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若望保祿二世遇刺事件

聖伯多祿廣場上由石板標記的槍擊發生地點
1981年5月13日，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進入梵蒂岡城的聖伯多祿廣場時被穆罕默德·阿里·阿賈開槍擊傷，教宗當時身中兩槍，並嚴重失血；兇手立即被捕，後來被意大利法院判處終身監禁。教宗後來原諒了阿賈，應教宗的請求，時任意大利總統卡洛·阿澤利奧·錢皮赦免了阿賈，並於2000年6月將他驅逐回土耳其。後來，阿賈於2007年皈依了羅馬天主教。

**刺殺事件過程**
一塊小大理石板標記的槍擊地點，石板上面刻有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宗牧徽和羅馬數字日期。
若望保祿二世遇刺時乘坐的菲亞特教宗座駕，這輛車現在在梵蒂岡博物館。
1979年，《紐約時報》的報道稱阿賈為“一名自稱為兇手的伊斯坦布爾報社記者”（土耳其國民報的編輯Abdi İpekçi），他曾將教宗描述為“十字軍東征的幕後首領”，並威脅說如果教宗不取消計劃於1979年11月下旬進行的對土耳其的訪問，他將槍擊教宗。該報還於1979年11月28日報道，這次刺殺是為了報復當時仍在進行的麥加禁寺圍困事件，該事件始於11月20日，他將該事件歸咎於美國或以色列。
從1980年8月開始，也許是為了隱藏他保加利亞索非亞的原籍地，阿賈更換護照和身份，化名維爾佩裡（Vilperi）開始穿梭於地中海地區，並於1981年5月10日從米蘭乘火車進入羅馬。根據阿賈后來的證詞，他在羅馬會見了三名同夥，一名是土耳其人，兩名是保加利亞人，而該行動由保加利亞駐意大利武官齊洛·瓦西列夫（Zilo Vassilev）指揮。他說，這項任務是保加利亞的土耳其黑手黨Bekir Çelenk委派的；據阿賈說，計劃是他和後備槍手Oral Çelik在聖彼得廣場向教宗開火，並在小型爆炸產生的恐慌的掩護下逃往保加利亞大使館。
5月13日事件當天，阿賈先是坐在廣場上寫明信片，等待教宗的到來；當教宗穿過一群支持者時，阿賈在17點17分用一把發射9×19毫米魯格彈的勃朗寧大威力半自動手槍開了四槍，將他打成重傷。當人群還在震驚時，阿賈逃離了現場，並將手槍扔到了卡車下面處理掉，但被梵蒂岡警衛隊負責人Camillo Cibin、一名修女和幾名觀眾抓住，他們阻止他開槍和逃跑，阿賈隨即被捕。一共有兩顆子彈擊中了若望保祿二世：一槍擊中了他的軀幹，險些擊中重要器官，第二槍擊中了他的左手食指。同時也有兩名觀眾受傷：來自水牛城的安·奧德雷（Ann Odre）胸部中彈，來自法蘭克福的羅斯·霍爾（Rose Hall）手臂受輕傷。教宗被立即送往醫院，而有關當局則在現場搜查證據；切利克驚慌失措，沒有引爆炸彈或開火，就逃走了。

**兇手後續**
阿賈於1981年7月因刺殺未遂被判處終身監禁，但在2000年6月應教宗的請求，阿賈被時任意大利總統卡洛·阿澤利奧·錢皮赦免。隨後他被引渡到土耳其，在那裡他因1979年謀殺左翼記者Abdi İpekçi和在1970年代進行的兩次銀行襲擊而被監禁。雖然他在2004年11月請求提前釋放，但土耳其法院宣佈他要到2010年才有資格獲釋。儘管如此，他還是在2006年1月12日獲得假釋。然而，2006年1月20日，土耳其最高法院裁定，他在意大利服刑的時間不能抵扣他在土耳其的刑期，他又被送回監獄。在入獄近29年後，阿賈最終於2010年1月18日出獄。

**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關係**
槍擊事件發生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求人們“為我的兄弟阿賈祈禱......我真誠地原諒了他。” 1983 年，教宗在關押阿賈的羅馬Rebibbia Prison與他會面並私下交談。據報道，阿賈在訪問結束時親吻了教宗的戒指；也有些人誤以為教宗聽取了阿賈的懺悔。多年來，教宗也與阿賈的家人保持聯繫，1987年與他的母親會面，十年後與他的兄弟米埃津·阿賈（Muezzin Ağca）會面。
儘管阿賈被引述說“對我來說（教宗）是一切資本主義的化身”，並試圖謀殺他，但阿賈與教宗還是建立了友誼。在2005年2月上旬教宗生病期間，阿賈致信教宗祝他一切順利。

**刺殺動機**
關於阿賈的刺殺行為存在多種理論。其中一個理論最初在美國媒體上大肆宣傳，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被美國曆史學家Michael Ledeen和作家、記者Claire Sterling等人大力提倡，認為刺殺企圖起源於莫斯科，克格勃指示Committee_for_State_Security_(Bulgaria)和史塔西執行此任務。 據稱，克格勃指示保加利亞特勤局刺殺教宗，因為他支持波蘭的團結工會活動，將教宗視為對蘇聯東歐霸權最大的威脅之一。date=May 2016 而諾姆·喬姆斯基和Edward S. Herman則相反，在他們的《製造共識︰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1988年）一書中將此稱為“虛假信息新聞”的傳播，因為他們認為沒有證據支持這一說法。而《英國獨立報》的沃爾夫岡·阿赫特納（Wolfgang Achtner）稱其為“最成功最被廣為人知的虛假新聞之一”。
阿賈本人則在不同時間就刺殺事件發表了多次相互矛盾的陳述。律師安東尼奧·馬里尼（Antonio Marini）表示：“阿賈操縱了我們所有人，說了數百個謊言，不斷更改版本，迫使我們展開數十項不同的調查。” 最初，阿賈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的成員，但他們否認與阿賈有任何關聯。

**與保加利亞的聯繫**
在刺殺未遂之後，阿賈在被拘留期間聲稱，在行動之前，他曾多次前往保加利亞索非亞，他聲稱在那裡與一名在羅馬的保加利亞特工有過接觸，該特工的掩護是保加利亞國家航空公司辦公室。事件發生後不久，根據阿賈的證詞，在羅馬為巴爾幹航空公司工作的保加利亞人Sergei Antonov被捕，並被指控為策劃陰謀的保加利亞特工。 1986年，經過三年的審訊，他被宣佈無罪。 
根據中央情報局駐土耳其總長Paul B. Henze的說法，阿賈后來表示，在索非亞，保加利亞特勤局和土耳其黑手黨曾與他有過接觸，他們願意出價300萬德國馬克刺殺教宗。一些作家，包括愛德華·塞繆爾·赫爾曼，他與弗蘭克·布羅德黑德（Frank Brodhead）合著了《保加利亞聯繫的興衰》（1986 年），還有Michael Parenti，都認為阿賈的故事很可疑，因為阿賈在被單獨監禁並接受意大利軍事情報局（SISMI）特工的探視前，沒有聲稱保加利亞參與其中。1991年9月25日，中央情報局前分析師梅爾文·A·古德曼（Melvin A. Goodman；現為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高級研究員）聲稱他的同事們奉命偽造了他們的分析以支持指控，他向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闡述，“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一所謂的“與保加利亞的聯繫”。
法院主席Severino Santiapichi和法官佛朗哥·永塔（Franco Ionta）的調查都沒有發現SISMI栽贓阿賈故事的證據。一位撰寫了指責西方情報機構刺殺企圖書籍的法國律師克里斯蒂安·魯萊特（Christian Roulette）在法庭上作證說，他提到的文件證據實際上並不存在。

**灰狼組織**
法國《Le Monde diplomatique》稱，土耳其極端民族主義組織「灰狼組織」的領導人Abdullah Çatlı組織了這次刺殺計劃，“以為灰狼組織換取300萬德國馬克”。在羅馬，恰特勒於1985年向法官宣稱，“德國聯邦情報局曾與他聯繫，如果他將俄羅斯和保加利亞情報機構牽涉到刺殺教宗的企圖中，該機構會答應給他一筆可觀的金錢”。根據灰狼組織的創始人阿爾帕爾斯蘭·蒂爾凱什上校的說法，“恰特勒在為國家謀福利的秘密服務框架內進行合作”。

**米特羅欣委員會的主張**
據意大利報紙《晚郵報》報道，在前東德情報部門史塔西找到的文件證實，1981年針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刺殺行動是蘇聯克格勃下令的，並指派保加利亞和東德特工，由史塔西來協調行動並在事後掩蓋痕跡。date=May 2016然而，前史塔西間諜大師、偵察總局局長馬庫斯·沃爾夫否認對此有任何聯繫，並聲稱這些文件已於1995年發送。
2006年3月，在即將舉行的全國選舉中，由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成立並由意大利力量黨參議員Paolo Guzzanti領導的備受爭議的Mitrokhin Commission再次支持保加利亞的理論，儘管該理論曾被若望保祿二世本人在訪問保加利亞期間予以譴責。參議員古扎蒂聲稱“前蘇聯領導人是刺殺事件的幕後黑手”，聲稱“蘇聯領導人主動提出了消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提議”，因為他支持波蘭團結工會，“將這一決定傳達給軍方特勤部門（而不是克格勃）”。該報告的說法是基於最近的計算機照片分析，認為槍擊事件時安東諾夫有出現在聖伯多祿廣場，以及法國反恐法官Jean-Louis Bruguière提供的信息。但布呂吉埃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在此之前最近的舉動是控告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為了奪取權力而故意挑起針對自己種族的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據法國《費加羅報》報道，布呂吉埃與莫斯科和華盛頓（包括情報人員）都保持著密切聯繫，他的許多同事指責他“將國家利益置於法律之上。”
俄羅斯和保加利亞都譴責了這份報告。時任保加利亞外交部發言人Dimiter Tzantchev說：“對保加利亞來說，這起案件已經因1986年3月在羅馬的法院判決而結案”，同時還回顧了教宗在2002年5月訪問保加利亞期間的評論。古扎蒂參議員說，在教宗在他的最後一本書《Memory and Identity》中寫到這件事之後，委員會決定重新打開報告中關於2005年暗殺企圖的章節。教宗寫道，他確信槍擊事件不是阿賈發起的，並且“是其他人策劃的，也是其他人委託的”。米特羅欣委員會還聲稱，意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是“克格勃在意大利的人”。date=May 2016
2006年12月底，古扎蒂參議員的主要線人之一Mario Scaramella被捕，並被指控誹謗等罪名。意大利《共和國報》援引負責調查斯卡拉梅拉的羅馬檢察官彼得羅·薩爾維蒂（Pietro Salvitti）指出，在Imam Rapito affair中被起訴的意大利軍事情報局局長Nicolò Pollari，以及在2006年7月因同樣原因被捕的二號人物Marco Mancini 以及斯卡拉梅拉都是古扎蒂參議員的線人。根據薩爾維蒂的說法，這個“網絡”除了針對羅馬諾·普羅迪及其工作人員外，還旨在誹謗朱塞佩·庫基（Giuseppe Cucchi）將軍（意大利情報與安全服務執行委員會CESIS現任主任）、負責伊瑪目拉皮託案的米蘭法官Armando Spataro和圭多·薩爾維尼，以及發現Yellowcake forgery事件的《共和國報》記者Carlo Bonini和Giuseppe D'Avanzo。調查還顯示了斯卡拉梅拉與中央情報局之間的聯繫，特別是通過現居住在美國的菲利波·馬裡諾（Filippo Marino），他是斯卡拉梅拉自1990年代以來最親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也是ECPP的聯合創始人。馬裡諾在接受採訪時承認與前中央情報局官員和現役中央情報局官員有關聯，其中包括前中央情報局駐米蘭站長Robert Seldon Lady，檢察官阿爾曼多·斯帕塔羅指控他參與協調了綁架阿布·奧馬爾和伊瑪目拉皮託案。

**梵蒂岡的間諜**
2009 年，記者和前陸軍情報官員約翰·凱勒（John Koehler）出版了《梵蒂岡間諜：蘇聯對抗天主教會的冷戰》一書。通過對東德和波蘭秘密警察的檔案的深入分析，聲稱這次刺殺是“克格勃支持的”並提供了細節。

**參見**
波金卡計劃：另一次謀劃行刺若望保祿二世的圖謀，但未實行即失敗。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Records of the RFE Rome Bureau on Antonov trial (boxes 16–19) date=20221219132620 , 開放社會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