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愛爾蘭絕食抗議

25年紀念時所懸掛的旗幟
1981年愛爾蘭絕食抗議（1981 Irish hunger strike）發生於北愛爾蘭問題中，它將一場為期五年的共和派囚犯抗議活動推向頂峰。這一抗議活動始於1976年的毛毯示威（blanket protest），當時英國政府取消了準軍事組織囚犯的特殊政治犯地位（Special Category Status）。1978年，在若干離開牢房清理便壺的囚犯受到攻擊的事件之後，這一抗議示威升級為穢物示威（dirty protest），囚犯們拒絕清洗，並且在牢房牆壁上塗滿排洩物。1980年，七名囚犯參與了持續53天的第一次絕食抗議。
1981年的第二次絕食抗議運動是囚犯同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的最後攤牌。一名參與絕食的囚犯博比·桑茲在絕食運動期間當選為下院議員，這激起了全世界媒體的興趣。此次絕食運動在包括博比·桑茲在內的十名囚犯死去之後停止。有100,000人參加了桑茲的葬禮。這一抗議事件使得民族主義更為激進，並促使新芬黨成為一個主流政黨。

**背景**
自1917年開始就已經出現了愛爾蘭共和派的絕食運動，之前已經有12人因此喪生，其中包括托馬斯·阿什（Thomas Ashe）、特倫斯·麥克斯溫利（Terence MacSwiney）、肖恩·麥考伊（Seán McCaughey）、邁克爾·高根（Michael Gaughan）以及弗蘭克·斯塔格（Frank Stagg）。在1971年引入拘禁制度之後，Long Kesh（後來稱為梅茲監獄）就以戰俘營的方式運作。未加審判的犯人居住在宿舍中，以軍事化指揮結構進行操練，使用木槍訓練，並舉行關於游擊戰和革命政治的演講。直到1972年7月，已定罪的囚犯們才獲得戰俘待遇，當時在資深共和黨員比利·麥基（Billy McKee）帶領40名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囚犯進行絕食運動之後，當局引入了特殊類別身份的概念。特殊類別，或者叫政治犯身份，意味著囚犯受到類似戰俘的待遇；例如，不必身穿監獄制服，不必參加監獄勞動。1976年，作為“犯罪”政策的一部分，英國政府取消了北愛爾蘭準軍事組織囚犯的政治犯地位。這一政策並未用於正在服刑的囚犯，但是對1976年3月1日之後宣判的犯人生效。政治犯地位的終結，既是一次宣傳打擊，同時也嚴重威脅到獄中準軍事組織領導層控制下屬的權力。

**毛毯和穢物示威運動**
1976年9月14日，新關押囚犯Kieran Nugent開始發起“毛毯示威”，愛爾蘭共和軍和愛爾蘭國家解放軍戰俘都拒絕穿上囚服，有些打赤膊有些用監獄裡的毛毯改做成衣服。1978年獄警襲擊了出牢房“倒尿屎盆”（例如，倒夜壺）的囚犯，這一事件後來升級為一場穢物示威運動，囚犯們不洗澡還把糞便抹在牆上。這些反抗運動都是為了獲得政治犯地位，為此他們提出後來為人們所知的“五項要求”。
# 有權不穿囚服;
# 有權不做監獄安排的工作；
# 有權和其他囚犯自由結交，並組織教育和娛樂活動；
# 有權每週接受一次來訪，收一封信和一件包裹；
# 重新獲得因示威活動而喪失的提前釋放權。
起初，這場示威並未受到太大關注，即便是愛爾蘭共和軍也只把它作為武裝起義之外的一個小問題。直到羅馬天主教阿馬教區大主教（Tomás Ó Fiaich）來訪這個監獄，並對那裡的衛生條件表示斥責之後，人們才開始注意到那裡進行的示威運動。1979年，前議員Bernadette McAliskey站在支持反抗囚徒們的立場參與了歐洲議會大選，並在北愛爾蘭奪得了5.9%的支持率。而在此之前，新芬黨曾呼籲抵制這次選舉。不久後，支持者眾多的阿馬國家監獄委員會（National H-Block/Armagh Committee）成立，委員會堅持“五項要求”，McAliskey為其主要發言人。絕食示威開始前，雙方之間互相都進行了一系列暗殺行動。愛爾蘭共和軍打死數名獄警，而忠誠預備軍則打死數名阿馬國家監獄委員會的活動分子，在一次試圖殺死McAliskey夫婦的行動中，兩人都受了重傷。

**第一次絕食示威**
1980年10月27日，梅茲皇家監獄（HM Prison Maze）共和派囚犯發起了一場絕食示威。儘管許多囚犯都志願參加示威，但只有七人被選出來以達到人數與簽訂1916復活節共和國宣言的人數一致。這七名參與者包括：愛爾蘭共和軍成員Brendan Hughes、Raymond McCartney、Tom McFeeley、Sean McKenna和Leo Green，以及愛爾蘭國家解放軍成員John Nixon。12月1日，阿馬女子監獄的三名囚犯也加入了示威，Mairéad Farrell就在其中。隨後在梅茲皇家監獄幾十名囚犯又掀起了另外一場短暫的絕食示威。在愛爾蘭共和軍領導者與英國政府之間這場勇氣與氣魄的戰鬥中，McKenna一直在死亡邊緣徘徊，時而昏迷時而清醒，而同時政府也展現出對“五項要求”實質內容做讓步的姿態，出臺了一份30頁文件，詳細列出瞭解決方案。所以當這一文件還在傳至貝爾法斯特途中時，Hughes就決定結束示威以挽救MacKenna的性命，這時是12月18日，示威第53天。

**第二次絕食示威**
1981年1月，囚犯們要求得到的權力已成泡影。監獄又開始發給囚犯官方訂製的衣物，但是囚犯們要求穿自備的衣物。2月4日，囚犯們發佈了一條聲明稱英國政府沒能解決危機，並表達了“再次進行絕食示威”的意向。第二次絕食示威始於3月1日，被囚禁的愛爾蘭共和軍前指揮司令桑茲開始絕食。與第一次絕食示威時不同，這次囚犯們一個接著一個加入，中間會有間隔時間。這樣做他們認為可以帶來廣大群眾的最大支持，從而給首相瑪格萊特·撒切爾夫人施加最大的壓力。
共和派的這些運動起初難以為為第二次絕食示威發動很多群眾支持。在桑茲發動示威的前一個週日，只有3500人在西貝爾法斯特遊行，而四個月之前的第一次示威則有一萬人之眾。不過示威進行到第五天時，獨立共和黨Fermanagh and South Tyrone議員Frank Maguire去世，產生空缺需舉行遞補選舉。在民主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之間存在誰應該參加競選的爭論：社會民主勞動黨的Austin Currie、Bernadette McAliskey和Maguire的兄弟Noel都想參加。經過磋商，並且考慮到Noel Maguire會冒很大風險，他們都同意不參選，以免分散選票，由桑茲作為反抗監獄候選人與北愛爾蘭統一黨候選人Harry West競選。在一高調選舉戰後，大選於4月9日舉行，桑茲以30492票擊敗West的29046票進入英國眾議院。
桑茲的成功當選增加了人們對藉助談判達成解決方案的信心。但是撒切爾夫人堅決拒絕向絕食者讓步。她表示“我們不準備為正在服刑的某群人考慮特殊類別的地位。犯罪就是犯罪，這與政治無關。”世界媒體紛紛造訪貝爾法斯特，一些調解人拜訪桑茲，試圖通過談判結束絕食，他們包括艾蒙·德·瓦萊拉（Éamon de Valera）的孫女西萊·德·瓦萊拉（Síle de Valera），教皇約翰·保羅二世（John Paul II）的私人特使約翰·馬吉（John Magee），以及歐洲人權委員會的官員。
桑茲快死時，政府的立場依舊沒有動搖，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漢弗萊·阿特金斯（Humphrey Atkins）表示“如果桑茲堅持其自殺的意願，那是他的選擇。英國政府不會強行對他實施醫療救治。”5月5日，在絕食66天后桑茲死於監獄醫院，他的死在北愛爾蘭愛國區域激起暴動。
漢弗萊·阿特金斯發表聲明稱桑茲的自殺“出於某些人對他的啟示，即他的死對他們的事業有益。”他的葬禮按照愛爾蘭共和國最高軍事榮譽進行，葬禮路線兩側排滿了超過十萬人。撒切爾夫人對他的死並未表示遺憾，她告訴下議院“桑茲是一名罪犯。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這種選擇，他所在的組織並沒有給予被他們殺害的人。”
在桑茲死後兩週內，又有三名絕食者去世。弗朗西斯·休斯（Francis Hughes）於5月12日去世，導致北愛爾蘭愛國區域再次暴動，尤其是在德里和貝爾法斯特。在5月21日雷蒙德·麥克裡什（Raymond McCreesh）和帕齊·奧哈拉（Patsy O’Hara）死後，當時的愛爾蘭大主教Tomás Ó Fiaich指責英國政府對絕食事件的處理方式。但是，撒切爾夫人拒絕談判以達成解決方案，在五月下旬出訪貝爾法斯特期間，她稱“面對他們聲名狼藉的事業的失敗，這些暴力分子在近幾個月選擇出所謂的最後一招。”
九名絕食抗議的罪犯參選六月在愛爾蘭共和國的選舉。基蘭·多爾蒂（Kieran Doherty）和帕蒂·阿格紐（Paddy Agnew）(非絕食抗議者)分別參選在卡文·莫納漢和勞斯的地方選舉。喬·麥克唐納（Joe McDonnell）以細微差距落選斯萊戈·利特里姆地區。同一時間在北愛爾蘭也有幾場地方大選。雖然新芬黨沒有參選，但是部分支持絕食抗議的小團體和無黨派議員贏得了幾場勝利。比如愛爾蘭獨立黨贏得二十一個席位，而愛爾蘭共和社會黨（愛爾蘭民族解放軍的政治羽翼）和人民民主黨（一個托洛茨基組織）各自贏得兩個席位。還有一些非絕食抗議的無黨派候選人也贏得了部分席位。在桑茲的死後，英國政府匆忙頒佈《1981年人民代表法》（the People Act 1981）想要阻止其他罪犯參選在弗馬納和南蒂龍的二次補選。
在喬·麥克唐納和馬丁·赫爾森死後，在七月部分絕食抗議者家庭參加了一場由天主教牧師丹尼斯·福勒（Denis Faul）神父支持的一個會議。這些家庭對神父傳達了對於缺乏解決方案的擔憂，隨後決定與格里·亞當斯（Gerry Adams）會晤。在會議上，福勒神父施壓要求亞當斯設法結束這場抗議。亞當斯同意要求愛爾蘭共和軍領導層對抗議者下達結束絕食抗議的命令。第二天亞當斯與其中六名抗議者會面，簡要說明了由英國政府擬議的和解方案，以求結束這場抗議。該六位抗議者拒絕了這個和解方案，深信接受任何未能滿足“五項要求”的條款是對鮑比·桑得斯和其他死者所做犧牲的背叛。
7月31日，Paddy Quinn的母親堅持醫療干預以拯救兒子的生命，絕食抗議開始瓦解。第二天，凱文·林奇（Kevin Lynch）死亡，緊接著基蘭·多爾蒂（Kieran Doherty）死於8月2日，托馬斯·麥克爾威（Thomas McElwee）死於8月8日，邁克爾·迪瓦恩（Michael Devine）死於8月20日。迪瓦恩死亡的那一天，桑茲的選舉代理人歐文·卡龍（Owen Carron）以多數選票贏得了替補桑得斯議席的弗馬納及南泰隆地區補選，且得票數略高於桑得斯。
9月6日，勞倫斯·麥基翁（Laurence McKeown）一家成為第四個介入的家庭，他們請求醫學治療以挽救他的性命，紅衣主教戴利發表聲明呼籲共和派囚犯們結束這場絕食抗議。一週後，詹姆斯·普賴爾（James Prior）接替漢弗萊·阿特斯金成為北愛爾蘭事務大臣，他會見了囚犯試圖結束這場抗議。9月26日，利亞姆·麥克洛斯基（Liam McCloskey）在他的家人聲稱會在其意識模糊後尋求醫療干預後結束了抗議，很顯然其餘抗議者的家人同樣會介入以挽救絕食者的生命。這場抗議於10月3日下午3點15分宣告結束。3天后，普賴爾宣佈對囚犯做出局部的讓步，其中包括他們有權始終穿著自己的衣服。五項要求中唯一一項未實現的是“有權不從事監獄勞動”。但由於囚犯後來策劃的計劃以及1983年的梅茲監獄越獄事件，監獄工廠被關閉，實際上政府准予了五項要求的所有內容，但從未正式承認其政治地位。

**死於絕食抗議的參與者**
1981年夏天有10名絕食者死亡，他們的姓名、所屬準軍事組織、絕食時間的長短如下：
最初的病理報告記錄了絕食者的死亡原因為“自願性飢餓所致”，後經死者家屬抗議修改為簡單的“飢餓”。驗屍官將驗屍結果記錄為“飢餓，自願性”。

**其他絕食抗議的參與者**
儘管有10人在絕食抗議的過程中死去，另有13人又開始拒食，但這13人最終都退出了抗議，主要是由於醫療原因，以及家人的介入。當中的很多成員至今仍受到絕食所造成的影響，存在消化、視覺、身體及神經等方面的問題。

**影響**
英方媒體高度評價撒切爾夫人在這次絕食抗議中所取得的勝利，並在衛報上稱“英國政府展現了具有高度決心的強者姿態”。
但是對於撒切爾夫人和英方政府來說，這場勝利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撒切爾夫人成為共和黨人眼中的“克倫威爾”式的人物，為他們所憎恨。丹尼·莫里森（Danny Morrison）甚至將她說成“有史以來我們所知的最無恥的惡棍”。
對於英國在這次絕食抗議中所採取的做法，國際社會譴責之聲不絕於耳。英國和愛爾蘭間外交關係一度緊張。隨著1971年的拘禁以及1972年的血腥星期五的發生，愛爾蘭共和軍招募擴張，進而引發了準軍事活動的激增。
在20世紀70年代晚期，愛爾蘭曾有過短暫的相對和平時期，但是隨之而來暴亂活動高漲。例如在北愛爾蘭的社會動亂和位於都柏林的英駐愛爾蘭大使館外發生的暴亂。1981年的絕食抗議中，警方射擊了29695發橡皮子彈，造成7人死亡。在1989年，絕食抗議再次上演，這次警方共射擊了大致16000發橡皮子彈，造成4人死亡。
愛爾蘭共和軍在接下來的7個月中繼續武裝抗議，造成13名警察，8名士兵，5名北愛爾蘭防衛團成員以及5名無辜平民喪生。在北愛爾蘭問題“最血腥的”七個月中，共有61人喪生。三年之後，愛爾蘭共和軍又製造了布萊頓旅館爆炸案，試圖對撒切爾夫人展開報復行動同時也是對保守黨會議的攻擊。這次爆炸事件中共有5人喪生，撒切爾夫人倖免於難。
這次絕食抗議促使新芬黨走向了選舉政治，桑茲的成功當選連同北愛爾蘭絕食抗議前的北愛爾蘭地區候選人以及愛爾蘭共和國下議院的當選促成了阿瑪利特步槍和投票箱策略（armalite and ballot box strategy）。格里·亞當斯發表看法說到“他（桑茲）的成功當選揭露了這場絕食抗議背後的謊言：愛爾蘭共和軍的擴展，整個的共和運動，都是不得民心的。”
因為多赫蒂和阿格鈕否定查爾斯豪伊離任Fianna Fáil政府，所以他們的當選，對於愛爾蘭共和國來講，政治意義無可否認。在1982年，新芬黨在北愛爾蘭大選中獲5票席位，在1983年格利亞當斯在英國大選中獲1票席位。鑑於在絕食抗議中所奠定的政治基礎，新芬黨在接下的20年穩足政壇，成為現北愛爾蘭最大的國家黨，在北愛爾蘭議會的90席位中佔據27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