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学术论文 · 社会科学

与过去相比，如今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方式真是空前多样。曾经，我们只能依靠面对面交谈，但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新的交往技术不断被创造出来。数字时代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使人与人相联系的技术中介经历了快速转型。在面对面交谈、固定电话、邮政信件等传统交往方式的基础上，我们拥有了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网聊、留言板、社交网络、照片分享、视频分享、多人在线游戏等诸多新型交往方式。不过，在面对新媒体时，人们也时常感到困惑。在这个创新与扩散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自然会关心这些新型交往方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我们往往有两种反应： 一些人对人际交往的浅薄化表示担忧，对于很多人而言，日益频繁的中介化互动似乎威胁到了人际关系的神圣性；另一些人则认为， 新媒体为我们创造了更多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机会，从而形成了更强大、更多样化的关系链。这两种观点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也都印证了同一种观念：数字媒体正在改变社会关系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逐渐习惯了新的传播媒体时，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这些媒体的存在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思考科技、探索交往，以及反思两者关联的最佳时刻，就是这些新媒体刚刚出现，有关它们的使用准则还未固定之时。
 本书围绕数字媒体和数字设备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展开，旨在为大家提供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比起目不暇接、发人深省的故事逸闻，本书更愿意提供一些理论和数据资料，帮助读者理解人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从1990年开始关注这个领域，1991年启动了我第一项有关网络人际关系的研究，1994年起在传播学院开设传播和新技术的相关课程。本书的素材取自我的研究项目、观察以及大量与此相关的其他研究文献，这些素材为评估和理解人际关系的变迁奠定了框架。
当我们试图理解数字媒体和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对我们的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时，会发现各种各样值得思考的议题。在技术的最初发展阶段，它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社区、关系和自我。这也会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构与反思。卡罗琳·马尔温的一项著名研究考察了19世纪大众科学杂志，她发现在人类历史中，电、电报、电话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会将人们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因此也更容易导致改变。这种改变又会造成人们的焦虑。在古代社会，人们曾为书写的出现担忧；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害怕电；如今，我们的“焦虑不仅针对电脑，还针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技术”。
从远古时代起，这些传播技术出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能让人们在身体缺席时，仍旧能够传递信息。在19世纪电报发明之前，这种超越空间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伴随时间的延迟，信息传达给受众可能要用上几年的时间。随着电报的出现，人类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不受距离限制的实时通信。人们也许曾对写作和出版感到震惊，不过，与面临这种全新的、瓦解时空边界的力量时产生的震惊相比，前者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毕竟数千年来，人类早已习惯面对面社交，这种以极高速度进行远距离交流的能力，打破了我们根植于集体意识深处的社会认知。数字媒体的出现则造成了更严重的困扰。它们向学者和普通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既在场又缺席？如果自我不再需要身体作为载体，它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为何会在拥有如此多控制权的同时，又丧失了如此多的自由？当个人交流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时，意味着什么？当大众传播被用于个人交流时，其到底该被如何定义？“私人”和“公共”如何区分？“真实”到底是什么意思？
肯尼思·格根认为我们正在与“缺席的在场所造成的挑战”做斗争。尽管在物理空间中，我们身边不乏有血有肉的人，但我们依然为自己在“漂浮世界”中与不在场的对象打交道感到忧心忡忡。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 我们也许置身某地，但是心思和情感却在别处。例如，你的同伴虽然与你共进晚餐，但却一直低头用手机与别人聊天。那么他的身体既是在场的，但同时又是缺席的，于是，“自我”的本质就变得模糊起来。 “他”到底在哪里？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宣告，人类和机器的界限已经瓦解。不仅如此，自我和身体的界限也陷入不确定性之中。很快，一些人便认为，他们的“真实自我”在网上能得到最佳呈现。异地恋的双方通过电子设备建立和维系关系，可穿戴设备被嵌入我们日常穿着之中，那么，我们又怎么确认真实的自我究竟在何处栖身呢？此外，如果数字媒体中的自我和面对面交流中的自我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个人在面对面交流中表现得很有教养，在一个网络论坛中咄咄逼人，在另一个论坛中则渴求关爱，那么，哪一个自我才是真实的呢？是否还存在真实的自我？它曾经存在过吗？

翻译考点：
考点1：“ 日新月异的时代”应该译为“ an era of rapid change”​，准确描述时代的特征
考点2：“何处栖身”推荐译为“where ···to dwell/re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