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絕者

蘇聯2類簽證。該簽證頒發給被允許離開蘇聯及已失去蘇聯公民身份的個人。許多想要移民的人無法獲得這種簽證。
1991年5月，內務部致一名居住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76歲男子的信，稱其因知曉國家機密而不被允許移民以色列。
Refusenik （otkaznik ，被拒絕的 ；也被拼寫為refusnik ），非官方術語，指代無法獲得蘇聯及其他東方集團國家對其移民其他國家的許可，一般來說是以色列的許可的蘇聯及其他國家的猶太人。
除了猶太人之外，該術語還指代：- 其他民族，如試圖移民德國的伏爾加德意志人、想要移往海外的亞美尼亞人、被強制從克里米亞及俄羅斯南部地區遷移至西伯利亞的希臘人。- 受迫害的宗教團體，如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徒、浸禮宗及其他新教教派信徒、耶和華見證人及俄羅斯門諾派教徒。
一個常見的拒絕移民許可的理由是申請者與蘇聯國家機密有關。部分申請者被歸為外國間諜，或可能以阿利亞運動及迴歸法為理由避免被判叛國的煽動分子。
克格勃認為頒發簽證可能消滅蘇聯猶太人本就不穩定的工作機會。在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和被拒絕者被辭退，並因其特殊的身份而無法找到工作。他們必須找到一份無足輕重的工作，如清道夫，否則就會被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投入監獄。
1971年，對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的禁令被廢除，導致了1970年代蘇聯阿利亞運動。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上臺後，因開放政策及經濟改革，還有與西方關係的改善，蘇聯的國情起了很大變化，大部分被拒絕者也被允許移民。

**歷史**
許多蘇聯猶太人，尤其是在第三次中東戰爭時期都曾申請過簽證。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被允許離境，但其中很多人的申請要麼被直接拒絕，要麼在OVIR，內務部主管簽證的部門拖延數年後被回絕。在很多案例中，拒絕的理由都是申請者知曉關於蘇聯國家安全的重要信息，因此不能被允許離開。
冷戰期間，蘇聯猶太人被認為是國家的安全隱患及潛在的叛徒。為申請一張出境簽證，申請者（常常還有其家庭）會辭去工作，而這會導致他們很容易地被指控為社會寄生蟲。
許多猶太人面臨了系統性及制度性的反猶太主義。猶太人幾乎沒有機會進入某些政府部門。除此之外，官方對宗教教育及活動的限制導致了猶太人無法接觸民族文化及宗教。這些限制使大量猶太人選擇移民，但申請一張簽證的行為本身即被官方視為叛國。正因如此，申請一張簽證是很有風險的，官方對申請的拒絕往往伴隨著被辭退及社會以其他形式的排斥，還有經濟壓力。同時，國際上對其強烈的譴責迫使蘇聯政府大量地增加了移民限額。1960-1970這十年間，僅有4000人被允許移民。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這個數字增加到了250000人，但又於1980年再度下降。

**劫機事件**
1970年，由愛德華·庫茲涅佐夫（Eduard Kuzbetsov，其之前已在監獄服刑六年）領導的16名被拒絕者（其中有兩名非猶太人）,在明知面臨被抓獲或射殺的風險下，偽裝成將要去往一場婚禮的樣子，預定了一架12座安託諾夫An-2飛機的全部座位，在飛機離地前將飛行員扔了出去，然後將飛機劫往瑞典。參與其事的成員之一，馬克·蒂姆希茨（Mark Dymshits）曾是空軍飛行員。
1970年6月15日，在於列寧格勒附近的斯莫爾諾耶（Smolnoye）機場降落後，所有“機組人員”都被內務部逮捕。
庫茲涅佐夫及蒂姆希茨被指控為叛國。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典第六十四條，叛國可被判處死刑。但在國際社會的抗議下，兩人的死刑被改為15年有期徒刑。約瑟夫·門德列維奇（Yosef Mendelevitch）及尤里·費多羅夫（Yuri Federov）也被判15年有期徒刑；阿列克謝·穆爾津科（Aleksey Murzhenko），14年有期徒刑；西爾瓦·佐曼森（Sylva Zalmanson，庫茲涅佐夫之妻，也是劫機者中唯一的女性），10年有期徒刑；阿里耶·克諾赫（Arie Knokh），13年有期徒刑；阿納託利·歐特曼（Anatoli Altmann），8年有期徒刑；沃爾夫·佐曼森（Wolf Zalmanson，西爾瓦及以色列的兄弟），10年有期徒刑；門德爾·波尼亞（Mendel Bodnya），4年有期徒刑。

**對被拒絕者的打壓及其運動的發展**
第一次列寧格勒審判前後的蘇聯猶太人移民
劫機事件發生後，一場針對猶太人及持不同政見者的打壓開始。活動家遭到逮捕，臨時的希伯來語及妥拉學校被關閉，更多的審判隨後而來。
1970年代中期，為被拒絕者聲張權利的人主要是納坦·夏蘭斯基。他與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的交涉幫助了將爭取移民權的鬥爭與其他更大的人權運動結合起來。他因被控犯為間諜及叛國而遭逮捕一事及之後的審判對國際社會對被拒絕者的支持也作了貢獻。

**國際社會的壓力**
尤利·埃德爾斯坦，最著名的蘇聯被拒絕者之一，於2013-2020年擔任以色列議會議長。
1976年10月18日，13名猶太人被拒絕者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請願，要求其解釋他們在《赫爾辛基最終解決方案》中被確保的移民以色列的權利遭其否決的原因。因沒有得到任何答覆，第二天，他們集結在主席團的接待區處等待。在等待了幾個小時後，警察包圍了他們，把他們帶出了城市進行毆打，並將兩人逮捕。
在一次人權活動家與蘇聯內務部部長，尼古拉·曉洛科夫的失敗會晤後，這種漠視人權的行為在蘇聯首都引發了數場示威遊行。1976年10月25日週一，22名活動家，包括馬克·阿茲貝爾（Mark Azbel）、菲利克斯·坎德爾（Felix Kandel）、亞歷山大·勒爾內爾（Alexander Lerner）、伊達·努德爾（Ida Nudel）、納坦·夏蘭斯基、弗拉基米爾·斯勒帕克（Vladimir Slepak）及米哈伊爾·澤連尼（Michael Zeleny）在他們前往下一場示威遊行的路上遭到逮捕。他們被控為發起球迷騷亂，並被監禁在貝爾約茲卡（Beryozka）及其他位於莫斯科附近的拘留所。一名與他們毫無關係的人，藝術家維克多·莫特科（Victor Motko），也因其之前曾嘗試離開蘇聯而在盧比揚卡廣場被逮捕，並和抗議者們一起被拘留。這些事件被好幾位英國及美國記者，包括大衛·K·希普勒（David K. Shipler）、克雷格·R·惠特尼（Craig R. Whitney）及克里斯多弗·S·烏仁（Christopher S. Wren）。與十月抗議同時發生的還有1976年美國總統選舉。10月25日，總統候選人吉米·卡特通過發給夏蘭斯基的電報表示了他對抗議者的支持，並敦促蘇聯政府釋放他們。1976年11月9日，在卡特贏得總統選舉一週後，蘇聯政府釋放了除兩人以外的所有抗議者。許多抗議者在被釋放後又被重新逮捕並監禁，或被流放至西伯利亞。
1978年6月1日，被拒絕者弗拉基米爾·斯萊帕克及瑪麗婭·斯萊帕克站在他們位於八層的公寓陽臺上。他們被拒絕移民以色列已有八年。弗拉基米爾展示了一面上有“讓我們去以色列的兒子那裡（Let us go to our son in Israel）”字樣的旗幟，瑪麗婭則拿著一面寫有“為了兒子，請給簽證（Visa for my son）”的旗幟。另一位被拒絕者及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成員，伊達·努德爾在她自己的公寓陽臺上也展示了相同的旗幟。他們都被逮捕並被指控發起蓄意傷害他人的球迷騷亂及觸犯蘇聯刑法典第二〇六章第二條。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在6月5及15日對此事表達了抗議。弗拉基米爾·斯萊帕克及伊達·努德爾分別被判流放西伯利亞5年及4年。
各個人權活動組織，包括克利夫蘭蘇聯反猶太主義委員會（Cleveland Council on Soviet Anti-Semitism，1963年）、學生為了蘇聯猶太人而鬥爭（Student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1964年）、灣區蘇聯猶太人委員會（Bay Area Council for Soviet Jews）、蘇聯猶太人聯合委員會（Union of Councils for Soviet Jews）及支持蘇聯猶太人國家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Supporting Soviet Jewry）合併為了蘇聯猶太人運動（Soviet Jewry Movement）。
另一個支持被拒絕者人權之輿論壓力的來源是1974年貿易法的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修正案影響了美國與包括蘇聯在內限制猶太人移民及其他人權的計劃經濟國家（即東方集團國家）的關係。據馬克·E·塔利斯曼（Mark E. Talisman）稱，從中受益的人包括蘇聯的被拒絕者及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其他國家想要移民的人。

**詞語本身的使用**
雖然“Refusenik”一詞本身有其確定的意思，即不被允許離開蘇聯的人，但是它也被用來指代除蘇聯猶太人之外的其他“外人”，之後還被用來指代“拒絕者”而非其原意“被拒絕者”。隨著時間的流逝，“Refusenik”一詞進入了英語口語，用以指代拒絕，尤其是抗議做某事的人。
1992年，俄羅斯政府將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建築佔領，其聯邦憲法法院還禁止戈爾巴喬夫本人離開俄羅斯。戈爾巴喬夫稱自己為俄羅斯政治上的第一個“Refusenik”。
在英美，“Refusenik”偶爾被用來表示“不遵守某事的人”。許多使用這個詞的人並不知道其詞源。
然而，其原意仍在以色列及各國猶太人關於其起源事件的文章中得以保留，並與其衍生義平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