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工人六月起義

巴黎工人六月起義（les journées de Juin）是1848年6月22日至26日法國巴黎工人發動的起義。 
起義的導火索是1848年6月21日，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當局下令關閉National Workshops，並規定15至25歲的青年工人一律編入軍隊。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當初設立國家工場的目的是為失業者提供工作和最低限度的收入來源。這引發工人極度不滿。6月22日，4萬多工人在巴黎舉行示威遊行。6月23日凌晨，工人發動武裝起義。6月24日，起義者控制巴黎郊區和部分巴黎市區。路易-歐仁·卡芬雅克將軍率領的國民自衛軍奉命鎮壓起義。6月26日，起義者最後的據點被佔領，起義失敗。這次起義有超過10,000人被殺或受傷，4,000名起義者被放逐到阿爾及利亞。

**背景**
戰神廣場上的國家工廠工人
導致二月革命的強烈群眾不滿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依然存在。5月4日莊嚴宣佈的第二共和國或多或少的社會取向的不確定性促使資本持有人從缺乏流動性的銀行提取資金，以發放貸款和支持貼現。失業人數正在增加。5月18日，近11.5萬人參加了巴黎國家工廠。這意味著每天花費近20萬法郎。由於阿爾弗雷德·德·法盧（Alfred de Falloux）的宣傳（制憲議會勞工委員會的虛假報告）和騎士團的支持者，食利者和資產階級對不得不養活越來越多的失業者感到憤怒。在統治階級眼中，國家工廠是一種道德恥辱。國家工廠的費用實際上不到政府總預算的1%。一些優秀的人士稱他們為“國家機架”。它們實際上包括土方工程活動。事實上，如果共和國缺乏資源，那是因為它承諾全額償還因共和國成立而受到傷害的貴族，甚至為此目的設立了一項新的稅收，同時以據稱國家工廠的過高成本為理由。
不滿的是，國家工廠的工人轉向社會主義民主黨或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支持者。一些工人組織起來，於5月20日成立了聯合公司協會（Sociétédes Corporations Réunies），該協會彙集了參與盧森堡委員會工作的大部分工人，該委員會是臨時政府在二月革命後第二天成立的。5月28日，《勞動報》和6月4日《工作者日報》出版了發展共和和社會思想。國家工廠的工人和盧森堡委員會的工人同意在6月4日和6月5日國民議會的補充選舉中提交共同名單。進步共和運動雖然在1848年5月15日的示威失敗後失去了領導人，但在巴黎取得了進展（馬克·科西迪埃、皮埃爾·勒魯和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當選）。
與此同時，“波拿巴黨”正在崛起。它的支持者提出了王位爭奪者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社會思想，他是《貧困的滅絕》一書的作者，並利用了第一帝國仍然新鮮的記憶。拉維萊特區的工人要求任命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為執政官。國民自衛君第七軍團（萬神殿區、聖馬塞爾區和聖維克多區的軍團）計劃將他作為上校，取代共和黨人阿爾芒·巴爾貝斯（Armand Barbès），後者剛剛被政府執行委員會關進監獄。在選舉中，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在巴黎和其他四個省獲勝。他暫時放棄在倫敦的流亡返回國內試圖獲勝。
在這些選舉中，國民議會中非常保守的多數（第二天共和派，實際上是偽裝的君主主義者）得到了加強。4月23日被擊敗的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在巴黎和三個省輕鬆當選。在五名新當選的巴黎保守黨議員（巴黎共11個席位）的陪同下，他帶來了自己的政治專長。

**國家工廠的關閉**
1848年5月15日的示威失敗後，國民議會中的保守派多數黨擺脫了進步派共和黨領袖，致力於廢除1848年二月革命後建立的象徵社會政策的國家工廠。5月16日，盧森堡委員會被廢除，成立的社會工廠（不同於國家工廠）逐漸被摧毀，其主席路易·布朗也面臨國民議會逮捕和調查的威脅。5月24日，公共工程部長尤利西斯·特雷拉呼籲取消國家工廠。他在議會中得到保守黨法盧伯爵和蒙塔朗貝爾伯爵的支持。5月30日，議會決定，在塞納省居住不到三個月的工人必須返回本省。因此，他們試圖減少獲救失業者的數量，減少巴黎工人可能的抵抗。
但由溫和派共和黨人組成的政府——執行委員會——不願質疑新共和國最具社會性的成就之一。5月24日的法令被暫停。為了贏得群眾的同情，執行委員會計劃建立土地信貸，以幫助受經濟危機嚴重影響的農民。他們也在考慮降低非常不受歡迎的鹽稅。
為了為國家工廠的工人提供工作，委員會計劃將鐵路公司國有化，其鐵路工地將由失業者經營。面對這種對私有財產的質疑，議會中的保守黨多數決定加緊行動。
6月14日和15日，阿爾弗雷德·德·法盧和米歇爾·古德紹分別當選為國家工廠特別委員會報告員和主席。
6月19日和20日，議會投票解散國家工廠。21日，執行委員會讓步並下令關閉國家工廠：18至25歲的工人必須參軍，其他人必須前往各省，特別是去索洛涅挖掘索爾德運河。6月21日，當時的官方報紙《箴言報》發佈了該法令。
6月22日，騷亂蔓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寫道：“這座城市被分為兩個陣營。分界線從城市的東北端的蒙馬特開始，一直延伸到聖但尼門，從那裡沿著聖但尼路，穿過西岱島，沿著聖雅克路一直延伸到屏障。東部被工人佔領和加固；資產階級則從西部進攻，並得到了增援。”
6月23日，第一道路障被設置。歷史學家薩米埃爾·阿亞指出，路易·費迪南·皮若爾（Louis Ferdinand Pujol）在巴士底廣場（Place de la Bastille）黎明時發表的演講“象徵性地標誌著起義的開始，儘管動員正在逐步進行”。324

**起義**
蘇夫洛路上的街壘
6月23日：六月起義開始，建立了第一個路障，遭到路易-歐仁·卡芬雅克將軍領導的軍隊的嚴厲鎮壓。伊波利特·皮雷將軍就當天在聖馬丁國家道路的街壘上的叛亂分子的態度提供了以下出乎意料的證詞：
市民代表於6月23日第一次用刺刀進入聖馬丁國家道路的街壘，我發現自己在叛亂分子中孤獨了幾分鐘，充滿了難以形容的憤怒。我們雙方都在激烈戰鬥；他們可以殺了我，但他們沒有！我在國民自衛軍的隊伍中，穿著將軍的大衣；他們尊重奧斯特利茨和滑鐵盧的老兵！他們慷慨的記憶永遠不會從我的記憶中消失……我與他們戰鬥至死，我看到他們是勇敢的法國人；他們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他們被打敗了，不幸的是，我欠他們分享我的麵包…就這樣吧！
6月24日：巴黎先賢祠是起義中心之一。1500多名起義分子在那裡避難。他們被共和國衛隊第8團團長亨利·布萊·德拉默爾特上校驅逐。達梅姆將軍在這些戰鬥中受重傷。
6月25日：巴黎大主教阿弗爾在路障上受重傷。佈雷亞將軍在意大利街壘被起義分子殺害。里爾的內格里耶將軍被殺。
6月26日：起義失敗，位於聖安託萬郊區的最後一個路障倒塌。革命期間在起義分子方面造成約4,000人死亡，4,000名囚犯被驅逐到法屬阿爾及利亞，議會決定起訴路易·布朗。
6月28日：議會感謝卡芬雅克將軍並任命他為行政部門負責人。
7月27日：在鎮壓六月起義之後，議會限制了俱樂部的活動，並禁止婦女和兒童參加。
7月28日：頒佈關於俱樂部的法令。

**鎮壓**
針對六月起義者的屠殺
面對起義者，擁有3000名成員的巴黎警察無能為力，只能向當局發出警報，並通過其指標通知路易-歐仁·卡芬雅克將軍指揮下部署的政府軍。
他們有25,000名法國軍隊士兵，主要是農民子弟，17000名國民自衛軍（巴黎和各省的店主和資產階級，主要是亞眠、博讓西、默恩、奧爾良、皮蒂維耶、魯昂和凡爾賽），15000名機動衛隊（從巴黎無產階級最貧窮和最年輕的人中招募）和2500名共和國衛隊（前市政衛隊）。
六月起義造成了許多犧牲者。政府軍這邊損失了大約1600人，包括大約1000名士兵和國民自衛軍。
共和國血腥鎮壓巴黎起義。戰鬥中死亡的起義者人數估計在3000至5000人之間，另有約1500人未經審判被槍殺。約有25000人被捕，11000人被判入獄或驅逐到阿爾及利亞。177
根據警察局長弗朗索瓦·約瑟夫·迪庫（François Joseph Ducoux）10月8日的報告，在政府軍方面，戰鬥造成1460人死亡，其中三分之二是軍隊和國民自衛軍。共和國衛隊損失92人，其中包括兩名高級軍官。7名將軍死亡，5人受傷。275
7月3日，卡芬雅克將軍表示，起義分子人數不超過5萬人，軍隊傷亡703人。275
據歐內斯特·拉維斯（Ernest Lavisse）和菲利普·薩尼亞克（Philippe Sagnac）稱，軍隊損失800人死亡，1500人受傷，機動衛隊損失100人死亡，600人受傷，國民自衛軍和起義分子損失不詳。
阿蘭·鮑爾（Alain Bauer）和克里斯托弗·蘇雷（Christophe Soullez）估計，在25000名戰鬥人員中，總共有15000人傷亡，其中秩序部隊死亡1800人，起義者死亡4000人。
根據醫學雜誌的統計，巴黎醫院記錄了2,529名傷員，但許多傷者在家接受治療。275

**後續**
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將這場革命分析為工人運動獨立的誕生。1848年二月革命的參與者分為兩個陣營。第一個是資產階級，他們對共和國的建立感到滿意。但是，工人們並沒有忘記“社會共和國”的口號，從邏輯上講，他們遵循了革命的理念並捍衛之。卡爾·馬克思將起義描述為“歐洲內戰史上最可怕的事件”。六月起義的鎮壓也是激發他對流氓無產階級概念的事件之一，這一概念也是馬克思主義者討論的主題。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將六月起義描述為“我們歷史上最偉大、最奇特的起義，也許是其他任何一次（無法比擬的）”。
這些事件重新點燃了統治階級對巴黎的長期不信任，因此，在資產階級政治話語中出現了對該省的某種崇拜，即作為共和國支柱的農民中產階級，這並不奇怪。這些形象後來在第三共和國時期被重複使用。
這場叛亂的法律後果幾乎是直接的：正在討論的憲法正在修訂，以刪除任何可用的社會參考。社會共和國消失了，與此同時，對紅色的恐懼增加，導致越來越保守的投票，首先是在制憲會議本身，然後是在任命組成機構時。總統選舉和立法選舉使第一帝國皇帝的侄子和君主制多數上臺，這對共和國來說是一個奇怪的組合。
巴黎因戰鬥和鎮壓而流血，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優勢。此外，大部分巴黎人民疏遠了這個向人民開槍的共和國。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決定終結第二共和國的實驗時，知道如何利用這一點。
六月起義的後果之一是，幾年後，奧斯曼象徵性地摧毀了巴黎的中心街區，其城市突破（特別是塞瓦斯托波爾大道）切斷了起義地點的核心，那裡曾設置了許多路障，也有許多叛亂分子、工人和巴黎工廠的工匠。
歷史學家薩米埃爾·阿亞認為，“1848年6月23日至26日是19世紀共和國思想史上的一次突破。它們不僅僅是在內戰中一方取得軍事勝利的機會，內戰最終將是以其他方式繼續的黨派對抗。它們標誌著共和國的創始事件，即選舉統治，同時也標誌著對共和國的某種解釋的壓抑，甚至是排除（forclusion）。這些精神分析術語衡量了事件對彼此造成的創傷。街頭戰鬥、自相殘殺的戰爭、未經審判的槍擊事件的圖像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詞彙的標誌，也是試圖解釋現在破碎的現實的藝術和文學潮流的標誌。”335-336

**歷史學分析**
薩米埃爾·阿亞指出，用馬克·科西迪埃（Marc Caussidière）的話來說，“完全由飢餓驅動”的“絕望起義”的概念“在事後傳播，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寫道，在6月22日，“工人不再有選擇，他們要麼餓死或戰鬥”-還是共和黨人-莫里斯·阿敘龍（Maurice Agulhon）將起義描述為“純粹的階級鬥爭”，強調“工人起義的自發性”，這是一種“原始的社會動機”，工人們因廢除而“陷入絕望”。在回答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的問題時，阿亞認為，起義“源於貧困和失業，並以二月恢復的新革命傳統為基礎”，這“不僅僅是一個為經濟利益動員所謂革命傳統的機會，這再次意味著社會和政治之間的分離是理所當然的，這與民主和社會共和國的計劃格格不入。國家工廠的工人（約佔叛亂分子的一半）以及數千名加入起義的巴黎人——通常是通過涉及非常地方社會性的機制——試圖做的是捍衛共和國作為一種不可分割的社會和政治形式，捍衛共和國作為解放的承諾。”在這方面，他贊同西爾維·阿普里勒（Sylvie Aprile）的分析，對他來說，“六月肯定不是一場飢餓革命”。325-329

**參考文獻**

**外部鏈接**
  Marx & Engels articles date=20150623103740  published from June to November 1848 in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Les journées de juin 1848, 卡爾·馬克思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