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20年9月12日，原告将纸箱包装的22件酒交由被告从广州运输至郑州，但被告在运输过程中因意外事故导致原告托运的酒全部毁损。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托运的货物在被告运输过程中全部毁损的事实均无异议。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其货物损失。本案中，就原、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货物托运单在案佐证。经查，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货物托运单均载明托运人与收货人为原告刘冬冬，托运货物为酒，包装方式为纸箱，件数为22，但上述单据上均未载明托运货物的具体价值；除此之外，原告提交的货物托运单上有被告盖章，但发货人签字栏为空白；而在被告提交的货物托运单上并未有被告盖章，但其发货人签字栏有周志文签名。另外，在上述托运单背面均载有运单条款，其部分条款内容如下：1．如实申报货物信息义务，托运时应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及托运货物的名称、价值、性质、数量等具体事项，因托运人申报不实，造成损失由托运人自行承担……2．托运时的货物验收，托运时，托运人和承运人均有权要求对托运货物进行当场开箱查验，但托运人未当场提出的，视为不同意查验，在外包装完好或数量、重量相符的情况下到达目的地时，包装内货物缺损和丢失与承运人无关，承运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3．本运单自托运人和承运人签章后生效，无承运人加盖的受理章，本运单不具法律效力；4．未保价货物最高赔偿限额，托运人未在起运当日向承运人实际支付保价费的，视为未保价。货物因火灾、交通事故、雨淋、被错领等意外毁损、灭失，最高赔偿金额为不超过本次运费的2倍。上述证据经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质证，被告表示其确认原告提交的货物托运单的真实性，但其认为因为发货人签字栏为周志文签名，故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而原告表示其不确认被告提交的货物托运单的真实性，因为原告持有的货物托运单上没有任何签名，且经与周志文核对，其并未在托运单上签名，其签名系伪造。此外，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在承运时未向其释明货物需要保价，其也没有告知被告托运货物的具体价值；而被告也称原告在托运货物时没有告知其货物的具体价值，也没有采取保价措施。但是，就原告在托运时是否有尽告知义务的问题，原告提供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并表示其有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托运货物的照片，其可以明显看出托运货物包装完整、标识明确，从外包装上可以体现酒的品名、度数以及年份等关于酒的具体信息。经查，原告提供的其在微信中向被告发送托运货物的照片的时间为2020年9月18日。被告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三性不确认，因为其没有原始载体，也不能反映图片的拍照时间、地点，无法证明图片中的货物就是涉案托运物，且从外包装无法确认其与内部物品是否相一致。此外，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托运货物的价值，还提交相关的送货单、发票、销售合同、委托开票情况说明书、情况说明、“汉酱酒51度”京东购物搜索截图进行佐证。经查，广州佰液台酒业发展有限公司送货单载明客户为周志文，商品名称为汉酱酒51度，规格为500ml＊6，数量22件，单价2088元，金额45936元，收货人签字/盖章栏写有“已付款/周志文2020.9.12”。发票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汉酱酒，数量22，含税总金额45936元，购买方为周志文，销售方为深圳市嘟啦朵实业有限公司，开票日期为2021年3月11日。销售合同载明买方为原告刘冬冬，卖方为周志文，合同中约定买卖的具体产品为22件汉酱51度酒，含税价为45936元。委托开票情况说明书系广州佰液台酒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并由其盖章，日期为2021年8月19日，内容为其于2020年9月12日向客户周志文出售的前述价值45936元货物即“汉酱酒51度”的货款已收，因其与深圳市嘟啦朵实业有限公司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部分产品自该公司代为发货，故客户周志文所购货品开具的发票，为其委托该公司代为开具。情况说明系周志文出具并由其签名、捺印，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内容为其于2020年9月12日向刘冬冬销售一批酒，产品名称为“汉酱酒51度”，含税总价45936元。该批酒即是深圳市嘟啦朵实业有限公司向其开具发票的那一批酒。原告已向其本人支付全部货款，该批货物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汉酱酒51度”京东购物搜索截图是原告在京东购物平台上通过输入“汉酱酒51度”而搜索到的相关产品的销售信息页面截图，其有显示不同类型的酒的价格。就原告提供的上述该部分证据，被告质证时表示，其对送货单的证据三性不确认，因为其为原告单方制作，且送货单上收货人处是周志文签名，故原告并非适格的主体；发票没有原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且发票是2021年3月份由另一家企业开具，故其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涉案货物的价值，且在原告与第三方存在商业往来的情况下，不排除发票并非涉案货物的单证；对销售合同、委托开票情况说明书的证据三性不确认，也不确认情况说明，因为销售合同、委托开票情况说明书均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文件，且没有原告与周志文之间交易的付款记录；“汉酱酒51度”京东购物搜索截图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涉案货物的价值。另，被告的代理人在庭审后提交代理词表示，委托开票情况说明书、情况说明在证据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故相关的证人应依法出庭作证，接受诉讼各方当事人的询问，否则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且送货单、发票中的客户均为周志文，而非原告，且不能证明其记载的就是涉案托运物，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被告作为承运人，就其承运的涉案货物的价值提交有销售订单进行作证。经查，销售订单载明购买单位为周智文（天河），商品全名为汉酱51度500ml，数量为132瓶，单价280元，金额36960元，日期为2020年9月12日，且写有“已付款”，但签名字迹潦草。被告称上述销售订单是事故发生后，原告为索赔而提供给被告的，且被告的代理人在庭审后提交代理词表示，其认为应按运单条款的约定，在未保价时按运费的2倍计算赔付金额，即应当为220元。但原告质证时表示其不确认被告的该证据三性，因为事故发生时原告在郑州，就授权卖方周志文处理赔偿事宜，所以对销售订单的真实性不清楚，而原告向卖方周志文购买该批货物的价格为45936元，故被告应赔偿原告该损失。此外，原告在庭审中确认上述销售订单是其向被告提供的，但其表示该销售订单中载明的金额为未含税的优惠订货价，而其提供的发票价格有浮动，是含税的正常价格。另查，被告万**通公司为自然人张利芹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张利芹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
答案: 本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首先，就被告辩称的刘冬冬主体适格问题，其实质为刘冬冬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进而刘冬冬可据此向被告主张相关的权利。对此，应以刘冬冬与被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与此具有直接关联性的证据即货物托运单作为判断依据，原因是货物托运单是最直接且充分记载并表现托运人、承运人、托运物品及运输目的地等运输合同相关信息的单据。而本案中，刘冬冬与被告均提交有前述货物托运单，但是，二者提交的货物托运单记载的内容存在些许差异。其中，就刘冬冬提交的货物托运单，虽然其发货人签字处为空白，但其有被告盖章，且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此外，在货物托运单背面的“运单条款”中明确载明“本运单自托运人和承运人签章后生效，无承运人加盖的受理章，本运单不具法律效力”。因此，在被告已在刘冬冬提供的货物托运单上盖章且又确认其真实性，且其已载明托运人及收货人均为刘冬冬之情况下，本院认定刘冬冬提供的货物托运单已具有法律效力，并对其证明力予以确信。据此，本院认定刘冬冬与被告之间成立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刘冬冬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相反，被告作为承运人，在其提交的货物托运单上并无其本人盖章，其不符合“运单条款”中明确载明的运单生效条件，因此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原告也不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货物托运单之证明力不予采信，并据此对被告提出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其次，对于原告托运的货物毁损的事实，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托运的货物在被告运输过程中全部毁损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基于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原告有权请求被告赔偿其货物损失。再次，就原、被告争议的货物损失也即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额问题。其一，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其45936元，并为此提供前述证据予以佐证。但是，无论是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发票、销售合同，抑或是委托开票情况说明书、情况说明，其均是对原告与案外人周志文以及周志文与前手之间的买卖交易过程的记载；此外，“汉酱酒51度”京东购物搜索截图与原告托运的货物价值之间也缺乏直接关联性，其截图中所显示的价格并不能直接作为原告托运货物价值的计算依据。而对于原告的上述证据，被告在质证时均提出异议。对此，虽然原告提供有上述体现其购买货物的价值的相关证据进行佐证，但是，原告交由被告托运的货物是否就是其从案外人处购买的货物，其对此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进一步证明，而且从直接体现双方之间成立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货物托运单所记载的托运物品信息中也无法直接体现出来。易言之，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为间接证据，在缺乏其他证据加强佐证的情况下，从其上述证据中无法直接判断出其交由被告承运的货物即是从案外人处所购买的货物。因此，原告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直接充分证明其主张的损失额或托运货物的价值，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其二，如货物托运单上“运单条款”中所载，原告作为托运人，其有如实向作为承运人的被告申报货物信息之义务，且在托运时，双方均有权要求对托运货物进行当场开箱查验。但如前所言，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在托运时未告知被告托运物的具体价值。此外，虽然原告提供前述微信聊天记录表示其有将托运货物的照片发给被告，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托运货物包装完整、标识明确，从外包装上可以体现酒的品名、度数以及年份等关于酒的具体信息；但是，原告发送照片的时间并非其办理托运货物时托运单上所记载的时间，且如被告所言，原告未能提供作为电子数据的微信聊天的原始数据，而发送照片的时间在后，因此照片中的货物是否就是涉案托运物尚存疑。基于此，原告以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明其在托运时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证据，其存在效力瑕疵，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而如上所言，被告作为承运人也有开箱查验之义务，但被告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原告办理托运时，有履行该义务。综上可见，原、被告在涉案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中均存在未尽其约定的义务及谨慎交易之注意义务之处。其三，对于作为承运人的被告就其承运的涉案货物的价值而提交销售订单，从原告对该证据所述意见看，其一方面确认该证据系其向被告提供的；但另一方面，其又不确认该证据的三性，且认为该证据中载明的货物价值属于未含税的优惠价。显然，原告在本案中对其自己向被告提供的同一份证据所述意见前后矛盾或存在不合理之处，有违理性的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及常理，故本院对其上述意见不予采纳。此外，虽然货物托运单上“运单条款”中载明托运货物未保价的，货物因火灾、交通事故、雨淋、被错领等意外毁损、灭失，最高赔偿金额为不超过运费的2倍。但是，通常情况下，运输单据上的运单条款都是承运人预先拟定的可供重复使用的且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而本案中，就上述货物托运单上“运单条款”中，对托运人的权利有重大影响的损失赔偿数额条款，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与原告办理托运时有向原告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因此，本院认定上述赔偿限额条款无效。基于此，被告辩称以该赔偿限额条款认定其赔偿数额，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言，在被告既已提供原告向其提供的上述销售订单作为其承运涉案货物的价值认定依据，且原告也曾以其作为向被告索赔的凭证，而本院又对原告就该证据所述的意见及被告提出的上述赔偿限额均不予采纳，且原、被告均存在疏于履行其义务之情况下，本院以销售订单所载明的货物价值即36960元作为认定被告应承担的损失赔偿额，超出此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就原告主张的利息，诚如被告在辩称中所言，在双方未能确定托运货物的价值之情况下，利息应从立案之日起计算。而其该辩称意见与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一致，故本院予以采纳。最后，因被告万**通公司系自然人张利芹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在被告张利芹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万**通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之情形下，其应当对被告万**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此原告请求被告张利芹对被告万**通公司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三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市万**通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刘冬冬赔偿损失36960元并支付利息（以36960元为基数，从2021年7月26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张利芹对上述被告中山市万**通物流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冬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8元（已由原告刘冬冬预交），由原告刘冬冬负担50元，被告中山市万**通物流有限公司、张利芹负担898元，并直接向原告刘冬冬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