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梅強制引產事件

馬賽克處理的部分為死嬰。
馮建梅強制引產事件，官方稱鎮坪縣婦女馮建梅大月份引產事件，是指2012年6月2日中國陝西省鎮坪縣懷有第二胎七個月的婦女馮建梅被注射引產針Forced abortion的事件，地方官員要求馮建梅繳納違反計劃生育一孩政策的4萬元罰款。兩人無力繳納罰款費用，隨後地方官員逮捕馮建梅，迫使她簽訂引產協議後，把她放倒注射Abortifacient。據報事件使馮建梅精神受創，身體狀況欠佳。
6月11日，家屬發佈馮建梅夭折孩子的照片。圖片在網上瘋傳，在中國國內引發爭議，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強制引產問題，中國政府對此作出回應展開調查。6月26日，調查組確認馮建梅不具有生育第二胎的法定權利，但儘管如此，她的權利遭到當地計劃生育局的侵犯，因此兩名官員被撤職，另有五人受懲處。6月27日，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向全國各地派出督查隊伍，審查地方計劃生育部門的做法。馮建梅的丈夫鄧吉元聘請律師追究刑事責任，但家屬最後決定庭外和解。
事件導致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國內和國際上受到更多的關注。馮建梅的案子經常出現在批評計劃生育的社論中，也是互聯網在政府審查環境中賦予普通民眾權力的一個例子。7月5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譴責馮建梅案和強制引產的決議。2016年1月1日，經過連月來的討論，一孩政策被兩孩政策取代。

**背景**

**計劃生育**
自1979年以來，為控制人口數量，執行“一孩半”政策，即依照法律，在城市的中國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小孩，在生活在農村地區以及有少數民族背景的家庭生育，如果第一個孩子為女孩，則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農村的實際執行情況，執行政策較松的地區，生兩個孩子並不罕見。獨立人口學家何亞福表示，近年來這種罰款很常見，“成為計劃生育部門收益主要來源”。他補充道，罰款允許富裕的家庭生育額外的孩子，同時迫使較窮困的家庭非自願墮胎。罰款每年為政府帶來約200億元的收入。何亞福估計，1980年以來收集的罰款超過2兆元人民幣。
2001年，首次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對於在計劃生育法工作中侵犯人身權和財產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施以懲罰。此外，中國的法律禁止在懷孕六個月以上墮胎。然而，人權團體和計劃生育政策批評人士認為，法律施行不統一，許多地區的地方官員仍然實施強制性滅絕和（或）強制墮胎，有時是在胎兒存活的第7到9月內。包括山西省在內的十個省份中，當局被允許採取“補救措施”，確保懷孕配額不超額。2005年，維權人士陳光誠揭秘山東省臨沂市地方政府在計劃生育工作上存在強迫二胎孕婦墮胎、引產等野蠻行為遭到政府監禁。2005年，陳光誠代表被迫絕育或墮胎的夫婦提起集體訴訟，隨後被判處七年有期徒刑，後改為軟禁，最終於2012年移居美國。

**馮建梅夫婦**
馮建梅（1989年12月25日 - ），出生於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根河市，後跟隨丈夫鄧吉元來到陝西省安康市鎮坪縣曾家鎮漁坪村居住。2006年9月1日，她與丈夫鄧吉元結婚，2007年誕下一女。2011年10月，時年22歲的馮建梅懷有第二胎。聽完親戚們的建議，馮建梅和丈夫認為，由於生活在農村地區，加上相隔五年懷上第二胎，他們理應有權生育第二胎。據鎮坪縣官員介紹，政府曾於2012年3月聯絡馮建梅，告知她她屬於外省籍非農業戶口，需要辦理戶口遷移以及生育證明等相關手續才能進行二胎生育。。但鄧家否認這一說法，表示事發前幾天官員沒告知他們這件事。

**經過**
2012年5月28日左右，當地計劃生育工作人員打電話給馮建梅，勸說墮胎未果。5月30日，計生人員登門拜訪，當時馮的丈夫外出工作。一開始計生人員試圖說服她自願墮胎。幾個小時後，馮建梅告訴他們她要外出買東西吃，把他們留在客廳內。實際上，她是去了姨媽家，當時有大約15名工作人員尾隨她。計生人員沒有立刻控制馮建梅，而是在姨媽家對她加以輪到看護。第二天早上，馮建梅出逃，計生人員恐慌。途中，馮建梅截停一輛麵包車，說服司機幫助她。司機載著她離開大路，她在之後的14個小時中躲在山坡上，在寒冷多雨的天氣中等待著黑暗的掩護。趁著夜色，她去到鄉下親戚家，躲在床下。儘管如此，計生人員還是找到了她，據稱還毆打她。他們讓她睡了一晚。
6月2日馮建梅被帶去醫院。目擊者報道稱，四名大漢從家中帶走馮建梅時，她的頭給套上了頭套。當天下午3時40分，馮建梅被注射引產針。
同一時間，計生人員也在和馮的丈夫溝通。6月1日，他們要求鄧吉元第二天更改妻子的戶籍類型，不然就要繳納10萬元的社會撫養費。一天之內更改戶籍類型顯然不可能。但鄧吉元回到鎮坪縣前，討價還價將罰款降至3萬元（實際上他只能從工作單位借到1.8萬元，希望憑IOU可以先支付差額）。回家途中，鄧收到短信，被要求立即支付升到4萬的費用，而且“一分錢都不能少”。其他家屬也收到類似短信。
在醫院，兩名男子強迫馮建梅在同意書上按指紋，簽署授權墮胎的文件。她被帶到手術室，在兩名男子的束縛下被注射殺死胎兒的毒藥。建梅後來對反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美國組織“女童之聲”說：“我無時不刻都能感受到寶貝在跳動，但之後她便安靜下來了。”她懷胎已七月，按照中國法律，無論是否出於自願，墮胎都是違法的。手術過程中家屬都不在場。嬰兒死於Intrauterine hypoxia後，馮建梅經過催產，於6月4日誕下死產女嬰。建梅後來對女童之聲表示：“比我第一次生孩子要痛苦得多。寶寶沒有了生命，渾身青一塊紫一塊。”家人們到場時，死嬰就放在建梅旁邊，等待處置。
手術使建梅精神受創，憤怒的她砸碎了護士辦公室的門和櫥櫃。一個禮拜後，吉元告訴《南華早報》：“我的妻子身體不是很好。她很傷心、苦惱，有時候很情緒化和困惑。”據報，引產數週後，馮患上嚴重頭痛，多次自殺未遂。6月15日，建梅的一位叔叔告訴記者，她身體健康欠佳，不能進食。6月26日，還在住院的建梅患上頭痛。她向記者表示自己想回家，但醫院工作人員不讓走。6月29日，家人表示建梅將在第二天出院。然而，她的病情惡化，直到7月10日才回家。
吉元向安康市信訪局上訪。一位副市長向他表示會進行調查，然而調查遲遲沒有動靜，吉元最終把家人的經歷發上網。他後來告訴CNN：“我很生氣，我想要正義”。同時，鎮政府工作人員準備了一份聲明，聲稱建梅簽署墮胎的同意書時身心正常。

**後續**

**報道瘋傳**
馮建梅小姑、鄧吉元妹妹鄧吉彩事發當天便從湖北趕回老家，她用隨身帶著的相機拍嫂嫂。後來計生官員發現錄像，要求她刪掉。儘管如此，吉彩還是用手機偷拍了幾張照片。6月11日，馮建梅躺在醫院病床上，“目光呆滯地凝望著天花板”，身旁放著血淋淋的死嬰屍體的照片在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發佈，連同公佈的還有當局威脅短信的照片。圖片引起公憤，事件報道迅速蔓延。憤怒言論從全國各地湧入，紛紛指當局的行為是“暴行”，“等同於殺人”。評論不乏結束計劃生育政策的要求，也有評論把案子歸咎於地方官員腐敗或城鄉差距。儘管許多帖子迅速遭到刪除，但新浪微博的照片到6月13日獲得累計4萬多條的評論，其中馮建梅的圖片在6月15日獲得最多的關注，話題“懷孕七月被迫流產”登上網站熱搜榜榜首，用戶評論累計100多萬條。討論還蔓延到其他媒體，其中網易迅速封鎖了批評政府的帖子，防止進一步討論。
因代表弱勢群體打官司出名的人權律師張凱在他的博客上貼出了建梅的故事。當時有500多萬人關注的中國博客主李承鵬讀完故事，寫道：“計劃生育的目的是控制人口，但現在已經成了殺人滅口......如果這個邪惡的政策不廢止，這個國家就不會有人性。”作家趙楚（Zhao Chu）將計劃生育政策視作“利益導向的活動，人人誅之”。他寫道：“這不是強制執行政策，而是對個人生存權利的剝奪。”攜程旅行網總裁梁建章表示馮案“兇殘、暴力”，“並不僅僅發生在陝西”，表示“廢除荒唐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根除這種邪惡的唯一辦法。”
地方報紙《華商報》報道了馮的故事。6月12日，人權活動家黃琦也發佈了報道和圖片，該報道後來得到全國主流媒體轉載。6月14日，官媒《環球時報》指出：“網上關於馮建梅強制引產事件的帖子，引發了把矛頭指向鎮坪政府的浪潮，挑起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爭論。”該報總編輯胡錫進在他的個人微博賬號上“強烈反對野蠻強制引產”，認為計生執法需要改變。但他表示從總體上看計劃生育政策是件好事，“全世界的資源養不起數十億中國人”。
6月13日，法國新聞社的報道指建梅和她的死嬰圖片“引起中國舉國譁然”。半島電視臺第二天也發表了馮的報道。第二天，英國廣播公司、有線電視新聞網、《世紀報》等全球各大主流媒體也發表了有關報道。

**政府反應**
建梅遭強制引產的報道受到國內外強烈反響後，鎮坪縣政府否認了指控，表示引產是建梅請求做的，完全合法。縣網站寫道：“經鄉鎮官員多次調解，6月2日，馮建梅同意透過手術結束懷孕。”他們後來表示，建梅沒有當地戶口，夫婦倆不具備生育第二胎的資格。該聲明後來被刪除，搜索建梅名字的結果顯示“錯誤”。幾天後，地方計生官員袁芳表示，要求繳納四萬元實際上是“押金”，建梅遞交完必要的文件後就會退還。
工作人員承認醫院“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對此“提供服務”，但否認強制引產是他們做的事之一，表示並不知道建梅事件的細節，認為“網絡很可能誇大了她的事實”。之後的消息透露，曾家鎮過去兩年的生育配額屢次超標，遭到“黃牌”警告。2012年6月，決心摘牌的鎮官員決定採取手段強制執法。
大約過了10天，陝西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展開了調查。兩天後，調查組得出結論，認為建梅被迫引產實屬非法，“這種做法嚴重違背了有關政策，損害了我們計劃生育工作的形象，給社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包括地方計生部門負責人在內的三名官員於6月14日被停職。安康市計生局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基層同志並不愚蠢，但這是他們不得已做的工作......這是整個體制的問題。”
調查完成後，安康市政府承諾“啟動嚴厲的法律追責和紀律處分程序”。6月14日，市政府正式道歉：“鑑於某些官員的非法行為嚴重傷害了建梅及其家屬，我們謹此向他們和公眾致歉”。同日，副市長杜壽平探望了住院的馮建梅，轉達了市政府的“鄭重道歉”：“希望我們能得到你的原諒。”，他在市政府網站上發佈的聲明中表示。中國政府也發佈小冊子，強調晚期墮胎是禁止的，孕婦的合法權益應該受到保護。
6月26日，調查結果公佈。調查組得出結論，建梅由於持有非農村戶口，不具備生育第二胎的權利。早在3月份，她就已經被告知要變更戶籍登記。然而，建梅的權利遭到縣官員的侵犯，索要4萬元費用也沒有合法依據。“事件表明部分基層官員法律意識淡薄，不關心人民福祉。”鎮坪縣計劃生育局局長江能海和另一名官員被免職。另有五名政府官員和醫院員工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此外，縣政府需要為馮建梅提供生活補助。

**發起訴訟**
2005年9月，四川省資陽市雁江區丹山鎮農廠村的村務公佈欄上提到，2005年應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為2.5萬元人民幣。其中有1.15萬元已經徵收，尚有1.35萬元未徵收。
對於政府的行動，鄧吉彩並不滿意，她表示：“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懲辦幾位領導，對於把我的嫂嫂拉去強制引產負直接責任的人沒有做任何事。他們沒有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責任。”她還表示，後來騷擾她家人的人員和哥哥被毆打的事件都沒有提及。
北京律師張凱告訴鄧吉元，會重點向鎮政府發起訴訟。他表示：“迫使懷孕七個月的女子墮胎是嚴重違法的，至少應該被看作有意、惡意的傷害。”張先生希望案件會引起人們重新審視中國的人口調控政策。6月29日，張凱正式宣佈代表家屬，同時尋求其他律師協助，希望刑事法庭審理案件。然而，他承認這樣做很困難：“中國的計生部門凌駕於法律。”“即便他們做的事情是非法的，也很少負責任。”為了回應官司威脅，地方官員取消了原計劃討論生活津貼的會議，說等鄧吉元回曾家鎮再說。
謝雪法官告訴記者，強制引產不構成謀殺或綁架罪，但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像馮建梅這樣在引產後出現併發症的情形下，這種傷害可視為嚴重罪行，一經定罪可處於3到10年有期徒刑。不過，《華爾街日報》認為法律補救不太可能，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的決定指出，憲法具體規定不能作為訴訟的依據。此外，計劃生育法也沒有規定地方官員賠償遭虐待的受害者。
7月2日，張凱正式要求安康市警方立案調查涉事官員。隨後，鄧吉元返家，決定與地方當局談判。7月10日，家屬同意庭外解決，索償70600元。此外，如果馮建梅因墮胎染病，鎮政府同意支付醫療費用。鄧吉元表示：“我放棄了法律上訴，同意接受鎮政府的賠償”，“我們只希望迴歸平常的生活”。他補充道：“這本來就不是錢的問題。身為普通老百姓，我們不能再受到社會各界的壓力。”張律師表示，家屬放棄追究刑事指控，是因為當地執法部門不合作，“如果檢察機關不履行（推動指控）的指責，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位官員告訴新華社，如果馮家日後遇到經濟困難，政府承諾為他們經濟援助，同時政府也負責鄧吉元病中母親的治療。
張凱表示，補償不能彌補一生的“精神痛苦”，7萬塊無法彌補一條逝去的生命。“‘滿意’這個詞根本不能和賠償劃等號。但這就是結果，我們只好接受。”中國社交媒體上反應也是褒貶不一，有人認為政府的處置手段太過寬鬆。國際活動人士表示，馮建梅案的解決只是結束計劃生育政策鬥爭的開始，對華援助協會的傅希秋表示：“底線是還有成百上千馮建梅。”截至7月13日，家屬還未收到許諾的賠償，鄧吉元告訴記者，他不確定賠償會不會到來。

**騷擾家屬**
馮建梅的故事流傳後，馮家受到張吉元所說的“政府支持的騷擾”。鄧吉元打算到北京和律師談話並接受電視採訪，騷擾便開始。鄧吉彩說，“100多人和數十輛車阻止”他出門，那時“一名男子突然出現，踹了我哥哥的肚子。”吉元於6月22日接受德國《亮點》雜誌採訪後，政府的騷擾變本加厲，吉元聲稱無論他去到哪裡，乃至洗手間，都會受到“當地官員和流氓”的跟蹤。6月24日，他突然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直到6月26日才跟家裡打電話報平安，但下落依然不明。
6月29日，吉元再次來到北京。他告訴記者是來北京尋求幫助的。他說，自己嘗試逃離監禁無果，直到第三次才成功。第三次逃脫時，趁著看守他的人在打電話，吉元逃到一個朋友的家中，在他家呆了兩天。為防止被人跟蹤，他從手機中取出SIM卡和電池。他回憶：“我沒有睡覺，也沒換過衣服，不能冒險被捕。”他們租了一輛車開去北京。吉元回憶：“我認為火車站會有政府人員。”每當有警察走進，他都會下車步行，以防被發現。
其他家屬據稱也遭到政府官員的跟蹤和騷擾。馮建梅所在醫院外聚集大批示威者，他們手持“嚴厲打擊驅逐叛逃者”的橫幅。當地媒體報道稱，這場抗議由地方政府組織。約十幾名保安在馮建梅的病房外巡查兩個星期，不管家屬們去哪都會跟蹤。鄧吉彩說：“我們像是犯人一樣。”家屬的支持者聲稱當地官員在網上抹黑家屬。“全家都很鬱悶，壓力很大”，吉彩說。6月26日，一位來訪家屬的車子被扎爆胎。陝西省政府發言人表示，地方政府騷擾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傳言。然而，獨立研究員梁忠堂表示，尋求外界幫助的人們受到地方政府的騷擾很正常。他推斷，鎮政府是想阻止媒體進一步報道事件。7月13日，吉元表示他仍然擔心家人們日後的安全：“事情冷卻下來，大家不再關注我們時，街上仍有傳言，他們（因同意墮胎受到懲罰的官員）可能會殺我的家人。”
後來，當被問道是否還想多要一個孩子時，馮建梅告訴《紐約時報》：“這取決於我的身體何時痊癒。對，如果我能恢復健康的話。”隨著二胎政策於2015年全面放開，馮建梅於2015年9月1日在平利縣醫院生下小女兒鄧思儀。

**各界反應**

**官方回應及改革呼籲**
6月27日，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宣佈將在全國範圍內視察計劃生育執行情況。期間將向19個省派駐10個視察組，檢查各地辦事處的做法。視察組負責解決爭端和分發避孕藥具。委員會王俠表示，視察重要性巨大，認為“縱使執法部門稍有閃失，都會損壞黨和國家的形象。”她表示，視察的目標是“加強日常管理服務，避免使用暴力，防止行政執法部門濫權”。她特別強調了向違反政策者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同時，委員會宣佈，日後徵收的罰款不再供地方級支出，而是納入總資金。何亞福表示，此舉是為了恢復受馮建梅強制引產事件嚴重破壞的公眾信任。
2012年7月3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紙《經濟時報》刊登中心三位研究員致執政當局的公開信，呼籲“儘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他們建議“應該考慮向所有人開放兩孩選擇。”人口學家梁中堂表示該信可能是逐漸轉變的開端，但突然轉變是不大可能的。儘管這封信沒有明確提到馮建梅，但是多家媒體都根據發生時間間隔將兩個事件聯繫起來。《紐約客》專欄作家Evan Osnos表示，在對馮建梅案的覺悟中，“改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壓力似乎越來越大”。7月5日，15名學者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聯署信，認為改變計劃生育法律“勢在必行”。信提到研究表明繼續施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經濟後果，但側重於人權問題，也提到了馮建梅的名字：“這些事件從背後凸顯國家計劃生育法律的明顯限制和缺憾。”聯署人之一的梁建章告訴記者：“從經濟角度來看，計劃生育政策是不合理的。從人權角度看，這種做法更不合理。”

**國際回應**
馮建梅的苦難經歷引發對中國強制引產和人口調控政策的高度關注。國際評論員強烈批評政府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非政府組織“女童之聲”的柴玲表示：“馮建梅的故事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每天都繼續批准暴力對待婦女。”女權無邊界（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總裁雷吉·裡特約翰（Reggie Littlejohn）表示：“但凡講法律的政府都不會採用或容忍這種行為，應該起訴那些要負責任的人士危害人類罪。”基督教Alliance Defense Fund在新聞稿中稱馮建梅案“完全是危害人類罪”，要求美國政治領導人正式譴責這一行為。世界福音聯盟對事件表示“憤慨”，要求中國政府“確保此類悲劇在未來不會發生。”
7月5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譴責對待馮建梅的手段和各種強制引產，“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決議還要求將強制引產列入下次與中國進行的雙邊人權對話的議程。此外，部分歐洲議會議員還要獨立調查中國的墮胎和殺嬰問題。幾天後，歐洲議會議員Lojze Peterle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法律違反了聯合國在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上列出的規定。他表示，議會通過決議，讓歐盟委員會“明令授權”撤回任何可能協助中國展開脅迫行為組織的資金，並特別指出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和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是潛在目標。
7月9日，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就馮建梅事件舉行計劃生育政策聽證會。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開幕詞中，稱計劃生育政策是“‘美麗新世界’的夢魘……婦女們心靈受創，女孩成為性別選擇性墮胎的受害者……大多數兒童在沒有兄弟姐妹、姨媽叔叔和表兄弟妹的情形下成長。”他說，多虧了馮建梅，人們“終於看清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可怕現實。”國會議員Joe Pitts表示同意：“似乎中國正在達成改變政策的共識。”委員會證人發出大量呼籲，包括限制聯合國人口基金支出，鼓勵在華美國公司的下屬機構拒絕配合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

**國際媒體報道**
馮建梅案成為報紙社論從大局上批判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和強制引產的焦點。計劃生育政策反對者表示該案是廢除規定進程中的潛在轉折點。6月26日，路透社表示報道引燃了“遍及全國和全球世界的沙塵暴”，認為“中國和國際媒體所描繪的馮建梅強制引產事件是某些官員貿然違反中國法律，採取極端措施控制中國人口的佐證。”《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表示案件“戲劇化計劃生育政策的惡名。”事件促使《紐約客》專欄作家埃文·奧斯諾斯撰寫《中國的強制墮胎和政治》（Abortion and Politics in China）的專題文章。奧斯諾斯表示，“馮的案子體現出中國公眾生活中一些最為煽動性的議題”，包括金錢、政府腐敗、戶籍制度，當然還有計劃生育，“這個案子是共產黨為什麼確實有理由畏懼互聯網的戲劇性示範。”
6月23日，《經濟學人》雜誌刊文報道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聚焦於馮建梅和互聯網改變中國的權力力度。文章作者寫道：“即便只是三年前，馮女士的痛苦遭遇也可能會被忽視……但她的親屬將圖片上傳到互聯網上，很快微博將它們傳遍全國數百萬人。”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研究員王松連（Wang Songlian）表示，互聯網確實促成對馮建梅案的討論，但她說案中官員受到的懲罰是“孤立的”，“政府官員在採用暴力，強制執行政策方面事實上是對外界免疫。我們沒有看到在官員問責方面有任何重大改變。”
6月22日，《澳洲人報》發表社論批駁計劃生育政策，表示馮建梅案“是中國長期人口控制制度付出可怕代價的小例子”。6月25日，《Herald Sun》發表社論，從總體上審視計劃生育，表示馮建梅“使強制人口限制的結局人格化”。
幾位評論員將馮建梅與大約在同一時間成為中國首位女航天員的劉洋作比較。6月17日，“茶葉國度”（Tea Leaf Nation）發表題為《網民對中國女性天壤之別的反應》（"Netizens Reflect As One Chinese Woman Touches Heaven, Another Hell"）。這篇報道關注在新浪微博上廣泛流傳的馮建梅與劉洋的對比照，認為“這兩位女性命運的鮮明對比，是這個國家撕裂現狀的最清晰例證。”該帖很快被知名博主韓寒轉發。到政府刪除兩篇帖子時，頭24小時的轉發次數已經達到7萬次。《國際先驅論壇報》立刻轉發了這篇報道，表示：“這個週末，可怕的墮胎事件反襯著中國首位女航天員的成功登天。對兩位女性境遇的傷感諷刺並非未被中國網民注意到。”兩天後，《環球郵報》（Global Post）發表報道，並評論：“留給新浪微博的工作，是辨別什麼是最重要的，”認為兩篇新報道的並舉“強調了中國當前受困擾且矛盾的狀態......有些中國女性登上太空，其他的則被注射，未出生的孩子被殺害。”
記者Andrew Bolt借馮建梅案批駁澳大利亞的墮胎現象。他寫道：“鄧吉元讓北京的暴君蒙羞，但也讓我們蒙羞。”他將馮建梅的強制引產和澳大利亞的著名案件進行比較，總結出主要的區別是馮建梅孩子的照片。
亞洲時報在線在題為《中國對計劃生育上癮》（"China's addiction to birth planning"）的社論中提到馮建梅的遭遇。作者彼得·李（Peter Lee）認為，鎮政府投入許多資源勸說馮建梅“讓人覺得厭煩”，並援引一位工作人員的說法：“那天，許多鎮級領導和相關的工作人員都去（把馮建梅送去醫院）。”他總結稱，案件為證明至少有些中國領導人急於結束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相比之下，《The Peninsula (newspaper)》的社論認為案子表明中國領導人逐漸失去掌控地方官員的能力。
何亞福表示該爭議損害了計劃生育的形象。記者Fareed Zakaria表示，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正在軟化規則，注意到大批知名人士大聲反對馮建梅強制引產。他寫道：“即便在幾年前，都只有非常勇敢的中國思想家才會把這個問題公開提出來。”然而，他說在領導層發生改變之前，正式改變政策不大可能，就算那之後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7月17日，《赫芬頓郵報》表示案子“在中國吸引了民眾的想象力，體現出更廣泛的體制問題。”美國的反墮胎運動人士與墮胎合法化人士都提到了馮建梅案。對於反對派而言，案子意味著“美國或許有可能出現‘聯邦認可’的墮胎”，支持者則認為“一開始應該讓（馮）作出選擇”。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