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扎里亞·張伯倫之死

阿扎里亞·錢特爾·洛倫·張伯倫（Azaria Chantel Loren Chamberlain，bd|1980年|6月11日伊薩山|1980年|8月17日烏魯魯）是一名澳大利亞女嬰，於1980年8月17日夜間在北領地烏魯魯的一次家庭露營旅行中，據稱被一隻野狗殺害。當時她只有九周大，遺體至今未找到。父母邁克爾和林迪報告稱，女兒是被野狗從帳篷中叼走的。然而，林迪被指控謀殺，並在監獄中服刑三年多，邁克爾則被判處緩刑。直到阿扎里亞的外套在野狗巢穴附近被發現，重新啟動了調查，林迪才得以釋放。2012年，阿扎里亞去世32年後，死因裁判官正式支持了張伯倫夫婦的說法。
最開始的死因調查在北領地的愛麗斯泉最高法院進行，支持了張伯倫夫婦的陳述，並對警方的調查提出了嚴厲批評。這次調查的結果透過電視進行了現場直播，這在澳大利亞還是首次。然而，經過進一步調查和在達爾文舉行的第二次死因調查後，林迪被控謀殺，1982年10月29日判處無期徒刑。阿扎里亞的父親邁克爾被裁定為協助犯罪的幫助犯（即在犯罪發生後幫助主犯，但未直接參與犯罪），判處緩刑。案件審判期間，媒體的關注異常強烈，引發了對轟動效應的譴責。此外，審判過程本身也受到批評，被指存在不專業和偏袒的行為。張伯倫夫婦提出了多次上訴，但包括最終的高等法院上訴在內，均未成功。
1986年，所有法律途徑用盡後，一次偶然的發現改變了案件進展。阿扎里亞的一件外套在一個有大量野狗巢穴的區域被找到，這一發現促使林迪獲釋。1988年9月15日，北領地刑事上訴法院一致推翻了對林迪和邁克爾的所有定罪。1995年進行了第三次死因調查，但結果為“未下定論”。2012年6月12日，第四次死因調查中，死因裁判官伊麗莎白·莫里斯（Elizabeth Morris）作出裁決，確認阿扎里亞·張伯倫是被野狗叼走後殺害。林迪獲釋後因非法拘禁獲得了130萬澳元的賠償，政府重新簽發了修改後的死亡證。
關於該案的書籍數量眾多，而且事件也在流行文化中形成了典故，衍生出 “野狗吃掉了我的寶寶”（"A dingo ate my baby"）或“野狗叼走了我的寶寶”（"A dingo took my baby"）這類句子。案件還被改編為電視電影、劇情長片《暗夜哭聲》、迷你劇集、戲劇作品、澳大利亞樂隊“The Paradise Motel”的概念專輯以及莫亞·亨德森（Moya Henderson）創作的歌劇《林迪》（Lindy）。

**死因調查**
阿扎里亞失蹤事件最開始的死因調查於1980年12月15日在愛麗斯泉由裁判官丹尼斯·巴里特（Denis Barritt）主持展開。1981年2月20日，澳大利亞史上首次進行法院案件現場直播，巴里特裁定阿扎里亞的可能死因是野狗襲擊。此外，他還作出了一個額外的結論，即在襲擊之後，“阿扎里亞的屍體被從野狗那裡奪走，可能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明的人以未知方式處理”。
然而，北領地警方和檢察官對這一裁決表示不滿。調查仍在繼續，最終於1981年9月在達爾文舉行了第二次死因調查。倫敦醫院醫學院的詹姆斯·卡梅倫（James Cameron）根據阿扎里亞連衣褲的紫外線照片聲稱，“在連衣褲的頸部區域存在一道切割傷口，也就是說，有被割喉的跡象。”此外，他還聲稱在照片中看到了一隻小個成年人手掌的印記。與此同時，張伯倫夫婦的黃色霍頓Torana轎車在昆士蘭被扣押，並由軍用飛機運送至愛麗斯泉進行進一步調查。基於這些以及其他調查結果，張伯倫夫婦被控謀殺阿扎里亞。
1995年，進行了第三次死因調查，但未能確定明確的死亡原因，因此做出了“未下定論”的裁決。

**對林迪·張伯倫的指控**
官方指控林迪·張伯倫在家用轎車的前座上割開了阿扎里亞的喉嚨，然後將屍體藏在一個大型相機包中。按照指控方對犯罪的重建，她隨後回到篝火旁，和一群露營者待在一起，並給她的一個兒子餵了一罐焗豆。接著，她走向帳篷，驚叫著聲稱有一隻野狗叼走了她的寶寶。據稱，在其他露營者四處尋找阿扎里亞時，林迪趁機處理了屍體。
支持這一指控的關鍵證據有：在阿扎里亞失蹤約一週後，距帳篷約4公里處發現的頸部有血跡的連衣褲；以及一份極具爭議的法醫報告，聲稱在張伯倫夫婦1977年款霍頓Torana掀背車的前座上檢測到了胎兒血紅蛋白的痕跡。胎兒血紅蛋白存在於六個月以下的嬰兒體內，而阿扎里亞失蹤時只有九個半星期大。
林迪還被問及阿扎里亞失蹤時所穿的衣物。她堅稱阿扎里亞在連衣褲外穿了一件短開襟衫，但當找到衣物時，這件衣服並不在其中。此外，阿扎里亞的背心（穿在連衣褲內）被發現時是反穿的。林迪堅稱自己從不會將背心給嬰兒反穿，她對此非常講究。然而，這一說法與收集證據時的衣物狀態不符。不過這些衣物曾由調查人員重新擺放過以便拍照date=June 2012。
在林迪的辯護中，有目擊者證實在1980年8月17日晚上曾在那片區域看到野狗。所有目擊者都表示相信張伯倫夫婦的說法。一位護士還提供證詞稱，她在檢方聲稱阿扎里亞已被謀殺之後的時間段裡，聽到了一聲嬰兒的哭聲。此外，有證據表明胎兒血紅蛋白檢測可能會出現誤判。檢測方法對成人血液同樣可能呈陽性反應，而某些有機化合物，包括鼻腔分泌物和巧克力奶昔等，也可能導致類似結果。當時，阿扎里亞被指控遇害的車輛中都曾出現這些物質。
工程師萊斯·哈里斯（Les Harris）在野狗行為研究領域有超過十年的經驗。他反駁了詹姆斯·卡梅倫的說法，指出野狗的裂齒能夠撕裂如汽車安全帶般堅韌的材料。他還舉例稱，曾有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雌性澳洲野狗從包裝紙中叼出一捆肉，而包裝紙卻完好無損。
辯方的申訴被陪審團駁回。林迪·張伯倫於1982年10月29日被判謀殺罪成立，判處無期徒刑。邁克爾·張伯倫則被判定為協助犯罪的幫助犯，判處18個月的緩刑。

**上訴**
1983年4月，張伯倫夫婦向聯邦法院提出上訴，但未獲成功。隨後，他們向澳洲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定罪，理由是裁決存在不安全性和不合理性。然而，1984年2月，高等法院以3比2的多數裁定駁回上訴。

**釋放與無罪判決**
ABC新聞報道了林迪·張伯倫獲釋的消息
1986年，林迪·張伯倫被釋放的契機來自一次偶然的發現。當年年初，英國遊客大衛·佈雷特（David Brett）在夜間攀登烏魯魯時不幸失足墜亡。由於烏魯魯的龐大體積和周圍灌木叢的茂密程度，佈雷特的遺體在8天后才被找到，位於他墜落的懸崖下方的區域，那裡有大量的野狗巢穴。在警方搜尋過程中，原本是為了尋找可能被野狗叼走的骨骼，結果卻發現了阿扎里亞失蹤時穿著的那件短開襟衫。
北領地首席部長下令立即釋放林迪·張伯倫，並重新審理此案。1988年9月15日，北領地刑事上訴法院一致推翻了對林迪·張伯倫和邁克爾·張伯倫的所有定罪。
張伯倫案中的法醫證據及其在原審判中的重要性引發了廣泛爭議。檢方曾成功說服法庭，在張伯倫夫婦的汽車中檢測出的胎兒血紅蛋白是定罪的關鍵證據之一。然而，後來的研究表明，這種檢測方法極其不可靠，對汽車製造過程中噴塗的隔音塗層進行檢測也能得出幾乎相同的結果。
張伯倫夫婦被平反兩年後，獲得了130萬澳元的賠償，以彌補他們因錯誤拘禁所遭受的損失。然而，這筆賠償款僅夠支付不到三分之一的法律費用。
1995年12月13日，第三次死因調查的結果公佈。死因裁判官裁定“死因及死亡方式不明”。
2011年12月，時任北領地死因裁判官的伊麗莎白·莫里斯（Elizabeth Morris）宣佈，將於2012年2月進行第四次死因調查。這次調查主要依據張伯倫夫婦的律師提供的有關阿扎里亞去世後發生的多起野狗襲擊人類事件的信息。張伯倫夫婦呼籲進行新一輪調查正式確認阿扎里亞是被野狗叼走的。2012年6月12日，在第四次死因調查中，莫里斯裁定一隻野狗應對阿扎里亞於1980年的死亡負責。她根據隨後有關野狗襲擊人類造成傷害甚至死亡的報導得出了這一結論。她表示：“阿扎里亞·張伯倫於1980年8月17日在艾爾斯巖（即烏魯魯）死亡，死因是遭到野狗襲擊後被叼走。”隨後，她向阿扎裡亞·張伯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對他們特別且疼愛的女兒和姊妹的去世”表示哀悼，並表示已簽發註明死因的新死亡證。

**媒體介入與偏見**
張伯倫案受到了極大的媒體關注。由於後來大部分針對林迪·張伯倫的證據被推翻，這一案件如今常被用作“媒體審判”的典型案例，展示了媒體的報道和偏見如何對審判產生不利影響。
審判期間，公眾和媒體的意見嚴重分化，伴隨著大量“荒誕的謠言和令人作嘔的笑話”，甚至還有許多諷刺漫畫。林迪·張伯倫因未表現出符合公眾期待的悲傷母親的形象，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此外，張伯倫夫婦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仰也成為攻擊的目標。有人散佈謠言，稱該教會實際上是一個邪教，聲稱他們會在奇異的宗教儀式中殺害嬰兒。
有匿名男子聲稱自己是阿扎里亞在伊薩山的醫生，說“阿扎里亞”一名的含義是“荒野中的犧牲”（其實是“得到上帝的幫助”）。甚至有人宣稱林迪是女巫，使得她真的被當作“獵巫”的目標。
有報道稱林迪·張伯倫曾給阿扎里亞穿上黑色的連衣裙，引發了負面輿論。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