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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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学校适应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适应状况对青少年当下成长以及一生发展都意义深远。本文介绍近年来关于高中生的学校适应研究成果，涉及学校适应的界定和影响因素等内容，并对该领域研究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关键词 :高中生，学校适应，研究述评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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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人生的两个课题即是发展和适应，对于青少年来说，学校适应无疑是其当前的首要适应问题。在高考教育的大背景下，高中生不仅要面临巨大的学业压力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良好的社会技能为其社会化做准备，来自学业和心理双重压力，使其学校适应不良问题表现突出，这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从两个部分论述，力求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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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现状 2.1. 学校适应的定义及组成 迄今为止，具有广义、多元的等特征的学校适应变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学校适应的界定主要有四种取向：第一种是过程取向，Birch和Ladd (1997)认为学校适应是指学生的学校表现、对学校的感情和态度以及参加学校活动的程度。强调与个体学校的交互的过程；第二种是结果取向，学生和学校环境、学校活动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学校适应，这类界定强调的是学生在学校的学业水平、人际关系、人格和价值观形成的结果(陈君，2003)；第三种是状况取向，这类取向总结前两大类，强调过程与结果并重，表明学校适应既是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又是互动后的结果。如Ladd，Kochenderfer和Coleman (2010)指明学校适应是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并且取得学业成功的一种状态；侯静(2013)认为学校适应是指学生在学校环境中快乐地参与学校活动，包含他们在学习，人际交往，参与学校活动和情绪适应方面的成功。第四种是能力取向，这类侧重个体是如何与学校环境互动的，是一种方法上的掌握，如刘万伦和沃建中(2005)认为在学校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学习的方法、交往技能和调节技巧等，强调的是技能技巧的获得。 关于学校适应的组成。由于多元化的界定，学校适应的内容结构也未成体系。但是，国外学者对学校适应的内容研究一向聚焦在一些具体范畴，如认知适应性、角色适应性、人际技能和职业适应等。而国内学者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学校适应结构的划分也不尽相同，我们发现学习、人际、环境和自我调适等方面是学校适应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2.2. 高中生学校适应的研究方法 目前测量高中生的学校适应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在采用多个量表来综合测得学校适应。第二种则采用某一具体量表测得其状况。目前，高中生学校适应研究中采用的比较多的是《高中生学校适应量表》 (侯静，2013)来测量。此外还有部分研究采用汤万杰，王钢和张大均(2008)开发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张克文，李占江和邱炳武(2002)开发的高中版的《学校生活适应量表》。 但是研究学校适应的方法主要是通过量表和调查问卷的形式来具体量化，一直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量表；其次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缺少实验范式的研究。 2.3. 高中生学校适应的研究内容 高中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上，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文华，2010)： 主体因素，包含人格特点、气质类型、人口学变量等等；个体因素对学校适应的影响是主导性的。个体不同的人格特征导致其学校适应水平不同，杨晓霞(2014)研究中发现学校适应与大五人格均显著相关。陈会昌和张红梅(2007)等发现人格建构复杂性高的中学生，适应学校生活的能力比较强，学生的适应在人格特质上存在显著。张爱平(2016)针对892名高中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性别在学校适应上差异显著男生学校适应水平低于女生；高一年级的学校适应状况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到了二年级适应水平降低，且高二年级学生的学校适应水平最低。 客体因素，包括社会支持、家庭和学校因素等；这类环境变量也对个体的学校适应状况影响重大。首先，学生群体作为既定环境下成长的个体，他们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据来自多方面所营造的良好环境，亦或是较于依赖周围环境的有力支持。范兴华，方晓义，刘杨，蔺秀云和袁晓娇(2012)指出，一般来说，获得社会支持越丰富，适应水平越高。社会支持是影响学校适应的重要环境因素，高中生的社会支持越多，学校适应越好(侯静，2014)。其次，高中阶段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度过，良好的学校归属感、健康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等都是影响学校适应的重要学校因素。研究表明(包克冰&徐琴美，2006)发现高中生良好的学校归属感可以预测在学生的学校适应。强烈的学校归属感主要来自于教师和同伴等方面的支持。高中阶段，学生与教师、同学朝夕相对，因此教师是社会支持系统中的重要他人，其领导行为会影响高中生的学校适应状况。郑日昌和廉串德(2002)研究发现高一新生感受到的教师民主行为与他们的学校适应呈正向相关，与权威和放任型的教师领导行为呈负向相关；除了教师支持外，良好的同伴关系也非常重要。Gorrese (2015)研究中指出，同伴关系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更多地是从同伴那里获得情感需要，同伴依恋关系的不同会导致个体的社会适应在发展过程产生不同的轨迹走向。谭千保，张英，龙莎莎和蒋旺(2014)也指出特殊群体——留守高中生的同伴依恋能预测学校适应状况，高中学习过程中来自同伴的肯定，同伴给予的情感等帮助可以促使个体良好地学校适应。第三，家庭因素对学校适应影响巨大，家庭经济收入学校适应的之间相关显著，较高的家庭经济收入预测较好的学校适应。另外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学生学校适应状况最好，而与父亲一起生活的学生的学校适应相对最差(宋爱芬，张向葵，&高丽，2007)。 主客体交互作用，如心理弹性、应对方式等。个体不是被动的接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是主动地与环境在互动。面对压力事件，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同，适应水平也不同，个体采用的应对方式会影响其学校适应。张爱平(2014)研究发现高中生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其学校适应水平呈显著相关，并且应对方式各维度可以显著预测学校适应的各维度。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的保护身心理健康的积极因素，可有效的提高个体的适应能力，王亚可(2017)研究发现高中生的心理弹性与学校适应呈负相关；李欣(2017)也发现心理弹性与学校适应及其各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心理弹性越好，学生更能良好地学校适应。 综上分别梳理了多因素与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但是研究者更是着重地探讨某一中特定的因素与学校适应的关系，从综合角度进行探讨的比较缺乏，研究比较单一局限。 2.4. 高中生学校适应的研究维度 从研究维度上来看，没有系统研究整个高中整个阶段的适应情况，从纵向维度上看，主要集中在高一新生的入学适应，以时间为线索(高一至高三)追踪进行研究的研究较少；从横向维度上看，研究结果比较分散，但大多是相关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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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外研究高中生学校适应已有不少成果，研究者无论对学校适应的界定或者其组成的划分等问题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但是还是存在很多不足，如缺乏更为精确的测量工具，缺乏对高中生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的系统探讨，缺乏对学校适应本质以及诸多影响机制的探明。 学校适应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因此，科学地界定学校适应显得尤为重要，除了以往的调查范式外，未来开展相关的实验设计研究十分必要。此外，个体身处社会大环境中，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在研究中综合考虑多因素与其学校适应的关系，进行因子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也十分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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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指导意义 高中生学校适应不良问题并不罕见，缓解高中生学校适应不良是促进其心理健康良好发展的必经之路。高中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促进高中生良好的学校适应对其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意义重大。因此，现有研究成果对教育者和管理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教师和同伴，来自教师的支持能有效地领导学生前行，改善其学校适应不良的状况。提高同伴之间的依恋，发展良好的同伴友谊，从而促进高中生的学校适应，融入班级、学校这个大集体中。因此，我们需要让学生感知到更多来源不同的社会支持，进而全方面地提高其学校适应水平。 因此，关于高中生学校适应的研究还需不断深入，以启发教育者和管理者发展良好的教育模式，未来相关的研究结果得出有意义的教育启示，指引高中生群体良好地适应学校生活，以便将来完成人生的适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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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如何有效识别谎言是理论研究者和应用实践者共同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反应时测谎技术的便捷性和可靠性，其再次成为了谎言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反应时测谎主要依据于朝向反应理论、执行功能理论和激活–决策–建构–行动理论所提出的说谎者有更高的认知负荷的假设。本文总结了5种常见的反应时测谎范式：欺骗区分范式，谢菲尔德谎言测试，自传式内隐联想测试，反应时的隐藏信息测试和基于联结的隐藏信息测试。虽然已有部分研究证据支持反应时测谎的有效性，但在优化范式、细化说谎的认知过程、指标的标准化和实际应用方面还需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反应时，说谎，谎言识别，反测谎，ROC曲线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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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谎言行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人们时常通过说谎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有时谎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是善意的或者危害性较小的，但更多时候谎言是为了获取自我利益，甚至伤害他人的利益，给社会和个人都会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张宁，张亭玉，张雨青，&吴坎坎，2011)。因此，有效地识别谎言无论对于个人生活或是司法实践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确识别谎言所依赖的基础是说谎者有着与诚实者所不同的心理过程。如果能够明确这些心理过程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说谎者特有的认知、情绪、行为反应，那么再通过适当的方法测量这些反应，就能够较好地分辨谎言与事实。虽然研究逻辑非常简单，但研究过程却充满了波折。 一方面，研究者从情绪角度入手，认为说谎者会产生与诚实者不同的情绪反应。具体来说，说谎者不仅会有更高的生理唤醒，还会产生特定类型的情绪感受，例如，会由于担心被发现而产生的害怕，以及由于违反道德而产生的内疚，甚至会由于成功欺骗对方而产生的兴奋(Ekman & Friesen， 1969; Zuckerman， DePaulo， & Rosenthal， 1981)。这种情绪的差异一般可以通过外部行为和生理指标两方面来进行测量。例如，外部行为方面，如注视回避、面部表情、姿态动作等都曾经被认为是识别谎言的线索(Warren， Schertler， & Bull， 2009)。还有研究发现，当人们尝试隐瞒和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时，依然会呈现出十分短暂且不能自主控制的面部表情，从而泄露人们的真实感受(Haggard & Isaacs， 1966)，研究者称这种面部表情为微表情(Ekman & Friesen， 1969)。研究者认为相比于姿势、声音、言语内容等线索，微表情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识别谎言(申寻兵，隋华杰，&傅小兰，2017)。此外，直接测量人们的生理指标，如血压、脉搏和皮肤电等，由于其相比行为更难以被说谎者精确控制，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在司法、医学临床等领域表现出潜在的应用价值(郭晓娟&苏彦捷，2000)。 虽然情绪取向的谎言识别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但其结果却不甚理想。多项元分析发现，谎言识别的平均正确率约为54%，仅仅略高于随机水平(Bond & DePaulo， 2006; Hartwig & Bond， 2011; Vrij， Fisher， & Blank， 2017；梅宏玉&吴嵩，2018)，并且有研究发现在去掉部分情绪信息时，即只用录音和文本材料时，被试的判断正确率会高于使用视频材料(包含全部情绪信息)条件下(Maier & Thurber， 1968)。此外，在一项元分析研究中，分析了152种识别谎言的线索，发现了12种效应值相对较大(d > 0.2)的线索，其中仅有3种可被认为是情绪线索(总体紧张性、声音紧张性、音调)，其余均为语言线索(DePaulo et al.， 2003)。基于这样的结果，部分研究者认为应该更加重视说谎过程中的认知差异，从认知过程和结果上去识别谎言，例如所报告的实际语言内容(吴嵩，蔡頠，孙嘉卿，章哲明，&金盛华，2012；吴嵩，金盛华，蔡頠，&李绍颛，2012)。 除了情绪上的差异，说谎者在认知上也会和诚实者存在较大的区别，表现为说谎者会有更高的认知负荷(Suchotzki， Verschuere， Van Bockstaele， Ben-Shakhar， & Crombez， 2017; Vrij et al.， 2017)。首先，说谎者不仅要从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还需要编造新的虚假信息；其次，说谎者不仅要时刻注意不能让真实信息不经意泄露，还需要注意编造的信息不能和已知的信息相冲突；再次，说谎者要时刻评价自身的行为以及对方的怀疑程度，并根据对方的怀疑及时调整自身的表现，以避免被识别。综合这些考量，说谎者理应比诚实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并且，许多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个假设。例如，被试自我报告说谎时会有更高的认知负荷(Caso， Gnisci， Vrij， & Mann， 2005)；被试说谎时与认知有关的脑区有更强的激活(Christ， Van Essen， Watson， Brubaker， & McDermott， 2009; Suchotzki， Crombez， Smulders， Meijer， & Verschuere， 2015)；并且如果增加认知负荷，说谎者会表现出更多的谎言线索，也更容易被识别(Vrij et al.， 2017)。 在认知取向的框架下，最简单也最便利的一个测量指标就是反应时，由于说谎者有更高的认知负荷，因此其回答问题的反应时应该也会更长。虽然很早的时候研究者就开始研究反应时的测谎，但一度陷入僵局，后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其又重新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并且在最近十年内取得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结果，而反应时技术由于其便利性和廉价性，又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因此及时对其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总结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从反应时测谎的理论基础、基本范式、有效性及相关影响因素四个部分对其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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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反应时测谎的理论基础 2.1. 朝向反应理论 朝向反应(orienting response)又称为为朝向反射(orienting reflex)，是指个体应对环境中的新异刺激或重要刺激时的反射活动，表现为个体会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到目标刺激之上，并带来自主神经系统所引发的一系列生理和行为反应，诸如皮肤电、心率、脑电等(Bradley， 2009)。朝向反射有利于人类对刺激进行深入加工，并做出合适的行为反应。研究者认为这一理论也可以用于测谎，说谎者想要隐瞒的信息对其来说就是重要刺激，也会相应的引发朝向反应，而这种反应能够被多导生理记录仪或脑电仪等仪器检测出来，从而可以作为测谎的指标(Varga， Visu-Petra， Miclea， & Buş， 2014; Verschuere， Meijer， & De Clercq， 2011)。以该理论为基础的隐藏信息测试(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 CIT)也被广泛应用与研究和实践之中。研究者认为在测谎任务中，由于隐藏信息是重要信息，说谎者会将测谎者所提供的信息与隐藏信息进行比较，一旦匹配就会引发朝向反应，从而会自动将注意力转向该信息，并损害接下来的任务表现，导致反应时间或错误率的提高(Varga et al.， 2014)。 2.2. 执行功能理论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是指在对行为进行认知控制时所需要的一系列认知过程和功能的总和，然而由于执行功能的复杂性，对其的定义和解释存在不同的理论。在谎言识别领域，所产生影响较大的是Miyake等人(2000)所提出的模型，其认为执行功能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对工作记忆内容的持续监控、迅速提取和删除(刷新)，不同任务或心理状态之间的转换(转换)，以及对行为的抑制(抑制)。说谎行为是多种认知加工的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同样需要依靠这三个主要的执行功能(Christ et al.， 2009; Debey， Ridderinkhof， De Houwer， De Schryver， & Verschuere， 2015)。首先，说谎者需要在工作记忆中激活、保持事实信息，并生成与事实不同的谎言信息；其次，说谎者必须抑制真实反应，避免泄露真实信息；最后，说谎者所提供信息往往是事实与谎言的结合，因此其需要在说谎和说真话之间进行任务转换。需要的执行功能越多，意味着认知负荷越大，从而体现在行为上则是反应时更长，执行功能理论实际上解释了说谎时认知负荷增加的潜在原因(Suchotzki， 2018; Suchotzki et al.， 2017)。有研究发现工作记忆中的真相激活与说谎诚实的任务转换都会增加反应时(Debey， Liefooghe， De Houwer， & Verschuere， 2015; Debey， Verschuere， & Crombez， 2012)。虽然研究者普遍认为执行功能与说谎有关，但依旧未能明确了解其具体的运行方式。例如，也有研究发现视觉工作记忆的能力与谎言和诚实之间反应时的差异呈正相关(George， Mircea， & Laura， 2012; Visu-Petra， Miclea， Buş， & Visu-Petra， 2014)，这可能是由于工作记忆更好的被试更可能在记忆中唤起想要隐藏的信息。总之，三种执行功能的研究在谎言识别领域相对比较独立，明确三种功能在说谎过程中的独立及交互作用对于反应时测谎技术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未来需要通过更综合的研究来支持该理论。 2.3. 激活–决策–建构–行动理论 根据说谎所涉及的执行功能，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谎言模型：激活–决策–建构模型(Activation-Decision-Construction model， ADCM)，该模型认为，说谎行为包括激活、决策、建构三个认知阶段(Walczyk， Roper， Seemann， & Humphrey， 2003)。首先，个体接收并编码问题之后，会激活长时记忆中与问题相关的真实的语义记忆或情景记忆，并将之提取到工作记忆之中。只有在真实记忆被激活之后，其他相关的记忆才会处于待激活状态，以便于构建谎言。其次，在决策阶段，个体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是否对该问题说谎。最后，一旦决定说谎，个体需要考虑现实社会情境并付出认知努力来构建谎言，而事实和明显不合理的谎言将被抑制。基于该模型的假设，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决定不说谎，那么将不会经历决策和建构阶段，一旦长时记忆激活就会直接报告，因此其反应时会短于说谎者。此外，当说谎者对某些问题有选择性的说谎时，虽然都会经历决策阶段，但建构阶段所来带的反应时差异同样也可以作为识别谎言的线索。实际上研究发现，不论是是否问题(只存在决策阶段)还是开放性问题(同时存在决策和建构阶段)，个体说谎都比说真话有更长的反应时(Walczyk et al.， 2003)。随后，研究者在ADCM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激活–决策–建构–行动理论(Activation-Decision-Construction-Action theory， ADCAT)，该理论在建构阶段后增加了实际表达谎言以及监控说谎过程的行动阶段(Masip， Blandón-Gitlin， de la Riva， & Herrero， 2016; Walczyk， Harris， Duck， & Mulay， 2014)。虽然行动阶段已经不再影响反应时的长短，但ADCAT进一步指出说谎动机和情绪唤起作为调节因素会在决策和构建阶段中发挥作用，高动机和极端情绪都会增加说谎者的认知负荷并延长反应时间(Walczyk et al.， 2014)。 2.4. 理论总结 上述三种理论都在认知取向的框架下对谎言的相关机制进行了解释，都预测说谎者的反应时会长于说真话者，为基于反应时的谎言识别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朝向反应理论和执行控制理论都是更为上层的理论，并不是针对谎言识别的具体理论，只是被延伸应用于测谎领域。朝向反应理论主要运用于通过对生理指标的测量来分析个体对重要信息的反应，侧重于解释知情者与非知情者对目标信息的反应存在差异这一现象。执行功能理论则是从上层理论角度提供了可供使用的核心概念，即三种类型的执行功能，为基于反应时的测谎技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更为领域内的具体理论指明了方向。于是在执行功能理论的基础之上，ADCAT更加具体地分析了谎言生成的整个认知过程，认为决策和建构两个阶段是导致说谎者反应时增加的具体原因，这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可以直接检验的假设，也为实际应用中如何通过操纵各种因素提高反应时测谎的有效性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此外，在解释说谎者的反应时更长这一现象上，不同的理论也有区别。朝向反应认为是由于重要信息吸引了知情者的注意力，从而干扰了后续的反应任务，延长了反应时间。而执行功能和ADCAT两种理论则是认为说谎的过程比说真话更为复杂，有更高的认知负荷，从而导致反应时的延长。执行功能理论从说谎涉及的认知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说谎的过程，ADCAT则是执行功能理论更进一步的总结，将三种执行功能应用于说谎行为的整个流程，进一步探究了说谎的内在过程，也更加完整具体。 总的来说，三种理论都增加了研究者对说谎潜在过程的了解，强调了说谎和说真话存在的认知负荷差异，为基于反应时的谎言识别的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当前的研究中仍存在局限，关于谎言理论模型的研究结果仍不能完全确定其潜在机制，比如，说谎的内在过程只能通过外显的生理指标和行为反应来测量，内在的复杂机制很难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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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反应时测谎的有效性 4.1. 决策方式 从本质上说，反应时只是个体的行为反应，是测谎的一种指标，它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究竟是否有人在说谎，如何利用反应时数据做出最终的判断决策，或者说如何确定判断的临界值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事先主观确定，即事先人为选定一个特定值作为判断依据，将被试的反应时与特定值比较大小，从而进行分类决策，最直观的临界值即为0。例如，在RT-CIT任务中，用探测信息的反应时减去无关信息的反应时，如果差值大于0则认为是说谎，否则就认为是无辜。在aIAT任务中也是类似，如果无罪陈诉与事实类别不匹配时的反应时减去匹配时的反应时大于0则认为是说谎，否则就认为是无辜。当然，除了0以外，研究者也可以设定任意自己认为合适的值作为临界值，但这种临界值设定的方法过于主观，对最后的结果影响较大。 此外，在研究中，也有研究者通过统计分析来计算一个最合适的临界值。例如，将被试分成两个同质的组，首先在第一组反应时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回归建立相应的模型方程或临界值，然后在第二组中使用该临界值来进行判断，并计算判断的正确率。在各种统计方法中，目前研究者较为认可的是通过接受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来确定临界值。在谎言识别研究中，ROC曲线是以正确识别说谎者的比率为纵坐标(灵敏度，sensitivity)，以错误将诚实者认为是说谎者的比率为横坐标(特异性，1-specificity)，以不同判断标准下所得到的不同的坐标点相连而画出的曲线图。因此，从理论上说，ROC曲线可以反映出各种判断标准下的正确率，从而可以找出最佳临界值点，以及此时相应的判断正确率。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ROC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 AUC)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在考虑了各种判断标准后，该谎言识别技术其本身在判断谎言上的优劣。AUC理论上是范围0到1的值，但在不考虑数据方向性的前提下，其取值在0.5到1之间。当AUC为0.5时，表明分类是完全随机的，识别技术没有任何作用，而AUC取值越大代表所使用的识别技术越优。因此，使用AUC不仅可以与随机猜测水平进行比较，也可以在不同反应时技术之间进行比较，甚至于将反应时技术与其他生理测谎技术进行比较。 4.2. 有效性的证据 反应时测谎范式最早常常是与测谎仪配合使用，根据生理指标的变化来判断是否说谎，但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没有研究发现说谎具有确切且唯一的生理反应，诚实者也可能会因为害怕被误判或者对探测信息知情而产生紧张或焦虑的情绪和生理反应。虽然反应时测谎技术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种相似生理反应的影响，但它的有效性也受到一些争议。有研究者总结了常用的一些测谎线索，并进行了两项元分析研究，但其结果却表明，说谎者和诚实者在访谈情境下的反应时并没有显著的差异(DePaulo et al.， 2003; Zuckerman et al.， 1981)。但是，有研究者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由于访谈情境并不是最优的测试反应时的环境，反应时技术应该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会更加标准化(Verschuere， Suchotzki， & Debey， 2015)。最近，一项新的元分析检验了基于计算机条件下的四种反应时测试范式(DoD， SLT， aIAT， RT-CIT)是否能有效识别谎言，其中16个实验运用了DoD范式、55个实验运用了SLT范式、9个实验运用了aIAT范式，34个实验运用了RT-CIT范式(Suchotzki et al.， 2017)。其结果发现，总体上反应时技术较为有效，说谎与诚实在反应时上的差异的效应值d为1.256，即使在控制发表偏差之后，其总体效应值也达到了1.049。具体而言，DoD范式的效应值最大(d = 1.350)，aIAT最小(d = 0.822)，SLT (d = 1.287)和RT-CIT (d = 1.297)则处于中间位置。此外，Visu-Petra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CIT范式的生理测量和反应时测量在测谎的正确率上相似，而且也有研究表明通过任务反应时和正确率来测谎，比ERP和测谎仪测谎效应更大(Allen， Iacono， & Danielson， 1992; Verschuere， Crombez， Degrootte， & Rosseel， 2010)。 还有研究发现，反应时测谎技术不仅能够有效识别对已经发生的行为的说谎，还能够在对行为意向的说谎中起到相似的积极作用(Noordraven & Verschuere， 2013; Suchotzki et al.， 2013)。此外，反应时测谎技术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练习效应不明显，研究结果显示，即使间隔数天，多次进行反应时测谎任务，说谎与诚实两种条件下的反应时之差也没有显著减小(Vendemia， Buzan， & Green， 2005)。因此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就某个信息数次说谎或作证，该技术还是能有效甄别出说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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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影响反应时测谎的因素 5.1. 反测谎策略 根据反应时测谎的理论基础，人们在说谎的时候需要更多认知加工，所以研究者通常以被试的反应时长短作为被试是否说谎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反应时测谎技术都是基于被试的自主反应，被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按照自己意愿操控反应时的快慢。也就是说，如果被试了解反应时测谎的原理，那么他们可能会故意减慢说真话时的反应，这种反测谎的策略可能会极大地降低反应时技术的有效性。 Suchotzki等人(2017)对17项关于反测谎策略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在这些研究里被试被明确告知需要采取反测谎策略，甚至直接告知其具体的方法。其总体结果发现是否使用反测谎并不会对最终结果产生显著性的影响。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反测谎策略是无用的，而是表明反测谎发挥作用也依赖于其他的一些因素。例如，反测谎策略需要被试对测试有明确的了解，有较好的智力水平，且对电脑操作较为熟练，不成熟的反测谎行为会导致效应减小，但不足以伪造测试结果。有研究发现，仅仅提高被试说谎的动机并不能降低反应时测谎的有效性(Kleinberg & Verschuere， 2016; Suchotzki & Gamer， 2019)，而是否告诉被试具体的反测谎方法才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Agosta， Ghirardi， Zogmaister， Castiello， & Sartori， 2011)。而在Suchotzki等人(2017)总结的17项研究中，也有7项研究发现使用反测谎策略反而会提高识别谎言的正确率。这些研究表明，反测谎策略并非无用，而是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反测谎策略会极大阻碍反应时测谎技术的应用，研究者也希望找出一些方法来减少反测谎策略的影响。一种思路是识别被试是否采用了反测谎策略，例如分析诚实反应的反应时是否过长，分析练习反应和正式反应的反应时差异等(Agosta et al.， 2011)；另一种思路则是阻止被试使用反测谎策略，例如设定较短的反应窗口(Verschuere， Prati， & Houwer， 2009)。 5.2. 认知负荷 从认知加工的角度出发，研究者普遍认为说谎会比诚实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因此有效增加被试的认知负荷，会使说谎变得更加困难，也会进一步增加说谎和诚实在认知和行为上的差异，因此也就能提高识别谎言的正确率。在面对面或者视频的谎言识别任务中，研究者一般采用要求倒序讲述、要求保持目光接触、询问意料之外的问题、同时进行双任务等方式来增加认知负荷，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增加认知负荷能够提高识别谎言的正确率(Levine， Blair， & Carpenter， 2018; Vrij et al.， 2017)。 反应时技术作为一项认知取向的谎言识别方法，也存在通过增加认知负荷来提高识别正确率的可能性，且由于反应时较为灵敏，其可能比传统方法更易受认知负荷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也开始探索和检验认知负荷在反应时测谎中的作用，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有研究者采取双任务范式，发现在完成RT-CIT任务同时完成一项与执行功能相关的分心任务，能够显著地增加说谎者在探测信息和无关信息上反应时的差异(Visu-Petra， Varga， Miclea， & Visu-Petra， 2013)。 除了传统的增加认知负荷的方法之外，考虑到反应时测谎中理论和范式的特殊性，也可以设定相应独特的方法。例如在RT-CIT中，被试需要对目标信息做出“是”反应，而对探测信息和无关信息做出“否”反应，因此增加被试在两类反应上转换的难度也可以相应提高被试的认知负荷。有研究发现，同时增加RT-CIT任务中目标信息的熟悉度和数量可以显著加大被试在探测信息和无关信息上的反应时之差，也就是说能够更有效地识别谎言(Suchotzki， De Houwer， Kleinberg， & Verschuere， 2018)。相反，如果在反应时任务中增加说谎试次所占的相对比例(例如增加探测信息的数量或者减少无关信息的数量)，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被试的认知负荷，并最终降低反应时测谎的效力(Suchotzki， Verschuere， Peth， Crombez， & Gamer， 2015; Van Bockstaele， Wilhelm， Meijer， Debey， & Verschuere， 2015)。 然而，最近有研究者对22项关于认知负荷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其结果并没有发现增加认知负荷能够有效提高反应时技术测谎的效力(Verschuere， Köbis， Bereby-Meyer， Rand， & Shalvi， 2018)。不过由于文章数量较少，其并没有进行调节变量的分析，且由于其纳入了一些并不能看作是增加认知负荷的文章(例如自我损耗)，因此其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更加深入的分析不同方式的认知负荷将能较好地解决目前研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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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6. 未来的研究展望 6.1. 优化范式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测谎技术，反应时测谎存在许多优势。首先，相比于传统的面对面主观测谎，反应时测谎的指标更加客观，且适合大规模同时施测；其次，相比于生理技术测谎(例如多导生理记录仪、脑电仪等)，反应时测谎更加便捷和经济，只需要普通的计算机就可以完成。基于这些优势，反应时测谎技术本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但是目前常用的反应时测谎范式在测谎应用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DoD和SLT主要运用于研究说真话和说谎之间在认知过程上的差异，并非是针对测谎。在这两个范式中，被试需要根据指导语的要求来决定在某一阶段说真话还是说谎，由于说谎者不会按照相应的要求反应，因此这两种范式很难运用到真实的测谎任务中。aIAT范式的缺点是试次设置过于复杂，需要编制足够多且相互匹配的正确陈述和错误陈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aIAT的判断正确率在所有的反应时范式中是最低的。RT-CIT范式则要求只有说谎者对探测信息知情，但在现实生活中，探测信息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而泄露，并且有时连测谎者也不知道探测信息究竟是什么，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RT-CIT的效力，因此RT-CIT的使用情境实际上非常有限。最后，虽然A-CIT整合了RT-CIT和aIAT的优势，但其要求对信息按照“自己的”和“他人的”进行分类，这在很多情境下可能并不适用，且由于其是较新的方法，也缺乏充足的有效性证据。综上所述，未来关于反应时范式的研究应该更进一步整合多种方法的优势，设置更加简单异行、且能够适用多种情境的方法，并在更为现实的生活情境中检验这些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6.2. 细化说谎的认知过程 虽然研究者普遍认为说谎会有更多的认知负荷和更长的反应时间，但对其中的具体认知过程和心理机制则并没有明确的定论。不仅不同的理论对于说谎的认知过程的解释具有差异，同样的理论也发现了完全不同的证据。例如执行功能理论认为说谎需要占用更多的执行功能，那么相应的执行功能更强应该有更高的说谎能力，但是以往研究则发现说谎者执行功能中的工作记忆能力越高却越容易被识破(Visu-Petra et al.， 2014)。这些矛盾的证据表明虽然各个理论对于说谎的认知过程提出了总体的假设，但对于过程中每种认知功能具体起到的作用却依旧不明确，而这种空白或者模糊对于反应时测谎的研究和应用来说形成了极大的阻碍。首先，理论的不明确导致很难解释相互矛盾的结果，也难以评估反应时测谎的适用情境及其在每种情境下的有效性。其次，理论的不明确导致很难发挥反应时测谎的最大效力。一般来说在明确说谎认知功能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加大说谎者的认知负荷，会提高反应时测谎的效力，但是目前的元分析却没有发现认知负荷的积极作用，这就是由于没有针对具体的说谎认知过程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应的负荷，导致出现了很多相反的结果。因此，未来关于反应时测谎的理论研究应该更加具体化，对说谎过程中起到关键左右的具体的认知功能进行探索和研究，甚至对于不同谎言类型(例如：对于意图的说谎或者对于行为的说谎)的具体的认知过程进行比较和分析。 6.3. 指标的标准化 影响反应时测谎应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指标的标准化。指标标准化的第一个问题是纳入哪些指标。传统的方法是直接使用反应时的平均数作为判断依据，但使用单一指标已经越来越受到谎言研究的质疑，而整合多个指标并最终形成总体的判断逐渐变成共识。目前看来，在反应时测谎中能够同时考量的指标还包括反应时的标准差、反应的正确率等，有研究同时考虑反应时的平均时、反应时的标准差、反应的一致性三项指标时，其结果发现能够有效提高区别谎言和事实的正确率(Walczyk， Mahoney， Doverspike， & Griffith-Ross， 2009)。指标标准化的第二问题是判断标准的确定。在实验研究中尚可以通过被试分组的方式，以第一组的结果来统计出最佳判断点，但现实应用中则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因此建立和检验相对标准化的最佳判断点可以有效地促进反应时测谎的发展。一个有趣的尝试是使用说谎与诚实反应时之差的效应值大小作为判断依据，因为效应值同时考虑了平均数和标准差，且不易受样本量大小的影响，相对来说比单纯使用平均数更加可靠。有研究发现当以Cohen’s d值为0.2~0.3作为判断点时，能够取得最好的判断正确率(Noordraven & Verschuere， 2013; Verschuere & Kleinberg， 2016)。当然，由于这类研究相对偏少，且没有在多种条件下反复验证，因此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才能确定最佳判断点的取值范围，以及其是否会受其他情境因素的影响。 6.4. 人格测验中的应用 人格测验作假一直都是研究者和企事业单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相应开发了多种测量作假的方法(刘茜，徐建平，&许诺，2013)，而反应时测谎作为一种便捷的方法与人格测验具有高度的契合，能够很好地运用于人格测验作假测试之中。由于技术的发展，现代企业招聘中的人格测验通常采用网络进行，因此具备了测量反应时的基础，而在人格测验上的说谎同样会带来相应的认知负荷，延长反应时间。并且以往有研究发现通过网络进行的RT-CIT测试也能取得较好的识别谎言的正确率(Kleinberg & Verschuere， 2016; Verschuere & Kleinberg， 2016)。因此，反应时测谎从理论上看是可以运用在人格测验中的，但在实际应用上又面对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人格测验的作假与其他的说谎是否具有一致的认知过程，如何在人格测验中设置合适的基线对照，如何避免人格测验中所存在的惯性反应带来的影响等。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这些问题，从实际出发，探索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应用反应时来进行测谎，扩大反应时测谎的应用范围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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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研究翻译并修订了英文版的《怀旧倾向指引量表》，通过对279名老年被试的施测，确定了量表的信度、效度、项目区分度。研究对《怀旧倾向指引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了原量表的四个维度是否适用于中国人；通过计算每一项目的鉴别力系数D，比较高分组与低分组的差异，确定了每一个项目的区分度；通过计算克隆巴哈α系数，分半信度以及重测信度，确定了量表的信度。研究结果确认，《怀旧倾向指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区分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但是其效度不太理想，仍需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怀旧倾向指引量表，信度，效度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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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至2018年年末，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1.9% (刘成坤&赵昕东，2019)。据最新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张车伟，2018)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将进入持续的负增长，至2050年减少到13.64亿，2065年减少到12.48亿，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势必会带来非常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这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寻找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方法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怀旧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成年晚期的发展任务是进行自我整合，以获得完善感、避免失望或厌恶感。早于1963年Robert Butler就根据埃里克森这一理论提出了怀旧治疗，他认为怀旧治疗是一种从过去入手解决冲突从而平衡现有生活的方法。人们在怀旧中可以省察过去，重新体验过去生活的片断，如果鼓励人们以积极的态度回顾过去的经验，就可以增加其对现有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达到调整自我的目标。由此可见，怀旧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怀旧及怀旧治疗契合了中国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关注的需要。有研究者认为怀旧是一种特质性的心理特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McKechnie， 1977)。于是Holak，Havlena和Matveev (2006)编制了怀旧倾向指引量表(Index of nostalgia-proneness)来测量怀旧这一特质，并在不同国家验证了其有良好的信效度。于是，为更好地探求中国老年人的怀旧心理特质，本研究将考察中文版怀旧倾向指引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期为中国老年人怀旧心理的评估和测量提供可靠和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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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被试入选标准：1) 年龄 ≥ 60岁的老年人；2) 意识清晰，无认知功能受损；3) 听力或视力正常，可进行正常的交流或阅读；4) 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本研究共施测279位被试，来自养老院(玄武区颐鹤老年公寓)、社区(百水家园社区、迈皋桥山水园社区、锁金村社区)、江苏省老年大学；男性84人，女性195人；其中空巢老人126名。 2.2. 研究工具 怀旧倾向指引量表 Holak，Havlena和Matveev (2006)编制并修订的《怀旧倾向指引量表》 (Index of Nostalgia Proneness)是距今最近的一份怀旧特质量表，共31道题，使用九点评定量表评分，根据“个人与集体经验”、“直接与间接经验”两种纬度四种分类划分了四种怀旧，分别是：个人怀旧(personal nostalgia)：回忆线索来自于个人过去的实际生活，属于个人自传体的一部分，具有更多的个人特质性。人际怀旧(interpersonal nostalgia)：基于间接的个人经验，这种经验来源于人际交流。文化怀旧(cultural nostalgia)：是对文化、国家或世代的怀念，具有相似背景、相同世代的人会出现这种怀旧。虚拟怀旧(virtual nostalgia)：怀旧不基于直接经验，个体认为过去优于现在，为了逃避目前的生活而渴望回到过去。研究者对俄罗斯、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80名被试进行测查，计算信效度，得出α = 0.87，以Nostalgia Index (Holbrook， 1993)作为效标计算效标效度，相关系数为0.54。 在本研究中，《怀旧倾向指引量表》的英文版首先由一名专业翻译者独立地将原版翻译成汉语，然后邀请拥有心理学基础但不知道本量表的母语英语翻译者对其进行回译，确保回译后的题项与原文无实质性的出入。再邀请两名心理学专业的教授，询问他们对量表中文版的文化同等性以及各条目用语的意见。整合专家建议，把某些词语修改为国内的通俗语言，形成预实验版。 由于首次在中国使用《怀旧倾向指引量表》，所以在进行研究前要对其信效度以及区分度进行检验。前期研究中，在详细说明了研究的目的，承诺了保密性并取得老年人的知情同意后，研究者用预实验版的量表施测了30名符合标准的被试，采用一对一的方式以了解被试对该量表的理解程度以及翻译是否合理。对研究对象不能或难以理解的个别字句进行标注。同时还邀请了五位心理学专业老师做了内容效度的评估。研究者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对于虚拟怀旧的理解有困难，即使在解释过后，绝大多数被试仍然无法理解相关题目的含义，专家给出的内容效度评估及建议也表明虚拟怀旧题目的相关性并不高。此外，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以及翻译不当，个别短语造成了理解偏差。因此，研究者删去了虚拟怀旧的项目，并修改了个别项目的中文翻译。删改之后形成正式版的《怀旧倾向指引量表》，包含24个题目。 2.3. 施测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前往山水园等社区、南京老年大学以及颐鹤养老院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者经过统一的培训，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解释调查的目的、意义、并承诺保密性，在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后发放问卷。根据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阅读能力、视力状况以及个人意愿，选择合适的方式填写，对于阅读或听力障碍的调查对象，由研究者不带任何诱导的宣读问卷内容，由其做出选择后代为填写。问卷填完后，研究者检查确保无漏项之后，当场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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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 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系数来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奇偶分半系数为0.72。50名老年被试间隔2~5周的重测信度为0.83。 3.2. 内容效度 采用专家评分法，专家小组由6名心理学专家组成，在心理测量学和量表修订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使用1~4级评分方法，评价量表各条目与“怀旧”概念的相关性，1代表“无相关”，2代表“弱相关”，3代表“较强相关”，4代表“强相关”。计算量表以及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CVI，content validity index)。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平均值(S-CVI/Ave，scale-level CVI/average)为，全体一致率(S-CVI/UA，Universal agreement)为0.8。各条目的内容效度指数(I-CVI，item-level CVI)为0.33~1，删去I-CVI未超过0.78的条目，剩余现有的24个条目。 3.3. 结构效度 根据230名被试的测定，对24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计算《怀旧倾向指引量表》中三个分量表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所有的相关的相关系数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且除人际怀旧与文化怀旧之外其余相关系数的显著程度达到0.01 (p < 0.01)。三个分量表之间有一定联系却又同时相互独立；“个人怀旧”分量表、“文化怀旧”分量表与总分之间相关性较高(r = 0.89， r = 0.66)。 Table 1 Relevance between subscales and aggregate table 因素 个人怀旧 人际怀旧 文化怀旧 人际怀旧 0.46 ** 文化怀旧 0.57 ** 0.21 * 总分 0.89 ** 0.48 ** 0.66 ** 表1. 分量表与总量表相关度 * p < 0.05， ** p < 0.01。 对《怀旧倾向指引量表》24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与KMO值检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为极其显著(p < 0.001)，KMO检验结果也较好，为0.735。其次，采取斜交旋转法抽取了三个因素(见表2)，可解释37.67%的总差异量(见表3)，其中因素一可解释22.94%，因素二可解释8.65%，因素三可解释6.08%。 Table 2 Factor load 项目序号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1 0.581 2 0.686 3 0.612 4 0.419 5 0.490 6 7 0.658 8 9 0.467 10 0.698 11 0.466 12 0.722 13 14 15 0.605 16 0.618 17 0.637 18 0.627 19 0.756 20 0.664 21 22 0.519 23 0.569 24 0.416 表2. 因子载荷 Table 3 Common factor variance contributio 特征值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1 5.51 22.94 22.939 2 2.08 8.65 31.591 3 1.46 6.08 37.67 表3. 公因子方差贡献 其中，序号为6，8，13，14，21的五个项目与提取出的三个因素拟合度不高，其余项目与相应因素的拟合度均高于0.4。第6题为“我年轻时看过的电影更棒”，第8题为“我更喜欢听与30年前不一样的音乐”，这两个项目均从休闲娱乐的角度对老人的怀旧进行测试，而拟合度不佳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老年人过去与现在的生活质量差异巨大，几十年面前他们极少有时间或经济条件看电影或听音乐，故这两道题目可能对于中国的老年群体不具有代表性。第13题为“我不喜欢听我父母和祖父母的经历”，结合施测的经验，一部分老人年少时与父母分居或因战争等原因，与长辈相处时间不多，所以这一个问题有时令人难以回答。 因素提取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个人怀旧”维度的项目与因素一的拟合度高，而“人际怀旧”与“文化怀旧”维度与其余两个因素并不能够一一对应，这可能是因为“个人怀旧”维度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而“人际怀旧”维度与“个人怀旧”区别不大，小部分被试对于“文化怀旧”相关项目理解有困难。 3.4. 项目区分度分析 计算《怀旧倾向指引量表》中项目的鉴别力指数D以检验其区分度(如表4所示)。分别对24的项目的数据进行排序(升序)，并取前27%作为低分组，后27%作为高分组，分别计算出高低分组的平均通过率，高分组的通过率与低分组通过率之差即为鉴别力指数D。高低分组平均值差异性显著，所有项目的鉴别力系数都达到了0.4，区分度很好。 Table 4 Identification index 序号 低分组平均通过率 高分组平均通过率 鉴别力指数D 1 0.33 1.00 0.67 2 0.27 1.00 0.64 3 0.42 1.00 0.71 4 0.24 0.97 0.61 5 0.13 0.97 0.55 6 0.40 1.00 0.70 7 0.18 1.00 0.59 8 0.11 0.94 0.52 9 0.11 0.87 0.49 10 0.32 0.96 0.64 11 0.43 1.00 0.71 12 0.28 1.00 0.64 13 0.15 0.94 0.55 14 0.24 0.93 0.59 15 0.13 0.94 0.54 16 0.33 1.00 0.66 17 0.11 0.69 0.40 18 0.26 1.00 0.63 19 0.28 1.00 0.64 20 0.14 0.98 0.56 21 0.44 1.00 0.72 22 0.27 1.00 0.64 23 0.40 1.00 0.70 24 0.25 1.00 0.62 表4. 鉴别力指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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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讨论与总结 综合以上对问卷结构效度、会聚效度与区分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区分度的分析，中文版《怀旧倾向指引量表》的信效度基本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但是效度还没有达到应用的标准，需要进一步修订。 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文化怀旧”与“虚拟怀旧”两个维度的效度不高，这可能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除了通过网络平台施测大学生被试，本研究还在现场为30名老年人施测问卷，但由于老年被试对问卷的理解程度参差不齐，数据缺乏可靠性，故没有对这一部分数据进行处理。但是，在现场施测过程中，研究者将访谈与施测结合，较为深入地了解老人对于问卷项目的理解程度，或许可以为进一步修订提供帮助。在访谈中发现“虚拟怀旧”这一维度并不适合中国人，被试并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他们表示从来没有对虚拟的时间和地点产生幻想，自然也不会存在虚拟怀旧这种心理活动；再比如“比起我的家人和相交很久的朋友，我更喜欢和新的朋友一起庆祝节日”，由于中国人始终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因此绝大多数被试不同意这句陈述，题目变成了家人与朋友之间的比较，而非原本的新旧比较。英文版《怀旧倾向指引量表》的项目基于西方社会文化编制而成，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差距较大，想要达到应用的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修改。基于本次研究的结果，修改了《怀旧倾向指引量表》的部分项目(具体见量表文件)并再次进行施测，依据被试的表现修改版的问卷的确更容易被理解，而信效度还需后期的数据分析。 内部一致性信度与区分度分析显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克隆巴哈α系数与Spearman-Brown系数都在0.85以上，说明量表反映的内容彼此之间高度一致。量表项目的鉴别力系数绝大多数大于0.4，未达到0.4的四个题目鉴别力系数也达到了0.35，说明每一个项目高分组与低分组差异显著，区分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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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交通安全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交通事故造成的严重程度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本文选取随机森林与逻辑回归算法构建了交通事故严重程度预测模型，对交通事故严重程度进行了预测与对比分析，对比分析显示出随机森林模型有更好的预测效果，并将影响交通事故严重程度的特征进行重要性排序，可以判断哪些因素对交通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较大，为交通道路基础建设，以及交通事故严重性预防和降低提供了参考与建议。 关键词 :交通安全，交通事故严重程度，随机森林，逻辑回归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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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讯速发展与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车辆出行已经非常普遍，但与此同时，也为交通出行安全带来了较大的风险系数，造成了许多的交通事故。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交通事故共发生268，951起，事故造成65，725死亡，受伤人员有198，902，造成的财产损失共计105，692万元。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交通问题密切相关，交通事故时刻都在发生，交通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交通事故的不同严重程度造成的损失相差也是巨大的，轻则小伤，部分财产损失，重则人员伤亡，将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幸。因此对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进行预测和研究，判断交通中的哪些要素会对交通事故严重程度有较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最近的研究中有很多学者对交通事故领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Ahmed [ 1 ] 等通过提取自动车辆识别系统中的交通流数据对实时事故造成的风险进行了研究和分析；Shinohara [ 2 ] 等使用了卡方检验分析了车型和安全带对驾驶员和乘客受伤情况的影响；刘攀等研究了极端天气环境对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影响；Olutayo V.A. [ 3 ] 等使用美国的交通事故数据，分别使用神经网络、决策树、SVM算法来预测交通事故严重程度，并没有对影响交通事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鉴于对于交通事故严重程度预测和分析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择了随机森林和逻辑回归算法对交通事故严重程度进行预测和研究，并且对影响交通事故严重程度的特征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