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

頑童》發表的漫畫《遭受全世界的蔑視》。
反俄情緒又稱恐俄症（Русофобия，Russophobia），泛指對於俄羅斯政府、俄羅斯文化、俄羅斯人或公民的偏見、恐懼或仇恨情緒。與親俄相對。《柯林斯英語詞典》將其定義為對俄羅斯的強烈且常常是非理性的仇恨。它通常與反蘇聯情緒有關，有時也與反斯拉夫情緒有關。
從歷史上看，仇俄症包括國家支持和草根的虐待和歧視，以及含有反俄羅斯情緒的宣傳。在歐洲，仇俄症是基於對俄羅斯征服歐洲的各種或多或少奇異的恐懼，例如基於19世紀法國記錄的彼得大帝遺囑偽造品的恐懼，後來由於擔心俄羅斯的統治而在英國重新出現，也與俄羅斯對英國的殖民地印度的攻擊與博弈有關。德國存在的反俄情緒被認為是受到二戰期間德國佔領下的俄羅斯民眾待遇的影響因素之一。
如今，各種關於俄羅斯人的流行文化陳詞濫調和負面刻板印象仍然存在，特別是冷戰以來美國為首的政治聯盟中。由於歷史、種族主義、政治宣傳或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有些人可能對俄羅斯人抱有偏見或仇恨。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很普遍，但在西方國家最為普遍。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除了對第二次車臣戰爭、俄羅斯對北約擴張的反應、2008年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以及俄羅斯對外干涉之外，西方關於俄羅斯海外行動的官方言論和新聞報道也助長了反俄情緒的死灰復燃。2014年俄羅斯在烏克蘭採取行動後，反俄情緒大幅惡化。到2020年夏天，大多數西方國家仍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學者兼前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邁克爾·麥克福爾談到了“打擊恐俄症”，呼籲美國官員和記者停止“妖魔化”俄羅斯人民，批評傳播關於俄羅斯人、俄羅斯文化和俄羅斯民族傾向的刻板印象。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俄語移民又遭受到進一步的騷擾、公開敵意和歧視。
恐俄症的感染在俄政府眼中也有兩面性，一些研究人員將使用“恐俄症”敘事描述為弗拉基米爾·普京使用的一種策略。這些敘述強調這樣一種信念，即俄羅斯面臨來自西方列強的生存威脅，必須採取嚴厲措施確保國內穩定，包括支持烏克蘭正在進行的戰爭，並被其批評者稱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新帝國主義。

**歷史**

**18世紀和19世紀**
1831年丹尼斯·奧古斯特·瑪麗·拉菲創作的法國版畫“野蠻和霍亂進入歐洲。波蘭人民戰鬥，列強制定協議和法國……”，描繪了1831年俄羅斯鎮壓波蘭十一月起義。
1903年的Puck插圖描繪了一隻頭戴標有“俄羅斯”王冠的大熊，緊握著標有“法國”的小埃米爾·盧貝，爆炸使標有“巴爾幹麻煩”的煙霧滾滾上天。
1797年10月19日，法國督政府收到了波蘭將軍米哈烏·索科爾尼茨基發來的一份文件，題為“Aperçu sur la Russie”。這份偽造品被稱為所謂的“彼得大帝遺囑”，首次出版於1812年10月拿破崙戰爭期間，查爾斯·路易斯·勒蘇爾廣為閱讀的《俄羅斯強權進展》：這是應要求而寫的。拿破崙一世下令發表一系列文章，表明“歐洲不可避免地正在成為俄羅斯的戰利品”。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拿破崙的前懺悔神父多米尼克·喬治·弗雷德里克·德普拉特繼續進行針對俄羅斯的宣傳，他在一系列書籍中將俄羅斯描繪成一個渴望征服歐洲的攫取權力的“野蠻”國家。參照1811年俄羅斯的新憲法，薩瓦哲學家約瑟夫·德·邁斯特寫下了現在著名的聲明：“每個國家都得到了應有的政府”。
從1815年開始，大約持續到1840年，英國評論家開始批評俄羅斯國家的保守主義及其對改革努力的抵制。1836年，《威斯敏斯特評論》將英國海軍的增長歸因於“那些深受俄羅斯恐懼症流行病困擾的部長們”。然而，在19世紀餘下的時間裡，英國的仇俄情緒主要與英國擔心俄羅斯征服中亞是攻擊英國殖民地印度的前兆有關。這些恐懼導致了“大博弈”，即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國和俄羅斯之間的一系列政治和外交對抗。
1843年，庫斯廷侯爵出版了他的1800頁、四卷本遊記《1839年的俄羅斯》，大獲成功。庫斯廷嚴厲的敘述重述了現在的陳詞濫調，將俄羅斯描繪成一個“歐洲文明的外表太薄弱，難以被人認識”的地方。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就出現了幾個官方版本和盜版版本，以及德語、荷蘭語和英語的精簡版和翻譯版。到1846年，大約已售出20萬冊。
1867年，俄羅斯詩人、外交官和帝國陛下總理府成員費奧多爾·秋特切夫在1867年9月20日寫給女兒安娜·阿克薩科娃的信中引入了“俄羅斯恐懼症”這一實際術語，他將其應用於一些親西方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假裝自己只是遵循自由主義原則，對自己的國家產生了消極態度，無論俄羅斯社會如何變化，始終站在親西方和反俄羅斯的立場上並且對西方任何違反這些原則的行為，即“對正義、道德、甚至文明領域的侵犯”視而不見。他強調了這種情緒的非理性。秋特切夫認為西方的反俄情緒是東西方文明差異造成的誤解的結果。

**二戰**
約瑟夫·戈培爾在《帝國》中用頑固但獸性的靈魂來解釋俄羅斯的抵抗，而俄羅斯人被稱為“亞洲人”。
根據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俄羅斯人和斯拉夫人一樣被歸類為“次人類”。在納粹德國的東線總體規劃中，俄羅斯人居​​住的領土被指定為未來的Lebensraum（生存空間），供德國人Wehrbauer（“戰士農民”）定居，現有的城市和工業將被摧毀，而當地居民被認為不適合德國化，被消滅、奴役或重新安置到烏拉爾山脈之外。由於俄羅斯人的命運規劃，德國佔領軍最初的妥協意願比克羅地亞人、捷克人和烏克蘭人更有限，然而，隨著戰爭的進展，德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和行政存在不足，需要機會主義者並逐漸增加使用俄羅斯希爾夫斯利格來執行警衛和警察職能，後來，與希特勒1941年的嚴格命令相反，到戰爭結束時有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站在德國一邊作戰並且傑出服務者被授予土地。

**美蘇冷戰**
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客利用對喬治·F·凱南“X文章”的極端解讀來推進對俄羅斯的侵略性“圍堵”政策（儘管凱南後來譴責了這種解讀）。冷戰歷史學家也青睞對非自由傳統的恐懼俄羅斯的刻板印象，但早期俄羅斯的學者揭穿了這種本質主義觀念。
伊戈爾·沙法列維奇1981年的作品《俄羅斯恐懼症》，因反猶太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而受到廣泛批評，指責“尋求世界統治的猶太人”涉嫌“針對俄羅斯和全人類的巨大陰謀”，並尋求通過採用西式民主來摧毀俄羅斯。

**1989年之後**
1991年蘇聯解體、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後，總體來講民間比較正面，美國的反俄情緒跌至歷史最低點。然而，由於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等外交衝突，反俄情緒在20世紀90年代末重新崛起。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99年，59%的受訪美國人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而1991年這一比例為25%。阿納托爾·利文認為，西方對俄羅斯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的評論以及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反應，是90年代仇俄情緒日益高漲的主要原因。他也譴責俄羅斯軍隊的殘暴和對北約的過度恐懼，由於冷戰精英和民族遊說團體的影響，加上19世紀對俄羅斯擴張主義的刻板印象，導致西方記者和知識分子放棄專業標準並從事宣傳，傳播仇俄情緒和民族仇恨。
2004年10月，國際蓋洛普組織宣佈，根據其民意調查，整個歐洲和整個西方的反俄情緒仍然有相當程度。調查發現，俄羅斯是全球最不受歡迎的八國集團國家。總體而言，對俄羅斯持積極看法的受訪者比例僅為31%。
2007年4月，約翰遜俄羅斯名單的創始人大衛·約翰遜在接受《莫斯科新聞》採訪時表示：“我很同情這樣的觀點，即現在大多數西方媒體對普京和俄羅斯的描繪可能變得過於黑暗，但批評觀點需要用其他類型的信息和分析來補充。對不同觀點持開放態度仍然是必要的。”加州國際關係學者安德烈·齊甘科夫表示，來自華盛頓圈子的反俄政治言論已經受到了歡迎。美國主流媒體廣泛反響，聲稱“仇俄情緒的死灰復燃表明了一些美國和歐洲政客的共同擔憂，即如果俄羅斯的經濟和政治復甦繼續下去，他們控制世界最寶貴資源和地緣戰略地點的宏偉計劃可能不會成功。”相比之下，克里斯蒂娜·庫爾恰布-雷德利希和其他一些活躍在車臣的記者，早在2000年代初就已對俄國的本質發出警告，俄羅斯在第二次車臣戰爭期間隨處可見的暴行，暴露了普京的真實本性和意圖，這與西方民主人士的行為與文明性完全不同。然而，西方精英很容易將這些報告貼上“恐俄”標籤並予以忽視，儘管這些報告也是由後來被暗殺的俄羅斯記者和人權活動家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發表的。其中第一種觀點最終在2014年普京再度尋求擴張之後，以令人羞辱的方式遭受了徹底的抹黑，這主要是因為它本身就有缺陷，因為它只關注西歐反俄情緒背後的奇妙動機，而完全忽視了負面觀點的具體原因。俄羅斯在中歐和東歐人口中的地位與風評，又源於當地真實的歷史經驗和知識。
梅德韋傑夫擔任俄羅斯總統期間，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反俄情緒有所下降，2011年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和法國約一半受訪者對俄羅斯持積極態度，2012年後普京回鍋之後又開始惡化。《2012年跨大西洋趨勢報告》指出，“大西洋兩岸對俄羅斯的看法從有利轉為不利”，並指出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以及許多俄羅斯人表示，他們對選舉結果表達的意願沒有信心。

**侵吞烏克蘭之後**
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煽動2014年烏克蘭親俄騷亂以及干預頓巴斯戰爭後，大多數國家對俄羅斯的態度大幅惡化。從2013年到2014年，歐洲對俄羅斯的負面態度中位數從54%上升到75%，美國從43%上升到72%。與2013年相比，整個中東、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負面態度也有所上升。
俄羅斯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國家：
政治學家彼得·舒爾茨表示，與特朗普競選活動勾結的指控，再加上德國報道的麗莎·F刑事案件，這是俄羅斯混合戰爭的一個例子，引發了人們對克里姆林宮並日趨專制的擔憂，也可能干預德國競選活動的擔憂，導致2016年後德國反俄情緒高漲。
到2020年夏天情況稍緩，但除意大利外，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對俄羅斯仍然持負面看法，皮尤研究中心將其歸因於莫斯科在疫情初期提供的醫療援助。
隨著2021年俄羅斯引發俄烏危機，在烏克蘭邊境大舉屯兵，本就不見好轉的反俄情緒也跟著強烈起來，蓋洛普在2022年2月1日至17日期間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85%的美國人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
俄羅斯的公眾輿論（2022年）
2022年俄國真的攻打烏克蘭後，反俄情緒跟著急劇上升至新高點，整個西方世界的反俄情緒也飆升至冷戰水平左右的程度。自入侵開始以來，俄羅斯人和來自後蘇聯國家的俄語移民在全球報告稱，針對他們的公開敵對和歧視事件不斷增加。這種敵意不僅被認為針對俄羅斯人民，它也被認為針對俄羅斯企業。對俄羅斯產品的抵制促使拉脫維亞製造的伏特加“Stolichnaya”更名為“Stoli”，全公司努力將該品牌與其俄羅斯起源區分開來。NBC新聞的一位專欄作家認為，對俄羅斯產品和文化的象徵性抵制會演變成歧視，“讓恐俄症的骨頭嘎嘎作響，變成血肉”。
據報道，歐洲對俄羅斯護照持有者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氣氛”，銀行賬戶申請因國籍而遭到拒絕。英國限制了俄羅斯國民在銀行賬戶上的儲蓄金額。銀行業認為該限制違反了禁止國籍歧視的英國平等法。列昂尼德·戈茲曼稱歐洲的限制具有歧視性，並表示這些限制傷害了被迫離開俄羅斯的持不同政見者，使他們失去了生存的手段。
雅典、柏林、都柏林、漢諾威、法蘭克福和利馬索爾舉行支持戰爭的示威活動引起了憤怒，其中包括“印有支持戰爭的Z標誌的車輛和數百名揮舞旗幟的民族主義者參加的遊行”。接受《泰晤士報》調查的專家表示，這些集會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宮通過軟實力的俄羅斯聯邦機構協調的，並強調也存在支持俄羅斯的“自下而上的因素”。
根據2022年民主感知指數，到2022年6月，對俄羅斯最負面的看法是波蘭（淨負面看法為87%），其次是烏克蘭（80%）、葡萄牙（79%）和瑞典（77%）。
研究人員將俄羅斯政府目前使用的“恐俄症”一詞描述為一種政治策略，暗示其他國家是俄羅斯的敵人：“建立恐俄國家的形象是塑造新帝國政治身份的工具。

**各地情況**

**亞洲**

**日本**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製作的反俄諷刺地圖。
反俄是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原因，日本一直希望與清政府及北洋政府合作防蘇俄（蘇聯）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扮演的角色、清黨後國民政府內仍有大量的共產黨支持者、以及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排擠，讓日本對國民政府並不信任、並刺激了日本激進派奪權及漸次侵略中國。
二戰後，由於蘇聯拿下原隸屬於日本的庫頁島南部及南千島群島，日俄（蘇）兩方對後者更存有主權爭議，因此部分日本右翼團體也經常以收復失土的名義製造反俄情緒。

**近代中國**
晚清時期，中國國力衰弱，俄羅斯帝國吞併了中國北方的大量領土，主要在外東北和外西北，在佔領地推行種族滅絕，例如庚子俄難中對清朝人的趕盡殺絕。其繼承者蘇聯則頻繁干涉中華民國內政，並暗中主導了外蒙古獨立和中東路事件、長期策動新疆獨立並武裝入侵新疆，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攻日控偽滿洲國時大肆劫掠和屠殺中國東北人民及日本僑民，在日本投降戰後逼迫中華民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要求外蒙古獨立和併吞唐奴烏梁海與江東六十四屯。中國北方與俄羅斯相接的邊疆區域，至今一直存在反俄現象，多將俄羅斯人蔑稱為“毛子”。不過，21世紀的“毛子”逐漸變為中性詞。
在蘇聯政府支持、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打贏第二次國共內戰，並正式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蘇關係經過建國之初短暫的蜜月期後，即因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的關係，進入長期交惡狀態。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兩國面臨全面戰爭。由於軍事、經濟實力遠遜於蘇聯，出於蘇聯全面入侵的擔憂，中國大陸當局和領導人在此後一直將蘇聯視為重點防備對象。1960、70年代，時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除強調“備戰備荒為人民”外，提出“深挖洞、廣積糧”。同時，藉由三線建設將國家工業建設的中心放致遠離中蘇邊界的西南地區。外交上執行一條線、一大片的反蘇策略。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在1978年確立領導核心地位。1979年爆發中越戰爭，戰場雖然在中國最南方，但千里之外的北方——蘇聯同樣是防備重點。為防蘇軍入侵，中蘇、中蒙邊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均已進入臨戰狀態。

**當代中國**
蘇聯解體前夕，中蘇關係緩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是最主要的繼承者。進入21世紀，因兩國歷史都偏向反對美國，中國大陸與俄羅斯關係較為親密，但中國大陸民眾的反俄情緒並未消失，也有不少人斥責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中央相關單位，在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劃定邊界，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與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放棄該地之治權，江東六十四屯這一地區目前隸屬於俄羅斯阿穆爾州，簽訂這協定放棄了對外東北、外西北、外蒙古等地區的領土聲索，後續因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和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等中俄邊境談判的協定，否認康熙時代的尼布楚條約內容和承認中國已放棄外東北與外西北及外蒙古等領土，卻拘於兩岸統一和煽動民間反西方情緒。基於歷史，俄羅斯恐懼症者反對親俄戰略，擔心與俄羅斯過於親密，在其國力勝於中國大陸之際會重蹈覆轍。網絡時代，一直有“死了（半死不活）的毛子才是好毛子”的說法。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於與俄羅斯之間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特殊關係，兩國政府多次在聯合聲明中規定“絕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本國領土從事反對對方的活動”，即中國有義務在其領土上維護俄羅斯方面的權威，親俄的中國政府一律打擊反俄行動和批評俄羅斯的言論，並在各種國際場合下表達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支持。因此儘管中國民間時有反俄浪潮，卻從未對中俄關系產生任何動搖。中俄兩國兩軍關係極度密切並持續至今，為此兩國邊界100公里範圍內已不再設防，邊境地區中方一側部分地段200公里範圍內也未部署任何作戰部隊，俄軍因此亦不將中俄邊界視為危險方向，其在遠東地區的主要兵力部署以日本、韓國及兩國本土駐紮的美軍為假想敵。

**中華民國臺灣時期**
1953年，臺灣臺東鹿野鄉敬老會全體合影。背後建物，以超過兩人寬的中文字體，由右至左書寫「反共抗俄」字樣。此一口號曾在1950至60年代的臺灣廣為傳播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由於東西冷戰，中華民國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均偏向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復加上蘇聯本身的封閉，使雙方幾乎沒有往來。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普遍認為在國共內戰中敗退且失去中國大陸的原因，就在於蘇聯對中共及國民政府內部共諜的長期資助和扶持，遂在臺灣長期宣揚「反共抗俄」的立場，不斷在教育及社會各層面醜化蘇聯及共產主義的形象，以如俄寇等貶抑詞蔑稱並嚴禁相關事物在臺灣的傳播。蔣中正本人也親自擴充《蘇俄在中國》一書，詳述俄國自清末以來對華之侵略歷史，以做為對蘇聯的警惕和提防。雖則冷戰結束、臺灣解嚴後此政策被揚棄，但此一時期的教育宣傳至今仍深刻影響臺灣社會對俄國的觀感。
作為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2月25日上午，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將參與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以敦促俄方停止軍事侵略烏克蘭儘速恢復各方和平對話。同日，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嚴正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主權的侵害，以及對於區域及全球和平穩定的破壞，臺灣將與全球民主夥伴密切合作，參與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伊朗**
16-18世紀
伊朗的反俄情緒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歷史學家魯迪·馬蒂解釋說，早在薩法維時期，伊朗人“就因俄羅斯人的粗魯而長期鄙視他們”。俄羅斯人在伊朗享有不好的名聲，到了17世紀，他們被稱為歐洲的烏茲別克人，是所有基督徒中最糟糕的，沒有禮貌，不聰明，而且永遠醉酒。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宇宙觀，這種觀念被傳播到了伊斯蘭世界。根據這個概念，世界分為七大氣候；同心地帶距離中心越遠，其居民就被認為越野蠻。這個概念也與古蘭經中發現的歌革和瑪各的舊概念有關，根據這個概念，在這個邊界之外是一片昏暗的土地，居住著愚人。因此，為了描述這種刻板印象，薩法維在書面資料中創造了貶義性形容詞rus-e manhus（“不祥的俄羅斯”或“不祥的俄羅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成為伊朗人指俄羅斯人的通用術語。
到了17世紀中葉，“rus-e manhus”一詞特指在裡海沿岸造成嚴重破壞的哥薩克人，而伊朗人並沒有真正將他們與“真正的”俄羅斯人區分開來。馬蒂認為，到了18世紀，“人們對原始民族的刻板印象更多地出於本能而不是理性，而伊朗人（用喬納斯·漢威的話說）可能沒有看到更多的‘俄羅斯人’這一事實也可能強化了這種刻板印象。” 與生活在裡海周圍的部落遊牧民族相比，“真正的”俄羅斯人頂多是粗魯的士兵和文盲的漁民。”然而，同時代的伊朗人可能同樣傾向於將俄羅斯人視為原始和不文明的人。
由於上述看法，17世紀的俄羅斯特使偶爾會受到伊朗人的粗魯對待。然而，對上述特使的大部分虐待都是出於對俄羅斯人可能隱藏的目標和陰謀的懷疑和不滿。然而，這是當時全球對於特使的普遍看法，特使和使者基本上總是被視為具有（秘密）動機並且是間諜。事實上，正是這種觀點阻礙了近代早期在歐洲建立常駐外交使團。然而，17世紀中葉伊朗對俄羅斯動機的懷疑由來已久，在民眾中根深蒂固，而且是基於真正的擔憂。
當時，俄羅斯人試圖以外交使團的形式呈現有利可圖的商業使團，並暗中試圖支持哥薩克對伊朗的襲擊。然而，在高加索地區修建堡壘是當時最重要的因素，伊朗對俄羅斯征服高加索計劃的擔憂可以追溯到16世紀中葉。隨著彼得大帝沙皇王國的崛起及其在18世紀上半葉對伊朗的侵略，這種擔憂很快就重新燃起，並最終預示著後來俄羅斯在19世紀吞併高加索地區。
18世紀，由於彼得大帝的現代化努力和葉卡捷琳娜大帝發起的擴張主義，伊朗對俄羅斯人的看法有所調整。然而，伊朗人對其北方鄰國的看法顯然從未放棄過，認為他們有些平淡和原始。
19世紀至21世紀
歷史學家馬齊亞爾·貝魯茲在其著作《戰爭中的伊朗：與現代世界的互動以及與俄羅斯帝國的鬥爭》一書中重點關注了19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俄羅斯-伊朗戰爭。在阿迦·穆罕默德·汗·卡扎爾的統一運動之前以及整個19世紀初，伊朗和俄羅斯精英對彼此持有貶低的看法。他們認為對方不文明、落後，因而互相蔑視。例如，在伊朗，俄羅斯人最常用的當代貶義形容詞rus-e manhus。同時代的英國外交官、旅行家和小說家詹姆斯·賈斯汀尼安·莫里爾1808 年撰文指出，伊朗人在談論俄羅斯人時表現出極大的蔑視。由於上述戰爭，俄羅斯吞併了伊朗在高加索地區的大部分領土；根據《古里斯坦條約》（1813年）和《土庫曼查條約》（1828年），伊朗被迫將現在的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東部和達吉斯坦南部割讓給俄羅斯。這助長了反俄情緒，導致憤怒的暴民衝進德黑蘭的俄羅斯大使館，並於1829年殺害了所有人。在大屠殺中喪生的人包括新任命的俄羅斯駐伊朗大使、著名劇作家亞歷山大·格里博耶多夫，格里博耶多夫此前曾在1828年條約條款的談判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蘇聯參與阿塞拜疆和庫爾德分離主義運動也助長了伊朗的消極態度。2009年，由於俄羅斯對伊朗政府的支持，伊朗反對派也對俄羅斯持負面態度。馬里蘭州國際與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9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2%的伊朗受訪者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而56%的伊朗受訪者持正面看法。

**印度**
前往果阿的俄羅斯遊客是該州最大的遊客群體之一，據印度媒體報道，由於一些遊客實施暴力和其他非法活動，他們與當地人之間關係緊張。2012年2月，印度政治家尚塔拉姆·奈克指責俄羅斯人（以及以色列人）佔領果阿的某些沿海村莊。2012年8月，印度政治家愛德華多·法萊羅駁斥了俄羅斯總領事關於那裡不存在俄羅斯黑手黨的說法，聲稱莫爾吉姆正在發生“虛擬文化入侵”。據《印度快報》2013年報道，果阿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不斷加劇，尤其是針對俄羅斯人和尼日利亞人。
2014年，果阿出租車司機抗議俄羅斯旅行社涉嫌搶奪他們的旅遊運輸服務後，果阿旅遊部取消了印俄音樂節，引發了一些俄羅斯外交官的批評。據報道，2015年俄羅斯信息中心表示，印度和果阿“不被認為是俄羅斯遊客的好目的地”。

**哈薩克斯坦**
據詹姆斯敦基金會稱，雖然哈薩克斯坦以前並不以反俄而聞名，但自獨立以來，哈薩克斯坦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敵意日益增強。俄羅斯評論員雅羅斯拉夫·拉祖莫夫聲稱“反俄文章是哈薩克斯坦媒體的主要內容”。最近，哈薩克民族主義者批評了那些更喜歡說俄語而不是哈薩克語的人，但俄語是該國的兩種官方語言之一。2014年，哈薩克族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關於獨立前“哈薩克人從未擁有任何國家地位”的言論感到憤怒。

**韓國**
2020年蓋洛普國際民意調查顯示，75%的韓國人認為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破壞了世界穩定，這一比例在44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排名第三。Morning Consult於2022年2月6日完成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韓國受訪者對俄羅斯的負面印象多於正面印象，相差25%（遠東地區第二高的比例）。針對該國入侵烏克蘭的反俄羅斯抗議活動在首爾和光州舉行，還計劃在釜山舉行。

**土耳其**
根據2013年的一項調查，73%的土耳其人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16%的土耳其人持正面看法。2011年SETA民意調查顯示，51.7%的土耳其人對俄羅斯人表示負面看法，而只有20.7%的土耳其人表示正面看法。根據2012年的一份報告，安塔利亞的酒店經營者對俄羅斯遊客的看法比對西方遊客的看法更負面。
歷史上，俄羅斯和土耳其土耳其曾多次發生戰爭，給各自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俄羅斯沙皇時期，奧斯曼人經常襲擊俄羅斯村民。隨著俄羅斯帝國開始擴張，並與土耳其發生激烈衝突；俄羅斯經常獲勝多於失敗，並嚴重削弱了奧斯曼帝國。這一系列的戰爭體現了俄羅斯想把土耳其變成附庸國的想法，導致土耳其國內仇俄情緒高漲。20世紀，土耳其的反俄情緒如此高漲，以至於俄羅斯拒絕讓土耳其武官隨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雙雙崩潰，兩國繼續飽受內戰之苦。在此期間，蘇俄支持穆斯塔法·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獨立運動，導致兩國關係升溫，因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與蘇聯保持了正式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斯大林要求蘇聯完全控制該海峽，1946年發生博斯普魯斯海峽危機，導致土耳其仇俄情緒死灰復燃。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土耳其的反俄情緒再次高漲。俄羅斯支持巴沙爾·阿薩德政府，而土耳其則支持敘利亞自由軍，並多次宣佈意圖推翻阿薩德政權，兩國關係再次緊張。在一架俄羅斯飛機被土耳其擊落後，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土耳其媒體宣傳了有關俄羅斯在敘利亞野心的仇俄新聞，雖然兩國曾試圖重新解決分歧。土耳其在敘利亞針對俄羅斯和阿薩德支持部隊的軍事行動也嚴重損害了兩國關係。

**俄羅斯境內**

**北高加索地區**
2001年，車臣男子戈伊恰耶夫因謀殺、強姦和搶劫被判處死刑。他的刑期後來被減為無期徒刑。根據檢察官提供的信息，戈伊恰耶夫團伙以俄羅斯人為目標，於1997年至1999年間在車臣共和國謝爾科夫斯基區殺害了10人。戈亞切夫被指控犯有種族滅絕罪，但法院沒有判定他犯有種族滅絕罪，因為種族滅絕被認為是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被車臣人抓獲的俄羅斯NTV頻道記者葉蓮娜·馬休克2009年表示，她沒有看到傳聞中的車臣有任何種族清洗的跡象。
記者法蒂瑪·特利索娃於2009年發表文章，討論了切爾克斯地區經常發生俄羅斯東正教十字架被從建築物上鋸下來和從山上扔下來的情況，該十字架與發起大規模驅逐切爾克斯人的人有關。

**作為一種辯論手段**
克里姆林宮及其支持者有時因利用“恐俄症”指控作為宣傳形式來反擊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而受到批評。批評俄羅斯政府的消息人士稱，俄羅斯國有媒體和政府試圖通過將“中立”批評概括為對全體俄羅斯民眾的不加區別的指控或恐俄症來抹黑“中立”批評。2006年，詩人兼散文家列夫·魯賓斯坦寫道，與“法西斯主義”一詞類似，“恐俄症”一詞已成為一種政治標籤，貼在那些不同意那些將自己定位為“俄羅斯人”的個人或組織的言論或行動的人身上，是意識形態的意義，而不是種族或地理的意義。
俄羅斯對外界反俄批評的反應加劇了當代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這在許多方面反映了其前蘇聯民族主義。社會學家阿納託利·哈扎諾夫指出，存在著一場民族愛國運動，該運動認為，存在著“文明的衝突，是美國領導的唯物主義、個人主義、消費主義、世界主義、腐敗和頹廢的西方與理想主義之間的全球鬥爭” ，“以俄羅斯為首的集體主義、道德和精神優越的亞歐大陸歐亞大陸。”在他們看來，美國想要分裂俄羅斯，並將其變成原材料來源地。西方被指控恐俄症是他們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寫道，後蘇聯自由經濟改革的失敗強化了這些態度，人們認為這些改革受到了美國財政部的影響。據說，美國關於促進俄羅斯民主改革的言論與美國的實際行動和政策之間的不匹配，引起了俄羅斯人的深深不滿，幫助俄羅斯的宣傳構建了美國惡意干涉的敘述。
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和隨後的制裁以來，官方話語中仇俄指控迅速增加。2014年至2018 年間，俄羅斯外交部網站上該術語的使用量急劇增加。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將仇俄症與反猶太主義進行了比較。學者傑德·麥克格林認為，現代恐俄症和納粹反猶太主義的混為一談是宣傳策略的一部分，該策略利用歷史框架來創造一種奉承的敘事，即俄烏戰爭是“偉大衛國戰爭”的重演。凱瑟琳·斯通納和邁克爾·麥克福爾將轉向激進民族主義解釋為在國內經濟和政治壓力下保護政權的一種策略，聲稱“為了維持他在國內的合法性論點，普京需要……不斷的對抗，以支持俄羅斯的說法” 受到西方的圍攻，俄羅斯正在與美國交戰。”
俄羅斯政治學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歐洲、俄羅斯和歐亞研究所高級客座研究員瑪麗亞·利普曼表示，通過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支持，以及關於美國建制派削弱了俄羅斯，並在俄羅斯電視上放大了。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通過宣傳利用仇俄情緒來維持對入侵烏克蘭的支持，將其描述為與西方的生存對抗，是有效的。據一家獨立民意調查機構稱，“人們解釋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都反對我們，只有普京希望保住俄羅斯，否則我們就會被徹底吃掉。對他們來說，是俄羅斯在保衛自己”。

**外高加索**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獨立前的1990年黑色一月大屠殺以及俄羅斯在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之間的第一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中扮演的複雜角色增加了人們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 年阿布法茲·埃爾奇貝擔任總統期間，俄羅斯和阿塞拜疆之間的關係因其反俄政策而受到損害，但在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的領導下，關係反而有所改善。

**亞美尼亞**
尼古拉二世強化俄羅斯化政策，並且沒有強烈反對奧斯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導致亞美尼亞民族主義團體的反俄情緒高漲。1903年俄羅斯政府沒收了亞美尼亞教會的土地後，ARF黨動員的亞美尼亞人對俄羅斯當局和與他們合作的亞美尼亞人進行了襲擊。
1988年7月，卡拉巴赫運動期間，埃裡溫附近的茲瓦爾特諾茨機場發生暴力衝突，蘇軍打死一名亞美尼亞男子，造成數十人受傷，引發反俄、反蘇示威活動。2015年，駐紮在久姆裡俄羅斯基地的一名俄羅斯軍人屠殺了亞美尼亞一家七口，導致亞美尼亞和俄羅斯關係緊張。
近年來，由於俄羅斯拒絕在2020年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和2022年9月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衝突中幫助亞美尼亞，以及被視為反亞美尼亞人的言論，亞美尼亞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這導致該國反俄情緒急劇上升。

**格魯吉亞**
根據201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35%的格魯吉亞人認為俄羅斯是格魯吉亞最大的敵人，而2011年這一比例明顯更高，為51%。在2013年2月的一項民意調查中，63%的格魯吉亞人表示俄羅斯是格魯吉亞最大的政治和經濟威脅，而只有35%的人將俄羅斯視為格魯吉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其主要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支持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引發阿布哈茲-格魯吉亞衝突、格魯吉亞-奧塞梯衝突以及後來的2008年與俄羅斯的戰爭。隨後，格魯吉亞在20世紀90年代車臣-俄羅斯衝突期間對車臣人表示同情。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格魯吉亞人對俄羅斯人的敵意有所增加，其中也包括最近逃離的流亡俄羅斯人。其中包括企業張貼的標語和Airbnb 房東發佈的帖子，宣稱“不歡迎俄羅斯人”，許多中央街道上發現反俄羅斯塗鴉，著名的Bassiani夜總會禁止任何持有俄羅斯護照的人，以及數千名當地人簽署的在線請願書，要求針對俄羅斯人的移民規則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歐洲其他地區**
歐洲的反俄情緒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最初，它主要是由宗教和文化差異以及俄羅斯的擴張主義政策驅動的。這種情緒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但所感知到的野蠻主義、帝國主義和文化自卑的基本主題仍然保持不變。
15世紀，在伊凡三世領導下，俄羅斯向非俄領土擴張期間，歐洲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開始形成。俄羅斯對波蘭，立陶宛、利沃尼亞城市和瑞典控制的芬蘭的戰役標誌著人們開始將俄羅斯視為威脅。在這個時代，俄羅斯經常被其歐洲對手描繪成一個野蠻的、非基督教的帝國主義國家。邁克爾·C.保羅認為，13世紀針對諾夫哥羅德和諾夫哥羅德等俄羅斯基督教城市的十字軍東征，普斯科夫可能會凸顯出更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文化敵意。
利沃尼亞戰爭（1558-83）期間，歐洲列強，特別是波蘭立陶宛和利沃尼亞德國城市，強化了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他們對俄羅斯實施戰爭物資禁運，擔心俄羅斯有可能從英國那裡獲得軍事物資，而英國在俄羅斯有活躍的貿易代表團，但伊麗莎白女王否認了這些指控。
同時代的人將俄羅斯沙皇政權和早期俄羅斯帝國描述為基督教的野蠻敵人。16世紀奧地利大使西吉斯蒙德·馮·赫伯斯坦和英國大使賈爾斯·弗萊徹等西方旅行者的記述對俄羅斯進行了負面描述，重點關注迷信、殘暴和落後等方面。負面觀點一直持續到17世紀和18世紀，西方觀察家繼續強調俄羅斯社會中的迷信、酗酒和野蠻行為等方面。約翰·佩裡船長、法國旅行者雅克·瑪格麗特和讓·沙普·德奧特羅什等著名人物經常將俄羅斯社會與西方標準進行不利比較，從而促成了這些看法。
最近，西歐的仇俄症是基於對俄羅斯征服歐洲的各種或多或少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懼，例如基於19世紀法國記錄的彼得大帝遺囑偽造品的恐懼，後來由於人們擔心俄羅斯會因大博弈而襲擊英國殖民地印度。現代中歐和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消極態度和不信任反過來又深深植根於蘇聯和當今俄羅斯的歷史暴力。
在2012年的一項調查中，歐盟境內的俄羅斯移民表示，他們經歷過出於種族動機的仇恨犯罪的比例為5%，低於歐盟多個移民群體和少數民族報告的平均10%。17%的歐盟俄羅斯移民表示，他們在過去12個月內曾遭受過犯罪行為，而幾個移民群體和少數民族的平均比例為 24%。

**巴爾幹半島**
由於不少東歐、巴爾幹半島國家都曾被蘇聯所統治，或被蘇聯輸出的共產主義嚴重影響，使他們成為冷戰中的共產國家，故大部分東歐巴爾幹半島國家的政府乃至國民，都對後繼的俄羅斯政府、甚至俄羅斯文化頗為反感（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是少數例外相對親俄的國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至今，很多東歐巴爾幹半島國家相繼大力支援烏克蘭，特別自布查大屠殺事件之後更加痛恨俄羅斯。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政府自民主化後，就對俄羅斯政府將科索沃獨立運動支持者稱為「阿爾巴尼亞恐怖份子」說法極為不滿。在科索沃獨立後，俄羅斯更加親近塞爾維亞政府，導致兩國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甚少，其後阿爾巴尼亞政府更多次驅逐俄羅斯外交官出境，而阿爾巴尼亞民間亦絕大部分討厭俄羅斯政府。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阿爾巴尼亞政府多次與美國政府一起在聯合國發起多個制裁普京和俄羅斯企業的法案，更收容了不少烏克蘭難民。
蒙特內哥羅
蒙特內哥羅自2006年獨立後便一直採取親美疏俄立場，特別自從蒙特內哥羅於2017年加入北約後，蒙特內哥羅政府對俄羅斯政府採取更強硬的行動，包括驅逐俄羅斯外交官出境、限制俄羅斯投資者到蒙特內哥羅投資房地產等。國民方面蒙特內哥羅人，以及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及克羅埃西亞等民族多數強烈反俄；但少數民族佔比例最多的塞爾維亞人就多數明顯親俄。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蒙特內哥羅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和政治制裁。

**東歐**
羅馬尼亞
反俄情緒可以追溯到18世紀和19世紀初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衝突，以及1812年奧斯曼帝國吞併後將部分摩爾達維亞公國割讓給俄羅斯，以及19世紀70年代的吞併。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之後蘇聯對北布科維納和比薩拉比亞實施了種族清洗、俄羅斯化和驅逐政策，這些政策針對羅馬尼亞族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納粹德國的前盟友羅馬尼亞被蘇聯軍隊佔領。 
多瑙河公國反俄情緒的出現，是統一羅馬尼亞的前身，羅馬尼亞通過1829年阿德里安堡條約結束了1828-1829年俄土戰爭，從奧斯曼帝國獨立出來，源於1829年後多瑙河關係 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公國併入俄羅斯，是由兩個有影響力的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相互不滿而引起的，而這兩個階級也常常相互矛盾。根據1829年條約，俄羅斯被指定為這兩個公國的保護者，允許佔領這兩個公國，並且還起草了一項名為《組織條例》的準憲法，該組織組建了一個由800名波雅爾（當地地主經濟精英）組成的強大議會，名義上受其管轄。名義上不那麼重要的王子的權威，這份文件是在波雅爾家族的大力支持下制定的。米沙·格倫尼所描述的博雅爾人是一個“反動寡頭政治”，他們停止了任何自由主義改革的暗示，而不斷壯大的城市精英開始將俄羅斯與改革進展緩慢以及他們在建立工業基礎方面面臨的障礙聯繫起來。另一方面，由於與俄羅斯的經濟利益衝突，博雅爾人本身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開始對俄羅斯產生厭惡感。奧斯曼帝國撤出多瑙河盆地的三個堡壘後，波雅爾人利用這片肥沃的土地，大幅增加了羅馬尼亞的小麥產量，最終使未來由瓦拉幾亞與摩爾達維亞統一組成的羅馬尼亞成為世界第四大小麥生產國。1829年之前，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小麥僅限於奧斯曼帝國市場，而俄羅斯日益感受到其管轄範圍內日益激烈的競爭的威脅，擔心這可能壓低俄羅斯小麥的價格。因此，俄羅斯利用其公國保護者的角色，讓多瑙河淤塞，破壞了可能的市場競爭對手。由於這一點以及“俄羅斯在經濟上的拖沓”，波雅爾人也對俄羅斯的統治越來越不滿。與俄羅斯公共關係的迅速侵蝕導致了1848年的一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新興的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和政治階層尋求他們的老霸主奧斯曼帝國的幫助，以驅逐俄羅斯的影響力——儘管在俄羅斯施加壓力後，俄羅斯和奧斯曼軍隊聯手鎮壓該運動。
烏克蘭
盧甘斯克的“普京是傻逼”塗鴉
2004年，處於邊緣地位的自由黨領導人奧列赫·蒂亞尼博克敦促該黨打擊統治烏克蘭的“莫斯科猶太黑手黨”。由於這些言論，特亞尼博克於2004年7月被議會開除。烏克蘭西部右翼前協調員亞歷山大·穆齊奇科談到，“只要我的血管裡流淌著血液，就會與共產黨、猶太人和俄羅斯人戰鬥。”
2009年5月，烏克蘭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6%的受訪者對俄羅斯人作為一個民族持積極態度，93%的人尊重俄羅斯聯邦，76%的人尊重俄羅斯建制派。
2010年10月，烏克蘭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統計數據顯示，自1994年以來，人們對俄羅斯人的積極態度一直在下降。在回答衡量俄羅斯人容忍度的問題時，15%的西方烏克蘭人給出了積極的回答。在烏克蘭中部，30%的人做出了積極回應（1994年為60%）；烏克蘭南部 60% 的人做出了積極回應（1994年為70%）；烏克蘭東部有64%的人做出了積極回應（1994年為75%）。此外，6-7%的烏克蘭西部人願意將俄羅斯人完全驅逐出烏克蘭，7-8%的烏克蘭中部人也有類似的反應。在烏克蘭南部或東部沒有發現這種程度的情緒。
極端民族主義政黨自由黨提出了激進的反俄言論，並擁有足夠的選舉支持來獲得地方議會的多數支持。分析人士解釋說，斯沃博達在2010年烏克蘭地方選舉中在東加利西亞獲勝，是由於阿扎羅夫政府的政策被“斯沃博達”的選民視為過於親俄。基輔國立大學莫希拉學院政治學高級講師安德烈亞斯·烏姆蘭表示，斯沃博達在烏克蘭媒體上的曝光率不斷提高，為這些成功做出了貢獻。根據英國學者塔拉斯·庫齊奧 的說法，維克多·亞努科維奇的總統任期捏造了這一曝光，以抹黑反對派。自親歐盟革命以來，自由黨失去了很多支持。在2019年烏克蘭議會選舉中，自由黨與亞羅什政府倡議、右翼部門和國家軍團形成了統一的政黨名單。聯合名單僅獲得2.15%的選票，不到5%選舉門檻的一半，因此無法通過國家黨名單獲得議會席位。總得可以說，在烏克蘭由於文化相似，只有極少數民族主義者表達了強烈的反俄觀點；據布魯金斯學會統計，烏克蘭恢復獨立後，大多數人希望與俄羅斯建立良好關係。但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烏克蘭原本正面大於負面的對俄羅斯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2017年4月，社會學團體“RATING”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57%的受訪者對俄羅斯表示“非常冷”或“冷漠”的態度，17%的人表示“非常熱情”或“熱情”的態度。2019年2月，77%的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持積極態度，57%的烏克蘭人對俄羅斯持積極態度，但只有13%的烏克蘭人對俄羅斯政府持積極態度。由於2022年戰爭，人們的情緒又大幅下降。
2022年3月，97%的烏克蘭人表示他們對俄羅斯總統普京持負面看法，另有81%的人表示他們對俄羅斯人民持非常負面或有些負面的看法。然而，65%的烏克蘭人同意，“儘管我們存在分歧，但生活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的團結比分裂我們的因素更多。”烏克蘭官員正在努力消除該國城市中以柴可夫斯基等俄羅斯歷史人物命名的街道。據利沃夫伊萬·弗蘭科國立大學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梅特稱，此舉是為了通過創造“一個強大的替代方案，一個現代烏克蘭語”來消除俄羅斯“所謂的俄羅斯米爾——俄語世界”的宣傳。

**波羅的海國家**
2015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阿列克謝·普什科夫聲稱，仇俄已成為波羅的海國家的國家政策。2021年，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指責波羅的海國家是北約和歐盟中嚴重的仇俄「少數」特例之一。
愛沙尼亞
德國資深作家、記者兼駐俄羅斯記者表示，愛沙尼亞對俄羅斯的一切都深惡痛絕。蓋洛普國際公司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34%的愛沙尼亞人對俄羅斯持積極態度，但據推測，調查結果可能受到該國大量俄羅斯少數民族的影響。然而，在201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愛沙尼亞只有3%的俄羅斯少數民族表示他們經歷過仇恨犯罪（而歐盟少數民族和移民的平均比例為10%）。
愛沙尼亞哲學家賈恩·卡普林斯基認為，愛沙尼亞反俄情緒的產生可以追溯到1940年，因為在沙皇時期和第一次獨立時期，反德情緒占主導地位，反俄情緒很少。卡普林斯基指出，1940年，蘇聯在約瑟夫·斯大林的領導下對愛沙尼亞實行了統治，蘇聯當局隨後採取的行動在短短一年內就導致反德情緒被反俄羅斯情緒所取代，並將其描述為“蘇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卡普林斯基認為，反俄情緒可能會像1940年的反德情緒一樣迅速消失，但他認為愛沙尼亞的普遍情緒是由愛沙尼亞政客維持的，他們“在政治鬥爭中利用反俄情緒”，以及 “愛沙尼亞媒體的傾向性態度。”卡普林斯基說，“當談到俄羅斯時，愛沙尼亞在某種程度上會發現一種僵化的東西方態度，其形式是一切好的東西都來自西方 以及來自東方的一切壞事”；在卡普林斯基看來，這種態度“可能不會追溯到1940年之前，並且可能源於納粹的宣傳。”
拉脫維亞
據《莫斯科時報》報道，拉脫維亞對俄羅斯的恐懼源於近代歷史，包括關於拉脫維亞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是否被蘇聯佔領或自願加入蘇聯的相互矛盾的觀點，以及隨後的1940年至1941年6月和1949年3月的驅逐事件，吞併克里米亞加劇了人們對拉脫維亞也可能被俄羅斯吞併的擔憂。俄裔美國記者兼廣播員弗拉基米爾·波茲納認為，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許多俄羅斯移民不學習拉脫維亞語拉脫維亞語，並期望當地居民說俄語，這也導致了反俄情緒的積累。
自拉脫維亞重新獲得獨立以來，沒有俄羅斯人因政治、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原因被殺害或受傷，並且在201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只有 2%的拉脫維亞俄羅斯少數民族表示經歷過“出於種族”動機的仇恨犯罪。波羅的海社會科學研究所2004年早些時候的一項研究“拉脫維亞社會的種族寬容和融合”發現，拉脫維亞受訪者對他們與俄羅斯人的關係的平均評分為7.8 分（滿分10分），而非拉脫維亞受訪者對他們與拉脫維亞人的關係的評分為8.4分。兩個群體都認為，他們之間的關係令人滿意，在過去五年中沒有改變，並且在未來五年中要麼保持不變，要麼有所改善。66％的非俄羅斯受訪者表示，他們也支持自己的兒子或女兒與俄羅斯人結婚。受訪者確實提到了一些種族衝突，但所有這些衝突都被歸類為心理語言衝突，例如言語衝突。
有時，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會成為拉脫維亞主流和激進右翼政黨中一些較激進成員的反俄羅斯言論的目標。2010年，公民聯盟拉脫維亞外交部長與拉脫維亞裔美國醫生兼黨員之間的內部電子郵件通信被洩露。在一封題為“拉脫維亞人投降嗎？”的電子郵件中，斯盧西斯抱怨拉脫維亞目前的局勢，並無法返回拉脫維亞工作，因為他無法像對待拉脫維亞人一樣對待俄羅斯人，克里斯托夫斯基斯同意他的觀點和評估，但警告不要做出歇斯底里的反應，告誡黨員避免進行與黨的政治目標適得其反的討論。 洩密事件發生後，公民聯盟因斯盧西斯的觀點無法被黨接受而開除出黨，並退還了他的捐款，而反對黨和諧中心和拉脫維亞公益組織對克里斯托夫斯基斯發起了不成功的不信任投票。
另一方面，研究機構“SKDS”的年度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拉脫維亞民眾對俄羅斯聯邦的態度存在更大分歧。2008年，47%的受訪者對俄羅斯持正面看法，33%持負面看法，而剩下的20%則很難確定自己的看法。2010年達到頂峰，當時64%的受訪者對俄羅斯持積極態度，而只有25%的受訪者持消極態度。但2015年，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吞併後，這一數字降至200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對俄羅斯持負面態度的民眾（46%）首次超過了持正面態度的民眾（41%）。43.5%的人還認為俄羅斯對拉脫維亞構成了軍事威脅，在2019年，這一數字也僅略有下降，為37.3%。
立陶宛
由於歷史原因，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解體，立陶宛普遍擔心俄羅斯從未停止過鞏固對波羅的海地區的權力，包括擔心俄羅斯計劃最終再度吞併立陶宛，就像克里米亞那樣。人們還擔心俄羅斯增加軍事部署，例如在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地區，這是與立陶宛接壤的俄羅斯飛地。

**中歐**
捷克共和國
俄羅斯套娃的漫畫，作為共產主義的負面象徵。布拉格，捷克共和國。
自1991年以來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一直是捷克人最負面看法的國家之一，當年同為社會主義聯盟卻在布拉格之春遭遇入侵一直是痛苦的記憶，2016年只有26%的捷克人回答說他們對俄羅斯有積極看法。
根據作家蒂姆·諾倫2008年的說法，捷克的俄羅斯人幾乎普遍不受歡迎，部分原因是俄羅斯黑手黨的存在，以及“傲慢的俄羅斯遊客襲擊布拉格和卡羅維發利的溫泉”。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捷克反俄緊張局勢加劇。布拉格經濟與商業大學教授馬丁·德盧希2月24日在Facebook上寫道，“出於良心和道德原則”，他不會指導、測試或糾正俄羅斯學生的期末論文；但在強烈反對後刪除了該帖子。小學暴力事件導致學生襲擊俄羅斯族同學，引起總理彼得·菲亞拉的譴責。許多捷克商店和餐館都張貼標語，表示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不得進入。
波蘭
2005年，《紐約時報》在波蘭日報報道稱，“兩國之間的關係是自1989年東方集團解體以來最糟糕的。”該組織的國際項目主任，波蘭獨立智庫斯特凡·巴託利基金會2005年表示，自波蘭加入歐盟歐盟和北約北約以來，波蘭人的反俄情緒大幅下降，波蘭人感覺比以前更有安全感，但他也承認，許多波蘭人仍然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俄羅斯。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動向令人擔憂，俄羅斯正在尋求“以不同的形式重建一個帝國。”莫斯科智庫政治技術中心副主任鮑里斯·馬卡連科表示，許多感情是由過去的恩怨造成的。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1940年的卡廷大屠殺以及斯大林時代的種族清洗行動，包括驅逐數十萬波蘭人，儘管俄羅斯政府已正式承認這一暴行並道歉。
根據2013年BBC全球服務民意調查，19%的波蘭人對俄羅斯的影響持積極態度，49%的波蘭人持負面看法。據Gazeta.pl2019年報道，一些波蘭酒店經營者不喜歡接待俄羅斯客人。波蘭旅遊商會副會長早在2014年就承認，一些私人賓館拒絕俄羅斯遊客。
匈牙利
匈牙利與俄羅斯的關係因1848年在俄羅斯軍隊的幫助下鎮壓的匈牙利革命，和1956年被紅軍殘酷鎮壓並隨後大規模逮捕和監禁匈牙利人而蒙上陰影。維克多·歐爾班現任政府被認為對俄羅斯更加友好。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項調查，3%的匈牙利受訪者對俄羅斯有好感，32%有一些好感，31%有一些不好感，16%有非常不好感。

**北歐**
挪威
挪威與西方的外交和文化關係使與俄羅斯的持續關係變得複雜。2017年對挪威人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58%的人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和俄羅斯構成安全威脅。
俄羅斯官員加劇了緊張局勢，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在奧斯陸表示，俄羅斯認為2018年10月北約在挪威舉行的三叉戟接合點軍事演習本質上是“反俄”。俄羅斯在北極的擴張加劇了俄羅斯和挪威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挪威對俄羅斯軍國主義和地區對抗的看法，以及挪威在該國駐紮美國海軍陸戰隊，導致挪威與俄羅斯關係惡化。
芬蘭
愛德華·伊斯托的畫作《攻擊》（Attack，1899）象徵著芬蘭俄羅斯化的開始。俄羅斯的雙頭鷹正在從芬蘭少女的懷裡撕下法律書。
芬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開始研究反俄羅斯情緒。反俄情緒的歷史有兩種主要理論，其中一位聲稱芬蘭人和俄羅斯人在歷史上一直是宿敵。自大憤怒時代以來，這一立場被認為至少在1700年代一直佔據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很大程度上假設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是一個暴力屠殺者，而芬蘭是一個無辜的處女受害者”。
1918年紅軍和白軍之間的芬蘭內戰（由白軍獲勝）在芬蘭掀起了一股反俄和反共情緒。1918年，數百名俄羅斯族人在維堡市被處決。
根據2004年的民意調查，62%的芬蘭公民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在201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12%的芬蘭俄羅斯移民表示，他們經歷過出於種族動機的仇恨犯罪（相比之下，歐盟移民的平均比例為10%）。就業和經濟部2012 年的一份報告稱，具有俄語或俄語發音的名字的求職者往往需要提交兩倍於芬蘭名字的求職者的申請。

**西歐**
法國
18世紀中葉，伏爾泰給法國知識分子樹立了積極的形象，將俄羅斯描繪成一個機會社會，彼得大帝等全能的領導人可以通過法令創造一個理性、開明的社會。另一方面，同樣有影響力的法國啟蒙作家，尤其是丹尼斯·狄德羅，用深色描繪了俄羅斯，強調缺乏啟蒙傳統或中產階級，以及嚴酷獨裁傾向。
19世紀法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在相對友誼和衝突之間搖擺不定。法國皇帝拿破崙與俄羅斯建立了軍事聯盟，但因俄羅斯拒絕遵守大陸體系而於1812年入侵法國，但未成功。1830年代，法國的仇俄情緒因俄羅斯鎮壓波蘭十一月起義而加劇，法國公眾擔心軍事上強大的“亞洲”勢力將擴張到歐洲。這種仇俄情緒在法國產生了對1854年與俄羅斯開戰的支持。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1873-1876）中指出：
根據2017年皮尤全球態度項目調查，36%的法國人對俄羅斯持好感，62%的人表示反對。但許多法國學者和政界人士認為，法國長期以來對俄羅斯抱有積極看法，並對法國從2000年代末開始盲目追隨美國針對俄羅斯的立場感到遺憾。
德國
1953年西德基民盟反蘇聯海報
1941年3月20日，魯道夫·赫斯、海因裡希·希姆萊和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Generalplan Ost 展覽上聆聽康拉德·邁耶的演講。
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黨將斯拉夫民族（特別是波蘭人和東斯拉夫人）視為非雅利安人。在1925年，希特勒就在《我的奮鬥》中提出，德國人民需要Lebensraum（“生存空間”）來實現德國向東擴張而犧牲劣勢斯拉夫人的利益。希特勒認為，“俄羅斯國家組織的組織並不是俄羅斯斯拉夫人政治能力的結果，而只是德國元素在劣等種族中形成國家功效的一個極好的例子。”
入侵蘇聯後，希特勒表達了他對斯拉夫人的計劃：
將俄羅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從蘇聯領土上消滅以允許德國人定居的計劃包括饑荒。美國曆史學家蒂莫西·D·斯奈德堅稱，德國飢餓計劃在蘇聯造成了420萬受害者，“主要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其中包括310萬蘇聯戰俘和100萬平民在列寧格勒圍城戰中死亡。據斯奈德稱，作為東方總計劃的一部分，希特勒最終打算通過計劃中的饑荒來消滅多達4500萬斯拉夫人。
受這一指導方針的影響，第4裝甲集團軍的埃裡希·霍普納將軍在向其麾下部隊發出的指令中表示：
2019年，澤利姆汗·汗戈什維利公園被謀殺，引發了憤怒。車臣族澤利姆汗·汗戈什維利是格魯吉亞公民，曾在2000年代初的第二次車臣戰爭中與俄羅斯作戰。法院認定這起殺戮是俄羅斯政府策劃的。
2022年，仇俄事件和騷擾激增，每週都會發生約200起涉及烏克蘭戰爭的仇恨犯罪相關犯罪。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一名男孩遭到暴徒的毒打，破壞者還對柏林的一所俄羅斯學校進行縱火襲擊。
英國
《俄羅斯的威脅》是1877年的英國漫畫，將俄羅斯描繪成一隻吞噬鄰國土地的章魚，尤其是奧斯曼帝國。
儘管從16世紀到18世紀，英俄關係傳統上是友好的。但到了19世紀初，仇俄症開始出現在媒體中，主要是法律與制度文化。英國旅行作家和報紙記者對俄羅斯的描述將這個國家描述為“一個半野蠻和專制的國家”，這一形象在英國公眾意識中根深蒂固，因為英國媒體經常發表此類描述；雖然兩國之間的經濟和政治聯繫不斷增強，但這些描述卻加劇了英國的仇俄情緒。英國認為俄羅斯征服中亞是進攻英屬印度的前兆，並引發了“大博弈”，雙方進入敵對，而1853年至1856年兩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則加深了英國的仇俄情緒。
1874年，維多利亞女王的次子阿爾弗雷德王子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唯一的女兒瑪麗亞·亞歷山德羅芙娜大公夫人結婚，隨後沙皇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緊張局勢有所緩解。這種善意只持續了不到三年，結構性力量再次將兩國推向戰爭邊緣，導致英國重新出現仇俄情緒。英國仇俄情緒的大規模爆發通常發生在緊張的政治對峙時期，例如1904年的多格灘事件，當時俄羅斯帝國海軍的波羅的海艦隊誤認為一群英國拖網漁船是日本軍艦，因此襲擊了它們；英國的憤怒導致俄羅斯政府向涉案漁民支付賠償。
英國人的恐俄症也體現在這一時期的流行文學中。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被一些歷史學家視為描繪了一種寓言式的敘事，其中同名人物（代表俄羅斯帝國）“被效忠於王室的戰士摧毀了。”然而，到了19世紀，隨著俄羅斯文學，包括列夫·托爾斯泰和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開始在英國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英國的恐俄症有所平息；在此期間，英國著作中也開始出現對俄羅斯農民的積極看法。
2021年5月的YouGov民意調查顯示，73%的英國受訪者表達了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除了伊朗的負面看法高達74%。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在英國受到更負面的看法。然而，到2022年，在英國的俄羅斯人一般不會遭遇基於國籍或種族的騷擾或權利侵犯。
一些在英國的俄羅斯人報告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當地敵對的經歷。保守黨議員羅傑·蓋爾呼籲將所有俄羅斯國民驅逐出境。蓋爾承認，大多數在英國的俄羅斯人並不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他認為有必要“通過俄羅斯人民向普京發出非常嚴厲的信息。”議員湯姆·圖根哈特也曾在一次場合建議俄羅斯公民應該被驅逐出境。俄羅斯出生的英國商人葉夫根尼·列別捷夫聲稱，在烏克蘭戰爭期間，企業和機構以反俄羅斯情緒為由，拒絕與他擁有的《標準晚報》合作。出生於普爾的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的賬戶被國民西敏寺銀行關閉，她懷疑這是因為她的俄羅斯名字。

**北美洲**
一名與聯盟中大多數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球員合作的國家冰球聯盟經紀人聲稱，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他的許多客戶因其國籍和知名度而面臨極端騷擾，包括仇外心理和死亡威脅，那些在其他北美職業聯賽中踢球的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也是如此。

**加拿大**
2022年2月，卡爾加里一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遭到紅色油漆破壞。2022年3月4日，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區被破壞者漆成血紅色，可能是為了回應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二天，烏克蘭國旗的顏色被噴在溫哥華溫哥華俄羅斯社區中心的門上。卡爾加里警察局於三月宣佈，他們正在調查社交媒體上反俄羅斯仇恨言論和騷擾的報道。
2022年10月，卡爾加里俄羅斯東正教附屬機構的個人受到多次威脅。警方表示，“據信該教堂因其俄羅斯傳統而成為攻擊目標，因此該事件被視為出於仇恨動機的犯罪”。大約在同一時間，卡爾加里警方收到了其他幾份與俄羅斯卡爾加里人威脅和騷擾有關的報告，他們認為這些報告與之相關。一名個人已被發現並被指控犯有多項出於仇恨動機的刑事騷擾罪。 卡爾加里警方的一名代表表示：“我們想明確表示，我們的城市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出於仇恨動機的犯罪。”

**美國**
從1776年美國建國到19世紀中葉，俄羅斯帝國與美國一直保持友好關係，到了1880年代，由於大屠殺和君主制，美國人對俄羅斯的看法逐漸惡化。自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隨後鎮壓所有反對派和國家支持的紅色恐怖以來，美國與蘇俄的關係一直處於高度敵對狀態。美國直到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擔任總統期間才承認蘇聯，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對抗德國的盟友。
戰爭結束後，兩國關係在1945年至1947年迅速再次轉為敵對狀態，並且在冷戰時期（1947年至1989年）仍然如此。蘇聯侵略性和日益軍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導致其接管東歐並建立衛星國，即東方集團，以及伴隨著政治鎮壓和迫害的國內持不同政見者的極權統治。然而，美國人經常將“俄羅斯人”和“共產黨人”/“蘇聯人”混為一談。為了制止這一現象，1973年，一批旅美俄羅斯移民成立了俄裔美國人代表大會，其目的是明確區分俄羅斯民族認同和蘇聯意識形態，防止基於反俄主義的反俄情緒形成。國會議員認為這種合併本身就是仇俄心理，認為“俄羅斯人是共產主義的首要受害者”。
1991年蘇聯解體、共產主義崩潰後，美國的反俄情緒跌至歷史最低點。1991年，62%的美國人對俄羅斯持積極看法，只有25%的人對該國持負面看法。1997年，66%的美國人表示對俄羅斯友好。然而，由於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恐俄症在20世紀90年代末捲土重來。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99年，59%的受訪美國人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而1991年這一比例僅為25%。儘管如此，隨著911襲擊事件後關係的恢復以及俄羅斯對美國的支持，俄羅斯的好感度在2002年再次上升至66%。
自2012年以來，反馬格尼茨基法案、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吞併克里米亞、敘利亞內戰、俄羅斯干涉2016年美國選舉的指控，俄羅斯2013年通過反LGBT宣傳法後，該國對LGBT人群的虐待，以及從2015年8月開始在俄羅斯扣押和銷燬禁止進口的西方食品，導致美國對俄羅斯的負面態度不斷上升。
2013年，美國受訪者對俄羅斯的先前多數正面看法大幅下降，到2014年，這種看法被60%的多數負面看法所取代。到2019年，創紀錄的73%的美國人對俄羅斯這個國家持負面看法。 之前占主導地位的正面意見從66%下降到 24%。2019年，認為俄羅斯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美國人比例首次達到52%的多數。

**2001年俄語重置**
2005年，學者艾拉·斯特勞斯和愛德華·洛贊斯基描述了美國主流媒體對俄羅斯的負面報道，將媒體報道中的情緒與美國公眾和美國政府的積極情緒進行了對比。
2008年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是最近導致美國政府對俄羅斯負面情緒增長的事件之一。然而，2011年，大多數美國受訪者仍然對俄羅斯持積極態度。研究人員奧克桑·巴尤爾根和埃金·阿爾巴特利對《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事件報道的內容分析表明，存在反俄羅斯框架偏見，更密切關注新聞的人對俄羅斯的看法更為負面。俄羅斯比那些人很少跟隨衝突。 他們描述了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辯論中外交政策的政治化，這場辯論與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的同時發生“使俄羅斯成為國家政治對話的一部分”。他們還認為，媒體、輿論和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聯繫，美國媒體在維持冷戰思維和反俄公眾情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俄語結束重置至今**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美國對俄羅斯的好感度在2011年達到頂峰後開始下降，從51%下降到2013年的37%。在2013年的一項調查中，60%的美國人表示不能信任俄羅斯。此外，59%的美國人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23%持正面看法，18%持不確定態度。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2013年至2014年，美國對俄羅斯的負面態度從43%上升到72%。
2006年，只有1%的美國人將俄羅斯列為“美國最大的敵人”，但到2019年，32%的美國人（其中包括44%的民主黨人）也持這一觀點，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出現了黨派分歧。民主黨人的厭惡程度與美國公眾對俄羅斯的先前歷史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共和黨人以前更有可能將俄羅斯視為更大的威脅。
2017年5月，前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在NBC的“與媒體會面”節目中表示，俄羅斯人“幾乎是生來就”做出不正當行為。自由記者Michael Sainato批評該言論是排外的。2017年6月，克拉珀表示，“俄羅斯人不是我們的朋友”，因為他們“與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對立、截然相反的基因存在於他們之中。”尤利婭·科姆斯卡，《華盛頓郵報》注意到摩根·弗里曼和詹姆斯·克拉珀主演的俄羅斯門意識媒體項目，並寫道，其“鷹派的男高音引發了全面的仇俄情緒，這與俄羅斯官方媒體的全面反美主義一樣值得懷疑。”
2020年6月，俄裔美國教授尼娜·L·赫魯曉娃寫道：“通常情況下，我不會站在克里姆林宮一邊。但我不禁想知道，美國政治階層和媒體某些群體中的仇俄情緒是否已經變得病態。”2020年7月，學者、前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邁克爾·麥克福爾談到“打擊恐俄症”，呼籲美國官員和記者停止“妖魔化”俄羅斯人民，並批評傳播關於俄羅斯人、俄羅斯文化和俄羅斯民族傾向的刻板印象。他和其他一些評論員認為，美國媒體沒有充分區分普京政府、俄羅斯和俄羅斯人，從而有效地醜化了整個國家。
2020年7月2日，反特朗普共和黨團體“林肯計劃”發佈了一則廣告《Fellow Traveler》，用俄語配英文字幕，稱“特朗普同志”已被弗拉基米爾·普京“選擇”並“接受” 俄羅斯母親的幫助。” 該廣告展示了錘子和鐮刀等共產主義形象，以及布爾什維克獨裁者弗拉基米爾·列寧、約瑟夫·斯大林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照片和圖像。紐約大學俄羅斯和斯拉夫研究教授艾略特·博倫斯坦批評了林肯計劃的“恐俄”廣告，他說：“如果一段兩分鐘的視頻充滿了大衛之星、穿著東正教服裝的男人、比比的險惡快照、坦克裡的士兵，全都是“Hava Nagila”的曲調？如果這沒有讓你感到不舒服，我不知道該告訴你什麼。”
《華爾街日報》在社論中指出，白宮將2021-2022年通脹飆升歸咎於俄羅斯，以轉移對國內經濟政策的批評。

**好萊塢和電子遊戲**
俄羅斯人和俄裔美國人通常在好萊塢電影和電子遊戲中被描繪成無情的特工、殘暴的暴徒、精神病患者和惡棍。福克斯新聞在2014年的新聞報道中報道稱，“俄羅斯人可能對好萊塢電影中對（俄羅斯人民）明顯的負面刻板印象不以為然。《復仇者聯盟》以一位冷酷無情的前克格勃特工為主角，《鋼鐵俠2》以一位流氓俄羅斯科學家為主角，仇殺隊和動作驚悚片《傑克·瑞恩：暗影新兵》中，肯尼思·布拉納扮演了一個典型的俄羅斯壞人。廣受好評的俠盜獵車手系列中的一些遊戲描繪了俄羅斯人和俄羅斯黑手黨，他們被認為是冷酷無情，作為故事情節的一部分，玩家必須對抗全副武裝的敵人，特別是《俠盜獵車手IV》，其中以名為迪米特里·拉斯卡洛夫的俄羅斯黑幫為主要對手。
遊戲《使命召喚：現代戰爭2》將俄羅斯士兵描繪成過度的惡棍，幷包含一個名為“消滅所有俄國人”的有爭議任務，其中涉及玩家在俄羅斯機場進行大規模槍擊事件。在俄羅斯，該遊戲引發了抵制的呼聲，並促使直播播主退出與動視暴雪的交易，俄羅斯人還湧入Metacritic在線投票否決該遊戲的用戶評分。

**大洋洲**

**新西蘭**
新西蘭的恐俄症可以追溯到殖民時代，新西蘭人早期的反俄情緒受到“維多利亞時代普遍厭惡沙皇獨裁”和英國移民到殖民地的影響，他們給新西蘭帶來了“高水平的反俄情緒”。逃離俄羅斯鎮壓各種叛亂和反猶太大屠殺的波蘭、匈牙利和猶太難民也影響了新西蘭的仇俄情緒。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對俄羅斯可能入侵新西蘭的懷疑使殖民政府沿著海岸線建造了一系列“俄羅斯恐嚇”沿海防禦工事。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新西蘭和俄羅斯並肩作戰，反俄情緒逐漸消退，反德情緒反而有所增長。到20年代末，實用主義緩和了官方圈子的反俄情緒，尤其是在大蕭條時期。蕭伯納等有影響力的蘇聯訪問者對他們的經歷表達了同情。格林·巴拉特的著作《新西蘭的俄羅斯恐懼症，1838-1908 年》分析了新西蘭的俄羅斯恐懼症歷史，託尼·威爾遜的一篇文章將其範圍擴展到了1939年之前的時期。

**商業**
2006年5月至6月，俄羅斯媒體援引對俄羅斯公司的歧視作為盧森堡鋼鐵製造商阿塞洛與俄羅斯謝韋爾鋼鐵公司擬議合併未能最終完成的一個可能原因。據俄羅斯《消息報》報道，那些反對合並的人“在與股東的談判中利用了‘俄羅斯威脅’的神話，並且顯然與歐洲人找到了共同點”，而國家杜馬議長鮑里斯·格里茲洛夫則觀察到“ 最近發生的事件表明，有人不想讓我們進入他們的市場。”2006年7月27日，《紐約時報》援引分析師的話說，許多西方投資者仍然認為與俄羅斯有關的任何事情“都有點”。有點可疑”，而其他人則用“漫畫書的術語來看待俄羅斯，神秘且由黑手黨控制。”

**相關條目**
親烏克蘭

**參考資料**

**相關條目**
反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