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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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总结与展望 目前对于能动性与社交性这两个基本社会认知维度与自尊关系的探究还处在较为基础的阶段，进行的多为相关研究，试图探究哪个维度与自尊关系更密切、哪种特质对自尊的预测性最强。然而目前的研究结果很不一致，基于自尊的概念和能动性、社交性的特质范畴所提出的假设在不同文化下似乎难以一一印证。即使是处于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也并非完全验证了能动性对自尊水平有更强的预测能力的推论。在中国这样一个更加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性以及为人处世的亲和性的国家，在评价自我时依然更注重能力维度。所以“大二”模型在中国还处于模型建立和探索的阶段，其文化普适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研究者对社会认知的维度的命名目前仍有争论。有研究者认为，道德可能是比热情更重要的维度。Brambilla等研究者将热情划分为社交性和道德两部分，发现在信息搜集过程中，个体更重视道德方面的信息(Brambilla， Rusconi， Sacchi， & Cherubini， 2011)。Brambilla，Sacchi等人发现相比热情或能力，道德对整体印象的预测作用更好(Brambilla， Sacchi， Rusconi， Cherubini， & Yzerbyt， 2012)。中国学者也得到了道德维度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占据重要地位的结果(代涛涛，佐斌，&温芳芳，2014)。可见，目前的命名是否能准确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认知的主要内容仍值得商榷，应采用何种维度和方式进行划分和命名，是本土化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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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以东辽河水体为研究对象，对东辽河水体中Fe、Mn、Cu、Ni、Pb和Cd 6种重金属含量进行测定与分析，阐明其空间分布特征和污染程度。采用重金属污染指数法(HPI)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除Pb外，其它重金属含量均符合地表水III类水质标准；东辽河流域水体HPI值为26.1930，处于可接受水平。 关键词 :东辽河，水体，重金属，污染特征，污染指数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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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重金属污染已成为全球环境问题之一 [ 1 ]。环境中重金属主要来自污水处理厂所排放的污水和污泥，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工业生产所产生的“三废”等 [ 2 ] [ 3 ]。重金属具有非生物降解性、生物可利用性、生物富集性和环境毒性 [ 4 ]。重金属会引发不同的人类疾病，如发育迟缓畸形，肾脏损坏，癌症，流产，智力低下等 [ 5 ] [ 6 ] [ 7 ]。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水体中重金属污染特征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张润洁等 [ 8 ] 研究了辽河干流13种重金属含量与分布特征，并探讨重金属含量的变化规律。权轻舟 [ 9 ] 运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沋河湿地重金属污染物对人体产生的危害进行了风险评价。周晓红等 [ 10 ] 通过单因子以及内罗梅综合指数，对金山湖水体重金属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尽管环境水体中重金属的研究较多，但针对辽河源头水体重金属的污染状况却鲜有报道。 东辽河位于吉林省的南部，为辽河的源头水。东辽河流域是吉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主要种植玉米、大豆、水稻等。近年来，随着东辽河流域周边农业、养殖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废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日益增加，流域水环境质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本研究以东辽河为研究对象，采集东辽河水系辽河源镇–王奔段代表性断面的表层水，分析水体重金属Fe、Mn、Cu、Ni、Pb、Cd的含量及空间分布规律，并采用重金属污染指数法评价水体重金属的污染程度，以期为东辽河水污染防治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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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采集和测试 在东辽河辽河源镇–双辽市王奔镇陈船口段设置21个采样点(见图1)，在靠近河道中心部位采集表层水样。水样以不锈钢桶采集，采样量约为2 L，采集后的水样装入聚丙烯采样桶中。水样采集后，运回实验室低温避光密封保存，以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重金属Fe、Mn、Cu、Ni、Pb、Cd的含量。 2.2. 数据处理方法 数据采用SPSS20.0软件统计分析，绘图和相关的插图采用ArcGIS 10.0和Origin7.5制作。 2.3. 重金属污染指数法 重金属污染指数法是以加权算术平均值为基础，对各种重金属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 [ 11 ]。具体内容如下： 图1. 东辽河水样采样点分布 1) 计算第i个重金属指标的权重。 W i = k / S i (1) 2) 计算第i个重金属指标的质量等级指数。 Q i = 100 × V / S i (2) 3) 加权计算重金属污染指数。 HPI = ∑ i = 1 n ( W i Q i ) / ∑ i = 1 n W i (3) 式中：S i ——水域功能允许的最高浓度值(μg/L)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II类标准限值)；k——由条件决定的比例常数，为计算简便通常取1；C i ——水体重金属的监测浓度值(μg/L)；n——评价指标的个数。HPI为重金属污染指数。根据研究文献 [ 11 ] [ 12 ] ，通常污染临界指数HPI为100，当HPI > 100时，该水体的重金属污染程度已超过其最高可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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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讨论 3.1. 重金属含量分析 东辽河水中重金属含量统计分析结果见图2。Fe、Mn、Cu、Ni、Pb、Cd的平均含量分别为260 μg/L、50 μg/L、9.5 μg/L、10 μg/L、136 μg/L、0.11 μg/L。Fe、Mn、Cu、Ni、Pb、Cd在东辽河水中背景值分别为80 μg/L、19 μg/L、1.3 μg/L、1.3 μg/L、0.84 μg/L、0.05 μg/L [ 13 ]。上述重金属含量均值均高于背景值，其中Cd含量超过背景值1.2倍，Mn含量超过背景值1.6倍，Fe含量超过背景值2.3倍，Cu、Ni含量超过6倍左右，Pb含量超背景值160倍。 图2. 东辽河水体重金属含量统计分析箱式图 3.2. 水中重金属的空间分布及来源分析 东辽河水中重金属的空间分布见图3。Mn、Cu、Pb、Ni、Fe这五种重金属均在中下游出现高值区，上游含量偏低。其中，Cu、Mn、Ni、Pb含量在各个采样点间的变化幅度较大，Fe含量的变化幅度较小，整体含量偏高。Cd仅在其中一个采样点检出，且含量较高。 图3. 东辽河水中6种重金属空间分布 Mn、Fe主要来自岩石和土壤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业施肥的叠加和人类活动影响如大气粉尘、农业施肥、废水灌溉等 [ 14 ] ，中下游地区农业活动更为频繁，使中下游Mn、Fe的含量高于上游。Pb主要来自工矿企业排放的废物和废水 [ 15 ]。公主岭市和双辽市所在河段Pb含量较高，与其周围存在的工矿企业有关。Ni主要来自食品加工、电镀、化石燃料燃烧和农业废水等 [ 16 ]。公主岭市所在河段受Ni污染较为严重，该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较大，而且存在化工、粮食深加工企业，导致Ni含量偏高。Cu主要来自农药、化肥使用等农业活动 [ 17 ]。东辽河中下游地区主要为农业用地，农田径流中含有Cu，导致水体中Cu含量偏高。Cd主要来自工业废水和农业废水 [ 17 ] ，四平市京哈高速所在河段Cd含量偏高可能与周围工厂排放的废水有关。 3.3. 重金属污染评价 东辽河水体重金属污染指数(HPI)计算结果见表1。由结果可知，东辽河河水的HPI值为26.1930，按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HPI < 100时，重金属污染程度处于可接受水平。所以，东辽河水体重金属污染程度处于可接受水平，污染程度较轻。水体中大部分重金属浓度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III类水的要求。从重金属的污染贡献可以看出，东辽河主要污染元素是Pb。 Table 1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 pollutio Ρ (重金属)/(mg * L −1 ) 实测质量浓度/(mg * L −1 ) III类水限定最高值/(mg * L −1 ) Q i HPI Pb 0.1359 0.05 271.8 26.1930 Cu 0.0095 1.0 0.95 Ni 0.0102 0.5 2.04 Cd 0.0001 0.005 2 表1. 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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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和建议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 东辽河流域水体检出的6种重金属平均含量由大到小依次为：Fe > Pb > Mn > Ni > Cu > Cd。除Pb外，其它重金属含量均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II类水质标准范围内。 2) 东辽河流域水体的HPI为26.1930，低于污染临界值100，这说明东辽河水体的重金属污染程度处于可接受水平。 3) 综合以上两种分析结果，东辽河水体中重金属主要污染元素为Ni、Pb。 建议在东辽河水体重金属污染治理过程中，着重加强Ni和Pb的污染治理，并不断开发出更全面有效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有效地防治东辽河水体重金属污染，不断地加强东辽河水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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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工作，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但音乐背景是否提高或者降低个体的工作效率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3 (背景音乐类型：无、中文、英文) × 2 (阅读材料：中文、英文)的混合型实验设计，研究中/英文背景音乐对个体完成中/英文阅读理解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1) 中文背景音乐对中/英文阅读理解均存在干扰作用；2) 英文背景音乐对英文阅读有干扰作用，而对中文阅读理解有促进作用。该结果说明了背景音乐可以提高个体的觉醒水平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占用一定的认知资源而干扰个人的工作；背景音乐对个体工作的促进或干扰作用取决于个体对背景音乐的熟悉程度。 关键词 :背景音乐，阅读理解，认知资源，觉醒模型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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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阅读环境是影响阅读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李宁宁&李洪玉，2006)。目前，随着手机等移动音乐设备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一边学习工作一边听音乐。因此，探讨背景音乐对个体阅读等认知活动的影响效应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声音是由音色、响度和音高三个基本元素组成。音乐信息包括节奏、旋律、歌词等。阅读理解则包括文字字形辨认、语音提取和语义理解等步骤。边听歌边阅读则是音乐中的元素和信息与阅读理解中的元素和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当音乐中的元素和信息与阅读理解中的元素和信息发生改变时，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和结果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从而产生不同的效应(Kämpfe， Sedlmeier， & Renkewitz， 2011)。所以，研究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的影响就需要分离出音乐和阅读理解中不同的元素，探究不同的元素之间的整合效应。 现有的研究所提出的相关理论模型主要分为三种。1) 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有积极影响，从而提出了觉醒模型(Beanland， Allen， & Pammer， 2011；曹洁&朱婷， 2012；彭聃龄，2001)。觉醒水平和认知成绩有很高的相关性，音乐通过提高个体的觉醒水平提高个体的阅读理解水平(Beanland et al.， 2011；曹洁&朱婷，2012；彭聃龄，2001)。2) 背景音乐对阅读理解有消极影响，从而提出了认知容量有限理论(Furnham & Allass， 1999)。该理论认为个体在加工信息时工作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背景音乐的加工会抢占加工阅读材料的资源，从而对阅读等认知活动产生干扰(Furnham & Allass， 1999)。3) 觉醒理论和认知资源有限理论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马谐et al.， 2015)。在背景音乐下的认知活动中，觉醒理论和认知资源有限理论同时存在，并在不同元素之间整合时发挥不同的作用，背景音乐下阅读理解的效率是两者相互抵消的结果(马谐et al.， 2015)。 在Handayani等(2015)的研究中，Handayani等用电容容积层析脑扫描仪(Electrical Capacitance Volume Tomography Brain Scanner， ECVT)来测量不同音频和音响条件下人类大脑活动产生的电子信号的差异 (Haryanto et al.， 2015)。其实验结果显示，在听音乐时，右半球的脑电信号高于左半球。此外，当受试者听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时，脑电信号的强度明显不同。即在听摇滚音乐时，大脑颞叶区的活跃程度显著高于听古典音乐条件下。该研究结果与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结果一致，均表明音乐对个体的脑活动有重要的影响。 音乐对一些大脑功能的发挥也起着重要作用(Thompson， Schellenberg， & Letnic， 2012; Chen， Penhune， & Zatorre， 2008；陈丹，隋雪，王小东，钱丽，&姜娜，2008；孙长安，韦洪涛，&岳丽娟，2013)。虽然现有的研究对于音乐是如何改变个体的认知活动并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但是有研究证明音乐通过改变个体的工作记忆而影响个体的认知活动(Chen， Penhune， & Zatorre， 2008)。孙长安等(2013)关于音乐对工作记忆影响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研究中发现，完成记忆任务时大脑额叶的活动比较活跃，先导音乐条件下大脑顶叶区域比较活跃，背景音乐条件下大脑额叶和顶叶都较为活跃。即音乐改变了大脑的觉醒状态，很有可能是音乐激活了大脑的顶叶区域；此外，先导音乐条件下P3波的波幅最大，背景音乐条件下P3波的波幅次之，无音乐条件下P3波波幅最小(孙长安et al.， 2013)。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音乐改变了大脑的觉醒状态从而使脑电波产生了变异，音乐激活了更多的脑区使得有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加工过程，从而提高了个体的工作记忆效率(Thompson， Schellenberg， & Letnic， 2012; 陈丹et al.， 2008)。 在日常学习工作中，有无背景音乐及不同的背景音乐如何影响个体的阅读理解能力尚不清楚。该问题的阐释对如何提高个体工作效率，如何改善青少年教育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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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方法 2.1. 被试 湖北大学大学生30名，母语均为汉语，男女各15人。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2.2. 实验材料和仪器 视觉实验材料通过22英寸液晶显示器呈现，屏幕分辨率为1024 × 768像素，刷新率为65 Hz。实验程序由E-prime 2.0软件编程。所有阅读材料及问题均通过白色背景的显示屏呈现；音乐材料通过耳机呈现。被试在黑暗的实验室中单独参加测试，与电脑显示屏的距离为50 cm。 阅读材料：中文阅读理解材料是从高考模拟题中选取科技类阅读理解文章3篇，并对文章进行一定的修改，使每篇文章300字。英文阅读理解材料是从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三级(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PET-3)历年考试题目中选取阅读理解文章3篇，并对文章进行一定的修改，使每篇文章150词。音乐材料：选取同曲不同词的舒缓中/英文音乐，并使音乐的响度保持一致(60 dB)。 2.3. 实验程序与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3 (背景音乐类型：无、中文、英文) × 2 (阅读材料：中文、英文)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不同实验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反应时及正确率。 实验阶段的流程如图1所示：实验首先对无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基线水平进行考察。在阅读理解过程中，显示屏上首先呈现一篇阅读理解文章，被试充分阅读并理解后按空格键报告材料阅读完毕(记录反应时)；然后呈现题目，被试要求按键进行作答(记录答题正确率)。在判断过程中，要求被试不能回视文章内容，并在完成一篇阅读理解后强制被试休息1分钟。实验共包括以下6种实验条件：1) 无音乐背景的中文阅读；2) 无音乐背景的英文阅读；3) 中文背景音乐条件下的中文阅读；4) 中文背景音乐条件下的英文阅读；5) 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的中文阅读；6) 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的英文阅读。实验中，不同类型的背景音乐及阅读材料随机呈现。 2.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E-prime 2.0收集被试的阅读时间及答题正确率。运用SPSS 19.0对阅读时间及答题正确率进行3 (阅读背景类型：无、中文、英文) × 2 (阅读材料：中文、英文)的多重比较分析；并对同一类型阅读材料的不同背景音乐的阅读时间进行方差分析及配对样本t检测。p ≤ 0.05被认为差异显著。 图1.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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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阅读理解反应时与答题正确率 不同条件下的阅读时间及答题正确率见表1。对不同类型的背景音乐及阅读材料的反应时的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背景音乐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4.833， p = 0.009]，无背景音乐条件下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有背景音乐条件下的阅读速度。阅读材料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172.819， p < 0.001]，中文材料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于英文材料的阅读速度。而背景音乐类型、阅读材料类型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对于阅读理解的答题正确率的3 × 2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背景音乐类型主效应、阅读材料类型主效应、以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all p > 0.05)。由于在答题正确率上，各条件间没有显著差异，在以后的分析中不再对答题正确率进行分析。 3.2. 不同类型背景音乐下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差异性检测 对不同类型背景音乐下英文阅读理解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背景音乐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2.735， p = 0.041]。进一步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反应时显著高于无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反应时[t(29) = −3.174， p = 0.004]。中文背景音乐条件下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反应时显著高于无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反应时[t(29) = −3.800， p = 0.001]。中文背景音乐条件下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反应时显著高于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反应时[t(29) = −2.193， p = 0.036]。 Table 1 Mean response times (ms) and accuracy with standard deviations (SD) for Chinese/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different background musi 背景音乐类型 阅读材料 反应时(ms) 正确率 无 英文 109，089.73 ± 31，148.98 0.75 ± 0.23 中文 56，748.60 ± 16，625.90 0.71 ± 0.22 中文 英文 134，006.67 ± 51，963.13 0.74 ± 0.19 中文 66，352.00 ± 18，423.52 0.64 ± 0.30 英文 英文 120，937.37 ± 37，975.91 0.71 ± 0.22 中文 51，869.30 ± 21，831.66 0.69 ± 0.18 表1. 不同背景音乐下中/英文阅读理解的反应时和答题正确率(Mean ± SD) 3.3. 不同类型背景音乐下中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差异性检测 对不同类型的背景音乐下中文阅读理解的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背景音乐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4.473， p = 0.014]。进一步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中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反应时均值要显著低于无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反应时[t(29) = 2.509， p = 0.018]。中文背景音乐条件下中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反应时显著高于无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反应时[t(29) = −3.290， p = 0.003]。中文背景音乐条件下中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反应时显著高于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阅读理解的反应时[t(29) = −3.563，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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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中/英文背景音乐对中/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中文背景音乐对中/英文阅读理解均存在干扰作用；英文背景音乐对英文阅读理解存在干扰作用，而对中文阅读理解有促进作用。 4.1. 中/英文背景音乐对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影响 有背景音乐条件下的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效率低于无背景音乐的条件下的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效率。背景音乐对于英文文章的阅读理解存在干扰效应；并且中文背景音乐对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干扰作用显著大于英文背景音乐对于英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干扰。该研究结果可以通过认知容量有限理论进行揭示说明(Furnham & Allass， 1999; Lavie & Tsal， 1994；彭聃龄，2001)。认知容量有限理论认为个体在加工信息时工作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用于加工一方面信息的认知资源较多，那么可用于加工另一方面信息的认知资源就会相应减少。如果同时操作的两项任务都相对比较简单，那么这两项任务都可以顺利完成；如果其中一项或者两项比较复杂，由于认知资源不足而对两项任务的完成程度打折扣(Lavie & Tsal， 1994)。由于所选被试都是中国大学生，母语为中文而非英文，即英文文章的阅读理解对于被试而言就是一项复杂的认知活动，会占用被试大量的认知资源。而被试对于背景音乐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加工，这些加工过程必定会抢占加工阅读材料的资源。由于被试对英文文章的阅读理解认知资源的降低，而导致被试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降低，主要表现为被试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时间的增长。即中/英文背景音乐都会对大脑活动产生影响，占用个体认知资源，从而对英文文章的阅读理解效率产生影响。 此外，实验结果还表明，中文背景音乐条件下的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显著低于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的阅读理解效率。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表明背景音乐中的歌词部分会对阅读理解产生干扰作用。Marsh等(2008)的研究表明，当背景音乐中包含语义信息时，被试在阅读理解任务和背景音乐中的语义信息的处理上发生冲突(Mars， Hughes， & Jones， 2008)。根据注意的选择模型，阅读理解任务中的语义信息(视觉通道)与背景音乐中的歌词(听觉通道)都会被个体所知觉并识别。中文背景音乐与英文背景音乐的差异在于中文为被试的母语，而英文为被试的第二习得语言(陈宝国&胡琳，2012)。Miyake等(1994)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在加工呈现过快的第二习得语言的语言材料时，个体对于第二习得语言的加工会受到损害(Miyake， Carpenter， & Just， 1994)。即当第二习得语言的呈现速度高于个体对第二习得语言的加工速度时，个体对第二习得语言材料理解有困难。英文背景音乐中的歌词呈现速度显然高于个体对于英文的加工速度，即被试并没有理解英文背景音乐中歌词的内容，从而占用较少的认知资源。而中文背景音乐中的歌词为被试的母语，被试可以充分的理解歌词的内容，所以在认知加工过程中的分析选择中占用到了更多的认知资源。而且试验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当播放中文音乐时部分被试会不自主的跟着音乐哼唱起来，而在播放英文背景不存在这种现象，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上述的推论。即被试在阅读英文文章时，中文背景音乐比英文背景音乐会占用到更多的认知资源，从而导致被试阅读英文文章的认知资源降低，即中文背景音乐对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干扰要显著高于英文背景音乐对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干扰。 4.2. 中/英文背景音乐对中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影响 中文背景音乐对中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存在干扰作用，而英文背景音乐对中文文章阅读理解存在促进作用。这与背景音乐对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比较各种实验条件的差异，中文文章的篇幅长度与英文文章的篇幅长度大致相同，其背景音乐一致，且两者的答题正确率也无明显差异，即可理解为其难度系数大致相同，因而可以推测出这种差异是由阅读材料的属性差异造成的。中文作为被试的母语，而英文作为被试的第二习得语言，被试对于中文的熟悉度高于英文，即被试在阅读中文阅读材料时相较于英文阅读材料更具自动的特点，这点从被试对中/英文章的阅读时长可以看出(见表1)，即被试阅读中文阅读材料相对于阅读英文阅读材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认知活动，占用的认知资源较少。再者，中文与英文的基础属性也不同，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而英文是一种表音文字，个体对于两者的加工机制与加工过程也不同(陈宝国，王立新，&彭聃龄，2006)。英文具有较强的音—义联接，即个体在阅读英文阅读材料时会将视觉信息转化为语音信息以帮助理解含义，而中文则具有较强的型—义联接，即可以实现直接将视觉信息转化为语义信息。由此可以推论出中文阅读中对于语音信息的依赖小于英文阅读。综合上述两点可知背景音乐对于中文阅读的干扰小于背景音乐对于英文阅读理解的干扰。 由于中文文章阅读理解占用更少的认知资源，英文背景同样也是占用较少的认知资源，Lavie (1994)的研究中发现，当不同感觉通道进行两种性质的作业，两种作业占用的认知资源都较低时，个体可以进行较好的双作业操作。即英文背景音乐对中文文章阅读理解的干扰较小(Lavie & Tsal， 1994)。在此基础上，音乐还可以提高个体的觉醒水平，而觉醒水平与个体的认知成绩有很高的相关性(曹洁&朱婷，2012)，即英文背景音乐挺高了被试的觉醒水平，从而促进认知加工进程。综合认知资源有限理论和觉醒模型，即可表现出英文背景音乐条件下中文文章阅读理解较快。然而对于中文背景音乐，Nick和Harriet (2014)的研究中发现，阅读任务中的语义信息与歌词中的语义信息在加工过程中都处于一个合理的备选地位。被试在抑制歌词中的合理但并不是被试所需处理的信息时会消耗部分认知资源，从而降低文本语义内容的高效处理(Perham & Currie， 2014)。被试在筛选歌词中的中文信息与文本中的中文信息时，两者的相似性会增加筛选过程的困难程度，即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即中文背景音乐所占用的认知资源对中文阅读理解的干扰抵消了中文背景音乐提高被试觉醒水平而带来的促进作用。即表现出中文背景音乐对中文阅读理解有干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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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中文背景音乐和英文背景音乐对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均有干扰作用；英文背景音乐干扰英文材料的阅读，但对中文材料的阅读有促进作用。此外，结果表明，背景音乐调节于中/英文文章阅读理解效率的机制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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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尚存许多瑕疵与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仅将中国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没有涉及其他国籍、年龄段的被试，且样本量小；其次，由于本实验的实验时间较长，难以排除被试认真程度、倦怠情绪等主观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第三，被试的英文水平、音乐受性、性格等方面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充分考虑样本来源、样本容量、样本间差异及实验时长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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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目的：考察不同社交焦虑水平大学生对他人的意图的理解是否存在延时和即时解释偏向。方法：53名大学生完成所有的测试，其中高社交焦虑被试30名，低社交焦虑被试23名。采用意图评价量表来测量被试对模糊社交情景的延时解释偏向，E-prime反应时实验任务来测量被试即时解释偏向。结论：不同社交焦虑水平的大学生在模糊社交情境下对他人意图的延时解释(ps > 0.05)和即时解释(t = 1.07，p > 0.0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高社交焦虑大学生的解释偏向存在性别差异，在延时解释中，女生对模糊社交情景的敌意解释显著比男生多(t = −2.35，p < 0.01)，女生的友好解释显著比男生少(t = 2.15，p < 0.05)；在即时解释中，高社交焦虑女生对友好意图(t = −2.14，p < 0.05)、敌意意图的反应比男生快(t = −4.16，p < 0.01)，但是对模糊图片的意图解释无性别差异(ps < 0.05)。 关键词 :社交焦虑，解释偏向，大学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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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大学时期是发展人际交往能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思想变得十分活跃，同时他们也十分敏感和脆弱。国内一些研究对不同地区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约有16%的大学生曾经体验过强烈的社交焦虑，学校心理咨询室的来访者中所反应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与人际交往相关(付梅，葛明贵，&桑青松，2005；彭纯子，2001)。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因素有很多，焦虑障碍的认知模型则假设认知过程是维持焦虑障碍的决定性因素(Mathews， 2012)。 焦虑的人会将模棱两可的信息解释为威胁，而对这种解释偏见又维持了他们的焦虑情绪。解释偏向是个体对自己所处情景的解释具有的倾向性。Hirsh将解释偏向分为两个方面，一是“on-line”解释，称之“即时”或“在线”解释，指的是个体对事件的快速的反应(Vasey， Dalgleish， & Silverman， 2003)，通常通过反应时的任务来测量。第二种是“off-line”解释，称之为“延时”或“离线”解释，指的是根据经验，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而得出的解释，采用的测量方式通常是问卷调查法(Hirsch & Mathews， 2000)。 以往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交焦虑个体对社交情景存在消极的延时解释倾向。一项研究让高社交焦虑和低社交焦虑的被试观看一幅描述第一次约会的图片，图片里面包括各种模糊情景，结果发现高社交焦虑的被试更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来解释模糊的图片情景(Constans， Penn， Ihen， & Hope， 1999)。我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倾向于对社交情境做消极的解释(秦亚平，2013)。In-Albon等人将被试扩展到临床领域，让焦虑障碍者，强迫症患者和非焦虑被试阅读一系列模糊的社交情景故事，结果发现社交焦虑患者比非焦虑者更容易将模糊情景判断为消极(In-Albon， Dubi， Rapee， & Schneider， 2009)。词句联想范式实验研究也发现社交焦虑个体缺少积极解释，有更多消极解释的认同(Beard & Amir， 2009)。 然而，社交焦虑人群对人际交往情景的解释倾向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例如一项研究采用不同类型的图片刺激对社交焦虑和非焦虑的儿童进行测试，结果没有发现解释偏向，社交焦虑的孩子并没有用更加负面的方式来理解模棱两可的人际交往图片，并对所有图片类型的反应也没有差异(In-Albon， Klein， Rinck， & Becker， 2008)。Eysenck等人为了增加生态效度，将同音异义范式中的材料改成意思含糊的句子，这些句子可能有友好、敌意、中性三种解释，之后改成明确的友好、中性和敌意的句子，让被试评定哪些句子和原来听到的一样，结果发现，焦虑组被试没有表现出对任何一种句子的解释偏向性(Eysenck， Mogg， May， Richards， & Mathews， 1991)。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社交焦虑被试是否存在解释偏向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每个研究针对的被试样本差异、实验材料适用性差异还有被试焦虑水平差异等原因。目前针对大学生的即时解释偏见的相关研究大都采用书面语言的形式呈现刺激，缺乏生态效度，或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测试的只是延时解释偏向。本研究则更加全面地对社交焦虑个体的解释偏见进行研究，包括即时解释偏向和延时解释偏向的研究。同时要将生态效度考虑到实验设计中去，这样实验结论就能更好地用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并且更好地为干预和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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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筛选 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在福建某大学中对356人进行“交往焦虑量表(IAS)”的问卷调查，剔除做题时长超过平均值上下两个标准差、数据不完整以及没有联系方式的数据，最后余下296个被试数据。从中选取得分最高和最低的15%的被试分别作为高社交焦虑组和低社交焦虑组，最后参与实验的有效被试是53名大学生。其中男生28名，女生25名。被试均为右利手。 2.2. 研究工具 2.2.1. 交往焦虑量表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该量表一共15个条目，包括11道正向计分题，4道反向计分题(Leary， 1983)。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交往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2.2. 延时解释偏向：意图评定量表 本研究参考了前人的模糊故事范式(Mathews & Mackintosh， 2000; Miers， Blöte， Bögels， & Westenberg， 2008)，首先编写了17个与大学生活相关的模糊的社交情景故事，例如：“你参加一次演讲比赛，但是当你的演讲进行到一半时，底下的观众开始发出笑声”。然后让60名大学生对编写的社交情景故事在生活中出现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敌意进行判断。出现的可能性按照1~5的五级评分法(1代表不可能发生，5代表极有可能发生)来进行评价。对情景是否敌意的理解采用开放式的问题，如“你认为他/她为什么这么做？”，最后根据被试的回答来进行编码，将被试的回答分为友好解释和敌意解释两种情况，被试是哪种解释则在该解释上积一分。敌意的解释指有目的地试图制造伤害、不考虑他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应，对他人有敌意、讽刺或者看不起的想法，或者心理或行为上对他人排斥或回避的描述，如“他在嘲笑我，”“我出丑了”“认为我会帮倒忙”；友好的解释指认为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是亲社会的意图或者只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如“他真的很忙”“他故意冷落我，之后会有惊喜”；如果被试有不止一个反应，那么则记录最具有敌意的一个解释。最后选取发生可能性的平均分大于3.5分且友好和敌意解释的比值在0.3~0.7之间的题目，一共选出8道题目，组成意图评定量表。 2.2.3. 即时解释偏向的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参考相关范式并进行改进(王益文，黄亮，张振，宋娟，&白丽英，2014)，通过两张图片先后呈现在电脑屏幕上，让被试产生照片中的人物的动作在变化的感觉，让被试在屏幕上出现第2张照片时先去思考两个人在图片中的互动的动机，然后根据所做的判断尽可能快地做相应的按键反应。图片分为3种类型：第1种呈现的是两人友好互动的情景，例如两人互相搭着肩(图1A)；第2种呈现的是两个人互相攻击对方的场景， 例如两个人互相揪头发(如图1)；第3种呈现的观察者不能判断图片中的人物的互动是否友好，例如一个人手扬起接近对方头部，可能是两人友好地摸头，也有可能是在打对方的头。 图1. 互动意图图片材料 以上的三种条件分别在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中各拍摄了30组照片，三种条件共180组照片。所有图片像素和大小均一致。照片拍摄完成后，选取186名在校大学生(男110人，女76人，年龄为19~23岁)对三种条件下的每组的第二张图片进行评定，评定选项为：友好意图，敌意意图，互动意图不清。最后选出 > 80%的人评定为友好意图的图片作为友好意图材料；>80%的人选定为敌意意图的图片作为敌意意图材料；模糊意图的图片有两类，一是有50%以上的人选择为互动意图不清，二是友好、敌意、互动意图不清的选择人数各占30%~40%的图片；最后选出友好、攻击和模糊意图图片各30组(男生15组，女生15组)，一共90组图片。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2.3.1. 程序 延时解释偏向的研究程序：让被试填写意图评定量表，之后将数据进行编码、分析。 即时解释偏向的研究程序：先呈现指导语，被试按enter键后进入实验，每个试次为先呈现一个“+”，时间为500 ms，随后自动呈现一个准备动作的启动图片，呈现时间为1000 ms，之后启动图片自动消失，呈现一个互动图片，被试需要思考启动图片和互动图片之间的内在关系，根据自己的解释尽快做出判断并按键反应，直到被试做出反应之后再进入下一个试次。实验前“友好”“敌意”的图标已经贴在相应的按键处以便减少被试思考的时间(友好按数字1，敌意按数字2)。 2.3.2.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录入和分析。延时反应的数据是将被试数据进行友好、敌意解释的编码，最后统计出每种解释的数量。即时反应的数据在导入SPSS16.0之前通过E-prime1.1做过基本处理，剔除错误按键反应的反应时，将长于3000 ms的反应时计作3000 ms，将短于300 ms的反应时计作3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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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与分析 3.1. 被试在交往焦虑量表(IAS)上的得分和性别差异分析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IAS) score 量表 社交焦虑得分(IAS) t值 高分组(n = 30) 51.84 ± 2.76 12.88** 低分组(n = 23) 33.73 ± 5.11 男生(n = 28) 42.50 ± 10.48 2.93** 女生(n = 25) 49.78 ± 6.02 表1. 被试在交往焦虑量表(IAS)上得分的性别差异分析(M ± SD) 注：*p < 0.05; **p < 0.01 (下同)。 表1结果显示，高社交焦虑组和低社交焦虑组在IAS量表上的得分差异显著，高分组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大学生被试中，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比男生高。 3.2. 延时解释偏向的差异分析 3.2.1. 不同焦虑水平大学对模糊社交情景意图延时解释的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delayed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social scenarios intention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nxiety levels (M ± SD 量表 高分组(n = 30) 低分组(n = 23) t 友好解释 3.75 ± 1.78 4.10 ± 1.94 −0.67 敌意解释 4.19 ± 1.86 3.75 ± 1.80 −0.67 表2. 不同社交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社交情景意图延时解释的差异(M ± SD) 表2的结果表明，低分组对模糊社交情景有更多的友好解释，但是差异不显著；高分组有更多的敌意解释，但是差异不显著。 3.2.2.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社交情景延时解释的性别差异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 in delayed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social scenarios intention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nxiety levels (M ± SD 男 女 t 高分组 友好解释 4.42 ± 1.56 3.15 ± 1.63 2.15* 敌意解释 3.42 ± 1.73 4.85 ± 1.63 −2.35* 低分组 友好解释 4.42 ± 1.88 3.75 ± 1.98 0.76 敌意解释 3.42 ± 1.62 4.25 ± 1.98 −1.03 表3.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社交情景延时解释的性别差异(M ± SD) 注：高分组男生16人，低分组男生12人，高分组女生14人，低分组女生11人(下同)。 表3结果表明，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模糊社交情景的延时解释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女生的敌意解释显著比男生多，女生的友好解释显著比男生少。低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模糊社交情景的延时解释不存在性别差异。 3.3. 即时解释偏向的差异分析 3.3.1.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图片意图判断的正确率、反应时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of high and low social anxiety subjects in judging the intention of ambiguous picture 高分组(n = 30) 低分组(n = 23) t 正确率差异 友好意图 17.77 ± 5.14 4.10 ± 1.94 1.07 敌意意图 12.23 ± 5.41 4.10 ± 1.94 −1.07 反应时差异 友好意图 1780.83 ± 1017.46 1575.18 ± 739.82 −0.05 敌意意图 1768.20 ± 1023.04 1939.21 ± 1169.83 1.39 表4. 高、低社交焦虑被试对模糊图片意图判断的正确率、反应时差异(M ± SD) 表4的结果表明，高、低社交焦虑组将模糊意图图片的判断为友好意图和敌意意图的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3.3.2.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友好和敌意图片正确率和反应时的性别差异 高、低社交焦虑水平被试将模糊图片判断为友好意图和敌意意图的正确率均不存在性别差异(ps > 0.05)。表5表明，高社交焦虑女生对友好意图图片、敌意意图图片的反应比男生快；低社交焦虑男生对友好意图图片、敌意意图图片的反应比女生快。 Table 5 Gender differences of reaction time in responding to friendly pictures and hostile pictures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anxiety levels (M ± SD 男 女 t 高分组 友好图片 1357.55 ± 277.64 1246.60 ± 227.04 −2.14* 敌意图片 1317.40 ± 313.22 1102.52 ± 192.69 −4.16** 低分组 友好图片 988.93 ± 34.66 1638.77 ± 461.43 6.45** 敌意图片 1072.77 ± 164.97 1384.83 ± 371.38 4.40** 表5.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友好和敌意图片反应时的性别差异(M ± SD) 注：高分组男生16人，低分组男生12人，高分组女生14人，低分组女生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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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 4.1. 社交焦虑大学生延时解释偏向的特点 通过意图评定量表的测量表明，低社交焦虑组被试对模糊的社交情景有更多的友好解释，但是与高社交焦虑组的差异不显著；高社交焦虑组有更多的敌意解释，但是同样差异不显著。这说明不同社交焦虑水平大学生在模糊社交情境下对他人的意图延时解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实验结果与秦亚萍等实验所得的结果不同(In-Albon et al.， 2009；秦亚平，2013)。虽然许多实验都证明社交焦虑个体对模糊的社交情景存在延时的消极解释偏向，但是仍然不能忽视了样本的差异性导致结果的不同，比如Kanai用模糊社交情景作为实验的材料，让被试对情景做开放性的解释，发现高社交焦虑者在模糊社交情景中对他人行为进行解释时，高社交焦虑组和低社交焦虑组并无差异(Kanai， Sasagawa， Chen， Shimada， & Sakano， 2010)，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由于本研究选取的被试都是大一的学生，他们进入一个新环境原本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不仅仅来自于社交，而是对未知生活的担忧和不知如何进行规划的迷茫，这种焦虑常常会导致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变得消极，从而影响到人际交往，而并非是因为对他人的意图理解地更消极导致。实验中也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可能影响到实验结果，从实验范式来看，延时解释的模糊故事范式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判断，被试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更符合社会大众所赞许的更积极的方式做出判断，因此也会削弱被试的消极解释，影响到实验结果(李涛&冯菲，2013)。从被试类型来看，有学者认为模糊故事范式在焦虑障碍者中得到的结果更为稳定，延时解释偏向与焦虑的强度是正相关关系，所以被试差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Yiend， 2004)。 4.2. 社交焦虑大学生即时解释偏向的特点 研究结果发现高社交焦虑和低社交焦虑被试对模糊意图图片判断为友好和敌意意图的正确率没有差异；高、低社交焦虑被试对友好和敌意图片的反应时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不同社交焦虑大学生对他人意图的即时解释不存在显著差异。Beard和Amir使用词句联想范式对被试进行实验，结果显示社交焦虑这对这些情景有更多的消极解释，而且比非社交焦虑者缺少积极解释(Beard & Amir， 2009)，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同。但在In-Albon的强迫选择的实验中，选择不同类型的图片材料对社交焦虑和非社交焦虑儿童进行测试，结果没有发现社交恐惧症的孩子比无焦虑的孩子用更加消极的方式解释模棱两可的社交图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选取的图片不够模糊、提供的选项不够个性化、被试对威胁的认知特点以及测量范式的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本身社交焦虑者是否存在即时解释偏见还有待进一步探讨(In-Albon et al.， 2009)。然而，本研究和Albon的实验相对于Beard更完善的地方在于有更好的生态效度，使用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更容易唤起与被试在生活情境中的相似的情绪。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图片的制作难度较高，图片情境中的意图是否足够模糊，图片中模糊意图行为的丰富性同样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 4.3. 社交焦虑大学生解释偏向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女性社交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研究结果也发现女性的社交焦虑水平比男性高(Crick & Ladd， 1993；万灵，2007)，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在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被试中，女性存在延时解释偏向和即时解释偏向，同时高社交焦虑女性对模糊的社交情景也缺乏友好的解释。这可能是由于现代社会，男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不再只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为主导，因此女性也承担了很多成功的压力，而现代社会是所谓的“人情社会”，必须要建立很多的“关系”来促成许多事，同时女性原本就更加敏感，容易比男性觉察到更多变化并且想得更多，因此女性会容易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社交中体验到自信不足的感受， 相比于男性来说，女生在社交情景中更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断，更加关注他人消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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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 1) 不同社交焦虑水平大学生在模糊社交情境下对他人意图的延时解释和即时解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2) 高社交焦虑大学生的解释偏向存在性别差异，在延时解释中，女生对模糊社交情景的敌意解释显著比男生多，女生的友好解释显著比男生少；在即时解释中，高社交焦虑女生对友好意图、敌意意图的反应比男生快，但是对模糊图片的意图解释无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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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上游新建一座水库，调蓄下游大九湖的水面，然而水利工程往往对下游生态产生影响，本文搜集2017年水库开始蓄水、蓄水后、释放生态流量、水库停止蓄水等4种情况下，大九湖浮游植物的变化，探讨神农架林区大九湖水库蓄水对大九湖浮游植物的影响。 关键词 :水库蓄水，浮游植物，影响，大九湖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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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采样点设置 大九湖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是一片山涧沼泽地，是亚高山的一片湿地，流域面积40.5 km 2 ，盆地面积17.3 km 2 ，海拔1700米，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中间是一抹17平方公里的平川，平川内天然形成9个大小不等的串联湖泊，在9号湖有一溶洞落水孔，湖水落入溶洞流往下游，2014年大九湖湿地管理局开始在1号湖上游修建一座水库，大九湖湿地流域相对封闭，是开展水库蓄水对下游浮游植物影响的理想研究场所，见图1。十堰市水环境监测中心在每个湖泊及水库设一个采样点。 图1. 大九湖采样点位置图 1.2. 前人在研究区的研究 2014年11月至2015年9月进行了3次采样调查，大九湖各子湖浮游植物丰度2014年11月在0.09 * 10 6 至13.65 * 10 6 cells/l之间，2015年5月份在1.20 * 10 6 至26.20 * 10 6 cells/l之间；采样期间大九湖多样性指数在1.0至3.0之间。以上数据来自《神农架大九湖湿地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营养状态评价》。 1.3. 材料 2017年5月4至6日、7月4日、9月18日、10月26至28日4次生态调查数据。监测项目包括地表水水质标准GB3838-2002表1中24项水质参数，还包括透明度、叶绿素，浮游植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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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数据分析 用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性指数研究水生生物的文章很多， [ 1 ] - [ 10 ] 几乎全部用到这三个指数。 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分析采用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D)；Shannon-Wien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公区分别为： D = ( S − 1 ) / ln N H = − ∑ ​ ( n i / N * ln ( n i / N ) ) J = H / ln S 式中：S为浮游植物属类数；N为浮游植物密度总数。ni为第I个种的个体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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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结果 3.1. 大九湖理化指标情况 大九湖理化指标平均情况如表1。 Table 1 The average situati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of Dajiu Lak 月份 高锰酸盐指数 生化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2017.5 4.267 3.400 0.248 0.031 0.752 2017.7 6.600 4.522 0.570 0.042 0.821 2017.9 4.200 3.389 0.212 0.040 0.753 2017.10 3.389 3.056 0.358 0.021 0.553 表1. 大九湖理化指标平均情况，单位：mg/l 用GB3838-2002评价大九湖水质：2017年5月，平均III类水；2017年7月平均IV类水；2017年9月平均III类水；2017年10月平均III类水。 3.2. 浮游植物密度的变化情况 2017年5月，大九湖浮游植物密度为950至2192万cells/l；2017年7月，大九湖浮游植物密度为5774至35，619万cells/l；2017年9月，大九湖浮游植物密度为1906至7550万cells/l；2017年10月，大九湖浮游植物密度为883至3726万cells/l。充分说明：在水库开始蓄水的5月和水库停止蓄水的10月，大九湖浮游植物很平静，基本上在3000万cells/l以下。2017年7月，当水库蓄水停止释放生态流量不久，大九湖浮游植物疯长，大九湖1号湖浮游植物密度达到35，619万cells/l，水面出现浮萍，出现水华。2017年9月，水库开始释放生态流量，大九湖浮游植物密度开始减小，到10月份，大九湖浮游植物密度基本上降至3000万cells/l以下，见图2。 图2. 大九湖浮游植物密度图 3.3. 物种丰富度指数(D) 2017年5月份丰富度指数在1.06至1.33之间；2017年7月丰富度指数在0.05至1.30之间；2017年9月份丰富度指数在0.88至1.55之间；2017年10月份丰富度指数在1.00至1.46之间。丰富度指数符合5月份正常、7月分小、9月份逐渐增大、10月份趋于正常的情况。 3.4.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比较分析 2017年5月份多样性指数在1.41至2.61之间；2017年7月多样性指数在0.24至1.47之间；2017年9月份多样性指数在0.62至2.01之间；2017年10月份多样性指数在1.45至1.85之间。多样性指数符合5月份正常、7月分小、9月份逐渐增大、10月份趋于正常的情况。特别值的注意的是7月份1号湖全是鱼腥藻，并且浮游植物密度极高。大九湖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分布图见图3。 3.5. Pielou均匀度指数(J)比较分析 2017年5月份均匀性指数在0.48至0.89之间；2017年7月均匀性指数在0.28至0.48之间；2017年9月份均匀性指数在0.22至0.61之间；2017年10月份均匀性指数在0.50至0.63之间。均匀性指数符合5月份正常、7月分小、9月份逐渐增大、10月份趋于正常的情况。 3.6. 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的比例 表2可以看出，2017年5月份和10月份湖中优势属为绿藻和硅藻，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的比例在60%以内；2017年7月份和9月份优势属为绿藻和蓝藻，湖中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的比例在60%以上。特别是7月份的1号湖鱼腥藻占93.5%，优势属浮游植物见图4。符合优势属密度占浮游植物总密度的比例高时水质污染严重的规律。 图3. 大九湖多样性指数分布图 图4. 大九湖优势属浮游植物图 Table 2 The ratio of dominant phytoplankton density to total density in Dajiu Lak 2017年5月 优势属 优势属 所占比例(%) 2017年7月 优势属 优势属 所占比例(%) 2017年9月 优势属 优势属 所占比例(%) 2017年10月 优势属 优势属 所占比例(%) 水库 等片藻 27.6 直链藻 33.1 伪鱼腥藻 32.5 舟形藻 21.1 1号湖 栅藻 34.5 鱼腥藻 93.5 鱼腥藻 84.5 曲壳藻 31.7 2号湖 栅藻 43.5 鱼腥藻 61.4 鱼腥藻 66.3 直链藻 41.6 3号湖 直链藻 43.8 鱼腥藻 63.2 鱼腥藻 64.9 直链藻 59.8 4号湖 栅藻 36.9 鱼腥藻 62.6 鱼腥藻 64.9 直链藻 44.6 5号湖 栅藻 43.7 韦丝藻 77.7 鱼腥藻 50.9 直链藻 48.3 6号湖 直链藻 45.9 韦丝藻 59.1 鱼腥藻 34.8 直链藻 44.9 7号湖 直链藻 36.0 韦丝藻 61.6 鱼腥藻 56.7 直链藻 44.7 8号湖 直链藻 42.6 韦丝藻 81.4 直链藻 28.8 直链藻 50.4 9号湖 栅藻 43.5 韦丝藻 72.8 直链藻 36.5 直链藻 49.0 表2. 大九湖浮游植物优势属密度占总密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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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论 1) 2017年5月水库开始蓄水、2017年7月蓄水后、2017年9月水库释放生态流量、2017年10月水库停止蓄水等4种情况下，大九湖的浮游植物密度从正常到开始疯长，到长势逐渐减弱，到恢复正常。 2) 2017年5月水库开始蓄水、2017年7月蓄水后、2017年9月水库释放生态流量、2017年10月水库停止蓄水等4种情况下，大九湖浮游植物丰度指数、从正常到减小，到逐渐增大至恢复正常；大九湖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从正常到逐渐减小，到增大恢复正常；大九湖均匀性指数从正常到减小，到增大至恢复正常。 3) 2017年5月水库开始蓄水、2017年7月蓄水后、2017年9月水库释放生态流量、2017年10月水库停止蓄水等4种情况下，大九湖的浮游植物优势属从绿藻、硅藻变化至绿藻、蓝藻。优势属密度占浮游植物总密度的比例从60%以下增至60%以上并逐渐减小到6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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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可见光通信作为一种新型的无线通信方式，可在LED灯满足照明的同时提供通信功能，符合现代绿色环保的节能理念。对此，本文在已有照明系统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可见光通信系统。经过实际测试，该套系统可进行实时高清视频传输，网口端平均传输速率为75 Mbps。 关键词 :可见光通信，照明LED，传输速率，光电二极管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