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学术论文 · 社会科学

与《社会学基本概念》中“代表与支配”合一的行政集团相关的是韦伯所谓的“自由代表制”类型。在《支配的类型》中，“自由代表制”与占有代表特权的身份型代表和约束型代表形成明显的反差。其差别的焦点在于，“自由代表认为表达自己实在的信念才与自己被推举为代表相符。这类自由代表在韦伯看来是“支配者”而不是被代表者的代理人。对韦伯来说，自由代表和代议机构的结合(而不是代表制本身)是西方历史的独特动力。这种结合面临两个方向的基本挑战，即直接面对选民的领袖制度和政党的科层化。为后代学者熟知的现代政治家的天职观恰恰只能出现在政治经营的两个典型困境的考验--民粹政治家与政党机构化--之后。政治天职被政治经营考验，体现了韦伯对正当性支配之说的局限性的认识。
根本而言，自由代表制积极地扩展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当中“代表和支配合一的说法而不是与之构成矛盾。它与《政治作为天职》的核心论点是相互呼应的，都是对天职观两分的深化。两种意义上的“政治为业”相互刺激，是现代政治家的伦理出现的基本前提，这决定了韦伯眼中的现代政治家其实相当“晚出”，而且只能以“责任伦理”作为根本的规范共性。
在“高度统一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结合方面，政党选举打破了乡绅名士和国会议员的限制，将政党权力放在了可以持续推进组织化的人身上。要平衡专业官僚，政治的支配意志需要更强大的民意动员。党工、总统和议会选举出的首相(凯撒制领袖)能对抗科层制形成的一种压倒生命力的理念，一旦职官再度变成专业官员控制的位置，也就是出现一战前德国式的行政官员变成望族的那种情形，那么民意领袖和政党机器合一的制度就会面临最大的挑战。而从首席政治家开始，政党选举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的试金石。无论在议会制下还是在直接民选制下，胜利党领袖在理论上都表明政治家在行使支配者的力量，而不只是作为行政集团的首脑。这些促使领袖获得代议制选举胜利的政治经营，尤其是体现在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的机构化，构成了韦伯笔下的“机器”。
韦伯在19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和1868年之后的英国看见了借助政党机器抑制望族和议会的民选领袖。民意领袖借助机器化的政党机构战胜了望族和国会，这个过程与《政治作为天职》开始的时候君主借助行政官僚抑制贵族制有些形式上的类似。例如格莱斯通和迪斯莱利均需要一个隐在演说的幕后、以让领袖得到足够选民支持为已任的“党魁”。党魁接受一切针对其不择手段的“政治伦理”的指责包括接受以清除党魁的腐败为已任的党内候选者的指责。在韦伯看来，被上流鄙视是他们“志业性”的一部分。
政治家的责任围绕着权力展开，认识到权力是手段，而且要从这一手段而不是一般性的道德原则中找到一种伦理的力量，这是政治家的独有使命。将权力作为手段来享受是政治家产生内在支柱的前提，这一点和上文所说的国家作为特殊的政治手段而产生规范性要求的命题有内在的呼应。不过，政治家对自己用权力来追求什么的回答只能是基于信念。和《弗莱堡演讲》不同，韦伯在这个演说中并没有告诉我们政治家信仰的“目标”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然而，韦伯对什么样的人格会为运用权力负责任却有清楚的标准。
如果政治伦理的特殊性在于权力背后的责任感，那么韦伯只提供了责任感的人格保证：政治人格在于热情、责任心和判断力，这是韦伯关于志业政治家人格最著名的结论。只有具备政治人格，才能在正确的距离下看待权力是所有政治的手段这件事情，并将正当性的追求返回到政治家本身。
这样，韦伯在演讲开始时对国家的定义和在文末对政治家的期待之间形成了有意思的对照：在对国家的定义当中，我们只能够讨论国家动用什么手段去实现目标，而不能讨论国家可以实现什么目标。而在这里，政治家要对作为政治手段的权力负责，却没有关于权力的目标的价值(正义)尺度可用。韦伯赋予政治一种伦理色彩的前提是人格，而非政治目标的价值。
“机器”的譬喻在《政治作为天职》当中被韦伯给予了政党机器，而不是行政官僚。党内那些“自觉”放弃自身信念，或是在思想上尽量简陋的追随者才最典型地代表了机器。领袖出现的必然条件--或者说代价--就是机器。在《经济与社会》的写作体系当中，机器的譬喻只在《支配社会学》中大量地出现，在《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支配的类型》这两篇以概念界说为重的文字中出现得很少，甚至没有韦伯在《政治共同体》篇中使用得多。
领袖事实上能做到的，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追随者行动的动机”。这些动机并不会和家产制支配之下有什么变化，都是“报复欲、权利欲、掠夺欲和俸禄欲”，而政治伦理不过是用再真诚不过的政治家理想让这些欲望在道德上正当化而已。信仰的英雄是消逝得最快的英雄，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如果目标的实现不取决于政治家自己的理想，而是追随者的动机，而追随政治家的人本质上是放弃或者剥脱信念的，那么所谓责任感，就首先是对无信念的政治负责任的伦理。“无情”的支配不来自于本不属于支配者的专业官员，而来自支配者自己。政治家“会意识到在这些悙谬的压力下所发生的改变，而且这改变是由他自己来负责任的”。
天职观的两分以政治家区分信念和魔鬼般的世界为前提，浸透了强烈的新教政治的风格。责任伦理是对政治没有伦理的鲜明回应。政治的经营是政治家无法摆脱的魔鬼般的力量，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力量是始终和魔鬼相伴的力量，一种人世禁欲主义的体现。浮士德笔下和灵魂同在的魔鬼在韦伯看来才是政治家的最好写照。

翻译考点：
考点1. “支配”推荐译为“Domination”
考点2. "支配者”推荐译为“Ruler; Dominator”
考点3. “责任伦理”推荐译为“Ethic of Responsibility”
考点4. “自由代表制”推荐译为“Free Representation”
考点5. “乡绅名士”推荐译为“Notables”
考点6. “凯撒制领袖, 民意领袖”推荐译为“Plebiscitary Leadership; Caesarist Leader”
考点7. “机器”推荐译为“(Party) Machine”
考点8. “自觉放弃自身信念”推荐译为“Disenchantment of the soul; ”
考点9. “入世禁欲主义”推荐译为“Inner-worldly Asceticism”，
考点10. “政治经营”推荐译为“the operation of politics (as an enterprise)
考点11. ”行政集团”建议译为“administrative group; administrative corps”
考点12. “民粹政治家”建议译为“demagogue”
考点13. “政治人格”建议译为“political personality”
考点14. “志业性”建议译为“vocational character”
考点15.“天职, 志业”推荐译为“Vocation; Cal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