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文革歷史

清華大學文革歷史是清華大學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校史。
1966年5月從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興起的紅衛兵運動迅速蔓延全國。但從9月起，當“文革”風暴衝擊到中學生紅衛兵的父輩們，中學生們開始有所保留。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插手，大學生和社會群眾逐步成為紅衛兵的中堅力量，就是所謂的“新紅衛兵”。清華大學的大學生紅衛兵迅速成為清華乃至整個北京紅衛兵的中心。1966年12月19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成立。1967年4月14日，分裂出四一四派。兩派衝突逐步升級，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兩派之間爆發了百日大武鬥，是北京最為嚴重的武鬥事件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文化大革命結束。10月6日，遲群、謝靜宜被隔離審查（遲群於1983年底被判刑，謝靜宜後因揭發有功被免予起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派聯絡組恢復整頓學校。1977年4月29日，劉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次年6月，取消革委會，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開展了整頓領導班子、糾正冤假錯案、改善教職工隊伍結構等工作。

**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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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是文革紅衛兵運動萌發和誕生的搖籃，從20世紀六十年代初以來，附中的幹部子女以帶著“血統論”氣息的“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姿態，與學校共同提倡“階級鬥爭論”，強調家庭出身的優越感。1966年5月初，清華附中“預科65級一班”部分學生與校方產生嚴重對立。在五·一六通知的鼓舞下，他們貼出了大字報《最積極、最自覺地參加這場尖銳的階級鬥爭》，受到校方的阻止。5月29日晚，七八位高年級學生在圓明園遺址聚集討論，決定使用“紅衛兵”署名，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6月2日，貼出“紅衛兵”大字報《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誓死捍衛無產階級專政》響應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引來各中學觀看和署名支持。
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生與老師、校領導之間開展大規模辯論和貼大字報運動，相互矛盾越來越深。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派工作組進入各單位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1966年6月8日，新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周赤萍到清華大學，宣佈次日工作組將接管清華大學，校黨委停止工作。6月13日召開了清華大學全校大會，新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郭影秋在會上宣佈，以葉林為組長、周赤萍和楊天放為副組長的派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停職反省，工作組代行學校黨委職權。(該工作組由劉少奇親自過問，其夫人王光美於6月21日以工作組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的名義加入該工作組併成為中堅力量) 該工作組將從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輔導員、教師打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黑幫分子、黑幫爪牙，進行殘酷批鬥。12日至16日，103名清華幹部被迫帶上高帽上街遊行。
另一方面，工作組同時對清華造反學生進行嚴厲的批判打擊。工程化學系902班蒯大富等激進造反學生受到工作組衝擊，逐步開始激烈反抗。1966年6月，蒯大富提出“炮轟工作組”、要求奪權，宣稱工作組同黨委一樣執行修正主義路線，並喊出了“工作組滾出去”的口號。工作組迅速對蒯大富進行批判，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開除團籍並關押18天，將50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擊近500人，發生數起自殺事件，兩人死亡。
7月，毛澤東回京，斥責工作組做法，要求周恩來親自過問清華“文革”運動，事實上向紅衛兵們表現了他與劉少奇的分歧。8月下旬，清華園中貼出批評劉少奇的大字報，10月，貼出“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
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大學看望關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清華大學工作組宣佈撤銷。8月4日，陳伯達等人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獲得“解放”，聲名鵲起。
清華的大學生紅衛兵組織最初多由高幹子女主導。8月8日，唐偉、汲鵬、陳育延等人成立針對工作組的串聯會，被稱為“八八”派，8月22日正式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兵”。8月9日，賀鵬飛(賀龍子)、劉濤(劉少奇女)、劉菊芬(劉寧一女)成立串聯會，批黑幫、不批工作組，被稱為“八九”派，8月19日組成了“清華大學紅衛兵”。此外還有一些紅衛兵組織出現。7月底到11月，清華先後由“三臨”(“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主席團”)掌控。但未獲得廣泛支持。
9月24日，以蒯大富為首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紅衛兵組織逐漸由普通子弟領導。9月29日“清華大學紅衛兵”自我罷官，部分人成立“造反兵團”轉而支持蒯大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分化為“八八總部”和“臨時總部”，力量減弱。
1966年11月，據稱為蒯大富及其手下繪製的《百醜圖》(也稱《群醜圖》，也有稱兩者非同一作品)，用漫畫的形式，醜化當時國家、政府、軍隊的一百多位領導幹部，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等人。《百醜圖》印出後，流傳甚廣，引起了毛澤東等高層的強烈關注，引發眾多紅衛兵組織模仿、製作、傳播，掀起軒然大波。 有稱《百醜圖》最初為中央美院國畫系1966屆女大學生翁如蘭所繪，但註明為“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宣”，最早刊登在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主辦的《東方紅》上。“二月逆流”期間，譚震林在會上大發雷霆：“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
1966年12月19日，經“無產階級司令部”授意，以打倒劉少奇等為出發點的清華最大紅衛兵組織、一統清華“文革”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由“井岡山紅衛兵”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合併而成。
不久，“清華大學紅衛兵”因貼出反對文革、痛斥江青、懷疑林彪的大字報而被井岡山兵團藉機瓦解。

**崛起**
清華主樓前的批鬥王光美萬人大會
1966年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組授意（12月18日張春橋單獨接見蒯大富）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為主的5000多師生進城開展“反劉少奇、鄧小平”遊行，被稱為“一二·二五大行動”。
12月31日，兵團在其《井岡山》報上發表清華學生劉濤(劉少奇女兒)的長篇檢查，揭露劉少奇、王光美鎮壓文革的“內情”。1967年1月1日，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炮打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文章。
為打倒劉少奇，蒯大富組織清華井岡山紅衛兵包圍中南海西門，向中南海內喊話“打倒劉少奇”，但劉少奇始終沒有出現。於是蒯大富等人準備首先揪出劉少奇夫人王光美。1967年1月6日，為引出王光美，蒯大富等人想辦法獲取劉家保密電話號碼，並打電話謊稱劉少奇女兒劉平平遭遇車禍，劉少奇、王光美夫婦乘車前往醫院。兩方面對面後，中央迅速派人將劉少奇解救回來，但王光美卻被扣押回清華園。此事件被紅衛兵自豪地宣傳為“智擒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經“無產階級司令部”同意，清華井岡山兵團在清華主樓前召開了數十萬人參加、旨在揭露劉少奇的批鬥王光美萬人大會。凌晨6時，王光美來到主樓7層會議室。6時30分，接受第一次審訊，並被強迫穿上從其家中抄得的高跟鞋和旗袍，帶上用乒乓球製作的“項鍊”。審訊結束後被帶至主樓前廣場，會場人山人海，300多個造反派組織參加了大會，彭真、薄一波、陸定一等300多名老幹部在一側陪鬥。批鬥會結束後，下午和晚上又進行了兩次小型審問批鬥。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說：“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傾；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不奪權，就是對人民極大犯罪。奪權，就是扞衛黨的領導，就是扞衛無產階級。奪權，是無產階級派的當務之急。此時不奪，更待何時！”
1967年3月至9月，井岡山兵團(包括後來分裂出的414派)共向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的30多個城市派出了80多個聯絡站、記者站，人數上千(一說六百)。7月後派出眾多軍事動態小組，前往軍事要地收集機密情報，試圖擾亂軍隊。充當北京各校紅衛兵造反派的領頭者。組織或參加了4月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奪軍權鬥爭)、7月下旬中南海西門的“揪劉火線”、7月29日對徐向前的抄家、8月1日批鬥彭德懷和羅瑞卿、8月22日衝擊英國代辦處等等運動。
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左右，井岡山兵團嚴重干涉學校教學，學校學生在各類文革活動擠佔下幾乎沒有正常學習時間。井岡山兵團改變招生制度，優先招收貧下中農子女，以推薦為主，不招收五類學生：直系親屬中有被專政機關鎮壓者，走資派、牛鬼蛇神子女未與家庭劃清界限者，參加過反動組織的屢教不改者或有反動言行者，不參加文革的逍遙派、書呆子。

**分裂**
1967年初，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要求進行全面奪權，按照“三結合”原則（解放軍代表、革命群眾組織代表、革命領導幹部代表）組成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1967年4月14日，因為內部對文革一系列重大問題存在分歧和論戰，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兵團總部”(或稱“團派總部”，簡稱“團派”)和“四一四串聯隊”(或稱“四一四革命串聯隊”，簡稱“414派”或“四派”)。雙方對於成立“革委會”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和革命領導幹部代表爭執頗大。
4月30日，團派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建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決議》，宣佈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革籌小組”)，由一號人物蒯大富等11人組成。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林彪等接見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成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蒯大富將清華井岡山兵團袖章獻給了毛澤東，周恩來也問及清華革委會何時成立。團派上下受到強烈鼓舞。5月2日起，“革籌小組”開始於兵團總部共同行文並召開全校批鬥大會，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即針對“414派”。
同時，414派只有孫怒濤一人成為該小組成員，顯然受到壓制。孫怒濤貼出《孫怒濤嚴正聲明》堅決不承認革籌小組。5月3日，414派召開第十一次大會，通過決議不承認“革籌小組”，發表文章《徹底搞臭革籌小組》，貼出大字報《把現臨籌小組一棒子打死》。5月5日，清華大學機械系率先成立“革籌小組”第一個系級分支，遭到414派嚴厲警告。
5月12日，為促進妥協，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主持兩派負責人開會，5月21日親赴清華大學召集兩派代表開會，最終蒯大富和孫怒濤簽署四項協議：
事實上協議第四條將“革籌小組”合法化，得到團派一致歡呼和四派的堅決抵制。
5月23日，謝富治秘書向蒯大富和孫怒濤打電話稱協議已報告毛主席，請兩派堅決執行。之後，蒯大富在團派會議和革籌小組會議上傳達，並增加小組人數為22人，增加414派人員。同日，謝富治向蒯大富轉達毛主席指示，毛澤東言辭委婉，被蒯大富理解為支持井岡山兵團總部，這消息讓兵團上下十分歡騰，貼出大標語“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414上臺不行”。414派人心浮動，不少“戰鬥組”轉向兵團總部。
5月24日，團派宣佈要在5月30日前全力以赴成立清華革委會。同日，414派在化學館召開大會，宣佈不參加任何籌備活動，準備分裂出來以對抗團派。5月26日上午，414派下屬“東方紅戰團”在圓明園遺址處開會，宣佈與兵團總部分裂。下午，在清華主樓三區3樓召開“東方紅戰團”大會，通過了有關分裂的宣言。27日晚，在同地點召開“東方紅總部”成立大會，與兵團總部分庭抗禮。此時“三七兵團”準備加入414派，於是次日在清華新水320室開會，決定於5月29日晚22時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5月29日凌晨，414廣播臺播出“414總部”成立消息，宣言指出“兵團總部已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了。”
5月29日，清華革委會成立前一天，蒯大富等人前往人民大會堂邀請周恩來等人參加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因總理忙碌，寫便條如下：
總理回覆：
蒯大富急切召開成立大會，謝富治讓其起草“推遲信”並謄抄簽名，作為蒯大富回清華的“交代”：
5月30日凌晨2時許，蒯大富等人返回清華，通過團派廣播臺廣播先前通知。5月31日，團派成立核心組織“六二四戰團”，以1966年6月24日薛大夫等人同工作組論戰日子命名。開始與414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矛盾加深與百日大武鬥**
1967年間，雖然清華紅衛兵“團派”和“414派”出現部分衝突，但由於大多數人忙於社會上的“全面內戰”活動，無暇顧及校內。1967年冬，中共中央為結束全國範圍混亂局面，要求所有大、中學校學生一律返回學校，進行“復課鬧革命”，於是兩派矛盾開始突出。但當時中央要求“大辦學習班”、“消除派性”，因此矛盾沒有過度激化。
由於上級政策，並且蒯大富希望儘快當清華革委會主席。9月21日兩派成立“兵團聯合總部”，11月8日遲遲正式成立聯合辦公室、聯合廣播臺、聯合總部委員會(團派17人、414派16人)。兩派在表面上暫時聯合。但兩派內部更加不和，團派有人組織“鬥私批修聯絡站”，同時批鬥蒯大富和414派。不久後，兩派迅速再次分裂。
1967年12月初，以414派將一首林彪語錄改編為“四一四戰歌”為理由，通緝414派6名委員，最終抓獲1人。12月4日，團派秘密關押了414派推舉的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領導人呂應中。12月6日、9日、20日，對20多名支持414派清華中層幹部進行抄家。期間發生數十起小規模武鬥。
12月25日，團派為紀念“一二·二五大行動”週年，進城宣傳，號稱要造反派進入中共中央；次日，414派進城宣傳，痛斥蒯大富想當中央委員。1968年1月3日，兩派為爭奪12號樓的414派紅尖兵廣播室，發生首次數百人參加的大規模武鬥。
1月31日，團派綁架414派總部宣傳部羅徵啟，3月27日，羅徵啟逃離後，又綁架414派辦公室幹部賈春旺等人，並進行毒打。4月4日晚，團派抓走羅徵啟弟弟、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羅徵敷，將其毒打後憋死在後車廂。
1968年3月下旬，“楊、餘、傅事件”後，中央文革鼓動全國再次開展“反右傾”鬥爭，提出“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從而使校園內派性間矛盾開始膨脹。
最開始，“團派”和“414派”還只是相互辯論，逐漸升級為語言衝突、肢體衝突，直到大打出手。初期蒯大富約束手下要“講理”、“忍讓”，但聽到江青關於“文攻武衛”的講話(要用“文”的方法，去和修正主義鬥爭，如果對方不服，要用武力自衛。)後，開始意識到對立派系對自己造成的威脅，從而決定開展武鬥。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華髮生的“百日大武鬥”，動用各種冷兵器、熱武器、燃燒瓶，針對大禮堂、東區浴室樓、科學館進行搶佔與爭奪。共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身殘疾，直接經濟損失1000餘萬元。

**工宣隊進駐**
7月27日，一支由3萬多人（一說十萬人，8月初減少至5147人）組成的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8月下旬改名“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軍宣隊”）進入清華，由來自中共中央警衛部隊(8341部隊)副團長張榮溫領導。
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談話中，曾說“十萬工人進清華，四一四高興，井岡山不高興，我也不高興”(“井岡山”指“團派”)。但得知工宣隊在清華犧牲慘烈，才正式開始準備終止武鬥。之後正式公佈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體現出清華百日大武鬥特別是“七·二七事件”已經讓毛澤東對造反派失去信心。
到8月初，這支工宣隊中有軍代表約105人，主要來自8341部隊、北京衛戍區和海軍，工宣隊指揮部下設：政工組、秘書組、聯絡組、辦事組、接待組。下轄八個團：直屬團、一團~七團，分別駐紮清華本部、基礎課和十二個系。
8月5日，毛澤東把巴基斯坦贈送的芒果轉送清華工宣隊表示慰問。8月15日，毛澤東接見清華工宣隊代表。8月25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其中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陸續向北京59所大專院校以及全國大中城市學校、教育部門、中科院、文化藝術單位、出版社、部分軍事院校派駐了工宣隊。
8月25日，以姚文元署名發佈《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閱中，毛澤東已將文革造反派群眾及紅衛兵學生列入“文革”的對象，不允許高校知識分子造反派扎堆搞“革命”。
1968年8月16日，在工宣隊領導下，清華井岡山兩派合併為“清華井岡山革命大聯合委員會”，並在之後工宣隊的清理運動中迅速消失。
1968年底開始，在全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下，工宣隊對清華全體教職工、學生進行“人人排隊、層層摸底”的政治高壓運動，造成了多起自殺或自殺未遂事件，產生“非正常死亡”案例約16人。工宣隊撰寫《清華大學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報告》一文，被“無產階級司令部”作為北京“六廠二校”經驗推廣全國，作為文革“鬥、批、改”典型，其中“再教育”指迫使校內的文革中被打倒高級領導幹部子女與父母“劃清”界線、“皈依”文革，“給出路”指對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等教授為代表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和“養起來”政策，使其感到壓力的同時感到“出路”。
清華大學江西鯉魚洲試驗農場原載《清華人》2009年第1期
1969年5月-10月，學校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縣鯉魚洲建立“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先後5批2821名清華教職工下放勞動，當年確診血吸蟲病患者747人，懷疑患者1111人，次年確診患者總數突破千人，直到1997年清華醫療部門還在對血吸蟲病患者進行復查和治療 。有人回憶：“在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勞動被當成對知識分子的懲罰，只有對工宣隊表現得俯首帖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種奴化式的改造。”
1969年1月25日，以清華工宣隊為主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1970年1月成立黨委會。1970年7月21日，清華工宣隊在《紅旗》雜誌署名發表《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一文，提出“要始終以階級鬥爭為主課”等六條基本經驗，被推廣至全國高校，造成了嚴重影響。始於1970年的清華“教育革命”體制一直沿襲到文革結束，完全依照毛澤東教育思想，包含以下方面：一、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作（長期內清華由工宣隊、校黨委、校革委會並行掌權）；二、原有教師邊改造、邊使用；三、開門辦學，校辦工廠，師生全面投入生產（事實上阻礙了教學科研）；四、招收工農兵學員；五、廢除舊教材，參照蘇聯教材，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六、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新教學方法（事實上是文革批判形式）。
1970年到1975年，清華進行了大規模的系科專業變動。1970年8月制定計劃準備設置三廠、七系、一連、一基礎課、兩分校，即試驗化工廠、汽車廠、精密儀器及機床廠；電力工程系、工業自動化系、化學工程系、土木建築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工程物理系、工程力學數學系；機修連；基礎課；四川綿陽分校、江西分校（江西鯉魚洲試驗農場）。到1972年，共設立10個系和四川綿陽分校。之後又建立大興農村分校和水利系三門峽辦學基地。學校開展各類老工人進修班（“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專業進修班、短期培訓班、“給工農兵送學上門”的辦學點，以及業餘大學。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在四年正常招生停滯後，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根據毛澤東七·二一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學制3年，招生採用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畢業後回原單位工作。10月15日後，全國各高校仿照實行。從1970年至1976年共招收6屆工農兵學員，最後一屆於1981年畢業。
70年代初直到文革結束，工宣隊採用“兩個估計”政策對待廣大知識分子，即：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教師隊伍包括中共建政後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自1971年8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工宣隊始終以主宰者身份歧視、仇視、恐懼廣大教師，直至1976年10月，在每一場全國政治運動中，工宣隊都要開展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學校教師也一直在與之進行鬥爭 。當時一名工宣隊頭目的會議講話發表為：“廣大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思想平靜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檢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頭路了。”
到1975年左右，工宣隊僅剩下70餘人，這些非清華人在1968年到1976年底實際掌控著清華的領導權，工宣隊中的遲群、謝靜宜在1972年後成為清華第一、二號人物。
1975年，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家工作，8月和10月，清華黨委副書記劉冰、柳一安、惠憲鈞和政治部主任呂方正寫信並通過鄧小平轉交給毛澤東，表示厭惡當時飛揚跋扈的清華第一把手“通天人物”遲群和第二把手謝靜宜（來自於工宣隊）。毛澤東將其看做對“文革”的翻案，開始批評劉冰等人及其“後臺”鄧小平。11月中旬，演變為“教育革命大辯論”。 12月，演變為全國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這場“文革”最後的運動中，由遲群把持的清華大學處於風口浪尖，全國數十萬人和中央黨政軍機關上千領導幹部前來清華“學習”、“參觀”，清華幾乎停止正常教學工作，專門從事“批鄧”鬥爭。十個月中，貼出十數萬份大字報，劉冰被批鬥214次。
1976年3月31日，在紀念週恩來總理逝世的背景下，遲群要求“清華不能有一個花圈送到天安門”。4月3日，無三班學員以“清華大學部分工農兵學員”名義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白花，成為四五運動一部分。6日晚，遲群稱之為“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反革命進攻”。在中央的定性下，校內開展清查“反革命政治謠言”和逮捕“反革命分子”運動，到6月10日，審查100多人，校級隔離38人，報公安拘捕1人。1976年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報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喜看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大辯論破浪前進》。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文化大革命”結束。10月6日，遲群、謝靜宜被隔離審查（遲群於1983年底被判刑，謝靜宜後因揭發有功被免予起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派聯絡組恢復整頓學校。1977年4月29日，劉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次年6月，取消革委會，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開展了整頓領導班子、糾正冤假錯案、改善教職工隊伍結構等工作。

**派系**
清華井岡山兵團於成立後4個月即發生分裂，分為“團派”與“414派”。《四一四思潮必勝》 說：“清華大學四一四與‘團派’的原則分歧和組織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國性的普遍意義的。”
兩派均不可能提出獨有理論，均根據毛澤東最高指示的“文革”理論加以應用和發揮。所以兩派之間存在內部分化、交叉、重合等各種情況，並不完全對立，在很多方面甚至觀點相同，但一旦涉及兩派根本利益，他們就會立即涇渭分明地劃清界限。有人認為，兩派對立主要表現為三點：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以及如何對待幹部隊伍。

**領導體系**

**清華文革前主要中高級幹部名單**
下表括號內所注，如無說明，則為該單位簡稱。黨委內部機構為1966年6月情況，其中政治部為1966年4月設立。1966年6月清華大學黨委共設1個分黨委、18個黨總支、238個黨支部

**清華文革前主要中高級幹部名單**

**文革早期中央所派工作組主要成員**

**參考文獻**

**註釋**

**相關條目**
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三司）

**延伸閱讀**

**研究**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dead-url = no -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ISBN 9789629967963（另見安舟文章 派別紛爭——特權受益者與受害者的矛盾）- 劉青峰編，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date=20150321195724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張化、蘇採青 等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 程晉寬，"敎育革命"的歷史考察: 1966-197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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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
 田炳信，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擺渡，新快報2005年11月9日
*Cite book |author =沈如槐  
quote =  - 沈如槐、陳楚三，回憶與思考：紀念四一四思潮誕生四十週年，文革博物館通訊(四〇九)，2007年5月22日出版- 陶德堅，《風雨人生——陶德堅回憶錄》，天下一家出版社，1999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清華大學建築系教師，曾任清華“紅教聯”負責人。）- 宋柏林著，餘汝信編注，《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賽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成員。）- 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評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韓愛晶， 毛澤東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date=20210210084112 ，華夏文摘增刊第485期-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黃崢 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Cite book |author = 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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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 book |author = 劉冰  
quote =  - 羅徵啟訪談錄，炎黃春秋，2009年？(待查)- 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2009
** 李自茂，四十年前的那一天——我所親歷的清華“5.30”- 魏義祥，我的日記中的清華文革初期大事，未刊稿- 曾昭奮，清華園隨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年-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我，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年
*Cite book |author = 孫維藩  
quote =  - 史際平 楊嘉實 陶中源等編著，家在清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  清華大學文革專輯，記憶，2010年10月10日第18期(總第五十九期) date=20200225132838 -  清華大學文革專輯(二)，記憶，2010年10月20日增刊(總第六十期) date=20200119234709 - 許愛晶編著，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 劉晉，《劉晉文集》（第二卷，《前路漫漫》），北京：華夏文化出版集團，2012年。（文革爆發時作者任中央團校黨委委員、哲學教研室主任，曾任海淀區中學文化革命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十九中工作組組長，清華附中工作組組長。）- 李偉東，《清華附中高631班（1963—1968）》，美國柯捷出版社，2012年。- 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3年。- 蒯大富，《清華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3年；2014年第2版。- 葉志江，走出文革，美國溪流出版社，2014年- 李自茂，《畢竟東流去》，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清華大學學生，清華井岡山兵團骨幹。）- 顧耀文，《明日黃花》，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清華大學學生，井岡山兵團成員。）- 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 孫怒濤主編，《歷史 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反思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5年（清華大學文革史文集）- 啟之編，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臺北，獨立作家，2014，ISBN 9789865729042。

**史料**
Cite book |author =邱心偉、原蜀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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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 book |author =  
publisher = 紅衛醫院紅旗戰鬥隊 清華井岡山兵團 地院“東方紅”公社 北醫八·一八戰鬥兵團 革命造反聯絡站供稿，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宣傳組編|date = 1967年2月 |p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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