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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抑郁个体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 Gross (2014)的过程模型认为情绪调节策略的形成发生于情绪产生的一系列阶段中，根据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产生过程中发生主要作用的时间不同，Gross (2014)将情绪调节分为五个阶段：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在第一阶段(情境选择)，个体判断某种情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进而选择趋近还是回避该情境(朱传林等人，2016)。在第二阶段(情境修正)，当情境无法被选择时，个体可以对这个情境进行改变来影响情绪。例如，将当你正在完成作业时，隔壁邻居大吵大闹，你可以去劝说邻居降低音量。第三阶段是注意分配，个体可以将注意力从刺激上转移以降低情绪反应，也可以分配更多的注意力以提高情绪反应。第四阶段是认知改变，指个体改变对环境的认知，重新评价刺激来改变情绪。例如，将一个人没有说“你好”解释为一种疏忽而不是刻意回避，就会产生较少的负面情绪。第五个阶段是反应调整，指个体形成特定的情绪后，对该情绪所诱发的主观心理感受、生理体验和行为表现进行干预，进而改变情绪的强弱或性质(孟昭兰，2005)。通过检索文献发现，当前关于抑郁个体在情景修正阶段的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从情境选择、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四个阶段介绍抑郁个体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 2.1. 抑郁个体在情境选择阶段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 抑郁症的产生与选择难与引发积极情绪的情境有关。研究发现，抑郁和非抑郁个体在选择情绪诱发刺激时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抑郁个体比非抑郁个体更少的选择观看快乐的诱导图像，并且抑郁个体对快乐的偏好评分显著低于非抑郁个体(Millgram et al.， 2015)。李红等人(2019)让抑郁组和健康控制组被试报告他们在日常中想要体验的快乐和悲伤程度，结果发现，对于快乐情绪的偏好程度，抑郁倾向组显著小于健康控制组。这些研究表明，抑郁个体在选择情境时，对能引发积极情绪的情境选择低于非抑郁个体，这可能导致了抑郁个体的积极情绪水平低下。 2.2. 抑郁个体在注意偏向阶段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 有偏向的信息处理是抑郁症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抑郁个体存在明显的注意偏向，他们会更少地注意积极刺激，而较多地注意消极刺激(Ellis， Beevers， & Wells， 2011; Joormann & Gotlib， 2007)。研究发现当同时呈现几种刺激时，抑郁组被试比非抑郁组被试在注意积极刺激上所花费的时间更少(Kellough et al.， 2008)。Tang等人(2019)在实验中向被试呈现由情绪(积极的、消极的)图片和中性图片组成的刺激，并追踪被试的眼动过程。结果发现正常组被试相较于中性的和消极图片，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注意积极图片，而有抑郁倾向的被试对所有类型的词汇的注意程度相同，这表明，有抑郁倾向的被试会压抑自己对积极图片的注意。此外，抑郁个体对积极图片的注意显著慢于消极图片。这些研究表明，抑郁个体对积极刺激具有明显的回避性，这种回避型性可能加剧了抑郁个体的低积极情绪水平。 2.3. 抑郁个体在认知改变阶段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 抑郁个体在使用认知改变策略时，会习惯性地将当前情境评价为消极情境而非积极情境(Mathews & MacLeod， 2005)。这种低积极评价倾向在很多研究中得到验证。例如，Rude等人(2002)向被试呈现由六个词语组成的乱序语句，要求被试从中选择五个词语组成符合逻辑的句子，组成的句子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结果发现抑郁组被试将句子加工成积极的要显著少于加工成消极的。Everaert等人(2018)让被试对模糊信息进行解释，发现相较于低抑郁水平被试，高抑郁水平的被试对模糊信息的解释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率更低，但由积极向消极转变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低积极解释转变率可能导致了抑郁程度的加重。 此外，研究发现抑郁个体很少会对先前的解释做出积极重评。积极重评(reappraisal)是指个体在认知上以更积极的方式重新定义一个消极事件(Gross， 2014)。积极重评会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Gross & John， 2003)。较高的积极解释偏向与更多使用积极重评有关，而积极解释偏向与抑郁程度存在负相关。相较于正常个体，重度抑郁症患者会更少做出积极重评(D’Avanzato et al.， 2013)。 2.4. 抑郁个体在反应调整阶段的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 抑郁症个体较少使用保持或提高积极情绪的调节策略(如积极反刍、品味)，但更多使用有可能减少积极情绪的调节策略(如压抑、表达抑制) (Carl et al.， 2013; Werner-Seidler et al.， 2013)。 2.4.1. 压抑和表达抑制 患有抑郁症的个体相较于正常个体更有可能采用压抑(dampening)的情绪调节策略(Eisner， Johnson， & Carver， 2009; Feldman， Joormnn， & Johnson， 2008; Werner-Seidler et al.， 2013)。压抑是指通过减少积极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诱发更多的消极情绪的过程(Feldman， Joormann， & Johnso， 2008)。在这个过程中，抑郁会体验到更低的积极情绪。研究发现，对积极情绪的高抑制倾向与抑郁症状的加重有关，且有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和问卷法的方式对抑郁个体调节情绪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有抑郁病史(当前或以往)的个体比没有病史的个体有更高的压抑积极情绪的倾向(Nelis， Holmes， & Raes， 2015; Werner-Seidler et al.， 2013)。压抑积极情绪可以前瞻性的预测抑郁症状的加重程度(Raes et al.， 2012)。这表明压抑积极情绪可能不只是抑郁症的临床特征之一，也可能是导致抑郁症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 与压抑相同，使用表达抑制(expressive suppression)来调节积极情绪会抑制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Kalokerinos， Greenaway， & Denson， 2015)。表达抑制是指主动的隐藏由情绪体验诱发的内部情绪体验的外在表现(Gross， 2002)，例如高兴时隐藏笑容、悲伤时停止哭泣。Beblo等人(2012)采用情绪接受问卷(EAQ)对39名重度抑郁个体和41名健康个体情绪抑制和情绪恐惧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重度抑郁症患者具有习惯性抑制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倾向。Aker， Harmer， & Landrø (2014)也发现，与没有重度抑郁病史的女性相比，患有重度抑郁的女性自我报告会更频繁的抑制积极情绪的表达。 2.4.2. 积极反刍和品味 除了较多使用减少积极情绪的情绪调节策略，抑郁个体也会较少使用可以提高积极情绪的策略，例如积极反刍(positive rumination)和品味(savoring)。积极反刍是以积极的情感体验、积极的自我品质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为核心的情感调节策略(Larsen & Prizmic， 2004)。研究发现，当经常使用积极反刍策略时，积极刺激会更显著地预测积极情绪的增加和抑郁症状的减轻。(Li， Starr， & Hershenberg， 2017)。Harding和Hudson等人(2014)以209名本科生为被试，使用问卷法对被试的积极情绪、抑郁程度和认知策略进行了为期八周的纵向调查研究，发现低水平的积极情绪与较少使用积极反刍有关，而且低积极情绪特质对抑郁症状的影响部分是由对低水平的积极反刍中介的。除此之外，在对儿童的研究中也发现，积极反刍与儿童的高抑郁症状有关(Gilbert et al.， 2017)。 较少使用品味策略是导致抑郁症患者快感缺乏的原因之一(Joormann & Stanton， 2016)。品味是指通过注意、欣赏和增强积极事件或感觉来维护、加强或延长最初的积极情绪体验(Bryant & Veroff， 2017)，是最常见的用来维持和增加积极情绪的情绪调节策略(Heiy & Cheavens， 2014; Liu & Thompson， 2017)。Beblo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重度抑郁个体使用积极品味策略的次数明显少于正常个体。相较于难以预测或回忆积极事件，对当下的积极刺激的品味缺陷更能预测抑郁症状的发展(Carver & Johnson，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