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柳方小報告事件

「秦柳方小報告事件」，又名「秦柳方事件」。1986年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科研處處長秦柳方向胡喬木、鄧力群、胡繩分別寄了一份15頁約五千字的小報告《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該小報告以經濟改革中的一些問題為主，分為四個問題揭發和批判了經濟改革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現象。

**事件過程**
1986年2月22日，秦柳方給胡喬木打了小報告，揭發批判了經濟理論方面的“混亂現象”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
2月23日，胡喬木在《國內動態清樣》第380期上批示：“啟立同志，建議將此件印刷中央參閱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報》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辦代查附後，但此件意義之重大遠在一兩篇文章之上。當否，請酌。”
2月24日，胡啟立批示：“按喬木、一波批示辦。”
3月1日，胡喬木致信中央領導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朱厚澤，隨信送上秦柳方的小報告。胡喬木的信全文如下： 
　　
3月3日趙紫陽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批判經濟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勵探索創新。”
3月5日，胡耀邦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請厚澤同志將紫陽同志的批語轉告喬木同志一下。”秦柳方事件至此被壓了下來。
3月25日趙紫陽向六屆人大四次會議所做的《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概述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決定》所確定的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後，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在理論上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運動的內在規律，在實踐中積極探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各種途徑，堅決變革一切不符合這種要求的思想觀念和規章制度。目前，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落後於改革和建設的實踐，還不善於對豐富的實踐作出新的概括。我們必須繼續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鼓勵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大膽探索和開拓創新精神”。

**小報告內容**

**關於經濟理論方面**
1.“價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風險。建立勞動力市場，讓農民進城，壓低工資水平”問題。
1985年11月《經濟研究》雜誌第11期發表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寫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調查報告，題為《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並作為第一篇重要文章刊出。……報告主張市場機制要在經濟系統運行中起重要作用……報告對社會主義的就業、社會福利制度全盤加以否定，主張建立勞動力市場，要學習西方的辦法，實行失業保險，“讓農民進城”……報告說：“佔就業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青年……願意冒失業風險，自主選擇職業”……報告主張建立資金市場，金融改革“實行雙軌制”，“扶持民間信貸的發展”。
2.“全民所有制企業要實行‘股份化’”問題。
1985年春，有幾位同志寫了一份關於‘政策體系’的報告，在報告中首先提出我國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應當仿照西方國家的辦法，實行‘股份化’，讓職工購買股票……”。其實這種觀點是羞羞答答的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合股公司來代替社會主義公有制。
3.“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要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問題。
“……北京五位經濟理論工作者建議……‘通過明確企業資產的價值和穩定國家與企業對經營資產的利潤的分享的辦法，使企業內部生成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好像企業經營者如不佔有資產，不分享經營資產的利潤，企業就沒有動力和活力，就無法經營，就不能生存。如果全民所有制企業把資產交給經營者，並分享經營資產的利潤，難道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
4.“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與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問題。
5.“以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為特徵的新興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學派異軍突起”問題。
《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12月9日第6版所載《中國經濟理論的現狀與趨勢》一文，提出中國經濟學界存在三個學派，一是‘以《資本論》為基礎，認真結合社會主義現實的經濟改革學派’，二是‘以蘇聯東歐改革理論為依託來分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學派’，三是‘以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學派’。”秦柳方認為，“文章的中心目的，是要說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不靈了，只有第三學派‘在中國當代，她卻發生了規範的效應，她對人們對完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調節機制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思路’。言下之意，它將要統治中國經濟的論壇。
6.“認為‘經濟學缺乏新概念’”問題。
《經濟學週報》1986年2月2日第5版所載《略議經濟學概念的建設問題》一文……貶低現有政治經濟學教材……還危言聳聽的說：‘在改革中我們常常失誤，跟我們缺乏健全的新理論有關’。……在此文作者看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陳舊的概念，只有搬用西方經濟學說，以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來闡述經濟理論，開藥方，經濟體制改革才能不致失誤。
7.“全盤否定陳雲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重要指示”問題。
前年，國家體改委的同志寫的一份研究報告，對陳雲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重要指示，全盤加以否定。（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條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清查和批判自由化時，曾經複印出來在所內傳閱的，這一條沒有圈掉；一個在向上轉報稿子的複印件，這一條被圈掉了。據此推斷，轉報的稿子可能是被胡喬木圈掉的。）

**關於現代化與民族傳統的方面**
“《世界經濟導報》1986年2月17日第8版所載《現代化對民族傳統的反思》一文，……吹捧美國的民族文化……還推崇日本的民族文化，……但對五四以來的民主思想，以及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來艱苦奮鬥，前仆後繼地進行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優良傳統，卻視而不見。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學習西方的現代化，而絲毫不說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關於對當代大學生的估價和提出的要求方面**
“《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12月23日第12版所載《當代中國大學生：一個新的時代》的長文，提出‘不能以五、六十年代的舊標準看新大學生’，‘只有以繼續改革和更加開放、更為現代化的下一個時代為參照才能準確地測量當代大學生的狀態和發展，從而有效地教育、培養成為今後社會的棟樑’，……這個評價標準卻抽去了社會主義，抽去了憲法規定的公民必須遵紀守法、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的應有責任。換句話說，不能從政治上要求當代大學生”。“文章還提出：‘要給大學生更多的發言權’……要‘提高大學生的社會地位，改善大學生的社會形象’……發表這種文章，是為部分大學生要求自由化張目，文章中提出的要求也是很不合理的”。

**關於有些學說的方面**
“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納所著《短缺經濟學》（在荷蘭出版）受到一些人的推崇，看來也需要加以評述”。

**提出四點建議**
1.中央宣傳部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要加強對報刊的思想領導，促使他們端正宣傳報道的方針，既要發現新觀點，介紹新的研究成果，又要防止理論宣傳上的自由化傾向。
2.社會科學院有關的研究所要就值得探討、商榷的問題，組織力量，及時進行研究；有關刊物要有計劃地組織文章，通過爭鳴，澄清一些問題，以利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3.經濟體制改革有關領導部門，對於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注意計劃經濟，不顧國情，照搬西方學說，照搬西方國家的政策措施，輕易開出的藥方，在決策時要採取清醒的、慎重的態度，以免改革工作發生失誤。
4.有些以青年理論工作者組成的研究所，應當充實力量，實行老、中、青相結合，加強領導。青年思想活躍，積極提出建議，是可喜的現象，但必須引導他們多研究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聯繫實際，到實際工作部門和基層進行鍛鍊，不要只是照搬西方學說，照搬西方國家的政策措施，為經濟體制改革輕易開藥方。

**後續**
1989年8月27日，秦柳方寫了《趙紫陽早就支持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文，揭發批判趙紫陽當年針對秦柳方小報告的批示，還將《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唐宗昆與趙紫陽聯繫在一起批判。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經濟研究所均進行清查和整黨。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出何建章、姜漢章、雷震閶組成的清查整黨小組進駐經濟研究所，清查組將秦柳方1986年2月22日的小報告印發給經濟研究所全體人員，清查及批判的主要是：（一）唐宗昆寫文章批判秦柳方；（二）趙人偉在雙百方針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發言，不點名批評秦柳方阻礙貫徹雙百方針。胡繩在院部大會上檢查，稱秦柳方揭發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秦柳方致敬。
1990年1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學者近幾年在經濟理論和政策上的某些見解”為題向中央報告，肯定和支持秦柳方的意見。“一、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較早地提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批評。……胡喬木同志將此報告轉給趙紫陽同志。趙看後不以為然，於3月3日在報告上批示：‘批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趙紫陽的批示傳達後，經濟學領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更加氾濫起來”。

**參考文獻**

**書籍**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2004年11月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ISBN 962-675-803-1，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訂版，ISBN 978-988-219-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