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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4. 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4.1. 模型构建 超时劳动的识别是二元选择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模拟。 log ( P 1 − P ) = a 0 + ∑ t = 0 k ( a i x i ) (1) 其中，P代表的是因变量“出现超时工作”的概率。如果P值大于0.5则判定事件发生，否则判定事件不发生。根据定义，将事件发生定义为存在超时工作现象。在模型中， a 0 代表的是常数项， x i 是影响发生概率的自变量。结合上文，将44小时作为是否超时工作的标准。将人群区分为“超时劳动”与“未超时劳动”，并赋值如下：“超时劳动 = 1”；“未超时劳动 = 0”。在“996”工作模式下，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则一周工作时间达到72小时，因此文章划分严重超时工作的临界点是72小时。在模型中，周工作时间超过72小时的人群赋值为1，小于72小时的人群赋值为0。 4.2. 变量选择 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研究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超时工作的原因： 1) 家庭组成。由于女性一般更多的承担家务劳动、教育子女等任务，因此女性在家庭生活时间上的付出要超过男性，超时工作的概率也相应减小。婚姻也是影响超时工作的因素。婚后由于家庭面临房贷、抚养子女等支出，劳动者容易为获得更多劳动收入来延长劳动时间。 2) 教育程度。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低，通常从事劳动越简单，相应劳动生产率越低，劳动时间普遍越长，越容易出现超时劳动的现象。而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简单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往往具有强度大、时间长等特点，使得农民工群体中超时劳动现象更为常见 [ 16 ]。 3) 工资收入。工资给劳动者的带来两种效用：一种是收入效用，另一种是代替效应。收入效用指的是工资收入的提升会减少劳动供给，对于闲暇的需求上升。而替代效应指的是工资收入的上升会使得人们愿意牺牲闲暇来获得更多收入。在低工资水平阶段，替代效应占据优势地位。劳动者愿意牺牲自己的闲暇来提供更多的劳动。而在高工资水平时，收入效应则占据优势地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劳动者会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闲暇时间 [ 21 ]。而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由于工资水平较低，从而工资所带来的替代效应比收入效应更有优势。刘林平(2010) [ 22 ] 发现大部分农民工是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得经济收入的增加。郭正模(2015) [ 23 ] 也在文章中也提出，农民工为主体的职工群体增加收入的愿望比较强烈，甚至可以接受低工资率的超时劳动。 4) 就业行业特征。一些职业、行业的劳动者，也因为所处职业、行业的特点，使得他们出现超时工作的比例较大。如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专业性较强和管理类职业中，超时劳动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肖红梅(2014) [ 24 ] 的研究发现，研发人员、设计人员、大学教师过劳程度严重。张同全(2018) [ 25 ] 研究也指出，在我国制造业员工过度劳动现象普遍存在。 5) 制度因素。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人口之间的自由流动，也产生了对流动人口排斥和歧视。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寻找工作时会遇到对于户籍的歧视 [ 26 ]。杨金龙(2018) [ 27 ] 研究证实，户籍身份的转化会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收入上的表现。同时，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的制度性歧视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更加缺少有效的保护合法权益的途径。杨菊华(2011) [ 28 ] 的研究模型也证实，外来劳动人口的工作强度都远远超过本地居民，但外来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权益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6) 劳动者自身。就业与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加是劳动者不断加班，甚至要求“自愿加班”的主要原因。在劳动力过剩的条件下，单一岗位存在有无数的后备劳动力。为了保证现有的岗位，劳动者不得不忍受企业十分苛刻的加班要求，劳动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 [ 29 ]。在面对企业残酷的淘汰和晋升机制，以及同事之间的竞争和对事业发展的担忧，想要在短时间内尽善尽美的完成工作，加班工作成了唯一选择。此外面对不断升高的生活成本，增加收入是他们在城市继续生存的唯一方法。 根据前文所介绍的相关理论，文章分别从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制度因素以及流动特征四个方面来选择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亲生子女个数以及身体健康程度。其中为了简化研究过程，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初高中学历”和“大专及以上”。根据前文的分析，预期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已婚有子女的人群超时劳动的比例会更高。健康的身体是提供劳动的基本条件。而健康程度一定程度上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的，因此将年龄与健康程度纳入模型中。劳动者所处的行业、职位、单位性质等就业因素都会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产生影响。本文选择通过劳动者的职位、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月收入等因素来刻画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为了更好的识别出就业行业对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影响，在服务业中细分了基础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三种。具体而言，服务业分为：基础服务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邮政、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修理)、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和技术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体和娱乐、公共管理、卫生、社会工作)。从单位性质来看通常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劳动监管和制度保护以及企业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原因，私营和个体经营者更加容易出现延长劳动时间的现象。就业身份主要是对比无雇主的雇员与雇员、雇主以及个体经营者之间出现超时劳动的概率。对月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使数据变化更加平稳。 在我国现行的户籍政策对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进行了区分，使得在城市工作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者无法享受到同等的福利。因此，本文选择将制度因素通过相关的社会福利来进行刻画。职业病的防治宣传教育、社会医疗保险都是与流动人口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职业病防治教育可以加强劳动者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完善的社会医疗体系可以减少流动人口的生存压力。因此预期接受过这些福利的劳动者，出现超时工作的可能性会下降。 流动范围和户籍类型是反应流动人口流动特征的重要因素。流动范围按照流动距离长短划分为跨省流动、省内跨县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户籍类型分为农业、非农业、农转居、非农转居和居民5个类型。 4.3. 超时工作的模型回归分析 在模型中对超时工作以及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3。研究结果发现，在超时与严重超时工作的选择模型中，户籍与年龄对结果都没有显著影响。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overtime wor 超时工作 严重超时工作 B Exp(B) B Exp(B) 性别 以女性为参照对象 男性 0.253 ** 1.288 - - 教育程度分类 以小学及以下学历为参考 大专及以上 −1.513 ** 0.22 −0.815 ** 0.443 初中及高中 −0.458 ** 0.633 −0.276 ** 0.759 婚姻状况 以未婚为参考 已婚 −0.256 ** 0.774 −0.415 ** 0.661 亲生子女个数 0.124 ** 1.132 0.102 ** 1.107 职业分类 以公务员等办事人员为参考 专业技术人员 −0.007 0.993 -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0.318 1.374 - - 表3. 是否超时工作的logistics回归结果 Continue 注： * 、 ** 分别表示5%、10%的水平上显著。 1)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子女个数”、“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流动距离”等六个因素对超时工作以及严重超时工作都有显著影响。 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超时劳动的概率，对比小学学历及以下的劳动人口，分别下降37% (初中及高中)和78% (大专及以上)，严重超时工作概率下降了24% (初中及高中学历)，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家庭的状况也会对劳动者的工时选择产生影响。对比未婚的劳动人群，已婚人群出现超时工作和严重超时劳动的概率都有下降，分别下降了23%和34%。但这一数据结果与上文的推断不符。家庭中的子女个数的增加则会提高超时工作的概率，对超时工作和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分别增加了13%和10%。从工作性质来看，就业身份对超时与严重超时劳动的影响都比较大。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营者超时劳动的概率最高，高出无雇主的雇员3.7倍。雇主和个体经营者出现严重超时劳动的概率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别为无雇主雇员的2.2倍和3.7倍。从人口的流动特征来看，流动距离的远近是影响超时工作的主要因素。对比跨省流动而言，省内跨县以及市内跨县的劳动者中，超时劳动的概率分别提高了80%和59%。中短距离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出现超时工作的情况。但是从严重超时工作的人群来看，跨省流动的人群更加容易出现严重的超时劳动，这一结论与杨菊华(2011) [ 28 ] 相同。 2) “性别”、“职业类型”、“工作行业”、“单位性质”和“社会医疗保险”对超时工作影响显著，而对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结果显示，男性出现超时工作的概率是女性的1.3倍。这一数据结果也符合上文的推断。然而，性别对于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却并不显著。从职业特征来看，职业类型、工作行业和单位性质对超时工作的概率有显著影响，但对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比公务员等办事人员而言，从事商业、服务业和设备操作的人员，超时工作的概率分别提高了44%和89%。对于其他服务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常见的基础服务业出现超时劳动的概率分别是其他服务业的3.6、1.8和1.6倍。在单位性质中，个体经营者与私营企业者是比较容易出现超时工作的群体。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医疗保险是劳动者在工作中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预期随着公共服务的进一步覆盖，劳动者会由于提高了工作福利而减少相应的工作时间。但数据结果与推断不符，表现出提高工作福利对减少工作时间的效果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社会医疗保险是一种企业的固定成本，企业希望通过延长员工工作时间来减少固定成本 [ 30 ]。 3) “工资”、“职业病教育”和“身体状况”对超时工作的影响不显著，对严重超时工作的影响显著。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工资对于超时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于严重超时工作则呈现出反比的关系。随着月工资的不断提高，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在不断下降。说明对于现阶段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工资收入的增加主要带来的还是替代效应，劳动者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得收入的增长。职业病防治教育和身体健康只对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有显著的影响。接受过职业病防治教育的流动人口出现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下降了14%，出现过身体不适的人群严重超时工作的概率是健康人群的1.3倍。这一数据结果显示出，超长时间的工作会对劳动者带来身体健康程度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