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認罪

電視認罪（Televised confession或TV confession），另稱電視悔罪，是指在偵查階段讓當事人在電視上承認自己罪行的行為，也就是發生於被逮捕後的羈押期間、法院定罪宣判之前。

**沿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大陸廣泛播出的電視認罪第一例是2013年9月的網絡大V薛蠻子嫖娼案。據德國之聲引述“保護衛士”的統計，截至2018年2月，中國共有45宗在電視上播出認罪視頻的案例，半數以上為“人權案例”。這些案例中的被捕人士在電視認罪時均沒有被定罪。“保護衛士”表示，2013年至2016年，大約每月有一個電視認罪視頻出現。
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要求。2016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時任政協委員兼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曾於政協會議提案呼籲減少乃至取消電視認罪。2017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堅持非法證據排除原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據德國之聲2018年6月的報道，到2017年電視認罪數量大幅減少，當年只統計到2起電視認罪案例。電視認罪案例數量減少的同時，法庭認罪視頻則明顯增加。

**其他國家**
在伊朗，據國際人權聯盟及“Justice for Iran”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中，至少出現了355起在電視上強迫認罪的案例。據“保護衛士”的調查，自2007年以來，越南至少有21例強迫電視認罪。

**案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3年8月下旬「網絡大V」薛蠻子因涉嫌嫖娼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臺《朝聞天下》播出薛蠻子的電視認罪視頻。
*2014年4月前《經濟學週報》副總編高瑜被北京警方逮捕。2014年5月8日，她的認罪視頻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視頻中其面部被橢圓形馬賽克遮蓋。高瑜認為，當局在她被預審時偷拍她，遮蓋面部是因為聲音和嘴形對不上。
*2015年10月起，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呂波、張志平、桂民海（桂敏海）和林榮基先後失蹤。2016年1月17日，中國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播出桂民海認罪視頻。2016年2月，四人一同出現在鳳凰衛視的報道中並認罪。林榮基返港後表示，認罪視頻錄製了十幾次才使審訊者滿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林榮基說：“全部都是他們安排的了。他們讓你把要說的話寫下來。（內容）他們不滿意的話，就幫你改。改完以後，你就唸。裡面的‘悔過書’也是，我寫出來，他們不滿意，改完以後，籤個名。”
*2016年1月3日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被公安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2016年1月19日他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24小時》中認罪。彼得·達林稱，被拘禁兩週後他被告知，如果他錄製認罪視頻，有可能得到法官的從輕量刑，並且只有這麼做，他的女友才會獲釋。彼得·達林事後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配合拍攝是因為想趕快完成然後離開，也希望女友能趕快獲釋
*2019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清在2018年表示“陝西千億礦權案”卷宗被盜，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法委認定案卷丟失為王林清“自導自演”。王林清在央視新聞認罪。
*2019年8月，鄭文傑失蹤事件。6月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派他觀察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的情況。8月8日鄭文傑被派到到深圳參加一場商務會議，在返回香港途中被捕。中國環球電視網在全球範圍播放了他的認罪視頻，視頻中他供認“背叛祖國”和“嫖娼”。鄭文傑事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他“被人毆打”並“被迫簽署供詞”，供認罪行“也是被迫的”。
*2020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機關組織實施“迅雷-2020”專項行動，抓獲一批“臺灣間諜及運用人員”。中國中央電視臺接連三天在《焦點訪談》節目播出針對該專項行動的專題報道，播出李孟居、鄭宇欽、蔡金樹和施正屏的認罪視頻。
*2021年3月1日，仇子明因涉嫌侵害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捕。同日，他出現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中，稱自己的行為良知泯滅。媒體報道有稱其“電視道歉”，亦有稱“電視認罪”。
*2024年1月9日，CCTV-1晚8點檔播出四集專題片《持續發力 縱深推進》第四集，介紹2022年中國足壇反腐風暴，其中涉案的國家體育總局原副局長杜兆才、足協原主席陳戌源、國足原主教練李鐵均通過電視認罪。

**其他國家**
1987年5月21日，新加坡政府發動光譜行動，16名人士以“馬克思主義陰謀破壞新加坡既存社會和政治制度，使用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策略，目的是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為由遭到逮捕，被迫簽署供詞後，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其中大部分人被迫在電視上公開懺悔認罪。
*伊朗摔跤運動員納維德·阿夫卡里被伊朗當局指控在2018年伊朗示威“殺死伊斯蘭革命衛隊警衛”，被判死刑。2020年9月7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臺播放他的電視認罪，其後被處決。
*2016年3月朝鮮中央電視臺播出美國韓僑金東哲對“試圖顛覆朝鮮政權”的電視認罪。
*2017年8月3日越南國家電視臺播出越南前石油公司高層鄭春成的電視認罪畫面，他被指控造成越南國有石油公司越南石油虧損大約1.5億美元。此前鄭春成曾前往德國尋求政治庇護，但柏林警方表示，鄭春成和另外一人7月23日在柏林可能被強行拖上一輛汽車帶走，並被帶離德國。德國外交部指出，鄭春成是被強行擄走的。之後德國政府驅逐一名越南駐柏林使館情報人員離境。鄭春成在德國的律師佩特婭·舒拉根赫夫對越南當局予以譴責，並表示其當事人是被綁架的，“認罪”是被強迫的。
*2021年6月3日，白俄羅斯國家電視臺播出了在瑞安航空4978號班機事件中被白俄羅斯當局抓捕後的羅曼·普羅塔塞維奇落淚認罪的電視專訪。

**反制**
2021年4月13日，保護衛士負責人彼得·達林稱，挪威的TeliaSonera電信公司在收到電視認罪受害者投訴後停播了CGTN。之前瑞典TeliaSonera公司亦因為相同原因停止CGTN的轉播。保護衛士稱十幾名曾在CGTN和CCTV4電視認罪者在過去幾周在寫信給各國電視供應商，要求他們考慮播放這些頻道與侵犯人權的關係。，中方對於瑞典「惡意報導」CGTN相關爭議表示遺憾。同年8月26日，英國通訊管理局稱，CGTN播出電視認罪片段，違反公平、隱私和公正的規定，對CGTN母公司星空華文傳媒罰款二十萬英鎊，此前也曾因同一理由罰款22.5萬英鎊。

**評論**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表示，薛蠻子嫖娼案之前，互聯網輿論常提到公安機關抓人後信息不公開，如果公眾人物涉事，則更有“失蹤”、“秘密抓捕”的標籤指責當局，給公安機關、檢察院與法院施加了壓力。輿論場的爭議很大一部分源自一些人與所涉案件的嫌犯大多有相同價值觀和政治態度，而且西方輿論對這類爭議的參與度相當高。而“電視悔罪”侷限在輿論領域，不會成為法院審理案件的依據，而這一點也被一些輿論活躍人士故意忽略。南方週末認為，“被失蹤”的做法讓人聯想到公權力在歷史上的惡行。
朱征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讓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要慎重；電視認罪存在誤導公眾的可能，不利於法院的獨立審判，也不利於司法公正。朱征夫認為於偵查階段就讓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的“好處”有：緩解辦案機關的壓力，安撫被害人或其家屬情緒，平息社會質疑，幫助辦案人員立功。但並不能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而電視認罪「有明顯的迫使檢察院將案件提起公訴、迫使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傾向」，違背了審判中心主義。德州日報社陳廣江也支持朱征夫的建議，並認為全面依法治國容不下電視認罪，電視認罪的歸宿是墳墓，但認為責任不全在媒體，而在社會缺乏無罪推定意識。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認為全國各電視臺的法制節目讓犯罪嫌疑人電視‘認罪’，令節目原本的普法性質變了味，也違反《刑事訴訟法》，認為央視等電視媒體應負責任。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新聞辦副主任兼審判員舒銳表示，非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須區別對待。非刑事案件或可有基於自願的公開道歉與悔過，而刑事案件則不宜在偵查、起訴等判決之前的階段進行“電視公開認罪”。“不是所有主動認罪都在法律上有罪，有些嫌疑人對事實與法律認識有偏頗，誤以為自己有罪；有些嫌疑人迫於各種壓力被迫承認自身有罪；甚至有些犯罪嫌疑人為了包庇他人，刻意鬧明頂罪。而當全社會都認為認罪者有罪，法官經過審理卻認為其不構成犯罪，那麼裁判者則將飽受煎熬，究竟是屈從了“民意”，還是堅守法律？”搜狐特約評論員尉遲不攻認為，電視認罪會造成“鐵案”的錯覺，並給法官營造了“眾人皆曰可殺”的壓力。
香港中文大學講師羅助華認為，電視認罪是意在體現黨國對個人的權威的展示。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編輯班志遠認為，電視認罪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共官員迫使知識分子寫懺悔書的“令人不安的影子”。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分析電視認罪的報告中推論，電視認罪不只是簡單地承認有罪，還有警告其他可能會挑戰政府的人的作用。該組織還表示，“中國的電視認罪讓人想起了歷史上暴力的、侮辱人格的政治迫害”。紐約大學訪問學者、前中國律師滕彪認為，電視認罪違背了中國刑法中無罪判定的法則，是違法的。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潘嘉偉表示，電視認罪不遵循任何正當程序，不能確保當事人獲得公正的審判。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