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現實主義

閻學通2011年在瑞士達沃斯論壇
道義現實主義是一種國際關係學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範式，由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閻學通主導建立，該理論研究“世界權力中心”的轉移過程與轉移原理，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崛起和美國相對衰落將會對國際政治和世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中美競爭不會導致第二次冷戰，但是世界中心將會從歐洲轉向東亞。
閻學通認為經典國際關係理論僅解釋了霸權為何會衰落的原因，而忽視了後進國家為何會崛起的研究。該理論認為，研究後進國家如何崛起，將會有效地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力為何日益擴大，為世界舞臺上大國主導地位變化提供了一種具有挑戰性的看法。道義現實主義成形於閻學通的著作《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在閻學通的《大國領導力》一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
道義現實主義發表後，學界反應不一。學界認可道義現實主義對傳統的制度決定論提出了挑戰，但質疑其對道義的定義，認為其過於模糊，無法形成有效範式；有學者不認可其“同盟”概念能夠代表國家間戰略信譽，對於道義現實主義的政治分類和國家分類，一部分學者也提出了質疑。

**理論**

**基礎理論**
道義現實主義最早來自於閻學通2014年4月22日在《中國國際政治雜誌》（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2期上發表的文章——《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已經結束了“韜光養晦”時期，向更加外向的外交風格前進。這樣的外交風格不僅不會對國際秩序產生破壞，反而會促進國際秩序的構建，而“道義”是國際秩序構建的重要一環。
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來自於經典現實主義理論。羅伯特·吉爾平的“霸權衰落”理論提出了“霸權的衰落的重要原因是經濟上的嚴重不足，也就是維持國際現狀以保持其主導國地位所需的經濟成本遠超過其財政實力”的觀點。閻學通認為經典國際關係理論僅解釋了霸權為何會衰落的原因，而忽視了後進國家為何會崛起的研究，崛起國的領導力比主導國以及同時代其他國家的領導力更強且更高效的時候，這些國家的國際權力將會以崛起國勝過主導國的方式進行重構。根據現實主義國家共識（國家利益是客觀的，是由國家的物質實力決定的），道義現實主義將強調戰略偏好大過於強調理論偏好。
道義現實主義將實力定義為力量，將權力定義為影響力。這種區分為劃分政治領導的類型奠定了基礎。政治領導是操作性因素，它決定著一國綜合實力的升降。軍事、經濟、文化是綜合實力的資源性要素，它們作用的大小隨著政治領導這一操作性實力的效率大小而變化。操作性實力要素的效率主要取決於政府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執行力度。從政治角度來說，改革有講道義的含義，改革和倒退是反義詞。這意味著，如果一國的政治領導能夠比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導實施更多更徹底的改革，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就能比其他國家的綜合實力增長得快。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1年1月，美國組建強大的多國部隊拯救了被薩達姆吞併的科威特，並懲罰侵略者。美國的決策符合《聯合國憲章》中關於領土完整的原則，是符合國際道義標準的。美國贏得了34個盟友，有效擴大了其進行海灣戰爭的物質實力。相反，伊拉克薩達姆政府違反了國際法，其行為按國際準則是不道義的。因此，它失去了國內外公眾的支持，伊拉克與美國的軍事實力差距大幅擴大。這表明，即使不道義行為不損害一國的絕對實力，也會大大削弱其相對實力。

**自變量**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領導力”是大國崛起的單一標準，同時以工具角度以瞭解道義現實主義，布羅斯特羅姆把道義現實主義定義為一種衡量國家利益的方法，這種方法引起人們對道義的關注“其實從工具角度認識道義是可能的。這意味著道義可以被看作國家理性外交決策過程中的一部分，這樣做是有可能產生特殊結果的。”勒博認為“倫理不但具有重要的工具作用，而且不用正義的語言就不能明智地闡述利益。”閻學通認為獲益於採用道義外交政策是戰略偏好所致，而不是國家利益的算計。
道義現實主義強調戰略偏好，這基於現實主義者的一個共識，即國家利益是客觀的，是由國家的物質實力決定的。因此，道義的作用是在應該如何獲得國家利益方面影響決策者，而非在哪些是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影響決策者。在具體情況下，決策者有時不得不決定哪些利益應該得到優先考慮。因此，政策制定的核心就在於如何做出戰略決策以實現利益最大化，道義現實主義將自變量定義為領導力，這被視為對傳統現實主義理論對國家領導體系解釋不足的一個補充。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2019-2028年世界可能形成以中國和美國為主導的兩極格局；但因為中美雙方都有意避免產生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世界很有可能進入一個沒有主流價值觀的時代，可能將在各種國際論壇上看到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197-198。

**國際轉移邏輯**
# 國家領導力的提高或下降導致國家間相對實力的變化，最終導致整個國際格局的變化；
# 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維護自身戰略利益的原則都是自保，但採取的外交策略是不同的；
# 追求自身利益是國家行為的首要動機，也是制定國際規範背後的動力；
# 權力的零和性導致崛起國與主導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並影響現行國際秩序。
這些推論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可能是部分重疊的。例如，推論1認為領導決定了國際格局的變化，而推論2假定不同的領導具有不同的戰略偏好，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都為自身戰略利益實行自保。推論3認為追求自身利益是國家行為的首要動機，領導國建立國際規範是為了穩定一個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秩序，而推論4則認為領導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造成國際秩序的不穩定。

**對政治領導和國家類型的分類**
道義現實主義將國家分類為主導國、崛起國、地區大國和小國。主導國和崛起國實力的增強或減弱對一個獨立的國際體系的國際格局變化是有影響的，而地區大國和小國的實力變化則沒有那樣的作用。

**對國家類型的分類**

**主導國**
在獨立的國際體系中具有支配性影響力的國家，而這個國際體系不一定是全球性的。全球國際體系是在1500年左右形成的。在這之前的古代曾有過幾個獨立的國際體系。
道義現實主義將古代互不聯繫的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國和現代世界體系中的領導國都視為主導國。例如，春秋時期，齊國、晉國、楚國、吳國、越國5個霸權國在同一體系的不同時期先後建立了主導地位，因此它們都被定義為主導國，等同於古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大唐帝國、大蒙古帝國與現代的超級大國如18世紀的法國和英國以及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

**崛起國**
這些國家綜合實力的增長能達到縮小與主導國之間實力差距的程度，使它們能夠奪走主導國的部分權力。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是個崛起國，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和80年代的日本都是崛起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典型的崛起國。崛起國的實力能超過主導國，成為超級大國，美國是這種例子。崛起國能成為超級大國，但未能超越主導國，蘇聯是這種例子。崛起國能縮小與主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但未能達到超級大國的水平，冷戰時期的日本就是這種情況。在21世紀的頭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綜合實力差距大大縮小。不過，自2017年以來，美國戰略失誤對縮小中美實力差距所起的作用大於中國實力增長的作用。

**地區大國**
這些國家在地區或次地區事務中佔有主導地位，雖然它們在一個獨立的國際體系的某一局部地區沒有競爭者，但在整個國際系統層面仍受主導國的影響。
現在，俄羅斯、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巴西和澳大利亞屬於地區大國，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屬於次地區大國。儘管某些現代地區大國和古代的主導國所影響的地域範圍相似，但兩者是不同的，因為古代的地域國際體系是相互分離的。與古代地區大國不同，現代地區大國對其所在國際體系不產生整體性影響。例如，印度是現代世界國際體系中的南亞地區大國，而古代的莫臥兒帝國（1526—1857年）是該地區體系的主導國，因為該地區是個獨立的國際體系，在當時與世界其他地區幾乎沒有聯繫。另一個例子是2016年英國的脫歐公投使英國脫離了歐盟，雖然這衝擊了整個歐洲政治，但對歐洲以外的國家幾乎沒有影響。

**小國**
實力太弱以至在地區或次地區體系中都發揮不了任何領導作用的國家。

**對政治領導的劃分**
道義現實主義在政治領導類型和國家類型的基礎上，總結出每一種政治領導類型的戰略偏好：

**學界反應**
 2014 年，針對閻學通在《中國國際政治雜誌》（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2期上發表的文章，秦亞青隨即在《中國國際政治雜誌》（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變革中延續：中國國際戰略及其背景》（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的文章指出，“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對‘道義’（morality）的界定不清晰，甚至是誤導性的，因為閻將盟友間的戰略信譽等同於‘道義’，即不問對錯地支持盟友即為道義。”秦亞青指出，“道義現實主義所界定的道義，既不與摩根索的道德定義類似，也不是以普世標準來界定，而是以國家利益來界定，這完全是從現實主義的視角來界定道德，其目的還是為了爭奪權力和領導權。”
*克里希南·梅農（Shivshankar Menon）、科菲·約翰遜（Kofi Johnson）、派尼爾（Pär Nyrén）三位書評人認為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為國關學者提供了一個新思路，打破了固有的“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模式。- 中國社科院徐進認為，“該理論尚未對道義進行嚴格定義，故它內部有關道義水平高低的評判標準是模糊的。此外，關於道義的來源與轉化問題：決策者的道義認知如何獲得？它又如何轉化成國家層面可以被實踐的道德原則？在領導人更替後，如何確保原有道義原則在代際間的傳承和延續性？第三，該理論對領導人類型進行劃分的標準還需要更加明確且可操作。”- 尹繼武認為，“按照該理論的邏輯，美國的霸權雖然不講道義，不是‘王道’，但它信守承諾，故有較高戰略信譽。和中國對比所表現出的就是，美國的盟友數量更多。”但尹繼武認為，“這裡或許還存在一個時代與國際大環境的問題。在一戰二戰等結盟盛行的時代，以盟友數量多少判斷道義高低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當前的國際社會相對當時更穩定，作為公共物品的安全供給更充足，所以結盟不那麼流行。因此他認為，盟友之間的戰略信譽不能跟道義劃等號。”- 南開大學劉豐教授認為，“好的分類法應該做到窮盡（不能有遺漏）和互斥（彼此間無交集）。按此標準，該理論對國家類型的劃分標準可能存在問題，即在兩大標準下還分別有兩個次維度。比如它根據實力大小把國家類型分成主導國、崛起國、地區大國和小國。這裡實際隱含兩條不同的劃分標準，一是國家的實力地位，二是國家實力的變動趨勢（如主導與崛起）。兩條隱含標準的混淆降低了理論的清晰度。其次，領導類型與戰略信譽這兩個次級變量的存在，使可能存在的國家類型的數量大為增加，於是可能會降低理論的邏輯自洽性和解釋力。”

**參見**
 閻學通- 張文木- 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