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論》（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with reflections on female conduct, in the more important duties of life）是英國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的第一本書,1787年由沃斯通克拉夫特友人約瑟夫·約翰遜（Joseph Johnson）出版。該書為英國新興中產階級提供女教建議，體裁為行為指南（conduct book）。該書內容以品行禮儀為主，但也包含基本的育兒指導，如撫育嬰兒等。
18世紀該書出版時，可謂現代自學書籍（self-help book）的一位先驅。該書成文參考大量文學舊作，如建議手冊、宗教故事等。18世紀下半頁有大量行為指南得以出版，市場蓬勃發展，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教論》時正利用了這點。然而，該書談不上非常成功：儘管書評加以讚譽，但僅有一份雜誌有過評論，書也只重印過一次。儘管當時一些通俗雜誌有摘錄該書內容，但上世紀7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判崛起之前，該書一直未能重印。
像當時的其他行為手冊一樣，《女教論》的體裁適應新興中產階級風格。這本書鼓勵母親教導自己的女兒分析性思考，自律，誠實，對自身的社會地位要知足，並掌握就業技巧（以便在必要時能獨立養活自己）。這些教育目標揭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深受約翰·洛克影響；然而，她對宗教信仰的強調，以及她對女性先天感性方面的著重描述使得他們兩人的作品有了區分度。她的目的是教育女性成為有用的妻子和母親，因為她認為，通過這些角色，女效能最有效地為社會作出貢獻。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女性勾勒的顯著家庭地位——一個她認為有意義的角色——被20世紀的女權主義文學評論家解釋為「荒謬地把她們限制在家裡相夫教子」。
雖然《女教論》與所有女性行為手冊一樣，陳詞濫調與建議鋪天蓋地，但從其中少數章節（如她對苦難單身女性的辛酸描述）可以預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權辯護》（1792年）一書里所闡述的女權主義者的論點。然而，一些評論家認為，根據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後期作品可以看出《女教論》里的這些章節似乎只有激進意味。
個人經歷
沃斯通克拉夫特同生活于貧困中的英國十八世紀最後25年的婦女一樣，試圖建立學校，以維持生活。她、她的姐姐，還有一位她的好朋友在紐因頓-格林建立了一所寄宿學校，紐因頓-格林那時已經因反教國學院而出名，當中包括政治理論家和教育改革者詹姆斯·伯格，他的妻子後來成了寡婦，幫助沃斯通克拉夫特找房子，招學生，如「神聖的教母」一般。然而，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學校因為經濟困難關閉，沃斯通克拉夫特急切想要逃脫債務，那時，她寫了第一本書：《女教論》。這個題目會讓人聯想到伯格的書：《對教育的看法》（1747），而伯格的書名又會讓人想到約翰·洛克1963年的一本著作：《一些關於教育的看法》。她僅以十幾尼的價格就把書賣給了朋友介紹給她的一個出版商，節瑟夫 約翰遜；後來他們成為朋友，節瑟夫鼓勵她繼續寫書。
接著，斯通克拉夫特試圖做一名家庭女教師，但她不甘處於卑微的地位，拒絕向僱主推薦自己。《女教論》一書的初步成功和約翰遜的鼓勵鼓舞著她做一名職業作家，而在十八世紀這對女人而言是一個不穩定也不體面的職業。她給她的姐姐寫信說自己將成為「新職業的第一人」，並在1788年發表了《瑪麗：虛構的事》，這是一本自傳小說。
概述
對於母親，年輕女子和教師來說，《女教論》（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一書闡釋了怎樣對嬰兒至婚姻時期的女子實施教育。全書的21個章節並沒有按照一定的次序來排列，卻涵蓋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開篇的兩章「育兒」（The Nursery）和「道德規範」（Moral Discipline）提出瞭如何增強孩子的「體質」和培養孩子的「氣質」，並討論了理性的頭腦必須從娃娃抓起。同時，該書還就照顧嬰兒和支援母乳餵養（這在18世紀是一個熱門的辯論話題）這些方面提出了特別的建議。很多評論家著書立說批評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教育方面的觀點。她認為通常提供給女性的教育是破壞性的，包括「虛偽的禮貌」，紙牌遊戲，看戲和對時尚的強調。比方說，她認為女性把金錢「揮霍」在服裝上，如果她們把這些錢用於慈善，那麼一些困難家庭的貧困情況將會得到緩解，同時這對於那些處於困境中的女孩來說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她還把這種普通卻又無效的教育和幼兒時期的閱讀，仁慈和愛的教育作對比。沃斯通克拉夫特同時還探究一些社會問題，除了「對僕人的論述」（Treatment of Servants）一章，她還討論了「女性的不行境遇，上流社會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運」（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du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宗教信仰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倡的教育計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她還提倡遵守安息日並敘述「源於挫折的益處」，也就是從上帝安排的苦難中得到的好處。
在她後期的著作中，例如《男權辯護》(1790，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和《女權辯護》(1792，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沃斯通克拉夫特不斷地論述她在《女教論》一書中闡述的觀點，特別是勤勞的美德和女性學習實用技術的必要性。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如果女效能夠掌握一些重要的技能而不僅是作為社會的裝飾品，那麼一個國家的社會水平和政治水平將會得到極大的提高。
體裁：行為手冊
1760至1820年間，行為手冊在英國的流行達到了一個高峰；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正是「女士禮儀書籍的時代」。正如南茜.阿姆斯特朗在她影響深遠的同類型書籍——《慾望和本國的假象》（1987）所寫：「這類書籍是這樣的流行，以至於到了18世紀中後期，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應該是怎樣的。」
海斯特·沙蓬的信（1773）第一版的扉頁，這曾是當時最流行的一本行為手冊。與此同時，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在寫《女教論》一書。
行為手冊結合了在此之前的同類書籍的風格和修辭，例如禱告詞，婚姻指南，菜譜以及有關家庭經濟的著作等。這些書籍（常常）向讀者描繪了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同時，提出了可行的建議。因此，它們不但闡述了道德準則，同時也指導著讀者的衣著，勾勒出「適當的」禮儀是怎樣的。典型的例子有女學者赫斯特.沙蓬寫的《關於思想提升的書信》（1773），這本書在十八世紀的后十五年出版至少十六版。另一個例子是由受過古典文化教育的歷史學家卡瑟琳. 麥考利所著的《關於教育的信函》（1790）。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時期，沙蓬的作品對沃斯通克拉夫特頗具吸引力，並且影響了她的《女教論》一文，因為它提出了「將對女性的研究作為一向長期的工作」。同時這一文章也是基於基督教應作為「我們理性的指引」這一觀點寫成的。當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92年寫作《女權辯護》一書時，她結合了沙蓬和麥考利的作品。
傳統上，行為手冊被學者們視為資產階級自我意識產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行為手冊「促進了『中產階級』這一概念的產生，其中描述的謙恭、順從卻又具有完整的道德和家庭意識的婦女則是第一個『現代人』」。通過發展特定的資產階級思潮，如行為手冊這樣的文學體裁，新興的中產階級向貴族最重要的行爲規範提出了挑戰。但是行為手冊同時壓縮了婦女的社會角色，它宣傳女性作為「家中的天使」的形象（出自考文垂·帕特莫爾的詩歌名），鼓勵女性成為貞潔、虔誠、順從、謙遜、無私、優雅、純凈、嬌弱、遵從、內斂而且禮貌的人。
最近，一些學者認為應該對行為手冊進行更加細緻地劃分，其中一些手冊將傳統的女性行為指南轉變為「原型女權主義手冊」，如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教論》。這些學者認為《女教論》遵循了以舊體裁表現新思想（女權）的慣例，運用體裁包括女性教育指南，寓言以及英國非國教徒的道德和宗教作品（與英國大教堂無關）。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章在某些地方和傳統的行為手冊一樣，推崇自製和順從，以及那些可以吸引丈夫的特性。然而與此同時，她通過引入非國教徒的觀點質疑了「正派淑女」的形象，並主張靈魂的平等性。因此，《女教論》被數對矛盾割裂開來，如順從和叛逆，性情溫順和理性獨立，家庭職責和政治參與。這種關於行為手冊，特別是針對《女教論》的新觀點，對早前僅僅把這種體裁視為思想灌輸工具的觀點（該觀點出自於米歇爾·博科等理論家的批評）提出了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