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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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66年為紀念孫中山誕生100週年而舉行的系列活動。此次紀念活動的籌備始於1965年，紀念活動的舉行時間為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數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生活及外交中具有重要影響。19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

**籌備**
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特成立了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秘書長廖承志。1965年10月31日，該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
該委員會於1966年11月10日舉行了在北京的籌備委員的會議：

**紀念大會**
1966-01 1965年10月，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籌備會，由劉少奇主持
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是1966年11月12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舉行的紀念孫中山誕生一百週年的大型紀念活動，也是紀念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的系列活動中最重要的一個。這次紀念大會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和外交中具有重要影響。

**在京籌備委員會議**
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於1966年11月10日舉行了在北京的籌備委員的會議：

**紀念大會**
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大會。會場上懸掛著的巨幅標語寫著：“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主席臺中央懸掛著孫中山的畫像，該畫像兩旁豎立十面紅旗，以及金色字標：“1866——1966”。

**出席人員**
出席大會的有： 周恩來、宋慶齡、董必武、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毅、賀龍、譚震林、葉劍英、李雪峰、謝富治、劉寧一、蕭華、楊成武、郭沫若、何香凝、楊明軒、程潛、張治中、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徐冰、高崇民、蔡廷鍇、鄧子恢、李四光、謝覺哉、沈雁冰、許德珩、李德全、楊秀峰、張鼎丞、鄧穎超、廖承志、穆欣、解學恭、許廣平、李宗仁、熊克武、邵力子、章士釗等。
參加大會的還有“中共中央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的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各人民團體和北京市的負責人，在北京的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北京的部分人大代表和部分政協委員，以及民革部分成員。”
“在北京的許多外國朋友和各國駐中國的使節參加了大會。在主席臺上就座的外國朋友有：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團長伊斯梅爾·杜爾，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常駐中國代表團代理團長阮明芳，亞非新聞工作者協會總書記查禾多，日本人士西澤隆二，日本和平人士西園寺公一，日本紀念孫中山誕生一百週年訪華代表團顧問伊藤武雄、團長牧野內武人，希臘中國友協副主席基特基斯夫人，比利時中國友好協會秘書長鬍斯曼夫人，外國專家桑佩爾、史密斯、利本。”
“來北京參加紀念活動的華僑代表和港澳人士利怡怡、陳凌、鄭鐵如、費彝民、何賢等”也參加了紀念大會。
“孫中山生前的副官和衛士馬坤、馬湘，也參加了紀念大會。”
以下為出席會議的部分重要領導人的詳細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加註排序序號。

**大會過程**
大會開始前，周恩來、宋慶齡、董必武、陶鑄、陳毅、何香凝接見了參加大會的部分外國朋友、華僑代表和港澳人士。
大會開始前，參加大會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員、解放軍指戰員、紅衛兵和機關幹部齊聲朗讀毛澤東1956年所寫的《紀念孫中山先生》中的語錄：
下午3時3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宣佈大會開始。全場起立，樂隊高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董必武副主席首先致開幕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著在大會上發表講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在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的長篇講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何香凝在大會上講話。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宮崎世民應邀在大會上發表講話。
“大會結束時，全場起立鼓掌，樂隊高奏《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講話內容**

**董必武致開幕詞**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的開幕詞簡要回顧了孫中山在一百年來中國革命歷程中的功績，即一是“作為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手”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國。”二是在晚年“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合作，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完成了孫中山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開幕詞最後稱，

**周恩來講話**
周恩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名義發表的講話首先引述了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戰鬥的一生所作的崇高評價。”文章開篇首先談到了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民主派的路線同康有為、梁啟超所代表的改良派的路線之間的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指出辛亥革命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此後文章回顧了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樹立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歷史功績。
文章接下來先後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今天為“美帝國主義”）及蘇聯修正主義在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志中的重要意義。而後又先後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及開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其中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稱，
文章最後說：

**宋慶齡講話**
宋慶齡在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的長篇講話。這篇講話也是宋慶齡晚年政治生涯中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該講話以宋慶齡個人名義發表。

**講話背景**
1966年10月底，宋慶齡用英文寫就了其講話稿，並讓警衛秘書隋學芳將此稿送周恩來審閱，同時送一兜新鮮螃蟹給周恩來、鄧穎超夫婦。11月6日，宋慶齡收到了周恩來親筆回信，內容如下:

**=講話內容=**
講話開篇十分簡單，毫無鋪排：
宋慶齡提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帝國主義雖已不似孫中山在世時那樣不可一世，但是我們仍有必要紀念孫中山先生：
宋慶齡先後從性格、經歷等方面回顧了孫中山曲折的革命生涯。
從性格上看，“ 孫中山是一個有遠大目光和深刻預見的人。因此，他的一生是一個頑強的革命者的一生。他一開始就不相信封建王朝，而隨著革命的發展，他對人民則產生越來越大的信心。”因此他反對君主立憲制，主張共和制，“堅信中國人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超過日本，甚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宋慶齡稱，“一個革命者，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奮鬥的人，總是不知道疲倦的，總是把未來看作是光明的。”列寧對中國革命滿懷信心，這對孫中山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孫中山很瞭解中國的歷史。他對封建制度下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有明確的看法。”他對軍閥割據地方魚肉百姓深惡痛絕。他要求改變地權制度，使農民解脫沉重的田租負擔。
孫中山個人生活儉樸，畢生好學。他“很早就明確地看到亞洲各國的革命問題是一個整體。”宋慶齡引用菲律賓作家馬利亞諾·龐塞的話說明了孫中山對亞洲革命的這一遠見卓識。
從經歷上看，孫中山出生於貧農家庭。“以後的發展證明，這些童年的經歷對於他決心終生獻身革命起了決定的影響。”在離開檀香山回中國時，他便認為“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清朝帝制。”他在廣州博濟醫學校、香港西醫書院學習醫學，畢業後在澳門開業，主要仍從事革命工作。從1896年到1899年，孫中山“訪問了有中國人在那裡生活和學習的一切歐洲中心城市——倫敦、巴黎、布魯塞爾、日內瓦、柏林。”他在這些地方宣傳民族主義並獲得華僑捐款，而他也制定了他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且受到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主義的影響。此後他和他的組織接連舉行了十次起義，但都因為“完全忽視了革命的政治方面。單純依靠軍事手段，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失敗。”
武昌起義的成功及各省響應而形成的辛亥革命使“兩千年封建專制政體至此告終。”但宋慶齡指出，
此後孫中山繼續革命直至1925年3月12日於北京逝世。在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右派和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總頭目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了他的遺訓。這些叛徒從此成為歷史的罪人，他們繼續壓迫人民並發動內戰，使中國人民的解放推遲了二十多年，並且引來了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國家財富受到無可計量的損失，千千萬萬祖國的兒女喪失了寶貴的生命。他們使美帝國主義至今仍霸佔著我國領土臺灣。”
“孫中山的遺訓就是他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這是他在致力於完成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中發展而成的。”孫中山有兩點至今仍值得學習。一是他“一生致力於推動革命”，而且“他對各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特別注意。”比如1900年後“他同亞洲各國的民族革命志士保持密切的聯繫。”又如他和包括讓·饒勒斯等比利時和法國的社會黨人保持聯繫。二是“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適應當前革命任務的需要，他堅持不懈地進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探索，尋找引向革命勝利、中國獲得解放以及使中國在國際上取得平等地位、中國人民得到自由的道路。”
對於革命的政治綱領即三民主義的發展，宋慶齡稱，
宋慶齡認為，“毛主席很早就指出：“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新民主主義論》）在指出孫中山的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不同之處的同時，毛主席說明，兩者在民主革命的任務上，是基本上相同的。這為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結成統一戰線以及第一次國共合作提供了可能，這種合作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支持並且實現了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接著，蔣介石拋棄了孫中山的革命遺訓，背叛了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卻負起了把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重擔。”
在講話最後，宋慶齡說了如下意味深長的結束語：
宋慶齡的講話圍繞著“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及三大政策的由來進行了詳細論述。她稱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家，這不同於周恩來講話中“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革命家的稱呼。她強調孫中山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逐漸看穿了資產階級民主的騙局，從而走向“以俄為師”，走中國共產黨喚起民眾、領導國民革命的道路，提出了三大政策。講話通篇沒有提到蘇聯修正主義。她反覆強調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的堅定立場，更在文章中多處點明美帝國主義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這使得她的文章在1960年代既強調反對美帝國主義，又強調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政治氛圍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後突出強調防止中共黨內出現修正主義的氛圍中顯得不同尋常。另一方面，她的講話也呼應了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堅持的武裝鬥爭、世界革命、土地改革等理論及實踐，以及毛澤東繼續革命蘊含的鬥爭精神，並點名批判了蔣介石等人。
宋慶齡的講話只在最後一段提到了剛剛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稱其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這種表述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上的認識是相一致的。但這段文字排在發展生產及“攀登科學、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的後面，其下又著重論述在反帝鬥爭中全世界革命形勢大好，而並未涉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何香凝講話**
何香凝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的講話充滿了革命熱情，其重點是保持革命晚節。她給孫中山的定位一是“辛亥革命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二是”在他的晚年，他更前進了一步，他把民族獨立、民主主義、平均地權的舊三民主義，進一步發展為聯合列寧時代的蘇聯，聯合中國共產黨，聯合工人農民的新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從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越來越明確地主張，依靠武裝鬥爭，結合工人農民的群眾運動，作為達成中國民主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標直接指向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軍閥。”
她認為，孫中山有兩大歷史功績。其一，“孫先生是中國近百年史中，第一個提出‘革命’的人。他開始使用‘革命’這兩個字，是在七十多年前了。”“孫先生堅決反對主張君主立憲的改良派，他主張用革命軍事手段推翻皇帝，建立民主共和國。在孫先生領導之下，中國人民經過辛亥革命，終於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二，“……他逐步明確了要適應中國革命的新形勢，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他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改組了國民黨，提出了著名的“聯俄反帝、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就奠定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何香凝的講話也強調了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以及勇於反對帝國主義。她稱，“孫先生雖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敢於革命，敢於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老修正主義者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根本不能比擬的。”“孫中山先生一生最大的特點是他的不斷進步，堅持革命，越到晚年越堅決。孫先生的晚節是萬人共仰的。”和宋慶齡一樣，她也譴責蔣介石反動派“完全背叛了孫中山先生遺志”，“使中國革命的勝利推遲了二十多年”。
和宋慶齡講話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何香凝既突出譴責了蘇聯修正主義，又使用了極大一部分篇幅表達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她說，

**宮崎世民講話**
日本中國友好協會理事長宮崎世民的講話主要圍繞實現日中友好、亞洲各民族團結以反對美帝國主義而展開。講話開篇便將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指出日本人民對孫中山是“非常愛戴的”。
接著他回顧了其父宮崎民藏及伯父宮崎寅藏同孫中山的交往，以及孫中山1913年訪問日本對自己的觸動。隨後他指出，
宮崎世民接著對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正面論述，稱，
宮崎世民認為，“孫文先生所一直提倡的亞洲各民族的獨立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團結運動，在中國人民的支援下，正以暴風驟雨之勢，壓倒帝國主義者、新老殖民主義者、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和一切反動派。”他特別強調了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對全世界的嚴重威脅。他指出，只有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建立中日友好，才能打倒包括中日兩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講話以強調日中友好、亞洲各民族團結的四句口號結束：

**四地紀念活動**
新華社1966年11月14日報道了中國內地四地舉行集會紀念孫中山誕生一百週年的情況。報道稱：
1966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廣州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加建了輔助紀念館。

**選集出版**
1966年11月11日，《孫中山選集》、《宋慶齡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56年孫中山先生誕生九十週年時，新編的《孫中山選集》也曾在北京出版，共2卷，宋慶齡題寫書名。此次出版的《孫中山選集》是1956年《孫中山選集》的重印。《宋慶齡選集》是新編選的，由周恩來題寫書名。

**紀念郵票**
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從1966年11月12日起開始發行有孫中山先生像的紀念郵票。

**中蘇關係**
1966年11月14日的新華社報道《賊喊捉賊　顛倒黑白　招搖撞騙  蘇修假借紀念孫中山誕辰大肆反華》，斥責蘇聯借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大肆反華”。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