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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简称马大中文系，是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下属的一个系，始建于1963年。中文系也是马来西亚汉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的顶尖人才培养基地。马大中文系成立至今，已培养超过3,500名主修和副修学生，130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及20多名博士研究生。马大中文系重视学术研究，定期出版学术论文集，即“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与“汉学研究学刊”。系常年举办的活动有新学年迎新周、文学双周及各类研讨会、学术讲座、座谈会、校外课程等。
历史沿革
筹办时期
马大中文系的开办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4月，当时马来亚大学新加坡校区计划设立中国文学系。1953年10月，中文系开课，由贺光中博士出任代系主任。王赓武教授被聘为中文系历史科助教。
1959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分校的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正式成立。马大校长透露将在吉隆坡校区开办中文系。
1960年6月，马大评议会成立专门研究设立中文系的小组：中文系委员会。小组成员共十四位。马大副校长奥本馨博士为主席，其他组员是马大文学院院长，两位理事会代表，三位评委会代表，三位学术人员和四位校外知名人士。中文系委员会经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分校应设立中文系，于是边向马大评委会提呈报告和建议。1960年9月，马大评议会议决开办中文系。
1961年5月8日，马大当局在马来邮报刊登征聘广告，征求适当人选负责筹设马大中文系工作。1961年6月，马大副校长拿督奥本馨博士与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商讨筹设中文系事宜，剑桥大学当局则推荐郑德坤博士前来协助筹设中文系。
1962年1月，英国剑桥大学中文系主任郑德坤博士受聘为马大中文系主任。7月5日，郑博士抵达吉隆坡后便展开为期六个月的筹备工作。郑博士按照中文系委员会提呈给马大评议会的建议书中的两大方向：（一）、方便已具有中文基础者作进一步深造。（二）、让完全没有中文基础者有机会学习中文，来设计有关课程。
一年后，郑德坤博士完成了中文系筹备工作后返回英国。王赓武教授暂代马大中文系主任，并最终由傅吾康教授接任。
初创时期
1963年5月中文系正式开课，第一届共招收了101位新生。中文系的课程除学习中国经典外，亦着眼于东南亚当今社会的需要，以建立马来西亚国家为目标。因此，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具有华文基础的学生开设汉语言文学类课程（A组：语言文学），二是为没有中文基础的学生提供正规的汉学课程（B组：社会与文化）。A组课程以中文和中华民国国语提供。包括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历代文集、语言学、马华文学等24门课程以中文授课和考查。学生可以选择部分中文课程，如华人宗教、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潮流、时事评论、中国企业文化等。B组课程开设四个阶段的汉语课程，同时开设一些社会文化课程，如：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研究、翻译等。随着时代的变迁，中文系的课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1964年2月，何丙郁教授出任马大中文系主任。随后于1965年7月，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成为马大中文系课客座教授。
1966年，马大中文系迎来首届中文系本科毕业生。1967年，马大中文系首位硕士生吴天才也顺利毕业。
发展与挑战时期
1970年3月，马大文学院强制学生修读至少一门马来文课程或英文课程，以减少马来文系，中文系和印度文系学生集中在单一族群。
1978年至1979年间，马大中文系毕业生获录取进入教育系以培训成为华文老师。
1980年5月，马大中文系迎来首位哲学博士，洪天赐博士。
1987年，马大禁止非中文主修科的学生选修华文媒介科目，洪天赐教授辞去系主任一职以示抗议。洪教授于1988年5月重新出任系主任。
1990年5月，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中协）成立，强化毕业生与中文系之间德联系。
1995年9月，有消息称马大中文系可能并入东亚研究系，更名为“中文研究与东亚文明系”。然而，内阁最终决定维持马大中文系独立地位。
稳定成长时期
2007年9月，马大转型成为研究型大学。马大中文系学生人数从巅峰时期的180人锐减至32人。尽管面对挑战，马大中文系依旧坚定地往研究型方向迈进。为此，马大中文系先后在2010年创办《汉学研究特刊》及2013年创办《华人文学文化学刊》。
2016年，马来亚大学图书馆设立了《红楼梦》资料中心。同年，孙彦庄博士和许文荣博士共同翻译并出版马来文版《红楼梦》。
为嘉奖中文系学生在学业上的杰出表现，丹斯里陈广才特设“陈广才书卷奖”予荣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并于2017年10月正式颁发。
为推动红学研究，马大中文系于2018年成立“《红楼梦》研究中心”。2020年10月，马大中文系获准开办“中文研究硕士课程”，首届课程制硕士班共录取65位新生。
2022年，马大中文系成立“马来亚大学马华文学研究中心”，并推动“马大中文系典藏计划”。以汇整系内师生学术著作、文学作品
都灵大运会

意大利城市都灵曾四次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包括：
詹姆斯·彼得·希尔

詹姆斯·彼得·希尔（英语：James Peter Hill，）是一位苏格兰胚胎学家，1913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士，曾任伦敦大学学院乔德雷尔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教授，1930年获得林奈奖章，1940年获达尔文奖章。
褐煤酸

褐煤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主要发现于中。它也出现于蜂蜡和白蜡中。褐煤酸的乙二醇酯和甘油酯可用作果皮上的保护层和食物上的涂层。
它的E编码为E912。
二十九酸

二十九酸是一种拥有29个碳原子的饱和脂肪酸，化学式为CH3(CH2)27COOH。它的分子的摩尔体积为501.8 cm3/mol，摩尔折射率为137.96。
午夜图书馆

《午夜图书馆》是由英国作家马特·海格所作的一本奇幻小说，英文版本在2020年8月13日出版 。本书位列2020年Goodreads最佳虚构小说推荐榜榜首。 
内容简介
本书主角三十五岁的诺拉（Nora Seed）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遗憾与不如意，决定自我了断。尝试自杀的当晚，诺拉来到了午夜图书馆，生与死的边界。在这里，每本书代表着另一种人生，诺拉得到了体验不同生活的机会。
三十一酸

三十一酸是一种羧酸和饱和脂肪酸。
来源
三十一酸可以由和获得。
1-三十烯可以经过反应得到直链正三十一酸。
二二八事件的背景

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5年接管台湾后施政不善，施政弊端频传，经济发展倒退，加诸社会文化差异，屡有冲突，人民诸多不满逐渐累积，终因圆环缉烟事件、公署卫兵开枪事件演变成全台官民冲突。
1945年，国民政府接替日本治理台湾，然而来台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抱持著胜利者的优越感对满是日本风的台湾生起排斥与歧视的心态，而长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卫生条件等缺乏了解，见闻了来台人员的言行之后，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失望，又因来台人员的法纪观念不佳而接连发生违法犯纪情事，与台湾日治时期的军政效率和治安形成明显对比，使得台湾人民对国民党与长官公署感到反感。于是在政策不善、军纪不佳、官员贪腐、经济通膨、民众失业、经济倒退、歧视打压等情形下，导致官民关系愈趋恶劣，终于因一起缉烟血案而使累积一年多的民怨爆发。
接管台湾
1943年，中华民国、美国、英国三国领袖发表《开罗宣言》声明「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认为光复台湾只是时间问题，开罗会议后即积极作接收之准备工作，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领袖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第八条声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同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对日军大本营发布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在中国（除满州）、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日军向代表同盟国的蒋中正投降，并命令日本及日本控制之军事及民间政权协助同盟国占领日本及日本控制之地区。
美国与中国共同拟定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派遣情报机构调查，而后者更动接管计划名称与执行，积极宣传是「台湾光复」。蒋中正指派战时主责规划接收台湾的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随后先继成立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文简称长官公署，是日本统治结束到台湾省政府成立的过渡机关）、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常简称警备总部、警总）。两机关于1945年9月28日合组「前进指挥所」。陈仪一人掌握了台湾省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权力。
台湾日治时期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现，但仍然属于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使台湾人饱受压迫，此种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后来转化为对中国的期待。1945年10月5日，「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中将首先率领幕僚抵台并发号施令，结束台湾自日本宣布投降以来的「政治真空期」。10月17日，陈孔达的国军七十军三千人连同政府官员，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于浙江宁波由美军运输舰载运护送至台湾基隆登陆，并进入台北市，满怀期望的三十万民众砌成人墙夹道欢呼热烈迎接。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麦克阿瑟委任的盟军将领蒋中正来台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的投降，于此日起国民政府开始统治台湾。
政治弊端
外省人垄断权位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湾后，满怀期望的台湾人原本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是在台湾政治方面，行政长官陈仪本人不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还身兼军事大权，权力之大较过去的日本总督有过之无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级职位几乎由外省人垄断。行政长官陈仪以下九个处的十八位正副处长之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自大陆返台的台籍人士（即宋斐如，殁于二二八事件）；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位台籍人士，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仔」，并不受台湾人欢迎。根据1946年11月由长官公署发表的统计，简任及简任待遇级官员，台籍仅占0.82%；荐任及荐任待遇级官员，台籍仅占6.63%，而且在极少数的荐任、简任级台籍人士当中，大陆返台的半山就占据里面的70%。曾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秘书潘鼎元即指出：「服务机会不均等，如各机关高级人员以外省人居多，而台湾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
由于当时《公务员任用法》没有回避亲属任用的规定，虽陈仪于1946年3月及5月两次通知省署各机关禁止任用近支亲属的指令，但没有任何法源依据，许多机关单位充斥「牵亲引戚」的用人作风，，案例不胜枚举，最明显的例子，如《民报》于1946年7月6日的社论抨击陈仪已下禁令而司法机关仍是如此，指台中地方法院之大部分职员为该院院长的亲戚，占全法院职员过半数，，《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将此说列入的「大陆人士」弊端例子，但时任院长饶维岳是台湾苗栗竹南人，而法院为中央机关非该禁令通知对象；时任台北县县长陆桂祥安插两百余名自己人，而不管其有无能力，并将许多原来的人免职，即使连一般公司、工厂，也同样因为这种裙带关系，而将求职青年排除在外；同年10月18日的社论指出：「不论是官衔、公司、工厂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
克莱恩 (消歧义)

克莱恩（英语：Cline）可以指：
高雄镇压

高雄镇压是指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间，在台湾高雄市发生的军队与民众冲突，最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下令军事镇压。
武装抗争
3月1日，高雄市市长黄仲图和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获知台北市情况后，开始准备因应策略，隔天高雄县凤山与冈山地区开始出现武装反抗。3月3日，高雄市民众则开始围攻第105后方医院，并有400名至500名民众在盐埕町攻击宪兵队，自派出所接受枪械弹药。民众还包围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焚毁局长童葆昭的座车。由于发生殴打、抢夺外省人及商店的情况，许多公务员退避至寿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此时彭孟缉则认为已经形同叛乱，并调整军力布署以等待机会出兵。
维持秩序
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原本则是被部分群众趁乱闯入，并计划做为反抗政府的指挥中心。然而部分学生不愿学校遭到外人占用，因此在校长林景元反对下，于3月4日组成雄中自卫队，由李荣河和陈仁悲担任正副队长。之后加入高雄工业职业学校、高雄商业职业学校、高雄第一女子中学学生，以军训用枪械维持学校附近治安，并将学校作为外省籍市民的临时收容所。
由于宪兵占领高雄车站，并在二楼架设机枪不让民众接近，原本依赖铁路运输的粮食无法进入高雄，严重影响人民生计，雄中自卫队于是另组决死队，在3月5日上午10时，由陈仁悲担任队长，兵分三路进攻高雄车站驱逐驻扎车站的宪兵队。但因火力差距悬殊，经历5个小时交战后撤离，雄中毕业生颜再策腹部中弹丧生，当天，三块厝附近的军队也被学生自卫队包围。
遭到镇压
3月5日，根据彭孟缉〈二二八事变之平乱〉的说法，部分青年学生想要攻击要塞司令部，彭孟缉以日语要求缴械投降，否则砲击整个高雄市区，另一方面以八门七五砲砲击高雄市体育场展示武力。彭孟缉的军队向鼓山一路一带扫射、封锁，面对部队攻击的威胁，处理委员会于下午2时推派黄仲图、彭清靠、林界、凃光明、曾丰明等7名代表，希望禁止彭孟缉的巡逻队再继续射击高雄市民，以及威胁处委会。然而彭孟缉不予接见，因为彭已决定采取全面军事行动，为了加紧行动与保密，以假意谈判拖延时间准备军事行动，于是约定隔日再来司令部商谈。司令部于夜间更加细心计划，由参谋长率领各队长侦察地形 。
3月6日，谈判代表在与彭孟缉讨论时，代表们反遭彭孟缉批评。谈判破裂后，彭孟缉指控凃光明试图带枪挟持，下令逮捕枪毙范沧榕、曾丰明与凃光明，且逮捕监禁另外4人。下午2时，彭孟缉命令部队会同第21师独立团第3营展开镇压，分三路攻击高雄市政府、及民众占领的高雄车站与高雄第一中学，随后民军即与军队交战。何军章领导的21师独立团第3营抵达高雄车站后，便扫射车站人群，民众躲入高雄车站地下道也遭军队扫射，造成多人伤亡，之后军队追击逃散各处的民众。
这时处理委员会和民众因等待谈判结果而守在高雄市政府礼堂，高雄要塞守备大队陈国儒部包围建筑后，直接丢入手榴弹并开枪扫射人群，高雄市政府礼堂里面的参议员黄赐、律师陈金能、参议员许秋粽、王定石等五、六十人遭到枪杀，躲藏在防空壕的民众被军队丢入手榴弹，民众跳入高雄爱河躲藏也遭军队开枪扫射。3月7日下午，部队在市区展开绥靖、清乡，尔后军队召开多次善后会议，逐户清查户口、收缴武器、抛售粮食、展开救济、调查损失、恢复交通，但也发生抢劫民户、强暴妇女等事。
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装抗争

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装抗争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地方发起的武装抗争行动。1947年2月27日，因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次日（28日）的陈情抗议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国军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此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并以台中一带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较具规模，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冲突稍缓，但陈仪仍于3月2日请求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蒋中正虽训令陈仪及军队不得报复，且派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宣导「禁止军警滥杀无辜」（他甫来台湾就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外都不究责）。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导致伤亡惨重，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3月8日起，增援军队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实施清乡。
背景
2月28日下午一时许，数千名群众以锣鼓为前导，前往行政长官公署（今行政院）请愿，沿途高呼「枪决犯人」、「撤销专卖局」的口号，人潮由延平北路口的北门挤满到台北火车站前。群众行进至中山路路口，还未进到公署广场前，公署楼上卫兵立即开枪扫射，当场造成许多人死伤，民众恐慌四处奔逃，使得情势更加复杂，此为局势恶化的关键。由于这种无差别射击，激怒了更多的民众，原本民众的愤怒也达到顶点，并爆发自战后以来累积的省籍矛盾，新仇旧恨一齐爆发。台北市即时陷入混乱，学校全部停课、机关人员逃走一空，民众四处搜寻外省人并加以殴打，本町正华旅社与虎标永安堂首先遭到民众捣毁。
下午二时许，民众聚会于中山公园（今台北新公园）开群众大会，并同时占领公园里面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报导事件经过，并批判台湾自战后政治黑暗、贪污舞弊、民不聊生，并呼吁台湾人与其饿死，不如起来反抗，驱逐各地贪官污吏以求生存。次日起，全台湾各地先后知悉台北的消息，事件蔓延全台湾。
为了应付变局，下午三时，警备总司令部眼见情事危急，发布台北市临时戒严令，并派遣武装军警乘坐大卡车巡逻台北市区，见到台湾人的穿著打扮便开枪扫射。民众再度包围专卖总局、铁路警察署、交通局等，并发生军民冲突，许多民众遭到射杀，一些询问铁路交通情形要回家的学生也遇害。邮政总局前的军民冲突中，民众伤亡数十人。
下午五时许，台北最大的新台百货公司也被捣毁，有人乘机偷窃百货物品，都被民众抓起来殴打。私人汽车、卡车十余辆被焚毁。本町、台北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被殴打。当时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汪彝定指出，外省人大多是被棒打或棍击，尚未见武士刀，攻击妇孺老弱的现象不太多，强奸案只偶有传闻。据闻，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人被木棍打成瘫痪。
初期冲突
3月1日，台北市民众包围铁路管理委员会，警察大队自楼上开枪扫射造成18死、40伤。板桥民众攻击台北县政府和供应局仓库，士林与新店民众亦抢劫供应局物资和武器。淡水、瑞芳传出殴打外省人情事，而金瓜石的台湾铜矿筹备处职员宿舍则遭捣毁。一批青年学生自北部抵达新竹市演讲并呼吁民众起义，民众开始殴打外省人及其经营的商店，分头袭击派出所、法院、政府机关和官员宿舍 ，三四百名竹东镇民众则袭击派出所，且焚烧水泥工厂、化学工厂，镇长开会组织自卫大队维持秩序。同日桃园镇民众接收新竹县政府，从里面搬出牛奶、米粮分配给民众。民众包围警察局，遭警察以机枪扫射，死亡数十人。民众袭击新竹县政府官舍，在县长朱文伯家中搜出三百万元、大量罐头食品与米粮；在公务员洪姓民政科长家中搜出六百万元，及大量米粮、牛奶、牛肉，民众并焚毁现金。芦竹乡乡长林元枝率领民众进攻埔心机场夺取枪械弹药，但遭台北警察大队击退，于是转往大溪。
各地到了3月2日仍陆续骚动，各地冲突也不断扩大。过去不满败坏军纪的基隆金山（今新北市金山区）居民成立保安团，并包围金山炮台。之后军队在新竹都城隍庙、旭町附近枪击群众，民众死8人、伤18人，伤者后来又死8人，一些民众则无故遭羁押或定罪。在杨逵、钟逸人宣传下，台中市民于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推举谢雪红为市民大会主席，会中强烈批评陈仪政府暴政，之后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许多学生前来
二二八事件中的绥靖

二二八事件中的绥靖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自中国大陆增援的国民革命军，针对各县市展开的扫荡镇压。1947年2月27日，因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次日（28日）的陈情抗议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国军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此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并以台中一带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较具规模，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冲突稍缓，但陈仪仍于3月2日请求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蒋中正虽训令陈仪及军队不得报复，且派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宣导「禁止军警滥杀无辜」（他甫来台湾就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外都不究责）。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导致伤亡惨重，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3月8日起，增援军队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实施清乡。
援兵抵达
[[File:Keelung_Yard,_CSBC_Corporation,_Taiwan_20180715.jpg|左|缩略图|220x220像素|基隆和平岛，原名「社寮岛」，据传在二二八事件在军队的武力扫荡下，海面上遍满浮尸，令人害怕，为祈求和平、杀戮不再，社寮岛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更名为「和平岛」。
<br>但当地文史工作者潘江卫表示，「和平」一名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即已存在。]]
3月8日中午12时，张慕陶向处理委员会成员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并表示政府不会调派军队；而只要民众不要求解除武装，亦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而同一天部队登陆风声在基隆传开，民军开始攻击市政府、警察局与其他公家机关；试图占领车站甚至炸毁码头，阻止镇压部队登陆。结果先后被驻扎军警击退。下午二时民军试图占领砲台与司令部，反遭击毙9人而溃败，要塞士兵则三人受伤。
3月8日早晨前往台湾调查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与宪兵第21团第一营、宪兵第4团第三营等先头部队抵达基隆外海；到了晚上十点才靠岸登陆。要塞司令史宏熹因此于十一点下令向市区推进。并于9日零时宣布恢复戒严。据杨报告，登陆后自己与宪兵部队5个连（宪兵第21团一营5连受要塞司令节制）连夜赶往台北，途中在七堵遭到民军袭击，两人受伤。
隔天3月9日，刘雨卿领导、约7,000名兵力的整编第21师陆续自基隆港登陆。此时港口与市区，皆已经被昨晚推进之驻扎部队控制，治安良好。而宪兵则向蒋中正密报要塞部队与警察也趁机报复，拘捕殴打民军成员，造成台湾人恐慌。另有3,000名兵力自高雄港登陆。整21师留下两连供基隆绥靖区指挥后，主力向台北推进。一个连在警察协助下前往九份金光石地区扫荡，击毙民军数十名；另一连则受基隆市警察局长郭绍文节制。12日郭绍文指挥警察与辖下21师士兵，四处搜捕遁入民众内部的民军成员。其中如瑞芳矿工林木杞等人，被警察抓来以铁丝捆绑并推入海中处决。而基隆港则出现不明浮尸。期间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在协调让米粮车辆通过检查哨时，遭到警方带走枪杀。
晚上10时30分，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总攻击，在中山堂处理委员会处理各部门事务的二百多名青年学生遭军队杀害，开会者遭到逮捕或击毙。隔天凌晨，宪兵第21师第1营抵达台北市后，陈仪依《戒严法》宣布台北、基隆地区全面戒严；部队进驻圆山地区、警备总司令部、行政长官公署、台湾银行等地，并因士兵开火造成多人死伤。接受政府号召参与维护治安工作的一百多名不满二十岁的各学校中学生，被军队拘捕押到圆山仓库广场前集体射杀，此即圆山事件。部队之后依计划巩固基隆、台北、新竹地区，在将台湾各地分成5个绥靖区后，南北两路部队分别向北和向南推进扫荡。
新竹地区展开绥靖工作时，在员树林、虎头山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而由于陈仪曾许诺民众认为县市长不称职时，可由当地参议会推举人选、并呈报行政长官公署核准，台南市参议会和花莲县参议会在3月9日票选汤德章和张七郎为县市首长。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和其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将成员列为黑名单；查封《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中外日报》等民间报社；审查学校职员；查扣反动刊物；禁止集会游行，自此控制相关报导。行政长官公署还派遣军警人员，以叛乱罪逮
二二八事件中的军事部署

二二八事件中的军事部署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等人针对群众大规模示威，展开的军事部署等手段，定在最终使国民政府调派军队镇压。1947年2月27日，因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次日（28日）的陈情抗议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国军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此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并以台中一带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较具规模，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冲突稍缓，但陈仪仍于3月2日请求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蒋中正虽训令陈仪及军队不得报复，且派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宣导「禁止军警滥杀无辜」（他甫来台湾就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外都不究责）。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导致伤亡惨重，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3月8日起，增援军队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实施清乡。
请求调派部队
事件发生当时，台湾约部署5,000名兵力及中央警官学校1,000多名师生。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曾紧急调派高雄县凤山、基隆与花莲军队进驻，但北上部队在新竹遭遇阻拦。其中陈仪和柯远芬认为处理委员会别有用心，除了派遣军情人员分化组织外，并通令各机关谨慎处置。3月2日，陈仪公布四点处理办法，承诺将宽大处理，但也电请国民政府调派第21师与宪兵营。3月3日，警备总司令部印发《告全体市民书》，同意处理委员会提出的禁止调派增援部队等建议，然而士兵回营后改换宪兵制服出勤，王添灯批评陈仪没有诚意，无法避免军民冲突，并呼吁民众当心。隔天，得知陈仪向国民政府求援后，政府代表便不再出席处理委员会。
而随著发生接收地方政府与武器情况，中部与云嘉南地区更组建武装部队，处理委员会也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局势超过陈仪的预期范围。陈仪持续指称发生叛乱，要求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派兵镇压。之后他一方面继续与处理委员会协商，代表行政长官公署接受所有要求，宣布将改组省政府和举办县市长民选。另一方面则以特务制造镇压、搜捕民众的「叛乱」借口，而警备总司令部也展开军事整备与人员布署。行政长官公署秘密划定台北和基隆为戒严区，新竹和台中为防卫区。3月6日，陈仪向蒋中正表示军队兵力不足，要求调派2个师的兵力增援，并提到部队驻台后再派遣官员探视。
3月6日，台湾省全体参政员紧急上电国民政府蒋中正主席，重申光复以来长官公署严重失政，积成民怨以至爆发二二八事件，要求根本改革台湾政治，吁请速派大员来台协同处理，「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
蒋渭川多次进出长官公署与陈仪会谈商讨解决方法，因得知陈仪已向中央请兵来台镇压，遂紧急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名义发出电文，期望获得蒋中正信任，特地委托台北美国领事馆转南京美国大使馆，转致蒋中正电文：「恳请蒋主席万勿派兵来台以免再激民心」（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于3月7日将此电文亲手交给蒋中正），但蒋中正电告陈仪，说「又接台湾政治建设促进会由外国领馆转余一电，其间有谈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严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动分子在外国领馆制造恐怖所演成」（《大溪档案》之「蒋主席致陈仪三月虞电」）。
军统局、中统局等驻台单位报告后，蒋中正选择接受陈仪和情治单位的建议，将事件视为暴民组织的叛乱，并派遣整编第21师、宪兵第4团与附属部队前往台湾（直到3月13日，蒋中正才发电文给陈仪要求军政人员不得报复。3月14日，南京《建设日报》头版标题有〈借用援军武力报复〉、〈陈仪军临台湾）、〈施行恐怖政策大肆屠杀无辜〉）。第21师部队于3月6日中午自上海出发，宪兵第4团则从福州市前往台湾。3月7日，第21师师长刘雨卿从南京市飞抵台湾会面陈仪，并告知蒋中正的意向。
与处委会的谈判
在与行政长官公署的谈判中，处理委员会成员蒋渭川、王添灯、廖进平等人认为不该只处理冲突，而希望展开全面政治改革。3月4日的议案中，除了商讨非法事件、治安维持等项目外，亦有政治改革内容。之后处理委员会推派蒋渭川、陈炘、林梧村、学生代表40多人，前往行政长官公署提出三点意见。3月5日，处理委员会通过组织大纲，确定以改革台湾省政治为纲领，并决议前往南
虫漆蜡酸

虫漆蜡酸，又称三十二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
来源
虫漆蜡酸可以由虫漆蜡酰虫漆蜡酸的皂化反应，或由1-三十二烷醇的氧化反应并将产物净化获得。虫漆蜡酸也可以由虫胶（lac）蜡分离出来，虫胶也是该酸的英语名称由来（lacceroic acid）。
衍生物
虫漆蜡酸乙酯可以通过氯化氢在乙酸中与虫漆蜡酸反应，以晶体固体（熔点76 °C）的形式获得。
二二八事件中的清乡

二二八事件中的清乡是指在1947年3月20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自中国大陆增援的国民革命军，联合各县市政府展开的清乡行动。1947年2月27日，因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次日（28日）的陈情抗议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于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国军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此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背景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人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并以台中一带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较具规模，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冲突稍缓，但陈仪仍于3月2日请求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蒋中正虽训令陈仪及军队不得报复，且派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宣导「禁止军警滥杀无辜」（他甫来台湾就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外都不究责）。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导致伤亡惨重，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3月8日起，增援军队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实施清乡。
经过
由于各地抗争部队临时组建且无完善训练，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仅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抵抗，各地镇压大多如期完成。但部分地方则因个人恩怨和派系纠纷，发生勒索恐吓、密函陷害与计划暗杀的情况。3月13日，台北市市戒严司令部公布《戒严期间民众行动应注意事项》，陈仪并向蒋中正提交共计20人的《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隔天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展开肃奸工作。为配合绥靖期间的武力镇压，陈仪于3月26日发布《陈兼总司令为实施清乡告全省民众书》，提出户口清查、搜捕可疑成员的清乡计划，并鼓励检举密报，过程中大量逮捕或杀害曾参与反抗行动或嫌疑者。
在镇压结束后，各地军队、警方与政府依警备总司令部的命令展开清乡工作，依序为高雄地区（3月7日至4月底）、屏东地区（3月8日至4月5日）、基隆和宜兰地区（3月24日至4月12日）、台北地区（3月28日至5月16日）。同时实施邻里户长担任保证人的联保切结制度（（警总公报144号）「各区乡镇邻里及街市地区内，如潜匿有奸匪歹徒，及发生烧杀打劫扰乱情事，其邻里长及附近邻居，在出事地点一百公尺内之人民，须立即协同逮捕之，同时报告当地驻军及警察局或地方机关，否则，其邻里长及附近邻居，在一百公尺内之人民，须受连坐处分，以包庇奸匪歹徒严究。」）），及展开抚恤办理、自首自新、收缴武器、情报部署等工作。3月30日，行政长官公署编印《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将处理委员会视为非法团体，列出200多名参与叛乱行动的的成员。尽管对涉嫌参与抗议的学生从宽处置，政府仍批评学生受过去日本教育影响，并加强教育内容。
4月1日，行政长官公署向各县市颁布《台湾省县市分区清乡计划》，要求各地订定清乡办法、搜查计划、自新手续、填办居民证、宣导要点等，以恢复学校、各机关团体、工厂、社会的秩序。尔后依此命令展开清乡者有云嘉南地区（4月初开始）、东部地区（4月初至10月）、新竹地区（4月11日至6月）、澎湖地区（4月14日至5月15日）。4月18日，警备总司令部发布《二二八事变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除了呈报中华民国国防部外，并要求宪兵团第4团尽速缉捕犯人。然而当中列出的30名主犯中，多人在3月10日便遭军方逮捕或枪杀。警备总司令部四月份所制作的叛逆名册，包含台北、…花莲等10地区，罗列叛逆近千名，记载姓名、职务及罪行：例如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连络组组长省参会议长黄朝琴，罪名为「参加处委会策动叛乱、拨工商银行二千万为叛徒经费」…等。
白崇禧赴台宣慰

白崇禧前往台湾宣慰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前往台湾宣慰。
抚慰过程
绥靖和清乡期间，为舒缓民众恐慌且调查制度问题，国民政府探访、宣慰并改革制度。3月8日，监察院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便前往台湾调查，视察行政长官公署、军警、学校、县市政府。3月10日，蒋中正在对二二八事件的首次谈话中，指控中国共产党煽动为主要原因。这时杨肇嘉等台籍人士前往南京市请愿，并于上海市召开二二八惨案报告会。3月17日，蒋中正派遣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白崇禧、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处长蒋经国等14人，前往台湾视察抚慰。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及蒋经国于中午搭机抵达台北。白崇禧刚抵达台湾后，便宣誓将采行宽大处理、尊重法纪、恢复秩序、进行改革等原则。
白崇禧还视察各地政府机关和治安状况，与地方重要人士座谈；并要求军警人员不应任意杀害或报复，嫌疑犯交军法处公正处理，青年学生亦予以免责，此举降低台籍民众伤亡，另外国防部参谋本部部长陈诚也对有所干涉。但尽管白崇禧向蒋中正回报不需调派第205师，且下令逮捕应由警备总司令部执行，但宪兵队仍继续进行逮捕行动。3月21日，行政长官公署公布《公教人员因二·二八事件损失抚恤救济办法》，且成立台湾省二二八事变临时救恤委员会，对各机关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佣工发放救济金；但此举并未包含普通民众，也让部分公教人员趁机向民间勒索，未能有效抚平民心。
其他调查
3月22日，监察院派遣监察委员何汉文前往台湾以协助杨亮功的调查。两人调查期间，亦和白崇禧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4月2日，结束宣慰工作的白崇禧返回南京市，并提出人员奖惩名单。4月11日，杨亮功与何汉文返回南京市后，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报告，同日丘念台也上书表达见解。之后杨亮功和何汉文就政治、经济、教育、善后等撰写报告书与改革建议，并向蒋中正回报。4月3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起诉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等人，误杀台北市民众陈文溪的傅学通判处死刑。
善后工作
早在3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命令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拟定《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办法要点》，提出改制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省政府主席不兼警备总司令部司令、省政府委员和处长起用台籍人士、县市长提前民选、不同省籍者于政府机关享有平等待遇、减少公营民生事业等意见。尽管行政长官公署指控台湾共产党介入，中国大陆传播媒体对二二八事件则有多种意见。许多中国大陆的台籍团体呼吁进行改革，刘文岛等部分人士则提出批评与改善方案。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中正提出备忘录，批评陈仪的镇压行为且要求弹劾撤换，由于担心美国的贷款落空，蒋中正勉强接受撤换的意见。当各界沓伐陈仪的声音风起云涌，陈仪一手导演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县市参议会、各保甲长联名电呈中央挽留自身职位的戏码。3月17日，陈仪电请蒋中正表示辞职。3月18日，蒋中正批准请辞，并慰勉陈仪「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为遗憾，现拟勉从尊意」 。3月17日、18日连续两个晚上，陈仪征求蒋经国同意让自己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坚决拒绝 。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陈仪撤职查办。4月22日，行政院院会撤销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台湾省政府，同时由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担任首届台湾省政府主席。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政府委员、厅长和处长人选，全部22个职位中共有12名台籍人士。5月11日，遭撤职的陈仪返回南京市，改任国民政府顾问。
5月15日，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抵达台湾，与行政长官公署进行交接。隔天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立即宣布解除台北和基隆的戒严，各地实施的清乡也正式结束。台湾省政府同时停止新闻、图书和邮政检查，并废除交通管制及释放被捕人员；但下令在高雄市镇压的彭孟缉升任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军警人员亦持续展开拘捕行动。政府也未应民众要求而对事件有所调查或检讨，亦未对其他受害者有积极补偿。陈仪在隔年6月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后策动汤恩伯投靠中国共产党失败，1950年枪决于台北。
二二八事件对新闻媒体的影响

二二八事件对新闻媒体的影响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对于新闻媒体的影响。
舆论报导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机关报《台湾新生报》在1947年2月28日当天即刊载了前一天的缉烟事件，并误报了林江迈送入林外科医院旋告毙命一事。28日下午亦发行号外版，报导当天民众攻入派出所、殴打专卖局职员致死及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其后持续报导省政当局处置。事件发生后被迫停刊的《民报》在28日时也以「延平路昨晚查缉私烟队，开枪击毙老百姓」为题报导。
在中国大陆，各报社依其立场而对此事件报导叙述差异甚大。3月1日首由非中国国民党系的《大公报》报导，其余报社于3月2日后才有报导。亲国民党的报纸如《申报》与《东南日报》等，报导篇幅较小并强调「电讯中断」影响其讯息。其中《申报》标题称「台北已解严，缉私纷扰事件解决」。非国民党系的报纸，则在报导中指出「人民不满政府」与「军警开枪过当」，其中《文汇报》提及人民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并认为缉私伤及人命是「暴动」发生原因。
此外，事件初期多家报社报导3000到4000人死亡，例如在1947年3月2日的《大公报》头版，并受到外国媒体（如合众国际社）的引述。1947年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导「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事件头两天的伤亡）。与此同时，国民党系的报纸，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都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期间陈仪政府也曾透过报纸散布美国领事馆被攻击的消息，但事后遭美国大使馆澄清。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台湾惨案感言〉里面写著：「……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专卖与贸易政策造成，远因近因，颇为复杂。人民无组织，何以能爆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搆怨多而且深，民众中怀怨愤，压抑已久，故尔一触即发……而台湾民众又久在法治严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统治下生活，对于祖国官僚作风，万分不惯，再加生活艰难，环境压迫，愈觉痛苦无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
1947年3月6日，南京《大刚报》的社评〈注意台湾〉内文中说：「……曾几何时，台民美丽的梦，逐渐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了！一年来，台湾政府，给予他们的，并不比日本人为多，经济生活更加困难，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自使台民极端受刺激。以是忧愤代替了欢欣，失望赶跑了希望。也许这次的民众骚动，就是这种情势转变的历史纪录……」。
1947年3月8日起，行政长官公署为了管控言论，警备总部于是将台湾十一家报社、一家印刷厂予以查封充公，立即停刊，并查扣焚毁书刊，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立即遭到逮捕或杀害。
1947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W·鲍威尔（英语：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鲍威尔指出中国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像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群众，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导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除此，在日本方面，《读卖新闻》于3月3日报导了台北暴动消息。《新加坡自由报（英语：Singapore Free Press）》（"Singapore Free Press"）与《澳洲伯斯每日新闻（英语：Daily News (Perth, Western Australia)）》（"The Daily News"）等曾先后以「福尔摩沙的恐怖」（Terror in Formosa）为标题报导事件。
1947年3月28日，行政长官公署机关报《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划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
1947年4月11日，上海《大公报》报导台湾旅沪六团体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台湾事件报告书。报纸内文中记载：「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
到1949年以前，与二二八事件有关的新闻持续于《台湾新生报》存在，1949年后则逐渐没落。而1950年代陈仪被枪决与谢雪红相关报导，使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讯息再次被提及。之后，二二八事件议题直到1987年后才再复苏。
遭到整肃
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和其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将成员列为黑名单；查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对于不同层面的影响。
白色恐怖
1949年8月以后，中国国民党掌控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地区，大量部队与中国大陆民众跟进撤退，美国则在韩战后选择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由于海峡两岸仍相互军事对峙，台湾地区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期间限制新闻、言论、集会等自由，并运用军警情治单位逮捕异议人士、台湾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成员，社会处于白色恐怖。虽然为了安抚民心，政府对部分情节轻微的二二八事件嫌疑犯放宽处刑，但许多人之后重新因为事件而遭叛乱罪逮捕或处决。许多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和相关亲人也遭到警备总司令部监视，并有员警与宪兵进行身家访问调查。
虽然政府在1951年举办首次县市长选举 ，蒋中正在检讨在中国共产党对抗中失败的原因后，决定拔除中央与地方旧有派系的势力，重新确立个人威权地位。因为政府对异议人士的逮捕和压制，许多地方人士也对政治感到不信任，不再参与体制内的选举。中国国民党则有效掌控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得以进行一党专政统治，并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失势后开始发展自身地方势力。在政府控制社会思想下，虽然经济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关批评与反对行动因政府高压统治而大幅减少，且政府更能有效提出土地改革并发展国营企业。
但此举也造成中国国民党内部逐渐趋向保守，一方面长期压制民间发起的民主运动；除了限制言论自由并查禁党外运动杂志外，还陆续以雷震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等打压自由主义者与反对派人士行动。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地方稳定发展，则以经济利益等拢络各地方派系。其中透过允许经济特权的方式，使得地方派系能够在选举期间协助动员群众、汇集选票等。同时政府也积极透过学校教育等机关推广中华文化，试图借此提升中国正统意识，但反而让台湾本土文化则相对遭到压抑。
政治发展
廖文毅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主张撤办陈仪及取消专卖，遭陈仪发布通缉。1948年9月，廖文毅在提供给联合国的英文备忘录上，清楚表达台湾独立的主张，此为为台湾人在战后首度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独立的序幕。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死伤极多、影响深广的历史事件，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层面皆受影响。由于随后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民众面临遭政府逮捕和处刑的威胁，及连坐法与告密等影响，社会大众对政治议题转为疏离与冷漠，连带让二二八事件成为政治禁忌。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也导致知识份子参与政治或发表意见的趋势衰减，陆续退出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演艺界、新闻传播、政治界等领域。由于许多地方人士对政治感到恐惧与冷漠，及社会菁英不愿参与政治，也有益于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地区实行一党专政。
而后来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也让过往由士绅地主领导的地方政治逐渐改变。当中中国国民党支持许多毫无政治经验者，经地方选举与行政管道提拔，垄断地方政治与经济资源，各地土豪地痞、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渐介入地方政治。
同时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让台湾人与外省人间的省籍情结得到强化，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念。由于台湾社会长期遭政府高压统治，部分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嫌隙与迫害感加深，进而提出台湾人独自建立自己国家的主张。这也导致托管论点从原先解决贪腐政府转向建立独立政府，并有民众在海外发起台湾独立运动，包括廖文毅在1948年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王育德在1960年成立台湾青年社、4个团体在1970年合组台湾独立联盟等，少部分共产主义者则是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
海外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

海外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左翼相关人士与海外台湾独立运动相关人士分别举办的纪念活动。
左翼人士
1947年2月10日，蒋介石给陈仪的电文指示「共党份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在《二二八真相解密》一书作者武之璋认为，「蒋对台湾情况的掌握是很精准的」。他认为蒋介石派兵平息动乱是很正确的决定，当年3月6日全省除了澎湖外统统沦陷，警察与县市长不是被俘就是逃亡，外省人不是被打杀，就是困在机关或军营里，全省机关学校多被砸毁或遭抢劫。1947年3月2日，台湾共产党谢雪红乘机主持在台中市召开的市民大会，成立「人民政府」，吸收许多前日军退役军人和青年学生，筹组武装「二七部队」，攻陷许多军政机关， 最终与国军21师决战于埔里，史称「乌牛栏之役」，后因不敌于3月16日晚间遂行解散。少部分共产主义者则是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
海外台独运动
廖文毅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主张撤办陈仪及取消专卖，遭陈仪发布通缉。1948年9月，廖文毅在提供给联合国的英文备忘录上，清楚表达台湾独立的主张，此为为台湾人在战后首度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独立的序幕。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让台湾人与外省人间的省籍情结得到强化，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念。由于台湾社会长期遭政府高压统治，部分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嫌隙与迫害感加深，进而提出台湾人独自建立自己国家的主张。这也导致托管论点从原先解决贪腐政府转向建立独立政府，并有民众在海外发起台湾独立运动，包括廖文毅在1948年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王育德在1960年成立台湾青年社、4个团体在1970年合组台湾独立联盟等。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是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1947年2月27日，因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次日（28日）的陈情抗议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国军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此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情况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抗议，遭公署卫兵开枪射击，当天下午起台籍民众开始攻击外省人。之后，
当时凡参与各地处委会、批评政府作为，要求政治改革者、参与抗争组织者陆续遭到逮捕和处死，当中多数未经公开审判或遭秘密处决。另外，台湾民众不知戒严为何物，多数人又不懂国语，在听不不懂士兵警告或不知道口令的情况下遭到枪杀。另外在军政败坏的情况下，民众遭军队公报私仇、夺取财物、发生小纠纷时遭到杀害。在奖励密告与指认流氓的规定下，许多人也因为私人恩怨而遭杀害，也有设陷阱诱杀者。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指出，警总参谋长柯远芬系以「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的心态处理此一事件。而高雄要塞彭孟缉的军队在高雄市无差别扫射，造民众大量伤亡。
依警总该年4月25日公告〈二二八事变各县市外省同胞死伤之统计表〉统计造成外省人死亡52人，受伤1364人，失踪10人，遭民众殴杀16人，遭军队杀害6人，遭判刑1人，14人未注记；又警总1947年5月26日记者会公布外省人死伤失踪人数有1958人，本省人死伤失踪人数有643人；总计受害者2601人，其中死398人、受伤2131人、失踪72人；而监察委员杨亮功之「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则指出本省人死43人、伤397人，外省人死147人、伤1364人。
许多受难者未曾参加反抗行动，遭军队在街头任意扫射而死亡，或未经公开审判程序、秘密处决等方式，种种因素使得各界对事件伤亡者人数未有一致的估算，人数从数百至数万人皆有。根据1992年，由行政院设立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引述专家陈宽政用事件前后十年人口学方式反推出来的数据，总计台湾和澎湖地区因为镇压、整肃与受报复波击的死亡人数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另外李乔以年度出生率和死亡率推估，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约在18,000人左右。
死难名单
1995年12月，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始受理受难者赔偿金申请，至第13届第6次董监事会为止，通过核定之赔偿案例经统计如下：
二二八事件受害赔偿

二二八事件受害赔偿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针对这次事件的相关损失进行的赔偿与补偿。
赔偿案例
有关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赔偿，主要是依据立法院在1995年3月23日制定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该法律于当年4月7日公布实行。行政院依此条例于隔年设置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处理受害者申请赔偿事宜。其中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包括「死亡」、「失踪」、「伤残」、「遭受羁押」及「健康名誉受损」等类别，而赔偿金比重与受害者人数略呈M型分布。获赔认定以死亡与失踪的受害者最多，共865人，赔偿金则最高可获得新台币600万元的赔偿。
申请赔偿金之最新数据，截至2015年8月为止，共有2288名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得到国家赔偿，政府总共赔偿受害者约新台币72亿元。最年轻死者是在高雄车站前于母亲怀抱时，遭军人以刺刀杀害的1岁儿童；最年长死者71岁，在家中无故遭军队枪击，隔日伤重不治。其中以青年死伤最为惨重。而根据赔偿金资料推估受害者年纪，有高达45.12%获得赔偿者在当时仅约21岁至30岁。
赔偿人数与实际受难人数落差原因
自1995至2017年5月为止通过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申请赔偿的受难者案例中，「死亡」类案件685件、「失踪」类案件180件，但此「赔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受难数字」，依据，原因总结有七项：一、因连坐法及紧接著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使得家属早已避走海外；二、受难者无子女且五十年后父母双亡而无人申请赔偿者；三、受死于街头的人，其兄弟姊妹三等亲来申请赔偿，但找不到证据也无人证而难以确认者；四、被正式处决者因案件档案被公务机关销毁使得申请赔偿者找不到证据；五、因私人因素不愿申请赔偿者；六、受难者的档案明确、证据充足，却没有申请者，或申请者不是合法的赔偿权利人；七、申请者选择以白色恐怖为原因事实获得赔偿者不能重复申请二二八事件赔偿。上述原因皆不被二二八基金会列入其通过的受难数字统计。受难者家属向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案件中，除需知悉受难者人名以外，得检附具体资料或相关证人（非三等亲内证人二人以上的佐证），以书面向纪念基金会申请调查，并经二二八基金会的审查确认（调查当时实际情形且一一印证）后，如此方能通过赔偿，从事件发生到受理赔偿相隔半世纪，人证、物证多已灭失，申请赔偿困难重重。
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赔偿，由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赔偿金申请期限于2017年5月23日届满，立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除了二二八事件受难者本人可申请赔偿外，未来受难者家属也可申请，而因故未于原期限内申请者，于届满后申请赔偿金之期限再延长4年。
流行文化中的二二八事件

流行文化中的二二八事件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各种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的艺术创作、流行文化产品等。
文化题材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许多台湾作家与创作者便停止创作。其中在1947年时，黄荣灿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发表在《文汇报》上，成为少数直接描绘二二八事件的艺术作品。同一时间，包括臧克家、雷石榆、陈千武、锦连、张冬芳、林亨泰、杨逵、吴新荣、庄垂胜、张李德和、林献堂、陈逢源、李建兴等人都曾以诗歌抒发情感。而在二二八事件列为禁忌期间，包括李临秋作词、王云峰作曲的《补破网》，及陈大禹作词、吕泉生作曲的《杯底不可饲金鱼》等歌曲，分别希望在事件发生后能够共同重建社会。而作家吴浊流在1970年出版的自传小说《无花果》，内容中将自身经历的二二八事件作为主题。
然而在戒严时期，许多与二二八事件相关的题材都接连遭到政府禁止。直到解严之后，二二八事件才逐渐成为许多人的创作题材。其中在音乐部分，柯芳隆的《二二八安魂曲》、萧泰然的《一九四七序曲》等都将二二八事件作为音乐主题。另外重金属乐团闪灵乐团在《十殿》、《武德》等专辑中，也引用这次事件作为歌曲创作题材。许多文学作品也纷纷以此为题，包括吴茗秀的《三郎》、杨小娜的《绿岛》等作品。另外在2014年，Erotes Studio则以二二八事件时期的基隆市为题材，推出首部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美少女游戏《雨港基隆》。
1989年时，由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成为首部描写二二八事件的电影，并获得该年度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其他内容涉及到二二八事件的电影，包括1995年由侯孝贤执导的《好男好女》、1999年由林正盛执导的《天马茶房》、2006年由尹力执导的《云水谣》、及2009年由亚当·肯恩执导的《被出卖的台湾》。在电视剧部分，包括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后山日先照》和《灿烂时光》、民视无线台的《浪淘沙》、台湾电视公司的《台湾百合》、大爱电视的《明月照红尘》、客家电视台的《新丁花开》、三立台湾台的《紫色大稻埕》等作品。
若昂·克拉雷

若昂·克拉雷（法语：Johan Clarey，），法国男子高山滑雪运动员。他曾代表法国参加2010年、2014年、2018年和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高山滑雪比赛，获得一枚银牌。
克莱芒·诺埃尔

克莱芒·诺埃尔（法语：Clément Noël，），法国男子高山滑雪运动员。他曾代表法国参加2018年和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高山滑雪比赛，获得一枚金牌。
詹姆斯·克劳福德

詹姆斯·克劳福德（英语：James Crawford，），加拿大男子高山滑雪运动员。他曾代表加拿大参加2018年和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高山滑雪比赛，获得一枚铜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