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睞

王應睞（catIdx=W王應睞），福建金門人，中國近代生物化學家。其主要研究酶化學和營養代謝，並對維生素、血紅蛋白、琥珀酸脫氫酶進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王應睞成功地組織、領導了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和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這兩項重大的科研工作，並培養了多名生物化學家，其因此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生物化學的主要奠基人與中國分子生物學的先驅。許多科學家與媒體，包括楊振寧和阿爾內·蒂塞利烏斯，都認為王應睞的科研成果值得提名諾貝爾獎。

**生平**

**早年生平**
王應睞居住的“中堡”是山後社聚落的一部分，也是“山後王氏”的居住地；“中堡”的住宅現已開闢為left
1907年11月13日，王應睞生於福建省金門島山後社中堡的華僑家庭。其父王敬川在日本神戶的“復興號”（王國珍創辦的海外貿易商號）任職，時常前往中國的大連、營口等地經商，後於王應睞2歲時病逝；其母也在王應睞6歲時病逝，自幼沒有父母的王應睞只得靠親族撫養成人。4歲時，王應睞進入村辦私塾（海珠堂）就讀，隨後又在11歲時隨二哥王應瞻到鼓浪嶼的英華書院求學，培養了體育與文學的愛好。1925年，由於王應睞僅用6年半時間便讀完9年的課程，年僅17歲的他提前畢業，入讀福建協和大學。大學一年級時，王應睞逐漸對化學感興趣，但協和大學的化學課程太少，於是他查遍了中國各地的大學章程，最終選定了“課程內容最充實”的金陵大學。1926年，王應睞轉入金陵大學學習工業化學，並於1929年畢業，獲得大學頒發的“金鑰匙”獎。大學畢業後，王應睞留校當化學助教，協助教授有機化學、普通化學、物理化學三個科目。
一年半後，因工作過忙，王應睞於1931年患上肺結核，只能遵醫囑前往北平的西山休養。1933年，王應睞被金陵大學派往燕京大學的研究生院進修化學，研究氯仿、甲苯對蛋白酶的作用與豆漿與牛奶的消化率比較等。1934年，他再度病倒、休養2年。在近5年的修養中，王應睞廣泛地閱讀結核病相關的書籍，並思考如何解決結核病普遍流行的嚴重衛生問題。他發現：當時的結核病沒有特效藥，只能靠休養與充分的營養治療，而廣大貧苦的勞動群眾沒有能力以上述手段進行治療，死亡率也很高。由於自己是結核病患者，再加上對窮人“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悲慘情況，難以描述”的憐憫，王應睞決心放棄工業化學，改寫生物化學，並藉助進修的機會學習生物化學與營養學。

**轉向與留學**
做實驗的王應睞（攝於1940年代初）
1935年，剛痊癒的王應睞接受金陵大學的聘請，以講師身份回南京，參與由金陵大學、Lister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聯合組織的“淳化鎮營養調查計劃”，負責食物營養成分的全面分析研究。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金陵大學準備內遷，並勸身體不好的王應睞回鼓浪嶼休息，直至學校搬定為止。1938年春，中英庚款留英考試恢復，並首次設有一個偏重營養學的生物化學名額。專業對口的王應睞前往上海考試，很快便被錄取，前往劍橋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並在著名營養學家Leslie Julius Harris的指導下，於MRC Dunn Human Nutrition Unit專攻維生素研究。
雖然維生素研究是1930年代的熱門研究方向，但王應睞的實驗室條件並不算好，缺乏離心機、光度機這類精密儀器。在2年的時間內，王應睞使用最基礎的化學方法，提出了4種不同的水溶性維生素微量測定法。其中，他的維生素B1的硫色素熒光測定法能夠簡便地檢測維生素B1的含量，但因太過簡單而廣遭權威質疑。為此，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維生素小組專門組織一場對比測試，讓劍橋大學的王應睞與牛津大學的彼德斯教授實驗室分別使用各自的方法測定維生素B1。最終，王應睞的測定方法因成本低、準確率高而獲得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的讚賞，該方法也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用於營養測定工作。
學習期間，王應睞把很多時間花在踢足球與學英語上，並練得流暢的英式英語。期間，王應睞也與李約瑟有所交往，並令其意識到中華文明在人類科技史的地位之重，由此開始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1941年，由於發佈了多篇以維生素研究為主題的論文，王應睞得以在未經答辯的情況下被劍橋大學授予博士學位，成為了第一位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
獲得博士學位後，王應睞準備回國，但受珍珠港事件影響，歐洲與遠東之間交通阻斷，因而王應睞成為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的特別資助研究員，繼續留在劍橋大學做科研。他與Thomas Moore在《Biochem》上發表“維生素A過多症”一文，率先發現過量的純維生素A具有毒性。此外，出於自我提升的需要，王應睞參與了生物化學系的高級生化訓練班，進一步地學習生物化學知識。1943年，王應睞師從細胞色素的發現者David Keilin，在Molten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Parasitology研究豆科根瘤、馬肚寄生蟲血紅蛋白與酶。期間，王應睞通過完整的實驗，在國際上率先證明豆科植物的根瘤中含有豆血紅蛋白，促進了學者們對豆血紅蛋白在根瘤固氮中作用的深入研究。王應睞還將馬蠅蛆的血紅蛋白提純、結晶，並通過對該蛋白的研究，闡明瞭在不同生活條件下血紅蛋白的性質及功能的關係。
據王恩多院士回憶：戴維·凱林曾要求他的學生刨開馬胃，從中挑揀出一定量的寄生蟲，並從對其背部的“紅線”進行分離，以提取血紅蛋白進行研究。然而，其他學生都因為工作量大且味道難聞而拒絕這一課題，而王應睞則知難而上，接受這一課題，並憑此在《Nature》期刊發佈論文。

**回國與留守**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王應睞謝絕了凱林教授的挽留，決心報效祖國。應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邀請，王應睞經印度乘船回到中國，擔任該學院的生物化學科教授。儘管這裡的實驗條件較差，但王應睞仍未放棄對維生素和代謝的研究，且帶出了彭加木、陳春明、丁光生等著名學者。1948年，應林可勝、馮德培的邀請，王應睞作為研究員加入上海的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與彭加木、胡旭初、陳善明等人一同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攻克上海後，只吃大白菜、大米與豆腐的士兵們普遍出現舌頭糜爛與下身瘙癢、潰爛的症狀。為此，上海警備區邀請王應睞與侯祥川前去會診。很快，這些士兵就被確診為維生素B2缺乏症，而王應睞則為他們提出有效的維生素B2補充措施，解決了士兵缺乏營養的問題。
1950年，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改為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王應睞出任副所長，領導生物化學研究。同年，王應睞觀察到：鼠肝組織中琥珀酸脫氫酶活力與核黃素的攝取量密切相關。為了深入研究這個問題，王應睞決定對琥珀酸脫氫酶進行提純。然而，琥珀酸脫氫酶與具有磷脂雙分子層結構的線粒體膜結合緊密，難以溶解。由此，王應睞與鄒承魯、汪靜英一同探索出“正丁醇抽提法”，成功地溶解了琥珀酸脫氫酶，進而通過分離、純化，獲得高純度的水溶性琥珀酸脫氫酶。這一純化方法經修改後，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實驗室所採用。
之後，王應睞等人又對琥珀酸脫氫酶的性質進行深入研究，並證明其為含有黃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與Non-heme iron protein的酶，而酶的蛋白部分與FAD通過共價鍵結合。由此，人類首次發現了以共價鍵結合的Isoalloxazine蛋白質。1955年，王應睞前往布魯塞爾,參與由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組織的第三次國際生物化學大會，並在會議上宣讀了“琥珀酸脫氫酶是黃素蛋白”的發現，引起一定反響。同一時期， Vincent Massey (enzymologist)的劍橋大學同事Thomas P. Singer也發現了類似的內容。1978年，由於對琥珀酸脫氫酶的深入研究，王應睞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重大科學成果獎。
朝鮮戰爭期間，中國人民志願軍依賴乾糧供給，但後方生產的乾糧很快就會變質並散發酸敗味。因此，王應睞接到了研究任務，意圖解決乾糧的脂肪酸氧化問題。不久，王應睞便提出了利用黃豆粗豆油（含天然抗氧化劑）作為油脂來源、控制催化脂肪氧化的銅鐵離子含量、採用經防氧化處理的包裝紙等策略，解決了乾糧的變質問題。
1955年，王應睞成為中國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1956年，王應睞參與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提出要發展分子生物學。1958年春，王應睞創辦了《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擔任主編。同年，王應睞經王芷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擔任所長（該所拆分自生理生化研究所，後改稱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
大躍進與反右運動期間，王應睞領導的琥珀酸脫氫酶研究被迫陷入停頓。但在他的努力下，生化所內部開了討論會，最終決定投入到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一項目中去。

**培育人才**
王應睞認為：酶學、蛋白質、核酸與中間代謝研究是生物化學學科的生長點，而中國生物化學要想全面發展就必須抓牢生長點。因此，在王應睞的組織下，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花費了五六年的時間，從英美兩國爭取了酶學專家鄒承魯（王的同門學弟）、蛋白質專家曹天欽（王的學弟）、維生素專家張友端（王的學妹）、核苷酸代謝專家王德寶與蛋白質化學專家鈕經義。這些人連同提前投奔的沈昭文、成功調撥的周光宇，共同形成了中國生物化學領域的人才基礎。由於20世紀初期的中國大學沒有設立生物化學專業，很多進入生化研究所的年輕學者對生物化學一竅不通。為此，王應睞借鑑了劍橋大學的經驗，率人開辦“高級生化訓練班”。該訓練班每隔2-3年舉行一次，專門向所內的年輕學者傳授理論知識與實驗操作。1960年，中國大陸各地的生物化學研究者強烈要求參與“高級生化訓練班”，於是王應睞在1961年、1971年、1983年先後開辦了面向全國的大型培訓班，規模為400-500人。該培訓班為中國生物化學界培養了大量教學、科研人才，其中包括 李載平、許根俊、洪國藩、劉新垣等院士。此外，王應睞亦率人創辦上海科學技術大學的生物物理化學系（該系別後來演變為上海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與復旦大學生物系的生化專業，而生化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則負責講授專業課與實驗技術指導。

**促建試劑廠**
1958年，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項目啟動。而為了解決氨基酸昂貴、匱缺，生化試劑依賴進口的難題，王應睞力促組建東風生化試劑廠，負責合成氨基酸和其它生化試劑。東風生化試劑廠後來陸續向全國各地的學術機構提供了多種生化試劑，有效地促進生物化學研究的發展。對此，有人提出：“如今提倡的產學研結合，早在40多年前，王應睞就在默默地實踐著。”

**科研項目帶頭人**
在王應睞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人才濟濟、成果豐碩，其中尤以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兩大成果最為突出。王應睞是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主要組織者，負責制定方案、提出設想、確定分工、召開工作會議等事務。1963年，王應睞擔任人工合成胰島素協作組組長，組織、協調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與北京大學同自己領導的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合作。1965年，中國科學家完成了世界上首個用人工方法合成具有Biological activity的蛋白質——結晶牛胰島素的壯舉。
領導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期間，王應睞大膽起用了35歲的學弟鄒承魯，並提出4種方案，但由於物資與技術的匱乏，科研進度相當緩慢。為此，王應睞提出了“兩頭抓”策略：第一，在東風生化試劑廠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藥物、試劑、培養基與分離分析材料；第二，令科研團隊聚焦於一個較有希望的二硫鍵拆合方案。王應睞對二硫鍵拆合的重視，促使科研團隊在2年的時間內攻克了胰島素A、B鏈的拆合問題，確定了胰島素的合成路線。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王應睞、曹天欽、鄒承魯等劍橋大學校友主導的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被批判為“小劍橋”，而研究所則因為“科研骨幹調的調、走的走、死的死”，出現人才斷層的情況，科研工作“幾乎全部停頓”。工宣隊與造反派懷疑王應睞是“兩線一會”特務集團的成員；於是在長達2個月的時間裡，他被迫與家人分離，並關押進一棟樓房內，學習毛澤東思想。此外，由於王應睞始終認為人工合成胰島素與核酸工作同毛澤東口中的“生命起源研究”無關，他一度被研究院的領導組織批判，在王應睞的據理力爭下，此事最後不了了之。王應睞曾在文革中遭受過隔離審查與數次批鬥，並先後被下放到東風生化試劑廠和上海科技五七幹校參與勞動。然而，當他收到迫害者的道歉信時，卻大度表示：“我都忘記了。” 1986年，在接受《海峽時報》採訪時，王應睞就文革對科研工作的影響，不禁感慨到：“我們就像一隻老在打盹的兔子，而別人並不是烏龜。” 
1972年後，王應睞參與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領導工作。起初，他擔任滬區協作組組長；1977年後，他擔任全協作組組長。在王應睞的領導下，總協作組於1978年成立核糖核酸連接酶製備、長片段連接與活力測定三個研究組，加速了科研工作的進度。1981年，中國科學家得到了世界上首個人工合成的轉移核糖核酸。

**晚年生涯**
岳陽路320號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的所在地，也是王應睞的工作場所|left
1961年至1966年，王應睞擔任上海生化學會理事會主席。1975年，王應睞發起了中國大陸第一個生物工程研究小組。1978年至1984年，王應睞擔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與上海科學院的院長。1979年，王應睞參與發起中國生物化學會，並連續擔任三屆理事長；任內，王應睞率代表團前往加拿大參加國際生化大會，併成功推動中國生物化學會以“China”的名義重返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1984年後，王應睞轉任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名譽所長，1987年後，王應睞擔任中國生化學會名譽理事長。除此之外，王應睞還出任過《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名譽主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工程基地專家委員會主任、第三、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
儘管年邁的王應睞在1984年後退居二線，但他在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親自組建了一個課題組，指定該課題組深入研究“氨基酰-tRNA合成酶與tRNA相互作用”，並請自己的學生王恩多主持具體工作。在經費匱乏的情況下，課題組通過Chemical modification、基因克隆、限制性酶解等策略，取得一批處於國際先進水平的結果，並在國內外雜誌發佈相關論文50多篇。其成員也曾被多次邀請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
早在1984年，王應睞便計劃在中國組織國際生物化學會議，以便讓中國大陸學者能直接同國外學者交流。1987年，由中國生物化學會組織、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與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贊助的“國際生化會議（IMB）”在北京長城飯店召開，有上千位相關學者（包括三百多位外國學者）出席。而王應睞本人也擔任國際生化會議的組委會主席，負責邀請國外科學家（如托馬斯·切赫、阿瑟·科恩伯格、Lars Ernster等）、確定大會報告人等工作。1987年“國際生化會議”的成功召開，在國際生物化學界反應熱烈，促使中國生物化學界的發展更為外界所知。1988年，國際科聯大會在北京召開，而在王應睞的努力下，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得以公派3位科學家前往北京與會，完成了兩岸關係史無前例的突破。
作為組織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學術帶頭人，王應睞擁有多國的院士稱號：1981年，王應睞成為Royal Academies for Science and the Arts of Belgium外籍院士。1986年12月，王應睞成為匈牙利科學院名譽院士。1988年12月，王應睞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外籍院士。
1988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召開生物技術冬季討論會（Miami Winter Symposium for Biotechnology），而王應睞則被授予首個“特殊成就獎”，以表彰其在“人工合成生物高分子方面”的貢獻。在授獎儀式上，會議主席William Joseph Whelan（glycogenin的發現者）為王應睞頒發獎盾，上方鐫刻著：“王應睞，自1958年至1984年擔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任職期間，他作為協作組組長完成了兩項傑出且具有開創性的成果：一項是1965年人工合成胰島素；另一項是1981年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事後，惠蘭回憶道：“像保羅·伯格這樣傑出的獲獎者不勝枚舉，但沒一個人像王應睞那樣當之無愧。”
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後，上海生化所的一部分學者（包括王應睞在內）在生化大樓開會討論此事，其中有許多學者發表了一些激烈的同情言論。散會後，王應睞將一位同情六四事件的學者叫到辦公室，對其告誡道：“1957年（反右運動），許多人不聽打招呼，在會上亂講話，後來戴了帽子，一拖就是二十年，受了很多苦。以後在會議上發言要注意影響，不要講錯話，犯獵誤”，而後又將話題轉到課題組的科研工作。不過，據時任所長林其誰的回憶，王應睞“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反對六四事件，並在六四清場後親自給國外科學家寫信“說明國內的真實情況，以消除他們的誤解”。
1996年，在獲得何梁何利獎後不久，王應睞因摔傷而臥床90多天。病癒後，年逾九旬的王應睞照常去辦公室工作，且每天均遵循著8:30-11:30,2:30-5:30的工作時間。即使自己年邁體衰，他也在保姆的護送下通勤，並堅持參加會議、聽取工作彙報、查閱文件，撰寫信件等工作。2000年11月，王應睞照常前去上班，結果中午便被送到醫院，診斷為Unstable angina。此後，他便長居華東醫院，無暇顧及科研工作。據許根俊回憶：王應睞臨終前兩次召他到病房，意圖交待事宜，但他既發不出聲音，也拿不穩鉛筆，根本無法交待。2001年5月5日，王應睞逝世，享年93歲。同年7月5日，國際著名期刊《Nature》刊登了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Ling-Chi Wang（“山後王氏”後人）執筆的訃告。而對於當時的《Nature》而言，專文悼念中國人是不多見的。

**個人生活**
王應睞相當注重自己的合理膳食，始終維持規律的生活起居，擁有優越的睡眠質量，且每日均進行戶外鍛鍊，每天都進食水果，晚餐後也堅持外出散步，上述生活習慣被認為是他能夠長壽的原因。

**淡泊名利**
1973年與1978年，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先後提議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參與諾貝爾化學獎的評選，但直到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才開始商議諾貝爾化學獎的提名人選。王應睞作為協作組組長，是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代表人物，但他態度堅決地退出了提名名單，使得鈕經義成為最早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之後，王應睞主動放棄了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與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成果署名權，也未在這兩項成果的相關論文上署名。因此，這兩個成果雖然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但王應睞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國家自然科學獎的證書上。1996年，王應睞被眾多科學家提名為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的候選人，他推辭道：“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後來，當生化所向王應睞通知授獎消息時，他直接問到：“拿獎有什麼用啊？”獲獎後，王應睞將領到的獎金調撥一部分，用以設立王應睞基金會，獎勵優秀的研究生。
據許根俊院士回憶：1980年，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的兩位院士塞韋羅·奧喬亞與Bernard Horecker打算推薦王應睞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並通過他連絡王應睞。可王應睞卻寫信回絕了。為此，霍雷克叫他給王應睞打電話，稱羅氏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的4位院士都會支持王應睞。然而，王應睞仍舊錶示拒絕，並對許根俊回到：“你不要以為這是該我個人的榮譽，這榮譽是給中國的。美國的科學院院士和其他國家的院士不同，美國的院士每年可以在PNAS上不需審稿地發表幾篇文章。我現在已經脫離了第一線研究工作，如果我當選了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的外籍院士不能每年拿出幾篇像樣的文章來在PNAS上發表，那是在給中國人丟臉。”後來，在1980年代末，哈佛醫學院教授Bert L. Vallee又打算推薦王應睞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結果照常被王應睞拒絕。

**愛護他人**
王應睞經常關照部下的各類小事，諸如幫研究者找助手、解決夫妻異地分居問題、為職工家屬尋醫問藥等。或多或少，王應睞的學生們幾乎都受過老師的恩惠。許根俊院士回憶到：“王先生對人的愛護是真正的愛護。他關心你、支持你、也批評你。對於任何人他都敢於批評，即使身份已經很高的人，有不對的地方，他也不客氣地指出。許多受過他批評的人，都感激他的真誠幫助，從來沒有人因為受過他批評而記恨他。”而張友尚院士則回憶到：“五、六十年代的生化所十分令人懷念。那時，全所不過幾十人，好像一個大家庭。王所長是大家尊敬的長者，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上至高研下至工友都一視同仁。在高研的帶領下，年輕人很快地成長起來，生化所變成了年輕人嚮往的研究中心。”
王應睞雖長期處於科研機構的領導崗位，卻從未搞過特殊化。他曾經親自搬運、安裝笨重的超速離心機，並親自向有關人員教授離心機的使用與維護。此外，王應睞長期騎乘自行車通勤，堅決不要專車接送。哪怕王應睞的同事出於安全考慮勸說他不騎自行車，王應睞也將通勤方式改為步行。
對待年輕學者，王應睞沒有門戶之見，而是盡力幫護。據鄒承魯回憶：“王先生對每位研究人員都儘量給以幫助，看到他們取得成果，甚至比自己取得成果還要高興，他從不妒賢忌能，不像現在有些領導，武大郎開店，生怕邀請來的人水平比自己高。”當鄒承魯回國工作的時候，恰有兩位大學畢業生被分到生化研究所，而王應睞則將思路拘謹的學生留給自己，將思路活躍，擅於實驗的伍欽榮分配給鄒承魯當助手。而在曹天欽回國工作的時候，王應睞更是將自己親自培養的得力學生彭加木分配給他當助手。待到王德寶回國的時候，王應睞還將自己的學生劉新垣分配給他。對於王應睞分配助手一事，許根俊回憶道：“以王先生在科學上的天賦和才能，以及對生化發展趨勢的正確理解，如果他不將自己培養的優秀學生一個一個地送走，完全可以在學術上取得更突出的成就，但他選擇了另外一條途徑。”
王應睞對他人均懷有尊重的態度，就連一位開電梯的女工都表示：“所裡對我最客氣的是王所長，最不客氣的是剛剛進所的研究生”。當王應睞晚年的時候，他的身體與聽力已經逐漸衰弱，但他仍舊堅持出席研討會，聆聽其他學者的報告。哪怕所內的其他成員勸他回辦公室休息，他也以“走了不好”為由，竭力聽取報告，以示對其他學者的尊重。

**戀愛與家庭**
在燕京大學進修時，王應睞結識了同校教育系的女學生劉潤苓。儘管劉潤苓的老師以“肺結核沒法治”為由勸說她與王應睞分手，但劉潤苓堅持與王應睞交往，而她的陪伴也給病中的王應睞帶來莫大的慰藉。二人結婚後，劉潤苓極力支持丈夫幹事業，並全權包攬家事（儘管她是一位教師，一度還辦過幼兒園）。後來，劉潤苓患上老年痴呆症，而在1990年的時候，她已經不認得回家的路，會在冬天穿夏天的衣服，甚至大小便失禁。然而王應睞卻忍著臭氣，堅持與妻子共居一室。1991年底，劉潤苓因中風入院，無法與人交談。然而王應睞卻定期看望劉潤苓，摸著妻子的手，一言不發地陪坐一兩個小時，直至1992年妻子病逝。
王應睞與劉潤苓育有長子王家槲、次子王家楠。王家槲是一名高級工程師，於上海大學負責大型儀器設備；王家楠則在上海鐵路局當秘書。據王家槲回憶：他小時候對收音機組裝感興趣，但母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習鋼琴（劉潤苓曾在燕京大學舉辦過個人演奏會）。而父親便尊重自己的選擇權，並帶他買收音機零件，給他教授自己在西山休養時學會的無線電知識，令他走上電子技術的學習道路。
王應睞曾將眾多年輕人送到國外進修，但他以“英語不好出去做什麼？”拒絕了兒子的進修請求。此外，他亦要求自己的兒子們做人正直，並指出“我在的時候，你們不能進科學院系統”。

**評價**
2009年10月30日，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發佈《在中國科學院建院6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指名道姓地將馮康、王應睞、陳景潤三人列為“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傑出科學家”，並稱他們為“為新中國科技事業做出重大貢獻”。這一評價至今仍舊沿用於中國科學院的院況簡介中。
王應睞也進入了中國大陸義務教育教材。在使用最廣的人教版初中生物課本（七年級下冊）第四單元第六章中，專門開設了“王應睞組織我國科學家率先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專欄，並頌揚“面對功績和榮譽，作為學術帶頭人的王應睞，想到的是集體和他人，甚至沒有在科研報告中署上自己的名字。雖然如此，王應睞對生物科學的巨大貢獻仍是國內外所公認的。”
《Nature》期刊的訃告則將王應睞尊為“首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學家”，並稱贊其“愛國、謙虛、敬業”。
IUBMB前主席William Joseph Whelan曾作為書記長，在1979年8月參與中國大陸重返IUBMB的談判。事後，當惠蘭回憶起與王應睞交涉的過程時，他評價到：“王應睞是個天生的外交官，他向來十分靈活變通，富有耐心且平易近人。”對於王應睞的科研成果，惠蘭則指出：“他的成就足以讓西方世界的任何一家實驗室引以為傲，但考慮到王應睞及其同事所擁有的匱乏條件，再加上文革的影響，這些成就就顯得更加令人驚歎了。”
IUBMB的另一位前主席Edward Slater早在60多年前，便通過上司的引介學習、運用硫色素熒光測定法，從而與王應睞結緣。後來，他曾數次在國際大會上見到王應睞，並參與中國大陸重返IUBMB的談判。事後，斯萊特回憶道：“哪怕在多倫多IUB大會召開前的半夜，我們不得不叫醒王應睞，向他詢問對臺北最新提議的意見，他也始終是彬彬有禮、樂於助人的。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中國的生物化學便等同於王應睞與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哈佛醫學院教授Bert L. Vallee評價道：“王教授具備了一位有地位、有教養、有外交手腕的紳士所擁有的一切光彩與一切特質。他備受讚揚和尊敬，代表著過去的輝煌歷史，也預示著未來的希望。他語言流利，知識淵博，既像英國貴族一樣迷人，又像歐洲哲學家一樣博學。”
中科院生化與細胞所所長李伯良評價到：“王應睞既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致力於開創我國的現代生物化學事業,為中國生命科學在世界上贏得一席之地而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他不愧為中國傑出的戰略科學家和愛國主義者。”
王應睞曾運用自己與馬克斯·佩魯茨的老關係，幫助後來的中科院院士洪國藩成為劍橋大學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訪問學者。事後，洪國藩回憶道：“他關心許許多多所裡的訪問學者，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排憂解難。王所長愛所如家，關心研究人員如同家人。因此，他的凝聚力非常大。他德高望重，在我心中，他既是位嚴肅的學者，也是位慈祥的長者。”
臺灣國立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所長潘震澤評價到：“王應睞在這些工作上扮演的都是組織與協調的工作，而非真正動手的科學家。但從他過世後受到同儕與學生的推崇來看，他的領導風格是相當突出的。他在奠定研究基礎上，好比人才的羅致及基本試劑（胺基酸）的製備，居功厥偉。他功成不居，甚至不在正式發表上掛名，這點讓人敬佩。若按歐美學術傳統，實驗室老闆通常是獲得獎項及接受表彰的人；由此觀之，王應睞也當得起人工合成胰島素第一人的頭銜。”

**紀念**
王應睞逝世後，美國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開始舉辦年度的“紀念王應睞教授研討會”，以懷念王應睞對人類生物科學與醫學事業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2007年11月12日，王應睞院士百年誕辰及紀念銅像揭幕儀式在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化與細胞實驗大樓舉行，有近300人參加。2010年，詹姆斯·沃森訪問上海生科院，並特意向王應睞紀念銅像敬獻鮮花。目前，該紀念銅像作為科學家精神基地“人工全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綜合展廳”的一部分，用以進行意識形態教育。
2023年5月6日，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批准，在何梁何利基金評選委員會的推薦下，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將小行星355704命名為“王應睞星”，以紀念王應睞卓越的學術貢獻。

**參考資料**

**參見**
 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與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