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学术论文 · 自然科学

2.1 LAG-3功能的早期研究  
早期使用LAG-3单克隆抗体的研究表明，在体外阻断LAG-3时，人CD4⁺T细胞克隆的增殖更持久。这种增殖伴随着混合模式的细胞因子产生增强。这些促炎效应仅限于抗原依赖性刺激，在CD8⁺T细胞中未观察到。  
这些数据首次提示LAG-3对T细胞功能具有负调控作用，后续使用人细胞的研究证实了这一作用。然而，LAG-3基因敲除动物的构建为探究LAG-3在小鼠模型中T细胞上的作用提供了更精确的手段。这些实验表明，LAG-3在调控CD4⁺和CD8⁺T细胞的体外及体内扩增中发挥作用，从而证实了其负调控因子的身份。  
对缺失KIEELE结构域的LAG-3分子的进一步研究显示，该基序在LAG-3的负调控功能中起关键作用，即缺失该结构域的LAG-3分子无法在体外或体内对T细胞功能产生负调控作用。  
然而，LAG-3与Ⅱ类MHC分子相互作用的负调控角色存在争议。通过一系列混合淋巴细胞反应，一组研究显示可溶性LAG-3在体外可显著下调人CD4⁺T细胞功能，提示在这些培养条件下，LAG-3与Ⅱ类MHC分子的相互作用具有刺激性。  
有趣的是，在人CD8⁺T细胞中未观察到这种对MLR反应的下调，表明CD8⁺T细胞上Ⅱ类分子与LAG-3的相互作用可能在功能上有别于CD4⁺T细胞。这些结果与后续一系列实验存在明显矛盾，在后续实验中，可溶性LAG-3-Ig在体外和体内均被证明可激活树突状细胞。  
 2.2 LAG-3在调节性T细胞中的作用  
通过微阵列分析，我们团队发现，在体内接触自身抗原并呈现调节表型的CD4⁺T细胞上，LAG-3的表达相对上调。在这种自身耐受模型中，我们发现LAG-3阻断抗体可在体内减弱调节性T细胞（Treg）的功能，且用全长而非截短的LAG-3转染抗原特异性CD4⁺T细胞可赋予其体外调节特性。  
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研究支持这一发现，即患者病情活动时Treg水平升高。体外研究显示，清除LAG-3⁺CD4⁺T细胞可增强肿瘤特异性CD8⁺T细胞的反应性，这与LAG-3在抑制抗肿瘤免疫中的作用一致。  
近期研究进一步支持该发现，即来自癌症患者肿瘤部位的LAG-3⁺CD4⁺CD25⁺细胞比LAG-3⁻细胞具有更强的抑制能力。另有研究报道，LAG-3在具有调节功能的FoxP3⁺CD8⁺T细胞亚群中发挥作用，这一新颖发现尤为引人关注，因为调节性CD8⁺T细胞正重新受到重视。  
 2.3 LAG-3在CD8⁺T细胞中的作用  
尽管早期研究对LAG-3在CD8⁺T细胞中的作用提出质疑，但鉴于活化的CD8⁺T细胞中LAG-3的表达量是CD4⁺T细胞的5-8倍，且LAG-3与CD8在活化T细胞中存在相对共定位，这些发现显得颇为奇怪。  
利用LAG-3基因敲除动物的研究证实，LAG-3在调控CD8⁺T细胞的稳态增殖以及对超抗原的体内反应中发挥作用。我们通过将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过继转移到携带自身抗原或肿瘤抗原的小鼠体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作用。  
在此模型中，LAG-3基因敲除的CD8⁺T细胞显示出增强的增殖和细胞因子产生能力。有趣的是，在过继性T细胞转移前后施用LAG-3阻断抗体也能产生类似的免疫功能增强效果，提示该阻断抗体可能直接作用于CD8⁺T细胞。通过对接受LAG-3基因敲除T细胞过继转移的小鼠施用阻断抗体，这一点得到验证，尽管在该情况下未观察到额外效应。  
近期使用CTLA-4阻断抗体的研究发现，其对效应T细胞也存在类似的直接作用，证实免疫检查点阻断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通过细胞内在机制发挥作用。  
关于LAG-3与其他免疫检查点的交叉作用，值得关注的是一项针对慢性病毒感染模型中耗竭CD8⁺T细胞的开创性研究。该研究发现，无功能的CD8⁺T细胞可表达多种检查点分子，部分细胞共表达LAG-3和已知的免疫检查点分子PD-1。在该模型中，同时阻断PD-1和LAG-3比单独阻断任一分子能更有效地改善抗病毒免疫应答。  
我们在自身抗原耐受模型中观察到类似表型，即存在一群共表达LAG-3和PD-1的无功能CD8⁺T细胞。这些研究近期已扩展到人类卵巢癌样本，发现在肿瘤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中，有相当比例的细胞共表达LAG-3和PD-1。综上，这些重要研究提示，慢性感染和癌症的免疫治疗可能需要阻断多个免疫检查点。  
 2.4 LAG-3的作用机制  
LAG-3负调控T细胞功能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如前所述，独特的胞内KIELLE结构域是介导这些效应所必需的。然而，早期对LAG-3的研究发现，在某些患者的血清中存在该分子的可溶性形式，提示LAG-3的 cleavage可能具有一定生理作用。  
Vignali团队通过一系列严谨的研究扩展了这些发现，证实LAG-3在细胞表面附近被肿瘤坏死因子α转换酶家族的两个金属蛋白酶（ADAM10和ADAM17）切割。表达不可切割形式的LAG-3会导致T细胞功能出现不可逆缺陷，表明LAG-3的切割是其负调控功能被减弱的主要机制。有趣的是，这些研究未发现切割后的LAG-3片段具有任何作用，这与下文涉及LAG-3-Ig融合蛋白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3 LAG-3在癌症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3.1 临床前研究  
在制备用于生化和功能研究的LAG-3-Ig融合蛋白后不久，研究人员即在小鼠肿瘤模型中对该试剂进行了体内研究。与人类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的结果以及涉及切割片段的研究不同，可溶性LAG-3-Ig在携带RENCA（肾癌）、MCA205（肉瘤）或TS/A（乳腺癌）肿瘤的小鼠中可介导肿瘤控制和消退。  
通过LAG-3转导肿瘤细胞可重复上述发现，提示LAG-3可能通过结合抗原呈递细胞上的Ⅱ类MHC分子并潜在介导其成熟或功能，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事实上，利用人单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状细胞进行的体外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即LAG-3-Ig可上调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并增加树突状细胞中IL-12的产生。  
这些表型变化使经LAG-3-Ig成熟的树突状细胞更易介导Th1型应答，表现为应答性T细胞产生的IFN-γ增加。这些结果还提示，LAG-3-Ig可能作为佐剂增强疫苗应答。  
事实的确如此，研究显示LAG-3-Ig可显著增强小鼠对可溶性抗原疫苗的CD8⁺T细胞应答以及对颗粒性抗原的体液应答。这种佐剂效应已扩展到癌症疫苗领域，在HER-2/neu转基因小鼠中，LAG-3-Ig与弱DNA疫苗联合施用可预防乳腺癌变。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结果虽令人振奋，但与LAG-3在T细胞增殖和功能中已被充分证实的负调控作用存在一定矛盾。实际上，LAG-3与Ⅱ类分子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可下调T细胞功能，另一方面却能向表达Ⅱ类分子的树突状细胞传递促炎成熟信号，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仍有待解释。在此背景下，近期一项研究对LAG-3与Ⅱ类分子结合的促免疫效应提出质疑，认为调节性CD4⁺T细胞上的LAG-3实际上可抑制树突状细胞功能。  
 3.2 临床研究  
LAG-3发现后不久，研究人员注意到部分肾细胞癌（RCC）患者的LAG-3⁺CD4⁺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显著扩增。后续研究发现，RCC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LAG-3的表达率为11%-48%，而未检测到明显水平的CTLA-4或检查点分子4-1BB。然而，在这些研究中，LAG-3阻断并未增强CD8⁺T细胞的裂解活性，这提示LAG-3阻断可能在T细胞活化的早期（即起始阶段）更为重要，或反映了使用扩增的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作为试剂存在的技术局限性。  
基于LAG-3-Ig在小鼠中的有趣研究结果，该试剂已进入商业化开发并在多项临床试验中接受测试（IMP321，Immutep公司，巴黎）。在首个Ⅰ期试验中，IMP321与标准流感疫苗联合使用，剂量递增。研究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不良反应轻微。虽未发现体液疫苗应答增强，但在部分受试者中检测到Th1型CD4⁺T细胞应答。  
第二项类似试验将IMP321与商用乙肝疫苗联合使用。有趣的是，在较高剂量水平下，单次IMP321处理后即可检测到CD4⁺和CD8⁺T细胞应答。这些结果随后在一项针对肾细胞癌患者的单药剂量递增试验中得到扩展。该药物再次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且治疗似乎与外周血中CD8⁺（而非CD4⁺）T细胞效应表型的形成相关。  
与癌症免疫治疗领域的Ⅰ期试验通常情况一致，本研究未观察到客观应答，但部分患者出现疾病稳定。一项更具创新性的试验将IMP321与紫杉烷类化疗联合用于乳腺癌女性患者。这项单臂试验显示客观缓解率为50%，而历史缓解率约为25%。尽管癌症免疫治疗中的单臂研究需谨慎解读，但多项Ⅱ期试验已在进行中或处于规划阶段。


翻译考点：
考点1：“无功能的 CD8⁺T 细胞” 中的 “无功能”，不可以翻译为“non-functional”，必须译为“dysfunctional”或“exhausted”
考点2：“裂解活性” 必须译为“lytic activity (against target cells)”或“cytolytic activity”。
考点3：文中的“不良反应轻微” 描述的是临床试验中的不良事件，不可以翻译为“adverse reactions” 。
考点4：“紫杉烷类化疗” 不能直接翻译为“taxane chemotherapy” ，必须译为“taxane-based chemotherapy”
考点5：“调节性 T 细胞（Treg）” 推荐译为 “regulatory T cell (Treg)”
考点6：“Ⅱ 类 MHC 分子” 推荐译为 “Class II MHC molecule”
考点7：“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 必须译为 “mixed lymphocyte reaction (MLR)”
考点8：“KIEELE 结构域” 必须译为 “KIEELE domain”不可误译为 “KIEELE motif”，以免引起生物学概念错误。
考点9：“树突状细胞” 推荐译为 “dendritic cell”
考点10：“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 推荐译为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
考点11：“过继转移” 推荐译为 “adoptive transfer”
考点12：“Th1 型应答” 推荐译为 “Th1 response”
考点13：“负调控” 不可翻译为 “negative regulatory effect”。
考点14：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的缩写是 “MLR”，在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之后，后续如果用缩略词，需要在第一次出现该专有名词之后，使用缩写表述。
考点15：“单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状细胞”推荐译为“monocyte-derived dendritic cells”
考点16：“转基因小鼠”推荐译为“transgenic mice”
考点17：“免疫检查点阻断”推荐译为“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考点18：“促炎成熟信号”推荐译为“pro-inflammatory maturation signal”
考点19：“单臂试验”推荐译为“single-arm trial”
考点20：“促炎效应”强调“促进炎症的生物学效应”，在免疫学中有固定搭配：“pro-inflammatory”
考点21：“调节表型”中，“表型”在生物学中对应“phenotype”。不可翻译为 “type”。
考点22：“抗肿瘤免疫”可译为“antitumor immunity”
考点23：“剂量递增”固定译法为“dose-escalation”。不可翻译为 “increasing dose”。
考点24：“细胞因子产生能力”在免疫学文献中常直接表达为 “cytokine production”，不推荐译为 “cytokine production capacity”，以保持简洁和学术规范。
考点25：“反映出使用……的技术限制” 推荐译为 “reflecting the technical limitations associated with using...” 或 “reflecting technical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he use of...”，不推荐直译为 “reflecting technical limitations of using...”。
考点26：表达“显得奇怪”时，学术写作中应译为 “unexpected” 或 “surprising”，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 “strange” 或 “quite st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