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擴大），於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秘密召開。

**議程**
這次的召開並未事先通知任何籌備進展，會前才突然通知各位代表前來參加會議，以至於大多數與會者都並不清楚此次會議的實質，部分人認為此次會議為臨時召開的緊急會議。
出席六屆四中全會的共有37人：
*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22人，其中6人為六屆三中全會補選
**支持派(14人) : 向忠發、周恩來、關嚮應、羅登賢、任弼時、顧順章、溫裕成、陳雲、周秀珠(女)、徐蘭芝、袁炳輝、瞿秋白、李維漢、賀昌
**反對派(6人) : 羅章龍、史文彬、張金保(女) 、王鳳飛、王克全、餘飛
**動搖派(2人) : 徐錫根、陳鬱
*列席人員15人
**支持派(8人) : 王明、沈澤民、王稼祥、陳原道、夏曦、博古、柯慶施、顧作霖
**反對派(7人) : 何孟雄、韓連會、許畏三、沈先定、蕭道德、邱泮林、袁乃祥
會議召開沒多久，與會者就對“此次會議是否是六屆四中全會”的問題展開爭論。這次會議的成員大多為王明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所直接選定，有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中央宣傳部部長瞿秋白、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兼主席陳鬱以及羅章龍等22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另外，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共青團中央、“蘇準會”及白區黨組織代表陳紹禹（即王明，中共江南省委書記）、秦邦憲（即博古，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何孟雄（中共江南省委委員）等15人列席了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策劃和操縱該次全會，扶植王明等人進入中央核心，允許列席代表行使表決權。王明在會上簡述了會前他為貫徹共產國際指示而寫《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觀點，抨擊李立三是在“左”的形式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對立三路線未加以進一步的打擊，在主要問題上繼續著立三路線。

**通過文件**
《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中國工農紅軍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在獄革命戰士書》

**人事變動**

**總書記**
向忠發

**政治局常委**
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
《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中寫：“四中全會後，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王明同志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王明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黨的領導機關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問題時，明確地說：“向忠發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三人。向被捕後沒有補新人參加常委。”《關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材料》說顧順章被捕叛變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為躲避敵人的追捕，決定不再開常委會，輪流在三人住處接頭，向忠發因為家裡有個小老婆，“從來不約周、陳到他的住處去接頭”，“結果只有周（恩來）、陳（紹禹）二人住處常作常委接頭地點”。《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當總書記問題》的材料也說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來、陳紹禹二人。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明確地說王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改選政治局**
選舉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鬱、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王明9人為政治局委員，羅登賢、關嚮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等7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了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

**中央委員**
李維漢、賀昌2人的中央委員職務被撤銷；補選韓連會、王盡仁、沈先定、劉少奇、夏曦、王明、徐畏三、沈澤民、曾炳春9人為中央委員。

**會後影響**
米夫操控六屆四中全會的行為，激起羅章龍、何孟雄、陳鬱等工會系統幹部和工人出身幹部的強烈不滿。陳鬱返回海總機關後，率先發表反對四中全會的聲明。隨後，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工會聯合會，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中華全國濟難互濟總會及反帝大同盟上海黨團，“蘇準會”上海辦事處，天津市委，上海閘北、滬中、滬東、法南區委，江南省委外縣工作委員會也陸續發表了反對四中全會的決議案及聲明。1月13日，羅章龍、何孟雄、陳鬱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餘飛（餘茂懷）、女工部長張金保、執行委員李震瀛、史文彬、韓連會、上海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王克全、委員長徐畏三（許畏三）、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徐錫根、京奉鐵路總工會主席袁乃祥、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王鳳飛、北滿臨時特委書記唐宏經等人在上海秘密串聯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發表《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志書》、致共產國際信，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接著，王克全召集中共江南省委成員陳治平、蔣雲、黃烈文等，公開發表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聲明。何孟雄則與“蘇準會”秘書長林育南、“蘇準會”上海辦事處主任李求實等準備召開上海各級黨組織會議，揭批王明。
1931年1月17日，上海各級中共組織以“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為由，組織黨員在上海市內各秘密地點分別討論關於六屆四中全會的相關決議1=對於這次會議召開的原因，羅章龍的回憶則是：米夫在六屆四中全會後主持了一個新的會議，在會議中他要求其他中央委員必須聽從王明的指令，但遭到了何孟雄等人的強烈反對。在一天一夜的討論沒有任何實質進展後，米夫強行將其他不聽從命令的委員開除出黨。這次在東方旅社召開的會議是為了商討“被米夫開除黨籍之後應採取什麼對策”而展開的，並不是討論相關決議。。當天中午，軍警和便衣特務對中共的幾處會議地點進行了包圍，一同參與行動的還有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這些人員首先來到東方旅社關於這次逮捕的地點一直都存有爭議，一說這次事件是發生在東方飯店中，一說是在東方旅館中，一說是在遠東飯店中，另外也有說法對東方旅社的地址提出了質疑。，先由一名特務化裝成茶房進入房間打探情況，在大致確認後進入房屋，逮捕了李雲卿1=此為被捕後的化名。、林育南、蘇鐵、柔石、馮鏗、殷夫、胡也頻、彭硯耕等8人羅章龍原本也要出席會議，但由於有其他省的共產黨員約他出去談話，致使他最終遲到並免於被捕；另有一名共產黨員史文彬在會議開始後不久因故離開，也倖免於難。，會議的相關文件沒來得及銷燬就被緝捕人員全部繳獲。在留下部分人員埋伏後，國民政府的抓捕人員前往中山旅社，逮捕了在中山旅社開會的阿剛、蔡伯真、歐陽立安、伍仲文4人，並同樣留下部分人員埋伏。這一惡性事件的發生，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人認為完全是由王明一派造成的；於是走向極端，用分裂黨的行動來反對王明等人。羅章龍另組“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中央”、“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1月17日，羅章龍掌控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召開黨團會議，作出了《全總黨團對於四中全會擴大會議決議案》，認為四中全會“是繼續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精神”，要求共產國際“撤換負四中全會主要錯誤責任的代表”；會議宣佈成立由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鳳飛五人任常委的“臨時中央幹事會”（此即後來通說的“第二中央”），羅章龍任“書記”，徐畏三任“組織部長”，張金保任“女工部長”，李震瀛任“秘書長”；會議還決定將《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印成小冊子，通過全國總工會系統發到各省總工會，並派人到各地進行活動。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嚴厲斥責全總黨團、海總黨團、“蘇準會”決議和全國濟難互濟總會黨團來信；決定撤消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人的職務。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為肅清李立三主義，反對右派羅章龍告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書》，認為“羅章龍、王克全兩同志已經走上了反共產國際反黨的道路”。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和《關於開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鳳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決議案》。隨後，中央政治局又宣佈開除王克全、徐畏三、吳雨銘（全總秘書長）等人的黨籍。1月31日，羅章龍一派宣佈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推舉張金保為“書記”，徐畏三為“組織部長”2月7日晚上，林育南等24人在龍華看守所被秘密槍決。此即龍華二十四烈士。張金保2月13日主持召開會議，通過《非常委員會致中共中央信》，宣佈解散“中央非常委員會”；張金保本人公開承認錯誤。
羅章龍派人到各地搞“第二省委”、“第二特委”等分裂活動：
*天津市委書記曹策、京東特委書記李友才、河北省委秘書長吳華梓等立即成立了“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要求廢止四中全會一切決議，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重建中央領導機關。羅章龍派遣原在河北省擔任過領導工作的韓連會、袁乃祥、張金刃趕赴天津，與曹策等人聯合組建了“第二河北省委”，由張金刃任“書記”，韓連會、曹策分管“組織”和“宣傳”。在河北省委下屬組織中活動搞“第二特委”、“第二市委”，任命趙作霖（即趙梅生）、袁乃祥分別為北平、唐山市委書記；派白明善、吳正廷到陝北、直南特委進行分裂活動。陝北特委書記趙伯平、直南特委宣傳部長劉大風和秘書長喻屏挫敗了分裂企圖，維護了黨的統一。中央派遣陳原道、徐蘭芝、賀昌組成中央代表團抵達天津後，立即宣佈取消“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成立中共河北臨時省委，趙作霖、袁乃祥、吳華梓等人承認錯誤，回到臨時省委領導下。2月18日，河北臨時省委作出了《關於開除張金刃、韓連會、曹策、葉善枝等黨籍的決定》。1931年2月。河北臨時省委派人到保定傳達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糾正立三路線，整頓黨的組織，保屬特委因多數人支持團省委曹策等人“第二省委”的活動而被撤銷組織；組建了保定、石家莊兩個中心市委和博蠡、涿州兩個中心縣委，直屬河北省委領導。分別負責原保屬區域的工作。
*羅章龍派吳雨銘赴天津，與原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長王仲一及原內蒙古特委書記韓麟符等組成“北方非常委員會”，由吳雨銘任“書記”。2月17日，由於遭人舉報，吳雨銘、王仲一、韓麟符等人以“共黨案”逮捕、關押，“北方非常委員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1月17日，中共江蘇省委（由江南省委改稱）在上海召開常委會，會議決定了新省委的工作分工：王明任書記，陳治平負責農委，王克全負責工聯，沈先定負責職委。王克全、沈先定拒絕接受省委分配的工作，在羅章龍的授意下試圖接管省委機關，在遭到抵制後，與陳治平、蔣雲、吳國治、劉瑞龍等部分省委委員退出江蘇省委，另組“第二江蘇省委”，由王克全任“書記”，沈先定任“組織部長”。上海閘北區委書記王鳳飛、滬中區委書記彭澤湘、滬東區委書記錢靜安也分別宣佈成立“第二區委”，以蔣云為主任的外縣工作委員會宣告外縣工作獨立。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陳雲說服教育下，參加“第二江蘇省委”的劉瑞龍、蔣雲、陳治平、吳國治等人公開承認了錯誤；王鳳飛、彭澤湘、錢靜安等不承認錯誤，被開除黨籍。滬東、滬中區委開除了區委委員羅鐵成、姜盤石和王福環、徐松明、王伯堂、周舫、丘隊影等人的黨籍和職務。
*唐宏經返回哈爾濱後，立即向北滿臨時特委成員潘敬久、肖海田等傳達了四中全會的有關情況，宣佈成立“第二北滿特委”。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劉焜（趙毅敏）赴北滿臨時特委做細緻工作，潘敬久、肖海田等公開承認錯誤。3月1日，中共滿洲省委通過了《關於開除唐宏經黨籍決議》。
*羅章龍派李震瀛到香港，建立“第二廣東省委”。廣東省委代理書記兼組織部長李富春、宣傳部長林道文等挫敗了分裂企圖，維護了黨的統一。
1931年7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宣佈解除史文彬、唐宏經、徐畏三、韓連會、張金保等中央委員資格。7月16日，黨中央又作出決議，開除史文彬、張金保、李震瀛等人的黨籍。

**參考資料**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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