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审理查明，原告提交的雄大公司、雄二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显示：1.被告雄大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3月27日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股东为三人，分别为闫守乐、被告黄勇、李汝，其中李汝为法定代表人、被告黄勇任监事。原告称2020年4月、8月期间李汝持股75%、被告黄勇持股20%、闫守乐持股5%，而李汝是被告黄勇的配偶。2.被告雄二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20年3月16日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股东为三人，分别为邓高峰、江天仁、被告黄勇，其中被告黄勇任执行董事。原告称2020年4月、8月期间被告黄勇持股72%、邓高峰持股15%、江天仁持股13%。被告黄勇确认上述企业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其诉讼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清楚2020年4月、8月期间被告雄大公司、雄二公司的情况，也不清楚李汝与被告黄勇是否为配偶关系，承诺于2021年10月14日前书面回复法庭，若逾期回复视为确认李汝与被告黄勇为配偶关系。至今被告黄勇尚未书面回复法庭上述相关情况。2020年3月30日的对账单《雄大机械有限公司》最后结算金额合计250560元。原告在该对账单下方手写“本人屈五平，以此部分货款抵扣雄二公司股金（250560元）。申请人：屈五平”。被告黄勇在该手写内容下方签名确认，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7日。2020年5月21日，原告（甲方、委托人）与被告黄勇（乙方、受托人）签订一份《代持股协议书》，上记载原告拥有雄二公司融资项目5%的股份，对应出资25万元，原告同意按照该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将上述股份交由被告黄勇代为持股。原告称该持股协议为无偿代持股协议，并主张被告黄勇签署该协议既代表个人持股，也代表被告雄二公司确认该持股协议。2020年8月6日，原告与被告黄勇签订一份《退股协议》，上记载“因个人原因，广东雄二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屈五平(身份证号码：……)退出公司，原股金1:1退还，退股协议如下：……三、股金由雄二公司回购；四、股东需在协议签定之日起半个月内结清；五、雄二公司的货款按八折计算，先付五成（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半个月内结清），余款一年内结清。”落款处有原告和被告黄勇签名确认。原告与被告黄勇确认“原股金1:1退还”的意思是指，原告退出被告雄二公司，原告从被告雄大公司获取的货款250560元入资被告雄二公司，现原告退出被告雄二公司，由被告雄二公司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250560元。但被告黄勇表示退股应该按照法定程序，当时被告黄勇与原告不懂法律，才签署了案涉《退股协议》，事实上《退股协议》原告与被告黄勇两个自然人之间签署的，并没有公司印章，且被告黄勇也无权签署该份协议。原告主张被告雄大公司、雄二公司混同经营，并提交了本院于2021年10月11日作出（2021）粤1971民初22502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该判决认定“雄大公司与雄二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混同或交叉”，属于“人格混同”。被告黄勇称上述判决尚未生效，正在上诉中，没有证明力，且该判决是债权关系，如果认定被告雄大公司、雄二公司存在混同也与本案无关，与其也无关。本案应先解决《退股协议》的效力问题，应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被告雄大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针对该判决书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质证意见，称该判决尚未生效，不具有证据的效力，且与本案无关，《代持协议书》仅发生在原告与被告黄勇之间，与雄大公司无关。被告黄勇主张原告的股东资格已在被告雄二公司处记录在册，以及原告一直在公司履行股东职责，并提供了（雄二公司）股东名册、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打印件）予以证明。股东名册显示被告雄二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制作，记载雄二公司股东共13人，其中包括被告黄勇认缴股金180万元，持股36%，原告认缴股金25万元，持股5%，上有所有股东签名及雄二公司盖章确认。《证明》显示由原告于2021年4月8日出具，上记载员工罗其中于某时段就职于雄二公司，以及该员工的职位、薪资以及离职情况。原告确认股东名册的真实性，不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的真实性，称股东名册仅仅是私下约定的文件，未经过工商登记变更的，其效力由法院认定，而被告黄勇是被告雄大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具有绝对话语权，虽然其他“股东”有签订该份文件，但顶多是确认其出资或者“抵扣款项”的一个权益证明，但其他“股东”并未参与公司管理。既然原告与黄勇可以从“入股”、“抵扣”到“退股”均由被告黄勇一人操办，那么退股协议也符合“退股”发生的条件，三被告应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微信聊天记录的微信群为联盟合作伙伴，在2020年8月6日后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聊天内容为被告雄二公司的公司经营，因此与本案无关。而《证明》，原告仅证明了一个事实，与职责无关。关于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主张：1.案涉股金为被告雄大公司拖欠原告的货款，经原告与被告黄勇沟通，被告黄勇用于冲抵被告雄二公司的股金。2.被告黄勇为被告雄大公司、雄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原告签订的《退股协议》、《代持股协议书》及股金确认均由被告黄勇完成。3.被告雄大公司、雄二公司存在混同经营，被告黄勇作为实际控制人，因此三被告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黄勇回应：1.原告与被告雄大公司的货款纠纷已经转为了原告入股被告雄二公司的股金，所以本案的纠纷与被告雄大公司无关，因此被告雄大公司与原告的债权纠纷已经完成。2.原告入股被告雄二公司后，原告的股东资格由被告黄勇代持，被告黄勇并没有取得其中的利益，完全是无偿的，因此原告要求退股只需要要求被告黄勇代持原告的股份，从被告雄二公司退出即可完成，因此被告黄勇不应当成为被告，也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连带责任人。3.原告退股需要完成法定程序。诉讼中，原告和被告黄勇确认被告雄二公司没有就被告雄二公司回购原告股权召开股东会决议。但原告主张三被告的所有决议都是原告与被告黄勇沟通，最后由被告黄勇决定再签署决议的，其不清楚被告雄二公司有无经过减资程序。被告黄勇确认原告是被告雄二公司的隐名股东，投入出资款为250560元，但被告雄二公司没有经过减资程序。原告表示若其胜诉，同意由败诉方向其迳付诉讼费用。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代持股协议书》、抵扣协议、《退股协议》、（雄二公司、雄大公司）工商登记网上公示信息、民事判决书，被告黄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股东名册，以及本院笔录等附卷为据。
答案: 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被告雄大公司、雄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自愿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被告黄勇提交的（雄二公司）股东名册有被告雄二公司盖章及所有股东的签名确认，本案并无证据推翻该股东名册，故本院依法确认（雄二公司）股东名册的真实性。根据上述股东名册、《退股协议》以及原告、被告黄勇的陈述，本院确认原告已成为被告雄二公司持股5%的股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约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案涉《退股协议》虽约定被告雄二公司向原告回购股权，但该协议并无被告雄二公司盖章确认，也未显示被告黄勇有权代表被告雄二公司与原告签订该退股协议，故该协议对被告雄二公司不发生效力。原告依据该《退股协议》请求被告雄二公司回购股权支付250560元及逾期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以被告黄勇为被告雄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要求被告黄勇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基于被告雄二公司需承担回购责任为基础，以被告雄大公司、雄二公司混同经营，要求被告雄大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上述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屈五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189.64元，保全费1816.55元，共7006.19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屈五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