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種族滅絕的學術和法律討論

截至2024年中，法律學者們逐漸達成共識，認為以色列正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

**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
2023年末，許多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學者表達的觀點，與該領域的其他人以及其它學術領域的專家不一致：在戰爭中儘管巴勒斯坦人喪命多得多，但他們並沒有譴責以色列的暴力行為。2-3
10月13日，拉茲·西格爾稱對加沙加強封鎖（包括剝奪平民的水和食物）是“教科書式的種族滅絕案例”，並將其與1948年以色列建國期間的巴勒斯坦人大逃亡聯繫起來。其他學者也將以色列對基礎設施、糧食和水的攻擊稱為種族滅絕。32023年10月19日，有100個民間社會組織和6名種族滅絕學者，致信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汗，呼籲他就已擺在其面前的案件，向以色列官員發出逮捕令；調查自10月7日以來在巴勒斯坦領土上所犯的新罪行，包括Incitement to genocide；發表反對戰爭罪的預防性聲明；以及提醒所有國家履行其在國際法下的義務。信中稱，以色列官員的言論表現出“犯下戰爭罪、反人類罪和煽動種族滅絕的明顯意圖，使用非人化語言來描述巴勒斯坦人。”簽署該文件的種族滅絕學者包括拉茲·西格爾、Barry Trachtenberg、羅伯特·麥克尼爾（Robert McNeil）、Damien Short、Taner Akçam和維多利亞·桑福德（Victoria Sanford）。西加爾稱這場戰爭是“教科書式的種族滅絕案例”。
2023年11月3日，大屠殺和種族滅絕學者Omer Bartov在接受MSNBC採訪時表示，“種族滅絕的可能性就在我們眼前”，6並在2023年11月10日寫道：“看著以色列—加沙戰爭的展開，我最擔心的是當中存在種族滅絕意圖，這很容易演變成種族滅絕行動。”一組五名大屠殺學者回應了巴托夫的文章，承認以色列官員“卑鄙的言論不容忽視”，同時又表示，只有少數官員發表了這樣的言論，並指出哈馬斯的罪行來為他們辯護。7五位學者辯稱，非人化的話語“並非種族滅絕意圖的證據”。7巴托夫後來表示，自2024年5月以來，“以色列無可否認地實施了系統性戰爭罪、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行為”，並指出，以色列國內除了巴勒斯坦人，很少有人願意接受這種觀點。
社會學家和種族滅絕學者馬丁·肖認為，“種族滅絕”一詞未被充分使用，因為各國希望避免公約規定的“‘預防和懲罰’責任”；此外他還認為，存在一種“特別的抗拒，不願意調查其對以色列行為的影響。西方國家一直在保護它，因為它們錯誤地認為，猶太人曾是種族滅絕歷史上的主要受害者，因此不可能也是其實施者。”2024年1月，《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上發表了馬丁·肖的文章《無法避免的種族滅絕》（Inescapably Genocidal）。文章指出，將種族滅絕的框架應用於巴勒斯坦，雖然用一位評論員的話來說，“習慣性地引起了狂熱的反擊”，但以色列襲擊加沙“代表了一種戰略選擇”，而不是無意的後果，因此稱其為種族滅絕是合理的，也是無法避免的。date=2024年8月date=2024年8月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維多利亞·桑福德將加沙事件與危地馬拉種族屠殺進行了比較，即1960—1996年危地馬拉20萬瑪雅人喪生和失蹤的事件。桑福德和大屠殺與種族滅絕學者巴里·特拉赫滕貝格和約翰·考克斯（John Cox），詳細對比了以色列政府官員和部長們的言論與其它種族滅絕中的言論之間的相似之處，包括危地馬拉、盧旺達、波斯尼亞、達爾富爾、伊拉克北部和緬甸的種族滅絕事件。6
施穆埃爾·萊德曼將以色列的行為稱為種族滅絕暴力，但沒有使用“種族滅絕”一詞，批評該詞簡化了意圖。他將加沙局勢置於長期持續的壓迫歷史之中，包括大規模監視、集體懲罰、旅行和工作限制，以及定居殖民主義。1-2,5他引用了社會學家Eva Illouz對加沙的討論，以及人權律師Rabea Eghbariah認定以色列正在進行種族滅絕，以強調即使專家們使用相同的分析框架（聯合國種族滅絕公約），也會意見相左。4但萊德曼也受到了批評，因為他沒有引用專門的種族滅絕學者的分析，就以色列是否正在進行種族滅絕的問題，來判斷是否存在不同意見。8
指控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被指控為反猶太主義。8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Didier Fassin強調，有三種修辭手法似乎在反覆出現：將2023年10月7日作為事件的開始，而忽略之前的任何歷史；4誇張的說法，例如將10月7日的事件稱為“又一次大屠殺”；4-5歪曲事實，稱在加沙採取的行動是有爭議的，並經常反覆聲稱以色列“軍隊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5
種族滅絕學者馬克·利文借用了A·德克·摩西的分析，即“絕對的安全化會使自己成為人類群體，更準確地說是平民，的集體目標，無論種族或基因問題”。22024年1月，利文詳細說明了以色列的行為至少是種族清洗，符合以色列情報部關於強制和永久轉移所有加沙人的政策文件，該政策得到了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支持。5利文還認為，以色列的行為及其政客和官員的聲明都表明，以色列正在進行種族滅絕。5-7

**中東研究**
2024年3月，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發表聲明，譴責“對加沙巴勒斯坦人實施的種族滅絕暴力規模不斷擴大”，同時表示以色列的行為構成了文化滅絕。
社會學家、種族滅絕學者Uğur Ümit Üngör認為，2023年以色列對加沙的襲擊是“權力關係不對稱和對平民採取毀滅態度”歷史的延續。6他說以色列的行動“在大規模暴力的數量、質量和動態方面無疑是反種族滅絕的”。7諾曼·芬克爾斯坦認為，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將巴勒斯坦人描述為“亞瑪力人”就是在叫囂種族滅絕；他指責以色列發動了“種族滅絕戰爭”。
英國以色列歷史學家Ilan Pappé表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屠殺，它是種族滅絕衝動的一部分，即通過殺人來減少加沙居住的人數。”猶太人大屠殺歷史學家Amos Goldberg表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展現了種族滅絕的所有要素，包括高級官員的明確意圖、廣泛的煽動以及以色列社會對巴勒斯坦人的普遍非人化。他還說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是的，這是種族滅絕。”歷史學家約阿夫·迪卡普阿記錄了哈達爾派中種族滅絕意識形態日益增長的歷史，指出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維爾是尋求採納這種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政策的政客，並利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來實施他們的計劃。5,12-13
布魯金斯學會在2024年5月23日至6月6日間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的對象是758名研究該問題的中東學者和專家，其中大多數在美國，調查的問題是：“您如何定義目前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在他們的回答中：“類似於種族滅絕的重大戰爭罪行”佔41%；“種族滅絕”佔34%；“重大戰爭罪行但不類似於種族滅絕”佔16%；“不正當行為但不是重大戰爭罪行”佔4%；“根據自衛權的正當行為”佔4%；“我不知道”佔2%。

**國際法學者**
法學家William Schabas是世界著名的國際刑事法專家之一，他在2024年1月寫道：“對我來說，越來越清楚的是，以色列的目標不是打敗哈馬斯，而是要驅逐或消滅加沙的人口。”2024年6月沙巴斯表示，在國際法院最近所有的種族滅絕案件中，南非提起的訴訟是最有力的，理由包括加沙基礎設施的破壞，以色列政客聲稱加沙人是非人類或“人形動物”，以色列切斷他們的電力、水和醫療服務。
在2024年5月的一次採訪中，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前主任、人權觀察聯合創始人Aryeh Neier詳細說明了，以色列阻止援助和加沙人民隨後的捱餓，為什麼能表明是種族滅絕。威克森林大學教授Barry Trachtenberg說：“以色列自10月7日以來的所作所為顯然嚴重違反了國際法——《種族滅絕公約》和《日內瓦公約》關於戰爭的條款。”大學人權網絡（University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和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的一份聯合報告發現：“以色列實施了種族滅絕行為，即殺戮、嚴重傷害和造成惡劣的生活條件，並且蓄意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造成肉體毀滅。”5月，法律學者尼梅爾·蘇爾塔尼詳述並支持了Forensic Architecture的評估，即以色列已將國際人道主義法武器化為“人道主義暴力”。10-11
2023年12月，國際刑事法院前首席檢察官Luis Moreno Ocampo告訴半島媒體集團，對加沙的圍困是一種種族滅絕，因為以色列強加給加沙的生活條件會導致巴勒斯坦人死亡。2024年1月，以人權律師Michael Sfard為代表的一批以色列知名人士，向以色列總檢察長和國家檢察官發送了一封公開信，詳述了“滅絕、驅逐和報復的言論”的例子。簽名者們表示，以色列司法部門無視對加沙種族滅絕的煽動。

**其它**
2023年11月13日，德國哲學家、社會理論家于爾根·哈貝馬斯和他法蘭克福大學的三位同事發表聲明，表示將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歸為種族滅絕意圖屬於判斷錯誤。此番言論在德國引發了公眾辯論。
2023年12月，多位國際醫學和人道主義援助專家在《柳葉刀》上發表的信件中重申了種族滅絕的風險，同時詳細說明了以色列阻止人道主義支持和援助是如何導致不必要死亡的，以及為什麼死亡率將繼續惡化。他們呼籲《種族滅絕公約》的簽署國能迫使以色列停火。
各種期刊和學術組織發表多份公開聲明，警告潛在的種族滅絕，並聲明反對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5-6
歷史學家Michael Berenbaum和波莉·扎瓦迪夫克（Polly Zavadivker）等一些人則認為，將以色列對加沙的襲擊視為潛在的種族滅絕，會對將來成功起訴種族滅絕罪構成威脅，也會對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領域構成威脅，將襲擊描述為“種族清洗、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或有種族滅絕意圖”會嚴重損害解決衝突的能力。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