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案

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始於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以下簡稱“SFFA”）和其他原告於2014年在馬薩諸塞州聯邦地方法院對哈佛大學提起的訴訟。原告稱哈佛在本科生錄取過程中歧視亞裔美國申請人。此案之後被提交到美國最高法院，並與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北卡羅來納大學案合併受理，其中哈佛大學為私立，北卡羅來納大學為公立。2023年6月29日，訴哈佛案以6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訴北卡案以6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此項判決顛覆了美國大學實施了數十年的基於種族的平權招生政策。

**平權法案**
哈佛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但它獲得聯邦政府撥款資助，因此它必須遵守1964年頒佈的《民權法案》，該法禁止種族歧視。具有種族意識的錄取政策可能是合法的，但必須通過“嚴格審查”測試最高法院在審查、解釋法律的過程中，往往運用“合理審查”“中度審查”“嚴格審查”三個級別的測試；嚴格審查所涉及考察的議題十分有限，但嚴格級別也最高。，此測試要求種族因素的運用必須符合“令人十分信服的政府利益”（例如源於保持學生群體多樣性的教育效益），並且必須“狹義地適用”以滿足此利益。
根據最高法院在Fisher訴得克薩斯大學（2016）一案中（以下簡稱“Fisher II案”）及其之前類似案件的裁決中，考慮到每個候選人的各方面素質（包括種族）的“整體考量”程序是合法的。但是，根據最高法院在1978年的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中的裁決，種族配額是非法的。在Fisher I案（2013）中，最高法院還裁決，大學必須證明基於種族的錄取政策是為實現學生群體多樣性目標的唯一途徑。

**訴訟案件**
公平代表計劃項目（Project on Fair Representation）的主管和唯一成員是活動家Edward Blum，他的目標是在教育、投票、就業等各個領域挑戰政府與種族、民族相關的政策。2014年11月17日，作為Blum組織旗下的分支機構SFFA在聯邦地方法院對哈佛大學提起了訴訟。擁有眾多亞裔美國人成員主導的團體提交了“法庭之友”以支持SFFA，這些團體成員普遍認為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在大學錄取過程中受到歧視。
在訴訟中，原告稱哈佛實施了軟性的種族配額，人為壓低了亞裔學生的錄取數。原告聲稱，儘管亞裔申請人數和亞裔人口數急劇增加，但被哈佛錄取的亞裔佔全體學生比例每年都驚人地相似。
而哈佛則否認其行為帶有歧視，並稱其錄取原理符合相關法律法規。校方表示近十年來，亞裔學生的錄取率已從17％增至21％，而亞裔僅佔美國總人口的約6％。不同的學生群體，校友和外部團體都提交了各種聲援訴訟雙方的“法庭之友陳述”。
直到最高法院於2016年6月23日在FisherII案的審理中理清了相關適用法律並作出判決，該案的審理一直處於暫停狀態。而此案的口頭辯論恢復進程則於2018年10月在波士頓的麻省聯邦地方法院進行。

**亞裔申請的個性分**
據透露，在訴訟過程中哈佛大學的亞裔申請人在積極的個性，討人喜歡，勇氣膽量，友善和受到廣泛尊重等特徵上的評價始終低於其他族裔。在考試分數，成績和課外活動等其他招生指標上，亞裔的得分則高於任何其他種族或族裔群體申請人，但關於學生的個人評分則大大降低了他們的招生機會。校友面試人哈佛錄取過程中，通常會安排一名校友與申請人見面會談。給亞裔的個人評價打分則與白人申請者幾乎相當，但哈佛大學招生辦公室卻將亞裔評為所有種族中最差的分數。
哈佛本身在2013年的一次內部調查中發現了針對亞裔申請人的偏見，但從未將調查結果公開或對此採取行動。原告和評論員將亞裔的待遇與20世紀初實行的猶太裔配額進行了比較，精英大學同樣以缺乏個性的人為理由將猶太人排除在外。

**裁決和上訴**
2019年10月，聯邦法官Allison D. Burroughs裁定哈佛學院（哈佛大學的本科部）的招生政策沒有非法歧視亞裔申請人。法官判詞提到，儘管該制度“並不完美”，但仍通過了憲法規定的審查。Burroughs法官在裁決中指出，儘管哈佛“承認學校“利用錄取學生的種族構成來幫助確定應該錄取多少學生”，但哈佛並沒有使用“配額”。她還寫道，亞裔申請人“有可能不具備哈佛所尋求的，與白人申請人相同的個人品質。” 
2020年2月，SFFA向第一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了上訴。要求上訴法院對此案進行審理，並可能會聽取口頭辯論。司法部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陳述，稱哈佛大學通過種族配額非法歧視亞裔，並施加“有系統地不利於亞裔申請人的且帶有種族歧視性的懲罰”，上訴最後被駁回。
2021年2月下旬，在經過7年的訴訟後，SFFA最終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5月17日哈佛提交了反對意見書，要求最高法院駁回。2021年6月14日，最高法院要求美國政府就其對該案的立場提交一份簡報，由於時間關係，此案延到2022年初才能審理。
2021年12月8日，拜登政府扭轉前任政府的立場，訟務次長應最高法院要求提交法庭之友，主張駁回學生組織指控哈佛大學案要求，哈佛發表聲明表示歡迎。

**亞裔團體的申訴**
2015年5月15日，由60多個亞裔美國人組織所組成的聯盟向美國教育部和司法部提出了針對哈佛大學的聯邦申訴。該聯盟要求對其所謂的哈佛針對亞裔申請人的歧視性錄取做法進行民權調查。亞裔美國人團體的反對聲勢也導致了加利福尼亞州SCA5提案的撤銷，該提案旨在重新授權使用基於種族的平權行動，但目前執行的加州第209號法案禁止該行動。而教育部於2015年7月將申訴駁回，因為SFFA 曾在2014年11月針對學生入學考試提起過類似的申訴。2019年，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的司法部對SFFA申訴中針對哈佛政策提出的指控進行了調查。截至2018年8月，而該調查仍在進行中。
根據申訴內容，已有多項研究表明哈佛大學在其主觀的“整體”大學錄取過程中一直對亞裔申請人進行系統且持續的歧視。他們說，擁有近乎完美的考試成績，前百分之一最高平均績點，學術獎項和領導力的亞裔申請卻都被哈佛無理拒絕錄取。據稱哈佛大學施用的歧視性操作包括種族成見，種族差異標準和事實上的種族配額。
調查研究所引用的申訴包括： - Golden（2007年）哈佛大學和其他精英大學對亞裔申請人的歧視是如此嚴重，以至於Golden專門寫了一個篇章“新猶太人”，將其與1920和1930年代猶太裔美國人所遭受的歧視作比較。他寫道： “大多數精英大學在錄取方面都保持了三重標準，亞裔的門檻最高，白人次之，非裔和拉丁裔則最低。”- Espenshade＆Radford（2009）在每個SAT測試分數等級中，亞裔學生的接受率最低，平均需要比白人學生高140分，比拉丁裔學生高270分，比非裔學生高450分。- Unz（2012）哈佛大學錄取亞裔的比例在1993年達到頂峰，超過20％，然後迅速下降，此後大致保持穩定，降低了3-5個百分點。儘管自1993年以來，亞裔美國人的人口數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哈佛，亞洲人的相對入學率直線下降，在過去的20年中下降了一半以上，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和多數其他常春藤盟校也出現了類似的下降。” - Sander（2014年）“相對於申請數量而言，在這些最挑剔的常春藤聯盟學校中，沒有其他任何種族或族裔群體的比亞裔所代表的錄取率還低。”

**最高法院判決**
美國最高法院6月29日否決了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在招生中的“平權行動”，支持了學生公平錄取組織的訴求，宣佈高等院校招生時不能考慮種族因素。除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宣讀法庭意見外，克拉倫斯·託馬斯大法官（肯定意見）和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反對意見）均當庭宣讀他們各自的意見，這也是較為罕見的舉動。

**多數意見**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多數意見中寫道，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不考慮種族、膚色或國籍的任何差異”，因此必須適用於每個人。他認為很多大學長期以來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即“檢驗一個人的試金石不是其克服的挑戰、培養的技能或學到的課程，而是他們的膚色”。他寫道，這兩個招生計劃這都缺乏充分針對性和可衡量的目標來確保種族因素的應用，不可避免地會將種族因素用於負面評價申請人。他指出雖然這兩所大學聲稱申請者的種族從來都不是其招生計劃中的負面因素，但這種說法經不起審查，“種族永遠不能被用作‘負面因素’”。
黑人大法官克拉倫斯·託馬斯寫道，“雖然我痛苦地意識到我的種族和所有遭受歧視的人所遭受的社會和經濟上的蹂躪，但我始終希望這個國家能夠遵守《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明確闡明的原則：人人生而平等，都是平等的公民，並且必須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對待。”

**反對意見**
索托馬約爾在哈佛案中撰寫了異議書。她寫道，“在這個社會中，種族始終很重要，而且仍然很重要”。她補充道，“法院進一步鞏固了教育領域的種族不平等，這是我們民主政府和多元化社會的基礎，從而顛覆了憲法對平等保護的保障。因為法院的意見沒有法律或事實依據，並且違背了第十四修正案所體現的平等願景，我反對。”
凱坦吉·布朗·傑克森因曾在哈佛大學校董委員會就職而回避哈佛案，她在北卡案中嚴厲批評了其批評其同事，並寫道，“通過在招生決定中限制種族因素，最高法院正在脫離該國過去和現在的實際經歷”，“種族仍然以多種方式影響著所有美國人的生活，今天的裁決讓事情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註釋**

**參考資料**

**參見**
聯邦最高法院相關案例

**相關條目**
 格魯特訴布林格案- 亞裔配額 (美國)- 肯定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