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代戰爭

旺代戰爭（Guerre de Vendée）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法國內戰，共和黨人（暱稱“藍軍”）與保皇黨人（暱稱“白軍”）於1793年至1796年間在法國西部發生多次交戰。在戰爭結束後，於1799年、1815年和1832年又爆發了三次規模較小的戰役。
這場起義戰爭與發生在北部盧瓦爾河右岸的舒昂黨人起義有密切關聯，這兩場起義因地理位置與性質，有時被合稱為“西方戰爭”。
旺代如同其他地區在法國大革命開始時出現農民示威，革命最初受到歡迎。但在1791年法國憲法頒布後引起了部分人的強烈不滿，在1793年3月引發了大規模的起義（官方定義為“叛亂”），這場戰爭最初是一場典型的農民起義，後來演變成反革命運動。
在法國其他地方，一些大規模的反革命叛亂被迅速鎮壓下去，但在下盧瓦爾省（布列塔尼）南部、曼恩-盧瓦爾省（安茹）西南部、旺代省北部和德塞夫勒省（普瓦圖）西北部形成了一個被歷史學家稱為“旺代軍區”（Vendée militaire）的叛亂地區。
叛亂分子逐漸被稱為“旺代人”（Vendéens），並於4月建立了一支“Catholic and Royal Army”，在1793年春夏季取得了一系列勝利。豐特奈勒孔特、圖阿爾、索米爾和昂熱等城鎮被短暫入侵，但旺代人在南特的圍攻中失敗。
秋天，Armée de Mayence的增援部隊的到來恢復了共和黨陣營的優勢，該陣營於10月佔領了旺代人控制的最大城市紹萊。戰敗後，大部分旺代人越過盧瓦爾河，前往諾曼底，絕望地試圖佔領一個港口，以獲得英國和移民的幫助。在格朗維爾被擊退後，旺代軍隊最終於12月在勒芒和薩沃奈被摧毀。
從1793年冬天到1794年春天，在恐怖時期，共和國軍隊實施了暴力鎮壓。在城市，特別是南特，約有15000人在特派代表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下被槍殺、淹死或斷頭臺斬首。而在農村，約有20000至50000名平民被地獄縱隊（colonnes infernales）屠殺，地獄縱隊燒燬了許多城鎮和村莊。
然而，殘酷的鎮壓導致叛亂死灰復燃，1794年12月，共和黨人開始談判，最終於1795年2月至5月與不同的旺代領導人簽署了和平條約，從而結束了“第一次旺代戰爭”。
1795年6月，Invasion of France (1795)開始後不久，爆發了“第二次旺代戰爭”。起義隨後被迅速平息，最後一批旺代人首領在1796年1月至7月期間投降或被處決。
之後旺代地區仍然出現了多次短暫的叛亂，包括1799年的“第三次戰爭”、1815年的“第四次戰爭”和1832年的“第五次戰爭”，但規模要小得多。
據估計，受害者人數約為20萬人，其中約17萬人是“旺代軍區”的居民，佔叛亂領土總人口的20%至25%。
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評論，在旺代進行的平叛，不僅展現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屠殺和破壞，而且還顯示出熱情是如此暴力，賦予當地大部分的地方特性......戰爭恰恰代表宗教傳統和民主革命的基礎之間，彼此存在深度衝突。

**史學源流**

**研究歷史的演變**
對旺代戰爭的歷史研究有著悠久的衝突傳統，表現為歷史流派和意識形態潮流之間、學術歷史學家、學者、文人和學者之間的競爭和爭吵。這些爭論的結果是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潮流，一種是革命的支持者，稱為“藍派”，另一種是旺代人的支持者，稱作“白派”。
關於這場戰爭的第一批出版文本是參與者的回憶錄，分別來自於保王黨和共和黨，其中最著名的是Louis Marie de Lescure的遺孀拉羅舍夏奎蘭夫人的回憶錄，其中描述農民自發起義捍衛他們的國王和教會。
在19世紀，這場史學鬥爭體現在反對派的歷史學家，他們的研究完全基於檔案。而另外一批學者則致力於捍衛旺代，他們收集並傳播紀念傳統。
學者們主要依靠“白派”作家收集和傳遞的口頭證詞，關注1793-94年鎮壓中存在的深度暴力，而“藍派”對檔案的偏愛禁止喚起共和黨人的感受，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禁止評估他們的痛苦。在Pierre Gaxotte（Pierre Gaxotte）或Jean-François Chiappe（Jean-François Chiappe）的著作中，學者們發現了“白派”的解讀。
一個世紀以來，法國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

**歷史重溫**
在二十世紀，歷史研究經歷了深刻的演變，特別是社會經濟分析的發展。Claude Petitfrère將這一更新視為藍派和白派以外的第三類作家的標誌，並圍繞保羅·布瓦（Paul Bois）、馬塞爾·福舍（Marcel Faucheux）和查爾斯·蒂利，他稱之為“科學”史派。然而，“白派”作家將馬塞爾·福舍、查爾斯·蒂利和克洛德·珀蒂弗雷爾列為“藍派”。
早在20世紀20年代，阿爾貝·馬蒂耶就認為，1793年春天旺代起義的原因可以在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下找到。
20世紀50年代初，馬塞爾·福舍（Marcel Faucheux）認為，叛亂的根源遠遠超出了神職人員的民事憲法、路易十六的處決或大規模起義，必須與他所謂的“旺代貧困主義”聯繫起來。革命未能滿足1789年召開國民總議會所產生的希望：在旺代佔多數的佃農沒有從廢除封建權利中受益，封建權利是可以贖回的（直到1793年），國家財產主要惠及資產階級和商人。從那時起，傳統社會結構的動盪、神職人員的威權改革和大規模起義充其量只是引發不滿情緒爆發的火花。
1789-1802年法國的大主教區和主教區
保羅·布瓦（Paul Bois）根據對薩爾特的詳細分析，深化了這一問題，強調了當時農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仇恨，並表明在革命之前，城鄉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分歧，這是起義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的工作也支持了這些結論，對他來說，18世紀法國城市的發展、侵佔性的經濟模式及其壟斷地方政治權力的傾向引發了農民的抵抗和仇恨，而旺代起義只是一個矛盾加劇的例子。
阿爾貝·索布爾描述了飽受煎熬的農民群眾，他們傾向於“反對資產階級，通常是這個佃農國家的普通農民、糧食商人和國家商品的購買者”，來自西部各省，自17世紀末在塞夫爾河畔聖洛朗建立的傳教士會眾Mulotins的教理化努力以來，他們的信仰非常活躍，從抽籤中Levée en masse，這是前政權特別可恥的機構。如果他認為“起義的同時性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它是協調一致的”，他解釋說，農民“既不是保皇黨，也不是舊政權的支持者”，貴族們首先對起義感到驚訝，然後才利用起義達到他們的目的。
最近，Jean-Clément Martin指出，儘管農民因各種原因，包括在旺代地區的不同地區，根據省份的不同，轉向反革命，但宗教口號和社區防禦是他們共同使用的。這些口號是由於稅收和租金的持續負擔、佃農的困境惡化、小農村精英無法購買被城市精英壟斷的國家財產、小農村公社失去了對政治（地區）和經濟權力所在的集鎮的自治權、神職人員的公民憲法受到攻擊、社區自由，他們捍衛他們的牧師和宗教儀式。緊張局勢一直持續到1793年3月，但沒有找到出路，當時的群眾起義為社區提供了一個機會，團結起來反對國家特工，這場運動讓人想起傳統的札克雷，並形成由當地精英或多或少自願領導的團伙。
在薩爾特，富裕的農民及其盟友正在崛起，而依賴城市的農村居民和他們的織布鄰居則是莫日起義的先鋒。至於伊勒-維萊訥省的舒昂黨人，他們主要是從佃農及其親屬中招募的。無論如何，正是為捍衛被革命的民事和宗教法律破壞的社區平衡，才導致了叛亂。保皇主義似乎很淺，如1791-1792年的法南地區，個人和地方仇恨起著重要作用，鄰近社區之間存在對立；在大多數情況下，起義始於“清算、追捕革命者和掠奪”。
他說，屬於農村精英的保皇黨活動家參與了第一次叛亂，但人數很少；1793年3月，貴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很少參與一場無組織、武裝不良的運動。
“所有人都對叛亂的殘酷感到詫異，大多數人不願意加入叛亂分子，有些人甚至像François de Charette一樣被迫這樣做。»
除了“教權軍事區”陰謀論之外，Jean Clément Martin與Roger Dupuy一起質疑“城鄉”對立（早在革命之前）以及舒昂黨起源與旺代戰爭原因之間的性質差異。
迪皮伊指出，最近的史學“從狹隘的角度出發，認為宗教問題在起義過程中至關重要”，我們必須“從農民社區的深刻身份方面”尋找其根源。“起義更令人惱火，因為暴力在塑造這一身份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貧困導致的暴力、致力於維護本人榮譽的年輕人暴力、針對濫用封建特權的邪惡領主的集體暴力。
安娜·羅蘭·布萊斯特羅（Anne Rolland Boulestreau）將微觀歷史方法應用於1750年至1830年間位於“旺代軍事區”中心的三個莫日教區，提供了革命前夕當地名紳的圖片（莫日地區訥維或勒潘的大佃農，聖克里斯蒂娜的商界成員），這是一種基於公眾認可的知名度：其成員擔任公共職能（卡特里諾家族從父親到兒子都是聖職）。在公證人面前充當道德擔保人，並經常被選為婚姻中的證人。
然後，在分析三個公社對革命的反應時，布萊斯特羅注意到，1789年後，訥維和勒潘的知名人士被確認為社區的負責人，而在聖克里斯蒂娜，一個開放貿易的社區，有許多工匠，新的社會類別與舊的社會類別混合在一起。在訥維和勒潘，面對威脅社區的改革，社區圍繞著傳統精英而衰亡。相反，在聖克里斯蒂娜，當地知名人士獲得了一些土地，改革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機會，特別是成為未來的州首府。1792年，傳統精英都沒有參加選舉，這表明他們拒絕政治發展，併為屬於同一網絡和親族的更溫和的知名人士讓路。第二年，在起義開始時，跟隨Jacques Cathelineau的27名男子被納入了社區的親族網絡（三分之二是工匠，三分之一是農民）。在聖克里斯蒂娜，旺代愛國者主要是最近在教區服務的卑微工匠，他們很少融入社區網絡。
最後，在研究通過旺代起義的考驗形成的新社會性的出現時，她指出，參與旺代起義是獲得當地居民信任的必要條件。在聖克里斯蒂娜，戰爭使人口嚴重分裂，傳統的商業精英被土人和貴族趕下臺，他們承擔著他們以前鄙視的職能。在19世紀，小貴族享有的根基和信任紐帶使他們能夠與貴族一起成為社區和國家之間不可避免的中間人。

**背景**

**叛亂之前的局勢**
18世紀末，旺代社區（現在的旺代省和鄰近省的一部分：下盧瓦爾省南部、曼恩-盧瓦爾省西部、德塞夫勒省北部）的社會構成與法國許多其他省份相似，非常農村化。
根據Michel Vovelle的說法，在舊政權結束時，貴族財產佔據了一半以上的土地，而資產階級佔10%至20%，農民佔不到30%，神職人員佔不到5%。同樣，它估計每平方法裡700至790名居民的人口密度。最後，與法國北部和東部相比，識字率相當低，10%至20%的配偶知道如何簽名。
1789年，西部的農民歡迎革命的開始。布列塔尼、曼恩、安茹或下普瓦圖行省的投訴書證明了農民對封建制度的敵意，以及愛國者代表的選舉，1790年和1791年對貴族及其家園的大恐慌暴力都證實了這一點。此外，旺代省和曼恩-盧瓦爾省是向立法議會派出最多雅各賓派議員的12個省中的兩個。許多牧師似乎也熱情地支持這場運動：在旺代，一些人承擔了革命帶來的新職責，例如成為市長。因此，與其他任何地方一樣，革命代表著巨大的希望。
1789年11月，議會投票沒收教會財產，並將其轉化為國家財產，以保證發出傳票。這一決定剝奪了天主教神職人員履行其援助貧困人口的傳統角色的財政手段。這些財產是幾個世紀以來通過社區成員的遺產積累起來的。革命前，他們由神職人員管理，為農村社區服務。強制出售這些物品，作為對受讓人的補償，逐漸將其交給個人（資產階級、農民、貴族甚至神職人員），他們將其用於個人用途。因此，社區感到被掠奪，並堅持原來的政策。

**不滿情緒的上漲**
1791年宣誓遵守民事憲法的教士比例，旺代省所在的西部比例較低
1790年7月12日，制憲會議通過了教士的公民組織法。1790年11月通過並於1790年12月26日由國王簽署的執行法令規定，功能化的牧師與所有公務員一樣，宣誓遵守憲法；神職人員的民事憲法和這一誓言遭到了部分神職人員的拒絕，他們認為牧師陪審員偏離了天主教道路。由於擔心他們的救贖，許多農民寧願繼續向頑固的牧師求助。這有助於在該措施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深刻地分裂旺代人，並在農民社區中產生一定程度的不滿，此外，他們認為自革命以來他們的狀況沒有改善。
在西方新皈依的農村，神職人員大多不願意接受憲法宣誓的義務，並在1791年教皇譴責教士的公民組織法後的1791年5月，制憲會議通過了一項關於宗教自由的法令，允許頑固的宗教信仰，但這種寬容並不能滿足任何一方的要求，立場變得強硬。《教士的公民組織法》（1791年7月）的實施在群眾中引發了大量抵抗行為，他們越來越多地訴諸身體暴力。在普瓦圖，誹謗者將公民憲法視為新教徒和猶太人的內容。教區居民之間的“貴族”和“民主人士”之間的鬥爭（在一些教區，人們團結起來保護他們的牧師和生活習慣），特別是在葬禮期間。更嚴重的是，1791年1月，在利涅龍河畔聖克里斯托夫社區（南特南部，馬什庫勒附近），圍繞反對教士公民組織法的衝突不斷發展，負責維持秩序的國民警衛隊的干預導致了旺代的第一批死亡；但衝突並未升級。
在這方面，立法議會於1791年11月和1792年5月27日通過了鎮壓頑固神職人員的法令，禁止他們進行禮拜。第二條規定，應20名公民的簡單請求，將任何頑固的牧師驅逐出法國領土。1792年8月10日前夕，議會鎮壓了最後一批現存的教會，許多人被監禁。被迫躲藏，以避免被驅逐到圭亞那的監獄，非陪審員牧師受到參加秘密彌撒的婦女的保護。儘管採取了這些措施，新到的憲法神職人員仍然無法在該地區的大部分地區建立自己的地位。根據Michel Vovelle的說法，在旺代省和下盧瓦爾省（與整個布列塔尼一樣）的牧師中，宣誓者佔0%至35%，而1791年曼恩-盧瓦爾省為35%至55%，德塞夫勒省為75%至100%。
總體而言，超過65%的西部的神職人員拒絕宣誓（全國為48%）。在沙蒂永和佈雷敘爾周圍，有一個大致同質的拒絕區。與許多其他地方一樣，西部農民的宗教是一種贖罪宗教（旨在確保豐收、牲畜繁殖力、婚姻的實現、孩子的出生、疾病的治癒等），它組織日曆和景觀，呼籲專門的聖徒，在他們的小教堂舉行特殊儀式。同樣，教會職業是許多農民家庭社會進步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手段受到排斥頑固牧師的威脅。
這表明對舊制度和王室的依戀不是第一次暴亂的觸發因素，在貴族移民期間，或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時，沒有觀察到暴亂。

**戰爭爆發時的情況**
旺代戰爭示意圖，粉色為起事區域，綠色為現在的旺代省
不滿是潛在的。1793年2月，濱海夏朗德省面臨難民潮。叛亂真正爆發於3月，當時大會於2月23日命令Levée en masse，“以應對共和國軍隊由於損失、逃兵，特別是志願兵的大規模撤離而突然減少的人數，這些志願者在前一年的一次戰役中被解除武裝，敵人被帶到邊境甚至更遠的地方，認為他們可以回家”。旺代省（由於低滲透率，幾乎不受影響）只是1793年起義的省份之一，如羅訥河谷，自1790年以來，那裡的動盪一直猖獗，一直持續到1818年。1793年6月，波爾多、馬賽、圖盧茲、尼姆和里昂以及諾曼底等城市出現了聯邦主義和保皇黨叛亂。
共和黨陣營隨後分裂為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他們指責對方支持反革命。雖然布列塔尼叛亂分子在遙遠的西部被Jean-Baptiste-Camille de Canclaux鎮壓，在雷恩和南特之間被Jean-Michel Beysser將軍鎮壓（直到1793年底，動亂才以舒昂黨人的形式恢復），但在盧瓦爾河以南的阿爾薩斯，動亂被平息，旺代的叛亂分子不僅成功地擊敗了數量稀少的國民警衛隊，佔領了幾個城鎮，還於3月19日擊敗了一列職業士兵。
被派去監督30萬人大徵兵，國民議會的特使們對起義的景象感到震驚，他們將起義戲劇化，指責溫和的地方當局共謀，並要求巴黎採取有力措施。考慮到反革命無處不在，組織陰謀，起義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整體，“旺代軍區”成為這場反革命的象徵。
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保皇黨和天主教作家以及共和黨作家和歷史學家都採用了這一概念，以“放大”它。這一結構仍然對地方和地區身份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許多旺代人將一種強烈的宗教身份內化，甚至懷舊於古代民俗政權-這兩個方面顯然與1793年起義的起源不符。同樣，南特城市居民的身份也與旺代省的“捲心菜肚”有關，他是一個鄉下人，總是被懷疑依附於皇室，這是一種很好的嘲弄語氣。
總之，旺代起義並非源於單一原因，而是源於多種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與日益增長的群眾不滿有關。這場叛亂的起源，至少對發起叛亂的農民和工匠來說，並不在於對舊政權的任何懷舊。多年來積累的失望和挫折；一個新的行政等級制度的到來，一個壟斷政治和經濟權力的資產階級；農民狀況惡化；經濟和社會困難，以及強制分配；質疑農民社區及其宗教習俗；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一系列因素，其中大徵兵只是催化的一滴水，這有助於解釋第一批工匠和農民的聚集。

**與舒昂黨人起義的區別**
儘管有共同點，但旺代戰爭必須與舒昂黨人的行動區分開來。1793年3月，在盧瓦爾河以北，大規模起義被鎮壓，而在盧瓦爾河以南，叛亂分子利用共和國軍隊，在他們控制的領土內組織成“Catholic and Royal Army”；這些戰爭是兩支有組織的軍隊之間的戰爭。1793年末，Virée de Galerne後，盧瓦爾河以北的衝突再次爆發，並在布列塔尼、曼恩省、安茹和諾曼底的游擊隊中出現了大量局部抵抗。然而，正是同樣的動機導致了叛亂。

**旺代軍事區**

**1793年反對大規模徵兵的起義**
1793年3月，法國西北部的十幾個省被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大規模徵兵的農民起義所震撼：旺代省、大西洋盧瓦爾省（當時的盧瓦爾省）、曼恩和盧瓦爾省（當時的馬耶納和盧瓦爾省）、莫爾比昂省、德塞夫勒省，以及部分的馬耶訥省、伊勒-維萊訥省、阿摩爾濱海省（當時的北部濱海省）、菲尼斯泰爾省和薩爾特省。
第一次騷亂於3月3日星期日在紹萊開始，當時來自該省的500至600名年輕人聚集在該區，“瞭解當地特遣隊徵募30萬人的方式”，表示拒絕離開。第二天，局勢升級：兩名擲彈兵受傷，國民警衛隊向人群開火，造成3至10人死亡。旺代戰爭的第一滴血流了出來。
Jules Gabriel Hubert-Sauzeau
3月10日和11日，叛亂變得普遍。在安茹的曼恩省和盧瓦爾省，叛亂分子將Jean-Nicolas Stofflet（Jean-Nicolas Stofflet）和Jean Perdriau（Jean Perdriau）等前士兵、夏爾·德·邦尚（Charles de Bonchamps）和莫里斯·德爾貝（Maurice d'Elbée）等貴族前王家軍隊軍官以及小販雅克·卡特利諾（Jacques Cathelineau）視為首領。他們於3月12日佔領了舊聖弗洛朗，隨後於3月13日佔領了舍米耶和雅萊，在那裡他們俘獲了槍支和大炮。3月14日，15000名農民襲擊了紹萊，該鎮只有500名國民警衛隊保衛，他們要麼被殺，要麼被俘。2000多名國民警衛隊隨後離開索米爾奪回該鎮，但3月16日在科龍被叛亂分子擊退，叛亂分子隨後佔領了維耶。3月21日，安茹的所有反對派聚集在舍米耶，至少有20000人，向盧瓦爾河畔沙洛訥進軍。聚集在一起保衛的4000名國民警衛隊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撤退到昂熱，第二天，沙洛訥被叛亂分子佔領，叛亂分子控制了整個莫日地區。
François Flameng
在大西洋盧瓦爾省以南的雷地區，數千名農民在與國民警衛隊作戰後於3月11日佔領了馬什庫勒。叛亂分子隨後成立了一個保皇黨委員會，由勒內·蘇休擔任主席，而一位貴族Louis-Marie de La Roche Saint-André（Louis-Marie de La Roche Saint André）被強行任命為部隊負責人。3月12日，由唐居伊和Louis-François Ripault de La Cathelinière領導的另一個團伙襲擊了潘伯夫，但被愛國者擊退。3月23日，拉羅什·聖·安德烈和拉·卡特利尼埃爾的部隊一起襲擊了波爾尼克。他們在一場短暫的戰鬥後佔領了它，但叛亂分子在慶祝勝利時喝得酩酊大醉，晚上被一支小規模共和黨分遣隊嚇了一跳，引起了隊伍的恐慌，導致潰敗。大約200至500名叛亂分子在戰鬥中死亡或被俘後被處決。被蘇休和其他領導人指責為失敗負責，拉羅什·聖安德烈被迫逃離，由另一位貴族François de Charette接替。3月27日，他與8000名農民發起反擊，重新控制了波爾尼克。與此同時，在馬什庫勒，為了報復在波爾尼克的失敗和處決，蘇休成立的委員會在3月27日至4月22日期間槍殺了150至200名愛國派囚犯。
在普瓦圖的旺代省，叛亂分子於3月12日佔領了蒂福日。3月13日，他們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佔領了沙朗、萊塞比耶和塞夫爾河畔莫爾塔涅，並在短暫對峙後佔領了蒙泰居。3月14日，永河畔拉羅什被愛國者拋棄，帕呂歐落入叛亂分子手中。3月15日，尚託奈和克利松被攻佔。與此同時，3月12日，由Charles Aimé de Royrand（Charles de Royrand）、薩皮諾·德·拉維裡（Sapinaud de la Verrie）和薩皮諾·德拉雷裡（Sapinaud de la Rairie）領導的3000名來自旺代南部的叛亂分子在從南特到拉羅謝爾和萊薩布勒多洛訥到索米爾的四條道路交叉口的盧瓦佔據陣地。兩天後，為了爭奪控制權，該省首府豐特奈勒孔特的國民自衛軍在伏擊中意外逃脫，沒有戰鬥。
3月15日，由Louis Henri François de Marcé將軍指揮的2400名國民自衛軍縱隊離開拉羅謝爾，鎮壓旺代的叛亂。3月18日，他從叛亂分子手中奪取了尚託奈，然後向聖菲爾讓前進。但在3月19日，該縱隊在聖樊尚斯泰爾朗日附近的格拉維羅橋被被魯瓦朗和薩皮諾·德拉維裡的部隊擊潰。共和黨人逃回拉羅謝爾，在那裡馬爾塞被免職，被捕，由Henri François Maurille de Boulard接替。馬爾塞被指控“叛國罪”，六個月後在巴黎被送上斷頭臺。這場被稱為Bataille de Pont-Charrault具有巨大的心理影響，甚至延伸到巴黎。由於潰敗發生在旺代省的中心，所有西部的叛亂分子都被稱為“旺代人”。
3月19日，叛亂分子毫不費力地佔領了努瓦爾穆捷島。3月24日和29日，Jean-Baptiste Joly領導的數千名農民對萊薩布勒多洛訥進行了兩次襲擊。然而，共和國炮兵擊潰了撤退的叛亂分子，留下數百人死亡，100人被俘，其中45人隨後被處決。
與此同時，盧瓦爾河以北也發生了戰鬥，但是愛國者佔據有利位置。從3月底開始，叛亂在布列塔尼被康克洛將軍和貝塞將軍的縱隊鎮壓。

**叛亂力量的整合**
Jacques-Louis Maupillier，旺代戰爭時期的老兵，出身於德塞夫勒省
3月底，“旺代軍事區”在很大程度上被繪製出來：叛亂領土包括盧瓦爾省南部（前布列塔尼省）、曼恩和盧瓦爾省西南部（前安茹省）、旺代省北部和德塞夫勒省西北部（前普瓦圖省）。
叛軍沒有集中起來，而且裝備簡陋——大部分武器和彈藥來自共和派的戰爭俘虜——而且不是永久性的，農民在戰鬥結束後會儘快返回自己的土地。然而，職業士兵，包括共和軍的逃兵，加入叛軍，帶來了他們的軍事經驗。為了尋找有軍事能力的領導人，叛亂分子求助於當地貴族，他們通常是過去王家軍隊的前軍官，但大多數人對叛亂幾乎沒有熱情，並接受了武力訓練。
軍事結構正在逐步建立。4月4日，成立了“安茹軍”和“普瓦圖和中部軍”。4月30日，他們聯合起來組建了天主教保皇軍（Armée catholique et royale），但沒有統一的指揮。5月30日，叛亂分子進一步組織起來，在塞夫爾河畔沙蒂永成立了一個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Vendée，負責管理被征服的領土，並將軍隊重組為三個分支：
*安茹和上普瓦圖的軍隊，綽號“偉大的軍隊”或“博卡日軍”，位於南特塞夫爾河以東，由卡特利諾、邦尚、德爾貝、斯托夫萊、拉羅什雅克蘭、萊斯屈爾和利洛指揮的40000人組成；
*位於旺代中心部的中央軍，由魯瓦朗、薩皮諾·德·拉維裡和薩皮諾·德·拉雷裡領導的10000人組成；
*下普瓦圖和雷地區的軍隊，被稱為“沼澤軍”，位於南特塞夫爾河和大西洋之間，由沙雷特、若利、拉·卡特利尼埃爾、庫埃提、蓋蘭、薩萬、帕若和拉羅什-聖安德烈指揮，約15000人。
作為一支“人民”軍隊，它從農村居民中尋求後勤和軍事支持。著名的“旺代磨坊”（moulins de Vendée）就是一個例子，其側翼的位置用於防止政府軍的移動。
戰鬥戰略以騷擾行動為基礎，圍繞著無處不在的博卡日提供的優勢進行組織：它由樹籬和空心路徑組成，有助於伏擊行動，並阻礙革命派大型部隊的機動。
Évariste Carpentier創作油畫
共和國的防禦依賴於位於旺代軍事區周圍的幾個城鎮：主要城鎮是北部的南特和昂熱，東部的索米爾、圖阿爾和帕爾特奈，南部的萊薩布勒多洛訥、呂松和豐特奈勒孔特。除了南特，它依賴於由康克洛將軍領導的Army of the Coasts of Brest，所有其他駐軍都隸屬於Army of the Coasts of La Rochelle，其指揮權依次由Jean-François Berruyer將軍、Louis Charles Antoine de Beaufranchet將軍和比龍將軍行使。
衝突開始時，共和國軍隊由當地國民警衛隊和駐紮在海岸線上的前線部隊組成，來對抗英國可能的入侵。隨後，幾波增援部隊湧入，包括4月的15個巴黎營和Germanic Legion，8月的美因茨軍團，11月的兩列北方縱隊。共和軍的總數尚不清楚，但估計1793年春為9000至17000人，1793年8月15日為20000至30000人，1792年10月30日為40000至70000人，1794年1月30日55000至98000人。總的來說，1793年至1796年間，西部共和軍的理論總兵力達到13萬至15萬人。

**4月份共和軍的攻勢受挫**
1793年4月旺代戰爭形勢圖，共和軍的行動以藍色表示，旺代軍的行動以白色表示
3月17日，在巴黎，國民公會獲悉布列塔尼、安茹、下曼恩省和普瓦圖的起義。它立即對任何手持武器或佩戴白色徽章（象徵舊政權）的叛亂分子判處死刑。由於日曆上的一個意外，Marc David Alba Lasource第二天提交了一份關於Charles Armand Tuffin, marquis de la Rouërie（Armand Tuffin de la Rouërie）的Association bretonne (conjuration)的報告。議員們將這兩個案件聯繫起來，錯誤地推斷出貴族和神職人員參與策劃的陰謀。
3月23日，執行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將負責鎮壓旺代的部隊的指揮權移交給讓-弗朗索瓦·貝呂耶將軍。後者得到了代表Philippe-Charles-Aimé Goupilleau的支持，15000人被派去增援。4月初抵達昂熱後，貝呂耶將他的部隊分成三個軍團。第一個由4000人組成，由Jean-Marie Gaspard Gauvilliers指揮，第二個由貝呂耶本人親自指揮，第三個由8000名士兵組成，由François Leigonyer指揮。此外，Pierre Quétineau將軍率領3000名國民警衛隊佔領了更南部的佈雷敘爾。
4月初，縱隊開始行動，目的是將叛軍推向大海。4月11日，貝呂耶從聖朗貝爾迪拉泰出發，抵達舍米耶，在那裡他遇到了德爾貝的部隊。共和軍最初被擊退，但旺代人放棄了這座城市，撤退到莫爾塔涅。在北部，邦尚在高維利耶的部隊面前撤退，撤退到同一個城鎮。斯托夫萊在科龍迎戰萊貢耶，但經過三天的戰鬥，他不得不撤退到莫爾塔涅。
貝呂耶的攻勢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在這一時期，德塞夫勒省Gâtine Vendéenne的農民也發動了叛亂，推舉亨利·德·拉羅什雅克蘭（Henri de La Rochejaquelein）作為他們的領袖。後者率領3000人，於4月13日在奧比耶襲擊並擊敗了奎蒂諾的部隊。共和派的將軍撤退到佈雷敘爾，而拉羅什雅克蘭則前往增援莫爾塔涅的叛軍。此時，貝呂耶對發動總攻猶豫不決，因為他過於擔心自己的部隊狀況不佳，卻不知道旺代人的情況比他更加困難。因此，保皇黨領導人利用這一喘息機會一個接一個地攻擊共和國縱隊。4月19日，他們在沃贊向萊貢耶發動攻勢，擊潰了他的部隊。
得知戰局不利後，貝呂耶急忙下令在萊蓬德塞進行總撤退，但將高維利耶留在了博普雷歐。後者發現自己被旺代軍包圍，並於4月22日被擊潰，留下1000多名戰俘。共和國在安茹的攻勢徹底失敗，貝呂耶的所有部隊都撤退到昂熱。
然而，在下普瓦圖和雷地區，共和黨取得了一些成功。4月7日，亨利·德·布拉爾將軍帶著4280人離開萊薩布勒多洛訥。8日，他佔領了若利的總部拉莫特阿沙爾，9日進入聖吉勒-克魯瓦德維，沒有遇到任何抵抗。4月14日，共和軍抵達聖熱爾韋，第二天擊退了沙雷特和若利部隊的進一步襲擊。然而，布拉爾的軍隊被認為過於孤立，遠離基地，隨後被命令撤退。因此，共和黨將軍發現自己被迫放棄此前征服的地方，並在4月20日至22日期間撤退到拉莫特阿沙爾。
德爾貝將軍在舍米耶戰役後保護共和軍戰俘，博瓦勒孔特畫作，1899年
再往北，貝塞將軍於4月20日帶著3200名士兵離開南特。他立即佔領了卡特利尼埃爾的總部聖佩爾港。22日，他抵達馬什庫勒，沙雷特的軍隊因在沙朗和聖熱爾韋的失敗而士氣低落，幾乎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解散，並將該鎮交給共和黨人。勒內·蘇休被捕，並被斧頭斬首。4月23日，一支分遣隊重新佔領了沙朗。25日，努瓦爾穆捷島的叛軍在Louis Thomas Villaret de Joyeuse中隊的海軍陸戰隊登陸並受到貝塞將軍的警告後投降。4月26日，被孤立的波爾尼克被叛軍拋棄。整個海岸線由共和黨控制。

**旺代軍在5月和6月的勝利**
1793年5月旺代戰爭形勢圖，共和軍的行動（藍色），旺代軍的行動（白色）
1793年5月，由卡特利諾、邦尚、德爾貝、斯托夫萊和拉羅什雅克蘭領導的安茹和上普瓦圖軍隊發起了一場大規模攻勢，稱為“大軍”。5月3日，奎蒂諾將軍不得不放棄佈雷敘爾，留下了豐富的彈藥和戰俘，其中包括Louis Marie de Lescure和Gaspard de Bernard de Marigny，他們加入了旺代軍。奎蒂諾將軍與5000多人一起撤退到圖阿爾，但兩天後，在廣場上遭到近30000名旺代人的襲擊。經過一場血腥的戰鬥，奎蒂諾投降，12月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他和他的手下一起被釋放，違背了不再在旺代戰鬥的誓言。旺代軍的勝利引起了巨大反響，叛軍繳獲了數千支步槍、彈藥、12門大炮和50萬里弗爾的財產。
旺德軍隊於5月9日離開圖阿爾，繼續向南發展：11日，它佔領了帕爾特奈，13日，在與Alexis Chalbos將軍的3000人戰鬥後，拉沙泰涅賴被佔領並掠奪。但許多農民士兵選擇返回家園，天主教保皇軍在離開博卡日後解體。5月16日，在豐特奈勒孔特之前，旺代人在沙爾博、桑多和Jean-Baptiste Nouvion (général)的部隊面前只有不到8000人。習慣於在博卡日而不是平原上戰鬥的旺代人被共和黨人擊退，100人戰死。
勝利後，沙爾博奪回了拉沙泰涅賴，但在5月24日放棄此地，當時天主教保皇軍在博卡日進行了整編，現在有超過30000人，25日返回豐特奈勒孔特，為之前的失敗復仇。由於人數太少，共和軍在短暫戰鬥後被擊潰，3000名士兵被俘。與圖阿爾一樣，他們在宣誓不再拿起武器的情況下被釋放。旺代人佔領了豐特奈勒孔特，但在5月28日至30日期間又放棄了該鎮。
第二週，“大軍”總參謀部決定進攻索米爾。6月6日，1500名共和黨人的先鋒隊在維耶被擊敗，7日，杜埃拉方丹被入侵，8日，來自圖阿爾的共和黨增援部隊分散在蒙特勒伊貝萊。6月9日，旺德人進抵索米爾，城市遭到襲擊。大約1500名共和黨人和500名叛亂分子被打死或受傷。旺代人還俘虜了11000人，並繳獲了大量戰利品：15000支步槍、60門大炮和50000磅火藥。共和黨囚犯在宣誓不再與天主教保皇軍作戰後獲釋。他們的身體被割傷，以便在違背承諾時被認出。藍軍的潰敗使得保王黨的分遣隊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短暫佔領了希農和盧丹，只靠四名騎兵在幾個小時內就掌控了拉弗萊什。
在索米爾，保王黨總參謀部在進軍南特、巴黎或尼奧爾之間猶豫不決，或者是摧毀拉羅謝爾海岸軍隊的新總司令比龍的軍隊。為了確保整體的凝聚力，6月12日，來自小貴族的領導人選舉出一位平民，卡特利諾擔任天主教保皇軍的“將軍”。但到6月12日，聚集在一起的30000名農民中有20000人返回家園，到6月25日，拉羅什雅克蘭指揮的駐軍只剩下8人。後者隨後撤離索米爾，次日共和黨重新佔領該鎮。
在旺代省的另一端，在下普瓦圖和雷地區，戰鬥也對共和黨不利，儘管最初取得了一些成功。4月29日，共和黨將軍亨利·德·布拉爾（Henri de Boulard）帶著1600多人離開拉莫特阿沙爾，驅散了若利在博略蘇拉羅什的部隊。然後在4月30日至5月1日夜間到達帕呂歐。就他而言，旺代軍主將沙雷特在馬什庫勒慘敗後駐紮在勒熱。4月30日，他遭到南特分遣隊的襲擊，但他擊退了襲擊。佈雷斯特海岸陸軍總司令讓-巴蒂斯特·卡米耶·德·康克洛將軍計劃從馬什庫勒、帕呂歐、沙朗和聖科隆邦發動新的攻勢，由貝塞、布拉爾、博德里·達松和拉博裡分別指揮四個縱隊。
5月5日，共和黨人進入勒熱，他們發現那裡沒有旺代軍。他們留下了一個小駐軍，返回了原來的營地，但5月7日，拉博裡縱隊在聖科隆邦被沙雷特的部隊突然襲擊並擊潰。根據康克洛的命令，共和軍在9日撤離勒熱，並於當晚由沙雷特接管。5月12日，聖佩爾港遭到卡特利尼埃爾的襲擊，但康克洛從南特增援並擊退了襲擊。5月15日，沙雷特和若利襲擊了帕呂歐，但他們也被布拉爾的部隊擊退。然而，由於因為人數不足和逃兵出現，布拉爾於5月17日放棄了村莊，再次撤退到拉莫特阿沙爾。他的副手博德里·達松於5月29日撤離了沙朗和維河畔聖吉勒，並返回了萊薩布勒多洛訥。
由於不再受到萊薩布勒共和軍的威脅，沙雷特、拉·卡特利尼埃爾和弗裡格諾的旺代軍在勒熱集結了12000至15000人，並於6月10日開始進攻馬什庫勒。只有1300人的共和國駐軍逃往南特，留下了所有的大炮，至少100人死亡，500名俘虜。與此同時，共和黨人也放棄了聖佩爾港，旺代軍開闢出通往南特的道路。

**旺代軍襲擊南特失利**
“大軍”從索米爾出發，沿著盧瓦爾河前進，於6月18日進入昂熱，留下5000名駐軍。沙雷特寫信給他們，提議一起佔領南特、港口和財富。但“大軍”領導人毫不拖延地決定用自己的力量繼續前進。
在南特，儘管平民（山嶽派）和商人和律師代表的資產階級（吉倫特派）之間存在分歧，但居民拒絕按照特派團特使的命令撤離該市。他們組織抵抗，收集所有可用的大炮和船隻，建造堡壘和護城河。與市長René-Gaston Baco de la Chapelle（Baco de la Chapelle）一起，佈雷斯特海岸軍司令康克洛將軍召集了3000名士兵和騎兵，以及2000名志願者、5000名國民警衛隊和2000名主管武器維修的工人，共計12000人，而盧瓦爾河左岸的是沙雷特指揮的下普瓦圖和雷地區軍隊15000人和右岸的“大軍”18000人，由卡特利諾領導。
吉羅代創作油畫，1816年
面對頑強的抵抗和保王黨之間缺乏協調，6月28日和29日對南特的攻擊失敗了。卡特利諾將軍受了致命傷，士氣低落的農民撤退。
與此同時，拉羅謝爾海岸陸軍總司令比龍命令François Joseph Westermann在“旺代軍事區”的中心地帶進行一次轉移注意力的突襲。他率領一支小型軍隊，於6月25日攻陷帕爾特奈，並於7月3日佔領了叛亂分子的首都沙蒂永。他釋放了2000名共和派囚犯，搶劫了叛亂分子的商店，並接管了白軍高級委員會的檔案。
“大軍”在南特戰敗後聚集在紹萊，以25000人反擊。旺代人擊潰了韋斯特曼的部隊，打的他只剩下幾百人，並於7月5日奪回沙蒂永。儘管過程很糟糕，但共和黨的突襲阻止了白軍試圖對南特發動第二次襲擊。為了保護他們的領土，叛軍大量返回盧瓦爾河左岸。昂熱、索米爾、圖阿爾和豐特奈勒孔特逐個被放棄，並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被愛國者奪回。

**7月和8月的膠著狀態**
在7月和8月期間，戰事陷入膠著，雙方的進攻受到控制。離開索米爾後，共和黨人在馬蒂涅布里揚取得了成功，並於7月15日佔領了維耶。但三天後，他們在旺代軍的反擊中被擊潰，數百名士兵被俘。
旺代軍總參謀部在後續行動方面存在分歧。邦尚主張向北進攻，以挑起布列塔尼和曼恩省的叛亂，而新將軍德爾貝（卡特利諾於7月14日因傷去世）贊成攻擊南部的城市，因為那邊防禦更脆弱，最終目標是奪取拉羅謝爾港。
當邦尚的軍隊在昂熱附近進行了一場沒有結果的戰鬥時，德爾貝領導的其餘軍隊正試圖向南攻擊呂松，以擊退坦克（Tuncq）將軍領導的共和黨人的入侵，他們焚燬了尚託奈。但在7月30日，旺代軍的攻勢在呂松前面被擊退。兩週後，這一次，在沙雷特部隊的增援下，35000人的天主教保皇軍對呂松發動了新的攻擊。但坦克的6000人擊潰了旺代軍，因為後者習慣於在樹林中戰鬥，但在平原上很脆弱。旺代軍在戰場上有1500至2000人死亡，而共和軍只有100人死亡，這是旺代軍至今經歷了最嚴重的失敗之一。共和黨人隨後奪回了尚託奈，不過他們在9月5日被德爾貝的另一次突襲而退出。

**美因茨軍團的增援，共和軍在9月和10月發動新的攻勢**
1793年9月旺代戰爭形勢圖，共和軍的行動（藍色），旺代軍的行動（白色）
面對反革命的成功和叛亂蔓延的恐懼，比龍將軍被解職，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在戰爭部長Jean Baptiste Noël Bouchotte的倡議下，貴族派將軍（康克洛、格魯希、Jean-Baptiste Annibal Aubert du Bayet）逐漸被無套褲漢取代（羅西尼奧爾、龍桑、雷謝爾、前士兵，還有戲劇演員格朗蒙和釀酒師桑泰爾）。就能力而言，他們都是平庸的將軍，領導著一支“混編、裝備簡陋、註定要為生存而掠奪、被人民憎恨”的軍隊。
美因茨軍團（Mayençais）以美因茨要塞駐軍的名字命名，在經過四個月的封鎖和32天的開放戰壕後，於7月23日對神聖羅馬帝國軍光榮投降，並在8月1日被派去增援。9月6日、7日和8日抵達南特後，由奧貝爾·迪巴耶將軍、克雷貝爾將軍、維默將軍、博皮將軍和阿克索將軍率領的這支紀律嚴明、勇敢的部隊首先被安置在拉羅謝爾海岸軍中，然後在1793年10月1日之前一直由佈雷斯特海岸軍的首領康克洛指揮。公共安全委員會還向西部軍隊派遣讓-巴蒂斯特·卡里耶，以完成秩序的恢復。
就結果而言，索米爾和昂熱的無套褲漢將軍正試圖讓非叛亂領土的居民組織起來對抗叛軍。因此，這些行動可能偶爾會將平民與正規部隊混合，如9月13日在杜埃拉方丹，集結了30000人對抗“強盜”，或9月25日在拉沙泰涅賴。
9月8日，美因茨軍團進入旺代省，領導先鋒隊的克雷貝爾擊退了在途中遇到的所有部隊：卡特利尼埃爾被趕出聖佩爾港，然後馬什庫勒和勒熱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被佔領。在勒熱，1200名共和派囚犯、士兵和平民被美因茨軍釋放。沙雷特撤退並離開布列塔尼沼澤向安茹軍隊合流。然而，他的部隊在蒙泰居被擊潰。根據破壞令，共和黨人燒燬了他們經過的城鎮。
托爾富戰役的一個場景，蒂福日的婦女阻擋住因見到美因茨軍團逼近而驚慌失措的旺代軍，沙斯泰涅畫作
9月18日，克雷貝爾的2000名士兵發現自己面對著由德爾貝、萊斯屈爾和邦尚領導的安茹軍主力部隊。經過托爾富之戰，美因茨軍遭受了第一次失敗，被迫撤退到克利松。不久之後，9月19日和20日，羅西尼奧爾將軍領導的拉羅謝爾海岸軍在科龍和聖朗貝爾迪拉泰的兩次挫折最終摧毀了康克洛的計劃，康克洛被迫放棄反擊計劃，並將其所有部隊撤出克利松。
接連失敗之後，康克洛下令全面撤退到南特，克利松被疏散並燒燬。旺代軍試圖阻斷共和黨人的撤退，但萊斯屈爾和沙雷特違反了計劃，更執著於攻擊蒙泰居和聖菲爾讓。佔領這兩座城市的貝塞和米耶什科夫斯基的共和軍被擊潰。但由於缺乏有效支持，德爾貝和邦尚的部隊無力阻止共和黨人撤退到南特。然而，共和黨人留下的400名受傷者被旺代軍屠殺。
在他的首個計劃失敗後，康克洛決定組建兩個重要的縱隊，從南特和尼奧爾出發，在紹萊會合。然而，康克洛被公共安全委員會罷免，該委員會還下令將拉羅謝爾海岸軍、美因茨軍團和佈雷斯特海岸軍的南特部分合併為西部陸軍，由Jean Léchelle將軍指揮。後者很快被證明是一位無能的將軍，一些執行任務的代表非正式地將南特縱隊的領導權交給了克雷貝爾將軍。
10月初，儘管本人已被免職，康克洛的第二個計劃還是成功實施。離開南特後，美因茨和佈列斯特的縱隊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奪回了蒙泰居、克利松和聖菲爾讓，並於10月6日在特雷茲塞普捷擊敗了埃爾貝和邦尚的旺代軍。從南部出發，由沙爾博和韋斯特曼指揮的尼奧爾縱隊的11000人於10月9日擊敗了萊斯屈爾、拉羅什雅克蘭和斯托夫萊的部隊，並佔領了沙蒂永。兩天後，旺代人反擊，成功地將共和黨人趕出了他們的“首都”，但這座幾乎被戰鬥完全摧毀的城市隨後被遺棄。另一邊，巴爾將軍的小呂松縱隊將撤退到安茹的魯瓦朗軍隊趕走。
紹萊的潰敗，儒萊·吉拉爾代畫作，1886年
安茹、上普瓦圖和中部的旺代軍聚集在紹萊。10月15日，美因茨軍襲擊了這座城市。萊斯屈爾將軍受了重傷，被痛毆的旺代人撤離廣場，撤退到博普雷歐。兩支共和派縱隊晚上在紹萊會合，聚集在該市的部隊有26000人。
第二天，旺代的將軍們決定奪回紹萊。只有Antoine Philippe de La Trémoille率領4000人穿越盧瓦爾河，奪取瓦拉德，並確保軍隊在戰敗時撤退到布列塔尼。
10月17日，40000名旺代人強襲紹萊。這場戰鬥結果長期以來還沒有定論，但在幾次以肉搏戰結束的攻擊後，旺代人被擊退。雙方都在戰場上留下數千人死傷。德爾貝和邦尚兩名旺代軍將領嚴重受傷。

**加萊爾訥的迴轉**

**旺代軍穿越盧瓦爾河前往格朗維爾**
受傷的萊斯屈爾將軍在聖弗洛朗渡河，儒萊·吉拉爾代畫作，1882年
在紹萊戰敗後，旺代軍撤退到博普雷歐，然後撤退到舊聖弗洛朗，留下400名傷員，由韋斯特曼的士兵消滅。旺代軍決定穿越盧瓦爾河，希望通過佔領英吉利海峽沿岸的一個港口，煽動布列塔尼和曼恩省的叛亂，並讓英國軍隊登陸。
在10月18日晚上，旺代軍新主將拉羅什雅克蘭帶領他的所有部隊穿越盧瓦爾河：20000至30000名戰鬥人員，15000至60000名非戰鬥人員（傷員、老人、婦女和兒童等），總共60000至100000人。這是“加萊爾訥的迴轉”的開始（加萊爾訥來自布列塔尼語gwalarn的法語化，當地一種季風的名字）。
在過河的過程中，垂死的邦尚將軍設法阻止了5000名共和黨囚犯被他的手下槍殺。由於無法過河，囚犯被釋放，而邦尚將軍在幾個小時後因受傷死亡。
到達盧瓦爾河北岸後，旺代人向拉瓦勒進發，輕鬆擊退了當局臨時召集的駐軍和國民警衛隊。拉瓦勒於10月22日被攻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大約6000-10000名布列塔尼人和Mainiots加入了天主教保皇軍，他們被稱為“小旺代軍”。
西部軍隊正在追擊叛軍，但阿克索將軍的部隊除外，他們留在旺代與沙雷特的部隊作戰。10月25日，韋斯特曼指揮的先鋒隊在沒有等待增援的情況下襲擊了拉瓦勒，但在克羅瓦-巴泰耶戰役中被擊潰。第二天，擁有20000名士兵的共和軍開始進攻。然而，面對拉羅什雅克蘭的25000人，總司令萊謝勒遭遇又一場慘敗。共和黨人損失了4000人，逃往昂熱。
Jean-François Hue畫作，1800年
取勝後的旺代人繼續向北行進，11月1日，他們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佔領了馬耶訥。11月2日，一支共和黨縱隊在埃爾內被擊潰。11月3日，旺代軍襲擊了富熱爾。萊斯屈爾將軍當天在紹萊受傷身亡。
在富熱爾接待了兩名攜帶英國政府信件的移民特使後，旺代軍總參謀部決定襲擊格朗維爾港。旺代人隨後通過布列塔尼地區多勒、蓬托爾松和阿夫朗什前往諾曼底。11月14日，他們抵達格朗維爾。然而，沒有英國船隻在等待保皇黨，而且這座城市正在自衛，進攻完全失敗。從11月15日起，沮喪的旺代人撤退。儘管在維勒迪約萊波埃勒進行了一次沒有結果的嘗試，但士兵們拒絕服從他們的領導人，並決定自己返回旺代省。他們離開諾曼底，留下800名被共和黨槍殺的叛徒。

**返回旺代和天主教保皇軍的覆滅**
旺代軍將領亨利·德·拉羅什雅克蘭，皮埃爾-納爾西斯·蓋蘭畫作，1817年
在昂特拉姆被擊敗後，共和黨人在雷恩重組了軍隊。西部陸軍和佈雷斯特海岸軍的部隊隨後聯合起來，組成了一支25000多人的部隊，由被罷免的萊謝勒的繼任者羅西尼奧爾將軍指揮。11月17日，共和黨人部署在昂特蘭和蓬托爾松，阻止從格朗維爾返回的旺代人。
但在11月18日，後者在蓬托爾松擊潰特里布將軍的4000人，然後重新佔領了布列塔尼地區多勒。11月20日，共和軍對多勒發動了全面進攻。但旺代人在11月21日至22日夜間守住、反擊並攻陷了昂特蘭。共和黨人撤退到雷恩。
但旺代軍的情況非常糟糕，部隊一半由受傷的老人、婦女和兒童組成，身體疲憊虛弱，遭受饑荒和疾病的蹂躪，已有數千人死亡，而軍隊無法彌補損失，不像共和黨人那樣，他們從瑟堡海岸軍中獲得6000人的增援，從北方軍中獲得10000人的增援。
保皇黨的逃亡，埃瓦里斯特·卡龐蒂埃畫作
天主教保皇軍於11月23日重新佔領了富熱爾，並於25日重新佔領拉瓦勒。然後，旺代軍前往昂熱，即返回旺代之前的最後一個共和軍據點。保皇黨於12月3日發動攻勢，但未能擊敗4000名守備軍。12月4日，增援部隊的到來引起了旺代軍的恐慌，他們解除了包圍。拉羅什雅克蘭隨後帶領他的部隊前往拉弗萊什，在擊退韋斯特曼的反擊之後，他於8日佔領了該地。軍隊隨後向勒芒進軍。
12月10日，勒芒在短暫戰鬥後被佔領。筋疲力盡的旺代軍拒絕離開該地區，12月12日，他們遭到了由馬爾梭和克萊貝爾指揮的20000至30000人的共和軍的襲擊。戰鬥一直持續到第二天，並升級為屠殺傷員、婦女和兒童。在勒芒和通往拉瓦勒的道路上，旺代人10000至15000人死亡，數千人被俘。倖存者逃到拉瓦勒，這是他們第三次穿過拉瓦勒，被斑疹傷寒和痢疾吞噬，被過度擁擠的人群侮辱。
勒芒戰役，讓·索裡厄爾畫作，1852年
12月16日，旺代人到達昂斯尼的盧瓦爾河岸。拉羅什雅克蘭和斯托夫萊設法帶著少數人過河，但他們立即被一些共和黨分遣隊驅散。由於缺乏船隻，旺代人繼續過河，直到第二天，來自南特的共和軍巡邏艇擊沉了船隻。與此同時，共和軍在沙託布里揚和埃德爾河畔諾爾駐紮，韋斯特曼在那裡屠殺了300至400名叛軍。
旺代軍現在只剩下10000到15000人，其中包括6000到7000名士兵，他們不得不向西潰逃。12月22日，他們佔領了薩沃奈。第二天，共和黨人襲擊了這座城市。這是一場新的大屠殺：3000至7000名旺代人在戰鬥中被殺或即決處決，共和黨人只有30人死亡，200人受傷。婦女和兒童被送往南特監獄。戰鬥結束後，661至2000名囚犯在薩沃奈被Bignon Commission (French Revolution)槍殺。
在加萊爾訥迴轉結束的時候，共和國的勝利確鑿無疑，在6萬至10萬名渡河的旺代人中，只有4000人成功穿越盧瓦爾河，5萬至7萬人死亡，2萬人被俘。倖存者分散在曼恩省、上布列塔尼或莫爾比昂的樹林中，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
這場勝利並不能讓將軍和特使們放心；當人們認為叛亂幾乎被鎮壓時，旺代人的長途遠征令國家感到恐懼。對他們來說，整個地區由反革命或聯邦主義者主導。這有助於解釋對叛亂分子的鎮壓。至於這種鎮壓的強度，它指的是暴力的加劇，使“一些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以及士兵和武裝分子”的通常戰爭規則無效，但違反了國民公會的法令（例如必須保護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老人甚至男子），軍事領導人和特派團代表經常對他們撒謊。

**努瓦爾穆捷戰役**
在加萊爾訥迴轉的同一時間，由沙雷特、若利、薩萬和拉·卡特利尼埃爾領導的天主教保皇軍在下普瓦圖和雷地區繼續與共和軍進行戰鬥。1793年秋，紹萊戰役前幾天，儘管德爾貝發出了求援的呼籲，但沙雷特將部隊轉向了努瓦爾穆捷島。第一次攻擊嘗試在9月30日失敗，但在10月12日，旺代人成功越過古瓦通道，並降服了當地的小批共和國駐軍。
沙雷特在努瓦爾穆捷組建了一個保皇黨政府，並在三天後離開。共和黨囚犯被關押在布安，當地領導人François Pajot在10月17日和18日屠殺了數百人。旺代軍前將軍莫里斯·德爾貝（Maurice d'Elbée）在紹萊戰役中受了重傷，11月初也來到努瓦爾穆捷避難。
在巴黎，努瓦爾穆捷被佔領的消息引起了公共安全委員會的擔憂，委員會擔心這將導致旺代人獲得英國的援助。然後，他們命令執行委員會和特派代表儘快收復該島。然而，沙雷特直到12月才試圖派遣一艘縱帆船前往英國與英國政府聯繫。
1793年11月2日，西部陸軍戰爭委員會指示尼古拉·阿克索准將組建一支5000至6000人的部隊，以奪回努瓦爾穆捷島。在制定了攻擊計劃後，阿克索於11月21日和22日離開南特，由他和准尉若爾迪指揮兩支縱隊。與此同時，迪特魯伊將軍指揮的另一支縱隊從萊薩布勒多洛訥開始行動。11月26日，阿克索佔領了馬什庫勒，若爾迪在與拉卡特利尼埃爾部隊進行了五天的戰鬥和炮擊後佔領了聖佩爾港。若爾迪隨後佔領了聖帕扎娜和雷地區新堡，並於11月28日在勒熱與阿克索會合。迪特魯伊佔據了永河畔拉羅什、艾澤奈、維河畔勒普瓦雷和帕呂歐。
小巴拉之死，雅克-路易·大衛畫作，小巴拉本名若瑟夫·巴拉，是共和軍的一名年輕的打鼓手，他在1793年12月在紹萊附近被旺代軍殺害，年僅14歲
沙雷特離開了圖瓦的避難所，與若利和薩萬聯手。11月27日，他們開始進攻馬什庫勒，但在拉加爾納什附近被杜特魯伊縱隊突然襲擊。若利和薩萬回到了博卡日，而沙雷特則撤退到濱海博瓦爾，打算在努瓦爾穆捷避難，但他發現古瓦通道被漲潮堵塞，他被困在Isle of Bouin上，在那裡他發現自己被包圍了。
12月6日，阿克索和迪特魯伊的部隊襲擊了布安，並在幾個小時內攻破了旺代軍的防禦工事。布安被佔領，數百名愛國囚犯獲釋。沙雷特驚險逃脫，他帶著大約一千人逃離沼澤，免於全軍覆滅。在沙託訥夫和布瓦德瑟內之間，他遇到了一支小型共和黨補給車隊，這使他能夠補充彈藥。
沙雷特與若利、薩萬的部隊合流。12月7日，旺代人被壓回勒熱，但在11日，他們粉碎了盧瓦的駐軍。12月12日，他們到達萊塞比耶，軍官們在那裡選舉沙雷特為“下普瓦圖天主教保皇軍”的總司令。後者隨後決定前往安茹和上普瓦圖，以恢復那裡的軍勢。幾天內，他穿過勒布佩爾、普佐日、瑟里宰和沙蒂永，然後到達莫萊夫裡耶。然而，這場探險沒有結果，因為亨利·德·拉羅什雅克蘭在12月16日返回旺代，安茹和上普瓦圖的叛亂地區重新回到他的管轄之下。兩位領導人將於12月22日在莫萊夫裡耶會晤。在考慮攻擊紹萊後，沙雷特選擇返回萊塞比耶。
德爾貝將軍之死，儒連·勒·布朗畫作，1878年
共和軍開始策劃攻擊努瓦爾穆捷。12月30日和31日，旺代炮臺和共和軍船隻遭到炮擊。沙雷特試圖轉移注意力，並於12月31日佔領了馬什庫勒。然而，共和黨人於1794年1月2日奪回了這座城市，第二天他們擊退了旺代人的反擊。
1794年1月3日上午，由蒂羅、阿克索和若爾迪指揮的3000名共和軍在努瓦爾穆捷島登陸。在巴爾巴特爾和弗斯點的戰鬥後，他們向努瓦爾穆捷島鎮前進，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沮喪的旺代人向阿克索將軍投降，爭取到保全生命的承諾。然而，Pierre Louis Prieur、蒂羅和布爾博特沒有遵守投降協議，他們在隨後的幾天裡槍殺了1200至1500名囚犯。德爾貝將軍重傷未愈，在椅子上被處決。

**起義的鎮壓**

**盧瓦爾河以北的恐怖政策**
在加萊爾訥的迴轉後，特派代表普里厄爾、蒂羅、布爾博特、蒂裡翁、比西、波紹爾、特雷烏阿爾和勒·卡爾龐蒂埃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審判旺代人和舒昂黨人囚犯，以及涉嫌與叛軍共謀的居民和被控逃跑的士兵。其他囚犯由刑事法庭審判。
在諾曼底，軍事委員會在格朗維爾至少判處43人死刑，13人在庫唐斯被判處死刑，而在阿朗松，刑事法院判處189人死刑，其中172人是旺代人囚犯。
在薩爾特，軍事委員會和刑事法院在薩爾特河畔薩布萊開庭，42人被處決，在勒芒，185人被斬首或槍殺。在馬耶訥，243名男子和82名婦女在拉瓦勒被處決，116名男子和21名婦女在馬耶訥、埃爾內、拉賽堡、克朗和貢捷堡被處決。革命委員會在該省共審判了1325人，454人被定罪並送上斷頭臺。安茹的普魯斯特和費利克斯委員會又判處了40人死刑。
在伊勒-維萊訥省設立了三個軍事委員會。1793年11月21日至1794年6月5日期間，布魯圖·馬尼耶委員會在雷恩、富熱爾和昂特蘭審判了744人（包括258名士兵），並判處267或268人死刑，其中包括19名婦女。在所有士兵中，169人被判無罪，2人被判處死刑，41人被判鐵刑，46人被判入獄。沃日瓦委員會在雷恩和維特雷舉行會議，作出84項死刑判決、33項鐵刑判決、31項拘留判決和391項無罪判決。它特別判處在旺代騎兵將軍塔爾蒙親王死刑，在拉瓦勒送上斷頭臺。
在聖馬洛，馬洛港軍事委員會或奧布萊恩委員會的判決數字鮮為人知，據代表拉普朗什（Laplanche）稱，有200多人被判刑，至少有88人被判死刑。此外，在雷恩，刑事法院判處76名男子和11名婦女死刑，80人受到各種懲罰，331人被無罪釋放。大量囚犯死於斑疹傷寒或者監獄中傷重而亡。

**南特的恐怖政策**
1793年的南特溺水，約瑟夫·奧貝爾畫作
加萊爾訥迴轉的結束標誌著血腥報復政策的開始。1793年8月14日，讓-巴蒂斯特·卡里耶（Jean-Baptiste Carrier）被派往布列塔尼的五個省執行任務，9月29日，救國委員會的一項法令將他安置在南特（儘管10月13日頒佈了一項新法令，將他與布爾博特、Francastel和蒂羅（蒂羅將軍的堂兄）一起分配到西部軍隊）。10月8日抵達後，他發現這座城市在其受歡迎的元素和知名人士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9月底和10月初，他的前任Pierre Philippeaux推翻了1792年12月選出的政府，併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和法庭。該法庭成立了馬拉連（Compagnie Marat），這是一支由港口招募的約60人組成的小型革命軍隊。
從一開始，卡里耶就掌握了恐怖政策的工具，利用在旺代徵用的小麥養活軍隊和南特的市民，創建了一支神秘警察部隊，與馬拉連競爭，並簡化了革命法庭的程序，導致144名涉嫌在1793年11月和12月與旺代人的共謀者被送上斷頭臺。
1793年12月，在眾議員讓-巴蒂斯特·卡里耶的領導下，南特市看到大批在加萊爾訥迴轉中被俘的旺代軍囚犯抵達城牆。其中8000至9000名男子、婦女和兒童被擠在Prison de l'Entrepôt des cafés裡。衛生條件令人震驚，帕裡塞醫生將被拘留者描述為“蒼白的幽靈，瘦弱，躺在地板上，搖搖晃晃，像醉酒或瘟疫一樣。很快，一場斑疹傷寒疫情在南特監獄爆發，造成3000名囚犯死亡，其中2000人在倉庫，還有警衛和醫生，並有可能蔓延到整個城市。卡里耶代表隨後大規模使用溺水和槍擊來清空倉庫和浮筒。
1793年12月16日至1794年2月27日，南特溺水事件造成1800至4860人死亡。南特的槍殺造成2600至3600人死亡。總的來說，在該市12000至13000名男性、女性和兒童囚犯中，8000至11000人死亡，其中幾乎所有人都在倉庫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旺代人，還有舒昂黨人、南特的通敵嫌疑人，通常是吉倫特派或聯邦主義者、頑固的牧師、妓女、普通公民以及英國和荷蘭戰俘。
同樣，132名南特知名人士作為聯邦主義者被捕，並被送往巴黎革命法庭受審；12人在旅途中死亡，24人入獄。卡里耶的虐待行為受到了在大西洋海岸執行任務的救國委員會代理人Marc-Antoine Jullien de Paris（Jullien de Paris）的譴責，他被迫在第二年雨月9日（1794年2月8日）被召回。

**安茹的恐怖政策**
在昂熱，特派代表昂茨和弗朗卡斯泰爾與南特的卡里耶一樣，面臨著數千名在加萊爾訥迴轉中被俘的旺代囚犯的到來。其中一些人未經審判被處決，另一些人被費利克斯-帕蘭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其兩位繼任者的名字判處死刑。
在昂熱，290名囚犯被槍殺或者送上斷頭臺，1020人死於監獄中的流行病。然而，大多數處決發生在城市郊區。1793年12月27日至1794年1月12日期間，盧瓦爾河畔聖熱姆發生了四起槍決事件，造成1500至1800名受害者。1794年1月12日至1794年4月16日，阿夫裡耶發生了9起槍殺事件，造成900至3000人死亡。在萊蓬德塞，在1793年11月底至1794年1月中旬的12次槍殺事件中，1500至1600人被處決。該地還發生了幾起投水事件，造成12至數十人死亡，阿登志願軍第四營的外科醫生少校佩克爾（Péquel）建立了一家人皮製革廠，他剝了32具屍體的皮，並讓一名或多名士兵在一個名為朗格萊（Langlais）的車間製革。這些皮膚的使用尚不清楚，一年後，這一行動未獲關注，引起了安茹地區革命者的批評。
在舊聖弗洛朗附近，馬裡萊槍殺案造成約2000人死亡。在索米爾，1700至1800人被監禁，950人被槍殺或斷頭臺處決，500至600人死於監獄或精疲力竭。1793年11月30日至1794年1月22日，在杜埃拉方丹，1200人被監禁，350至370人被處決，184人死於監獄。此外，800名婦女被關押在蒙特勒伊貝萊，其中200人死於疾病，300人被轉移到布盧瓦或沙爾特，在那裡她們大多失蹤。在加萊爾訥迴轉期間捕獲的近600至700名旺代人被疏散到布爾日，其中只有100人倖存。
據雅克·於塞奈（Jacques Hussenet）稱，在曼恩和盧瓦爾省，總共有11000至15000名囚犯，其中8500至9000人死亡，其中2000至2200人在監獄或囚犯轉移期間死亡。讓-克萊蒙·馬丁報告說，至少有5000至6000人被槍殺。

**地獄縱隊**

**對旺代的破壞**
路易·瑪麗·蒂羅將軍，路易·埃爾桑畫作，1800年
1793年12月底，蒂羅將軍與埃貝爾主義者關係密切，對美因茨軍團不屑一顧，成為西方軍隊的首領。
12月19日，他根據Jean-François-Auguste Moulin將軍的建議，向公共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一項大赦計劃。由於沒有答覆，他正在嚴格執行《公約》的法令，制定一項新計劃。
1794年1月7日，克萊貝爾向蒂羅將軍提交了一份計劃。據他說，旺代軍不再構成危險，他估計他們的總兵力為6200人，而共和軍有28000名現役士兵。他建議保護英國海岸，以設防營地為據點包圍縱橫交錯的叛軍領土，贏得居民的信任，最後只攻擊聚集的叛軍。但這一計劃被蒂羅拒絕，可能是個人反對。克萊貝爾獲得了卡里耶和吉列代表的批准，但他們拒絕採取行動。克萊貝爾最終於1月9日被調到佈雷斯特海岸軍。
1794年1月16日，蒂羅要求特派代表弗朗卡斯泰爾、布爾博特和路易·蒂羅（他的堂弟）就婦女和兒童的命運發出明確命令，但他們沒有回應，宣稱自己生病。最後，根據國民公會通過的1793年8月1日法律和特派代表的各種法令，他制定了一項戰役計劃，包括啟動20個運動縱隊，後來更名為“地獄縱隊”，負責在曼恩-盧瓦爾省、下盧瓦爾省的叛亂領土上執行焦土政策。旺代省和德塞夫勒省組成了旺代軍事區。只有少數對軍隊行軍至關重要的城市得以保留。
地獄縱隊在1794年1月的行動示意圖
1794年1月19日，他向將軍們發出指示。指示是用刺刀刺穿所有“發現手中有武器或確信曾擁有武器”的叛軍，以及“在這種情況下的女孩、婦女和兒童”。他補充說，“只有可疑的人將無法倖免，但除非將軍事先下令，否則不得執行死刑。”另一方面，“將軍將承認有公民感情”的男子、婦女和兒童必須得到尊重，並被帶到軍隊後面。早在1月23日，萊涅洛代表就向國民公會譴責阿克索將軍的部隊在沙朗附近進行的屠殺，但他的信沒有引起任何反應。
救國委員會似乎首先批准了這項計劃，1794年2月8日，卡諾寫信給蒂羅，“他的措施看起來很好，他的意圖很純粹。但四天後，在8日旺代人短暫佔領紹萊引起的震驚之後，他再次介入。12日，在國民公會之前，巴雷爾譴責“野蠻和誇張地執行法令”，他指責將軍燒燬了和平和愛國的村莊，而不是追捕叛亂分子。13日，卡諾敦促蒂羅“糾正自己的錯誤”，結束分散軍隊的戰術，大規模攻擊並徹底消滅叛軍：“我們必須殺死強盜，而不是燒燬農場。”
由於無法得到支持，蒂羅在1月31日和2月18日兩次提出辭職，儘管有公會代表公開譴責，但兩次都被拒絕。救國委員會隨後將其在西部的權力下放給特派代表弗朗卡斯泰爾、昂茨和加羅，認為他們最適合評估現場採取的措施。他們批准了蒂羅的計劃，認為“只有把所有無罪和兇猛的人帶出來，消滅其餘的人，並儘快讓共和派重新居住，才能讓這個國家恢復平靜。”蒂羅計劃涉及的旺代軍事區包括735個市鎮，戰爭開始時人口為755000人。
1794年1月至5月，計劃實施。在東部，蒂羅親自指揮了六個師，分為11個縱隊，而在西部，阿克索將軍在海岸上追擊沙雷特，負責組建八個較小的縱隊，每個縱隊只有幾百人，並向東與其他12個縱隊會合。其他部隊被派往城市進行駐軍保護。將軍們自由解釋收到的命令，並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行事。一些官員，如阿克索，不執行有系統的破壞和殺戮命令，並遵守疏散被視為共和黨人的命令。因此，穆蘭將軍嚴格疏散了被視為愛國者的居民。
另一方面，科德利耶、格里尼翁、於謝和阿梅指揮的部隊以其暴行而聞名，甚至滅絕了整個人口，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保皇黨和愛國者。這些部隊進行搶劫，屠殺平民，強姦、折磨、殺害婦女和兒童，通常是不浪費火藥地焚燒整個村莊，奪取或摧毀莊稼和牲畜。孕婦被擠壓，新生兒被刺刀刺穿。根據士兵或共和黨間諜的證詞，婦女和兒童被活活切成碎片，或被扔進點燃的Bakehouse (building)。有時，南特設立的民事和行政委員會的成員會陪同軍隊，為藍軍恢復糧食和牲畜，從而拯救地方上的生命。
蒂羅的地位將因無法摧毀最後一支叛軍而削弱。他的計劃非但沒有結束戰爭，反而越來越多地促使農民加入叛亂分子。特派代表對其戰略存在分歧。雖然一些人支持他，如弗朗卡斯泰爾、昂茨、加羅和卡里耶，但其他人，如勒基尼奧、萊涅洛、瑞裡安、蓋茲諾和託普桑，要求他離職。4月1日，勒基尼奧在巴黎接待了一個由共和黨人組成的旺代代表團，要求區分忠於國家者和叛亂者後，代表團向救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
1794年5月17日，蒂羅被旺代軍擊敗，最終被停職，地獄縱隊的活動在春季逐漸減少。這一變化是救國委員會接管行動的結果，該委員會“以使用最堅定的口號和鐵的決心為代價”，設法控制了令國家流血的暴力。
在此期間，數百個村莊被燒燬、摧毀，20000至50000名旺代平民被地獄縱隊屠殺，其中一些人設法在當地的樹林和博卡日中避難。從1793年秋到1794年春，共和國軍隊復活了三十年戰爭以來歐洲從未見過的屠殺和破壞策略。旺代軍事區將在其歷史上的這一戲劇性時刻留下深刻的印記，無論是在景觀上還是在精神上，並通過協會、紀念場所和表演（Mémorial de la Vendée、Refuge de Grasla、Puy du Fou）保存至今，還有博物館（Historial de la Vendée）等。

**旺代軍的抵抗**
亨利·德·拉羅什雅克蘭之死，亞歷山大·布洛什畫作，19世紀
1794年初，旺代軍的情況岌岌可危。下普瓦圖和雷地區的沙雷特、若利、薩萬和拉·卡特利尼埃爾、安茹地區的拉羅什雅克蘭、斯托夫萊、皮埃爾·卡特利諾和拉布埃爾都只有幾百人在他們的指揮下。
作為加萊爾訥迴轉的倖存者，拉羅什雅克蘭和斯托夫萊集結了他們的部隊，但從1月3日起，他們被格里尼翁將軍驅散。15日舉行了一次新的會合，儘管卡特利諾和拉布埃爾的部隊得到了增援，但拉羅什雅克蘭只剩下1200人來對抗地獄縱隊。即便如此，他還是取得了一些成功，1月26日，舍米耶和防守薄弱的沃贊被攻克。但兩天後，在尼阿耶的一次襲擊中，拉羅什雅克蘭被一名狙擊手射殺。
斯托夫萊成為軍隊領袖，逃離蒂羅縱隊的農民每天都在支援軍隊。2月1日，他在熱斯泰擊敗了克魯扎將軍。然後他佔領了博普雷歐並奪回了舍米耶。2月8日，他率領4000至7000名旺代人襲擊了紹萊。儘管有3000人保衛，但該鎮被旺代人佔領，卡凡將軍受傷，穆蘭將軍自殺。然而，科德利埃將軍帶著他的縱隊增援並奪回了這座城市。紹萊落入旺代人手中僅僅2個小時，然而，這一消息傳到巴黎，引起了正威脅蒂羅的救國委員會的憤怒。
斯托夫萊堅持抵抗：2月14日，他在博普雷歐一度擊敗科德利埃，但之後再次被擊敗。然後他向南移動，與上普瓦圖隊長理查德會合，襲擊佈雷敘爾。然後他回師紹萊，但蒂羅疏散了居民並燒燬了城市，旺代人面對一片廢墟。
穆蘭將軍在1794年紹萊戰役中之死，儒勒·貝諾瓦-萊維畫作，1900年
沙雷特在2月初離開了圖瓦的避難所，輕鬆地佔領了艾澤奈。薩皮諾從盧瓦爾河北部返回，試圖改革旺代中央軍。2月2日，兩位領導人在紹謝會面，擊退了格里尼翁、拉什奈和普雷維尼奧的縱隊。6日，他們襲擊並擊潰了勒熱駐軍。沙雷特和薩皮諾隨後向馬什庫勒進軍，但2月10日，在聖科隆邦，他們遇到了迪凱斯諾瓦的縱隊，他們被擊潰。旺代人隨後撤退到薩利尼，沙雷特和薩皮諾的部隊在那裡分道揚鑣。
在雷地區，阿克索於1月12日從王子森林驅逐了卡特利尼埃爾的部隊。受傷後，卡特利尼埃爾於2月28日在弗羅賽被捕，並被帶到南特，3月2日被送上斷頭臺。路易·蓋蘭（Louis Guérin）接替他成為雷地區的負責人，並加入沙雷特軍。
沙雷特和若利被蒂羅和科德利埃帶到格拉拉斯森林。2月28日，他們在布洛涅河畔萊呂克壓制了科德利埃將軍和克魯扎將軍的縱隊，但共和黨人屠殺了教區居民。沙雷特只剩下一千人，3月1日，他試圖奪取永河畔拉羅什，但沒有成功。3月5日，他在博富的拉維萬蒂埃爾逃離阿克索的追擊。阿克索無情地追捕沙雷特的部隊，但在3月21日，他在萊克盧佐的一場戰鬥中喪生。他的死使共和黨人感到疑惑，並使沙雷特免於毀滅。他於4月7日襲擊了沙朗，但沒有成功，並於4月19日佔領了穆捷萊莫費。
加萊爾訥迴轉的另一名倖存者加斯帕爾·德·貝爾納·德·馬里尼在加廷組建了一支新軍隊。3月25日，斯托夫萊、薩皮諾和馬里尼的聯合部隊佔領了塞夫爾河畔莫爾塔涅。1794年4月22日，沙雷特、斯托夫萊、薩皮諾和馬里尼在塞夫爾河畔沙蒂永的布萊耶城堡會面。由於未能選擇新的主帥，四位將領高舉軍刀宣誓互相幫助。旺代人隨後向舊聖弗洛朗進軍，但在途中與副官迪西拉發生衝突，並在一場優柔寡斷的戰鬥後撤退。馬里尼因遲到而被解職，憤怒地回到了上普瓦圖。馬里尼於4月29日被戰爭委員會判處死刑，7月10日在孔布朗被斯托夫萊的部下槍殺。

**1794年夏天和秋天戰事平寂**
1794年5月13日蒂羅被解職標誌著地獄縱隊的結束，但暴力的減少只是漸進的。4月，救國委員會從旺代撤出許多部隊，重新部署到邊境。6月份，西部軍隊的兵力從1月份的10萬人減少到5萬人。蒂羅和他的繼任者維默必須將自己侷限於防禦戰略：他們取消了移動縱隊，並建立了穩固的營地，以保護弄農作物運抵城市。6月7日，共和黨人放棄了舊聖弗洛朗。
然後，旺代人恢復了戰事主動權。6月1日，一支共和黨縱隊在莫爾邁松被擊潰。第二天，沙雷特、斯托夫萊和薩皮諾在勒熱的貝西利埃爾村聯手。6月6日，近10000的旺代軍襲擊了沙朗，但被共和派駐軍擊退，但駐軍只有幾百人。這場失敗導致了旺代將領之間的新的不和，他們在幾天後分裂返回自己的根據地。沙雷特在貝爾維爾設立了新總部。斯托夫萊於7月12日襲擊了拉沙泰涅賴，但沒有成功。
在共和派方面，夏天唯一真正的進攻是由於謝將軍領導的，他用四個縱隊佔領了勒熱，並於7月17日擊退了沙雷特在拉尚博迪埃的反擊，但也在途中屠殺了數百名村民。然而，在這些暴力事件之後，8月份顯得特別平靜。
9月，沙雷特再次進攻。他於8日襲擊了魯利埃爾營地，15日襲擊了弗雷利涅營地，最後於24日襲擊了穆捷萊莫費營地，殺死了數百名共和黨士兵。然後，秋季開始了一段新的相對平靜時期。12月14日，在萊薩布勒多洛訥附近的格萊夫出現一次旺代軍的襲擊，但沒有成功。

**若奈耶和舊聖弗洛朗條約**
1794年8月16日被任命為西部軍隊總司令的亞歷山大·迪馬將軍於9月7日抵達旺代省，但在譴責其軍隊違紀行為和暴行後於10月23日辭職。迪馬隨後被轉移到佈雷斯特海岸軍，康克洛被召回指揮西部軍隊。
就其自身而言，羅伯斯庇爾倒臺後的Thermidorian Reaction決定轉向寬大政策。1794年12月1日，來自曼恩-盧瓦爾省、德塞夫勒省和旺代省的幾名代表發表了一份聲明，譴責屠殺平民，並呼籲事先赦免叛亂分子及其領導人。救國委員會遵循了這些建議，12月2日，國民大會通過了一項法令，承諾赦免在一個月內放下武器的旺代軍和舒昂黨叛亂分子。
特派團代表梅尼奧、德洛奈、洛菲夏爾、莫里松、高丹、謝永、奧熱爾、多爾涅、居亞爾丹、呂埃勒、貝扎爾、蓋茲諾和蓋爾默爾負責設立一個常設委員會，以執行這些新措施。然而，討論伴隨著暴力爭吵：因此，奧熱爾、貝扎爾和居亞爾丹在反對大赦後被邊緣化。1795年前六週，最後一批旺代囚犯獲釋。
1794年12月23日，兩到三名巴塔迪埃代表團成員——貝特朗·蓋斯蘭和弗朗索瓦·皮埃爾·布蘭在貝爾維爾會見了沙雷特。沙雷特和薩皮諾對和平建議持開放態度，並派遣了兩名特使布呂克和貝雅裡，於12月28日至30日在南特會見特派團代表。1795年1月11日，達成協議，開始正式談判。然而，斯托夫萊於1月28日簽署並分發了一份由Étienne-Alexandre Bernier撰寫的宣言，譴責和平進程。
簽署若奈耶條約
2月12日，沙雷特、薩皮諾和他們的幾名軍官在南特附近聖塞巴斯蒂安的若奈耶莊園會見了代表。斯托夫萊的代表普瓦里耶·德·博韋（Poirier de Beauvais）和布列塔尼舒昂黨人首領普伊薩耶的代表少將科爾馬丹（Cormatin）也出席了會議。經過幾天的討論，2月17日達成了和平協議。然而，該條約僅由共和派代表簽署，未經旺代領導人批准。作為承認共和國和交出大炮的回報，叛亂分子獲得大赦、禮拜自由、十年免稅和免徵兵、承認財產、組織一支由2000名旺代領土警衛組成的部隊、償還叛亂期間發行的債券以及1800萬重建旺代的賠償。
解放路易十七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沙雷特、薩皮諾和科爾馬丹接受了該條約，但他們沒有被一些敵視和平的軍官跟蹤。沙雷特隨後匆忙返回貝爾維爾，以恢復部隊秩序。然後，斯托夫萊於2月18日抵達若奈耶。代表們向他提供了與沙雷特和薩皮諾相同的和平條件，但他斷然拒絕承認共和國。2月22日，他中斷談判，返回安茹。然而，他的軍隊也存在分歧，他的幾名軍官於2月26日簽署了和平協議，承諾不再拿起武器反對共和國。同一天，沙雷特和薩皮諾莊嚴進入南特，與共和國將軍和代表一起參加和解遊行。3月14日，國民公會批准了若奈耶條約。
該條約導致保皇黨陣營分裂。3月4日，斯托夫萊和阿貝·貝爾涅發表了一篇反對“前旺代首領成為共和黨人”的演講。第二天，斯托夫萊逮捕了勒洛魯分部的負責人普呂多姆，他因簽署條約而被判處死刑並被用劍處決。3月6日，安茹人搶劫了薩皮諾在博爾派爾的總部，帶走了他的兩門大炮、60匹馬和一個軍用板條箱。薩皮諾本人沒有被捕，他被迫騎馬逃跑。斯托夫萊隨後計劃在中央軍和下普瓦圖軍的領土改編部隊，以德洛奈取代薩皮諾，以薩萬取代沙雷特。
讓·尼古拉·斯托夫萊，托馬斯·德拉克畫作，19世紀
康克洛隨後與28000人一起進攻斯托夫萊。在對面，安茹軍只能集結3000名戰士。他們在3月18日襲擊了盧瓦爾河畔沙洛訥的一支共和國縱隊，隨後於22日襲擊了舊聖弗洛朗的另一支縱隊，但都沒有成功。斯托夫萊隨後撤退到莫萊夫裡耶，康克洛的縱隊緊隨其後。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紹萊、瑟里宰、佈雷敘爾、沙蒂永、莫萊夫裡耶和舍米耶再次落入共和黨手中。3月26日，斯托夫萊在瑟里宰簽署停火協議。4月6日，他在塞夫爾河畔莫爾塔涅附近會見了康克洛和九名特派代表。斯托夫萊拖延了幾個星期，等待舒昂黨人進行的馬比萊談判的最終結果。最後，他於5月2日在舊聖弗洛朗簽署了和平協議，條件與若奈耶相同。
5月20日，沙雷特、斯托夫萊和薩皮諾在中央軍總部會面，紀念他們的和解。
然而，不穩定因素仍然存在。“旺代難民”的返回引發了許多衝突。流亡歸來的地方政府在農村沒有權力。共和黨人在涉及政治問題、個人報復和簡單犯罪的和解過程中成為騷擾和暴行、搶劫甚至謀殺的受害者。在保皇黨控制下的許多農村城鎮，城市中的“愛國者”難民被禁止返回，甚至使用武力。

**第二次旺代戰爭**

**沒收武器和基伯龍運輸**
弗朗索瓦-阿塔納斯·德·沙雷特，博蘭·蓋蘭畫作，1819年
和平只是短暫的。1795年2月至6月，暗殺和各種事件激化了保皇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矛盾。儘管6月8日在若奈耶舉行了新的和解會議，但不信任佔了上風，雙方都在為恢復戰鬥做準備。由於相信旺代將領只是為了爭取起兵的時間，特派代表計劃發起一場大規模行動來阻止他們，但由於缺乏可靠的部隊，他們不得不放棄。
5月，沙雷特在貝爾維爾接待了裡維埃爾侯爵，他是路易十六的兄弟阿圖瓦伯爵的副官，他通知他，在英國的幫助下，保皇黨即將登陸布列塔尼，並要求他轉移共和軍的注意力，策應這一行動。6月初，普羅旺斯伯爵（未來的路易十八）聯繫了沙雷特，告訴他他希望加入他的行列。旺代將軍於6月10日熱情回應。6月8日，路易十七在巴黎去世。
6月25日，一支英國艦隊抵達布列塔尼的基伯龍半島，兩天後，一支Armée des Émigrés在卡爾納克登陸，受到數千名舒昂黨人的歡迎。
6月24日，沙雷特在貝爾維爾召集了他的部隊，宣佈違反《若奈耶條約》，恢復戰爭。這一突然的決定是沙雷特在沒有諮詢他的軍官或其他旺代軍隊的將軍的情況下做出的，但受到了他的士兵們的熱烈歡迎。在沒有宣戰的情況下，沙雷特於6月25日突然襲擊了萊塞薩爾營地。兩天後，他的部隊在博略蘇拉羅什附近伏擊了一支車隊。旺代人隨後帶著數百名戰俘返回貝爾維爾。6月26日，沙雷特發表了一份宣言，宣佈恢復敵對行動，他在宣言中聲稱《若奈耶條約》中的“秘密條款”規定解放路易十七並恢復君主制。
斯托夫萊的安茹軍和薩皮諾的中央軍起先沒有違反條約。7月，他們向巴黎派遣了兩名特使，貝雅裡和謝波，他們在國民公會上受到接待，但沙雷特的武器被收回，導致談判失敗。路易十八承認沙雷特的卓越地位，任命他為天主教保皇軍的首領，軍銜為中將。斯托夫萊特被任命為陸軍元帥（Maréchal de camp）。
與此同時，在布列塔尼，基伯龍遠征隊遭遇災難。在拉扎爾·歐什將軍的壓力下，移民軍和舒昂黨人於7月21日投降，其中748人被判處死刑，並在隨後幾天內被槍殺。作為報復，沙雷特於8月9日處決了關押在貝爾維爾的100至300名共和黨俘虜。

**阿圖瓦伯爵的遠征**
在布列塔尼遠征失敗後，移民和英國人轉向旺代。8月初，駐紮在基伯龍前的英國海軍中隊的一部分駛向旺代海岸。在裡維埃爾侯爵的警告下，沙雷特派遣數千人前往聖讓德蒙和聖吉勒-克魯瓦德維之間的佩日海灘。旺代人設法阻止了當地的共和國駐軍，8月10日至12日，英國人登陸後輸送了1200支步槍、火藥、3000把軍刀、300支手槍、700個彈藥筒和兩門大炮。
8月22日，沃倫（Warren）准將率領的123艘艦隊離開朴茨茅斯，船上有多伊爾（Doyle）將軍指揮的5000名英國士兵和阿圖瓦伯爵率領的800名移民。在瓦特島和埃迪克島停留後，他們於9月23日抵達努瓦爾穆捷島，並計劃在那裡登陸。沙雷特得知了這次遠征，但表示沙朗、布安、濱海博瓦爾和馬什庫勒被共和黨人控制，他不能從陸地上對該島發動攻勢。9月29日，在與努瓦爾穆捷駐軍進行了幾次炮擊對轟後，英國艦隊放棄了，前往防禦較弱、距離海岸較遠的約島，並於9月30日控制該島。該島立刻湧入6000名士兵，阿圖瓦伯爵本人於10月2日登陸。
沙雷特率領近10000人，試圖在9月25日襲擊聖西爾-昂塔爾蒙代，試圖接近海岸。然而，該鎮薄弱的駐軍和一些來自呂松的增援部隊擊退了他，造成了嚴重損失，特別是路易·蓋蘭（Louis Guérin），他是沙雷特手下最優秀的軍官之一。9月29日，共和黨將軍格魯希帶著4000人離開聖埃米娜，第二天進入貝爾維爾，沒有遇到任何抵抗。
10月3日，薩皮諾恢復敵對行動，佔領了塞夫爾河畔莫爾塔涅。但第二天，布薩爾將軍的共和黨軍隊反擊並奪回了該地區。
10月3日，英國艦隊再次嘗試登陸努瓦爾穆捷島，但沒有成功。與此同時，島上的駐軍從1000人增加到6000多人，英國人開始缺水。10月8日，遠征隊被放棄，大部分艦隊返回英國，只在約島留下13艘船。10月16日，英國人在聖讓德蒙登陸，與沙雷特取得聯繫，但阿圖瓦伯爵拒絕加入。他於11月18日離開約島返回英國。12月17日，最後一批英國和移民軍撤離該島。阿圖瓦伯爵在旺代登陸的計劃以徹底失敗告終，嚴重影響了旺代軍的士氣。

**旺代軍的崩潰和共和軍的勝利**
1795年8月29日，救國委員會任命拉扎爾·奧什（Lazare Hoche）為西部軍的主帥，接替因生病而放棄指揮權的康克洛將軍。9月14日，奧什在基伯倫取得勝利後，獲得了救國委員會授予全權，委員會禁止現場代表進行任何干預。12月26日，督政府授予他西部陸軍、佈雷斯特海岸陸軍和瑟堡海岸陸軍的指揮權，這些陸軍合併成立了Army of the Coasts of the Ocean (1796)（Armée des côtes de l'Océan）。與西班牙籤署的《巴塞爾和約》也使他能夠從Army of the Pyrenees獲得增援。12月28日，督政府宣佈叛亂省份所有主要城市進入圍困狀態（État de siège）。
奧什採取務實的政策。它將必須被俘的叛亂領導人與簡單的戰鬥人員和農民分開，如果後者交出武器並屈服，他們將保持自由。如果社區進行抵抗，他們的牲畜將被沒收，只有在交出武器的情況下才能歸還。它致力於恢復紀律和鎮壓搶劫行為，有時會阻止愛國難民返回和平地區，並與不再被起訴的頑固牧師和解，後者可以自由慶祝禮拜。這些措施、總司令的廣泛權力和圍困戰術遭到當地愛國者的反對，他們指責奧什實行“軍事獨裁”。然而，他的政策正在取得成果。由於一場毀滅性的衝突而筋疲力盡，旺代省的居民以及叛亂分子和軍官現在大多傾向於和平。從10月起，整個省都交出武器，向共和國投降。
8月4日，在呂松主教瑪麗·夏爾·伊西多爾·德·梅西（Marie Charles Isidore de Mercy）的派遣下，讓·布呂莫·德·博雷加爾（Jean Brumauld de Beauregard）牧師的倡議下，旺代的頑固派神職人員在普瓦雷舉行了一次教會會議。會議通過的決定表明了安撫和尋求與共和國和解的願望。然後，頑固的旺代神職人員開始從叛亂中脫身，為和平而努力。
在保護了英國海岸後，奧什讓他的軍隊向沙雷特進擊。共和黨人於10月10日佔領了聖菲爾貝德格朗略，11日佔領了勒洛魯博特羅和克利松，24日佔領了萊塞比耶，27日佔領了普佐日和尚託奈。他最初計劃組建三支6000人的縱隊，由他、格魯希和卡努埃爾分別指揮。然而，他改變了策略，注意到旺代軍集群的弱點，決定組建六支流動縱隊，由600至2500人組成，主要由特拉沃、德拉日和瓦特蘭指揮。這些移動縱隊每十五日記錄一次，指示他們永久穿越叛亂領土。為了保證機動性，他們不攜帶任何火炮，以相互協助的方式行動，併發出精確的行進命令。
1795年旺代的和平場景，夏爾·亞歷山大·科埃桑·德拉福斯畫作，1882年
虛弱的旺代人通常試圖避免戰鬥。11月中旬，幾名旺代軍官寫了一份備忘錄，交給沙雷特，建議他停止敵對行動，但沙雷特拒絕了。11月27日，德拉日在聖但尼拉舍瓦斯擊敗了沙雷特。12月5日，旺代將軍襲擊了盧瓦的四岔路營地，但瓦特蘭的反擊使他在幾個小時後逃跑。第二天，旺代人在德特勒瓦叢林遭遇伏擊，失去四岔路的所有戰利品。在此期間，沙雷特的幾名軍官被殺，包括他的副手庫埃提、騎兵隊長普呂當·埃爾武埃·德拉羅布裡（Prudent Hervouët de la Robrie）和師長弗朗索瓦·帕若（François Pajot）。
薩皮諾於11月25日襲擊了萊朗德熱尼松，但沒有成功。12月，他被軍隊拋棄，前往斯托夫萊處尋求庇護。1月，他與維洛將軍簽署了和平協議，但這個認為過於和解的協議遭到了奧什的譴責。
1795年在旺代，埃瓦里斯特·卡爾龐蒂埃畫作，19世紀
1796年初，沙雷特試圖向安茹遠征，以迫使斯托夫萊加盟他，但他在1月3日和4日在拉布呂菲耶爾和蒂福日連遭挫折，他的部隊被徹底擊潰。這場暴亂最終使旺代人士氣低落：沙雷特被他的大多數手下拋棄，只能聚集幾百名戰士。在共和國移動縱隊的跟蹤下，它在貝爾維爾、薩利尼、棟皮埃爾和勒普瓦雷周圍不斷移動。1月15日，特拉沃特副將在棟皮埃爾附近的拉克雷昂西埃爾再次擊敗了他。
就斯托夫萊而言，他被任命為聖路易勳章中將騎士，在1月26日根據阿圖瓦伯爵的命令毫無幻想地拿起武器之前，他等待了很長時間。在只有400人和薩皮諾的加入下，他襲擊了舍米耶，但沒有成功，然後失去了他在莫日地區訥維的總部。1月29日，他被迫在莫萊夫裡耶森林避難。薩皮諾放下武器，辭去指揮權，但斯托夫萊拒絕服從，並於2月23日至24日晚在拉普瓦特維尼耶爾附近的拉索格雷尼埃爾農場被捕。他被判處死刑，2月25日在昂熱被槍殺。
沙雷特將軍的處決，儒連·勒布朗畫作，1883年
2月中旬，在奧什的同意下，共和派與沙雷特進行了談判，提議他離開法國。但在2月20日，他宣佈拒絕。21日，特拉沃在聖敘爾皮斯-勒韋爾東和聖但尼拉舍瓦斯之間的拉貝高迪埃爾襲擊了沙雷特，並將他趕走。共和軍不斷追擊，並於2月27日在弗魯瓦豐找到沙雷特，在那裡將他再次擊潰。在接下來的幾周裡，特拉沃不知疲倦地在該地區追捕旺代將軍。與此同時，沙雷特的主要軍官，如亞桑特·德拉羅布裡、讓·蓋蘭、勒庫夫勒、皮埃爾·雷佐和盧卡斯·德拉尚皮庸尼埃爾等向共和國投降。其他人，如勒莫埃爾和達貝耶被殺。
3月23日，沙雷特僅率領約50人，在萊呂克附近的拉居庸尼埃爾被副官瓦朗丹的縱隊襲擊，並被特拉沃的縱隊阻截，後者在聖敘爾皮斯-勒韋爾東附近的夏博特里（Chabotterie）森林中抓獲了他。沙雷特被帶到昂熱，然後被帶到南特，在那裡他被判處死刑，並於3月29日槍決。
沙雷特的死標誌著旺代戰爭的結束，儘管一些不服從者仍然存在。3月23日，瑟里宰地區負責人裡夏爾被殺。在普瓦圖，讓·薩萬於4月28日被俘。在中央軍中，薩皮諾的繼任者瓦塞洛於5月4日被捕並被槍殺。在安茹，斯托夫萊的繼任者夏爾·多蒂尚和亨利·福雷斯蒂耶於5月放下武器。
拉扎爾·奧什隨後獲得了布列塔尼、曼恩省和諾曼底舒昂黨的服從。7月6日，在奧恩的豐特奈萊盧韋與舒昂黨人簽署了和平協議。7月13日，奧什宣佈“西方的麻煩已經結束”。7月16日，輪到督政府宣佈“今天終於可以這麼說了，這場可怕的旺代和舒昂黨戰爭已經結束”，因此，在法國政府眼中，旺代戰爭正式結束。1799年、1815年和1832年，該地區仍有一些叛亂，但其強度遠低於1793-96年的衝突。

**第三次旺代戰爭**
皮埃爾·康斯坦·德·敘藏內，讓·巴普蒂斯特·莫澤斯畫作，19世紀
在軍事上被擊敗後，保皇黨試圖通過選舉奪取權力。1797年4月，保皇黨右翼在更新五百人院和元老院時獲得多數。然後，議會廢除了針對移民和頑固牧師的法律。但1797年9月4日，在巴黎，五位督政官中的三位，勒貝爾、拉雷維利埃爾·萊波和巴拉斯組織了一場政變，得到了奧什和奧熱羅指揮的軍隊的支持。49個省（特別是西部）的選舉結果被取消，頑固派牧師再次受到起訴。農民開始拿起武器。
1799年，共和國軍事上的導致了新的徵兵和人質法的通過，這些措施促使舒昂黨領導人重新發動起義。1799年9月14日，200名舒昂黨和旺代首領在普昂塞附近的容謝爾城堡會面，由1200名士兵保衛，並安排在10月15日進行全面武裝。指揮部進行了重組：Jean Baptiste Pierre Constant, Count of Suzannet接替沙雷特擔任旺代西部和下盧瓦爾省以南的下普瓦圖和雷地區軍隊的負責人，薩皮諾恢復了對中央軍的指揮，而夏爾·多蒂尚接替斯托夫萊擔任安茹軍的指揮官。
米紹將軍領導的英格蘭共和軍在整個西部只有16000名士兵。旺代地區部隊由特拉沃將軍指揮。
然而，旺代人繼續遭遇失敗。10月29日，敘藏內率領的3000人被壓制回蒙泰居。11月2日，夏爾·多蒂尚帶著6000至8000人襲擊了一支在尼埃伊萊索比耶教堂避難的共和黨分遣隊。兩天後，迪弗雷斯將軍作為增援部隊抵達，雖然只有600人，但他在索比耶戰役中驅散了旺代軍隊。在中部，取代薩皮諾的移民格里尼翁於11月14日在拉弗洛瑟利耶爾取得了一點成功，但四天後在尚布勒託被擊潰和殺死。
霧月政變宣佈後，戰爭中斷。11月15日，加布裡埃爾·德·埃杜維爾將軍指揮英格蘭軍，並於12月9日在普昂塞與保皇黨軍官開始談判。他們選擇逐漸暫停武裝。但保皇黨將軍分為希望簽署和平的人和希望繼續戰爭的人。拿破崙·波拿巴現在是第一執政官，他宣佈宗教自由，並從邊境派遣30000人前往西部。1月16日，埃杜維爾被紀堯姆·布律納取代，成為英格蘭軍的首領，該軍隊很快恢復了其舊名“西部軍隊”。面對這些力量，旺代軍首領敘藏內、多蒂尚和薩皮諾於1800年1月18日在穆瓦訥河畔蒙福孔簽署了和平協議。舒昂黨人的將軍之後也只堅持了幾個星期。

**1815年和1832年的最後起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旺代人流血，保留著戰鬥的恥辱。亨利·拉博裡教授在1980年阿蘭·雷奈（Alain Resnais）的電影《我的美國舅舅》的導言中提到了這一點，該電影探討了人類功能障礙。
其他起事也標誌著旺代的歷史與眾不同，無論是1815年的起事還是1832年貝里公爵夫人的企圖，都標誌著一種特定地區意識的誕生。在政治層面上，自法國革命以來，旺代地區因其對保守政治運動的忠誠度而脫穎而出。
1793年的“烈士”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佔據了旺代記憶的最前沿，但是1870年普法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使他們黯然失色，這兩次衝突實現了法蘭西的民族團結。

**旺代難民**
戰爭的苦難，阿爾貝·達旺畫作，19世紀
難民問題在旺代史學中長期被忽視。Émile Gabory於1924年完成了關於這一主題的首個綜合草圖。2001年，居伊·瑪麗·萊訥的博士論文填補了這一空白。他的研究涵蓋了時間和社會學方面，也涵蓋了當局對他們接受的態度。
在旺代戰事開始之前，難民就湧入旺代的鄰近省份。2月，他們在下夏朗德省的人數足夠多，可以通過法令組織接待他們。1793年3月10日，第一批重要難民潮抵達南特。5月19日至31日，650至1000個家庭抵達昂熱。他們主要是共和黨人，他們逃離戰區，或者在城市遭到旺代人襲擊之前放棄城市。因此，永河畔拉羅什近10%的人口逃離該市。
第二波難民潮發生在1793年8月至1794年1月。8月1日的法令命令摧毀旺代軍，組織疏散、接收和保護難民。如果春天的難民受到了很好的歡迎，接下來繼續增加的人造成的供應困難，以及對他們本身的懷疑，都會讓歡迎趨於冷淡。
1794年2月20日，由於擔心許多保皇黨間諜隱藏在他們的隊伍中，弗朗卡斯泰爾、加羅和昂茨作為全權代表發佈了一項命令，將他們從戰區帶離20法裡（80公里），否則他們將被視為叛軍。政府軍向他們提供了旅行所需的資金。病人、老人、兒童、他們的直系親屬和他們的僕人以及對軍隊有用的專業工匠可以免於疏散。但這些措施引起了旺代愛國者的敵意，他們中的許多人拒絕服從。
難民，埃瓦里斯特·卡爾龐蒂埃畫作，1881年
最後，從1794年1月開始，第三波難民潮混合了藍黨和白黨，他們主要是為了逃避地獄縱隊。他們數量眾多，而且有意識地逃離到距離家鄉非常遠的地方。超過三分之一的法國省份都接收難民。
難民主要是婦女（約三分之二）和兒童（近一半）：代表性不足的男子可能也在裡面。他們一半以上來自城鎮和小村莊。除了牧師和貴族之外，旺代社群的代表性相當好。雖然收容地的居民有時不信任他們，當局有時以生存困難為由儘可能少地收容他們，但他們通常在流亡期間找到住所，甚至找到工作（當局通常提供工作和住所）。
早在1794年10月政府就允許公民身份證書持有人返回旺代，那麼實際上只發生在戰事平靜的地區，人數仍然很少。共和黨難民害怕白黨的報復，以及1793年7月24日的旺代高級委員會公佈的法令要求宣誓效忠路易十七，否則強令居民離開並禁止返回。1795年春天，為了緩解公共財政，授權期被延長，儘管黑幫團伙使農村不太安全，但真正的迴歸開始了。大規模的迴歸發生在奧什主政的和平時期。
蓋伊·瑪麗·萊訥保守估計難民總數約為40000至60000人，讓·克萊蒙·馬丁估計為20000至40000人。他們中很少有人定居在他們原來所在的省，直到1795年開始膽怯地返回，到1796年大規模返回。

**人文總結**
對旺代戰爭受害者的準確評估，更不用說與這場戰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死亡之間的區別，永遠無法確定，只有粗略的估計，因此數字有所不同。因此，無法確定“旺代軍事區”四個省的戰鬥人員和外國平民（其中一些來自殖民地）的傷亡人數，這些省在叛軍中總體人數較少，但在共和國軍隊中佔最大比例。

**同時期評估**
1794年12月1日，代表叛亂三個省的九名國民公會成員向救國委員會提交了第一份旺代戰爭的人員傷亡報告，確信有40萬人口被消滅。這一評估可能來自傳統的勒基尼奧幾周前寫的論文。
在1796年2月1日寫給內政部長的一封信中，奧什將軍寫道，“60萬法國人死於旺代”。1796年底，達尼康將軍支持奧什的記錄，並補充說，共和國在旺代損失了20萬人。巴拉斯在回憶錄中提到了奧什的工作，他還將戰爭記錄增加到“兩黨共60多萬人”。在復辟期間被作家夏多布里昂繼承，這60萬人的死亡人數將傳給後代。
1797年，Louis-Marie Prudhomme在其《法國大革命期間犯下錯誤的一般和公正歷史》中，將旺代的死亡人數增加到90萬或100多萬，包括白黨和藍黨。

**科學來源**
1801年至1804年期間，應法國內政部的要求，四個相關的省長和秘書長通過從1790年或1791年統計的人口中減去1800年統計人口，進行了第一次人口統計。根據他們的結果，曼恩-盧瓦爾省有50000人死亡，大西洋盧瓦爾省有49677人死亡，旺代省有50000人死亡，德塞夫勒省有15000至33363人死亡。1818年，帝國時期的旺代省長讓-亞歷山大·卡沃洛接管了這項工作，他重新計算了旺代省有44735人死亡或失蹤的人數，然後估計旺代軍事區四個省的死亡或失蹤人數為159412人。根據雅克·於塞內（Jacques Hussenet）的說法，這是第一次對旺代戰爭中的人員傷亡進行認真和理性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雷納爾·塞謝爾（Reynald Secher）在旺代戰爭的四個省（旺代省、大西洋盧瓦爾省南部、曼恩-盧瓦爾省西部、德塞夫勒省北部）的700個公社進行了教區和公民身份登記。從1780年至1789年和1802年至1811年的出生率開始，他得出了平均出生率，在這兩種情況下（1780-89年和1802-11年），他應用了一個共同的乘數（27），用來估算戰爭前後的人口。將19世紀的人口減去18世紀80年代的人口，可以在815029人（占人口的14.38%）中獲得117257人的“缺失”。然而，對這項工作提出了批評：
*“恢復”的人口是1784年和1807年的人口，超過了衝突時間（1792年和1802年）的實際限制；
*這項工作基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法國人口統計沒有變化的假設，沒有考慮到戰爭期間的出生赤字；
*它不包括在戰爭中被殺害的旺代人（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屠殺或處決的受害者）和戰爭間接造成的死亡；
*它沒有考慮到在邊境地區永久定居的難民或向城市的遷移；
*它沒有根據死者的政治觀點來區分死者（共和黨人、保皇黨人或猶豫不決的旺代人，他們的中立性因衝突的暴力而受到質疑）；
*最後，它沒有考慮到重要的非旺代人死亡。
1987年，讓·克萊蒙·馬丁提出了人類平衡問題。他試圖根據對1790年和1801年人口普查的分析，對該地區的人口赤字進行評估，並根據對現代來源的研究，從18世紀的人口統計數據（估計每年自然增長1%）中糾正了不準確之處。他發現，到1801年，如果出生和死亡的平衡沒有被戰爭破壞，自然增長本應允許實現的人口將增加20萬至25萬。這一實際的人口下降主要歸因於戰鬥中的殺戮，影響到共和黨和保皇黨，並歸因於雙方。此外，他指出，這些數字不應忘記，準確評估共和黨的損失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戰鬥人員來自整個法國，“甚至來自加勒比殖民地”。此外，居伊·瑪麗·萊訥在2003年分析的人口流離失所問題也不容忽視。
同樣，路易-瑪麗·科雷奈認為，旺代戰爭導致20萬旺代人死亡（其中4萬人死於蒂羅的地獄縱隊）。
1992年，雅克·迪帕基爾估計共和黨損失為30000人死亡。2014年，讓·克萊蒙·馬丁也認同了這一數字。
2007年，在雅克·於塞內的領導下，考慮到之前的工作，特別是1990年以來的工作，一項新的評估得出結論，1793年至1796年間，旺代軍事區的居民約有17萬人死亡，約佔衝突前叛亂領土上75.5萬居民的22%至23%。受害者中約有20%至25%是共和黨人。更具體地說，關於共和軍的損失，讓-菲利普·庫隆和熱羅姆·拉伯里約在他們的貢獻中估計，死亡人數在26000至37000人之間。雅克·於塞內還估計，考慮到參與的士兵總數（13萬至15萬），軍事傷亡人數不會超過5萬人死亡或失蹤。
2014年，讓·克萊蒙·馬丁認為雅克·於塞內給出的估計“似乎合理且有根據”。阿蘭·熱拉爾也讚揚了這項研究，據他說，這項研究“結束了近兩個世紀的瘋狂數字”。

**種族滅絕爭議**

**關於“旺代種族滅絕”的辯論**
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出現了關於“旺代種族滅絕”理論的辯論，特別是皮埃爾·紹努和雷納爾·塞謝爾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質疑鎮壓旺代叛亂的血腥和大規模性質，儘管數字仍然不準確和有爭議（參見上文關於旺代戰爭受害者人數的各種假設），歷史研究質疑了對大屠殺的傳統描述，如布洛涅河畔萊呂克大屠殺。
無論如何，從法律上講，受害者人數不會改變犯罪的性質，只有行為的性質、意圖和手段才重要。共和國當局蓄意滅絕旺代人口的意圖，以及執行其命令的特工所犯下的屠殺的種族滅絕性質，都是重大爭議的主題。除了戰爭部檔案中的指示和命令外，“旺代種族滅絕”思想的支持者使用的一個來源是格拉古·巴貝夫的一本書。
1794年，根據熱月公會的描述，巴貝夫出版了一本書《人口減少系統或卡里耶的生活和罪行》，其中他譴責了讓·巴蒂斯特·卡里耶在南特執行任務期間犯下的暴行，他在第四段中說，這些暴行指的是他稱之為“Populicide”（意為“人民滅絕”）的人口減少系統，這是一個新詞，旨在喚起一個新的想法。“Populicide”在革命期間以名詞和形容詞的形式使用（在法語中，這是唯一一個在革命時期倖存下來的形式），用來指導致大規模人民死亡或毀滅的原因。這個詞由拉丁詞根populus（人民）和後綴cide組成。與萊姆金在1944年創造的“genocide”一詞一樣，它被用來指一種前所未有的犯罪形式。
在其文本中，“人口減少系統”涉及整個法國，而不僅僅是旺代人口。在他的書中，巴貝夫再次批評了捍衛立即適用共和元年憲法的忿激派，譴責了恐怖，他認為恐怖應對1793-1794年的大屠殺負責，並攻擊了山嶽派和雅各賓派（以及溫和派、Muscadin和新埃貝爾派）。這項指控的依據是在熱月政變之後揭露了內戰和恐怖的處決、屠殺和破壞。與其他小冊子作者一起，巴貝夫重複了《南特日報》（La Feuille Nantaise）的指控，該報在共和三年第五期《霧月》中指責廉潔者想要“不道德”國家。根據他的說法，羅伯斯庇爾周圍的公共安全委員會成員計劃殺害大量法國人，旨在在法國建立儘可能大的平等（他還表示聲援該項目）。在他看來，他們的分析是基於18世紀政治哲學家（如讓-雅克·盧梭）的思想，他們認為，與當時的法國相比，建立平等需要更少的人口（事實上，對於這些哲學家來說，建立在某種財富平等基礎上的民主政府，如古代城邦、日內瓦或威尼斯，不僅需要更少的公民，而且需要有限的領土）。根據這一理論，西部內戰（白黨和藍黨之戰中死亡）以及對聯邦主義者和保皇黨的鎮壓將是法國人口減少計劃的工具，而身處南特的卡里耶只是當地代理人。共和國軍隊在保皇黨叛亂分子面前的失敗將由公共安全委員會接管，目的是將數千名共和國士兵送去死亡，然後他將制定一項徹底消滅旺代人的計劃，巴貝夫將其與鎮壓Revolt of Lyon against the National Convention平行，這場起義僅歸因於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

**歷史學家觀點**
“旺代種族滅絕”一詞出現在1969年由醫生阿德里安·卡雷（Adrien Carré）撰寫的《旺代紀念品》上的一篇文章中，該文章假設與二戰中的納粹罪行相似。它首次在旺代史學中引入了“戰爭罪”、“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等術語。
1983年到1984年，歷史學家皮埃爾·紹努（Pierre Chaunu）將“旺代種族滅絕”的描述形式從保密中刪除，並引發了歷史學家之間的第一次辯論。
1986年，雷納爾·塞謝爾出版了《法國-法國種族滅絕 旺代的復仇》（Le Génocide franco-français），這是他1985年9月21日在巴黎第四索邦大學發表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由Jean Meyer (historian, 1924)、Pierre Chaunu、André Corvisier、路易·貝爾納·梅爾、Yves Durand (historien)、Jean Tulard和Jean-Pierre Bardet等執筆。“旺代種族滅絕”的論斷隨後在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的籌備過程中被廣泛宣傳。這場爭論在1986年至1989年期間達到頂峰，當時“種族滅絕”理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媒體上論戰，並邀請記者、議員、將軍、政治學家、法學家或小說家支持他們的事業。
塞謝爾的論文得到了一些回應。他在貝納爾·皮沃（Bernard Pivot）的節目《撇號》和《費加羅雜誌》上接受了採訪，而《鴨鏈》（Le Canard enchaîné）也發表了他的分析。讓·克萊蒙·馬丁認為，塞謝爾和紹努的作品結束了將革命罪行與納粹政權罪行進行比較的過程。因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歷史的角度解讀旺代戰爭並不新鮮。因此，它在法國準備慶祝二百週年時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弗朗索瓦·費雷（François Furet）的作品已經將恐怖政策分析為極權主義進程。
其他歷史學家使用“種族滅絕”一詞來描述內戰期間在共和黨陣營犯下的大屠殺。諸如讓·蒂拉爾和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迪裡。CNRS的研究主任、共產主義史專家斯特凡·庫爾圖瓦解釋說：列寧將“哥薩克人與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旺代進行了比較，並愉快地將他們提交給了一個計劃，現代共產主義的“發明家”格拉古·巴貝夫在1795年稱之為“公民滅絕”。

**其他學科的分析**
雷納爾·塞謝爾的工作也在學術界之外引起了一些反響，並在一些媒體上得到了報道。2000年1月28日，在斯德哥爾摩納粹屠殺國際論壇結束時，1998年至2000年德國聯邦政府文化和媒體代表、《時代週報》前主編Michael Naumann（Michael Naumann）表示：“在‘種族滅絕’一詞被創造之前，有時使用法語術語‘公民滅絕’。它由格拉古·巴貝夫於1795年發明，描述了旺德11.7萬農民的滅絕。法國西部的這一肥沃地區在之後的25年間幾乎無人居住。”
同樣，作家Michel Ragon（Michel Ragon）在1793年的《旺代起義與自由的誤解》（1992年）中，試圖證明大屠殺計劃的真實性和官方滅絕一個民族的意圖，其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重複了塞謝爾提出的要素。在他的書中，他關注了對旺代起義的整個鎮壓，其中共和黨方面的主要參與者是“地獄縱隊”的組織者蒂羅將軍，一方面是南特的任務特使，另一方面是昂熱的昂茨和弗朗卡斯泰爾，這些城市擠滿了數千名旺代囚犯。1793年，法國其他地區也出現了反對國民公會的叛亂（保皇黨或聯邦主義者）。根據具體情況，執行任務的特使採取和解態度（如諾曼底）或進行一次性鎮壓，其他人則採取更具壓制性的態度。有些人沉迷於真正的虐待，如土倫的巴拉斯和Louis-Marie Stanislas Fréron、里昂的科洛·德爾博瓦和富歇或波爾多的塔利安。在旺代戰爭中，米歇爾·拉貢試圖證明特使的殘虐行為符合救國委員會甚至國民公會的要求。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從當時的文件中提取了幾位革命人物留下的演講、公告、信件或報告中的段落，他將這些段落解釋為承認種族滅絕意願。因此，1793年12月24日，弗朗卡斯泰爾在昂熱發佈了一份公告，宣佈：“旺代人口將會減少，但共和國將得到報復和安寧……我的兄弟們，願恐怖繼續留在議程上，一切都會好起來。問候和兄弟情誼。”
同樣，1793年12月12日，卡里耶給阿克索將軍的一封信，要求他為旺代共和黨提供食物，他強調了似乎證明其論點合理的公式：“令人驚訝的是，旺代在通過最血腥和最殘酷的戰爭撕裂祖國後，之後敢於要求補貼。它進入了我的計劃，這是國民公會的命令，在這個被詛咒的國家，一句話，移除所有的食物、食物和飼料，將所有的建築物交給火焰，消滅所有的居民……全力反對讓旺代人奪取或保留一粒糧食……總之，不要給這個被禁止的國家留下任何東西。”
2017年，曾在海牙國際法院工作的外交官和法學家雅克·維勒曼（Jacques Villemain）出版了一本書，他在書中認為，如果旺代戰爭中的大屠殺發生在“今天”，國際刑法將稱之為“種族滅絕”。然而，這本書受到了讓·克萊蒙·馬丁的批評，他認為維勒曼的方法是基於對缺乏歷史方法的來源的偏見解讀。例如，關於8月1日的法律，馬丁指出，維勒曼從未考慮其頒佈的背景。他寫道：“僅僅指出8月1日的法律是倉促和強調的，並呼籲巴雷爾多次宣佈“摧毀旺代”的必要性，這是不夠的，如果分析忽略了這一論述和這一文本在革命派別、山區人民反對無套褲漢的鬥爭中發揮的作用，但也有當權的山嶽派、前吉倫特派和前丹東派，他們居住在議會、部門行政機構的長凳上，部分是高級軍事人員。”最重要的是，馬丁認為，法學家的觀點絕不優於歷史學家的觀點，維勒曼動員的法律工具，如種族滅絕或危害人類罪的概念，無助於更好地理解在旺代發生的罪行和屠殺。

**辯論的政治化**
2007年2月21日，九名法國右翼議員明確依靠雷納爾·塞謝爾和米歇爾·拉貢的工作，向國民議會提交了一項法案，旨在“承認旺代種族滅絕”。該法案由萊昂內爾·盧卡（UMP，濱海阿爾卑斯省）、埃爾韋·德·沙雷特（UMP，曼恩-盧瓦爾省）、維羅尼克·貝塞（MPF，旺代省）、路易·蓋東（UMP，旺代省）、若埃爾·薩爾洛（UMP，旺代省）、埃萊娜·唐居伊（UMP，菲尼斯泰爾省）、貝爾納·卡拉永（UMP，塔恩省）、雅克·勒米萊（UMP，伊澤爾省）和熱羅姆·裡維埃爾（UMP，濱海阿爾卑斯省）簽署。1987年，讓-馬裡·勒龐（Jean-Marie Le Pen）提出了一項修正案，承認旺代大屠殺中存在危害人類罪。
2012年3月6日，九名右翼議員再次提出了一項類似的法案（“旨在正式承認1793-1794年的“旺代種族滅絕”）；萊昂內爾·盧卡（UMP，濱海阿爾卑斯省）、多米尼克·蘇謝（MPF，旺代省）、維羅尼克·貝塞（MPF，旺代省）、貝爾納·卡拉永（UMP，塔恩省）、埃爾韋·德·沙雷特（UMP，曼恩-盧瓦爾省）、尼古拉斯·迪伊克（UMP，奧布省）、馬克·勒富爾（UMP，阿摩爾濱海省）、雅克·勒米萊（UMP，伊澤爾省）和讓·于貝爾施拉格（UMP，上萊茵省）。
此外，2012年2月23日，52名右翼和中間派參議員提出了一項“廢除1793年8月1日和10月1日法令”的法案。2013年1月16日，萊昂內爾·盧卡提交了一份由維羅尼克·貝塞（MPF，旺代省）、多米尼克·蒂安（UMP，羅訥河口省）、阿蘭·勒伯夫（UMP，旺代省）、阿蘭·馬爾萊（UMP，康塔爾省）、揚尼克·莫羅（UMP，旺代省）、菲利普·維特爾（UMP，瓦爾省）和馬里昂·馬雷夏爾·勒龐（FN，沃克呂茲省）共同簽署的文本。它由一篇文章組成：“法蘭西共和國承認1793-1794年的‘旺代種族滅絕’。”這是UMP和FN代表在第十四屆議會中首次共同簽署法律草案。
這項提案明顯引起了左翼的反應，如左翼黨國家秘書亞歷克西·科爾比埃爾的反應，他認為這項法案是“歷史操縱的粗俗行為”。對他來說，“這種不合適的詞彙是極右翼誹謗法國大革命和輕視20世紀非常真實的種族滅絕的古老意識形態伎倆。”
2018年2月，極右翼議員埃曼紐爾·梅納爾和瑪麗·弗朗斯·洛羅提出了一項法案，正式承認1793年至1794年間在旺代犯下的暴行為“戰爭罪、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

**學術界辯論**
相比之下，“旺代種族滅絕”的理論被大多數學術界人士拒絕，他們認為這是當下議程影響歷史敘事的一種表現。
1985年，弗朗索瓦·勒布蘭（François Lebrun）駁斥了皮埃爾·紹努（Pierre Chaunu）提出的“旺代種族滅絕”理論。
隨後，雷納爾·塞謝爾的論文受到了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當代法國史專家彼得·麥克菲（Peter McPhee）的批評，他回顧了紹努在確認法國大革命與共產主義極權主義之間的聯繫方面的影響，指出了塞謝爾對受害者人數或革命者對旺代起義分析的弱點，質疑塞謝爾對革命前旺代地區的“經濟、宗教和社會結構的描述”和叛亂原因，注意到他在書中對起事地區屠殺共和黨人的重視程度較低；此外，他認為，雷納爾·塞謝爾在隨後的著作中沒有考慮後來出現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大多否定或反駁了他的分析。他在關於《復仇旺代——法國對法國人的種族滅絕》譯著的結尾指出：
同樣，拒絕接受種族滅絕理論的人包括威爾士人朱利安·傑克遜（Julian Jackson），倫敦大學現代史教授；美國人蒂莫西·塔克特（Timothy Tackett），加州大學教授；愛爾蘭人休·高夫（Hugh Gough），都柏林大學教授；法國人弗朗索瓦·勒布蘭（François Lebrun），上布列塔尼-雷恩第二大學現代史名譽教授；克勞德·朗格盧瓦（Claude Langlois），高等研究應用學院主任、歐洲宗教科學研究所所長、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所成員；保羅·塔隆諾、克勞德·佩蒂弗雷爾，圖爾大學現代史榮譽退休教授以及讓·克萊蒙·馬丁，巴黎第一先賢祠-索邦大學教授。
在其他論點中，讓·克萊蒙·馬丁指出，雷納爾·塞謝爾在他的書中實踐了“權威寫作譴責無關絕對真理的歷史”，沒有評論或討論“種族滅絕”一詞。然而，對他來說，問題是“革命者實施的鎮壓的性質是什麼”。正如弗蘭克·查爾克和M·普林斯所解釋的那樣，“如果沒有適用於一個明確界定的群體的意識形態意圖，種族滅絕的概念就沒有意義，也不可能找到戰爭之前存在的‘旺代’身份，也不可能斷言革命是針對特定實體（宗教、社會……種族）的。”
他提出了1793年8月1日法令的問題，該法令規定“摧毀旺代”，巴雷爾的報告指出：“摧毀旺代，瓦朗謝訥將不再由奧地利人統治。摧毀旺代，萊茵河將從普魯士人手中解放出來（…）。旺代，還是旺代，這是吞噬共和國心臟的潰瘍。這就是你必須打擊的地方。”他回顧說，這兩種情況都排除了婦女、兒童和老年人（1793年10月1日的法令增加了手無寸鐵的男子），他們必須受到保護。同樣，他指出，“革命者並沒有試圖識別一個民族來摧毀它”，只是將旺代視為“所有反革命者的象徵”，並得出結論，“革命軍隊在旺代犯下的暴行屬於今天所謂的戰爭罪。”
讓·克萊蒙·馬丁指出，沒有通過任何法律來消滅被指定為“旺代”的人口。他回顧說，法令中使用的旺代“強盜（brigands）”一詞已經源於君主制，並指出“旺代（不精確的省或地區）的人口不打算根據《公約》進行破壞”。
帕特里斯·蓋尼菲在伽利瑪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的《恐怖政治：1789-1794年革命暴力》一書中將對旺代人的虐待定性為危害人類罪：“戰鬥結束後，旺代人民遭受的痛苦與軍事需要無關，構成了法國大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今天可以稱之為犯罪。這是一種危害人類罪，共和國的傳統不願意宣稱這一不光彩的時刻，長期以來一直被掩蓋或否認。”
對馬丁來說，巴雷爾的演講和法令“是使反革命成為一個單一集團的願景的一部分，一頭威脅性的九頭蛇，使‘正義暴力’的思想合法化，並在特別荒謬的條件下發動旺代戰爭。地方行政人員不斷抱怨缺乏對旺代地區的劃界，以及“強盜”一詞在指定註定要毀滅的人時的模糊性（因為婦女、兒童、老人和“手無寸鐵的男子”被排除在外）。在曼恩-盧瓦爾省，亨利·梅尼奧（Henri Menuau）無法具體說明在“旺代”中必須摧毀什麼。反對徵兵的起義並非旺代獨有。1793年，克萊蒙費朗、波爾多、格勒諾布爾、圖爾奈、昂古萊姆和敦刻爾克也發生了起義。國民公會確信，旺代的叛亂是一場陰謀，特別是來自英國反對共和國。事實上，在沙羅橋戰役失敗後，指揮共和國軍隊的路易·亨利·弗朗索瓦·德·馬爾塞將軍被判處死刑，因為他被認為是祖國的叛徒。公會不僅不支持反對其法令的士兵和代表的行動，而且在該地區，“動員當地革命者成功地阻止了昂熱或南旺代的無理暴力。在軍隊中，軍官拒絕遵循同事的破壞政策，有時成功地將其中一些人繩之以法並執行死刑。”根據他的分析，在旺代戰爭期間犯下的暴行可以解釋為共和黨方面對士兵的管理不善，他們“被自己的恐懼所束縛”。另一方面，“叛亂分子恢復了農村起義的舊習慣，驅逐和殺害國家代表，搶劫村莊，然後他們的領導人設法暫時將他們從這些具有復仇和救世主層面的做法中轉移出去。”
在他看來，不是一個強大國家的暴力襲擊其人民；直到1794年春天，是因為國家太弱而無法控制和防止叛亂分子和愛國者之間不斷升級的暴力。
帕特里斯·蓋尼菲在上述著作《恐怖政治》中指出：“但國民公會不應被赦免：救國委員會似乎在10月對8月1日的法令進行了更大的延長，並在1794年初批准了滅絕。”
（Jean-Marc Schiappa）在其《格拉古·巴貝夫與平等》一書中還批評了雷納爾·塞謝爾在巴貝夫的《人口減少系統或卡里耶的生活與犯罪》一書再版時提出的種族滅絕理論：“這本小冊子最近再版，標題為《旺代戰爭和人口減少系統》，巴黎，1987年；如果巴貝夫的文本被正確複製和解析，人們只能對R·塞謝爾和J·J·佈雷雄的介紹和註釋感到憤怒；更不用說關於旺代“種族滅絕”的政治假設了，我們對這些頁面上的錯誤、不真實、幾乎無數的誤解感到震驚。”
巴黎先賢祠-索邦大學名譽教授、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所前所長Michel Vovelle也反對種族滅絕理論。在1987年出版的《二百週年前夕的法國大革命史學》中，他寫道：
2007年，米歇爾·沃韋勒指出：“這並不能證明屠殺是正當的，但它允許將其定性為‘老式’殘酷戰爭的遺產，例如一個世紀前蒂雷納為太陽王的榮耀而對普法爾茨的破壞，萊茵蘭人一直記得他。被燒燬的村莊、謀殺和強姦……因此，讓我們拒絕使用“種族滅絕”一詞，並讓每個時代都為其所遭受的恐怖承擔歷史責任，而不是最小化這些恐怖。”
1998年，Max Gallo（Max Gallo）在文章《是內戰，不是種族滅絕》中也反對“旺代種族滅絕”的假設，並發表在《歷史》雜誌上。
2013年，歷史學家阿蘭·熱拉爾說：“我使用內戰、屠殺和滅絕的術語。但我一直拒絕在旺代戰爭中使用種族滅絕一詞。”他還批評向國民議會提交的關於“承認旺代種族滅絕”的各種法律提案。因此，2013年，他將萊昂內爾·盧卡議員提交的文本描述為“可悲的”，並“編織了法律矛盾和歷史謊言”。2018年，在議員埃曼紐爾·梅納爾和瑪麗·弗朗斯·洛羅提出一項新法案後，他宣佈：“現在是我們的共和國，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停止讓極端分子公正譴責1794年初在旺代犯下的恐怖行為的時候了。”
2007年，雅克·於塞內指出，“關於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公開辯論沒有以任何方式結束”。考慮到“種族滅絕的概念引起了廣泛的解釋”，其定義來自法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並在國家間談判後正式確定，他認為“對知識的誠實目前禁止宣稱確定性，只允許表達信念或意見”。然而，他指出，他的立場如下：“大屠殺”和“戰爭罪”的概念適用於描述1793年12月至1794年7月在旺代軍事區發生的事件。沒有必要通過要求“種族滅絕”標籤來屈服於過度的受害。我認為將美洲印第安人和亞美尼亞人的滅絕歸類為種族滅絕是合理的，但我永遠不會將冷血組織的猶太人滅絕與地獄縱隊的血腥襲擊相提並論。假設種族滅絕的概念最終變得司空見慣，包括歷史上太多的大屠殺，那么旺代戰爭最終將只是眾多種族滅絕之一。對其推動者的道德和歷史利益是什麼？沒有或幾乎沒有。”

**後續分析**
激進主義歷史學家塞繆爾·託梅分析了最近對“共和國記憶的神秘化”的攻擊，其名稱是“對被遺忘的殖民共和國壓迫的人民的記憶義務”和“對被雅各賓共和國束縛的人民”。在澄清第二點時，他指出：
同樣，雷恩第二大學教授塞爾什·比安什（Serge Bianchi）在為埃裡克·昂索（Eric Anceau）的《法國大革命手冊》撰寫的報告中指出，“憤怒的呈現、羅伯斯庇爾的複雜個性以及旺代戰爭沒有被漫畫化。這不是一個滑倒、暴君或“種族滅絕”的問題，也不是特派代表的“總督”……關注2005-2006年Certificate of aptitude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rance)競賽和歷史聚合計劃中提出的問題，正如帕特里斯·蓋尼菲編輯的手冊中在文章“關於十八世紀末的叛亂和革命”中所述。魯昂大學教授居伊·勒馬爾尚區分了分析法國大革命的不同歷史流派，解釋道：
居伊·瑪麗·萊訥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一領域至今尚未完全探索，即旺代難民。他們的人數（至少數萬人）、他們的政治取向（共和黨、中立甚至可能是保皇黨）並沒有阻止共和國（無論是市、區、省還是國民公會）幫助他們，歡迎他們，撫育他們，有時為他們提供工作。據他說，這種態度與種族滅絕的假設完全矛盾：一個人不可能想屠殺一個民族，同時又組織撤離和援助同一民族的一部分。
更有趣但更具啟發性的是，我們可以注意到，即使在和平正義的層面上，我們也致力於保護弱者：例如，毛日的卡特利諾·迪潘家族的未成年子女，他們為旺代軍提供了一名將軍（雅克·卡特利諾），其他三個兄弟在天主教保皇軍中犧牲，但他們受到了一名治安法官的保護，該法官任命了一個家庭委員會來管理他們的財產，而他們將是迫害的首選目標。同樣，支持保皇黨的和平法官（Justice de paix）也被保留。
對當時歷史研究小組（GRHI）成員迪迪埃·居伊瓦克來說，讓·克萊蒙·馬丁出售的“記憶之地”研究“突出了記憶的政治及其利害關係”。如果對歷史學家來說，早在1793年，是藍軍建立了反革命旺代的象徵形象，那麼是白軍及其繼任者在19世紀和20世紀使用並回歸了這一形象，以建立地區身份。這種身份既是社會動員的工具，也是當代政治工具。
1977年由Philippe de Villiers（Philippe de Villiers）發起的《Puy du Fou》節目的成功，源於一個接受150年記憶教學法的環境與一位政治家對塑造自己形象的關注之間的碰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旺代例子說明了記憶歷史學家面臨的新挑戰。面對生動而專橫的記憶，他被引導去解構神話或傳說，從而質疑過去對現在的剝削。在1789年和1793年二百週年的背景下，“種族滅絕”一詞的使用因此成為激烈辯論的中心，因為對於那些希望證明“革命……在所有時代和所有緯度都將吞噬自由”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挑戰。
同樣，2007年，Mona Ozouf（Mona Ozouf）和André Burguière（André Burguière）喚起了對旺代戰爭的持久記憶，這場戰爭以（Puy du Fou）的成功為標誌，他們指出：“在左翼和右翼關於革命的辯論中，旺代事件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選擇，但在二百週年前夕發表的一篇文章重新點燃了歷史學家之間的戰爭，這篇文章除了‘種族滅絕’的指控之外，沒有帶來任何新的東西；當慶祝活動在節日共識的氣氛中進行時，這是一場奇怪的非同步戰爭。今天，每個人都捍衛人權遺產。沒有人會為皇室感到遺憾，但沒有人會判處路易十六死刑。正是這個後現代法國尊重所有記憶，熱愛所有傳統，每年夏天都會在穿著Puy du Fou服裝的人群中回到過去。”

**關連項目**
 保皇派- 舒昂黨人- 法國大革命戰爭- 恐怖時期- 《九三年》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