥–罗马诺(Sergio Romano)回忆说：“在战争结束时，无论是道歉还是请求宽恕都很困难。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的人，往往就是在战争期间统治国家的人。在一个国家进行审判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审判需要由那些参与暴行之人的同谋者来主持。” 9 这一点恰好证实了在战后几十年不进行与国家责任有关的自我反省的“好处”。 事实上，在意大利大约有20年的时间，战争从未被谈论过 10 。在德国，官方的讨论仍然围绕着“战争本身、德国人作为受害者的自我认知以及重建一个新的德国所需的社会、民主、经济环境 [ 45 ]。官方讨论着重于对未来的展望而不是回顾过去。” 11 柏林工业大学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的德国研究人员Juliane Wetzel教授的个人经历非常有助于说明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激发集体记忆辩论的推动力必须来自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第二，有关战争叙事的讨论不能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开始，而是需要等待整个社会准备就绪以参与到与战争有关的撕裂性记忆中。教授解释说，她现在所在的大学是1933年首先将犹太教授和学生降级的大学之一。战后盟军组织了特别的再教育计划，以淡化德国社会在战争结束时仍根深蒂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主义。Wetzel教授认为这些举措既不受民众欢迎，也没有效果。因为干涉程度太深，社会也不支持他们。她回忆起1974年，当她在慕尼黑上学时，学校会定期组织学生参观达豪集中营以帮助学生了解战争期间发生的事。而整个参观过程是：乘车到达，老师让学生下车，并限制学生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后然后必须回到车上。她说：“在参观前后，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任何事情。我们不可能会理解我们在那里的原因。” 12 Wetzel教授所经历的现实恰好能证实，德国对战争恐怖性的广泛否认直到70年代末都非常普遍 [ 46 ]。德国在60年代末才打破这种“沉默的共识” [ 47 ]。媒体是重塑集体记忆的另一个关键驱动力 [ 48 ]。虽然媒体最初经常讨论战争丑闻，报道参加安乐死计划的医生或战后使用假姓名继续工作的故事，但这些讨论在当时仍极具争议性 [ 49 ]。有强烈的声音批评这些讨论是“自取其辱”，或者用更现代的话说是“制造假新闻” [ 50 ]。然而，这种讨论实际上是有助于社会对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认识的，是有助于社会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样，受害者的视角也是在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才出现的 13 。几位观察家认为，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讲述了一个犹太家庭和他们在战争中经历的悲剧是德国社会讨论和理解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到70年代末，正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大屠杀”这一词才最终被纳入德语。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开始用“经历过可怖历史事件的，但同我们一样普通、平凡的人”描述和认识犹太人。这种方式设置了情感联结，而情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4 。《大屠杀》首先由西德各地的地区频道播出。全国性的主要电视频道被排除在外，因为该系列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争议和分裂 15 。看了《大屠杀》系列片后，德国人民感到震惊 [ 51 ]。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涌现出大量信件，询问为什么以前没有向我们讲述过类似的故事，为什么整个国家仍然在忽视自己在如此残暴的大屠杀中的责任 16 。德国的经验证实，真相通常是很难被消化的，尤其是当它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缺乏解释和背景交代的时候 [ 52 ]。这一美国电视剧所重现的故事与德国民众对二战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一些德国人开始考虑片中魏斯一家的故事是否只是一个宣传场面还是对历史的有效贡献 17 。在1978年，德国人还不清楚在过去他们的国家为消灭犹太人所做出的阴暗谋划 [ 53 ]。 而在意大利，解释历史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启动了。但与德国所经历的过程一样痛苦、混乱和具有争议。事情的转折点是在意大利解放十周年之际，在卡尔皮(摩德纳)举办的关于犹太人被大规模驱逐到德国集中营的摄影展。“之所以在卡尔皮举办展览，是因为佛索里战俘的家属认为即使在战后十年仍然没有人愿意谈论驱逐的话题而这是不能被接受的。” 18 卡尔皮市在其作为大规模驱逐合作地的历史遗迹基础上，决定重新演绎犹太人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的悲剧。开幕当天，有4万多人参观了展览。受害者想通过展览进行表达，想让人们看到那些仍被认为太过痛苦而从未被言说的表达。图像是展现悲惨事件真实发生过的完美媒介。图像并不完全是扭曲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记忆。展览所展示的照片是没有任何夸张成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同时，这些照片从情感上又是难以被注视与相信的 [ 54 ]。这场摄影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发现了他们无法想象的历史面貌。与《大屠杀》系列节目首次播出后在德国发生的情况类似，意大利各地的报纸开始收到要求了解真相的信件，要求对他们不了解的悲剧进行真正的讨论 [ 55 ]。1959年，在都灵，一个12岁的女孩决定通过信件分享她的感受，当时的新闻报(La Stampa)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信中写道：“我们有的人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真还是假。有的人认为这是政治宣传，一切都是夸大其词。但是，我们有些人想相信这些画面。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上没有提到这些暴行呢？我们的老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太可怕了，我们不能谈论这些。我感到害怕与震惊。我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在祈祷上帝，希望他不是这场噩梦中的某个角色。 [ 54 ] ”小女孩在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她想知道真相。 [ 55 ]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泽(Harald Welzer)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对于‘历史透明化’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积极成果 [ 56 ]。该研究分析了三代人之间的记忆传承，即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已经成年的祖父母一代，其次是所谓的“第二代”，他们出生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但成年后并没有感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人，还有婴儿潮时期的孙子辈。研究结果表明，婴儿潮时期孙子辈对国家社会主义和那个时期发生的罪行了如指掌，而这种对于历史的熟悉来自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主义就被明确地提到纳入学校课程中，学生们也在课堂上中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过集中讨论。但与此同时，Harald Welzer研究中所采访到的婴儿潮孙子辈尽管接受过学校的系统历史教育，仍会试图证明自己的祖父母与战争没有太多关系，将自己的祖父母更多的塑造为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显然，在对家庭和家庭遗产的认同与对战争罪行的抽象认识之间，有效讨论仍然是缺失的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