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阿運動

拉普阿運動（Lapuanliike）是芬蘭歷史上激進的民族主義和反共主義政治運動，建立於拉普阿並以此地命名。由於其極右翼的傾向，1932年被查禁。愛國人民運動在議會中繼承了該運動的反共主義傾向。

**背景**
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 上，約瑟夫·斯大林命令全世界所有共產黨加速階級鬥爭。這一命令導致芬蘭共產主義活動在 1929 年達到更高水平，例如 8 月 1 日所謂的“紅色日”，當時共產黨組織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11 月還宣佈了總罷工，儘管未能獲得支持，只有 5-10% 的工人參加了罷工。
該運動起源於 1929 年 11 月，當時芬蘭共產主義青年在保守而宗教化的拉普阿鎮遊行，激怒了當地親白衛軍，後者隨後對錶演者進行人身攻擊。這一事件的勢頭成為拉普阿運動形成的催化劑。它最初由反共產主義民族主義者主導，強調民族主義活動、白衛軍和芬蘭內戰的遺產。該運動將自己視為內戰勝利的捍衛者，支持路德教、芬蘭民族主義和反共產主義。
很多政客和高級軍官最初都對拉普阿運動抱有同情，因為內戰後，反共產主義在知識階層中盛行。然而，過度使用暴力使得該運動在幾個月內就失去了人氣。
在內戰期間，奧斯特博滕曾是白軍最重要的據點之一，反共情緒依然十分強烈。1929 年 11 月下旬，芬蘭青年共產主義聯盟在奧斯特博滕拉普阿組織了集會和抗議活動。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共產黨人“嘲弄了上帝、路德教會、‘資產階級’祖國、芬蘭軍隊和曼納海姆將軍”。這激怒了許多市民，他們用暴力結束了集會。反共暴力被譽為正當和值得讚揚的。12 月 1 日，一場反共集會舉行，吸引了 1,000 多人參加，要求停止一切共產主義活動。這場運動迅速蔓延到全國，在一些省份，除了共產黨人之外，其他人也成為攻擊目標，例如“維塔薩里愛國公民”組織希望將猶太人和共濟會成員從該國清除出去。

**活動**
在上帝與撒旦之間，在紅色與白色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我們的命運之時已經到來，我們必須與其中之一結盟。今天，兩種精神正在爭奪世界霸權，一種是破壞性的，另一種是建設性的。前者的目的是讓某人——一個獨裁者——猶太人或一些小派別？——站在被燒燬的房屋和血跡斑斑的教堂的廢墟上，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任意行使暴政，而實際上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第二種精神則努力維護那些已經創造的價值觀，並建立一個基於虔誠和法治的新芬蘭……只有兩種人：正義者和無神論者。神聖的世界秩序和基督教會的教義並不知道第三種可能性。
該運動的報紙 Lapuan Päiväkäsky（The Lapua Daily Order）拉普阿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客庫斯塔·蒂圖 (Kustaa Tiitu)和阿圖裡·萊諾寧 (Artturi Leinonen)召集鎮上的“國民大會”討論日益高漲的共產主義騷亂。來自全國各地的約兩千人參加了這次大會，並起草了一份要求清單，提交給政府。這些要求包括將共產黨員從議會和軍隊中除名、禁止發表“褻瀆芬蘭人民道德和正義感基礎”的言論，以及阻止已被禁止的共產黨在芬蘭活動。全國各地迅速組織了其他大會，他們都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其中一些還補充說，如果政府不採取行動，他們也準備“通過其他方式”拯救國家。
議會很快通過了《結社法》修正案，但《新聞自由法》修正案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持。運動中的激進分子直接攻擊了共產黨報紙《Työn Ääni》。1930 年 3 月 28 日晚上，十三名男子闖入報紙設施並摧毀了印刷機。4 月 4 日，七十二名男子公開宣佈對襲擊負責，但只有實際肇事者和主要組織者Yrjö Nikula受到指控。兩個月後在瓦薩舉行的審判演變成一場騷亂。法官宣佈中場休息，人們離開法庭後，Työn Ääni 的員工兼案件證人 Eino Nieminen 被運動支持者包圍，他們指責他是“紅色軍官”。Nieminen 被拖到街上，與其他三名共產黨員一起遭到毒打。Työn äni律師Asser Salo在前往拉普阿的一輛車中被綁架。
該運動使用暴力手段向政府和議會施加壓力，以阻止共產主義在芬蘭的活動。左翼和勞工團體的會議也經常被打斷，而且常常是暴力的。一種常見的手段是“ muilutus ”或“kyyditys”，從綁架和毆打開始。之後，將對象扔進汽車，開往蘇聯邊境。許多被拉普阿運動驅逐的芬蘭人後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抓獲並處決；雖然他們在芬蘭被視為共產黨員而受到迫害，但斯大林卻指責他們是“民族主義者”。
瓦薩暴亂後，由於目睹了Kyösti Kallio領導的政府無法控制局勢，運動重申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組織和報紙的要求，並宣佈 6 月 15 日為履行這些要求的最後期限。政府不願意使用軍隊或警察來恢復秩序，因為它認為他們同情運動。相反，總統勞裡·雷蘭德要求前總理PE Svinhufvud（芬蘭右翼非常尊重他）與運動進行談判。Svinhufvud 說服科索拉和其他領導人，有合法的方式可以實現他們的目標，並幫助他們制定了通過議會手段清除共產黨員的計劃。
7 月 1 日，政府就所謂的共產主義法律進行了表決，並於次日辭職。斯溫胡夫德如拉普亞運動所願成為新總理，但他拒絕讓維赫托里·科索拉成為內閣成員，也拒絕逮捕共產黨議員。作為回應，科索拉下令綁架議員賈爾馬裡·羅特科和埃諾·佩卡拉。拉普亞運動計劃於 7 月 7 日舉行大規模武力示威，即“農民遊行”。斯溫胡夫德告訴他，否則他不會在那裡迎接遊行者，科索拉被說服釋放了被綁架者。農民遊行聚集了 12,600 名男子前往赫爾辛基，他們穿過城市，發表演講和佈道，受到傑出政治家和將軍的歡迎。
在共產主義法律中，對《新聞自由法》的修改這次以簡單多數票獲得議會通過，但《共和國保護法》被視為憲法法律，因此需要六分之五多數票才能立即通過。社會民主黨只願意在三年的臨時期內接受該法律，這意味著該法案僅獲得簡單多數票，必須在下屆議會上表決。7 月 15 日，總統解散議會並宣佈舉行選舉。
由於未能通過所有共產主義法律，拉普阿運動在 1930 年秋掀起了新一輪綁架和毆打事件。維赫托里·科索拉直言不諱的目標是讓社會惡化到無政府狀態，這將使獨裁成為人們更願意接受的選擇。然而，該運動的其他較為溫和的領導人不再接受綁架，並於 9 月說服科索拉停止綁架。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案件是綁架了社會民主黨議會副主席Väinö Hakkila和市政府政治家Onni Happonen，後者被殺害並被證實不是共產黨員。
在選舉之前，拉普阿運動也參與了選舉舞弊。該運動的暴力名聲被用來恐嚇社會主義選民，迫使他們棄權或投票給右翼候選人，社會民主黨成員在競選過程中受到騷擾，競選活動被打斷，投票站周圍還組織了警衛。被視為共產黨員的選民也被直接從選民名冊中除名。
選舉後，右翼政黨獲得了通過剩餘的共產主義法律所需的多數票。儘管如此，最臭名昭著的綁架事件還是發生在 1930 年 10 月 14 日，當時廣受歡迎的前總統Kaarlo Juho Ståhlberg和他的妻子Ester 被綁架並被帶到約恩蘇。此後，對該運動的普遍支持崩潰了。更溫和的人離開了該運動，極端分子變得更有影響力。

**叛亂失敗**
1932 年 2 月，社會民主黨在門賽拉的會議被拉普阿武裝分子粗暴打斷。這一事件升級為未遂政變，史稱門賽拉叛亂 (Mäntsälän kapina)，由前芬蘭軍隊總參謀長瓦倫紐斯將軍領導。儘管瓦倫紐斯呼籲，但軍隊和白衛軍大多忠於政府。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計劃不周：事件只是從地方分會的行動升級而來，全國性組織後來才加入。在總統斯溫胡夫德向叛軍發表廣播講話後，叛亂結束。經過審判，拉普阿運動於 1932 年 11 月 21 日根據拉普阿自己努力爭取通過的《保護共和國法案》被取締。瓦倫紐斯和大約 50 名其他領導人被判入獄。

**遺產**
拉普阿運動被取締後不久，愛國人民運動成立。與其前身一樣，愛國人民運動也是民族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它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有限，並於 1944 年在繼續戰爭後根據蘇聯的命令被取締。

**參見**
 繼續戰爭- 赫莫索達特- 芬蘭歷史- 米娜·克勞徹- 芬蘭政治- Vaps 運動（愛沙尼亞）- 冬季戰爭

**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