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韻珂

劉韻珂（catIdx=L劉），字玉坡，號荷樵，又號廉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清朝政治人物，拔貢出身。

**生平**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初十，由浙江按察使調任廣西按察使。同年，升四川布政使。道光廿七年五月十二日（1847年6月24日），時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與部屬淡水同知曹士桂、鹿港同知史密、臺灣北路協副將葉長春等人前往臺灣水沙連（日月潭附近）一帶視察黃。此行經歷，記載在曹士桂《宦海日記》之中黃。劉韻珂一行人抵達水沙連時受到當地原住民盛情接待，搭乘「蟒甲」（即獨木舟）遊日月潭黃。此外劉韻珂等人還在當地處理漢人與平埔族群私墾的問題，將新到的漢人私墾者驅逐，而過去埔里社招來的「熟番」後代則允許留下生活，新來的則在秋收後返回原來住處黃。五月十七日（1847年6月29日），劉韻珂受理眉社頭目改努報案，原來有徐贛棋私墾侵佔土地，並拆屋掘墓毀屍，並屢次凌虐改努黃。之後徐贛棋被捕，次日就被斬首示眾黃。此行埔里六社原住民向劉韻珂等官員表示願歸化成「熟番」，而他們之所以要歸化，是因為過去招來的平埔族群壯大後，反過來欺壓他們，因此希望歸化並能得到官府保護黃。劉韻珂一行人認為若不設官管理水沙連的開墾事宜，除埔里六社日後可能非死即遷，日後私墾者也可能會作亂反抗官府管理黃。日後劉韻珂向朝廷上〈奏勘番地疏〉，但其開墾水沙連一地的意見未被採納黃。
在各省的督撫大員中，劉韻珂可視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進士，甚至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勉勉強強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親貴，不是滿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記載，想來不過是平常人家。在講究學歷、講究門第的道光朝，劉韻珂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刑部見習，至1826年正式補缺，居然由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黴的烏爾恭額，出為浙江巡撫。在這短短的14年中，還包括丁父憂在家守制3年。
劉韻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車，靠的不是機遇，而是其特有的辦事處世的方式：一、辦事結實；二、為人乖巧。前者與道光帝的為政宗旨榫合，後者又使他在官場上極有人緣。
比如，欽差大臣伊里布、裕謙先後駐紮鎮海，但對該地防禦似乎並不經意。劉韻珂身為浙撫，自覺有責，並不因為其上有欽差大臣專防而放棄責任，便數度前往勸說，並操勞其事。事竣之後，他並不張揚，而是將勞績歸於伊里布、裕謙，上奏時只是淡淡地說一句“其應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報”､“嗣經欽差大臣裕謙飭令”。他的這種做法，自然討長官們歡喜，但在奏摺中淡淡的話語，又約約露出背後的潛臺詞，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鴉片戰爭中，劉韻珂頂多是個二流角色。他雖為戰事最為紛繁的浙江省最高軍政長官，但在他之上，先後有三位欽差（伊里布、裕謙、耆英）和一位將軍（奕經）。他並沒有真正當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於他的主“撫”言論。可是，在戰爭之初，他又是一個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員。
1840年底，劉韻珂從四川趕赴浙江新任時，打定主意要與“逆夷”血戰一場。而看到此時主持浙江軍務的伊里布的舉措，從本能上反感。當接到伊里布關於浙江停戰的信函後，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潛往英軍佔據的定海，蒐集情報，並得出結論：英軍將久據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撫夷”舉措必然失敗。於是，他將情報上奏道光帝，另對伊里布、琦善稍露微詞，綿裡藏針。他自知憑其地位，不可能勸說伊里布、琦善，便藉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里布、琦善。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對此不滿，兩次上奏反譏劉韻珂“探聞所未盡”、“尚有不實不盡之處”，自稱其駐紮鎮海，較之“見聞更切，探訪更真”。劉韻珂也並不就此撒手，反與顏伯燾聯名上奏，稱伊里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則徐、鄧廷楨來浙，“會同伊里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並授之專折上奏權，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
在伊里布、琦善主持“撫夷”事務時期，在林則徐、鄧廷楨下臺後不久，劉韻珂的這番言論舉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對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對此評論道：“在新任巡撫劉韻珂的管轄下，舟山的局勢已經惡化”，劉韻珂促發的聖旨，“實質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諭旨中宣佈的停戰令”。
裕謙主浙後，兩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劉韻珂熱心參與定海、鎮海的防禦工程建設。裕謙稱劉韻珂“愛民如子，馭兵有術”。
林則徐以四品卿銜奉旨到浙後，劉韻珂更是與之朝夕相處。據林則徐日記，其在浙35天，僅5天兩人未謀面，其中有兩天是因為劉前往定海無法見面。林則徐後來發配新疆，劉韻珂亦往寓所送行。
正當一切如願，劉韻珂躊躇滿志之際，1841年10月，英軍連陷定海、鎮海、寧波，三總兵戰死，裕謙自殺。劉韻珂聞之如遇晴天霹靂，驚駭失色。定海、鎮海防禦工程是他所能設想和營造的最堅固的工事，裕謙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員，如果連這些都不足以抵擋“逆夷”的兇焰，那麼還能指望什麼？不願接受現實卻不能因之不承認現實。驚駭之後是深思。主“剿”的熱情因前線的敗績而消退。於是，他在奏摺上寫了一段意思明確但用語含混的話：
伏查自古制馭外夷之法，惟戰、守、撫三端，今戰、守不利，撫又不可，臣檮昧庸材，實屬束手無策。
未久，他奉到發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諭旨，以為道光帝的態度發生變化，連忙於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將伊里布發往浙江“效力贖罪”。
啟用伊里布的建議，被道光帝嚴詞駁回。而道光帝派來的揚威將軍，只聞在蘇州歡娛。寧波城內英軍，屢屢放風欲攻杭州。劉韻珂無兵無將更無退敵良方，只覺得面前的一切無比兇險。他雖在杭州苦心經營，但其防禦措施連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內各巷口設立木柵欄，用民人一名守柵，營兵一名副之，晝以幟，夜以燈，鳴鑼擊梆……種種舉措，與其說是禦敵，不如說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動的杭州，卻也制止了慌亂中乘機搶奪之風，因而民眾擁戴，官聲飛揚。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摺中稱言：若戰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報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在情緒敗壞到極點之時，鄰省江蘇巡撫梁章鉅因病去職，又使之暗生羨意。於是，他又於1842年1月29日具折，聲稱自己在四川任內便患有風痺，到浙後因軍務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閉塞，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將其開缺，至少給假調理，在大廈將傾之際獲一退身保全之機。可是，局勢敗壞到如此田地，道光帝無意也無法換人，僅是硃批嘉語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來的揚威將軍奕經，終於在1842年2月下旬領兵前往曹娥江前線，劉韻珂驚魂稍定。可20天后，這位顢頇的統帥兵敗浙東倉惶夜奔杭州。劉韻珂再次跌落谷底，傷透了心，也拉下了臉，下令僅放奕經一人入城，而堅拒其部眾於城外。他後來說明的理由是，一怕潰兵擾城，二怕英軍尾至。
到了此時，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劉韻珂思想深處間或尚存的那一點點戰意，也被掃蕩得乾乾淨淨。他一反平日乖巧的習氣，不顧可能會忤逆聖意，於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慮”奏摺。在該折的夾片中，再次請求啟用伊里布。這位曾被他傷害過的老長官，此時在他筆下又被描述為：“公忠體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見者，止此一人”。
從奏用林則徐，到奏用伊里布，劉韻珂的思想整整轉了180度。
在今天許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轉向主“撫”，無疑是一種倒退。但從劉韻珂這一實例上，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進展。先前極力主“剿”，乃是失之於盲目，此時傾心“撫”議，卻是著眼於現實。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後，“撫”議已寢息一年，“剿”意沸騰。在這種情勢下再倡“撫”議，頗有風險，且不論聖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謗論也讓人受不了。劉韻珂不愧為是一位官場中的高手，他沒有正面提出“撫”，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稱戰爭若繼續進行，有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本來，只要證明了“剿”之不可行，“撫”也就理所當然了。
讓我們分析一下劉韻珂的“十可慮”。
其一曰：浙江清軍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勢難復振。
其二曰：續調西北勁卒，距浙窵遠，緩不濟急。
其三曰：英軍火器猛烈異常，無可抵禦。
其四曰：英軍並非不善陸戰。
其五曰：清軍即便在陸上幸勝，英軍登舟遁去，清軍只能“望洋興嘆”。
其六曰：英軍以小惠結民心，彼此相安，民眾“轉以大兵進剿為慮，是民間鮮有同仇敵愾之心”。
其七曰：“大兵屢敗，敵驕我餒，不唯攻剿綦難，防守亦極為不易”。
其八曰：浙江漕糧，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處”，“皆由逆氛未竣”。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災，杭州、湖州、紹興等府“匪徒聚眾搶掠，勢甚鴟張”。雖由“猝被雪災而起，實則因該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顧，故遂藐法逞兇”。“當此人心震擾之時，難保不潛相煽惑，散而復聚。況上年雪災之後，春花多未布種，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維艱，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
這番話說到了道光帝內心的病處。官民對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內部潛伏著深刻的危機。自然災害，物價上漲……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後以太平天國為主的全國內戰，證明了這一點。而此時湖北鍾人傑為首的民眾造反，又提示了這一點。劉韻珂於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鎮海､寧波失陷後，他一面請派援軍，一面要求將裕謙生前在河南､安徽等處招募的鄉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招募鄰省鄉勇，必須本省有精兵勁旅，控制鈴束，庶可收該鄉勇協助之力，而不致為非現在本省已有土匪搶掠滋事，民心搖動，彈壓頗為不易，倘再招集鄰省兇徒，則引盜入室，必將勾結貽患，為益甚微，為害甚大。
道光帝十分讚賞他的敏銳性，硃批曰：“所見大有深意，朕未見到。”浙東反攻失敗後，劉韻珂又飭令地方官將潰散僱勇的兵器收繳，以防持械滋事。又恐浙江未能收齊，移諮蘇、皖、豫、魯等省巡撫“一體巡查”，“以免事端”。
劉韻珂對僱勇滋事的恐懼甚於正肆虐於浙東的英軍，正是出於對王朝命運深層次考慮。以割地、賠款、通商為目的的英軍，並無滅清之意；而一旦民眾造反，將是皇冠落地。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劉韻珂是將此兩件事聯繫到一起考慮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機而起”一語，是對道光帝乃至整個統治集團的提醒，也是對他們施加的最有效的壓力。
其十曰：七省防費甚鉅，“糜餉勞師，伊于胡底？”
戰爭須以金錢為其後盾。再鋒利的刺刀，若抽去作為中堅的軍費，即刻軟如燈芯草。戰爭期間，最使道光帝心煩意亂的，恐怕還是軍費問題。
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究竟花了多少錢，至今尚無準確的統計。就我所見的檔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報銷數字：
浙江7,480,521兩；江西224,016兩；廣東6,244,760兩；四川167,370兩；江蘇1,302,400兩；陝西115,851兩；湖北333,567兩；廣西90,720兩。
以上八省，共計1637萬兩。當然，實際開支要比報銷數字更大，因為江蘇、浙江兩省的報銷數字中並未包括該省捐輸銀錢（可不列入報銷），而據我見到的遠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蘇兩省捐輸銀達476萬兩，錢達85萬串。
劉韻珂的“十可慮”，是整個戰爭期間少有的能面對現實條分縷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慮”的十項，都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或現實存在的隱患。對此，不僅他本人為之莫解，清王朝也無人可為之解。今天的歷史學家在研究鴉片戰爭時，應當正視這些問題。

**註釋**

**延伸閱讀**


**參考文獻**
3.《天朝的崩潰 ：鴉片戰爭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