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审理查明：原告父亲余美发和母亲韦成英共同生育了余可辉、余可明、余可友、余可英、余可秀共计五个子女，均为马脑村新潮组集体组织经济成员。197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余美发户土地承包人口共有七人，即余美发、韦成英、余可辉、余可明、余可友、余可英、余可秀。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余美发户分为余可辉户和余可明户，马脑村新潮社与余可明户、余可辉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至2028年12月31日，余可明户承包人口为3人，余可辉户承包人口为4人，余可明户土地合计2.4亩、余可辉户土地合计3.2亩。2005年，余可辉户和余可明户承包地均被修建向家坝水电站所征用。承包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是按被征用的土地亩数计算，村小组未留一分钱，全部按户发放到被征地户户主。余可明户承包地被征占13.841亩，其土地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为296965.88元。余可明代余可英领取临时过渡生活补助和生活奖7176元。余可辉户承包地被征占13.182亩，其土地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为289596.6元。另新潮组按户发放了集体土地可研政策补差土地补偿费，其中余可辉户为101128.17元，余可明户为192247.14元。以上费用余可辉和余可明均已领取。余可友的土地补偿费等费用均由其自己领取。余可英至今未领取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等费用。另查明，余可英原始户籍在其父亲余美发名下，1997年8月9日时其户籍在余可明户下，1998年后余可英外出河南，至2019年回到水富，2019年11月26日从余可明户迁出至夏宜宽户。水富市农村经营管理站于2021年7月1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根据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农户，承包人口按土地下户时的承包人口计算，以承包户户籍所载明的户内认可情况登记延包。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及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1.原、被告双方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农村户口登记簿、户口证明，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信息，原告余可英原始户籍在其父亲余美发名下，1997年8月9日时其户籍在余可明户下，余可英于2019年11月26日从余可明户迁出至夏宜宽户。2.向家坝水电站水富县移民身份确认表，证明2005年案涉承包地被征用时，原告属移民身份。3.水富县耕地合同、水富县农业承包合同表，证明1998年10月马脑村新潮社与余可明户、余可辉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至2028年12月31日，余可明户承包人口为3人，余可辉户承包人口为4人，余可明户土地合计2.4亩、余可辉户土地合计3.2亩。4.向家坝水电站水富县施工区移民登记册两份（0052号、0053号）、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区可研补偿费补差表、向家坝水电站水富施工区移民安置点可研补偿费补差表、新潮组可研政策补差土地补偿费分配领款花名册、向家坝水电站水富施工移民延长临时过渡补助核算表、支付凭证等，证明2005年案涉土地被征用时，余可明户移民家庭成员有余可英的名字；余可明户承包地被征占13.841亩，其土地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为296965.88元；余可明代余可英领取临时过渡生活补助和生活奖7176元；余可辉户承包地被征占13.182亩，其土地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为289596.6元；新潮组按户计算发放了集体土地可研政策补差土地补偿费，其中余可辉户领取101128.17元，余可明户领取192247.14元。5.周文同的询问笔录，证明2005年案涉土地被征用时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是按被征用的土地亩数计算，村小组未留一分钱，全部按户发放到被征地户户主。前列证据经庭审质证，内容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关于被告余可明提交的2008年由水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温泉社区出具的余可明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及该社区出具的余可明户编号为向-马脑-新潮-53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余可明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未记载有余可英的名字，仅记载了余可秀的名字。本院依法调取的温泉社区出具的余可辉户编号为向-马脑-新潮-15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余可辉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未载明余可英名字，记载了余可秀的名字。对该两组证据，
答案: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由水富市档案馆出具的水富县农业承包合同书及合同表，载明1998年10月马脑村新潮社与余可明户、余可辉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至2028年12月31日，余可明户承包人口为3人，余可辉户承包人口为4人，承包人口共计为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也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故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是依据土地承包合同而创设的权利，行政登记并非其生效要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非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仅为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凭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不取决于政府是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登记行为，即承包合同依法成立时，农户即取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内容与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土地承包合同为准。依据该土地承包合同，结合原被告双方陈述、余可明提交的农村户口登记簿，可认定在197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余美发户共有7人土地（即余美发、韦成英、余可辉、余可明、余可友、余可英、余可秀），至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余美发户分成了两户，即余可辉户和余可明户承包了土地，承包人口分别为4人和3人，但仍共计为7人。余可英的户籍在2008年时并未迁出，其仍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一。故在余可辉或余可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应当有余可英的名字，但余可辉和余可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均载明余可秀而未载明余可英名字与事实明显不符。故对被告余可明提交的2008年由水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温泉社区出具的余可明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及该社区出具的余可明户编号为向-马脑-新潮-53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余可辉户编号为向-马脑-新潮-15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不予以采信。关于被告余可明提交的照片一张，该照片无拍摄时间，仅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合影情况，不能达到证明被告余可明已支付原告补偿款7000多元的目的。关于原告提交的绥江县中城镇福兴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原告所证实的内容为原告未在绥江县中城镇享受搬迁政策，以及原告于1998年外出，2019年回到水富的事实，并未证明其何时与夏宜宽登记结婚，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该情况说明所证实的其他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对温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仅反映温泉社区对余可英的情况进行调查走访的客观记录，与绥江县中城镇福兴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部分内容相印证，予以采信。对水富市农村经营管理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权。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的确定，是以当时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数以及各“农户”内的人口数为基础进行确定的。第一轮土地承包确定以后，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即使分户，其承包地总承包人口数仍保持不变。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事实，1979年第一轮土地下户时，余美发户人口数共七人，即余美发、韦成英、余可辉、余可明、余可友、余可英、余可秀。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承包人口仍按土地下户时的承包人口计算，土地承包合同显示余可辉户承包人口为4人、余可明户承包人口为3人，共计七人，但未明确余可明户和余可辉户具体承包人口的姓名。据此，余可英作为家庭原始承包人口，其承包地必然在余可辉户或余可明户名下。因案涉承包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均以亩计算，村小组对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偿费不作提留，也未按人头进行分配，全部按户分配给被征收农户。故余可英所享有的承包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必然由余可辉户或余可明户领取。而余可友被征用的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系余可友单独领取，二被告未领取余可友的相关费用。现二被告均否认余可英属于自己土地承包户的成员，均未领取余可英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但二被告均未举证证明余可英属于哪户承包户的成员。故余可英享有的承包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应在余可辉户和余可明户总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中予以分配。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承包合同载明余可辉和余可明两户共计承包地5.6亩，共有七人承包。根据在家庭承包户内部，每个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即承包人口地位平等，分得的承包土地面积相等。故每名承包人口应分得0.8亩土地，余可英系承包人口之一，其应享有0.8亩的承包地。在1998年至2019年期间余可英未居住在马脑村新潮组，2005年案涉承包地被征用时，余可英未对被征用的土地进行管理和经营，其仅享有承包合同载明的原始承包地0.8亩的相关权益，对征用土地超出0.8亩的土地不享有权益。二被告领取的承包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为586562.48元（296965.88元+289596.6元），被征收的承包地亩数合计27.623亩（13.841亩+13.782亩），每亩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为21234.57元（586562.48元÷27.623亩）。余可英享有0.8亩承包地份额，故其应享有的承包地补偿费为16987.66元（21234.57元/亩×0.8亩）。原告余可英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其应享有相应的补偿费用。余可辉户和余可明户领取的集体土地可研政策补差土地补偿费总额为293375.31元（101128.17元+192247.14元）。该集体土地可研政策补差土地补偿费系按户进行发放，故原告作为承包人口之一，应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应领取的补偿费为48895.89元（293375.31元÷6）。综上，原告应分得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65883.55元（16987.66元+48895.89元）。该费用由二被告领取，二被告应支付原告该费用。故余可英请求二被告共同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共计65883.55元的请求合法，予以支持，对其请求超出部分金额无依据，不予支持。另余可明代余可英领取了临时过渡生活补助费和生活奖7176元，余可明抗辩已支付余可英该笔费用，但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余可明仍应支付余可英该7176元费用。原告请求被告余可明支付其临时过渡生活补助和生活奖7176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余可明抗辩其户下征用的土地比土地承包合同载明亩数多，是因为和别人调换的田地和开荒得来，余可英的土地补偿费应按承包合同上记载的土地亩数来计算领取的意见合法，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余可明抗辩其借了钱给原告，该借款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余可明若要求原告偿还借款，可另案主张。关于二被告抗辩不应支付余可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第三人余可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陈述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可辉、余可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余可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共计65883.55元；二、被告余可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余可英临时过渡生活补助和生活奖717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9元，由原告余可英负担1869元（已交纳），由被告余可辉、余可明共同负担1600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