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會議

贛南會議，即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蘇區的江西省瑞金縣葉坪由中共蘇區中央局主持召開。會議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批判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兼總前委書記毛澤東。

**背景**

**中央代表團的派出**
1930年8月到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後4次討論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問題。當時任弼時被指定為蘇區中央局成員之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控下，標榜“反對立三路線”的王明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1931年1月15日，蘇區中央局在中央蘇區的江西省寧都縣小布成立，成員共9人：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餘飛、曾山、湘贛邊特委1名（名單未定）、共青團中央1人（名單未定），但當時實際在蘇區中央局工作的只有項英、毛澤東、朱德3人。同時宣告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由蘇區中央局直接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蘇區中央局的成立並不大瞭解。直到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尚未得到有關蘇區中央局已成立的正式報告。
1931年2月初，在上海的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研究，認為中共當前有兩件大事：一是加強蘇區和紅軍工作；二是改變城市鬥爭方式。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應當派60%的幹部到蘇區領導鞏固工作；在國內外學過、做過軍事工作的軍事幹部，90%以上應當派到蘇區充實對中國工農紅軍的領導，並且應儘早成行。
193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即將赴中央蘇區的任弼時在會上認為，對中央蘇區“過去分配的力量不足”，若周恩來赴蘇區有困難，最好另派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須去”，以便加強蘇區理論宣傳工作；在蘇區的中共中央委員也應當加入蘇區中央局。周恩來表示自己準備去中央蘇區，但無法立刻成行。會議乃先確定蘇區中央局成員7人：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朱德，共青團和蘇區各1名。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4人為常委，任弼時管組織工作，王稼祥管宣傳工作，毛澤東管軍事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說：周恩來兩個月後可以出發，為蘇區中央局書記，目前由項英暫代書記。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就上述問題做出初步決定，並決定派顧作霖作為共青團中央代表擔任蘇區中央局成員，並任少共中央局書記。此次會議同時決定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還確定了中共贛東北特委、中共湘鄂贛特委、中共閩西特委的負責人。此次會議上，經王稼祥提議，決定第一批赴蘇區的同志應當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團，去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於是便有了之後的“中央代表團”。
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決定，蘇維埃軍委由周恩來兼任，軍委委員20餘人，軍委常委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及有關軍長等共8至9人組成。並決定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籌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明確了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應具有全國威望並在蘇區工作。
此時，中共中央獲悉贛西南蘇區發生富田事變，但還不太清楚事件真相。為處理富田事變，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中央代表團前往當地“全盤解決”，並且委託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一封信。2月23日，任弼時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中共江西省委的信發出。信中稱：“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託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還稱，在中央代表團未到達之前，從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到各地支部，所有組織立即停止爭論，無條件服從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統一指導。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正式決定“中央代表團”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並要求“任弼時5日必須走，王稼祥7日走；去鄂西、鄂東北的人，本週內必須走，其餘去各蘇區的人，3月份以內走完。”
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離開上海前，中共中央將籌備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部分文件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部分組成人員名單交給任弼時。周恩來還將自己親自編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蘇區聯繫的無線電密碼交給任弼時帶往中央蘇區，並囑咐要由任弼時親自掌握，以保守黨的機密。

**中央代表團的到達與以毛代項**
1931年3月15日，任弼時率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抵達閩西永定縣虎崗，即中共閩粵贛特委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大約在4月4日繼續向北行進，經過長汀縣（舊稱汀州）四都坪抵達中央蘇區的江西省瑞金縣。4月中旬，中央代表團抵達寧都縣青塘（葉劍英、歐陽欽同時到達），同項英、毛澤東、朱德等人會面。
此前，3月18日至21日，在寧都縣黃陂召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4月17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繼續在青塘開會，中央代表團參加。此次會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定：
（1）富田事變的處理：此前項英擔任代理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意見與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不同，偏於柔性處理。毛澤東對此有不同意見。中央代表團傳達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931年3月28日作出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該決議指出：“蘇區中央局的決定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在目前這種形勢下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立刻制定鍛鍊真正的鐵的工農紅軍的具體計劃，糾正過去工作的缺點與錯誤，改造軍事及政治幹部。肅清紅軍中的‘AB團’及其他反動分子，並須堵絕一切反動分子重新混進紅軍的可能。繼續改造蘇維埃政權……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全盤否定了之前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的決定。中央代表團執行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認為應當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製造的反革命行動。這在客觀上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
（2）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等：中央代表團傳達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關於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肅反政策的指示。會議通過了《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決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工作路線。也肯定了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的工作。決議雖認為從“汀州會議”到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期間，毛澤東任書記的紅一軍團前委“接受了立三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但也肯定在此期間在“土地問題，地方武裝問題，紅軍的群眾工作等”方面，“前委並未因立三路線而動搖自己的正確路線”。另一方面，決議對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的工作進行了很多批評。
（3）委員增加：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彭德懷、林彪、周以栗、曾山、陳毅五同志，參加中央局為委員，請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開始參加中央局的會議和工作。”會後，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4月、7月、10月，先後3次報請中央批准。中央雖未同意，但毛澤東的提議獲得了任弼時等人的同意及支持。
（4）軍事路線：1931年3月、4月間，蘇區中央局在討論第二次反圍剿的方針時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朱德的主張處於少數地位，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等人的主張處於多數地位。經過半個月爭論後，毛澤東、朱德的主張終於獲得多數人支持，這和中央代表團的支持有密切關係。1945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期間回憶道：“在當時，我們感覺到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羅卜的主張，那就不會那樣順利。”還說：“如果沒有代表團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
（5）土地改革政策：毛澤東和項英等人在土地革命路線上也有分歧，毛澤東主張“按人口平分”。在這次會議上，任弼時支持毛澤東的“按人口平分”主張。後來，毛澤東有關土地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尤其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張，遭到臨時中央指責為“富農路線”而加以批判。但在1931年8月21日蘇區中央局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中，任弼時仍支持毛澤東“按人口平分”的主張。直到1931年10月31日蘇區中央局在回覆臨時中央的電報中，仍認為“分配土地決定以人口為標準，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廣大群眾擁護，執行結果並不損害中農貧農的利益。”這也說明任弼時一直支持毛澤東的“按人口平分”的主張。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中對蘇區中央局的職能作出調整。該決議案稱：“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組織，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導和幫助當地黨部工作的進行，個人的代表與集體的代表在職權上原無分別……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當地黨委是錯了的時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當地最高黨部委員會……一般的都是當地黨的代表大會產生的，兩種組織決不容混淆與合併起來。”該決議案也重新明確了蘇區中央局的管轄範圍：“江西蘇區的中央局，他的管轄範圍是包括江西省委，閩粵贛省委，湘東南省委，湘鄂贛省委，贛東北省委各蘇區；在有些蘇區省委（如湘鄂贛，贛東北）還沒與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須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導該區省委工作或直接歸中央指導。”由此，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了蘇區中央局僅僅是中央的派出機構，成員只能由中央指定，僅負責指導江西省委、閩粵贛省委、湘東南省委、湘鄂贛省委、贛東北省委的工作，而非全國各蘇維埃區域的工作。
從1931年5月起，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不再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開展工作，而是參與到蘇區中央局的領導活動中。1931年5月的《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也明確規定各蘇區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代表中央，“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因此蘇區中央局與“中央代表團”的職能合一。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的使命終結。
任弼時經過4月17日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續會，以及第二次反圍剿戰略決策的爭論及實際指揮，對蘇區的局面有了直接認識。1943年11月，任弼時在延安整風運動筆記中回憶道：“未到中區前是有毛右傾的觀念的，到中區後認為有獨特見解，有才幹。”在中國國民黨軍隊壓境之際，毛澤東臨機指揮有方，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則“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在第二次反圍剿的中村戰鬥後，1931年5月24日，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1931年1月間撤銷的紅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仍由毛澤東擔任書記，負責統一領導作戰以及戰區的地方工作；項英、任弼時等蘇區中央局其他成員留在後方工作。蘇區中央局隨後又向中央報告：代理書記項英“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1931年10月下旬，臨時中央覆電同意由毛澤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見下）。1931年6月20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隸屬於蘇區中央局，和後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不同）改組，毛澤東接替項英擔任主席，朱德、項英任副主席。毛澤東一時成為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上臺後，在處理富田事變的過程中，與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立場保持一致，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的“反革命行動”，並大批處決紅二十軍幹部。中共中央隨即將處理決議發到全國各蘇區，包括中央蘇區在內的各蘇區肅反迅速擴大化，成千上萬人被殺。富田事變的處理及蘇區肅反擴大化，引起了中央蘇區部分領導和群眾對毛澤東的不滿。

**毛澤東與中央矛盾擴大**
儘管在處理富田事變的問題上，毛澤東和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取得了一致意見，但毛澤東和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在諸多問題上仍有分歧，比如軍事思想及軍事路線、土地革命、根據地創建及鞏固等等。
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最初想說服毛澤東，但雙方意見差距太大。最終王明放棄了說服毛澤東。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成績，但認為“蘇區同志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瞭解”，指責中央蘇區在鞏固根據地及紅軍問題、土地分配問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工人運動與反帝鬥爭問題、在黨內及群眾中開展思想鬥爭等方面，都有“嚴重錯誤”。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從上海啟程赴莫斯科。在此前後，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發來多封電報。其中，在10月20日前後發來的第四號電中，嚴厲批評“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第四號電重複了中央8月30日《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責令“中區黨大會應根據這一指示原則進行工作，成立決議案，交中央批准，並電告討論經過。”
1931年10月下旬，就在贛南會議召開前幾天，臨時中央在答覆蘇區中央局發來的“十月真電”時表示：

**會議**
1931年11月1日至11月5日，即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稱“贛南會議”。這次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後為臨時中央）提議召開。會議沒有討論人事安排。贛南會議及其通過的五個決議案的基調，是由中共中央8月30日《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及臨時中央第四號電確定。
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兼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也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與會者集中在四個方面批評毛澤東：
#批評毛澤東的從實際出發是“狹隘經驗論”；
#在土地改革問題上批評毛澤東是“富農路線”，因為當時臨時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認為應給地主、富農出路；
#批評毛澤東在蘇區發展上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的時間內，”與湘贛等蘇區貫通；
#在軍事上批評古田會議確定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並將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戰略視為“遊擊主義的傳統”、“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
贛南會議通過了五個決議案。其中，《政治決議案》由王稼祥起草；《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由任弼時起草。《政治決議案》表示：“蘇區黨大會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注：應為8月30日指示信），一致認為這指示信所與中央蘇區的批評與其所指出的任務是完全正確的。”並且按照8月30日《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逐條檢討了所犯的“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極嚴重的錯誤”，並決定“將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執行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徹底地轉變黨的路線”。還提出在蘇區建設中，最大限度開展階級鬥爭，如農民消滅地主豪紳殘餘、僱農貧農反對富農、工人反對僱主的鬥爭；在紅軍工作中反對落後的狹隘經驗論，要教練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在政權建設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一切階級異己；在土地分配問題上要實行“富農分壞田並且要以人口與勞力混合做標準”，反對拘泥於此前“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機會主義；在黨內思想鬥爭中要反對“狹隘經驗論”及“農民的落後意識”，“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
任弼時、王稼祥在起草決議案時，並未完全照抄中央8月30日《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和臨時中央第四號電。例如任弼時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僅僅不點名批評毛澤東犯有“狹隘經驗論”錯誤，認為“狹隘經驗論”“實際上是反理論的傾向而形成一種事務主義的現象”；批評毛澤東不重視理論，只重視調查研究，陷入事務主義圈子。從這些表述上看，這個批評重點在思想路線問題，而非治路線問題，而且並沒有批評毛澤東在政治上犯有“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日後，任弼時曾多次反思贛南會議。任弼時在延安整風時說： “在蘇黨大會中，提出了狹隘經驗論（似乎還有紅軍中游擊習氣）。我對於中央指示及狹隘經驗論是完全同意的，這也就成為大會中心領導思想。”1944年到1945年間，在中共七大前夕舉行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任弼時說自己對毛澤東：“聽說他反對本本主義，所以（我）對反經驗主義很合胃口。黨大會政治報告是稼祥寫的，組織報告是我寫的，搬了許多教條。”

**會後**
會後，臨時中央對贛南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很不滿，一再批評指責，認為任弼時等人對毛澤東的批評未做到上綱上線。1932年4月25日，洛甫在《紅旗週報》第37期和第38期合刊中發表長篇文章，其中在8處地方批評贛南會議。1932年5月20日，臨時中央在審查了贛南會議文件後，又致電蘇區中央局，批評贛南會議，認為“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後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
會後，蘇區中央局也多次開會，對贛南會議一再檢討。這些會議毛澤東因為在戰爭前線而都沒能參加，也就無從為自己辯解。所以1956年毛澤東說贛南會議是對他的“缺席裁判，一審終審，不許上訴。”
會前，1931年10月，臨時中央致蘇區中央局的“第一號電”針對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說：“革命軍事委員會設主席團，決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懷，朱德為主席，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兼外交部長。”對此，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10月31日致電臨時中央提出：“革命軍事委員會，來電只提朱德、王稼祥、彭德懷，我們提議加周恩來、毛澤東、賀龍、林彪（四軍軍長）、譚震林（十二軍政委）、孔荷寵、葉劍英、邵式平，請討論電告。”此後，臨時中央同意了蘇區中央局的上述意見。後來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並於1931年11月25日發佈《通令》，宣佈“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後即取消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的名義及其組織”。撤銷紅一方面軍建制，使得毛澤東失去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職務。
早在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安排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作出了初步決定。因當時參照蘇聯做法，在蘇維埃中央政權既設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權力機關，又設中央人民委員會作為行政機關，所以在1931年10月臨時中央致蘇區中央局“第一號電”中稱：“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蘇區中央局接到該電報後，覆電稱：“中央政府名單，我們提議項英為副主席，江西省政府主席曾山為土地部長。”獲臨時中央採納。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1年11月15日，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即“蘇區中央局十一月刪電”）表示：“此間在黨大會後，正努力建立軍政的系統與工作，糾正過去黨包辦一切的錯誤。中央局同志多已分任軍政工作，書記必須請中央派人來擔負此專責。”由於蘇區中央局是臨時中央的派出機構，人事任免完全由中央決定，所以蘇區中央局此電的意思是希望中央派人來當書記（當時毛澤東仍然是代理書記）。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及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導致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受到極大安全威脅。中共中央乃決定派周恩來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工作。周恩來於1931年12月底到達瑞金，會見了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項英、朱德等人後，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但是，周恩來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為便於瞭解情況，仍由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但當時毛澤東的處境已較困難。
在蘇區中央局討論中共臨時中央要求紅軍打贛州的指令時，毛澤東不同意立即打贛州，當時便有人聲稱：“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及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形勢。毛澤東在談話時未說日本佔領東北是為進攻蘇聯，也未提及“武裝保衛蘇聯”。有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因此批評毛澤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等等。毛澤東沉默不語，會議陷於僵局，不得不中途更換主持人。會後不久，毛澤東辭去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職務，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赴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養病。從1932年1月下旬開始，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正式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進攻贛州失敗後，1932年3月，蘇區中央局召開擴大會議（即江口會議），但毛澤東仍未能取得與會者支持。
此後，為應對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部恢復，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但不久，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又實際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此後毛澤東長期陷入無實際工作且受批判的狀態，直到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才改變境遇。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