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普約爾·加西亞

胡安·普約爾·加西亞，lang|en|MBE（Juan Pujol García，10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雙重間諜，為交戰雙方的英國和納粹德國服務：在英國方面，他的代號為嘉寶（Garbo），而在納粹德國方面，他的代號為阿拉貝爾（Arabel）。在整個二戰過程中，普約爾是極少數在交戰雙方國家都獲得勳章的人士，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位，他既從英國方面獲得了大英帝國勳章，也從納粹德國方面獲得了鐵十字勳章。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普約爾對內戰各方逐漸產生了厭惡情緒，因此，在二戰開始後，他立志成為同盟國的間諜。普約爾和他的妻子先後試圖加入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但均被拒絕。對此不甘心的他給自己偽造了一個身份，將其塑造成一個狂熱擁護納粹的西班牙政府官員，並且成功成為了一名納粹德國的間諜。他接到指令前往英國招募更多間諜特工，然而事實上他去了里斯本，並且在那裡根據蒐集到公開情報偽造多份虛假報告提交給德國情報機構。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公開情報僅僅是一些英國旅遊指南、火車時刻表、電影院放映表以及雜誌廣告等等。儘管這些情報都經不起深入的推敲，然而在德國情報機構眼裡，普約爾很快成為了一名可以信賴的間諜。於是，他開始進一步創造一些虛構的間諜下線，從而可以在一些情報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將責任推卸給這些虛構的角色。
當德軍投入巨大的資源來四處搜尋一支子虛烏有的護航艦隊以後，盟軍終於意識到普約爾的重要性，並吸收他進入盟軍情報機構。普約爾一家搬到了英國，他的代號為嘉寶（Garbo）。他和他的上司托馬斯（湯米）·哈里斯從此致力於進一步擴大、打造他的虛擬間諜網，其聯繫方式在初期為郵件形式，後來則以無線電為主。最終，德國情報機構以為他們在支持一個多達27人的間諜網絡。
在二戰的末期，普約爾對堅忍行動的執行起了核心作用，該行動在諾曼底登陸的時間和地點上成功誤導了德軍。普約爾提供的假情報讓德國情報機構相信盟軍的主攻會發生在加萊，從而在諾曼底登陸兩個月以後仍然成功地讓德軍的兩個裝甲師和19個步兵師堅守在加萊而延誤了戰機。

**早期生活**
普約爾在1912年2月14日（一說為1912年2月28日）出生於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省的巴塞羅那，父親胡安·普約爾是加泰羅尼亞一個染料廠的廠主，母親梅賽德斯·吉哈羅·加西亞則是安達盧西亞自治區格拉納達省的莫特里爾人。普約爾在家裡四個孩子中排行第三，在7歲的時候被送往由聖母小昆仲會運營的馬力特斯·瓦爾德米亞學校接受教育，該校位於距離巴塞羅那20英里的馬塔羅，他在那裡度過了四年時光。由於該校的學生僅在星期日有訪客的情況下才被允許走出校門，因此他的父親每週都去學校探望他。
他的母親來自一個非常嚴格的天主教家庭，家裡每天都舉行聖餐儀式，但是他父親的信仰則更為世俗化，並且具有較為開明的政治理念。在13歲時，普約爾轉學到了巴塞羅那的一所學校，該校由他父親的牌友莫森·何塞普（Mossen Josep）神父管理，普約爾在這裡又待了三年。在一次和老師的爭執之後，他決定不再待在學校，並去一家五金店當起了學徒工。
普約爾在西班牙內戰之前和之後嘗試了多種機會，比如在濱海阿雷尼斯的皇家家禽飼養學校學習畜牧業，還經營過多種業務，包括一家電影院等的管理經營工作。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後幾個月，他的父親去世了，那時的普約爾即將完成他在家禽飼養方面的學業。普約爾的父親給家裡留下了較為富足的生活環境，直到他的染料廠在西班牙內戰初期被工人接管之時生活才起了變化。

**西班牙內戰期間**
1931年，普約爾在第七輕型火炮團的騎兵部隊服義務役六個月。他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軍旅生涯，他討厭騎馬，而且聲稱自己缺乏“忠誠、慷慨和榮譽感等必備的質素”。
1936年西班牙內戰開始的時候，普約爾在巴塞羅那的北部經營一個家禽養殖場。他姐姐（或妹妹）艾蓮娜的未婚夫被共和軍抓走後不久，艾蓮娜和他的母親也被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最後他們在商會的一個親戚成功地將他們營救出來。
他被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徵召入伍，但他因為家人所受的遭遇而拒絕執行。他躲在女朋友的家裡，但是在警方的一次突襲抓捕行動中被捕入獄，一週以後他被反抗組織「白色浮雕」（Socorro Blanco）營救出獄，在該組織的庇護下繼續隱居，直到該組織成功為他偽造了一個身份文件以證明他因年齡過大而無法服兵役為止。
之後，他開始經營一家由當地共和軍政府掌管的家禽養殖場，但是由於過多的限制而經營慘淡，這讓他進一步對共和軍感到厭惡。
為了能夠儘快逃亡，他又以偽造的身份加入了共和軍陣營，並主動要求在前線鋪設電話線。1938年9月，在厄波羅河戰役期間，他成功逃亡到民族軍中。不幸的是，在這裡他同樣遭受到不公正對待，他不喜歡民族軍的法西斯情結，有一次普約爾在表達了對君主制的同情後，被他的上校打壓並又一次入獄。
普約爾在兩個陣營的遭遇讓他對民族軍和共和軍都產生了厭惡感，進而也擴展到了對德國和蘇聯的不滿。讓他自豪的是，儘管他在雙方陣營都服過役，但是他從來沒為任何一方開過一槍。在從民族軍中退役以後，他在布爾戈斯遇到了自己未來的第一任妻子阿拉切麗·岡薩雷斯，兩人在馬德里成婚，他們育有一個孩子：胡安·費爾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雙重間諜生涯**

**獨立間諜時期**
於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普約爾立志要“為了人性更美好”而作出貢獻，和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抗爭，因此，他決定幫助英國，因為在當時這是唯一一個在和德國法西斯對抗的國家。
最初，他先後三次嘗試與英國人接觸，其中還包括通過他的妻子（儘管在他的回憶錄裡，他把這部分給去掉了）。但是英國人根本沒有興趣招募他為間諜。因此，他決定先讓自己成為德國間諜，然後再投誠英國人成為一名雙重間諜。
普約爾給自己偽造了一個身份，把自己打造成一個狂熱擁護納粹的西班牙政府官員，並聲稱自己可以經常以公務理由出訪倫敦，同時他還成功地讓一家印刷廠相信自己是西班牙駐葡萄牙大使館的官員，從而給自己偽造了一本西班牙公務護照。然後，他和在馬德里的一名代號為“弗裡德里科”的德國情報人員弗里德里希·科納珀-拉忒（Friedrich Knappe，化名Knappe-Ratey）取得了聯繫，德國情報部門吸納他為間諜，並為他提供速成的間諜培訓，以及一套間諜裝備，包括密寫法、一瓶隱形墨水、一本密碼本以及600鎊經費。他接到的指令要求他前往英國招募並構建一個英國間諜網絡。
然而，他事實上去了里斯本，並且通過一本英國旅遊指南、里斯本公共圖書館中的參考書和雜誌，以及他在電影院看到的新聞片等，編造了一些看上去是從倫敦發回來且具有可信度的報告。他聲稱自己在英國各地活動，並且依據英國鐵路指南里的車票價格資料生成他的差旅支出情況，並提交給德國人。在這方面其實他還碰上了個小麻煩，因為他根本就沒搞懂當時的英國舊英鎊幣值關係（1971年未進行幣值十進制之前，1英鎊等於20先令，而1先令又等於12便士），因此他無法將這些花費的總和加出來，於是他索性只簡單地進行羅列，然後說他將在以後把費用的總和再發過去給德國人。
在此期間，他進一步構建了一個虛構的下線間諜網絡，並聲稱他們來自英國的不同地方。由於他事實上根本就沒去過英國，所以犯了幾個錯誤，比如他聲稱他在格拉斯哥的線人可以“為了一升紅酒而做任何事情”，而事實上蘇格蘭人並不熱衷於紅酒。他的數份報告被英方布萊切利園截獲，由於真實性太高而使得英國的反間諜組織軍情五處針對他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抓捕行動，實際上他自然是不可能在英國境內。
1942年2月，他或者他的妻子在美國參戰後嘗試聯繫美國駐葡武官處的海軍中尉帕特里克·德莫里斯特（Patrick Demorest），德莫里斯特認識到普約爾的反情報潛力，並將其推薦給他的英國同僚。

**為軍情五處工作期間**
英國人已經發現有人向德國人提供假情報，使德國海軍投入巨大資源去尋找一支並不存在的護衛艦隊。此後，英國人終於意識到普約爾在德軍的價值，及其不平凡之處。
在1942年4月24日，普約爾被轉移到英國，最初其代號為肉汁（Bovril），然而在他通過了由軍情五處的西里爾·米爾斯（Cyril Mills）和Tomás Harris以及軍情六處的德斯蒙德·布里斯托（Desmond Bristow）的安全審查以後，米爾斯（儘管普約爾自始至終只以為他叫格雷先生）建議將他的代號改為嘉寶（Garbo），取自著名影星葛麗泰·嘉寶的姓，因為米爾斯認為他是“這個世界上演技最出色的人”。普約爾的妻子和孩子隨後也被轉移到英國。普約爾從此在雙十字委員會的指導下以雙重間諜的身份開始工作。從戰後的資料表明，除了一名自殺的德國間諜外，所有潛入英國的德國間諜都在該委員會的策劃下變節或被捕。由於米爾斯不懂西班牙語，因此普約爾的實際上線由會說西班牙語的哈里斯擔任。哈里斯和普約爾大約寫了315封郵件，平均每封約2,000字，並被寄往德國人在里斯本的一個郵政信箱。根據二戰英國情報部門官方歷史記載，由於他虛構的間諜網絡的工作效率奇高而且報告詳盡，因此他的德國上線忙於處理他提交的信息而索性放棄了繼續招募英國間諜的打算。
Tomás Harris
嘉寶（Garbo）在英國諸多雙重間諜中的地位也是獨樹一幟的，其他的雙重間諜都是被發現而變節的敵方間諜，因此他們都需要在特殊看守的情況下才能工作。
普約爾提供給德國情報機構的只是由純粹的臆想、誤判性的軍事價值的資料、只有少量或是真實的情報，以及一些刻意延後的有價值軍事情報交織而成的信息。在1942年11月，盟軍發動北非登陸的火炬行動之前，普約爾在克萊德河的虛構的間諜下線報告說一支由運兵船和軍艦組成的艦隊剛離開了港口，這些艦隻都進行了地中海塗裝（淺灰色塗裝，專用於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區域的英國艦隻）。該情報的郵戳被刻意做成是登陸前的日期，並且以航空郵件的形式發出，等其到達德國情報部門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普約爾收到的德國情報部門的回覆是：“這情報到得太晚了，真是太遺憾了，不過最近的這些報告實在是太出色了”。
普約爾最初是通過一個速遞的渠道和德國人聯繫的：一位荷蘭皇家航空的飛行員願意捎帶這些信件以換取一些金錢酬勞。這也意味著消息的傳遞將受限於荷蘭皇家航空的飛行日程安排。在1943年，應德國方面提出的加快通訊速度的要求，普約爾和哈里斯創造了一個虛構的無線電技師（下線）來與德國方面進行直接聯繫，這在後來成為主要的交流手段。
在個別情況下，當普約爾的虛構間諜下線未能向德國方面提供一些理應輕易獲取的情報時，他必須得為此編造各種理由。比如在一次英軍主力艦隊從利物浦港出發前夕，他向德國方面報告說他在利物浦的（虛構的）間諜因生病臥床不起，因此後來這個間諜沒能及時報告這個軍事行動也就成了合情合理的事情。為了佐證這個理由，這位間諜最後不幸因病“去世”，而為了進一步讓德國人信服，他們甚至在當地報紙刊登了相應的訃告，以欺騙可能在利物浦的其他德國間諜。德國人對此深信不疑，還被說服拿出一筆撫卹金給這位間諜的“遺孀”。
由信件交流改成無線電交流以後，普約爾從德國人那裡順利拿到了能手工操作的最為複雜的文本加密機制說明，並被轉交給布萊切利園的密碼破譯專家。普約爾的加密報告首先發往馬德里的德國機構，在那裡被手工解碼以後，再用恩尼格瑪密碼機重新加密併發往柏林。由於密碼破譯專家可以拿到情報文本的原文（即加密前的明文），因此他們可以通過選擇明文攻擊的方法對第二程（即從馬德里發往柏林的這一程）傳輸過程中的加密方法進行破譯。

**“堅忍行動”時期**
1944年1月，德國方面告訴普約爾他們認為盟軍即將大規模侵入歐洲，並要求他蒐集相關情報。這也就是後來的霸王行動，普約爾在為配合該計劃而實施的旨在欺騙、誤導德軍的堅忍行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在1944年1月至諾曼底戰役期間，普約爾通過無線電發送了超過500份情報，有時一天就超過20份。在盟軍策劃諾曼底登陸期間，誤導德軍統帥部以為盟軍會在加萊登陸被認為是保證戰役順利進行的至關重要一步。
為了維持他在情報方面的可信度，盟軍決定讓普約爾（或者他的一名虛構間諜）向德國方面報告諾曼底登陸的時間和一些細節，當然這些情報最終會因為發出得太晚而失去意義。於是普約爾編造了一個故事，聲稱他的一名下線間諜（當然是虛構的）將帶來一份重要的情報，並安排了一名德國的接線員在1944年6月5號晚到6號凌晨偵聽從普約爾這裡發出的情報。然而當普約爾於6月6日凌晨三點打出電話時並未收到回應，直到早晨八點德國的接線員才回復。儘管原定的計劃沒能順利執行（應該在三點讓德國方面收到諾曼底登陸的情報），然而普約爾卻利用這中間的五個小時的一些事件又增加了不少情報的細節，使得最後發出的情報反而更加成功地鞏固了他在德國情報機構的地位。他還對德國上線說他為他的情報被這樣延誤、忽略而感到噁心，並說“我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藉口和疏忽，如果不是為了我的理想在奮鬥我就不幹了”。
一輛充氣式仿真M4謝爾曼坦克
諾曼底登陸的3天后，也即6月9日，在普約爾發給德軍統帥部的情報中他聲稱他和他的間諜網絡已經制作了在英國部署的75個師（儘管事實上只有50個師）的作戰序列信息，這份情報最終被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手裡。堅忍行動的一個任務即是讓德軍誤以為有一支部隊在喬治·巴頓將軍的指揮下駐紮在英國的東部和南部，這支部隊由11個師15萬人組成，統稱為美軍第一集團軍。
為了保證這場騙局的順利進行，盟軍在相應地點部署了假飛機和充氣的坦克模型，還真的派人開著車在那一帶亂轉並且彼此發送大量的虛假通訊以迷惑德軍。普約爾提交給德國方面的情報指出這支大部隊並未參與諾曼底登陸，因此在諾曼底的第一波登陸應該是調虎離山之計，真正的登陸戰還在後面。德國方面兩天後發給馬德里的指令裡說“上週從阿拉貝爾（即普約爾）處得到的情報均被證明無誤，其價值不可估量”。戰後對德國戰事資料的分析表明，在堅忍行動時期，德軍統帥部的情報摘要中累計採納了超過62份普約爾發來的情報。
德軍統帥部全盤相信了普約爾發來的報告，他們下令讓兩個裝甲師和19個步兵師於1944年7月至8月一直在加萊堅守以等待下一波進攻。德軍統帥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元帥否決了埃爾溫·隆美爾將軍將自己的部隊調往諾曼底的請求。不但如此，在諾曼底登陸兩個月以後，駐守在加萊的德軍部隊數量事實上反而增加了。
在6月下旬，德國方面要求普約爾報告V-1導彈的命中地點以調整導彈的參數，由於這些被炸信息遲早會從公開情報（比如中立國的新聞）中被德國人獲知，因此提供假情報將必然遭致懷疑，而如果提供真正的情報則將造成重大人命損失，因此哈里斯導演了普約爾的“被捕”與短暫監禁。他在幾天後出獄並再度和德國人聯繫上，他表示自己將不得不遠離倫敦的業務以免懷疑，還轉交給德方一封由英國內政部發出的“官方”信件說明他們對非法拘禁他而感到抱歉。
根據另外一種說法，英國政府決定讓普約爾準確地向德國人報告V-1導彈所造成的破壞信息，但是在其對平民士氣造成的傷害方面要弱化，同時應儘量避免報告導彈命中的時間，並儘可能只報告那些命中倫敦西北方的導彈信息，從而給德國人以導彈射程過遠的假象pp=273–74，從而讓他們錯誤地去調整導彈的參數。然而在普約爾弱化V-1導彈造成的損害的同時，駐紮在里斯本的德軍情報機構阿勃維爾間諜保羅·費迪穆克（Paul Fidrmuc）造成了不小的麻煩，費迪穆克的代號為奧斯特羅（Ostro），他告訴德國統帥部他在倫敦的間諜下線報告說倫敦遭受了重大損失，巨大的傷亡讓整個城市基本被撤離成了一座空城，然而事實上他這些所謂的間諜居然也只是他虛構出來的。但是不管如何，由於德軍無法在倫敦實施空中偵察，相比於普約爾的報告，他們更相信費迪穆克所提供的情報。由於部分V-1導彈在發射之前被裝上了無線電發射裝置，這些裝置回傳的無線電信號表明V-1導彈的射程正在變短。德軍第115高炮團的長官上校馬克斯·瓦赫特爾（Max Wachtel）當時負責V-1導彈的攻擊任務，他對比了這兩份報告並得出結論認為這一定是那些無線電發射裝置出了問題，因為他被告知這兩個間諜都是極其可靠的。在事後的計算分析表明，如果當時瓦赫特爾無視這些報告而僅憑那些無線電數據來修正V-1導彈的參數的話，將使傷亡人數增加超過50%以上p=422。英國政府作出的將V-1導彈命中地點儘可能遠離倫敦中心的決定最初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爭議。戰時內閣起初拒絕任何會造成某地傷亡增加的措施，哪怕這個措施將在其他地方更大程度地降低傷亡。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當時正在外參加會議，而內閣認為他回來以後一定會否決這樣的措施。但是如果不及時向德國人提供情報的話將影響到整個騙局，因此本土防禦委員會的芬德雷特·斯圖爾特爵士力排眾議並表示願意自己承擔後果，丘吉爾回來以後對他的行為表示支持pp=151–58。
德國總計向普約爾提供了34萬美元的經費來資助他虛構的間諜網絡，其虛構成員一度達到27人之多。

**所獲榮譽**
為表彰“阿拉貝爾”為德國在戰爭期間作出的“貢獻”，普約爾於1944年7月29日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該榮譽通常只授予在前線戰鬥的人員，並由希特勒親手簽署授勳命令。由於普約爾身在英國，因此鐵十字勳章的授勳通過無線電進行，普約爾在戰後還從他之前的一個德國上線那裡得到了勳章實物。同時，作為“嘉寶”，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給他授勳了大英帝國勳章。納粹德國從未意識到他們被普約爾所愚弄，也讓他成為極少數在二戰交戰雙方國家都被授勳的人士，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位。

**戰後時期**
二戰結束後，普約爾擔心納粹份子會對其進行報復，在軍情五處的幫助下，普約爾前往安哥拉並於1949年偽造了自己在那兒死於瘧疾的假象。然後他移居委內瑞拉蘇利亞州的拉古尼亞斯市，在那裡以經營一家書店和禮品店為生。
普約爾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離婚後，又和卡門·西利亞結婚，他們育有兩個兒子卡洛斯·米蓋爾（Carlos Miguel）和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另外有一個女兒於1975年去世，時年20歲。至遲於1984年，普約爾移居到他兒子卡洛斯·米蓋爾在加拉加斯的家中。
1971年筆名“尼格爾·韋斯特”（Nigel West）的英國政治人物魯珀特·阿拉森對“嘉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花了若干年時間與許多前情報人員進行了面談，但是沒有人知道“嘉寶”的真實姓名。最終，托馬斯·哈里斯的朋友，滲透到軍情五處的蘇聯間諜安東尼·布朗特說他見過“嘉寶”，而且知道他的真名“是胡安·加西亞或者何塞·加西亞”。但是此後阿拉森就再無新的進展，直到1984年3月一名曾在西班牙服役的前軍情五處人員給他提供了普約爾的全名。於是，阿拉森僱了一名研究助理給每一個在巴塞羅那電話黃頁上登記過的姓加西亞而名字以J打頭的人打了電話（胡安Juan/Joan和何塞Jose均以J打頭，一般他們的親屬中總會有類似名字的人），最終成功地與普約爾的侄子取得了聯繫。普約爾和阿拉森最終於1984年5月20日在新奧爾良見面。
在阿拉森的促成下，普約爾前往倫敦，並在白金漢宮得到了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的長時間接見。之後他訪問了特種部隊俱樂部，並與他當年的同僚重聚，包括T. A. 羅伯森上校（T. A. Robertson）、羅傑·弗利特伍德-赫斯基上校、西里爾·米爾斯以及德斯蒙德·布里斯托（Desmond Bristow）。
在198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40週年之際，普約爾前往諾曼底登陸的海灘並向當時的死難者致意。
普約爾於1988年在加拉加斯去世，並安葬於加勒比海邊亨利皮蒂爾國家公園裡的一個小鎮克羅尼。

**普約爾的虛構間諜網**
每個普約爾虛構的直屬間諜下線都被安排了發展更多下線的任務，比如荷蘭皇家航空的空中乘務員發展了荷蘭皇家航空的飛行員，而月光（Moonbeam）則發展了他的表兄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