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奧斯汀的接受史

大眾接受簡·奧斯汀文學的歷史沿襲了從小有名氣到大受歡迎的模式。簡·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曾創作了《傲慢與偏見》（1813）和《愛瑪》（1815）等作品。現在她已成為英語世界裡最受歡迎、讀者最多的小說家之一。奧斯汀的小說在學術研究領域裡爭論激烈，粉絲文化非常多元。
在她的一生中，奧斯汀的小說給她本人帶來很少的名望。像許多女作家一樣，她選擇匿名出版，但作者身份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在出版時，奧斯汀的作品被認為是時尚的，儘管評論是正面的，但數量寥寥無幾。到19世紀中葉，她的小說受到文學精英們的推崇，欣賞她的作品被視為富有修養，但早在1838年，她的作品就被推薦到大眾教育運動中，並被列入學校的閱讀名單。同一年，她的第一版插圖版作品出現在理查德·本特利（ Richard Bentley）的“標準小說叢書”中（Standard Novels series），這使得她的作品呈現在維多利亞時代成千上萬的讀者面前。 
1870年她侄子所著的《簡·奧斯汀回憶錄》的出版向大眾介紹了更富吸引力的人物形象-親愛的簡姑姑，之後她的作品也再版成流行版本。到20世紀初，粉絲群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有些人崇拜她，有些人是為了維護她免受 "蜂擁而至的群眾"的影響，但所有人都聲稱自己是真正的簡奧斯汀的崇拜者，或者說是那些真正欣賞她的人。同時，“慕名而來的群眾”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來紀念奧斯汀，包括在客廳，學校和社區團體中編排業餘戲劇。 
1923年，出版商兼學者查普曼R.W. Chapman精心修訂了她的作品集，有人聲稱這是對英國小說家的首次嚴肅學術對待。到20世紀中葉，奧斯汀已被學術界廣泛承認為偉大的英語小說家。20世紀下半葉，奧斯汀的相關學術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探討了她作品的諸多方面：藝術的、思想的、歷史的方面。隨著20世紀下半葉大學英文系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對奧斯汀的批評也變得更加理論化和專業化，文學研究也隨之而來。因此，對奧斯汀的研究似乎分為了高級文化和大眾文化兩個分支。20世紀中後期，粉絲們成立了簡-奧斯汀社團和俱樂部，以慶祝這位作家、她的時代和她的作品。截至21世紀初，奧斯汀迷們支持印刷後遺症和前傳以及電視和電影改編行業，該行業始於1940年的電影《傲慢與偏見》，並發展到包括2004年寶萊塢風格電影《新娘與偏見》作品等。
2019年11月5日， BBC新聞將《傲慢與偏見》列為其100部最具影響力小說中的清單。

**背景**
奧斯汀的第一本小說《By a Lady》。
奧斯汀的一生成長在英國一個龐大且緊密的鄉紳家裡。 家人們都非常支持她的創作，這對於奧斯汀成長為一名專業的作家來說至關重要。 奧斯汀讓家人們讀了她所有小說的草稿，家人們皆給予了點評，並鼓勵她進行創作， 也是她的父親向出版社投遞了她的第一本出版申請。 奧斯汀的創作探索從青年時代開始一直持續到三十五歲左右。在此期間，她嘗試了多種文學形式，包括她嘗試然後放棄的書信小說，撰寫並修訂了三本主要小說，並開始了第四本小說的寫作。隨著《理性與情感》 （1811），《傲慢與偏見》 （1813），《曼斯菲爾德公園》（1814）和《愛瑪》（1815）的發行，她成功成為了一名出版作家。
小說創作在十九世紀初是一份靠不住的職業，對於女性來說。女性走進大眾視野之中，會被時人視為不成體統，這危機了她們的聲譽。因此，奧斯汀和其他許多女作家一樣，都是匿名出版。  儘管如此，她的作者身份在貴族中是一個公開秘密。 在倫敦的一次旅行中，喬治四世通過其圖書管理員詹姆斯·斯坦尼爾·克拉克（ James Stanier Clarke）邀請她參觀他卡爾頓府邸的圖書館。他的圖書管理員提到喬治四世十分推崇她的小說，並且說道：“如果您還有其他小說要出版，可以選擇將其獻給王子殿下”。 奧斯汀不贊成王子奢侈的生活方式，她想拒絕這個建議，但她的朋友們卻說服了她：很快，《愛瑪》就獻給了王子。奧斯汀拒絕了圖書管理員的進一步暗示，來寫一部歷史愛情小說來紀念王子女兒的婚事。
簡·奧斯丁姐姐卡桑德拉（ Cassandra）的水彩素描（c。 1804）
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奧斯汀修訂了《諾桑覺寺》 （1817年），完成了《勸導》 的寫作（1817年），並開始了另一本小說，書名為《桑迪頓》，這本書在她去世時並未完成。奧斯汀沒有來得及在報刊上看到《諾桑覺寺》和《勸導》，但她的家人在她去世後將這兩部小說作為一冊出版，她的哥哥亨利還在書中附上了 "作者生平"。 這篇簡短的傳記為奧斯汀的神話埋下了種子，她是一個安靜的、退隱的阿姨，在業餘時間寫作。"她早期的動機中既沒有對名利的希望...她對名聲退避三舍，以至於如果她還活著，任何名聲的積累都不會促使她將自己的名字貼在她筆下的任何作品上.......在公開場合，她拒絕任何有關女作家性格的暗示"。然而，這種描述與奧斯汀在信中表現出的關於出版和利潤的興奮形成了直接對比。奧斯汀是一個職業作家。 
奧斯汀的作品以其現實主義、尖銳的社會評論以及對自由間接話語、滑稽和反諷的嫻熟運用而聞名。它們批判了18世紀下半葉的感性小說，是向19世紀現實主義過渡的一部分。正如蘇珊-古巴爾和桑德拉-吉爾伯特所解釋的那樣，奧斯汀對"一見鍾情、激情高於所有其他情感和/或義務、男主人公的騎士精神、女主人公的脆弱敏感、戀人宣稱的對經濟考慮的漠不關心以及父母的殘忍粗暴等小說主義的陳詞濫調"很看不起。奧斯汀的情節雖然較為喜劇性，但突出了貴族婦女依靠婚姻來保證社會地位和經濟安全的方式。就像對她影響很大的塞繆爾-約翰遜的著作一樣，她的作品從根本上講是涉及道德問題的。

**1812–1821年：個人反應和當代評論**
艾瑪（Emma 出版物，但認為它的重要性不足以進行評論。
奧斯汀的小說很快就在那些經常支配時尚和品位的貴族的輿論製造中成為話題。貝斯伯勒夫人，臭名昭著的德文郡公爵夫人喬治安娜的妹妹，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對《理智與情感》進行了評價。"這是一部聰明的小說... 雖然它的結局很愚蠢，但我卻被它逗樂了。" 攝政王十五歲的女兒夏洛特-奧古斯塔公主把自己比作一本書中的女主角。"我認為瑪麗安和我在性格上很像，當然我不是那麼好，但是同樣冒冒失失的"。
劇作家理查德-謝里丹在讀完《傲慢與偏見》後，推薦朋友們趕緊買來閱讀，因為這是他讀過的 "最有靈氣的作品之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未婚妻安妮-米爾班克寫道："我已經讀完了《傲慢與偏見》這部小說，我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她評論說，這部小說 "是我讀過的最真實的小說"，這是 "目前最時髦的小說"。 已是遺孀的弗農夫人（ Lady Vernon）告訴一位朋友，《曼斯菲爾德公園》並不僅是一本小說，更多的是對英國家庭聚會歷史的記錄，非常的生動自然” ——正如一位研究奧斯汀的學者評論說，“弗農夫人的聚會非常的淫亂。” 安妮·羅米利夫人（Anne Romilly）告訴她的朋友——小說家瑪麗亞·埃奇沃思（ Maria Edgeworth ），《曼斯菲爾德公園》在這裡大受歡迎”，埃奇沃思後來評論說：“我們覺得《曼斯菲爾德公園》很好看。” 
儘管有這些來自精英階層的積極評論，奧斯汀的小說在她的一生中收到的評論相對較少：《理智與情感》有兩篇，《傲慢與偏見》有三篇，《曼斯菲爾德公園》沒有，《愛瑪》有七篇。大多數的評論都很短，總的來說是有利的，雖然較為膚淺和謹慎。他們所關注的大多是小說中的道德問題。 此外，正如布賴恩-索薩姆——他編輯了奧斯汀接受史的大量篇章——對這些評論員的描述中寫道，"他們的工作僅僅是提供簡短的通知，擴展與引文，為女性讀者的利益編制他們的圖書館列表，並只有興趣知道讀者是否會喜歡一本書的故事，書籍角色和寓意"。這在奧斯汀的時代，對小說的批評處理並不是非典型的。
受出版商約翰·默裡（ John Murray）的請求，《愛瑪》（Emma ）的評價是由著名的歷史小說家沃爾特·斯科特（Walter Scott）撰寫的，這篇評論是所有評論中最長，最周到的，發表在了1816年3月的《季刊》上。斯科特以評論為渠道，捍衛當時不受歡迎的小說體裁，稱讚了奧斯汀的作品，讚美她接觸的能力—— "從自然界模仿，因為她真實地存在於生活的各個階層，並向讀者呈現出來......正確而醒目地表現他周圍每天發生的事情"。 現代研究奧斯汀的學者威廉·加珀林（William Galperin）指出：“與奧斯汀的一些業餘讀者不同，斯科特認識到她與當時規定和定義的現實主義寫法有所不同，斯科特可能是第一個將奧斯汀視為現實主義者的傑出人物的人。 ” 斯科特（Scott）在1826年的私人日記中寫道，後來成為廣為引用的比較：
“又讀了一遍，已經至少是第三遍閱讀奧斯汀小姐所著的《傲慢與偏見》了，小說寫得非常精美。那位年輕的小姐有一種描述普通生活中的牽連和感情及人物的天賦，對我來說，這是我所遇到的最美妙的。大概劇情我自己也能像現在任何一個人一樣做出來；但那種從描述的真實性和情感出發，使普通平凡的事物和人物變得有趣的精緻觸感，我卻無法體會到。這樣一個有天賦的人，死得這麼早，真是太可惜了!“

**1821-1870年：有教養的少數派**
艾略特（ George Eliot）的合夥人喬治·亨利·劉易斯（ George Henry Lewes）將奧斯丁與莎士比亞做比較。
在19世紀，奧斯汀有許多令人敬佩的讀者，據評論家伊恩·瓦特（Ian Watt）說，他們欣賞她的“謹慎...忠於普遍的社會經驗”。然而，奧斯汀的小說並不符合英國人對於某些強烈的浪漫主義和維多利亞時代偏好，這要求“強烈的情感用寫作中展示的驚人聲音和顏色來認證”。維多利亞時代的評論家和觀眾都被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作家的作品所吸引；相比之下，奧斯汀的小說似乎既鄉村又安靜。雖然奧斯汀的作品從1832年底或1833年初由理查德·本特利在《標準小說》系列中重新出版，並在此後持續印刷，但它們並不是暢銷書。索瑟姆（Southam）將她的“1821年至1870年期間的讀者”描述為“狄更斯和他同時代人的忠實讀者以外的一小部分”。
那些確實讀過奧斯汀的人認為自己是有鑑別力的讀者——他們是有教養的少數人。這成為19世紀和20世紀初針對奧斯汀評論的共同主題。19世紀40和50年代，哲學家、文學評論家喬治·亨利·劉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在一系列充滿激情的文章中闡述了這一主題。在1859年匿名發表在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的《簡·奧斯汀的小說》中，劉易斯稱讚奧斯汀的小說“經濟的藝術...從方法到結果的簡單駕馭，沒有冗餘元素的輔助”，並將她比作莎士比亞。對於有爭論說奧斯汀缺乏構建情節的能力，他仍然稱讚她的戲劇性描寫：“讀者的脈搏從來沒有跳動，他的好奇心從來都不夠強烈；但他的興趣一刻都不曾減弱。行動開始；人們隨即開始說話，感覺和行動；所說，所感，或所做的一切都編織進或脫離開情節；我們幾乎在這個小戲劇中同時創造了的演員和觀眾。”
小說家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Brontë）反對劉易斯的文章和他與她的個人交流，她欽佩奧斯汀對日常生活的忠誠，但形容她“只有精明和善於觀察”，並批評她的作品缺乏明顯的激情。對勃朗特來說，奧斯汀的作品顯得正式而受限，“（就像）一個有著精心設計圍欄的花園，被人仔細的栽培，有著整齊的邊界和精緻的花朵；但沒有明亮生動的面貌，沒有開放的田野和新鮮的空氣，沒有藍山和美麗的小溪”。

**19世紀的歐洲譯本**
奧斯汀的小說在英國出版後不久便在一些歐洲國家出現，從1813年開始，《傲慢與偏見》的法文譯本已在《 BibliothèqueBritannique 》雜誌上譯成法語，緊隨其後的是德語、丹麥語和瑞典語譯本。它們在歐洲並不普及。奧斯汀在俄羅斯並不廣為人知，直到1967年，奧斯汀的小說才首次在俄語中出現。 儘管奧斯丁的小說被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但歐洲人並未將她的作品視為英國小說傳統的一部分。譯者對小說做的改變強化了這種看法，他們將情感主義注入了奧斯汀的小說中並消除了他們的幽默和諷刺意味。因此，歐洲讀者更容易將沃爾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的風格與英國小說聯繫起來。 
由於她的譯者做出的重大改變，奧斯丁在歐洲大陸被認為是一種和英國讀者認知不同的小說家。 例如，在英國大百科全書雜誌的《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與達西之間的激烈對話被高雅的對話所取代。 伊麗莎白聲稱她“總是在（他們的）思想轉變中看到了很多相似之處”（她和達西的思想），因為他們“不願講話，除非他們希望說出使整個房間都為之驚歎的東西”，這段話變成了“ Moi，je garde le silence，parce que je ne sais que dire，et vous, paris que vous aiguisez vos traits pour parler avec effet." （“我，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而你，因為您只有在說話時才會激發自己的才能。” ）正如Cossy和Saglia在其關於奧斯丁翻譯的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伊麗莎白認為理所當然的思想平等被否認，並且引入了性別區分”。 因為奧斯丁的作品在法國被視為情感傳統的一部分，所以它們被法國現實主義者的作品（如斯坦德哈爾，巴爾扎克和弗勞伯特）所掩蓋了。 奧斯丁的德語翻譯和翻譯評論也使奧斯丁被列入感性的作家行列，尤其是晚期的浪漫主義女性作家。 
Isabelle de Montolieu將奧斯丁的作品譯成法語。
對一些法語翻譯其他重要方面的研究，例如自由間接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於在法語讀者心目中奧斯汀最初“審美”接受的理解。 奧斯丁使用自由間接話語的敘事技巧來代表在《勸導》中安妮•艾略特的意識。確實，對女主人公主觀經歷的刻畫對於小說的敘事至關重要。 這項技巧的頻繁使用使《勸導》的敘事話語非常含蓄，給奧斯丁的第一批譯者帶來了巨大的闡釋負擔。最近的研究表明，《勸導》的自由間接話語在伊莎貝爾·蒙託利厄（Isabelle de Montolieu）的《La Famille Elliot》中得到了詳盡的翻譯。 的確，因為譯者本人就是小說家，她能夠意識到奧斯丁傾向於在《勸導》的敘述中探究女主人公的心理，正如她在《La Famille Elliot》的序言中對此進行的評論一樣。她將其描述為“來自內心的幾乎不可察覺的細微差別”： des nuances délicates presque imperceptibles qui partent du fond du cœur, et dont miss JANE AUSTEN avait le secret plus qu'aucun autre romancier.  蒙託利厄對奧斯丁有關話語技巧的大量翻譯表明，她實際上是奧斯丁的第一批批判讀者之一，她對奧斯丁敘事技巧的細微差別的察覺使她的第一批法國讀者也可以和她的英語讀者以相同的方式欣賞安妮·艾略特的心理戲劇。 

**1870–1930年：知名度暴增**

**家庭傳記**
Memoir）的前言出版。
幾十年來，斯科特和懷特利的觀點主導了對奧斯丁作品的看法，很少人閱讀她的小說。 1869年，第一本重要的奧斯丁傳記《簡·奧斯丁回憶錄》的出版，使情況發生了變化。此書由簡·奧斯丁的侄子詹姆士·愛德華·奧斯丁·雷（James Edward Austen-Leigh）撰寫。 發行後，奧斯丁的知名度和地位迅速提高。 《回憶錄》讓讀者看到了業餘小說家寫傑作的神話：《回憶錄》在公眾心目中刻畫了奧斯丁的感性形象：一個安靜、中年未婚的嬸嬸，並向他們保證，她的作品適合於受人尊敬的維多利亞時代家庭。詹姆斯·愛德華·奧斯丁·利（James Edward Austen-Leigh）根據早期的水彩畫設計了一幅簡·奧斯丁的肖像畫，柔化了她的形象，並使她可以展示給維多利亞時代的公眾。 《回憶錄》的卷首插圖是本特利（Bentley）基於理想化圖像雕刻出的作品。
《回憶錄》的出版促使奧斯丁的小說大量重新發行。第一版流行本在1883年由勞特利奇出版，那是僅用六便士就能買到的一個系列。其後是精製插圖版，精品收藏版和學術版。 然而，那個時代的評論家繼續斷言她的作品很複雜，只有那些真正能夠深入研究作品的人才可以讀懂。 但在《回憶錄》出版後的兩年中，湧現出的對奧斯丁小說的批評比之前五十年都要多。 
1913年，奧斯丁家族的後裔威廉·奧斯丁·利和理查德·亞瑟·奧斯丁·利發表了最完整的一本家庭傳記《簡·奧斯丁：她的生活與信件–一個家庭記錄冊》。這個傳記主要根據家庭文件和信件編寫而成，奧斯丁的傳記作家帕克·霍南（Park Honan）說它“準確，穩定，可靠，有時還生動而富於啟發性”。 儘管作者擺脫了《回憶錄》裡的感性語氣，但他們除了參考立等可取的家庭記錄和傳統，並未做出任何進一步的研究。因此，他們的書只提供了基本的事實，幾乎沒有闡釋。 

**簡的忠實粉絲**
可能我們不應該從借用奧斯汀小姐自傳用的名字，那是她的侄子出於偏愛給她起的，也不應該正式地把她稱作“親愛的簡姨媽”。
——理查德·辛普森
大英百科全書對奧斯丁條目做出的變化說明她的受歡迎程度和地位日益提高。第八版（1854年）將她描述為“一個優雅的小說家”，而第九版（1875年）則稱讚她為“最傑出的英國現代小說家之一”。 大約在20世紀初，奧斯丁的小說開始在出現在大學的研究中和英國小說史中。 她在人們心中的主導形象仍然是《回憶錄》中所塑造的那樣，那個形象因為豪威爾斯發表在《哈珀雜誌》 （ Harper's Magazine）系列文章中的“親愛的簡姨媽”變得廣為人知。 作者兼評論家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將這種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由奧斯丁所引發的狂熱描述為一種“奧氏體病” 直到《回憶錄》出版後，讀者們才看到了奧斯丁與他們自己間的聯繫。 然而，在1900年左右，聲稱欣賞奧斯丁的作品被視為一種文化標誌的文學精英們對她作品的普及作出了與大眾相反的回應。他們稱自己為簡的忠實粉絲，以把自己和在他們看來並未正確理解奧斯丁的群眾區分開來。 
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是文學精英中的一份子，他曾多次稱讚奧斯丁，並有一次將她與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比肩，說他們是“生活中的傑出描繪者”。 但是詹姆斯認為奧斯丁是一位“無意識的”藝術家，他形容她是“出於本能和迷人的”。  1905年，詹姆斯（James）失望於公眾對奧斯汀產生的他所謂的“被誘導的痴迷”，這是並不是對奧斯汀“內在優點和興趣”的著迷。詹姆斯將公眾興趣的增長歸因於“商業的僵硬宣傳。。特殊的營銷手段。。大量的出版商，編輯，插畫師，雜誌社信口胡說的製作人都發現他們'親愛的'，我們親愛的，所有人親愛的簡，可以給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物質利益，她的作品很容易修改、進而重塑成各種受歡迎的文體，以各種可以擴大銷路的形式出版。” 

**參考文獻**

**引用**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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