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乳腺癌假說是認為人工流產會增加女性罹患乳腺癌風險的假說。這一假設目前不為主流科學觀點和醫學界所接受。在妊娠初期，人體內激素（例如雌激素）水平升高，並促進乳房的發育。該假說認為，如果這一生理過程被人為的墮胎所阻斷，乳腺中將會留下一些尚未發育成熟的細胞；這些未完全分化的細胞更容易受外界刺激而癌變，因而使患乳腺癌的風險升高。
墮胎-乳腺癌假說一直是很多科學研究的主題，現今科學界已經得出結論：墮胎不會導致乳腺癌，流產或考慮墮胎的女性不必擔心患乳腺癌的風險升高。這一結論受到許多權威醫學機構的廣泛支援，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美國癌癥協會、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德國癌癥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癌癥協會。
一些反對墮胎者仍然認為墮胎和乳腺癌可能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在美國，反對墮胎者推動修改相關法律，使得在一些州內，醫療保健提供者需要告訴尋求墮胎的婦女墮胎是乳腺癌的一個誘因。這類政治干預在布什政府修改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的網站，表明墮胎可能會導致乳腺癌時達到高潮。為響應公眾的關注，2003年，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彙集了100多名專家。這次研討會的結論是：雖然一些研究得出乳腺癌與墮胎之間的統計相關性，目前最有力的科學證據——一次大型前瞻性佇列研究的結果表明，墮胎與乳腺癌風險的升高無關；部分研究得出存在關係的結論，可能是反應偏差（由於回答者的心理或性格傾向導致的偏差）所致。
有觀點認為，持續宣揚墮胎與乳腺癌之間的關係是反對墮胎者「以婦女為中心」戰略的一部分。而反墮胎團體認為，只有向人們提供這些資訊，才能實現法律要求的知情同意——這是一些保守派政治家所關注的問題。墮胎-乳腺癌假說仍然是政治爭議的一個熱門主題。
醫學機構的意見
已經進行相關調查研究的醫學機構都得出一致的結論——墮胎不會導致乳腺癌。這些機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美國癌癥學會等。下面列舉部分機構的結論：
* 世界衛生組織于2012年得出結論：「可靠的的流行病學數據顯示，自然流產或人工流產後，婦女患乳腺癌的風險並未增加」，完善了早期的調查結果——「人工流產不會增加乳腺癌的風險」。
* 美國癌癥協會得出結論：「目前，沒有科學證據支援任何型別的墮胎會增加患乳腺癌或任何其他型別癌癥的風險。」
* 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部分）得出結論，「人工流產與患乳腺癌的風險升高沒有相關性」，並將其證據評級定為1級——這是流行病學證據評級系統的最高級。
* 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認為，「早期對人工流產史與乳腺癌風險之間關係的研究存在方法缺陷。近期更嚴謹的研究表明，人工流產與乳腺癌風險上升之間沒有因果關係」。
* 皇家婦產科學院對醫學文獻進行了回顧，並得出結論：「流產或墮胎與乳腺癌的發病之間沒有確切的聯繫」，並在其官方臨床實踐指南中建議「應告知女性人工流產與乳腺癌風險升高無關」
* 德國癌癥研究中心於2013年得出結論，流產和墮胎不會導致乳腺癌。
* 加拿大癌癥協會在2013年表示：沒有科學證據支援墮胎與乳腺癌風險升高之間的聯繫。」
主要的支持者
喬爾·布林德（Joel Brind），巴魯克學院的一名生物學教授，是目前墮胎-乳腺癌假說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布林德強烈反對墮胎，並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遊說政治家，聲稱墮胎會導致乳腺癌。然而，布林德發現，因為他沒有在同行評審的期刊中發表他的研究，他的遊說沒有得到重視。於是在1996年，他與兩名同樣反墮胎的醫生和一位統計學家在《流行病學和社區衛生雜誌》（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發表了一篇文章，結論是人工流產是乳腺癌的一個危險因素。與布林德合作的統計學家後來表示：「（對於他們的調查結果）我有一些疑問。我認為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當我們討論該作出怎樣的結論時，他（指布林德）希望作出最強的結論。我試圖減弱結論，但布林德博士對他的觀點非常堅定。」
布林德的論文被批評忽視了反應偏差，並「混淆相關關係與因果關係」。他的論文甚至受到了媒體的關注，以至於《流行病學和社區衛生雜誌》在後一期雜誌上刊登了一篇社論。此後，更大規模的研究與布林德結論的相矛盾，使布林德的觀點沒有得到科學界的接受。2003年，布林德也被邀參加了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NCI）召開的研討會（見上文），他是唯一一個正式反對這次研討會的結論——墮胎與乳腺癌風險的升高無關的人。布林德指責那些認為他的研究缺乏證據的觀點，認為這是NCI和其他權威醫療機構的陰謀，其目的是「掩蓋真相」以「保護墮胎產業」。
可能的生理機制
在妊娠初期，雌激素、孕激素、雌二醇激素水平提高，促進乳房生長，以預備後代出生后的哺乳期。墮胎-乳腺癌假說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在妊娠晚期乳房組織成熟（即分化完全）之前，墮胎或流產使這一過程中斷，那麼可能會相比懷孕前留下更多未成熟的細胞。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未成熟細胞可能會暴露于致癌物質，導致乳腺癌風險升高。該機制首先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的大鼠實驗中提出並進行研究。
乳腺被分為許多葉，葉又分為若干小葉。按發育程度，共有四種類型的小葉：
* 1型，有11個乳腺管（未完全成熟）
* 2型，有47個乳腺管（未完全成熟）
* 3型，有80個乳腺管（成熟，激素受體減少）
* 4型，完全成熟（癌變機率更小），已經能夠分泌母乳
妊娠初期，由於雌激素和孕酮水平的變化，1型小葉很快發育為2型小葉。在此之後，小葉發育成基本成熟3型和細胞分化完成的4型需要人胎盤催乳素（hPL）的作用。根據墮胎-乳腺癌假說，如果墮胎打斷了這一生理過程，乳房內2型小葉的比例相比懷孕之前會升高。現在已經證實，成熟的乳腺細胞有較長的細胞週期，因而有更多的時間進行DNA修復。這可以解釋生過一胎孩子的女性和未曾懷孕或曾經終止妊娠的女性相比，患乳腺癌的概率略低。
在此之後的研究發現胎盤分泌的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能夠誘導乳腺上皮細胞合成抑制素。伯恩斯坦（Bernstein L.）等人獨立發現，當女性注射hCG用於減輕體重或治療不育時，其患乳腺癌的機率降低。MichaelsK.B.等人由此推測，因為hCG在細胞分化中發揮作用並可能啟用細胞凋亡，而人類妊娠早期hCG水平升高，「不完全的妊娠可能會和足月妊娠一樣，能夠降低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這一結論與墮胎-乳腺癌假說正好相反。
歷史
歷史上第一個涉及墮胎與乳腺癌關係的研究是1957年在日本進行的一項檢查常見癌癥的廣泛研究。研究人員對於從不可靠的方法中得出結論持謹慎態度。在20世紀60年代，Brian MacMahon等人在歐洲和亞洲進行了幾項研究，其中涉及墮胎與乳腺癌的相關性。他們1973年在《國家癌癥研究所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得出一個不準確的結論——「在能夠觀察到這兩者存在關係的地區，墮與乳腺癌風險增加有關，而非減少。」與目前關於這一假說的討論關係密切的是一些大型佇列研究、幾個薈萃分析、病例對照研究和幾項早期的大鼠實驗。
大鼠實驗
1980年，在費城的福克斯蔡斯癌癥中心，Russo等人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人工流產與乳腺癌之間的關係。實驗分析致癌物7,12-二甲基苯並蒽（DMBA）對處於生殖各個階段的實驗大鼠終末芽、終末管和肺泡芽的DNA標記指數（衡量DNA受損的程度）的影響。結果顯示，中斷妊娠的大鼠鼠患癌癥的機率沒有明顯增加。然而，實驗同時證實，妊娠和哺乳對多種形式的良性病變具有防護作用，例如增生性肺泡結節和囊腫。結果表明，中斷妊娠的大鼠可能比普通大鼠有「相等或更高的良性病變發生率」，但沒有證據表明有更高的癌癥發生率。1982年對此進行了更細緻的研究，證實了這一結果。1987年的一項後續研究進一步解釋了之前的研究結果。
實際上，在Russo等人的研究結果中，未曾妊娠和中斷妊娠的大鼠的患病機率相近，然而他們的研究仍然成爲了未來20年中墮胎-乳腺癌假說的論據。除此以外，老鼠自然狀態下不會出現乳腺癌。因此，將這些結果外推至人類流產和乳腺癌的可信度並不高。
流行病學證據
關於墮胎與乳腺癌之間關係的前瞻性佇列研究的結果一直是否定的。一般認為這類研究比回顧性研究或病例對照研究可靠性更高。在病例對照研究中觀察到的流產與乳腺癌之間的正相關性很可能是由回憶偏差引起的。
布林德等人1996年發表的論文（一篇對於23項研究報告的薈萃分析）認為，人工流產與乳腺癌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作者估計，與未進行墮胎的女性相比，人工流產的女性患乳腺癌的相對風險為1.3。對這一結果的批評有很多方面，包括未能考慮到發表偏倚（有顯著結果的研究往往會更有可能被髮表）；此外，因為該薈萃分析包含的研究幾乎都是病例對照研究，這些研究容易引起回憶偏差，而且很難選擇合適的對照組。
1997年，Wingo等人回顧了32項關於墮胎和乳腺癌關係的研究，並得出結論，目前關於該主題的研究結果太不一致，對於自發流產或墮胎都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
2004年，對包含83,000名乳腺癌女性的53項研究的數據進行的分析顯示，無論是自發性流產還是墮胎的婦女，其患乳腺癌的風險並未增加。在該分析中，自然流產的女性患乳腺癌的相對風險為0.98，人工流產的風險為0.93。
2015年對一些前瞻性研究進行的系統綜述和薈萃分析得出，沒有能夠支援自發性流產或墮胎與乳腺癌風險增加之間具有關聯的證據。
政治影響
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政治家們認識到，執著于減少墮胎並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戰略。在政治家大都選擇放棄的情況下，反墮胎者變得更具侵略性和更加暴力，最終導致1993年David Gunn博士被謀殺，而1994年「診所自由法案」通過。因為法案的通過，更為直接的行動難以實施，而有組織的行為成爲了反墮胎運動的最前沿。他們的活動集中在法律層面，例如遊說促進反對晚期墮胎、限制米非司酮（一種墮胎藥物）立法。最近，反墮胎組織轉而遊說增加墮胎的障礙，例如強制性心理諮詢、等待期和通知父母。有些人認為，反墮胎支持者將墮胎-乳腺癌假說視為反對墮胎運動的另一種策略。反墮胎團體對美國墮胎的法律挑戰不斷增加。2005年，一家加拿大反墮胎組織在艾伯塔省的廣告牌上張貼了大型粉紅色絲帶和標語「停止掩飾」（指主流醫學機構掩飾墮胎會引起乳腺癌的「事實」）。加拿大乳腺癌基金會擔心人們會被反墮胎者誤導。
反墮胎團體對墮胎-乳腺癌假說的持續關注促成了一種對抗性的政治環境。反墮胎支持者和科學界彼此間互相批評。反墮胎支持者的主張有時被斥為偽科學。
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美國國會的幾位成員進入了這一爭端中。在1998年的癌癥研究聽證會上，美國代表湯姆·科伯恩指責國家癌癥研究所通過有選擇地發佈數據來誤導公眾。在1999年，眾議院辯論FDA批準墮胎藥米非司酮后不久，美國代表戴夫·韋爾登寫了一封「親愛的同事」信，附上約翰·金德利的一篇文章。韋爾登在信中表示，大多數研究表明墮胎與乳腺癌可能存在聯繫，他擔心政治化「正在阻止重要資訊傳遞給女性」。
，在阿拉斯加州、密西西比州、得克薩斯州、西弗吉尼亞州和堪薩斯州，法律規定墮胎諮詢材料要表明墮胎和乳腺癌之間的關係尚無定論，而明尼蘇達州為二者沒有關係。其他14個州也進行了類似的立法。《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的編輯表示，對這些法案能否符合科學發現表示擔憂。
生物倫理學家Jacob M. Appel稱，披露法可能在「理性基礎」上違憲。分娩比墮胎更危險，這些數據在任何披露法中都不是必需的，但對於實現知情同意是必要的。Appel稱，「如果沒有羅訴韋德案之後美國的五十萬例墮胎，會有大約五百名婦女死於分娩。」
2017年5月，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任命反墮胎活動家，墮胎-乳腺癌假說的支持者Charmaine Yoest，擔任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
國家癌癥研究所
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NCI）的網站上的結論一直是反墮胎者的目標。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發現，2002年11月布什政府修改了NCI網站。之前NCI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存在一些關於墮胎與乳腺癌之間關聯的疑問，但一些大型且備受推崇的研究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布什政府刪除這一文字，並替換如下：自1957年以來，已有30多項發表的研究報告了墮胎與乳腺癌之間可能存在關聯。一些研究得出墮胎婦女患乳腺癌風險增加的統計學顯著性證據，而另一些研究則認為存在風險。其他研究發現，中斷妊娠的婦女患乳腺癌風險沒有增加。改變后的文字觀點是墮胎-乳腺癌假說尚無定論。《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將其描述為「嚴重失真」，而國會議員也就此事向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致信。爲了應對這一事件，國家癌癥研究所于2003年2月24日至26日召開了為期三天的研討會，題目為「早期生殖事件和乳腺癌」。研討會的結論是，人工流產不會增加婦女患乳腺癌的風險，且已經有確切的證據。在研討會之後，美國癌癥協會流行病學研究主任表示，「這個問題在科學上早就被解決了——基本上是一場政治辯論。」
布林德是研討會上唯一提出反對意見的與會者。他認為研討會的證據和調查結果受到組織者的過度控制，分配的時間太短，無法徹底審查文獻。
北達科他州的訴訟
2000年1月，一名反對墮胎的顧問Amy Jo Kjolsrud起訴北達科他州法戈的紅河婦女診所涉嫌虛假廣告。原告聲稱，該診所通過分發一本的小冊子來誤導女性，這本小冊子裡面引用了國家癌癥研究所對墮胎-乳腺癌假說的結論。小冊子內容為：反墮胎者聲稱，墮胎會增加患乳腺癌的風險並影響將來的生育。這些說法沒有得到醫學研究或醫療機構的認可。(著重為原文所示)該案最初定於2001年9月11日審理，但由於襲擊事件而被推遲。2002年3月25日，審判開始。經過四天的辯論，法官判決診所勝訴。
來自生殖權利中心的律師Linda Rosenthal評論此案：「法官抵制了用墮胎-乳腺癌假說作為證據的策略。這一判決會讓用這一偽科學的理論騷擾墮胎診所並嚇唬婦女的不道德行為銷聲匿跡。」然而，Kjolsrud的律師John Kindley稱：「我認為，無論支援還是反對墮胎，人們都應該尊重人的自決權。人不應被隱瞞，而應該被告知可能的風險，即使這些風險還存在爭議。」1998年，Kindley曾在Wisconsin Law Review上發表文章，表示如果不向計劃墮胎者提供關於墮胎-乳腺癌假說的資訊，可以作為醫療事故起訴。
原告決定上訴，2003年9月23日，北達科他州最高法院駁回Kjolsrud的上訴，維持原判。上訴法院稱，Kjolsrud「承認自己在提起訴訟之前，其實沒有閱讀過小冊子。」上訴法院同時指出，在她提起訴訟后，墮胎診所已經修改了小冊子，修改後的文字如下：一些反墮胎活動家聲稱，墮胎會增加患乳腺癌的風險。大量的醫學研究表明，墮胎與乳腺癌之間沒有確切的聯繫。事實上，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已經表示，「沒有證據表明乳腺癌與人工或自發的流產之間存在直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