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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墨西哥合众国（西班牙语：Estados Unidos Mexicanos），通称墨西哥（西班牙语：México），是北美洲南部的一个主权国家，北接美国，西滨太平洋，南邻伯利兹、危地马拉，东面墨西哥湾。其领土面积达近198万平方公里，为美洲面积第五大和世界第十三大。总人口逾1.28亿，为世界第十大、西班牙语世界第一大及拉丁美洲第二大。墨西哥为联邦国家，包含32个州，首都暨最大城墨西哥城亦自成一州。
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为诸多先进的中部美洲文明发源地，如奥尔梅克、托尔特克、特奥蒂瓦坎、萨波特克、玛雅和阿兹特克等。1521年，西班牙帝国以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为基点征服并殖民了这一地区，并将之建制为新西班牙总督辖区。1821年，在墨西哥独立战争之后，这一辖区宣布独立并受承认为墨西哥。独立后的墨西哥经历了一段动荡期，经济和政治均不稳定。美墨战争（1846–48）后，墨西哥被迫将北部的一半以上领土割让给美国。19世纪，墨西哥经历了糕点战争、法墨战争、内战、两个帝国以及三十余年的独裁等历史时期。于1910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推翻了独裁统治，并最终促成了1917年宪法的订立和现行政治体制的建立。
墨西哥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第十五大，国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为世界第十一大。墨西哥经济与其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贸易伙伴紧密相关，尤其是美国。1994年，墨西哥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个拉丁美洲成员国。世界银行将其归为中高收入国家，分析人士亦称其为一新兴工业化国家。估计至2050年，墨西哥将成为全球第五或第七大经济体。该国被认为是一地域大国和中等强国，并时常被认为是一新兴强国。墨西哥文化历史遗产丰富，拥有美洲数量第一多和世界第七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2015年，为世界访客数量第十的国家，国际来访人次达2910万。墨西哥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G20峰会和团结谋共识成员国，2014年起成为法语圈国际组织观察员。
历史
前哥伦布时代
墨西哥是多个美洲文明的发源地，曾孕育玛雅、托尔特克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后者更是发展出前哥伦布时代北美洲最大的国家阿兹特克帝国。16世纪初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蒂斯侵略墨西哥，于1521年击溃了当地的阿兹特克人，墨西哥从此遭西班牙殖民，成为新西班牙的一部分。
西班牙殖民时代
西班牙人的到来对本土印第安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因为西班牙人从旧大陆带来了天花、麻疹等疾病，加上大量印第安人被强迫在矿场、种植园里高强度劳动，因此印第安人人口锐减。但在殖民过程中，墨西哥的人口结构出现变动，除了印第安人，白人移民后代（土生白人）也逐渐增加，而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导致劳力稀缺，西班牙人遂大量购买黑奴，黑人人口也逐渐增加，随着人口融合，也出现了大量混血人口。
西班牙人开始殖民时仅控制了韦拉克鲁斯（也是欧洲人在墨西哥最早建立的城市）和墨西哥城（原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等中部地区，后来靠军事扩张、武装殖民和传教等方式逐渐控制了今天墨西哥全境和美国从德克萨斯到旧金山一带的土地。
独立后的动荡期
1810年，墨西哥宣布独立，并在1821年墨西哥独立战争后建立了墨西哥第一帝国。1823年，帝国被军事政变推翻，墨西哥合众国则在1824年建立起来。出于对君主制不满，尤卡坦起初宣布独立而没有加入墨西哥帝国，后来由于墨西哥转变为联邦共和国，尤卡坦于1823年加入了墨西哥。
19世纪初期，由于缺少人口开垦边境土地，墨西哥政府曾大力招揽各国移民，其中大量美国人移民到了离美国最近的墨西哥领土德克萨斯。这些美国人大多来自于美国南方各蓄奴州（比如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因此也带来了奴隶制。起初奴隶制在墨西哥乃至整个美洲大陆都是合法的，在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后，墨西哥在1830年代决定跟进，包括试图废除美国移民占多数的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并解放已有的奴隶，导致美国移民开始反抗并引发了1835年德克萨斯独立战争。这种反抗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大量美国南方蓄奴州的民兵和武器涌入导致墨西哥政府军处于劣势。1836年，由于墨西哥总统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将军亲征德克萨斯时被俘，墨西哥被迫签署《贝拉斯科条约》承认了德克萨斯的独立。德克萨斯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后建立德克萨斯共和国并试图加入美国，但由于美国的废奴派担心德州并入后会加强蓄奴州的势力而反对，合并未能成功。
1838年，墨西哥与法国爆发糕点战争，也称第一次法墨战争，这场战争起源于墨西哥一家法国糕点店和法国侨民对墨西哥政府的索赔要求，该糕点店和法国侨民称其在1832年墨西哥的骚乱中遭政府军攻击并蒙受了损失。墨西哥独立之初国内局势不稳定，这类情况经常发生，但法国就此要求墨西哥赔款，墨西哥不从导致法国派军队入侵，法军封锁了墨西哥东部沿海并攻占了韦拉克鲁斯，最终在英国的斡旋下于1839年3
手风琴

手风琴是一件附有键盘的自由簧乐器。其主要特点为在同一件乐器中集成可演奏主旋律的键盘以及可演奏通奏低音的键钮，前者通常设置在右手位置，后者则设在左手边。
演奏时通过中央部份的左右伸缩，以引入气流颤动琴内的簧片发声。其在1822年由德国人布希曼（Friedrich Ludwig Buschmann）创制，并在1829年经奥地利人岱密安（Cyrill Demian）等改良而渐趋完善。
[[File:Squeeze boxes accordion bandoneon concertina diatonic chromatic.jpg|thumb|350px|手风琴的不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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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式手风琴･･･1,2,13<br>
推拉不同音键钮式手风琴･･･3<br>
推拉同音键钮式手风琴･･･11,12,14<br>
数字式手风琴(乐兰)･･･11,12,13,14<br>
班东尼琴･･･4<br>
英格兰六角手风琴･･･5<br>
盎格鲁六角手风琴･･･6,7,8,9,10]]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为主，大约从1.2万年前（10000 BC）开始，结束时间约距今6500年（4000 BC）。虽然，在有些地区，如中美洲，在西元后仍停留在新石器时代，不过那些地区还是有高度文明的出现，如马雅文明。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人类进入红铜时代（金属器时代的最早期），也开始进入信史时代。
特点
就在这个时代，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石器的制作也从打制变磨制，
将植物的果实种子加以播种，并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不再只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因此其食物来源变得稳定，同时农业与畜牧的经营也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下来，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人类亦已经能够制作陶器及纺织，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生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开始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类开始出现文字。
世界各地
亚洲
中国
在中国考古学中，新石器时代通常指以定居生活、陶器制作、磨制石器普遍化，以及农业和家畜饲养逐步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史前阶段。起止年代全国并不一致，约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与世界史通论中常把新石器时代结束于约公元前4000年不同，中国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末期，其后逐步进入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时代，因此二里头文化不归入新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并不是单一中心、单一路径的发展过程，而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华南沿海及西南地区等多地并行展开。
中国新石器时代一般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四个阶段。
早期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0000—前7000年）
这一阶段处在旧—新石器过渡之后，陶器、磨制石器和早期栽培现象开始出现，但不同地区的发展并不同步。长江下游上山文化、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以及华北南庄头、李家沟、贾湖等遗址，显示出早期定居、陶器使用和植物利用方式的多样性。
中期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
这一时期，各地农业和聚落形态更趋稳定。北方形成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代表文化有裴李岗、磁山、兴隆洼、后李、老官台（大地湾）等。南方形成以稻作为核心的早期农业传统，河姆渡、马家浜、大溪等文化相继发展。中国南北农业格局的基本轮廓，正是在这一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
晚期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这一阶段是中国史前社会快速复杂化的重要时期。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相继兴盛，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聚落、等级差异更明显的墓地、发达的彩陶和玉器制作，以及更复杂的礼仪活动。
末期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
这一阶段通常对应龙山时代及其各区域晚期文化，是中国从史前复杂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各地普遍出现城址、环壕聚落、专业化手工业和更显著的社会分层。中原龙山、山东龙山、石家河晚期、良渚晚期、陶寺、齐家、宝墩、昙石山等遗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整合和区域竞争的加剧。
在台湾有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圆山文化、店子窝文化、卑南文化与大坌坑文化。马祖列岛有北竿乡亮岛的亮岛人文化、南竿乡福澳遗址及莒光乡炽陇坪遗址。
朝鲜
在朝鲜半岛，当地新石器时代通常被称为栉文土器时代（Jeulmun / Chulmun），大体延续到约前8000—前1500年，常分为草创期、早期、中期和晚期。其文化以栉齿纹陶器、渔猎采集经济和低水平植物栽培并存为特征，代表性遗址包括济州岛高山里（Gosan-ri）、首尔岩寺洞（Amsa-dong）、釜山东三洞（Dongsam-dong）、襄阳鳌山里（Osan-ri）等。
日本
在日本列岛，当地新石器时代通常对应绳纹时代（Jōmon）。其年代通常上起约前13000年，下迄约前400年或前300年，常分为草创期、初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六段。绳纹时代以绳纹陶、定居性增强的采猎渔捞社会和复杂仪礼活动著称，代表性遗址包括大平山元I遗址（Odai Yamamoto）、三内丸山遗址（Sannai Maruyama）、大汤环状列石（Oyu Stone Circles）、龟冈遗址（Kamegaoka）、是川遗址（Korekawa）等。
蒙古
在蒙古高原，新石器时代并不像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那样普遍以单一陶器时代名称概括，而多以全新世中期以后定居化增强、房址和储藏设施出现、陶器和磨制石器普及作为主要标志。近年研究表明，东部蒙古高原在约8.5千年前后已出现明显的定居化趋势，代表性遗址包括哈格（Hag）、塔木萨格布拉格（Tamsagbulag）和白音长汗（Baiyinchanghan）等，它们分别反映了湿地、草原与农牧过渡地带不同的新石器适应方式。与此同时，蒙古阿尔泰的岩画遗存也保存了前11000—前6000年间猎人社会向后
长沙历史

作为地名，长沙最早记录在西周时期，距今约3000年。作为城市，长沙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约2400年。长沙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未改变城址，是中国历史上保持城址不变最长时间的城市之一。
石器时代
距今约15—20万年以前，长沙有人类的活动，经过15—20万年的发展，长沙进入新石器时代；约前5000年，长沙先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形成了村落，进入母系社会；约前30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屈家岭文化阶段；约前25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这时有了原始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产生原始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
传说时代
传说炎帝和黄帝都曾来过长沙。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儿子少昊氏（宋朝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之意），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炎帝最终也葬在长沙茶乡之尾。
夏商周时期
长沙，夏属炎帝的分支缙云氏三苗之地；到商、周时代，三苗消失了，但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时长沙属“扬越”（又叫“荆蛮”），史称“扬越之地”，作为古越人（古长沙越人为扬越的的一支）到这时创造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商、周时期，北方中原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事频繁，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但“扬越之地”一度成为商周的“南服”，迫使“荆蛮”臣服纳贡。《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物中有“长沙鳖”一种，这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古越文化与中原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的传入，长沙进入青铜器时代。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生活，主要以石器作为工具，生产上依靠刀耕火种。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出现了铜制大锄（一种重要的松土工具）、铜插（即耙，用于松土和起土的农具）；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长沙出土的300多件商周青铜器，大多具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越族风格，是南方出土青铜器最多最精美的。1938年宁乡县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是商、周青铜器中珍品；1959年以来宁乡县、长沙县出土的十几件铜镜，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商代铜镜。1983年在宁乡出土一件重达220.75公斤的铜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铜铙。长沙也为中国出土战国铜镜最多的地区，共出土楚国铜镜470面；为出土战国琉璃器具最多的地区，共200多件。
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
东周以后，进入春秋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年代，春秋末期，楚国（荆楚）的势力进入长沙。战国初期，越国灭吴，楚、越对峙开始，长沙成为楚国东南边睡的要塞。战国中期，楚国实行变法，国力强盛，对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南全境纳入了楚国版图，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包括湘北、湘中、湘南广阔地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楚国在长沙建立了城邑。楚人对长沙的进入，加上经过数百年的战争，长沙古越文化被楚文化替代。
楚人的南侵，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长沙也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楚国至楚怀王时国势日弱，诸侯各国特别是秦国对楚国多次发起战争，前222年，秦国大将王翦帅军南下，打败楚军在江南的余部，楚国以长沙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南之地被秦国所征服，楚国灭亡。长沙（湖南）作为楚地和楚国军事重镇的时间长达800多年。
秦汉时期
秦代长沙郡之郡治
秦国灭掉楚国，在原楚江南之地设立“长沙郡”。随着秦王朝的诞生，长沙郡为秦代36郡之一，郡治湘县，即长沙的在秦朝的称呼。从秦代开始，长沙开始纳入中国统一的政治版图，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秦代长沙郡涵盖今湖南大部分、湖北省以南、江西省西北和广东省的连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州市等地，面积几乎相当于今湖南全省。
汉朝长沙国王都
秦朝灭亡，汉朝建立。刘邦称帝之后，公元前202年封西汉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长沙郡建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为国都，长沙国是湖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封国，长沙王为最高统治者（最高官员），王位世袭；自西汉朝廷在前144年改变诸侯王国体制之后，长沙王实际成为有名无实的藩王。长沙国从前202年始封至7年废除，存在200多年，长沙国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湘州改制为湖南和长沙行政建制史上的标志。由于长沙地理位置的重要，长沙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其地位与作用更加巩固。三国的长沙郡，行政范围基本局限于湘江以东地带，隋朝的长沙郡跨越湘江至整个湘中地
卡尔·林奈

卡尔·冯·林奈（sv：Carl von Linné；），也译为林内、林耐，原名卡尔·林奈乌斯（Carl Linnaeus），瑞典生物学家，瑞典科学院创始人兼第一任主席。林奈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命名法二名法的基础，被誉为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此外，林奈也被认为是现代生态学之父。其著作常用拉丁文撰写，他的名字在拉丁语中写作卡罗卢斯·林奈乌斯（Carolus Linnæus，在1761年之后写作Carolus a Linné）。
1707年，林奈出生于瑞典南部斯莫兰的一个小乡村，在乌普萨拉大学接受了大部分的高等教育，并在1730年开始教授植物学。1735年至1738年间，居住在国外和做研究。他在荷兰出版了第一版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之后，他回到瑞典的乌普萨拉，担任了医学和植物学教授。在1740年代，他旅行遍及瑞典各地，搜集和分类各种植物和动物。在1750年代和1760年代，他继续搜集和分类各种动植物，并将成果出版了好几卷。当他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是欧洲最受赞誉的科学家之一。他相信神创论。
瑞士哲学家卢梭在给林奈的信中写到“告诉他我知道地球上没有人比他更伟大”。德国学者歌德写过：“除了莎士比亚和斯宾诺莎，再没有其他的先人对我的影响比林奈更强。”瑞典作家斯特林堡说过：“林奈实际上是个诗人，只不过碰巧成为了博物学家。”除了这些赞誉，林奈还获称为“植物学王子”、“北方的博物志”、以及“第二个亚当”。
在植物学中，用L.来作为表明林奈的作者权的作者名缩写。在一些较旧的出版物，有时林奈的作者名缩写为“Linn.”。
姓名
林奈的姓名有几种变体：Carl Linnaeus, Carolus Linnaeus和Carl von Linné，最后者有时也简作Carl Linné。林奈在出版他用拉丁语写成的著作时，用的最多的是拉丁化的形式Carolus Linnaeus，相反，人们却常常搞不清他真正的瑞典语姓名是什么。
在林奈的时代，大多数瑞典人是没有姓的。林奈的祖父的名字，按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叫做英厄马尔·本特松（Ingemar Bengtsson），“本特松”的意思就是本特（Bengt）的儿子。林奈的父亲则叫尼尔斯·英厄马尔森（Nils Ingemarsson），“英厄马尔森”的意思是英厄马尔的儿子。只有在为了登记的时候，比如说在大学入学时，他们才需要一个姓。当时的学术界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所以林奈的父亲在进入隆德大学时，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拉丁语的姓：Linnaeus。这个姓来自椴树的古瑞典语linn（在现代瑞典语中是lind），之所以用椴树为姓，是因为在他们家族的所有地上有一棵被尊为“看护神树”（warden tree）的巨大的心叶椴，他们家族的所有地也因而得名Linnagård。尼尔斯·英厄马尔森为儿子起名为卡尔（Carl），所以这个孩子的瑞典语姓名应该是Carl Linnaeus。
当卡尔·林奈在私立学校登记为隆德大学的学生时，他用的注册姓名是Carolus Linnaeus。这个姓名也是他在出版拉丁语著作时使用的名字。1761年他被授予贵族头衔后，他开始使用Carl von Linné这个姓名，其中“Linné”是Linnaeus的简写形式，而“von”加在姓名中用来显示他的贵族身份。
如果要在引用文献时使用林奈的名字，最好写作Carl Linnaeus， Carolus Linnaeus或只写作Linnaeus。写成Carl von Linné并不合适，特别是在引用他出版于1762年以前的著作时。在《植物种志》第二版(1762)的标题页上，作者的姓名仍然用的是Carolus Linnaeus（更准确地说，用的是其属格形式Caroli Linnaei），但在之后的著作中，他的姓名一直都印作Carolus a Linne或Carl von Linné。Stafleu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用Carl Linnaeus作为林奈的姓名。在瑞典，他的贵族化姓名Carl von Linné则广为人知。
林奈名字的形容词形式通常用Linnaean，但是著名的伦敦林奈学会的英文写法却是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他们出版的一本刊物也叫"The Linnean"，颁发的奖则叫Linnean Medal（林奈奖章），等等。
生平
早年
1707年5月23日，林奈出生于瑞典南部斯莫兰省艾尔姆胡尔特（英语：Älmhult）北面的小乡村罗斯胡尔特（英语：Råshult）（今属于艾尔姆胡尔特市镇）。父亲是尼尔斯，路德教派的牧师，村里的助理牧师，业余爱好植物学。母亲是克里斯蒂娜，教区牧师的女儿，两人共生了二子三女，林奈是家里的长子。林奈出生后一年，外公去世，父亲继任了外公的教区牧师，全家搬住在牧师的住宅。
林奈小时候就喜欢植物
沈阳市

沈阳市，简称沈，亦称奉天、盛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的省会、地级市、副省级市、沈阳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和特大城市。沈阳位于辽河平原南缘，南连辽东半岛，位处环渤海经济圈之内，是环渤海地区连接朝鲜半岛的重要枢纽，也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商业、交通、文化、商贸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机关驻地，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沈阳经济区核心城市。市人民政府驻浑南区沈中大街206号。
沈阳市现辖十区一市两县，总面积1.286万平方公里，市区面积3,495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全市常住人口共有914.7万人，若按城镇人口计算，是辽宁省的最大城市。联合国的2016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沈阳市教育指数得分达到了中国大陆最高分，是唯一超过0.8分的城市。沈阳市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国排名第四位。
沈阳拥有2300年以上的建城史，是满洲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也是东北地区首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沈阳经辽、金、元、明四朝增筑，逐渐发展为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1625年，后金汗努尔哈赤迁都于沈阳，沈阳得到大规模扩建，并被更名为盛京。明清战争后，沈阳被设为清朝的陪都。民国时期，沈阳的城市建设规模曾位居亚洲前列，并发展为当时中国重要的重工业中心。1949年以后，沈阳转型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名称
来源
根据《陪都纪略》及《全辽志》的记载，沈阳这一名称的来源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城市位于沈水（即浑河）之北，依据古代“水北为阳”的命名习惯，因此得名“沈阳”，意为“沈水之阳”。
变迁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时，兴建沈州城，沈州即是沈阳作为一个城市的最早的名称。元朝中期，在沈州和辽阳管辖区域内组建沈阳路。1634年，后金汗皇太极将沈阳赐名天眷盛京，简称盛京（ᠮᡠᡴᡩᡝᠨ）。1657年，清世祖顺治帝仿效顺天府的命名和建制，在盛京城内设奉天府，主管旗人以外的民务。1907年，清廷将东三省改为行省，盛京则不再是官方的城市名，民间将奉天作为城市名称，即奉天市。
1929年2月5日，奉系军阀张学良改奉天市为沈阳市。1932年满洲国政权又将城市名再改还为奉天市。抗日战争结束后，满洲国政权灭亡，国民政府又将城市名称改回沈阳。1948年11月2日中共占领沈阳，1953年沈阳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改辽宁省辖市，1993年原铁岭市的法库县，康平县划归沈阳市管辖，新民撤县设市。1994年沈阳升为“副省级城市”，2002年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入铁西区，2006年沈北新区成立。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沈阳市东陵区更名为浑南区。
西文名称
清末民初，沈阳在西方文献和通讯中被赋予了多个英文名称，包括Feng-tien”、“Fong-tien”、“Moukden”或“Mukden”等。其中，“Mukden”成为了最常用和被广泛接受的英文名称，同时也是沈阳的邮政式拼音写法。这一名称在历史文献和官方文件中频繁出现。九一八事变（Mukden Incident）、沈阳故宫（Mukden Palace）、盛京医科大学（Mukden Medical College）均以“Mukden”作为西文译名。
历史
史前
沈阳地处辽河平原中部，南临浑河，地势平坦，水源丰富，是人类生活理想的栖居地。现今考古发现的新乐遗址证明其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1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春秋战国至元代
从夏商至战国中晚期，沈阳地区孕育和成长起了多支青铜文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家洼子青铜短剑文化类型。春秋时期，沈阳为燕国的辖地，隶属于辽东郡，其原住民是东胡、肃慎等少数民族，东胡曾在战国时期多次南下侵入燕国。公元前302年（燕昭王十二年）燕国将军秦开奉命率军驱逐东胡，度过辽水进攻箕子朝鲜北部，开拓了大片北方领土。秦开又修筑了起于河北北部、止于辽东东部的长城，以守护北方领土，在此建立了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以治理这一地区。沈阳当时属于辽东郡统辖下的候城，这是沈阳建制的最早记载。
东汉时期，沈阳地区南部继续隶属于辽东郡，而北部则隶属于玄菟郡。玄菟城后来相继被鲜卑人，高句丽人等少数民族占领。三国时期，该地区为幽州所辖，从西晋开始，辽河东西两边分别为玄菟郡、昌黎郡辖境，自北燕起，经南北朝至隋，辽河以东为高句丽所据。隋朝时期，以辽河为界，分设燕郡和辽东郡。在唐朝时期，沈阳被称为沈州。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后，隶安东都护府。
辽初设三河县，后改称乐郊县。沈州城在辽代已具有一定的城市雏形与规模。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元政府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安抚高丽的军民，将沈州和辽阳的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合并，建立了「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尽管两府合并，但初期依然设在“辽阳故城”，后来迁移至现今的沈阳位置。
明清
1386年，明朝将沈阳路改设为沈阳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萧士塔高维奇（俄语：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остакович，），前苏联时期俄国作曲家。他一生大部份时间都留在苏联，但同时也是当年少数名气能传至西方世界的作曲家，被认为是20世纪古典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政权中曾得过不少荣誉，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斯大林奖等等，他亦曾获得当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资助。可是，他亦因为曾试过与斯大林主义及官僚作风有所冲突而于1936和1948年两度遭苏共谴责，其作品亦一度被禁止演出。斯大林死后，他多次获颁多项国家的奖项和荣誉，也曾当过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既融合了后浪漫主义（如马勒）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如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但亦不乏20世纪的不协和音和创作手法，因此他的音乐作品偶而会受到官方的争议，然而他的作品普遍而言仍受到欢迎和好评。
生平
早年
萧士塔高维奇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家庭中排行第二。1919至1925年，萧士塔高维奇进入了当时由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所领导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贝格（英语：Maximilian Steinberg）学习作曲，跟随尼古拉·索科洛夫（英语：Nikolay Sokolov）学习和声法及对位法，并随尼古拉耶夫学习钢琴，他的《第1号交响曲》便是作曲毕业作品。
毕业后，萧士塔高维奇曾打算以作曲家及钢琴家的双职身份发展。1927年，他参加了华沙萧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荣誉奖；不过，当时的音乐评论家普遍对他的钢琴诣艺并不欣赏，对他的演奏有「干硬的风格」、「缺乏情感」等不客气的批评。比赛过后，萧士塔高维奇遇上指挥家布鲁诺·华尔特，对方对他的《第1号交响曲》十分欣赏，并于翌年在德国柏林作演出；自此，萧士塔高维奇专心发展他的作曲事业，钢琴演出亦自此起改为只演奏自己的作品。1927至1928年先后完成了《第2号交响曲》，亦开始创作他的首部歌剧——根据作家尼古莱·果戈理的《赌徒》（"The Gamblers"）改编而成的《》。但很快便被带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英语：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Musicians）批评为形式主义，令到1930年1月的首演并不被看好。
而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初期间，萧士塔高维奇受雇于已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德堡工人青年剧场（英语：Workers' Youth Theatre），因此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剧场音乐、电影配乐、管弦乐组曲、舞剧等。其中他的三出芭蕾舞剧：《黄金时代》（1929年－1930年）、《螺丝栓（英语：The Bolt (Shostakovich)）》（1930年－1931年）、《清澈的溪流（英语：The Bright Stream (ballet)）》（1934年－1935年）都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但讽刺的是，这三首作品当时都全被苏联当局认为意识形态有问题，上演不久就被撤换。
第一次谴责
与之同时，剧场的工作量亦不算太多，因此他除了创作工作上的音乐外，亦能投放时间在其他类型的创作内。其中《第3号交响曲》、《第4号交响曲》、《第1号钢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奏鸣曲》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另外，他亦将不少时间和精力投放于第二出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上，但他万万想不到，这出歌剧竟然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第一次灾难。
1932年，“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改组为“苏联作曲家协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要求作曲家“以高度的技巧，简洁、明快、真实地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容”。《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的题材敏感，而萧士塔高维奇和另一位作家共同所写的台词亦较为大胆和露骨，所用的配器手法和写作手法亦属新颖。但由于是根据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说所改编而成，属当时官方认可的作品。作品于1934年首演时，初期还是备受好评，官方评论亦对这首作品予以肯定，表示该剧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正确政策下成功的结果”，及“只有在一个有优良传统苏联文化下的苏联作曲家才能够写出（这首作品）。”歌剧在往后的一年多时间，不论在苏联国内或是国外，每次都座无虚席，并且还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赞赏。
然而1936年1月，斯大林亲自观看了这出歌剧后却大发雷霆，大肆抨击歌剧的内容意识极度不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音乐」的标准。于是，他透过官方报章《真理报》，发表一篇名为《混沌代替了音乐》的社论，斥责这出歌剧为「低俗、粗鄙、有如原始人的行为」。及后数天，《真理报》连续发表多篇抨击《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的宣传文章，就这样，《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短时间就被下画，亦被禁止再作公开演出，连带萧士塔高维奇的其他音乐作
崇祯

崇祯是明朝作为大一统政权的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年号，也是明朝作为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个年号，共使用17年。
朱由检于天启二年（1622年）被其兄长明熹宗册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兄长明熹宗驾崩，朱由检即位，内阁拟定的年号为“干圣”、“兴福”、“咸嘉”、“崇祯”，供朱由检圈选，朱由检圈选“崇祯”。一说呈上的四个年号为“永昌”、“绍庆”、“咸宁”、“崇贞”，朱由检圈选「崇贞」，并改「贞」为「祯」。翌年（1628年）改元崇祯。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陕西西安建立大顺并定年号为永昌。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顺军攻占明朝首都北京，崇祯帝于北京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身亡，明朝作为大一统政权而覆灭。福王朱由崧闻讯后，于同年五月十五日在陪都南京即位，建立南明政权，是为弘光帝，继续沿用崇祯年号至崇祯十七年除夕日结束，于翌年改元弘光。
明朝灭亡以后，朝鲜王朝的士族出于反清情绪及小中华思想，在国内仍然使用崇祯年号，这就是朝鲜半岛的「崇祯纪元」。
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甘肃回民起义首领穆生华起兵反清，用明朝崇祯年号。
纪年农历对照表
表格中各月的干支即为各月的第1日，「大」表示该月有30日，「小」表示该月有29日，「闰月」表格中的中文数字表示该年为闰某月（比如「四丙辰」里有中文数字「四」，即表示该行所在年份有闰四月），各月初一底下的数字表示对应的西历日期。
不确定性原理

在量子力学里，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又译测不准原理）表明，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则动量的不确定性越大，反之亦然。对于不同的案例，不确定性的内涵也不一样，它可以是观察者对于某种数量的信息的缺乏程度，也可以是对于某种数量的测量误差大小，或者是一个系综的类似制备的系统所具有的统计学扩散数值。
维尔纳·海森堡于1925年发表论文《论量子理论运动学与力学的物理内涵》(On the quantum-theoret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kinematical and mechanical relationships)给出这原理的原本启发式论述，希望能够成功地定性分析与表述简单量子实验的物理性质。这原理又称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同年稍后，严格地数学表述出位置与动量的不确定性关系式。两年后，又将肯纳德的关系式加以推广。
类似的不确定性关系式也存在于能量和时间、角动量和角度等物理量之间。由于不确定性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要理论，很多一般实验都时常会涉及到关于它的一些问题。有些实验会特别检验这原理或类似的原理。例如，检验发生于超导系统或量子光学系统的「数字－相位不确定性原理」。对于不确定性原理的相关研究可以用来发展引力波干涉仪所需要的低噪声科技。
历史
1925年6月，海森堡在论文《运动与机械关系的量子理论重新诠释》（Quantum-Theoret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Kinematic and Mechanical Relations）里表述出矩阵力学。从此旧量子论渐趋式微，现代量子力学的时代正式开启。矩阵力学大胆地假设，经典的运动概念不适用于量子层级，束缚在原子内部的电子并不具有明确定义的轨道，而是运动于模糊不清，无法观察到的轨道，其对于时间的傅立叶变换只涉及到因量子跃迁而产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电磁辐射的离散频率。
海森堡在论文里提出，只有在实验里能够观察到的物理量才具有物理意义，才可以用理论描述其物理行为，其它都是无稽之谈。因此，他刻意避开任何涉及粒子运动轨道的详细计算，例如，粒子随著时间而改变的确切运动位置，因为，这运动轨道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替代地，他专注于研究电子跃迁时，所发射出的电磁辐射的离散频率和强度。他计算出代表位置与动量的无限矩阵。这些矩阵能够正确地预测电子跃迁所发射出光波的强度。
同年6月，在阅读了海森堡的论文之后，马克斯·玻恩发现，海森堡的数学运算原来就是他在学生时代学到的矩阵微积分。另外，在分别表示位置与动量的两个无限矩阵之间存在著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正则对易关系，以方程式表示为：
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重要结果的意义，他们无法给予合理的诠释。
1926年，海森堡任聘为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波耳研究所的讲师，协助尼尔斯·波耳做研究。隔年，他发表了论文《论量子理论运动学与力学的物理内涵》（On the physical content of quantum theoretical kinematics and mechanics）。在这篇论文里，他严格要求遵守实证主义：只有在可以设定的实验环境下对于粒子的某种数量做测量，则这数量才具有物理意义，否则这数量不具有任何物理意义。他接著解释，任何实验测量都会遭遇误差，因此，这数量的物理意义也只能被确定至某种程度。例如，假设使用显微镜来测量粒子的位置，对于粒子的位置的测量会不可避免地搅扰了粒子的动量，造成动量的不确定性。海森堡紧跟著给出他的不确定性原理：越精确地知道位置，则越不精确地知道动量，反之亦然。不确定性原理能够直接地诠释位置与动量的正则对易关系：假若测量位置不会搅扰动量，测量动量不会搅扰位置，则测量位置与动量不需要顾虑到先后关系，位置与动量的正则对易关系会变为formula_2。
在这篇论文里， 海森堡写出公式
这公式给出了任何位置测量所造成的最小无法避免的动量不确定值，但是他没有给予formula_4和formula_5确切的定义。在海森堡的芝加哥讲义里，他又进一步改善了这关系式：
1927年，首先证明了现代不等式：
其中，formula_4是位置标准差，formula_5是动量标准差，formula_10是约化普朗克常数。
海森堡只给出关于高斯波包案例的不等式。
1929年，推导出基于对易关系的不确定关系式。
三种表述
不确定性原理主要有三种不可行表述：
很多学者主张，追根究柢，这三种表述等价，可以从其中任意一种表述推导出另一种表述，然而，在这方面的论述，并不很明确。
顺序测量不确定性原理
顺序测量不确定性原理表明，对于粒子位置的测量不可避免地搅扰了粒子的动量（这结论可以从海森堡显微镜实验获得），以方程式表示，
其中，formula_12是测量位置所出现的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la："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是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的三卷本代表作，成书于1686年。1687年7月5日该书的拉丁文版首次出版发行。牛顿本人之后又分别于1713年与1726年进行了两次修订。1729年由将其译成英文付印，就是现在所见流行的英文本。各版均由牛顿本人作了增订，并加序言。后世有多种文字的译本，中译本出版于1931年。
该书宗旨在于从各种运动现象探究自然力，再用这些力说明各种自然现象。牛顿在书中首次提出牛顿运动定律，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牛顿也是在此书中首次发表了万有引力定律，还给出了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一个理论推导（开普勒最早给出的只是经验公式）。《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论著之一”。 
1747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亚历克西斯·克劳德·克莱罗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一个物理学革命的新纪元。伟大的作者牛顿爵士在书中采用的方法……使数学的光辉照亮了笼罩在假设与猜想的黑暗中的科学。”虽然牛顿的思想在当时没有立即被接受，在它出版一个世纪后，“没人可以否认（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至少在特定方面）远远超越了它之前的一切事物，成为科学规范的最佳典范。”
为了完整描述其物理理论，牛顿发展且使用了新的数学理论，包括了现代称之为微积分的领域。牛顿偏重通过绘制图形的方法来证明，多采用通过消去高阶无穷小量取极限的几何证法。。在《原理》中关于微积分，牛顿称其为“流数”。
牛顿还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修订版中提出了他的名言“ ("Hypotheses non fingo")”。
内容
概要
在《原理》的序言里，牛顿写道：
《原理》主要研究巨观物体在不同条件下（例如不同的受力情况，在零阻尼或阻尼介质中），按照不同力学定律的运动情况，以此得出在自然界中真正的力学定律。《原理》尝试着给出天体与普通物体在理想情况和实际情况下所遵守的运动定律。书中还讨论了物体在多个引力作用下的复杂运动。本书第三章解释了对行星与卫星运动的观测结果，利用天文观测数据印证了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关系（在牛顿的时代看来达到了很高的精度），还推导出了当时已知的各大行星相对于地球或太阳的质量，确定了太阳相对于太阳系质心的缓慢移动，解释了地球为扁球体的原因，解释了由月球引力引起的赤道上两分点的岁差，提出太阳和月球引力的变化和扰动是形成潮汐的原因，从理论上解释了轨道扁长接近抛物线的彗星的一些特殊现象。也许是由于《原理》以简洁的形式，系统地解释了如此多的自然现象，即使在今天，它还被视作物理学的代名词。牛顿提出的分析方法在今天被称作综合与分析法。
《原理》的序言中以修订版和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他在1684年所作《论物体的圆周运动》（la：De motu corporum in gyrum）中的全部内容。
《原理》以[//books.google.com/books?id=Tm0FAAAAQAAJ&pg=PA1 “定义（约定）”]和[//books.google.com/books?id=Tm0FAAAAQAAJ&pg=PA19 “公理或运动的定律定律”]开篇，正文包括三卷：
第一卷 论物体的运动
全书第一卷“论物体的运动”（拉丁文：De motu corporum）研究物体在无阻尼环境中的运动。[//books.google.com/books?id=Tm0FAAAAQAAJ&pg=PA41 第一部分]题为“论用于此后证明的最初比和最终比方法”，介绍了无穷小微积分几何形式的数学阐述。
[//books.google.com/books?id=Tm0FAAAAQAAJ&pg=PA57 第二部分] (命题1-10)给出了向心力与面积率（现称作“开普勒第二定律”）的关系（命题1-3），推出了圆周运动中速度、曲率半径与径向力的关系(命题 4), 还提出物体在受到遵从平方反比定律的力作用下沿圆锥曲线轨道运动。
[//books.google.com/books?id=Tm0FAAAAQAAJ&pg=PA79 第三部分到第六部分](命题11-31)讨论了物体沿圆锥曲线（例如椭圆）轨道的运动的性质及其与平方反比定律的关系。牛顿还在这一部分中提出了牛顿椭圆定理（英语：Newton's theorem about ovals）（引理28）。
[//books.google.com/books?id=Tm0FAAAAQAAJ&pg=PA177 第九部分]（命题43-45）中牛顿证明，受向心力沿拱点改变的偏心轨道运动的物体，只要其远地点与近地点连线方向不变，可说明物体受平方反比力。
[//books.google.com/books?id=Tm0FAAA
史密森尼学会

史密森尼学会，也译作史密松学院（英语：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是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其地位大致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博物馆系统。该组织囊括21座博物馆（美术馆）、9座研究中心，和国家动物园以及1.365亿件艺术品和标本。美国唯一一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同时拥有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系统和研究联合体。管理和经费来源于由美国政府拨款，其他捐助以及自身商店和杂志销售盈利也在其中。该机构大多数设施位于华盛顿特区，此外还有部分设施散布在从纽约到弗吉尼亚州，甚至巴拿马的广阔区域。该机构于1846年成立，资金源于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对美国的遗赠。该机构的诸多博物馆除圣诞节外，全年对公众免费开放。
历史
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价值50.8万美元的遗赠捐款，根据美国国会法令于1846年创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史密森本人一生并未到访美国，然而于1828年逝世时，把他的财产遗赠给美国政府，旨在建立一个增进和传播人类知识的学会。美国政府于公元1838年得到了他的财产，约瑟夫·亨利于1846年任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亨利指出：
董事会由首席大法官、副总统、3名参议员、3名众议员和6名非官方人士组成。
所设机构
学会下设有这些博物馆和1所国立动物园。
华盛顿特区：
纽约市：
此外，学会还领导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史密森尼民俗与文化传统中心（Smithsonian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和若干分布在美国其他地区及一些国家的研究中心、天文台和科学实验室等机构。
著名研究
证实斑驴并非独立的物种，而是平原斑马的亚种。
流行文化
史密森尼学会或其旗下的博物馆机构，曾在下述流行文化作品中被提及或被作为剧情场景：
布列塔尼语

布列塔尼语（br：Brezhoneg；法语：Breton）是法国西部布列塔尼的少数民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族。布列塔尼语最接近康沃尔语和威尔士语。
布列塔尼语的最古老的词典为热昂·拉加代克（Jehan Lagadec）编写的布列塔尼语-法语/拉丁文三语对照词典（Catholicon），1499年出版。这也是在法国土地发表的第一本词典。
历史
在1950年代以前，布列塔尼语分布在下布列塔尼（Breizh Isel, Basse Bretagne），在瓦讷-普卢阿两个城市所连成的直线的西部。从12世纪开始，贵族、有钱人逐渐换用法语，布列塔尼语成为农民的土语。当初布列塔尼公国的君主阶级使用拉丁文，最后（15世纪）换用法语。现代人对古布列塔尼文（8世纪-10世纪）所知甚微，遗留下来的只有一些拉丁文书籍里的注解（用布列塔尼文解释难以理解的拉丁文词语），专用词（人名、地名），似乎没有完整的句子，更何况也没有长篇文章。现在有人用古布列塔尼语的词汇来创造新的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对大部分人非常难懂，普通人根本听不懂，所以很多认为直接借用法语或者拉丁文比较恰当。
法国的国王没有真正的阻止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但从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政府开始采取压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拟消灭法国领土上的“土语”（patois）包括法语的方言、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等等，强迫小学生在学校里只用法语交谈。用本土语言讲话的学生会遭到侮辱性的惩罚。这个专横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才取消。
如今，虽然消灭布列塔尼语的政策进行了两百多年，仍然还有30多万人使用这个语言。这个政策宣传的一句出名的口号为：“不准在地上吐痰，也不准讲布列塔尼语”，这个口号把使用布列塔尼语和不卫生的行为混为一谈，这表明当时法国政府的语言政策具有强烈的侮辱性。
在20世纪，布列塔尼的居民有一半只懂布列塔尼语，一半懂法语和布列塔尼语两种语言，1950年布列塔尼只剩下十万不会讲法语，21世纪初基本上没有人只懂布列塔尼语不懂法语，而且精通布列塔尼语的人年纪都很大，大部分年龄在50岁以上。
从1925年开始，在罗帕尔·埃蒙（Roparz Hémon，本名Louis Nemo）的领导之下，布列塔尼语的月刊Gwalarn（含义为：“西北”）创刊了，这个杂志试图推行一种“现代化”和“纯正”的布列塔尼语，排挤法文借词，发明许多新的字眼。Hémon的母语是法语，他虽然对15世纪的布列塔尼语很有研究，但是不会讲现代的布列塔尼语，他写的语言，因为新字眼太多，语法受法语影响，所以从小使用布列塔尼语的人一般听不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Roparz Hémon和德国侵略者合作，发表反犹太人的文章，并对德国人占领法国拍手称快，因为他希望在德国的帮忙之下，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布列塔尼国家，这个新国家的官方语言为他创造的现代布列塔尼语。Hémon公开的看不起老百姓，轻视他们使用的“法语”化布列塔尼语。在法国得到解放以后，埃蒙和他的同党被免了公民权利，被流放国外，他最后在爱尔兰定居，而该国因为支持凯尔特民族文化而收留他。
埃蒙的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运动提倡纯正的布列塔尼语，抛弃法语借词（至少最明显的那些），引进威尔士语、爱尔兰语等凯尔特语言的借词或者用布列塔尼语的词根创建新词。传统的布列塔尼语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布列塔尼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基本上无法通话，前者是自然发展下来的语言，后者是“人工语言”（犹如世界语或以色列的现代希伯拉语）。
1977年，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运动者建立了幼苗学校（英语：Diwan (school)）（Diwan school），在那些学校里，老师们用布列塔尼语教书，小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使用布列塔尼语。这些学校的目标为抢救正在灭亡的布列塔尼语，给小孩子提供学习布列塔尼语的环境。有些学校使用传统的布列塔尼语，但大部分学校则提倡“人工”的布列塔尼语，使得许多小孩子仍然无法和祖父祖母用布列塔尼语进行有效沟通。
语法特点
进行式 / 惯常式
如同爱尔兰语，布列塔尼语的每一个时态都可分成两种形式：进行式（progressif）和惯常式（habituel）。
例如（现在时）：
“是”和“有”两个助动词的进行式和惯常式的构造方式和其他动词不同：
介词的变位
和其他凯尔特语言相同，布列塔尼语的介词显示出形态变化，介词和处于其后面的代词混在一起。
介词gant“跟”的变位（布列塔尼语西北部方言）：
爱尔兰语的介词变位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句子的结构有相同之处：
词汇比较表
在以下表格可以看出康沃尔语（英国西南部康沃尔州的语言）、布列塔尼语、加洛语、法语四种语言的一些基本词的关系。布列塔尼语和加洛语，虽然连语族都不同，但是由于长期接触，互相影响，形成了相同的语法、语音和词汇特点，例如“松鼠”"kazh-koad"和"chat-de-boéz
汉语音韵学

汉语音韵学（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是研究汉语各个时期语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的学科，属语言学的分支；在汉学研究语境下常省略「汉语」而直接简称为音韵学、声韵学。
汉语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从古至今的变化，因此现代语言学把它归类于历史语言学（历时语言学）；与之相对的是研究某一特定时代语言情况的断代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如大学中的现代汉语课程语音部份。
它的目标为，在汉语方言，隋朝和唐朝的反切系统的基础上，探测古汉语的发音如何，以及古今发音的演变规律。音韵学的研究最注重中古汉语（隋唐）和上古汉语（春秋、战国）两个时代。
历史
汉语音韵学最初是传统中国语言学即小学的分支学科。「小学」在周代的意思和现代一样，也是指供孩童读书的地方。因为孩童入学先学读书写字，到了汉代，人们就把研究汉字的学问叫「小学」。另外，古人研究汉字的目的是为了读懂经书，因此研究汉字的学问被看做经学的附庸，这也是「小学」得名的一个原因。
明朝学者陈第最早提出诗经押韵不准确，是因为「古今音变」；但迟至明末的顾炎武才是试图分析古代音韵的第一位学者。
分类
清朝学者将汉语音韵学分为：
现代学者则将汉语音韵学分为：
二者统称为汉语音韵史。
研究方法
汉语音韵学研究汉语的古音。现有的古音知识是利用大量的文献材料和非文献材料，通过多种方法研究出来。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研究起来与其他语言有不同。
汉语音韵学最重要的研究资料是古代专门的韵书、等韵图等音韵著作，因为它们包含完备的音系框架。重要的古代音韵著作：广韵、中原音韵等。
此外，还有间接的古音资料如：
汉语音韵学有些基本概念和方法：
汉语音韵史
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对象——历代汉语音系及其发展过程——构成了汉语音韵史。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为，将汉语音韵史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三段时期（但如何分期、上下限如何，学界看法不一）。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音系，上古、中古、近古的代表音系分别是诗经音系、广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
这并不是说，这些时期自始至终、从南到北，无一例外地用同一音系的语音。汉语的语音一直演变，某一具体年代的代表音系可能与当时的语音差别很大，例如在《广韵》撰写成稿的北宋时期的语音，与《广韵》里所反映的语音已经相差很远了；汉语在不同地域的巨大差异也一直存在，但由于古音资料之匮乏，音韵学在研究或谈及某个具体年代的汉语语音时，往往只涉及该年代所具有的有代表性、为韵书等所纪录之语音音系即读书音，一般不涉及方言。
研究古汉语音韵，就必然涉及到通用语语音状况。但是读书音与全国通用语（或者说共同语）的实际语音状况，并不一定相同。明清时期的通用语是官话，清末官话采用北京音可确定，但在此之前，究竟是金陵音、北京音、洛阳音，各家的说法并不相同。
而更早的时候，如唐宋之际的中古时期，甚至连是否存在通用语（可能存在的称呼有通语、雅言、雅音等），是否有标准音，标准音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依据这些基本的问题，学术界都有争论。例如，作为中古代表音系的广韵音系（包括《切韵》、《韵镜》等），马伯乐等部分学者，认为很可能是以唐代长安方音为基础；而另一部分学者，如罗杰瑞和柯蔚南，则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并认为唐代长安音未必是全国通用语。
先秦音韵史
上古汉语的音节具体长什么样存在争议。下面列出一些基本达成的共识：
汉代音韵史
软腭音颚化
白一平指出，部分中古章组字与见组字谐声，可能来自颚化。例如章母支韵“支”与群母支韵“技”谐声，上古分别为*ke和**greʔ。*r介音阻碍了颚化，使见组在重纽四等韵位置有许多空位。
响音音变
沙加尔等认为上古汉语有清响音系列，现代方言中已经消失。分别是、、、、，可能还有。它们的中古对映为：
另外，上古边音/*l/在非三等环境强化为定母/d/，在三等环境弱化为以母/j/。
沙加尔称，边音前如有前缀会阻碍强化或弱化，如他将“林”拟作*Cə-lim。中古来母/l/则来自上古/r/。
但是也有学派认为，上古没有清响音，而是擦音*s-、*x-、*ɣ-加常见的响音。这样可以摆脱清响音拟构的困境，进一步解释为何兑从㕣声、㔯亦从㕣声。
六朝音韵史
/ɡ/的弱化
非三等浊软颚塞音*弱化为浊擦音（*）。部分现代闽语方言区分中古同为匣母（一般拟为）的“厚”和“后”，“厚”福州话、厦门话和潮州话均为软腭塞音，“后”则均为零声母，可能反映上古浊喉音。上古汉语*在三等音节中保留为群母。
知庄组产生
上古*r介音的弱化不仅影响了中古元音的格局，还使得舌冠音声母端精组分化出知庄组。
隋唐音韵史
轻唇化
早期中古汉语唇音接纯三等韵变为晚期中古汉语唇齿音，发生后三等介音也消失。据白一平，轻唇化可能是方言音变扩散的结果。
宋代音韵史
入声消失
宋代的汉语官话发生重大变化，就是入声渐渐消失。
宋代大量的韵书仍旧记载了入声字，连带民间出版百
反切

又称翻切、反语、音反，是用两个汉字给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两汉字的上字（反切上字）取其声，下字（反切下字）取其韵和调，拼合出被注音字的读音。反切长久以来是汉字文化圈为汉字注音的常用方法。
归字（locate）或反切归字，是根据反切上下字确定“被切字”在切韵图中的音韵地位，即「依切求音」或「按字求音」。
反切法之起源有说启发自西域梵文字，狭义来讲，规律整齐的反切注音系统是拼音字母系统。
起源考
反切以前的注音方法
在反切法诞生之前，直音法（即是「读若某」、「如某」等）是常用的字书注音方法。这种方法在东汉之前占据字书之主流，例如《说文・玉部》：「珣，读若宣」；《说文・宀部》：「宋，居也，从宀木，读若送。」等。一般是用一个字注另一个同音字。
也因此，直音法局限十分明显：依时空之不同，每个字的发音都有差异，且一些情况下，使用某字的假借字（如广韵里「行」字和「绗」、「胻」字等）或生僻字来注音，有时反而会造成不解。这种情况在其他注音方法出现后得到改善，而韵书也常常把多种方法一起使用以追求准确。
反切兴广的年代
关于反切法之起源，学界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出现于佛教传入中原后的东汉，魏晋开始盛行。至于谁是第一个用反切的人，自古以来便无定论，但总结起来不外乎三类：
此三类说法在年代上并无太大出入，但第三种「反切西域说」却受到很大反对，例如以胡以鲁为首的学者指出汉代以前所见的「合音」现象，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焉」为「旃」等，并认为可以做为反对证据。
钱大昕说《诗经》已有反切，并驳斥反切受佛经影响，「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吾于是知六经之道，大小悉备，后人詹詹之智，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
虽然「合音」和「反切」都是「二字出一音」，但本质却不同。合音完全出于自然，先出现「不可」，快读时自然合音为「叵」，当中并非有意识分析字音，「不可」也不是为标注「叵」音而出现；反切则是自觉分析汉字读音的结果。
反切法的具体发展显然独立于佛学。唐代韵书获列为官方正音的指导，汉语言声韵学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相当多集大成的学术典籍。“反切法发展与佛教相关”的第三种说法，多来自宋以后的学者，很可能受到唐代佛教兴盛影响，美之誉之。但事实上，宋以前反切法的使用者，大都是正统儒家学者，并没有梵文或者佛经翻译背景。仅此一条看来，反切法应当是汉语声韵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根据汉语汉文特性而自发产生的原创设计。
由反切孕育出的韵书时代
反切乃中国第一套科学的拼音系统，是古典声韵学的一大里程碑。它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且不可否认。
例如《切韵考》云：「盖有反语，则类聚之即成韵书，此自然之势也」，言反切是韵书之基础也。自汉代出现反切以来，大大便利了文人对古籍的学习和再创作，由于当时学术派别与师承之传统，后来所编排的韵书也各有差异。而以《切韵》为首的韵书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开启了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新时代。
隋唐的反切是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资料，是汉语音韵学的基础之一。
拼读方法
中国古代没有拼音，用两字来注一字（反切归字）的音。第一个字（反切上字）注声母，第二个字（反切下字）注韵母和声调，如「𠁁，徒口切」：「徒」声母为定母，中古拟音[d]，「口」韵母为侯韵，中古拟音[əu]，声调为上声，故𠁁为定母侯韵上声，中古拟音[dəu]上。
但古字典的反切只适用于当时的古音，不可单凭古代字典的反切音套用到现代音，古音到今音经过演变，且不同汉语族语言也有不同规律，如𠁁只凭古字典「徒口切」取「徒」的普通话声母t，和「口」的普通话韵母ou3，推断普通话读作tou3，则为错误，因为按普通话演变规律，「徒」中古声母为全浊音[d]，其仄声字声母要变不送气清音d[t]（平送仄收），同时中古全浊上声一律变普通话去声（浊上变去），所以𠁁的现代普通话读音是dou4[təu˥˩]。
可见按「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原则，古人或能很准确读出一字字音。然而由于古今音变，古代所制定的反切到后世已不能再简单以「上字取声，下字取韵调」的原则读出该字正音。依《广韵》一书，除了「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之原则，还有一口诀：「上字分阴阳，下字辨平仄」。
按「上字分阴阳」的规则，归字的阴阳调与上字的阴阳调一样，若上字是阴调则归字亦取阴调，阳调同理；将下字的阴阳调误当成归字的阴阳调是常见误切，如羟是氢（轻）氧（养）切，要取「轻」的溪母和「养」的阳三开韵上声，读如溪阳三开上，粤语推导与「响」同音（阴上声），读成「强之阳上声」是错切。
变体
反切可延伸到用多于两字注音。如用三字注音，首字同样注声母；而中间的字注韵母，末字注声调，如「东」是「端」母、「东」韵（「东」本身已是韵母代表字）、「平」声，注成「端东平」。如要再细分，可由韵母拆出等和呼（或称口），甚至广韵未出现的摄，
旋律

旋律（英语：melody）是由一系列不同或相同音高的音，以特定的高低关系和节奏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种音的序列。旋律对于人的听觉感观来说相当于视觉感观中的线条的概念。旋律是体现音乐作品的思想感情的主要元素之一。
旋律进行中出现的高高低低的音通过节奏的变换形成的一种线条性的错落组织，叫作旋律线，将乐谱中的音高位置用线条连接起来，就是一条形象的旋律线。也就是说，旋律是和节奏紧密联系的。
一般来说，上行的旋律逐步倾向于紧张，而下行的旋律逐步倾向于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