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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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亲子共读 亲子共读(Parent-child shared-book reading)作为亲子活动的一种方式，是指在家庭情景中父母和孩子共同阅读故事书或图画书的活动。亲子共读是家庭开展儿童早期阅读的基本方式，亲子共读是促进儿童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主要途径，促进儿童认知、情感、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发展，也是成人与儿童之间情感交流的有效途径。 儿童向来是喜欢听故事的，故事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故事中不仅有漂亮的图画和丰富的文字，也有主角的想法、愿望和情绪等，而这恰恰也是心理理论的内容。亲子共读对儿童的帮助还体现在儿童对于其他人也许基于相反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这一概念，即错误信念的能力都得到提高(Scarborough & Dobrich， 1994)。现有研究发现早期的心理理论状态的讨论对心理理论水平提高有显著作用(Astington & Jenkins， 1995)，如何把心理理论训练的方法和亲子共读结合起来促进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呢？ 本文以心理理论训练为基础，以亲子共读为媒介，为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如选择包含心理理论的故事书，问儿童主角知道不知道、问儿童主角的想法和感受、给幼儿提供理解心理理论的支架、角色扮演、鼓励儿童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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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运用亲子共读促进心理理论发展的建议 (一) 首先最基本的是选择包含心理理论的故事书 首先，在亲子共读材料的选择上，选择包含愿望、想法、信念、情绪等心理理论的故事书。选择主角互动较多的故事书，或者主角有较大情绪起伏进而采取行动的故事书。如在《搬过来，搬过去》中，从开始长颈鹿在鳄鱼家住的伸展不开，鳄鱼在长颈鹿家住的不舒服，到决定重新设计适合彼此房子的过程。故事主角的情绪也从开始的不开心苦闷到后来开心的过程。如在《你看起来很好吃》故事中，甲龙宝宝喜欢吃草，霸王龙喜欢吃肉涉及到不同的愿望，霸王龙找甲龙宝宝时，从找不到时的担心生气到甲龙宝宝给霸王龙带红果子吃，霸王龙开心欣慰的过程。挑选合适的故事书是通过亲子共读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成人和儿童可以开展心理理论问题的讨论，进而促进儿童发展。 (二) 问儿童故事主角知不知道的问题。 在故事讲述中，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故事主角并不在场或者没注意到，但是作为局外旁观者，幼儿知道故事中发生的全部事情。问幼儿故事主角知不知道的问题，可以帮助幼儿区分客观事实和他人信念，使儿童意识到他人的信念不一定和客观事实一致，从而促进儿童错误信念的发展。有些事情故事主角没有看到，所以故事主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问幼儿故事主角知不知道的问题，让幼儿理解看到即知道，故事主角看到什么，他就知道什么；故事主角没看到什么，就不知道什么。以《你看起来很好吃》为例，“霸王龙护住了‘很好吃'，然后强忍着疼痛，啪地甩出大尾巴…咣当！‘很好吃'什么都不知道，还在一个劲地吃草。”问幼儿“甲龙宝宝知道霸王龙受伤了吗？(没有，因为甲龙宝宝在一个劲地吃草，所以没看到)”。同样可以以“捉迷藏”游戏为例，没看到其他人藏到哪里，所以不知道其他人藏哪里。 (三) 问儿童故事主角的愿望、想法、信念、情绪等问题。 问儿童故事主角的愿望、想法、信念、情绪等，对儿童认知发展进行引导，促进儿童理解他人心理状态。已有研究发现，幼儿在33月幼儿参加心理状态讨论的频率和40月幼儿的错误信念有关系(Astington & Jenkins， 1995)，即增加早期的心理状态讨论的频率可以促进未来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以《你看起来很好吃》故事中为例，当甲龙宝宝邀请霸王龙吃草时，霸王龙说，“嗯…啊…还不如吃肉…不，不不不，爸爸不饿，你都吃掉吧”问儿童“霸王龙喜欢吃什么呢？”使幼儿明白甲龙宝宝和霸王龙愿望不同。当霸王龙说，“爸爸不饿，你都吃掉吧”问儿童“为什么霸王龙这么说呢？”通过问“为什么”促进幼儿明白愿望和行为的关系。通过问相关问题给幼儿提供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机会，也提供将他人心理状态表达的机会，进而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和语言的发展。又以《你看起来很好吃为例》，霸王龙找不到甲龙宝宝担心时，甲龙宝宝背着红果子回来，霸王龙生气地大叫，甲龙宝宝说“对不起，我以为爸爸会高兴呢…对不起！”问幼儿“霸王龙生气地大叫时，甲龙宝宝心情怎样，它做了什么呢？”促进儿童对情绪的识别和表达。问幼儿“为什么甲龙宝宝以为爸爸会高兴呢？”，促进幼儿对二级心理理论的理解。另外，在日常生活的沟通中，增加与幼儿情感交流的机会，如和幼儿讨论幼儿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一方面可以促进亲子关系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 (四) 给幼儿提供一个关于心理理论的支架，激发幼儿理解元认知词汇，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发展。 现有研究表明，和直接提供元认知词汇相比，在亲子共读中给儿童提供理解元认知词汇的脚手架，使儿童根据故事情节重新组织观念进而作出推论对幼儿心理理论的获得有更大的帮助(Juan & Astington， 2017)。根据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建构主义观点，学习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只有当学习者主动重新组织知识，进行推论才是有效的学习过程。以下面故事为例，第一种：直接表达元认知词汇，如“涛涛的妈妈觉得涛涛在床上，她不知道的是涛涛在床底下；第二种：隐晦提供心理理论的脚手架，如“涛涛的妈妈在床上找涛涛，然而儿童可以清楚的看到涛涛在床底下”。两种表达故事的意思一样，然而后者呈现了和幼儿想法相反的他人的心理状态，使儿童形成一种认知冲突，儿童知道涛涛在床下，然而妈妈却在床上找涛涛，这时幼儿推论也许妈妈没有看到涛涛，所以妈妈并不知道。这些推论会使儿童理解更深入，因为需要儿童自己以现有的故事为基础，把注意力放在心理状态上，进而自发建立起自己的心理解释。 (五) 通过角色扮演或者联系实际促进儿童对心理理论的理解。 目前，许多针对于自闭症的研究发现，角色扮演可以提高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陈仕范，2005)。学前阶段的幼儿都特别喜欢角色扮演，角色扮演的游戏在幼儿园的区域活动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亲子共读中，成人讲完故事后，幼儿在故事中挑选自己喜欢的角色，假装自己是故事中的某一个主角，结合需要的动作表演故事主角遇到的事情，体会故事主角的想法，愿望，情绪，意图，进而促进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也可以把故事主角所遇到的事情和幼儿的实际联系起来拉近故事和现实的距离，以更好理解主角的心理状态。 (六) 鼓励儿童讲故事，建立阅读共同体，提高儿童的叙事能力和心理理论水平。 常规的亲子共读中，双方角色固定，父母是朗读者，幼儿是倾听者，幼儿较少讲故事给父母听。叙述自身经历、亲子共读和角色扮演也是提高幼儿叙事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叙述自身经历和亲子共读中，更多的是人们讲述自己或者其他人的想法、信念、行为、感知觉部分和行为部分，这个恰恰是心理理论的最基础的部分。叙事能力和幼儿心理理论有关系(Charman & Shmueli， 1998)，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幼儿的叙事能力进而提高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具体来说，在亲子共读中，通过鼓励、合适的提问、恰当的补充、和幼儿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对不确定问题的重复增加幼儿与成人的语言互动，通过鼓励幼儿给成人讲故事，进而提高幼儿的叙事能力的发展。 总之，首先选择包含较多心理理论概念的故事书；其次，问幼儿关于主角想法、信念、感觉、愿望、行为的问题。再次，在讲故事的时候，成人强调主角的想法和行为，让幼儿去解释故事主角行为的原因，使幼儿意识到他人想法和行为的关系。在主角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故事中，问幼儿故事主角甲知不知道故事主角乙的心理状态，通过故事主角甲去理解主角乙的想法以提高幼儿二级心理理论。总之，鼓励和引导儿童亲子共读，成人在预习熟悉故事脉络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指导，能够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提升幼儿的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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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学习拖延指的是学生违背原有的学习意向，不必要地推迟学习任务执行的行为倾向，是一种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研究采用学习拖延量表(PASS)、自我控制量表(SCS)、冲动性量表(BIS-11)，从西南大学中随机选取242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探讨了当前大学生的学习拖延现状，并从自我控制视角检验了冲动性影响学习拖延行为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1) 大学生中学习拖延较为普遍，学习拖延者占研究人数的40.2%；自我决定任务中的拖延得分显著高于在他人决定任务的拖延分数，在自我决定任务中想要改变拖延的愿望显著高于在他人决定任务中想要改变拖延的愿望；2) 逐步回归和优势分析结果表明，冲动性对学习拖延行为具有良好的预测力，其中“注意力冲动”解释率最高；3)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在冲动性影响拖延行为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冲动性对拖延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而且冲动性对学习拖延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自我控制为中介实现的。 关键词 :学习拖延，冲动性，自我控制，优势分析，中介作用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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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1. 学习拖延 在校园里，上课迟到、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考前一天临时抱佛脚的现象随处可见，数不胜数。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迟到更是家常便饭，考试依靠考前一个星期突击，交作业的前一天才开始加班加点赶。我们时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说：“拖延可把我害苦了，下次一定要早点把事情做好”。那么拖延是什么呢？拖延是一种常见的心理行为现象，在各类人群中普遍存在。Lay (1986)认为，拖延意味着“推迟达到目标所必需完成的事情”；Ferrari将拖延定义为个体有意地、经常地延迟或开始本来应该按时完成的任务；拖延，是一种不必要地推迟任务以至于产生主观不适体验的行为(Solomon和Rothblum (1984))。拖延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而关于学习拖延，至今没有得到直接的界定，学者普遍认为学习拖延是在学习情境中的拖延，或者是与学习任务相关的拖延(陈保华，2007)。Milgram et al. (1998)在总结五种拖延类型时，将学习拖延定义为将做作业、复习备考、写论文等学习任务推至到最后期限的行为。学习拖延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我国的大学生群体中，有20％的大学生存在严重的学习拖延(韩贵宁，2008)；有研究发现学习拖延现象在不同地域和级别的高校中都普遍存在，有近80％的大学生有强烈改变学习拖延现状的意愿(蒙茜，2007)。也有部分研究者发现大学生学习拖延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和专业差异，比如，在陈红丽(2009)的研究中，男生学习拖延程度高于女生；而相反，胡春宝(2008)在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拖延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女生的学习拖延现象比男生更为严重。虽然不同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但就这一现象而言，它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拖延不仅会对人们的情绪、学业表现以及社会成就等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会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更有甚者会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Stead， Shanahan， & Neufeld， 2010; Van Eerde， 2003)。因此，研究者们广泛重视学习拖延，期以探明拖延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及机制，为学习拖延行为的干预与治疗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冲动性 冲动性是一种多维人格特质，它所表现出来的快速信息加工能力，可能使人因缺乏深思熟虑而做出损失惨重的决策但同时也可以使人迅速抓住有价值的机遇。Bjork et al. (1998)将冲动性定义为未经充分思考便行动，受瞬间反应驱使，喜欢冒险、试图快速完成任务，并将冲动性划为3个维度：注意力冲动、运动冲动和无计划冲动。注意力冲动指个体思维易受外界刺激与内在心境的干扰，注意力涣散，缺乏专注性；行动性冲动指个体的行动缺乏充分思考，行动草率，简单行事；无计划冲动指个体常以现在为定向，缺乏对未来的有效规划和设计，致使行为无序与被动。 1.3. 冲动性对学习拖延的影响 拖延的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先前，研究者从拖延的概念及类型、影响因素、成因以及应对与干预等多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Haghbin， McCaffrey & Pychyl，2012；Procee，Kamphorst，Van Wissen & Meyer，2013；Sadeghi，Hajloo & Emami，2011；Steel，2007；Vahedi，2011；Wäschle，Allgaier，Lachner，Fink & Nückles，2014；Zakeri，Esfahani & Razmjoee，2013；宋梅歌，苏缇&冯廷勇，2015)。其中，影响拖延行为的因素很多，在众多与拖延相关的因素中，这些因素大体可分为四类：任务特性、个体差异、行为结果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任务特性反映了导致拖延的环境因素；个体因素主要是揭示与拖延有关的人格特质有哪些，并把这些特质归纳到传统的“大五”人格模型中；行为结果揭示的是拖延所导致的后果：而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是从年龄、性别等角度来分析拖延(陈欢欢，2009)。 Blatt & Quinn (1967)认为，冲动的人更可能拖延，其原因在于他们非常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欲望上。Van Eerde (2003)在解释个体拖延的原因时曾指出，人们之所以倾向于推迟行为或决策，其原因可能是无法延迟满足，也称缺乏冲动控制，是一种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克制自己的欲望，放弃眼前诱惑的能力。冲动性快速信息加工的特点，往往使人缺乏深思熟虑。这样，对于冲动性个体来说，简单有趣的任务、甚至与学习或工作无关的事情如游戏等时，似乎更具吸引力；而那些困难、枯燥、需要付出较大努力的任务(如写作、准备答辩等)则倾向于被拖延或回避。因此，在面对短期享乐和长期收益的抉择时，冲动性较高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更具吸引力的“及时行乐”。Eunhye (2014)也明确指出，冲动是引起焦虑人群拖延的主要原因，因为冲动性学生追求立即的奖赏，忽视长期的回应。 1.4. 问题提出 学习拖延是广泛存在于大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一种现象，它对于学习者影响重大。也许研究学习拖延这样一种非适应性的心理行为现象，最大的意义在于找到矫治的方法，但是在解决该问题之前，弄清楚它的严重程度如何，大学生本身有没有意识到学习拖延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学习拖延等对于解决问题大有裨益。我国研究者对大学生学习拖延原因的研究，也正处于从各个视角建构和验证理论的阶段。所以，本研究力求贴合我国大学生的实际学习活动，对大学生的学习拖延情况展开调查，探索大学生学习拖延的深层原因并尝试从更多的视角来丰富学习拖延的研究探索。有研究指出，拖延是“与自我控制对立的冲动”的特殊形式，本质上是自我管理的失败，特别是与自我控制问题关系密切(Steel， 2007)。也有研究指出，个体对冲动的自我控制是心理能动性的表现，对冲动行为的低自我控制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Gottfredson & Hirschi， 1900)，这说明了自我控制在冲动性与拖延间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使用学习拖延量表、自我控制量表与冲动性量表，考察自我控制在冲动性对拖延行为的影响中的作用，试图从自我控制角度揭示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被试完成三份量表，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在不同类型任务中被试的拖延状况；其次将冲动性各维度与学习拖延得分进行回归分析和优势分析，得出冲动性各维度对学习拖延贡献的相对优势；最后，使用中介分析的方法考察自我控制是否在冲动性影响拖延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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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与程序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网上发帖、张贴广告等招募了西南大学的242名在校本科大学生做为研究对象，剔除无效问卷后，统计有效问卷为239份，回收问卷有效率98.7%。其中男65人，女174人，平均年龄20.41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学业拖延量表(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Scale-Student， PASS) 该量表于1984年由Solomon和Rothblum共同编制，是学习拖延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个量表，用于测量大学生在学业情境中的拖延情况及其原因。该量表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评估被试在撰写学期论文、复习备考、完成每周阅读任务、学业管理任务、列席性活动及平时在学校的行为这6种学业情景中的拖延频率、拖延带来的麻烦以及改变拖延的愿望，每个情境有3个题目，合计18个题目，采用利克特五点计分法。第二部分测量拖延的原因，共26个题目，提供一个具体的拖延情境(学期论文撰写)，要求被试评估每一种原因与自己在该任务上拖延原因的符合程度。其中，拖延程度的得分是六项活动所有前两项分数的总和，分数越高，表明拖延程度越重。改变拖延的愿望得分是六项活动最后一项分数的总和，分数越高，表明想要改变拖延的愿望越强烈。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选取了陈保华(2007)修订后的中文化和本土化PASS量表的第一部分，用于测量大学生学习拖延情况。由于他在修订量表时发现，国内大学生最典型的学习任务与原量表并不相同，例如：很多大学并没有“每周阅读任务”的要求，因此，该量表删除了原量表的部分内容并增加了三种学生自我决定的学习任务。修订后的量表共计18个题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我决定的学习任务，这部分的重测信度为0.62；第二部分为与原量表相一致的学习任务(他人决定的学习任务)，该部分的重测信度为0.51，分半信度为0.74。效度方面，量表第一部分通过被试的自我报告直接测量被试的学习拖延程度，结构与原量表保持一致，因此不存在结构效度的问题。 2.2.2. 自我控制量表(SCS) 此量表由Tangney等人(2004)编制的，以近十年来自我控制研究的新进展为理论基础，于2004年发表了新的自我控制量表，经在美国试用，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89。该量表共有36个条目，分为5个维度：冲动控制(10题)、工作或学习表现(4题)、总体自律(11题)、健康习惯(7题)和可靠性(4题)。 2.2.3. 冲动性量表(BIS-11) 该表中文版共有30个条目，采用1~4分四级评分法(几乎没有/从不、偶尔、经常和几乎总是/始终)，30个条目中有11个为反向评分条目，量表的统计量为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冲动性越高。最初，美国学者Barratt于1959年提出；经过11次修订，在1985年修订成BIS-11版；先后被引次数约1210次(Patton et al.， 1955)。总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759，30个条目与总分显著相关，说明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总体而言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在我国用于冲动性的研究(周亮等，2006)。 2.3. 研究过程 本研究由心理学专业学生担当主试，施测前，研究者对主试进行了培训，告知其研究目的，向其讲明注意事项，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施测在被试来到实验室后进行，将修订好的PASS量表、自我控制量表与冲动性量表合并在一起发给被试。首先，主试向被试简要说明测验目的、保密原则，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认真作答，不必顾虑。然后，由被试自己阅读指导语，按要求作答。施测时间大约三十分钟，被试填答完毕后，由主试收回，交给研究者。 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8.0对收回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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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冲动性对拖延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冲动性会影响拖延行为，其中注意力冲动对拖延行为的影响最大；冲动性是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进而影响个体的拖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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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冲突问题与自身的依恋风格存在紧密的关系，冲突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冲突知觉、冲突解决和冲突评估。本文从不同成人依恋风格出发，述评不同依恋个体内在工作模式对亲密关系中的冲突问题的影响。以后的研究可以从伴侣双方的依恋类型和当前亲密关系质量等方面进一步展开研究。 关键词 :成人依恋，冲突，亲密关系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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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依恋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形成和保持亲密关系的倾向(Bowlby， 1969)。个体自出生起所产生的不同的期望、需求、情感，并由此收获的种种依恋体验，使个体逐渐形成稳定而独特的依恋风格。这种依恋风格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Bennan， Clark， & Shaver， 1998)：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从而可划分出成人依恋风格类型。不同类型的成人依恋个体面对依恋相关情景、问题和信息也有其特殊的内部工作系统，这种内部工作系统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对自我的认知(积极/消极)和对他人的认知(积极/消极)。 在成人亲密关系中，冲突是影响个体亲密关系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事件。冲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不相容性，同时会伴有消极情绪体验(Canary， et al. 1995)。冲突问题包括三个子结构：冲突知觉(对冲突事件觉察的阈限)、冲突解决(对解决冲突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冲突评估(对冲突事件对亲密关系影响大小的评估)。冲突知觉取决于不同成人依恋个体对负性信息的加工方法，而对信息的不同加工方法反应到行为上又分为正性/负性的解决方法。冲突解决方式可按“关注他人”和“关注自己”分为控制(dominating)、逃避(avoiding)、妥协(obliging)和合作(integrating) (Rahim， 1983)。其中，控制、逃避和妥协是负性的解决方法，合作是正性的解决方法。此外，当个体运用相关方法解决冲突后，其本身对他人和自己拥有的积极/消极的看法——即内部工作系统会对亲密关系质量的评估产生影响。对亲密关系中的质量评估通常是由个体自我报告和问卷来测量，例如TIMCS (Rusbult， 1983)，TTS (Rempel， Holmes， & Zanna， 1985)和TWIQ (Waring & Reddon， 1983)。 现有研究普遍将视角放在冲突知觉、冲突解决和冲突评估的某一方面上，没有将整个冲突问题进行总结囊括。因此，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从冲突问题的三个部分出发，探讨不同的依恋风格和内部工作系统如何影响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知觉冲突事件的发生、解决冲突事件和评估冲突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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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回避型依恋个体的冲突问题特点 在母婴依恋形成阶段，当婴儿或儿童的主要照料者不敏感或拒绝时，个体体验到依恋对象是拒绝他(她)时，就会发展出去激活策略(Kobak， Cole et al.， 1993)，目的是转移对依恋线索的注意，否认自己的脆弱和对他人的需要，从而降低心理的紧张和焦虑(鲁小华，2013)。当回避型依恋风格婴儿发展到成人时，回避型依恋成人将会在亲密关系中熟练运用这种策略，抑制和压抑依恋系统中的思想和记忆，选择性的忽视一些威胁性的事件和个人弱点，认为这些不会带来想要的结果。同时，由于早期的依恋相关记忆，回避型依恋个体会发展出对他人消极评价、对自己积极评价的内部工作模式。而这一去激活系统与内部工作模式会对亲密关系中的冲突问题产生影响。 2.1. 回避型依恋个体冲突觉知的特点 在陌生情境实验(Ainsworth & Salter， 1978)中，回避型依恋婴儿没有因为依恋对象(母亲)的回归而向其寻求支持或表现亲近的行为，反而对玩具抱有更高的注意力。当这种依恋风格发展到个体成人期时，在压力情境下远离依恋对象已成为回避型依恋个体处理自身被抛弃可能的习惯手段。对于回避型依恋个体来讲，由于冲突事件意味着爱和关心的表达，还潜藏着受伤害的风险，所以回避型依恋个体对冲突事件持有一种内在的远离的态度。 从回避型依恋个体的视角出发，冲突事件意味着大量的负性信息和伴侣的负性情绪。在加工负面信息时，回避型依恋系统会采用去激活策略(Mikulincer & Shaver， 2003)。这种策略要求自我否定依恋的需求，避免亲密和亲近，以及对亲密关系的依赖。从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上，最大化的和其他人保持距离，为自我依赖和独立而努力(Shaver & Mikulincer， 2004)。因此，回避型依恋个体通过去激活策略，抑制对负性信息加工的注意、编码以及提取帮助实现在威胁情境中避免激活依恋系统(Mikulincer & Shaver， 2003)。同时，由于回避型依恋个体对情感性刺激与事件的防御性排斥(Fraley， Garner， & Shaver， 2000)，该类个体在亲密关系的自我报告中经常出现一种情绪体验迟钝模式(Diamond & Hicks， 2006; Feeney， 1999)，而这种情绪体验迟钝模式对冲突事件的知觉有着显著影响。因此，相较于其他类型依恋个体来讲，回避型依恋个体对冲突事件有着更高的冲突知觉阈限。 2.2. 回避型依恋个体冲突解决的特点 回避型依恋个体的内在工作模式为对他人消极评价，对自己积极评价。因此，在冲突解决环节，回避型依恋个体倾向于选择负性的解决方法来解决冲突。 在这一环节，由于回避型依恋个体对自我和他人都怀有消极的认知模型，并且他们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无法通过揭露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伴侣的支持。因此，回避型依恋个体无法采用积极的冲突解决策略。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他们会使自己远离冲突事件，尽量避免与冲突事件中的伴侣进行接触。最终，远离冲突事件的重要交流成为回避型依恋个体一个避免受伤害的手段，从而渐渐地使该类个体的避免行为变得更加自动和无意识的。 当环境不允许回避型依恋个体远离冲突情境时，回避型会更喜欢尝试控制他的伴侣，这是因为回避型依恋个体对亲密关系控制权的需要、对他人的消极认知模型和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自信。控制(dominating)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代表着高关注自己，即考虑自己的付出也希望引导冲突中的他人关注自己的付出与想取得的目标。对回避型依恋个体来讲，伴侣在冲突情境中的支持行为也并不会带给他们积极的体验。回避型依恋个体倾向于对冲突不予重视，将理解伴侣的抱怨与诉苦的重要性缩到最小，并且在调节负性情绪方面也很没有自信(Creasey， Kershaw， & Boston， 1999)。 从伴侣双方的成人依恋风格来看，一些研究表明了回避型依恋个体在面对冲突时会倾向于避开而不是用暴力行为攻击伴侣(e.g.， Mikulincer & Shaver， 2007)。但是Bartholomew (2006)在研究中发现，当回避型依恋个体的伴侣为焦虑型依恋个体时，他们的伴侣会要求回避型依恋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有高度的卷入程度，若此时回避型依恋个体正陷入一个长期的、系列的冲突事件，他们就会对焦虑型依恋伴侣产生暴力倾向。由此可见，伴侣不同的依恋风格类型也会影响回避型依恋个体在冲突解决中的表现，而当双方伴侣均为回避型依恋风格时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2.3. 回避型依恋个体冲突评估的特点 个体对日常冲突认知会强有力的影响个体对其伴侣潜在态度的认知，而这些认知又会对亲密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Fincham， 2001)。基于回避型依恋个体加工特点，回避型个体对其伴侣在冲突中提供的支持与正性信息均有着消极的评价。同时，由于女性回避型依恋个体试图控制冲突解决的过程，她们会在冲突解决和冲突完成后体验到较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在冲突解决后的生理测量中会发现较强的生理压力反应，但是，女性回避型依恋个体从冲突情境中恢复的速度也较快(Powers， Pietromonaco et al. 2006)。 综上，在冲突问题中，回避型依恋个体由于自身内部工作系统的特殊性——即对自我正性评价和对他人负性评价，在面对冲突事件这一负面信息事件时，会表现出较高的觉知阈限；而当回避型依恋个体觉察到冲突发生时，他们会倾向于采用负性的解决方式解决冲突；最后，在Bartholomew & Allison的研究中对回避型*焦虑型这种伴侣模式进行了分析，但没有涉及到伴侣双方均为回避型或伴侣为安全型的情况，未来研究可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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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焦虑型依恋个体的冲突问题特点 3.1. 焦虑型依恋个体冲突知觉的特点 根据两维度的理论框架，焦虑型个体具有高焦虑的特点。焦虑型依恋个体对于负性信息存在过度激活策略(Bowlby， 1969)，对于潜在的威胁信息会高度敏感。并且，焦虑型依恋个体常常过分依赖亲密对象，倾向于维持甚至夸大负性情绪状态以引发他人的注意和关心(Shaver & Mikulincer， 2002)。因此，焦虑型依恋个体对冲突的知觉阈限较低。 在冲突发生时，焦虑型对冲突问题的知觉会受到评价—监控系统的影响(Fraley & Shaver， 2000)，这个系统是依恋个体用来衡量其与伴侣的生理、心理、情感上接近的程度，并且这一系统会相对于个体过去的依恋相关经验进行校准。由于焦虑型依恋个体拥有依恋对象不给予有效的支持的经验，焦虑型依恋个体对亲密关系中潜在的威胁因素具有较低的知觉阈限(Simpson & Rholes， 1994)。从焦虑型依恋个体的内部工作模型看，他们对潜在的可能出现的拒绝行为线索有过度敏感的特点(Cassidy & Berlin， 1994)，因此，在亲密关系中，他们也比其他类型的依恋个体更容易觉察亲密关系中的部分事件为冲突事件——即使冲突事件并没有发生。 在Campbell (2005)的研究中，Campbell让参与实验的被试伴侣完成一个为期14天的日记实验，要求被试在实验中记录在14天内发生的冲突次数、来自伴侣的支持力度和被试个体对关系质量的评价；同时，还要求被试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对每天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冲突和支持事件进行报告(如果有的话)。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伴侣所报告的冲突次数，焦虑型个体会比其伴侣报告的次数更多，这些研究结果(Campbell ， Simpson， Boldry， et al. 2005)也证明这种“负性知觉偏差”的假设是合理的。 3.2. 焦虑型依恋个体冲突解决的特点 从焦虑型依恋个体的内部工作模型视角出发，焦虑型依恋个体在负性情绪反应趋势形成之前，会采用注意分配的策略——即强调关注或忽视情境中的某一方面。这种注意分配策略能提高个体对威胁刺激的警觉，但是却无益于个体情绪认知和表达(刘颖，等2016)。因此，焦虑型个体在冲突情境中相较于其他依恋风格类型者会察觉到更多的威胁信息，并体会到更多的来自于伴侣的“压力”，从而产生一种试图控制冲突解决过程的倾向(Corcoran & Mallinckrodt， 2000)，但同时也又表现出强烈的敌意(Simpson， Rholes， & Phillips， 1996)。焦虑型个体对会被伴侣抛弃的过分焦虑会使其在冲突发生时对自己进行责备，也会使其在冲突解决过程中缺少与伴侣的交流和相互理解(Feeney， Noller， & Callan， 1994)。 焦虑型依恋个体在冲突解决时偏好使用控制和妥协的解决方式。这可能是因为在冲突情境中，由于焦虑型依恋个体工作模型中认为伴侣是会随时消失的，因此他们会希望采用控制的方式来保证伴侣是可掌控的；其次，由于焦虑型依恋个体有着被害怕被伴侣抛弃的恐惧，所以他们在解决冲突时愿意选择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伴侣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型个体出于害怕伴侣抛弃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的消极处理方式，反而更有可能使伴侣在后续的关系发展中抛弃自己。 3.3. 焦虑型依恋个体冲突评估的特点 对于焦虑型个体而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断的用最新的亲密关系事件来评估关系质量，从而导致焦虑型依恋个体感觉到更低的付出—回报比率，并使其对关系质量的评估随时产生大量变化。 相较于安全型与回避型个体，焦虑型个体在发生冲突的时间段里会假定他们的伴侣对这段亲密关系有极低的满意度，并且他们会将自己悲观的想法投射到伴侣身上，并以此认为伴侣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来越低。同时，焦虑型个体对爱情关系中的冲突事件还持有一种短视策略(myopic focus)，这种策略会使焦虑型个体的关系满意度随着冲突的发生而不稳定并逐步下降。Campbell (2005)的研究也发现，当焦虑型个体在对冲突进行评估时，相较于其他个体，焦虑型个体会报告更低的关系满意度，并且会对爱情关系的未来发展持以更加消极的看法。但是，在日记实验结果中也表明，如果焦虑型个体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伴侣给予其大量的支持的话，他们在事后的关系评估中会对未来的关系怀有更加积极的想法与认识。这一实验结果也证实了Fraley & Shaver (2000)提出的关于焦虑型依恋个体模型的中心原则——即对于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与支持都会强有力的影响焦虑型依恋个体怎么样去评价和评估他们的亲密关系。同时，在Powers (2006)的实验中也证明，男性焦虑依恋个体比其他依恋类型个体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出现更大的反应，并且从冲突事件中回复的时间更长，过程更缓慢；而在这一方面，女性焦虑依恋个体与其他类型风格者没有明显差异(Powers， Pietromonaco et al. 2006)。 对焦虑型依恋个体来讲，亲密关系中冲突事件的发生不仅使他们产生对于被抛弃的恐惧，也让他们启动了高度的情绪关注策略(Mikulincer & Florian， 1998)，出现交流行为的功能障碍(Simpson et al.， 1996)，从而使冲突事件范围和持续时间变得更大更长。 综上，焦虑型依恋个体在自我报告冲突发生次数的过程中，会比伴侣报告更多的冲突(Campbell， Simpson， Boldry， & Kashy， 2005)，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会表现出防御、轻蔑(Creasey & Ladd， 2005)和有效性极低的冲突解决行为(Simpson， Rholes， & Phillips，1996)，并体验到更多的压力(Powers， Pietromonaco， Gunlicks， & Sayer，2006; Simpson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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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冲突问题特点 安全型依恋个体在焦虑维度与回避维度上都有着较低的得分，并且安全型依恋个体对于自我和他人都怀有正性评价。在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 (2003)的元分析文献中发现，安全型依恋个体内部工作系统在个人成长中有缓冲器的作用，有利于缓解个体成年后失恋的痛苦，以及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压力挫折。 安全型不会将亲密关系中的冲突问题视作一个复杂的、不可解决的场景，而会把其视为一个与伴侣彼此坦诚和交流的机会，同时，安全型个体也会认为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可以与伴侣交换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于这段亲密关系的认识，所以对于冲突问题不会逃避(Huston & Rempel， 1989)，也不会过多或过少的报告冲突事件。 安全型依恋个体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比不安全型依恋个体表现的更为积极，也乐于与伴侣合作并提供支持。安全型依恋个体通常拥有更多的积极情感(Magai， Consedine， Gillespie， O’Neal， & Vilker， 2004)，即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更有能力感知自己和他人的情感需求和情绪变化，在表达和处理压力时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Consedine & Magai， 2003; Gillath， Johnson， Selcuk， & Teel， 2011)。此外，他们建设性的态度和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Shaver & Mikulincer， 2007)会帮助他们与伴侣开诚布公的谈论冲突问题，以合作的方式，运用有效的解决冲突的策略，从而找到一种能满足自身与伴侣需求的解决策略——例如合作和妥协，安全型依恋个体用这种方法可以将亲密关系从不可避免的冲突转回到和谐的情况。 Mikulincer & Shaver (2007)提出不管是成年或是未成年的安全依恋型个体都愿意接受亲密关系中的挑战，并且相信他们可以有效的处理冲突问题。这种对冲突和冲突管理的积极信念是根植于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核心观念——他人都是热情与易于沟通的(Hazan & Shaver， 1987)和自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任何问题(e.g.， Mikulincer & Florian， 1998)。相比于焦虑型个体来讲，安全型个体不会过多担心被伴侣抛弃，并认为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伴侣都是值得依赖的。同时，在安全型个体尝试并成功处理亲密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后，他们会对这段亲密关系以及伴侣有着更加积极的看法；并且在安全型依恋个体视角来讲，与伴侣讨论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会给安全型一个机会去评价、确认和加强他们在伴侣和亲密关系上的自信。所以，安全型依恋个体不会逃避冲突问题，而是会选择积极的去面对并解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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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梳理成人依恋风格视角下的亲密关系冲突问题的相关文献，总结出不同成人依恋风格和内部工作系统对个体冲突知觉、冲突解决和冲突评估都存在着较大影响。在冲突知觉方面，回避型依恋个体负性信息的去激活策略会导致其对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事件觉察阈限较高；焦虑型依恋个体的过度激活策略会导致其对冲突的知觉阈限较低。在冲突解决方面，安全型依恋个体倾向于采用合作的解决方法，而回避型和焦虑型偏向于采用控制和回避的处理方法。在冲突评估方面，安全型依恋个体认为与伴侣在冲突解决中的有效交流对关系质量有正面影响；而焦虑型依恋个体则将冲突事件视为伴侣离开自己的先兆；回避型依恋个体会将冲突事件中的正性信息视为负性。基于已有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 5.1. 从双方伴侣的依恋类型角度深入探讨 目前已有的研究大部分是从个体本身的成人依恋风格类型和冲突问题出发，较少的研究者会将伴侣双方的成人依恋风格同时考察。在已有的考察伴侣双方成人依恋风格的文章中，有考察回避型*焦虑型(Bartholomew & Allison， 2006)的，但较少有从3(回避型、焦虑型、安全型)*3(回避型、焦虑型、安全型)的伴侣依恋风格组合模式方面进行考察。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被试选取方面有一定限制，但是未来研究方向可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不同成人依恋风格的个体有不同成人依恋风格的伴侣时，在冲突问题上的表现是否会有变化。 5.2. 探讨已有亲密关系质量对于依恋个体处理冲突问题的具体影响 在现有的大部分研究中，研究者考察的变量集中于冲突解决的方式和冲突知觉等，从这些方面来探讨如何影响个体对关系质量的评估。但是不同的亲密关系在接受实验以前就有其不同的关系质量，所以已有的关系质量是否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内。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从已有亲密关系质量的变量出发，多维度多层次的考察不同成人依恋风格对冲突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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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术中音乐疗法对白内障手术老人焦虑的作用。方法：白内障手术老人患者40例，随机分为实验和对照组，每组各20例，实验组术中接受音乐疗法，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采用焦虑-VAS分别于术前和术毕评估焦虑程度，同时记录血压、心率以及二者之积。结果：术前实验和对照组患者焦虑-VAS分别为7.2 ± 2.0和7.3 ± 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术毕焦虑-VAS为4.8 ± 1.8，显著低于术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对照组术毕为7.5 ± 2.1；对照组术毕焦虑-VAS与术前水平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比较，实验组术毕焦虑-VAS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术前两组比较患者收缩压、心率以及心率–血压乘积无明显不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手术10分钟和术毕各参数显著增加，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实验组术中和术毕各参数增加程度小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白内障手术中音乐疗法可缓解手术患者焦虑水平。 关键词 :白内障手术，音乐疗法，焦虑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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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术前焦虑是患者对手术的一种心理自然反应，是主观的即时感受。据报道，在手术病人中，焦虑的发生率约60%~90% [ 1 ] 。术前焦虑可以引起许多并发症，影响疾病恢复等 [ 2 ] [ 3 ] [ 4 ] [ 5 ] 。白内障手术通常在局麻下实施，患者一直处于清醒状态，焦虑反应比普通全麻患者更重，并持续整个手术中。循证医学资料显示，音乐疗法具有镇静安神、愉悦心情、调节情绪、消疲催眠诸多作用，能有效改善手术焦虑 [ 6 ] [ 7 ] [ 8 ] [ 9 ] 。术前音乐疗法对白内障手术老人焦虑有明显缓解作用 [ 10 ] ，本文报告术中音乐疗法对白内障手术老人焦虑的作用，并尝试用最简单的可视模糊评分方法(visual analogue scales， VAS)评估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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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对象和分组 选取本院在2016年1月~2017年6月间局麻下白内障手术老年患者40例，均无手术禁忌症，排除听力、意识、语言表述等障碍。男25例，女15例，年龄60~85岁。所有患者均采用局部麻醉。本研究获得本院论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ID号将单号分为实验组，双号为对照组，每组20人。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手术护理，实验组术中加播放音乐。 2.2. 方法 1) 常规术前访视和术前宣教。实验组于入室静卧后用手机在枕边播放自选喜好音乐，音量大小以患者认为最佳为准，一般选择40~55 dB，直至手术结束；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 2) 两组患者分别于入室后和术毕用VAS评估焦虑水平(图1) [ 5 ] ，0分为无焦虑，1~3分为轻度焦虑，4~6分为中度焦虑，等于大于7分为重度焦虑。 3) 术中常规监测心电、血压、心率，并于相应时点记录上述监测数据。 2.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数据以x ± s表示，采用t检验比较，p < 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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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一般数据 实验组男/女为12/8，对照组男/女为13/7，两组患者性别分布类似，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实验组平均年龄为68.2 ± 5.1岁，对照组为67.8 ± 7.8岁，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实验组平均体重56.30 ± 21.24 kg，对照组为58.00 ± 17.15 kg，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3.2. 焦虑水平 术前两组患者焦虑-VA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术毕组焦虑-VAS显著低于术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而对照组术毕焦虑-VAS与术前水平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比较，实验组术毕焦虑-VAS极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表1)。 3.3. 心血管参数改变 术前两组比较患者收缩压、心率以及心率–血压乘积无明显不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中(手术10分钟)和术毕各参数显著增加，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实验组术中和术毕各参数增加程度小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2)。 图1. 焦虑-VAS评估脸谱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anxiety-VAS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 采集时间 实验组 对照组 组间比较p 术前 7.2 ± 2.0 7.3 ± 1.9 >0.05 术毕 4.8 ± 1.8 7.5 ± 2.1 <0.01 组内比较p <0.01 >0.05 表1. 两组患者焦虑-VAS比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cardiovascular parameters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 采集时间 收缩压(mmHg) 心率(次/分) 心率–血压乘积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术前 116.2 ± 15.1 118.2 ± 17.1 72.2 ± 8.1 71.2 ± 9.3 9126.5 ± 118.8 9227.4 ± 145.2 术中 122.5 ± 13.7 # 128.5 ± 16.2* 72.7 ± 4.6 # 74.9 ± 6.3* 10193.9 ± 129.1 # 12115.4 ± 154.8* 术毕 120.5 ± 14.5 # 126.3 ± 14.5* 71.5 ± 6.6 # 74.6 ± 7.3* 10123.6 ± 123.4 # 12005.7 ± 134.2* 表2. 两组患者心血管参数比较 *与术前比，p < 0.05，#与对照组比，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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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可视模糊评分方法在焦虑评估的应用 许多研究采用状态–特质焦虑自评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贝克焦虑量表(BAI)等评估术前焦虑 [ 4 ] [ 11 ] [ 12 ] [ 13 ] [ 14 ] 。[Kil，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MacLaren， Kalkmana]这些方法原本是精神科常用的焦虑主观自评方法，主要用在心理门诊、精神科门诊或住院病人。通常包含20多项评估条目，其中绝大部分评估项目与手术患者当前环境和面临刺激毫无关系。并且评定范围是最近一周内的患者自身体验，而非手术患者术前和术中的即时感受。这些量表采用Likert计分法，将被各相关症状烦扰的程度分为4个等级，即根本没有、有时有、大部分有、全部有，分别计1、2、3和4分，各项得分相加获焦虑总分。做问卷过程中，患者对与当前面临情景无关项目的判断有较大的随意性，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且有些方法中有正向计分，也有反向计分，病人和护士都容易被搅混。完成1份自评问卷大约需要10~15分钟，对手术患者的评估极为不便。因此，这些方法不太适合对手术焦虑的评估。 可视模糊评分方法(visual analogue scales， VAS)是主观的即时自评方法，广泛被应用于疼痛程度的评估，方法简单、直观、操作容易，患者一听一看立即就能掌握和使用 [ 15 ] [ 16 ] 。VAS评估的是患者即时主观的感受，术前访视时需教授方法，讲解意义，半分钟以内即能完成1次评估。在这些患者中，由于术前的示范和已经历实际的自评，手术中的评估也能顺利实施，同样也适合手术中清醒其他患者。如果反复应用，具有动态评价效果。 4.2. 音乐疗法对白内障手术老人焦虑的作用 焦虑是心理的一种自然反应，是主观的即时感受。术前焦虑是择期手术患者最常见心理反应，表现为烦操、不安、紧张、担心，恐惧、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出汗、恶心等。术前严重焦虑甚至使麻醉药需要量和术后镇痛需求增加，住院时间延长，围手术期恢复障碍等 [ 1 ] 。手术患者的焦虑最常见包括怕痛、担心手术效果、疾病复发以及后遗症等。由于白内障手术是在局麻下完成，手术时患者完全清醒，对局麻注射、手术刺激、器械传递以及医务人员的商讨或对话都很敏感，以至于术前的焦虑延续到手术中，手术过程达最大强度。再者，白内障手术对象大多是老年患者，通常并存有多种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焦虑应激下容易诱发心脑血管事件。 音乐对大脑皮层有直接刺激，调节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以及脑啡肽等的释放，具有镇静安神、愉悦心情、调节情绪、消疲催眠诸多作用 [ 6 ] 。在手术患者中应用音乐疗法可缓解手术患者焦虑心理，减少因手术引起的不利因素，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 [ 10 ] [ 11 ] [ 12 ] [ 17 ] 。国外一些资料也显示音乐疗法对手术患者的价值和临床意义 [ 7 ] [ 8 ] [ 9 ] [ 18 ] [ 19 ] [ 20 ] [ 21 ] 。 本研究显示，接受音乐疗法白内障手术患者，烦操、不安、紧张、担心，恐惧等焦虑症状显著减少或程度降低，焦虑-VAS明显降低，而对照患者焦虑水平改变不明显。结果也显示，白内障手术过程中血压、心率以及二者之积明显增加，而接受音乐疗法的患者增加不显著。血压–心率积是评价机体应激、心肌耗氧等状况的客观指标。音乐通过心理和生理的调节，可使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减少，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加，提高手术患者的痛阈，机体和心情处于安静、放松，心率和血压更趋于稳定。音乐疗法分散注意力，避免不良刺激，减轻心理创伤或不愉快的记忆。白内障手术老年患者接受音乐疗法后心理反应改善，可能有如下优点：降低机体应激反应，预防高血压、心律失常等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降低心血管系统反应。抑制眼压增加，避免手术失败；预防术后精神异常或谵妄的发生。MacLaren、Chow等研究显示音乐明显减少儿童术后疼痛、焦虑和痛苦 [ 7 ] [ 14 ] ，Ames报告了音乐疗法促进ICU病人康复的益处 [ 9 ] ，Palmer音乐疗法作为一种辅助疗法，对癌症手术患者缓解术前焦虑是一种安全、有效、省时、愉快的方法 [ 13 ] 。Pauwels综述文献表明音乐疗法的对莫扎特效应能产生的情绪与单纯的倾听之间存在着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之间的联系。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显示，聆听愉快的音乐可以激活皮质和皮层下的大脑区域。这些音乐的神经生物学效应表明，听觉刺激能唤起与高唤醒相关的情绪，并能在许多认知领域暂时提高表现。音乐疗法将这种唤醒应用于临床，因为它可以将注意力从不愉快的经历和未来的干预中转移。音乐疗法被应用于各种重要的临床症状，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疼痛、癫痫、抑郁症和痴呆。此外，音乐可以调节免疫反应，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增加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淋巴细胞和γ-干扰素。 音乐疗法应用简单，不需经费，无任何副作用，容易被患者接受和推广。白内障手术患者以老年居多，文化水平有限，贝多芬、肖邦、舒曼等“高大上”曲目往往不受欢迎。因此，曲库既要包括经典的音乐疗法曲目，还要收集些古典音乐、轻音乐、民族音乐等缓和轻松、喜闻乐见音乐，甚或地方戏和相声曲目。注意根据患者的喜好选择乐曲，通过音乐的旋律、声音强度、内容等来调节患者的情绪，而患者不喜欢的音乐不能达到辅助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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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拖延指的是尽管预见到延迟行为会带来不利后果，人们仍然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中的任务。拖延在生活中普遍存在，而且会影响到人们的学习、工作、幸福感、身心健康等各个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人格特质(比如尽责性和神经质)、负性情绪和任务厌恶等因素对拖延行为的影响。此外，大量的研究发现，对任务进行合理的规划以及情绪调节训练有助于减少个体拖延行为。为了进一步研究拖延行为的心理机制，未来的研究采用神经影像学技术并设计具体的实验任务。 关键词 :拖延，人格特质，负性情绪，任务特性，干预治疗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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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拖延是一种广泛存在而且会对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大约有10%~15%的成年人受到慢性拖延的困扰(Ferrari， O’Callghan， & Newbegin， 2005; Ferrari， Diaz-Morales， O’Callaghan， Diaz， & Argumedo， 2007)。而在大学生群体中，拖延行为则更为普遍和严重。国外的研究表明，约有85%~9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拖延(Ellis & Knaus， 1977) ，50%的学生认为自己存在持续性拖延(Day， Mensink， & O’Sullivan， 2000; Haycock， 1993)，40%~60%的学生表现出了中等或重度程度的拖延(Onwuegbuzie， 2004; Rothblum et al.， 1986)。在国内，也有研究表明75%以上的大学生承认自己学业上存在拖延行为(楚翘，肖蓉，& 林倩，2010)。大量的研究指出，拖延行为是有害且愚蠢的(Briody， 1980; Steel， 2007)。研究结果表明，拖延者的学业成绩较差(Tan et al.， 2008; Van Eerde， 2003)，身体状况欠佳(Sirois et al.， 2003)，比非拖延者有更高的焦虑和压力水平(Onwuegbuzie， 2004; Rothblum et al.， 1986; Stead， Shanahan， & Neufeld， 2010)，生活幸福感也更低(Knaus， 1977)。 Steel (2007)在查阅了300多篇与拖延有关的研究文献之后，认为拖延的含义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① 最初的行为意向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差距；② 个体心境的变化；③ 不良的行为表现。虽然研究者们对拖延的定义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补充，但正如Van Eerde (2000)所说：对拖延进行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是个体内部的活动进程，依赖于个体对时间、任务特性等信息的内部参照标准。尽管如此，对拖延的定义大部分都包含了延迟、不合理性和消极结果这三个主要特征(Procee et al.， 2013)。因此，最被人所接受的拖延定义是“尽管预见到消极结果，仍然自愿推迟既定任务的行为”(Procee et al.， 2013; Steel， 2007)。 在综合了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Steel (2007)认为拖延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客体因素主要包括影响具体拖延行为的任务环境和任务特性，以及影响个人拖延特质形成的外部成长环境；影响拖延的主体因素则包括人格特质和个人能力两个方面(宋梅歌，苏缇，& 冯廷勇，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