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潤齋

方潤齋（1808年－1858年），譜名仁照，字浩然，號潤齋。方亨學次子，子一方黼臣。大清寧波府鎮海縣人，國學生，鹽運使司運同銜加四級誥贈資政大夫（正二品）。滬上早期著名商人、金融家、航運家、慈善家。

**身世 **
乾隆末年（1786-1790），桕墅方家族第一代經商者方建康（1772-1840）譜名亨寧，因家境貧困，棄儒從商，在寧波鎮海開始從事商業活動。他經營的範圍主要以食糖、南北貨、糧食及雜貨等為主。到了嘉慶年間，建康來到上海開設了「方泰和糖行」。建康發達後，招族人一起來滬發展。道光元年（1821）前後，他的堂弟方介堂（1783-1840）譜名亨黌，也來上海開設「方義和糖行」。至道光中期，方氏家族第一代經商時間約有40多年。
方潤齋是方氏家族第二代在滬經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他由叔父方介堂帶至上海，先在叔父的方義和糖行學業，後與四弟方夢香（1812-1865）合夥開設「方萃和糖行」，同時又投資其它多種行業45。方潤齋的時代正好是上海開埠前後，這給他的人生有了一次大展身手的機會。他和他的家族曾被西方史學家稱為“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鎮海方氏家族是上海寧波商幫中最有權勢和最負盛名的家族”84。

**錢莊**
1884年上海南市-老城廂
1884年上海北市-租界
方潤齋在經營祖業糖行的同時，於道光十年（1830）在上海南市開設了「履和錢莊」（後改組為安康錢莊），這是方家在滬的第一家錢莊。上海開埠前，南市是華人的經貿中心。南市既今天上海的城隍廟和大東門、小東門這一區域。當時南市不僅是上海縣城內的主要商業區，還是全國南北航運中轉站；因此潤齋的「履和錢莊」內，還兼營土布和雜貨等大宗商品的批發。1837年左右，方潤齋又在南市開設了第二家錢莊——「同裕錢莊」。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開埠，外資銀行進入上海，但它們對中國傳統的交易方式、市場行情均極其生疏，尤其是在實行商業清算、調撥資金過程中更需金融媒介的幫助，於是國人的錢莊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們的中介機構；咸豐元年（1851）發生了太平天國運動，各地大小官紳皆攜資至滬上避亂；之後，資金雄厚的外商銀行開始對錢莊之信用放款（拆票），當時錢莊流動資本，大部分來自於拆票。這些外在因數，為潤齋的錢莊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資金來源。
為了便於對外（絲茶）貿易，方潤齋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右在北市（即英法租界地區）開設了第三家錢莊——「北履和錢莊」（1866年改組為壽康錢莊）。上海北市一名的由來，是因其在沿外灘和蘇州河這一區域，同上海南市縣城內的商業圈正好相對，故稱為北市。南北兩市的商業活動各有側重，南市主要針對國內貿易，而北市主要針對進出口貿易。之後，潤齋又與兄長方月槎、三弟方務堂又在北市合資開設第四家錢莊——「義餘錢莊」（1870年改組為匯康錢莊）38。為了在其它城市做貿易，潤齋還在漢口設「同康錢莊」、杭州設「慎裕錢莊」、寧波設「成裕錢莊」和「敦康錢莊」等錢莊83。
上海商業中心是由南市逐漸轉向北市的。當時有一首民謠寫道：“南北分開兩市忙，南為華界北洋場，有城不若無城富，第一繁華讓北方”從民謠中可看到，這時期方潤齋各地錢莊聯號，是隨著上海北市進出口貿易劇增而迅速壯大起來的。
上海錢莊能迅速發展並超越山西票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在滬的華資銀行業尚未建立，而傳統的山西票號仍把官府和官員作為經營對象。那時外國銀行主要對洋行和外商在華的企業融資，而錢莊則對做進出口商品的中國商人融資。同時外資銀行為了開拓中國的巨大市場，還將其多餘的資金拆借給錢莊，讓錢莊擴大經營規模。這樣就在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形成了外資銀行和國人錢莊兩強稱雄的局面。
到了方潤齋兒輩方黼臣的中期，他的一支已有「九裕」（同、安、承、賡、義、會、慎、敦、成）「十三康」（安、延、五、允、壽、鈞、和、匯、元、復、同、益、瑞）20多家錢莊，加上三弟方務堂、四弟方夢香、七弟方性齋（1823-1873）和他堂弟方仰喬（1811-1890）的20多家，共有50多家聯號錢莊（其中40多家有較詳細資料）。在清末至民國期間，方氏家族被錢業界列為上海九大錢莊資本家族集團之首。

**外貿**
1899年美國政府在中國的商業地圖，顯示條約港口，外國控制港口，鐵路，電報，水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開埠後，英、美、法、德、日各國商人相繼來上海開設洋行。這一時期英商佔各國洋行的大多數。英商洋行大體分兩類：一類是以經營走私鴉片為主，如老牌怡和、寶順、沙遜、廣隆等洋行；另一類是以代西方廠商在華推銷洋布（棉毛織品），再換回中國絲茶為主，如義記、李百里、裕記、惇信等洋行。
上海開埠之前，潤齋和四弟夢香已開設專營生絲業務的「振承裕絲號」730。由於當時洋商尚未進入，該行主要從湖州一帶收購生絲，運至蘇州或由上海集散至其它各地。上海開埠後，洋行所購我國貨物運往海外的是以絲茶為大宗；其中絲綢佔第一位、其次是茶葉。這一時期英商李百里洋行（Thomas Ripley & Co）選擇了方潤齋作為該行的外貿合作伙伴（而並非是像葉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人，被洋行聘請為洋行的僱員——買辦）85-86。原因很簡單，方氏可以說是洋商理想的合作伙伴，方潤齋經營錢莊已有10餘年，信譽卓越，財力雄厚，對生絲和茶葉貿易又非常熟悉，並擁有販運絲茶的船隊。此外，潤齋還掌握了洋涇浜英語，與洋行談判交流時無需翻譯。
為了直接與英商李百里洋行做貿易，潤齋成立了「方振記」商號（後改名方鎮記）。「方振記」組織人員到生絲產地湖州，向蟬農收購輯裡絲；又到紹興嵊縣等地，向茶農收購平水珠茶。「方振記」將收購來的絲茶，經過整理打包後，與李百里洋行交換英國進口的花色洋布38。「方振記」將進口的洋布，小部分在上海銷售，大部分船運至漢口待價而沽，獲取厚利。。
絲茶貿易是近代上海出口的最大貿易。直到同治九年（1870），絲茶兩項的出口仍然佔全國出口總值的94.7%。光緒七年（1881），上海絲茶及其製成品的出口額佔總出口額仍保持在83%。這些數據表明，絲茶貿易佔近代華洋貿易中有極大的份額，而方潤齋和他的家族在天時和地理上佔了優勢，從中分得一杯羹，獲利豐厚亦不足為奇了。
從當時媒體《北華捷報》中獲悉，方氏與多家洋行和外資銀行有來往。同治四年（1865），由滙豐、怡和、公平、太平等洋行共同發一所“適應商界子弟需要”的教會學校——上海英華書館（Anglo-Chinese College），方潤齋的七弟方仁孝是聯繫人之一。

**航運**
Cutty Sark 1869年從中國運茶葉至英國的夾板船
Clipper Ship Southern Cross 1851年美國的夾板船
The Composite Construction 夾板船體結構圖
清代的上海，居於長江三角洲經濟最發達地區，它不僅是南北洋航運的中心，也是連接沿海航運和內河航運的樞紐。從北洋運到上海的貨物主要是豆、豆餅、油、小麥等，由上海運往北方的主要是絲織品、茶葉、棉花、棉布等。同時，蘇州和松江地區所產的絲綢、棉布，經由上海轉銷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而這些地方生產的糖、紙、茶、胡椒、海產等，亦經由上海轉銷長江流域各埠。方潤齋在開埠之前已涉足航運，但規模不是很大。
清道光十二年（1832），英國帆船（夾板船）阿美士德號首次進入上海水域。上海開埠後，大批西方夾板船進入上海港及其附近地區，成為重要運輸船隻。這時，以沙船為主的中國帆船運輸業開始面臨外國航運的競爭。夾板船是一種比較先進的船，它具有西洋式的船體和風帆，中國式的索具，固定或轉動的齒輪。夾板船一天能航行250海里，載重可多達4000噸；而沙船一天只能航行150海里，最多隻能載1200餘噸 。潤齋與七弟性齋捷足先登投資當時先進的西方夾板船，成為我國最早有記錄的以夾板船為主運輸的家族730。
西方的夾板船繁榮時期正好是在上海開埠的1843年。夾板船是為了提高運輸茶葉速度而設計的，在每個季節中，第一批運茶的船隊先到達倫敦的船主都能得到最好的價格，同時擁有快速的夾板船主可以向茶商收取更高的運費。方氏兄弟利用自己錢莊的優勢，通過英商李百里洋行的關係，買下夾板船（早期可能掛英商的旗號），為自己的進出口生意從事沿海和內河運輸。那時「方振記」投資的夾板船，它的載重量和速度是國人的沙船隊望塵莫及的。從同治五年（1866），李鴻章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可看到，西方夾板船進入中國航運業，造成上海沙船走向沒落的情況——
「方振記」用最快速度把內地的絲茶運至上海出口（賣）給洋行等外商，在回運時，把買進洋布等西方產品運至自己各地的商號或貨棧銷售。同時「方振記」國內的大宗貨貿如食糖、綢緞、棉布、藥材、南貨等，也通過夾板船隊來販運。另外，“多裝快運”減低了貨運成本，也使夾板船隊不需要像沙船隊那樣的龐大。至清末寧波幫只有70多條夾板船在長江航線上從事貨物運輸237。
當時方氏在長江流域的主要城市中，已設有自己的商號或貨棧，如漢口、宜昌、沙市、南京、上海、杭州、寧波、紹興、湖州、鎮海等。19世紀60年代，美國旗昌輪船公司負責人金能亨認為，長江流域在商業上具有的巨大價值和廣闊前景。他以原棉一項為例稱，估計長江流域的產量大大超過美國全國的產量，中國國內貿易的運輸量姑且不論，單以外國人經手的貨運而言，數量十分可觀。他還指出湖南、湖北的茶葉有500多種規格，總量估計便有7萬噸。在販運土貨的回程方面，貨運量同樣巨大。如在漢口出售的外國棉織品，估計一開始就會達到2.5萬噸，而這些棉織品只佔上海總進口量的一小部分。
因方氏直接與洋行做貿易，又比其它航運家族更早使用夾板船，這給潤齋帶來了極大的財富。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方振記」成為寧波幫四大船商之一（董椿記、李慎記、方振記、趙鉅康）。

**善舉**
1906年鎮海方氏培玉小學外景- 咸豐年間方潤齋出任四明公所董事，他參與第二次重修四明公所。咸豐三年 (1853)，紅巾會匪劉麗川等作亂(即小刀會起義)，佔據上海縣城，四明公所毀於戰亂。董事方仁照、方仁榮兄弟召集同鄉富賈商議，帶頭捐資，進行重建，恢復舊觀，拓建濟元堂，附設辦事房，作為旅滬寧波人集會場所。- 咸豐三年（1853）上海小刀會起義，寧波幫船商在上海的浙寧會館被毀，方潤齋的「方振記」與上海寧波幫另外三大船商（董椿記、李慎記、趙鉅康），於1855年發起出資重建該會館124。 - 潤齋、二弟夢香和七弟性齋還共同籌劃設立第二家面向族人的義莊——「餘慶堂」，潤齋、二弟夢香去世後，七弟性齋完成了此一願望。「餘慶堂」除幫助桕墅方村的貧困族人外，還建救火會，發電站；並資助族人中有有抱負的年青人出鄉留洋讀書。餘慶堂內還設有師範堂義塾，後演化為「培玉小學」，收納族內外學生，對苦難戶還提供助學金，該學堂後成為寧波地區重要的兩等學堂。- 《民國鎮海縣誌》記錄方潤齋營救好友上海船王鬱泰峰等善舉事蹟：
參見： 《吳保安棄家贖友》典故

**趣聞**
 據家譜記載，方潤齋初開錢莊之時曾遭遇過一次滅頂之災。時上海開埠通商不久（1845年左右），有廣東鉅商馮某與外國人貿易，在滬錢莊中週轉資金，然其貿易失敗，虧空達百萬之巨，震動滬市。貨主拿著銀票集至各錢莊索要貨款，有些錢莊“模稜持計無出”。方潤齋“知事不可為”，傾其所有償還債務，總數達二十多萬兩，“傾囊如洗，市議翕然”。這次事件之後，方潤齋的錢莊因信譽卓著在滬市立穩了腳跟。“復又數年，操贏制餘無算，所儲幾及百倍”。“馮某事件”是方氏家族經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方氏家族從傳統商業經營進入了錢莊資本經營的一個新階段。同時，這次事件也使方氏錢莊在社會上樹立了一個巨大的信譽品牌，為方氏家族後來成為上海主要金融家族之一打下了基礎。- 上海船王鬱泰峰（1800-1866）與紅頂商人胡雪巖（1823-1885）是親家，與方潤齋（1808-1858）是鄰居。- 方潤齋（1808-1858）錢莊的資金大部分來自於民間，1840年代初期進入絲茶外貿。胡雪巖（1823-1885）錢莊的資金大部分來自於朝廷和官員（槓桿大於方氏），1850-1860年代進入生絲外貿。1883年胡氏倒閉前，擁有9家錢莊和票號；而那年（方黼臣時代中期）方潤齋一支的錢莊連號，已發展到了13多家（上海7家、寧波4家、杭州1家、漢口1家等），商業遍及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宜昌、長沙、杭州、湖州、寧波、紹興、南潯、沙市、鎮海等地，產業除錢莊外還涉及糖業、船運、銀樓（上海九大銀樓）、絲綢、棉布、藥材、南北貨、典當、漁業、書業、房地產業（如上海英租界裡的安仁裡、興仁裡、早安裡、選青裡、如意裡、濟陽裡、又新裡、來安裡和南市敦仁裡等）。59- 方潤齋1830年創辦的履和錢莊（後改組為安康錢莊），是中國錢業史上經營時間最長的錢莊，具有120年的歷史，它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0年才歇業。- 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Susan Mann Jones教授曾對方潤齋家族和他開設的「方振記」（Fang-chen-chi）商號有一段評論：Members of powerful Ningpo families did not formally accept positions as compradors,although they might perform the same brokerage function through a company like Fang-chen-chi. Lineage resources made it unnecessary for them to subserviate themselves in that manner.85-86中文大意：有影響力的寧波家族不需要充當（洋行）的買辦，雖然他們可能通過類似方振記那樣的企業來執行同樣的中間商職能。家族擁有的資力使他們無需當買辦來降低自己的身份。- 桕墅方仁二房方仰喬首建方氏家族第一個義莊。義莊不只是照顧桕墅方村老弱病殘者的生活，在每月初一，十五開倉放糧接濟周邊民眾。繼方仰喬的義莊後，桕墅方恭房後代（潤齋、夢香、性齋）也準備開辦一個義莊，但因清朝廷只允許一個家族一個義莊，故第二個義莊取名為“餘慶堂”。

**後代**
方潤齋有一子、四孫、十一曾孫，其中較知名的有- 兒輩：方黼臣- 孫輩：方季揚（民國時期上海錢業巨擘）- 曾孫：方式如（慈善家）、方作舟（賡裕錢莊董事長）、方液仙（日化大王和國貨大王）、方哲民（安康錢莊和肇新化工廠董事長）

**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