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簡稱清查五一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於1970年初大規模展開的一場政治運動。“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原指於文革初期1967年在北京市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組織，該組織被官方認為利用了《五·一六通知》來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1967年9月毛澤東提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中共中央於1968年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並於1970年初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清查五一六運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幹部、群眾和學生遭到迫害，許多文革初期活躍的造反派成員亦遭到整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另有學者估計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十萬計。

**背景**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央文革小組對周恩來的態度模稜兩可，北京的造反派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周恩來的暗流Efn|如戚本禹在1967年4月曾對紅衛兵表示：”不能反對毛主席、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對他們，我們就要反對他，可依法處理，反對我們這些人，堅決不能把他當成反革命處理。“ 略去周恩來不提。。“二月逆流”發生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思潮。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
1967年5月16日，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紅衛兵獨立營”貼出大字報《戳穿一個大陰謀》，攻擊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196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基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一些學生據此認為將“揪出第二個劉少奇”，周恩來將被打倒。反對周恩來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等人遂以貫徹《五一六通知》的名義，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成員共7人。6月2日，張建旗貼出大字報《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認為周是“二月黑風”的總後臺。
“炮打周恩來”的行動並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5月2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發表聲明，稱：“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5月27日，外交部的唐聞生、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稱：“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毛澤東亦反對炮打周恩來的行動，於5月29日在唐、王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得到批示的中央文革小組遂於5月29日和6月3日兩次接見北京高校的造反派，指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中3人宣佈退出該組織。
此後，張建旗與北京農業大學、師範大學、商學院、一〇一中學的一些人繼續串聯張建旗與北京商學院程鎮華、師範大學蘇東海、農業大學郭樹忠、劉秉傑等5人後成為五·一六兵團的常委。，於1967年7月1日，在北京外語學院成立了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群眾組織，骨幹約有20餘人。成立大會上通過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其中將周恩來稱為“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並稱他為“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臺之一”、“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聲稱“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干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餘秋裡，谷牧等決一死戰”。自7月起至8月初，“五·一六紅衛兵團”頻繁活動，在北京鬧市區西單、王府井貼大字報、發傳單，繼續攻擊周恩來。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座談會，點名“五·一六紅衛兵團”為“反革命組織”，各造反組織旋即成立“專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團聯絡站”，揪鬥張建旗等人。8月26日，北京及全國的一千多個單位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張建旗等5人被揪鬥、逮捕。9月12日，北京紅衛兵召開10萬人大會，慶祝粉碎“五·一六”分子的勝利。至1967年10月，人數本就不多的“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活動已經基本偃旗息鼓。

**擴大化**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清查五·一六中出現的自殺現象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 ，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隻有一個‘五·一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清查運動不僅嚴重擴大化，而且演變成全國性的兩派群眾組織大混戰。

**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
在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主張“深挖”，藉機打擊異己，其主政的江蘇省革委會45名常委中25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持續3年多的清查過程中，全省25萬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過2000人死亡。
江蘇省委書記吳大勝以南京大學為突破口，派出“調查組”進駐清查。南京大學先後被莫須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達1560人，佔當時師生員工總數（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關押批鬥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達28人。
江蘇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五·一六”。打成“五·一六”的局領導佔60%，處室負責人佔62%，黨支部委員佔80%，黨員佔64%，黨支部幾乎成了“五·一六”支部。據記載：江蘇省農業局有一個受吳大勝影響的局領導，自稱會“相面”，他不時深入各個“深挖小組”，以至飯廳、會議室，以“相”出哪個人是“五一六”——講話多的，是“若無其事”；講話少的，是“故作鎮靜”；吃飯多的，是“準備頑抗”；吃飯少的，是“心中有鬼”；戴一頂普通帽子，成了“聯絡暗號”；哼一句樣板戲，是為同夥“打氣”，制訂“攻守同盟”；進會場時走慢了，是“包袱沉重”；走快了，則又是“內心空虛”；看報紙，是“思想不集中”；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反正不管怎樣，一舉一動都可以成為判定的證據。

**謎團**
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曾說：“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為什麼1967年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五·一六”？為什麼九大以後還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是怎樣進行的？為什麼專案組長李震自殺？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清查“五·一六”是個迷。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

**註釋**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