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是為1940年1月22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叛逃加文書洩密事件。此事件源起汪精衛政府高級外交官——高宗武同陶希聖在對日談判過後，兩人認為日方要求過於嚴苛，因而決定逃往英屬香港，實名於《大公報》刊信，聯名揭露汪精衛同日本帝國政府的秘密協議；其中包含《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關於中日新關係調整的基本原則》、《關於中日新關係調整的具體原則》、《秘密諒解事項》等文件及其附件，統稱“汪日密約”。雖尚處於草案階段，然上述文件一經揭露亦轟動全國，並使當時重慶國府內部的一些和平主義者對日本徹底絕望，決心戰爭到底。

**背景**
1938年1月16日，近衛文麿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宣佈不再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周佛海為重啟和談，向蔣介石建議將與日本相熟的中國外交官高宗武由漢口送往香港，以收集日本情報，實則意在作為秘密談判渠道。1938年初，高宗武經由蔣介石同意後，前往香港，以“宗記洋行”名義處理商務，暗中操縱國民黨宣傳部屬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及旗下的日本問題研究所，代替蔣介石與日本聯絡並獲取情報。此項活動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供每月2000美元的經費。
6月，高宗武並不滿足於單純執行上司之任務，在沒有得到蔣介石批准的情況下前往日本，會見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面對日方要求蔣介石下臺的要求，高宗武提出可以以汪精衛為談判對象。此次訪問，無意間令日本政府得到影響，即汪精衛和談的主張在國民政府內部不受支持，認為與蔣介石談判無望，決意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會談記錄由周佛海轉呈蔣介石，以作試探。
汪精衛閱畢，指出自己不可能在蔣介石不知情的情況下對日談判。後蔣介石知悉，勃然大怒，指責高宗武擅自行動，斷絕關係並停發經費。但汪精衛認為談判可以逼迫蔣介石下臺，逐步有了單幹的想法。1938年10月21日，汪精衛透過路透社，提議中日和談，公開與蔣介石之分歧。1938年底，高宗武隨汪精衛前往河內，發表豔電，要求中日和談，舉國譁然。1939年元旦，國民黨開除汪精衛黨籍以及職務。

**經過**

**接洽**
隨汪精衛出走者分為兩派，高宗武、陳公博、陶希聖一派認為要在日本佔領區以外建立新政府，此舉頂多被視為對國民政府的背叛，否則便是叛國，周佛海一派則認為應當要在日本佔領區建立新政府以獲得日本支持。然而國民政府暗殺汪精衛失敗後，汪精衛並未採納高宗武一派的主張，決定依靠日本在日本佔領區建立新政府。日本與汪精衛組建政府會談開始後，高宗武心情矛盾彷徨。談判期間，高宗武兩次前往日本，與政府和軍方會見，致其深信日本不可信任。此外，高宗武還得知，新政府中自己僅作為外交次長，心懷不滿。
1939年春，汪精衛為打探日本方面的意圖，派高宗武前往日本。黃群，字溯初，因經商虧本隱居，是高宗武父親的摯友。在日本期間，高宗武拜訪黃群，以溫州話密談，訴說煩惱，黃群則力勸高宗武返回重慶，並表示自己會想辦法幫助他。為此，黃群返回上海，經由同鄉徐寄廎與杜月笙聯繫。徐寄廎遞一紙條予杜月笙在上海的親信徐採丞，寫道：“高決反正, 速向渝洽。”隨後，徐採丞專程前往香港傳達消息。杜月笙向徐採丞詢問：“是不是黃溯初老先生教高宗武反正的?”徐採丞指，高宗武早有此意，經黃群鼓勵點撥，並請代為聯絡重慶方面。於是，杜月笙提出：若是高宗武可以把密約帶出，公諸於世，便可將功贖過，國民政府便既往不咎。徐採丞代為應允。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飛往重慶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指示：從速返港，秘密進行。返回香港後，杜月笙告知徐採丞，請黃群火速趕到香港，當面細談，並轉告萬墨林，一旦高宗武出走，不惜一切代價護送高宗武及其家眷。徐採丞返回上海，黃群南下香港。為保密，黃群入住杜月笙家中密談。黃群詳細交代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經過，日汪密約的要點，並親筆寫了一份大致的內容要略給杜月笙。杜月笙遂返回重慶覆命。

**談判**
日方草案一經推出，令負責談判的日方代表影佐禎昭認為苛刻，以為超出近衛聲明之範疇，今井武夫亦承認此不過露骨表示日方要求而已。負責談判的日本情報機關梅機關的成員也認為，草案令人質疑日本的信義，即便汪精衛接受，也不足以促成和平運動，據此請求送回東京再議。影佐禎昭則認為可以以此草案為基礎進行談判，不料汪精衛照單全收，並無異議，自1938年11月1日起展開七輪正式談判以及影佐禎昭和周佛海之間的密談。周佛海等一行談判人員對草案內容亦表示驚詫，認為背離此前聲明及協議，但最後也妥協接受。
談判過程中，高宗武、陶希聖兩人認為日方提出的條件苛刻。陶希聖致信汪精衛與周佛海，請求不再參加談判，未獲允。11月25日，陶希聖妻子萬冰如從信件中聽出陶希聖有意離開上海，故而帶著5個兒女前往，陶希聖得以藉故搬出如同軟禁般的愚園路汪精衛公館，搬進法租界環龍路一幢房子。到了12月，高宗武當著陳公博、陶希聖的面，對汪精衛說：“如果你堅持成立南京政權，你只能做個溥儀第二。這樣值得嗎？這是我最後的忠告。”12月26日，談判結束，預定於12月30日簽字。萬冰如以全家性命相逼，要求陶希聖出走，並威脅陶希聖若簽字就會被她打死。

**出逃**
12月30日，汪精衛等人簽署密約，高宗武與陶希聖藉故未參加。當夜，高宗武去陶希聖家中探訪，得知陶希聖決定出走，遂決定一同出走。猶豫不決之際，因聽聞汪精衛打算殺人滅口，故而決意出逃。
1940年1月4日，經由杜月笙安排，兩人登上美國輪船柯立芝總統號，秘密抵達香港。抵達香港後，高宗武將密約副本交予杜月笙。陶希聖致信今井武夫，其中提及“深知汪氏無力量以解決中日問題，其他諸氏只求利祿權位，毫無和平誠意。弟由於失望以至於出走”。1月7日，高宗武託杜月笙呈送蔣介石一信：
陶希聖出走後，萬冰如及孩子們行動失去自由，遂求見汪精衛、陳璧君夫婦。汪精衛在會面中請求萬冰如勸回陶希聖。1月13日，萬冰如帶著晉生、範生兩個孩子，以及高宗武的學生曾資生，搭船前往香港，剩下三個孩子琴薰、泰來、恒生寄養在汪精衛家作為人質，到碼頭送行。抵達香港後，經與杜月笙、萬墨林商議，陶希聖發回“希聖即可偕返上海”之電報，汪精衛於是放鬆警惕，前往青島。曾資生偷偷返回上海聯絡萬墨林，設法帶領剩餘的陶家三兄妹一同逃離，於1月22日登上輪船。

**媒體曝光**
《大公報》刊登社論
1月12日，蔣介石收到密約，閱畢稱汪精衛“對國土與主權之喪失毫不關心，而惟以關稅存款與四千萬圓預付金為組織偽政府之預付金是爭，是豬狗不若矣”，併為密約之公佈與宣傳謀劃。1月18日，陳布雷電告國民政府駐香港代表俞鴻鈞，請求其轉告在香港的中央社社長蕭同茲，令其發表協議時附帶標題“《日汪秘密協定全文》全文”。19日，陳布雷再度電告俞鴻鈞，詢問高宗武致信《大公報》之函件有無修改，並將修改字句請示陳博生。
1月21日，正在香港的《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張季鸞經朋友串聯，得到密約原文以及相關資料，另附高宗武、陶希聖給《大公報》的親筆信。胡政之、張季鸞隨即將港館經理金誠夫、編輯主任徐鑄成引至住處，要求抄錄拍照，並向電告重慶版總編輯王芸生，安排報道，以便和社評在明日早晨一同見報。
1940年1月22日，高宗武及陶希聖兩人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密約條文，並奉勸汪精衛懸崖勒馬，震驚中外。香港《大公報》以整版篇幅刊出《汪日密約》，並加以大字標題《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佈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以及副標題《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資賣到思想》，同時還公佈了汪精衛所提出的《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方者》、日方所提出的《關於華方要望之我方答覆要旨》等文件，加之高宗武拍攝的密約原文照片。其中，汪精衛承諾禁止一切抗日行為，承認滿洲國獨立，日軍可以長期佔領華北、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大公報》香港版圍繞日汪密約，連續發表社評，強烈抨擊汪精衛。1月22日當日，《大公報》發表社評《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23日，《大公報》香港版發表陶希聖關於“日本對所謂新政權的條件”的談話。27日，刊登陶希聖在日汪密談時的筆錄。

**後續**
香港《大公報》獨家刊載汪日密約後，銷量大增。23022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密約內容在日本佔領區以及國內外廣泛傳播，引發對汪精衛集團之聲討。汪精衛一派對此恨之入骨。當時，汪精衛等人剛乘坐輪船從上海抵達青島，與王克敏、梁鴻志會談。得悉消息後，與影佐禎昭商討對策。汪精衛本人頗為驚慌，陳璧君自稱栽在一個“鄉下女人”手裡。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參與談判的人都很沮喪，其中周佛海尤其傷心。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
消息曝光後，由汪精衛在上海的秘書陳春圃闢謠稱高、陶二人未參加後續談判，所涉及條款已經與事實不符合。1月24日下午，汪精衛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期間稱去年11月左右，高、陶二人因形跡可疑不再參與重大談判事項，並聲稱兩人偷拍的是日本方面一部分人的提案，其所言皆是憑空捏造。戰後的文件則證實，高、陶二人公佈的文件確實是初步提案，但其內容並非虛構，實際的協議則更加廣泛和詳細。
事件之後，陶希聖在香港創立了國際通訊社，由重慶國民政府提供資金，收集信息以供重慶政要參考。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2月，陶希聖抵達重慶，經陳布雷和蔣介石安排，擔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經此事件，漢口《新快報》將黃譽為“抗日耆宿”。黃群去世時，蔣介石親贈賻儀三十萬，由杜月笙轉交家屬。蔣介石則安排高宗武到美國，並囑託駐美大使胡適多加關照。高宗武自此隱居華盛頓，直至1994年去世。

**書籍**
《"高陶事件" 始末》，陶恆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ISBN 978-721-603-742-6

**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