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普風（Camp）是一種將使觀者感到荒謬滑稽作為作品迷人與否評判標準的藝術感受。「Camp」一詞來源於法語中的俚語「se camper」，意為「以誇張的方式展現」。1909年，「Camp」第一次出現在印刷品中，並在《牛津英語詞典》中被定義為「豪華鋪張的、誇張的、裝模作樣的、戲劇化的、不真實的」同時，該詞也有「帶有女性氣息或同性戀色彩的」的含義。20世紀70年代中期，該詞的含義則被定義為「過度陳腐、平庸、狡詐和鋪張以至於產生了反常而複雜的吸引力」。
坎普的起源與發展
若要追溯坎普的歷史，最早可以回到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及當時的手法主義畫家羅梭、卡拉瓦喬等人。1527年羅馬城遭到洗劫，文藝復興全盛期不復。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手法主義藝術興起。其特徵便是脫離了文藝復興的和諧之美，其強調構思上的複雜，重視技術上的質量，是坎普風格的早期體現，也是文藝復興與稍後的經典坎普藝術——洛可可風格之間的橋樑。不過坎普最為可靠的起始點還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之交。當時有著空前的對技巧、手法的執著追求，催生了對惟妙惟肖的繪畫精神的極大鑑賞，同時善於表現人物轉瞬即逝的性格與表情。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康格里夫、沃爾浦爾等；代表建築風格是洛可可，代表音樂有莫扎特的諸多作品。
起先，坎普和自然的關係與後來不盡相同。在十八世紀，有閑情雅緻的人總是喜歡與自然沾邊，甚至想要撲捉自然，將其重新塑造，成為人工的藝術品。而當今的坎普已經難覓自然的影子，甚至已經和自然決裂，與其格格不入。
在上述時期，坎普普遍植根於高級文化領域和藝術領域。直到十九世紀，這一趨勢被打破。本來的執著的藝術追求蒙上了灰色的趣味，變得艱澀、反常。以英國為例，坎普在十九世紀遊走于唯美主義間（代表人物奧斯卡·王爾德），而唯美主義的一大特點便是風氣頹廢。十九世紀後期，隨著唯美主義旗下的視覺藝術運動的興起，坎普迎來了另一個藝術高峰。當時提倡藝術的使命在於為人類提供感官上的愉悅，而非傳遞道德或情感上的資訊。
作為一個美學名稱，坎普風從二十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為人所知，當時它也是對流行文化的反學術防衛的一部分。而在80年代，坎普則因藝術和文化中的後現代主義被廣泛接受而成為美學的普遍視角之一。其實，原先這種特殊趣味的倡導者大多數來自同性戀人群。儘管不應該將坎普與同性戀之間劃等號，但無疑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特殊的契合。並非所有的同性戀者都推崇坎普風格，但總的說來，同性戀者構成了坎普的先鋒。他們不去糾結自身與社會的矛盾，關注坎普風格的藝術鑑賞。坎普恰好充當了調劑的角色，它中和了負面激進的道德立場，提倡遊戲精神。當然坎普不侷限於同性戀文化。坎普提倡的把生活看做戲劇的理念，給了同性戀者一定的庇護，也契合他們的社會處境，因而顯得十分得當。
在美國，Thomas Hine認為，1954-64是全國坎普最為風靡的時代；在英國，坎普則被用來形容女性化的男同性戀者，尤其是那些極力炫耀自己同性戀者身份的人；在澳大利亞，著名的歌劇導演Barrie Kosky擅長於使用坎普的手法再現西方經典，同時有效地譏諷了澳大利亞郊區中產階層人們的自負做作與文化空虛；在歐洲，坎普的技巧被歌唱比賽的選手用來贏取更多投票，在這個本該以演唱技巧為評判標準的真人秀中，選手們更傾向於挖空心思在其他方向做出奪人眼球的舉動。
坎普的特點
坎普強調風格以至於可以忽略內容。「坎普是在引號里理解文化」 。坎普以內容為代價來襯托作者的風格和作者創作時的感性因素。重視視覺效果及裝飾效果的藝術形式，例如服飾、傢俱，是坎普風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坎普在努力營造單調的內容與吸引人的形式之間的鮮明對比。因此有時，一種藝術形式可以整個地歸類於坎普，例如歌劇、電影等。坎普風格的作品通常是一種表達，對作者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表達。這種風格狂熱于以誇張來表現自己的思想，這種誇張是讓事物脫離於自己本身性質的誇張。這種坎普風格的創作在現代社會中有許多體現，例如冰屋樣式的旅店、刻畫著蛇形狀的燈具。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赫克特·基瑪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曾把巴黎地鐵的入口設計成鐵柱蘭花柄的形狀。
坎普也同樣熱衷於是表現有與自身性別不相符特質的人物形象。其中以男性化的女子或女性化的男子為重要標誌。新藝術在招貼畫、燈具上纖弱人體的描繪、拉斐爾前派作品中描繪的缺乏性感的人體形象，格麗泰·嘉寶充分的女性魅力背後的那份男性慵懶的氣質。新藝術的這一系列形象展現了坎普的熱衷，展現了人與其異於其本質的特質的融合。這種融合將表面看起來截然相反的兩種特質統一結合,在同一個人身上體現。有代表性的電影明星有：維克多·馬修爾，弗吉尼亞·梅約、簡納·曼斯菲爾德、吉娜·洛羅布里基達、簡·拉薩爾等。
坎普的初衷是嚴肅的，但任何蓄意追求坎普的行為反而會無法真正達成坎普的風格。「坎普傾向於反應一種主觀的過程」。 「第四十二街」、「一九三三年的淘金者」這些在三十年代早期巴斯比·貝克利為華納兄弟影業公司音樂劇設計的數字標題，都是以嚴肅和認真為初衷的，並不是以逗樂為目的的。諾爾·柯沃德以情節荒誕出名的劇作，也是在作者嚴肅的創作態度下形成的。相反的，刻意去追隨坎普會適得其反的。坎普的經典電影如《電影風波》和《馬耳他之鷹》之所以成為坎普的經典電影，是因為作者在創作時並沒有把坎普當做創作的目標。但同時一些自稱有坎普風格的電影，例如《前夜》和《難倒魔鬼》，作者將坎普作為目標，使用過度的技術上的處理，反而使作品喪失了坎普的特點。因此，無意而為是坎普的精髓。當人們以坎普為目標而創作有坎普風格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反而離坎普越來越遠。如《救生船》中梅·韋斯特、比·利莉的表演以及貝蒂·戴維斯在《前夜》中的情形。
鋪張也是坎普的一大特點。例如，卡羅·克里維利的繪畫，他在畫中綴上了真正的珠寶，與磚石結構相得益彰，同時他又畫有栩栩如生的昆蟲和裂縫。這種鋪張和宏大不僅體現在坎普的作品的風格上，也體現在作品的主旨，或者是創作者的意圖上。例如高迪在巴塞羅那的絢麗的建築之所以為坎普建築，不僅因為它外表的宏大，更因為它代表了宏大的教堂創造者的意向。
坎普同時也意味著嘗試不同的事。不同的事更多的是指不平凡的、對人有誘惑力的事。里普利《信不信由你》中的兩個腦袋的公雞、十字架形狀的茄子等形象的創作，因其本就是基於現實而沒有創作性和創新性，而不能歸類於坎普。同時，電影《在海邊》和小說《喪鐘為誰而鳴》由於其想像的成分不充足，也不能作為坎普。但作品例如《浪子》、《參孫與大利拉》等雖然在寫作和技巧上略顯不夠精雕細琢，但在想像上更為創新，所以可以歸入坎普之列。
坎普在不同領域中的表現
電影電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電視機由黑白向彩色的轉變，使得電視節目開始向突出色彩、追求時尚的方向發展。其中雖不乏一些刻意取悅觀眾的節目，但仍有許多優秀的坎普風格作品。如BBC第四頻道的電視節目《Eurotrash》 ，便通過模仿地區口音、誇大地區特性的方法，戳穿被訪者嚴肅莊重的偽裝，挖掘節目的內在笑點，成為坎普風的一次成功運用。
而電影方面，隨著坎普風格的電視節目大量改編成電影，坎普風更是逐漸成為電影常用的手段。有些電影本意嚴肅，卻因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坎普的氣質，成為坎普風電影的經典代表作。如《Valley of the Dolls, Burlesque, Showgirls》和《Mommie Dearest》，幾部影片中主角過分誇張的表演讓原本嚴肅的主題增添了許多樂趣。而有些電影即為坎普而生，如英國的《Carry On》系列，即用誇張的手法表現社會現象。
音樂表演
Dusty Springfield，羅文，澤田研二，David Bowie，佐治童子，達明一派，梅艷芳，X-Japan，王菲等是坎普風歌手的典型代表。他們以濃重的妝容、出位的裝扮以及情感豐沛的演唱風格，成為坎普風的標誌，同時也在同性戀人群中贏得了很高的人氣。而進入二十一世紀，樂壇坎普風依舊不減，二手玫瑰，Lady Gaga在流行音樂中以華麗且特立獨行的形象知名，並貫徹在自己的日常穿著與表演融入到音樂錄像帶中，成為坎普風的又一個標誌。而近期迅速走紅網路的韓國歌手Psy浮誇的表演也被認為是坎普風的承續。
服裝業
坎普風在時裝上的應用十分廣泛。它似乎很東方，造型中包括層層疊疊圖案異常豐富，有大片的花紋或區域性的印花，而人物的妝容甚至會有點「藝妓」的感覺。對它嗤之以鼻的人們，會認為這是種混搭出來的高級乞丐裝，是由一堆元素堆砌出來的華麗浮誇。但是，這都不能阻止坎普風在各個大牌中蔓延。
2011年大牌以坎普之名牽起華麗浮誇風，設計師Marc Jacobs在談到LV新作的創作靈感時就這樣說：「坎普品味只會在富裕的社會、良好教養的環境以及瞭解富人生活圈子的思維中產生。」因此LV與以往表達的優雅成熟女性氣質迥然不同，呈現出頹靡、精緻的華麗風格，在巴黎春夏時裝週上更以裸身彩繪斑馬紋引人注目，一身奪目色彩與閃爍材質的時裝，手持蕾絲摺扇與華麗手包身處耀眼奪目的上世紀70年代的模特，營造出令人神魂顛倒的獨特影像。
坎普的影響
	作為一種對傳統文化的挑戰，當一小部分人嘲弄占主導地位人群的形象的時候，坎普也被賦予了政治的意義。直接的例子就是多元文化主義和新左派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則是同性戀解放運動。該運動用坎普對抗現代社會。《來自坎普的男人》是第一部正面描寫同性戀的作品。在作品中，同性戀提倡者雖然柔軟卻身體強壯。有坎普風格的女性演員，像朱迪·加蘭、梅·蕙絲等，對女權意識的發展有重要影響。通過對一些老套的女性特徵的誇張，例如脆弱、易被感動和憂鬱，她們嘗試著去削弱這些先入之見的可靠性。
坎普通過技術上、文體上現代卻又過時的方法，重新定義文化的意義。一些事物可能因為曾經流行而現在不了而成為坎普。跟迎合低階趣味的作品不同，坎普用諷刺的方式闡釋社會文化，然而低階趣味的作品卻是極其真誠的。那些將事物定義成坎普的人是爲了紀念「可以在不顯著的事物中發現意外的價值」的過程。
坎普的反諷效果是充滿問題的。在這個範圍內，重新定義文化的渠道通常是被上層階級和中層階級運用的。這些人能「承擔將物質富裕的生活重新定義成精神貧困生活的工作」坎普風的表演能通過將偏見用諷刺遮蓋使這些偏見成為永恒。一些女權主義的批評家認為穿著女人衣服的男演員是厭惡女人的，因為這些男演員讓女人看起來很可笑並且讓那些有害的偏見成為永恒的。還有一些批評人文坎普的喜劇演員像拉里格萊森等將對同性戀的偏見變成了永久的。這種在文化中的不平等地位讓低層階級不能對文化進行任何重新定義，因此，低層階級被降低到了一個靜止的地位，在這個地位中，低層的人只有擁有了財富才能得到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