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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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耿光（），字幼偉，廣東番禺人。清朝軍事將領，中華民國銀行家。

**生平**

**從清軍將領到民國官員**
馮耿光生於1882年（清朝光緒八年。一說生於1880年，清朝光緒六年）。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作為福建官費生留學日本，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二期。畢業歸國後，馮耿光由清朝陸軍部分發至福建馬尾要塞擔任司令。1907年，馮耿光改任軍諮處第二司司長兼第四司司長。當時，馮國璋任軍諮處正使。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1912年在英國公使調停下，南北議和開始，馮耿光被清政府指派為北方代表之一，與北方全權代表唐紹儀一道赴上海，與革命軍代表議和。後來唐紹儀被辭職，馮耿光便辭官，1912年1月8日，取得批准。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任命馮耿光為總統府顧問兼山東臨城礦務局督辦。由此，馮耿光脫離軍界。1915年袁世凱稱帝，進步黨人梁啟超與蔡鍔發起護國戰爭。中法實業銀行董事王克敏也參與了梁啟超、蔡鍔等人的反袁秘密活動。1916年春，馮耿光赴天津公幹，入住利順德飯店。當時，馮耿光在天津遇到王克敏，王克敏之父與馮耿光家為世交，馮耿光與王克敏也是老熟人，王克敏遂邀請馮耿光赴梁啟超、蔡鍔的同僚蹇念益處。在蹇念益的勸說下，馮耿光赴南京，成功遊說江蘇都督馮國璋反袁。

**出任中國銀行總裁**
1917年7月，張勳復辟失敗，馮國璋出任代理大總統，有意讓馮耿光任陸軍次長。但馮耿光已從軍界脫離多年，無意再出任軍職。中國銀行總裁王克敏於1917年12月出任財政部長，難再兼任中國銀行的職務，遂約請馮耿光接任中國銀行總裁。1918年2月17日，中國銀行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馮耿光當選為董事。2月24日，大總統馮國璋任命馮耿光為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為副總裁。2月26日，馮耿光、張嘉璈到行就職。馮耿光擔任中國銀行總裁一直到1922年6月。在擔任中國銀行總裁期間，馮耿光積極幫助中國銀行解決京鈔不能兌現的問題。
1917年11月，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公佈中國銀行新則例，修改中最重要者為擴大商股職權，使決定總裁、副總裁的權力由政府轉入大股東手中。 1918年8月，皖系操縱的安福國會產生。為掌握中國銀行，皖系準備恢復舊則例，仍使中國銀行受政府控制。起初有國會參議員提出，新則例僅由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命令公佈，未經國會討論，提請將新則例提交國會討論。新則例提交國會之後，安福派議員認為，中國銀行既然具有中央銀行的性質，便應由政府負完全責任，總裁應當向政府負責，而不應當由股東選舉產生。因安福系佔據國會多數席位，故1919年4月28日國會眾議院通過決議，恢復1913年的中國銀行則例，並於6月14日經參議院通過，從而引發新舊則例之爭。中國銀行方面支持維持新則例。大總統徐世昌要求財政部門審慎處理此事。財政總長龔心湛特邀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與皖系的徐樹錚舉行會談。經過張嘉璈力爭，終於獲得龔心湛和徐樹錚的理解。最終決定，參眾兩院議案暫不公佈，另將中國銀行的股本增加至3000萬元。其後，安福系議員乃於1919年12月攻擊中國銀行總裁、副總裁“貪利、違法、瀆職、殃民”，要求進行查辦。國會通過後，將此案諮送總統府，徐世昌請國務總理靳雲鵬審慎辦理，並且經過內閣會議議決，交由主管部議復。靳雲鵬派出財政部人員進行調查後，認為議員所控各節，並無實據。1920年4月，安福系人員在中國銀行股東大會上不許股東投票，並毆打股東，還提出修改中國銀行章程，安福系應當在修改委員會中佔據多數，不允許增加商股。隨後，由於皖系在1920年7月的直皖戰爭中失敗，此事不了了之，新則例獲得維持。
1921年11月，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擠兌風潮爆發，波及全中國。擠兌風潮發生之後，負責北京治安的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於當天深夜會同內務部、京師警察廳官員，約請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副總裁張嘉璈，交通銀行總經理曹汝霖、副總經理任振採等人談話。經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上述負責人向王懷慶等人說明了擠兌風潮發生原因，王懷慶等人同意盡力維持北京治安，並要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儘快解決該事。11月18日，財政部電令北京、天津有關單位“轉飭所屬，凡中國交通銀行鈔票一律收用，毋得拒絕，以維金融而安市面。”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為此提出緊急辦法。王懷慶還派警察沿街巡查，維持秩序。後經中國金融界、商界等維持，中國銀行北京、天津兩分行又向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求助，宋漢章緊急調運現洋接濟，美國、英國等國出面否認“共管”之說，人心逐漸安定。11月26日、12月1日，中國銀行張家口、天津分行恢復無限制兌現，1922年1月6日，交通銀行張家口、天津分行恢復無限制兌現。擠兌風潮平息。
經過此次擠兌風潮，馮耿光萌生退意。1922年6月，馮耿光辭去中國銀行總裁一職，改任常務董事。中國銀行第二屆董事會推舉王克敏擔任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留任副總裁。

**再任中國銀行總裁**
1925年，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貝祖貽致信北京總行，報告廣州國民政府有蘇聯等國際援助，應當重視。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發動的北伐戰爭爆發，北洋軍不斷敗退。此時，貝祖貽再次致信報告稱：廣州國民政府向廣東銀錢業借款80萬元，僱傭挑夫挑過大庾嶺，作為中央銀行的發行準備金，貝祖怡還稱：“北伐軍力雄厚，組織嚴密，勝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打敗北洋軍閥。”王克敏、張嘉璈、馮耿光三人經過商量，乃決定派馮耿光以回家鄉探親為名，赴廣東瞭解形勢。從廣東回北方時，馮耿光途經南京，被東南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請到聯軍總部談話。回到北京後，馮耿光向王克敏、張嘉璈介紹了南方的情況。三人認為中國銀行總應當有個靠山，乃決定左右逢源，王克敏與馮耿光留在北方，聯絡北洋軍閥；張嘉璈回上海，就地聯絡並暗中接濟中國國民黨。此時，恰逢中國銀行總裁金還因病休養，馮耿光乃被推為中國銀行代理總裁。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北京政府倒臺。中國銀行從一九一六年停兌以後，信用破產，經過十一年的努力經營，在金融界已有相當力量。同年10月5日，國民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頒佈《中央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中國銀行則由原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改組為「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把國家銀行的職能拱手讓給中央銀行。自此，中國銀行由國家銀行變為專業銀行，成為股份有限公司，加入官股，總行改設於上海。馮耿光把北京的房子賣掉，舉家南下。馮辭去了中國銀行總裁職務，專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並且不再到行辦事。此後，馮耿光歷任新華銀行董事長，大陸銀行保險公司、中國農工銀行、聯華影業公司的董事。
南京國民政府力圖在金融業建立中央集權制，將金融作為政府的工具，馮耿光對此很不滿。在擔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期間，馮耿光與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雖然多有接觸，但經常發生矛盾。抗日戰爭勝利後，宋子文免去了馮耿光的中國銀行董事職務。後經孔祥熙轉圜，中國銀行改聘馮耿光為高等顧問。

**晚年生涯**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並進軍上海。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率領部分員工遷往香港。席德懋請宋漢章託人通知馮耿光赴香港，但馮耿光繼續留在上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馮耿光仍為中國銀行公私合營後的私股董事，並撰寫回憶錄。
1975年，馮耿光在上海病逝，享年93歲。

**逸事**
馮耿光是北京梅蘭芳的“綴玉軒”書房中的常客，除了馮耿光以外，常來此者還有齊如山、吳震修、李釋戡，畫家王夢白，詩人羅癭公等人。他們是梅蘭芳身後的文人圈子。
馮耿光是梅蘭芳一生最重要的支持者，終身捧梅蘭芳，是梅蘭芳的經濟支柱。馮耿光結識梅蘭芳時，梅蘭芳只有14歲，麼書儀說馮耿光是梅蘭芳的“老斗”。梅蘭芳早年的住宅蘆草園，便是馮耿光所贈。梅蘭芳稱馮耿光為“六爺”，“凡百設施，皆賴以維持”。1930年，梅蘭芳率二十餘人赴美國演出，經費全部自籌。在北京，馮耿光、吳震修、周作民、錢新之協助籌款五萬元，同時，馮耿光在上海又籌款五萬元。臨啟程前，由於美國發生大蕭條，需要更多資金，馮耿光乃又在金融界籌款五萬元，梅劇團方成行。 1935年，梅蘭芳訪問蘇聯及歐洲，先由馮耿光、史量才、張公權、錢新之、陳光甫、梅蘭芳組成中國戲劇協進會，由協進會籌款十萬元，梅蘭芳個人負擔三萬元，國民政府財政部撥款五萬元，從而解決了訪問經費問題。
馮耿光還為梅蘭芳介紹了福芝芳為妻。1950年代時，梅蘭芳稱自己“一生的事業中受他（馮耿光）的影響很大，得他的幫助也最多。”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