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amBlooms/HansPub-15000-to-45000 huggingfac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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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与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海水淡化水作为饮用水纳入城市供水系统将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在逐渐扩大，海水淡化技术也在逐渐成熟，不过反渗透法、低温多效法仍是目前的主流技术，而且海水淡化产业存在造水成本较高、出水水质具有潜在风险等问题，严重限制了海水淡化技术的发展。为完善海水淡化产业，应大力发展海水淡化技术，主要的发展方向有： 1) 对现有的海水淡化技术进行改进。我国应用最多的是反渗透法，但反渗透法存在更换周期短、清洗困难等问题，应积极创新，研发核心设备，提高出水水质并降低能耗。 2) 耦合相关技术。无论哪种海水淡化技术都存在一些弊端，将二种或多种技术进行结合，取长补短，就可降低能耗、简化工艺。目前已有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双膜法、热膜耦合等。 3) 开发新能源。可利用太阳能、波浪能、潮汐能等新能源给海水淡化过程提供能量，从而降低能耗。 除此之外，鉴于海水淡化水的水质特性，应对其纳入城市供水系统进行全过程风险评估，更好地保障居民用水安全。为此有以下几点建议： 1) 由于海水淡化水出厂水硼超标、部分重金属仍能被检出，并且在消毒过程中会产生氯代消毒副产物和溴代消毒副产物，在管网运输过程中，管道释放了铜、铁、锌等有害离子，故应对出厂水和管道末梢水中硼、消毒副产物、重金属进行监测，利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估对其进行风险评估。 2) 对于海水淡化水矿物质不足、硬度低、氟含量过低对人体造成的健康风险，目前并没有合适的定量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因此可以根据国内外规定的饮用水中钙、镁、氟的适宜浓度建立一个风险等级标准，再将监测结果与标准比对，定性分析海水淡化水中矿物质不足、硬度低及氟化物含量低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3) 海水淡化水供水全过程为海水淡化水–后处理–自来水厂–管网–用户，对这全过程的风险评估可基于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原理，参考关键控制因子识别法，识别出关键控制管段和关键控制指标，对关键控制管段应用合适的水质评价方法，对该管段的水质风险程度进行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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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湘江梯级水库的建设促进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但目前各梯级间采用单一水库调度模式，水库群各目标职能无法充分发挥。本文通过对湘江流域9座水电站联合调度，以保障多控制断面生态流量需求为主要目标，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等多目标，建立湘江梯级水库群多目标调度图优化模型。采用布谷鸟搜索算法优化多目标调度图，使得各控制断面和下游长沙综合枢纽生态供水保证率在99%以上，同时使梯级水库供水保证率、灌溉保证率和发电保证率尽量达到实际生产要求，梯级效益得到有效保障。 关键词 :调度图，综合利用水库，多目标水库调度，布谷鸟搜索算法，湘江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Wuhan University.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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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水库群优化调度是一个多目标、多阶段、非线性和强约束的复杂决策优化问题 [ 1 ] [ 2 ] 。而水库调度图作为一种指导水库运行的有效工具，具有简单、直观、操作性强等优点 [ 3 ] [ 4 ] 。其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水库实际调度中，作为核算水库运行效益指标、评价水库实际调度运行优劣的基本依据 [ 5 ] 。水库调度图的传统编制方法一般通过已有的实测水文资料或选用典型年资料，进行径流调节计算各种兴利调度线，一般需要人工修正调度线，存在一定主观性，因此存在优化的空间 [ 6 ] 。刘攀等采用基于历史径流资料的隐随机方法，分别建立了多年期望调度模型以及强调特定年发电风险的调度模型；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NSGA-II计算程序求解，进行水库优化调度图的编制 [ 5 ] 。周研来等以丹江口水库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防洪、供水、发电及生态等调度目标相权衡的多目标调度图优化模型来模拟指导水库调度运行，探讨了多目标优化调度图在该水库的适用性 [ 7 ] 。姬晶等提出了一种生态因子ecoflow指标，构建了水库发电量–发电保证率–生态目标的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并考虑了四大家鱼和中华鲟的生态流量约束，以三峡水库为研究对象，生成了多个调度方案，为同时考虑发电效益和生态效益提供了可行方案 [ 8 ] 。现行水库优化调度图侧重于水库运行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不注重于考虑水库下游的生态需水要求，对水库群优化调度图考虑多个控制断面流量需求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根据实际调度需要，考虑多控制断面生态流量需求，建立流域水库群综合利用调度模型；采用智能算法布谷鸟搜索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以湘江水库群的调度问题为研究背景，对考虑多控制断面流量需求的湘江水库群综合利用调度的优化设计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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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研究实例 3.1. 流域概况 湘江又称湘水，地处长江之南，洞庭水系以东，是长江中游南岸重要支流之一。湘江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9.46万km 2 ，流经64个县市区，包括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的全部区域，于全州附近汇入罗江和灌江。年径流量696.1亿m 3 ，蕴藏水能资源521.7万千瓦，其中湖南省占总水能的90%，约470.7万千瓦，水能资源丰富 [ 14 ] 。湘江干流及以下河段规划了九级梯级开发，本文研究对象为其中的9座水利枢纽，涔天河水库、双牌水库、欧阳海水库、东江水库、青山垅水库、洮水水库、酒埠江水库、水府庙水库、株树桥水库等。9座水库均具有发电、生态目标，东江、水府庙、株树桥水库具有供水职能，除东江水库外所有水库均具有灌溉职能，水库群的拓扑图如图2。本文数据输入包括：1) 1980~2010年各水库的入库径流日资料；2) 1980~2010年湘江流域各片区区间入流日资料；3) 1980~2010年灌溉需水过程旬资料；4) 各水库下游生态需水资料。为了匹配资料与调度的时间尺度，将入库径流和区间入流日资料整理为旬资料，采用旬尺度调度。 图2. 研究流域水库群拓扑图 3.2. 结果与分析 3.2.1. 调度图 根据流域资料，建立综合利用多目标优化模型，基于模拟优化湘江水库群调度图，采用布谷鸟搜索算法求解。由于各个水库的功能不同，各水库共涉及生态供水灌溉发电综合防破坏线、生态供水灌溉综合防破坏线、生态供水综合防破坏线、生态灌溉综合防破坏线、生态防破坏线、生态限制线、生态供水发电综合防破坏线、生态灌溉发电防综合破坏线等8种类型调度线。 各水库的综合利用调度图优化结果如图3所示。图中从左至右依次是涔天河水库、双牌水库、欧阳海水库、酒埠江水库、东江水库、洮水水库、青山垅水库、水府庙水库和株树桥水库综合利用调度图。 3.2.2. 生态调度结果 考虑多控制断面流量需求的湘江水库群优化调度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生态断面的供水流量尽可能满足，生态供水的优先级最高。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综合纳入供水、灌溉和发电等兴利任务。如图4所示为湘江流域各生态控制断面的最小流量需求和采用优化的调度图调度的长系列生态供水统计结果。 从图4中可以看出，各水库控制断面的最小生态流量保证率普遍较高，基本达99%以上，说明采用优化的调度图模拟调度，其结果能够较好的满足流域内各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供水需求。对于下游重要城市长沙，其供水需水量为387 m 3 /s，而采用优化的调度图对流域内各水库模拟调度，计算得长沙断面的生态供水保证率达99.73%，满足实际要求长沙断面生态供水保证率99%的目标。因此，优化的调度图能有效指导流域内水库群的运行调度，满足多个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的供水需求。 图3. 湘江流域综合利用调度图优化结果 图4. 湘江流域各生态控制断面的最小流量需求和优化调度结果 3.2.3. 其他兴利目标调度结果 对于综合利用水库群，湘江流域内水库群在满足多个控制断面生态流量的供水需求的基础上，应根据兴利任务的优先级，尽可能发挥其余兴利功能。表2给出了采用优化的湘江水库群调度图进行长系列模拟调度的其他兴利目标的指标统计结果，可知： 1) 对于具有供水任务的水库，东江水库的供水保证率达100%，说明所有时段的供水需求全部得到满足，供水效益较好。而对于水府庙水库，供水保证率为98.92%，满足实际要求供水保证率97%的目标。 Table 2 Statistics on results of other objectives of reservoirs in the Xiang Rive 水库 供水保证率 灌溉保证率 发电保证率 年平均发电量(亿kWh) 涔天河 / 100% 100% 0.84 双牌 / 99.91% 97.22% 1.87 欧阳海 / 99.64% 100% 0.67 东江 100% / 67.38% 10.13 洮水 / 99.10% 99.01% 1.11 酒埠江 / 83.24% 83.87% 0.37 青山垅 / 59.95% 25.45% 0.06 水府庙 98.92% 86.74% 94.27% 0.58 株树桥 76.34% 80.82% 58.15% 0.39 表2. 湘江水库群其他兴利目标调度结果统计 注：“/”表示水库无该项兴利任务。 2) 对于具有灌溉任务的水库，涔天河水库和洮水水库的灌溉设计保证率为85%，其余六座水库的灌溉设计保证率均为90%。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知，8个有灌溉任务的水库中，有一半水库的灌溉保证率达到灌溉设计保证率的要求。由于灌溉的优先级稍低，所以较难保证所有水库的灌溉保证率都能得到满足。其中，位于上游的涔天河、双牌、欧阳海和洮水四座水库的灌溉保证率接近100%，灌溉满足情况较好。而下游的水库灌溉满足情况普遍劣于上游水库。 3) 对于流域内的所有水库，都具有发电的功能，但该功能的兴利优先级在每座水库中都是最低的。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水库多年平均发电量多数都较小。对于发电保证率，涔天河、双牌、欧阳海、洮水和水府庙五座水库均在90%以上。由于各水库在发挥生态、供水和灌溉功能后，其发电的用水量将得到削减，发电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削弱。但对于9座水库中装机最大的东江水库，其装机容量为560 MW，接近所有水库装机总容量的1/2。其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为9亿kWh，模拟调度结果为10.13亿kWh，发电效益良好。 综合以上结果，优化的水库群综合利用调度图在满足多个控制断面生态流量需求的基础上，可以尽可能让水库发挥供水、灌溉和发电等兴利任务，显示了该优化的水库群综合利用调度图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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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结语 湘江水能资源丰富，梯级水库群联合多目标调度能充分利用各梯级间的补偿作用，充分利用水库群的水能资源，同时益于保护生态环境。 1) 本文将布谷鸟搜索算法应用于梯级水库多目标调度图优化中，通过引入动态发现概率和自适应步长改进算法，实例结果验证了布谷鸟搜索算法在梯级水库多目标调度图优化问题中收敛速度快，具有有效性。 2) 本文通过优化调度图，保障湘江梯级9座水电站以及下游长沙综合枢纽的生态供水保证率基本均在99%以上，满足多控制断面最小生态流量目标，基本符合湘江生态供水需求。 3) 本文通过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实现了在保障生态流量目标的基础上，尽可能发挥供水效益、灌溉效益和发电效益，充分开发梯级水库的综合职能效益，提出的调度模型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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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随着投诉机制在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展，投诉行为呈现出异化趋向：一般民事纠纷本应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解决，但大量当事人通过投诉机制启用公共行政资源为个人私益服务，甚至利用“迂回式”的诉讼战略对行政机关提起履责之诉，利用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施压以满足一己之私，致使行政司法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严重失衡。行政投诉行为的异化而产生的权利救济不甚合理，背离了投诉机制正当行使的本旨，导致行政诉权的滥用。本文以投诉行为异化为切入点，通过阐述和分析司法实践中援引保护规范理论规制滥诉的利弊，以期对投诉类案件滥诉问题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制路径。 关键词 :投诉机制，行为异化，滥用诉权，保护规范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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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投诉机制作为公民有序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以低成本、高效能的优势日益成为公众化解纠纷和保障权益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近几年，整个社会的投诉制度呈现出了纷繁复杂、高度活跃的局面，国家行政机关所接受的投诉总量逐年攀升，投诉转行政诉讼案件也随之迅猛增长。以纠纷最为集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为例，据统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在2018年收到消费者投诉、举报和咨询案高达1124.96万件，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74%，其中的投诉总量多达372.56万件；且大量投诉最后转入了行政诉讼，就全国互联网投诉平台处理过的投诉而言，“诉转案”1.8万件，同比增长了217.68%，涉及金额2.4亿元 [ 1 ] 。由此可见，随着投诉机制的广泛盛行，许多的投诉人权益纠纷作为一般民事纠纷，不仅可以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解决，也可以通过投诉机制转入行政司法领域，让个人权利保护在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领域达到了最大化。然而此种跨领域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潜伏着“异化”的趋向：大量的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尤其是“职业投诉者”反复向行政机关投诉，借着立案登记制放低诉讼门槛的时机，过于顺畅地享有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投诉机制于是成为了民事当事人或“投诉专业户”启用行政司法程序谋求私利的跳板，如若行政机关的答复处理不能令其满意，便名正言顺地将投诉转入行政诉讼，导致请求行政干预类的滋扰性案件激增，司法资源遭到大量浪费。 2017年9月，最高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严格规制滥用诉权和恶意诉讼的情形 [ 2 ] 。201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其中的第十二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 3 ] 。其中规定的“自身合法权益”就是对原有标准“利害关系”的一种限定，投诉人只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否则其提起的行政诉讼将得不到法院的认可 [ 4 ] 。但由于“自身合法权益”这一限定仍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范畴，实务部门适用较为困难。因而2017年我国行政审判领域率先将注意力转向了德国学理，在裁判中援引保护规范以及反射利益的分析和推导框架，以此来廓清和细化我国原先“利害关系”的判定标准，有效限缩了投诉类行政案件的“准入门槛”。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域外学理与德国法律传统中自成一体的“公法权利观”紧密相关，以此来解决中国问题是否合理有待商榷。而且，这一域外基准与我国的法律规范中不断扩大原告主体资格的思路相悖，是否突破了防堵滥诉与保障诉权的平衡点也有待考量。因此，本文尝试分析投诉行为异化的制度原因，阐述规制投诉行为异化的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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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投诉行为异化的生成原因及规制的正当性基础 现实中，大量投诉人将纠纷的最终解决诉诸于行政机关，请求行政机关干预私人间民事纠纷，导致行政机关应接不暇；同时滋扰性行政诉讼也随之泛滥，司法审判领域不堪重负。行政投诉行为的异化现象，其实与我国的实际国情与法律传统有密切联系。 (一) 投诉行为异化的生成原因 1、“行政父母官”与“无限政府”观念的弥留 投诉人当然地认为自身有权请求行政机关干预市场活动，请求有关部门对市场领域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保护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在这种观念逻辑下，行政监管与个人利益保护是一体的，私人普遍享有请求行政机关履职的请求权。但事实上，这种观念存在一定偏颇，使得个人权利救济在行政执法领域过度泛化。究其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父母官”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我国从古至今素来有“报官”的说法，一般纠纷当事人当然认为自身有请“官老爷”主持公道的权利；另一方面实则是计划经济时期“无限政府”观念的弥留，当时的政府对市场经济领域实行全面监管，行政机关不仅作为市场的主管机关，更是“主导机关”，其有义务主导一切市场领域，有义务为具体的市场主体提供所有免费的午餐，处理所有的民商事纠纷。在这种“无限政府”的客观背景下，要求行政机关拥有维持市场秩序和解决私人纠纷的双重功能，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保障私人权益。质言之，投诉人普遍认为自身享有一般性的行政执法请求权，一定程度上是“行政父母官”的文化传统与“无限政府”观念弥留和延续的结果。 2、行政审判对行政执法的审查与导向作用进一步扩宽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保障公民诉权的价值正当性，保护和扩大公民诉权成为近几年行政诉讼法发展完善的一大趋势。2015年，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施行，行政案件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行政相对人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认为立案登记制即凡案必立，凡诉必理，并拼命利用这根救命稻草使自己上岸，投诉人行政滥诉案件也自此愈演愈烈 [ 5 ] 。而且，《行政诉讼法》第六条明文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资格和权力，一般民事权益纠纷的受害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对行政机关进行全面审查，监督和干预行政机关所有的自由裁量行为。再者说，近些年，行政审判对行政执法领域的导向与辐射作用有进一步扩宽的趋势，一些行政机关为规避司法审查直接以法院的裁判标准作为行政监管的准则。更有甚者，不少政府部门考虑到行政诉讼影响政绩考核，采用和解和调解的方式直接满足了行政相对人的需求，以此息事宁人。如此，公民尤其是受害者更愿意将一般民事纠纷转入行政司法程序，把行政诉讼作为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施加压力的手段，以期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 对投诉行为规制的正当性基础 1、行政管理的公共利益导向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中，社会利益体系分化为公共利益体系与私人利益体系 [ 6 ] ，公共领域的政治国家属于公共利益范畴，而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分属于个人利益区块，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清晰分立，行政管理权与个体私权之间的界限也日益区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无限政府”不同，现代政府不再过多介入市民社会领域，而采用市场经济管理中的“有限政府模式”：一方面，“有限政府”以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为导向，合理权衡和取舍各种利益，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基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有限政府”通过有效配置资源以实现行政效能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政府治理中，行政机关主要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履行职责，只有在实体法律明确赋予个人以行政执法请求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会考虑介入私主体纠纷，满足当事人有效的行政需求。可见，投诉人的投诉权利不能过分泛化适用，容许所有市场纠纷的当事人通过低成本的投诉机制启用公共行政资源以谋求私利，有悖投诉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反而会破坏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结构，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阻碍公共利益和行政效能的实现。 2、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不同的诉讼目的 从诉讼目的上来看，民事诉讼是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与财产权益纠纷的程序，目的在于直接解决民事争端；行政诉讼更多地是针对政府行为进行的合法性审查，其目的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着明显的权利救济分工，前者主要为了救济私主体的合法权利，后者则为了监督政府行为 [ 7 ] 。因此，许多投诉人权益纠纷仅仅涉及到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救济途径加以解决即可；行政诉讼作为公法上利害关系的救济途径，仅在公民权益真正遭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才启用，而这些“诉转案”作为请求行政干预类诉讼，投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并未遭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主要是向行政机关施压，寄望于通过行政诉讼来辐射和解决民事争议，迫使行政机关不得不去干预经济社会中各个领域的私人纠纷和权利冲突，不但可能使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必要分工遭到破坏，也可能导致不同的权利救济部门没必要的双重劳动，过度占用国家的权利救济资源。 3、司法机关对行政裁量权审查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可基于对各项因素的权衡做出决定，行政裁量权的享有不但可以弥补立法机关并非无所不能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改善了行政机关的主观能动性。投诉转诉讼类案件，其本质上是请求行政干预类诉讼，涉及到司法权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问题。而我国法院对政府行为的审查仅限于合法性审查，不包括合理性审查：即只审查行政机关处理投诉的决定是否合法，而不直接审查投诉人权益纠纷的事实问题。即使法院判定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合法，也主要采用确认违法、撤销判决的形式，而变更判决受到严格限制，否则有司法替代行政之嫌。而且，法院审查的对象受受案范围的限制，而不能涵盖全部行政行为，其在合理范围内尊重行政权的判断余地和选择自由。可见，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不仅有程度和范围的限制，还有正当的、现实的界分点。因而，请求行政干预类案件的当事人明知行政诉讼并不直接审查实际纠纷，仍然通过投诉这一桥梁将大量的民事纠纷转入行政诉讼，使得行政诉讼呈现信访化趋势，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滋扰行政机关，而且扰乱了法院诉讼秩序，使得司法机关在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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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规制投诉行为异化的司法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基于当前投诉行为的异化现象，尤其是“诉转案”日渐泛滥的趋势，司法实践领域率先采取行动，将控制民事纠纷中投诉人的诉权边界作为突破口，尝试按图索骥从域外法理中找寻解决原告资格判定问题的答案，恰好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国采用主观公权利及保护规范理论来解决原告诉讼权能问题，且理论与实践发展成熟，于是保护规范理论正式“落户”我国的行政司法审判领域。 (一) “保护规范理论”在判定投诉人原告资格中的司法适用 2016年，最高院颁布第77号指导案例 [ 8 ] ，提出判定投诉举报人原告资格的新基准为：投诉举报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这一基准被2018年出台的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条第5项采纳吸收，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因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标准是司法实务界的主流判断依据，但是近期行政审判领域发生转向，自刘广明案 [ 9 ] 后援引域外更具有专业性的判定基准，即德国的主观公权利、保护规范理论及反射利益等来框定和限缩原先的“利害关系”标准，即投诉人即使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投诉，法院也不概观地确认其必定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 10 ] 。关于保护规范理论在判定投诉人原告资格方面的运用，下文试举两个典型案例： 在“梁志斌诉山西省人社厅、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 11 ] ”中，梁志斌向山西省人社厅进行口头投诉，反映太钢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以及侵犯了自身的劳动保障权益，山西省人社厅向其发出《告知书》，梁志斌对《告知书》不服，向山西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山西省政府作出了复议维持的决定；梁志斌仍不服，遂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山西省人社厅撤销原有行为，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1 。本案一审、二审皆驳回了梁志斌的诉请，最高院受理梁志斌的再审申请后，仍驳回了梁志斌的再审申请。最高院援引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原告资格的判定标准从“利害关系”限缩为“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指出投诉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一是投诉人享有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明确保护的请求权，二是投诉人请求公法救济保护的是自身合法利益。本案中梁某作为投诉人符合条件一，《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明确赋予了其投诉权。但梁某不符合条件二，因其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的“投诉”，并非为“私益投诉”，实则为与己无关的“公益举报”，因此缺乏诉的利益，原告主体不适格。 在“李百勤诉二七区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 12 ] ”中，李百勤认为郑州市杨寨社区的安置楼属于违章建筑，工程施工可能对全市居民造成普遍侵害，便将情况反映给了该工程所在的二七区政府，请求政府拆除该工程或责令停止施工。但政府未作答复，李某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二七政府不作为行为违法，并要求法院判令其履行。一、二审法院皆驳回了其起诉，李百勤就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利用保护规范理论中“反射利益”的相关学理，亦驳回了其再审申请。最高院指出，判断投诉人是否享有诉权，应当从探求相关法律的规范意旨入手，倘若该法规的规范目的，除保护公共利益之外，同时兼顾保护个人利益，则受保护的个人才享有诉权 [ 13 ] 。简言之，只有在公法保护规范中含有“个人利益保护意旨”的情况下，才能承认该个人享有公法上的权利 [ 14 ] 。本案中李百勤投诉某在建工程可能对市民造成普遍侵害，是为了获得普遍公共利益的保护，其主观意旨是为请求行政监管而获取相应的好处，该“好处”实则是行政机关执行公共利益辐射出的反射利益。质言之，李某起诉并非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目的，仅是为了在公共利益辐射下作为普通的、不特定多数公众而受益，是一种任何人可均沾的反射利益。可见，个人利益保护指向不明，李某并不具有请求行政机关法律执行的请求权，因而也不享有依法应予保护的诉权。 由这两个最高院的典型案例可得，保护规范以及衍生出的主观公权利、反射利益等虽为域外理论，但近几年我国行政审判援引该理论后，对于阻却投诉人概括性的、普遍的原告资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理论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必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第二，以解读法律意旨的利益取向为判别标准。因此，该理论否认了个人享有一般性的法律执行请求权，强调将个案中主观公权的判定诉诸于客观法规范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即公法上权利只有为特定范围内的公民所独享的情况下，该公民才能依据该法律享有主观公权利，而利益均沾的反射利益反而不能产生主观公权利。针对这一衡量标准而言，保护规范理论的引进将原有“利害关系”的标准判断问题转化成为一个法解释问题。回归到这类由投诉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通过法律解释技术，可以推导出法官对投诉人“法益”探求的三个思考步骤，层次一：投诉人是否享有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规定的请求权，层次二：投诉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否遭受侵害，层次三：该合法权益是否属于反射利益。这三个层次步骤不仅有利于防堵投诉类案件的滥诉问题，而且对于整个行政审判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 15 ] 。 (二) “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诚然，保护规范理论成为了我国限定投诉人原告资格的“正当理由”，在矫正原告诉权泛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诸多司法适用上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适用困境： 第一、我国缺乏立法基础和法律解释技术。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第一层次是判断实体法律规范中是否涉及了个人权利保护，是否能够找到公法框架下的私人请求权，并将该请求权作为寻求司法保护的根据。即这种请求权实则类似于“法定请求权”，需要立法事先加以规定，但是保护规范理论目前仅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尝试运用，且还未获得立法机关以及学界的普遍认可，因此，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丧失立法基础，没有实体法律规范的事先规定，让法官援引这一外国法理判定原告资格有无问题相当于“无米之炊” [ 16 ] ；而且，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技术也较为欠缺，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若未明确规定个人利益保护的内容，那么就有赖于法官对规范意旨进行合理解释，但是我国法院对法律的解释仍过于严苛与僵化，无法独立于法律文本，基本以探求立法者事实上的意思为目标，而不考虑其在现时代生活中的合理意义，较为机械地解释这些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以致于对原告资格限缩过度。例如，司法解释原本确认了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所有权人对政府的项目审批行为有行政诉权，但因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使这两者的诉权被彻底否决 [ 17 ] 。可见，该外国法解释的专业性与我国司法解释的本旨严重冲突，在原告资格问题上可能存在矫枉过正之虞。 第二、外国制度在“中国土壤”上的移植与嫁接困境。主观公权利以及保护规范理论具有浓厚的德国法特色，是德国法律体系中自成一脉的独特学说，通常与其他学理组合交织适用。例如，在法律解释依据上，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在适用过程中通常要回溯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规范的导向性解释上，法官需要利用宪法基本权利对行政实体法规范的“放射性效力”来解释和判断该行政实体法中是否存在个人利益保护指向，但我国宪法解释系统较为薄弱，基本权利规范缺乏放射性效力，以致于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中许多隐含的个人私益保护被严格排除，导致该理论解释下的原告资格标准趋向狭隘。再如，在诉讼模式选择上，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以德国行政法上的主观诉讼模式为基础，着重强调对享有公法上权利的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我国行政诉讼并不严格区分主客观模式，不仅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也强调对政府行为的审查和监督 [ 18 ] 。因此，原告资格判定问题上的“主观诉讼化”与其他仍然维持客观规范的关联制度之间该如何调和的问题，也是当下外国部分制度移植入我国法律体系内必须解决的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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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我国投诉行为异化的规制路径 我国司法实践虽然移植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来防堵投诉类案件滥诉问题，但是该理论产生了诸多适用不当的问题，并不能完全与我国法律体系相融合。因此，结合我国投诉机制的相应特点及问题，以期对我国投诉行为异化的法律规制路径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方案。 (一) 纠正错误观念，坚持行政执法以公共利益为导向 行政执法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而并非保护单一或固定范围人民的私益。因而，将个人权利保护与行政监管的公共利益保护相分离是首要一步，也是解决投诉类案件滥诉的源头性问题。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明确行政执法具有公益性与效力性的特点，以维持公共秩序与增进民众公共福祉为导向，其有权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权衡和取舍，有权调配有限的行政资源，考量个人利益保护的需要以及执法成本等因素以实现行政效能的最大化等。另一方面，公民应当正确辨明“投诉权利”与“行政诉权”的差异，明确自身并无普遍的行政执法请求权，即使有投诉权利也不一定享有诉权，引导其正确、理性使用投诉权利与行政诉权，减少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无谓滋扰，节约行政与司法资源。 (二) 厘清相关理论，准确界定“合法权益”标准 目前，判断投诉人原告资格的“合法权益”标准仍较为模糊，以及司法实务界援引的保护规范理论及与其相关的反射利益，其判定逻辑与司法适用皆较为复杂，法院裁判说理难以为民众所理解与接受。因此，在理论层面，厘清相关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尤为必要。首先，将公共利益和民事权益从“合法权益”中剥离出来，要求投诉人维护的合法权益必须是自身的合法利益，且行使诉权涉及的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次，理论界也应当将一些域外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的观察学习，在深刻了解这些理论在国外产生的法理背景与外部条件的基础上，再将其可取之处加以吸纳，同时结合我国本土生成的“合法权益”标准，以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投诉人原告资格判定基准。 (三) 加强立法完善，健全个人权利救济的法律途径 投诉人权益纠纷本质上是一个与第三人的民事纠纷，本应通过民事途径加以解决，因而充分健全和完善民事法律途径不受阻碍是首要关键，这就要求明确与协调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权利救济分工，使得民事纠纷最好在民事的渠道内化解，而让行政诉讼真正去解决行政权利救济问题；其次，以立法的形式正确定位投诉制度，厘清投诉机制与其他救济途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信访制度)之间的关系，将投诉与行政诉权的区分提高到制度规范的高度。再者，在制度层面，借鉴域外学理并结合中国经验，将德国的保护规范以及反射利益等相关理论的适用前提、范围及条件等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理论提供制度支撑与理论指导。 (四) 落实司法实践，维持对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弹性与开放性 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法院尝试援引和移植德日的保护规范理论为主观公权利的判定提供基准和框架，以此来防堵投诉类案件滥诉是正确的方法论，但运用严苛的法律解释技术，机械地将其作为判断公法上权利存在与否的唯一判断基准是不可取的，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绝非一台毫厘无差的机器，法官应当在遵守既定框架的基础上，维持法律解释的弹性和开放性，为个人请求公法上的权利预留合适的空间 [ 10 ] 。另一方面，除了要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进行宽严调试外，法院对于投诉人的可诉性审查也可以从判断行政机关答复处理行为的性质上入手，倘若行政机关的处理行为并非具体行政行为，而为观念告知或行政重复行为等事实行为，并未实质侵害相对人合法利益，也不具有可诉性。并且为了保证司法能动性，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能力培训，提高法官法律解释技术等也是必要一环。此外，针对有代表性、指导性的案件进行类型化归纳分析，形成投诉人原告资格判别的统一尺度，以贯彻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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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语 我国行政投诉行为趋向异化，根源在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个人权利救济途径的不健全，“行政父母官”“无限政府”的理念被一些民事纠纷当事人利用，通过投诉这一跳板，大肆请求法院“威逼”行政机关进行民事干预。我国行政审判实践援引外国法学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投诉人诉权滥用的问题，实现了我国在此领域的制度迈进。但是我国对这一域外学理的发展脉络、外在辅助条件缺乏深入考察，所以在司法适用上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困境。由此，我们司法实务部门的探索与实践仍需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针对投诉机制在观念、理论以及立法制度层面上的矫正与提升，也是规制投诉行为和完善投诉制度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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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本文选取了2014年两个具有相似生成和移动过程的南海生成命名和南海生成未命名的典型台风个例，对其生成，成熟、消亡三个阶段的组织化特征进行分析，通过比较偏差角方差(Deviation Angle Variation， DAV)技术计算结果与最佳路径资料信息以及风云云图分布特点，揭示了南海台风生命史全过程的精细化结构分布及其与路径强度变化的关系。研究表明，DAV表征的是系统内具有一定范围的深对流云团的轴对称程度，是台风内深对流组织化的量化体现。DAV极小值(Map Minimum Value， MMV)则表征系统内深对流云团轴对称化的最高程度及其中心位置。因此，当深对流云团呈环状或螺旋状分布时，MMV位置能够较好地指示环流中心所在。同时MMV量值大小与强度变化呈现明显反比关系，尤其滤去高频变化后的MMV变化与系统强度变化趋势匹配度更高。然而当深对流云团出现明显非闭合特征时，MMV所在位置总是趋向于局地对流最旺盛的区域，这使得在MMV位置与台风路径产生较大偏差，同时量值与强度的联系也不紧密。此外，地面摩擦和斜压环境场会使得系统内深对流云团的非对称结构明显，从而影响其结构与强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南海台风，偏角方程技术，深对流云团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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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1. 引言 我国是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统计表明，近十年来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预报能力均有显著提高，24 h路径预报的平均误差由110 km左右下降至约80 km，然而台风强度预报能力始终徘徊不前。台风强度预报实际上就是对台风系统的最大风速进行分析和评估，由于台风结构复杂，影响其发生发展的物理因子繁杂，对于其强度演变的物理机制还不十分清楚，数值预报结果的准确性也不高 [ 1 ] 。 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天气系统机制研究还是数值预报分析结果，其认识深度和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测信息是否准确、丰富。对于台风来说，其大部分的发生发展过程都在海上，而海上对于台风风场信息的直接观测非常匮乏，目前能够连续追踪台风发生发展生命史的观测信息只有静止卫星，因此静止卫星观测到的可见光和红外卫星云图数据成为对海上台风长生命史过程追踪的唯一有效手段 [ 2 ] 。 由于静止卫星观测数据主要通过云团亮温信息揭示台风的形态特征，将这些信息反演为台风风场再进入模式计算，往往会引入更大的误差。因此目前各业务中心采用的台风定强方法基本都是基于卫星云图信息的Davorak方法 [ 3 ] 。该方法利用红外和可见光卫星云图，将需要研究的云团结构同一系列台风标准模型进行比对进而得出结论。这些标准模型利用云团系统的环流来检测旋度，利用最低亮温值来检测云墙区的深对流，利用最高亮温值来检测眼区中心的环流，利用最高亮温值与最低亮温值之差来预报台风强度。随后在主观Davorak方法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客观分析方法，如客观Davorak方法、改进的客观Davorak方法等 [ 4 ] [ 5 ] [ 6 ] 。近年来偏差角方差技术(Deviation Angle Variance Technique， DAV-T)的提出，建立了一种使用红外卫星云图来获取热带气旋云团结构的形状和动力学特征的客观方法 [ 7 ] [ 8 ] 。该方法利用红外卫星图像量化了一个台风的轴对称度，以此判断台风系统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建立这类定量轴对称水平和台风强度之间的评估模型。鲁小琴等 [ 9 ] 提出了一种利用MTSAT的数字红外数据提取与台风内核附近强度相关的重要特征，从而判断台风强度的客观分析方法。上述方法均是基于台风系统组织化特征与台风强度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的，因此分析台风系统的组织化特征及其与台风强度之间的关系是提高台风强度预报能力的关键。 南海位于我国大陆南方，是我国三大边缘海之一，该海域是全球台风活动最频繁的海域之一。因此南海台风活动对我国影响较大，对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都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本文利用中国气象局最佳路径数据集和风云静止卫星数据，在采用DAV方法对2014年南海活动的典型个例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南海命名和未命名台风的组织化结构及其演变特征，可以为南海台风强度监测和预报技术的开发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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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2. 资料和方法 选用的台风强度和位置信息来自中国气象局的最佳路径数据集(CMA-BST)。这套数据集是由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所在每年台风季节过后，根据所收集到的常规和非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对当年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资料进行整编后形成的。卫星资料则选择了我国风云系列静止气象卫星的长波(10.7 μm)通道，卫星资料的原始空间分辨率为0.05˚/像素(约5 km/像素)。Piñeros等 [ 7 ] 研究发现，适当降低研究资料的空间分辨率不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减少计算运行所需时间，因此本文将研究资料的空间分辨率提取为0.1˚/像素(约10 km/像素)。 本文研究对象为2014年0~25˚N，100~120˚E南海范围内活动的台风(Typho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T)，由于强度监测手段的缺失和客观标注的不统一造成了对南海台风记录的巨大差异，尤其是中国气象局最佳路径资料记录中出现了多个未命名的台风个例，而这些个例绝大部分集中在我国南海区域。为此，在后文研究中，进一步将南海生成台风区分为南海生成且命名(NT-Named， NTN)和南海生成未命名(NT-Unnamed， NTU)。 研究方法采用的是DAV方法。观测研究表明，台风的生成、发展和消亡过程，对应于区域分散强对流云团趋于集中和闭合的组织化过程、围绕眼心的组织化环状强对流带的轴对称化过程以及陆面或较冷洋面上的组织化对流云带的非对称消散过程。因此对于具有一定强度的台风，其红外云图上亮温值的梯度方向将趋向于指向暖心，呈现辐合型形状，且台风强度越强，云团的对称化程度相应也就越高 [ 8 ] 。目前DAV-T方法已被应用于北大西洋地区、西北太平洋地区热带气旋系统的客观强度监测评估，取得了较好的分析结果。Pineros等 [ 7 ] 使用2004~2008年的热带气旋数据做训练集，2009年的热带气旋数据做测试集时，该方法估计的热带气旋强度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NHC)的记录值相比均方根误差为24.8 kt。Ritchie [ 8 ] 将该方法应用于北太平洋地区，并将联合台风预警中心(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JTWC)最佳路径集资料记录的热带气旋环流中心所在位置的DAV值作为表征该热带气旋的轴对称程度的特征值，用以检验该方法的定强效果。结果表明，在西北太平洋地区2007~2011年间，当使用其中一年的热带气旋数据做测试集其余年份的数据做训练集时，估计的热带气旋强度与JTWC的记录值相比均方根误差在12.9~15.1 kt之间；在东北太平洋地区2005~2011年间，同样使用其中一年的热带气旋数据做测试集其余年份数据做训练集时，预测的热带气旋强度与JTWC的均方根误差在9.4~16.9 kt之间。 基于此，DAV-T以云团亮温梯度为媒介对台风强度进行评估。具体计算方法为：首先计算每个像素点的红外图像梯度；然后选择一个参考点和计算半径，通过比较计算半径内每一点云团亮温梯度与该点至参考点方向梯度得到角度偏差作为该点的偏差角；将计算半径内所有点的偏差角求方差，则得到参考点的偏角方差。由于理想台风的红外卫星云图梯度应指向中心，因此方差越小，则以该参考点为中心的红外云图图像越接近于理想台风强度。然而考虑到在卫星云图中难以直接选定台风中心作为参考点，本文将卫星数据覆盖范围内每一点均作为参考点，重复上述偏角方差的计算方法，并将每个参考点的偏角方差值绘制在二维平面上，可以得到卫星数据覆盖范围内的偏角方差分布图(DAV-map)，其中云图区域最小的偏角方差值定义为DAV极小值(Map Minimum Value，M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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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3. 南海台风组织化演变特征 选取2014年CMA-BST第8号记录热带风暴海贝思(1407)和第15号记录的南海生成未命名台风个例，对其生成，成熟、消亡三个阶段的组织化结构的分布和演变特征进行分析。 根据CMA-STI最佳路径集资料显示的热带风暴海贝思(1407)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图1(a)，图1(b))可以看出，热带风暴海贝思6月13日12时(世界时，下同)在南海区域(116.6˚E，19.8˚N)生成。海贝思(1407)生成后以10~15 km的时速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出现显著加强，14日06时达到热带风暴等级，15日12时登陆我国广东汕头，登陆时风速为23 m∙s −1 ，达到生命史最大强度。登陆后系统开始折向东北方向，在陆地区短暂停留后于16日从福建附近地区移入东海，移入东海后台风以东稍偏北方向继续移动，且风速在15~20 m∙s −1 范围内波动。由于受到冷空气入侵，海贝思在6月18日逐渐转化为温带气旋，在20日12时左右在西太平洋逐渐消散。从生命史过程来看，海贝思(1407)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整个生命史过程接近一周，属于南海台风中具有较长生命史维持的个例；二是该系统登陆后的强度虽有所减弱但仍未消散，移动方向转向后东移出海，甚至在出海后还出现重新加强，在28˚N以北区域维持了较长时间。热带风暴海贝思(1407)虽然最大强度并不强，由于初期发展迅速并快速登陆，其带来的涌浪大风和局部大暴雨过程，导致多个地区受到强降水袭击、多地航班取消及房屋倒塌事件，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海贝思(1407)登陆期间造成2省8市19个县区市35.6万人受灾，3.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近5500人需紧急生活救助，200余间房屋倒塌，600余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3.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8.1亿元。 由于基于红外云图亮温资料计算得到的MMV时间序列是每小时的，而基于CMA-BST资料记录得到的台风位置和强度是每6小时的，两者在时间尺度上不同步，因此在分析时对CMA-BST资料记录信息进行了二次样条插值。然而考虑到MMV在小的时间尺度上的高频变化难以在客观分析资料中得到体现，同时MMV时间序列的高频信号主要反映的是台风内核区对流活动的瞬时变化特征 [ 10 ] ，因此本文对MMV原始时间序列采用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器，以研究的每个台风对象的总时次为采样率并设置截断频率为0.01π，从滤波前后MMV时间序列的量值来看，滤波后得到了滤掉高频大振幅波动变化后保留了MMV时间序列量值的趋势演变特征(图1(d))。 对比CMA-BST资料记录的台风海贝思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与风云卫星获得的云图资料经过计算获得MMV位置轨迹和量值大小(图1)表明，在台风生命史过程的不同阶段，MMV位置和量值与台风路径和强度的匹配性存在较为明显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4~16日为台风登陆发展期，表现为台风生成后快速发展并于登陆后强度减弱，此时滤波后的MMV量值与台风强度变化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MMV量值由2000 deg 2 左右迅速降低，其减小(增大)对应于台风强度增强(减弱)。此阶段内，MMV位置与台风中心的相对距离在200 km范围内出现较大振幅的振荡，主要表现为生成发展期间(13日12时~15日06时)的明显减小、登陆期间的快速增大、以及再入海期间的迅速减小。第二阶段16~18 图1. 热带风暴海贝思(1407)生命史过程(a) 台风移动路径(红色实线)与MMV轨迹(绿色)分布图，以及(b) 台风最大地面风速Vmax (绿色实线，单位m∙s −1 )和最低海平面气压Pmin (蓝色实线，单位：hPa)、(c) 台风中心与MMV位置的相对距离、(d) 滤波前(绿色实线)后(红色实线) MMV量值大小(单位：deg 2 )随时间变化图。其中图1(c)中蓝色圆点标记相对距离大于200 km的时次 日为台风东移维持期，此时台风强度基本维持在热带低压强度，MMV量值也维持在1800 deg 2 附近振荡；伴随系统的两次增强再减弱的过程，滤波后MMV量值也相应出现了两次减小在增大的变化过程。此阶段大部分时间MMV位置与台风中心的相对距离比较小，甚至出现低于50 km的情况，说明海上台风MMV轨迹与系统路径匹配较好；从17日18时起台风中心位置接近30˚N，相对距离开始增大至200 km以上。第三阶段18~20日为台风系统消散期，此时台风强度持续减弱，对应于MMV量值快速增大至2000 deg 2 以上，相对距离也超过300 km。 2014年CMA-STI最佳路径集资料的第15号记录(NTU-15)描述的是于08月18号12时在南海地区(20.9˚E， 117.2˚N)生成的个例。根据最佳路径集资料显示的系统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图2(a)，图2(b))，此个例生成后向偏北方向移动，随后十二小时达到热带低压强度，最大风速为15m∙s −1 ；19日登陆广东，在保持短暂的向偏北方移动后转为向东北方向移动，20日在舟山附近出海。登陆过程中系统地面最大风速出现明显减弱，中心海平面气压出现小幅振荡，整体强度在海上维持并缓慢减弱。出海后台风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再次登陆并横穿朝鲜半岛后入海消散。此次台风过程两次登陆，且生命史过程基本维持在10 m∙s −1 以上，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强降水和强对流过程。由此可见，即使是未命名台风，由于其紧邻大陆生成且迅速发展登陆，同样会对我国和其它沿海国家造成损失和影响。 图2. 15号南海未命名台风生命史过程(a) 移动路径(红色实线)与MMV轨迹(绿色)分布图，以及(b) 最大地面风速Vmax (绿色实线，单位m∙s −1 )和最低海平面气压Pmin (蓝色实线，单位：hPa)、(c) 系统中心与MMV位置的相对距离随、(d) 滤波前(绿色实线)后(红色实线) MMV量值大小(单位：deg 2 )随时间变化图。其中图1(c)中蓝色圆点标记相对距离大于200 km的时次，红色圆点标记记录缺测时次 同样对比CMA-BST资料记录的台风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与风云卫星获得的云图资料经过计算获得MMV位置轨迹和量值大小(图2)表明，与命名台风一致的情况表现在MMV位置与系统中心的相对距离受下垫面、纬度和系统强度影响非常明显。系统两次登陆期间的相对距离均超过200 km，同时随着系统北移超过30˚N且系统强度较弱时，相对距离接近甚至超过250 km。与命名台风个例不一致的情况在于系统整个生命史过程的MMV量值均较高，除了生成初期的几个小时，基本在2000~2200 deg 2 范围变化，说明系统深对流云团的组织化程度相对海贝思(1407)要弱得多，仅达到其消散其的组织化程度。此外MMV量值变化的高频振荡非常明显，其滤波后变化趋势与强度变化很难看出存在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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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南海台风组织化结构特征 为了进一步分析组织化特征的物理意义及其在不同个例不同阶段的结构特征，选取上述南海命名和南海未命名个例的典型时刻，对半径1000 km范围内系统内强对流分布、量化的系统组织化特征以及组织化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图3. 热带风暴海贝思(1407)登陆发展期(14日18时，上行)、东移维持期(16日12时，中行)和系统消散期(19日00时，下行) DAV 分布图(左列)与红外云图(右列)的对比。其中坐标(0， 0)为CMA-BST资料记录的台风中心；“ ”为MMV 所在位置。“ ”为云团最低亮温值位置 从强热带风暴海贝思红外云图与DAV分布(图3)可以看出，在登陆发展期间，系统向北移向我国大陆，因此深对流云团主要集中在系统中心东西两侧，其中东侧云团距中心较近(500 km范围内)，以团状结构为主；西侧云团为带状结构，主体位置距中心500~1000 km；值得注意的是系统两块主体对流云团均呈现围绕中心的顺时针螺旋分布，因此计算得到的DAV表现为一个近中心的低值团状中心，以及东侧一个带状低值中心。此时，MMV出现在近中心低值团状区域内，量值为1704 deg 2 。到16日12时，台风东移出海，此时由于前期地面摩擦影响，系统内低于−40˚的深对流云团面积明显小于登陆前，且分布也比较零散，但可以看出这些深对流云团的整体分布仍然表现为环绕系统中心的分布特征，因此计算得到的DAV仍然呈现团状结构，且MMV量值为1793 deg 2 ，所在位置非常接近系统中心。到19日00时，系统中心位置超过32˚N，中纬度斜压环境影响下仅在系统东北象限距中心500 km以外区域存在深对流云团，且表现为外扩式分布，最低亮温也仅为220.3 K，明显弱于前期系统内的深对流强度。此时主要低值DAV区域的位置和形态也与深对流云区对应，MMV位于云团最低量温位置附近，量值为1960 deg 2 。 比较上述三个时刻系统强度(图1(d))及相应时刻云团和DAV分布可以看出，DAV的形态特征取决于深对流云团的分布特征，当深对流云团具有环绕某中心的特征时，DAV低值区域表现为团状结构，且MMV位置与其环流中心接近；当深对流云团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分布时，DAV低值区域的形态与深对流云团的形态特征相近，且MMV位置由深对流云团亮温最低位置决定。同时，MMV量值取决于深对流云团的轴对称化程度，即当云团螺旋特征明显(发展期)或零散云图呈现环绕中心的分布(维持期)时，MMV量值较低；当云团主要为带状分布(消散期)，MMV量值较高。由此可以看出，DAV分布及MMV的位置量值是由台风系统内的深对流云团的结构特征所决定的。为了考虑台风系统的轴对称程度，本文利用CMA-BST资料信息，计算了每个时刻台风中心位置的单点DAV量值，即为图4左列中给出的DAV TC ，从这三个时期典型时刻的量值来看，台风中心位置的轴对称程度和MMV量值的偏差程度与MMV位置与台风环流的位置相关，MMV位置越接近台风中心，则两者越接近；同时这三个时刻中MMV与台风强度的对应关系要好于DAV TC 。 图4. 15号南海未命名台风生成期(8月18日12时，上行)、登陆期(19日12时，中行)和消散期(21日00时，下行) DAV分布图(左列)与红外云图(右列)的对比。其中坐标(0， 0)为 CMA-BST资料记录的台风中心；“ ”为MMV 所在位置。“ ”为云团最低亮温值位置 与海贝思类似，NTU-15在登陆发展期间，系统向东北方向移向大陆，虽然深对流云团在东北象限出现断裂，整体结构还是维持环绕中心的螺旋状排列，且近中心深对流云团发展旺盛，最低亮温低至193.9 K，与海贝思初期对流强度相当，因此DAV低值中心也位于系统中心附近，MMV量值为1993 deg 2 。到19日12时，NTU-15主体区域位于大陆上，虽然系统内深对流云团最低量温也达到197.9 K，深对流云团覆盖区域也较前一时刻大，但是其形态特征上没有表现出轴对称结构，因此DAV低值中心表现出与深对流云图一致的带状结构，MMV值也高达2108 deg 2 ，且所在位置距系统中心接近1000 km，说明在大陆上深对流的轴对称特征非常不明显。到21日00时，虽然系统经历二次登陆后再次出海，深对流最低亮温仅为209.5 K，云团也主要集中在系统北部，然而由于西北象限深对流云团的自组织性较强，该处出现了达到2049 deg 2 的团状DAV低值中心。比较这个个例三个时刻云团和DAV分布可以看出，DAV的形态特征取决于深对流云团的分布特征，当深对流云图具有环绕某中心的特征时，DAV低值区域表现为团状结构，且MMV位置与其环绕中心接近；当深对流云团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分布时，DAV低值区域的形态、MMV量值大小取决于深对流云团的形态特征，同时地形和纬度会通过影响深对流云团的强弱和分布来影响MMV量值和位置。结合这三个时期典型时刻的系统强度变化来看，NTU-15的强度变化与DAV TC 的对应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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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5. 结论和展望 本文选取了2014年两个具有相似生成和移动过程的南海生成命名和南海生成未命名典型台风个例，对其生成，成熟、消亡三个阶段的DAV分布特征进行分析，通过比较DAV计算结果与最佳路径资料信息以及云图分布特点表明： 1) DAV方法是对系统范围内深对流云团结构的对称化程度进行量化，因此DAV的分布在台风系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当系统强度较低时，系统涡旋环流对其内部深对流系统控制不强，DAV值往往整体较高且低值区域的边缘不规则，常常表现为带状分布特点；而当台风强度较强时，DAV则整体较低且低值区更加规则，可近似看作为圆形分布。同时当深对流云团呈环状或螺旋状分布时，MMV位置能够较好地指示环流中心所在，同时其量值大小与强度变化呈现明显反比关系；然而当系统云系出现明显非闭合特征时，MMV所在位置总是趋向于局地对流最旺盛的区域，这使得在MMV位置与台风路径产生较大偏差，同时量值与强度的联系也不紧密。 2) MMV的位置和量值与系统环流中心以及强度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尤其滤去高频变化后的MMV变化与系统强度变化趋势匹配度更高。比较两类个例发现，系统强度越强、涡旋环流越明显，对应性越好。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南海生成台风靠近大陆且登陆非常迅速，个例出现非对称结构的情况较多，而当系统受到陆面或岛屿摩擦作用时，非对称结构更加明显；同时当系统移至较高纬度洋面后，中纬度斜压环境也容易使得系统内深对流云图出现非对称分布。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其结构与强度之间的关系。 综上，南海台风由于其生成地域和活动范围的影响，其强度变化不仅与深对流云团的轴对称程度密切相关，也会由于地形、纬度的作用，与深对流云团强度、覆盖面积、形态特征等因子有关。后期研究将利用长时间卫星观测资料，统计分析深对流云团相关因子与强度的关系，进一步提取南海台风强度监测的关键因子，改进南海台风强度监测模型。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DAV-T的计算过程中，计算半径的大小会影响热带气旋覆盖区域的划分，进而会影响对称性程度的量化结果。因此，下一步有必要在南海地区针对计算半径进行敏感性实验，以确定适合于该区域的最佳计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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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摘 要 基于珠江虎门河口2016年枯季(1月3~10日)水文水质多要素同步观测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研究河口动力及氮磷营养盐的潮周期变化，并探讨虎门河口营养盐的环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大、小潮观测期间氨氮浓度变化范围为0.59~2.06 mg/l，硝酸盐氮浓度变化范围为1.20~3.54 mg/l，亚硝酸盐氮浓度变化范围为0.14~0.49 mg/l，磷酸盐浓度变化范围为0.025~0.063 mg/l，且垂向平均浓度分别为1.20 mg/l，1.84 mg/l，0.32 mg/l和0.04 mg/l，揭示虎门河口动力驱动下氮磷营养盐的潮周期差异显著。水文要素盐度和含沙量亦随潮汐涨落变化较大，而水温无明显潮周期变化，且各因子对氮磷营养盐的影响机制不同。外海水团对氮营养盐的稀释混合作用强于磷营养盐，而悬浮泥沙对氮营养盐以吸附作用为主，对磷营养盐吸附与解吸附作用共存。研究结果将为珠江口的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河口动力，营养盐，主成分分析，虎门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Wuhan University.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