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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对中国大学去管理行政化的若干思考 3.1. 借鉴国外大学去行政化的成功经验 最早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发展文化的热潮，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推崇学术自由，信奉高校自治，政府以及教会并不对高校内部事物进行干预。这体现了早期大学的崇高地位，也使得大部分大学没有功利性，拥有足够额的自主权 [ 3 ] 。在各国政治外部环境、文化背景、管理体制等长期影响下，各国高校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结构模式。 美国模式。美国大学大多采用董事会模式，与政府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同时，其财政多来源于社会资助，较少的依靠政府，故其很少受到政府影响，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充分非政治性。美国大学行政权力较于学术力量更为突出，但院长参议会以及教师评议会的存在保证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平衡发展，学术自由基本得以保障。总体来说，美国大学充分保证了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高校学术风气浓厚，基层教师的权益和意志得以表达，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既互相制衡又互相发展。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德国等欧洲高校传承了中世纪欧洲高校学术自由的传统，坚持“教授治校”的理念，坚持高校自治，学术权力较之于行政权力更为突出。其全校代表大会是德国大学普遍的最高权力机构，除了教研人员、行政人员、校长等，学生代表也在大会中有着重要表决权，该大会对学校各类重大学术决策和政策做出裁决，并且拥有校长选举权，是一个高校基层教师和学生很好的表达意志的渠道，也是控制高校发展方向与资源配置的有力途径 [ 4 ] 。另一方面，高校行政权力虽然较弱，但行政人员同样有表达意志和行使权利的渠道，独立的监督机构更保证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均衡发展，保证了高校决策的正确性。 英国模式。英国大学由于与欧洲大学同样受到欧洲中世纪教权的驱使，在其高校发展中，国家政治大环境也与欧洲类似，故而到如今，英国高校与欧洲高校有着共同的特点，其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基本均衡，互相制约，共同发展。英国高校中学术力量集中体现在其学术评议会这一最高学术权力组织，是教职人员表达意愿和参与治校的渠道与载体，拥有高校一切内部事务的决策权 [ 5 ] 。英国高校行政核心机构是校务委员会。其职责是收集各方意见和建议，制定政策，直接管理学校事务，但无直接决策权。这种制度，既保证了执行与决策的分离，又保证了教授治校的基本理念，同时，提供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监督的途径。正是这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协调共生的关系，才使得高校在保证学术自由的基础下，得以高效的运作。 日本模式。日本大学相较于欧美大学，与我国大学有更多相似之处。日本大学采用混合型治理结构，最高权力机构是评议会，拥有高校重大决策的决定权以及对行政工作的监督权；日本大学校长作为高校最高行政力量，由评议会选举，任命后主持评议会工作，总领学校内部一切事务。由于其大多仍旧隶属于政府，至今尚未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但较为健全的高校学术组织以及合理的选举制度与监督制度，保证了学术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两者的平衡，保证了学术自由。日本大学在数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此消彼长，近几十年来，日本大学正在大力推进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期望向高校自治方面发展，其改革方向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3.2. 我国高校改革路径探索 3.2.1. 改进政府与高校关系，去“高校外部管理行政化” 当今我国高校基本构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政府对高校的管制主要采取经费导向手段以及控制大学校长任命权、控制大学教授评审权、控制资源分配权等。虽然高校独立法人制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架构带来的弊端，但在我国政治环境以及当前国情下，是无法彻底将高校独立于政府以及政治之外的。 实质上，高校“去行政化”并不代表高校要彻底脱离政府的管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非必然会妨碍我国高校的发展，政府控制也并不必然会妨碍学术发展，但行政机关越位的管制严重妨碍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行制度下，我们更应该去强调遵循学术规律，合理改进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政府作为国家守护者，理应为本国高等教育提供资金，保证其正常运转，但政府应局限于投资者的角色而将高校管理权归还高校，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手段，明确政府管制权限与范围，克服其对大学的行政化管制方式，防止政府对高校毫无节制的干预。同时，政府还应该担任起监督者和维护者，以学术目标为导向，依据国情，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并依照相关法律制度，规范高校学术行为及发展方向，防止高校在缺乏约束情况下背离学术目标，真正实现“统治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监督型政府”的转变。 3.2.2.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力量平衡发展 与西方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不同，我国高校虽起源于西方，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深受我国国情的影响，高校行政权力尤为强大，学术权力一直缺乏主导权。学术主导的缺失，权利之间监督约束机制的缺乏，以及权利之间的不对等，必然致使追求功利、官本位思想的蔓延，高校权利滥用在所难免，高校行政化应运而生。因此，转移高校权力中心，加强学术权力，弱化行政权力势在必行。如何合理地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成为缓解日益严重的行政化趋势的关键所在。 由前述对世界各国高校的分析发现，虽然各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有强弱，却依旧能保证高校自治和学术自由，促使高校以学术目标为导向发展。由此可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强弱并非高校治理的关键，其本身并不会影响学术权利的正确行使，真正关键在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整合、相互监督及共同发展。 学术权力是大学的根本，理应作为高校的主导力量。而随着社会发展，高校规模的扩张，行政权力对高校的有效运转来说越来越必要，是保证高校有效治理的关键。既需要保证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又需要行政权力维持组织高校运转，学术力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就成为必然。参照国外各国高校学术评议会对校长的选举及监督制度、各学部委员会对学部部长的推选及制约制度等，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制约与监督的重要性，这些制度是保证学术自由的根本，也是保证高校自治、良好发展的基础，同时促进了两者共同发展。 3.2.3. 完善学术评议会制度 评议会作为大学共同体内的学术最高权威，遵循权力制衡的规则和方式，体现了大学权力结构秩序的需要 [ 6 ] ，其宗旨是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学术共同体对学术事务的有效控制，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保证学者所研究与传授的学科得以发展，保证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权力 [ 7 ] 。通过上述对世界各国高校的分析可知，学术评议会在世界各国高校都代表着最高的学术权利。特别是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学，学术评议会除了拥有学术事务一切决策权，还对行政事务具有审议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同时，各国高校学术评议会中，教授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且通过对校长的任免、审议等制度，充分保证学术去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学术权力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渠道和平台。 我国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和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明确提出高校学术委员会具有审议各项学术事务、评定各项教学研究成果等最高学术权利。我国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实际上类似于外国高校的学术评议会。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校都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在形式上也授予其学术决定权。但相较于国外高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政府权利的越位以及组织结构和机制不合理都阻碍了我国学术委员会发挥作用。故而借鉴各国大学评议会制度，从而完善我国学术委员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章程，以学术目标为导向，依照学术规律，合理规定学术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职能范围、运行规则、人员构成及权利等，明确学术委员会的最高学术管理地位，保护其学术监督、审议及决策权利可以合理有效的行使。 其次，规范学术委员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目前，我国高校校长及上层行政人员采用的是政府上级部门任命制。学术委员会形式上体现教授治校，但实际上，其主要组成部分依旧是上层行政人员。同时，不同于国外高校中校长不具有投票权和决定权，我国高校校长作为学术委员会的组织人员，不仅拥有投票权，甚至具有决策权，这种制度完全违背了教授治校的理念。因此，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参照国外高校发展经验与方向，我国应合理调整法规条文，在学术委员会中建立起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相互监督与制衡机制，保证教授真正成为学术委员会的权利主体，提升教授参与的积极性，减少校长及高层行政人员占有比例，同时取消校长的投票权和决策权，仅仅赋予其组织者的身份。此外，参照德国高校治理模式，将学生代表纳入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中，亦可提高委员会民主性与科学性。 3.2.4. 培育学术文化 文化是大学制度的基因，是大学发展的土壤，学术文化是大学的产物，也是大学的根本。无论是斯诺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两分法，还是伯顿·克拉克在对“学术信念的基本类型”的讨论中提出的学科文化、院校文化、专业文化和系统文化的四分法，都是以学术活动为中心 [ 5 ]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张及人员事务的增多，行政对高校意义越来越重大，故而行政文化应运而生。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在学术事业和系统中最少被注意到但又变得日益重要的是行政文化从教师和学生文化中的分离。随着职业管理专家代替教授业余管理者，一系列独立的角色和利益出现了。一种独立的文化产生了。” [ 5 ] 我国大学文化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由于我国历代科举的传统以及近年来官僚主义的盛行，加上行政级别制度的盛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行政文化成为我国高校主流价值观，而学术文化则日渐被边缘化。正是这种“官本位”行政文化的“土壤”，才使得我国高校“行政化”愈演愈烈，难以根除。只要这种“大学官场化”的土壤依旧存在，社会“官本位”的导向依旧盛行，学者就无法摆脱对行政级别的追求，高校“去行政化”就永远只能纸上谈兵。 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行学术文化，合理引导高校学术风气，营造崇尚知识、勇于探索的价值追求，同时合理协调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促使两种文化和谐共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