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勒貝格道爾吉·仁欽諾

額勒貝格道爾吉·仁欽諾（布里亞特語：Ринчинэй Элбэгдоржо，Элбек-Доржи Ринчино，6月28日），布里亞特人，生於俄羅斯貝加爾湖東岸巴爾古津地區，蘇俄和蒙古政治人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

**生平**

**早年生涯**
1888年，仁欽諾生於俄羅斯貝加爾湖東岸巴爾古津地區的一箇中等階層的牧民家庭。十多歲起，仁欽諾開始參加反政府活動。1905年俄國革命之後，1906年仁欽諾在維爾符涅丁斯克參加了布爾什維克性質的組織——社會民主工黨。當時，仁欽諾在西伯利亞知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舒米亞茨基手下，參與發行地下報紙。
由於他在1907年參加學生運動，仁欽諾被特洛伊茨科薩夫斯克（今恰克圖）專業學校退學。1907年末，因對1905年俄國革命的評價、民族問題、農民的作用等有不同意見，仁欽諾脫離了社會民主工黨。1907年至1908年，仁欽諾在託木斯克居住。其間，結識了西伯利亞自治運動的領導人波塔寧，併入獄一個月。
1908年秋，仁欽諾進入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學習，一直學習至1914年。其間，他參加各種反體制活動，特別是參加了西伯利亞自治運動。他和N·阿瑪嘎耶夫合作，對阿古旺·道爾基耶夫發明的“瓦金德拉文字”進行改良，於1910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一本小冊子介紹“新蒙古-布里亞特字母表”。另外，仁欽諾收集了《格斯爾》等民間文學材料並發表。與另一位布里亞特人扎木察拉諾同時進行文化啟蒙活動，比如在翻譯方面，扎木察拉諾將列夫·托爾斯泰的《佛陀的生涯》譯成了蒙古文，而仁欽諾則同巴爾古津寺的吹仲喇嘛次基波夫共同把列夫·托爾斯泰的《Esarhaddon, King of Assyria》譯成蒙古文，並在大庫倫出版。
1915年至1916年，仁欽諾參加了科金和維鐵領導的調查隊。當時，通過到蒙古各地訪問並蒐集材料，仁欽諾寫出了《蒙古經濟地區》、《蒙古薩滿教》等學術論文。

**參加俄國革命**
1917年2月俄國革命後，在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人開展了一系列自治運動，併成立布里亞特-蒙古國。1917年4月27日，在赤塔大會上，成立了統一伊爾庫茨克省和外貝加爾州兩地布里亞特人的“布里亞特民族委員會”，仁欽諾任該委員會書記。該委員會的目的是實現布里亞特人的自決及自治。同年7月，在古西諾奧澤爾斯克舉行的大會上，仁欽諾、波格丹諾夫共同當選為憲法制定會議候補代議員。
1918年1月，西伯利亞臨時政府成立，仁欽諾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
1918年8月，仁欽諾、古達諾夫（Дамбой Галданов）一同赴雅爾塔，但因以日本軍隊為主的西伯利亞干涉發生，他們在雅爾塔未能達到目的，空手而歸。
從1917年至1919年，仁欽諾屬於社會革命黨的馬克西馬利斯托派，但與布爾什維克也有聯繫。他曾幫忙把揚松和亞基莫夫（А.Т.Якимов）自俄國白軍勢力的手中解救出來。仁欽諾和1921年蒙古革命後被蒙古人稱作“兩個俄羅斯恩人”的舒米亞茨基和揚松均有良好的個人關係。
自1919年2月起，在日本的支援、謝苗諾夫的影響下，以內蒙古的內齊託音呼圖克圖為中心，“大蒙古國”（泛蒙古）運動開展了約1年。仁欽諾參加了這一運動。當時，在俄國白軍和干涉軍的包圍下，仁欽諾為維護布里亞特人的利益，經揚松等布爾什維克同意，通過“緊急媾和”而同謝苗諾夫結成了同盟。

**莫斯科之行**
仁欽諾向揚松提出建議，獲得採納，1920年春，在伊爾庫茨克成立了對蒙古活動的“亞洲局”。亞洲局通過波雷索夫、契切林同蒙古的革命者保持聯繫，這兩人將仁欽諾介紹到亞洲局。這兩人還以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盟職員的身份訪問了蒙古，他們對庫倫的訪問對蒙古人民黨日後的活動有重要意義。根據《道格松回憶錄》，這兩人在丹增和喬巴山1920年6月29日出發後，同時抵達庫倫。他們在土拉河召集蒙古人民黨的所有成員舉行會議，對和蘇維埃俄國建立關係進行討論。此次會議同時決定，在丹增和喬巴山之後，再派5人（即鮑道、恰格達爾扎布、道格松、蘇赫巴托爾、洛索勒）赴蘇維埃俄國。
仁欽諾稱，舒米亞茨基和扎木察拉諾在上烏金斯克聽取了蒙古人彙報的革命活動後，對革命的進展表示懷疑。仁欽諾對二人進行了批判，並指出遠東共和國無法解決問題，建議蒙古人赴伊爾庫茨克、鄂木斯克。在伊爾庫茨克，布爾什維克長時間試探蒙古代表團的意圖。隨後蒙古代表團經鄂木斯克赴莫斯科。此時的代表團成員為丹增、恰格達爾扎布2名蒙古人，仁欽諾、嘉木伯倫（Д. Жамбалон）2名布里亞特人。
在莫斯科，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同蒙古代表團交涉。俄方原則同意援助蒙古。結果，在撥給舒米亞茨基的用於對中國、朝鮮的30萬盧布活動資金中，8萬盧布被用作對蒙古的活動資金。仁欽諾此次莫斯科之行，還具有為布里亞特人爭取自治的目的，和蒙古人的目的不盡相同。
1920年10月13日，在列寧、斯大林、布哈林組成的俄羅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在討論蒙古問題及布里亞特問題時，仁欽諾、阿古旺·道爾基耶夫、盧納察爾斯基等人也出席會議，並陳述意見。10月14日，會議作出了承認卡爾梅克人和布里亞特人自治的政治局決議。
1920年11月，仁欽諾等人回到伊爾庫茨克。記為11月10日的致加拉罕的信中記載稱，“蒙古人民黨特別代表團團長丹增、副團長兼顧問仁欽諾。”

**戰勝恩琴**
1921年1月，共產國際遠東（東方）書記處在伊爾庫茨克成立，書記處負責人為舒米亞茨基，仁欽諾任蒙古、西藏部部長。同年2月初，俄國白軍恩琴的軍隊佔領庫倫。
起初，俄國紅軍第5軍制定的計劃是，待恩琴軍隊進入俄國後，以步兵迎擊。仁欽諾則對此提出，派軍隊進入蒙古佔據重要據點，組建騎兵部隊。根據該建議，謝廷根騎兵部隊成立。3月13日，蒙古臨時人民政府在特洛伊茨科薩夫斯克（今恰克圖）成立。3月18日，蒙古人民革命軍擊退了南恰克圖的中華民國軍隊，臨時政府遷至南恰克圖。
1921年4月，仁欽諾離開伊爾庫茨克，進入蒙古。後來，仁欽諾稱其是受共產國際遠東（東方）書記處派遣前往蒙古。4月3日，臨時政府通過決議，“任命駐伊爾庫茨克的我黨全權代表鮑羅達耶夫斯基（仁欽諾）為‘政府顧問’。”仁欽諾在伊爾庫茨克代表蒙古人民黨同蘇維埃俄國交涉。
恩琴的軍隊進入蘇維埃俄國領導的遠東共和國時，當即被紅軍擊退，白軍撤回蒙古。6月末，傳來Уурэ-Гол的恩琴軍隊主力經過改編之後將渡鄂爾渾河向西進軍的消息。蒙古方面隨即成立了軍事蘇維埃，成員為蘇赫巴托爾、立託文彩夫（П.И.Литвенцов）、布卡托夫（Букатов）、仁欽諾4個人。
1921年7月上旬，蒙古人民革命軍和蘇俄紅軍擊退了恩琴軍隊之後，進軍庫倫，7月10日成立了新政權。1922年2月，仁欽諾、蘇赫巴托爾、哈丹巴特爾·馬克思爾扎布、喬巴山共同獲授紅旗勳章。

**同鮑道的爭鬥**
1921年9月，仁欽諾任全軍評議會議長，任至1925年出國時為止。全軍評議會被視為模仿蘇俄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長托洛茨基）而建立的機構。全軍評議會議長負有領導軍事部長和全軍總司令的權力。所以，蘇赫巴托爾（至1923年逝世為止，任全軍總司令；至1922年12月任軍事部長）、哈丹巴特爾·馬克思爾扎布（1922年12月至1927年9月任軍事部長）均曾受仁欽諾領導。在全軍評議會設立後，蘇赫巴托爾失去了全軍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故蘇赫巴托爾僅在1921年3月到9月為全軍最高領導人。
1921年7月，鮑道被新政府任命為總理。1921年秋，仁欽諾、蘇赫巴托爾集團與鮑道、恰格達爾扎布集團分裂並對立。據稱，仁欽諾走“維護人民權利，拓寬革命思想”的路線，而鮑道則認為應當“擺脫外國統治，讓博克多汗即位，建立君主立憲制，以實現革命目的，沒有必要積極進行這以外的革命。”
由於索林·丹增、蘇赫巴托爾、車林多爾濟等人同蘇維埃俄國舉行外交交涉，洛索勒、阿吉巴·丹增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故相繼赴莫斯科。留在蒙古的仁欽諾與鮑道的矛盾日益激化。仁欽諾在蘇俄代表奧赫金、共產國際代表斯塔爾科夫（А.Г.Старков）的幫助下，積極吸引青年，強化己方勢力。索林·丹增最初中立，後來據說因鮑道不喜歡索林·丹增的共和制想法，並試圖打倒索林·丹增，故索林·丹增轉而明確反對鮑道。1922年1月，鮑道辭職，8月上旬被內務保安局將逮捕，8月末被處決。
鮑道辭去總理職務後，當時藏傳佛教界的中心人物之一紮勒堪扎呼圖克圖索德諾木·達木丁巴扎爾被任命為總理，自1922年3月至1923年6月在任。後者之所以被選中為總理，和仁欽諾利用舊體制人物之力量的想法有關。
1923年6月扎勒堪扎呼圖克圖逝世後，蒙古人民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蒙古青年聯盟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在認識到舊勢力已失去力量的情況下，會議提出選舉能代表人民意志的人士擔任總理，故總理候選人中有索林·丹增和巴林·車林多爾濟。
當時，仁欽諾正在莫斯科出差，蒙古人民黨領導人中只有仁欽諾未到會。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阿吉巴·丹增提出，應當聽取“黨的重要領導者之一”仁欽諾的意見，並且向莫斯科發去電報。在回電中，仁欽諾推薦了塔拉巴班第達和洞闊爾滿珠習禮呼圖克圖（薩巴棟多·策仁道爾吉）兩位高僧為總理候選人；前者是加入蒙古人民黨的高僧，後者則在1930年代的大鎮壓中被清洗。會議最終決定等仁欽諾回國後，再選總理。後來，車林多爾濟被選為總理，自1923年9月至1928年2月在任。

**從二大到三大**
1922年，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正式設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同年2月，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當時，仁欽諾是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之一。1923年2月，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為索林·丹增、巴巴桑、阿吉巴·丹增、車林多爾濟、仁欽諾5個人。當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5名，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5名，中央委員10名，候補中央委員10名。
1923年7月至8月召開的蒙古人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任命了7位政治局常務委員，即阿吉巴·丹增（主席）、丹巴道爾吉、仁欽諾、車林多爾濟、索林·丹增、那楚克道爾吉、寶音鄂木合。
仁欽諾不僅擔任著全軍評議會議長，掌握軍權，還兼任政府顧問。在1924年2月的公文上，“顧問額勒貝格道爾吉”的署名排在“總理車林多爾濟”、“副總理丹增”之後。故當時仁欽諾在政府中地位僅次於總理、副總理。
1924年8月至9月召開的蒙古人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仁欽諾與索林·丹增進行了激烈的權力鬥爭，仁欽諾獲勝。當時，索林·丹增是副總理，併兼任全軍總司令（在蘇赫巴托爾逝世後就任），而仁欽諾擔任全軍評議會議長，併兼任政府顧問。雙方實力十分接近。雙方的矛盾源於政治路線不同、蒙古人民黨與蒙古青年同盟的矛盾、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亞特蒙古人的不和等問題。
在蒙古人民黨歷史上，第三次代表大會被視為確立了蒙古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實際上，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並沒有強調非資本主義路線，只寫有“蒙古國要像世界其它國家一樣擺脫資本家的壓迫，順應國際形勢，建立民主制度”（第15條），“我黨所能依靠的只有中下階層”（第17條）等。仁欽諾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散發的小冊子《蒙古革命的未來》中則說得很明確，「我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我蒙古應同世界其它國家一樣，擺脫資本家的壓迫，直接建立人民蘇維埃制度，但應事先充分研究這一過程的艱難性等問題」。
第三次代表大會後，1924年11月召開了第一次大呼拉爾會議，制定了《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由總理車林多爾濟及扎木察拉諾、仁欽諾、關布巴達姆扎布（Гомбобадамжав）4人組成。該憲法模仿了1918年蘇俄憲法和1923年蘇聯憲法。憲法公佈後，仁欽諾稱，3年前自阿勒坦布拉格進軍庫倫時，沒想到能如此快地達到目標。
大呼拉爾會議在選舉出小呼拉爾會議成員後，於1924年11月28日閉幕。同日下午，舉行了蒙古式的慶祝宴會，並唱民歌。仁欽諾的朝鮮人妻子瑪麗亞·妮麗佛羅夫娜·娜姆（Мария Никифоровна Ринчино (Нам)）稱，在此次宴會期間，仁欽諾親自演唱了他自己翻譯的蒙古語《國際歌》。

**引退與處決**
1925年，仁欽諾遷居蘇聯。直接原因是其同共產國際代表雷斯庫洛夫的對立。1924年10月6日，哈薩克人革命家雷斯庫洛夫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派遣抵達庫倫。在第一次大呼拉爾會議上，雷斯庫洛夫發表講話，並在報紙《新東方》上以俄文記錄了此次會議的內容。
根據仁欽諾1925年1月致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斯大林和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信，仁欽諾同雷斯庫洛夫在審議《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時已發生對立。雷斯庫洛夫認為必須將“蒙古在外交政策方面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一句寫入憲法，但該意見受到蒙古方面的反對，最終未能獲得採納。但雷斯庫洛夫假借共產國際之名，無視蒙古的實際情況，企圖強制推行激進政策的這種作法，導致他同仁欽諾完全對立。仁欽諾在上述該信中稱，“在基本的、原則性的問題上，共產國際應該傾聽一下我們的意見，因為我們非常瞭解這個國家的現狀。”
仁欽諾最初是被設於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舒米亞茨基派到蒙古的。在蒙古人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彈劾索林·丹增時，仁欽諾也以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遣的身份壓制對手。在上述致斯大林和契切林的信中，仁欽諾也強調自己是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遣，並以舒米亞茨基所作的蒙古應當立志走向民主主義國家的指示作為自己的依據。
但是，早在1922年春，舒米亞茨基作為外交官赴德黑蘭。同年，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開始管理蒙古。當時，仁欽諾同共產國際的關係並不很明確。雷斯庫洛夫抵達蒙古之前，共產國際駐蒙古代表並非仁欽諾，而是斯塔爾科夫。
1925年1月6日，在蒙古人民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是否設國營機關問題發生分歧，導致仁欽諾和雷斯庫洛夫的關係繼續惡化。仁欽諾致斯大林和契切林的信可能正是此時所寫。雷斯庫洛夫的提案在此次政治局會議上被投票否決。據稱，雷斯庫洛夫當時曾聲稱，在蒙古人民黨中央政治局內部形成了“反共產國際集團”。此次投反對票的有5人，除了仁欽諾之外，其他四人不詳，但應當是被雷斯庫洛夫稱作“仁欽諾派”的5個人（扎丹巴、喬巴山、扎米揚、車林多爾濟、阿瑪爾）中的4個人投了反對票。此次投贊成票的3個人中，其中一位應當是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丹巴道爾吉，其他兩個人可能是格日勒僧格（Гэрэл Сэнгээ）、哈揚錫爾瓦（Хаянхярваа）
在致斯大林和契切林的信中，仁欽諾批判丹巴道爾吉為右傾機會主義。此前，在蒙古人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仁欽諾和丹巴道爾吉曾共同批判索林·丹增，這時二人卻形成對立。據仁欽諾稱，寶音鄂木合僅靠斯塔爾科夫的支持而活動，類似的是，丹巴道爾吉僅靠雷斯庫洛夫。
1925年3月，在蒙古人民黨中央政治局總會上，仁欽諾同丹巴道爾吉完全對立。雙方在對蒙古人民黨的綱領以及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上爭執不下，爭論的中心是如何認識泛蒙古主義運動，特別是如何評價1919年“大蒙古國”的性質問題（仁欽諾曾參加1919年的“大蒙古國”運動）。後來1926年1月，丹巴道爾吉報告共產國際稱，仁欽諾積極主張統一全體蒙古人，軍事部長哈丹巴特爾·馬克思爾扎布也完全支持仁欽諾。
1925年6月15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第33次會議稱，仁欽諾同雷斯庫洛夫的對立很可能造成中央委員會的分裂，會議通過了如下決議：
實際上，總理車林多爾濟早就想讓仁欽諾赴莫斯科。1924年8月23日，車林多爾濟在日記中稱，“蘇聯大使來過，對於讓仁欽諾去莫斯科一事，同意在今天的會議上作出決定。”蘇聯駐蒙古前任大使瓦西里耶夫向新任大使尼柯佛洛夫所講的“策仁道爾基曾經要求讓仁欽諾遠離蒙古”，應指該時期之事。所以，同總理車林多爾濟關係惡化也是仁欽諾離開蒙古赴蘇聯的原因之一。
1925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第39次會議舉行，蘇聯駐蒙古大使瓦西里耶夫、共產國際對中國活動的負責人維金斯基到會，再次討論如何安置仁欽諾、雷斯庫洛夫的問題。根據維金斯基的提議，會議解除了仁欽諾的“其他公務”，任命阿瑪嘎耶夫接替雷斯庫洛夫擔任共產國際駐蒙古臨時代表。這裡的仁欽諾的“其他公務”應當是指全軍評議會議長之外的公務。
1925年9月末至10月初，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四次代表大會舉行。會議記錄載有國家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根登和總理車林多爾濟在發言中稱，“額勒貝格道爾吉現在臨時去了莫斯科”。可見仁欽諾9月不在蒙古。根據資料推斷，仁欽諾在7月末離開蒙古。
仁欽諾1935年撰寫的履歷中稱，1925年1月前往蘇聯。蒙古方面的研究顯示，仁欽諾直至1925年11月仍擔任全軍評議會議長，澤登巴在1925年11月9日被任命為全軍評議會議長。
1926年1月，共產國際討論蒙古問題時，雷斯庫洛夫稱，“仁欽諾雖然來到了莫斯科，但不僅仍沒有放棄返回蒙古的想法，而且仍認為自己是蒙古的領導者”。並稱“應該討論一下是否讓仁欽諾呆在蒙古大使館”。可見到1926年初，仁欽諾一直住在蒙古駐蘇聯大使館，等待返回蒙古。同年1月23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通過決議稱，“仁欽諾同志今後不再參與蒙古問題”。此後仁欽諾再也沒有回到蒙古。
1926年至1930年，仁欽諾在紅色教授研究所學習。1927年起，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任教授，直到1937年7月被逮捕。1938年6月4日，以蘇聯間諜罪被判處死刑，6月28日，執行死刑。1957年，仁欽諾在蘇聯恢復名譽。

**紀念**
1993年，在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的烏蘭烏德舉行了仁欽諾誕辰105週年學術研討會，1994年在布里亞特出版了仁欽諾的論文集。

**註釋**

**參考文獻**
 Абрамов О.К. Молох ГУЛАГа: сходство судеб трёх лидеров сибир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Платон Ойунский, Элбек-Доржи Ринчино, Михей Ербанов) //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託木斯克國立大學. Томск, 16 мая 2015 года. — С. 106—120. ISBN 5-87307-083-0. Link:  vital.lib.tsu.ru date=2016030410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