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獨立運動

當代主張粵獨人士使用的代表旗幟“三色木棉旗”，見於海外示威場合，作者目前不明。
廣東獨立，簡稱粵獨，指的是認為廣東應不受外界管轄和幹擾，建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主張與運動。
在中國近代，包括康有為弟子（後與康因主張而反目）歐榘甲在內的人均曾提出此主張。歐氏在其著作《新廣東》中提出了建立“廣東人之廣東”的主張。1911年辛亥革命，10月底，廣東同盟會會員陳炯明、鄧鏗和彭瑞海等人在廣東各地組織軍隊發動起義。11月9日，陳炯明率部光復惠州，同日，廣東宣佈獨立，成立中華民國粵省軍政府。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廣東省成為中華民國中的一省。在中華民國初年，受聯省自治思想影響，廣東省起草了《廣東省憲法草案》，並於1921年12月19日由廣東省議會通過。但是這個對廣東省未來規劃的主張並沒有獲得足夠支持，並且隨著蘇聯勢力介入遠東以及國共兩黨北伐而流產。
當代亦有一些“廣東獨立”的主張，大部分來自互聯網，亦有部分人士在海外反對中國當局的示威中打出代表廣東獨立的旗幟或標語，乃至在中國境內行動，引起中國當局的警惕。

**歷史**

**晚清**

**“兩廣獨立”計劃與庚子廣東獨立運動**
清朝末年，內憂外患，義和團運動的迅速發展引起了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慈禧太后於1900年6月21日發佈招撫義和團和向八國聯軍宣戰的上諭。掌握地方大權的多數督撫強烈反對，堅決支持主和派，形成地方與中央公開對抗與分裂的局面。清政府宣戰後，時任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總督、巡撫等人實行東南互保，公然違背清政府的命令，不向外國開戰。李鴻章更對清帝國向西方十一國宣戰的詔書發出了極其強硬的回應：“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此時東南各省抗拒朝廷的外交政策，自行與西方國家簽訂條約，實際上成為了脫離清政府控制的政治實體。而廣東人素來有獨特的身份認同，較早受現代化洗禮，此時漸漸萌生分離主義的念頭。廣東士紳向李鴻章建議割據兩廣獨立建國，往來粵港的商人亦尋求英屬香港政府的協助，香港政府亦有意推動，藉此擴張英國在兩廣的利益。由於本年為庚子年，因此此事件又被稱為“庚子廣東獨立運動”。
與此同時，革命派已打算趁清廷勢弱，在嶺南建立根據地。早在5、6月之交，當清廷尚未對各國宣戰時，香港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兼首名華人爵士何啟便在請示香港政府後，聯絡留守香港的興中會黨人陳少白，建議興中會與李鴻章合作，建立兩廣獨立政府。陳少白表示贊同，隨即與在日本的孫文聯絡，香港方面亦開始與李鴻章接觸。
1900年6月初，李鴻章透過機要幕僚，廣東士紳劉學詢與孫文接洽，希望邀請孫到廣州商談合作事宜。劉學詢對此計劃亦十分熱衷。隨後，劉學詢電聯孫文：“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孫文當時正專注於發動惠州起義，他對此的態度是機會主義式的，也認為不妨接觸：“此舉設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6月15日後，清政府迭電諭令李鴻章北上述職，李鴻章心存觀望，藉故拖延。
根據馮自由記述，庚子五月，何啟“以時勢緊急，瓜分之禍，瀕於眉睫，粵省如不亟謀自保，決不足以圖存。因向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獻策，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合作救國，首先運動鴻章向滿清政府及各國宣告兩廣自主，而總理率興中會員佐之……再由卜力根據書中理由，轉商鴻章，建議廣東自主方案，並介紹興中會首領孫某與之合作。鴻章如贊成此策，即由渠電邀總理回國同組新政府”。陳少白則記述：何啟“私下與我商量，使我們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願意代說香港總督轉勸李鴻章”。
何啟的角色是要爭取香港總督卜力的支持。何啟首先與部分興中會成員討論了兩廣獨立後改造中國的方案，即《華南志士致港督書》，再由何啟譯為英文後交給卜力。由何啟所起草，被稱為《平治章程》的綱領支持在列強託管下重組中國的政治制度，內容包括“遷都於適中之地。如南京、漢口等處”，“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將司法、教育制度西化，向外商開放中國市場，以及建立議會制度：
6月11日，孫文偕楊衢雲、鄭士良、宮崎寅藏等人自橫濱啟程，於17日抵香港海面，遇到了李鴻章派來迎接他的軍艦。由於擔心此乃清廷誘捕他的陷阱，孫文不敢貿然上船，便派宮崎等三名享有治外法權的日本人代其赴會。當夜10時許，宮崎等人抵達劉學詢在廣州的公館，雙方開始秘密談判。在談判中，劉學詢表示在列強攻陷北京前，李鴻章“不便有所表示”，暗示獨立之事需待北京易手後進行。宮崎則提出，李鴻章應保障孫文安全，並向興中會借款六萬元作為雙方合作基礎。劉學詢當即請示李鴻章後表示同意，並當面付款三萬元。次日凌晨3時，長達五小時的秘密談判結束，宮崎等人隨即漏夜返回香港，孫文亦於當日啟程，經河內前往新加坡。
為了維護英國在珠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港英政府也對李鴻章與革命派合作之事興趣甚大，決心阻止李北上，希望李鴻章留在廣東建國，並支持何提出的李鴻章與興中會合作實行兩廣獨立的計劃。卜力竭力推動李鴻章與孫文合作。卜力和孫文許諾李鴻章，如果獨立成功，將推舉李鴻章出任“兩廣共和國”“總統”。李鴻章為穩定華南局勢，對此計劃頗為心動，與革命派進行談判並給予貸款。6月20日，署任港督加士居少將電報殖民地部，要求英國政府准許港府介入李鴻章的行程。但英國首相梳士巴利於22日下令禁止港府介入。港督卜力之後結束行程，於7月2日返港，隨即透過何啟接觸興中會，並繼續遊說英國。
然而隨著戰局的惡化，清廷內主和聲音越發高漲，李鴻章於7月8日再次接到清廷電報。慈禧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覺察到朝政有開始向有利於主和派方向發展的可能，決定改變態度，離粵北上。離開前，他首先乘船從廣州抵達香港拜會港督卜力，當面向港府表態。但卜力此時仍未放棄，亦得知孫文正從新加坡啟程到香港，同時向倫敦發出一份緊急電報：
在談話中，卜力對李鴻章說：“我認為考慮到華北當今的局勢，刻下是兩廣脫離清廷獨立之良好機會。我們應該準備好保護我們的利益。”，並表示獨立的兩廣應由李鴻章擔任領導人，而孫文僅任顧問。李鴻章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此時，立法局議員韋玉與卜力會面，請求港府不惜以武力挽留李鴻章，但英國外相約瑟夫·張伯倫再三下令禁止卜力採取任何行動，故“兩廣獨立”之事終告流產。
在兩廣獨立計劃失敗以後，何啟繼續試圖遊說港府方關於他改造中國王朝的思想與計劃。7月21日，何啟報道稱，卜力支持華南成立一個共和國。8月1日，何在英文報紙《德臣西報》上發表一篇以此政治綱領為依據的文章，在8月10日更進一步在報刊上發表關於在中國南部建立“獨立共和國”的文章。8月22日，何啟在《德臣西報》上用“Sinensis”為筆名，“An Open Letter on the Situation”（關於局勢的公開信）為題發表了公開信總結自己的觀點，信的收件人是“約翰牛先生”：
何啟認為中國在缺乏列強幫助下，終歸會四分五裂，而幫助中國推行改革與解體是一項“崇高但艱鉅的事業”，因此希望能得到英國人的支持，他表示：“許多有才有智的中國子民都對這件事情十分關心”。有學者認為，這恰恰是很多之前對何啟的研究所忽略的另一面。

**廣東獨立協會**
清廷在多次對外戰爭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1901年春，據傳清廷將把廣東割讓予法國。留日粵籍學生馮斯欒、鄭貫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及梁仲猷等人發起了名為廣東獨立協會的組織，主張廣東向清廷宣告獨立，強調廣東省是廣東人的廣東，命運應有廣東人決定，而非清政府。在日粵僑響應者眾，“參加者二百餘人”。組織發起者亦曾拜訪當時居於橫濱的孫文商討籌商辦法。廣東留日學生與興中會的合作便由此開始。該會的成立推動了各省自立的風潮。這個組織雖然不是純粹的留學生團體，但是以留學生為骨幹，由於事出於“割讓廣東”的謠言，而協會也是同鄉會性質，該會成立不久後便停止活動。

**歐榘甲與《新廣東》**
清末的中國局勢引發了知識分子及社會人士的思考。他們從各種立場、各種角度出發，提出了許多迥異的主張及方案。康有為及其弟子主張通過改革上書的方式，建立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君主立憲制大一統國家。而孫文則帶領同盟會以及其他組織在各地宣傳革命，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甲午戰爭戰敗後，清廷被迫於該年4月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及周邊島嶼割讓予日本，遭到臺灣本地人強烈反對，臺灣部分仕紳因而鼓動前臺灣巡撫唐景崧在該年5月25日宣佈建國，成立了亞洲第一個以“民主國”自稱的國家臺灣民主國。臺灣民主國雖然僅短暫存在，卻啟迪了後來各省獨立自治的主張，併產生了密切影響。
在1902年，康有為弟子歐榘甲在其任總編輯的舊金山《大同日報》上，以筆名“太平洋客”連載一篇共五六萬字的長文《廣東獨立脫離滿清羈絆之說》，分載數十日，主張廣東獨立及脫離滿清之必要，大受讀者歡迎。這組政論文很快由日本橫濱的《新民叢報》轉載，並由新民叢報社印成了題名《新廣東》，又名《廣東人之廣東》的單行本出售，卷首有彩色的廣東地圖並附有美國獨立廳圖。2月22日，《新民叢報》刊登《廣東人之廣東》出版廣告，介紹推廣本書：
歐榘甲在文中如此解釋自己所取的標題以及主張：
歐榘甲認為“中國人言自立者，以臺灣為起點”，並以譚嗣同、唐才常等創辦的《湘報》“為中國各省報言自立者始”。他在文中列出了他所認為的四點廣東的“自立特質”：“人才之出眾”，“財力之雄厚”，“地方之握要”及“戶口之繁殖”。並提出了“自立報館”，“自立學堂”及“秘密社會”（利用會黨組織）三種手段促成獨立。歐榘甲同時認為廣東的三大民系，本地，福佬和客家均為廣東共同體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歐榘甲在文後亦進一步提出了內地十八省的解體方案，以及廣東與廣西兩地建成聯邦的想法：
歐榘甲的文章掀起了廣泛的討論和關注。受歐榘甲影響，梁啟超也曾提出“中國太大，應該讓每個省獨立，分成十八個國家，這樣才容易治理”的看法，但因此被康有為強力駁斥。此書令歐榘甲被康有為嚴詞斥責，有“雲樵離經畔道，應逐出門牆”之語。康又致書歐榘甲說：“得汝書，頭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地”，“惟有與汝等決絕，分告天下而已”。康有為為此接連撰寫了竭力反對的數篇文章，斥責他的十八省各自分立的主張，論述印度亡國便是由於各省自立，因為康有為認為中國未被西方列強完全征服，就是因為領土足夠廣大。而高麗、緬甸等小國則很快被列強殖民。1902年，韓文舉以筆名“憂患餘生生”在《新民叢報》的“捫蝨談虎錄”中讚揚歐榘甲的獨立理論，認為這是能使中國本部的華人達到自立的方法，並主張中國各地的人亦可以加入此種運動：
1903年，在《新廣東》問世後一年，留學日本的湖南反清人士楊毓麟（長沙人）仿照《廣東人之廣東》的標題，以筆名“湖南人之湖南”發表《新湖南》一文。楊毓麟的立論深受歐榘甲影響，亦主張中國本部解體。文章開篇即稱：“太平洋客著《新廣東》，三戶之憤民，讀而韙之”，並宣稱“廣東倡之，吾湖南和之；廣東鼓之，吾湖南舞之。吾於廣東，如驂之靳也”。楊氏甚至將清帝國的解體比喻為羅馬帝國崩潰、將湖南獨立比作歐洲民族國家建構。
1905年出版的《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稱“廣東種族有曰客家、福佬族，非粵種，亦非漢種”，將客家、福佬、粵、漢視為四個不同的民族。
1905年5月8日，清廷軍機處致函各省督撫嚴行查禁《新廣東》、《新湖南》及《新民叢報》等宣揚變法或革命的“悖逆”書刊。馮自由在其回憶錄《革命逸事》中也提及，《新湖南》“鼓吹湘省脫離滿清獨立之說甚力，與粵人歐榘甲著之《新廣東》同風行於世”。值得注意的是，陳炯明後來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很大程度受到了歐的啟發。
1908年，已與康有為決裂的歐榘甲與劉士驥等人希望在廣西等地投資實業。歐到紐約為振華公司招股時，亦曾對人說:“吾等今日之做振華股，不過欲他日圖兩廣之地步耳。吾蓄謀已十有餘年，振華、廣美兩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達也。”1909年，康有為一派與歐榘甲等人的矛盾白熱化，包括劉士驥在內的多人被暗殺。歐不得不“出入率以死士相隨”，戰戰兢兢度日。然而康有為搶先一步，舉報歐借商謀亂，圖為兩廣獨立，密謀革命。康有為在告密信中指歐榘甲“偽託於保黨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黨旨，為黨魁所大責不容，則又巧變面目”，“欲謀亂，東西粵、雲南三省遍佈心腹，運購軍夥，非藉招商股籌數十萬不能措辦”，“反心盜據”，“藉巡撫之勢力，以招商劫商，因廣西之荒僻而謀亂，欲據兩粵滇黔而自立”。康有為因此擬請大理院勒令交還股款並請求朝廷“立拿亂首歐榘甲”。歐榘甲不得不走向隱匿生活，最後去世。

**辛亥脫清後**
1911年湖北武昌起義後，廣東各界“策劃廣東自保”。11月9日，廣東諮議局宣佈廣東脫清獨立。廣東的士紳階層在晚清的諮議局改革中曾初嘗現代政治參與的滋味，對於他們來說，辛亥革命是一個讓他們主導實踐廣東獨立自主的機遇。廣東獨立後擔任廣東民團總長的劉永福就在安民公告中如是說：
但也有人指出，辛亥的廣東獨立只是地方士紳脫離清帝國的一步，他們仍然非常期望加入未成立的中國共和政權。清末廣東共和派對“中國”，“廣東”有著一種二元的效忠關係。例如當時就有人在慶祝獨立的文章中，將此次獨立與美國建國，希臘獨立，以及廣東歷史上南漢國與何真政權的建立區別開來：
中國異議歷史學者劉仲敬認為，儘管辛亥革命時包括廣東在內的各省各自宣佈獨立，並且由於漢族身份認同，最終希望建立一個聯合的共和制中華民國，但由於例如廣東、江浙、湖南等地民情差異，因此革命後仍然紛爭不斷。這個局面非常類似在大希臘主義影響下，希臘、羅馬尼亞、馬其頓和保加利亞等地的革命派，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大希臘民族。但由於國際形勢的演變，未能成功，因此最終形成不同的民族國家。

**聯省自治思潮**
中華民國初年，受聯省自治思潮影響，政治家與地方實力軍人提出聯邦制的中國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張各省自治立憲。
當時主政廣東的陳炯明亦贊同此種政治制度，並推動當時的廣東議會起草了《廣東省憲法草案》，規定了廣東的軍事與財政獨立自治制度以及與中華民國邦聯之間的關係。同時，在聯省自治思潮影響下，陳炯明治下的廣東開展了中國歷史上首次的縣長選舉。1921年9月，全粵民選縣議員完成；11月，民選縣長亦告完成。在當時的《新青年》雜誌上，有一位讀者來信為廣東的選舉大受鼓舞，並主張廣東不應該再尋求“統一中國”的行動，而是“成為世界上一個模範的新國”：
而在湖南，包括毛澤東等人則發起了湖南獨立運動，反對“大中華民國”，主張“湖南共和國”以及中國各省獨立建國，得到中國內外包括胡適和杜威等人士支持：
與主張廣東制定省憲法及聯省自治的陳炯明不同，包括孫文在內的國民黨認為，聯省自治和制定省憲法，只會促進中國的分裂解體和各地的獨立甚至建國。孫文認為：“在現在條件下的中國，聯邦制將起離心力的作用，它最終只能導致我國分裂為許多小的國家，讓無原則的猜忌和敵視來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孫更為強烈地反對了聯省自治派，認為其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佔一省，自謀利益。” 
廖仲愷、鄒魯、古應芬在廣東省憲法草案出臺之後，便對其反對和抵制，認為其
胡漢民則指「陳炯明之制定省憲，純是從本省出發，除圖鞏固省之武力，不為中央所支配之外，甚至對外宣戰，『國政府』之於省軍，僅有指揮之權，而無調動之權。而省軍之建制等等，以省法律定之，是集中軍政於省長一身。表面似是以文武之清官制，究其實直是一獨立王國。」康有為也因為類似的原因反對聯省自治，認為聯治最終會導致中國分裂為十八個國家，而如廣東這樣的“小國”將會成為“大國之控制奴隸”。
陳炯明與國民黨的此種分歧最終亦導致了六一六事變的發生，其後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開展大規模合作，並進行聯俄容共，其後更是通過國民革命軍東征擊敗陳炯明。經濟學者楊小凱認為，在軍閥割據的時期，如果軍閥能“形成多個小國，並形成國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則“有可能象歐洲一樣形成多國平等競爭的局面”。楊小凱認為以陳炯明為代表的地方自治、聯邦主義思想派就代表了中國朝多國體系發展的可能性。中國異議歷史學者劉仲敬對此認為，聯省自治立憲的實踐如果最終沒有被國共兩黨的北伐所幹涉，最終會慢慢將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權力瓦解。而列強對不同地方軍閥事實割據的保護會產生接近西班牙美洲解體的效果。以烏拉圭國家形成的過程為例，劉認為烏拉圭最初的獨立並非是希望建立一個有別於阿根廷或者拉丁美洲的獨立國家認同，反而希望如同民國時期廣東軍政者陳炯明一樣，希望完成阿根廷的統一。但隨著獨立既成事實的鞏固，因此發展出了獨立的國家。劉同時認為，中國五代時期，嶺南和越南均由殘唐的節度使據守，最終南漢國被宋消滅而靜海軍節度使變為中國的藩屬，是這兩地後來走向不同路徑的原因。廣東省憲法草案

**當代**
2015年，中國國家發改委將廣東省的廣州、惠州、東莞及深圳光明新區列入試點，改善外來人口的福利，估計成本達1, 490億元人民幣，此舉激發起網絡上的罵戰。有廣州網民在微博上宣示不滿，認為此計劃沒有考慮過原住民感受，並批評外省人沒有決心融入，不學習廣州的文化，指“無義務將廣州的資源分給外省”，更有人高呼“廣州打響獨立戰爭！一人一票決定我地的未來！” 而外地網民則指廣州人不包容，認為應該允許全國人自由遷徙，更表示“沒有外來人口，廣州經濟將癱瘓”。
2017年1月，廣州五羊小學推出了第一本小學校本粵語教材《粵讀羊城》，此舉讓很多廣州人反響熱烈。然而此事卻在中國互聯網掀起了討論熱潮，有人批評推廣粵語是對國家標準語言文字教育推廣的阻礙，“顯然是一種地方主義渲染，極不利於國家穩定與統一”，希望當局出手制止，又質疑此舉是為了建立學生使用粵語的自豪感。安徽一名名為章曉華的高中語文老師甚至在微博指這是在鼓吹粵獨，質疑學校違反憲法在內多條法律。章曉華同時認為，中國人應該“維護中央權威、推動國家統一、促進民族融合”，否則會重蹈南斯拉夫解體的覆轍。更有網友向教育部舉報五羊小學做法。香港有線電視新聞臺為此事曾經聯絡章曉華，但對方拒絕回應，事件令五羊小學備受壓力，校方多次婉拒受訪，更指學校教材無存貨，無法向外界借閱。
2019年11月，廣東茂名民眾抗議政府在本地興建火葬場期間喊出“光復茂名，時代革命”的口號，與同一時間香港開展的反送中運動呼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香港議員梁天琦創立的示威抗爭口號），並且與公安發生衝突，掀翻多輛警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