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中共晉綏分局是1940年代負責晉綏邊區的黨的領導機構。 

**歷史**
1937年9月，八路軍第一二〇師進入晉西北地區後，由師政委關嚮應率領師政治機關及教導團組成一二〇師地方工作團，分赴岢嵐、興縣、靜樂、臨縣、五寨等10餘縣發動組織群眾，擴充主力部隊，建立人民武裝，開展抗日遊擊戰爭。1937年10月，關嚮應受北方局的委託，派一二〇師民運部長羅貴波在地方黨組織的協助下，與趙秉彝組成中共晉西北工委。1937年11月，晉西北工委在岢嵐縣調整並改建為中共晉西北臨時省委，統一領導晉西北及綏遠省南部地區黨的工作。晉西北臨時省委以一二〇師民運部為掩護開展工作，黨組織的活動主要通過各級戰動總會、犧盟會和工、農、青、婦等抗日群眾團體所舉辦的訓練班進行，依靠其中秘密黨員在訓練班中培養髮展黨員並建立支部。1938年春，中共晉西北省委（亦稱晉綏省委）正式成立。1938年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敵後省委改稱區黨委的指示，晉西北省委改稱中共晉西北區黨委。在這一時期，晉西北黨的各級基層組織迅速建立起來，相繼成立了8個地委（包括中心縣委）和30多個縣委。在晉西北區黨委及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晉西北地區的山西新軍等抗日武裝及戰動總會、犧盟會各級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工、農、青、婦各群眾團體開展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活動，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高潮。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鄧小平、傅鍾等曾率領八路軍政治部、民運部和總部教導大隊深入汾陽、孝義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幫助地方建立黨的組織。1937年11月初，山西省委撤至臨汾，在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開展恢復和建立晉南地區黨的組織等工作。1938年2月，為了加強晉西地區黨的力量，北方局決定成立中共晉西省委。1938年2月，日軍侵佔南同蒲鐵路沿線，晉南和晉西大部地區相繼失陷，割斷了黨組織之間的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奉命開赴晉西南地區，連續在午城等地四戰四捷，初步穩定了晉西南地區的動亂局面。為了統一晉西南地區黨的領導，1938年5月北方局在孝義縣宋家莊召開了各地、縣以上黨的負責人會議，決定山西省委和晉西省委合併組成中共晉西南省委，管轄黃河以東、汾離公路以南、風陵渡以北、同蒲鐵路以西地區黨的工作。1938年10月，晉西南省委改稱中共晉西南區黨委。到1939年11月晉西南區黨委共建立7個特委（包括中心縣委）、26個縣委、83個區委，全區黨員共發展到18383人，比抗戰初期增長200多倍。同時，晉西南地區的山西新軍和各級黨委建立的遊擊大隊，以及犧盟會、群眾團體等組織亦不斷發展壯大。
1938年8月，八路軍一二〇師大青山支隊奉命挺進綏遠敵佔區，開闢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為加強黨對綏遠地區工作的領導，晉西北區黨委在岢嵐縣組建了中共大青山特委，作為其派出機構隨大青山支隊開赴綏遠開展黨的工作。1939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大青山特委與綏蒙工委合併組成綏遠省委。
1939年底，閻錫山發動了“晉西事變”。晉西南區黨委奉命轉移到晉西北地區。1940年1月，為了統一領導晉西北、晉西南黨政軍民各項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同時，晉西北和晉西南兩個區黨委合併為晉西區黨委，統一領導晉西北和晉西南黨的工作。2月晉西北抗日民主政權——山西省政府第二游擊區行政公署正式成立。4月，黨中央與閻錫山達成停止武裝衝突的協議，劃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北和晉西南的分界線，晉西南地區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地區為八路軍、新軍活動區域。此後，晉西南地區黨的組織轉入地下活動。受1939年大旱影響，糧食嚴重歉收，黨政軍人員不得不以黑豆、野菜充飢果腹。1940年，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所作的《綏米葭吳清及晉西北經濟考察報告》記載：
據《一二〇師（晉綏軍區）衛生工作概況》（1944）記載：“民國廿九年糧食困難，部隊全吃黑豆，又吃不飽，因此腸胃病發生很多，佔健康數百分之二十……最嚴重的是特務團三支隊，民國廿九年發生病員佔健康數百分之五十，在部隊中死亡數佔百分之十二……皮膚病很嚴重，佔百分之三十。”
1940年2月，日軍的肅正作戰“要在去年的基礎上，儘快建成特殊地區鞏固的華北，用以示範並指導中國的治安建設”“將各項工作有機地統一於剿滅共軍的前提之下”積極進行討伐。1940年日軍對晉西北進行了春、夏、冬3次大規模“掃蕩”。
1940年7月，為了使綏遠依託晉西北的雁北地區發展黨的工作，中共中央決定綏遠省委和晉綏邊特委合併組成中共晉綏邊區黨委，受晉西北軍政委員會領導。1940年11月，中央軍委根據晉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提議，批准成立了八路軍晉西北軍區，由八路軍一二〇師領導機關兼任晉西北軍區領導機關，統一領導晉綏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工作。1940年12月，日軍集中2.5萬餘人對晉西北進行冬季大“掃蕩”，兩度進佔並血洗興縣。據統計，在這次冬季“掃蕩”中，根據地有4000多名群眾被殺害，1.9萬多間房屋被焚燒。1941年2月，為加強打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日軍華北方面軍制定“治安強化運動”計劃，還增加攻擊目標，欲置共產黨於死地而後快。3月底，日軍開始了第一輪“治安強化運動”。
1941年4月13日，毛澤東、朱德等發來指示：“一二〇師兵力須在保衛（陝甘寧）邊區同時又相當兼顧晉西北之兩點上。”一二〇師隨即命令獨立第一旅第七一五團西渡黃河開赴佳縣防務，同時令三五九旅雁北支隊由恆山返回綏德歸還第三五九旅建制。為使晉西北能有一個相對安全的後方，194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將興縣黃河西岸的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統轄府谷縣城以南及神木縣、榆林縣、佳縣的部分地區，1937年7月由原神府特區改稱）劃歸晉西北管轄，當地保安部隊歸一二〇師指揮。
1941年7月7日，日軍在華北開始實施第二輪“治安強化運動”。1941年8月，進一步加強黨對敵佔區工作的領導，晉西區黨委決定在晉西南和雁北地區分別成立晉西南工委和雁北區工委統一領導這兩個地區黨的工作。1942年7月，由於雁北地區形勢惡化，雁北區工委撤銷。1941年9月11日，閻錫山派趙承綬在汾陽與日軍簽署了停戰協定及基本協定，暗中停止抗日，接受日軍任命和援助。1941年11月1日，日軍又開始第三輪“治安強化運動”。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我們一無飛機、大炮、坦克，再則我們的步槍、機槍質量也差，子彈也日益困難，想要單靠我們自己力量辦到有極優良的步槍、機槍，有極充足的子彈，在目前條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談，更不必說飛機、大炮、坦克了……因此只有下決心依靠群眾、民兵及部隊之抗日堅決性、積極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眾的落後武器，依靠這些武器的數量，使敵人到處因我們的手榴彈、地雷、土槍、土炮而疲於奔命，同時主力軍除炸彈外並積極設法修理機械與充實自己的子彈，只有這樣，才是在今天堅持敵後艱苦卓絕的鬥爭之唯一道路。”
1942年3月，為了適應大青山地區抗日遊擊根據地向東發展的形勢，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決定晉綏邊區黨委改稱中共綏察邊區黨委，由晉西區黨委直接領導。3月底，日軍開始了第四輪“治安強化運動”。“五一大掃蕩”使冀中根據地淪為敵佔區，部隊減員達46.8％。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反日軍“掃蕩”中作戰犧牲。6月1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華北華中鬥爭極緊張殘酷，要熬今明兩年須要極大犧牲，兩年後如能保存現有軍隊（五十七萬）的一半，全國則保存現有黨員（八十萬）的一半，便是勝利。”
1942年5月，中央軍委發佈命令，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以統一陝甘寧和晉綏兩個地區的軍事指揮，增強經濟互補，任賀龍為聯防軍司令員、關嚮應為聯防軍政治委員、徐向前為副司令員、高崗為代理政治委員、林楓為副政治委員。聯防軍直轄一二〇師、留守兵團、晉西北新軍、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八路軍直屬炮兵團等部。中共中央政治局賦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三項職權：“一、統一晉西北和陝甘寧兩區域的軍事指揮與軍事建設。二、統一兩個區域的財政經濟建設。三、統一兩個區域的黨政軍民關係。”
由於日軍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所謂“總體戰”，在敵佔區實行“治安強化”運動，對游擊區和邊沿區實行“蠶食”政策，對根據地連續“掃蕩”。加之頑固派經濟上封鎖和嚴重的自然災害，晉綏根據地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據晉綏邊區行署寫的《晉綏邊區七年來的財政情況》（1948）報告記載：“到一九四二年，我們地區原來七個完整縣縮到四個完整縣，人口只剩七十餘萬。”此時的晉西北根據地人口減少約三分之一，面積縮小四成，情況最嚴重的第八分區面積縮小90％以上。為了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黨中央總結了各根據地實行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各部門工作的經驗教訓，改為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1942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綏分局，統一領導晉西南工委、綏察工委和新成立的晉西北區黨委。
1942年7月間，日軍對大青山地區進行大規模“掃蕩”，一二〇師騎兵支隊主力被迫轉移到山西右玉，只留下少量部隊在大青山堅持。8月6日，日軍華北方面軍發佈《第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實施要綱》，提出在“打擊共產軍”的同時，在物資上也要實施徹底的封鎖。
1942年8月正式撤銷了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和中共晉西區委，正式成立中共晉綏分局，書記關嚮應，副書記林楓。民運部部長龔子榮、城工部部長張稼夫，社會部部長周怡。晉綏分局下轄晉西南工委、綏察邊區黨委及晉西北區黨委（與晉綏分局合署辦公）。10月，晉西北軍區改稱晉綏軍區，仍由一二〇師兼。1942年10月，在晉綏分局的領導和推動下，召開了晉西北臨時參議會，選舉產生了正副議長和常駐委員會；還選舉產生了晉西北行署正副主任和行政委員。晉西北臨時參議會作為晉綏邊區的最高人民權力機關，領導晉西北行政公署的工作。當月，晉綏分局根據黨中央“精兵簡政”的指示，對根據地黨政軍民各級領導機關進行了精簡，並重新調整了行政區劃。綏察邊區黨委與晉綏第五地委合併為塞北區工委，統一領導雁北及綏遠大青山地區的工作。晉綏邊區各救會領導機關併入抗聯改為各工作部（對外仍保留各救會名義）。
1942年10月8日，日軍開始了第五輪“治安強化運動”。10月13日，日軍獨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團萬餘人對晉西北開始“掃蕩”。
1942年10月31日，毛澤東致電晉綏分局副書記、晉綏軍區兼一二〇師副政委林楓：“晉西北只有人口七十萬至一百萬，望檢查如此迅速縮小的原因，與周、甘商討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向敵人擠地盤的具體方案（即具體的積極的全面的反“蠶食”鬥爭）。必須振奮軍心民心，向敵取積極政策，否則地區再縮小，前途甚壞。”11月26日，一二〇師獨立第一旅西渡黃河到綏德，接替三五九旅防務，併兼綏德警備司令部。當天，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第八十五大隊再次偷襲興縣。毛澤東提出“向敵人擠地盤”後，晉綏分局很快發出《關於加強對敵鬥爭的指示》（1942年11月），“把敵人擠出去”作為對敵鬥爭的方針，組織大量武工隊展開對敵鬥爭，“擠”敵作戰。據《一二〇師抗戰第六週年戰術經驗總結》記載：“自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加強對敵鬥爭以來，共進行大小戰鬥七百一十一次，主動戰鬥佔全部戰鬥的百分之七十六點五，被動戰鬥只佔百分之十二點二八，而伏擊、襲擊戰又佔主動戰鬥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二五。敵我傷亡的對比是一千三百四十比八百二十五人，即敵人傷亡一點八四人，我傷亡一人。”據《一二〇師暨晉綏軍區抗日戰爭史》記載：“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我二、三、六、八分區軍民已基本上把敵人擠到據點和交通線附近，汾（陽）離（石）、離（石）嵐（縣）、忻（縣）靜（樂）等公路，已經處於我嚴重威脅之下。全區在八百二十七個自然村摧毀了“維持會”，在五百三十五個自然村建立或恢復了抗日民主政權。”1943年7月後，整個晉西北的形勢已由敵進我退的被動局面，轉變為敵退我進的主動局面。到年底，根據地人口恢復到100萬人。晉綏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恢復與再發展的新階段。
1943年1月，綏察行政公署改稱塞北區行政公署。1943年4月，黨中央為了統一陝甘寧晉綏的領導，確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領導晉綏分局的工作。
1943年9月26日至11月上旬，日軍對晉西北“掃蕩”。晉綏軍區部隊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周士第指揮下，104月4日至11日消滅孤軍進犯興縣的日軍第六十九師團第九旅團第八十五大隊，殲滅日軍700餘人、偽軍100餘人，繳獲重機槍2挺、輕機槍15挺、長短槍200餘支、子彈3萬多發及其他軍用物資。八路軍傷亡216人，內有連級幹部5人。
1943年11月，晉西北和塞北兩個行政公署合併，改稱晉綏邊區行政公署。自此，晉西北根據地與大青山根據地合稱為晉綏邊區。
1943年陝甘寧和晉綏兩個邊區的財政經濟均有了很大起色。
1944年，晉綏軍民繼續開展“擠敵”作戰，擴大根據地。第六軍分區〔下轄寧武、靜（樂）寧（武）、忻縣（西）、崞縣（西）四縣〕對忻縣蒲閣寨日軍據點，周邊十幾裡的群眾堅壁清野，斷了據點的生活來源，半年後日軍被迫撤走。1944年6月，晉綏邊區行署、晉綏軍區司令部聯合發出通令，嘉獎圍困蒲閣寨敵據點獲勝的有功人員，六分區武工第四大隊副政治委員劉篤慶被授予“特等戰鬥英雄”。周士第寫過一篇《把敵人擠出去》的文章，專門談到蒲閣寨。1944年8月底，英國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和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在晉綏邊區八分區目睹了八路軍火燒汾陽機場、襲擊機場附近的電力公司、襲擊汾陽城東門外的火柴廠和公共汽車站。9月30日，毛澤東致電林楓、呂正操說：“請你們考慮，在其他分區也令他們開展八分區那樣的戰鬥，打出威風來，擴大自己，擠小敵人。”
1945年2月，中共中央根據晉綏分局的建議，將塞北區工委改稱綏蒙區黨委。1945年7月，隨著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逐漸恢復，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塞北區行政公署，成立綏蒙政府，並將塞北軍分區改建為綏蒙軍區。
1945年6月25日，《晉綏大眾報》開始連載馬烽、西戎創作的解放區第一部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其以真實人物為原型，以晉綏邊區一個村莊為背景，講述了抗戰時期晉綏軍民艱苦鬥爭、英勇殺敵的故事。極大鼓舞了晉綏邊區軍民的士氣。被《新華日報》《大公報》等轉載。
1945年7月10日，一二〇師第三五八旅從陝甘寧邊區趕回呂梁。7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決定：一、以林楓等16人為中共晉綏分局委員，林楓、張邦英、張稼夫、呂正操、趙林、武新宇為常委，林楓為書記。二、成立呂梁軍區，由三五八旅兼，以張宗遜為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兼三五八旅旅長，羅貴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學恭為參謀長。 
抗戰勝利後，8月21日，中央軍委決定由晉綏軍區主力4個旅（第三五八旅，獨立第一、二、三旅）組成晉綏野戰軍，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兼任野戰軍司令員，關嚮應兼任政治委員（因病未到任），李井泉兼任副政治委員（代政治委員）。8月31日，賀龍致電中央軍委，決定率5個主力團北上綏遠，南線由呂梁軍區司令員張宗遜指揮三五八旅控制晉中平川。為了保衛晉綏解放區抗戰勝利果實，便於指揮南北線對閻錫山、傅作義作戰，鞏固擴大解放區，黨中央於1945年9月決定在晉綏分局之下設呂梁區黨委、雁北區黨委、綏蒙區黨委。與此相應地在晉綏軍區之下設立呂梁軍區、雁北軍區、綏蒙軍區3個二級軍區；在晉綏邊區行署之下設立呂梁行署、雁北行署和綏蒙政府。晉西南工委於此時撤銷。晉綏邊區也相繼收復綏遠、晉南的多座城市，“所屬縣政府由二十八個發展到五十個，人口由一百零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五人增加到三百零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人，面積由十五萬平方(華)裡，擴展為四十九萬多平方(華)裡”。
1945年9月中旬，晉綏軍區抽調第三十二團及能組建10個團的連以上幹部400餘人，共同組成幹部團，9月22日從興縣啟程，由呂正操、林楓帶隊赴東北。中共中央調時任抗大總校政委的李井泉擔任晉綏分局代理書記兼晉綏軍區代理政治委員，中央黨校四部主任張邦英調任晉綏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張稼夫繼續擔任分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
1946年3月，晉綏邊區行政公署根據晉綏分局的指示，為了裁減重疊機構，加強下層領導，節約財政開支，減輕人民負擔，決定撤銷呂梁、雁北兩個行署（區黨委、軍區機關仍保留），其所轄專員公署由晉綏邊區行政公署直接領導。1946年11月，晉綏分局和晉綏軍區決定，撤銷雁門區黨委和雁門軍區。
1948年5月，晉南全境解放。晉綏分局決定成立臨汾工委，統一領導晉南地區的工作。1948年8月，為了配合解放太原，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撤銷呂梁區黨委、呂梁軍區。另組建晉中區黨委、晉中軍區，歸華北局和華北軍區領導。1948年12月，為了更有力地支援西北地區的解放戰爭，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准在晉南地區成立了晉南工委、晉南行政公署和晉南軍區，直屬西北局、陝甘寧邊區政府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領導。其時，晉綏分局所轄臨汾工委撤銷。
1949年2月，晉綏邊區行政公署撤銷，另設晉西北行政公署，直屬陝甘寧邊區政府領導。5月，晉綏分局由興縣移駐臨汾，晉南工委撤銷，工委所屬各地委、直屬縣委統歸晉綏分局領導；晉南軍區歸晉綏軍區領導。與此同時，陝甘寧邊區政府決定，撤銷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五寨中心專署，受晉南行政公署領導。5月，晉綏分局根據晉綏解放區大批幹部陸續調往新解放區工作的情況，決定以五寨地委為基礎，成立晉西北中心地委（亦稱五寨中心地委），管轄晉西北地區各中心縣委的工作。6月，晉綏分局決定以新絳地委、專署、軍分區為基礎，成立晉南地委（又稱晉南中心地委）、晉南專署和晉南軍分區。五寨、晉南中心地委隸屬晉綏分局；晉西北、晉南軍分區隸屬晉綏軍區，晉南軍區撤銷；晉南專署受晉南行署領導。1949年4月25日，由於太原解放，撤銷晉綏軍區，機關人員集結到臨汾整訓，準備南下四川。5月1日《晉綏日報》停刊。自一九四零年九月十八日創刊起，該報出刊二千七百七十一期。1949年10月晉綏分局正式撤銷，轄區分別移交中共山西省委、中共綏遠省委、中共察哈爾省委領導。 分局的黨、政、軍幹部、戰士大約一萬人，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四梯隊番號一律南下四川、西康，負責川西、川北、西康的建政。
1949年4月，黨中央根據綏遠即將和平解放的形勢，決定綏蒙區黨委、綏蒙政府、綏蒙軍區劃歸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領導。

**參考文獻**

**參見**
 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
** 晉綏邊區- 八路軍
** 晉綏軍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