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十日是清軍攻破揚州城后對城中平民進行大屠殺的事件。當時南明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組織軍民對清軍殊死抵抗。同年四月十八日，清豫親王多鐸成功突破江淮防禦線包圍揚州。
四月廿四日，清軍調集紅夷大炮轟擊揚州，史可法再次向弘光帝求援，仍沒有迴應。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揚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欲拔劍自刎，為部下所阻。多鐸勸其投降，遭史可法嚴辭拒絕，多鐸遂下令在軍前斬殺史可法。史可法的部將劉肇基繼續率領餘部和城中居民與清軍展開巷戰，經過激烈戰鬥，清軍才佔領揚州。清軍攻佔揚州后，當時大雨傾盆，多鐸宣佈屠城。根據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中記載，揚州城被清軍屠殺80萬人，現代有澳大利亞歷史學者安東籬和中國學者張德芬等認為揚州城被屠80萬為誇大之說。
多鐸後來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中宣告：「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鑑。」
過程
1645年（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四月，清豫親王多鐸兵圍揚州城。當時，有謠傳稱許定國軍要來殲滅高家軍，揚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壞城門外出逃命，大小船隻為之一空。史可法傳檄諸鎮發兵援救，劉澤清逃，北遁淮安。僅劉肇基等少數兵至，防守見絀。十八日，清軍兵臨城下。當清軍初至時，劉肇基建議趁清軍立足未穩，率眾出擊，但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于揚州西門樓寫下四道遺書給他的家人，在他死後，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國，愿歸葬鐘山明太祖孝陵之側。二十一日，總兵官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投降清軍，史可法也未採取措施加以制止，城中力量更加單薄。
此時多爾袞勸降，史可法致《復多爾袞書》拒絕投降。副將史德威隨可法有年，可法納德威為義子，托以後事；二十四日清軍以紅夷大炮攻城。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俘。多鐸勸降他：「前以書謁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畀重任，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我來此，祗索一死耳！」后壯烈就義，終年45歲。總兵劉肇基、驍將馬應魁、幕僚何剛、炮隊專家陳于階等皆遇難。
多鐸因清軍攻打揚州傷亡甚大，攻陷揚州后惱羞成怒下令屠城。
相關記載
* 《揚州十日記》記載清軍攻破揚州城後進行了為期五天的大肆屠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日，天始霽。道路積尸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五天後清軍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們得到命令開始收集和焚燒屍體。
* 《明季南略》：「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優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縋城潛去』之說非也。更聞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淮揚，見公生祠謚為『清惠』，父老猶思慕焉。憶順治六年仲冬，予入城應試。有浙之嘉興人同舟，自言久居於揚；問以大清兵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稔知顛末。初，揚人畏高杰淫掠，鄉民避入城；后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許，遂居於城。」又，「大清或令一、二火卒偵伺，守兵獲之，則皆歡呼請賞，可法賜以銀牌；殊不知大清兵甚眾。可法日夜待黃得功至；圍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丑）也，忽報曰：『黃爺兵到』。望城外旗幟，信然；可法開門迎入。及進城，猝起殺人，知為大清人所紿，大驚；悉棄甲潰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時嘩叫，不知所為；皆走出城，可法不知所終。
* 雍正年間《揚州府志》：「廿五日丁丑，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 意大利傳教士馬丁諾·馬蒂尼（1614—1661，中文名衛匡國，字濟泰）所著《韃靼戰紀》記錄了他在中國的見聞：「他們的攻勢如閃電一樣，用不了多久就佔領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裝防衛的城市。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韃靼的反覆進攻，那就是揚州城。一個韃靼王子死於這座城下。一個叫史閣部（史可法）的忠誠的內閣大臣守衛揚州，它雖然有強大的守衛部隊，最後還是失敗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殺。韃靼人怕大量的死屍污染空氣造成瘟疫，便把屍體堆在房上，城市燒成灰燼，使這裡全部變成廢墟。」
爭議與辨誤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著的《揚州十日記》是一本記載了揚州被屠城的約八千字左右的小書，有說法認為該書因長期被清廷禁止而無法流通，直到清末才有人將該書由日本帶回，清學者姚覲元于光緒八年（1882年）所刻的《禁書總目》中曾記述此書，乾隆時期軍機處奏準全毀書目中亦列有一本名為《揚州十日錄》的書，然而在清朝咸豐年間的史書《小腆紀年》卻有引用《揚州十日記》：「臣鼒曰，予讀王氏《揚州十日記》，言可法抑萬里長城之黃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杰，至謂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鄰也。此蓋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且清代史學家計六奇亦有記載清兵在揚州的屠殺。時人對《揚州十日記》一書的部分內容和有關數據有所質疑。
區志堅認為有清一代滿漢種族衝突為一個重要問題，明末清初不少明遺民及南明抗清人士，多高舉華夷之辨，號召排滿。但太平天國被平定后，種族衝突的口實再次成為潛流；及至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北京兩次陷落，對外用兵的失敗，清朝統治的弊點進一步暴露，知識分子更多由排外轉而排滿，漢人民族主義日熾，再次復興滿漢衝突的歷史記憶。《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此均為排滿革命的宣傳作品。
陳國慶，曹金生指出，像《揚州十日記》這樣的著作，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並不相同：「它是文學，文學以形象性和藝術性為特徵，文學是允許誇張的，明末清初詩人吳嘉紀在他的《李家娘》里對揚州大屠殺作了更加淋漓盡致的誇張：『城中山白死人骨，城中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妻方對鏡，夫已墮首。腥刀入鞘，紅顏隨走。西家女，東家婦。如花李家娘，亦落強梁手。』我們若因此得出揚州大屠殺殺人一百四十萬人的結論，那就是貽笑史家了。《揚州十日記》不是正史，也不是有史可考的歷史人物記載下來的，作者只是封建社會一個名不見傳的小文人，儘管它所記事實是客觀的，真實的，可靠的，從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揚州大屠殺之慘烈。……《揚州十日記》所記載的史實是極具歷史價值的，但不能用其數據作為孤證，在史學界廣泛引用，左右清史的研究。」
遇害人數
史學家張德芳對《揚州十日記》提供的死亡數字提出質疑，他指出，根據當時揚州附近各個鄉村的報告，該地區人口總數是78960戶，或者說是495497口。加上在17世紀揚州的人口統計數，揚州府總人口為100萬。在各種情況下，攻城時擠進揚州城的人口最大數量至多應該是20萬—30萬人。
張德芳亦指出城外災民大量往城中遷入的說法並不可信，雖然有文獻記載有城外災民爲了逃避高杰逃兵而往揚州地中逃去，但只是屬於極個別例子，理據如下：
* 根據相關記實，居民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大量向揚州逃避；
* 居民逃避兵災時須考慮遷入的地區是否「城高池深，有險可守」以及「大軍雲集，足能抗敵」兩個條件。然而四面平野、毫無險要可資防守以及不足萬人留守的揚州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史可法於四月十七日退駐揚州，準備守城時「檄各鎮兵，無一至者」；
* 據文獻記載，在揚州城淪陷前九天，揚州居民爲了躲避許定國和高杰兩家兵的尋仇內鬨，至於「斬關逃出」以及「舟楫一空」，由此可見揚州城的居民沒有突然增多，反而是突然減少；
* 傳統社會裡形成巨大城市的條件，大致是政治中心或具有極其繁盛的工商業；揚州城在生產方面僅有一些規模狹小的小作坊，商業上除運銷兩淮鹽產外其他方面也很有限，不可能是一個擁有八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 歷史上揚州曾經遭受過幾次嚴重破壞，如在九世紀晚期，高駢、畢師鐸、孫儒等割據軍閥在揚州數次攻圍殺戮，導致「城中遺民才數百家」。經過這次大破壞后，過了一兩百年的北宋中期，揚州還未恢復至隋朝及唐朝時期的盛況，然而揚州在明清戰爭中被破壞后不到十年就已經恢復了繁榮，已「非他處比」。再過三十年，揚州的繁盛已超過了明代。
* 《揚州十日記》記載清兵屠城五天後放賑，「米數千石，轉瞬一空」，可見刀下遺民的人數還相當的多；
* 以兩萬僧人作最大的估計，要焚化一具屍體，大概需要一百斤木材，八十萬積尸就需要八千萬斤木材，這兩萬僧人要籌集這麼多的木材，還要很快將之焚化，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
澳大利亞東亞史博士安東籬（Antonia Finnane）指出《十日記》記載的八十萬數字不可能如此之高，又指出明清戰爭時期的傷亡數字通常都不可靠，認為王秀楚提供的數字最好被理解為對屠殺的可怕程度的表述。
後世紀念
詩篇
由《揚州歷代詩詞》所收，不下50首。如黃宗羲「兵戈南下日為昏，匪石寒松聚一門。痛殺懷中三歲子，也隨阿母作忠魂。」（清黃宗羲《卓烈婦》）；「深閨日日繡鳳凰，忽被幹戈出畫堂。弱質難禁罹虎口，只餘夢魂繞家鄉。」（張氏《絕命詩五首》之一）；蔣士銓「明日還家撥餘燼，十三人骨相依引。樓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蔣士銓（焚樓行》）等等。
康熙年間詩人錢澄之的《揚州》詩：「水落邗溝夜泊船，一般風物客悽然。關門仍舊千檣塞，市井重新百貨填。商賈不離爭利地，兒童誰識破城年？當時百萬人同盡，博得孤忠史相傳。」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吳嘉紀《挽饒母》詩也說：「憶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殺人十晝夜，尸積不可數。」另一個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顧炎武也有詩說：「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七日圍。」（《酬朱監紀四輔》）
小說
清初小說《雨花石》中也提及揚州大屠殺作為背景：「大清兵破了揚州城，只因史閣部不肯降順，觸了領兵王爺的怒，任兵屠殺，百姓逃得快的，留條性命，逃得緩的，殺如切菜一般。」（石成金：《雨花石·第五種·倒肥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