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九講話

五二九講話是199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發表的一篇講話。這是鄧小平於1997年2月19日逝世後，中共中央領導人首次系統闡述治國理論。

**背景**
1994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決定按照“重點突破，整體推進，經過試點，全面推開 ”的原則，首先在一百家企業開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並且依託城市開展配套改革。1995年，中央將“抓大放小”確定為國有經濟重組的方針，進一步推動全國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及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革。
1990年代中期之後，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內地的“左”派先後發表了數份萬言書，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些萬言書的關注點都是所有制，核心觀點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導致社會主義變質、執政黨變質、孳生資產階級的淵藪。 ”
1995年初，第一份萬言書《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流傳。該文稱，隨著中國的所有制結構改變，階級關係、社會意識、執政黨也發生了改變。由於私營經濟的發展，新的資產階級產生，只要時機成熟，便會將中國共產黨“連鍋端”。該文聲色俱厲，讓人讀後心驚膽寒。
1995年夏秋之間，第二份萬言書《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出現。該文稱，蘇東劇變後，中國面臨嚴峻的形勢。中國國內由於新的資產階級形成，和平演變的危險大幅增加。因此，必須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各條戰線，開展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階級鬥爭。
1996年底，第三份萬言書《關於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出現。吳敬璉稱，該萬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下屬雜誌《當代思潮》所寫。該文稱，兩種改革開放觀之間鬥爭的焦點在於所有制，在於是否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該文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制定的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方針，並稱為了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即便是小的國有企業也不能放，要保住全部大、中、小國有企業。
1997年初，鄧小平逝世之際，第四份萬言書《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和特點》流傳。該文列出了一個很長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名單，名單中包含了許多知名媒體，許多經濟學家、法學家、作家、理論家。該萬言書要求對這些人物及媒體採取嚴厲行動。
這四份萬言書後來在香港結集出版，題名《北京地下“萬言書”》，並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內地。
除了四份萬言書之外，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還發生了批判厲有為事件。1996年11月20日，厲有為（中共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廣東省委常委、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學員研討會上宣讀了自己寫的一篇文章《關於所有制問題的思考》，支持國有企業改革，認為國有制並非公有制的最好形式，應當出售國有企業的股權。1997年初，厲有為遭到“左”派的大批判，批判的方法是撰寫書面文章，並附厲有為的上述文章作為“及時而難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冊，在社會上廣泛散發。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對一位中共高級領導幹部最嚴厲的一次公開政治批判。1997年1月18日在北京召開了一次“理論研討會”，來自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的大約20多位學者與會。會後，1997年2月10日，北京某學會出版的《通訊》刊登了《厲有為意欲何為？———首都理論界人士批評厲有為同志所謂的“一些新認識”》，文章聲稱“像具有厲有為同志這樣的思想和政治素質的共產黨員，不夠共產黨員的條件，更不適宜作為中央候補委員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也不適宜擔任任何一級黨政組織的重要領導職務。”事情鬧至中南海，一位中央領導稱：“厲有為是在黨校的內部討論會上談自己的學習體會，如果這樣的發言也要批判，那麼今後誰還敢說話？”1997年9月11日，即中共十五大召開前一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的《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對厲有為的專訪，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訪談系列”專欄中，說明厲有為不僅仍擔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而且已成為中共十五大代表。這也是厲有為首次公開回答對他的批判。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此後，已持續數年的有關改革開放及中國發展道路的爭論，在1997年達到高潮。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逝世，使一些堅持計劃經濟舊體制的人認為可趁機扭轉局面，便採取各種方式引起爭論，對中國的政局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有個地方的書記見到萬言書後，推遲了原本要召開的一次擴大開放的會議，並稱看看北京的情況再說。北京的政局受這些言論的影響更大，一時“左”的聲音在北京趨於強大，並波及到外地，導致一些幹部在改革中“想說話不敢張嘴，想走路不敢抬腿”。為此，一位中央主要領導人說：“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這都反映了當時的“左”派反對改革的猛烈勢頭。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則決心推進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當時設有一個課題組（吳敬璉任課題組組長），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提出要對國有企業開展公司化改革，並提出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調整佈局。這在當時是十分敏感的話題。1997年5月8日，課題組組長吳敬璉寫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關於社會主義的再定義問題》。信中，吳敬璉針對“國有制是公有制高級形式，是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說法稱，該定義是蘇聯教科書定義，是錯誤的，並稱自己贊成鄧小平的定義：“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是否是社會主義跟國有制的比重大小無關，當前國有制的規模太大，應進行戰略重組，國有企業應退出一些部門。就此，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吳敬璉通電話進行了討論。

**講話**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發表了他已經準備了幾個月的講話。這就是後來所稱的“五二九講話”。會場內，除了該批畢業的高級幹部學員外，還有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政主要領導，中央機關、國務院各部、委員會、辦公室的領導人。會場內不準錄音，講話中公開報道的部分由新華社統一播發。講話全文共有兩萬餘字，但新華社公開發表的新聞，僅摘要了其中的四千餘字，其餘未公開部分則迅速在中共內部傳達。
在新華社公開發表的講話中，沒有直接涉及“萬言書”或“萬言書”的觀點，沒有涉及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也沒有對“左”的思潮的直接批評。但據在現場聽到江澤民講話的人稱，江澤民說了很多更加尖銳和直接的話。他直接批評了“左”的思潮的干擾，還引用了鄧小平的話“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江澤民的講話主要是針對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干擾，其中尤其是針對“左”的干擾。
江澤民發表講話後，反“左”的聲音逐漸強大起來。“左”派則收縮戰線，再次銷聲匿跡。北京輿論認定，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由此開始。

**後續**
1997年7月、8月間，中共中央宣傳部連續召開理論研究工作座談會，要求所有的理論工作者將思想統一到“五二九”精神上來。但中共中央宣傳部並未公開將形勢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到當時為止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發爭論的詞句。
但到7月下旬，出現若干新現象。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總編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接受記者斯人的採訪。邢賁思稱，鄧小平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該講話至今仍深具現實意義：
邢賁思還表示，江澤民的五二九講話，正是針對當前“左”的傾向。邢賁思又稱：
中共高級幹部將此數年來的爭論直接在報紙上公開，這還是首次。
兩天後，吳敬璉稱，最近一段時期，一些人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有異議，斷定“國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並認為國有經濟比重的降低顯示公有制喪失了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的因素正在減弱，乃至社會主義正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這些人反對國家為國有、集體、個體等不同的經濟成分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他們的說法在一部分幹部和群眾中引發了思想混亂，因此需給以回答。
又過五天，《人民日報》刊發了記者班明麗的述評稱，目前“種種疑慮，仍然沒有超出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中提出的‘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
又過七天，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君如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何江濤的專訪。李君如稱，江澤民的五二九講話，克服了姓“公”姓“私”問題造成的困擾，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李君如還稱：“從總書記講話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種種困惑包括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錯誤觀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階段的‘左’的觀念引起的。”李君如的話於1997年8月12日在報紙上發表，標題為“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姓‘公’姓‘私’”。
這是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國內首次集中且激烈地斥責“左”的思潮。

**十五大**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997年9月12日，在《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稱，“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報告中還強調：
從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開前，非公有制經濟一直被視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中共十五大報告將非公有制經濟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將非公有制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中。這是社會主義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參考文獻**

**參見**
 鄧小平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