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学术论文 · 社会科学

葛兰西在论述意大利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政治领导权时，论及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体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取得政权的首要条件就是之前已经在行使文化领导权，在其掌握政权之时，也必须延续以往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明确地将“统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即文化领导权）作了区分，并强调了意识形态霸权对于取得政权和维系政权的重要意义，而意识形态还通过权力关系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现实意识，包括语言、常识与大众宗教，而这些意识形态要素和实践，都被整合到一个民俗体系中。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通过权力关系作用于大众的日常意识，葛兰西并没有系统地展开论述。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在葛兰西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是观念和信仰的意识形态体系本身，还包括文化领导权所主导的社会生活的整体实践过程。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则可能遮蔽了“那一时期或社会中现实人们的那些相对复杂的、混合的、不完整的或未得到清晰表述的思想意识”。威廉斯的论述实际上肯定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影响大众意识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前者遮蔽后者的可能性，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识形态霸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决定论取向。至于大众意识的主体性，在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中则似乎付之阙如。
美国的中国学家姜士彬在研究明清时期的信息沟通方式时指出，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所指涉的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私人组织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二元化，所以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中的报章、教会和学校来传播和灌输的。而明清时期的所有国家机关和民间组织都被士绅这同一个精英阶层控制，以至于统治阶级“霸权”达到了惊人的强度和范围，甚至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学者政权”，他将其视为一个建立在特定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文化整合的过程。由于姜士彬过度强调文化整合，所以没有在意识形态霸权如何遮蔽大众意识这一层面进一步拓展威廉斯的理论观点。
葛希芝、魏乐博在此基础上还借用了斯科特“弱者的日常抵抗”概念，论证了明清民众意识的日常抵抗形式和自主性，从而提出“民间意识形态”概念。斯科特继对东南亚农民反叛的研究之后发现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例如磨洋工、装傻、逃避、假奉承、盗窃、散布谣言、放火、搞破坏等等，他称之为“弱者的武器”。他在关注反抗实践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其核心的问题意识是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重要主题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由于斯科特关注的是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农民的这种大众意识形态主要是以日常反抗为基调的。而葛希芝、魏乐博及其合作者们所提出的民间意识形态概念除了包含斯科特所说的大众意识形态之外，还因明清时期士绅群体在民间社会的支配性影响力而将正统伦理观以小传统的形式纳人了民间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进程，既呈现了姜士彬所说的文化整合机制，也凸显了民间抵抗的一面。这种民间抵抗大量地表现为一种日常反抗的形式，有时也会发展为一定规模的反叛，秘密教派可能会成为民众反叛的组织形式。当然，民众的日常抵抗和反叛也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权力网络的内在一致性及特定的转化机制。韩书瑞的研究表明，白莲教不仅在教义方面与儒家伦理相契合，而且在经卷中常常提到老子和观音：在教派活动中，还可以提供与僧道、灵媒等宗教职业人员同样的服务。也正是这种正统化的民间宗教实践使得秘密教派具有实施广泛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基础。
本文的研究问题不在于探寻“民间意识形态”本身的思想史意义，而是追究“民间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是如何呈现为历史本体论层面的“象征支配”的。格尔兹曾论证过，意识形态之于社会政治现实的意义就在于其高度象征性能将社会情势在其构架内进行解释并赋予其意义，还能使接受它的人产生自觉的认同感。格尔兹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文化体系，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的解释使其既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又是社会一体化的文化粘合剂。格尔兹作为阐释人类学大师，尤其强调意识形态象征的意义系统，而缺乏对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体系实践机制的探讨。
布迪厄在实践理论中提出了“象征资本”的概念，以解释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征支配逻辑，其论证的核心就是经济资本如何转化为象征资本，但是这一转化过程奠定于物质基础之上，也由此产生了含情脉脉的道德面纱掩盖下的身份依附关系。其象征形式多表现为感激、效忠、尊敬、道义责任或良心债之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是利用一个效忠群体所进行的物质和象征性投资，是一种象征支配”。这种发生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象征支配的建立、维持或恢复必须运用乔装打扮、改头换面的“委婉化策略，这一策略的运用机制即“社会炼金术”的基本操作。“社会炼金术”呈现了既定秩序的合法化效应，亦即文化的再生产抑或物质再生产都行使着意识形态职能，使得依附和支配关系借助“委婉化”策略而处于隐蔽状态。在象征支配的运作逻辑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就显得过于简单和粗糙了。所以，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实体性意识形态，即使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霸权，也是通过特定的媒介将权力关系渗透到民众日常意识和价值观中的，更不用说“民间意识形态”了。象征支配的运作逻辑中呈现出特定的分散性和整体性，一如“分散性宗教”在民众信仰中呈现为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存在。
斯科特在评论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的局限性时指出，应避免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形式的弊病，赋予广义上的意识形态领域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但同时也应避免走向意识形态决定论的另一极端。他沿着布迪厄象征支配的“委婉化”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探讨了马来西亚塞达卡村庄意识形态斗争的日常形式，主要表现即经济支配的“委婉化”，作为其后果之一的财产关系“委婉化”，总是有关象征的操纵、斗争与冲突的焦点。物质性面相的经济支配本身就是象征支配的过程，而象征支配的实践逻辑则蕴涵了意识形态的价值操控和权力关系的运作。
斯科特还就此提出了“双重象征操控”的概念，以进一步论证经济支配委婉化的运作逻辑也就是一种委婉化象征的互惠性的操纵。他以塞达卡的哈姆扎与其雇主哈吉·卡迪尔的关系作为案例分析了这一“双重象征操控”的机制，哈姆扎利用雇主将为其提供工作机会表述为“帮助”或“援助”，刻意以礼貌的语言“恳求”卡迪尔的“帮助”由此将自己的行动置于最有利的位置，以实现自己找工作或寻求贷款的目标，进而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行动策略为公共合法性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双重象征操控”强调了富人剥削的委婉化表述和“弱者”行动策略的“互惠”机制，富人或精英的支配需要“双重象征操控”的互惠机制才能得以实现。当然，这一“双重象征操控”的实现不是互惠原则所能概括的，斯科特关于支配与抵抗艺术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有权者极为关心如何使象征符合其支配形式，而从属者通常都具有充足的理由去帮助支配者维持其象征，或至少不会公开与之抵触，这就表现为支配、抵抗艺术中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

翻译考点：
考点1. “民间意识形态”推荐译为“Popular Ideology”
考点2. “弱者的日常抵抗”推荐译为“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考点3. “问题意识”推荐译为“Problematic; Core Problematic”
考点4. “磨洋工”推荐译为“Foot-dragging; Slacking off”
考点5. “含情脉脉”推荐译为“Tender; Sentimental”
考点6. “付之阙如”推荐译为“(is) conspicuously absent; (appears to be) a lacuna”
考点7. “姜士彬” 必须译为“David Johnson”
考点8. “葛希芝” 必须译为“Hill Gates”
考点9. “统治”推荐译为“rule”
考点10. “霸权”推荐译为“hegemonic position”
考点11. “正统化的民间宗教实践”推荐译为“orthodox-style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
考点12. “隐蔽”推荐译为““to conceal; to hide””
考点13. “民俗”推荐译为“folkloric system; a system of folk customs”
考点14. “整体性”推荐译为“wholeness; to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