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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相关概念研究现状 (一) 组织学习与遗忘 我们知道组织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组织学习的能力与组织遗忘的倾向共同造成的(姚俊等 [ 13 ] ，2006)。我们不清楚为什么组织会变回原样，尽管诸多证据表明确实如此。虽然直观，但现有组织学习理论尚无系统解释的，一个在学习与遗忘之间不断循环的连续性现象。有关组织学习的文献数量已有很多而且侧重点各不相同(Levitt and March [ 9 ] ， 1988; Argote [ 6 ] ， 2011)。学习曲线现象是比较受关注的一个领域，相关研究认为经验积累会通过提高产出和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效率(Argote [ 14 ] 等，1990)。然而学习曲线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变化，即使不同组织完成同样的任务，有的学习快，有的学习慢(陈国权 [ 15 ] ，2009)，有的甚至不发生学习行为(Lapré and Nembhard [ 16 ] ， 2011)。如果考虑到有大量关注于组织学习的困难的研究，那么上述现象就得以很好解释。组织学习的困难包括无效或有缺陷的数据(March [ 17 ] 等，1991；Beckman and Haunschild [ 18 ] ，2002)、搜索面狭窄(Levinthal and March [ 19 ] ， 1993)、成功与失败的分配问题(Madsen and Desai [ 20 ] ， 2010)以及其他一些降低体验式学习(Denrell [ 21 ] ， 2003)或替代性学习效率(Chandler and Hwang [ 22 ] ， 2015)的因素，以及那些限制从稀有事件中学习的复杂因素(Lampel [ 23 ] 等，2009)。 不仅知识难以获得(姚俊等 [ 24 ] ，2010)，同时组织有时候会因为遗忘而丢失知识(Argote [ 25 ] ， 2013)。Haunschild等从安全关注和非安全关注间转换的视角提出了组织学习和组织遗忘的概念，即组织学习表示组织在发生严重差错后，从非安全关注向安全关注转移的过程；而组织遗忘则表示组织从安全关注转向非安全关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由于知识的丢失(Holan and Nelson [ 26 ] ， 2004)，或者注意力的转移所造成(Ocasio [ 27 ] ， 1997)。换言之，与关注于避免严重差错的活动消失，而专注于提高产出或创新的活动出现。近年来，组织从负面经验中学习已成为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朱颖俊等 [ 28 ] ，2011)，旨在研究组织如何从负面经验中学习以获取教训，从而防止未来悲剧重演。例如研究组织从失败中学习(Cannon and Edmondson [ 3 ] ，2005；Ellis [ 4 ] 等，2006)、组织从差错中学习(Tyre [ 1 ] 等，1997；Dyck [ 2 ] 等，2005)、组织从事故中学习(March [ 15 ] 等，1991；Vaughan [ 8 ] ，2005)、组织从灾难中学习(Madsen [ 18 ] ， 2009)等，大多致力于解释什么促进学习、什么阻碍学习(Argote [ 6 ] ，2011；胡洪浩和王重鸣，2011)，也有不少解释知识如何逐渐消失的组织遗忘(Walsh and Ungson [ 10 ] ， 1991; Argote [ 6 ] ， 2011)的相关研究，却显有解释为什么组织学习后未能阻止事故或灾难重复发生，以至于我们对组织如何有系统地在学习周期和遗忘周期之间循环的作用机理依然了解很少。为了了解这种作用机制，我们必须发现触发转换的潜在因素(史丽萍等 [ 29 ] ，2014)。Haunschild等认为，事故或严重差错可能是导致组织从遗忘周期转向学习周期的触发器。组织学习理论早已证实差错有破坏性，为此，很多近期研究不再聚焦于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出，转而研究学习带来的其他结果，如减少差错和避免事故(Haunschild and Sullivan [ 30 ] ， 2002; Baum and Dahlin [ 31 ] ， 2007; Madsen [ 5 ] ， 2009)。然而，我们依然不清楚发生连续性差错的原因。尽管已有组织学习的相关研究认识到组织差错具有破坏性(Madsen [ 5 ] ， 2009)并且值得学习(Goodman [ 32 ] 等，2011)，Haunschild等也已经验证了严重差错或事故会推动组织将关注点转向安全，强调更多安全导向行为，同时也会忽视其他关注点，如效率和创新等。然后随着时间流逝，一些组织过程会促进遗忘，例如对安全现状的错误认识以及员工离职等，都会导致关注点逐渐转向非安全因素，最后导致另一起事故或严重差错，既而将组织的关注点再次转向安全，如此循环往复。然而严重差错在触发组织学习的同时，还能导致组织忽视其他关注点的双重效应，目前尚未被理论化。 (二) 组织振荡 组织在关注点间(如安全和效率，或安全和创新)振荡是组织处理竞争压力的产物(Haunschild [ 11 ] 等，2015)。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们都在研究不同状态之间的振荡，这是试图处理不相容状态的自然结果，即当两个同样被渴望的状态出现时，一个行动者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状态，所以振荡就产生了(Maybury and Almagor [ 33 ] ， 1989)。 有关振荡的研究已有不少，如Barley and Kunda [ 34 ] (1992)研究了从1860年到1990年之间，各种管理思想的意识形态在理性的扩张和规范性的收缩之间波动的情况，此外，Adler [ 35 ] 等(1999)讨论了在生产系统中，决策者在效率和弹性之间权衡的情况，以及组织如何处理员工在常规和非常规工作之间接连转换的问题。Nickerson and Zenger [ 36 ] (2002)讨论了组织如何在集权和分权控制之间转换。他们进行这些研究是因为每种状态都有其显著的优势和劣势，且两种状态几乎完全相反，处于某个状态往往倾向于强调这个状态的成本以及另一个状态的收益。 有关学习和创新的文献中也有研究阐述了组织可以在不同关注点之间转换。例如，March [ 15 ] (1991)提出，组织可能会在探索新可能性和利用旧确定性之间移动，而且即使平衡是比较理想的，然而组织也会在两者之间做出显性或者隐性的选择。相类似地，Abernathy and Utterback [ 37 ] (1978)认为，随着组织不断成熟，组织会从产品创新转向过程创新。 虽然他们的理论是一个线性过程而非循环振荡，而且都表达了组织中各种不同关注点之间的振荡现象，但“组织振荡”这一词语是Haunschild等提出的新概念，他们把组织振荡界定为组织在安全关注点和非安全关注点之间的循环往复。具体地说，组织不仅会从安全关注点转向某个非安全关注点，还会因为某些原因再转变回去，事故或严重差错是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它推动组织转向安全关注的同时偏离非安全关注，从而触发了组织从遗忘周期转向学习周期，而这种关注点转换的结果就是“组织振荡”。Haunschild等认为，出现这个组织振荡现象的最基本原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因为资源一旦被更多地分配到某项活动就会减少其分配给其他活动(Perrow [ 38 ] ， 1984; Heimann [ 39 ] ， 2005; Vaughan [ 8 ] ， 2005)。比如，在NASA的案例中，选择关注安全就意味着要采取一系列行为来保证不会出现差错，在决定是否要发射航天飞机时，除非证明发射是安全的，不然不会发射。而如果关注效率，这就意味着要采取一系列行为来最小化投入，最大化产出，那么在决定是否发射航天飞机时，就变成除非证明发射是不安全的，否则就发射。而内外部压力也会驱动组织振荡，因为在事故发生后，安全往往会占主导地位，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都会使组织提高与之前事故相关的安全行为。外部压力有可能源于监管者、调查组织、消费者监督组织和媒体等，他们迫使组织分配资源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防止未来再次发生(Carroll [ 40 ] ， 1995)。事故发生后的内部压力同样紧迫，组织可以通过补救措施部分减轻名誉损失(Rhee and Valdez [ 41 ] ， 2009)，组织表现出的安全意识的增强可以加强这个效果。另外，内部学习可以将组织关注点由产出转移到安全，组织可以更多地从灾难事故中学习(Madsen and Desai [ 18 ] ， 2010)，因为灾难事故会促进调查(Cyert and March [ 42 ] ， 1963)和反思(Morris and Moore [ 43 ] ， 2000)，组织会制定规程，雇佣新的安全人员来努力避免未来再次发生事故。然而，这些提升安全关注的手段成本都比较高，因此，他们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诸如效率和创新等其他关注点。 Haunschild等认为NASA先后发生的挑战者号事故和哥伦比亚号事故经历构成了组织在效率关注和安全关注之间振荡的实例，并从事故的定性数据中归纳、构建出了一个组织振荡模型(如图1所示)，并利用那些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药物批准的企业1997年到2005年间的数据检验了这个模型，验证了严重药物差错(用安全性药物停产、药物面市许可申请被拒、药物被增加黑框警示的标签来测量)会导致医药企业在安全关注(以某个医药企业在某一年的所有药物的临床试验次数、与临床试验相关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来测量)和创新关注(用企业一个观察年中成功申请的专利数来测量)间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