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報

《遊戲報》是晚清時期由李寶嘉（李伯元）在上海創辦的著名小報，在中國早期報業中商業性與娛樂性較為突出。
該報於1896年創刊，約於1910年停止發行，共出版發行5000號。《遊戲報》開啟了上海創辦小報的風潮，後來上海成為小報最集中的城市。之後創立的小報包括《金剛鑽》、《羅賓漢》、《福爾摩斯》、《晶報》、《繁華世界》、《寓言報》等。

**創始人**
創始人李寶嘉，職業報人，職業小說家，清末四大小說家之一。字伯元，別號南亭亭長，又號遊戲主人，1867年（同治六年）生於山東，祖籍江蘇武進，因積勞成疾卒於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李伯元對報效國家懷有熱忱，且頗有才華。據記載，李伯元“學業精進，擅制藝、詩賦，能書畫，工詞曲，精篆刻，餘如金石、音韻、考據之學，無不觸類旁通”。。他曾在鄉試中中過秀才，但因對功名利祿不是十分熱衷，幾次放棄進入官場的機會。
其代表作包括《官場現形記》、《活地獄》、《庚子國變彈詞》等。《庚子國變彈詞》從1902年10月開始在《世界繁華報》上連載，是一部彈詞小說，完整地刻畫了義和團事件，表達了對八國聯軍和清政府暴力鎮壓義和團的控訴，以及對民眾投身到救亡圖存運動中來的期望。《官場現形記》自1903年4月開始在《世界繁華報》上連載，採用現實主義表現手法描寫了三十餘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是一部抨擊封建官僚制度和清政府統治的譴責小說，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李寶嘉被認為是小報界鼻祖。他在1896年進入《指南報》（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份小報）承擔編輯工作，並於次年離開《指南報》，轉而自己創辦《遊戲報》。1901年3月，正當《遊戲報》發展鼎盛時期，李寶嘉選擇將其轉手給他人，另創《世界繁華報》。於1903年開始擔任《誘像小說》半月刊主編。
根據山西大學教授歐陽健的研究，由李寶嘉在《世界繁華報》附印的作品《庚子國變彈詞》和《官場現形記》可以看出，李寶嘉轉手《遊戲報》原因之一在於其意識到同類小報競爭會更加激烈的前景，從而主動轉變；原因之二在於庚子國變之後清政府開展的庚子新政使李寶嘉看到新的希望，因此將著眼點轉向世界整體格局，創立辦報宗旨與《遊戲報》相區別的《世界繁華報》。《世界繁華報》以時事為核心內容，道德教化功能更加明顯，旨在幫助民眾瞭解外部世界，激發民眾的民族憂患意識甚至是促進行為轉化。

**背景**
晚清的上海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匯合之處，是中國最早開始進行現代化的城市之一。上海商品經濟發展迅速，重商風氣蔓延，娛樂行業發展較快，租界範圍內政治環境相對寬鬆，在此條件吸引下，上海租界中的華人數量由1853年的大約500人發展到1865年的148809人。隨著新式士人階層和市民階層的壯大，上海文化產品生產巨增，報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文化中的商業性與娛樂性也逐漸加強。
西方人在上海創立的眾多新聞事業，為中國本土報業帶來了近代意義上的新聞理念、內容、形式、技術、管理和運作方法等，培養起中國第一批近代化的報人，對上海報業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從19世紀60年代起，上海成為全國新聞中心。
十九世紀末，日本對清政府發動帶有侵略性質的甲午戰爭。在清政府慘敗並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後，李寶嘉寫道：“國家瓜分之禍迫在眉睫，非大聲疾呼，不能使全國上下覺悟，而欲喚起群眾，須以報紙為宣傳利器。”在主編《指南報》之時，李寶嘉曾因報道江蘇提督譚青崖在上海嫖娼的醜聞承受政治壓力，覺察官場積弊之深，便轉而採用更加安全的“曲線救國”方法，將《遊戲報》作為其實現政治理想的工具。
他於1897年6月24日創立了這份晚清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小報，並在其自述《論之本意》中提及自己的根本目的。他眼見國家力量和人民生活條件每況愈下，重利觀念腐蝕人心，社會風氣日漸沉淪，有志成為在“懵懵懂懂”的民眾身旁的“大聲疾呼者”，併為使“農工商賈、婦人豎子皆得而觀之”，他“不得不假遊戲之說，以隱寓勸懲”。

**特色**
《遊戲報》的特色包括遊戲性、市場性、諷喻色彩和教育性等。
《遊戲報》以吃喝玩樂的物質生活為主題，著重宣傳“遊戲”特色，內容包括時事雜談、奇聞軼事、坊間傳聞等，語言通俗詼諧，迎合了當時市民社會的審美趣味和消費需求，順應了市場規律。從其文章標題中可看出其具有遊戲性、趣味性、娛樂性、消費性、市場性的特色：“二萬錢敗子晚婚，四百斤賭徒開局”、“鬼擺雙胎，網開三面”、“難為小姨十三齡居然生子，妄充大少一百元何必擔肩”等。最能體現其遊戲性的，應為“開花榜”活動。
《遊戲報》創報不久便組織了開“花榜”的活動，這是一種通過票選對妓女進行品評的公眾娛樂活動。宋代時此活動的雛形開始出現，明代中期真正成形。1897年《遊戲報》第一次組織“開花榜”的活動，並將活動大致分為舉薦提名、民主選舉和公開結果三個步驟。當時的妓女分為書寓、三長、麼二、野雞、花煙間、臺基、釘棚等。其中書寓是最高級別，往往不僅外貌出眾，還都在琴棋書畫等方面有所專長，李寶嘉開花榜的候選人就在書寓當中。
“開花榜”為名列前茅的妓女帶來了較好的聲譽，李寶嘉通過邀請名人站臺點評等營銷策劃手段吸引了社會關注，為《遊戲報》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收益。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曾在1899年的中國之旅後，在其作品《禹域鴻爪記》中記錄道：“上海報紙雖有漢英數種，發行無一上萬者，《申報》資格最老，七千左右；《新聞報》、《中外日報》次之，三千左右；《滬報》一千上下；《蘇報》更少。獨小報《遊戲報》發售至萬以上。”一時間《遊戲報》供不應求，其他小報紛紛模仿《遊戲報》。《新世界報》總編奚燕子在1917年舉辦的群芳選舉大會是新中國成立前最大的一次妓女選美活動，妓女冠芳拔得頭籌，獲得“花國”大總統稱號。
“開花榜”對《遊戲報》產生的正面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傳遞到上海的報業發展狀況上，對這種新興媒介形式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優勢使得上海成為我國晚清民初時期的報業中心和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之一。
從“開花榜”活動中亦可看出，李寶嘉雖懷有愛過救國熱情和正氣凜然的辦報精神，但是隨著《遊戲報》逐漸發展，李寶嘉亦從市場視角出發，積極主動關注並滿足讀者的愛好與消費需求，從傳統文人轉變為商業性影響深重的職業媒體人。比如說，他個人並不喜歡妓女林黛玉，但由於大量讀者的忠實擁護，《遊戲報》對其進行了大量正面報道。
另一方面，李寶嘉將報紙命名為“遊戲”，實際目的是“隱寓懲戒”，藉此表達對社會與政治亂象的不滿。在李寶嘉看來，社會的破碎、重組過程中面臨著道德淪喪的問題，而一本正經的道德說教效果不佳。出於可行性的考慮，他最終選擇用“遊戲”這一形式包裝他的政治社會理想，通過比喻和諷刺暗示自己的觀點。
在小品文《國子監生上孔方兄小啟》中，李寶嘉借國子監生身份與政治立場的矛盾來諷刺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在社會事務領域，李寶嘉曾撰寫過一篇關於賭鬼和嫖鬼之間通信的小說，其兩者生前家破人亡之慘象來告誡世人。他發表的《碰和解》、《遊民傳》、《叩頭蟲傳》、《滑頭文—仿八股體》等，都借用諷喻地表達了其勸世醒世的意圖。
“開花榜”活動對上海高級妓女的道德問題的獨特關注亦有一定教育意義。在《金寶仙不願登榜》一文中，李寶嘉首次提出花榜不僅要評選色藝，還要關注品格。在後來的花榜活動中，李寶嘉制定的評選標準裡未包括“四不駢”、“五忌”、“六不取”等嚴格精確的標準。但是，從史實來看，比如《海上花列傳》中沈小紅的例子，李寶嘉並未真正放棄這種觀念。比起文人，當時的妓女對馬伕和戲子更加青睞，這種青睞甚至要冒著違背傳統歧視、承受社會壓力的風險。但實際上，妓女中間道德觀念的轉變與社會整體道德的轉變密切相關，暗示著租界範圍內傳統文化秩序的搖搖欲墜。
“開花榜”活動曾讓李寶嘉受到質疑和抨擊，被指責品行和辦報宗旨頗不端正。也有人因此認為，李寶嘉的“遊戲”說是提升報紙品位以免失去讀者的策略。

**歷史**
1897年6月24日，《遊戲報》創刊。
1897年，第一次舉辦花榜評選活動，拉動《遊戲報》報紙銷量、廣告投入的大幅增長。
1897年9月5日，發表中國第一篇電影評論《觀美國影戲記》。其中寫道：“曾見東洋影燈，以百步作障，對面置一器如照相具。燃以電光，以小小玻璃片插入其中，影射以障，山水則峰巒萬疊，人物則鬚眉畢現，衣服、玩具無不一一如真。”上海民眾通過該報類似的文章對西方文明獲得一定了解。
1897年11月21日，《遊戲報》刊登李寶嘉文章《官場奉五字秘訣》，諷刺官場腐敗現象。
1898年1月1日，《遊戲報》刊登李寶嘉文章《日本國名士喻言》，文章寫道：“德佔膠州，俄據旅順，法乘瓊島，英窺舟山，其怠如惡癆，猶之病在膏之上肓之下”，直指國家面臨的困窘境地。
1901年，隨著小報之間競爭的日益激烈，李寶嘉在《遊戲報》發展強勁之時將其轉手他人，轉而創立《世界繁華報》。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