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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观象台

古观象台，旧称观星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立交桥西南，是明朝、清朝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国家天文台。该天文台建于明朝正统四年（1442年），原址为元大都东南角楼旧址，共分为城堡式高台和四合院两部分。城堡式高台于清代曾两次向东扩建。台上仪器明清两代几经更换，1900年曾一度被全部抢走，1921年归还。1956年后一度作为博物馆开放，1959年改为办公用房，1983年重新作为博物馆开放。1982年，北京古观象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明代
北京地区最早的天文台始建于金代天会五年（1127年），当时的天文台被称为候台，隶属于太史局，器材基本全部来自北宋在汴京所设置的天文台。元代基本承袭了金代的天文观测制度，至元十六年（1279年）曾建有司天台。明朝初年司天台被拆，并将司天台的仪器运至南京鸡鸣山新建的观星台上。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钦天监并未搬迁，天文观象活动仍在鸡鸣山进行，北京另立“行在钦天监”，办公地点在元太史院旧址，观测活动则在其附近的齐化门城墙上用肉眼进行。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紫禁城内建起一座宫廷观象台。正统二年（1437年），工匠前往南京用木料仿制仪器，之后运回北京铸造铜制仪器。正统四年（1439年）制造完成浑仪、简仪、圭表、浑象等仪器。正统七年（1442年）利用元大都东南角楼及周边城墙的旧址修建的观星台正式建造完成，先前铸造的仪器全部安放到台上。自正统七年至正统十一年（1446年），观星台西侧建起多座附属建筑，即紫微殿、东西厢房、晷影堂等，整体布局呈四合院状，作为钦天监外署，处理观象台各种观测资料并编撰历书。景泰六年（1455年）曾在社稷坛附近修建一座观象台，作为观星台的参照。嘉靖二年（1523年），观星台上树立起一根风竿，竿上设置28道铁箍，象征28各星宿。此外还在台上安放了浑天仪和简仪。此外，嘉靖年间曾对古观象台大规模维修。
清代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当年改观星台为观象台，隶属于钦天监，地理位置不变，制度沿用明制，此后不久终止了南京鸡鸣山的观测活动。康熙七年（1668年），鸡鸣山的全部设备被运回北京，此后并未投入使用，部分仪器在之后仪器的制造当中被熔。康熙八年（1669年）钦天监副南怀仁上疏改造观象台的仪器，获得批准。新仪器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制作完毕，此次重制的设备分别为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采用的标准为西式的360°和60进制的欧洲标准。而原采用360.25°划分圆周的明制设备被替换到了观象台下。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法国人纪理安监制，造出了整合地平仪和象限仪功能的“地平经纬仪”，为此台上的仪器摆放有所调整，观象台东侧北半部向东扩建。乾隆九年（1744年），清高宗在视察观象台后，认为明制天文仪器只有浑仪最古老且最具本土特色，于是钦天监和德国人戴进贤设计了一座“三辰公晷仪”，经过多次修改后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铸成“玑衡抚辰仪”。为安放玑衡抚辰仪，观象台东南侧向东扩建5米，形成现有结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时将明正统年间和成化年间铸造的两座天球仪熔毁，改铸成了两只铜狮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古观象台上的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象限仪、地平经纬仪、明制简仪被法国抢走，存放于法国驻华使馆；明制浑仪、清制天体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纪限仪则被德国掠至波茨坦离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法国驻华使馆归还了全部天文仪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了不影响观测工作，赶制完成的小地平经纬仪，与折半天体仪被安放于观象台上继续使用。自雍正二年（1724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气象观测资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气象观测记录。
中华民国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于古观象台成立中央观象台。1913年，台内了设立气象科，自此观象台承接了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地磁测定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1年，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将先前掠走的天文仪器归还至北京。1929年，中央观象台更名为国立天文陈列馆，停止天文观测活动，同时以原有气象科为基础成立北平测候所，保留气象工作站职能。1930年，北平测候所改建为北平气象台。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明制浑仪、明制简仪、明制漏壶、明制圭表、明制壶漏、小地平经纬仪和折半天体仪被全部转移至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以防被日军抢走，观象台仅剩清制仪器。1937年北平为日军所占，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将北平气象台更名为华北气象台。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将华北气象台复名北平气象台，不久后又更名回华北气象台，继续从事地面、高空气象观测，并进行短时天气预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气象台被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接
郑振铎

郑振铎，字警民，又字铎民，小名木官，笔名郭源新、西谛等，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温州永嘉，中国作家，文学史家，政治人物，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
道光二十年庚子科进士郑元璧曾孙。
生平
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耿济之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0年，与耿济之、王统照、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同年，又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名著《飞鸟集》，在上海出版。
1924年，将《紫玉钗》剧本送至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并命名“闽剧”取代了“闽班”一词。
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世界文库》主编。2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事件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5月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1931年，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
1932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北平出版，共五十万余言。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
1939年联合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张定璜等人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购买四处散落的稀有文献图书。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史学会成立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
1955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及学部委员。
1958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开罗访问途中，所乘坐的图-104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境内失事遇难身亡。
夫人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幼女高君箴。
著作
编作
《印度寓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法家

法家，又称法家思想、法家学说，指的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中提倡以法制国（有别于现代法治社会）的思想学派。
法家起源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过在当时并未有人称这种学派为「法家」，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书中将这一学派命名为「法家」。在《汉书·艺文志》中，列法家为“中国九流”之一。法家的理论体系成熟得很晚，但其渊源很早，源头可往上追溯到夏朝时的“理官”。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被管仲、李悝、子产、吴起、商鞅、慎子、申子、乐毅、剧辛、李斯等一批学者大力发展，逐渐变为一个成体系的学派，并最终由战国末期的韩非集大成。在汉朝时，汉朝官员们对法家学说加以收集、分类、总结，并让这套思想成为汉朝治理国家的基础。
法家治国的方式完全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以审视中国战国时期的各类社会问题。其实法家学说的创作者们没有一个属于最高层的统治阶级，但他们仍然希望让自己的思想被统治者所用。法家指出统治者如何有效组织和控制政府，使国家财富和领土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法家认为，要扩大疆域、增加财富，只能以君主专制，即统治者在其领域内的绝对个人权力，才能实现。
法家在战国时期盛行的各种思想学派中脱颖而出。依靠法家思想，商鞅在公元前360-338年期间，在秦国推行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秦国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
起源与发展
历史背景
法家是中国古代在中国兴起的众多思想思潮之一。在春秋战国严重的制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异常丰富政治思想，也被后世认为是百家争鸣的年代。
周代的社会将人分为两大类：庶民和世袭贵族。世袭贵族效忠于地方上的封地统治者，并获得官职和政治权力。封地统治者则对周天子效忠。 周朝奉行礼和刑的原则，礼只对贵族适用，而刑只对庶民适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周代初始，周王根据个人能力、君臣关系和军事实力，对政府保持严格控制。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尚未发达，他们把权力通过分封制下放给诸侯。 当周王无法再授予新的封地时，其势力便开始衰落，而诸侯开始认同自己的地区而非中央， 诸侯便开始了长期的分裂敌对关系。 贵族家族因其祖上的威望而变得非常重要，拥有巨大的权力。
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1-476年），周朝的政治结构逐渐解体。周朝的世界陷入了对立的诸侯国之间、诸侯和臣下的贵族世家之间、贵族世家之间、贵族世家内部的对立支系之间的斗争中。政治上，诸侯开始直接任命其国家官员，为其出谋划策、管理国家。从松散的封建制度逐渐成就了一定的官僚化与中央集权。致使世袭特权的衰落，并带来“从上至下的社会改革”。在公元前四世纪，各诸侯国一定程度实现中央集权，但彼此的争斗进而加剧，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
在经济上，铁器的引入彻底改变了农业。农业产量提高促进了荒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同时加速了城市化和经济的商业化。在军事上，产生了弓弩等新技术以及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使贵族式的战车军队被农民应征入伍的大规模步兵军队所取代，从而使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急剧增加。而在社会上，诸侯国中的世袭贵族部分为更广泛的“士”所取代，而士族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能力，而非血统。这些深刻的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行政、经济、军事、社会和伦理问题。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多与时俱进，各家各派都试图以其思想，来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随着战争愈加血腥、有破坏性，在没有足够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认识到，天下一统是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如何实现统一、稳定天下，便成为各家思想争相探讨的核心话题。法家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因此成就了此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一些主要的法家思想家，如商鞅，是其时代中重要的改革者。法家在行政和社会上多有创新，最愿意摒弃过去规范，更务实，更注重结果。另一方面，法家对传统文化和道德持轻视态度，对接受过的士族批判的态度，赢得了相当大的敌意。从长期来看，西汉时期司马谈的观察似乎正确：法家方针在短期内非常有效，但从长期来看，吸引力就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儒家学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的主要思想。儒家反对法律专制，虽然刑法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便已刻制在青铜器上。对于儒家来说，经典是知识的来源。 正统儒家多认为，组织上的细节不需由君主和大臣考虑，而应留给其下属，并希望臣属制衡统治者。
法家的起源
有学者认为法家起源于管夷吾。管仲重视教育，其改革使国家直接在村级实行征税和经济专制，并将行政责任从贵族转移到专业官僚身上。管仲辅佐齐桓公，在国内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改革，包括户籍登记、划定国家内部的行政区、颁布法律，并将其抄录下来，张贴在全国各地，供主公的臣民参考。
从管仲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管仲的基本理念是，要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以达成齐桓公的称霸的心愿，需要一定程度的官僚专业知识。第二个特点是更彻底地背离了传统的规范。管仲承认，有效统治不能仅依靠贤君作为道德楷模，而必须有赏
中国乐器列表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一系列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乐器。
本列表依照乐器的演奏方式分类；八音则是依乐器材料分类。
半导体

半导体（德语：Halbleiter, 英语：Semiconductor, 法语：Semi-conducteur），是一种电导率在绝缘体至导体之间的物质或材料。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半导体的电荷载流子浓度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在宏观上表现为电导率上升、电阻率下降；而在绝对零度时，则成为绝缘体。依有无加入掺杂剂，半导体可分为：本征半导体、杂质半导体（n型半导体、p型半导体）。
电导率容易受控制的半导体，可作为资讯处理的元件材料。从科技或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半导体非常重要。很多电子产品，如电脑、移动电话、数字录音机的核心单元都是利用半导体的电导率变化来处理资讯。常见的半导体材料有：第一代（另一种定义/说法：第一「类」）的硅、锗，第二代（类）的砷化镓、磷化铟，第三代（类）的氮化镓、氧化锌、氮化铝、碳化硅等；而硅更是各种半导体材料中，在商业应用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
材料的导电性是由导带中含有的电子数量决定。当电子从价带获得能量而跳跃至导电带时，电子就可以在带间任意移动而导电。一般常见的金属材料其导电带与价电带之间的能隙非常小，在室温下电子很容易获得能量而跳跃至导电带而导电，而绝缘材料则因为能隙很大（通常大于9电子伏特），电子很难跳跃至导电带，所以无法导电。
一般半导体材料的能隙约为1至3电子伏特，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因此只要给予适当条件的能量激发，或是改变其能隙之间距，此材料就能导电。
半导体通过电子传导或电洞传导的方式传输电流。电子传导的方式与铜线中电流的流动类似，即在电场作用下高度电离的原子将多余的电子向着负离子化程度比较低的方向传递。电洞导电则是指在正离子化的材料中，原子核外由于电子缺失形成的「空穴」，在电场作用下，空穴被少数的电子补入而造成空穴移动所形成的电流（一般称为正电流）。
材料中载流子（carrier）的数量对半导体的导电特性极为重要。这可以通过在半导体中有选择的加入其他「杂质」（IIIA、VA族元素）来控制。如果我们在纯矽中掺杂（doping）少许的砷或磷（最外层有5个电子），就会多出1个自由电子，这样就形成n型半导体；如果我们在纯矽中掺入少许的硼（最外层有3个电子），就反而少了1个电子，而形成一个电洞（hole），这样就形成p型半导体（少了1个带负电荷的原子，可视为多了1个正电荷）。
普通半导体如硅、砷化镓、碳化硅等材料中的电子和空穴通常可以用非相对论性的抛物线型色散关系来描述其能量-动能关系（英语：Energy–momentum relation），而在最近研发的新型半导体中，包括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唐爽和崔瑟豪斯夫人提出的准狄拉克材料、半狄拉克材料等（唐-崔瑟豪斯理论），电子和空穴可以具有不同的相对论效应。这些相对论性的新型半导体材料或可引领下一代计算机芯片、能源装置的研发。
概括
半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两者的能带宽度不同。绝缘体的能带比半导体宽，意即绝缘体价带中的载子必须获得比在半导体中更高的能量才能跳过能带，进入导带中。室温下的半导体导电性有如绝缘体，只有极少数的载子具有足够的能量进入导带。因此，对于一个在相同电场下的本征半导体和绝缘体会有类似的电特性，不过半导体的能带宽度小于绝缘体也意味著半导体的导电性更容易受到控制而改变。
纯质半导体的电气特性可以借由植入杂质的过程而永久改变，这个过程通常称为掺杂。依照掺杂所使用的杂质不同，掺杂后的半导体原子周围可能会多出一个电子或一个电洞，而让半导体材料的导电特性变得与原本不同。如果掺杂进入半导体的杂质浓度够高，半导体也可能会表现出如同金属导体般（类金属）的电性。在掺杂了不同极性杂质的半导体界面处会有一个内建电场（built-in electric field），内建电场和许多半导体元件的操作原理息息相关（例如太阳能电池电子与电洞对的搜集就是靠内建电场来作用），而掺杂后的半导体有许多电性也会有相对应的变化。
除了借由掺杂的过程永久改变电性外，半导体亦可因为施加于其上的电场改变而动态地变化。半导体材料也因为这样的特性，很适合用来作为电路元件，例如电晶体。电晶体属于主动式的（有源）半导体元件（active semiconductor devices），当主动元件和被动式的（无源）半导体元件（passive semiconductor devices）如电阻器或是电容器组合起来时，可以用来设计各式各样的集成电路产品，例如微处理器。
当电子从导带掉回价带时，减少的能量可能会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过程是制造发光二极体以及半导体雷射的基础，在商业应用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相反地，半导体也可以吸收光子，透过光电效应而激发出在价带的电子，产生电讯号。这即是光探测器的来源，在光纤通讯或是太阳能电池的领域是最重要的元件，也是相机中CMOS Image Sensor主要的运作原理
第1钢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

B小调第1号钢琴协奏曲（俄语：Концерт для фортепиано с оркестром № 1，英语：Concerto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No. 1），作品23，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74至75年间，题献给德国钢琴家兼指挥家汉斯·冯·彪罗。
创作历程
柴可夫斯基于1874年在写给其弟的家信中首次提到创作这首乐曲的情况，不久后的12月，作品大致完成，柴可夫斯基原本打算将这部作品交给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尼古莱·鲁宾斯坦来修订和首演，但是鲁宾斯坦对作品作出了无情的批评，令柴可夫斯基改变了初衷，将这部作品题献给了德国指挥家汉斯·冯·彪罗。
彪罗将这部协奏曲带到了美国，1875年10月25日在波士顿音乐厅进行了首演。19天以后，这部作品才回到了俄罗斯家乡，地点是圣彼得堡。由古斯塔夫·葛罗斯（即拉赫曼尼诺夫的老师）及捷克指挥家演出。但是这次俄罗斯的首演却又因演奏的速度过快而宣告失败。柴可夫斯基事后形容葛罗斯的表现是：「声音有如被残暴地演奏出来」。幸好，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演出则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当时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当时年仅18岁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塔涅耶夫，而指挥正是当初拒绝弹奏的尼古莱·鲁宾斯坦，他后来亦成为这首曲子的其中一位公认的演绎权威。
分析
配器
除去独奏钢琴之外，该作品所需乐队规模中等。
依照工具书《管弦乐作品手册》指示，上述之配器可简记为"2 2 2 2—4 2 3 0—tmp—str"。
结构
本乐曲共分为三个乐章。
不太快的和极其庄严的快板—生气勃勃的快板（Allegro non troppo e molto maestoso - Allegro con spirito）
朴素的小行板最急板—初速（Andantino simplice-Prestissimo-Andantino simplice）
火热的快板—大幅度慢些—加快快板（Allegro con fuoco-Molto meno mosso-Allegro vivo）
评价
听众人气
第1号钢琴协奏曲不但是柴氏个人的著名作品，更是钢琴协奏曲文献当中最受欢迎者。1995年由日本音乐之友社（日语：音楽之友社）所出版的《作曲家分类之古典CD总目录》（作曲家别名曲解说ライブラリー）显示，第1号钢琴协奏曲有53张CD之多，远较第2号（作品44，6张）以及未完成的第3号（作品75，5张）为多。而根据古典音乐串流Primephonic的查询则显示，第1号有多达638张CD的选择（至2020年6月29日止）。
流行文化
此曲第一乐章的起始片段曾被奥森·威尔斯的CBS广播剧节目《空中水星剧场（英语：The Mercury Theatre on the Air）》用作主题曲。
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无法以国家代表队名义参赛的俄罗斯运动员用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且只使用缩写ROC）的名义参赛，颁奖典礼上升俄罗斯奥委会会旗，并用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起始片段代替俄罗斯国歌。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亦采用同等安排。
教宗

教宗（la：papa），又称教皇，是罗马主教，为普世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以及梵蒂冈城国国家元首，在天主教会传统上认为是耶稣十二宗徒之长圣伯多禄权柄的继承人，被天主教会视为“基督在世之代表（英语：Vicar of Christ）”。根据现行宗座宪章，教宗由符合资格的枢机透过秘密会议选举产生，通常终身任职。其主教座，即圣座，为普世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国际社会拥有特别的主权地位。现任（第267任）教宗是良十四世，于2025年5月8日当选。
词源
教宗拉丁文原词「Papa」源自希腊文的「πάππας」，意为「父亲」，起初用于对司铎或主教的暱呼。4或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虽频繁地用「πάππας」称呼主教，在东罗马帝国，尤其是在希腊和俄罗斯，司铎仍然称为「πάπας」。
沿革
主教的尊崇地位，在基督教成形之初就出现端倪。从《宗徒大事录》时期开始，耶稣的宗徒及门徒们在犹太会堂讲道，但大部分基督徒聚会是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进行，当罗马帝国迫害他们时甚至会在地下墓穴中进行，因此聚会地点相当分散，这些家庭聚会渐渐地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教区的概念，在教区中就设立主教，主教或教父这个词在中文里也被译为监督或长老，圣经中多次提到使徒召集各地长老晤谈，这些长老在接受使徒的教导后，便将教导带回各教区，逐渐地长老继承使徒成为各地方教会的宗教领袖。在此期间，主教尤其罗马主教在基督教界内拥有重要的精神权威，但还没有与罗马皇帝同等程度的权力。
教宗（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是在一连串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主教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也来自历史因素。初期教会的《圣经》及使徒书信多半由人工抄写在羊皮纸上，流传不广，加上当时教徒多不识字，致使主教掌握解释权，各地主教权威甚至高于《圣经》，特别是诺斯底主义的流行使得长老们在消灭「异端」的过程中，强化了主教的权力。其次，由于初代几位具影响力的教父（教会领袖，特别是神学家）十分看重与强调主教制度，无形中提高了主教的地位，例如伊格纳修、爱任纽、居普良等，其中居普良提倡主教制度最为出力，他说，一切的主教都是平等的，背叛主教就是背叛教会。
初期教宗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听命于东罗马帝国（或西罗马帝国）皇帝。在教宗国建立之前，东罗马历代皇室以保护东方基督教会为名管理君士坦丁堡主教行政，通过主持大公会议、任命或废黜任何一位五大主教（即罗马主教、亚历山大主教、安提阿主教、君士坦丁堡主教、以及耶路撒冷主教），给他们的权力设置界限。在451年迦克墩公会议中，皇帝马尔西安的妻子普尔喀丽亚皇后和亚历山大主教狄奥斯库若发生口角而且后者还顶嘴，皇后掌掴了主教并命令卫兵将他关起来，皇帝只能将他流放。而罗马主教则对西方教会拥有普遍权威，由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日耳曼人不断入侵义大利半岛，罗马主教日益寻求摆脱皇权控制。这些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东西教会大分裂，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为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两大分支。
直到640年代东罗马帝国受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丧失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剩下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分别成为西、东方教会领袖，而罗马主教在政权分裂的西部地区因数次与入侵蛮族斡旋成功，其地位与君主有过之而无不及。
罗马主教位阶高于其他主教，主因有八：
中世纪的主教掌握《圣经》解释权，同时基督教信仰在此时也控制了整个西方世界，罗马教会有了教廷之称，罗马宗主教也有了教廷之长（教宗）的地位，其影响力及影响范围甚至超过在地政权，执政者也以受教宗加冕为其统治的法理基础，教宗也可以从各地教会获得捐税，且掌握神职人员的任用以及教会司法权。
中古时期，由于神职人员的腐败，教廷势力渐渐低落，1300年左右，义大利和法国彼此争夺对教会的影响力，教宗克勉五世被法兰西国王菲利浦四世掳到法兰西王国的亚维农（现为法国领地），是为亚维农教廷，形成七任教宗都在亚维农治事的亚维农时期。在14至15世纪，英、法两国因不愿罗马教会干涉内政，将神职人员任用及教会司法权收归君主，但仍向罗马教廷纳税。
1378年教会迁回罗马，并选出意大利籍的教宗乌尔班六世，但13位枢机主教另立法国人克雷芒七世为教宗，而造成分裂。1409年召开的比萨会议决议欲以另立一位新教宗来取代前述两位教宗，但乌尔班六世跟克雷芒七世均未出席会议，各国仍拥护各自认定的教宗，结果形成了有三个教宗的局面。
1415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采取会议至上主义，罢黜三位教宗，结束教会分裂，但此时仍无法解决教廷腐败的问题。1517年，在德意志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数次与教廷辩论，坚持《圣经》权威高过主教，持此观点的基督徒团体便与大公教会（即天主教会）分裂成为新教，也称为抗罗宗、更正教、抗议宗；日内瓦的约翰·喀尔文、苏黎士的乌利希·慈运理等神学家纷纷崛起，加上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教廷的龃龉，延烧成全欧洲的宗教改革。保存原来的教廷与教宗制度者称为大公教会，
曾庆红

曾庆红，江西吉安人，生于安徽泾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原正国级领导人。中共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在国防部门、国家计委、石油部门工作，曾任解放军将领余秋里的秘书。1984年曾庆红调任上海，1989年六四事件后随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进京，先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99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晋升第一）、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全面负责党务工作。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同年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主管港澳工作。中共政治人物曾山与邓六金之子。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曾庆红因年龄原因未能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并于次年离任国家副主席退休。
生平
早年经历
曾庆红1939年7月30日（农历六月十四日）生于安徽泾县丁家山，小名丁丁。皖南事变前夕，被父母从安徽送到吉安祖母家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被接回上海和父母一起生活。1952年随父母入京，就读于北京101中学。1959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7月北京工业学院毕业。1963年至1965年解放军743部队技术员。1965年至1969年七机部二院二部六室技术员。1969年至1970年下放到广州部队赤坎基地、湖南西湖生产基地劳动。1970年至1973年七机部二院二部技术员。1973年至1979年北京市国防工办生产处、科技处技术员。1979年至198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秘书。1981年至1982年国家能委办公厅副处长。1982年至1983年石油部外事局联络部工作。1983年至1984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1984年至1986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1985年至1986年任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1986年至1989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负责宣传）。
进入中央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曾庆红仕途转折点，随着其上司、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曾的职位不断升迁。1989年7月，在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曾庆红被调往中央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在1993年3月接替温家宝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1997年9月19日，曾庆红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并继续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至1999年3月，之后曾庆红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组织和人事管理事务。
在中央工作期间，曾庆红大力协助江泽民，先后参与整肃“杨家将”，打倒陈希同、削弱李鹏，请出薄一波、迫使乔石退休，开展“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教育，推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主导中共十六大人事并安插江派人马。
2002年11月15日，63岁的曾庆红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进入最高领导层，成为正国级领导人，并连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一），在党内分管党建、组织事务并协助分管外交事务。同年12月，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当选国家副主席，不过有177张反对票、190张弃权票，得票率为87.5％。2003年7月，曾庆红出任新成立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分管港澳事务。虽然曾庆红在党内排行第五，但是由于其与江泽民的关系，外界认为曾庆红在当时是除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以外最有实权的领导人。
退休生活
2007年10月22日，68岁的曾庆红因年龄原因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于同年12月21日卸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2008年3月15日，曾庆红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卸下国家副主席职务退休，其国家副主席一职由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接任。
有多位政论人士，例如高新都认为习近平能够力压胡锦涛长期栽培的李克强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接班人，曾庆红所起的作用很大，江泽民、曾庆红的盘算是先阻止胡锦涛的人马上台，然后培养江派人马采取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的方式，罢免甚至逮捕习近平，再次掌控全局。而当习近平权力稳固后，曾庆红于2019年5月访问家乡江西吉安时，向群众高声称赞习近平的领导：
著作
《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上下），2010-06中央文献出版社
批评与争议
据估计，曾庆红在国内外的资产达上百亿元；曾庆红退休后，为自家亲戚朋友在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国家机关部门安排工作，
钢琴

钢琴（it：pianoforte；德语：Klavier；英语：piano），是西洋古典音乐中的一种键盘乐器，前身为大键琴、古钢琴，普遍用于独奏、重奏、伴奏等演出，用于作曲和排练音乐十分方便。弹奏者通过按下键盘上的琴键，牵动钢琴里面包着绒毡的小木槌，继而敲击钢丝弦发出声音。钢琴音域宽广，音色宏亮、清脆，富于变化，表现力很强。独奏时，可演奏各种气势磅礡、宽广、抒情的音乐，亦可演奏欢快、灵巧、技巧性很高的华彩乐段，在乐队中则可发挥巨大的作用，还经常作为伴奏乐器使用。钢琴因其丰富的乐理表达能力，被称作“乐器之王”。
历史与发展
古钢琴
现代钢琴发明以前，巴洛克时代，就已经有了两种类似的键盘乐器。一种是拨弦键琴（又称大键琴），这些种类的古键琴的发声原理类似于吉他这样的拨弦乐器，用机械传动装置带动一个拨弦的小臂由羽管或皮制拨子拨动琴弦，缺点是没有办法控制力度，音量总是一样大小。另一种是击弦键琴（又称小键琴），体积较小，用铜楔槌击打琴弦，和钢琴不同的是，楔槌不是立刻离开琴弦，而是保持在弦上的压力，直到手指离开琴键，因而击弦键琴可以用手指控制音量，并且可以有细微变化的效果，音色富有歌唱性，缺点是音量很小，只适合家庭使用。
17世纪艺术歌曲的发展，对伴奏乐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小提琴声音太细，鲁特琴的技巧要求太高难以掌握，各种古钢琴的音色和音量又不能让人满意。
大键琴的制造者克里斯托福里，在总结了大键琴和小键琴的优缺点以后，在约1709年试制了一种增加了击槌装置的键盘乐器，它和小键琴的最关键的区别是击弦机的机械系统：击槌敲击琴弦后会立即弹开，使琴弦持续振动，直到手指离开琴键；而且击槌弹开后不会来回弹动，同时又可以迅速的重复击键。在之后钢琴发展中，这些要素都保留并不断改进，它同时解决了不能随意控制演奏音量的缺陷，克里斯托福里给它取名“有强弱的大键琴”（gravicembali col piano e forte），这台乐器也就是古钢琴。克里斯托福里制造了大约20台钢琴，现存于世还有三台：一台制于1720年，四个八度，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台制于1726年，四个半八度，现存德国莱比锡；一台制于1722年，现存意大利罗马。
1711年，意大利作家Scipione Maffei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件新的乐器，包括不太准确的机构图解。这篇文章在西欧广泛传播，很多工匠都据此制作钢琴。1726年，德国人管风琴制作师希尔伯曼（Gottfried Silbermann,1683-1753）根据这篇文章也制造了一台钢琴，并加入类似现代钢琴延音踏板的手动音栓，可以扬起琴弦上制音器。1730年代，希尔伯曼曾把他制造的钢琴介绍给巴赫，不过巴赫当时并不喜欢它，抱怨高音太弱，动态范围不广。之后希尔伯曼又进行了改进，1747年巴赫造访柏林，试奏并称赞了希尔伯曼的钢琴。希尔伯曼有很多学生，他们对早期钢琴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其中重要的十二位称为“十二门徒”。部分人移居英国，在德语国家和英国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制造流派。
十八世纪后期，钢琴的制造越来越多。希尔伯曼的学生斯泰因（1728-1792）在德国奥格斯堡开始了钢琴的制作。斯泰因钢琴有一个后向的击槌，比起现代钢琴，对触键力度非常敏感。莫扎特于1777年造访奥格斯堡，并且试奏了斯泰因的钢琴（当时斯泰因钢琴取消了克里斯托福里钢琴的擒纵结构（escapement）），后来在写给父亲的信里，莫扎特称赞斯泰因钢琴的音质均衡，制造工艺精湛，但是也指出缺少擒纵结构。斯泰因之后进行了改进，发明了Prellmechanik击弦机，加入了擒纵机构，完善了延音踏板。斯泰因的女儿南内特·斯特雷彻和女婿Johann Andreas Streicher在维也纳继续钢琴制造的生意，他们是贝多芬的朋友，贝多芬拥有一台斯特雷彻钢琴。同一时期在维也纳还有其他钢琴制造师，包括安顿·瓦尔特，他制造的钢琴的音量比斯特雷彻钢琴大一些。瓦尔特是莫扎特的朋友，莫扎特在1781时购买了一台瓦尔特钢琴。还有Conrad Graf（1782-1851），他制造了贝多芬最后使用的钢琴，同时开设了维也纳第一个批量制造钢琴的企业。这些在德语国家发展的钢琴称为维也纳式击弦机钢琴，除了三角式，维也纳式击弦机钢琴还有方形钢琴（square piano）。维也纳式击弦机钢琴使用木质框架，每个音有两根琴弦，击槌外有皮革包裹，琴键的白键和黑键的颜色和现代钢琴相反，声音比现代钢琴要弱，对比清晰，混响时间短一些。
从1760年代开始，由于七年战争，希尔伯曼的很多学生移居英国，其中楚姆佩（Johann Christoph Zumpe）开始在大键琴制作家Burkat Shudi的工场制造便宜的方形钢琴。这种方形钢琴虽然没有擒纵机构，技术上相对落后，但是却非常流行，在钢琴取代大键琴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
荀子

荀子，名况，被尊称为荀卿，又称孙卿，中国战国时代儒家学者和思想家，赵国人，曾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楚国兰陵令，到赵国、秦国游说诸侯，宣扬儒学和传授六经，批评子思、孟子等其他儒者及墨家、道家等其他学派，有韩非、李斯等弟子，著作后世编为《荀子》一书。作为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与孔子、孟子合称孔孟荀。
荀子祖述孔子，重视道德伦理，提倡仁义、礼义和忠信，集先秦礼论之大成，重视以礼修身和礼制教育。他相信性恶论，人与生俱来本无道德，若放纵情欲不加节制，将互相仇恨和斗争；道德价值是后天人为建构的，由圣人创造，以规范和美化人性。荀子重视人的理性和学习能力，认为善行是后天学习而得的，人人都有学习礼义的能力；君子应凭著个人修养，锲而不舍的努力，日积月累养成美德。政治上荀子提调尊君，强调君主确立社会秩序与道德教化的作用，彰显儒家的圣王理想与政教合一的观念。荀子主张任用贤能，国君把政务交与大臣处理；国家要控制思想，打击异端邪说，以法律补充礼制以维系社会秩序。自然论方面，荀子倾向唯物主义，认为天地并无意志，不信墨家天人感应和鬼神之说，提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
荀子受誉为一代大儒，地位崇高，对后世特别是汉代的儒学思想与政治文化影响颇深。在宋、元、明三朝曾从祀于孔庙；但因其性恶论及曾抨击孟子，自宋代以来也受不少儒者批评，被视为孔门异端（至少是「歧出」），甚至是法家人物。直至清代才因考据学而又被重新评估、定位。
生平
几乎所有关于荀子的生平资料，都来自于荀子去世后编辑而成的《荀子》一书，或者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的传记。而《史记》中的记载，尤其是著名哲学家的传记，时有失真之处。因此，现今所拼凑出的荀子生平，必然是包含部分推测。
约在公元前316年，荀子生于赵国，15岁左右时到了齐国，在稷下学宫研习到30岁左右。燕国战胜齐国，迫使荀子离开齐都临淄，在前286年到前278年间居留楚国。后来秦军攻进楚国首都郢城，齐襄王夺回临淄，荀子于是回到稷下学宫，之后三度被任命为祭酒，负责主持典礼。在前265年至前261年间，荀子曾拜见赵孝成王、秦国应侯范雎及秦昭王，在赵孝成王御前与临武君论辩。前255年，楚国春申君带兵灭鲁国，任命荀子出任兰陵令。期后他可能一度离职前赴赵国，担任赵孝成王的上卿。前238年，春申君逝世，荀子解任兰陵令，继续住在兰陵，约在前237年至前235年间去世，享年79岁至81岁。荀子传授《诗经》、《春秋》、《礼经》及《易经》，弟子可考的，有陈嚣、李斯、浮丘伯、韩非、张苍五位，当中浮丘伯最能传承荀子的学问与学说，李斯则在前247年辞别荀子到秦国求取官职。
学派
荀子祖述孔子，认为当时各家学说俱有所蔽，唯有孔子「仁智而不蔽」，了解「道」之全体。荀子自视为孔子的真正继承人，学术思想上承子弓，称赞子弓是儒学正宗传人，这个子弓可能是孔子弟子子游、子贡或冉雍。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篇除了批驳当时各家学说之外，亦批评同门各派的弊病。他批子张、子夏和子游的门下是「贱儒」，把子思及孟子归作同类，视为「瞀儒」，指责两人只能偏颇地理解先王之道而不了解体统，妄作「五行」之说而幽隐无解。
荀子可能向宋钘学习过，称之「子宋子」，但不满宋的学说庞杂无章与诡辩，荀子也批评墨子、法家申不害、慎到、道家庄子、名家公孙龙子等。他指责墨家只知严格节俭，却忽略了礼的作用；批评庄子只知道「天」而不知道人；斥责慎到只知创立新法律，而忽略贤人；反驳当时的诡辩理论，如宋钘的「多侮不辱」、《墨经》的「杀盗非杀人也」、惠施的「山渊平」等。荀子吸收各家各派思想，其哲学「是与战国诸子思想交流和综合之思想体系」。他受老庄道家影响；中国大陆学者比较强调黄老道家思想对荀子的影响，而台湾学者则倾向持荀子还是有异于黄老道家的观点。《史记》记载荀子曾游学齐国，日本学者佐藤将之认为荀子受当时齐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伪托管仲的《管子》一书有国之四维的主张，以礼为首，可能是荀子思想来源之一）。同时佐藤亦认为荀子设计治理天下的蓝图，很可能参考过《管子．立政》一篇所列出的官职，加以扩充。
思想
道德
荀子的道德信念像孟子一样强，他认为道德是统一天下的绝对必要条件，伦理价值的实践与否，将决定国家兴衰与天下治乱。与法家不同，法家认为道德价值对国家秩序来说并无正面作用，荀子则认为伦理道德能统合社会。荀子以仁义、礼义、忠信为儒家的最高伦理价值，其中又以仁义最重要，仁义有时也与礼义并列。今本《荀子》「仁」字出现134次，「仁义」出现32次，比《孟子》中的27次还要多。游说国君时，荀子提倡的德目常常就是仁。仁义是最高价值，之所以强调「礼」，是因为礼是实践仁义的有效方法，二者相辅相成；相对于仁义，礼就是一种手段。仁义和礼义培育和教化百姓，让人们能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抑制出轨行为。君子与大儒卓然独立于社会之外，是人类社会的道德领袖。孔、孟视尧舜为理想人格，荀
李悝

李，又作李克、李兑等，魏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中国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任魏国的相邦，主持变法，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故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
变法背景
魏文侯于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年)继位后，已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周威烈王四年(前422年)，任李悝为相国，主持魏国变法，吴起为西河郡令，西门豹为邺县令，对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革。
地力之教
进行「尽地力之教」，其发展农业生产，但主要为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推广成功的耕作经验，提高粮食产量。
行平籴法
李悝在经济方面，并且实行「善平籴」政策，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抑粮价；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旧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于国家的人，按照功劳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吴起为西河守，用西门豹治邺。变法后，魏国国力增强，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墨子

墨子，子姓，墨氏，名翟，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一说鲁国（今山东滕州木石镇）人，是中国著名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通才。
提出了“非儒”、“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交相利”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家在当时影响很大，墨子因反儒，创立墨学。重视科学。《墨子》一书中体现的墨子的思想在后世仍具有一定影响，广为流传的《千字文》中便记载了出自《墨子·所染》的「墨悲丝染」的故事。到了清朝，随着诸子学的兴起，学者对墨子思想的研究又提升到新的高度。
2016年，中国发射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定名为“墨子号”，以纪念墨子。
生平
墨子曾学习儒术，因不满“儒”之繁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般（鲁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墨子·非儒篇》主要批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礼义思想。墨子反对儒家婚丧之礼，实则是反对“亲有差”。又指责儒家的礼乐与政事、生产皆无益，又通过晏婴等之口，讽刺孔子与君与民都是口头上讲仁义，实际上鼓励叛乱，惑乱人民。墨子一生过著简朴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他的弟子也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姓名考
历史学界至今无法确定墨子的真实姓名，有以下各种说法。
墨氏，名翟
最传统的说法是：墨子，墨氏，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司马迁没有给墨子立传，仅在孟子、荀卿传后，有简略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元和姓纂》称：“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而《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童书业根据《广韵·六脂》以及《姓氏急救篇》所引的《世本》文字“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及《通志·氏族略》记载的“墨台氏，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后。”考证出，宋襄公之兄公子目夷（子鱼），也就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记载的著名的子鱼论战故事的主人公，其名目夷又写作墨夷或墨台，其后裔以墨夷为氏。童书业据此认为墨子为宋国公室子姓墨夷氏之后，因此墨子继承了贵族身份为宋国大夫。
翟姓，名乌
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瑯环记》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他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瑔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以为古代确实有“翟”这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墨取自「刑罚」或「肤色」
近代学者钱穆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历史上西汉淮南王英布遭黥刑后称为黥布，也是一证。而翟确实是名，因《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翟，往往称“翟”。
也有人认为墨家「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墨」即是「黧黑」。这有可能是对墨子刻苦自励的一种形容词。或者墨子根本是来自于印度或者阿拉伯的外族人。
里籍考
墨子生于何处，现有书籍并无明确记载，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曾有宋人说，楚人说，鲁人说，甚至有印度人说等。其中鲁人说已经为墨学界绝大部分人所认可。
鲁人说
宋人说和楚人说遭到梁启超的批驳。在《墨子学案》中，据《墨子·公输》“归而过宋”，力证非宋人。据《墨子·贵义》“墨子南游于楚。”若墨子是楚国鲁阳人，则当为“游郢”。方授楚《墨学源流》，张纯一《墨子鲁人说》都对墨子宋人说、楚鲁阳人说进行了批判。姜宝昌《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毕沅误读了高诱注。
清代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在附文《墨子传略》中，第一次提出墨子为鲁国人。其主要依据为： 《墨子·贵义》“墨子自鲁即齐”。《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
墨子出生地应为古代小邾国的“犁来城”（现山东山亭境内），犁来城后来归属鲁国。其主要依据有：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2002年枣庄市山亭区东江遗址挖掘，证实了墨子出生于小邾国。墨子学说继承了邾娄文化的传统，而邾娄号称“百工之乡”，而墨子生活习惯和科技成就与此密切相关。该学说现得到绝大多数墨学研究者（匡亚明、任继愈、杨向奎、张岱年、季羡林）的认同
其他学说
商鞅

商鞅（前390年—前338年），又称卫鞅或公孙鞅，是战国中期卫国人，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师从李悝。在秦孝公（前382年—前338年）时期，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刻改革，使秦国从此逐渐富强，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早年学习法家和兵家思想，师从魏国改革设计者李悝，曾任魏国国相公叔痤的中庶子。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后，商鞅入秦，推行变法改革，使秦国逐渐强盛，史称“商鞅变法”。他在政治上改革户籍、法律、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及风俗；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率军收复了河西部分失地。然而，商鞅因推行变法触犯旧贵族利益，秦孝公去世后失势，被政敌以谋反罪名逮捕，最终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
商鞅及其变法对法家影响深远，《商君书》汇编其思想和言行，《史记》为其立有《商君列传》。现代学者亦有深入研究其功绩。
生平
早年
商鞅出生于卫国公室一个远房贵族家庭，是嫡出或庶出公子的后代，由妻子或小妾所生（除太子外，诸侯嫡庶之子皆称为公子，孙辈称为公孙）。因此，在卫国他可称为公孙鞅，但在他国只能自称为卫鞅。有学者据此推测商鞅为卫国都城帝丘人，但现今对该地的确切位置仍存争议，主要分为安阳市内黄县和濮阳市濮阳县两种观点。
商鞅年轻时对刑名法术颇感兴趣，师从魏国改革设计者李悝，受到吴起等人影响。他曾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之后在魏国侍奉国相公叔痤，担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公孙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商鞅年轻，公叔痤见魏惠王无意愿，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私下要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未把自己放在眼里，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投奔秦国
秦国位于西方，与魏国、楚国等国接壤。在战国初期，魏国通过变法迅速崛起，侵占了秦国黄河西岸的大量土地，并对秦国构成了持续的军事威胁。
前362年，21岁的秦孝公继位，励精图治，致力于增强国力，收复东方河西地区的领土。他因此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闲，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得知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魏国的法律条文）投奔秦国。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寻求面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图在当今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变法之争
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劝秦孝公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但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反驳说：“圣人不改变民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教育民众，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旧有制度来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商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礼制不同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称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制。仿效过去的法度没有过失，遵循已有的礼仪不会出现偏差。”商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发展就能不仿效过去的法度。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能够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旧制而灭亡。反
吕不韦

吕不韦，姜姓，吕氏。中国战国时代政治人物，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人，初为大商人，后来成为秦相，封文信侯，在秦为相十三年。广招门客以「兼儒墨，合名法」为思想中心，合力编撰《吕氏春秋》，有系统性的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后为先秦杂家代表人物之一。
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下令将其流放至蜀（今四川），不韦忧惧交加，于是在三川郡（今河南洛阳）自鸩而亡。
生平
吕不韦生年不详。吕不韦为卫国濮阳人，在韩国阳翟经商，因“低买高卖”而“家累千金”。
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结识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嬴异人（秦庄襄王），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决定投资嬴异人，又将赵姬送给嬴异人，生下一子嬴政，并资助嬴异人返秦。为了让异人将来可以登上王位，他拿出五百金送给异人，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吕不韦又用另外五百金购买奇珍异宝，然后亲自带去秦国，以讨好太子安国君和其夫人华阳夫人（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吕不韦透过其弟与其姊说服华阳夫人收异人为义子，华阳夫人再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为子嗣，如此可使华阳夫人避免在年老色衰下失宠。华阳夫人接受了这个说法，并亲自接见异人。因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吕不韦采取「乡情攻势」，事先教异人穿楚服，说楚语，加上异人本身应对得体，华阳夫人果然大为感动，令异人改名「子楚」，收为义子；又说服安国君立子楚为子嗣。如此一来异人变为安国君之嫡子，其在秦国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年），秦昭襄王嬴稷崩，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储君嬴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
拜相封侯
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秦庄襄王以不韦为相邦，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同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吕不韦奉命诛杀东周君，灭东周国。
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秦庄襄王病故，嬴政继位，即后之秦始皇。嬴政年方十三岁，尊吕不韦为「仲父」。
吕不韦执政后，推行下列政策：开疆拓土，夺取韩赵魏大量城池，使秦国成功分割东方六国为南北部分，为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广纳人才，吕不韦广招门客，为秦国蓄积大量人才。加强基础建设，兴建郑国渠等水利工程，促进秦国农业生产。推行文化建设，招揽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并公布于咸阳门市以彰显其权威性。
吕不韦常与太后私通，后因恐祸及己，竟找到一个阳具巨大的男子嫪毐，伪成宦官进宫侍奉太后，且甚得太后专宠，太后与嫪毐生下二子。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秦王政发现太后与吕、嫪奸情，不但有私生子，更传出秦王政也是为吕不韦之子。秦王政下令调查，嫪毐作乱，秦王政派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将其平定诛杀，再毒杀母亲赵氏与嫪的私生子，并软禁母亲赵氏。
流放
嫪毐叛乱牵连吕不韦，秦王政打算诛杀吕不韦，但吕不韦毕竟令秦王政父亲得以登上秦王之位，有拥立之功，而且有众多吕不韦门客求情，于是打消了判处吕不韦死刑的念头。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十月，秦王政以失职为名罢免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把吕不韦放逐到其领地。
不过一年过后，吕不韦仍然名声显赫，有不少来自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专程拜访吕不韦。秦王政惟恐吕不韦叛乱，在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向他赐下一封敕书，大致内容如下：
吕不韦一家被发配蜀地，想到秦王政不会放过自己，惟有饮鸩自杀，遗体被其食客偷偷安葬在洛邑北邙山。
秦王政对于吕不韦的旧部，与参加吕不韦葬礼的宾客，采取下列措施：
吕氏春秋
吕不韦生前“招致天下游士”，有鉴如荀况及其学生，都喜欢著书立说以名扬天下，吕不韦因而授意他的食客编撰《吕氏春秋》，写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万言。书成之后，吕不韦自觉《吕氏春秋》已经包含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因此对该书充满信心，并将它公布在咸阳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吕不韦声言若有人能对《吕氏春秋》增删一字的话，赏千金，竟无人改之，此即「一字千金」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