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關

北新關，俗稱大關，又名鈔關、北關、戶關、戶部分司、北新鈔關，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拱宸橋南京杭運河、西塘河、餘杭塘河三水交匯之處，最初設置在北新橋之上據橋為關，後建關署於橋東北方，北新橋也因此名大關橋，亦名永安橋、喻陳橋、中興永安橋，今橋為1995年遷址重建，為大關路跨京杭運河橋樑，仍以大關為名。北新關舊時為運河七大鈔關之一，今僅存遺址於運河邊青莎公園內。

**北新橋及名稱由來**
新大關橋一側牆上“關”字
北新關據橋作關，關橋最早修築於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在杭州武林門北十餘里，原名永安橋，為當時杭州城北北關鎮最大的橋樑。南宋紹興七年（1137年），橋樑破損嚴重，已然化作危橋，鎮上長者陳德誠會同同輩的餘慶施、宗宥以及寺僧梵海募資修築新橋，最終新橋於紹興八年（1138年）初春動工，由陳德誠親自督工，並在年內完工，改名為中興永安橋。中興永安橋在南宋《淳祐臨安志》中即已稱作北新橋，這一名稱一直沿用到清代，清代又稱此橋為喻陳橋、大關橋。1955年，政府在原北新橋的基礎上重新建造橋樑，為單孔圓洞式。1995年，北新舊橋又被拆除，在原橋址南約300米修築了今天的大關橋。
北新關名字或與北新橋有關，清雍正《浙江通志》即稱關以橋名。同時，北新關一直有“北關”的俗稱，然而杭州的“北關”存在指代不清的問題：杭州城牆北門武林門故稱北關門；《淳祐臨安志》則以吳越國時期杭州羅城北城門故址為北關門，在今天武林門北米市橋一帶，宋代政府在此地設有北關稅監，和今日北新關無關；雍正《西湖志》則將武林門以北運河一帶稱作北關；雍正《北新關志》只解釋北新關“為其地去城北十餘里，故名雲”；明嘉靖《杭州府志》則稱，北新關在明初非固定行政單位，直到景泰元年（1450年）當時的戶部主事在此建立鈔關，俗稱北關，但在成化年間北新關一度罷置，復設後俗名改稱北新關。雖然別稱很多，但北新關自身則一直多用北新關名，官署題名俱為“北新關”，明嘉靖六年（1527年）始編《北新關志》亦以“北新關”名。雖然對於杭州本地而言，北關地名存在混淆的問題，但外地來到杭州均以北新關為北關。另外，北新關作為鈔關，還有戶關、戶部分司、北新鈔關等別稱。

**歷史**
至遲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在北新橋上設置北新關，最早用於收取京杭運河上的船稅，關初設時橋東北方即有幾間小屋作為鈔關公署，但是公署離岸邊有段距離，前面又被門擋住，運河河邊的岸石傾倒難行，船隻上岸報關十分不便。同時根據清雍正《浙江通志》記載，北新關最初據橋為關，橋上設置柵欄架起木製平臺，平臺上為遮蔽風雨的卷篷，船隻舊停泊在卷篷之下清點商船貨物釐清商稅。正德四年（1439年）政府為擴大稅源，改善紙幣大明寶鈔的流通，在運河沿線陸續設置鈔關，由於過關稅費只能支付寶鈔，因此這些關口也被稱為鈔關。明成化四年至七年（1468-1471年）北新關一度被廢止，但後來恢復並一直延續。明弘治九年（1496年），南京戶部主事劉景寅整治北新關關務：他先是築石為岸，再在運河水中修築高臺，高臺伸入運河有三丈，左右都有臺階方便船隻上岸；同時改建公署，拆除了關署舊門，將其改為三開間廳堂，取名為“公恕堂”，堂後門中又立復門作為屏牆，此門通往署內，而再堂前臨河一側的高臺上立一座高大牌坊，牌坊下有階梯、圍以欄杆。明嘉靖十年（1531年），主事葉君瑞又以關署太小為由向民眾購置土地，在關署池沼上修建亭子。嘉靖十三年（1534年），員外郎楊文升重修中堂，一定程度改善了公署的辦公條件，但是堂前水岸僅有幾步，往來辦理稅務商賈眾多，侷促於狹小的場地很是不便。嘉靖十七年（1538年），呂韶主持北新關後重修官署，擴大了庭院面積，將中堂北遷數丈，拆除關後舊屋舍，最終廳堂可以容納百餘人；又將自己的官邸移到東室，在廳後造軒三間以迎賓客；關署後園圃築牆環繞，疏浚其中池沼，將樓屋搬到池沼中小島上，可以登樓眺望。工程前後有三月，花費百餘金，北新關關署煥然一新。後來韓文鏡主持北新關，節省俸祿用來改造庭院，新建了青閣，增制朱欄，侍弄花草。北新關關署歷經幾代官員策劃修建，功能日益完備，景色亦別具一格，成為了湖墅一帶運河沿線的佳景。178-181清同治三年（1864年）12月，左宗棠向朝廷請求暫停關稅，北新關最終廢止，後戶部雖然多次試圖恢復北新關但都未果。

**關署設置**

**關署佈局**
北關關署總覽
北新關周邊地圖
北新關關署始建無考，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因運河漕船失火導致舊署焚燬，後來榷使傅慶貽重建關署。關署總體分為左中右三路，中路建築為其軸線，從外依次為牌坊、大門、儀門、大堂、二堂、後等高等級建築；左右兩路建築一般由土地祠、庫房、書吏房等輔助用房組成。新建關署在關前建有鼓樓，高三丈。臨河建有牌坊，坊下以柵欄圍護。入門則為關署前廳，前廳共計三間；廳內則為正堂，同樣為三間，正堂前設有卷篷，後面的小廳用來迎賓。正堂左側為書房。正堂後又有後堂小廳三間，廳後又築臺臨池沼。後堂左側為官員居所，後來改建為樓，居所兩側各有廊房，廊房外又有平房供廚師和傭人居住。後堂右側為存放稅銀的關署庫房，庫房外為文員書寫報告文案的吏書房，共計五間，官吏在此不得私自外出；又又單房二間，專供人在此掛號寫票。儀門外有土地廟一間，冊房一間，冊房供文員編寫通知文冊。大門外有委官小署三間，每季派來的品秩較低的委任官員都居住在這裡；另又有聽事官房，為一間樓房，聽事官在此看守關柵，後改為迎賓。門外有榜亭，亭中張貼關署榜文公告。關署空間可以分為：在辦公區域前展現關署威儀和關署界線的對外空間，多由轅門、牌坊、鼓亭、大門等組成；關署的辦公空間，如大堂、書吏房等；庫房空間；內宅空間，多位於關署後部；祭祀空間，供榷使新上任時祭祀；遊憩空間，多在關署之後，有亭、樓、池、沼，環境優美。清代關署基本延續明制，在前朝基礎上略有添置。

**流通商品**
明清時期的杭州不僅本身手工業產出發達，同時轉運貿易也很發達，因此北新關的腹地不僅有華北、東南、江南等地，還延伸到了西南和中南地區。來往北新關的商品種類繁多，根據關稅檔案僅僅藥材類即有217種，絲綢布匹也有50多種，根據《北新關商稅則例》徵收稅收的商品多達50大類2100多種，其中最主要的為生絲、紡織品、糧食和各類雜貨。絲綢作為浙江本土生產的重要商品，也是當時中國海外貿易的價值份額最大的商品，其中大量浙江絲綢經由北新關運往廣東、廈門等地轉銷海外。當時的浙江不僅為生絲產地，也是重要的棉產地，有著發達的紡織業，其紡織品遠銷四川、陝西、臺灣等地，江浙各地的紡織品不少都經由北新關轉運至全國，因此通關的綢緞直接左右著北新關的稅收盈縮。同時從明中期開始，杭嘉湖地區由產糧區轉為缺糧區，至清代缺糧更加嚴重，需要仰仗湖廣、江西等地的糧食輸入才能維持供需平衡，這些糧食大多購自蘇州，經由運河運抵北新關南杭州湖墅，再由湖墅轉銷浙江各地——糧食的大規模轉運也催生了杭州周邊的一些專營米業的市鎮，海寧的長安鎮即為其中代表。商品既有自江西、福建、兩廣等地運至錢塘江北上過關銷往蘇州、松江，也有過關渡錢塘江至南岸義橋經浙東運河到寧波出海。由於北新關特殊的地理位置，相較其他稅關其稅收波動不大，清代前期始終在20萬兩上下波動，其中手工業及日用品佔到12萬兩。

**稅收管理**
雍正《北新關志》記載了北新關報稅的主要流程。對於商稅，則首先需要到單房填報報稅單，寫明商人姓名、籍貫、貨物名稱、數量、來源及去向，再由大單廠謄寫單據；算房根據申報稅單計算所需要收取的稅費；內衙出具朱籤；官員或出堂直接到大柵處收稅放行，也可以商人自己赴櫃納銀，櫃檯發給印票，然後過關。對於船稅，也需要填報報稅單，寫明船隻類型、船戶名字和籍貫、所載船客姓名或商品名稱及其數目等，之後大柵處丈量船隻，發給小票；船單房寫稅單；算房根據單據計算稅費；船戶赴櫃納銀；船房發給船籌後，船戶就回到大柵，大柵唱清尺寸放行船隻。除去橋下水門收取水路關稅，北新關也收取過橋陸路關稅。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北新關稅入達十萬兩之多，約佔全國各關稅銀總額的8.8%。日本學者香坂昌紀考慮到主糧和杭州本地絲絹低稅特性，計算得出北新關的稅率與滸墅關、淮安關不同，遠遠低於清代三十分之一的標準稅率。
北新關作為稅關，其本務為徵收稅料，確保一定數額的稅款上繳戶部，而雍正朝以後火耗歸公要求多餘稅款也要上繳中央，但在實際操作中掠奪多徵、中飽私囊屢見不鮮。根據雍正《關志》，北新關根據船隻樣式尺寸將船料分為五種，官定船料費最高只有一兩四五錢，與蘇州滸墅關不同船稅不包含商稅和貨稅，附近居民還有“便民小票”能夠簡易通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各徵稅、稽查關口存在許多陋習，稽查口岸在確認關單和貨品相符後會向商人索取“照票”賄賂，其中一些“照票”可以抽取額定關稅的二至三倍，稱之為“重照”；有時客商遇到夜晚雨雪天氣，關吏故意扣留以索取賄賂，稱之為“免看”。《清詩鐸》中更有陳春曉作《杭州關》譏諷這一陋習道：“杭關吏，踞守關南北，南北設兩關，榷使有專職，兩關之設為通商，往來行人何慼慼，過關莫如杭關難。⋯⋯”其中兩關即指城北戶關北新關和城南工關南新關。為躲避北新關沉重的稅負，部分商人選擇繞道躲避，寧願選擇昂貴的陸地挑運也不走水路過關，例如《關志》記載餘杭當時開闢兩陸路北上江寧繞過北新關，導致稅入減少三四成，戶部因此要求朝廷明令禁止繞道以保證歲入。

**稅關管理**
杭州在明初即已經成為重要的工商都市，據明《一統路程圖記》記載，杭州對外交通路線多達16條。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戶部設北新關為鈔關；萬曆八年（1580年），臨清關為運河鈔關之首，而北新關居其次；至天啟五年（1625年）北新關稅額增長一倍有餘，僅次於蘇州滸墅關為全國第二。為了防止民間偷漏關稅，政府在杭州周邊設立了大量徵稅口岸和稽查口岸，總計13處徵稅口岸進行徵稅，明代另有20處稽查口岸專事貨物稽查而不徵稅，包括杭州十城門及閘口、螺師埠、銀杏埠、德勝壩、新河壩、對河、赤山埠、富陽、上陌、千秋嶺等杭州對外交通要道。清代設關大抵延續明制，但在管理體制存在變化：順治年間，戶部專門派遣漢人官員管理關務，而到了康熙元年（1662年）中央專派滿漢官員及筆帖式各一名執掌關務；康熙四年（1665年）朝廷又將關務交予浙江布政司管理，五十五年（1716年）改由浙江巡撫管理，五十七年（1718年）又委任杭州知府管理，至雍正七年（1729年）改杭州織造管理，乾隆五十八年（1793）關務又歸浙江巡撫，道光元年（1821年）後關務歸於杭州織造兼管。清代管理機制的變化又和關稅在國家財政中地位提升，成為僅次於田賦、鹽稅的第三大收入來源，政府為有效管理稅關對管理機制進行了諸多探索。清代的北新關主要管理浙江內河商業貿易，與乍浦、寧波的浙海關各有所司。北新關每天有兩次開關時間，早關在上午九點到十一點，晚關在下午一點到三點。明代自弘治六年至崇禎七年的141年間，北新關共有151人擔任主官，清代從順治二年到雍正九年的86年間，共有85人擔任主官；明清兩代，北新關的主官平均任期只有一年左右——這一方面代表了北新關的重要程度，同時也側面體現官吏貪腐之嚴重。

**周邊勝景**
北新關船埠為清代康熙、乾隆南巡的御碼頭，曾經立有康熙六十大壽的萬壽無疆碑亭，碑亭碑刻有“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浙江紳士、耆民、商賈、兵丁公立”字樣。此碑為康熙在最後一次下江南之後，浙江布政使徐欐等一眾官員修築，用以慶祝皇帝生日。碑亭舊時在麗水路大關橋至登雲橋之間運河邊某處。
北新關東側為鈔關街，又名河塍路，今天為大兜路歷史文化街區；西側為橋西街，今為橋西曆史文化街區。由於北新官署在運河東，因而東街更為繁華。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春，荊之琦擔任北新關關長，重新整治東街，時人稱之荊公街並比於西湖蘇堤。關北舊時為封鯨觀，為明代倭寇首級堆砌而成的京觀。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代浙直總督胡宗憲在北新關外修築京觀，前後堆砌倭寇首級千餘，他還在京觀之前豎立高大的石碑，碑上題名“封鯨觀”，用來炫耀自己的武功。清代的丁丙、魏標等都為此觀留下詩文，但此時碑文已經僅剩下殘碑。關東東西向街道為大滸弄，舊名德生街，舊時杭州知事陶鏞題寫“古青莎鎮”牌坊在弄口運河畔，今已無存。“青莎鎮”為湖墅故稱，杭州市政府後在大滸街街口運河邊立新德“青莎公園”牌坊。大滸弄舊時弄內有小溪潺潺，人家傍水架橋，各植楊柳。民國時期，眾多文人墨客青睞此地，郁達夫即定居於此處。
拱宸橋的建立可能也和北新關有關。北新鈔關建立之後，關橋以北的水域成為通關船隻排隊的地方，隊伍最長可以排到北面的謝村，如果遇到汛期水漲船隻無法通過關橋橋洞，則需要停留更長時間。因此，船上人員生活皆仰賴岸上供應，久而久之這一帶運河兩岸就聚集形成商業區，為方便兩岸人家交通往來，拱宸橋也就應運而生。拱宸橋始建於明思宗崇禎四年（1631年），清順治八年（1651年）倒塌，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重建，康熙前五次南巡都是在北新關船埠登陸，或有人以為拱宸橋之名因恭迎皇帝而得名。

**遺址**
北新關遺址位於杭州拱墅區拱宸橋南運河邊青莎公園內，其所在的北新關廣場為青莎公園的主體。廣場面積約2000平方米，是一個三面環水的親水平臺，幾乎和水面平行，廣場上面有對於運河漕運的歷史介紹。廣場一面為運河，另外兩側為人工水系，由南向北逐漸跌落，在寶慶橋下設駁墈與運河水隔斷。廣場的周圍會種植櫻花和桃花林，地面配以卵石，每至落花時節再現昔年湖墅“散花灘”意境。廣場兩側散佈民居，再現當時杭州居民居住風貌。2011年，拱墅區為了深化運河品牌，在全區蒐集十大文化遺存，陸續立碑保護——10月10日，拱墅區政府在北新關遺址處樹立遺址碑，碑文詳盡介紹了北新關的由來。

**交通**
杭州水上公交2號線設有北新關站。2018年8月28日至11月21日北新關站碼頭進行改造，暫時關閉。

**相關條目**
大關街道
*杭州關稅務司署舊址
*臨清運河鈔關

**參考資料**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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