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書刊禁令

立陶宛書刊禁令（spaudos draudimas）是1865年至1904年間的一項禁令，由當時控制立陶宛的俄羅斯帝國頒佈，查禁所有以拉丁字母印刷的立陶宛語出版物，但使用西里爾字母的立陶宛語出版物則被允許甚至鼓勵出版。
1863年一月起義失敗後這個概念開始浮現，1864年成為行政命令，直到1904年4月24日才被取消。俄羅斯法院在1902年和1903年撤銷了兩件違反出版禁令案的判決，1904年初日俄戰爭失利導致俄羅斯放寬了少數民族政策。
根據這項禁令，印刷、進口、散佈或持有任何拉丁字母出版物都是非法的。做為更廣泛的俄羅斯化計畫中一部分，沙皇當局希望這項措施能降低波蘭在立陶宛人中的影響力，並使他們恢復歷史上與俄羅斯的聯結。不過沙俄這種文化滅絕的手段不僅沒有清除立陶宛人的文化認同，還引發立陶宛史上最令人驕傲的Knygnesiai。立陶宛人首先開始在帝俄境外組織印刷盜版立陶宛語書籍，主要在小立陶宛（東普魯士）和美國。印刷完成後，立陶宛人以各種方式從邊境偷運境內：圖書被藏在木材、乾草、食品，甚至「死人」棺材（通常由同伴裝死屍）裡面。盡管選擇在極端天氣時通過地勢險惡的邊境線「走私盜版」，仍有多人因此被捕，或被邊境守衛當場射殺：在禁令期間，據計共3,047人被捕或流放西伯利亞，其中涉及「走私」的有829人，涉及售賣的有859人，涉及持有書籍的有1,359人。
立陶宛書籍走私者（knygnešys）將非法書籍和期刊走私入境。儘管激進分子受到嚴厲的制裁和迫害，但此類出版物的數量仍不斷增加。禁令與其立法初衷形成反效果，造成了對俄羅斯統治與文化明確且有組織的反抗。立陶宛歷史學家愛德華達斯·古維丘斯（Edvardas Gudavičius）形容這項禁令是對「立陶宛語」概念的考驗：如果沒有抵抗，這個語言就會成為歷史註腳。

**背景**
Catechism of Martynas Mažvydas
第一本出版的立陶宛語書籍是1547年信義宗的《Catechism of Martynas Mažvydas》。其他重要的立陶宛語出版品包括有Daniel Klein在1653年出版的文法書，1735年出版的立陶宛語聖經，第一個立陶宛語的文學作品，由克里斯蒂約納斯·多內萊蒂斯在1818年出版的《四季》（Metai）詩集。在公元1569年至1781年，波蘭－立陶宛聯邦統治的時間，波蘭語有進展，成為大立陶宛的手寫通用語，不過普魯士王國的小立陶宛地區仍然出版立陶宛語書籍。
自從19世紀初，立陶宛語的使用主要是限制在立陶宛的鄉村地區，排除在普魯士的使用。不過，在一些少數民族的成員保留下來（例如薩莫吉希亞）。後來有一些因素造成立陶宛語之後的復興：此一語言引起新興學科比較語言學學者的注意，在1861年俄國農奴制度改革之後，增加了社會流動，立陶宛的知識份子也從鄉村中興起，立陶宛的語言變的和立陶宛的身份有關，正像在歐洲其他地方出現的情形一樣。在天主教教會內，早期不讓平民從事神職工作的限制已經放寬。當地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其中越來越多是立陶宛裔）和教區居民建立緊密的關係，也同情他們希望使用立陶宛語的願望。正在興起的民族運動希望針對波蘭及俄羅斯的影響，都保持一些距離，此一運動中，使用立陶宛語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層面。
根據目錄學家Vaclovas Biržiška的研究，1800年至1864年間新聞禁令頒佈時，共出版了926種拉丁字母拼寫的立陶宛語書籍。語言正寫法沒有標準化的問題，常被俄羅斯當局拿來做為改用西里爾字母的藉口。

**起源和法律基礎**
在十八世紀末波蘭-立陶宛聯邦解體之後，許多波蘭和立陶宛的領土改由俄羅斯帝國統治。1863年的一月起義試圖要重建波蘭-立陶宛聯邦，讓許多俄羅斯政治家認為，波蘭在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影響力，是波蘭無法俄羅斯化的主要阻礙。他們認為，若讓立陶宛和波蘭貴族和天主教會保持距離，很自然的立陶宛就會在俄羅斯的文化影響下，正如俄羅斯在之前所做的一樣。俄羅斯政治家尼古拉·米留廷（Nikolai Miliutin）曾提到：「用俄羅斯劍開始的，會用俄羅斯的文字來結束。」。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1863年5月13日任命Mikhail Nikolayevich Muravyov為維爾納省的總督。其職責包括壓制暴動，以及實施俄羅斯化的政策。由於情形危急，暫時賦與總督相當大的權力。Muravyov和新任命的維爾紐斯教育區長官Ivan Petrovich Kornilov，預備了激進的長期俄羅斯化計劃，稱為「俄羅斯開端的恢復計劃」（Program of Restoration of Russian Beginnings、Rusų pradų atkūrimo programa）。其目標有：
# 消除公眾生活中的立陶宛語
# 不允許在政府機關僱用天主教徒
# 控制並限制天主教教會
# 創造適合正教會拓展的環境
# 將立陶宛的教區學校改為俄羅斯的文化學校
# 鼓勵俄羅斯族的人移居到立陶宛
# 用西里爾字母取代拉丁字母
# 禁止拉丁字母的立陶宛文出版品
亞歷山大二世在1864年5月22日核准此一計劃。Muravyov在幾天後發佈命令，禁止印刷拉丁字母的立陶宛文教科書。Muravyov的繼任者Konstantin Petrovich von Kaufman在1865年9月6日將此命令發展為全面性的禁令。Kaufman對鄰近的六個省發佈全面禁令，宣佈禁止所有的立陶宛語出版物，並且要求審查委員會立刻執行。一週後內政部長Pyotr Valuev將此一命令擴展到整個帝國，1866年時甚至將此禁令延伸到學術書籍。
此項禁令嚴格且範圍廣泛，但禁令本身沒有法源依據。禁令的生效是因為行政命令以及沙皇的許可。1871年時撤消了總督的臨時權力，此一行政命令也就沒有法律上的價值了，不過行政命令雖無法源基礎，仍然被嚴格的執行。

**執法**
俄文的標誌，說明嚴格禁止說立陶宛語
一開始俄羅斯當局鼓勵並贊助用西里爾字母的立陶宛語作品。用西里爾字母取代拉丁字母的想法最早是由知名的泛斯拉夫主義者Alexander Hilferding在1863年出版的《立陶宛與薩莫吉希亞》一書中提出的。
立陶宛語言學家Jonas Juška最早進行了將立陶宛語的作品改編為西里爾字母的實驗，他在1864年2月向Muravyov和Kornilov展示了一些他改編的成果，不過隨後Juška便中止了他的工作，Kornilov則召集了一個委員會出版西里爾字母的立陶宛語作品，此委員會起初有四個成員，包括來自華沙的波蘭圖書館員Stanisław Mikucki、俄羅斯人Jonas Kerčinskis、已皈依東正教的立陶宛天主教會神父Antanas Petkevičius以及著名的立陶宛教育家及出版商Laurynas Ivinskis，但伊文斯基斯很快便退出了。委員會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入門書，計劃用在取代教區學校的俄羅斯學校中，這本書是在1864年夏天出版的。此外委員會也出版了祈禱書，日曆以及其他的宗教文獻。
在書刊禁令的四十年間，出版了大約55本立陶宛語西里爾字母作品，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前十年出版的。這些書是免費提供給大眾，但立陶宛民眾仍不願意接受這些書，因此俄羅斯當局後來將焦點轉向消除非法的出版品date=2009年3月。
俄羅斯教育部在1898年5月提出了報告，建議廢除書刊禁令。報告指出此禁令產生了不良而且沒有預知到的結果，其中包括讓立陶宛民族主義開始發展。其他俄羅斯官員認為若有合法的立陶宛書刊存在，且受到當局審查，比較可以維護俄羅斯政府的利益。
在書刊禁令期間，有3047人因為禁令而被捕（829名書籍走私者，859名書商，1359名書籍持有者）。

**抵抗**

立陶宛圖書走私者 Vincas Juška
Jurgis_Bielinis是圖書走私運動的另一位傳奇人物。他不單止在帝俄時代大力主持走私，更擔當起立陶宛學界與歐洲各地學術交流間的信使。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成為立陶宛人兒時最熱衷的故事，而現代的立陶宛政府還將他的生日3月16日定為紀念圖書走私者的日子。
1863年的一月起義激起了反俄情緒和對沙皇當局的不信任。同時，人們也將此禁令視為對天主教會的威脅；因為東正教使用西里爾字母，對拉丁字母忠誠就是是忠於天主教的象徵。人們試著使用哥德體文字來規避禁令，然而此方法在1872年也遭到禁止。立陶宛語的西里爾文字拼寫法許多問題開始浮現，挨批不適合立陶宛語言。這項禁令在俄羅斯遭到了學術界、自由派和民主派團體的反對，有助於裁罰減輕。
對該禁令組織性的抵抗，無論合法或非法，主要都是由Motiejus Valančius主教發起的。他先向政府請求讓祈禱書從禁令中豁免，然後開始贊助由立陶宛境外流入的非法書籍。從1875年Valančius去世，到1883年立陶宛語報紙《黎明》（Auszra）成立這段期間，抵抗與主教Antanas Baranauskas有關。1889年，另一份主要報紙，由文卡斯·庫迪爾卡（Vincas Kudirka）主編的《鐘聲》（Varpas）創刊，加重反抗力道到19世紀末。1891年至1893年間，有31,718份出版物被沒收和銷毀；從1900年到1902年，這個數字增加到56,182，反映出流通量的增加。
從1890年到1904年，大約有2,500本以拉丁字母拼寫的立陶宛語圖書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在東普魯士的城市提爾西特（Tilsit），但也有些出版物是從美國傳入立陶宛。進入20世紀時，大量基於歷史和高地（Aukštaitijan）用法的標準化書面版本出現；從捷克語拼寫法中借用字母č和š。由Jonas Jablonskis撰寫、廣為大眾接受的《立陶宛語文法》則在1901年問世。
禁令的法律基礎受到了不少挑戰；而且隨著立陶宛人信件、請願和抗議數量的增加，效果在19世紀末益發強化。1902年和1903年，俄羅斯最高法院撤銷了針對Antanas Macijauskas和Povilas Višinskis的兩項出版禁令罪名。法院的裁決聲明當初制定禁令的行政命令是違法的。1904年2月爆發的日俄戰爭，更使俄羅斯政府認為需要和境內少數民族達成和解。因此在1904年4月24日正式解除禁令。

**對教育的影響**
立陶宛的公私立教育都都受到書刊出版禁令的不利影響。-{zh-cn:列塔瓦斯;zh-hk:列塔瓦斯;zh-tw:裡塔瓦斯;}-地區識字率的提高顯示出19世紀教育需求被壓抑的程度：1853年至1863年，即禁令頒布之前，識字人數從11,296增加到24,330，隨後的禁令卻造成19世紀立陶宛的文盲。
當人們在統治下覺醒，教區學校紛紛關閉。儘管人口增長，教師短缺導致一些公立學校關閉。而自公立學校與俄羅斯化政策有所關聯起，家長們也開始讓孩子退學；學生之間禁止以立陶宛語交談，而搜索、檢查和監視制度更營造了一種令人沮喪的氣氛。儘管會受罰，許多學生還是在家裡或在秘密小組中接受教育。
一項1897年科夫諾省的普查數據顯示，年長者接受過正規教育的比例高於年少者：在30至39歲的人口中，61.87%接受過一定程度的正規教育；而在10到19歲的人口中，此一比例僅有54.68%。

**餘波**
禁令解除後，印刷機以及其配套的社會文化基礎設施都需要重建。1904年12月23日，解禁後的第一期立陶宛語報《維爾紐斯新聞》（Vilniaus žinios）發行；1905年11月舉行的維爾紐斯大議會（Great Seimas of Vilnius）如今亦可使用立陶宛語發佈公告和出版物。
從1904年禁令結束到1918年立陶宛恢復獨立期間，Martynas Kukta、Saliamonas Banaitis和考那斯的聖卡西米爾協會（Society of Saint Casimir）等出版社發行了許多出版物。1904年，商人Petras Vileišis在他的維雷希斯宮裝設了印刷機。在此期間，立陶宛國內外共出版了4,734種拉丁字母立陶宛語書籍。立陶宛獨立後，出版率穩步上升；1918年到1939年，印製了16,721種書籍。1925年到1939年間，每年印刷約800到900本。
儘管在多個相互競爭的方言間協調的過程，被迫要在多個國家進行，但立陶宛語的拼寫和文法標準仍在禁令期間建立起來。一般認為，該禁令非但沒有阻止立陶宛民族運動，反而還激起了它。2004年，禁令結束100週年被註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活動行事曆上，立陶宛議會也宣佈該年為「立陶宛語言和書籍年」。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Lithuanian press 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