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 (日本政治結構)

姓 (rm=kabane)，是日本古代一種政治結構，大約出現在古墳時代後期。姓的作用在表明各豪族的地位，由大和王權的大王賜給臣服大王的豪族，以承認他們地位，沒姓的人是平民與奴隸。姓的級別從高到低是臣、連、造、君、直、縣主、村主，還有宿禰，大化革新前日本大約有三十種姓，必須注意同姓豪族不一定有血緣關係，豪族的血緣關係由“氏”決定，二者合稱“氏姓制度”。
另外天皇是神無姓可姓，平安時代以後無權任天皇的皇室會賜姓成為臣民，稱為臣籍降下。姓雖然後來被律令官僚和冠位制度取代，但日本貴族仍會在姓名中標註其“姓”，直到明治維新後，1871年頒佈《姓-{屍}-不稱令》為止。

**表記**
姓附加在貴族或武士的氏或名之後，用以表明其位階、身份，例如 (粗體字為姓)：- 物部弓削守屋連（物部守屋）- 蘇我臣入鹿、蘇我入鹿臣（蘇我入鹿）- 藤原朝臣道長（藤原道長）- 源朝臣家康（德川家康）- 越智宿禰博文伊藤（伊藤博文）
的漢字訓讀為“姓”，在先秦時期的中國，“姓”指的是血緣族群，而“氏”則指職務、領地，用來區別貴賤。然而，到了漢代，這兩者的概念逐漸混淆。當漢字傳入日本時，這種混用的意義也一同傳入，在日本的古代史書記載中，“姓”一字可能用來指代氏、カバネ，或者兩者兼指。

**起源**
姓的起源尚不明確。一種說法認為，日本的姓制度來自於朝鮮半島的“骨品（골품）”制度。カバネ一詞本意指“屍體”，骨品制度傳到日本後，韓語的“骨（골）”一詞被翻譯成了和語的“カバネ（屍體）”，因此本意指屍體的カバネ也就有了表示身份等級的“姓”的意思。
一般認為，姓作為一種制度，大約在6世紀中葉之前確立。最初，它是授予那些在大和王權朝廷中擁有政治地位的氏族，依據這些氏族的地位和職能而授予。《先代舊事本紀》等日本古文獻中記載，早在垂仁天皇時期，大和王權已經開始對豪族授予姓。然而，這些帶有傳說性質的文獻記載是否可以直接視為史實，仍需進一步考證。
在中國史料《隋書》中出現可明確認為是氏姓名稱的記載，被《日本書紀》引用的百濟三書則大致從欽明天皇時期（6世紀）開始，在倭人的姓名中開始出現被認為是氏族名稱的表述。此外，在考古學資料中，有一種觀點認為隅田八幡神社人物畫像鏡上的“開中費直”可解讀為“河內直”，鏡上記載的癸未年被認定為503年，如果該觀點正確那麼在6世紀初，“河內”這一氏族已經存在，並使用“直”這一姓。綜合這些信息，可以推測到欽明天皇時期，氏和姓已大致成型。
古代日本史料中以地名或部名命名的氏族，與原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血緣氏族大不相同。氏除了血緣關係，也是具有政治性的集體，與大和王權的關係密切，而賜姓則是大和王權與各氏族之間政治關係的體現。儘管目前對大和王權具體內部結構尚不清楚，但一般認為，在大和地區（現奈良縣周邊）的諸豪族以大王為精神權威核心，構建了一個鬆散的聯合體，豪族擔任分掌各類職務的伴造。在大和王權對日本列島統一的過程中，這些豪族也不停擴張實力，而被大和王權賦予一定地位並得以繼承，姓由此作為政治組織的一部分確立下來。
各個姓的名稱起源同樣不甚清楚。據推測，在古代酋長或部族長常以地名加尊稱的方式被稱呼，這些稱呼可能是後世姓的原型，這些原始尊稱包括：ヒコ（彥）、ヒメ（媛）、キミ（君）、タケル（梟師）、トベ（戸畔）、ネコ（根子）、ミミ（耳）、タマ（玉）、ヌシ（主）、モリ（守）、ツミ（積）等。部分尊稱與《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中的記載相對應，可見這些稱呼在極為古老的時代已被使用。此外，《魏志倭人傳》中“原始的姓”可能不僅僅是尊稱，也可能與古代的官職或地名緊密相關。例如，在古代人名中將彥（ヒコ）或媛（ヒメ）等加於地名後，形成的名稱可能與官職有關。因此，這些原始的姓不僅起到尊稱作用，還與行政職能密切相關，這或許是姓制度最初的雛形。

**古代的姓**
大化革新前日本大約有三十種姓，《新撰姓氏錄》把姓分三種：神別、皇別與諸番，一般認為授予氏族何種姓大體由出身或官職決定。例如：- 根據出身，屬於皇別（源於天皇家）的氏族大多被授予臣姓；屬於神別（神祇的後裔，隨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降臨的神的後人）的氏族大多被授予連姓。- 根據官職，例如：國造、縣主、稻置（イナギ）、史（フヒト）、畫師（エシ），或以“（某某）人”的形式出現。
儘管這種分類分析是近代歷史學的觀點，但據研究7世紀的人們已有將姓與出身或官職聯繫起來認知。另外由於姓的發展與古代的部民制息息相關，故姓的授予也反映了所屬氏族在大和王權體系中的地位及其職能角色。特別是臣、君、連、造、直等授予標準相對清晰，以下是幾個具代表性的姓和其地位及職能角色說明：
臣
日語讀作“オミ”，主要是以畿內為中心，以地名為氏名的氏族，如：蘇我臣、小野臣、出雲臣、吉備臣，這些氏族大多起源於地方豪族，並多次與大王聯姻，「臣」姓氏族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姓。因此可以推測，「臣」姓最初是授予那些曾與大王共同組成大和王權的地方豪族為中心的氏族。關於「オミ」一詞的含義目前尚不清楚，但普遍認為其包含某種尊敬的意義。至於為何訓讀為「臣」這個漢字，則同樣不得而知。
君
日語讀作“キミ”，漢字訓讀為“君”或“公”，雖然讀音相同，但這兩個稱號未必屬於同一種姓，「公」姓多授予繼體天皇的後裔及繼體天皇以後新出現的皇別氏族。而關東、四國、九州、北陸等偏遠地區的國造，以「君」為姓的氏族佔了較大比例，他們通常是地處偏遠、享有一定自治權的豪族，例如：上毛野氏、下毛野氏（關東）和綾氏（四國）。此外，與「臣」姓氏族一樣，「君」姓氏族其氏名也多以地名命名。另外，一些具有祭祀傳統的氏族（如大三輪氏）也被賜予君姓。因此，「キミ」這一姓大致可以歸為三類：繼體天皇以後新的皇別氏族、偏遠地區享有一定自治權的氏族、以及擁有傳統祭祀職能的地祇系氏族。
連
日語讀作“ムラジ”。“ムラジ”一詞最初可能是“群主”（ムレアルジ或ムラウシ）的意思，用於表示伴部的首領，但其漢字表記來源並不明確。儘管“連”被認為是“根據祖先的名號”授予的姓氏，但許多氏族，例如中臣連、物部連、大伴連、土師連、掃部連等，其氏名多與職能相關。因此，這些氏族最初可能是為大王服務的伴造之長。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氏族中的一部分逐漸超出其原本的職能範圍，承擔起其他任務，並且一些氏族在此過程中脫穎而出，成為有力的豪族。
造
日語讀作“ミヤツコ”。這一稱號的來源眾說紛紜，有研究認為源自“宮ツ子（ミヤツコ）”或“奴（ヤッコ）”，也有人認為是一種尊稱。擁有“造”姓的氏族大多是領導職業部的伴造或名代、子代，被認為是伴部首領的一種稱號。“造”與“連”之間的區別並不明確，“造”通常指的是像山部、海部、土師部這樣，在地方定居並負責統轄當地部民的首領；而“連”則可能是在中央統轄這些地方長官的豪族。
此外，像山部氏一樣定居在地方並擁有部民，但不屬於中央豪族，部民以上番（輪流派遣到中央服務）為主，而非繳納地方的貢納，比如馬飼部、鍛冶部、史部、藏部等，這類部民的首領也多擁有“造”姓，此類型的氏族基本上是渡來人（歸化人），因此“造”這一稱號在渡來系氏族中較為常見。以上兩種伴造類型中，前者的歷史更為久遠，而後者則是較晚形成的伴造。由此推測，“造”和“連”這兩種稱號的出現並非自然形成，而是被制定或系統化地確定的。
直
日語讀作“アタヒ”或“アタエ”，也可以寫作「費」、「費直」。關於“アタヒ”的詞源，有多種解釋。有觀點認為“アタ”意為“貴”，“ヒ / エ”意為“兄”，也有學者認為其來源於朝鮮語，意為“上長”。至於為什麼訓讀為“直”，尚不明確，有說法認為“直”字本義為“番人”，可能象徵地方長官的職責。
“直”這一稱號常見於擔任國造的氏族，但並非所有國造都冠以“直”姓。具體而言，“直”姓的國造主要分佈在近畿地區、吉備與出雲以外的中國地方、四國、東海道以及關東南部。而在關東北部和九州地區，國造多為“君”姓，而吉備與出雲地區的國造通常為“臣”姓。從歷史發展來看，大和王權在征服地方豪族時通常不會徹底消滅這些地方勢力，而是通過承認其作為國造的地位來進行統治。對於這些地方豪族，大和王權可能授予其“直”這一稱號，作為對其地位與權力的認可。3
首
日語讀作“オビト”，被授予此姓的氏族主要分為三大類：- 伴造的首長，例如山部首、海部首、忌部首等。通常，這類氏族多居住在地方，作為地方有力者，負責統領當地的部民。- 渡來人系氏族，例如西文首、馬飼首、韓鍛冶首等。這類氏族的氏名以在官僚體系中的職務而得名。- 屯倉的管理者、縣主、稻置，這一類氏族的氏名常與地名相關。例如，大戶村的屯倉管理者被稱為“大戶首”，志紀縣的縣主則被稱為“志紀首”等。
總體而言，“首”姓氏族的共同特點是與地方村落首長的身份密切相關，不論其具體職責或來源，這些氏族都與地方密切聯繫。

**八色之姓**
天武天皇十三年（公元684年），天武天皇頒佈詔令廢除了原來的氏族制度體系，將諸氏族的姓重新整理，並按等級排序為以下八種新的姓氏：真人（マヒト）・朝臣（アソミ）・宿禰（スクネ）・忌寸（イミキ）・道師（ミチノシ）・臣（オミ）・連（ムラジ）・稲置（イナギ）。這一改革的動機與意圖，主要是為了推動律令制建設，打破傳統豪族勢力依託的氏族制度。其中真人、朝臣等高位姓，被賜予天皇家的分支氏族，以源氏（814年起）和平氏（825年起）最為著名。
八色之姓的制定體現了天武天皇強化中央集權和官僚化改革的努力。通過整理氏姓制度，為律令制的進一步推行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整了貴族社會內部的等級秩序。朝廷通過八色之姓激勵低位階官員，通過努力表現獲賜姓進而晉升的機會，為官僚體系注入了競爭活力，並促進了社會流動性；同時通過賜姓，朝廷還加強了對地方和氏族的控制，構建了明確的等級秩序，鞏固律令制國家與社會，達成中央集權的目標。

**形式化**
隨著律令體制的崩潰，到9世紀中，八色之姓中除了“朝臣”和“宿禰”之外的其他姓已不再被賜予；這一趨勢與上級官職逐漸被特定氏族壟斷的傾向有關，在官位晉升過程中，與有力氏族的關係比姓的高低更為重要，導致姓的實際意義逐漸弱化。隨著姓的重要性下降，各氏族為了提升官位晉升的可能性，越來越重視氏名，而忽視姓。最終，上級官職幾乎完全被藤原氏壟斷，賜姓的記錄急劇減少。
平安時代中期以後“氏”、“姓”逐漸形式化，日本人名逐漸演變為由代表出身地名的“名字”，後來寫作“苗字”，如近衛、九條、西園寺；與個人名的“名諱”兩個部分。而古代的氏姓仍然被保留，以象徵、塑造家族地位，如德川家康的正式稱謂“源朝臣德川家康”，即“源氏朝臣姓、名字德川諱家康”，但由於人們喜好攀附著名氏族、高級姓，因此氏姓已經失去作為人名、表示親屬關係的實際功能。
江戶時代武士普遍使用“苗字+通稱”的方式作為日常人名，平民則只有通稱，不可公開使用苗字。但另一方面，朝廷、公家直到江戶時代都不把“苗字”視為正式的人名，朝廷的文件中不會使用“近衛”、“九條”、“西園寺”等苗字，而是採用傳統的氏名，如“藤原”、“源”、“平”、“橘”，在朝廷的正式文件中“氏+姓”的形式依然保留，例如“源朝臣”，但在其他情況下姓常被省略。這兩種體系的並存，直到明治維新後統一的現代姓名制度確立，才逐漸消失。

**廢止**
明治維新後，朝廷與一般社會在人名觀念上的分歧，在明治政府整頓人名規定的過程中引發了一系列混亂。明治政府初期的核心人物多為公家出身，他們傾向於按照朝廷的傳統習慣進行人名管理，致力於恢復古代的姓名形式。1869年的《官位記》規定按姓（原本的氏）、-{屍}-（原本的姓）和名諱的順序書寫人名，例如：伊藤博文被記為“越智宿禰博文”，這些姓-{屍}-是否真實並不明確，但它們被天皇及朝廷視為必要稱謂。
然而日本社會已習慣於使用通稱或苗字為日常稱呼，而重視古代氏姓的規定與實際社會大相徑庭。當明治政府要求各藩以提交職員名冊時，產生了姓-{屍}-不明的問題，對行政事務造成了阻礙。隨著藩閥逐漸控制明治政府，人名規定的復古趨勢開始發生轉變。1871年明治政府頒佈《姓-{-{屍}-}-不稱令》，規定在所有公文書中取消使用“姓-{屍}-”，僅使用“苗字”和“實名”，1872年壬申戶籍編纂中，正式將“氏”、“姓”、“苗字”一元化為單一的概念--“苗字”，即今日所謂“日本姓氏”，舊有的氏、姓至此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