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羅伯特·雅克·杜閣，法國在18世紀中後期古典經濟學家，也是經濟學上重農學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今天他被視作經濟自由主義的早期倡導者之一。1750年，杜爾哥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進步」的完整概念。
早期活動
杜爾哥出生于巴黎貴族官僚家庭，是巴黎的商人教務長米歇爾-艾蒂安·杜爾哥（Michel-Étienne Turgot）和瑪德琳·弗朗索瓦絲·馬蒂諾·德·佈雷蒂尼奧勒（Madeleine Francoise Martineau de Brétignolles）的小兒子，家族屬於一個古老的諾曼家族。他早年先後在路易學院、聖敘爾皮斯神學院、索邦神學院接受神學教育，1747年獲神學學士學位。1748年轉入巴黎索邦神學院，翌年被推選為學院名譽副院長。後進入梭爾邦大學，深受當時各種流行思想（如科學好奇心、自由主義、寬恕、對社會進化的興趣）的影響，並在1749年發表了兩個著名的拉丁語論文——《On the Benefits which the Christian Religion has conferred on Mankind》和《O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他喜歡詩歌製作，並試圖改進法國詩歌韻律的規則，將拉丁文的《埃涅阿斯紀》第四本翻譯成古典六步格詩，伏爾泰稱讚其是「自己感動的唯一的散文」。
從政
1751年杜爾哥放棄神職，投身政界。1752年擔任巴黎市議會的代理人（substitut)和顧問(conseiller），1753年任代理檢察長（法語:maître des requétes）。1754年成為皇家商會（chambre royale）成員。在巴黎，他經常參加沙龍，同重農學派的弗朗索瓦·魁奈、皮埃爾·杜邦和樊尚·德·古爾奈等人關係密切，1753—1756年他陪同商務監督古爾奈到法國外省巡查。1760年在法國東部和瑞士旅行時，他拜訪問了伏爾泰，併成為他的首席朋友和支持者。
由於受到路易十五的重視，1761年8月杜爾哥被任命為利摩日行政區長官兼監督官（稅務員），他在這裡呆了十三年（到1774年），在魁奈和古爾奈等重農學派經濟學家的影響，他開始在工作，儘量將它們應用在他的省份，在管治區進行若干整理賦稅、廢除徭役的改革。在任內，他整理稅制，實行以稅代役，賑濟饑荒，維持穀物貿易自由，充分顯示了作為一個行政長官、改革家和經濟學家的非凡才能。
路易十六即位后，1774年7月他被任命杜爾哥為海軍大臣，一個月后（8月24日）他轉任財政總監。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服從國王所聲明的指導原則:「沒有破產，沒有增加稅收，沒有借貸」。在任期內，他試圖進行財政、行政和政治改革，其措施集中於1776年初所擬定的六個法令中。其中之一是在全國取消徭役制度；之二是廢除行會；其餘四個則是試圖取消若干苛捐雜稅。
為緩解財政困難，杜爾哥于1775年將修路勞役改為徵收以產業額為計稅依據的道路稅，並規定所有等級一律照章納稅。1776年初，廢止酒類專賣制，允許自由買賣。他還準備進一步規範財政、稅收秩序，內容包括節約行政開支、成立貼現銀行以便在政府財政危機之時提供應急資金等。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杜爾哥試圖預先採取法國革命的措施」。這些法令國王同意了，樞密院通過了，但議會不予備案。國王迫使議會服從。然而，在改革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卻恢復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餘家高等法院，這些機構中雲集著擁有特權的「穿袍貴族」。
杜爾哥的這些侵犯特權階級權益的改革措施引起了宮廷、貴族和教士的強烈反對，他們擔心改革會觸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極力抵制杜爾哥改革並通過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對國王施加影響，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12日解除了他的職務，法令也隨之被取消，剛剛啟動的、明顯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的財政改革化為泡影。對於這一「黃金時代」的速生速滅，伏爾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遠也不能平靜」。
杜爾哥解職后立刻回到恩維爾公爵夫人位於巴黎地區瓦茲河省拉羅什-居永城堡(La Roche-Guyon)，不久返回到巴黎，在科學和文學研究的平靜生活中度過了他的餘生，1777年擔任法蘭西文學院副院長。
重農學派
杜爾哥是繼弗朗索瓦·魁奈之後的重農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樊尚·德·古爾奈對杜爾哥的經濟思想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影響來自魁奈。他深受魁奈的影響但不是魁奈的門徒，也幾乎沒有參加所謂「經濟學家」們的派系活動。雖然杜爾哥沒有參加魁奈這一派的活動，但舉凡創自魁奈的重農學派的基本理論，如自然秩序、自由放任、純產品、農業優先地位、社會經濟劃分、單一地租稅等，杜爾哥幾乎無不接受。
杜爾哥在任職時期推行重農主義政策，因受貴族反對而被取消。他在魁奈所劃分的三個階級（生產階級、不生產階級、地主階級）基礎上，又進一步劃分出資本家和工人，並初步表述了勞動者和勞動條件分離的歷史過程。資本家靠資本，使別人從事勞動，通過墊支而賺取利潤，而工人則除了能把自己的勞動賣給別人外，就一無所有。他對資本的類別和作用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從而論證了利息、利潤的合理性和其在作為資本收入本質上的共同性。他還明確提出資本的概念。他基本上拋棄了重農學派的封建主義外觀，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綱領。
他給兩個將回國的中國留學生(楊德望 Etienne Yang 與 高類思 Louis Ko，皆為出身虔信基督教家庭之北京市人 )寫的詢問問題的分析性引言形成《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1766年）一文，他發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黨的論點，使重農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特徵有更加鮮明的表現。在他那裡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峰。
馬克思稱他是「給法國革命引路的激進資產階級大臣」，「試圖採取法國革命的措施」。但就本質而言，重農學派為資產經濟反對封建制度理論提供了思想武器，倡導自由放任、反對不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各種障礙，無意間也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爆發，併爲大革命清除了前進障礙。
著作
1753年，他翻譯了約西亞·塔克（Josias Tucker）的《Questions sur le commerce》，1754年他寫了《Lettre sur la tolérance civile》和一本小冊子《Le Conciliateur》，支援宗教寬容。在1755年和1756年之間，他為《百科全書》創作各種文章，1757年—1760年的《Valeurs des monnaies》，可能是為迴應安德烈·莫雷萊神甫的《Dictionnaire du commerce 》所作。1759年他寫了《Eloge de Gournay》。
* 1769年，《Mémoire sur les prêts à intérêt》
* 《Mémoire sur les mines et carrières》
* 《Mémoire sur la marque des fers》
* 1770年，《Lettres sur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des grains》
在利摩日長官任內，他給上級寫了大量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備忘錄和給民眾的公開信(以上)；在部長任內，在所頒發的法令前面，他每冠以說明有關原理的前言。這都是有關他的經濟思想的重要文獻。這些文獻和1759年寫的《古爾奈的頌讚》，都被彙集為《杜爾哥全集》，于1809—1811年發表。
影響
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建立在杜爾哥經濟變革失敗的基礎之上，其後任所執行的各種政策也逐漸加深了階級矛盾，最終促成大革命爆發。大革命后，制憲會議從杜爾哥改革方案得到啓發的財政政策，只是這一體系的「迴光返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