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廣斌

羅廣斌（2月10日），祖籍四川省忠縣（今屬重慶市），生於成都，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家，《紅巖》的主要作者之一。

**生平**

**投身革命**
羅廣斌生在成都的一個傳統大家庭，父母都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8年為避空襲，羅廣斌隨父親到四川省洪雅縣讀初中。1940年，羅廣斌與一位家庭貧困的女同學戀愛，但遭到羅廣斌父母的反對，三年多不準羅廣斌戀愛和通信。羅廣斌為爭取戀愛自由，而與家庭決裂。1944年，經馬識途幫助，羅廣斌離開家鄉到雲南省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學習。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社”，參加“一二·一運動”等學生運動，曾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罷課委員會主席。
“一二·一運動”後，因特務跟蹤，羅廣斌奉命撤往農村工作。1946年，隨馬識途一起到成都（當時馬識途奉調到成都工作）。1947年，羅廣斌進入重慶西南學院學習，由原在昆明指導羅廣斌的齊亮（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後來被捕並被殺於渣滓洞）繼續培養羅廣斌。在西南學院，羅廣斌任西南學院新聞系主席和西南學院系聯會（學生會）主席。1947年六一大逮捕後，羅廣斌加入重慶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並撤往重慶民建中學擔任理化教師，自此與家庭脫離關係。在民建中學，羅廣斌參加中共地下黨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並領導該校“六一社”的組織。後任秀山縣中學理化教師。1948年3月1日，經江竹筠、劉國鋕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候補期9個月。1948年，因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叛變，重慶、川東、川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嚴重破壞，羅廣斌隨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撤回成都，羅廣斌回家躲避。

**被捕入獄**
1948年9月10日，因遭冉益智舉報，羅廣斌在成都的家裡被逮捕。在逮捕羅廣斌之前，國防部保密局徐遠舉曾向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徵求意見，羅廣文同意徐遠舉逮捕羅廣斌，以便促使羅廣斌轉變政治立場。1948年9月羅廣斌被捕後，起初被關押在渣滓洞集中營樓七室（為隔離室）。樓七室有位羅廣斌認識的囚犯張國維（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捕前擔任中共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曾直接領導羅廣斌。張國維囑咐羅廣斌注意徵求意見、總結經驗，以便將來出獄後向中共黨組織報告。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去世一週年紀念日，渣滓洞集中營各囚室囚犯紛紛慰問女囚室的江竹筠，江竹筠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後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囚犯先後就此討論。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至白公館集中營。在此他與同室囚犯劉國鋕（羅廣斌的入黨介紹人，被捕前擔任中共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王樸（被捕前擔任中共重慶北區工委委員）、陳然（被捕前擔任中共《挺進報》特支委員）等人多次討論。1949年初，獄中的中共黨組織希望羅廣斌利用家庭背景出獄，以便讓獄外的中共黨組織瞭解獄中情況，但羅廣斌未服從黨組織決定，而是堅持留在獄中鬥爭。
1949年11月下旬，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重慶前夕，獄方在渣滓洞、白公館開始屠殺行動，白公館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秘密制定出“獄中策反越獄計劃”，隨後陳然、羅廣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楊欽典。1949年11月27日，獄方在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展開“重慶一一·二七大屠殺”，將絕大部分囚犯集體屠殺，而白公館看守楊欽典打開牢門，包括羅廣斌在內的白公館19名倖存囚犯編為5個越獄互助小組，冒著機槍掃射衝出白公館，衝到後坡山林中脫險。羅廣斌等少數囚犯得以脫險，也是因為徐遠舉鑑於這些人或其家屬在中國國民黨內或政商界有背景，所以並未嚴令“處決”。據後來徐遠舉交代，在屠殺行動開始後，徐遠舉曾下令釋放羅廣斌。但當時局面混亂，這一釋放命令並未傳達到白公館獄方。
1949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重慶。1949年12月1日成立“脫險同志聯絡處”，接待自重慶各監獄脫險的以及其他遭迫害的同志。羅廣斌參加了籌備楊虎城將軍和“一一·二七”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他每天追記和整理獄友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1949年12月25日，羅廣斌寫成《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1989年該報告在重慶首次披露。

**文學創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羅廣斌歷任共青團重慶市委委員、常委、統戰部部長，重慶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青聯委員。1957年12月，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部長羅廣斌響應重慶市級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下放勞動鍛鍊的號召，經主動申請，被下放到位於龍溪河獅子灘長壽湖的長壽湖農場勞動鍛鍊。1958年1月，經四川省人民委員會批准，重慶市人民委員會作出正式建立長壽湖農場的決定。1958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到長壽湖視察，羅廣斌等3人奉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的指示，向周恩來一行彙報了長壽湖農場的情況。1958年3月8日，中共重慶市長壽湖農場黨委成立，向洛新任黨委書記，羅廣斌等4人任黨委委員。同時成立農場場部，此後陸續建立農場各機構和單位。從1958年到1962年底，羅廣斌歷任共青團長壽湖農場團委書記、漁業大隊（後改稱漁場）隊（場）長、農場科學院院長、漁業辦公室主任等職。1962年底，調離長壽湖農場，任重慶市文聯專業作家。
1950年，羅廣斌開始發表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創作了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記述了他們在獄中對敵鬥爭的經歷，1950年7月1日起在重慶《大眾文藝》上發表。1958年初，三人在《紅旗飄飄》第六集上合作發表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羅廣斌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約稿信，要求出版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訂後的單行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
1950年代，羅廣斌、楊益言同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經常一同做報告以開展革命傳統教育。1958年11月，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抵達重慶，認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獄中鬥爭是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的良好題材，乃向當時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的羅廣斌、楊益言約寫長篇小說。中共重慶市委對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具體負責，指定羅廣斌、楊益言二人共同執筆創作，併為二人專門安排了兩間平房。自1959年開始，二人白天訪問老革命者、蒐集材料，晚間寫作。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緊缺，二人因為承擔該寫作任務而可每日分得一個小饅頭。中共重慶市委准許二人查看敵特檔案，採訪在押的敵特分子。二人在敵特檔案中發現了一整套時長15年的特務日記，這為在小說中塑造軍統高層特務形象提供了素材。在小說出版前，中共重慶市委決定，要二人拜作家沙汀為師，併到北京學習參觀。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說《紅巖》，同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後數十年間印數超過一千萬冊。小說《紅巖》出版後受到熱烈歡迎，並被譯為多種文字，還被改編為電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劇《江姐》等。

**反修防修**
將小說《紅巖》改編為電影《紅巖》的工作，自始便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支持，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陳荒煤都提出了具體意見，夏衍還執筆修改定稿。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參與改編劇本。1964年夏秋之交，電影《紅巖》拍攝完成，但當時已是毛澤東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之後，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高級領導遭毛澤東痛批，文化部及各文藝家協會還有北京電影製片廠都已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批示開展“整風”，受批判的夏衍、陳荒煤作出了“犯修正主義錯誤”的檢查，中國各地按照經毛澤東批准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署開展對“修正主義毒草影片”《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隨後文藝界的批判又擴展到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等領域。1964年9月24日，《重慶日報》發表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的署名文章《〈早春二月〉必須批判》。
1964年11月，羅廣斌、楊益言被召到北京參與修改電影《紅巖》，北京電影製片廠已事先把周揚、林默涵、陳荒煤等的意見寄給他們。到北京看完樣片後，羅廣斌執筆於1964年11月25日向北京電影製片廠提交《分歧何在》意見提綱。11月27日，江青審看電影《紅巖》工作樣片，指責電影拍得“真是糟糕”。北京電影製片廠《紅巖》攝製組主要成員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彙報了江青的審看意見，正遭批判的周揚表示影片可修改，劇本不再改。此後該片經修改後送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提出“這片子不能代表《紅巖》，改個名字放映，還是有教育意義的”。該片乃更名《江姐》，後又更名為《烈火中永生》，作為“一般影片”於1965年夏公映。
1964年9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和江青觀看了根據小說《紅巖》改編的歌劇《江姐》。1965年1月，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熱情接見了羅廣斌、楊益言。

**政治審查**
羅廣斌當年在大屠殺之夜自獄中脫險，這段經歷一直被當作他的歷史疑點，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被反覆審查四次。其中，1950年代初，在恢復羅廣斌的中國共產黨黨籍時，便進行過審查。1955年，在肅反審幹中又進行了審查。這兩次審查均認為羅廣斌獄中表現良好，出獄過程沒有問題。1959年，中共重慶市委審幹委員會經對羅廣斌被捕及獄中表現的審查，作出結論稱“據此情況，認為該同志被捕一段無其他問題”。但歷次審查並沒有洗脫他的嫌疑，他的政治生活仍受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1963年，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名義組織了訪問日本代表團，共青團中央提出推選羅廣斌作為代表，但被某些領導以“歷史問題有個別疑點”為理由否決。因小說《紅巖》在日本影響很大，日本共產黨邀請羅廣斌訪問日本，也被中國有關方面謝絕。1964年，中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本擬安排羅廣斌（當時正在北京參與修改電影《紅巖》）任團中央委員候選人，也因同樣原因被否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此很不滿。

**文革身亡及後續平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羅廣斌隨即受到衝擊，被定性為“叛徒”、“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小說《紅巖》也被說成是“反動”小說。1966年10月23日，羅廣斌在重慶解放碑廣場與中共重慶市委工作組“辯論”，羅廣斌自稱不是叛徒，自己的作品沒有問題。羅廣斌很快成為重慶盡人皆知的“造反派”，同時也成為重慶群眾組織兩大對立派別鬥爭的焦點。在重慶群眾組織兩派公開決裂時，羅廣斌被對立派別攻擊為“重慶文藝界最大的鐵桿保皇分子”、“山城頭號政治大扒手”、“周揚黑線上的人物”、“與黑幫分子沙汀、馬識途等關係十分密切”。1966年12月17日，在《紅旗》1966年第15期社論《奪取新的勝利》發表兩天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三司”）發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劉志堅、張春橋、謝鏜忠、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出席，羅廣斌在大會上作為外地造反派代表發言。1967年1月24日，“革聯會”（支持革聯會的派別被稱為“八一五派”）奪取重慶市大權。1967年2月5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紅衛兵將羅廣斌從家中綁架並抄家，羅廣斌自此遭到關押。1967年2月10日，羅廣斌當天清晨在關押地——重慶市沙坪壩區馬家堡後勤工程學院八一樓廁所打水洗臉時（現渝中區龍湖時代天街一帶）身亡，終年42歲，死亡時腦組織飛濺出數米遠，關押者稱其系“自殺”。羅廣斌“自殺”的消息被通知給其妻胡蜀興。
粉碎“四人幫”後，羅廣斌的家屬和朋友對其死因均表懷疑，認為其並非自殺，並且提出申訴。馬識途回憶稱，羅廣斌被紅衛兵抓走後，羅廣斌的妻子胡蜀興不知羅廣斌下落，在羅廣斌死前一天，有人送給胡蜀興一張羅廣斌親筆寫的紙條，上面說他一切都好，要胡蜀興帶錢和糧票去。馬識途認為這可見羅廣斌並無自殺念頭。羅廣斌之妻胡蜀興說，有人在羅廣斌死後通知她說，羅廣斌跳樓自殺，將送火葬場，要她去看看，胡蜀興趕去後，只被允許遠遠看一下而不讓近前，她看見羅廣斌頭部有個大裂口，她要求在未驗屍和作出結論前不得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聽便匆匆將羅廣斌遺體送到火葬場火化。
1978年秋，羅廣斌被平反，骨灰安放儀式在重慶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共青團中央、國家出版局等單位送了花圈，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中國作協主席茅盾，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夏衍、林默涵，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華羅庚等人也送了花圈。

**著作**
長篇小說《紅巖》（與楊益言合著）
*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與劉德彬、楊益言合著）
*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與劉德彬、楊益言合著）
*編輯重慶集中營死難者詩集《囚歌》

**家庭**
兄：羅廣文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