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女性

與儒家文化深深滲透的以往相比，近年來韓國女性在社會變革中有了顯著的進步。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由於城市化、工業化、民主改革和社會自由化，韓國的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隨著時代發展，性別角色和性別認同已經發生了改變。超過一半的韓國女性有工作。2018年經合組織的經濟調查顯示，這一比例為56.1%，低於經合組織平均水平。超過25%的已婚婦女從事全職工作。
在韓國的政治體系中，雖然女性政治家的數量沒有男性政治家多，但女性政治家最近開始比過去更加積極地參與。例如，在國民議會299個席位中，此前女性佔據了20個席位，不到10%。2020 年議會選舉後，女性在國民議會中佔據 57 個席位，即19.1%（經合組織），略高於經合組織平均水平（31%）的一半（經合組織），這是韓國曆史上女性佔據席位最多的一次。
婦女的地位取決於她們的社會階層和經濟獨立性。在大都市地區，女性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教育，這意味著她們不太侷限於家庭。城鎮就業婦女大部分從事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婦女從事農業等第一產業。他們沒有各種各樣的教育和就業機會。根據韓國農業部2019年的一項調查，儘管女性農民佔韓國農民總數的50%以上，但仍有81%的受訪者認為女性農民的社會地位低於男性農民。
儘管婦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在教育、健康和法律權利方面，婦女的社會地位仍未被視為與男子平等。此外，對婦女的政治和經濟偏見仍然存在。韓國女性仍然面臨著性別刻板印象，包括婦女留在家裡擔任家庭主婦、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參與和活動中權力和發言權較小等等。

**歷史**
在傳統的韓國社會中，女性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或很少受過教育，被教導應處於從屬地位。她們的角色被限制在家庭主婦和好母親的範圍內。他們的職責是維持家庭和諧，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衝突。已婚婦女必須住在丈夫家裡，照顧丈夫的整個家庭，包括公公婆婆。由於“重男輕女”的思想，女性被期望生男孩，如果生的是女孩，她們會受到指責。這也導致了性別選擇和性別選擇性墮胎。
重男輕女的觀念對韓國傳統社會的家庭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封建思想對生兒子的渴望，一個女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生兒子的能力和數量。若未能生育兒子，則婦女不被尊重。此外，當妻子一直不能生育兒子時，丈夫納妾也是合理的。
婦女被期望在社會中扮演被動角色並支持她們的丈夫。
婦女地位的提高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為了建立現代學校，大批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來到韓國。其中一些是為了在文學、藝術和宗教等不同領域對婦女進行教育而設立的。在此之前，大多數韓國女性沒有任何受教育的機會。由於這種教育，韓國婦女能夠參與政治運動，因為接受教育的婦女也參與教育其他婦女。韓國婦女運動始於19世紀90年代長陽會的成立，隨後出現了一些其他團體，主要關注婦女教育和廢除性別隔離和其他歧視性做法。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時期，有20多萬名韓國女性被迫在日本軍妓院充當慰安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朝鮮仍處於被日本佔領的情況。在1910-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婦女參加了反對日本佔領的獨立運動。1910年韓國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日本禁止婦女協會，許多婦女加入了“愛國婦女會”和“大韓愛國婦女會”等地下抵抗組織。由此，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開始發生變化。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獨立後，大韓民國建立了自由民主國家，婦女獲得了憲法權利。為婦女教育建立了一些學校。在這些學校接受教育的婦女開始參加藝術、教學和其他經濟活動。她們還讓其他婦女參與討論性別平等問題。婦女在專業領域的比例穩步上升，對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方面。
由於婦女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她們獲得了更高的教育程度，從而提供了更多的職業化機會。如今，韓國女性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並積極參與許多領域和行業。 1973 年，韓國的婦女團體聯合成立了泛婦女修訂家庭法協會，修訂了1957年具有歧視性的 《家庭法》，這一事業在20世紀剩下的時間裡一直是一個主要焦點，最終導致了1991年對《家庭法》進行的重大改革。
在2013年韓國第一位女總統朴槿惠當選後，預計女性對社會和經濟文化的參與將繼續增長和多樣化。這部分歸功於朴槿惠承諾推動“婦女革命”和提供兒童保育、增加晉升機會和薪資平等方面的支持。朴槿惠還承諾為女性做出其他進步，但並非這些政策都得以實現。

**合法權益**
《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CEDAW）指出，對婦女的歧視涉及權利平等和人類尊嚴。 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原則違背了尊重性別、男女平等的原則。指出這是參與國家經濟、文化生活的障礙。為了發展、人類福祉與和平，男女在所有領域都是平等的。有必要儘可能多地參與並實現男女完全平等。男性的傳統角色以及女性的角色在社會和家庭中才能獲得成功。此外，還有整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問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在基本認識下，有必要為之承擔責任。確保締約方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在韓國，女性享有與男性同等的合法權利。1948年，婦女獲得了選舉權、駕駛權、擁有和繼承財產和資產的合法權利。根據《國民健康保險法》，所有韓國公民都享有國民健康保險。韓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致力於通過修改和改變現行立法中的任何歧視性內容來實現性別平等。
隨著禁止性別不平等和偏見的法律實施，勞動力中的婦女人數也隨之增加。韓國女性的地位表明，韓國在性別平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因此，立法和公共規則對韓國城市社會結構的實質性提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3年，韓國宣佈婚內強姦為非法行為。
1995年頒佈的《婦女發展框架法》曾被用作韓國婦女政策的法律依據，現更名為《性別平等框架法》。從2014年5月《性別平等框架法》誕生到2015年7月1日實施，出現了各種討論，認為該修訂是韓國婦女政策範式的轉變。然而，這次修訂動搖了對“性別”和“女性”、“性別平等”或“性別敏感視角”等術語的理解，並造成了政治和學術之間在術語上的分歧。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考慮到韓國婦女政策迄今為止是如何理解性別，以及政策是如何變化的。此外，還進行了研究，以探討如何通過交叉性概念更好地改變《性別平等框架法》。
調查人員通過對韓國女性福利工作者進行調查和深度訪談，通過有關性別觀點的各種問題，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和性別認同。分析認為，韓國婦女福利政策的性別意識非常薄弱，但對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卻很高。婦女福利官員往往意識到婦女作為“受撫養者”和“照顧者”的性別角色，這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也有所反映。

**生育權**
由於本評論審查了韓國在過去十年中實施的一些生育政策，因此該評論的目的是評估，如果這些政策僅以控制人口增長為目的而實施，將如何損害婦女的生殖健康。自2005年以來，韓國嚴格監管和推廣生殖技術的使用，包括墮胎技術和輔助生殖技術（ART），以促進人口增長。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在2005-2009年期間，意外懷孕導致墮胎的比例從67%下降至62%。
韓國刑法已進行修訂，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將墮胎護理從其條款中刪除。從1953年到2020年，墮胎一直是非法的。墮胎的孕婦可能會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最高200萬韓元的罰款。實施墮胎的醫護人員可能會被判處兩年監禁。儘管如此，墮胎還是經常發生，而且相關法律很少得到執行。
因此，患者和醫療保健提供者無法討論他們的經歷、共享信息並獲得彼此的支持。該法於2019年4月11日被憲法法院裁定違憲，必須在2020年底前進行修憲。該法於2020年10月提出修法後，在同年12月31日的截止日期前仍未付諸表決。

**教育**
在傳統的韓國社會，婦女和女童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識字率很低。這一轉變發生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當時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來到韓國，建立了現代女子學校。1886年，衛理公會傳教士創辦了一所小學。1945年，這所小學獲得大學地位，現稱為梨花女子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至今仍是韓國最負盛名的女子大學。
有許多女子學校被建立。19世紀90年代，在韓國首都首爾建立了清信女子學校和百華女子學校。到1987年，韓國大約有10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如專科學校、學院和大學。事實上，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為28%。1987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學生約為26.25萬人。儘管與過去相比，有更多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但1987年，大學和學院教育工作者中只有 16% 是女性。
在當今的韓國社會，憲法保障婦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並消除了任何基於性別的接受教育歧視。 1970年，識字率為87.6%。此外，據2002年的估計，全民識字率上升到97.9%；女性佔比為96.6%，男性佔比為99.2%。據2008年的估計，小學和初中的入學率約為99%。高中入學率約為96.6%。

**家庭生活**
儘管工業化使社會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但由於父權家庭規範的長期影響，性別平等的家庭文化並未出現。尤其是工業化進程中所強調的家庭主義，仍然以家庭和家長制為中心，重男輕女，強調整個家庭的安全而不是個人的安全。因此，家庭主義將婦女定義為次要的家庭成員，侵犯了婦女的獨特權利。在韓國曆史上，女性權利受到貶低，性別不平等現象通過家庭生活文化得到強化和再現。例如，傳統的婚姻和親屬制度將女性作為家長式統治的對象，將女性排除在祭祖、繼承之外。然而，最近韓國關於廢除戶主制度的爭論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從2015年2月起，通姦在韓國不再屬於違法行為。

**新的家庭結構**
脫離日本獨立後，大韓民國被確立為自由民主國家。婦女獲得了憲法賦予的平等權利，可以追求教育、工作和公共生活。為婦女教育建立了許多學校。在這些學校接受教育的婦女開始參加藝術、教學和其他經濟活動。她們還讓其他女性參與討論性別平等問題。女性在專業領域的比例穩步增加，對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在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方面。
由於婦女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她們的教育水平也提高了，為專業化提供了更多的機會。1973年，韓國的婦女團體聯合成立了泛婦女修訂家庭法協會，修改了1957年的歧視性家庭法，這一事業在20世紀剩下的時間裡一直是主要焦點之一，並導致了1991年家庭法的重大改革。
在韓國，婚姻和典型的家庭結構被理解為異性戀制度。這通過性別工作分工支持了人口代表性。該制度基於傳統的性別角色二分法，即男性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女性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傳統的勞動分工使家庭能夠更有效地積累資本，這要歸功於家庭中婦女所做的無償家務勞動和育兒工作。
家庭結構中固有的問題，特別是韓國以異性婚姻為中心的住房和貸款結構，揭示了韓國女性為爭取個人隱私而付出的的鬥爭。正如esook Song所指出的，這是他們空間獨立過程的結果，打破了傳統的家庭模式。
特別是“在韓國，單身女性與父母分開生活被認為是不尋常的，在儒家的父權思想中，女性在結婚之前屬於父親。”
根據韓國統計局公佈的《2019年人口住宅普查》，韓國單身家庭數量佔所有家庭總數的30.2%，1人和2人家庭佔總家庭的58.1%，比2018年的56.5%增加了1.5%。此外，韓國年輕人傾向於在 20 歲年齡段不願組建家庭，相反，許多人尋求專注於學業和工作生活。與過去不同，單身不再是一種恥辱。儘管這種趨勢相對較新，但在韓國，單身被認為是獨立和自我欣賞的表現。

**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對於許多韓國女性來說，結婚和懷孕並不是個人的決定。社會再生產的好處是以犧牲婦女在社會中的權力為代價的。然而，不能簡單理解韓國女性作為母親的角色。韓國女性認為自己的地位具有一定重要性，往往是母親的角色增強了她們在社會中的地位，調動了她們的資源和地位。

**經理媽媽**
“經理媽媽”是韓國教育背景下的新興形象。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的轉變促進了家庭中母親形象的演變，加強和發展了其作為教育支持的作用。
在韓國社會，媽媽們有不同的綽號。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名字是“經理媽媽”。
這些母親負責管理學業、平均績點以及孩子進入名牌大學的策略。他們的能力取決於他們能夠獲得多少信息以及最終讓孩子進入名牌大學方面的作用。
這個過程從孩子上託兒所的年齡開始。一旦他們的孩子進入精英大學並畢業，這些年輕人獲得白領工作的機會就會增加。從某種意義上說，母親管理者的行為是為了孩子未來的成功。在這裡，孩子們的成功成為整個家庭的機會和工具。他們的成功即使不能促進，也將確保整個家庭有機會繼續屬於或成為韓國社會的中上層階級成員。反過來，家庭的向上流動性掌握在這些媽媽的手中。
在現代韓國社會，個人必須不斷發展成為具有創造性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經理媽媽”們正在通過她們自己的無償家庭護理管理技能來培養這些公民。人們認為她們的工作來自於自然的母愛。人們期望他們善於管理，因為他們是天生的照顧者，並且他們對孩子的成功負有責任。他們的表現是通過孩子的表現來評判的，但他們的工作和成功除了簡單的表揚之外沒有得到回報。
這種母性主體性是非常令人憤慨和同情的。有些人認為這些母親是一群痴迷於超越社會限制以讓孩子成功的人。還有人遺憾地說，這些女性實際上是韓國僵化的競爭教育制度的犧牲品。對母親管理者能力的期望往往意味著她們將成為全職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擁有充足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源。這讓職業母親或工薪階層的母親感到相對被剝奪了權利，對孩子不負責任。管理母親的出現可以被定義為現代韓國家庭的創建。

**職業生活**
根據《經濟學人》2013年對職業女性友好度五項指標的“玻璃天花板指數”，韓國由於缺乏擔任高級職位的女性，在所有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最低。
婦女加入勞動力隊伍的人數明顯增加。據估計，2014年韓國女性勞動力比例為57%，而1995年這一比例為47.6%。就業女性人數的統計增長與工資平等無關，因為2013年報告的性別工資差距為36.3%，數據是所有經合組織國家中最差的。
一項研究旨在證明對韓國已婚職業女性修訂和開發的工作與家庭衝突量表 (WFC) 的合理性。工作與家庭衝突衡量標準考慮了“工作到家庭”和“家庭到工作”兩個方向，以更好地理解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領域的各種角色。通過本次檢驗，工作家庭衝突與工作家庭養育之間的歧視性可行性檢驗顯示出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這一結果支持了WFC的有效性。對WFC和工作場所滿意度的同時考察證實了有效性，並且隨著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加劇，女性的工作滿意度下降。並且造成了一種偏見，認為女職工的工作場所是她們“暫時”停留的地方。
雖然女性能夠為家庭財務做出貢獻被視為社會規範，但大部分責任卻落在了男性身上。 女性還承擔起照顧孩子的大部分責任，因為一半的女性自願辭去職業中期或高級職位是因為家庭責任。在韓國，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往往比沒有學位的女性在撫養孩子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金。但由於韓國人口不斷減少，韓國政府一直有意識地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政府向企業提供貸款或補貼來建設托兒設施，目前一半以上的企業都提供這些設施。它還向每年提供30天以上產假、允許女性從事非全職工作以及重新僱用休完產假的女性的企業提供補貼。"
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但經常使用這些支持系統的女性在處於這種情況的女性中只佔少數。影響這些決定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韓國的出生率下降。韓國的平均生育率為1.19人，因此更重視教育質量和照顧一個或兩個孩子。
根據個人、家庭、關係、環境特徵對影響女性員工性別歧視的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老闆和領導的認知”和“與他們的關係”是決定女性對工作中性別歧視看法的重要因素。
韓國的性別制度是非正式女性職工在勞動市場和國家福利結構關係中享有社會權利的基礎。韓國女性非正規勞動是“臨時”就業的主要形式，其特點是工作不穩定、工資低、長期勞動、被排除在國家福利和企業福利之外。從社會角度看，以勞動者、父母、配偶、公民身份為基礎的各種權利都是脆弱的：有償勞動、無償勞動、照料權。 迄今為止，人們一直認為，由於性別制度的影響，女性非正式工人的待遇比男性非正式工人差，該性別制度將女性定義為照顧者和第二工人。然而，為已婚女性提供與無償勞動相反的“男性生計支援”功能，在韓國只適用於中產階級已婚女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韓國的性別制度更像是一種“分層”的男性生計支援，而不是一種“典型”的男性生計支持。女性非正式員工的社會權利不佳導致了這三個緊密相連的結構:社會保險驅動的福利國家、雙重勞動力市場體系和男性依賴模式下的性別體系。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二元勞動力市場體系”。如果不解決二元勞動市場體制的問題，非正式女性職工的社會權利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女性的玻璃天花板在當代已經經受住了考驗。2012 年，三星提拔三名女性擔任高管職務，這在同等規模的公司來說是不常見的。三星還表示，其目標是至少10%的高管職位由女性擔任。
2013年，權善珠（Kwon Seon-joo）成為韓國第一位女性銀行首席執行官，擔任韓國國有中小企業銀行首席執行官。
2021年，韓國女演員尹汝貞成為首位獲得奧斯卡提名的韓國女演員。提名電影《夢想之地（Minari）》講述的是韓國移民家庭在美國定居的故事。在這部電影中，她扮演莫妮卡的祖母順子。她憑藉這個角色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
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權力從軍人統治向文官統治的過渡，性別問題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在這個時候，婦女組織開始尋求平等，要求在韓國的公共就業和軍隊中有更多的代表。雖然代表人數有所增加，但平等並未立即實現。1988年以前，女兵如果懷孕就必須辭職，因為懷孕的婦女被認為不適合執行任務。根據1988年的《平等就業法》，現在所有現役軍官和一級軍士以上軍銜的士官都允許懷孕。自1990年以來，隨著韓國軍隊賦予女性的任務範圍擴大，女兵的責任發生了變化。女性新兵現在接受與男性新兵相同的基本訓練。然而，由於在晉升和任命方面的歧視，女兵往往與男兵分隔開來。直到2002年1月，第一位女軍官才被提升為一星上將。

**性交易**
性交易在韓國是非法的，但據說很普遍。韓國婦女和女孩一直是韓國性交易的受害者。她們在全國各地的妓院、企業、住宅、酒店和其他地點遭到強姦和身心傷害。
2003年，從金融危機中復甦後，15-29歲年齡段女性的失業率為12%。2006年，20-29歲年齡段的女性佔失業總人口的40%，這一數字約為34萬。女性的高失業率助長了韓國性交易的增長。據估計，有50萬到100萬婦女從事性交易，大約每 25 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性交易的盛行催生了“巴克斯女士(Bacchus Ladies)”，這些老奶奶們除了出售能量飲料巴克斯之外，還進行性和其他的交易，她們的名字就是由此而來。
2013年6月，韓國法律首次承認女性為強姦犯；2015年，韓國第一個女性被指控強姦。這名女子姓全，她也是第一個因性侵男性而被捕的女性。

**針對女性的犯罪**

**針孔攝像頭**
針孔攝像頭在韓國被稱為 molka (몰카)，它們被用於非法拍攝婦女和女孩的情況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隨著技術的進步，相機變得越來越小，有些相機被製成類似於日常用品（例如：圓珠筆、鑰匙圈、USB 棒）。這些小型“針孔攝像頭”已被放置在公共衛生間、汽車旅館、吹風機和電視中。2013年至2017年間，每年向警方舉報的偷拍案件超過6000起。
犯罪分子經常利用這些視頻或圖片，在網上發佈以獲取錢財。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已被髮布到在線直播中。雖然許多偷拍者不會選擇特定的受害者，但有些人專門針對韓國流行歌手、演員、政府官員或熱門社交媒體人物等名人或富人。
偷拍錄像是一種侵犯隱私的行為，涉及對人權的漠視，它可能對受害者產生重大影響。有些人一想到有人可能一直在監視他們，就會感到害怕。其反應包括壓力、酗酒，在某些情況下，受害者甚至自殺。在國民會議修訂該法律之前，犯罪者最高會被判處18個月的有期徒刑。修訂後，最高可判處刑期已延長至3年，這其中包括任何擁有視頻的人，而不僅僅是錄製視頻的人。
2018年6月，文在寅總統進一步將罰款增加至至1000萬韓元(合9000美元)或5年有期徒刑。2017年報告的非法拍攝案件超過6400起，而2012年這一數字為2400起。從2012年到2016年，報告的病例超過2.6萬例。由於很少有政府工作人員可以檢查公共廁所和物品，政府機構很難發現隱藏的攝像頭，因為它們通常只在某個地方放置很短的時間。

**網絡騷擾**
在韓國網絡文化中，刻板印象、歧視、貶低或輕蔑言論、將女性視為性對象、關注外表和年齡、用身體部位或生殖器代替女性等行為已經變得司空見慣。這些可以被視為惡意行為，但網絡仇恨言論的產生和傳播可能會強化刻板印象，並導致泛化。網上仇恨言論的複製和繁殖，可能會建立和加強對女性的偏見。在網絡空間中追求性別平等可能需要進一步普及。
2021年，在韓國發生了被稱為“n號房事件”的數字性犯罪事件。犯罪嫌疑人使用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件引誘和威脅受害者，拍攝並傳播由此產生性剝削。韓國一直在積極研究應對數字性犯罪（例如“N號房”案件）的方法。該研究發現，許多數字性犯罪缺乏懲罰，強調數字性犯罪應被視為一種暴力形式，是針對女性的犯罪。有人建議加大對非法錄像的處罰力度，並積極調查舉報情況。此外，技術可以用來阻止非法錄音的發佈。也有意見認為，觀看非法錄像也應該受到懲罰。
2021年6月16日，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佈了一份詳細介紹韓國數字性犯罪的報告。該報告稱，韓國的數字性犯罪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被警察和立法者忽視，因為這些犯罪不是在實際生活中發生的。2019 年，數字性犯罪案件的起訴量減少了 43% 以上，2020 年定罪的案件中只有79% 被判處緩刑和、或罰款。

**前景**
"촛불소녀" (燭光女孩) 韓國抗議 2008 年美國牛肉協議時使用的圖案
進入21世紀以來，對韓國女性的仇恨逐漸走向種族化，比如“泡菜女孩”。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二、三十歲女性政黨積極進行仇恨言論的“Megalian”現象。這些女性聲稱通過模仿男性的厭女症來採用鏡像策略。換言之，現有的父權性別話語在敘事層面上被反向物化，強調了其性別歧視和矛盾。2008年，二、三十歲的韓國女性被稱為“燭光少女”。這些都是同情他人和團結少數群體的象徵。
“Megalian”源於韓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婦女的仇恨、缺乏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以及女性政策中注重鼓勵父權家庭和兒童保育。 2021年，Megalian網站已關閉，但Megalian發起的鏡像做法仍被韓國激進女權主義者所呼籲。在不必要的衝突和極端的性別兼容激化之前，燭光女孩在發展初期極其激進的民主訴求可以發展為另一種形式。
在過去的20年裡，韓國社會在對女性的社會關注或機構成就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女性研究也取得了數量上的增長，學術領域不斷擴大，研究課題也越來越多樣化。然而，很難說這種研究數量的增長擴大了女權主義的影響。相反，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強烈和仇恨的女權主義正在蔓延。20世紀90年代以來，婦女運動在追求“性化”和“治理”等參與政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於婦女運動的身份喪失和進步框架的消失，婦女運動面臨著危機。最近，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擴散，女性勞動力中的非正規職問題和工作不安全感問題進一步加深。此外，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增加導致了女性勞動和個人生活的普遍不穩定。
尤其是20、30多歲的女性，在社交焦慮中陷入了個人主義和消費資本主義。所以她們正在遠離女權主義的身份。與此同時，由於個人主義和傳統父權制之間的衝突，韓國的家庭制度正處於危險之中。然而，大多數婦女研究仍然停留在僅僅提出現象學分析或零碎政策的研究中，並沒有找到危機本質跡象的答案。批判性女性研究的減少也與女權主義的危機有關。

**另請參閱**
 The National Women's History Exhibition Hall- Gender inequality in South Korea- 韓國審美標準 - 韓國的家庭暴力- Women in unions in South Korea- Women's Party (South Ko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