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宫颈浸润癌的病因是什么？
什么是宫颈浸润癌的病因？
回答：(一)发病原因有关宫颈癌的流行因素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婚产因素、宫颈糜烂、包皮垢等。近年来则集中于性行为、性传播疾病以及病毒病因的研究。其病因包括：1.性行为 初次性交年龄过早、多个性伴侣及男性伴侣的性行为，都被认为和宫颈癌的发生相关。认为这与青春期宫颈处于扁平上皮化生时期，对致癌物较为敏感有关。50多年前人们就发现在修女中宫颈癌极罕见。继之许多研究指出婚产情况及性混乱，如初次性交过早、多个性伴侣和宫颈癌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有报道宫颈癌的死亡率和淋病的发病率之间有关，因而认为宫颈癌大多是由性传播疾病感染所引起的。在这些性因素中和宫颈癌关系最恒定的是性伴侣数。研究结果指出宫颈癌妇女较对照组妇女有更多的性伴侣，且患病的危险性直接与性伴侣数成正比。有10个性伴侣者较1个性伴侣者的相对危险性高3倍以上。事实说明多个性伴侣与CIN及宫颈癌均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与前者的相关性更明显。Slattery曾在一项研究中推算，性伴侣数10个者在宫颈癌新病例中占36%。当性伴侣数6个且初次性交年龄在15岁以前时，则患宫颈癌的危险性上升5～10倍以上。流行病学研究还发现初次性交年龄为16岁者，其相对危险性为20岁以上的两倍。有学者指出初婚年龄在18岁以下者，比25岁以上者的患病率高13.3倍。Biswas(1997)报道初次性交年龄在12岁以下和18岁者相比，OR值为3.5，且与宫颈癌的关系不依赖其他因素而独立存在。性关系的特征可能也影响宫颈癌的危险性。一些学者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性伴侣数也进行了分析。Brinton(1987)及Herrero(1990)未发现20岁前的性伴侣数比终生性伴侣具有更多的意义，但Peter(1986)发现终生性伴侣的作用可全部归于20岁前多个性伴侣的作用，他还发现月经初潮及初次性交间隔时间短可提高危险性，较初次性交过早的单独作用还强，但后人未能证实。稳定的性伴侣(时间3个月)，较不稳定的性伴侣对宫颈癌危险的相关性更大(Brinton，1987;Herrero，1990)。这个现象提示，可能需要更长期地、重复地接触携带性传播疾病的性伴侣，其危险性才增加。Herrero(1990)发现进行肛门性交者患宫颈癌的危险性亦增加，此种相关性是真实的还是仅仅反映了双方性行为的其他方面，还是与性卫生有关还不清楚。2.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流行病学调查及临床资料分析显示，在目前发现的80余种HPV型别中约有30余型与性生殖道病变有关。根据HPV致病力的大小及不同CIN和宫颈癌组织中HPV感染的分布情况，HPV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两大类。低危型多导致低度宫颈上皮内瘤变(CIN I)及扁平疣类病变，主要有HPV 6，11，30，39，42，43及44。高危型主要导致CIN～及宫颈癌的发生，主要有HPV 16，18，31，33，35，45，、52，56等。与正常宫颈及CIN相比，宫颈浸润癌中HPV 16及18型的阳性率最高，CIN次之。而HPV 6/11型则多见于CIN中。HPV 16、18型在CIN、级中较常见，而HPV 6，11型则在CIN 级中多见。以16型最多见，其次为18型，45，31，33型占2%～5%。另有研究指出，宫颈腺癌中以HPV 18型最常见，而与鳞癌关系最大的是HPV 16型。生殖道HPV感染主要通过性传播，在性行为活跃的年轻女性中最常见，感染高峰年龄范围为18～30岁。作为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HPV感染多为短暂性。大多数研究报道宫颈HPV感染的自然清除时间在7～12个月左右，只有少部分为持续感染。许多研究显示，持续性高危型HPV感染是发生宫颈病变的必要条件。有报道称，高危型HPV的持续性感染者患CIN 的风险增加100～300倍，而高危型HPV阴性者在随后的2年内发生HGSIL(包括CIN和CIN)的可能性很小，随诊中细胞学结果也由轻度或交界性异常转归为正常。Dalstein等(2003)报道了一项对781名宫颈细胞学为正常/ASCUS/LSIL的妇女的前瞻性研究。作者对这781名妇女应用第二代杂交捕获法(HC)进行了高危型HPV (HR-IPV)检测，然后每6个月随访1次，平均随访22个月。结果显示高危型HPV阳性患者平均感染时间为7.5个月(3～42个月)，大于50%的感染者在7.5个月内清除。与高危型HPV阴性者相比，HPV短暂感染和持续感染者发生宫颈细胞学ASCUS和SlL的可能性大，其相对危险度(RR)分别为2.38和9.13，所有进展到CIN2/3以上的患者都是高危型HPV持续感染者。同时作者发现，与高危型HPV阴性者相比，高危型HPV低度到中度病毒负荷者和高度病毒负荷者更易发生宫颈细胞学异常，其相对危险度(RR)分别为1.65和8.66。Schlecht等(2001)年报道了一项前瞻性HPV持续性感染的研究结果。该研究自1993～2000年对1611名妇女进行了HPV和宫颈细胞学检查，第1年每4个月1次，随后每年2次，将初始连续两次HPV-DNA阳性定义为持续感染。结果显示与HPV阴性的患者相比，HPV16或18型持续感染患者发生SIL的相对危险度为8.68(95% CI，5.9～17.6);和高危型HPV阴性者相比，任何高危型HPV持续感染发生SIL的相对危险度为10.17，而发生HSIL的相对危险度为11.6。近30年生殖道HPV感染的发病率明显升高，在1950～1978年间美国Rockester地区HPV感染的发病率上升了8倍，1978年为106/10万(Chuang，1984)。1966～1984年间在美国因湿疣而就诊者上升了4.5倍。我国6省市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发现，用核酸杂交法检测宫颈癌组织中HPV 16型DNA的阳性率为36%～64%。高发区山西省为64%，低发区四川省为36%。两地间HPV 16的检出率有明显差异(章文华，1987)。司静懿等(1992)对宫颈癌高发区新疆、华北，中发区湖北、黑龙江，低发区贵州的调查结果显示，宫颈癌中HPV 16型阳性率平均为60.4%，且各地宫颈癌中HPV16阳性率差异明显，并与各地宫颈癌的死亡率水平一致。如新疆高达77%(死亡率为15.78/10万)，而贵州则为45%(死亡率为4.92/10万)。进一步分析发现新疆农村宫颈癌HPV 16阳性率为88%，明显高于城市(66%)。在几组病例-对照研究中，均显示HPV感染和CIN及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在拉丁美洲四个国家进行的一组大的病例-对照研究，包括759例宫颈浸润癌及1467例对照，用FISH法对HPV 6/11、16/18进行检测，结果说明HPV 16/18和宫颈癌间有明显的相关性。当HPV 6/11及HPV 16/18均呈阳性时其相对危险性最高，另外还观察到性行为及HPV感染的作用均不依赖其他因素而独立存在(Reeves，1989)。美国的两组病例-对照研究(Manos，1991;Morrison，1991)也都说明，HPV感染与CIN～级均有很强的相关性。当多种型别的HPV感染同时存在时则危险性更高，在调整了HPV感染因素后，两组中的初次性交过早、多个性伴侣、口服避孕药及吸烟等因素的相关性消失或明显下降。Eileen 2003年综述文献认为，生殖道HPV感染中存在不同类型的HPV多重感染，多重感染率可以达39%，并且多重感染与病变的严重程度相关。在大约11.8%的细胞学为正常或意义不明的不典型鳞状细胞(ASCUS)的女性和35.4%轻到中度不典型增生的女性中，可以见到多重感染，并且其中至少有1种为高危型HPV。Schellekens等在74例宫颈癌样本中检测12种HPV-DNA，HPV感染率为96%，14.1%为2～3种HPV感染，其中至少有1种为高危型HPV，同时发现多重感染在腺鳞癌中较在鳞癌和腺癌中明显多见(P=0.014)。Morrison(1991)还指出根据杂交信号的强度推测病毒负荷增加时危险性也增加，二者间呈具统计学意义的剂量效应关系。Munonz等(1992)近年在哥伦比亚及西班牙的病例-对照研究中用三种不同的杂交法检测HPV-DNA，在两国中均显示HPV与宫颈癌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并观察到病毒负荷增加时宫颈癌的危险性亦上升。Josefssonzai等2000年报道了对478例宫颈原位癌和608例正常对照应用PCR技术进行HPV 16病毒负荷测定的结果。他们根据病毒负荷由低到高将患者分为五组，与HPV 16阴性者相比，发生宫颈原位癌的OR值从病毒负荷低水平组到高水平组逐渐上升，分别为2.0，4.4，8.1，18.7，68.8。Ho等在1999年对100名女性进行随访，前3个月周随访1次，之后每3个月随访1次，共15个月，将连续两次HPV阳性定义为持续感染。HPV持续性感染与SIL的持续存在相关，其OR值为3.91(95%CI，1.58～9.65)，而持续性高病毒负荷的OR为4.97(95%CI，1.45～17.02)。在调整了HPV因素后，口服避孕药、初次性交过早及教育水平低下仍与宫颈癌密切相关。队列研究是确定HPV和宫颈癌自然关系的理想方法。Campion(1986)对100例CIN妇女长期观察2年，每间隔8个月用FISH法检测HPV-DNA，结果HPV 16/18阳性者56%发展为CIN ，而HPV 6阳性者仅为20%。Schneider(1987)也有相似的报告，有趣的是3例宫颈CIN～伴HPV 16/18感染者，在其性伴侣去除了伴有HPV 16型感染之后，她们的病变也消失了。芬兰对530例宫颈HPV阳性妇女平均随访60个月，以细胞异型性HPV型别作为病情恶化的观察指标，其结果说明HPV16型较其他型别更易诱导CIN的恶化(HPV 16型有45%恶化，HPV 18型为27%，HPV 6/11各为0及13%)(Syranen，1990)。Murthy(1990)的研究结果指出63例由CIN进展为CIS的妇女，在诊断为CIS的活检标本中HPV 16/18阳性率为68.3%，而在44例无进展的CIN妇女中，在随访结束时HPV 16/18阳性率为27.3%，OR为5.9，具有统计学意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医院在宫颈癌高发区山西省襄垣县的调查研究显示，生殖道感染高危型HPV是当地妇女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的主要危险因素。通过对年龄为35～45岁1997例已婚妇女的调查研究，其中宫颈癌12例，CIN  31例，CIN43例，CIN127例。宫颈浸润癌和CIN  HPV的感染率均为100%(12/12，31/31)，CIN为95.3%(41/43)，CIN为61.4%(78/127)，正常人群为14.2%(253/1784)。Bosch和Manos等通过收集来自22个国家的1008份宫颈癌活检标本进行PCR检测，发现93%的肿瘤中可以检测到HPV-DNA，而且各国之间无显著差异(Bosch FX，1995)。新近Manos等(Walboomers JM，1999)又重新分析了该研究中HPV阴性的病例，结合先前的数据，排除样本量不足的因素，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宫颈癌的HPV检出率达99.7%。综上所述，HPV与宫颈癌的病因关系可概括如下：上述几组研究说明二者的相关性是强的，且为一致的;其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与少数特殊型别的病毒，即高危型病毒。3.月经及分娩因素 有关初潮年龄、绝经年龄及卫生因素与宫颈癌的关系很少报道，Zhang等(1989)指出在中国农村(靖安县)卫生不良(不洗外阴等)以及月经经期延长的妇女，宫颈癌的危险明显升高;另一组调查亦发现经期、产褥期卫生不良，在病例组及对照组间的RR为2.27(廖彩森，1986)，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此外，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多产和宫颈癌密切相关。我国许多省市报道分娩1～3次患病率最低(110.38/10万)，4～6次渐高(192.36/10万)，7次以上明显增高(377.52/10万)(杨大望，1985)。Brinton(1989)在拉丁美洲的调查，在调整了社会经济因素及性因素后发现，在宫颈浸润癌中分娩12胎的比分娩0～1胎者的危险性高4倍。Wang(1996)报道，台湾地区1991～1994年资料显示，阴道分娩4次者较1者的患病危险性增加2倍。此相关性可能为分娩对宫颈的创伤及妊娠时内分泌及营养的作用。此外还发现妊娠妇女HPV的检出率很高，很可能是妊娠期免疫功能低下促使病毒的活性增高所致。4.男性性行为及有关因素 一些研究说明男性性行为与宫颈癌关系密切。一些学者对比了宫颈癌及健康妇女配偶的性行为及其他行为方面的特点，以研究男性在宫颈癌发病中的作用。所有这些研究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宫颈癌配偶的性伴侣数远较对照组配偶的性伴侣数为多。研究还指出宫颈癌患者的配偶大多有各种性病史，包括生殖器疣、淋病、生殖器疱疹，而配偶经常用避孕套的妇女则宫颈癌危险性低。对靖安县415例宫颈癌的队列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初次性交年龄的提前、本人及丈夫婚外性伴侣的增加，宫颈癌的相对危险性亦上升，丈夫有两个婚外性伴侣者，其妻子宫颈癌的相对危险性上升5倍，306对配对调查(廖彩森，1986)也说明本人及配偶性混乱不论在配对调查中或高、低发区正常人群的对比调查中，病例组均高于对照组，高发区高于低发区。一些学者又进一步研究了宫颈癌的危险度和配偶性行为类型的关系。在欧洲、泰国及台湾地区的一些研究者发现，宫颈癌的高度危险性和其配偶嫖娼的次数有关(Buckley，1981;Kjaer，1991;Wang，1996)。Reeves及Quiroz(1987)报道，在拉丁美洲男性配偶嫖娼可以影响性病的流行，因此在高发区更重要的是调查上述性行为的情况，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一夫一妻制的妇女患宫颈癌的危险性和她丈夫的性伴侣数直接相关(Buckley，1981)。Skegg(1982)认为传统上婚前保持贞操的妇女(印尼穆斯林)宫颈癌的发病率很高，这是因为其丈夫嫖娼而将致癌因子传给了这些妇女所致。男性生殖器HPV感染与其配偶患宫颈癌的危险亦密切相关。Barrasso等(1987)用阴道镜检查了294例患宫颈扁平湿疣及186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的男性伴侣480例，其中64%的男性生殖器有尖锐湿疣及丘疹。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的性伴侣中32.8%(61例)亦同时有阴茎上皮内瘤变，而扁平疣患者的性伴侣中则仅有1.4%(4例)。60例阴茎丘疹患者中60%(36例)检测出HPV-DNA序列，几乎全部阴茎上皮内瘤变中均发现HPV 16及33型，而HPV6，11及42型则只存在于湿疣中。上述事实亦支持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和其男性性伴HPV感染相关的看法。男性阴茎癌对其配偶患宫颈癌的影响亦有不少报道。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死亡回顾调查中发现，两种癌症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性在统计学上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P&lt;0.01，李冰，1987)。Creham(1979)及Smith(1980)报道阴茎癌患者的妻子较其他妇女患宫颈癌的危险性高3～6倍，其次前妻患宫颈癌的男性，其现在妻子患宫颈癌的危险性较对照组妇女高2倍。男性包皮环切术与宫颈癌的关系尚无明确结论，有的学者统计，包皮环切者的妻子患宫颈癌的相对危险性极低(RR 0.3)。5.吸烟 吸烟可能是宫颈癌的发病因素之一。不同的流行病学调查均显示，吸烟者中浸润前癌及浸润癌的危险性均增加。在控制了其他各种因素后，发现吸烟的影响仍然存在。大多数研究中吸烟者宫颈癌的危险性增加2倍，高危患者多为长期大量吸烟者，并提示有可能产生晚期效应。认为吸烟的效应只表现在鳞癌患者，而与腺癌或腺鳞癌无关。在对吸烟者宫颈黏液的检测中发现，吸烟引起的尼古丁及可铁宁(cotinine)含量很高。有研究表明吸烟年限、每天吸烟量及初始吸烟年龄均与宫颈癌相关。虽然应考虑到吸烟对机体免疫的抑制作用，但也应考虑到其生物作用，尤其是吸烟加强了感染因素包括HPV的效应，ZurHausen(1982)认为吸烟对HPV的促癌作用需进一步研究。6.避孕方法 口服避孕药和宫颈癌危险度的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性行为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在考虑到有关因素作用后，证明其危险性仍然增加。口服避孕药8年者，危险性增加2倍。一些研究指出口服避孕药者发生腺癌的危险性较高，这与描述性调查中显示在年轻妇女中腺癌发病率增加是一致的。应用屏障避孕法(子宫帽、避孕套)者宫颈癌的危险性很低，推测很可能是由于减少了接触感染的机会，子宫帽的保护作用可能部分是由于同时应用了具有抗病毒作用的精子杀灭剂。7.疱疹病毒型(HSV-)及其他 HSV-是最早被认为在宫颈癌病因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病毒。国内一些单位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HSV-与宫颈癌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宫颈癌患者中HSV-抗体阳性率高达80%以上，而对照组则仅为14.14%～57.14%，其抗原阳性率也远较正常对照及慢性宫颈炎者为高。应用核酸原位杂交及HSV-DNA探针检测，亦发现宫颈癌组织中HSV-DNA相关序列远较正常宫颈组织为高。此外，湖北、湖南、江西、北京等地均从宫颈癌患者宫颈刮取物中分离出HSV-病毒颗粒，经鉴定大多为HSV-型。有学者将分离的病毒株进行细胞转化及小鼠诱发宫颈癌的研究，均获阳性结果。以PAP法进行城市及山区(高发区)人群及宫颈癌患者宫颈脱落细胞HSV-抗原及血清学检测，证明山区HSV-感染率高，且山区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HSV-抗原阳性率较当地正常人高，说明宫颈癌在HSV-流行地区的发病率高。进一步研究发现HSV-的抗体滴度在高发区明显高于城市，同时男性血清HSV-抗体滴度的几何均值两地亦有明显差异。有研究发现，血清HSV-抗体水平和宫颈癌的死亡率明显相关。国外一些研究也观察到HSV-抗体阳性的妇女中，CIN、CIS及浸润癌均较正常妇女为高，且HSV-与宫颈浸润癌的相关性较CIN为强。美国的两组研究(Graham，1982;Thomas，1978)在调整了其他混杂因素影响后，仍然显示出HSV-抗体阳性者患CIS及浸润癌的危险性均增高。另一项对2.3万妇女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在HSV-抗体阳性的妇女中宫颈癌的危险性上升2倍(Choi，1977)，但Vonka(1984)及Adam(1985)的两组相似的研究则未能证明其相关性。Armstrong(1986)观察到HSV-感染与性传播疾病门诊的年轻妇女的CIN呈短暂正相关，但用细胞学方法检查则未证实其相关性，在丹麦及格陵兰妇女中，随机取样的调研结果显示格陵兰(宫颈癌发病率较丹麦高6倍)妇女中HSV-抗体的阳性率较丹麦高。综上所述，虽然HSV-与宫颈癌的病因联系不能肯定，但亦不能排除，尤其是可能与HPV之间的相互作用。Hildesheim等(1991年)发现HSV-与HPV有协同作用。与此两种病毒均阴性者比较，HSV-阳性者的RR为1.2，HPV 16/18阳性者的RR为4.3，而当HSV-及HPV 16/18均阳性时则RR为8.8。孟祥金等(1989)分别用DNA杂交法及PAP法，对50例慢性宫颈炎、CIN及宫颈癌的HPV-DNA及HSV-抗原同时进行检测，在部分病例中两种病毒同时存在，提示二者间可能存在某些联系。其他和宫颈癌有关的性传播疾病如梅毒、淋病、滴虫病、沙眼等均曾有报道，但也有相反的结果。有学者在宫颈癌及对照组中对五种感染性疾病HPV、HSV-、、HCMV、EB病毒及衣原体感染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HPV、HSV、HCMV、衣原体感染和宫颈癌都有很强的相关性，当感染的种类增加时危险性亦随之增高，35.5%的患者有4种或4种以上感染，而对照组则无。(二)发病机制1.病理特征 根据肿瘤的组织来源，宫颈浸润癌的主要病理类型为鳞状细胞癌、腺癌和未分化癌。近年来宫颈腺癌和黏液腺癌有上升趋势，原因是在常规染色中增加了黏液染色，发现用黏液染色后的切片中的鳞癌组织实际上是分化差的腺癌或腺鳞癌，因此鳞癌的定义不再仅仅是肿瘤象复层扁平上皮，而应该明确为：鳞癌是指一种癌，该癌具有扁平上皮分化即角化和有细胞间桥，而无腺体分化或黏液分泌。无腺体分化或黏液分泌很重要，根据这两点就可以除外分化差的腺癌和腺鳞癌。这一新的分类不仅纠正了宫颈癌的诊断、组织发生和不同病理类型宫颈癌的比例，更重要的是为临床指出了预后。因为低分化腺癌和腺鳞癌的恶性程度高，预后比鳞癌差，而且多发生在年轻患者，是预后差、转移快的主要原因。从目前的临床诊断来看，鳞癌仅占70%左右，腺癌占20%左右，腺鳞癌占10%左右。此外鳞癌又有疣状鳞癌、乳头状鳞癌等亚型。腺癌又有乳头状腺癌、宫内膜样腺癌、透明细胞癌等，临床上均少见。(1)宫颈鳞癌的分化程度：根据宫颈鳞癌的组织学形态，概括分化程度分为3级即：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50%～60%的宫颈癌为中分化，其余高分化和低分化各占一半。高分化鳞癌(鳞状细胞癌级)：大细胞，有明显的角化珠形成，可见细胞间桥，癌细胞异型性较轻，核分裂较少，无不正常核分裂。中分化鳞癌(鳞状细胞癌级)：大细胞，细胞异型性明显，核深染，不规则，核浆比例高，核分裂较多见，细胞间桥不明显，有少量或无角化珠，有单个角化不良细胞。低分化鳞癌(鳞状细胞癌级)：大细胞或小细胞，无角化珠形成，亦无细胞间桥，偶尔可找到散在的单个角化不良细胞，细胞异型性和核分裂多见，此型癌不易确诊为鳞癌，但可利用免疫组织化学以及电镜来鉴别。有些低分化鳞癌经黏液染色证实为腺癌或腺鳞癌。癌巢周围间质可有不等量的淋巴细胞、浆细胞或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从组织学的角度分析，有大量淋巴细胞或嗜酸性粒细胞浸润者预后较好。在显微镜下，大部分鳞癌表现为肿瘤细胞中的间质呈条索样的网状浸润。并且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肿瘤状态、细胞形态和分化程度。由索状的恶性细胞分开的宫颈间质被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这些癌细胞可再分为角化型和非角化型。角化型鳞状细胞癌是由特征性的旋涡状上皮细胞包含中央角化细胞巢(角化珠)组成。细胞核大、染色质颗粒增粗、核深染、除透明角质性的颗粒和细胞质的角化以外，细胞间桥明显。仅可见少量核分裂象。非角化型鳞状细胞癌表现为不规则的、膨大的多边形细胞锯齿状浸润间质，可能有角化不良和细胞间桥。细胞和核的多型性明显，核分裂象多见，无角化珠。其他不常见的鳞状细胞癌类型有：湿疣样鳞癌(又称疣状鳞癌)、乳头状鳞状细胞癌、淋巴上皮瘤样癌、鳞状透明细胞癌。无论宫颈鳞癌还是腺癌，发现脉管瘤栓是潜在性侵袭性生长的证据，与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危险性有关。偶尔发生的血管浸润是预后不佳的征象，与远处转移或血行转移有关。虽然浸润性宫颈癌的脱落细胞学特征已经被很好地描述，但细胞学并不是诊断浸润性病变的可靠方法。在细胞学涂片中确认病变需要丰富的经验，因为在一张宫颈涂片的碎片细胞及血细胞中仅有数个癌细胞。宫颈腺癌很难由细胞学家识别：只有在其细胞极度异型时才有可能被细胞学家发现。对个别细胞类型的认识更复杂。所以，宫颈浸润癌最终确诊总是要基于组织病理学诊断。肿瘤周围的组织标本对诊断是最好的，因为更可能包含了形态完整的肿瘤组织。从肿瘤中心取的活检标本，可能有坏死组织，影响组织学诊断的准确性。(2)宫颈鳞癌的大体分型：根据肿瘤的生长方式和形态，宫颈鳞癌的大体分型有以下4种：糜烂型：宫颈外形可见肉眼看不到肿瘤，表面糜烂样，也可呈颗粒样粗糙不平，质地较硬，触摸容易出血，这种类型多见于早期浸润癌。结节型：外生型肿瘤，癌瘤自宫颈外口向宫颈表面形成结节样团块，或者多个结节融合在一起形成大团块，有明显的突起，瘤灶凹凸不平，常常伴有深浅不等的溃疡形成，质地较硬或坚硬，触诊时出血明显。菜花型：同属外生型肿瘤，癌瘤像菜花样自宫颈向阴道内生长，瘤体较大，血管丰富，质地较脆，接触出血明显，常伴有感染和存在坏死灶，此型癌瘤较少侵犯宫颈旁组织，预后相对较好。溃疡型：属内生型肿瘤，癌瘤自宫颈向宫腔内呈侵蚀性生长，形成溃疡灶和空洞，有时整个宫颈及阴道穹隆部组织溃烂而完全消失，边缘不规则，组织坏死，质地较硬，分泌物恶臭，此型多见于体质虚弱、体形消瘦、一般状况较差的患者。根据肿瘤发展规律和术后标本病理检查，血管、淋巴结转移者以内生型较多见，而且内生型多有宫颈管和宫体受侵，外生型肿瘤侵犯宫体较少见。一般来讲，腺癌较多发生在颈管内，向四周生长形成桶状，肿瘤细胞具有腺上皮细胞特征，形成腺状结构，浸润间质，鳞状上皮癌较多地发生在宫颈表面，特别是鳞-柱状上皮交界处。了解癌瘤的生长方式和大体病理分型，结合临床分期，对决定治疗方案、判断预后有参考价值。2.临床分期 子宫颈癌的临床分期开始于1929年，由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及国际抗癌协会(UICC)制定分期标准。分期的目的是对不同医院、不同方法治疗的结果有一个统一的评定标准，以使统计资料有可比性。严格准确地进行临床分期，可以依据病变的范围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案，正确评估治疗效果和判断预后。(1)分期原则：临床分期应根据仔细的临床检查，由有经验的医师于治疗前确定，盆腔检查、三合诊检查具特殊重要性。分期一经确立，不能因治疗后有新的发现而改变已确定的分期。确定分期的基础是进行细致的临床检查：这些检查包括视诊、触诊、阴道镜检查、宫颈管刮取术、宫腔镜、膀胱镜、直肠镜、静脉肾盂造影、肺及骨的X线检查。可疑直肠、膀胱受累者，要有病理学检查证实。血管造影、淋巴造影、腹腔镜检查对确定治疗方案有帮助，但对所发现的问题不作为确定分期的依据。当无法确定具体分期的期别时，应将分期定于较早的期别。(2)临床分期：宫颈癌的临床分期已有70多年的历史，历经数次修改、逐步完善，开始时将肿瘤浸润到盆壁即“冰冻骨盆”列为期，在1937年修改分期时定为期;1950年修改分期时决定将宫体受侵不作为分期的标准(原分期宫体受侵定为期);1961年的分期标准明确0期癌为原位癌、上皮内癌，并指出0期癌病例不包括在任何治疗统计中。1970年、1985年又有了隐匿癌(OCC)的概念，以及在期中增加了肾盂积水或肾无功能。以后又将0期和期的标准做了说明等。2003年在圣地亚哥(智利)召开的FIGO会议上，又对期的分期标准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后的宫颈癌临床分期标准即为目前国际统一使用的分期标准，内容如下：0期：原位癌、上皮内癌(此期病例不列入任何治疗统计中)。期：病变局限于宫颈(宫体是否受累不予考虑)。a期：仅在显微镜下鉴别的浸润癌。肉眼所能见到的病变，即使浅表浸润，也属b期;间质浸润的深度&lt;5mm，宽度&lt;7mm(浸润深度从肿瘤部位上皮或腺体基底膜向下&lt;5mm)，静脉或淋巴管区的浸润不改变分期。a1期：间质浸润深度&lt;3mm，宽度&lt;7mm。a2期：间质浸润深度为3～5mm，宽度&lt;7mm。b期：临床检查病变局限于宫颈或临床前病变大于a期。b1期：临床可见病变直径&lt;4cm。b2期：临床可见病变直径&gt;4cm。期：病变超出宫颈，但未至盆壁，阴道浸润未到阴道下1/3。a期：无明显宫旁浸润。b期：有明显宫旁浸润。期：病变浸润达盆壁，直肠检查时肿瘤与盆壁间无间隙;癌累及阴道下1/3;无其他原因的肾盂积水或肾无功能。a期：病变未达盆壁，但累及阴道下1/3。b期：病变已达盆壁或有肾盂积水或肾无功能。期：病变已超出真骨盆或临床已浸润膀胱或直肠黏膜。a期：病变扩散至邻近器官。b期：病变转移至远处器官。(3)分期注意事项：0期包括上皮全层均有不典型细胞，但无间质浸润者。a(a1及a2)期诊断必须根据显微镜下的观察确定。期的诊断应为宫旁浸润达盆壁、肿瘤与盆壁间无间隙，而且增厚为结节状时，方能确定。即使根据其他检查定为或期，但有癌性输尿管狭窄而产生肾盂积水或肾无功能时，亦应列为期。膀胱泡样水肿不能列为期。膀胱镜检查见到隆起及沟裂，并在同时通过阴道或直肠能确诊证实该隆起或沟裂与肿瘤固定时，应视为膀胱黏膜下受侵，膀胱冲洗液有恶性细胞时，应在膀胱壁取活体组织病理检查证实。3.转移途径 宫颈浸润癌的转移途径主要是直接蔓延和淋巴转移，血行播散较少见，但是晚期病例可以几种情况同时存在。(1)直接蔓延：是宫颈癌最常见的扩散方式。癌瘤自宫颈向下浸润，穹隆最易受累。由于前穹隆浅，所以侵犯阴道前壁早于阴道后壁。一旦穹隆受累，癌瘤就可以迅速地向阴道扩散，有时呈间隔或跳跃式播散。向上蔓延可侵犯宫体，此种情况出现相对较晚。由于宫旁组织较疏松，淋巴管丰富，很易受累。癌瘤由宫颈两侧沿宫旁组织和主韧带蔓延，向后沿宫骶韧带蔓延，以片状、条索样、结节或团块状形成转移灶。往往与淋巴结转移同时出现。癌瘤向前侵犯膀胱，向后侵犯直肠。临床上肿瘤浸润常与炎症同时存在，需全身抗炎处理后方可鉴别。因此盆腔检查时，组织增厚不一定是癌浸润，只有当宫旁组织硬，形成结节、团块、弹性消失或粗条索样时，方可诊为癌浸润。(2)淋巴转移：是宫颈浸润癌的主要转移途径。癌瘤沿宫颈旁组织中的小淋巴管转移到闭孔区，经髂内、髂外血管区淋巴结再转移到髂总淋巴结，经盆腔淋巴到达腹主动脉周围淋巴结，甚至上行达锁骨上淋巴结或逆行转移至腹股沟区淋巴结，此种情况多见于晚期病例。癌瘤亦可沿宫骶韧带内的淋巴管转移至骶前淋巴结。当癌瘤浸润到阴道下1/3或外阴时，沿淋巴走向转移到腹股沟淋巴结。淋巴结转移的发生率与临床分期情况成比例增加，即随着临床期别的增高而上升(刘炽明，1994)，但临床上发现，有的是很早期的病例就出现淋巴结转移，也有部分晚期病例并无淋巴结转移的情况，可能与自身的淋巴免疫功能有关。(3)血行播散：比较少见，一旦血行扩散就形成远处转移灶，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肺脏、肝脏、骨骼和脑，此种情况多发生于晚期宫颈癌病例，多见于小细胞型鳞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