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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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脂肪酸代谢与肝癌 代谢作为机体维持正常运转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往往也时刻反映着机体的工作状态，脂肪酸代谢异常，尤其是脂肪酸异常聚积增多，已经被证实是各种肿瘤细胞常见的特性之一。一般来说，人体对摄入的脂肪酸类物质加以利用，是细胞内功能性脂质的主要来源。而在肿瘤细胞中，往往会异常激活脂质的重头合成途径，使得肿瘤细胞可以使用体内的代谢产物作为原料重新合成脂肪酸。这就会导致细胞内脂质代谢原有的稳态被破坏，进而影响细胞的功能、分化 [ 9 ] [ 10 ]。很早就有报道，在肿瘤细胞中，很多主导或者参与脂肪酸类物质合成的酶都会被异常激活，有些甚至高度激活，这其中不乏关键途径的调控酶 [ 11 ] [ 12 ]。脂肪酸既是三大营养物质之一，同时又是构建有机体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主要原材料，在很多蛋白质中它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修饰底物，参与多种生物途径。正是因为如此，通过各种途径生产、累积和储存一定量的脂肪酸，对于增殖速度很快的肿瘤细胞就显得非常重要。已有研究证实，在一些特定的外界因素刺激下，肝细胞中与正常脂质生成途径不同的胞内脂质异常新生途径会被激活，从而导致细胞中脂肪酸类物质增多，促进肝脏纤维化形成，甚至有可能发展为肝癌 [ 13 ] [ 14 ]。杨艳等人的研究发现，LASS2可能通过与NDUFS2/OXPHOS互作介导mtROS的生成，调控AMPK/Raptor/自噬(脂噬)级联信号通路，对FFAs诱导的肝细胞脂肪变性起保护作用，这也可能是LASS2调控肝脂质代谢的可能机制之一 [ 15 ]。莎仁高娃等人的研究表明，SREBP1可能会受到CC3/TIP30信号通路变化，尤其是下调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脂肪酸代谢，表现为促进肝癌细胞的生长。故在一定程度上SREBP1以及CC3/TIP30蛋白可以用于评价肝癌患者的预后情况 [ 16 ]。 目前已确认，肥胖是可以引起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 [ 17 ] [ 18 ]。有近一半的肥胖患者都伴随着肝脏的脂肪堆积，也就是常说的脂肪肝。细胞内过高的脂肪含量会提高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表达水平，而过高的TNF-α又会过度促进脂肪细胞的发育，进一步增加了机体内脂肪酸的含量，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脂肪肝进一步加重，引发肝脏一系列病理改变，甚至最后发生恶性病变 [ 19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亦是肝脏脂肪酸代谢异常的结果，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特征性表现之一 [ 20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机理十分复杂， 目前研究成果都停留在假说阶段，目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的是“二次打击”学说，它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NAFLD的发病机制。其中，首次打击主要是指肝细胞中脂肪酸代谢异常导致细胞内脂肪酸异常堆积，仅仅形成单一脂肪肝的过程；二次打击程度较首次更重，包括了肝细胞的氧化应激反应、促炎因子等细胞因子的释放，最终形成脂肪性肝炎的过程 [ 21 ]。 综上，肝细胞内脂质异常代谢，包括异常合成、异常积聚等，都与其恶性转化及生长密切相关。但是，在肝细胞肝癌中，脂肪酸代谢调节的相关通路、关键酶以及调控蛋白等尚未研究明了。因此，更进一步的探索肝癌细胞脂肪酸代谢相关问题，对于寻找特异性灵敏度更高的诊断方法、更加理想的治疗策略以及更有效的预估预后，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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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糖质代谢与肝癌 通常来说，正常的机体细胞通过线粒体氧化糖类，释放能量，供给细胞以及机体正常的生长活动需要。在二十世纪初期，Otto Warburg发现即便是在氧气充足的环境中，将肿瘤细胞与机体正常组织细胞相对比，肿瘤细胞会消耗更多的葡萄糖等糖质，而且会产生更多的乳酸 [ 22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肿瘤细胞所特有的这个过程既可以在无氧环境中完成，也可以在没有线粒体的参与下完成。这个发现就是著名的Warburg效应，指正常分化的细胞主要依靠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为细胞供能，而大多数肿瘤细胞则依赖有氧糖酵解，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足够多的能量供肿瘤增殖使用。李晓等人的研究表明，长链非编码RNA Ftx可以正向调控糖质代谢中的关键分子GLUT、LDH等，负向调控CS、OGDH等，来干预肝癌细胞糖摄取、乳酸生成等过程，进而影响了肝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的行为 [ 23 ]。罗菲等人发现亚砷酸钠能够诱导肝细胞上调长链非编码RNA AMALAT1，通过减少HIFs的降解来实现其表达量的升高，进而促进糖酵解过程，诱导Warburg效应的发生，最终在这种影响下，一部分肝细胞恶变转化为肝癌 [ 24 ]。魏士博等发现，肝癌细胞中长链非编码RNA HOTAIR表达水平较正常肝细胞明显升高，且表达量高低与肿瘤大小相关。此外HOTAIR也能通过调节mTOR活性，与糖质代谢重要分子GLUT1耦合，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肝癌细胞中的糖酵解过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肝癌发生发展 [ 25 ]。 糖尿病作为一种国人常见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已被证实与多种恶性肿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胰腺癌、肝癌、胃癌等，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对于HBV感染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胰岛素抵抗已被证实是诱发肝癌的起因之一 [ 26 ]。严英才等人的研究发现，RRAD作为糖尿病关键基因Ras家族的成员之一，作用于ACTG1来影响肝细胞肝癌的分子生物学功能。具体表现为RRAD表达水平与肿瘤体积和TNM分期有关，RRAD和ACTG1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 27 ]。同时，越来越多的临床表明，乳腺癌、肠癌等多种癌症的患者服用一定量的二甲双胍，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组织的增殖，亦或是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甚至还有抑制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的功能，此外还有研究显示，二甲双胍和传统化学治疗药物联合用药会产生协同抗肿瘤的作用，联合二甲双胍抗肿瘤能够有效减少化学治疗药物的用药频率和用量，已实现减少毒副作用的目的 [ 28 ] - [ 33 ]。 综上，虽然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以糖尿病为代表的糖质代谢异常与肝癌的发生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其中的关键分子调控机制仍然不明。进一步深入研究肝脏癌变过程中的糖质代谢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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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维生素代谢与肝癌 维生素是人和动物为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一类微量有机物质，在人体生长、代谢、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常见的维生素分为水溶性维生素和脂溶性维生素两种。水溶性维生素常见的有维生素B系(B1、B6、B12)、叶酸、维生素C等。脂溶性维生素常见的有维生素A、维生素K等。已经有研究表明，机体的维生素水平与包括但不仅限于肝癌等恶性肿瘤有密切的关系，包括促进或抑制肿瘤的发生 [ 34 ] [ 35 ]。最新研究显示维生素A的紊乱可以导致肝癌、肺癌、乳腺癌的发生 [ 36 ]。Yan等人的研究发现，维生素A代谢产物视黄酸受到其受体的调控参与多效反应，通过NF-κB和PI3K/Akt通路调节肝癌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转移 [ 37 ]。有研究表明维生素K2和维生素K3可分别通过诱导凋亡并激活MEK/ERK信号转导通路，调控自噬及激活细胞色素P450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 [ 38 ] [ 39 ] [ 40 ]。此外，对于维生素D、维生素E和维生素C，也有研究表明它们在肝癌的发生发展或是预防诊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 综观上述研究，维生素代谢与肝癌息息相关，但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尚未见高质量的研究报告。进一步研究维生素代谢与肝癌的关系，将会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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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总结与展望 脂肪酸代谢、糖质代谢、维生素代谢、蛋白质代谢和激素代谢是肝脏最主要的代谢功能，其中脂肪酸代谢、糖质代谢和维生素代谢与肝癌的研究已多见报道，表明了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这三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可以作为新的治疗靶点，为新的治疗药物的研究提供思路；有的可以作为患者诊断或者预后的评价标准，为患者综合治疗提供指导。但蛋白质代谢与激素代谢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有价值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方向。与此同时，代谢相关问题又与肝脏炎症反应、免疫水平，肿瘤细胞的来源、分化程度、机体的营养状况等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期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仍值得深入研究，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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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针对目前上海洋山港的竞争优势及建设现状，论文系统分析了洋山港未来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超负荷运转、进出口口岸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物流标准化水平低下等问题，结合国家和上海市地方的规划及政策，并提出了提高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加强区域协同和制度创新等相应的策略，这对上海港物流中心的建设以及增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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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我国的重大战略，洋山深水港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洋山港的建设，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建设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由于商贸物流产业的不断发展，港口物流作为其中至关重要的物流形式也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港口商贸物流产业的供应链来说也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洋山港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为了能够有效推动洋山港口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在供应链管理视角下，合理制定洋山港口物流发展策略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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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综述 港口物流的发展涉及到政府机构、企业等不同的部门，在以港口为中心的供应链中，各国生产的货物和原材料等通过港口，转运到世界各地，进行再生产和最终的消费。在这条供应链中，包括上游和下游的供应链实体，形态各异的货物流，同时信息交换和资金流通频繁，数量巨大。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港口物流的各种问题。 Salomon， A [ 1 ] 认为应该把港口物流中心作为联运节点，通过立法，将集装箱码头的固定连接，固定在统一的物流网络中。联运物流中心必须具备处理、仓储、标准化等信息交流的技术，并向不同的客户开放，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商品流通和信息流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Gao， K.X. [ 2 ] 研究了在集中决策前提下物流服务共生网络在港口供应链中的协调作用和核心企业的定价策略，提出了基于服务能力的三阶港口供应链协调模型。Ibert等 [ 3 ] 研究区域和运输基础设施组合的潜力，以及在Lahr中建立多模态节点。分析了starkLahr机场和Business Park Raum Lahr的多式物流服务中心的框架、增值和影响。Orlic Protega等 [ 4 ] 提出不同的逻辑方法，强调了港口一体化在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以及港口和用户之间通过港口物流平台的沟通合作。 葛颖波 [ 5 ]，以广东省广州港口物流作为研究对象，指出政府在港口物流发展中的推动策略的核心作用。余秋林等 [ 6 ] 等阐述了港口供应链的主要发展模式，港口物流优势，并分析了基于供应链管理条件下的港口物流运营模式，用供应链管理将供应商、生产商、仓储、渠道等各个单位进行组织，降低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投入成本。胡乃桥等 [ 7 ] 论述在国家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港口物流作为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发展意义并将其作为推动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杨岩于等 [ 8 ] 立足于常州港口物流与经济发展现状，运用港口物流和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港口物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促进常州港口物流发展的对策与建议。郭冬蕾等 [ 9 ] 采用相关——主成分分析法对天津港物流能力与腹地经济复合系统进行评价指标的筛选、采用复合系统协同性评价模型，对天津港物流能力与腹地经济的协同性进行评价。曹慧等 [ 10 ] 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江苏自贸区建设背景，对连云港港口物流发展状况进行了SWOT分析，并基于供应链理念提出了连云港港口物流的发展策略。沈仁杰、王百华等 [ 11 ] [ 12 ] 论述港口作为重要的运输节点，在物资的整个供应和接收流程中，承担了储存、运输、装卸、搬运、包装、配送以及信息处理等多项功能。以上海港为例，针对其港口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发展环境，并提出了合理的发展建议。李风雷 [ 13 ] 指出青岛有抓住国际物流网络形成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完善青岛港的物流服务功能，使青岛港成为国际物流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才能有效提高青岛港的国际竞争力。李明 [ 14 ] 等分析自贸区背景下港口物流竞争力提升，提出加强自贸区溢出与辐射效应、加强对自贸区优势的应用、加强对外贸易发展等措施。 从上面可以看出，关于港口物流的研究，前期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环境等方面，或者从港口的储存、运输、装卸、搬运等物流功能，缺少自由贸易对港口物流的影响及关系研究。随着供应链思想的深入，有不少文献都已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研究港口物流的发展。在自贸区背景下，如何将自贸区的优势，贸易的发展与物流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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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现状及问题分析 2005年12月10日，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建成投产，洋山保税港区同时启用。在业务上属于上海港港区，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的嵊泗县。洋山港港区规划总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自2002年至2020年分四期建设。2010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907万TEU，超过了新加坡50万TEU，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货物总吞度量达到6.5亿吨左右，保持世界第一水平。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2017年底，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开港试运行，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全自动码头，2018年，洋山港也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集装箱码头。2019年8月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小洋山岛被划入了临港新片区范围。2019年11月30日，被评为第二届优秀海洋工程。在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下，在开放的外向型的经济运行体制中，洋山港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何在新形式下抓住机遇，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洋山港超负荷运转，拥堵严重。洋山港2017年4月到5月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洋山港船舶平均延误率增长了约40%，特别是4月16至18日，平均延误时间增加了53小时，相比平均上涨了42%。然而仅仅过去三个月，2017年8月洋山港再次出现阻塞，由于洋山三期码头严重拥堵，开封港时间调整频繁，船舶等待时间大大增加，延误船期。为缓解拥堵情况，一些船只不得不改靠外高桥等其他码头完成装卸作业。造成洋山港拥堵的原因有很多，除了THM联盟和新成立的海洋联盟4月开始采用新的航班船期表以及受季节性恶劣天气的影响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上海港长期超负荷运作。从数据上来看，上海港从2010年开始其年吞吐量就超过了设计通过能力，并在此后的七年里吞吐量持续增长，在2017年达到最高值4023.3万标箱，超过了设计通通过能力也仅有400万标箱，即使后期可达到650万标箱，也不足以完全解决超负荷运转的问题。 2) 进出口口岸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洋山港电子通关模式已经运行了已经十多年了，其通关手续和联检效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港口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仍然停留几年前的水平。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对于口岸环境的投诉是所有投诉中最多的一个项目。由于港区内的物流企业规模及实力有限，缺乏现代物流意识，且港口有关规章制度未做到完善，港口物流市场秩序混乱，港口企业向客户提供的服务种类也较为单一，主要就是装卸和运输。如今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正式挂牌运营，然后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因素，上海自由贸易区仍然不能与国际上其他知名自由贸易港或自贸区比较，各种规章制度有待订立，以便深化港口贸易政策改革，提高港口物流水平。 3) 缺少专业化的物流人才。港口物流这一名词虽然是今年才开始逐渐于物流专业领域中广泛出现，但是论及它的起源与发展恐怕要追溯到百年之前。众所周知，港口物流不仅仅是物流专业的范畴，它还涉及金融、港口运输、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在港口物流发展方面，专业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尽管如今物流管理专业在各大高校都有开设，但是却没有精确定位于港口物流，因而造成如今该方面的专业人才匮乏，严重制约了上海港口物流的长远发展。 4) 区域港口群整体协调性差，缺少协作。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众多港口，除上海洋山港之外，还有宁波–舟山港、连云港、南京港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港口。由于受到不同地方政府的领导，各个港口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开展了无序竞争，严重削弱了整体发展的动力，使得协同发展的愿望落空。港口物流业也因此遭遇了强大的阻力，迟迟得不到明显发展。十年前，该地区的各个港口的竞争焦点主要集中于经济腹地货源。然后，现在竞争焦点渐渐转向以现代物流为特征、以吸引船公司和发展多式联运为重点、以信息服务和全程服务为主要手段的综合竞争，简而言之，竞争核心由货源变为了物流。除了来自国内港口的竞争压力，东北亚地区的釜山港、神户港、横滨港都对洋山港的物流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5) 物流标准化水平低下。纵观全国各地区，物流标准化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运输方式的装备标准不统一、物流器具标准难以配套、信息技术不能实现自动无缝衔接处理、物流标准推广难等问题，这些都限制了上海港乃至全国港口的物流发展，降低了物流效率。 6) 洋山港口发展空间有限。洋山港所处的城市——上海地少人多，土地资源非常紧张，要想拓展港口码头和泊位，必须要有大量闲置的近海土地资源和深水岸线资源。要想港口物流长远发展就必须要积极拓展现有的港口空间，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能够开发成为港区的土地已经大部分开发完毕，若是想要扩展目前的港区，必须继续开发大洋山港区，上海已经难以找到大量的合适土地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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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供应链视角下洋山港物流发展对策 1) 协调口岸单位，完善供应链服务体系 参与口岸通关的包括船方、船代、港务、货代、理货、货主、报关报检代理、海关、国检等十数个主体，而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目标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建议通过整合与协调不同主体间的相同利益诉求，形成更广泛和长效的利益协调工作机制，加大信息共享，实现以上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协调和协作。目前洋山深水港区各口岸单位的业务受理点较为分散，例如，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在芦潮港区，船舶公司放箱点分散在上海市区各处，陆上运输管理处在外高桥等，给客户造成操作不便、时间浪费、费用成本增加等诸多不利影响。鉴于此，应从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高度出发，选择适当地点设立“三港三区”的综合口岸服务平台，集中上海各关区口岸服务单位、船公司、货代和码头的服务窗口，形成一站式服务体系，以提升客户办理业务的速度和效率，增强国际航运中心的资源整合能力。 2) 合理规划洋山港及周边设施 海港作为国际运输的窗口，不仅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也可以是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同时，发达的经济贸易给更多的商品流、资金流、物流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和条件。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的洋山港物流园区是一个多功能、大规模的物流园区，距离大小洋山仅约30公里，是洋山港物流发展的主要载体，随着临港新片区的建设和发展，未来可以结合大洋山的开发，东海二桥的建设，合理规划实现海铁联运的换装，减少通过集卡在东海二桥运输。大洋山港及东海二桥的建设不仅可以减少航运拥堵，还可以减少换装次数和污染，提高效率。同时部分商品如果不在上海中转，可以在港口物流园区进行加工和存储，不必运到内陆实现，进而减少成本。 3) 物流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与标准化 世界上发展较早的港口都已经转型成为现代物流中心且物流日趋标准化，电子化和信息化，如鹿特丹港口和香港港口。港口物流效率要想实现高效率、规模化，就必须向现代物流的方向进化。在这个方面，港务局和大型物流公司应当要发挥龙头作用。上海港务局可以与港口内的各大物流公司建立协商制度，共同商讨物流标准的制定和物流设施设备的标准化流程。商品包装的规格化、系列化，物流信息条码化，装卸、运输、储存作业的集装单元化，托盘、集装箱、卡车车厢尺寸的标准等，都是实现物流标准化的必要因素，这些标准的制定最好与国际通用标准接轨，不仅与国际通用，对内推广之后也能减少在物流设备的浪费，对于规范物流市场和推动物流行业健康向上发展百利而无一害。 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口岸信息集成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普及，口岸主要主体间大部分已经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然而仍然存在由于缺乏统一的信息交换平台、信息流单向不可逆、信息共享范围小等问题，需要通过打造统一化的口岸信息前端服务平台，提升上海口岸信息集中度，实现通关信息的全透明，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港航物流生态圈，探索区块链理念和技术应用的突破方向，加大口岸生态圈各参与方的信息互联互通，解决信息不对称、环节和手续繁杂等口岸痛点、难点问题，如船公司箱子套用、集卡双重运输、空箱调运等问题，进一步推进口岸流程再造，实现物流链和价值链升值升级。智能物流最终将协调所有参与方(进口商、出口商、航运公司、港务局等)的利益，改善港口运营，使物流流程不仅更加高效，而且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在未来，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将为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商业流程和商业战略。然而，数字化供应链转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努力，且需要整个企业各部门的理解和介入。不仅如此，企业与外部(包括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的深度合作关系——而不是仅仅关注自身的利润最大化，是敏捷平稳应对市场波动的关键。任何在港口的过长停留都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负担。数字化转型使得港口可以提供更多具有附加值的物流服务，从而增加地区贸易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4) 以制度创新，加大自贸区新片区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突破 自贸区新片区建设为优化营商环境带来了重大机遇，当务之急应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为抓手，落实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以业务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推进口岸监管模式创新，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真正使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五个自由”落地生根，在时效、成本和便捷性方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服务。实施高度开放的国际运输管理，积极推动沿海捎带政策落地，加快试点，支持班轮公司提升舱位，提高转运效率，切实降低进出口货物的综合物流成本，惠及实体经济，尽快释放政策红利。二是进一步提升支线服务营商环境，优化支线转关监管模式，提高支线转关便利性，提升江海联运效率。三是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加快自贸区与江苏、浙江自贸试验区对接和协同，推进上海与周边地区口岸通关便利化合作，实现监管互任，提高通关时效。四是加大中央事权的口岸便利化制度突破。目前，部分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口岸监管要求，需要对相关进出口单证进行梳理，部分单证的取消或无纸化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如法检目录、关税税率、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创新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和依靠地方事权已很难突破，需要依托自贸区加快中央事权的改革步伐，解决“卡脖子”问题，根据需要暂停或调整部分法律法规。 5) 周边港口协调发展，化竞争为合作 长江沿岸港口众多，经济潜力巨大，不如效仿欧洲海港组织，成立一个类似的协会，协调构建长江沿岸港口群，抱团发展 [ 15 ]。由于长江沿岸港口分布于七省二市，经营独立性较大，而且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深度合作就需要港口所属地区的政府部门参与到长江沿岸港口组织的建设中，各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常驻组织，联合成员港口和港口物流企业，共同协商讨论制定市场运营规则，既可以避免单纯的行政行为对市场的过度干扰，又可增加市场主体的参与度，维护港口物流企业的合法权益。由于有政府的参与，使得港口组织制定的章程和规定上升为法律法规，具有行政执行力，保证各个成员港口遵守组织规章制度。实际上，港口组织内部的成员港口有大有小，规模不一，当以整体利益考虑时，一些小港口的利益容易遭受损失，为了平衡损失与收益，可以采取港口之间互相参股的形式，使港口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利益集团，港口一体化的过程使得所有成员都能够从中收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能加强组织的紧密型。根据组织内各港口的地理位置和实力背景，以重庆为中心的港口群可充当长江上游的原料运输港口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港口群可建设成为长江中游的重工业产品运输港口群，而以上海和宁波–舟山为中心的港口群可以发展为加工贸易港口群，在一个整体内又有各自明确的分工，形成强有力的港口群，发挥巨大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亦能够带动整个长江沿岸港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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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探讨齐鲁医院分型在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SP)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妇科收治的78例CSP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齐鲁医院分型诊治：分为I型组、IIa型组、IIb型组、IIIa型组、IIIb组及IIIc型组。分析各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疗效。结果：78例CSP患者均经我院经阴道超声进行明确诊断，依据齐鲁医院分型对于CSP患者进行诊治：I型29例，IIa型21例，IIb型6例，IIIa型10例，IIIb型11例，IIIc型1例。在CSP不同分型中年龄、距离上一次剖宫产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分型中停经时间、剖宫产次数、术前β-HCG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74例CSP患者在术后2月内月经复潮，比例为94.87%，3例CSP患者需要二次手术，3例术中需要中转手术方式，总体治疗成功率为92.3% (72/78)。结论：对于CSP患者，依据齐鲁医院分型进行诊治，手术均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无因术中大出血而切除子宫。此分型适用于临床，简便可行，能够对患者的病情充分地评估，推荐的治疗方案，成功率高，并发症少，值得进一步应用于临床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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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cy， CSP)是剖宫产术后严重的远期并发症之一，是再次妊娠时受精卵着床于既往剖宫产术后的子宫切口瘢痕处、具有限时定义(早孕期 ≤ 12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异位妊娠。在临床上，CSP诊治不及时可在孕晚期形成凶险型前置胎盘、胎盘植入，有大出血、子宫破裂，周围的脏器损伤，严重者有子宫的切除、死亡的风险 [ 1 ]。CSP的发病率 [ 2 ] [ 3 ] 被报道为1:2216~1:1688。 近年来，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开放以及较高的剖宫产率，CSP的发生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目前国内外对于CSP的诊断及治疗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和指南，如何安全、有效及个体化地诊治不同分型的CSP患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并发症，已成为了临床上的重点关注。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临沂市人民医院妇科依据齐鲁医院分型(实际的临床处理选择)进行诊治的78例CSP患者的临床资料，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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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收集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妇科依据齐鲁医院分型进行诊治的CSP患者的病例资料，一共78例。患者的年龄21~43岁，平均(33.65 ± 4.54)岁；停经时间30~83天，平均(53.15 ± 11.46)天；剖宫产次数1~3次，平均(1.81 ± 0.60)次；距离上一次剖宫产时间1~18年，平均(4.76 ± 3.44)年；孕囊或包块平均直径大小4.33~61 mm，平均(25.86 ± 13.79) mm。纳入标准：1) 患者既往均有剖宫产的手术史；2) 患者具有停经史，尿妊娠试验为阳性，血清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水平升高；3) 患者术前的超声检查符合CSP的诊断；4) 依据齐鲁医院分型进行手术治疗；5)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要求手术终止妊娠。排除标准：1) 有全身严重感染等其他的手术禁忌证；2) 孕周 > 12周。 2.2. 诊疗方案 齐鲁医院分型是其多年来对于CSP患者在临床上的实际处理选择。具体诊疗方案见表1。 Table 1 Actual clinical treatment of CSP in Qilu Hospita 最小前壁的肌层厚度 妊娠囊或包块平均直径 临床实际处理的手术方式 I型 ≥3 mm 无论大小 超声监视下吸宫术 ± 宫腔镜手术 II型 1~3 mm a ≤ 3 cm 超声监视下吸宫术 + 宫腔镜手术 b > 3 cm 腹腔镜监视下吸宫术 + 宫腔镜手术 或经阴道前穹隆切开病灶清除术 必要时瘢痕缺陷修补或经阴手术 III型 <1 mm a ≤ 6 cm，活胚孕囊 腹腔镜下瘢痕妊娠病灶清除术 + 吸宫术 或经阴道前穹隆切开病灶清除术 b ≤ 6 cm，停育孕囊或混合性包块 腹腔镜下瘢痕妊娠病灶清除术 + 吸宫术 或经阴前穹隆切开病灶清除术 c > 6 cm，或伴有动静脉瘘 开腹手术或子宫动脉栓塞后腹腔镜手术 表1. 齐鲁医院分型CSP的实际临床处理 2.3. 评价指标 记录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天数、住院总费用、子宫动脉栓塞率，宫腔内球囊压迫、输血治疗、残留及二次手术情况，术后β-HCG下降水平及恢复正常时间，术后月经复潮时间及治疗成功率等指标。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的指标用均数 ± 标准差( x ¯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呈非正态分布的指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IQR)，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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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是剖宫产术后一种远期的严重并发症，指孕囊、受精卵或胚胎着床于既往剖宫产术后的子宫切口瘢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异位妊娠 [ 3 ]。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开放、剖宫产率的增加以及经阴道超声检查等影像学水平的提高，CSP的发生率在逐年地升高。若诊断不及时，治疗方式不当，I型病例可以逐渐发展为严重的III型，会导致难治性大出血、输血、子宫破裂，胎盘植入、重度胎盘粘连、邻近的器官损伤，更严重者子宫切除及危及生命 [ 4 ] [ 5 ]。所以对于CSP的诊疗原则：早诊断，早终止，早清除 [ 1 ]。对于既往有剖宫产史的女性，一经确诊为CSP，需要积极地处理清除妊娠物，可以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保留患者的生育能力 [ 6 ]。现治疗的方法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微创治疗以及这些治疗的各种组合应用 [ 7 ]，有刮宫术、宫腔镜检查、腹腔镜检查、经阴道手术、开腹手术、子宫动脉栓塞(UAE)、局部或全身应用甲氨蝶呤(MTX)、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等。但目前尚未报道最佳的治疗方案。 目前临床上CSP分型有2000年的Vial分型 [ 8 ]，根据妊娠囊种植子宫瘢痕处的位置及其生长的方向，分为内生型与外生型，分型不太具体，对临床工作的实际的指导价值有限。有时与妊娠滋养细胞疾病难以鉴别，容易误诊，对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害。2012年向阳等 [ 9 ] 根据多年临床处理经验，分为I、II、III型，即分为宫腔内的孕囊存活型、瘢痕处肌层内孕囊型、包块型或类滋养细胞疾病型。我国2016年的专家共识提出，孕囊部分着床于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最小前壁肌层的厚度 > 3 mm为I型，瘢痕处肌层的厚度 ≤ 3 mm为II型，若孕囊进一步的完全着床于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并凸向膀胱的方向，宫腔、宫颈管空虚，孕囊与膀胱之间的肌层不清或缺失为III型 [ 1 ]。此分型根据超声检查，明确孕囊的位置、生长方向、与膀胱之间的肌层的厚度及周围的血流情况，但是I型手术前均建议进行甲氨蝶呤(MTX)预处理，II型及III型CSP术前均建议进行预处理，包括MTX治疗、子宫动脉栓塞(UAE)，过分强调了术前MTX或UAE的预处理的重要性，对于孕囊或病灶的大小缺乏具体的说明，在临床的处理仍旧存在困惑。 本研究分型是2019年康彦君等 [ 10 ] 根据多年的实际临床处理经验提出的齐鲁医院分型：1) I型为最小前壁肌层厚度 ≥ 3 mm，无论包块或妊娠囊平均直径的大小，首选的推荐的治疗方式是超声监视下吸宫术 ± 宫腔镜手术；2) II型为最小前壁肌层厚度1~3 mm，包块或妊娠囊平均直径 ≤ 3 cm，推荐手术的方式是超声监视下吸宫术 + 宫腔镜手术。包块或妊娠囊平均直径 > 3 cm，推荐的手术方式是腹腔镜监视下吸宫术 + 宫腔镜手术；或经阴道前穹隆切开术病灶清除术；必要时瘢痕缺陷修补术或经阴手术。3) III型为最小前壁肌层厚度 < 1mm，包块或妊娠囊平均直径 ≤ 6 cm，活胚孕囊，推荐的手术方式是腹腔镜下瘢痕妊娠清除术 + 吸宫术；或经阴道前穹隆切开病灶清除术。包块或妊娠囊平均直径 ≤ 6 cm，停育孕囊或混合包块，推荐的手术方式是腹腔镜下瘢痕妊娠病灶清除术 + 吸宫术；或经阴道前穹隆切开病灶清除术。包块或妊娠囊平均直径 > 6 cm，或伴有动静脉瘘，推荐的手术方式是开腹手术或子宫动脉栓塞后腹腔镜手术。有文献报道 [ 11 ]，对比常见的CSP分型方法，发现实用临床的分型对手术方式的选择上有较高的指导价值，并且预测术中的出血量的能力较强，2016年的专家共识提出的CSP分型中，在根据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厚度、妊娠囊生长的方向等基础上，更加细化地加入了妊娠囊或病灶的大小，使得在临床的处理决策上更加具体清晰，有利于对于CSP的患者个体化的诊治。本文纳入了依据齐鲁医院分型进行诊治的78例CSP患者，CSP患者术后2月内月经复潮，比例为94.87%，需要二次手术比例占3.8%，术中需要中转手术方式的比例为3.8%，总体治疗成功率为92.3%。Doroszewska K等 [ 12 ] 回顾分析了23例CSP患者，9例(39%)出现阴道出血，4例(17%)出现腹痛。有2例患者在系统性应用MTX后的4周、6周出现阴道流血再次入院治疗，行宫腔镜手术清除子宫瘢痕处妊娠组织，所以在血液动力学不稳定或药物治疗无效时进行手术治疗，可以进一步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减少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还分析了CSP的临床特点、诊断、各种治疗方法和临床结果，治疗方法应考虑妊娠囊的大小、子宫肌层的连续性、血β-HCG的水平、生育能力的保留、患者的生命体征状态及就诊医院的治疗经验。Belmajdoub M等 [ 13 ] 报道，1例CSP患者在症状加重、盆腔疼痛加剧，开腹手术行妊娠组织清除术后，随访2周后，hCG恢复为阴性，一般情况恢复良好。 Birch Petersen K等 [ 14 ] 系统分析纳入了2037例CSP患者，研究了CSP的治疗方式，重点是不同治疗方式的影响与并发症。腹腔镜手术的治疗的成功率97.1%，宫腔镜手术的成功率83.2%，系统性应用MTX的成功率75.2%，局部应用MTX的成功率64.9%。对于CSP治疗的方法建议有经阴道清除子宫瘢痕处妊娠物、经腹腔镜下、子宫动脉栓塞后结合宫腔镜、经宫腔镜下等，有较好的研究证据支持，有效性及安全性 [ 15 ] [ 16 ] [ 17 ]。Timor-Tritsch IE等 [ 5 ] 分析了单剂量的系统注射甲氨蝶呤，通常无效，而且会延迟最终的治疗，子宫动脉栓塞术不能单独作为一线治疗，但对于由于持续出血的紧急情况可以辅助治疗。Calì G等 [ 18 ] 荟萃分析中提出了胚胎是否有活性，对于CSP患者来说出现严重的出血、早期得子宫破裂、子宫切除等并发症相关。在有关研究中，宫腔镜手术、腹腔镜手术对于治疗CSP，术中出血较少，术中时间段、住院天数短及住院总费用少的优势，有较好的安全性及治疗效果 [ 19 ] [ 20 ] [ 21 ]。 本文纳入了我院78例CSP患者，依据齐鲁医院分型进行诊治，术前没有常规MTX预处理，术中无子宫切除术的病例，术后随诊2周患者的血清β-HCG水平基本恢复正常，94.87%在2月内月经复潮，总体治疗成功率为92.3%，在临床实际的应中有确切的可行性以及高成功率，此分型兼顾了孕囊或病灶的大小、分型直观易理解、可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并且没有过分强调术前MTX或UAE的预处理的重要性，因此可以减少MTX引起的副反应和UAE对卵巢功能及子宫内膜等远期损害，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和对患者的创伤，对于CSP患者的生育能力尽最大努力的保留。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的诊疗原则：早诊断、早终止、早清除，能够改善患者的预后。本研究是依据齐鲁医院分型对CSP患者进行分型诊疗，未MTX预处理，手术治疗后均取得不错的治疗效果，此分型适用于临床，简便可行，能够对患者的病情充分的评估，推荐的治疗方案，成功率高，并发症少，值得进一步应用于临床及推广。 本研究不足是样本量小，更需要多中心、前瞻性对照研究进一步的综述证实，在对于CSP的治疗中可以得出统一明确的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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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目的：对掌背侧入路在T型钢板治疗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方法：以我院2017年5月~2020年5月间收治的80例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患者为对象，所有患者均采用T型钢板治疗，按入路方式将其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组患者40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对照组临床有效率为75.00%；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87.50%，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对两组腕关节主动的屈曲活动度进行比较，两组患者腕关节主动的屈曲活动度在治疗前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腕关节主动屈曲活动度均有显著改善，观察组改善幅度明显比对照组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患者中采用T型钢板治疗可发挥出良好的治疗效果，在入路方式选择中应根据患者骨折情况来选择，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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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桡骨远端骨折作为一种骨科疾病，是最常见的上肢骨折 [ 1 ] [ 2 ]，老年女性患者体内雌激素的减少进一步导致骨质疏松，这使得该病在65岁及以上老年女性人群中发病率极高 [ 3 ]。而在年轻患者中则大多数由高能量损伤所致 [ 4 ]。无论是发生在老年还是年轻人群的桡骨远端骨折，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均可能导致严重的腕部功能障碍 [ 5 ]。而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是其中常见的创伤类型。桡骨远端骨折是指桡骨远端距关节面以上2~3 cm处的骨折，它主要包括：屈曲型桡骨远端骨折、伸直型桡骨远端骨折、桡骨茎突骨折、桡骨远端掌侧型(巴尔通骨折)骨折等类型。在急诊患者中占17% [ 6 ]。桡骨远端骨折常用的治疗方法较多，如手法复位外固定、石膏托板 + 小夹板固定、支架牵引复位外固定及手术切开复位内固定等多种方法。该骨折疾病对患者腕关节影响巨大，若处理不当可导致腕关节功能严重受损 [ 7 ]，如骨折畸形愈合、腕关节创伤性骨关节炎，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为了使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达到解剖复位，促进腕关节功能恢复及早期活动，尽早手术固定是公认的主要治疗方式 [ 8 ]。近年来，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在治疗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中被广泛接受，与外固定方式相比，单侧T型钢板内固定在促进腕关节功能早期恢复中具有显著优势 [ 9 ] [ 10 ] [ 11 ] [ 12 ]。但有关掌背侧入路在T型钢板治疗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中的疗效对比研究尚有欠缺，我们通过对我院2017年5月~2020年5月间收治的80例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病例进行分析，探讨了掌背侧入路在T型钢板治疗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中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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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我们以2017年5月~2018年5月间我院收治的80例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按入路方式分为两组，即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30例，女性患者10例，平均年龄45.5岁，采用背侧入路方式；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25例，女性患者15例，平均年龄43.5岁，采用掌侧入路方式。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相比，无显著差异(P > 0.05)。 2.2. 方法 术前对两组患者行CT检查： 对照组患者取背侧入路方式，将直角或斜角T型钢板螺钉固定于患者桡骨远端背侧面。 观察组患者则行掌侧入路，将T型钢板螺钉固定于患者桡骨远端掌侧面。 术后嘱两组患者行主动掌屈运动，术后2~3天后进行腕关节功能训练。 2.3. 统计的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进行统计，以 ( X ± s )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应用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使用x检验，比较所得数据，如果存在显著差异，即有统计学意义，采取P < 0.0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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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及满意度比较 通过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统计得知，观察组显效率为37%，明显优于对照组显效率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无效率为12.5%，显著低于对照组有效率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1)。此外，我们对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进行统计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2)。由此可见，本研究中掌侧入路临床治疗效果优于背侧入路。 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10 (25.00) 20 (50.00) 10 (25.00) 30 (75.00) 观察组 40 15 (37.00) 20 (50.00) 5 (12.50) 35 (87.00) P值 −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表1.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n(%)]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10 (25.00) 15 (37.50) 25 (62.00) 30 (75.00) 观察组 40 20 (50.00) 18 (45.00) 38 (95.00) 35 (87.00) P值 − P < 0.05 P < 0.05 P < 0.05 P < 0.05 表2.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满意度[n(%)] 3.2. 两组患者腕关节主动屈曲活动度比较 我们对患者治疗前后主动屈曲活动度进行比较发现，治疗前，两组患者主动屈曲活动度无显著差异(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腕关节主动屈曲活动度都有显著的改善，且观察组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active flexion range of joint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0 47.62 ± 4.28 84.73 ± 6.25 观察组 40 47.59 ± 4.37 112.41 ± 7.64 P值 − P > 0.05 P < 0.05 表3. 比较两组患者关节主动屈曲活动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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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作为一种常见的骨折类型，多见于儿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占全身骨折的10%，占前臂骨折的74%，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其治疗方法较多，一是保守治疗，如传统的中医正骨手法复位 + 小夹板外固定、手法复位 + 石膏托板外固定；二是手术切开复位内固定，包括克氏针撬拔 + 支架复位固定、拉力镙钉及钢板镙钉内固定等。笔者认为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在治疗时应根据系统的AO分型来选择决定何种治疗措施较为全面实用。A型骨折经手法复位 + 小夹板外固定或石膏托板外固定疗效可靠；B型骨折可试行手法复位 + 外固定，如复位不满意可再选择手术治疗；C型骨折尽可能早期手术切开解剖复位，牢靠固定，早期功能活动，对于关节面有骨折塌陷和骨缺损、复位后不稳定者可选择小切口撬拔复位 + 植骨 + 克氏针内固定，或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支架维持牵引复位。对于桡骨远端巴尔通骨折，建议早期做掌侧T型钢板支撑复位内固定，现有人提出根据桡骨远端三柱骨折理论(桡侧柱、中间柱、尺侧柱)选择不同微型钢板内固定效果较好。对生活有不良影响的患者，在手术治疗中常可选择背侧入路及掌侧人路两种方式，通常来说掌侧入路可确保桡骨复位后腕关节处于一个稳定状态，达到良好的应用效果 [ 13 ]。 近年来，由于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发病率明显上升 [ 14 ]。针对该疾病，选择手术或保守治疗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 15 ]，在避免骨折再移位的前提下，使其尽可能达到解剖复位、早期恢复手部功能是治疗该疾病的重要原则 [ 16 ]。在手术治疗中，T型钢板在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中被广泛应用 [ 17 ]。掌侧入路与背侧入路是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的入路方式，其中掌侧入路解剖结构更简单，利于暴露，且术中更利于关节面骨折复位，因此，掌侧入路被更多学者接受 [ 18 ]。前期有研究表明掌侧入路在维持腕关节稳定性及促进后期康复上存在显著优势 [ 19 ]。本研究通过对本院80例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病例进行分析后进一步证实，选择掌侧入路较背侧入路更能促进腕关节屈曲功能的恢复。 关于功能锻炼恢复问题，对于桡骨远端骨折，我们认为伤后及时复位，且复位良好，固定牢固可靠，8周后摄片无明显移位，则可早期试行功能活动锻炼，配合中药薰洗，才能尽快促进腕关节的功能恢复。为了促进不稳定桡骨远端骨折患者早期康复，除了加强治疗外，还应当实施综合护理，加强健康知识宣教，促使其积极配合护理人员的工作 [ 20 ]，指导患者进行功能锻炼，一方面可以减少因为不正确及不适当运动而造成的骨折移位情况，另一方面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使桡骨远端骨折患者尽早出院，更快更好地恢复健康，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进患侧与健侧功能的协调性，可以让病患骨折的部位和健康部位共同进行训练 [ 21 ]。 本研究中，我们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对照组中显效患者10例，占25.00%，有效患者20例，占50.00%，无效患者10例，占25.00%，临床有效率为75.00%；观察组患者中显效患者15例，占37.50%，有效患者20例，占50.00%，无效患者5例，占12.50%，患者总有效率为87.50%，两组数据之间未见显著差异(P > 0.05)；比较两组腕关节的主动屈曲活动度，治疗前，两组患者腕关节主动的屈曲活动度之间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腕关节主动的屈曲活动度均有显著的改善，观察组改善幅度明显比对照组大，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综上，在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患者中采用T型钢板治疗可提高临床效果，在入路方式的选择中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从而达到理想效果。 但我们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缺乏随机对照组，我们的技术是否优于其他方法有待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此外，样本量小和随访时间短也是该研究的局限性。因此，应进行大量人群和较长随访时间的研究，以评估我们的方法在治疗不稳定桡骨远端骨折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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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要 标识语的英译面向外宾，其规范程度展现了我国文明开放程度和文化水平。以定性研究和举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标识语英译的错误，并运用模因论与翻译模因论，尝试寻求标识语英译的恰当方法。将标识语英译看作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过程，试图在规范模因的指导下，探讨兰州市内标识语的英译是否符合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并尝试归纳不同类型标识语的翻译技巧。研究认为，运用翻译模因指导标识语翻译有助于进一步实现标识语的功能，规范标识语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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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标识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国际特色。标识语的汉英互译是促进我国与外国游客交流的桥梁。因此，为了更好地达到标识语的交际目标，标识语翻译规范化变得非常重要。然而，我国标识语的英译现状不尽人意。标识语翻译失误不仅阻碍外国读者的理解，造成文化误解，而且伤害中国译者的形象。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研究标识语的英译，如翻译符号学、语用学和翻译批评。然而，翻译模因论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只为少数学者所应用。本文拟运用翻译模因论，对兰州市部分典型标识语的英译进行分析，探索译者应采用何种翻译策略，使标识语的外译更加符合读者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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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标识语概述 2.1. 标识语的界定 公共标识，作为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都市化、社会化的标志性产物，以及现代社会语言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种类繁多、功能多元、使用广泛、不可或缺 [ 1 ]。标识语又名“公示语”、“标示语”或“揭示语”，在英文中统称public signs，“是一种常见于公共场所的特殊文体，或用寥寥文字，或用简明易解的图示，抑或文字与图式兼用，表示对受众的某个要求或引起人们的某种注意” [ 2 ]。 标识语兼具四种功能：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强制性功能。其中指示性和提示性标识语顾名思义。而限制性标识语较“直接发出命令”的强制性标识语，语言方式更加委婉。此外，标识语的语言特征也应具有四方面：直接性、简洁性、精准性和统一性。其中统一性要求同一机构或设施的标识语尽量采用一致表达，避免造成歧义和误解 [ 3 ]。 2.2. 标识语的英译失误 标识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应当尽可能简洁准确。然而，其翻译现状却不尽人意。标识语的翻译失误阻碍读者的理解。探析中文标识语的英译失误，建立翻译规范是重中之重。吕和发在其著作《公示语汉英翻译错误分析和规范》 [ 3 ] 中总结了标识语翻译的错误类别。本文将着重强调三方面：基础类、语用类和语义类。 基础类指易于规避的错误，如拼写错误、语法错误和表达混乱。该类错误源于译者的粗心和语言标准化缺失。 语用类包括过度直译、不可理解性及表达冗余。语用错误源于中西方民族在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正如图1 (见图1)。垂钓在汉语中的意义等同于“钓鱼”，因而该标识语传达出“禁止钓鱼”的含义就足矣，而译者却将其翻译为“vertical fishing”，画蛇添足地译出“垂直”的意味。 语义层面的错误指交际信息失真和用词不当。受语言表达和译者翻译能力的限制，语义错误在标识语英译中十分常见：在兰州某景区的出口处，“出口”一词(见图2)被误译为“export”(出口贸易的“出口”)。二者尽管在汉语中同为“出口”，但含义却是千差万别。不难看出，在中文标识语英译过程中，为规避语言失误，译者需权衡和考量用词。与此同时，制定规范和标准以指导标识语英译迫在眉睫。而由模因延伸而来的规范模因有助于标识语英译规范的建立。 图1. 过度直译错误示例 图2. 交际信息失真错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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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翻译模因论概述 3.1. 模因的定义、起源与特征 “模因”起源于社会生物学，由牛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1976)中首次提出。他解释说，试图创造一个类似“gene”的术语来描述文化现象的演变，随之，“meme”诞生了。据他介绍，“A meme is a unit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or a unit of imitation. Examples of memes are tunes， ideas， catch-phrases， clothes fashions， ways of making pots or building arches. Just as genes propagate themselves in the gene pool by leaping from body to body via sperm or eggs， so memes propagate themselves in the meme pool by leaping from brain to brain via a process which， the broad sense， can be called imitation [ 4 ] ”。 正如基因一样，模因也是一种复制因子，可被视作“文化基因”，其生存需要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s)，即宿主。从生物学角度出发，人体是基因的生存机器，是基因确保自身持续复制和不朽的载体。同样，“文化基因”也依赖于“人”以繁殖和进化。在此基础上，Blackmore [ 5 ] 提出了两类模因：共生模因和寄生模因。前者自身与宿主互利，因而得以存活。而后者最终消灭宿主，以至于其自身也难以存活。模因得以存活的条件是击败竞争模因，获得更广泛的接受，成为强势模因(strong memes)。 道金斯指出强势模因的三个特征：长寿性(longevity)、多产性(fecundity)和复制忠实度(copying-fidelity) [ 4 ]。长寿性是模因存活和传播的基本保证。多产性表明其复制速度越快，传播范围越广。而复制忠实度指模因的复制应足够忠实于原始模因。三种特征相互关联，促进强势模因生存及传播。 3.2. 模因的生命周期 模因通过模仿来传播。成功的传播需要四个阶段。根据Francis Heylighen [ 6 ]，这四个阶段通常被称为模因的“生命周期”，包括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阶段。在同化阶段，模因需要被注意、理解和接受来有效地感染新的宿主。记忆阶段表明，模因在宿主记忆中保留的时间越长，其感染新宿主和传播的机会就越大。表达关乎交流。当携有模因的宿主与他人交流时，宿主会将模因从记忆中提取至现实世界，使得模因在交流过程中感染新宿主并继续传播。进入传播阶段后，模因需要稳定的媒介，以防在传播过程中失真。一般来说，感染潜在宿主的媒介是单词、声音和图像等物理信号。在以上任意阶段中，弱势模因都有可能被强势模因所击败直至消失。 3.3. 翻译模因论 3.3.1. 从模因到翻译 根据上述，人体是模因的生存机器。然而，“people are not the only ones (although they always at least indirectly involved in meme transmission) [ 7 ] ”。语言同样是模因传播的载体。倘若模因在一种文化中的传播是通过语言进行的，那么，使得模因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就需要翻译。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翻译过程可以看作模因通过语言在异国文化中复制和传播的过程。 具体来说，模因的传播分为三个时期。在遗传阶段，模因存在于原文中，体现原作者的思想和背景。源语信息一旦由读者读取、理解并接受，就会进入解码和感染期。读者受模因感染后，便成为能够重新编码和传递模因的新宿主。显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能够将源语文化编码成一种新的语言。模因存在于新的载体后，便循环进入下一轮遗传期。在翻译活动这一模因传输过程中，如何解码和复制源语信息，使读者接受尤为重要。 翻译模因论是安德鲁·切斯特曼于1997年在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切斯特曼将翻译本身和翻译理论的概念归纳为翻译模因，认为翻译研究是模因论的一个分支。翻译模因库中存在着大量的翻译模因，每个翻译模因都复制并继承了之前的翻译模因。其复制过程是动态的。 3.3.2. 从模因到规范 模因之间为了生存而竞争。因此，在复制传播过程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不受其竞争模因威胁的模因，将成为规范模因。规范被定义为“memes which are accepted (for whatever reasons-even threats) by a community as being conducive to behavior perceived as useful [ 7 ] ”。由翻译模因演化而来的翻译规范也如此，遵循规范的翻译是得体的。基于图里(Toury)的规范概念，切斯特曼发展出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 期待规范是产品规范，指读者对译文的期望。期待规范动态地遵循社会和历史条件。读者的期待主要受制于目标语言和文化中流行的翻译传统。此外，它还受到经济或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制约。译文一旦符合某一特定文化中的期待，便达到交际目的。显然，期待规范有助于对译文质量做出评判。 专业规范是指导翻译过程的过程规范，包括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其中，责任规范属于伦理范畴，要求译者忠于翻译过程的任何一方参与者。交际规范是社会规范，交际规范指导下的译者应使交际最优化。关系规范指在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建立某种相似关系，属于语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