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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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系列位置效应表明，个体对开始与结尾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较好，但对于中间部分材料的回忆较差。那么，如何提高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对于提升个体学习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基于以往颜色与认知表现关系的研究，设计了2个实验考察颜色对中间部分词汇记忆的影响。实验1考察了字体颜色对中间部分词汇记忆效果的影响，实验2考察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词汇记忆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颜色并不影响系列位置效应，即无论是红色还是蓝色，开始与结尾部分词汇回忆成绩均高于中间部分词汇。然而，与蓝色、对照组相比，红色组(字体与背景)的中间部分词汇的记忆成绩更高，存在显著性差异。对比红色字体和红色背景组、蓝色字体和蓝色背景组中间部分词汇的回忆正确率发现均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影响记忆的主要因素是颜色，而不是颜色的呈现方式。 本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Mehta & Zhu， 2009；王雪，2015)，即在记忆任务中红色可以促进个体表现。探其原因，首先，红色会诱发个体产生回避动机，并对刺激源产生一种局部或细节性的知觉形式，抑制个体对刺激进行整体化加工的同时促进个体对刺激进行局部化或细节化加工(Förster， Friedman， Özelsel， & Denzler 2006)。其次，不同颜色会对被试产生不同的情绪影响，Pass等认为学习者的情绪越积极，投入的认知资源就越多，导致更高的认知负荷(Paas， Tuovinen， Merriënboer， & Darabi， 2005)。红色作为暖色调更能引起积极情绪而蓝色作为冷色调则使人心情趋于平静，因此，在红色刺激下被试的认知负荷更高，记忆任务表现也更好。虽然红色字体和红色背景下的记忆表现都高于对照组，但红色字体组的效果量更高。其原因可能是红色字体组的颜色呈现更为集中，而红色背景组的颜色分布范围更广，红色面积大小是否也会对记忆产生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蓝色会诱发个体产生趋近动机，拓宽注意范围，不利于局部加工且在蓝色这种冷色调的刺激下被试的认知负荷会降低，因此，本研究假设蓝色有损中间部分的记忆成绩。安璐等的一项眼动研究也表明在蓝色背景下被试视线分散且认知表现比白色背景下差，并且提出背景和字体颜色的对比度可能会影响学习效果(安璐，李子运，2012)。本研究结果表明蓝色组与对照组的中间部分词汇记忆成绩无显著性差异，与刘源等用英文阅读材料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刘源等，2010)，但与本研究的实验假设并不相符。Goldstein提出冷色系对个体行为的干扰相比暖色系更小(Goldstein， 1942)，所以笔者推测在本研究中蓝色对中间部分记忆成绩可能有较小影响但不足以引起显著差异。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Mehta等的结论，颜色对认知表现的影响会受任务类型影响。 本研究围绕颜色与认知表现的关系，对前人的实验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不再局限于总的记忆成绩，而是以系列位置效应为出发点，着重考察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所用词汇皆为低频词从而避免被试的回忆再认受影响。反思整个实验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在谈及颜色效应时，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尚红文化普遍认可的国家，红色是种喜庆的颜色且带有各种积极意义，而蓝色相对宁静、平和没有过多的深层含义，本研究对象针对中国大学生被试，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文化普适性还需进一步探索。其次，颜色的具体参数也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本研究基于RGB颜色模型，只选取了红色(255， 0， 0)和蓝色(0， 0， 255)两种颜色，但颜色亮度、饱和度的差异都会影响被试对颜色的感知程度，字体和背景颜色的对比度还会对被试阅读的舒适度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最后的认知表现。最后，颜色与词汇存在特殊联结。Kunhbandner等发现红色会促进消极词汇的记忆，而绿色则促进了积极词汇的记忆(Kunhbandner & Pekrun， 2013)，但本实验所筛选词汇只保证了每组词语前后没有关联性，并没有对词性进行严格的把控，也就是说红色对记忆的促进作用不排除消极词汇带来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当背景颜色为最偏好颜色时，被试对记忆材料的再认率显著高于背景颜色是最不偏好颜色，字体颜色为偏好颜色时平均正确率也要高于字体为不偏好颜色(杨伟平，李月，2017)。由于在实验进行前并没有对被试的颜色偏好情况进行采集，因此，可能对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鉴于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今后研究可继续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入与完善：1) 细分实验所用学习材料的词性，考虑词性与颜色的特定联结，探讨蓝色是否也能促进词汇记忆；2) 实验1和实验2所用学习材料仅在词频相同，如果使用相同的词语，是否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中文词汇和英文词汇的结果又是否会一致。在研究方法方面，ERP、眼动等技术已经开始运用于颜色与认知表现的研究，多种神经成像手段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对实验结果的解释也将更加科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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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小结 本研究通过2个实验考察字体颜色与背景颜色对个体记忆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自由回忆实验中的词汇回忆正确率受颜色影响。具体而言，当中间部分材料以红色字体呈现或在红色背景中呈现时，词汇记忆成绩显著提高；当中间部分材料以蓝色字体呈现或在蓝色背景中呈现时，词汇记忆成绩无显著变化；无论对记忆材料进行字体颜色的变化还是背景颜色的变化，系列位置效应始终是存在的。 本研究结论提示，颜色心理效应可运用于教学实践中。以教育技术中的PPT为例，其制作不能仅从设计者自身经验及喜好出发，还要从科学的角度对制作标准进行分析，更多地以学习者的角度来考虑多媒体课件的背景颜色、字体颜色等。为了进一步丰富教师的教学设计，更多颜色对记忆的影响作用仍需验证，如绿色、黄色等。此外在现行的考试模式下，为防止作弊存在以颜色区分AB卷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不同颜色对认知表现的影响不同，这种分类有损考试公平性，建议教师从题目多样性上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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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通过检测胃癌患者手术前癌胚抗原(CEA)及D-二聚体浓度，研究其与胃癌检测阳性率及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收集胃癌患者手术前血液学指标及基本信息，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早期组胃癌患者术前CEA及D-二聚体浓度显著低于晚期组，联合检测CEA及D-二聚体较单项检测胃癌阳性率更高。血清D-二聚体浓度与患者术后生存时间相关，肿瘤分期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联合检测CEA及D-二聚体在提高胃癌检出率、评估患者预后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 :癌胚抗原，D-二聚体，胃癌，预后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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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胃癌是目前人类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近年来检查及治疗手段的更新，胃癌的早期治疗及生存率显著提高，但是仍存在漏诊、误诊从而耽误治疗的情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迫切需要提高胃癌早期检出率，改善患者治疗情况。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检测胃癌患者手术前CEA及D-聚体浓度，研究其与胃癌检测阳性率及预后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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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4年12月收治的胃癌患者177例，男性120例，女性57例，年龄范围32~91岁，平均年龄65.5岁。所有患者均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胃癌，并行胃癌切除术，所有患者均未行术前放化疗治疗。根据组织病理学结果，I期患者31例，II期患者50例，III期患者84例，IV期患者12例。按照术后组织病理分期，将I、II期患者归为早期组，III、IV期患者归为晚期组。 2.2. 资料收集与随访 收集患者胃癌切除术前1周血液学数据，包括CEA及D-二聚体，血液学检验结果标准：CEA正常范围0~3.4 ng/ml，CEA > 3.4 ng/ml判定为阳性，D-二聚体正常范围0~500 ng/ml，D-二聚体 > 500 ng/ml判定为阳性 [ 1 ]。通过门诊及电话对患者临床基本信息及生存情况进行随访统计。本研究已获得当地伦理委员会同意，并获得家属或病人的知情同意。 2.3.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 x ¯ ± s ，c 2 检验对组间差异进行统计分析，Kaplan-Meier法用于生存分析绘制生存曲线，并通过Log-rank检验进行评估。Cox比例风险模型用于分析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运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 < 0.05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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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不同分期组血清CEA、D-二聚体水平比较 晚期组患者术前的CEA、D-二聚体水平均明显高于早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1)。 Table 1 CEA and D-dimer levels in the early and late group 分期 CEA (ng/ml) D-二聚体(ng/ml) 早期组 1.94 ± 0.92 726.06 ± 453.81 晚期组 3.47 ± 3.66 970.97 ± 675.64 t值 3.143 2.123 P值 0.002 0.036 表1. 早期组、晚期组CEA和D-二聚体水平 3.2. 胃癌患者CEA、D-二聚体检测阳性率分析 CEA、D-二聚体单项检测与CEA和D-二聚体联合检测的胃癌I、II、III期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对于IV患者，联合检测和单项检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 Table 2 Positive rate of single test and combined tes 检测方式 I期(n = 31) II期(n = 50) III期(n = 84) IV期(n = 12) CEA 3 (9.7) 0 (0) 16 (19) 1 (8) D-二聚体 9 (29) 21 (42) 42 (50) 6 (50) CEA、D-二聚体联合检测 11 (35.5) 21 (42) 45 (54) 7 (58) 表2. 单项检测与联合检测阳性率 3.3. 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血清CEA浓度与患者术后5年生存时间无相关性(p = 0.851)，而术前血清D-二聚体浓度与患者术后5年生存时间关系密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图1)。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分期是影响胃癌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表3)。 Table 3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affecting patient’s prognosi 变量 多因素分P HR 95%CI CEA 0.221 0.644 0.318~1.304 D-二聚体 0.897 0.961 1.056~6.643 分期 0.038 2.648 0.395~0.876 分化程度 0.162 0.670 0.383~1.174 浸润深度 0.123 2.128 0.815~5.554 淋巴结转移 0.438 1.421 0.585~3.450 表3. 影响患者预后多因素分析 图1. 胃癌患者生存曲线。(a) CEA与胃癌患者生存关系；(b) D-二聚体与胃癌患者生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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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均位居恶性肿瘤前列，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在环境、感染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下，胃癌发病率逐年提高，且呈现年轻化趋势 [ 2 ] [ 3 ] [ 4 ]。虽然随着以消化道内镜检查为代表的先进检查手段对胃肠道恶性肿瘤检出率的提高，但仍有部分患者因经济条件或当地医疗技术所限，无法从内镜检查中获益，一经确诊即为中晚期胃肠道恶性肿瘤，丧失内镜下早期治疗的机会 [ 5 ]。在这种情况下，血液学检测因其技术要求相对低、费用低廉等优势，对恶性肿瘤的早期筛查以及监测治疗后的复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肿瘤标志物通常伴随肿瘤出现，一些良性疾病也可产生，但主要由肿瘤细胞产生并释放到血液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体内肿瘤的情况。CEA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肿瘤标志物，CEA的升高往往提示肿瘤复发或进展，既往研究显示CEA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预后因子预测胃癌患者的预后 [ 6 ]。恶性肿瘤患者凝血系统常存在异常，研究显示患者血清中D-二聚体浓度与胃癌患者远处转移及术后生存密切相关 [ 7 ] [ 8 ] [ 9 ]。本研究显示，与晚期组相比，早期组胃癌患者术前血清CEA、D-二聚体水平均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相符 [ 10 ]。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联合检测血清CEA及D-二聚体浓度，对I-III期胃癌患者检出阳性率相比单项检测更准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我们通过术前检测血清CEA及D-二聚体浓度可对患者临床分期进行评估，指导进一步治疗。我们的研究分析了影响胃癌患者术后生存的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血清D-二聚体浓度与胃癌术后5年生存时间密切相关，即术前血液学检测D-二聚体浓度 > 500 ng/ml的患者与D-二聚体浓度 > 500 ng/ml的患者相比5年生存时间显著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通过Cox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病理分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所致，同时也提示我们D-二聚体可能是受其他因素的作用，对患者的生存时间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临床中术前联合检测患者血清CEA及D-二聚体在诊断中的价值更高，可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并以此预测患者手术后的生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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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喘息性疾病继发肺动脉高压患儿肺功能及血清标志物水平变化的研究。方法：选取我院2017-09至2019-04间住院部收治的90例喘息性疾病患儿，根据是否合并肺动脉高压将患儿分为肺动脉高压组和非肺动脉高压组，分别纳入30例和60例患儿。对两组患儿肺功能：分钟通气量(minute volume， MV)、公斤潮气量(tidal volume per kilogram， VT/kg)、吸呼比[the ratio of inspiratory time (TI) to expiration time (TE)， TI/TE]、达峰时间[the ratio of time to peak tidal expiratory fow (TPEF) to total expiratory time (TE)， TPEF/TE]、达峰容积比[the ratio of volume to peak expiratory fow (VPEF) to total erpiratory volume (VE)， VPEF/VE]进行检测和比较。对两组患者的血清C-反应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A、降钙素原、脑尿钠肽、D-二聚体进行检测和比较。结果：肺动脉高压组MV、VT/Kg、TI/TE、TPTE/TE、VPEF/VE水平低于非肺动脉高压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肺动脉高压组降钙素原、脑尿钠肽水平高于非肺动脉高压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喘息性疾病均存在不同程度小气道阻塞障碍。肺动脉高压组肺功能下降程度比非肺动脉高压组改变明显，肺动脉高压组的肺功能下降程度显著。肺动脉高压组降钙素原、脑尿钠肽、D-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非肺动脉高压组，某些生物学标记物水平与肺高压的发病风险和病情进展存在相关性。 关键词 :喘息性疾病，肺动脉高压，肺功能，C-反应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A，降钙素原，脑尿钠肽，D-二聚体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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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儿童喘息性疾病是一种综合性呼吸系统疾病，主要以反复咳嗽、喘息为临床表现，具有起病急、病因复杂、不易康复等特点。常见有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儿童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等疾病。喘息性疾病发生率逐年升高，反复喘息可导致不同程度的缺氧，使肺血管痉挛，肺循环阻力增高，最终导致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 [ 1 ]。肺动脉高压加重右心室后负荷，导致右心室充盈压力增高，心肌细胞变性，心室细胞壁增厚及纤维化形成，从而影响右心室收缩及舒张功能，对儿童造成严重危害 [ 2 ]。肺动脉高压在儿童时期不同年龄段均可发病，是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恶性心血管疾病。国外一项研究证实，儿童PAH患病率3.7/百万 [ 3 ]。儿童PAH临床特征、体征不典型，早期不易被发现，一旦出现明显临床表现，病情往往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且病情进展快，预后很差。本研究探讨喘息性疾病继发肺动脉高压患儿肺功能及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变化的研究，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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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选取我院2017~09至2019~04间住院部收治的90例喘息性疾病患儿，其中男48例，女42例，年龄2个月~4岁，平均年龄(1.35 ± 0.65)岁，体质量(11.6 ± 1.2) kg，身高(81 ± 5.6) cm，均排除营养不良、发育畸形及器质性病变等疾病。应用多普勒超声检查测定纳入患儿的肺动脉收缩压(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 PASP)，当肺动脉收缩压 ≥ 25 mmHg的患儿判定肺动脉高压 [ 4 ]，根据是否合并肺动脉高压将患儿分为肺动脉高压组(30例)和非肺动脉高压组(60例)。肺动脉高压组，男17例，女13例，年龄2个月~4岁，平均年龄(1.25 ± 0.51)岁，儿童哮喘3例、喘息性支气管炎10例、毛细支气管炎12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5例；非肺动脉高压组，男31例，女29例，年龄3个月~4岁，平均年龄(1.45 ± 0.42)岁，儿童哮喘8例、喘息性支气管炎17例、毛细支气管炎25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10例。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检查方法 2.2.1. 肺功能测定 常规测量体质量、身高，采用潮气吸入法进行肺功能检测。检查时患儿取半仰卧位，充分开放气道，面罩罩住口鼻，通过流速传感器测得流速–容量指标，选取5次，最佳检测结果，并取平均值。每例患儿至少检测2次，确认数据准确性，记录各项参数。 2.2.2. 血清炎症因子测定 入院24小时内采集患儿静脉血，应用胶体金技术对血清CRP、SAA水平进行测定及比较，应用全自动血凝仪对血浆D-D水平进行测定和比较，应用电致化学发光法对BNP、PCT水平进行测定和比较。 2.2.3. 超声多普勒测定PASP 利用瓣膜反流压差估测法测量PASP，彩色多普勒显示最大三尖瓣返流速度。调整探头角度和连续多普勒取样线使之与射流方向保持一致，测量三尖瓣最大返流速度．并根据简化伯努利方程计算Δp，并进一步估测PASP (Δp = 4v 2 ，其中v为三尖瓣最大返流速度；PASP-RAP + Δp，其中RAP为右房压) [ 4 ]。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1.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 X ¯ ± 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判断其差异显著性，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X 2 检验，以α = 0.05为检验水准，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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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肺功能测定结果 肺动脉高压组与非肺动脉高压组肺功能测定指标分钟通气量(MV)、公斤潮气量(VT/kg)、吸呼比(TI/TE)、达峰时间(TPEF/TE)、达峰容积比(VPEF/VE)结果，肺动脉高压组MV、VT/kg、TI/TE、TPEF/TE、VPEF/VE指标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均偏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pulmonary function between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 X ¯ ± s 组别 例数 MV (L/min) VT/kg (ml/kg) TI/TE (%) TPEF/TE (%) VPEF/VE (%) 肺动脉高压组 30 2.12 ± 0.51 7.01 ± 1.50 0.66 ± 0.07 16.72 ± 0.96 20.29 ± 2.21 非肺动脉高压组 60 2.43 ± 0.39 8.31 ± 0.54 0.73 ± 0.05 27.57 ± 1.61 28.61 ± 1.07 t −3.15 5.92 −4.25 −39.97 −24.20 p 0.00 0.00 0.00 0.00 0.00 表1. 肺动脉高压组与非肺动脉高压组患儿肺功能比较( X ¯ ± s ) 3.2. 血清炎症因子测定结果 肺动脉高压组与非肺动脉高压组指标PCT、D-D、BNP测定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均偏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 X ¯ ± s 组别 例数 CRP (mg/L) SAA (mg/L) PCT (ng/ml) D-D (mg/L) BNP (pg/ml) 肺动脉高压组 30 9.19 ± 8.33 34.65 ± 18.03 0.57 ± 0.56 1.53 ± 1.38 374.77 ± 199 非肺动脉高压组 60 8.33 ± 5.77 27.59 ± 14.97 0.38 ± 0.21 0.47 ± 0.21 84.72 ± 48.02 t 0.601 1.85 3.01 4.19 2.84 p P > 0.05 P > 0.05 0.00 0.00 0.00 表2. 肺动脉高压组与非肺动脉高压组患儿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X ¯ ± s ) 儿童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与肺动脉高压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incidence of asthma， asthmatic bronchitis， bronchiolitis，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n children (X2 组别 肺动脉高压组 非肺动脉高压组 合计 发生率/% 哮喘 3 8 11 27 喘息性支气管炎 10 17 27 37 毛细支气管炎 12 25 37 48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5 10 15 33 合计 30 60 90 33 表3. 儿童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肺动脉高压发生率比较(X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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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PAH是一组由不同发病机制导致的以肺血管阻力持续增加为特征的临床病理生理综合征。目前PAH定义为：海平面安静状态下，右心导管检测肺动脉平均压 > 25 mmHg (1 mmHg = 0.133 kPa)，或运动状态下时平均肺动脉压 > 30 mmHg，且毛细血管契压或左心室舒张末压 < 15 mmHg，且肺血管阻力 > 3 Wood单位 [ 5 ]。PAH引起肺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增生及功能异常引起肺血管壁重构，严重影响心肺功能 [ 6 ]。PAH是各类心肺疾病最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临床效果治疗欠佳，通过简便、无创的检查方法，早期筛查肺动脉高压患儿，使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从而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小儿喘息性疾病的临床诊断：1) 有明显的平滑肌痉挛，高调的哮鸣音。频繁咳嗽、气促、喘息、胸闷，日间或夜间咳喘明显，呼气时间延长；2) 应用糖皮质药物反应较好，舒张支气管效果显著；3) 该病临床症状不显著，因此诊断方便较困难，若患儿肺部闻及哮鸣音，可结合实际情况使用舒张支气管试验协助诊断；I) 使喘息患儿吸入β2速效激动雾化剂或气雾喷雾剂；II) 注射0.1%肾上腺素0.01 ml/kg，计量 ≤ 0.3 ml/次，以上试验完成后，患儿可在15~30分钟内喘息症状得到缓解，可表明哮鸣音为阳性。潮气肺功能检测是目前能敏感反应婴幼儿肺通气功能变化的常用操作。各参考指标依据2016年发布的儿童肺功能系列指南(潮气呼吸肺功能) [ 7 ]。喘息患儿由于气道狭窄，粘液分泌增多及气道壁增厚常引起呼气性呼吸困难。而潮气肺功能检测能客观评估喘息患儿气道阻塞特征从而协助临床喘息性疾病的诊断 [ 8 ]。本研究表明肺动脉高压组MV [(2.12 ± 0.51) L/min]、VT/kg [(7.01 ± 1.50) ml/kg]、TI/TE [(0.66 ± 0.07)%]、TPEF/TE [(16.72 ± 0.96)%]、VPEF/VE [(20.29 ± 2.21)%]指标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均偏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参照潮气肺功能指南儿童正常吸呼比为0.67~1.00，喘息患儿呼气性气流受限导致呼气相延长，吸呼比降低。本研究示肺动脉高压组患儿吸呼比较正常参考值低。外国学者认为TPEF/TE及VPEF/VE是反映呼吸道(小气道)阻塞的主要指标，阻塞越重，比值越低 [ 4 ] [ 9 ]。本研究潮气呼吸功能结果也显示，肺动脉高压组小气道阻塞明显。国内学者认为喘息性疾病患儿急性发作期，喘息症状越重，肺功能越差，更易发生PAH [ 10 ]。 B型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s， BNP)主要是由心室肌细胞合成与分泌的一种肽类心源性激素 [ 11 ]。NT-proBNP是在BNP生成过程中产生的无活性肽类残片，且与BNP1:1生成并存在于血循环中，它含量较高，半衰期长，浓度相对稳定，敏感性较高具有阴性预测价值 [ 12 ]。Leuchte等 [ 13 ] 发现，血浆NT-proBNP水平可作为肺部疾病中评估肺动脉压水平的参考指标。也有研究表明血浆NTproBNP水平与PASP成正相关，与右室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相关 [ 14 ]。国内外文献均有报道，血浆BNP浓度与肺动脉高压成显著正相关，BNP能独立预测肺动脉高压并且成为临床上评估肺动脉压水平的非创伤性参数。BNP具有扩血管、降压、抑制交感神经活性、改善内皮功能等作用。BNP不易受肾功能、年龄及外界因素影响，当心肌受损后，BNP的合成迅速增加，且与左室功能有良好的相关性，可直接反应心功能状态 [ 15 ]。本研究表明肺动脉高压组BNP [374.77 ± 199 (pg/ml)]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偏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D-D是经过纤溶酶水解后产生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物。近年来，国内有学者主张Geneva量表与D-D水平等联合用于慢阻肺继发严重并发症及肺栓塞的早期筛查 [ 16 ]。Lee C. W.等 [ 17 ] 研究表明，肺动脉高压组患者与对照组相比，D-D水平明显升高。还有研究证实慢阻肺继发肺动脉高压患者中，血浆D-D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偏高，且D-D水平与PASP呈正相关。本研究证实肺动脉高压组D-D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均偏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CT是一种有甲状腺分泌的糖蛋白，是降钙素的前肽，不受体内激素水平影响，在体内外稳定好，且其灵敏度较高，目前已作为评估呼吸道疾病严重程度指标广泛应用于临床。正常人PCT水平往往低于0.1 ug/L，感染状态下由于内毒素、细菌产物刺激使PCT升高，且已经成为预测细菌感染、指导临床抗生素应用的一个指南 [ 18 ]。本研究表明肺动脉高压组PCT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偏高。黄海忠等 [ 19 ] 研究表明，婴幼儿喘息疾病急性发作期存在肺高压和右心功能障碍，喘息程度越重，变化越明显。本研究表明儿童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与肺动脉高压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一致。喘息疾病患儿PaO 2 、SaO 2 明显降低，PaCO 2 则明显升高，提示存在缺氧，PaCO 2 水平越高，缺氧程度越严重，肺动脉平滑肌增殖、血管壁增厚及小动脉机化程度越严重，肺高压程度越严重，右心肥厚程度越严重，预后越差 [ 19 ] [ 20 ]。 本组研究结果与文献相似，研究组存在不同程度小气道阻塞障碍，肺动脉高压组肺功能指标均有显著下降。其中TPEF/TE与VPEF/VE是反映呼吸道受损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方法安全无创，简单易行，是评价婴幼儿呼吸功能较可靠、敏感的参考指标。肺动脉高压组PCT、D-D、BNP测定水平较非肺动脉高压组均偏高，可作为反映患儿病情进展的参考指标。儿童PAH临床表现非特异，早期不易被发现。选取简便、无创，准确度高的方法来筛查肺动脉高压，以指导临床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为改善患儿心肺功能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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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声明 本研究经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由患儿家长签署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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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并购重组是现如今企业扩展经营范围，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提高其经营业绩的有效措施，并购市场的成交数量以及成交额也在近年来屡创新高，上市公司纷纷掀起了“并购潮”，其中百倍溢价的案例十分常见。溢价并购就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并购后企业效益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溢价并购导致股价的急剧波动，提高了投资风险。本文通过对2018年全部沪深A股共3796上市公司以及当年发生的1906起商誉减值事件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研究溢价并购带来的商誉增大是否对公司股价波动造成显著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是否拥有商誉资产、商誉资产大小以及是否发生商誉减值事件均对上市公司股价波动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投资者、公司以及监管部门三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 :溢价并购，股价波动，商誉资产，商誉减值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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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企业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并购其他企业从而扩大自己的体量，并购过程中的溢价会带来大量商誉，据Wind数据库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A股全部上市公司商誉占合计市值2.30%，在过去的2016，2017，2018三年时间里我国A股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实际发生额分别为114.19亿、364.86亿、1658.6亿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 基于近年来的并购市场规模发展迅猛以及上市公司屡屡出现因并购标的公司业绩承诺不达标计提商誉减值产生商誉“爆雷”事件，本文将建立计量模型研究溢价并购后商誉减值风险对上市公司股价影响，有助于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理性看待并购事件并适当规避风险，为监管机构对商誉的后续处理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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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文献综述 针对溢价并购这一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溢价并购产生的原因，以及溢价并购带来的风险后患，从而反思现有监管政策如何改进才能更好的稳定金融市场以及并购后更好的对公司产生经济协同效应。关于近年来高溢价产生原因，根据黄美亮研究结果表明预期协同效应的高估，控制权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使得近年来并购溢价越来越高 [ 1 ]。关于溢价并购带来的商誉虚增的原因陈麾认为部分上市公司巨额商誉主要来源于被购方被收购价格不合理以及很难采用公允价值法去精确对被购企业进行估值，还用一方面来源于以往案例显示部分高管主导的溢价并购存在利益输送，导致被购方价格虚增，带来了大量的商誉 [ 2 ]。在会计处理问题上，郭猛认为在被购方为非上市企业时公允价值难以获取，从而采用股权自由现金流模型，公司自由现金流模型等存在大量假设，因此人为可操控性高，而在后续的商誉计量使用的商誉减值测试方法中，是否减值，减值规模、时间等都存在较大的可操作空间，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以商誉作为操控利润的手段，增加公司潜在风险 [ 3 ]。 在溢价并购中对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传导机制方面，首先根据刘喜和、王结远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溢价并购并没有显著带了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经济协同效应，也就是说高溢价并购并没有实质上带来高效的公司管理及财务效应 [ 4 ]。其次关静怡、刘娥平的研究认为在以往的并购案例中并购溢价往往伴随业绩承诺增长率从而使得被购方有了高溢价，高溢价同时伴随商誉价值虚增，当公司承诺业绩不达标时就会计提大量的商誉减值，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莫大影响 [ 5 ]。进而从刘超、徐丹丹的研究发现当溢价并购伴随的商誉虚增再到计提商誉减值一整个过程接下来就会传导到股票市场，因业绩不达标计提商誉减值使得市场投资者对公司股票失去投资信心，从而引起股价异常波动 [ 6 ]。据傅超研究指出当前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存在着利用并购题材操纵股票价格并从中获取暴利的问题，独立财团顾问以及交易中介机构对估值刻意高估并隐瞒，提高了股价泡沫破裂以及股价崩盘风险 [ 7 ]。因此高商誉和面临计提商誉减值均可能通过基本面信息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引发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基于此本文后续将采用计量模型验证溢价并购后商誉增大对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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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理论与研究方法 3.1. 概念定义说明 本文定义的商誉指的是在现有制度下，由并购溢价产生的商誉，商誉通常是指企业在同等条件下，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同时并购形成的商誉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可能会由于业绩不达标而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本文定义的并购溢价是指由于竞买方对预期协同效应的高估，夺实际控制权以及基于高阶理论高管作出的高度个性化决定等原因，案例中竞买方支付价格超过标的公司账面价值，超过部分在财务上认定为溢价，在财务处理上将超过标的公司账面价值部分扣除交易产生的各项费用后认定为商誉。 本文定义的商誉“爆雷”是指由于上市公司并购当期设定的未来经营预测数据无法实现时，或是被收购公司经营环境与收购时发生了巨大未遇见的变化，导致经营业绩大幅度下滑，就会出现计提商誉减值，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引发二级市场投资者恐慌，在短期内造成股价异常波动。 本文所定义的崩盘风险是指学术界常用于衡量未来崩盘风险的两个指标，负收益偏态系数(NCSKEW)以及收益率上下波动率(DUVOL)的数值大小，学术界通常认为这两个指标数值越大，崩盘风险越大。 3.2. 溢价并购后商誉减值风险对股价影响传导机制理论分析 3.2.1. 现有制度下商誉资产的来源及处理 现阶段GAAP、IFRS、和我国会计准则均只认可外购产生的商誉，企业无法自创商誉。在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后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作》规定在非同一实际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竞买方支付的对价高出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部分应在并购后确认为商誉。证监会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明确表示收购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必须每年进行减值测试，不得以并购方业绩承诺期间为由，不进行测试。一旦商誉计提减值，是不能转回的，等同于直接亏损，将直接影响上市公司年度业绩。 3.2.2. 经由投资者情绪的短期外部传导分析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即公司的经营权属于公司的高管公司的所有权属于投资者。由于公司的高管与投资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或存在信息不对称，散户投资者无法充分掌握公司高管经营能力以及公司的真实价值，面对此类信息容易出现盲目跟风的情况，从而抬高了股票价格，形成股价泡沫，泡沫一旦破裂将引起股价崩盘。 3.2.3. 经由公司商誉的内部长期传导分析 1) 大额商誉面临计提减值风险影响业绩 巨额的商誉往往是溢价并购的产物，并包含着高估值，高业绩承诺 [ 8 ]。然而溢价并购并不往往带来经济上的协同效应，巨额商誉进而导致了大量的商誉减值。而且，在并购完成后如果出卖方无法兑现业绩承诺，高额的商誉往往存在着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使得股票价格产生下行压力，市场上投资者下调对该公司的预期盈利能力预期收益等，进一步加剧了股票价格异常波动风险 [ 9 ]。 2) 商誉增大公司经营压力影响股价 一方面由于溢价并购往往伴随着公司现有负债比率的上升，营业现金流减少，因此财务压力会增大，同时附带业绩承诺的并购事件到期后，出卖方无法达到先前的业绩承诺会使得部分投资分析机构调低预期利润，造成投资者恐慌大量抛售该公司股票引起股价异常波动，进而经由股价把公司的基本面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市场上的投资者在长期恢复理性后会更多的关注公司的基本面数据，当投资者发现溢价并购没有对公司生产经营项目产生经济协同效应时，反而会因标的公司业绩不达预期造成经营压力提升，公司经营风险变大，同时溢价部分产生的大量商誉无法给公司带来实际盈利对中长期业绩也无法产生正面影响 [ 10 ]。投资者也会选择抛售该公司股票，造成股价持续下跌。 3) 商誉减值主观性强，容易导致计提滞后 根据《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中相关规定表明要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就要首先确定相关资产或相关资产组合的可回收金额，但目前国内大部分公司都没有基于自由现金流模型对相关资产进行估值，这样的大背景下可回收金额的确定充满了主观性。再者，对于确认协同效应对公司影响大小，目前也没有准确的方法。公司高管往往出于对自身利益考量，在并购后出现经营问题时往往倾向于隐瞒负面消息 [ 11 ]。当隐瞒的负面信息累计到达一定程度后一并爆发，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公司股价因此产生剧烈波动，使得公司股价崩盘。 4) 投资者面临商誉减值主观误判 在面对大额商誉减值导致的净利润下降时，投资者误认为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恐慌抛售股票，但计提商誉减值只是会计处理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实际现金流的减少，公司的财务状况只是在财务报表上的恶化，公司的实际经营能力早已在并购发生后逐步展现在公司的基本面中。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还会引起羊群效应，进一步加剧股价下跌。 3.3.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传导路径分析，溢价并购带来的商誉增大在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影响股价的可能，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 1 ：拥有商誉资产加大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H 2 ：标准化商誉占比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 H 3 ：计提商誉减值事件增大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3.4. 实证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对本文假设一拥有商誉资产是否加大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进行检验，同时对假设二标准化商誉比率与股票价格崩盘风险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利用计量模型验证假设三发生商誉减值减值事件是否加大股票价格崩盘风险。除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外，本文从公司各层面加入控制变量建立以下模型： C r a s h i ， t = β 0 + β 1 E x p l a n a t i o n s i ， t + β 2 C o n t r o l s i ， t + α i n d + ε i ， t (1) C r a s h i ， t 为股价崩盘风险衡量指标由 N C S K E W i . t 以及 D U V O L i . t 衡量，这两个指标均为数值越大股价崩盘风险越大， E x p l a n a t i o n s i ， t 为方程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商誉资产虚拟变量 G W T i . t 、标准化商誉比率 A D J G W i . t 、商誉减值虚拟变量 G W L T i . t 三个指标，根据模型设定含义 E x p l a n a t i o n s i . t 的回归系数 为正数即表明对股票价格崩盘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 C o n t r o l s i . t 为模型从公司股东层面、公司财务层面、公司二级市场技术层面加入的控制变量分别为日均换手率、资产负债率、周持有收益率标准差、平均周持有收益率、扣非净资产收益率、营收同比增长率、机构持股比例、总资产， α i n d 为行业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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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5.1. 投资者方面：理性面对并购公告警惕高商誉 本文通过利用2018年沪深A股全部上市公司实证分析证明溢价并购带来的商誉增大显著增大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崩盘风险与标准化商誉占比呈正相关关系，发生商誉减值事件进一步加大拥有商誉资产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同国际各大股票交易市场比较，我国股票交易市场具有投资者中散户投资者占比高、换手率高、投机性交易占比高等特性，我国A股市场的投机氛围容易使得投资者具有“眼球效应”。所以投资者应当在面对公司发布的并购公告时应该更关注于标的公司本身给公司带来的效益，避免盲目追随热点形成股价泡沫，同时在投资过程中警惕拥有高商誉并且伴随高业绩承诺的公司，因为一旦业绩承诺无法达成需计提商誉减值时将对公司当年业绩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公司基本面对致使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变大，同时也要理性面对计提商誉减值事件避免“羊群效应”。 5.2. 公司方面：理性并购，及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近年来掀起的并购潮导致控制权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控制权市场竞争激烈进一步加剧了并购溢价，高溢价不仅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影响，同时带来的商誉使得市场积聚大量风险，危害到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高业绩承诺下高溢价带来的高商誉在面临业绩及承诺不达标时，一旦计提商誉减值就会显著加大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所以上市公司高管应理性并购，及时公布进行商誉减值测试，避免一次计提大量商誉减值对公司股价造成大幅影响。 5.3. 监管部门：加强对高溢价并购监管力度 监管部门在面对高溢价并购公告时应及时对并购交易双方发送问询函，并建立严格的事后追责制度，比如并购后商誉占净资产比例高于50%的公司管理层五年内不得减持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每年年终企业应该按照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但具体的减值操作步骤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从而导致部分公司没有及时计提商誉减值，或者计提额度非真实值等，业绩承诺期满一次性计提大额商誉减值极大打击投资者信心，破坏市场稳定。因此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进行监管维护投资者利益确保市场稳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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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莲是我国重要的水生经济作物，集观赏、食用、药用等价值于一身。分子标记作为一种新型遗传标记，目前已成功应用到莲分类、遗传多样性分析、种质鉴定、遗传图谱构建和重要性状定位等领域。本文系统介绍了现阶段常用的几种分子标记技术在莲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莲，分子标记，种质鉴定，遗传多样性，图谱构建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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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莲(Nelumbo nucifera Gaertn.)属于山龙眼目莲科(Nymphaeaceae)莲属(Nelumbo)，是一种多年生水生植物。目前，莲属在世界上仅存在两个种：亚洲莲(Nelumbo nucifera Gaertn.)和美洲黄莲(Nelumbo lutea Willd.)。莲在我国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在青铜器时代就已作为粮食被食用，中国古代的宫殿花园莲也被视为珍贵的观赏植物，许多文人墨客亦留下了赞美莲花高洁品质的诗词歌赋 [ 1 ] [ 2 ]。莲具有多种价值，其果实–莲子和地下茎–莲藕既可食用又可入药，莲花的花色艳丽，姿态优雅，深受大众喜爱，与花中之王牡丹、花中之魁梅花等并列为我国的十大名花。莲作为我国重要的水生经济作物，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品种分类、生长发育、生理特征、遗传育种等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及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对莲的研究开始深入到分子水平，包括莲品种鉴定、亲缘关系的分析，莲系统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莲基因组测序及遗传图谱的构建，莲重要基因的挖掘及功能分析等方面，为进一步解析莲的生长发育分子机理、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及新品种的培育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分子标记是指反映个体间DNA分子水平上遗传多态性的遗传标记，该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传标记方法，具有准确性高、重现性好、多态性高、稳定性好、检测手段简便快速等突出的优点。自1974年第一代分子标记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出现以来，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及相关研究技术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分子标记被开发出来，包括随机扩增多态性(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sm， RAPD)、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相关序列扩增多态性(Sequence-Related Amplified Polymorphism， SRAP)、简单重复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等不同类型的分子标记。每一种分子标记技术在检测的多态性水平，位点特异性，重复性及技术要求等方面侧重点都不尽相同，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分子标记技术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情况 [ 3 ] [ 4 ]。目前这几种分子标记已应用于莲分类、遗传多样性分析、品种鉴定、遗传图谱构建和重要性状定位等方面的研究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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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莲的分类研究 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之一，它的地理分布广泛，亚洲莲主要分布在亚洲、大洋洲，而美洲黄莲主要分布在北美洲 [ 5 ]。在中国，莲的观赏价值自古以来就备受关注，经过长时间的人工栽培和选育，已产生了丰富的莲品种资源。对莲品种进行科学、实用的分类有助于莲种质资源的保存与管理，为莲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奠定理论基础。长期以来，研究者不断探索品种分类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目前莲品种是采用“3种系、6群、14类、38型”的分类系统，是按照品种演化为主，形态、应用差异为辅的原理进行的分类 [ 6 ]。但由于品种间的频繁杂交，一些形态性状难以准确界定，此分类系统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近年来，分子标记由于不受组织类别、发育阶段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已广泛应用于莲分类研究中，在澄清品种关系的同时，对形态特征在品种分类中的作用也做出了分析，形成了既反映品种遗传关系又实用的品种分类系统。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lecular marking technique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lotu 标记 重复性 稳定性 多态性 DNA 质量 检测范围 遗传特点 在莲中应用现状 优点 缺点 RAPD 中等 较低 较高 低 全基因组 显性 遗传多样性分析 聚类分析 DNA指纹图谱绘制 特异性强， 操作简便 稳定性及重复性较差 AFLP 高 高 较高 高 全基因组 显性 遗传多样性分析 聚类分析 QTL定位分析 多态性强， 结果稳定， 重复度高 成本较高 SRAP 高 高 高 高 全基因组 共显性 遗传多样性分析 聚类分析 遗传连锁图谱构建 QTL定位分析 简便、不需预知序列信息、多态性强 依赖PCR反扩增效率，分子标记随机分布 SSR 高 高 高 中等 重复序列区 共显性 遗传多样性分析 聚类分析 DNA指纹图谱绘制 遗传连锁图谱构建 QTL定位分析 多态性丰富， 覆盖率高， 重复性好 依赖PCR扩增效率，现有标记数量有限， 标记开发难度大 SNP 高 高 高 高 全基因组 共显性 遗传连锁图谱构建 QTL定位分析 数量多， 分布广泛， 自动化检测 标记开发成本高 表1. 不同分子标记技术的比较及在莲中的应用 经典植物分类学将莲属分为两个种：中国莲和美洲黄莲。这两个种在植物形态上很接近，仅植株大小、叶片形状和花色略有差异。中国莲多数植株高大，叶椭圆形，花为粉红或红色。美洲黄莲植株矮小，叶近圆形，花黄色单瓣 [ 7 ]。两者虽在地理上被太平洋所间隔，但不存在生殖隔离，相互杂交可育。因此中国莲和美洲黄莲是否应该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种成为学者争论的问题。Les等 [ 8 ] 1991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莲属这两个种的叶绿体基因rbcL序列同源性高达99.9%。一年后，黄秀强 [ 9 ] 等人通过核型、染色体组分析及银染的研究结果表明莲属的两个种染色体组高度同源，相互杂交可育，不存在生殖隔离。基于以上证据，他首次提出应将美洲黄莲归为中国莲的一个亚种。王其超等 [ 10 ] 人通过多次重复的杂交实验再次证明了中国莲与美洲黄莲品种杂交可受精结实，完全不存在生殖隔离，进一步支持了该观点。21世纪以来，分子标记技术被用来分析中国莲和美洲黄莲的亲缘关系。郭宏波等 [ 11 ] [ 12 ] [ 13 ] 采用RAPD分子标记发现美洲黄莲与中国莲的花莲类群遗传背景较为相似，在DNA水平上未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因此支持美洲黄莲归为中国莲的亚种。然而，近几年利用ISSR、AFLP等分子标记对两者遗传关系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两者存在较远的遗传距离，在DNA水平上差异显著，即中国莲和美洲黄莲应独立为两个类群 [ 14 ] [ 15 ] [ 16 ] [ 17 ]。利用SSR分子标记分析中国东北、泰国与美洲的野生莲资源的亲缘关系，同样支持中国莲、泰国莲独立于美洲黄莲 [ 18 ]。Huang等 [ 19 ] 利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对中国莲、泰国莲和美洲黄莲进行全基因测序和分析，发现美洲黄莲完全独立于中国莲、泰国莲。因此，现阶段大多数学者认为美洲黄莲作为一个单独的种更为合理，支持美洲黄莲作为一个独立的种这一观点。 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按照栽培目的及农业用途栽培莲被划分为三大类：花莲、子莲和藕莲 [ 20 ]。花莲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其品种较为丰富，不仅有池塘大型莲花，也有小型的碗莲和缸莲，花型、花色丰富多样 [ 21 ]。子莲以采摘莲籽为主要的栽培目的，其莲蓬一般较大、结实率高，如湖南湘莲、福建建莲等 [ 22 ]。藕莲是我国特色的水生蔬菜，以采收肥大的地下根状茎为主要栽培目的，故其地下茎生长旺盛，较粗壮，开花少，植株比较大。采用不同的分子标记技术对栽培莲的类群划分结果与传统园艺学分类结论基本一致。早在2004年，郭宏波等 [ 11 ] [ 12 ] [ 13 ] 采用RAPD分子标记将莲属资源分为花莲、子莲和藕莲三大类型，三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遗传分化。之后对野生莲与千瓣莲资源进行分析发现野生莲与栽培莲资源类似，均可分为三大类群，推测现代栽培莲是由不同遗传背景的野生莲驯化而来，为野生莲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首次从分子水平上将中国栽培莲进行类群的划分，证实了园艺学分类系统的合理性。同时，该研究还对三个类群的遗传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莲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瞿桢等 [ 23 ] 利用SRAP标记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栽培莲三大类群有明显的界限。其中花莲和子莲遗传距离较近，藕莲和子莲具有较远的遗传距离。Hu等 [ 16 ] 利用AFLP和SSR两种分子标记对栽培莲的类群进行划分，也表明三大类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借助分子标记技术对栽培莲的分类研究是对传统园艺学分类方法的一个有效补充和验证。 在中国莲的生态型划分方面，张行言等在《中国荷花品种图志》一书中将花莲资源分为热带型和温带型两种类型 [ 24 ]。热带型莲主要生长在热带地区(如泰国、印度和中国热带地区)，其生长常年不停顿，秋季地下茎仍呈鞭状生长，不膨大成变态器官藕。温带型莲具有明显的年生长周期，一般于每年四月份开始萌芽生长，花期多集中在六月至八月，冬季在低温的影响下，生长停顿，地上部位枯萎凋谢，地下茎的前端数节膨大成贮藏器官藕而进入休眠期，第二年春季天气回暖，地下茎开始发芽，由此进入新一轮的生长周期。2007年，柯卫东等 [ 25 ] 对水生蔬菜资源考察收集的过程中发现东北地区的野生莲在武汉生长矮小，地下茎膨大明显提早，不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莲资源，因此他们建议应将莲按照纬度分布划分为三种生态型：温带型、亚热带型和热带型。之后，有学者从叶绿体序列变异的角度证实东北野莲单倍型和我国中部南部地区的野莲单倍型存在显著差异，认为两者应该属于不同生态型 [ 26 ]。Yang等 [ 18 ] 利用SSR分子标记对泰国和中国东北野生莲的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表明，两者在在遗传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将中国东北野莲归为温带型，而泰国野莲归为热带型。该研究为两种生态型的划分提供了有利的分子依据，说明按照生态型的分类方法是合理的。基于以上证据，将莲划分为温带型、亚热带型和热带型三种生态型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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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大小是物种长期进化的产物，遗传变异的丰富程度反映了该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也是遗传育种研究的基础和核心。DNA分子标记的使用可以不受环境、材料来源的限制，直接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不同莲品种之间的多态性。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莲的栖息地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评价莲遗传多样性水平对保护莲种质资源尤为重要。早期对莲的研究中，RAPD分子标记的使用最为广泛。郭宏波等 [ 11 ] 在2004年利用RAPD技术对所选取的32份莲品种进行遗传多样性的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在扩增形成的207条谱带中存在多态带193条，占百分比为93.23%，这一结果表明该属植物在我国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并且存在明显的遗传分化。之后，他们又对野生莲和千瓣莲品种资源进行了多态性分析，多态性条带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6.03%和57.45%，初步表明野生莲和千瓣莲在我国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 12 ] [ 13 ]。郑宝东等 [ 27 ] 在2006年利用RAPD标记技术对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22个莲子栽培品种及野生品种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扩增出的109条DNA指纹谱带中含多态性片段83条，占总数的76.1%。初步证明这些品种间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但品种间的遗传距离与所采集地区的差异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之后，An等 [ 28 ] 利用RAPD技术对来自我国18个不同省份的94份莲材料进行种群遗传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多态位点达67.15%，证明莲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但由于RAPD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如特异性不高、重复性差或不能鉴别纯合子和杂合子等，且RAPD技术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基因组DNA的复杂性，DNA模板浓度和质量，PCR的循环次数，技术设备等，限制了其使用和推广。 AFLP、ISSR、SSR、SRAP等分子标记也被广泛的应用到莲遗传多样性的评价中。薛建华等 [ 29 ] 利用RAPD和ISSR两种分子标记对采自黑龙江地区的47份野生莲、俄罗斯兴安斯克保护区的两份野生莲及中国其他省的27份栽培莲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RAPD多态性位点中，野生莲的多态位点比例(50.44%)和有效等位基因数(1.1992)均低于栽培莲的(53.98%， 1.2875)，用ISSR标记显示为同样的结果，说明野生莲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低于栽培莲，该研究对黑龙江地区野生莲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客观分析，初步探究了其遗传变异的地理分布规律，为黑龙江地区野生莲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了对我国现存的野莲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Han等 [ 30 ] 对我国华中地区不同湖泊的野生莲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的分析，采用ISSR分子标记分析了6个种群间及种群内部的遗传变异，发现物种水平上野莲居群具有较高的多态性，多态带占比为90%，而群体间遗传分化较大，多态带占比仅35.8%，因此提出就地保护和远征收集具有最高遗传变异的代表性种群等措施来进行野莲资源的保护。Pan等 [ 31 ] 利用开发出的23个EST-SSR标记对39个中国莲栽培品种、10个野生莲品种及1个美国黄莲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栽培莲品种和野生莲品种及不同子莲和藕莲品种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遗传分化。李长春等 [ 32 ] 利用8个ISSR分子标记分析了39份莲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在扩增出的89条带中含多态带55条，多态性比率为61.8%，并且通过遗传相似系数和聚类分析可以将这些莲品种完全区分开考。Liu等 [ 33 ] 在2012年利用开发的11对SSR引物对来自世界各地的71份莲品种进行了聚类分析，表明中国莲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并对它们的亲缘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综上所述，莲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子标记技术作为研究莲遗传多样性的一个有效手段，对我国重要莲种质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便更好的进行莲资源的保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