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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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 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效。截至2017年1季度末，河南省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为1496.10亿元，不良贷款率0.19% [ 1 ] ，远低于全省各项贷款平均不良率，绿色信贷质量良好。近年来，河南银监局持续指导全省银行业机构认真贯彻国家绿色信贷有关要求，全面落实中国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在信贷项目选择、准入、审批各环节将企业的减排、环保作为投放的依据，建立科学的项目评估标准、风险预防体系，紧密跟踪市场动向和客户需求变化，在有效管控风险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与环保部门的协作和信息共享，稳妥做好环保违规企业信贷退出工作。同时，河南银监局建立季度报告制度，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组织开展绿色信贷宣传、培训和经验交流，引导银行业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行业、节能环保产业等的信贷投放。 绿色金融在河南省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发展面临着以下难题：基本保障不完善、积极践行的金融机构有限和绿色金融产品相对缺乏。自2007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但是河南省有关的实施政策多以指导性为主约束性不强，且尽管省内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但其实践性不强。由于绿色金融在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上属于新兴事物，各金融机构在业务的开展和风险的管控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力，各大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的初期，缺乏完整的规划和完备的风险监控体系，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各大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不足。虽然有些金融机构已经退出了，节能减排的绿色金融产品，但其形式仍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河南省的绿色金融产品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限制了绿色金融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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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不利因素分析 2.1. 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河南省产业优化需要较长时间，长期以来河南省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其中第二产业所占生产总额超过了50%。由于技术相对落后，长期的粗放经营，其工业主要为高投入、高耗能的生产方式，与当前的绿色发展的要求相悖。推进河南省产业的优化升级是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资源条件和历史的积累下，其产业结构主要为采掘业、能源业、制造业等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附加值较低，且依赖自然资源的相关产业比重较大，工业发展存在低端化问题。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不仅加快了河南省内资源的消耗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需要金融支持其进行产业的优化升级，以此来推进河南省的绿色发展进程。 2.2. 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长期粗放经营积累的环境问题难以短期改变，河南省在前期的经济粗放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严重。省内的工业发展环境和居住环境均较差，要实现河南省的绿色发展，就需要改善环境质量，进行产业优化升级，控制污染产业布局，促进资源性产业减排。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措施，企业进行积极配合，另一方面需要金融部门投入资金支持企业产业的升级换代，即使有了各方面力量的配合，环境的改善仍然是长期任务，短期内无法实现。 2.3. 绿色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技术水平落后 绿色高新技术的投入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河南省整体的科技水平有限，污染防治技术较差，对废水、废气、废物的净化不够彻底，缺少先进的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技术。由于河南省政府和企业对技术投入的比例不高，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企业内对于处理污染的相关设备不足，要实现该省绿色发展，必然要求提高企业的科技利用率，增加减少污染的相关设备，此时便需要银行业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支持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资。 2.4. 绿色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绿色金融的发展相比传统金融的发展尤其自身独特的特点，也有其自身独特的脆弱性和对政策的依赖性，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成熟的制度体系，而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法律的保护，就目前来讲由于绿色金融的发展并不成熟，更加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护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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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促进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 3.1. 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机构建设 绿色金融业务所扶持的是绿色企业，传统的信贷机构无法鉴别企业是否符合绿色金融支持的标准。且由于绿色企业发展的特性不同于一般传统企业，所以对于其风险的监测也应该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因为绿色金融支持的对象有其特殊性，贷前的甄别，贷后的风险管理都需要与传统企业信贷进行区别，因此金融机构应该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建立一个完整的机构，为接下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进行支撑。 3.2. 加强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的不断显现，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希望依靠绿色金融的发展，来改变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转变粗放的经营模式，进而转变为绿色环保节约的生产生活方式。河南省应该紧跟国家政策，出台本省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除了需要满足河南省农业工业的资金需求之外，还要考虑金融机构的自身利益，金融机构对于绿色金融业务的经验不足，风险防控方面缺乏完整的系统，发展积极性有限，政策的制定应该包括对于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奖励措施，来调动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 3.3. 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 河南省政府每面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其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明确“绿色”的定义、标准、原则和框架，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建立范本和模式。关于绿色金融，尚缺乏完整、统一、明确的概念框架和统计意义上的详细定义，政策制定和执行时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差异。因此，政府需要明确绿色金融概念，制定统一标准。二是修订现有GDP的概念和统计口径，将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为环境成本和效益很难准确定价，但是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将大气污染排放、水污染、垃圾生成等造成的环境成本尽可能量化，评估未被当前市场价格所反映的“外部性”规模，河南省可以借助国外成功经验，以达到发展自身的目的。三是绿色金融项目通常技术较为复杂，难以全面准确揭示项目风险，需要专业技术评估的支持。为此，要在发挥现有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和完善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引导现有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业务。建立规范高效的交易市场，完善二级流转市场，提升对绿色金融服务的支持效率 [ 2 ] 。 3.4. 健全规范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 针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来说，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要健全规范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首先要整合现有法律，进一步明确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主体和责任。首先从监管方面的法律来说，监管方涉及人民银行、银监会和环保部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监督金融机构是否依据环保部门提供的环境信息，甄别企业是否符合标准，整合监管方的法律制度，做好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 [ 3 ] 。其次是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践行者，在信贷过程中，商业银行是贷款的审批和发放者，其在授信过程中，应该根据国家的制度和经济政策要求，按照具体的操作标准严格对信贷的控制。最后是企业，企业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受益者，但是有部分企业涉及伪造绿色信息，骗取银行贷款，因此应该通过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规避此类情形，法律内容应该引导企业积极有效的披露自身财务和环境信息，使银行真正了解企业的环境情况，使绿色金融真正的支持到绿色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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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海拉尔盆地贝尔凹陷地浸砂岩型铀成矿条件及矿化特征的分析，从地层条件、构造条件、岩性–岩相条件、后生蚀变条件及铀源条件等五个方面，认为下白垩统伊敏组顶板为上白垩统青元岗组紫红色泥岩，底板为伊敏组二段的灰色、灰绿色泥岩，具备了稳定的“泥–砂–泥”结构，为铀成矿提供了良好的顶底板泥岩隔水层，赋矿砂体以辫状河河道砂体为主；贝尔凹陷具有良好的氧化–还原条件，区内构造沟通深部的还原流体，为铀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海拉尔盆地蚀源区火山岩类和花岗岩类岩石的原始铀含量都较高，且其活化率较高，为区内地浸砂岩型铀矿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铀源。因此，贝尔凹陷具有较好的铀成矿前景。 关键词 :地层条件，岩性岩相，成矿条件，贝尔凹陷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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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海拉尔盆地是我国北方重要的中新生代盆地，是松辽外围盆地中最大的一个含油气盆地，同时也属于外乌拉尔–蒙古地浸砂岩型铀成矿域的组成部分 [ 1 ] 。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海拉尔盆地目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二维、三维地震反射资料和钻井岩心、测井资料，在地层、构造–沉积演化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 [ 2 ] [ 3 ] [ 4 ] 。如沈华等，2005通过综合应用地震、钻井等资料认为伸展作用和缩短作用的交替进行贯穿了凹陷的演化过程，而影响着烃源岩、储集层的发育与分布，并制约着油气的运移、聚集和保存；吴河勇等，2006认为海拉尔盆地由3个原型盆地组成，每一期都经历了盆地改造过程，3期改造作用提供了油气运移的输导体系，认为伊敏组是油气的主要成藏期；随着勘探和研究的进行，下白垩统沉积地层已成为乌尔逊–贝尔凹陷主要的勘探层位 [ 5 ] [ 6 ] [ 7 ] ，是测井解释的重点层位 [ 8 ] [ 9 ] 。近几年在该凹陷带的铀矿资源引起人们的关注 [ 10 ] ，认为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同时有学者利用U-Pb同位素对该地区蚀源区岩石提供铀源能力进行了分析 [ 11 ] 。本文通过对海拉尔盆地贝尔凹陷地浸砂岩型铀成矿条件及矿化特征的分析，从构造条件、地层条件、岩性–岩相条件、后生蚀变条件及铀源条件等五个方面，系统分析其成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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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区域地质概况 海拉尔盆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西南部，其南段深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盆地总面积约70，480平方公里，在我国境内面具约40，550平方公里，海拉尔盆地属于中亚–蒙古古生代地槽褶皱系的一部分(I级构造单元)，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兴蒙华力西地槽褶皱系(II级构造单元)与额尔古纳–乔巴山前寒武纪地块(II级构造单元)的接壤部位(图1)，是在燕山运动形成引张裂陷、得尔布干断裂走向滑动 图1. 海拉尔盆地大地构造位置图 基础上形成的多旋回、叠合式、断陷–坳陷的中新生代内陆型盆地(III级构造单元) [ 12 ] [ 13 ] [ 14 ] 。 盆地可划分五个IV级构造单元，即扎赉诺尔坳陷、嵯岗隆起、贝尔湖坳陷、巴彦山隆起及呼和湖坳陷等两个隆起、三个坳陷，包括18个断(凹)陷、7个凸起(图2)。其中，贝尔凹陷属于贝尔湖坳陷内的二级构造单元。贝尔凹陷受北东向和北东东向断层控制而呈北东向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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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论 1) 下白垩统伊敏组顶板为上白垩统青元岗组发育的紫红色泥岩，底板为伊敏组二段的灰色、灰绿色泥岩，具备了稳定的“泥–砂–泥”结构，为铀成矿提供了良好的顶底板泥岩隔水层，赋矿砂体以辫状河河道砂体为主。 2) 贝尔凹陷具有良好的氧化–还原条件，区内构造沟通深部的还原流体，为铀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3) 海拉尔盆地蚀源区火山岩类和花岗岩类岩石的原始铀含量都较高，且其活化率较高，为区内地浸砂岩型铀矿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铀源。因此，贝尔凹陷具有较好的铀成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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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以下简称旧序)和《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贯的和统一的。旧序由于篇幅较长被纳入《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比旧序内容更凝练；《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和第三版序言是适应当时时代特征和工人运动的需要而重新写的序言，指明了《反杜林论》内容的变化情况及原因。三版序言是旧序的继承和发展，和旧序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 :《反杜林论》旧序，序言，比较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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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旧序写于1878年5月或6月初 [ 1 ] P341，本来是为《反杜林论》写的序言，因为篇幅较长，里面有很多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内容，被收录在《自然辩证法》里面。《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写于1878年6月11日( [ 2 ] p. 6)。其内容上与旧序的前四段大体相似，但作了少许增补和修改，内容更加精炼。《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完成于1885年9月23日( [ 2 ] p. 13)，目的是为了说明出版后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再次出版的原因、修订和增补的部分内容，同时介绍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所导致的自然观的斗争情况，并阐述了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第三版序言很短，完成于1894年5月23日( [ 2 ] p. 14)。重点说明了《反杜林论》第三版增补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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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与《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比较 2.1. 旧序前四段和第一版序言的内容比较 《反杜林论》第一版出版时，没有使用旧序作为《反杜林论》的序言，而是重新写了一篇较简短的序言，第一版序言虽然和旧序前四段内容相似，但是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即便是相似的内容其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旧序第二段谈到“我根本不想以另一种体系来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不过也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的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 1 ] pp. 39~40)第一版序言中表述为“尽管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种体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 2 ] ， p. 4)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二段中讲到了写作《反杜林论》的三个原因：第一，维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第二，教育和挽救那些受杜林蒙蔽者；第三，揭露党内杜林派的一系列宗派活动。这是旧序中没有的。 旧序的第一至三段和第一版序言的三至五段所讲内容大体一致，只是表述有些不同而已。讲述了恩格斯以广泛而详尽的论战的方式写作《反杜林论》的三个原因：第一，由批判对象本身的性质所迫使的；第二，为了从正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第三，为了纠正德国思想界“创造体系”的不正之风。 旧序的第四段和第一版序言第六段内容大体相同，恩格斯秉持谦逊的态度认为他对于不熟悉的领域只能是个“半通”。“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谅解。”( [ 2 ] ， p. 5)旧序第四段还引用耐格里说明人的认识或者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涉及所有的领域。第一版序言还增加了第七段的内容，讲述的是恩格斯虽未看过杜林先生新出版的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但可以预测这部著作所讲述的内容，其实是批驳杜林的狂妄无知。 2.2. 《反杜林论》旧序未被作为第一版序言的原因 恩格斯在着手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由于杜林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工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得不放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开始写《反杜林论》。虽然旧序讲述了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原因，但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另一方面，旧序作为《反杜林论》序言的手稿，不太成熟，《自然辩证法》也是手稿，归入《自然辩证法》更好，《反杜林论》作为成品，必须对旧序手稿加工以供发表。 2.3. 《反杜林论》旧序多出的内容 旧序第五段到十九段内容丰富，主要回顾了历史上的三种辩证法：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近代形而上学的辩证法、马克思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旧的辩证法的不合理因素，把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再行颠倒过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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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序言比较 《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与第一版序言在内容上几乎没有重复的地方。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一是《反杜林论》再版的原因；二是《反杜林论》不只是恩格斯一个人的成果，事实上得到了马克思肯定；三是《反杜林论》再版和修订的原因；四是阐述了为什么要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3.1. 《反杜林论》再版的原因 《反杜林论》第二版出版是在第一版出版七年之后，当时的德国和世界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878年《反杜林论》一版发行后不久，德国的俾斯麦反动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党的刊物和社会主义文献被禁止发行，《反杜林论》等1300多种党的出版物遭到查禁。然而，越是被査禁的书人们越是想看，于是本书比以前成倍地畅销。正如恩格斯所讽刺的那样：“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 [ 2 ] ， p. 5)。同时也说明革命斗争需要理论武器。 3.2. 《反杜林论》主要内容基本上未作修改的原因 《反杜林论》第二版基本上未作修改的原因在于：第一，没有时间。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不仅担负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而且担负编印马克思《资本论》遗稿的责任。“恩格斯没有对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作重大改动，主要是因为恩格斯的时间和经历都放在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3卷上了。”恩格斯认为后一责任“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 [ 2 ] ， p. 8)。第二，要遵守文字论战的准则。《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论敌没有修改自己的观点和论据，恩格斯也就不作任何修改。况且，杜林后来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由此看来，恩格斯是很看重论战原则的。 3.3. 增补第三编第二章《理论》的原因 恩格斯认为，增补《理论》一章的原因在于：第一，《理论》一章所涉及的是恩格斯“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 [ 2 ] ， p. 8)，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没有涉及杜林。因此，“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 [ 2 ] ， p. 8)第二，拉法格把《反杜林论》其中三章内容(《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书名出版时，恩格斯已经对《理论》一章作了增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的情况下，恩格斯认为，拘守原文，“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 2 ] ， p. 9)。 3.4. 想修改而又未作修改的两个内容 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的内容。1877年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反杜林论》第一版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材料，因此恩格斯很想在再版时加以补充修改。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已经运用了《古代社会》中的材料，因而《反杜林论》再版时，就没必要再修改这一内容。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部分。恩格斯认为，《反杜林论》中有关理论自然科学的部分，“叙述得极其笨拙” ( [ 2 ] ， p. 9)，现在“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 [ 2 ] ， p. 9)。但恩格斯认为没有修改的权利。 3.5. 第二版序言新增的其他内容 第二版新增的内容是谈为什么要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包括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条件、过程和唯物辩证法对建立科学自然观的意义。在第二国际领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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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和第三版序言比较 《反杜林论》第三版是在第二版出版近九年之后，恩格斯逝世前出版的。这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进入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时期。社会环境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盛行，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国际工人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容动摇，于是出版了《反杜林论》第三版。 4.1. 第三版修改的情况和增补的理由 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增补的原因是：这一章所有的重要内容都是马克思写的。第二版发表时根据论战的需要，恩格斯作了删节。现在由于对杜林的批判早已结束，批判成为次要的，而马克思原稿中被删去的部分“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 [ 3 ] 。应当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由于反杜林已经不是主要任务，恩格斯说：“凡是专门涉及杜林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都把它删掉了。” [ 3 ] 4.2. 第三版序言阐述了《反杜林论》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产生的影响 在序言的最后，恩格斯说：“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 3 ] 这实际上表明了《反杜林论》在科学界和工人阶级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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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反杜林论》旧序和三版序言的关系 旧序比较粗糙，第一版序言是为了发表的需要对旧序进行了精简加工，删除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许多内容；第二版序言是由于新形势的变化再版而赋予了新的说明和介绍；第三版序言也是对于形势变化再版进行部分修订作了说明。所以，四个序言都结合了批驳杜林的需要，结合了时代形势发展的需要，结合了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反杜林论》的写作和出版，与德国工人政党内部的思想政治斗争直接相关。” [ 4 ] 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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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情绪、认知情绪调节的状况及其关系，为预防和干预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问卷、正负性情绪量表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对346名孤儿和271名非孤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1) 孤儿与非孤儿在健康妥协行为上的差异显著的(P < 0.001)。2) 孤儿的正性情绪和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健康妥协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P < 0.05)，负性情绪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健康妥协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P < 0.05)。结论：孤儿是健康妥协行为的易感群体；正性情绪和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保护性因素，而负性情绪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危险性因素。 关键词 :孤儿，健康妥协行为，情绪，认知情绪调节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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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美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把健康妥协行为归于6类健康危险行为中的第五项不良饮食行为和第六项缺乏身体锻炼，它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年轻人的健康、完美状态甚至生活质量 [ 1 ] 。孤儿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生存质量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迄今，主要体现在社会救助方面，对他们身心健康方面的关注度尚不够。已有研究发现，孤儿是健康危险行为的易感群体 [ 2 ] ，他们身心水平低于一般同龄儿童 [ 3 ] 。影响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情绪唤醒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 4 ] ，Patel和Schlundt研究发现，在不同情绪状态下，人们的饮食行为也不同，在正性情绪(如高兴、愉悦、喜欢等)下，人们更喜欢吃健康类食品，在负性情绪(抑郁、焦虑、愤怒等)下，人们更喜欢吃不健康的食品 [ 5 ] 。情绪不仅影响饮食行为，也影响身体锻炼，Biddle和Stuart发现，在正性情绪下，人们从事身体锻炼的积极性高，而在负性情绪下，人们就会减少他们原来的身体锻炼活动 [ 6 ] 。因此，对情绪进行适当的干预对于减少健康妥协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而认知情绪调节是一个重要的途径。Houck、Hadley等人认为认知情绪调节往往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但这种影响可能具有两面性，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可以消除负性情绪的影响，加强正性情绪的作用，进而减少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增加身体锻炼活动；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则可能进一步恶化负性情绪的影响，降低正性情绪的作用，进而增加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减少身体锻炼活动 [ 7 ] 。本研究拟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孤儿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和情绪、认知情绪调节之间是否存在同样的关系，为预防和干预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提供科学依据，以促进孤儿的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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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此次研究对象共650人，有效样本616个。其中的非孤儿样本采用方便取样法取自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中学，发放3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270份。孤儿样本采用方便取样法取自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孤儿中学，发放问卷36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346份。被试的基本情况具体如下：1) 孤儿组346人，平均年龄16.51 ± 1.77；其中，男性孤儿171人，女性孤儿175人；初一49人，初二82人，初三84人，高一63人，高二36人，高三32人。2) 正常中学生270人，平均年龄14.17 ± 2.13；其中，男生134人，女生正常人136人；初一95人，初二22人，初三49人，高一49人，高二0人，高三71人。 2.2. 方法 2.2.1. 测试工具 本项目采用自编的基本情况问卷收集被试的性别、年龄、目前就读学校、所在的年级、有谁抚养等信息。 采用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问卷(Adolescent Health Related Risky Behavior Inventory， AHRBI)调查被试的健康危险行为状况。该问卷由王孟成等在Auerbach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危险行为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完成，包括50个条目，分别测量过去一年时间内的六大类群常见的危险行为：攻击与/或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或违法行为、自杀与/或自残行为、吸烟与/或过度饮酒行为、健康妥协行为以及无保护的性行为。每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根据调查的内容分成六个分量表，对应六个方面的危险行为，每个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危险行为发生频度就越高，总分越高反映健康危险行为水平越高。检出率的计算以条目3分以上计入标准(发生频度每个月2~4次)。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78~0.89，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0.85，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 8 ]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仅选用了健康妥协行为分量表。 采用邱雪修订的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来评估被试的情绪状况。该原始量表由Watson等编制，共20个项目，包括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正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精力旺盛，能全神贯注和快乐的情绪状况，而分数低表明淡漠；负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情绪状态，而分数低表示镇定 [ 9 ] 。 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CERQ-C)评估被试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该问卷由朱熊兆等人根据Garnifski编制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修订。问卷包含36个条目，包括自责、接受、沉思、积极再关注、重新计划注意、积极再评价、理性分析、灾难性和责备性9个分量表。每个子表有4个条目。一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受试者在消极事件面前使用这种特殊认知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克龙巴赫的调查问卷的α系数为0.81，重测信度为0.56。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指标均符合测量学要求，规模九因素模型的支持理论 [ 10 ] 。 2.2.2. 施测过程 采用团体施测方式进行测试，在填写问卷前，主试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被试详细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问卷的填写方式以及保密方式等，被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问卷。在被试答完问卷后统一回收问卷。 2.2.3. 数据处 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7.0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处理，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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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孤儿与非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差异比较 孤儿与非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得分高于非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1。 3.2. 孤儿与非孤儿的情绪、认知情绪调节的差异比较 孤儿与非孤儿的情绪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孤儿与非孤儿在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上的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孤儿与非孤儿的认知情绪调节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孤儿与非孤儿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重新关注计划上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在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等5个因子的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3.3. 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情绪的关系分析 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情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与正性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23， P < 0.01)，与负性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3， P > 0.05)。为了进一步探讨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情绪的关系，本研究以健康妥协行为为因变量，以正负性情绪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P < 0.01)，其中，正性情绪对健康妥协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P < 0.01)，负性情绪对健康妥协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P < 0.01)，见表2。 Table 1 Compare analysis of health-compromising behaviors， self-esteem and self-control between orphans and non-orphans (M ± SD 孤儿(n = 346) 非孤儿(n = 270) t 健康妥协行为 1.97 ± 0.58 1.78 ± 0.45 −4.396 ** 情绪 正性情绪 3.06 ± 0.75 2.98 ± 0.76 −1.384 负性情绪 2.45 ± 0.74 2.36 ± 0.68 −1.590 认知情绪调节 自我责难 2.95 ± 0.66 3.17 ± 0.63 4.453 ** 接受 3.50 ± 0.78 3.67 ± 0.66 2.823 * 沉思 2.96 ± 0.82 3.20 ± 0.87 3.597 ** 积极重新关注 3.19 ± 0.75 3.19 ± 0.89 −0.220 重新关注计划 3.53 ± 0.78 3.71 ± 0.75 2.945 * 积极重新评价 3.50 ± 0.89 3.49 ± 0.86 0.060 理性分析 2.53 ± 0.77 2.63 ± 0.77 1.485 灾难化 2.38 ± 0.90 2.30 ± 0.92 −1.099 责难他人 2.49 ± 0.77 2.44 ± 0.75 −0.825 表1. 孤儿与非孤儿健康妥协行为、情绪、认知情绪调节的差异比较(M ± SD) 注： * P < 0.05， ** P < 0.01 (下同)。 3.4 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认知情绪调节的关系分析 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认知情绪调节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与自我责难(r = −0.12)、接受(r = −0.18)、积极重新关注(r = −0.13)、重新关注计划(r = −0.33)和积极重新评价(r = −0.24)存在显著 正相关(P > 0.05)。为了进一步探讨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认知情绪调节的关系，本研究以健康妥协行为为因变量，以认知情绪调节中的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的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P < 0.01)，其中，沉思和灾难化对健康妥协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P < 0.01)，重新关注计划对健康妥协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P < 0.01)，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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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孤儿在健康妥协行为上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孤儿，说明孤儿比非孤儿更容易的产生不良饮食行为或缺乏体力活动。原因可能在于孤儿与非孤儿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孤儿缺乏父母的关爱，监护人或收养单位监护不力，社会经济状况也要比非孤儿差，容易出现不良的饮食行为或缺乏体力活动。本研究结果提示，孤儿是健康妥协行为的易感群体。 4.2. 孤儿情绪和认知情绪调节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提示，孤儿的情绪体验与非孤儿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孤儿有着正常的情绪体验。但是，在认知情绪调节上，孤儿与非孤儿有着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非孤儿比较而言，孤儿在进行情绪的自我调节时，不太倾向于采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重新关注计划等策略，而在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等策略的使用上与非孤儿无异。既往研究认为，接受、重新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ealth-compromising behaviors and emotion in orphan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B 标准误差 t P 正性情绪 −0.21 0.04 −0.278 0.00 负性情绪 0.23 0.04 0.27 0.00 表2. 孤儿的情绪对健康妥协行为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ealth-compromising behaviors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orphan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P 自我责难 −0.50 0.91 −0.06 −0.95 0.34 接受 −0.63 0.05 −0.09 −1.34 0.18 沉思 0.12 0.05 0.17 2.72 0.01 积极重新关注 −0.02 0.04 −0.03 −0.51 0.61 重新关注计划 −0.18 0.04 −0.24 −3.64 0.00 积极重新评价 −0.05 0.04 −0.08 −1.17 0.24 理性分析 0.35 0.04 0.05 0.80 0.43 灾难化 0.13 0.04 0.19 3.01 0.00 责难他人 −0.51 0.46 −0.07 −1.10 0.27 表3. 孤儿的认知情绪调节对健康妥协行为的回归分析 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等属于积极的调节策略，有利于减少情绪的消极影响，而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等属于消极的调节策略，反而会进一步恶化情绪的消极影响 [ 11 ] 。根据本研究结果，孤儿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具有明显的积极和消极倾向性，其策略不同于非孤儿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4.3. 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情绪、认知情绪调节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与情绪存在密切的关系，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 4 ] [ 5 ] [ 6 ] [ 12 ] 。具体而言，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对孤儿健康妥协行为起作用的方式不同，正性情绪对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表明孤儿的正性情绪越强，他们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就越低；而负性情绪对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表明孤儿的负性情绪越强，他们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就越高。既往研究也发现，在愤怒时更容易的产生冲动性进食行为，他们此时更愿意快速地、马虎地直接吃那些能够随手得到的随意类型的食物；而在高兴期间被试者则更加倾向于增加享乐性的进食，即食物有令人舒服的口味而吃，或因为吃的食物被认为是健康食物而吃 [ 13 ] 。因此，正性情绪是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保护性因素，而负性情绪是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危险性因素。 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与情绪关系表明，对情绪进行必要的干预是减少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有效途径。为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孤儿健康妥协行为与认知情绪调节的关系。认知情绪调节是个体在处理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生活事件时所做的认知努力，而不是自己的资源负担。当人们经历应激事件时，会使用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而不同的调节策略与不同情绪、行为的产生有关 [ 14 ] 。本研究结果提示，当孤儿采取自我责难、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其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就会降低，而采用沉思、理性分析、灾难化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其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就会增高。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保护性因素，可以有效地减少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而沉思和灾难化是孤儿健康危险行为的危险性因素，可能会增加孤儿健康妥协行为发生的风险。 4.4. 建议 本研究结果证明，孤儿的正性情绪越高，负性情绪越低，他们的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越低。因此我们可以适当调节孤儿的情绪，培养正性情绪，来降低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孤儿的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五个认知情绪策略越高，则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越低。因此我们可以增加对孤儿以上五个认知策略的培养，来降低健康妥协行为的发生率。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有效地预防和干预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 1) 社会福利机构应该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健康营养教育，使学生建立健康饮食行为，促进健康成长。引导学生学会利用课余时间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并积极开展课外体育健身活动，增强孤儿体质 [ 15 ] [ 16 ] 。学校可以适当减轻学生的学习任务，添置各种体育器材，增加学生身体锻炼的兴趣，确保学生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和锻炼机会；学校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等方式，培养学生积极参加身体锻炼的意识，从而改变缺乏身体锻炼的现状 [ 17 ] 。 2) 社会福利机构和孤儿院应加强对孤儿的关心与照顾，培养和维持孤儿的积极情绪和情感，减少消极情绪和情感的发生。失去了父母这一非常主要的社会支持，孤儿在情绪情感上相对比较敏感、脆弱，老师和工作人员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支持源，所以老师和工作人员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工作的时候要认真负责，对人热情大方，努力成为孤儿的模仿的对象，给予孤儿尽可能多的关爱、温暖和支持，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情绪品质，从而减少孤儿健康妥协行为发生的几率。 3) 根据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孤儿健康妥协行为影响的不同，老师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培养孤儿采用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等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达到预防和干预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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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孤儿是健康妥协行为的易感群体。 2) 正性情绪有利于减少孤儿的健康妥协行为，负性情绪则会增加孤儿健康妥协行为发生的风险。 3) 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保护性因素，而沉思和灾难化是孤儿健康妥协行为的危险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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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确立和发展，对维护祖国和平与民族团结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应对新的挑战。 关键词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时代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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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制度需要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确立、形成、再发展。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息息相关。一个制度的运行状况必须本着科学的态度去实事求是的调查、评估，从而获取有效的信息，为制度的进一步改进创造条件。中国的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1 ] ，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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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民族理论无疑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却绝非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根据中国国情和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制定的处理本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后来成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实际上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其《论新阶段》中表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理论。 2.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建立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疆也得到了和平解放，这历史性的变化注定了对新疆的治理形式发生必然的改变，新的制度应运而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是由于新疆解放初期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思想上缺乏统一的认识以及民族关系的紧张原因，并没有立刻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新疆沿用过去的省制进行一个过渡期。 1952年9月10日，新疆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会议还成立了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第二年6月，筹委会通过了《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疆先从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获得经验以后在筹建全新疆的区域自治。到1954年，新疆已经建立了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1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4个，县级区域的自治单位6个，更有17个县级以下的自治单位，合计27个。后来有中央政府的同意调整并成立了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1955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1956年7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至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的组织程序也有了法律保障。 2.2.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发展 现如今，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有63年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曲折而又前进的，这个进程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进步。 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践中促进了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提高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程度。1982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在全区进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把经常的教育同一定时间内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经常性的教育，应抓住不放，但每年应有一次集中的教育。今年确定从五月中旬开始，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结合《宪法修改草案》的全民讨论，集中地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新疆继此决定每年的5月为“民族团结教育月”以来，已经连续开展了35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这巩固了新疆各民族关系和睦，社会和谐，也充分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其次，民族区域自治使国家权利能够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基层社会，使新疆能够在中央统一有效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慢慢摆脱落后，走向小康，收获不俗的成绩。据统计，新疆1980~1985年，农业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7.77%，1980~2000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4.14%，2001~2004年为4.82%，200年农业增加值504亿元，五年平均增长为5.5% ( [ 2 ] ， p. 23)。另外文化方面，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了新疆工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文化软实为有助于筑牢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也可作为桥梁连接新疆的社会稳定和跨越式发展，这更加彰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独特风采。再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印证强调了我国的“制度自信”的必要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曾强调：“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方案。”( [ 3 ] ，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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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分析 所谓万事皆规律，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在运行的时候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再运行的时候难免出现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引起的，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起辅助性的作用。内因在于制度本身的问题，而外因是制度之外的环境如何，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这需要我们用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产生的阻碍并对症治理。 3.1. 缺乏自治条例，仅有单行条例，自治权无法发挥极致 新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一、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二、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三、是依据有关法律的授权，可以依据实际裁定变通和补充规定。”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至今还没有出台自治区条例，只存在2012年12月31日制定的20条单行条例。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条例》等6条单行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制定《昌吉回族自治州农村公路条例》等2条(其余条例不一一举例)。这些单行条例有良好的变通性与补充性，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新疆的自治机关并没有很好的行使“自治”这一权利。“自治”是一项反映少数民族充分享有的权利，是少数民族利益的集体诉求。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应当善于利用自治权，从而发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但分析新疆目前各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这一方面明显存在许多不足需改善之处。 3.2. 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策划民族分裂的阻碍影响 21世纪以来，中国市场以经济改革的开放性取向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意识的张扬使得中国的中西部差距逐步拉大，新疆民族区域制度与社会的急剧变化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状况。这引发人们对制度的反思和质疑。 2009年7月5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根据警方调查的事实结果显示，这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由热比娅领导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是这次事件的操纵者。西方敌对势力对新疆实行的“西化”，“分化”战略，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敌对势力就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对新疆地区民族关系进行了破坏，阻碍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费孝通指出：“民族关系当然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 [ 4 ] ， p. 12)。民族区域自治关于民族关系的处理问题迫在眉睫。 3.3. 南北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南北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因素之一，尤其是地域差异性较为显著，主要表现为：北疆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内部各地、州、市及南疆地区内部各地、州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差异；无论从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影响力差异程度来看，北疆地区内部差距均小于南疆地区内部差距，说明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内部差距就会越小，越是经济发展水平差的地区，内部差距就会越大；目前，南北疆区域经济差异的大小程度呈现如下的特征：南、北疆两大地区之间经济绝对差异已经出现过大的趋势，相对经济差异也已经比较明显；南北疆13地、州、市之间尤其是北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南疆的克州、和田地区的经济绝对差异已经超出警戒线水平，经济相对差异也处于偏大的状态。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不利于南疆北疆的社会稳定，实际上南北疆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经济上的不平衡。恰恰因为经济的差异性发展，南疆北疆的教育、文化等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的发展状态。这种状态驱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得不在将来做出合理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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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新时代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 5 ] ， p. 12)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了新的要求，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潮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不断的创新与完善，赋予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精神，也为中国色社会主义制度增添新的色彩。 4.1. 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机制，完善自治条例 加强民族地区党组织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这是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组织人才保障，更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因此，一方面，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当做到录用本地少数民族官员，并给予适当的政策照顾，进一步强调“自治权”的作用。另一方面，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为新疆做贡献，维护民族团结，增强政治实践时效性，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 从国务院到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政府建立保障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协调例会制度，由主管民族工作的协调例会制度，由主管民族工作的政府领导主持，有关职能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参加，协商解决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遇到的各种重要问题；其次，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后纷争，建议实行“事前征询机制”，从制度上规范上下级机关有关职权的行使，使上级决策尽可能切合自治地方的实情和愿望。当然，其他一些重要事项可在国务院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条例中做出决定，另外，需根据新疆现阶段形势，制定自己的自治条例，更好更有效的体现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能够反映少数民族充分享有的权力，促进和谐发展。 4.2. 加速发展民族团结教育事业，抵制分裂势力影响 帮助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的贫困孩子提高综合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会议中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5 ] ， p. 45)目前，新疆教育投入比较少，尤其是南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比较低，必须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必须在新疆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大力提高新疆人民素质。其次，为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稳定，以及针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的破坏，必须全方位推广少数民族团结教育事业。维护好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抵制一切分裂势力，民族团结教育不能懈怠。 4.3. 新时代，统筹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如何解决好新时代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金山、银山、绿山”的问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面临的新挑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 5 ] ， p. 50)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要为未来的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做出一定的创新与改进，推动新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建设更美丽的新疆就是建设更美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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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长期存在的供需结构错配及供求结构性失衡已成为制约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从养老机构的产业布局、服务功能提供等养老产品供给侧和老年人养老实际需要的需求侧进行分析，发现由于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使不同功能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高空置率并存。提出以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实施“精准养老”为核心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双侧发力是实现养老产业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 关键词 :养老产业，供给侧，精准养老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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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31亿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5亿人，占总人口的10.8%。相比较2012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94亿人，四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增长近四千万人，人口老龄化速度与规模实属世界罕见。从世界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压力和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和挑战。促进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是破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新型综合性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养老产业是人口老龄化社会条件下的基础性产业、支柱性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引擎。但是，由于长期存在养老产业中有效供给不足和实际养老需求相对旺盛和多元化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养老产业的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逐渐成为制约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养老产业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减少养老产品的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以养老产品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兼顾老年群体需求侧管理，最终目的是满足老年人养老的多元性及个性化需求，提高养老供给质量，实现养老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和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