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HI）是一種新制度主義社會科學方法，強調時間、順序和路徑依賴如何影響制度，並塑造社會、政治、經濟行為和變化。與功能主義理論和一些理性選擇方法不同，歷史制度主義傾向於強調許多結果都是可能的，小事件和僥倖可能會產生大後果，行動一旦發生就很難逆轉，而且結果可能是低效的。由於與路徑依賴相關的問題，關鍵時刻可能會引發難以逆轉的事件。歷史制度主義者傾向於關注歷史（更長的時間範圍）來理解特定事件發生的原因。
“歷史制度主義”一詞在199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出版物中，儘管它在1980年代末已被使用。最廣泛引用的歷史制度主義學者包括彼得·霍爾（Peter Hall）、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西達·斯克普爾、道格拉斯·諾斯和凱瑟琳·塞倫（Kathleen Thelen）。歷史制度主義學術著作同時使用了社會學和理性主義方法。由於關注涉及因果複雜性的事件（等結果性、複雜的交互作用和路徑依賴），歷史制度主義著作傾向於採用詳細的比較案例研究。

**歷史**
歷史制度主義可以追溯至韋伯、迪韋爾熱、托克維爾等的作品。但隨著二戰之後行為主義的興起，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的影響日微。由於獲取政治態度、選舉情況和議會投票的大數據集成和調查研究為可能，加之計算機技術使得這些數據的統計分析更加便利，大部分政治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放棄了對歷史和制度結構的研究。然而，在間斷十幾年以後，歷史制度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再度出現，並顯示出更具分析性和認識論色彩的新特徵，並在八九十年代蓬勃發展。

**概論**
凱瑟琳·塞倫和斯文·斯坦莫將新制度主義與“舊制度主義”進行了對比，“舊制度主義”主要關注制度的詳細敘述，而很少關注比較分析。因此，舊制度主義對於比較研究和解釋理論毫無幫助。當學者們越來越多地強調機構的正式規則和行政結構如何不能準確描述行為者的行為和政策結果時，這種“舊制度主義”開始失效。
諸如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西達·斯科波爾的《國家與社會革命》、菲利普·施密特的《仍然是法團主義的世紀？》、巴林頓·摩爾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以及埃文斯、魯斯切邁耶和斯科波爾的《讓國家迴歸》等作品被描述為歷史制度主義的先驅。
歷史制度主義是福利國家研究的主要方法。在國際關係領域，約翰·伊肯伯裡的《勝利之後》和亞伯拉罕·紐曼的《隱私保護者》是歷史制度主義的傑出著作。

**理論**
與古典自由主義者、古典馬克思主義者、經驗主義者、辯證思想家和實證主義者等不同，歷史制度主義者並不認為歷史必然以直接、線性的方式發展。相反，他們研究的是遵循特定軌跡而不是其他軌跡的條件，加布裡埃爾·阿爾蒙德將這種現象稱為“歷史治癒”。因此，弄清楚為什麼沒有采取特定路徑與弄清楚歷史的實際軌跡同樣重要。
與舊的制度主義者的假設相反，他們認為，歷史不一定會帶來某種必然的結果。歷史制度主義也傾向於拒絕功能主義對制度的解釋。因此，他們對從機構功能倒推到機構起源的解釋持懷疑態度。歷史制度主義者傾向於將制度創建背後的起源視為衝突和爭論的結果。衝突和爭論會被鎖定並持續存在，甚至導致制度的環境發生變化。

**制度穩定機制**

**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的概念對於歷史制度主義分析至關重要。由於路徑依賴，即使在制度導致次優安排的情況下，制度也可能具有相當大的穩定性和“粘性”。路徑依賴意味著“關鍵時刻”的結果會觸發消極或積極的反饋機制，從而強化未來特定模式的重現。因此，一旦選擇了某條路徑，路徑依賴就使得逆轉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從該路徑切換的成本會增加。這些路徑可能會導致效率低下的結果，但由於進行大規模檢修所涉及的成本，它們仍然持續存在。一個例子是QWERTY鍵盤佈局，它在19世紀有效地幫助打字機防止卡紙，並在20世紀的計算機鍵盤中得到應用。然而，QWERTY鍵盤並非計算機鍵盤中最高效者，但由於檢修計算機鍵盤所涉及的成本，這種鍵盤佈局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保留下來。保羅·皮爾森認為，以下因素有助於制度穩定：- 設置成本高：參與者可能會堅持現有機構，因為創建新機構需要大量設置成本- 學習效果：參與者可能會堅持現有機構，因為了解新機構的程序和流程的成本很高- 協調效應：參與者可能會堅持現有機構，因為協調多個參與者創建新機構太複雜- 適應性預期：參與者可能會在一個機構上花費資源而不是另一個機構，因為它可能會留下來或成為主導機構
這些因素意味著行為者投入了資源來發展某些特定於機構的技能，並且不太可能將資源花費在替代機構上。

**時間序列**
歷史制度主義中的時間序列很重要：結果取決於與特定的內部制度配置（例如官僚專業水平或相對於階級力量的國家自治程度）相關的外生因素（例如國家間競爭或經濟危機）的時間安排。例如，西達·斯科波爾認為，英國內戰的民主結果是由於相對較弱的英國王室缺乏對抗地主上層階級的軍事能力導致的。相比之下，普魯士在面臨國際安全威脅時迅速工業化和法西斯主義崛起，是因為普魯士國家是一個由“與地主關係密切的人”組成的“高度官僚化和集權的農業國家”。
托馬斯·埃爾特曼在他對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國家建設的論述中認為，這一時期歐洲建立的政權類型的變化可以追溯到一個宏觀國際因素和兩個歷史制度因素。在宏觀結構層面，“持續地緣政治競爭開始的時機”造成了一種不安全的氣氛，而鞏固國家權力似乎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競爭開始的時機對於埃爾特曼的解釋至關重要。由於現代官僚技術的發展尚未到來，早期面臨競爭壓力的國家不得不通過世襲結構進行鞏固。另一方面，後來面臨競爭壓力的國家可以利用培訓和知識方面的進步來促進更加以技術為導向的公務員隊伍。

**鎖定效應**
歷史制度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可能通過政策反饋、“鎖定”效應和粘性鞏固某些權力分配或增加權力不對稱。例如，法國因其在二戰結束時的權力和地位而擁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但如果幾十年後重新設計聯合國安理會，法國很可能無法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

**制度變遷機制**
歷史制度主義者將戰爭和革命等重大沖擊視為導致制度變遷的重要因素，因為這些衝擊會產生“關鍵時刻”，從而產生某些路徑依賴性。約翰·伊肯伯裡（John Ikenberry）關於國際秩序的著作是這方面的一個著名論述，該著作認為，在重大戰爭之後，主導大國建立了有利於其利益的世界秩序。除了衝擊之外，歷史制度主義者還發現了許多微妙地導致制度變遷的因素。這些包括：- 分層（Layering）：將新規則移植到舊規則上- 置換（Displacement）：相關行為者離開現有機構並前往新的或替代機構- 轉換（Conversion）：舊規則被重新解釋和重定向，以適用於新的目標、功能和目的- 漂移（Drift）：由於社會條件的變化，舊規則無法適用於其預期的情況- 疲憊（Exhaustion）：一個機構過度擴張，以至於沒有能力實現其目標並最終崩潰
作為這些微妙變化的一部分，可能會出現普遍不遵守機構正式規則的情況，從而引發變革。組成該機構的社會聯盟之間的權力平衡也可能發生變化。

**變體**
根據制度驅動力的主體，歷史制度主義存在三種變體。一些學者從頂端出發，把制度建立和發展過程中的能動性歸因於總統、法官、高級行政官員以及為制度改革提出建議的知識分子和商業精英，另一些學者認為普羅大眾尤其是受到一系列觀點、價值、不滿所激發的社會運動和社會團體，才是制度建設、變遷與破壞的推手。第三種學者認為，必須通過互動路徑對國家與社會背景下行動者的觀念、利益和行為展開分析。

**評論**
歷史制度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流派。一些學者傾向於將歷史視為基於均衡思想的理性和有目的的行為的結果（見理性選擇理論）。他們嚴重依賴定量方法和形式理論。其他更注重定性的學者則拒絕理性的觀點，轉而強調隨機性和偶然性對政治和社會結果至關重要的觀點。兩種方法之間存在無法解決的認識論差異。然而，考慮到這兩種方法的歷史性，並考慮到它們對制度的關注，兩者都可以歸入“歷史制度主義”的範疇。
蒙克認為，強調關鍵時刻作為原因的著作有兩個問題。第一，事件原因可以不斷地在時間上進一步推後。第二，如何論證遙遠的非重複事件導致了更晚的事件的。
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和觀念學者批評了採用唯物主義和理性主義本體論的歷史制度主義版本。使用觀念方法的學者認為，制度變遷發生在制度被認為失敗的時期（例如經濟危機期間）或不確定的時期，因為這為思想交流和制度變遷的接受創造了空間。亨利·法雷爾、瑪莎·芬尼莫爾、馬克·布萊斯、奧德尼·赫爾加多蒂爾和威廉·克林等政治學家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制度主義傾向於更多地關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而不是社會學制度主義。文森特·普利奧特（Vincent Pouliot）同樣寫道，“軟的理性選擇理論……體現了大多數版本的歷史制度主義。”根據邁克爾·祖恩的說法，歷史制度主義“缺乏行動理論”。
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認為歷史制度主義研究中常見的路徑依賴論點存在方法論上的侷限性，因為很難排除對擬議結果的不同解釋，也很難準確識別一個或另一個所謂的關鍵時刻。

**區別**
謝普斯勒（Kenneth A.Shepsle）提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建立在抽象、簡化、精確分析以及從基本公理得出清晰線索的主張上”，對互動博弈的關注，使其注意力轉向數學和經濟學；而歷史制度主義則建立在大量經驗描述和歸納推理的基礎上，對制度建構、維繫和後果的關注，使其注意力轉向歷史學和哲學。歷史制度主義更看重長時段下的制度生存能力及其廣泛影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更關注的是，為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個體設定特定的歷史時刻。

**另見**
 歷史社會學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