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一九運動

北大五一九運動是1957年在北京大學發生的一場學生民主運動，北大學生響應當時大鳴大放的號召，紛紛貼大字報、演講，辯論民主方面的各種問題，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停止，很多參與者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後大多被平反。

**過程**
中國共產黨於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到1957年4月又開展整風運動，與百花運動結合起來，開展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這被稱為“大鳴大放”，北京大學的學生對此做出了自己的回應。
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二班的一群學生，率先在北大大飯廳的南牆上張貼了一張大字報，是關於即將召開的青年團全國第三屆代表大會的代表問題，內容是：
接著又有人貼大字報提出“一個大膽的倡議”，建議開闢“民主牆”，這很快引起眾多學生的反響，到晚上，以大小飯廳為中心的牆壁、報欄上已經貼滿了大字報，據一份“新聞公報”統計，截至20日下午5時20分止已有大字報162張，晚上，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代表黨委宣佈支持大字報。22日大字報更是大量增加，到處是辯論會、演講臺，學生們熱情參與。26日，在清華大學召開北京市高校學校運動會，北大許多同學去清華宣傳，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開展起來。並進一步擴展到北京各大學，天津南開大學也參與進來。29日，北大一些學生成立“百花學社”，31日發表了宣言，表示在擁護社會主義前提下對任何問題都可以自由爭鳴，並創辦“廣場”刊物，發表同學們的文章。。
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北大劃了716名右派，這仍然被嫌太謹慎，數量不及清華，校黨委書記江隆基被降職，1959年被調離北大。
一些比較突出的大字報和言論如下：
*物理系譚天榮《第一株毒草》：“到現在為止，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離我們無知的青年還有十萬八千里，我們國家沒有檢查制度，可是一切報刊，（例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和物理學報）的編輯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無知，對辯證法的一竅不通和他們形而上學的腦袋中裝著的無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
*劉奇弟《胡風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中文系張元勳和沈澤宜的詩《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讓批評和指責/急雨般的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燬一切/人世的藩離，/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法律系林希翎（程海果）的演講：
**第一次演講：“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很可恥。現在看來加給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據是很荒謬的。胡風是對中央遞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麼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現在共產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我們不要以為共產黨用整風的辦法，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點步就夠了（群眾轟她，少數人歡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願意聽我的話，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講話，我要講下去。我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侷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侷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麼報紙就不報道！（有部分群眾鼓掌）人民群眾不是阿斗，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
**第二次演講：“關於個人崇拜問題，我同意鐵托同志的意見，個人崇拜與社會制度有關（不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制度，而是指具體的制度），如龐大的官僚機構，產生了官僚主義分子。...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麼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錯誤，二次大戰不一定起（的）來。不是斯大林的錯誤，赫魯曉夫領導的十萬人也不會全死掉。...斯大林的後期是反動的。毛主席可貴的一點在於他有辯證法的思想，善於發現錯誤，改正錯誤，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但並非他沒有犯過錯誤。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如他去年6月橫渡長江，當時不讓報道，可見他是謙虛的。主席寫幾首詩給詩刊，創刊詞上有人評價，說主席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偉大的詩人。我看主席看了一定會很生氣，這話多麼肉麻。有人說主席寫的字最好，我看不見得。...我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現在黨也感到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看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這也不足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響，加上客觀上舒蕪把他們以前的信發表了，結果就從文藝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
*王書瑤《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他驕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地屠殺的保證又是什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也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
*中文系陳愛文《關於社會主義制度》：“1954年訂立憲法的時候，許多人忙於唱讚美詩，很少有人嚴肅地考慮，如何實施的問題，所以有1955年肅反中許多地方破壞法制現象的出現。...如果有人問你們標榜的是哪一種民主，我們答：是從‘五· 一九’開始的，在民主廣場上自由講壇上出現的，正在繼續形成和發展的這樣一種民主，不是硬搬蘇聯的形式，更不是販賣西歐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壤中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
*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一、新的階級壓迫，正在開始形成，慘狀目不忍視。...二、隨著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自然這與舊的不同，它有獨特的特點，粗略想來有以下幾點：1.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現在的佔有已不同於資產階級，他們是比較分散的，現在掌握政權的各黨政軍要人佔全國人數比例很少，集體佔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這點現在一時不易看清楚的，如果看一看分配關係就更鮮明。2.分配，中央一級幹部（或稱萬歲、九千歲、八千歲……）（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許農民比還恰當，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較一般為40～60幾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據我所知在中國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即使中等資產階級也沒有如此大的純收入，因為資本家他極大部分利潤必須投回生產之中。...4.社會地位，憲法上名義上規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不論工作、學習、遊玩、吃飯……）均論等級，顯易可見不平等，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鬥爭，施以肉刑（變相的），這和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態度有何區別？至少換了一個名義和方式罷了！5.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見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三、你們會說現在工農生活不是提高了嗎？對，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實際上提高了多少？社會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總是上升的趨勢，這點從歷史上看封建社會一般收入總比資本主義社會好……。我國工農收入幾年來實際上增加不多，僅過吃飽不餓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說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飽等等，來替現在社會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辯護的話，我要問：你也知道我們的眼向奴隸社會的方向看去還是向更合理的社會望去？...四、新的階級矛盾和舊的不同，可以利用群眾的壓力和平的方法解決，必要時也可以通過暴力——到無可救藥時。”
*劉績生《我要問、問、問？？？》：“根據已發表的言論來看，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①的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②尚需進一步研究的；③雖有錯誤但根本不是反社會主義的；④基本上是正確的。（由於篇幅限制，不能一一舉例）對他們，特別是後三種言論，都應該實事求是的，肯定其“是”，否定其“非”。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沙裡淘金”正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沒有什麼可以非難的（沙裡如果真有金，為什麼不該淘呢？）然而近來廉價的帽子滿天飛，逆耳之言，一概被歸為“反動言論”，“怒斥”，“警告”，“組織上的處分”……遠遠超過了針對言論本身的具體、客觀的分析，試問這種做法，何以服人？我們是要把別人拉出泥坑？還是推進泥坑？不少人已被斥為“右派分子”，但是隻要他們還是人民，那麼他們在各方面與我們仍有同樣的權利，這種權利應該得到大家的尊重。為什麼不准他們發表文章、演說或進行反駁呢？”
*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
*《阿Q外傳》
*《儒林內史》
*其他
**關於教學方面：求改革學制，開放全部禁書，改變考試製度，取消政治課必修制。（這一點引起強烈爭論）反對盲目學習蘇聯，特別反對盲目崇拜蘇聯的教條主義（例如在蘇聯歷史中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關於選派留學生制度，大家堅決反對宗派主義的作法，要求公開考試，並提出出國攻讀希望政府支持。
**關於學校工作：要求學校向本人公開人事材料，防止錯材料造成不良後果。要求學校黨委公開交待過去肅反運動中錯鬥了的問題。公佈某些同學自殺的真實情況和真正原因。
**關於黨、團、學生會工作：質問黨委會，為什麼對這次運動不管不問不積極領導。對青年團和學生會工作不民主，提出了大膽的批評。有人認為在這次運動中學生會主持辯論會的人有意壓制鳴放，偏袒衛道者，有人指出學生會不代表學生利益，是黨團的傳聲筒。
**關於國家和黨的工作：有人對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提出了和“再論”不同的看法，有人論證中國同樣有個人崇拜存在，對如何根除“三害”問題討論特別熱烈。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認為除“三害”是隻針對某些領導者個人缺點提出批評，不應討論全黨和國家大事；另一種認為“三害”產生的根源不僅是某些個人思想品質不好所造成，而是和我國政治制度某些環節的不合理有關。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後一種見解理由較充足有說服力，掌握了群眾，成為運動的主流。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