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語言

突尼斯傑姆（屬羅馬帝國阿非利加行省）馬賽克（220–250 AD）。上有拉丁文標題“安靜！讓公牛們睡覺”（Silentium dormiant tauri），以及像是用對話框表現的5名赴宴客人（可能是角鬥士）的歡快戲謔：-“我們要裸體了”（Nos nudi fiemus）；-“我們是來喝酒的”（Bibere venimus）-“你們真能說”（Iam multum loquimini）-“我們可能會被叫走”（Avocemur）-“我們要喝三杯”（Nos tres tenemus）這一幕可能表達了“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人生苦短，及時行樂”之類意義的諺語。
拉丁語是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但以希臘語為代表的其他語言在地方上也很重要。拉丁語是羅馬人的母語，在整個古典時期一直是帝國行政、法律、軍事的標準用語。在帝國西部，拉丁語甚至被用於法院等地方行政用途。所有自由出生於公元212年的男性居民普遍獲得公民權後，產生了許多不能通曉拉丁語的羅馬市民。不過，此時拉丁語仍是“羅馬身份”的象徵。
公元前4世紀末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使得通用希臘語成為了地中海東部地區的通用語和與東側境外政權外交的用語。希臘語的跨國境使用是基督教化的必要條件，例如《聖經新約》的語言選定為希臘語，便是考慮到其影響廣泛，使用人數眾多。羅馬帝國教會的大公會議也使用希臘語，而不用拉丁語。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希臘語在東羅馬帝國取代了拉丁語，成為了更加主要的語言。
由於古代社會交流主要發生在口頭，因此很難確定羅馬治下各種地方土語的應用都發生在什麼場合。銘文中的蛛絲馬跡及希臘、羅馬文獻中，均反映了羅馬人與外國人交流時對翻譯的需求。布匿語、科普特語、阿拉米語有大量銘文及書信得以保留。凱爾特人的語言遍佈在西歐大部分地區，雖然凱爾特語言的口述記錄相當稀少，但凱爾特語銘文數量有限但不算少見。帝國境內的日耳曼語族語言除哥德語外幾乎沒留下任何文本。多語制使得既非羅馬人也非希臘人的少數民族可以通過羅馬化或希臘化來構建身份。
古典時代晚期政治權力逐步去中心化後，拉丁語的各種西歐方言逐漸演變為羅曼語族下的各種語言，如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意大利語、加泰羅尼亞語、奧克語及羅馬尼亞語。21世紀初，有超過10億人的第一或第二語言演化自拉丁語。拉丁語長久以來都是外交和知識傳播的重要國際交流媒介，直至現代，法律及羅馬天主教教會拉丁語都是如此。

**拉丁語**
高盧行省La Graufesenque遺址出土的赭色粘土陶器（terra sigillta）上的羅馬書寫體
拉丁語有史以來就是羅馬人的母語。維吉爾在第一任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統治時期，強調拉丁語是羅馬統一和祖宗大法的來源。在維吉爾所作關於羅馬的建立的史詩《埃涅阿斯紀》中，主神朱庇特規定，為維持社會統一，來到意大利定居的特洛伊戰爭難民將使用拉丁人的語言：“他們將保持他們祖先的言辭（sermo）和傳統……我將用一種表達方式（uno ore，字面意思“用一張嘴”）使他們都成為拉丁人。”自稱是維吉爾筆下英雄埃涅阿斯後裔的儒略-克勞狄王朝皇帝鼓勵人民使用高標準的正確拉丁語（Latinitas），即古典拉丁語，且鼓勵用拉丁語處理公務。
被征服地區的人民改說拉丁語，使得拉丁語在被征服地區紮根，沒有任何法律條文強制推行拉丁語。聖奧古斯丁認為，羅馬人喜歡通過社會契約（per pacem societatis）推行拉丁語。這種語言政策與亞歷山大大帝的截然相反，他想通過設為官方語言將古希臘語推行至整個帝國。會說拉丁語不是獲得羅馬公民身份的必要條件，也沒有國立學校將其作為教育媒介的特權：流利的拉丁語是因為其“高度的文化、政治、法律、社會和經濟價值”才受到青睞的。
拉丁語為帝國工作、晉升所必須，也是政府運作所用的語言。官方通信、跨語言區的法律判決都會使用拉丁語。
羅馬人高度重視書面文本，他們高度痴迷於文件與公共碑文的寫作。塔木德說：“以海洋為墨，以蘆葦為筆，以蒼穹為紙，以眾生為吏，也寫不下羅馬政府關注著的全部。”反映了羅馬帝國的官僚機構多麼依賴於寫作。對羅馬帝國識字率的估計從5%左右到高於30%，取決於“識字”的定義。國家對受教育機會的干預不足，是識字率提升的一大障礙。正規教育只提供給付得起學費的家庭的孩子。
羅馬執政官盧修斯·門修斯·納塔利斯（133–134）在祭壇上為阿斯克勒庇俄斯所作希臘語神誓（votum）
在亞歷山大·塞維魯（222–235在位）之前，羅馬公民的出生證明和遺囑都必須用拉丁語書寫。書記官會給不識字的羅馬公民讀寫官方文書。法律和詔書以書面形式張貼出來，也會有人宣讀。公共藝術和宗教儀式是能跨越讀寫能力的鴻溝，傳達帝國意志的方式。希臘鹽源將一種早期的敘事芭蕾（pantomimus）帶到了羅馬，並在整個多語制帝國內流行起來，部分原因是它依賴肢體語言進行表達。
直到6世紀中葉，拉丁語一直羅馬軍隊的官方語言，在東羅馬帝國也是最常用的軍事語言，直至630年代帝國公用語改為拉丁語為止。相比之下，已知只有兩位主教在狄奧多西二世（~450）統治期間舉行的大公會議上講過拉丁語。

**希臘語**
羅馬帝國語言區示意圖，西部以拉丁語為主，東部以希臘語為主。
通俗希臘語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之後成為了東地中海及小亞細亞地區的通用語。琉善甚至想象希臘語是冥界的通用語。古典時代晚期的希臘語人群主要分佈在希臘半島及愛琴海諸島、近東大城市及安納托利亞大部。希臘語在東羅馬帝國仍是官方語言，並演變為中古希臘語和現代希臘語。
一份5世紀莎草紙，內容為西塞羅演講稿的拉丁-希臘語雙語對應。
克勞狄一世試圖限制希臘語的使用，有時還取消拉丁語不流利者的公民身份。不過在羅馬元老院講話時，他還是會跟希臘地區的元老講希臘語。蘇埃託尼烏斯引用他的話說“我們的兩種語言”，僱傭兩名官職相同，而一名說拉丁語、另一名說希臘語的大臣的做法也始見於他在位期間。
兩種語言日常的相互滲透體現在雙語碑文中，有時甚至在兩種語言間來回切換。例如，一個希臘士兵的墓誌銘可能主要由希臘語撰寫，而他在軍中的軍銜和作戰單位則由拉丁語表達。
東羅馬帝國的法律和官文經常要從拉丁語翻譯為希臘語。5世紀時政府官員和教會兩種語言都會積極使用。自6世紀開始，西方人幾乎完全依靠拉丁語翻譯來研究希臘文化。拉丁語藉詞大量出現在古典時代晚期及拜占庭時期技術主題的希臘語文本中。

**語言改革運動**
雅典主義是第二次詭辯運動的趨勢之一。埃利烏斯·阿里斯提德斯等知識分子試圖恢復以修昔底德、柏拉圖、狄摩西尼及其他古典希臘時期學者為代表的阿提卡希臘語。有志於此的散文家試圖迴避通用希臘語的“粗話”，這雖然螳臂當車，但也反映了2世紀亞歷山大語法學派和辭書學的蓬勃發展。語言文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有助於在羅馬世界中保存希臘文化。
戴克裡先（284–305在位）試圖恢復拉丁語的權威性，希臘語成語ἡ κρατοῦσα διάλεκτος （hē kratousa dialektos）說明拉丁語作為“權力的語言”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學者利巴尼烏斯（4世紀）認為拉丁語導致了希臘語修辭質量的下降。在6世紀初，查士丁尼一世試圖將拉丁語重新確立為法律用語，但在他的時代，拉丁語在東方已經不再具備什麼實用價值。

**區域性語言**
羅馬帝國區域性語言示意圖（c.150）
因為講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識字精英中的主導地位，帝國的眾多口語的連續性時常會被掩蓋，但不能忘記人所有語言交流和大部分的文化活動都會基於口語而運行。科普特語、阿拉姆語、布匿語等語言廣泛地分佈在被帝國征服的地區當中，並在那裡與拉丁語和希臘語共存。

**阿拉姆語和敘利亞語**
阿拉姆語是敘利亞及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主要語言，有幾種方言。敘利亞語分佈在帝國三大城市之一安條克周邊，主要由基督徒使用。敘利亞語文學發端自2世紀後半葉，從埃德薩周邊的基督徒社區散播開來。4世紀之前的早期敘利亞語文學誕生在希臘的知識環境中，但其豐富的象徵和對格律的重視又使其與眾不同，還影響了優西比烏、巴西流及狄奧多勒等希臘學者。已知最早的敘利亞語著作包括他提安《四福音合參》及《聖經》中的部分譯文。
多產的敘利亞學者巴代珊通曉希臘語，並送他的兒子去雅典上學，但用自己的母語寫作。除了說教作品、專題文章之外，巴代珊還寫了150首“影響巨大、教義可疑”的讚美詩。這一時期其他敘利亞語文學作品還有基督教論文、對話錄及使徒傳記。一些作品包含諾斯底主義元素，在摩尼教的傳播中也發揮了作用。5世紀之後，基督一性論和聶斯托裡主義著作也被包括進來。
敘利亞學者聖耶福列木的著作後來被翻譯為希臘語。諷刺作家、修辭學家琉善來自敘利亞薩摩薩特；雖然他以希臘語寫作，但他自稱是敘利亞人，還說自己是“蠻族”，說明他自己的母語可能是敘利亞語。
來自巴爾米拉的士兵甚至在碑文上也用巴爾米拉阿拉姆語來寫作。

**科普特語**
《猶大福音》首頁，恰科斯抄本（3–4世紀）
“科普特語”實際上指的是現代埃及語。書面科普特語似乎是埃及教育階層有意識地恢復其文化的結果。
科普特文基於希臘字母，額外加上來自世俗體的少數反映埃及語語音的字符。古孟斐斯方言、法尤姆方言、艾赫米姆方言、沙希地方言在4世紀時曾用這種科普特文記錄。這一時期，科普特語衍生出一套完整的書面標準，包括對希臘語經文、禮儀文本和教父學著作的翻譯。4至7世紀，頌歌、聖徒傳記、修行規矩、書信、建議信等的原始文本都是用科普特語創作的，主要用的是沙希地方言。書面科普特語用於清單、地產交易等日常用途以及詩歌中。至640年代穆斯林征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尚占人口的大多數。到7世紀末，法律文本可能仍用科普特語書寫。例如，一份提及穆罕默德的希臘-阿拉伯語雙語外交規章，其後跟著一份科普特語文本，其中提到了三位一體。

**布匿語**
布匿語是古迦太基所用的閃米特語族語言，在羅馬帝國統治期間也在北非通行。在公元前146年被羅馬征服之前，所有布匿語銘文都是對塔尼特和巴力等神的祭祀或墓誌。而在羅馬治下，新布匿語的語料豐富得多，往往與拉丁語或希臘語的對應同時出現。在大萊普提斯建於公元14–19年之間的羅馬女神和奧古斯都神廟中，發現了引人注目的新布匿語銘文。紀念碑上最晚的新布匿語銘文刻於圖密善在位期間（81–96在位）。石刻布匿語銘文無一晚於2、3世紀。4、5世紀有用拉丁字母書寫布匿語的例子。
布匿語由社會精英使用：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193–211在位）生在大萊普提斯，通曉布匿語、拉丁語、希臘語，而他的妹妹據說壓根不懂拉丁語。北非的奧古斯丁多次提到布匿語：他觀察到它與希伯來語、敘利亞語有關。他對布匿語的瞭解幫他從《聖經》中找出音譯的閃米特語單詞。ref>Jongeling and Kerr, Late Punic Epigraphy, p. 4.

**凱爾特語**
凱爾特語族在公元初年包括高盧省（今日法國、比利時、瑞士及意大利北部）的高盧語、西班牙省（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凱爾特伊比利亞語和加利西亞語、古布立吞語（不列顛尼亞省）及公元前3世紀由一支凱爾特人帶到安納托利亞的加拉提亞語。地名加拉太（Galatia）來自希臘語中表示“高盧人或凱爾特人”的詞Galatai。拉丁語中的高盧語藉詞可以追溯到昆圖斯·恩紐斯（239–169 BC），由於意大利半島上有凱爾特人定居點，拉丁語中開始出現高盧語的藉詞。到古典時代晚期，一些高盧詞已經拉丁化到人們不再承認其來源了。
共和國時期的招待信物上的凱爾特伊比利亞語銘文
公元前2世紀與羅馬人接觸後，凱爾特伊比利亞語才有書面記錄。所有103塊現存凱爾特伊比利亞語銘文中，有30塊用伊比利亞文字寫的，是招待用的信物（tesserae hospitales），其中20塊外形類似於動物。家庭或社區之間承諾相互支持的社會習俗同羅馬文化中的主客關係類似。被羅馬征服後，凱爾特伊比利亞人改用拉丁語製作這種信物，直到2世紀。奧古斯都時期，凱爾特伊比利亞人的領土成為了塔拉科西班牙的一部分。書面凱爾特伊比利亞語在奧古斯都時代之初就消失了。
古典時代晚期有些史料提及了高盧語，說明它可能還有人使用。177年，盧格度努姆（今日的萊昂）主教愛任紐抱怨說，他不得不用那種“蠻子話”（可能是高盧語）跟教區居民交流。法學家烏爾比安（170–228）提到了要識別高盧語口語。埃利烏斯·蘭普雷底斯說，一名女德魯伊用高盧語對亞歷山大·塞維魯（208–235）做出了預言。耶柔米（331–420）擁有第一手資料，他認為高盧特雷維里人的語言與加拉太的“差不多”。波爾多的馬塞勒斯（4世紀末至5世紀初）的藥方集包含一些高盧語詞彙，主要是植物名，似乎表明高盧語在傳統醫學或魔法等領域仍在使用。同樣來自阿基坦高盧的蘇爾皮基烏斯·塞維魯斯（363–425）注意到了高盧語和拉丁語的雙語，其中高盧語是“母語”。其他提到“以高盧語方式”（gallice）或類似方式說話的人可能是指說高盧口音的拉丁語。
許多歷史語言學家認為，高盧語在6世紀中後期在法國應仍有使用。儘管當地物質文化被大規模羅馬化，但高盧語在整個羅馬統治期間一直存活，並與拉丁語口語共存。

**日耳曼語**
日耳曼語族中只有哥特語有零星記載。《拉丁語選集（Latin Anthology）》所載一副輓聯中引用了哥特語短語，福音書的主體被翻譯為哥特語，既是6世紀的“銀聖經”。拉丁語中含有少量日耳曼語藉詞，而日耳曼語對拉丁語的影響更多的不在詞彙上。
羅馬人在祭壇上獻祭的場景，祭壇上有對日耳曼或凱爾特女神瓦格達維庫斯提斯的拉丁文獻詞，由一位禁衛軍長官於165年設立於Colonia Ubiorum（德國科隆）
日耳曼-拉丁語雙語制在日耳曼人佔多數的軍隊中對於軍官來說尤為重要。塔西佗注意到，戰勝了羅馬軍隊的切魯西人軍官阿米尼烏斯就是個雙語者。皇帝尤利安僱了一名會說日耳曼語的軍事保民官為間諜。軍官和將文書記在文德蘭達石板上的秘書是巴達維人，但他們的拉丁文中沒有任何提示；他們手下的普通士兵可能還只說日耳曼語。拉丁人軍官在部隊中學會一種日耳曼語並充當翻譯的情況並不多見。學會一門日耳曼語是一種令人起疑的成就，會引起對“野蠻”的焦慮：在5世紀的高盧，聖希多尼烏斯·阿波利納里斯覺得自己博學的朋友夏克立烏斯精通日耳曼語十分有趣。

**多語**
三語在來自非拉丁語或希臘語區的受教育人群中並不多見。拉丁小說家阿普列尤斯也以希臘語寫作，還從母親那學會了布匿語。《芭芭沙檔案（Babatha Archive）》是多語制存在的有力證據，這些莎草紙文稿創作於公元93至132年間，以佩特拉阿拉伯一名猶太女性的名字命名，主要以當地語言阿拉姆語寫就，所用文字則為受到閃米特語族和拉丁語影響的希臘字母；一份交給羅馬總督的申請書則以希臘語寫成。
羅馬帝國多語多文化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一塊刻於2世紀的名為Regina的女性的墓誌銘，1878年出土於英格蘭東北部南希爾茲附近的羅馬據點遺址。銘文主要由拉丁語和帕爾邁拉文阿拉米語寫就，後者是Regina之夫Barates的母語，敘利亞帕爾邁拉出土的碑文稱他是旗手。他參與戍守哈德良長城一帶的軍隊。拉丁語則在語法上同帕爾邁拉的希臘語敬辭銘文相仿，說明Barates是個會說阿拉姆語和希臘語的雙語者，且拉丁語是他的第三語言。拉丁語所佔部分更大，篇幅也更長，涵蓋了主要的信息。帕爾邁拉文為一種十分流暢的手寫體，用這種文字刻寫的部分只涉及Regina的名字，以及對她逝世的悼念悲痛之情。不列顛島上能閱讀這種文字的人顯然很少，因而Barates大概用它來表達自己的個性及情感。Regina這個名字既可能是拉丁語名字，也可能是凱爾特語名字。人們似乎因為這種二元性，格外偏愛這種名字。Regina自認為是不列顛卡圖維勒尼人（Catuvellauni），其首都或說主要居民點是維魯拉米恩，但在拉丁文碑文中用的，則是高盧-布立吞拼法Catuallauna（陰性）。

**地理分佈**

**意大利半島與西西里**
在意大利，拉丁語到1世紀末在書面上漸漸取代了奧斯坎語和伊特拉斯坎語。位於奧斯坎語區的龐貝和赫庫蘭尼姆古城的奧斯坎語塗鴉被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保存下來。少數塗鴉的年代可能在62年龐貝地震前後。在1世紀中葉，鐘意於古玩的克勞狄一世瞭解到了伊特拉斯坎語，併為伊特拉斯坎人撰寫了一部多卷史書，但現已失傳。
西西里行省的多語制曾持續了數個世紀，是先後受迦太基人、希臘人、羅馬人統治的結果。羅馬共和國期間的奴隸貿易將講希臘語及其他語言的人從東方帶來西西里，後來在羅馬帝國時期，希臘語成為了官員和商人等社會地位更高的人的通用語。帝制時代早期向西西里的移民說拉丁語的更多。非洲裔拉丁語使用者在西西里舉足輕重。基督教銘文更有可能是希臘語寫的。在古典時代晚期，希臘-拉丁語雙語已經足夠普遍，甚至在日常人際交流中紮根下來。錫拉庫薩的猶太人社區似乎是希臘-希伯來語雙語的。西西里島上也有些敘利亞語的考古證據。

**西部省份**
半身像（1世紀晚期），有高盧語名字Esumopas Cnustious及拉丁文縮寫VSLM（votum solvit libens merito“自由地應允了他的誓言”）
在羅馬帝國西部，拉丁語逐漸取代了凱爾特諸語。句法和詞彙上的共性促進了向拉丁語的轉變。納博訥高盧（法國南部）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甚至三語並行（希臘語、拉丁語、高盧語）。拉丁語在提供接觸統治權力結構的機會上十分重要，使得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省）和高盧的當地語言快速滅絕。獨立的高盧-羅馬文化可能創造了高盧-拉丁文本。在拉丁文墓誌銘中，起了凱爾特名字的很少自認為是“凱爾特人”或“高盧人”；他們更可能自稱有公民證的部落，如愛杜依人、雷米人、皮克通人，或有投票權的部族。帝制時代有些大學者出身於伊比利亞半島，如塞內卡、盧坎、昆提利安、馬提亞爾及普魯登修斯。雖然當地有很多羅馬化的文物，不過高盧語堅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可能直到6世紀中葉。 
納博訥高盧136塊希臘語銘文中的大部分，包括原來來自希臘殖民地的，年代都晚於奧古斯都時期。其內容表明，希臘語存在用於特殊用途的趨勢：“教育、醫療、戲劇、不可知論活動、藝術、魔法、宗教，其中包括基督教”。位於今日馬賽的希臘殖民地福西亞建立於約公元前600年，出土的銘文表明到公元2、3世紀希臘語仍用在教育和醫療領域。出身阿基坦高盧（今日波爾多）的拉丁詩人、學者馬格努斯·奧索尼烏斯（4世紀）將他的父親描述為一個雅典話比拉丁語還流暢的醫師。
巴斯克語不是印歐語，分佈在比利牛斯山中的小片區域。凱撒認為高盧西南部和西班牙東北部（大致對應今日阿基坦和納瓦拉）的居民不屬於凱爾特人；從地名可以看出，他們使用的阿基坦語同巴斯克語一樣屬於瓦斯科尼亞語系。阿基坦人在羅馬統治時期接受了拉丁語。
高盧語在高盧一直存續到6世紀末，在高盧-羅曼語支的譜系劃分中起著重要作用。拉丁語在不列顛尼亞省的影響力相對較弱，在410年左右羅馬人撤退之後可能就迅速衰亡了，不過不列顛西部小塊的拉丁語語言島可能一直存續到8世紀。古布立吞語中的拉丁語藉詞表明，不列顛尼亞省的拉丁語偏向於學術方面，與歐洲大陸上的“通俗拉丁語”不同。

**非洲省份**
位於今日利比亞大萊普提斯劇院的拉丁語-布匿語雙語銘文
在昔蘭尼加（自公元前7世紀起被希臘人殖民）以西的阿非利加省，迦太基人和其它腓尼基殖民地的居民會讀寫布匿語，而拉丁語在市中心更常用。其他地區的人多說亞非語系語言（如利比亞語、努米底亞語），可能後來演變為柏柏爾語族。
布匿語曾用於提貝里烏斯（1世紀）時期硬幣上的銘文，還出現在2世紀的一些公共建築上，有的是與拉丁語構成的雙語銘文。甚至有三語銘文：一份與帝國崇拜有關的寫道“官用拉丁語，土用布匿語，商、教、精英用希臘語”。
利比亞語銘文所用的文字與提非納文字十分相似，一般從下往上寫。23種字符的“形體相當地僵硬”。與布匿語、與拉丁語構成雙語銘文的均有見，說明能書寫這些語言的人也能用利比亞文轉寫自己的名字。利比亞文銘文聚集在希波城東南，緊鄰今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國境，其分佈表明關於利比亞語的知識不限於那些孤立的社區。
帝制時代出身於非洲的著名拉丁學者有小說家阿普列尤斯、特土良、奧古斯丁等教父。汪達爾-阿蘭王國（435–534）期間，北非留有一些拉丁語社區，特別是在迦太基附近。但它們到7世紀晚期，隨著阿拉伯人的征服也都消亡了。
羅傑·布倫奇（2018）認為，雖然柏柏爾語支幾千年前就從亞非語系中分離出來，原始柏柏爾語的年代卻只可能上推到公元200年之遲，因為現代柏柏爾語言的多樣性相當之低。原始柏柏爾語中的布匿語藉詞表明，現代柏柏爾語的分化大抵起源自公元前146年古迦太基的陷落；關切語和塞那加語缺乏布匿語藉詞。另外，原始柏柏爾語中的拉丁語藉詞也表明，原始柏柏爾語的分化大概在公元1或2世紀。在羅馬帝國時期，牛耕、駱駝、果園管理等羅馬人的發明被羅馬帝國界牆沿線的柏柏爾部落借鑑而去，創造出一種新興的貿易文化及一種新的通用語，後者也就是原始柏柏爾語的前身。

**埃及**
用科普特語記錄將小麥運往磨坊的容器碎片，321年6月2日
埃及主要說科普特語，自亞歷山大征服以來也通行希臘語，羅馬帝制時代拉丁語和希臘語是主要的行政用語。建城於公元前331年的亞歷山卓是羅馬帝國最大的三座城市之一，無論希臘時代還是羅馬時代都是希臘文化的“理性生活之都”。亞歷山大圖書館聞名遐邇，也是基督教傳教的中心之一。埃及的希臘語使用者是第一批皈依基督教的。
進入8世紀，希臘語的地位被征服者阿拉伯語所取代。科普特語也開始衰落，自此之後，主要用於宗教儀式。

**東部**
雖然希臘語的使用環繞地中海、深入小亞細亞直至邊境之外，但羅馬帝國東部的語言分佈狀況十分複雜。安納托利亞的現已絕跡語言有加拉提亞語（公元前3世紀駐紮小亞細亞的高盧軍隊的凱爾特語後裔）、弗裡吉亞語、皮西迪亞語及古卡帕多西亞語，均可見於帝制時代的銘文。基督教文獻也提到了小亞細亞的加拉提亞語、卡帕多西亞語、密細亞語及伊蘇利亞語。它們均屬於印歐語系。弗裡吉亞語直到6世紀都不被看做是一種語言，但保留在了上百塊希臘文墓誌銘中，大多伴有希臘語文本，年代基本都在3世紀之後。似乎有少數文獻提到了希臘語的卡帕多西亞口音。
拉丁文羅馬軍事文憑，多瑙河諾里庫姆行省卡農頓，上記日期為公元80年6月13日
在軍隊之外，拉丁語只在貝利圖斯（今日貝魯特）等羅馬殖民地成為帝國東部日常交流的用語。這些殖民地仍有拉丁語教育，並以羅馬法貝利圖斯學派而聞名。

**多瑙河省份及巴爾幹半島**
多瑙河諸省指的是多瑙河中下游盆地、東阿爾卑斯山脈、迪納拉山脈及巴爾幹山脈一帶的羅馬行省，主要有諾里庫姆、達契亞、達爾馬提亞、默西亞、色雷斯、小斯基提亞、潘諾尼亞等行省。 
拉丁語和希臘語影響的孰多孰寡可以劃出界來，也稱伊雷切克線。
希臘語自從公元前4世紀末以來就是巴爾幹半島南部的通用語，這是腓力二世和亞歷山大征服的影響。古馬其頓語可能是一種希臘語方言，當時大約分佈在今日的馬其頓與希臘北部；此區域以北，則是培奧尼亞語；偏南的伊庇魯斯地區則可能是雙語地區。
伊利里亞語分佈在西北部，色雷斯語和達契亞語則分佈在東北部。這三種印歐語都有可能是阿爾巴尼亞語的祖先。奧古斯特時代詩人奧維德在流亡到黑海旁的托米斯（今日羅馬尼亞康斯坦察）學會了蓋塔語（達契亞語）和斯基泰語，並指出當地的希臘語有很重的蓋塔口音。托米斯出土的羅馬帝國時代銘文一般都用希臘語書寫，帶些色雷斯語人名和宗教影響。

**猶太大流散**
正在閱讀手卷的以斯拉或耶利米，杜拉歐羅普斯猶太教堂一張壁畫（3世紀）
猶太人刻鑿的希臘語和拉丁語銘文說明了猶太人被迫接納多語，他們在帝國內的分佈反映了猶太人流散。這種碑文在結尾一般都有希伯來語祝詞“舍拉姆”（意為“平安”）。可見於莎草紙的埃及猶太人存在證據在116–117年的叛亂之後不復存在。在5世紀上半葉，希臘語、希伯來語和猶太-阿拉姆諸語在第一巴勒斯坦省和第二巴勒斯坦省的猶太人社區共存，甚至在猶太教堂的馬賽克銘文中也能觀察到。
同七十士譯本類似，羅馬帝國時代之前的希伯來聖經希臘語譯本，以及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語猶太教經典主要寫給說希臘語的猶太人。有些猶太人在希臘時代末、羅馬時代初會寫希臘語—比較有名的是哲學家斐洛和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他們的目標受眾中也包括非猶太人。西比拉神諭和所羅門智訓是這一時期希臘語寫的猶太教經典的典型例子。
作於公元100年以後的現存希臘語文獻的作者沒有一人能確定是猶太人。這之後，希臘語寫的猶太文化作品與基督教漸漸疏離了。中世紀猶太文化的手稿傳統僅保存於希伯來語和阿拉姆語文獻。

**基督教社區**
《丟格那妥書》稱，語言不是決定基督教教徒身份的因素；基督教教徒可以說任何語言。到古典時代晚期，至少部分基督教文學作品出現了帝國通行的各語言的不同版本。
這塊墓碑（3世紀）是最早的基督教銘文之一：頂部的縮寫D.M.指麻內，即古羅馬死神，伴有基督矛和耶穌魚，表達希臘語習語“活魚”，後面是死者的拉丁文墓誌銘
希臘語的國際化使用是基督教得以廣泛傳播的因素之一，如保羅書信用的就是希臘語。第一個積極推廣基督教的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大概會講一些希臘語，但朝廷上則只說拉丁語，在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上還僱了翻譯來跟說希臘語的主教交流。在帝國西部、西羅馬帝國，希臘語則被認為是一種外語。聖奧古斯丁坦白，他討厭希臘語，覺得它很難學。不過到古典時代晚期，講希臘語不再被認為是一種牽涉希臘人宗教文化的事了。在5世紀上半葉，希臘語是主教們交流所用的標準用語，Acta Conciliorum（“大公會議法令”）也以希臘語記錄，之後才翻譯成拉丁語、敘利亞語、科普特語。這一時期，拉丁語只在大公會議中起次要作用，西方帝國的代表也是如此。儘管傳統上一般認為，到這一時期亞美尼亞語也被認為是一種基督教語言，但它並不出現在“法令”中。有證據表明會上也有人說科普特語，但內容沒有被記錄下來。其他語言可以被現場翻譯為希臘語，包括“阿拉伯人”“撒拉森人”“以實瑪利人”所說的語言。基督教相關的文本在6世紀也零星見於一些阿拉伯語銘文。

**儀式（巫術）用語**
被稱為“巫術”或說“魔法”的私人化儀式所用的語言可能是大雜燴。巫術以及一些藥方幾乎總是包括咒語的誦讀，往往伴隨著護身符、刻字板的創作。這些有考古證據和文獻支持，如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5世紀的希臘巫術莎草紙，就是一套咒語集。儘管奧古斯都試圖通過燒掉兩千本上下的魔法書來遏制巫術發展，巫術還是在整個帝國流傳開來，並證實了帝國人民對多語言的認識。咒語未經翻譯，因為其法力被認為寄寓在具體的發音當中；因此高盧語等語言可能在這種私人儀式中存活了相當久。
裝訂好的魔法銘文鉛板（4或5世紀）
希臘巫術莎草紙反映了希臘-埃及文化的交融，不只侷限在古埃及宗教和古希臘宗教方面，還有猶太教巫術及少量基督教魔法等近東元素。埃及和希臘神明、猶太教神明和天使、耶穌的名字都有所反映。希臘巫術莎草紙主要用希臘語寫成，也有不少段落用的是世俗體，還塞入了不少“能讀但讀不懂”的音節。這些咒語遍及巫術文獻及銘文，常常摻雜科普特語、希伯來語、阿拉姆語或其他閃米特語及凱爾特語的詞彙。希伯來語和希臘語出現在世俗魔法書中；科普特巫術吸收了一些希伯來語；拉丁語咒語中冒出埃及話。許多咒語可能蓄意地造出了新詞或愚民的效果，學者們認為，理論上更多可釋讀的段落可能是在抄錄原文或轉述口語時出現的誤解的結果。
高盧的巫術實踐碑文顯示了羅馬帝國時期使用希臘語施法的特點。歐坦出土的一張2世紀咒符用拉丁語列出了被詛咒者的名字，用希臘語列出了一系列咒語。阿梅利萊班-帕拉爾達出土的一張咒符似乎是凱爾特語和拉丁語交雜而成的。出土於不列顛尼亞省的一張咒符上有用希臘文寫的希伯來語咒語。
晚期古典時代的基督教可能會在希臘語驅魔咒語中插入希伯來語。聖耶柔米報告過一個奇怪的故事：一個只會古法蘭克語和拉丁語的皇家衛隊士兵，在被附身時開始說流利的阿拉姆語。

**法律用語**
羅馬法是用拉丁文寫成的，“法律條文”與它所表達的文字嚴格掛鉤。然而任何語言都可以在更普遍的口頭契約和基於《萬民法》或國際法的程序中具有其約束力。《萬民法》不是一部書面法律規範，而是作為一種自然法，存在於所有民族之間。羅馬法學家為確保人民對法律條文的正確理解，對地方語言，如布匿語、高盧語和阿拉姆語表達了高度關切。
雖然直到220年代，羅馬公民的出生證和遺囑都必須用拉丁文書寫，但在烏爾比安的法律意見書（ca. 215）中，委託遺贈（信託方式的遺贈）就不限於拉丁語或希臘語，也可以用“布匿語、高盧語或任何其他”語源訂立。最初，遺囑人的委託遺贈將繼承者置於道德而非法律義務下，而烏爾比安斷言“任何語言都包含其言語的義務，只要各方能通過自己的母語或準確的翻譯理解對方的意思”。法學家蓋約區分了口頭契約和義務，前者的效力來自拉丁語的公式化言語，而後者則表達了對《萬民法》的相互理解，無論雙方是否是羅馬人。

**語言遺留**
4-7世紀西歐的語言分佈，粉色區域為羅曼語族。
14世紀羅曼語的分佈
在古典時代晚期政治權力的去中心化之後，拉丁語依地域逐漸演變為羅曼語族各語言，主要有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意大利語、羅馬尼亞語、加泰羅尼亞語、撒丁語、阿羅馬尼亞語、非洲羅曼語、莫扎拉布語、達爾馬提亞語及威尼託語，還有些別的語言。拉丁語作為一種用於書面的國際語言，繼續充當著外交、教育的重要媒介，直到17世紀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至今的法律及羅馬天主教教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希臘語則為拜占庭帝國所繼承，但從未替代與其共存的任何語言，如埃及的科普特語或中東的阿拉姆語。 

**參考**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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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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