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学术论文 · 人文科学

在俄罗斯文化中，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超出城市的地理范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对立的两极：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俄罗斯与欧洲，弥赛亚与敌基督等，从而构成了一直以来困扰俄罗斯的关于道路选择和民族身份认证等一系列重大的俄罗斯思想问题。

在“莫斯科神话”的编码中，很大一部分与它的地理形态和构成相关。编年史记载，莫斯科坐落在一片天然形成的如巨型大碗的洼地之中，周围有12座不高的山峦环绕。但据历史学家确认，莫斯科是由七座神奇的山丘组成。它们是波罗维茨、斯列坚斯科、特维尔、三头山、列弗尔托夫、沃罗比约夫和传奇的施维夫。如此一来，围绕着莫斯科到底是由7座山丘还是12座山丘组成就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说法。其中，俄罗斯星相学就将莫斯科划归为金牛座的属性。这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奠基日（1147年3月28日，史上记载为1147年4月5日）恰好落在黄道带（Зодиак）的金牛座上（有人注意到在古克里姆林宫的三角形里有个牛头，即金牛座的象征），更因为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创建日期也是金牛座属性：即罗马建于公元前754年4月22日，而康斯坦丁堡则建于公元330年5月11日。按照当代俄罗斯星相学家巴维尔·格罗巴的观点，莫斯科的不可替代性和宇宙性即由此构成。因为它是按照“七座山丘一条河”的原则建造的，它是一座“永恒之城”。在东正教秘传中，数字7永远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魔法的数字，它意味着秘密、尚未认识的东西和无法解释的东西。

莫斯科如此的地貌和城市结构，我们可以借尤里·洛特曼的“城市符号学”理论加以阐释：“当一座城市在与周遭的世界中的关系中，就像一座坐落在尘世中心的教堂一般，那么，它首先表现出一种被理想化的宇宙模式来。”这样的城市，通常，“被置于‘大地的中心’。……耶路撒冷、罗马、莫斯科在不同的（城市）文本中正是作为某些世界的中心来看待的。它可以同时既作为天国城市的模型，又作为周边世界的圣地。”这样的城市也被称为“同心城市”。“通常，城市的同心状态在符号学的空间里，是与处在高山之上（群山上）的城市形象相联系的。那样的城市表现为地与天的中介，在它周围集结着一些有关起源、发生嬗变的神话，它具有开始，但没有结束——这是‘永恒之城’。”

除此之外，莫斯科的大火也成为“莫斯科神话”中较为重要的构成元素。莫斯科曾遭受过无数次“火”的历练。历史上比较重要的记载共有四次。1812年的那场大火促成了这座城市的诸多骄傲。战争与大火的破坏，不仅使莫斯科成为“多灾多难”之城的象征，也使它成为俄罗斯最受宠爱的城市。俄罗斯热爱并怜惜着莫斯科，因为从莫斯科身上俄罗斯认出了自己。

如此一来，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最基本的神话原型通常分为两类：一是有关起源的神话：即莫斯科起源于“七座山丘”或“十二座山丘”的神话和莫斯科作为“向心的”“被护佑的城市”神话。二是关于末日论的神话：即莫斯科的“大火”。“火”的意象在莫斯科文本中往往衍生出两个向度的神话阐释：即莫斯科既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城”，又是象征“毁灭”的“大墓地”。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研究者们在言涉“莫斯科-彼得堡”的城市哲学时，最早提及了莫斯科城的“凤凰之名”：“在与罗马争夺优先权的斗争中，莫斯科逐渐书写了新的神话，它就是凤凰城”，“从灰烬中得到重生的旧首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里喻指大火后的莫斯科像凤凰涅槃一样在烈火中重生。“凤凰城”因此而得名。有的文学家认为，莫斯科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莫斯科是俄罗斯传统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与浴火的凤凰有关。它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重振雄风的可能。

“大墓地”一词出自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在其中，恰达耶夫特别强调说“大墓地指的是莫斯科”。作为俄罗斯思想界西欧派的杰出代表，恰达耶夫将充满着宗法制陈腐之气的莫斯科喻为死亡之城。在第一封信中，恰达耶夫对俄罗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愚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它除了残暴以外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在恰达耶夫看来，俄罗斯真是一无是处了。俄罗斯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处空白”，俄罗斯人“徒有基督徒的虚名”，甚至连俄罗斯人勇敢的天性，也被恰达耶夫视为一种“恶习”。“残暴的、凌辱异族的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 《哲学书简》遂成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争论的导火索。在西欧派看来，莫斯科所代表的保守，“维护那些与俄罗斯的历史落后性联接在一起的民族生活的特征”，它“担心欧洲的技术机械、工业的发展”，它认为“与欧洲在形式上的相似的新社会可能戕害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让俄罗斯失去个性”，在这种陈腐保守的民族主义氛围里，莫斯科没有一丝生气，是一座“大墓地”，是“死寂的原子”，是“保守的庞然大物”。

然而，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莫斯科神话”发生了本质的变形。当然，这主要与新政权对作家心灵的意识形态高压有关，与将首都重又转向莫斯科有关。从20年代开始，莫斯科神话又显现出两种形态：旧莫斯科被讽刺性地重新提起，当代莫斯科则被理解为乌托邦。在20年代，安德烈·别雷创作了有关革命前的莫斯科三部曲《莫斯科》，这个称谓无可避免地使人把那部他创作于1911年的《彼得堡》联系在一起。在这部小说里，所有过往构成“莫斯科神话”的东西都被颠倒了过来。取代“神圣”的莫斯科的是“万恶的、该死的莫斯科”“站在地狱之上的莫斯科”；取代“家常的莫斯科”的是“小市民的”“鄙俗的”“肮脏的莫斯科”；取代“自然的、生气盎然、蓬勃壮大”的莫斯科的是“衰老的”“病恹恹的”莫斯科。莫斯科仿佛是一个“肿瘤”：“莫斯科……是被自己不幸命运的丝袜捆绑了千年的老太婆”，它“突出来的瘤子，纠缠成密不透风的网络。”在这里，被祛神话化了的旧的、革命前的莫斯科，又被莫斯科的现代神话、莫斯科的科学技术乌托邦、莫斯科的科学幻想所补足。20年代的莫斯科神话往往与那些年的两个口号密切相关：即“要进行世界革命”和“要搞电气化！”这两个思想要求文学的世界性激情，而作家们的创作甚至超出了这个社会订货。他们不仅把莫斯科描绘成全世界的，而且是全宇宙的。莫斯科的现代化不仅闪烁着英雄主义色彩，而且是一种梦想的设计。最能体现这种设计的是在二三十年代有关莫斯科的诗歌里对于地铁的赞颂。

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正是20年代莫斯科“魔幻”乌托邦的通常语境。然而，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与意识形态相对抗的象征符号性的魔幻。这种魔幻使20年代的“莫斯科文本”往往具有两种固定的情节：一是被无产阶级大众所掌握的科学发明，二是集体劳动的思想体制。第一种情节在布尔加科夫的反乌托邦小说《孽卵》和《狗心》之中被典型地运用。

“莫斯科神话”在布尔加科夫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在这里，莫斯科不再是耶路撒冷的模板，而是根本的对立。然而，在这一对立中，被特别强调的不是对新世界的期待，而是旧世界的衰朽。小说写道：在莫斯科“太阳被击成粉末”。城市毁灭了，仿佛变成了彼得堡一般的“虚空”。莫斯科神话和彼得堡神话就此合拢在一起：两座城市在精神上都是空虚的。

翻译考点：
考点1 ：“城市符号学”推荐译为”urban semiotics‘’
考点2：“民族身份认证”推荐译为“national identity recognition”
考点3："白银时代"推荐译为”Silver Age”
考点4：”大墓地”推荐译为”great cemetery”
考点5：“家常的莫斯科”推荐译为“ordinary Moscow”
考点6：“莫斯科如此的地貌和城市结构，我们可以借尤里·洛特曼的‘城市符号学‘理论加以阐释”推荐译为“Such topography and urban structure of Moscow can be interpreted using Yuri Lotman’s theory of ‘urban semiotics’.”
考点7：“东正教秘传”推荐译为”Eastern Orthodox esotericism“
考点18：“凤凰涅槃”推荐译为“phoenix reborn from the ashes”
考点9：”波罗维茨、斯列坚斯科、特维尔、三头山、列弗尔托夫、沃罗比约夫”推荐译为”Borovitsky Hill, Sretensky Hill, Tverskoy Hill, Tryokhgornaya Hill, Lefortovo Hill, Sparrow Hills”
考点10：“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处空白”推荐译为“a blank spot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umanity”
考点11：“要搞电气化！”推荐译为“Electr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