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代表制

天主教的魁北克享受和平，而信奉新教的波士頓在燃燒，利慾薰心的不列顛尼亞正走向深淵。”（卡通，繪於1775年）
實際代表制（Virtual Representation），或實質代表論、實質代表制部分翻譯軟件、人工智能，或其他翻譯工具可能將此譯為間接代表制、虛擬代表制，這裡採用期刊之譯名，指英國議會的成員，包括上議院和國王會同國會，有權代表所有英國臣民的利益，而不僅僅代表選舉他們的選區或他們擁有爵位和宗教影響力的地區的利益。實際代表制是英國對美洲殖民地第一屆大陸會議的回應。
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的《沙福克決議》向英國議會提出了在議會中獲得代表權的要求。英國議會則聲稱：“議會成員已經考慮了殖民者的福祉”。殖民地的愛國者隨即拒否認了這一說法。

**美國獨立戰爭**
在美國革命的早期階段，十三個殖民地的居民拒絕了由大不列顛議會強加給他們的法律，因為這些殖民地並沒有在議會中得到代表權。根據英國憲法，殖民者認為，只有得到英國公民的同意才能徵稅。由於殖民者僅在其省級議會中有代表，他們主張，只有這些立法機構才有權在殖民地徵稅。這一理念的著名錶述為“無代表，不納稅”。

**發展**
在1764-1765年的冬季，英國國會議員喬治·格倫維爾和他的助手托馬斯·惠特利（Thomas Whately）試圖提出一個理論，旨為“在殖民地徵稅缺乏代表”這一問題提供合理的解釋 。他們的理論被稱為“實際代表制”，認為：像大多數無法投票的英國公民一樣，殖民者在議會中“實際”上被代表了。格倫維爾的理論為所有稅收行為進行了辯護，表明殖民者在議會中得到了”實際代表”的保障，但這一觀點在整個大英帝國中都遭到了批評。然而，議會拒絕了實際代表制在憲法層面所受到的的批評，並於1766年通過了《1766年公告法》（Declaratory Act），聲明：議會有權在“所有情況下”為殖民地立法。這一行為體現了英國議會對於維護其在殖民地立法權的堅定立場，並進一步激化了與殖民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反應**
作為解決殖民者與英國人之間憲法爭議的一種手段，實際代表的概念在大西洋兩岸幾乎都沒有得到支持。殖民權利的捍衛者威廉·皮特嘲笑實際代表製為：“人類頭腦中出現過的最可鄙的想法；不值得認真駁斥。” 
皮特在 1766 年對下議院說：
皮特隨後向議會表示，我會引用切斯特（Chester）和達勒姆（Durham）的兩個案例……來證明，即使在以前專制統治的時代，議會也會允許人民派出代表，並羞於在未徵得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對他們徵稅……在威爾士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例子——威爾士直到被合併之前從未受到議會徵稅。 皮特指出，“印度公司、商人、股東和製造商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那些與選民真正有聯繫的代表，並且可以被選民影響的代表”，而殖民者卻沒有這樣的選擇、聯繫或影響力。 
本傑明·富蘭克林在下議院告訴議員們：“我知道，凡是我在場的地方，每當談到徵稅，大家的意見似乎都是，我們不能被一個沒有我們代表的議會徵稅……外部稅是對進口商品徵收的費用，這個費用被加到商品的初始成本和其他費用上，當商品被出售時，便成為價格的一部分。如果人們不喜歡這個價格，他們可以拒絕購買，也沒有義務購買。但是，內部稅卻是在沒有得到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強迫徵收的，除非這是人民自己的代表要求徵收的。《印花稅法》規定：除非我們支付某些費用，否則我們將不得進行商業活動、不得相互交換財產，既不能購買、也不能贈與，甚至也不能去追討債務；我們不得結婚或立遺囑；這些做法是為了榨取我們的金錢，而如果我們拒絕，它們就會毀了我們。小詹姆斯·奧蒂斯（James Otis Jr.）認為：英國臣民的法律自由意味著，議會只有在殖民者在威斯敏斯特實際擁有代表的情況下，才應該或能夠對他們徵稅。
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在大英帝國的眾多地區中，只有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直接在大不列顛議會中擁有代表。殖民地的選民可能佔總人口的10%至20%，或成年男性的75%。相比之下，英國的代表權極為有限，由於選區分佈不均和財產要求，只有約3%的人口，或17%至23%的男性有投票權，而且他們通常受當地鄉紳的控制。
由於實際代表制是基於“英格蘭憲法的缺陷（也就是‘英格蘭全體人民對充分代表的渴望’）”建立的，因此它是一種有害的想法，捏造它們僅僅是為了表明殖民者沒有“失去他們的公民權利”。 殖民者以及一些英國人因此譴責實際代表制是“騙局” 。此外，英國代表權的糟糕狀況並不能成為在未經殖民者同意的情況下對他們徵稅的藉口。

**小丹尼爾·杜蘭尼（Daniel Dulany Jr.）**
在1765年頗有影響力的小冊子《論在英國殖民地徵稅的正當性》（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中，身在馬里蘭州的小丹尼爾·杜蘭尼同樣指出，試圖以“不公平的”實際代表制對臣民徵稅是不合理的，因為：我們已經解釋了英國非選民的情況：他們成為選民的能力、他們與選民及其代表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他們因這種聯繫而免受壓迫的保障，以及為避免不公正和荒謬的局面而想象雙重或實際代表的必要性。 作為殖民地的居民，他們無法成為選民，因為選舉權只能親自行使。因此，即使每個美洲居民都擁有所需的不動產，他們也不能投票，除非他們不再是美洲居民，而轉而成為大不列顛的居民。這種假設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它改變了問題的本質。如果殖民地不被議會徵稅，它們各自的立法機構就具有合規、充足且符合憲法的權力來對其徵稅，因此不被下議院代表並不必然導致不公正和荒謬的豁免。大不列顛的選民與殖民地居民之間並不存在那種必然使雙方都承擔相同稅負的密不可分的關係。相反，在英格蘭，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選民會因美洲徵稅而受到直接影響，即便這些稅款是由對殖民地居民財產產生普遍影響的法令徵收的。殖民地居民可能以千種形式受到壓迫，而英國的選民對此卻毫無同情，甚至不會因此感到任何不安。此外，那些嚴重壓迫和損害殖民地權益的法案，也可能在英國變得流行，因為人們期盼壓迫殖民地的這些措施能減輕大不列顛居民的負擔。他還寫道：“英國議會徵稅的不當性……是由以下事實證明的：在任何殖民地中，沒有一個居民是能夠被英國下議院代表的。” 他同時否認了“議會有權在沒有殖民地同意的情況下，僅為了增加收入而對殖民地徵收內部稅”。

**小詹姆斯·奧蒂斯**
1764年，麻薩諸塞州政治家小詹姆斯·奧蒂斯表示：

**印花稅會議**
在1765年，奧蒂斯與其他殖民地代表一起參加了1765年大陸會議，也被稱為印花稅會議。大會的決議指出：“《印花稅法》很明顯傾向於顛覆殖民地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並且“這些殖民地人民的唯一代表是他們自己選出來的人，憲法規定，只有他們各自的立法機構才可以向他們徵稅。”此外，會議還宣稱：“讓大不列顛人民將殖民地居民的財產授予國王，既不合理，也與英國憲法的原則和精神不符。”

**理性主義的思考**
塞巴斯蒂安·加利亞尼（Sebastian Galiani）和古斯塔沃·託倫斯（Gustavo Torrens）提出，實際代表制對英國精英造成了兩難困境，也對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產生了影響。他們認為，“無代表，不納稅”的呼籲和在議會中納入美國代表的提議如果被接受，將會促使美國人與反對派（即反對主流精英的英國議會）之間結成聯盟，從而破壞現有鄉紳（即精英）的權力。通過博弈論模型，加利亞尼和託倫斯表示，美國人一旦進入議會，就不可避免地參與由反對派組建的政治聯盟。如此一來， 民主改革的壓力將加大，威脅到既有的英國政治秩序。 加利亞尼和託倫斯認為，與放棄一個殖民地相比，美國代表進入國會將給英國精英造成更大的損失。而放棄實際代表制將迫使主導政府的精英在維持對美洲殖民地的統治（他們認為這是不可行的）和參與戰爭之間做出選擇。

**19世紀的英國**
卡農（Cannon）認為，在18和19世紀的英國，“實際代表制不過是一種禮貌的虛構”。他指出，聲稱富人和窮人之間沒有根本利益差異的說法，難以與上層階級將政治權利給予有財產的男性這一立場相協調。

**註釋**

**參見**
 五分之三妥協案，美國就如何代表蓄奴州並對其徵稅達成協議

**參考**

**延伸閱讀**
 page=32- s2cid=145169476- McCahill, Michael W. The House of Lords in the Age of George III (1760–1811) (2009) ch 16 reprinted in Parliamentary History (Oct 2009) Supplement 1, Vol. 28, pp 363–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