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會議

江口會議是1932年3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省贛縣江口鎮江口村窩上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是在中央紅軍攻打贛州城失利後召開。會議總結了攻打贛州的經驗教訓，確定了紅軍下一步行動方針。

**背景**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結束後，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毛澤東與上海中共臨時中央之間，就中央蘇區紅軍今後軍事行動方針發生了嚴重分歧。起初毛澤東估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可能將很快對江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便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提出紅軍各部隊應加緊消滅蘇區內由地主武裝佔據的土圍“白點”，迅速赤化福建、廣東、江西、湖南四省邊界20縣400萬群眾，並且擴大紅軍10萬，以便準備好反第四次圍剿的戰場。毛澤東的該主張，後來被周恩來、任弼時等人稱作“三山計劃”。為實現該計劃，毛澤東親赴石城縣前線，幫紅軍總結打土圍、拔“白點”的經驗，並於1931年10月14日和朱德聯名簽發了《收集攻打土圍炮樓經驗的訓令》。不久，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於1931年12月在南京下野，於是他改變了對形勢的估計，認為蔣介石即便迅速復出，也需要一段時間收拾殘局，鑑於九一八事變後全中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高漲，學生不斷到南京請願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蔣介石不可能近期大規模進攻蘇區。因此，毛澤東認為中央蘇區紅軍在消滅蘇區內部土圍“白點”後，應主動出擊贛東北，打通和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蘇區的聯繫，並繼續擴大蘇區。
但是，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王明、博古、周恩來等領導人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早在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在《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案中，便要求中央蘇區紅軍在打破第三次“圍剿”後，應“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步（部）隊，消滅它的一方面，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之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在（再）重複勝利後休息，致使敵人得以從容退卻，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們的旗鼓，向蘇區為新的搗亂”。1931年10月22日、10月31日、12月4日、12月6日，博古、周恩來等人先後多次向中共蘇區中央局發來電報指示或訓令，催毛澤東、朱德等人迅速部署攻打贛州、吉安等中心城市。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王稼祥、朱德等人對毛澤東的“三山計劃”及向贛東北發展主張也表示反對，其中以王稼祥反對最堅決。
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贛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他也根本沒有討論和部署進攻贛州、吉安的事宜。1931年12月底，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抵達瑞金。但周恩來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為便於熟悉情況，仍由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周恩來到瑞金後，隨即主持蘇區中央局開會，專門討論進攻贛州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仍表示反對。但因蘇區中央局其他委員以及與會的彭德懷等人都支持攻打贛州，會上遂決定進攻贛州。
1932年1月9日，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正式提出“進攻路線”，要求中央蘇區迅速攻佔多箇中心城市，把中央蘇區同周邊幾個蘇區乃至長江以北的鄂豫皖等蘇區連為一片。這個“進攻路線”與軍事行動計劃，獲得了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支持。蘇區中央局8位委員除了毛澤東之外，其他7人（周恩來、鄧發、項英、朱德、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都表示支持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和軍事計劃。
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發佈《關於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並作出了攻打贛州的具體軍事部署。紅軍部隊和地方紅軍分為主作戰軍、支作戰軍、機動部隊，分別負責攻城、打援、發展新區。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江西軍區總指揮陳毅分任主作戰軍、支作戰軍總指揮。
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第三次反圍剿的情況以及九一八事變後的全國形勢。毛澤東在談話時未說日本佔領東北是為進攻蘇聯，也未提“武裝保衛蘇聯”之類的話。有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就此批評毛澤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等。毛澤東沉默，會議陷入僵局，不得不中途更換主持人。會後不久，毛澤東便辭去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職務，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養病。從1932年1月下旬開始，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正式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

**會議經過**
1932年3月，贛州戰役以紅軍慘敗而告終。為總結攻打贛州的經驗教訓，確定紅軍下一步行動方針，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自瑞金趕到前線，中革軍委也電請在瑞金東華山養病的毛澤東趕往前線。1932年3月9日至13日，在贛縣江口鎮江口塘村上曾屋小組的中革軍委駐地，周恩來主持召開了由蘇區中央局成員、中革軍委成員及紅軍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項英、顧作霖、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羅榮桓、滕代遠、葛耀山、鄧萍、袁國平、蕭勁光、董振堂、趙博生、劉伯堅、何長工、左權等人參加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史稱江口會議）。
會議首先總結了紅軍攻打贛州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聽取各軍團首長就攻城情況所做的彙報後，嚴厲批評了攻打贛州的軍事錯誤，對攻打贛州的重大傷亡和造成紅軍政治聲望的嚴重損失表示憤慨。蘇區中央局也同意先從贛州撤軍，但不同意毛澤東對攻打贛州的批評。原先積極主張攻打贛州的人們，也不承認攻打贛州是錯誤，仍認為“紅軍這次攻贛，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決議，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如果認為這次失敗是立三路線，那便是不瞭解目前的政治形勢，對政治形勢估量不足。那便是不瞭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和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那便是反立三路線為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該給這個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打擊。”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紅軍今後的行動方針。與會者就此激烈爭論。毛澤東在會上主張紅軍主力應向敵方力量薄弱空虛的贛東北及閩浙皖贛邊界地區發展，不僅可延緩敵人對蘇區的圍剿，擴大根據地，而且可使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連為一片，同時以抗日民族革命的口號聲援上海一二八事件，以推動全國抗日運動。但是，毛澤東的建議並不符合中共臨時中央提出的“進攻路線”。在江口會議上，與會的大多數人支持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紅軍向贛東北及閩浙皖贛邊地區發展的意見，並指責毛澤東害怕攻打中心城市，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表現。與會的大多數人主張紅軍應當在贛江東西兩岸活動，將贛江兩岸的蘇區連為一片，以便包圍並奪取贛州、吉安、樟樹等中心城市，從而爭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勝利。
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蘇區中央局否定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了與會的大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以紅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沿贛江以東活動，先北上赤化宜黃、樂安等地，再伺機攻取吉安、撫州；以紅三軍團的紅五軍、紅七軍組成西路軍，先在贛江西岸的上猶、崇義、遂川、泰和等縣活動，赤化湘贛邊界各縣，隨後向北發展進逼吉安，和中路軍“夾江而下”奪取吉安、南昌。
為便於指揮作戰，中革軍委還在1932年3月12日發出《重編一、三、五軍團訓令》，決定：（一）以第四軍、第十五軍編為第一軍團，林彪為總指揮，聶榮臻為政委；王良為紅四軍軍長，羅榮桓為政委；黃中嶽為十五軍軍長，左權為政委。（二）以第五軍、第七軍、第十四軍編為第三軍團，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委，陳宗實為總經理處長。鄧萍為五軍軍長，耿萬敵為參謀長；龔楚為七軍軍長，趙博生為十四軍軍長，黃火青為十四軍政委；（三）以第三軍、第十三軍編為第五軍團，季振同為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蕭勁光為政委，周子昆為參謀長。徐彥剛為三軍軍長，葛耀山為政委；董振堂為第十三軍軍長，何長工為政委。1932年3月15日，又任命陳奇涵為紅一軍團參謀長，羅榮桓為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在江口會議上，毛澤東屬於少數，不得不服從蘇區中央局的決定並保留意見。

**後續**
江口會議後，紅軍西路軍在以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治委員的指揮下，依照原定計劃向贛江西岸的上猶、崇義、遂川開進。紅軍中路軍在以林彪為總指揮、聶榮臻為政治委員的指揮下，3月16日自贛縣長洛出發向寧都行動。途中，隨中路軍行動的毛澤東提出紅一、五軍團應當向東進入閩西工作一段時期，並且做通了林彪、聶榮臻的思想工作。3月21日，林彪、聶榮臻聯名致信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擬將紅軍中路軍改成東路軍，決定紅一、五軍團在閩西活動一時期籌足款項之後，再回江西繼續沿贛江北上進攻撫州、南昌。
當時，軍費短缺也是一個現實困難。3月27日至28日，周恩來在瑞金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重行研究中路軍的行動方針。會上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同意中路軍改成東路軍，先入閩活動一個時期，任務是消滅閩西敵軍以及侵入閩西的國民黨粵軍陳濟棠部，鞏固閩西蘇區，同時指出這僅僅是“臨時行動”，等任務完成後仍要繼續執行“夾江而下”奪取吉安、撫州、南昌的既定任務。會上，毛澤東表示自己願隨軍協助指揮，獲得周恩來同意，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主席身份，隨東路軍入閩指揮作戰。3月底，紅一軍團抵達長汀。隨後紅一軍團在毛澤東指揮下，攻打龍巖、漳州，取得漳州戰役的勝利，並籌集到大批銀洋和軍用物資。然而，毛澤東指揮紅軍東路軍取勝，不但無功，反而被指責為耽誤了北上進攻中心城市的時間，是“右傾機會主義”。
1932年5月3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朱德自瑞金聯名向中共臨時中央發去一份電報，將他們和毛澤東間的分歧彙報給中共臨時中央。該電報稱：
1932年春夏間，中共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展開了一系列批評批評。1932年4月底（或5月初），周恩來在毛澤東缺席的情況下，主持在長汀城舉行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同毛澤東的錯誤進行鬥爭，並在黨的機關報上進行批評”。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不點名批評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周恩來還寫了篇題為《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文章，嚴厲批評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讓紅軍主力分散“打土圍子與創造戰場”是“犯了不可容許的遲緩與等待，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來源是中央局對於目前政治形勢估量不足，因此，對於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任務與積極進攻的路線，便缺乏明確的認識”；並且認為“在去年三次戰爭中所認為最好的戰略戰術（如誘敵深入），在今年積極向外發展到白區去出擊敵人時便不能完全適用了”。1932年5月30日出版的蘇區中央局機關報《實話》刊登了周恩來的這篇文章。
1932年5月間，赴上海彙報的項英回到長汀，帶回了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新的批評。鄧穎超也從上海抵達中央蘇區，帶來了博古等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批評和對蘇區工作的意見。1932年5月20日，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發來電報，批評蘇區黨大會（即“贛南會議”）未充分開展自我批評，“兩條戰線的鬥爭，尤其非常薄弱”，認為蘇區黨大會以反對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代替了反對毛澤東的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是蘇區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
遵照中共臨時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局認為要加大對毛澤東的批評力度。正好1932年6月上旬紅軍東路軍自漳州回師贛南，毛澤東回到長汀城。蘇區中央局立即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迫使毛澤東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迫使他放棄了原來提出的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1932年6月9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彙報了此次會議的情況：

1932年6月17日，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再次批判毛澤東“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提出中央蘇區黨的任務是“採取更積極進攻策略”，“奪取贛河流域的南昌、九江、吉安、贛州、萍鄉等中心城市，以實現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的首先勝利，乃至爭取全國的革命勝利”。
在批判毛澤東的同時，蘇區中央局開始削奪毛澤東對蘇區軍事行動的決策權。詳情見寧都會議。
1964年2月9日，朱德寫下一首五言詩，回顧了當年毛澤東提出的向贛東北發展的意見，認為這一意見是正確的。詩曰：

**會議舊址**
江口會議舊址位於贛縣江口鎮江口村窩上。舊址原為曾屋祠堂，四扇三間，夯牆土木結構，兩層樓房，佔地面積大約400平方米，正廳和右廂房在2001年323國道贛（縣）於（都）段改造時被拆毀，左廂房不久也倒塌，此後僅存房基。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