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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多边作用：西巴布亚难民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流动的原因 西巴布亚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流动的难民潮的产生原因颇为复杂，地理位置的邻近固然为难民的流动提供了自然环境上的便利，但是造成两地之间难民问题的缘由更多还是人为之结果。 2.1. 印尼政府对西巴布亚的不当政策 印尼政府对西巴布亚的不当政策是造成西巴布亚难民问题的重要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其军事和移民政策。印尼对西巴布亚的军事政策始于1961年，这一年12月1日西新几内亚议会投票决定将荷属新几内亚(Neterlands New Guinea)更名为西巴布亚，采用晨星旗作为国旗并拟定了国歌，同年西巴布亚人于伊里安查亚公开升起晨星旗并在旗帜下播放效忠西巴布亚国家的声明。这引发了印尼政府的报复，1961年12月19日，印尼军方发动了特里科拉行动(Operation Trikora)对西巴布亚进行军事入侵。根据西巴布亚居民的回忆，在1963至1965年，印尼士兵未经审判就开枪或殴打西巴布亚的士兵和平民，使用“西巴布亚”一词是刑事犯罪，军方降下并烧毁了政府办公室中的西巴布亚旗帜，还进行了逐户搜查，没收了国旗和包含国歌的歌集( [ 1 ]， p. 23)。每次反抗事件爆发后，印尼警方都会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 [ 2 ]， p. 847)。印尼的暴力军事行动极大地威胁了西巴布亚居民的生命安全，这也迫使他们越过边境寻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庇护。 另一方面，印尼对西巴布亚实行的一系列开发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极大地挤压了西巴布亚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西巴布亚境内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尼的吞并允许了大规模的资源开采，这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移民随之而来。同时，印尼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也促使印尼政府持续推行“外岛移民” 2 计划( [ 3 ]， pp. 71-72)。随着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被移民日益填满，伊里安查亚成为迁移的主要目标地区。向伊里安查亚移民的速度并不慢，从20世纪60年代到1983年，从印尼其他地区自发移民到伊里安查亚的人数估计已达16万( [ 4 ]， p. 9)。在第四个五年计划(Repelita IV: 1985-1989)开始时，大约70万公顷土地已被西巴布亚的土著居民无偿转让( [ 5 ]， p. 229)。 同时，印尼政府给予本土移民和西巴布亚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也极不平等。在西巴布亚还是荷兰的殖民地时，荷兰人雇佣了西巴布亚人并指导他们如何开采资源。而在印尼的管辖下，西巴布亚人被视作二等公民，这加深了西巴布亚土著居民与印尼本土移民之间的对立。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状况和西巴布亚的状况截然不同。据迁往巴新的西巴布亚难民形容他们在印尼的生活时称：“我们没有应得的权利。我们被称为公民，但我们的权利与印尼人不同……在这里，土著人民拥有充分的土地权。在那里，土著人民受到枪口威胁，我们的土地属于国有财产。”( [ 1 ]， p. 26)这些区别对待最终造成了西巴布亚土著居民的边缘化，并推动他们向巴布亚新几内亚迁移。 2.2. 西巴布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冲击 印尼政府对西巴布亚的一系列不平衡政策被西巴布亚人视为是带有压迫、剥削、歧视的殖民主义政策，这助长了西巴布亚的民族主义，最终激起了剧烈的抵抗运动。自难民潮出现以来，反对印尼政府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通过成立于1965年的“自由巴布亚运动组织”(Organisasi Papua Merdeka， OPM)的活动表现的( [ 6 ]， pp. 7-8)。1969年《自由选择法》 3 通过后，OPM认为公投在实施过程中并不符合联合国的规定，所以应是无效的。根据联合国的规定，“一体化应是领土人民在公正主持和民主程序下，基于成年人普选制度，于充分了解其地位变更之情形下自由表达意愿的结果”( [ 7 ]， p. 30)，而西巴布亚自身所采用的村落型的“达成共识”(musjawarah) 4 参政制度达不到这一要求。同时印尼政府也对公投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一体化的协商需要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进行( [ 7 ]， p. 30)，但事实上，印尼政府在公投中只允许联合国在1000个协商会议的195个里进行象征性的监督( [ 8 ]， pp. 42-45)。在那些没有被联合国监督的区域，印尼政府采用了各种欺骗及强迫性的方法使投票的西巴布亚民众选择西巴布亚并入印尼，联合国驻西巴布亚代表进一步证明了这种令人不满的事态，他说，“自由选择的行为显然是从头到尾都经过阶段管理的……印度尼西亚始终对民众实行严格控制。”( [ 9 ]， p. 184)。 OPM认为印尼政府的行为侵犯了西巴布亚人的人权并要求西巴布亚独立，两方持续发生冲突导致西巴布亚长期处在紧张局势中，冲突在1984年达到最高潮。1984年2月，一群西巴布亚人在查亚普拉(Jayapura)升起OPM的旗帜，宣布脱离印尼独立( [ 10 ]， p. 14)。这导致了装备贫乏的OPM部队及其支持者与印尼军队在查亚普拉及西巴布亚其他地区的武装冲突。印尼当局还大规模逮捕了OPM活动者，并对平民进行了报复。面对这一局势，OPM利用了这一情况，散布了政府即将入侵西巴布亚的谣言，并对当地居民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在加入OPM或逃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抉择，以便获得国际宣传。巴布亚新几内亚红十字会的一份报告证实，这可能是造成大量与OPM没有真正联系的西巴布亚居民流亡至此的原因：“通过与难民的交谈以及我们所见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官员的证实……西巴布亚居民之所以逃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是因为OPM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这样做的。有人指出，他们非常害怕OPM，虽然没有人说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将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报复。”( [ 9 ]， p. 185)。综上所述，西巴布亚的分离主义运动也是推动西巴布亚难民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流动的重要原因。 2.3. 外部因素：两地前殖民宗主国的合作政策 西巴布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难民问题的产生也是殖民主义在外部施加力量后遗传下来的结果。巴布亚新几内亚在1975年独立前是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印尼独立后，对于印尼与荷兰在西巴布亚归属问题上的争端，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支持荷兰政府保留对新几内亚一半土地的完全控制，于是，澳大利亚围绕对新几内亚岛事务的合作与共管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而荷兰也希望将西巴布亚发展为自治与独立的领土，并决定与澳大利亚建立合作关系。1953年7月，澳方官员同荷方就此问题举行会谈，会后澳方表示将在短期内协助两地建设航空服务借以改善双方交流，还对各领土在海上运输、电信、农业、卫生、检疫、教育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进行了讨论，并建议双方政府应信息互通( [ 11 ]， pp. 396-397)。1957年11月，澳荷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进一步发展新几内亚岛的行政合作，次年2月澳外交部部长宣布了以向该岛东西部派遣联络官为主的一系列官方交流措施( [ 12 ]， pp. 109-110)。在1958年10月召开的会议中除重申过往合作措施外，还提出了针对土著居民的合作政策，主要有如下举措：安排来自荷属新几内亚的一些土著学生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学校就读；为两地的土著居民建立联合培训中心，并提供相同的技术，职业和专业培训；两地土著居民代表可参与协商和行政合作( [ 13 ]， p. 654)。这一系列决定为新几内亚岛东西部人员的流动和交流创造了基础，尤其是针对土著居民的政策加强了两地居民之间的联系。 除了行政合作外，澳荷政府也努力在两地以英语和荷兰语为纲构建共同语言。1955年8月，澳大利亚内阁指示领土和对外事务部长重新审查在新几内亚的行政合作以便为扩大合作范围提出建议，并特别注意共同语言的问题。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巴布亚新几内亚领地行政长官的克莱兰准将(BrigadierSir Donald Mackinnon Cleland)提出，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重要性在于，采用英语“将进一步推动荷兰领土向东和太平洋的发展。”1958年10月在堪培拉召开的会议中，特意讨论了语言问题及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 [ 14 ]， pp. 653-654)。澳大利亚领土局局长在1959年访问西新几内亚之后提出，新几内亚东部和西部如果愿意，则完全可以消除它们之间的人为边界，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一个通用的语言。荷兰同意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荷兰语作出了一些让步，将荷兰语列入1960年在莫尔兹比港和拉博尔开设的头两所高中的教学大纲( [ 5 ]， p. 23)。共同语言的构建对两地建立文化认同和增进交流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当西巴布亚难民选择迁移路线时，曾经与西巴布亚有过丰富往来且有着共同文化认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便成了重要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