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貢歷史

自貢歷史悠久，因鹽建鎮、置縣、設市。自貢是由自流井和貢井組成的雙子城域，而建市前，自、貢分別歸屬富順縣和榮縣。自貢以盛產井鹽聞名，自古素有“鹽都”之稱。自貢有文字可考的井鹽生產發端於東漢僚人活動時期，經魏晉南北朝“僚人入蜀”後漸具規模（城鎮亦正式形成），聞名於唐宋，鼎盛於清末民初。太平天國時期及抗日戰爭期間，兩度川鹽濟楚，說明了以自貢鹽業為主的川鹽在中國的重要性。

**北周以前**
遠古時期，自貢東、西部分屬巴國和蜀國，榮縣歸蜀、富順歸巴，但實際上自貢並未得到兩國的有效治理，仍屬於化外之地。
自貢歷史文明的濫觴源於庸國鹽業文明的徙入。公元前611年，庸國為楚莊王聯合秦國、巴國所滅，而庸國被楚國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佔據了巫溪寶源山鹽泉，籍以控秦。於是，掌握了鹽業開採技術的庸國後裔追尋著鹽資源從雲夢澤（長江三峽腹地）南遷，融入到華夏人、巴人、濮人、僰人、僚人等族群中，形成了自貢最早的原住民族，被華夏人統稱為“僚夷”或“土僚”。煮泉鹽、岩鹽的技術也在傳入自貢的過程中不斷發展。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誅蜀侯綰，國廢，改立郡，是為蜀設郡之始。榮縣為蜀郡轄區。秦惠王時期，在巴郡的雒水（沱江古稱）下游西岸今富順境內設金川祠和金川驛，得名於雒水的別稱，“亦謂之釡川，則以其盤繞縣治，有若釡形然”,“南距戎瀘，北走普資”，交通位置十分顯要。
這個時期，秦國南方的夜郎國逐漸發展壯大，其疆域北境到達自貢市之南。時自貢市境東屬巴郡，西屬蜀郡，南屬夜郎國，主要處於僚人（夜郎主體民族之一）的活動範圍。考古專家在貢井區、沿灘區及周邊地區發現大量秦漢時期崖墓，符合僚人的喪葬習俗。
秦朝統一中國後，為了有效地控制夜郎、百越等地，秦始皇修築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當時五尺道的起點就大致位於巴郡、蜀郡和夜郎國三地交匯處，即今自貢市鄧關鎮地域附近。五尺道後來擴展為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或鹽馬古道，成為自貢進行對外貿易的重要商路。
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分割巴、蜀置廣漢郡，包含了今自貢。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分廣漢郡南部及新徵夜郎國北部置犍為郡。“犍為”得名于山的名稱。犍為郡領江陽、南安、武陽、資中、符、南廣、漢陽、朱堤、堂琅等縣，富順歸為江陽縣、榮縣（此時包括自流井、貢井）屬南安縣。西漢時期，自貢地方冶鐵業的發展為後來的鹽業開採打下了基礎。考古學家已經在曹家坪水庫下游的東北坡地上發現了鐵爐嘴冶鐵遺址，年代查勘為西漢。
東漢章帝時期（公元75年－88年）開鑿的富世鹽井為自貢鹽業歷史的起點。在犍為郡管轄時期，由於鐵器的普遍使用，手工、冶煉業的發展，自貢的雒水（即今沱江）之濱（今富順縣城關鎮）掘出了一口鹽井，相傳是僚人領袖梅澤在今富順境內打獵時發現的。。於是自貢地區開始生產井鹽，並逐漸因鹽業興盛起來。因此，梅澤被人們尊稱為自貢鹽業始祖和鹽井之神。東漢時，崔駰在其《博徒論》中也有提到。
蜀漢時期政府對製鹽業十分重視，諸葛亮甚至親自到鹽井煮鹽，鹽業成為蜀國軍事的支柱。由於鹽業逐步發展，建安十八年（213年），益州牧劉璋又從犍為郡中分設江陽郡，將南安縣東境部分地區（大致是自貢市區）劃設江陽郡。榮縣境仍屬南安縣。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今富順境內的鹽井在當時出鹽最多，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得名“富世鹽井”，據《舊唐書·地理志》記載，當時的富世鹽井深度達77.5米。公元310年前後，由於“永嘉之亂”，江陽郡江陽縣閭里為墟。
成漢李雄據蜀以後，僚人大量遷徙入巴蜀盆地，和漢人雜居一同成為自貢的主體民族，鄧關、貢井梭兒坡、大佛巖、雷公坡至今仍存在大量“蠻子洞”（僚人石洞）。同期，僚人開鑿出“大公井”，是自貢主市區最早的鹽井，與富世井齊名。。
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為整合鹽鐵資源，置為冶官縣，包含了今榮縣西境局域和犍為縣東境局域，治金井。“有鹽有鐵，故曰冶官。”這為自貢的建制打下了基礎。
蕭齊初年（479年），僚人佔據了鐵山地區。僚人利用這裡豐富的鹽鐵資源，擄劫漢人發展鹽鐵生產，迅速強盛起來，成為赫赫有名的“鐵山僚”。南齊末的東昏侯永元三年（501年）將“南安郡”僑置於榮縣西境來牟鎮，轄南安、華陽、白水、樂安、醒道五縣。梁朝時期設置瀘州，富順縣和自貢市區皆屬瀘州江陽縣。

**北周隋唐五代**
北周時期，由於鹽井的開鑿和生產、交易，大公井和富世井和一帶聚集了大批的工匠和商販，圍繞鹽井形成了人煙稠密的集市，這是貢井市區和富順縣城的雛型。天和二年（56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析江陽縣北部富世鹽井及其附近地區置雒原郡、富世縣（以井名命縣名），從江陽分化出來，是為今富順境域設郡立縣之始。同期，廢南安郡，又在今自流井和貢井建公井鎮（因附近有著名鹽井曰大公井，故井名命鎮名），仍屬富世縣，這是自貢市區城鎮的肇始，公井鎮是為今自貢市最早設立行政建制單位之始。
隋開皇二年（582年），雒原郡廢，富世縣再次地入瀘州。開皇三年（583年）在自貢外西北方設立威遠戍，派兵駐守，打擊了僚人對自貢鹽業開採必需的鐵山資源的壟斷。開皇十年（590年），南安縣置大牢鎮（在今五通橋金山鎮），十三年（593年）改鎮為縣，時榮縣境在大牢縣內，從南安縣（今樂山）分化出來，是為今五通橋境域立縣之始。隋煬帝大業三年（607），瀘州改為瀘川郡，統瀘川、富世、江安、合江、綿水五縣。
唐武德元年（618年），為整合掌控鐵山鹽鐵戰略資源，割資州大牢、威遠二縣置榮州，治公井鎮（今自貢市貢井區），公井由鎮升縣，今自貢市區又從瀘州富世縣分化出來，公井縣和榮州是為今自貢市區最早立縣設州之始。唐高祖武德九年，撤銷了來鳳縣（今隆昌縣北部雙鳳驛地區）的建制，把它劃歸富世縣。貞觀元年（627年），分大牢置旭川縣（因附近有鹽井號旭川，取以為名），治今榮縣城關，今榮縣從五通橋地區（大牢）分化出來，旭川縣是為今榮縣最早立縣之始。時榮州領縣六：公井（今自貢市區，還包含了今宜賓和南溪的北部地區）、旭川（今榮縣城區）、應靈（今五通橋）、威遠（今屬威遠縣）、資官（今犍為縣局部）、和義（招和夷僚，今分屬自貢、威遠、內江，隋代舊縣治在內江龍門鎮，唐代新治所在今自貢市大安區何市鎮和仙市鎮）。同年，分威遠縣為婆日、至如二縣，因榮州境內豐富的鹽鐵資源而得縣名。“婆日”是僚語“鐵山”的意思“婆日”意為“鐵山”，可以得到現代僚語（泰語）的佐證：泰語演變後，山作“ภู”（P̣hū），仍與唐漢語“婆”發音類似；“鐵”作“เหล็ก”（H̄el̆k），仍與唐漢語“日”發音類似。而“鐵山”，正是漢人對威遠地方的稱呼。，縣域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威遠縣縣城嚴陵鎮及西北部區域；“至如”則是僚語“鹽”的意思“至如”意為“鹽”，可以得到現代僚語（泰語）的佐證：泰語演變後，叫“鹽”為“เกลือ”（Kelụ̄x），仍與唐漢語“至如”發音類似，以“鹽縣”為名，正好符合當地產業特徵。，縣域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自貢市西北和威遠縣東南區域。唐貞觀六年（632年）榮州州治由公井縣移旭川縣，榮州的中心區域從自貢市區移往榮縣縣城。貞觀八年（634年），將婆日、至如二縣併入威遠，縣城從此留下“婆城”之別名。貞觀二十三年（649年），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富世縣改名為富義縣。唐中宗景龍二年，將宜賓北境及野容山（榮縣山脈分兩大幹，北曰鐵山，南曰野容山）一帶的雲州及羅永，雲川，湖連三縣裁撤，一併列入榮州大牢縣。
唐朝自貢的冶鐵業達到鼎盛時期，唐人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載：“榮州貢鐵”，清同治《榮縣誌》記載：“鐵廠鋪……諸葛武侯鑄兵器，唐貢利鐵，茲一古冶也”。民國版《榮縣誌·山脈》載：“鐵廠鋪……唐貢利鐵，茲一古冶也”。鐵器的發展，極大地便利了井鹽開採。統治者對自貢鹽業十分重視，開元十二年（724年）三月，唐玄宗第六子李琬改名李滉被分封到自貢，成為第一代榮王。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改榮州為和義郡，轄區未變，此後八位皇子封為和義郡王。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和義郡復為榮州，鹹通三年（862年），李㥽被侄子唐懿宗封為榮王。唐代榮州、富義所產食鹽遠銷湖北、江西等地。玄宗以後，以西川節度使充任富義團練營監。
前蜀和後蜀時期，鹽業仍然發達，受到統治者高度重視，曾以尚書左僕射兼領富義營監團練和發運等使，也就是說，以宰相兼任自貢地方政府官員。

**宋元明**
北宋初年，富義縣升富義監，隸屬潼川路，這是今富順第二次從瀘州分化出來，升格為監，與瀘州平級，轄區相當於現在的富順縣和隆昌縣等地；榮州仍轄旭川、公井、應靈、威遠、資官五縣，隸屬東川路。乾德五年(967)，榮州和義縣撤廢，部分地區劃入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976年），避宋太宗趙光義諱，富義監易名為富順監。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選派太常博士周延俊任富順任知監，修文廟，辦書院，儒學開始在自貢大力傳播，此後土著僚人在文化上逐漸被漢人同化。治平元年（1064年），置富順縣（今縣名始於此），隸屬富順監。治平四年（1067年），為避剛登基的宋神宗趙頊名諱，旭川縣改名榮德縣。熙寧元年（1068年），富順縣廢存監，即富順鹽監；四年（1071年），公井縣廢併入榮德縣，復以“公井”名鎮，其縣南赤巖等山區（今宜賓和南溪北部）亦劃歸富義監。慶曆年間，由於卓筒井問世，採滷從大口淺井變成小口深井，使得自貢井鹽業不斷發展壯大，富順監產鹽區域開始向西北方向拓展，逐漸形成了以鄧井為中心的下五壋鹽業集中區，榮州公井產鹽區也向東南方向延伸，這成為自貢市的最初雛形。
南宋時，由於自貢鹽業的鼎盛，朝廷在自貢恢復了榮王的封爵。開禧元年（1205年）五月宋寧宗趙擴召衛國公趙儼為皇子，賜名貴誠，封於榮州，立為榮王（自貢榮縣中學校內原存宋朝“榮王佈政碑”，十年動亂中碑亭被毀，該碑下落不明），築榮王舊城。開禧三年（1207年）十月，皇子儼入主東宮，改名為趙洵。嘉定十三年（1220年）八月，皇太子洵夭亡。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寧宗駕崩，權相史彌遠聯同楊皇后廢太子趙竑為濟王，將宗親趙與莒改名趙昀，立為帝，是為宋理宗。理宗即位後，追封其父趙希瓐為榮王，而理宗之弟趙與芮則在自貢襲爵為榮王。宋理宗紹定六年（1233年），因南宋光宗皇帝趙惇曾在自貢任過榮州刺史，爾後榮州以天子的“潛邸”升格為府，便以宋光宗的年號升榮州為紹熙府，這是自貢歷史上第一次升格為府。紹熙府是一個因自貢鹽業的興盛而特別設立的行政管理機構，一度成為“一大都會”。端平二年（1235），蒙古興兵滅宋，紹熙府也遭兵災，以致“戶口狼藉”。榮王趙與芮（其子趙禥即後來的宋度宗）亦從紹熙府（自貢）逃往紹興和臨安（杭州），從此榮王不在榮州領地。由於紹熙府（自貢）是南宋政治、經濟地位重要的城市，封地於自貢的榮王在宋室中輩份較高、與皇室關係最密切，故有“蜀若不守，江浙自搖”之說。於是，端平三年（1236年）紹熙府擇地東遷徙治鴻鶴鎮（今自流井區鴻鶴壩）。然而，寶祐六年（1258年），蒙古軍隊第二次全面進攻南宋，蒙哥汗率主力猛攻，紹熙府和榮王舊城皆廢。
鹹淳元年（1265年），蒙古軍佔據盆地大部，當時富順是州級的監，抵抗不住元軍騎士衝殺，就把監府遷到虎頭山，高築城池，就建了內城和外城。抗擊蒙古軍隊，英勇奮戰，誓死不降。富順整整堅持抗元十年（1265-1274年），因此，富順的虎頭城是舉世著名的抗元名城。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知監王宗義舉城降元，監廢，治所由虎頭城遷回原地。
元朝通過暴力屠殺的方式奪取了巴蜀盆地後，建立行省制。元憲宗八年（1258），紹熙府俱廢，地入嘉定府，這是自貢市區和榮縣在歷史上第二次併入今樂山地區（嘉定）。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富順安撫司，二十年（1283年）罷安撫司，升為富順州，隸屬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敘州路。紹熙府舊地民眾為反抗蒙古統治，私開鹽井，殺害官府巡卒。元朝官員贍思捕其首領，請求朝廷安撫，至元四年（1338）元朝設置紹熙府軍民宣撫司、紹熙路總管，兼置都總使司，自貢市區和榮縣再次從今樂山地區分化出來。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十一月撤銷紹熙軍民宣撫司。元末，復置榮州，屬嘉定路。
明洪武四年（1371年），降富順州為縣，歸屬敘州府（今宜賓地區），南赤巖一帶山區也劃歸宜賓縣和南溪縣。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榮州為縣（包括今榮縣及自貢市區），屬嘉定州（今樂山地區）。明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截撤威遠，併入榮縣，十三年（1380年）十月，復置威遠縣。明永樂年間（1403—1424)，青山峽以南的趙化鎮、落來鎮（今懷德鎮）及瀘陽鎮（今富順縣長灘鎮）劃歸富順縣，並設趙化巡檢司，管理當地軍民政務。明代滅明氏大夏政權統一四川后，大量的湖廣農民遷入富順、榮縣，引進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和優良作物，農業經濟飛躍。到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年），富順人口激增至12.3萬，成為當時巴蜀盆地最大的縣。明嘉靖八年（1529年），因榮縣公井鎮之鹽上貢朝廷，改稱“貢井”。後因新羅井，設新羅鹽課司，改稱新羅鎮，又將榮溪以東新羅鎮所屬的自流井和貢井從榮縣劃出，歸屬富順。其時因為富義鹽井“淡水滲溢，灶丁淘遠近井賠課，而此井遂廢”，鹽業生產中心從富順、鄧井關一帶向西轉移，自流井鹽場始興起，遂與貢井齊驅並駕。鹽戶遂膨大起來，所僱僱工日漸增多，僱傭勞動的工人逐漸形成。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年），自貢產生了中國內地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劃出富順縣東來鳳黔及隆橋驛為中心十四里之地（約佔全縣15%的區域），新設隆昌縣，縣治就設在隆橋驛附近。這就是今天隆昌縣的由來。富順監的建制也取消了。但是，很快又把富順監的建制恢復起來。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皇室朱至深被封為“富順王”，但只享祿而不就藩。明朝在縣級政區中封王建藩還是少有的事，正是自流井和貢井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日益重要。隨著井鹽業、金融業和商業的發展，富順（包括今自貢市區和富順縣）成為盆地內物產最豐富、人口最多的富庶地區，有“金犍為、銀富順”之譽（犍為實指五通橋，富順實指自貢）。文教發達，出現了“景泰十才子”之一的晏鐸和“嘉靖八才子”之一的熊過。
明末，國勢衰微。大順元年（1644年）復設貢井鎮，稱富義鹽場。明崇禎（或清順治）年間的“張獻忠之亂”導致自貢慘遭軍事蹂躪，生靈塗炭，戶籍荒涼，百里無煙。人口基本為之一空，少數倖存者逃往藺播山區（今遵義市）避難。清滅張獻忠政權，盆地內又起兵反清，敘州大捷後，自貢納入南明版圖中。南明永曆年間，清軍再次入川，在川東北建立了政權．而川南之富順、榮縣仍為南明一隅，但卻多風雨飄搖，官不理政，民不聊生，鹽場並停灶歇，人心惶惶清。最終自貢被清軍佔領，清兵殺燒搶掠，死亡無數。

**清朝**
清初自貢人丁銳減，於是免徵賦稅。順治後期，開始對鹽徵收一定稅費，稱為“小票”，但鹽場仍然一片凋敝。康熙十九年，當新任富順知縣錢紹隆赴任時，看到的竟是“路無行人，道準荊棘，空城不閉，翼火無煙”，簡直是一座空城。北至自流井的“灶民皆遁至威遠、榮縣數十里之外。床幾悉為火薪，稻穀罄於馬料；灶民停煎蓋五月餘矣。”三藩之亂平定後，清廷組織湖廣、江西、廣東、福建移民進入自貢，在荒蕪的土地上重新開拓文明。
康熙年間，自貢人丁滋生，運銷量擴大，有“改票行引”之議，鹽商要運銷食鹽，需向官府購買“鹽引”。清康熙六年（1667年），廢威遠，併入榮縣，康熙十二年（1673年），升嘉定州為嘉定府，仍轄榮縣。十三年（1674年），復設威遠。二十年（1681年），威遠第三次併入榮縣，雍正六年（1728年），第三次復置威遠縣。雍正年間，清廷正式建立和推行“引岸專賣”的鹽政制度，就是“清查井、灶產鹽實在數目，配引行銷。並令地方各官，查明戶口之多寡，計口授鹽，定額銷引，以期私販斂跡，官引疏通”。清雍正七年（1729年），自貢鹽業的發展引起了清世宗皇帝的重視，他親自下詔將自流井從貢井屬地劃出，仍屬富順縣，而釜溪河以西的貢井則劃歸榮縣，並在榮縣下設貢井縣丞署（分縣），富順縣下設自流井縣丞署，專署鹽政。從宋代到清代，富順（包括今自貢市的自流井、大安，沿灘三區和貢井區小溪鎮及富順縣）文教興盛，到清中葉有了“才子之鄉”（富順才子內江官）的稱謂。清乾隆年間，自貢已經成為全國舉足輕重的大鹽場，這一時期在自貢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股票——“同盛井約”。
由於自流井、貢井的並立，大抵嘉慶、道光年間，“自貢”這個稱謂開始在富榮鹽場出現。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後，英法聯軍強迫清庭大量賠款，其中一部分賠款就從自流井的鹽稅中提取，從那時起，在自流井就設立了英法兩國的鹽稅抽取協理官員，兩國均在當地建設了協理公署。隨之，自流井湧來不少外國的商人和傳教士，建設法國天主堂，基督教堂、福音堂、福音醫院等。
然而，從清代開始實行的引岸制度，不僅延緩了自貢的資本主義進程，而且由於它將全國劃分成若干區域，每一區域只准若干世襲鹽商專賣，不準跨區域自由買賣，否則以私鹽治罪，這就限制了自貢地區鹽場產鹽銷量，進而妨礙了鹽業生產的更大發展。長期以來，兩湖地區所需的鹽都被淮鹽所把持，廣大湘鄂地區除湖北省施鶴八屬歷系川鹽楚計岸銷區外，其餘全系淮鹽引岸，川鹽佔其市場份額非常小。客觀地說，川鹽與淮鹽相比，具有多方面的競爭優勢，就連長期抑川鹽而揚淮鹽的清兩江總督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川鹽具有比淮鹽更多的優點。
清朝中葉，舉國動蕩，一切文物制度莫不發生劇烈的變動。咸豐九年（1859）中秋日，李永和和蘭朝鼎在雲南起義。自庚申歲九月初起，義軍先後會集於富順縣牛佛鎮。這時，本來是前往富順鎮壓起義的重慶府鎮清軍統領張大同也在自流井陝西廟發動起義。十月初六，李、蘭起義軍建都牛佛鎮，仿太平天國制，李永和在天后宮自立為順天王。咸豐末年，自流井鹽紳為抗拒“李蘭義軍”發動了激烈的“大安寨之戰”。由於自流井是一座沒有城牆的城市，自貢鹽商不得不修築“三多寨”抵禦農民軍的入侵。同一時期，洪楊起事，太平軍興（“太平天國”運動興起），鹽政遭受重大的衝擊，尤以兩淮鹽區最甚。太平軍攻克江寧（南京）後，據以為都，扼長江天險以為固。是時，江運中阻，淮鹽勢不能運抵湘、鄂各省；若淮鹽片引不至，則民眾有淡食之虞。在此情形下，兩湖勢必要調借他鹽，以調濟民食，清廷乃飭令改以川鹽銷楚，給川鹽以廣闊的兩湖市場，於是有「川鹽濟楚」。「川鹽濟楚」實施相當有成效，楚地得免淡食之虞。第一次“川鹽濟楚”給自、貢鹽業的急劇發展帶來契機。豐饒的資源、精湛的技術、廣闊的市場、高額的利潤，使自、貢井鹽業步入鼎盛時期，獨執四川井鹽業之牛耳。自流井迅速發展成為了鹽都，譽作“富庶甲於蜀中”的“川省精華之地”。一時間自貢經濟空前繁榮，百業興旺。大批鹽商在也此時崛起，“積巨金業鹽者一千七百餘家”。在這些鹽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顏桂馨堂”實力最為雄厚，被稱作“四大家”。
清朝咸豐同治年間，自貢成為中國最大的手工業工場，“鹽都”之謂由此而來。在中國西部，經濟地位十分顯赫。十九世紀中葉（清朝鹹、同之際），德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到四川旅行考察，雖然他十分遺憾自己未能到神往的自流井去做實地考察，但他卻滿懷興奮地向人們訴說，井鹽“最重要的產地為自流井”，這一帶地方“是四川人口最稠密、最繁榮的地區”，作為學者、旅行家他還殷勤地“奉勸旅行者，從主要公路去參觀這些不可思議的古蹟吧！在全世界我們能再找到一個年代這樣久遠和規模這樣宏大的企業嗎？”
清光緒十四年（1888），美國傳教士赫斐秋（弗吉爾·哈特）沿著李希霍芬的足跡，考察了自貢。哈特在“這座異乎尋常的丘陵城鎮”，“看到這裡顯示出其它城鎮見不到的富裕和商業繁榮景象”，進而告訴人們，“這座城市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此時這裡從陝西來的錢商有上千人，有幾百商人來自江西，還有數千名做生意的人來自中國其它地方。這些事實充分顯示了這裡是個巨大的貿易中心。這裡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保衛著政府在鹽業貿易方面的利益。”他感慨萬端，撰寫了《自流井考察記》，向全世界廣為宣傳。
自貢王爺廟
引岸制度廢除後，富庶起來的自貢鹽商為擺脫省府的政治束縛，開始用實際行動反抗省、縣對自貢鹽場的管制。同治二年，富榮鹽場設水釐局，增抽水釐，這當然增加鹽商的負擔。已捐了候補道的大鹽商王餘照（王朗雲），與另一位大鹽商顏曉帆等人合謀，指使鹽工搗毀水釐局。富順縣知縣傳訊王餘照，王餘照態度傲慢。知縣大怒，將他抓進牢房。然而，當時全國數省遭災，王餘照向清廷又捐銀七萬兩賑災，朝廷立即在他候補道上加按察使銜（省政法負責人），賞二品頂戴。聖旨一到富順縣，王餘照頭戴紅頂花翎，身穿紫色朝服，闊步走出監獄。水釐事件不了了之。光緒三年（1877年）四川總督丁寶楨以疏銷緝私為由，先後在犍樂、富榮兩大鹽場創辦官運局，實行官運商銷。這大大觸傷了以王朗云為首的大鹽商的利益，王朗雲憑藉自己與京官的關係，不斷上訪戶部，都察院。丁寶楨則以王朗雲先前阻撓水釐之徵未能懲辦，現又一再控他辦理官運，決定嚴厲懲辦。於是將王朗雲所有劣跡上報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頒下懿旨“似此持勢橫行，亟應從嚴懲辦，著即先行革職，交丁寶楨提省確切審辦，以示儆懲。”王朗雲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鄉，流亡4年，直到光緒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貢。
在中國古代，“一兩白銀一兩鹽”，鹽業的巨大利潤吸引著各省鹽商紛至沓來，形成了自貢歷史上的移民高潮。各地商人均逐鹿自貢的“白銀貿易”事業，於是形成了自貢這座移民城市。《富順縣誌》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蜀民多僑籍，久猶懷其故土，往往噱金為公產建廟會，各祀其鄉神望” 。這種廟會，又稱會館，雖名為供奉神靈，其實是為團結同籍人士互幫互助，排難糾紛的同鄉組織，以達到“聯嘉會，襄義舉、篤鄉情”的目的。此時，自貢各區縣鎮的的會館廟宇建築就很快發展起來，湧現出西秦會館、川主廟、湖廣廟、江西廟、南華宮、天上宮和天后宮等一大批會館廟宇建築。
自貢歷代駐軍不斷，爭奪激烈。實乃豐富的鹽業利稅使之成為了一個不設防的軍事特區。清代的安定營等軍隊也展開了激烈的鹽利爭奪戰。為了保護鹽場，維護鹽商的利益，地方鹽警隊和私人武裝民團大量出現，其主要職能是範私鹽、保護鹽船鹽隊以及武裝押運銀兩。這些地方或私人武裝的常年經費，均由鹽業資本家支付。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自貢是辛亥革命家吳玉章的家鄉，也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第一發起地，第一個從清王朝統治下宣佈獨立的區域。1911年吳玉章歸國後回到四川，與王天傑領導並策動榮縣獨立。榮縣獨立是辛亥革命的首次成功之義，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比武昌起義早了足足半月，“首義實先天下”。
1904年，在吳玉章《勸遊學書》的影響下，謝奉琦、龍鳴劍、雷鐵涯與但懋辛等15名自貢人東渡留學日本早稻田等大學，許多自貢留日學生逐漸形成民主革命思想，在孫中山等人的影響下參加反對滿清、謀求民主獨立鬥爭，先後加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1905年，積極參與反對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的鬥爭，並認識到“科學救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1906年4月，吳玉章加入同盟會，與但懋辛同被選為評議部評議員。是年冬，孫中山委派謝奉琦、熊克武、佘英返國，任命謝奉琦與熊克武、黃復生同為四川省主盟人，籌劃武裝起義。自流井曹篤、榮縣王天傑、賴君琦等22人經謝等組織發展加入同盟會。是年雷鐵厓在日本創辦《鵑聲》雜誌，積極鼓吹革命。1907年，吳玉章在東京創辦《四川》雜誌。雷鐵厓為《四川》主要撰稿人，並在《民報》、《復報》等報刊大量撰文宣傳民主革命學說。1908年，謝奉琦主持發動宜賓起義，因事機不密，遭清廷殘酷鎮壓。後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追贈謝奉琦為陸軍中將，諡“章左將軍”。同年龍鳴劍奉命返國，在雲南發動組織同盟會的鬥爭。1909年，龍鳴劍返四川成都組織同盟會鬥爭，是年雷鐵厓亦奉命回國，在上海發展盟員，宣傳革命。1910年，四川保路運動興起。1911（辛亥）年3月到5月，龍鳴劍、王天傑等人在榮縣、貢井、長土、姚家山、艾葉、寨子嶺等地大辦民團，組建革命武裝，準備起義。6月至7月，富、榮兩縣先後成立保路同志分會。9月7日，成都發生趙爾豐屠殺請願群眾的血案，龍鳴劍與自流井人曹篤等縋城而出，在錦江投放“水電報”數百枚號召“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9月25日，王天傑與吳玉章在榮縣打開牢房釋放被捕黨人，並率隊驅逐清官吏，組織民眾在學衙門召開大會，宣佈成立軍政府，自理縣政，脫離清廷獨立。當年9月底，同志軍進攻自井，富順知縣逃跑。11月25日，自流井巡防軍徐統領被迫宣佈脫離清廷。11月29日，同志軍各路入駐自流井。
同志軍進入自流井後，以周鴻勳為領隊的進駐陝西廟，號稱“川南都督”。自流井鹽商並不買周的賬，周的隊伍便沒有軍餉。此時，為了維持他的隊伍開支，便強行將滏溪河沿河的鹽船上的鹽進行拍賣。這激怒了自貢鹽商。自流井的鹽商暗中推舉當時的鹽商王禹平為代表，到敘府勾結滇軍，趕跑了自流井的全部同志軍。當時，成都方面的經濟來源大部分都是依靠自流井的鹽稅。滇軍進佔自流井以後，將自流井的鹽稅獨霸，使成都方面十分地憤怒。此時，成都軍政府便派出由周俊帶領的他們的第一師進兵自流井。省議會等各方都來調停，當時重慶方面的蜀軍政府也派出代表前來自流井與滇軍進行調停。滇軍離開自流井以後，成都方面的周俊部進駐自流井，向自流井鹽商收取軍費開支。
自貢獨立後，隨著鹽業經濟的發展，鹽業資本家和新貴族的成長，使他們要求政治上當權，經濟上發展資本主義。到清末民初，自貢的市政管理已經成為以商人為主體的管理系統。1911年12月30日，自、貢兩地區的同盟會員和地方人士，經籌商成立了自貢地方臨時議事會，首次將自、貢連接起來。自貢地方議事會率先在全省提出了“破案均稅”的鹽政變革，並始終保持鹽產在400萬擔以上，成為這個時期變革領先的特區。各界在自流井井神祠召開大會，推舉自、貢兩廠議事會議員60名，其中常駐議員 12 人。議事會仿西方行政之法，設三權分立的機構，並遣派專人負責轄下自、貢兩井八大鹽垣，貢井苟氏坡、黃石坎、蓆草田三垣（今貢井區貢井街、艾葉鎮、筱溪街、長土鎮一帶地域）列入轄內。臨時議事會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自貢地方的鹽業資產階級試圖完整地將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三權分立的形式移植到中國內陸這塊土地上．臨時議事會甫經成立，立法、司法、行政機構便具雛形。自貢地方議事會是中國第一個地方民主議會，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商人政府。1911年底的自貢地方議事會比1912年的南京臨時政府設立得更早，因此，它實際上成為華人社會第一道民主的曙光或中國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成功實踐。
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自貢地方議事會便欲謀求自、貢脫離富順、榮縣而實現地方自治和民主獨立，合組而成為統一的經濟、行政實體——“新和縣”。“新和縣”以自流井、貢井兩廠為中心，聯合附近威遠縣、宜賓縣之一部分。但在民國元年7 月，“省臨時議會”召開前夕，富順、榮縣、威遠、宜賓四縣代表不甘示弱，“爭發傳單，猛力攻擊自貢設縣”，與自貢駐省代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因為他們“深恐自貢設縣後縣境縮小，加重各該縣負擔”。因此設縣失敗。然而，省議會鑑於自貢鹽業經濟的重要，自貢鹽業資產階級勢力的強大，為緩和政府稅源供給地與四縣的衝突，不得不讓步，採取了折中的手段，委任自貢地方議事會議員為自貢地方行政長官。民國3年（1914年）秋天，“省”方明令撤銷自貢地方行政長官及獨立的自貢地方議事會，仍然分設自、貢兩分縣，委派富順縣自流井縣佐、榮縣貢井縣佐，分別管理這一地區事務。自貢獨立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議事會所討論確立的三權分立模式，已經深入人心。於是，從此形成了“地方稱自貢，鹽場稱富榮”的奇特局面。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支持著自貢人為設市建置進行了長達24年的持久戰。
保路運動後，自貢陷入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從民前一年（1911年）滇軍入川開始，直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蔣中正控制全川，四川盆地經歷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軍閥混戰，其中最根本的經濟原因就是川滇黔各路軍閥為了爭佔自流井、貢井這兩塊寶地，以便就近提撥鹽稅，充作軍用。滇軍兩次進川，目標直指自流井。據不完全統計，這段時期自貢的駐軍先後有:川軍第一師、京防軍鄭籍庭營、川軍第三師、滇軍第一梯團、滇軍劉法坤旅、川軍張鵬午團、滇軍金漢昌旅、川軍呂超部、川軍趙宗藩旅、川軍劉成勳部、川軍劉文輝部、川軍楊森部、川軍劉湘部、川軍蔡玉龍部等。當時自貢重兵駐紮，換防頻繁，實屬罕見。參加爭奪自貢鹽稅混戰的主要角色，還有滇軍的黃毓成、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屬部周駿，以及先依附北洋軍閥、後投靠蔣介石的劉存厚等。戰場或在成渝一線，或在其他地區，但往往離不開自流井、貢井這個中心地帶。
除中國軍閥外，外國殖民者對自貢也虎視眈眈。民國二年（1913年）4月26日，袁世凱同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總數為2,500金鎊的“善後借款合同” 。該“合同”中規定“以中國鹽稅收入之全部作為擔保”。殖民者延續了清末的特權，繼續染指自貢鹽業。同年，外國殖民者在北京設“鹽務稽核所” ，在自流井（自貢）設“川南鹽務稽核分所”，對鹽業進行瘋狂的掠奪。稽核分所，設經理華員一人，協理洋員一人，會同負擔徵收、存儲鹽務收入之責任。從形式上看，這一機構的權力，似乎華洋平分，事實上，洋員協理按殖民者的意志辦事，華員經理沒有發言權，無權過問鹽稅收入。洋人協理館由六國代表輪流派充。先後擔任川南鹽務稽核分所協理的有：德國人柯納普，英國人樂基、柏理穩，俄國人迪德生．英國人祝開福，日本人北亨大村，挪威人柏克，英國人蒲克扎士。他們在自貢富台山修建別墅“協理公館”，結交官僚，逢迎軍閥，劫掠鹽商，鎮壓鹽工，斂聚財富。
護國戰爭後滇軍再次佔領自流井，民國七年二月戰後，朱德（後排左一）參加在自流井召開的滇軍第二軍軍官骨幹會議，與趙遂生（前排左一），楊希閔（前排左二）、蘭馥（前排左四）、金漢鼎（前排左五）、楊如軒（後排左三）、唐沸川（後排左四）等八位同事合影於釜水軍次。經過兩年多的戰鬥後，領兵打仗的將領只剩下參加合影的九個人。
民國五年（1916年），滇軍又佔領了自流井，估提鹽稅。護國戰爭結束後，滇軍仍然盤踞於此。黔軍則佔據了自貢鹽業運銷的咽喉之地——重慶。民國七年春，駐川滇軍徵收由自流井至重慶的保險費每載800元，成為軍閥徵收附加稅的開端。隨著軍隊的大量增加，附加稅逐漸氾濫成災，出現了附加稅“或今日立之，明日又復取消，或前軍興之，後軍又復裁撤，或舊本無有，臨時又增加。甚或到岸有費，過道有費……名目之繁，關卡之多，殊難屈指”的現象。當時身任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兼管民政之職的熊克武於民國九年（1920年）夏發動驅逐滇黔軍之戰，最後川軍驅逐了滇黔軍，奪回了下川南地方、重慶和自貢鹽稅。
民國十三年（1924年），楊森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四川軍務督理，開始大規模地擴軍備戰，苦於軍費支絀，難達目的，於是試圖獨佔自流井鹽稅。而劉文輝以駐守自流井、宜賓一帶起家，扶搖直上，當了軍長，楊森的矛頭直指劉文輝。民國十四年乙丑，楊森發動了“武力統一四川”的內戰。其目的並不是統一建設四川，而是要其他軍隊遠離自貢，由他的督理署“統一”派軍隊駐守，“統一”提撥鹽稅，充裕實力。楊森派所部奪得自流井後，川軍劉成勳、劉文輝、賴心輝、田頌堯、鄧錫侯、劉湘和黔軍袁祖銘部在渝組織倒楊聯軍，分路合擊，將楊森擊潰，逼得楊森自奉節往漢口，再投吳佩孚。戰後，各路軍閥雲集自流井，召開了“善後會議”，共同瓜分了自流井鹽稅。會議上，劉湘與袁祖銘因分贓不均，關係迅速惡化。民國十五年（1926年）6月，廣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長沙、岳陽，兵鋒直指武漢，川省震動。懾於北伐軍威力，四川軍閥亦投機革命，派代表與北伐軍聯繫。年底，川軍全部易幟，改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歸屬國民政府統轄。
川軍易幟後，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統一了四川，但川省仍陷於軍閥割據。於是，國民黨加強了對自貢的爭取，積極推動自貢設市。民國16年（1927年）4月國民黨“左”派自貢市黨部籌備處，根據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商人部頒發的全國商民協會章程，將原“自貢商會”改組為“自貢市商民協會”，舊商會的威信一落千丈，商會的實權即由新起的商人取而代之。並擬製頒佈了《自貢市商民協會章程》 ，在原“自貢商會”名稱中加上“市”的稱謂，並將“自貢市”連稱（民國12年曾使用過‘自井市商會”名稱）。成立自貢市黨部委員會和自貢市商會後，自貢社會又有了設市之議。後四川省政府派員籌備建市，但因當時自貢災情嚴重，故“暫緩設置”。當時設市之議失敗後，地方政府的職能由當時城市公共權力的代表“自貢市商會”代行。“自貢市商民協會” 率先打出“自貢市”之旗號，一方面表達了自、貢兩地各業商人對設市的渴望與勇氣，另一方面為其日後在客觀上充當自、貢兩地的“政府”角色正名順言。民國16年（1927年）中國國民黨（右派）接收國民黨“左”派自貢黨部籌備處，成立中國國民黨（右派）黨務登記處，後改為黨務籌備委員會。民國17年（1928年），國民黨實行總登記。之後，先後成立中國國民黨自貢市黨務指導委員會、中國國民黨自貢市黨務整理委員會。
民國21年（1932年），劉湘因不滿劉文輝久居膏腴之地的自流井而向其發動了攻擊。二劉之戰後，劉文輝被趕出自流井，敗走西康，劉湘完全控制了自貢鹽場。為加緊對軍費來源的剝奪，劉湘與王纘緒用二十一軍司令部和四川鹽使署名義發佈一紙文告，強迫自貢鹽商解囊80萬元。劉湘重疊徵收後仍嫌不足，進而在1934年還“預提”1935年引鹽正稅636萬元。在國民政府實際控制自貢之前，四川軍閥為攫取鹽稅花樣百出，千方百計盤剝和殖民自貢。軍閥們通過截留、加徵、附加等，掠奪自貢的鹽稅，大大超過了自貢鹽業所能承受的限度，嚴重製約了自貢的發展。
民國24年（1935年）5月，蔣介石主力部隊進入四川盆地，形成了中央軍控制四川的局面，使自貢擺脫了四川軍閥的控制。民國24年（1935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將自貢及榮縣、威遠、富順、井研、南溪等縣劃為一個黨務區，即自貢區，並在自貢設指導員辦事處。中國國民黨中央直接將“自貢市”獨立地作為中心市縣，而且還統轄周邊五縣．這一高規格待遇是在設市問題上的最大推進。民國26年l月四川省政府民字第 1809 號訓令中，當時作為四川鹽運使繆秋傑所建議的是：“請於自貢籌辦電力廠，並於該地設立市政管理局。”而國民黨自貢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所電請的是：“設立自貢市政府”，國民黨更為直接有力，為自貢的設市構建和搭起了一個現實的平臺。
中央軍入川后，稽核所接收運使署，實行政稅合一，取消多數專項制，改行“統治自由”。因自貢在全川鹽業的第一位的特殊性、重要性，迎來了設市主角的入駐。中央軍入川的第一年，川南、川北兩鹽務稽核所分所及重慶稽核處合併落組的四川鹽務稽核分所入駐自流井，四川鹽運使署也由重慶移駐到了自流井。四川鹽務機關入駐後，基於自身鹽業發展的考慮，積極參與自貢地區各項經濟和社會事業建設。民國26年（1937 年）1月，駐鎮自貢的四川鹽運使署、自貢市國民黨黨務指導委員會及自貢市商會，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提出設立自貢市市政管理局或市政府的建議。隨即由四川鹽務管理局及自貢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屢次呈請設立自貢市。由於政界要員、商賈巨戶、地方名流的不斷要求，在道義上設市條件上都早已日趨成熟的自貢設市一事，引起了上峰的足夠重視。 民國26年1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行營指示四川省政府：“併案核示具復設市。”於是四川省政府遵照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指示，決定指派省民政廳徐劍秋、省建設廳科長劉丹吾等人到自貢實地考察。 1937 年 l 月 5 日，四川省政府召開第 131 次委員會聽取了徐、劉等人對自貢實地考察情況的彙報，一致認為自貢設市條件具備，啟動籌備建市的一切準備工作。
民國26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不到一年時間，中國沿海盡喪敵手。日本不僅控制了全部的海鹽生產，而且切斷了通往內地的鹽運通道，試圖通過殘酷的“鹽遮斷”，造成全國大恐慌，最終迫使中國不戰而降。海鹽供應的中斷很快引發了大規模的“鹽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為了穩定民心，堅持抗日，國民政府不得不啟動 “川鹽濟楚”恢復自貢對湖廣的食鹽供應，徹底打破日本的“鹽遮斷”。自貢的鹽業又興盛起來，水運貫通。自貢的鹽可從釜溪河入沱江，下長江，自貢鹽業再度復興，迎來了空前絕後的“黃金時代”。此時的自貢百業興旺，是抗戰大後方的重要基地。經濟的發展，鹽場的繁榮，設市迫切需要。
民國27年（1938年）4月，應邀到自貢拍攝《自貢井鹽》的孫明經先生用鏡頭記錄了這座新興工業城市的誕生。當時的自貢天車林立，輸滷和輸氣管道密密匝匝，煮鹽的煙囪吐出一柱柱青煙，釜溪河兩岸“歪腦殼”運鹽船擁擠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遍地鹽井的都市”。孫明靜先生在自貢拍攝的紀錄片鼓舞了抗戰士氣，讓世人知道，在中國內陸，還有大規模的工業中心支持著抗日救亡。
民國28年（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建市籌備工作已經完成，由蔣介石委員長批准確認，國民政府劃出富順縣第五區的桐壋鎮（自井區核心）、新壋鎮（大墳堡-龍井街道大安街道）、長丘鎮（高新區）、上丘鎮（筱溪街道、長土鎮）、高硐鄉、大山鄉（大山鋪鎮）、新又鄉（涼高山街道）和榮縣第二區的貢井鎮（貢井區席草田）、艾葉鄉（艾葉鎮）、敦畦鄉（艾葉鎮）、敦睦鄉（建設鎮）共六鄉五鎮，由自流井和貢井等主要鹽垣組成雙子城域，正式設立自貢市。自貢市成為中國最早建制的二十個城市之一。從民國27年（1938年）6月四川省政府成立自貢市政籌備處到民國28年（1939）年9月國民政府批覆自貢設市為止，其間發生了所謂的“設市風波”。矛盾主要集中在國民黨自貢市黨部與該地區的實際行政管理當局——川康鹽務局之間，這是圍繞新的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而發生的爭奪。風波最後以川康鹽務局局長繆秋傑被監察院免職停用，CC系的曹任遠出任市長而告結束。新成立的行政機構——自貢市政府的人員大多由國民黨黨工充任，市府與黨部都為CC社所把握。八年抗戰，自貢在敵機狂轟濫炸的情況下，卻生產出190多萬噸食鹽供全國三分之一的軍需民用；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載，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收入80%主要來自關稅、鹽稅和商業稅。自貢市創造了近21億元的鹽稅，可以支撐 27 個標準編制的陸軍師一年的軍餉，有力地支撐了戰時政府財政。
自民國28年（1939年）10月10日起到民國30年（1941年）8月19日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日軍出動了7次17批飛機侵入自貢。民國28年10月10日，自貢市各界在釜溪公園慶祝國慶日，日軍27架零式轟炸機趁防備空虛對自貢進行“雙十無差別轟炸”。民國31年7月28與29日的轟炸為連日大轟炸，8月17日，19日轟炸為隔天轟炸。日軍的“鹽遮斷轟炸”使自貢鹽場民眾蒙受了沉重災難。日本軍機轟炸了自流井鹽場西北方向的光大街，郭家坳等地，造成居民無家可歸，無食可進。鹽場熬粥賑災，每餐有多達600餘人前來就食。除普通民眾受災外，擔負救災任務的防空指揮部所屬消防大隊官長死3人，傷1人，兵士死34人，傷23人，消防車被炸2部。加拿大人所辦仁濟醫院被炸，炸地下室3處，財產損失估計150萬法幣。據初步統計，日軍對於自貢鹽遮斷轟炸，前後兩年內進行7次，投彈1,544枚，造成死亡622人，傷365人，毀損房屋共2,785間，損失1.24億法幣。民國28年底國民政府將駐防重慶的一個高炮連調防自貢，配合自貢已有的高炮營進行防守，由於該連裝備較為先進，於1941年8月17日擊中敵機一架，迫使日軍放棄了對自貢的轟炸。1939年日本《朝日新聞》有報道關於日軍轟炸自貢自流井的新聞。
民國31年（1942年），自貢鹽商購買了“鹽商號”戰鬥機，鹽工也慷慨捐資，為中國購買了“鹽工號”和“鹽船號”兩架飛機，支持抗日救亡。民國32年（1943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在自貢率先主持了“獻金運動”，希望支援抗戰前線。自貢人民踴躍獻金。次年6月至8月，馮玉祥再次來到自貢，掀起第二次“獻金運動”。馮玉祥在自貢北苑揮毫書下了“還我河山”四個隸書大字，事後即刻錄在釜溪河畔的山腳下。在這次運動中，自貢共獻金1.2億法幣，成為抗戰中捐款最多的城市。自貢著名鹽商餘述懷捐款1,000萬元法幣，在當時創下全國個人捐款最多紀錄。馮玉祥將軍的節約獻金救國運動，在貫穿整個抗戰時期各種獻金運動中，它的成效最大。在這場運動中，自貢人民傾其所有，創下了全國22項第一。自貢的捐款情況也獲得了蔣介石先生的全國通告特令嘉獎。蔣介石連連稱讚：“自貢在國防經濟上站在第一等位置！”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成千上萬的兒童成了孤兒，需要救濟。自貢市兒童保育院於1938年9月由當時川康鹽局奉命籌設，由留美碩士胡淳五任院長。院址設在貢井井神廟、天后宮、天池寺三處，由市政籌備處及自貢東西兩鹽場公署協助辦理。位於自貢市貢井天后宮的第六保育院是全川最大的一個保育院，收留了一千個難童。自貢市兒童保育院成立以後，蔣夫人宋美齡和她的姊姊宋靄齡、宋慶齡三人曾來自貢視察過自貢市保育院及自流井靜寧寺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等、慰問難童。直到抗戰勝利後，被收留的難童分幾批被送返回家。
抗戰時期，中國一度物價暴漲、法幣貶值，國民政府決定進行宏觀調控。由於自貢特殊的經濟地位，國民黨中央決定在自貢設立“經濟檢察隊”（簡稱“經檢隊”）直隸行政院經濟會議秘書處，專門由中統、軍統、三青團三個方面會同組成。民國三十年夏，中統局的齊耀榮到自貢市攆走了軍統和三青團，獨攬自貢經檢隊大權，由中統包辦。此後，中統自貢調統室以統一領導、步調一致為名，呈准中統局，改組自貢調統室，脫離四川省調統室的領導，升格為中統局直轄，與省級平行。民國三十年冬，中統局局長徐恩到中統局直轄自貢市區視察〔亦參觀鹽場，同行有國民黨中央委員賴璉）， 對近百名中統人員點名訓話。自貢市經檢隊的設立和中統局對自貢市的直轄，實際上標誌著自貢市從“省轄市”實際上升格為“中央局轄市”，僅次於“中央院轄市”，直接接受行政院的機關領導。在政治上相當於副省級地位，並且在某些方面具有省級的權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政府編組遠征軍進入印緬對日作戰。1943年，自貢有137名學生參加青年中國遠征軍；1944年又有570名青年參加了青年遠征軍。據不完全統計，自貢這座當時僅22萬人口的城市，就有近3萬人志願從軍直奔抗戰的正面戰場。據《中華民國忠烈將士姓名錄》記載，八年抗戰中在淞滬會戰、武漢會戰、臺兒莊大戰、長沙保衛戰、怒江戰役、印緬戰場等犧牲的“自貢籍”官兵有1,942人。
民國34年（1945年）八月九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自貢，家家狂歡，市上爆竹售銷一空，商店住戶燭光輝煌，各社團相繼以鑼鼓奏趣，無鑼鼓者執銅鈴搖街過戶。根據行政院的統計數據，抗戰勝利後的自貢市為中國第19大城市，達到鼎盛時期，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空前顯赫。這樣的城市，對發展期望也信心滿滿。1940年代，就有人開始規劃它的大城市遠景，邱致中草擬了一份《川康經濟建設計劃》，擬使自貢成為四川區的工業中心，自貢工業中心囊括四川西南部整個區域的32個縣市，如群星拱衛般地圍繞自貢開發鹽、鐵、煤、綿毛紡織、絲織、酸鹼化工、機械運輸等業。引起了廣泛的重視。
民國35年（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民社黨、青年黨的領袖經常在大後方自貢召開“三黨聯繫會”，商議“戡亂應變”計劃，儼然成為“小陪都”。然而，時任市長甘績丕其實是中共安插到國民黨內部的間諜。甘上任後就積極配合中共的所謂“和平解放”工作。
還都南京後的國民政府，在掌控了中央金庫和四大家族利益的兩淮鹽商面前，頒佈命令讓淮鹽重新進入兩湖，川鹽退回原先的運銷區，自貢的黃金時代就此終結。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羅筱元等七人就倡議組織四川鹽業公司，欲將自貢兩大鹽場合二為一，為抗戰後的川鹽謀求一條出路。隨後自流井東鹽場的王績良、王德謙等組成“西南鹽業公司”，西場貢井鹽場的餘述懷等組成“中華鹽業公司”，相互競爭。1946年末，法幣貶值日益加劇，四川鹽業公司所集股本、投放子金，遠遠不敷貶值，損失慘重。西南、中華兩公司也遭同樣的慘敗下場。
1948年七月，鈕建霞新任川康鹽務局局長，召集自貢場運兩商開會，傳達當局“扶淮抑川”政策，在會上他宣佈即日起停止官收。當時惡性通脹，子金（利息）三日一滾，甚至一日一滾，因此運商不願購鹽，官收又停，井灶收入來源枯竭。自貢鹽商即刻由放款者變為貸款者，負債累累。法幣改金元券後，停止辦理押匯，自貢鹽運基本陷入雍瘓運商在銷岸賣出一擔鹽的價款，不夠在場重置等量鹽斤，加以湘楚廣大地區為低價淮鹽上運大量沖銷，運商手中所持資金的票額越來越大，但實際購買力卻越來越小，每況愈下。到1949年4月南京淪陷後，時局更加混亂，逼得自貢鹽商聚頭商議“集體清賬”。由於市長甘績丕對鹽商的威脅才把倒賬風波壓制下去。
1949年12月3日，解放軍進駐川南。1949年12月4日午後5時，解放軍到達富順縣的鄧關。甘績丕與國民政府警備司令部楊續雲副司令決定，派徐至誠作為代表向解放軍投誠。12月4日晚上，解放軍已經過了沿灘。12月5日上午10點，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十軍二十八師八十三團到達富順縣城東街，渡過沱江，佔領了富順縣城。5日晚23點，解放軍先頭部隊在中共地下黨員的引導下，進抵東興寺，突過洋灰橋。12月6日凌晨1時，在洋灰橋進城的濱江路上，中共軍隊從自流井濱江路到達中華民國自貢市政府，甘績丕率政府機關、警備司令部、警察局及商會代表接應中共軍隊。甘績丕發表公開信，聲明起義，至此，自貢市被中共政權和平接管。中共接管自貢後，建立自貢市軍管委。這場政治變動非常迅速和平，在自貢政變後，國民黨因不知道自貢市已經淪陷了，還有國民黨殘餘部隊二、三百人撤退至自貢市大山鋪，中共繳械了國民黨殘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將四川省劃分為川南、川北、川東、川西四個行署，四行署與重慶市、西康省、雲南省、貴州省，均直屬於西南行政區。川南行署始駐自貢，後遷至瀘州。自貢市轄第一至第五區。1952年，四川省恢復設立，自貢市改由四川省直轄。1953年，自貢市第一、二、三區分別更名自流井、貢井、大墳堡3區；第四、五區合設郊區。1955年，大墳堡區更名大安區。
1958年初，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黨代會作出的“充分利用鹽滷、天然氣資源，把自貢建設成為化學工業基地”的決議，中共自貢市委提出“跨上千裡馬，奔向化工城”的奮鬥口號，開展全民大辦化工運動，掀起了全面建設化工城的熱潮。1958年的“建設化工城”，自貢實現了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製鹽業開始向化工領域延伸。興建了鴻鶴化工廠、鄧關鹽廠和自貢炭黑廠，擴建了自貢張家壩製鹽化工廠等13戶企業。自貢炭黑廠槽法炭黑工程竣工投產。與此同時，自貢市化工生產也取得了驕人成就，如張家壩製鹽化工廠的氯化鋇實現出口，產品質量超過英國一級品，達到世界一流水平；自貢化工廠溴素回收率達到96%，超過當時美國水平；自貢天然氣綜合利用實驗站的稀乙炔濃度為6.12%，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1959年建成的鄧關鹽廠，是中共政府建立的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大型鹽廠。1959年8月，省政府將富順縣永安區全部及沿灘區、永年區各一部分，榮縣的榮邊，宜賓的農團、漆樹、仲權等共13個人民公社劃歸自貢市管轄。
據統計，1960年全市化工產品由1957年的8種發展到60種；1960年全市化工產值佔鹽業（含化工）總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22.46%提高到83.89%，成為繼鹽業之後自貢的又一大支柱產業。1965年，自貢市化工產值達3,602.3萬元，為1952年的31倍。自貢以鹽業為主的輕化工產業擴展到重化工領域。張家壩製鹽化工廠生產的氯化鋇出口英國；純鹼、燒鹼等數十種化工產品問世；國產二氯甲烷誕生等等。這段時期，劉少奇、鄧小平、陳毅、賀龍、聶榮臻、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分別視察自貢，其規格之高、人數之眾、密度之頻繁，足見當時自貢市工業地位的舉足輕重。
1965年，自貢以開放的胸懷迎來了“三線建設”，推進了自貢第二次產業結構調整。隨著東方鍋爐、長征機床、自貢硬質合金、晨光化工研究總院、炭黑工業研究設計所、地質部第七普查大隊、高壓閥門廠、四川平板玻璃廠、華東化工學院（現為華東理工大學）等21家企事業單位從北京、上海、天津、東北等地的內遷，以及與之配套的相關建設完工，自貢單一的鹽化工產業又增加了機械、建材、冶金等產業，初步形成了多門類工業體系。第二產業生產總值1965年首次超過第三產業達9,697萬元，1975年又超過第一產業達16,837萬元。
1972年3月，地質部第二普查大隊在大山鋪萬年燈地區發現恐龍尾椎化石。大山鋪恐龍化石群的發現，提升了自貢的知名度，為把自貢建成旅遊城市和旅遊目的地創造了重要條件。同時，國家批准就地建設恐龍博物館，成為當時東半球唯一的恐龍博物館。
1979年，中央將原內江地區的榮縣劃歸自貢市管轄；1983年，又將原宜賓專區的富順縣劃歸自貢市管轄，同年，自貢市郊區更名沿灘區。至此，形成了自貢市域面積四區兩縣的行政區劃。1979年至1988年，是自貢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發展的鼎盛期。三線建設從外地遷入了一批機械、輕工、冶金企業和科研院所，使自貢的機械、輕工成為實力較強的產業，經濟總量在四川省排名第三，僅次於成都市和重慶市。1979年7月，自流井的三個公社又劃歸大安區，自流井區成為純城市區。
1986年11月30日，自貢市被批准為對外開放城市，12月8日，自貢市被國務院頒佈為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自貢市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是社會對自貢城市魅力的充分認可:也是自貢城市的一張亮麗名片。從1987年開始，自貢市將自貢燈會正式命名為“自貢國際恐龍燈會經貿交易會”，首屆自貢國際恐龍燈會經貿交易會於1987年1月20日至3月10日舉辦。
90年代以來，自貢工業經濟陷入了困境，尤以鹽業最為突出，嚴重製約和影響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1995年，自貢爆發了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從1995年至1999年經濟連續五年負增長，鹽業連續八年虧損，工業經濟總量由1988全省（包括未直轄的重慶市）第3位後退到1999年第8位。90年代是自貢“失去的十年”，正式失去了清末民初（20世紀初期）建立起來的“蓉（成都）、渝（重慶）、井（自貢）”三足鼎立的格局，甚至開始與新興城市發展差距擴大。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下，自貢市領導不再任四川省委常委。另外，官僚化、腐敗化因素也成為當時導致社會矛盾對立突出的重要導火索。
1997年6月27日，自貢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洪澇災害。15個小時內，市區降水總量達到301.1毫米，釜溪河超過警戒水位5.78米，淹沒濱江路達31小時。市區水、電、氣、通信中斷，工業企業全面停產，城鄉房屋倒塌1.93萬間，大片農作物被洪水淹沒，市場、商店、鋪面被洪水衝淹，幾千人被洪水圍困，19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達11億元以上。
1998年，經濟衰退更加嚴重，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全市各類停產半停產企業達316戶，虧損企業137戶，虧損面55%，虧損額2.41億元。下崗職工達8萬多人，相當一批企業拖欠職工工資、下崗職工生活費和離退休職工養老金，部分困難企業職工上街阻斷交通、圍堵黨政機關等事件頻繁發生。隨著大量企業出現倒閉、改制，大量工人下崗。工人生活困難，社會矛盾對立突出，爆發了多次示威抗議活動。
從清末民初動盪時代的第一個世紀之交到中國高速發展的第二個世紀之交，20世紀的百年自貢歷史以輝煌與榮耀作為開端，以失落與沉寂作為結束。
進入21世紀，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因公交公司腐敗導致的2004年3.31重大車禍、匯維仕重大汙染事件、匯東的圈地運動等社會和環境問題突出，出租車師傅和下崗職工堵街遊行屢見不鮮。2009年自貢市紡織廠近千人職工罷工遊行，在市政府門前示威。2011年3月22日，“日記門”事件揭開了自貢市官場的驚天腐敗黑幕。
在“十一五”期間，自貢市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施工業強市戰略，以承接產業轉移為契機，加強對外區域經濟合作，逐漸形成以機械、鹽化、新材料三大優勢產業為主，兼有電子、冶金、輕工、紡織、建材等門類齊全、綜合性的工業經濟體系，自貢工業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成為全省綜合加工製造能力最強的地區之一，進入了新世紀恢復發展階段。同時，自貢開始了大城市發展戰略。
2011年，自貢高新區成功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2016年，自貢東部新城開始建設。
2019年2月25日，自貢榮縣發生4.9級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另有12人受傷（其中3人重傷）。

**註釋**

**參考文獻==