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审理查明，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乙方）与被告中春建设公司（甲方）签订《苗木购销协议》一份，约定：1、乙方将在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5月18日期间向甲方提供以下规格苗木，并提供相应检疫证明。2、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运费由甲方承担，货到付款，付款方式为一车一付，发车付款。3、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合法免税可抵扣发票，并保证发票的真实性，并提供苗木检验检疫证等条款。庭审中，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称“从2019年开始，原告向被告供应苗木。2020年，双方签订《苗木购销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苗木，供应期限为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5月18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货，原告每次发货是根据被告公司的采购人员黄支运的指示，按被告所需的规格和型号及数量，原告进行配货。原告将货物、苗木检验检疫证明、送货单随车交付给被告。被告根据原告供货情况向原告进行结算，但是针对原告起诉的涉案两批货物，被告并未结算。”后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成诉，酿成纠纷。另查明，一、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向本院提交了1、2020年4月28日及2020年4月30日的送（销）货单，2020年4月28日的送（销）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人）：中春园林，名称及规格：12大叶女贞55株，单价520，金额28600，运费4800，合计人民币33400元（叁万叁仟肆佰元），送货人：张恒。”2020年4月30日的送（销）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人）：中春园林，名称及规格：D11红叶石楠47株，单价200，金额9400；D12红叶石楠10株，单价450，金额4500。运费3500，合计人民币17400元（壹万柒仟肆佰元），送货人：张恒。”用以证明：原告分别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向被告供应两批苗木并代被告支付运费的事实。原告称“送（销）货单是原告根据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送货情况后期单方制作的。”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送货单为原告单方制作，单据上没有被告的签字或盖章。被告对此不予认可。送货单只是显示货物，并未显示运费，原告并未提供承运人出具的发票及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能间接证明没有实际交付本案所涉及的苗木。”2、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恒与黄支运微信聊天记录、黄支运与夏祥超聊天记录、黄支运与李德学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证明原告所供应苗木系是按被告要求的规格提供，原告已履行完毕合同约定义务，被告理应支付欠付货款的事实。案涉合同履行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5月18日，原告起诉的欠付货款日期为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这两批货。在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恒与黄支运2020年6月1日及2020年6月2日的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原告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将案涉苗木供应给被告。2020年7月7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恒与黄支运聊天记录载明：“…张恒：这个要你说啊兄弟，你可以直接说老卡着什么意思，是不是我走了你们就这样搞，老这样拖着就让供货商来找你们。黄支运：我给他打电话也说过了呀，我说一直都在催，我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要跟老板看一下，商量一下。张恒：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咯，老这样拖着。黄支运：结果汇报过几回在东西，他现在还在问我合同审批在那。不想跟他撕破脸，还有两个月工资没给我发。张恒：是不是觉得好无奈啊。黄支运：无奈啊，这也是我不在那工作的一个原因。张恒：你直接问老板不就可以了。黄支运：我要是直接问老板，老板面子也挂不住，会问我合同审批到那了。…张恒：发送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送（销）货单两张。就是这两笔对不对。黄支运：恩恩，就是这两笔。…。”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聊天记录涉及到黄支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是否有删减不能确认，另外2020年7月7日，黄支运陈述‘无奈呀，这也是我不在那工作的原因’，之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向黄支运发送两张单据确认货款，黄支运已经于2020年6月从被告中春建设公司离职，且在2020年7月7日聊天中明确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告知离职事宜，黄支运在离职后不能代表公司进行货款确认。被告中春建设公司也不认可该两笔货款。而且从2020年3月17日、2020年3月22日、2020年3月23日、2020年3月24日聊天记录中看出，原告法定代表人与黄支运存在恶意串通、提供苗木不合格，损害被告公司利益的情况。从2020年3月31日上午9时45分的聊天记录，原告向黄支运发送的照片能够看出原告法定代表人应当是持有与被告公司相同的送货单。对黄支运与夏详超聊天记录、黄支运与李德学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聊天记录涉及到案外人，原告也不能提供原始载体予以核实，真实性无法查明。”原告的质辩意见为：“1.被告认可黄支运系其公司采购人员，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供应苗木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5月18日，结合黄支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内容可知，涉案行为是黄支运的职务行为；2.2020年7月7日上午11时20分，原告法定代表人向黄支运发送涉案欠款苗木清单，该两份清单上明确载明供货日期为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该日期系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的交易，该两批次货物发货时间黄支运仍然是被告公司员工，其交易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付款义务；3.从原告提交的黄支运及其公司内部聊天截图可知，被告对尚欠原告货款是明知的，并答应付款。”二、被告中春建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送货单、付款回单。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供货的结算程序是由原告向被告提供送货单，被告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之后被告向原告付款。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不符合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原告持有的单方制作的送货单不能证明被告收到该笔货物。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所提供的送货单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严格的交易习惯，原告所主张的该两笔货款原始单据均已随车交付给被告，原告举证的两张送货单原件不可能在原告处，结合原告所提交的2020年7月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恒与黄支运聊天记录中，2020年4月30日的单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单据格式一致”。2、辞退决定一份。用以证明：因黄支运工作中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恒相互勾结，被告于2020年5月30日对黄支运作出辞退决定。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辞退决定系被告单方出具，且被告没有证据证明黄支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恒多次勾结，私下抬高树苗价格，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的质辩意见为：“原、被告双方均为法人单位，有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双方均应按照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完成交易。从原告提交的黄支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恒2020年3月17日、2020年3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能够看出原告提供的苗木不符合合同约定，也能说明黄支运与张恒相互串通、损害利益的情况。”3、2020年被告中春建设公司工资明细表一份。用以证明：根据被告中春建设公司的工资明细表看出，黄支运已于2020年6月从被告中春建设公司离职。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退一步讲，即使黄支运于2020年5月31日离职属实，但原告与被告之间长期合作，被告对原告向其供应苗木是明知的，而且每次均有黄支运向原告进行对接，因此，在黄支运从被告处离职后，被告应及时通知原告，向原告进行释明，但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及时通知了原告，因此，原告以黄支运担任采购时被告欠付的货款，向被告主张权利，于法有据。”被告的质辩意见为：“被告提供的工资明细表能够证明黄支运离职时间，且在原告法定代表人提交的聊天记录中黄支运也自认已经从公司离职。”三、庭审中，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称“从2019年开始，原告向被告供应苗木。2020年，双方签订苗木供销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苗木，供应期限为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5月18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货，原告每次发货是根据被告公司的采购员黄支运的指示，按被告所需的规格和型号及数量，原告进行配货。如果被告需要送货单，原告法定代表人将签过字的送货单随车一起交付给被告，如被告不需要送货单，原告就将送货单拍照，通过微信发给被告公司的采购员黄支运，由黄支运走内部审批程序，后再向原告结算货款。如果被告需要送货单，被告在走内部审批后，也未将审批后的送货单再返还给原告。从原告法定代表人与黄支运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之间交易并未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被告中春建设公司则称“凡是每一笔审批过的送货单，上面都需要有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恒的签字，且是两联，由被告持有一联，原告持有一联。被告持有第一联，原告持有第二联。原告每次根据被告的需要来送货，货物送到后，被告对照送货单逐一验收，经核实无误后，由被告的收货经手人签字确认。签字确认后，将送货单交付给被告公司的财务部门与原告进行结算，结算无误后付款。”四、2022年2月24日本院对案外人黄支运进行了询问，黄支运称“我以前在驻马店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新城公司总经理是李德学，李德学让我帮忙为中春建设公司联系、询价及采购苗木。我与中春建设公司并未签订劳务合同，从2018年4月开始去帮忙，中春建设公司从2018年开始至2019年年底，中春建设公司按照补助的方式向我发放工资。2020年3月开始至2020年5月，每月发放工资，我是从2020年6月底从中春建设公司走的。2019年期间，我与原告有业务往来，2020年以前，双方的结算方式是原告与中春建设公司就苗木价格、品种谈好后，原告向中春建设公司发货，中春建设公司收到苗木后，我和原告方人员共同在销货单上签字确认，签字后我留存一份，以便向中春建设公司申请付款手续。2020年因疫情双方无法见面，所以在商谈好价格、品种后，由原告直接向我方送货，待中春建设公司收到货物后，原告将未显示我签字的销货单拍照发给我，用于申请付款手续，后因中春建设公司需备案留档，原告将一本盖有原告公司印章及张恒签字的销货单邮寄给我，在我补签完后将销货单交给中春建设公司财务。原告出具的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份销货单上的两批苗木，中春建设公司均已收到。关于该两批苗木货款，我已经通过钉钉提请内部审批，后我从中春建设公司走了就看不到了，在我走的时候审批流程还没有结束。”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及原、被告的陈述在卷为据。
答案: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主张其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向被告中春建设公司供应两批苗木。对此被告不予认可。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苗木供销协议》中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苗木，供应期限为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5月18日；2、原告提交的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两批苗木的送（销）货单，虽然该送（销）货单系原告单方面制作，被告方对此不予认可，但黄支运在2020年7月7日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恒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认可收到了该两批苗木；3、本院于2022年2月24日向黄支运的询问中，黄支运称“其于2018年至2020年6月期间在被告中春建设公司负责苗木采购工作。案涉两张销货单中的苗木中春建设公司均已收到”。综上，根据上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原告提交的销货单、黄支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及黄支运的陈述可以综合认定被告中春建设公司收到了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于2020年4月28日、2020年4月30日供应的两批苗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供应货物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未支付，构成违约，现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下欠货款及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提交的2020年4月28日及2020年4月30日的送（销）货单载明的金额分别为28600元和13900元，合计42500元。故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请求被告中春建设公司向其支付下欠货款42500元及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应以425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8日起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原告荆州苗木合作社请求被告中春建设公司向其支付案涉运费8300元，因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苗木供销协议》中约定运费由被告承担，故原告请求被告中春建设公司向其支付案涉运费8300元及利息，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其利息应以83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8日起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律师费6000元，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河南中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荆州市荆州区黄土坡苗木专业合作社支付下欠货款42500元、运费8300元，共计50800元及利息（以508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8日起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荆州市荆州区黄土坡苗木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河南中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0元，由原告荆州市荆州区黄土坡苗木专业合作社负担128元，由被告河南中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