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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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结果 3.1. 学习情境下大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情况 将在元认知量表得分(M = 53.46， SD = 8.51)高于和低于一个标准差的被试分别定义为高元认知水平组和低元认知水平组，其中高元认知水平组被试132名，得分在62及以上，低元认知水平组被试108名，得分在44及以下。对筛选出的两组被试元认知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被试得分差异显著(t (238) = −48.08， p < 0.001， d = 0.91)，说明分组有效。 学习情境下大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情况见表1。 由于媒体多任务行为得分范围在1~5分，所以由表1可知，简单情境下大学生进行媒体多任务行为的频率均在中等程度以上；而在困难情境下，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在中等程度以上，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在中等程度以下。 为了弄清楚不同学习任务下，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大学生媒体多任务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进一步对学习任务和学习者元认知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 3.2. 不同元认知水平学习者在不同任务条件下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差异 对学习者在不同任务条件下与学习相关媒体多任务行为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学习任务难度和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的主效应均不显著(F(1，238) = 1.39， p > 0.05; F(1，238) = 3.31， p > 0.05)，学习任务难度与学习者元认知水平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238) = 0.92， p > 0.05)。结果表明不同难度学习任务下，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学习者在进行学习相关媒体多任务行为的频率上没有显著差异。 3.3. 不同元认知水平学习者在不同任务条件下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差异 对学习者在不同任务条件下与学习无关媒体多任务行为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学习任务难度的主效应显著(F(1，238) = 37.60， p < 0.001， ηp 2 = 0.14)，学习者面临困难学习任务(M = 2.23， SD = 0.97)时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的频率显著低于面临简单学习任务时(M = 2.62， SD = 0.93)；学习者元认知水平主效应显著(F(1，238) = 7.04， p < 0.01， η 2 = 0.03)，元认知水平高的学习者(M = 2.30， SD = 0.90)进行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显著低于元认知水平较低的学习者(M = 2.58， SD = 0.70)；学习任务难度与学习者元认知水平在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上交互作用显著(F(1，238) = 4.38， p < 0.05， η 2 = 0.02)。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简单任务情境下，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学习者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无显著差异(F(1，238) = 1.61， p > 0.05)；而在困难任务情境下，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学习者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差异显著(F(1，238) = 10.97， p < 0.01)。在完成困难任务时，元认知水平高的学习者(M = 2.05， SD = 1.03)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显著低于元认知水平低的学习者(M = 2.46， SD = 0.70)，交互作用见图1。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dia multitasking behavior in Learnin 任务难度 与学习相关 与学习无关 M(SD) M(SD) 简单 低元认知组 2.78(0.97) 2.70(0.81) 高元认知组 3.06(1.04) 2.55(1.02) 困难 低元认知组 2.76(1.01) 2.46(0.84) 高元认知组 2.89(1.27) 2.05(1.03) 表1. 学习情境下大学生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图1. 学习任务难度与元认知水平对学习无关媒体多任务行为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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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情境问卷探查了学习任务难度与学习者元认知水平对学习情境下大学生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面对简单的学习任务下，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大学生在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上没有差异，而在困难任务下，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更少地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但是学生进行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与其元认知水平及学习任务难度均无关。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值得思考。 4.1. 学习情境下大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十分普遍 本研究发现，除在困难作业情境下，大学生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略低外，学生一边学习一边进行各种媒体活动的平均频率处于中等以上水平。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者发现大多数的学生会在学习的过程中使用电子媒体工具的结果一致(Jacobsen & Forste， 2011)，这表明对大学生而言一边学习一边使用媒体工具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当今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平板电脑、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大学教室也越来越现代化、数字化，多媒体教学早已不是新鲜的名词，当今的学生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都被各种各样的电子媒体所包围。已有研究者发现媒体环境对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周围环境中电子媒体越多，学生进行媒体多任务行为的频率也就越高(Rosen et al.， 2013)。那么，大学生在学习时会进行哪些媒体活动呢？ 以往很多研究发现大学生经常在学习的同时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活动，如即时通讯、听音乐、发短信等，但也有研究发现学生借助媒体工具来协助学习(Bellur et al.， 2015; Calderwood et al.， 2014; Davies & Sant， 2014)。因此本研究根据媒体活动与学习目标是否一致，将媒体多任务行为划分为与学习相关和与学习无关两种类型，分别进行探查。与以往研究一样(Fried， 2008)，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学习时经常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活动，但大学生学习时进行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频率并不低，在中等以上水平。由此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以往研究者通过创设特定的实验情境，如收发短信、Facebook使用等，研究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对学生学习、认知影响(Bowman et al.， 2010; Kirschner & Karpinski， 2010)，而忽略了与学习内容相关的媒体活动，如查单词、搜索信息等，因此，这些研究缺乏生态效度；另一方面，还可能与研究者对媒体多任务行为的理解界定有关，特别是学习情境下的媒体多任务行为。一般情况下研究者主要研究与学习目标不一致的媒体多任务行为(Rosen et al.， 2013; Calderwood et al.， 2014)，而本研究对媒体多任务的界定既包含了与学习目标一致的媒体多任务(如一边写作业一边搜索学习相关信息)又包含了与学习目标不一致的媒体多任务(如写作业同时听音乐)。正如Judd (2013)提到，并不是所有的多任务都是干扰性的，它可能是与学习相关的活动或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比如写论文时使用浏览器搜索资料、做数学计算时使用计算器帮助计算等。 此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教育改革的进程，利用媒体工具学习也成为大学生必备的技能之一。自2011年翻转课堂、MOOC等概念问世以来，信息化教育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开始重视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鼓励大学生使用教材以外的学习资源，如网上查阅文献、学习网络课程等。因此，大学生一边完成作业，一边借助网络资源进行信息搜索、学业求助等行为也必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因此，今后的研究者可以多关注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考察其对学生的学习、认知的有何影响，等等。 4.2. 元认知水平调节大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 本研究发现面临困难任务，元认知水平高的学习者比元认知水平低的学习者较少地进行媒体多任务行为，特别是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元认知水平高低影响学习者对学习任务的计划、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调整，进而影响其行为表现。高元认知水平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更善于进行自我调节，能根据不同的学习任务难度调整自己的行为。当任务较难时，元认知水平高的学习者有意识地主动减少媒体多任务行为，专注于当前学习任务，使媒体多任务行为对学习的干扰效果降低到最小。例如，有研究发现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选择关掉信息提醒声音，专注学习任务，休息的时候再查看、回复信息(Wijekumar & Medinger， 2005)；有的被试会尽量使自己集中注意于当前任务，几乎不进行多任务(Alder & Benbunan-Fich， 2013)。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研究发现媒体多任务行为会降低学业成绩(Rosen et al.， 2011; Wood et al.， 2012)，而有的研究发现媒体多任务行为对学生学习并无影响(Fox et al.， 2009)，甚至有的高程度的媒体多任务者的成绩也很好(Lee， 2012)。 鉴于以往大量研究发现媒体多任务行为与学生学业成绩负相关，学习情境下大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日渐引起教育者和家长的担忧与重视，有的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有的教师上课时要求学生上交手机等等。但也有研究者指出电子媒体传播的内容比起媒体本身的影响作用要大得多(Schmidt & Vandewater， 2008)，因此今后的研究不应单纯地关注学生是否进行媒体多任务，而应更多地考虑学生出于怎样的目的、使用媒体做了什么，如何激发、维持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教授给学生更多的元认知策略，集中注意于学习任务、恰当合理地进行多任务等，避免媒体多任务行为对学习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未来研究者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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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学习任务难度与学习者元认知对与学习相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没有影响，但对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有影响。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调节学习任务难度对学习无关媒体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困难任务下，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比低的学生会更少地进行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简单任务下，学习者与学习无关的媒体多任务行为不受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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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气质类型与大学生反应敏感性的关系，并尝试将其引入到职业选择中。本研究采取陈会昌六十气质量表，总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3份。在区分混合气质后获得158名被试，通过E-prime程序对其进行反应敏感性测试。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得出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T检验值p = 0.041 < 0.05， 即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之间有显著性相关。其中，具有多血质型的被试在反应敏感性测试中的表现普遍优于其他类型的被试。 关键词 :大学生，气质类型，反应敏感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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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职业相应而生，从秘书到纸巾嗅探师，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大学生在毕业的十字路口选择就业的同时，就业方向的抉择也成为了一大难题。许多大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更多的是受分数的限制或为了能更好地就业，往往没有深入了解自己更适合哪种专业就匆忙填写，以至于在就业时面临感兴趣的职业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等问题。在各个事业领域，工作者都需要表现出与之相关的工作处理能力，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适合不同的职业类别(胡玉东，2003)。 为了多方面地探讨气质对就业方向的影响，我们将反应时与正确率两个变量融合到一起，形成新的变量“反应敏感性”，并将此定义为：答对题目的总反应时与完成所有题目的总反应时的比值。反应时是指从接受刺激到机体做出反应动作所需的时间；正确率即对刺激问题作答的正确百分比。从实验研究的角度来解读，反应时和正确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敏感”。反应敏感性是指个体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敏感程度。反应敏感性指数越高表明个体的反应速度越快，反应越准确。 在以往的研究中，只要是有关于反应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都是以被试的反应时作为实验中的因变量或研究指标之一，只有部分实验在针对反应时进行研究的时候，考虑了被试在实验中表现出来的反应正确率问题，在本实验中，将反应时与反应正确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反应这一个系列动作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即反应敏感性，通过分析气质与反应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将气质与就业选择和反应敏感性与就业选择相互联系起来，一同进行探讨，可以减少只研究反应时或反应正确率而造成的不足。因此探讨气质和反应敏感性间的关系既可以丰富气质的相关研究，也可以从反应敏感性角度更科学具体地指导大学生择业。若将其应用在中小学教育中，也有助于教育工作者了解和预测儿童个性发展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曹爱华等，2006)，并能更具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为分类教育、因材施教提供条件。 气质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气质是变化最为缓慢的个性心理特征(林崇德，2009)。由于多数人在复杂环境下会呈现混合气质，所以实验以混合气质为主要研究对象。测量工具采用陈会昌气质量表，采取数字等级制将气质类型进行区分，可得13种类型，由于部分气质类型样本较少，本实验只以其余7种混合气质为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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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与方法 通过被试招募活动，人工发放问卷。从招募所得的被试中随机选取300名江汉大学的在校大学生，男女各150人。使用陈会昌气质量表(又称“陈会昌六十气质量表”) (陈会昌&张拓基，1984)，对被试们进行气质类型的测试。共发放300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73份，问卷有效率为91%。在273份有效问卷中，男性被试157人，女性被试116人；大一的被试85名，大二的被试94名，大三的被试69名，大四及以上25名。根据实验要求和陈会昌气质量表计分机制对有效问卷进行处理，将混合气质类型和单一气质类型进行区分(许智权&阮承发，1987) (张蓁，1984)，得到混合气质类型的197份答卷，对这197名被试进行反应敏感性测试。反应敏感性测试使用E-prime程序进行。由于一定的被试流失，E-prime实验最终收集到158名被试的有效数据。在这158名被试中，男性被试92人，女性被试66人；大一的被试49人，大二的被试64人，大三的被试37人，大四的被试8人。被试均了解实验目的并自愿参与，参与实验的被试会在实验结束后获得相应奖励。使用E-prime程序所得的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 2.2. 工具和材料 2.2.1. 陈会昌气质量表 又称“陈会昌六十气质量表”。该量表是由山西省教科院陈会昌等编制，共60题，每种气质类型15题，测量出4种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经测验，本实验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2.2.2. 反应敏感性测验 首先，通过查找文献与网络资料，建立了一个无偏向性问题(有AB向正确答案)的问题库。无偏向性问题在这里指的是对于被试来说没有明显喜好与厌恶的中性问题。大量研究表明，视觉工作记忆与选择性注意这两种认知过程中有着密切的关系(王灏，2014)。谨慎选取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一部分由于被试个人情感偏向引起的选择性注意造成的实验误差。建库之后寻找10名同学在问题库中随机选取20道题，将之汇总，并按照选取的问题的频率确定出20个无偏向性问题，通过E-prime程序，编写成可以测量反应的作答正确率和反应时的反应敏感性测验。最后，通过反应敏感性测量公式：反应敏感性 = (答对题目的总反应时)/(完成所有题目的总反应时)，计算被试的反应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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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作答反应时与作答正确率 收集实验结果数据，在剔除了无效实验数据后，通过spss 13.0进行了实验结果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 根据实验被试样本发现，具有粘液质气质类型(即粘液质型人格与含有粘液质的混合型)的被试所占比例最高，达到75%；其次为多血质(即多血质型人格与含有多血质的混合型)，占比为56%；胆汁质(即胆汁质型与含有胆汁质的混合型)和抑郁质(即抑郁质型人格与含有抑郁质的混合型)则相对较低，分别为21%和18%。 根据表2显示的T检验数据可知，由于气质类型与作答正确率的T检验值p = 0.463 > 0.05，气质类型与作答正确率之间无显著性相关；由于气质类型与反应时的T检验值p = 0.039 < 0.05，气质类型与反应时之间有显著性相关. 由于反应时和年龄存在关系，以人的成长为线索，一般人的反应时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缩减，随后在青年时期会达到一个峰值，即反应时间最快。经过这个峰值之后，反应时就呈一个增加的趋势，即反应速度逐渐减缓。因此，反应敏感性也可能随着人的年龄的增加而衰减。不过，年龄在本实验中不属于相关变量，此处不做额外的详细讨论，可在后续相关试验中进行探究。 Table 1 Temperament type tested for E-prime reaction time (ms) and accuracy (% 气质类型 男反应时 男正确率 女反应时 女正确率 总反应时 总正确率 多血*胆汁 818 88 871 91 844.5 89.5 多血*粘液 820 89 881 91 850.5 90 胆汁*粘液 864 90 944 92 904 91 胆汁*抑郁 896 90 923 91 909.5 90.5 粘液*抑郁 877 88 980 91 928.5 89.5 多血*胆汁*粘液 841 89 862 90 851.5 89.5 胆汁*粘液*抑郁 903 91 977 93 940 92 表1. 各气质类型被试E-prime实验反应时(ms)和正确率(%) 注：有部分混合气质类型样本过少，不具备研究价值，此处不予统计。 Table 2 Temperament types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 标准差 p 气质类型*反应时 13.56 0.039 * 气质类型*作答正确率 23.77 0.463 表2. 气质类型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注： * 表示p < 0.05。 3.2. 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 为了探讨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用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气质的职业，数据分析小组对各种混合气质类型的反应时与作答正确率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3。 根据实验要求，对各种混合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使用SPSS 13.0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3显示的T检验数据可知，由于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T检验值P = 0.041 < 0.05，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之间有显著性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探讨大学生气质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气质的职业，也可以探讨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 从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来看，由多血质型占主导气质的被试在反应敏感性测试中的表现普遍优于其他类型的被试。之后依次为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多血质气质类型的被试的反应时处于较高的水平，作答正确率则稍稍低于抑郁质和粘液质。虽然各气质类型间的作答正确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不过总体上还是存在微弱的小差别。同种气质类型内，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性被试反应时普遍优于女性被试，作答正确率一项却相对女性被试较低，不过差异并不显著。在我们的生活中，由于受刻板印象影响，普遍会认为男性对于事物的认知快于女性，容易快速做出判断，而女性则心思敏感细腻，多角度感知，随后才做出结论，往往作答正确率要高一些。这与本实验所得结果也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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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分析与讨论 大学生在进行职位选择时，也可以依据自身气质类型、受教育状况等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职业而不是盲目选择(周振华&李燕，2012)。依据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多血质型人此项指标得分程度较高，可以选择如节目主持人、演员、讲授者等适合反应敏捷者的职业；粘液质型此项指标也相对较高， Table 3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y to temperament typ 气质类型 正确反应时(ms) 总反应时(ms) 反应敏感性 多血*胆汁 833 844.5 0.838 多血*粘液 842 850.5 0.847 胆汁*粘液 921 904 0.917 胆汁*抑郁 897 909.5 0.891 粘液*抑郁 931 928.5 0.902 多血*胆汁*粘液 837 851.5 0.836 胆汁*粘液*抑郁 967 940 0.926 表3. 各气质类型的反应敏感性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ment type and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 标准差 p 气质类型*反应敏感性 19.62 0.041 * 表4. 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相关 注： * 表示p < 0.05。 适合从事法官、外科医生、管理人员等；胆汁质型相对前两者，在此得分评判标准中并不占据优势地位，结合其他相关研究，能够发现适合军人、律师、新闻记者等坦率热情、精力旺盛的职业；抑郁质型由于其自身特点，所以并不很适合强冲击性、高兴奋性的工作，相反适合如校对、雕刻、机关秘书、艺术从业者这类工作。 有研究对气质类型与学习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相关试验，发现抑郁质和胆汁质与学业不良有关(沈烈敏，2004a)。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年龄增长，气质类型所呈现的相关性总体呈减弱的趋势(沈烈敏，2004b)。在本实验中，反应敏感性测试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也恰为胆汁质和抑郁质。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是否由于每个人反应敏感性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学业上的差异。由此获得一些启发：在教育领域中，中小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培育时，可以依据其气质类型做出合理的针对性方案。学生的气质差异对其人格和成就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张履祥&钱含芬，1995)，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的情绪状态不同，受环境影响程度不同，对于课题的理解程度与反应速度也不同，教师可以对这些学习存在困难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适时调节教学计划。 进行实验时可能存在操作不当、环境因素等造成实验数据存在偏差，以及对于本次实验没能达到的方面(视觉搜索与气质类型间的关系、oddball实验范式的应用)可以在后续研究中做出合理改善，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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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抑郁症是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并且长期中度或者重度抑郁症患者可能在严重时出现自杀行为。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是抑郁症的高发期。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总结，从脑神经发育、生理机制、基因和环境四个方面探讨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高发的机制。本文推测，青少年早期易患抑郁症机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青少年时期大脑快速发育以及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同时发现，这些影响因素之间联系密切，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讨论因素之前的联系和协同作用。未来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并应该对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抑郁症，青少年，神经机制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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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抑郁症是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并且抑郁症终生患病的概率高达16% (Kessler et al.， 2003)。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为情绪低落、活动降低、缺乏快感、精力减退。重度抑郁症患者甚至可能会心理迟滞，思维困难。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预测，全球预计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长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郁症患者可能在严重时出现自杀行为，每年有逾80万人因自杀死亡(世界卫生组织，2016)。流行病学的调查便发现，青少年早期是抑郁症的高发期。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的学业等压力日益增大，我国有研究者就发现，在重点中学抑郁症的发病率高达40.4%，即便是普通中学也有39.5% (冯正直等，2005)。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成长发育非常重要的时期，可能由于青少年时期心理生理的高速发展，青少年对于环境中的刺激过度敏感等因素，使得抑郁症首发更可能是在青春期。但是，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尚不清楚，许多精神障碍发生在青少年期的原因也尚存争议。本文根据以往的文献研究，从脑神经发育、生理变化、基因、环境等方面对抑郁症发生在青少年时期的原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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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脑神经发育 2.1. 抑郁症相关脑机制研究 随着功能核磁共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抑郁症可能是多个脑区相互作用，共同参与反应活动，其中相关脑区中任何一个脑区发生病变均可能使个体患上抑郁症。 在结构上，抑郁症患者的左侧颞叶容积、海马容积、吻侧扣带回皮层灰质容量和丘脑相较于正常人要更小，首发抑郁症患者具有更小的杏仁核灰质。在较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中，整个前额叶容量减少(Bora et al.， 2012)。 在静息功能方面，基于局部功能活动特定方法的FMRI研究普遍认为，抑郁障碍器质性病变的基础是边缘系统–皮层–纹状体–苍白球–丘脑异常的神经环路。有较多研究者发现了上述的环路相关的脑区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出现异常，从而佐证了抑郁症患者的神经环路假说(Liu et al.， 2012; Yao et al.， 2009; Peng et al.， 2011)。根据功能连接方法的FMRI研究则认为大脑默认网络、情绪调节环路与抑郁症患者有联系。大脑默认网络是由楔前叶、后扣带回、顶叶、内侧前额叶皮质等部分构成(Broyd et al.， 2009)。研究普遍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大脑默认网络中的功能连接出现增强的结果(Kenny et al.， 2010; Greicius et al.， 2007)。情绪调节环路主要是由前扣带回、杏仁核和额中回之间的环路构成。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环路功能连接异常和抑郁症的发病之间有一定联系，并且抑郁症患者异常脑区主要分布在皮质和边缘区(Anand et al.， 2009; Peng et al.， 2012)。 在情绪加工方面，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自下而上的情绪加工的异常与杏仁核和梭状回等脑区反应的异常有一定的联系。抑郁症患者在知觉负性刺激时，杏仁核有过度激活的现象(Savitz et al.， 2009; Matthews et al.， 2008)。并且在抑郁症人群中，患者的双侧杏仁核与扣带回膝上部功能联合性降低，且这种降低随着病情的加重，联合性会越来越差，而和扣带回膝下部之间的功能联合性增强。研究者推测，扣带回膝上部与情绪认知调控相关，而扣带回膝下部与负性自我相关信息相关(Matthews et al.， 2008)。研究者们在梭状回区域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抑郁症患者在对负性刺激加工时，梭状回区域表现出过度激活的现象(Surguladze et al.， 2005; Chan et al.， 2009)。抑郁症患者在对负性情绪刺激反应时，出现了反应增强的现象，体验到了更多的负性情绪(Joormann et al.， 2012)。 在认知控制方面，研究发现，抑郁症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的异常与前额叶区域的反应异常有一定联系。研究者们发现，在令抑郁症患者进行诸如数字分类或是Stroop这类需要注意控制的任务时，抑郁症患者的前额叶区域表现出了活性下降的现象，即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控制脑区功能下降(Siegle et al.， 2007; Savitz et al.， 2009)。当外界负性刺激进入患者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时，患者无法更好的控制负性情绪信息带来的干扰，从而产生抑郁。 2.2. 青少年大脑发育变化为病变提供机会 正如前文所言，大多数抑郁症患者首次发病是在青少年时期。而青少年时期大脑的飞速发育以及功能的发展可能是青少年时期高发抑郁症的重要原因。 青少年大脑飞速发育，可能为病变提供了机会。青春期荷尔蒙以及神经发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青少年实现独立提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突触的连接被重塑，前额叶的脑区开始飞快发育，整个大脑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Miguel-Hidalgo， 2013)。而在这个大脑飞速改变的时期，某些区域由于内在或外在的原因没有发育正常可能就会导致精神障碍出现。正是由于青春期大脑又一次快速的变化，给疾病的产生提供了机会。换句话来说，在青春期期间，认知能力、意志控制等能力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可塑性，但是正是这种巨大的可塑性，十分容易受到外界或者自身的干扰。 研究发现，在青春期时期，杏仁核、海马、后部颞叶皮层的灰质密度呈增加的趋势(Gogtay et al.， 2010)。额叶则是青少年时期大脑重点发育对象，青春期额叶会发生大量突触裁剪的现象，突出开始有明显的结构重组。大脑开始有选择性地裁剪了过多不必要的神经元联结，使得信息加工能力效率更高也更加集中(鞠恩霞，2011)。并且感觉运动区域和原始边缘系统是较早发育成熟和稳定，但是处理较高级信息的区域(如背外侧前额叶、顶叶下部、上部颞叶以及小脑执行功能的部分)则较晚成熟。注意、反应抑制、情绪调节、远端决策等功能的发育严重依赖于前额叶皮层以及其他大脑之间的连接的发育(Giedd et al.， 2008)。 青少年时期发育的脑区和前文中描述的抑郁症发病相关脑区有着高度的重叠和关系，在发育过程中这些脑区高度敏感。由此可以推测一旦青少年时期这些脑区受到了外界的干扰或是影响发育异常，那么可能会使得个体患上抑郁症。 2.3. 青少年与成年人脑功能的相似性 正大脑发育从个体出生便开始，即便大脑发育的确为病变造成了机会，那究竟为什么抑郁症首发更多是在青春期而不是童年晚期或是更早呢？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这段时间个体的脑功能正处于发育高峰期，具备许多和成年期大脑类似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尚不成熟。那么可能正是因为青少年时期个体的大脑发育出了和成年期类似的功能，使得青少年处理的外部刺激变多，但是由于还未成熟因此无法很好的应对这些刺激。 有研究者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青少年和成人在情绪辨别任务中的反应进行比较发现，青少年表现出了类似成人的大脑皮层活动，但是青少年对情绪的识别并没有完全成熟(Wong et al.， 2009)。在一个纵向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和童年晚期的相比，在识别面部表情时，青少年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腹侧纹状体有明显增强的激活(Pfeifer et al.， 2011)。相比于童年晚期，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对情绪刺激更加的敏感，但是相比于成年人来说，对于情绪刺激的加工又处于不够成熟的阶段。有研究就发现，对情绪刺激反应时，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右外侧前额叶激活程度较弱，而边缘系统更大的激活。这也就说明，青少年由于前额叶尚未发育完全，无法对情绪进行很好的认知调控，但是他们对于情绪的反应又要比成年人或是童年晚期个体要强烈。 有研究甚至发现相比于儿童晚期和成年早期，青春期早期的抑制控制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干扰(Cohen-Gilbert et al.， 2013)。这其中的脑机制尚不清楚，但也可以清楚反映出青春期早期的个体一方面十分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抑制控制能力尚不成熟。 正如前文描述那样，抑郁症患者往往会表现出对负性情绪刺激更加敏感，而对负性情绪的认知调控却要比常人弱。青少年表现出了同样的反应模式，也从侧面佐证了，抑郁症首发于青少年可能是由于青少年在大脑结构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他们杏仁核、腹侧纹状体等与情绪相关的脑区的快速发育使得他们对于情绪刺激更加的敏感，另一方面，由于前额叶发育的结束是在成年早期，青少年时期前额叶尚未发育完全，使得青少年对情绪无法进行很好的调控。所以导致了，青少年在面对负性情绪时，过度反应而无法应对；进一步便诱发抑郁症状。 目前大多数比较研究集中在抑制控制以及情绪方面，是否还具有其他差异导致了类似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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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生理水平 3.1. 抑郁症相关的生理机制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抑郁症的发病涉及多种生理机制，其中包括腺苷与受体相互作用的改变、雌激素水平的异常降低以及神经营养因子等。 腺苷是中枢系统中重要的一种神经递质。研究显示，腺苷与腺苷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抑郁症相关，可能在重性抑郁症的病理变化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赵颖琳等，2010)。5-羟色胺(5-HT)假说认为，五羟色胺浓度降低会使得个体心境低落，记忆力下降，食欲不振等。临床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5-HT含量低于正常人。多巴胺同样也和抑郁症有联系，多巴胺激动剂可以通过阻断多巴胺再摄取来起到抗抑郁的作用(池名，2014)。 HPA轴的运作与抑郁症之间也有联系(Golden et al.， 2007)，临床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会出现HPA轴过于亢奋状态的现象。抑郁症患者存在糖皮质激素水平异常的现象，并且抗糖皮质激素具有抗抑郁的疗效(池名，2014)。 雌激素同样可能与抑郁症之间有着联系。雌激素则可能通过对多巴胺产生影响，从而对抗抑郁起着一定的作用。有动物模型便发现，雌二醇(雌激素主要的一种)可增加去卵巢大鼠纹状体多巴胺的转运体的表达(Romanotorres et al.， 2010)。雌激素也可能通过雌激素受体发挥抗抑郁作用，雌二醇可以在几秒内便通过非基因作用的激活信号传导途径，使得神经元电生理的快速变化和细胞快速应答，而这可能是由于雌激素腺受体的信号传导，随后也证实了雌激素腺受体的存在(刘春林等，2013)。 研究者提出“神经营养及可塑性”理论认为，抑郁的发生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内以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缺少以及相关神经可塑性下降所导致的。BDNF具有维持神经元生长、促进突触生长的作用(Lee et al.， 2010)。并且，临床研究发现，和正常人相比抑郁症患者的BDNF水平显著下降(Matrisciano et al.， 2009)。 3.2. 青少年时期激素的变化以及对激素变化的敏感性 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荷尔蒙的上升，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构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随着男孩的睾酮和女孩的雌二醇含量在青春期的变化，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关键部分垂体的体积发生变化(Wong et al.， 2014)。垂体同样在HPA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垂体由于睾酮或是雌二醇分泌的异常发生异变，必然会在青少年在应激过程中产生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抑郁症患者被发现更活跃的HPA轴，因此青少年荷尔蒙的快速变化可能也是造成抑郁症首发在青春期的原因之一。更有意思的是，睾酮浓度的上升似乎和男性青少年大脑皮层灰质的减少相联系(Paus et al.， 2010; Nguyen et al.， 2012)，但是这其中的机制尚不清楚。虽然关于雌性激素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但是研究者们仍发现在月经中期发现了大脑对面孔更活跃的反应(Marečkováet al.， 2014)。总结以往的研究，研究者认为雌性激素可能能够影响大脑的功能以及结构(Keshavan et al.， 2014)。并且上文中提到，雌激素既可能通过影响多巴胺的表达对个体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雌激素受体对个体产生影响。总之，青少年的荷尔蒙快速变化对大脑发育确实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很有可能是抑郁症发病的诱因。 研究者们发现，单胺能系统(例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和五羟色胺)的提供对与背侧前额叶通路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例如，多巴胺输入中脑，作用于背侧前额叶的多巴胺受体，这对正常认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猴子的背侧前额叶，多巴胺神经轴突的密度以及多巴胺相关的锥体细胞的树突在被生下来时逐渐增加，在青少年时期发展程度最显著(Weickert et al.， 2007)。而在人类的前额叶皮层当中，多巴胺受体的mRNA含量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达到最高。因此，研究者认为这些研究侧面佐证了青春期是一个潜在的，对多巴胺等元素变化十分敏感的一个时期。多巴胺等元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前额叶产生低多巴胺能的状态或是超多巴胺能的状态，这两种状态都与精神障碍有着密切的联系(Abidargham et al.， 2002)。 除去对存活个体进行研究的方法，还有一种是通过对抑郁症自杀青少年或是成人进行研究的方法。青少年自杀时候脑部研究发现，5-羟色胺结合受体以及mRNA的增加(Pandey et al.， 2002)，并且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及其受体在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中显著减少(Pandey et al.， 2008)。BDNF和突出可塑性以及神经增长相关，因此BDNF的减少可能会导致大脑中的可塑性降低，从而使得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无法很好的得到发育，从而影响青少年的认知控制能力无法成熟发育。 总之，性腺激素、糖皮质激素等越来越多的被证明与多巴胺神经传递以及脑区发育等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激素直接或者间接的通过影响个体大脑结构来影响个体的认知等功能。换句话说，这些激素和营养分子等生化物质在青少年时期最容易对个体产生影响，所以这些激素和营养因子一旦出现异常，则青少年就很有可能患上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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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基因 抑郁症可能存在遗传的现象。有学者发现，抑郁症具有较为明显的遗传倾向，通过对患者的家系进行调查发现，抑郁症患者一级亲属终生患病率为10%~15% (Nobile et al.， 2004)，当个体与患者血缘关系越近的时候，个体患病概率就越高，同时一级亲属患病概率显著高于其他亲属。最为关键的是，抑郁症存在早期遗传的现象，即发病年龄逐代提早(Hammen et al.， 2004)。 五羟色胺转运体的基因变异体被证明与抑郁症相联系，携带S和L(g)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Lesch et al.， 1996)以及携带两个L(a)等位基因的被试观察恐惧相关刺激时具有更强的杏仁核反应。但在青少年群体中，非精神科的抑郁症患者携带L(g)和S等位基因会产生更强的杏仁核反应(Lau et al.， 2009)。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差异可能是由于青少年不同步发展的各个皮质以及脑区，也可能是由于经验的缺乏。这种差异也许暗示着，基因对个体的影响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时期有所不同，那么即可能由于青少年时期激素或是大脑发育的敏感性，基因在青少年时期的影响被放大，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这些基因影响。 总之，目前大多数关于抑郁症相关基因的研究集中于发现什么基因与抑郁症有联系，很少有研究针对青少年时期抑郁症相关基因的影响进行讨论。可以推测，青少年时期大脑发育的敏感性以及激素作用的敏感性可能是使得这些致病基因充分表达和影响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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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环境 环境同样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一定联系，家庭环境则是大部分研究者讨论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如果家庭中父母经常出现言语冲突、身体冲突或者彼此之间不够互相支持帮助的子女由于感受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越容易出现抑郁情绪(钟秋园等，2010)。早年与父母分离的经历同样对青少年产生影响，与父母亲分离的经历是青少年患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因素(Delilah et al.， 2010)。即便父母未出现上述不良情况，家庭的教养方式同样会对子女产生影响。父母的过度干涉、保护、拒绝否认以及低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危险因子(Repetti et al.， 2002)。早期生活中照顾着的虐待会在青少年时期体现出一定的危害，研究者通过对大鼠进行研究发现早期有被虐待经历的大鼠在早期只表现出社会行为的欠缺，但是到了青春期就表现出了抑郁行为(Raineki et al.， 2012)。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交以及社会经验是青少年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缺少社会经验对青少年同样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隔离同样可以通过对多巴胺递质减少反应从而对青少年产生影响，有研究者通过对大鼠进行实验发现，被孤立的大鼠显著减少了对多巴胺的反应。这暗示着，社会隔离对认知控制和神经机制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青少年时期可能被放大。正如前文所述青少年时期大脑发育对于激素等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社会隔离同样可能是青少年易患抑郁症的原因(Baarendse et al.， 2013)。 总之，环境是个体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青少年时期，个体开始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方面不喜欢他人对自己进行干涉产生叛逆心理，另一方面个体又无法自己独立解决一些问题。因此，这个时候青少年处于十分敏感脆弱的状态，环境中的因素较容易干扰青少年。另外，环境中的很多因素可能通过对青少年的生理或脑结构产生影响，使得青少年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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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总结与展望 通过分析，抑郁症更容易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首先，大脑的可塑性以及快速发育为病变提供机会，并且大脑功能一方面相比儿童晚期更加丰富但却弱于成年早期。其次，青少年时期激素水平的快速变化以及大脑发育对这些激素的高度敏感也使得青少年更易患上抑郁症。再次，基因可能长期的影响有一定积累，在青少年时期由于大脑发育的敏感性导致爆发或是基因表达由于大脑发育的敏感性产生更大的影响。最后，环境一方面由于青少年大脑发育介于成熟和不成熟之间使得青少年对应激事件更敏感却无法解决导致更易患上抑郁症，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大脑结构以及生理机制产生影响。 目前，大部分对青少年更容易患病的研究集中于对大脑机制的探讨，而且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基因、生理还是环境，都可以通过大脑来对个体产生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因素彼此之间也有影响。但是，目前并没有很多研究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进行探究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而由于抑郁症发病机制过于复杂，研究者无法很好地同时考虑多种因素，无法很好地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未来研究可以针对这些方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找出更好的干预和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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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探讨老年人受教育水平不同对心理健康和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管理提供指导。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沈阳某医院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门诊就诊老年人160例，依据受高等教育与否分成两组：高等教育组(n = 71)和非高等教育组(n = 89)。采用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医学应对问卷(MCMQ)对门诊就诊的老年人进行心理状况评估。对量表得分进行组间比较，对各组症状与心理应对方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与非高等教育组相比，高等教育组SCL-90各因子分较低(P < 0.05)，而MCMQ各因子分较高(P < 0.05)。相关性分析发现，“面对”在非高等教育组与“精神病性”呈正相关(P < 0.05)，而在高等教育组与“恐怖”呈负相关(P < 0.05)；“回避”与SCL-90评估各项因子之间无关联(P > 0.05)；“屈服”在非高等教育组与SCL-90各因子均呈正相关(P < 0.05)；而“屈服”在高等教育组与“敌对”、“恐怖”和“精神病性”不相关(P > 0.05)。结论：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医学应对方式越积极，心理状态越健康。 关键词 :教育，心理健康，医学应对方式，相关分析，健康管理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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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教育(Education)，简而言之就是用科学的知识和道理说服人，使人按照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去做。教育的过程是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再提高的过程，也是使知识信息在接纳之后，内化成智慧，进而指导人生的过程(黄平&李太平，2013)。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与美德的科学(张昊，2014)。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和自我决定的系统，人既有潜在的自我冲突，更有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积极的价值观取向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强调实现人的价值(周嶔&石国兴，2006；张蓉等，2009)。我们重视健康心理品质的培养，教育与预防则是构建健康人与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以生活阅历丰富的老年人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受教育水平对其积极心理、健康防御机制构建和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了解接受高等教育与面对客观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管理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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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沈阳某医院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门诊就诊年龄 ≥ 60岁老年人160例，其中男107例，女53例，年龄60~87岁，平均年龄73.26 ± 6.20岁。依据受高等教育与否分成两组：高等教育组(n = 71)和非高等教育组(n = 89)，两组间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779， P = 0.438; χ 2 = 0.725， P = 0.405)。 2.2. 工具 1)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汪向东等，1999)，90个条目中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共9个因子，阳性检出标准为：因子分≥2为中度痛苦，≥3为重度痛苦。 2) 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汪向东等，1999)，包括20个条目，由面对、回避和屈服三个维度组成。 3) 问卷收集与录入：由专业医生采用统一的调查表，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法进行问卷收集，问卷录入由两人进行录入，并进行逻辑纠错。 2.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9.0进行统计学分析，进行成组随机设计资料t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双侧检验概率统计学显著性水平为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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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通过SCL-90各量值、医学应对方式(MCMQ)因子分与常模比较发现，就诊老年人SCL-90各量值均不同程度高于常模组，就诊老年人医学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屈服因子分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国内临床常模组，就诊老年人与普通人群相比具有更多的不良心理症状，提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普通人群，在面对疾病时，就诊老年人的医学应对方式不如国内临床常模积极。 老年人高等教育组与非高等教育组SCL-90各量值、医学应对方式(MCMQ)比较发现，非高等教育组SCL-90各因子分均不同程度地高于高等教育组；高等教育组医学应对方式(MCMQ)三个维度：面对、回避、屈服各因子分均不同程度地高于非高等教育组，高等教育组有着相对积极的医学应对方式，并呈现出较为健康的心理状态。 老年人高等教育组与非高等教育组医学应对方式(MCMQ)与心身健康状况(SCL-90)的相关分析发现：医学应对方式总分分值在高等教育组与“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呈正相关，而非高等教育组却与“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呈正相关。当医学应对方式均为“面对”时，高等教育组与“恐怖”呈负相关，而非高等教育组却与“精神病性”呈正相关，提示在面对疾病时，高等教育组能更好地进行正常的交往和活动，积极寻求关注和求助，相对能客观、正确地面对，避免不切实际的想象，其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非高等教育组。当医学应对方式均为“屈服”时，与高等教育组相比，非高等教育组更倾向于与“敌对”、“恐怖”和“精神病性”相关，此时非高等教育组老年人更易对疾病产生畏惧心理，敌对情绪，并表现出精神病性症状和行为。两组间的差异提示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影响着医学应对方式的结果，即使采取相同的应对方式，也可能因其科学性的差异而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CMQ and SCL-90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group (n = 66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性 总均分 总分 0.062 0.148 0.286 * 0.244 * 0.093 0.069 −0.086 0.176 0.143 0.171 面对 −0.121 −0.006 0.185 0.144 −0.069 −0.024 −0.250 * 0.116 0.037 0.016 回避 0.038 0.076 0.176 0.039 −0.029 −0.037 0.001 −0.007 0.148 0.063 屈服 0.291 * 0.329 * 0.341 * 0.430 * 0.376 * 0.195 0.099 0.331 * 0.180 0.376 * 表5. 高等教育组医学应对方式MCMQ与心身健康状况SCL-90的相关分析(n = 66) 注： * 表示P < 0.05。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CMQ and SCL-90 in the non higher education group (n = 81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性 总均分 总分 0.069 0.201 0.219 * −0.021 0.099 0.089 0.135 0.167 0.290 * 0.174 面对 −0.073 0.140 0.156 −0.109 0.037 0.106 0.089 0.139 0.284 * 0.103 回避 −0.021 0.056 0.089 −0.081 −0.030 −0.081 0.025 0.038 0.155 0.018 屈服 0.369 * 0.351 * 0.333 * 0.224 * 0.310 * 0.245 * 0.261 * 0.271 * 0.267 * 0.377 * 表6. 非高等教育组医学应对方式MCMQ与心身健康状况SCL-90的相关分析(n = 81) 注： * 表示P < 0.05。 因此，心理健康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密切正相关关联。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受高等教育者比例仅为3.26%，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张航空，2016)。可以通过兴办第三龄大学、推动社区老年人互助学习、倡导老年人利用网络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发展老年教育，使老年人做到老有所学，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改善医学应对方式。此外，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健全的外部保障系统提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其理念和重视程度值得借鉴(Brennan & Shah， 2000；马力晖，2011)。 本文研究发现，老年人受教育水平低者，较易存在心理障碍，医学应对方式不如高等教育组积极。因此，在老年人心理健康管理方面，要更加关注受教育水平低者。在对其心理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的监测、评估，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应注重普及医学知识，使其能够客观、正确地认识疾病，减少对疾病的恐惧与疑惑，从而能够积极面对，配合治疗，提高疾病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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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日本白草莓为试材，研究6-BA浓度梯度及其它激素的配比不同对白草莓茎尖萌发和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浓度6-BA对茎尖萌发有抑制作用，对连续增殖也有不利影响，主要是矮化簇生和畸形；MS培养基加入6-BA 0.5 mg/L和NAA 0.1 mg/L，茎尖生长点萌发时愈伤化严重，且萌发率不高；MS培养基添加6-BA 0.5 mg/L和IBA 0.1 mg/L，“白草莓”茎尖萌发率为99%。第一代增殖MS培养基中添加6-BA 1.5 mg/L，IBA 0.1 mg/L，以后应逐渐降低6-BA浓度，直到降到0.5 mg/L，但IBA浓度保持0.1 mg/L不变，茎尖萌发苗增殖迅速，繁殖系数2.5以上。增殖的白草莓幼苗继代到6-BA 0.5 mg/L和NAA 0.1 mg/L的MS培养基上，长势迅速且健壮。 关键词 :白草莓，茎尖培养，外源激素，6-BA浓度梯度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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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草莓(Fragaria × ananassa Duch.)是蔷薇科草莓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据统计(2014年)我国草莓年栽培面积已达13万hm 2 ，产量约200万t，已跃居世界草莓第一生产大国 [ 1 ] 。因为草莓果实酸甜可口，营养丰富，是经济价值较高的天然高档食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市场需求量极大 [ 2 ] 。草莓主要是靠匍匐茎进行无性繁殖，经过几代繁殖之后，容易感染多种病毒，造成植株生长缓慢、叶片皱缩、果实小而畸形、品质变差，并且病情逐年加重 [ 3 ] ，对草莓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目前草莓无病毒苗的培育方法，主要有热处理法、花药培养法和茎尖组织培养法等。其中茎尖培养不仅可以有效脱除病毒，而且可以快速繁殖、工厂化培育草莓苗，对草莓新品种的推广起重要作用 [ 4 ] 。 为了取得较好的脱毒效果，在保证成活的前提下尽量切取茎尖生长点，但生长点太小也增加培养的难度，所以微茎尖的启动培养是茎尖脱毒培养的关键环节，文献上也多有报道，但方法不一，培养基的外源激素的种类及浓度差异较大 [ 5 ] [ 6 ] [ 7 ] [ 8 ] 。此外，微环境的控制对茎尖的培育也有很大的影响，Kozai 等 [ 9 ] 研究表明，改变组培微环境使其更接近自然条件，有利于移栽的试管苗加速驯化。“白草莓”其中一个品系的桃熏草莓是日本农业与食品产业综合研究机构利用久留米1H1与父本杂交而成，其果实主要的特征为果肉为奶白色，表面均匀分布着小红点，与一般的草莓颜色恰好相反。因此，本试验拟以从日本引进的草莓新品种菠萝莓为试材进行试验，通过调查不同外源激素配比对茎尖培养的影响，探讨适宜的培养基激素配比及浓度，为其脱毒培养和高效扩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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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选取来自辽宁省大连市伸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的日本“白草莓”(Pine-berry)新萌发的健康匍匐茎为试材。 2.2. 外植体的剥取及消毒 选取优质健壮的“白草莓”匍匐茎嫩梢长3~5 cm，在流水下洗净，然后冲洗1 h后，移至超净工作台，用75%的酒精浸泡摇匀30 s后，用无菌水冲洗3遍，再用6%的次氯酸钠浸泡5 min，无菌水冲洗3遍，然后在双目解剖镜下剥取带有1个叶原基的生长点(长约0.2 mm~0.3 mm)，迅速切下接种到事先配置好的诱导培养基上。 2.3. 植株的诱导 以6-BA浓度为梯度，设置不同的诱导培养基在26℃下进行茎尖萌发诱导培养，诱导培养2周后，观察统计茎尖萌发情况。 2.4. 增殖培养 增殖培养时，选取萌发良好组培苗，继代到含有不同生长调节物质6-BA、IBA、NAA，及不同配比的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培养，观察统计组培苗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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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低浓度的6-BA对茎尖萌发诱导有促进作用 在含有0.5 mg/L 6-BA的MS培养基上，剥离接种21个草莓茎尖，且全部萌发，生长良好(图1(a))。添加1.5 mg/L 6-BA的培养基，茎尖萌发速度较缓慢且死亡率高，添加1.0 mg/L 6-BA的培养基，茎尖萌发速度较慢且长势一般，而添加6-BA 0.5 mg/L的培养基，茎尖萌发速度较快且长势良好，萌发率高达100% (表1)。 3.2. 不同激素配比对‘白草莓’小苗增殖的影响 继代培养的不同激素配比对草莓芽苗增殖的影响同样有明显差异。本实验共分四组继代64株无菌苗。设置两种不同激素配比，每个配比激素用量按梯度设计几组对照试验(表2)，以寻找出最适激素浓度，为了能直观的表示草莓芽苗快繁的能力，用其繁殖系数来展示结果，植物组培增殖系数 = 瓶苗在一个周期内形成的有效苗数/接种苗数，结果如图2、图3，最佳组合为MS中加入IBA0.05 mg/L， 6-BA 0.5 mg/L，植株生长速度快，长势健壮(图1(b)和图1(c))。继代后的白草莓幼苗分支多，生长健壮(图1(d)和图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