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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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liver disease， AILD)、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等多种慢性肝病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本文旨在通过论述肠道菌群与肝脏相关疾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为肝脏相关疾病的临床研究提供更多理论依据，以期作为治疗肝脏相关疾病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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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肠道菌群概述 肠道微生物群(gutmicrobiota， GM)是一个由细菌、真菌和病毒组成的多样的生态系统，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人体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共生关系。目前，GM在人类健康的生理和病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参与消化、维生素B合成、免疫调节等功能。此外，GM还不可避免地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产生影响 [ 1 ]。人体肠道细菌主要由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放线菌门、变形菌门、疣微菌门等构成，以前两种为主(约占总体90%) [ 2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菌群的功能，影响着宿主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功能和基本能量代谢，对机体各项生理、病理过程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 3 ]。肠–肝轴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门静脉的血管通路直接将肠源性产物输送到肝脏，以及胆汁和抗体通过肝脏反馈到肠道的途径来建立的 [ 4 ]。肠道屏障是由肠粘膜和血管内皮组成的功能性解剖结构，是肠道与肝脏连接的场所。肠道菌群通过肠–肝轴影响肝脏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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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肠道菌群与ALD 酗酒是世界范围内肝损害的一个突出原因。除饮酒量和遗传易感性外，GM被认为是影响ALD肝损伤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酒精使动物小肠和大肠过度生长并调节GM的组成。酒精及其降解产物破坏肠粘膜，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和炎症浸润 [ 5 ] [ 6 ]。摄入大量酒精后，肠源性PAMPs (如内毒素)增加 [ 7 ]。乙醇消耗通过SCFAs调制改变GM的组成。除乙醇代谢物乙酸含量增加外，饮用酒精后肠内SCFAs含量较低 [ 8 ]。Mutlu等人还研究了ALD的酗酒者和健康受试者的粘膜相关结肠微生物群。一个亚组患者表现出一种失调，类杆菌中位数较低，变形杆菌中位数较高。这项研究表明，酒精中毒可能存在肠-脑轴，这提供了某些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调节行为紊乱，如酒精依赖。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肠道微生物群可能与酒精相关的人类疾病有关 [ 9 ] [ 10 ]。慢性酒精滥用患者的血清脂多糖水平也会升高 [ 11 ]。乙醇及其代谢物乙醛破坏紧密连接的能力是导致ALD患者高水平细菌易位的原因之一。此外，接受灌胃酒精喂养的小鼠出现肠道微生物区系紊乱，减少了长链脂肪酸的合成 [ 12 ]。微生物群在严重酒精性肝炎(AH)中可能具有特殊的相关性，Llopis等人还指出，人类AH的疾病严重程度可以通过粪便微生物移植(FMT)转移到无菌(GF)和常规小鼠。研究发现，在对患有或不患有AH的患者进行FMT后，动物肝脏疾病的严重程度显著加重。相比之下，如果使用没有严重AH的人类供体进行FMT，则疾病表型为轻度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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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肠道菌群与NAFLD NAFLD是全球最重要的肝病病因之一，全球发病率为25%。NAFLD是肝细胞癌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预计将成为肝移植最常见的指标 [ 14 ]。NAFLD是肝细胞内甘油三酯积聚的结果，被认为是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肝表现。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 [ 15 ]。NAFLD不仅可以导致肝病残疾和死亡，还与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etS)、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以及结直肠肿瘤等的高发密切相关 [ 16 ]。当前普遍认为NAFLD是一种与遗传–环境–代谢应激相关且无过量饮酒史、肝细胞脂肪变性和脂质贮积为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 [ 17 ]。迄今为止人们对NAFLD的发病机制还了解不多，目前广为认可的“多重打击学说” [ 18 ] 的基础上，先天免疫调节紊乱、自噬、营养元素、肠–肝轴、表观遗传学也是影响NAFLD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失调在NAFLD及相关代谢紊乱中发挥重要作用。肝脏与胃肠道同为消化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人体重要的合成、解毒器官，也是参与人体免疫反应的器官 [ 19 ]。由于肝脏与肠道特殊的解剖和生理关系，肠道微生物通过肝–肠循环，在肝脏损伤、慢性纤维化、炎症及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 20 ]。Le Roy等人证明了肠道微生物群在NAFLD发生中的作用。他们观察到，在高脂肪饮食治疗后，一定比例的小鼠出现肥胖、胰岛素抵抗和NAFLD。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组啮齿动物实验中，遗传背景和饮食环境完全相同；然而，由于不同的未知原因，微生物群对饮食的反应可能不同。尽管大多数被调查的小鼠确实出现了代谢紊乱(即，高血糖、全身炎症和脂肪变性)，但其他一些小鼠对饮食诱导的代谢紊乱有抵抗力，被认为是“无应答者”与“应答者”。有趣的是，“无应答者”的微生物群组成不同于“应答者”。通过使用无菌小鼠，他们证明了发生NAFLD的易感性是通过肠道微生物群移植传播的。因此，这组实验清楚地表明，特定的细菌种类与饮食诱因(如高脂喂养)引起的NAFLD发病有关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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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肠道菌群与病毒性肝病 病毒性肝病是一个主要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影响数亿人，并与显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关。甲型肝炎病毒(HAV)、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丁型肝炎病毒(HDV)和戊型肝炎病毒(HEV)造成了全球的大部分负担。全球估计有2.57亿人携带乙肝病毒，7100万人携带丙型肝炎病毒。超过90%的负担是由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这是慢性乙型肝炎(CHB)和慢性丙型肝炎(CHC)感染的后果 [ 22 ] [ 23 ]。而影响病毒性肝炎发生、发展的因素，除了饮食、环境和遗传因素外，肠–肝轴也起着重要作用。既往研究已表明，慢性乙型肝炎和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肝小叶坏死、肝细胞再生和储脂细胞分化等与内毒素有直接联系；肠道微生物群可能与慢性丙型肝炎的进展及相关并发症有关。最近，Aly等人比较了6例感染HCV的LC患者和8例健康人的肠道微生物群，提示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可能存在微生物群重构 [ 24 ]。此外，Heidrich等人采用横断面方法分析了95例CHC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包括38例肝硬化患者和50例健康对照者。他们表明，不仅肝脏疾病的阶段，而且HCV感染都与α多样性降低和不同的微生物群落模式有关 [ 25 ]。我们的数据显示，与健康人相比，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肠道细菌多样性显著减少，并且这种减少与临床阶段的严重程度有关。随着共生细菌的减少，包括革兰科和瘤胃科细菌中，类杆菌(病毒链球菌和乳杆菌)主要在CH、LC和HCC患者中增加，肠杆菌科和类杆菌属在PNALT患者中短暂增加，差异有显著性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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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肠道菌群与AILD AILD是一类病因尚不明、具有自身免疫基础的慢性肝病。AILD的特点为机体对自身肝脏组织失去耐受，肝脏出现病理性炎症损伤，血清可发现与疾病相关的自身抗体 [ 27 ]。原发性胆管炎(PBC)和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是典型的自身免疫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被认为是由遗传易感个体的环境因素引起的。基因组的广泛关联和小鼠模型的研究扩大了我们对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认识，然而，疾病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AIH表现为不明原因的慢性肝脏炎症。它通常影响青年到中年女性，并与自身抗体的存在和高蛋白血症有关 [ 28 ]。然而，本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在影响对AIH的易感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Lin R等人报道了AIH患者肠道通透性增加和细菌移位，与疾病严重程度有关 [ 29 ] [ 30 ]。研究中，AIH中肠道微生物组成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肠道微生物数量的增加。乳杆菌减少了这个属的丰度梭菌群 [ 31 ]。PBC是一种进行性自身免疫性肝病，以门脉炎、免疫介导的肝内胆管破坏和血清中存在高度特异性的抗线粒体抗体为特征 [ 32 ] [ 33 ]。为了研究PBC患者肠道微生物组分的变化，比较了属级和正常人肠道微生物的相对丰度。在属层次上，PBC患者与健康人相比，12种细菌的相对丰度发生了变化。八种细菌(嗜血杆菌、维氏菌、梭菌、乳杆菌、链球菌、假单胞菌、克雷伯氏菌、肠杆菌科)增加了相对丰度，而四个(苏特氏菌、螺旋藻、肠杆菌、类杆菌)相对丰度下降 [ 28 ]。综上，肠道菌群在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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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肠道菌群与HCC HCC是全球第三大恶性肿瘤死亡原因。肝癌几乎完全发生在慢性肝病患者身上，这是由肝脏损伤、炎症和再生的恶性循环驱动的，通常持续数十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细菌微生物组在肝癌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 34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HCC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微生物群存在很大差异，包括存在的物种、微生物群数量和产生的代谢物 [ 35 ]。Ren [ 36 ] 等收集了419份样本，并对其进行了16S rRNA MiSeq测序，发现早期HCC中粪便微生物多样性增加，如放线菌门、Gemmiger和Parabacteroides。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I期和III期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的变形菌数量显著增加 [ 37 ]，最近的研究表明HCC患者粪便中大肠杆菌含量明显高于健康人，提示大肠杆菌可能参与了肝癌的发生过程 [ 38 ]。研究显示早期肝癌患者中，产丁酸杆菌科减少，而克雷伯氏菌和嗜血杆菌与对照组相比，脂多糖(LPS)的产生增加。丁酸盐作为肠道粘膜的主要能量来源，被认为是宿主细胞基因表达、炎症、分化和凋亡的重要调节因子，在细菌能量代谢和肠道健康中起着关键作用 [ 39 ]。因此，产生丁酸的细菌的减少可能会促进肠粘膜的破坏，从而促进肝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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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7. 结语与展望 肠道微生物群与肝脏有密切的关系，在慢性肝病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在不同肝病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肝脏疾病的微生物组学研究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临床前的实验研究表明，微生物因素是许多不同肝脏疾病不同阶段的驱动力。微生物群影响多种病理生理过程，如肝脏脂肪变性、肝脏炎症、纤维化发展和HCC。这些研究表明了微生物群在这些疾病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宏基因组和代谢组学研究，以期提供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物在各种肝病机制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作为治疗肝脏相关疾病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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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一直以来人们所熟知的糖尿病并发症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和神经病变等微血管并发症以及心血管疾病等大血管并发症。而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重，骨质疏松、肌少症作为老年人高发疾病，目前已有研究证实它们为糖尿病新型并发症。本文就糖尿病、肌少症与骨质疏松之间的相互关系、潜在的生物学机制加以综述，旨在提高人们对糖尿病、肌少症、骨质疏松三者的认识，并为它们的诊断、预防及综合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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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糖尿病以高血糖和糖尿病并发症为特点，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经济负担，骨质疏松及肌少症作为糖尿病的新型并发症，也成为了研究热点，但是否互为危险因素及机制目前仍缺乏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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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肌少症与2型糖尿病的关系 近来有研究证明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ic mellitus， T2DM)患者骨骼肌减少症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1 ] [ 2 ]，研究发现在多变量分析中，肌少症仍然与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密切相关 [ 3 ]，2型糖尿病患者骨骼肌减少症和前骨骼肌减少症高患病率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除了与衰老过程 [ 4 ] 所固有的肌肉力量丧失有关外，胰岛素抵抗和氧化应激是肌少症的病理生理基础组成部分 [ 5 ] [ 6 ]。氧化应激被认为是肌少症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这可能与糖尿病的特征性成分有关，如血管改变、慢性炎症、肌肉脂质浸润等，研究发现食用较少健康食品的患者出现较多的肌少症前症状，富含水果和蔬菜的饮食可以提供抗氧化剂，减少炎症状态造成的损害 [ 7 ]，降低患肌少症的风险。其次不受控制的高血糖的代谢后果是分解代谢，伴随肌肉蛋白分解和能量使用不足，可能导致肌肉质量下降和肌肉功能降低 [ 8 ]。另外骨骼肌不仅负责运动等生理功能，也是代谢活跃的组织 [ 9 ]。人体的全身骨骼肌是负责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处理的最大器官，骨骼肌的逐渐丧失可能导致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处理的减少，并在肌少症中加重胰岛素抵抗，由于代谢异常和胰岛素抵抗，T2DM患者是发生肌减少症的高风险人群 [ 8 ] [ 10 ]。 此外，L. M. Pechmann [ 11 ] 等人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中有白蛋白尿的患者发生骨骼肌减少症的几率约为不合并白蛋白尿患者的2.8倍。蛋白尿和肌少症之间的相互作用尚不完全清楚，可能的解释是胰岛素抵抗，它可以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内皮功能障碍，血管通透性增加，甚至在没有糖尿病的个体中出现蛋白尿，他们的研究提示白蛋白尿或许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发生肌少症的一个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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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骨密度与2型糖尿病的关系 骨病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有研究数据显示 [ 12 ]，在调整了其他危险因素后，糖尿病患者发生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的风险几乎是非糖尿病患者的2倍。混杂因素如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血糖状况、跌倒风险和糖尿病药物可能影响骨折风险。然而糖尿病患者的骨病诊断是一个挑战，因为目前的骨折预测方法，如骨密度t评分和骨折风险评估工具低估了T1D和T2D患者的骨折风险 [ 13 ]。糖尿病持续时间和糖尿病控制状况与脆性骨折之间的关系仍在研究中，并显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表明，2型糖尿病患者骨折的风险有两阶段模式，在诊断为2型糖尿病时，骨折风险实际上降低了，而在 [ 14 ] 5年后，骨折风险显著增加。研究人员推测，诊断时超重和肥胖与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影响可以解释观察到的双相骨折风险。较高的体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骨质流失。然而，这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因此，当身体质量指数(BMI)值进入超重区，即大于25 kg/m 2 时，就不会出现进一步的骨骼保护和额外的体重增加 [ 15 ]。另一项大型研究表明骨小梁微结构的异常可能部分解释了2型糖尿病高骨密度患者骨折风险增加的悖论。骨小梁评分(TBS)是基于双能X线骨密度仪(DXA)图像 [ 16 ] 的像、分布广有关，而TBS值高与小梁结构好有关。TBS已被证明可以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而不依赖于BMD，它可能有潜力识别DXA扫描之间的差异，显示类似的BMD测量 [ 16 ]。 越来越明显的是，糖尿病药物可以调节骨丢失和骨折的风险。应该谨慎选择药物，既不损害骨骼健康，同时又有助于优化血糖控制。研究证明噻唑二酮、罗格列酮、钠–葡萄糖共转运体2抑制剂，与骨折 [ 17 ] [ 18 ] 的风险增加有关，二甲双胍和磺脲类药物可能对骨折风险具有中性甚至轻微的保护性作用 [ 19 ]。研究发现胰高血糖素样肽-1 (GLP-1)类似物利拉鲁肽和伊塞尼肽对骨折风险有所不同，发现利拉鲁肽显著降低骨折风险，而伊塞尼肽升高 [ 20 ]。 糖尿病患者无疑增加了脆性骨折的风险。然而，如何正确评估糖尿病患者的骨折风险和管理骨质疏松症仍不清楚，也不存在有效的指南。目前，证据尚不成熟，无法作出明确的建议，现有的建议是基于专家共识。用于评估骨折风险和决定干预阈值的常规BMD和FRAX阈值仍然可以使用，尽管需要进行一些修改。在评估降糖药的风险效益比时，也应考虑其对骨骼脆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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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糖尿病、肌少症、骨质疏松三者的联系及潜在生物学机制 Hye-Sun Park [ 21 ] 等人研究发现，肌肉质量、力量和体能与低骨量相关，肌肉内脂肪(肌肉持续受损的组织学标志)的积累可能在韩国绝经后妇女胰岛素抵抗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他们研究发现在剔除年龄、体重等混杂因素后，肌肉面积、肌力与骨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胰岛素抵抗的发展过程中，持续损伤的肌肉伴随着脂肪浸润。推测细胞死亡过程是对肌肉废用或年龄相关性骨骼肌减少症的反应，当凋亡细胞积累和清除受损时，不适应性肌肉重塑发生，肌肉内脂肪浸润的同时释放炎症细胞因子和脂肪因子，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因此，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肌肉局部炎症的存在，紧接着脂肪的积累和脂肪因子和细胞因子失调的分泌，而不仅仅是肌肉质量或力量的减少，可能在胰岛素抵抗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外有研究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与非肌少症组相比，可能肌少症组的骨矿物质含量明显降低，提示肌少症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症 [ 22 ] [ 23 ]。一项国外研究表明瘦肉含量及握力与骨密度值呈正相关，四肢肌肉含量的增加可使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发生风险下降，肌少症者较正常人罹患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增加1.8倍 [ 24 ]。这可能是由于骨骼和肌肉不仅通过相邻表面紧密相连，而且在化学和代谢上 [ 25 ] 也紧密相连。人们普遍认为，肌肉骨骼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肌生成抑制素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种肌激素，主要由骨骼肌分泌的糖蛋白，是一种通过抑制成肌细胞和骨骼肌细胞增殖，抑制肌肉蛋白合成而负向影响肌肉增殖的调节因子 [ 26 ]，肌肉质量和骨量被认为随着肌生成抑制素表达水平的增加而减少。基于这些观察，肌生成抑制素被认为是参与骨骼肌相互作用 [ 27 ] 的预测候选调节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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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临床上，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和肌少症与严重的身体残疾和负面健康结果相关，如摔倒、骨折、晚年生活独立性丧失和死亡率增加 [ 28 ]，提示当肌少症与骨质疏松症同时发生时，迫切需要采取更多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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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分数维空间中的分数阶量子力学问题，考虑了 λ ( 0 < λ ≤ 1 ) 维空间中含Riesz分数导数的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利用分数维空间中的傅里叶变换，求解了分数维空间中的分数阶双δ-势的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得到了含有Fox’s H函数形式的波函数以及能量本征值。此外，本文利用Fox’s H函数的性质研究了波函数在自变量及双δ-势间隔a在趋于零和无穷时的渐进性质，给出了具体的渐进表达式，发现在两种无穷趋势下波函数的性态都是含空间维数 λ 的负幂律函数，揭示了空间维数与波函数、分数阶微积分与负幂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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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1918年，Hausdorff引入了分数维的概念，在Mandelbrot发现了分形几何之后，这个概念变得更加的重要，他利用分数的概念用标度法计算出了分数维和整数维之间的关系 [ 1 ]。与分形几何和分数维空间相关的是分数导数和分数积分领域，这些研究最近已经在许多领域中得到应用，包括分数哈密顿系统、混沌动力学、分形和复杂介质物理学以及标度现象等的研究 [ 2 ] [ 3 ] [ 4 ] [ 5 ] [ 6 ]。在量子物理学中，Feynman首次将分形概念成功用于量子力学，Feynman和Hibbs重新将非相对论性量子力学表述为布朗路径上的路径积分 [ 7 ]。之后，Laskin在路径积分中用Lévy路径代替布朗路径，将Feynman路径积分推广到Lévy路径积分，到得到了含有Riesz分数导数的空间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建立了分数阶量子力学 [ 8 ] [ 9 ] [ 10 ]。 虽然嵌入在我们世界中的空间是一个三维的欧几里得空间，但物质物体的运动并不总是三维的，维度取决于约束条件 [ 11 ] [ 12 ]。关于整数维空间中含有分数阶导数项的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例如，Dong和Xu [ 13 ] 用动量表示法求解空间分数薛定谔方程求解了分数阶薛定谔方程，Naber [ 14 ] 引入了时间Caputo分数阶导数提出了并求解了时间分数阶薛定谔方程，Wang和Xu [ 15 ] 将空间分数阶薛定谔方程推广到了时空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分数阶薛定谔方程是Lévy路径积在考虑更广泛的复杂系统条件下提出的，当物理空间结构发生变化时，可以更好地描述微观粒子的行为，帮助我们更好的刻画复杂量子体系的特征。对于非整数维空间，Stillinger [ 16 ] 描述了在非整数维分数空间上积分的过程，并推广了该空间中的拉普拉斯算子。之后，Muslih和Baleanu [ 17 ] 利用Stillinger定义的分数维拉普拉斯算子研究了分数维空间中的分数多极展开。Muslih和Agrawal [ 18 ] 研究了具有Riesz分数导数的波动方程，证明了α阶Riesz导数与D维分数空间之间的联系。最近，Oliveira等人 [ 19 ] 求解了整数维空间中的单δ-势分数阶薛定谔方程，文献 [ 20 ] 利用分数维空间中的傅里叶变换，研究了分数维空间中的分数阶单δ-势的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分数阶双δ-势下分数阶薛定谔方程的解及其性质。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要介绍了分数维空间中的傅里叶变换和分数薛定谔方程；第三节求解了分数阶双δ-势势阱的薛定谔方程；第四节运用Fox’s H函数的渐进性质，对波函数进一步研究；最后一节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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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傅里叶变换与薛定谔方程 在本节中，考虑分数体积元上高斯积分的分数维空间中的傅里叶变换方法，我们将考虑连续函数 f ( x ) 的傅里叶变换 g ( k ) 在分数阶的情况，利用 d λ x = π λ / 2 | x | Γ ( λ / 2 ) d x (1) 傅立叶变换被定义为 g ( k ) = F ( f ( x ) ) = ∫ f ( x ) e i k x d λ x (2) 傅里叶逆变换 f ( x ) 由下式给出 f ( x ) = F − 1 ( g ( k ) ) = ( 1 2 π ) λ ∫ g ( k ) e − i k x d λ k (3) λ 维分数空间中的广义狄拉克δ函数定义为 δ λ ( x − x ′ ) = ( 1 2 π ) λ ∫ e i k ( x − x ′ ) d λ k (4) 下面我们给出一个δ函数的定理并且进行证明： 定理广义狄拉克δ函数满足下列等式 ∫ − ∞ + ∞ f ( x ) δ λ ( x − x 0 ) d λ x = f ( x 0 ) (5) 证明当 λ = 1 时，显然成立。 当 0 < λ < 1 ，维分数空间中的广义狄拉克δ函数满足以下恒等式 [ 20 ] δ λ ( x − x 0 ) = lim ε → ∞ ε λ e − π ε 2 ( x − x 0 ) 2 (6) 我们可以得到 ∫ − ∞ + ∞ f ( x ) δ λ ( x − x 0 ) d λ x = ∫ − ∞ + ∞ lim ε → ∞ ε λ e − π ε 2 ( x − x 0 ) 2 f ( x ) d λ x (7) 由下面的积分 [ 16 ] [ 21 ] ∫ − ∞ + ∞ h ( x + x 0 ) d λ x = ∫ − ∞ + ∞ h ( x ) d λ x (8) 把等式(7)写成如下的形式 ∫ − ∞ + ∞ f ( x ) δ λ ( x − x 0 ) d λ x = lim ε → ∞ ∫ − ∞ + ∞ ε λ e − π ε 2 x 2 f ( x + x 0 ) d λ x (9) 利用积分公式 ∫ 0 ∞ e − k x m x n d x = 1 m k − ( n + 1 ) / m Γ ( n + 1 m ) (10) 可得 ∫ − ∞ + ∞ f ( x ) δ λ ( x − x 0 ) d λ x = 1 Γ ( λ / 2 ) lim ε → ∞ f ( x 0 ) ∫ 0 + ∞ y λ / 2 − 1 e − y d y = f ( x 0 ) (11) 特别的，当 x 0 = 0 时， ∫ − ∞ ∞ f ( x ) δ λ ( x ) d λ x = f ( 0 ) (12) 当 f ( x ) = 1 时， ∫ − ∞ ∞ δ λ ( x ) d λ x = 1 (13) 坐标空间和动量空间波函数通过分数维空间中的傅里叶变换相互关联 ϕ ( p ) = ∫ − ∞ ∞ φ ( x ) e i p x / ℏ d λ x (14) φ ( x ) = ( 1 2 π ℏ ) λ ∫ − ∞ ∞ ϕ ( p ) e − i p x / ℏ d λ p (15) 如引言中所述，Laskin在路径积分中用Lévy路径代替布朗路径，得到了空间分数阶薛定谔方程。文献 [ 15 ] 研究了整数维空间中时间相关和独立分数阶薛定谔方程的解。之后，Muslih给出了与时间无关的分数维空间中分数阶薛定谔方程 [ 20 ] ( 2 π ℏ ) λ E ϕ ( p ) = ( 2 π ℏ ) λ D α | p | α ϕ ( p ) + ∫ − ∞ + ∞ e − i x ( p − p ′ ) / ℏ V ( x ) d λ x ϕ ( p ′ ) d λ p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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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分数阶双δ-势 在本节中，我们考虑分数阶双δ-势阱中的粒子，势 V ( x ) 定义为 V ( x ) = − γ [ δ λ ( x ) + δ λ ( x − a ) ] (17) 其中 δ λ ( x ) 是方程(4)中定义的分数狄拉克δ函数，该粒子的时间无关分数薛定谔方程由下式给出 ( 2 π ℏ ) λ E ϕ ( p ) = ( 2 π ℏ ) λ D α | p | α ϕ ( p ) − γ ∫ − ∞ + ∞ e − i x ( p − p ′ ) / ℏ δ λ ( x ) d λ x ϕ ( p ′ ) d λ p ′ − γ ∫ − ∞ + ∞ e − i x ( p − p ′ ) / ℏ δ λ ( x − a ) d λ x ϕ ( p ′ ) d λ p ′ (18) 利用广义分数阶狄拉克δ函数方程(4)有 ( 2 π ℏ ) λ ( D α | p | α − E ) ϕ ( p ) = γ [ ∫ − ∞ + ∞ ϕ ( p ′ ) d λ p ′ + ∫ − ∞ + ∞ e − i a ( p − p ′ ) / ℏ ϕ ( p ′ ) d λ p ′ ] (19) 则 ϕ ( p ) = γ ( K ( 0 ) + e − i a p / ℏ K ( a ) ) D α | p | α − E (20) 其中 K ( a ) = 1 ( 2 π ℏ ) 2 ∫ − ∞ + ∞ e i a q / ℏ ϕ ( q ) d λ q (21) K ( 0 ) = 1 ( 2 π ℏ ) 2 ∫ − ∞ + ∞ ϕ ( q ) d λ q (22) 将 ϕ ( p ) 代入方程(18)联立 K ( 0 ) ， K ( a ) 得 N 2 ∫ − ∞ ∞ e − i a p / ℏ D α | p | α − E d λ p = ∫ − ∞ ∞ e i a p / ℏ D α | p | α − E d λ p (23) 这里 N = K ( a ) / K ( 0 ) ，利用Fox’s H函数的性质以及其傅里叶余弦变换公式 [ 22 ]，得到了能量本征值E满足方程 π ℏ a E α ( D α − E ) − ( λ − 1 α ) H 2 ， 3 2 ， 1 [ a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1 − ( λ − 1 ) / α ， 1 / α ) ， ( 1 ， 1 / 2 ) ( 1 ， 1 ) ， ( 1 − ( λ − 1 ) / α ， 1 / α ) ， ( 1 ， 1 / 2 ) ] = 0 (24) 将 ϕ ( p ) 表达式(19)代入到 K ( 0 ) ， K ( a ) 中有 K ( 0 ) = γ ( 2 π ℏ ) 2 [ I ( 0 ) K ( 0 ) + I ( a / ℏ ) K ( a ) ] (25) K ( a ) = γ ( 2 π ℏ ) 2 [ I ( 0 ) K ( a ) + I ( a / ℏ ) K ( 0 ) ] (26) 其中 I ( ω ) = ∫ 0 ∞ cos p ω / ℏ D α | p | α − E d λ p (27) 联立方程(25)和(26)，有 K ( a ) = K ( 0 ) ，则 ϕ ( q ) 的表达式可写为 ϕ ( p ) = γ K ( 0 ) ( 1 + e − i a p / t ) D α | p | α − E (28) 这时，波函数 φ ( x ) 可以写为 φ ( x ) = γ K ( 0 ) ( 2 π ℏ ) 2 [ ∫ − ∞ ∞ e − i p x / ℏ D α | p | α − E d λ p + ∫ − ∞ ∞ e − i p ( x + a ) / ℏ D α | p | α − E d λ p ] (29) 由上述可知，如果分数阶单δ-势的波函数已经确定，则分数阶双δ-势的波函数可以表示为 φ ( x ) = φ 1 ( x ) + φ 1 ( x + a ) (30) 这里 φ 1 ( x ) 表示分数阶单δ-势的波函数，单δ-势的波函数的表达式 [ 20 ] φ 1 ( x ) = C α λ π ℏ α H 2 ， 3 2 ， 1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31) C α λ = γ K ( 0 ) ( 2 π ℏ ) 2 λ 2 π λ / 2 Γ ( λ / 2 ) 1 ( D α ) λ − 1 / α ( − E ) α + 1 − λ / α 则分数阶双δ-势的波函数为 φ ( x ) = C α λ π ℏ α H 2 ， 3 2 ， 1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 C α λ π ℏ α H 2 ， 3 2 ， 1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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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波函数的渐进性质 上一节，我们给出了 λ 维分数空间中分数阶双δ-势的波函数，波函数由Fox’s H函数表示，在这一节中我们考虑利用Fox’s H函数的渐进性质来进一步研究波函数的性质。 当 | x | → ∞ 时，利用Fox’s H函数的渐进性质 [ 22 ] H 2 ， 3 2 ， 1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λ (33) H 2 ， 3 2 ， 1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λ (34) 则这时方程(31)转变为 φ ( x ) ≈ C α λ π ℏ α [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λ +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λ ] (35) 进一步，当 | x | → 0 ， a → 0 时，我们再次运用Fox’s H函数以下的渐进性质 [ 22 ]，此时 H 2 ， 3 2 ， 1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0 (36) H 2 ， 3 2 ， 1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0 (37) 从而，波函数可近似为 φ ( x ) ≈ C α λ π ℏ α [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0 +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0 ] ≈ γ π ℏ K ( 0 ) α ( 2 π ℏ ) 2 λ 2 π λ / 2 Γ ( λ / 2 ) 1 ( D α ) λ − 1 / α ( − E ) α + 1 − λ / α (38) 当 | x | → 0 时， a → ∞ 时，由Fox’s H函数的渐进性质我们得到 H 2 ， 3 2 ， 1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0 (39) H 2 ， 3 2 ， 1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0 ， 1 ) ， ( ( α − λ ) / α ， 1 / α ) ， ( 1 / 2 ， 1 / 2 ) ] ≈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λ (40) 这样，波函数转换为 φ ( x ) ≈ C α λ π ℏ α [ ( | x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0 +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λ ] ≈ C α λ π ℏ α [ 1 + ( | x + a | ( D α ℏ α − E ) − 1 α ) − λ ] (41) 从上述表达式，我们可以看到， λ 维分数空间中分数阶双δ-势的波函数的渐进性质与分数空间的维数 λ 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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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本文考虑了 λ 维分数空间中分数阶双δ-势的问题，引入了分数维空间的傅里叶变换的方法来求解分数维空间中的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并借助Fox’s H函数的性质研究了解的渐进性质。我们精确求解了在 λ 维分数空间中分数阶双δ-势阱内运动粒子的分数阶薛定谔方程，得到了含有Fox’s H函数形式的分数阶双δ-势的能量本征值的方程(24)以及波函数的表达式(32)。之后，利用Fox’s H函数的渐进性质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波函数在自变量x及双δ-势间隔a在趋于0和无穷时的渐进性态，当 | x | → ∞ 时，波函数的渐进表达式由(35)给出，这时波函数趋于一个有限常数；当 | x | → 0 ， a → 0 以及 | x | → 0 ， a → ∞ 时的波函数渐进表达式分别由(38)及(41)给出，在这两种无穷趋势下波函数的渐进性态是与空间维数相关联的，都含有空间维数 λ 的负幂律函数，对渐进性态的研究揭示了波函数与空间维数的密切关系以及分数阶微积分与负幂律性质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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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专业设置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尽管其调整模式与运行机制日趋优化，但在经济社会不断变化的今天仍存在着政府干预主导、市场配置不合理、高校能动性低等固有矛盾。本文以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类专业调整为例，从政府、市场与高校的职能分工的角度出发简述其专业动态调整的思路，并提出了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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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2021年3月，教育部公布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020年度撤销本科专业总计达518个。近五年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撤销数量是最多的专业，共有44个；金融学类专业中保险学撤销7个，投资学撤销5个，金融学撤销2个。一直以来，高校学科专业增减都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每年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撤销或新增。新时代为适应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的总体目标，更好地解决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机构布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进一步推进落实，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中也指出“高等教育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适应社会需要”、“聚焦特色、分类发展”。从政策指导角度出发，我国高校专业学科的设置与调整实应把握时代脉搏，遵循经济发展的需求逻辑，修正现行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定位模糊、与经济社会脱节、管理结构不合理等固有问题。在专业动态调整与预警机制构建的驱动下，增强学科专业优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尽管目前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全国各类高校都在开展更符合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专业学科调整工作，但是专业调整机制的不成熟导致其在实际落实过程中无法跳脱出政府承担教育大部分责任的原有制约 [ 1 ]，又面临着市场调节失灵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的困境 [ 2 ]。学科专业如何调整以适应现代化治理需求已成为十四五背景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且与解决供需结构失衡、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在综合论述学科专业调整存在的普遍问题的基础上系统性分析预警机制的完善建议，健全政府、市场、高校三方协调机制，并以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类本科专业调整为例阐释，以期为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具体实践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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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现状分析 随着教育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矛盾虽普遍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仍呈现出其特殊性，故此应着重关注现阶段高校动态调整进行初期的实践情况，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1. 政府集中管理导致供需结构失衡 建国初期，我国延用苏联政府统一计划指导高等教育的模式构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体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但苏联教育的模式仍残留在我国现实教育之中，尤其是高校划分专业学科以培养人才的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并突出表现为教育管理中的高度集权。从现实情况上看，高校专业设置与招生规模的确定与调整由政府主导。就专业设置而言，即使个别高校拥有自设专业的权力也仍需遵守严格章程，经过层层审批后方可落实。就招生规模而言，高校无法自主决定招生比例，学科专业的招生指标由教育部统一分配 [ 3 ]。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作为枢纽起支配作用，市场被判断，高校被指导，无论市场还是高校均在管理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且位于直线管理结构的两端。因此，极易造成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进而导致人才供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就业难”问题，影响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市场调节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低效 随着对专业调整认知的加深，在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研讨中市场调节的不可替代性作用被逐渐重视，尤其是基于我国学科专业调整带有显著政府管制特征的现实，市场的作用一经强调便易得到愈发的推崇而造成其固有弊端被忽视的极端化落实。凯恩斯主义中提出的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的本质局限在高校专业动态调整中也同样适用。实践证明，由于非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市场的复杂性，高校在调整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面临信息不对称及调整的滞后等市场失灵问题。高校作为市场调节的主体，其趋利性特征导致当市场短期需求兴起时高校往往急功近利地开设新型学科，而缺乏对新事物的系统性认识与判断，最终易造成资源投入与实际产出效果不成正比，资源配置的低效与浪费的结果。就我国金融学专业而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设以来随着国内外金融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热门，迄今国内高校几乎均设有金融学专业但学科调整水平低，学科设置与开设初期未产生明显变化调整。 2.3. 高校定位不明导致专业特色弱化 行政干预模式下，尽管专业调整的统筹规划能力更强且能够降低资源配置带来的恶性竞争的可能，但长期的权威干涉限制了高校动态调整模式的自身发展，导致内部调节被外部权力绝对管控而逐渐丧失灵活性与创新性。就目前而言，全国范围内高校专业设置几近相同，不同学校在相同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上缺乏自我的思考，往往采取学术研究与应用技能一手抓的方式过分追求综合化，而忽视对自身学科专业的特色定位，难以保证学科专业的培养质量，造成了“千校一面”的尴尬现状 [ 4 ]。文理类院校在金融学科专业设置上无偏向性差异，学科教学内容重点同质化严重且主要围绕基本理论知识展开，而未充分利用学校本身特色优势以增强学科设置的专业性与应用性。同时，高校学科的定位不明也直接导致了人才的趋同化现象，不同高校的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几近相同，专业特色弱化模式下人才培养的日趋单一无法满足就业市场的多层次鲜明需求，人才供给单方面不对口输出使得市场需求缺口不断扩大、结构性失业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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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专业调整的内涵及基本原则 专业调整作为高等学校依据国家政策规定进行的专业内部组合与学科分类的变化方式，与高校人才培养、社会人才提供、经济科技的发展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其本质而言即专业适应时代需求下的优胜劣汰的过程。目前而言高校专业调整方式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专业的增设，增设基于时代特定发展背景下新兴市场需求与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热门专业，适应国家政策的方向。二是专业的撤销，同样基于新时代需求背景撤销明显偏离了经济建设方向或者游离于学校主体学科群建设体系之外的学科专业，提升专业设置的质量水平。三是专业的优化，从专业设置盲目性、跟风性角度出发 [ 5 ]，结合高校办学理念、学科基础、社会需求度等方面对专业设置进行控制与监管，进而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结构。 基于对现存问题的总体分析，建立专业动态调整的机制应遵循原则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要遵循可持续性的动态调整原则，以专业的长足发展为根本目标，充分认识到专业调整的长期性特点，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系统考虑学科专业的类别结构、课程设置、投资比率等方面的整体优化，在不断的调整发展过程中实现专业的完善。二要遵循适度超前的主动适应原则，密切关注政策导向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适应经济转型、科技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需要，根据对市场情况的合理预测与人才培养周期的理性判断，适度超前发展以切实紧跟建设的步伐、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三要遵循规模稳定的特色发展原则，立足不同高校的办学优势，从专业定位与服务社会层面出发实现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妥善处理特殊与一般、稳定与可持续、理论与应用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促进规模与效应相协调以提高不同高校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 6 ]。 南京审计大学(简称南审)是中国唯一以“审计”命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财经类院校，其金融学类专业数量呈现增加、全面的趋势，几乎涵盖了教育部发布的金融学类所有专业。不过，南审金融学类专业基于学科专业排名、专业就业率为重点的市场调节信号，以年度为单位统计各专业学生毕业就业率与志愿填报率，以及金融市场的行业动态，其在具体招生规模上一直处于有增有减的动态调整之中，并以市场与政策信号作为依据调整资源配置以达到配置高效的目标。在金融学科建设过程中，基于对保险学与信用管理专业招生质量的评估，降低大类招生的规模，由100人缩减至80人，最后毕业生小于40人。基于投资学填补江苏省专业空白、建立学生实践重要平台的就业优势，一定程度上扩大招生规模，由2个班调整至3个班，招生150人。基于国际市场环境对金融学专业(CFA)的高度认可与师资力量优势，扩充CFA专业开班数量与培养人数。专业调整过程中遵循适应性原则，把握行业与经济发展导向，以数据指标为基础协调各专业资源配置比例，从而加强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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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完善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对策 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完善问题中，政府、市场和高校在均担任了各自不可替代的角色。为解决现有问题、防止单一管理模式的弊端进一步扩大，应更清晰地划分责任范围充分发挥三者的职能优势，规避原有的政府主导的直线型管理结构将政府行政、市场调节与高校自治相结合构建利于循环的三角调整模式，使得各主体都能够直接参与调整的过程以提升资源的优化配置。 4.1. 加强对政府宏观方向的把握 随着政府主导弊端的逐渐暴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做出了进一步的重要部署，这也对高校专业调整中的管理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应顺应市场化发展趋势，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干预逐步迈向服务管理。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放管结合，激发市场与高校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减少事前的管控而加强事中与事后的服务监督 [ 7 ]。利用政府在宏观方面的把控，避免因片面依靠市场表象反映与直觉经验跟风调整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政府应基于国家经济现状与国家发展目标，对专业动态调整给予政策角度的大方向引导，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健全专业动态调整的评估、评价制度，弥补市场固有的内在局限，推进专业设置的特色化进程。 金融学类专业有着深厚的行业背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南审于 1993 年开设金融学专业，其后在建设过程中被确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江苏省品牌专业”，不断发展壮大。2012 年，金融学专业获批江苏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并确定为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19年、2020年金融学专业和投资学专业分别获批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专业建设过程中基于保险学科发展晚、基础弱与国家对保险业的新兴发展需求的矛盾，2005 年开始保险学本科招生，把握不同时期国家任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专业人才。为适应中国社会向建立诚信社会迈进的历史需求，2006年信用管理专业由教育部批准并开始招生，作为集管理、金融、财务分析为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更注重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南京审计大学投资学专业于 2008 年开设，隶属于学校的江苏省重点学科金融学学科，投资学专业开设填补了江苏省专业空白。 4.2. 增进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反应 为避免专业调整中其他管理主体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盲目性判断，应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职能以优化资源分配结构，降低浪费程度。故此，竞争与供需矛盾作为市场运行的根本性动力，其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作用应被合理利用以促进高校专业动态调整的机制完善。通过市场环境下的自由竞争激发出主体的创新型活力，化竞争压力为动力自主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目标 [ 8 ]。通过人才供需矛盾及时展现经济社会真实需求，提供外部信息并作为专业调整的接收主体反馈调整效果，利于资源更大程度上向真正有必要的方向流通。另外借助企业这一关键市场经济主体，转变高校资源投资结构，加强校企联系从而提升学科教育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程度，帮助适应性人才的培养。 为迎合市场判断以及经济进一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南审重视创新专业的设置，目前有金融学、金融学(CFA)、金融学(金融科技)、金融学(国际金融)、保险学、信用管理、投资学、金融工程五个专业以及三个金融学方向。其中立足国际金融市场对CFA人才的高度认可与需求，南审2012年开设金融学专业(CFA)，与 CFA 执业资格教育相结合，开创了江苏省金融学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与国际接轨旨培养素质全面的应用型人才。随着工程思维引入到金融学研究，借助数学、计算机、工程等分析技术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成为一种趋势，金融工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2013年南审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开设了金融工程学专业，培养学生运用工程思维能力创造性解决现实金融风险管理和投资管理业务中金融问题的能力。 4.3. 发挥高校调控主体的灵活自治优势 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它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本质特征，其供给在理论上无可争议地应采取政府与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高校作为专业调节的直接主体原则上其承担的职能并不亚于市场与政府 [ 9 ]。而基于现实，与西方大部分国家高校拥有自下而上的较大调整权限不同，我国高校建设从知识划分到人才培养均遵循固有的自上而下的规范体制，面对不断发展的环境更应主动适应创新发展的需要。在政府向服务型转变的基础上，高校有权在专业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自主权，利用创新优势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高校教育的供给体系，从而增强学科专业调整建制应用型教育与市场协同度。以金融学科为例，可结合高校自身优势打造特色化专业，如理工科优势院校便可利用数理教学优势将专业向金融工程、金融科技等方向调整，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应用性人才。 南京审计大学是我国审计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一，一直以来以“特色、质量、国际化”为目标培养专业化应用型人才以满足人才市场需求，当前正处于单科突进向多科共生型转变的阶段。2021年，结合南审“因审而立、为审而存、依审而兴、靠审而强”的办学特色优势，进行教育部专业目录外的特色专业——金融审计专业的申报工作，最终结果仍在等待教育部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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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 本文基于对专业动态调整的分析，归纳十四五背景下专业设置(尤其是金融专业设置)存在的现实问题与固有弊端，其中包括政府管控过多导致管理结构不合理、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专业定位不明导致办学特色弱等。进而以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类本科专业调整为例进行了具体探讨，兼顾政府、市场与高校的三方各自的职能优势提出平衡、可协调的调整模式完善对策，为专业动态调整向应用型、交叉融合方向转变提供实操经验与借鉴意义。以期提升人才专业培养质量，推动高校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成，进而适应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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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中本贯通”班的学生其学习经历、学习背景、学习氛围、学习基础等与普通高考生的不同，本文根据这些特点，以风景园林专业为例，对“中本贯通”班教改要求、教改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创新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今后此类教学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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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从2014年起，上海市教委基于“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30年)”文件的要求，开始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简称“中本贯通”。这种中本贯通即“中职校 + 应用本科”，中职校学生学业完成合格后经过转段考试直升应用本科专业的一种贯通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直接打通了中职学校学生向上深造的通道，让初中阶段选择就读职业教育的孩子及其家长们看到更多的提升学历的机会 [ 1 ]。 2016年9月上海市园林学校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达成协议正式开设了中本贯通班，由上海市园林学校正式开设了园林技术专业，在中专学习三年后，进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进行4年的本科教育。 目前已经有2019级、2020级二届“中本贯通”在校学习，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统一的教改方案指导下，在二级学院具体的措施落实下，现在学生学习平稳，大部分课程与高考班比较没有显著差异，教学效果良好。在此对“中本贯通”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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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中本贯通”班的特点 由于学习经历、学习背景、学习氛围、学习基础等的不同，高中高考和职高入学学生各方面差异不小。中本贯通学生没有经过高考而是在中考时期选段进入职业中专学习三年，在中职已经经历和学习了相关专业，是一群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学生；虽然专业学习内容、学习深度和广度等都有局限，但与高中阶段高考直升本科的学生有很大不同 [ 2 ]，高考学生强化了三年的基础教育课程，相对而言，中本贯通学生在理论课程学习方面的能力稍弱，而动手操作能力显示则要强一些；另外，以风景园林专业为例，“中本贯通”班在中职阶段即上海园林学校学的专业叫“园林技术”，而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对应的专业叫“风景园林”；虽然由本科院校和中职学校共同或相似设计课程，但“中本贯通”班仅基于“理论够用”进行课堂理论教学，在教师带教下，更强调园林技术基础实践操作层面的训练。 所以，对于这些学过一些初步基础专业知识的“中本贯通”班学生，进入大学后需要改变传统本科教学仅对书本理论知识简单验证的模式，增加与新时期行业发展阶段相衔接新知识、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