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鏞

袁家鏞（1月16日），原名袁家鏞，化名宋三、張文清、嚴英，四川資陽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高級領導幹部。

**生平**
父親袁珍全為私塾教師。家境貧寒。小學未讀完，考入成都的省立第一師範免費就學，畢業後適逢“五四”運動，逐漸接受新思想。得助學津貼，1923年8月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入讀竺可楨的地學系。1924年初，東大等校學生代表在東大梅庵成立“南京社會科學研究會”，宗旨是組織青年學習馬克思學說，袁孟超都積極參加。1924年3月南京團地委同南京國民黨支部合辦《南京評論》，宛希儼任刊物發行人，袁孟超是撰稿人。不久，袁孟超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積極參加並領導了南京學生聲援“五卅運動”，經喬心泉、曹壯父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8月從東南大學畢業。1926年9月黨組織派其到徐州任省立第十中學的史地教員，同時任徐州火車站鐵路工人黨支部輔導員，為北伐準備條件。1926年12月江蘇省委書記羅亦農命袁孟超去武漢向軍委報到，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70團任政治輔導員。1927年五一節前夕，調任第36軍第二師政治部秘書兼宣傳科長代主任。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令袁孟超撤出部隊，由武昌集中上海為三人領導小組成員，率領160餘名黨團員組成赴蘇代表團，於1927年10月抵達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三期就讀，兼任一年級英語班支部書記因而名列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1929年秋畢業。1929年10月在伯力遠東的中共中央代表黃平把袁孟超等人分配到蘇聯紅軍阿穆爾河區艦隊陸戰隊任政工幹部。奉調參加紅河游擊隊，劉伯承任大隊長，黃平任黨代表，袁孟超任黨委書記。又奉調海參崴中國蘇兆徵黨校任黨委委員兼政治課教員。1931年12月調遠東邊疆區共產主義大學中國部主任兼政治經濟學和高級班的《資本論》教師，同時翻譯俄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兼任中文報紙《工人之路》黨的建設欄目主編。1932年8月調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為中共主辦的“工會工作進修班”，任班長，參加學習的有林伯渠、吳玉章、盛忠亮等。
1933年1月回國。1933年5月上海中央局任命袁孟超為江蘇省委書記，除負責全面工作外，還負責滬東區、滬西區委。1933年11月23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檢查江蘇黨的工作，認為江蘇省委工作中有官僚主義錯誤，袁孟超“領導不力”，決定改組江蘇省委，由孔二(化名孟慶發、孟慶祥、趙霖、趙林、趙英，天津裕華紗廠工人)接任省委書記。1934年改任全總白區執行局黨團書記兼秘書長，小姚（饒漱石）任主席。1934年6月25日，上海中央局副書記盛忠亮通知袁孟超：江蘇省委得到一個情報，無錫出現一支游擊隊，派袁孟超去康腦脫路853號成衣店的二樓的江蘇臨時省委代理書記趙立人（原名趙耀珊，又名趙躍珊、趙立人、趙立容、老韓、鄭玉龍、黑大漢，安徽人）家取情報。當晚袁孟超找到黑大漢家，對方說：確實有這個情報，但情報在省委組織部長老徐（即徐生、內奸）手裡，要袁孟超第二天再來取。1934年6月26日晚18時工部局警察在黑大漢家逮捕了黑大漢與張文清（袁孟超），當晚又逮捕了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餘淇全）等20多人。。中統的許多變節者都認識袁孟超，也知道袁孟超就是袁家鏞，但袁孟超堅持自己叫張文清。後來中統就不在名字上計較了。中統的徐恩曾、季源溥，變節的黑大漢、蘇成德、汪浩等都勸降過。但仍在看守所、法庭上堅不吐實。1934年11月由曾擴情保釋出獄，留在中統總部訓練股被管制，改名嚴英，任俄文翻譯、編譯股長，翻譯蘇聯報刊文章。從卜世畸編的《動力》月刊上，發現《袁家鏞的自首宣言》一文，袁孟超非常氣憤，責問卜世畸、蘇成德。蘇成德說：“你不肯寫，只好請他人代筆，要不你是不可能出來這麼快的。”“反正你已經到這裡來了，還說什麼？”
1936年11月16日創刊《世界文化》任主編，1937年6月1日終刊共出版兩卷14期。就辦刊方針中統局訓練股長王傑夫召開辯論會，劉不同等5人向袁孟超質問；袁孟超回答在日本步步蠶食滅亡中國面前，難道我們還有力量又反日又反蘇嗎？《世界文化》被日本《昭和年鑑》列為反日刊物，引起了日本的外交干涉，經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授意而停刊。
1937年8月邵力子以“中蘇文化協會”名義，邀袁孟超接替卜道明主編《中蘇文化》雜誌（1936年5月15日創刊）。得到蘇聯大使館、蘇聯對外友協代表羅曼諾夫的贊助和支援。雜誌社的經費一半以上都是蘇聯對外文化友好協會供給。1938年葉劍英曾邀請袁孟超去傅厚崗的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給以很大鼓舞和幫助，又得到郭沫若主持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陽翰笙、尹伯休的幫助。1938年秋在重慶七星崗張家花園的郭沫若家見到了周恩來，袁孟超向周恩來彙報了《中蘇文化》，特別是出版的《前線增刊》是發給抗戰士兵的讀物。周恩來告訴袁孟超“做好統戰工作”。1939年後，袁孟超經常與重慶《新華日報》來往，邀他們參加中蘇文化座談會。全國著名民主人士侯外廬、老舍、王崑崙、曹靖華、歐陽山、邵力子都在《中蘇文化》雜誌上發表過文章。1939年春，袁孟超在重慶盛忠亮家與王芃生相識，王芃生聘請袁孟超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國際外交的研究工作。周恩來評價過：“袁孟超還算不錯，被捕後還沒有出賣組織。”葉劍英也說：“此人原系黨員脫黨了，去找過他們，文章可用，也可與聯絡，只要他能愛國，堅持抗戰就行。”
1946年冬，袁孟超幫助李純青編《大公報》副刊，為“時代青年”專欄寫稿。李純青還推薦袁孟超擔任臺灣《新生報》駐滬特派員，寫報道和通訊。1947年8月上海社會局副局長李劍華介紹去私立上海法學院被聘為經濟學教授，講《銀行學》和《經濟地理》課。1947年袁孟超在上海參加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之後，主編盟機關刊物《遠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編譯了20萬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文集》，還編譯了15萬字的《蘇聯哲學論文集》，均由上海作家書屋出版。1949年9月20日袁孟超向華東局組織部寫了《關於我的組織關係（報告）》，詳細報告了脫離黨以後的情況，開始提出恢復黨籍的要求。1950年私立上海法學院同國立上海商學院合併建立上海財經學院，繼續任教授兼任馬列教研室主任。1951年12月18日，饒漱石接見了袁孟超，饒指出1934年上海地下黨被破壞“懷疑有袁的關係”，拒絕了袁孟超的入黨請求。事後饒漱石“感到對袁的懷疑還有問題，並準備在將來審幹整黨時再行研究。”1954年後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件牽連被捕入獄。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定為‘叛變、充當文化特務’。出獄後袁孟超採取極為慎重的態度，埋頭執教，不再發表論文。
1958年9月隨上海財經學院40多教師支邊到吉林省長春市，在以長春銀行學校為主體，由幾所幹部學校組建的吉林財貿學院任教授、科學研究委員會主任、論（資本論）史（經濟學說史）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間被打為“歷史反革命”。1977年4月平反，在筆記本上寫：“今天正式宣佈為我平反，推倒康生之流強加給我的誣陷不實之詞，我萬分感動。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的理想，使我挺過來了。我終於回到同志們中間，為人民的革命事業，為了美好的未來，我要將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貢獻給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己。”1978年後，任吉林財貿學院科研處財經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全國財經院校《資本論》學會顧問、吉林省《資本論》學會理事、吉林省政治經濟學學會理事。在《吉林財貿學院學報》上發表8篇《資本論》研究論文。給第一、二屆碩士研究生講授《資本論》，修改碩士論文。承擔吉林省高等院校教師高級職稱的評審工作。整理回憶錄，為上海、江蘇、湖南等地撰寫黨史資料。
1986年，中共吉林省委對其歷史進行重新審查，認為袁孟超同志不屬中統特務。1986年9月13日中共吉林省委組織部批准袁孟超入黨：“經省委討論，並報請中央組織部同意，袁孟超同志可以重新入黨。重新入黨時間從1949年9月要求恢復黨籍時算起。”1987年5月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了《案件複查通報》：“中發197710號文件附件《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有一個小注涉及袁孟超同志，說他是‘中統特務已寬大處理。’”“袁孟超同志現為吉林財貿學院教授、省政協委員，四川資陽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後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曾任江蘇省委書記等職。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釋放後，被南京特工總部（中統局前身）管制，在此期間曾任俄文翻譯、編譯股長。從事過文化活動。同時，為革命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1947年參加我黨秘密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進行反蔣活動，營救過被捕的地下黨員。”“對他的這段歷史，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定為‘叛變、充當文化特務’。1981年上海市公安局撤銷了這個結論。1986年吉林省委又進行復查，認為袁孟超同志不屬中統特務，並批准從1949年9月作為重新入黨。”“今後有關報刊、書籍，凡涉及袁孟超同志的歷史問題時，應以複查結論為準，不要再引用中發 197710號文件中的附註”。
任吉林省政協第3、5、6屆委員，長春市政協第5屆委員。1991年1月16日逝世。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