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經濟不平等

根據 2010 年的數據顯示，低收入群體（年收入1200 萬韓元或以下）佔韓國勞動力總數的 37.8%。相反，最高收入群體（年收入 1 億韓元以上）僅佔勞動力的 1.4%。
另外根據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韓國年輕人中，89.3%的女性和81.7%的男性認同“出身貧窮的人永遠無法與富裕家庭出身的人競爭”的說法。

**現狀**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通過基尼係數和收入不平等指標，韓國被評價為與人口相似國家相比表現較好的國家。
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刺激計劃以來收入兩極分化（收入差距）現象自2018年以來非但沒有縮小，而且還在進一步擴大。
2014年調查結果顯示，韓國貧富差距指數為39%，在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三。根據威爾斯X的數據，韓國最富裕的1390人壟斷了價值約270萬億韓元的資產，幾乎相當於國家預算。
2020 年，新冠疫情（COVID-19）加劇了韓國的經濟不平等。韓國前總統文在寅表示，2020年疫情導致財富分配進一步加深。
韓國的經濟嚴重依賴於該國幾家大型企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過去 15 年裡，韓國每年超過一半的 GDP 來自五大企業集團。
下表顯示了韓國按年薪劃分的人數和收入分佈。

**反駁**
2019年，新華社發表文章稱，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政策導致韓國基尼係數較2018年有所下降。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高收入人群經濟增長乏力，這一數字才有所改善。
2019年的電影《寄生蟲》描繪了韓國貧富之間巨大的經濟不平等，但這種情況未必完全符合現實。 相比之下，美國1%的高收入者佔全國收入的20%，而在韓國，12.2%的人口占據了韓國總收入的相同比例。419x419px

**經濟不平等造成的問題**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析，經濟極化帶來許多問題，包括加劇政治分歧、降低經濟增長以及削弱社會凝聚力。 

**對韓國青年的影響**
經濟不平等通常與社會流動性低或有限相關，這種情況可能讓韓國年輕人產生一種無望的心態。雖然在韓國賭博受限於法律規定，但對易受賭博和賭博成癮影響的人來說，它仍可能成為負債的危險來源。2017年，韓國加密貨幣的普及，加之缺乏合法的賭博渠道，進一步加劇了賭博問題及相關債務問題。

**原因**
造成經濟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但在韓國主要談論的是以下原因。

**外匯危機**
不僅僅是金融危機本身，還有隨之而來的國內投資收縮和整體就業形勢惡化。國內經濟的衰退加強了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亞洲金融危機前，韓國本地企業存在過度投資現象，諷刺的是，這些過度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產生了積極影響。

**社會競爭加劇**
在實體經濟中，信息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效率工資理論可以應用於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與常規觀點相反，“付給努力工作的人比付給工作本身更多”的現象會發生。在大型比賽中，即使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間的差距很小，獎金差異也很大，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對自己能力有信心的人會傾向於選擇獎金大的競爭，因為他們認為“我可以成為第一”。這會起到排除不競爭者、吸引競爭者的機制作用。換句話說，從理論上講，越嚴格地考量誰優秀誰不好，極化現象可能會更加加劇。目前，精英主義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是現實中最清晰、最合理的資源分配標準，因此在效率和合法性方面都是有效的。然而，極化是另一個問題。換句話說，合法的社會可能會更加極化，而不公正的社會可以被視為更加平等的社會。單純說極化嚴重並不能確定社會不公。

**政治不平等**
在《大平等者》一書中，沃爾特·沙德爾（Walter Schaedel）指出，政治不平等會導致經濟不平等。 他在書中提到：“隨著國家的歷史形成，公共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在等級體系上，它呈現出一種非常尖銳的尖塔結構。這些政治不平等促使了經濟不平等。”韓國也表示，自1990年代以來，經濟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加劇。
在2016年漢陽大學的論文中，對不同代際間對經濟不平等看法進行了調查。研究表明，70%的人認為政府未能縮小收入差距，許多現代人表示，當前政府的政策不平等未能幫助縮小貧富差距。

**就業惡化**
由於韓國長期的就業形勢惡化，低收入人群的貧困狀況愈加嚴重。因此，政府在過去幾年中多次嘗試增加就業機會，但仍未取得顯著成效。根據2018年《韓民族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韓國在22個亞太國家中收入不平等問題最為嚴重。儘管該國經濟增長迅速，但文章也提到，由於年輕求職者難以找到工作，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

**解決方案**
縮小貧富差距的一個提議解決方案是建立普遍的社會保障網。韓國在政府福利支出方面的佔比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處於最低水平，因此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國家試圖通過干預市場來縮小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差距，同時又不破壞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運作。
作為解決收入不平等的代表性經濟政策，韓國採用了收入主導型增長政策，此外，由於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各國所提供的災後救助基金也可視為在短期內和從數字角度上通過為低收入家庭保障基本收入來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
一項2018年韓國大學的學位論文研究了社會福利政策如何改善經濟不平等。1990年，韓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是最低的10%人群收入的約6.6倍，而到了2016年，這一差距已經擴大到約10倍。隨著經濟不平等持續上升，普遍社會福利的概念在21世紀變得愈加突出。論文中提到以瑞典和英國為例：瑞典在實施社會福利前，基於市場經濟發展了強大的工業競爭力，而英國則在保持工業競爭力與福利效率之間維持了平衡。論文指出，韓國的公共養老金和基本生活保障體系需要更多的財政支持；在健康保障方面，首先要對低收入階層提供支持，以保證工作福利的延續。此外，為了持續補充和發展工業競爭力，需要為教育提供公平的機會並發現人才。論文還提到，應該將韓國的低收入階層分為福利接受者和位於其上方的階層，這樣可以避免人們因擔心工作動力下降而感到不安。

**性別不平等**
從歷史和經濟的角度來看，自1970年代韓國經濟開始騰飛以來，性別差距問題已有了顯著改善。然而，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的不平等依然影響著現代韓國女性。根據韓國統計局的社會調查，自2002年以來，72.4%的女性認為社會中存在性別不平等現象。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顯示，韓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從54.4%上升至67.5%，而人均收入的年增長率則從3.6%上升至4.1%。此外，家庭和勞動市場中的性別差異已經完全消除。
然而，女性的稱謂和對女性的看法並沒有像韓國經濟一樣逐漸發展。一些韓國人仍然稱女性為“집사람”（意指一個待在家裡的人），而丈夫則被稱為“양반（兩班）” （意指去外面工作的男人）。換句話說，這種刻板印象反映了這樣的觀念：女性應該待在家裡照顧孩子，而男性則應該外出工作。
儘管如此，韓國在勞動經濟學中仍然存在明顯的性別參與差距。韓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LFPR）遠低於男性，差距約為77%。更具體地說，只有55%的韓國女性年齡在15至64歲有工作。儘管韓國的這一比例與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79%）相差不大，但在15至24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上，韓國低於65%的平均水平。教育水平是影響勞動參與性別差距的一個因素，男性中有88.3%擁有研究生學歷，而女性的比例為62.9%。到2024年，儘管韓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創下歷史新高，但性別差距依然存在，差距為31.2%。

**貧困**
自1975年以來，韓國農村居民的貧困水平明顯高於城市居民。所有農業家庭的人均支出都低於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當時，家庭的人口規模與貧困水平之間存在一定關係。因此，通過減少家庭成員的數量，貧困水平得到了降低。然而，一項比較智利、墨西哥和韓國貧困水平的研究表明，韓國在歷史上貧富差距較小，並且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三國中最大的成就。這主要得益於當時國家社會政策的加強。
考慮到韓國經濟的增長是在保守主義獨裁政權下進行的，並且得到了與有影響力的大企業集團（即財閥）緊密合作的軍事支持，這種體制推動了土地改革和以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為基礎的政策，旨在減少貧困。然而，關於社會福利支出的數據顯示，韓國的社會福利支出僅佔GDP的4.6%，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支出水平明顯較低。正如報告所指出的，社會保障支出的減少與國家的不平等狀況密切相關，尤其是與墨西哥相比，這種減少加劇了貧富差距。另一方面，韓國政府實施土地改革後，政府能夠推動一個以就業和農業為驅動的經濟戰略，這有效減少了貧困並將不平等保持在最低水平。

**新冠疫情(COVID-19)情況**
與菲律賓等其他亞洲國家相比，韓國在疫情期間具有明顯的優勢，當時韓國擁有600個COVID檢測中心，而菲律賓僅有58個。
儘管由於韓國COVID-19患者的住院費用得到了全額承擔，社會經濟地位與住院死亡率之間沒有關聯，但低社會經濟家庭的COVID-19感染概率較高。就年齡差距而言，60歲以上的成人群體感染的幾率更大。然而，對於20至39歲的人群，無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感染水平較高。
考慮到全球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全球範圍內存在明顯的不平等現象，這種不平等與財富分配和疫情嚴重程度息息相關。死亡、住院和接受有效治療的差異，以及一些背景因素，解釋了這種不平等。在全球範圍內，能否停工以充分恢復、是否能接受減薪及獲得必要藥物等差異，都是加劇疫情中不公正和物資分配不平衡的因素。中小企業、低收入家庭、無證移民以及福利差、工作條件差的工人是受到國家層面影響最嚴重的群體。總體而言，韓國遭遇了高失業率和經濟崩潰的嚴峻局面。

**參考文獻**
韓國
分類:韓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