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文革歷史

杭州文革歷史是指文化大革命在杭州的歷史。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政治運動，它由毛澤東領導，從1966年開始，持續至1976年。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以加強共產黨的控制力。杭州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經歷了政治運動的洗禮，包括：
# 紅衛兵運動：文革初期，紅衛兵活動在杭州也很活躍。學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湧現，他們參與了各種政治運動和鬥爭，對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進行批鬥和鬥爭。
# 大規模的批鬥和清洗：在文革期間，許多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政治家和其他人都被定性為“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或“右派”，他們遭受了極大的迫害，包括批鬥、審查、監禁甚至死亡。
# 混亂和動盪：杭州的文化和教育機構受到了嚴重影響。許多學校和大學關閉，教育系統遭受破壞，知識分子和教育者被迫害或被下放到農村。社會經濟秩序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生產活動減少，經濟陷入混亂，許多人生活困難。

**文革興起**

**杭州會議**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杭州召開擴大會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這次會議，重點強調開展學術批判。參與者有毛澤東、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以及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並對吳晗和翦伯贊等人進行批評，並要求中宣部不要扣壓學生的稿件、“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此外他還指出文、史、哲、法、經等領域都要進行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
3月28日至30日，康生在上海向毛澤東告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的狀，說彭真查問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一文，為何不同中共中央宣傳部打招呼，是整到主席頭上了。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6年4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杭州召開擴大會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這次會議，重點批評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以批判彭真為主，同時還討論了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大字報**
6月2日，《浙江日報》轉載《人民日報》評論《歡呼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全文和新華社北京電訊《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等文章，浙江大學學生和教師張貼標語和大字報聲援“北京大學七位同志一張大字報”，表示要“揭露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月3日，浙江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貼出9人署名的《橫掃阻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規戒律》大字報，批判學校黨委種種清規戒律壓制革命熱情的問題。
杭大學生和教師張貼標語和大字報聲援“北京大學七位同志一張大字報”，表示要“揭露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翌日，杭大師生到省委宣傳部和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貼大字報，指省委一批人想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純學術批判”。6月5日，省委工作組進駐杭大。6月6日，部分杭大學生到《浙江日報》社，貼出一張《浙江日報為何按兵不動》的大字報，隨後《浙江日報》社在兩三天內貼出六七百張大字報，揭發於《浙江日報》社長、總編輯冠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矛頭直指編委會。

**省委工作組**
6月5日，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組，旨在限制活動“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 “不要遊行示威”、“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浙江省委亦向浙大派遣工作組。6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派駐工作組到杭大，主要批判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黨組書記、前杭州大學副校長林淡秋與中文系教授夏承燾。對這兩人的批鬥持續一個月之久，先後召開5次全校大會。1966年6月初，浙江醫科大學受文革影響停課。
6月22日，省委撤銷浙大主持校務的劉丹浙江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兼副校長職務。6月24日，《浙江日報》頭版刊登《揭穿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丹的反動面目》一文，報道了劉丹被撤職的決定，並公開點名批判劉丹。劉丹後又在《人民日報》上被批評。劉丹被指“不突出政治”，搞“修正主義教育路線”。6月，有浙大學生在大操場揪鬥“反動學術權威”，被省委駐校工作組組長陳安羽制止。但不久，校內張貼出大字報，指責工作組壓制浙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6月28日，浙大1861名師生聯名致電毛澤東主席、黨中央，要求省委撤出工作組，並將師生的要求轉交給中央，但省委拒絕。
7月4日，《浙江日報》以《徹底揭露徹底批判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林淡秋》為題選登杭州大學“揭露林淡秋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林淡秋原來是鄧拓一類貨色”等文章。7月6日，《浙江日報》以《徹底清算林淡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為題選登選登了杭州大學政治系三年級二班戰鬥小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匕首”——評林淡 秋《〈一九五六年散文小品選〉序言》，杭州大學總務處戰鬥小組“《說“狠”》是林淡秋資產階級右派面目的大暴露”，杭州俄語教研組第二戰鬥小組“林淡秋的 黑靈魂”——駁《美好靈魂的塑造者》等文章。
8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組撤離杭大。8月5日，浙江省委撤除駐各校工作組。

**紅衛兵運動**
8月紅衛兵運動興起後，全校各級組織已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毀壞各類歷史文物。8月24日，浙大學生為保護靈隱寺和中學生紅衛兵在寺門前對峙辯論，並受到景區員工與臨近村民的支援。因應群眾對峙事件，時任浙江省政府副秘書長趙士同志、杭州市副市長顧春林同志趕往現場處理，因省委市委意見不被紅衛兵接受，靈隱寺去留問題上報國務院解決。在守衛靈隱寺的同時，浙大學生撰寫《告全市人民書》，在市內散發，駐守浙大學生因此受到市民、企事業單位以及浙江魯迅美術學院學生支援。對峙一直持續至28日，期間一度發生縱火企圖但被到場的浙大學生及時制止。27日晚，杭州市市長王子達到場宣讀周恩來總理關於保護靈隱寺的電話指示；28日，中學生紅衛兵全面撤離。
9月5日，中央通知各地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杭大因此停課參與全國大串連。9月25日，校內成立了“文革”籌委會，批鬥黨政領導幹部、教授、講師等，並將二十四史、古典文學作品等作為“四舊”在大操場燒燬。11月1日，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兵團”成立。15日，造反派組織洗劫了校黨委辦公樓，搶走部分機密文件、資料和17級以上幹部的保密筆記本，是為“搶檔案事件”。1967年2月19日，造反派進一步奪權，建立了“新杭大2·19公社”。4月12日，6個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建立了一個新的東方紅兵團。東方紅兵團一面在校內批判攻擊領導幹部和教師，另一面則到社會上進行打、砸、搶等活動。4月20日，新東方紅兵團發表了《關於目前省市形勢的聲明》，指責“當前浙江省就是有人在瘋狂地執行著一條帶槍的劉鄧路線”，並向“帶槍的劉鄧路線”宣戰。5月，新東方紅兵團一部分人參與接管《浙江日報》，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反動口號以後，一些人更是連續參加了蕭山、富陽等地的武鬥。
10月4日到5日，浙江大學“烈火大隊”在浙大體育場召開四萬人大會，批判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兼浙江大學校長、黨委書記陳偉達。10月7日，浙江大學紅旗聯合戰鬥團成立，後發展為紅聯軍。10月16日至25日，浙江大學“烈火大隊”在省委大樓露天廣場召開了長達8天的“強烈抗議省委扣壓浙江大學1861名師生致黨中央，毛主席的電報事件大會”，19日赴京的浙大代表獲得陶鑄接見，22日抗議者獲得省委書記曹祥仁接見。

**奪權運動**
1966年8月31日，近萬名浙醫紅衛兵在省委大樓前集會，要求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接見，未果，遂靜坐抗議。9月11日，浙醫召開省市紅衛兵“向省委提意見大會”，責令江華、李豐平、陳冰到場。9月3日，《浙江日報》刊登全省五十萬職工收到《毛主席語錄》的消息，首批《毛澤東選集》由浙江省委贈送給浙江大學紅衛兵和革命學生。浙江大學、浙江美術學院、浙江化工學院、海寧一中、杭州交通學校等學校學生聚集在省委大樓，提出要“炮轟省委、火燒江華”。9月4日，杭州市大專學校紅衛兵司令部成立。9月15日，浙江省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聯絡站，並於17日在杭大召開萬人參與的炮打司令部誓師大會。10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浙大組建長征隊，到北京、韶山、井岡山等地步行串連。
11月17日，杭州大學、浙江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美術學院等大專院校紅衛兵衝入省委書記處辦公室，搶奪機密文件。11月下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林崗、李洪順、韓向東、蔣為民、戈更新等來浙江串連，提出要打倒中共浙江省委的江華、李豐平、陳偉達、陳冰四人，並於12月23日，夥同浙江省紅色造反聯絡站等一千多人，闖入省軍區司令部大院，以追查省委黑材料以及抓捕省委書記陳偉達。翌日，浙江大學造反派赴京報告省軍區窩藏黑材料，窩藏當權派，林彪指示省軍區不與學生對抗而應藉機團結。12月30日，張永生帶頭組織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成立，簡稱“省聯總”，並查封《浙江日報》，在翌年元旦發行組織刊物《紅色風暴》。1月7日，省聯總在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揭發、批判鬥爭陳偉達。
1967年2月13日，杭州市工人紅衛兵委員會、浙大紅聯軍、醫大白總部等組織組建浙江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無聯總，批判省聯總，並在2月20日組織上萬人重新奪取《浙江日報》，被省聯總組織人員反擊而奪權失敗。1967年6月10日，省聯總到拱宸橋等地主動挑釁“醫大兵團”、“杭絲聯紅色兵團”、市郊“農暴”，造成大規模武鬥。
1月19日，為解決省聯總佔據省軍區大院的問題，應周恩來要求，省級機關幹部孫宏興、李菊麟，杭州大學李顯通等人進京彙報問題，周恩來接見時提出毛澤東要保江華。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浙江最近發生事件的決定》，肯定造反派追查黑材料和陳偉達的行為，但要求省聯總等組織撤離省軍區大院，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中共中央辦公廳幹部丁鈞作為中央代表於第二天來杭州，省聯總在第三天撤離省軍區大院，結束了40天左右的佔領行為。
1967年5月23日，浙江農業大學發生屬於省聯總派系的革命造反總部與屬於紅暴派的紅色造反委員會發生大規模武鬥，紅暴派一派在處理武鬥的軍代表吉普車上搶走了南萍的皮包，並將收集的材料專人遞送給省軍區。省聯總派系到軍管會找龍潛被拒絕接見，引發29天的靜坐抗議，最終張春橋致電慰問，稱“希望你們先返回各自的崗位，等待中央討論浙江問題的結果”；龍潛後成為省聯總的批鬥對象。

**學習蔡永祥**
1968年蔡永祥烈士事蹟陳列館在錢塘江大橋旁落成
1967年浙江省暨杭州市各界追悼蔡永祥同志大會
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冒雨守衛在聯莊村域錢塘江大橋南頭的哨位上。2時34分，由南昌開往北京的紅衛兵專列第764次列車駛向大橋。在哨位上發現距離他40米的軌道上有一根大木頭，他不顧個人安危，衝向列車前將大木頭移開，確保了乘客、列車和錢塘江大橋的安全，但自己不幸犧牲。
1966年10月31日，《解放軍報》從一版到二版發表了一篇重大報道，講述了杭州錢塘江大橋守橋連隊的衛士蔡永祥的英勇行為。報道稱，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在橋頭警衛時，發現橋南鐵路上有一根大木頭，意識到可能是敵對勢力的破壞行為。在一列載有紅衛兵的列車臨近時，他奮力移除了木頭，確保列車安全通過，但自己不幸犧牲。報紙隨後發表了題為《一心為公的共產主義戰士》的社論，讚揚蔡永祥的行為，並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持續報道他的事蹟。蔡永祥捨身取義的英雄事蹟很快傳遍大江南北。一個學習英雄蔡永祥的活動迅速在全軍、全國廣泛展開。同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人民向蔡永祥學習。《解放軍報》從11月17日起到該年底止，先後發表了3篇向英雄蔡永祥學習的評論員文章。 報紙還刊登了蔡永祥的日記和手跡。1968年10月28日，蔡永祥烈士事蹟陳列館在杭州落成，位於錢塘江大橋西北側的月輪山上，並塑像紀念。後改建為杭州市革命烈士紀念館。

**組織分裂**
1946年中共西北局領導人，江華位於最右側
1967年2月中旬，在上海華東醫院住院的江華被浙江造反派帶走，原本打算開十萬人大會批鬥，但被周恩來派人帶走。1967年2月上旬浙大學生到北京時，接見的譚震林表示毛主席對江華“一批二保”；此前，周恩來接見浙江代表時，也表示毛澤東要保江華。因此，圍繞是否保江華的問題，造反派分化為以紅暴會為首的一派，要求保江華、李豐平、陳偉達、陳冰，打倒曹祥仁、賴可可、沈策，以及以省聯總為首的打倒江華的一派，要求保曹祥仁、賴可可、沈策，並打倒江華、李豐平、陳偉達、陳冰。
圍繞著江華問題，校內的造反派也產生了分裂。1967年1月19日，紅色造反聯絡站所屬的五十多個組織在浙大討論“大聯合”的問題，遭到紅旗軍、炮打司令部突擊隊等組織反對。2月5日以浙大“烈火大隊”為核心組建浙江大學革命造反總指揮部；2月6日以浙大的暴動總部為主成立紅色暴動委員會，簡稱紅暴會，後者於2月9日在少年宮廣場舉辦大會，要求打倒“烈火大隊”。2月12日，省聯總在體育場舉辦十萬人大會期間，浙大紅暴會衝擊大會主席臺，並散發《總理談江華》的傳單，高喊“提著腦袋保江華”的口號。
2月13日，杭州市工人紅衛兵委員會、浙大紅聯軍、醫大白總部等組織組建浙江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無聯總，批判省聯總，並在2月20日組織上萬人重新奪取《浙江日報》，被省聯總組織人員反擊而奪權失敗。2月25日，省聯總召開千人大會，會上省軍區白宗善、董明儒表示無條件支持省聯總，但2月下旬省軍區2號辦公室又表示支持無聯總，不支持省聯總。4月2日，紅暴會組建的“徹底砸爛曹、賴、沈反黨集團誓師大會籌備處”在少年宮廣場召開“徹底揭開曹、賴、沈反黨集團反革命奪權陰謀大會”。
5月23日，浙江農業大學發生省聯總與紅暴派團體之間大規模武鬥，紅暴派一派在處理武鬥的軍代表吉普車上搶走了南萍的皮包，並將收集的材料專人遞送給省軍區。省聯總派系到軍管會找龍潛被拒絕接見，引發29天的靜坐抗議，最終張春橋致電慰問，稱“希望你們先返回各自的崗位，等待中央討論浙江問題的結果”；龍潛後成為省聯總的批鬥對象。6月6日，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又發生二派武鬥，省聯總砸機器、毀廠房、抓人；6月10日，省聯總又到拱宸橋等地主動挑釁“醫大兵團”、“杭絲聯紅色兵團”、市郊“農暴”，造成大規模武鬥。6月11日，周恩來要求兩派以及軍代表來北京會談，並於7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接見代表團，要求紅暴會學習省聯總自我批評。

**革命委員會**
6月24日，中共中央發佈通知，要求“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團有爭議的雙方，能夠達成協議，保證以下六條能在各地實現：一、不上街遊行；二、互不打架，互不衝擊；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礙鐵路、公路、輪船運 輸；五、不動員農民進城，攔路、攔車；六、不奪槍、不開槍。達成協議後，雙方應立即用電話通知回去，保證切實執行。”7月13日，兩派達成《關於堅決執行“六·二四”通知的協議》，協議於7月19日被中共中央下發，並批示雙方認真貫徹落實，要求浙江省軍管會對協議執行加以保障。7月23日，兩派在北京達成解決浙江問題的八條協議，協議認定龍潛為首的省軍區黨委犯路線錯誤，並要求以省聯總為核心實現大聯合，逐步組建杭州市革命委員會。
8月4日，浙大造反總指揮部和杭州鋼鐵廠造反總指揮部接管了浙大人武部；8月5日、9日，張永生則派人包圍省軍區軍械二庫和軍械一庫，騙開大門並奪取庫存武器。10月31日，省聯總下屬組織打砸紅暴臨時指揮部的辦公室。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下達了《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毛澤東指出“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省聯總遂於12月9日在少年宮廣場舉行“關於要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指示”的二十萬人大會，同日“浙大總指”和“浙大紅暴會”實行大聯合，成立“浙江大學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
1968年2月15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浙江省赴京彙報團時，重申毛澤東1967年2月12日的指示，指出“江華從歷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岡山跟主席的，中央考慮不屬於打倒”。2月16日，兩派代表在北京達成《浙江“省聯總”和“紅暴派”革命大聯合的協議》，確保兩派共同組建的省市革委會中紅暴會席位數量，並將浙江省紅暴派臨時指揮部活動限定在杭州。紅暴派轉達周恩來保江華意見後，江青、康生、陳伯達反對解放江華，解放江華的問題因而被擱置。
6月下旬，方劍文和浙江大學紅暴會勤務組召開聯席會議，要求在杭州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召開紅暴會會議。7月3日，在浙大組建“抗大戰校”組織，準備把浙大紅暴殺向社會，隨後發公開信批評省革委會。1969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5月24日，杭州市革委會作出關於“紅暴派”代表充實市革委會向省革委會的報告。8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公開批評方劍文以及南京軍區插手浙江文化大革命之事，決議壓制紅暴會。8月14日和9月3日，省聯總和紅暴派先後宣佈完成歷史使命，
1968年11月，浙江醫科大學成立革命委員會。學校自1966年到1969年期間沒有招生，1966年到1977年間未招收本科學生，但附屬醫院曾組織過衛生工作隊在農村進行巡迴醫療，並培訓當地赤腳醫生3千餘名，衛生員5千餘名。

**階級鬥爭**

**清理階級隊伍**
1968年3月29日，杭大成立包含軍、工宣隊代表和革命幹部代表的革命委員會作為學校的領導機構。1968年元旦，“兩報一刊”提出要清查革命隊伍內部的叛徒、特務、黨內走資派以及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5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新華印刷廠的鬥爭經驗，推廣“清理階級隊伍”的經驗，製造“紅色恐怖”。8月27日，省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杭大，在全校範圍內展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9月28日上午，全校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期間，300多名幹部、教師、工人和學生被押送到大操場，遭到示眾和批鬥。10月25日，全校召開“清理階級隊伍”動員大會，校工宣隊教導員作了題為《颳起十二級革命風暴，向階級敵人展開大決戰》的報告。報告認為杭大前身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苦心經營的巢穴”，必定有“國民黨殘渣餘孽”遺留，決定要調動群眾，揪出一切反革命分子。同日，杭州大學群眾專政指揮部成立。各系、各部門設立“牛棚”，在兵管小組看管下，嚴刑逼供，折磨關押人員，製造冤假錯案。1968年11月18日至20日，校“清階”領導小組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介紹“清階”經驗。12月5日至7日，又提出“清階”任務，“做到揪一個，鬥一個，批一個，定一個”。在“清階”中，全校293名教職工被揪鬥，其中正副教授44人，講師149人，處級以上幹部46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人。
1968年5月，浙江大學各院系成立清理階級隊伍小組，全校共揪鬥430多名師生員工，運動中被關入牛棚，被拷打與侮辱。1969年7月，學校組織師生下鄉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70年，為落實毛澤東在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學開始從工農兵中招收學生。1972年夏，劉丹被解放並參加了浙江大學革命委員會擔任核心小組成員，但因8月8日核心小組會議上批評文革的發言，被王洪文專門批示注意否定文革的右傾思潮，因而學校再度召開批鬥會批判劉丹，劉丹也因此擱置。

**教育革命**
1969年11月，浙江醫科大學在新昌試點招收一年制赤腳醫生培訓。1970年7月，浙江中醫學院重新併入浙江醫科大學，但從1973年起重新獨立出去。1971年起，在餘姚、慈谿、東陽、義烏、諸暨、新昌、海寧、海鹽等縣人民醫院投資設立教學基地。1973年秋到1976年期間，以通過考試和推薦相結合錄取招收三年制學生。1976年後，設立口腔系，並開始招收三年制工農兵新生。浙江農業大學文革期間，學校黨政組織癱瘓，教師隊伍受到衝擊。10年中只招收三年制“社來社去”和工農兵學員1028人。
1969年，中共九大前，杭州大學部分院系開展整黨，並“及時解放犯錯誤的好人”。4月7日至10日，學校為“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舉辦了教育革命學習班。4月16日和21日，杭大開展下鄉再教育活動，駐校工宣隊和校革委會召開了首批下鄉革命師生動員大會和全校教育革命誓師大會。化學、生物、地理、政治4個系的師生在4月下旬到吳興縣妙西公社宣傳毛澤東思想，聽老貧農憶苦思甜，參加田間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尚未下鄉的中文、歷史、數學、物理、外語、體育等系開辦學習班，組織教改小分隊進行教育改革嘗試：中文系的教改小分隊到嘉興東柵開辦“毛澤東思想文課大學”。數學系教育革命小分隊到寧波農村探索數學教育革命，歷史系教育革命小分隊到安吉西圩公社，幫助修編地方史。物理系籌辦無線電廠，並在餘杭縣石蛤公社籌備農村廣播短訓班。體育系到衢縣花園公社探索體育教育如何為工農兵服務。外語系則籌辦第一個外語“紅（色）師（資）班”，改編中小學外語教材。5月中旬，開展整黨建黨運動，由造反派組織來整建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1969年10月18日，林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杭大戰備疏散至浙西莫干山，次年1月下旬返回杭州。1970年7月，體育系劃歸省體委管轄。8月，杭州外國語專科學校被併入杭大。1970年9月起，派出教育革命小分隊到11個山區海島和教育事業比較落後的地、縣培訓2000多名中學老師。1970年11月，在浙西安吉縣東南的一個山坳裡創辦“五七”幹校，下放全校教職工勞動鍛鍊，直至1974年取消。1970年12月和1971年2月，分別舉行師生前往農村進行長途野營訓練，行程四百餘公里。

**五七一工程**

**杭州地下行宮**
為策劃軍事政變，推翻毛澤東，林彪集團策劃五七一工程。為此，在杭州新建軍事基地，稱為“704”工程。施工過程中，動用了工程兵和7000多名民工，歷時14個月，耗資約3000萬元。地下室通訊發報中心是整個工程的通訊樞紐，連接地上和地下各個通訊系統，並能與外界保持聯繫。原有的四棟別墅分別為林彪一家居住的1號樓，豪華室內游泳館的2號樓，稱為將軍樓的3號樓，以及供林彪在浙江的代理人居住的4號樓。目前，1號樓和3號樓基本保持原樣，游泳池改建成商業經營場所，而4號樓所在位置則建成了浙江賓館的主樓。除了地面建築，為了策劃篡黨奪權，林彪集團還在1號樓下建造了一個大型地下軍事指揮中心，總面積超過4000平方米，內設有47個大小不一的房間。這個坑道式建築設有指揮室、通訊發報室、彈藥庫、食物儲備庫和發電供水系統等，共有4個進出口，並且配備了數層厚重的鐵門，能夠防火、防水、防毒、防爆，甚至能夠防止原子彈的襲擊。1971年9月13日，林彪計劃被揭露，林彪一家急忙逃離，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

**九一三事件後**
1970年，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政工組要求學校遷往臨安，原在臨安的浙江林學院併入，改為林學系。革命委員會政工組要求杭州校址不準招生、不準基建、不準維修，華家池校舍因此衰敗破爛，植物園被毀殆盡。遷移中，部分教學設施、圖書儀器也遭到嚴重的損壞。1972年與1973年，學校黨組應員工要求，兩度向省委提出保留華家池校址。1973年提出以華家池為總校，臨安和潘板橋作為分校，經省委同意後遷回杭州，並於華家池招收工農兵學員。1978年4月，浙江林學院恢復建制。
九一三事件後，杭州大學召開了黨代會與團代會。1974年1月30日，杭大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2月3日，校黨委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省委副書記柴啟琨參會並講話。5月15日到7月23日期間，召開校黨委、校革委會兩全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校黨委常委歷史舊賬以及錯誤。1975年1月，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8月12日至21日，校黨委召開擴大會議，不再允許造反派列席黨委常委會議，取消突擊提拔幹部的做法。10月，師生2000多人到嘉興縣”，宣傳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精神，並運用專業知識服務農村農業。12月初，“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致使全國再度陷入混亂，師生員工開始議論文革的是非。周恩來逝世後，2000多師生員工自發戴黑紗，聚集在校大禮堂悼念，並抬著花圈列隊上街遊行。四五天安門事件中，部分師生員工製造鐵製花圈送往少年宮廣場，若干系一同舉辦《周總理戰鬥光輝的一生》報告會，事後3個多月的追查被師生員工抵制。

**武鬥再起**
1974年初，批林批孔運動發生，一些與舊省聯總有關的人員恢復活動，試圖從地方黨的精英手中奪取政權。張永生、翁森鶴與賀賢春等人是省聯總方的造反領袖。這些人控制了工會委員會，工會委員會又動員工人加入城市民兵，取代軍隊和公安部隊維持社會秩序。這些人又利用這些城市民兵對政敵進行襲擊和恐嚇。他們與黨組織中的盟友相結合，使地方行政部門陷入癱瘓。許多工人擔心工廠發生暴力，結果導致生產癱瘓。1974年底，王洪文和鄧小平都到杭州試圖平息派系鬥爭。
1975年5月23日，張永生自參觀朝陽農學院後，到浙江大學作報告，被師生員工封堵大門，指責其“要把大學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論斷，張永生當場求饒，事後住進浙江醫院，製造被浙大學生打傷的輿論。張永生致電王洪文，王洪文隨後要求浙江省委保證張永生的人身安全，並派飛機要把張永生接到北京。涉事浙大師生後遭到逮捕。
1975年7月，浙江廣播電臺報道，1萬餘名解放軍士兵受命到杭州13家工廠“協助生產”。撤換了三名重要官員，以及一名省軍區司令員。原先被肅清的譚啟龍被平反。這是林彪得勢後，中央第一次下令軍隊駐守工廠 。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