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失蹤

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統治期間，失蹤家庭的婦女在政府大樓前集會
根據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強迫失蹤（Forced disappearance）是指國家代理人，或得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秘密警察、情治單位等組織進行的逮捕、羈押、綁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強行剝奪自由的行為，並拒絕承認剝奪自由之實情，隱瞞失蹤者的命運或下落，致使失蹤者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受害者所被施以的強迫失蹤又可以稱為「被消失」。

**簡介**
根據於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強迫失蹤構成反人類罪。2006年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強迫失蹤常常意味著謀殺。受害者遭到綁架、非法拘禁，還常常在審訊中遭受酷刑(若受害者為女性，更會遭到強姦)；受害者被殺害，屍體被藏匿起來。典型情況下，謀殺是秘密進行的，屍體被肢解或被火化以免被人發現，因此受害者就此人間蒸發。犯下謀殺罪的一方可以否認罪行，因為沒有人能提供受害者死亡的證據。
造成政治對手失蹤也是獨裁政權在民眾中製造同謀關係的一種方式。即使如此，由於難以公開對抗一個從事秘密謀殺的政府，於是大家裝作一切都很正常，正如阿根廷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的情況一樣，如骯髒戰爭。
曾經發生過大規模強迫失蹤案例的國家/地區有阿爾及利亞、阿根廷、孟加拉、白俄羅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智利、哥倫比亞、埃及、薩爾瓦多、赤道幾內亞、德國、中華民國（包含臺灣）、危地馬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印度、伊拉克、伊朗、墨西哥、摩洛哥與西撒哈拉、朝鮮、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巴基斯坦、菲律賓、羅馬尼亞、俄羅斯、西班牙、斯里蘭卡、敘利亞、巴勒斯坦、泰國、土耳其、烏克蘭、美國等地區，這些國家與地區部分曾經或當前由軍政府或是由單一政黨進行威權統治；部分被極端恐怖組織盤據或控制，導致衝突與戰爭不斷；亦或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反恐需要，進行的大規模關押，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是構成強迫失蹤發生的關鍵。

**人權法**
根據國際人權法，自《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以來，國家造成的失蹤被稱為強迫失蹤。例如，《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將強迫失蹤定為反人類罪。美洲國家組織的《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專門應對了這一問題。一些國家還表示武裝衝突中出現的強迫失蹤可以構成戰爭罪，例如第三帝國的夜與霧行動。
2006年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也規定廣泛或系統的強迫失蹤構成反人類罪。這賦予了受害者家人尋求補償以及要求獲知其親人失蹤真相的權利。公約規定任何人都有不遭受強迫失蹤的權利，而且失蹤者親屬有了解真相的權利。公約中包含一些關於預防、調查和制裁這一罪行的條款、有關受害者及其親屬權利的條款，以及關於非法劫持遭受強迫失蹤兒童的條款。公約進一步規定了在鎮壓這種罪行以及應對這一罪行的人道影響方面開展國際合作的義務。公約設立了強迫失蹤問題委員會，負責在國際上執行重要的監督和保護職能。目前，強迫失蹤國際聯盟正在推動該公約獲得所有國家的批准。
失蹤有兩個作用：不僅使那些失蹤的敵人和批判者無法發聲而且還在更廣泛的人群中製造不確定感和恐懼，致使那些可能反對和批判的人也不敢發言。失蹤涉及對許多基本人權的違反。對於失蹤者而言，包括獲得自由、個人安全和人道對待（包括免受酷刑）的權利，受到公正審判，接受法律諮詢，獲得同等法律保護的權利，以及無罪推定的權利等。通常他們的家人一輩子都要尋找失蹤親人的消息，他們也是受害者。

**國際刑法**
進一步信息：羅馬規約與反人類罪
根據《羅馬規約》，即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律文件，當強迫失蹤行為作為針對任何平民群體的廣泛或系統性攻擊的一部分，並且行為人明知該攻擊的存在時，該行為構成反人類罪。《羅馬規約》對強迫失蹤的定義不同於國際人權法的定義：強迫失蹤是指國家或政治組織實施或在其授權、支持或默許下實施的逮捕、拘留或綁架行為，並隨後拒絕承認對這些人員的自由剝奪，或拒絕提供有關這些人員的下落或命運的信息，從而使他們長期處於法律保護之外。——（第7條第2款(i)）

**法律發展史與國際法理學**

**總體背景**
強迫失蹤犯罪的歷史可追溯至《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所確立的權利。這一宣言於1789年8月26日由法國大革命後新成立的政府制定，其中第7條和第12條已涉及相關內容：
第7條：除法律規定的情況和方式外，任何人不得被指控、拘留或監禁。凡是要求、協助、執行或執行任意命令者，均應受到懲罰……
第12條：人權和公民權的保障需要一支公共力量。因此，這支力量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設立，而不是為了掌權者的私人利益。
進入19世紀，隨著戰爭技術的進步，戰鬥人員的死亡率上升，同時對平民的傷害也日益嚴重。在西方社會，人道主義意識的覺醒催生了最早的人道組織——1859年成立的紅十字會，並推動了1864年《日內瓦公約》，首次在國際層面對戰爭中的暴行和犯罪進行定義。
1946年，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審判揭露了“夜霧命令”（Nacht und Nebel），這是強迫失蹤犯罪的一個重要先例。該審判聽取了20名被納粹德國視為安全威脅人士的證詞，他們曾在納粹佔領的歐洲領土上被逮捕並判處死刑。然而，這些人並未立即被處決，而是被秘密押送至德國，例如納茨魏勒-施特魯霍夫集中營（Natzweiler-Struthof），最終失蹤，官方亦未提供任何關於其下落和命運的信息。這一做法符合夜霧命令第III條的規定：III. ……如果德國或外國當局詢問這些囚犯，應告知他們囚犯已被逮捕，但案件程序不允許提供進一步信息。德國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因執行希特勒頒佈的夜霧命令而被判刑。然而，由於當時尚未確立強迫失蹤為反人類罪，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僅判定其戰爭罪罪名成立。
自1974年以來，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成為最早關注強迫失蹤現象的國際人權機構。這一問題首次受到國際社會關注是因為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事政變後出現的大量失蹤案例。
1976年2月4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的《調查該國人權狀況的工作組報告》中，首次詳細記錄了此類案例。其中提及，一名法裔智利人阿方索·尚弗羅（Alfonso Chanfreau）於1974年7月在聖地亞哥的家中被捕，隨後失蹤。
實際上，早在1975年2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涉及塞浦路斯衝突的決議中，就使用了“下落不明者”（persons unaccounted for）或“失蹤但未得到合理解釋者”（persons whose disappearance was not justified）等術語，以描述因武裝衝突導致該島分裂而出現的失蹤現象。
此後，聯合國大會於1975年12月先後通過關於塞浦路斯和智利問題的兩項決議， 標誌著國際社會開始正式關注強迫失蹤作為一種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1977年與1979年相關決議**
1977年，聯合國大會在其第32/118號決議中再次討論了強迫失蹤問題。到那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已發起國際呼籲，並在法國政府的支持下，促使聯合國大會於1978年12月20日通過第33/173號決議，該決議首次明確提及“失蹤人員”（missing persons），並要求人權委員會提出適當的建議。
1979年3月6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批准任命費利克斯·埃爾馬科拉（Felix Ermacora）和瓦利德·M·薩迪（Waleed M. Sadi）為專家，以研究智利強迫失蹤案件的情況。然而，薩迪因政治壓力辭職。二人於1979年11月21日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調查報告，其中埃爾馬科拉的報告成為該犯罪行為的法律研究基石，提出的一系列結論和建議後來被多個國際組織和機構採納。
與此同時，同年10月31日，美洲國家組織大會（OAS）通過了一項關於智利的決議，宣稱強迫失蹤的做法是“對整個半球良知的冒犯”。此前，該組織於1979年9月派遣美洲人權委員會赴阿根廷考察，並證實阿根廷連續執政的軍事政府系統性實施了強迫失蹤。然而，儘管非政府組織和受害者家屬組織不斷呼籲採取更強硬的措施，該決議在阿根廷政府的壓力下，僅僅敦促失蹤案件發生的國家避免通過或執行可能妨礙失蹤調查的法律。
埃爾馬科拉的報告發表後不久，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採納了其中一項提案，並在1980年2月29日決定設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WGEID）。這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設立的首個專題機制（thematic mechanism），也是迄今為止聯合國最重要的機構，專門處理政府實施的強迫失蹤案件，並向人權委員會和各國政府提出改善對失蹤人員及其家屬的保護措施，以及預防強迫失蹤的建議。
自此，多個國際法律機構開始受理強迫失蹤案件，並通過司法判決建立了針對該犯罪的具體法理體系。

**1983年美洲國家組織（OAS）決議及首次定罪**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依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8條於1977年成立，負責監督締約國履行其義務的情況。該委員會於1982年3月和1983年7月先後作出兩項判決，譴責烏拉圭政府對愛德華多·布萊爾（Eduardo Bleier）和埃琳娜·金特羅斯·阿爾梅達（Elena Quinteros Almeida）的強迫失蹤行為。
布萊爾是烏拉圭共產黨前成員，曾居住在匈牙利和以色列，1975年在蒙得維的亞被捕後失蹤。 金特羅斯則在1976年6月於蒙得維的亞的委內瑞拉大使館被捕後失蹤，該事件導致烏拉圭與委內瑞拉中斷外交關係。在這些判決中，人權事務委員會依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多個條款，尤其是“人身自由和安全權”、“被拘留者應受到人道待遇並受到其作為人的固有尊嚴的尊重的權利”以及“每個人的法律人格應受到承認的權利”。在金特羅斯案中，委員會首次裁定失蹤者的親屬同樣應被視為受害者。
1983年，美洲國家組織（OAS）在其第666 XIII-0/83號決議中宣稱，任何強迫失蹤行為都應被認定為反人類罪。
幾年後，在1988年和1989年，美洲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作出了首批判決，裁定洪都拉斯政府違反了其尊重和保障生命權、人身自由權和人身完整權的義務，對安赫爾·曼弗雷多·貝拉斯克斯·羅德里格斯（Angel Manfredo Velásquez Rodríguez）的失蹤負有責任。
羅德里格斯是一名洪都拉斯學生，1981年9月在特古西加爾巴（Tegucigalpa）被一群持重型武器的平民綁架，這些人被證明與洪都拉斯武裝部隊及索爾·戈迪內斯·克魯斯（Saúl Godínez Cruz）有關。 由於當時尚無明確定義的“強迫失蹤罪”，美洲人權法院只能依據1969年《美洲人權公約》的相關條款作出裁決。
此後，美洲人權法院在針對哥倫比亞、危地馬拉（包括著名的“街頭兒童”案件）、秘魯和玻利維亞的裁決中，進一步確認了各國政府在強迫失蹤問題上的法律責任。

**歐洲局勢及1993年和1995年決議**
在歐洲，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根據1950年《歐洲人權與基本自由保護公約》第38條成立，於1959年成為所有歐洲委員會成員國的唯一常設且具有約束力的法院。儘管《歐洲公約》沒有明確禁止強迫失蹤的做法，但歐洲人權法院在1993年處理了多起失蹤案件，這些案件與土耳其安全部隊與庫爾德工人黨（PKK）成員或支持者之間的衝突有關，衝突發生在土耳其東南部的庫爾德地區。
另一個為強迫失蹤犯罪的法律定義提供依據的機構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人權法庭，這是根據1995年12月14日《代頓和平協議》第6附錄設立的人權法庭。雖然該法庭由於屬時管轄權問題被宣告無權處理所報告的2萬起案件中的大多數，但它仍對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共和國和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共和國作出了若干判決，並賠償了若干失蹤者的家庭。

**1992年國際公約**
與國際組織決議相呼應，多個非政府組織同期起草了國際公約提案。1981年，巴黎律師公會人權研究所（Institute des droits de l'homme du Barreau de Paris）舉辦高級研討會，推動制定《強迫失蹤問題國際公約》。此後阿根廷人權聯盟、1982年秘魯年度大會上提出的FEDEFAM宣言草案、以及1988年波哥大何塞·阿爾韋亞爾·雷斯特雷波律師協會（Colectivo de Abogados José Alvear Restrepo）提交的公約草案相繼問世。
同年，聯合國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 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法國專家路易·茹瓦內（Louis Joinet）擬定了草案文本，該文本最終於1992年以《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宣言》為題獲聯合國大會通過。其定義沿用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傳統表述。儘管《宣言》將"制定專門刑事立法"列為國家主要義務，但不同於《禁止酷刑公約》，該文件既未確立普遍管轄權原則，也未能規定《宣言》條款及工作組建議具有法律約束力，因此僅少數國家採取具體落實措施。  
這份聯合國《宣言》雖存在缺陷，卻推動了美洲地區項目的重啟——1987年美洲國家組織大會委託起草的區域公約，雖由美洲人權委員會於1988年完成初稿，卻因冗長討論與修改陷入停滯。直至1994年6月，美洲國家組織大會終於通過《美洲被迫失蹤人員公約》，成為該領域首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並於1996年3月28日在阿根廷、巴拿馬、烏拉圭、哥斯達黎加、巴拉圭、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危地馬拉八國批准後生效。  
鑑於聯合國《宣言》作為不具約束力的文件對制止強迫失蹤實踐影響有限，眾多非政府組織與專家提議在聯合國框架下制定公約以強化保護機制。1981年巴黎研討會的審議成果經路易·茹瓦內整合，於1988年8月以小組委員會草案形式提交。針對秘書長科菲·安南的徵詢，多國政府、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對該草案提出了意見與建議。  

**2006年國際公約**
經過長達25年多的籌備，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12月20日通過了《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的文本。該公約於2007年2月6日在巴黎舉行簽署儀式，首批53個簽署國的代表出席，其中20個國家當場批准了該公約。截至2007年4月19日，人權委員會更新的批准國名單已增至59個國家。

**聯合國報告（1980–2009年）**
自1980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CHR）下設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成立以來，強迫失蹤罪行已被證實是一個影響五大洲多國的全球性問題。人權理事會（HRC）對此進行專門跟蹤監督，定期發佈關於申訴情況、局勢進展及相關政府回應與行動的報告32。
2009年工作組報告顯示，自1980年成立以來，該機構累計向各國政府轉遞53,232起案件，涉及82個國家。其中，因信息不足仍待調查、已結案或中斷處理的案件達42,600起。2004年以來，工作組已澄清1,776起案件。而在2007年的上一份報告中，案件總數為51,531起，涉及79個國家。涉案國家中，許多正經歷內部暴力衝突，另一些則被指控對政治異見者實施鎮壓政策。此外，歐美地區部分國家仍存在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案件，構成持續性犯罪。
根據聯合國2009年官方報告，在82個涉案國家中，轉遞案件數量超千起的國家包括：
伊拉克（16,544起），斯里蘭卡（12,226起），阿根廷（3,449起），危地馬拉（3,155起），秘魯（3,009起），阿爾及利亞（2,939起），薩爾瓦多（2,661起），哥倫比亞（1,235起）
案件數量在100至1,000起之間的國家有：
智利（907起）、中國（116起）、剛果（114起）、埃塞俄比亞（119起）、菲律賓（780起）、洪都拉斯（207起）、印度（430起）、印度尼西亞（165起）、伊朗（532起）、黎巴嫩（320起）、摩洛哥（268起）、墨西哥（392起）、尼泊爾（672起）、尼加拉瓜（234起）、俄羅斯聯邦（478起）、蘇丹、也門（155起）及東帝汶（504起）。

**事件**

**阿爾及利亞**
1992 年，激進的伊斯蘭游擊隊襲擊了推翻伊斯蘭拯救陣線勝利的軍政府，隨後阿爾及利亞內戰爆發，數以千計的人被強迫失蹤。失蹤事件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 90 年代末，但此後隨著 1997 年暴力事件的減少，失蹤人數急劇下降。一些失蹤人員是被游擊隊綁架或殺害的，但其他人據推測是被穆罕默德·梅迪安 (Mohamed Mediène) I領導的國家安全部隊帶走的。後者成為最具爭議的群體。他們的確切數字仍存在爭議，但政府承認有 6,000 多人失蹤，現在推定已經死亡。這場戰爭共造成 15 萬至 20 萬人喪生。2005 年，一項備受爭議的大赦法在全民公投中獲批。該法為“失蹤人員”家屬提供了經濟補償，但也實際上終止了警方對犯罪的調查。
2005 年，一項備受爭議的大赦法在全民公投中獲批。該法為“失蹤人員”家屬提供了經濟補償，但也實際上終止了警方對犯罪的調查。 

**阿根廷**
在阿根廷的骯髒戰爭和禿鷹行動期間，許多所謂的政治異見人士被綁架或非法拘留，並被關押在海軍士官學校或“ESMA”等秘密拘留中心，在那裡他們受到審問、折磨，幾乎全部被殺害。大約有 500 個秘密拘留營，包括 Garaje Azopardo 和 Orletti 拘留營。這些酷刑場所主要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骯髒戰爭中，失蹤人員總數多達 30,000 人。受害者會被運到車庫或地下室等地方，遭受數天的折磨。許多失蹤者都被視為對軍政府構成政治或意識形態威脅的人。
阿根廷軍方認為，酷刑獲取情報是正當的，並認為失蹤是遏制政治異見的一種方式。被綁架的孕婦被關押直至分娩，然後經常被殺害。據估計，以這種方式出生的 500 名嬰兒被非正式地交給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家庭收養。
最後，許多俘虜被注射了大量的藥物，裝上飛機，在飛越大西洋的途中被活活扔下，這被稱為“死亡飛行”（vuelos de la muerte），以防他們死亡後留下任何痕跡。如果沒有屍體，政府就可以否認他們下落不明，並否認他們已被殺害。軍政府強迫失蹤是試圖壓制反對派並打破游擊隊決心的手段。據推測以這種方式或其他方式被謀殺的失蹤人員如今被稱為“失蹤者”（los desaparecidos）。
活動團體“五月廣場母親”和“五月廣場祖母”於 1977 年由獨裁統治下“失蹤”受害者的母親和祖母成立，旨在尋找骯髒戰爭期間被囚禁出生的兒童，隨後確定反人類罪的罪犯並推動對他們進行審判和判刑。據估計，約有 500 名兒童被非法送去領養；截至 2016 年，已有 120 起案件通過 DNA 測試得到確認。
事實上，總統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將軍曾使用過“失蹤者”一詞，他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他們就是……失蹤者。他們既沒有活著，也沒有死。他們只是失蹤了。” 據估計，1976 年至 1983 年間，在阿根廷，多達 30,000 人（根據 CONADEP 的官方報告，有 8,960 人被點名殺害，許多人失蹤。在約翰·丁格斯於 2004 年首次公佈的一份最初屬於機密的電報中，阿根廷第 601 情報營從 1975 年開始統計受害者人數，並在 1978 年中期估計有 22,000 人被殺或“失蹤”。

**孟加拉國**
自 2010 年人民聯盟執政以來，孟加拉國國家安全部隊宣佈至少有 500 人失蹤，其中大多數是反對派領導人和活動人士。據國內一家人權組織的報告，2014 年 1 月至 9 月間，共有 82 人失蹤。失蹤事件發生後，至少有 39 人被發現死亡，其他人失蹤。 2010 年 6 月 25 日，反對派領導人喬杜裡·阿拉姆被國家警察逮捕，自此失蹤。執法機構後來否認他被綁架。 2012 年 4 月 17 日，主要反對黨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的另一名著名領導人伊利亞斯·阿里被不明身份的武裝人員失蹤。該事件引起了媒體的廣泛報道。在2014 年備受爭議的全國大選之前，至少有 19 名反對派人士被安全部隊逮捕。國內外人權組織都譴責強迫失蹤事件。儘管要求政府主動調查此類失蹤事件，但政府並未對此類案件展開調查。

**白俄羅斯**
1999 年，反對派領導人尤里·扎查蘭卡 (Yury Zacharanka)和維克塔·漢查爾 (Viktar Hanchar)以及他們的商業夥伴阿納托爾·克拉蘇斯基 (Anatol Krasouski) 失蹤。漢查爾和克拉蘇斯基失蹤的同一天，國家電視臺播出了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命令安全部門負責人打擊“反對派敗類”的節目。儘管白俄羅斯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一直對他們進行監視，但官方調查宣佈此案無法解決。對 2000 年記者Dzmitry Zavadski失蹤案的調查也毫無結果。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的一份報告副本被沒收，該報告將白俄羅斯高級官員與失蹤案件聯繫起來。
2019 年 12 月，德國之聲發佈了一部紀錄片，其中白俄羅斯內務部特別部隊前成員尤里·加拉夫斯基 (Yury Garavski) 證實，他的部隊逮捕、帶走並殺害了澤恰蘭卡，後來又對維克塔爾·漢恰爾和阿納托爾·克拉蘇斯基做了同樣的事情。

**智利**
幾乎在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方奪取政權後，由時任總司令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領導的軍政府禁止了所有組成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UP聯盟的左翼政黨。所有其他政黨都處於“無限期休會”，後來被徹底禁止。該政權的暴力不僅針對持不同政見者，還針對他們的家人和其他平民。
雷蒂格報告得出結論，根據後來的瓦萊奇報告，在軍事獨裁統治期間失蹤的2279人因政治原因或政治暴力而被殺害，大約31,947人遭受酷刑，1,312人被流放。後者被情報機構在世界各地追捕。在拉丁美洲，這是在禿鷹行動的主持下進行的，禿鷹行動是南美洲各國情報機構之間的聯合行動，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巴拿馬的通信基地協助。皮諾切特為這些行動辯護，這些行動是必要的，以便將國家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
一些政治學家將政變相對血腥的原因歸咎於現有民主體制的穩定性，而要推翻該體制需要採取極端手段。一些最著名的侵犯人權案件發生在政變初期：1973 年 10 月，全國至少有 70 人被“死亡篷車隊”殺害。1973年，美國記者查爾斯·霍曼“失蹤”，社會黨成員維克多·奧萊亞·阿萊格里亞和其他許多人也相繼“失蹤”。數學家鮑里斯·魏斯費勒據信在尊嚴殖民地附近失蹤。尊嚴殖民地是納粹基督教牧師保羅·舍費爾在帕拉爾建立的德國殖民地，曾被秘密警察DINA用作拘留中心。
此外，在兀鷹行動中，智利國家情報總局（DINA）還追蹤到了阿連德政府的許多其他重要官員。因此，皮諾切特的前任、阿連德政府的軍隊指揮官卡洛斯·普拉茨將軍因不願支持反對阿連德政府的行動而辭職，於1974年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被汽車炸彈暗殺。一年後，119名海外反對派的死亡被聲稱是馬克思主義派系內鬥的結果，DINA發起了一場虛假宣傳運動來傳播這一論點，即科倫坡行動。這場運動得到了智利主要報紙《信使報》的合法化和支持。
兀鷹行動的其他著名受害者包括數千名不太出名的人士，其中包括1976 年 6 月 2 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刺的玻利維亞前總統胡安·何塞·託雷斯；1976 年 7 月遇刺的為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工作的聯合國外交官卡梅洛·索里亞；以及 1976年 9 月 21 日在華盛頓特區結束拘留和流放後被釋放的智利前駐美國大使兼阿連德內閣部長奧蘭多·萊特列爾，他遭到汽車炸彈襲擊而身亡。這導致智利與美國關係緊張，並導致為 DINA 工作並組織了萊特列爾暗殺的美國公民邁克爾·湯利被引渡。其他躲過暗殺的受害者包括基督教民主黨政治家貝爾納多·萊頓，他在 1975 年在羅馬遭遇意大利新法西斯恐怖分子斯特凡諾·德爾萊·基亞伊的暗殺（這次暗殺使萊頓和他的妻子安妮塔·弗雷斯諾受重傷，致其終身殘疾）；智利社會黨領導人卡洛斯·阿爾塔米拉諾，1975 年被皮諾切特暗殺；作家兼共產黨員沃洛迪亞·泰特爾博伊姆；薩爾瓦多·阿連德的侄子、墨西哥革命運動主席帕斯卡爾·阿連德，他在 1976 年 3 月躲過哥斯達黎加的暗殺；以及美國國會議員愛德華·科赫，他因譴責禿鷹行動而收到死亡威脅併成為 DINA 和烏拉圭情報人員的潛在暗殺目標。此外，根據目前的調查，1964 年至 1970 年擔任智利基督教民主黨總統的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 Eduardo Frei Montalva) 可能於 1982 年被 DINA 生物化學家Eugenio Berrios生產的毒素毒死。據說貝里奧斯本人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被秘密帶到烏拉圭後， 被智利情報部門在烏拉圭暗殺。
然而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抗議活動持續不斷並引發多起醜聞。1985年3月，智利共產黨三名成員遭殘忍殺害的事件，導致執政以來一直擔任智利憲兵部隊"卡拉比內羅斯"總司令及軍政府成員的塞薩爾·門多薩辭職。在1986年一場反對皮諾切特的抗議中，21歲的美國攝影師羅德里戈·羅哈斯·德內格里和18歲學生卡門·格洛麗亞·金塔納被活活燒死。
1989年8月，21歲的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成員（該組織系智利共產黨1983年成立的武裝分支，曾於1986年9月7日試圖刺殺皮諾切特）馬塞洛·巴里奧斯·安德烈斯，在瓦爾帕萊索檢察官下令逮捕行動中遭軍方人員直接處決。該案件後被納入雷蒂格報告。軍事獨裁統治期間的遇難者和失蹤者中，包括440名"左派革命運動"游擊隊員。

**東帝汶**
（主條目：東帝汶大屠殺）
在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期間，印尼軍隊經常使用強迫失蹤手段來恐嚇東帝汶民眾。
三起重大集體強迫失蹤事件包括：1975年12月8日在帝力的科爾梅拉，13名中國工人在被印尼軍方扣押後失蹤，最後有人看到他們在海灘上挖掘；1979年12月在馬特比安Matebian，48名男子因被誣告為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成員而失蹤；1999年4月至9月期間，在洛斯帕洛斯事件Lospalos case中有超過15人失蹤。

**埃及**
在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權下，埃及當局將強迫失蹤作為一種關鍵手段，用於恐嚇、審訊和折磨塞西的反對者，打著“反恐”的幌子進行鎮壓。數百名政治活動人士、抗議者、婦女和兒童遭到強迫失蹤。每天約有三到四人被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Egypt)（NSA）領導的全副武裝安全部隊抓走，這些人員通常會闖入其住所，逮捕多人，並將他們矇眼、反綁，秘密關押數月。
在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中旬之間，共有378人被強迫失蹤。其中291人後來被找到，其餘人員至今仍下落不明。2017年失蹤的52名兒童中，有3人被非法處決。
2020年，埃及權利與自由委員會Egyptian Commission for Rights and Freedoms（ECRF）發佈了一份關於強迫失蹤的五年報告，顯示自2015年8月以來，全國共記錄了2,723起此類案件。
2021年3月，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埃及當局強迫失蹤一對夫婦奧馬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布·納加和馬娜爾·阿德爾·阿布·納加，以及他們一歲的孩子巴拉。三人於2019年3月9日被捕。2021年2月20日，馬娜爾在最高國家安全檢察機關（SSSP）面前被指控與恐怖組織有聯繫，隨後被關押在卡納泰爾女子監獄，羈押15天候查。她年近三歲的兒子被交給親屬照看，但奧馬爾依然處於強迫失蹤狀態。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埃及就這一家庭的失蹤展開有效調查，並指出：“將一名年輕母親和她年幼的孩子一起囚禁在一個房間裡達23個月之久，完全處於法律保護之外，且與外界隔絕，表明埃及當局鎮壓異見、製造恐懼的行動已達到了新的殘酷程度。”

**薩爾瓦多**
根據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UN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的報告，強迫失蹤在1978年起、以及薩爾瓦多內戰期間，被系統性地實施。薩爾瓦多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共有超過8,000人被強迫失蹤。而《UN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則估算，可能有超過5,500人是強迫失蹤的受害者。薩爾瓦多人權保護檢察官辦公室稱：
這些失蹤事件通常發生在旨在逮捕、隨後使人失蹤或處決的行動中。受害人是被認為或懷疑為政府反對者的人士，包括一些與衝突毫無關係的平民。此類行動的目的似乎是製造恐懼，以及消滅那些可能成為游擊隊員的民眾。
兒童的強迫失蹤事件也曾發生，被認為是國家在衝突時期制度化暴力中“故意戰略的一部分”。

**赤道幾內亞**
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赤道幾內亞的調查團報告，赤道幾內亞政府的特工曾從該地區其他國家綁架難民，並將他們秘密關押。 例如，2010年1月，赤道幾內亞安全部隊從貝寧綁架了四名男子，並將他們秘密拘禁，期間遭到酷刑。2010年8月，這四人在軍事法庭被定罪後立即被處決。

**德國**
主條目：夜霧命令（Nacht und Nebe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設立了秘密警察部隊，包括在被佔領國家設立的蓋世太保分支機構，用於追捕已知或涉嫌為持不同政見者或游擊隊員的人。這一行動被稱為“夜與霧”（Nacht und Nebel），形容那些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被納粹逮捕後失蹤的人。納粹不僅在德國國內對政治反對者實施該政策，也在佔領的歐洲地區對抵抗力量進行打擊。大多數受害者被當場殺害，或被送往集中營，通常預期最終會被處決。

**危地馬拉**
主條目：危地馬拉種族滅絕
危地馬拉是最早將“強迫失蹤”作為恐怖統治手段廣泛施加於平民社會的國家之一。在長達36年的危地馬拉內戰期間，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廣泛實施了強迫失蹤。據估計，從1954年到1996年，危地馬拉軍方和安全部隊強迫失蹤了約40,000至50,000人。這種手段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被廣泛使用，當時軍方為了加強反叛鎮壓，採取了更嚴厲的對策。
危地馬拉政府首次有記錄的強迫失蹤事件發生在1966年3月，30名危地馬拉勞動黨成員被安全部隊綁架、酷刑折磨並殺害，隨後被裝入麻袋，從直升機上投進大海。這是拉丁美洲歷史上首次大規模強迫失蹤事件之一。當時聖卡洛斯大學的法學院學生試圖通過合法途徑（例如申請人身保護令）要求政府將被拘留者帶上法庭時，一些學生也隨後遭到“強迫失蹤”。

**印度**
參見：Encounter killing與Insurgency in Punjab, India
Ensaaf 是一個致力於終結有罪不罰、推動印度大規模國家暴力正義化的非營利組織，主要關注旁遮普地區。它與 Benetech Human Rights Data Analysis Group（HRDAG）合作，在2009年1月發佈了一份報告，宣稱對印度旁遮普邦的大規模失蹤與法外處決有“可驗證的量化”證據。報告指出，在像旁遮普這樣受到衝突影響的地區，印度安全部隊在幾乎無需承擔後果的情況下嚴重侵犯人權。
Ensaaf 和 HRDAG 的報告《反叛鎮壓期間旁遮普的暴力死亡與強迫失蹤》展示了實證數據，表明1980至1990年代鎮壓加劇的同時，國家暴力從針對性殺戮逐步轉變為系統性強迫失蹤與法外處決，還包括大規模“非法火化”。 此外，有關鍵證據顯示，從1984年到1995年間，安全部隊對數萬人進行了酷刑、處決與失蹤處理。
2011年，查謨-克什米爾人權委員會（SHRC）建議識別北克什米爾地區2,156座無名墓地中的身份。 這些墓地散佈於印控克什米爾38個村莊，靠近印巴自1972年分界的實際控制線。委員會發布的報告稱，其中許多屍體很可能是十多年前在殘酷衝突中失蹤的平民。報告指出“這些埋葬在北克什米爾38處無名墳墓中的身份不明遺體，很有可能是強迫失蹤受害者的遺體。”

**伊朗**
1999年伊朗爆發學生騷亂後，有超過70名學生失蹤。除約有1,200至1,400人被拘留外，人權觀察所點名的五位學生，其下落與狀況至今仍不明。 聯合國也報告了其他失蹤事件。 從教師工會到女權活動家，許多群體都曾成為強迫失蹤的目標。 持不同政見的作家也曾被強迫失蹤，宗教少數群體的成員同樣遭遇此命運，例如伊朗革命後信奉巴哈伊教的人士，其中包括穆罕默德·莫瓦赫德（Muhammad Movahhed）與阿里·穆拉德·達武迪（Ali Murad Davudi）。

**墨西哥**
主條目：墨西哥的強迫失蹤事件
參見：2014年伊瓜拉大規模綁架案
在20世紀70年代的“骯髒戰爭”期間，數千名疑似游擊隊員、左翼分子及人權捍衛者被強迫失蹤，但確切人數仍不清楚。僅在阿託亞克·德·阿爾瓦雷斯市（Atoyac de Álvarez），1970年代就有約470人失蹤。
根據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CNDH）的數據，2006年至2011年間，有5,397人被報告為失蹤，其中3,457人為男性，1,885人為女性，其餘55人性別不明。這些強迫失蹤通常是成群發生，且受害者大多數與始於2006年的卡爾德龍總統“毒品戰爭”並無關聯。與綁架的主要區別在於，強迫失蹤通常不會要求贖金。
到2020年，墨西哥內政部（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報告稱，已有超過73,000人被登記為失蹤人口。

**摩洛哥 / 西撒哈拉**
主條目：西撒哈拉人權狀況、摩洛哥的鉛之年代
摩洛哥作家瑪莉卡·烏夫吉爾（Malika Oufkir）是前摩洛哥將軍穆罕默德·烏夫吉爾（Mohamed Oufkir）之女，她本人曾在摩洛哥“被失蹤”。
1970年代，有多名摩洛哥軍方人員因涉嫌參與針對哈桑二世國王的政變而被秘密關押於如塔茲馬馬爾特（Tazmamart）等拘留營中，其中一些人在惡劣環境或缺乏醫療的情況下死亡。摩洛哥最著名的強迫失蹤案例，是1965年在法國神秘失蹤的政治異見人士邁赫迪·本·巴爾卡（Mehdi Ben Barka）。
2007年2月，摩洛哥簽署了一項國際公約，旨在保護人們免遭強迫失蹤。同年10月，西班牙法官巴爾塔薩爾·加爾松（Baltasar Garzón）宣佈西班牙法院有權審理1976年至1987年間發生在西撒哈拉的“西班牙-撒哈拉人失蹤案”（該地區大部分由摩洛哥控制）。一些摩洛哥軍方高層被控參與失蹤案件，其中包括截至2010年仍在任的摩洛哥武裝部隊負責人侯斯尼·本斯利曼將軍（Housni Benslimane），他被控主導1976年在斯馬拉地區的拘捕與失蹤行動。 加爾松的繼任者帕布羅·魯斯法官（Pablo Ruz）於2010年11月重新啟動了該案的調查。

**參見**
 政治迫害- 被自殺- 軟禁- 非常規引渡- 戰爭罪行- 謀殺- 紅色恐怖- 白色恐怖- 軍法審判- 審查制度- 反人類罪- 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 鄭文傑失蹤事件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