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暗示性

可暗示性（英語：Suggestibility）是指個體傾向於接受他人的暗示，並以此為根據而採取行動的特質。具有高可暗示性的人可能在回憶某些場景或時刻時，可能會將他人提供的虛假信息填入到記憶的空白處。暗示性會導致大腦產生外部線索扭曲的記憶：當個體被反覆告知某件過去事件的特定信息時，個體對該事件的記憶可能會逐漸與這些被重複暗示和提醒的信息趨於一致。
可暗示性與激烈的情緒相關。當個體正處於強烈情緒狀態時，該個體通常更容易接受各種想法，會更容易接受外界的想法，因此表現出更高的可暗示性。一般來說，可暗示性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然而，心理學家發現，個體的自尊和自信程度會導致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暗示，這個發現促成了「暗示性光譜」（spectrum of suggestibility）概念的提出。

**定義**
試圖分離出“暗示性”這一整體特徵的嘗試未能成功，因為現有的測試程序無法區分以下不同類型的“暗示性”之間的可衡量差異：- 受到交流或期望的影響，以致某些反應在沒有意志的情況下明顯地表現出來或主觀地體驗到，如自動症 。- 有意地運用想象力或採用策略來產生一些特定的效果（即使最終被解釋為非自願的），以響應溝通或期望。- 有意識地但不加批判地接受人們所說的話，並相信或私下接受所說的話。- 公開地遵從他人的期望或觀點，但沒有相應的私人接受或經驗；即表現出行為上的順從，但沒有私人接受。
瓦格斯塔夫的觀點是，因為“對催眠暗示的真正反應不是在任何階段由意志引起的反應，  真正的非意志反應，並且甚至可能是儘管有意志力卻仍然引起的”，  所以第一類才真正體現了催眠暗示性的真正領域。
2004 年，關於受暗示性自我報告測量方法問世，這使得分離和研究這一整體特質成為可能。

**示例**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暗示性：- 有人目睹了放學後發生的一場爭吵。後來，當被問及那場“大打出手”時，他回憶起了當時的情景，但卻不知不覺地用誇張的、編造和扭曲的方式去回憶當時事件的記憶。因為他現在認為那件事是一場“大打出手”，而不是一場簡單的爭吵。- 父母告訴孩子他們是優秀的歌手，所以從那時起他們就相信自己有天賦，而他們的父母實際上是在虛假地鼓勵他們。- 一位老師可能會用“暗示性”來欺騙他的 AP 心理學學生：“可暗示性是指通過暗示或錯誤信息來扭曲記憶，對嗎？” ，班上的大多數同學很可能會同意他的說法，因為他是老師，而且他的說法聽起來很正確。然而，這個術語實際上是Misinformation_effect的定義。
然而，受暗示性也可能表現得過於極端，從而導致負面後果：- 由於警察或律師在詢問過程中提出建議，證人的證詞被改變，導致他們本來就不確定的觀察變成了扭曲的記憶。- 一個小女孩開始遭受偏頭痛的折磨，這導致她睡眠不足和抑鬱。她的治療師是一位兒童虐待案件的專家，反覆詢問她的父親是否對她進行過性虐待。這種暗示導致小女孩編造了父親性侵她的記憶，最終導致她被送往寄養家庭，而她的父親也因虐待罪名而受審。

**催眠**
主條目：催眠易感性
催眠暗示性是一種個體特質，反映了個體對催眠和催眠暗示的普遍反應傾向。基於催眠暗示性標準化測量的研究表明，該變量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 
受試者“易受暗示”的程度對催眠及其相關現象的科學研究有著重大影響。該領域的大多數催眠治療師和學者都秉持這樣的前提： 催眠敏感性 ，即特定個體在特定情境下，在特定催眠治療師的指導下，結合特定的信念、期望和……，能夠達到的催眠深度，是誘導有效催眠狀態的一個因素。 
約翰·卡帕斯博士（1925-2002）在其一生中發現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暗示性，它們可以改善催眠效果：- 情緒暗示性 ——一種易受暗示影響的行為，其特徵是對推斷性暗示反應高度敏感，這些暗示會影響情緒並限制身體反應；通常與催眠深度相關。因此，情緒暗示性者通過推理而非直接的文字暗示學習更多。- 身體暗示性 ——一種易受暗示的行為，其特徵是對影響身體的文字暗示高度敏感，並限制情緒反應；通常與僵直性昏厥階段或更深層次的昏厥有關。- 智力暗示 ——催眠暗示的一種類型，受試者害怕被催眠師控制，並不斷試圖分析、拒絕或合理化催眠師所說的一切。對於這類受試者，催眠師必須對每個暗示給出合乎邏輯的解釋，並讓受試者感覺到自己正在催眠。
然而，暗示性（即催眠的因素）究竟是什麼，目前尚不清楚或沒有達成一致。它既是無可爭議的變量，也是最難測量或控制的因素。
目前尚未達成共識的是，暗示性是否：- 性格或個性的永久固定細節；- 遺傳或化學精神病傾向；- 這種趨勢的激活的前兆或症狀；- 學到的技能或養成的習慣；- 與學習功能同義；- 語言習得和同理心的中性、不可避免的結果；- 帶有偏見的術語促使人們抵制外部引入的新思想或觀點；- 與“他者”的相互共生關係，例如非洲的 uBunthu 或 Ubuntu 概念；- 與同理心和溝通能力有關；- 這是演講者和催眠師之間個人品味的一致問題，也是聽眾和聽眾對演講者的想法的喜好或使用之間的一致問題；- 技能、缺陷或某種中性和普遍性的東西。
從概念上講，催眠易感性一直被定義為催眠狀態下暗示性的增強。在實踐中，催眠易感性是通過催眠誘導後的暗示性來衡量的。數據表明，它們是不同的概念。儘管催眠誘導會顯著提高暗示性，但催眠和非催眠暗示性之間的相關性接近於所謂催眠易感性量表的信度係數。這表明，催眠易感性量表更能衡量清醒狀態下的暗示性，而非催眠易感性。 
現有的對催眠現象的研究非常廣泛，隨機對照試驗主要支持催眠療法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如果沒有對所研究的實體或方面進行明確定義的概念，就無法通過經驗來衡量個人客觀“易受暗示”的程度，也無法預測確切的治療結果。
此外，這在邏輯上阻礙了非定製催眠療法方案的開發。關於後者，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有些說服方法比其他方法更普遍有效，但對個人最可靠有效的方法是通過首先檢查客戶的動機、學習、行為和情緒風格等來個性化治療方案。事實上，很少有催眠治療師會不優先考慮客戶病史。 

**自治**
個體受暗示性差異的有趣之處甚至在早期希臘哲學家中也曾出現過。 
亞里士多德對此持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並表示：“最聰明的人是那些能夠接受一個想法但不一定相信它的人。“
這或許更準確地呼應了催眠治療師和催眠師的實踐經驗。當一個人沉浸在他人鼓舞人心的話語中，聆聽他們闡述某個想法或思維方式時，其主觀注意力會被這些話語的邏輯性、美感以及與自身個人經歷和動機的關聯性所吸引。在這些自然的恍惚狀態中，就像催眠治療師刻意安排的那樣，當可供批判的內容減少時，“批判能力”自然會變得不那麼活躍。
也許上述亞里士多德引文中“必然相信它”的部分是有問題的，因為這種對暗示性的概念提出了一些問題，即對引入的觀念賦予信念的自主性，以及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 

**易感性**
大眾媒體和非專業人士的文章偶爾會交替使用“易受暗示”和“易受影響”這兩個詞，指的是某個人對他人暗示的反應程度。然而，這兩個詞並不等同 ，因為後者帶有固有的負面偏見，而“易受暗示”所描述的中性心理因素則不存在這種偏見。
在催眠和催眠療法的科學研究和學術文獻中，“可暗示性”（suggestibility）一詞描述的是一種中性的心理狀態或現象，也可能是生理狀態或現象。這與帶有文化偏見的“可暗示性”（suggestible）一詞的常用說法截然不同。“易受刺激”（susceptible）一詞暗示著虛弱，或某種更大的危險，使人更容易成為受害者。因此，“易受刺激”會對預期產生負面影響，其本身就是一種催眠暗示，必須注意並防範。這兩個詞通常帶有不應有的負面社會含義， 而這些含義並非源於詞義本身。
易受暗示並不意味著輕信。後者指的是經驗性的客觀事實，任何觀察者都可以證明其準確性或不準確性；而前者則不然。接受暗示與任何新暗示的準確性無關，也與這種客觀準確性是否可能無關，這與形而上學信仰的情況不同。
有些治療師可能會在進行治療之前，先審視患者對暗示性的擔憂或反對意見：這是因為有些人認為，即使面對更具說服力的新觀點，當存在令人信服的認知理由不“允許自己”被說服時，患者仍然會以理性或後天習得的刻意意志去堅持自己的信念。這或許可以從歷史上一些大規模催眠案例中看出，當時媒體也曾對其進行過壓制。在個人層面，催眠治療師和心理治療師有時會根據自身已不成熟的信念體系，描述未經審視的行為。
催眠暗示包括術語、短語或整個概念，其中理解概念包括理解主觀感覺或適當反應的框架......簡單的單詞形式包括恐怖主義這個詞，要理解這個概念，必須理解恐怖的概念，然後在句子中理解它是指“那個”給定的對象。

**語言習得**
在決定下一步如何行動之前，必須先認知一個短語：因為概念必須先於心智而存在。它們要麼來自心智本身，要麼是對外部引入的概念暗示的回應——外部世界及其場景和事實，或來自他人的建議。
建議可以引導思維去關注新的概念，關注世界中的某個特定領域，提供新的視角，這些視角隨後可能會影響行動選擇，觸發自動行為（例如回以微笑），或指示特定的行動類型。在催眠療法中，會以恭維或緊迫的方式，描繪出客戶所期望結果的真實體驗，並根據客戶自身的動機、驅動力和喜好進行個性化定製。

**共同經驗建議**
暗示不一定是口頭的、口頭的或讀出來的。微笑、怒視、眨眼、三件套西裝、科學家的白大褂，都是暗示性的技巧，其含義遠不止直接的行動。催眠師運用的技巧正是利用了這些本能的“填補空白”以及我們對特定場景或時刻的反應變化。在治療環境中，催眠師或催眠治療師可能會評估這些自動認知跳躍、 教條 ，或任何自我限制或自我破壞的信念。
受暗示影響的特徵是表現出行為上的順從，但並非出於個人的接受或信念。也就是說，行為與個人的意志、信仰體系以及自然而然的行動動機不一致。這可能會妨礙個人的自主性、表達能力或自決能力 。它同樣可能以理性選擇、深思熟慮的長期結果取代情緒。

**實驗與臨床**
催眠的應用範圍很廣，對暗示反應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非排他性的大類：- 實驗催眠 ：對“ 實驗暗示 ”的研究，形式如下：
: “當我在相同的實驗環境下向我的測試對象組每個人提供精確的標準建議 ABC 時，他們實際上會做什麼？”
: （即，給出一個固定的建議，結果是什麼？）- 臨床催眠 ：針對以下問題的臨床暗示研究：
: “在特定的背景下，我可以對這個特定的主題說些什麼，以達到讓他們做 XYZ 的目標？”（即，給定一個固定的結果，建議是什麼？）

**催眠反應的非狀態解釋**
根據一些關於催眠反應的理論解釋，例如尼古拉斯·斯帕諾斯的角色扮演理論 ，被催眠的對象實際上並沒有進入不同的心理或生理狀態；而只是在社會壓力下采取行動——因此，對他們來說，服從比不服從更容易。雖然這種觀點並不否認被催眠者確實體驗到了暗示的效果，但它斷言，這種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 社會建構 ”的，因此不需要任何涉及“意識狀態改變”的解釋。

**兒童時期**
當兒童的思維處於不斷發展時期，他們會從周圍獲取各種不同來源的新信息。這使得兒童更容易受到暗示，因此兒童是可暗示性研究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研究人員已經確定了兒童受暗示性影響的關鍵因素，包括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內在因素**
 年齡： 兒童記憶生活中事件的能力非凡。不同年齡段兒童在暗示性方面的真正差異在於，他們對事件細節的記憶程度。記憶細節對年齡較大的兒童來說非常重要。一些年齡較小的兒童可能需要成人的幫助才能回憶起過去的事件。  可暗示性的問題在於兒童，甚至成人，會將先前類似經歷的知識融入到對單個事件的回憶中。比如兒童，尤其是年幼的兒童，很容易在回憶中融入與特定事件相似但無關的細節，這表明年齡是影響一個人易受影響程度的關鍵因素。- 先前知識： 如前所述，在處理兒童易受暗示性時，擁有與事件相關的先前知識尤其危險。先前知識與易受暗示性相關，是指利用過去的經驗來重建過去或當前的事件。對事件的先前知識實際上可以有效地產生對特定情境的準確回憶，但也可能同樣導致他們有效地產生錯誤記憶。研究表明，當面對先前熟悉的情境時，兒童很容易錯誤地回憶起事件，就好像它們真的發生過一樣。- 要點提取： 儘管兒童極有可能在過去事件與當前事件相似時回憶起錯誤記憶 ，但他們也會回憶起看似與事件無關的錯誤記憶細節。研究人員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全局要點”，它是一種識別多個事件之間聯繫的表徵。兒童會錯誤地回憶起與他們對周圍事件的表徵相符的信息。

**外在因素**
 面試官偏見： 面試官偏見是指面試官在面試過程中表現出的觀點或偏見，從而影響面試結果。面試官偏見是指面試官只追求一個支持其既定想法的假設，而忽略任何與其假設相悖的細節。面試官偏見的目的並非探求真相，而只是簡單地佐證既定觀點。面試官偏見在從兒童口中套取信息時很常見。- 重複的問題： 研究表明，在訪談中反覆詢問孩子同一個問題，往往會導致孩子推翻他們最初的答案，尤其是在回答“是”或“否”的問題時。孩子會認為，既然問題重複出現，他們肯定回答錯了，需要修改答案。 - 面試官的語氣： 孩子們對人們的語氣非常敏感，尤其是在面試場合。當面試官的語氣決定了提問的內容時，孩子很可能會構建過去事件的記憶，即使他們實際上對那件事毫無記憶。例如，當使用積極的語氣時，事實證明它能使事件的描述更加詳細。然而，他們會被發現會”為了安撫面試官“而提供虛假信息。- 同伴互動： 兒童對事件的描述可能會因同伴的信息而受到很大扭曲。在某些情況下，那些沒有親身經歷事件的兒童後來會回憶起目睹事件的經過以及事件的細節。這些信息來自於聆聽同伴對事件的描述。  這些孩子可能會為了獲得認同而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 重複錯誤信息： 重複錯誤信息是指採訪者向孩子提供不正確的事件細節。這種技巧會在多次採訪中使用，並且在一次採訪中會多次出現。事實證明，這種方法會嚴重影響孩子對事件記憶的準確性，最終，錯誤信息會被納入孩子對特定事件的描述中。

**極端事件**
在性虐待 、極度焦慮或虐待等極端事件中，兒童實際上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響。孩子可能會回憶起一些實際上並未發生的事情  ，或者他們受到了嚴重的創傷，以至於不願去想真正發生的事情。
關於編碼誤導性事後信息時或可能提取這些信息時焦慮情緒對後續暗示性的影響，目前的研究很少。焦慮情緒的誘導並不影響對非暗示性信息的記憶準確性。至於可暗示性、誤導性信息則有很強的影響。  這只是一個例子，說明焦慮發作等高度情緒化的情境如何導致暗示性誤解。
在另一項研究中表明，研究人員對 328 名參與虐待和忽視法醫調查的 3 至 16 歲兒童的記憶力、暗示性、壓力喚醒和創傷相關的精神病理學進行了檢測。兒童的記憶力和可暗示性通過體檢和靜脈穿刺進行評估。年齡較大且認知功能得分較高者，記憶錯誤率較低。此外，報告存在更多分離傾向的兒童的皮質醇水平和創傷症狀與記憶錯誤增加相關。  這再次證明了幼兒的壓力或創傷經歷會受到暗示性的影響。

**其他案例**
據稱， 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分離性身份識別障礙 (DID) 患者特別容易受到暗示。  雖然 DID 患者的催眠易感性得分往往較高，但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研究來支持他們更容易受到暗示的說法。 
群體動態和群體行為以及群體思維現象是受暗示性的進一步例子。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易受暗示行為包括“傳染性打哈欠 ”（看到一個人打哈欠後，多人也開始打哈欠）和 Medical students' disease  （一個人在閱讀或聽到某種疾病後開始出現症狀）。 安慰劑反應也被認為至少部分基於個體在暗示性方面的差異。易受暗示的個體可能對各種替代性健康實踐反應更強烈，這些實踐似乎更多地依賴於患者對干預措施的信任程度，而非任何已知機制。控制個體在暗示性方面的差異可以加強對健康干預措施效果的研究。查閱 《心理測量年鑑》  發現目前尚無針對這種人格特徵的心理測試。由於古德瓊森暗示性量表的適用範圍狹窄，其應用前景值得懷疑。除了健康方面的影響外，易受暗示性影響的人可能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因為他們沒有批判性地處理暗示，從而容易成為基於情緒的廣告的犧牲品。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