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 (山達基)

隔離是指如果山達基人的朋友、同事或家人對山達基教懷有敵意，山達基人與其斷絕一切關係的做法。這種斷絕關係的做法是迴避的一種形式p=144 : 144 。在山達基教中，隔離被視為一個自我決定，並且是消除一個人精神成長障礙的重要方法。在某些情況下，隔離會導致婚姻破裂，並使孩子與父母分離  。
山達基教會一再否認存在這樣的政策，儘管February該組織官方網站上仍承認這一做法並描述其為人權。在美國，教會試圖在法庭上辯稱，斷絕關係是受憲法保護的宗教習俗。然而，這一論點在法庭上被駁回，因為山達基信徒所受到的宗教壓力意味著隔離行動並非自願或自由選擇。 

**政策**
山達基將反對教會的人稱為“壓抑者”或“潛在麻煩來源”。教會教導，與這些人交往會阻礙山達基人在“通往完全自由之橋”上前進。
在經典《山達基品格入門》中， L·羅恩·賀伯特闡述了這樣的教義：通過與壓抑者聯繫，山達基人可能成為潛在麻煩來源（PTS）：
 
賀伯特將“處理”定義為通過溝通來緩和針對敵對個體的情況的行為，而“隔離”則定義為決定切斷與另一個人的溝通p=206 : 206 。賀伯特還寫道，當敵對者是近親時，品格官應該建議“處理”，而不是“隔離” p=208 : 208 。他還提到，與壓抑者隔離失敗或者拒絕與其隔離的行為本身就是“壓抑的”行為p=209 : 209 。英國政府援引的一個案例是，一名六歲女童因不肯與母親隔離而被宣判為“壓抑者”。社會學家羅伊·沃利斯 (Roy Wallis)報告稱，儘管與“壓抑者”有聯繫的山達基人通常會被要求或是“處理”或是“隔離”，但是他發現一些“品格命令”（Ethics Orders）要求進行無條件“隔離”。 p=144 : 144 根據教會的聲明，“隔離”是“最後的手段”，只有在反對山達基教的人仍不停止反對的情況下才會使用——即使在他們獲得了關於山達基教的“真實數據”之後也是如此，因為教會認為，通常只有持有虛假數據（即非官方經典）的人才是對教會持反對態度的。 
最初，“隔離”不僅意味著終止與某人的交流，還意味著公開宣佈。 p=144 : 144 山達基教期刊《聽析員》會列出一系列真名實姓的隔離通知p=144 : 144 。山達基人還會經常給“壓抑者”發送信函，警告他們已被“隔離”。 p=145 : 145 羅伊·沃利斯採訪了許多被宣佈為“壓抑者”的人，其中一些人收到了數百封這樣的信件p=145 : 145 。山達基人還被要求採取“任何必要的民事行動，如公開否認、分居或離婚”來切斷與壓抑者”之間的聯繫。 
該政策於1965年在賀伯特撰寫的一封政策信中提出。不久之後的1968年，賀伯特出臺了《改革法典》廢除了“公平遊戲”和“安全檢查”，並取消了“為那些遭受家庭壓迫的人提供的“隔離”的解脫”。不過實際上，只有這些字眼被停用了以避免繼續造成公關危機，但實際上這些做法以新的名稱仍然在繼續進行p=188 : 188 。當新西蘭政府設立山達基教調查委員會時，L·羅恩·賀伯特致信稱，“隔離”已經取消了，而且沒有打算恢復。委員會對這封信表示歡迎，但指出賀伯特並沒有承諾永遠不再引入“隔離”這一做法。
喬恩·阿塔克 (Jon Atack)在他的書《一片藍天》中引用了一份1982年8月的內部文件，他聲稱該文件重新正式引入了“隔離”政策p=35 : 三十五 。由於看到“隔離”政策再次啟用，而且甚至並非是最後的一步，一群英國山達基人於1984年退出教會，但仍保留著山達基信仰。他們的解釋是，L·羅恩·賀伯特的教義“鼓勵家庭團結”，因此“隔離”的政策是“一種曲解或誤用”。

**應用範例**

**1960年代**
1966年，英國報紙《每日郵報》援引了山達基人卡倫·亨斯洛（Karen Henslow）在8月份寫給她母親的一封“隔離”的信：
 
三十歲的亨斯洛患有躁狂抑鬱症，在她與母親斷絕關係時，她已經擔任山達基職員兩週了。這封信也附有第二封信，對第一封信表示道歉，並表示這封信是在未經她許可的情況下寄出的p=180 : 180 。
雷蒙德·白金漢（Raymond Buckingham）是一位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經營聲樂學校的歌手，他的一名學生招募他加入了山達基教。他被要求與一位被貼上“壓抑性”標籤的商業夥伴“隔離”。當他公開反對山達基教時，他的山達基教學生們就與他斷絕了關係，並且拒絕向他支付報酬。其中一位學生是著名歌手，他曾為其安排了一系列演出p=79–80 。
羅伊·沃利斯複製了1965年的一項“隔離命令”，該命令要求山達基人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出版物“隔離”。文件中指出，“他接觸到的食藥監局文獻根本就不應該被閱讀p=147。”  
1970年，山達基教會曾因英國國會議員傑弗裡·約翰遜-史密斯 （Geoffrey Johnson-Smith）在BBC電視臺發表的負面評論而試圖起訴他，但未果。為了捍衛他關於家庭被疏遠的說法，他在法庭上提供了具體案件的證據。法官表示，沒有山達基人對這些指控提出異議，這“令人震驚”。
1969年，新西蘭政府對山達基教會展開正式調查。隨後的鄧布爾頓-波爾斯報告引用了多封“隔離”的信件，還複製了一些“品格命令”，其中列出了“不得以任何方式與之聯繫”的鎮壓人員。十幾歲的山達基人艾琳·奧唐納曾寫信給她的非山達基人姨媽：“如果你試圖給我打電話，我不會接，我不會讀你發來的任何郵件，我拒絕以任何方式與你有任何聯繫。一切交流都被徹底切斷”。委員會的結論是，山達基人必須在家庭關係和繼續參與山達基教之間做出選擇。
1971年英國政府對山達基教的調查以及隨後的福斯特報告複製了一系列內部“品格命令”。其中一封信的日期是1967年11月，涉及一位要求退款的會員。聲明中稱他為壓抑者，並繼續寫道：“與他有關的所有人都被宣佈為“潛在麻煩源”，在他們提供處理或“隔離”的書面證據之前，不得接受培訓或處理”。
不可思議絃樂團的經理喬·博伊德在1970年代初曾是一名山達基人。後來，有人告訴他，那些敵視山達基教的朋友正在妨礙他的進步，他必須與他們“隔離”，於是他便離開了。 
西里爾·沃斯珀因違反山達基教的品格與司法準則而被宣佈為“敵人”。這段話被轉述在他的書《心靈扭曲者》中，書中寫道：“任何與他有聯繫的人，除非以書面形式與他“隔離”，否則不得接受處理或培訓。” 

**1980年代和1990年代**
1982年，大衛·梅奧 (David Mayo)和其他前山達基教會高管因涉嫌違法行為而受到內部的“證據委員會”的調查。該委員會發布了一項永久性的“隔離”令，禁止所有其他山達基人與被告接觸。 p=306 : 306 
在《一片藍天》書中，喬恩·阿塔克描述了自己在1983年被勒令與一位朋友“隔離”的經歷，當時該政策剛剛重新實施。 p=35 : 三十五 
英國法官拉蒂 (Justice Latey)在1984年高等法院的判決中考慮到了山達基教的許多方面，他寫道：“已經給出了許多（有關“隔離”的）例子，並有證據證明。”作為例子，他引用了兩封“隔離”的信件。其中一封是一位山達基人寫給他的未婚妻的。另一封信中，一名男子寫信給他的生意夥伴兼前朋友：“你現在與教會作對，這不僅是一種“壓抑”，而且會危害你、你的家人以及與你有關的任何團體的生存。”
那一年，《每日郵報》列舉了更多“隔離”的例子，包括一名13歲男孩與父親“隔離”，以及一名女子稱其未婚夫被迫拋棄她。涉事的未婚夫稱“這是個人決定”，而山達基教會發言人則否認存在拆散關係的政策。
此外，在1984年，《星期日郵報》採訪了格列佛·史密瑟斯，他曾是一名山達基人，14歲時就離開了該教會位於聖崗莊園的基地。史密瑟斯解釋道，“隔離”是聖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當一個人被社群所排斥之後，這事就會口口相傳。這人會被無視和迴避。我們從小就被這樣教導。” 
在1980年代的一場漫長的法庭案件中，前成員勞倫斯·沃勒斯海姆成功辯稱，他被迫與妻子、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隔離”。由於該“隔離”並非自願，因此並不屬於受法律保護的宗教活動。
1995年，英國當地報紙《今日肯特》採訪了保琳·戴 (Pauline Day)，她的女兒海倫 (Helen) 是一名山達基人，她給她發了一封“隔離”的信，隨後斷絕了所有聯繫，甚至換了電話號碼。山達基教會的一名發言人否認這一決定與教會有任何關係。

**21世紀**
2005年，《水牛城報》的一項新聞調查採訪了山達基人弗雷德·倫諾克斯（Fred Lennox）的姐妹和兄弟。據他們說，弗雷德·倫諾克斯受到山達基教會的操縱和經濟剝削。該報還援引了內部所謂的“品格命令”，指示他“處理或隔離”她妹妹塔尼婭（Tanya），因為她在網上發表了反科學教的言論。倫諾克斯本人和山達基教會的發言人否認了這一點。 
前山達基人托里·克里斯特曼告訴《滾石》雜誌，她離開教會後，她的山達基人丈夫和朋友都拒絕和她說話。 
2008年1月，教主大衛·密斯凱維吉的侄女詹娜·密斯卡維吉·希爾 (Jenna Miscavige Hill)公開講述了該政策對她家庭的影響。她透露說，她的父母離開教會後，仍然留在教會的她被禁止接電話，以防她和他們說話。她的父母以採取法律行動相威脅，教會才偶爾允許她與父母見面。另一名山達基人第二代阿斯特拉·伍德克拉夫特（Astra Woodcraft） 告訴美國廣播公司的《夜線》節目，她的父親離開教會後，當時仍是教會成員的她就被禁止與父親有任何接觸，她只能利用每週洗衣服的時間偷偷與他見面。
為了製作電視紀錄片《我與山達基教》，BBC 《廣角鏡》節目團隊採訪了兩位母親，她們山達基教的女兒已經與她們“隔離”，其中一位已“隔離”長達近七年。前山達基人邁克·亨德森向《全景》節目表示，他作為信徒的期間從未與父親說過話。亨德森脫離山達基教後，他與父親恢復了聯繫，但家裡的大多數人均早已因此與亨德森斷絕了聯繫。
演員傑森·貝吉聲稱，在他2007年脫離山達基教會後，留在教會的以前的朋友就與他斷絕了聯繫。
2009年，一位名叫克拉克（Shane Clark）的男子即將被宣佈為鎮壓者，因為他受僱於《永遠的打擊：山達基鐵幕背後》一書的作者 Marc Headley。克拉克秘密錄下了他和山達基教發言人湯米·戴維斯及其妻子傑西卡·費什巴赫之間的會面。在錄音帶中，可以聽到戴維斯不僅威脅會宣告克拉克為“壓抑者”，還告訴他會斷絕聯係。克拉克後來還是被宣告，他的家人與他“隔離”。儘管有直接證據表明事實如此，戴維斯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仍否認了“隔離”政策的存在。 電影導演保羅·哈吉斯在2009年退出山達基教的信中對此提出異議。哈吉斯寫道：“我們都知道有這種政策”，並說他的妻子曾被命令與她已退教的父母“隔離”，“儘管這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個人痛苦。一年半的時間裡，她沒有和父母說話，他們也很少有機會見到孫子。那是一段可怕的時光。”對此，教會發言人戴維斯重申，教會沒有“隔離”的政策。 
2013年，女演員莉亞·蕾米妮公開退出教會，雷米尼的姐姐妮可透露，她和其他家人也紛紛退出教會，以避免因教會的“隔離”政策而受到拆散。 

**宗教學者的評論**
美國《聖彼得堡時報》就山達基教的“隔離”問題諮詢了三位宗教學者，其中兩位學者是該教會所推薦的。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 FK 弗林 (FK Flinn) 表示，在新興宗教中，迴避宗教信仰的做法十分常見。他將“隔離”與耶和華見證人所實行的“切斷交往政策”（dis-fellowship）進行了類比。
並非所有宗教學者都認同這一觀點。美國宗教研究所的J·戈登·梅爾頓 (J. Gordon Melton ) 表示，這種“隔離”比大多數當代宗教的政策更為嚴重。富勒神學院的牛頓·馬洛尼也將該政策描述為“過於極端”。 《布法羅新聞》的報道諮詢了阿爾伯塔大學的史蒂芬·A·肯特，他表示，對批評者（包括該成員自己的家人）的敵意是山達基教的品格與司法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因為教會的生存至關重要。 

**在流行文化中**
美國小説家威廉·S·巴勒斯曾短暫涉足過山達基教，並在1960年代末期對該教進行了廣泛的論述，在他的小說作品中融入了一些該教的術語，同時還撰寫了有關該教的非虛構文章。他在《阿里的微笑：赤裸的山達基》（Ali's Smile）和其他作品中，以山達基教的語境使用了“隔離”一詞。但最終，他還是放棄了山達基教，並於1970年在《洛杉磯自由新聞報》的一篇社論中公開批評了該教。

**參見**
 山達基教的品格與司法 - 壓抑者- 絕罰- 耶和華見證人和會眾紀律- 陶片放逐制- 排擠- 社會異化

**參考**

**外部鏈接**
  Scientificologyhandbook.org 上有關 PTS 處理的內容-  Scientologytoday.org：“什麼是隔離？”-  關於隔離的文章-  隔離傷人：對經歷過隔離的人的採訪集-  山達基隔離：隔離信件掃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