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和尼采
無政府主義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關係歷來並不清晰。即使尼采批評無政府主義，他的思想仍被證明影響了很多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尼采的許多特質吸引著無政府主義者：他對國家的厭惡、他對不理智的社會羊群行為的不信任、他的《反基督》、他對市場和國家對文化生產的影響的質疑、他對超人的渴望 ——一種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隸的新人類。」
概述
的廣為人知的聯繫。
斯賓塞·桑希（Spencer Sunshine）寫道：「有許多事情將無政府主義者吸引向尼采：他對國家的厭惡、他對不理智的社會羊群行為的不信任、他的《反基督》、他對市場和國家對文化生產的影響的質疑、他對超人的渴望 ——一種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隸的新人類；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對狂歡和創造的自我的讚美，他對從虛無中「自我創生」一個新世界說『是』。他推動作為改變的根源的『重估一切價值』，正與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鬥爭觀念和線性歷史的辯證法形成截然對比。」
桑希認為：「這個列表並不侷限於以文化為導向（culturally-oriented）的無政府主義者，例如埃瑪·戈爾德曼，她曾多次做過有關尼采的講座，並在名義上將之尊為無政府主義者。尊崇尼采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包括1930年代西班牙的全國工人聯盟和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CNT-FAI）的成員，例如Salvador Seguí；以及無政府女性主義者費德麗卡·蒙特瑟尼（Federica Montseny）；無政府工團主義激進分子，如魯道夫·拉克（Rudolf Rocker）；甚至青年默里·布克欽，他曾舉出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支援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此外，在歐洲無政府主義圈子中，他的影響也顯現在思想家、行動者身上，諸如Émile Armand、倫佐·納威托（Renzo Novatore）等人。同樣在后左翼無政府主義里（post-left anarchy）尼采也出現在了加繆、哈基姆·貝（Hakim Bey）、米歇·翁福雷（Michel Onfray）和伍爾斐·蘭德斯徹（Wolfi Landstreicher）等人的思想中。
麥克斯·施蒂納與尼采
麥克斯·施蒂納是黑格爾主義哲學家。「作為個人無政府主義最早也最知名的支持者，他的名字時常出現在有關無政府主義思想史的調查中。」在1844年，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德文：Der Einzige and sein Eigentum）一書出版，被認為是「個人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奠基性文字」。
的《唯物主義之歷史》（History of Materialism）和愛德華·封·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無意識的歷史》（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都被提到，而這兩部書青年尼采都很熟悉。然而，也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尼采直接讀過該書。因為施蒂納從未在尼采任何的出版物、論文、信件中被提到。
但尼采剛剛獲得較大範圍的讀者，有關他是否受到施蒂納影響的質疑便被提了出來。早在1891年（其時尼采仍在世，但精神疾病已經使他喪失了生活能力），愛德華·封·哈特曼甚至表明他抄襲了施蒂納。在世紀之交，有關尼采受到施蒂納影響的觀點被傳播得如此廣泛，以至於成爲了一種老生常談。至少在德國，激起了一位評論家在1907年寫道：「在當代德國，施蒂納的影響佔據了驚人的比例，並且與尼采的影響相平行。這兩位思想家被認為是一種本質上相同的哲學的倡導者。」
不過，在這場有關施蒂納對尼采的可能影響——正面的或是負面的、被描述為是「偉大討論」的一開始，這個觀點中的一些嚴重問題就被指出了。在二十世紀中期，所有論及尼采的作品中如果提到了施蒂納，有關他的影響的話題就被完全地忽視掉或被拋棄為是不能回答的了。
但是尼采在某種方式上受到施蒂納影響的觀點仍然繼續吸引著一些重要的少數人，可能因為有必要合理地解釋兩人寫作中被經常注意到（雖然恐怕是表面上的）的相似性。無論如何，在施蒂納對尼采可能有影響這一理論中，最重大的問題不僅在於證實尼采是否瞭解或閱讀過施蒂納時，遇到的困難，也包括明確證實施蒂納如何以及為何對一個與尼采同樣被廣泛閱讀的人產生了重大影響。
個人無政府主義
美國的個人無政府主義
在美國，對尼采思想的無政府主義詮釋顯現出了影響。一位研究者評論道：「的確, 尼采作品的翻譯最早很可能出現在《自由》（Liberty）上，一個由本傑明·塔克編輯的無政府主義期刊。」他補充說：「作為一種策略，塔克更偏愛利用尼采的作品，但要以應有的謹慎進行：『尼采說出了許多極佳的事情——通常，甚至是無政府主義的，但他絕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因而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就要去精明地利用這位想要成為開拓者的作家。他可以很有益地被利用，但不是作為先知。』」
歐洲的個人無政府主義
以一種混合了施蒂納和尼采的語言寫作，他將無政府主義者描述為「不依附於黨派的先鋒，『非社會』的不順從者，獨立於獸群道德和傳統的善與惡之彼岸。一個與衆不同物種，有人會說。 他們前進，失足，有時跌倒，有時勝利，有時挫敗。但他們仍然前進，為自己而活，這些『自我主義者』，他們墾開犁溝，他們打開鉆口，他們以此超越那些拒絕無政府的人，也唯有他們才能勝過後者。」
意大利個人無政府主義和非法主義者（illegalist）者倫佐·納威托（Renzo Novatore）同樣表明受到尼采的很大影響。「寫于1921年前後的《創造性的虛無》（Toward the Creative Nothing）中，顯然可以感受到來自尼采的影響，書中一個接一個地攻擊基督教、社會主義、民主、法西斯主義，展示其內在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貧乏。」在這首散文詩中，他寫道：「於你，偉大的事物在於善中也同樣在于惡中。但我們生活于善惡之彼岸，因為一切偉大均屬於美。」、「甚至是查拉圖斯特拉的精神——這位最真的戰爭的嗜好者和戰士最真誠的朋友——也保持著許多令人作嘔和可鄙可棄，因為有人聽到他大呼：『對於我，你一定是那些極目而視，搜尋敵人的敵人者。在你們之中一眼可見仇恨在熊熊燃燒。你必須尋找你的敵人，打你的戰爭。這是為你的思想！如若你的思想屈服，你的誠實正直便會勝利地大呼！』但是，唉，這些解放野蠻人的英雄訓誡毫無益處。」
拉丁美洲的個人無政府主義
阿根廷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安格爾·卡佩萊蒂（Angel Cappelletti）記錄說，在阿根廷「本世紀初的二十年從歐洲來的工人中，很奇怪的有一些受尼采哲學影響的、信奉施蒂納的個人主義者。他們視工團主義為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的潛在敵人。他們建立……行動小組（affinity groups），馬克斯·耐特勞（Max Nettlau）認為其數量在1912年達到了20個。1911年在科隆出現了雜誌El Único（唯一），被定義為個人主義出版物（Publicación individualista）。
維森特·羅哈斯·里茲卡諾（Vicente Rojas Lizcano），筆名為比奧費羅·盤拉斯塔（Biofilo Panclasta），是一位哥倫比亞的個人無政府主義作家和活動家。 1904年開始使用筆名Biofilo Panclasta。"Biofilo"在西班牙語中代表「愛生命者」，"Panclasta"代表「一切的敵人」他走訪超過五十個國家宣傳無政府主義，他本人深受麥克斯·施蒂納和尼采影響。他的作品包括Siete años enterrado vivo en una de las mazmorras de Gomezuela: Horripilante relato de un resucitado（1932）和 Mis prisiones, mis destierros y mi vida（1929），談論作為冒險家、活動家和流浪者的冒險經歷，以及他的思想和他多次在不同國家被監禁。
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共產主義者
美國的無政府主義刊物《無政府：武裝起來的渴求》（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報道「德國無政府主義者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 Landauer）的主要著作《爲了社會主義》（For Socialism）也直接基於尼采的思想。」魯道夫·拉克（Rudolf Rocker）是另一個敬佩尼采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支持者。「拉克在他的巨著《國家主義和文化》（Nationalism and Culture）中反覆引用尼采，用來支撐他的觀點，即國家主義和國家權力會對文化造成破壞性影響，因為『文化總是創造性的』，而『權力從不是創造性的。』拉克甚至以尼采的引語作為該書的結尾。」拉克的《國家主義與文化》以權力意志理論為開頭，駁斥馬克思主義。他說：「我們對歷史中政治產生的影響追尋得越深入，我們就越確信『權力意志』至今在人類社會形態的發展中是最強大的動力之一。一切政治和社會事件都是特定的經濟條件的結果並且在這些條件中得到解釋，這種思想經不起仔細地考量。」拉克還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翻譯成了意第緒語。
桑希說道：「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將他們的階級政治與對尼采的熱望混合在了一起。」默里·布克欽在《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中，將全國工人聯盟和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CNT-FAI）的重要成員薩爾瓦多·塞古描述為「尼采個人主義的尊崇者，那個對其而言一切都是允許的超人的尊崇者。」布克欽在他1973年對山姆·道爾戈夫（Sam Dolgoff）著作《無政府主義者之共同體》（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的介紹中，甚至將工人對社會的重建描述為尼采的事業。他說：「工人必須將他們自身看做人類（human beings），而非階級性的存在（class beings）；看做創造性的個人，而不是『無產者』，看作自我肯定的個人（self-affirming individuals），而不是『大眾』……通過將一種『密切友誼』帶入生產過程中，通過降低繁重工作在生產者生活中的作用（role），甚至通過完全的『重估一切價值』（尼采語），因為它也適用於生產和消費中正如它適用於社會和個人生活中那樣，經濟的構成必須以此被人性化。」
「在《我不是一個人，我是炸藥》中，艾倫·安特立夫（Alan Antliff）用文字描述了印度藝術批評家和反帝國主義者達·庫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如何將尼采的個人主義和精神新生的感覺與克魯泡特金的經濟學和亞洲唯心主義宗教思想結合在了一切。這個結合爲反對英國殖民和工業化提供了基礎。」
無政府女性主義者
雖然尼采的厭女癥已廣為人知，但他仍得到了兩位重要的無政府女性主義作家、活動家的尊崇。她們是埃瑪·戈爾德曼和費德麗卡·蒙特瑟尼（Federica Montseny）。
埃瑪·戈爾德曼
埃瑪·戈爾德曼被尼采極為深刻地影響「以至於所有尼采的著作都可以通過他的雜誌《地球母親》（Mother Earth）郵購到」。戈爾德曼對待尼采的態度的最終概括，表露在她的自傳《我的生活》（Living My Life）中：「我以為尼采不是一位社會理論家，而是一位詩人，一個反叛者和創造者。他的貴族氣質既不源於血統，也非因財富；而在於精神。從此看來，尼采是位無政府主義者，並且所有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是貴族 ，我這樣說。」、「在維也納，一個人可以聽到有關德國現代散文、詩歌的有趣講座。也可以讀到年輕的反偶像者們的藝術作品和書信，其中最大膽的便是尼采。他語言的魔力，他意象的美麗，將我帶入從未夢及過的高度。我渴望痛讀他的每一行文字，但我卻沒錢沒錢買他的書。」戈爾德曼甚至將尼采當做「榮光的無政府主義者」加以「施洗」。埃瑪·戈爾德曼「總是將他對自我創生的個人的擁護和一種克魯泡特金主義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結合在一起。」
這位重要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她著名的文集《無政府主義及其他》（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的開篇「無政府主義：它究竟意味什麼」（"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中，熱烈地為尼采和麥克斯·施蒂納在無政府主義中受到的攻擊作辯護，她說道：「讀者中最令人沮喪的傾向就是把一句話從一個作品中割裂出來，作為對作者思想和人格的評判標準。比如，尼采被誹謗為是仇恨弱者，因為他相信超人。對那個巨人頭腦的淺薄詮釋者想不到，超人的想像也在呼喚一種社會狀態，其中不會誕生出屬於怯懦者和奴隸的種族。」另一處類似的將尼采運用於女權主義批評的情況在 《道德的受害者》（"Victims of Morality"）中，她說道「道德對於已超越善和惡的她而言已不再有恐懼。雖然道德仍會持續地毀滅其受害者，它在現代精神的面前卻是徹底無力的，後者以它全部的榮耀照耀在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眉上，解放了的和無懼的。」
之後在對尼采的女性主義解讀中，她這樣寫道：「尼采的名言『去見女人的時候，也要一併帶上你的鞭子』被認為殘忍野蠻，但是尼采在這個句子中表達了女人在上帝面前的姿態……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宣判女人成為生活中的低賤者，一個奴隸。這阻礙了她的天性、禁錮了她的靈魂，但是基督教並不擁有比女人更堅定、忠誠的支持者了。的確毫無疑問：假如基督教沒受到女性支援，那它早就不再是生活中一個要素了。最熱誠的教會工作者、奔波在全世界的不知疲倦的傳教士是女人，永遠在上帝的神壇上犧牲，而正是上帝束縛她的精神、奴役她的身體。」
在頗具爭議的她文章《少數對多數》（Minorities Versus Majorities）中，明顯的尼采式的主題表現了出來。她寫道：「如果讓我對我們時代的趨勢做個總結的話，我會說，數量。群眾，大眾的精神，統治一切地方，破壞質量。」「今天，正如當時，公共意見是無所不在的暴政；今天，正如當時，多數就代表了一大群懦夫，意欲接受那反映著自身靈魂和頭腦的貧乏的人。」 「這即是大眾的血，那正被劫掠和利用的，同那些選票騙子一樣，我也知道得很。但是我堅持，不是少數的寄生蟲，而是大眾自身應為這可怕的事態負責。他依附他的主人，愛那鞭子，並且是他第一個喊出『把我釘死在十字架上吧！』」 
費德麗卡·蒙特瑟尼
費德麗卡·蒙特瑟尼是西班牙語個人無政府主義雜誌《白色雜誌》（La Revista Blanca）的編輯，隨後作為西班牙的全國工人聯盟和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聯盟（CNT-FAI）成員，並是四位接受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內閣的職位安排的無政府主義者之一，而聲名狼藉。「根據理查德·克恩（Richard Kern）（在《紅色年代/黑色年代：西班牙無政府主義政治史，1911至1937 Red Years / Black Year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Spanish Anarchism, 1911–1937）的說法，尼采和麥克斯·施蒂納，以及劇作家易卜生和無政府主義地理學者以利沙·雷克呂（Elisee Reclus），是她最喜愛的作家。克恩說，她認為：「女性的解放會導致社會革命更快的實現」「反對性別歧視的革命必須來自有智識的和好於戰鬥的『未來之女性』。根據這個費德麗卡·蒙特瑟尼的尼采式觀念，通過藝術和文學，女效能夠實現他們修正自身角色的需求。」
存在主義無政府主義
影響，後者在那本書中也被探討。「像尼采一樣，他也保持對希臘英雄價值和敬仰和對古代美德，如勇氣和道義的悲觀。在他的哲學中，可以被冠以浪漫價值的事物受到特別的尊重：熱情、進入存在本身、感官體驗、一瞬間的光榮、世界的美。」「無政府主義聯盟（Fédération Anarchiste）的總書記，喬治·方特尼斯（Georges Fontenis）也在《自由意志主義者》（Le Libertaire）中評論了加繆的書（《反抗者》）對於標題中的問題：『加繆的反抗與我們的一樣嗎』，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英國，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因深受麥克斯·施蒂納的影響，隨後向存在主義靠攏。他曾這樣談論尼采：「是尼采第一個令我們意識到個人在進步歷程中的重要性，這一進步歷程仍待發生。」
后左翼和暴動無政府主義
后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哈基姆·貝（Hakim Bey）在解釋他的主要概念「立即達成主義」（immediatism）時，說道：「日常生活被非凡之物——情景的創造——所透入，這情況屬於那「物質的、身體的原則」，屬於想像，屬於現實活生生的構造……僅僅通過從『幽靈』的催眠（施蒂納稱之為全部的抽像）中甦醒過來，實現了這種即刻性的個人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他歡愉的範圍；但更多的要通過『犯罪』來達成，仍更多的要通過在性愛中使自我加倍。由施蒂納的『自我所屬的個體聯盟』（Union of Self-Owning Ones），我們進步到了尼采的『自由精神』的循環，繼而到夏爾·傅立葉的『激情序列』（Passional Series），加倍且再加倍我們自身，甚至如他者般在群體的性慾中作乘法。」
暴動無政府主義者費羅·方恩（Feral Faun）提出了一套針對身份政治的尼采式的批評，在《欺壓的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victimization）中，他斷言存在「女權主義版本的欺壓的意識形態，此意識形態促進恐懼和個人的軟弱（並進而促進對基於意識形態支援的群體和來自權威的家長式保護的依賴）」。但在最後：「如所有意識形態一樣，欺壓的意識形態的變種也都是虛幻的意識的種種形式。接受受欺壓者這一社會角色——不論是它的何種形式——就是選擇不去為自己創造生活，不去探尋個人與社會結構的真實關係。一切區域性的解放運動——女權主義、同性戀解放、種族解放、工人運動等等——都以其社會角色來定義個人。因此，這些運動不僅不能逆轉現有視角，打破社會角色，允許個人基於他們的熱情和慾望來創造現實；它們實際上反對這一逆轉。反對使個人保持為主體的社會角色的『解放』。」
后無政府主義
，其中他指出尼采如何「視無政府主義在根部便被有害的仇恨之雜草所毒化，為一種弱者和可憐人的仇恨政治，奴隸道德。」因而他的文章決意「嚴正控告無政府主義。」所以他提出「無政府主義如何能變為一種新的『英雄』哲學，不再反動，卻創造價值。」並且他持有一種有關共同體的概念「該共同體富於力量，這是『主人』的共同體而非『奴隸』的。這是尋求自我超越的共同體——持續地改變自身，知曉自己這樣做的權力，並陶醉這知曉之中。」
近來法國無政府主義和享樂主義哲學家米歇·翁福雷接受了后無政府主義的提法，以此描述其對政治和倫理的態度。他說五月風暴是「一場為終結唯一真相（'One' truth）的尼采式的反叛，為使苦修式的基督教觀念消亡，並幫助新的存在的可能性崛起，它為真理多樣性提供了證據。」2005年他出版了《論悲劇智慧——尼采文論》（De la sagesse tragique - Essai sur Nietzs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