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學人

搶救學人，是指從1948年底至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蔣介石下令實施的將知名學者遷出中國大陸的計劃，但該計劃實施情況並不理想。

**經過**

**前奏：中研院遷臺**
1948年11月30日，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奉命召開“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員談話會”，出席會議的有在南京的七個研究所的負責人姜立夫、陳省身、張鈺哲、俞建章、羅宗洛、趙九章、陶孟和、傅斯年、李濟等。會上商定幾條應對措施：立即停止各所基建工程；各所儘快徵求同仁意見，做好遷往臺灣的準備；眷屬可自行疏散，或者在10日內遷往上海，可能出國者儘量襄助其成；文獻資料等集中到上海，伺機運往臺灣。據稱，中國共產黨（中共）得知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政府任命李濟負責檔案文獻運臺工作後，在第一時間派李濟的學生勸阻，被李濟拒絕。中共又轉求陶孟和勸阻，李濟仍不買賬。
1948年12月20日，“中鼎號”軍艦滿載國寶啟程，一週後抵達臺灣基隆港。3天后第二船抵達，其中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資料便達934箱。1949年1月29日，第三批運出，因不少中華民國海軍軍人及家屬也急於赴臺灣，所以該船直至1949年2月22日才抵基隆。至此，事先計劃運出的文物資料等均運抵臺灣。
在文物資料運臺的同時，朱家驊也在組織中央研究院人員遷臺。但當時大多數中央研究院院士選擇靜觀其變。陶孟和等人主張留守大陸，靜等中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到來。在1948年11月30日那次談話會上，社會調查所所長陶孟和對朱家驊說：“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12月9日，朱家驊再度催促陶孟和，陶孟和則用“全所人員多一票”作為不遷的理由回覆朱家驊。朱家驊非常不滿，以“出席人員中包括助理研究院，不符合規定”為由，命令搬遷，陶孟和不予理會。
1949年3月6日，陶孟和在《大公報》撰文，要求將已遷臺的文物資料運回大陸：“我們不承認任何人可以隨意決定搬運並處置這些古物與圖書。我們相信這些古物和圖書決不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對於它們要求所有權。它們是屬於國家的，屬於整個民族的，屬於一切的人民的。”
1948年2月，地質所代所長俞建章按照朱家驊指示，準備將地質所南遷。但研究員許傑、趙金科等11人秘密擬定《反對搬遷誓約》，並告知正在海外的地質所所長李四光。1949年1月末，李四光電函俞建章，指出南遷“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為地質所同人避亂似無多大意義，我個人絕不贊成”。1949年4月初，李四光接受周恩來、郭沫若挽留。氣象所所長兼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留在了大陸。
1949年8月底，天文所、氣象所、物理所由上海返回南京，結束了半年來搬遷到上海的生活。
據統計，中央研究院系統14個單位，成建制遷臺的僅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歷史語言研究所，佔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中央研究院12個自然科學研究所全部和社會學所都留下。遷臺人員包括歷史語言研究所80人，總辦事處50人，合計130人，佔中央研究院總人數506人的25.6％，其他370人佔74.4％留下。各研究所除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較完整遷臺外，其他研究所僅少數人員離開大陸，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陸。除胡適、梅貽琦等數十位教授外，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中有60位留在大陸，佔院士總數的74％。去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有：凌鴻勳、林可勝、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王世傑、吳稚暉、朱家驊、李先聞9人（佔院士總數的11.9％）；去美國的有：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趙元任、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胡適、吳大猷、蕭公權、薩本棟等12人（佔院士總數的15％）。
1949年6月9日，部分留守的中央研究院人員在上海舉辦21週年紀念會。6月17日，中央研究院正式被軍管會接管。9月16日，竺可楨、陶孟和、吳有訓等聯名致信在海外的趙元任等人，介紹上海戰役結束4個月來的情況，動員他們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郭沫若任院長，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任副院長。

**計劃提出與實施**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蔣介石急召朱家驊、傅斯年等人，擬定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等人擬定了搶救細節辦法。接到南京方面電催“火速南下”時，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鬍適正忙於籌備北京大學50週年校慶。胡適一再對社會闢謠稱，北京大學若離開北京就不成其為北京大學，“所以決無搬遷之理。”
同時，中共也派胡適的弟子吳晗勸說胡適留下，但被胡適拒絕。據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季羨林回憶，有人衝進胡適辦公室說解放區廣播裡勸胡適留下，將來繼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反問：“他們要我嗎？”
12月11日，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陳雪屏致電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提出了首批需要搶救的學者名單：
12月12日，南京來電，要派專機來北平接胡適、陳寅恪及家屬。12月13日，蔣介石專門派大員到北平勸胡適南下，但胡適以正籌備北京大學50週年校慶為由不肯南下。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打電報催胡適飛赴南京，並於12月14日再次派專機飛北平，要將胡適、梅貽琦、陳寅恪、陳垣、毛子水、錢思亮等人接到南京。胡適乃決定赴臺。臨行前，胡適派人勸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同行，被陳垣拒絕。南京所派飛機抵達北平上空時，南苑機場已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傅作義下令國軍奪回機場。12月15日，胡適、陳寅恪兩家及多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登機離開北平。
12月15日，當胡適、陳寅恪及家眷和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等教授分乘兩架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時，王世傑、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等前往機場迎接。《申報》報道稱：
胡適、陳寅恪等人飛南京當天，行政院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免除國立臺灣大學校長莊長恭職務，任命傅斯年為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並公示。12月16日，傅斯年再擬一快函代電，經航空系統由平津路局轉致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要求鄭天挺再作努力。函稱：
12月16日，快函發出，傅斯年、陳雪屏聯名向石志仁又發一急電，開列了需要搶救的學人名單：
12月16日中午，蔣介石在官邸設午宴為胡適一行接風。1948年12月17日下午，恰逢北京大學50週年校慶和胡適57歲生日，胡適赴中央研究院禮堂大廳出席校慶會，“發表沉痛演詞”。12月17日，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在黃埔路官邸設壽筵宴請胡適夫婦。
12月17日，蔣介石致電傅作義，要求他將六十二位學界重要人物分別疏導南移：
同月，傅斯年又向鄭天挺發去電報，溝通學人南下意向；除此前已由傅斯年、陳雪屏、朱家驊開列的名單中提到的學者外，此封電報提到的有意向或應爭取拿來的學者還有：餘嘉錫、周炳琳、錢端升、陳鈍、顧毓珍、趙梅伯、徐士瑚、李高傅、張起鈞、陳壽琦、姜文錦、徐旭生、楊武之、董守義、殷宏章、魏建功等。
12月21日，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自北平飛抵南京，同機者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姜文錦等24位教授。
1949年1月5日，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致電傅斯年，望其儘快赴臺。1月19日晚，傅斯年飛抵臺北。隨後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同時繼續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後，傅斯年一直在邀請大陸學人加盟該大學，先後向鄭天挺、湯用彤、馮友蘭、葉企孫、錢三強、週一良、沈從文、陳寅恪等發出邀請，但回覆者寥寥。
也有一些不在“搶救”之列，卻執意要走的學人，比如錢穆。因此毛澤東在1949年8月14日發表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抨擊了胡適、傅斯年、錢穆，稱“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

**大部分重要學人的留下**
陳寅恪全家抵達南京後僅住一晚，次日便趕往上海。1949年1月，陳寅恪全家遷居到陳序經任校長的嶺南大學。1949年6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組織“戰時內閣”，其中杭立武任教育部長。杭立武一多次派人勸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沒答應。杭立武又勸陳序經、陳寅恪先到香港看情形再說，最終杭立武拉著“戰時內閣”財政部長徐堪最後一次趕到嶺南大學，要陳序經一同勸說陳寅恪到香港。但陳序經、陳寅恪都沒同意。直到1949年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為國民黨離開大陸的人員辦理護照，然而陳序經、陳寅恪仍舊留在了大陸。陳寅恪在文革時期受到迫害，紅衛兵凍結了陳寅恪夫婦工資，趕走助手黃萱和公派的護士，要求陳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造反派還發明瞭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將喇叭設在其床前為「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張伯苓於1948年7月任考試院院長，但到南京上任後不到一個月便離職避居重慶。渡江戰役後，張伯苓收到南開校友來信，信中有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學習時用的筆名。張伯苓隨後決定留下。蔣介石曾多次到重慶的張伯苓住地，催促張伯苓回任考試院院長，要張伯苓儘快離開重慶，去臺灣和美國都可以，夫人和兒媳都可隨行。後來蔣介石又派張群、蔣經國來勸行，都被張伯苓謝絕。張伯苓在中共建政後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甚至曾於天津南海路居住時受到了警察的監視，所幸在周恩來的關照下才未受清算和審判。
1948年下半年，吳有訓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一天，教育部長杭立武找到吳有訓家，讓吳有訓儘快赴臺灣。中共地下黨得知後，和吳有訓取得聯繫，囑咐吳有訓更換住址，不要將住址告訴別人，並儘量別外出。兩個月後，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上海戰役中攻佔上海，吳有訓攜子女歡迎解放軍。當晚，吳有訓在收聽國民黨方面的中央廣播電臺廣播時，女播音員播送：“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裡？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裡有人接你……”此後，每天都能聽到該廣播，直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廈門為止。吳有訓於文革期間險遭受到衝擊，所幸受到保護。 
1949年5月15日，茅以升晉見蔣介石，蔣介石想讓茅以升出任上海市秘書長，被茅以升託病拒絕。茅以升從蔣介石處回到醫院後，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得知消息，趕快派人通知茅以升可以出任，並讓茅以升利用此職阻止湯恩伯在撤退之前炸燬上海的工廠。從5月16日到5月25日解放軍攻佔上海，茅以升任上海市秘書長10天，任內利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身份在外國駐滬領事館遊說，說服外國領事團起草一份照會，禁止湯恩伯破壞外國在滬開設的工廠。湯恩伯的焦土政策遂未能實施。茅以升於文革期間受到嚴重批鬥，每天被安上「反動學術權威」的黑牌子遊街。
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湯用彤被列入“搶救”名單，但湯用彤沒有離開北平。胡適離開北平後曾寫信勸湯用彤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不為所動。
除了上文所說的中央研究院大部分人員留下外，中國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員及設備、資料絕大部分也都留在了大陸。此外，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也紛紛返回大陸。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餘人，到1956年底已有2,000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

**營救對象概況及去向**
蔣介石、傅斯年、陳雪屏、朱家驊等人在1948年12月發往北平方面的電報中列出了八十多名需要營救的學者，他們的基本情況及去向如下：

**參考文獻**

**參見**
第二次國共內戰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