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 (詩刊)

《星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創辦最早的詩歌類刊物，1957年1月1日創辦於四川成都。《星星》創刊伊始就因政治問題釀成《星星》詩案，1960年10月被中共四川省委勒令停刊。《星星》和《詩刊》都是創辦於1957年1月，並且是1949年至1966年間中國大陸僅有的2本詩歌類刊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詩歌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1979年10月復刊後《星星》成為老一代歸來者詩歌和新一代朦朧詩的舞臺，2001年被提名為成都的標誌之一。

**創辦與停刊**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雙百方針）。為了響應毛澤東主張，中國作協多次召開會議要求文藝刊物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受此號召，《星星》於1957年1月1日在四川成都應運而生，以毛澤東的詩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為刊名，編輯部由編輯主任白航，執行編輯石天河，編輯白峽、流沙河四人組成，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少見的民間刊物。《星星》的創刊號支持雙百方針的多元化，歡迎各種不同流派、風格、題材的詩歌，有別於當時服務於政治、歌頌社會主義的主流詩歌。根據白航的回憶，刊物最初定名為《星》，但因為和蘇聯刊物撞名而另取名字。主編白航在介紹創刊採訪的時候稱：“詩歌的春天來到了！不單是詩，整個文學也一樣，正在解凍。”很快，《四川日報》開始發表批判文章，指責《星星》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原則，稱白航映射雙百“解凍”之前的社會主義文學為冰封，並將《星星》創刊號中沒有顯著政治傾向的情詩稱作“死鼠亂拋”，將之與“舊中國”的鴛鴦蝴蝶派相提並論。針對批判，石天河以《詩與教條——斥“死鼠亂拋”的批評》駁斥批評者的扣帽子、貼標籤、耍大棒，即便是在《四川日報》約談之後仍然試圖將編輯部的反駁文章結集向文藝界分發，結果整個編輯部都受到四川文聯機關大會的批鬥，流沙河在創刊號發表的《草木篇》更是在批鬥中上升為“散發著仇視人民、仇視現實的毒素”、“向人民發出的一紙挑戰書”。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談話時談及《草木篇》稱：“不要因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關關雎鳩’的問題嘛，我看就算了。”於是四川文聯再度主持會議反省了對《草木篇》的批判，《星星》的政治問題似乎已經得到解決。然而隨著6月8日反右運動的到來，《星星》再度成為政治鬥爭的對象，記者姚丹在《文匯報》、《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控《星星》編輯部為“反黨陰謀集團”，隨後12月14號四川省文聯召開機關大會，石天河“按現行反革命罪，由公安機關依法逮捕”，將編輯部在內的24人定性為“反革命小集團”，這場文字獄也被稱作《星星》詩案。這24人有儲一天、陳謙、遙攀、萬家駿、徐航、丘原、白堤、沈鎮、楊千廷、華劍、羅有年、張宇高、李加建、王志傑、李遠弟、孫遐齡、張望，許明權、李明雋、楊光裕、曉楓以及《星星》編輯部的白航、石天河、流沙河，但是受到為這24人聲援、抗議者遍及全國。根據流沙河回憶他當時每日收到的支持信件可以有一籮筐，然而為了自保不得不上交這些信件並寫2萬字自白承認四川有兩個以石天河為首的“反黨小集團”，因此在涉事者之外大量支持者受到殃及，親歷者之一的嚴家偉稱總數可達萬人。
雖然遭遇文字獄，《星星》僅僅是改換了編輯團隊，由與石天河等人有嫌隙的李累、傅仇接手，並未在反右運動中停止發行。新主編李累主持下的《星星》以“為工農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編輯方針。1958年《星星》響應毛澤東提出的“古典加民歌”和當時的“新民歌運動”，提出“詩歌下放”、“新詩的民歌化”的口號，稱新詩並不受到人民群眾認可，主張詩人要下放到工農群眾中學習寫詩，結果討論的結果不僅否定了新詩的價值，甚至還有有人要求新詩歌回到民歌類似的五七言，迴歸事實上的古體詩，《星星》本身牽扯到政治立場問題中。《星星》提出的討論似乎暗示毛澤東的主張應該經過社會討論，有質疑毛澤東思想權威性的嫌疑，雖然《星星》本來不應刊登反對的文章，但是還是針對“雁翼”和“紅百靈”反對借民歌貶低新詩的來信進行曲解和政治批判，將其文學觀點定性為反對省委意見、和勞動人民爭奪主導權。結果《星星》期刊反而因為刊載了反對意見而受到四川省委領導的關注，1960年10月刊物因為省委指示停刊檢查，1960年12月5日四川宣佈將《星星》併入《四川文學》，事實宣告了《星星》的停刊。

**復刊與鼎盛**
1979年9月，四川省委為《星星》詩案和4位編輯平反，雖然當事人沉冤20多年後終於得雪，但歷經文革洗禮之後對於社會的認知煥然一新。例如石天河早年信奉階級鬥爭，在晚年關注人道主義和民主價值。由初創團隊編輯的《星星》在1979年10月復刊，臧克家為此作詩《祝重光》刊登復刊號。相較早先復刊、並投入四五運動和粉碎四人幫的《詩刊》，《星星》更加理性的對待政治抒情詩，去政治化相對比較徹底。《星星》在復刊伊始主要關注“歸來者”，即文革前成名、因文革中斷寫作、文革後復出的詩人，這些人包括公劉、流沙河、邵燕祥、艾青、蔡其矯、孫靜軒，詩歌的主題主要為反思文革的悲劇，主張詩歌不是文革口號應該聯繫生活，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星星》的復刊旋即引發了社會對朦朧詩的討論，開啟了1980年代的朦朧詩大討論。老詩人公劉在復刊號發表的《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雖然他理解朦朧詩和新生代詩人，但仍然號召老一代詩人引導新生代詩人回到社會主義文學的道路中以"避免走上危險的道路"；丁力、魯揚、李叢中和臧克家更是是批判朦朧詩晦澀、古怪甚至不是詩、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與之相對，新一代的北島、舒婷、顧城、楊煉則在《星星》不斷髮表自己的作品和見解，反駁老一輩詩人的指責。6-10
《星星》在復刊以後致力於新詩的復興和新詩人的培養。雖然《星星》的主編大多持老一輩詩人的現實主義立場，但對於新生代詩人的現代主義朦朧詩相對包容。主編白航曾發文點評當時尚為民間刊物的《今天》，肯定朦朧詩人的新風格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但是批判朦朧詩中嚮往黑暗、死亡、虛無的一面。1981年中國作協舉辦“1979-1980年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評獎”，白航因為評比政治色彩太強發文批判：“詩壇的論爭——特別是對朦朧詩的論爭很激烈（但對文藝問題，不要生硬地往政治上去拉扯，過去的經驗教訓，難道這麼快就忘懷了嗎）。”為此，《星星》相應創辦了“星星詩歌創作獎”，將新生代詩人顧城、傅天琳、徐敬亞納入了獲獎者之列。隨著1984年第三代詩群對朦朧詩的否定和對現代主義更加激進的探索，《星星》對現代主義的態度則變得遲疑和保守。《星星》從1982年開辦詩歌入門知識講座，流沙河則在1983年發表“寫詩十二課”和“十二象”系統教導詩歌理論，1988年起《星星》開辦兩屆詩歌函授班。11-311986年12月，《星星》為創刊30週年舉辦的“中國·星星詩歌節”暨“我最喜愛的10位當代中青年詩人”引發了全國性熱潮，成為《星星》詩刊舉辦過的影響最深遠的的活動，各地受此影響舉辦了大量詩歌節慶。在全國讀者提名和選舉下，總計有800多名作家被提名，其中舒婷、北島、傅天琳、楊牧、顧城、李鋼、楊煉、葉延濱、江河、葉文福10人成為最終獲獎者。

**1990年代至今**
1990年代隨著電視劇、電影、流行音樂的崛起以及國企改制、下海創業的背景，社會更加關注物質財富，詩歌也相較1980年代陷入低谷。同時因為出版業的解禁，《星星》和《詩刊》不再是中國大陸唯二的詩歌類雜誌，還需要與新興同類報刊進行競爭，因此也開始走下坡路。從1990年代開始，《星星》的編輯部開始走出象牙塔，積極探索社會議題，在全國各地開展詩歌推介活動。1999年《星星》第1期發表了《下世紀學生讀什麼詩？——關於中國詩歌教材的討論》，提出現有中學教材的詩歌大多取材自文革以前，思想僵化並且落後於時代。這篇文章在獲得社會積極響應的同時，也遭受保守勢力的強烈反撲。2000年12月劉貽清主編的《改革還是改向》批判《星星》的支持者：“觀20世紀最後三年，意識形態領域的這一股錯誤思潮，其來勢之兇猛、氣焰之囂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顛峰！顯然，其終極目的是要改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使乾坤顛倒，媸妍易位，與我們爭奪青少年一代。”面對保守勢力的壓力以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帽，《星星》被迫服軟，但海子和舒婷的詩歌還是藉助這次討論選入中學語文教材。
2001年開始網絡詩歌盛行一時，許多文學類報刊也開始跟風刊載網絡詩歌。《星星》為應時代在2002年由月刊改為半月刊，每月上半月保持原有的原創詩歌內容，下半月則取材自當時興盛網絡詩歌，“以梳理、引導和規範網絡詩歌為目的，以紙版形式介入和選發國內詩歌網絡站點的優秀詩歌”，並且在2003、2005年獲得國家期刊獎。在網絡詩歌熱潮退去後，《星星》在2006年將下半月刊改為詩歌理論，成為了中國大陸第一份詩歌理論刊物。2013年《星星》在與四川師範大學文理學院合作獲得1000萬投資後，將發行週期改為每月3期，新增月末版發行散文詩，並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國際漢語詩歌協會創設了海子詩歌獎。2017年，推出中國大陸首家詩歌刊物手機應用——星星詩刊APP，同年被四川廣電局評為“四川品牌報刊”。2020年1月轉型為雜誌社。根據2021年統計，《星星》的年發行量超過30萬冊。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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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