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伊莉莎·克萊姆·坡（Virginia Eliza Clemm Poe，舊姓克萊姆；1月30日）是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的妻子。二人原是表兄妹，在弗吉尼亞·克萊姆13歲、愛倫·坡26歲時，公開結為夫妻。傳記作者對二人的夫妻關係存在分歧。雖然他們夫妻恩愛，但一些傳記作者認為二人關係更像兄妹。1842年1月，弗吉尼亞被診斷患肺結核，病情在其後五年不斷惡化，直至於紐約城外的家庭小屋病故，享年24歲。
弗吉尼亞·克萊姆和埃德加·愛倫·坡婚前斷斷續續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生活了好幾年。二人因為愛倫·坡的工作關係經常搬家，曾短暫居住在巴爾的摩，費城和紐約。他們結婚幾年后，愛倫·坡捲入一樁大醜聞，涉及弗朗西斯·薩金特·奧斯古德和伊麗莎白·F·埃利特。關於丈夫風流韻事的謠言對弗吉尼亞·坡影響深重，以至於在臨終之時，她聲稱是埃利特謀殺了她。在她死後，其遺體最終安葬于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威斯敏斯特大廳墓地，與丈夫安息在同一座墓碑之下。弗吉尼亞·坡僅有一張被確認是本人的畫像，是她死後幾個小時內繪製的一幅水彩畫。
妻子的患病和離世對埃德加·愛倫·坡造成了很大打擊，他日趨沮喪並開始酗酒以逃避一切。學界認為，妻子于疾病和死亡中的掙扎影響了愛倫·坡的詩歌和散文創作，在他的作品中，年輕女性的死亡似乎是一個頻繁出現的主題，比如《Annabel Lee》、《烏鴉》和《麗姬亞》。
生平
早年生活
弗吉尼亞·伊莉莎·克萊姆出生于1822年，她隨了姐姐的名字，因為姐姐在十天前去世，死時僅僅2歲。她的父親小威廉·克萊姆是巴爾的摩的一個五金商人。1817年7月12日，父親在第一任妻子哈麗特 死後，與哈麗特的堂妹瑪麗亞·坡結婚，即弗吉尼亞的母親。克萊姆在上一段婚姻中生了五個孩子，後來又和瑪麗亞生了三個孩子。他于1826年去世，幾乎沒有給家人留下什麼。由於親戚們反對這樁婚事，所以沒有在經濟上給予任何支援。瑪麗亞通過縫補衣物、收留寄宿者養家餬口。癱瘓臥床 的老母親伊麗莎白·凱恩斯每年可以拿到240美元的養老金，這些錢也被用來補貼家裡。伊麗莎白以她已故的丈夫大衛·坡「將軍」的名義領取這筆養老金，大衛·坡曾是馬里蘭州的一名軍需官，他曾經把錢借給了州政府。
埃德加·坡第一次見到堂妹弗吉尼亞是在1829年8月，四個月前，他剛從軍隊退伍，而弗吉尼亞當時只有七歲。 1832年，由伊麗莎白、瑪麗亞、弗吉尼亞和弗吉尼亞的兄弟亨利組成的一家人，用伊麗莎白的養老金在當時巴爾的摩的北愛禮德街3號租了一套房子。愛倫·坡的哥哥威廉·亨利·倫納德·坡一直與這家人生活在一起 ，他于1831年8月1日 去世。隨後，愛倫·坡于1833年搬來加入。他很快就被一個叫瑪麗·德弗羅的鄰居征服，年輕的弗吉尼亞在二人之間充當信使，她曾將德弗羅的一綹頭髮交給愛倫·坡。伊麗莎白·凱恩斯·坡于1835年7月7日去世，這個大家庭因此失去了收入來源，經濟狀況更加窘迫。亨利也去世于1836年之前的相近時間，弗吉尼亞便成了瑪麗亞·克萊姆唯一倖存下來的孩子。
1835年8月，爲了去南方文學信使工作，愛倫·坡拋下貧困的家庭搬到弗吉尼亞的里士滿。愛倫·坡離開巴爾的摩后，他的另一個堂兄尼爾森·坡，也就是弗吉尼亞同父異母妹妹約瑟芬·克萊姆 的丈夫，聽說埃德加正在考慮娶弗吉尼亞為妻。尼爾森主動提出收留弗吉尼亞，並讓她接受教育，以防她這麼小的年紀就嫁給埃德加，儘管如此，他也暗示婚約以後可以再商量。尼爾森是馬里蘭巴爾的摩市一家報紙的老闆，埃德加稱他為自己「最殘酷的敵人」，他認為堂兄這樣做是想切斷自己與弗吉尼亞的聯繫。1835年8月29日埃德加寫了一封飽含深情的信給瑪麗亞，聲稱「寫作時淚水模糊了雙眼」，並懇求她允許弗吉尼亞自己做決定。由於受僱於南方文學信使，愛倫·坡提出如果瑪麗亞、弗吉尼亞和亨利搬到里士滿，他願意為他們提供經濟援助。
婚姻
1835年9月22日，結婚計劃得到確認后，愛倫·坡回到巴爾的摩申請結婚證書。由於記述模糊，這對夫妻也可能早已悄悄結婚。他們唯一公開的婚禮于1836年5月16日在里士滿舉行，由長老會牧師阿馬薩·匡威主持。當時愛倫·坡27歲，弗吉尼亞只有13歲，她的登記年齡寫的則是21歲。這份婚姻保證書是在里士滿提交的，其中夾有一份托馬斯·克萊蘭德的書面證詞用以證明新娘登記年齡的真實性。儀式于晚間在一位叫詹姆斯·亞林頓的女士家中舉行，她是寄宿家庭的房東，愛倫·坡、弗吉尼亞和弗吉尼亞的母親瑪麗亞•克萊姆亞林頓就寄宿在她那裡。亞林頓幫助瑪麗亞·克萊姆烤了婚禮蛋糕，準備了一席婚宴。這對夫妻隨後在弗吉尼亞州的彼得斯堡度過了短暫的蜜月。
由於年齡差異和血緣關係，二人非同尋常的結合引起了巨大爭議。著名的愛倫·坡傳記作家阿瑟·霍布森·奎恩認為他們的婚姻並沒有到驚世駭俗的地步，愛倫·坡戲稱他的妻子為「小妹妹」或者「妹妹」也不算什麼。另一位愛倫·坡傳記作家肯尼斯·西爾弗曼則認為，儘管表親婚姻並不罕見，但是他們的年齡差確實不同尋常。有人認為，克萊姆和愛倫·坡的關係更像兄妹，而非夫妻。。傳記作家阿瑟•霍布森·奎因則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引用了一封狂熱的情書來證明愛倫•坡「愛他的堂妹，不僅是出於兄長的愛護，也有出於戀人和未來丈夫的熾熱愛慕」 包括瑪麗·波拿巴在內的一些學者將愛倫•坡的許多作品視為他的自傳，並以此推斷弗吉尼亞死時仍是處女。雖然沒有證據支援，但是據推測，二人從未有過實質婚姻。這種解釋認為詩作「安娜貝爾·李」中的主人公：「一個處女……名叫安娜貝爾·李」即代表弗吉尼亞。愛倫·坡的傳記作家約瑟夫·伍德·克魯奇認為，愛倫·坡對女人沒有「正常男人那樣的需求」，女人是他靈感和關懷的來源，因而他對女人從沒有「性」趣。愛倫·坡的朋友比較傾向於這對夫妻至少在結婚的頭兩年沒有同牀共枕，但從弗吉尼亞16歲起，他們就過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直到妻子染病。
弗吉尼亞和愛倫·坡是公認的幸福而忠誠的一對。關於他們的關係，愛倫•坡曾經的僱主喬治·雷克斯·格雷厄姆寫道：「他對妻子的愛是一種精神上對美的狂熱崇拜。」愛倫·坡曾經寫信給一個朋友，「蕓蕓眾生中，無人有我小嬌妻那樣的美。」據時人描述，弗吉尼亞對她丈夫也幾乎到了崇拜的地步。愛倫·坡寫作的時候，她常常坐在他身邊，把筆放整齊，把他的手稿折起來放好。23歲時，她在寫的一首藏頭詩中表達了對愛倫·坡的愛，這首詩寫于1846年2月14日：
奧斯古德/埃利特醜聞
弗吉尼亞情詩中的「還有那口舌間的碎語閑言」指的是一樁真實事件。1845年，愛倫·坡開始和弗朗西斯·薩金特·奧斯古德調情，她是一位已婚的34歲詩人。弗吉尼亞意識到了兩人之間存在情誼，她甚至可能促進過這段情誼。她經常邀請奧斯古德來家拜訪，認定這個年長的女人對愛倫·坡有「約束」作用，愛倫·坡曾承諾「不再服用刺激劑」，並且在奧斯古德在場的情況下絕不喝醉。
與此同時，另一位詩人伊麗莎白·F·埃利特也迷戀上愛倫·坡，並且嫉妒奧斯古德。雖然，在寫給莎拉·海倫·惠特曼的一封信中，愛倫·坡稱她對自己的愛是「令人厭惡的」並寫道自己「除了不屑地拒絕之外，什麼也做不了。」愛倫·坡在做《百老匯雜誌》編輯時，刊登了埃利特寫給他的詩。埃利特是出了名的愛管閒事和睚眥必報，她在1846年1月下旬拜訪愛倫·坡家時，看到了奧斯古德寫給愛倫·坡的一封私人信件。根據埃利特的說法，弗吉尼亞指出奧斯古德信中有些「讓人擔憂的言辭」。埃利特立刻聯繫了奧斯古，讓她注意自己的輕浮之舉，並要求愛倫·坡退回她的信件，埃利特這樣做要麼是出於嫉妒，要麼就是想引起些流言蜚語。此後，奧斯古德派瑪格麗特·富勒和安妮·林奇·博塔代表她要求愛倫·坡歸還信件。愛倫·坡對他們的干涉感到憤怒，稱他們為「好事之徒」，並且叫埃利特也「管好自己的信件」，注意她自己的輕浮之舉。他隨後將埃利特的信件收好並留在了她的住所。
雖然那些信已經還給了埃利特，但埃利特還是讓哥哥去「把她的信要回來」。埃利特的哥哥威廉·魯米斯上校不相信愛倫·坡已經把信還回來，還威脅要殺了他。 爲了保護自己，愛倫·坡從托馬斯·鄧恩·英格里希那裡要來一把手槍。英格里希是愛倫·坡的朋友，他是一個二流作家，同時還是一位訓練有素的醫生和律師。他也不相信愛倫·坡已經歸還了信件，甚至質疑信件是否真實存在。他覺得擺脫窘境最簡單的方法是「消除毫無根據的指控」。被當成騙子讓愛倫·坡感到憤怒，他跟英格里希打了一架。儘管英格里希不承認，愛坡倫堅持自己在決鬥中獲勝，不過他的臉在鬥毆時被英格里希的戒指嚴重割傷。據愛倫·坡說：「我給他長了教訓，他到死都會記著。」無論如何，這場決鬥最終讓奧斯古德事件的流言蜚語進一步發酵。
後來，奧斯古德的丈夫介入此事，威脅埃利特如果不為自己的含沙射影正式道歉，就要起訴她。埃利特在給奧斯古德的一封信中改變了說辭，其中寫道：「愛倫·坡夫人給我看的那封信一定是愛倫·坡自己偽造的。」她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了愛倫·坡身上，暗示這起事件的起因是愛倫·坡「過度放縱並且精神失常」。埃利特散佈了愛倫·坡精神錯亂的謠言，被愛倫·坡的其他敵人利用，刊登在了報紙上。《聖路易斯里維爾報》稱：「流言在紐約口口相傳，大意是詩人兼作家愛倫·坡先生已經精神錯亂，他的朋友們正準備把他交給尤蒂卡精神病療養院的布里格姆博士。」直至奧斯古德與她的丈夫團聚時，謠言才得以平息。然而，整個事件嚴重影響了弗吉尼亞。早在1845年7月，她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談及她丈夫所謂的「不知檢點」。據推測，這些信件也與埃利特有關。可想而知，弗吉尼亞深受其擾，以至於她在臨終時說：「害死她的人一直都是埃利特。」
疾病
1842年1月中旬，弗吉尼亞患上了結核病。儘管在愛倫·坡看來她只是「血管有些破裂」。 但每當在鋼琴前歌唱彈奏的時候，她開始從嘴裡咳出血來。她的健康每況愈下，身體也漸漸垮掉，這令愛倫·坡陷入了深深的絕望，特別是她偶爾還會流露出稍微好轉的跡象。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 愛倫·坡描述了此事帶給他的精神創傷：「每次我都能感受到她的死亡會給我帶來的全部痛苦——每次她病情發作的時候，我都更刻骨銘心地深愛她，更絕望而不顧一切地想把她的生命握緊在手裡。但我有著與生俱來的多愁善感，又常神經質地惴惴不安。這一切伴隨著一陣陣長時間的精神錯亂，讓我變得近乎瘋癲。」
弗吉尼亞的身體狀況可能是導致愛倫·波一家遷居的原因，他們希望能為她找到一個更為健康的生活環境。19世紀40年代初，他們在費城內部搬了幾次家。他們在春日花園的最後一處住址，現在作為愛倫·坡國家歷史遺址受到保護。 在這處住所，弗吉尼亞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康復，她有能力去料理花園， ，並在賓客來訪時為他們唱歌、彈奏豎琴或鋼琴。 1844年4月初，一家人乘坐火車和蒸汽船來到了紐約。弗吉尼亞在船艙中等待，她丈夫在格林威治街道的一間公寓中為他們找到了住處。 1846年初，據這家人的朋友伊麗莎白·歐克斯·史密斯說，弗吉尼亞自己承認：「我知道我快死了，我知道我的病好不起來。但我還是想盡量高高興興地活著，也讓埃德加高高興興的。」 她答應丈夫，她死後會成為他的守護天使。
遷居福特漢姆
1846年5月，一家人（愛倫·坡、弗吉尼亞和她的母親瑪麗亞）搬到了距離城市大約14公里處、位於福特漢姆的一間小屋。這處住址至今仍在，裡面放著愛倫·坡寫給弗吉尼亞的唯一留存下來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846年6月12日，他敦促她保持樂觀：「你要在絕望中保持本心，你要再多相信一會兒。」提到失去了《百老匯日報》——這個唯一曾屬於他的雜誌一事，愛倫·坡寫道：「我本該一蹶不振，若不是爲了你——我親愛的小妻子，你是我此刻最重要的、獨一無二的力量，激勵我與這不如人意、乏味無情的生活抗爭。」 但到了同年11月，弗吉尼亞的身體狀況變得毫無希望。 她的癥狀包括食慾不振、面色紅潤、脈搏不穩、盜汗、高燒、突然發冷、呼吸急促、胸痛、咳嗽和吐血。
愛倫·坡的朋友、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編輯納撒尼爾·帕克·威利斯在1846年12月30日發佈公告，為這個家庭請求幫助，儘管他發佈的事實並不全然真實：
埃德加·愛倫·坡的病癥——我們遺憾地獲悉，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都已患上了嚴重的結核病，命運之手給這對夫妻的俗世生活施加了沉重的折磨。我們不得不提到這個令人心酸的事實，到目前為止他們幾乎沒有能力負擔生活必需品。這樣的命運確實過於艱難。我們實在希望，愛倫·坡先生的朋友與仰慕者們能在他最痛苦的時刻立即施以援手。
在那段時期，兩年未與愛倫·坡通訊，並已失去自己的妻子的威斯利是他最有力的支援之一。他給愛倫·坡和他的妻子寄來一本鼓舞人心的聖誕書籍：《婚戒；又名怎樣才能使家庭幸福》。
這份公告與當年為愛倫·坡的母親伊麗莎·坡所撰寫的內容相似，那時她的結核病到了晚期階段。 一些報紙對此有所報道：「偉大的上帝啊！」其中一家寫道，「這個國家熱愛文學的人們可會讓可憐的愛倫·坡就此毀掉，在紐約城中飢腸轆轆、潦倒行乞？據我們所知，報紙上常出現公告，愛倫·坡夫婦已雙雙陷入苦難、死亡與疾病的境地，分文不剩地活在這世界上。」 《星期六晚郵報》聲稱弗吉尼亞的狀況已經毫無希望，愛倫·坡也極受打擊：「據悉埃德加·愛倫·坡正腦熱臥床、處境危險，而他的妻子正處於肺結核的最後階段——他們沒有錢，也沒有朋友。」 就連曾被愛倫·坡以誹謗罪控告過的編輯海勒姆·富勒也在《紐約鏡報》上為愛倫·坡和妻子爭取更多支援。他寫道：「正是我們，這些曾經和他爭辯過的人，應該帶頭站出來。」
在他人的描述中，弗吉尼亞有一頭黑髮與紫羅蘭色的眼睛，膚色蒼白到被說成是「純白」， 致使「憔悴的臉色減損了她的容貌」。一位到訪過愛倫·坡家的客人曾注意到，「她兩頰的玫瑰色過於明亮」，或許這就是她的疾病的癥候。 另一位福特漢姆的客人寫道：「坡太太看上去非常年輕。她有一雙黑色的大眼睛，面板像珍珠一樣白，那是一種美到極致的慘白。她蒼白的臉色、燦若星辰的眼睛和烏黑的頭髮賦予她一種離塵絕世的美貌。」 這種彷彿並不屬於塵世的相貌，同樣被其他人提及，並認為這一切讓她看上去不像是一個凡人女子。 威廉·高恩斯曾借宿在他們家，他把弗吉尼亞描述為一個有著「無與倫比的美麗動人」的女人，「她的雙眸足以與任何一位女神媲美，她的臉龐令卡諾瓦家族的任何一位天才都無法仿刻。」 她的體態或許有些豐滿。 許多當時的描述者及現代傳記家都提到，即使在生命最後的歲月中，她依然有著孩子似的臉頰。
臨死前，弗吉尼亞懇求她的母親：「親愛的......你會不會替我安慰和照顧我那可憐的埃迪？你永遠不會離開他嗎？」 她的母親此後一直與愛倫·坡同住，直到他在1849年也離開了人世。隨著弗吉尼亞時日無多，許多客人紛紛來訪，其中有一位叫作瑪麗·斯塔爾的老友。有那麼一刻，弗吉尼亞將斯塔爾的手放進愛倫·坡的手裡，請求她「做埃迪的朋友，別拋下他」。 弗吉尼亞還受到過25歲的瑪麗·路易斯·肖的照料。瑪麗·肖曾經是一名護士，並從她的醫生父親與醫生丈夫那裡瞭解到如何做醫療護理。 她給弗吉尼亞帶了一床絨被（除此之外她唯一能蓋的就是愛倫·坡的舊軍大衣）和幾瓶紅酒，無濟於事的舉杯讓人「帶著微笑面對難關」。 弗吉尼亞還給愛倫·坡看了一封路易莎·帕特森寫給她的信。帕特森是愛倫·坡的繼父約翰·阿蘭的第二個妻子，這封信弗吉尼亞偷偷儲存了很多年， 從信中來看，是帕特森有意造成了阿蘭和愛倫·坡之間的疏離。
死亡
1847年1月29日，愛倫·坡寫信給瑪麗·路易斯·肖：「我可憐的弗吉尼亞還活著，但衰弱得很快，現在她遭受著太多痛苦。」    第二天，1月30日， 經受了五年病痛折磨的弗吉尼亞離開了人世。瑪麗·肖幫忙組織了葬禮，甚至出錢買了棺材。 弗吉尼亞的死訊在幾家報紙上刊登。2月1日，《紐約每日論壇》和《先驅報》發佈了簡潔的訃告：「本週六，1月30日，25歲的弗吉尼亞·伊麗莎因肺結核離世，其丈夫是埃德加·愛倫·坡。」 弗吉尼亞的葬禮于1847年2月2日舉行， 到場的有納撒尼爾·帕克·威利斯，安·S·史蒂文斯和出版商喬治·蒲柏·莫里斯。 愛倫·坡堅決不看他離世的妻子的面容，說他更喜歡記得她活著的樣子。 儘管現在被葬于西敏斯特大廳墓園，弗吉尼亞起初被葬在瓦倫丁家族的一處墓地。愛倫·坡曾經租住在這個家族在福特漢姆的小屋。
目前僅有一張弗吉尼亞的肖像留存，是畫家照著她的遺體描繪的。 在她離世幾小時后，愛倫·坡意識到自己還沒有一張弗吉尼亞的畫像，就委人為她畫了一張水彩肖像。 在畫中，她穿著「美麗的亞麻布衣服」，瑪麗·肖說自己曾為她穿過這樣的衣服。 瑪麗·肖或許就是肖像的創作者，但這未成定論。 畫中的弗吉尼亞有著淡褐色的雙眼和微微的雙下巴。 這幅畫後來被傳給了弗吉尼亞的異母妹妹約瑟芬，她是尼爾森·坡的妻子。
1875年，在她丈夫的屍體被重新安葬的同一年，弗吉尼亞安息的墓地被摧毀，她的遺體幾乎被遺忘。一位早期愛倫·坡傳記作家威廉·吉爾收集了她的屍骨，並將它們存放在一個小盒子裡藏在床下。 吉爾的故事在27年後經《波士頓先驅報》報道：據吉爾說，他在1883年參觀福特漢姆墓園時，正好看到司事丹尼斯·瓦倫丁剷出了弗吉尼亞的屍骨，準備把它們丟掉。愛倫·坡本人死於1849年，因此吉爾帶著弗吉尼亞的遺骨，在和巴爾的摩市的尼爾森·坡、約翰·普倫蒂斯·坡商量后，將裝有遺骨的盒子放置在了愛倫·坡左側的一個小銅棺材裡。 最終，在1885年1月19日，弗吉尼亞的遺骨和她的丈夫被安葬在了一起——那一年是她丈夫的76週年誕辰，而他的紀念碑已建起將近10年。主持愛倫·坡葬禮、同時擔任他的屍骨挖掘與重葬工作的司儀，又一次出現在了這次儀式上，他見證了愛倫·坡和弗吉尼亞及其母瑪麗亞·克萊姆同處一墓安息。
對愛倫·坡的影響
弗吉尼亞的死亡對愛倫· 坡影響很大。她去世后，愛倫·坡在幾個月內深陷悲哀。一位朋友說，「妻子的離世讓悲傷將他席捲。她離去後，他似乎已不在乎自己能再多活一小時、一天、一星期或是一年。她就是他的全部。」  妻子離世后一年，他給朋友寫信，說在妻子患病期間，自己體會到了一個人所能遭受的最深重的不幸。他寫道：「從未有哪個男人像我一樣深愛自己的妻子。」 在弗吉尼亞最後掙扎求生的歲月中，曾戒酒多次的愛倫·坡重又開始酗酒。那段時間他飲酒的頻率和數量，在愛倫·坡生前及傳記作家們的筆下都仍是個爭議。 愛倫·坡提到，妻子及自己的疾病都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情緒波動，而酒精是「對妻子的死亡」唯一的治癒。「作為一個男人，這是我能做的、也能對我有用的事情——在希望與絕望之間可怕的徘徊一刻也停不下來，我再也不能忍受，只能徹底迷失自己的理智。」
愛倫·坡定期去弗吉尼亞的墳前看望。正如他的朋友查理斯·昌西·伯爾所寫，「在他摯愛的妻子去世后，有很多次，我們在某個冬天的深夜找到他，看到他在雪地裡凍得瑟瑟發抖，坐在妻子的墳墓旁邊。」 在弗吉尼亞去世后不久，愛倫·坡曾與幾位女性交往，其中包括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南希·里士滿，羅德島普羅維登斯的莎拉·海倫·惠特曼，以及他的青梅竹馬、里士滿的莎拉·埃爾邁拉·羅伊斯特。儘管如此，弗朗西斯·薩金特·奧斯古德——愛倫·坡追求過的另外一個女人，相信「她（弗吉尼亞）才是他唯一愛過的那個女人」。
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涉及
愛倫·坡的許多作品都帶有自傳性質，其中大部分作品被認為反映了弗吉尼亞與肺結核的長期抗爭，以及她最後的死亡。人們討論最多的例子是《Annabel Lee》。這首詩描述了一個離開人世的年輕新娘和哀悼她的愛人，經常被認為是受了弗吉尼亞的經歷的啓發，儘管愛倫·坡生命中的另一些女人，諸如弗朗西斯·薩金特·奧斯古德 和莎拉·海倫·惠特曼 也可能影響了其中的女性形象。一首相似的詩作《Ulalume》同樣被看作為悼念弗吉尼亞而寫， 他把詩中的主要人物Lenore描述為「所有早逝的生命中最可愛的一個！」 在愛倫·坡去世后，倫敦《評論報》的喬治·吉爾菲蘭稱，愛倫·坡要為妻子的去世負責，「他寫了《安娜貝爾》和《烏鴉》，也許是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放進早就造好的棺材裡」。 很多文學批評者未關注或不知情的是，事實上，《烏鴉》在弗吉尼亞死前兩年就已寫好並發表。  弗吉尼亞還出現在愛倫·坡的散文中。短篇故事《Eleonora (short story)》（1842）刻畫了一位準備和他表妹結婚的敘事主人公，他將與她和她的母親一同生活，其中或許也涉及到了弗吉尼亞的病癥。愛倫·坡寫這個故事時，他的妻子剛開始顯露出患病的徵兆。 此後不久夫妻二人坐船搬到了紐約，在那裡愛倫·坡發表了《The Oblong Box (short story)》。在這個故事中，一個男人乘船運送自己年輕妻子的屍體，哀悼著她的離去，似乎傳達了愛倫·坡對弗吉尼亞將要到來的死亡的預感。當船艙開始破裂，丈夫寧死也不願與妻子的遺體分離。短篇故事《麗姬亞》中，敘事主人公遭受著漫長又拖沓的死亡折磨，或許這也是從弗吉尼亞處獲取了靈感。 在妻子去世后，愛倫·坡修訂了他發表的第一篇故事《Metzengerstein》，去掉了敘事主人公說的一句話——「愿我所愛的一切毀於這溫柔的病」，裡面的「病」指的正是肺結核。
後世歌曲中的弗吉尼亞
挪威樂隊 Katzenjammer 在2008年的首張專輯《Le Pop》中，演唱了一首名為《弗吉尼亞·克萊姆》的歌曲。這首歌使用了一段音樂鐘的旋律，歌詞中提到了弗吉尼亞13歲的早婚(「當年他還是個孩子，我也是個孩子 / 多愁善感又肆無忌憚」) ，提到了她丈夫的涉嫌外遇(「讓另一個女人來辯解/ 她那些刺痛我的信件」) ，提到了她的猝然離世(「十二年光陰稍縱即逝/我們僅有的歲月安康」) 。樂隊還特別關注到，愛倫·坡在妻子去世后無法擺脫的思念("你繼承了我的病癥的遺產 / 寫下所有故事與文字 / 將我魂牽夢縈 / 令我揮之不散") ，並在歌詞的最後一行化用了詩歌《烏鴉》(「我再也不會離你而去，永不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