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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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对策建议 6.1. 科学配置种养业、合理布局之种植业内部 改变目前的种植结构，继续实施“压夏扩秋”，“粮草兼顾”；并在缺水较严重的低海拔平原地区，进一步降低复种指数；减少耗水量大且经济效益低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牧草和马铃薯的种植范围，增加耗水少且经济效益比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6.2. 因地制宜选择和推广雨养农业技术模式 水利部颁布了节水灌溉技术标准，节水灌溉工程和旱作农业节水技术应当严格遵照执行；对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进行节水技术培训。支持科研机构及下属在西北旱区各实验站雨养农业的科技创新，支持西北旱区雨养农业技术模式示范、推广和应用。 6.3. 加强雨养农业的宏观指导 制定西北地区雨养农业发展规划，根据西北旱区的生态特征和资源禀赋条件，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做到科研结果与实际农作相结合。用政策支持雨养农业试点工作，结合具体适宜技术，制定补贴和以奖代补政策，充分利用天然降水，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积极适应水价改革，建立雨养农业区水价调节方案。逐步恢复生态，确保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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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语言心理学家对单词阅读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探究乐此不疲，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 阅读过程中单词是如何在识别之后进一步达到语义的通达的？2) 人脑中是否存在一个特异于字词加工与识别的脑区？3) 一个单词的字形、语音、语义三个加工在阅读中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和程序？围绕这些问题，心理学家展开了一系列实验研究。本文基于正常被试及失语症被试的一系列行为实验研究和脑成像研究证据，对当前解释字词识别过程的神经再利用假说和交互作用观进行比较，并分析两者间存在的共识、冲突及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这两个理论和一篇元分析研究在单词阅读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研究意义及局限性。 关键词 :单词阅读，字词识别，神经再利用假说，交互作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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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语言的特点与阅读的界定 语言作为阅读的对象，其不同类别和特点也影响着阅读的机制。不同语言按照拼读和发音的对应关系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书写系统，例如英语按照音素(phoneme)和语素(grapheme)的相互对应关系应归类为拼写体书写系统(Alphabetic script)，而中文的每一个符号单元可单独表征一个字义且与音素无对应关系，称为语标体或表义体(Logographic script)  (Harley， 2004) 。阅读不同书写系统对应的语言时，所需进行的加工过程也大相径庭。 另外，语言本身具有不同的组织层次，使得阅读涉及的过程也复杂多样：单词、句法、段落、篇章…不同组织层次的文本及彼此之间的过渡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应的阅读过程更是不能一概而论。 考虑到以上两点，本文所探讨的阅读过程，主要指字母拼写体系(alphabetic orthography)的单词阅读，即从单词的字形刺激输入、识别加工到语义通达的整个过程。而朗读和默读作为阅读的不同形式，都是本次探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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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讨论：意义与局限 3.1. 字形识别：两种理论的比较 1) 比较：矛盾与共识 两个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冲突点主要集中在“VWFA的阅读领域功能特异性”上，Price等人认为，字词识别和其它图像识别等客体识别都作为知觉过程的一部分，彼此的加工机制和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都是自下而上的感觉信息与自上而下的预测调控的综合结果，因此VWFA对字形刺激材料的反应和加工不具备特异性；而Dehaene等人基于神经再利用理论，认为尽管阅读的过程是通过再利用客体识别尤其是图画识别的皮层功能完成的，但是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针对于字形刺激材料反应的选择特异性。 结合各自理论内容进一步细致区分，两者对“VWFA的阅读领域功能特异性”的理解分歧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是对“特异性(specialization)”这个模糊的概念具有的不同理解。 正如Dehaene在文中提到的，对于“特异化”和“特异性”概念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和阐述，是大多数研究在结论表述上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Price等人认为VWFA不存在对阅读的特异性，是针对其交互作用功能来进行推论的，即VWFA的交互作用整合功能在知觉过程中对字词材料不具备特异性；而Dehaene等人强调的是VWFA在刺激材料选择性和对双字母语素编码的神经编码方式上表现出了特异性，因此两者虽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具体的主要依据针对的是VWFA反应的不同现象，由于彼此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互相驳斥关系，所以本质上是不矛盾的。 二是在VWFA对材料刺激选择性现象上具有不同理解。 Dehaene认为VWFA对字词刺激表现出比图画刺激的更强激活，是由于VWFA对字形刺激存在选择特异性；而如果依据Price的交互作用观理论解释，字词刺激的更强激活，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字词刺激存在比图画刺激更多的来自自上而下的语音、语义激活，而这个过程所遵循的知觉机制并不是字词加工特有的。 三是对神经编码方式的假设。 Dehaene针对VWFA对双字母组语素的反应模式提出了“双字母组探测器”(bigram detector)的神经编码假设，并认为这种VWFA中的这种编码方式对字词材料的特异性选择的重要体现之一；Price则认为，基于交互作用观理论即使不使用类似的神经编码假设，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大多数VWFA的研究结果。 基于以上三点的不同，两个理论对VWFA的阅读领域功能特异性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两者在具体的问题上并不存在直接的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 另一方面，神经再利用假说和交互作用观在VWFA的功能也存在一定共识。 一是都认为VWFA作为一个在字词加工中重复激活的脑区，在字形加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VWFA确实存在着自下而上的感觉输入信息和自上而下的语音信息的交互。Dehaene在讨论阅读习得对VWFA的影响部分提到，语音邻近效应与音节的多少同样对VWFA的字形识别存在影响；另外，在以盲文为材料的先天盲人被试实验表明，“视觉字形区的字词特异性同时受接受性连接(自上而下)和投射性连接(自下而上)两方面的约束”。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Price对VWFA的功能交互作用观。 2) 意义与局限 Dehaene的神经再利用理论主要从进化的视角出发，很好地解释了视觉字形区(VWFA)对字形刺激和图画刺激所表现的共性结果，并结合了当前神经成像领域研究的多方面证据指出了视觉字形区对正字法刺激具有特异性。 而Price的交互作用理论从知觉过程的交互作用本质出发，结合阅读过程解释了如何在相同的机制下出现VOT激活模式对字词刺激材料与图像等非字词刺激材料的分离，即腹侧枕颞区对刺激选择性的背后机制：巧妙地引入了自上而下的“预测”(prediction)和“预测失误”(prediction error)概念，对当前分散的研究证据起到更好的整合作用，也为联结主义的三角模型提供具体的神经层面的假设印证。 当然两个理论也有各自的局限性。Dehaene的神经再利用提出，VWFA具有特异于阅读过程的字词刺激材料的选择特异性，但这个观点与一些VWFA对非正字法刺激的更强激活的实验发现相矛盾，难以进行解释。而Price的交互作用观通过自上而下的预测过程或者预测失误的调控作用，不仅可以解释上述不一致的发现，也能解释Dehaene所列举的所谓阅读特异性的研究发现，这似乎显示Price的交互作用观在整合当前各种分散的研究发现解释力上更胜一筹。 然而，这也是Price 的交互作用论中一个最让人困惑和质疑的地方：行为层面上同样是更强的激活，却可以同时通过预测过程(prediction)的存在或预测失误(prediction error)的假设分别解释，这不禁给人一个无法证伪的疑惑。毕竟目前的交互作用论中，对这两个过程的存在并没有定性的辅助证据，也难有定量的相互鉴别，这更给同时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带来解释上的困难：例如原文在VOT对字词与其它正字法刺激选择性的阐述分析中提到(第5页，第2段，第8行)，“通过对比，VOT对假词的激活比真词更强，这是因为尽管两者都激活了自上而下的预测作用，但显然前者的预测失误(prediction error)更多”。但这种预测失误对假词加工过程来说，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和产生的原因都很难确定：假词的语音信息(音节拼读经验)一定比真词的预测失误更多吗？更重要的是，Price在分析中还遗漏了真词中同样可以作为自上而下的调控的语义调控作用，当加入这个真词的语义调控之后，和假词的语音经验预测失误相比应该是哪个激活更多呢？恐怕这也是交互作用论难以解释的重要问题。在预测和预测失误对VOT调控作用的确定和比较上仍然非常模糊，这给交互作用论的不同分析带来弹性和空间，却也同时留下了关于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质疑。 同样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理论对所引用的不同研究范式的差别关注不足，例如作为字形加工领域常用的单词决策任务(lexical decision)和单词命名任务(word naming)，两者在具体阅读过程和成分上存在差异：前者作为决策任务很可能包含除了字词识别外的其它策略过程的参与，后者则可能还混杂了语音编码与发音、预备状态和识别后的检查等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之间是否能够用来直接对比，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3.2. 字形、语音、语义交互作用的元分析证据 Cattinelli的元分析结果，发现了语词加工中的三个神经网络，提出了与语词加工任务中难度相关的难度调节网络，与字形、语义加工有关的真词相关网络和与字形、语音整合相关的语音加工网络。在三个网络的结果基础上，Cattinelli结合前人研究提出一个阅读功能模型：这个发现一方面部分印证了Price等人研究所揭示的VWFA区的字形、语音整合功能，另一方面也从神经层面对联结主义三角模型进行补充说明；除此之外，对真、假词的语音、语义加工的推断和难度调节网络的决策调控猜想也很具有启发性。 当然，Cattinelli这个元分析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对部分结果的过分解读。在对真词相关网络的阐述中，Cattinelli提出，由于没有发现单独只在字形加工研究或语义加工研究中激活的脑区，所以很可能字形加工和语义加工是同时进行的。然而，值得重视的是，Cattinelli通过追溯前人研究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阅读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入组的研究对语义或字形加工这些成分没有很好的分离而导致的重复激活，另外不同的实验范式和控制在聚类分析过程中是否存在潜在的交互作用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也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在入组35篇研究的情况下涉及了四种范式，对结果的推断应该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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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统计过程控制图的产生及其发展，分析了一般的Shewhart控制图和CUSUM控制图的优缺点，其次给出了Shewhart控制图的估计方法和CUSUM控制图的理论基础及其构造方法。最后，我们比较了在过程受控与失控两种情况下的一般的Shewhart控制图和CUSUM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得出了CUSUM控制图对监测过程均值小漂移比一般的Shewhart控制图更灵敏的结论。 关键词 :Shewhart控制图，CUSUM控制图，平均运行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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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现代质量管理要求以统计技术的应用来实现过程控制，因此称为“统计过程控制”，统计过程控制强调预防为主的原则，因而在质量管理中受到管理者的青睐。实现统计过程控制的过程称其为处于“稳定受控状态”或“正常状态”或“统计稳态”。控制图是生产过程中控制过程质量的一种有效工具，它能直观地反映出加工过程质量情况。它形象直观，图上有用实线绘制的中心线和虚线绘制的上下控制线，图中有按时间先后顺序抽取的样本的点列，各点之间用直线段连接，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出变化趋势。控制图就相当于通常的正态分布旋转90度后形成的。将 ， 以及 分别标注为中心线，上控制线，下控制线，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基本的控制图 [ 1 ] - [ 3 ] 。Shewhart控制图理论基础是“3σ”原理，也就是说在1000个产品中有不超过2.7个不合格品出现，，就认为该过程的波动属于正常波动；否则，就认为该过程的波动属于异常波动。Shewhat常规控制图只是利用了过程中的当前数据，而没有充分利用整个样本中的数据。Shewhart控制图对当前数据的信息进行了充分的利用，但是一旦“点出界就报警”，并且所有历史数据的权重都为0。由于Shewhart控制图是建立在数理统计的原理之上，因此在质量控制过程中需要满足样本容量要大，样本服从或接近正态分布，样本相互独立等条件。而在实际控制过程中这些条件很难被满足，从而造成Shewhart控制图在实际运用中的各种不适应性。针对这种情况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Page基于序贯分析原理于1954年提出了累积和控制图简称为CUSUM控制图。将一系列点子(数据在控制图中的表达)的微弱信息累加起来，就对过程中的微小波动也变得灵敏了。CUSUM控制图不仅拓宽了Shewhart控制图的应用范围，而且弥补Shewhart控制图对中小漂移和异常点的检测灵敏性。控制图方法因具有捕捉异常先兆的功能，因而成为实现统计过程控制的首选方法。在统计过程控制中，应用统计技术实现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监控和诊断，捕捉到异常先兆后立即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将异常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在过程之中。因而有效减少过程中的质量损失，降低成本，对保证产品质量和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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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Shewhart控制图的区间估计 2.1. 过程总体均值和方差已知的情况 假定一列样本 ， 来自一生产过程，它们独立服从均值 ，标准差为 的正态分布，即 。 表示在时刻t从生产过程中抽取的 个样本，假定每个时点抽取的样本数量恒为 ，则容量为 的样本均值 。当 和 都已知时， 以 的概率落在区间内，其控制区间为 (1) 在实际操作中，取 为3，即实际生产中的 控制线。以上我们对样本 ， 作了正态性假设，但是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当样本不符合正态性假定时，只要样本数量较大一般大于50即可，那么样本也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故Shewhart控制图的结果仍然可用。 2.2. 过程总体均值和方差未知的情况 当 和 都未知时，假设我们有m个样本容量为n的样本，则均值的估计值为 (2) 又总体标准差的无偏估计为 ，设 是m组样本的极差， 是这些极差的平均值，且总体均值的估计值为 。因此，每组样本的均值 以 的概率落在区间 (3) 之内。所以在总体均值与标准差的估计值均已知的情况下，我们代入 和 的估计值就得到具体的检测过程均值的Shewhart控制图的 上控制线为： (4) 下控制线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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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CUSUM控制图的构造 3.1. CUSUM控制图的理论基础：序贯概率比检验 CUSUM控制图通过观测值与目标值之差的累积和来画图，充分利用了整个观测样本的信息，其理论基础就是序贯分析原理中的序贯概率比检验(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简称SPRT)，这是一种基本的序贯检验法 [ 4 ] 。 对一个简单零假设和备择假设，假定我们有一列样本量为n的独立观测值{ }，而且假定与每个假设分别联系在一起的概率密度函数是： ， ，记此时的似然比统计量为 (6) 对于事先给定的两个常数 ， ，我们逐一抽取样本，如在抽得的样本 抽样尚不能完成，则继续抽 ，并计算 。 当 时，停止抽样，拒绝零假设；当 时，停止抽样，拒绝备择假设。 当 时，则抽取第 个样本，并计算 ，重复以上的步骤，依次进行。我们称这样的检验就为序贯概率比检验 ，简记为 。 对于一个SPRT 而言，其临界值与犯第一、二类错误概率 之间的关系为 (7) (8) 由以上式子可以看出，对于事先给定的第一二类错误概率 ，我们可以将常数 近似选定为 。 3.2. CUSUM控制图参数的选择与平均运行长度 我们以检测向上漂移为例进行说明，即已知漂移量 ，则基于似然比统计量为 ，若事先选定阀值 ，如果 ， 说明到时刻n为止的过程中表明过程未进入失控状态，那么继续检测如果直到某个 则报警，认为过程在时刻n以前有某一个点发生了漂移。在实际应用中， 是未知的，因此我们常常用一个待定的参数 代替从而可得到一般的CUSUM统计量 这样CUSUM就由两个参数(k，h)所决定。 参数的选择的关键原则是用平均运行长度 ，一般情况是保证 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选择使 尽可能小的k和h，这里 ：表示过程开始时处于受控状态。 ：表示过程开始时处于失控状态。 其中 表示报警所需的运行时间。 我们用上述 定义失控状态下的平均运行长度是为了研究的简化，事实上CUSUM具有无后效性即是如果某个 ，则从 开始与从1开始的过程在检测方面没有区别。 我们考察向上漂移的检测问题，以 表示受控状态下让 从 开始进行检测所需的平均运行长度，即 (9) 其中样本 为来自标准正态分布的观测值，濮晓龙 [ 5 ] 运用Page于1954年导出的积分方程： (10) 其中 与 同分布， 表示X的密度函数，那么 就是对向上漂移进行检测的平均运行长度 。 对向下漂移的检测有类似的积分方程： (11) 对双向检验的问题，Kemp证明了 (12) 如果观测样本并非来自标准正态分布，而是来自一列发生了漂移量为 的样本，那么此时的 不仅依赖于 还与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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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实际比较分析 4.1. 判断控制图性能的标准 控制图从检测开始到它发出生产出现问题的警号为止所抽取的平均样本数，称为平均链长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固定过程受控时的 ，记为 ，然后比较不同控制图在过程失控时的 记为 ，过程失控时 越小，表示该控制图检测漂移越有效。当过程受控时我们希望平均运行长度尽可能的大，这样控制图误报的几率会小一些；当过程失控时，我们希望平均运行长度尽可能的小，这样控制图检测到异常点的概率就会大一些。所以，判别控制图好坏的标准就相当于假设检验中的第一二类错误概率。一般地我们取， 。 4.2. 过程受控时两类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 对于Shewhart 控制图，当 取为3时，根据 原则知道，标准正态分布样本落在3以外的概率约为0.27%，即 ，所以，过程受控时其平均运行长度为 (13) 利用计算机随机产生一组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样本容量为64的随机数，计算其均值 ，判断 是否在 范围内，即 是否大于0.375。若 落在上下控制线之间，则说明该过程受控，否则继续抽样，计算均值，再判断，直到过程 落在上下线之外，记下此时抽样的次数，即为该控制图的运行长度。因一次实验存在误差，故将上述实验重复10000次，可得到Shewhart 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对上述实验运行5次，分别得到过程受控时的平均运行长度 (代码见附录)如下表1。 由以上运行结果可知生产过程受控时Shewhart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约为370。 对于CUSUM控制图，计算平均运行长度，关键是确定参数k和h。我们以上单侧为例进行说明，根据参数k和h的选择原则，我们一般选择 为 ，然后不断调整控制线h直到CUSUM控制图过程受控时的平均运行长度约为370为止。首先随机产生一组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样本容量为1的随机数，然后计算出其CUSUM统计量 ，判断是否超出控制线。如果超出事先设定的上控制线，则说明该过程失控，其运行长度即为1；如果在均值和上控制线之间，说明该过程受控，则继续产生一个随机数，再计算出其统计量判断是否在均值和上控制线之间，如果超出事先设定的上控制线，则停止，记下此时取样的次数，即为该控制图的运行长度；由于误差的存在，我们通过重复实验次数来减少误差，运行10，000次即可得到CUSUM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 通过不断调整控制限h，保证 大致为370，发现当h大致为2.5。 4.3. 过程失控时二者平均运行长度的对比分析 (1) 当漂移量较小时： 时，对于过程失控时的Shewhart 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结果见下表2： 对于过程失控时的CUSUM控制图平均运行长度，操作步骤基本同过程受控时，此时我们假设漂移量 ，濮晓龙 [ 5 ] 指出如果控制线 时平均运行长度为21左右，通过计算机模拟也证实了这点，结果见下表3。 由上述两张表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偏移量0.5时，CUSUM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远小于Shewhart 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由于两种控制图过程受控时的平均运行长度ARL0一样，所以失控时的平均运行长度 越小越好，从表中数据则足以说明CUSUM控制图检测中小漂移更加灵敏。 (2) 当漂移量较大时， 时，类似的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到如下结果：过程失控时CUSUM控制图 Table 1 Average run length of Shewhart control chart during process contro 序号 1 2 3 4 5 ARL0 369.47 367.08 370.53 373.51 374.57 表1. 过程受控时Shewhart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 Table 2 Average run length of Shewhart control chart out of process contro 序号 1 2 3 4 5 ARL1 155.2458 156.2054 153.1586 153.2689 154.2716 表2. 过程失控时Shewhart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 Table 3 Average run length of CUSUM control chart out of process contro 序号 1 2 3 4 5 ARL1 21.9066 21.8475 21.906 21.8391 22.0378 表3. 过程失控时CUSUM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 平均运行长度为4，过程失控时的Shewhart 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为1。由平均运行长度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漂移量较大的过程检测，Shewhart 控制图的平均运行长度较小，说明Shewhart 控制图对检测大漂移更加灵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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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Shewhart 控制图对过程均值的监控是以最后一次观测结果为依据的，它对检测小漂移不灵敏。而CUSUM控制图对过程的监控是以所有观测结果为依据的，它对检测小漂移比较有效。而在实际的质量控制中，如果我们联合使用累积和控制图和休哈特控制图，那么就能弥补各自的不足，达到真正的对企业质量的控制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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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执行功能对儿童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已有的研究表明有5项能够提高儿童执行功能的干预方案——电脑训练、有氧运动和体育活动、正念和瑜伽、学校课程以及音乐训练。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反复练习以及不断挑战儿童的执行功能，并且同时解决情绪和社会发展(如学校课程)以及身体发展(如武术和瑜伽)比单纯地关注执行功能要有效。此外，干预方案应引起儿童的兴趣，利用儿童的热情和兴趣为他们的身心发展和学业成功服务。 关键词 :执行功能，干预方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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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指儿童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时，对各种基本认知过程进行协调和控制的高级认知过程，它使儿童表现出适应性的、目标导向的行为  (Miyake et al.， 2000) 。执行功能对儿童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有较高执行功能的儿童在学校和家庭中表现得更好，它能够在所有的学年持续预测儿童的数学和阅读能力  (Gathercole， Pickering， Knight， & Stegmann， 2004) ；执行功能还与儿童的言语能力、心理理论、社会技能等高级心理功能密切相关，同时，自闭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一系列儿童病理性问题均与执行功能的发展缺陷有着密切的联系  (Lee， Bull， & Ringo， 2013) 。此外，执行功能在个体的一生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体的身心健康(  Dunn， 2010 ;  Kusche， Cook， & Greenberg， 1993 )、职业发展  (Prince et al.， 2012) 、婚姻生活  (Eakin et al.， 2004) 都与其执行功能息息相关。已有的研究表明，执行功能发展的年龄跨度很大，但其重要的发展变化会出现在2~5岁，且在12岁左右达到许多标准执行功能测试的成人水平  (李红，王乃弋，2004) 。而儿童的执行功能是能够通过干预提高的  (Diamond， 2012) ，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高儿童的执行功能成为许多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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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执行功能训练的基本原则 3.1. 最初执行功能最差的人收获最大 在关于提高儿童执行功能干预方案的研究中，低收入、低工作记忆广度和多动症的孩子以及男孩(往往比女孩有更差的抑制控制  (Moffitt et al.， 2011) 通常在任何活动中表现出最好的执行功能的提高。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即那些在执行功能上表现不好的儿童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当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合适的干预措施后，他们一样会表现得很好，这能大大减少他们在之后与其他儿童成就上的差距。 3.2. 转移是有限的 正如电脑训练以及心灵工具课程实验中所发现的那样，执行功能干预结果的转移是很有限的，干预中训练到的部分会得到增强，并且增强会迁移到与这一部分相似的其他内容的活动中，然而与这一部分不同的另外两个方面则不会增强，例如在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中，CogMed©工作记忆训练提高了儿童的工作记忆，但是这种非言语工作记忆训练的效果会转移到其他的非言语工作记忆的测量中，而不会转移到同一测量方法中的言语工作记忆；又如在心灵工具作为附加课的时候，发现儿童在他们练习的那些模块中提高了，但这种提高没有迁移到其他的模块中。由此说明转移是狭隘的、有限的。 3.3. 要对儿童的执行功能提出挑战 挑战儿童的执行功能才能提高其执行功能，因此无论哪种干预方式，难度都需要不断提升以挑战儿童的能力。在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中，一组4岁儿童训练工作记忆和非言语推理，控制组两项都训练但是保持在最简单的水平，结果发现训练组的儿童与控制组相比在工作记忆和非言语推理上均有显著提高。学校课程强调了关注每一位学生，因为每位学生的能力不尽相同，只有关注每一位学生，才能确定适合他们的任务难度，使得学生的执行功能得到更好地提高。 3.4. 重复练习和多方面的活动 重复练习是十分必要的，长时间的、持续的练习能够推进儿童执行功能的提高。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体育活动比有氧运动的效果更好。像传统武术(锻炼加个性发展)、瑜伽(锻炼加正念)和学校课程那样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干预方案会比单独的锻炼效果要好。由于执行功能训练的转移是有限的，因此儿童在像以上三种能够训练到更多方面的方案中获益更大，因为这些活动涉及到更多的执行功能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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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未来发展方向 4.1. 着眼于个体及干预方案要素，找到适合于儿童的干预方案 目前，还没有人着眼于个体，通过比较练习的情况以及执行功能基线的数据，区分出从某项执行功能干预方案中受益的儿童和没有受益的儿童，进而分析受益和没有受益的原因，找到每项执行功能干预方案对哪类儿童最有效或者改进执行功能干预方案。执行功能干预方案的活动类型、强度、频率、干预的持续时间等要素都应该在研究中进行探讨，以确立对于某个年龄段的儿童或者有某种特点的儿童更适合他们的个性化的干预方案。研究数据表明，Cogmed和武术可能对于8岁以及年龄更大的儿童来说作用最好，而学校课程对提高执行功能的有效性已经被研究证实仅仅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有效，并且主要用于抑制控制  (Diamond， 2012) 。 4.2. 探究干预方案带给儿童的执行功能的提高是否能够持续 另外，已有少量研究关注执行功能的干预方案给儿童带来的好处是否能够持续，例如在电脑训练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测量了儿童6个月后的执行功能以及数学阅读成绩，发现执行功能的提高仍然存在，且影响了数学阅读成绩的提高。但是，关于执行功能的提高是否能够持续的研究依旧不够系统，且这些研究没能一直追踪下去。另外，如果提高能够持续的话，这些提高能够持续多久，在执行功能的哪个方面持续以及哪些因素影响持续时间的长短都是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地方。 4.3. 研究其他活动是否能够作为提高儿童执行功能的干预方案 本文提到了很多能够提高儿童执行功能的干预方案，然而很可能还有很多没有研究的活动对提高儿童的执行功能有所帮助，例如剧院、乐团、合唱团、关爱动物、电影、赛艇、攀岩等等。研究者们需要对这些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还有哪些活动能够提高儿童的执行功能，效果怎样，效果的持续时间又如何，以及哪些儿童能够从哪些活动中获益。研究者们可能需要找到一种比随机对照实验更好的、能够研究各项活动提高儿童执行功能效果的研究方法。 纵观所有的干预方案，我们发现这些方案都是有趣的、能够调动儿童的兴趣的，哪怕是听起来最单调的学校课程，四种课程无一不为孩子们提供了思考、活动、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因此一个方案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它包含了一项儿童喜爱的活动，所以他们才会投入紧张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它。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孩子们的热情和兴趣为孩子们的身心发展和学业成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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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无烟儿童”是在欧美流行的以儿童和母亲为目标的基于家庭的吸烟干预项目。项目以社会认知理论、详尽可能性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原理，以模块化和自我帮助的方式通过亲子间的互动来影响儿童关于吸烟的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发展。通过随机对照试验验证项目在推迟儿童开始吸烟的时间和减少吸烟率方面有显著效果。由于方案具有心理学理论驱动、操作简单、可由家庭独立完成、侧重儿童、效果显著等优点，方案在与基于学校的方案结合使用、以更便捷的方式在更大的人口水平上实施、运用到其他成瘾品的干预预防等方面具有应用潜力。方案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天花板效应，以及缺乏跨文化研究、未考虑父亲因素等局限性，因此尚需研究来进一步完善。结合“无烟儿童”和我国现状，我国在吸烟干预研究中存在干预性研究少、实证研究少、具体化操作策略少、心理学领域研究少等不足。在未来控烟工作中，应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控烟工作，将儿童纳入禁烟目标，完善控烟立法，尤其是出台针对儿童和家庭的相关立法。 关键词 :“无烟儿童”，吸烟，家庭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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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和预测，每年约有350万人死于与烟草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吸烟现象在青少年中呈不断蔓延和加重趋势  (那苓，2010) ，世界范围内每天有80，000至100，000名青少年开始吸烟  (WHO， 2005)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Honjo & Lawachi， 2009) 。我国第四次吸烟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青少年期是养成吸烟行为习惯的主要阶段  (裘欣，项海青，施世锋等，2007) 。青少年过早吸烟不仅对正在发育的身体造成更持久和严重的伤害(  王娟，张洁香，2011 ；  刘芳，2011 ；  左成林，石妍，2011 )，并且更容易在日后发展成为规律性吸烟者。美国学者研究表明，青少年越早开始吸烟，越加重尼古丁依赖，越容易变成规律吸烟者(  Chassin， Presson， Pitts， & Sherman， 2000 ;  Jackson & Dickinson， 2004 )。即便开始吸烟时为间断性的，也会导致他们日后加速对尼古丁产生依赖。早发型吸烟是将来规律性吸烟一个最强的预测器。如果把青少年开始吸烟的时间推迟，可以明显降低吸烟率。鉴于烟草戒断的困难(只有约10%的意图戒烟者戒烟成功)，研究者普遍认为推迟吸烟开始的年龄是预防吸烟的一个重要战略  (钱镇宇，2006) 。因此，当前的吸烟干预方案主要针对青少年群体，以此来达到预防吸烟的目的。 根据林丹华和方晓义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总结，当前青少年吸烟行为的预防主要基于健康教育、社会影响、生活技能和认知–发展4种干预模式  (林丹华，方晓义，2002) ，但这4种干预模式均以学校为基础(例如“无烟班级竞赛”，一项首先在芬兰开展而后迅速扩散至欧洲的基于学校的吸烟预防方案  (Wiborg & Hanewinkel， 2002) )，这些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却无法取得更进一步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是漠视父母在青少年吸烟预防中的作用。虽然儿童在入学后学校便成为其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但父母在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的吸烟行为和态度对青少年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裘欣，项海青，施世锋等，2007 ；  Jackson & Dickinson， 2006 ；  林丹华，方晓义，2001 ；  李芳，龚洁，孙惠玲等，2011 ；  Ritchie，2009 ；  刘卓，王增珍，2003 )。近来的研究更是表明社区在青少年吸烟干预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林丹华，方晓义，2001 ；  孙玉芝，何佩穗，2008 ；  徐哲懿，2006 )。二是忽视儿童时期预防吸烟的重要性。研究表明，青少年吸烟呈逐渐低龄化趋势，我国2005年调查数据显示：与1998年调查结果相比，13岁前吸完一整支烟的比例增加了15%  (那苓，2010) 。并且在吸烟行为正式发生前，首先是对吸烟认知的改变，即对吸烟的认知认可先于行为的发生  (Andrews & Duncan， 1998) 。禁烟的认知–发展干预模式也指出，吸烟的过程包括4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吸烟阶段、成为吸烟者阶段、保持阶段(  林丹华，方晓义，2001 ；  梁淑华，2012 )。这也表明了在开始吸烟之前，首先是在更早年龄阶段认知上的准备。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吸烟，吸烟的认知准备阶段往往发展形成于儿童期。所以儿童期戒烟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基于家庭且以儿童为目标的吸烟预防项目的开展势在必行，因此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无烟儿童”项目。本文通过介绍“无烟儿童”项目的基本情况，阐述项目原理，评价项目效果，展望“无烟儿童”项目的应用前景，并结合我国实情，探索“无烟儿童”项目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启迪，展望其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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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无烟儿童”项目的基本情况 1) 方案的发起和发展 “无烟儿童”是一项通过反吸烟社会化来帮助父母预防孩子吸烟的项目，其干预的关键假设是父母可以从事一系列反吸烟社会化的活动，并且孩子接触反吸烟社会化可以降低吸烟风险  (Jackson & Dickinson， 2003) 。简言之，“无烟儿童”是通过影响反吸烟社会化和吸烟有关的认知，从而推迟儿童及青少年开始吸烟的年龄和减少吸烟率。其最初的方案设计是帮助吸烟的父母来预防孩子吸烟，后来Marieke Hiemstra等人证明无论父母吸烟与否，该方案在预防儿童吸烟方面均具有显著效果  (Hiemstra， 2013) 。 该项目首先由Jackson和Dickinson在美国开展，采用5个活动模块来实施干预，干预效果的评定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完成。方案效果在得到验证后迅速扩展到欧洲各国，其方案设计也得到了不断完善，其改进主要体现在：一是在随访的效果检验中，最初方案以对父母的调查为测量依据，后来则通过对儿童的访谈或者问卷来完成。这主要是因为儿童的反吸烟社会化的认知更加可靠，并且其对吸烟状态的报告更准确；二是在干预衡量方面，以至少完成3个模块为充分干预，后来不仅分析充分干预，还对全部完成者进行了分析；三是在最初方案基础上使用了更多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例如动画片，使模块的布局更加现代化，具有更强的趣味性。四是最初的方案只是研究吸烟的父母在儿童吸烟预防中能否发挥作用，后来的方案则进一步将父母是否吸烟作为变量进行研究，并得出无论父母吸烟与否方案均有效的结论。五是考虑到儿童中哮喘患病率较高，且吸烟和哮喘有着密切关系，进一步研究了方案对哮喘儿童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儿童是否有哮喘，方案依然有显著效果(  Jackson & Dickinson， 2003， 2006 ;  Hiemstra， 2013， 2014， 2009 ;  Noble & Richard， 1986 )。 2) 方案对象的选择 “无烟儿童”干预效果的评定是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来完成的，分为干预组和控制组。采用自愿原则招募参加者，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小学招募，即要求学校将招募信息用纸质信件的方式让学生带给家长阅读，招募信息包括研究的基本信息、知情同意书等，同意参加的家长填写知情同意书，并且填写一份简短的自我筛查问卷和提供联系方式。随机化发生在学校层面上，即随机选择学校，为了避免来自同一所学校的不同参加者分到不同的条件导致污染，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参加者被分到同一条件。在基线状态筛选入选资格：儿童在9至11岁之间(有的研究儿童定为三年级)并且没有吸烟经历；参加的成人是母亲或者女性监护人；母亲和儿童能够读写本国语言，并且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后来的研究中，为了检查是否“无烟儿童”对哮喘儿童有效果，增加了哮喘症状的儿童子样本，并由独立的统计学家分层分配到不同条件中。 研究选择9至11岁儿童，因为在这个年龄，儿童对吸烟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一般还没有吸烟  (Dalton， 2006) 。相关研究也表明随着吸烟低龄化的发展，更多的这个阶段的儿童开始尝试吸烟。资料显示，在我国小学5、6年级及10至12岁形成了吸烟的第一个高峰  (王晓雯，牛瑾，周欢，2009) ，与研究关注的年龄阶段也是相一致的。此外，这个年龄阶段是进入青春期之前的时期，这时期儿童增加了与父母的冲突，特别是与母亲。 选取母亲而不是父亲的原因是：如果父母离婚，孩子大多与母亲居住；儿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更长，所以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传递反吸烟社会化方案给孩子；国外研究表明女性一般比男性更愿意报名健康相关的方案  (Hiemstra， 2009) ，我国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母亲参与家庭控烟程度高于父亲(  邱泉，陈维清，文孝忠等，2007 ；  文孝忠，陈维清，梁彩花等，2007 )；家长性别的不同会造成方案效果比较的不合理，以及选择父亲会大幅增加实验的大小和成本。 3) 方案的实施流程 母亲和儿童组对按照1:1的比例由独立的研究人员分配到干预组和控制组。干预组中的每隔一周(有的研究是每隔两周)收到一份印刷的活动模块。活动模块用来逐步增加父母和孩子在关于吸烟、成瘾和关于禁烟的期望方面交流的技巧和舒适度。每个活动模块包括一个高度的结构化的版块，来促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游戏、脚本角色扮演、竞赛。这些结构化的相互作用是促进干预条件亲子协定的一个关键技术  (Jackson & Dickinson， 2009) 。 每个模块针对不同的社会化变量(如关于吸烟的一般交流、吸烟信息的影响、规则设置、无烟住所和环境、吸烟朋友的影响和处理同伴压力)。模块的设置按照递进原则，如模块1以一般的沟通技巧开始，模块2回答相对简单的吸烟问题。Marieke Hiemstra等学者在美国研究的基础上，对5个模块进行了微调，其目标也更加明确化。其中：模块1目标是关于吸烟的一般沟通，使父母和儿童对关于吸烟的沟通感到舒服；模块2集中在吸烟信息(媒体、体育赛事和我们周围的人)的影响；模块3重点在设置关于吸烟的规则来保护孩子远离吸烟；模块4是模块3的扩展，包括创建一个无烟住所和环境来使儿童远离二手烟；模块5提升儿童对于吸烟的同学和朋友的影响的认知，提高他们处理同伴压力的能力。所有5个模块均包含父母的沟通表，为模块中讨论的主题和父母的沟通技巧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父母会在适当的模块后收到一系列的简讯。这些简讯旨在维持其对方案的参与，其中包括“无烟儿童”的背景、回顾家长和儿童收到的活动模块、宣布不同方案竞赛的优胜者。并且在活动过程中会通过电话给予家长鼓励和支持，以及鼓励家长通过电话求助。干预组在基线一年以后收到一个助推器模块来强化从早期模块学到的技能。 因为为干预方案招募家庭随后没有提供他们方案是不合理的，并且很难将其继续留在研究中，所以为控制组提供关于青少年吸烟信息的情况说明书，情况说明书着重把父母的注意力吸引到和青少年吸烟有关的宏观层面的变量上，而不是根据方案的干预版本那样定位目标。选择情况说明书信息的标准是同样的信息可使用在广播媒体上，信息只是关于吸烟的宏观描述性信息，如青少年吸烟率、吸烟立法等。尽管提供的信息可能提高控制组中父母关于烟草使用的知识，但这种认知度证明不会影响反吸烟社会化进程。控制组没有助推器模块。情况说明书和模块将在同一时间邮寄给控制和干预组中的参加者。同时将给予所有条件下的儿童奖励来感谢他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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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无烟儿童”项目的原理 社会认知理论、针对态度和行为改变的说服力沟通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被用来建构方案干预的理论基础。 1)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  (班杜拉，2015) 被用来确定儿童关于吸烟的社会化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包括：① 感知，儿童感知家长或者其他社交活动媒介表达出来的思想和行为；② 认知演练，儿童回忆和分配意图到已经被感知的事物中；③ 行为演练，儿童以学到的内容来交流和表演，并且接收关于这些想法和行为的反馈；④ 动机，儿童经历的特定的交流或行动的正或负强化。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吸烟行为的发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儿童通过父母习得吸烟有关的认知，并有意识的演练这些认知，进而通过外显行为即吸烟来外现其习得的认知，家长没有及时的给予制止儿童的吸烟行为，儿童接收到这些反馈，进一步强化了吸烟行为，从而内化成为吸烟动机，完成吸烟的社会化过程。因此要使儿童保持禁烟的动机，首先家长应该明确表达自己反对吸烟的态度，并采取与态度相一致的反对吸烟的行为，并将其传达给儿童，让儿童感知到家长反对吸烟的态度和行为，儿童通过认知和行为演练，从而将其内化为自身反吸烟的动机。一旦儿童树立了强烈的反对吸烟的动机，在认知上形成了对吸烟的不认可，吸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方案的设计便是首先帮助母亲完成反吸烟社会化，然后通过母亲影响儿童反吸烟社会化的形成，从而达到预防儿童吸烟的目的。因此，方案的每一个要素被设计为解决一个或者更多的这些儿童社会化过程。 2) 沟通模式，特别是详尽可能性模型  (Petty， Cacioppo， & Schumann， 1983) ，提供关于方案说服力沟通的有关设计。详尽可能性模型由心理学家Petty和Cacioppo提出，该理论模型认为信息处理的深度和数量影响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基本原则是对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可能性决定了说服途径。当可能性高时，说服的核心途径有效；当可能性低时，说服的外围途径有效。具体来说，当分析信息的动机和能力都较高时，受众趋向于遵从核心途径，此时态度的转变建立在对信息的高度参与和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会更加牢固和持久；当分析信息的动机或能力较低时，受众趋向于遵从外围途径，此时态度的转变缺乏逻辑思维，只能通过外围因素来决定信息可靠性，由此形成的态度和行为较为薄弱，易于改变。“无烟儿童”方案主要的亲子互动形式是母亲与儿童的沟通，因此，如何提高沟通的有效性从而让儿童保持无烟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详尽可能性模型为方案如何提高沟通效率和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详尽可能性模型，要说服儿童维持不吸烟的态度和行为需要在说服的过程中让儿童遵从核心途径，这样才能使其形成的不吸烟的态度和行为更为持久和牢固。这需要努力做到两点：一是调动儿童参与的兴趣，即提高分析信息的动机；二是提升儿童对吸烟有关信息的认知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儿童对方案干预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可能性，使其趋向于遵从核心途径。因此，在方案中采取了提供儿童礼品和组织竞赛的方式激发儿童参与的热情，传授母亲相关知识和技能来提升儿童对吸烟的认知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参加者关于感知到的关于健康的沟通的相关性和突出性不同，干预设计需要考虑到这种差异。 3) Ajzen和Fishbein的计划行为理论  (Hiemstra， 2012) 是关于人们如何改变自己行为模式的一套理论，被用来明确儿童日后意图吸烟的预测指标，并就如何保持儿童的无烟行为提供依据。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处于控制中。行为发生的关键步骤包括：① 态度，个人对行为持有的正或负面评价；② 主观规范，个人是否采取某项行动感知到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于身边的重要的他人；③ 知觉行为控制，关于行为个体感知到的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和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越少，即感知到完成行为越容易，则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④ 行为意向，主观采取行动的意愿；⑤ 行为，个人采取实际行动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为方案如何维持儿童的无烟行为提供了具体的指导。计划行为理论指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即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实际行为越可能发生，反之则越小。具体到吸烟行为的发生，按照计划行为理论，吸烟的行为意向由吸烟的态度、吸烟的主观规范和吸烟的知觉行为控制所影响，即对吸烟的态度越认可、吸烟时身边的重要他人越支持、个体感知到执行吸烟行为越容易，则吸烟越可能发生。因此，在方案中，要达到预防儿童吸烟的目的，就要努力使儿童预防吸烟的态度更加积极、父母及朋友对儿童的支持越大、使儿童感知到其吸烟时会得到消极的后果而不吸烟时会得到积极的后果，从而增强儿童预防吸烟的动机和自身抵制吸烟的能力。 方案干预的另一个关键是基于以上理论构建的反吸烟社会化(  Jackson & Henriksen， 1997 ;  Henriksen & Jackson， 1998 )。反吸烟社会化是指亲子间的互动影响了儿童关于吸烟的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发展。在童年期，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沟通、设置吸烟有关的规则、监控孩子及其同伴的吸烟行为、指导经验以及其他社会化实践，影响孩子对吸烟的认知、吸烟的接受程度以及吸烟的个人和社会后果，从而降低儿童日后吸烟的可能性和推迟儿童开始吸烟的时间。父母的反吸烟社会化包括讨论有关吸烟的话题、设置不吸烟的规则、建立不吸烟协议、限制烟草的可用性和给予孩子吸烟的恰当反应；儿童的反吸烟社会化包括反对开始吸烟的态度和行为规范、接受父母的吸烟监控、预期的尝试吸烟后的消极后果以及预期的不吸烟的积极后果。 关于反吸烟社会化对吸烟预防的效果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证明。在实证研究中，相关证据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  孙果等(2007) 研究发现父母科学的教养方式对预防中学生吸烟行为有着重要作用，父母可以通过教养技巧影响青少年的吸烟行为。  唐雯等(2014) 研究也发现，接触到吸烟的成年人是儿童关于烟草使用的一种重要机制，父母吸烟对青少年吸烟行为具有代际传递影响。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吸烟行为对孩子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进一步研究指出，真正能对于孩子吸烟行为产生影响的是孩子所觉察到的父母的态度  (Haraken， 2005) 。国外的非干预研究表明反吸烟社会化与较低的吸烟风险有关联。在一项182组母亲与孩子的纵向研究中，  Chassin等(1998) 发现孩子接触关于吸烟的讨论和惩罚会导致吸烟率下降。  Jackson和Henriksen (1997) 通过1213名三年级和五年级孩子的横向研究发现反吸烟社会化与显著较低的开始吸烟有关。  Sargent及其同事(2001) 发现，在基线状态感知到父母强烈反对吸烟的青少年，在随访中确定性吸烟的可能性低于一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影响反吸烟社会化可以有效的达到预防吸烟的目的。 “无烟儿童”便是基于以上理论和原理，通过影响父母的反吸烟社会化从而影响青少年吸烟有关的认知(即态度，自我效能感，以及母亲、朋友和最好的朋友的社会规范)，从而实现对青少年吸烟的干预。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这些吸烟有关的认知都是意图开始吸烟和在以后生活中吸烟开始的重要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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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无烟儿童”项目的效果 当前对“无烟儿童”功效研究包括了对短期效果(基线后6个月)和长期效果(基线后12、24和36个月)的研究。在基线后36个月时，儿童年龄已经达到12至14岁，此时青少年的吸烟率已经表现出显著增长。在美国的研究及其效果评估中，发现在24个月后对反吸烟社会化有积极的效果，36个月后干预组中仅仅12%的儿童尝试吸烟，控制组中为19% (优势比2.16，95%的置信区间1.39~3.37；p < 0.001)  (Jackson & Dickinson， 2006) ，这表明研究的效果即吸烟起始的推迟及吸烟率的减少是有效的。 研究者从方案的反吸烟社会化效果和青少年对吸烟的敏感性上进一步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对反吸烟社会化的效果方面，方案功效的评估显示充分干预的家长比控制组更加相信她们可以阻止吸烟、更积极的和孩子讨论她们的吸烟史和成瘾经历、表达她们对孩子参与吸烟的消极态度以及和孩子交流关于开始吸烟的惩戒后果和禁烟的积极后果。此外，充分干预组的家长比控制组更愿意和孩子讨论同伴和媒体的影响、监控孩子和他们朋友的吸烟活动以及与孩子建立反对开始吸烟的社会性契约。方案在家长预防吸烟的自我效能感、家长对禁烟的强化以及家长为对抗来自媒体支持吸烟的言论而做的努力方面的有效性也得到了证明。 功效评估显示两年后关于儿童对吸烟的敏感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对照组，充分干预组的儿童两倍的可能察觉到他们的家长喜欢和他们讨论吸烟，高出54%的报告有反对吸烟的社会性契约，高出84%的相信家长会发现吸烟，以及高出55%的期望禁烟得到回报。功效评估也显示控制组儿童比接触方案儿童在增加易感性的属性上得分显著更高，即：对照组中儿童高出85%的可能性意图在青春期抽烟，以及两倍的可能性有已经开始吸烟的最好朋友。方案的有效性评估也表明干预组儿童在易感性属性上处于较低的水平，比控制组显著更小的可能在青春期意图抽烟。 方案的短期效果也得到了验证。在  Marieke Hiemstra (2002) 的研究中，方案对反吸烟社会化和对吸烟有关认知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在反吸烟社会化方面，方案在沟通频率、不吸烟协议和感知到母亲的影响方面有显著效果。相比控制组，干预组儿童更频繁的进行关于吸烟的讨论、创建不吸烟契约和接受来自母亲的关于吸烟的规定(即更多的母亲的影响)。沟通的质量、香烟的可用性、居室内吸烟和居室外吸烟的规定和预期的母亲对吸烟的反应方面虽然也有效果，但效果不显著。这些结果在完成者分析中依然如此。在对吸烟有关的认知方面，方案在自我效能感以及朋友和最好朋友的社会规范方面发现显著效果。相比于控制组，充分干预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朋友(最好朋友)的社会规范比较高，母亲的态度或者社会规范效果不够显著。但在完成者分析中，母亲的社会规范显示出显著效果，表明在干预条件中的儿童感知到母亲更不允许他们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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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无烟儿童”项目的应用前景 “无烟儿童”的优点主要有：一是方案是理论驱动的。社会认知理论、态度和行为改变的说服力沟通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被用来构建干预，从而使干预立足于心理学理论模型，使方案的结构化更高，操作更加科学。二是方案是基于家庭的预防方案，这意味着父母和儿童可以独立的、在闲暇时间开展活动，并且不需要从事复杂和耗时的工作，表明方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是方案的关注点在还没有开始吸烟的儿童，这与之前侧重于青少年的吸烟预防方案相比，对吸烟预防更有针对性，因为青少年的吸烟率已经呈现出快速的增长。四是关于其效果的方案设计包括了6、12、24和36个月的随访测量，这对干预方案的短期和长期效果都进行了验证，确保了方案的有效性。 方案的一些局限性也应该予以充分认识。首先，研究存在知情同意的选择偏倚的可能性。通过书面邮件询问母亲是否参与，可能导致在样本中存在较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的样本，可能会影响结果的普适性。其次，数据收集来自自我报告。虽然研究表明青少年关于自己吸烟数据的自我报告是可靠的，但参加者可能提供社会期望的反应或可能错误的回答等因素依然可能存在。第三，考虑到方案在衡量每项社会化的指标数目和答案的选项较少，研究中可能出现天花板效应，需进一步的试验来深化研究。第四，由于研究是在美国和欧洲进行，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西方人更擅长在亲子沟通中表达情感，结果的普适应也是有限的，需要做出相关的跨文化研究。第五，方案家长的选取是母亲而不是父母双方，而在现实生活中单独母亲的家庭相对较少。并且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之间在关于吸烟的沟通方面存在差异，而且母亲相比父亲更积极参与反吸烟社会化。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考虑到父亲以及父母双方在儿童预防吸烟中的作用，从而促进基于家庭的吸烟预防方案更加有效。 “无烟儿童”已在西方国家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积极的实施。目前西方国家对“无烟儿童”的应用已呈现出多元化的探索。结合当前研究现状，未来的应用包括以下方面： 1) 与基于学校的吸烟预防方案相结合，全面提升青少年预防吸烟干预效果。 青少年吸烟预防和干预研究是近年来吸烟领域的热门研究，但最初的预防和干预方案都是以学校为基础，主要强调吸烟对身体所造成的长期的严重危害，但干预的效果很不理想，Chassin等人研究表明，单纯的健康教育方式对控制吸烟行为基本无效或收效甚微  (Chassin， Presson， & Sherman， 1990) 。后来研究者将重点转移到影响吸烟行为的心理因素上来，引导青少年识别并抵制诱惑吸烟的社会因素、提高青少年的生活技能和改变青少年对吸烟的认识，以此来达到预防目的。  Vincent Guilamo-Ramos (2010) 在研究中表明，将基于父母的和学校的方案相结合会更加有效减少青少年吸烟行为。“无烟儿童”是一项基于家庭的预防方案，强调家长在预防青少年吸烟中的重要性。并且其可在闲暇时间开展，可以和基于学校的预防方案有机结合。如何有效促进两者的结合运用，将是青少年吸烟预防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2) 以更简约便捷的方式在更大的人口层面上实施干预。 “无烟儿童”的模块化以及自我帮助模式允许其摆脱时间、地点的约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未来，可以探讨以何种方式将模块化的方案提供给群体水平上多个家庭使用，或者通过建立专门网站让家长和儿童自我管理来实施干预。这种构想如果能够得到落实，将使“无烟儿童”方案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其对儿童及青少年吸烟的干预预防将会脱离结构化的束缚，无需专业人员的指导便可实现对吸烟的有效预防。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例如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便推出了“无烟儿童”活动网站，其内容包括“吸烟与环境”、“吸烟与运动”、“吸烟与健康”、“吸烟与花费”四个有关吸烟的认知模块，并有调动儿童参与积极性的关于吸烟预防的游戏，并提供在线帮助。 3) 其原理及方法应用于其他危险行为的预防干预，如吸毒、酗酒。 虽然吸毒、酗酒和吸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均具有易成瘾、危害大、戒断难等特点，由于其共通性的存在，并且吸烟和饮酒行为之间具有协同作用  (Simantov， Schoen， & Klein， 2000) ，因此“无烟儿童”方案可以在适当修改后运用于吸毒和酗酒行为的干预预防上，这将进一步扩展“无烟儿童”方案的使用范围。因此，如何修改以及运用应是将来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