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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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学在人的一生中是很重要的发展阶段。从外部环境看，需要面对生活环境的较大改变和与日俱增的学业生活压力，而从个体内部，大学生也需要建立自我同一性，并在保持个性和满足社会预期上维持平衡。面对压力的心理承受度与应对方式决定了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大学生心理韧性和应对方式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滕秀杰，2008)。 心理韧性是个体对不幸、逆境或挫折等压力情形的有效适应，当个体面对重大压力时，如生活困境、悲剧、应激、高危，也能保持正常的心理和生理机能，远离精神疾病打击，以恢复机体原始状态(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08；骆鹏程，2007)。在压力下，如果个体可以避免严重的负性伤害，能够维持正常的认知以及行为表现的心理韧性反应被称为消极韧性，而除了避免受到伤害之外，个体还获得了新的成长与积极发展，这种韧性反应被称为积极韧性(Russo， Murrough， Han， Charney， & Nestler， 2012)。心理韧性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创伤和困境高危的传统看法，强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逆境中个人的发展(席居哲，左志宏，2012)。今为止，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国外对其含义的界定各有偏重，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看法：1) 结果性定义：心理韧性是个体经历高压危险后的积极结果(胡月琴，甘怡群，2008；马伟娜，桑标，洪灵敏，2008)。2) 能力性定义：心理韧性是个体应对威胁、逆境、创伤、压力等悲观消极生活事件的能力或特质(胡月琴，甘怡群，2008；马伟娜，桑标，洪灵敏，2008)。3) 过程性定义：心理韧性是压力、逆境危险因素与保护性因素同时作用的动态过程(胡月琴，甘怡群，2008；马伟娜，桑标，洪灵敏，2008)。重点从动态角度出发，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心理韧性进行界定。本研究采用过程性定义，重点关注大学生如何应对逆境或压力的动态变化发展过程。 应对方式也称为应对风格、应对策略，它指当个体面对情境压力或突发事件时，为缓解其对个体造成的伤害而采取的认知调节与行为努力的策略和方法，是自身与外部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梁宝勇，郭倩玉，杜桂芝，等，1999)。应对作为一种中介机制处于压力情景与个体内部之间，是个体面临压力环境改变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的有意识、有目的、灵活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过程，对于维护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黄希庭，余华，郑勇，杨家忠，王卫红，2000；张苏，2010)。在面对应激困境时，个体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很重要，因为什么样的方式相应就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每个人的应对方式都带有自己独特的烙印。在面对应激情境时，由于压力或挫折的情况是经常变化的，所以导致应对方式也应随之而改变，以应付解决压力困境。根据个体面对压力时的态度可以把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两种(张苏，2010)。积极应对，指个体通过采取积极正向的策略来面对问题，如解决问题和求助等来面对和缓解压力；消极应对，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只想到要如何逃避压力，采用回避、幻想、发泄等消极方式来逃避问题。 目前关于大学生心理韧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心理韧性的作用和影响因素、不同大学生群体心理韧性差异以及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主题。而关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主要围绕大学生应对方式的作用、类型与特点、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群体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差异等主题展开。但是关于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的交互作用较少研究，以及它的保护性因素是否包括应对方式、和应对方式怎样发挥作用研究很少，仅有部分研究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韧性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其负相关(杨光，2012)。在张智、郭磊魁研究中，其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韧性的发展有明显的帮助，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求助、忍耐呈显著正相关，与逃避、退缩、压抑呈显著负相关，与幻想呈轻度负相关(张智，郭磊魁，2005)。肖计划等人在青少年应对方式的研究中也指出，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维护并保持个体的精神健康水平(肖计划，许秀峰，李晶，1996)。不过总体看来，至今为止有关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待于我们继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心理韧性的产生，为研究心理健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关注个体。通过对大学生心理韧性及应对方式的研究探索，讨论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并深入分析个体在压力环境中仍然能适应良好的原因和心理特点，探讨应对方式对心理韧性的预测、影响作用。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提高利于个体良好适应的心理因素，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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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及取样 随机抽取在校大学生200人作为研究被试。经过严格的分析和筛选，剔除的问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存在不认真答题的情况； 存在较多问题漏选的情况； 存在一题多选的情况。回收有效问卷176份，有效率为88%。被试构成情况(见表1)： Table 1 The table of the first questionnaire survey subjects (N = 176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5 36.9% 女 111 63.1% 是否独生 独生 31 17.6% 非独生 145 82.4% 生源地 城镇 40 22.7% 农村 136 77.3% 表1. 被试构成情况(N = 176) 2.2. 测量工具 2.2.1.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共27题，由胡月琴和甘怡群编制。量表包括目标专注、人际协助、家庭支持、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共5个维度，并分为个人力和支持力两部分，个人力因素包括其中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3个因子；支持力因素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2个因子。量表采用5点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题目得分越高说明心理韧性越强。目标专注，指的是在困境中能有自己的计划，为自己制定目标，并倾尽全力集中所有精力去完成，a = 0.81；人际协助，指的是个体寻找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并找到有效的途径获的人际上帮助或对他人宣泄自己情绪，a = 0.73；家庭支持，指的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并能获得父母支持和尊重态，a = 0.81；情绪控制，指在是逆境中能控制并调整情绪起伏和悲观消极的心态，a = 0.74；积极认知，指的是对个体不利的事情或逆境的有积极的看法，并能乐观对待，a = 0.71。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3 (胡月琴，甘怡群，2008)。 2.2.2. 应对方式量表 应对方式问卷采用肖计划修订而成的国内版本。该问卷有62个项目，包括6个因子，分别是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每个问题的选项都是“是”和“否”，采用二分法。除了第19，36，39和42题为反向计分外，其余项目的计分均为选择“是”得1分，选择“否”得0分，该量表信度在0.62~0.72之间，是我国使用较为广泛的应激评定量表(王丽君，2009)。 2.3. 施测程序 随机抽取176人作为研究被试，发放问卷176份，采取现场调查的方式，以班为单位，老师使用统一指导语现场进行指导，进行团体测试，一次性测完全部内容，20分钟后收回问卷，问卷采用匿名的方式。 2.4. 数据处理与统计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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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分析与讨论 4.1. 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结果，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以往的研究大多都表明男性的心理韧性要高于女性(徐迎利，2007)，这主要是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男性肩负着更多的压力负担和责任，内心坚强，心理复原能力比女性强。而女性向来的社会期待角色则是照顾好家庭，不用承受过多的压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越来越独立，女强人越来越多。女性能顶半边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性承受的不比男人少，因为在存在性别歧视，讲究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要想和男性获得一样的成功，她们要付出多一倍甚至是几倍的努力。因此她们的心理韧性也随之不断的增强(雷万胜，陈栩，陈锦添，2008；林之锐，胡瑜，2005)。尤其是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中。所以本研究得出结论，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韧性总体在是否独生上不存在差异，但在人际协助这个因子上存在差异，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人际协助指的是个体可以通过适当的人际关系发泄情绪和内心的不满，从而获取帮助。人际协助属于支持力这一因素。独生子女受到的关注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可能会以这一个孩子为中心，甚至可能包括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在内的大家庭中，当他们遇到问题或不满更可能比非独生子女容易宣泄出来，以寻求他们的理解和帮助。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韧性在生源地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国家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农村的政策，并且一直倡导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农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经济条件与城镇已拉不开差距，子女接受教育水平基本和城镇持平。农村孩子受到的家庭关注和城镇一样。 4.2. 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在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张云的研究结果一致(张云，2013)。这可能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和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要求和期望逐步一致，即使对于女孩，父母也期望她们能够独立自主、坚强勇敢，并且宽宏大量。当她们遇到困难挫折时，社会也更加期待其能够坚强独立的去应对。俗话说“女人能顶半边天”。现代社会提倡做新一代女性，也许是社会和家庭的这种期许潜移默化对女性产生了影响，她们正在按照这种期许进行自我要求，当然更包括接受教育的女大学生。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应对方式在自责这个因子上，非独生得分显著高于独生。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总体上一致。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更容易自责。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宠溺，容易养成唯我独尊的性格，即使他们做错事也不会主动找自己的错，更不容易自责。而非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不同于独生子女，如果犯错，更容易自责内疚。 本研究得出结论，大学生应对方式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可能原因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学生，他们在共同的生活学习中，互相接触，价值观和行为取向都相似，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都相似，因而他们的处理方式也不会有显著的差异(王晓丹，2007)。 4.3. 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情况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关系研究得出：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在总体上呈显著相关。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这一因子和目标专注、情绪调控、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五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求助因子和情绪调控、家庭支持、人际协助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心理韧性水平高的大学生面对困境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他们处于压力应激情况时更容易专注于解决问题，态度较乐观积极，家庭对他们支持力度较大，而且他们也易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寻求他人的帮助，所以他们的应对方式更为积极。 心理韧性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自责和情绪调控、人际协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退避和目标专注、情绪调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幻想和情绪调控、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存在显著负相关。合理化和家庭支持、人际协助之间存在负相关。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在面临困难时，容易自责，幻想，不去解决问题，而试图去逃避。由于他们容易消极悲观，情绪容易大起大落，而且家庭对他们也不采取支持态度，所以导致心理韧性水平低，应对方式更消极。 这表明大学生应对方式能显著预测他们的心理韧性状况，问题解决、求助能正向预测心理韧性情况，其中问题解决这一维度最能正向预测心理韧性水平，幻想、自责、逃避和合理化能反向预测心理韧性。这和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内张智、郭磊魁2005年对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韧性进行相关研究(张智，郭磊魁，2005)，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心理韧性的发展，心理韧性均分与问题解决、求助、忍耐呈显著正相关，与逃避、退缩、压抑呈显著负相关，与幻想呈轻度负相关(邵华，刘晓明，2006)。由此可知，大学生在面对挫折压力时，多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如问题解决、求助，就可以转化为对个体心理健康有利的保护性因素，进而提高其心理韧性程度。如果较多选择逃避自责之类的消极应对方式，不但不能化解压力改善困境，适得其反会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进而会降低心理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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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性别、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心理韧性人际协助这个因子在是否独生上存在差异，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 2) 大学生应对方式在性别、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独生上，应对方式在自责这个因子上，非独生得分显著高于独生。 3) 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相关，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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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索了中国男同性恋群体中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的程度之间的关系。方法：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检验。结果：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的程度相关系数显著，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和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结论：1) 中国男同性恋的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的程度两两显著正相关；2) 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可以显著预测中国男同性恋向家庭成员的出柜程度；3) 预期反应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向家庭成员出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男同性恋，同性恋身份认同，出柜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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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目前，相比于发展中国家，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与态度已经变得越来越积极(Savin-Williams， 2008)，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从法律上认可同性婚姻，这消除了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在婚姻方面的人权差异(Baunach， 2012; Bernstein， Harvey， & Naples， 2017)；大众媒体上也经常出现同性恋，这些积极的现象促进了同性恋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增强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Rostosky， Riggle， Horne， & Miller， 2009)。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的社会，虽然近年来中国人的年轻一代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已经宽容许多(Lin， Button， Su， & Chen， 2016)，但仍然没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标准。虽然社会上有过多次的运动和呼吁，但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国家的法律并不允许同性之间的婚姻(Li et al.， 2017)，许多同性恋因为主流的异性婚姻压力、性少数群体污名化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Chou， 2001)；同时，一些针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歧视甚至骚扰和暴力行为，也使他们产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Herek， 2004; Meyer， 2003)。 身份认同是任何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Halpin & Allen， 2004)。同性恋身份认同(gay identity)通常被概念化为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之上，最终结束于同性恋个体拥抱和整合他的性取向到他更大的自我意识中。一般来说，身份认同的阶段模型会将个体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从注意到与同伴之间的某些差异开始，最终实现作为同性恋个体的完整身份。Cass (1979)将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发展概念化为六个阶段，分别是：1) 身份混淆阶段(identity confusion)。在这个阶段，个体开始质疑他们的一些行为、想法或感觉是否是同性恋，从而开始质疑他们的异性恋身份。在这个阶段，个体可以遵循三种不同的路径，这取决于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与同性恋的关系：个体可以考虑用积极的方式接受同性恋身份，可以用消极的方式接受同性恋身份，或者完全拒绝同性恋身份；2) 身份比较阶段(identity comparison)。在这个阶段，个体开始接受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可能性。有了这种可能性，个体开始感到与那些不是同性恋的人疏远。为了降低自己产生的疏离感，个人会寻求与其他同性恋者的接触；3) 身份宽容阶段(identity tolerance)。在这个阶段，个体更充分地接受他们可能是同性恋，并且都在寻找榜样，并参与到同性恋群体中，以进一步降低疏离感。如果他们与同性恋群体的互动是积极的，个人就会对同性恋文化更加认同，因此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就会得到加强。然而，如果互动是负面的，同性恋文化在他们心里就会被贬低，他们的同性恋身份也会被自己贬低；4) 身份接受阶段(Identity acceptance)。这一阶段的标志是更多地融入同性恋文化，因为个人获得了一个同性恋朋友的网络，并更充分地参与到同性恋群体活动中。出柜开始发生在一群与个人关系密切的人身上，即朋友和家人。然而在其他时候，个人仍然试图在某些领域以异性恋者的身份自居，以防御因为同性恋身份可能受到的负面反应。Cass将这一阶段描述为“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Cass， 1984)，因为个人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5) 身份自豪阶段(identity pride)。在这一阶段，群体认同是通过与同性恋群体和影响同性恋群体的进一步联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阶段的个体对同性恋者在社会中遭遇的偏见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滋生了与异性恋者的对抗，以证明同性恋身份的平等。如果这些冲突导致其他人的消极反应，它可能导致身份丧失(导致个人拒绝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而，如果个体从异性恋者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他们分裂的世界观就会受到挑战，个体就会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以解决产生的不和谐；6) 身份整合阶段(identity synthesis)。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分裂比前一阶段减少了，虽然对社会歧视的愤怒和对自己群体的自豪仍然存在，但这种愤怒已从身份自豪感中明显消退。出柜变得司空见惯，随着身份不再被隐藏，个人体验到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之间的整合感。 以往有大量研究都显示，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能完全认同的男性更有可能报告焦虑、低自尊、抑郁、自杀倾向和一般的心理压力，甚至更加可能被迫选择进入异性婚姻(Allen & Oleson， 1999; Brady & Busse， 1994; Brown & Trevethan， 2010; Bybee et al.， 2009; Dudley， Rostosky， Korfhage， & Zimmerman， 2004; Meyer， 1995; Ross， Rosser， & Neumaier， 2008; Xu et al.， 2017)。 另一个受男性同性恋压力影响的相关概念是“出柜”(disclosure)，它衡量的是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以及他们“出柜”的群体的范围。尽管人们认为随着身份认同的形成，性取向的公开程度会增加，但也有其他的环境因素被认为会影响男性是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Mayfield， 2001)。例如，即使男性性少数群体的自我认同较好，但是为了避免来自环境的歧视以及社会给予性少数群体的压力，他们还是会选择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Lapinski， Braz， & Maloney， 2010; Meyer， 2003)。在中国，社会学学者王晴锋通过一项质性资料研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中国的许多身份认同良好的同性恋者选择不向身边人出柜，特别是不向家庭出柜，他将这种中国同性恋者普遍的生存状态描述为：认同而不“出柜”(王晴锋，2011)。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索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究什么因素会影响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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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的成年男同性恋群体。由于招募对象的隐匿性，我们通过微博、微信、QQ等平台，以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参与者。在筛选被试的过程中，我们要求其为男性，年满18岁，自我报告性取向为同性恋并且有过同性性行为经历，双性恋群体将不包括在本研究中。发放问卷237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91份。人口学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8.6岁(SD = 7.75)；成长环境方面，农村出身的有74人，占比38.7%，县城出身的有59人，占比30.9%，城市出身的有58人，占比30.4%；在受教育水平方面，高中及以下的有44人，占比23.0%，本科水平的有125人，占比65.4%，硕士及以上的有22人，占比11.6%；在年收入方面，3万及以下的84人，占比44%，3万到10万的80人，占比41.9%，10万以上的27人，占比14.1%。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 人口学变量 N = 191 (%) 年龄 25岁及以下 95 (47.7) 25岁以上 96 (50.3) 成长环境 农村 74 (38.7) 县城 59 (30.9) 城市 58 (30.4) 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44 (23.0) 本科 125 (65.4) 硕士及以上 22 (11.6) 年收入 3万及以下 84 (44.0) 3万~10万 80 (41.9) 10万及以上 27 (14.1) 表1. 样本分布基本情况 2.2. 研究工具 2.2.1. 同性恋身份认同 同性恋身份认同问卷(GIQ， the Gay Identity Questionnaire)是Brady和Busse (1994)基于Cass (1979)提出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六阶段理论而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共45个项目，均为是否题，如果整句陈述为真，则要求被调查者回答为是；如果陈述的任何部分不适用于他们，则回答为否。量表中有三个题为测谎题，用于确认受访者是否存在同性恋行为、情感和想法，若三个项目均选否，则该问卷无效；其余的42个项目则包含了与同性恋身份的六个阶段中每个阶段有关的7个陈述句。该量表原本的计分方式是统计被试每个分量表回答是与否的数量，哪个阶段选择是最多，则被试的身份认同处于该阶段。然而，该计分方式不利于后续的数据分析，我们使用了Malcolm (2008)提出的一种修正的评分系统：对每一个被试选择“是”的项目数按其所属分量表的阶段数进行加权，然后将这些加权分数相加，最终得到被试在该量表的平均值得分。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试的同性恋身份认同越好。 2.2.2. 向家庭出柜 我们用两个项目来测量被试向家庭的出柜程度，这两个问题分别是：“您向您家里长辈的出柜程度是？”；“您向您家里同辈的出柜程度是？”，采用李克特式7级计分，从完全未出柜(1分)到完全出柜(7分)。量表总分数越高则表示向家庭出柜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达到适用水平。 2.2.3. 预期反应量表 我们部分采用了Ross (1985)开发的问卷，原问卷用于让被试报告他人对同性性取向的实际和预期的态度，本研究使用了其中测量家庭成员预期反应的部分，共7个项目。具体地，我们让被试预测他们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伯父、姨母、兄弟姐妹等对同性恋的态度，从非常拒绝到非常接受共7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其家庭成员越能接受同性性取向。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明显达到适用水平。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 本研究所有的数据处理均在spss.22.0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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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同性恋身份认同、向家庭出柜程度、预期反应和社会人口学变量的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对身份认同、出柜程度、预期反应和人口学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程度显著正相关(r = 0.543， p < 0.001)，与预期反应显著正相关(r = 0.518， p < 0.001)，与年龄显著负相关(r = −0.193， p < 0.01)，与其他人口学变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向家庭出柜程度与预期反应显著正相关(r = 0.496， p < 0.001)，与社会人口学变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all variables (N = 191 1 2 3 4 5 6 7 同性恋身份认同 - 向家庭出柜 0.543 *** - 预期反应 0.518 *** 0.496 *** - 年龄 −0.193 ** −0.041 −0.205 ** - 成长环境 0.064 −0.047 0.085 0.039 - 教育水平 0.098 −0.072 0.064 0.001 0.155 * - 年收入 0.011 0.024 0.023 0.443 *** 0.065 0.187 * - 表2. 所有变量的相关分析矩阵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2. 对向家庭出柜程度的逐步回归分析 相关不代表因果，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是否能够预测出柜程度呢？接下来，我们以向家庭出柜程度为因变量，以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为自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逐步回归分析的差异性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恋的反应均可以显著预测被试对家庭出柜的程度。 Table 3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sclosure to the family member B β 调整后的R² t值 F值 −7.194 −4.769 *** 同性恋身份认同 2.399 0.391 0.291 5.792 *** 79.16 *** 预期反应 −0.325 0.294 0.352 4.304 *** 52.51 *** 表3. 对向家庭出柜程度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3. 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程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说明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参照了Zhao (2010)的中介检验处理方式，采用Preacher和Hayes (2008)提出的bootstrap法，使用SPSS中的indirect插件，以向家庭出柜程度为因变量，以同性恋身份认同为自变量，以预期反应为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选择随机取样次数为5000次，分析结果如表4。结果显示，预期反应的中介效应显著，区间LLCI = 0.507，ULCI = 1.541，不包含0，中介效应的大小a∙b为0.938，标准差为0.243；同时，由于同性恋身份认同对出柜程度的直接作用显著(t = 5.74， p < 0.001)，故该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Table 4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 中介变量：预期反应 自变量 IE SE LLCI ULCI 同性恋身份认同 0.938 0.243 0.507 1.541 表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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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对向家庭出柜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索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与向家庭出柜程度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身份认同程度高的同时出柜程度也高，对家庭成员的态度预期也越好。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性取向的反应可以显著预测男同性恋群体的向家庭出柜程度。以往国外已有一些针对白人男性的实证研究发现身份认同与出柜之间的高相关(Feldman & Wright， 2013; Mosher， 2001; White & Stephenson， 2014; Whitman & Nadel， 2015)，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证实了该种现象的跨文化一致性；另外一项来自以色列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自我认同为同性恋可以预测出柜行为，而感受到的家庭支持可以通过对家庭成员支持同性性取向的态度来预测出柜行为(Elizur & Mintzer， 2001)。值得提出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相关程度只是中等相关，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也不算高，说明同性恋身份认同并不能大概率决定其是否会产生出柜行为，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会影响其出柜行为，这也部分支持了王晴锋(2011)所提出的中国同性恋群体认同而不“出柜”的现象。中国有关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学研究还非常缺乏，本研究也只探究了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对男同性恋群体向家庭出柜程度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则需要去探索更多可能的预测其出柜行为的因素。 4.2. 预期反应在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究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向家庭出柜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性取向的反应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同性恋身份认同可以通过预期家庭成员对同性性取向的反应来影响男同性恋向家庭出柜的程度。我们推测，许多同性恋身份认同良好的男同性恋之所以不向家庭成员出柜，是由于害怕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指责。中国是一个以家为单位的社会系统，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成家立业、延续香火是必要的人生经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许多男同性恋即使在努力过后发展出了良好的身份认同，从认知上能够认同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家人是否能够接受，如果家庭成员知道了自己这种“不符合社会主流”的行为，是否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痛苦甚至使家人在社会上遭受歧视，这是他们深思又熟虑的问题。然而，如果他们预测其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对待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是友好的甚至是支持的，那么他们的未知感和不可控制感会降低许多，对于出柜之后的很多情况也能有一个预期和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研究中，预期反应只是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向家庭出柜程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未来仍有其他的中介或调节因素值得我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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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根据上述的统计分析与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 中国男同性恋的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的程度两两显著正相关； 2) 同性恋身份认同和预期反应可以显著预测中国男同性恋向家庭成员的出柜程度； 3) 预期反应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和向家庭成员出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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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筛选个体，以大学生的面部表情图片为材料，用E-prime进行编程，通过点探测任务，从行为水平的角度研究不同自尊水平的人对于面部表情的注意偏向。结果显示：低自尊水平的大学生比高自尊水平的大学生对于负性情绪更为敏感，而对于正性情绪，没有发现自尊水平会影响注意偏向。 关键词 :自尊，情绪，注意偏向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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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过去的几十年里，自尊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自尊这一概念最早是由William James在1890年创立的，它是个体对于自我的一种认识和评估，带有情感性。自尊作为人格特征的核心成分，影响个体对于周围环境的应对方式(Kernis， 2003)。高自尊个体在面对失败时更容易将其归因于运气等外部因素，而低自尊个体在面对失败时通常将其归因于自己能力不足、努力不够。因此低自尊个体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责备自己，影响身心健康。而高自尊个体更多的表现出积极、乐观，会产生更好的人际关系(Baumeister et al.， 2003)。自尊与许多情绪状态有关，包括开心和满足(Diener & Diener， 2009)以及愤怒和敌意(Bushman & Baumeister， 1998)。研究者们发现，高自尊个体更容易觉察与关注高兴的表情，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察觉与关注生气的表情(朱丹，2005)。 注意偏向(attention bias)是个体的对于注意的有选择的偏向，已有研究发现，与非情绪信息相比，情绪信息更能够引起注意偏向(彭晓哲，周晓林，2005)。目前，对于情绪与注意偏向的关系多采用Stroop范式、负启动范式、Oddbal范式、返回抑制范式、眼跳/反眼(pro/antisaccade)范式等(白学军，贾丽萍，王敬欣，2013)。 近年来对于自尊与注意偏向的关系越发重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Dandeneau和Baldwin等人采用stroop范式(Dandeneau & Baldwin， 2004)和点探测任务(Dandeneau & Baldwin， 2009)都发现了低自尊个体更容易注意负性信息。李海江等人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两个角度出发，结果发现低外显自尊和高内隐自尊的个体都表现出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李海江等，2011)。在之后的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中也发现相比于高自尊个体而言，负性线索会诱发低自尊个体更大的N2pc波幅。这意味着低自尊个体对负性信息具有注意偏向，但高自尊个体却没有(Li et al.， 2012)。 自尊的高低分组对于正性和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显然不同，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假设。本文主要关注大学生群体，通过点探测任务(probe detect task)，从行为水平角度来探究自尊与注意偏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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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用Rosenberg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从100名大学生中筛选出44名(女生29人，男生15人)参加实验，根据其SES量表得分，将其分为高自尊水平组和低自尊水平组。其中，有一名被试因反应错误率太高而剔除。两组被试在年龄、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表1)。实验参与者均视力正常，没有精神病史，且自愿参加。 2.2. 实验材料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该量表有十个题目，其中5道正向计分，5道反向计分。由于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根据在中国被试群体进行研究的结果，该量表的第8个条目不适合测量中国人的自尊水平(周帆，王登峰，2005)，因此在后面的数据处理中删去这道题。总分范围为9~36分。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articipant 高自尊水平组 低自尊水平组 性别(男/女) 8/13 7/15 年龄(岁) 19.60 ± 1.31 20.18 ± 1.37 SES 31.62 ± 2.54 23.77 ± 2.41 表1. 被试行为学基本情况 进行正式实验前，招募了40个志愿者。我们要求他们做出高兴、愤怒、恐惧、悲伤、厌恶、惊讶和平静的表情，共采集了280张照片。用Photoshop软件将照片修改为黑白色，两寸大小。由4名心理学学生对表情进行判定。他们只需要指出情绪面孔所表达的情绪类型，不需要提供自己的情绪感受(王妍，罗跃嘉，2005)。选中60张图片，其中愤怒表情(负性) 15张，高兴表情(正性) 15张，平静表情(中性) 30张。将愤怒、高兴表情分别与中性表情配对，最终得到10对愤怒–平静表情，10对高兴–平静表情，用于正式实验，另外10对表情(5个愤怒，5个高兴)用于正式实验前的练习。 2.3. 实验程序 首先，用Rosenberg自尊量表对被试进行筛选。符合条件的被试在至少两天后到实验室参加点探测任务。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先进入练习阶段，只有当被试掌握实验任务后才可进行正式实验。点探测任务用E-prime进行呈现，其参数设置主要参照Holmes等人的研究(Holmes et al.， 2009)。刺激呈现背景为白色，面孔中心距离屏幕的中心6厘米，黑点图片1.2厘米，距离屏幕中心5厘米。 屏幕会出现两张配对表情图片，两张图片为同一志愿者高兴和平静表情或者愤怒和平静表情，呈现时间为500毫秒。之后在其中一张图片后面出现横向点或竖向点，被试需要尽快判断黑点排列方向。如果被试不做出反应，屏幕将自动跳转到下一组表情，并且该反应记为错误反应。 2.4. 数据处理 剔除反应时高于1200 ms和低于200 ms的数据。用SPSS 22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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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自尊水平与负性情绪 对于负性情绪，不同自尊水平组在有效线索和无效线索下的反应时、反应正确率如表2所示。 Table 2 Mean， SD of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negative emotion 自尊水平 线索类型 反应时 反应正确率 M SD M SD 高自尊水平组 无效 557.29 89.83 0.91 0.07 有效 566.16 98.30 0.91 0.07 低自尊水平组 无效 574.55 82.62 0.95 0.04 有效 556.79 81.01 0.93 0.05 表2. 不同自尊水平组在有效线索和无效线索下的反应时、反应正确率(负性情绪) 采用2 (自尊水平：高自尊，低自尊) × 2 (线索类型：有效，无效)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反应时作为因变量。结果发现两者交互作用显著，F(1，41) = 9.38，p < 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低自尊个体在无效线索下反应时显著长于在有效线索下的反应时。而在高自尊水平组，没有发现两者的差异。以反应正确率为因变量，没有发现两组被试在不同类型线索下的正确率有差异。 3.2. 自尊水平与正性情绪 对于正性情绪，不同自尊水平组在有效线索和无效线索下的反应时、反应正确率如表3所示。 Table 3 Mean， SD of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positive emotion 自尊水平 线索类型 反应时 反应正确率 M SD M SD 高自尊水平组 无效 551.13 84.11 0.91 0.07 有效 549.47 82.65 0.92 0.08 低自尊水平组 无效 563.06 71.75 0.94 0.06 有效 565.98 81.88 0.93 0.03 表3. 不同自尊水平组在有效线索和无效线索下的反应时、反应正确率(正性情绪) 采用2 (自尊水平：高自尊，低自尊) × 2 (线索类型：有效，无效)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没有发现高自尊水平组和低自尊水平组之间在点探测任务的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上有显著差异。 3.3. 自尊水平与注意偏向分 在点探测任务中，用注意偏向分表示个体注意偏向的程度。注意偏向分 = 1/2[(RpLe – RpRe) + (LpRe – LpLe)] = 1/2 [(RpLe + LpRe) – (RpRe + LpLe)] (刘阳娥等，2009)。其中，R表示右侧，L表示左侧，p表示探测点，e表示情绪。例如，RpLe表示探测点在右侧而情绪图片(正性或者负性)在左侧。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两组被试在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上的注意偏向分，如表4。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发现自尊水平高低两组对于负性情绪在注意偏向分上存在显著差异，t(1，41) = 2.98，p < 0.01。但没有发现两组被试在正性情绪上存在注意偏向分上的差异。 Table 4 Attention bias values of two group 自尊水平 负性情绪 正性情绪 高自尊水平组 −8.20 1.62 低自尊水平组 17.90 −2.94 表4. 不同自尊水平组的注意偏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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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低自尊水平者对于负性情绪存在注意偏向。在无效线索条件下，低自尊水平这的反应时明显长于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说明他们对负性情绪存在注意解脱困难。但我们没有在高自尊水平组发现类似结果。对于正性情绪，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这说明高自尊分组与低自尊分组对于正性情绪没有明显的注意偏差，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另外，注意偏向分上的结果也证明了低自尊水平组相较于高自尊水平组在负性情绪有很强的注意偏向，但没有发现两组被试对正性情绪有很强的注意偏向。 本研究仅仅只是将外显自尊作为自变量，而除了外显自尊外还有内隐自尊，有研究表明外显自尊的高低与内隐自尊的高低对注意偏向具有不同的影响，内隐自尊对注意偏向产生了何种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本研究用点探测任务作为实验，只是从行为水平对不同自尊水平者的表情识别进行研究。还可以利用ERP、fMRI等技术，对被试的生理变化进行记录，来观察自尊水平不同的个体在相同刺激下的电生理变化。 在之后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本研究采用面部表情作为注意偏向的“提示线索”，如果采用情景式的图片或词汇有没有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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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低自尊水平的个体对负性情绪存在注意偏向，而在高自尊水平的个体上没有发现类似结果。另外，两组在正性情绪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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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音乐事件之间的互动产生音乐的内在意义。对音乐内在意义的理解是体现听众专业音乐素养差异的重要参照。音乐的内在意义与音乐的外在意义相对，指的是对音乐的内部要素、结构进行加工，这种意义纯粹由音乐本身所引发，不指向外部。研究依据音乐训练的经历将听众划分为音乐家组和非音乐家组考察加工音乐内在意义的神经机制，发现了具有代表性且为音乐内在意义所特有的脑电成分——N5。尽管音乐的外在意义与内在意义之分得到了较多的认可和使用，但是目前的学界仍然对这样的分类存在一定的质疑，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考察音乐内在意义的深层加工机制，以期更加全面地认识音乐的内在意义，为厘清音乐的内外在意义的关系提供支持。 关键词 :音乐，内在意义，神经机制，N5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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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音乐是人性的一部分(Koelsch， 2012) 。任何我们已知的人类文明都有音乐的存在，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音乐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音乐和语言一样，都是人类重要的信息交流系统，而且人类的音乐能力在语言进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系统发育作用，即使婴儿还不会说话，不能理解语言，但是他们仍然具有音乐能力(Koelsch， 2012)。但是音乐与语言不一样的是，语言在人类的使用过程中有达成共识的意义表征，而对音乐的理解各有各的不同，个体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需要专业音乐素养的音乐内在意义领域。 理解音乐内在意义虽然需要专业音乐素养的支撑，但这是否意味着普通听众对于音乐的内在意义一无所知？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人和没有受到专业音乐训练的人在理解音乐内在意义方面有多大的差距？又是什么造成了差距？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是什么？目前对音乐内在意义的研究还存在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对这些问题答案的追寻能够更加了解音乐的本质，加深对音乐内在意义的认知，明晰音乐训练对理解音乐的影响，最重要的，能够在宏观层面知悉对音乐理解的个体性与普遍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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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定义 Kolesch在2012年提出音乐意义的三分法，将音乐的意义分成：音乐外在意义、音乐内在意义以及乐源性意义(Koelsch et al.， 2011， 2005)。这是音乐的内在意义第一次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被提出来加以讨论。 音乐外在意义是指当音乐事件指向外部所产生的意义，比如音乐表现了什么样的情绪，高兴还是悲伤(Koelsch et al.， 2002， 2004， 2005)，音乐传达了什么样的哲理等等。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我们所理解的音乐的意义，更多的是指音乐的外在意义，比如我们聆听音乐时所诱发的情感，我们在欣赏音乐时所体悟到的哲思等等，音乐的外部意义是搭建个体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与音乐的外在意义相对，音乐内在意义指的是音乐内部各个音乐事件互动产生的意义(Meyer & Schvaneveldt， 1971; Meyer， 1956)。比如听众在听前一段音乐时对接下来的音乐片段所产生的期待和预设，可能是和弦上的，也可能是音乐结构上的等等。最早提出音乐具有内在意义观点的是Leonard B. Meyer，他认为：音乐以它自身为意义。一个个的音乐事件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的出现会与其他音乐事件产生关联，能够引发听众对另外音乐事件的期待和预判。音乐所具有的内在意义，是纯粹由音乐本身所引发的。Hanslick在1854年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乐音的艺术组合成就了音乐的意义。总之，当音乐指向的是内部事件之间的互动时，所产生的意义即为音乐的内在意义。音乐内在意义的提出，将关注点聚焦到了音乐本身，以及人类与音乐之间存在的一种天然关联，即人们在聆听音乐时，不仅衍生出情感、哲理等副产品，对于音乐本身的诸多元素同样有自己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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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神经基础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对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在音乐意义领域研究者们尝试运用电生理和神经影像学的方法考察听众在聆听音乐，加工内在意义时的神经生理机制问题，进一步地，与语言的认知神经机制比较，验证二者之间是否在意义加工方面存在相同的内部机制。 在加工内在意义的层面，研究者们发现了为音乐内在意义所特有的脑电成分——N5。N5的时间潜伏期在550 ms左右，是比N400的头皮分布更为靠前的负性ERP成分，其波幅大小反映的是和弦加工或整合所投入的认知负荷(余习德，鲁成，熊希灵，高定国，2017；蒋存梅，2016)。具体来说，在音乐语境中，如果后一个和弦与前一个和弦之间无关联或者说违背了听众的期望就会诱发N5和ERAN。比如，演奏C大调的过程中，和弦序列的组成均为C大调和弦则它们之间的关系联系紧密，而一旦出现了比如d和弦，会打破和弦序列的和谐，此时就会诱发ERAN和N5成分。ERAN反映的是音乐期望的违反，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听众的大脑中会对音乐的主和弦和下属和弦系统有一个准确的期望，一旦打破了这种期望就会在听众的头脑中形成违规感，在脑电上就反映为ERAN指标。N5表征的是音乐句法的整合过程，当和弦序列出现违规和弦，听众要对音乐进行整合的难度就会比整合和谐的音乐序列要更大，投入的认知资源就会越多，这样一种认知负荷体现在脑电上就反映为N5指标(Koelsch et al.， 2000; Loui et al.， 2005; Koelsch & Siebel， 2005)。ERAN和N5在脑电中的波幅变化都是随着音乐语境中诱发的和弦期望程度的多少而变化的，在时间进程上，ERAN的出现要早于N5 (Koelsch， Kilches， Steinbeis， & Schelinski， 2008)。ERAN和N5成分会受到听众的音乐训练经历的影响，但是即使是对于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普通听众而言，ERAN和N5都是稳定存在的，表明人类生来就是具有音乐能力的，人的大脑蕴含着音乐性(Koelsch， Schroger， & Gunter， 2002)，这一点与以往研究中关于婴儿从出生就具有音乐能力的发现不谋而合，即使婴儿还不会语言表达，没有言语理解能力，但仍然会对音乐中节奏、节拍、音高间隔的变化做出反应(Koelsch， 2012)。 在研究范式方面，音乐内在意义研究有着特定的范式——和声启动范式。和声启动是指和弦之间构成的和声关系会影响听众的和弦加工。首次运用该范式对音乐内在意义进行神经机制问题探讨的是Koelsch (Koelsch et al.， 2000)。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制作了由5个和弦组成的音乐片段，其中一半的音乐片段使用的是调内和弦，另外一半的和弦或是在第三或是在第五个和弦的位置设置了“那不勒斯六和弦”。“那不勒斯六和弦”的出现会造成和弦序列的不和谐感。研究结果发现，当音乐片段中的和弦均为调内和弦时，只会诱发N5成分，而当和弦序列中出现“那不勒斯六和弦”时，则会先诱发ERAN成分然后才出现N5成分，且“那不勒斯六和弦”出现在第五个和弦的位置时ERAN和N5的波幅会更大。N5效应的出现不受到任务内隐外显的影响，在任务中不论研究者是否会提前告知被试在即将听到的音乐片段中会出现那不勒斯六和弦，或者是否要求被试在任务中主动检测那不勒斯六和弦的出现，实验结果都能诱发N5成分(Koelsch et al.， 2000)。除了任务性质，还有研究者对于N5效应是否是一个自动化的加工过程进行了探究，他们让被试在听音乐的过程中还进行另外的任务，比如阅读，或是玩游戏，以此来消耗被试的认知资源，结果发现，即使被试同时做两件事，N5效应也能稳定的出现，这反映了N5效应的出现是自动化加工的结果(Koelsch et al.， 2001; Koelsch et al.， 2002; Koelsch & Mulder， 2002)。 由于音乐的内在意义与音乐的结构、音乐内部元素有关，因此对于普通听众而言会受到专业知识的限制，和音乐家相比，也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基于此，有研究者分别选取了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两组被试，进行和声启动实验。结果发现，非音乐家组在和弦违规的情况下也能诱发N5 (Koelsch et al.， 2000)，但是与音乐家的结果仍然有着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非音乐家对变格终止条件下没有诱发出N5 (Poulin-Charronnat， Bigand， & Koelsch， 2006)，所谓变格终止条件是指和弦的构成是由主和弦——下属和弦组成，下属和弦设置为了违规和弦，这与那不勒斯六和弦是不一样的，因为下属和弦是调内和弦，虽然在该研究中是作为违规和弦存在，但是比起那不勒斯六和弦其违规性更难以被辨别。音乐家与非音乐家在变格终止条件上的差异，反映出他们在音乐句法加工上的差异。以往有研究者提出，在音乐句法的加工上存在“线性序列句法”和“层级序列句法”的分类，“线性序列句法”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加工，不受专业知识、经验的影响，以知觉图式为主。“层级序列句法”则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加工，会受到专业知识、经验的影响，以自上而下的音乐图式为主，而这种图式的形成无疑受到专业音乐训练的影响(马谐，杨玉芳，张秋月，2016)。显然，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差异就在于他们能够形成这种自上而下的音乐图式，并且在音乐句法的加工中运用“层级序列句法”，而非音乐家运用的是“线性序列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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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音乐内在意义的认知神经研究主要是通过和声启动范式来考察加工音乐内在意义的神经机制，且将N5成分作为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代表性指标。这个指标在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之间存在差异，说明N5效应会受到音乐经验的影响。同时，N5效应是一个自动化的加工过程，即使个体在听音乐的过程中还在从事别的任务并占据了部分注意资源，依然能观测到稳定的N5效应。尽管研究者们对音乐内在意义的神经机制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明。 首先，在脑电指标方面是否存在另外的成分能够表征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问题。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N5成分仅仅代表的是和声过程中对和声违规的感知，所以除了N5，在整个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过程中应该还包含了更多能够反映音乐句法加工过程的脑电指标。 第二，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神经影像学研究问题。目前有关音乐内在意义的研究多集中于采用电生理技术考察音乐内在意义的脑电指标，较少运用核磁手段关注在音乐内在意义加工过程中涉及的脑区。但了解加工音乐内在意义时起作用的脑区是哪些这一点对于未来研究来说是重要的，这能够从生理层面进一步揭示其机制问题。 第三，音乐内在意义的跨文化研究问题。已有的关于音乐内在意义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采用的实验材料也都是来自西方音乐体系，但是音乐的调式在东西方是存在文化差异的，从西方的和弦序列得到的N5效应是否能够在中国特色的和弦序列中得到重复至今是一个疑问。音乐内在意义的加工是否存在跨文化的差异和一致性，是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索的方向。 最后，音乐训练对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影响问题。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音乐经验是一个影响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重要因素，但对于音乐训练是如何影响音乐内在意义加工的还是知之甚浅。音乐训练是否导致了大脑某一脑区的改变？音乐家与非音乐家的加工差异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非音乐家对音乐意义的加工有哪些特点，音乐家对音乐意义的加工又有哪些特点？“线性序列句法”与“层级序列句法”的区别能否得到认知神经层面的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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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Meigs综合征是原发性卵巢良性肿瘤合并腹水和胸腔积液的一组临床综合征。Meigs综合征和假Meigs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疾病。绝经后妇女卵巢肿块和血清CA125水平升高通常提示恶性。本例患者女性，68岁，因右下腹包块15天入院，B超检查发现盆腔包块和盆腔积液。实验室检查肿瘤标志物CA125为222.9 U/ml (正常值：0~35 U/ml)。手术发现右卵巢肿瘤和腹水，术后病理诊断为卵巢纤维瘤，术后3天病人腹水积液消退，第10天血清CA125降至正常。 关键词 :Meigs综合征，卵巢肿瘤，临床病理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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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Meigs综合征是指卵巢原发良性肿瘤合并胸腹水，切除肿瘤后胸腹水消失而不再复发的一组临床综合征。1934年Salmon描述了胸腔积液与良性盆腔肿瘤的关系，直到1937年Meigs和Cass [ 1 ] 报告了卵巢纤维瘤综合征，患者出现腹水和胸腔积液，医学界才普遍关注良性卵巢纤维瘤中胸腔积液和腹水的意义，当切除卵巢肿瘤后，胸腔积液和腹水迅速消退。临床将这一综合征称为Meigs综合征。卵巢肿瘤类型包括纤维瘤、纤维上皮瘤、卵泡膜细胞瘤、颗粒细胞瘤和硬化性间质瘤，之后因不断发现盆腔其他良性包块合并胸腹水的病例，如卵巢良性畸胎瘤、黏液性囊腺瘤、盆腔血管瘤、子宫平滑肌瘤及输卵管乳头状瘤等，被称之为假性Meigs综合征。Meigs综合征和假Meigs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疾病。绝经后女性卵巢肿块和血清CA 125水平升高在临床上通常提示恶性。本文报道1例Meigs综合征合并血清CA125升高并结合文献复习，以提高对该病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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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68岁。因右下腹包块15天于2016年2月25日入沭阳人民医院。患者15天前洗澡时无意中扪及下腹部包块，质偏硬，遂来医院就诊。患者既往体健，平素月经规则，量略多，无痛经。生育史2-0-1-2。53岁绝经，无异常阴道流血。妇科检查：外阴无异常及分泌物，子宫颈光滑，稍萎缩，无接触出血。下腹部偏右侧可扪及一大小约15.0 cm × 10.0 cm的实质性包块，质硬，活动度不大，轻压痛。双侧附件区及子宫检查受限。 妇科B超：盆腔探及1个低回声包块，大小约14.4 cm × 9.3 cm，盆腔探及最大深度6.5 cm液性暗区，提示盆腔包块及盆腔积液。肿瘤标志物检测：CA125 222.9 U/ml，CA199 6.6 U/ml，AFP 2.15 ng/ml，CEA 0.8 ng/ml。临床诊断：盆腔包块，性质待查？在全麻下行开腹探查术，术中见腹腔内淡黄色腹水约250 ml，腹盆腔腹膜、膈下及肠管表面光滑，大网膜未见明显异常。右侧卵巢见一个实性肿块，长约15 cm，质地坚硬，与周围组织无粘连。右附件顺时针扭转720˚。手术切除右附件及肿瘤送术中冷冻病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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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病理检查 右卵巢肿块呈结节状，大小约15.0 cm × 10.0 cm × 9.0 cm，切面实性，灰白色，部分区域粘冻状。镜下肿瘤由大量密集的梭形细胞及纤维结缔组织组成，细胞核呈长梭形，细胞边界不清，呈束状和交叉状排列(图1)，部分间质有水肿变性。冷冻病理检查提示为卵巢良性间叶性肿瘤，倾向卵巢纤维瘤。术后恢复过程顺利，术后3天复查CA125 86.0 U/ml，腹盆腔超声检查未见腹水。术后10天CA125降至正常。术后行常规病理检查及免疫组化标记：卵巢肿瘤细胞表达Vimentin (图2)、ß-catenin阳性，calretinin弱阳性，而Desmin、CK、EMA阴性，Ki-67阳性 < 3%。病理诊断：右侧卵巢纤维瘤，患者术后进行电话随访已3年，恢复良好(随访人：廖谦和)。 图1. 术后病理检查：卵巢肿瘤细胞长梭形，呈束状和交叉状排列 HE × 200 图2. 术后病理检查：卵巢肿瘤细胞表达Vinmentin阳性EnVision ×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