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門抗緬大會

首都紅衛兵強烈抗議緬甸反動政府反華暴行大會，俗稱午門抗緬大會，是1967年7月3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故宮午門前的廣場舉行的抗議緬甸政府的大規模群眾集會，目的是抗議6月份爆發的中國駐緬甸使館遇襲事件。

**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是鄰國。

**蜜月期**
1950年6月8日，緬甸聯邦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成為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1962年3月2日，緬甸三軍總參謀長奈溫領導發動軍事政變，推翻緬甸總理吳努的統治，後自任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印度、英國之後，於3月7日成為第四個承認奈溫政府的國家。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對緬甸十分冷淡，而在國際關係層面則積極爭取。
1962年4月30日，奈溫政府發表了執政綱領《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建立緬甸式社會主義的路線。由於中共中央認為這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故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反應冷淡、未作公開評論，而蘇聯及東歐的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等國卻積極支持緬甸的社會主義路線。緬甸方面為此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有不滿。196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訪問緬甸，同奈溫談話，消除了奈溫的一些疑慮，但事後中國方面態度仍無改變。
另一方面，奈溫上臺後，採取了大規模的經濟國有化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採取了積極支持的態度。1964年3月19日，緬甸政府頒佈了商業國有化政策，將全國一萬多傢俬營商店收歸國有，其中6700多家商店為緬甸華僑或緬甸華裔經營。同年5月17日，緬甸政府宣佈50元和100元緬元紙幣停用。此外，在對私立學校及報刊的國有化過程中，緬甸的華僑學校及華僑報紙也陸續被國有化或被關閉。中國的交通銀行及中國銀行也遭到緬甸政府充公。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方面表示願意將交通銀行及中國銀行在緬甸資產送給緬甸政府，並不要補償；另一方面積極安撫華僑，阻止其將資金轉移到中國。這和印度政府對緬甸的抗議和協助印度僑民轉移資產的行動形成了鮮明對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由此而獲得了奈溫政府的好感，但也引起了緬甸華僑的強烈不滿。
1964年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的報告以及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第一亞洲司的報告分析稱，奈溫政府的性質是資產階級軍人集團專政，政治態度屬於資產階級中派，既反對美帝國主義顛覆、又不敢得罪美帝國主義，同時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存在幻想、並有所接近，對中國採取和平友好中立的態度、但也有所防備。這些報告分析稱，如果奈溫政府倒臺，上臺的很可能是一個更右派的政府，美國及英國勢力將公開進入緬甸，對中國及東南亞形勢都將十分不利；所以維持奈溫政府，一定時期將有利於東南亞地區的反美鬥爭及為緬甸革命贏得時間。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於1964年幫助奈溫政府挫敗了政變，並且援助奈溫政府，幫助其穩定國內局面。

**武裝緬甸共產黨**
1967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繼續強調要批判“三和一少”、“三降一滅”，推動世界革命，反帝反修。1967年7月7日，午門抗緬大會結束後不久，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時發表講話，談了他對世界形勢的看法：
毛澤東認為，應當大力支援世界各地的武裝革命，不惜破壞國家間正常的國際關係。196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就中國共產黨參加同緬甸共產黨會談的代表團組成問題，呈周恩來並轉毛澤東一份報告；報告提出了代表團組成人員建議名單，江青也被包括在內。1967年5月26日，毛澤東批示：“江青以不參加為好。”1967年5月下旬，中國共產黨同緬甸共產黨在中國舉行會談，中共中央確定了支持緬甸共產黨（時任主席為德欽丹東）採取武裝鬥爭的方針。

**波折**
196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此後，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領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以及華僑，在所在國發放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像章和文化大革命宣傳品，不斷在所在國引起糾紛。1967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緬甸華僑以及緬甸國民發放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像章，引起了緬甸政府方面的不滿和干涉。由於英國殖民當局過去曾經在緬甸辦過一個組織，該組織向加入該組織的緬甸青年發放一種徽章，令其佩戴，以表示效忠英國女王，因此，緬甸方面對像章十分敏感，緬甸政府此前還制定過法令，禁止學生佩戴外國徽章。
自1967年6月起，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均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被學生拒絕。6月22日，仰光中國女子中學強行摘下了華僑學生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6月23日，中國駐緬甸臨時代辦（時任中國駐緬甸大使耿飈已經奉命回國）就“6月22日，仰光原中國女子中學的學校當局強行剝去華僑學生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並公然侮辱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事，向緬甸外交部提出抗議。同日，緬甸政府宣佈封閉中國女子中學、華僑女子中學。此後，緬甸政府又無限期關閉了九家華僑中學和華僑小學。緬甸當地的中緬民眾多次發生衝突，幾十位華僑和學生在衝突中死亡。
6月27日到28日，在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緬甸大使館。緬甸政府調集軍隊赴現場對緬甸民眾進行勸阻，但有緬甸民眾衝入大使館，殺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援緬的經濟專家劉逸。
事件發生後，緬甸政府多次表示，願意繼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友好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外交上則顯示了強硬態度。1967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召見緬甸駐華大使信瓦瑙，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中國駐緬甸使館，殺害中國專家，迫害華僑。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我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並刊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向緬甸駐華大使館發出的照會。
6月29日，緬甸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備忘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民眾舉行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6月30日，北京市40萬各界群眾到緬甸駐華大使館舉行示威遊行。
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向緬甸駐華大使館轉交了中國政府備忘錄，拒絕了緬甸政府在6月29日的備忘錄中提出的中國政府阻止示威遊行的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緬甸軍隊對中國駐緬甸大使館以及華僑居住區的包圍。截至7月3日，赴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提出抗議的中國群眾累計超過了100萬人。
據周恩來1971年同奈溫談話中回憶說，他當時力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兩國糾紛，防止出現中國民眾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的事件，避免緬甸駐華大使館內人員受到人身傷害。在自6月29日開始的中國民眾赴緬甸駐華大使館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的過程中，周恩來為確保緬甸駐華大使館的安全，打電話給外交部以及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要求“群眾只許在使館外面示威，絕不能衝入使館，更不能傷害使館人員。”北京衛戍區部隊通過嚴密監控，確保了連續數日舉行的群眾示威未出現衝擊、打砸緬甸駐華大使館的情況。7月初，一些造反派領導部分群眾準備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被周恩來及時制止。

**中國外交部內的爭鬥**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內部此時正因為文化大革命而陷於內鬥。外交部一向受周恩來領導。1967年1月1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各地各單位的奪權風潮中，外交部的造反派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在核心組負責人張殿清、王中琪等人領導下，宣佈奪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權力，並向中共外交部黨委成員進行通報。當日，中共外交部黨委成員、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羅貴波、喬冠華、韓念龍均表態支持奪權，部長陳毅受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委託，也肯定了奪權行動。1月19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了奪權勝利大會。自此，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控制了外交部的大權。此後，周恩來多次要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將奪權限制在“領導運動，監督業務”上，力圖使外交部業務權不受奪權影響。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在2月初試圖徹底奪權，但經內部討論後未實施。此後，直到3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一直服從陳毅領導，也獲得了陳毅的支持。3月以後，陳毅失勢，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外交部。
3月底到4月初，由於陳毅陷入二月逆流中，遭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多次開大會批判。4月20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第一把手張殿清因不同意“打倒陳毅”而被王中琪取代。5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祖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人貼出了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但外交部部分造反派反周恩來的活動遭到毛澤東通過中央文革及時制止。此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在外交部的掌權地位受到其他造反派組織的威脅。周恩來仍然控制著外交局面。
1967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領館人員奉命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駐緬甸大使耿飈因處理館務，乃安排駐緬甸使館人員先行分批迴國。在造反派的要求下，耿飈的夫人趙蘭香也成為先行回國人員，剛回國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遭到造反派批鬥，以圖令她背靠背揭發其丈夫耿飈的“問題”。不久，1967年初，耿飈自緬甸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一回國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遭到審查和批鬥，被造反派逼迫交代劉少奇、陳毅的“三降一滅”問題，但耿飈並未交代。

**毛澤東的指示**
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
毛澤東7月1日的這個講話並沒有及時傳達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後來同年8月7日晚，王力接見外交部的姚登山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並發表談話時，聯絡站代表稱，“中央許多精神下不到我們這裡，如主席7月1日對緬甸問題的指示，我們不知道。”

**抗緬大會**

**大會經過**
午門抗緬大會舉行地點，北京故宮午門
7月3日下午，北京市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在北京故宮午門召開了10萬人參加的“抗緬大會”，對緬甸政府進行聲討。大會結束後，大量群眾趕赴緬甸駐華大使館，砸毀了大使館的部分設施。
據後來一些造反派負責人的揭發材料稱，午門抗緬大會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策劃。戚本禹曾經找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人開會稱： “中央文革認為有必要開大會抗議緬甸政府。政府發表的聲明，有侷限性。總理做事穩重、謹慎，未免有點保守。會後要搞兩路遊行，一路到緬甸大使館，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領導看看群眾的革命精神。”
1974年4月29日，聶元梓在致江青的信中作了檢查，檢查的第四條為：“我受陳伯達的欺騙，1967年7月參加了‘抗緬大會’和‘揪劉火線’的群眾活動。”內稱：“我參加‘抗緬大會’，會後還根據金××（大會主席）或戚本禹的指示，帶了學生到外交部提出批評，要求對緬甸政府持強硬態度，並要求轉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抗議等等。這個大會原來是陳伯達、王、關、戚反總理，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陰謀，我受了欺騙，作了他們反黨的工具。”

**毛澤東的態度**
1967年7月7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江青等領導參加接見。毛澤東在接見時發表講話稱：

**關鋒、戚本禹對外交部的指責**
1967年8月10日前後，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了關鋒、戚本禹的講話。關鋒、戚本禹在同姚登山的講話中，就緬甸問題指責外交部。比如說，在擬定抗議緬甸政府的《人民日報》社論時，《人民日報》和外交部各擬一稿，他們認為外交部擬的稿子“旗幟不鮮明，戰鬥力不強”，最終採用了《人民日報》的擬稿。《人民日報》在新聞報道中提及“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結果外交部就此質問《人民日報》。姚登山傳達的談話內容還有：

**周恩來和奈溫會晤**
1971年8月7日，周恩來會見了訪華的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奈溫。周恩來和奈溫在會談中回顧了1967年中緬關係發生的波折，周恩來還提到了午門抗緬大會。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