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戰爭

“三種戰爭”是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的官方政治和信息非動能戰戰略，採用媒體或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2003年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將“三種戰爭”作為工作條例予以公佈。

**歷史**
據傳，“三種戰爭”的靈感來自周朝軍事家孫武的《孫子兵法》，尤其是書中“不戰而勝”的理念。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勞拉·傑克遜（Laura Jackson）表示，這三種戰爭的目的是“不動一槍一彈，破壞國際機構，改變邊界，顛覆全球媒體”。
2003年12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批准，三種戰爭理論用於指導解放軍的政治和信息作戰。《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第二章第十八節規定了三種戰爭以及其他政治任務。“戰時政治工作”下的三種戰爭是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三種戰爭被納入解放軍的教學計劃。行動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GPD/LD）、中國外交部和統戰部共同負責。中國已經將三種戰爭納入了地方政府和機構。
這些工作條例已經過修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NDU）最近的研究成果建立在三種戰爭理論的基礎上，並擴展了其作用和方法；這當中包括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軍事戰略科學》（2013）、國防大學的《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概論》（2014）和國防大學的《軍事戰略科學》（2015）等文獻。

**政治鬥爭**
在中國建國初期，政治戰爭不僅關係到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競爭力，也關係到民族認同感的樹立。
在軍事衝突之前確立法律並非新鮮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開戰理由總是在採取軍事行動之前確立，例如朝鮮戰爭、1962 年中印戰爭、1969 年中蘇邊界衝突和 1979 年中越戰爭。以國內法為後盾的軍事行動加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例如在南海使用 1992 年《領海法》和在臺灣使用 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這一外交傳統現已與現代戰爭相結合。自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前身為解放軍總政治部）成立之日起，心理戰就一直是其主要職責之一。媒體或輿論戰將政治宣傳技巧與欺騙和感知管理相結合。

**信息戰**
解放軍的《軍事戰略學》指出，信息系統在海灣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精確制導武器只佔美軍所有武器的7%，但卻摧毀了80%的重要目標”。200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網絡空間部隊信息工程大學校長撰寫的《信息戰理論》一書指出，信息戰是中國軍事改革的核心。

**理論**
對於解放軍來說，在現代國際背景下，法律戰是一種“揭露敵人”、“宣傳自己的人道主義……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迫使對手陷入孤立和被動”的方式，等等。解放軍戰略家餘國華認為，心理戰“應該削弱敵人的士氣，瓦解他們的戰鬥意志，點燃國內民眾的反戰情緒，加劇國際和國內衝突，削弱和動搖其高層決策者的戰鬥意志，從而削弱其軍事實力優勢”。媒體戰的一種策略可能是“開放選擇性研究解放軍的部分，這些部分幫助傳遞了GPD和宣傳部想要傳遞給外國觀眾的信息，同時隱藏瞭解放軍活動的其他領域”。

**國外的定義**
印度智庫馬諾哈·帕裡卡(Manohar Parrikar)國防研究與分析研究所 (MP-IDSA) 研究員阿比吉特·辛格 (Abhijit Singh) 認為，三種戰爭是指利用輿論戰（或媒體戰）、心理戰和法律戰來“削弱其在被視為核心利益地區的對手”，以“創造有利於中國的解決衝突的條件，而不訴諸物理戰爭”，或相反，“創造使用武力的氣氛和環境”。輿論戰或媒體戰包括公開和秘密的媒體操縱，而法律戰則包括利用國家和國際法律體系。
2011年，美國國防部定義了三種戰爭：
quote=“三場戰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模式，讓我們能夠了解北京的策略......任何協議都不可避免地圍繞著中國對手的軍事能力展開討論，這可以作為心理戰，強化人們對中國實力的看法，而不需要北京方面直接發出武力威脅信息，因為這可能會與和平崛起的言論相沖突。
坎特伯雷大學政治學教授安妮-馬裡·布雷迪在其著作《讓外國人服務中國》中描述了中國所採用的策略，包括：

**轉移注意力**
三場戰爭被西方分析家稱為轉移注意力的工具，其目的是轉移人們對“中共統治下更大規模的組織和運作基礎設施”的注意力。

**事例**
中國部署“三戰”戰略得到了多位戰略家的認可，其中包括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學的克里·格沙內克（Kerry Gershaneck）教授、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塞思·瓊斯（Seth G. Jones）、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的邁克爾·克拉克（Michael Clarke）副教授和前中央情報局分析師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法國國防部認為該戰略是中國政治戰的核心。該戰略被視為北京為實現戰略目標而將所有國家力量要素結合起來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可能包括在有爭議地區建設軍事基地，這樣做不是為了動能目的，而是為了產生心理效果。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堪培拉大學法學教授薩沙·多夫·巴赫曼 (Sascha Dov Bachmann) 表示，自 2000 年以來，中國一直採取影響力行動，侵蝕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主權。其目的是破壞兩國有機政治進程的完整性，通過使用影響力和虛假宣傳活動為北京營造友好的政治環境。安妮-馬裡·布雷迪 (Anne-Marie Brady) 表示，中國共產黨與海外華人合作，作為統一戰線戰略的一部分，以推進中國在新西蘭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其目標包括培養當地的政治領袖。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BRI）項目被視為三種戰爭的關鍵要素。中國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精英中獲得了盟友和客戶，並讓他們在各自的國家推動“一帶一路”。

**新冠**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外交官趙立堅分享了一種理論，即一名美國陸軍軍人將病毒帶到了中國。德國內政部還透露，中國外交官曾敦促德國對中國的新冠肺炎應對工作作出正面報道。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一直稱讚中國“有效”的應對措施。

**捷克共和國**
據捷克共和國反情報機構安全情報局（BIS） 2014年的一份報告，“中國政府及其情報部門致力於影響捷克政治和國家並收集政治情報，包括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捷克精英也積極參與其中。”

**印度**
印度人民黨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阿比吉特·辛格認為，中國國有媒體新華社於 2013 年 1 月 29 日刊登的有關藏區連環自焚事件的新聞報道，就是媒體戰的一個例子。該新聞報道旨在尋找藏人自焚事件與印度司法的“關聯”，但負責審理此案的法庭並未做出判決。
《印度時報》報道稱，在2017年洞朗對峙期間，中國對印度發動了三場戰爭中媒體戰的目的是阻止印度繼續在不丹的行動。中國媒體和多個部委在許多公開論壇上發表了相同目的聲明。心理戰包括稱印度外交部長是騙子，並聲稱中國將改變其對印度錫金邦的立場，從而將錫金從印度控制中“解放”出來。法律戰包括中國的聲明，稱不丹已接受中國對洞朗的主張，並應遵守中英藏印條約，而無視西姆拉條約。

**南海地區**
自2013年以來，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並加強防禦。填海工程和在島嶼上部署軍事資產表明，中國正努力“削弱其他聲索國（越南、菲律賓、文萊和馬來西亞）反對自己的心理能力”。中國採取了激進的宣傳舉措，利用外交壓力、新聞媒體和其他媒體“推動強化其主張的歷史性的敘事，並警告其他國家不要對抗”。中國也一直試圖推動一些說法，表明自己是南海地區國際法的維護者，以及自己對國際法的解讀，以反對其他國家的立場，並使仲裁程序非法化。

**臺灣地區**
中國通過解放軍前總政治部 311 基地（該基地下轄至少 6 個團）的努力，對臺灣發動了“三種戰爭”。在和平時期，311基地的僱員包括中國華誼廣播公司這一商業前線。中國推動其他國家承認其為中國統一所做的努力，這都被描述為三種戰爭理論的一部分。

**美國**
2014年4月，五角大樓發佈報告稱，解放軍正在使用“三戰”戰略，並預警中國使用強制性經濟誘惑和其他非傳統手段削弱美國及其地區夥伴保衛南海和東海島嶼和海洋的決心。2016 年，《戰略安全雜誌》（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報道稱，中國利用“三戰”戰略影響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以阻止針對其網絡間諜活動的任何反戰略的制定和實施。該活動已給美國造成 3,380 億美元的損失。2020年，中國律師起訴美國隱瞞新冠肺炎疫情，這是將“三戰”當作軍事行動進行的一個例子。

**對策**
正如阿比吉特·辛格（Abhijit Singh）所建議的那樣，應對“三場戰爭”的戰略可以側重於“提高對三場戰爭的認識”：建立“減輕影響”的標準操作程序，保持“靈活”的反應，以及“先發制人的攻擊”。建議的對策包括記錄、揭露、宣傳和擴大中國使用“三場戰爭”技術的行動和活動。

**評論**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鄭院長警告說，這種說法用詞不當，許多人並不認為政治戰（媒體戰、心理戰或法律戰）是真正的“戰爭”。他說，對中國人來說，“政治戰……是一種始終在進行的戰略選擇”。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