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
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羣（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縮寫為SARS），是非典型肺炎的一種，致病原是SARS冠狀病毒（SARS-CoV）。2002年，該病在廣東順德首發，並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稱為SARS事件。
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羣由世界衛生組織的義大利醫生卡洛·厄巴尼所發現。他在越南研究該病毒時受到感染，其後于2003年3月在泰國不治殉職。研究指出，該病是由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羣冠狀病毒所引起的，傳播途徑包括由已被感染者所咳出的飛沫傳染，而整個傳染過程主要透過人與人近距離的接觸。此病平均導致7%至15%的患者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該病死亡率在未來有可能達到15%。不同年齡層中，24歲和以下人群死亡率為1%，25到44歲死亡率為6%，45到64歲死亡率15%，65歲以上的死亡率則為55%。
2019年12月，另一種基因序列相近的SARS-CoV毒株2019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被發現。這種新毒株可導致2019年冠狀病毒病 （COVID-19），造成了全球範圍的COVID-19大流行。
稱呼
「SARS」一詞在亞洲各地有不同習慣稱呼。中國大陸慣稱為「非典型肺炎」，並簡稱「非典」，但兩者並非同義詞，SARS為非典型肺炎的一種。香港習慣把「SARS」依香港粵語譯為「沙士」，或直接用英文「SARS」。臺灣亦慣用英語SARS。馬來西亞華文媒體稱為SARS。新加坡媒體一度使用「薩斯」，4月17日，新加坡中文傳媒統一譯名委員會統稱為「沙斯」。
病源
病毒概論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是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相關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related coronavirus）導致的。該病毒簡稱SARS冠狀病毒（SARS-CoV）或SARS相關冠狀病毒（SARSr-CoV），屬於冠狀病毒科乙型冠狀病毒屬。
病毒發現
2003年2月
2003年2月7日開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學首席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開始進行對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于電子顯微鏡下發現病人肺部存在衣原體，從而初步認定其為致病原因。2月11日，兩位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管軼，鄭伯健教授跟鐘南山教授合作對病因進行調查，廣州方面將提供給港大的流感實驗室提供病人樣本，雙方對結果達成共識之後彙報和發佈。
2月18日下午向洪濤社會公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該研究成果獲得官方認可，2月18日當晚發佈「引起廣東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確定為衣原體」的新聞。但由於抗衣原體藥物完全無效，身在一線的廣東醫療界人士並不認可該結論，廣州醫學院的鐘南山院士在緊急會議上表示認定病原為衣原體科學依據不足，不能以此為根據制定治療方案。2月底，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傳染病研究所祝慶餘、秦鄂德兩位研究員一例尸解標本中分離辨認出冠狀病毒，但因為僅限於形態學上的證明，結論並未上報。
2003年3月
3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該病定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癥候羣（SARS），向全球發佈了旅行警告。隨後，世界衛生組織的斯托爾博士迅速動員了12個實驗室組建實驗室網路，並在開始階段表示希望各實驗室把注意力集中在副粘液病毒上。香港中文大學許樹昌教授和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微生物系的研究者、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醫學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則利用電子顯微鏡，找到了有結構像副黏液病毒的病毒顆粒，認定SARS病毒屬於副黏液性病毒科，香港威爾士親王醫院于3月18日宣佈該結論，3月19日再經香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向外公佈。同時臺灣衛生署官員表示，臺灣各檢驗單位早已傾向是副黏液病毒，但未敢確定。不久后，通過對3月上旬收治的病人身上所獲取的樣本進行分析，以佩里斯博士和袁國勇博士為領導的香港大學實驗室在瑪麗醫院的實驗室進行的試驗否定了該結論，以拉里·安德森為領導的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經過實驗也得到同樣結論，同時兩組實驗人員均發現了具有冠狀病毒形態的嫌疑病毒。但由於已知的冠狀病毒不導致嚴重的人類疾病，只會引起中度或輕度的感冒，因此學界對此還存在疑問，3月21日，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將病毒RNA樣本送往舊金山加州大學約瑟夫·德里西博士的實驗室，以通過其新發明的基因晶片法進行檢測，3月22日，該嫌疑病毒被進一步確認爲冠狀病毒。3月21日，祝慶餘、秦鄂德兩位研究員也完成了對病毒在血清學、免疫學、分子生物等方面的研究。
3月31日，洪濤表示：「我們不敢排除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說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作用，但衣原體絕對是主要元兇。」4月4日，中國疾控中心召開的記者座談會上，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仍然主要介紹了關於衣原體的研究進展，對於記者關於海外有關冠狀病毒的研究的提問，李立明表示疾控中心同樣找到了三例冠狀病毒，其序列片斷和世界衛生組織及香港公佈相同，「但這不一定證明一定是病原體」。
2003年4月
4月5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癌癥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收到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所寄來的病毒RNA樣本，開始展開研究工作，由分子生物學家賈斯溫德爾·哈特拉領導進行反轉錄工作，霍爾特醫生則進行基因組排列分析儀的準備工作，研究人員最終於4月12日凌晨2時25分得到該病毒的基因組圖，並隨後發佈。4月14日，亞特蘭大的安德森醫生領導的研究小組同樣繪製出了基因組圖，經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比較發現兩組基因組圖相同。祝慶餘、秦鄂德兩位研究員自3月下旬以來的研究結論經過逐級上報，最終於4月11日公佈。世界衛生組織引述了相關發現后表示「中國內地發現的SARS與香港的SARS可能具有同源性」。 2003年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負責傳染病的執行幹事戴維·海曼正式宣佈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在多個疾病控制實驗室發現的冠狀病毒確實是引起SARS的病毒。4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稱荷蘭埃拉斯默斯大學的艾伯特·奧斯特豪斯帶領的研究小組已經成功地使猴子感染上這種冠狀病毒並再次分離出來，這表明四條科赫法則均已被滿足。
天然宿主
在2003年，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認定果子貍為天然宿主，但2006年研究者發現蝙蝠身上同樣攜帶SARS冠狀病毒，但同源性相比果子貍為低。2013年，研究人員已經傾向於中華菊頭蝠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果子貍僅僅是傳染到人過程中的中間宿主，更表明其傳播到人並不需要通過果子貍等中間宿主。2017年，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為首的團隊在雲南省晉寧縣夕陽彝族鄉兩個洞穴（燕子洞、石頭洞）內的菊頭蝠種羣中發現了含有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組組分，鎖定了源頭。在夕陽彝族鄉訪問218名村民，81.2％飼養或擁有牲畜或寵物，有9.1％目睹蝙蝠在房屋附近飛行。
尋找過程
在深圳市疾控中心、深圳動物防疫監督所、深圳市野生動植物保護站的合作下，5月19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管軼所在課題組發現在果子貍身上的病毒，與人類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5月23日下午，在深圳和香港大學分別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但當時發現，在果子貍身上的病毒，除了與最早的廣州分離出來的病毒外，和其他人身上分離出來的病毒相比要長29個核苷酸，並且人身上發現的病毒的人際傳染性更強。
2006年，研究者發現蝙蝠身上同樣攜帶SARS冠狀病毒，和人SARS病毒同源性為92.6%到93%之間，2007年，原來參與香港大學認定非典元兇為果子貍的管軼開始認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狀病毒的源頭。2013年，香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稱，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中華菊頭蝠，他指出：「我們開始的時候以為果子貍是『天然宿主』，但這是錯的。」袁國勇說，「因為在野外的果子貍和在繁殖場的果子貍都沒有這個病毒，但果子貍到了野生動物市場的時候，就有SARS冠狀病毒，這說明果子貍是在野生動物市場由其他的動物傳染的。」。同年10月，英國廣播公司引述《自然》雜誌報導，澳洲病毒學家Gary Crameri及團隊在中華菊頭蝠身上發現兩種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它們與一種ACE2受體結合后，以同樣的方式感染人體細胞。這顯示，冠狀病毒也可能直接從蝙蝠傳染給人類，不一定要透過果子貍等這類中間物種。
之後的調查顯示，大量SARS相關冠狀病毒在中國的菊頭蝠中傳播，這表明致命毒株可能源自這些蝙蝠，再通過果子貍傳播到人類身上。但是相關設想存疑，因為在關鍵基因上（允許病毒接近並感染細胞的蛋白質），人類版病毒和蝙蝠版病毒存在差異。
2017年，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為首的團隊在雲南省晉寧縣夕陽彝族鄉兩個洞穴（燕子洞、石頭洞）內的菊頭蝠種羣中發現了含有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組組分（雖然沒有發現單個蝙蝠身上具有和人類SARS病毒一樣的完全相同的毒株）。在夕陽彝族鄉訪問218名村民，81.2％飼養或擁有牲畜或寵物，有9.1％目睹蝙蝠在房屋附近飛行。研究團隊警告在人群中仍存在類似於SARS的疾病的爆發風險。但來自雲南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傳播到約1000公里之外的廣東的動物和人身上的，而且在雲南沒有造成任何疑似病例這點仍然存在疑問。中國OIE狂犬病參考實驗室主任涂長春認為該研究結果說服力只有「99%」，表示希望看到科學家能夠證明人類SARS毒株可以從蝙蝠身上傳播到另一種動物身上，並認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證據就完美了」。
陰謀論
此外，更有SARS陰謀論觀點認為該病毒並非自然形成，而是人為的基因武器。
在《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書中，童增表示中國人感染者佔比高達92%，而在東南亞的感染人群中又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又佔據多數，而西方盎格魯撒克遜族群幾乎沒有一人中SARS，非華人確診人數，只佔所有病例的3.3%，而理論上，病毒鎖定某一族群的可能性無限接近於零，因此而認為SARS可能是美國研發、專門針對漢民族單倍群O-M175基因的基因武器。該書中觀點通過《細思極恐，當年中國非典，是美帝對我們的生物戰》等文章廣泛在網上流傳，但該結論並無直接證據，僅靠間接證據猜測而來。最早將該病毒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的意大利醫生卡洛·烏爾巴尼即為白人，于3月29日因感染SARS病毒而病逝于曼谷。
大部分專家表示非典「基因武器說」缺乏依據，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表示，最開始就有外國科學家向北京表示SARS有可能是生物武器，政府也組織過專家論證，但並未發現任何證據說明SARS是人造病毒，同時認為如果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其基因序列會留下拼接的痕跡。除了質疑SARS為美國製造的基因武器的看法外，分子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陳凡教授表示，也有外國友人發郵件詢問該病毒是否為軍方實驗室流出。陳凡指出要製造用於攻擊不同種族、不同人群的基因武器，需要大量的人體內實驗，技術上很難做到。此外「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區總協調人楊煥明、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從事生物鐘基因研究的孫中生、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學首席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均認為這種觀點不可能或缺乏依據。
2015年，軍事醫學家徐德忠、李鋒出版《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一書，再次闡述SARS可能是非自然起源的這一觀點，並認為某特徵基因「不可能自然存在」。2017年，石正麗團隊在雲南省某蝙蝠洞內發現SARS病毒全部基因組組分。
癥狀與治療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源於自體免疫。如同紅斑性狼瘡、牛皮癬，是肺的纖維受自體免疫侵襲，過度腫脹，擠壓肺泡。肺泡不能膨脹，癥狀為吸不進氣，窒息而死。其具體形式表現爲，免疫系統對素未謀面的病原體過度保護，通過血循環動員之後大量穿越肺泡釋放一些細胞因子，造成「急性炎癥」。而釋放的細胞因子可以籠絡更多的免疫細胞，產生更多的細胞因子，再來攻擊病毒感染的細胞，而感染的細胞死亡之後又會產生更嚴重的炎癥反應。所以人體因為這種加重的免疫應答而不支，從而急性免疫病理損傷。
「疑似病例」是定義為在2003年2月1日之後有以下病狀歷史的人：
* 發高燒高於38℃（100.4℉）以及一個或是更多個下列的呼吸癥狀：
 * 頭暈癥狀
 * 呼吸急促
 * 呼吸困難
 * 低氧癥
 * 肺炎
 * 咳嗽
* 除了發高燒和一個呼吸癥狀之外，還要一個或是更多個以下的情況：
 * 與疑似病人親密接觸（例如住在一起）
 * 最近曾經到訪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感染地區旅遊
除了發燒和呼吸癥狀，其它跟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有關的癥狀包括：
* 頭痛
* 肌肉僵硬
* 失去食慾
* 全身虛弱
* 精神紊亂
* 出疹
* 腹瀉
* 白血球和血小板數目通常會變低
* 發冷
* 發顫
徵狀在感染后2至7天出現。嚴重的病人需要機器換氣系統。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隔離治療疑似病人。抗生素無作用，而利巴韋林、奧司他韋等抗病毒藥作用微弱。糖皮質激素主要通過抑制免疫反應來緩解炎癥，挽救病人生命。
後遺癥
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後遺癥包括肺纖維化等。
在治療過程中，爲了搶救生命，醫生大量使用激素類藥物于SARS緊急治療，激素的副作用導致部分患者股骨壞死，這些過量使用激素導致的骨骼壞死，使患者康復日後失去工作能力甚至自理能力，而巨大的心理落差也使部分SARS後遺癥病人患上抑鬱癥。
流行概況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于2002年-2003年左右首次流行，之後只發生了零星的實驗室感染。
疫情爆發
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在2002年11月初在廣東河源市最早出現（世界衛生組織指源頭是在廣東順德）。由於病者出現肺炎病癥，所以當時將之歸入非典型肺炎。該病經由旅遊、商貿、移民迅速由廣東擴散到香港，並再擴散至越南、新加坡、臺灣及加拿大的多倫多。2003年5月間，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為嚴重。
傳播至香港及擴散
淘大花園同一座相繼出現同樣病癥的患者，經檢測證實是患上沙士，政府決定把整楝大廈的居民隔離，並對淘大花園進行消毒。而大廈可經排水口傳播細菌，也進行改善工程。
2003年2月，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退休教授劉劍倫于中國大陸參加抗疫工作時受到傳染，其後被發現出現肺炎病徵，他在2月17日于廣州照的X光片顯示肺部左下區域有霧化。已染肺炎的劉劍倫並未隔離就醫，只是自行服用抗生素，更于2月21日攜同妻子到香港，入住京華酒店（九龍維景酒店）911號房一晚。因劉劍倫在港期間未有使用口罩等防禦措施，京華酒店的電梯等公眾地方受到嚴重污染，令到16名酒店住客和訪客受到感染，繼而引起香港的威爾斯親王醫院疫情大爆發和聖保祿醫院的小型疫情，以及社區大爆發，亦同時把SARS病毒傳到遙遠的多倫多、溫哥華、河內、新加坡、菲律賓、英國、美國等，以及返回中國大陸本身。其他被劉劍倫傳染的人，計有他的妻子、女兒、妹夫和廣華醫院的一名護士，合共20人被劉劍倫傳染。
在京華國際酒店入住一晚后，劉劍倫的病情在第二天（2月22日）早上再度惡化，先前服下的抗生素根本無效，於是他到廣華醫院急癥室求診，並隨即送進深切治療病房（加護病房）。到這一刻為止，中國大陸也對疫情原因不清楚，香港特區政府對神秘疫癥所知也不多，只是要求各間醫院留意來自社區的嚴重肺炎個案，陸港邊界還未有任何相應措施。
目前存在的證據顯示：絕大部分的傳播都是藉由患者的口鼻分泌物。接觸到被污染的物件或患者的體液（然後再碰觸眼、鼻、口）也有可能是另一個傳播途徑。淘大花園社區的傳播模式算是特殊的環境污染方式。但是在這個案例中香港特區衛生署的調查報告也已經指出空氣傳染（病毒或含有病毒的液滴在空氣中自由漂浮並擴散而傳染的方式）是極不可能的傳播模式。
雖然專家還無法完全確定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癥病患的傳染模式和尖峰傳染時刻，但是根據已經收集到的臨床觀察，很可能SARS病患傳染力最高的時候是在他已發展出癥狀的時候，也就是當他發燒，尤其是咳嗽的階段。最容易被傳染的場合是：在群眾密集的密閉空間中，長久暴露于與已發病之SARS病患的接觸。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醫護人員的被感染率最高。因此，早期的診斷與治療之所以重要，不僅僅只是爲了較好的療效，也是爲了更有效地控制SARS的傳播。
其它
2003年11月，廣州再次出現零星病例。
2004年4月北京和安徽省再次發現疑似SARS病人，併發生數宗傳染事件。4月25日，衛生部新聞發言人證實，此次疫情可能源自實驗室（北京市宣武區迎新街100號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感染。。
直到2004年4月15日，一個24歲的中國大陸女人在一列由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往莫斯科的列車途中因為嚴重肺炎死亡，俄羅斯基洛夫州政府擔心她可能是患上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致命。與她同行的53個大陸人亦被送往醫院隔離觀察，而她所在的車廂進行分離並進行消毒。其後經解剖后證實死者只是肺炎，引發肺水腫和腦水腫導致死亡。
病人及死亡人數
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7月31日期間病例總結。
以上數據為世界衛生組織基於截至2003年12月31日的數據統計而來。其中：
（1）死亡病例僅包括死於SARS的病例。
（2）自2003年7月11日以來，臺灣共有325起病例經覈查與SARS無關。135個病人的實驗室資料不足或不完整，其中101人死亡。
（3）包括在其他地區患病的醫務工作者。
（4）美國對病例定義與世衛組織有所不同，美國報告了2003年7月5日以後可能出現的SARS病例。
（5）約7300人在此疾病中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